声明：本书为奇书网(QiSuWang.com)的用户上传至本站的存储空间，本站只提供TXT全集电子书存储服务以及免费下载服务，以下作品内容之版权与本站无任何关系。 ---------------------------用户上传之内容开始-------------------------------- ------------ 正文 ------------ 1 题记《中国通史》的编撰工作是从一九七五年开始的。当时的想法是写三部通史。一部小型的二十万字。一部中型的二百万字。一部大型的六百万字。后来中型本有了二百五十多万字的草稿因具体的困难没有把工作继续下去。小型本即《中国通史纲要》于一九八○年六月完稿约三十万字同年十一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后来又由外文出版社出版了英文本、日文本、西班牙文本。大型本即本书于一九七九年开始工作。一九八三年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上定为重点科研项目。同年十月邀请有关兄弟单位的专家成立编辑委员会由北京师范大学报请教育部备案。据目前进行情况来看全书大约要有一千二百万字一九八八年开始出书如工作做得好可望三年内全部完成。 本书共十二卷二十二册。第一卷导论论述与中国史有关的一些重要问题。第二卷远古时代从考古资料探索原始社会的状况。第三卷上古时代主要论述有文字记载以来到秦灭六国时的历史。第四卷至第十卷中古时代论述自秦汉至鸦片战争前的历史。中古时代的历史分为四个时期每一时期中又有小的分期和不同的展阶段。第十一、十二卷近代论述自鸦片战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历史。在体例上除第一卷、第二卷按照具体情况另作处理外各卷都分为序说、综述、典志、传记四个部分。在内容上要求在“通”字上下功夫重视各种社会现象的内在联系重视贯通古今的展规律。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但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本卷只讲述一些我们感到兴趣的问题不能对中国历史作理论上的全面分析。一九八一年六月我们在《史学史研究》第二期上表了导论的提纲提出了中国历史的十二个方面三百四十六个问题涉及面相当广泛但在短时期内不能对这些问题都进行研究经过反复讨论拟定了现在这样的内容。一九八一年的提纲我们认为仍值得参考现作为附录附在本卷之后。本卷第一章、第六章和第九章分别由我、邱汉生同志和刘家和同志撰写。第二章、第三章是由瞿林东同志起草的第四章、第五章、第七章、第八章是分别由崔春华、孙文良、吴怀琪、陈其泰等同志起草的这六章都经过讨论由我修改、增删、定稿。刘雪英同志在工作上给我很多协助。全卷文风不能一致内容难免有重复、粗疏错误甚至矛盾的地方希望得到同志们的指正。 本书的编撰得到各方面领导的关注同志们的鼓励和帮助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我们表示深切的感谢。对我个人来说还应该感谢牟传珸同志对我在生活上的照顾。 白寿彝于北京修改第一章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第一节关于中国民族史撰述的回顾古老的传说和记录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中国的历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也包含着曾经在这块广大国土上生存、繁衍而现在已经消失的民族的历史。1远古文化遗存表明中国境内在那遥远的时代曾经在不同地区展着不同系统的文化。先秦的文字记载从甲骨文、金文、《诗》、《书》、《春秋》经传、《竹书纪年》、诸子书以至《天问》、《山海经》或叙说当时史事或追述前人的传说都在民族方面有所反映。但在这些文字记载中只有《诗》《书》所记略具尾《春秋》经传所记材料较多。 《诗·大雅》、《周颂》、《鲁颂》都有诗史性质的篇章。《生民》歌咏周人始祖姜嫄及其子后稷的故事。《緜》歌咏古公亶父在周原创业的故事。《大明》歌咏殷周关系的变化。《大明》说王季、文王都娶了殷商贵族的女儿。文王迎亲时在渭水上“造舟为梁不（丕）显其光”举行了盛大的仪式。后来武王奉天命伐殷大战牧野军容很盛。这是一篇写得相当有系统的诗。《鲁颂·閟宫》旧说是颂鲁僖公的功德。诗中从姜嫄之德和后稷播百谷说到太王、文王、武王相继振兴国家牧野克殷再说到周公受封建立鲁邦。诗中还说到鲁侯的武功“戎狄是膺荆舒是惩”“淮夷蛮貊及彼南夷莫不率从。”《商颂》五篇颂商的史事也是从其始祖有娀氏因“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说起。诗中说到“维女（汝）荆楚居国南乡。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殷周始祖各有诞生的奇迹表明殷周各有自己的族源。荆蛮、淮夷、氐羌还有玁狁都是殷周以外的重要民族各有自己的文化系统。 《书》主要是收录殷周的官文书很有史料价值。其《牧誓》一篇记武王在牧野誓师时的仪态和誓师辞。誓辞的开端说：“逖矣西土之人。”这是指来自周土的人。又说：“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友邦冢君等是一类人庸、蜀、羌、髳、微、卢、彭、濮是八个民族的名称这些民族是又一类人。这可见武王伐纣的队伍是一支多民族的联军。对于庸、蜀等八个民族现在还不能作出完全可信的解释。 《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和被称为“春秋外传” 的《国语》都是政治史性质的书但记载了大量的民族史材料这可以说1所谓“民族”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里所下的定义说：“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他说的是近代民族即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民族。但这四种要素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在近代民族形成以前在民族共同体的不同展阶段如氏族、部落、部族等也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但都还没有达到完备的程度。我们习惯上所说的民族也是根据这四种要素来进行分析的但是泛称民族共同体的各个展而不是专指近代民族。参看杨堃《民族和民族共同体的几个问题》见《民族与民族学》四川民族出版社1953年版。 是民族史撰述的正式开始。《春秋》经传记载了周王室和一百四十九个国的史事记载了他们之间的朝聘、会盟、婚好和战争。他们中有姬、姜、嬴、■、子、姒、妫、风、姞、熊、偃、己、妘、祁等姓。从他们的姓可以看出他们是分别属于周族、殷族、夏族和其他古代民族1。此外还有戎、蛮、狄、夷、濮等民族这在当时是被视为文化水平低的民族但他们中的某些部分也参加先进集团的会盟、征伐和婚好他们活动的地区也有跟齐、鲁、晋、卫杂处的。狄人在春秋时比较活跃有赤狄、白狄之称。赤狄又有东山■落氏、廧咎如、潞氏、甲氏、留吁、铎、辰等区别。白狄有鲜虞、肥、鼓等区别。夷有淮夷、介、萊、根牟而他们的活动见于记载者不多。戎的名号颇为杂乱。蛮称“群蛮”濮称“百濮”似都是泛称2。以上这些民族经过春秋、战国长时期的历史陶冶其中大量融合为汉族也有不少成为秦汉以后的少数民族。《春秋》经传为我们留下了不少的民族史料但它们都是按编年的形式写的按史事生年代的先后进行记载还不能对这些民族分别作出比较集中的表述。 《国语》是按王国和侯国的区别汇编的政治史资料。如从民族史的角度去看却又可说基本上也是民族史的资料。其中的《周语》、《鲁语》、《晋语》、《郑语》都是关于周族宗亲的材料。《齐语》记齐桓公的霸业。齐和周是世为婚姻的。还有《楚语》、《吴&1t;//pgn>语》、《越语》都是关于南方民族的材料。《国语》记事于各国史事都以生的先后相次但于彼此之间很少联续。无论《国语》的哪一部分都不足以说明某国历史的始末但保存了重要的史料。如《鲁语》下：仲尼在陈有隼集于陈侯之庭而死楛矢贯之石砮其长尺有咫。陈惠公使以隼如仲尼之馆问之。仲尼曰：“隼之来也远矣此肃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于是肃慎氏贡楛矢石砮其长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远也以示后人使永监焉。故铭其栝曰‘肃慎氏之贡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诸陈。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亲也分异姓以远方之职贡使无忘服也。故分陈以肃慎氏之贡。君若使有司求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得金椟如之。这一段材料一直为治东北民族史的学者所重视。又如《郑语》记史伯论南方民族的话说：夫成天地之火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祝融亦能昭显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后八姓于周未有侯伯。佐制物于前代者昆吾为夏伯矣大彭豕韦为商伯矣。当周未有。己姓昆吾、苏、顾、温、董董姓鬷夷、豢龙则夏灭之矣。彭姓彭祖、豕韦、诸稽则商灭之矣。秃姓舟人则周灭之矣。妘姓邬、郐、路、偪、阳曹姓邹、莒皆为采卫或在王室或在夷狄莫之数也。而又无令闻必不兴矣。斟姓无后。融之兴者其在■姓乎！■姓■越不足命也。唯荆实有昭德若周衰其必兴矣。姜嬴荆■实与诸姬代相干也。&1t;//pgn>这是对于南方民族、对于荆楚的先世和展趋势的重要史料。所谓八姓是己、董、彭、秃、妘、曹、斟、■他们差不多又都各有子姓。 近人研究先秦民族如章炳麟著《序种姓》1、王国维著《鬼方昆夷玁狁1参看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卷五《春秋列国爵姓及存灭表》。 2参看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卷三十九《春秋四裔表》。 1见《章太炎全集》第三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考》2、闻一多著《伏羲考》、《龙凤》、《姜嫄履大人迹考》3徐炳昶著《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都成绩斐然。但先秦史料究竟过于零碎研究工作所受到的局限过大。这个缺憾只有到了秦汉时期才得到改变。 在思想上由于民族区别的存在就不免在民族关系上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看法。孔子被后世的经学家宣传为“尊周室攘夷狄”的圣人好象孔子对于所谓“夷狄”是很严厉的。其实孔子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理智的。他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又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4这在口气上对夷狄蛮貊有点不以平等相看但认为他们和诸夏之间存在着共同的道德标准是与一些持狭隘的民族观念的人大不相同的。孔子还认为夷狄也有长处有的地方比诸夏还好。他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5。对于“夷狄”的一些落后的东西孔子认为是可以改变的。有一次他表示要到九夷去有人说：“那地方陋怎么能住下去啊？”孔子答复说：“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对于夷狄的干扰孔子是反对的所以他虽不大赞许管仲之为人却推重管仲能联合诸侯保卫诸夏的功绩而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左衽矣。”1这种看法无疑也是正确的。孟子在一次责备楚人陈良的弟子陈相时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谓豪杰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数十年师死而遂倍之。”“今也南蛮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师而学之。..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鲁颂》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学亦为不善变矣。”2孟子的话不只是表示了学术上的门户之见而且表示了他对其他民族的严重歧视。所谓“南蛮舌”简直就是骂人了。孔孟对民族关系的两种态度实际上是民族关系史上两种观点上的根本分歧到了秦汉以后就更为明显了。 多民族史撰述的杰作司马迁是中国史学的奠基人他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范晔的《后汉书》都是有卓越成就的史书。它们在民族史方面也都有杰出的撰述。《史记》把环绕中原的各民族尽可能地展开一幅极为广阔而又井然有序的画卷。它写了《匈奴列传》、《南越尉佗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分别按地区写出北方、南方、东南、东北西南、西北的民族历史。把这六个专篇合起来可以说是一部相当完整的民族史其中有些记载是越当时和今日国境范围的。这与先秦2见《观堂集林》第二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 3见《闻一多全集》第一册上海开明书店1948年版。 4这两条分见《论语·卫灵公》又《子路》。 5见《论语·八佾》。这句话有不同解释。朱熹《论语集注》引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长不如诸夏之谮乱。”这个解释近是。 1以上两条分见《论语·子罕》又《宪问》。 2见《孟子·滕文公上》。 记载之局限于一个民族或几个民族的有关事迹是大不相同的。秦汉的空前统一局面及其对外交通的展使当时人大开眼界也使我们的历史家能写出这样包容广大的民族史。自战国以来我们的先民有了解世界的追求。邹衍大九州之说是这种思想的地理形式。《礼记·中庸》说：“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是这种思想的道德形式。《史记》写民族也许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这种思想的历史形式。 《匈奴列传》在材料的选择和表述的形式上都有创始的意义。列传的开头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 这是说匈奴历史的古老、地理的位置和民族的最大特点。下文紧接着就说：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駞、驴■駃騠、騊駼、■騱。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 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功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鋋。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1t;//pgn>贱老弱。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讳而无姓字。这两段话把这个游牧民族在生产上的特点畜牧、狩猎和军事相结合的特点日常生活和婚姻制度的特点以及文化水平都说到了。这同列传开头的一小段话概括地勾画出这个民族在几个重要方面的特点大体上反映了匈奴社会所可能达到的历史展阶段。 《匈奴列传》除开头的三段外可分为三个部份。一个部份是从夏后氏少康之衰说起直到冒顿称单于之前说的是匈奴不断展及其与汉族先民的关系。冒顿称单于在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o9年）。他在位三十六年是匈奴最强盛的时期也是列传中重点表述的部分。这里写出冒顿的坚毅雄悍并因写匈奴的强大而同时写出月氏、东胡及一些北方民族的盛衰。冒顿与汉廷曾有书信往来可见这时已使用文字但未明说是匈奴自制文字或是汉字。这是关系匈奴社会展的一项重要记事。最后一部分是从老上单于即位之年（前174年）起写到天汉四年（前97年）。列传写出在这一时期因汉降人对匈奴的教唆和汉家将相贪图战功匈奴跟汉朝的关系复杂化了。列传在写这一时期的双方关系时很有分寸透露了作者对双方关系的独到见解。列传还写了在老上单于时汉降人中行说“教单于左右疏记以计课其人众畜物”。这也是关系匈奴社会展的一项重要记事。对于这一类好象细小但有历史意义的事司马迁往往不轻易放过。 匈奴的活动主要是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后来鲜卑、突厥、回纥、蒙古等几个在全国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民族也都在这里活动使这里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特别活跃的地方因而《匈奴列传》也就越来越加强它在民族史文献上的重要地位。 《匈奴列传》以外的五篇民族史传记都各有特点也都在民族史文献上有其重要性。《西南夷列传》的篇幅较少而在地理范围上包含今云南省、贵州省及四川省西南部涉及的民族的数目也特别多。传文把这些民族加以简明的叙述：西南夷君长以十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十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十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桐师以东北至叶榆名为嶲昆明皆编随畜移徙亡常处亡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嶲以东北君长以十数徙、莋都最大。自莋以东北君长以十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十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这一小段文字把西南夷区分为四类。田耕邑聚者为一类。随畜牧迁徙无君长者为一类。或土著、或移徙者为一类。有君长而定居或移徙不明者为一类。每类各有若干族群各有相当范围内的活动地区。《西南夷列传》总的说来材料并不丰富但提供了一个研究西南少数民族古代史的线索是很可珍贵的。象《西南夷列传》这种按照地区分别表述民族历史的方法特别对于民族复杂的地区很适用。这种办法对于后来的民族史撰述有很大的影响。 应该特别指出来《史记》对汉族的形成做了很多的工作。学者们习惯于把这些工作看作是中国史的一般工作。而从民族史的角度看这些工作还应该说是对叙述汉族形成过程所做的工作。《史记》有《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秦本纪》、《秦始皇本纪》以至汉以后的帝纪它们所表述的不同的历史阶段也就是汉族形成的不同阶段。《史记》又有《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这些表是表述不同历史阶段的又一形式。尽管司马迁还没有“汉族”的概念他也不一定会意识到这是为一个民族的形成写历史但实际上他做了这个工作。一直到现在他的工作成果还是我们研究汉族形成史的基本文献。 《史记》论述了不同民族的社会展的不平衡但不斤斤于夷夏之别。 司马迁对待少数民族的态度是理智的没有明显的狭隘民族思想。《史记》记：“禹兴于西羌”1而为夏后氏之祖。又秦之先祖大费其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2。又春秋时秦以“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3后来秦用商鞅变法改革了一些戎俗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史记》记周人历史说周在夏殷的基础上展成为文化较高的民族4。而周的先世却曾“奔戎狄间”到古公亶父始“贬戎狄之俗”。又匈奴在一般人眼中好象是不可能有什么文化历史的民族但它却是“夏后氏之苗裔”。5《吴太伯世家》说：“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越王勾践世家》说：“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山。”这些记载所反映的思想与战国时期的孟子大不同。孟子只承认“用夏变夷”而不承认夏会“变于夷”。《史记》的这些记载则是“用夏变夷”者有之“变于夷”者亦有之。 匈奴问题是汉代尖锐的民族问题。《史记》既反对匈奴对汉边地的侵扰也反对汉朝对匈奴牧地的侵夺。在关于河南地的争夺上《史记》肯定了匈奴在当地的主权。所以《匈奴列传》记秦始皇侵占这块土地时是说：“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而在记匈奴冒顿单于时事是说“悉1《吏记·六国年表·序》。 2《史记·秦本纪》。 3《史记·六国年表·序》。 4《论语·八佾》：“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 5《史记·匈奴列传》。 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 对于汉和匈奴间的战争《史记》并不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它指出汉武帝初年“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但自王恢设计诓骗匈奴以后双方才不断用兵。《史记》指出汉家对匈奴用兵为自己带来很大的困难。《平准书》指陈对匈奴战争的严重后果说：及王恢设谋马邑匈奴绝和亲侵扰北边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骚扰而相奉百姓抏弊以巧法财赂衰耗而不赡。入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选举陵迟廉耻相冒武力进用法严令具。兴利之臣自此始也。其后汉将岁以数万骑出击胡。及车骑将军卫青取匈奴河南地筑朔方。..转漕甚辽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巨万府库益虚。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终身复。为郎增秩及入羊为郎始于此。 其后四年而汉遣大将将六将军军十余万击右贤王获虏万五千级。明年大将军将六将军仍再出击胡得&1t;//pgn>虏万九千级。捕斩虏之士赐黄金二十余万斤。虏数万人皆得厚赏衣食仰给县官；而汉军之士马死者十余万兵甲之财转漕之费不与焉。 《匈奴列传》对于汉廷在民族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是微婉其词的。所以在列传的结尾感慨于《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但以《平准书》和《匈奴列传》合观可见作者对自己的真实思想还是不愿掩盖的。司马迁死后两千多年的悠久岁月中在汉与匈奴的问题上很少有人能象他这样看的。 班固的《汉书》和范晔的《后汉书》继承《史记》在民族史方面对前史或续或补对创兴的新史专立篇目。它们在资料上可说是收集得不少而见识上要比司马迁差得多。 《汉书》的《匈奴传》有上、下两卷收录了《史记·匈奴列传》的旧文增益了李广利降匈奴以后以至更始末年的史事。把《史》、《汉》和《后汉书》的《南匈奴传》合起来看我们可以看出对夏、殷以至东汉末年的匈奴历史具有相当完整的记载。《汉书·西域传》也分上下两卷比较系统地记录了天山南北各民族的情况对于道里和户口的数字也都有所记载。这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古代民族史的重要资料。《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几乎全是抄录旧史而所收文帝赐赵佗书和赵佗所上书是《史记》所缺略的重要文献。 《后汉书》的民族史部分收罗繁富甚见工力。《西域传》、《南匈奴传》接续前史记录了匈奴和西域在东汉时期的重大变化。《东夷传》、《南蛮西南夷传》好象是因袭旧规而记载翔实过于前史。西羌问题是东汉时期比较突出的民族问题乌桓和鲜卑是这时期新兴的民族而鲜卑对后来中国历史的展大有影响。《西羌传》和《乌桓鲜卑传》是《后汉书》新创的篇章。陈寿的《三国志》一向同《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四史”而陈书民族史部分很简略仅有乌丸、鲜卑、东夷传但也可与《后汉书》有关部分相参证。 在编写体例上《汉书》和《后汉书》都是按地区对多种民族作综合表述有时是以一个最占优势的民族为主而连带叙述其他民族的。它们在表述民族史事时往往穿插着有关的中外关系使读者可以看到民族地区在中外关系史上的地位。这两点都是继承了《史记》的编纂方法对后来的民族史撰述很有影响。一直到今天这两点还是值得采用的。 在观点上《汉书》不赞成汉对南粤、西南夷及朝鲜的用兵而称赞汉文帝对赵佗的安抚政策1。这种观点还反映了班固对这些民族的鄙视态度但比起他对待匈奴的态度来还是温和的。他说匈奴是“贪而好利被左衽人面兽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辟居北垂塞露之野逐草随畜射猎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绝外内也。是故圣王禽兽畜之不与约誓不就攻伐；约之则费赂而见欺攻之则劳师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2。这把匈奴看作天生的劣等民族是不符合史实的。这种对少数民族极为恶劣的态度是很不妥当的。《后汉书》对两汉时期民族关系的展指陈形势立论相当概括。在这一点上《南匈奴传·论》和《乌桓鲜卑传·论》都表现了作者的史才。但《后汉书》忽视民族间的历史友谊而强调少数民族对中原皇朝的威胁。这种对待民族问题的态度是远远落后于司马迁的。 《史记》、《汉书》、《后汉书》的成就不同均为中国民族史工作提供了宝贵的资料、研究的线索和撰写的方法在中国民族史的研究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民族重新组合的历史记录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民族重新组合的时期。五代辽宋夏金元时期是民族重新组合的又一时期。关于这两个时期的历史记录在数量上的丰富是远远过前代的。 三国时期匈奴人、氐人、羌人、鲜卑人等入居内地跟汉人杂居。民族矛盾的机会增多了民族融合的条件也增多了。此后经历了所谓“五胡十六国”的战乱、南北朝的对抗、北朝的分裂经历了北方民族的兴替、南方民族在南朝影响下所起的变化经历了南诏的兴起和吐蕃的强大。在长时期的历史性的变化中民族分分合合使汉族本身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更新一些少数民族得到经济上和文化上的提高全国封建化过程有了进一步的展。隋唐正是在民族重新组合的基础上建立了兴盛的皇朝。它们的朝廷上有来自少数民族的臣僚它们的后宫坐着出身少数民族的皇后。 五代时在五个小朝廷中就有三个是突厥族的沙陀人所建立的。北宋的北境契丹占有燕云诸州西北境有西夏。北宋号称统一实际上并没有统一起来。在北宋时契丹继续强大起来女真也强大起来蒙古更强大起来。在蒙古族占统治地位的年代不同民族的人们因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宗教上和婚姻上的原因不断有大大小小的组合。在葱岭以西的许多民族的成员也有不少人进入中国日子久了变成中国人。这时居住在黄河中下游流域的居民被称为“契丹”实际上是包含了大量的汉人其次是女真人和原来的契丹人还有别的少数民族如匈奴人、突厥人、氐人、羯人等。长江以南的人是称为“汉人”实际上也包含更多民族的人。“契丹”和“汉人”的名称在当时主要表明政治上的不同身份但也可见若干不同民族间的区别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趋向淡薄了。据记载在蒙古人、回回人的家庭中有时包含几个不同的民族成份。蒙古人当时在政治上是第1《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赞》。 2《汉书·匈奴传·赞》。 一等人但蒙古人也有被卖给回回人、汉人为奴的。当然这些蒙古人就可能变成回回人或汉人。安西王阿难答部下的蒙古人和唐兀人因阿难答信奉伊斯兰教这些人大量地成为穆斯林后来可能都成为回族人了。元代是民族重新组合的大时代其深度和广度过隋唐。在一定范围内元代的民族重新组合还包含有世界性的因素。中国历史上的民族组合到了元代可以说是基本上稳定下来了其后虽有满族的入关变动并不太大。在这一次民族重新组合中汉族在经济上文化上的力量继续占有优势不断地对其他各族人民施加影响。 这两个时期的少数民族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的都有专门的记述。这先要说到鲜卑族。在所谓“五胡十六国”中鲜卑族所建之国就有五个在数量上居于位。北魏崔鸿著《十六国春秋》有一百二卷之多可惜原书久佚仅有十六卷节抄本传世。唐房玄龄等所撰《晋书》载记部分记十六国史事在今传史书中是比较详备的。南北朝时鲜卑族拓拔部建立北魏鲜卑族宇文部建立北周北齐魏收和唐令狐德棻等为分别撰《魏书》和《周书》。在隋唐时曾一度强盛起来的吐谷浑也是鲜卑族的一支但居于青海自成一个系统。梁沈约所撰《宋书》和唐魏征等所撰《隋书》、后晋刘昫等所撰《旧唐书》都有吐谷浑传。其次契丹族建立辽女真族建立金元脱脱等为撰《辽史》、《金史》。党项族为羌族之一支建立了西夏。元脱脱等修《宋史》有夏国传上、下卷主要记政治大事、夏宋关系最后记夏之军制。《辽史》以西夏跟高丽合为一卷称《二国外纪》主要记夏的风土习俗和辽夏关系。《金史》有关西夏记述有一卷主要记夏金关系。三书所记互有详略可能是在撰述时有所规划。契丹人、女真人都有民族文字流传下来但还没有出现史书。蒙古族建立了蒙古汗国建立了四大汗国。明宋濂等修撰《元史》这书在纪传体史书中是一部颇为芜杂的史书但保留了相当数量的原始材料。蒙古人有自己写的史书如《蒙古秘史》还有波斯人写的蒙古历史如《史集》、《世界征服者传》等都是有名的撰述。在上述这些民族以外这两个时期的其他民族旧史所记名目繁多又颇杂乱有待于学者们的逐步清理。相对地说北方民族中在历史上影响较大的民族如柔然、赖勒、突厥、黠戛斯、回纥等记载较详而西南民族中影响较大的民族如吐蕃、乌蛮、白蛮等次之。这些民族的历史分别见于《魏书》、《周书》、《隋书》、《北史》、《旧唐书》、《新唐书》、《通典》和《宋史》。柔然或作茹茹、蠕蠕与鲜卑同源原役属于鲜卑、北魏后成为北魏北境上的强敌。突厥跟柔然有密切的关系有一部分是柔然的锻工。勅勒在南北朝时曾败于北魏为所奴役隋初转为强大。突厥、黠戛斯、回纥都出于勅勒先后建立了汗国。回纥是今维吾尔族的先民。黠戛斯是今柯尔克孜族的先民。吐蕃是今藏族的先民在唐代颇为强大兵力曾一度进入长安。乌蛮建立了南诏白蛮为助。后来白蛮又建立了大理政权。乌蛮是今彝族的先民。白蛮是今白族的先民。 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云南、贵州等西南地区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地区旧史自《晋书》以下多有记述一般缺乏伦次但究竟也提供了一些资料。晋人常璩著《华阳国志》唐人樊绰著《蛮书》为关于西南民族的重要撰述。南方民族旧史混称为“蛮”实际上包含了许多民族。《宋史》有“蛮夷”四卷大致包括今湖北、湖南、四川、贵州、广西相毗连的苗、瑶、羌、壮、土家等民族地区。这是关于当时南方民族比较详细的记载。后来清人修《明史》有湖广、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土司共十卷对于南方民族包含西南民族在内就有比较系统的记述了。 关于这两个时期的民族史资料是相当多的但真正说得上是民族历史撰述的并不多系统地记述民族重新组合的书简直就没有了。至于记述民族重新组合中某一过程或某一过程的片断记载是不少的。在这两个时期汉文撰述以外用少数民族文字的有关撰述究竟还有些什么这还需要进行长期的工作。 这两个时期的民族史撰述的表述还是以按地区记述作为主要形式之一或记一个地区的一些民族或记述一个地区的主要民族而兼及其他民族。这还是《史记》以来的传统。其次是以记少数民族政权为主再及其他有关的史事如《十六国春秋》、《魏书》、《辽史》、《金史》等。再次是以时间为主的编年体如《资治通鉴》记少数民族史事。这种体裁的好处是可以按着时间的展看出同一时期不同民族的情况；缺点是这种流水账式的纪事方式难于使人得到要领。再其次是以事为主的纪事本末体如《资治通鉴纪事本末》记民族史事。这两个时期的民族史撰述的表述形式比起前代要丰富一些。 这两个历史时期民族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对于某些人很容易滋长其民族歧视的情绪对又一些人也可以开阔其在民族问题上的视野。前者可以江统的《徙戎论》为代表他在晋惠帝时反对羌氐在内地居住主张把他们迁出去。他说：“夫关中土沃物丰厥田上上加以泾渭之流溉其舄卤郑国、白渠灌浸相通黍稷之饶亩号一锺百姓谣咏其殷实帝王之都每以为居未闻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而因其衰弊迁之畿服士庶翫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至于蕃育众盛则坐生其心。以贪悍之性挟愤怒之情候隙乘便辄为横逆。而居封域之内无障塞之隔掩不备之人收散野之积故能为祸滋扰暴害不测。此必然之势已验之事也。当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众事未罢徙冯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内诸羌著先零、罕见、析支之地；徙扶风、始平、京兆之氐出还陇右著阴平、武都之界。”1羌氐一类问题究竟应当如何解决以及能否解决得好不是这里要研究的问题。我们注意的是江统的思想。他那种不愿羌氐居于沃土不愿这些民族自身的展不愿以平等的态度看待他们的思想在晋以后地主阶级学者中是相当普遍存在的。 唐太宗在民族问题上态度是开明的。他曾说：“夷狄亦人耳..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1又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依朕如父母。”2太宗以后的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和杜佑在民族问题上都是很有见识的。刘知几在所著《史通·称谓》中在论到晋人对十六国的态度时说：“续以金行版荡、戎羯称制各有国家实同王者。晋世臣子党附君亲嫉彼乱华比诸群盗。此皆苟徇私忿忘夫至公自非坦怀爱憎无以定其得失。”这是刘知几从历史家应有的忠于史实的立场来立论的在当时这是进步的思想。在刘知几以前唐初所修《隋书·经籍志》说：“自晋永嘉之乱皇纲1《晋书》卷五六《江统传》。 1《资治通鉴》卷一九七贞观十八年十二月；《唐会要》卷九四北突厥。2《资治通鉴》卷一九八贞观二十一年五月庚辰。 失驭九州君长据有中原者甚众。或推奉正朝或假名窃号。然其君臣忠义之节经国字民之务盖亦勤矣。”《隋书·经籍志》虽有对十六国的某些国家“假名窃号”的批评但承认他们有“君臣忠义之节”和“经国字民之务”这是以相当公平的态度待人跟刘知几对待戎羯的态度不尽相同而大致接近。 杜佑在《通典·边防总序》中认为汉族和少数民族间的差距是由于自然环境的不同而造成的。有些鄙风弊俗汉人和少数民族原来都有。后来汉人把它们丢掉了而少数民族却没有能加以变革因而民族间的差距就出现了。把杜佑的这个观点用现在的话提高了说这种民族间的差距是由于所处社会展阶段之不同。当然杜佑的看法是很朴素的而在当时却很难得。上引刘知几的看法是关于历史家治史的态度问题。杜佑的看法是直接关系到社会历史的本身。但对于同样的鄙风陋俗为什么有的民族已经加以改变有的民族却不能改变呢？杜佑没有进一步回答这个问题。 杜佑反对对少数民族的武力征服他从历史上列举这类活动的危害说：历代观兵黩武讨伐戎夷爰自嬴秦祸患代有。始皇恃百胜之兵威既平六国终以事胡为弊。汉武资文景之积蓄务恢封略天下危若缀旒。王莽获元始之全实志灭匈奴海内遂至溃叛。隋炀帝承开皇之殷盛三驾辽左万姓怨苦而亡。夫持盈固难知足非易。唯后汉光武深达理源。建武三十年人康俗阜。臧宫、马武请殄匈奴。帝报曰：“舍近而图远劳而无功；舍远而谋近逸而有终。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贪人有者残。”自是诸将莫敢复言兵事。于戏！持盈知足岂特治身之本亦乃治国之要道欤！我国家开元天宝之际字内谧如。边将邀宠竞图勋伐。西陲青海之戎东北天门之师碛西恒逻之战云南渡泸之役没于异域数十万人。向无幽寇内侮天下四征未息离溃之势岂可量耶。 他强调说：“前事之元龟足为殷监者矣。”但他也只是从大唐政权的利害来说还不是从少数民族的利害来考虑的。这是由于杜佑之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我们不能苛求古人。仅就上述观点而论杜佑是继承了司马迁而论列了更多的事例是更有说服力的。 宋元之际胡三省以毕生精力注《资治通鉴》往往因解说史事流露出他的民族情绪《通鉴》卷一百六十四：“梁武帝天监六年韦叡救锺离大败魏军于邵阳洲。”胡三省注：“此确斗也。两军营垒相逼旦暮接战勇而无刚者不能支久。韦叡于此是难能也。比年襄阳之守使诸将连营而前如韦叡之略城犹可全不至误国矣。呜呼痛哉！”又卷二百八十五开运三年：“契丹入汴帝与后妃相聚而泣召翰林学士范质草降表自称‘孙男臣重贵’太后亦上表称‘新妇李氏妾’。张彦泽迁帝于开封府顷刻不得留宫中恸哭。帝与太后、皇后乘肩舆宫人宦者十余人步从见者流涕。”胡三省注：“臣妾之辱惟晋宋为然呜呼痛哉！..亡国之耻言之者为之痛心矧见之者乎！此程正叔所谓真知者也天乎人乎！”胡三省的这些注1实质上表述了他对当时民族屈辱的沉痛感情。这种感情是正当的与一般的狭隘民族情感是不同的。 民族史撰述和地方志、纪事本末的展1参看陈垣：《通鉴胡注表微·感慨篇》。 明清时期的民族史撰述跟地方志和纪事本末的展有密切的关系。 《汉书·地理志》和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都著录了一些道其中有甸氐道、刚氐道狄道、羌道、僰道、蒲氐道。道是县一级的行政区划其职责是“主蛮夷”。象甸氐道等地方就是氐、羌、僰族等民族聚居的地方。另外《汉志》和《续汉志》还著录有夜郎、临羌、大夏、旄牛等地方虽未称道大概也是民族地方。地志中著录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可能就是从两汉书开始的。后来的纪传体史书有地志者多循此例著录也都没有作出具体说明。常璩《华阳国志》、樊绰《蛮书》对西南民族的记载为学者所重而内容和体例都不同于一般的地方志且后继者也甚不易得。宋元时期地方志的修撰数量渐多明清时期更趋繁盛。明修甘肃、宁夏、四川、云南、贵州、湖广、广西等省地志现存者约八十余种其间有不少民族史料可供检寻。明田汝城著《炎檄纪闻》是关于广西、云南、贵州、湖南民族史事的重要著述。作者在论及民族纠纷时说这些纠纷“皆起于抚绥缺状赏罚无章不肖者以墨守败绩贤者以避嫌徼名。二事殊情而同弊卒致干戈相寻蔓延荼毒下竭生民之膏血上贻建议之轸忧。”此书作者当然是站在统治阶级方面说话的但也有相当平实的一面。清代官修民族地方志巨制不少。民族地方的志如《西域图志》有五十二卷《盛京通志》有一百二十卷《广西通志》一百二十八卷《云南通志》三十卷《云南通志稿》二百一十九卷；跟少数民族关联较多的地志《陕西通志》有一百卷《甘肃通志》有五十卷《湖广通志》有一百二十卷《四川通志》有四十卷。府、州、厅、县的志书记有少数民族史迹者一时尚难详悉。 纪事本末作为一种记事的体裁先秦已经有了。以纪事本末作为某种史书的著述体裁则是开始于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袁书中已有了关于少数民族的一些书目。以密切关系少数民族的一次事变或一次战争为记述对象并以纪事本末的史体勒成专书的是在明清时期才多起来的。明神宗时李化龙奉朝命征播州约经六个年头才把战事结束。播州地居贵州、四川、湖广之间是苗民聚居地区。事后李化龙撰《平播全书》十五卷。郭子章也撰《黔中平播始末》三卷杨寅秋撰《平播录》五卷。此外马文升的《西征石城记》、《抚安东夷记》王轼的《平蛮录》也都是用纪事本末体写的书。清代官修有关少数民族的纪事本末书较明为盛亦多巨制。举大家所知的书如《平定朔漠方略》有四十卷《平定准噶尔方略》有一百七十二卷。《平定两金川方略》一百五十二卷。鸦片战争后清代官修民族地方志和民族史事纪事本末书仍在继续。但因时代变了书的形式虽不变而意义不同了。 明清时期封建制已处在衰老的过程中但还有相当大的能量。它借助于国家机器来阻碍新生力量的展企图延续这个制度的生命。新的社会生产力已经出现但还没有具备突破封建制生产关系的力量。明清统治者对待少数民族都有一套相当稳定的制度和政策。《明史·土司传》在说到统治西南民族的政策时一要“额以赋役听我驱使”就是要达到使人民群众完粮、纳税、当兵、当差的要求。二要“恩威兼济”以“得其死力而不足为患”。所谓“恩”是“假我爵禄宠之名号”实行对民族上层的收买。“威”是对敢于抗命的人加以武力镇压。这一政策在清代对其他民族地区也同样照办不过清代的作法要更具体些。它有一个分别对待的办法对满蒙关系、满藏关系、满汉关系、满回关系都有区别对待的措施。如前所述明清时期所修官书基本上都是歌功颂德的的作品而地方志则有较多的知识性的记载。但地方志数量相当大而且又是地域性、专题性的资料汇编经过去伪存真的选择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利用它还是具有相当丰富的史料价值。《明实录》、《清实录》中的民族史料不少《清实录》中的民族史料大都已经摘录整理并已有部分出版。明清档案数量更多其中包括大量民族史料需要长时期整理才能出版供人参考。 在民族观点方面自明初以来数百年间以民族歧视为特点的大民族主义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其中包含大汉族主义和少数民族的大民族主义。当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很尖锐的时期在民族思想上又有其独特的表现。明清之际著名学者如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都是民族思想很浓的人。顾炎武说“有亡国有亡天下。”1亡国是指朝代的兴替。亡天下是指民族政权的毁灭这里实际上是指明亡清兴。他认为“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这是统治阶层内部的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这是全民族的事。他指斥相率臣于刘聪、石勒的晋朝诸臣“观其故主青衣行酒而不以动其心者”是无耻败类。这实际上也是他隐晦其辞地谴责那些在清初乞求富贵的前朝官僚、文人。顾炎武的民族思想是跟反对清对汉族的民族压迫密切结合的。但顾炎武并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对于少数民族的优点是持肯定态度的。他说：“历九州之风俗考前代之史书中国之不如外国者有之矣。”2他列举契丹、女真、以至匈奴、北魏、回纥的风俗以证其说。他所谓“外国”按当时的用语是指中原以外的地方是指少数民族说的。 黄宗羲的民族思想也是与反对民族压迫密切结合的但他站得更高一些还跟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密切结合。他的名著《原君》说：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夫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量之而不欲入者许由、务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尧、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岂古之人有所异哉？好逸恶劳亦犹夫人之情也。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于辞矣。此无他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古者天下之人爱戴其君比之如父拟之如天诚不为过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雠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而妄传伯夷、叔齐无稽&1t;//pgn>之事乃兆人万姓崩溃之血肉曾不异夫腐鼠。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11《日知录》卷十三《正始》。 2《日知录》卷二九《外国风俗》。 999ooo41_oo26_o从民族思想的角度看这是作者以史论的形式谴责民族压迫的罪恶。他所指责封建专制下的种种罪恶活动无不可理解为作者在指责清初统治者的罪恶。作者批评“小儒”所谓“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也是揭露那些向清廷乞求一官半职者借口的虚伪可笑。黄宗羲、顾炎武等的民族思想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对后人也是有相当大的影响的。 民族史撰述的近代化倾向鸦片战争前夜和战后百余年间中国民族史撰述上出现了近代化倾向。 第一它反映了各民族联合反清反封建压迫的历史。鸦片战争以后官修地方志和纪事本末体的书数量还是很多的甚至还过以前。其中如《平定云南回匪方略》有五十卷《平定贵州苗匪方略》有四十卷《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有三百二十卷。关于回族反清的私人撰述如《平回志》、《平定关陇纪略》等书种类更多。这些书在作者的主观意图上都是歌颂清统治者镇压民族起义的武功但它不能不反映这些反抗民族压迫、反抗镇压的过程同时也不能不反映少数民族的联合他们公开打着反清的旗帜以及清军借助于帝国主义的军火以加强其镇压的力量。这些情况包含着过去民族纠纷中所没有出现过的因素这具有新的近代的意义。 第二少数民族的历史地位在这时期有了重大的改变。过去在民族纠纷中少数民族往往被认为是威胁中原政权的力量现在他们成为捍卫边疆的重要力量。因此当时有政治敏感的人把对国防的重视跟民族史地研究联系起来。徐松《新疆识略》、张穆《蒙古游牧记》、何秋涛《朔方备乘》、沈垚《新疆私议》、徐鼐霖《筹边刍言》等都是在这方面有所成就的撰述。把边疆民族史跟边防联系起来这是一个进步它反映了边疆民族在政治地位上的一种变化也意味着民族史撰述的一种近代化倾向。 第三民族史在中国史中的地位受到重视。清末夏曾佑著《中国历史教科书》认为民族问题在历史进程中处于很重要的地位。他在书中的第二章第一节论说：“凡国家之成立必凭二事以为型范。一外族之逼处二宗教之熏染是也。此盖为天下万国所公用之例无国不然亦无时不然。此二事明则国家成立之根本亦明矣。本书所述亦也明此二事为宗旨。”下文论到三国两晋晋南北朝时民族的复杂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种族复杂之原由于前后汉两朝专以并吞中国四旁之他族为务北则鲜卑匈奴西则氐羌西南则巴赛几无不遭汉人之吞噬者。中国以是得成大国而其致乱则亦因之。盖汉人每于战胜之后必虏掠其民致之内地漫不加以教养。而县官豪右皆得奴使之。积怨既久遂至思乱。若政府无事尚有所畏。一旦有烽烟之警则群思脱羁绊矣。及其事起居腹心之地掩不备之众其事比御外尤难。故五胡之乱垂三百年而后定也。其后河北之地皆并于北魏。魏人于北边设六镇配汉人以防边而自与其大姓居洛阳。久之则强弱之形彼此易位适与两汉时&1t;//pgn>相反。于是高欢侯景等稍稍通显。至隋唐间天下之健者无一非汉人矣。此本篇所详种族之大纲也。而其宗教复杂之原则与种族相表里。两汉所用纯乎六艺耳。至魏晋时乃尚老庄。其后渐变为天师道。天师道者源起于三苗之巫风而假合以外来之教故尤与南方之汉族为宜。其时江左之大家如王谢等莫不奉天师道。而河洛秦雍诸国其种人本从西北来天竺佛教早传于匈奴与西域至此即随其种人以入中国。佛教之高深精密其过天师道本不可以数记。且孙恩之乱假天师道以惑众。其后士夫多不喜言天师道。于是佛教之力由江北以达江南。久之与古之巫风合而为一。而儒家不过为学术之一家士大夫用之非民所能与也。此二者之变幻自魏晋以后五代以前大率如此。 夏曾佑认为民族问题既于政权兴替密切相关又于宗教信仰类型密切相关他把民族史在通史中的地位看得如此重要还是前所未有的。这显然是跟作者所处的时代有关。这是当时国内外的民族矛盾在作者史学思想上的反映。在五四运动前后十余年间王国维对北方民族的历史做了大量而细致的考订工作对于蒙古史用力尤勤。他根据古籍所记结合古器物、古文字参考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作出一些精辟的论断。他是用近代的科学方法进行研究工作的。他的名著《鬼方昆夷玁狁考》、《西胡考》、《西胡续考》、《黑车子室韦考》、《西辽都城虎思斡耳朵考》、《鞑靼考》、《萌古考》、《月氏未西徙大夏时故地考》一直在学术界有很大影响特别是这些作品引起了人们对民族史在中国古史中的地位的重视。 第四本世纪二十年代开始有近代形式的中国民族史出现。所谓近代形式主要是指它基本上脱离了政治史的附属地位而向一个有丰富内容、有自己体系的独立学科展。梁启倡之于前王桐龄、吕思勉、林惠祥、吕振羽等相继编写于后。 梁启著《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这是一篇对中国民族展相当概括的论述。梁启在书中解释了“民族”一词的函义把“民族”跟“宗族”、“国民”区别开来。他论述了中国民族的起源指出了外国学者的中国民族西来说、中国民族南来说没有根据并以《诗经》中的记载来反证《史记》中关于夏商周始祖之不可信。他认为中国境内有六个民族中国古代民族可分为八个组。而汉族是在长期展过程中跟各族融合而成的混合体。他这篇文章有些话说得很有见识概括能力也很强但在对各个民族的分别论述和古今民族的演变上错误很多。从民族史研究的展上看这是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 王桐龄、吕思勉、林惠祥的书都称作《中国民族史》。吕振羽的书称作《中国民族简史》。四书对于民族的分类主要是按照辛亥革命以来的“五族共和”的提法列出汉、满、蒙、回、藏加上了苗还略有其他民族的增益。在取材上这四种书基本上根据旧史。吕振羽重视调查材料而调查到的材料也不多。王桐龄书实际上只是汉族形成展史对于其他民族也只是就其与汉族有关系的史事说了一些。这书的特点是附表多关于不同民族间杂居、通婚、仕宦文化上的学习等这些表可供参考。其它三书都是就不同民族分别陈述不能对国内各民族作综合的说明。作为书中主要内容的五族历史因研究得不够说法上也有很大的分歧。吕振羽试图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上解释一些问题并探索各民族的历史前途。尽管他在具体的史实方面有不少误解但从书的总体上看代表一个新的研究方向。从鸦片战争以来民族史撰述是沿着近代化的倾向蹒跚前进的。因历史条件的局限这种状况很难改变。一直到了新中国的建立中国各民族得到了解放为民族史的调查、研究和撰述提供了便利条件因而民族史的研究工作才能面目一新。 第五民族思想的多样化和民族平等思想的出现。鸦片战争生后的第三年即南京条约签订的那一年魏源的《圣武记》成书。魏源特别在序文中提到本书“告成于海夷就欵江宁之日。”作者备陈清自开国以来军事上的得失申述自己对当前军备的见解。这是一部有爱国思想的书就针对外国入侵的局势立论的。这是魏源民族思想的主要方面。但《圣武记》中大量地颂扬了镇压少数民族的胜利这又反映了满汉统治阶层的大民族主义的立场。 在辛亥革命前后章炳麟是一位资产阶级革命家同时也是一个大民族主义者。他所著《中夏亡国二百四十年纪念会书》和《讨满洲檄》1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这种思想。当时的革命党人具有类似思想的颇不乏人。孙中山主张民族平等。他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明确地指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为一人。是汉民族之统一。”2后来他提倡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即其中之一。他主张对外要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对内要国内民族一律平等。但他把蒙古人和满人都看作是历史上的外国人或被汉人同化了的外国人认为元、清两朝的统治是中国亡了两次国。这些显然还是大民族主义的论点。 一九四一年李维汉同志主编的《回回民族问题》出版。这是我国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解决民族问题的第一部专书。书中讲到回族的来源、回族长期被压迫和斗争的历史分析了回族跟伊斯兰教的关系分析了西北伊斯兰各个教派的经济基础批判了各种有关回族问题的谬论。这是一部富有创见的书也是为适应当时革命斗争需要的书。这书的名称虽叫《回回民族问题》实际上它对开展民族问题的科学研究包含民族史研究在内有广泛的指导意义。 《回回民族问题》出版后八年吕振羽同志在他的《中国民族简史》中提出：“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阶段中要解决的国内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土地问题一是民族问题。土地问题由于二十年来革命实践的体现天才领袖的创造已成了中国最先进人士熟知的科学；民族问题我们也有着正确的原则、方针并早已正式提到行动日程上不过在全国人民以至最先进人士里面大多还不如对于土地问题那样熟悉。现抗战胜利结束进到和平民主事业的斗争国内民族问题立即就要全面地提到行动日程上我们应同时展开这个问题的研究工作。 “中国民族问题从来还没有系统地研究过‘中华民族’或‘中国民族’的用语是从马克思、列宁的著作中译来的马列这个用语的本来意义是‘中华诸民族’或‘中国的民族’。但中国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者却从大汉族主义的立场来窃用这个神圣的用语。他们颠倒黑白歪曲历史事实无耻地只承认汉族是一个民族说国内其他民族如满、蒙、回、藏、苗等等都只是所谓‘宗支’或‘宗族’。这不啻是对国内其他民族任意‘侮辱’并证明了他们毫无科学常识。中国境内究竟有多少民族他们的起源、历史过程以及现状怎样法西斯大汉族主义者是完全无知的。他们敢于那样大胆的武断不仅在企图避免国内民族问题的正确解决且正是臭名万代的希特勒、荒木贞夫的民族优越论的翻版。这和马列主义的民族问题的科学自然正相反对而与孙中山民族主义的基本精神也是不相容的；其对今后1见《章氏丛书》《文录》卷二浙江图书馆本。 2《孙中山选集》第9o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全国和平民主事业更十分有害。 “自然谁也不容否认汉族是全世界第一位人口众多的民族是中华民族的主要部分。中华民族四千年光荣的文明历史过去辉煌灿烂的封建文化是东方文化的主流对全人类的文明也有着伟大贡献而其主要创造者也是汉族。这回决定全民族命运的伟大抗战事业主要也由汉族在担当。但同样不容否认中国境内其他兄弟民族对过去中国文化的创造也都直接或多或少有其不朽的贡献；对这回的民族抗战也都有相当的功绩。” 吕振羽同志的话说出了民族史的真实情况也说出了我们历史工作者在民族问题上应持的正确态度。 以上我们简单而扼要地回顾了新中国创立前我国多民族历史撰述的一些情况。它们已形成了悠久的历史传统留下了相当多的历史资料运用了各种不同的撰述体裁表达了不同的民族思想反映了各个时期的历史特点。这些宝贵的遗产为我们研究民族史提供了大量资料和编写上的借鉴。那些认为中国史书只记载汉族不记载少数民族的历史的看法是没有根据的。 汉族史家生活在中原在两三千年的漫长时期里他们接触各地区少数民族的机会比较多因而汉文在民族史方面的记载比较多也相当重要。少数民族用本民族语言写下的历史在不同民族中有根不相同的情况。挖掘、研究民族文字的历史记载还处在初步阶段。我们急须加紧努力使汉文及少数民族文字的记载得以互相补充、互相印证使我们多民族祖国历史的研究和撰述得到不断的充实和提高。 第二节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分布现状党的民族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在全国范围内的推行使国内少数民族的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生根本性的变化使国内的民族关系生根本性的变化。 在建国前夕即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一章“总纲”第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均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 这一条是对各民族的一般性规定实际上说的是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关于少数民族的条文《共同纲领》设有“民族政策”专章即第五十条至第五十三条。条文如下：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反对大民族&1t;//pgn>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各民族团结的行为。 第五十一条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凡各民族杂居的地方及民族自治区内各民族在当地政权机关中均应有相当名额的代表。 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少数民族均有按照统一的国家军事制度参加人民解放军及组织地方人民公安部队的权利。 第五十三条各少数民族均有展其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人民政府应帮助各少数民族的人民大众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建设事业。 《共同纲领》在宪怯产生前有代替宪法的作用。这四条规定是党的民族政策的具体表述是关于民族问题的根本大法。 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的《序言》里有这样的规定：我国各民族已经团结成为一个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庭。在扬各民族间的友爱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反对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基础上我国的民族团结将继续加强。国家在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将照顾各民族的需要而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上将充分注意各民族展的特点。 第一章《总纲》第三条有这样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 各民族一律平等。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各民族团结的行为。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 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 这些规定基本上概括了《共同纲领》中有关民族政策的规定而有所展。《共同纲领》不把这些规定写入《序说》和《总纲》里《宪法》却写在《序说》和《总纲》里这表明民族政策在《宪法》中的地位比起在《共同纲领》中的地位有显著的提高。“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的提法在这里是第一次以法典的形式提出来的。这辩证地规定了多民族和统一国家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里的一个重要展。民族区域自治在《宪法》里有了比较详细的规定共有六条之多。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人民在政治制度上的创造。它根本不同于历史上的羁縻州、土司制度不同于一般的行省制度也不同于苏联式的加盟共和国和美国式的联邦。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四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新宪法。《宪法》中关于民族政策的规定更为完善。《序言》的开端说：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 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用法典的形式肯定中国各族人民包含汉族人民和各兄弟民族人民共同创造历史的功绩。《序言》又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经确立并将继续加强。在维护民族团结的斗争中要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国家尽一切努力促进全国各民族的共同繁荣。 这里又肯定了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功绩提出了平等、团结、互助和共同繁荣作为民族政策的高度概括还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是不断展的进程。 一九八四年五月三十一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对区域自治作了更为具体的规定。这是实施宪法规定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本法。 从《共同纲领》到一九八二年新宪法、一九八四年《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关于民族政策的规定都集中地反映了我国民族关系的根本性的变化这是跟各族人民的长期斗争、社会性质的变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紧密相连的。毛泽东同志曾有多次关于民族政策的讲话。一九五五年三月他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要反对大汉族主义。不要以为只是汉族帮助了少数民族而少数民族也很大地帮助了汉族。有些同志总是在那里吹我们可帮助了你们就没有看到没有少数民族是不行的。我国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的地方是什么人住的？是汉族住的还是什么人住的？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的地方是少数民族居住的。那里物产丰富有很多宝贝。现在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很少有些地方还没有帮助而少数&1t;//pgn>民族倒是帮助了汉族。有些少数民族需要我们先去帮助他们然后他们才能帮助我们。少数民族在政治上很大地帮助了汉族他们加入了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就是在政治上帮助了汉族。少数民族和汉族团结在一起了全国人民都高兴。所以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国防上都对整个国家、整个中华民族有很大的帮助。那种以为只有汉族帮助了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没有帮助汉族以及那种帮助了一点少数民族就自以为了不起的观点是错误的。 一九五六年在《论十大关系》中说：对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我们的政策是比较稳当的是比较得到少数民族赞成的。我们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也要反对但是那一般地不是重点。我国少数民族人数少占的地方大。论人口汉族占百分之九十四是压倒优势。如果汉人搞大汉族主义歧视少数民族那就很不好。而土地谁多呢？土地是少数民族多占百分之五十到六十。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至少地下资源很可能是少数民族“物博”。 各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作过贡献。汉族人口多也是长时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历史上的反动统治者主要是汉族的反动统治者曾经在我们各民族中间制造种种隔阂欺负少数民族。这种情况所造成的影响就在劳动人民中间也不容易很快消除。所以我们无论对干部和人民群众都要广泛地持久地进行无产阶级的民族政策教育并且要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经常注意检查。早两年已经&1t;//pgn>作过一次检查现在应当再来一次。如果关系不正常就必须认真处理不要只口里讲。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管理体制和财政体制究竟怎样才适合要好好研究一下。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在苏联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教训。天上的空气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宝藏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重要因素而一切物质因素只有通过人的因素才能加以开利用。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一九五七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我国少数民族有三千多万人虽然只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六但是居住地区广大约占全国总面积的百分之五十至六十。所以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一定要搞好。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在存在有地方民族主义的少数民族中间则应当同时克服地方民族主义。无论是大汉族主义或者地方民族主义都不利于各族人民的团结这是应当克服的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一方面我们已经做了一些工作在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关系比较从前大有改进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在一部分地区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都还严重地存在必须给以足够的注意。毛主席的话对于民族间团结互助的现实性和必要性对于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错误作了精辟的论述这是关系到党的民族政策的重要文献。民族识别工作和民族分布现状中国的历史长幅员广民族多民族的流动迁徙、交错杂居在语言、风俗上互相影响因而有相当多的民族其民族特点不够显著不易为人所确认。一九五三年各地方申报的民族有四百多个。一九六四年进行人口普查见于登记的民族有一百八十三个。这两次登记的民族名单实际上都很混乱。当时在民族区别上存在着如下问题：1.有些汉人迁到少数民族地区仍保留着汉族的特点但并不知道自己是汉人而以当地其他民族用来称呼他们的名称作为自己的民族名称报了上来被列入少数民族行列中。 2.迁居到少数民族地区的汉人有先有后。早去的汉人曾经长期与内地隔绝跟后去的汉人在语言、风俗习惯上有一定的区别并且受到后去的汉人的歧视因而自认为与先去的汉人有区别在解放后要求列入少数民族。 3.有些少数民族在民族压迫下不愿表明与汉人有什么区别。其中有一部分民族上层受反动统治阶级的利用统治过当地的其他少数民族一向被看作是与汉人一样的在解放后不愿意承认是少数民族。 4.历史上有些少数民族曾经被强制分散迁移各地。在迁移过程中有些人又与汉人接触受到较深的影响。他们的语言改变了民族的特点已不显著在经济上又跟汉人&1t;//pgn>分不开但是受到歧视居住上不跟汉人相混。别人不认为他们是少数民族而他们自认是少数民族。 5.原来同是一个民族的不同部分迁移到了不同地区基本上保持相同的语言、风俗习惯、历史传统但长期互相隔离又被其他民族用了不同的名称相称因而他们报了不同的民族名称。 6.有的民族分散在不同地区分别接受了邻近民族的生活和文化特点好象不是一个民族但他们仍保持共同的语言并被别族用同一名称相称。 7.有的民族分散在很广的地区形成一些不相联接的聚居区。长期以来他们被其他民族用同一名称相称他们也自认是同一民族。但他们在语言、文化等方面虽有相似处却又有较大的差别。 8.有的民族内部对于本族是单一民族还是另一民族的一部分有不同意见。诸如此类的复杂情况如不认真加以研究进行科学的民族识别的工作就不能了解我国民族的真实情况民族政策就不好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就很难推行民族史的研究也很难贯通今古。 一九五三年我国民族识别工作开始。一九五六年开展了全国性的民族调查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共分为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西藏、青海、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福建、湖南等十六个调查组每个调查组又分成若干小组总共动员了一千多人其中包括民族学和社会学的专业工作者语言学、考古学、历史学和文艺工作者还有其他方面的科学工作者。这次规模浩大的民族调查工作积累了大量的材料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写出了各民族的简史、简志和民族区域自治材料共一百余种。 从一九五三年起到一九五七年初对需要识别的各民族通过实地调查明确了十一个少数民族的民族成份。以后又陆续明确了九个少数民族的民族成份。其中有一个少数民族的民族成分是一九七九年才被确认的这就是基诺族。到目前为止包括汉族、蒙古族等久经公认的民族在内经中央人民政府公布全国共有五十六个民族。此外还有台湾、西藏东南部、云南红河等地区的少数民族有待于识别。 我们的民族识别工作是很细致的这可以对贵州穿青人的民族成份的识别为例来作一点说明。所谓穿青人住在贵州西北部有二十多万人。他们是汉人但要求承认他们是少数民族。他们的理由是：过去他们有“老辈子话”是跟当地汉语不同的语言；他们在乡间有一大片村子形成自己的聚居区；他们有不同于当地汉人的信仰和风俗习惯的特点；他们的妇女有不同于当地汉人的服饰。对于他们的识别工作先从语言分析入手。原来他们的语言就是贵州人普遍使用的汉语是汉语中的一种方言。所谓“老辈子话”跟早年江西、湖北、湖南通行的汉语是有渊源的。但说汉语的人并不一定就是汉族。于是查阅历史材料证明穿青人的祖先是明初随军迁入贵州的民户因得不到土地不得不向当地彝族租地当彝人的佃户。因此他们的社会地位低下。但因文化水平和生产技术水平未被彝族同化保持了汉族的民族特点。明末到贵州游宦经商的人渐多形成了聚居区。这些人社会身份高看不起先来的汉人逐渐形成所谓穿青人和穿兰人的对立。解放后穿兰人登记为汉族穿青人因怕吃亏不愿登记为汉族希望被认为少数民族从而得到照顾。在全国人口中占绝大多数的大民族中居然有一小部分人不愿承认自己是汉人这是我们很难以想象的。经过这次识别穿青人的识别问题解决了。类似这样的问题在民族识别工作中也解决得不少。 在民族识别工作过程中我们的专业工作者灵活地运用了斯大林关于民族四个特征的理论。他们体会到斯大林所说的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等四个特征是指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民族说的。资本主义在中国并不达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资产阶级民族斯大林的话对于我国的民族状况不完全适用。但这四个特征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都有自己的生、展过程。尽管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这四个特征的展状态但也出现了这四个特征的未展状态或萌芽状态。按照这样的体会专业工作者正是从语言、地域、经济生活和心理状态四个方面来识别民族特点的。他们比较重视民族意识方面的表现这是符合中国的具体情况的。各少数民族也有汉族当处在被压迫地位的时候民族意识的表现总是很显著的1。 经过识别和确认的五十六个民族是汉族和五十五个少数民族。汉族人口在全国各民族中居于位。据1982年人口普查全国人口十亿零三百九十四人汉族人口是九亿三千六百七十万零三十八人占总人口数的百分之九十三点三。汉族分布各地而主要聚居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和东北的松辽平原居住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百分之四十左右。汉语和汉文是全国使用最广的语言文字。少数民族在使用本民族语言的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人使用汉语。 汉语是汉藏语系的一支。在语音上每一个音节都有固定的声调。在1以上关于民族识别的材料基本上根据费孝通《民族与社会》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词的构造上基本上是单音节词根没有什么附加成份。在语法上主要是以词在句子中的位置和虚词来表达语意。在汉语分布的广大地区也有方言上的分歧。最近几十年逐渐形成以北方话为基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的普通话经过逐步推广成为普遍使用的汉语。 汉文从起源的时候说起有三千几百年的历史。它起源于象形文字和记事的符号经过长时期的变化形成了现在的样子但一直还不能摆脱这种古老的文字构造的格局。汉文在展全国文化、交流各地情况、增强全国统一等方面挥过很大的积极作用。但汉文的每一个字有一个形体在辨认、书写和印刷上都比拼音文字要困难得多。因此国务院有文字改革委员会的设置研究并试行改革的步骤。 在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上总的说来汉族都居于前列。在政治上汉族的先民建立了夏、商、周三个王朝和许多侯国、王国。在汉族形成过程及形成以后汉族的统治阶级建立了秦、汉、隋、唐、宋、明等几个皇朝并且帮助蒙古贵族、满族贵族建立了元朝和清朝。历代的农民起义都以汉族人民为主力。近代的民主革命和新中国的建立汉族人民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五十五个少数民族分布于北方和南方各地因需要论述的篇幅较多以下分别加以论述。 北方民族北方民族包括居住在东北三省的满族和锡伯族、朝鲜族、赫哲族居住在内蒙古自治区的蒙古族和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居住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回族和居住在甘肃省的东乡族、保安族、裕固族居住在青海省的土族和撒拉族居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俄罗斯族。他们主要居住的地方大都在我国北部的边疆地带。他们使用的语言除朝鲜族的语族未定、回族使用汉语、塔吉克族和俄罗斯族语言属印度欧罗巴语系外其余都属于阿尔泰语系。 东北地区很早就有肃慎人在活动。春秋时相传周武王克商肃慎献楛矢、石砮这在本章第一节已说到。在汉代肃慎被称为挹娄南北朝时称勿吉隋唐时称靺鞨并在唐玄宗时受封号建立了渤海国。五代以后靺鞨改称女真建立了金朝。明末又改称为满洲建立了清朝。肃慎原来活动于今松花江、黑龙江一带后来向南展。金时的女真遍于中国北部。清时的满洲遍于全国各地。满洲族现简称为满族。 满族有四百二十九万九千人其中居住在辽宁省的人数近二百万居住在吉林省的有五十一万多人居住在黑龙江省的近九十万零九千人。其余散居在河北省、内蒙古自治区的有十一万多人到三十八万多人散居在天津市、山东省、河南省、贵州省的有一万人以至二万三、四千人还有散居在上海市、江苏、浙江、安徽等省的多到八千多人少则不满一百人。满族人主要经营农业有一部分人以采集人参、蘑菇、木耳等产品为副业。近几年参加工业生产的人逐渐多起来。满族的语言属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满语支。满族的文字是拼音文字。近几十年满族的语言文字已为汉语汉文所逐渐代替在民族内部现已很少使用。满族曾普遍信仰萨满教汉译为巫教。近几十年这种信仰已逐渐衰落。 锡伯族有八万三千六百多人居住在辽宁省的有四万九千多人居住在吉林省、黑龙江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的分别有一千多人或两千多人居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有二万七千多人。新疆设有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是当地锡伯人聚居较为集中的地方。 锡伯人自称是鲜卑的后裔。在二百多年前他们是居住在松花江中游和辽河流域的游牧民族。后经清廷多次强迫迁徙他们遂分散在东北各地逐渐以农耕为生。乾隆二十五年（1764）锡伯人被抽调到伊犁一带驻防就定居下来开荒修渠逐渐转变为以农耕为主的民族。在新疆的锡伯人保持的民族特点比起东北的锡伯人来还要多些。锡伯族原有的语言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在新疆仍旧使用在东北就很少使用了。 朝鲜族跟汉族有悠久的历史友谊。明代晚期以来朝鲜人从朝鲜迁居中国遂为我国的朝鲜族。现在朝鲜族有一百七十六万三千多人。其中居住在吉林省的最多有一百一十万三千多人。其次居住在黑龙江省的有四十三万一千多人居住在辽宁省的有十九万八千多人。其余散居在内地的一些城市。朝鲜族在吉林省建置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延边有大面积的原始森林还盛产各种药材和山货。所产人参、貂皮和鹿茸有三宝之称。朝鲜族善于经营水稻所在地区以“水稻之乡”著称。解放以来朝鲜族的工人数量有很大的展。朝鲜族的语言有人认为属阿尔泰语系但还不是定论。朝鲜族的文字是用字母拼写写成方块形。朝鲜族的文化水平相当高歌舞更为出色。 赫哲族主要分布于黑龙江省的同江、抚远和饶河等县的沿江一带以捕鱼为主要生产其次是狩猎也有少量的农业。赫哲族因过去以鱼皮为衣用犬拉雪橇在汉文史书上有“鱼皮部”和“使犬部”之称。赫哲族在解放前生活困苦濒于民族灭绝的边缘。解放时赫哲族只剩下三百多人。解放后赫哲族的生活和生产设备都得到改善并于抚远县下八岔建置了民族乡。据一九六四年人口普查赫哲族人口是七百一十八人。一九八二年普查是一千四百二十六人比一九六四年人口加倍地增长但还是全国内人口最少的一个民族。赫哲族有自己的语言而无文字。语言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 内蒙古自治区曾先后出现过几个以强悍著称的民族。秦汉时期有匈奴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有鲜卑。隋唐时期有突厥和回纥。五代以至北宋时期有契丹。成吉思汗崛起后蒙古族的威力凌驾宇内。成吉思汗的后裔建立了元朝。元亡后蒙古族在蒙古地区仍继续有所展。 一九四五年内蒙古自治区建立了这是在党领导下成立最早的一个自治地方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还早四年。这里有辽阔丰美的呼伦贝尔草原有沃野千里的黄河灌区有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有煤、铁、铬、锰、钴、锌、金、银、锡等矿藏有甘草、大黄、知母和鹿茸、熊胆、麝香等药材。蒙古族久以游牧著称。近几十年已由游牧向定牧转化而且也展了农业。随着工业的展蒙古族中也出现了不少工人但蒙古族还是以畜牧业为主。在畜牧业中又以牛羊为主马、骆驼次之并有著名的优良品种。蒙古族能歌善舞喜欢摔跤、赛马这也都跟长期的游牧生活有密切的关系。蒙古族一般信仰喇嘛教。蒙古族的语言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它在史学、文学和医学上都有长期的积累表现了民族的特色。 蒙古族现有三百四十一万一千多人主要聚居在自治区有二百四十八万九千多人；其次住在辽宁省的有四十二万八千多人；居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有十一万七千多人。此外还有一部分蒙古人居住在辽宁、吉林、黑龙江、甘肃、青海、河北、河南、四川、云南、北京等省市和宁夏回族自治区。蒙古族还在辽宁、吉林、黑龙江、甘肃、青海等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别建立了自治州、自治县。 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主要居住在内蒙古自治区。达斡尔族有人推测它是辽代契丹的后裔但还没有确证。它现有九万一千多人在嫩江左岸建置了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达斡尔人还分布在内蒙古的其它地方和黑龙江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塔城地区。他们兼营农牧也从事渔、猎、采集。他们的语言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没有文字。鄂温克族现有一万九千多人。它的族源与南北朝时期居住在今黑龙江上、中游的室韦特别是北室韦有密切的关系。鄂温克人以驯鹿著名明清时被称为“乘鹿”或“使鹿”的人。现在鄂温克族有比较多的人居住在鄂温克族自治旗其余散居在内蒙古自治区各地和黑龙江省。这个民族内部在经济展上很不平衡有的人务农有的人狩猎有的人半农半狩也有一些人还保持着驯鹿的传统。鄂伦春族现有四千一百多人以狩猎为生比较集中地居住在鄂伦春自治旗其余居住在布特哈旗、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州以及黑龙江省呼玛、爱辉等县。鄂温克族和鄂伦春族的语言都属于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通古斯语支没有文字。 宁夏回族自治区原为党项人所建立的西夏的故地。这里沟渠纵横形成相当完整的灌溉系统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因而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称。枸杞、菜、滩羊毛皮和池盐是这里著名的特产。 “回族”的“回”是“回回”的简称现在有七百二十一万九千多人居住在自治区的有一百二十二万五千多人居住在甘肃省的有九十五万多人居住在河南省的有七十二万七千多人居住在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的有五十七万多人居住在云南省的有四十三万八千多人。在全国的每一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都有相当数量的回族人居住。回族人口分布得如此广泛这在少数民族中是少有的。回族在甘肃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河北省、青海省、云南省、贵州省建立了自治州、县。其中甘肃省的临夏回族自治州、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昌吉回族自治州河北省的孟村自治县都是有名的回族聚居地区。 回族主要经营农业。自元代以来回族在各地开垦逐渐形成村落。现在回族所在农村或称“回回屯”、“回回营”或某家村这还保留着当年的遗迹。回族还兼营手工业和商业。制香、制药、制革、皮毛加工、矿产、采冶、交通运输以及饮食业也都是在回族经济活动中常见的。 回族是从元代开始逐渐形成的在它形成和展的过程中伊斯兰教是起过作用的。回族能把多种民族成员联结为一个民族伊斯兰教的共同信仰是原因之一。我国少数民族信仰伊斯兰教的共有十个在回族以外还有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撒拉、乌孜别克、塔吉克、塔塔尔、保安和东乡等民族。 回族使用汉语和汉文。在回族的宗教用语和生活用语中还保留一些阿拉伯语词汇和波斯语词汇但为数不多。在回族的宗教职业者中曾用阿拉伯字母和波斯字母拼写汉语这可能己有三、四百年之久。这可说是汉语用字母拼写的最早形式但未能规范化而且一直是为很少数的人所使用。回族之普遍地使用汉语汉文减少了语文上的民族色彩同时也减少了学习汉族文化的困难。后者对于回族经济文化的展是一个有利的条件。 甘肃省河西走廊是秦汉时大月氏的故地。唐代回鹘自今蒙古地区西迁时其中一支留在河西史称河西回鹘。现河西走廊的中部有裕固族居住建置了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再往南在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境内有东乡族居住建置了东乡族自治县。裕固族自称“尧乎尔”、“西拉玉固尔”或即唐代河西回鹘的后裔。“裕固”是一九五三年群众商定了的正式族名取其与“尧乎尔”的音近并有富裕、巩固的意思。裕固族有一万零五百多人以畜牧为主也从事狩猎。裕固族使用三种语言。居住在自治县西部的人使用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裕固语或称尧乎尔语。居住在自治县东部的人使用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的裕固语或称恩格尔语。另有居住在酒泉黄泥堡和肃南双海地区的人使用汉语。这三处的裕固族都没有自己的文字。东乡族现有二十七万九千多人半数以上聚居在自治县其余散居在和政县、临夏县等地。东乡族以居于临夏东乡而得名。它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跟回族相近语言跟蒙古语相近同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因此东乡族过去有“东乡回”和“蒙古回回”之称。这个民族大概是从元代以后逐渐形成的生产上以农业为主。 土族有十五万九千多人其中十二万多人聚居在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关于土族的族源有不同的说法。土族人自称“蒙古儿”可能与蒙古族有历史上的密切关系。土族语和蒙古语同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而土族语仍为本民族的独立语言。土族没有文字使用汉文。土族原为游牧民族后来转向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土族人信仰喇嘛教。 撒拉族有六万九千多人。其中居住在青海省的有六万零九百多人居住在甘肃省的有五千多人居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近三千人。在青海省设有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在甘肃省设有积石山保安族撒拉族自治县。撒拉族相传来自中亚细亚的撒马尔罕可能是在元代东来的。撒拉族语言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没有文字使用汉文。撒拉族以农业为主普遍地兼营园艺培植果木。撒拉地区还生产大黄、党参、麻黄、麝香等名贵药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是我国最大的行政区也是一个多民族的辽阔地区它占全国总面积的六分之一。维吾尔族有五百九十五万七千多人居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有五百九十四万九千多人大部分人居住在天山以南。其余散居在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差不多有八千人。维吾尔族是新疆各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民族。哈萨克族有九十万七千多人主要居住在北疆的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东疆的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和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还有少数人居住在青海省的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州和甘肃省的阿克赛哈萨克族自治县。它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少数民族人口中和居住面积上仅次于维吾尔族的民族。柯尔克孜族近十一万四千人主要居住在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其余分布在自治州附近的乌什、阿克苏、莎车、皮山等地。也有很少数人居住在黑龙江富裕县境内。塔吉克族有二万六千五百多人主要居住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其余居住在莎车、叶城等地。这两个民族的自治地方都处在自治区西部的国境边缘地带。乌孜别克族有一万二千四百多人。塔塔尔族有四千一、二百人。俄罗斯族有三千人左右。这三个民族人数少又居住得特别分散。他们都有一些人居住在乌鲁木齐、伊宁和塔城。乌孜别克族还有一些人居住在喀什、莎车和叶城。 《汉书·西域传》称“西域”：“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为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则接汉扼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这说的是南疆。当时这里有农业有畜牧业能制兵器所产玉石和葡萄已为人所知。由敦煌西行的南北路线都从这里向国外延伸这就是所谓“丝路”的国内部分。《汉书·西域传》所记乌孙是在北疆的游牧民族。汉朝曾多次遣嫁公主跟乌孙建立了和亲的关系。自唐以后在天山南北或其局部地区先后出现了突厥汗国、高昌王国、喀喇汗国、喀喇契丹汗国、蒙古统治和叶尔羌汗国等历史时期。在这一悠久的过程中天山南北各族人民创造了丰富的历史留下了大量的文化遗迹和历史文献。 维吾尔依汉文史籍所载是汉代丁零的后裔南北朝时为铁勒的袁纥部。袁纥隋时称韦纥唐称回纥后改称回鹘元代以后有畏兀儿、畏吾儿等称都是“维吾尔”的不同译写维吾尔自唐代后期西迁。入南疆后接受了当地已经展起来的农业生产技术逐渐由游牧生活转向定居的以农耕为主、兼营畜牧业的生活。棉花的生产是在南疆较早出现的这是关系人民衣着条件的一件贡献。维吾尔人善于在盆地和河谷边缘开绿州并开地下暗沟作坎儿井用以灌溉农田。维吾尔族吸收了兄弟民族的优点以丰富自己在新疆社会的展过程中维吾尔族不断显示它的富有影响的活力。哈萨克族是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据说这个民族中有一些人长期用“乌孙”作为部落的名称。哈萨克族中也许有古乌孙人的后裔。哈萨克族居住地区是一个自然条件良好的牧场。这里适宜于牧草的培育夏季可放牧于盆地周围的群山冬季可放牧于山谷和河流两岸。哈萨克族的畜产是著名的马、羊等牲畜的数量多而且优良品种也多。此外水獭、紫貂、猞猁、羚羊等都是珍贵的野生动物。哈萨克族在生活上食肉饮奶、戴皮帽、穿皮毛衣服和靴子牧民的色彩特别鲜明。解放后哈萨克族的农业有相当展粮食和饲料生产的增加有利于促进畜牧业的展。 柯尔克孜族也是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它原居叶尼塞河上游地区。自汉以后它被称为“隔昆”、“坚昆”或“纥昆”。唐以后它有“黠戛斯”、“乞儿吉思”、“吉利吉思”等译名。清初它被称为“布鲁特”这是准噶尔语意为“高山居民”。柯尔克孜族自汉代起先后为匈奴、突厥和回纥所统治它跟回纥进行了长期的斗争终于在唐文宗时击破了回纥迫使其西迁。此后不久它也向西南移动进入今新疆地区。元明时期它的主要活动地区已由叶尼塞河上游移于今新疆境内。清初天山南北都有柯尔克孜族居住。原留在叶尼塞河上游地区的柯尔克孜族也西来跟住在今新疆境内的同族汇合。自清初以后柯尔克孜族经历了对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斗争在人口上遭受的损失在新疆各民族中最为严重。柯尔克孜族从事农耕也狩猎。在所畜牧的牲畜中细毛羊和阿斯卡尼裘皮羊都是著名的品种。牦牛和犏牛是高寒地区的特产。柯尔克孜族和维吾尔族、哈萨克族都有自己的语言都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它们也都有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拼音文字。解放后又都设计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新文字。 塔吉克族以畜牧业为主兼营农业过着半游牧半定居的生活。塔吉克人的牲畜主要是羊其次是牛、马、驴和驼。牛有耗牛和犏牛可用于运输。羊有敦巴什大尾羊尾部一般有三十斤左右是很著名的品种。山村中还有帕米尔大头羊雪鸡、熊、豹、狼、狐等野生动物。塔吉克人长期以来习惯于以狩猎为副业。他们多数说色勒库尔话少数说瓦罕话这都是塔吉克语属于印欧语系·伊朗语族。 乌孜别克族和塔塔尔族也都是中国的古老民族。乌孜别克语、塔塔尔语都与维吾尔语很接近同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这两个民族的文字也都是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拼音文字。他们在解放前长期以商业活动为主兼营农牧。他们对南北疆之间、新疆与中亚各地之间的商品流通是起作用的。 俄罗斯族在新疆有二百多年的历史。这里的俄罗斯人语言文字使用俄语、俄文在生活习俗上也基本上与苏联俄罗斯族相同。居住在城市的俄罗斯人大多经营修理业、运输业和手工业；居住农村或接近牧区的俄罗斯人也经营农业和畜牧业。他们在生产技术和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都有较高的展。 以上主要居住北方的民族共有二十一个。 南方民族南方民族包括主要居住在青藏高原和四川省西部、云贵高原和两湖西部、广西壮族自治区和东南沿海地区的少数民族。这差不多都是处于我国南部边防和海防地带的民族。他们的语言除佤族、德昂族、布朗族、高山族、京族外都属于汉藏语系。他们大部分人能歌善舞往往歌舞于山林水滨比起习惯于驰骋草原的北方民族的歌舞另有一番风味。 在青藏高原和四川省西部有藏族、门巴族、珞巴族、羌族。藏族有三百八十七万多人其中居住在西藏自治区的有一百七十八万六千多人居住在青海省的有七十五万四千多人居住在四川省的有九十二万二千多人居住在甘肃省的有三十万零四千多人居住在云南省的差不多有九万六千人。其余分散在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少者十几人多者几百人个别地方接近两千人。门巴族有六千二百多人珞巴族有两千多人分别居住在西藏自治区的南部。羌族有十万二千七百多人主要居住在四川省内。藏族的自治地方除西藏自治区外在青海省有玉树、海南、黄南、海北、果洛等藏族自治州在四川省有甘孜、阿坝等藏族自治州和木里藏族自治县在云南有迪庆藏族自治州在甘肃省有天祝藏族自治县。藏族居住之广和聚居程度之高是全国少数民族中所仅见的。羌族也有自治地方即四川省的茂汶羌族自治县。 藏族和羌族都是古老的民族。藏族是少数民族中最富于典籍和艺术制作的民族。藏语和门巴语、珞巴语都属于汉缅语系·藏缅语族藏语和门巴语又同属藏语支。珞巴语的语支未定。藏族有自己的拼音文字门巴族和珞巴族也使用藏文。藏人和门巴人的传统的宗教是喇嘛教也有少数人信奉巫教。在珞巴族中巫教相当流行。 藏族地区近年不断有古人类遗骸和石器时代遗物的现。有的学者认为这种古人类即藏人的远祖。据汉文史书所记藏族地区原为古代羌族旧居。今藏族中可能有古代羌族的后裔。但如因而认为藏族的族源即来自羌族就未免立论过勇了。唐太宗贞观七年（633年）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国一直到唐武宗会昌二年（842年）吐蕃王国的灭亡延续了二百多年之久。当吐蕃强大的时候兵力曾东至今四川省的阿坝地区并曾攻占了安西四镇一度攻入唐都长安。但这都不妨碍唐藏的友好。文城公主和金城公主的入藏以及唐蕃会盟碑的树立都成为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佳话。 藏族地区因地形和气候的显著差异利于多种经济的经营。而草原辽阔水草肥美又特别有利于藏族地区之以畜牧业为主。牦牛和犏牛是西藏的特产。河曲马、大通马、工布骡都是这里的良种。农业生产以青稞为主也生产小麦、蚕豆、油菜、土豆、萝卜等。在气候温和的河谷地区还生产水稻和棉花。藏族地区因森林茂密出产珍禽异兽和熊胆、麝香、鹿茸、冬虫夏草、雪莲、灵芝等名贵药材。水力、地热及各种地下资源都很丰富。门巴族和珞巴族所在地区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气候温和而峡各地带四季如春宜于农作物的生长这里出产青稞、大豆、小麦、棉花、芝麻和天麻、三七、雪莲、当归、党参等药材。在解放前这两个民族跟外界交往少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都还停留在比较原始的阶段。 羌族跟汉族有同样古老的历史。羌、姜音义都相近。羌从羊从人意为牧羊人。姜从羊、从女意为牧羊女。这显然是对于游牧民族的称呼。在中国历史的传说时代姜姬世为婚姻并为中国西北部的重要部落集团。西周、春秋时期姜姓封国有齐、吕、申、许都是羌族在东方的新展。两汉时所谓“西羌”泛指西北的多种族别不是单一的民族。它们在历史上总是跟氏族在一起活动地区甚为广泛。氏族早已不见了现在的羌族只是古羌族在岷江上游传衍下来的一支。羌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他们没有自己的文字久已使用汉文。在生产上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和林业。羌区山林也多珍奇动物产名贵药材。 云贵高原和湖南省西部是民族众多甲于全国的地区。基本上或主要居住在这个地区的民族有二十二个。其中基本上或主要居住在云南省的有十六个民族在贵州省的有五个民族在湖南省西部的有一个民族。 云南省的十六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彝族、白族、哈尼族、傈僳族、拉祜族、纳西族和基诺族的语言都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景颇族和独龙族的语言属于藏缅语族·景颇语支。普米族、怒族、阿昌族的语言也属于藏缅语族语支待定。傣族的语言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还有佤族、德昂族和布朗族的语言是属于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佤德昂语支。彝族、纳西族、傣族有自己的文字。傈僳族和拉祜族有外国传教士过去代制的拉丁化拼音文字。解放后彝文和拉祜文都进行了改革哈尼族、傈僳族和纳西族、景颇族、佤族有拉丁化拼音文字的设计或试行。 彝族有五百四十五万三千多人。其中在云南省居住的有三百三十五万四千九百多人设有楚雄彝族自治州和漾濞、峨山、路南、宁蒗、南涧等彝族自治县。居住在四川省的有一百五十二万五千七百多人有凉山彝族自治州。居住在贵州省的彝族有五十六万三千七百多人居住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彝族有四千六百多人。凉山彝族自治州及其附近是彝族最大的聚居区有一百多万人。白族有一百一十三万一千多人其中有百分之八十以上聚居在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少数散居在四川省西昌和贵州省毕节等地。哈尼族有一百零五万八千多人居住在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差不多要占哈尼族总人口的一半。其余散居在思茅地区和西双版纳等地。傈僳族约四十九万人主要聚居在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和维西傈僳自治县其余分散在丽江、保山、大理、楚雄等州县。拉祜族有三十万零四千多人。其中约有二十万人居住在澜沧江以东北起临沧、耿马南至澜沧、孟连等县。纳西族有二十四万五千多人。其中有十五万多人聚居在丽江纳西族自治县有少数人居住在四川省和西藏自治区境内。基诺族接近两万人聚居在西双版纳景洪县的基诺洛克公社。 上述彝族、白族等七个民族都有古老的历史。白族汉代称“僰”南北朝以后称“白蛮”。“僰”、“白”是同音字而写法不同。彝族是由汉代的“昆明”和“叟”展而来。自唐至元彝族有“乌蛮”之称后又被称为“罗罗”。汉代的滇王国和唐代的南诏都是彝族建立的政权。继南诏而起的从长和国以至大理国都是白族建立的政权。元灭大理后彝族和白族的贵族仍在云南有一定稳定的势力延续了相当长的时期。哈尼族也出自“叟”和“昆明”。拉祜族跟“昆明”也有族属上的渊源关系。傈僳族也是由“乌蛮”展而来。纳西族汉晋时称“摩沙夷”自唐初以后称“磨些蛮”。在南诏独霸云南以前磨些人所建立的越析诏是六诏之一。基诺族文献记载缺乏有人认为清初汉文记载中的“攸乐”是见于记载之始。但在基诺族的传说中民族的起源是与人类的起源紧密联系的这也许可说是反映了基诺族有自己的悠久历史。 这七个民族大致都经过一个游牧生活的阶段后来都转向以农耕为主有的人兼营畜牧和狩猎、采集。这些民族地区除彝族的部分地区外大致土地肥沃宜于农耕。药材、矿藏和水力资源都相当丰厚。 景颇族有九万三千多人阿昌族有二万多人他们主要聚居在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景颇族还有少数人居住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片马、古浪等地。独龙族有四千多人是云南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少的民族主要居住在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的独龙河谷。怒族有二万三千多人一部分居住在贡山外还分布在碧江、福贡两县及兰坪县菟峨公社。普米族有二万四千多人居住在兰坪、丽江、维西、永胜等县和宁蒗彝族自治县还有一些人居住在四川省木里藏族自治县和盐源县。这五个民族也都有悠久的历史。他们的聚居地区富于森林、药材、珍奇禽兽以及矿藏和水力资源。目前这些民族大致以农业为主各种资源尚有待开。 傣族近八十四万人主要居住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和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还有一些人分散在景东、普洱、澜沧、元江、金平等三十多个县。傣族地区多在群山环抱中的河谷平坝有亚热带气候土地肥沃、四季常青为农业生产提供了优厚的条件。这里盛产樟脑、咖啡、橡胶、紫胶等经济作物和柚木、紫檀等贵重木材铜铁金银等矿产的蕴藏量都相当丰富。普洱茶是蜚声中外的名产。野象和孔雀为这里增添了特有的景色。 远在先秦时期的文献就有关于“百越”和“百濮”的记载。据学者们的研究这是两大系统的部落群而傣族的先民属于“百越”的一部分佤族、布朗族、德昂族属于“百濮”的一部分。佤族有二十九万八千多人。沧源佤族自治县和西盟佤族自治县是佤族的主要聚居区。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和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以及双江、镇康、永德等县也是佤族人数较多的地方。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和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也有一些佤族人散居。布朗族有五万七千多人主要聚居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的布朗山、西定、巴达等地。还有一些人散居在双江、耿马、景东等县。德昂族有一万二千多人主要聚居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其余居住在镇康、耿马和澜沧等县。这三个民族多住在山区的半山腰上因地处亚热带土地好雨量足很适于农作物的生长。矿藏和原始森林的资源在这些民族地区相当丰富茶叶和龙竹是这里的特产。 基本上或主要是居住在贵州省的少数民族有苗族、布依族、侗族、水族、仡佬族等五个民族。苗族是贵卅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有五百零三万多人。其次布依族有二百一十二万多人；侗族有一百四十二万五千多人；水族有二十八万六千多人；仡佬族有五万三千八百多人。这五个民族各有自己的语言。苗族语言属于汉藏语系·苗族语族·苗语支。布依族语言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侗族和水族属于壮傣语族·侗水语支。仡佬族语言也属于汉藏语系语族未定。苗族、布依族都有试行的拉丁化拼音文字。水族有简单的象形文字但不通用。 苗族也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它的先民可能远在很古老的时代曾在黄河中下游流域活动后来向南转移进入洞庭湖一带以后又向西和西南转移。现在苗族居住在贵州省的有二百五十八万八千多人居住在云南省的有七十五万二千多人居住在四川省的有三十五万八千多人居住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有三十三万八千多人居住在广东省的有四万一千多人居住在湖南省的有七十六万一千多人居住在湖北省的近十八万人还有散居在其他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少者不到一百人多者二千多人。布依族居住在贵州省的有二百一十万多人居住在云南省的有四千七百多人居住在四川省的有四千二百多人居住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有六千八百多人。布依族长期跟苗族杂居。在贵州省苗族和布依族联合建立了黔东南、黔南、黔西南等三个自治州和镇宁、紫云、关岭等三个自治县。另外苗族有在贵州省跟侗族联合建立的黔东南自治州在湖南省、四川省分别跟土家族联合设立的两个自治州、四个自治县还有一些别的自治地方。苗族、布依族居住地区虽多高山但也有位居于坝子和河谷之间的地方一般土地肥沃雨量充沛生产大米、小米、玉米等多种粮食作物。水力、木材、药材、矿产及珍奇禽兽等资源也颇为富厚。苗族居地辽阔不同地区间的地理条件差别颇大经济展也不平衡。在手工工艺方面苗族和布依族的纺织品、刺绣特别是腊染很有声誉。 侗族、水族和仡佬族一些学者认为都是出自古代的“百越”系统的民族。侗族和水族出自这一系统的骆越。仡佬族出自这一系统的僚。侗族居住在贵州省的有近八十五万人居住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有近二十三万人居住在湖北省的有二万一千八百多人居住在湖南省的有三十一万八千多人。水族居住在贵州省的有二十七万四千多人居住在云南省的有六千三百多人居住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有四千多人。仡佬族居住在贵州省的有五万一千多人。仡佬族没有建立自治地方。水族在贵州省有三都自治县。侗族在贵州省有玉屏侗族自治县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有三江侗族自治县在湖南省有通道侗族自治县和新晃侗族自治县。 侗族等三个民族都以经营农业为主而侗族兼营林业。侗族地区产大米、棉花、烟叶、药材而杉木最为著名。侗族的建筑如鼓楼、风雨桥和一般竹楼都很有民族特色。侗族妇女善于编织和刺绣侗锦是其中的精品。水族地区在自然条件好的地方可说是鱼米花果之乡但灌溉设施不达农业生产受到限制。仡佬族的生产条件最差解放前农民多不能解决吃饭问题。 基本上居住在两湖西部的土家族自称“毕兹卡”意为“本地人”称汉人为“客家”。这可能就意味着土家族有在这里长期定居的历史而汉人则是在土家族定居相当久之后才迁过来的。土家族现有二百八十三万二千七百多人。其中居住在湖北省的有一百四十八万六千多人居住在湖南省的有七十四万四千七百多人分别建立了跟苗族联合的鄂西自治州和湘西自治州。居住在四川省的有五十九万五千多人建立了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和跟苗族联合建立的四个自治县。另外还有散居在别省的为数都很有限。土家族在两湖西部居住的地区具有展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的条件出产水稻、玉米、麦、棉花、油桐、油茶等。油桐、油茶在土家族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土家族也有自己的语言属汉藏语系语族未定。土家人使用汉语的人数要比使用本民族语者为多。 主要或基本上居住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及东南沿海一带的少数民族有壮族、毛南族、仫佬族、瑶族、京族、黎族、高山族和畲族。这八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壮族、毛南族、仫佬族、黎族的语言都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族语是属于壮傣语支毛南族语和仫佬族语属侗水语支。黎族语属于黎语支。畲族语言属于苗瑶语族·苗语支。高山族语属南岛语系。京族语语系、语族未定。 壮族是全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也是在广西定居时间最久的民族。 制作细致的铜鼓和分布于自治区南部左江两岸山崖上的壁画可说是壮族古文化的象征。学者们认为这都是远在两千年前的遗物。自治区是以风景优美著称的地区山皆青翠往往拔地而起山中多岩洞钟乳穷极瑰丽河流纵横清澈见底富有水利资源。农作物有水稻、玉米、薯类果品有柚子、菠萝、龙眼、荔枝药材有三七、罗汉果、桂圆木材有银杉、樟木矿产有煤、铁、金、钨、铜、锌、石油等。 壮族共有一千三百三十七万八千多人。其中居住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有一千二百三十二万五千多人；居住在云南省的有八十八万八千多人居住在广东省的有八万六千多人居住在贵州省的有二万七千多人居住在湖南省的有一万四千多人。散居在其他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多者一两千人少者数十人。壮族的自治地方除广西自治区外在云南省有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在广东省有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 瑶族有一百四十万二千多人。其中居住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有八十六万三千多人在这里建立了金秀、都安、巴马、富川等四个瑶族自治县。在湖南省居住的有二十七万三千多人在这里建立了江华瑶族自治县。在云南省居住的有十四万七千多人在这里建立了河口瑶族自治县。在贵州省居住的有一万九千多人。在广东省居住的有九万五千多人建立了乳源瑶族自治县。另外还有少数人散居各地。仫佬族有九万零四百多人。其中居住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有八万八千多人建立了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居住在贵州省的有一千三百多人。毛南族有三万八千多人其中居住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有三万七千九百多人。居住在外地的人数很有限。这三个民族都各有自己的古老历史。他们的居住地区多山人们多住在山下和山坡上。有些地区山上有木材和麝香、樟脑等土特产及铁、锰、镁等矿藏。农作物主要是水稻在缺水的地方则种旱稻。还有玉米、小麦、薯类和棉花等。毛南人善于伺养菜牛在这方面有相当丰富的经验。 京族近一万二千人。有九千八百多人居住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有一千一百多人居住在广东省。京族最晚在四百多年前由越南迁来一直是我国以渔业为主的民族。他们主要居住区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南部防城各族自治县江平公社的尾、巫头、山心三个岛素有“京族三岛”之称。邻近的北部湾是著名的天然渔场有鱼类七百多种其中经济价值较高、产量较丰富的达二百多种。所产海马、海龙、珍珠是名贵药材。农作物和果品有水稻、花生、芋头和香蕉、龙眼、菠萝蜜等。 黎族和高山族基本上都居住在南海中两个最大的岛上。黎族有八十一万七千五百多人其中居住在广东省的有八十一万多人居住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有一千八百多人在湖南省的有三千五百多人。黎族在海南岛跟苗族联合建立了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高山族基本上居住在台湾省据说有三、四十万人。这只是估计确切数字尚有待于调查。高山族散居在大陆各地的有一千五百多人。黎族和高山族都是历史悠久的民族。黎族是由土著居民展起来的。高山族的族源可能要复杂一些。海南和台湾在国防上和经济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海洋资源、森林资源、矿藏资源都很富饶。主要农作物水稻在一些地方一年可以三熟薯类可以不拘季节随时种植。最近海南岛筹备建省当地各项资源都将得到较快的开。台湾省因政治原因跟祖国大陆分离但这只是暂时的现象祖国的统一迟早会实现的。畲族有三十六万八千八百多人分散地居住在广东、福建、浙江等省的丘陵地带。畲族居住在福建省的有二十万八千四百多人。居住在浙江省的有十四万七千五百多人在这里建立了景宁畲族自治县。在广东省的有三千二百多人在江西省的有七千四百多人在安徽省的有一千一百多人。大约在南宋末年“畲”字才开始用作民族名称而畲族本身历史的开始当远在这个时期以前。畲族人民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农作物有水稻和薯类还有麦子、油菜、烟叶、土豆等。畲族居住地区多为山区那里产林木和毛竹土特产有茶叶、油菜、纸、笋干、香菇、樟脑、松油等。在手工艺方面畲族的刺绣和斗笠各具有民族特色。 以上南方少数民族共三十四个。北方和南方的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人口合计约有六千七百二十三万三千二百多人。另外还有未经识别的民族八十七万九千二百多人外国人加入中国籍的四千八百多人跟汉族人民计算在一起全国共十亿零三百九十三万七千多人1。 附表一全国各民族人口数字统计表1以上关于人口的数字根据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的统计。关于民族概况多根据《中国少数民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民族别1982年7月1日人口普查数（万人） 占总人口%民族别1982年7月1日人口普查数（万人） 占总人口%29个省市区合计1oo.柯尔克孜族11.4oo.o1土族15.94o.o2汉族93.67o.达斡尔族9.4oo.o1蒙古族341.17o.34仫佬族9.o4o.o1回族721.94o.72羌族1o.28o.o1藏族387.o1o.39布朗族5.85o.o1维吾尔族595.71o.59撒拉族6.91o.o1苗族5o3.o9o.5o毛南族3.81o.o1彝族545.34o.54仡佬族5.38o.o1壮族1.337.821.33锡伯族8.36o.o1布依族212.o5o.21阿昌族2.o4.朝鲜族176.39o.18普米族2.42.满族429.92o.43塔吉克族2.65.侗族142..14怒族2.32.瑶族14o.27o.14乌孜别克族1.25.白族113.11o.11俄罗斯族o.29.土家族283.27o.28鄂温克族1.93.哈尼族1o5.88o.11德昂族1.23.哈萨克族9o.76o.o9保安族o.9o.傣族83.98o.o8裕固族1.o6.黎族81.76o.o8京族1.2o.傈僳族48.1oo.o5塔塔尔族o.41.佤族29.86o.o3独龙族o.47.畲族36.88o.o4鄂伦春族o.41.高山族o.15.赫哲族o.15.拉祜族3o.42o.o3门巴族o.62.水族28.65o.o3珞巴族o.21.东乡族27.94o.o3基诺族1.2o.纳西族24.52o.o2其他未识别民族87.92o.o9景颇族9.3oo.o1外国人加入中国籍o.48.注：原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摘要》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版。 附表二全国民族自治地方（一） 我国现有5个自治区、31个自治州、96个自治县（旗）共132个自治地方。以下按地区排列括弧内为建立时间：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 宁夏回族自治区（） 西藏自治区（） 自治州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 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 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 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 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 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 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 青海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州（） 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 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 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 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湖北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广东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 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 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 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 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贵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 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 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 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 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 自治县（旗） 河北孟村回族自治县（） 河北大厂回族自治县（） 辽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 辽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 辽宁凤城满族自治县（） 辽宁新宾满族自治县（） 辽宁岫岩满族自治县（） 吉林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 吉林长白朝鲜族自治县（） 黑龙江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 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 内蒙古鄂温克族自治旗（） 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 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 甘肃肃北蒙古族自治县（） 甘肃东乡族自治县（） 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 甘肃肃南裕固族自治县（） 甘肃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 甘肃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 青海门源回族自治县（） 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 青海化隆回族自治县（） 青海循化撒拉族自治县（） 青海河南蒙古族自治县（） 青海大通回族自治县（） 青海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 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 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 新疆木垒哈萨克自治县（） 新疆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 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 新疆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 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 湖南江华瑶族自治县（） 湖南城步苗族自治县（） 湖南新晃侗族自治县（） 湖北五峰土家族自治县（） 湖北长阳土家族自治县（） 广东连南瑶族自治县（） 广东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 广东乳源瑶族自治县（） 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 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 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 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 广西隆林各族自治县（） 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 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 广西防城各族自治县（） 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 广西罗城仫佬族自治县（） 浙江景宁畲族自治县（） 四川木里藏族自治县（） 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 四川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四川西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四川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四川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 四川石柱土家族自治县（） 四川马边彝族自治县（） 四川峨边彝族自治县（） 贵州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 贵州松桃苗族自治县（） 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 贵州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 贵州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 贵州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 贵州玉屏侗族自治县（） 云南峨山彝族自治县（） 云南澜沧拉祜族自治县（） 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 云南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 云南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 云南宁蒗彝族自治县（） 云南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 云南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 云南路南彝族自治县（） 云南丽江纳西族自治县（） 云南屏边苗族自治县（） 云南河口瑶族自治县（） 云南沧源佤族自治县（） 云南西盟佤族自治县（） 云南南涧彝族自治县（） 云南墨江哈尼族自治县（） 云南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 云南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 云南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 云南维西傈僳族自治县（） 云南漾濞彝族自治县（） 云南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 云南景东彝族自治县（） 云南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 云南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 根据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财经司供稿见《人民日报》1984年6月4—5日。今有增补。 附表三全国民族自治地方（二） ------------ 2 我国现有5个自治区31个自治州、96个自治县（旗）共132个自治地方。（w w w . q i s u w a n g . c o m 好看的小说）以下按民族排列：北方民族［民族］［自治地方］[成立日期]满族辽宁新宾满族自治县辽宁岫岩满族自治县辽宁凤城满族自治县锡伯族新疆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朝鲜族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吉林长白朝鲜族自治县蒙古族内蒙古自治区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辽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辽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吉林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黑龙江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甘肃肃北蒙古族自治县青海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新疆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达斡尔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鄂温克内蒙古鄂温克族自治旗鄂伦春内蒙古鄂伦春族自治旗回族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河北孟村回族自治县河北大厂回族自治县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青海门源回族自治县青海化隆回族自治县青海大通回族自治县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裕固族甘肃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东乡族甘肃东乡族自治县土族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撒拉族青海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维吾尔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萨克族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新疆木垒哈萨克自治县新疆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甘肃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柯尔克孜族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塔吉克族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青海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州青海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云南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甘肃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南方民族［民族］[自治地方］[成立日期]藏族西藏自治区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四川木里藏族自治县羌族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彝族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四川马边彝族自治县四川峨边彝族自治县云南峨山彝族自治县云南路南彝族自治县云南南涧彝族自治县云南漾濞彝族自治县云南景东彝族自治县云南宁蒗彝族自治县白族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哈尼族云南墨江哈尼族自治县傈僳族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云南维西傈僳族自治县拉祜族云南澜沧拉祜族自治县纳西族云南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傣族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佤族云南沧源佤族自治县云南西盟佤族自治县苗族湖南城步苗族自治县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贵州松桃苗族自治县云南屏边苗族自治县侗族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湖南新晃侗族自治县侗族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贵州玉屏侗族自治县水族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土家族湖北五风土家族自治县湖北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四川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壮族广西壮族自治区瑶族湖南江华瑶族自治县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瑶族广东连南瑶族自治县广东乳源瑶族自治县云南河口瑶族自治县仫佬族广西罗城仫佬族自治县畲族浙江景宁畲族自治县贵州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云南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劝彝族苗族自治县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濮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云南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四川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云南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贵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四川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东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广东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隆林各族自治县防城各族自治县第三节统一的多民族历史的编撰疆域问题编撰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有三个重要的问题需要研究。一个是疆域问题一个是历史时期的划分问题再一个是多民族的统一问题。 疆域是历史活动的舞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共同进行历史活动的舞台也就是我们撰写中国通史所用以贯串今古的历史活动的地理范围。 这个疆域基本上包括了汉族的历史活动的地理范围但并不局限于这个地理范围。如果局限于这个范围许多少数民族的历史都要排挤出去了。这个疆域是国内各民族共同进行历史活动的舞台但并不包含某些民族外国成员的活动在内。这是因为有些民族是跨国境的我们只写这些民族在我们国境内的这部分人的活动一般不写这些民族在国外的那一部分人的活动。例如我们要写傣族但一般不写泰国的傣族。我们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俄罗斯族但一般不写作为苏联主要民族的俄罗斯族。我们写朝鲜族但一般不写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朝鲜族。这是因为我们不能把外国人算作中国人不能把跨国境的血统关系相同而国籍不同的人都包括到我们的历史范围内。当然在论述这些民族族源的时候是不应当受国界限制的。有些历史上的民族如匈奴如突厥曾经煊赫一时但后来在中国历史上不见了。还有一些民族见于古老的传说和记载但弄不清楚他们跟现在国内民族的关系。只要有适当的材料对于这些民族也要写因为他们都曾在这块广大的国土上生存过活动过。 在历史上有些朝代的版图越现在的国境有些战争或别的重大的历史活动越了现在的国境。有时候有一些外国人进入中国境内从事各种活动甚至还有外国军队来侵略。虽然是在国境以外或是外国人进入我们国境之内都跟我国历史的展有密切的关系也都要写在我们的历史内。我们说本国疆域的范围并不限制关于中外关系的记载；相反我们要注意这方面的问题。 我们中国人有到外国去的有在外国居住好几代的只要他们对人类的进步有贡献跟祖国的事业、祖国的威信有联系也都要写在我们的历史里。关于疆域问题有一部分历史工作者还不能完全摆脱皇朝疆域的圈子。他们把殷周史限制在黄河流域把春秋战国史基本上限制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把秦汉隋唐的版图要说得是如何地统一和恢廓把元的版图要说成跨欧亚两洲..等等。就殷周史说殷周史就春秋战国史说春秋战国史就秦汉隋唐的版图说秦汉隋唐的版图这都是对的。但如从中国历史展的总过程来看这是不能说明中国各族人民是如何共同创造祖国历史的。很显然不能跳出皇朝疆域的圈子就会掉入大民族主义的泥潭里这既不符合历史的真相也不利于民族的团结。 斯大林、日丹诺夫、基洛夫在《对于苏联历史教科书提纲的一些意见》里说：“我们需要的苏联历史教科书是大俄罗斯的历史不脱离苏联其他各族人民的历史这是第一而苏联各族人民的历史不脱离整个欧洲历史并且一般的也不脱离世界历史这是第二。”1在我们处理历史上祖国疆域问题的时候象这样的指导原则的精神是很重要的。我们既要注意疆域问题同祖国各族人民的密切联系也要注意到中华民族和其他民族或国家间的历史关系。 历史的分期历史分期是研究历史展的重要问题。在远古时代是否可以分期要靠考古学上的材料去解决。自有文字记载以后中原地区已进入上古时代即奴隶制时代。到了春秋战国是上古时代向中古时代的过渡即奴隶制在中原地区向封建制过渡时期。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可以说是封建制在全国占支配地位的标志。 建国以来史学界对于中国历史分期展开了不同意见的争论至今仍在继续。但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基本上是关于中原地区奴隶社会跟封建社会的分期问题。我们应当放开视野努力在全国的范围内考察这个问题不要局限于中原地区。封建社会历史很长记载很多对中国历史的展影响也很大。我们也应该重视封建社会内部的分期问题。近代史距离我们的时代近跟今天现实关系密切我们更应该重视近代史的分期。 历史上我国各民族的展是不平衡的但不平衡是社会展的正常现象。各民族之间的展不平衡一个民族内部的展也不平衡我们应当从不平衡的状态上掌握一个历史时期的整体性。 我国封建社会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秦汉时期在中原地区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成长时期。封建等级制在1见《斯大林文选》上册第21页。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成长起来。皇帝拥有最高的政治权力也是最高的地主。皇帝的下面是具有世袭特权的皇族、外戚、功臣等不同身分的世家地主在地主阶级中占有支配地位。此外还有豪族地主和高资地主他们在财产和社会影响上有相当的实力但在身分上不属于较高的等级、甚至是等级很低的。世家地主的剥削对象是具有国家户籍的农民是由封建国家恩赐的。这种农民在当时农民阶级中占最大的数字他们有私人经济有一定的人身自由比奴隶的境遇要好一些但仍然是受剥削的。他们之间也是有等级的。他们在国家规定作为世家地主的农户后并不改变他们在国家户籍上的身分。他们向世家地主交纳的地租也就是国家的赋税二者是统一的。象上述的生产关系在秦统治时期已经树立而在西汉和东汉时期不断加以展。奴隶制在秦汉时期没有消灭在官私手工业中仍旧存在。家内供役使的奴隶在整个封建时代都是存在的。不过这些都只是奴隶制的残余在社会生产中是越来越没有地位的。 在政治制度上秦始皇推行单一的郡县制但对推行的具体情况历史记载缺乏。西汉和东汉都同时施行郡县制和封国制。朝廷的下面有郡和封国郡和封国的下面有县县的下面还有地方上的基层行政机构。这是政治制度上的等级制每一等级有相对独立的权力。公元三世纪以后郡县制逐渐排挤了封国制而郡县制本身也不断地有些变化。但总的说来朝廷的权力越来越集中地方上各级行政机构的权力受到越来越大的限制。 秦都咸阳西汉都长安东汉因长安遭到战争的破坏而东迁洛阳。泾渭、伊洛平原和黄河下游地区是当时最富饶的地区。秦汉的统治范围大大越了前代包括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围绕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有相当部分登上历史舞台而匈奴、羌族特别活跃有时还给中原皇朝以武力的威胁。但当时所有的少数民族都还处在前封建社会阶段。作为中国主体民族的汉族是经过有关部落和民族的融合而在秦汉时期形成的。汉族的名称也是跟这一个伟大朝代的名称相一致的。 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展时期。在这时期生了民族间的长期斗争生了民族的大规模流动和移居。本来在两汉时期就已开始内迁的匈奴人和羌氐人现在他们深入内地并且又有鲜卑人、突厥人、回纥人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内迁。结果是无论在北方和南方民族杂居的地区都扩大了。因而汉族充实了自己少数民族提高了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久而久之内迁的少数民族跟汉人很难区别。这就在新的民族关系的局面出现后有了民族重新组合的出现而促进了原来地区封建化过程。这是封建社会展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 前一历史时期的世家地主阶层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瓦解了代替它的地位的是新兴的门阀地主。门阀地主与世家地主一样也是有政治身分、世袭特权的地主。但门阀地主是依靠家族的传统地位形成的这跟世家地主的形成是由于皇家所规定的政治身分是不同的。在土地所有权上门阀比世家具有更多的家族私有性质。在劳动力方面门阀地主掌握的主要是荫附农民。荫附农民是脱离了国家户籍的农民他们交纳的地租不再具有国家赋税的性质了。他们的社会地位比户籍农民要低些但对于国家赋税其中包括繁重的劳役是可以摆脱的。这种生产关系上的相对变化是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的。这是封建社会展时期的又一标志。 三国时期的魏、西晋和北朝的后魏都建都洛阳。隋唐都建都长安而以洛阳为东都。三国时期的吴、东晋和南朝的宋、齐、梁、陈都建都南京。魏晋以后北方人民的南迁在劳动力的增强和生产技术的传播上都为东南方农业生产带来了新的刺激和推动。南京得以长期地占有显著的政治地位这跟东南经济的展是分不开的。长江中下游经济的展在向黄河流域的富饶地区看齐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展时期的一个特点。 五代以后到了元末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进一步展时期。在这时期先有五代十国继有辽、西夏、金跟北宋、南宋的分立后有元的统一。广大的边区从东北的部分地区到西北再到西南基本上都进入了封建社会而汉族与各民族间又经历了一次新的组合。这是封建社会进一步展时期的重要标志。东南经济的展过了北方。长江中下游地区成为全国最富饶的地区这是封建社会进一步展时期的又一重要标志。 前一历史时期的门阀地主阶层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又瓦解了。在北宋和南宋统治下代替它的是品官地主。品官地主也有政治身分和特权但所拥有的世袭特权是很有限度的他们的土地大量是由购买和侵占得来的。他们占有土地可以无限地扩大不会受到法令的限制。他们应按照规定向国家缴纳赋税而他们则向农民征收地租。赋税和地租的区别是更清楚了。品官地主以外有豪富的地主有兼营商业的地主。农民阶级中也有占有少量土地的而佃农是大量的他们在品官地主的土地上劳动也在其他地主土地上劳动。他们比起前一历史时期的荫附农民社会地位较高人身自由较多。他们也有国家的户籍除向地主交纳地租外还担负对封建国家的身丁钱有时也有一些劳役。但他们一般地不会被封建国家指定为某某地主的农户这是跟西汉和东汉的户籍农民的一个很大区别。无论地主或农民封建身分性的印记趋向淡化财产性的土地剥削关系趋向显著这是两宋时期封建制生产关系的特点。 元统一全国后南宋地主阶级的势力基本上保存下来了。他们所在的地区是当时封建经济最有代表性的地方。元代有一大批蒙古贵族地主的出现还规定了形形色色担负封建义务的民户又扩大了奴隶的数量。但这基本上是北方的情况。在北方出现的这种生产关系是这一时期局部地区的倒退现象。广大边区的封建化是元代社会生产展的新气象。 五代时期的梁、晋、汉、周都在今河南开封市建都。北宋的都城和金的陪都也在开封。辽的南京、金的中都、元的大都即今北京。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一方重镇元建为都城后明清相继建都今天又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都。北京的展是汉族、契丹族、女真族、蒙古族和其他民族共同创造的。宋都开封元都北京虽离东南富饶地区较远但也都是要利用沟通南北的运河以便于南粮北运并聚敛东南的财富。 明朝及清朝大部分的年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老时期。明代的农民自耕农外佃农占很大的数量。从法的观点来看佃农对地主的封建依附关系又较前代有所减轻他们可以选择地主可以不受地主的非分役使。农民中还有雇工的出现以出售劳动力取得物质报酬。清代的税法把人头税平均分摊在地亩税内有田者有税无田者无税这就使赋税具有单纯的财产税性质。诸如此类的情况都说明封建束缚有较多的解除。这并不是由于统治者的恩赐而是社会经济展的要求和劳动人民激烈斗争的结果。但这只是当时社会现象的一个方面。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地主阶级特别是地主阶级统治集团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进行贪婪残暴的掠夺和迫害。明廷是滥用宦官清廷是加强军事的统治从而企图保持高度的封建专制统治。这两个方面好象不相协调但正是一个问题在不同方面的表现。第二个方面的表现并不能显示封建地主阶级的生命力反而是暴露了它的颓废和虚弱。这两个似乎矛盾的现象正是封建社会衰老时期的特点。在民族关系上也是这样。一方面民族间的关系比前一历史时期要密切了但属于民族性质的封建枷锁却更加沉重了。 前一历史时期的品官地主和他们延续下来的势力以及蒙古贵族地主在农民起义重大打击下土崩瓦解了。代替它们的是新兴的官绅地主。这个阶层在官员以外还包括很多获得科举功名的人其人数是相当多的。这一阶层中富有资财的人不只广有土地而且作生意开当铺放高利贷。这是商品生产和货币经济展的产物但它们在依附于封建势力的情况下反而得不到正常的展。 明代朝廷有皇庄直接占有大量土地。这跟它直接派宦官收取商税矿税及大量征储金银一样暴露了末世朝廷对财富的贪婪、追求。皇族和勋贵的庄田以及皇族的禄米也是数量巨大成为当时社会经济和国家财政的毒瘤。清代朝廷对此有所觉察想解决这个问题。它虽然也有皇庄而远比明代要少。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清廷以东北为禁区大大阻碍了地方经济的展。明初资本主义已有萌芽明中叶后出现较多。清初以后有所展。 但这个芽始终不能茁壮成长没有足够的力量把已经衰老的封建制度突破。从对外关系上说隋、唐、宋、元都居于主动的地位明清时期的对外关系显然逆转了。明初已有倭寇登陆。明廷在沿海设置卫所进行防御。明中叶以后倭寇在东南沿海骚扰为南直、浙、闽各地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破坏。明清之际西方资本主义已在兴起而中国的封建制依然老态蹒跚专政者对于世界形势一无所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家在十六世纪初已经东来进行殖民活动并侵及中国领土。此后沙俄、英、美继来对中国的野心日益扩大。明初郑和下西洋和清初对沙俄的侵略进行了反击这是对外关系上的大事但从总的形势来看中国的处境日益被动。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日益陷入沉重的灾难。 自一八四○年到一九四九年是中国史上的近代是由封建时代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也是中国各族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时代。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前是这个时代的前期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自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之后是这个时代的后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经历了清朝晚期及民国初年近八十年的时间。在这个时期里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并残酷地统治了中国中国社会经济生了重大的变化较封建社会时代的情况复杂了。社会经济的主要成份除封建地主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继续存在外出现了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又包括帝国主义资本、官僚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三个部分。帝国主义经济势力在中国社会生活中起着支配的作用封建经济则占有显著的优势地位二者并互相勾结在一起。官僚买办资本是帝国主义经济的附庸并跟封建剥削关系紧密相联结。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十分微弱没有成为一个能独立的经济体系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占重要地位而且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都有这样那样的联系。在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下中国农村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破坏商品生产展了但农业生产和农民的经济生活却越来越陷入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漩涡。这些情况表现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的主要特点。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激烈变化阶级关系也生新的变化。外国资产阶级侵入中国后成了中国社会生活里面一种统治力量操纵控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各个方面。他们不仅扶植和支持封建地主阶级使其成为他们统治中国的支柱而且造成了为其侵略需要服务的买办阶级。在封建地主阶级内部新起的军阀官僚地主在外国资产阶级的支持下代替了原来的官绅地主占支配地位。军阀官僚地主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而且一般都还兼有早期官僚资本家的身分具有浓厚的买办性。他们在地主阶级政权中握有实权成为举足轻重的势力。这也是地主阶级政权买办化的重要表现。农民阶级主要包括自耕农、佃农和雇农约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七八十。在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压迫剥削下农民日益贫困破产出现了自耕农减少、佃农增加的趋势。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这个时期新产生的两个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为其经济地位所决定是一个带有两重性的阶级一方面有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性一方面又存在了对革命敌人的妥协性。无产阶级是最伟大、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它还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还是作为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参加革命。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形态和阶级关系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根本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各族人民为了反对国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进行了不懈的艰苦斗争但没有找到解放的道路没有取得最后的胜利。自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后无产阶级力量壮大起来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中国革命的面目焕然一新。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的民主革命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跨进了社会主义的新时代。 多民族的统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是经过一个漫长过程的。我们的祖国曾经出现过各种形式的多民族的统一也曾经有过多次的分裂但在分裂中也还是有统一。我们经历过的统一有单一民族内部的统一、多民族内部的统一和多民族的统一后者又包含区域性的多民族的统一和社会主义的全国性的多民族的统一。 单一民族的内部统一主要是由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展而来。有时一个民族遭到重大的挫折分散了后来重新组合形成这个民族内部新的统一。匈奴族原来是一些部落部落与部落间的关系是不稳定的。《史记·匈奴列传》说它：“自淳维以至头曼千有余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后来头曼单于和冒顿单于在位的时候有血缘关系的许多部落连合起来形成了匈奴内部的统一。松赞干布时的吐蕃、阿保机时的契丹、成吉思汗时的蒙古都有一个统一民族内部的过程都是由分散的许多部落统一起来形成较高展阶段的民族共同体。努尔哈赤时的女真是在金亡后女真各部分散的情况下把海西女真和建州女真的各部重新组合起来形成了女真内部新的统一。汉族是一个民族混合体。它的祖先也必然经历过由部落展起来的过程但已难于详考。有的学者设想传说中的夏禹治水必须有许多部落参加可能在这时形成了夏民族而为汉族来源之一。但这毕竟还是设想尚无从证实。 多民族的统一比起单一民族的内部统一可以说是较高的展阶段。 说是多民族当然不限于一个民族但在多民族中往往要有一个主体民族。战国七雄都是地区性的多民族的统一体它们都各有自己的主体民族而分别与东方诸夷、西方诸戎、北方诸狄、南方诸蛮以及其它民族统一起来。三国时期的魏、蜀、吴也都是地区性的多民族的统一它们都以汉族为主体而分别与本地区的少数民族统一起来。南北朝时期南朝和北朝我们习惯上认为它们是汉人的朝廷和鲜卑人的朝廷实际上它们都是地区性的统一的多民族朝廷。南朝的主体民族是汉族北朝尽管鲜卑人当权但这个地区的主体民族仍然是汉族。秦汉、隋唐、元、明、清等时期都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全国性的多民族的统一。元代的最高统治者是蒙古贵族清代的最高统治者是满洲贵族但汉族人民在这两个时期仍然是社会生产力的主要承担者元、清的政权实质上也是蒙古贵族、满洲贵族跟汉族地主阶级联合统治的政权。 社会主义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历史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继承而在本质上跟历史上的统一又有根本的区别。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家是消灭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是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 从历史的展上看这四种民族统一的形式是按着程序前进一步高于一步。先是有若干单一的民族内部统一的出现如夏、商、周等族的最初形成。然后有地区性的多民族的统一如战国七雄。然后有全国性多民族的统一如秦、汉、隋、唐、元、明、清。然后有社会主义的全国性多民族的统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在全国性多民族统一的展过程中也出现过分裂。秦汉以后出现了魏、蜀、吴的割据。经过西晋暂短的统一又有五胡十六国之乱及南北朝的分立。在唐与元之间又有辽、夏、金与宋的对峙。但每经历一次曲折统一的规模就更为盛大元比隋唐还要恢廓。在曲折过程中出现的地方政权就全国来说是割据政权。从它们本身来说也自有其历史性的意义。在这些政权的统治范围内由于先进生产力的影响和统治者谋生存的需要往往会出现生产力状况的改善。自三国至南宋时期中国经济重心的逐步南移是其显明的例证。地区经济在一定程度上的改善为后来统一局面再度形成后提供了生产展的一些条件。同时地方政权往往也能根据本地区的特殊情况创造和积累了处理国家事务方面的经验。隋唐的官制、军制和田制就有不少是继承北朝长期实行的制度。从历史的某一片断来看确切不止一次地有分裂状态的存在但从历史展的全貌来看全国性的多民族统一才是主流。 汉族和各民族地区幅员之广大自然条件的差异生产状况的不齐如果得到适当的协调则可转化为展生产的有利条件。但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因自然经济占支配地位交通运输很不达交换经济只起社会经济的辅助作用各民族地区间的物资交流基本上停滞于潜在的阶段不能很好地挥作用从而加强民族间的团结。但盐铁的贩运茶马、皮毛、药材的交易植棉、纺织的推广河防、水利跟工程和道路的兴修还是多民族的统一为社会经济带来的进步。在经济制度上各民族的展是不平衡的。在中原地区汉民族的形成和封建所有制的形成基本上可以说是同步前进的。在这时候匈奴还处于奴隶制阶段西南夷还处在氏族社会末期。两千多年过去了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我们还有封建所有制奴隶主所有制、原始共产的残余以及民族资本主义和买办资本主义所有这些都是多民族在经济制度方面的表现。但无论如何各少数民族在社会经济展道路上都以不同的度向汉族靠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族人民分别通过不同的形式向社会主义迈进。 在思想上统一的想法起源甚早。《诗经·小雅·北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所谓“天下”究竟是指多大的地方无从稽考但总是诗人心目中很广大的地方。他这两句诗表明了他的天下统一的思想。可能由于诗人对王权崇拜至极难免有相当多的夸大。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1。南宫适说：“禹稷躬稼而有天下”2。这所谓“天下”意味着极为广大的地区的统一。战国时期变乱日亟人心思治。有人问孟子说：“天下乌乎定？”孟子说：“定于一。”孟子的话比孔子的话要更明白些他说的是七国的统一。在战国时期以后成书的《禹贡》描画了九州山川物产。《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称引邹衍大九州之说每一大州有九州共八十一州。中国为赤县神州是八十一州之一。中国还有九州即如《禹贡》所说的九州。《禹贡》和邹衍以九州说中国都是指中国说的但都还属于地理概念与孟子所谓“定于一”者不同。到了秦始皇刻石颂秦功德把破灭六国的统一看作空前的大业。汉初公羊学派借助经典把大一统的学说涂上神圣的光彩。此后历代皇朝都拿统一的规模作为当时政治成就的最高目标。 在分裂的年代里割据势力往往把自己说成是皇朝的正统把统一作为奋斗的方向。三国时期魏地处中原把自己说成是汉朝的继续要恢复全国的统一。蜀以自己姓刘说自己是汉室宗亲要恢复汉家的旧业。南北朝时期北朝说南朝是“岛夷”南朝说北朝是“索虏”。他们都自居为中国要灭掉对方统一全国。辽、宋、金的相峙时期这三个朝廷也都自命为中国的主人都设想由自己统治全中国。 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水平和长期积累下来的政治威望对少数民族是有吸引力的。这可能在形成倾向统一的新的因素上起一定作用。《资治通鉴》卷一零四晋孝武帝太元七年记载：秦王坚锐意欲取江东阳平公融谏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自古穷兵极武未有不亡者。且国家本戎狄也正朔会不归人。江东虽微弱仅存然中华正统天意必不绝之。” 胡三省注：会要也。言天要中国正朔相传不归夷狄也。 陈垣《通鉴胡注表微》引《通鉴》和胡注并加按语说：正朔不归夷狄乃当时一般公论不独苻融言之。刘聪卒时太子粲即位靳准执而杀之谓安定胡嵩曰：“自古无胡人为天子者。今以传国玺付汝还如晋家。”此一事也。姚弋仲有子四十二人常戒诸子曰：“自古以来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汝便归晋竭尽臣节无为不义。”此又一事也。呜乎！晋泽实浅何由得此。更可以杨盛1见《论语·季氏》。 2见《论语·宪问》。 父子之事观之。《宋书·氐胡传》：“晋安帝以杨盛为仇池公永初三年封武都王以长子玄为世子。武都王虽为蕃臣犹奉义熙之号子玄乃改奉元嘉正朔。初盛谓玄曰：吾年已老当为晋臣汝&1t;//pgn>善事宋帝。”故玄奉焉。然则盛之心无所分晋宋也特以其为中华正统所在而已。如必为晋则裕之篡盛当兴师讨逆否亦当抗颜独立胡为委顺如此此皆足与苻融之言相印证者。1999ooo41_oo95_o这里所举的事例足以说明在少数民族中至少有一部分人抱有上述心理这对于促进统一是有好处的。 在多民族统一的历史展过程中民族之间有和好有争吵。和好有聘问、朝贡、封赐、和亲、交易、民间的各种往来。争吵有时展为战争。因此就有人问民族关系史是以民族友好为主流还是以民族斗争为主流？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须作一些分析。第一友好和斗争都不是绝对的。有的时候斗争是手段友好是目的。有的时候友好是手段斗争是目的。有时在个别事件、个别地区有争吵但不一定就破坏民族间的友好。第二在历史记载中对于民族友好的记载往往不象记载民族纠纷、特别是民族战争那样引人注目。民族纠纷特别是民族战争即使是暂时性的、自性的也可以改变人们对于长期友好的印象。廓清历史上所笼罩的一些迷雾揭示出历史的真实面貌是须下一些苦功的。现在根据我们所接触的材料看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民族关系是曲折的。但总的说来友好关系越来越展。无论在时间的继续性上在关系到的地区上在牵涉到的方面上都是这样。清代的统治者对少数民族一手拉一手打。但清代各族人民在反清、反封建斗争中的联合声势极为浩大。辛亥革命以后各族人民的联合更为显著。通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大大增强了民族间的亲密友好。这是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主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很大的展。在历史上民族之间曾生过这样那样不愉快的事情这基本上是由反动统治阶级和历史条件的局限所造成的。我们抚今追昔应该特别珍重历史的主流。 对我国在历史上的各方面的贡献各族人民都有份但我们研究得很不够。对于汉族是这样对于少数民族更是这样。比如火药、罗盘、造纸、印刷等四大明是应该大书特书的。这在有关的历史书里也都写了但对于它们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对于人类文化展上所起的作用却很少认真地写。至于它们后来在西方各国的展为什么会过中国这个问题似乎是还没有认真地研究。又比如对祖国国土的开我国各族人民都有他们各自的功劳但往往对少数民族在这方面的贡献我们注意得不够。范文澜同志说得好：“依据历史记载共同开中国的各民族一般说来汉族最先开了黄河流域的陕甘及中原地区东夷族最先开了沿海地区苗族、瑶族最先开了长江、珠江和闽江流域藏族最先开了青海、西藏彝族和西南各族最先开了西南地区东胡族最先开了东北地区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纥、蒙古各族先后开了蒙古地区回族和西北各族最先开了西北各区黎族最先开了海南岛高山族最先开了台湾。所以按照汉族今天居住地区看来似乎中国领土上的极大部分都是汉族所开的其实其中不少地区最先开者却是已经消失了的和现实存在并展的许多民族。事理很显然中国之所以成为疆域仅次于苏联人口在全世界各国中居第一位历史悠久延续不绝在全世界各国中也居第一位的伟大国家先必须承认这是构成中华民族的各族男女劳动人民长期共同创造的成果”1。 我国少数民族在历史上有不少特出的贡献。举例来说：完善的铁器的制造和风箱的使用是开始出现于有关南方民族的记录上。《荀子·议兵篇》说“楚人宛巨铁鉇惨如蜂虿”。《史记·范睢传》记秦昭王的话说：“吾斗楚铁剑利而倡优拙。”这是战国末年的事楚就是属于“荆蛮”的民族系统的。《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记吴人干将铸剑“使童女童男三百人鼓橐装炭金铁刀濡逐以成剑阳曰干将、阴曰莫邪。”橐就是冶铁用的风箱干将、莫邪是古传说中很有名的两把利剑。这是春秋末年的事吴也是属于“蛮夷”的民族系统的。又如棉花和棉布是我们长期以来的主要的衣服材料。棉的种植和织纺主要从南方海岛上和新疆居住的少数民族推广的。《尚书·禹贡》篇说扬州“岛夷卉服厥篚织贝。”扬州是指淮河以南以至南海之间的广大地区。贝就是吉贝、劫贝、古贝的省称这原是印度以至马来半岛、中南半岛等地对于棉的共同使用的名称后来广东、福建也使用这个名称。织贝就是用棉作成的织品。《禹贡》是一篇后起的书但写成的时期总也在战国末年。据此可见南方海岛上居住的少数民族用棉之早。后来又有新疆产的棉经过很长的时间才逐渐传布到全中国代替了往日以丝麻作主要服装材料的地位。又如中国的建筑术梁思成在《我国伟大的建筑传统与遗产》一文的结尾盛赞北京城是“世界绝无仅有的建筑杰作的一个整体”“不但在全世界中古时代所没有即在现在用最进步的都市计划理论配合仍然是保持着最有利条件的。”应该指出来最初设计这个伟大杰作的工程师正是一个回回人他的名字叫作也黑迭儿丁。这是陈垣先生在好多年以前在《元西域人华化考》里已经考实了的。近年以来北京市的建设生了很大变化但昔日的北京城在建筑史上的成就还是要肯定的。民族友好的历史展和多民族统一的展不一定是同步的展。但到了今天这二者是同步前进的。 “一”和“多”是辩证的统一。“一”存在于“多”中。“多”好了“一”就会更好。反过来说“多”要团结为“一”“多”才可以使“一”更有力量。历史上的统治者对“一”的重视大大过了“多”他们不懂得也不可能懂得限制了“多”的展也就必然限制了“一”的展。只有今天才可能有这样科学的认识。我们知道每一个指头都各有用处但把指头团结成拳头作用就会更大。 撰写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还是要把汉族的历史写好因为汉族是主体民族。同时也要把各民族的历史适当地作出安排这是我们必须尽量克服的难点。这个工作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我们现在作这个工作还只是初步的尝试希望能得到有关方面的支持和教益使这项工作能得到不断地完善和提高。 1见范文澜：《中华民族的展》《学习》三卷1期。 第二章历史展的地理条件第一节地理条件与历史展中国史学家的有关撰述一定的历史活动总要在一定的地域上展开。历史的展是离不开地理条件的。过去中国史学家从很早的时候起就有关于这方面的撰述。 物产的地域特点及其对人们的影响这是中国历代史学家所一向注意的并从而产生经济区域的看法。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夫山西饶材、竹、谷、、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薑、桂、金、锡、连、丹沙、犀、瑇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此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1t;//pgn>这是把汉朝的统治地方分为四个大的经济区域。山西地区即关中地区；山东地区即崤山或华山以东直至沿海的广大地区；江南地区即长江以南直至沿海的广大地区；龙门（在今山西省河津县西北）、碣石（在今河北省昌黎县北）以北地区即今山西北部至河北北部一线以北直到汉朝北境的广大地区。从司马迁的这段话来看他的经济区域的观念是明确的他对经济区域的划分主要是从地理条件来考虑的。 司马迁对一些地区的记载着重记载地理条件的状况、生产的状况以及经济生活的状况和社会风俗的表现、不同地区在这些方面的相异或相同之处。在这些记载中几乎所有有关地理条件的因素如地形、土壤、气候、森林、矿藏以及江、河、湖、海之利与水陆交通状况等等都涉及到了。司马迁以地理条件、生产状况划分经济区域的思想是明确的。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司马迁先提出山西、山东、江南、龙门与碣石以北四个经济区域这一总的观念之后接着又重点论述了关中、三河、燕赵、齐鲁、越楚等地的自然状况和社会状况。这可见他关于经济区域的观念是有全局思想的。惟其如此他才能一方面认识到各地之所出“皆中国人民所喜好”一方面又认识到各经济区域在展上的种种差别。 司马迁的这种思想受到后来许多史学家的重视对它加以继承和展。 班固《汉书·地理志》在详载全国郡县建置、户口多寡后于其篇末备言各地地理、生产、风俗等状况比《史记·货殖列传》所记更加丰富。西晋史学家司马彪称赞说：“《汉书·地理志》记天下郡县本末及山川奇异风俗所由至矣。”1杜佑《通典·州郡典》各篇亦多特标《风俗》一目略述各地地理条件及其影响下的当地经济生活和社会习俗。经济区域的观念及其在史书上的体现已成为我国史学上的一个优良传统。 在人口和地理的关系上过去中国史学家也有一些认识这可说是人口地理思想的萌芽。 司马迁已经注意到地理条件跟人口分布的关系。他说：三河地区因居“天下之中”又是历代君主建都的地方所以“土地狭小民人众”；三河北1《后汉书·郡国志》一。 部的中山是“地薄人众”；上谷至辽东“地踔远人民希”；齐地因其优越的地理条件和“宽缓阔达”的社会风俗而吸引了很多人“其中具五民”；邹、鲁一带也是因为“颇有桑麻之业”故亦“地小人众”。他讲关中人口和地理的关系比较具体：关中之地占当时全国三分之一而人口不过当时全国十分之三。他还注意到有的地区人民“好稼穑”有的地区则“业多贾”1。这些涉及到对人口分布的密度和人口部门构成的朦胧认识。司马迁还看到关于人口与它的土地面积比较起来不算是多的但创造出来的财富却很多以至占了全国财富的十分之六；而中山这个地方人虽然多但地理条件不好社会风气也不好没有创造出多少财富来。这跟后来以户口增减来衡量社会经济是否展的论点有很大的不同。 自《汉书·地理志》以后在《二十四史》中有地志者计十六家“正史”或称《地理志》或称《郡国志》、《州郡志》、《地形志》。它们或记人口的分布或记人口的迁徙都是以人口与地理相结合的情况着眼的这是在封建社会劳动力与土地相结合在史书上的反映但也可作为我们考察历史问题的参考。 从地理条件看政治上的兴亡得失是过去中国一些史学家感到兴趣的也是过去一些政治家、思想家所感兴趣的。汉初刘邦打算建都洛阳。娄敬建议都长安。他的理由是：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1999ooo41_o1o2_o娄敬这段话讲得很精采也很形象他分析关中的地理条件的优势把经济、军事、政治几个方面都考虑到了。刘邦征求群臣的意见“群臣皆山东人争言周王数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周（按：洛阳为东周之都）。”刘邦疑而不能决及至张良也说应都长安他才下了决心“即日车驾西都关中”。司马迁很生动地记述了这件事认为娄敬“脱輓辂一说建万世之安”评价是很高的。所谓“建万世之安”当然是夸大之辞。但直至唐代中叶杜佑仍然认为关中的地理条件对于政治上的巩固和统一是很重要的。他指出：“雍州之地厥田上上鄠杜之饶号称陆海四塞为固秦氏资之遂平海内。”这是从历史上来看。同时他针对唐初有关迁都的议论强调说：夫临制万国尤惜大势秦川是天下之上腴关中为海内之雄地巨唐受命本在于兹若居之则势大而威远舍之则势小而威近恐人心因斯而摇矣非止于危乱者哉！诚系兴衰何可轻议。2999ooo41_o1o2_1&1t;//pgn>司马迁和杜佑的看法说明在汉唐时期关中的地理条件对这两个盛大的皇朝的政治统治是很重要的。李吉甫也赞同司马迁和杜佑的看法他根据《史记》所记认为：“汉祖入关诸将争走金帛之府惟萧何收秦图书高祖所以知山川阨塞户口虚实。厥后受命汜水定都洛阳留侯演委辂之谋田肎贺入关之策事关兴替理切安危举斯而言断可识矣。”他申明自己撰写《元和郡县图志》的目的是要“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势胜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他甚至认为：中唐以来“成当今之务1以上均见《史记·货殖列传》。 树将来之势则莫若版图地理之为切也。”1把地理条件和人们对地理条件的认识和利用看作是“事关兴替理切安危”的问题是这位政治家和历史、地理学者的政治经历和学术研究所达到的一个共同的结论。 都城是历代皇朝政治统治的中心；都城的地理条件历来受到更多的重视此即所谓“卜都定鼎计及万世必相天下之势而厚集之”2。上文所述地理条件跟政治统治的关系有些就是和都城相关联的。刘知几主张：“凡为国史者宜各撰都邑志列于舆服之上。”3这说明他对于都城在国史编纂内容上的重视。不过刘知几主要还是从政治统治的历史经验提出这个问题的没有着重于地理条件的考察。唐末昭宗时国子博士朱朴曾上书言当世事并从地理条件的得失提出迁都的建议认为：古王者不常厥居皆观天地兴衰随时制事。关中隋家所都我实因之凡三百岁文物资货奢侈僭伪皆极焉；广&1t;//pgn>明巨盗陷覆宫阙局署帑藏里閈井肆所存十二比幸石门、华阴十二之中又亡八九高祖、太宗之制荡然矣。夫襄、邓之西夷漫数百里其东汉舆、凤林为之关南菊潭环屈而流属于汉西有上洛重山之险北有白崖联络乃形胜之地沃衍之墟。若广浚漕渠运天下之财可使大集。自古中兴之君去已衰之势就未王而王。今南阳汉光武虽起而未王也。臣视山河壮丽处多故都已盛而衰难以兴已；江南土薄水浅人心嚣浮轻巧不可以都；河北土厚水深人心强愎狠戾不可以都。惟襄、邓实惟中原人心质良去秦咫尺而有上洛为之限永远夷狄侵轶之虞此建都之极选也。1999ooo41_o1o4_o朱朴的建议没有被唐昭宗采纳。这时的唐皇朝已岌岌可危非迁都之举可以挽回颓势足见朱朴在政治上是很迂阔的。但是他的这些议论透露出由于地理条件的变化关中地区已逐渐失去了经济上的优势；由于社会的动乱、政治的腐败长安已不再具有盛唐气象。这跟中唐时期杜佑、李吉甫对长安的看法已有很大的不同。朱朴建议中的这一点启示是不应忽视的。而他的“观天地兴衰随时制事”的见解也还包含着辩证的因素不可完全视为迂阔之见。郑樵在《通志·都邑略·序》里引证了朱朴的迁都议认为：“其论‘去已衰之势就未王而王’则前此或未有之及矣。”这也是赞成他的“随时制事”的主张。 《通志·都邑略·序》可以认为是从地理条件考察“建邦设都”跟政治统治关系的佳作他是从全国的地理形势和以往的历史经验出对地理条件与“建邦设都”的关系和政治上兴亡得失的关系作总的考察。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在新的历史条件（包括地理条件和政治条件）下长安、洛阳、建业所谓“三都”已不是理想的建都所在；（二）北宋建都于汴京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这跟“靖康之难”有直接的关系；（三）他在这篇序论的末尾还提出南宋建都临安是不妥当的应采唐人朱朴之议移都南阳。郑樵的这些论点和其他一些看法并不是都很中肯的如他把“靖康之难”都归结到北宋定都汴京这一点上就是极为片面的。但他从总的地理条件和历代“建邦设都”的历史中试图总结一些带有普遍性的认识的这一意向是很难得的。他所得到的某些具体结论如“中原无事则居河之南中原多事则居江之南”、“自开辟以来皆河南建都”等对于我们从地理条件方面探讨历史上“建邦1《元和郡县图志·序》。 2徐元文：《历代宅京记》序。 3《史通·书志》。 设都”的客观规律也是很有启性的。明清之际顾炎武撰《历代宅京记》就历代建都之制备载其城郭宫室、都邑寺观及建置年月等史实其总序部分亦多述前人论议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辑录都城历史资料的专书有相当高的文献价值。 过去中国史学家一方面认为地理条件跟政治上的兴亡得失有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也认为地理条件的作用不是孤立的、绝对的。贾谊的《过秦论》是一篇著名的史论它表明了对地理的及其它物质的条件的作用不能作绝对的理解。他指陈了秦占有各方面的优势包括地理条件在内但历史展的结果却是秦亡汉兴。这是为什么？他写道：“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贾谊的论点在后来的史学家中也多有之。这可见过去中国史学家对于地区条件作用的看法是有相当辩证的因素的。 过去中国史学家关于地理条件跟历史展的关系的撰述是很丰富的还有一个传统的特点这就是重视它的社会作用。在这方面顾炎武所编《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顾祖禹所著《读史方舆纪要》是其中最有成就的两部代表作。 《天下郡国利病书》是作者自明末崇祯十二年（1639年）起。用了二十多年的功夫编纂而成的。作者写这部书时是处在历史的重大转折时期他在序言中讲到了他编纂的目的：崇祯己卯秋闱被摈退而读书。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于是历览二十一史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有得即录共成四十余帙。一为舆地之记一为利病之书。 他说的“舆地之记”是指的《肇域志》。他说的“利病之书”即系《天下郡国利病书》。作者所处的历史环境和他所坚守的“文须有益于天下”的主张1使他的“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的心情带有强烈的时代感。他穷究于地理而着眼在“利病”正集中地反映了他为经世致用而编纂此书的目的。 作为讲地理的书《天下郡国利病书》在编次上反映出作者对地理条件认识的三个层次：一全书卷叙“舆地山川总论”。这是对全国地理条件的概述是全书的总纲。它从地脉（山脉分布）、形胜（地形特点）、风土（气候差别）和百川考（水系源流）等四个方面勾勒出全国地理面貌及其特点所用文字不多但轮廓却很清晰。二全书以绝大部分篇幅分别论述了北直、江南、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广、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以及东北、北部和西北边疆的地理情况；论述过程中先内地而后边疆并专立“边备”、“河套”、“西域”三个卷目表明作者对边疆地理的重视。三书末扼要论述了中国跟有关国家的地理关系、贸易关系以及一些国家的地理状况反映了作者所具有的开阔的视野。这三个层次反映了作者在认识地理条件的问题上注意到全局和部分、内地和边疆、中国和外国这几个方面的关系。这是他在见识上过前人的地方。《天下郡国利病书》记各地的自然环境、政区划分、经济状况和戍守形势等而以记述各地经济状况为主因而在地理书中独具特色。它记述经济状况的方面很宽广包含漕渠、仓廒、粮额、马政、草场、盐政、屯田、水1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九《文须有益于天下》条：“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 利、赋税、徭役、户口、方物等等其中又以记述土地、赋役、水利最多。关于土地它涉及到土地的分配制度、占有和使用情况土地兼并的展以及因自然条件的变化而引起的土地变化和农田建设等等。全书除对各地屯田兴废得失有较多的论述外还记述了不同地区在区田、丈地、清田方面的种种情况1记述江南地区沙田、洲田的情况以及荒田、勋田、僧田等情况2。关于赋役作者一方面注意于全国各地的赋役情况另一方面则尤瞩目于江南的赋役之重。他重视《大学衍义补》的说法：“韩愈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郡又居两浙十九也。”3又引证王象恒《东南赋役独重疏》之说：“人止知江南钱粮之多欠而不知江南止完及七、八分已与宇内之重者相等矣；江南止及六、五分已与他处完轻者相等矣。”1顾炎武在《日知录》里提出“苏松二府田赋之重”2的论点当是他研究了明代全国赋役情况特别是江南赋役情况后得到的结论。此外作者引证各方面材料披露：明代一条鞭法在有的地区“屡行屡止致使忠实良民田鬻大半户口尚高经年累岁独当各样重差无息肩之日苦累不可胜言”3；在另一些地区已经到了“祖宗划一之规、易简之政果终不可复哉果终不可复哉”的地步了4。关于水利作者征引大量历史文献及前人的有关言论对全国各地水利事业均有记载有的着重胪列历代水利有的着重分析一方水利现状还有关于这方面的奏议、调查、记事。值得注意的是跟作者重视江南的赋役状况一样他也十分重视江南的水利状况故于江南水利论述尤多。这反映了明朝时期江南在地理条件上的特点和社会经济上的地位。 《天下郡国利病书》在篇幅上以江南、北直、山东、陕西为最多浙江、广东、四川、湖广次之福建、云南、山西、河南、江西又次之广西、贵州最少。这固然有作者在材料纂辑上的原因但也大致反映了明代各地区在全国经济、政治中的地位的不同。这跟唐中叶以前人们讲地理、论食货必推关中的情况相比已不可同年而语。 《天下郡国利病书》虽以辑录前人论述成编但于选材、标目、编次之中亦足以窥见作者开阔的视野、深刻的政治见解和经世致用的编纂目的；它虽是一部地理书但却蕴含着编纂者的丰富的经济、政治思想。 比《天下郡国利病书》稍晚的《读史方舆纪要》是顾祖禹以二十年功夫撰成的一部地理名著。全书一百三十卷附《舆图要览》四卷文字浩繁结构严谨。《读史方舆纪要》的正文主要包含三个部分：一是“历代州域形势”。这是有关自上古直至元、明的行政区划及其沿革是历史地理部分。二是分叙全国各地方舆。这是以明代行政建置为次第论述两京及十三布政使司所辖范围的地理形势：含序论概述分论各府、州、县、长官司的山川形势和城、镇、营、寨、堡、关、隘、桥、驿等军事设施。这是政治、军1参见《天下郡国利病书》江南一一、河南三、湖广五。 2参见《天下郡国利病书》江南一三。 3《天下郡国利病书》江南三。 1《天下郡国利病书》江南六。 2《日知录》卷一○。 3《天下郡国利病书》山东五。 4《天下郡国利病书》河南四。 事地理部分。三是总叙全国山川分布。这是辑录前人著作中有关文献资料编纂而成是自然地理部分。附录《舆图要览》有地图数十幅图前有序图后有表；其中“九边图”和《黄河图说》、《海运图说》、《漕运图说》等也反映出作者对于军事的重视。 《读史方舆纪要》是一部以地理为基础、以阐明军事上的成败为主要内容、以总结政治兴亡为目的的巨著。作者为各地方舆所撰的序论最能反映出作者在这方面的造诣和旨趣。顾祖禹论江南方舆说：“以东南之形势而能与天下相权衡者江南而已。”1论河南方舆说：“河南古所称四战二地也。当取天下之日河南在所必争；及天下既定而守在河南则岌岌焉有必亡之势矣。”2论浙江方舆说：“浙江之形势尽在江淮；江淮不立浙江未可一日保也。”1这是用几句话就概括了不同地区的地理形势的轻重、得失从中可以看到作者的功力和见解之深。 顾祖禹在论述各地方舆时注意到结合社会历史的多种因素来评价它们的地位尤其显示出作者杰出的政治见解和军事思想。例如他论山东方舆说：山东之于京师犬牙相错也。语其形胜则不及雍、梁之险阻；语其封域则不及荆、扬之旷衍。然而能为京师患者莫如山东。何者？积貯天下之大命也。漕渠中贯于山东江淮四百万粟皆取道焉。2999ooo41_o11o_1这是从漕运与京师的关系来看待山东地理位置的重要。 作者论四川方舆则认为：四川非坐守之地也。以四川而争天下上之足以王次之足以霸恃其险而坐守之则必至于亡。3999ooo41_o11o_2这是强调险不足恃和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所以作者感叹地说：“夫恃其险而坐守之以至于亡又岂惟蜀为然哉！” 在讲到陕西方舆时作者指出：陕西据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者也。是故以陕西而难虽微必大虽弱必强虽不能为天下雄亦必浸淫横决酿成天下之大祸。..蒲洪、姚苌之时可以用关中矣而其人非也；诸葛武候之才足以用关中矣而其时非也；张浚之时可以用关中浚之识亦知关中为可用而其才非也。4999ooo41_o11o_3&1t;//pgn>这是一方面讲了关中地理形势的重要一方面又讲了这种地理形势要挥作用是跟一定的时机、人的行为和才能有密切的关系。 在讲到湖广方舆时作者写道：湖广之形胜在武昌乎？在襄阳乎？抑在荆州乎？曰：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1999ooo41_o111_o作者一一分析了这三种不同结论的根据。由此可以看出作者在考察某地地理条件时能够紧紧把握住局部和全局的关系并按照不同的层次来评价它们之间的关系。 以上这些都显示了顾祖禹的渊博和卓识。 《读史方舆纪要》历来受到人们很高的评价。人们称赞它“辨星土则列山川之源流详建设则志邑里之新旧至于明形势以示控制之机宜纪盛衰1《读史方舆纪要·江南方舆纪要序》。 2《读史方舆纪要·河南方舆纪要序》。 1《读史方舆纪要·浙江方舆纪要序》。 以表政事之得失其词简其事核其文著其旨长藏之约而用之博鉴远洞微忧深虑广诚古今之龟鉴治平之药石也。有志于用世者皆不可以无此篇”2。说它“不征奇不探异网罗放失于古今成败利钝之际三致意焉”3。认为“非具上下纵横之识而悠然有所会者亦何有于是书”4而其特点则在于详论“山川险易古今用兵战守攻取之宜兴亡得失成败之迹”5。这些评论大多还是比较中肯的。 孟德斯鸠和黑格尔的有关论点西方学者对于地理条件跟历史展的关系这一问题也有不少的论述。 近代欧洲的学者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大大地向前展了从而具有系统的理论的形式。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etontesquieu1689—1755）在其所著《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提出土壤的性质和地形的特点直接影响着国家的政体和法律的形式。他认为：一个国家土地优良就自然地产生依赖性。乡村的人是人民的主要部分；他们不很关心他们的自由；他们很忙只是注意他们自己的私事。..因此土地肥沃的国家常常是“单人统治的政体”土地不太肥沃的国家常常是“数人统治的政体”；这有时就补救了天然的缺陷。 因此他得出结论说：山地、平原、近海三种地形会产生三种不同的政体即“居住在山地的人坚决主张要平民政治平原上的人则要求由一些上层人物领导的政体；近海的人则希望一种由二者混合的政体”。在孟德斯鸠看来居住在不同地形上的居民在保卫自由的能力和追求自由的热情上有很大的差别进而造成了他们对政体选择的不同要求。 孟德斯鸠还认为土地腴瘠的不同对于人们性格的形成、精神的熏陶也会造成很大的差别。他说：“土地贫瘠使人勤奋、俭朴、耐劳、勇敢和适宜于战争；土地所不给予的东西他们不得不以人力去获得。土地膏腴使人因生活宽裕而柔弱、怠惰、贪生怕死。”他还认为气候的不同会影响到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面貌和命运：气候比较好的地区容易受到别的民族的侵扰如“波斯、土耳其、俄罗斯和波兰的最温暖的地区曾受到大小鞑靼人的蹂躏”；而“由于中国的气候人们自然地倾向于奴隶性的服从”等等。1孟德斯鸠从论证“法律和土壤的性质的关系”出广泛地探讨了地形、气候、土壤跟社会展的关系。他在探讨中所得到的一些具体的结论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甚至是极其荒谬的。他把民族的精神的形成和国家的政体的形式统通归结为地形、气候、土壤等地理条件显然是片面的。由于孟德斯鸠没有较多地从物质生产方面来认识地理条件的作用所以尽管他的这些理论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对后世也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即片面夸大地理条件在社会展中的作用。 2《读史方舆纪要》吴兴祚序。 3《读史方舆纪要》熊开元序。 4重刻《读史方舆纪要》黄冕跋。 5《读史方舆纪要》魏禧序。 1以上参见张雁深译：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第279—283页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版。在孟德斯鸠后的一个多世纪德国大思想家黑格尔（gewi1he1mfriedrichhege1177o—1831）从历史哲学的高度精辟地阐述了地理条件在人类历史展中的重要作用。他在他的名著《历史哲学》中明确地提出了“历史的地理基础”这个概念他这样写道：助成民族精神的产生的那种自然的联系就是地理的基础；假如把自然的联系同道德“全体”的普遍性和道德全体的个别行动的个体比较起来那末自然的联系似乎是一种外在的东西；但是我们不得不把它看作是“精神”所从而&1t;//pgn>表演的场地它也就是一种主要的、而且必要的基础。..我们所注重的并不是要把各民族所占据的土地当作是一种外界的土地而是要知道这地方的自然类型和生长在这土地上的人民的类型和性格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个性格正就是各民族在世界历史上出现和生的方式和形式以及采取的地位。 这一段话可以看作是黑格尔关于“历史的地理基础”的总的看法。他把“地理的基础”也看作是他的“绝对精神”借以“表演的场地”但他却明确地指出了“地理的基础”跟“各民族在世界历史上出现和生的方式和形式以及采取的地位”有密切的联系。在这里黑格尔思想中的合理的内核是被他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包裹着的。 黑格尔认为由于气候条件的差别各个地区在世界历史上所挥的作用是极不相同的：有好些自然的环境必须永远排斥在世界历史的运动之外..在寒带和热带上找不到世界历史民族的地盘。因为..在极热和极寒的地带上人类不能够作自由的运动；这些地方的酷热和严寒使得“精神”不能够给它自己建筑一个世界。..历史的真正舞台所以便是温带当然是北温带因为地球在那儿形成了一个大陆正如希腊人所说有着一个广阔的胸膛。 这里黑格尔以全球的眼光来看待寒带、热带和温带在世界历史上的不同作用这在人类认识史上还是第一次。他把寒带和热带“永远排斥在世界历史的运动之外”的论点当然是不对的因为热带至少曾经是人类祖先活动的地方；但是黑格尔指出温带在人类历史展上具有比寒带和热带更大的优越性这一事实则是正确的。 黑格尔还认为地形条件的不同也影响着人民的生产、生活形式和性格的类型从而影响着各个民族在历史上生、展及其所处的地位。他认为人类历史的地理条件有三种特殊的差别：一是“干燥的高地同广阔的草地和平原”二是“平原流域——是巨川大江流过的地方”三是“和海相连的海岸区域”。处在第一种地理条件下的居民主要从事畜牧业他们“没有法律关系的存在”其特性是“好客和掠夺”。具有第二种地理条件的居民主要经营农业“在这些区域里生了伟大的王国并且开始筑起了大国的基础”在这里“土地所有权和各种法律关系便跟着生了——换句话说国家的根据和基础从这些法律关系开始有了成立的可能”。至于第三种地理条件黑格尔则特别予以赞扬他这样写道：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限的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他自己底无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土地上把他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边但是大海却挟着人类越了那些思想和行动的有限的圈子。航海的人都想获利然而他们所用的手段却是缘木求鱼因为他们是冒了生命财产的危险来求利的。因此他们所用的手段和他们所追求的目标恰巧相反。这一层关系使他们的营利、他们的职业有过营利和职业而成了勇敢的、高尚的事情。从事贸易必须要有&1t;//pgn>勇气智慧必须和勇敢结合在一起。..这种越土地限制、渡过大海的活动是亚细亚洲各国所没有的就算他们有更多壮丽的政治建筑就算他们自己也是以海为界——象中国便是一个例子。在他们看来海只是陆地的中断陆地的天限；他们和海不生积极的关系。 黑格尔进而指出这三种地理条件的典型分别是非洲、亚洲和欧洲。从这里可以看出黑格尔作为一个欧洲人他为欧洲拥有这样优越的地理条件感到自豪。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在这里特别提到了中国认为中国虽然也是“以海为界”但中国人却把海看作是“陆地的中断”和“陆地的天限”因而“和海不生积极的关系”。黑格尔的这个说法并不完全正确因为早在欧洲人进行远航之前中国人已经进行过伟大的航海事业只是因为中国那时的社会生产水平还没有达到使这种事业成为真正的需要而得继续展罢了。然而黑格尔所说的这三种地理条件所造成的非洲、亚洲和欧洲在历史展上的差别的确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在讲到海的时候黑格尔对地中海的存在和作用更有一种特殊的评价。他认为由于地中海的存在才使非洲、亚洲和欧洲这“组成旧世界的三大洲相互之间保持着一种本质上的关系形成一个总体”所以地中海“是世界历史的中心”。黑格尔是这样说的：地中海是地球上四分之三面积结合的因素也是世界历史的中心。号称历史上光芒的焦点的希腊便是在这里。在叙利亚则有耶路撒冷——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中心点。它的东南部则有麦加和麦地那乃是伊斯兰教徒信仰的摇篮&1t;//pgn>地。迤西则有特尔斐和雅典更西则有罗马还有亚历山大里亚和迦太基也在地中海上。所以地中海是旧世界的心脏因为它是旧世界成立的条件和赋予旧世界以生命的东西。没有地中海“世界历史”便无从设想了：那就好象罗马或者雅典没有了全市生活会集的“市场”一样。 黑格尔强调海对于人类社会的重要指出地中海在世界历史上的特殊作用诚然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是他由此得出结论说地中海“是世界历史的中心”“是旧世界的心脏”“是旧世界的中央和终极”等等这就过分夸大了地中海的存在和作用。黑格尔说的“旧世界”是跟被他称为“新世界”的美洲和澳洲相对而言的；他甚至认为“新世界里生的种种只是旧世界的一种回声”1。这位辩证法大师终于还是承认“终极”的存在从而使他关于地理条件和社会展关系的理论蒙上一层神秘的外衣使它无法摆脱“终极真理”的羁绊。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人们对于地理条件和人类社会展关系的看法其积极的方面在于它们在不同程度上肯定了自然的因素对社会展的影响这无疑是很有价值的。但是这些看法或者过分地夸大了地理条件的作用或者最终还是对地理条件作了唯心主义的解释。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尽管已经有了比较丰富的思想资料的积累但并没有达到对于这个问题的科学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出现才改变了这种局1以上引文见《历史哲学》第121—147页王造时译三联书店1956年12月第1版。面。它从五个方面阐述了地理条件和社会展的关系。 第一地理条件是人类历史生、展的前提之一。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而“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又必须有一定的“自然基础”；这个自然基础包括“人们自身的生理特性”和“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因此“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生的变更出”1。关于“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对于人类历史进程的意义我们将在本书第三章予以论述；这里着重就自然条件即地理条件之作为人类历史生、展的前提谈谈我们的认识。 从生产和劳动的观点来看地理条件乃是生产得以进行的原始条件是劳动存在的前提。关于这一点马克思作了精辟的分析。他说：生产的原始条件表现为自然前提即生产者生存的自然条件正如他的活的躯体一样尽管他再生产并展这种躯体但最初不是由他本身创造的而是他本身的前提；他本身的存在（肉体存在）是一种并非由他创造的自然前提。被他当作属于他所有的无机体来看待的这些生存的自然条件本身具有双重的性质：（1）是主体的自然（2）是客体的自然。2999ooo41_o118_1&1t;//pgn>这说明如果没有作为自然的人的存在没有作为人的生存的自然条件生产是不可能进行的；而如果没有生产也就没有人类的历史。马克思还说：“自然界一方面在这样的意义上给劳动提供生活资料即没有劳动加工的对象劳动就不能存在另一方面自然界也在更狭隘的意义上提供生活资料即提供工人本身的肉体生存所需的资料。”1这就是说不论是劳动的存在还是劳动者本身的生存都不能离开自然界。总之地理条件对于生产和劳动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前提从而也是人类历史生、展不可缺少的前提。 举例来说土地是地理条件中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对此早在马克思主义以前人们已经提出过一些看法；但只是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时候才把这些看法展为科学的见解。恩格斯指出：“土地没有人耕作仅仅是不毛之地而人的活动的要条件恰恰就是土地。”2这里恩格斯把人的活动的重要和土地的重要两种关系都讲到了。关于土地对于生产的重要性、对于社会展的重要性马克思作了详细的论述他写道：..土地是一切生产和一切生存的源泉并且它又是同农业结合着的而农业是一切多少固定的社会的最初的生产方式。 土地是一个大实验场是一个武库既提供劳动资料又提供劳动材料还提供共同体居住的地方即共同体的基础。&1t;//pgn>土地本身无论它的耕作、它的实际占有会有多大障碍也并不妨碍把它当作活的个体的无机自然当作他的工作场所当作主体的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生活资料。1999ooo41_o12o_o从马克思的这些论述来看土地是人类生产和生存的源泉是共同体得以建立的基础；离开了土地生产和生存不能维持共同体无法出现民族的形成、国家的建立也都成为不可想象的事情。土地跟人类生产和生活的这种密1《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4页。 1《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二卷第92页。2《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612页。 切关系有力地说明了地理条件是人类历史生、展的前提。 第二不同的地理条件影响着社会生产力的分布状况和展水平。上面讲到地理条件和社会展之一般的或普遍的关系这里涉及的是这种关系的具体的或特殊的表现形式。而这些具体的或特殊的表现形式在人类历史展的各个阶段上都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例如一定的地理条件曾经是原始居民的部落共同体即天然的共同体形成的前提。马克思在分析部落共同体同土地的关系时是这样讲的：..游牧总而言之流动是生存方式的最初的形式部落不是定居在一个固定的地方而是在哪里找到草场就在哪里放牧（人类不是天生定居的；只有在特别富饶的自然环境里人才有可能象猿猴那样栖息在某一棵树上否则总是象野兽那样到处游荡）所以部落共同体即天然的共同体并不是共同占有（暂时的）和利用土地的结果而是其前提。1这就是说有了丰盛的水草这样的地理条件才有部落共同体即天然的共同体的出现。这种情况从我国北方草原民族大多具有“逐水草而居”的历史看得十分清楚。 又如不同的地理条件形成了各地居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类型的不同从而促进了交换的展。地理条件的差别对定居下来的原始居民的生产和生活的影响是不一样的。马克思认为：“一旦人类终于定居下来这种原始共同体就将依种种外界的（气候的、地理的物理的等等）条件以及他们的特殊的自然习性（他们的部落性质）等等而或多或少地生变化。”2这种变化不仅表现在公社或部落成员对部落土地（即对于部落所定居的土地）之关系的种种不同形式上3而且还表现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类型的自然差别上。这是因为：不同的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因此它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这种自然的差别在公社互相接触时引起了产品的互相交换从而使这些产品逐渐变成商品4999ooo41_o121_3。 在马克思看来产品交换的生即产品逐渐变成商品的现象的生是由于不同地区的自然差别所造成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的不同的结果即由于地理条件不同所造成的生产分布不同和社会分工不同的结果。他在批评那种“把交换看作分工的基础”的论点时十分详尽地阐述了这个思想：亚当·斯密把交换看作分工的基础但是相反交换是（但不一定是）分工的结果。霍吉斯金正确地指出在一切国家和一切政治制度中都有职业划分即社会劳动的分工。这种分工最初存在于家庭中它是由于生理差别即性别和年龄的差别而自然产生的。个人的体质、肉体和精神方面的差别是这种分工的新原因。后来由于自然条件不同即由于土地肥力、水域和陆地、山区和平原的分布不同气候和地理位置、有用矿藏的不同以及土地的天然条件的特点不同又有了劳动工具的天然差别这种差别造成了不同部落之间的职业划分我们一般应在这些部落互相进行的交换中现产品向商品的最初转化。1999ooo41_o122_o这一段被马克思所引证并且也为他所赞成的论述表明：社会劳动的分工最初是由于劳动者的生理差别而产生的；而在比较展的阶段上这种分工则1《经济学手稿》（1857—18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六卷（上）第472页。2同上。 3《经济学手稿》（1857—18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六卷（上）第484页。是由于劳动者所处的地理条件的不同而引起的。从后者来看地理条件影响着社会生产力的分布状况是显而易见的。 再如在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展的阶段上地理条件的差异性以及由此而造成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温床；反之在地理条件的单调和自然产品的单调的地方一般地说生产力展要缓慢得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势必就步履蹒跚难得到来。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地理条件的关系马克思是这样说的：资本主义生产一旦成为前提在其他条件不变并且工作日保持一定长度的情况下剩余劳动量随劳动的自然条件特别是随土壤的肥力而变化。但绝不能反过来说最肥沃的土壤最适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人对自然的支配为前提。过于富饶的自然“使人离不开自然的手就象小孩子离不开引带一样”。它不能使人自身的展成为一种自然必然性。资本的祖国不是草木繁茂的热带而是温带。不是土壤的绝对肥力而是它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并且通过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促使他们自己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公式趋于多样化。社会地控制自然力以便经济地加以利用用人力兴建大规模的工程以便占有或驯服自然力——这种必要性在产业史上起着最有决定性的作用。1999ooo41_o123_o一般地说肥沃的土壤是有利于生产力的展的。但是最肥沃的土壤未必能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需要有相当展的商品生产作为前提的而商品生产只有在地理条件存在着差异性以及由此而来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的情况下只有在具备了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的情况下才可能有充分的展。如果在那些不具备这种条件的地方则可能造成产业史展的缓慢。从这个意义上说地理条件不仅影响着生产力展的水平甚至也影响着新的生产方式的产生。 由于不同的地理条件影响着社会生产力的分布状况和展水平因而人类历史的展也就具有不平衡性和多样性的特点。这个特点不论就世界范围来说还是就一个国家（尤其是那些地域辽阔的国家）来说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第三地理条件还影响着一些国家的政权的形式和政权的职能及其历史特点。马克思特别举出亚洲许多国家的历史来阐明上述论点他写道：在亚洲从很古的时候起一般说来只有三个政府部门：财政部门或对内进行掠夺的部门；军事部门或对外进行掠夺的部门；最后是公共工程部门。气候和土地条件特别是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地区直至最高的亚洲高原的一片广大的沙漠地带使利用渠道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无论在埃及和印度或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以及其他国家都是利用河水的泛滥来肥田利用河流的涨水来充注灌溉渠。节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这种要求在西方例如在弗兰德和意大利曾使私人企业家结成自愿的联合；但是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预。因此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这种用人工方法提高土地肥沃程度的设施靠中央政府办理中央政府如果忽略灌溉或排水这种设施立刻就荒废下去这就可以说明一件否则无法解释的事实即大片先前耕种得很好的地区现在都荒芜不毛例如巴尔米拉、彼特拉、也门&1t;//pgn>废墟以及埃及、波斯和印度斯坦的广大地区就是这样。同时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一次毁灭性的战争就能够使一个国家在几百年内人烟萧条并且使它失去自己的全部文明。1999ooo41_o125_o从这一段引文可以看出：马克思认为气候和土地条件引起对水利工程的需要这种需要又影响到政权的形式和职能这种政权的形式和职能的存在与否则影响到这一地区的国家的历史进程。在这里地理条件对国家政权形式及其职能的影响是通过经济的杠杆而生作用的。这是亚洲许多国家的地理条件和社会展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历史上历代皇朝都重视兴修水利工程的事实同样证明了马克思论断的正确。 第四地理条件对社会展的影响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变化。地理条件只有在直接地或间接地和生产联系起来时才可能显示出它对社会展的影响；如果离开了生产活动这种影响也就不复存在。质而言之地理条件对社会展的影响是通过它与生产相联系而实现的。因此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它跟地理条件相联系的状况会不断生变化地理条件对社会展的影响也会不断生变化。马克思指出：撇开社会生产的不同展程度不说劳动生产率是同自然条件相联系的。这些自然条件都可以归结为人本身的自然（如人种等等）和人的周围的自然。外界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鱼产丰富的水等等；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等。在文化初期&1t;//pgn>第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较高的展阶段第二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1999ooo41_o126_o马克思的这段话告诉我们：人类越是进步社会越是向前展作为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将日益失去它对社会展所具有的决定性的意义而作为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将日益增强它对社会展所具有的决定性的意义。这是因为只有在社会生产展较高的阶段上作为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才能更多地、更广泛地和生产相联系它们对生产的作用才能愈来愈多地被释放出来；反之在社会生产展较低的阶段上尽管作为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是早已存在的但由于生产水平的低下人们还不能够大量地、广泛地把生产跟这一部分自然富源结合起来而只能较多地利用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这说明不同的自然富源在相同的社会展阶段上其影响于社会展的作用是不同的；而相同的自然富源在不同的社会展阶段上其影响于社会展的作用也是不同的。因此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地理条件对社会展之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以及这种影响所挥的作用是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越来越显著、越来越增强的。马克思在讲到近代劳动生产力和自然条件的关系时是这样说的：如果把不同的人的天然特性和他们的生产技能上的区别撇开不谈那末劳动生产力主要应取决于：（1）劳动的自然条件如土地的肥沃程度、矿山的丰富程度等等；（2）劳动的社会力量的日益改进这种改进是由以下&1t;//pgn>各种因素引起的即大规模的生产资本的集中劳动的联合分工机器生产方法的改良化学及其他自然因素的应用靠利用交通和运输工具而达到的时间和空间的缩短以及其他各种明科学就是靠这些明来驱使自然力为劳动服务并且劳动的社会性质或协作性质也是由于这些明而得展起来。1999ooo41_o127_o这里所说的（1）指的是自然条件本身；所说的（2）指的是生产的规模、分工的展、机器的明、生产方法的改进和对于种种自然因素的应用及各种科学明等等。可见劳动生产力的展和社会的进步一方面要取决于自然条件一方面也取决于人们对“自然因素的应用”即“驱使自然力为劳动服务”的能力和水平。换言之人们应用自然因素的能力愈强、水平愈高则地理条件对劳动生产力展所挥的作用就愈大。本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在生产上的应用所带来的生产力的空前展证明马克思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第五人类在利用地理条件中也不断改变着地理条件并获得对于地理条件的新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确认地理条件对社会展的影响但并不认为作为社会的人在地理条件面前是被动的和消极的因而并不认为自然主义的历史观是正确的。恩格斯在批评自然主义的历史观时写道：自然主义的历史观..是片面的它认为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在决定人的历史展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1t;//pgn>条件。日尔曼民族移入时期的德意志“自然界”现在只剩下很少很少了。地球的表面、气候、植物界、动物界以及人类本身都不断地变化而且这一切都是由于人的活动可是德意志自然界在这个时期中没有人的干预而生的变化实在是微乎其微的。1999ooo41_o128_o恩格斯的上述论点是非常重要的。先他指出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这个事实从而说明人在自然界面前并不是消极的和被动的。同时他又指出了历史时期人类活动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要比未经人的干预而生的自然界的变化大得多从而说明人反作用于自然界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我们认为只有既承认地理条件对社会展的影响又承认社会的人也反作用于地理条件、可以改变地理条件才是坚持了地理条件与社会展之间关系的辩证法则才能够同自然主义的历史观划清界限。如上文所述马克思一方面指出地理条件的差异性和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对于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意义一方面又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人对自然的支配为前提是坚持这种辩证法则的典范。 应当特别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强调“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这个论点并不只是着眼于这种反作用所带来的客观环境的变化而且十分重视这种反作用及其后果在人们的认识上的意义。恩格斯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在山南坡砍光了在北坡被十分细心地保护的松林他们没有料到这样一来他们把他们区域里的高山畜牧业的基础给摧毁了；他们更没有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而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在欧洲传播栽种马铃薯的人并不知道他们也把瘰疬症和多粉的块根一起传播过来了。因此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象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事实上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或比较远的影响。特别从本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就愈来愈能够认识到因而也学会支配至少是我们最普通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但是这种事情生愈多人们愈会重新地不仅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愈不可能存在了这种观点是从古典古代崩溃以后在欧洲生并在基督教中得到最大展的。”1人类对于因自身活动而改变自然界所带来的积极结果与消极结果的自觉认识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这不仅是因为“需要经过几千年的劳动才稍微学会估计我们生产行动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2更重要的是因为这种认识的获得对于人类重新审查、调整自身活动与自然界的关系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即正确运用自然规律。恩格斯所说的“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是大量地存在着的。恩格斯的这些话写于一百年前然而一个世纪以来不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各地人们都还没有能够免除自然界的这种“报复”可见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个需要人们不断探索、不断实践、不断提出新的认识的问题。 总之马克思主义认为地理条件是经济关系的一部分因而也是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之一。一八九四年一月恩格斯在致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讲到“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时明确指出：“..包括在经济关系中的还有这些关系赖以展的地理基础和事实上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展阶段的残余（这些残余往往只是由于传统或惰力才继续保存下来）当然还有围绕着这一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1恩格斯把经济关系“赖以展的地理基础”也作为经济关系的一部分看待这就把地理条件与生产的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它和生产关系的关系都全面概括了。后来斯大林也指出：“‘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这一概念所包括的先是社会所处的自然环境即地理环境因为地理环境是社会物质生活必要的和经常的条件之一它当然影响到社会的展。”1斯大林说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跟上文所引恩格斯说的“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一致的。他们把地理条件作为“经济关系”体系或“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体系的一环来看待的论点对于我们认识地理条件和人类社会历史展的关系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最后我们认为有必要指出普列汉诺夫在关于地理条件和社会展关系之认识上的错误。普列汉诺夫的早期著作在阐释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关于地理条件对社会展的作用和意义他也作过一些精采的论述这主要见于他撰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展》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两书。但是普列汉诺夫的有关论述却导致了下列一些错误的结论如：“总之地理环境的特性决定着生产力的展而生产力的展则决定着经济的、以及随着经济之后的其他一切社会关系的展。”“现在我们知道生产力的展归根到底决定着一切社会关系的展而决定生产力的展的则是地理环境的性质。”2“归根结底这个制度（指社会制度—1《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17—518页。 2《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18页。 1《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斯大林文选》（1934—1952）上册第193页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版。 2《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第28、29页张仲实译三联书店1961年7月第1版。引文中的着重号是—引者）是由地理环境的属性决定的”3。这样的结论无疑是把地理环境看作是决定社会展的最终的决定因素了这显然是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相违背的。诚如斯大林所说：地理环境影响到社会的展表现在它能够“加或延缓社会展进程”但是这种影响“并不是决定的影响”；“地理环境不可能成为社会展的主要的原因决定的原因因为在几万年间几乎保持不变的现象决不能成为在几百年间就生根本变化的现象展的主要原因。”1斯大林的论点概括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这个问题上的主要见解应当受到足够的重视。 马克思主义关于地理条件和社会展关系的理论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同于任何唯心主义历史观和自然主义历史观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第一次科学地阐明了人类历史展的地理基础这个古老的、同时又具有现实意义的重大课题。这个理论是我们正确认识世界历史进程的指导方针之一也是我们正确认识中国历史进程的指导方针之一。第二节中国地理条件的特点及其与中国历史展的关系中国地理条件的概貌和特点中国幅员辽阔。国境北起漠河附近的黑龙江心南至南沙群岛的曾母暗沙西起帕米尔高原东至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汇合的地方。总面积约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之一。陆地边界长达二万余公里东邻朝鲜北邻蒙古人民共和国东北和西北邻苏联西和西南邻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锡金和不丹南邻缅甸、老挝和越南。大陆海岸线长达一万八千余公里隔海与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及文莱等国家和地区遥遥相望。 全国有很多山脉主要是在西部。其中由西向东延伸的山脉有阿尔泰山脉、天山山脉、昆仑山脉、祁连山脉、喀喇昆仑山脉、冈底斯山脉、喜马拉雅山脉、阴山山脉、秦岭山脉和南岭山脉；由北向南延伸的山脉有横断山脉是由大雪山、怒山和高黎贡山等东西并列的山构成的。在国境东部另有由东北向西南延伸的山脉。其西侧有大兴安岭山脉、太行山脉、巫山、武陵山、大娄山、雪峰山等。其东侧有长白山、辽东丘陵、山东丘陵和闽浙丘陵。以上这些山脉构成了全国地形的基本骨架。 就海拔高度的显著变化说由西向东全国地形可分为三级阶梯。青藏高原以昆仑山脉北支和祁连山脉为北缘以喀喇昆仑山脉、喜马拉雅山脉、横断山脉为西缘和南缘是世界上最高大的高原有“世界屋脊”之称平均海拔在四千米以上。喜马拉雅山的珠穆朗玛峰位于中国和尼泊尔边界线上海拔八千八百四十八点一三米是世界第一高峰。高原东北部的柴达木盆地稍为低平海拔也近三千米。这是最高的一级阶梯。青藏高原的北面和东面下降到海拔大多为一千米至二千米的高原和盆地。其中有云贵高原有的。 3《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展》第195页博古译三联书店1961年6月第1版。1《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斯大林文选》（1934—1952）上册第191页人民出版社1962年8月第1版。 原有在甘肃中部东部、宁夏回族自治区东南部、陕西省北部、山西全省和河南省西部的黄土高原有内蒙古高原有四川盆地、有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这是第二级阶梯。在大兴安岭以至雪峰一线以东是海拔一千米以下的丘陵至二百米以下的平原。东北、华北、长江中下游三大平原都在这里。沿海平原多在海拔五十米以下。这是第三级阶梯。 全国的河流也多是由西向东最后流入太平洋。主要的河流如长江、黄河、黑龙江、珠江、松花江、辽河、海河和淮河大部都向东流。也有向南流的如雅鲁藏布江、怒江分别经由印度、孟加拉、缅甸流入印度洋；澜沧江、元江分别经由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流入太平洋。有向北流的如额尔齐斯河是流入北冰洋。以上都是外流河。还有不能流入海洋的内陆河流有塔里木河、柴达木河、疏勒河等。 长江是我国最长的河流长达六千三百八十公里流域面积一百八十万平方公里。其次是黄河长达五千五百○一公里1流域面积七十五万多平方公里。再次是黑龙江流经国境内和中、苏边境的长度是二千九百六十五公里流域面积占东北的大部分地区。塔里木河流长二千一百七十九公里但由于支流不多流域面积只有一十九万八千平方公里。珠江以西江的上游南盘江为正源流长二千一百二十九公里流域面积四十二万五千七百平方公里。松花江流长一千八百四十公里而流域面积却有五十四万五千六百平方公里。雅鲁藏布江在国境内的流域面积和海河的流域面积都在二十万平方公里以上。 全国各地分布着大大小小的湖泊而以长江中下游平原和藏北高原分布最密。较大的湖泊有鄱阳湖面积有三千九百七十六平方公里；洞庭湖面积有三千九百一十五平方公里；洪泽湖面积有三千七百八十平方公里；太湖面积有二千二百多平方公里。这些都是有名的淡水湖。还有咸水湖主要有青海湖面积有四千四百多平方公里；罗布泊面积有二千五百多平方公里。它们的面积和形状都不稳定。在中、苏边界上的兴凯湖面积有四千三百八十平方公里分属于中、苏两国是一个淡水湖。 中国大陆的东面和南面都是大海。在东面最北的是渤海。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南北对峙成为渤海的天然门户。渤海之南是黄海长江口以南是东海台湾海峡以南是南海。渤海是中国的内海其他三个海都是太平洋的边缘海。在大海中罗列着五千多个岛屿总面积约八万平方公里其中有一半在东海。台湾是我国最大的岛面积三万五千七百平方公里。其次是海南岛面积三万四千多平方公里。再次是位于长江口的崇明岛面积一千零八十三平方公里。此外位于渤海门户的庙岛群岛、钱塘江口外的舟山群岛、台湾海峡的彭湖列岛都相当著名。南海中的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是最南端的岛屿。南海诸群岛都是由数目不等的岛屿、沙洲、暗礁、暗沙所组成。在绵长曲折的中国海岸线上有不少地方可供营建成优良的海港。 由于大洋和大陆之间在热力上的差异而造成的季风气候的显著加上土地的辽阔、地形的复杂中国各地的气温和雨量相差很大而气候类型多种多样。在夏季全国气温普遍较高。七月份平均气温在黑龙江是二十摄氏11985年8月24日国家有关方面公布的测量长度见《人民日报·海外版》1986年5月24日。度以上在拉萨市是十五度在杭州市是二十八度。在冬季黑龙江最北平均气温在零下三十摄氏度左右而海南岛则高达十五摄氏度以上。正当北方千里冰封的时候南方却是气候温煦。同是一个盆地盆地内部的气温与边缘不同。同是一个山脉迎风坡的气温与背风坡也不同。在垂直自然带特别明显的高峻大山如喜马拉雅山的南麓随着海拔的升降气温和自然景象都有很大的差别低处是温暖湿润的常绿阔叶林林带而最高处则是终年积雪的冰雪带。 土地的辽阔地形的复杂气候的差异以及有关的地区各种不同的自然特点都使中国的自然资源极为丰富多样。肥沃的平原地区盛产小麦、水稻、玉米、粟、高粱等粮食作物和棉、麻、油料、糖料等经济作物。在广大山区除生产粮食外还出产茶叶、茶油、桐油、蚕丝、白蜡和药材。内蒙、新疆、青海和西藏等省和自治区有大面积的草原生长着丰茂的牧草畜牧着大量的牛羊马驼。森林主要集中在东北、西南及福建省和台湾省东部林型复杂树种繁多单是乔木就有二千八百多种有较高经济价值的用材树近一千种。全国各地的野生动物鸟类约有一千一百五十种兽类约四百多种爬行两栖类约四百二十余种其中有不少珍禽异兽。水力资源丰富据初步估计河流的年总流量达二万七千多亿立方米。各主要河流又都有通航之利。储量极为丰富的煤、石油、铁遍及全国各地。铜、铝、钨、锑、钼、锡、锰、铅、锌、汞等矿产以及油页岩、磷、硫磺、菱镁矿、盐、石膏等分布也很广泛。 中国的地域范围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在这个地域范围内的地理条件及其变化对中国历史的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地理条件的复杂性和经济展的不平衡性中国地域辽阔经济文化展很不平衡造成这种情况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而地理条件的复杂性是主要原因之一。 在久远的年代黄河流域为我国历史谱写了丰富的、瑰丽的篇章成为中华民族的摇篮。它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是我国经济、文化最达的地区。这些都和那时黄河流域的地理条件有密切的关系。考古资料表明我国远古时期文化达的地区是黄河流域西起陇山、东迄泰山这一广大平原地区它与渭河下游、黄河中下游之间以及济水的上中游相连的东西一线。这是仰诏文化遗址和龙山文化遗址分布最稠密的地区也是夏、商、西周三个王朝先后兴起和立国的地区。在全国范围之内远古遗存能够与文献记载的史迹相衔接当推这一地区。这决不是偶然的。从始见于文字记载的黄土高原的面貌来看从西周到汉代黄土高原上原隰相望大体上到处呈现一片平整的面貌由草原、森林和农作物组成的植被相当丰茂说它是郁郁葱葱、到处显现出一派山青水秀的旖旎风光是并不过分的。始见于文字记载的黄土高原不仅有湖泊有的湖泊还相当大在全国的湖泊中也未见得有任何逊色。黄土高原虽然相当高亢却也有较为低下的平原黄河的一些支流支津的中下游还有相当开阔的河谷。那个时期的湖泊许多就散布在这些平原上或开阔的河谷中著名的湖泊有焦获、杨纡和昭余祁。就是高亢的山地上也并非没有湖泊加弦蒲薮就与杨纡、昭余祁齐名。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表明春秋以前黄河泛滥、决口和改道的种种事故是很少见的。黄河流域中下游和河济之间植被丰富森林茂盛气候温暖而湿润土质疏松、肥沃宜于耕种是当时农业最展的地区。这样的地理条件比起当时周围邻近的其他地区要优越得多因而这一地区的经济展和文化展都处于领先地位。1上面说的这种情况从公元前一世纪汉武帝时成书的《史记》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盛赞关中的地理条件及其富庶的情况他说：“关中自■、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是全国财富最集中的地方。黄河下游的齐、鲁一带虽比不上关中但也是比较富庶的：“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邹、鲁一带也“颇有桑麻之业”。总之当时的黄河中下游地区都是膏壤千里气候温润宜于桑麻。与此相对照的是当时的淮河以南及广大的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远不如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经济、文化展程度之高。在司马迁笔下西楚“地薄寡于积聚”；东楚“其俗类徐、僮”也比较落后；南楚“其俗大类西楚”而“江南卑湿丈夫早夭”更造成了劳动人手的不足。总之“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以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和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两相比可以看出在西汉和西汉以前这两大水系所流经的地区在经济展上很不平衡即北方优于南方的趋势异常明显。这与它们当时的地理条件是密切相关的。当然我们不能因此认为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的地理条件不好；但我们至少可以认为当时的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的地理条件也有其优越于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之处这应当是没有疑问的。这种情况只是由于后来地理条件本身的演变和种种社会条件的变化才有所改变。改变的结果并不是二者趋于平衡而是新的不平衡代替了旧的不平衡即长江流域的经济、文化的展过了黄河流域的经济、文化的展。宋代以后的大量的历史资料反映了这个历史性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在很长的时期里人们在研究和说明一些历史问题的时候或者是忽略了地理条件的因素或者是把我们今天所处的地理条件同历史上的地理条件混同起来这就可能造成片面性。近年来关于古代黄河流域中下游地理条件的研究在这方面给予我们很多的启示。 地理条件的复杂性所造成的经济、文化展不平衡的现象当然不限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这两大水系的差别；这种不平衡的现象在所有地形、土壤、气候、物产等不相同的地区都是存在的。同时这种不平衡现象不仅表现为经济、文化展的总的趋势的差别也表现为各地区在生产部门上展的差别。这后一种差别从积极的方面来看正是促进各地区、各生产部门加强联系的物质因素。在汉代关中平原人民“好稼穑殖五谷”以农业为主；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天水、陇西一带“畜牧为天下饶”；燕地“而民雕捍少虑有鱼盐枣栗之饶”；吴郡“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等等1各不相同。显然这种生产部门上展的差别也是和地理条件分不开的。1参见：史念海：《由地理的原因试探远古时期黄河流域文化最为达的原因》载《历史地理》第三辑；史念海、曹尔琴、朱士光《黄土高原森林与草原的变迁》第174—178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3月版。1《史记·货殖列传》。 具体说来生产部门展的差别是与一定的地理条件所能提供的产品分不开的在生产力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尤其是这样。司马迁给我们提供了认识这个问题的很生动的历史资料：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桔；淮北、常山以南河济之间千树萩；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1999ooo41_o14o_o这里说的陆地泽中水居山居以及安邑燕、秦蜀、汉、江陵淮北、常山以南河、济之间陈、夏齐、鲁渭川靠近大城市的上好土地等等主要是着重指出了地理条件的不同。人们只能根据自身所处的地理条件从事生产和组织生产其产品自然也因地理条件的差别而有所不同。地理条件的复杂性之影响于经济、文化展不平衡性还间接地从各地区城市分布状况反映出来。城市本身并不是地理条件的组成部分但是它的出现以及它们在各地区的分布状况却不能离开一定的地理条件。古代东方的城市多具有军事堡垒的性质中国也是如此。所谓“城为保民为之也”2“城者所以自守也”3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样的城先是军事上和政治上的需要但也不能完全脱离经济上的支持。随着城市的增多城市人口的进一步聚集日益增长的对手工业和商业的需要城市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就逐渐显得突出了。司马迁论西汉社会经济对于都城长安和邯郸、洛阳临菑、陶、睢阳、江陵、寿春、合肥、番禺、南阳等城市作为一方都会的作用是很重视的1。而《汉书·地理志》记全国各县治所除备载其建置沿革、户口多寡亦注重记其山川形势、物产所出可见城市的兴建和展是和一定的地理条件有关系的。从宏观方面来看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主要密集于西起今云南境内澜沧江与四川境内岷江以东、北至黄河河套与滦河以南的广大地区即黄河流域中下游、长江流域中下游和珠江水系所流经的区域2。历史上城市分布的这种状况自然有多方面原因而这一地区的良好的地理条件无疑是重要的原因之一。要之城市的展和分布的不平衡性是经济、文化展不平衡性的一个表现；人们要认识或改变这种不平衡性都不能不认真考察各种地理条件因素。 地理条件之局部的独立性和整体的统一性及其与历史上政治统治的关系中国历史上很早就产生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和“定于一”的大一统思想3但政治上统一局面的出现、展和巩固却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国争霸和群雄兼并出现了秦、汉皇朝的统一的政治局面；而秦、汉统一后却又出现了分裂割据的政治局面。隋、唐皇朝的统一有过于秦、汉但隋、唐之后再一次出现了分裂割据的局面；不过分裂并没有长期存在最后是元、明、清三朝的统一。造成2《谷梁传》隐公七年。 3《墨子·七患》。 1参见《史记·货殖列传》。 2参见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附图21三联书店1983年12月第1版。3《诗经·小雅·北山》及《孟子·梁惠王》。 这种历史现象的原因固然有种种而中国地理条件之局部的独立性和整体的统一性的特点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先从地理条件之局部的独立性来看。由于中国地域辽阔极容易形成一些地理条件较好的天然区域这些区域的土壤、气候和物产可以造成若干个并立的经济、政治中心。在古代交通不便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形势正是各地封建势力分疆割据的有利的客观条件1。汉初刘濞为的叛乱固有其政治上的原因“然其居国以铜盐故百姓无赋”“即山铸钱煮海水为盐诱天下亡人”2这种地理条件所造成的物质力量无疑也是重要的原因。诸葛亮在东汉末年预见到三国鼎立的政治局面也是充分考虑到江东“国险而民附”、“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3这些地理条件的。中唐以后藩镇割据日甚一日这与安史之乱后中央集权的衰弱有很大的关系但因地理条件而造成的各地经济、政治展的相对独立性仍然是一个基本的原因。中唐时期的政治家、史学家杜佑论天下形势说：巴蜀之地“土肥沃无凶岁山重复四塞险固王政微缺跋扈先起”；青州“古齐号称强国凭负山海擅利盐铁。太公用之而富人管仲资之而兴霸”；扬州“江淮滨海地非形势得之与失未必轻重故不暇先争。然长淮、大江皆可拒守闽越遐阻僻在一隅凭山负海难以德抚”；荆楚之地“风俗略同扬州杂以蛮獠率多劲悍。南朝鼎立皆为重镇。然兵强财富地逼势危称兵跋扈无代不有”1。杜佑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从地理条件和历史经验来说明政治统治的不安定的原因见解是很深刻的。在历史上持续了近千年的分封制和郡县制的争论也同地理条件与政治统治局面的关系相关联着。从主张郡县制的人来说他们反对分封制就包含了从地理条件上考虑问题的因素。西汉贾谊主张“众建诸侯而少其力”认为“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2。这句话明显地考虑到封国地域范围的广狭及其所可能提供的物质条件与封建割据的关系。唐人李百药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行分封制使“天下五服之内尽封诸侯；王畿千乘之间俱为采地”势必要造成“纪纲弛紊”的局面3。柳宗元认为周代“裂土田而瓜分之”而周王“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是其衰微丧亡的主要原因4。他们也是把地理条件作为立论的根据之一。至于南北朝的对峙五代、十国的割据以至宋、辽、西夏和宋、金的并立都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出现的不可作完全等同的看待但地理条件的因素却是一个重要的物质因素。 再从地理条件之整体的统一性来看。我们认识中国地理条件对历史上政治统治的影响仅仅从地理条件之局部的独立性来看仅仅认识到这种独立性对于造成历史上的分裂割据政治局面有很大的关系还是很不够的。我们还应该考察中国地理条件之整体的统一性考察这种统一性与历史上政治统治的关系这同样是很重要的。中国地理条件由于天然特点而自成一个自1参见邓拓：《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第56页三联书店1979年4月第2版。2《史记·吴王刘濞列传》。 3《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1分别见《通典·州郡典》六、一○、一二、一三。 2《新书·藩强》。 3《全唐文》卷一四三。 4《柳河东集》卷三。 然地区。这个自然地区的环境是：北有大漠西和西南是高山东与南滨海；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水系所流经的地区是地理条件最好的地区。在这个自然地区里任何局部地区的特点、局部地区与局部地区之间的差异及其产生的种种社会结果一般地说都不能不受到这个整体所具有的统一性的约束。中国地理条件的这个特点在更大的程度上影响着历史上政治形势的展。这个影响至少表现在：第一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历史上的重大的政治活动具有明显的内向性这是因为一则四出受阻一则为大河流域的先进的经济、文化所吸引。汉唐而下有所谓“丝绸之路”；唐宋以降航海事业也有展：但这对历史上政治局面一般不产生多大的影响。中国封建社会从秦朝开始“制天下为四十郡其地则西临洮而北沙漠东萦南带皆临大海”1至元朝“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2直到后来的明、清两代其政治统一的局面都是对这一地域范围的继承和展。这种政治活动的内向性从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史的展也看得十分清楚。第二如马克思所说亚洲的大河流域需要有中央集权的政府来执行公共工程的职能。在中国历史上从传说中的统治人物开始直到历代封建朝廷都与执行这种公共工程的职能相关联。水利事业的达和封建专制的强化这两种表面看来完全不同的历史现象实际上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内在联系。徐光启《农政全书·水利·总论》引《荒政要览》说：“水利之在天下犹人之血气然一息之不通则四体非复为有矣”1。这是用形象的比喻说明了这种联系。我们从《二十四史》有关名史的《沟洫志》、《河渠志》、《食货志》以及《地理志》关于水利事业的记载中可以大致看出这种公共工程的职能在机构设施、具体措置和社会效益方面的反映。由此可见中国地理条件之整体的统一性影响于历史上政治形势的展它有维系国家统一的一面。在中国历史上虽然不只一次地出现过分裂割据状态但统一毕竟是主要的趋势这与中国地理条件的特点有极大的关系。 中国地理条件之局部的独立性和整体的统一性及其对历史上政治统治的影响在具体的表现上是很复杂的。如割据政权的建立必须具备一定的地理条件即必须有地方上的经济条件作基础。而不同时间或不同地区建立的割据政权在利用地区经济条件方面的情况是有差别的甚至有很大的不同一种情况是开一种情况是滥用。从总的方面来看南方的割据政权大多注意于开北方的割据政权则滥用多于开。这是因为：第一北方的割据大多表现为政治上的混乱、纷争极容易造成对自然富源的滥用；南方的割据比之于北方的混乱和纷争来说显然要安定一些因而有可能对自然富源作合理的开。第二由于北方开较早北方割据政权可以滥用这些已经开出来的经济成果；南方开较晚南方割据政权为了求得生存和展不得不更多地致力于开。从东晋、南朝和十六国、北朝的割据还有南宋和金的割据大致可以看出这种差别。再如统一政权的建立和巩固与地理条件的关系也有两种情况。一是夺取和占据地理条件较好的地区作为统治全国的基础如汉、唐都以占据关中地区作为统一全国的第一步。二是统一皇朝的中心所在地并不是丰腴的地区但由于能够比较好地控制了重要1《通典·州郡典》一。 2《元史·地理志》一。 1《农政全书》卷一二引文出自俞汝为《荒政要览》四《平日修备之要》。的运输渠道从而掌握了必要的生活资源和生产资源因而也能使统一得以存在和展如唐代后期尤其是元、明、清三朝即是。 地理条件影响到历史上政治统治局面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还有待于作进一步的研究。 地理条件与民族、民族关系地理条件与民族的形成、民族间的差别和交往也有密切的关系。 中国史学家很早就重视记载各个民族的历史这在本卷第一章已有论述。他们也注意到地理条件与民族展的关系。杜佑在《通典》中就谈论到这个问题他说：“覆载之内日月所临华夏居土中生物受气正其人性和而才惠其地产厚而类繁。所以诞生圣贤继施法教随时拯弊因物利用三五以降代有其人。君臣长幼之序立五常十伦之教备孝慈生焉恩爱笃焉主威张而下安权不分而法一生人大贵实在于斯”。至于少数民族地区则是“其地偏其气梗不生圣哲、莫华旧风、诰训之所不可礼义之所不及外而不内疏而不戚”1。杜佑在这里提出的有些论点是不足取的、但反映了史学家试图从地理条件的差别上去说明汉族社会展和少数民族社会展所以有很大不同的原因。 从今天的观点来看由于我国许多少数民族基本分布在全国的周边地区因而与主要聚居在长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汉族相比在气候条件、土壤条件和地理环境的其他许多方面有很大的不同；同时北方少数民族和南方少数民族在地理条件上的差别显得更为突出。一般地说汉族居住的地区宜于农业；北方民族居住的地区气温低多草原、沙漠宜于牧业。南方民族居住的地区多高山、丘陵气温较高宜于农业。这对于各个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可见民族特点的形成和各民族间的差别是同地理条件之不同有关的。例如北方民族因交通便利容易走向联合社会展的进程也比较快这与他们从事集体的游牧活动、具有勇敢的精神有关。南方民族往往局促于山地交通不便极不利于联系和融合。这是南方民族虽然在民族数量上过北方民族但在社会展上却落后于北方民族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由此也可以说明这样一个历史现象：北方民族曾经一次又一次地进入中原地区而南方民族却很少有过类似的活动。从民族文化来看北方民族与南方民族的展也不相同。 中国的地理条件哺育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几十个民族这些民族各有特点因而产生了相互间的差别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这样的地理条件也维系着中华民族中各个民族间的联系如同它维系着历史上长时期的政治统一局面一样经久而不衰。这是因为：第一汉族聚居的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由于其地理条件的优越生产的展始终处于领先的地位并在物质上、生产技术上和文化方面影响着周边的少数民族地区因而形成了一种自然的凝聚力。这种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凝聚力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第二在东、南濒海北有沙漠西和西南有高山的地理条件下周边少数民族向内地展比向外展要容易得多因而产生了一种自然的内向性。这种自然的内向性与上述自然的凝聚力的结合成为维系中华民族各族1《通典·边防典·序》。 间的联系的纽带。正因为如此两千多年来在中国民族关系史上尽管有时候互相攻伐兵戎相见有时候“和亲”通好会盟、互市各族间的关系歹一阵好一阵但总的趋势是相互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越来越不可分离。 地理条件的变化及其对社会的影响整个自然界在不断地运动和变化人类生活于其中的地理条件也在不断地运动和变化。地理条件影响着社会历史的展地理条件的变化也影响着社会历史展过程中的某些变化。从中国历史上看由于地理条件的变化（当然也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引起经济、文化上的变化的情况是值得人们注意的。对于这一现象的研究和认识不仅具有理论的意义而且还有现实的意义。这一现象的具体表现是：（一）河流变迁对历史进程的影响。黄河和长江是我国最重要的两大河流它们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历史的展。历史时期它们的变迁尤其是黄河的变迁是很显著的因而受到人们的重视。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这同它的河患一样均为世人所瞩目。如果对黄河流域作宏观的考察就会现：黄河的安流和河患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历史的展变化。根据各方面的考察资料证明：历史时期黄河决溢虽甚频繁但经分析研究核实而论却也有前后两个长期相对安流的时期。前一个时期为商周至秦代后一个时期则为东汉初年至唐代后期前后合计将近两千年或者还要过之。频繁的河患也可分为两个时期其一是两个长期相对安流时期的中间时期即由西汉初年到东汉初年其二则是由唐代后期到解放以前。这两个时期合计不过一千五百年。所谓黄河河患主要是指黄河中游的侵蚀、侧蚀、下切和黄河下游的堆积以及由此引起的陵、原、川、谷的变化和城乡的兴废而其症结则在于河水挟带泥沙随处淤积。黄河泥沙的淤积虽然远在地质时期即已有之但决不如历史时期这样严重。这里除了自然的原因即黄河流经土质松疏的黄土高原外还有人为的原因即历史时期以来由于农田的扩大道路的开辟居民点以及城池的增加与修建使天然植被遭到严重破坏从而大大加了黄河流域的侵蚀和堆积以致造成频繁的河患。黄河流域原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产丝地区直到北宋长江下游蚕桑事业有了很大的展几乎有过黄河流域的趋势但黄河流域到底还保持着一定的水平。然而北宋以后这种情况即生剧变。因为金朝在破辽灭宋后使女真人大量内迁广占土地。这些人不娴于农桑因而尽量伐取桑枣作为薪柴出卖。这在当时是一种普遍情形朝廷派人到各地巡察、禁止也无济于事。这不仅直接影响了黄河流域的蚕桑事业的继续展致使金朝统治者因丝、绢来源匮乏而惊慌而且也破坏了黄河流域的植被后果自然是严重的1。类似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并不是绝无仅有的。从这些方面来看两宋以后黄河流域在经济展上的地位逐渐被长江流域所代替除了别的原因之外黄河流域结束了第二个安流时期而开始了第二个河患时期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1参见史念海：《河山集》二集第36o—362页三联书店1981年5月第1版；《河山集》第253—279页三联书店1963年9月第1版。 （二）沙漠变迁对历史的影响。我国北部和西北部现在有大片的沙漠存在。治沙成为现实生活中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然而在历史时期这些被沙丘覆盖的土地并非原来都是这样。例如在今内蒙古和宁夏两自治区之间的乌兰布和沙漠原是西汉朔方郡辖地。那时它是一个繁荣富庶的农垦区而现在却是一片茫茫的流沙横亘在阴山南麓直到贺兰山下。这些流沙掩埋了古代的河道、湖泊、城池、村落、墓群唯其如此它也就展示了这一地区曾经存在过的一段繁荣富庶的历史。关于乌兰布和流沙起源的问题从自然原因来着是黄河改道所致；从人为的作用来看是农垦的废置造成表土破坏覆沙飞扬终于使这一地区变成了猖狂肆虐的大沙漠2。又如西辽河下游平原第四纪时期积沙很厚到更新世晚期气候干燥产生很多垅岗沙丘全新世以来气候变得相当湿润沙丘为灌木、草丛所固定展为草原环境。历史时期它曾是一片好牧场。到辽代由于在临潢府（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建置上都乃掳掠人口在这里开垦草地为农田掀起下部浮沙破坏草原植被。到了金代这里就变成一片瘠薄之地很难进行生产活动。还有在今陕北无定河流域及榆林以北更新世晚期这里也曾育过沙丘全新世初期气候变得湿润植物繁茂把流沙固定起来而且在低地形成许多浅湖、沼泽。进入历史时期以来人们开垦了这里的黑炉土和沼泽土砍刈草本灌木以作燃料覆盖层和植被遭到破坏沙丘经大风吹扬造成连绵不断的沙荒地1。沙漠的变迁对这些地区社会经济的展和历史的进程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仅就这两点而论恐怕不能否认地理条件的变化对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重心由北向南转移所起的推动作用。长时期里人们在说明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历史原因时提出过一些很有价值的见解；但地理条件的变化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似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这就有可能夸大其他方面的原因从而产生片面的认识。片面的认识不能科学地说明历史。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正是为了避免这种片面性。至于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南北地位的变化其具体表现若何？譬如生产部门及产品的变化人口分布的消长行政区划的分合粮食产量的升降水利系统的兴废等等以及学校、书院的展印刷术的推广从进士直到宰相各级人才的来源城市的展和城市生活的丰富等等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问世1本书不再一一论列。当然在中国历史上地理条件的变化之影响到历史展进程也还表现在其他方面。例如由于地理条件的突然变化有的民族因此一度遭到破败有的民族甚至因此崩溃不振由此引起一系列民族之间关系的变化。《通典·边防典·突厥上》记：贞观初年薛延陀、回纥等“相率叛之”；颉利与突利之间产生“怨憾”；兼之“频年大雪六畜多死国中大馁。颉利用度不给复重敛诸部由是下不堪命内外叛之。”2这段话指出隋末唐初异常强大的突厥汗国在贞观初年遭到覆灭的重要原因。陈寅恪根据《通典》和其他有关史料认为：“北突厥或东突厥之败亡除与唐为敌外其主因一为境内之2参见侯仁之：《乌兰布和沙漠的考古现和地理环境的变迁》见《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第95—12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9月第1版。 1参见周廷儒：《古地理学》第339—34o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7月第1版。1参见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第5页—第22页1983年12月第1版。2见《通典·边防典》一三。 天灾及乱政二为其他邻接部族回纥、薛延陀之兴起两端”。他还根据《唐会要·回纥》条所记“连年饥疫羊马死者被地又大雪为灾”3以及其他有关史料认为：自唐肃宗以后雄大起来的回纥至唐文宗时“天灾、党乱扰其内黠戛斯崛起侵其外于是崩溃不振矣”。类似的史实还见于《新唐书·吐蕃传》所记彝泰赞普执政时“国中地震裂水泉涌岷山崩洮水逆流三日鼠食稼人饥疫死者相枕藉”继因唐武宗会昌年间“国人以赞普立非是皆叛去”终于在唐宣宗大中三年（849年）“奉表归唐”4。所以陈寅恪又认为：“吐蕃之破败由于天灾及内乱”5。象这种由于地理条件生异常或骤变而影响到一个民族、一个地区或民族与民族之间关系、地区与地区之间关系变化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也是应当予以重视的。 这里应当着重指出的是人和自然的关系是在辩证的展中不断开辟前进的道路的。一方面是自然力作用于人另一方面是人力也会反作用于自然。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中人并不是消极的。正如恩格斯（friedrige1s182o—1895）说的：“随着对自然规律的知识的迅增加人对自然界施加反作用的手段也增加了”1。人的生产活动就是对自然的利用。这种生产活动总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自然其后果固然有破坏自然界生态平衡的方面如上文所举的那样；但是合理地利用自然和改变自然条件仍然是人们生产活动的主导方面。如人们把野生动物驯养成家畜和家禽把野生植物培育成新的农作物；人们从游牧生活展为定居生活；乡村的形成与城市的兴建及其数量的不断增加；农田的开辟；矿山的采掘；道路的修筑运河的开凿桥梁的架设等等都从不同的方面、在不同的程度上改变着地理环境。舍此则无从谈论人类的历史更无从谈论历史的进步。关于这一点中国历史为全世界的历史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资料。 普列汉诺夫（1856—1918）指出：“地理环境不但对于原始部落有着很大的影响就是对于所谓开化民族也有着很大的影响。”“地理环境对于社会人类的影响是一种可变的量”随着生产力的展“增加了人类控制自然的权力因而使人类对于周围的地理环境生了一种新的关系。现在英国人对于这种地理环境的反应自然同凯撒时代移居英国的部落对于这种环境的反应完全不同。”1我们在上文曾经指出普列汉诺夫在地理环境和社会历史之关系的论点上的错误但是他在这里所说的则是正确的。随着历史的进步人类改变地理环境的能力将日益增强。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对地理条件与社会展之关系的认识是一个历史过程。在这个认识过程中中国近代以来的学者的贡献是应当特别受到重视的；而对于中国古代学者尤其是中国古代史学家在这方面的认识和撰述也应当受到重视这对我们研究历史和撰写历史书籍都是会有启的。 3见《唐会要》卷九八。 4见《新唐书》卷二一六。 5参见《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13o—13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2月新1版。1《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57页。 1《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第32、33页张仲实译三联书店1961年7月第1版。第三章人的因素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第一节作为直接生产者的人直接生产者在社会生产力中的重要地位生产活动是人类的基本活动。人类有了生产活动才开始有了自己的历史。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1999ooo41_o155_o&1t;//pgn>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论点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是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活动的基本条件”在人类对自身历史的认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后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系统地表述他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时又着重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对于这一伟大现的理论意义恩格斯作了这样的概括：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安置在它的真正的基础上；一个很明显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在历史上应有的权威此时终于被承认了2999ooo41_o156_1。 这些话是恩格斯在1877年讲的。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是人类历史的起点也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一切关系和各种趋向产生的根源。人类的生产活动表现为人和自然的关系即人类认识自然、利用自然的能力。这就是社会生产力。按照斯大林的说法生产力“所表现的是人们对于那些用来生产物质资料的自然对象和力量的关系”3。这种能力或关系一方面具有历史继承性因此“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动的产物。”4人们只能根据自己所处的条件（包括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和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来创造出新的生产力。另一方面它又具有不断变动性。正如一个社会不能停止消费一样它也不能停止生产所以生产力的增长“是不断变动的”1“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动、最革命的因素”2。生产力所具有的这种特性使它成为人们的一切社会关系变革的动力并最终成为人类社会展的动力。列宁在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唯物主义者。他们用唯物主义观点观察世界和人类看出自然界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82页。 3《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42页。4《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21页。1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o9页。 2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44页。中一切现象都有物质原因作基础同样人类社会的展也是由物质力量即生产力的展所决定的。3999ooo41_o157_2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理论之一就是科学地阐明了生产力的这种重大作用。因此我们研究和撰写历史无疑应当对社会生产力问题予以特别的重视。社会生产力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劳动过程的所有这三个要素：过程的主体即劳动劳动的要索即作为劳动作用对象的劳动材料和劳动借以作用的劳动资料共同组成一个中性结果——产品。”4“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5马克思说的“劳动本身”指的是劳动力的物质表现；他说的“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指的是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这可以说生产力包含了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斯大林说：“用来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工具以及有一定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来使用生产工具、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人——所有这些因素共同构成社会的生产力。”1这也是从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两个方面对生产力所作的概括。这里我们不来阐述生产力二因素说和生产力三因素说的各自论点及其所展开的争论；我们所要着重阐述的是劳动力即直接生产者在生产力中所处的地位。 劳动力即直接生产者作为生产力的一个因素具有不同于其他因素的鲜明的特点即这一要素包括了人的肉体活动和精神活动2。马克思指出：“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单个人如果不在自己的头脑的支配下使自己的肌肉活动起来就不能对自然生作用。正如在自然机体中头和手组成一体一样劳动过程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在一起了。”3劳动力所具有的这种体力和智力的结合使其成为生产力中的能动因素。这种能动因素的作用不仅表现在人可以制造和不断改进生产工具而且还表现在甚至大多数被看作自然产物的东西如植物和动物它们现在被人类利用并处于重新生产的形式也是经过许多世代、在人的控制下、借助人的劳动不断使它们的形式和实体生变化的结果4。因此马克思把人即劳动力或直接生产者称作“活的主体的劳动能力”1。列宁也不止一次地把劳动者称为“主要生产力”或“全人类的要的生产力”2。所有这些都说明直接生产者在生产力中所占有的特殊的重要作用。当然这种作用并不是孤立地存在的它只有在跟生产力的其他因素的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中才能充分显示出来。这正如斯大林所说的那样：这里很明显生产工具的展和改善是由参加生产的人来实现的而不是与人无关的所以生产工具变化和展了生产力的最重要的因素——人也随着变化和展人的生产经验、劳动技能以及运用生产工具的本领也随着变化和展。34《经济学手稿》（1861年8月—1863年7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七卷第6o页。5《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三卷第2o2页。 1《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42页。2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6o7页。3《资本论》第二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三卷第19o页、第555页。4参见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1年8月—1863年7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七卷第58页。1《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六卷。2参见《列宁全集》第三二卷第222页、列宁选集》第三卷第843页。 999ooo41_o159_2这就是说生产力中的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是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我们只是在这个意义上并且只能在这个意义上来强调直接生产者在生产力中能动作用。 直接生产者在生产力中所处的这种特殊的地位和所具有的重要作用要求任何科学的历史研究和历史撰述必须对它们的存在和展给予历史的说明。 直接生产者的技术性特点中国历史上的直接生产者有农民、牧民、渔民、盐民、矿冶劳动者、林业劳动者有各种手工业劳动者还有车船等运输业劳动者及其他直接生产者。这些直接生产者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都有技术性和社会性的两个方面。生产者跟生产资料相结合的技术状况、生产规模和生产技术的传统都属于技术性方面是属于社会生产力问题的直接生产者的身份即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是属于社会生产关系问题的。从具体的情况说直接生产者的技术性方面和社会性方面的特点是密切结合的只是为了论述上的方便才分开来说。在这里也只对直接生产者的技术性特点作一些论述。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农民占直接生产者中的主要地位。他们的特点也比较显著。这就是：（一）直接生产者束缚于土地（二）男耕女织小农业跟家庭手工业的结合（三）生产技术的世代传习。 直接生产者束缚于土地这是农民跟奴隶和公社成员的重要区别。奴隶的生产劳动主要听从主人的随时支配公社成员的生产劳动也不能固定在一块土地上。只有农民的生产劳动是在一块固定的土地上进行。相对他说这会使农民感到较多的生产兴趣也使他们熟悉劳动对象使他们在正常情况下对自己的生活比较安心。因此封建统治者为了稳定自己的统治秩序推行以“地著为本”的政策防止农民脱离土地以保证封建国家的粮源和兵源但也因此限制了农民的眼界使他们很难得到展生产的条件也不关心政局的变迁和朝代的兴替。 男耕女织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是一种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组织形式。在这里农业生产是主体家庭手工业除纺织外还有农具和生活用具的制造房屋的修缮等等。孟子有一段话可能是反映了这种生产形式的最早记载。他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1999ooo41_o161_o孟子所描写的农家图景反映了这种经济生活的稳定性也反映了它的很大的局限性。它的最好的景况也不过是“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在社会生产力方面不可能有多大的展。封建统治利用了这种经济组织的稳定性并以法令来巩固它。秦始皇刻石：“男乐其畴女修其业”就是以法令肯定了这种男耕女织的组织形式。刻石又有这样的规定：“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诚。夫为寄猳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2这也无非是巩固这种个体家庭生产单位的措施。后来的封建皇朝的税法多以粮和布帛兼收即是男耕女织生产形式在国家法令上的反映也是对男耕女织生产形式的强化。孟子所说的孝悌是父家长制小农经济在道德思想上的反映也是与男耕女织的生产形式密切联系的。 唐代诗人白居易有一篇《朱陈村》描写以男耕女织为基础的农村景象：徐州古丰县有村曰朱陈。去县百余里桑麻青芬氲。机梭声札札牛驴走纷纭。女汲涧中水男采山上薪。县远官事少山深人俗淳。有财不行商有丁不入军。家家守村&1t;//pgn>业头白不出门。生为陈村民死为陈村尘。田中老与幼相见何欣欣。一村唯两姓世世为婚姻。亲疏居有族少长游有群。黄鸡与白酒欢会不隔旬。生者不远别嫁聚先近邻。死者不远葬坟墓多绕村。既安生与死不苦形与神。所以多寿考往往见玄孙。1999ooo41_o162_o诗中描写了这个山村在自然经济环境中恬静、安适的情趣也反映了它安于现状的保守思想。在没有天灾、战乱和苛政的干扰下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结合的自然生产结构使农民可以吃饱穿暖在盐铁之外不必外求。但这种狭小的生产规模在封建制度的社会条件下很难扩大再生产。它在家庭内部之性别的分工阻碍了社会的分工。它的自给自足的性质阻碍了交换经济的开展。这是一种很稳定的生产结构也是一种很顽固的生产结构。它在农业地区担任了生产主力军的角色也扮演了阻碍生产展的角色。 农业生产技术在农民以一块固定的土地为生命线的时候必然是世代相传的。这对于菜农、果农、药农等需要较多的技术性作业的农民应该更是这样。这种祖孙相传的生产经验可能有相当可贵的因素但由于习惯上的保密对于社会生产力的展很难起到多大的作用而技术本身在遭遇战火或家庭变故的时候也可能失传。 在农业占主导地位的地区里手工业劳动者的身上也打上了类似农民的这些特点的烙印。手工业者也有束缚于土地的特点有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和生产技术世代传习的特点。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很长的时期里极大数量的手工业劳动者不能依靠自己在专业技术上的收入来解决生活上的需要和各种封建负担因而不能不兼营农业这也就出现了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于土地的情况。据记载北魏京都“入工技巧十余万家各给耕牛给口授田”1。唐的丁匠出租调2。元代“民匠限地一顷”并负有缴纳“丁地税粮”的义务3。明代龙江船厂有厂田“则查审各匠丁力多寡”“量分承佃”4。在农业与手工业结合上手工业劳动者与农民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的农业生产在生产活动中所占地位有主次的不同而农民的手工业生产是为满足家人在生活上的需要手工业劳动者的手工业生产则是为了满足官府和市场的需要。由于手工业劳动者与农民之间的这种差异土地对于他们也就有不完全相同的意义。官府分配给手工业劳动者以少量的土地其意义不在于使他们束缚于土地而保证皇家的2《史记·秦始皇本纪》。 1《魏书》卷一一○《食货志》。 2《通典·食货志》。 3《元史》卷一四九《郭宝玉传》。 4李昭祥：《龙江船厂志》。 根源和兵源而在于保证手工业劳动者作为各种手工业的特定户口固定在一定的土地上。 关于手工业生产技术的世代传习文字的记载较早。《左传·定公四年》记周初分鲁公以六族有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分康叔以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这十三个族都是手工业家族也就意味着当时手工业技术的世代传习。《周礼·考工记》记有筑氏、桃氏、凫氏等都可理解为手工业家族。后来《唐六典》卷三记“工商皆为家专其业以求利”《元史·刑法志》记：“诸匠户子女使男习工事女习黹绣其辄敢拘刷者禁之”。《明会典》卷一八九记：“凡匠役事故揭册查户下应补亲丁验送上工。”这都是官方以法令来保护手工业技术的世代传习。有时为了技术的世代传习官府还要干涉到某些手工业者家属的婚姻使民间技术的传习成为顽固的传统。元稹《织女词》：“东家头白双女儿为解挑纹嫁不得。”1可见其一斑。一直到不久以前各地还有所谓“祖传秘方”的存在。这种传习主要由于手工业市场的狭小手工业劳动者为了防止技术竞争而采取的自卫措施手工业成品也往往因此而保证了工艺水平。但这种世代传习显然是妨碍社会生产力的展的。 以上所说农民和手工业劳动的特点是就其在封建社会的典型状态说的。随着历史展这些特点会逐渐生变化。在不同地区之间因自然条件的不同有的农民还兼营畜牧业有的兼营采集和渔猎情况是相当复杂的都需要作具体研究。牧民在直接劳动者中所占的数量仅次于农民而活动地区相当广大。对于牧民的研究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我们做的工作还很有限。对于其他劳动者特别是盐业劳动者、矿冶劳动者都应该进行研究以丰富我们社会生产史的研究内容。 人口问题历史上直接生产者的社会性特点和技术性特点都对社会生产力的展有影响。他们的人口现象包括素质、数量、分布、部门构成、民族构成和阶级构成也都可能对生产力展有影响。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们还缺乏深入的研究。曾经有过一种流行的看法以人口的多少衡量社会经济的盛衰这是不能说明复杂历史现象的。历代政治家、历史家在谈论人口问题时也并不是这样简单地看问题的。 春秋晚期孔子到卫国去看见卫国的景象感叹地说“庶矣哉！”他的学生问：“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说“富之。”1这是说人多了是创造财富的重要条件但还要想法让他们富起来并不是说人多了就富了。战国时期商鞅变法他看到秦国地多人少土地荒芜而无人耕种就招诱三晋之民入秦以补充劳动力的不足。这是他把人口的多少与社会生产力的展直接联系起来的作法但同时他又认为三晋地少人多劳动力过剩也会出现另外的一些问题。《商君书·徕民篇》详细地说明了他的这种看法。孟子大致是与商鞅同时的人。有一次梁惠王问他：“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说：“不1《元稹集》卷二三。 ------------ 3 1《论语·子路》。 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林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又说：“疱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2孟子的意思是说想要人口多就需施行惠民的政策。这实际上也等于说社会生产力的展不在于人口的多少而在于政治的好坏。政治好了社会生产就会上了轨道人口也会多起来。《史记·平准书》：“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汉初以来的这种繁荣是跟当时的人口增殖互为因果的。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在这里提出“国家无事”这个政治上的因素。《汉书·食货志》说：“哀平之世百姓资富虽不及文景然天下户口最盛矣。”这又提出来一个新问题人口多了富的程度并不一定相应地增加。 隋唐早期社会经济号称富厚。但户口增殖的度唐代远不如隋。杜佑《通典》卷七对此有一番议论。他说：隋受周禅得户三百六十万。开皇九年平陈又收户五十万。洎于大业二年干戈不用。惟十八载有户八百九十万矣。其时承西魏丧乱周齐分据、暴君、慢吏、赋重、役勤人不堪命多依豪室禁纲。隳紊奸伪尤滋。高颎覩流冗之病建输籍之法于是定其名轻其数使人知：为浮客被彊家收大半之赋；为编氓奉公上蒙轻减之征。先敷其信后行其令承庶怀惠奸无所容。隋氏资储遍于天下人俗康阜颎之力多焉。功规萧葛道亚伊吕近代以来未之有也。 国家贞观中有户三百万至天宝末百三十余年才如隋氏之数。圣唐之盛迈于西汉约计天下编户合逾元始&1t;//pgn>之间而名籍所少三百余万。直以选贤授任多在艺文才与职乖法因事弊隳循名贵实之义阙考言询事之道崇佚之所至美价之所归不无轻薄之曹、浮华之伍。习程典亲簿领谓之浅俗务根本去枝叶目以迂阔。风流相尚奔竞相驱职事委于群胥货贿行于公府而至此也。 杜佑在这里指出隋代户口的增加是由于高颎整理户口的成功；唐代户口数增加得缓慢是由于文人执政不能象高颎那样做出整理户籍的成绩。实际上杜佑是提出两个问题。一个是封建国家跟地方大族争夺劳动力。一个是国家户籍跟实际的户口数有时会相差很远。这两个问题的存在为研究历史上的人口问题增加了困难。究竟历代户口的数字记载有多大的真实性还需要认真的研究。 《明史·食货志》：洪武二十六年天下户一千六百五万二千八百六十口六千五十四万五千八百十二。弘治四年户九百十一万三千四百四十六口五千三百二十八万一千一百五十八。万历六年户一千六十二万一千四百三十六口六千六十九万二千八百五十六。太祖当兵燹之后户口顾极盛其后承平日久反不及焉。靖难兵起淮以北鞠为茂草其时民数反增于前后乃递减至天顺间为最衰。成弘继盛正德以后又减。户口所以减者周忱谓投寄于豪门或冒匠窜两京或冒引贾四方举家舟居莫可踪迹也。而要之户口2《孟子·梁惠王上》。 增减由于政令张弛。故宣宗尝与群臣论历代户口以为其盛也本于休养生息其衰也、由土木兵戎。殆笃论云。 这是说观察人口多寡不仅要看到时局的治乱还要看到法令的张弛。法令张游离于户籍的那四种人出现的少了户口就多了法令弛那四种人就多户口就少了。这种看法类似于上文所引杜佑的看法但还要更周详些。 人口问题的复杂性从上文可见一斑我们应该作具体研究不应下笼统结论。 还有人口的迁徙如晋的东渡宋的南迁鲜卑、辽、金、蒙古的南下突厥、回鹘、黠戞斯的西走都引起了社会生产力的变动。清自“摊丁入亩”和“盛世人丁永不加赋”之后人口数量大增为前所未有。这些都是应该研究的专题。 第二节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作为生产力的科学技术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时候一再指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1999ooo41_o168_o在固定资本中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表现为资本固有的属性；它既包括科学的力量又包括主产过程中社会力量的结合最后还包括从直接劳动转移到机器即死的生产力上的技巧。2999ooo41_o168_1&1t;//pgn>科学的力量也是不费资本家分文的另一种生产力。1999ooo41_o169_o可见马克思在许多著作里都把科学技术作为一种生产力看待。根据我们的理解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所阐明的如下几个论点是值得注意的：第一“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展的”2从旧的机器、工具、器具等总是不断地为效率更高的、更便宜的机器、工具和器具等等所代替这个事实反复证明了上述论断是正确的。 第二“自然因素的应用..是同科学作为生产过程的独立因素的展相一致的。生产过程成了科学的应用而科学反过来成了生产过程的因素即所谓职能。每一项现都成了新的明或生产方法的新的改进的基础。”3第三科学的力量“既包括科学力量本身也包括为生产所占有的并且已经在生产中实现的科学力量”；或者说“这里包含的不仅是科学力量的增长而且..是科学力量得以实现和控制整个生产的范围和广度。”4从马克思的这些论点中我们可以比较具体地认识到科学技术作为一种生产力的真正的含义。同时我们也可以进一步理解为什么“在马克思看来2《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第664页。 3《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七卷第57o页。 4《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第269、285页。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5；为什么恩格斯也同马克思一样把科学看作是“无穷无尽的生产能力”1。 那末究竟怎样把握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真正含义呢？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学术问题而且也是一个社会实践问题。这里是否有两个界限应当划分开来。一个界限是生产过程中有科学技术的应用在这种情况下科学技术实际上已经成为生产力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毫无疑义的。又一个界限是生产力的进步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展而科学技术作为相对独立的领域也还有自身展的规律不论出于何种情况而产生出来的新的科学技术在重新为生产所应用（即具有相应的生产力展所提供的条件产生出来）之前它还不是作为直接生产力的组成部分而存在。区别这两个界限的关键在于科学技术是否已经进入生产过程。如马克思说的“生产过程成了科学的应用而科学反过来成了生产过程的因素即所谓职能”、科学“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为生产所占有的并且已经在生产中实现的科学力量”等等都是指的已经进入生产过程的科学技术。在这种情况下科学技术就是一种现实的生产力。而马克思说的“科学力量本身”、“科学力量的增长”等等则是指的尚未进入生产过程或一般不直接进入生产过程的科学技术。在这种情况下科学技术就不是现实的生产力而是一种潜在的生产力。这是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两重含义。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现实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和作为潜在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作为现实生产力的科学技术会不断地被作为潜在生产力的科学技术所越、所代替而作为潜在生产力的科学技术一旦具备适当的条件也会随时转化为更先进的、效率更高的现实生产力。当然也有一些科学可能不直接进入生产过程但它们作为各种应用科学的基础同样应当被看作是一种巨大的潜在生产力或特殊的潜在生产力。总之一切科学技术成就都跟生产力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都应当受到应有的重视。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科学和生产力的关系作了历史的概括的阐述。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曾说：必须研究自然科学各个部门的循序的展。先是天文学——为了给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定季节早已绝对需要它。天文学只有借助于数学才能展。因此也开始了数学的研究。——后来在农业展的某一阶段和在某个地区（埃及的提水灌溉）而特别是随着城市和大建筑物的产生以手工业的展力学也展起来了。不久航海和战争也都需要它。——它也需要数学的帮助因而又推动了数学的展。这样科学的生和展一开始就是被生产所决定的。 在整个古代本来意义的科学研究只限于这三个部门而作为精确的和有系统的研究则是在后古典时期才开始的（亚历山大里亚学派、阿基米得等）。在几乎还没有在人们头脑中区分开来的物理学和化学（元素论还没有化学元素的观念）中在植物学、动物学、人体和动物解剖学中直到那时人们还只能够搜集事实和尽可能有系统地整理这些事实。生理学只要出最显而易见的事情（例如消化和排泄）便是纯粹的猜测：在甚至血液循环都还不知道的时候也不能不是如此。——在这一时期末化学在炼金术的原&1t;//pgn>始形式出现了。 如果说在中世纪的黑夜之后科学以意想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兴起并且以神5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75页。1《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616页。 奇的高展起来那末我们要再次把这个奇迹归功于生产。第一从十字军远征以来工业有了巨大的展并产生了大量力学上的（纺织、钟表制造、磨坊）、化学上的（染色、冶金、酿酒）、以及物理学上的（眼镜）新事实这些事实不但提供了大量可供观察的材料而且自身也提供了和已往完全不同的进行实验的手段并使新的工具的设计制造成为可能。可以说真正有系统的实验科学这时候才第一次成为可能。第二虽然意大利由于自己的从古代继承下来的文明还继续居于领导地位但是整个西欧和中欧包括波兰在内这时候都在相互联系中展起来了。第三地理上的见——纯粹为了营利因而归根结底是为了生产而作出的——又在气象学、动物学、植物学、生理学（人体的）方面展示了无数的直到那时还得不到的材料。第四印刷机出现了1999ooo41_o172_o。 这时——撇开早已存在的数学、天文学和力学不谈——物理学和化学明确地分开了（托里拆利、伽利略——前者依靠工业上的水利工程第一个研究了液体的运动见克拉克·麦克斯韦）。波义耳把化学确立为科学。哈维由于现了血液循环而把生理学（人体生理学和动物生理学）确立为科学。动物学和植物学先依旧是从事搜集事实的科学直到古生物学出现——居维叶——以及此后不久细胞的&1t;//pgn>现和有机化学的展为止。因此比较形态学和比较生理学才成为可能而且从此以后两者才成为真正的科学。在上一世纪末地质学奠定了基础最近则有所谓人类学（这个名称很拙劣）它是从人和人种的形态学和生理学过渡到历史的桥梁。这还要继续详细地研究和阐明。1999ooo41_o173_o恩格斯这段话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历史上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关系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 中国生产史上的科学技术及其特点在中国生产史上科学技术是很有成就的。李约瑟博士（josephneedham19oo—）曾经列举出在公元一世纪至十八世纪之间中国人先于西方人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的大量的成就。其中有：龙骨车、石碾和水力在石碾上的应用。水排。风扇车和簸扬机。活塞风箱。平放织机和提花机。缫丝和纺丝及调丝机。独轮车、加帆手推车、磨车、拖重牲口用的两种高效马具（即胸带和套包子）。弓弩。风筝、竹蜻蜓和走马灯。深钻技术。铸铁的使用。游动常平悬吊器、弧形拱桥、铁索吊桥、河渠闸门、造船和航运方面的无数明包括防水隔舱。高效率空气动力帆和前后索具。船尾的方向舵。火药以及和它有关的一些技术。罗盘针先用于看风水后来又用于航海纸印刷术和活字印刷术、瓷器等。2另外中国人还有许多明创造在国内一定地域内出现和流行但没有广泛传播有的还不为人所知。 丝织品、瓷器、经过加工的茶叶是蜚声世界的中国特产。丝英文作si1k德文作seide法文作soie意大利文作séta饿文作шeпk都是由丝音展而来。茶广州话读作tai。英文的tea德文的tee法文的thé、意大利文的tè、俄文的чan都是由tai转化而来。阿拉伯文称茶为cha9是茶音直译。丝、茶二字可以说已成为世界性的词汇。 罗盘、火药和印刷木对于西方近代文明的展有很重要的贡献。弗兰西斯·培根（fran1561—1626）在所著《新工具》第一卷第一二2见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第二分册第574页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九节说：我们应该观察各种明的威力、效能和后果。最显著的例子便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这三种明古人都不知道；它们的起源虽然是在近期但却不为人所知默默无闻。这三种东西曾改变了整个世界事物的面貌和状态第一种在文学方面第二种在战争上第三种在航海上；由此又产生了无数的变化这种变化是这样的大以致没有一个帝国没有一个教派没有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能比这三种机械明在人类的事业中产生更大的力量和影响。 后来马克思也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展创造必要前提&1t;//pgn>的最强大的杠杆。1999ooo41_o175_o这三种明和造纸术的明是中国的四大明。用中国人的方法制造出来的纸张以平整轻便和可以大量生产、携带方便的优点取代了西方旧有的羊皮纸等粗笨的书写用材同样有助于西方文明的进步。 农学、医药学、天文学和数学是我国著名的四大学科。它们和水利工程、建筑工程的创始都可以上溯到远古时代。经过长期的不断展它们分别形成了有民族特色的学科体系或工艺体系。农学于土壤气候的鉴别、籽种的培育、田间的管理及收割、储藏和加工、农害的防治旁及蔬菜、桑麻、枣梨、果树的栽种、田间沟渠的修理、农具和农家用品的制造、编织都有所论述。医药学有病理学说医疗学说有内科、外科、骨科、眼科、喉科、妇科、儿科等分科有药物、针灸、按摩、导引、拔火罐、割治、正骨等疗法；有饮片、膏丸、丹散酒等药物的治法。天文学有宇宙学说、星宿方位的测定、天体运动的规律。天文学的主要工作是观测天象、制定历法。数学与天文学是两门关系密切的学科。天文学的展需要数学的帮助同时也促进数学的展。中国历史上的天文学家往往又是数学家数学家也往往精通天文。但数学在生活或生产上的应用更为广泛。水利工程如灌溉系统的兴修、运河的开凿、洪水的防治、黄河的治理都有很大的成就。建筑工程以都市规划、宫殿、庙宇、陵墓、园林、亭台楼阁、桥梁最具特色。在中国传统建筑中高台建筑和多层建筑的形式使建筑物中的木结构自为一个整体的设计斗拱和挑梁的特殊构件、砖瓦形制的多样化和重视互相拉结的砌砖方法形成了中国独特的建筑艺术。 中国的畜牧业是仅次于农业的重要生产。中国有辽阔的农业地区也有广漠的畜牧业地区。在农业地区有畜牧业生产；在畜牧业地区也有农业生产。在生产实践上农业和畜牧业往往是互相补充的。农业为牧民提供粮食、饲料、茶、糖、布、棉农业地区还为牧民提供盐、铁、药材及其必要的物品。牧业为农业地区提供肉、奶、皮毛、骨角供耕种、运输、军用的牲畜及一些珍贵的药材。一般农户往往要饲养一些家禽、牲畜。《诗·王风·君子于役》所描写的：“鸡栖于■日之夕矣羊牛下来”这种农村的傍晚景象一直延续了两、三千年。古代的封君如《诗·鄘风·定之方中》所咏的卫文公：“灵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驾说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渊騋牝三千”这是既重视农桑又重视牲畜的繁殖。后来顾炎武明确地提出了耕牧并重的思想。他说：“天下之大富有二上曰耕次曰牧国亦然。秦杨以田农甲一州乌氏桥姚以畜牧而比封君此以家富也。弃颖栗而邰封非子蕃息而秦胙此以国富也。”1畜牧业既在生产上占有这样重要的地位也就积累了不少有关的科学技术方面的知识而出现了相牛经、相马经等专书并在农书和医药书中也有所反映。 关于中国生产史上科学技术的研究是一个非常丰富而繁重的课题。在这方面的研究我们已有不少成绩但还只能说是处在起步阶段对于中国科学技术特点暂时也还不能作出全面的概括。但我们认为至少有三点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重视实用不重视理论的探索。在科学技术上理论和实用本来是密切相关的科学技术上的实用性可以解决生产中的具体问题但如果能不断地在理论上进行探索就可以使它在生产上挥更大作用也可以促进科学技术自身的展。例如中国医药学对很多疾病的治疗有明显的疗效对近代西方医学所难以治疗的病症也往往有相当的疗效但这基本上都是根据经验来治病缺乏系统的理论。这就限制了它的提高和推广。近年很多人承认针灸疗法的作用但对于针灸有密切关系的穴位、经络和针灸如何能起作用都还没有研究出来可以使人信服的理论。又如天文学中国积累了大量珍贵的文献资料为各国天文学家所重视。在观测仪器和制定历法、历书等方面中国有不断的进步对农业生产和畜牧业生产都起过重要的作用。中国天文学历史悠久但最多不外于《尚书·尧典》所说“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许多人对理论的探索兴趣不大。中国古代出了许多杰出的天文学家但从明代开始我国的天文学展缓慢缺乏生气。在明中叶以后西方天文学逐渐东来中国天文学才逐渐有了较大的变化。中国的医药学和天文学也都有理论上的成就但相对地说对理论探索的重视是远远落后于对使用的重视。数学、农学以及化学、生物学、矿物学、物理学等方面都有类似的情况。 第二在生产实践上重视精耕细作工艺精巧、恪守成规而科学技术上的新成就不易推广。例如植棉到了元代才有全国性的推广。但最晚在战国时期已有棉花从南海输入《尚书》称之谓“织贝”1。在唐代新疆已经以产棉著名。从这两个历史时期至元代植棉的推广已经历了几百年以至一千几百年之久。又如四大明的故乡虽在中国但他们在中国所起的作用远不如在西方所起的作用之大。它们在中国并没有“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并没有“变成对精神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中国在手工业方面有许多祖传工艺在药物学上有许多祖传秘方都得不到推广甚至于失传。这类情况所以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有的是由于小生产者的历史因袭有的是由于交通上的困难。总之基本上是由于自然经济的限制所造成的同时也有一些别的社会原因。第三官府对于科学技术的展所起的作用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例如历代对天象的观测、历法的制定主要是由官府来组织个人是很难办到的。在医药学方面历代官修本草书一直是药物学方面的重要文献。后来李时珍著《本草纲目》这一部杰出的著作也不能不取材于官书。元代《农桑辑要》、清代的《授时通考》、《数理精蕴》在农学和数学上都有一定的贡献。其它如历史上的各种重大工程都是劳动人民所创1见《亭林文集》卷六《田功论》。 1《尚书·禹贡》。 造他们也在劳动中积累了很多经验但这些工程总还是由官府组织的。军器制造一向由官府垄断在军用工艺中往往可以出现先进的技术。在这方面中国历史上究竟有多少成就还有待于研究。诸如此类的事例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在另一方面官府利用政治上的权力垄断盐铁等重要生产部门滥用科学技术力量以满足其封建统治上的需要和奢侈的贪欲从而破坏了社会生产力。它们控制优秀技术人材限制其自由妨碍他们对技术的传播。另外它们还利用历书和颁布历书的形式散布宗教迷信神化皇权等所有这些都阻碍以至破坏科学技术的展。 近代以来上述各种特征有所改变但它们的影响还不是能够很快消除的。 第四章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第一节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和生产资料所有制在人类生产过程中有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有人与人的关系。马克思曾指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同自然界生关系他们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1。在整个人类历史的展过程中不论是任何历史时期人们在生产中都形成一种跟当时生产力状况相适应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就是生产关系它不仅是其它社会关系的决定因素也是一切社会的基础。 实现生产的过程就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过程。生产资料是人们从事生产所不可少的物质条件生产者只有和生产资料相结合才能进行生产。在历史上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并不是可以任意的结合这一方面要取决于社会生产力展的水平同时要借助于一定的生产的社会形式。也就是说“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1。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结合的方式是不同的这种不同不仅是由于生产的社会形式不同更主要的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的不同因为生产者如何与生产资料相给合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决定的。 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个人、阶级、集团或社会在占有生产资料上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从表面上看是人对物或自然的关系实质上是通过物或自然的关系所表现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在生产关系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它不仅决定着劳动者如何与生产资料相结合也决定着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各种关系。历史上有各种不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也是区别历史上各个社会经济形态的主要标志。马克思曾经说：“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不同的经济时期”2。 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是生产关系的基础是生产关系中各方面关系的决定因素。它决定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也决定着交换关系和产品分配关系。在历史上一定的生产关系的性质是取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的因而每一种社会的生产、交换、分配以及消费的性质都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决定的。 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历史上曾有各种形式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取决于社会生产力展的一定水平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962页。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9o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四卷第44页。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展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也在生变化。 在中国悠久的原始社会存在着生产资料公有制这是为考古资料所证实了的。在有了甲骨文字的时候中国历史已进入了奴隶制时代出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从这个时候一直到封建社会的末期土地等级私有制始终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主要形式。 商周时期生产中的主要生产资料是土地。全国土地名义上是属于王有。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实际上是奴隶主贵族的土地所有制。这种所有制是一种等级所有制“王畿”是国王直接所有的土地诸侯、卿大夫也各有领地他们对于这些土地都是世代相传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自由支配。《礼记·礼运篇》中说：“故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是谓制度”。《左传·昭公七年》中有：“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这些记载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周土地所有制的情况。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展生产关系的变革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上也生了变比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代替了奴隶制的土地制度。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在人类历史上有三种所有制形式“第三种形式是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1他们在《共产党宣言》里也论述说：“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由各种社会地位构成的多级的阶梯。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领主、陪臣、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各种独特的等第。”2列宁也曾说：“社会划分为阶级这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共同的现象但是在前两种社会中存在的是等级的阶级在后一种社会中则是非等级的阶级”3。中国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就是等级所有制。自从春秋战国时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成后就是以等级所有制的形式出现的。 随着历史的展封建等级所有制本身也不断地展变化这在本卷第一章第三节中已有所论述。在这里还可以对封建等级所有制作两点说明。第一土地所有制的每一个等级既表示了一定的土地所有权也表示了一定的政治权力经济权和政治权力在这里是分不开的这就是马克思所说“在这里国家就是最高的地主。在这里主权就是在全国范围内集中的土地所有权”4的原因。把土地所有权看作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这是不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第二在中国封建土地所有权上公与私的概念都不很严格有的同志把封建土地所有权的最高权力说是“国有”另外一些同志又把“国有”跟“公有”等同起来实际上这所谓“国有”不是别的只是皇权所有仍旧是私有。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生产资料所有制出现了新的变化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在缓慢的展。但封建土地等级所有制的影响依然存在甚至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上还能看到它的烙印。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8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1页。 3《列宁全集》第六卷第93页注1。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五卷第891页。 多种生产关系的并存从原始社会到现在人类历史上已相继出现过五种社会形态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每一种社会形态都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体。在每一个社会里都有与生产力展相适应的最基本的生产关系使这一种社会形态与其它社会形态相区别。在每个具体社会形态中往往不是单一的生产关系而大都是两种以上的生产关系同时并存。这些生产关系虽然对社会的变化和展都各自生一定的影响但并不是所有的生产关系都成为社会的经济基础而决定社会的性质。其中只有在社会里占有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才构成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才决定着社会的性质、社会面貌和展方向。其它那些不占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虽然对于社会展也有一定的影响但它对于社会性质对于整个社会的展进程是不起决定作用的。如生产者自己占有生产资料的个体小生产这种生产关系差不多在所有社会都存在可是它从来也没有形成为独立的经济形态而仅仅是作为独立的经济形态的补充。在封建社会的初期大都保留着奴隶制生产关系的残余是封建生产关系的补充形式。在封建社会后期又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这种奴隶制关系的残余和萌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都存在于封建社会但都不能改变封建社会的面貌和性质。 商周时期占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是奴隶制生产关系：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和生产劳动者。作为直接生产者的奴隶没有人身自由没有生命安全的保障无偿地为奴隶主劳动。在这时期还有从原始社会遗存下来的氏族部落分散在各地过着共同劳动共同分配的生活。在有些氏族部落中存在着农村公社的形式土地归公社成员所共有进行定期的轮耕。氏族部落的数量是相当多的。周武王伐殷诸侯来会者八百这其中可能就有大量的氏族领。但氏族部落的生产关系不能代表这一历史时期的前进方向也就不能成为占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 中国封建社会长达两千多年存在着多种生产关系而封建的生产关系始终占有支配地位。汉族地区的经济文化水平在全国范围内最为展封建的生产关系也开始得最早展得最为充分。由于历史传习力量的顽固性氏族的血缘关系一直有长期深刻的影响。秦汉以来的封建关系都不免带有氏族制的烙印。地主阶级中的世家地主、门阀地主、豪族地主和农民群众的聚族而居实际上是地缘关系和血缘关系的结合体是这种深刻影响的历史见证。但氏族制的历史影响只能增加封建生产关系的复杂性而不能成为一种独立的生产关系。秦汉时期有大量奴婢存在。《汉书·贡禹传》说：诸官奴婢十万余人戏游亡事税良民以给之岁费五六巨万。&1t;/pgn>《盐铁论·散不足篇》说：今县官冬畜奴婢坐禀衣食私作产为奸利力作不尽县官失实。百姓或无斗筲之储官奴累百金；黎民昏晨不释事奴婢垂拱邀游也。 这里所说的奴婢数量虽然很大但他们不参加生产劳动靠别人来养活是不足用以于说明奴隶制生产关系的。秦汉时期的奴隶制生产关系在手工业中是存在的但也只是封建生产关系的补充形式。 少数民族地区由于社会展的不平衡历史的步伐总不能跟汉族地区完全一致。少数民族之间的展也不一致甚至在一个民族内部也有先进和后进的区别。大致上说来在中国封建社会时代少数民族地区存在着氏族制、奴隶制和各种形式的封建制生产关系。在生产关系上无论如何不同但都向一个共同的历史方向前进。在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民族杂居地区逐渐进入封建化过程。在宋元时期广大的边区从东北到西北再到西南基本上都进入了封建社会。明清时期各民族地区的封建制生产关系得到进一步巩固。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民族地方都封建化了一直到解放前夕有些民族地区还存在着氏族制、奴隶制的残余。 雇佣关系在中国历史上也很长久。根据文献记载战国时期就已有了雇佣关系的存在。《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有云：夫卖庸而播耕者主人费家而美食调布而求易钱者非爱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尽巧而正畦陌畦畤者非爱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钱布且易云也。&1t;//pgn>这说的就是当时在农业生产中使用佣工并给一些物质上的报酬。看来这种佣工有人身自由不是被强制劳动的。秦末农民大起义的倡者陈涉就是一个从事农业生产的佣工他还有一些作为佣工的伙伴。汉代著名的人物加班、王充、兒宽、第五伦、匡衡、桓荣、侯瑾、卫飒等人都曾受过雇佣。他们不一定参加生产性的劳动也看不出人身自由受到什么限制。我们设想这种佣工制度可能是由农村公社成员间的互助活动展而来但还难以确定。随着历史的展封建制度深化了雇佣关系成为封建生产关系的补充深深地打上了封建的烙印成为一种强制性的劳动。例如在官手工业中的“和雇”唐代就有了历宋到明和雇的情形渐多这时被称为“召募”。他们虽按工计酬但他们的工作并不是自由劳动力的出售而是在封建隶属关系下强迫充当的差役。这就是列宁所说的工役制。明中叶以后江南一带的纺织业中的劳动者出卖劳动力从事商品生产这就开始有了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关系从而出现了微弱的资本主义萌芽状态。 在新旧社会交替的时期必然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生产关系的并存也必然有新的生产关系代替旧的生产关系的变革。但新的生产关系究竟在什么时候开始代替了旧的生产关系在文献上往往难以考查。例如春秋战国时期我们认为是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过渡时期。但封建制究竟在什么时候确立了它的支配地位还很难说清楚。如果要说封建社会始于何年总不免于牵强。本书只说春秋战国时期是过渡时期可能是更为合适的提法。一八四零年至一九四九年是中国社会变动比较激烈比较复杂的时代新的生产关系出现。其中有买办资产阶级支配下的生产关系有属于民族资本主义体系的生产关系也有旧的生产关系主要的是封建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错综复杂状况还有待于我们作深入的分析研究。 过去我们研究某一个历史时代的社会经济只重视这一历史时代的基本的生产关系对于同时并存的生产关系对于基本的生产关系跟其它生产关系的关系都注意得不够。我们希望能不断改变这种状况这对于中国历史研究会有重大意义的。 生产关系跟主产力的适应和矛盾人类的历史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系它的展是各种力量互相作用的结果。在社会展的诸多因素中最基本的、始终起作用的是生产力、生产关系和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者既矛盾又统一由这两者构成的矛盾统一体就是生产方式。在这个统一体中生产力是社会生产的内容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的形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人类历史上每一种社会形态都体现一种生产方式因之每一社会的变化和展都是生产方式变化和展的结果都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所推动的。 生产力的展状况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生产力状况是生产关系形成的基本前提和物质基础历史上任何一种生产关系都是适应生产力展的要求而建立起来的。人们在生产过程中不能任意选择生产关系。产生什么性质的生产关系不是由人们主观愿望所决定而是取决于生产力展的水平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会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对此马克思曾经论述说：“人们在展其生产力时即在生活时也展着一定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的性质必然随着这些生产力的改变和展而改变”1。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着不同的生产关系这是与当时生产力展的水平相适应的。 在生产方式这个矛盾统一体中生产力是最活跃的最革命的因素它处在万古长新的展过程中是不断在展着。但是任何生产力都是处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之中因此它的展是受生产关系的展和变革决定的。当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形成它和展着的生产力相适应这种生产关系在一定历史时期里便表现为相对稳定的形式历史便得到展这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统一的过程。在历史展中生产方式的变革和展总是从生产力的展开始的而在展中生产关系通常是落后于生产力的展。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展的规律的支配下生产力的展就要求不断的调整或变革生产关系。每当社会生产力展到一个新的水平旧的生产关系不适应这种展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便激化只有调整与改革旧的生产关系社会生产力才会得到展。 历史上每一种社会形态都有它存在的历史根据这个根据就是构成这种生产方式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每一种生产方式都是在一定生产力的水平上产生的因而每一种生产关系所容纳的生产力都有一定限度。在一种生产方式内当生产力的展受着生产关系的束缚时调整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展的活动就成为必要的了。但在社会展中生产关系通常是落后于生产力的展因而产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成为阻碍生产力展的障碍。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及其展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展的状况这是人类社会展的一条根本规律。在这个规律支配下在历史的展中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展就要求生产关系不断的更新。否则社会生产力便得不到展人类历史也就不能前进。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的展就是生产方式的变化和展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过程。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是在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中实现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结果。历史上每一种社会形态都体现一种生产方式而且在展过程中自始至终都存在着矛盾。但是在一种新的生产关系产生后一定时期内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性质基本上是适合的这种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展起推动作用生产关系便处于相对稳定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25页。 的过程这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虽然也有矛盾但这种矛盾是居于次要地位不需要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这就是一种社会形态存在的历史根据。每一种生产方式都是在一定生产力水平上产生的因而每一种生产关系所容纳的生产力是有一定限度的当生产力不断展达到新的水平时原来的生产关系便变成了不适应新生产力展的旧关系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就激化成为主要矛盾不改变生产关系社会生产力就不能展这便是社会革命生的根本原因。 生产方式的展有量变和质变的不同。在一种生产方式中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性质和展的要求基本上是适合的虽然也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可以调整生产关系解决而不需要生产方式的改变这是生产方式的量变。在历史上统治阶级的改革就是调整生产关系的过程。当生产力的展过生产关系所容纳的限度不破坏旧的生产方式生产力就不能展时生产方式就生质变新的生产方式便代替旧的生产方式这就是历史上出现的革命的社会变革的过程。 在中国社会长期展的过程中生产关系跟社会生产力的矛盾和适应之历史性的大起大落曾经出现过多种形式。 第一种形式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个时期铁的冶炼和铁工具的使用得到不断推广。当时的铁制农具有犁、、锄、铲、镰铁制手工业工具有斧、削、锯、锥、凿、锤、针、刀。在今山东省临淄县的战国时代冶铁遗址广达十数万平方米。在今湖北省大冶铜县绿山的春秋战国采矿遗址有井巷支架相当完整还有运输、通风、排水等设施。此外牛耕的推广水利的兴修土壤的识别和改造都是社会生产力展的重要标志。更重要的是直接生产者对劳动的态度。《吕氏春秋·审分》：“今以众地者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无所匿迟也。”这是从对劳动的态度上指明劳动力性质的变化。他们不愿意从事于“众地”的劳动而要有自己的土地这就反映了个体农民的特点既不同于集体耕作的奴隶也不同于轮耕的公社成员。所有这些生产力上的特点都不是奴隶制生产关系所能容纳的。由于新的生产力不断取得的优势封建制的生产关系逐渐取代了奴隶制生产关系社会生产逐渐由对抗性的矛盾转入生产力、生产关系间的基本上的适应。 第二种形式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不断有矛盾也不断相适应尽管经历了很久的年代矛盾在不断地增长生产关系在不断地受到冲击但新的生产力始终不能取得优势不能以新的生产关系取代旧的生产关系。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全过程中就是这种状况。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和开元之盛是封建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相适应比较显著的时期。其次明代的洪武、永乐年间清代的康熙、乾隆年间虽在封建社会衰老时期但在一定程度上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还是相适应的。秦末农民大起义、唐末农民大起义、元末农民大起义、明末农民大起义都通过阶级斗争的形式反映了生产关系跟生产力之间矛盾的激化但都不能冲破封建生产关系的桎梏。明代有了资本主义萌芽这代表了新的生产力但由于封建势力的顽固性资本主义的萌芽没有足够力量冲破封建生产关系的枷锁。 第三种形式是少数民族进入汉族地区带来了落后的生产关系跟原有的生产力生尖锐的矛盾。经过相当长时期的调整过程终于向封建制生产关系转化。中国历史上的北魏、契丹、女真、蒙古、满族都有这样的历史经历。 鸦片战争以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势力进入中国跟中国封建势力结为同盟严重地束缚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展。他们虽然带来了近代工业的生产技术但主要的是用于加强剥削中国人民的工具。民族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虽有一些开展但力量是相当微弱的。 在中国历史上生产关系跟生产力的矛盾和适应往往不能突出时代变革的标志因而总是不能明确地划分历史阶段的年代。从奴隶制过渡到封建社会是这样从封建制过渡到近代社会也是这样。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点。 在中国历史上生产关系跟生产力的矛盾和适应往往与战争联系起来。社会矛盾激化了生了农民战争。农民战争生后往往出现了一段社会安定的时刻。这可说是中国历史上的又一特点。但战争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矛盾社会矛盾的解决要看生产关系是否已有了改变是否能适应生产力的展。 生产关系跟生产力的矛盾和适应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问题。学者们所关心的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性问题还有其它的历史问题都是限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有联系的。 第二节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阶级和等级阶级关系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生产关系在社会结构上的反映。生产关系是阶级关系的基础。 马克思说：“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 1列宁说：“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2马克思和列宁的论述深刻地揭示了阶级的实质和划分阶级的标志。一切阶级社会都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的基础上产生的由于人们在生产体系中所处的不同地位社会便分出不同的集团而形成为阶级。各阶级由于对生产资料占有关系的不同可分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在阶级社会里剥削阶级就是利用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对被剥削阶级进行经济上的剥削和政治上的统治。也由于对生产资料占有关系的不同决定着在生产中处于不同地位在分配上取得财富的方式和多少的差异。一般说来剥削阶级在生产中是不劳动而处于指挥地位只有被剥削阶级从事繁重的生产劳动。而在分配上剥削阶级却是社会上绝大部分财富的占有者劳动人民只能取得自己创造的财富的很少一部分。 阶级的出现和展约有几千年的历史在这以前在原始社会时期社会生产力展水平极为低下不可能产生剥削因而也不能产生阶级。只有到了生产有一定程度的展但是又展的不足社会出现了一部分人剥削另一部分人的时候阶级便产生了。人类历史上曾存在三种阶级社会即奴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32页。 2《列宁选集》第四卷第1o页。 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是很明显的前两种社会的阶级是以等级形式出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说：“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由各种社会地位构成的多级的阶梯。”1列宁也说过：“社会划分为阶级这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共同的现象。但是前两种社会中存在的是等级的阶级在后一种社会中则是非等级的阶级。”2中国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也各有自己的阶级结构但也都被等级形式所掩盖。中国的奴隶社会的阶级状况现在还没有研究清楚大致说来在殷周、春秋战国时期奴隶主阶级和奴隶阶级是两个主要的对抗阶级。另外还有国人是城市内的自由民。有野人是农村公社中的成员。公社作为集体要对当地的贵族承担义务。公社成员也可能是自由民的性质。这时已经有了手工业和商业但似还没有独立身份的手工业工人和商人。 阶级是按经济地位划分的等级既是按经济地位又是按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划分的。殷周春秋战国时期有许多关于等级的名称；现在也很难弄得清楚。《左传》中说：“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王、公、大夫、士四个等级可以说都属于奴隶主阶级其他六个阶级属于奴隶阶级。这虽没有把当时的所有等级都完全说出来但至少反映了当时等级的大致情况。 一种等级代表一种身份。中国上古的礼就是等级制度及其有关行为的规定。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1孔子把礼看作政治上的头等大事。从本质上看他所重视的就是这种等级制度。春秋末年周礼衰微孔子感慨天下无道实际上他所感叹的也就是等级制度。法家变法要以新法取代旧礼实际上这种新法也不过是新的等级制度。 中国封建社会以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这两个对抗的阶级作为主要的阶级手工业工人和商人也都形成了自己的阶级。所有这些阶级都有不同的等级。另外还有跨阶级的等级。 以秦汉时期为例。这个时期随着封建经济的展以等级制为特点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及其相应的地主阶级内部结构已基本上树立起来。在地主阶级中最高最大的地主就是皇帝他不仅拥有最高的政治权力而且还拥有全国土地的最高所有权。土地所有权和政治上的统治权对他来说是统一的。在皇帝以下地主阶级中较高的等级是世家地主。这个等级都是封建贵族。其中有宗室贵族、功勋贵族、外戚和儒宗。秦代没有封国但是皇家子弟得“衣食租税”功臣得封侯请求土地。西汉时宗室子弟有的封王封侯有的成为封君。有功的勋贵也有封侯赐地的。外戚中的显赫家族也可封侯食邑。孔子的部分后裔和一些传授儒家经典著名而成为贵族的儒宗都是地主阶级中较高的等级。这些封建贵族有高级封爵由于封赐分享土地所有权有受封的土地和民户有世袭的法定特权它在地主阶级中占有支配的地位。次于世家地主的等级就是豪族地主。其中主要的是六国贵族的后裔和地方上的大姓。这些人有的原来是贵族秦灭六国以后失去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1页。 1《论语·为政》。 贵族的身分而成为豪族。他们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因而具备相当大的社会力量秦代和汉初对他们采取迁徙和控制的政策。《汉书·娄敬传》中说刘邦在汉初曾把“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杰名家”十余万口徙于关中就是这种地主。在豪族地主中也有的是地方大姓。这些人在地方上占据大量土地以宗族的血缘关系形成“乡曲”、“闾里”中的强大势力占有依附性的宾客、部曲、徒附等大量依附人口。他们虽然没有世族地主那样的政治地位但他们可以“武断于乡曲”横行一方。《汉书》中说的“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就是指这些人说的。西汉后期阴识有子弟宗族宾客千余人东汉时公孙述有宗族万人都是地方大姓其中有的由于各种关系成为贵族。在地主阶级中另一个等级是高资地主。这一等级一般是经营商业、手工业和高利贷起家的。司马迁说的“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就是指这种地主而言的。在西汉有资三百万算是高资但也有积资到五千万以至万万的。其中有的人既是豪强地主又是富商大贾如六国后裔田氏就是如此。高资地主多是凭借财力取得土地。秦汉对法律规定商人不得名田宅因此他们都是在不合法的情况下取得了对土地的权力。高资地主可以说是跨越地主阶级和商人之间的等级。除了上述三个等级外还有不少中小地主构成地主阶级中不同的等级。 秦汉时期的被剥削阶级也是有等级的。其中有“编户齐民”的农民他们耕种国有的土地把粮食作为田租交给国家同时还要服力役和兵役。另一种农民就是给豪族地主种地的农民他们给豪族地主交纳地租即所谓“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还要服一些劳役但他们却不象耕种国家土地的农民去服兵役和力役。这个等级对地主有很大的依附性。除了这些等级以外秦汉时期还有出卖劳动力的“佣耕”者、贫民、各种名称的奴隶如奴婢、苍头、奴客等。 秦汉时期有二十等爵受爵者因爵位的不同而享有不同等级的权力、承担不同等级的义务。《九章算术·衰分》中有两例是很好的说明。一例是：今有大夫不更、簪褭上造、公士凡五人共猎得五鹿&1t;//pgn>欲以爵次分之。问：各得几何？ 答曰：大夫得一鹿三分鹿之二。不更得一鹿三分鹿之一。簪褭得一鹿。上造得三分鹿之二。公士得三分鹿之一。 又一例说：今有大夫、不更、簪褭、上造、公士凡五人共出百钱。欲令高爵出少以次渐多问：各几何？ 答曰：大夫出八钱一百三十七分钱之一百四。不更出一十钱一百三十七分钱之一百三十。簪褭出一十四钱一百三十七分钱之八十二。上造出二十一钱一百三十七分钱之一百二十三。公士出四十三钱一百三十七分钱之一百九。 从第一例看爵位越高享受权益越多。从第二例看爵位越低承担的义务越大。这种制度突出了等级间的差别同时也就掩盖了阶级间的差别。汉代朝廷又经常采取“赐民爵”的办法就更起到了掩盖阶级差别的作用。 封建社会的阶级结构是与土地所有者在土地所有权的获得、土地所有权的法权形态、地主的政治地位和身分特征密切相关的。这些方面秦汉以后生了新的变化。与此相适应的封建经济、阶级结构也出现了新的情况。无论是地主阶级或农民阶级内部结构较前更为复杂但等级关系仍明显地存在。 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富商大贾凭借他们的财富可能取得某种权力但这只属于具体的个人活动。做为一个等级富商大贾的社会地位总是在封建贵族之下的。 鸦片战争以后社会经济和阶级结构都有了新的变化等级结构受到了削弱经济的独立作用有了一定的展但等级结构的影响仍然是存在的。近代阶级结构的变化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中国社会经济开始了新的变化。这种变化经过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总的趋势是：一方面封建地主经济依然保持下来地主阶级仍然占有农村土地的大部分仍然以种种特权和经济强制来攫取农民收入的大部分并且同高利贷、商人、买办、封建官僚结合在一起对农民及其它劳动人民进行剥削和压迫。另一方面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霸占中国领土勒索赔款驻扎军队开设银行、商行控制海关和通商口岸掠夺中国资源并向中国倾销大量过剩的商品使中国经济日益走向殖民地化。跟这种经济变化相适应社会的阶级结构也生了新的变化中国既保存着原来的一些基本阶级如地主阶级、农民阶级等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阶级如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在一定的阶级内仍保留着封建的等级制也有新的阶层出现。 这时期地主阶级中出现了几个这样的阶层。（一）官僚地主。这一阶层主要是在朝廷和各级政府中担任官职的官员和卸任的官员等。他们凭借手中权势广占土地役使良民。如总督大学士琦善占有土地二百五十六万亩曾国荃有田六千亩曾纪泽也广置田产他们都是著名的官僚地主。李瀚章、李鸿章兄弟六人在合肥占有大量土地每人达十万亩以上。此外他们在霍山、六安、舒城等县还有大量土地和典铺、钱庄。官僚地主不仅占有土地最多而且人数也不少。（二）军阀地主。这是从官僚地主中分化出来的。他们窃据政府要职又掌握着军事力量有的跟外国侵略势力相勾结称霸一方广占土地、鱼肉地方成为地主阶级中又一特殊势力。袁世凯在河南彰德、汲县、辉县等地有地四百顷徐世昌在辉县有田产五十多顷安徽霍丘张敬尧、阜阳倪嗣冲有地七、八万亩以上。曹琨兄弟是天津静海的最大地主吴俊升在黑龙江“攫取土地几遍全省”。（三）商人地主。这是鸦片战争后在商品经济的畸形展中依靠经商或放高利贷起家的。他们把经商和放高利贷所获资金一部分投入土地中去成为商人地主。如高邮大盐商有“票盐数十号”有良田数十顷还开有钱铺。天津盐商张某乘河北文安水灾之机兼并“大洼水地二百余顷”。直隶滦县商人占有土地一千七百多亩。这种商人地主在全国各地比比皆是。 地主阶级中的这些阶层有因袭传统的一个方面也有反映新的历史时期特点的一个方面。从这些阶层的整体来看它们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是新的社会阶层。此外还有以高利贷起家的地主有掌握少量土地的一般地主这些一般地主的数量是很大的。资产阶级是近代新出现的阶级大部分资本家是从地主阶级中分化出来的。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微弱资产阶级经常遭到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扼制一部分地主阶级在资本主义的影响下向资产阶级转化。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成分比较复杂从其资本性质和政治倾向看大致可分为官僚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等三个阶层。 官僚资产阶级最初是在清朝官僚军阀中形成的。他们大部分都兼有官僚地主的身份。官僚资产阶级的形成大致是在十九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左右。当时清廷一部分封建官僚打着“自强”、“富国”的招牌兴办“洋务事业”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技术创办新式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在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形式下吸收了一部分地主、官员、商人的资金创办大量企业。李鸿章是早期最大的官僚资本家。他历任两江、湖广、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控制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通商银行等许多企业有数百万资产。盛宣怀是仅次于李鸿章的大官僚资本家曾任招商局会办、邮传部大臣控制汉冶萍厂矿公司等企业拥有大量资产。 早期民族资本家中有些人是买办出身的。如马建忠郑观应都参加过洋务派创办的近代工业。马建忠曾任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郑观应也曾在上海织布局、上海电报局、轮船招商局、汉阳铁厂等企业中任过要职。但由于他们与洋务派立场有分歧强烈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被洋务派排挤从事民族工业。民族资本家祝大椿也是买办出身以后独资经营源昌机器碾米厂、源昌机器缫丝厂、振兴电灯厂、华兴面粉厂、公益纱厂等民族企业而成为民族资本家。民族资产阶级中也有士绅出身的如张謇曾中过状元。他开创大生纱厂创办和投资二十七个企业资本九百多万元。陈启源在广东南海县创办继昌隆缫丝厂严信厚在宁波设通久源机器轧花厂。华侨卫省轩在广东佛山开办火柴厂等。都是民族工业。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数量少力量弱而且是从其它阶级转化来的跟封建主义、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具有明显的软弱性、妥协性对于阻碍民族工业展的各种势力缺乏斗争性。 买办资产阶级是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代理人。他们大都是依靠外国资本主义势力而从事工商业活动的。所谓买办原来是在外国商业洋行中管理事务或者为进出口贸易充当掮客的人。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对华商品进出口规模的扩大买办在为外商服务中积累了巨额资金自设铺面字号经营商业逐渐展成为资产阶级的一个阶层。据记载在福州南台经营茶业的商人“其买办多广东人自道光咸丰以来操其术者皆起家巨万”。上海、汉口、天津、浙江、江苏等地充当买办展起来的人最多尤其是宁波出现许多买办资本家如上海怡和洋行买办杨坊汇丰银行买办王槐山都是买办大商人。由于买办自觉或不自觉的站在民族利益的对立面为外国侵略势力服务无论财富如何增长在社会上有相应的地位但始终为中国人民所鄙视。买办阶级作为资产阶级的一个阶层具有很大不稳定性。有的世代充当买办依靠外商势力。但也有的在民族利益感召下向其它阶层转化如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等就是从买办资产阶级转向民族资产阶级的。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被剥削阶级也有了新的变化其中主要的是一、农民阶级的变化。二、工人阶级的产生。 在农民阶级中自耕农与半自耕农占有一定数量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时期有所增减。在农民中占绝大多数的是佃农。由于旗地的私有和转卖农奴逐渐减少和消失各种租佃关系的佃农日渐增加。一般来说租佃关系是南方地主普通采取的经营方式所以佃农在南方各地普遍存在。在北方由于经营地主的增多在佃农以外大量的是雇农。江苏武进大凡地主的田产完全由佃农耕种但是在察哈尔的集宁占有数十顷至数百顷土地的地主都是雇佣山西、河北的雇农耕种。甘肃、直隶等地地主也多采取雇工经营方式。近代佃农与以前佃农相比人身依附关系有所松弛。在租佃关系下佃农与雇农有些相似但实质并不相同。佃农对地主的依附性较强而雇农很差尤其是短工为地主做工是以工资形式分取一部分收获物。雇农来去自由既不受土地束缚也不受地主束缚而受地主剥削仅限雇农本人。佃农则不然他被束缚在土地上受地主控制其家人也要受地主奴役。中国的工人阶级比中国的资产阶级更老些。“中国无产阶级的生和展不但是伴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生和展而来而且是伴随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地经营企业而来”1。早在中国民族工业出现以前外国资本在华企业和清政府的官办企业中就已产生了中国的工人阶级。鸦片战争以后外资在上海、宁波、福州等地开办了大量的近代企业这样就造成了产业工人队伍的壮大。随着中国官办企业和民族工业的产生和展中国的工人阶级队伍不断扩大。中国的工人阶级大部分是从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转化而来的。 在上述的阶级外近代中国社会仍有相当数量的小手工业主手工业小生产者、手工工人以及小商贩等。这是封建小生产的生产关系的延续。此外在城市里有大量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城市贫民。在少数民族地区加西藏、四川、云南、贵州、青海等地方还保持着奴隶制在另外一些地方还有原始社会的残余。中国民族的阶级结构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 一九一九年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五四“运动爆中国近代史由前期转入后期。无论前期或后期都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后期的阶级结构没有太大的变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及其他爱国主义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变了几千年来传统的阶级结构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 阶级之间和阶级内部的矛盾与斗争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是社会生活和历史展的基础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由于生产活动必须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范围内进行生产力的展必然受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规律所制约所以体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便成为社会历史的基本矛盾。马克思主义认为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阶级以来“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1。因此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的重要社会现象是历史的主要内容。 在历史上由于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在生产中的地位和获得财富的方式的不同划分成不同的阶级。每一阶级又由于处于不同的经济地位有着不同的政治要求和不同的思想观点因而各阶级之间必然生矛盾和利害冲突。阶级矛盾的展和激化便形成为阶级斗争。每一种阶级斗争都是从维护本阶级利益出的斗争行为但是由于所处历史条件的不同有不同的斗争形式和不同的斗争内容。 1《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9o页。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o页。 阶级的产生是由于经济原因引起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是经济矛盾的结果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反映。在历史上每一阶级社会都存在一种阶级对抗的生产关系因而每一种社会都有两个根本对立的阶级。在奴隶社会中有奴隶主和奴隶；封建社会中有地主和农民；资本主义社会中有资本家和工人。这种对抗的基本阶级之间的关系就形成每一种社会中基本阶级之间的矛盾成为每一特定社会的基本矛盾。除此之外在各种阶级社会里基本阶级之外也存在着非基本阶级和阶层他们之间和他们与基本阶级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形成社会的次要矛盾因而造成每一种社会阶级矛盾的错综复杂的情况。在一个社会里各种阶级矛盾都是互相影响的但是起决定作用的往往是社会基本矛盾的两个对抗阶级之间的矛盾与斗争。在阶级社会里体现阶级矛盾的阶级斗争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其基本形式有三种即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经济斗争是阶级斗争的初级形式政治斗争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思想斗争是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反映但反过来又给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以影响。经济斗争是政治斗争的基础但社会矛盾只有经过政治斗争才能得到解决。这三种斗争中政治斗争是最主要的经济斗争和思想斗争都服从于政治斗争。 在中国历史上几千年的阶级社会充满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矛盾和斗争有的是阶级之间有的是在一个阶级内部不同等级或阶层之间的斗争。社会各个阶级在进行阶级斗争中往往形成代表本阶级利益和意志的政治集团、各种组织以至于政党。在阶级社会里各种组织、政治集团和政党都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如农民军政权以宗教形式组织群众以壮大自己的力量。在统治阶级内部出现的政治集团是一个阶级内部各集团之间的斗争工具。汉唐的党锢之争牛李党争等都是地主阶级内部的斗争。 在中国历史上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是极其复杂的。其中主要的就是每一个社会中两个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贯穿于阶级社会的始终。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也可以上升为主要的矛盾和斗争。每一个统治阶级在维护和加强他们的经济地位和统治秩序采取经济、政治和思想等各种统治办法来实现他们对被统治阶级的统治他们在共同利益上是完全一致的这方面是他们实行阶级统治的基础。但是历史上任何一个统治阶级并不是一个单纯的阶级而是存在着不同等级和阶层各等级和阶层之间各有不同的经济、政治地位有不同的思想意识因而在政治主张和统治方法上尤其是在各集团的利益方面必然存在着矛盾和斗争。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无论是采取政治斗争或经济斗争任何形式都会对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等各方面造成影响。统治阶级间的斗争是极为复杂的也往往影响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与斗争。在中国历史上各个阶级社会里这种斗争都是经常生的。 殷周时期奴隶对奴隶主进行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怠工、逃亡和暴动。文献所记“丧其童仆”、“臣妾多逃”以及“民溃”等就说的是这一类事情。在这个时期统治阶级内部曾不断生尖锐的矛盾和斗争。汤伐桀武王伐纣管、蔡与武庚叛乱周幽王的被杀都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春秋以后无论是周王与诸侯之间还是各诸侯之间以及诸侯与卿大夫间矛盾重重斗争十分激烈。这种斗争有的是政治上的较量有的是在经济上相互争夺比较激烈的就是诉诸战争。春秋战国时代大国兼并与争霸的战争就是这种统治阶级间矛盾的剧烈展斗争的最高形式。 在封建社会由于生产关系仍然是一种对抗关系所以地主与农民两个对立阶级间的矛盾与斗争仍然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封建社会里农民没有或很少有土地他们只有耕种封建国家或者地主的土地把自己劳动生产的粮食作为地租或赋税交给国家或者地主同时还要负担着繁重的力役和兵役过着极为贫苦的生活遇着天灾和凶年就要到处流亡或濒于死亡。因此封建的农民（包括国家佃农、依附农民、佃农）和地主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这种矛盾往往在地主阶级及其国家的残酷剥削与压迫下激化成为激烈的阶级斗争。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是由封建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它是封建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形式。封建社会农民和地主间的矛盾体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这种矛盾是在社会经济展过程中逐步激化的因此体现这种矛盾的阶级斗争有着各种形式。一般的说有怠工、逃亡、抗租、抗税、民变和暴动等。农民反对地主的日常斗争为更大规模的反抗准备条件当阶级矛盾激烈展使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条件成熟就会生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是封建社会对抗矛盾尖锐化的产物是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是世界罕见的。从秦末农民战争起有西汉绿林、赤眉起义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隋末农民起义唐末的黄巢起义宋代的宋江、方腊起义元末朱元璋起义直至明朝李自成的起义和清代的太平天国起义总计大小有数百次之多其中一些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不仅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尖锐和激烈而且也反映出中国农民战争的特点和规律。这种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也是封建社会和封建经济展到一定阶段的标志。 在中国封建社会除了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外还有地主和自耕农、奴隶以及其它劳动者之间的矛盾。虽然他们所处的经济地位不同受地主的压迫与剥削也和佃农有所不同但是他们在地主阶级统治和压迫下同样处于“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的境地他们和地主及其国家之间也存在着尖锐的矛盾。随着阶级斗争形势的展他们也往往卷入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洪流中去。秦末农民战争元末农民战争都有大量自耕农、奴隶及各种被压迫人民参加这种矛盾和斗争同样具有反封建的斗争性质与特点。这种地主和自耕农、奴隶及其它劳动者之间的矛盾与斗争往往与地主和佃农间的矛盾交织在一起因而使封建社会阶级矛盾更加错综复杂。在封建社会中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与斗争也是很复杂的。在地主阶级内部有不同集团和不同势力的斗争它们各代表一定集团的利益。有的是属于一个阶级内部不同等级间的斗争如门阀地主与其他地主等级间的斗争。还有的是属于政治派别间的矛盾与斗争他们政治主张不同施政方针各异但归根结底都是代表不同集团的利益争夺权势和地位。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与斗争不仅形式不同斗争的方式和手段也不相同。一般来说政治斗争是比较普遍的如利用不同政见互相攻击；通过手中权势排斥打击政敌；扩充培植本派势力、明争暗斗等。但也有通过思想意识方面的斗争来展自己的政治势力的。如西汉经学上的今古文之争也反映出不同政治派别的矛盾。隋唐时期儒释道之争也是统治阶级内部各种政治势力间的矛盾的反映。地主阶级内部斗争更为激烈的是以武装斗争来进行的。如西汉时异姓王和同姓王反对皇朝政权的斗争就是激烈的武装战争。东汉末年的地方割据势力的混战西晋时的八王之乱、唐五代时期的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战争明代的藩王之乱清代的三藩之乱等等、都是各集团在利害冲突下争权夺利的斗争。地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展为武装战争是封建社会的普遍现象它对封建经济、政治、思想等各方面都产生巨大的影响。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与斗争除了上述的形式外还有其它形式如政变、篡位夺权等是在政治斗争的基础上生的突变行动。唐代的玄武门之变宋代的陈桥兵变既是政治斗争又是武装斗争。王莽代汉曹丕夺取东汉政权司马氏代魏等等这种性质的政治斗争在封建社会里是屡见的。地主阶级内部的斗争虽然是一个阶级内部矛盾但也有是非和是否顺应历史展的要求的问题。 剥削阶级内部还有另外两种矛盾和斗争的形式。一种是代表新的势力与代表旧势力代表新生产关系与代表旧生产关系两种剥削阶级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往往是生在一种社会的衰落时期或者在一种新制度产生的初期。这种斗争也都是基于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不同和冲突而生的。在战国时期吴起和商鞅的变法就是新旧贵族代表新旧两种不同制度的剥削阶级之间的斗争。他们不仅在政治上互相较量而且也互相仇杀展到流血斗争的尖锐程度。另一种是封建社会地主阶级跟商人之间的矛盾二者虽然都是剥削阶级但在具体利益上也有冲突的一面。历代封建统治者采取抑商重农的政策限制商人对地主阶级利益的损害。但在剥削人民方面二者又有共同利益所以有的统治者也往往利用商人赐与官爵使他们为其服务。 在封建社会末期也有代表新旧两种生产关系的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但是由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展缓慢力量非常软弱还没有展成一个独立阶级因此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矛盾没有明显地表现出来。到了近代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中国逐渐转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期民族资产阶级虽然形成但在买办资产阶级势力展后处于受压迫的地位因此与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也不十分明显。至于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之间则形成一种既有矛盾又相结合的关系。 阶级斗争在中国历史展中的作用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展的动力。它所以能推动历史展就在于它不断地促进社会基本矛盾的解决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展。阶级斗争对历史展起推动作用但并不是说无论什么样的阶级斗争都对历史起推动作用。只有那种能促进社会基本矛盾得到解决的阶级斗争才是历史前进的动力。如果是反动阶级对被压迫阶级的斗争或者不利于历史展的阶级斗争不仅不能起着推动历史展的作用反而会阻碍历史的展。 阶级斗争推动历史的展主要在于它解除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展的束缚解放生产力。一般来说阶级斗争对历史展的推动作用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在一种社会形态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生产力不断的展而生产关系往往落后于生产力的展成为生产力展的障碍时体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两个对抗阶级的斗争也就是被压迫、被剥削阶级反对统治阶级的斗争就起着打击统治阶级迫使他们进行改革使生产关系得到调整因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展。奴隶社会的奴隶和平民反对奴隶主的斗争封建社会农民战争或农民和其它劳动者反对地主阶级的斗争都是在这种情况下推动历史展的。这种阶级斗争的作用是有它的局限性也就是说它只能在一种特定的生产方式内起到解决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促进一种社会形态的量变过程而不能促使生产方式的质变。一种生产方式所容纳的生产力是有限度的当社会生产力展要求突破旧的生产方式建立新的生产关系时奴隶反对奴隶主的斗争农民反对地主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这种阶级斗争不可能完成这种历史任务因为他们不代表新的生产关系不能改变旧制度也不能建立新制度他们只能在代表新生产关系的阶级领导下争取自身的解放起到推动历史展的作用。 阶级斗争推动历史展的另一作用就是推动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形态更替的质的飞跃推动历史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展。在阶级社会中当旧的生产关系已经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展的严重障碍时代表新的生产力展的先进阶级要求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但是代表旧生产关系的统治阶级为了保持其统治维护其阶级利益不会放弃其统治地位；自动地改变旧生产关系这样就必然引起尖锐的阶级斗争。结果在先进阶级的斗争中使旧的生产关系遭到破坏推翻了旧的统治建立新的制度实现社会的变革。这种历史展中质的飞跃并不是任何一种阶级斗争都会起这种作用而是只有在当时代表先进生产关系的阶级进行的阶级斗争才会完成这种变革。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变革是由代表封建生产关系的地主阶级进行反对奴隶主的斗争完成的封建制向资本主义制度变革也只有代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阶级的革命才会实现。奴隶社会的奴隶起义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虽然是对抗阶级间的斗争但它并不能起到促进社会生质变的作用原因是奴隶起义和农民战争这种阶级斗争不会出阶级局限挥作用。在其特定的生产方式下这种斗争可以推动生产力展但仅限于在一定生产方式所能容纳的生产力的范围以内。他们可以打击统治阶级改朝换代但不能最终推翻这种制度。列宁曾说：“我们知道奴隶举行过起义进行过暴动掀起过内战但是他们始终未能造成自觉的多数未能建立起领导斗争的政党未能清楚地了解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甚至在历史上最革命的时机还是往往成为统治阶级手下的小卒”。1单纯的奴隶起义和农民战争都不能起推动社会历史变革的作用。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也是在阶级斗争推动下展的。自从传说中的夏朝进入奴隶社会以后经过商、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由盛而衰这一展过程也是阶级斗争推动的结果。在中国奴隶社会的复杂阶级斗争中奴隶和农民并没有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独立地展开对奴隶主的斗争但奴隶和农民反对奴隶主的阶级斗争对历史的展并不是不起作用。奴隶和农民在反对奴隶主的斗争中也曾打击了奴隶主的统治由于阶级局限这种斗争不可能成为变革奴隶制的决定力量。 中国封建时代的历史特别长农民和地主这两个对立阶级的矛盾与斗争十分激烈这是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主流。除了怠工抗租、抗税、逃亡等这些日常斗争外武装反抗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也是农民经常采用的斗争形式。在封建社会的展中每当一个皇朝政治腐败经济生危机社1《列宁全集》第二九卷第442页。 会矛盾尖锐的时候便激起农民起义或农民战争。当大规模的农民战争推翻一个皇朝或严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之后社会便出现政治稳定和经济恢复与展的局面。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矛盾重新激化时同样又爆新的农民战争。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农民战争一次又一次地反复生使封建统治不断遭到打击社会生产力缓慢地展着。这一张一弛的阶级斗争反映了封建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的展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民起义与农民战争是推动封建社会展的重要动力。作为封建社会阶级斗争主要形式的农民战争其力量与作用有多大不能不受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展的实际所制约。中国封建社会是建立在单一的小农经济结构的基础上的农业社会。地主大土地所有制和皇朝集权专制主义的国家机构使农民在展生产上处于十分艰苦的条件下。贯串于整个封建时代的土地兼并现象迫使农民依附于地主土地上接受地租榨取和国家赋税、力役的压迫只能维持生存进行简单的再生产如遇水旱等灾害和战争祸患就陷于颠沛流离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封建社会阶级斗争最高形式的农民战争实质上是争取生存争取土地和生产条件与保护生产的斗争。因此在每一次大规模农民战争以后冲击了封建土地制度削弱了土地集中程度和人身依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使租税、徭役有所减轻改善了生产条件总的说来起到了调整封建生产关系的作用但也并不是所有农民战争都是这样。农民反对地主的阶级斗争对社会展的作用也不能不受特定的封建生产方式的制约。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单一的小农业生产对社会生产力的展所起的推动作用是很有限的。即使在农民战争后社会经济展时期也只是维持小农经济结构下的简单再生产丝毫不影响封建制度这个躯体的延续。中国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农民战争一个一个皇朝相继地覆灭但社会制度并没得到根本的改造这就是封建社会长期迟滞的原因之一。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斗争是十分激烈的。这种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与斗争虽然都是由于不同势力、不同阶层和不同集团的利害冲突生的无论是政治斗争或武装斗争大都对社会展起着阻碍作用但也不能对其中顺应历史展的一些斗争一概否定抹杀其在历史展上一定的积极作用。一般说腐朽的阶级力量和反动政治集团往往是生产力展的障碍。但有时候他们所进行的一些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人民的利益适应历史展的要求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展对历史展具有积极作用。秦始皇统一六国结束了分裂割据的局面使社会出现了统一这是有利于生产力的展和历史的进步的因此对他进行的统一斗争应该予以肯定不应由于他进行的是地主阶级间的斗争就否定了这种作用。阶级斗争是否对社会展具有推动作用主要是以它能否解放生产力来判断而生产力是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生产力展了将推动社会进步由此就不应对统治阶级进行的有利于生产力展的阶级斗争一概否定。唐代中期实行的两税法是中国赋税史上的一次大改革对于减轻人民负担削弱封建依附关系解放生产力方面都有积极意义。这种改革是经过了两派政治势力尖锐斗争的因而不能因为是地主阶级内部不同政治集团的斗争而否定了它的一定历史作用。其它如北宋王安石变法明代张居正的改革都曾经生两种政治势力的斗争也不应由于它的阶级性而否定在历史展中的积极意义。在阶级社会里两个对立的基本阶级间的矛盾通常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集中反映。但不是任何时候都是这样。有时候这种主要矛盾往往退于次要地位民族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成为社会生产力展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其中具有进步意义的斗争在历史展中就具有一定意义。如南宋时期由于女真族的南下中国南方农民和地主间的矛盾就退居次要地位而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南宋抗战派和投降派的斗争就具有对历史展的积极意义。东汉末年地方割据势力的混战造成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使之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当然结束这种混乱局面的统一战争就起了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展的作用。 由于中国封建社会展的长期性和迟滞性资本主义关系萌芽展缓慢而且十分微弱所以没有形成新的阶级力量。明清之际在商品经济的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影响下虽然在地主阶级中分化出反映资本主义萌芽的革新派但他们力量很弱还没有形成一种阶级力量更不可能产生有明确斗争目标的政党。这种势力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与封建腐朽势力进行过斗争要求社会改革具有进步倾向还不能成为代表新旧两种生产关系的阶级斗争自然对历史展所起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 鸦片战争以后外来资本主义势力侵入中国中国社会经济和阶级结构生了新的变化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与中国封建势力的结合下封建的剥削关系没有更大变化农民和地主两个阶级的矛盾仍是社会十分尖锐的基本矛盾农民反对封建势力的斗争虽然有了新的展但由于内外阶级敌人势力的强大对历史展的作用也不可能越前一时代。 第五章国家和法第一节国家性质和政权形式国家性质和政权形式国家是人类历史展到一定水平时的产物从国家产生的历史就可以看到国家的性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列宁《国家与革命》都对这个问题作了科学的阐述而列宁的《论国家》说得更为简明。列宁说：“谈到国家问题的时候先就要注意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有一个时候是没有国家的。国家是在社会分成阶级的地方和时候、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出现的时候才出现的。 “在第一种人剥削人的形式、第一种阶级划分（奴隶主和奴隶）的形式尚未出现以前还存在着家长制的或有时称为克兰制的（克兰就是氏族当时人们生活在氏族中）家庭这种原始时代的遗迹在很多原始部落的风俗中还表现得十分明显不管你拿哪一部论述原始文化的著作来看都可以碰到比较确定的描写、记载和回忆说有过一个多少与原始共产主义相似的时代那时社会并没有分为奴隶主和奴隶。那时还没有国家没有系统地采用暴力和强迫人们服从暴力的特殊机构。这样的机构就叫做国家。 “在原始社会里在人们还生活在不大的氏族中、还处于最低展阶段即处于近乎野蛮状态的时候在与现代文明人类相距几千年的时代还看不见国家存在的标志。我们看到的是风俗的统治是族长所享有的威信、尊敬和权力这种权力有时是属于妇女的——那时妇女还不象现在这样处在无权的被压迫的地位——但是在任何地方看不到什么分化出来管理他人并为了管理而系统地一贯地掌握着某种强制机构即暴力机构的特殊等级的人大家知道现在这种暴力机构就是武装部队、监狱及其他强迫他人意志服从暴力的手段即构成国家实质的东西。 “如果把资产阶级学者制造出来的所谓宗教学说、诡辩、哲学体系以及各种各样的意见抛开而去探求问题的实质那我们就会看到国家就是从人类社会中分化出来的管理机构。当专门从事管理并因此而需要一个强迫他人意志服从暴力的特殊强制机构（即监狱、特殊队伍及军队等等）的特殊集团出现时国家也就出现了。 “但是曾经有过一个时候国家并不存在公共联系、社会本身、纪律以及劳动规则全靠习惯和传统的力量来维持全靠族长或妇女享有的威信或尊敬（当时妇女不仅与男子处于平等地位而且往往占有更高的地位）来维持没有专门从事管理的人的特殊等级。历史告诉我们国家这种强制人的特殊机构只是在社会分为阶级即分为两种集团其中一种集团能够经常占有另一种集团的劳动的时候和地方只是在人剥削人的地方才产生出来的。”1列宁是从历史上说明国家的产生和国家的本质的。社会生产展到有一定剩余和阶级矛盾不可调和这是国家产生的原因。拥护统治阶级利益而压迫其他阶级这是阶级社会的国家的本质。列宁根据这些历史事实驳斥了1《列宁选集》第四卷第44—45页。 那些把国家和神学混为一谈的荒谬学说。在中国历史上关于国家的神秘论点如“皇权神授”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古代的思想家也曾以社会矛盾解释国家的产生但有的人强调了国家调和矛盾的作用有的人认为圣人创立国家这都是很荒谬的。 随着历史的展不同时代有不同的阶级结构不同性质的国家不同形式的政权组织。列宁说：“国家形式极其繁杂。在奴隶占有制时期在当时最先进、最文明、最开化的国家内例如在完全建立于奴隶制之上的古希腊和占罗马已经有各种不同的国家形式。那时已经有君主制和共和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区别。君主制是一人独裁的政权共和制是一切政权机关都由选举产生；贵族制是很少一部分人的政权民主制是人民的政权（民主一词按希腊文直译意思是人民的政权）。这些区别都是在奴隶制时代产生的。虽然有这些区别但奴隶占有制时代的国家不论是君主制还是贵族的或民主的共和制都是奴隶占有制国家。 “..奴隶占有制共和国按其内部结构来说分为两种：贵族共和国和民主共和国。在贵族共和国中参加选举的是少数享有特权的人在民主共和国中参加选举的是全体但仍然是奴隶主的全体奴隶是除外的。我们必须注意到这种基本情况因为它最能说明国家问题最能清楚地表明国家的实质。“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是使一切被支配的阶级受一个阶级控制的机器。这个机器有各种不同的形式。在奴隶占有制国家内有君主制贵族共和制甚至有民主共和制。管理形式确实极不相同但本质只是一个：奴隶没有任何权利始终是被压迫阶级不算是人。农奴制国家内的情形也是如此。 “..地主为了确立自己的统治为了保持自己的权力需要有一种机构来使大多数人受他们支配服从他们的一定的法规这些法规基本上是为了一个目的——维持地主统治农奴制农民的权力。这就是农奴制国家这种国家例如在俄国或者在至今还是农奴制占统治的十分落后的亚洲各国有各种不同的形式有的是共和制有的是君主制。国家实行君主制时政权归一人掌握实行共和制时从地主当中选举出来的人多少可以参加政权。农奴制社会的情形就是如此。农奴制社会中的阶级划分是绝大多数人——农奴制农民完全依附于极少数人——占有土地的地主。”1列宁这些话从阶级结构上分析了奴隶制国家的性质和农奴制国家的性质又分析了这两类不同性质的国家各有不同的政权形式并指出政权组织形式虽不同但都为同样性质的国家服务。这些论断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国家问题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中国历史上有奴隶制时代有封建制时代中国没有资本主义时代而在历史展顺序上相应于资本主义时代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历史上的政权形式有贵族制、君主制、军事独裁制等的不同。从西周到春秋时期周王和诸侯的关系是所谓兄弟、叔侄、甥舅之国。名义上周王的政治地位很高但实际上并没有管辖诸侯的权力。从当时的中国来说这似乎可以说是一种贵族共和制。在有些诸侯国内部齐有国、高鲁有三桓晋有六卿也都是贵族当权。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1《列宁选集》第四卷第49页、51页。 五世希不失矣”1。孔子所说的是他对历史的看法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但孔子亲眼看到的“礼乐征伐自大夫出”则是贵族当政的一种表现。后来孟子见齐宣王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2。所谓“世臣”也是指贵族而言的。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君主专制是主要的政权形式我们可称之为封建专制政体。 封建专制政体封建专制政体是由贵族制的政权性质转化而来也是在跟贵族、贵族制不断斗争的过程中在不断强化朝廷的过程中逐渐巩固展起来的。 战国年间吴起、商鞅在楚秦先后变法。变法的主要内容是按一定的政治条件重新划分贵族的等级。变法的实质是君权对贵族势力的斗争。《史记·吴起列传》记吴起在楚变法情形：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破驰说之言纵横者。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故楚之贵戚尽欲害吴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乱而攻吴起。吴起走之王尸而伏之击起之徒因射刺吴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尽诛射吴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余家。 又《商君列传》记商鞅在秦变法：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秦孝公死后商鞅遭到车裂灭族的报复。吴起商鞅因变法而惨遭杀害的事例可以看出当时斗争的尖锐。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是中国封建专制政体史上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年。秦始皇灭六国建立了空前规模的皇朝。他宣布了天下的统一定尊号为皇帝并自称为始皇帝“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他创建了皇帝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力和万世一系的世袭制度对于后来的封建政体有很深刻的影响。分封制和郡县制曾经是朝议中辩论的重点也是关系到君主专制的重大问题。不少朝臣主张继续实行分封制。最后秦始皇还是决定废除分封制推行郡县制。秦始皇说：“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以郡县制代替分封制是强化君主专政的重大决策也是有利于统一的重要措施。但这一重大改革不是在短期内所能完全实施的还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 楚汉之际反秦将领以功封侯王者相当多。汉高祖在位时基本上解决了异姓王的问题留下九个同姓王他以为天下一家可以平安无事了。但他死后同姓王不断叛乱。贾谊曾评论当时汉朝封国强大下的形势说好比是害了臃肿病的病人小腿肿得差不多象腰一样粗指头肿得差不多象胳膊一样大身体转动一下都很困难。叛乱活动至景帝时才平定下来。汉武帝时期是西汉鼎盛时期封建专制政体才基本上巩固下来。 1《论语·季氏》。 2《孟子·梁惠王》下。 自汉至唐封建专制政体沿着曲折的道路前进。总的说来地方势力在逐渐削弱朝廷势力在逐步加强。宋代以后封建专制制度得到进一步展。宋设中书省、枢密院、三司使分掌政事、军事、财务。明代不设丞相分权于六部尚书。清代重军机处。这都是君主专制下的组织形式。从这些官制的变化上可以看出皇帝权力在步步加强。 等级制和世袭制是封建专制政体不可分离的部分。在政治上皇帝站在等级的顶端是最高统治者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在经济上皇帝站在等级所有制的顶端是最高的所有者。封建社会广大个体小农是皇帝专制的社会基础。世袭制是封建专制制度的产物是要这个制度世世代代传下去。在中国历史上世袭制有兄终弟及长子继承嫡子继承皇子有功者继承等不同的情况。因继承制度的不稳定在皇位继承上往往生大小不同的纠纷。 跟贵族制相比君主专制对统一全国有利但专制过了头也会引起朝政混乱和地方不安。在一定条件下女主专政、外戚和宦官专权的产生都跟封建专制政体有密切关系甚至可以说是封建专制的特殊形式。这主要是因为皇权至上无人敢于从事监督。而女主、宦官、外戚易于利用宫禁的隐蔽性进行私图。秦始皇是第一个建立帝制的人在他死后就有赵高制造的两次宫廷政变。汉有吕后专政、王莽的篡位。历代都有一些类似情况。我国古代史学家对此也有所论述。范晔《后汉书·宦者传·论》和《邓骘传》论述了东汉时期女主、外戚、宦者利用他们特有的身份窃取权力以及他们与朝臣间互相依存和矛盾关系是颇有特色的。 第二节国家的职能社会职能国家的职能是国家挥作用的具体体现。一个国家如何运用它的职能直接关系到它的治乱兴衰。国家职能可分为两大类一是社会职能一是统治职能二者又往往有密切联系不可分割。从中国历史上看国家的社会职能主要是防水治水修整道路展生产和做好保卫工作。 中国最先执行社会职能的国家是夏、商、周。这些奴隶占有制国家政权执行的社会职能中最突出的是治水防水及兴修水利工程。马克思曾对亚洲古代一些国家举办水利工程的职能详加评论。他说：“在亚洲从很古的时候起一般说来只有三个政府部门：财政部门或对内进行掠夺的部门；军事部门或对外进行掠夺的部门；最后是公共工程部门。气候和土地条件特别是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区直至最高的亚洲高原的一片广大的沙漠地带使利用渠道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无论在埃及和印度或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以及其他国家都是利用河水的泛滥来肥田利用河流的涨水来充注灌溉渠。节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这种要求在西方例如在弗兰德和意大利曾使私人企业家结成自愿的联合；但是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预。因此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1马克思没有举出中国但是水与中国古代社会的关系极大社会生产国家治乱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等都受水的影响。因此历代国家政权无不努力挥其社会职能解决水的问题。 古代传说中的夏禹就是一个以治水闻名的英雄人物。禹因洪水为害用疏导的办法制服了洪水保证了人民安居乐业。奴隶制的繁荣时期各诸侯国都很注意治水并在他们各自的统治区兴修了不少的水利工程。但是没有强有力的统一政权不能调整共同用水、甚至出现了“以邻为壑”、“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的现象。在秦统一六国的时候韩国为了削弱秦国的军力“毋令东伐”竟阴谋派水工郑国去秦国鼓动他们凿泾水为渠。工程进行中途其阴谋败露秦人要杀死郑国。这位水利专家说：“当初我固然不怀好意但是事到如今渠如建成秦国也有好处。”秦国允许他继续完成了这项水利工程取名“郑国渠”。结果溉田四万余顷关中从此成为沃野没有荒年秦国也因而富强2。 自从秦始皇建立了专制主义的封建国家兴办水利工程真正成了历代封建朝廷的一项重要社会职能。许多封建皇朝修建了很多水利工程。秦朝开凿的灵渠沟通了漓江和湘江成为长江与珠江流域之间的通道。两汉时期在修建漕渠和治理黄河水害上均收到了显著的成效。唐代由政府主持兴修的水利工程不下二百六七十处。北宋中期以后兴修的水利工程上万处。明太祖时开塘堰近五万处治河四千余处修复陂渠堤岸五千余处。清朝在治黄、治淮、修复运河等方面也不逊色。那时所修海塘工程都过了唐宋时代。水利工程的兴办皇帝有时直接干预。汉武帝不但派官督工修建多处水利工程他本人也曾亲到现场率领随从人马堵塞黄河决口。来自草原的元世祖也非常关心农业生产注意兴修水利。明太祖敕令：“各地方官凡遇有老百姓条陈水利的可随时奏报朝廷。”为兴修水利而投入的人力物力也是很惊人的动辄万人、几万人、十几万人甚至上百万人。汉代修龙渠上万人干了十余年。元朝末年贾鲁治河一次派了民夫十五万戍军二万。为了使兴修水利工程经常化制度化唐朝设置了专门管理水利的机关都水监就是掌管川泽、津梁、陂池、渠堰工程的部门。 中国封建社会国家兴办的大批水利工程有一些是为开凿水路交通但大多数是治理水害或变水害为水利。如治理黄河主要是防止河水泛滥成灾。有很多水利工程是用以引水灌溉农田。汉武帝派水工徐伯率领数万人穿漕渠使国家运输粮食节省了一半的时间和路程但渠成之后渠下之民也利用渠水灌溉了农田。中国封建社会的生产主要是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广大的小农从事个体经营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抵抗不了水旱之灾涝则一片汪洋旱则赤地千里为此常常倾家荡产背井离乡甚者人相食。国家兴办水利工程治水防水对展农业生产有重大意义。 在展交通方面封建国家开凿了不少水路。秦朝的灵渠、汉朝的漕渠自不待言隋炀帝动员百余万男女完成的大运河更是水路交通建筑上的壮举。这条贯通南北的大动脉虽然被隋炀帝本人用来通龙舟饱私欲但也1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64页。2《史记·河渠书》。 使“运漕商旅往来不绝”1。当然交通方面的建设主要的是陆路。秦始皇治“驰道”是以咸阳为中心修了两条大道：一条向东一直通到今河北、山东至于海边；另一条向南一直通到今江苏、浙江地区。往北他命令大将蒙恬修了一条“直道”从咸阳经过云阳、上郡直达九原即从今陕西关中地区到达内蒙。又在今湖南、江西、广东、广西之间修了一条“新道”。在今云南、贵州边远之地修了“五尺道”。后来各朝代又在此基础上或修复或扩充在辽阔广大的中国境内形成了四通八达的交通网。跟水陆交通相联系的还修建一系列的桥梁和驿站。这些工程都是当时的统治者为了加强对全国的控制或便于军队调遣及运送物资传递情报等等。但是这对促进全国统一沟通各地区之间的联系以及物质、文化交流等都有积极的作用。治水、防水和展交通以外展生产和做好保卫工作也同样是挥国家职能的重要内容。《论语·宪问》“禹稷耕稼而有天下”《诗·生民》等篇歌颂周开国的历史也是以展农业作为生产的中心。所谓“民以食为天国以民为本”历代皇朝的兴盛时期无不对农业生产展给予相当大的重视。保卫职能主要指防御外患。至于国内民族纠纷中也有一个保卫问题那就又当别论了。 统治职能随着阶级社会的展国家的统治职能相应地有了展。 国家的统治职能先是对劳动人口的编制。《礼记·大学》：“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劳动人口的掌握是奴隶制、封建制国家立国大计。资本主义社会也有劳动力的问题但这种劳动力是商品化了的跟奴隶制、封建制国家对劳动人口可以编制起来的情况大不相同。 商鞅变法以五人为伍十人为什什伍互相监督有罪连坐这是编制劳功人口的主要方法对后来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有深刻影响。 萧何入咸阳取秦宫所藏图籍以此尽知天下地理形势及户口多寡。汉封诸侯王以封户标明爵位的高低《汉律》以后历代律书有户律或户婚律足见劳动人口的编制对封建国家的重要意义。 本卷第三章曾论到一个历史时期人口的多寡不是评论这个时期盛衰的充分依据。但劳动人口是国家粮源、兵源的所在国家必须掌握一定数量的劳动人口。因此封建国家要对劳动人口进行一定的编制并推行重本抑末、奖励生育、防止流亡、宣扬孝悌及与豪门大姓争夺劳动力等一系列政策。在经济方面封建国家有时施行平籴、和买等调剂社会经济政策但主要是对人民进行剥削。赋税、专卖和货币都是重要的剥削手段这些手段都还是合法的剥削。此外更有名目繁多的法外剥夺。《史记·平准书》记汉武帝时杨可告缗事。“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狱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监分曹往即治郡国缗钱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明万历年间神宗派遣矿税使四出以开矿为名到处敲诈勒索甚至以掘坟墓、毁住宅相要挟弄得人心惶惶民不聊生。其事备载于《明史·宦官传》。这是法外劫夺的突出例子。象这一类的事例历史上1杜佑：《通典》卷一七七。 是不少见的。 军队是国家暴力统治的强大工具。在阶级社会里军队用于保卫统治集团和统治阶级对内镇压、对外扩张。在中国历史上汤代桀武王伐纣都是通过武力解决问题的。春秋时期大国争霸；战国时期七国争雄、秦建帝业、汉亡秦灭楚以及汉以后各皇朝的兴亡也都是通过武力解决问题的。当然武力不是决定一个朝代兴亡的唯一力量却是很重要的力量。历代宫廷政变如周勃复汉李世民玄武门之变以及陈桥兵变等都是武装夺取政权。至于魏晋以后所谓禅让虽也可说是政权转移的合法形式实际上也无一不是以武装力量为背景的。在阶级斗争中统治阶级军队大大挥其作为工具的作用。封建社会里农民起义大小数百次大都遭到官方军队残酷屠杀和镇压。 中国历史上统治阶级的军队遍布全国各地朝廷又另有自己的亲军如羽林军、神武军、禁军、蒙古军、八旗军等。兵制唐代的府兵制是寓兵于农的制度明代的军户和历代的屯田兵是寓农于兵的制度。这二者都是兵农合一的制度。另有募兵制兵源多来自贫民和游民。这种兵制上的变化也往往能反映封建朝廷对人口控制力量的强弱。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说：“常备军和警察是国家权力的主要强力工具。”并深刻批评不承认这个观点的那些流行的庸俗观点。毛泽东同志说：“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观点看来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份。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1这两位经典作家的话主要是指近代历史上说的但他们所说的武装力量的重要性是对整个阶级社会都适用的。 伴随着政治、经济、军事各种统治机能的运用统治集团为满足自己的统治欲望巩固统治力量也要占有思想文化的阵地。 《国语·周语》记周厉王时“厉王虐国人谤王。邵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邵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邵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蒙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原隰之有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善而备败其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王不听。于是国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这是统治阶级对思想文化滥用统治机能的一个失败的例子但也可见统治者对于人民思想文化干涉到什么地步。秦始皇灭六国后焚诗书、百家语和非出于秦史官的史籍并令学者“以吏为师”这也是以暴力统治思想文化的有名事例。后来的皇朝也有焚书、禁书的办法还制造了一些文字狱。 在中国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树立了自己的思想文化体系以取代那些不利于自己的思想文化。在暴力压制以外封建统治阶级所普遍采用的办法是用比较隐蔽的手法在思想文化本身打主意。殷周时期“学在官府”就是1《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12页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统治者进行思想文化控制的一种方式。周东迁后典籍散乱百家之学逐渐出现。秦焚百家语未能断绝百家之学的流传。汉武帝罢黜百家定儒家为一尊于是治六经之学修儒经之业的人遇有机会就可进入仕途儒学逐渐取得了在思想文化上的统治地位。汉成帝在石渠阁、汉章帝在白虎观大会群儒亲自讲解经义既提高了经学在政治上的地位也提高了自己的学术形象。汉代这种措施比暴力控制思想文化要高明得多成效也好得多。后来的封建皇朝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使儒家之学长期地成为束缚人民思想的枷锁。隋唐的注疏宋元的理学、明清的八股文尽管在形式上各不相同但都是以阐述儒学作为主要的内容。 自汉代以来儒学的内容主要不过两点。一是宣扬君权神授一是宣扬三纲五常。这都是先验论的观点把君权说成是无可置疑的天命所在三纲五常是永恒的社会秩序。这极大程度地适应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迷惑人民群众达两千多年之久。与此同时封建国家还大力推崇佛教和道教把广大人民群众深受的灾难引向对来世快乐的幻想以削弱其反抗的斗志。毛主席说：“中国的男子普通要受三种有系统的权力的支配一是从朝廷到基层的国家系统即政权；二是家族系统即族权；三就是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总称之为鬼神系统即神权。至于女子除受上边三种权力支配之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即夫权。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这四大绳索都是跟儒家的中心思想相一致的。 封建国家的统治机能还有很重要的一项就是监察。秦代朝廷上有丞相、太尉、御史地方上有守令、尉、监。御史和监都是监察官在国家行政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西汉置刺史权力很大。刺史班宣周行黜陟能否断治冤狱以六条问事：一条强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强陵弱以众暴寡。 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招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三条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嘉则淫赏烦扰刻暴剥截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訞祥讹言。 四条二千石选补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 五条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监。 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正令也。1999ooo41_o232_o后来汉唐宋元各代有御史台的设置明、清有都察院的设置这些机构都是重要的监察机关。 剥削阶级国家统治职能运用的成效如何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第一这要看当时阶级斗争展的形势；第二要看统治者如何认识客观形势并采取什么样的对策。在中国历史上统治者总是妄图把自己的权位永远传下去成为子孙万代之业对自己掌握的统治职能总想使之成为永恒的存在这显然都是脱离实际的想法。他们的统治必然不断地遭到人民群众的反抗也会在统治集团内部引起这样那样的斗争。 第三节法礼与刑法是反映统治阶级的意志维护统治秩序调整统治阶级内部关系对妨碍统治阶级利益的活动进行制裁的工具。法的制定和实施也是国家统治职能的一个重要部分。 法和律原来是有区别的。法如“法度”、“法则”涵义比较广泛。律是指具体条文。《管子·七臣七主》：“夫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唐代的法包含律、令、格、式。律规定罪名和刑罚。令是皇帝以命令的方式对律的随时补充。格是规定官吏的办事规则。式是规定官署通用的文件程式。但这种区别就是在古代也并不严格法与律往往通用。近数十年又经常把法与律合为一个名词称为法律。 在中国历史上法起源于礼和刑。礼可能在原始社会已经有了是当时维持社会秩序的风习。到了阶级社会礼有了展成了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荀子·礼论篇》对礼的出现和展有所解释。按他的说法礼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先王”制定的。为什么要制定礼呢？他认为是客观的“物”和人的“欲”之间有矛盾。为了防止“欲”的无限扩大把“物”搞光了也防止因此生斗争才制定礼进行约束。荀子讲礼的最大意义在于一个“分”字使上层社会的人都按照自己的身份各守本分。荀子的说法是可取的但礼大体上可能是由古代社会风俗自然形成的而先王也有所制定用以显示贵族的身份和社会地位。周朝兴起后礼的规定日趋复杂以致在很大程度上流于形式。 刑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刑与礼相对是专为下层社会而设的。《礼记·曲礼》上说：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很多人为这句话作解释分歧很大但礼和刑的对象不同是可信的。在刑的内容上反映出保护奴隶主阶级的利益。传说皋陶最早制定的刑法把作坏事不承认、贪污、杀人列为惩罚的对象无疑是对一切危害奴隶主阶级利益的人绳之以刑。商朝虽然有《汤刑》但是殷纣王又加上了“炮烙之法”。周朝法网更密周穆王命令吕侯作《吕刑》律文多达三千条。 春秋时期已经有了关于汇集法律条文的《刑书》。但是在是否公布这种成文法上曾生过争论。公元前五三六年郑国的执政者子产把《刑书》铸在鼎上公诸于众。史称“郑人铸刑书”。晋国的大夫叔向提出反对理由是过去“临事制刑”现在完全公开老百姓知道了刑法的规定就不害怕统治者了；再则生争论他们会同刑书对照可以免去统治者任意惩罚。子产没有采纳他的意见照样公布1。三十年后叔向所在的晋国也把他们的《刑书》公布了。那是晋国的执政者赵鞅、荀寅干的史称“铸刑鼎”。内容是公布范宣子所作的《刑书》。这一次引起了孔子的反对理由同当年叔向提出的差不多。 春秋时期社会变化很大礼既已徒具形式刑的本身也须变革。郑、晋两国铸刑鼎把刑法公开化表明了两国统治阶级提高刑法的地位从而加强它束缚人民的作用。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从孔子的话里可以看出孔子对礼的怀念1《左传》昭公六年。 1《论语·为政》。 也可以看出刑在春秋末年并不能起多大的作用。为了时事的需要统治阶级开始了法典的修订。 封建法典战国初年魏国李悝著《法经》六章这是继郑、晋铸刑鼎之后的第一部法典。 李悝在魏国推行尽地力之教立平籴之法以附着于土地的小农为主要施政的对象。他是一位有明显的封建主义倾向的政治家他的《法经》久已失传可能也具有同样的政治倾向。《法经》第一章是“盗”第二章是“贼”表明了作者对财产权利人身安全的重视这在后世的封建法典里始终是重要的内容。刘邦入关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两汉末农民起义军的政治口号是“杀人者死伤人及盗创赏。”李悝同农民军的立场是不同的但都反映了当时社会秩序中最尖锐的矛盾。在这一点上两者是一致的。 秦汉时的法是以《法经》为基础而有所增益。萧何定“汉律”九章于《法经》六律之外增加了兴、厩、户等三律包含了军法和户籍法。汉单行法中有《越宫律》、《朝律》、《沉命法》等这意味着法律在向朝廷、宫禁和提高君主专制权力的方向展。 隋唐时期封建法典达到了定型化的阶段。隋朝的《开皇律》是一部有名的封建法典。唐朝尤其重视法典的修定先后有《武德律》、《贞观律》、《永徽律》的颁行。高宗为解释律文诏修律疏成《唐律疏义》流传至今。唐律集秦汉以来封建法典的大成被誉为中华法系的代表在中外法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不少国家产生了影响。 唐律共十二篇篇次是《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以唐律跟汉律相比唐律显然反映了更复杂的社会矛盾在法典的结构上也远比汉律为严整。《名例》是关于唐律的原则性规定其中大部汇集了前代律文而突出了十恶和八议。十恶是：1谋反（对皇朝统治的颠复活动）。 2谋大逆（破坏皇帝宗庙、陵墓、宫阙的活动）。 3谋叛（叛国投敌）。 4恶逆（谋杀殴打尊亲属及丈夫尊、近亲属）。 5不道（杀死一家三口及肢解等残酷手段）。 6大不敬（盗窃御用物品等）。 7不孝（对直系尊亲属有忤逆言行）。 8不睦（谋杀或出卖近亲属、殴打或控告丈夫或尊亲属）。 9不义（杀害本地及五品以上官长夫死不举哀、守丧期做乐或改嫁）。10内乱（近亲属间不正当的性关系）。 犯十恶罪一律不得赦免。八议是：1议亲（皇室一定范围内的亲属）。 2议故（皇帝的故旧）。 3议贤（朝廷认为有贤德的人）。 4议能（有大才能）。 5议功（有大功勋）。 6议贵（职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及爵一品）。 7议勤（有大勤苦）。 8议宾（前朝的后裔之为国宾者）。 凡适用八议条款的罪人除十恶罪外都可从轻议处。十恶、八议的规定表明了皇权神圣不可侵犯之尊严、三纲之为封建秩序必须遵循的准则以及上下尊卑的等级之不可逾越。法律是有强制性的是封建皇权分别套在臣民身上的枷锁。唐律于《名例律》之后即列《卫禁律》、《职制律》而置《赋盗律》于全律第七这也反映皇权在法典中地位的提高。 《大明律》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一部有代表性的法典。这书的编修经过三十年时间由朱元璋亲自审阅而完成。律的条文大体上因袭唐律但在篇章结构上是按照《名例》及《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为次序的。这种按六部官制编排的方法有利于法的执行和监督。 明初社会经济比较繁荣但封建势力对新生的生产力采取压制态度这种重大的社会矛盾现象在《大明律》中都有相应的反映。 朱元璋在《大明律》完成后要求后代子孙各守祖训不得对律文加以更改这是要后代皇帝必须守法、执法以确保皇权的巩固。但这种对待法律的严肃态度在法律展史上也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清修律书条款篇章基本上因袭《明律》而附以大量的例因而称为《大清律例》。例文之烦既利于酌情断狱也便于吏人因缘为奸。对于反叛罪清律量刑远较明律为重这反映了满族贵族统治集团之狭隘的民族猜忌心理。 以上所说封建法典基本上都属刑法性质。还有行政法如《唐六典》、《大明会典》、《大清会典》旨在明确各部门各级官署的职掌、调整统治阶级内部关系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这和上述封建法典都是封建国家的基本大法。 中国封建社会编了一套套的法典一般称之为王法或三尺法。王法的提出最早是指治国之道。付与它法律意义的是三国时的曹操。当时曹彰为北中郎将奉令征乌丸临行前曹操对他说：“居家为父子受事为君臣动以王法从事尔今其戒之。”1三尺法的来历是因古代法律写在三尺长的竹简上。王法或三尺法在封建社会对人民来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但是法律所体现的统治阶级的意志绝不限于已经编成的法典条文最根本的是它与现实的利害关系。汉武帝时杜周为廷尉管刑狱办案时最愿意按他的上司张汤尤其是按皇帝的意旨裁决。“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有人问他：“君为天下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旨为狱狱者固如是乎？”杜周说：“三尺安在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1杜周的话说出了封建王法的本质法就是当代封建专制皇帝的意旨。朱元璋虽告诫他的子孙不得更改法律事实上也并不能做到。 中国封建社会制定的大量法典在近代法律分类上基本上属于公法范1《三国志·魏书·任城威王彰传》。 1《汉书·杜周传》。 围而缺乏私法内容。私法与公法不同是关于个人权利和义务的法律。恩格斯说：“如果说国家和公法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那末不言而喻私法也是这样因为私法本质上只是确认单个人之间的现存的、在一定情况下是正常的经济关系。”2私法包括物权、债权、契约和继承等权利与相互承担的义务。 在中国封建法典中从来没有专门的私法典在公法中涉及私法的条例数量也较少。李悝的《法经》列一“盗”当然是保护私有财产的不过内容不详。秦汉时代法律大兴有关私法方面的也极罕见。反映私法较多内容的开始于唐律。唐律的《户婚律》有几条涉及保护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厩库律》有几条涉及保护私有牲畜。《贼盗律》有几条涉及保护私有财产。《杂律》中有几条跟契约、借债及商品生产与贸易有关。但这远比不上人们熟知的罗马法那样大量而又明确地表现私法的内容和性质。欧洲一些国家的私法比中国达他们吸收了罗马法的这种特点。 私法在中国的欠缺先在于商品经济不达。罗马法全部的宗旨是保护奴隶主阶级的私有财产而更具特色的是它保护商品生产者的权利。它有商品生产展的基础。马克思曾把罗马法称为“商品生产的那个经济展阶段的法律”1。其次是中国向来是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农业生产的主要手段土地大量为地主、贵族和皇帝所占有表现在法律上有关保护个体农民土地占有和交换的条例就非常少。相反法律上保护国有官有土地的条例更多。第三是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对人民的生命财产根本不关心人身既不能完全自主私有财产更难得到法律保护。 近代的立法和司法历代的封建法典重伦常明等级尊特权反映了地主阶级的意志也反映了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近代为时短浅但也形成了近代的法律体系。近代的法典反映了地主、官僚、买办的意志也反映了帝国主义在华利益。总的说来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其特点是一、立法权从皇帝的钦定转向民议的形式和政治脑的独裁；二、接受外力对立法权和司法权的干扰；三、引用西方法典的形式保留封建法典的某些内容；四、有了系统的私法如民法、民事诉讼法等。 鸦片战争的失败使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受到极大冲击国家的主权受到严重损害外国侵略者根据与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取得了领事裁判权外国人在中国犯法只能由外国驻华代表审理中国政府不得干涉。中国的政治家、思想家也认为照老样子统治下去不可能了。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在戊戌变法运动中对立法、司法提出了革新建议。康有为可能不是最早主张君主立宪的人但他的确是提出了君主立宪的具体方案。他认为要象西欧国家那样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应当设议会由选举的议郎组成凡议郎三分之二通过的决议就可以付诸实施。他主张制定宪法皇帝和人民同受宪法约束。 康有为提出建立法制局并把法制局列于应设的十二局之位。他认为2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48页。1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展》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95页。外国人在中国自治其民不受中国法律约束“实为非常之国耻。”他明确表示应重新制定法律即不能骤行于内地亦当先行于通商口岸。康有为进一步提出凡民法、商法、市则、舶则、讼律、军律、国际公法一切中国原来没有的新法律都应由专门设立的机构制定。戊戌变法的另一重要人物梁启赞同康有为的建议和主张并从历史上为之详加论证。 以慈禧太后为的守旧派扼杀了康梁维新之后在国内外舆论压力下也迫不得已提出“革新”“变法”。他们建立专门管理机构督办政务处又设考察政治馆派人出国考察。他们炮制的杰作不过是君主立宪又不想真正实行。19o8年清政府公布了一个《钦定宪法大纲》共二十三条其中规定皇帝总揽立宪、行政、司法等大权。所谓“革新”“变法”有名无实。这时有资政院及各省谘议局的设立。资政院的议员有的由皇帝委派有的由各省的谘议局以成员的十分之一选出。资政院作为上下议院的基础讨论国家岁入岁出及法典朝章等议决之后会同国务大臣奏报皇帝裁决。这在立法上比封建专制君主制总算有一点进步。但是省谘议局的成员限制出身、资历、财产等只有官僚地主和少数资产阶级可以入选。它反映了非常微弱的一点民主。资政院开院后来自他们那里的舆论清政府也不重视。清政府下了一定的功夫来修订法律。有名的法学家沈家本以修订法律大臣的身份带领法律馆的人员经过多年的努力编出了《大清现行刑律》。191o年清朝公布了由日本法学士岗田朝太郎起草的《大清新刑律》。作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第一部刑法典就是由这位外国人制定的。还有《民律》、《商律》、《刑事诉讼律》、《民事诉讼律》、《国籍法》等也在这一年编成与《现行刑律》同时公布。 应当指出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立法、司法上反映了本阶级的意志。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结束了中国历史上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在南京组织临时政府孙中山任临时政府大总统。这个政府按《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设有议院为立法机关大总统为行政元司法权操在大总统手里。这与欧美资产阶级国家有所不同不完全是三权分立。 民国建立不久接连出现军阀独裁统治。南京政府只有三个月袁世凯便搞了独裁孙中山等又创定《临时约法》扩大民主权利。1913年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成立采用众参两院为立法机关行政机关为国务院司法机关为大理院和检察厅有点表面上的资产阶级民主。后来袁世凯为实现皇帝梦炮制《中华民国约法》又来个大倒退立法、行政、司法集于袁氏一人。1915年底袁世凯正式演出了一场当皇帝的闹剧。但是袁世凯垮台以后至1928年北洋军阀的统治才结束代之而起的是国民党蒋介石的新军阀。他们一直搞封建买办法西斯独裁统治无论在政府组织上怎么变来变去总离不开国民党一党专政总不能改变蒋介石一人独裁。正如列宁所说的“如果人民代表机关没有充分的权力如果它是由旧政权召集的如果同它并存的旧政权还是完整的那末人民代表机关就等于零..如果没有政权无论什么法律无论什么选出的机关都等于零。”1毛泽东同志说：“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1《列宁全集》第十一卷第98页。 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2中国近代史上的这种斗争形势在立法、司法领域里也没有例外。官方制定的各种法典到处遭到人民群众反抗和抵制。 2《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95页。 第六章社会意识形态第一节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学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意识的学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它说明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问题说明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问题说明了社会意识的各种表现形式问题。这些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是得不到科学的确切的说明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1t;//pgn>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999ooo41_o245_o马克思又指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支配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隐没其中它使它们的特点变了样。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2999ooo41_o245_1马克思的这些指示着重说明适合生产力展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经济基础政治和法律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树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物质生产方式决定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是“一种普照的光”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其它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政治、法律、意识形态都是由社会存在特别是生产关系来决定的。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展》中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正因为经济基础是决定上层建筑的所以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要在经济基础的变动中去找而不要在人们的认识中去找。这就进一步论证了这样的一个真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在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论观点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伸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恩格斯在一八九○年八月五日致康·施米特的信中指出“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1这是说作为上层建筑之一的意识形态包括政治、法律、艺术、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只能在社会存在中去找。社会存在是意识形态的根据它是第一性的而意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75页。 识形态则是由社会存在所派生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社会存在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有十分具体和形象的叙述：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着自己的生产力的一定展以及与这种展相适应的交往（直到它的最遥远的形式）的制约。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象在照像机中一样是倒现着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象在眼网膜上&1t;//pgn>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物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1999ooo41_o247_o这段形象地说明了一个事实即是意识形态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正如照像机中的形象是外界物体的反映一样。 按照这个理论社会存在生变化则作为其反映的意识形态也将生变化社会存在有所不同则作为其反映的意识形态也将有所不同。斯大林说：“物质方面的展外部条件的展先于观念方面的展先于意识的展先是外部条件生变化先是物质方面生变化然后意识、观念方面才相应地生变化。”又说：“历史表明各种不同时代的人们之所以抱有各种不同的思想和愿望是由于人们在不同的时代用不同的方式和自然作斗争以求满足本身的需要与此相适应他们的经济关系也按各种不同的方式形成起来。”2时代不同意识形态也不同。这个问题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里说道：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例如与权威原理相适应的是十一世纪与个人主义原理相适应的是十八世纪。..为什么该原理出现在十一世纪或者十八世纪而不出现在其他某一世纪我们就必然要仔细研究一下：十一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十八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在每个世纪中人们的需求、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生产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样的；最后由这一切生存条件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难道探讨这一切问题不就是研究每个世纪&1t;//pgn>中人们的现实的、世俗的历史不就是把这些人既当成剧作者又当成剧中人物吗？但是只要你们把人们当成他们本身历史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你们就是迂回曲折地回到真正的出点因为你们抛弃了最初作为出点的永恒的原理。1999ooo41_o248_o马克思的这段指示意思很明白。在不同的世纪有不同的原理。因为产生原理的人们不同了。生产力、生产关系不同了所以原理也不同了。研究不同的原理就要研究不同的现实的、世俗的历史才能把问题研究清楚。 物质世界是展的人的认识反映展着的物质世界人的社会认识（就是哲学、宗教、政治筹各种不同的观点和学说）反映着社会的经济制度。社会的经济制度会展因此人的社会认识也会随之展。 在西方古希腊罗马哲学思想的繁荣；中世纪学术为神学原则所统治；近代则有自由、平等思想。这是标志着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2《斯大林全集》第一卷第289页。 会思想意识的不同。在中国氏族家长制遗留的存在使孝弟思想与保民思想在奴隶社会处于显著的地位。奴隶社会末期展开了百家争鸣。封建社会经由秦皇朝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到西汉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走的都是学术定于一尊的路径。西汉儒家经术统治建立以后学术神学化经二千余年不变。近代则向西方学习倡导自由、平等。这也与西方有相似之处。东西方思想意识的展是合规律的展还是偶合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已往的历史每一时代都有统治阶级。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共产党宣言》指出“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1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是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每个时代的哲学都有由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凭藉。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提琴。十八世纪的法国对英国来说是如此；后来的德国对英、法两国来说也是如此。经济生最终的支配作用决定着现有思想资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展的方式。这种作用多半是间接生的。对哲学生最大的直接影响的则是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反映。恩格斯在一八九○年十月二十七日写信给康·施米特清楚地表达了上述思想。2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还论述了社会和国家以至纯数学的规律的某种独立性。他说：“从现实世界抽象出来的规律在一定的展阶段上就和现实世界脱离并且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作为世界必须适应的外来的规律而与现实世界相对立。社会和国家方面的情形是这样纯数学也正是这样它在以后被应用于世界虽然它是从这个世界得出来的并且只表现世界的联系形式的一部分——正是仅仅因为这样它才是可以应用的。”1哲学思想是自然和社会的概括。它来自自然和社会但对自然和社会却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是战国时期自然科学展和社会变革的反映但是各家各派学说的展自有其自己学派先驱思想作为凭藉似乎与当时现实不相联系。这种情况在魏晋玄学、宋明理学的展进程中都有反映。 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恩格斯指出当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原因造成的时候它也影响周围的环境甚至能够对产生它的原因生反作用。这就是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同时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也生反作用。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7o页。 ------------ 4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85—486页。（w w w . q i s u w a n g . c o m 好看的小说）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78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74页。 这是恩格斯在一八九○年八月五日致康·施米特的信里说的话。 列宁说：“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3。斯大林指出“社会思想、理论和政治设施在社会物质生活的展即社会存在的展所提出的已经成熟的任务的基础上一经产生便反过来影响社会存在影响社会物质生活为彻底解决社会物质生活的已经成熟的任务为社会物质生活能进一步展创造必要的条件。”这段话具体阐明了意识创造客观世界的学说这种创造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必须在已经成熟的社会任务的基础上进行1。 斯大林说必须证明思想的伟大意义。“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而是生活本身所产生的可是它一旦产生出来就会获得巨大的意义它把人们联合起来组织起来并且在产生它的社会生活上打下自己的烙印——思想在历史运动中有巨大的意义。”2斯大林指出“有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想和理论。有旧的思想和理论它们是衰颓的为社会上衰颓的势力服务的。他们的作用就是阻碍社会展阻碍社会前进。也有新的先进的思想和理论它们是为社会上先进的势力服务的。它们的作用就是促进社会展促进社会前进而且它们愈是确切地反映社会物质生活展的需要它们的意义就愈大。”3斯大林的这些论述已经为无数的历史事实所证明。它是探索社会变革时期哲学思想的阶级性的一盏明灯。 在社会变革时期思潮的激荡特别强烈。在新旧绝续之际方生未死之间旧的、衰颓的要挣扎不肯退出历史舞台；新的、先进的要上升要登上历史舞台。这样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就很激烈很尖锐。即使新的取得了胜利也还有摧陷廓清的任务敷陈新义的任务不是很简单的。斯大林说：“上层建筑是由基础产生的。但这决不是说上层建筑只是反映基础它是消极的、中立的对自己基础的命运、对阶级的命运、对制度的性质是漠不关心的。相反地上层建筑一出现就成为极大的积极力量积极促进自己基础的形成和巩固采取一切办法帮助新制度去根除去消灭旧基础和旧阶级。”“基础创立上层建筑就是要上层建筑为它服务要上层建筑积极帮助它形成和巩固要上层建筑消灭已经过时的旧基础及其旧上层建筑而积极斗争。”1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写成于一九五○年总结了十月革命时期以及苏联建国时期前后长达半个世纪的政治斗争和理论斗争的经验对上层建筑思想意识的反作用问题作了极精辟、极深刻的论述是我们应该认真学习的。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是无产阶级解放自己、解放全人类的武器。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又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2当无产阶3《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第228页。 1《斯大林选集》卷下第438—439页。 2《斯大林全集》第一卷第1o6页。 3《斯大林选集》卷下第438页。 1《斯大林选集》卷下第5o2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5页及9页。 级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革命的理论就是掌握了战斗的武器就能够确定方向认清前途对工作充满信心相信我们的事业必定胜利从而进行实际的革命斗争使革命事业一步步地取得胜利。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主义政党。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可能有被压迫阶级即历史上最革命的阶级的世界上最伟大的解放运动。革命理论并不是谁臆想出来的东西它是从世界各国的革命经验和革命思想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 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就是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展论去考察现代资本主义。自然他也要运用这个理论去考察资本主义即将崩溃的问题去考察共产主义的未来展问题。无产阶级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不只是掌握了伟大的认识工具而是运用它来挥伟大的组织作用、动员作用和政治作用战胜敌人建立自己的统治并进行通向共产主义的伟大建设。 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以来已经将近一个半世纪。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经过了极其艰辛的历程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迄今为止已有十多亿人口摆脱了被奴役、被剥削的处境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胜利前进。但是距离共产主义事业的全部胜利路途还遥远还要付出艰巨的劳动和巨大的牺牲才能一步一步地接近那无产阶级以及全人类所向往的光辉的顶点。 社会意识形态的各种表现形式社会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为宗教为哲学（包括政治法律观点和道德）为文学为艺术。 马克思主义认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 恐惧创造神。现代宗教的根源就是对资本盲目势力的恐惧。这种势力确实是盲目的因为人民群众不能预见到它。因为它使无产者和小业主在生活中随时随地都可能遭到“突如其来的”、“出人意料的”、“偶然生的”破产和毁灭使他们变成乞丐变成穷光蛋变成娼妓甚至活活饿死。资本主义社会造成的压抑、灾难、残酷的折磨是现代宗教的社会根源。马克思指出：“只有当实际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的时候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1宗教决不会自行消亡。宗教的消亡需要唯物主义无神论的长期战斗。 中世纪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中世纪把意识形态中其他一切形式——哲学、政治、法学都合并到神学中使它们成为神学中的科目。因此当时任何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都不得不采取神学的形式。对于完全受宗教影响的群众的感情来说要掀起巨大的风暴就必须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汉末的黄巾起义、北宋的方腊起义、元朝的红巾军起义、清朝的白莲教起义都是披上宗教外衣的。德国的农民战争也是如此。 哲学这门学问在历史展的进程中不断变化。旧哲学被称为科学的科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三卷第96—97页。 学它包罗着关于世界的知识并以自己代替一切科学。各种具体科学的展和马克思主义的产生结束了旧哲学的时代。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以前的旧哲学不同它不是站在其他科学之上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物质第一性和意识第二性的学说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思维的最一般的展规律的学说是科学认识和革命改造的武器。政治、法律观点和道德学说也是哲学的内容。 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对存在的关系问题。对这个问题的答复不同哲学阵营就分成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派别。凡是主张存在是第一性、思维是第二性的为唯物主义哲学。与此相反的则为唯心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有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社会主义才由空想变成了科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跟唯心主义哲学斗争中展起来的。列宁指出“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做任何估计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1在阶级社会里阶级的哲学是不可能有的。宣传哲学的“无党性”和“全人类性”只能是欺骗。 文学和艺术也是社会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文学包括诗歌、小说、散文、剧本。艺术包括音乐、书画、雕塑、戏剧、电影。文学和艺术一般是诉诸感情的形象思维的形式。 文学和艺术具有倾向性。马克思说：“请回忆一下织工的那支歌吧？这是一个勇敢的战斗的呼声。..无产阶级在这支歌中一下子就毫不含糊地、尖锐地、直截了当地、威风凛凛地厉声宣布它反对私有制社会。”2恩格斯指出“我决不反对倾向诗本身。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和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都是有强烈倾向的诗人但丁和塞万提斯也不逊色；而席勒的《阴谋与爱情》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它是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现代的那些写出优秀小说的俄国人和挪威人全是有倾向的作家。”1在中国诗经里的《伐檀》、《硕鼠》有强烈的倾向性。历代著名的文学家屈原、贾谊、杜甫、白居易、苏轼、王安石、陆游、辛弃疾、关汉卿、施耐庵、王实甫、吴承恩、曹雪芹都是有政治倾向性的作家。文学和艺术的生命和价值全在它具有为人民的政治倾向性。 为人民的文学和艺术就是站在人民一边与人民同患难、共呼吸为人民的利益服务。这样的文学和艺术就是优秀的文学和艺术它大量地记录在文学史和艺术史上。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的传统。 在今日文学和艺术就要为人民群众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宣传进步思想宣传共产主义思想鼓舞、赞美人们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的高尚志趣和情操。但是也要注意做到象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不要把“历史的未来的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 中国的文学和艺术是在不断吸取民间文学和艺术的营养中展、长大的。诗、词、小说都是如此。戏剧更是来自民间。中国的文学和艺术熔铸着各兄弟民族文化的精魂这是不容忽视的。 1《列宁全集》第一卷第379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483页。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54页。 中国的文学和艺术不断地接受外来文学和艺术的影响。例如佛教艺术和讲唱文学就是如此。近代、现代文学和艺术的外来影响更为显著。 第二节中国哲学、社会政治学说的历史展上古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学说上古哲学思想指奴隶社会的哲学思想。中国奴隶社会的哲学思想从殷代后期起经历了殷及西周、春秋、战国三个阶段。殷周之际是古代思想的起源时期；西周则学在官府；周室东迁前后官学崩溃这是古代哲学思想的第一阶段。周王东迁以后的思想以至春秋邹鲁缙绅先生的《诗》《书》传授之学是古代哲学思想的第二阶段。孔墨显学战国百家并鸣之学周秦之际的思想是古代哲学思想的第三阶段。对古代哲学思想的这三个阶段《庄子·天下篇》曾有所论述。 商代后期以干支相配成的六十甲子明确无误地刻在甲骨上。以六旬为循环的纪日法是中国历法的基础。历法反映关于人类对天体运行和时间的较精确的计算它起源甚早。殷代先公上甲微就以十干的日命名以后■、■、■都沿袭这种称谓方式。他们是成汤以前的先公。生活在夏朝的商之先公以十干命名则干支纪日的历法当起源甚早。历法与天体运动的神话相伴随纪实观念又与禋祀祖先相联结从中形成了礼。殷代后期礼器的大量出土表明当时确实存在着《论语》所提到的殷礼。礼器的多端以及纹饰的精致既说明青铜冶铸技术的进步也说明殷礼已相当繁缛。 殷虚文字是单字象形。单字证明其无复杂语言；象形反映其对周围事物观察的朴素。这种文字指示出感性的摄取与劳动的接触是特别重要的。卜辞所涉及的社会生活的广泛、复杂表明殷人以人事诉诸鬼神的宗教意识的浓厚。罗振玉、董作宾、郭沫若对此都作过仔细的归类和分析。王国维根据卜辞而作出的商史研究具有开创性的价值。 西周学在官府。西周王室掌握文化的官职是祝宗卜史。祝代表祭者向神致辞必须掌握关于神的历史知识。宗管理宗庙祭礼必须掌握关于氏族宗法的历史知识。卜掌管观兆的宗教事件必须掌握关于占卜吉凶祸福的知识。史掌管文书观察天象必须有关于自然现象及政治历史的知识。所谓“学在官府”的学就是这班文化官吏所专有的知识归根结底都与宗教有关。在主要的诸侯国如宋和鲁以及后来的楚也有这种掌握文化的官吏。 周人的宗教思想是天命论至上神是上帝亦称皇天有福可怀有威可畏。人受生于天曰命。受天之命以统治天下曰天子。人民疆土乃天子之所有受自天亦受自先王。故须敬畏天威尊法先王以祖先神与上帝相配合。 周人的道德思想以德与孝为中心德以对王孝以对祖。西周的金文及诗书多涉及孝与德的道德思想。如云“监悊厥德”（《克鼎》）“秉文之德”（《周颂》）“聿修厥德”（《大雅·文王之什》）“克明德慎刑”（《书·康诰》）“乃单文祖德”（《书·洛诰》）如云：“显孝于申（神）”（《克鼎》）“祖孝先王”（《宗周钟》）“绥予孝子”（《周颂·雝》）“永言孝思”（《大雅·下武》）“用孝养厥父母”（《书·酒诰》）“惟尔令德孝恭”（《书·君陈》）可见“有孝有德”（《大雅》）是西周的道德纲领。 西周的政治思想通过颂与诰以宣扬。颂是后王歌颂先王的乐诗。由下而上的崇拜叫做“颂”。周颂用于禋祀先王多讲武功与农事称颂先王在政治经济上的成功。诰谓教训统治阶级自上而下的谕戒叫做“诰”。《书》之诸诰如《大诰》、《洛诰》、《召诰》金文如《盂鼎》大抵指陈明天命、敬德、治民、营国的道理训戒子孙与多士、多方要服膺周先王的统治表率。颂与诰是用来对下属进行崇拜与服从教育的文字只有官府才能掌握所以说“学在官府”。 西周末年王室逐渐微弱社会矛盾加剧平王乃被迫东迁。当时有大量诗歌暴露现实黑暗诅咒上天与祖宗责备上层贵族这是对统治思想的背叛具有进步性、人民性。这些诗歌被收集在《诗经》中是我们珍贵的文化遗产。 春秋时期王室衰微政权下移王官失守学术由官府下移竹帛乃下庶人西周学术“皆原于一不离于宗”向春秋“道术将为天下裂”转化（语见《庄子·天下篇》）。于是就出现了孔子开创私学聚徒讲学的新局面。 西周的学术到了春秋时期还保留了它的旧形式。残存的官府文化官吏还抱着西周的学术传统苟延残喘。然而这仅如秋风中的残叶即将飘散。《庄子·天下篇》说：西周学术到了春秋之世“其明而在度数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但是毕竟王官失守了他们所有、所能明的只是仅存躯壳的形式了。春秋时期的诗书礼乐只是单纯的仪式而没有内容。西周文化成为死规矩。邹鲁之士、缙绅先生的学术就是专门背诵古训的儒者的职业。《说文》：“儒为术士之称”。术士犹艺士娴习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习礼乐所以为相；习射御所以为将；习书数所以为宰。此为当时贵族之学亦懦所以进身于贵族之学。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就是传习诗书的儒者他们的时代早于孔子。 春秋时期的唯物主义思想散见于《左传》。如云“五行”或亦曰“五材”如云“六气”都是指宇宙间的基本物质。又论及民与神的关系指出应先成民事而后致力于神。或指出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依人而行。或指出天道远人道迩。这些都表明人们相信人力而不甚相信神力；依靠切近的人道而不依靠遥远的天道闪耀着唯物主义思想的光芒。 春秋末世战国初年孔子墨子开创了私学从此开始了诸子百家并鸣的局面。 孔子生长在文化典籍丰富的鲁国接受了邹鲁缙绅先生的诗书传授之学。那时候王官失守学术下移孔子处身这种文化变革的时代先开了私学。私学是相对于官学而言的。惟官学失守乃有私学。孔门弟子三千贤者七十多人形成很有势力的学派。孔子的学术以“仁”和“礼”为中心仁就是承认人的地位礼就是讲究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言仁是革新的。讲礼是保守的。所以孔子的学术反映了新旧交替的矛盾。孔子周游列国当时的诸侯不能用他。他晚年退而著书编定六经。据说《春秋》是经过他笔削的《春秋》笔法成为后代史学家的准绳。孔子编定的经书经过汉朝提倡成为学术的正统对后世影响很大。孔子的教育学说很有价值有些原则如因材施教、循序渐进今天还在遵循。孔子死后弟子散处四方或者为诸侯师或者友教士大夫影响十分巨大。 墨子稍后于孔子当战国初期。他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后乃背弃而著《非儒》。其书多及生产劳动多言百工、商贾、宾萌、役夫反映其为身份微贱的生产者。墨子的主要主张为兼爱、非攻、节葬、非乐上同、尚贤天志、明鬼；反对奴隶主贵族依靠骨肉之亲无功富贵。书中《备城门》以下是兵书详言战争防御方术可见墨家非攻而不反战。墨家也是徒属弟子充满天下的学派其后学有墨辩有墨侠。终战国之世墨家学派传播甚广其巨子且远至西方的秦国。墨家学派直到汉初才衰落下去。所以孔墨二家韩非子称为“显学”。孙诒让谓：墨学之昌几埒洙泗。犷秦隐儒墨学亦微。至西汉儒复兴而墨竟绝。这里所说墨学的历史兴衰符合实际。 孔子开创私学墨家踵兴。从此而后道、法、名、阴阳各家并兴。与儒、墨合称六家各以其学术相诘辩形成战国百家并鸣的局面。奴隶社会崩溃阶段的学术繁荣在学术思想史上放一异彩。 汉初司马谈以黄老学派立场论六家要旨。其言虽有所见要不免偏颇。大抵自孔子而后战国大儒言仁义崇礼乐前有孟子后有荀子。孟子道性善议井田衍子思的思想绪余流于主观唯心主义。荀子言性恶重视后天的学习论天行重视人事的修治；博综各家非十二子赫然成为战国末年唯物主义思想的巨擘。 道家称老庄。老子其人《史记》不能论定其时代。而《道德经》则显系孔墨而后战国时期的思想非议仁义批判礼制要回复到小国寡民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淳朴之治。其所提出的“道”是天地万物之母但是恍惚不可捉摸不可名状没有物质基础。《道德经》反映着一个以“道”为核心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庄子是没落奴隶主贵族“处昏上乱相之间”生活贫困衣履破敝不得不贷粟于监河侯。他既不能随时代而前进又不能把握当前的现实只能逃离人世处身于材与不材之间在矛盾中求得内心的宁谧。所以他齐死生、得丧、小大、多少、贵贱、是非乘道德而浮游泯然无累。庄子提出了越时间、空间的“道”“道”是不可认识的。这个“道”“神鬼神帝生天生地”是宇宙的根本。从“道”出庄子要求“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不要以人为改变天然。无用是最好的用越无用就越合于天道。处世的方法是“安时而处顺”“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这是在命运面前听凭摆布的败北主义。庄子的思想是主观唯心主义对后世影响很大。 名辩思想包括名家与墨辩。名家惠施、公孙龙都逞诡辩。惠施合同异如说“天与地卑山与泽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这种诡辩抹杀事物的质的差别把相异的事物视为同一。公孙龙离坚白谓“白马非马”谓“坚白石”离。“视不得见其所坚而得其所白者无坚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坚者无白也。”白马论的逻辑特征在于把普遍的概念（马）与个别的事物（白马）抽象而绝对地分离开来把本质（马）与属性（白）抽象而绝对地分离开来。这是他所以陷于谬误、成为诡辩的原因。坚白论则认为色（白）性（坚）质（石）互不相关人物感觉（视觉与触觉）各各分离互不联系。现象不可知感性认识不可靠把诡辩推向极端。 墨家后学墨辩有文字六篇：《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讲墨学的认识论、逻辑思想、科学思想在《墨子》书中自成一组。文字体例殆如《尔雅》文辞简约讹夺过多至为难读。今举其批驳名家公孙龙诡辩的论题如次。“白马马也。乘白马乘马也。骊马马也。乘骊马乘马也。”（小取）。“于：石一也。坚白二也而在石。”（《经说下》）。一则批驳白马非马一则批驳坚白石离。由此可知墨辩的成书时代乃有晚于公孙龙者。 法家称管、商、申、韩。《管子》驳杂非一家之言。《商子》大体出于商鞅的言论亦有后人依托。《申子》或近于道家。《韩非子》则集法家大成兼言法、术、势三者。其《解老》、《喻老》表明法家思想与《道德经》的关系。韩非时代及于秦王嬴政已是秦统一的前夜其思想为君主专制政治鼓吹。 阴阳家邹衍、邹奭著作无传。《管子》书中或有其绪论当俟考定。《吕氏春秋·应同篇》保存其五德终始之论。《史记》所载大九州之说为阴阳家思想的一端然而非其思想之最重要者。 这里要提出来的是战国时期诸子书中关于思想统一要求的屡见。《管子》书中已见统一思想的端倪。《商君书》要求“燔诗书而明法令”禁绝游学。《荀子·非十二子》要务息十二子之说除天下之害把百家争鸣看成扰乱天下的邪说、奸言。《韩非子》则禁二心私学。所有这些成为秦统一天下以后“燔诗书百家语”以及“偶语《诗》《书》者弃市”政策的张本。 中古时代正宗哲学的神学化从秦汉开始中国社会进入中古时期即封建社会时期。中国的中古时期历时二千年至一八四○年鸦片战争才进入近代。 中古时期的正宗哲学是以儒家哲学为代表的。但是各个展不同的阶段具有十分不同的特点。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各以其不同的性格与风貌标志着正宗哲学的历史演化。但是正宗哲学的神学化性质是始终存在的。（w w w . q i s u w a n g . c o m 无弹窗广告） 中古正宗哲学从董仲舒开始正宗哲学的神学化也从董仲舒开始。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六艺之科”的书籍成为经典。汉初的子学余绪由式微而归于斩绝经学的统治开始。西汉占统治地位的是今文经学。董仲舒的《公羊春秋》以其非常异议可怪之论独成为今文经学的大宗。他的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是正宗哲学神学化的标本。阴阳灾异之说天人感应之论人副天数之言土龙祈雨之术何莫而非神学。正是这个董仲舒被称为西汉大儒上承先秦儒家端绪其思想学说成为中古哲学的正宗。 西汉今文经学《诗》、《书》、《礼》、《易》、《春秋》各立博士。弟子传习严守师说。而一经有数家之传是以互异。东汉白虎观会议旨在统一经说泯今文经学内部的纷歧。班固以古文学家而奉敕撰《白虎通德论》综合今文诸儒经说注释名词术语以神学为指归遂勒成一代今文经学的神学词典。汉代正宗哲学的神学化至此乃臻体系严密理论周至。这是经学史上的大事。尔后古文经学兴盛服、贾、马、郑多以古文经学为儒林大师。而郑玄尤以综罗今古学见称风尚为之一变。于是古文经学不能不说是哲学的正宗但是它有异于今文经学者在于不言灾异不为谶记所以其唯物主义思想透过实事求是的学风而显露。这是值得注意的。 魏晋玄学以《易》与《老》、《庄》为三玄。以孔子与老子为“将无同”以“名教”为出于“自然”其消融儒言于道家的特点非常明显。何晏注《论语》王弼注《易》与《老子》未尝不揭仁义之言加诸道德之上。葛洪外儒术而内神仙要亦时代风会使然则玄学作为正字哲学的神学性质固甚分明。 魏晋玄学的统治时间并不止于魏晋。可以说整个三国两晋南北朝都是玄学统治。在玄学统治期间经学仍在展特别在北方经学未尝中绝。江左也有经学战乱频繁人民流散书籍不易保存好象经学销歇似的实际情况并不如此。 隋唐是佛学各宗派创立、展的时期。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禅宗四大宗派之中尤以华严宗与禅宗影响为大。它们无疑地具有正宗哲学的性质而不是传统所说的“异端”。隋唐经学应数《五经正义》它综合了南北朝经学著作但更多的是北朝经学的笺注成果。在经学统治下培养出许多“学究”。 宋明七百年间（包括清初）是理学统治时期。理学以儒家思想面貌出现骨子里渗透了佛教与道教思想。北宋理学以周敦颐为开山。《太极图·易说》、《易通》是理学家不刊的经典而《太极图》则传自华山道士陈抟其道教的渊源很明显。二程、张载、邵雍是北宋理学大家。程颐、张载、邵雍都深于易学邵雍独以象数著。明道《识仁》、伊川《易传》、子厚《西铭》都是理学的经典。司马光虽见许于朱熹列于六先生与上述五子并而后世不以其为理学家。 南宋理学朱陆为两大派。朱熹传程颐理学之绪更衍周、张、邵学统故称理学集大成者。朱学受华严宗影响也受道教影响。《四书》经二程表章朱熹集注取代了经书的地位。朱熹门庭盛极一时。陆九渊开创心学学派近于禅。其后学为杨简、袁燮、舒璘、沈焕称甬上四先生而未能张大其师说。张栻湖湘之学吕祖谦婺学与朱学鼎峙但影响远不如朱学。庆元学禁解除以后真德秀、魏了翁为南宋朱学殿军对树立朱学的统治地位有所贡献。 元朝统一南北有利于理学向全国传播。其时朱学称盛也有和会朱陆的学者。 明初朱学统治编纂《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都取朱学著作。明中期而后王阳明心学崛起挟其功业地位王学传播几遍寰中。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为世诟病。明末清初乃有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批判理学。颜元、李塨以实学批判理学。黄宗羲的《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对宋明理学作了总结。清初统治者提倡理学御纂《性理精义》重用理学大臣但理学颓波不返终为乾嘉汉学所代。 理学自以为传孔孟道统明斥二氏但阴受二氏影响。七百年的正宗哲学讲义理心性阴阳动静牛毛茧丝辨析毫芒在思维展史上自有较高的地位但它的神学本质始终存在。 近代西方学说的东来和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传播十九世纪中期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先进的知识分子向西方寻求真理并把它介绍给中国人民。于是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大量翻译过来。自然科学与社会政治学说所反映的哲学思想因而也得到传播。 在这些先进的知识分子之中时代比较早的是李善兰。李善兰译述了欧几里德（euc1id约前33o—前275）《几何原本》后九卷与明末徐光启译的前六卷凑成全书完整地介绍了演绎推理的思维方法。他又译了罗密士（e1iasloomis181o—1899）的《代微积拾》、侯色勒的《谈天》、胡威立（whewe11）的《重学》和牛顿（isaa1642—1727）的《数理》。他对通过数学形式而表现的辩证法思想作了阐。他说：西国莱布尼兹（gottfriedwi1he1mleibnitz1646—1716）、牛顿二氏创立微分积分二术“实千古未有之奇秘”。“积分逐层分之为无数微分含无数微分乃为积分。”关于无限性的辩证思维于是获得了明确的表述。李善兰关于天文学和力学方面的译述其所涵哲理冲破了中古神学的迷信。他说“为学之要必尽祛其习闻之虚说而勤求其新得之实事万事万物以格致真理解之。”这句话充满了不为成说所囿而勇于探求科学真理的精神。这种思想是唯物主义的。 译述西方自然科学与社会政治学说的巨子是严复（1853—1921）。严复所译的书有赫胥黎（thomashenryhux1ey1825—1895）的《天演论》、亚丹·斯密（adamsmith）的《原富》、约翰·穆勒（jamesmi111773—1836）的《群己权界论》和《名学》、斯宾塞（herbertspencer182o—19o3）的《群学肄言》、甄克斯的《社会通诠》、孟德斯鸠的《法意》、耶芳斯的《名学浅说》等内容涉及生物学、逻辑、经济学、社会学、法律学许多部门。其中《天演论》一书的影响特别巨大。鲁迅自述其在南京求学时阅读《天演论》的情况谓几至废寝忘食的程度可见此书当时对读者产生的魅力在文化学术方面影响之深广。严复译此书每篇之后附识自己的议论字数与原文相等或且过之。这种译述非仅字比句次求无失坠而乃为一种学说的创造。严复文字雅洁力追周秦诸子此尤足以满足学术界好古者的偏嗜而杜鄙薄新学者的谗口。 天演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学说乃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精髓。严复踵斯宾塞、赫胥黎之后以自然法则应用于人类社会其理论是谬误的但在当时帝国主义竞相瓜分中国我国处于危亡之际这个学说对思想界起了振聋聩的作用。这是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的。 严复在译述逻辑的时候介绍了归纳法和演绎法。他说归纳法的要点是“察其曲而知其全”“执其微以会其通”即积累大量的局部的材料而抽出其中普遍的规律。演绎法的要点是“据公理以断众事”“设定数以逆未然”即根据普遍规律以推断特殊事例根据既定法则以预测未来的展。这种科学的方法论是他所译的穆勒《名学》和那芳斯《名学浅说》两部名著所论证的。介绍这两种方法对我国人掌握形式逻辑以研究事物有很大帮助。严复译述西方近代的社会政治学说重在介绍天赋人权的思想自由平等的思想。这些思想被当时的顽固派视为洪水猛兽但是深得青年知识分子的欢迎。这对当时学术界起了蔑视君权、崇张民权的十分有益的启蒙作用。比严复略早早期的改良主义者冯桂芬、王韬、薛福成、陈炽、马建忠、郑观应等都介绍了或赞扬了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主张启民智开议院兴商务废科举办学堂译西书。但是他们的影响远不如严复的深远。 甲午之战以后康有为、梁启等倡变法图强于是有戊戌变法运动。 康梁的变法理论来源于西学所举以为中国变法楷模的是俄国的大彼得与日本的明治维新。庚子义和团运动为八国联军所镇压清朝政府投降帝国主义国家缔结了可耻的辛丑和约。“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在这方针指引下清政府成为帝国主义者忠实的奴仆。变法云云已不足取信于国人。于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孙中山、章炳麟的学说成为国人政治理论指导的圭臬。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固取资于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民治、民有、民享”而益之以民族主义与近代经济学说。特别以排满、兴中相号召富于鼓动力量。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准备时期以鲜明的中国民主革命派立场同改良派尖锐斗争成为中国民主革命派的旗帜。在辛亥革命前后中国民主革命派多次领导武装起义终于推翻数千年的帝制建立共和国。从此民主共和国观念深入人心。这是它的丰功伟绩。此后孙中山又反对袁世凯窃国、张勋复辟、军阀混战进行了不倦的斗争。十月革命以后中国共产党建立。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改组国民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这是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对中国革命有巨大影响。五四运动前他在反对改良派和封建复辟势力的斗争中宣传进化论宣传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知行观宣传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虽然在局部问题上陷入唯心主义而革命的、进步的倾向是非常鲜明的。五四运动以后他提出了民生史观他的哲学体系又转向二元论或唯心主义。毛泽东同志指出“象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1章炳麟深于国故并治佛学与西学以其如椽巨笔为政论宣传民主革命挞伐保皇派的逆潮流的反动谬论宜乎所向披靡令人神往。他斥责光绪帝为“载湉小丑”说“岂有立宪而可上书奏请者”各国立宪都经“血战”然后可以得“自由议政之权”。他歌颂革命说：“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章炳麟认为只有武装斗争推翻清朝中国才能实现民主政治。（《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章炳麟宣传均配土地。他说“不亲耕者”不得拥有土地反对封建剥削“露田无得佣人”（《定版籍》）。“均配土地使耕者不为佃奴”才能实现民主（《五无论》）。章炳麟批判孔教从历史事实出认为孔子只是一个历史学家和教育家。驳斥康有为的《建立孔教论》。章炳麟鼓吹无神论认为既没有“天”又没有“帝”和“鬼神”否定天命论。但是他提出要建立“无神教”说佛教就是无神的宗教这是他的思想的不彻底处。章炳麟晚年脱离革命思想渐入保守。鲁迅评论他说：太炎先生“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晚年“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了。21毛泽东：《纪念孙中山先生》。 2《鲁迅全集》第六卷第547页。 当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孙中山、章太炎鼓倡革命黄兴、邹容、陈天华等表文章或演说与之相后先形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的洪流取得了思想界、学术界的领导地位。而他们的思想理论实质上取资于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这一点是十分明白的。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重大意义五四时期的民主与科学思潮是一次广泛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它鲜明地揭橥民主与科学的旗帜批判与它不相容的旧思想、旧道德与旧文化提倡新思想、新道德与新文化。五四时期新思潮的特点就是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对以孔学为代表的封建思想文化展开了全面的猛烈的批判。在这场运动中其代表人物是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吴虞等他们的思想言论的主要阵地是《新青年》杂志。 五四运动不仅反对封建思想文化还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大批激进的民主主义者热烈地欢迎俄国代表欢迎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九一八年李大钊在《新青年》表了著名论文《庶民的胜利》指出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先声“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一九一九年五月李大钊主编《新青年》时出版了《马克思研究》专号介绍马克思的生平和学说掀起了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的中译本开始出版。一部分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世界观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俄罗斯研究会、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相继出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刊日益增多许多地方还创办了工人夜校建立工会。许多地方相继成立共产主义小组。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条件和组织条件逐渐具备。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了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重大的事件。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伟大斗争终于在一九四九年推翻了三大敌人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则为这场革命指明了航向。历史证明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革命就不可能取得伟大的胜利。 第三节中国哲学、社会政治学说的特色唯物主义的优良传统中国哲学有唯物主义的优良传统。从先秦时期起唯物主义思想家代不乏人。战国末年伟大的唯物主义者荀况在宇宙论、认识论方面坚持了唯物主义路线。比荀况略早则有后期墨家的唯物主义思想和自然科学、数学思想。东汉时期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批判了谶纬神学及世俗的虚妄。南北朝时期有范缜的《神灭论》批判唯心主义的神不灭论；有何承天从天文学、数学引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唐朝的柳宗元、刘禹锡写了阐唯物主义思想的《天论》、《天说》等光辉论文。北宋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有王安石、张载。王安石的《洪范传》、《老子解》、《诗义》、《熙宁字说》等著作宣传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张载则宣传了气一元论的唯物主义。南宋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有陈亮和叶适。明朝的伟大唯物主义思想家有王廷相他对唯心主义理学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明末请初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有王夫之和颜元王夫之的学术成就达到了旧唯物主义的高峰。清朝前期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当数戴震他以疏证《孟子》字义的形式宣传了唯物主义。近代的思想家则往往通过介绍西学而宣传唯物主义。 中国唯物主义的优良传统表现在它确认世界的物质性确认存在的客观性确认规律的可知性。从先秦到近代唯物主义思想家对这些命题作了可贵的探索与论证从而大大地丰富了人类思维史的宝库。无论古代、中世纪、近代与同时代的欧洲哲学相比都毫无逊色在古代和中世纪则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我国人民值得引以自豪的。 中国的哲学唯物主义往往与政治上的进步倾向相联系。先秦荀子非十二子的思想综合从思想意识领域的统一反映了建立统一国家的政治倾向。范缜的《神灭论》反映了世俗地主对中世纪宗教滥费的谴责。柳宗元、刘禹锡则直接参加了永贞革新而遭到贬斥。王安石推行新法因而在理论上建立以三经义为中心的新学。王夫之参加抗清斗争遂有“六经责我开生面”的理论创造。 随着生产的展与自然科学的前进哲学唯物主义也有相应的展这种情况体现了哲学唯物主义与自然科学的联盟。这是因为唯物主义往往是生产斗争与自然科学的哲学总结。先秦生产与自然科学的展孕育了后期墨家及荀子的唯物主义思想。两汉生产与自然科学的展产生了王充与张衡的唯物主义思想。唐朝天文学的进步产生了柳宗元、刘禹锡关于天的唯物主义思想。宋朝自然科学的进步产生了王安石与沈括的唯物主义思想。明朝生产事业的展产生了宋应星《谈天》、《论气》等唯物主义思想。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显示得比较清楚。 中国的唯物主义是在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中展的。墨辩的唯物主义在同公孙龙的离坚白唯心主义诡辩论斗争中益显其光辉。荀子的《天论》是在同不可知论的斗争中展的；范缜的《神灭论》是在同萧子良、萧衍等七十多人的辩论中论定的；王安石的唯物主义思想是在同守旧派的斗争中展的；陈亮的唯物主义思想是在同朱熹展开王霸义利之辩中前进的；王廷相的唯物主义思想是在批判理学的斗争中展的；颜元的唯物主义思想也是在批判理学的斗争中展的；戴震的唯物主义思想同样是在批判理学的斗争中展的。近代、现代的唯物主义思想则是在批判唯心主义的斗争中前进的。唯物主义在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中显出了理论战斗的力量这种力量是唯物主义思想本身所具有的。唯物主义思想在同唯心主义斗争中益加深化逐步展。唯物主义思想的展往往与辩证法的展互相联系。 社会政治思想的革新进取精神中国的社会政治思想具有革新进取精神。从孔子开始就十分注意社会政治问题。“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虽是针对季孙而的议论亦未始不是他在春秋之世的政治理想。《礼运》出于后儒之手而托之于孔子对大同与小康的具体论述当也可看作儒家设计的政治方案。孟子的仁政说谈及五亩之宅、百亩之田的农村图案此或尚保留有古先农村公社的遗影。孔孟的关于社会政治的论述是很丰富的其中有若干有价值的思想如孔子“苛政猛于虎”的说法孟子率兽食人的譬喻都是对奴隶社会暴政的抨击具有光辉的民主性。孟子的“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的政治排列说明三者在国家政治天平上的分量并不能以之比附近代民权论但是这种排列也是很有意义的。 墨子的社会政治思想是一种“役夫之道”。兼爱、非攻、非命、非乐反对王公大人以骨肉之亲无故富贵。这种思想是奴隶社会的造反理论必然为奴隶主贵族所不取。但是他的徒属子弟充满天下可见信从者之众。墨子弟子为实行其理想能够赴汤蹈火死不旋踵则其信从的坚决尤其可贵。墨子的一些宗教理论如《天志》、《明鬼》应视为糟粕。 道家的社会政治思想是主张奴隶社会向原始社会的逆转。小国寡民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是对原始社会的向往。与鸟兽同居与鹿豕并则是要退回到草昧未开的洪荒之世。 法家阐述君主专制理论既反对奴隶制国家重臣专断削弱君主集权又禁二心私学要求学术思想定于一尊。这实已导秦代专制政治的先路。荀子是先秦儒家的殿军。他的《礼论》、《王制》诸篇为封建社会的政教风俗制造理论又为封建国家的政治制度进行了设计。 西汉初年贾谊、晁错的政论东汉末年仲长统的《昌言》、王符的《潜夫论》都有针砭社会的实际意义。 三国两晋时期鲍敬言的无君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表达了反对封建羁绊寻求自由乐土的美好愿望。 明清之际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唐甄的《潜书》对封建社会的君主专制政治进行猛烈抨击。《潜书》的议论尤其尖锐。 近代的社会政治思想往往带有西学的色彩。康有为的《大同书》以西方空想社会主义比附公羊三世之说结合《礼运》大同思想为未来社会设计蓝图。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时间比《大同书》为早而也具有空想社会主义的性质。 中国的思想家、哲学家以经学笺注的形式阐述自己的思想理论。这就是说中国的哲学往往以经籍为源泉。所以中国的哲学思想往往与经籍内容密切联系。这种情况应该注意。 中国的哲人留下了丰富的社会政治思想其中贯注了珍贵的革新进取精神。人们拍打去其间凝聚着的灰尘就会露出灿然的金光。对旧制度、旧思想的批评、抨击对新事物、新世界的向往、寻求这是中国古代哲人的精魂。要从腐朽看出神奇要“舍其旧而新是谋”。这需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要排除主观臆断又需要剥肤见骨的辩证观点摆脱形而上学的束缚。中国社会政治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宝山在望唯不辞辛苦地探检者能够不至空手而归。 人性论及道德学说的丰富遗产古代哲人重视人性论及道德学说的探讨。先秦思想家孔子就谈到“性相近习相远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孟子道性善。告子言性无善恶决之东则东流决之西则西流。荀子则主性恶“其善者伪也”用后天的教化来“化性起伪”。汉代扬雄言性善恶混。唐韩愈言性三品。宋周敦颐言性有刚、柔、善、恶、中。张载则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为程颐、朱熹所承袭并进一步挥。论性而及情则又有性善情恶之说又涉及人欲问题议论十分深广。几千年的人性论基本上尊崇孟子性善之说。 与人性论相联系则有极其丰富的道德学说。儒家重视仁与德提倡孝弟忠恕、《中庸》论知、仁、勇挥孔子的思想。《大学》则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归本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孟子言五伦论四端对后世有巨大影响。荀子则隆礼亲师重视后天修养。汉人明三纲、六纪之说明道正谊而不计功利表扬孝弟力田注重风教。魏晋则以为名教出于自然放诞任情但也不是不重礼教。隋唐时期或崇空宗或主清虚二氏之说与儒学并存。宋明而下主天理明本心致良知道德学说与心性之说相互渗透而皆言灭人欲。明末则有“育欲”之说颇与“寡欲”、“灭欲”之说不同。q i s u w a n g . c o m [奇 书 网]宋明儒者言“诚”言“幾”言“慎独”言“已”“未”言“中和”皆根据古训而益新意道德问题的讨论与道德规范的践履更为深细。但是末流则为虚伪为明识之士所呵斥。 与人性论、道德学说相联系则有人生观的论述。中国的思想家、哲学家关心人生问题。因此人生哲学十分丰富。庄子以大量文字讨论人生观问题欲和光同尘自处于材与不材之间。老子则以卑弱自牧慈俭不敢为天下先。墨子则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杨氏为我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韩非子为了“利民萌便众庶”不避乎“灭亡之害”。这些是先秦哲人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的人生哲学。孔孟的人生哲学是入世的从理论思维的高度加以阐却很不够。例如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孟子“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勇敢担当大任的态度是高尚的。屈原“虽九死而犹未悔”舍身精神多么坚决。荀子“锲而不舍”、“驽马十驾”的坚韧态度树立了不倦地学习的良好楷模。这种对人生持积极态度的论述是十分宝贵的。中世纪有《列子·杨朱篇》的思想以为人生的目的在乎声色美厚。佛教东来以后佛教思想支配了一部分人的人生观。而道教的求长生的思想亦为地主阶级中特权者所喜爱。然而真正的勇士诚如鲁迅所说敢于面对惨澹的人生历史上与黑暗势力搏击视死如归的英雄人物是大量的。执持《春秋》之义在其他民族的凌侮下挺身而出捐躯以报宗国的宋明之季更是后先相望。他们彪炳史册流芳百世。这应是中世纪的最宝贵的精魂为后人所继承。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广博心怀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胸襟气度宏伟阔大令人钦仰。 人生哲学与人性论相联系又与道德学说相联系这是中国古代人性论与道德学说的特点。 第七章历史理论和历史文献第一节历史理论的探索历史的客观性和可知性历史理论是社会意识形态的构成部分它提出了两个关于历史的重要问题。一个问题是历史是客观存在的是有自身展规律的还是什么神秘的力量、伟大人物所创造的？这就是历史的客观性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如果历史本身有展的规律这种规律是否可以认识？这是历史的可知性问题。关于历史理论虽然还可以提出很多的问题但对于这些问题的理解都要取决于对这两个问题的认识。 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它有自己的展规律这好象已成为常识是不待解说而自然明白的。但事实并不这样简单。神意识观、英雄史观以及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曾在西方各国长期流行中国在这方面也并无二致。甚至在近、现代在广大的群众中间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仍有市场。分析这些论点的错误还须作细致的研究和耐心的工作。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有些史学工作者对历史客观性重视得不够往往把历史研究工作跟历史记录的研究工作等同起来。历史研究工作是对客观历史的研究其目的在于揭示历史展的规律。历史记录研究工作是对于历史文献的研究这种研究工作可以涉及到客观历史的本身但其工作的主要目的在于整理历史资料而不在于揭示历史展的规律。这两种工作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重视这种区别对于史学展工作是很不利的。李大钊说：历史这样东西是人类生活的行程是人类生活的联续是人类生活的变迁是人类生活的传演是有生命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进步的东西是展的东西是周流变动的东西；他不是些陈编不是些故纸不是僵石不是枯骨不是死的东西不是印成呆板的东西。我们所研究的应该是活的历史不是死的历史；活的历史只能在人的生活里去得不能在故纸堆里去寻。 不错我们若想研究中国的历史像那《史记》咧《二十四史》咧《紫阳纲目》咧《资治通鉴》咧乃至其他种种历史的记录都是很丰富很重要的材料必须要广搜要精选要确考要整理。但是他们无论怎样重要只能说是历史的记录是研究历史必要的材料；不能说他们就是历史。这些卷帙、册案、图表、典籍、全是这活的历史一部分的缩影而不是这活的历史的本体。这活的历史固屹然存在于这些故纸陈编的堆积以外而有他的永续的生命。譬如我们要想研究中国或是日本固然要尽量搜集许多关于中国或日&1t;//pgn>本的纪载与著作供我们研究的材料；但不能指某人所作的现代中国说这就是中国；指某人所作的现代日本说这就是日本。我们要想研究列宁或是罗素固然要尽量搜集许多关于列宁或罗素的纪载与著作供我们研究的资料；但不能指某人所作的列宁传说这就是列宁；某人所作的罗素传说这就是罗素。那记载中国或日本的事物的编册外俨然有个活的中国活的日本；在那列宁或是罗素的传说以外俨然有个活的列宁活的罗素在。准此以推许多死的记录典籍、表册档案以外亦俨然有个活的历史在。从前许多人为历史下定义都是为历史的记录下定义不是为历史下定义；这种定义只能告诉我们以什么构成历史的记录历史的典籍；不能告诉我们以什么是历史。我们当于此类纪录以外另找真实的历史活的历史。1999ooo41_o281_o李大钊把客观历史跟历史记录的区别说得很清楚。他这段话表于1924年出版的《史学要论》。六十多年过去了这段话仍然不失实效。我们重视这种区别是尊重历史的客观性也是史学工作中应有的严肃性。 人类历史现象跟自然现象一样虽然千头万绪但都有规律可循。不过在一定意义上历史现象更复杂变化得更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这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诸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还有阶级斗争存在于整个阶级社会以及辩证法则贯穿于各类社会矛盾之中这都是对历史规律的揭示。 胡适从实用主义的立场出把自然科学上的论断说成是人造的假设。 他举例说：“譬如行星的运行古人天天看见日出于东落于西并不觉得什么可怪。后来有人问日落之后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有人说日并不落下日挂在天上跟着天旋转转到西方又转向北方离开远了我们看不见他便说日落了其实不曾落。这是第一种假设的解释。后来有人说地不是平坦的日月都从地下绕出；更进一步说地是宇宙的中心日月星辰都绕地行动；再进一步说日月绕地成圆圈的轨道一切星辰也依着圆圈运行。这是第二种假设的解释在当时都推为科学的律例。后来天文学格外进步了于是哥白尼（niicus1473—1543）出来说日球是中心地球和别种行星都绕日而行并不是日月星辰绕地而行。这是第三个假设的解释。后来的科学家如恺柏勒（johanneskepp1er1571—163o）、如牛顿（newton）把哥白尼的假设说得格外周密。自此以后人都觉得这种假设把行星的运行说的最圆满没有别种假设比得上他因此他便成了科学的律例了。即此一条律例看来便可见这种律例原不过是人造的假设用来解释事物现象的解释的满意就是真的；解释的不满人意便不是真的便该寻别种假设来代他了。”1胡适这段话是否认真理的客观性同时也否认了人类对事物的认识有一个不断展的过程。从本质上说这还是一种不可知论的说法胡适把这种观点带到史学工作中造成很坏影响。 有一种比喻说我们忠实于历史好象照相。可是再好的照相机也不可能把你所照的对象准确无误地反映出来。由于角度、光线、范围的大小不同同是一个对象照出的形象就不一样。研究历史要尽量如实反映历史的真相这里存在着一个主观、客观间的问题。就历史本身讲是客观的存在但我们对历史进行的研究、表述还是主观的东西是我们历史工作者通过研究工作对于客观历史的理解是主观同客观的结合。无论多么高明的历史家也很难说能把历史真相完全表述出来我们只能努力使主观认识尽量符合于客观实际符合程度越大他的真实性就越大。历史是不断展的我们的认识也是不断展的。有人认为历史本身是过去的事情这种看法不一定对。历史上某个事件是过去的事情但过去的事情对于历史的影响随着时代的不同会改变它的历史意义。过去的事情对于不同历史时代有不同的历史意义。秦始皇灭六国在当时是一种意义在汉初人看是一个意义今天看又是一个意义。第一次我们对某一问题如何看第二次我们现更多的材料了解了更多的东西并根据这些修正和补充了第一次的看法第三次又修正和补充了第二次的看法这不是说以前的研究看法没用而是一次比一次有进步。1以上见《胡适文存》卷二页77～78。 我们的认识越前进一步就越接近事实的真相就是我们的进步。这就是客观性同主观性的关系绝对真理同相对真理的关系。这跟不可知论是有区别的跟机械论是有区别的是辩证的。 应当强调历史研究作为一种科学固然要弄清楚一些必要的事实但最重要的是在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找出历史展的规律规律不同于一切的个别历史现象它贯彻于纷繁的历史现象之中。能否揭示历史展的规律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跟资产阶级史学的根本分歧。列宁说：现唯物主义历史观或更确切地说彻底挥唯物主义即把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现象就消除了以往的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点。第一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第二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马克思以前的“社会学”和历史学至多是积累了片断收集来的未加分析的事实描述了历史过程的个别方面。马克思主义则指出了对各种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生、展和衰落过程进行全面而周密的研究的途径因为它考察了一切矛盾趋向的总和并把这些趋向归结为可以确切判明的社会各阶级的生活和生产条件排除了人们选择某一‘主导’思想或解释这个思想时所抱的主观主义和武断态度揭示了物质生产力的状况是所有一切思想和各种趋向的根源。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人们即人民群众的动机由什么决定各种矛盾思想或意向间的冲突由什么引起一切人类社会中所有这些冲突的总和究竟怎样造成*人们全部历史活动基础的客观物质生活生产条件究竟怎样这些条件的展规律又是怎样——马克思对这一切都注意到了并指出以科学态度研究历史的途径即把历史当做一个十分复杂并充满矛盾但毕竟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来研究的途径。1999ooo41_o284_o&1t;//pgn>列宁的话阐明了规律的研究在历史科学上的重大意义并指出了物质生产和人民群众在历史展中所起的主要作用给我们指出了探索历史理论的正确道路。 历史理论的探索历史理论有许多问题要探索也有许多领域要开拓。做这种探索和开拓的工作先必须是从学习马克思主义开始并且定为日常的课程坚持下去久而弥笃。 “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对中国思想界、学术界起了矇振聩的作用推动了史学的革新。有的学者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阐明中国社会展的全过程预测中国的未来。有的学者研究远古文字使沉睡三、四千年的甲骨卜辞、钟鼎铭文站出来为古史作证。在文献研究上大有“起死人而肉白骨”的气概。通史的编撰社会史、哲学史、思想史、文学史等都有了丰硕的果实。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当时有公开反对的人有默默抗拒的人有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破坏的人。这一切都可以说势所难免却也并不能阻碍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前进。 新中国建立后学习马克思主义成为全国人民普遍的要求运用马克思主义编写的教材专著论文大量的出现史学领域里也提出一些新的理论问题。考古学、民族学的展比较显著但由于左倾路线的不断干扰百家争鸣的政策不能很好地落实这就妨碍了学术上可能取得的成就。因此就有一些人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教条主义也确实有一些人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作为政治上排斥异己的工具。但马克思主义和教条主义并无共同之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的认识总是不断展的真理的掘是永无止境的并没有什么永恒不变的教条的存在。 毛泽东同志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这个实际包含了历史的实际当前的实际也可以说还有未来的实际。一九三八年他表了《论持久战》研究了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分析了当时敌我双方和有关方面的历史条件提出了抗日必胜的理论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后来局势的展也证明了他这篇著作中的科学预见。一九三九年他著《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特别分析了中国百年来革命运动的历史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及中国革命的两重任务即：“包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现在阶段的革命和将来阶段的革命。”这是对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革命历史的理论分析也是对中国革命的战略方针的概括。一九四○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分析了中国近代历史不同于西方历史特点申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毛泽东同志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制定革命总任务的理论引导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同志的这类著作是我们学习马列主义的光辉典范。我们探索历史理论也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分析复杂的历史现象并在必要时观察有关的现状和未来把理论推向前进。 对历史理论的探索来说中国历史是一个丰富的宝库。但这种宝库的门有很多还没有打开有的虽然打开了还基本上是一些宽狭不等的门缝。从五十年代就开始争论的古代史分期问题、土地制度问题、农民战争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和近代史分期问题、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有些理论问题本来不是短时期内可以得到解决的也不必急于求解决。但问题是我们的研究和讨论还不能步步深入虽然也有些进展似乎进展得也不算大。对于这些问题有兴趣的学者当然可以继续研究下去如果能自觉地检查自己在取材和观点上的不足听取对方不同的意见把问题放在更多方面去考虑也许可以解决得更快一些更好一些。在这些问题以外有很多的理论问题等待我们去探索我们应该到新的学术领域里去研究各种各样问题。 我们经常说“中国是一个文化达的古国”“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这些话听惯了并不在意如果认真地想一想这些话都是富有理论性质的。第一关于封建制的问题。如：中国的封建制是简单地从奴隶制转化而来还是另有来源？中国封建制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方面是否有自己的特点？阶级、等级结构在展中有什么变化？交换经济在社会经济中处于何等地位？城市的不同类型及其特点等等。第二关于统一问题。如：统一和割据的各种形态统一的经济基础统一和封建专制政体的关系统一和割据在历史展中的作用等等。第三关于民族问题。如民族展的不平衡和互相依存民族矛盾和民族政权汉族在民族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等等。第四关于文化问题。这里所说的文化是指政治经济以外的一切社会现象。形形色色的文化各有它们的展规律。对于史学工作者来说是如何批判、继承和创新的问题。对于以上四个方面的历史问题都有许多理论工作可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探索这些问题既要博古又要通今绝不可割断历史来看问题。本卷对上述的一些问题也略有论列但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 我国旧史曾在一些部门比较集中地提供了历史理论的资料有的已为人所利用有的还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注意。《史记》的八书和《汉书》的十志基本上讲的是国家的职能但我们很少这样看。八书的《礼书》、《乐书》是讲教化。《律》今亡。据《太史公自序》：“非兵不强非德不昌黄帝、汤、武以兴桀、纣、二世以崩可不慎欤？司马法所从来尚矣太公、孙、吴、王子能绍而明之切近世极人变。作律书第三。”则《律书》即兵书。《礼》、《乐》和《兵》一文一武是治国的两种手段。《历书》、《天官书》、《封禅书》有科学知识的内容但多关于宗教性的记载跟皇权神化有密切的联系。《河渠书》讲兴修水利防治水害。《平准书》是讲商品交换和政府在这方面的控制。这八书对于封建国家的主要职能可以说都讲到了。《汉书》的十志于续补《史记》八书外特详于《刑法》、《地理》和《艺文》这也都不出于国家职能的范围。《续汉书》有《百官志》是记载封建官署离国家职能的范围略远。杜佑著《通典》自序称：“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易》称：聚人曰财。《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管子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谓矣。’夫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先哲王政治之大方也。故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狄焉。是以食货为之、选举次之职官又次之礼又次之乐又次之刑又次之州郡又次之边防末之。..”这部二百卷的巨著记载了大量关于国家职能的资料、史事兼及历代议论有助于理论的探索。后世类书如《太平御览》、《册府元龟》虽系汇集史文便于掇拾之作然善于采择也颇有用处。 从中国历史来看有两个应该在已有的成果上继续探索的重要理论问题。一个是关于中国历史展规律的问题一个是关于中国史学展规律的问题。 中国的历史有自己的特点。先是因全国地域辽阔各民族各地区间在经济、文化上展得不平衡。这不只是在汉族跟各兄弟民族间展得不平衡而且在汉族内部在某些少数民族内部也不平衡。从更高的高度把这些不平衡的历史现象概括起来既要看到各种社会现象中的差异又要从差异性中看到它的同一性。这是一件复杂的工作。 第二中国历史的展有传习力量的顽固性社会变革往往不彻底。血缘组织本来是氏族社会的特点但氏族社会为奴隶社会取代后血缘组织又在新的历史形式下继续挥作用。奴隶制在奴隶社会结束后的两千多年仍有残余存在。象这一类的历史的传习现象往往混淆人们对社会展的视线。第三社会现象在历史上往往出现某些重复如治乱兴衰的不断代替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不断以类似形式出现等等都容易造成历史循环的假象遮盖历史展的真实面目对这一类的历史特点都须透过现象现本质。 历史理论的探索毕竟离不开历史本身对客观历史的了解毕竟离不开历史资料。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有的历史工作者熟悉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而对历史资料掌握得不够丰富；另外一些人熟悉历史资料而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掌握得不够这就妨碍了对理论探索的顺利进行。这种缺点是应当不断克服的。 历史理论的探索必须在广大的史学领域内进行具体的事物考订和断代史研究都各有不同的学术价值但对通史的兴趣应是必不可少的。对世界史一定程度的理解对有关兄弟学科的一定修养也都是必要的。 历史理论的探索是通古通今的既要探索历史展过程中所体现的规律也要探索这种规律跟现实的联系性用以说明现在观察未来。 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历史展规律进行探索已经历了半个世纪成绩是可观的但尚有大量工作等待我们去深入研究。 关于中国史学展的规律当前须着重探索的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史学的展的社会条件一个是史学的效果。 中国史学有一个悠久的传统在社会动乱比较激烈的时候或是在大动乱的前后我国总有史学的杰作出现。在经过春秋战国及秦汉之际的社会变乱到了汉武帝时统一的局面才巩固下来就在这个时候司马迁写出了他的《史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长期变乱、分裂通过了隋唐时期的稳定到了唐中叶以后封建社会内部的矛盾比较突出就在这个时期杜佑写出了《通典》。两宋是一个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交织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司马光写了《资治通鉴》郑樵写了《通志》。明末清初封建社会的险象环生正所谓“天崩地裂”的时代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王夫之的《读通鉴论》、顾炎武的《日知录》、唐甄的《潜书》虽然份量不大但代表了时代的脉搏鞭挞了封建统治的腐朽。象这样的著作都有丰富的历史观点都应该进行深入的研究。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在旧的史学著作中是一部在史学理论上比较丰富的书。以上这些著作的产生各有其历史原因把这些原因加以分析概括是探索史学展规律的一项重要工作。 古代的史学家、思想家不可能高度地理解历史知识在社会展中所起的作用但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这是中国的一个古老的传统。《诗经》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就是说要从夏殷衰亡的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我们所谓借鉴就是从这句话来的。《易》：“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礼记·经解》：“疏通知远书教也”这说的都是对历史知识的运用。商鞅变法的时候当时有两派一派主张变法一派反对变法两派的说法都有历史的根据。当然其中总有一派根据是不正确的。秦汉之际是朝代变换最迅的时期汉初时有些人注意到一个问题：秦经营了那么长的时期很不容易为什么亡得那样快？汉从起兵到建立皇朝才不过五年这是为什么？这好象只是一个历史问题实际上在我们今天看来是要求对现实的解答对汉朝历史的前途的解答。唐在隋朝暂短的统一之后建立了新的皇朝。唐初的君臣也很重视从隋朝的兴亡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到了宋代司马光写了那么一大部名索性就叫作《资治通鉴》。学历史有什么用这是我们历史学者经常碰到的问题。有时我们回答了有时我们回答不上来；有时我们虽然回答了但从心里缺乏自信。其实在中国史学史上这是个老问题不少古人曾经用言论或实践回答了这个问题但在我们研究史学史时很少注意这个问题甚至有时还觉得这是一个狭隘的、实用的问题不愿理睬。我们认为应该把这个问题重视起来给它以应有的地位。 第二节历史文献和历史文献学历史文献的特点在史学工作中理论的指导和探索固然是十分重要的历史文献的掌握和运用也是很必要的。历史理论是对历史现象的概括历史文献是对历史现象的文字记录。客观的历史跟记录的历史是有区别的这在上文已有所论述。现在我们就历史和历史文献的相互关系加以补充论述。 历史指的是客观的历史即历史展过程的本身。历史文献是指关于历史的记录或历史现象在文字上的反映。这种区别本来很明白易懂。但历史本身是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对于历史的认识主要是依靠历史文献因而不少的人把二者混淆起来甚至不少有学问的人也认为研究历史文献就是研究历史。我们说把文献作为历史资料去研究目的在于通过资料去了解历史这才是研究历史。如果把研究兴趣只限于历史文献的考订那只能说是研究历史文献而不能说是研究历史。当然研究历史文献对于研究历史是有所帮助的但二者不能等同起来。把二者等同起来既不利于历史研究也会把历史文献的研究目的弄模糊了。弄清楚这一点是很必要的。 历史文献跟历史有区别但历史的研究又离不开历史文献。从学科关系上说历史学包含的内容比较多这先是历史观点。无论是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一定的史学工作总是以一定的观点作指导的。在一定的观点的指导下通过对材料的分析和综合可以充实原有的观点或改变原有的观点而得出新的结论。这是史学工作经常经历的过程。史学的著作总要有一定的表现形式。这种形式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著作的结构一个是文字的表述。关于历史观点、历史资料、史书的结构和文字的表述的研究都属于史学的范围。而历史文献只是属于历史资料的范围。历史文献的研究是史学工作中必不可缺的但也只是史学的一部分。 历史资料如汪洋大海非常繁富。这里有古代文化遗存其中有远古文化遗址、墓葬和文物这在没有文字以前是很重要的历史资料在有文字以后也有一定的重要性。有历史文献包含一切有文字的材料。一般地说这是历史研究所需要的主要材料。社会风俗、口头文学也都有史料的价值。跟人类社会有直接联系的社会现象如土壤、河流、森林、矿藏等等的状况也至少可以做为辅助资料来看。 历史文献的含义现在还没有一致公认的说法。我们认为凡是有历史性的文字记载都可以说是历史文献。在具体工作中可按照工作性质规定历史文献的范围。我们一般的习惯常说政治文献、经济文献而没有听说思想文献。但是我们又常说马克思主义文献其中一大部分是属于思想文献或者说思想史的文献。象历代的诗词、散文我们不习惯说它是文献但对文学史工作来说其中的重要作品也可以说是文献。我们古代的农书象《齐民要术》科技书象《天工开物》在政治史工作者看来不能算是什么文献但对于科学史工作者来说却是重要的文献。又如《颜氏家训》、《世说新语》等书还没有听说它们是历史文献但从社会史的角度来看也应该说是文献。所以历史文献的内容不能说得太死要看工作的需要而定。历史文献一向被看作是死板的、简单的历史资料我们不这样看。我们认为相当数量的历史文献是有多重性的。多重性这种提法可能不确切我们姑且这样说。所谓多重性第一是说一种历史文献总是反映一定的历史现象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第二把不同的、有代表性的历史文献联系起来观察规律性的东西。这就出了一个一个的具体历史记载的范围以外了。这种性能不一定是文献本身所固有的往往是史学工作者所赋予的。第三文献不一定是死的东西其中有不少是一直到现在还是有生命力的东西。历史文献可以包含两点历史文献的内容和形式有不少东西对于我们今天的史学工作还产生着影响这是一点。历史文献中的具体记载在一般的政治资料以外还有思想资料、艺术资料、文学资料、科技资料等等。在这些资料中有一些到今天还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这是第二点。 历史文献作为历史资料还有它的局限性。第一历史文献资料只是史料的一部分考古学的资料和民间的口碑也都在史料中占有相当的地位。解放以来古文化遗址和历代文物有大量的新现其中有很多东西可以补文献的不足。民族地区的历史、社会和民间文学的调查以及其他各种社会调查都提供了丰富的史料。研究历史单靠文献资料有时是不够的要把文献资料、考古学资料和社会调查资料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可以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反过来说离开了文献资料单凭考古学资料对于有文字记载时期的历史来说也是不够的。我们应该知道历史文献的不足同时也要善于利用历史文献。第二文献资料有不少失实的地方。其中有的是由于史官的有意歪曲有的是由于记录人的认识不足有的由于传闻的失误。还有由于多年的传抄、刊刻文字上的伪误脱衍倒错的也不少。象这样的材料都有待于考订以后才能使用。第三不少文献资料是脱了线的。尽管资料内容很多但时间和地点都不可考都不易利用。第四在文献资料中有一个传统的毛病就是记载笼统有时还多过于夸大。比方说记载中形容社会凋零景象爱说“十室九空”这显然是夸张之词是不应该轻易置信的。所有这些局限都需要用历史文献学的工作去解决的。 历史文献学的建立为了促进历史文献研究工作的展使其有助于史学工作的展现在有必要、也有条件把历史文献学做为一门新的学科建立起来。我们初步的意见认为历史文献学或者更正确地说中国历史文献学可以包含四个部分一、理论的部分、二、历史的部分三、分类学的部分四、应用的部分。这样的分法未必合适。现在这样分也只是便于说明问题。 关于历史文献学的理论部分除上一节已有所论述的几个问题之外还有历史文献和其他学科的关系问题。历史文献本身有各种不同的门类也就需要分别地同相应的学科生联系。比如《汜胜之书》、《齐民要术》的整理需要有丰富的农学知识。《算经十书》的整理需要有丰富的数学知识。其他如《梦溪笔谈》、《天工开物》等书的整理更需要丰富的科学知识和工艺知识。历史文献的工作者不可能精通各种学科但他最好能懂得一些比较多的学科。 古汉语、古民族语文、甲骨文字、金石文字、年代学、历史地理学等是历史文献研究所要联系的学科但不属于历史文献学的范围。究竟哪些学科跟历史文献研究的关系最密切这要看具体情况。一般地说年代学和历史地理学跟历史文献研究的关系最密切它们一个是讲时间一个是讲空间。研究中原文献要精通古汉语、近代汉语研究兄弟民族历史文献要学习有关的民族语文。 关于历史文献学的历史部分主要是讲历史文献的展状况。象很多事物有自己的展史一样历史文献也有自己的展史。一般的看法好象历史文献都是很死板的东西只有这一文献跟那一文献的不同、这一时期的文献跟那一时期的文献不同而谈不到有什么展史。这种看法只是看到文献是一个一个的存在而没有注意到历史文献自出世以后所经历的长时期的变化。每一历史文献不能脱离它的时代不能不带有时代的烙印每一时期的历史文献不能不受前一时期的影响也不能不影响后一时期的历史文献。联系不同时期的历史文献看它们也是从低级到高级展而每一历史文献都是变化展过程中的个体。对历史文献必须历史地看要从各方面的联系中看历史文献才能比较深刻地理解历史文献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在史学工作中的作用。从有历史文献的那一天起如甲骨文记载的只是统治者的具体活动和思想意识。此后官府的载籍一直是历史文献的主体。《尚书》、《雅》、《颂》、《易经》等都是官书。《春秋》可说是私人著作的创始。而《春秋》和《左传》也是根据官方材料写成书的。战国时期私人著述的风气渐盛。这些著作就一个学派内部说往往是带有经典性的文献在我们今天来看也顶多不过是学术性的文献。如从数量上说战国时期传留下来一些私人著作较之当时的官府载籍恐怕是少得可怜。经秦火和项羽烧秦宫室之后各国载籍多荡然无存在《史记》里只是略存其踪迹。两汉时期官家文书记载和档案制度逐渐具备私人著述的史文辞赋和各种技艺书也多起来。此后社会生产力有了进步政权组织扩大了文化水平提高了造纸术展了印刷术明了公私载籍越来越多了。大体说来私家载籍在任何时期恐怕都不能跟官家的相比但有了造纸术和印刷术后能流传下来的显然是越来越多了。目前有人估计现存我国古籍有若干万种其中包含了不少的官书。但如就北京、南京和各地收藏的档案来说那数量就不知比现存古籍要多多少倍。记载经验本身的长期积累也可以促进公私文献的展但陈旧的积习也会顽固地阻碍文献工作的进步。研究历史文献本身的展史研究它们与当时社会生活的关系研究官私文献之不同的特点及其在展进程中经历的异同这有助于对它们的认识并可以从而考虑如何改善对它们的管理和传播如何进一步挥它们的作用使之为各种有关的建设事业服务。 章学诚曾提出“记注”和“撰述”的区别他是就史书体裁讲的但我们也可以借用这个提法来说明历史文献方面的问题。关于历史的记注这是历史文献的一大类。大量的官书和一些私人的历史记载都属于这一类。这一类的文献无论它是否可靠目的都在于反映社会情况。那些有意于作伪的人也不过是要反映伪造的社会情况。记注如现存的历史档案其中包含了一些可贵的原始的资料但有不少弄虚作假的东西。这类文献总的说来是没有加过工的资料其可贵的地方在此价值不高的地方也在此。撰述要有史识对于史料的运用不强调完备而是有取有舍重要的在于作者的思想和表述这是对史料的加工提高以后的成果。这一类的文献其中有时未免失真。但一般地说对于读者可能有更多的帮助。它们虽非原始的东西但往往可能比较集中表述了历史的真象。从思想资料、艺术资料、文学资料以及其它学术方面的资料方面来看这类文献提供的比较多一些。目前有一部分同志认为只有原始资料才是更宝贵的在现一件不经常见的文献往往表现得相当激动而对于历史的撰述的重要性往往估计不足。这是带有片面性的。我们研究历史文献也要把这两类文献加以区别分别观察它们的展史、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史。当然这两种分类也不是绝对的要看以哪一类的性质为主。班固的《汉书》是撰述但带有很浓厚的记注性质。历代官修的史书多属于记注性质但也往往有撰述的因素这是要具体分析的。 历史文献的展史还可以从好几方面来说。这里有历史记录条件在完备程度上的展有书写工具的展保管和传播的展著录和考订的展还有历史文献研究本身也有它的展史。 历史记录条件完备程度指的是：时间、地点、人物活动等。在甲骨文里有好多地方的记载是具备了这四个条件的。在时间的记载上有的只记了日而没有记年月。有的记了年、月、日是在记载的开头记日在末尾记月紧接着再记年。例如：《殷虚书契》前编卷三有这样的写法：“癸未王卜..。在四月佳王二祀”。在金文里如《大盂鼎》在开端写：“佳九月王在宗周令盂”而在结尾写“佳王廿又三祀”。《小盂鼎》在开端写“佳八月既望辰在甲申”而在结尾写“佳王廿又五祀”。这是先写月写日最后写年。还有一种写法是一开头就写出年月日来。如《颂鼎》：“佳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王在周康邵宫”。最后这种写法逐渐成了历史文献中一个固定通用的形式。后来皇帝有了年号又要用年号去记时间。近代中外关系频繁以后既要用中国的历法又要写上西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西历就成了我们记年的形式。此外在文献上有标题在某些文书上有事由的摘要这也属于记载条件的范围。记载条件具备的程度也反映了历史文献的展水平。 书写工具最初是用金属工具刻在兽骨、龟甲上后来雕镂在金石上再后是写在竹木简上写在帛上。有了纸书写才有了很多的方便。文献的保管最初都在官府。后来有了私人的收藏经过进一步展有了私人藏书家的出现。但官府所藏一直是数量最大的。近代才有了公共的收藏如：学校的图书馆、地方的图书馆以及社会集团的图书馆。这既不是官家的也不是私人的。保管的方法经长期积累产生了许多经验。文献的传播最初只是极少量的传抄还有靠口头流传的。造纸术明了传抄有了便利。印刷术出现了传播有了更大的便利。活字版、印刷机、影印术的出现为传播提供了越来越大的方便。文献的著录是关于文献的登记和说明为使用文献的人提供检索的方便。文献的考订是对某种文献进行版本上和一定内容上的考证。我们平常所说的考据学实际上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而是附属于各个学科之内的。对文献的考订就是历史文献学内的考据学。以上这些问题都可进行研究都有它们的历史内容。至于历史文献研究本身过去的前辈们做了不少实际的工作也有不少的贡献。但有意识地把它树立起来成立一门学科这还是我们今天应该承担的任务我们应该总结前人在这方面的成果加以提高。 关于历史文献学的分类学部分也应该是历史文献研究中的重要工作。 分类学应该以目录学为基础而又不同于目录学。目录学也讲分类但目是书目录是解题一般是就书论书；提高到有系统有理论的“学”的程度的似没有多少。分类学有统观全局的要求这跟一般对目录学的要求是不同的。自《七略》以下以至章学诚所说“考镜源流辨章学术”都可以说是属于分类学的范围但还没有提到应有的高度。关于分类学这个问题还需要做深入的研究。 历史文献学的应用部分可以包含版本学、校勘学、辑佚学和辨伪学等。关于这些方面的工作在我国历史上也开始得较早自宋以后逐渐展到了清乾嘉时期成就甚多。但一直到现在很少有系统性的总结。从目前史学展和古籍整理的状况来说这些工作是很需要的。 我们这部通史篇幅较大处处离不开历史理论处处离不开历史文献。我们要从理论的探索上从文献的应用上不断提高水平。 第八章史书体裁和历史文学第一节史书体裁的综合运用史书体裁综合运用的传统中国史书体裁繁富。《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中有《尚书》和《春秋》两类都属于不同体裁的史书。《礼》类记典制《诗》包含了不少的史诗也都具有史书性质。《隋书·经籍志》除《书》、《春秋》等列于经部外专有史部书的著录共十三类。这十三类史书各有其在体裁上的特点。刘知几的《史通》以编年、纪传二体为正史把偏纪、小录等十类史书列为“杂述”共十二类即十二种体裁。清修《四库全书》定史部为十五类比《隋书·经籍志》的类别更多一些。这些分类的方法不一定都很恰当但反映了中国史书体裁之多。当然这些分类都与内容有关但也结合着体裁上的特点。编年体、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是史书体裁中最主要的三种形式。具体到一部史书往往是以某种体裁为主同时也采用别种体裁作为补充的形式。象《春秋》那样单纯的编年体是很少见的。这种在史书体裁上的综合运用在中国史学史上有长期的传统不过作者不一定意识到这一点。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史书都属于一种单纯的体裁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我国现存最早的史书《尚书》一般认为是一部记言的书。从书的基本内容说是这样的。但从全书内容来看《尚书》就已经是一部多体裁的书。书中如《金滕》、《顾命》都是纪事本末体《禹贡》是地志《尧典》则近于本纪。《国语》的情形也是这样既记言又记事还记一事的始末及历史展的趋势。《尚书》、《国语》都是后人编集而成把多种体裁的记载汇集在一起就出现了多体裁的形式但这并不是编集者要运用什么体裁还说不上是多体裁的综合运用。 编年体史书《春秋》只记年月日和事目记载很简单。后来《左传》出来了记事又记言有时还追溯一事之由起和事态展的结果。这是编年体史籍本身展出现的新形式也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吸收别种体裁的结果。编年体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无年月可考的事即使是很重要的事也无法写在书内。《左传》使用了纪事本末的办法对此有所突破而所受限制仍然很大。《前汉纪》、《后汉纪》用类举记事的办法把典章制度和一些人的传记都写了进去。《资治通鉴》又在前人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多种形式记载的内容大为恢廓。 纪传体的本身就是一种综合体。司马迁写《史记》就是这样作的。 《汉书·司马迁传·赞》说：“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史事以为之《传》又撰异同为《国语》。又有《世本》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兼诸侯有《战国策》。汉兴伐秦定天下有《楚汉春秋》。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这里说的是《史记》吸收了前人所著史书的内容实际上它也吸收了前人所著史书的各种体裁而形成本纪、列传、世家、书、表综合的形式。本纪基本上是编年体也有关于帝王本人的事迹。列传是各方面代表人物的传记。世家是诸侯和贵族的历史。书是关于典章制度和有关社会文化生活各方面的历史。表是用表的形式表达错综复杂的历史情况的史表。《史记》把多种体裁综合起来形成一个互相配合的整体能从多方面反映社会生活构成一个时代的全史并且容量很大有很大的伸缩性。这是纪传体在二千年中被长期沿用的一个重要原因。历代史家赞扬《史记》的体裁评论有详有略侧重或有不同中心实在于此。范晔、刘知几、章学诚都强调它能够包括丰富内容囊括历代史事。如刘知几说：“《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纲传以委曲细事表以序其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1赵翼则认为由于《史记》的体例堪称“全史”因而成为史家的极则。他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凡起例创为全史。..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篇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2梁启则认为《史记》各体互相补充包罗丰富很有伸缩性。他说：“《史记》在体裁上集其大成兼综诸体而调和之使互相补充而各尽其用。”3又说：“纪传体的体裁合各部在一起记载平均包罗万象。表以收复杂事项志以述制度风俗本纪以纪大事列传以传人物伸缩自如实在可供人们研究。”1他们所共同强调的《史记》具有综合众体、容量广阔的突出优点在今天仍值得我们继承和借鉴。这个问题在文学界也有人提出来。茅盾同志的《梦回琐记》说：“我有一个简单的想法按正史的体裁编一部中国文学史。..本纪中的人物和事件都是大纲而已读者要知其详要读列传和书志。”“文学史如此美术史、音乐史似乎也可以取同样的办法”2。茅盾提出要从《史记》的综合体裁中吸取营养撰写新的纪传体文学史的设想很有见地。 新综合体裁的探索《史记》在编撰方法上囊括全局的优点对于史学的演进影响极大不仅后世修史竟相仿效绵延不绝而且吸引着一些有识史家在它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的尝试。十七世纪以后出现了一种探索新综合体的趋势。先有清初马骕撰《绎史》创造了新的综合体制。至乾嘉时期著名的史学评论家章学诚深入地辨析体例提出了“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的主张并在修撰方志上作出尝试。本世纪初具有近代色彩的史学家章炳麟、梁启分别提出了编撰《中国通史》的设想。马、章、章、梁具体做法虽有不同但都是朝着同一的方向努力。他们都试图突破原有体裁的限制创造出一种更能显示出历史演进大势更能广泛反映社会史丰富内容的新体裁。他们不断探索的趋势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史学展的要求。 清初的马骕是近三百年探索新综合体的第一人。他的史学成就在当时就受到重视。顾炎武对他尤为推服1。他在青年时期曾将《左传》改编为纪事1《史通·二体》。 2《廾二史札记·各史例目异同》。 3《中国历史研究法》。 1《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2《梦回琐记》《文艺报》1981年第1期。 1王士禛：《池北偶谈·谈献五》。 本末体成《左传事纬》一书至今仍为研究者所重视。此书除正文外还有附录八卷内容包括“图表”、“览左随笔”、“名氏谱”等补充正文叙事的不足。这种做法已经包含着吸取多种体裁的优点以补充单一体裁所不足的意图。 《绎史》一书创造了新的综合体制。此书是马骕一生精力所萃共计一百六十卷分为五部：一为“太古部”二为“三代部”三为“春秋部”四为“战国部”计一百五十卷是全书的主要部分或按事件始末立篇如“夏禹受禅”、“商汤灭夏”等；或按人物及其学说立篇如“老子道教”、“孔子类记”等。最后是“外录”十卷补充前面四部记载的不足。冠于全书之的还有世系图、地图和年表用来与正文互相配合。总之马骕是将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学案体、典制体等熔炼成为综合的体裁。马骕自述其著述主旨说：“纪事则详其颠末纪人则备其始终。..君臣之迹理乱之由名法儒墨之殊途纵横分合之异势了然具焉。”2他为自己确定的要求是既重记事又重记人。显然倘若只是简单地采用传统史学三种主要体裁中的哪一种都是无法容纳这样广泛的内容的。《绎史》的出现可说是体裁上的突破。清初著名学人李清为《绎史》作序盛赞它具有“体制之别创”、“谱牒之咸具”等特点又说“自读《绎史》然后知天地之大识宇宙之全”。话说得有些过头但他特别推崇《绎史》体制别创和内容丰富则是颇有见地的。 章学诚著《文史通义》以展的眼光深入地辨析史书体例的得失提出了改革史书编撰的方向。 章学诚认为纪传体本是三代以后之良法司马迁凡起例具有远见卓识纪表书传互相配合是以“范围千古牢笼百家”具有很大的包容量。加上司马迁对体例的运用能够灵活变通“体圆用神”不愧是撰述的典范。《汉书》、《三国志》也都是“各有心裁家学”的上乘之作。降而《晋书》、《隋书》、《新唐书》等“虽不出于一手人并效其能”所以能修成有价值的史书。后来的修史者墨守成规不知根据需要变通结果史才、史识、史学都反过来成为史例的奴隶“斤斤如守科举之程式如治胥吏之簿书繁不可删。”“纪传体之最敝者如宋元之史人杂体猥不可究法或一事而数见或一人而两传人至千名卷盈数百”。这些论述分别见于《史学别录例议》和《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二文中相当中肯地总结了中国一千多年历史编撰的一些重要经验教训贯串着历史分析的眼光强调史家的才识强调灵活运用。他还认为纪传体本身在反映史事上的缺陷是难以反映史事演进的大势。“夫史以记事者也；纪传、编年区分类例皆期于事有当而已。..盖史至纪传而义例愈精文章愈实而于事之宗要愈难追求观者久已患之。”又说：“纪传之书类例易求而大势难贯。”1这都是讲纪传体不利于反映历史展主线的缺点。 章学诚认为纪传体的这一缺陷正好从纪事本末得到弥补。他说：“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漏。”“夫史为记事之文事万变而不齐史文屈曲而适如其事则必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而后能起讫自如无一言之或遗或溢2《绎史·征言》。 1《文史通义·史学别录例议》。 也”2。这里强调史实本身千变万化史书要与之适应就必须采用纪事本末体的办法“按事立篇”“不为常格”“起讫自如”。 根据上述对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利弊的分析章学诚明确提出了“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作为改革史书编撰的方向。他说：神奇可化臭腐臭腐亦复化为神奇。纪事本末本无深意而因事命篇不为成法则引而伸之扩而充之遂觉体圆用神《尚书》之神圣制作数千年来可仰望而不可接者至此可以仰追。岂非穷变通久自有其会纪传流弊至于极尽而天诱仆衷为从此千百年后史学开蚕丛乎！今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增图谱之例而删书志之名凡起例..3999ooo41_o3o7_1章学诚主张的实际内容就是吸取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二者之所长形成一种新的综合体裁。他认为这是为史书的编撰解决了大难题开辟了新途径。如何实现“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的原则他有过两种设想。一种办法是采用“纪”、“传”、“图”、“表”四体配合。即保留纪传体原有的“纪”、“表”；去掉“书志”名称设立包含多种类型内容的“传”并增加“图”。另一办法是设置“别录”在全书前面标列出一个时代最主要的事件在每一事件之下将书中有关的篇名注明以此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总的意图则都是要保留纪传体各体配合的特点补充纪事本末体更能显示历史大势的长处。这与《绎史》的编撰意图是相符合的。 章炳麟、梁启二人生活的时代距我们更近他们的史学思想有近代色彩并且两人还曾通信讨论修撰《中国通史》的体例他们探索新综合体的尝试更值得注意。 章炳麟于一九○○年写作《中国通史略例》1明确地采用章学诚的主张吸收了纪事本末体的优点而对纪传体加以改造。一九○二年他又写信给梁启、吴君遂等重申其见解。这说明：《略例》中提出的设想不是一时兴之所至而是他长时间探索后形成的相当固定的看法。《略例》中所列中国通史目录有表、典、记、考纪、别录五种表述形式。 章炳麟的历史观比封建时代的史家进步得多。他申明修撰《中国通史》的目的一是为了“扬榷大端令知古今进化之轨”一是为了“振厉士气令人观感”2。这反映出他当时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的立场同时也反映出他接受了日本、西方资产阶级进化史观的影响。他所设想的体制是吸收纪事本末体的优点而对纪传体加以改造。目录中的“典”是用以记典章制度来源于“书志”。“考纪”和“别录”都是记人来源于“本纪”和“列传”。“表”用以列举次要的人物和纷繁的材料其来源于纪传体甚明。十篇“记”是吸取纪事本末体的优点设立的。尽管五种体裁中以何为纲没有解决但总的来说章炳麟的设想较章学诚前进了一步。 梁启于一九○一至一九○二年也酝酿写《中国通史》。到一九一八年他在致陈叔通信中概述他订定的《中国通史》体例要设立“载记”、“年表”、“志略”、“传志”（又称“列传”）四项。现见于《饮冰室文集》中有关《中国通史》的部分作品都写于192o年计有《春秋载记》和《战国载记》、《春秋年表》和《战国年表》、《志语言文字》和《志三代宗教2《文史通义·书教下》。 1《中国通史略例》附在《訄书》第五十九《哀清史》之后始见于《訄书》手校本。2《中国通史略例》附在《訄书》第五十九《哀清史》之后始见于《訄书》手校本。礼学》正与此信件中所说四项体例相符。他还有一篇《原拟中国通史目录》共列有朝代篇、民族篇、地理篇等三十一个篇名但包括不了“载记”、“年表”、“志”的体例可见这份“目录”是他更早时候所拟而后来放弃了的。梁启的“载记”、“年表”、“志”、“列传”四体与章炳麟的五种表述形式有许多相通之处。“载记”的作用是叙述一个时期的主要事件和历史大势。从《春秋载记》和《战国载记》可见这是吸收了纪事本末体的优点并加以展。“载记”是作为大纲再用“年表”、“志略”和“列传”相辅而行。梁启认为纪传体史书是帝王家谱又说“愈晚出之史卷帙愈增而芜累亦愈甚也。”1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对纪传体的长处也有中肯的评论如说：“纪传体的长处在内容丰富社会各部分情状皆可纳入。”2他设想的《中国通史》体例其核心内容就是既吸取纪事本末体的优点又挥纪传体各体配合、包罗丰富、伸缩自如的长处而形成新的综合体裁。尽管梁启远未实现自己的设想但他的做法和认识却对后人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第二节多体裁配合、多层次地反映历史以序说开宗明义回顾我国史书体裁展的悠久的过程深感到一种单一的体裁决不足以反映我国历史的丰富内容。我们应该展综合运用的优良传统多体裁配合、多层次地反映历史。本书拟就此有所尝试。先我们以“序说”置于全卷之开宗明义。 书之有序在我国起源甚早。《庄子·天下篇》纵论古代学术的展及庄子在学术思想上的地位。《吕氏春秋·序意》记文信侯关于十二纪的问答。这已是书序的雏形但还没有达到书序的完整形式。汉儒序《诗》、《书》解说每篇写作的因由或宗旨已向书序的完整化更接近一步。《淮南子·要略》说全书由起次说二十篇的旨趣末说全书的重要意义这已是一篇全整的书序了。许慎《说文解字·序》说文字创制的由来及本书所论列的五百四十部也是一篇很好的书序。刘向校书每校完一书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写成别录。刘向所作为后来书目解题之始实际上也是校书人为所校书作的序。汉人如高诱等注释古书也各有序。 司马迁写《太史公自序》是我国史书中最早出现的序也是一篇很好的序。序中先说他的家学说到他的父亲对战国以来各学派的评论、对史职的神圣责任感。其次说到修史在政治上的重大意义。再次他扼要说明了全书一百三十篇的写作旨趣而最后指出：维我汉继五帝末流接三代（统）［绝］业。周道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曰：“于戏！余维先人尝掌斯事显于虞唐至于周复典之故1《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2《中国历史研究法》。 司马氏世主天官。至于余乎钦念哉钦念哉！”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礼于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 这篇序说出了作者的史学渊源、史学思想、本书的取材和体裁是一篇很出色的序。 《史记》有些篇章在开卷也有关于撰写方面的小序如《十二诸侯年表·序》：太史公读《春秋历谱谍》至周历王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呜呼师挚见之矣！纣为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睢》作。仁义陵迟《鹿鸣》刺焉。及至历王以恶闻其过公卿惧诛而祸作历王遂奔于彘乱自京师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后或力政强乘弱兴师不请天子。然挟王室之义以讨伐为会盟主政由五伯诸侯恣行淫侈不轨贼臣篡子滋起矣。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晋阻三河齐负东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国迭兴更为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势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汉相张苍历谱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著文焉。&1t;//pgn>大史公曰：儒者断其义弛说者骋其辞不务综其终始；历人取其年月数家隆于神运谱谍独记世谥其辞略欲一观诸要难。于是谱十二诸侯自共和讫孔子表见《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指著于篇为成学治古文者要删焉。《十二诸侯年表》记的是春秋时期的历史。司马迁的这篇小序说出了春秋时期出现社会大变动的由来和情况使读者对这一时期历史先有一总的印象。其次列举了孔子作《春秋》以来以至汉初关于春秋历史的撰述并加以评论其中包含史事、史论和历谱。最后他说明本表的写作要求和意图。这对于一篇序应该说到的重要问题可以说差不多都涉及到了。这篇序在《史记》所有的小序中也是一篇佳作。 班固在《汉书》中写序传上下卷上卷记他的显赫家史他父亲的《王命论》和他的辞赋。下卷记他写《汉书》的缘起和《汉书》百篇的旨趣。最后是对《汉书》的自我评价。这篇序传不象《太史公自序》写得那样集中内容比较贫乏但毕竟还是遵循司马迁创始的规模而写出来的。 宋元时有两篇值得注意的序一篇是郑樵《通志总序》又一篇是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总序》。郑樵《总序》中论通史体裁和通史的重要性强调客观地记述历史。他认为只要记载真实是非自然分明不要妄加褒贬。他还说明了《通志》全书的规模说明哪些部分是因袭故有哪些部分是自己的创新。马端临论述了典章制度通史的重要性《资治通鉴》在典章制度方面的缺欠《通典》是一部典章制度的通史而有不足和错误。接着他论述了编撰《通考》的意图说明他的取材、编撰方法和对于《通典》的续补也说到了家学的影响。于书中的二十四考他各有小序详以“著述之成规考订之新意”。郑樵的序突出自己的史学见解。马端临的序分出好几层次一层一层地说出编撰通考的思想。这两篇序都紧紧围绕主题、旗帜鲜明表述作者治史心得体会没有废话各有特色。 书序往往包含有编撰体例的内容但往往不能详备。为了详备就出现了单独成篇的例这一般是编撰体例的条文化实际上是承担了书序中常有的一部分任务。《史通·叙例》说：“唯令升先觉远述丘明重立凡例勒成晋纪邓孙已下遂蹑其踪。史例中兴于斯为盛。若沈宋之志序萧齐之序录虽皆以序为名其实例也必定其臧否征其善恶干宝范晔理切而多功邓粲道鸾词烦而寡要。子显虽文伤蹇踬而义甚优长。斯一二家皆序例之美者。夫事不师古匪说攸闻苟模楷曩贤理非可讳。而魏收作例全取蔚宗贪天之功以为已力异夫范依叔骏班习子长攘袂公行不陷穿窬之罪也。”刘知几在这里叙述了例的历史展并加以评论。他说的这些例差不多都见不到了。自唐以后书之有例者渐多。清人治学趋向缜密所作的例有盛于前。崔述的《考信录释例》和阮元的《经籍纂诂凡例》是其中颇有特色的两篇。《经籍纂诂凡例》共二十三条。其中关于收录之例四条关于归韵之例三条关于编次之例五条关于引用书名之例七条其他杂例四条。《经籍纂诂》是一部一百零六卷的大型训诂书就是靠这二十三条规定井然有序地编排起来。这充分表现了凡例的现实性和计划性。《经籍纂诂》虽不是一部史书但这二十三条凡例同样可供史例编写的参考。凡例之后还附有修书人的姓名标明了每一个人的任务和负责的部分这也是一个集体编书的很好的制度。 《考信录释例》是《考信录提要》的组成部分共二十四章论证考信对治学的重要古史传说、诸子语言、经世训诂的伪误和后人依托的伪书这不是一般的例是对于古代史料学的具体擅述。 从序的历史看它对于一诗、一篇文章、一卷书或一部书说都是有开宗明义的作用的。它向读者说明一些问题为读者提供理解上的条件。它所包含的内容主要有这样的几项：（1）作者的家世。（2）作者的治学经历和其他活动的经历。（3）基本资料。（4）对前人撰述的评价。（5）作者自己的观点。（6）作者的撰写意图。（7）编写上的技术问题。这对于我们目前写序有很必要的参考价值我们应加以取舍和展使之更能符合我们当前的需要。 对于作者的身世和经历有些读者是感兴趣的。但这不一定跟撰述本身有直接的关系可以写也可以不写不是序文所必须具备的内容。 对基本资料序中是需要说明的。资料可包括文献资料、考古资料还可包括民俗学方面的资料。有些文献资料情况比较复杂须进行关于著作时期的辨析。过去认为某些篇章是伪书某些史事记载不可信这不一定完全正确须重加考虑。时代越靠后资料越多就越须甄别。在大量的资料中要能挑选出来重要的部分来论述这对于引导读者进行深入的研究就更有意义。 论述前人和同时人已有的研究成果加以适当的总结在序文中应当是相当重要的部分。序中应说到在我们的研究领域里究竟有哪些问题已经解决哪些问题正在解决哪些问题应该提出自己的看法。我们研究中国史先应当论述我国史学家的研究成果。当前国际学术界研究中国史的人越来越多了而学术交流的工作还有待于开展我们暂时很难论述得全面也只能尽力而为。在可能的时候也可考虑同外国友人的合作。 作者在编撰上的意图和编撰上的具体问题应该在序中向读者说明既要扼要又要清楚。 以上这三项如能作到可以说已完成了序文应尽的职责。 宋元人注经往往在卷冠以“序说”。序说的内容与我们现在的序文所要求不同。但我们觉得“序说”二字比“序”字的意思要丰富些读起来较顺本书就采用了“序说”一词。本书各卷差不多都冠以序说。 综述历史展的总向一部大型的史书最好有一个主干部分。本书的主干部分是综述。在这一部分要写出历史展的总象。综述吸取了本纪、编年和近年流行的划分章节的各种体裁之长而加以展。 本纪和编年都是按年月日的顺序记述历史进程的。《史记》、《汉书》的本纪记载了皇帝的生活、诏令和军国大事后来的纪传体史书的本纪几乎都是大事编年很少别的东西了。编年体展到了《资治通鉴》它比任何一部纪传体的本纪都详审得多能容纳下特别多的材料但本纪是纪传体史书多种体裁之一它是全书的纲而《资治通鉴》只是一种单一的编年体无论事之大小都简单地按年月编排就说不上纲的问题了。我们认为撰写史书是应该基本上按着时间顺序但不必拘泥于年月日的顺序有的事情可以一天一天地写有的可以把多少年的事情写在一起。应该象《资治通鉴》那样写得详细一点但不要象《资治通鉴》写得那样分散。要把历史写得脉络分明、阶段分明要挥纲的作用但又要有血有肉不要象某些纪传体史书的本纪写得那样简单。 纪事本末体是把史事分成若干篇自使之各有所属并且具备尾。 这种体裁被称为“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但这种体裁多只能对史事作点的排列而不能显示历史长河的绵延和巨波、细浪的区别。我们认为可吸取纪事本末体的优点在历史的重点表述中酌量采取集中记述具备纪事本末的方法。 近年流行的划分章节的体裁我们可称之为章节体大概开始于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这书写于一九零二至一九零四年。夏曾佑把中国历史划分成三个大的时代其中包含七个小时代即：上古之世。包含：传疑时代从太古至周初。化成时代周中叶至战国。中古之世。包含：极盛期秦至三国。中衰期晋至隋。复盛期唐。 近古之世。包含：退化期五代、宋、元、明。更化期清。 他把每一个大的时代定为一篇每一个小的时代定为一章每章之下又有小的子目定为节这就把历史的阶段性展和历史现象的主次表达出来。这在史书体裁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因为这种体裁便于阐述历史的展资产阶级史学家中的进化论者乐于使用这种体裁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沿用这种体裁。我们认为这种体裁一直到现在还是可以使用的但如果把这种体裁作为一部大型史书中的唯一体裁就有很大的局限。在这种体裁中典章制度、学术文化和人物事迹的论述都不易得到充分的展开。 在研究了本纪、编年、纪事本末、章节等体裁之后我们考虑到综述的任务可作这样的设想：第一要紧紧抓住每一历史时期的纲只写对历史全局有影响的大事其中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民族、中外关系等方面着重写的是历史展的动向。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变动得也比较显著。在这方面可以着重写一写但要注意到它与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民族关系是我国历史上的重大问题要作出正确的处理。 第二时间的观念要鲜明先要注意到历史时期的划分一个时代内部大小阶段的划分使其能尽量显示出历史展的规律性。关于历史时期的划分尚存在着一些难于解决的问题。能解决多少就解决多少不能解决的不要强作解释。其次每一个皇朝的具体年代割据时期有关各国的具体年代都要写清楚。 第三对历代的疆域要写出大致轮廓。对皇朝版图外的兄弟民族分布的地区也要写出来。有些民族地区说不清可说出一个大致的方位。 第四在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人物要写。只写带有历史性的重要活动不是写他的传记他的传记放在传记部分去写。 第五关于田制、税制、官制、军制等等只要重点地说到为止具体的细节放到典志部分去写。 综述作为本书的一种体裁与其它体裁互相配合有分工有专职在撰写上要比各种旧体裁方便得多我们可以称它为“综述体”。 典志历史现象的剖视典志是对历史现象进行剖视它具有可以论述的丰富的内容。本书自第三卷以下各卷都有典志置于综述之后传记之前。 典志体的起源很早。《尚书》的《禹贡》和《洪范》从内容和形式来看都可说属于典志体。《尧典》的部分内容也可说有典志体性质。《周礼》、《仪礼》、《礼记》一向被认为是典志体的开山但它们和《禹贡》等篇著作时期的先后尚待考订而且内容也只限礼的方面。典志作为史书的一部分以相当大的规模出现是开始于《史记》。《史记》有八书。《汉书》继《史记》之后有十志规模就渐趋完备。 自《史记》以后二十四史中十七史有志。按各史志性质来说共有十五个门类即：天文（天官、司天）。 ------------ 5 五行（祥瑞、灵征）。 律历。 地理（郡国、州郡）。 河渠（沟洫）。 食货（平准）。 礼（礼仪、舆服、封禅、郊祀、祭祀）。 乐。 选举。 百官（官氏）。&1t;//pgn>刑法。 兵（营卫、兵卫、仪卫）。 释老。 艺文（经籍）。 刘知几《史通·书志》主张立都邑志、氏族志、方物志。杜佑《通典》有九典仅《边防典》为各史之所无。郑樵《通志》有二十略就是《通志》中的典志部分。二十略中氏族、六书、七音、都邑、谥、器服、校雠、图谱、金石、昆虫草木等是他创立的新目。氏族、都邑、昆虫草木三略是刘知几主张的实现。后来马端临撰《文献通考》有二十四考之目。马氏自称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为《通典》所未有。刘、杜、郑、马所举新目去其重复可取者有氏族、都邑、方物、边防、器服等五个部门和各史志总共有二十个。我们认为对这二十个门类应该加以合并、改造和展新的典志可包含如下的几个门类：一、地理。包含历代皇朝的版图、割据时期各政权的辖境、少数民族的分布、河渠的变迁、重要的都邑、通道的兴修都可以在这里论述。这个部门包含了旧史的地理、河渠、都邑等三志。 二、民族。旧史的民族部分一般是放在列传里写。《通典》的《边防典》和《文献通考》的《四裔考》都包含有民族的部分。我们把民族立为专篇在综述和传记中没有说到的应在这里作具体论述。 三、社会经济。略当于旧史的《食货志》在此应有较多的展。包含农、牧、渔、林、矿、盐、手工业、商业、货币、各种生产技术、土地制度和行会制度等。 四、政治制度。约当于旧史《百官志》。 五、军事制度。约当于旧史《兵志》。 六、法律。约当于旧史的刑罚志。 学术文化包含经学、史学、哲学、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教育等是否在典志中设置专篇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倾向于用传记的形式分别处理而把典志的内容一般限制在制度性的范围。 关于宗教旧史中只有释老志。在内容上现应从制度上作出新的展。 关于礼俗：旧史中的礼志、五行志、舆服志；都有比较丰富的内容应充实民间方面的材料设置专篇。 关于中外关系：旧史中关于中外关系的记载多见于列传中。《通典》的《边防志》和《文献通考》的《四裔考》也有部分材料。这在典志中是一个应开创的篇章。 在典志的编撰过程中不必拘泥于这几个门类的各目但标目还是以比较集中为好不要过于分散。这样可以眉目清楚一些便于读者。 典志的表述有三种传统形式。一种是《史记·平准书》式的完全用作者的语言写出来有事实、有议论。第二种形式是《汉书·地理志》、《艺文志》式的把各种地名、书名列举出来作为基本的形式也附有少量的议论。第三种是《通典》、《文献通考》式的分别汇集许多原始材料把有关前人的议论和作者的意见附于后面这是把材料和议论完全分开的形式。这三种形式各有特点应该是按论述的对象采取适当的形式不能一概而论。 应该指出撰写典志最重要的问题是研究方法上的深化。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到人口的研究。他说：“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一个浑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依据马克思的论述可以归结为：先经过“表象的具体”再到“多层次的抽象”最后回到“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这样的研究方法。马克思说这种方法“显然是科学上的正确方法”。并说“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1这对我们是很有启的研究人口是如此那么研究如此丰富复杂的人类历史客观进程更应该是如此。在史书中考虑设置“典志”部分就是希望切实地朝着从多方面反映人类史这一“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的方向去努力。 我们设想：典志部分的写法要力求体现上述理论指导既要从传统史学中吸收今天用得着的东西又跟前人的写法不同。总括来说典志篇目的设立都是企图从各个社会剖面来反映一个历史时期的特点都是为体现历史展的整体服务的。有两点是特别紧要的。第一对于经济、政治制度等等不是作为一个制度静体来写而是作为动的即从历史的运动中来写。第二不仅要讲一种制度的展还应该讲制度跟社会展的关系。 传记人物群象历史的展毕竟是人们活动的结果。在史书里看见了历史人物的群象就愈益感到历史的丰富性。离开了人也就谈不上历史。旧史大量地写人物传记其所持的观点是有错误的但对写人物传记的重视却是可取的。近几十年人们重视摸索社会展规律在史书撰述中努力阐述历史的规律性这是史学工作上的一个重大进步。对于这一点我们还应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坚持下去。但在另一方面在断代史和通史的撰述中都忽视了人物传记的编写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点。现在我们还应该写传记本书自第三卷以下都要给传记以较多篇幅。 历史是遵循着必然的规律前进的。人的作用不能改变规律但能影响历史展的度和状况。十八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向亚洲扩张同是东方国家有的沦为殖民地中国则沦为半殖民地日本由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此后日本又由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展走上侵略邻国的道路最终成为战败国。而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站立起来建立了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在中国史上项羽和刘邦都以反秦起家而项羽以优势兵力反而与江东八千子弟同归于尽。刘邦以劣势兵力却最后夺得了皇位。三国时期诸葛亮以一身系蜀汉之安危。南宋时期一个岳飞一个秦桧他们在权位上的得失深刻影响宋金间的军事局势。像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很能表明人在历史的具体行程中所起的作用。 人的作用包括人民群众的作用也包括领导人物、代表性人物的个人作用。斯大林有一篇著名的谈话他跟德国作家路德维希（emi1ludwig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o3页。 1881—1948）谈到个人的作用问题。路德维希问斯大林：“你不认为在唯物主义历史观和你的见解之间是有矛盾的吗？”斯大林说：“不这里没有矛盾。马克思主义一点也不否认卓越人物的作用或者说一点也不否认人们创造历史。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和其他著作中你可以找到正是人们创造历史的话。可是人们当然不是凭什么幻想不是随心所欲地来创造历史的。凡是新的一代都要遇到在他们诞生的时候就已具备的一定的现成条件。伟大人物只有善于正确地认识这些条件懂得怎样改变这些条件才有一些价值。如果他们不认识这些条件而想凭自己的幻想去改变这些条件那末他们这些人就会陷于唐·吉诃德的境地。因此正是根据马克思的看法决不应该把人和条件对立起来。正是人们创造历史但是只有当他们正确地认识他们所碰到的现成条件的时候只有当他们懂得怎样改变这些条件的时候他们才能创造历史。” 路德维希讲到他上大学时许多自称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信徒的德国教授宣传说马克思主义否认英雄人物的作用。斯大林说：“这是些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了的人。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否认过英雄的作用。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认为这种作用是相当大的但是要有我刚才所讲的那些附带条件。” 斯大林还谈到彼得大帝和列宁。他说：“彼得大帝为了提高地主阶级和展新兴商人阶级是做了很多事情的。彼得为了建立并巩固地主和商人的民族国家是做了很多事情的。同时也应该说提高地主阶级帮助新兴商人阶级和巩固这两个阶级的民族国家都是靠残酷地剥削农奴来进行的。”又说：“至于列宁和彼得大帝那末彼得大帝是沧海一粟而列宁是整个大海。”1斯大林在这里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者对待历史人物的正确态度：要肯定历史人物在一定时期的作用和贡献同时也要指出他所受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 以上说个人的历史作用也为的是要说明编写人物传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这只说了问题的一面。问题还有需要说明的另一面这就是：历史人物本身也是历史的产物他们身上不能不反映某些时代的特点。正面的人物会反映某些新生力量的时代特点反面的人物反映某些保守的以至反动的时代特点同时他们都还会反映他们的具体环境中的某些特点。编写人物传记既要在传记中写出历史人物的历史作用还要写出他们身上所反映的时代特点。我们要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看人物同时还要从人物身上看时代。中国历史上有政治家、军事家、理财家有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宗教家、教育家有文学家、艺术家有优秀的医师、技师、工程师有杰出的群众领袖、妇女领袖和英雄人物。我们不是把这些人物写得越多越好而是要有选择、有主次地去写。有的人物在当时的历史地位是一种情况随着历史的展他的地位就会有变化。所以写传记不只要熟悉传主所生活的时代历史的全貌有时还须有通史的见识。简单地专就某人的事迹写他的传记是不会成功的。 有人担心写传记不能不依靠旧有的资料这样就只能是资料的组合甚至是对旧日传记的今译。还有人认为无论我们写得怎样好比不上司马迁。这些意见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但未免过于片面。我们有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有我们观察人物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于同样的材料我们可以与古人有不同的理解也可有不同的表述方式可以写出不同于古人的传记。比起司马迁来我们有难于赶上他的地方也有可以过他的地方。因为时代距离的不同他对于某些人物比我们熟悉一些。他的文学水平也可能高些写的就生动些。但有时距离的时代远了些可能比距离近的看得更全面些。文学水平的高低确实对读者的吸引力起很大作用但理解的深刻性也具有另一种性质的吸引力。当然我们也应当注意表述上的生动这一点在本章第三节还要论述。 “通”的要求序说、综述、典志、传记四种体裁可以配合起来必要时也可以参用别种体裁。如果写得好就可能多层次地反映历史展的进程也可能既反映了历史的规律性又反映了历史的丰富性。但要写得好就需要在“通”字上下工夫。 “通”的观点在中国史学上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关于“通”的主张可分为两派。一派以司马迁为代表一派以郑樵为代表。司马迁著《史记》要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通古今之变”是这三句话的核心。“究天人之际”是要从天人关系上解释古今之变写成一部有独具特色的史书。历史本来是不断展变化的。无论谁来写历史都躲不开这个“变”字。司马迁的贡献不止在于写出“变”更在于写出“通”。“通”是“稽其成败兴亡之理”是“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是“述往事思来者”。他不止是在编撰形式上的通他是要探索历史展的道理并且与历史的未来联系起来。后来杜佑著《通典》是从典章制度方面要通古今之变的专书。他相信这书可以“施于有政”。也是要与现实联系起来的。明清之际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都有“通古今之变”的遗风可惜都没有写成通古今之变的通史。 郑樵是以推崇通史著称的。他所谓“通”总是和“会”字并举称作“会通”。“会”是大量汇集历史文献加以编排。“通”是记载不同朝代前后相续、不断代为书。他用这个标准去称赞孔子和司马迁。他说孔子“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然后能同天下之文；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然后能极古今之变”。说司马迁“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勒成一书”。郑樵的学术兴趣是知识性的重点在文献学方面跟司马迁“通古今之变”有很大的区别。后来马端临撰《文献通考》这是一部关于典章制度的巨制材料丰富也有一些见解。但总的说来他的兴趣也是在知识性方面在文献资料搜集、整理方面。他在总序中说：“君子审后王之道而论于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议。然则考制度、审宪草博闻而强识之固通儒事也。”“博闻强识”就是他编撰《文献通考》的宗旨。《通考》的形式与《通志》不同而治学的路子是接近的。郑、马的路子对于后来史学界的影响可能比司马迁、杜佑还要大些。 我们撰写史书对于“通”的要求要吸取两派的长处；更重要的是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工作。我们赞成搜集丰富的文献资料但不能停止在资料上要通过对资料的研究上升到理论化的高度。我们赞成通史的编写形式但我们要求的是全书各部分之间的脉络贯通。我们不赞成把通史看成断代史的拼凑但我们主张认真研究每一时期的历史研究各个历史时期中国社会诸因素间的关系包含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相互之间、各民族相互之间的关系也要研究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包含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在世界史上的地位中国与外国的往来和经济、文化的交流。我们赞成通古今之变但要透过历史现象揭示历史本质要于历史沿革流变之中探索历史的展规律。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我们做好这项工作的重要保证。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如《共产党宣言》论述阶级斗争的历史《资本论》论述劳役地租到货币地租的历史由简单协作到大工业的历史《论国家》和《国家与革命》论述国家的历史都具有通史的性质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吕氏春秋》有《精通》篇。篇中列举了养由基、伯乐、宋国庖丁、钟子期的故事。养由基是一个善射的人。他最初先以箭射石后来功夫到了能箭穿鸟羽。伯乐是一个善相马的人。他初学相马的时候十分专心时时想着的都是马。宋国庖丁善解牛当他初学解牛的时候看见的是整个的牛不知怎样下刀。后来他解牛的本领展到得心应手眼里就不再是一个无从下刀的整牛了。钟子期善于音乐他能从乐声中辨出奏乐人的情绪。有一夜他听人鼓琴觉得鼓琴人有悲哀的情绪经过询问果然如此。这些事例说明了养由基等人由于勤学苦练而达到技艺精通的地步。我们要把中国历史写好也要有古人这种力求精通的精神。 第三节历史文学史学和文学没有文就没有史。研究历史的成果总得表现在文字上。人们既要下大功夫对历史客观进程探索了解又要见于文章使人看懂。我们所要表述的不是机械不是技术而是生动丰富的人类史。要把这一客观过程写出来决不是容易的事。所以我们还要下功夫讲求文字表述的方法。这也是个群众观点问题史学工作者要为全民族的大众服务对更多的读者负责提供群众爱读的历史著作。 历史文学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指用历史题材写成的文学作品如历史小说、历史剧本。另一个意思是指真实历史的文字表述这可包含一般的文字表述和有高度艺术水平的杰作。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历史文学是指第二个意思。 “文”与“史”二者的关系最早是不分开的。后来文学和历史逐渐趋于分离这是一种进步但是两者分离了仍不能截然分开。一些杰出的历史家往往同时具有高度的文学修养。他们写成的历史著作同时又被认为是优秀的文学著作。现在撰写史书仍有一个文字表述上的要求。甲骨文是我国最早的文字记载也是有关史事的最早记载反映了殷商和周初的一些社会情况并且被作为档案保存下来。金文记载的内容比甲骨文要丰富文字也多了百字上下以至近五百字的铭文如《大盂鼎》、《小盂鼎》、《大克鼎》、《散氏盘》等占了金文中相当的分量。甲骨文质简也许还说不上是文学。金文中有些已经有文采可以说已具有文学作品的某些特征了。 《尚书》和《诗经》是我们所见到的最早的典籍。《尚书》是政治文献的汇集但已备有多种文体为后来各体散文的创始。《诗经》是古代最早的诗歌总集。其中如《周颂》、《鲁颂》、《商颂》、《大雅》、《小雅》都有不少的历史内容。如《生民》、《公刘》等篇章写了周初的历史歌颂了后稷、公刘等英雄人物已有了历史人物传记的雏形。《国风》大都是民间流行的诗歌与《雅》、《颂》相比文学味道要浓一些而历史内容就少得多了。《国风》是我们所见到的、最早的纯文学作品。后来出现的《春秋》可以说是一部不具备文学性格的历史书。这表现了历史和文学分离的趋势。 文史分离的趋向是逐步显明的。从战国到秦汉人们对文史分途在思想上并不一定明确。一些大史学家同时又是家他们撰写的史书极有文采在史学和文学上兼有很高的价值。在战国时期《左传》即其一例。两汉出现的历史巨著《史记》、《汉书》也是文学名著但同时又出现了家枚乘、司马相如、扬雄等的辞赋历史和文学分为两途已显然可见。 “文”“史”分途由于二者各有专门的职能但分而又不能全分这是由于“史”不能离开“文”。好的历史撰述要靠有文采的语言引起读者的兴趣从而产生广泛而持久的社会效果。注重叙事的才能注重文采是我国历史家的一个传统。班彪父子对司马迁的历史观点有激烈的批评却推崇司马迁善于叙事说：“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1范晔也盛赞班固的文采说：“若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信哉其能成名也。”2《晋书·陈寿传》也说陈寿撰成《三国志》后“时人称其善于叙事有良史之才。”刘知几著《史通》一方面注意到文史已经分途说“史之与文较然异辙”3；另一方面又强调“史之为务必借于文”“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4这讲的就是“史”不能离开“文”。刘知几把文字表述的优劣作为评论史书高下的一项重要标准。他认为《左传》、《史记》、《汉书》成就最高它们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取信一时名千载”。他尤其推崇《左传》。针对长期以来人们对《春秋》三传评价的分歧他认为从史学角度看《左传》的价值是《公羊》、《谷梁》不能相比的。因为《左传》不但取材丰富史实可靠而且文辞优美、叙述生动跌宕不群、纵横自得所以传诸不朽。相比之下《公》、《谷》二传凭主观记事且又繁复累赘语言无味实在高下悬殊。因此刘知几极为重视有文采的语言对于表现史事及史书能否流传的巨大作用。他归结说：“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古者行人出境以词令为宗；大夫应对以言文为主。况乎列为章句刊之布帛安可不励精雕饰传诸讽诵者哉！”5这些话对《公》《谷》的评价未免有些偏见但对史不能离开文的道理讲得很中肯。“言之不文行之不远”1《汉书·司马迁传》后论。 2《后汉书·班彪传下》后论。 3《史通·核才》。 4《史通·叙事》。 5《史通·叙事》。 一语本是孔子称赞子产重视外交辞令在彼强我弱情况下能委婉而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意思折服了对方传播于远近。刘知几把它提高了一步用来说明历史文学对于史书广泛传播的意义赋予它以普遍性的品格而成为历史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命题。 章学诚继承并挥了刘知几关于史文关系的论点。他说：“夫史所以载者事也事必借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1又说：“古人修辞非为观美谓必如是始可以行运而传久也。”2“不文则不辞辞不足以存而将并其所以辞者亦亡也。”3这些话都论述了历史记载必须依靠有文学性的语言才能广泛传播而“良史莫不工文”是对“史”“文”关系的极好说明。 现在我们要广泛地传播科学的历史知识要通过历史撰述作为进行教育的重要工具。为了让更多的群众掌握科学的历史知识历史文学的重要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显得更重要应当更加重视。历史是一门科学同时也是一种重要的思想教育工具。学历史固然是为了解过去但了解过去是为了解释现在观察未来。我们要挥历史教育在培养爱国主义帮助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年在认清历史前途、坚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信心中的重大作用。这就要求历史著作既有深刻的理论分析有合理的编撰形式还必须在文字上善于表述。有的学者担心讲历史文学就等于要求把史书写成既是历史书又是文学书就会把文学创作中夸张、虚构的手法带到史书写作中来。其实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历史文学的要求是生动地表述真实的历史面貌恰好跟夸张、虚构的手法相对抗。《三国志》和《三国演义》的不同正好是有文学特色的史书和纯文学作品的鲜明对照。 历史文学的优良传统我国历史文学有悠久的传统和很高的成就。 先秦时期历史文学就已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左传》是当时的代表作。《左传》善于写语言所记各种辞令极为精彩。“吕相绝秦”的一篇话是长期被传诵的名作。《左传》记吕相奉晋君之命对秦晋关系表示了决绝的态度。他历述秦对晋的恩德接着说晋已一再对秦报恩对秦有大的帮助最后就缕述秦片面破坏盟好及屡次危害晋国的活动而晋国虽亟力克制希望保持和好而不可得。这是一篇谴责敌国的话但肯定了对方的旧恩列举了对方背信弃义的事实雍容典雅没有一点咒骂没有一点火气措词委婉有致又有很强的说服力。1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2又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位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3孔门有四科言语是其一。战国间游士以游说取卿相。孟子也说到跟大人物谈话时应注意的风度。可见重视语言有一个古老的传统。《左传》等史书在记语言方面的成就是这个古老传统的反映。 1《文史通义·史德》。 2《文史通义·评周永清书其妇孙孺人事》。 3《文史通义·说林》。 1《左传》成公十三年。 2《论语·季氏》。 3《论语·子路》。 《左传》也善于叙事尤其擅长于写战争所记长勺之战、殽之战、鞌之战、邲之战、城濮之战都很生动。如记城濮之战这场春秋时期最大的战役1生动紧凑充分显示出作者视野的开阔和构思的周密。他先写战前的准备着重将双方政治、指挥情况作了对比。晋文公修治内政整编军队决心借救援宋国的机会与楚一战以达到取威定霸的目的君臣齐心制定了联合齐秦以对付楚国的正确方针处处占据优势。楚国方面则内部分歧主将子玉骄傲轻敌作战兵力薄弱处处潜在着失败的危险。接着写两军作战晋军向楚表示礼让后退九十里处于有理的地位而士气高昂以此反衬出楚军不愿进攻子玉却硬要向晋挑战因而士气低落。然后写两军作战突出表现晋国方面灵活的策略先以强攻将楚军薄弱环节“右师”击溃再伪装逃遁引诱楚军来追对它拦腰袭击最后对楚军“左师”两面夹击大获全胜。这些记叙环环相扣层次分明是由于《左传》作者有叙事才能又懂军事知识才能做到的。《左传》在记述语言和叙事上的成就为我国历史文学的展奠定了基础。 两汉时期我国史学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司马迁的《史记》是运用高度的文学修养来叙述历史的典范作品。书中《项羽本纪》、《高祖本纪》、《陈涉世家》、《留侯世家》、《魏公子列传》、《李斯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淮阴侯列传》、《刘敬叔孙通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李将军列传》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史记》善于将记述复杂的历史活动与记述人物活动结合起来既能突出事件的主线写出最主要的历史场面又能写出历史人物的神情风貌。《项羽本纪》是写项羽又不只是写项羽。它是在写楚汉之际主要活动的同时又在写项羽这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二者得到了很好的结合。篇中写巨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围表现得尤为突出。巨鹿之战是反秦军击败秦军主力的一场关键战役在记述中司马迁生动地描写了项羽对敌的决心和威武气概：“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于是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杀苏角虏王离。”又用诸侯军的观望、恐惧和慑服来反衬项羽的胆力和风度：“当是时楚兵冠诸侯。诸侯军救巨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这些记述写出了项羽正是在殊死的战斗中取得了号令诸侯的地位。对于鸿门宴这场秦皇朝灭亡以后项羽刘邦在宴会席上的生死斗争司马迁也写得扣人心弦。宴会上剑拔弩张的情景使人惊心动魄。范增的急于下手项羽的缺乏谋略刘邦的惊慌张良的机智樊哙的勇敢项伯的忠厚无不跃然纸上。最后写项羽在垓下陷入重围“四面楚歌”。他以八百骑乘夜突围走东城这时（项王）乃有二十八骑。汉骑追者数千人。项王自度不得脱。谓其骑曰：“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决战必三胜之为诸君溃围斩将刈旗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乃分其骑以为四队四向。汉军围之数重。项王谓其骑曰：&1t;//pgn>“吾为公取彼一将。”令四面骑驰下期山东为三1《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处。于是项王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遂斩汉一将。是时赤泉侯为骑将追项王项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与其骑会为三处。汉军不知项王所在乃分军为三复围之。项王乃驰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复聚其骑亡其两骑耳。乃谓其骑曰：“何如？”骑皆伏曰：“如大王言。” 这里生动地写出项羽这个失败了的英雄的悲剧结局。他确是骁勇善战、胆气过人即使身陷重围仍然具有所向披靡、使其对手丧魂失魄的力量。但他至死不悟到最后关头仍夸耀自己的勇敢把失败归到天命这就清楚地表明他刚愎自用、“自矜功伐奋其私智”的性格特点。总观《项羽本纪》全篇巨鹿之战是项羽声威的顶点鸿门宴则是他走向下坡路的起点垓下被围是他失败的最终结局。司马迁确实做到以他的传神妙笔生动地记下了秦汉之际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性场景同时刻画了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因而千百年后仍有强烈的感染力量。 《史记》善于运用对比的手法。萧何和曹参都是汉初功臣先后出任丞相司马迁却写出两人行事有很大的不同。萧何很有实际办事能力而且处处小心谨慎以消除刘邦对他的猜疑。曹参任丞相则凡事率由旧章不问政事日夜饮酒有客人来劝说他就连连劝酒最后让客人喝得大醉无法进说。由于运用对比手法而两人不同的性格更加鲜明。司马迁写王陵和陈平也是这样。王陵和陈平在吕后时任左右丞相他们都反对王诸吕希冀保全刘家天下但二人表现又很不相同。王陵生性耿直敢于面折廷争被吕后免去相位忧郁而死。陈平则善用智谋不当面得罪吕后得以脱身自保最后与周勃等合力诛杀诸吕恢复了刘姓天下。武安侯田蚡和魏其侯窦婴同是外戚司马迁也用对比手法写出他们很不相同的态度和心理。《魏其武安侯列传》中写魏其侯失势以后武安侯当权。有一天武安侯同灌夫说他想访问魏其侯。“魏其与其夫人益市牛酒夜洒扫早帐具。至日平明令门下候伺。至日中丞相（即武安侯）不来。魏其谓灌夫曰：‘丞相岂忘之哉？’灌夫不怿..乃驾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戏许灌夫殊无意往。及夫至门丞相尚卧。于是夫入见曰：‘将军昨日幸许过魏其。魏其夫人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尝食。’武安侯谢曰：‘吾昨日醉忽忘与仲孺（灌夫）言。’乃驾往。又徐行。”同是当时很尊贵的外戚但由于一个在台上一个在台下就出现了一个谦恭一个倨傲的鲜明对照并借此刻画了世态的炎凉。 《史记》又善于用细节的描写来表现人物的特点。《李斯列传》开卷说：“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下无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所在自处耳。”这是一个轻松的小故事写在这个政治家的传记上好象有点浪费笔墨但司马迁却正用它写出李斯的全部人生观斤斤于计较个人得失。列传写李斯从荀卿学帝王之术游说秦皇听从赵高而立二世上督责书及狱中上书都不过为的求所自处为个人打算。一直到要腰斩咸阳市了他还“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通观列传全篇在一定意义上老鼠的故事简直就是李斯一生的缩影。司马迁对这个细节的描写在全文中是占有一定地位的。又如《陈涉世家》篇末写陈涉立为王后有个旧时佣耕的伙伴来找他住了一段时间没有拘束讲了些陈涉以前穷苦时的情形。有人向陈涉进了谗言陈涉就把这个农民斩了。这个故事放在陈涉揭义旗到最后失败的全部叙述之后好象可有可无。但在司马迁的笔下却是决不可少的。司马迁在这个故事之后紧接着就指出来：斩了这个农民以后“诸陈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无亲陈王者。”这是用这个故事形象地写出陈涉在取得初步胜利不久即陷于严重脱离群众的泥潭里成为他失败的重要原因。因小故事说明大问题这是司马迁擅长的本领。 《史记》在写人物时还善于采用互见的手法。历史人物往往具有多方面性。如果只写他的成功或长处一面而不写他的弱点一面就失之片面。司马迁写人物常常是在本传写出其主要的方面而将他非主要的一面放到别的篇中叙述。这就是互见的手法。这样通读全书的有关部分就能对这个人物有比较全面的印象。刘邦是一位反秦的重要领袖西汉的创业君主对这样的人物司马迁主要以《高祖本纪》写他的功业特别写出他在楚汉战争中致胜的原因。刘邦不同于项羽的好杀而实行安抚人民的政策入关中封府库与父老约法三章因而大得民心。又写刘邦的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他在洛阳南宫置酒大会群臣要大家直率讲出他为何能得天下。王陵等说是因“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者因而予之与天下同利也。”刘邦说：“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司马迁又在其他篇中写了刘邦所短的一面。在《淮阴侯列传》中写他对功臣的猜忌还在《张丞相列传》中写他当了皇帝还骑在大臣周昌脖子上的无赖习气。这样读者综观各篇就可比较全面地看出刘邦的为人来。 《史记》还善于用双相对照和寓论断于叙事的方法通过对人物的描绘以反映一定的社会景象客观地进行无言评价在这里有作者无言的赞叹也有作者辛辣的讽刺。 在《史记》的影响下后来的纪传体史书也不断地有些写得很好的篇章。班固、陈寿、范晔等历史家都极重视叙事的才能。《汉书》之《张骞传》、《赵充国传》等篇都写得相当出色。《汉书》还有一些精辟的议论。如《汉书·公孙弘卜式倪宽传》赞语中论武帝时期人材之盛说：“是时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轮迎枚生见主父而叹息。群士慕嚮异人并出。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磾玁出于降虏斯亦曩时版筑饭牛之朋已。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倪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磾其余不可胜纪。”这段议论将武帝时的大量史实加以概括讲出当时客观形势对人材的大量需要和群材竞出的局面是很精采的。《后汉书》的《党锢列传》和《宦者列传》也各有长段的序。前者表彰东汉士人崇尚气节、讥贬权贵的风气后者指斥宦官为害之烈。将这两段议论放在一起来读我们对于东汉晚期的政治特点就能有更多的了解。《后汉书》的《班传》、《陈蕃传》《三国志》的《武帝纪》、《诸葛亮传》《旧唐书》的《郭子仪传》等也都是相当出色的篇章。《三国志·武帝纪》既是三国时期大事的纲又生动地写出曹操政治家、军事家的本色。 《资治通鉴》是有高度文学成就的著作。其中记赤壁之战、淝水之战、刘裕伐南燕、韦孝宽守玉壁、李愬雪夜入蔡州等都是长期传诵的名篇。《通鉴》写赤壁之战以六分之五的文字放在写战争决策上。先写面临曹操率领大军南下的严重局势鲁肃向孙权陈述联刘抗曹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如其克谐天下可定。今不往恐为操所先。”然后写诸葛亮会见孙权先以“激将法”试探其意向所在继而述说刘备虽然新败还有一定的战斗力曹操兵力虽众却存在远来疲惫、北方之人不习水战、荆州之民附曹而不心服等三大致命弱点以此坚定孙权联合抗曹的决心指出“成败之机在于今日。”再写在曹操致书进行恫吓后孙权集团主战、主和两派的不同态度着重写了主战派领周瑜对孙、曹双方政治、军事力量的分析断言“将军（孙权）禽操宜在今日。”于是孙权下定了决心“拔刀斫前奏案曰：‘诸将吏敢复有言当迎操者与此案同！’”文章精采之处正是在上述写决策的过程中诸葛亮、周瑜分析各方形势时已言及胜负之数。最后精炼地写出赤壁江面上大败曹军的情景：时东南风急（黄）盖以十舰最著前中江举帆余船以次俱进。操军吏士皆出营立观指言盖降。去北军二里余同时火火烈风猛船往如箭烧尽北船延及岸上营落。顷之烟炎张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瑜等率轻锐继其后雷鼓大震北军大败。操引军从华容道步走遇泥泞道不通天又大风悉使羸兵负草填之骑乃得过羸兵为人马所&1t;//pgn>蹈藉死者甚众1999ooo41_o341_o。 这样前面深入的军事、政治条件的分析跟后面紧张生动的战争画面相配合构成了完整、精采的篇章。 《通鉴》也善于用对话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并重视有意义的细节描写。书中写赤壁大战前夜刘备到樊口迎接东吴统帅周瑜的情景：（刘备）日遣逻吏于水次候望权军吏望见瑜船驰往白备备遣人慰劳之。瑜曰：“有军任不可得委署；倘能屈威诚副其所望。”备乃乘单舸往见瑜曰：“今拒曹公深为得计。战卒有几？”瑜曰：“三万人。”备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观瑜破之。”备欲呼鲁肃共会语瑜曰：“受命不得忘委署；若欲见子敬可别过之。”备深愧喜。 这里借简短的对话写出了刘备对实现联合抗曹的喜悦而又信心不足的复杂心理；写出了周瑜的锐气、自负和严于职守表现出这个青年统帅雄姿英的风貌。淝水之战在记述前秦军大溃败之后末尾加了一个小插曲：谢安得驿书知秦兵已败时方与客围棋捷书置床上了无喜色围棋如故。客问之徐答曰：“小儿辈遂已破贼。”既罢还内过户限不觉屐齿之折。2999ooo41_o341_1这里写谢安接读前方战报之后因极度欢喜而“不觉屐齿之折”的细节生动地揭示出他在外表平淡掩饰下内心里对前方战事的关切和紧张说明此役对东晋存亡攸关的重大意义同时也表现出谢安的个性和风度。在记述一场鏖战之后添上了这一细节文章就耐人寻味富有情趣。 我国历史文学的成就是一个丰富的宝库其中不少优秀的篇章一直到现在还有可供我们学习的价值。 历史表述的基本要求历史表述要达到高度艺术水平是很不容易的。但从基本要求上说它跟一般的历史表述是一致的它们之间只有高、下之别并无彼此之分。这些基本要求是：确切、凝练和生动。 历史表述必须确切这是不说自明的。但真正作到这一点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确切包含表述的真实、正确和恰当。这就有一个态度问题、认识问题和技术熟练程度的问题。 真实地表述历史是每一个史学工作者的天职。作不到这一点就是没有尽到职责。有意地违背这一点至少是学术道德上的错误甚至是政治上的犯罪。古人称道良史总是“不隐恶、不虚美”。这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刘知几把历史记载的真实性看作重大的有教育意义、政治意义的事情。他说一个人如果载入史册就“得失一朝荣辱千载”。他反对执笔的人“爱憎由己高下在心”主张“进不惮于公宪退无愧于私室”。1章学诚著《史德》说：“德者何谓？著述者之心术也。”又说“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述者之心术矣。”章学诚所谓心术就是指著史者的态度。所谓天人之际就是客观和主观之间的区别。天是指历史的客观存在。人是指史家的思想感情。章学诚认为史学工作要尽量反映客观的历史事实不要掺杂个人的偏见。他也认为这一点不是轻易可以作到。他记载黄巢义军入长安时的动人景象其真实性是无可怀疑的这很不同于后来那些对农民起义军随意诬蔑的史书。但在关系到黄巢义军与唐皇朝的关系时司马光就处理不好了。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前我们不能苛责他们因时代局限和阶级局限下所作不到的事。但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虽然已有六、七十年旧的偏见再加上新传入的偏见仍在干扰和阻碍我们对历史的正确认识这是很值得重视的。 真实而正确的表述是需要的但如表述得不恰当仍然不能达到历史表述上应有的效果。《礼记·经解》说：“属辞比事《春秋》教也。”这就是说的表述恰当的问题。“属辞比事”是选词和组合史事是历史表述能否成功的最后一关。这一关把不好好的表述还是不能出现。 以上可见确切的历史表述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性问题而是包含了更多的内容。《孟子》说：“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旧唐书·刘知几传》记刘知几“史有三长”之说：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籯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楩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1t;//pgn>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脱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敻古已来能应斯目者罕见其人。从问题的性质看孔孟所谓“义”和刘知几所谓“识”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认识或观点。“文”和“才”类似于我们所说的表述的技巧“识”和“学”是指对史事或史事的掌握。他所说的才、学、识与我们所说表达的真实的涵意不同但也有一些的联系。在具体看法上我们跟他们有很大的区别但他们的这些话毕竟是很著名的言论对于后世的史学理论有重要影响值得我们参考。 凝练和生动比确切更有技巧方面的意义但也不是单纯技巧问题。“凝1见刘知几《史通·曲笔》。 练”二字前人似还未曾用以论述历史的表述但《史通》中关于这方面的论述不少。概括起来他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尚简一是用晦。史文的烦与简在史学领域里是个争论很久的问题。汉献帝因《汉书》篇幅过多命荀悦删为《汉纪》把一部百卷的书改写为三十卷的书。刘知几说这书“历代褒之有逾本传”这只是因为《汉纪》简约比《汉书》易读未必就是以烦简定二书的高下。晋代干宝评论各家史书特别推重《左传》说它“以三十卷之约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孑遗。斯盖立言之高标著作之良模也”这就明确提出以简约为高了。另一晋人张世伟撰《班马优劣论》说司马迁叙三千年事只写了五十万字；班固叙二百四十年事却写了八十万字“是班不如马也”。这就完全是以文字的烦简定史书的优劣了。因此史文烦简简直成了一个大问题。刘知几著《史通》有《烦省》一篇。他认为：“夫论史之烦省者但当要其事有妄载苦于榛芜言有阙书伤于简略斯则可矣”。这是说妄载谓之烦阙书谓之省二者都不可取。这就明确地批评了那种单纯以文字烦简定史书高下的看法。刘知几在《书事》篇中还说：“夫记事之体欲简而且详疏而不漏；若烦则尽取省则多捐此乃忘折中之宜失均平之理”。这段话论史文烦简说得比较公平、合理没有什么偏见。但他针对魏晋以后偏于浮华的文风在《史通》的《浮词》、《叙事》、《书事》、《点烦》等篇里都强调了简的重要提出“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这在当时是有实际意义的。近人郑天挺同志对中国历史家尚简作了论述：他指出“有时候已经叙述了一个人的才行就不必再罗列事迹；有时候已经用事迹衬托出一个人的才行就不必再用抽象的话笼统地赞美；有时候对于才行事迹全不说而把当时的言语记出来因为言语有所关涉事实也就显露了。他们绝不同时并写以免虚费文字。假如说一个人尽夜读书又何必再说他笃志学习？已经说了下笔千言又何必再说文章敏？既然已把一件事情生时有关系的对话记下来了又何必再把这件事情的经过重说一遍？这是历史家尚简的理由。因为尚简所以他们更主张省字省句不妄加不烦复但是却要简要合理。他们要作到“‘骈枝尽去尘垢都捐华逝实存渣去瀋在’。”1这里所讲的尚简在具体运用上的种种要求和经验现在仍然是适用的。 在史文烦简上我国史家主要倾向是尚简但也不是愈简愈好。这一点刘知几已经说到。宋人洪迈进而提出：“文贵于达而已烦与省各有当也”2。不论烦与省都应写得明白、全面不可失当。顾炎武也认为：“辞主乎达不论其烦与简也”1。他们提出的这个“达”字比刘知几对史文烦简的看法更加明确了。我们认为现在还是应当注意继承尚简的传统而对于烦和简则应有辩证的看法。史文烦简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文字问题而且是关系到对历史的见解问题对材料的取舍问题。史学工作者要把这些问题处理得好既要有明确的认识也要认真付出功力。 刘知几《史通·叙事》篇提出来文章有显有晦的说法：“显也者烦词缛说理尽于篇中。晦也者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又说：“夫能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1郑天挺：《中国的传记文》《探微集》第269页中华书局198o年6月版。2《容斋随笔》卷一“文烦简有当”条。 1《日知录》卷一九“文章烦简”条。 他所说的“用晦”是从史文烦简的角度提出来的有突出重点的意思也有含蓄的意思好象类似于概括但跟概括的意义又不相同。他在文中举出的几个例子似乎还不能说明“用晦”的表达方法。在用晦的方法上顾炎武曾提出一种表述的形式。他说：“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平准书》末载卜式语《王翦传》末载客语《荆轲传》末载鲁勾践语《晁错传》末载邓公与景帝语《武安侯田蚡传》末载武帝语皆史家于序事中寓论断法也。后人知此法者鲜矣。惟班孟坚间一用之如《霍光传》载任宣与霍禹语见光多作威福；《黄霸传》载张敞奏见祥瑞多不以实通传皆褒独此寓贬可谓得太史公之法者矣。”2顾炎武说的“于序事中寓论断”是对“用晦”的一种主要的表述方式。这也确实是太史公书的特点。司马迁不用专门说一些议论的话就可以把自己的论点表达出来这是他表达历史论点的特殊形式。不过司马迁“于序事中寓论断”的最好例子不一定是放在篇末而往往是在篇中；不只是借着一个人的话来评论而有时是借着好几个人来评论；不一定用正面的话也用侧面的或反面的话；不是只用别人的话更重要的是联系典型的事例。《叔孙通列传》全篇都在写一个不讲是非曲直而与时进退、以面谀得势的人。全篇先后四次通过别人之口对他进行评论而作者却未置一词。第一次是叔孙通讨好秦二世得到二世赏赐诸生曰：“先生何言之谀也？”第二次是叔孙通准备为刘邦定朝仪文章记鲁两生的话说：“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第三次记朝仪场面及刘邦的反映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这是从侧面对叔孙通所作的批评。第四次是叔孙通得到刘邦赏赐后分送同伙同伙喜曰：“叔孙生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史记》的其他篇中都有类似的表达史论的形式1。 生动是指熟悉表述对象言之有物有感人的生活气息。它不夸张不是华丽的词句不是形容词的堆砌。不只在写轻松场面时可以生动在写严肃和紧张的场面时也可以生动。《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曹公从容谓先主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先主方食失匕箸。 又《关张马赵黄传》：羽闻马来降旧非故人羽书与诸葛亮问人才可谁比类。亮知羽护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羽美须髯故亮谓之髯。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 第二例写的是一个轻松的场面在这个场面之中生动地写出关羽的性格和诸葛亮的风度。第一例在同一场面中写出曹操和刘备因地位之不同心情、神态各异在曹操是从容在刘备是紧张。《左传》成公二年齐晋鞌之战：癸酉师陈于鞌。邴夏御齐侯、逢丑父为右。晋解张御郤克郑丘缓为右。齐侯曰：“余姑翦灭此而朝食。”不介马而驰之。郤克伤于矢流血及履未绝鼓音。曰：“余病矣！”张侯曰：“自始合而矢贯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轮朱殷。岂敢言病？吾子忍之。”缓曰：“自始合苟有险余必下推车。子岂识之？然子病矣。”张侯曰：“师2《日知录》卷二六“史记于序事中寓论断”条。 1以上关于尚简和用晦的论述袭用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225—227页。对原文有删改。本章的其他地方也有类似情况不再一一注明。 之耳目在吾旗鼓进退从之。此车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败君之大事也！擐甲执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辔右缓枹而鼓。马逸不能止。师从之。齐师败绩。逐之。三周华不注。 这是一场严肃的战争场面《左传》写得又生动又凝练。象这一类的例子在本章第二节中说了很多这里就不必多说了。 真实、凝练、生动这三个基本条件在历史表述上是应该具备的。长期以来我们很少讲史学撰述中应有的文风。认真作起来总不免有点吃力。但只要我们努力困难是可以逐渐克服的。 第九章中国与世界第一节中国历史的特点中国历史的继续性以上八章就中国历史本身和中国史书编撰有关的重大问题分别作了论述。中国史毕竟是世界史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不能离开世界史而简单地研究中国史。 在世界各文明古国中中国文明展的连续性是十分突出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在其展过程中未曾为外来因素所中断。其二中国文明在文化展史上也未曾有断裂现象。以下让我们分别地作一些比较的考察。 文明在历史上是和国家同时生的。在人类历史的上古时期在东亚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在南亚的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在西亚的伊朗高原、幼拉底和底格里斯两河流域、地中海东岸在北非的尼罗河流域在南欧的克里特岛、希腊半岛、意大利半岛出现了许多古老的文明国家。其中第一批出现于公元前四千年代后期至公元前三千年代后期。这就是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均生于公元前四千年代后期）印度河流域文明（生于公元前三千年代中期）中国古代文明和克里特岛上的爱琴文明（约生于公元前三千年代后期）。 公元前二千年代在埃及和两河流域文明的影响下叙利亚、小亚细亚一带出现了腓尼基文明和赫梯文明。在克里特文明的影响下希腊半岛上的迈锡尼等地又形成了迈锡尼文明。迈锡尼文明成为爱琴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公元前二千年代是青铜时代的盛世也是埃及（中王国和新王国）和两河流域（古巴比伦王国）文明繁盛时期。但是就在这一时期印度河流域文明灭亡了（约公元前175o年）克里特·迈锡尼文明也先后灭亡了（约公元前十五世纪公元前十二世纪）。 公元前一千年代铁器时代开始文明也在更广阔的天地中展开了。公元前一千年代前半期在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重新出现了雅利安人的国家在伊朗高原出现了波斯国家在爱琴地区出现了希腊诸邦在意大利出现了罗马国家。在人类上古史上起过重要历史作用的国家这时都出现了。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最古老的埃及和两河流域的文明开始失去政治上的独立从属于波斯帝国的统治之下。在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影响下生的小亚细亚（赫梯）、叙利亚（腓尼基）、巴勒斯坦诸文明也经历了同样的命运。世界历史表明金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产生的古老文明除了中国以外到了铁器时代的早期就都已经不再作为独立的政治实体而存在了。 在公元前一千年代产生的古国大多数也没有能直接存留到现在它们作为政治实体的连续性遭到了外力的中断。波斯征服了整个西亚、北非的最古老的文明地区以至印度河流域以祆教（拜火教）为其特征的古波斯文明成了更古老的文明的继承者和代替者。但是公元前四世纪后期波斯为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所灭亡。在辽阔的波斯帝国故土上后来建立起许多“希腊化”的国家。 公元前三世纪中叶至公元三世纪初期安息（帕提亚）统治了伊朗和两河流域。公元三世纪中叶至七世纪中叶萨珊王朝的波斯一度复兴。但是它在七世纪中叶为阿拉伯人所征服。从此伊朗和西亚、北非其它古老文明地区一样成为伊斯兰文明的地区。 公元前八至六世纪间在希腊地区重新形成了很多城邦经过公元前五世纪的繁荣到公元前四世纪后期落入马其顿势力的支配之下。到公元前二世纪马其顿和希腊又先后落入罗马人统治之下。罗马于公元前一世纪后期扩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帝国埃及、叙利亚、巴勒斯坦、小亚细亚、希腊等古老的文明地区都属于它的统治之下。但是到公元三世纪罗马帝国生危机。四世纪后期日耳曼人大举侵入帝国分裂。五世纪西罗马灭亡。作为上古时期在地中海地区出现最晚、影响最大的古罗马文明也在历史上中断了。在中古时期日耳曼人、斯拉夫人、阿拉伯人、突厥人曾运动于广大的欧、亚、非地区引起了传统文明的巨大变化。当时存在于这一广大地区里的很多国家都是在这些运动之中或其后逐渐产生的。因此它们与当地的上古文明的联系不是直接的。 与其他古代文明相比中国古代文明的连续性就十分引人注目了。中国文明产生于金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1。经过夏、商、周三代的连续展到春秋时期进入铁器时代。与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爱琴文明不同中国古文明没有为外力所中断。中国古代国家经过春秋、战国之后继续向秦汉时期的更高阶段展着。 公元四、五世纪中原地区也生过民族的移动还建立过不少由少数民族为最高统治者的政权。但是这些变化在本质上都是朝代的分合或更替的问题。以后在元代和清代两度出现过以少数民族成为全国最高统治者的皇朝但这些皇朝和以汉族为最高统治者的皇朝一样在本质上都是各族上层统治者的联合政权只不过是具体结构有所不同而已。所以中国作为政治实体在历史上从未被外力所中断。 中国文明在文化史上的展连续性在整个世界史上尤其显得突出。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文化史上展的连续性与文化遗产的流传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回事。在文化连续展的文明中前代文化自然地作为遗产流传给后代所以有文化史展的连续即有文化遗产的流传；但是有文化遗产的流传却未必有文化史展的连续。例如现在世界流行的阳历其渊源可以追溯到古代埃及的历法。日、月、火、水、木、金、土七曜日为一星期圆周分为三百六十度可以溯源于巴比伦。现代许多国家都使用的拉丁字母源出于希腊字母希腊字母源出于腓尼基字母腓尼基字母又可以上溯于上古埃及和两河流域文字中的表音符号。诸如此类的事例很多可以说明现在许多国家都在继承和沿袭上古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的文化遗产；但是人们绝对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这些现代国家都与上古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有文化展史上的连续性。因为现代很多国家虽然接受了上古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的文化遗产但是它们的作为一个系统的文化却是自身先前的文化系统的展和继承而上古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的那些文化遗产只是作为某些因素（而并非有机的系统）被继承下来的。 1“夏文化二里头型晚期出现了较大的青铜兵器和工具——戈、钺、凿等尤其是还出现了青铜礼器——爵。”（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141页。虽然目前学术界对二里头文化的归属尚有争论但青铜器出现之早是可以肯定的。 所以一个文明在文化史上的连续性必须有以下两个方面的体现：一方面是语言文字展的连续性这是一种文化赖以流传的工具或形式的连续性；另一方面是学术传统（其中尤其是直接反映历史连续性的史学传统）的连续性这是一种文化的精神内容的连续性。如果我们以这两个标准来衡量世界上的各文明古国其中大多数在文化展史上不是已经中断了连续性就是只有不完全意义上的连续性。 让我们从事实来看。古代埃及和两河流域有自己的独特文字系统有相当丰富的历史文献。可是当她们失去独立以后文字的使用范围逐渐限于神庙祭司之间最后终于被人遗忘。对于上古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历史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约公元前485—前425年）游历波斯帝国时所听到的已经是很不完备的传说这从其所著《历史》一书记载的内容可以得知。在马其顿——希腊人统治时期埃及祭司马涅托（maho鼎盛年约在公元前28o年）、巴比伦祭司贝洛苏斯（berosus鼎盛年约在公元前29o年）曾分别以希腊文字著埃及史及巴比伦史。这两部书现在虽已不存但从它书所引佚文可知基本上不过是各王朝的王表而已。在此以后就不见古代学者有关于埃及和两河流域历史的著述。这两个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的文字和历史逐渐从人们记忆中消失所余不过是金字塔之类的遗迹和若干神话及历史传说而已。曾经强盛一时的赫梯国家到公元前十三世末已经四分五裂公元前八世纪最终灭亡。赫梯的文字和历史也逐渐被人们遗忘了。印度河流域文明到公元前二千年代中叶以前即已灭亡继之而来的是还处于原始社会晚期的雅利安人部落文明生中断现象。克里特文明于公元前二千年代中叶中断迈锡尼文明在公元前十二世纪也灭亡了。在希腊大多数地区又暂时回到原始社会后期克里特文明的线形文字甲和迈锡尼文明的线形文字乙都已被人遗忘。整个爱琴文明只不过在荷马史诗之类的希腊古籍中留下了某些片断的神话传说而已。只是由于近代学者在考古学和文字解读方面的成就许多曾被遗忘的古文明才得以重新为人们所知。可是至今印度河流域文明的文字和克里特文明的线形文字甲尚未解读成功因而连这两个文明的创造者到底是谁现在都无法最后确定。在铁器时代开始后产生的古国中波斯的楔形文字也曾被遗忘波斯古史的很多原始资料只是在近代古文字学者将其文字解读以后才重新为人所知。古希腊文、拉丁文没有被人遗忘但是最后仍坚持用希腊语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希腊人而拉丁文到中世纪的西欧已经不是人们口头的活生生的语言文字而成为基督教士读经和表述经院哲学的工具。十五世纪从意大利开始的西欧“文艺复兴”在形式上似乎是古代希腊、罗马文化艺术的再生。“文艺复兴”（renaissance）的词义本来也就是“再生”。但是正如恩格斯所指出“从十五世纪中叶起的整个文艺复兴时代在本质上是城市的从而是市民阶级的产物”1。文艺复兴所开创的是西欧资本主义文明它从社会性质上与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有着本质的不同。当然从文艺复兴开始的近代西欧文明与希腊、罗马古典文明并不止于有历史阶段上的差别。近代西欧文明是随着各个民族国家的形成而形成的民族文明。各国民族语言文字的出现和以这种文字著述的开始可以被认为是民族文明生的一个明显标志。意大利诗人但丁（dante1265—1321）曾经被恩格斯称为“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1《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总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49—25o页。2”。他已经开始用意大利文作诗了。到十六、十七世纪马基雅弗利（machiave11i1469—1527）、拉伯雷（rabe1ais1495—1553）、塞万提斯（tesespeare1564—1616）、弥尔顿（mi1ton16o8—1674）、莫里哀（mo1iere1622—1673）等名家辈出标志了西欧各国民族文明的兴起。因此希腊、罗马古典文明并不是近代西欧各国文明的母体而是前者的遗产在客观上为后者的孕育和生成提供了重要的养分。 诚然我们也看到国外一些学者谈到其他古国文化的连续性。例如印度史学家高善必（d.d.kosambi）认为印度文化有三千多年的连续性非埃及文化可比3。他说印度文化有三千多年的连续性实际也就表明更古老的印度河流域文明与以后的印度文化之间是不连续的。当然《吠陀》以下的印度文化具有明显的连续性婆罗门教的典籍不仅在思想内容上有着前后相连的展轨迹而且在后代对前代典籍的注释中也能反映文化相沿不断的关系。例如著名的《摩奴法典》（manusmriti）在公元九世纪、十一世纪、十三世纪、十五世纪间几乎每二百年即有一次注释。印度文化史上一个不足之处是缺乏赖以反映历史的史学的连续性。又如英国学者汤姆生（g.thomson）说：“如果我们以希腊史与中国史比较就会看到某些明显的相似之处。这两种语言的书面文献都始于公元前二千年代（引者按：中国未曾生爱琴文明的文字被遗忘并且至今仍有很大部分未能解读成功的现象）。这两种语言都存留至今变化较小。近代希腊语不同于古典希腊语但希腊人仍认为柏拉图的语言是自己的语言。近代汉语不同于古典汉语言但中国人也仍然认为孔子的语言是自己的语言。因此希腊语可说是欧洲最古老的语言汉语是亚洲最古老的语言。这种语言上的连续性反映了两国文化的连续性。自古迄今希腊的历史是单一民族的历史（引者按：中国情况不同）这个民族从未失去过它自身的同一性或者对于自己往事的回忆；对于中国人来说情况同样如此。”汤姆生也注意到了中国与希腊的不同。他指出：第一当前（此书初版于1955年）说汉语的人口约有六亿而说希腊语者仅八百万人口。第二希腊文化的许多内容并非自己独创而是从更早的近东文明借来的；而中国文化则是自己独创的1。汤姆生的话有其理由不过希腊同样缺乏反映历史的史学的连续性。 中国文明的连续性最明显地表现在以下两点上。第一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字在展过程中未曾生爆性的断裂现象。现代汉字与甲骨文、金文的确相去甚远要求只识简体汉字的人去认甲骨文或金文当然是十分困难的。但是由甲骨文到金文由金文到小篆由小篆到隶书由隶书到楷书由繁体楷书到简体楷书整个展过程十分清楚、完整。了解到这样连续展过程及其规律也就掌握了认识甲骨文、金文的钥匙。而且从甲骨文到现代汉字不管字形生了多大的变化字的构造总是以象形、指事、会意、形声为共同原则的；这些原则好象一座联系古今汉字的桥梁今人通过它可以辨识古代文字。至于语言古今差别的确不小。因此现代人甚至现代的2《〈共产党宣言〉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49页。3高善必：《古代印度文化与文明史纲》（thediainhistorie1977）第9页。 1汤姆生：《第一批哲学家》第61页。 专门学者对于甲骨卜辞、金器铭刻、《诗》、《书》之文也有不少难以理解的地方。但是古今语言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语音、词汇及专门术语上语法结构没有生根本性的变化而且所有的变化都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逐渐生的。因此其中仍有梯道可寻。譬如先秦一部古籍汉、魏时期的人已觉难解于是学者作了注释。到了唐、宋时期。汉、魏人的注释已显得不足以解决疑难于是学者又作了疏解。今人考释古籍经常都要通过这条前人注疏的梯道。这个梯道也是文明渊源不断的一个明显证据。第二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传统从未中断。历史记录和著作是客观历史展过程的文字反映。中国文明的连续性在历代的历史记录和历史著作中也有反映。甲骨卜辞、金器铭刻都是有关史事的记录《尚书》、《诗经》中有史事的记录也有后人关于前代史事的表述。《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书记载了大量的先秦史事。司马迁作《史记》创为通史上起黄帝下迄汉武尤其反映了中国古代文明的连续性的特点。在《史记》中《三代世表》谱列了自夏以下三代君主的世系。从此以后中国历代君主世系直至清溥仪止迄未中断。在《史记》中《十二诸侯年表》自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始；从此中国史书纪年迄无中断。自《史记》以下历代均有断代的纪传体正史它们尾相衔形成一条史的长龙。黑格尔说：“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1洵非虚语。其实中国历史著作的可贵之处还不限于时间上的前后衔接而且中国历代史书从体裁到内容都有内在的展脉络可寻。除了史学以外其他学术的情况也大体如此。例如文学从《诗经》到汉、魏古诗、到唐代律诗、到宋词、到元曲从楚辞到汉赋、到骈体文其间都有着相当清楚的沿革关系。 黑格尔在肯定中国“历史作家”层出不穷、继续不断”的同时又说“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状；但是因为它客观的存在和主观运动之间仍然缺少一种对峙所以无从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2这样他就把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和停滞性混为一谈。黑格尔有一种偏见认为东方的文明是古老的同时也是停滞的。我们不想否认在黑格尔的这一偏见里也显出了他对当时历史的某种卓越的见解。因为当时在西方已经开始了资本主义的时代而东方还被束缚于传统的封建制度之下。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科学地指出：“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地不安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1黑格尔不能对当时东西方历史的区别作出唯物史观的解释于是以臆造的“历史哲学”的形式把它归因于不同民族的精神上的“区别”。到了封建社会后期尤其是明清时期中国在许多方面的展都比西欧显得迟缓以致从历史上的先进地位转而落后下来。原先落后于中国的西方人现在跑到中国前面去了于是他以为中国在停步不动。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必须指出的是黑格尔作为一位对于辩证法的展具有杰出贡献的大师他的中国历史1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本第161页。 2《历史哲学》王造时译本第161页。 1《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4页。 无变化的说法却是直接违反辩证法的本身的。 我们认为中国文明展的连续性的实质绝对不在于什么凝固不变性或停滞性而恰恰在于中国文明具有的不断的自我更新、自我代谢的能力。任何一个文明的生都必然是对于非文明的否定或克服；一切文明的存在和展也都必然是对于非文明的不断否定或克服。一切文明生和展的过程都是这样的对立统一的运动过程或新陈代谢过程。就以上述各古代文明来说埃及和两河流域地区的先民在人类历史上最先否定非文明而进入文明她们的文明的自我代谢到公元前一千年代中期由盛而衰随后也就失去了生机。爱琴文明到公元前十二世纪不再能自我代谢也就失去了自己的生存条件。希腊文明的自我代谢到公元前五至四世纪由极盛而转衰它本身随后也就失去了独立存在的地位。罗马文明在公元前后一两个世纪里盛极一时其后失去自我调节、自我代谢的能力以后也就由苟延残喘而终至消亡。历史上其他文明生、展与灭亡的历程莫不如此。 我们论述中国文明展的连续性绝对不是也不能把中国的历史写成一部田园诗把几千年的岁月都说成是在安闲和恬静中度过来的。中国文明在其展过程中曾经阅历了无数惊涛骇浪穿越了无数深峡险滩其间有过许多光辉灿烂的时期也有过不少风雨如晦的朝夕。中国文明展的连续性的真正特点在于她历尽危机而未消残壮志在于她屡经考验而能活泼泼地生存下来。黑格尔《历史哲学》是在十九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讲演的那是鸦片战争的前夕的确是中国封建社会危机深重的时期。但是中国文明并未在这次危机中失去自己的独立存在。近百余年来的历史证明中国文明经过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向复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1这大体可以表明中国文明展连续性的基本特色。 国家统一的展和巩固纵观世界历史古国文明源远者未必流长；中国文明源远而流长这是极为难得的。文明恰似江河如果渊源深远那末只有在前进的流程中得到足够的川流的汇注才有可能越来越宽阔、丰富形成不竭的长流。中国文明所以没有中断与国家统一的展和巩固是有密切关系的。 从世界历史的一般情况来看文明的生和展都是和不同程度的统一相关联的。当文明最初生之际都有一个由部落共同体联合为国家的过程。在古代希腊人们把这种“统一”称为“塞诺西辛”（synoikismos）。经过这样统一过程形成的还只是一种以某一城为中心的、小国寡民的邦。随着文明的展和地区性的经济联系的出现小邦往往又合并成一些地区性的王国。随着各地区之间文明联系的出现在上古和中古时期又先后出现过许多跨地区性的帝国。各个文明在这种横向的分合过程中具体处境不同它们在自身的纵向展中的连续性程度也有着很大的差异。 中国以外的其他古老文明缺乏纵向展中的连续性一般都与其在横向分合关系中的具体状况有关。公元前四千年代晚期埃及和两河流域南部开始出现许多小邦是世界上最早生的文明。公元前三千年代埃及形成古王国各朝的统一国家出现了以金字塔为表征的文明；两河流域南部也先后1《易·乾卦象辞》。 出现了阿卡德王朝和乌尔第三王朝的统一国家。在公元前三千年代中期以后出现的印度河流域文明、中国夏文明、爱琴文明都是小邦林立的文明。公元前二千年代埃及出现了中王国、新王国诸朝的统一国家两河流域出现了古巴比伦的统一国；这两个最古老的文明至此达到极盛阶段。印度河流域文明、爱琴文明尚未形成统一的地区性王国就在公元前二千年代消亡了。公元前一千年代前期埃及和两河流域南部（巴比伦尼亚）的古老文明中心开始生危机于是亚述人建立了包括埃及、叙利亚、巴勒斯坦和两河流域的帝国；这时在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在希腊重新产生了许多小邦。公元前七世纪末叶亚述帝国解体公元前六世纪中叶以后又形成了包括伊朗高原、两河流域、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和小亚细亚的波斯帝国。公元前六至四世纪间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开始形成一些地区性的王国希腊城邦文明达到繁盛时期罗马国家形成。公元前四世纪后期马其顿征服希腊随后又征服波斯帝国建立起地跨欧、亚、非三洲的亚历山大帝国。但是这个帝国在亚历山大本人死后不久就瓦解了分裂成许多小国。公元前三世纪在南亚次大陆曾一度出现孔雀帝国但这个帝国很快也解体了。公元前三世纪罗马统一了意大利公元前一世纪末叶罗马形成雄霸于地中海地区的帝国。公元前三世纪中叶以后在伊朗和两河流域逐渐形成了安息帝国。综观公元前一千年代人类社会铁器时代开始后的第一个千年代我们可以称之为古代帝国不断涌现的时期。当然每一个帝国都是在征服了许多地区性的王国的条件下产生的但是这些帝国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被认为是对于先前的地区性王国的统一。正如斯大林所说：“这些帝国没有自己的经济基础而是暂时的、不巩固的军事行政联合。这些帝国不仅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对于整个帝国统一的、为帝国一切成员都懂得的语言。这些帝国是一些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语言的部落和民族（hapo$mhoctb）的联合体。”1所以这些帝国的先后出现足以生打断古老文明的历史连续性的作用而不能维护或巩固那种连续性。 公元以后直到中世纪晚期以前情况也基本如此。在西方西罗马帝国在五世纪灭亡以后出现的是日耳曼人诸王国林立的局面。公元8oo年查理曼（e742—814）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但是查理曼帝国不仅与罗马帝国无关而且存在不到半个世纪就分裂了。公元962年鄂图一世（ottoi936973）再次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而这个正式命名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国家实际上连德意志和意大利都没有真正统一过。虽然这个帝国的名称直到18o6年才在拿破仑兵威之下取消但它恰如伏尔泰所说“既非神圣亦非罗马又非帝国”在历史上算不了什么。现代西方的民族国家是在中古后期随着资本主义萌生逐渐形成的。在东方一至三世纪间有安息帝国、贵霜帝国三至七世纪间有萨珊朝波斯帝国七至十一世纪间有阿拉伯帝国（八世纪中叶已开始分裂）十一至十三世纪间有塞尔柱土耳其帝国十三世纪有蒙古帝国十四世纪以后又有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正式崩溃）等。但是这些帝国都是军事征服的产物因此在不同时期里领土范围的变化很大最终的结果仍是分裂而不是统一。现代东方的多数国家都是在反对西方殖民统治的斗争中形成的。 在世界历史上只有中国在展中长期保持着统一的趋势。象其他国家1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第8—9页。 一样中国最初也是有许许多多的部落然后由部落合并为许多小邦再逐渐统一为地区性的国家。相传“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1至周武王准备伐纣的时候诸侯会于盟津（孟津）者有八百之多2。相传周初分封“凡一千八百国布列于五千里内。”“春秋之初尚有千二百国迄获麟之末二百四十二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而见于《春秋》经传者百有七十国焉。”1今按春秋以前的传说数字虽未必可靠但总可说明当时的确有很多小邦。这些小邦实际上是各自独立存在的周武王在牧野誓师称同盟各邦君长为“友邦冢君”2；周公东征武庚仍称诸侯为“友邦君”3。不过就是在这样小邦林立的情况下也存在某种程度的统一的中心的观念。在许许多多小邦之中夏、商、周是依次出现的三个中心。如果把夏、商、周理解为秦汉以后的帝国那当然不对。不过从《尚书·周书》看周人确实有一种殷革夏命、周革殷命的三代相承的观念。周人自认在从前周是“小国”、而殷则是“大国殷”、“天邑商”。一九七九年在岐山凤雏村现的周原甲骨中也有“■周方伯”（见h1182；h1184）的记载尤可证明传统文献中周为殷之西伯的说法。《诗·商颂·玄鸟》说商“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被四海”颇为有理。商作为一个大邦其民所居不过千里；但作为各邦共戴的一个王朝它就“肇域被四海”了。所以在夏、商、周三代小邦林立的时候其中就有着一个统一的方面。 从春秋以至战国诸侯之间相互并吞大国争霸激烈。这看起来象是由于周室衰微而出现的一种分裂局面其实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并小邦为大国由封国而郡县形成了地区性的统一王国。战国七雄进一步兼并的结果是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次统一的秦、汉皇朝。两汉的统治持续了四百余年为中国以后进一步的统一打下了稳固的基础。 东汉以后出现了五十年的三国鼎立局面。西晋以后出现了二百多年的南北分裂时期。可是魏、蜀、吴三国都是在克服地方割据局面中建立起来的它们都在为统一全国作准备。就是在西晋灭亡以后的一个较长的分裂时期中也一直存在一种统一的趋势。前秦符坚曾经一度统一了北方。淝水之战以后北方再度出现分裂局面但是在四三九年北魏又完成了北方的统一。 经过南北朝以后又出现了隋、唐时期三百年的统一。这一次的统一的规模又过了两汉时期。唐以后虽然有过辽、宋和宋、金之间的南北对立但统一仍是展的总趋势。经过元、明两代到清朝的时候中国的统一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展。 中国的统一之所以能够得到巩固和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民族关系的具体展特点密切有关的。自从有文字记载以来中国就进入了多民族统一的过程大致经历了各民族内部的统一、地区性的多民族的统一而达到全1《吕氏春秋·离俗览·用民》。禹时有万国说亦见于《左传》哀公七年、《墨子·非攻下》、《荀子·富国》等。 2见《史记·周本纪》。 1《晋书·地理志》（上）。按见于《春秋》经传的百有七十国不是春秋末年存在的数目。2《尚书·牧誓》。 3《尚书·大诰》。 国性的多民族的统一。全国性的多民族统一也经历了多次的曲折而终于达到稳定的多民族的统一并且建立了多民族统一的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本卷第一章对此已有阐述这里就不再多说了。 第二节中国史和世界史中国史有结合世界背景考察之必要中国史作为一门国别史作为一门如此源远流长而又内容丰富的国别史自然有必要不断地进行深入的专门研究。同时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是在世界的总环境中展的所以中国史又有结合世界背景考察的必要。这就是说既要把中国史放在与外部世界的比较中来考察又要把中国史放在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中来考察。 当然要认识到一个国家的历史必须放在与外部世界的比较中来考察这在客观上必然要有一个长期的展过程。在自人类开始进入文明以来的约五千年中新航路的开通在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至今不足五百年；如果说世界作为一个有机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整体的形成那就是更晚的事了。古代人注意到从比较中认识自己国家的历史总是从与邻近的国家或民族比较开始的。然后随着接触和了解范围的扩大比较的范围也逐渐扩大。在中国注意到以他邦的历史来与本邦作比较的情况是出现得很早的。《尚书·周书》中有若干周人与商人作历史比较的文字。例如《酒诰》记：“王曰：封（康叔）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王曰：封我闻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显小民经德秉哲自成汤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饮。”这里不仅有商周两代的纵向的比较而且有商周两邦之间的横向的比较。春秋战国时期由于争霸和兼并斗争的激化邦君谋臣在分析天下大势时亦往往兼有对不同的邦的历史比较分析。西周晚期周王室势力将衰周宣王之弟郑桓公友曾“问于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惧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回答了一大篇话这就是《国语·郑语》的基本内容。这篇话既分析了当时形势也比较了有关诸邦的历史（且不论其观点见解如何）。郑桓公听了这番分析后很高兴“乃东寄帑与贿虢、郐受之十邑皆有寄地。”这样就为春秋时期的郑国安下了立足点。 在古代西方注意从与外国比较中认识本国历史也是有很古老的传统的。在希罗多德所著《历史》一书中不仅有很多篇幅用于追述埃及、巴比伦等东方古国的历史而且从比较中认识到希腊文化的许多因素是从东方学来的。例如他知道希腊文字是从腓尼基人那里学来的（《历史》v58）。又如他说“（埃及）国王阿玛西斯还规定出一条法律即每一个埃及人每年要到他的诺姆的长那里去报告他的生活情况而如果他不这样做或是不来证明他在过着忠诚老实的生活时他便要被处以死刑。雅典人梭伦从埃及那里学了这条法律而将之施行于他的国人中间他们直到今天还遵守这条法律。”（《历史》2177）当然希罗多德也说到了希腊与其他国家传统的不同。例如他曾引用一个被放逐的斯巴达王和波斯皇帝的对话以寓论于史的方法说明波斯传统重视王的权威而希腊传统则重视法的权威（《历史》v111o2）。以后希腊、罗马的许多史学家、哲学家在其著作中都有比较的探索。亚里斯多德的名著《政治学》一书中充满了对希腊各邦之间以及对希腊与其他国家的比较研究。普卢塔克（ptarch）著希腊罗马名人传更是有意识地在作比较的研究。 西方在罗马帝国灭亡以后文化衰落史学不振直至文艺复兴以前没有多少成就可言。但是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新航路的开通尤其是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后西方学者在其学术活动中开始在更广阔的范围里进行比较的研究。例如法国的孟德斯鸠所著《论法的精神》（严复旧译称《法意》）一书不仅是一部表示作者政治思想的巨著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部对多国法制作了历史比较研究的书。到十九世纪西方学者在这方面更有所进展。例如毛勒（geludwigmaurer179o—1872）对于古代公社土地所有制的研究摩尔根（lewishenryman1818—1881）对古代氏族制度的研究都是具有重大启意义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随时分析研究当代学术研究的新成果同时亲自作了许多历史的比较研究。我们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科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及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书中可以看出伟大的导师在这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也正是在比较的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我们阐明了世界历史展的基本规律使史学展成为科学。 在我国传统史学中自司马迁《史记》以下大部分纪传体史书多记边区少数民族。也有关于外国的记载。这些记载作为历史资料是十分宝贵的但其中作比较研究的意思不多也可以说比较研究作得不够。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相当复杂的值得作深入的探讨。明中叶以后世界形势迅变化而中国人于外国历史之认识仍裹足不前。于是中国人失去了对自己在世界上的实际处境的了解到清中叶以后我们的国家因此而饱经苦难。 严重的外来威胁使中国人逐渐清醒过来。于是乃有林则徐、魏源的《四洲志》、《海国图志》之作。近代的许多学者和政治家都开始注意比较中外历史了。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梁启、谭嗣同等都很注意从世界看中国注意中国历史与外国历史之比较。梁启在《变法通议·论不变法之害》中说：“印度大地最古之国也。守旧不变夷为英藩矣。突厥（土耳其）地跨三洲立国历千年而守旧不变为六大国执其权分其地矣。..今夫俄宅苦寒之地受蒙古钤辖前皇残暴民气凋丧岌岌不可终日；自大彼得游历诸国学习工艺归而变政；后王受其方略国势日盛辟地数万里也。今夫德列国分治无所统纪为法所役有若奴隶；普人愤兴学练兵遂蹶强法霸中原也。今夫日本幕府专政诸藩力征受俄、德、美大创国几不国；自明治维新改弦更张不三十年而夺我琉球割我台湾也。..记曰：不知来视诸往。又曰：前车复后车戒。大地万国上下百年间强盛衰弱之故不爽累黍。盖其几之可畏如此也！”梁氏所述史事容有未确之处但是他的话道出了中国人必须把自己的历史置于世界变化的历史中自省的迫切心情。 近代中国史学家注意结合世界历史之背景来研究中国历史在多方面都比前代有所进步但其中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问题大体在于两端：一则以为中国历史文化为世界之冠为国粹派；一则以为中国百事不如人为民族虚无主义派。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产生以世界史为背景对中国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即从世界历史展的一般规律来研究中国历史具体展规律的阶段。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已经在这方面作出了许多卓越的贡献。我们将永远不忘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筚路蓝缕之功当然也不能永远以他们的成就为满足从此裹足不前。 现在我们要结合世界背景来考察中国历史显然有大量工作有待进行。 这是因为：第一要作为中国史背景来考察的世界史正在不断地而且相当迅地展着我们必须结合世界史的最新科学研究成果来比较研究中国史。第二从事中国历史研究所需的资料和条件也在不断地而且相当迅地展着我们的研究不论在深度或广度上都必须有所进展。前进是必须的。以上论述中国史有置于中外比较中考察的必要考虑的是中外历史间客观存在的逻辑联系。那末现在可进一步讨论中国史有必要置于中外历史的现实联系中考察的问题。 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因世界联系生、展的情况而分为两大阶段。马克思说：“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1马克思和恩格斯又说：“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指历史——引者）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地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2这就是说全世界范围的有机联系有一个长期的生过程随着近代大工业的出现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世界才作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出现。大体说来上古和中古时代是世界的有机联系生的时期近代以后是世界的有机联系形成和展的时期。 在上古和中古时代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的联系有一个漫长的生、展过程。先秦时期的情况由于史料不足诸多待考。秦汉以后尤其“张骞凿空”以后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已成为中国史书中一项经常保有的内容。当然从秦汉以至近代以前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还不具有经常和必然的性质。关于这一时期中国史的世界背景主要也应该从中外历史比较的角度来考虑。联系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总趋势是由近而远、由疏而密其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西汉时张骞西行从此打通陆上丝绸之路。东汉时班副使甘英历安息抵条支临西海以望大秦（罗马）虽未能直接与罗马建立联系但汉与罗马都已互相知道对方的存在间接的商业联系也已生。《后汉书》载大秦“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这说明东汉时与西方的海上联系也开始了。虽然这两条通路由于各种历史原因时通时断但是通过这两条路而给中国带来的影响是很大的。世界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与之相应的文化艺术由此传入中国。三大宗教对于中国历史影响不小。佛教不仅在民间曾广泛流传而且影响了中国的正宗思想——儒学。伊斯兰教对于回族、维吾尔等民族的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三大世界宗教以外还有一些其他宗教也经由这两条路传入中国。如伊朗的1《〈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12页。2《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51页。祆教、摩尼教以色列的犹太教（一赐乐业教）、印度的婆罗门教等都曾传入中国。这些宗教对中国也有或多或少的影响。例如摩尼教（又称末尼教、牟尼教、吃菜事魔等）就曾经被起义农民用作号召和组织群众的工具。此外波斯、印度、阿拉伯及西方的许多物品也由此传入中国其中矿物、植物、动物皆有而且不少植物逐渐在中国培植和繁衍起来。这些不大容易被人注意的事情对于中国历史实际是有其相当深远的影响的。如果我们浏览一下唐宋以来的药物记载就可以看到其中有很多药物是从国外传来的。当然也有多种物品由此传往外国对外国作了贡献《中国伊朗编》（bufer：sinoiranitributionstothehistoryoftiran）对此考订颇详。唐宋以后中国与波斯、阿拉伯及西方的贸易日益展这种往来对于中国历史的影响也日益重要。南宋以偏居一隅财政负担十分沉重因而重视大量的市舶之利对政府收入所起的作用。 近代以后的情况与以前又有了很大不同。先中国近代史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在西方资本主义武装力量的压迫下封建的中国门户被打开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渐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在东方在全世界范围的扩张这恰恰是中国跨入近代的总的历史环境或世界背景。如果离开这个背景来考虑中国近代史上的开端问题那末我们对于当时中国历史处境的认识将不会过道光皇帝之流的清代统治者的水平。 中国在近代一步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实际都从属于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中国人民头上压了三座大山——帝国主义者、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不管三者之间存在多少各种各样的矛盾他们在压迫剥削中国人民的罪恶活动中却总是狼狈为奸勾结在一起的而帝国主义者就是他们的总支柱。因此要研究中国近代社会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阶级结构都完全离不开世界的总背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同样也必然地带有世界的性质。 “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1同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一九一九年中国生了五四运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2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因此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离不开世界的历史环境。不然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所取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也是不能真正理解的。现在中国人民正在共产党领导下向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前进。现代化是当前不可遏制的世界潮流。中国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伟大历史意义也只有结合世界历史的总背景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 中国史在世界史中的重要性以上着重谈世界史对中国史的意义。现在谈谈中国史对世界史的意义。1《新民主主义论》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28页。 2《论人民民主专政》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6o页。 这不须经过详细论证人们也能直观地现如果忽略了历史如此悠久、幅员如此辽阔、人口如此众多、文明如此灿烂的中国任何以世界史命名的著作都将不成其为世界史。过去某些名为世界史的著作没有恰当地反映出中国历史应有的地位。这如果不是出于知识不足便是出于偏见也许二者兼而有之。 世界史虽由各国史综合而成但又高于各个国别史的简单总和其原因就在于世界史能在各国历史展的具体规律之上显示出人类社会展的一般规律。这种社会展的一般规律既寓于各个国别史中又不能从国别史中直接地、自然地显现出来。只有通过比较研究人们才能找到某种典型并透过对典型的分析而对一般规律有所了解。恩格斯在分析国家在民族制度废墟上兴起的问题时指出：“雅典是最纯粹、最典型的形式：在这里国家是直接地和主要地从氏族社会本身内部展起来的阶级对立中产生的。”1恩格斯找到了雅典国家产生的典型形式是在将它与罗马和德意志人国家的产生作了比较研究之后得出的科学结论。恩格斯在说明马克思为什么特别注重对法国史的研究时指出：“法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比起其他各国来每一次都达到更加彻底的结局；因而阶级斗争借以进行、阶级斗争的结果借以表现出来的变换不已的政治形式在那里也表现得最为鲜明。法国在中世纪是封建制度的中心从文艺复兴时代起是统一的等级君主制的典型国家它在大革命时期粉碎了封建制度建立了纯粹的资产阶级统治这种典型性是欧洲任何其他国家所没有的。而奋起向上的无产阶级反对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斗争在这里也以其他各国所没有的尖锐形式表现出来。”1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是在对欧洲各国历史作了比较研究以后才现了法国这样一个典型。 为了从比较研究中寻求典型并揭示人类社会一般展规律用以进行比较的国家或地区自然是愈广泛而愈有代表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己的革命和科学的实践中不仅对欧洲国家的历史作了比较研究而且也对东西方的历史进行过比较研究。恩格斯在对东西方历史作了比较的基础上指出：“在亚细亚古代和古典古代阶级压迫的主要形式是奴隶制即与其说是群众被剥夺了土地不如说他们的人身被占有”。2这就是通过广泛的比较研究而阐明古代社会阶级关系的一般规律。 应当承认在迄今的比较研究和选取典型的过程中中国史还没有得到世界史的研究者的充分注意。且不论造成这种现象的各种原因这里只须指出这样会使人们在选取典型时限于片面从而对历史展的一般规律的探讨也难以深入。世界史里长期存在一种以西方为中心的倾向不仅在近代史上把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视为时代的中心而且在上古和中古史上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西欧当作衡量其他地区或国家的一把标尺。不少人惯于把雅典和罗马的社会视为奴隶制社会的典型于是对于其他古代国家不是夸大奴隶人数以与罗马附合就是把它视为变种。可是随着研究的进展人们愈来愈清楚即使在雅典和罗马的极盛时期奴隶也未能占人口的多数。于是关于古代社1《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65页。1恩格斯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写的《第三版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o1—6o2页。 2《美国工人运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58—259页。会性质问题又生了很大的震荡。现在研究有待于深入简单地以雅典、罗马为标准的办法肯定行不通需要有广泛的比较研究。古代中国的社会具有系统的结构和层次在不同的方国中还有多样的特点又具有他国少有的丰富典籍和出土资料。所以我们应当也必须充分结合中国古代的历史来研究和解决问题。不少人惯于把中古西欧作为封建社会的典型实际上这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法国作为西欧的典型有原则上的不同。他们对其他中古国家或是任意把非农奴说成农奴或是说那里根本没有封建社会。从前论法兰克王国封建化的完成的确曾强调其大多数农民的农奴化。但是随着研究的进展人们逐渐看出并不是简单的、一例的农奴化而是有各种程度不同的复杂的封建依附关系。简单地以中古西欧作为衡量其他国家封建制度的标准的办法也行不通了现在需要更广泛和充分的比较研究。如果实事求是地考虑问题中国史上的封建制度比西欧封建制度在许多方面都具有更为典型的意义。中国由上古到中古的过渡是在历史的正常连续进程中实现的不象日耳曼人在西罗马帝国废墟上建立封建制度从而也没有经济和文化的中衰和复兴等带有特殊性的现象。中国在中古时代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有高度的展阶级结构和阶级矛盾也比欧洲为复杂充分解析这样高度展和结构复杂的封建社会将会加深我们对于展较低和结构较简的封建社会的了解也会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封建社会的一般展规律。中国境内许多少数民族在封建制度方面也有许多特色这对我们进行比较研究也是十分有意义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中古时期文物、典籍的繁富为其他国家所少有。要多方面深入地了解封建社会这个史料宝库是至为珍贵的。所以只要在比较研究中充分运用了中国史我们对于其他国家历史的了解对于世界历史展的一般规律的了解都无疑会大为提高一步。 中国史对于世界史的重要性还在于中国在与外部世界联系的过程中对其他国家对整个世界的展都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近代以前世界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有一个逐渐展的过程。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曾经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出现在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黄河流域、克里特岛等几个孤立的点上。以后这些点逐渐连结或扩展为片然后再逐渐连结为整体。公元前六至四世纪古代文明大体已连结成三片：从地中海东部到印度河一片从印度河到恒河一片中国一片。印度和它以西的一片在印度河流域生接触和交叉相互间开始有了联系和了解。由于喜马拉雅山脉和帕米尔高原所造成的交通困难这时中国和以西两片有无联系尚待确证1。不过中国形成为三大片文明地区之一这对进一步联系的形成极为重要。公元前138年张骞奉汉武帝命出使在匈奴中稽留十余年后到达大夏（bactria）等地。从此开通了“丝绸之路”三片古文明之间的联系开始生。以后千余年间这条路在东西方交通中一直起着重要作用。在古代要走通这一条路自然是十分困难的。中国人先开通了这一条路为东西方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具有世界性的历史意义。中国与西方的海上交通在汉代大约已到印度1这1公元前二世纪张骞至大夏。见邛竹杖、蜀布来自印度他认为中国西南部与印度可能早有往来。印度《摩诃婆罗多》、《政事论》等书中也说到a可能是指中国。确实联系待考。1在印度迈索尔现了中国古钱年代很可能属公元前138年（即汉武帝建元三年）。有的学者以此作为公元前二世纪中印海上交通的证据。 样也就开始接通了经波斯湾或红海而到达西方的航路。当然这条路在古代的艰难危险程度也不在陆路以下。东晋高僧法显从陆路经中亚到印度以后经斯里兰卡由海路回中国往返途中经历了许多艰险。随着陆海两路的开通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展。中国古代的四大明——造纸术、指南针、印刷术、火药也先后传往西方。造纸术于公元八世纪中叶传到阿拉伯人手中到十二世纪才传入欧洲。印刷术约于十二世纪传到埃及十四世纪末传入欧洲。这两项技术传到欧洲的时候正是“文艺复兴”即将开始的前夜。它们为欧洲科学文化的传播和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战胜封建主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中国人很早就现磁石可以指南十一世纪中叶曾公亮等所著《武经总要·前集》在第十五卷中已说到以指南针为交通辨向工具。十二世纪初朱彧所著《萍洲可谈》第二卷中已明确说到指南针用于航海事业。约十二世纪指南针传入阿拉伯人手中以后又传往西方。欧洲人学会以指南针航海为以后新航路的开辟作了准备从而也为资本的原始积累准备了条件。火药于十四世纪传入欧洲成了“城市和以城市为依靠的新兴君主政体反对封建贵族的武器”2。总之四大明的西传对欧洲的历史起了重要的影响。在近代以前游牧民族的迁徙对于农耕地区民族有很大的影响甚至影响到广大地区的政治局面。中国北部的游牧民族和中原以南的农耕地区的关系就往往影响到民族的迁徙。从历史上看规模大影响大的迁徙有三次。战国、秦、汉时期中国北方最主要的游牧民族是匈奴人。经过两汉时期汉与匈奴的搏斗与和解公元一世纪末南匈奴内附于汉北匈奴败逃。约公元二世纪中叶北匈奴逾葱岭西去。至四世纪他们到达欧洲引起了日耳曼各族的大迁徙和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这是第一次。南北朝后期、隋、唐时期中国北方最主要的游牧民族是突厥人。经过隋、唐两朝与突厥的反复争战公元八世纪中叶突厥汗国最终灭亡很多突厥人内附于唐也有许多突厥人分布于葱岭以西、中亚一带。公元十一世纪居于阿姆河流域的塞尔柱土耳其人向西移动征服伊朗、两河流域、叙利亚直至小亚细亚。这是第二次。公元十三世纪初金与南宋、西夏处于对峙局面北面蒙古兴起。在短短的几十年间蒙古人征服了欧亚广大地区形成了历史上空前庞大的帝国。这是第三次。匈奴人在西方建立的帝国、塞尔柱土耳其帝国和蒙古帝国对于世界历史的影响是很大的。如要了解这些游牧民族的活动中国史正是必不可少的背景。 在长期与外部世界交往的过程中中国人曾留下了大量关于外国历史的记载。自《史记·大宛列传》以下几乎历代纪传体史书都有关于外国的传记。它们不仅涉及邻近国家的朝鲜、日本、中印半岛诸国、南亚诸国及中亚地区而且对西亚、欧、非的一些国家也有所记载。此外中国历代还有许多私人著述它们专门记述或涉及外国史事其中有不少还是旅行家亲自记录的所见所闻。汉文《大藏经》中就包含了丰富的外国历史资料主要是关于南业、中亚地区的资料。中国典籍对于许多国家的历史对于长期作为东西方交通要道的中亚地区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如要研究世界各地区联系形成的历史中国的历史典籍是不可缺少的珍贵资料。总的说来中国典籍在世界交往史上的意义与中国在世界客观联系形成中的作用是大体相当的。 2《反杜林论》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2o7页。 十五世纪末叶至十八世纪末叶世界各地区间海上航道逐渐开通。工业革命于十八世纪后期从英国开始十九世纪又在欧洲大陆和美国逐步展开同时世界经济也逐渐形成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在这个时期西方社会由封建主义而资本主义而帝国主义西方国家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了残酷的殖民活动。在同一时期中国逐渐落后了。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百年中又沦为半殖民地的地位。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暗淡的时期。就是在这样的时期里中国对于世界历史的作用也是不能忽视的。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东方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印度莫卧儿帝国都迅衰落而中国的清皇朝却在这时基本上保持了祖国的领土范围。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东方大国的存在给西方殖民者的侵略扩张造成了巨大的障碍。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但是中国人民的斗争坚持不断。在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义和团运动多次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不可计量的、无名的民族英雄为保卫祖国作出了多少可歌可泣的事迹。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不仅在中国推翻了几千年的君主政体而且在亚洲和世界上也有重要的意义。列宁说：“孙中山纲领的每一行动都渗透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它充分认识到‘种族’革命的不足丝毫没有对政治表示冷淡甚至丝毫没有忽视政治自由或容许中国专制制度与中国“社会改革”、中国立宪改革等等并存的思想。这是带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它直接提出群众生活状况及群众斗争问题热烈地同情被剥削劳动者相信他们是正义的和有力量的。我们接触到的是真正伟大的人民的真正伟大的思想；这样的人民不仅会为自己历来的奴隶地位而痛心不仅会向往自由和平等而且会同中国历来的压迫者作斗争。”列宁还以孙中山先生与西方的总统相比说西方国家的总统是已经腐朽的资产阶级的走狗或傀儡而“这里的亚洲的共和国临时大总统是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1辛亥革命没有能够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以民主和科学为号召的“五四运动”又进一步展开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毛泽东同志说：“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2经历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在世界范围瓜分殖民地的狂潮中国作为一个古老的大国能够生存下来这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来说是一个挫折对世界被压迫民族的斗争来说则是一个鼓舞。 从本世纪二十年代初开始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经过了二十八年的艰苦斗争中国人民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在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革命是在历史悠久、地域广大、人口众多的国家取得胜利的。这就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世界殖民体系鼓舞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革命斗争。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在世界历史上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附录一1《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见《列宁选集》第二卷第424页。2《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95页。 中国历史上的十二个方面346个问题第一章历史年代第一节年代学的历史一、年代学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二、地质年代考古年代和文献记载的年代。三、相对年代绝对年代。测定年代的方法。四、清以前的年代学。五、清代的年代学。六、年代学在近代的展。 第二节纪年和历法一、历史纪年和中原历法。二、岁星纪年和太岁纪年。三、藏历。傣历。四、希吉来历。西历。 第三节朝代和年代一、朝代。二、帝王公侯的纪年。三、帝王年号。改元。年号的雷同。 四、农民起义军的年号。五、历法和年号的神圣化。 第四节纪年的混乱失误。本书的纪年方法一、因多种历法的并行而致纪年的混乱。二、因割据政权之并存而致纪年的混乱。三、因帝位和年号更易太骤而引起纪年的失误。四、因拘泥成例而引起纪年的失误。五、因不明历法而引起纪年的失误。六、因不谙史事而引起纪年的失误。七、本书的纪年方法。 第二章地理环境第一节历史地理学的历史一、历史地理学在历史研究上的地位。二、地志史注行纪。三、清代的历史地理学。四、近代的历史地理学。五、五十年代以来历史地理学的展。 第二节关于地理环境的理论一、伏尔泰、孟德斯鸠、黑格尔的论点。二、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理论。三、普列汉诺夫的论点。四、斯大林的概括。 第三节中国地理的特点一、作为一个自然单位的中国疆域。二、地形的复杂。三、各地区间的差异。四、交通状况的特点。五、地理条件对中国社会展的影响。 第四节地理状况的历史变化一、古今气候的变化。二、黄河和江湖的变化。三、森林地区的变化。 四、土壤肥力的变化。五、农业区和畜牧区占有面积间的变化。六、矿藏开的展。七、水陆道路的展。八、地理状况的变化对中国社会展的影响。 第五节历史地理问题上的混乱失误。本书的看法及处理一、因记载缺乏而引起的混乱。二、因记载失实而引起的混乱。三、因地名的转移而引起的混乱。四、因异地同名、同地异名而引起的混乱。五、因译名歧异而引起的混乱。六、因不明建置沿革而致失误。七、因疆域概念不明而致失误。八、本书对祖国疆域的看法和一些技术上的处理。 第三章民族第一节国内现有民族一、汉族。二、蒙古族满族及东北各民族。三、维吾尔族回族及西北各民族。四、藏族彝族壮族苗族及西南各民族。五、黎族高山族等东南民族。六、民族展的不平衡和互相依存的兄弟关系。 第二节历史上的古老民族一、匈奴东胡及东北各古老民族。二、乌孙月氏突厥及西北各古老民族。三、昆明、哀牢等西南古老民族。四、蛮、越等东南古老民族。五、民族的混合和迁徙。 第三节民族史研究的历史一、汉族史资料的丰富。二、少数民族的有关传说和撰述。三、关于少数民族史的汉文撰述。四、近代关于民族史的研究。五、五十年代以来民族史研究的展。 第四节关于民族史的理论一、“民族”的概念。二、民族主义的历史观点。三、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史的理论。四、科学的民族史工作有助于民族间的理解和团结。 第五节本书对民族史上一些问题的看法一、民族的先进和落后。二、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三、民族斗争和民族友好。战争和亲会盟和互市。四、少数民族的历史贡献。五、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六、民族英雄。七、多民族国家对社会展的作用。 第四章社会主产方式。阶级关系第一节生产史、阶级史研究的历史一、古代的有关撰述。二、近代关于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三、五十年代以来关于生产史、阶级史的研究。 第二节社会生产方式一、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理论的重大贡献。二、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三、物质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四、社会生产方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五、历史展中的五种生产方式。六、中国历史上的生产方式。 第三节社会生产力一、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生产力的理论。二、生产力在社会展中的决定作用。三、中国历史上生产力的展。四、生产力在各地区间展的不平衡。五、小农和手工业的结合。产业的官营。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力展的迟滞。六、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后社会生产力的状况。 第四节生产力和科学技术一、马克思主义论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关系。二、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展作用的现实性和潜在性。三、中国在科学技术上的创精神及其局限。四、西方科学技术输入的影响及其局限。 第五节生产关系一、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的理论。二、中国历史上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各种形式。三、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四、产品分配的各种形式。五、各种生产关系的并存。占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六、生产关系跟生产力的适应和矛盾。 第六节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一、马克思主义关于交换关系的理论。二、原始交换和商品生产。三、商人和商业活动。四、商业官营。五、货币。六、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七、中国历史上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关系。 第七节阶级关系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二、中国历史上奴隶制社会的阶级结构。 三、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的阶级结构。四、近代阶级结构的变化。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五、阶级之间和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 第八节人口问题一、历史上的“富”“庶”并举。户籍制度。二、人口结构对社会展的影响。三、流民问题。四、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五、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口问题的理论。 第九节本书对生产史、阶级史上一些问题的看法一、阶级斗争在社会展中起了什么作用？二、地主阶级在历史展中起了什么作用？三、农民战争是否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展？四、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条件及其不易成长的原因。 第五章家庭第一节家庭史研究的历史一、关于家庭史最早的记录。二、世谱族谱家传乡贤传。三、家训女诫幼仪。四、儒家对家庭、家庭史的观点。五、中古时代史家对家庭史的态度。六、近代关于家庭史的研究。七、马克思主义关于家庭史的理论。八、五十年代以来关于家庭史的研究。 第二节家庭的结构一、劳动者的个体家庭。二、权势人物的大家庭制。三、宗族、宗法和族长。四、宗族和郡望血缘和地缘的结合。五、近代家庭的演变。六、母系家庭的残余。 第三节婚姻妇女和继承一、婚制和有关的礼俗。二、“门当户对”和“合两姓之好”。三、不同民族间的通婚。四、主妇。烟火的延续。母教。五、历史上杰出的妇女。六、财产继承权。七、政治地位的世袭。八、家学。九、技术传习。 第四节家庭和国家的关系一、作为劳动力编制单位的民户。二、作为统治支柱的名门大族。三、维护封建伦理的法令。四、“为民父母”“以孝治天下”和“求忠臣于孝子之门”。 第五节中国家庭制度对社会展的影响。本书对家庭史的设想。 一、对社会秩序的稳定作用。二、对社会展的阻碍作用。三、生产力展水平和家庭制度演变的辩证关系。四、本书对家庭史的设想。 第六章城乡、市镇、会社第一节有关城乡、市镇史、会社史的论述一、文化遗存和古老的记录。二、《史记》以下的有关论述。三、《通典》以下的有关论述。四、方志乡土志都邑志。五、内部文书见闻录。六、马克思主义关于村社和城的论断。七、近人的有关研究。 第二节城乡一、国野都鄙邑聚。二、作为政治军事堡垒的京都、郡县和边城。三、城的兴建和迁毁。四、乡党邻里和什伍相保。五、聚族而居和权势人物在乡村的地位。 第三节市镇一、集市。二、乡镇。三、街市。四、码头。五、牙行。六、茶馆、旅店、娼寮。七、近代城乡市镇的变化。 第四节会社一、村社。二、行帮、行会。三、乡谊、会馆。四、民间秘密结社和农民起义。五、士大夫结社和党争。六、有关民族斗争的秘密结社。七、传统节日的集会。八、宗教节日的集会。九、宗法关系的集会。十、海外侨民的会社。十一、近代的会社。 第五节城乡、市镇、会社的历史意义和本书的设想一、城乡、市镇史、会社史在中国历史展上的意义。二、本书对城乡、市镇、会社史的设想。 第七章国家、法和军队第一节国家、法、军队史研究的历史一、以政治史为主体的史学传统。二、有关的古老记录。三、史书中的职官志、刑法志和兵志。四、宋以后有关的专著。五、近代以来的研究状况。第二节有关国家、法和军队的理论一、古老的神权思想。二、儒法两家的国家起源论。三、封建皇权的神化。四、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想。五、近代的民主思想。六、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关于法权、军队和专制主义的理论。 第三节国体和政体一、中国历史上的国家类型。二、封建专制主义政权形式的展。三、统一政权和割据政权。四、民族政权和农民政权。五、母后。宗室外戚宦官。六、外国势力侵入后的国家。 第四节法和法律一、礼与刑。二、刑书的出现。三、封建法典。私法的欠缺。四、“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五、舞文弄法和法外用刑。六、近代所谓“立法”和“司法”。七、法治和人治。 第五节军队。本书对国家、法和军队史的设想一、中国历史上军队组织形式。二、军人的身份。三、军队和社会经济。四、军权和政权的隆替。五、国家政权、法和军队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六、本书对国家、法和军队史的设想。 第八章社会意识形态第一节社会意识形态的理论一、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意识的学说。二、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三、社会意识形态的各种表现形式。 第二节宗教一、原始宗教。祖先崇拜。二、道教。三、佛教、伊斯兰教等外来宗教及其中国化。四、基督教。五、封建政权的宗教活动和宗教政策。六、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七、宗教活动和农民起义。八、宗教和其他意识形态的关系。九、士大夫之隐于佛道。 第三节哲学一、上古的哲学思想和哲学流派。二、中古时代正宗哲学的神学化。三、唯物主义哲学的优良传统。四、社会思想和人生哲学的历史地位。五、近代西方哲学的东来。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重大意义。 第四节文学一、文学形式的繁富。二、庙堂文学和宫廷文学。三、各民族的人民文学。四、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五、西方文学在近代的输入。 第五节艺术一、艺术形式的丰富多采。二、艺术来自民间。三、艺术的民族特点。 四、中外艺术的综合。佛教艺术。五、艺术形式和艺术内容的协调和矛盾。六、艺术展水平和经济水平、文化水平的关系。七、艺术和政治。 第六节意识形态史研究的历史。本书的设想一、对古代意识形态史研究的历史。二、对近代意识形态史研究的情况。三、本书对意识形态史的设想。 第九章人民群众和个人第一节有关人民群众和个人的历史作用的论述一、古代政治家、历史家的观点。二、近代政治家、历史家的观点。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第二节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一、历史活动是人民群众的事业。二、人民群众的历史活动和客观的历史条件的关系。三、人民群众在历史活动中的自性和自觉性。四、马克思主义帮助先进阶级掌握自己的命运。 第三节历史人物和人民群众一、中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及其历史作用。二、杰出政治人物的群众基础。三、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四、宗教家与信徒间的关系。五、无产阶级群众、政党和领袖间的相互关系。 第四节本书对有关人物评论一些问题的看法一、简单的阶级标签和品质鉴定。二、脱离历史条件以成败论人。三、关于帝王将相的评论。四、关于农民领袖的评论。五、关于改良主义者的评论。 第十章中国和世界第一节中国人的世界概念之展一、世界联系的逐渐形成。二、中国人的世界概念的展。三、中国和外国的古代的自我中心思想。四、本书对上述自我中心思想的态度。 第二节中国人关于外国史地的撰述一、史书中的外国传。二、佛徒所记。三、私人撰述。四、近代中国人对外国史地的研究。 第三节外国人关于中国的撰述一、希腊、罗马、印度关于中国的传说。二、中古时代外国旅行家的记载。三、明清耶稣会士的记载。四、日本、朝鲜、越南关于中国的记载。五、近代西方学者对中国的论述。 第四节中外文化的交流一、中国文化的东传和南传。二、中国文化的西行。三、外国文化在古代的输入。四、西方文化在近代的东来。五、本书对文化交流史的要求。第五节中国在世界史上的地位一、作为世界大国之一有悠久历史的中国。二、中国在世界上地位的变化。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中国和世界。 第六节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一、中外历史比较研究的先例。二、比较研究对于历史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三、本书的设想。 第十一章史学遗产和批判继承第一节历史和史学一、历史史学。二、史学的任务。三、史学的范围。四、史学史。五、马克思主义论文化遗产之批判地继承。 第二节历史观一、神意史观。二、英雄史观。三、经济史观。四、实用主义历史观。 五、历史上出现的唯物史观因素。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史学的展。 第三节历史文献学一、历史文献对史学研究工作的意义。二、历史文献的繁富。三、记注、修纂和专著。四、汉唐宋人对历史文献的考订。五、清代的历史文献学。六、近代的历史文献学。七、五十年代以来历史文献的现和整理。八、历史文献以外的历史资料。 第四节历史撰述的体例一、历史撰述体例的重要性。二、史书的主要体裁。三、史体的综合运用。四、抄撮和类编。五、史论、史注和札记。六、近代历史撰述体例的变化。 第五节历史文学一、历史文学的重要性。二、传记文学。三、战争文学。四、语言表述。五、世情描写。六、历史环境的描写。七、史和诗文。 第六节历史家的器识一、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察往观来。二、重视修史作为不朽之业。三、史德。四、曲笔与直书。 第七节本书对史学遗产的批判继承一、史学在批判继承过程中不断展。二、本书吸取过去的有益观点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武器。三、详审使用、熔炼历史资料。四、在综合利用传统体例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五、提倡朴实而生动的文风。 第十二章历史时代的划分第一节历史的客观过程和历史学上对时代的划分一、历史分期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二、客观历史过程的连续性和阶段性。三、历史过程的多方面性。四、历史过程阶段的多层次性。 第二节历史上对历史时代的种种划分法一、先秦诸子关于历史时代划分的论述。二、中古时代主要以朝代为据的历史时代划分法。三、近代学者对历史时代的种种划分法。四、上述种种时代划分法的演进和局限性。 第三节“五四”以来关于中国历史时代划分的各种说法一、第一次社会史论战和中国历史的划分。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中国历史时代划分问题上的异同。三、五十年代以来关于中国古史划分时代问题的讨论。 第四节本书对于中国史的时代划分一、本书对于历史演进和时代的理解。二、本书对于中国历史时代的划分。 （原载《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2期） 附录二新增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在本卷排校过程中毛难族改称毛南族本卷第一章中已经照改。在本卷排成后陆续有新增的民族地方的建制而版面已不便改动今列表于下：湖南芷江侗族自治县成立靖州侗族自治县贵州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河北青龙满族自治县丰宁满族自治县本卷第一章列有国务院已批准待成立的六个民族自治地方已经先后成立现列表如下：四川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成立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马边彝族自治县峨边彝族自治县石柱土家族自治县贵州玉屏侗族自治县重印后记本书原定四十二册每册二三十万字。现改为二十二册每册五十万字上下。原定第三卷至第十二卷卷各四册现改为卷各二册。这是装订上的改变跟内容没有多大关系。初版题记中“四十二册”字样现已改为“二十二册”。 本书初印本第66页刊有《全国各民族人口数字统计表》这是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的统计。据199o年的普查人口增长的数字相当多。199o年全国人口总数和各民族人口数依《人民日报》199o年11月14日第三版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公报》所公布的数字刊表如下：民族别199o年普查人口数（人） 民族别199o年普查人口数（人） 总计11336825o1壮族1548963o汉族1o42482187布依族2545o59蒙古族48o6849朝鲜族192o597回族86o2978满族982118o藏族459333o侗族2514o14维吾尔族7214431瑶族2134o13苗族7398o35白族1594827彝族6572173土家族57o4223达斡尔族121357阿昌族277o8仫佬族159328普米族29657羌族198252塔吉克族33538布朗族8228o怒族27123撒拉族87697乌孜别克族145o2毛南族71968俄罗斯族135o4仡佬族437997鄂温克族26315锡伯族172847德昂族15462哈尼族1253952保安族12212哈萨克族1111718裕固族12297傣族1o25128京族18915黎族111o9oo塔塔尔族4873傈僳族574856独龙族5816佤族351974鄂伦春族6965畲族63o378赫哲族4245高山族29o9门巴族7475拉祜族411476珞巴族2312水族345993基诺族18o21东乡族373872其他未识别纳西族278oo9的民族749341景颇族1192o9外国人加入柯尔克孜族141549中国籍3421土族191624全国人口增长百分率是12.45。少数民族人口增长最高者如仡佬族高达714.o9％最低者亦达8.73％。我曾考虑用199o年的统计数字取代1982年的统计数字但这样一来就要有多处文字上的修改和版面上的变动因而只把199o年统计的总数字在这里说明一下以便读者参考。初印本第66页的统计表就不加更动了。初印本第67页以下和第394页以下刊有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名单截至1987年11月所设置者为止。此后民族自治地方不断设置迄今有：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批准恭城瑶族自治县成立海南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乐东黎族自治县东方黎族自治县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白沙黎族自治县陵水黎族自治县昌江黎族自治县云南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吉林伊通满族自治县麻阳苗族自治县河北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宽城满族自治县辽宁清原满族自治县本溪满族自治县桓仁满族自治县宽甸满族自治县北镇满族自治县现在把这些地方写在这里供读者参考也不改动原版了。 初印本第9o页有脱误今已改正。 除以上所说初印本中如现材料、论点、文字表述及校对等方面有错误及不妥之处请读者指教。 白寿彝 ------------ 6 2.矿井提升运输工具有巨大展。 大中型煤矿都安装了提升机并逐步向大型化、电力化方向展大大提高了提煤效率。近代煤矿诞生时开平煤矿1881年安装投产的蒸汽绞车只有15o马力日提煤能力5oo吨。19o8年开平公司林西煤矿开始安装1ooo马力蒸汽绞车提煤能力增加数倍。二十世纪初西方开始出现电力绞车使蒸汽绞车相形见拙。而中国煤矿很快也用上了电绞车。192o年开滦赵各庄矿四号井先安装了1台75马力的电绞车日提煤能力可达1ooo吨。此后开滦唐山矿、林西矿、抚顺煤矿、中兴煤矿、六河沟煤矿等大型煤矿都安装了电绞车。有些煤矿的电绞车能力之大当时在世界上也是屈指可数的。1922年赵各庄矿安装了1台1175马力的电绞车1936年抚顺龙凤矿安装了1台5395马力的电绞车日提煤能力高达5ooo吨。 相对于矿井提升而言近代煤矿井下巷道运输要落后得多。多数矿井仍然是人力或畜力运煤。唯萍乡煤矿在19o7年投产时在总平巷用架线式电机车运煤。抚顺煤矿和中兴煤矿则在二三十年代开始在井下巷道中使用无极绳运输。 矿井井口地面运输有些矿比较先进如抚顺煤矿在1914年即开始用电机车（此前为蒸汽机车）运输阳泉五矿和京西房山矿分别于1919年和1925年开始使用架空索道运输。 井下回采工作面的运输相对而言最为落后普遍延用古代人力拖、背的方法唯中兴煤矿在1931年开始在回采工作面使用簸运机随后东北地区部分大矿中也见使用。 3.矿井通风、排水效能显著提高。 旧式手工煤窑难于形成规模生产能力不能满足近代工业展需要主要是受制于提升、通风、排水能力不能深采。近代煤矿的展离不开提升、通风、排水机械的应用和能力的提高。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通风机、排水机逐渐由蒸汽动力改为电力通风机的风量高达每分钟1oooo多立方米。抚顺煤矿是近代煤矿中拥有大型风机最多的矿通风能力为全国之冠。如抚顺老虎台矿装有风量为每分钟13ooo立方米的扇风机1台；龙凤矿安装风量分别为每分钟15ooo和3ooo立方米的通风机各1台15oo立方米的通风机2台。矿井排水能力的提高也很迅。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近代煤矿诞生之初从国外引进的第1台蒸汽动力水泵排水能力为扬程2oo米排水量每分钟3.5吨（781加仑）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电动水泵逐渐取代了蒸汽泵排水效能几乎提高1倍。 4.煤炭加工技术的提高。 旧式煤窑全用手工选煤近代煤矿诞生之初开平煤矿虽有选煤机也仅是带式手选机。到了二十世纪初萍乡煤矿投产时（19o7年）从德国购进3台洗煤机（振动筛）先后投产洗煤机总功率为645马力日洗煤能力4ooo吨。继萍乡煤矿之后1914—1917年间开滦林西矿先后安装2台跳汰洗煤机总功率65o马力。1927年林西矿又安装1台泡沫浮选机用以洗选末煤效果良好。1915年本溪湖煤矿安装1台振动式洗煤机每小时洗煤能力85吨。此外井陉煤矿也安装了2台洗煤机日洗煤能力百余吨。近代炼焦多采取传统的方法中兴公司、开滦、六河沟、井陉、本溪湖、鲁大公司等煤矿都设有圆形炼焦炉。唯萍乡煤矿采用西法蜂房炉与土法长方炉两种方法炼焦。长方炉炼焦是萍乡人俞燮堃（又名俞彤甫）所创造。长方炉比圆形炉炼焦时间缩短、出焦率增加炼出的焦炭质量比用洋法炼的质量还高曾名扬中外冠绝一时。但传统炼焦法（包括圆形炉和长方炉）最大的缺点是不能搜集副产品。抚顺煤矿在1915年左右建造了可搜集副产品的炼焦炉对煤加以综合利用炼焦时搜集的氨气用于制造硫酸氨化肥搜集的焦油用于制取化工原料搜集的煤气用于锅炉电。 近代用机械加工煤砖始于二十世纪初。19o1年山东坊子煤矿从德国购进1台煤砖机每小时可出煤砖15吨。19o9年萍乡煤矿建造了煤砖制造厂用机器压制煤砖年产量5万吨。 5.煤田地质勘探工作的普遍展开。 中国煤炭储量到底有多少到二十世纪初仍是一个谜外国学者虽有不少推测但彼此相差甚远直到1913年北平地质调查所建立之后随着地质普查工作的逐步展开中国煤炭储量才算有比较确切的数字。1921年丁文江、翁文灏先在第一次《中国矿业纪要》一书上公布了中国大部分省（约23个省）的煤炭储量深度在1ooo米以内为234亿吨。1926年地质调查所谢家荣根据地质调查工作的新进展在第二次《中国矿业纪要》上公布全国煤炭储量为2176亿吨。到1935年除西藏、新疆、青海未作普查外25个省已查明煤炭储量2436亿吨。到1949年为止中国地质工作者查明的煤炭储量为45oo亿吨（随着普查工作的深入和勘探手段的改进后来查明中国煤炭储量远远出这一数字）。 上述几方面的变化展说明中国近代煤炭工业体系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已初步形成。从地质勘探到煤炭生产与加工利用都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并形成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但技术基础薄弱机械化水平低生产效率不高。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煤矿生产效率平均每工只有o.3吨；煤矿掘进度立井平均月进1o米左右岩石平巷平均月进15—25米左右；煤矿生产辅助环节（提升、通风、排水）基本实现了机械化但煤矿主要生产环节（回采、掘进工作面）仍然是手工操作。回采工作面几乎全部使用人力仅在中兴公司枣庄煤矿使用了割煤机。掘进工作面几乎全部使用人力风钻、电钻打眼还不普遍。 （二）日本对近代煤矿的垄断与掠夺1937年芦沟桥事变之后日本逐步占领了华北、华中广大地区华北、华中地区的煤矿和东北煤矿一样完全落入日本手中由日本独资经营或假名中日合资经营直到1945年8月14日日本投降为止。从1937年（东北从1931年）至1945年日本侵略者采用掠夺式开采方法从中国掠夺了大量煤炭。由于日本的大肆掠夺中国煤炭产量以前所未有的度增长1942年全国煤产量达到6568万吨为近代最高峰。 在日本垄断和掠夺东北、华北、华中沦陷区煤矿的同时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把煤炭开采转向西南、华南和西北地区。1937—1945年在国民党政府管辖的西南等区域中先后新建或扩建了一批煤矿其中日产量5o吨以上的煤矿有59个规模最大的四川天府煤矿年产3o多万吨其他煤矿年产量一般在2万吨以内。这些小型煤矿设备简单管理落后仍保留着旧式煤窑的色彩。1943年西南、西北等地区煤炭总产量达到6oo万吨1938—1945年国民党政府管辖区累计产煤4562万吨。 （三）战后的煤炭生产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收复区煤矿（东北、华北、华中）多数由国民党政府接收少数为解放区人民政府接收。由于日本掠夺性开采所造成的采掘失衡、机械失修以及日军撤退时的蓄意破坏造成煤矿生产急剧下降煤炭技术设备遭受很大损失。日本投降后不久国民政府再次挑起内战不少矿区再度成为战场许多煤矿几度易手破坏严重。在国民政府管辖区煤炭工业陷于极度衰落。 1946年全国煤炭产量下降至18oo余万吨比抗日战争前1936年的产量减少52％比历史上最高年产量减少72％。 与国民党政府统治区的情况相反解放区民主政府接管的煤矿迅恢复和展生产。日本投降后人民政府批接管了峰峰、潞安、房山、六河沟、鹤岗、鸡西、蛟河、通化、赛马、阳泉等煤矿。1947—1948年人民政府又相继接管了东北区的抚顺、阜新、西安、本溪湖、烟台、营城子等煤矿及华北区的绝大部分煤矿。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全国绝大多数煤矿均由人民政府接收。 近代煤矿由人民政府接收后进入了一个新的展时期。 截至1949年1o月东北煤矿恢复矿井174个占全部矿井数的82％；华北煤矿恢复矿井212个占全部矿井数的5o％；华东煤矿恢复矿井44个占全部矿井数的8o.2％。1949年全国原煤产量为3243万吨。 （四）近代记述中国煤炭工业技术的主要论著记载近代煤炭生产与技术展状况的代表性论著有：《煤说》、《中国十大矿厂调查记》、《中国煤矿》、《中国矿业纪要》与《中外合办煤铁矿业史话》等。 其中《中国矿业纪要》由中央地质调查所印行共7卷。先后于1921年、1926年、1929年、1932年、1935年、1941年、1945年出版行。它着重记述了全国煤炭储量、煤层状况、煤质种类、产销状况、各大矿沿革对其他金属与非金属矿产也有所记述。书中的各种统计数字取自地质调查所的实地调查报告、中华矿学社主编的《矿业周报》以及同时期海关报告等。各卷编撰人分别是：第一次纪要为丁文江、翁文灏第二次纪要为谢家荣第三、四、五次纪要为侯德封第六次纪要为金耀华第七次纪要为白家驹。石油（一）石油工业展概况十九世纪末美、英等帝国主义国家开始在中国大肆倾销石油产品竞相垄断中国石油市场以获取高额利润。他们在沿海口岸、内地城市设立“油栈”、“经理处”和“代理店”销售网点遍及中国城乡“洋油”销售量不断增加石油及其产品的输入量也迅增长。如1923年煤油进口值已占全部进口货值的6.31％仅次于鸦片和棉纱而居第三位。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煤油、汽油等石油产品的进口值一直占很大比例。中国的民族石油工业则展迟缓举步维艰。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实业部下设矿政局矿政局下设地质科这是中国第一个地质行政部门。地质科长为章鸿钊。北洋政府成立后实业部分成农业、工商两个部地质科属工商部科长由丁文江担任。1913年1月地质科改为地质调查所主要从事地质科研和地质调查。1913年1o月工商部成立地质研究所所长丁文江后改为章鸿钊。地质研究所是我国第一个地质教育部门它不仅培养了我国数十位著名的地质人才而且为中国的地质调查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中如翁文灏、谢家荣等在石油地质研究和石油开等方面都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美国美孚石油公司在中国陕北勘探石油失败后中国的地质学家并没有气馁。地质学家李四光于1923年在《现代评论》上著文指出：“美孚的失败并不能证明中国无石油可办。”地质家谢家荣1934年在所著《石油》一书中亦说：“中国未曾钻探之处尚多倘能依据地质原理作更精密之探查未必无获得佳油之希望故一隅之失败殊不能定全局之命运耳。”李四光在英国伯明翰、剑桥等大学讲授《中国地质学》时又提出在中国华北平原“通过深钻和地震的方法可以揭露出有重要价值的沉积物”。 1935年国民党成立资源委员会委员长为翁文灏、副委员长为钱昌照该委员会隶属经济部领导。鉴于抗日战争的急需翁文灏急切想开我国石油于1932年派地质调查所地质师王竹泉、潘钟祥到陕北进行地质调查。两位中国地质家更正了美孚石油公司地质人员对该地层的错误划分并现了永坪、延长的储油构造在延长、永坪确定了2o个井位。于1934年春成立了陕北油矿探勘处孙越崎任处长。从德国、美国购进锅炉、钻铤、钻具等器材在上海装配成了三套2oo米汽动顿钻钻机从上海用火车运抵太原。陕北山路崎岖只能用人抬、驴驮一路艰难跋涉将钻机分别运到延长和永坪。在延长钻了4口井其中1o1井在井深1oo多米处钻遇旺油初期日产1.5吨后减为15o公斤。其他井平均日产2o—5o公斤不等。在永坪钻了3口井其中2o3井日产油5o余公斤从此现了永坪油田。这是有史以来中国人第一次自己定的井位也是第一次自己打出了石油。在此同时建立了中国第一支钻井队人数为1oo人。 1935年1o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在边区政府的领导下成立了延长石油厂厂长为陈振夏。军工局派来第一科科长兼工程师汪鹏他在资料缺少的情况下进行了细致的调查现了七里村油田当时在七里村确定了5个井位后共钻生产井13口获旺油井6口。其中七1井井深87米初期日产原油高达96吨被职工称为“起家井”。1943年延长石油厂创造了原油年产12oo多吨的新纪录相当于1935年前延长油矿14年原油产量的总和。延长石油厂的原油和石油产品解决了陕甘宁边区各机关、团体的照明用油和八路军后方运输用油为抗日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7年1o月成立四川油矿勘探处处长王檠。并次使用购自德国的旋转式钻机。但德国造鱼尾钻头不适用后改用美国硬岩钻头在潘钟祥确定的四川巴县石油沟一号井（简称巴1井）开钻于1939年11月获得天然气流。后来开始钻巴2井用巴1井的天然气作为内燃机动力燃料第一次试验即获得成功。此井钻至1oo2米深时因钻机调往玉门而停钻。 抗日战争爆后海运被封锁“洋油”断绝了来源。国民党政府为了抗日战争的需要开了玉门油矿。这是旧中国最大的油矿它不仅规模大、产量高而且也是工艺技术比较先进的一个油矿被称为“中国石油工业的摇篮”。 玉门油矿于1938年开始勘探1939年8月钻遇第一个油层（被称为k层）。接着又钻了几口深井钻遇第二个油层（l层）这是老君庙油田的主力油层压力较大三口井都生了井喷后来得到控制开采成功。自1939年到1949年共钻井48口钻井进尺26.174米累计生产原油524.353吨。1949年玉门油矿天然原油产量达69159吨占同年全国总产量的95％以上。 1936年新疆省政府与苏联政府商定联合开采独山子油矿后协定期限为25年。双方各设一套班子中方厂名为独山子炼油厂苏方厂名为独山子石油康宾纳（即联合企业）。苏联派钻井技术人员运来旋转式钻机从1936年到1942年共钻井33口这些井初产原油较旺日产原油4o—8o吨最高日产曾达11o吨。1942年原油年产量达69oo多吨。1942年盛世才投靠国民党推行反苏反共政策之后苏方于次年撤走钻机和人员封闭油井致使生产陷于停顿。1944年甘肃油矿局接办独山子油矿修复部分油井但不到一年又停产。当时还从玉门老君庙油矿调来美制艾迪尔—3o型钻机一部但未钻新井。此后一直到1949年新疆解放独山子油矿大多处于土法开采的状态。 中国近代石油加工能力也是很薄弱的。1949年前仅有玉门、大连、锦西、高雄等4座炼油厂。而抗战期间除玉门炼油厂外其他三座都在日本占领区内。1938年至1945年国民政府为解决石油产品匮乏曾先后在四川、云南的产糖地区以糖为原料设立酒精厂62个生产酒精以代替汽油。后因糖料不足又以桐油、菜籽为原料裂解制取燃料油。如新建的重庆动力油料厂在1939年到1944年期间共生产汽油2o.o9万加仑柴油75.8万加仑机油8.75万加仑。但是由于原料缺、成本高、产量少对解决抗日战争时期的缺油问题只不过是杯水车薪而已。 日本侵占中国台湾后进行了掠夺性的开采。在台湾开采了出磺坑、锦水、竹东、牛山、竹头崎等地的石油与天然气。从1895年到1945年共采出原油16万吨最高产量为1927年的195oo多吨。后来台湾油气日产量急剧下降1937年产量下降为43oo吨1944年又下降到27oo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又大规模开采东北的煤炭和油页岩资源展人造石油工业。在抚顺、锦西、桦甸、四平、锦州、吉林等地建立了7个人造石油厂生产能力达22.7万吨/年。从1931年到1945年共生产人造石油279万吨。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收大员盗卖东北各石油厂设备以致解放后除锦西厂经修复能生产外其他各厂几乎都成为废墟。 中国近代石油工业从1878年在台湾出磺坑用新式机器钻凿的油井算起到1949年整整经历7o年。7o年中钻井134口总进尺63973米生产天然石油67.71万吨人造石油232.41万吨生产天然气约117ooo万立方米。据统计1948年我国原油生产能力为17.5万吨（其中天然石油8.8万吨人造石油8.7万吨）原油加工能力14o万吨汽、煤、柴油产量29ooo余吨。石油职工有16ooo人其中工程技术和管理人员17oo多人而石油地质勘探技术人员仅48人。毫无疑问这种状况同中国这样一个地域辽阔、资源丰富的国家是极不相称的。 （二）石油勘探、开采、集输工艺的展1.勘探方法及成果。 中国最早的勘探方法是踏勘。中外地质工作者根据古籍的记载和某些地方名称有石油含义的信息去查看油苗和地层的露头。他们根据地层的露头分析油层的地质年代用简单的平板仪器测出等高线再制作出地质图和构造图。 1939年玉门老君庙油田始用钻井方法勘探。同年由英回国的翁文波先采用地球物理方法勘探了四川巴县石油沟1号井。 1945年7月甘肃油矿局在矿物地质室组建了我国第一个野外重力、磁力测量队翁文波任队长。后来展成两个队。他们在外国公司协作下进行过航空测量。从1939年到1949年共11年间翁文波和他的同事们共找到了9个适宜于储油的构造。1947年中国石油有限公司与美、英3个石油公司组成联合调查团曾对青海柴达木盆地及玉门地区进行过航空摄影以勘探石油。 中国人调查陕北石油地质最早的当推地质调查所的王竹泉和潘钟祥。 他们曾数次前往陕北调查对该油田的地质、构造、油层及油页岩等都有重要的现。 王竹泉和潘钟祥几次调查陕北油田之后写成《陕北油田地质》1一文。1934年7月陕北油矿勘探处成立根据他们的资料定出7口井。4口在延长其中有一口深井打出高产油流。3口井在永坪其中也有一口打出旺油。从此现了永坪油田。 1942、1943年黄汲清在新疆独山子、南疆进行实地调查1943年1o月写出《新疆油田地质报告》2。在这个报告中他提出了两个重要的论点：一是“陆相生油论”即陆相地层也可以形成有工业开采价值的生油层。他认为陆相侏罗纪地层是新疆重要的生油层之一。另一个是“多期多层含油论”即大型含油盆地一般总具有好几个不同时代的含油地层。这是“多旋回成矿论”的雏形。这两个论点的正确性都已在解放后的石油地质普查和勘探工作中得到验证。 1938年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设置甘肃油矿筹备处并派地质学家孙健初到玉门进行石油地质勘查工作。孙健初一行查明该地区的生油层、储油层及地质构造后认为玉门“油田生油之地层属于白纪”。孙健初认为白纪地层除窑街系为海相外其他均为陆相。窑街系是主要生油层储油层则以梨园口系、白杨河系为主。 为了进一步了解玉门油田的地质情况他们除做地面地质调查外还依靠陕甘宁边区延长油矿支援的顿钻钻机开始钻凿深井。第一口井于1939年8月钻到88米深时遇到油层产油量每天达1o吨左右。接着按孙健初所定井位又钻了7口井钻遇l层打出高产自喷井其中4井和8井生强烈井喷证明孙健初的地质判断是正确的。 2.近代钻井工艺技术的运用。 （1）选用钻头和合理的钻井参数。 四十年代后期玉门老君庙油矿在钻井工作中总结出要根据不同的地层选择不同的钻头。一般钻凿软地层用刮刀钻头钻凿硬地层用相应的牙轮钻头。 在使用旋转钻机钻井中还注意到钻井时加在钻头上的压力和转盘的转等参数。如玉门老君庙油矿规定转盘转应根据钻头种类及地层情况分别采用每分钟7o转、12o转和2oo转三种不同的转通常为12o转左右。钻头压力应根据地层、钻头尺寸和型式钻杆尺寸、钻铤重量、泥浆质量和所要求的井身垂直度而定。 （2）对泥浆的认识与改进。 泥浆被人们称为钻井的血液。它对钻井、采油的重要影响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 1《陕北油田地质》刊于《地质汇报》第2o号（1933年出版）。 2此报告于1947年由地质调查所编为《地质专报》甲种第21号出版。 1941年玉门老君庙油田在钻井时已懂得使用重泥浆制服井喷他们用重晶石、坩子土磨制石粉用以配成泥浆制服了井喷。但因泥浆比重大污染并堵塞了油层给以后采油工作带来较大影响。 为了改进泥浆的质量1946年老君庙矿场工程室内设立了泥浆室这是我国第一个泥浆研究机构负责人是黄先驯。1947年黄先驯试用五倍子熬制单宁酸作为泥浆稀释剂。1948年他又配制成淀粉泥浆后在钻23井时使用性能良好改善了对油层的损害。 台湾油矿勘探处为了提高钻井泥浆质量曾以当地的相思树皮和番石榴树叶煮液经浓缩后作为泥浆稀释剂使用代替单宁酸。又利用海藻煮液加入苛性钠成为藻酸钠后掺进泥浆中代替胶质物质以调整粘度、稳定泥浆。台湾嘉义溶剂厂在1947年已能生产单宁酸但产量有限价格昂贵。 玉门钻井泥浆室又进一步对泥浆中的几个复杂问题如失水量和泥饼对油层出油的影响等进行过深入研究并对含砂量、ph值、粘度等泥浆指标作出了具体规定。当时还懂得了根据不同地层灵活掌握泥浆的比重。 1943年玉门老君庙油矿开始使用泥浆搅拌机增添了泥浆储罐、泥浆枪、泥浆筛等设施。 （3）测试及取岩心。 玉门油矿在钻井过程中十分重视地质资料的收集工作。除了由值班员每钻一米取一次砂样和记录油气显示之外还十分注意测井和取岩心以获得地层性质、油层厚度、油层上下有无气层和水层等比较齐全的资料用来决定完井的方法规定套管应下的深度。 人们称测试（亦称电测）是“地下的眼睛”在玉门油矿的钻井、完井过程中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47年夏天中国石油有限公司探勘室在玉门油矿成立了我国第一个电测站站长刘永年。这个站当时只有四五个人器材也非常缺乏。他们就自己动手焊了1部手摇绞车。把3根较粗的电工皮线用麻绳、胶布捆起来当做电缆使用每隔1米捆一下当作深度记号。再用一些普通的电工仪表和1个自制的电流换向器连成1个简单的电位计。后来他们找到了1台照相示波仪和1只精密度较高的“o”位检流仪做成了1台半自动电测仪这算是当时比较先进的测井仪器了。 1949年春天玉门油矿电测站王曰才等留学生和大家一道终于制成了我国第一个同轴直流放大机并用它同原来的照相示波仪配套制成了我国第一台自动电测仪的雏形。并用它在老君庙油田的1—22井和1—15井进行电测下井一次同时测出两条电阻曲线和一条自然电位曲线。在新中国成立后玉门电测站仍然使用那套半自动的电测仪来担负测井工作。 取岩心始于四川的巴1井但未获成功。玉门油矿1941年从高炕、萍乡、湘潭等煤矿调来3台旋转式钻机后就有了取岩心的技术手段。而从德国、美国购置的钻机均附有取心钻具。1945年在老君庙油矿一次取出岩心最长为2.49米。 运用电测测试地层取岩心和岩屑直观资料进行综合分析对地层判断是比较准确的对确定一口井有无开采价值下套管与否以及确定完井具有良好的效果。 3.油田开与采油工艺技术。 从1945年起油田地质研究陆续展开于1946年在老君庙矿场工程室内设置了研究室这是我国最早的一个采油研究机构。（w w w . q i s u w a n g . c o m 好看的小说）当时主要研究课题及成果有：（1）油田的地上应服从地下研究老君庙地下构造各产油层彼此关系。后来在钻井过程中取岩心、岩屑从岩心中观察岩心的孔隙度、渗透率及饱和度并用来推算总的储量定出各井的产量。 （2）油田的动态是气驱动还是水驱动以及油层压力、温度生的变化及其影响。要求采油工每天量油、测气压和温度并定期化验油的成分。1949年2月一张化验抽样单上显示老君庙油田原油含水。这是一个重要现并由此确定油田的动态是水驱动类型从而为后来油田补充压力进行注水开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改变了过去认为是气驱动油田的认识。 （3）各井的性能及增产措施的研究。 老君庙油田的原油含蜡百分比较高在生产过程中油管经常结蜡影响原油流出。解决办法是利用绞车将钢丝绳连着刮蜡片下入油管中清蜡。每天都要清一次。此外还加强了修井作业。油井由于出现砂子蜡堵塞必要时采用热油冲洗井。为了加强修井工作油矿还专门成立了一个修井队。 由于当时国外技术信息不畅通因此这些工艺技术只是在实践中通过不断摸索而寻找出一些比较科学的方法且为以后采油工艺技术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 4.油气集输工程。 油气集输是油田开中的一个重要环节。随着油气开的展以及为满足提高炼油质量的需要中国近代的油气集输工程也逐步形成并完善起来。关于最早的陕北油矿集输状况1931年出版的《矿业周报》记述道：“汲出之水及油均流入分油槽该槽上下三洞水由下洞流入分水池油由上洞流入油槽。分水池中积之日久表面分出原油亦导入储油槽而储油槽之底部日久亦有若干水量必须汲出。官厂储油槽五座可储原油五万余斤。”储油槽系用铁板制成每座容油百担。“用手搬唧油机以二十英尺铁管导入炼厂直接流入一号炼釜。”由此可见该油池虽“土”但却起到了分离油水的重要作用。 玉门的油池开始极为简陋。1939年油井出油后才从远处运来5ooo块砖修了个露天“土”油池。上面覆盖着芦苇冬天严寒油凝固夏天烈日油散并且有生火灾的危险。1942年8月玉门山洪爆洪水流到油池造成原油横溢流到山下的子弟小学、家屋住宅又流到了伙房。油触火即燃酿成火灾损失惨重。 经此惨痛的教训玉门放弃了明沟和露天油池改用管道和油罐。但原油出井还携带天然气、砂和水分。这样一来虽然减少了原油的蒸保障了油区的安全但残留在管线中的砂子及残油却要经常清洗且容易引起管线的热胀冷缩同时也没有解决炼厂用原油的质量问题。1944年翁文灏之子翁心源从美国学习储运管道工程归来。在他的指导下玉门修建了第一条从油田8井到四台炼厂的输油管线并建成了两个选油站。选油站装置储油罐3个沉砂器和分离器各两个。其中一个选油站的分离器是从美国进口的另外一个选油站的分离器是自己用木头制造的。为解决冬季保温问题他们在输油管线旁另设一条蒸汽管线。选油站投产后不但提高了原油的质量而且分离出的天然气可供生活取暖和做饭。 到了1948年玉门老君庙油田的输油管线由地上改为埋藏在地下建成了更趋合理的环形输油管线集输流程逐步完善。 第三节冶金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经济侵略又大规模卷土重来致使原来展较快的民族金属冶炼业又落入缓慢展的阶段。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后由于日军侵占了我国大片土地大部分冶金企业落入日军之手使我国的冶金业受到很大打击更加举步维艰。抗战胜利后大量美国物资倾销加之国民党统治的腐败又很快动内战使我国的冶金业陷入萎缩甚而几乎崩溃的境地。 钢铁冶炼在1911至1937年期间华资钢铁厂和日资钢铁厂呈现不同的展趋势。华资钢铁厂经不起外国钢铁的倾销和市场不景气的冲击产量逐步下降1926年后更是急剧衰退。1937年生铁产量仅为1.95万吨钢产量仅为4万吨。这一时期汉冶萍公司由于生产成本高于外国企业公司又先后向日本财团贷款5ooo多万日元企业为日本财团所控制加上经营不善等原因至二十年代汉冶萍公司的炼钢厂不得不全部停产。上海的和兴化铁厂和大鑫铁厂则主要从事轧制废钢业务。上海钢铁厂在留美博士周志宏担任厂长后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和技术改造降低成本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生产了不少军工用钢。这一时期还曾积极筹建中央钢铁厂（厂址设在湖南湘潭）、广东钢铁厂（厂址广州）、西北炼钢厂（山西）等但有的未能建成有的虽然建成如阎锡山以山西煤铁为基础兴办的西北炼钢厂建成后尚未正式投产即因抗战爆而落入日本人手中。此外还有不少重大现及研制了一些新的钢铁品种如丁道衡现白云鄂博铁矿主矿体在周仁、严恩棫、周行健等人的共同努力下研制成功各种碳素钢、锰钢、镍铬钢、铬钢、不锈钢、高钢等。 日资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也曾一度困难但此后通过某些技术改造并在扩军备战刺激下又有所展1931年东北沦为日本殖民地后钢铁产量更是大增1937年生铁产量达81万吨钢产量增为51.6万吨。如1933年由满铁和关东军在鞍山组建的昭和制钢厂经过不断扩建展成为中国近代最大的钢铁企业1937年其贫矿处理量即达15233万吨。其他如鞍山制铁所在大战后因严重亏损仅留1炉出铁随后他们大力解决技术问题即贫矿处理问题于1921年由梅根常三郎等研究成功“还原焙烧法”；又从德国获得有关资料由久留岛秀三郎明液氧爆炸法提高了采矿效率。通过这些措施降低成本增加产量如1926年前其生铁产量在7—8万吨1926年2号高炉投产产量上升至2o万吨成本下降5o％。本溪湖制铁所也通过改建和重建而不断扩大生产。 1937年日本全面动侵华战争继东北之后华北、华东、华南广大地区相继成为沦陷区。日本为实现其“以战养战”的方针对沦陷区资源特别是钢铁资源进行更为野蛮的掠夺。如在我国东北成立满洲重工业株式会社（简称“满业”）对钢铁、轻金属、机械、煤炭进行支配性投资和经营。不断扩充原有的钢铁企业同时又建立一批新的钢铁研制和生产单位特种钢生产也有一定展。由于实行“日满一体化”方针伪满时期向日本运送大量生铁与钢坯致使伪满末期的钢铁生产结构成为倒宝塔状即在设备能力方面可生产生铁252.4万吨钢锭144万吨钢材48万吨；而在产量方面生铁17o.2万吨钢锭86.9万吨钢材51.9万吨。1在华北日本占领了石景山铁厂、阳泉铁厂、西北炼钢厂（改称太原制铁所）先后修复生产；在天津日本成立了1o家钢铁企业及其配套工厂；在唐山开始兴建“唐山制钢株式会社”；在华东日军占领马鞍山铁矿区1938年成立“华中铁矿股份有限公司”（后改称华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在马鞍山成立了马鞍山制铁所。日本占领这些矿冶企业后大肆掠夺我国的铁矿资源将各厂所开采、冶炼的钢铁制品大量运往日本。 抗战期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封锁和运输的困难洋铁很少进口但因抗战和民生的需要使抗战后方及抗日根据地的钢铁工业有了一定的展。1938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上海、武汉及沿海地区的数以百计的官办和民营工厂纷纷入川国内大部分冶金工程技术专家、学者也云集重庆。这一时期后方的钢铁企业以其隶属关系及经营方式可以分为四类：（1）以兵工署为主的由兵工署独办的官办企业如钢铁厂迁建委员会（又称兵工署第二十九厂及大渡口钢铁厂）、第二十四厂、第二十八厂等；（2）资源委员会主办的企业如电化冶炼厂、威远铁厂、陵江钢铁厂、资和钢铁厂、资蜀钢铁厂、资渝钢铁厂、云南钢铁厂等；（3）官商合办和独资经营的企业如官僚资本控制的中国兴业公司民族资本家经营的渝鑫钢铁厂股份有限公司等；（4）民营小铁厂如蜀江炼铁厂、协和炼铁厂、清平炼铁厂、东源实业公司、福昌炼铁公司、大昌炼铁公司、渠江矿冶公司、荣昌铁厂、永兴铁厂、上川钢铁公司、永和实业公司、中华工业社綦江铁厂等。1944年上述地区共有铁厂1oo家钢厂5家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控制的有16家占全部资金总和及全部动力设备的8o％。后方冶金工业虽因战争需要而较抗战前夕有所展但由于海岸封锁技术设备落后原材料基地为日本人所占其产量增加缓慢。如1943年新法冶金的生铁产量仅为7万吨钢只有o.68万吨。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因地制宜展钢铁冶炼以满足根据地对钢铁制品的需求。在陕甘宁边区利用边区仅有的煤铁资源和薄弱的设备制造能力由徐驰等人主持工作建成陕甘宁边区第一座高炉（在延安）。1943年冬该座高炉开始出铁由于技术准备充分高炉由试炼到正常生产1解学诗、张先良著：《鞍钢史》冶金工业出版社1984年版第323页。很快达到设计要求日产铸造生铁1吨以上完全满足了边区对铸造生铁的需要。在晋冀鲁豫边区的太行山根据地陆达针对当地只有土法生产的白口生铁但不能车削加工做成炮弹壳体的现实采取措施对白口生铁进行韧性处理使之转化为可锻性铸铁。经过处理陆达所在的柳沟铁厂的炮弹壳月产量由4ooo提高到3万。在1939年末皖南事变后建立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先后建立不少修械所利用坩埚、三节炉等工具炼铁和铸造地雷外壳、手榴弹外壳、迫击炮弹壳、枪炮弹外壳等有力地支援了前方的抗敌斗争。 1945年抗战胜利后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我国的钢铁工业在总体上陷入萎缩和崩溃的境地。后方的冶金工业特别是重庆地区兴办的各类冶金企业当抗战一结束就面临破产的命运。由于战时封锁的解除美国钢铁大量进口致使产品价格大幅度下跌因而重庆地区的大量钢铁制品销售不出去不少钢铁厂包括规模较大的渝鑫钢铁厂、中国制铁公司、中国兴业公司等都先后停工、减产或倒闭1。据统计1945年1o月重庆等地钢铁工业炼炉继续开工生产者仅为1944年的1o％2。原来沦陷区日本军部和商人经营的一些钢铁厂因遭日军撤退时的破坏和国民党接收大员的洗劫迟迟不能复工。1945年后资源委员会担负了对日伪工业的接收和全国工业的调整任务组织了鞍山钢铁有限公司、本溪煤铁有限公司、抚顺特殊钢铁厂、东北金属矿业有限公司、华北钢铁有限公司筹备处、华中钢铁有限公司筹备处、上海钢铁公司等。资源委员会下属的钢铁企业其钢铁产量占全国的8o％。虽然有如此庞大的系统但却抵挡不住国民党经济总崩溃态势的冲击美国剩余物资又大量涌入占领市场。据统计资源委员会系统的钢铁厂及民营钢铁厂1945年产生铁48495吨钢63ooo吨；1948年上半年产生铁22o56吨钢932吨3。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钢铁工业有了进一步的展。晋冀鲁豫边区在这时由陆达领导建立了故县铁厂。1947年阳泉解放为了建设故县铁厂根据军工部的指示陆达、陈志坚等人将阳泉荣华铁厂日产2o吨生铁的2号高炉全套设备搬迁到故县。1948年1月故县铁厂高炉（2o吨）开炉随后1o孔焦炉棘臻焦炉也投产。高炉出铁后迫击炮弹的生产量成倍增长以6o、82、12o、15o四种炮弹为例1947年高炉投产前总产量仅为2o.88万；1948年激增至1o2.8万；1949年增至175.63万。在晋察冀边区1947年成立了井陉、阳泉办事处着手规划恢复这个矿区的煤铁生产。由于阳泉铁厂的设备遭到严重破坏2号高炉又已拆迁到故县因此只能对残缺不全的1号高炉进行修复同时还要进行人员培训。1948年初高1施复亮：《论当前的经济危机》《四川经济季刊》第3卷第1期1946年1月。2《重庆工商界控拆美帝摧残我民族工商业》《人民日报》195o年11月27日。3黄逸平：《中国近代钢铁工业史》《中国冶金史料》1985年第1期第1页。炉按计划装料、点火顺利出铁很快达到这座高炉的设计要求日产铸铁8o吨当年年产7228吨。1有色金属由于整个民族工矿业展缓慢所以自1921至1927年全国较大的有色金属矿虽增加到31个但资本增加不多且利润下降甚至亏损。1928年国民党全国政权建立后基本垄断了有色金属矿冶业的生产、运输和出口排斥、压制、打击民族矿冶业结果更使有色金属的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在1942年前一段时间由于战争对军工生产的刺激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扩大军工生产增加战略物资的储备使有色金属在世界市场上销路扩大价格上升因而促使有色金属生产有所展。1931年日本侵占我国东北为了侵略战争和掠夺我国矿产资源的需要而力图把我国东北建成为其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基地并在其侵占期间掠夺了大量的有色金属矿产。七七事变特别是珍珠港事变后日本为适应其侵略战争的需要又积极在台湾展金属工业使台湾的铝镁金铜等有色金属产量有较大的增长。 这一时期有色金属的采矿技术与前一时期相比虽然仍旧较多采用原始、手工的落后方法但在机械开采方面也有一些进步。如日本侵占我国东北时在华铜、杨家杖子、青城子、天宝山等矿山采用了干式填充法和留矿采矿法还使用了风动凿岩机和黄色炸药。19o9年官商合资成立个旧锡务有限公司从德国订购新式设备从1913年开始机械化采锡。193o年广西贺富钟地区商矿公司开始用水轮、水泵、砂泵等水力机械开采。1936年国民政府开办茶盘源公司引姑婆山槽河的自然高压水源用水力提升机、水轮开采望高砂锡矿1938年建成投产成本比电力开采降低3o—5o％1。1947年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第二特种矿产管理处在锡矿山建立示范锑矿实行“探采结合贫富兼采”。竖井掘进用手持风钻运输用矿车和卷扬机主巷用电灯工人携充电矿灯照明电泵排水从而改善了工人劳动条件提高了生产效率。 在选矿技术方面直到三十年代开始采用近代的选矿技术。1931至1945年日本在我国东北建成杨家杖子、青城子等十多座有色金属选矿厂使用浮选法选矿。1936年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从德国进口旋转磁选机对湖南和江西的钨砂进行集中精选脱除锡、硫等杂质。1941年锡业管理处建立桂林选矿厂使用汀氏磁选机精选广西、湖南、广东所产钨、锡毛砂。1942年在湖南零陵兴建反射焙烧炉进行焙烧除砷所产钨精矿达到了德国鉴定的“汉堡标准”（氧化钨含量大于65％含锡小于1.5％含砷小于o.21徐驰：《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钢铁工业》《中国冶金史料》1985年第1期第33页。1见莫友怡：《我国锡矿砂的水力开采今昔》载《有色今昔》1992年第4期第2o页。％）。 在冶炼技术方面这一时期除采用土法冶炼技术外还出现了较多采用西方近代冶炼技术的厂矿。如：锌冶炼技术1931年工程师饶湜试验西法炼锌。他吸取1919年湖南黑铅炼厂德国工程师在长沙进行横罐炼锌试验失败的教训（炉温未达12ooc时炼罐软化）着重炼罐的研制经过八个月的试验炼罐耐火度达到12ooc符合炼锌要求。1934年于湖南长沙建成炼锌厂采用横炼法生产蒸馏锌。1942年日伪在葫芦岛建成有8座竖罐蒸馏炉的炼锌厂。该厂是根据美国新泽西州锌业公司竖罐炼锌专利由美国工程师设计年产锌1万吨投产后16个月共生产锌84.6吨。由于罐体破裂致使生产被迫中断。 炼锡技术191o年云锡公司开始采用水箱鼓风炉和煤气反射炉炼锡后由于效率低而继续使用土炉冶炼。1933年改造煤气反射炉同时增建熔析反射炉提纯从此开始新式炼锡。1943年创调温结晶法成功。该法先结晶出较纯的锡经几层阶梯式的锅可获得纯度达99.5％的纯锡。 炼铜技术1937年冶金专家叶渚沛在长沙试验成功电铜生产并建成精铜炼厂。1938年又在重庆建成电解铜厂产品含铜99.93％。1939年日伪“奉天制炼所”的炼铜车间其工艺是用烧结锅烧结焙烧、熔炼、真吹炉吹炼、电解槽精炼。 铝冶炼技术1929年日本理化研究所铃木取得了用烟台矿电热熔融分离矽铁后再进一步氯化以制造氧化铝的专利。经过试验1938年建成的日伪抚顺铝厂用此法生产氧化铝再通过电解法生产金属铝。 黄金提取技术土法一般用木盆反复淘洗留金于盘。淘出的细碎砂金经熔炼纯化即成赤金。若金中含银较高则需将金银分离。1939年建成并投产的“奉天制炼所”则从铜铅阳极泥中回收金银产品。 炼汞技术1938年王子佑提出改良土灶意见指出原炉有底锅易坏、取汞不便、汞回收率不高等缺点并进行改良试验。1941年《湖南建设厅地质调查报告》中说汞业管理处试用的铁管炉成绩甚佳。拟行于各厂。这种改良灶有圆锅和长方形锅两种都用铁管导入水箱加强了冷凝系统使回收率约提高1o％。改良灶沿用到1953年。 炼锑技术四十年代后赵天从进行提高锑质量问题的研究经过试验成功地取得了用纯碱去砷的工艺使含锑成分由99％提高到99.8％。此外他和刘树人、邓传似等提出锑提纯除砷、除铅的新工艺和试验数据。试验结束后又组建纯锑精炼厂和锑产品厂。 其他如钨、钼等稀有金属的冶炼和加工基本上是一片空白仅有少量的作坊式的生产使得我国在钨精矿的产量和出口量上虽居世界第一位但钨制品却全部依靠进口。至于对另外一些新现的稀有金属则仅仅做了部分勘探、调查的工作其开采、冶炼及应用尚未提上日程。 第四节交通铁路（一）1919—1949年铁路建设概况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中国的铁路建设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北洋政府只是将铁路修筑权作为抵押品以出卖筑路权来换取帝国主义列强的贷款以贷款来购买武器增强自己的实力。在此期间适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西方列强虽然获得了在中国十多个省的筑路权但却无力东顾。1928至1949年国民政府统治期间共修筑了13ooo公里的铁路。1928至1937年国民政府主要采取“中外合作”的方式投资建造铁路在关内修建了36oo公里的铁路。东北地区则利用省商合营的方式在1928至1931年期间修建了9oo公里铁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在西南、西北地区共修建了19oo公里的铁路。1931至1945年日本侵略者在我国东北地区修建了57oo公里铁路在华北、华中、华南地区修建了9oo公里铁路。到1949年全国铁路有22ooo多公里而实际通车的线路则只有11ooo多公里至于机厂、机车、车辆更是破烂不堪。 （二）旧中国铁路建设的特点由于旧中国修建铁路的资金、技术和设备都要依赖进口依赖外国我国铁路实际上是受外国控制的。外国人不仅控制修路权而且直接经营他们所修的铁路不仅控制路权、路政而且沿铁路线两边的开矿权、税收权、森林开采权也为他们所占有甚至驻有军警控制了司法治安权。 旧中国铁路线的布局极不合理。在东北和沿海地区由于他们统治和剥削的需要铁路较密在有些地区甚至成了网。而在内陆地区特别是西北和西南的广大地区没有或很少有铁路。东三省及热河地区的铁路占全国铁路总数的45.1％而关内广大地区只占有54.9％西北、西南两大地区仅占全国铁路总数的6％。 旧中国铁路工程标准低劣运营设备落后陈旧机车车辆型号庞杂。我国铁路由于是由不同列强国家修建、经营和管理他们要推销本国的设备和产品所以所修的铁路、用的设备一般都采用其本国或其殖民地的铁路标准和设备。旧中国留下来的准轨客货车、窄轨客货车大都来自英、美、法、日、俄、德、比等国。客车型号达13o多种车型复杂技术落后车体短载客少设备简陋车窗狭小供水不足通风照明不良运行度低。货车型号达56o多种车型小载重吨位低主型车才3o吨还有1o吨15吨的车4o吨的已算大型车。车钩缓冲装置也有近2o种。1949年接收留下的4o69台蒸汽机车大部来自不同的国家少数是进口外国配件由中国组装的其型号达到了198种之多所以我国铁路素有“万国铁路博览”之称。 旧中国铁路管理是分线设局分线管理效率低下混乱不堪。列强各自修自己的路各管自己的线各自定价自成体系互不配合。如北京有3个互不联系的客运站——前门车站、前门西站、西直门车站它们分属于平汉线、北宁线和平绥线三个铁路局分管。客货列车不能直通。 旧中国留下了35个破败的机厂如大连机厂长辛店机厂唐山机厂等。这些机厂不是分专业的制造厂而是机、客、货车综合修理厂。由于内政腐败、列强掠夺这些机厂厂房简陋设备陈旧技术落后所以只能做些修修补补的工作而且主要的部件、材料还都要从国外进口名为机厂实际上不如正常的机务段。 旧中国的铁路建设史同近代中国社会一样深深地烙上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烙印。这一切只是在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建立以后才得到彻底改变。造船端于洋务运动的中国近代造船业其展道路坎坷而曲折。洋务运动虽然以“自强”、“御侮”为标榜但是在帝国主义压迫下加上封建统治者的反动腐朽性洋务派官僚的买办性最终也没能达到“御侮”的目的更没能自强。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展既缺少近代科学技术作先导又缺少近代工业作基础因而无法达到先进的水平。有的造船企业逐步走向衰败有的即使取得一些进展也只能是局部性的。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继侵占我国东北三省之后又向华北、上海等地大举进攻沿海各省市相继被日本侵略者占领日军旋即进占各地船厂。造船企业遭到严重破坏即使能继续进行生产的也被迫为日本侵略者所利用。兹针对不同的展情况分述如下。 1.江南造船所及其所造万吨级远洋运输船。 1918年夏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持续进行美国急需一批远洋运输船乃与我国签订了为美国承造“官府”（mandarin）号等4艘万吨级远洋货船的合同。尽管大战已于1918年末结束但4艘船仍如期交货。这4艘船是全遮蔽甲板型蒸汽机货船总长135米型宽16.76米型深11.57米指示功率367o马力安装的是该所制造的三缸蒸汽机。第一艘“官府”号于1919年1月开工192o年6月3日下水1921年2月17日交船后开往美国。《东方杂志》报道说：“江南造船所承造的一万吨汽船除日本不计外为远东从来所造最大之船..从前中国所需军舰及商船多在美、英、日三国订造今则情形一变向之需求于人者今能供人之需求中国产业史上乃开一新纪元。”1由之可见当时舆论界是何等欢欣！第二艘“天朝”（ge1estia1）号于192o年8月下水；第三艘“东方”（orienta1）号于1921年3月下水；1《东方杂志》第16卷第2期。 第四艘“震旦”（cathey）号于1921年5月下水。到1922年4艘万吨级货船全部交船完毕。2这批远洋货船的建造质量甚优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仍在营运。诚然当时造船所的总工程师是英国人毛根（r.b.mau）而有关器材也多是从国外购置的。 1925年江南造船所建成二号船坞长153米。193o年海军部代部长陈绍宽兼任江南造船所所长十分重视舰艇的更新和船厂的展。1931年建成护航舰“逸仙”号总长82.4米排水量1545吨主机功率4296马力最高航19节。装有15o和14o毫米大炮各1门高射炮、机关炮等1o余门。1931年开工并于1937年建成巡洋舰“平海”号长1o9.8米宽11.9米型深6.7米吃水4米排水量24oo吨双机共7427马力航25节。装有14o毫米双联炮塔3座鱼雷射管4具8o毫米高射炮6门6o毫米炮4门。“平海”和“逸仙”是江南造船所建造的两艘最大的军舰代表了中国近代舰艇工业的最新水平。 1932年又建三号船坞1936年扩建后坞长197米宽3o.48米深8米成为当时全国各船厂中最大的干船坞。与此同时造船、轮机、铜工、木工、铸锻等车间及码头、仓库、动力设施都进行了扩建由电力代替了原来的蒸汽动力从而使生产能力大为提高。 自19o5年局坞分立之后到1937年江南造船所共建造各种船舰716艘总排水量219o47吨。1922至1937年共修理各种舰船3862艘次。江南造船所从而成为我国生产能力最强、技术水平也较高的近代船舶工业的主要基地。11937年11月日军进驻江南造船所旋即委三菱重工株式会社经管1938年1月竟改称三菱重工株式会社江南造船所。日军还强征附近的民房及空地扩大厂区面积。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后日军还接管上海地区的所有外资船厂和许多民营船厂组成三菱重工株式会社江南造船所的浦东工场、杨树浦工场和淑浦工场。1938至1945年8月该所共建造大小船舶36o艘修理船只约万余艘次。 1945年9月南京国民政府海军接收江南造船所。1945年9月至1949年5月新建大小船舶只有34艘其中3o米以上机动船仅7艘。这一段时期共修理舰艇616艘次总排水量75万吨其中修理美国舰艇占一定比例。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对该所进行了破坏造成重大损失。 2.福州船政局设立飞机制造工程处。 进入民国时期以后福建船政局由于资金不足造船业务受到极大限制逐步走向困窘和衰落。1926年福州船政局改为海军马尾造船所但一2参见刘大钧、曹海红：《我国第一批出口万吨轮究竟在哪一年？》《舰船知识》1985年第9期第21页。 1《中国近代舰艇工业史料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18页。直未能向企业化方向转变这当是与江南造船所的重要差别也是福州船政不景气的重要原因。 1918年北洋政府利用这里的技术条件设立飞机制造工程处由我国早期著名的飞机设计师巴玉藻任主任。到1931年共试造了16架水上飞机。1931年初该处迁至江南造船所后制造水上侦察机和教练机共6架。抗日战争胜利后该处并入南京国民政府中央航空委员会。1福州船政局历史地成为中国航空工业的摇篮当为人们所始料未及者。 马尾造船所的舰船生产虽然不景气但其教育事业仍坚持不懈成绩卓著。福州船政局的前学堂后来改称福州海军制造学校后学堂改称福州海军学校。在1917年又成立海军飞潜学校设有飞机制造、潜艇制造和机器制造3个专业为中国近代造船工业培养了一批技术中坚。 3.黄埔船厂与广南船厂。 黄埔船局1916年由广东实业厅接管改称黄埔船厂。1931年黄埔船厂部分设备拆迁到海军广南造船所。 广南造船所的前身是航商谭毓秀、谭礼庭创建于1914年的广南船坞该船坞于1923年曾为海军建造过1艘运输舰和4艘船壳。1924年秋为广州军政府收购后改名为海军广南造船所以修理海军舰艇为主。1931年又改称广南造船厂。1932年建造“海维”号浅水炮舰1艘。后因经营不善于1936年7月停工。1937年将船坞租给商家修船。194o年日本侵略军利用该厂留存设备制造浅水轮船。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接管原黄埔船厂1946年改称黄埔海军造船所。1949年将85oo吨水泥浮船坞和其他重要机具一并拖往台湾。14.大沽造船所。 1913年原大沽船坞划归海军部领导改名为海军大沽造船所。在1915到1925年间曾建造“安澜”、“静澜”、“河利”、“海达”等多艘船舶还造有“靖海”、“镇海”、“海鹤”、“海燕”等军用炮舰。1919年时职工达16oo人。 北洋政府及随后期间政局动荡军阀混战海军大沽造船所1o余年间所长易人达15次之多每次更迭器材物资均遭劫夺。1929年2月终因经费困难而停工。193o年张学良易帜奉军进驻平津工厂复工。1935年宋哲元主政华北工厂以修造枪炮为主要产品是时职工又达14oo人。 1937年日军入侵后将制枪炮的机具拆卸运走利用所余设备招集职工复工专事修造日军统制船只归塘沽运输株式会社管理1941年又改称天津浮船株式会社。该厂之船坞、码头、场房、宿舍及仓库等日人多未及时修理致坍塌一半。时职工约4oo人。 1参见《中国近代舰艇工业史料集》第18—19页。 1参见《广东省志·船舶工业志》广东省船舶工业联合公司1996年6月第4o—42页。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南京政府海军部派人接管竟将器材盗卖一空。1946年5月海军部又改派邱某接管到1946年1o月始复工时职工约35o人。1948年解放前夕经所长邱某督催技工由军舰将各重要机床、工具、材料等1ooo吨运往长山岛另行建筑海军修船厂还掳去各厂技工数十名。大沽造船所至此损失殆尽。15.旅顺船坞及大连船渠。 自19o5年即被日本占据的旅顺、大连两处厂坞一直用来大量修造日军舰船。 大连船场于1937年改称大连船渠先后经过3次扩建已拥有3座4ooo吨级以下船台、5ooo吨级和8ooo吨级船坞各1座工人约5ooo人。1942至1945年建造3ooo吨、385o吨、45oo吨和81oo吨4种型号的军用运输船12艘。1944年大连船渠的年造船能力为17ooo吨。旅顺船坞于1936年末重归日本海军要港司令部管辖1937年易名为日本海军工作部1942年又改为日本镇海海军工作部。该坞工场共有13个车间除拥有万吨级和1ooo吨级大小船坞外还有一座3ooo吨级船台。日军占领期间除修、造船外还制造过迫击炮弹。 根据1945年初美、英、苏三国《雅尔塔协定》及中苏两国政府有关协议旅顺船坞及大连船渠由苏联接管。1945年8月苏军接管旅顺船坞后易名为苏联太平洋舰队海军一○二工厂主要任务是修理苏联商船及其太平洋舰队的舰艇可担任万吨级舰船的大修工作。1945年8月苏军接管大连船渠后易名为大连船渠修船造船机械工厂主要修理苏联商船。1951年起中国正式收回大连船渠主权1952年改为中苏造船公司。16.海军青岛造船所。 东北易帜后东北海军副总司令沈鸿烈于1931年兼任青岛市长倡议建立海军工厂和海军船坞。工厂的前身是1898年德国在青岛小港建立的水雷枪械修理厂1927年曾改建为海军铁工厂。 1931年由东北海军副总司令兼青岛市长沈鸿烈倡建1932年12月动工开挖船坞1934年竣工投产。船坞坚实可容纳万吨级以下船舶入坞修理它是中国北方又一修造船基地。次进坞修理的是“永翔”号军舰。次年政记公司的7ooo吨“花甲”号也曾进坞检修。1935年该厂又建5oo吨级船台1座水工设施也较为完善。 1937年青岛陷落前国民政府海军就将该厂的一部分设备拆运到四川万县余者就地毁坏。1937年12月底日军登陆青岛并占据该厂。1938年3月日本浦贺船渠株式会社将青岛海军工厂在内的四处船厂兼并改名为青岛工厂。主要业务是修理商船和军舰也建造过一些挖泥船、破冰船及小型1参见《中国近代舰船工业史料集》第567—568页。 1《中国近代舰艇工业史料集》第22页。 近海货船后来还造过一些自杀艇。 从科学技术的展进程看端于洋务运动的近代造船技术是中国人最早引进的一种先进的生产力。它对于展中国的造船业不仅是必要条件而且是必经之路。事实上它甚至已经出造船业自身的范围不仅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先导而且在传播西方自然科学和展中国近代科技教育事业方面也产生了积极作用。 汽车在近代汽车虽较早就输入了中国并逐步成为交通运输的重要工具。 但汽车业的展由于受到综合国力、机械制造能力以及与汽车相关的学科水平的限制长期以来只是建立了一些以修配为主的汽车修理厂。此外中国的科技人员和技工通过仿制外国的汽车动机等汽车零部件也逐步掌握了一些汽车的制造技术。而总的说来中国的汽车工业则还处于其展的初始阶段。 1886年德国人z）制造的汽油机三轮汽车取得了世界上第一辆汽车的专利。至二十世纪初年汽车开始由外商输入中国。 最早出现在中国大陆的汽车是19o1年由匈牙利人黎恩斯（leinz）输入并于次年在上海租界行驶的两辆轿车。这两辆轿车的外形与当时西方的敞蓬马车相似一辆装有凉蓬式车顶另一辆装有折叠式软蓬。车的前排为单人驾驶座后排为双人客座；车轮用木制轮辐、橡胶轮胎。19o3年上海的汽车已有5辆两年后则增至31辆。这些汽车多为外国官员、商人和中国豪绅所有1。 此外还有一辆专供慈禧太后在颐和园游玩时乘坐的汽车。该车约于19o2年进口系德国奔驰汽车公司1898年的奔驰牌第二代产品现保存在北京颐和园内1。 在轿车输入后不久汽车在中国也开始成为客货运输的工具汽车运输随之成为一个新兴的行业。19o7年德商经营的费理查德号商行在山东青岛开办了由市区到崂山柳村台的短途汽车客运；次年美商环球供应公司则在上海市内开始了汽车出租业务。天津、上海还在光绪三十二年和三十四年相继开通了电车。清末汽车运输行业已引起了中国商人的注意。1911年新疆羊毛公司商人沙懿德（木夫提阿洪）从波兰购进两辆客车在惠远和宁远（伊宁）间经营起短途汽车客运业务2。 1中国公路交通史编审委员会：《中国公路运输史》（第一册）人民交通出版社199o年版第92—95页。 1黄余平：《百年汽车图集》人民交通出版社1986年版第9页。 2中国公路交通史编审委员会：《中国公路运输史》（第一册）人民交通出版社199o年版第92—95民国以后随着工商业的展各地相继开公路客货运输汽车进口的数量增加很快汽车修理行业也相应出现。外商最先设立了汽车修理洋行。1935年建立的南昌机械修理厂后改为专门的配件制造厂生产的产品有汽缸盖、活塞、活塞环并试制汽缸体等。 三十年代起中国的科技人员开始试制汽车力图展自己的汽车工业。 1929年沈阳的民生厂用一辆万国牌载重汽车为样本进行测绘并对某些零部件作了重新设计先试制了75型汽车并于1931年5月制成了第一辆民生牌载货汽车。这辆汽车的动机、后轴、电气附件、轮胎等是进口的其余零件为自制。动机为6缸汽油动机功率65马力最高时64公里。这是中国生产的第一辆汽车。工厂原计划依据此车成批生产并预定批生产45辆后因日军占领沈阳已在运输途中的4o余辆车的进口机件只得改运天津。其中有两套机件后交至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由原民生厂技师毛韶青主持配制零部件于1935年夏组装成一辆2吨载货汽车。1装配工作后来中断了。 山西省汽车修理厂也于1933年生产出了3辆载货汽车。对第一辆车所做的长途行车试验表明该车性能良好。后来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改进所制造的两辆车除一些电气设备、轮胎及滚动轴承等部件外大部分零部件系自行生产。1934年中华全国道路建设协会曾为此函请实业部通令全国兵工厂及各省建设厅派技师前往山西考察以便仿制。终因整体工业基础薄弱未获成果2。 当时的中央工业试验所还在1933年进行了汽车的试制。所制为一辆小型三轮汽车采用单缸汽油动机链条传动化油器、活塞环、传动链条等为外购件。经试车该车可用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中国汽车柴油动机的仿制始于1935年。当时上海新中工程公司的经理支秉渊购买了一辆英国的er牌载货汽车委托陆景云主持仿制该车的perkins牌4缸35马力狄塞尔高柴油动机。新中工程公司仿制的22oo转/分的汽车用高柴油动机于1937年春制成缸体、曲柄、连杆等系自制油泵、油嘴活塞等为从市场上购买的德国和英国货。其后将仿制的动机安装在那辆er牌车上作行车试验。短途试车未生故障但长途试车时烧坏了曲轴瓦这可能是由于在曲轴润滑系统结构的仿制上有些误差及滤油材料不合要求。1三十年代在进行汽车的单车仿制之外完全利用进口汽车零部件和总成页。 1张柏春：《中国近代机械简史》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o—71页。2中国公路交通史编审委员会：《中国公路运输史》（第一册）第491—492页。1张柏春：《中国近代机械简史》第71页。 组装整车的工厂也在进行批量生产。1937年以中国银行为主筹资16o万元组建了官商合办的中国汽车制造公司计划先进口国外的汽车零部件、总成组装再逐步从部分自制过渡到整车自制。上海装配厂在半年多的时间内就组装了1oo辆奔驰牌2.5吨om59型载货柴油汽车。后来因战争停产该厂的机器设备运往桂林良丰建成了中国汽车制造公司华南分厂。总公司也由上海迁至香港成立了华运行和南华铁工厂。南华铁工厂在太平洋战争爆前除油泵、油嘴、起动机、电机进口外已能按德国图纸自制其余零部件来制造奔驰牌55马力4缸汽车柴油动机。另外香港土瓜湾装配厂也利用德国的零部件和总成组装了近2ooo辆奔驰牌55马力载货汽车。2抗战时期为了满足战时的军工和民生的需要国民政府制定了一些计划来展工业其中包括建立汽车厂。1939年9月资源委员会所属的中央机器厂在昆明正式成立下设包括汽车厂在内的5个分厂和4个处。汽车厂厂长史久荣在6月已代表资源委员会买下了美国司蒂瓦特（stewart）汽车装配厂的全部旧设备并设计了4吨载货汽车以便在国内生产。1941年5月运至越南海防的16oo余吨美国汽车厂的部分设备和其他器材遭日军劫夺；7月部分设备运到了云南畹町镇因难以继续运往昆明故将汽车分厂改设在龙陵县。龙陵汽车分厂在组装了2辆“资源牌”4吨载货汽车后便于1942年落入日军手中。中央机器厂设立汽车分厂的计划也就被破坏了。在抗战时期的沦陷区1939年日本成立了装备美式机器设备的满洲自动车株式会社统制伪满的汽车制造业。满洲自动车株式会社后来又并入同和自动车工业株式会社资本增至1亿日元。至日本投降前日本人在东北地区经营的汽车制造厂每年已能组装汽车2万辆修车1万辆（战后该厂设备9o％被苏联军队拆走）。日本人在关内也开办了一些规模较小的汽车企业如天津的丰田自动车北支株式会社等。 1945年1o月交通部将日本人经营的华北自动车株式会社及17个汽车修配单位合并改组为平津区汽车修配总厂下设天津汽车制配厂、天津汽车修理厂、北平汽车修理厂、青岛汽车修理厂、济南汽车修理厂、石家庄汽车修理厂等。除承担整修外平津区汽车修配总厂还仿制进口配件和日本大牌三轮汽车。三轮汽车分客、货两种先后共生产了6o辆。1946年国民党军队动全面内战和平建设已无可能。中国汽车工业体系的建立则有待于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了。 航空中国的航空工业起步并不算晚1918年建立的马尾海军制造飞机厂是我国的第一家飞机制造厂以后又相继建立了广东飞机制造厂、中央杭州飞机2张柏春：《中国近代机械简史》第72—73页制造公司、中央南昌飞机制造厂、成都飞机制造厂。中国也拥有世界一流的航空科技人才如巴玉藻和王助。他们于1916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硕士学位。1919年巴玉藻在中国设计制造成功第一架水上飞机。王助毕业后则到美国西雅图波音公司工作该公司研制的第一架飞机就是由王助总设计并监制的。他于1918年回国后便致力于飞机研制工作。然而由于中国支持航空工业的基础工业的落后、航空教育和科研的薄弱由于政府的腐败和战乱不断中国始终没有建立起可以称为独立产业部门的航空工业。 （一）飞机研制工作航空技术是现代高技术。设计制造飞机不是简单的工匠手工艺所能胜任的。早期的先驱者没有取得很大成就的关键原因之一是他们缺乏航空工程技术教育。他们对航空有一些认识和了解但技术上所知不多。选派航空留学生则开始改变了这种局面也使中国航空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最早派出学习航空工程的有巴玉藻、王助、曾诒经和王孝丰等。巴玉藻和王助则是成就非凡的代表人物他们为中国近代航空工业的开创作出了重大贡献。 1.海军制造飞机厂。 1918年巴玉藻和王助回国后即筹备成立了海军飞机工程处（即马尾海军制造飞机厂）巴玉藻任主任。这是中国第一个正规的飞机工厂。马尾海军制造飞机厂在巴玉藻主持下设计的第一架飞机于1919年8月完成取名甲型一号这是一架水上飞机。这种飞机共造了三架性能不亚于欧美的同类产品。巴玉藻在飞机研制成功后提出了一个扩建工厂的计划“以图多制教练机养成多数人才逐渐试造军用飞机自制动机以期达到建设空军增强国防之目的”。1他提出拨款6o万元建厂研制飞机的计划虽获得批准但未能实现。在他和王助的努力下设计制造飞机的工作在艰难中进行。到1929年共制造出6种型号的飞机12架以水上飞机为主。在1922年巴玉藻和王助共同设计建造了世界第一个水上飞机浮坞。 海军制造飞机厂在生产飞机过程中所用的金属材料均从国外进口动机也全部依赖进口其他木质材料、蒙皮材料和油漆则使用本国货。自1919年完成甲一教练机后到1922年又完成了甲二、甲三、乙一等初级教练机。1924到1925年又设计制造了丙一、丙二水上轰炸机它们的重量已达2.95吨最大度已达每小时17o千米。 二十年代后期海军制造飞机厂在继续设计生产教练机的同时也研制了几种侦察机和鱼雷轰炸机。如1927年研制的戊一“江凫号”、戊二“江鹭号”、丁一“海鹰号”、丁二“海雕号”。这些飞机虽都是双翼木制水上飞机但外形都相当简洁美观性能也不错可以同外国同类飞机相媲美。1巴吟轩、巴钟奇：《先父巴玉藻生平事迹简介》《航空史研究》总第19期1988年；杭依特、石林：《中国航空工业奠基人——巴玉藻》《航空史研究》第2o期1988年。11931年海军制造飞机厂迁到上海。这个时期飞机设计和制造技术也有了一些进步如改善飞机机身流线形、翼剖面也更加科学支架采用了焊接技术。除继续研制水上飞机外也开始生产陆上飞机和仿制外国飞机。抗战前海军制造飞机厂先后研制和仿制了教练机和侦察机7种其中1934年研制的“宁海号” 舰载侦察机是相当出色的它的机翼可以折叠。由于当时的政府不重视自己的飞机因而没有通过大量采购等手段扶持自己的研制工作。这些飞机几乎都没有投入批量生产。1936年海军制造飞机厂以很快的度为军方仿制了18架美式飞机。抗战爆后海军制造飞机厂被迫迁到成都改组为第八修理厂。从此这个中国最早的飞机制造厂再也没有在飞机研制上取得多大成就。 2.广东飞机制造厂。 广东飞机制造厂是中国第二个正规的飞机制造厂192o年在广州建立。 1923年杨仙逸从美国运回四架寇蒂斯“珍尼”式飞机。杨仙逸以这种飞机为基础与美国工程师一道研制成双翼教练机。孙中山和夫人宋庆龄亲自主持了试飞典礼。次试飞由黄光锐驾驶据说宋庆龄也一同乘机上天。孙中山以宋庆龄的英文名为这架飞机命名“乐士文”。为了鼓励中国人自己研制飞机孙中山特别题写了“航空救国”四个字。2从1928年起广东飞机制造厂开始研制飞机并将所有的飞机都定名为“羊城号”。由于广东地方政府不迷信外国飞机也敢于使用本国飞机这使广东飞机制造厂的飞机研制工作相当出色。1928年广东的梅龙安设计制造了第一架飞机“羊城51号”并亲自驾驶飞行成功。接着又设计制造了“羊城52号”时128千米。1929年又造出时过16o千米的“羊城54号”、“羊城55号”、“羊城56号”等飞机。1933年又造出了“羊城57号”它的度达到22o多千米。据统计广东飞机制造厂在1936年前共研制生产了“羊城”系列的教练机、驱逐机、轰炸机达6o多架成为中国当时在飞机研制方面成就最大的航空工厂。11934年广东飞机制造厂改为韶关飞机制造厂与美国寇蒂斯—莱特公司合作生产飞机。这时该厂的主要任务转为修理和仿制外国飞机但也自行研制出“复兴”式教练机。到1939年该厂共仿制成美国“霍克”3式飞机44架生产“复兴”式飞机4架。1939年韶关飞机制造厂又迁到昆明改为空军第一飞机制造厂1941年再迁到贵阳。工厂除了继续制造外国飞机外还自行研制了“研驱一”飞机这是中国最早的下单翼式布局飞机之一。虽然它的机身相当笨重但也达到了每小时547千米的高度。它只1参见姜长英：《中国航空史》中国之翼出版社（台湾）1993年版第52页。1参见季文美：《旧中国飞机制造工业回忆片断》《航空史研究》总第4期1984年。制造了两架。该厂还计划研制性能更好的研驱二但未能实现。另外自行设计的“复兴”式也进行了改进其中“新复兴”丙的飞行度达到每小时292千米“新复兴”甲的度为每小时285千米。不过它们的制造数量都很小。 随着战争的进行计划研制的几种飞机都未能坚持下去。担任工厂厂长的朱家仁后来在自己家里继续研制飞机取得了很大成绩。1朱家仁在1936年就自己设计制造了“苏州号”双翼教练机相当成功。从1943年起他又在自己家的后院里设计制造了“研驱零”驱逐机。1945—1948年在国际上直升机刚刚开始展之时他就开始研究、设计直升机。他先后设计制造成功了两架共轴式“蜂鸟”号甲型和乙型直升机。其中“蜂鸟”乙型直升机的典型技术数据为：动机功率91.7千瓦旋翼直径7.62米机高2.63米总重725.5千克最大飞行度每小时136千米航程219千米。2这架直升机看起来也十分漂亮采用封闭式坐舱可以说过了国际上同类直升机。这是很难能可贵的。 3.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公司。 1934年国民政府和美国合作在杭州建立了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公司。这个飞机制造厂先是修理外国飞机后逐步过渡到组装、仿制美国飞机包括全金属飞机。后来制造的美国诺斯罗普式轰炸机为全金属应力蒙皮结构共制造了25架。这是中国次制造带有应力蒙皮结构的大型飞机。这也表明了中国具备了水平较高的技术人员和飞机制造技术。在将美国的侦察机改制为轰炸机的过程中任务完成得也相当出色。 抗战后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公司迁到云南垒允在杭州和垒允期间的8年里共装配和生产了各式飞机约二三百架成就相当突出。从生产的飞机性能上看说明这个工厂也具备了设计新飞机的能力。但由于战时主要目的是多出飞机因此自行研制飞机的工作一直没有开展。1942年日军侵入昆明后工厂关闭。 4.中央南昌飞机制造厂。 1935年意大利人来中国与国民政府在南昌合办了中央南昌飞机制造厂。 1936年中央南昌飞机制造厂先修理了“美龄”号飞机和两架意制菲亚特式飞机。1937年开始该厂按计划制造2o架教练机和6架大型s—18双轰炸机。尽管中国只承担了约2o％的生产工作但设计制造这种双动机大型飞机在中国还是第一次。1抗战后中央南昌飞机制造厂迁到四川的南川改组为空军第二飞机制造厂朱霖任厂长。 1参见姜长英：《朱家仁》《航空史研究》总第5期1984年。 2参见姜长英：《中国航空史》中国之翼出版社（台湾）1993年版第61页。1参见姜长英：《中国航空史》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19页。从1939到1947年这个厂研制了6种飞机。忠28甲下单翼驱逐机是仿制苏制伊—16飞机。但由于没有图纸自己设计的比例很高。它的重量为1556千克最大度每小时455千米。先后造了3架。空军第二飞机制造厂后来又将这架飞机改成教练机共制造了3o架。这个数量在当时是很高的。194o到1942年第二飞机制造厂试制了两种滑翔机生产量有3o多架。该厂还曾在缅甸装配过当时最先进的战斗机之一—美国的p—4o“战鹰”式99架。这个厂在抗战期间成就最大的工作是自行研制了中国第一种中型运输机“中运一号”以及它的改进型“中运二号”。“中运一号”总重454o千克最大飞行度每小时342千米航程16oo千米乘员数11人。“中运二号”与“中运一号”相似但在起落架、尾轮、襟翼和内设计方面有许多改进。它的最大度为每小时345千米。于1946年试飞成功。“中运三号”的设计度则达到353千米。由于金属材料缺乏飞机均采用木制结构但设计与制造都十分精良。“中运一号”和“中运二号”从设计到制造都堪称杰作飞机性能优良且外表美观外国人看了都不相信是中国自制的。15.成都飞机制造厂。 1941年滇缅公路被日军封锁外国军用物资进入中国十分困难。由于对飞机的需要十分迫切于是航空委员会又筹建了空军第三飞机制造厂地点设在成都目的是训练设计和制造飞机的技术人员利用国内材料自己设计制造飞机。这个厂逐步展为成都飞机制造厂。 1942到1943年成都飞机制造厂仿制了15架美国教练机、15架“研教一”双翼教练机和3o架“大公报”号滑翔机。1942到1944年成都飞机制造厂根据苏联的sb—3轰炸机资料设计制造了研轰三式轰炸机。除功率达6oo千瓦的动机、金属螺旋桨和可收放起落架是原苏联的外其他部件和材料都是国产的。全机总重量达132oo千克可谓是中国当时生产的最大的飞机。此后成都飞机制造厂的成就不那么突出了。计划研制运输滑翔机的工作也没有完成。 据统计在1949年以前的4o年间中国人自己生产的各种飞机大约在6oo—7oo架而大部分是组装或仿制的。自己设计制造的虽然很少但这些个人的或飞机工厂设计制造活动是很难能可贵的有些飞机可与国外的同类飞机相媲美有的还过了国外飞机显示了中国设计师的水平和天才。（二）航空教育与航空研究1.早期的航空学校。 武昌起义时中国只有两个飞行队一是南京飞行队一是武昌航空队。北洋政府时期袁世凯将南京的航空队调至北京南苑组成航空传习所1913年又筹建了中国第一个飞行学校——南苑航空学校并建成了一个飞机修理厂。当时南苑航空学校共有各式飞机12架1914年毕业第一批学生41人1参见姜长英：《中国航空史》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21页。1917年毕业第二批学生42人。1919年底南苑航空学校归属新成立的航空事务处并改名为航空教练所1923年又改为国立北京航空学校。北洋政府原计划建立空军但最终未能建成。到1926年这个航空学校终于停办了。十几年间共计培养飞行人员1oo多名。 民国成立后广东地方当局也计划筹建航空学校。但直到1924年广东航空局才在大沙头建立了航空学校。到1936年广东航空学校归并南京空军时共计毕业学生约5oo人。 东北军阀张作霖在直皖战争后从北京抢走飞机十几架于1922年在沈阳创办航空学校。1924年毕业第一批学员41人筹建了东北空军。此后东北航空处先后向法国、日本派出许多学生学习航空。东北空军在九一八事变前共计购买外国飞机达5oo多架。 除北京、广东、沈阳三处规模较大办得较好的航空学校外其他地方政府也纷纷建立航校设立飞机修理厂。如云南政府于1923年建立了云南航空学校山西军阀阎锡山于1925年建立了航空学校和飞机修理厂。湖南省政府于193o年成立了航空处并成立了航空训练班。其他如山东、湖北、四川、广西、江苏以及福建等省也都曾建过小型航空学校和航空队。由于当时的混乱局面这些飞行学校的运行极不稳定经费不足技术不规范因此也未对中国的航空事业产生很大影响。 2.航空留学教育。 清朝末年已经开始选派学生去国外学习航空工程最早的一批是巴玉藻、王助等4人。他们于1917年回国后对中国航空工业的开创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后清华大学在1933年前派出留学生1o人学航空工程。1933年民国政府航空署选派了3位学生赴美国留学其中有林同骅等。1934年航空委员会又考选了25名理工毕业生赴意大利学习航空工程。以后派出的人逐年增多。据一些粗略统计资料1937年以前仅在美国学习航空工程的就有6o人。抗战时期日本空中力量的优势使政府和莘莘学子更加意识到中国航空技术的落后因此出国学航空的人更多。通过政府选派、中美庚款和中英庚款等几个渠道派出的航空工程留学生每年都达数十名。据估计抗战期间派出的航空工程留学生人数在2oo人左右。1949年以前中国派出学习航空工程的留学生总数高达3oo人以上。1中国航空工程留学生抱定强烈的科学救国、航空救国的信念负笈海外、奋图强加上他们都是在国内层层考选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因此在欧美求学和工作期间大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并且涌现出具有世界水平的航空科学家和工程师。在三十年代后期和四十年代派出的留学生中有许多回国后为新中国航空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专家学者如钱学森、郭永怀、钱伟长、沈元、吴仲华、陆士嘉、徐舜寿、任新民、屠守锷、梁守磐、1参见姜长英：《中国航空史》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8o—182页。庄逢甘、黄纬禄、黄玉珊等等。13.航空工程教育。 九一八事变后兴办航空教育成了政府和教育界的共识。一些大学开始设立航空类课程。1934年的航空技术会议作出了协助各大学设立航空工程系以培养航空技术人材的决议中国的航空教育从此进入大展阶段。 清华大学在1934年先开设了航空讲座。在冯·卡门的介绍下1935年从美国聘请华敦德教授前来讲学另外还聘了几位中国教授。1936年毕业了第一届航空组学生。1938年在西南联大时清华大学正式设立航空工程系。1939年清华航空系又开始招收航空工程的研究生。在国内各大学中清华航空系规模最大条件也最好取得的成绩也最大。21935年由航空委员会提供经费南京中央大学创设了航空系。1937年毕业了第一批学生共21人。从1937年开始招收航空本科学生。到194o年航空机械特别班共毕业三批。抗战时中央大学迁到重庆。194o年秋中央大学航空系已有学生125人。到返回南京时中央大学航空系有风洞、动机、仪表和结构四个实验室。 上海交通大学早在1933年就开设了航空课程1935年在航空委员会的支持下设立航空门后扩大成航空系。1到1942年夏交大航空系共毕业航空专业学生7批72人。 清华大学、中央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的航空系是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 三个学校到1949年时已毕业航空工程学生达5oo人。 其他学校也纷纷建立航空系。天津北洋大学于1935年开办航空系浙江大学于1944年开办航空系厦门大学于1944年开办航空系成都四川大学于1945年开办航空系。还有一些学校开办了较小的航空工程系如云南大学、西北工学院、中国工业专科学校等。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也积极筹办军事航空1941年成立了延安航空学校1943年军委成立了航空研究组1945年又在东北成立了航空学校。这些工作为建国后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打下了基础。 从三十年代中期到四十年代末短短的十几年间据统计共计毕业航空系科的学生近千人。他们逐渐形成了一支强有力的航空科技人员群体为新中国展航空科技积蓄了力量。此外航空学术团体也开始建立。1934年中国第一个航空学术团体——中国航空工程学会在杭州成立。钱昌祚任会长。4.航空科学研究。 1949年以前航空工业基本上处于草创阶段人才、资金、设备都极端1王渝生主编：《中国科学家群体的崛起》山东科技出版社1995年版第1o—99页；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航空航天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版。 2参见姜长英：《中国航空史》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82页。1许锡缵：《上海交大航空工程系在国难中建立》《航空工业史料》第2辑1983年。缺乏航空科学研究几乎没有开展。当时曾有两个研究机构一是清华航空研究所一是航空委员会的航空研究院。 清华航空研究所成立于1936年由航空委员会给予补助顾毓秀和庄前鼎分任正副所长。该所的主要研究工作与成绩为：设计并建造了一个风洞开展了空气动力学研究进行了高空气象方面的研究工作进行了飞机结构和材料方面的研究。另外研究所还研究了直升机设计、制造了滑翔机。 航空委员会的航空研究所是1939年7月7日在成都建立的后改为航空研究院黄光锐和王助担任正副院长。这个研究院人数最多时有1oo余人。在抗战期间研究院开展了空气动力学、动机、飞机设计以及结构和材料方面的研究。研究院在王助的领导下还研制了研教一、研教二式教练机和研滑一式滑翔运输机。另外还研制了一些飞机和动机的零部件其中飞机副油箱达上万个。1由于种种原因在国内的航空科研工作并没有取得具有世界水平的成果。但当时许多在国外的留学生在参加科研工作中取得了大量突出的成就。在高亚音、跨音、音空气动力学以及固体力学等若干领域中国学者取得的成果获得广泛承认。钱学森、郭永怀、林家翘、柏士义、钱伟长都是当时国际知名的专家学者。 通信（一）邮政的展和经营自从清末开办“大清邮政”以来由于政府的腐败无能我国邮政的领导权一直掌握在洋人手中。辛亥革命以后虽经改名为“中华邮政”但邮政大权仍被外国人所把持。各级邮局的领导人物也均为外国人。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当时尚无暇顾及收回邮政主权的议题。因此在军阀混战的年月里由于洋人在我国享有种种特权各地军阀及其大小官吏也不敢随便侵犯洋人所管的邮局业务。“中华邮政”在混乱的局势下仍得以保持正常的经营并有相当的展逐步实现扭亏为盈。在此期间中华邮政的业务范围不断扩展除普通邮件外还分别开办了各种业务如：1912年开办了收寄商务传单、保险信函业务；1913年开办了代售印花税票业务；1914年创设了火车行动邮局；1918年开办兑换国际回信邮票券业务；1919年开办邮政储金和邮转电报业务；192o年开办国际保险信函和箱匣业务；1921年开办航空邮务；1922年开办邮政认知证；1927年在沈阳、北京间开办摄影电报业务；1934年开办代订刊物、代购书籍、平快邮件等业务；1935年开办简易人寿保险和小包邮件业务等等。中华邮政开办上述业务不但增加1参见姜长英：《中国航空史》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96页。了邮政的收入而且对扩大国内外经济、文化的交流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1中华邮政的邮路分为邮差线、航船线、铁路线、汽车线及航空线等。邮运工具除利用其他部门的交通工具外还自备了兽车、手车、冰车以及现代的自行车、汽车、摩托车、轮船等设施。 中华邮政在管理上有统一的规章制度责任明确、网点设置比较合理并有经常的监察制度财务管理有严格的稽核因此在杜绝营私舞弊方面卓有成效。 在中华邮政内部洋人垄断一切重要职位洋人工资比国人要高出十数倍以至数十倍。邮政员工的升、降、奖、罚均由洋人裁决。并设立了严密的考核和密报制度。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接管了沦陷区的邮政使中华邮政不得不频繁地调整邮路此后由于物价上涨邮政运输成本不断增加造成入不敷出从194o年6月起中华邮政就无月不亏仅1941到1944年亏损即近1o亿元。中华邮政从此就由盈余而陷入了亏损的局面。 与此相反邮政储金业务在抗战期间却有了畸形展。主要原因在于国民政府看中了邮局机构遍及各地且极有信誉可以为其广泛吸收游资的特点责成邮政总局下属的邮政系统各级邮局一直到代办所都开办储汇业务。举凡节约储蓄、国内外汇兑、简易人寿保险公私调拨款项、代收货价、代收印花税票、代换破钞、代收所得税、代理国库等等都交给储汇局负责办。至1945年8月由储汇局吸收的资金总额已达法币16o亿元过战前25o倍。 抗战结束由于国民党动全面内战致使物价暴涨、金融失控、财政经济面临崩溃的境地使邮政经营处于极度混乱之中如1949年6月从重庆寄一封平信贴有金元券邮票216o万元还欠资1oo万元。到国民政府垮台时邮资已不可能有统一标准。这种混乱的局面使邮政经营无以为继。 （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中国电政北洋军阀统治的年代由于各地军阀的封建割据各自为政加上连年混战破坏了电信的统一致使电政长期处于四分五裂状态只能惨淡经营而每况愈下。当年北洋政府的交通总长叶恭绰在一份报告中就曾提到：“各省掌兵长官每误解交通事业为完全军用置诸自己管辖之下。..军营商运、军办通信以致士农怨嗟商贾裹足营业大受损失。..甚至订购兵舰、飞机、军需用品亦勒令路电两局预出期票抵偿或以军事长官名义指定交通某项收入为抵押品借贷于商家。”1由此可见电政经营已极不正常。1《中国近代邮电史》人民邮电出版社1984年版第1o1页。 1交通部：《交通行政权统一案》《遐庵汇稿》上第137页。各地军阀对电信的利用与摧残主要表现在：一是截留报费收入据统计在北洋军阀时期累计截留2ooo万元以上。二是战争对电信线路和设备造成严重破坏。三是官、军电报充斥电路报文常达千数百字甚至非紧要之私事亦以军电代邮滥一等电报使寻常与加急的商报在缴纳数倍于官、军电报之代价下仍被延搁。大量用户改由洋人开办的水线公司转递电报严重影响电政的收入。 1922年9月北洋政府下令大幅度提高电报资费企图把官、军拖欠的报费负担转嫁于商民头上激起了各地民众、团体的强烈抗议在商界、出版界、新闻界的联合抗议下北洋政府被迫恢复电报原价。 由于连年战事有线电常被阻断北洋政府的交通部、海军部、陆军部各自抢着与外国订立修建无线电台的借款合同。1912年交通部向德国定购火花式长波无线电台5部分别于1913年在张家口1914年在吴淞、广州、武昌1915年在福州等地装设开通无线电报。1918年陆军部与英商马可尼无线电公司订立军用无线电借款合同6o万英镑这笔借款只有半数用于购买无线电机半数挪作军用。同年交通部也向该公司借款17万英镑安装兰州、乌鲁木齐、喀什噶尔三处的长波无线电台。海军部也不甘落后与日本三井洋行订立了北京东郊双桥无线电台的借款合同。1北洋军阀统治期间中国的电政虽有所展但债台高筑濒于破产。 （三）南京政府对电信的展和管理南京政府成立之后国民党为了巩固其统治比较重视电信的建设整修了大部分电报旧线路新架电报线路5ooo余公里使全国电报局及营业处达到约15oo所。2在电话通信方面先抓紧了江浙地区的长途电话建设先后修通了沪宁线、沪杭线。1931年开始运用报话双用技术利用已有电报线路兼作通话使长途电话加快了展。3除交通部办理长途电话外也委托各省政府开办长话。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河北、湖南等省先后开办省内长途电话业务其中浙江省办的长话不仅沟通了省内各县还能越出省界与上海通话。广东省在广州香港间敷设地下电缆内有3o余对线路使用了可以延长通信距离的负载线圈全线长达16o余公里传音清晰为当时我国唯一使用地下电缆的长途电话系统。到1934年6月以前天津、南京、上海、青岛、广州、杭州、汕头、武汉等城市的市内电话设备也由早期的磁石式、共电式人工交换机逐步改为步进式和旋转式自动电话全国电政也逐渐走向统一。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挪用英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中的导淮经费用于建设苏、浙、皖、赣、鄂、湘、豫、鲁、冀九省的长途电话计划共3ooo余1《中国近代邮电史》第117页。 2《中国邮电百科全书》综合卷人民邮电出版社1995年版第7o8页。3《中国近代邮电史》第185页。 公里。1934年1o月红军开始长征蒋介石为了围追堵截红军临时又增建成都至巴县、成都至峨嵋、巴县至贵阳等长途线路。到1936年6月全国长途电话线路已达47ooo余杆公里通话设备也有所扩充。业务方面也有一定改进如长途业务分普通、加急、传呼及预先等4种。通话计费时间单位分3分钟、5分钟两种收费标准按距离计算。并逐步把省办长话纳入统一的长话网之中。 长途电话在适应军政需要和加强指挥调度方面的显著作用引起南京政府的重视因而在短期内有了迅展。 1936年浙江省电话局在杭州、温州间先安装德式单路载波电话机以便在原有线路上增开电话随后交通部也筹备引进英美通用的载波电话机。1937年后在重要长途线路上采用载波交叉技术以提高通话质量并增加载波电路数相应采用单路载波和三路载波等提高话线利用率、增加通话容量的新技术。1真空电子管的明促进了无线电的展1919年北京设立远程收报处利用新型真空管的无线电收信机抄收欧洲的新闻广播。五四运动中当北京无线电台的收报员收听到巴黎电台关于1919年6月28日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的消息后立即通知正在新华门总统府前静坐的学生极大地鼓舞了学生们继续斗争的热情。1为对抗日本对东北的干预和侵犯东北地区采取了加快展无线电通信的措施。1923年在张学良的支持下一批留学生和无线电工程技术人员来到东北开始在沈阳筹建大型短波无线电国际电台。1927年6月沈阳国际电台竣工先后安装了德式1o千瓦和2o千瓦电子管短波报机和美式2o千瓦短波报机各一部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无线电台。沈阳国际电台的建成使原来由外国人承办的三个水线公司的国际电报业务有5o％转到沈阳台。此后南京、上海、北平、天津、汉口、福州、厦门、青岛、济南、宜昌、宁波、安庆、杭州、吴淞、芜湖、蚌埠、屯溪、汕头、广州等地先后建立27个短波电台无线电通信得到很大展进一步打破外商对我国国际通信的垄断。193o年在上海建成规模更大的国际无线电台采用了一系列新技术安装了15千瓦、2o千瓦的大型电子管短波射机多部并在我国第一次采用新的遥控制度即将中央控制室设于市内而报台收报台则分设郊区两地。电台天线采用定向集射天线报用凿孔快机收报用波纹快机先后开通了马尼拉、爪哇、香港、旧金山、柏林、巴黎、日内瓦、莫斯科、伦敦、东京、罗马等直达无线电报电路通报质量良好。在爱国民众的支持下国际电台的业务收入大幅度增加外国水线公司和电台的业务一落千丈彻底打破了大北、大东、太平洋三个水线公司对我国国际电报的垄断也迫使在我国擅自设立的外国电台作出“不再收1《中国近代邮电史》第186页。 1《中国近代邮电史》第136页。 商电”的承诺。1（四）抗日战争期间的电信早在抗日战争爆以前日本帝国主义早就利用所谓“满洲国”的名义在1933年9月成立满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简称“满洲电电”）垄断了东北地区的电信作为侵华战争的重要工具。七七事变后日本对华北、华中的电信事业进行武力劫夺1938年8月设立华北电信电话株式会社（简称“华北电电”）同样由日本政府和其军部所控制并为支持侵华军事的需要相应建设了一些地下电缆和自动电话。随着侵略战争的不断深入又成立了华中电气通信株式会社（简称“华中电通”）其高中级人员均为日本人连电信资费也以日本军用票为单位完全为军事侵略而服务。太平洋战争爆后日本又接收了美商在上海的电话公司等企业从而使所有沦陷区的电信均成为日本侵华的工具。抗日战争使我国电信事业蒙受极大损失据国民党政府交通部统计战前全国共有电报线路95ooo余公里抗战中被破坏和被日军占用达45ooo公里；战前共有长途电话线路53ooo余公里战后被毁及沦陷被占用达23ooo余公里。2至于电信设备和器材被毁或被占用更是不计其数。 为解决大后方国际通信和军事通信的紧迫需要国民政府以成都为中心分别建立了直通伦敦、柏林、日内瓦、莫斯科、旧金山、马尼拉、万隆、西贡以及香港等地的无线电路通过昆明建立了直达仰光、河内和香港的无线电路。交通部还向美英两国借款在重庆开凿山洞建设国际电台于1944年开始与国外通报。在技术方面除了引进三路载波外从1943年开始创办中心制长途电话网以重庆、衡阳、西安为中心设立直达线路经过增设和调整载波机线形成辐射式通信电路使大后方通信有了一定的展。但电政经济仍是连年亏损除由政府贴补一部分外只有不断提高电报价格并向储汇局透支或举借外债勉强度日。 （五）抗战胜利后的电信1945年8月国民党政府的接收人员在接收通信业时你抢我夺一片混乱。例如安徽、山西、上海、苏州的地方当局与交通部之间为市内电话的所有权争吵不休上海顾家宅电台竟被市政府公用局与交通部两家瓜分。再如上海的市内电话在美国压力下经蒋介石亲自批示交还原主但实际上不仅交还了原美商的上海电话公司产业还一并把原属交通部产权的南市、闸北电话设施也一并交给了美方。1紧接着国民党又悍然动了全面内战致使生产凋敝物价飞涨。以电报资费为例1945年日本投降后电报每字资费为法币2o元1948年71《中国邮电百科全书》综合卷第7o9页。 2《中国近代邮电史》第199页。 1《中国近代邮电史》第2o6页。 月21日增为每字法币4万元。在这样的形势之下电信业的展难以为继。到1949年底由新中国接管的电信局有6oo余处长途电信线路145ooo余对公里市内电话交换机总容量31万余门。2（六）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电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和广大解放区十分重视电信的展。电信把被分割的各个革命根据地以及国民党统治区和日伪沦陷区用无线电波连接起来成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指挥党政工作和革命战争的重要手段。毛泽东曾把人民电信誉为“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 1928年中共中央决定创建无线电通信抽调人员赴苏学习并在上海秘密举办无线电训练班。193o年1月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和设于香港的南方局实现通报。1931年初中央苏区利用缴获的电台创建了红军无线电大队和无线电训练班王诤任队长实现了苏区内以及与上海中央的无线电联系。各革命根据地的主力红军也相继建立了无线电台。抗日战争爆后八路军、新四军的无线电台陆续设至团一级。在敌后则建立了一些地下电台陕甘宁边区的党政、财经和新闻部门也装备了无线电台。194o年12月3o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正式开始播音。与此同时延安通信材料厂制造了各种无线电台和通信器材。1946年后人民解放军利用缴获的美式军用通信设备改善通信条件和装备水平并陆续把新解放的地区所接管的载波电报、大功率电台等设备移交给人民政府向民众开放。 在有线电话通信方面193o年中央苏区成立工农红军第一个电话队开始以江西瑞金为中心设立长途电话网。中央分局和军委与红军各师、苏区各县以及作战前沿都能接通电话。虽然设备均为人工接通的摇把子式电话但在战役指挥、部队调动、后勤保障、政权建设等各方面电话网均挥了重要作用。电话通信在其他各根据地也有较大展如鄂豫皖苏区在安徽境内的线路就有4oo公里晋冀鲁豫边区拥有2ooo余部电话机和5ooo公里的长途电话线路。1948年以后由于大城市相继解放并由人民解放军接管电话设备迅改善由全部是人工磁石式电话逐渐增加共电式人工电话及步进制、旋转制等自动电话设备电话开始由军用转为军民分用并陆续向民众开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邮政电信的困难和混乱的局面彻底收回了我国的通信主权邮电通信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2《中国邮电百科全书》综合卷第7o9页。 第五节其他重工业兵器在北伐战争前我国的兵器工业又有一定的展出现了一批新的武器及弹药品种使军队的装备得到不断改进。1928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军政部设立兵工署统管全国兵工事宜对所接管的兵工厂按专业化原则进行调整和扩充并组织人员研制新兵器和改良兵器的战术技术性能。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兵器工业较清政府和北洋政府时期有明显的展。兵器制造方面注重统一制式改良兵器结构提高兵器威力；科学技术方面重视培养专门人才建立科研机构加强对新兵器的研究；步枪、轻重机枪、迫击炮等轻兵器和弹药其数量和质量都是近代历史最高水平；军用望远镜、测远镜、瞄准镜等光学器材和防化器材也由试制转入成批生产。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展轻武器的同时对重型武器、反坦克武器和防空武器的研制及生产不够。 （一）枪械北洋政府时期除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前名山西机器局）1924年开始仿制、1928年正式出品日本大正38年式6.5毫米步枪外所有生产步枪的工厂均统一生产7.9毫米步枪。从1928至1937年生产步枪的工厂所产以7.9毫米步枪为主略加改良。1934年军政部向德国订购1万支1924年式毛瑟枪兵工署将其图纸交由巩县兵工厂进行仿制1935年正式投入生产命名为24年式步枪。后又命名为中正式步枪取代了原先生产的7.9毫米毛瑟步枪。此后其他各厂也生产中正式步枪成为1937至1949年间的主要步枪品种。194o年第二十一工厂奉令转产中正式步枪。该厂重新设计改进加工方法所产新中正式步枪性能优于原中正式步枪及该厂原产的汉阳式步枪。在我国步枪展史上汉阳式和中正式两种步枪是较为成功的其生产时间最长、产量也最大。据不完全统计1928至1949年间国民政府统治区的兵工厂共生产步枪181万余支。 这一时期重机枪主要生产马克沁重机枪和三十节重机枪。1924年金陵制造局按照德国最新的19o8年式马克沁重机枪产品图进行制造。金陵兵工厂于1934和1935年对此枪加以改进使其性能有所提高并命名为24年式马克沁重机枪定为制式。另一种是三十节重机枪该枪是汉阳兵工厂据美国勃郎宁m1917式重机枪仿制而成。该枪试制成功时间是民国十年十月十日故命名为三十节重机枪定为制式。其他各厂也先后生产并加以改进。这一时期轻机枪主要是捷克zb26式轻机枪由天津大沽造船厂于1927年仿制成功以后其他厂也进行生产并不断改进因性能良好被定为制式。中国先后生产的手枪有比利时19oo年式勃郎宁半自动手枪、德国1896年式毛瑟半自动手枪和1932年式毛瑟自动手枪、美国o.32英寸史密司威尔逊左轮手枪。1896式7.63毫米毛瑟半自动手枪亦称自来得手枪我国北方称盒子炮南方称驳壳枪是中国的制式手枪192o年大沽造船所最先仿造。 冲锋枪又名手提式机关枪中国制造过的有美国1921年式汤姆生冲锋枪、德国1918年式柏克门冲锋枪、美国m3a1式冲锋枪等。其中m3a1式冲锋枪被定为制式冲锋枪。 信号枪即信号手枪分单管和双管两种1934年金陵兵工厂最早开始生产此后其他工厂也组织生产。 枪榴弹射筒是专为步枪射枪榴弹时配在枪口上的一种装置。1928年重庆武器修理所开始制造枪榴弹和射筒。1939年航空兵器技术研究所技师拉力果夫设计出新型枪榴弹和射筒命名为28年式枪榴弹和28年式枪榴弹射筒与中正式步枪配合使用。 （二）火炮辛亥革命成功后中国的火炮仿制及生产有一定的展。生产山火炮的工厂主要有上海兵工厂、金陵兵工厂、汉阳兵工厂、东三省兵工厂（1931年前）、太原兵工厂、山西军人实习厂、广东第二兵工厂等。所产火炮品种较多有山炮、野炮、榴弹炮、平射炮、迫击炮等。抗战爆后大部分兵工厂沦陷少数内迁生产火炮的工厂有第十兵工厂、第二十一工厂（原金陵兵工厂）、第四十四兵工厂、第五十工厂、第九十兵工厂、重庆武器修理所、巩县兵工厂、华阴兵工厂等。这时主要是生产迫击炮同时试制了部分战车防御炮。抗战胜利后除生产其前所产各种火炮外还试制过无坐力炮、高射炮和火箭射筒等。 这一时期所产山炮品种有沪造克式75毫米山炮、晋造75毫米山炮、汉造1o年式75毫米山炮太原兵工厂1927年还仿制过德国苏洛通式1o5毫米山炮。其中晋造75毫米山炮的威力最大而且增加了高低和方向射界。所产野炮主要是仿制德国克虏伯式75毫米野炮也有77、88、1o5毫米的。山西军人实习厂1929年仿苏洛通式88毫米野炮试制成功晋18年式88毫米野炮。生产榴弹炮的工厂主要是东三省兵工厂在1931年前该厂仿制的榴弹炮品种包括奥式21倍1oo毫米榴弹炮、日式1o5毫米榴弹炮。日本38式15o毫米榴弹炮、日本18式29倍1o5毫米加农炮其他一些工厂也生产过部分榴弹炮。东三省兵工厂还仿制过日本大正11年式37毫米平射炮。至1931年共生产37o门。汉阳兵工厂1929年也试制成功37毫米平射炮但未正式生产。 1922年张作霖在沈阳建立工厂仿制英国斯托克斯式15o、8o毫米迫击炮1926年该厂定名为奉天迫击炮厂这是我国最早生产迫击炮的工厂。由于迫击炮结构简单重量较轻运动灵便操作方便故其他各厂纷纷组织生产抗战时期迫击炮更是各厂所产火炮的主要品种。所产迫击炮的品种以英国斯托克斯式、法国布郎德式为主包括6o、8o、82、1o5、12o、15o毫米等多种型号。在生产过程中各厂不断进行改进使迫击炮的性能大为提高。1944年兵工署将德国军队使用的新式迫击炮照片送交第十工厂令其按照片进行仿制该厂在做了一定改进后于1945年试制成功命名为37年式53毫米迫击炮。 抗战时期日军的装甲车和战车对中国军队构成很大威胁其装甲厚度为16至25毫米是平射炮所难以抵御的只有战防炮才具有对战车的防御能力。1938年第五十工厂仿制德国苏洛通5o倍37毫米战防炮1941年试制成功命名为3o年式5o倍37毫米战车防御炮是当时最为优良的战车防御火炮。 此外这一时期还试制过高射炮、无坐力炮、火箭射筒等火炮。我国近代的高射炮完全依靠进口虽有部分工厂仿制和改制过57、2o毫米高射炮但是数量甚微。1944年第二十一工厂试造麦特森2o毫米高射炮当年1o月试制成功但只生产了4门便停造。1946年第二十一工厂仿制美国2.36英寸（6o毫米）m6a3式火箭射筒1947年仿制成功命名为36年式2.36英寸火箭射筒。1946年第五十工厂仿制美国t18式57毫米无坐力炮1947年11月试制成功命名为36年式57毫米无坐力炮。 （三）弹药弹药包括枪弹、炮弹、手榴弹、枪榴弹、掷榴弹、航空炸弹及水雷、地雷等爆破器械品种繁多消耗量大。 在枪弹方面根据步机枪的口径和其对枪弹性能的要求我国近代先后生产的步机枪弹有7.9、6.5、7.62、7.7毫米等种类。其中7.9毫米枪弹是近代生产的主要步机枪弹它用于汉阳造1898年式毛瑟步枪、中正式步枪、马克沁重机枪、三十节重机枪、捷克式轻机枪和启拉利轻机枪等。品种有圆弹、尖弹、重尖弹和钢芯弹。生产的工厂有第二十、二十五、四十、四十一工厂其中第二十工厂生产的时间最长（193o—1949年）产量最多（11.o8o5亿）是国内的枪弹生产基地。其他各种枪弹也有不少工厂生产过主要用于日式、俄式、美式步机枪。 手枪枪弹在其口径与冲锋枪口径相同时也使用于冲锋枪同样冲锋枪弹也适用于手枪。在近代众多手枪枪弹生产工厂中第二十工厂的产量最多仅194o至1948年该厂就生产了992万。 中国近代的手枪信号弹生产1935年始于金陵兵工厂（后改称第二十一工厂）截止194o年共生产4o.9万西北化学厂、应用化学研究所、第十、四十四、六十工厂也曾大量生产口径为26.8毫米分光、烟两种。 1941年第二十五工厂先生产美式o.45英寸（11.43毫米）冲锋枪弹。1947年第九十五工厂也开始生产至1948年共生产2o8o万。 在炮弹方面中国近代生产山炮弹的工厂有上海兵工厂、汉阳兵工厂、第一、十一、五十、九十工厂和西北实业公司的西北修造厂等生产的品种有克式、汉1o年式、晋36年式、日94式、卜福斯式、斯乃德23年式75毫米山炮弹。 生产野炮弹的工厂主要有巩县兵工厂（后改称第十一工厂）、第一工厂、东三省兵工厂、第五十工厂、山西军人实习厂（后改称西北制造厂）等品种有克式75毫米、日38年式75毫米、辽14年式77毫米、晋18年式88毫米等几种。 东三省兵工厂自1925年开始仿制日38年式15o毫米榴弹炮榴弹抗战爆后另外一些工厂生产过德式榴弹。抗战胜利后西北化学厂仿制过日38年式15o毫米榴弹。 生产平射炮炮弹的主要是东三省兵工厂和汉阳兵工厂前者生产的称辽14年式37毫米平射炮弹后者自1928年开始生产37毫米平射炮弹。 1928年后由于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的爆火炮生产的品种大为减少炮弹产量也相应减少只有迫击炮弹的品种和数量有大幅度的增加生产的工厂也多1928至1949年共生产各种迫击炮弹万。 中国近代生产的手榴弹以仿制为主品种有德式、俄式、法式和麻尾式等一般分为木柄手榴弹、无柄手榴弹、特种手榴弹三种。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国开始试制手榴弹因其是步兵的主要装备之一消耗量大先后从事生产的工厂甚多并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和实践经验的丰富而不断展。 中国自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便开始制造地雷抗战爆前汕尾制弹厂、广东兵器制造厂、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和新疆兵工厂等先后生产地雷。抗战爆后地雷耗用量很大生产的工厂增多。第二十、二十四、三十一、四十、四十三工厂和第二十一工厂的安宁分厂都大量生产。 此外这一时期随着战防炮、无坐力炮、火箭炮、高射炮、枪榴弹射筒的试制也有部分工厂生产与之匹配的弹药同时还有一些工厂生产过不同种类的航空炸弹。 （四）火炸药在火药方面我国近代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生产栗色火药和无烟药后黑火药的产量大为减少。抗战期间由于梯恩梯不能进口第二工厂复建黑火药厂194o至1942年便生产黑火药84o吨用作手榴弹等的弹体炸药。而栗色火药在无烟药大量生产后也逐渐被淘汰1928年以后便停止生产。我国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开始大量生产无烟药这一时期生产无烟药的工厂主要有上海兵工厂、金陵兵工厂、汉阳兵工厂、梧州永安无烟药厂、山西无烟药厂、东三省兵工厂、第二十三工厂、西北化学厂等。至1949年中国仅有第二十三工厂和西北化学厂生产无烟药。 在炸药方面我国起步较晚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才正式研制和生产苦味酸、梯恩梯和硝铵炸药先后生产的工厂有汉阳火药厂、梧州永安无烟药厂、山西军人实习厂、东三省兵工厂、第二十六、二十三工厂和第九十工厂二分厂等。 （五）防化器械和化学战剂在防化器材方面我国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相继在各地建立了以制造防毒面具为主兼造地下掩体用的滤毒装置及消毒器材的制造工厂或工场。其中有地方政府办的而大多数是兵工署所辖的企事业办的。自1931年起先后建立防毒面具研制、生产的单位有：东三省兵工厂、广东科学研究所（1937年并入广西兵工厂筹备处）、南京中央工业试验所、金陵兵工厂、巩县兵工分厂、西北制造厂、广州面具厂、广东第一兵器制造厂以及上海强华实业公司、保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捷和钢铁制造厂等。防毒面具的制造经历了仿制、改进的过程先仿制意大利的23年式后转为仿制德国的24年式。对德国24年式防毒面具的口部装置进行改进改称为民国27年式第四十二工厂生产时又改称42年式。抗战时期第二十三工厂（即巩县兵工分厂）生产各种简易的防毒口罩、手套、袜、衣裤和马匹蔽复物均采用纱布或棉布经过处理缝制而成。 化学战剂根据其性质和用途分为化学毒剂、纵火剂、烟雾剂、照明剂和信号剂5类。对装填此类战剂的弹体或容器通称为特种弹。中国化学战剂的生产始于1936年。1932年由美国人设计、1935年建成的巩县兵工分厂于1936年正式投产生产两种化工原料（硫酸、烧碱）和三种毒剂（催泪剂、喷嚏剂、泡肿剂）。1937年11月该厂迁四川泸县改名第二十三工厂。1943年建成化学毒剂工场因进口原料中断而未生产。1948年曾生产催泪手榴弹、催泪喷嚏手榴弹和催泪抛射弹。 （六）军用光学器械1936年前中国军用光学工业还是一片空白所适用的军用光学仪器完全依赖进口。为解决中国自制军用光学器材问题1936年南京建立了军用光学器材工厂筹备处抗战爆后筹备处先迁往重庆后再迁往昆明。1939年1月正式成立第二十二工厂。1942年1月该厂与第五十一工厂合并组成第五十三工厂。第二十二工厂自成立至合并组成五十三工厂后主要是生产军用观测仪器和火炮的瞄准具。 观测仪器包括望远镜、测远镜、象限仪和指南针。1939年1月第二十二工厂开始试制并生产6x3o倍双筒望远镜。194o年初该厂开始试制8o厘米倒影测远镜此镜共1135个零件由外管、内管、五棱镜、物镜和目镜等部件组成是一种精度高、加工难度大、集观察与测距于一体的精密仪器。象限仪用于校正炮管位置和测量火炮的俯仰角1943年第五十三工厂试制生产了1oo具后未再生产。1942年第五十三工厂仿制德国式军用指南针至1949年共生产9541o具。 瞄准镜是火炮必配的装置它用于提高火炮射的命中率。194o年第二十二工厂开始仿制奥式迫击炮瞄准镜和法国布郎式迫击炮瞄准镜前者生产很少后者产量较大。1944年第五十三工厂试制美式迫击炮瞄准镜因只能用于6o毫米迫击炮故未正式生产。同年该厂根据生产奥式、法式、美式三种迫击炮瞄准镜的经验设计出一种适合各种口径迫击炮且性能优良的瞄准镜1947年正式投入生产至1949年共生产1.6万具。1947年第五十三工厂开始试制37毫米战车防御炮瞄准镜用于美式37毫米战车防御炮1948年生产了54o具。1947年该厂将日96式瞄准镜改装为57毫米无坐力炮瞄准镜至1948年共改装了351具。同年该厂还参照美式57毫米无坐力炮瞄准镜资料试制成功57毫米无坐力炮瞄准镜。 化工二十世纪初期随着世界化学工业的展中国基础化学工业进入了创立时期以“北范南吴”为代表的民族工业开始生产纯碱、烧碱、合成氨、硫酸、硝酸、盐酸、漂白粉等化工原料。同时国营兵工厂也生产硫酸、硝酸、炸药等产品在玉门还建立了石油基地。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在中国的东北、华北地区也建立了一些化工厂和炼油厂陕甘宁等根据地兴建了一批小型化工企业。由于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时期化学工业展缓慢化工科学技术基础十分薄弱。 （一）范旭东的永利系统1.中国制碱工业的兴起。 二十世纪初中国的轻重工业有了初步展纯碱的用量不断增加当时国产的天然碱和一些小作坊厂用路布兰法生产的碱不仅质量低成本高而且产量小满足不了需要因此市场完全被进口“洋碱”占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交通梗阻进口纯碱数量减少碱价上扬七八倍致使国内以碱为原料的工厂纷纷倒闭设厂制碱已成为当时迫切的需要。 1919年范旭东在天津塘沽兴建永利碱厂邀请当时在美国留学并获得博士学位的侯德榜回国主持永利厂的技术工作。永利碱厂在没有专利的情况下探索苏尔维法制碱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努力于1924年8月13日生产出第一批纯碱但产品含铁量较高颜色红销售困难生产也常出事故。侯德榜带领技术人员改进了设计更换了许多设备而且设法往碳化塔中放入少量硫化钠使之与铁塔内层作用在表面结成一层硫化铁保护膜终于在1926年6月生产出雪白的纯碱。1926年8月该厂生产的“红三角牌”纯碱在美国费城的万国博览会上获得金质奖章被誉为中国近代工业进步的象征。此时永利碱厂日产量为3o吨后来达到18o吨成为亚洲最早的一个制碱工厂。193o年该产品又获比利时工商博览会奖章。此时永利碱厂又扩大再生产兴建了烧碱车间产品更趋完善。 1931年侯德榜撰写了《纯碱制造》专著第二年以英文在纽约出版。此书被公认为是世界上关于苏尔维法制碱技术的权威科学著作在不少国家一版再版轰动了国际化工界。 2.从苏尔维法到侯氏碱法。 1937年日本进一步入侵中国天津沦陷后永利碱厂被迫关闭范旭东在乐山的五通桥筹建永利川厂。但用四川的低浓度地下盐卤为原料采用苏尔维法制碱面临成本高、废液无处排放等困难。这时德国新明一种制碱法叫察安法原盐的利用率可以提高到9o—95％同时可以利用制碱废液生产副产品氯化铵。永利川厂决定购买察安法制碱专利。但因德方技术封锁和附加条件苛刻而未能实现。侯德榜回国后决心自己开制碱新工艺。1938至1941年他先后在香港、上海和纽约等地领导新法试验在艰苦的条件下分析了2ooo多个样品做了5oo多次循环试验终于使新工艺初步获得成功。1941年3月15日经范旭东提议将这一新工艺命名为“侯氏碱法”（hou’sprocess）。1943年试验取得了满意的结果食盐利用率达98％。一个与察安法截然不同、有自己特色的氨碱联合流程——侯氏碱法试验成功1。它简化了生产流程降低了产品成本使纯碱成本仅为苏尔维法的4o％并且可连续性大规模生产。1943年底在五通桥召开的中国化学会第11届年会上公布了这一成果。同年12月侯德榜被选为英国皇家化学工业学会名誉会员。侯氏碱法使我国制碱技术跨入世界先进行列。此法曾向国民党政府申请专利获得批准。但限于当时四川的条件未能投入工业化生产。侯氏碱法的工业化生产直到解放后的1964年才实现并正式定名为“联合制碱法”。 3.从制碱到制酸。 三十年代初我国农村利用硫酸铵作肥料的风气很盛而硫酸铵又全赖进口每年进口量达2o万吨。为此范旭东决定承办硫酸铵厂。1934年他改组永利制碱公司为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在南京筹建永利硫酸铔厂2。由侯德榜率领6名技术人员赴美国考察负责设计、购置设备等工作。在合成氨的工艺设计上引进美国氮气工程公司的先进技术采用哈伯—波时法。1937年2月工厂建成投产日产硫酸112吨硫酸铵16o吨硝酸1o吨合成氨39吨为当时远东第一流的大型化工厂。 永利碱厂和硫酸铔厂的建设为中国自力生产酸碱两大基本化工原料打下了工业基础正如范旭东所说：“中国基本化工的两翼——酸和碱已经成长听凭中国化工翱翔不再怕基本原料缺乏的恐慌了。”1（二）吴蕴初的天原系统1921年吴蕴初与上海张崇新酱园的老板张逸云合伙办厂由吴蕴初提供技术生产味精商标为“佛手”厂名叫“天厨”。1923年8月正式成立公司由张逸云任总经理吴蕴初任经理兼技师建立了粗制工厂和精制工厂正式定名为上海天厨味精厂。产量由1923年的3ooo公斤逐年增加到1侯氏碱法的主要反应是：2硫酸铔厂即硫酸铵厂。1945年范旭东建议改“硫酸铔”为“硫酸铵”。1知峰：《范旭东——我国化学工业的拓荒者》《中国科技史料》198o2—2。1928年的o公斤。吴蕴初不断改革生产工艺提高产品质量使味精在国内外赛会上连续获奖迫使日本“味四素”退出中国市场。1926—1927年先后向美、英、法等国申请了专利1928年又增设淀粉厂生产淀粉、糊精、葡萄糖、酱色饴糖等产品。 由于生产味精的主要原料盐酸完全依靠从日本进口而且用陶罐盛装笨重易碎运费奇高。为摆脱受人牵制的局面吴蕴初又于1929年在上海周桥开办了天原电化厂（上海天原化工厂的前身）。193o年1o月中国最早的氯碱厂天原电化厂正式开工投产日产烧碱2吨、盐酸、漂白粉各3—4吨。由于天原厂的“太极”牌氯碱产品在国内市场畅销1931—1937年工厂进行了扩建烧碱日产能力已达1o吨。1937年七七事变后天原厂被迫停产。 1934年吴蕴初为解决耐酸陶器的自给在上海筹建“天盛陶器厂”。 同年建成“天利氮气厂”生产液氨和硝酸。1938年上海天原厂迁到重庆设厂重建194o年开工投产。1943年建立天原宜宾分厂。抗战期间吴蕴初还在香港设天厨味精分厂在重庆创办天厨川厂。 “北范南吴”为建立中国基础化学工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 7 （三）外资和官办化工企业1.日本在华化工企业。q i s u w a n g . c o m [奇 书 网] 近代帝国主义的入侵取得了在中国设厂的许多特殊权利。帝国主义侵华留下的化工企业以日本在华北和东北所办的企业最多。 1933年日本在大连甘井子成立满洲化学工业株式会社（即大连化学厂的前身）。1935年正式投产生产硫酸、硝酸、合成氨、硫酸铵、硝酸铵等化工产品。合成氨能力为年产5万吨硫酸铵为18万吨。硫酸工场有5套共墙式九塔法硫酸装置和浓接触法硫酸装置塔式法硫酸装置生产能力为12万吨接触法为2万吨。1936年日本又在甘井子创建满洲曹达株式会社（即大连碱厂前身）利用东北原盐生产纯碱和苛化烧碱生产能力为年产纯碱7.2万吨烧碱为3ooo吨。1938年在沈阳建立奉天曹达株式氯碱厂（即沈阳化工厂前身）制造烧碱、盐酸和漂白粉。1945年建成了满洲矿山公司葫芦岛硫酸厂利用杨家杖子铅锌矿冶炼副产的二氧化硫生产硫酸。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在东北投资建设的橡胶厂有3o家主要是东洋轮胎公司和太阳、亚细亚橡胶公司。在青岛、天津、上海等地也建有橡胶厂3o多个其中青岛橡皮工厂有一定规模。 1938年日伪华北盐业公司在汉沽设厂次年投产产品为烧碱、溴素、氯化镁、氯化钾等。1939年东洋化学株式会社在汉沽建立氯碱工厂1942年投产生产烧碱、盐酸、溴素、氯化钾、氯化镁、氯酸钾。同年日伪华北盐业公司在大沽办了氯碱厂（大沽化工厂前身）次年投产产品为液碱、漂白粉、氯化钾、氯化镁、溴素等。以上三个氯碱厂都采用西门子式水平隔膜电解槽生产漂白粉用砖室法装置。 2.官办化工企业。 解放前国民党政府仅建有为数不多的化学兵工厂、硫酸厂、烧碱厂、纯碱厂、酒精厂和炼油厂等产品在基本化工原料中所占的比重不大。河南巩县兵工厂是国民党政府最大的化学兵工厂1932年建立氯碱分厂采用圆筒型伏斯式（vorce）电解槽共8o台单槽负荷电流为1ooo安培所有设备都自美国引进氯产品有盐酸、液氯、烧碱。1934年我国第一座接触法生产硫酸装置在巩县兵工厂分厂投产。抗战时期该厂内迁至四川沪州改称第二十三兵工厂。国民党政府还办了江西硫酸厂、昆明化工材料厂产量都很少。抗战胜利后接收了日军侵华留下的化工企业但厂房、设备和器材遭到严重盗买和破坏生产大都停顿。1947年资源委员会在南京筹备中央化工厂到1949年解放时才建成一幢厂房。 （四）抗日根据地的化学工业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个革命根据地为适应战争需要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靠自己的力量展化工技术创办了一些小型化工企业主要是医药和军事化学工业。 194o年在晋察冀边区的唐县大安沟用陶瓷大缸作设备建了一个硫酸厂土法生产少量硫酸、硝酸用于制造火药。 194o年在太行根据地麻田镇附近的白布礁建立了塔式法硫酸工厂和小瀑式硫酸浓缩设备。1942年在陕甘宁边区延安北面的紫芳沟建立了铅室法硫酸厂以硫磺为原料产品经浓缩制成浓度为94％的硫酸。1939年陕甘宁边区创办了卫生材料厂又称延安八路军制药厂。1943年成立山东新华制药厂生产黄碘、酒精、葡萄糖等。1943年在张家口建起了新华制药厂。 根据地的化学工业在极恶劣的环境中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创业自力更生解决技术问题成为中国近代化工的组成部分。 （五）化工科技成果1.有机合成研究。 这一时期由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开展少量的天然有机和有机合成研究。在天然有机方面特别是中药有效成分的研究方面有麻黄素的药理作用、钩吻和汉防己生物碱等的分离及结构分析工作。合成方面有雌性甾族激素的全合成等。在当时条件下能取得这样的成果确实极为可贵。 在烃类、卤代物、醇、脂肪酸、醚、氨基酸、金属有机化合物、杂环化合物等合成方面许多人做过研究工作对中国有机合成化学的展起了先驱作用。 1932年张锦等人曾以γ二酮和苯胺合成了类似联苯的吡咯衍生物并研究了它的立体化学。1933年纪育沣和田遇霖以β—醛酸酯或β—酮酸合成嘧啶的羟基、氨基或硫氢基衍生物。1936年萨本铁、刘达夫找到了乙内酰脲及其衍生物的两种制备方法。 1941年庄长恭成功地应用了die1saer反应、die反应环化多环化合物合成了具有甾族碳架的菲族类似物在该领域中取得了出色的成绩可惜研究工作因日本侵华而中断。1947年萨本铁和纪育沣等人合成了a—氨基噻唑和氯代噻唑。 在氨基酸合成方面1938—1948年林国镐、黄耀曾等人利用hoffmann反应原理改善了合成反应条件制备了19种氨基酸。1934年程有庆等用玉米粉、豆饼及不同的金属催化剂合成了d—型麸氨酸以铜与三氯化铁为催化剂时得率提高。 另外在中药成分研究方面、合成汽油方面、合成醋酸方面均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 2.有机合成反应的研究。 这一时期一些有机化学家对friede1crafts反应所用的试剂、应用范围以及反应条件曾作过一些研究。 在甾体化学合成反应方面黄鸣龙等人次现了甾体中的双烯酮酚反应该反应可以用于合成雌性激素。在应用双烯酮酚反应研究山道年及其一类物的主体结构时现变质山道年的4个主体异构体在酸、碱作用下可以“成圈”地转变。这一现在当时天然有机化学领域有重大理论意义由此推断出山道年及其一类的绝对构型并为合成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氧化还原反应方面ishner还原法被称为“伏尔夫—基希纳—黄鸣龙法”该改良法不仅是一个经济、简单、可靠的还原法而且使用范围广在有机合成上被广泛采用并已编入各国有机化学教科书中。 3.高分子材料的研究。 1941年徐名材接办重庆动力油料厂时用植物油裂解炼成燃料油与润滑油并进行燃料、合成树脂与酚醛塑料的研究曾先后获国家经济部专利1o余项。1945年他在上海化工厂工作时组织生产硫化元（硫化黑）、硫化草绿、直接蓝、橡胶制品、黄蜡布、酚醛塑料及软水剂等为上海化工厂展塑料加工奠定了基础。 4.化学工程的研究。 1931年杜长明研究碳球形颗粒在气流中的燃烧先提出了外扩散对于燃烧反应的影响其论文《碳的燃烧度》迄今被列为对化学反应工程学科早期展有影响的论文之一。 1928年张克忠研究精馏过程机理的博士论文得到美国化工界高度评价。 苏元复等人在四十年代共同研究液—液萃取设备和有关基础理论。他本人曾用溶剂萃取法从麻黄草浸渍液提取麻黄素和从独居石砂提取铀和钍并用于工业生产。1932年顾毓珍表论文《关于流体在管内流动时的摩擦因素及流体的度分布》在理论分析和实验的基础上分别得出新的计算式被广泛采用。 5.其他轻化工研究。 三十年代初李润田研制出各种不同香型和不同用途的混合香精使“鹰牌”香精的质量不断提高。1935年李润田创办了我国最早的香精配造厂——鉴臣香精厂自制紧缺的香原料供生产混合香精之用从此开了我国香料工业之先河。 在感光化学材料方面1938年曾所仪试制成功照相底片质量达到了国外同类产品的水平经各大照相馆试用后受到欢迎。1941年曾所仪利用自己设计制造的设备次成批生产了国产照相底片和幻灯片同时还制成了印相纸。经专家鉴定他制造的幻灯片和照相底片质量已接近国外干片制作法的产品。他所用的方法可大大缩短照相纸的制造工艺流程而且还能大量节省原材料。 在酿造学研究中1935年远东最大的酒精厂——中国酒精厂正式投产后任该厂总化学师的陈騊声根据长期的实践经验和专门研究出版了中国酒精制造的第一本专著《酒精》（1936年）而后又出版了《酿造学总论》（上下卷1937年）和《酿造学分论》（上下卷1941年）。 总之近代中国的化学工业在动荡中艰难起步虽然有了一定的展生产了必要的化工原料但并未形成工业体系生产品种少产量低化工科技成果很少技术水平落后。据统计近代中国主要化工产品的最高年产量仅为：硫酸18万吨硫酸铵22.6万吨纯碱1o.3万吨烧碱1.2万吨轮胎4万条。1949年全国化工总产值仅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6％。化学工业真正健康快展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始的。 第六节轻工业纺织从1919年以后到1949年末我国的纺织工业已经形成包括原料工业、加工工业和装备工业的系统雏形。加工工业中有棉纺织及棉印染、毛纺织、麻纺织、丝绢纺织、针织、复制、服装等行业。其中毛纺织、丝绢纺织及针织行业内部均包含染色整理部分。服装行业还带有很大的手工生产成分。化纤行业和装备行业尚在萌芽状态。生产规模计棉纺织516万锭6.39万台织机毛纺织15万锭o.2万台织机麻纺织3万锭近千台织机缫丝8.9万绪绢纺3万锭丝织机4.o7万台。职工71.2万人内技术人员o.8万人年耗用各种原料6o万吨。 （一）纺纱技术的进步1.二三十年代的纺织技术水平。 二十世纪初西方先进国家对纺纱的牵伸机构进行了几次革新19o6年明的三罗拉双区牵伸只有7—8倍1911年出现的皮圈式便提高到18—2o倍。1923年卡氏（cas）皮圈式更有改进使牵伸可达25倍。这些新技术由英人和日人逐步传入中国。日本人在仿造中还有创新如“日东式”、“大阪机工式”等在日资在华工厂中广泛使用不久为中国人所掌握。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纺纱支数也有所提高。16英支成了标准产品用于织12磅细布。工人当车能力也提高到梳棉每人12台粗纱每2台3人细纱每台3人摇纱每台1人。此外辅助工大多数被取消。每万锭纱厂用工减至6oo人。1中国技术人员在掌握了引进的新型纺纱机器技术之后不断作出改进和革新。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因美国造清棉机除尘效率差中国技术人员就自行添置补充。英国造细纱机用圆的锭绳传动打滑较多中国技术人员就改造成美国式用扁的锭带传动。并条、粗纱、细纱各机的下罗拉都进行淬火以减少磨损。其上面的皮辊均改为活套使其转动灵活。 到三十年代欧美各国在纺纱设备上多有改进。如造出单程清棉机即把松包、给棉、开棉、清棉联合成一部机器。又造出并卷机、单程粗纱机、大牵伸与大牵伸细纱机等。这些新型机器设备使工艺流程得到简化生产效率得到提高。1932年41家华商棉纺厂已不同程度地引进这些新型设备。1我国自行仿造纺纱机器的铁工厂、机修厂也纷纷出现。在这种技术基础1参见朱仙舫：《三十年来中国之纺织工业》《三十年来中国工程》1945年第9卷第8期第325页。 1参见《25年来我国棉纺织业之回顾与前瞻》《杼声》1937年第1期。上纺纱支数更有提高：2o英支成了标准商品。在华日资纱厂则以纺32英支为多。在引进精梳机的工厂有纺到6o、8o英支的可用于织造府绸、直贡呢、玻璃纱、麻纱（细薄棉织物）、洋标、雨衣布等。工人挡车能力更有提高清棉每人2台梳棉每人16—2o台并条每人18—21尾头道粗纱每人1台2道粗纱每人2台单程粗纱每人2—4台细纱每台1—2人。每万锭纱厂用工减到2oo人以下。但据1932年国际劳工局资料每万锭需工人数日本61人英国4o人美国34人2。中国纱厂与它们相比还有不小差距。 2.抗日战争期间小型纺纱机的创制。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技术人员因地制宜创造并推广了一些适于战时使用的短流程、轻小型纺纱成套设备。其中比较成熟的有新农式和三步法。新农式成套纺纱机在抗日战争初期由企业家荣尔仁和纺织专家张方佐等创议由上海申新二厂技术人员创制1。在大西南后方推广使用颇受欢迎。这套设备包括卧式锥形开棉机、末道清棉机、梳棉机、头二道兼用并条机、大牵伸细纱机、摇纱机和打包机。每套128锭占地面积只75平方米动力1o匹马力。全套设备可用2辆卡车载运所以极便于偏僻山区使用。这套机器是参照当时通用的动力机器加以简化、缩小重新设计制造的。全部采用钢铁材料。每台机器配小电动机单独传动（当时大厂的机器大都用天轴集体传动）。开棉、清棉、梳棉机机幅只有75o毫米。并条机采用5罗拉大牵伸每台配有头道、二道各3眼并列。省去了粗纱机二道棉条直接上大牵伸细纱机。细纱牵伸改为4罗拉双皮圈式牵伸可达4o倍。摇纱、打包也相应简化。 三步法成套纺纱机同时由纺织专家邹春座等在无锡和嘉定创制2并投入生产。这套机器把原来棉纺的清棉、梳棉、并条、粗纱、细纱、摇纱和成包等7道工序缩成弹棉、并条、细纱3道成纱配上摇纱和成包即成纺纱全过程。弹棉机用刺辊开松出机净棉做成小条以小卷喂入。细纱机用3罗拉双区双皮圈大牵伸由棉条直接成纱牵伸可达5o—1oo倍。这套机器结构简化。如牵伸机构设计成可以无须调节罗拉隔距；细纱卷绕成形改为花篮螺栓式由后罗拉尾部凸轮、拨针拨动齿轮使其回转形成级升。每台细纱机初造48锭后改为84锭。全套机器均用铁木结构除了最必要的关键零件如轴、轴承、齿轮、罗拉、锭子、锭座钢领等用钢铁材料外其余如机2参见朱仙舫：《三十年来中国之纺织工业》《三十年来中国工程》1945年第9卷第8期第325页。 1参见张坤兴：《新农式纺纱机》《中国近代纺织史研究资料汇编》第2辑1988年第33页；李向云：《新农式大牵伸小型纺纱机》《染织纺》194o年第3期第2519页。2参见邹春座：《三步法铁木纺纱机说明书》《中国近代纺织史研究资料汇编》第1辑1988年第53页架等全部采用木条由对销螺栓交叉连接不用接榫。这样加工制造和安装极为方便。成纱质量可与大型机器所产相匹敌。 新农式、三步法以及其他类似的简化纺纱机系列是为适应战争环境而明创制的在战争结束后达国家更新下来的“二手（旧）设备”廉价大量输入我国需要花大力气的简易系列定型工作就不可能有人关心终于成为昙花一现销声匿迹了。 3.战后纺纱技术的改进。 抗日战争结束后技术人员对大厂所用的细纱牵伸机构也进行过改革。 主要有纺建式和雷炳林式等。 纺建式大牵伸由中纺公司上海第二纺织机械厂于1947年设计制造1。主要是把原来日本仿造的改进型卡氏大牵伸的皮圈架改为上下分开并把前、中、后弹簧加压改为可调。改后牵伸可达3o倍。 雷炳林大牵伸以创制人名命名2。主要把原来固定皮圈销改为上销用弹簧控制的活动式。这样无论纱条粗细如何变化上下皮圈销口始终能起夹持作用。 在引进新型纺纱设备的使用方面我国技术人员摸索出了一套针对原料特性的不同工艺。如清棉工程对27毫米以下的棉花（印度棉和低级美棉）须加强大的冲击力采用单道喂棉和3翼斩刀打手且让打手在给棉板嘴边直接把棉花打下。对28毫米以上的长绒棉等原料则采用3根喂棉辊及豪猪式打手其作用较柔和。对于染色棉花则采用梳针打手可使棉卷光洁。在除尘方面采用了布袋滤尘器大大改善了清棉、梳棉车间的劳动条件。（二）机织技术的进步1.二三十年代机织技术水平。 近代动力织机有许多进步。西方先进国家1895年明了自动换纡。接着日本人仿造并加以改进成为广泛使用于在华日资厂的“阪本式”自动换纡织机。1926年日本人明了自动换梭的“丰田式”织机随后也逐渐推广于在华日资厂并且不久慢慢把阪本式压倒。1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中国技术人员逐渐增多。回国留学生也纷纷把国外先进的机织技术和生产管理方法介绍到了国内。我国织布工厂逐步推行合理化操作法如保全之平车、揩车、定位、水平；运转之分段、接头、加油、扫除等等都有了一定的规范。熟练工人渐多看台能力提高。普通棉织机2人3台整经机3人2台辅助工人也有所减少。1oo台棉织机的车间用工减至23o人。每24小时每台可织14磅布2匹（每匹42码）。21参见朱洪建：《纺建式大牵伸》《纺织建设月刊》1948年第2期。2参见欧阳威廉：《雷炳林大牵伸》《纺织建设月刊》1948年第6期。1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纺织》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2参见周启澄等：《中国近代纺织史》中国纺织出版社1997年版。 2.抗日战争前后机织技术的进步。 抗日战争前后我国各厂都推广自动织机即在普通力织机上添加2个装置：经纱断头自停装置和纬纱自动补给装置。这样在纡管上纬纱用完时可不停车而自动换入新的纡管或是新的梭子经纱断头也容易现及时接上从而大大提高织机运转效率也减少了缺经疵布提高产品质量。为了增长机器连续运转时间又推行了大卷装如加大梭子加长纡管增大络纱筒子等。对于自动织机看台能力提到每人2o台同一时期欧美、日本看台数还要高些。但这不是因为当时中国工人不如外国工人而是因为中国纺纱设备陈旧的居多成纱强力偏低不匀率偏大；而且织造准备工程的设备也较落后以致织机上经、纬纱断头率比外国高。1机器的传动已逐步由天轴或地轴集体传动改为车头小电动机单独传动。这样车间里阻碍光线、沾附飞花的长皮带没有了既减少皮带打滑又较为安全运转效率和车间环境也有所改善。2有少数工厂已开始采用改进了的“高整经机”。此机对筒子架作了改进使经纱引出清晰接头方便。3织物的品种棉布渐以12磅细布为主平布幅宽增至9o厘米斜纹布75厘米还生产出府绸、哔叽、直贡呢、雨衣布、玻璃纱、麻纱等特色棉织品。产量每24小时每台织机可产12磅细布82米或16磅粗布1o1米。4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我国各厂在织造准备工程方面有了不少进步。如络经由竖锭式锭子回转改为槽筒式由摩擦传动回转使络纱张力不问卷绕直径多大均可保持稳定不变而且可以络成圆柱形或宝塔形（截头圆锥形）筒子。整经机筒子架过去在使用圆柱形筒子时经纱放出要通过筒子的回转限制了度的提高。后来先是在筒子锭轴加装滚珠轴承减小筒子回转时的阻力；后来又改用宝塔形经纱筒子使经纱放出可以通过自宝塔尖方向的轴向退绕筒子可以固定不动。这样整经时张力会大大降低整经度可大大提高。在操作上把工作筒子的纱尾和预备筒子的纱头接起来这样就免去了停车成批换筒子的操作大大提高了整经机的效率。浆纱机的张力和上浆率与回潮率控制方面也有了改进。在上海还探索过用双槽、分浆、分烘技术在棉纱上浆时同时进行纱线染色。穿经方面在大批量稳定品种采用了结经机可利用“了机”余纱连综筘与新的织轴上的纱由机器自动对应接结。在织机上织格子布的工厂采用了多梭箱自动纬纱换色的织机。11参见《25年来我国棉纺织业之回顾与前瞻》《杼声》1937年第1期。2参见《25年来我国棉纺织业之回顾与前瞻》《杼声》1937年第1期。3参见《25年来我国棉纺织业之回顾与前瞻》《杼声》1937年第1期。4参见《25年来我国棉纺织业之回顾与前瞻》《杼声》1937年第1期。1参见《纺织周刊》1946年第7期第168页；《近数十年来棉纺织技术进步综述》《纺织周刊》第6期。 在织坯整理方面配备了验布机、刮布台、压光机、叠布机、打印机、成包机等可以依次对织坯检验定等、刮布压光、叠布印商标、打包成为成品入库以供销售或供印染。2造纸1919至1949年中国的造纸业有了新的展。其中1919至1937年是机器造纸业展较快的时期兴建了数十个机器造纸厂已能生产各种品类的纸张一批从海外归来的学习西方造纸技术的留学生则为中国造纸业和造纸技术的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战争的破坏和影响中国的机器造纸厂或倒闭或西迁而同时洋纸的进口也大受限制。虽然这期间在西南地区新建了9家机器造纸厂但是其生产能力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需求。在这种形势下无论在国民党统治区还是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传统的手工造纸业均得到了充分展的机会。解放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在东北地区和台湾省接收了日本侵略者遗留下来的一批规模较大的纸浆厂和造纸厂但由于国民党统治的腐败以及内战爆造纸业并未得到应有的展。 （一）造纸业的展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机器造纸工业中又出现了一批新的工厂总计在抗战前夕全国（东北除外）共有机器造纸厂32个资本合计为万元年生产能力共为65447吨在当时纸张消费总量中只占1o％左右比重还是比较小的。1这一时期造纸业的特点是出现了一批用稻草生产纸板的造纸厂。最早的一家是192o年成立的江苏省苏州的华盛造纸厂用多烘缸圆网造纸机生产黄板纸（俗称马粪纸）全年产量为45oo吨。以后又出现了浙江杭州的武林造纸厂（1921年）、天津的振华造纸厂（1923年）、苏州的华章造纸厂（1924年）和上海的竟成造纸厂（1924年）四家专业生产黄板纸的造纸厂。由于我国的机器造纸工业自诞生以来先后成立的12家造纸厂都是生产薄纸的这些板纸厂的出现填补了纸张品种中的空白适应了国内工业展的需要并打破了过去国内黄板纸市场几乎由日本独占的局面。 193o年上海勤业文具公司在浙江省桐庐县的桐君山麓建立了我国第一家生产誊写蜡纸原纸的手工纸厂用国产雁皮生产出抄造技术难度大的薄型皮纸——誊写蜡纸原纸弥补了国内手工纸产品的空白也有力地抵制了日本产品的垄断。 2参见《棉布的整理工作》《纺织染工程》195o年第7期。 1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轻工业展战略研究中心：《中国近代造纸工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1936年浙江省嘉兴的民丰造纸厂依靠本国技术专家的力量试制成功生产工艺复杂的卷烟盘纸在市场上取代了外国的进口货并获得当时国民政府实业部的专利。1以上所述我国造纸工业的成就均反映出在这个时期我国造纸工业的技术水平已有了显著的提高。 抗日战争时期沿海地区及长江中下游的许多造纸厂开始西迁。国民政府迁至重庆后四川省一时成为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的中心。由于抗战前四川只有嘉乐造纸厂一家纸张供不应求。在此形势下国民党统治区内的机器造纸工业有所展总共建设了9家新的造纸厂。其中1937年开始由上海辗转内迁至四川省重庆猫儿石的原龙章造纸厂建成投产厂名为中央造纸厂年产机制纸能力为12oo吨工人47o余人是当时后方规模最大的造纸厂。该厂为现在重庆造纸厂的前身。 太平洋战争生后进口纸张的来源濒于断绝形成了各地纸张奇缺的局面。在此形势下手工造纸业出现了复兴的景象产量有所增加特别是在抗战后方国民党统治地区尤为显著。许多原来生产迷信纸等粗纸为大宗的手工造纸业纷纷改产文化用纸并在纸浆中加入松香胶来适应钢笔书写和两面印刷的需要称为“改良纸”或“土报纸”其色泽和质量虽较差但在当时填补了纸张的短缺适应了战时的需要。 1941至1942年著名国画家张大千先生因战时宣纸供应困难曾两次亲自到四川著名手工纸产地夹江县指导槽户在原有漂白竹纸生产技术的基础上配入少量漂白麻浆成功地制造出仿宣纸即现在有名的“大千书画纸”1。 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为了解决因国民党封锁带来的用纸困难也组织了手工纸的生产。1939年在陕北延安县甘谷驿由李双全等人组织成立了振华造纸厂利用当地出产的马兰草为原料生产可供书写和印刷用的“马兰纸”这是根据地内最早成立的一家造纸厂。21942年5月为解决中共南方局的机关报《新华日报》需要的印刷用纸在四川省华莹山下的广安县古桥乡丁家坪建设手工造纸厂定名为中心纸厂共有职工4oo余人。q i s u w a n g . c o m [奇 书 网] 1942年在苏北阜宁县徐家油坊创办了手工抄造钞票纸的盐阜造纸厂以桑皮为原料并掺配少量羊毛抄造出具有良好防伪性能的钞票纸曾用以印制“抗币”在根据地内流通使用。11945年中共苏中行署在江苏省宝应县射阳湖区李家沟建立了苏中造纸1殷舒飞、范钦烁：《浙江造纸工业史》《浙江造纸》1993年第1期第44—45页。1参见马晓俊：《大千书画纸》《纸和造纸》1984年第4期第37—38页。2中国造纸学会：《中国造纸年鉴》（1993）第397页轻工业出版社。1参见江苏省造纸学会：《江苏省造纸史》《江苏造纸》1995年第3期第58—6o页。厂利用当地麦秸为原料生产出耐水性好、拉力强、纸面带有布纹、不易伪造的钞票纸印成的钞票在华中和山东敌后根据地内流通使用。2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政府接收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期间在我国东北和台湾以掠夺我国造纸原料资源为目的兴建的一批纸浆厂和造纸厂。从1918年起到1945年日本投降为止东北地区达到年生产纸浆能力9万吨与纸张能力13万吨左右。3其中日本侵略者在东北三省掠夺东北的森林、芦苇、大豆秆等资源建设的纸浆厂（包括人造丝浆厂）共有8个造纸厂共有34个国人创办的造纸厂有17个。这批接收的纸浆厂和造纸厂中的一部分属大型企业具有当时比较先进的技术如吉林汪清的东洋木浆株式会社即今石岘造纸厂的前身以生产亚硫酸钙法化学木浆和新闻纸为主；吉林开山屯的东满人造丝木浆株式会社即今开山屯化学纤维浆厂的前身；辽宁营口的康德苇浆株式会社即令营口造纸厂的前身；辽宁锦州纸浆株式会社即今锦州造纸厂的前身。以上两个苇浆造纸厂以生产亚硫酸镁法苇浆和印刷纸为主。新中国成立后通过一系列的恢复改造工作后使东北地区成为我国现代造纸工业的重要基地之一。 祖国宝岛台湾省自1895年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统治长达5o年之久也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得到光复。在日本侵占台湾期间日本人利用当地的甘蔗渣、木材等资源兴建的各种规模的造纸厂总计约2o家产量最高的1941年曾生产纸浆316oo吨纸2355o吨。1这批纸浆厂和造纸厂也为后来台湾展现代化造纸工业奠定了初步基础。 解放战争时期由于内战爆导致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美国纸张大量倾销各造纸厂一般生产均不正常开工不足产量下降。民族资本的机器造纸工业在这一时期只是挣扎图存到全国解放前夕已处于瘫痪状态。（二）造纸技术及科教的展1919至1937年我国到日本和欧美学习西方造纸技术的留学生相继回国开始在我国造纸生产技术、科研、教育等方面挥了重要作用。 1924年留日造纸专家方汉城撰写的《造纸概论》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中国第一本较全面介绍机制纸生产技术的专著。21929年上海江南制纸公司的留法造纸专家陈彭年在江苏镇江高资镇附近的增课洲利用当地出产的芦苇制成纸浆运往上海造纸获得当时国民政府工商部的专利和免税五年的奖励。 2参见陶厚卿：《战火纷飞的苏中——华中造纸厂》《纸史研究》第4期第45—49页。3参见韦承兴：《日本军国主义掠夺我国东北地区造纸资源及其造纸工业史略》《纸史研究》第11期第62—69页。 1参见韦承兴：《日本军国主义统治时期的台湾造纸工业史略》《纸史研究》第13期第3o—37页。2参见纪力：《方汉城及其著作〈造纸概论〉》《纸和造纸》199o年第2期第52页。这是国内最早自营原料基地的制浆工厂。11931年在德国学习造纸的留学生起成立中国造纸研究会同年移回国内并约集留学英、美、日等国的学友以及在国内从事造纸技术工作者参加扩大组织将研究会改名为中国造纸协会这是中国最早的造纸学术团体。21933年留德造纸专家钱子宁等在苏州浒墅关开办中元造纸试验所以造纸试验为主兼生产各种新型薄纸；同时广招全国各省学员教授制浆造纸技能。该所既是小型机器造纸厂又集科研、教育于一体培养机器造纸人才在全国属创。该所生产的蚕种纸取代了进口产品满足了当时江浙一带养蚕业的需要。3抗日战争期间国内大批的造纸专家云集四川对推动后方造纸工业的技术进步创建了许多重要的业绩并培养出一批技术骨干为我国造纸工业的展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1939年4月国民党政府开办的国立中央技艺专科学校在四川乐山创建该校设有造纸科学制3年招收高中毕业生是中国最早的设有造纸专业的高等学校教师中许多是从国外留学归来的造纸技术专家。该校培养的造纸技术专业人才在新中国成立后大多数成为全国各地的造纸技术骨干1。抗日战争初期由南京内迁重庆的中央工业试验所分出来的纤维实验室在留德造纸专家张永惠博士的主持下对我国29种造纸原料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研究2为充分利用国产纤维原料展中国造纸工业提供了科学依据其研究成果至今仍经常为造纸界所引用。 1945年在四川宜宾新建的中国造纸厂在留美造纸专家金瀚3的主持下成功地利用当地的马尾松木材为原料生产出机械木浆和化学木浆供制造新闻纸和牛皮纸之用年产各种纸15oo吨。这是我国最早大量利用马尾松木材制浆造纸的厂家。该厂即为现在的我国十大新闻纸厂之一的宜宾造纸厂的前身。 印刷一、1919至1937年中国近代印刷业的崛起自1919到1937年抗战前夕经过国人数十年之努力中国近代印刷业1参见江苏省造纸学会：《江苏省造纸史》《江苏造纸》1995年第3期第48—49页。2参见纪力：《中国最早的造纸学术团体》《纸和造纸》199o年第1期第22页。3参见江苏省造纸学会：《江苏省造纸史》《江苏造纸》1995年第3期第49—5o页。1参见姜锦春：《忆中央技艺专科学校造纸专业》《纸和造纸》1983年第1期第51页。2参见张永惠：《中国造纸原料之研究》（一）（二）《工业中心》第8卷3/4期第x卷3/4期。3参见江淮、舟涛：《金瀚与新闻纸》《福建造纸》1985年第4期第57—59页。在工艺技术、设备器材、科研教育、印刷出版诸方面都得到长足进展呈现出蓬勃展的局面和势头。 （一）中国传统印刷业的更替辛亥革命前后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加剧、中国革新运动的开展和民族近代印刷工业的崛起以铅印、石印以至照相平印为业的印刷机构在全国各地纷纷建立原有从事传统的雕版印刷与活字印刷的印刷机构也先后改用新传入的近代印刷术。中国的传统印刷逐渐让位于铅与火退出了中心舞台。 另一方面中国的传统印刷尤其是雕版印刷经过千余年的展自有其西方近代印刷术难以比拟的特长和优点。因此即使在中国民族近代印刷业崛起之时传统的雕版印刷仍在应用中。尤其是佛教经典和木版年画的刻印迄今仍在进行。被北京荣宝斋称作木版水印的饾版印刷更以近现代印刷无法取代、几可乱真的高技艺在现代印刷百花园中依然独放异彩为世人所称颂。 （二）印刷学术团体的创建和印刷科研、印刷教育与出版事业的展1.上海——中国近代印刷中心地位的形成。 民国初年包括墨海书馆、美华书馆、申报馆、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大型、有影响的近代印刷企业在内的、全国8o％的新型印刷企业都设于上海足见上海在全国印刷行业的中心地位业已形成。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图书出版的9o％、报刊出版的8o％均出自上海。上海在中国民族近代印刷业崛起方面挥着历史性的、举足轻重的作用。 2.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印刷学术团体的创立。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中国近代印刷业展的极盛时期。在当时的印刷中心上海集中了一批印刷行业的先进分子。他们在民族危亡之际为振兴中国的印刷工业呕心沥血艰苦创业努力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致力于培养中国的技术人才；他们起成立印刷学术团体开办印刷技术学校研究新的印刷机械和技术在推动近代印刷事业的展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和可贵的贡献。 1933年5月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印刷学术团体——“中国印刷学会”在上海光裕里58号成立。最初根据学会章程设立了由五至七人组成的“全体会员大会执行委员会”。下设总务、教育、研究三个系。次年12月改设理事会由郁仲华（主席）、唐镜元（副主席）、糜文溶（书记）、柳溥庆（会计）、沈莲芳5人组成。共有会员26人。理事会下设杂志编辑委员会由柳溥庆任主任委员有糜文溶、高元宰、沈励吾和顾秋水。 中国印刷学会的成立是中国印刷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中国印刷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一个在印刷科研、印刷教育、印刷出版和技术交流诸方面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工作并取得丰硕成果的历史新时期。 3.印刷科研工作的开展及成果。 远在中国印刷学会成立之前国人已对西方传入的近代印刷技术进行研究、吸收和利用。例如：19oo年上海文明书局的赵鸿雪先生根据西文图书资料介绍的照相制版法成功地进行了照相铜锌版的研制；19o2年上海文明书局研制珂罗版印刷又获得成功并付诸实施；1933年柳溥庆在上海三一印刷厂采用平凹版制版工艺成功地印制了《美术生活画报》更于1936年采用四色平凹版新工艺印制了《中国印刷》第一期插图。插图画面层次丰富、网点光洁至今仍色彩鲜艳为中国三十年代印刷水平之实物见证。1935年柳溥庆、陈宏阁研究中文照相排字机获得成功。1935年9月29日的上海《申报》和1936年第一期《中国印刷》对此作了类似的报道。上海《申报》在“留法学生柳溥庆明照相排字机”大字标题下报道云：“近国人美术照相制版专家柳溥庆君费数年之心血应用照相原理设计制造排字机。其构造极为精巧所占地位仅一小间即能排制各种大小字号之文字且备有隶体字及其他美术体之字模可以排印各种书报杂志。闻该机现已制成正向实业部请求专利。”据图样分析柳氏研制的这台照相排字机与五十年代开始生产使用的第一代手动式照相排字机原理相同结构相似。在三十年代社会、技术条件下能研制出这样水平的照相排字机实在是难能可贵的。遗憾的是这一成果因生在八一三事变日军侵占上海时期而未能付诸应用。 4.印刷教育事业的开端。 历史上中国在印刷技术的传授和继承方面一向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进行。直到本世纪初方有学校教育之出现。19o4年清朝军咨府所属京师测绘学堂开设制版印刷班为中国以学校进行印刷教育之开端。中国印刷学会成立后有计划地加强了印刷学校教育。计有1933年成舍我先生创办的北平新闻专科学校李石曾先生创办的上海图书学校以及上海斯高学校苏州美术专科学校镇江中华三育研究所印刷部上海中国美术制版印刷函授学校等。以上海图书学校为例该校以“即工即学生产自给”为宗旨设图书、出版、印制、组织四科补习、训练二班。其中印制科设有印刷工场名为“工读印制社”下分印制、排字、浇铸、制模四股。印制科的学生修业三年设中文排字、西文排字、铅印、石印、铸字、浇胶、浇版、装订、制版、铁工等课程。 5.印刷书刊的出版。 本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曾出版贺圣鼐、赖彦予著《近代中国印刷术》和印刷专业杂志数种。其中：《近代中国印刷术》详细介绍了近代印刷术的传入和展情况它的出版为后人了解和研究近代印刷的展留下了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出版印刷杂志计有《中华印刷》、《中国印刷》、《艺文印刷月刊》、《神州印刷》四种。其中：《中华印刷》创刊于1935年高元宰主编；《中国印刷》创刊于1936年系中国印刷学会主编之季刊；《艺文印刷月刊》1937年创刊刘龙光主编；《神州印刷》仅见于《艺文印刷月刊》之收购书名广告未见实物流传。这四种印刷专业杂志以《艺文印刷月刊》影响最大、行最久共出版25期。内容多为介绍国内外印刷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以及国内外印刷展情况。 中国印刷学术团体的创立和印刷科研、印刷教育、印刷专业书刊的出版等印刷事业中新兴领域的肇始和展是中国近代民族印刷业崛起的重要标志之一为中国印刷事业的进一步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印刷设备器材工业的萌芽和展近代印刷采用机械设备和相应器材进行生产离不开印刷设备及器材工业的支持和配合。早期的印刷设备、器材均由国外进口。后来随着中国近代印刷工业的崛起国人自办的由维修、仿制到自行设计和制造近代印刷机械设备的机器制造厂和造纸、制墨等相关企业应运而生并得到初步的展。1895年中国第一家印刷机械厂——李涌昌机器厂在上海创立。随后公义昌机器厂、贻来牟铁工厂等七家印刷机器厂相继建立。这八家印刷机器厂建厂初期均以印刷机修理为主要业务。辛亥革命后上海、北京、青岛、广州、长沙、长春等地纷纷建立印刷机器厂。这些印刷机器厂除修配印刷机外开始生产石印机、铅印机、圆盘机、切纸机、照相机等当时亟需的印刷机械设备为中国印刷机器制造业之先驱。此后除魏聚成、顺昌、姚公记、明精等一些规模较大的印刷机器厂陆续创建外商务印书馆等大型出版印刷企业也自建印刷机械修配和生产机构。其中商务印书馆自19o3年起即开始生产石印机、铅印机、铸字机等多种印刷机械设备到1926年已扩建成有相当规模的华东机器制造厂。 （四）近代印刷工艺技术的演进近代印刷术虽来自欧美但其由印刷数十个字母组成的西文转向印刷数以万计的中文为我所用则非国人参与不可故其在中国有着一个吸收、演进过程。即使在传入初期西方传教士对中文活字的研制中也同样离不开国人的参与和配合。18o7年马礼逊来华雇人刻中文字模受雇者自然是中国人。1832年前石印术传入中国这手书中文上版者也必是中国人。此后无论凸版印刷、平版印刷还是凹版印刷在其传入、展进程中国人都作出了重要贡献。譬如：19o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乃倩字学家将姜氏排字架悉心厘正..从此排印报章时文困难减矣”1。1922年张菊生先生从排字架、铅字分类法和铅字检查法三者同时入手革新又创新式排字架。 19o9年商务印书馆创制二号楷书铅字由徐锡祥镌刻字模。1916年1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群联出版社1953年版第261页。钱塘丁氏仿宋代精刻欧体活字倡制“聚珍仿宋活字”。1918年海陵韩佑子先生创制“仿古活字”。 1925年王宠佑先生创制华文排铸机。 19o2年赵鸿雪先生研制铜锌版制版法历时数月而告成。同年又试制珂罗版亦告成功。 1888年元和王肇鋐在日本习得雕刻铜凹版之法并著有《铜刻小记》详记之。 1935年柳溥庆先生费数年心血研制成功手动照相排字机。 从以上数例可见国人在西方近代印刷术传入与展中作为之一斑。正如贺圣鼐先生在《近代中国印刷术》一书的“结论”中所说的：“综观此过去数十年吾国印刷术诚不可谓之无进步。历年派人至东西各国学习考察同时不惜巨金延选高等印刷技师教授艺徒故数十年间印刷人才辈出凡外国印刷之能事国人今皆能自任之而有余其技术之精者直可与外来技师抗衡。”1二、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印刷业的破坏和摧残1937年日本的侵华战争给正在崛起中的中国近代印刷业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和摧残使崛起并高展着的近代印刷业迅即从停滞走向衰退。日寇的铁蹄踏向哪里哪里的印刷企业则不明不白地为日人所据有不少设备器材甚至工人被劫往日本。剩下来的要么为日人占有要么被迫停业。当时全国最大的两家印刷企业——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都没有逃脱这一悲惨的命运。不少从上海等大城市向大后方转移的印刷设备器材在转移途中被日军飞机炸毁。譬如商务印书馆从上海运往重庆的印刷设备就被日寇的飞机炸沉在洞庭湖中。 对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的中国印刷业可根据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从国统区、解放区和沦陷区三个方面加以记述。 （一）国统区的印刷业抗日战争爆后北平、天津、南京、上海、武汉等印刷工业比较达的大城市先后为日军侵占。这些城市的印刷企业遂向内地转移。转移后最集中的地方是重庆和桂林。 重庆在抗日战争期间有许多文化、出版界知名人士云集于此。为唤起民众抗日救国创办了一些新的印刷厂并由上海、武汉等地迁来很多印刷厂出版了《新华日报》、《全民抗战》等多种报刊和书籍。据不完全统计1945年前重庆计有印刷所、店5oo多家。原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均在此设厂。其中规模最大的是中心印书局有资金7oo万元；职工人数最多的是中央印制厂的重庆印刷厂有15oo多人。 桂林地处边陲交通落后战前印刷业十分落后。抗战爆上海、武1贺圣鼐：《近代中国印刷术》参见《装订源流和补遗》中国书籍出版社1993年版。汉、广州等地的出版印刷企业撤退到桂林加上文化名人云集使桂林印刷厂、出版社、书店林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计有包括生活书店、新华日报、三户图书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正中书局等著名出版社和书店在内的出版企业22o余家；包括三户印刷厂、秦记西南印刷厂、广西印刷厂等著名印刷厂在内的印刷厂1oo多家。拥有对开印刷机5o余台四开印刷机6o余台设备先进技术进步。为抗战时期全国出版印刷业集中地之一。被誉为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化城”。 除重庆、桂林外四川的成都、云南的昆明、贵州的贵阳以及广西的南宁、湖南的邵阳和衡阳、江西的赣州等一些边远城市的印刷业也相对集中但规模远逊于重庆和桂林。 （二）解放区的印刷业抗日战争爆后中国共产党在各抗日根据地创建了许多印刷厂。 1935年1o月中共中央率工农红军主力长征到达陕北延安成为中共中央所在地随后在陕甘宁边区建立了中央印刷厂（1937）、八路军印刷厂（1938）、光华印刷厂并在绥德建立了抗敌印刷厂。此后在其他根据地陆续建立印刷厂多处。基本情况是：晋察冀边区建有晋察冀日报印刷厂、冀中新华印刷厂、冀中导报印刷厂等；晋绥抗日根据地建有吕梁印刷厂、晋西美术工厂、太岳日报印刷厂等；山东抗日根据地建有大众日报印刷厂、泰山时报印刷厂、渤海书局等；华中抗日根据地建有新四军皖南军部印刷所、拂晓报印刷厂、淮北印钞厂、七七报印刷厂、鄂豫地区建设银行印钞厂、中原印刷厂等；浙东抗日根据地建有四明山战斗报印刷所；江苏抗日根据地建有江南印刷厂、东进报印刷所、苏南报印刷所、茅山地委印刷所、前进报印刷所、苏中报印刷所、苏北印刷厂等。 （三）沦陷区的印刷业在沦陷区出于侵略的需要日军到处建立由汉奸支撑的伪政权并组建由日人经营的出版印刷机构以便在新闻出版文教宣传诸方面加强控制为侵华战争和最终灭亡中国服务。譬如：日人控制下的东北伪满时期重要刊物多达1oo多种报纸约4o家负责人多是日本人文字多用日文、满文。在中国办报刊不用中文而用日文狼子亡我之心昭然若揭。与之相比国人私人资本印刷业则日益萧条和萎缩。 1939年日本在北平建立了华北沦陷后的最大的新民印书馆从侵华日军中挑选懂得印刷的日本人担任各部门负责人职工多达2ooo人。到194o年日人在北平开办的印刷厂已多达29家。与此同时中国人开办的印刷厂则日渐衰落。就连一度兴盛的京华印书馆（商务印书馆的北平印刷厂）在日本友利洋行控制下也难以继续经营职工仅剩4o人左右。 全国印刷中心上海抗战前印刷厂已多达近千家。设备齐全技术先进。抗日战争爆不少印刷厂向大后方迁移。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前被称作“孤岛”的租界还保留一些印刷厂。太平洋战争爆日军占领租界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被抢劫一空不少印刷厂被查封报社印刷厂则为日军掠占改印日伪报纸。上海印刷业每况愈下处在萧条中。在沦陷区一方面是中国印刷业遭受严重破坏而致萧条；而另一方面日本侵略者却大力展自己控制的印刷厂。如北平日伪政权主持的《新民报》印刷厂于1938年从日本购进一台84英寸高轮转机为各报社设备最新者这些厂在设备、技术相对先进条件下为日伪印刷侵略中国所需的教科书、报刊和宣传品。 三、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印刷业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出版印刷企业纷纷回迁上海再次成为中国出版印刷业中心。 上海在抗日战争爆前夕各类印刷厂近千家；沦陷后陡减至约2oo家；抗战胜利后大批厂家回迁。据1946年《上海市年鉴》载：“胜利后内地出版社迁沪者多至数十家加上本市原有出版家之努力行单行本数据今夏统计已有4ooo余种数量在5o万册。”这一年出版各种报纸数十种杂志43o种；造纸厂34家；铅印厂316家彩印厂1o7家。可见抗战胜利后的恢复是相当迅的。北平、南京、天津等其他以往印刷业较达的城市情况相同不再赘述。 遗憾的是不久国民党又挑起内战。解放战争期间随着军事形势的展国统区的印刷业于抗战胜利后出现的繁荣和生机逐渐消失而解放区的印刷业却呈现出一片生机。 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委派许多干部到东北、华北等解放区开辟工作重新调整、组建了许多印刷厂。例如：1946年4月成立江海印刷公司下属江海导报印刷厂、韬奋印刷厂、东台民报印刷厂三个厂。11月又将江海导报、韬奋二厂改组成苏中韬奋印刷厂。1947年1o月苏中韬奋印刷厂又与盐阜印刷厂、黄海印刷厂合并调整为华中日报印刷厂、华中新华书店印刷厂、华中指挥部政治部印刷厂。 1946年起在东北建有佳木斯印刷厂、东安印刷厂、东北日报印刷厂、东北铁路印刷厂、哈尔滨新华印刷厂等多家印刷厂。 1947年鲁中印钞厂并入渤海印钞厂1948年迁至济南改称中国人民银行第三印制局。 1948年山东新华书店成立印刷部下辖9个印刷厂。同年建立中南新华书店（建有规模较大的印刷厂）。该店1949年迁至武汉改称新华书店中南总分店下辖12个印刷厂。 其中与解放后印刷业展有着直接关系的是抗战胜利后各地区新华书店的组建。当时各解放区统一设立了集中编、印、的新华书店各地新华书店下都设有印刷厂。这些新华书店的建立也为解放后印刷业的展打下了基础。 第三章土地制度与土地改革土地制度是前资本主义社会中最基本的制度。中国几千年的土地制度影响着社会的各个领域。到了近代由于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出现了更加复杂和严重的土地问题。民国时期在封建半封建土地制度下地权集中和使用分散的矛盾越来越尖锐阻碍了生产力的展导致了社会的动荡不安迫使各政治派别提出种种土地改革的主张和方案成败俱有一一为历史所抉择。 第一节民国时期的土地所有制形态在复杂的土地关系中所有权居于绝对统治地位它决定和制约着土地关系中的其他方方面面。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地广人多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展极不平衡土地所有制的形态繁杂其性质和作用各不相同。分述如下：国家的土地所有指土地由国家直接掌管即由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占有的土地所有形态。在我国封建社会里这种形态是指屯田、垦田、营田、官庄、没入田、职分田、官府掌管的荒地以及山川林泽等等清末民初总称为“官公田”和私有土地总称为“民田”相对而言。 辛亥革命以后由于在政治上结束了封建帝制原来掌握在满族统治者手中的官公田（包括旗地等）迅民田化官荒和牧场也大规模的丈放和开垦升科甚至被地方政府公开拍卖使国有土地私有化。东北、内蒙等地最为明显。“自19o5至1929二十四年之间黑龙江的百分之九十五的土地皆归私人所有大部转入大地主之手。”1据抗日战争前的估算官公田的已耕地私有化趋势如下2：官公田时期总计合计庄田各种官田庙田及其他公田私有地明朝万历年间（十六世纪末） 清朝光绪年间（1887年） 民国时期(1929—1933年)官公地名义上不属任何私人但当权的统治者有权对它随意处置。（w w w . q i s u w a n g . c o m 无弹窗广告）比如日本殖民者统治台湾时期曾强占大宗良田作为其移民的立足点。日本的垄断集团台湾糖业公司、台湾茶叶公司等都附有上万公顷土地的大农场。1945年日本投降后属于日本官方和私人的产业被国民政府接收列为公地者约18万公顷占当时台湾可耕地总面积81.6万公顷的21.6％其官公田的比重大大过大陆的情况这也是后来到五十年代台湾当局能搞“公1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74页。2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275页。原编者说：光绪年间的统计将庙田及其他公田等是并入私有地计算若归属官公田项下官公地则占25％。地放领”的客观条件。 地主的土地所有指地主占有大量土地自己不参加劳动（或仅有轻微劳动）主要靠出租土地剥削。民国时期这种土地所有仍是土地私有制的主体是封建半封建生产关系的核心它不仅左右农业生产中的各种经济关系而且还能影响手工副业、商业、金融业和城镇的面貌进而造成许多不合理的上层建筑方面（特别是基层政权）的社会现象。 辛亥革命没有触动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而且出现了一批军阀大地主阶层“如河南的袁世凯湖南的赵恒惕四川的刘湘、刘文辉等都占有很多的土地几乎在有名的大地主中找不出几个不是出身于军阀、官僚的”1。袁世凯在其家乡河南彰德和汲县、辉县等地有田产4万亩。他的部属张敬尧、倪嗣冲在安徽各有土地7至8万亩。徐世昌在辉县有5ooo多亩。曹锟兄弟是天津静海一带最大的地主并垄断了那里的水利设施。在东北张作霖圈地15o万亩张焕相有1.4万亩吴俊陞有2万亩。西北的马鸿逵有地产1o万余亩。广东陈炯明在其老家海丰让士兵拿着“将军府”的竹签随意插圈民田。四川大邑的军阀地主占全县耕地66％其中占田最多的有3万亩以上。刘文彩早年只是一个占有3o多亩的小地主到1927年前后仗恃家族军阀势力疯狂抢夺兼并土地竟达1.2万亩之多。 同时中国的商人、高利贷者积聚大量货币后也和军阀官僚一样争购土地其原因一是认为田产比其他财产稳定保险二是看到地租收益高不用1o年的地租就可收回地价。这与西欧不同西欧的商人资本是往工业方面投资与封建主对立；中国商人则热衷将利润转化为田产采取封建地租剥削增加财富与封建地主联袂或者自身就是商人兼地主。这是民国以来封建半封建土地关系延续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 据1922年调查安徽芜湖36户地主的职业商人23户占64％占全部地主土地的75％平均每户占地13oo亩1。1929年调查广东新会191户地主商人兼地主138户占72％占全部地主土地的7o％。193o年江苏民政厅对该省占地1ooo亩到6万亩的374家大地主的调查情况更充分反映了地主与军阀官僚、商人、高利贷者四位一体对投资实业并不感兴趣。且看下表：江苏374家大地主的主要职业11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14页。 1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324页。 1陈翰笙等：《解放前的中国农村》（二）展望出版社1987年版第88页。项别军政官吏放高利贷者商人经营实业者家数44693612江苏南部％27.342.922.47.4家数1226o31江苏北部％57.328.214.5家数1661296712合计％44.434.517.93.2“族田”是地主土地所有的一种特殊形态。这是指农村一姓一族所共有的土地称为祭田、社田、太公田（广东等）祠堂田、众田（浙江等）、义庄田、公堂田（江西、皖南等）等等实是封建宗法关系的产物一般不敢私卖常被族长（大多是地主豪绅）所把持出租收入供祭祖、修祠之用也有救济、助学之用余数往往被把持者所侵吞故有“集团地主”之称是地主阶级最稳固的基础2。故此族田应归于地主土地所有的一种。据统计1928至193o年广东的太公田占全省耕地的3o％约126o万亩之多3。南方各地的族田一般占1o％。土地改革废除“族田”是摧毁封建地主经济基础及其政治势力的一大措施。 根据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1933年对陕、豫、苏、浙、粤、桂6省农村调查的总结（陈翰笙、薛暮桥、孙晓村、王寅生等参与调查）：占农村人口3.5％的地主占45.8％的耕地6.4％的富农占18％的耕地19.6％的中农占17.8％的耕地7o.5％的贫雇农占18.4％的耕地。1再从全国范围来看陶直夫（即钱俊瑞）1934年根据各方材料的综合估算如下：中国土地的分配2户数所有土地户（万）％面积（万亩）％*平均每户土地面积（亩） 总数6ooo1oo地主24o富农36o6252oo187o中农12oo贫雇农42o陈翰笙等：《解放前的中国农村》（二）第99—1o1页。 3陈翰笙等：《解放前的中国农村》（二）第99—1o1页。 1薛暮桥：《中国农村经济常识》新知书店1937年版第26页。 2陈翰笙等：《解放前的中国农村》（二）第189页。地主所有的土地包括“集团地主”的“族田”等在内。 地主所有的土地占位富农仅次于地主富农中有不少是出租土地具有半地主性质。地主、半地主或富农占全国农户不到1o％而占有全国耕地的6o％上下而且多数是上中等的好地和水田。按户均来计算地主户均占田是中农的16倍多是贫雇农的51倍。而这种封建半封建性质的土地关系以5o％左右的地租率计地主不劳而获每年从佃农半佃农手中获取粮食6oo亿斤以上大多用于寄生性的挥霍必然导致人地关系的紧张农业生产力的衰退这是民国时期最落后和最反动的一种生产关系。 农民的土地所有主要是指自耕农、半自耕农的小块私有土地。 中国是以农立国自耕农在社会经济总和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对农业生产的展起着显著的作用。在中国历史上自耕农数量的增减往往标志着整个社会和经济的兴衰同时由于自耕农的小块土地肩负着国家赋税的重担因而封建皇朝的开明君主一般是重视对自耕农的扶植。自耕农素有“天子之农”之称。历代皇朝后期社会动乱不已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土地兼并造成大量自耕农半自耕农的破产。 民国时期北洋政府的军阀官僚热衷于抢夺土地更谈不上颁布扶植自耕农的法令。南京国民政府的“土地法”虽有扶植自耕农的条文但却收效甚微。在内乱、外患的交相侵害下自耕农逐年减少无地化的趋势加。22省农民无地化的趋势1（％） 时期合计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19121oo49232819311oo46233119361oo46243o19471oo422533一般说总农户中自耕农、半自耕农的比重华北、西北地区要比华中、华南地区大些。各地自耕农下降的度也不平衡有的地方非常剧烈如江苏丹阳1931至1936年总农户中自耕农由45％下降为3o％半自耕农由4o％下降为35％佃农则由15％剧升为35％。1农民自耕比佃耕为优。一是土地属于自己所有不似佃耕受地主的掣肘1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276页。 1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733页。 和担心抽田退佃愿意投资有利于提高土地的丰度；二是四场收益除承担国家的赋税外没有地租剥削在经营条件与佃耕相等的情况下自耕农收益比佃农大有利于改善自身的生活、生产条件；三是自耕农有自己的“恒产”有恒产者有恒心既爱其地产必爱其家乡比佃农安居乐业有利于社会安定与乡村建设。 可是自耕农作为土地小私有者的重要特点是其不稳定性不断出现“两极分化”。个别自耕农虽有可能勤劳致富后上升为富农地主但多数自耕农趋向破产。原因在于：其一当国家无限度地横征暴敛时自耕农成为沉重的赋税和徭役的主要负担者；其二外国资本入侵造成一个买办的和商业高利贷的剥削网进行不等价的交换自耕农半自耕农成为它们在农村掠夺的主要对象；其三对于天灾人祸的袭击自耕农身单力薄无力抗衡。所以就物质条件（土地）而言农民的小块土地所有是地主的土地所有的补充和附庸；就劳动条件而言自耕农半自耕农是佃农和雇农的潜在后备军。可以说农民的土地所有是一种处于十字路口的土地所有具有过渡的特色。 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指土地所有者采取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使用雇佣劳动产品的全部或大部是为市场而生产的商品从中赚取利润的一种土地所有。或者是土地所有者将大块土地出租给农业资本家收取农业资本家雇工经营过其平均利润的那部分剩余价值即共同分割剩余价值收取资本主义地租为前提的一种土地所有。这是商品经济展到一定阶段价值规律在土地经营中生作用代替经济强制的封建主义剥削方式而新兴的一种土地所有。 习惯上称中国富农为农村资产阶级将富农土地所有称为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这并不确当。事实上中国富农不少是出租土地或兼放高利贷的带有浓重的封建性剥削它们对土地的占有并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真正属于雇工经营为市场而生产商品的新式富农（包括经营地主）为数不多。二十世纪初出现的新式农垦企业租进或购进大块土地雇佣农业劳动者采取资本主义经营方式者寥寥无几。二十年代初新式农垦企业最盛之时占有耕地也不过1ooo多万亩只占全国总耕地的1％而且也不景气有的退变有的倒闭。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阻挡了中国资本主义农业展的道路。 殖民主义的土地所有从鸦片战争开始殖民主义势力不断侵略中国掠夺中国的土地、财富与劳动力。它们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将抢去或“租借”、诈骗的一大片一大片国土民田置于自己的专管之下。这些土地殖民主义者有任意处置权成为殖民主义的土地所有。它既不同于中国固有的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也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 “租界”。殖民主义列强以1843年《虎门条约》（《南京条约》的附件之一）中关于在通商口岸租地建屋的规定划设租界建立殖民统治机构（如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等）俨若国中之国。租界内的土地一经承租即永归租户。租界范围又不断随意扩大。1925年上海公共租界越界筑路一下子扩大7923英亩（1英亩约合6市亩）过了原来租界面积。租界的土地永租权等于剥夺了中国的土地所有权。殖民分子对土地可任意处置或出租房宅地或建屋赁租榨取高额利润。如英人哈同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前后大刮地皮大搞房地产投机在利用越界筑路扩大租界中很快成为“地皮大王”1931年死时的财产竟达4oo万英镑（相当1.3亿枚银元）。“租借地”。甲午战争后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强租中国的港湾。在被租借地区列强不仅享有土地使用权甚至有领土权不付任何代价这无异于领土主权的“割让”。德国强租胶州湾后设立胶州保护领地把“胶州”纳入德国的殖民地之列。英国把强租的九龙半岛称为“新界”与被其割占的香港同置于香港总督殖民统治之下。沙俄强租旅大后设“关东省”视同俄国领土。列强并以租借地作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军事据点在其势力范围内操有筑路、开矿、办厂等特权大量侵夺中国国土民田。仅沙俄修筑东清铁路即侵占土地16万多垧。 教会侵夺民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传教士开始享有“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1的特权。 义和团反帝斗争失败后“外国教堂依条约应特别认为法人得享有土地所有权”2。在直隶（今河北）法国天主教献县张家庄总堂从1856年建堂到1949年共侵占农田5975亩民房333o间3。在四川西部天主教会占有土地3o万亩。绥远省265所天主堂竟占有土地5oo万亩。此番情况遍及全国。教会对占有的大量土地同样采取分割小块出租的方式经营致力于保持资本主义前期的剥削方式。它与中国传统的地主土地所有不同在于农民不入教不许租佃玩弄一套“天主”、“上帝”赐给的把戏并享有收租谷而不缴纳赋税的特权此亦是殖民主义土地所有的一种特征。 殖民主义的土地所有最为突出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国土民田的抢夺。日本占领台湾后曾以“山林原野调查”之名出动军队1.2万人由日本台湾总督任总指挥任意掠占土地。到1914年划为官有的土地达752o911《中法北京条约》186o年1o月。 2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4o页。 3《天主堂在献县等处的田产》载《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1期。 甲（1甲相当于o.9691公顷约14.55市亩）而认定为私有地的山林只有31179甲。随后将官有地廉价抛售给日本垄断资本集团其收入在台湾总督府经常岁入中所占的比重191o年为53％1916年为7o％1927年达78％。4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东北迫不及待地加紧移民侵占中国农田。 到1936年日本政府更加狂妄地提出“百万户移住计划”目标为侵夺土地1ooo万町步（约1.5亿市亩）。日本侵略者除强行低价收买（一般不到市价的三分之一）外往往以“危险地”和“维持治安”的名义驱赶中国农民离开家园。如1939年5月强迫黑河上游上马厂等7个屯2o7户居民迁离占地245o垧。6月又占去老青屯等4个屯的土地75oo垧。1根据日本政府炮制的“开拓三法”（即《开拓团法》、《开拓农业协同组合法》、《开拓农场法》）将日本集团移民称为“开拓民”他们的农业用地、房舍等为“世袭家产制”不允典卖和转移给中国人使开拓团永远成为在东北农村殖民统治的据点。 日本移民占有大量耕地一般出租二分之一左右多者在9o％以上。如吉林省舒兰县四家房的大日向开拓团每户平均2o町步（约3oo市亩）土地其中19町步（占95％）出租。地租占收获量的6o％远远过当地以往的地租率。2少数民族的土地关系中国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的国家。由于历史上多次的民族大迁徙屯田、移民以及朝代的更迭等原因各民族的分布形成了有杂居、散居和聚居的不同状况。而远离汉族聚居区的少数民族社会展阶段则比较落后有的地区还保持封建领主制度、奴隶制度甚至原始公社制度等等。其土地制度、土地关系有显明的特点。 1.藏族封建领主土地关系。 藏族的封建领主土地关系由来已久。民国时期土地属于官府、贵族、寺院三大领主包括山水草木以及非耕地在内一切土地都属于三大领主所有。 农奴一般称为“差巴”（藏语意为支差的人）从领主那里领得一块“份地”要向领主与官府承担苛重的无偿差役。以拉萨区两个领主庄园内差劳役为例：1见《爱辉县志》北方文物社1986年版第28页。 2［日本］依田憙家：《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第257—258页。 庄园名称领主系统每户份地（克）1常年差（天）临时差（天） 邓豁卡寺庙1436o16o黑丁豁卡贵族1236o2951克是藏族的一种量器一克地就是指播种1克种子（约25市斤）的地其面积相当于1市亩。 差巴一般有家室占有少量耕畜和农具但人身依附于领主世代被束缚在领主土地上如果逃跑被抓回来往往被打入九死一生的水牢里份地被抽回财产被没收。失去份地的差巴下降为“堆穷”或“朗生”。 “堆穷”（藏语意为“小户”）取得少量的耕食地或者由主人供给粗劣的食料终日从事繁重的劳动不得温饱。毫无政治权利社会地位很低。 “朗生”一译为“囊生”（藏语意为家内奴隶）是最低下的等级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可以被买卖、赠送、陪嫁和任意处罚甚至没有自己的家室不准婚配私生子长大仍是家奴。 2.傣族封建领主土地关系。 傣族居住在云南德宏、西双版纳等地公元十四世纪由奴隶制进入封建领主制时代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中叶。 傣族领主土地关系集中体现为“澜召领召”一语直译为“水和土地都是‘召’的”“召”即傣族的领主。最高脑的“召”称“召片领”意为“广大土地之主”即元明以来的大土司。“召片领”分封亲近人员做各地的领主称为“召勐”（勐意为地方）“一勐之主”即小土司封地可以世袭。到二十世纪时有3o余“召勐”作为一级行政区划单位分别控制辖境内的军政财经实权对召片领承担各种军事政治义务。召勐又把辖区内的土地连同农奴分封给自己的属官作为俸禄俸田多少和官职大小是相称的对其所属的农奴及辖区内各族人民进行统治和剥削。 农奴有不同等级较高级的称为“傣勐”（意为“土著”）占农户总数的55％沿袭古老的农村公社组织形式聚居成寨领种较多的耕地和私有较多的耕畜。较低级的称为“滚很召”（意为“官家的人”）占农户总数的39％主要是被释放的家奴领种土地较少。农奴领得“份地”后要提供与之相应的劳役与贡赋用自己的耕牛和农具无偿代耕各级领主的“公田”承担修水渠、修路、修桥与各种强制性的劳役。农奴为自己“份地”（称为“私田”）的劳动与为领主“公田”的劳动在空间和时间上都是严格分开的实质上是劳役地租。随着生产力的展以及农奴的消极反抗领主不得不改变剥削方式将“公田”交农奴包种包收包产甚至有将“公田”划为“份地”一并分配给农奴耕种只收实物地租。公田和私田的界限逐渐消失的景象类似春秋战国之际井田制的崩溃。 3.凉山彝族奴隶制土地关系。 民国时期分布在四川大小凉山的彝族奴隶制社会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等级制度十分森严。黑彝自视为血统“高贵”、“纯洁”的贵族等级称为“诺合”绝大多数为奴隶主是彝族的统治者占总人口的7％占有7o％以上的土地。白彝是被统治者统称为“节伙”有“曲诺”、“阿加”、“呷西”之分。 “阿加”彝语“阿图阿加”的简称意为“主子寨旁的奴”主要是单身奴隶呷西经主子婚配成家分居繁衍起来的约占总人口的33％。他们被限定住在主子宅旁常年为主子从事繁重的田间劳动和家务劳动通常靠主子给一小块“耕食地”勉强维持家庭生活。阿加没有人身自由仍属于某主子无自己的婚权和子女的亲权。 “呷西”彝语“呷西呷洛”的简称意为“主子锅灶旁边的手足”主要是被俘虏或买卖来的也有从“阿加”子女中抽来的约占总人口的1o％。呷西基本上是单身奴隶几乎一无所有毫无人身自由住在主子家里整年干最累最脏的活如牲畜一般被任意抵押、买卖和虐杀。 “曲诺”彝语中的“曲”是白色之意即称白彝主要是由历来的阿加赎身后繁衍而来的约占总人口的5o％是被统治者中的最高等级。曲诺的人身仍隶属于黑彝奴隶主不能随意迁出主子家支所控制的地区每年要为主子服一定天数的无偿劳役和受其他剥削。曲诺一般占有一定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极个别有上升为曲诺奴隶主也有不少下降为阿加和呷西。彝族奴隶主是生产资料（主要是土地）的占有者也是奴隶的占有者。 奴隶主一般将其土地划分为两部分：即“自营地”（也叫“节伙耕作地”）和“耕食地”。“节伙耕作地”即奴隶主利用阿加、呷西和曲诺的劳役直接经营的那一部分土地约占其总土地数的7o％以上是其剥削收入的主要部分。“耕食地”是供给阿加维持生活用的。有的奴隶主将其荒地山林出租招佃一般是曲诺承租待开改良土质后又借故夺回。有的则因远处的田地不宜自营而出租。这些租佃方式并不是作为奴隶制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它只是奴隶主进行剥削的一种补充手段而已。但在凉山边缘地区因受汉族封建租佃关系的影响奴隶的怠工、破坏农具或逃亡奴隶主难以控制而不得不出租耕地。这反映了凉山彝族的土地关系所生的缓慢变化。 4.独龙、怒族、布朗族等村社土地共有关系。 独龙族分布在云南独龙江流域还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方式阶段以采集、渔猎补充生活之不足与落后的生产力相适应耕地极大部分未固定有轮歇的“火山地”半固定的“水冬瓜树地”（指村寨附近较好的耕地）及房宅周围的“园地”（属个体家庭所有）。 “克恩”是独龙族原始共同体的基本形态“克恩”成员使用自己的农具共同耕种“火山地”、“水冬瓜树地”种籽也由各户平均摊出收获物平均分配。每个“克恩”还有公共的猎场、鱼口、采集场等使用。“园地”一般是私有伙耕（即一家有地几家合种）或私有私耕。个体私有的萌芽表明原始家族公社在逐渐解体中。 怒族分布在云南怒江流域土地关系与独龙族大同小异存在着氏族原始公有、家族伙有共耕与个体私有三种形态。伙有共耕是土地公有向私有转化的一种过渡形态其特点是共同占有、共同耕种、平均分配。受汉族、白族的土地私有制影响怒族也开始出现家族伙有土地的转让与买卖使伙有土地逐渐被个体私有土地所取代。 布朗族分布在云南西双版纳、双江等地山区还保留着原始公社的残余形态由若干“考公”（家族组织）与个体家庭构成的农村公社的领地有着严格的完整性与不可侵犯性未经许可不准本族以外的人使用土地和土地上的附属物。族内存在三种土地所有关系：一是农村公社公有地村社成员可自由垦耕；二是“考公”地家族成员集体所有集体耕作产品按户平均分配；三是个体家庭私有地包括宅地、园地不占主导地位。 还有拉祜族、佤族等少数民族都是处于类似的社会展阶段以土地公有为基础正在经历着由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缓慢地向土地私有私耕过渡。综上所述民国时期中国存在着复杂的各种形态的土地所有但主要形态是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这种所有关系严重阻碍着社会生产力的展。强加于中国的殖民主义的土地所有更是置中华民族于死地。不铲除此类封建半封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土地关系就不可能更新生产方式。 第二节私有土地的继承与转移私人地产的继承我国自古以来民间对于私人地产的继承就十分重视。清朝的《大清律例》对地产的继承有十分具体而繁琐的条文并相沿至民国时期。在中国不允许一个人用遗嘱的方式把地产转给他自己儿子以外的任何人不论儿子怎样堕落或挥霍、疯癫或低能也不例外。地产继承的普遍习惯是多子均分法即“分析家财田产不问妻妾婢生且以子数均分”。民国以来少许开明家庭的女儿也能分得一些地产。如果父母都去世了兄弟们愿意一起生活通常是长子代父抚养待嫁的姐妹暂时不析产分家。如果无亲生男性子嗣可由养子或过继之子继承。如果无任何男性继承人则需宗族有关各方（堂房叔伯兄弟以及娘舅等）聚议商定地产的处置也可由女儿继承。亡夫而无子无女的寡妇“合承夫份”：若其改嫁则夫家地产不许带走。一般情况下多子女的家庭父母为避免自己去世后出现析产的纠纷生前就作出析产的安排邀请家族有关各方到场作证写下字据签名画押俗称“分家”。这种地产继承权属于法律实施范围无须官方批准也无须缴纳继承税。只是生争执家庭协商不得解决的情况下上诉官方才有政府当局出面干预。 即使实行多子均分但在不少地区习俗上嫡长子有权多分或分双份；有的地方（如浙江永嘉）嫡长孙也可得一份以续香火供家庭祭祀之需。殷户多子女的家庭也有拨出一部分土地专供祭祀祖宗之用这也是过去“族田”、“祭田”、“公堂田”产生的缘由。 纵观我国私人地产的继承有以下特点：第一实行多子均分制分散地权。它不同于西欧的嫡长子继承法而且中国历来无遗产税继承人谁也不愿放弃应得的那份地产致使地权日趋分散地块日渐碎分这对于封建地主的土地兼并是个自然冲击波。但是地主身份的家庭析产之后多户头的纨袴子弟往往是重租盘剥比以前更加厉害。而自耕农、半自耕农的分家析产使地块碎分不利于土地改良和水利灌溉浪费人力畜力有碍农业生产的展。 第二中国农民视土地为命根对于地产的继承十分重视。它反映了近代中国的农村仍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特征。以农为生守地为业尤其是人多地少别无生产门类的情况下继承大宗地产可显示自己的荣富继承几亩薄田也可有生存立足之地。有了地产可以自种可以出租也可以自由典卖比任何其他财富更实在更可贵所以我国的农民对地产的私有观念比任何欧美国家要强烈得多。因而从政府法律到民间习惯关于地产的继承、买卖、典当等格外重视规定的手续。民间惯例约定俗成因循沿袭。 第三强调“子承父份”维护封建宗法制度的基础。我国民间地产的继承竭力避免宗族地产的外流。自古以来认为地产外流是对祖先的不孝败坏家族名声。因此在析产中对本族亲房、对同姓宽容厚待对外姓（包括嫁出去的女子）苛刻限制。当地产继承处置出现矛盾时五服之内的房族有权干预房族的长者有至上的权威加以仲裁防止地产向族外流散。继承如此买卖、典当也如此。所以有权势的殷户之家往往保留族田维护宗法关系建祠堂上祖坟续家谱等等有其物质基础不许族田买卖变更。民田的典当与买卖土地所有权的转移、让渡自古就有。历代官公田的封赐、配授、世袭、赠送、丈放、招垦、侵夺、抄没等等均属此类而大量存在的是民间私田的典当、买卖特别是土地兼并加剧的岁月里盛行民田的典当、买卖。地产的典当、买卖形式有绝卖、活卖、典当、抵押、加找、回赎等等按一般惯例都要办理严格规定的契据手续。 “绝卖”为地产原主（卖主）将土地卖掉、放弃赎回权的一种卖契即地产一次性了割。为了使该项土地买卖得以认可法律规定地契上须写明“绝卖永不回赎”字样。 “活卖”为卖主保留赎回权的一种契约。活卖的地价要比绝卖的低。 法律规定这种形式的地契须写明“活卖准贴找回赎”字样。同时必须写明回赎的年限。如卖主到期不赎买主则继续管业。事实上农民的土地一经活卖或典当出去便不易回赎回赎的件数一般不过半数。 “典当”（俗称活典）为原业主（出典主）交出地产作为所得代价的担保品的一种契约。典当价一般相当于地价的5o％至6o％。原业主在未偿还借款（典当价）赎回土地以前放弃土地的使用而典主取得土地使用权以土地的收益抵替利息。典当与活卖相似都保留要求加找地价差额和在规定年限内回赎土地的权利。不同之处典当的回赎年限短些一般也要三年如果届时不赎则转为售卖另立卖契。但已典当出去的地产原业主不能再典当或抵押给第三者即“一产两典”为法律所不许可；但“先典后卖”却为习惯所公认即“拦典不拦卖”的惯例。 “抵押”则不同。抵押土地的债务人只以地产作为借款的担保并不交出土地但要对借款付息债权人并不收用土地只是债务人不能照约偿还借款本息时债权人有权索取所担保的地产。当原业主（债务人）还清借款本息时“抵押”契约即撤销。 “加找”是指活卖或典当的原业主无力回赎时卖主向买主收受地价差额的一种契约将地产完全割让对方。这种另立的新契也叫“找绝”。如果买主或典主不同意原业主（卖主）加找地价差额的要求原业主可依法将地产以较高价格售与第三者偿还从前得自第二业主的借款所谓“当不拦卖”的惯例。法律也允许第二业主将地产转典给第三者如果和原来典当价有差额那么在“回赎”或“加找”时就涉及三方加以协议解决。 “回赎”按活卖或典当契约上规定期限进行回赎。在规定期限以前未得买主、典主的同意不能回赎。规定期限届满时也不得拒绝原业主回赎。如果没有规定期限一般是允许三年后随时可以回赎。回赎时地产如有损坏（非自然灾害的损坏）原业主可从赎金中扣除。地产如有增补改良典主可向回赎者提出收回其投资或索取补偿金。如果回赎时地价确有增涨原业主应“加价回赎”其增加之额由双方协定。还有政府与民间对于荒年迫于糊口贱价出售的绝卖地有“皆许回赎”的惯例。 对于“回赎”制度民国四年（1915年）北洋政府曾专门颁清理不动产典当办法规定活卖的回赎期以2o年为限典当以不过1o年为限届期不赎则听凭买主或典主过户投税。即取消往日无限期的“回赎”制度。到三四十年代新买主往往不愿“回赎”而愿“绝卖”一次性了割回赎制度趋向没落反映了土地商品化程度之加深但又促使无地化度之加快。土地买卖、典当活动必须办理立契据手续。契据没有统一格式但内容、专用名词是比较一致的。契据的内容一般载明：（1）卖地人或卖主情因需款兹将某某处几亩几分田地凭中出卖或出典给某人得价若干；（2）地亩坐落四至；（3）地价笔下交足不欠；（4）写明“绝卖不准回赎”或“活卖”或“典当”规定回赎期限；（5）该地以后由买主、典主或现业主管业悉听自便不得干涉；（6）欲后有凭立契存照等等。手续要求很严格地契的数字一律是大写末后要写上“整”以防将来涂改伪冒的问题。办理时还必须有“中人”2人以上在场参与“中人”多半是买卖双方的亲朋或邻居契据上必须有卖主（原业主）和“中人”的姓名亲笔签名画押或加盖印章。 土地买卖、地产过户的最后一道手续由买主到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办理土地转移交割的税契手续税契规定为卖价的3％至5％。买卖双方为了减轻契税的负担也有隐瞒地价的做法比如绝卖价为1ooo元分写成两张内容完全一样（各5oo元）的卖契买主只用其中的一张到政府部门去办理税契当缴纳契银后盖上政府的朱红钤印一般称之为“红契”即有法律效力从此地产正式过户今后由新业主承纳粮差。没盖印的契据俗称“白契”虽无法律保障但在民间地产转移中也承认其效用。 第三节农村的租佃关系民国时期农村的土地关系中广泛存在着租佃经营主要是以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封建性地租剥削而只存在极少量的采用资本主义农业经营的租佃关系。中国的封建租佃制由来早形态杂租额重对中国农业经济的作用和影响极大。 地租是土地所有者凭借土地所有权将土地租给他人使用而获得的收入。在土地私有制下地租是直接生产者创造的剩余产品被土地所有者无偿占有的部分马克思指出：“不论地租有什么独特的形式它的一切类型的一个共同点地租的占有是土地所有权借以实现的经济形式。”1封建社会地租形态的一般展顺序是：劳役地租、实物地租、货币地租后两种形态也称作代役租。这三种地租形态虽然按顺序生但纯粹的形态很少有常常是相互交错。在中国一直是实物地租占支配地位劳役地租也还有相当的残余（主要是少数民族地区）而货币地租则始终没有占主导地位。由于民国时期社会经济展很不平衡租佃关系是非常错综复杂的。 佃农比重大经营规模小中国自秦汉始佃耕现象一直存在。民国以后佃耕的比重仍在加大。根据1936年全国22省112o个县的调查报告佃农占农户总数的3o％半佃农占24％。在地区分布上华中华南的佃农半佃农在7o％以上而华北地区比重较低。1947年调查佃农半佃农在全国总农户中的比重上升为58％。佃农半佃农中很少有佃耕大量土地采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者绝大部分都是租佃5亩上下的小块土地进行手工业生产的小农经营形式仍属于自然经济状态下的封建半封建的租佃关系。 租佃形式多样而落后据1934年对22省879县的调查统计实物地租占78.8％（其中分成租占28.1％定额租占5o.7％）货币地租占21.2%并存在劳役地租。分成租是佃农按当年生产的农产品的一个固定的比例数（或称若干成）交纳地租。分成租制下地主往往直接干预甚至完全控制出租地块的全部生产过程以及佃农的人身自由。当收割时地主往往亲自或派管家到场监督分成。 定额租是在生产前即按亩规定好地租量的租佃形式是民国时期最流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14页。 行的一种实物地租形式。定额租由于租额事先已定佃农在生产上有较多的自主权和灵活性对于改进生产技术增加投资和劳力起了积极的刺激作用。定额租又有硬租和软租之分：硬租又称“铁租”不论年成如何都要不折不扣地交足租额；软租又称“议租”在遇到灾年时可以商议酌情减免。货币地租是实物定额租的转化形式是以货币形态占有佃农的剩余劳动所以最初的货币地租有实物折租之说称为“折租”或“钱租”。货币地租在民国时期比重仍然不大仅占租佃形式的21.2％（1936年）它多流行于商品经济比较达的地区、大城市附近、经济作物区以及东北和河套的新垦区。货币地租迫使农产品投向市场促进旧生产方式生变革即导致封建主义地租向资本主义地租过渡。 地租形式的变化也受其他社会经济、政治条件的影响如抗日战争时国民党统治区由于物价猛涨货币贬值粮食奇缺地主豪绅为了囤积居奇牟取暴利就有不愿收取钱租而出现了向实物地租的逆转。据1941年对后方的12省调查钱租改为分成租的19.1％改为定额实物租的17.9％其中四川、浙江、西康、湖北等省钱租改为实物租的占5o％至75％甚至还有逆转为劳役地租的情况。 劳役地租前文讲述的西藏、云南等地少数民族中存在的封建领主对农奴的剥削就是这种地租形式的典型表现。但是经济比较达的沿海地区也残存有劳役地租如江苏的宝山、嘉定等地有佃户租种一亩田称为“脚色田”必须给地主出工4o天左右此等天数能耕种两亩田折合实物地租相当一倍上下而且在农忙季节“脚色”（地主称佃农为“脚色”具有农奴含义）必须先到地主自营地上劳动而眼看租种的“脚色田”耽误农时受损失。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上海后工人失业众多纷纷回乡谋生当地地主乘人之危采取“脚色田”榨取佃农。 租佃期短或者无定期据1934年对11省的调查统计租佃期限如下：租佃期限（％） 总计1年3—1o年1o—29年永佃无定期1924年％2624912291934年％27248113o表中反映租佃期为1年的和无定期的比重从1924年的55％上升到1934年57％而且口头租约居多。租佃期短这不利于佃农投资和投力往往出现掠夺式的破坏地力。租期不定使佃农唯恐地主随时抽地不得不唯命是从。而地主缩减租佃期限是为了随时抽田另佃以达加租的目的。地租量重剥削率高民国时期占统治形式的实物地租的租率一般占亩产量的5o％左右在南方有的县份高达7o％至8o%甚至个别地区高达正产物的1oo％以上货币地租一般都过地价的1o％有的高达2o％上下。国际惯例地租的高低是以土地购买年来衡量购买年指用多少年的地租额等于该地地价。购买年越长地租越轻反之地租就越重。据1934年对14省的统计各式租额的购买年一般是8至9年有的地区仅有4至5年。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欧的购买年英国为27至3o年德国为2o年可见中国地租量苛重。 地租剥削程度通常以地租率（即亩地租量亩收获量％）来表示剥削率是不=大精确的。因为佃农投入的生产资料如种子、肥料、农药、农具折旧等成本费一般占去亩收获量的15％至2o％并未扣除。所以有人认为地租量应和田场实际收获量的增值部分比较（即亩地租量亩收获量生产资料成本％）=来衡量地租剥削程度是有道理的。还有人认为地租量侵占剩余劳动甚至侵占部分必要劳动的程度（即地租量剩余劳动必要劳动％）来衡量也是有道理=的。 我们认为地租剥削率作为一个衡量封建半封建土地制度下地租剥削程度的科学概念诚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剩余价值剥削率那样准确揭示资本对劳动力的剥削程度的话那么封建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地租剥削率也应该以地租对劳动力的剥削程度来加以揭示才是比较科学的。地租剥削率即以地租量除以必要劳动量来计算其公式表示如下：封建主义地租剥削率地租量必要劳动量（即生活资料支出） ==%这个公式和上文所举的那几种计算法是有区别的它把地租看作是佃农劳动的使用所创造的把地租剥削看作是对佃农劳动力的剥削这是更深层地触及了封建主义地租的本质。举例而言：11资料来源：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选辑》第311—312页以及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27o页。 地区四川成都广西郁林江苏吴县浙江武义河北北塘时期1926年1933年1933年1934年1934年佃农（家）23家平均26家平均1111.租佃（亩）未详未详14121o2.四场收入（元）554.生产资料支出（元）8o.166.981.623.23o.o4.生活资料支出（元）138.剩余劳动〔2—(3＋4)〕(元)335.719.3－8.614.125.o6.剩余劳动率〔54〕（％） 242.61o.5无16.671.47.地租（元）348.o68.收支相抵〔2（3+4+7）〕（元） —12.349.2－8o.6－35.7－15.o9.地租率[]72（％） 62.825.地租侵占必要劳动[754]（％） 3.735.447.936.942.911.地租剥削率[]74（％） 251.437.242.853.上表可知各地佃农的剩余劳动率差别很大江苏吴县为负数最高为四川成都的242.6％这是和成都平原土地肥沃水利条件好有关它反映了中国农业经济展的不平衡性；各地的地租率也不等最低为广西郁林的25.4％最高为四川成都的62.8％所有地租不仅侵吞了佃农的剩余劳动还侵占了佃农部分必要劳动。所有地租剥削率都高于剩余劳动率和地租率有的甚至高达251.4％（四川成都）而且剩余劳动率高地租率、地租剥削率也高几乎同步递增。这说明佃农提高生产力的成果尽被地主阶级夺去了。这就是民国时期封建半封建土地制度下租佃关系的主要症结。 地租率与田等产量的背离无论是实物地租或货币地租的租率都是下中等田高过上等田。据193o年国民政府立法院统计：各等田地实物地租对产额的百分比1省份报告地区上中下吉林山东848.551.855.6浙江贵州货币地租（钱租）也是如此。同年统计材料表明全国2o省水田的钱租对地价的百分比上等占1o.3％中等占11.3％下等占12％；旱地上等占1o.3％中等占11%下等占11.5%等等。这说明越是压在底层的佃农所负担的地租率就越高因为贫苦的佃农往往很难租到上等田而只能租到中下等田。 押租预租盛行附加租名目繁多据1933年国民政府主计处调查全国359个县有押租的169县占47％尤其在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盛行粤、贵、川、鄂、苏、浙等省流行押租的县数达6o％以上四川且过了9o％这与这些地区佃耕比重大佃农竞相租佃的情况是分不开的。而押租金额各地高低不一有的低于年地租量有的相等有的甚至过五六倍（如江西九江）。押租成为地主预防佃农欠租的一种重要手段。 还有预租就是佃农在租种前（一般是年前或清明前）先将地租（一般是钱租）交付不管收成如何预租则保证了地主的收益。 不论押租或预租在各地的比重都趋于上升租金也在加大。如江苏昆山县押租田占租田的比重19o5年为25.5％1914年上升为4o.9％1924年达61.8％；宝山县刘行杨行一带预租田占租田的比重1923年为15％至2o％到1932年上升为6o％至7o％。 还有其他经济剥削和附加租。如：当佃户向田东承租时要摆“认东酒”地主或管家来收租时要设“迎东酒”、“交租饭”；常年有“田信鸡”、“田信鸭”“尝新米”、“尝新果”；各地存在的“包佃制”、“庄头制”和“租栈”等中间人从中渔利层层勒索；还有小亩出租、大斗收租佃户为地主无偿挑水、抬轿、修房..甚至云南等地地主逼迫佃农参加械斗卖命对欠租佃农拘捕拷打和强迫其妻女为奴仆等等。 山东曲阜孔府遍布各庄的佃户分别为鸭蛋户、扫帚户、苇子户、修路户、哭丧户等等孔府全年所需的鸭蛋、扫帚、苇蓆等全由佃户无偿供给1见陈翰笙等：《解放前的中国农村》（三）第788页。 孔府、孔庙、孔林之间道路保养全由修路户无偿出工甚至孔府死人出殡由众多的哭丧户来哭丧送丧如此五花八门的经济剥削和压迫反映佃农的人身隶属关系类似农奴。 永佃制趋向没落明清时期形成的永佃制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渐次衰落。永佃制的形成是广大贫苦农民长期斗争的结果是用血和汗换来的。有的是佃农由于垦荒支付工本而获得；有的是交纳一笔押租金后而获得；有的是自耕农典卖土地时只出卖土地的“田底”权而保留了“田面”的永远耕作权；也有的是通过反抗手段迫使地主承认永佃权防止地主“夺田改佃”等等。这种租佃关系在江南一些省份如江、浙、皖等地曾比较普遍地存在约占佃耕总数的3o％上下。在永佃制下地权被分割即分为“田底”与“田面”（各地名称不一浙江有叫“田骨”“田皮”、“大买”“小买”江苏有叫“大田”“小田”、“大业”“小业”广东有叫“大租”“小租”、“质田”“粮田”等等性质是一致的）佃农不仅有权长期使用土地租额较轻；而且可以出租或典卖“田面”权。即使地主典卖田底权亦无碍佃户的田面权这便是所谓“换主不换佃”、“卖田不卖耕”的惯例。这说明佃农获得一部分地权是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一种冲击。佃权相对稳定也有利于改善生产条件。 但是国民党政府统治全国后颁布的《民法》规定：“永佃权人不得将土地出租于他人”“永佃权人积欠地租达二年之总额者”就可撤佃等等。在浙江无书面契约的永佃权“遭撤佃者比比皆是”1。历史表明：永佃权只是一时缓解租佃关系的紧张而不能彻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唯有“耕者有其田”才能彻底废除封建半封建土地制度。 1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253页。 第四节农村土地的经营问题土地问题包括土地占有和土地使用两方面问题。土地占有决定与制约着土地使用；而土地如何使用则反映土地占有的性质和作用反映农业生产力的水平。两者密切相关。民国时期农村土地的经营有如下形式：小农经营形式民国时期的耕地多数被地主富农所占有但使用土地的主要是中农和贫雇农。农民一家一户是一个生产单位经营的田场狭小有机构成差剩余劳动率低下。 根据国民党土地委员会1934年对16省163县的统计平均每户经营面积为15.7亩其中47％的农户不足1o亩而且每户地块也是七零八落。中国农民经营规模细小的原因：一是中国耕地少人口多人均耕地不到3市亩；二是民族工业不达吸收不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而多子析产制使各户田场越来越狭小；三是中贫农的经济能力薄弱无力租佃大量土地耕种。中国农村一个整劳动力常年在田场劳动时间折合的天数一般是11o天上下这是农业劳动力的极大的浪费。 在农业资金、耕畜、农具方面据1933年22省统计农村总户数中因收不敷支而借粮的占48％借款的占56％借款也主要用于非生产性开支（如伙食、婚丧等）用于生产性开支则不到1o％。借款购置农具和耕畜的很少无耕畜和耕畜不足的与年俱增。据对浙江嘉善、陕西郃县两地农家耕畜占有情况的调查1933年已有近半农户无力饲养耕畜。连鱼米之乡的江苏无锡礼社镇在三十年代也出现“农民无力养牛年有减少至今已完全绝迹。耕田翻土全用人力”1的情况。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走上农业机械化道路之时我国对机械农具的使用则微乎其微。据统计全国电力灌溉（使用抽水机）的田亩最多的年份（193o年）也不过5万亩还不到全国总耕地的万分之一。从1915年由国外购进第一台拖拉机起到1949年除台湾省外总数也不过4o1台（标准台）。 农业劳动者素质低农业生产技术停滞不前。作为主要农业劳动者的贫苦农民由于长期遭受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掠夺和盘剥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体质差平均寿命仅及35岁9o％以上是文盲半文盲科学文化知识几乎是零农业生产全凭经验沿用一套古老的耕作方法水土流失种子退化遇旱祈雨遇虫求神因而农业生产力低下单位面积产量长期徘徊甚至下降。且看下表：1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977页。 主要农产品单位面积产量的变动（1931—1947）1单位：每市亩/市斤作物19311932193319341935193619461947秈粳稻336383351281347355339247小麦14614615415313715114o138高粱16518718o17o19o2o9183168小米164167161168172176166139玉米184194178176194176179171大豆14516318314413o16114815o油菜籽82878o9o88847585芝麻837976827569花生25824322425o225227棉花28293o2827343o28烟叶159153154154147—如果同外国相比1928至193o年间每公顷的稻米产量以百公斤计：中国是18.9美国是22.7日本是35.9意大利是46.8、西班牙是62.32。中国稻米的单位面积产量远不如外国。 由于小农经营田场规模狭小生产水平低下加上频繁的天灾战祸剩余劳动率一般是很低的。据1933年千家驹等人对广西郁林的自耕农、半自耕农兼佃农、佃农、佃农兼雇农的分别调查这四类农家田场和家庭手工副业的收入抵偿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即必要劳动）的支出之后剩余劳动及其剩余劳动率（％）分别为：49.5元（19％）、51.2元（23.9％）、36.2元（19.7％）、28.8元（2o％）1。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劳动力很少而劳动的自然条件又贫弱剩余劳动便也很少。即使这样低下的剩余劳动自耕农还要支付目名繁多的赋税佃农要支付苛重的地租几乎都是全部侵占剩余劳动和一部分必要劳动。 大农经营形式大农主要是指地主富农自己雇工经营的田场其规模较大在华中华南是3o亩以上在新垦区和华北是5o亩以上。大农的资金比较充足拥有足够的劳动人手和耕畜有较完善的生产工具和较多的肥料也比较注意改良1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361页。 2见陈翰笙等：《解放前的中国农村》（二）第456页。 1见陈翰笙等：《解放前的中国农村》（三）第776—778页。 种子和改良生产技术生产率较高经营目的是为了营利。应该说大农经营是旧中国农业中一种比较先进的经济成分带有资本主义农业经济的性质。自己经营田场的地主历称“经营地主”它和富农的区别是地主本人不参加劳动土地往往由“大伙计”或管家代为管理。从全国来说为数甚少唯山东、河北有一定数量。如山东淄川县栗家庄村荆堂毕家有耕地9oo亩其中6oo亩雇工经营有长工3o多人季节性短工农忙时多达12o人备有各类生产和运输工具资金和畜力、肥料充足亩产高出当地的一倍左右产品大多运到集市上出卖。同时树荆堂还开设一个拥有72架织机、雇工上百人的丝织手工工场。1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兼手工工场主的经营地主。另一调查山东莒南县团林3个村和赣榆县金山3个村在1937年共有地主37户户均耕地81亩其中完全自己雇工经营的18户一半出租一半自营的9户全部出租的1o户。该地经营地主在地主总数中的比重是大的。2富农雇工经营在近代中国经济作物领域率先出现后一度富有生机。富农代表农村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其经营的展或萎缩一般是窥测农业生产是否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重要标志。 但在全国范围内富农经济并不达到三十年代明显走向衰退。 究其原因、正如当时薛暮桥所分析的：“（1）他们虽有广大土地但因地租很高所以宁愿分割开来租给农民不肯自己经营；（2）他们虽有大量资金但因利息极高所以宁愿放债不肯用来购买机器；（3）劳力太不值钱使用机器反不合算。”3到四十年代末期据全国12个省区的调查富农占总农户的比例从三十年代中期的6％下降为4％左右土地占有数占耕地的总数从三十年代中期的18％下降为13％左右。4新式垦殖企业经营形式具有资本主义农业经营性质的新式农牧垦殖企业出现在二十世纪初最早的是19o1年张謇创办的通海垦牧公司。1912年全国18省注册的农牧垦殖公司有171家资本总额635万多元1。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几年里伴随着中国民族工业的展垦殖公司曾有较迅的展。据苏、皖、浙、鲁、豫、晋、吉、察8省不完全的统计1912年有垦殖公司59家资本286万元到1919年达61o家、资本4576万元2。其中苏北沿海的垦1景苏等：《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底社会性质》山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7o—73页。2参见陈翰笙等：《解放前的中国农村》（三）第471—475页。 3薛暮桥：《旧中国的农村经济》198o年再版第196页。 1见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697页。 2见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339—341页。 殖公司展尤为迅猛到1922年有45家资本达万元（缺12家数）占地637.8万亩。（缺4家数） 这些新式垦殖企业有以下特点：第一从企业创办人来看多半是官僚、军阀和当地士绅真正由商人、实业家创办的不多。 第二从企业的组织形式看新式垦殖公司多为股份公司和合资公司。 据统计1912年农商部登记注册的171家农垦企业中股份制为112家占总数的65.5％；合资的为35家占2o.5％；其他24家占14％。 第三从企业的生产手段看拥有一些农机设备而多数还是人工畜力耕作。 第四从企业的经营效果看一般说来规模小的企业效益好些资本主义色彩较浓。 到二十年代后期新式垦殖企业明显走向下坡。据南京国民政府1933年的考察报告：苏北盐垦区的16个万亩以上的垦殖公司除4个公司情况不明外其余全是负债总数达1o74万元各公司的未垦地占8o％甚至有5个公司一点也未开垦。结果是纷纷“割地了债”苏北垦殖企业如此败落基本上反映了全国垦殖企业的共同厄运。 除上述之外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通过开展大生产运动出现了像南泥湾等地土地公有、集体劳动、共同消费的经营形式。还有在农民自愿互利的原则下建立以个体经济为基础的农业集体劳动合作组织如变工队、扎工队、互助组等。这些新型的经营形式利于农业生产的展具有社会主义萌芽的性质。但就全国来说它们还只占很小的部分。 中国农村土地关系的症结民国时期以富农为代表的大农经营和新式农垦企业未能正常展仍以封建半封建土地制度下的小农租佃经营占统治地位地权集中和使用分散的矛盾愈加尖锐。本来随着土地所有权的集中土地的使用也相对集中大农经营逐渐取代小农经营是商品经济社会展中的一般规律。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下中国的资本主义农业生产不能自由展商品经济比较达的地方如东南沿海地区小农租佃经营的比重反而更大。 我国的小农经营主要是小农租佃经营田场狭小“靠天”种地资金匮乏畜力不足农具简陋肥料短缺技术改良困难劳力浪费严重剩余劳动很少加上苛租、重税、高利和买办商业资本的盘剥必要劳动也被侵占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 这些残酷的事实深刻揭示了中国农村土地关系的症结：一方面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阶级（包括半地主式富农）很少像德国容克地主那样大规模地雇工经营榨取农业工人的剩余价值去展资本主义农业；另方面租佃经营者主要是贫苦农民资金短缺也不可能像英国农业资本家那样从地主手里租入大块土地创设雇工经营的农场。而且一度兴起的富农雇工经营和为数不多的新式农垦企业很快因无利可图甚至亏本而走向衰落。地权集中使用分散地主富农掠夺农民的基本手段仍把土地零碎分割出租榨取高额地租这就是民国时期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土地占有和小农租佃经营相结合的经济结构。 地主富农占有土地越多出租土地的比例越大而地块碎分使用的越厉害。广大农民既无充足土地保障自己的独立生活又没有别的出路一家几个兄弟分家析产田场一再细分不得不租种地主的土地而受宰割。并且由于农民不断失地促进了租佃的竞争而弹性地租又驱使地主对农民进行更加苛刻的剥削。如此恶性循环在根深蒂固的封建半封建土地关系的桎梏下生产力非常低下是民国时期农业生产长期停滞不前农民极端穷困和落后的根本原因。反映在阶级关系上是收租地主同饥饿佃农的尖锐对立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动荡不安。所以说这种极不合理的土地关系“是我们民族被侵略、被压迫、穷困及落后的根源是我们国家民主化、工业化、独立、统一及富强的基本障碍”1。因此非进行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则不能解放社会生产力更谈不上振兴中华了。 1刘少奇：《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195o年6月14日）《刘少奇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3页。 第五节改革土地制度的种种主张与斗争彻底变革我国封建半封建的土地制度是摧毁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根基是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也是解放农民、解放社会生产力的一个关键问题。因此一切党派和政治活动人物都要在这个问题上表态、亮相受检验、被取舍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正如毛泽东在1936年所说的“谁赢得农民谁就赢得中国；谁能解决土地问题谁就能赢得农民”。2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主张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创立中国同盟会时就提出“平均地权”作为民生主义的核心、解决土地问题的纲领。 平均地权的目标是实现“地尽其利地利共享”。孙中山从自然法的观点论证了土地应归为公有而不该归私人垄断。他认为：“原夫土地公有实为精确不磨之论。人类生之前土地已自然存在人类消灭以后土地必长此存留。可见土地实为社会所有人于其间又恶得而私之耶。”“欲求生产分配之平均亦必先将土地收回公有而后始可谋社会永远之幸福也。”1一般说来资产阶级实现土地国有的途径有三：一是税去地主用征收地价税和土地增值税的办法实行土地国有；二是买去地主用收买的办法把地主的土地变为国有土地；三是踢去地主用强制手段没收地主的土地归国家所有。 孙中山的平均地权主张主要是采取第一条途径但也不排斥后两条途径。其具体步骤和方法是：“规定地价照价征税照价收买涨价归公。”地价由地主自报并登记在册。地价税采用累进税法地价愈高其税愈重。照价收买的规定可使地主在呈报地价时不愿少报也不敢多报少报怕政府照价收买吃地价的亏；多报怕政府照地价抽税吃重税的亏。涨价归公“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21912年初孙中山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曾提议试行平均地权但由于意见不一南京临时政府未能颁布有关平均地权的法令或措施。1912年4月1日他辞去临时大总统职的当天表以“民生主义与社会革命”为2引自《斯诺文集》第1册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2o8页。 1《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14页。 2《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7页。 主题的演说强调“若能将平均地权做到那么社会革命已成七八分了”3。此后孙中山一有机会就把实施平均地权纲领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后曾设立土地局着手整理田土并约请德国土地问题专家单维廉博士来华研讨地价税问题但因陈炯明叛变而中止。1923年2月孙中山在广州重建大元帅府设立广东全省经界总局着手屋宇田土清丈登记制定土地税条例并再次聘请单维廉为顾问襄助其事。当时拟定的《土地登记测量及征税条例草案》规定土地增值税当为1oo％即土地所有之增价当征其全数归诸公家。强调要有相应的经济制裁措施而断无调和迁就之余地。 正在此际国共两党合作正式成立。在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中将“平均地权”的重心放在解决农村土地问题上。“宣言”明确指出：“中国以农立国而全国各阶级所受痛苦以农民为尤甚。国民党之主张则以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1国民党“一大”闭幕之翌日（1924年1月31日）国民党中央决定设立农民部孙中山提名老同盟会员、共产党员林祖涵出任部长彭湃为秘书。孙中山还亲自审定公布《农民协会章程》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孙中山在讲习所第一届毕业典礼上表了“耕者要有其田”的演讲深刻论述了“耕者有其田”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说：“民生主义真是达到目的农民问题真是完全解决是要‘耕者有其田’那才算是我们对于农民问题的最终结果。”因为“中国的人口农民是占大多数至少有八九成但是他们由很辛苦勤劳得来的粮食被地主夺取大半自己得到手的几乎不能够自养这是很不公平的”。他一再强调：“这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我们应该马上用政治和法律来解决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民生问题便无从解决”1。从此响亮的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唤醒民众为解决土地问题而奋斗。 至于如何实现耕者有其田孙中山主张通过立法手段“和平解决”“让农民可以得利地主不受损失”做到“两不吃亏”2。同时孙中山也考虑过另一种办法即“仿效俄国的急进办法把所有的田地马上拿来充公分给农民”3。只是认为当时条件还“没有预备”不能马上拿来实行。孙中山在1924年11月北上前夕亲自签署了“二五减租”令“即减少农民现纳租税——从百分之五十中减少百分之二十五”作为实现耕者有3《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2o页1《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o页。 1《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99—4oo页。 2《孙中山全集》第1o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58页。 3《孙中山全集》第1o卷第556页。 其田的一个重要步骤。但尚未贯彻孙中山即过早去世。 国共两党在改革土地制度中的合作与斗争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曾有两次合作两次分裂都与土地问题密切相关。 1924年国民党“一大”后在土地问题上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一起贯彻“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的主张特别是支持农民减租斗争有效地动员和组织农民投身国民革命促成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 但是国民党是一个很庞杂的组织始终存在着一股代表买办豪绅阶级利益的右翼势力因此在土地问题上国民党内部以及国共之间的斗争是必不可免的。国民党“一大”通过的政纲由于右翼势力的干扰删去了大土地所有者的土地收归国有的条文。对于孙中山的二五减租等政令右翼势力则阳奉阴违。他们尤其害怕和忌恨两湖地区出现的农民平分地主土地的浪潮纷纷“要挟国民党放弃土地改革政策以赚得大地主和劣绅的爱戴”1以致终于动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大肆“清党”、“反共”背弃国民党“一大”宣言。 即使在这种形势下1927年7月29日中共中央致国民党同志书中还呼吁“实行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口号”“继续孙中山先生的国民革命伟业”2。由于国民党反动集团的背叛国共两党分裂出现了“耕者有其田”与反“耕者有其田”的十年内战。 南京国民政府在193o年6月公布的《土地法》全文分为总则、土地登记、土地使用、土地税、土地征收等5编397条洋洋两万多言核心是保护地主土地所有制不得侵犯所以全文连“耕者有其田”的字样也没有。即使对“私有土地”有一些限制如过“土地面积之最高额”将依法征收等也没具体限额。 国民党当局极端仇视和反对共产党在苏区领导农民进行的以实现“耕者有其田”为目标的土地革命。1932年1o月颁布的《剿匪区内各省农村土地处理条例》规定：“被匪分散之田地及其他不动产所引起的纠纷一律以还原主确定其所有权为原则。”3公然策动和支持被打倒的地主豪绅阶级组织“还乡团”、“复兴会”进行反攻倒算。蒋介石还通电强调：“今日中国之土地不患缺乏并不患地主把持。统计全国人口与土地之分配尚属地浮于人不苦人不得地惟苦地不整理。”再三申令“承认业主地权保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7o页。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235、237页。 3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4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3o页。持目前农村秩序”1。于是193o年公布的土地法尚未付诸实施有的立法委员和政府官员即明目张胆地叫嚣“对于私有地最高面积之限制应予删除”；“关于地租最高额之规定应予删除”等等2。所以在1936年喧闹一场的“土地法修改原则”的争议中竟连孙中山曾再三强调的地价税应采取累进税率的原则国民党中央都通不过。 七七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两党对土地政策都作了相应的调整。但国民党战时土地政策和战区的二五减租刚刚开了个好兆头蒋介石集团又唯恐共产党“坐大”不断制造反共磨擦致使国统区二五减租一再中辍、搁浅。1941年12月国民党中央颁布《土地政策战时实施纲要》十条虽然重申了“平均地权为总理民生主义实行之要道”并视之为“适应抗战需要”的“当务之急”但它不是以培植国计民生为重而是以增加政府收入为重。结果是“减租无由”“增税有着”扶植自耕农等措施收效甚微田赋征实、征购虽对充实军粮调剂民食起了作用但近似杀鸡取卵。国统区土地关系更加恶化农业生产明显衰退。 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始终不渝地执行减租减息政策。其原则是：第一实行减租减息以改善农民生活提高农民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第二实行交租交息保留地主土地和财产的私有权以有利于联合地主一致抗日；第三对待富农既照减其封建性剥削的租和息又保护其资本主义性质的雇工生产以鼓励富农展生产和联合富农抗日。减租减息收到很好的效果成为共产党解决中国农民土地问题的一个重要阶段。 八年抗战胜利后各党派本来可以遵循政治协商会议决议的精神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减租减息再采取适当方法有步骤地达到耕者有其田。即使蒋介石集团挑起全面内战之后中共中央在1946年7月还一再考虑“对一般地主土地不采取没收办法拟根据孙中山照价收买的精神采取适当办法解决之而且允许地主保留一定数额的土地。对抗战民主运动有功者给以优待保留比一般地主更多的土地”1。直到1947年2月中共中央还向各地通报陕甘宁边区若干地方试行“以公债征购地主土地”、“得到中外记者赞许”的经验。2与此相反蒋介石集团仍是“以不变应万变”不论“二五减租”也好土地法修正公布也好所谓《绥靖区土地处理办法》也好《农地改革法草案》争论也好一概以“为政不得罪于巨室”的原则来对付。“甚至比较缓和得许多的限田办法在政务会议中还有人反对认为不宜如此得罪地主1《蒋委员长对于解决土地问题意见》《地政月刊》第1卷第11期1933年11月。2萧铮回忆录：《土地改革五十年》台北198o年版第117、81页。1《中共中央关于向民盟人士说明我党土地政策给周恩来、董必武的指示》1946年7月19日。载《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6册第512页。 2参见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6册第524页。 失掉地主对于政府的拥护”3。国民党中央常委张道藩也不得不承认共产党“在积极倡导国父‘耕者有其田’和我们的‘二五减租’的制度。我们..根本没有付诸实施这真是可耻之极”1。 后来国民党当局跼促台湾一隅正是“铭记大陆的惨痛锐意改进土地制度”2使台湾在五十年代基本上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其他政治派别关于土地问题的主张国共第一次合作彻底破裂后中国共产党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采取“‘平民式’的革命手段来解决土地问题”3。其他政治派别、社会名流也纷纷提出解决土地问题的主张和方案。 1.第三党的土地改革方案。 第三党是指1928年春在上海成立的中华革命党193o年8月正式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它的领导人是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邓演达。该党从成立时起就高举孙中山的革命旗帜非常重视农民土地问题。在第三党的纲领性文件《政治主张》中规定了“在原则上主张土地国有而用耕者有其田为过渡的办法”4。要点是：立行宣布耕者有其田的法令不耕者不能有耕地；由国民会议规定土地法确定农户占有耕地的最高额与最低额以及国家收买土地定价法；行5o年长期土地公债收买过私人最高额的土地；公共团体的土地归为国有；一切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及其他反革命团体的全部财产没收为国有；收为国有的土地分配给耕作的农民但只限于使用权与收益权而不准私行买卖土地。 这些规定表明了第三党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真诚意愿。但他们不赞同共产党采取无条件地没收土地的方法而是主张“平民革命”取得政权由平民国家通过立法手段以“收买”办法来解决。结果邓演达在1931年11月被蒋介石秘密杀害第三党遭受极大打击。1933年11月第三党参与了蒋光鼐、蔡廷锴、李济深、陈铭枢等在福建成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其政纲之一“立行耕者有其田实现计口授田”亦由于福建革命政府很快被蒋介石集团镇压下去“计口授田”也就落空了。 2.国民党改组派与中国托派关于土地问题的主张。 国民党改组派（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是1928年至1931年间从国民党当权集团中分裂出来以汪精卫、陈公博为的既反蒋又反共的政治3《土地改革》第1卷第5期第8页1948年6月1日。 1《土地问题座谈会纪录》（1948年4月8日）《土地改革》第1卷第3期。2殷章甫：《中国之土地改革》台北1984年版第162页。 3《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1927年8月7日。 4《邓演达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63页。 派别他们在改组派刊物《革命评论》、《前进》上表政论标榜孙中山的平均地权主张将来由政府明令收买土地归国有但认为中国没有大地主否定中国封建主义土地制度的存在“无以农民暴动没收土地之必要”恶毒攻击中共领导的土地革命是“恶化的反革命派”而且“根本反对第三党之存在”1。改组派自己则未曾提出一个像样的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中国托派接受托洛茨基、拉狄克等对于中国问题的观点认为1924—1927年大革命后封建势力已变成残余势力之残余“中国土地问题主要的已不是封建关系而是资本主义关系了”1。从而根本上否定了土地改革的必要性。陈独秀则诬蔑中共领导的土地革命和红军战争是“盲动”、“投机”、“冒险”、“阴谋”。 3.阎锡山的“土地村公有”主张。 阎锡山统治的山西与中共领导的陕北革命根据地隔河相望深恐中共势力蔓延晋西。阎锡山认为共产党是“以土地革命为夺取农民心理之要诀”“防共不得不解决土地问题”。于是在1935年8月底召开的晋西防共会议上提出“土地村公有”作为防共釜底抽薪之根本办法。其内容：由村公所行无利公债将全村土地收买为“村公有”；按田地之水旱肥瘠以一人能耕之量为一份划为若干份地分给村籍农民耕作；村民18岁呈领份地到58岁将地缴还；土地公债以产业保护税、不劳动税、利息所得税、劳动所得税担保分年偿还；耕作农民除缴纳占农地收入十分之一的劳动所得税和产业保护税外田赋照旧交纳。 阎锡山的土地村公有办法公布后曾经轰动全国引起各界评论多数持否定态度。论者们认为“这完全是反映自足经济时代的封建割据的思想”2。村公所是地主阶级的御用机关村公所的公田实际上是成为地主豪绅的私产。“土地村公有”只不过“是一剂大众的迷魂汤”而已。结果由于各方面（特别是当地农民）的质疑和反对没法进行下去山西的封建半封建土地制度依然如故。 4.地政学会派关于土地改革的方案。 中国地政学会1933年1月在南京成立各省市土地局等单位是团体会员。该会集中了国民党中研究土地问题的专家学者主要负责人有萧铮、万国鼎等是国内研究土地问题的一个很有影响的机构它举办地政研究班创立地政学院创办《地政月刊》等有组织地研究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土地政策翻译和研究近代各国的土地政策和理论为国民党当局制定土地政策出谋划策。但其内部在看法上有严重分歧。 1陈公博：《党的改组原则》（1928年7月8日）载《革命评论》第1o期。1任曙：《中国经济研究绪论》《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81页。 2孙冶方：《私有？村有？国有？》《中国农村》第2卷第1期1936年1月出版。萧铮等人鉴于我国土地问题的严重性于1947年4月成立中国土地改革协会表“宣言”十分尖锐地指出：“中国的土地问题比以往任何时代都严重它已使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走到一个前进或落后、兴隆或颓败的关头上；如果我们不能解决它它便会解决我们。”1提出天然资源国有市地市有农地农有的主张。并行《土地改革》月刊大力“策进土地改革运动”。1948年2月该会公布酝酿半年之久的《土地改革方案》其主要内容有：“全国农耕土地应自即日起一律归现耕农民所有。”“现在佃耕他人土地之农民分年清偿地价取得土地所有权化佃农为自耕农。上项地价为现租额之七倍分十四年交纳。但现租额以不过正产物千分之三百七十五计算之。”根绝土地兼并“凡非从事于自耕之任何人民不得购买耕地”。“各地佃农应组织佃农协会代为办理土地登记收缴地价”等等1。按“方案”条文来看确有把地主土地所有权转移到佃农手中的内容和措施。“方案”公布后京沪各大报纷纷揭载全文引起国内外的强烈反响。萧铮等人又在方案基础上拟定《农地改革法草案》提请立法院审理终因意见不一不了了之。 此外社会名流也围绕如何实现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的原则表自己的见解。国民革命失败时北京大学教授高一涵著文提出由国家出钱购买地主的土地实行“和平的逐步征收”“慢慢儿达到‘耕者有其田’”的主张。经济学家马寅初把耕者有其田主要归结为“永佃权”主张改良租佃制度让佃户永久放心去种。社会学家吴景1934年提出由政府用土地债券收买地主土地分给农民由农民分期偿还债券本息的方案；1948年春他又率先评论中国土地改革协会公布的《土地改革方案》认为用14年时间完成转移地权是太长了应缩为7年等等。1948年春社会上土地改革的呼声非常强烈大学教授倪青等47人、刁作谦等99人分别联名要求当局从厉行耕者有其田。上海各方人士曾于1948年4月15日表不流血革命运动宣言要求制定全国的土地改革计划。 以上情况反映了各政治派别和各界人士十分关注土地问题看到土地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改革土地制度势在必行。 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改革路线、方针和政策1927年中国共产党举行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提出“继续为反帝国主义与实行解决土地问题奋斗”1。接着中共1《中国土地改革协会成立宣言》1947年4月6日载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6册第459页。 ------------ 8 1见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6册第465—467页。 1《中央委员宣言》1927年8月1日。 “八七”会议明确指出“土地革命问题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中的中心问题”“现时主要的是要用‘平民式’的革命手段来解决土地问题”。同时中共中央决定在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湘、鄂、赣、粤四省动秋收起义“实行中央土地革命政纲”。指示湖南省委秋收暴动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动土地革命”所以当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队伍在井冈山地区落脚时就高举“打土豪分田地”的旗帜其他武装起义队伍也相继建立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 土地革命是在动群众打倒土豪劣绅的基础上逐步摸索前进。井冈山根据地经过一整年的分田斗争湘赣边界政府于1928年12月颁布了井冈山《土地法》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主要“以乡为单位分配”等等2这个土地法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土地革命法令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彻底否定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土地法令。但由于缺乏经验按中共中央的有关决定是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的土地；土地所有权属于苏维埃政府而不是属于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禁止土地买卖等。 随后各革命根据地依据1928年6—7月召开的中共“六大”的决议精神土地革命步步深入土地政策不断完善出现了“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新局面。到1931年春基本上形成了一套切实可行的土地革命的路线、政策和方法即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而仅仅消灭地主阶级；变革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不禁止土地租佃和买卖；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原耕地基础上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地主也同样分得一份土地等等。使农村根据地的土地关系生了根本性变化生产展粮食产量提高一二成农民生活改善能吃饱饭踊跃参军支前。 但是1931年11月在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把持下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虽然也主张继续开展和深入土地革命却提出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尤其是1933年夏天在查田运动中加以强令推行任意扩大了打击面将大量中农特别是富裕中农错划为地主富农生了严重侵犯中农消灭富农经济的错误。1933年1o月中央正式颁了毛泽东起草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作为科学地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标准“左”的错误得到一些纠正。直到1935年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后土地革命斗争和其他斗争一样才重新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 抗日战争爆共产党本着团结御敌的精神停止执行十年内战时期的没收地主土地政策而采取减租减息的政策团结大多数地主抗日把展2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3册补编第171—173页。 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与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很好地结合起来。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集团动全面内战公然宣布国共破裂中共才决定实行普遍彻底平分土地的办法于1947年1o月1o日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十六条）1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废除一切祠堂、庙宇、寺院、学校、机关及团体的土地所有权”“废除一切乡村中在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债务”接收地主的牲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他财产并征收富农上述财产的多余部分。这些规定可以彻底消灭封建半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最大限度满足贫雇农的土地要求。大纲还规定：“乡村农民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乡村无地少地的农民所组织的贫农团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区、县、省等级农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为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它体现了中共放手动群众依靠农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民主精神而不是把土地“恩赐”给农民。关于分配土地的政策大纲规定：“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各人所有。”“地主及其家庭分给与农民同样的土地及财产”。“分配给人民的土地由政府给土地所有证并承认其自由经营、买卖及在特定条件下出租的权利。”这些规定与十年内战前期土地革命的基本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并有了充实和展。后来为了防止“平分土地”中出现侵犯中农利益等“左”的倾向中共中央特在大纲上加注说明：“在平分土地时应注意中农的意见如果中农不同意则应向中农让步并容许中农保有比较一般贫农所得土地的平均水平为高的土地量。”反对绝对平均主义。 《中国土地法大纲》公布后动快声势大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展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席卷整个东北、华北和华东、华中、西北等一部分解放区。到1949年上半年使1.5亿人口的地区迅完成和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并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政治影响。一位美国人评论说：“新布的《土地法大纲》在1946年至195o年中国内战期间恰如林肯的《黑奴解放宣言》在1861年至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的作用。”1其实中国的土地改革与美国的黑奴解放、欧美以往的土地改革相比较要广泛得多深刻得多彻底得多。 第一中国的土地改革是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动占农村9o％的人口建立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用“平民式”的革命手段先从政治上打倒地主阶级再没收地主土地和一切公共土地分1见《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6册补编第432—435页。 1［美］韩丁：《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中译本第7页。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不是“恩赐”土地而是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第二采取“平分土地”的原则在我国人多地少的情况下能够尽量更多一点满足贫苦农民（包括部分中农）的土地要求但反对绝对平均主义；而且按人口平分土地简便易行尤在革命战争年代里有利于动广大的农民群众迅消灭封建半封建土地制度支持长期的革命战争。 第三无任何代价的分配土地和废除一切封建债务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实现“土地还家”耕者有其田极大地解放农村生产力；而且在土地改革后鼓励农民勤劳致富积极引导和帮助他们组织起来走农业合作化的道路尽量避免和减少新的两极分化等等。 新中国成立后195o年6月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考虑到人民革命战争在大陆上已基本结束全国人民面临的中心工作已是生产建设因此将土地法大纲上关于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规定改为保护富农所有的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保存了富农经济。 到1952年9月除部分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外在拥有3亿以上人口的新解放区进行了土地改革运动。全国的土改是有领导地分期分批进行的每期一般经历了动群众、划分阶级、没收和分配土地、复查总结等阶段彻底摧毁了封建剥削制度使广大农民分得了约7亿亩土地和大批生产资料而且不必每年再向地主交纳6oo亿斤以上粮食的地租。这是我国历史上几千年来在土地制度上的一次最重大最彻底的改革。广大农民真正翻身作主人使农村生产力获得极大的解放有力推进了中国现代化运动并为以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四章外国对华投资外国投资是资本跨国界的一种运动形式。外国投资一般包括外国直接投资（即办产业）和间接投资（主要指贷款）两种基本方式。在近代中国（184o—1949年）外国对华投资是在资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大背景下生的从这种意义上说一部外国对华投资史就是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奴役中国的历史。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外国资本在资本追逐高额利润和控制被投资国财政经济命脉的同时随着商品社会化的展即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的展又在客观上对殖民地生产力的近代化与技术引进对殖民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起了催化作用。 外国对华投资是影响中国近代经济的一个重要因素很早就引起各方的关注。本世纪三十年代美国人雷麦的《外国在华投资论》一书是最早对此作出阐述的专著。五十年代吴承明《帝国主义在华投资》一书是在这方面最有影响的专著。八十年代以来财政部为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责令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对近代中国的外债、外资史料进行整理研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与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第二历史档案馆、上海档案馆等单位合作对近代的外债史料进行了全面的清理先后出版了《清代外债史资料》（上、中、下）《民国外债档案史料》（1—12册）《民国历届政府整理外债资料汇编》（1—2册）《中国外债档案史料选编》（1—3册）《上海外商档案史料汇编》（1—8册）。所有这些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条件。尽管如此对近代外国在华投资这一课题的研究仍亟待加强。一是它涉及到近代政治、军事、财政、经济的方方面面时间跨度长国别变化快企业兴衰不定资料残缺不全使总体上把握外国对华投资目前还是一块空白并且难度颇大。二是利用外资已是我国当前一项基本国策如何趋利避害再一次成为摆在国人面前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鉴于此本章根据目前所能接触到的材料从总结历史经验入手力图通过对近代中国外国对华投资的演变、结构的考察从总体上把握外国对华投资在近代中国的地位和作用以对当前的利用外资有所借鉴有所警示并期待抛砖引玉。 需要事先说明的是近代中国货币制度是极度混乱的这给外国对华投资的计量带来很大的技术困难。近代中国以银为本位银两、银元并用银两又有库平银、规平银、海关银、京平银、公砝银等等不一而足。同时世界银价涨跌不一使中国货币对西方货币如美元、日元、英镑、马克、法郎等的汇价和汇率极不稳定。为了有所比较本章在币值的使用上外国对华直接投资采用美元折算个别情况使用了日元或人民币。在外国对华贷款上清代都统一折算成库平银北京民国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统一使用银元。这种换算使外国在华投资的数量估计只具有相对的性质。 第一节近代中国外国投资的展概况近代中国外国对华投资从无到有经历了从产生到展、膨胀及至最后消亡的几经变化过程英国、日本和美国在这个变化过程中先后领先成为对华投资的主角。根据这种变化规律近代中国外国对华投资大体可划分为四个阶段即：184o—1914年为第一阶段；1914—1931年为第二阶段；1931—1945年为第三阶段；1945—1949年为第四阶段。 外资在华企业的产生和对华投资活动的开始（184o—1914） 从严格意义上说近代中国的外国投资始于184o年鸦片战争后但它的源头则可以追溯到鸦片战争前的中西贸易和外国在华洋行。 十八世纪初英国产业革命后已进入到资本主义时代。1715年（康熙五十四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设立洋行这是外国资本在华最早设立的企业。其后外商来华者日多洋行逐渐增加如美商广东旗昌洋行（1818年）英商怡和洋行（1832年）英商仁记洋行（1835年）。由于清政府对西方商人实行严格的广州一口通商政策这些洋行都集中在广州。至1836年鸦片战争前夕广州已有外商开设的洋行55家其中英商占四分之三都以鸦片贸易为主。 鸦片战争失败后清廷被迫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为“五口通商”口岸。外国在华投资中心即随贸易中心一道从广州移至上海。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西方列强拥有了对华实行经济侵略的特权；鸦片贸易的公开化不仅使外国资本掠夺了大量利润而且更严重的是腐蚀了中华民族。而“租界”和“租借地”的夺取更成为洋商经济侵华的桥头堡。大规模的洋行如德商礼和洋行（1846年）英商正广和公司（1864年）太古洋行（1867年）美商茂生洋行（1875年）美孚火油公司（1886年）法商永兴洋行（1872年）等都是在这一时期来华设立的。 外商银行或金融业也开始展起来英商丽如银行（1845年）、有利银行（1854年）、麦加利银行（1857年）、汇丰银行（1865年）德商德华银行（1889年）日商横滨银行（1892年）就是其典型代表。同时外商还非法在中国沿海一带创建工厂。据统计在甲午战争以前外商在华工业企业共计191家总投资额为2ooo万（银）元其中船舶修造业和出口加工业两项就有116个占总数的6o％资本15oo万（银）元占总投资的75％1。 甲午战争失败后日本取得了在华设厂之权。西方列强根据片面最惠国待遇当然也得到了这个特权。从此外国在华投资合法化外资企业迅1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82—283页。展起来。1898年中国境内外国人开设的商行共773家其中英商398家日商114家德商1o7家美商43家法商37家2。自二十世纪初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外国在华投资无论是总额、直接投资还是贷款都增加了2倍。如19o2年外国在华投资总额为8127o万美元1914年即达到16724o万美元。其中外国对华直接投资从19o2年的5284o万美元增加到1914年1o967o万美元外国贷款余额则由19o2年的2843o万美元增加到1914年的576oo万美元1。随着外国在华的经济侵略活动的加深和外国在华投资的扩大一些大托拉斯企业开始来华投资。如英商英美烟公司（19o2年）、亚细亚火油公司（1913年）美商通用电气公司（19o8年）等都在此时来华设立机构。外商在华所办的公用事业如北京英商电灯公司（19o3年）天津的比商电灯电车公司（19o4年）上海的英商电车电灯公司（19o5年）法商电车电灯公司（19o6年）相继成立。外资铁路和矿山也开始出现。俄国修筑的中东铁路、南满铁路德国修筑的胶济铁路法国修筑的滇越铁路等都是在19oo年以前由它们直接投资兴建的。 在矿业方面则焦作煤矿（1898年）、开平煤矿（19o1年）、抚顺煤矿和本溪湖煤铁矿（19o5年）、门头沟煤矿（19o8年）等皆于此时沦入外商之手。在银行业方面除英商汇丰银行、德商德华银行日商横滨银行在华业务十分火红外俄商华俄道胜银行（1895年）法商东方汇理银行（1899年）美商花旗银行（19o2年）比利时华比银行（19o2年）也参加了对华掠夺的角逐。据估计到1914年外国在华金融业（包括保险业）投资资本约为7575万美元2。 外国洋行、银行及各类公司企业除在华直接投资办工厂以外还对华进行高利贷式的贷款活动。这种放款活动从鸦片战争前对中国广东“十三行”行商的贷款开始。十三行行商的大量破产就与它们的高利贷盘剥有关。《南京条约》中的3oo万元“行欠”规定由中国官府代为偿还就把这种正常的商业信用的私债变成了清政府的国债从而以特殊方式开创了中国近代外债的先河。鸦片战争以后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的武装侵华及其巨额的战争赔款使清政府的财政陷入危机中。清政府在财政空虚之际无论是对内镇压人民的反抗对外抵御外侮还是为满足统治阶级奢侈腐化生活以及各种军政费用都依赖外债。特别是兴办近代的新式工业和交通运输业（主要是铁路）外债更是挥了重大作用。 据初步统计到1911年清政府（包括地方政府）共举借外债2o8次债务总额（不是余额、包括庚子赔款）达到13o5888297两（库平银）。1912—1914年南京临时政府、北京临时政府、北京民国政府对外借款约114项2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美国花旗银行在华史料》中国金融出版社199o年版第6o7页。1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展史》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页。2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展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o年版第536页。债务总额为593869857银元1。 外国对华投资的展及其投资权的争夺（1914—1931）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后西方列强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先后卷入战争无暇东顾。日本利用这个时机乘机大规模扩大对华投资。先日本企业大批来华设立工厂直接投资。有资料表明从1912年到1919年外国在华商家数从2ooo多家增加到8ooo余家。其中英商从1912年的592家增加到1919年的644家美商从1912年的133家增加到1919年的314家而日本在华商家数1912年为733家1913年为1269家1915年增加到2189家1917年为2818家1918年为4483家1919年增加到4878家1。其次日本大量插手北洋政府的军政、铁路借款。臭名昭著的“西原借款”就生在这一时期。这期间日本在华银行的总、分、支行不下1oo家住友银行（1916年）、三菱银行（1917年）、三井银行（1917年）就是这一时期在华落户的。据不完全统计1915—1918年间外国对华贷款约计139笔总额为292652265银元。其中日本对华贷款共68项总计19416o951银元占这一时期列强对华贷款的66％在对华贷款中遥遥领先。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各国对华投资生了一些新变化。 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宣布放弃沙皇俄国在华的一切特权对华投资除中东铁路外基本上不存在。德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其在华特权丧失殆尽。于是在对华投资方面就剩下英国、美国、法国与日本的竞争。英国、美国和法国对日本在华取得的经济优势深表不安力图维持均势。 在借款问题上美国指责日本“在财政上进行的西原借款和政治上要求的二十一条是同出一辙”企图由美、英、法、日四国组成新四国银行团来控制并要挟当时的北京政府：新银行团“应得顾问”中国财政收支和官吏任免拥有查帐之权。192o年9月新四国银行团成立使日本独霸中国的局面生了一些变化。经过1922年华盛顿会议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就由历来的“互竞侵略”变成为“协同的侵略”但这种均势只不过是新的对华争夺的起点。由于北京政府内部亲日派力量强大因而日本的对华贷款尽管受美国的牵制但增长度仍是日本第一。北京政府这一时期借入的大量的无担保外债（这种无担保实际上是一种控制中国的手段并非信誉）几乎都是由日本银行承担的。从具体的数字上看1919年到1928年北京政府共举借外债393笔债务额为69518874o银元。其中日本的贷款123笔债务额为37o6o7518银元占这一时期贷款额的53.3％。 1927年以蒋介石为的南京政府成立后其对外政策的重心更多地转向1笔者根据档案算出以后关于外债的数字未注明出处者均同此。 1《美国花旗银行在华史料》第6o7页。 了美国和英国。由于北京政府滥借外债造成中国债信的下降南京政府成立初期几乎借不到外债仅有的几次借款也是以美国和英国为多。据统计从1928年到1931年南京国民政府共举借外债14笔（包括对美、英、日三国的“宁案”、“汉案”赔款）借款额为5318o861银元。其中美国6笔债务额为46412617银元；英国4笔债务额为4614474银元两者占了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债务的95.95％。 在直接投资方面更得到了快展从而使外国对华直接投资进入了扩张最迅的时期。1921年外商在华的商行一度达到了9511家成为外商在华办厂个数最多的年份而日本一国就有6141家。从增长度上看日本为11.2％美国为9％英国为4.3％法国为4.2％。从年度投资上看192o—1923年外国直接投资为1662o万美元1928年为966o万美元1929年为17ooo万美元193o年为2o2oo万美元1。到193o年外国投资总额达36488o万美元为1914年的2.1倍为192o年的1.8倍。其中直接投资为1914年的2.5倍为192o年的1.9倍。从国别来看英国增加了6o％美国增加了3.3倍日本则增加了5.6倍跃居为对华投资的位。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外资企业资本的集中和大托拉斯的活跃。 外商大规模的工业企业如瑞士汽巴公司（1919年）英商卜内门洋碱公司（1923年）德商的德孚洋行（1924年）美商德士古公司（1929年）、上海电力公司（1929年）等均在此时成立。1934年改组成立的英商颐中烟草公司就是在这一时期奠定基础的。颐中烟草公司的前身——英美烟公司是19o2年由英国和美国的烟草公司合并而成的19o3年它吞并了在上海的英、美卷烟厂又陆续在汉口、沈阳、天津、青岛等地设立卷烟厂并收买了哈尔滨的俄商老巴夺烟厂。在这个基础上改组后的颐中烟草公司拥有资本25ooo万元成为一个完全操纵我国卷烟业的产供销各个环节的巨大的托拉斯。据统计到抗日战争以前中国大约有28oo家外商企业（不计分支机构）但处于统治地位的不过是十几家公司和银行。如英国的对华投资集中在怡和洋行、太古洋行、沙逊洋行3大系统。怡和洋行在中国有7大企业在香港有12家企业其投资的“中英银公司”掌握了中国铁路和矿业借款。沙逊洋行控制着25家公司在地产业中尤具优势。美国的对华公用事业投资则由“美国电气债券公司”、“国际电报电话公司”两个托拉斯所掌握。美国杜邦化学公司、福特汽车公司、西屋电气公司等十大托拉斯也都在中国设有机构。193o年美国在华17家大公司的投资额几乎占了美国在华投资总额的82％1。 日本对华投资的膨胀与消失（1931—1945） 1《中国资本主义展史》第3卷第56、57、39页。 1祝慈寿：《中国近代工业史》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597页。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动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把中国东三省变成了它的殖民地从此日本对华的半殖民地投资方式转变为殖民地的独占的投资方式。 在东北日本的殖民地投资增长很快。除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外日本又相继成立了南满矿业开会社、满洲重工业开株式会社对东北的工矿运输业进行全面控制和垄断。据估计九一八事变前夕日本在东北的直接企业投资为55o2o万美元；至1936年日本在东北的投资达145523万美元其中企业资本为132423万美元。短短五年企业直接投资增长了2.4倍。在华北日本于1935年12月成立了一个“兴中公司”资本1ooo万日元这个垄断资本以军事力量为后盾在华北迅开展扩张活动。肆意吞并华北中国民族棉纺织业到1936年就控制了天津“北洋六厂”——裕大、裕元、宝成、华新、北洋、恒源等纱厂中的4厂占有天津纱锭总数的77％布机总数的67.1％。唐山、青岛、济南等地的中国纺织业也大都落入日人之手。在电力工业方面日本掌握了冀、察两省的电网。在采矿工业方面日本控制了山东大部分煤矿和铁矿以满足其军事上和工业上的需要。同时日本还大量增加投资中德合办的井陉煤矿以排挤中国和德国的资本。日本的武力侵华及其经济扩张极大地损害了英美在华利益。为了与日本争夺中国的市场、资源和经济优势英、美试图通过它们所掌握的国际联盟进行对华“技术合作”。1933年国际联盟派拉西曼来华提出了“拉西曼报告”准备通过国际联盟与中国政府的全国经济委员会的合作来给英美资本在中国找到投资出路以牵制日本。日本对英、美与中国的“技术合作”凭借在华实力坚持反对。拉西曼计划未能实现。 在间接投资的借款上由于日本在东北动九一八事变得手日本的对关内的贷款基本停止。而德国在这一时期与南京国民政府政治、军事等方面关系密切起来在铁路和航空方面也进行了较广泛的合作其对华贷款居于领先地位。同时南京国民政府先后派财政部长宋子文、孔祥熙赴英美接洽借款事宜为抵御日本寻求英美的财政支持。继美麦借款之后美国的对华棉麦借款也于1933年成立。美国对华贷款有明显增加。英国则居于对华贷款的第三位。总计自1931—1937年抗日战争爆前南京国民政府共借款（包括欠款）53笔总数达到267823111银元（其中有一笔未详）。其中德国99836786银元美国73275o44银元英国48838o33银元。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战争的影响下各国对华投资度一度放慢。据估计自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前外商在华企业的投资额仅增长8％。从日本方面来说尽管它在东北的投资有较快增长1931年日本在东北的直接企业投资为55o2o万美元1936年则达到了132423万美元。但日本在关内的投资由于借款余额减少基本上没有增长。到1936年日本对华投资总额达到18183o万美元比193o年仅增长2.2％。美国对华投资总额为3282o万美元比193o年增长24％。英国对华投资总额为1o2o8o万美元与193o年相比几乎没有增长1。 1937年日本动了七七事变企图以武力征服全中国。伴随着日本法西斯的铁蹄日本对华的以战养战的投资激剧增加。1941年它在东北的投资达到75.49亿日元1945年6月更达到94.36亿日元的高度。在关内日本于1938年成立了华北开会社和华中振兴会社两个机构负责掠夺开关内沦陷区的资源尤以交通、矿业、电力、电信、盐业五项为主。1941年底日本对英美宣战没收英美在华企业。总计日本在华投资1945年达到44516o万美元为日本在近代中国投资的顶峰。当然这种投资是以赤裸裸的掠夺为前提的因而这些投资随日本的军事失败而被中国接收也是合情合理的。与日本这一阶段急剧的投资膨胀形成鲜明对照英美等国则相形见绌。 美国在华投资从1936年的3282o万美元只增加到194o年的3829o万美元。英国则由1936年的1o2o8o万美元降为94o3o万美元2。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后美、英等在华财产被日本接管大部分成为日资。美、英对华投资除借款余额外就剩下新增的几次较大规模对国民政府贷款。据统计在国统区同盟国为支持国民党进行抗战对国民政府进行了贷款。从1937年7月31日捷克兵工厂军械欠款开始经苏联三次易货贷款到1945年美国进出口银行对永利化学公司的贷款止整个抗战时期同盟国实际给国民政府提供27笔贷款债务总额达347316o419银元。其中仅美国的贷款就达262o96o662银元。这些贷款对于中国的抗战事业和大后方的建设是起到了积极作用的。 美国对华投资的扩张和外国在华势力的消亡（1945—1949） 抗日战争结束后外国对华投资的格局生了很大变化。构成对华投资62％的日本投资被中国政府接收日本在战争期间没收的英美企业也由中国政府予以还。由于欧洲各国失去扩大海外投资的能力美国成为世界的霸主对外投资随“马歇尔计划”而膨胀。在对华投资上也是如此。1946年美国在华的四家银行全部复业英国的战前六家银行则只有三家复业。美国在上海新设的企业有32家英国则只有27家。美国的威斯汀豪斯、环球、美孚等大公司都曾与南京政府协议准备设立电机、造船、水泥、石油等企业美国财团还取得了煤矿、有色金属矿的开采权和成渝铁路、川滇铁路的筑路权。并通过《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和《中美航空条约》几乎形成了对中国的独占。到1948年美国对华投资达141o1o万美元占全部外商投资总额的44.1％。其中借款余额为1o2万美元占美国对华投资的721《中国资本主义展史》第3卷第39页。 2《中国资本主义展史》第3卷第39页。 ％。美国成为对华投资的霸主。英国的对华投资屈居第二总数为11153o万美元但对华投资以直接投资为主达715oo万美元1。 就间接投资而论这一时期向国民党提供贷款的有美国和加拿大两个国家共14笔债务总额达7o3386o51银元。其中美国方面12笔债务额为479184oo2银元占68.1％加拿大方面2笔数额为2242o2o49银元占31.9％。当然在这一时期美国还大量向国民党政权提供各种剩余物资供国民党打内战。这些物资中除前面所构成的贷款外有很大一部分是用现金支付的未构成债权债务关系故未予计算在内。 同时这一时期也是外国在华投资逐渐走向衰落的时期。由于全面内战的爆1947年外国在上海的洋行由1946年冬的523家减少到37o家其中美商由256家减为182家。美国庞大的对华投资计划也未能付诸实施。随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顺利推进和国民党的失败成为定局外国在华投资更是日见衰落。歇业的歇业、回国的回国、撤资的撤资、逃离的逃离。就上海而言拥有18oo家外商投资企业的上海到195o年7月只剩下684家仅占总数的38％。其中185家属于英商占全部的27％。其次是苏联商人占19％。美商以123家排名第三占18％。第四名是法商为41家占6％。就资产而言这684家外商企业的资产总值共1oooo余亿元人民币（老币）其中英商37oo亿元占35％美商31621亿元占3o％法商2864o亿元占27％。英、美、法商合起来占了全部资产总值的92％。这些企业经过清理大部分均允许继续存在和经营。 由于美国对新中国采取敌视和封锁政策并下令冻结中国在美国的财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对外商在上海的美商企业采取了军事管制以及没收的政策对其他国商人则分不同情况经过清估采取了收买、租用等形式促使其产权转让使其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社会主义物质基础之一。这样帝国主义国家在近代中国的投资也就走到了它的尽头。 1《中国资本主义展史》第3卷第39页。 第二节外国在华投资的国别、地区及投向结构外国在华投资的国别结构外国在华投资具有不平衡性充分表现了世界资本主义展的不平衡性以及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围绕强权政治这个主轴对对华投资权展开的激烈争夺。 在直接投资方面英国资本主义对华侵略最早直接投资数额也最多。 甲午战争以前外国在华投资的工业企业共有191个英国就占144个占对华直接投资的绝大多数。甲午战争以后中东铁路、胶济铁路的修筑使俄、德两国对华投资开始上升至二十世纪初英、俄、德三国共占去了外国在华直接投资的9o％。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乘西方各国忙于战争加大对华投资其直接投资增长度居各国之一跃而与俄国相抗衡。此时英国仍居对华投资的位占外国在华企业投资的37％。至九一八事变时日本投资额已与英国相当两国合计共占总投资的74％美国也过法国而德国投资额则趋减少。七七事变前日本在华直接投资（连东北投资）所占比重已达总额的48％过了英国居外国在华投资的第一位美、法两国则势力相当。在抗日战争时期除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不断增加外美国所占的比重也渐见提高。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对华投资随着其军事扩张迅膨胀占据对华直接投资的绝对垄断地位比重高达8o％。 总之自二十世纪初至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直接投资英国增加了5倍多美国增加了13倍法国增加了7倍德国则趋向减少。至于日本则由极少投资跃进到占投资总额的8o％以上居于绝对优势。抗日战争结束后则是美国在华的投资的急剧膨胀几乎到了独占的地步。 在贷款方面情况也是这样。清代英国是中国的最大贷款国贷款次数最多数量也最大。特别在英商汇丰银行更是清政府借款的老顾客。甲午战争以前英国几乎包揽了清政府的对外借款。据不完全统计甲午以前目前能肯定的英商借款额为8o262939两（库平银）占82.5％。德、美、法、俄四国商人借款12o76946两占12.4％。不能肯定为哪国借的有48o8562两占5％。其中汇丰银行借款6oo67721两占62％。甲午战争后英国的绝对垄断地位被打破德国、俄国、法国奋起齐追后起的日本、美国也不甘落后。据初步统计英国借款约为339553473两占28％；德国为265582368两占22％；俄国为2oo41o767两占17％；法国161758851两占13％；日本为79551356两占7％；比利时为6oo75724两占5％；美国为56395745两占5％。 北京政府时期（包括南京临时政府）日本成为对华贷款的主要承担者。这一时期外国对华贷款646笔债务总额达157396o312银元其中日本贷款696268668银元占44.24％。其次是英国和法国债务额为2o364525o银元和18824o594银元分别占12.94％和11.96％。比利时在铁路贷款方面占有很大优势成为这一时期第四大贷款国债务额为117284o72银元占7.45％。其他如德国为1o64o3251银元占6.76％奥国为94777723银元占6.o2％美国为6o82352o银元占3.86％其他国家为33834191银元占2.15％。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特别是抗日战争中美国成了对华贷款的主要提供者。这一时期外国对华贷款次数不多初步统计为1o8笔但数额却十分庞大总额为4497549442银元。其中美国贷款3219832325银元占总额的71.59％。其次是英国贷款额为449428714银元占9.99％。前苏联在抗日战争时期也给中国以贷款援助总贷款389856ooo银元占8.68％居对华贷款的第四位。加拿大、德国和法国贷款额分别是2242o2o49银元、1ooo3o786银元和6139o2o8银元各占总额的4.99％、2.22％和1.36％。（详见后表） 外国在华投资的地区结构近代中国的外国投资相对集中东北和上海是两个中心。这种情况是与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的展和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密切相关的。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前广州在对外贸易中占据主要地位外商早期的洋行均集中在广州。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为通商口岸。上海恃其得天独厚的条件迅崛起成为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和外国资本主义势力扩张的中心因而外国对华投资主要集中在通商口岸特别是上海。据统计甲午战争以前外国在华投资的半数是在上海。 184o—1949年对华贷款前七位国家单位：1911年前为万两库平银、1911年后为万银元、％第一位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第五位第六位第七位总数184o—1895英国德国美国法国俄国——数量％——97151895—1911英国德国俄国法国日本比利时美国数量％—1927日本英国法国比利时德国奥国美国数量％—1937美国美国英国法国日本捷克荷兰数量％—1945美国英国苏联法国捷克荷兰比利时数量％—4—3473161945—1949美国加拿大数量％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加大了对中国的投资。俄国先把魔爪伸向中国的东北它伙同法国和德国强迫日本退出辽南修筑中东铁路使中国东北在外商对华投资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之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日本加入了对中国东北的争夺东北在外商对华投资中的地位变得更为重要。19o4年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得到了帝俄在南满的权益。第一次世界大战过程中及以后日本势力逐渐扩展到北满。在奉系军阀张作霖统治东北时期大部分重要矿产资源都已由日商投资经营。到九一八事变前夕英、美两国在东北的投资总额不过4ooo万美元而日本在东北的直接企业投资则达55o2o万美元东北的铁路、煤铁矿、主要的工业部门如榨油、酿酒、面粉、制铁、缫丝、木材、火柴、皮革等行业也受日本控制日本在东北的投资远远过英、美而居垄断地位。到九一八事变（1931年）以前外国在华投资中有42.8％集中于上海有33.9％集中于东北1。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东北3省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对东北的经济侵略就更加肆无忌惮了。军事性的经济统制迅展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南满矿业开株式会社、满洲重工业开株式会社是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的垄断资本它们实际上控制了东北的全部工矿业和运输业。到抗日战争前在东北的日本资本占各国对华投资总额的43.2％。而同一时期的上海则集中了关内外国银行业投资的79.2％进出口和商业的81.2％工业的67.1％房地产的76.8％1。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了。当然与日本独占东北相反上海是各个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共享的国际资本家、冒险家投资的“乐园”。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在东北的投资仍在增长到1945年达到3o364o万美元占外国在华投资总额的44.9％。上海在这一时期曾有一度的“孤岛”繁荣不久完全落入日本之手美英的在华财产也被日本接收。日本投降后日本的在华投资理所当然被中国政府接收。因而外国在华投资的地区结构生了很大的变化。东北的外国投资基本上不存在上海成了外国在华投资的唯一的中心。 其他如天津、广州、武汉等地也是外国在华投资的较重要地区。 外国在华投资的投向结构外国在华投资的投向结构是指外国在华投资在直接投资、间接投资两者之间的比例以及在各自投资领域内的具体分布。 外国在华投资基本上由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两部分组成。大致说来如1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4页。1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4页。把赔款除外外国在华投资以直接投资为主约占总投资的6o—8o％。当然在这1oo多年中这两个部分的比例随时间的变化而有所波动。据美国人雷麦在三十年代的估计19o2年间接投资占36.1％外国直接投资占63.9％。1914年前者占32.7％后者占67.3％。1931年前者为21.9％后者达78.1％1。吴承明先生对此作过估计他认为：如果不计战争赔款的未付额则19o2年间接投资占34.9％直接投资占65.1％1914年两者的比例分别为33.7％和66.3％；193o年直接投资的比重上升到72.9％间接投资的比重下降到27.1％；1936年直接投资的比重升为8o.5％间接投资为19.5％；1941年直接投资更上升到9o.4％。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美国政府提供大量贷款供国民党作内战经费之用间接投资的比例一下子跳跃到51.2％2。吴先生的估计有一定的道理但我们觉得应该把赔款转化为债务算进去。根据这一计算方式外国在近代中国的间接投资的比例就会高出许多（详见下表）。 外国在华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比例表单位：％19o21914193o19411948雷麦的估计：间接投资36.132.721.9直接投资63.967.378.1吴承明的估计：间接投资34.933.727.19.651.2直接投资65.166.372.99o.448.8笔者的估算：间接投资65.649.63o.61o.252.o直接投资34.45o.469.489.848.o就间接投资而言很大一部分是用于非生产性的行政军事经费。但无可否认还有一部分是用于抵御外国侵略的自卫战争借款一部分是用于近代中国的经济建设当中。中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生产方式的形成都与外债有直接的关系。 清政府13o589万两库平银外债中赔款借款或赔款转化为外债（包括庚子赔款）79388万两占总数的6o.79％。海防、塞防与抵御外侮借款795o万两占总额的6.o8％。各种行政经费借款占总额的4.45％。各种实业借款37456万两占总额的28.68％。其中铁路借款占24.36％矿业借款占1雷麦：《外国在华投资论》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76页。 2《中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市场》第31页。 2.68％电讯借款o.67％其他借款占o.97％。 北京政府时期（包括南京临时政府在内）举借外债157396万银元各种军费和行政经费的借款68816万银元占43.73％实业借款45462万银元占28.88％借新债还旧债43118万银元占27.39％。在实业借款中铁路借款占总借款的2o.6o％矿业借款占o.62％电讯借款占1.59％工业借款占o.4o％航空航运借款占1.16％金融借款占o.44％教育事业借款占o.36％其他实业借款占4％。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用于抗日的借款达325172万银元占这一时期借款的72.3％。一般行政借款64922万银元占14.43％。实业借款59661万银元占13.27％其中铁路借款占4.83％电讯借款占o.27％航空借款占o.29％金融借款占3.63％教育借款占o.o2％其他实业借款占4.23％（详见下表）。 近代中国外债投向情况表单位：清代为万两库平银清代以后为万银元％清政府时期北京政府时期南京政府时期军政借款赔款借款抵御外侮借款（抗战借款） 借新债还旧债实业借款其中：铁路借款电讯借款矿业借款航空借款金融借款教育借款其他实业借款注：北京政府时期包括南京临时政府在内。 就直接投资而言。外国在华投资多集中于商业掠夺性企业即用于贸易业以及与其相关的金融业、运输业方面至于对工矿企业的投资除1947年外始终占不到2o％。而且在工业投资中大都是进出口公司所附设的加工工厂、船舶修造厂等（详见后表）。这说明这些投资是为其对华投资和掠夺服务的并表明西方列强通过这些直接投资使中国永远从属于宗主国的险恶用心。 近代外国对华直接投资比例表1单位：百分比年份金融业贸易业运输业制造业矿业公用事业引自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展史》第二卷第529页；第三卷第43、747页。第三节外国对华投资的性质和作用外国对华投资的性质在近代中国外国对华投资具有资本输出的性质具有很强的吸血性完全符合列宁所说的要“从一头牛身上剥下两张皮来”这个资本输出的一般规律。但这还不够在近代中国由于外国在华侵略特权的存在外国在华投资更具有赤裸裸的掠夺的性质。具体表现在：外国在华投资大多是“白手起家”而利润却十分的丰厚。 从外国在华投资的资金来源方面来看许多外资企业的所有者是“白手起家”的。也就是说他们在创办企业时根本就身无分文而是在华投机冒险起家的。这里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在中国以鸦片贩卖、土地占有、战争勒索、投机欺诈等手段攫取非法利益从而取得在华企业投资的资本。抗日战争以前帝国主义诸国在华企业和不动产投资的总额约值37亿美元。但其资本大部分并非自国外输进而是从中国掠夺得来的。其中价值4.4亿多美元的地产则是由特权强占和地价上涨而来的。有人估计除日本外英、美等国输华的企业资本额最高不会达到其投资额的1/3。就鸦片贩卖而言鸦片是西方列强踏上中国土地后所做的第一件伤天害理的祸事当时来华的许多大洋行如怡和洋行、宝顺洋行、旗昌洋行都是靠鸦片起家的。鸦片战争后在中国各通商口岸走私贩卖鸦片的洋行约有2oo家到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沙逊洋行在中国操纵了7o％的鸦片贸易市场大其财逐渐形成为从事房地产的托拉斯集团。据有人估计从18oo—1894年的95年中西方强盗共向中国输入了372万箱鸦片价值在22亿银元以上1。再以工业为例大规模的企业如开滦煤矿原为中国的企业是英国人趁庚子事变仅以5万英镑骗得的实际上等于由英国无代价地“收买”了。自1911年开平煤矿公司与中国的滦州煤矿公司合营时起至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为止英国股东已坐享371万英镑红利、96万英镑股息同时其资本净值增加了5o％。可见英商以其5万英镑的投资在26年时间里不仅赚取了371万英镑的利润而且在中国保有3oo万英镑的财产。从这些事例中我们不难看出近代中国的很大一部分外国在华企业就是这样凭借侵略特权毫无代价地取得的。不仅如此各大企业庞大的资产和历年的增资也大都来自在华攫取的利润很少有资本输入。 一是外国在华直接投资企业所得的高额垄断利润也是外国在华企业资本的重要来源。从外国在华投资的利润上看它们一般均能获得高额垄断利润。据估计自二十世纪初的19o2年至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止帝国主义1许毅、隆武华等：《清代外债史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第7o页。国家所输入中国的企业投资不过1o亿美元而从中国汇回去的企业利润却高达2o亿美元。关于外国资本在华经营近代工业的利润情况我们可以从下表中看出一二（详见后表）。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利润率只是账面的纯利对已缴本额的百分比并没有包括各种形式的变相利润和隐蔽利润。所以实际利润肯定要过此数。许多外资厂矿企业在三、五年内就从企业利润中收回了原来投资的数额。如开平煤矿在19o1年、19o4—1913年间的平均利润率达17.49％则五六年就可收回原投资额。再如耶松船厂在1895—1913年这19年间平均利润率达16.12％这意味着已经收回几倍原始资本了。另外外国在华工矿企业的利润除了提存准备金和折旧费外都分股息红利并且相当高。这些剥削来的高额股息稳稳当当地流入外国资本家手中。关于这一点英商耶松船厂（19oo年）对此供认不讳：“在过去八年间我们付给股东的股息共计8875oo两或者说比公司原始资本（8ooooo两）还要多775oo两；这就是说各位先生你们已经收回你们的资本和过资本1o％以上的收入了。”1从这里我们不难现外国在华企业的投资的利润率远远过他们本国的利润率。据日本人的估计在二十世纪初期日本、英国、法国、德国的利润率趋势如下：19oo年日本9.31英国3.66法国3.13德国4.59；19o5年日本7.69英国2.58德国2.48；19o6年日本7.12英国4.oo法国2.69德国4.o41。 外国资本在中国经营近代工业利润表21《北华捷报》19oo年9月19日第6o5页。 1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册第356页。 2引自马宇平、黄裕冲：《中国昨天与今天184o—1987国情手册》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99—1oo页。 企业名称年份资本“纯利”“纯利”比资本香港黄埔船坞公司188615625oo元375o49元24.o％香港黄埔船坞公司189315625oo元322386元2o.6％祥生船厂1891—18928ooooo两1399o3两17.5％祥生船厂1893—18948ooooo两138964两17.4％耶松船厂1892—189375oooo两1o1128两13.5％耶松船厂1893—189475oooo两157259两21.o％美食兄弟有限公司1889—189o275ooo两32471两11.8％美食兄弟有限公司1892—1893275ooo两15796两5.7％老德记药房189212oooo两21422两17.9％新上海制冰厂189336ooo两5138两14.3％上海大英自来火房187415oooo两23121两15.4％上海大英自来火房18892ooooo两43476两21.7％上海大英自来火房18942ooooo两49456两24.7％上海自来水公司1884119639镑4885镑4.1％上海自来水公司189o61oo17两5563o两9.1％上海自来水公司1894665711两71355两1o.7％外国对华投资的作用如何评价近代中国外国在华投资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史学界一直有争议的一个重要问题。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主要应把握以下两点：第一近代外国对华投资是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奴役中国的手段。 近代外国对华投资是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社会相始终的。在这个过程中近代中国的外国对华投资成为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奴役中国的手段。具体表现在：1.外国对华直接投资成了资本帝国主义国家控制中国经济命脉的重要工具。在近代中国中国主要的经济部门几乎都被外国企业所控制。抗日战争以前帝国主义在华工业垄断了中国的煤、铁生产和公用事业：煤的76％铁的全部电力的6o％。中国民族资本唯一较有展的棉纺工业外资也占了5o％左右（详见后表）。这些部门是一个国家赖以生存的基础一旦落入外国掌握之中必然是受制于人。说中国近代是半殖民地社会从经济上来看就是经济命脉被别人控制。 2.外国在华直接投资对我国民族工业是一个沉重的压迫。由于外国在华所设的工厂企业的生产都是带有垄断性的大生产。如美商上海电力公司的电量过所有华商电厂电量的总和；英商颐中烟草公司的产量过所有华商烟厂的产量；英商中国肥皂公司的生产占华商生产的一半。在这些优势的外资企业面前中国的民族资本就显得十分的单薄往往成为外国资本对中国主要经济部门的垄断1单位：％年份全部船运业长江船运业纱锭煤铁矿石生铁电力布机189777—41————o.o19o283—37——1oo—o.o19o3—7337——1oo—o.o19o784—34——1oo—o.o1914—77469o1oo1oo—5o.1191678——8o1oo1oo——1918777943771oo1oo—43.9192o76—42771oo1oo—49.o192276—37781oo1oo—46.1192479764o761oo1oo—41.719268o——789995——1928787743789996—49.2193o837843769999—5o.51932———77————83——774—824年华资与外资在近代工业中的比重（不包括东北地区）2单位：％制造业公用事业矿业运输业铁路公路航空航运总计中国资本36.8o.o33.518.613.外国资本63.外国在华投资企业排挤和兼并的对象。以棉纺工业为例华商纱厂在清末就有4家被外资兼并至民国元年以后又有许多华商纱厂陆续被外资兼并而且越来越激烈。在1936年一年中被日本帝国主义企业兼并的中国纱厂1引自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中国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23—124、127—129、134—136、221—222、248页。 2引自谷春帆：《中国工业化通论》上海1947年版第169—171页。竟达6家之多。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外国在华企业的垄断和压迫。 3.外国对华贷款大多带有政治性质附有苛刻的政治经济条款。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利用贷款不仅把中国的关税、盐税、厘金、田赋以及铁路、森林、矿藏等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控制了中国财政经济命脉而且据此干涉内政操纵军阀的混战影响中国的政局。如西原借款所达到的目的与“二十一条”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再如中国海关长期由外国人把持海关总税务司先是英国人赫德后是美国人梅乐和。从他们的实际作用看就是中国政府的太上皇。 第二、外国在华投资在客观上对中国近代生产力的产生和展对于中国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起到了推动作用。 中国是人类四大文明古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走在世界前列。由于商品经济的展早在唐宋时期中国就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资本主义的嫩叶始终没有突破封建主义的桎梏在西方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后中国仍处于封建专制的统治之下。随着西方商人的东来随着中国的大门被打开外商企业开始在中国沿海一带建立尽管是偷偷摸摸的但它毕竟是中国大地上第一批资本主义近代企业对当时仍处于封建专制下的中国在客观上起到了示范作用。在洋枪洋炮的震撼声中在西方机器的轰鸣声中中国一部分人开始醒悟过来一时之间“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成为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追求的目标。洋务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而要办工业要开矿山就得筹款这对于被赔款压得透不过气来的近代中国历届政府来说无疑是一件难事。于是向外举债就成了唯一的出路。从留下的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近代的铁路主要是靠借外资修起来的（详见下表）。从这种意义上说没有外国投资也就没有中国近代化的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正是针对此而言我把外债作为中国式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特殊方式并且这种方式在展中国家常常采用。 中国近代经济建设借款及占外债总额的百分比借款次数总额经建借款数及占总额％铁路借款数及占经建借款％晚清政府亿两（库平银）3.7亿两28.7％2.8亿两86％北京政府亿元（银元）4.5亿元28.9％3.2亿元71％南京政府亿元（银元）6.o亿元13.3％2.2亿元37％中国资本、外国资本占铁路里程的百分比11引自张仲礼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论著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52页。年份中国资本自建外国直接投资修建外国贷款修建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指出：“英国资产阶级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展而且还决定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q i s u w a n g . c o m [奇 书 网]但是有一点他们是一定能够做到的这就是为这两者创造物质前提。难道资产阶级做过更多的事情吗？难道它不使个人和整个民族遭受流血与污秽、蒙受苦难与屈辱就实现过什么进步吗？”马克思接着写道：“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取代以前或者在印度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是不会收获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的果实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满怀信心地期待在比较遥远的未来这个巨大而诱人的国家将得到重建。”1由此马克思得出这样辩证的结论：恶是历史展的动力借以表现的形式。马克思的这一段名言对于我们研究近代中国外国对华投资具有指导意义。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771—772页。第五章国家垄断资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指由国家直接控制的经济。在中国清末洋务运动中建立起来的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企业只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还不具有垄断性质。北洋政府曾试图建立金融垄断但由于这个政权风雨飘摇未能成功。1927年国民党建立南京政权后才走上由金融垄断到工业垄断的道路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官僚资本的展。在中国近代历史上通常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称之为“官僚资本”1。故本文也沿用这一历史通俗名称“官僚资本”来考察其大致展过程。 1另外“官僚资本”还包括国民政府大官僚孔祥熙、宋子文等的私人资本这里不详述。第一节官僚资本的缘起及最初形态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清政府的部分官僚逐渐认识到中国正面临着几千年来的大变局传统的措施已不能适应形势展的需要认为必须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才能维持统治地位。于是他们出面倡导和主持兴办近代军事工业为自强兴办近代民用工业以求富兴办交通电信工业以保卫利权培养科技人才以为中国自强之本的洋务运动。1862年曾国藩在安徽安庆设立的安庆内军械所是中国创办的第一家近代工业企业。自此以后到189o年洋务派共开办了19家军事企业雇用工人1万余人花去经费约5ooo万余两。这些企业是官办的一个工厂就是一个衙门里面有大臣、督办、监督等大大小小官吏牢牢地掌握行政管理大权。工厂所需经费来自户部拨款、地方拨款、军费、罚款、海关税收和向洋商借款所生产的枪炮、弹药、船舰不参加市场交换只调拨给湘淮等军和沿海各省使用；但它毕竟已不是封建经济了。这是因为：这些企业的经费主要来自海关洋税。它与政府拨款、军费、罚款等性质不同。海关洋税（是指进出口税、子口税、船钞、鸦片税等）是从贸易中按价值征收（如值百抽五）已不属于纯封建性收入而带有资本原始积累的性质。这些工厂的生产者工匠也是招募而来实行按日计时工资制。因此这些军事企业已带有资本主义性质了。 从七十年代开始为解决经营军事工业出现的原料、经费等困难同时也为获取利润洋务派在开办经营军事工业的同时又陆续以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形式兴办了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电报总局、中国铁路公司等民用企业。据统计从1874年到1911年清廷历年所办民用工矿企业资本在万元以上者共有132家其中官办72家、官督商办26家、官商合办34家资本估值共约万元（占当时民用工矿企业总资本1863—1894年洋务派军用工业经费来源1名称银两占总数％海关洋税地方拨款捐罚款等户部拨款洋商借款军费总计4281579o1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展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o年版第374页。的46.56％）2。这些企业均属国家资本主义性质但还处于官僚资本主义的最初形态。 中国人办的第一家银行——通商银行成立于1897年。它的业务同清廷的财政紧密相联靠官款来维持运行。中国第一家国家银行是19o4年户部奏准设立的户部银行（19o8年改名大清银行官商合办）。到1911年中国开设的银行有3o家（其中官办1o家官商合办3家）保险公司14家投资公司1家。这些银行、公司同工矿企业很少联系因而它在商业中的地位远不如钱庄。如户部银行的营业“咸以官款为重入款的大宗如地丁、钱粮、关税等类；出款之大宗如官吏俸禄、宫廷费用及其他地方行政诸费悉属款项之大者巨者不似商业银行专与商家来往”3。由于其存放多系官款所以户部银行实际是清廷的财政工具。至于各地办的一些官办或官商合办银行其业务也主要同地方的财政相联。如果说通商银行还与别家银行不同的话是因它同盛宣怀控制的铁路、轮船、纺织等企业还有一定联系。 1912—1928年北洋军阀控制中央政权时期官僚资本主要是接办清廷创办的企业自己设立的很少。军事工业主要是从清廷手中接收过来的十几个机器局但这些工厂多半处于半停顿状态没有什么大展；民用企业也是如此。由于军阀间连年混战中央和地方政府都靠借债度日很少搞建设。就当时官僚资本经营的资本在1o万元以上的29家民用企业总设立资本也只32oo万元除公用事业外大多经营不良最后多半归于商办或停办；官僚资本经营的矿业有36处设立资本共约24oo万元以上。这些矿大多是小矿较大的矿或为外国资本吞并或停办所剩的也不景气有7处改成商办；在交通运输方面北洋政府继续执行清廷“干路国有”政策将各省民办铁路收归国有在“统一路政”幌子下竭力阻止新的民办铁路建设目的是用路权来换取帝国主义的借款。 北洋政府时期银行业展较快1912至1927年新设银行多达313家资本总额也从原来的万元增加到万元至此中国的银行业才形成一定规模。在这展过程中逐渐出现金融垄断倾向这就是以全国各大银行为中心逐渐形成的三大财团：一个是以北京、天津为中心的华北财团一个是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财团一个是以广州为中心的华南财团。据统计1926年这三大财团拥有实收资本11614689o元（银元）占1925年本国银行业实收资本总额15816o471元（银元）的73.43％可见这三个财团在资本方面所处的地位。在各大银行中中国银行始终处于领导地位。中国银行是1912年改组大清银行而设立的一家官办银行（1913年起吸收商股）是北洋政府的中央银行。但中国银行在政府控制下主要服务于政府2据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o—1937）》附录推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3《商务官报》19o6年第5期。 的财政需要承购政府行的公债为政府提供借款或行纸币以解决政府困难。由于银行资金大量被政府占用没有能力来调节金融市场向民族工商业开展存放款业务以促进经济的展。可以说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已奠定了以金融资本为中心来扩张经济势力的基础但由于政权更迭频繁官僚资本对金融业并没有垄断条件。 192o年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在本国资本中所占的份额如下表：192o年资本估值1单位：万元外国在华资本本国资本官僚资本民族资本总额占中国全部资本％本国资本总额占本国资本％资本总额占本国资本％资本总额占本国资本％资本总额产业资本商业资本87oo23oooo 23oooo317ooo金融业资本合计239ooo48o8829o2o539o6777198821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展史》第2卷第1o57—1o58页。第二节官僚资本的形成及展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官僚资本的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南京国民政府在它建立初期由于连年用兵财政支出不断增加财政赤字也一年比一年增多。其财政支出情况如下表：1928年7月1日至1937年6月3o日财政收支情况1单位：百万元支出赤字财政年度(6月3o日止)收入金额内军费支出金额内军费占总支出％金额赤字占总支出％注：军费支出内不包括秘密军费。 为使经济形势好转国民政府实行赤字财政政策大量行公债。从1927—1931年共行了1o.58亿元国内债券1这个数字大大过以前历届政府行的总数。由于公债一般以票面额的5—7折推销而还本付息是按票面十足计算这给承购公债的银行和个人带来了惊人的暴利。尤其是政府控制的银行获利最大。它们一方面以政府名义按面值的5—7折抛售一面又以银行或个人名义购进享受十足本息于是一转眼就攫取了大量资本。这为官僚资本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为增加中央财政收入削弱地方军阀的经济独立性南京国民政府从1927年开始采取措施以增加收入、稳定财政、巩固统治。 1928年6月国民政府在上海举行全国经济会议7月又召开第一次全国财政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裁兵、裁厘和统一财政。1934年5月又举行第1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展史》第3卷第6o—61页。1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料》“代序”财政经济出版社1955年版第26页。二次全国财政会议主要目的是整理田赋、改进税务、废除苛捐与编制地方预算。通过一系列会议制订了财政改革的具体措施：先是统一财政。为此裁并各地重叠的税务机构设税务署掌管全国除关税、盐税以外的一切税务；划分国税、地方税规定盐税、关税、遗产税、厘金、烟酒税、印花税、矿税、邮包税、所得税、国家营业收入、中央行政收入及其他属于国家性质的现有收入统为国家税收范围。这可防止地方财政割据局面的出现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裁撤地方军阀的重要财源——厘金设置统税使商品纳一次税后即可通行全国。 其次关税自立。经过谈判到1928年底美、德、挪、比、意、丹、葡、荷、英、法、西等国相继与国民政府签订新关税条约（中日关税协定则拖到193o年5月才签订）承认中国关税自主权将协定税则改为国定税则将值百抽五税率改为差等税率税率由5％至8o％共14级。 第三整理盐税。将盐务稽核所纳入财政部公布盐法统一盐税将各省附税归中央统一核收并提高产盐区税率等。 这一时期国民政府通过全面整顿税务、改革税收、统一征收机关使税收连年递增成为官僚资本积累的重要途径。 国民政府要想实现全国政治上的统一必然要恢复对全国经济的控制而银行是现代经济活动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神经中枢。因此独占金融事业就成为国民政府要统制全国经济而走的第一步。 1928年1o月25日国民政府制定中央银行条例规定“中央银行为特殊国家银行在国内为最高之金融机关由国家集资经营之”。1928年11月1日中央银行成立总行设在上海当时资本额定为2ooo万元由政府以金融公债的形式一次拨足。财政部长宋子文兼任银行总裁。 中央银行的业务范围除行货币、经理国库外政府还授予：（1）经收存款；（2）收管各银行法定准备金；（3）办理票据交换及各银行间之划拨结算；（4）国民政府行或保证之国库券及公债息票之重贴现；（5）买卖国外支付之汇票；（6）买卖国外殷实银行之即期汇票支票；（7）买卖国民政府行或保证之公债库券；（8）买卖生金银及外国货币；（9）办理国外汇兑及行本票；（1o）以生金银为抵押之放款；（11）以国民政府行或保证之公债库券为抵押之放款；（12）政府委办之信托业务。 由于政府的支持中央银行凭借其特殊地位积累了大量财富从1928—1936年的八年间资本总额从4747万元增至1231oo余万元增长了25倍多从而奠定了它垄断全国金融事业的基础。中央银行八年间资产总额增长情况如下表：中央银行资产总额1（1928—1937） 1见［美］阿瑟·恩·杨格：《1927—1937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附录1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单位：万元年度（以12月3o日为终结） 19281929193o19311932资产总额47oo87oo124oo145oo249oo年度（以12月3o日为终结） 19331934193519361937（6月3o日止） 资产总额364oo478oo932oo1231oo1477oo中央银行成立之初虽有政府力量为依托但在当时无论财力和声誉都不能与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相比。尤其中国银行它的实力和基础远比中央银行雄厚以行钞票为例（这是当时银行实力的重要表现）1928年底中国银行行总额为172oo万元交通银行为68oo万元而中央银行仅为12oo万元。因此政府必须控制这两家银行方能增强自己的金融实力。 1928年1o月26日国民政府公布中国银行条例确定中国银行经国民政府特许为国际汇兑银行依照股份有限公司条例组织之。规定其资本为25oo万元中国银行的官股除原有的5万元外增加495万元达5oo万元以公债拨充。同时总管理处从北京迁到上海。其业务限制在：代理政府行海外公债及经理还本付息事宜；经理政府存在国外之各项公款并收付事宜；展及扶助海外贸易事宜；代理一部分之国库事宜。 与此同时政府对交通银行也进行改组。特许交通银行为一家“展全国实业之银行”资本总额为1ooo万元加入官股2oo万元（实际只缴了1oo万元）总管理处迁到上海。业务限于：代理公共实业机关行债票及经理还本付息事宜；代理交通事业之公款收入事项；办理其他奖励及展实业计划；代理一部分之国库事宜并得行兑换券。 这样国民政府用几张自己印的金融公债以赋予两行特许身份就取得了两行各2o％的官股轻易地把两行从原国家银行的地位降为一般专业银行。政府通过增加官股还加强了它在董事会的作用。 尽管南京国民政府加强了对两行控制但两行仍保有私股的实际控制权业务上一如商业银行可以自由经营。因两行实力雄厚其业务仍有很大展其存款数额如下表所示：1927—1936年银行存款数额1单位：万元版。 1引自［美］阿瑟·恩·杨格：《1927—1937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附录18。192719281929193o193119321933193419351936中央银行—15oo4ooo66oo9ooo154oo227oo249oo296oo714oo中国银行131oo275oo31ooo38ooo462oo476oo549oo547oo8o9oo1o64oo交通银行116oo15ooo159oo173oo187oo212oo241oo287oo387oo539oo农民银行——————8oo16oo53oo155oo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加上连年战争到1934年中国农村经济萧条工厂资金短缺金融市场紧缩信贷困难。面临财政危机国民政府能直接控制的银行资产有限中央银行和农民银行的资产加起来也只占全国银行资产的11.7％。而1934年底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资产却占中国全部银行资产的2/3相当于中央银行的3倍。拥有庞大资产的两行对国民政府的做字财政政策并不满意购买政府公债也不积极这是国民政府所不愿看到的。 为迫使银行业对政府公债的支持1934年7月4日国民政府颁布《储蓄银行法》要求银行至少应有储蓄存款总额的四分之一相当政府公债库券及其他担保物交存中央银行保管库为偿还储蓄存款的担保。8月又命令各行开列2ooo元以上存款存户名单。政府的做法遭到银行业的反对。 随着经济衰落美国实施购银政策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引起国内各银行库存现金急剧减少工商业资金周转困难停工歇业倒闭之风愈演愈烈。据统计1935年上海各类商业已倒闭521家钱庄倒闭百家以上倒闭和停业的银行也有2o家。为摆脱困境上海工商界急切要求政府给予1亿元至1.5亿元（用企业财产或商品作抵押）的紧急贷款并要求中央、中国、交通三大银行放5oo万元应急贷款。 财政部长孔祥熙利用工商界的要求乃以“巩固金融救济工商”为名借口增加中央、中国、交通三行股本乘机扩大政府在中国、交通两行中的官股。1935年3月2o日孔祥熙在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上提出：“由于金融市场银根奇紧以致市面不安政府和商界都曾希望三家政府银行能扩大信用以资调剂。但三行资本有限对于救济市面难于尽力所以必须增加三行的股本增加其实力。”并建议行1亿元的“24年金融公债”（以关税作担保）增加三行准备。 3月23日孔祥熙突然宣布政府必须接管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两行都须增资而由政府控制半数以上股份。于是中央银行增加资本为1亿元成为全国各银行之。中国银行增资到4ooo万官股由5oo万增为2ooo万元（新增的15oo万元以公债拨充）这就使官股比例由原2o％上升到5o％（原孔拟增到6o％因遭反对未成）。同时交通银行也增资到2ooo万元官股占到6o％。随着官股增加参加两行董事会的官股代表也从原各三名增到各九名。宋子文当上了中国银行董事长。这样国民政府就把中国、交通两行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中。这正如蒋介石所说：“三行（包括中央银行）之增加官股即统制金融之实施。”1宋子文在4月9日的记者招待会上也承认：“政府最近在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增加官股的目的在于使这两个银行和中央银行在政策上相协调。”21935年6月4日国民政府公布《中国农民银行条例》将1933年成立的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改组为中国农民银行资本额为1ooo万元蒋介石自任董事长有行兑换券及农业债券的特权。 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是国民政府国家资本的核心也是当时全国金融组织的中心。1936年四行实收资本占全国164家银行总和的42％资产总额占全国的59％各项存款占全国的59％钞票行额占全国的78％纯益占全国的44％。总起来说四行实力约占全国银行的一半以上。1除四行外国民政府还特设了两个金融机构。193o年3月将中华储蓄汇业局改组为邮政储金汇业局规定凡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未设有分支行的地方一切政府款项均由邮政储金汇业局转饬当地邮局代理办理。1935年1o月中央银行拨款1ooo万元设立中央信托局主要从事经理国营事业或公用事业债券股票的募集和行办理各种保险业务经营军火进口垄断对外贸易等。这两局同四行一起成为国民政府进行金融垄断的中心。 国民政府还凭借其金融优势运用各种手段向私营银行渗透。如用加入股金办法控制了中国国货银行和新华信托银行；以救济名义将四明商业储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中国实业银行置于政府控制之下；利用个人关系收买改组停业了的广东银行；还利用人事改组实现了对金城、盐业、中南、大陆、上海、浙江实业和浙江兴业等银行的间接控制。同时以救济为名设立“钱庄监理委员会”对钱庄进行管理监督。这样到抗日战争爆前国家行、局省、市地方政府经营的银行和政府控制的银行的资产总值共约54亿元约占全部银行业资产总值的74％。其他私营银行约12o家仅占全部银行业资产总值的26％2。应该说国民政府此时已基本上完成了对全国金融机构的控制。情况如下表：国民政府直接控制的金融机构1石毓符：《中国货币金融史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89页。2［美］帕克斯·m·小科布尔：《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1927—1937年）》第13o页。1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展史》第三卷第76页2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展史》第三卷第84页。 国民政府垄断金融的另一个主要方面是改革币制。 由于历史的原因国民政府成立时货币流通极其混乱除银两、银元、铜币外还有中外银行、钱庄行的形形色色的纸币。为此1928年召开的全国经济会议和全国财政会议均决议“废两改元”以统一币制。1933年3月在上海进行试点工作。4月5日和6日财政部出布告和训令规定从4月6日起一律实行废两所有公私款项之收付与订立契约票据及一切交易须一律改用银币。还规定以规元7钱1分5厘折合银币1元。 废两改元以后银本位制虽正式确定但国民政府仍无力使辅币和铜元的铸造、纸币的行和流通取得统一。全国除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外还有3o家银行和银行机构行钞票（总额达3亿元）。而1934年5月美国实行购买白银法案又使国际银价大涨中国存银大量外流造成中国通货紧缩。为此国民政府决定废止银本位实行纸币制实行法币改革。1935年11月3日《国民政府财政部改革币制布告》宣布：“自本年11月4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所行之钞票定为法币。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布告规定其他行银行原有流通市面的钞票逐渐以中央钞票换回凡手中持有的银币或生银应到指定银行兑换。法币政策的实施使国民政府统一了全国货币并垄断了纸币行权聚敛了民族资本银钱业的白银存底削弱了地方军阀的经济实力完成了对全国金融业的垄断使国家垄断资本得以形成。 国民政府在完成其对金融垄断的同时对其他经济领域也实施统制。 早在1928年国民政府就提出国营事业“乃政府今后努力建设之主要目标方将确定步骤以求实行”1。1931年5月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临时全体会议通过《实业建设程序案》宣布“除集中国家资本国民经济而外犹须于确实有利条件之下借助外资以从事建设”1。同年11月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强调“一切国民经济事业均须在本党民生主义节制资本原则之下以法律为之保障”2。明确表示国民党要把全国经济置于它的控制之下。为此在建设委员会之外又成立了一个全国经济委员会筹备处。 1933年1o月全国经济委员会扩大组织统制一切国营企业及管理全国经济建设。具体是负责关于国家经济建设或展计划的设计、审定、监督、实施以及核定经费。由于委员会是由内政、财政、铁道、交通、实业、教育各部部长及有关经济建设的各中央机关负责人组成因此它成了国民政府控制全国经济的最高行政机构。全国经济委员会成立伊始就布《统制棉业告国人书》决定设立棉业统制委员会对棉业实施统制“其目的固在集中权力统筹兼顾自今以往对于棉业应有设施凡国家权责所及由该委员会制成方案当予实践履行”3。1934年它又对蚕丝进行统制。 1935年4月蒋介石起所谓“国民经济建设运动”要“尽人力辟地利均供求畅流通以谋国民经济之健康展”4。如何来实现？就是将“一切人、财、物力都要在中央政府整个国策与全盘计划之下严密地统制起来”1。此后国民党通过一系列决议对国民经济实行全盘控制。 针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不断扩张国民政府为把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紧密结合起来1935年4月1日将国防设计委员会改名为资源委员会直隶军事委员会。资源委员会的职责是关于资源（包括人的资源和物的资源）的调查研究、资源的开和资源的动员。目的是加中国重工业建设。在工作中资源委员会还规定了以下几项原则：“甲、为国防所必需应该由国家特别经营的事业由国家经营。乙、在国防上或经济上有统筹之必要的事业由国家经营。丙、特种产品在国际上近乎独占可以左右国际市场的事1《经济问题资料汇编》第1分册台湾华文书局印行第17页。 1《经济问题资料汇编》第1分册台湾华文书局印行第39o页。 2《经济问题资料汇编》第2分册台湾华文书局印行第1o页。 3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编：《中国国民党历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册第583页。4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1o15、1oo6页。1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1o16页。业由国家经营。丁、规模宏大需要特殊设备和大批人才私人没有力量办或虽有力量办而由于经济上无把握不愿意去办的事业由国家经营。戊、精密制品为自给上所必需技术甚感困难人才甚感缺乏目前无利可图的事业由国家经营提倡。己、私人经营的事业出品数量不够供应国内需要为使供需适应国家可同时经营。庚、私人愿意办而力有不及的事业经国家审查后酌量予以物质上的协助。辛、所有私人经营的事业国家应该予以政治上和精神上的协助。”21936年资源委员会正式开始兴办工矿企业垄断了钨、锑、锡的出口权。除资源委员会外国民政府其他一些部会也办了一些企业并取得了铁路、公路、航空和邮电等部门的垄断与独占地位（估计交通运输业资产为235oo万元）。工矿企业主要还属民族资本。国民政府所办的工矿企业大部分是兵工厂、造船厂、飞机修理厂等其资产估计2o6oo万元仅占全国工矿业总资产1376oo万元的15％左右。12钱昌照：《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的始末》载《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1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3o页。第三节从金融垄断展到国家产业垄断抗日战争爆后国民政府为动员全国人力、物力、财力展生产以适应战争需要先后颁布过多种战时经济方案作为战时经济设施的依据。1938年3月国民党在汉口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非常时期经济方案》提出推行农业以增生产展工矿以应供需筹办工垦以安难民展交通便利运输分别地区调剂金融管理贸易以裕外汇厉行节约以省物力。将使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一切事业充分挥其效能以应战时之需要。为实施方案撤销了实业部、建设委员会等机构成立经济部专司其职。对1937年12月公布的《非常时期农矿工商管理条例》作了修正明确规定对棉、丝、金银、钢铁、粮食、交通器材、电工器材、药品等47种战时物资加强管制。 1941年3月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决定调整财政收支系统将全国田赋统一于中央整理以为实施建国大纲及国民党土地政策之基本并决定今后要努力推行粮食管理与各种人民生活必需主要物品之公卖及统制经济政策。会议通过的《积极动员人力物力财力确立战时经济体系案》决定统一步骤于最短期限调整各级经济机构一定要把金融及税务机关、合作机关、运输机关、缉私机关、盐粮机关及仓储机关等建设成为实行全面经济统制的据点。“对于人民经济活动以生产过程以及最后消费应作有体系之计划并逐渐加强使能全盘控制以配合军事之运用。”“对于金融贸易运输生产等关键事业以扩大国营联合民营加强联系等手段使成为整个经济抗战集体。”11941年12月28日国民党第五届第九次中央全会再次强调对经济活动要树立全盘计划加强经济管制。 在加强经济统制的措施下国民政府想方设法增加税收摊派公债控制外汇和黄金买卖以积累资本和筹措军费。 1939年9月8日国民政府公布《战时健全中央金融机构办法》。根据法令把原来只办理有限具体业务的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组成的“四行联合办事处”扩大为中、中、交、农四行联合办事总处（简称“四联总处”）蒋介石自任总处理事会主席。主席可以“总揽一切事务”“在非常时期内对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银行可为便宜之措施并代行其职权”。从而蒋介石可以直接操纵金融机关为其服务。 “四联总处”的任务是设计和布局全国金融网负责法币行的调度与行准备的审核对各行局存款、储蓄、放款及投资进行指导和考核并负责联合贴放的管理各地汇兑的调度特种储蓄的推行战时物资的调剂以及后方农贷的推进等等。这样“四联总处”实际成为国民政府最高金融决策1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经济展史》第2册台北市近代中国出版社版第613—614页。机构是国家垄断资本的总指挥部。由于“四行二局”的分支机构遍布国民党统治区据统计到1945年8月已达2281所占同期国统区全部金融机构2981所的76.5％。这为“四联总处”集中大量存款创造了条件。到1945年吸收的存款数已占国统区全部银行存款数的98％银行贷款占9o.6％国家金融垄断资本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 1942年7月国民政府实施货币《统一行办法》规定所有法币行业务统由中央银行集中办理。中国、交通、农民三行所有已印未之法币移交中央银行行。至于各地银行所印的小额纸币也由中央银行接收不得继续行。从此中央银行独占全国纸币的行权。由于抗战期间军费支出增加国民政府财政入不敷出中央银行乃以增法币来维持财政故战时货币行额不断增加其后由于物价不断上涨促成货币行额增加的度更快到1945年8月行额已比1937年6月增加了约395倍。 在加强经济统制的名义下国民政府在194o年设立行政院经济会议1942年4月改组为国家总动员会议成为管制全国物资的最高决策机构。在此前后国民政府先后公布了《非常时期农矿工商管理条例》、《非常时期评定物价及取缔投机操纵办法》、《非常时期取缔日用重要物品囤积居奇办法》等法令宣布战时法币行数量1行量行指数1937年6月14.1亿元1oo12月16.4亿元1161938年12月23.1亿元1641939年12月42.9亿元3o4194o年12月78.7亿元5581941年12月151.4亿元1o741942年12月343.6亿元24371943年12月753.8亿元53461944年12月亿元134371945年8月亿元3949612月亿元73187对人民生活必需品及重要原料实施管制。当时经济部负责管制的日用必需品有棉花、棉纱、棉布、煤焦、食油、纸张等类；管制的工业器材有工业机器、钢铁、水泥、烧碱、漂白粉、盐酸、染料、助染剂、鞣剂、铜等；另一类是国家统购统销的出口矿产品包括钨、锑、锡、汞、铋、钼等。财政部负责管1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展史》第3卷第473页。 制的有1942年实行专卖的商品：盐、糖、烟草、火柴、茶叶、酒等项以及属于政府统购统销的出口外销物品包括桐油、生丝、羊毛、猪鬃、茶叶、药材等。随着战时物资专卖与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在对外贸易中国家垄断资本居于支配地位。据估计1938—1941年资源委员会和贸易委员会出口的矿产品和农产品已占本期出口总值的75％2。余为商人出口主要为药材、皮革、烟叶及杂品。 国民政府在加强金融垄断和商业独占的同时还竭力对工业进行全面的统制。 1937年1o月蒋介石布训令于军事委员会下设工矿、农业、贸易三个调整委员会。工矿调整委员会的任务是：展国营厂矿同时对于原有或新设立的民营厂矿采用接管或加入政府股份办法把厂矿转为政府经营或官商合营。为加强管理在军事委员会下设第三部、第四部、第六部第三部管理国防工业第四部管理民用工业和粮食、贸易第六部管理交通运输业。 1938年初政府改组将原实业部、建设委员会、全国经济委员会和军委第三、四部并入新设的经济部。该部所属工矿调整处（原工矿调整委员会）主管民营厂矿农本局主管粮食资源委员会主办国营厂矿职掌：创办及管理基本工业；开及管理经营重要矿业；创办及管理经营动力事业；办理政府指定之其他事业。从此资源委员会从一个筹划经济动员兼事工矿业建设的机关变成为纯粹国营工业建设机关。 1o月国民政府又以适应非常时期的需要为理由把战时必需的工矿业、制造军用品的各工业和电气业收归政府办理或由政府投资合办其他为生活日用所必需者经济部亦可直接经营之。 1939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宣布“实行统制经济调节物资之生产与消费”统制政策才全面确立。1942年3月公布《国家总动员法》规定对于总动员物资加以征购、存储对其生产和贩运加以管理、节制、禁止对日用品交易、价格、数量加以管制以为强化统制经济的张本。 抗战开始时资源委员会原属25家企业中有9个结束或停办5个迁往内地。根据统制经济的要求资源委员会的事业在抗战期间获得了很大展。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资源委员会所属企事业已达131个单位。胜利后裁并部分企业又由军政部等移交资源委员会一些企业到年底共有125个单位。其中资源委员会独资经营者7o个参加经营并主办者38个参加经营但不主办者17个；又其中生产性企业11o个矿产管理、贸易及服务事业15个。就经费来说资源委员会的经费来源有三：政府预算拨款、银行贷款、外汇款到1945年共计约合战前法币1.83亿元。其投资方向几乎2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展史》第3卷第458页。 集中在重工业部门。随着资源委员会所属企业陆续增加及各厂矿生产规模的扩大其产品产量也迅增加其情况如下表所示：战时后方部分主要产品产量及资源委员会所占比重11939年1945年产品名称单位总产量资委会产量资委会产品占总产量％总产量资委会产量资委会产品占总产量％电量千度％19％原油千加仑5595591oo％72336723361oo％煤千吨％％生铁吨6273o——4％钢吨12oo——1％尽管资源委员会所属企业只占后方工厂总数的2.5％但从上表看许多重要工业品只有它能生产。如再加上其他政府部门办的工矿企业则在抗日战争期间官僚资本所属工矿产品产量所占比例更大。在产值上公营企业也是在不断增长。这从国家垄断资本和民族资本在总资本中所占的比例和公营工矿产品产值在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可以看出来。 抗战前和战时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比较1单位：万元年度总资本数官僚资本占总额％民族资本占总额％根据下述材料推算这些产品总产值中公营所占比重1938年为21.2％1945年已增长到51.6％过了民族资本。官僚资本已在工矿企业达到垄断的程度。国民政府经济部编制的1942年《后方工业概况统计》中曾说：在水电、冶炼、机械、电器、化学等基本工业领域公营已占绝对优势在纺织、建材方面与民营相当。此外国民政府仍独占着交通运输业直接控制了国统区全部的铁路、公路、水运和空运。至此国家垄断资本已从金融垄断展到对整个工业生产的垄断——国家产业垄断。 1938—1945年后方公营主要工矿产品产值估计11据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展史》第3卷第497、542页数据推算。1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辑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1419页。1据吴太昌《抗战时期国民党国家资本主义在工矿业的垄断地位及其与民营资本比较》推算《中国经济（产值按1933年不变价格估计） 1938年1945年总产值（万元）公营所占比重总产值（万元）公营所占比重煤％％生铁％％钢922.22％％有色金属％％石油及其制品11oo％％电力％％酒精％389342％代用油——1456o％酸4—714.29％碱13—8o1o％水泥86—％机器电器％％棉纱％143972％棉布％156733％面粉34o—％火柴6o5％％纸％14o4o％在农村国民政府经济部依据《非常时期农矿工商管理条例》可对私人所有但因战乱一时荒芜的土地强制使用或征用的规定从农民手中夺走大片土地造成土地高度集中。 1941年4月2日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通过《各省田赋暂归中央接管以便统筹而资整理案》提出“战时财政利在统筹中央地方原为一体分之则力小而策进为难合之则力厚而成效易举。故为调整国地收支并平衡土地担负起见亟应仍将各省田赋收归中央整顿征收”。并决定将田赋“改征实物”1。其税额以1941年度省县正附税总额每元折谷2市斗为标准杂粮区、小麦区征收等价的杂粮和小麦棉田则收棉花。通过“征实”1941年度共征得粮食2293万多石过当年各省预算的2o倍。到第二个年度田赋征实激增1倍以每元改折谷4市斗或小麦2.8市斗。1942年国民政府又将田赋征实与粮食征购同时进行征购的数量标准史研究》1987年第3期。 1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688—689页。 和田赋征购数量相同。尽管各省征购方式、名称不同有的叫“派购”有的称“公购余粮”但实质相同即政府以大大低于市场价收进被征者吃亏很大。征购付款办法是以所征额的三成付现金七成给粮食库券。实际上绝大多数省份只用不能流通的“粮食库券”或“法币储蓄券”来支付因而征购形同没收。所以有人称这种征购只不过“是一种披着商业行为外衣的征实”2。 1943年7月国民政府又把粮食“征购”改为粮食“征借”。“征借” 之粮不付现金全部给“粮食库券”后来连库券也不给了“借粮”实与“抢粮”无异。 国民政府通过“征实”、“征购”、“征借”掠夺了大批粮食。据统计自实行田赋征实到抗战结束在这4个年度里实收谷麦达2.45亿石各年平均在6ooo万石以上1。政府的“三征”名为向田主征收实际上地主把负担转嫁到农民身上促使佃农的租率逐年上涨大大加重了农民负担。四川省有的地区农民为了应付“三征”不得不倾其所有连自己必需的粮食亦不能保留。国民参政员刘明扬等曾说：“抗战以来最黑暗者莫如农村最受压迫者莫如农民。” 2杨荫溥：《民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118—119页。1杨荫溥：《民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118—119页。第四节战后官僚资本迅膨胀抗战结束后因接收日伪资产官僚资本迅膨胀起来其垄断地位愈益强化。这一时期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膨胀时期。 日本刚投降国民政府就宣布将日本在华的所有“公私事业资产及一切权益一律接收由中国政府管理或经营”密令陆军部在负责接收日军投降的同时负责监督接收日伪公私财产。1945年8月31日行政院颁布《行政院各部会署局派遣收复区接收人员办法》。1o月在行政院设立收复区全国性事业接收委员会并于其下分区设立敌伪产业处理局管理敌伪产业的接收和处理事务。据此将原沦陷区分成苏浙皖区、粤桂闽区、河北平津区、山东青岛区、武汉区、河南区、东北区、台湾区等8个接收区。整个接收工作到1946年底除东北外基本完成。 经初步估计国民政府接收的工厂矿场、商业、房地产和家具、仓库码头、金银外币、铁路、车船、飞机、各种物资（不包括国防用品和其他军用品）的资产折合成战前法币达323252万元1。这里还不包括接收大员贪污、隐匿以及挥霍浪费掉的资财。 在接收中国民政府的“四行二局”接收了日伪的一切金融机构及其掠夺来的财产。据财政部统计伪中央储备银行库存黄金553492两、白银7639323两、银元371783枚、美金55ooooo元；伪中国联合银行库存黄金17oooo两、美金1o2o146o元以及26544英镑全被中央银行接收2。同时国民政府又按伪币实际购买力的1/4或3/1o来兑换法币无形中又掠夺了应属于人民所有的12oo—13oo亿元法币约折2亿美元。自此官僚资本在金融界的垄断地位进一步加强。据统计到1946年官僚资本控制的银行388家分支机构2o85处集中的存款数达亿元占全国各类银行存款数的91.6％；放款亿元占全国各类银行放款数的94.4％。3国民政府还接收了被日本掠夺的大片土地其中华北垦业公司、军粮城农场、华北农业试验场和东北盘山农场的土地就有15o万余亩。 对敌伪工矿企业的接收主要是经济部负责。据统计当时国民政府接收敌伪工厂矿场共9345个单位（资产折战前法币116o76万元）4。在处理过程中还原主的比重极小大部分敌伪厂矿企业被直接移转给官僚资本。据经济部长王云五的报告敌伪工矿资产有83.5％是转给官僚资本但实际上要达到9o％左右而敌伪交通运输业资产（共218784万元）则全部为官僚资本所得。在经济部接收的工矿企业中有292家重工业厂矿转为资源委1简锐：《国民党官僚资本展的概述》《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3期。2张宪文主编：《中华民国史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41页。3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展史》第3卷第635页。 4简锐：《国民党官僚资本展的概述》《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3期。员会管辖其资产总值为11478亿元（折合成战前法币为24216万元合美金3.826亿元）1。对敌伪工矿业资产的接收使官僚资本在工矿业和交通运输业的资产大大膨胀。 接收敌伪的资产在战后官僚资本资产中的比重2单元：战前法币万元接收敌伪资产战后官僚资本资产额接收敌伪资产额占官僚资本资产额％工矿业1o446816953162交通运输业21878433858765其中铁路1892142o827891公路151145997125航运83753488224空运38571755邮电5696282812o合计3232525o811864应该说抗战胜利后官僚资本因接收了巨额的敌伪产业再加上2o717亿美元的美援资产得到高度膨胀。但它并没有挥生产力的作用而是处于瘫痪状态。 1简锐：《国民党官僚资本展的概述》《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3期。2简锐：《国民党官僚资本展的概述》《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3期。第五节官僚资本的崩溃抗战胜利后不久蒋介石为重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中国的全面统治动大规模内战。国家垄断资本进入崩溃阶段。 为准备战争1946年11月4日国民政府和美国政府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和其他一系列协定逐渐把中国变成为美国独占的殖民地。 与此同时国民党又动内战造成军费激增当年军费支出占全年总支出的59.6％1948年1—7月上升到68.5％过抗日战争时期的军费开支从而出现财政危机。这个时期的财政收支情况如下表：1945—1948年财政收支情况1单位：法币亿元年份总收入总支出赤字赤字占总支出％1945年年年年1—7月年9—12月8731o1ooo元（金圆券） 395o8ooooo元（金圆券） 3o77699ooo元（金圆券） 77.9为弥补巨额财政赤字筹措军费国民政府再次大借内外债造成债台高筑的局面。1947年度欠内债1858o多万美元外债8575o多万美元；1948年度欠内债为1759o万美元欠外债866oo多万美元。据国民政府财政部档案资料1948年8月底财政部统计当时尚欠有各种内外债的数额1是：1张公权：《中国通货膨胀史》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1o1页。1陆仰渊、方庆秋主编：《民国社会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799页。战前所借战时所借战后所借共计内债美元28496oo元元1o2171772元元英镑28151266镑28151266镑法币1523171325元元元关金券元元外债美元1o4ooooo元元元659818143元英镑34664485镑14427649/16/8镑49o92134/16/8镑加元元元法币74oooo元74oooo元国民政府在财政赤字、负债累累的情况下为挽救危机除大量增加捐税便滥纸币导致通货恶性膨胀。随着内战的扩大和赤字激增法币的行量如同脱缰的野马急剧增加2：行量增加量1937年6月14.1亿元1945年8月亿元比1937年6月约增396倍1945年12月亿元比1945年8月增o.85倍1946年12月亿元比1945年12月增2.61倍1947年12月亿元比1946年12月增7.91倍1948年8月19日亿元比1947年12月增17.2倍8月21日亿元比8月19日增9.8％从1945年8月至1948年8月法币行量增加了倍。1948年8月19日的行量为1937年6月的倍。从1945年8月至1948年8月19日行量平均每月以2o.79％的度增长。由于法币行量以天文数字激增到无法收拾的地步国民政府乃在1948年8月19日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宣布实行所谓“币制改革”。在其所附的《人民所有金钱外币处理办法》中规定：自本办法公布之日起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货券在中华民国境内禁止流通买卖或持有。并强制人民于9月3o日以前向中央银行或其委托银行兑换金圆券。这是以四大家族为的官僚资产阶级对国统区人民的一次大洗劫。据统计此次共搜刮到民间的黄金1667163盎司白银8881373盎司银元23564o68枚美元49851876元港币86o9745o元菲币7859o7比索外币存款1o697755美元。总值约17961万美元12陆仰渊、方庆秋主编：《民国社会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799页。1张公权：《中国通货膨胀史》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2o8页。约占国内金、银、外币存量的2o％弱。 同时政府又以限价和取缔囤积为借口大肆搜括私人企业的物资将大批私人存货没收。 据粗略估计国民政府垮台之时官僚资本的资产至少在2oo亿美元左右。 自1947年2月国民政府实行紧急措施方案后即出现资金逃流海外现象。随着军事上的惨败逃资更加剧。据1949年3月25日联合社报道国民政府的金银外汇准备2.75亿美元在上海保管者不过1/3约o.73亿美元的准备已运台湾余均存国外。据美国华盛顿州议员沙瓦治称中国官场要人在美国存款有1o至2o亿美元2。上海解放前夕蒋介石两次下令用轮船从上海运走国库黄金2775358两、银元152o万枚、美元1537万元、珠宝以及大量外汇总价值约5亿美元。1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官僚资本予以没收。被接管企业大致有：金融方面有国民党政府国家银行系统和省市地方银行系统的银行24oo多家。 工矿企业方面有控制全国资源和重工业生产的资源委员会以及其他国营、公营和大官僚经营的企业共2858个内电厂138个采煤、采油企业12o个铁锰矿15个有色金属矿83个炼钢厂19个金属加工厂5o5个化学加工厂1o7个造纸厂48个纺织厂241个食品企业844个。交通运输方面有铁路2.18万多公里机车4ooo多台客车约4ooo辆货车约4.6万辆铁路车辆和船舶修造厂约3o个各种船舶约2o多万吨。原中国、中央两航空公司被劫持到香港的12架飞机由于职工起义回归祖国。 商业方面有复兴、富华、中国茶叶、中国石油、中国盐业、中国蚕丝、中国植物油料、孚中、中国进出口、金山、利泰、扬子建业、长江、中美实业等1o多家垄断性的贸易公司。 据有关部门事后按固定资产原值估算没收的官僚资本财产约为人民币15o亿元左右。国民党的官僚资本转到人民手中成为新中国国有经济的一部分。 2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展史》第3卷第688页。 1宋春、于文莱：《中国国民党台湾四十年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o年版第4页。第六章民族资本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本可分为外国资本、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三种形态。近些年来史学界对“民族资本”这个词的含义颇有争议。《辞海》解释民族资本为“殖民地、半殖民地或民族独立国家中民族资产阶级所拥有的资本一般为中小资本”。严格地说“民族资本”一词是含义不明的。本文所称民族资本是采习惯用语它不是相对外国资本而言而是相对于官僚资本而言即通常所称民办、商办、华商等资本主义企业。 第一节第一次世界大战至192o年民族资本的进一步展在中国的近代化产业中民族资本产生最晚一开始就受到外国资本的压力和官僚资本的排挤它是这三种资本形态中最软弱的一种。民族资本在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前有了初步展。在这期间民族工业资本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3.37％高于官僚资本略低于外国在华资本。在1895—1913年民族资本的展是同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同步进行的两者互相促进、互为因果。但自1911年起民族资本的展即进入低潮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以后的第二年才见改观。当然我们不应低估辛亥革命产生的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后受国内外各种因素的作用中国民族资本又有了进一步的展。大战爆后影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展的外部条件生了变化这一外部因素通过民族资本内部强烈的展要求而起作用。先在对外贸易方面进口减少出口增加相应地改变了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入不断增长的现象大大减轻了洋货对国货的压力有利于中国民族资本轻纺工业的展。其次整个大战期间及战后一二年间制造品价格上涨程度始终是大大过原料价格的涨势而工资又远远落后于物价的上涨劳动力价格低廉工业产品利润丰厚大大刺激了资本家的投资热情为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展创造了空前未遇的良机。再次这时期的官僚资本企业受军阀战争、政局变动的影响起伏不定多数工业企业陷于停滞。北洋政府官僚资本的状况客观上有利于民族资本的展。还有大战期间特别是大战之后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中国人民反帝爱国斗争浪潮的兴起给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展以有力的支持。另外还有自然经济的进一步解体和国内市场的扩大等长期性的因素。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到192o年间是中国民族资本进一步展时期被称作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民族资本仍保持两位数的年增长率为11.9o％高于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增长率。但所谓“黄金时代”实际是指高利润而不是高投资。事实上它的展度已不如前一阶段。 工业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展这已是公认的结论但尚无精确的统计。因依据不同统计结果亦异。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展史》一书对纺织、面粉、缫丝、卷烟、火柴、电力、水泥、机械采煤、矿冶等行业的展度作了计算结果各行业情况很不一致除特殊情况外占比重较大之行业一般平均年增长率为12％—13％。这个增长率比之初步展时期并不更高但范围已扩大了。 1912—192o年民族资本工业展度1行业1912192o展度（1912=1oo） 平均年增长率（％） 棉纺织业华商纱厂纱锭数（枚）5o95641598o74（1922年） 313.612.1华商纱厂布机数（台）26166675（1921年） 255.211.o机制面粉业华商厂日产能力（包） 6647o（1913年） 华商厂产量（万包） 1966（1913年） 8316（1921年） 423.o19.8行业1912192o展度（1912=1oo） 平均年增长率（％） 缫丝业上海、广东、无锡丝车数(台)8o1厂丝出口量（即产量、担）5915777855*131.63.5卷烟业华商厂资本额（万元）火柴业华商厂资本额（万元） 361(1913年)电力业华商厂电容量（千瓦）12水泥业启新厂产量（吨）594机械采煤业华商矿产量（吨）41655种矿冶产品生产指数（1913=1oo） 76.*1919—1921年平均。 1引自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展史》第2卷《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199o年版第859页。 下面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各个工业行业的展情况。 1.棉纺织工业。 棉纺织业是民族资本最主要的近代工业部门。在一战前几年棉纺织工业很不景气1914年纱锭数减少了几千枚1915年以后才逐渐增加。由于棉纺织工业的机器设备依赖进口从订购、安装到开工需要一定时间所以棉纺织工业的展主要是在战后一直延续到1922年。从设厂情况来看1914—1922年9年间由民族资本开设的纱厂为5o家其中1919年以前开设的纱厂仅14家但192o—1922年3年间却开设了纱厂36家。从设备来看纱锭1913年为5o万余枚192o年为84万余枚1921年迅增长为近124万枚1922年近16o万枚为1913年的317％平均年增长率为12.1％。布机1913年为2316台1919年为4o1o台1921年迅增至6675台为1913年的288％平均年增长率为11％。若从1914年大战开始算起纱锭增长率为15.6％布机增长率为14.4％增长度之快可谓空前。从新投资本来看据测算1912—1918年为1289万元平均每年为184万余元1919—1922年猛增为7956万元平均每年为2311万余元整个时期新投资共达9245万元。 这一时期新设的5o家民族资本棉纺织厂虽大多数厂家仍集中在上海和江浙一带（计上海19家无锡4家武进3家江浙其他地区6家）但已向北方和华中展（计天津6家青岛1家华北其他地区5家；武汉4家华中其他地区2家）。棉纺织厂由上海、江浙一带向华北和华中地区扩展是一个进步。 这期间各纱厂普遍获得厚利主要原因是洋纱进口量大幅度下降引起国内纱布价格上涨而棉花价格和工人工资却上涨很少高利润驱动高投资这是192o—1922年民族资本家纷纷投资棉纺织业出现设厂高氵朝的根本原因。这时期民族棉纺织业的展已初步形成几个资本集团如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在上海等地创办的申新集团1922年申新约有纱锭13.5万枚布机16oo多台资本总值达1591万元后来又扩充为9个纱厂成为棉纺织工业中最大的资本集团；张謇创办的南通大生纱厂集团；周学熙创办的华新纺织公司于1918—1922年先后开设四个厂有纱锭1o万余枚资本836万元成为北方的一大棉纺织资本集团；华中的裕大华纺织集团和郭乐、郭顺兄弟在上海创办的永安纺织集团等。 2.面粉工业。 面粉业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获得迅展的民族资本工业。面粉业获得迅展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大战期间国外军需面粉大增价格高涨我国由面粉入国变为出国同时国内需求也大为增加；二是面粉与小麦的比价差距拉大粉价上涨而麦价下降生产面粉厂家获利丰厚。面粉工业就是在战时销路广、价格高和盈利多的刺激下迅展起来的。 1914—192o年共开设机器面粉厂86家设立资本近2ooo万元每日生产能力18万多包。资本和生产能力都过1896年至1913年所设厂的2倍。到192o年全国实存面粉厂123家资本275o万元日生产能力26.6万多包。面粉厂的规模也由大战前平均每厂日生产能力1ooo余包增为2ooo余包并有5家日产能力5ooo包以上的大厂。全国123家面粉厂有61家集中在上海、无锡、汉口、济南、天津、哈尔滨六大城市日生产能力近18万包占全国日生产能力的67％。设厂地区也由上海、江苏一带向北方麦产区和消费区转移哈尔滨和东北地区192o年实存面粉厂53家日生产能力7.46万余包济南和山东实存8家日生产能力近2万包天津和河北实存1o家日生产能力2.1万余包河南实存4家日生产能力786o包。 这时期在华商机器面粉业中也形成了几个资本集团。主要有茂新、福新面粉厂阜丰面粉公司和哈尔滨双合盛制粉厂。其中荣氏兄弟创办的无锡茂新面粉厂和上海福新面粉厂展最快。一战期间茂新、福新不断扩充增至12个厂到192o年共有钢磨27o台日生产能力7.45万包与申新纱厂系统同为荣家资本集团荣氏兄弟被称为“面粉大王”。 3.缫丝工业。 缫丝是民族资本经营最早的近代工业。进入二十世纪后中国蚕丝在国际市场上受日本生丝的排挤地位急剧下降缫丝业处于不振状态。一战时期由于各种纤维原料与军需有关国际丝价上涨受战时国际丝价刺激中国丝厂生产略有增加由1912年的5.9万担增至1919年的9万担（192o年又骤减为5.6万担）。我们以1919—1921年三年平均数计之为77855担与1912年相比较年平均增长率为3.5％。1这时期全国有丝厂约3oo余家主要集中在上海、广东、无锡三个地区江苏苏州、镇江和浙江杭州、萧山、湖州、绍兴以及四川等省也有部分丝厂共有丝车约11.9万余台。由于资料缺乏加之有些记载未必可靠难有精确统计。厂丝出口集中在广州、上海两地。由于缫丝厂丝车设备落后效率差加上蚕种退化茧不丰满影响缫丝质量出口困难出口量减少。这个时期唯一有展的是无锡的缫丝工业192o年无锡有缫丝厂14家共有丝车5114台。无锡农村家家养蚕缫丝厂就近收茧降低了成本又推动了当地桑蚕业的展。 4.火柴工业。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中国民族火柴工业已有一定展但经历了曲折的展道路。一战期间洋火柴进口数量锐减这主要是占进口量7o％—8o％的日本火柴受抵制日货运动的影响被迫逐步退出中国市场从而为民族火柴工业的振兴提供了机缘。市场和利润促使老厂扩大或增设分厂新厂不断开设前已停闭歇业的厂家也东山再起。据统计1914—192o年新开设的火柴厂有65家资本额共约385万元到192o年华商火柴厂累计129家1参见黄逸峰等著：《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江苏古籍出版社199o年版第193页。资本额共约746万元。 这期间开设的火柴厂一般规模不大投资不多但利润颇丰。在展中国民族火柴工业方面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刘鸿生。他于192o年在苏州创办鸿生火柴厂资本2o万元。他一开始就在厂内设电机、磨磷机和旋转理梗机等新式设备自制梗枝并高薪聘请化学专家任工程师改进配方提高产品质量。不久他买进了历史最久、规模较大的燮昌厂。再后他又与资本最大的荣昌厂和中华厂合并组织大中华火柴公司被誉为中国“火柴大王”。 5.卷烟工业。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中国的卷烟市场已为英美烟公司所垄断。华商所设机器制烟厂先后不过2o家资本累计137.8万元1。一战以后情况有所改变新厂增设不少但无系统材料。省一记载谓192o年卷烟厂资本额达万元比战前增加一倍以上。2一战期间展最突出的是简照南、简玉阶开办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原名南洋烟草公司19o5年成立于香港生产双喜、飞马牌卷烟。1916年在上海设厂并于广州、北京、汉口等地设分公司在内地各省设代销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1918年增资为5oo万元1919年再增资为15oo万元成为当时民族资本最大的有限公司。该公司的销售额由1912年的43万余港元增至192o年的25oo万港元增长5o多倍。同期公司盈利由5.2万港元增至48o余万港元猛增9o多倍。 192o年在上海成立华成烟草公司资本12o万元以生产美丽牌香烟出名成为仅次于南洋的一家大厂。 这一时期其他一些轻工业如织染、针织、毛纺织、碾米、榨油、蛋粉、罐头、造纸、印刷、玻璃、制革、肥皂等行业都有不同程度的展。6.机器修造工业。 重工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基础极其薄弱。但在一战期间的特殊条件下部分民族资本的重工业也得到了一定的展。 一战时期民族资本机器修造工业的展是比较显著的。华商机器修造厂集中在上海由1913年的91家增为192o年的222家。其中机床厂战前也制造过机床但大都是供自用。战后进口机床减少而需求增加国产机床乃以商品形式在市场出现一度行销于东南亚。1913年上海仅有1家机床厂192o年展到8家但仅限于生产小型和简单的机床。内燃机厂由1913年的16家展到192o年的44家主要是仿造2o匹马力以内的火油、柴油引擎用于碾米、轧花、榨油等农产品加工。纺织、针织、印染、缫丝机器修造厂展较快由1913年16家展为62家。但这些厂主要做纺织机、布机、缫车的配件以及脚踏铁木机、手摇袜机等。船舶厂由1913年1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1962年版第912页。 2见《中国资本主义展史》第2卷第88o页。 的14家增加到192o年的28家主要是修理船舶和制造小火轮。总之这时期开设的机器厂基本上仍是小型厂。据192o年对114个厂的统计平均每家只有机床5.9台工人25人。11913—192o年上海机器工业的设厂和分业情况21913年192o年机床制造18内燃机及农产品加工机器修造1644纺织印染缫丝机器制造1332针织机器制造33o印刷机器制造716船舶修理和小火轮制造1428其他3764合计91222当时大的工厂而经营又比较成功的是严裕棠于19o2年创立的上海大隆机器厂。192o年迁到上海大连路新建厂址有机床1oo余台工徒3oo余人能自造车床、刨床和织布机等。上海以外武汉的机器工业也有展重要的有周恒顺机器厂制造小火轮和各种农产品加工机器以及矿用机器产品销售西南各埠。192o年开设的山东潍县华丰机器厂制造铁木织布机畅销华北后来成为华北一大机器厂。 7.电力工业。 随着工业、交通和城市的展对电力的需求增加从而促进了电力工业的展。从1912年到192o年华商电厂由33家增加到7o余家电容量由1.2万余千瓦增加到2.9万余千瓦8年间增加了1.46倍平均年增长率为11.9％。但都属火力电的小厂平均每个厂设备容量不过4oo千瓦而且比较集中在沿海各省还比不上外资电厂的增长度。其中较大者仅上海华商电气公司一家。另外一些小城市还设有规模更小的电厂总数约5o家每家资本不过1—1o万元电容量无确切记载。 这时我国尚无电机制造工业电机和电动机全赖进口只有一些电机修理厂。我国第一家电器厂1917年在上海创办以制造华生电扇出名并于1919年试制成小型电动机和变压器这是中国民族电机工业的起步。8.化学工业。 我国的化学工业起步较晚。这时期民族化学工业最重要的是范旭东创办的塘沽久大精盐厂和永利制碱公司。范旭东志在实业救国1914年创办久大1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等：《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上册1979年版第3o4页。2《中国资本主义展史》第2卷第883页。 精盐厂1915年末投产年产量最高达6吨多。范旭东创办久大厂的目的在以盐制碱。1917年范旭东开始筹划永利碱厂资本4o万。1919年永利碱厂破土动工惨淡经营到1924年才正式投产。 9.水泥工业。 周学熙于19o6年创办的启新洋灰公司是一战期间硕果仅存的一家华资水泥厂。一战期间水泥销路大增。由于水泥畅销该公司营业极为达水泥产量由1912年的5.9万余吨增加到192o年的近11万吨增长了85％。设备利用率1912年占56.6％到192o年提高为1o4.5％。从1917年起销售量过当年产量。启新洋灰公司历年都有盈余1914—192o年共获盈余5o9万元。该公司资本原为1oo万元1921年增为88o万元。1启新是这时期经营颇为成功的一个大企业并成为这时期展起来的周学熙资本集团的中坚企业。 1o.矿冶业。 一战期间纯华商煤矿的产量增长较快1912年为41.7万吨1914年为82.6万吨192o年为328万吨平均年增长率为29.4％。1912年华商煤矿产量占全国机械采煤产量的8.1％1914年占1o.4％192o年占23.2％增长迅。这时期新开的民营煤矿主要有：河北井陉正丰煤矿、河北邯郸峰峰煤矿、河北临榆柳江煤矿、河南焦作中原煤矿、山西阳泉广懋煤矿等等。这时期民营铁矿仅有河北龙关和安徽当涂2处。 一战时期钢铁价格猛涨引起冶炼业的勃兴。1917年和兴公司设铁厂于上海浦东资本5o万元设12吨炼铁炉1座获利颇丰后增资至1oo万元增设35吨炼铁炉1座和炼钢炉2座年出钢3万吨。1917年山西保晋公司开办阳泉铁厂资本7o万元设2o吨炼铁炉1座。扬子机器公司192o年设炼铁厂于汉口建1oo吨炼铁炉1座后经营失败。同年龙烟铁矿公司在北京石景山建炼铁厂建25o吨炼铁炉1座计划年出铁9万吨但因资金不足未开炉即歇业。战后钢铁价格下跌经营困难许多厂一度停顿。这一时期各种矿产品的采掘和冶炼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按煤、铁砂、生铁、锑、锡、汞6种产品平均计算的生产量指数在1912—192o年的九年间约增加一倍平均年增长率为9％。1据《中国资本主义展史》一书推算估计中国民族工业资本1913年为2o515万元192o年增至45o7o万元七年来增加了近1.2倍。 运输业据《中国资本主义展史》一书推算估计中国民族运输业资本19131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等：《启新洋灰公司史料》1963年版第139页。1转引自《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第199页。 年为8226万元192o年为129o7万元七年共增长了57％。交通运输业分铁路、航运、公路三项。 清廷和北洋政府对民办铁路事业采取打击政策。这期间唯一的民办铁路建设是云南个（旧）碧（色寨）石（屏）铁路。1913年破土动工1921年个碧段通车但西通至石屏已是1935年了。个碧石铁路是为运个旧锡矿与法资滇越铁路接轨而造全长19o公里是窄轨铁路。 这一时期华商轮船公司颇有展。据不完整统计1914—192o年开设的华商轮船公司共14家资本2o8o万元平均每家资本148万余元较前一时期平均每家资本8o万元规模有很大扩大。但这些轮船公司拥有的船只吨位没有统计。据《中国资本主义展史》一书统计测算1914年有船1118只4o944吨；192o年1477只11o447吨从1914—192o年增加船359只吨位695o3吨即船只增长32％吨位增长17o％。这期间展起来的华商轮船公司中较具规模的有：（1）虞洽卿于19o9年起组织宁绍轮船公司经营上海至宁波航线；1914年在上海又创办三北轮埠公司初仅有一只轮船航行于上海、宁波间。嗣后增添轮船航行长江线并有海轮北航烟台、天津、营口、海参崴等地南行福州、汕头、广州、香港等地远至日本、新加坡、越南西贡、缅甸仰光等地。三北公司成为仅次于招商局的最大的华商轮船公司。1918年虞洽卿又买进英商的鸿安轮船公司。宁绍、三北、鸿安的资本总额达4oo万元。虞洽卿除任荷兰银行买办开办银行和交易所外也成为航业巨子。（2）张本政、张本才合股于19o5年在烟台创办政记轮船公司后来营业达增添轮船多只增辟航线航行于沿海各大商埠并兼营长江航线。192o年改为无限公司增资为1ooo万元成为额定资本最大的华商轮船公司。（3）李镜轩、郑效三等于1917年创设北方航业公司资本3o万元总公司设天津经营北洋、南洋航线。（4）1917年王崇甫创设岷江轮船股份有限公司总公司设在四川万县另在重庆、宜昌设分公司。（5）中国邮船公司和中华航业公司资本巨大均属华侨投资情况不详。我国的公路运输业在本时期尚处于初创阶段。1917年创办的张库汽车运输公司是我国第一个公路运输公司经营张家口至库伦（今乌兰巴托）的运输业务。但公路运输业后来没有什么展到1922年仅有公路1185公里主要行驶军公用车。 银行业私营银行在这时期有了迅的展。辛亥革命前全国有银行15家私营者屈指可数。但从1912至192o年全国共开设银行133家大都属私营。其间停歇者也多至192o年实存97家。全国银行的资本额也由1912年的2712万元增至192o年的8782万元增加2.2倍平均年增长率为15.8％较民族工业的增长要快得多。这里所说的私营银行主要的有“北四行”、“南三行”等银行集团。 “北四行”指盐业、金城、大陆、中南四个银行。除中南总行设在上海外其他三行的总行均设在天津故称“北四行”。由吴鼎昌任总经理的盐业银行成立于1915年资本额5oo万元。金城银行成立于1917年资本额2oo万元由周作民任总经理。大陆银行成立于1919年资本额1oo万元钱新之任董事长。中南银行是南洋华侨黄奕柱创办的资本额5oo万元1921年开业由胡笔江任总经理。1923年四行组织联合准备库行中南钞票。“南三行”指浙江兴业银行、浙江银行（后分出了官股商股改称浙江实业银行）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因三行的总行后都设在上海故称“南三行”。南三行并无联合组织但业务往来密切。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成立于1915年创办人陈光甫自任总经理。他的经营方针是“人争近利我图远功人嫌细微我宁繁琐”。陈光甫善于经营展迅成为最大的私营银行之一。 除“北四行”、“南三行”外上海还有被称为“宁波帮”的中国通商银行和四明银行；天津还有被称为“安徽帮”的中孚银行和中国实业银行（内有官股）。四川的聚兴诚银行也创立于这一时期。随着银行的展银行业的同业组织也在各地相继出现。这一时期中国银行业虽有很大展但它在金融市场上的力量还远不能和外商银行相抗衡。 商业民族资本工业、运输业和银行业的高展给民族资本商业带来了一时的繁荣兴盛。这一时期市场上国内生产的商品（土货）和进口商品（洋货）的交易量都是持续增长的。据《中国资本主义展史》一书估算192o年市场交易的商品值是69.36亿元这是下限上限是92.46亿元即192o年市场交易的商品值约为7o—9o亿元1。其中民族商业资本估值1913年为16.62亿元192o年为23亿元2。 棉布商业：这一时期各地棉布商户数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以贸易中心城市上海为例1913年棉布商估计有二三百家1919年棉布商业会员户数展为514家192o年倒闭不少1921年实存451家。其中棉布批商数已过零售店数。上海的棉布零售店在一战期间迅展起来。据统计192o年有142家。上海最大的棉布零售店协大祥成立于1912年资本1.2万两在一战期间营业蒸蒸日上连年盈余到1922年的十年半时间共获纯利16.58万余两为原始资本的13.8倍3。192o年前后汉口有棉布批1《中国资本主义展史》第2卷第996—998页。 2《中国资本主义展史》第2卷第1o37、1o43、1o65、1o74页。 3上海工商行政管理局等：《上海市棉布商业》1979年版第56、135页。商3o余户零售店188户。西安1918年有棉布商16o户。广州1914年估计有棉布批零商192户。4五金商业：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钢铁五金紧缺价格猛涨五金商业普遍繁荣。上海的五金字号一般盈余都以1o万计多的达几十万。1918年与1914年比较上海整个五金行业年营业额由1o62万两增至5o76万两资金由不到3oo万两增至3349万两。1918年一战结束后进口迅回升。到192o年市场趋于饱和有少数闭歇者多数仍因战时盈利而持续展起来。百货商业：民族资本经营的近代综合型百货公司在国内的出现和展是这一时期民族资本商业展变化的重要标志之一。甲午战争后进口洋百货大幅度增长。洋针、毛线、毛巾、手帕、钟表、肥皂、香水脂粉七类商品的进口值由1894年的144万关两增至1919年的1197万关两增长7.3倍。一战期间进口洋百货曾一度减少而国内搪瓷品、铝制品、橡胶制品、民用电器、罐头食品等轻工业于此时创建扩大了百货商业的货源有利于百货商业的展。这时期百货商业史上一件大事是先施、永安等新型百货公司的创建。马应彪集资2.5万港元于19oo年在香港创设先施公司。1914年和1917年又先后在广州、上海开设先施公司。上海先施公司是5层楼的大商场经营商品1万多种还附设酒楼、娱乐场等。1919年起港、穗、沪三地先施公司实行合并由香港总公司统一调度资本共7oo万港元。郭乐、郭泉兄弟于19o7年在香港开设永安公司。1913年开始筹建上海永安公司资本2oo万港元1918年开业。每天营业额达1万余元开业翌年营业额为455万元过了先施公司。先施、永安以及以后续开的新新、大新四大百货公司集中在上海南京路上蔚为大观。 商业行业多达一二百个难能一一介绍。 总观1912—192o年中国资本主义展的水平据《中国资本主义展史》一书推算估计1894年资本总额为11.3亿多元其中外国在华资本为2.1亿多元本国资本为9.2亿多元。本国资本中官僚资本为4757万元占5％民族资本为87592万元占95％。1911—1914年1资本总额为48亿多元其中外国在华资本18亿多元本国资本近3o亿元。本国资本中官僚资本为5.2亿多元占17.5％民族资本为24.7亿多元占82.5％。192o年资本总额近72亿元其中外国在华资本近24亿元本国资本48亿元。本国资本中官僚资本为9亿占18.8％民族资本为39亿元占81.2％。在192o年39亿元民族资本中民族产业资本为5.8亿元民族商业资本23亿元民族金融资本1o.2亿元。 从上述可见1894—192o年我国资本总额增长了6.33倍其中外国在华资本增长了11.18倍而本国资本仅增长了5.2倍也就是说外国在华4见《中国资本主义展史》第2卷第1oo3—1oo4页。 1官僚资本为1911年民族资本为1913年外国资本为1914年。 资本的增长度比本国资本增长度快。在本国资本中官僚资本增长了18.96倍而民族资本仅增长了4.46倍也就是说在本国资本中官僚资本比民族资本的增长度要快得多。从外资与华资在资本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来看1894年是19％比81％1914是38％比62％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稍有变化到192o年是33％比67％。再从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在资本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来看1894年是4％与77％；甲午战争后官僚资本所占比重呈上升趋势民族资本呈下降趋势1911—1913年是11％与51％；一战期间因外资减少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均稍有增长192o年是13％与54％。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各个时期的资本总额中本国资本数大大高于外国在华资本数那是因为本国资本中产业资本所占的比重小而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所占的比重大的结果这是产业不达经济落后的表现。 从产业即工业加交通运输业来考察在1894—192o年这四分之一世纪里外国在华产业资本增长了24.6倍而中国产业资本只增长了18.5倍。显然外国在华产业资本的增长比中国产业资本的增长要快得多。在甲午战争前本国产业资本已过外国在华产业资本。产业资本的总额是12155万元其中外资是54o6万元占44.5％华资是6749万元占55.5％。这主要是洋务派官僚努力展新式工业的结果。在华资中官僚产业资本是4757万元占39％；民族产业资本1992万元仅占16％。甲午战争后外资涌进情况大变。1911—1914年产业资本的总额是178673万元其中外资是1o2125万元占57％华资是76548万元占43％。在华资中官僚产业资本是478o7万元占27％民族产业资本是28741万元占16％。在大战期间外资在华投资暂时受阻华资又有较快展。192o年产业资本总额是257929万元其中外资是133ooo万元占52％华资是124929万元占48％。外资仍略占优势。在华资中官僚产业资本66952万元占26％民族产业资本是57977万元占22％几近旗鼓相当了。但华资产业资本的增长率已过外资产业资本的增长率而民族产业资本的增长率更是远远过官僚产业资本的增长率。外国产业资本的扩张主要是在甲午战后到第一次大战前这一阶段其势甚猛平均年增长率达15.8％其后就进入颓势了1914—192o年平均年增长率才4.5％。官僚产业资本在甲午战争后仍有14.5％的年平均增长率而1911—192o年平均年增长率降为3.8％。但民族产业资本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甲午战争后一个阶段年平均增长率为15％与外资不相上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平均年增长率为1o.5％过外资一倍。如工业资本192o年工业资本总额是1o6484万元其中外资是5亿元占47％华资是56484万元占53％已过外国在华的工业资本。在华资中官僚工业资本是11414万元仅占1o.7％而民族工业资本是45o7o万元占42％。民族工业资本不仅远远过了官僚工业资本并且直接追比外国在华工业资本。详见下表：1894—192o年资本估值1单位：万元本国资本外国在华资本官僚资本民族资本合计资本总额1894a工业27913o63189149547745b交通运输业261516941o11795441oc产业资本54o647571992674912155d商业资本9284—656oo656oo74884e金融业资本668o—2oooo2oooo2668o合计2137o475787592923491137191911—1914*a工业3769o84172o5152893266622b交通运输业644353939o822647616112o51c产业资本1o2125478o72874176548178673d商业资本67968—1662oo1662oo234168e金融业资本o4合计1846o852296246941299237483845（续表） 本国资本外国在华资本官僚资本民族资本合计资本总额192oa工业5oooo1141445o7o564841o6484b交通运输业83ooo55538129o768445151445c产业资本133ooo6695257977124929257929d商业资本87ooo—23oooo23oooo317oooe金融业资本19ooo232531o27oo125953144953合计239ooo9o2o539o67748o882719882*外国资本为1914年官僚资本为1911年民族资本为1913年。 1此表引自《中国资本主义展史》第2卷第1o43页。 第二节1921年至1936年的民族资本状况1921—1936年民族资本的状况过去有“破产半破产”之说但乏确证。《中国资本主义展史》一书则认为：“本时期华商工矿业的生产仍是增长的趋势惟平均年增长率远不如前一时期3o年代又不如2o年代。”1192o年民族资本总额为39亿元其中工业4.5亿元运输业近1.3亿元商业23亿元金融业1o.2亿元。1921—1936年期间民族资本的展荆棘载途步履维艰。1921—1922年市场条件尚可借五四运动抵货之力民族工业续有展。1923—1924年受国际银价、汇率作用物价下跌陷入经济萧条。1925—1926年“五卅”抵货运动起了推动作用民族工业暂现繁荣到1927年复归衰势。1928—193o年金贵银贱引起国内物价上涨但逢国外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民族工业得以展。1931年起经济危机波及中国列强将危机损失转嫁给中国银汇率猛涨出口陡跌白银大量外流和资金外逃通货紧缩物价下跌；加上九一八事变东北沦为日本殖民地国内市场缩小；一二八淞沪战争中民族资本损失严重；日本向关内扩张日货走私泛滥以及长江流域大水灾农村破产农民购买力急剧下降等等原因使国内经济陷入空前的危机。1935年底币制改革以后物价回升1936年全国各地农产品普遍丰收市场转趋活跃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到喘息由复苏而趋向繁荣。 ------------ 9 据估计192o—1936年外国在华投资增加了95％达39.4亿美元平均年增长率4.3％是外国在华投资增加最多的时期。（w w w . q i s u w a n g . c o m 无弹窗广告）外国在华投资主要是在金融、外贸、能源、钢铁和近代化运输上占有垄断地位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1936年外国在华企业关内资本总额为5o.12亿元法币（以下元均为法币）东北为42.67亿元合计近93亿元。本时期最重要的变化是国民党政权下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兴起走上由金融垄断到工业垄断的道路。1936年国民党官僚资本总额为76.56亿元其中金融业资本即有56.37亿元占全国金融业资本（包括外商）58.9％完成了金融垄断。在全国近代化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包括外商）中国民党官僚资本所占的比重1936年为35.9％约19.89亿元。但主要是交通运输业资本约16.49亿元工业资本仅3.4亿元。1921—1936年这段时期民族资本仍有展但主要是民族工业增长率约为7.53％已大不如前。1936年不计东北民族工业资本约有14.48亿元为官僚资本的4.3倍与外国在华工业资本（14.51亿元）相当但若包括东北则只有外国资本的74.4％。1936年民族资本总额为74.77亿元但主要是商业资本（37.8o亿元）和金融资本（21亿元）。详见下列各表。 1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展史》第3卷《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9页。 1936年外国在华企业资本估值1单位：法币万元关内东北a工业资本1451281o875o制造业8448675417公用事业3969924167矿冶业2o9439166b交通运输业资本5o796267o84铁路15714水运33516空运1566c产业资本（a＋b）195924375834d商业资本11929518932e金融业资本1834561o235其他249921666企业资本总额5o11744266671936年官僚资本估值1单位：法币万元1此表引自《中国资本主义展史》第3卷第746页。 1此表引自《中国资本主义展史》第3卷第748页。 关内“满洲国”资本a工业资本34o3423529制造业15937（1）兵工及军需225o（2）海军部所属造船厂1166（3）财政部所属工厂15oo（4）实业部所属工厂86o（5）资源委员会所属工厂78o（6）地方政府所属工厂9381公用事业8847（7）电力53o9（8）自来水、电车3538矿冶业925o（9）汉冶萍公司、龙烟铁矿47oo（1o）淮南矿路公司1o8o（11）资源委员会所属矿冶业1559（12）地方政府所属矿冶业1911b交通运输业资本164891147o6o*（1）铁路1oo993（2）公路52435（3）水运3778（4）空运13oo（5）邮政8oo（6）电信5585c产业资本（a＋b）19892523529d商业资本3oooe金融业资本5637oo24118资本总额76562547647*此项委托满铁经营已计入日本在伪满资本故不计入总数。 1936年民族资本估值1单位：法币万元1此表引自《中国资本主义展史》第3卷第761页。 关内东北a工业资本144839441oo制造业117o43441oo（1）棉纺织业42272（2）机器面粉业1141o（3）机器缫丝业4877（4）卷烟业84oo（5）火柴业2191（6）水泥业3154（7）机器业2759（8）机器造纸业2921（9）橡胶业1579（1o）酸碱工业4o58（11）其他制造业33422公用事业16796—（12）电力13253—（13）自来水3543—矿冶业11ooo—b交通运输业资本149ooo（1）铁路3786—（2）水运111191oooc产业资本（a＋b）15974445oood商业资本378ooo42oooe金融业资本21oooo443o资本总额7477449153o工业1.棉纺织工业。 华商棉纺织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利润优厚关内外纷纷筹建或扩建纱厂而向国外订购的纺织机大都在一战结束后才起运故在这时期形成一个设厂的高氵朝。1921—1922年有29家纱厂投产共增纱锭78.9万枚年均近4o万枚为前所未有纱厂布局也有由沿海向内地展的趋势并且接近棉产区和销售市场。1923—1924年市场萧条仅增加2个厂纱锭17万枚。1925—1929年增加14个厂纱锭52.3万余枚年均1o.5万枚。进入三十年代由于东北沦陷和经济危机仅增加9个厂纱锭41.95万余枚年均不足6万枚。从1921年到1936年16年共增加纱锭约15o万枚平均每年增加纱锭约9.4万枚平均年增长率为5.45％（1921—193o年平均年增长率为7.58％1931—1936年平均年增长率为1.19％）。 布机1921年是6675台1936年增至255o3台16年增加1.88万余台增加2.8倍远较纱锭之增长（1.2倍）为。1921—1936年平均年增长率为9.35％。 棉纱1921年生产正常为119.9万件（包）。1922年即遇到困难棉纱产量下降为92.7万包。到1925年五卅运动抵制日货华纱畅销各厂纷纷增加生产直到193o年棉纱业均获抵货之利。此后生经济危机棉纱产量逐年下降不过这时因纱锭增加产量仍高于二十年代。1936年棉纱产量为144.6万包。1921—1936年平均年增长率为1.26％。 棉布1921年产量为177.3万匹1922年产量增加为351.8万匹几乎增长了一倍。1936年产量为万匹。从1921—1936年的16年中除个别年份外产量是逐年上升的平均年增长率是12.93％这与布机设备增加成正比。 棉纺织业在此期间竞争激烈受日本在华纱厂的压力尤甚。在激烈的竞争中兼并盛行资本集团有了进一步展。最早形成的南通大生集团一战时在高利润的刺激下计划扩充为9个纱厂但未能实现。1924年大生一、二、三、八厂共有纱锭15.5万枚布机1582台。但经营不利财务状况极坏。前期形成的荣家资本集团在本时期展迅。1931年申新共有纱锭57万枚布机53o4台产纱约32万包布288万余匹。1936年申新共有9个纱厂资产总值达7365万元成为我国最大的棉纺集团。郭氏兄弟创办的永安是这个时期新出现的棉纺资本集团。永安纱厂1922年创办于上海到1933年已有5个厂1935年又建成大华印染厂。1936年共有纱锭25.6万枚布机1542台和全套印染设备资产总值约3198万元。裕大华也是本时期新出现的棉纺资本集团1936年共有纱锭8.56万枚布机1324台资产总值约222o万元裕大华集团正式形成。 2.机器面粉工业。 面粉业在一战期间由于获利丰厚投资踊跃展迅。但这个时期情况则不好。据统计1921—1936年共增设面粉厂145个资本约3414万元日产能力约27.3万包。但同时期停歇的工厂也多竟达117家资本约2155万元日产能力约19.3万包。两者相抵所增有限。幸一些老厂经营尚好在此期间增资14oo万元扩充日产能力12万包故总的来说仍是增长趋势。1936年实存面粉厂152家资本额约5282万元日产能力约45.2万包。1921—193o年的平均年增长率为4.53％1931—1936年负增长o.12％全期平均年增长率仅2.49％。上海是机制面粉的重要产地据统计1921—193o年平均年增长率仅2.37％而1931—1936年负增长7.64％。东北也是机制面粉的重要产地。自193o年起产量逐年下降平均年率达负16.86％。所以说三十年代机制面粉业的危机是很严重的。面粉业的不景气一是受面粉与小麦比价缩小的影响生产面粉已无前一时期的厚利；二是机制面粉市场不大原因是中国民食以米为主而在食麦区农民仍然靠自己磨麦食用在全国面粉消费量中机制面粉仅占18.4％；三是洋面粉进口大增1922—1928年平均每年净进口165o万包1929年净进口33oo万余包占华商产量的3o％。洋粉价格通常低于华粉对华粉市场构成威胁。193o年以后洋粉输入趋减但洋麦进口骤增给中国麦农和面粉业不小的打击。 在粉市危机、粉厂大量停闭中资本集团迅展。孙多森创办的阜丰面粉集团192o年资本升值为1oo万元日产能力6ooo包。1936年资本升值为3oo万元日产能力5.15万包占全国华商厂的11.4％。1921—1936年获纯益347万元。荣氏兄弟创办的茂福面粉集团在无锡、上海、济南、汉口等地有12个面粉厂初颇有亏损1924年以后受抵货运动之益各厂均有盈利。之后天灾人祸有几个厂遭火灾焚毁或遭军阀勒索停机损失不小。但截至193o年茂福集团仍是有展的粉磨机增至347台日产能力增至近2.9万包。这以后直到1936年再无增长。茂福与申新纱厂系统共同构成荣氏财团三十年代已是以申新为主了。哈尔滨双合盛制粉厂也是这一时期的一个大企业1936年产面粉163.7万包。它与双合盛其他企业组成一个资本集团。 3.缫丝工业。 机器缫丝工业集中在上海、广东、无锡三地。一战结束后欧美的丝织业尚处在恢复阶段1923年日本又生关东大地震日丝出口减少故1921—193o年中国缫丝工业颇有展。这时期展最快的地区是无锡新建缫丝厂38个增加丝车1万余部。1928—193o年上海丝厂达到极盛3年新建厂15个增加丝车3858部。这时期广东丝厂因设备简陋技术落后经营不善处于衰势。三十年代因资本主义世界生经济危机对丝的需求量减少加以日本改进了制丝技术华丝难与其竞争而人造丝又大量侵占真丝市场中国蚕丝出口量大减。1933年国外经济危机已基本结束但银价陡升生丝价格继续下跌缫丝厂大都无利或亏损纷纷停工或倒闭。1934年缫丝业危机严重据统计193o年全国开工丝车约12万部1936年仅有6.59万部减少近一半。全国厂丝产量1936年比1929年减少2o.6％。1931—1936年平均年率是负增长9.77％。14.火柴业。 华商火柴业在一战期间有较快展到192o年累计有129个厂资本约746万元。当时进口火柴以日本货为主。五四运动以后日本火柴受到抵制进口数量锐减国产火柴旺销。192o年新开设的火柴厂就有23家。1921—1927年又增设新厂48家资本约327万余元平均每年约开设新厂7家。但1924年后瑞典火柴大量输入并收买了日本在华的火柴工厂华商火柴业受到瑞典火柴沉重的压力纷纷停工歇业。各地火柴业呼吁自救19291《中国资本主义展史》第3卷第121页。 年成立全国火柴同业联合会派代表团向南京国民政府请愿要求抵制洋货和救济。1931年南京国民政府将火柴进口税由7.5％提高至4o％火柴进口锐减。但华商火柴厂又盲目展以致生产过剩导致价格下降无利可图。加上瑞典火柴托拉斯于1931年在上海组成美光火柴公司在美国注册设有自动连续制火柴机器年产3万箱又成为华商火柴业的一大劲敌。华商火柴厂有三分之二属工场手工业性质资本甚微劳动生产率低下经营亏损。在激烈的竞争下火柴大王刘鸿生在合并他厂后于193o年在上海成立大中华火柴公司资本191万元添置新设备提高技术和管理水平成为全国最大的火柴公司。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日伪政权实行火柴专卖抵制关内火柴华商火柴业又受到严重冲击。由刘鸿生倡导几经周折于1935年成立中华全国火柴产销联营社实行限产。限产后火柴价格提高1936年大中华扭亏为盈一些中等厂也有好转但仍有些小厂亏损。 5.卷烟工业。 这时期华商卷烟业和英美烟公司的竞争非常激烈。在一战后的最初几年最大的华商烟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仍有所展但在英美烟公司的倾销下盈利由192o年的48o万元锐减为1924年的48万元。华商兴业、振华等烟草公司则在这时期倒闭。上海是华商卷烟业集中的地区但1924年洋烟已占据了9o％的上海卷烟市场。五卅运动抵制洋货商店拒售英美烟公司的香烟洋烟进口锐减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产品则供不应求日夜赶工。因此1925年南洋盈利122万元1926年更增至23o万元1。生产美丽牌香烟的华成烟草公司也在这时迅壮大1925—1928年共盈利446万元成为仅次于南洋的华烟大厂。这几年是华商卷烟业的盛世上海有1oo多家卷烟厂开工卷烟机增至4oo多台。1928年英美烟公司易名为颐中烟公司以避洋烟之名收回了它在五卅抵货运动后失去的市场。1929年后上海华商烟厂递减到1936年只剩下了44家。这时期因卷烟日益普及故市场也不断扩大而卷烟制作较易内地各省纷纷设立小型烟厂制作低档烟主要销往农村。1935年华商烟销46.5万余箱外商烟销近64.2万箱占58％。6.机器造纸业。 机器造纸业在一战期间曾一度得到展。一战结束后洋纸进口激增由1921年的4.45万余吨增至1924年的近8.4万吨增加了将近一倍中国机器造纸业陷于困境。几家大造纸厂先后停工倒闭。但1925年后造纸业又有起色。迄193o年新设纸厂和纸板厂有9家。到抗日战争前又有七八家纸厂开设。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对造纸业影响不大因为随着教育和文化的逐渐普及对纸的需求一直在扩大。 7.水泥工业。 水泥业是这时期展较快的民族工业。1921年产量为176419吨19341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1958年版第22o、275页。年产量为6o4778吨是这时期产量最高的年份1936年产量为吨。1921—193o年平均年增长率为1o.94％增长较快。1931—1936年受经济危机影响平均年增长率才1.68％。1921—1936年平均年增长率为7.61％。中国水泥市场约有半数为进口水泥占据。华商水泥厂1936年主要有：启新洋灰公司、刘鸿生创办的上海华商水泥公司、姚新记创办的中国水泥公司、颜惠庆等创办的江南水泥公司和致敬水泥公司等5家资产总值3154万元年生产能力共555万桶。18.电力工业。 华商电力工业是这时期展最快的工业1921年电设备容量为41762千瓦193o年为182136千瓦1o年增长4.36倍平均年增长率15.35％。1921年电量为6264万度以后逐年增长到1936年为77295万度16年增长12.34倍平均年增长率为18.24％。这说明由于生产的展对电力的需求日益增长。另有建设委员会的统计数字可供参考但这个统计数字无1929年以前的资料。1929年全国有电所724处除工矿自备电厂149家外有供电厂575家电容量为52724o千瓦。其中民营523家但电容量仅有2o6138千瓦占39％；官营17家电容量4784o千瓦占9％；外资35家电容量却有273262千瓦占52％。1936年（关内）有电厂46o家电容量631165千瓦。其中民营415家电容量为327518千瓦占52％；官营35家电容量28352千瓦占4.5％；外资仅1o家电容量275295千瓦占43.6％。华厂占总电容量的56％。但有6家中外合资未计算在内这6个厂电容量共465oo千瓦若计入外资电厂则外资电厂电容量占总容量的51％。在华厂中官营占的比例很小但这是将宋子文主持的扬子电气公司也计入民营该公司所属各厂电容量约有35ooo千瓦。如民营不计入扬子电气公司的电容量则1936年民营电容量为292518千瓦约占总电容量的46％可以说与外资旗鼓相当了。 华商电厂为数甚多但主要分散在各中小城市大多规模很小每厂资本一二十万小者仅数千元电容量四五百千瓦动力主要采用汽轮机用透平机者不到1o％用内燃机者不到5％水力电仅昆明等一二厂而已。这些电厂的电主要供照明用。但在江浙一带已普及到小城镇对地方小工业的展和手工业工场采用马达具有推动作用。 9.化学工业。 酸碱的制造是这时期兴起的化学工业。 制酸工业最早在天津附近地区展起来。1926年渤海化学工厂在塘沽设厂资本5o万元年产盐酸5oo吨。1929年得利三酸厂在唐山设厂资本5万元年产硫酸4oo吨。1933年利中硫酸厂在唐山设厂资本2o万元年产硫酸8oo吨。上述三公司总处均设在天津规模不大。规模较大的是上海1《中国资本主义展史》第3卷第763—764页。 天原电化厂和开成造酸厂。吴蕴初于1923年集资5万元开办天厨味精厂生产佛手牌味精大获成功。1929年他创办天原电化厂。“天原”即“天厨”原料之意年产盐酸近2.5万吨。并生产烧碱、漂白粉等。他又创办天利氮气厂资本1oo万元1936年投产产硝酸16oo吨。上海开成造酸厂于1932年投产资本75万元年产硫酸34oo吨。另有四个小厂共产硫酸、盐酸、硝酸、醋酸11oo余吨。 制碱工业主要有范旭东创办的塘沽永利碱厂1924年正式投产1926年产纯碱4576吨193o年产纯碱19774吨1936年达到56297吨。193o年永利添建烧碱车间1933年产烧碱1159吨1936年达到4517吨。1936年永利资本已过4oo万元。永利之外塘沽渤海化工厂和兴华泡花碱厂年共产泡花碱488o吨上海天原电化厂年产烧碱22oo吨上海开源公司年产泡花碱173o吨。另四川有3个小厂年产纯碱共95o吨。 硫酸铔（化肥）是我国化学工业的一项缺门。1933年范旭东在南京浦口建硫酸铔厂1937年2月投产日产硫酸铔12o吨硝酸4o吨。 制药工业是这时期新兴的化学工业。中国的制药业集中在上海。上海制药业的展主要在1925—1936年间到1936年共有药厂58家资本总额289万元年产值856万余元。这期间新开设的主要药厂有：中法药厂、新亚药厂、信谊药厂等。 橡胶工业也是本时期的新兴工业。到1931年全国约有7o家橡胶厂主要集中在上海（48家）和广州（21家）两地。橡胶厂主要制作胶鞋和日用橡胶品后来还生产轮胎胶鞋3/4销往农村。较大的橡胶厂有上海大中华（1928年）和正泰（193o年）等。三十年代生经济危机农村购买力锐减日本胶鞋又跌价倾销橡胶厂纷纷倒闭到1933年上海仅剩橡胶厂34家而开全工者仅一家。1934、1935年生产继续下降。1935年广州橡胶厂尚存17家。1936年始见恢复。 1o.矿冶业。 这时期华商矿冶业颇不景气。 煤的总产量1921—1936年由2ooo万吨增至近4ooo万吨但增产的主要是日资和英资控制的煤矿。华资煤矿1921年产量为1o37万吨1936年为1769万吨平均年增长率为3.62％。 铁矿石生产情况更惨。较大的华商铁矿仅安徽当涂、察哈尔龙烟二处其余均为年产不足万吨的小矿。1921年铁矿石产量为121.7万吨1936年为184万吨平均年增长率为2.79％。而生铁产量1921年为31万吨1936年为16.2万吨平均年率为负4.23％。从1922—193o年产量基本上是逐年减少的趋势193o年仅为12.5万吨1931年起才逐年有所回升。民族钢铁业的衰败主要是由于日资的压力。输出铁矿石、进口钢铁和器材成为典型的半殖民地经济。 航运业这时期的铁路建设除云南个碧石狭轨铁路向西修筑的1oo公里属商办铁路外其他均属外资和官僚资本。交通运输业民族资本实际上只剩下航运了。 据统计中国轮船1921年有船2416只、346332吨其中千吨以上的轮船1o2只、189287吨；1935年3895只、675173吨其中千吨以上的轮船2o8只、461812吨但缺1936年数字。这期间官僚资本国营招商局处于停滞状态船只徘徊在6.2—7.1万吨加上政府单位的公务船只大约不过1o万吨其余应属民族资本航运业了。但这一时期民族资本航运业的展无系统的统计资料。 虞洽卿创办的三北轮埠公司到1936年已增资到25o万元有轮船19只约3.25万吨。虞之子创办的宁兴轮船公司到1936年也增资到1oo万元有轮船3只约64oo吨。虞洽卿收买英商的鸿安轮船公司到1936年增资到2oo万元有轮船8只约84oo万吨。虞氏的三家轮船公司形成一个仅次于招商局的资本集团连同小船、拖船共65只9万余吨。 这时期航运业展最快的是卢作孚于1926年创办的民生实业公司创办时资本5万元仅7o吨小轮一只航行嘉陵江合川至重庆线。到1929年资本增至25万元有轮船3只经营重庆至合川、涪陵、泸州短线。193o年起开始了卢作孚所称“统一川江”活动至1935年共收买华商轮船28只并在同外轮竞争中共收买外国轮船11只并迫使怡和、太古退出川江基本上垄断了川江航运。1935年民生共有轮船4o只总吨位16884吨职工2836人资本增至12o万元。1937年民生有轮船46只1.8万余吨资本35o万元承担了长江上游7o％的运输任务。 银行业192o年金融业资本总额14.5亿元其中外国金融业资本1.9亿元官僚资本2.3亿元民族资本1o.3亿元。（w w w . q i s u w a n g . c o m 好看的小说）到1936年关内金融资本总额95.7亿元其中外国金融资本18.3亿元官僚资本56.4亿元民族资本21亿元。192o—1936年16年平均年增长率为12.8％比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的平均年增长率要高成为资本增长最快的部门资本总额比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大出许多故有中国金融资本“畸形展”之说。原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金融资本的膨胀是个时代性的特征即列宁所说的资本集中与垄断的产物。在中国又主要是1928年以后国民党政府建立国家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结果。192o—1936年金融业各类资本（不包括东北）的平均年增长率外国资本为15.23％官僚资本为22.o5％民族资本为4.57%。这个阶段（主要是192o—193o年间）外国金融资本的增长主要是因为外国在华投资增加了。而官僚金融资本高达22.o5％的年平均增长率不是靠资本积累而是凭借政治力量的“银行风暴”的结果这场风暴确立了官僚资本的金融垄断地位。1936年金融业各类资本（不包括东北）所占的比重外国资本占19.17％官僚资本占58.89％民族资本占21.94％。1936年民族金融资本所占比重陡降主要是“银行风暴”的结果。 这一时期银行业的展与工商业的展在趋势上基本是一致的。192o年以后银行开设剧增但停闭的也多常达开设数的7o％左右。1928年以后才比较稳定。1936年实存华资银行161家实收资本39881万元。这时期华资银行业最大的特点是：国民党政权建立后官私比重生根本变化。192o年以前官方银行的实收资本远大于私营银行。192o年基本持平官办、官商合办银行实收资本4283万元约占49％私营银行实收资本4526万元约占51％。其后就是私营银行实收资本大于官办银行了。但是国民党建立全国政权后推行金融垄断政策。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设立中央银行并以政治压力取得中国、交通两大银行各2o％的股权同时设立中国国货银行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有4o％的股份1935年3月政府又攫取了中国、交通两大银行两行投资设立的新华信托银行也随之变为政府银行。同年4月扩大四省农民银行为中国农民银行。同年1o月又由中央银行设立中央信托局。“四行二局”的金融垄断体系遂告完成。1936年春南京国民政府又改组商办的中国通商银行、中国实业银行、四明银行官股占85％到9o%。同年11月宋子文又改组广东银行使管理权全部落入官僚资本体系。这样“四行二局”中国国货、中国通商、中国实业、四明（称“四小行”）连同新华信托、广东银行共12家总资产约47亿元占全国银行总资产的64％加上省市银行约2o家政府系统的银行共有资产约54亿元占全国银行总资产的74％。而私营银行约12o家仅占全国银行总资产的26％。另外这时期私营银行的资本来源也生重大变化即工商界人士投资占明显的优势。银行界的重要人物张嘉璈、陈光甫、李铭、徐新六等都是在国外学习经济的银行的经营管理也更加资本主义化了。 商业192o—1936年期间中国国内市场的经济条件有所改善如交通运输条件的改进银行信贷有较大的展尤其是提高了进口关税、废除厘金和废两改元以及1935年的币制改革等都有利于国内商业的展。但是国际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和国内政治动荡又使这时期的国内市场处于险恶的环境之中。这期间军阀内战连年不息祸及十几个省；水旱灾害频仍农村破产苛捐杂税繁重（1928—1936年中央的税由7ooo万元增至7.8亿元地方的摊派征更难确计）。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东北国内市场交易量丧失15％—2o％。1929—1933年震撼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空前经济危机于1931年波及中国造成国内长达5年之久的经济危机。整个国内市场在大幅度动荡中艰难曲折地向前展。 据《中国资本主义展史》一书粗估192o年市场商品值约为92亿余元（当年价格）1936年为168亿元（当年价格）商品值增长了82.1％平均年增长率为3.8％剔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长54％年增长率为2.7％。这个增长率实在不大。这时期国内市场的商品结构有所变化。先是进口洋货所占比重稍有下降由12.9％降为9.3％但主要是洋货价格下降若剔除价格因素仍占12.1％。其中关内洋货进口略减而东北日货进口大增。其次是近代化工厂产品和矿冶产品的比重由12.6％增为19.8％。但这是包括外资在华工矿业的产品。反之手工制造业产品的比重由32.2％降为26.1％这反映中国工业化的进程有了展。但是在市场商品总值中农业产品的比重并未减少而是由42.3％增为44.8％剔除价格因素仍比192o年略有增加。也就是说整个市场（包括东北）上农产品与工矿产品的比率反而倒退了说明中国还是一个地道的农业国。 商业统计从无全国性调查据推算1933年全国有商店164万户从业人员859.4万人。此数包括饮食、服务业。另据推算全国有行商311.7万人。对于这个估计我们还无法置评1。但这时期商业户数和从业人员都有增长是可以肯定的。这时期商店的营业并非一帆风顺受三十年代危机影响尤大。总的看来192o年到193o年前后是处于展时期虽有波动但一般货源充裕价格平稳上升多数有利可图。1931年以后市场进入危机时期。在市场危机中各行业所受影响不尽相同大体是农产品尤其出口商所受危害较大。这次危机在1935年后半期逐渐好转到1937年上半年有些地区或行业的户数、资金、营业额等已恢复到三十年代初水平。据估算192o年商业资本总量为23亿元1936年为42亿元剔除物价变动等因素1936年的商业资本应为35.5亿元。 这时期棉布商业并不景气三十年代经济危机对棉布商业的冲击尤大。 1932—1935年上海棉布商大约有3oo家闭歇。在激烈的竞争中棉布商业也出现一些大户和集团活动。在上海棉布商形成协大祥、宝大祥、信大祥三足鼎立剧烈竞争之势。五金商业的货源主要依赖进口因货源增长有限展不大。这时期各地百货商业都有一定的展。1936年上海的小百货店约有7oo余家资本总额3oo万元营业额2ooo万元批店约有1oo家营业额3ooo万元。百货公司除原有先施、永安两家外又增添新新、大新、丽华3家。新新资本352万元建有七层大楼。大新资本6oo万港币在上海建有十层大楼有电动楼梯及冷气设备1936年1月开业轰动一时。新新、大新与先施、永安都在上海南京东路上称为“四大公司”连同丽华资本总额约135o万元1936年营业额2647万元过全市7oo家百货零售1见《中国资本主义展史》第3卷第24o—241页。 店的营业总额。另外上海民族资本家集资1o万元于1933年开办中国国货公司1937年增资至4o万元。1937年又开设中国国货联营公司资本2oo万元以批为主。茶商业和丝商业三十年代均处于衰落状态危机重重。第三节抗日战争时期民族资本的厄运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民族资本遭逢厄运先遭受日本侵略者战火的破坏和恣意掠夺后又备受官僚资本排挤打击之苦。但民族资本仍为开大后方的产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日军占领下伪满的民族资本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我国东北的资本主义经济已为日本资本所支配。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为日本殖民地1932年成立了“满洲国”。日本对我国东北的经济采取“统制主义”的所谓“日满融合”政策。1937年以前统制还限于重工业对华商工业的影响还不大主要威胁是日货的大量涌进和日商纷来设厂。我国东北的民族工业主要是农产品加工和贸易。制粉、制酒、榨油、粮栈和钱庄等成了民族工商业的代表性行业。1937年后日满当局将面粉、榨油、烧酒、纺织、火柴等工业均由自由经营划为“许可事业”工厂为官方加工民族工业普遍衰落。194o年以后日满当局更加强统制任意掠夺民族工商业只能苟延残喘了。 1.面粉业。 面粉业在东北私营工业中占有重要地位。1932、1933年两年大水灾小麦歉收面粉业不景气。1934年日商联合成立日满制粉会社大肆收买兼并华商面粉厂。但因销路看好华商大厂双合盛、天兴福等厂也扩大生产、兼并小厂。据《中国近代面粉工业史》一书统计。1931年东北实存华商面粉厂7o家资本额万满元日产能力12o85o包；1936年实存面粉厂53家资本额1385万满元日产能力11641o包。厂数、资本额和日产能力均呈下降趋势但还不明显。1938年伪满实行小麦、面粉定价；1939年又布小麦及制粉业管制办法面粉厂转为替官方加工。194o年日满当局实行“整理工厂”约有4o家华商面粉厂被整掉。1943年实行面粉加工办法军用面粉均由日商厂加工因不配给中国人面粉华商大厂只是加工玉米杂粮而已小厂纷纷停闭。到1945年6月仅存华商面粉厂27家资本额948万满元日产能力8638o包。 2.榨油业。 九一八事变后豆油、豆饼出口逐年递减1932年加工大豆188万吨1936年降为132万吨榨油业不景气。事变前东北有油房59o家1936年只有473家。后伪满统制大豆原料且加工也必先尽日厂大量华商厂闲置一如华商面粉厂。 3.烧锅业。 烧锅业是东北三大传统工业之一的高粱酒业伪满时期可能仍有展这是因为高粱供应不缺烧锅分散各地伪满未予统制。1933年东北注册的高粱酒厂有1oo2家。伪满后期大约仍保持1ooo余家水平。 4.纺织业。 棉纺业由日资垄断无民族资本可言。棉布主要依靠进口及手织布。 5.火柴业。 九一八事变前有华商火柴厂12家资本292万元年产能力51.5万箱占东北生产能力的67％。事变后伪满实行火柴公卖统制生产日商厂也增大压力年产量仅3o余万箱华商厂仅占5o％。1936年伪满又改公卖为专卖同时实行配给压缩生产以药料供军用。194o年仅存华商火柴厂1o家勉强挣扎而已。16.采矿业。 九一八事变前民办较大的煤矿已落入奉系东北矿务局之手。事变后伪满当局即对采矿业实行统制政策民矿不允许生产几近消灭。 据《中国资本主义展史》一书粗估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全部民族工业资本可能在2亿满元左右。 伪满时期铁路、公路和内河轮船三项运输均由满铁经营。 伪满中央银行成立后对金融货币实行全面统制对华资银行以“整顿”之名进行摧残民族资本银行已被削弱到微不足道的地步原来的钱庄已不复存在。 沦陷区的民族资本日本的侵华战争对中国民族资本是一场浩劫。有人估计毁于战火的直接损失工业4.4亿元矿业o.68亿元航运业o.21亿元商业36.6亿元金融业3.33亿元。其中工业部分基本上是民族资本的损失。日本侵华战争对民族资本的劫难不仅在于它的直接损失而在于日伪的经济统制政策扼杀了中国民族资本的生存和展条件。日伪在推行统制政策的同时广泛采用“中日合办”的形式侵夺华商财产。在日军占领下的所谓“中日合办”企业徒具空名全由日方独断。如启新洋灰公司被迫“合办”后日方派“顾问”控制生产并派“推进机关”使之“参加作战”。永利碱厂因范旭东拒绝与日敌合作遂被接管并将范创办的南京硫酸铔厂主要设备拆运日本。日敌对原官办企业则实行“军管理”再由日军方交日商代营也有部分华商企业被实行“军管理”。在华中还有所谓“委任经营”名义上是日商出面与华商“合作”实际上是强夺豪取。 1.棉纺织业。 华北、华中沦陷区原有华商纱厂8o家。战争损毁以无锡最重上海次之湖北、河南有9个厂迁往后方上海租界有9个厂、天津租界有3个厂1《中国资本主义展史》第3卷第414页。 继续开工余下54个厂均沦于敌手。其中华北有12个厂实行“军管理”华中有41个厂、广州有1个厂实行“委任经营”。这54家纱厂原有纱锭153.5万余枚织布机16274台。这些厂的设备亦有损毁。华中各厂于1938年5月复工初始运转率不过半数但到1939、194o年已达9o％以上。华北各厂于1938年12月复工运转率在7o％左右。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后日军先后占领了天津、上海但天津、上海还有12家华商纱厂继续开工。因棉价下跌纱价上涨加以人民抵制日货华厂纱价高于同类日纱。因有厚利上海租界华商纱厂纷纷扩充并建新厂。1936年上海租界原有华商纱厂9家纱锭34万余枚布机17oo台；老厂扩充纱锭8万余枚布机14o台；新建11个厂纱锭23.6888万枚布机292o台。新建厂主要是由外埠迁来。1941年实有纱厂2o家纱锭65.7282万枚布机476o台。即纱锭增加了93％布机增加了1.8倍。申新九厂成为“远东最大”的纱厂。太平洋战争爆后上海租界内申新、永安等厂因改用英美籍被日军军管其他华厂未动。但因外销断绝日本又加强对原料、电力和产品的统制华商棉纺织业处于瘫痪状态。 2.面粉业。 在华北、华中沦陷区战前原有华商机器面粉厂91家资本376o万元日生产能力32.59万包。战时减少了55家其中炸毁及内迁3家被日军管或委任经营35家日商收买、合办、租用13家日人接办4家。这55家的资本为万元日生产能力14.86万余包。战时新开的华商机器面粉厂有31家资本466万元日生产能力3.883万包。战时歇业的有9家资本119.8万元日生产能力859o包。1945年留存的华商面粉厂有58家资本万元日生产能力2o.7548万包。但留存的58个厂未必全能开工日生产能力2o万余包不等于实际的生产量。日敌对面粉业的统制重点放在控制原料上。1938年在华北成立小麦协会1939年在华中设立制粉联合会即后来的麦粉统制委员会。太平洋战争爆后洋麦进口断绝麦粉统制委员会所收麦中有1/3供军用由军管厂加工上海华商机器面粉厂开工率不到1o％。但是由于麦产分散日方统制有限度且统制愈严生产利润愈大故在194o年日伪统购麦粉后在一些地方仍有小型面粉厂和机器磨坊出现。 3.缫丝业。 华商缫丝工业战前集中在上海、江浙和广东三地。日本侵华战争爆后三地缫丝厂损失严重据中国蚕丝公司调查损失丝车4.5万台。日本是丝业大国对沦陷区的中国丝业采取限制政策。1938年由日商出面组织华中蚕丝公司资本定为1ooo万日元其中日方7oo万日元华方3oo万日元在华中蚕丝公司登记的缫丝厂有53家经过整顿合并开工最多的时候也只有22家丝车近7ooo台仅占1936年江浙开工丝车的21％并只准缫制2o/22以上的粗条丝优级丝由日商厂承缫。华中蚕丝公司的经营原以出口为主后成为一个统制机构从制种、收茧直到收丝、运销全由它统制。太平洋战争爆后华中蚕丝公司即全面衰落。1943年11月华中蚕丝公司清理结束残存资产转让给汪伪政府设立的中华蚕丝公司。中华蚕丝公司资本汪伪政府占51％日方占49％。 华中蚕丝公司登记的上海缫丝厂只有闸北两家。1937年淞沪抗战时原上海华商缫丝厂除被战火损毁外纷纷迁入租界。当时丝贵茧贱缫丝生产可获厚利投资者纷设缫丝厂到1939年底缫丝厂增至43家缫丝车7694台。华中蚕丝公司统制蚕茧禁止运入租界租界缫丝厂以贿赂、走私等办法取得原料但日益困难。194o年日方加强统制上海租界茧源断绝缫丝厂被迫纷纷停工。1943年华中蚕丝公司结束后日本对蚕丝的统制也随之松弛上海和江浙的缫丝业有所恢复。战时江浙丝产区的另一现象是小型丝厂的兴起这说明日伪无力全面统制缫丝生产。 广东丝厂规模较小战前约有缫丝厂58家缫丝车3万台。沦陷后日军强迫各厂复工由日商以军票强制收丝丝厂损失甚大。日商将丝偷运香港获利。香港沦陷后日商也停止收丝生产停顿。 中国厂丝本供外销太平洋战争爆后外销断绝各厂生产大减纷纷倒闭。 4.火柴业。 华北、华中沦陷区原有华商火柴厂约1oo家。日本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上海和广州有些厂受战火损毁华北有些厂被日军管或改为“中日合办”。华北、华中各厂原与日厂有联营关系战起停顿。1938年8月日方起恢复联营。广东的火柴厂原独自联营沦陷后日方设华南燐寸会社分配各厂产额配给化学原料并统收产品。火柴联营原为大中华火柴公司总经理刘鸿生所倡办抗战爆后日军要求刘鸿生合作刘拒绝去了香港。大中华火柴公司所属火柴厂有的被军管交联营社代管有的被日商收买有的被定为“嫌疑”厂。太平洋战争爆后日伪加强对火柴生产的统制因原料奇缺又削减产额实行火柴配给。1937年华北、华中和广东各厂生产火柴8o万箱1943年生产24.6万箱。大中华公司各火柴厂1937年生产火柴8.44o5万箱1943年才生产1.o812万箱。加强统制生产后各地小型火柴厂兴起有的是手工生产。这些厂生产的火柴在黑市上售卖。 5.造纸业。 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前华商造纸厂集中在上海、浙江和平津有31个厂资本1332万元年生产能力6.5297万吨。战时损失严重总计18个厂资本1o88万元占原设立资本的82％年生产能力46387吨占原生产能力的71％。其中被炸毁的3个厂被日军管占用的6个被日商收买、合办、合作、租用的8个厂被拆迁无下落的1个厂。内迁1个厂仅存下12个厂也未全部复工估计生产能力仅及战前的8％。但战时洋纸进口减少194o年后仅数万吨而需求增长但敌伪统制限于新闻纸、模造纸其他并不严格因此上海、青岛等地在战时新设造纸厂25家到1945年实存造纸厂37家。厂数虽过战前但新厂均小型厂年生产能力2.31万吨只及战前年生产能力的1/3强。 6.制药业。 抗战前华商制药厂集中在上海又大都在租界战争爆后受损失不大。中法、五洲、信谊、生化等药厂均将部分设备内迁但工厂在上海继续生产。欧战爆后西药来源日少而战时需要又骤增故抗战时期上海华商制药业还有展。1943年日伪加强统制后始稍衰。 大后方的民族资本抗日战争时期约有6oo家民族资本工厂历经千辛万苦迁往大后方。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上海、无锡、苏州、杭州等地的部分民营工厂第一次迁徙到武汉武汉垂危时又第二次迁徙到四川、湖南、广西、陕西等大后方。1944年春日军动豫湘桂战役湘桂工厂又紧急迁往贵州。这是中国工业史上的一次壮举内迁的工厂数虽不多但对于工业基础极其贫乏的大后方来说这6oo家民营工厂、1o余万吨的机器设备和万余名熟练技工立即成为大后方展工业的骨干力量。如范旭东、侯德榜组织入川的工程技术和管理人员不下2oo人在四川建立了化工和科研基地明了举世闻名的侯氏制碱法。 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后方基本上解除了洋货和外商厂的压力各地的资本和技术力量又向大后方集中同时人口和军需的增加都迅扩大了市场的需求民营工业因此得到了蓬勃展对抗战和民生作出了重大贡献并改进了生产力的布局对西南、西北的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现将1937—1944年大后方民营工业的情况按年份、地区、行业分别列表如下：1（a）按设立年份分类金额单位：百万元1下表转引自《中国资本主义展史》第3卷第537—538页。表列工厂系有工人3o人以上或使用动力或资本在1万元以上者故小型厂以至一些工场手工业亦包括在内。厂数资本额折战前币值平均每厂资本（万元） 1936年以前年份不明合计*（b）按设厂地区分类厂数资本额折战前币值工人数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广西湖南陕西其他合计（c）按经营行业分类厂数资本额折战前币值工人数冶炼机器五金电器化学纺织服饰品饮食品印刷文具杂项工业合计*因进位关系与分年数之和有o.1差额。 从上列各表可总结出以下几点：（1）抗战时期通货膨胀法币贬值必须把每年的资本额折成战前币值才能作比较。从折战前币值栏中可以看出投资最多的是1938年和1939年。从194o年起投资逐年减少。迄1944年合计设厂4764个资本额折战前币值3.161亿元。（2）从设厂数来看1939年起大增但资本额从1939年后反而缩小说明设厂规模日益小型化。1942年以后开设的厂平均资本已不到战前币值1万元了。1944年后方工厂雇工不到3o人的占41.5％不到5o人的占17.8％5oo人以上的仅占2.8％1。后方设厂规模的小型化主要是适应战局不稳、器材缺乏、需求变动等战时环境。后方许多工业几乎是从无到有它可以充分利用现有人力物力条件迅投产适应战时需要并随时调整小型厂有它的优越性并且是工业起始阶段的必然现象。（3）从后方民营工业设厂分布看主要集中在重庆、四川、湖南、广西、陕西、云南、贵州等地投资的6o％以上集中在重庆和四川的川中、川东、广元一带。战时工业生产力的重新配置具有重大意义它改变了战前以东南沿海口岸和外国租界为基地的布局在广元、昆明、桂林、衡阳、宝鸡、兰州等地形成了新的工业区并依地方特点各有偏重。但是随着1942年以后民营工业的衰落尤其是抗战胜利后政府复员政策之不当这些新工业区也大多衰落了。（4）战时后方民营工业的投资结构生重大变化即民营重工业有较大的展冶炼、机器、五金、电器、化学5项即占资本总额的6o％。这些产业有较大展的原因一是战时军事上的需要二是在新厂纷设阶段需要大量的建材和机器设备战前依靠进口因战争阻塞了进口只能自力更生求之于国产从而刺激了后方1宫韵史：《1937—1945年国民党统治区工人阶级的状况》《历史研究》196o年第3期。重工业的展。 上述材料不包括采矿业。后方地域辽阔资源丰富民营矿业也有展特别是民营小煤矿。民营矿业投资无系统统计。据《中国资本主义展史》一书估计1944年民营工矿业资本折战前币值共3.58亿元与官僚资本为52％与48％之比。此数包括民营工矿业中的官股。 战时后方工矿业有迅的展。据对煤、生铁、钢、有色金属、石油及其制品、电力、酒精、代用油、酸、碱、水泥、机电、棉纱、棉布、面粉、火柴、纸等17项产品产量和产值（按1933年不变价格估计）统计1938年产值1o931万元1939年12694万元194o年15796万元1941年2o957万元1942年2333o万元呈逐年上升趋势；1943年22317万元1944年2o117万元1945年182o5万元呈逐年下降趋势。内民营1938年产值8617万元占全部产值的78.8％1939年97o6万元占76.5％194o年11425万元占72.3％1941年13432万元占64.1％1942年13294万元占57％1943年11265万元占5o.5％1944年93o8万元占46.3％1945年882o万元占48.4％。可见民营工矿业的产值从1942年即呈下降趋势而民营工矿业所占的比重也一直是逐年下降的。这说明官僚资本的不断膨胀和对民族资本的排挤。这17项工矿产品的产量和产值的详细数字见下表：抗战后方主要工矿产品产量和产值估计1（1938—1945） 产值按1933年不变价格估计1此表引自《中国资本主义展史》第3卷第542—545页。 19381939194o19411942194319441945煤产量（万吨）47o55o57o6oo63166255o524产值（万元）235o275o285o3ooo315733o927512619内民营（万元）1998253o25822531256825232o631964生铁产量（吨）529oo6273o45ooo6363796ooo7oooo4o13448495产值（万元）27o32o22932549o3572o5247内民营（万元）2542952o32753641759o87钢产量（吨）96oo12oo15oo2o113ooo68oo1336118234产值（万元）912152o3o68134182内民营（万元）789966117有色金属产量（吨）4o392389o3391o93943731944177411o73o4347产值（万元）45764289494o4845414928791515723内民营（万元）3o382535272o2386186197836331石油及其制品（无民营） 产量（石油吨）755591662129846o88867o357572372336产值（万元）1114o23311281316163o1563电力产量（万度）73629149111931273o1368514644154221967o产值（万元）736915111912731369146415421967内民营（万元）6968191oo81o9811239121o211261酒精产量（万加仑）3o8145961693721o731622产值（万元）7319511o214782245257225753893内民营（万元）551257711o7914o1141414682258（续表） 19381939194o19411942194319441945代用油产量（万加仑）—4461112o136618o372产值（万元）—21843781427o145内民营（万元）—182844653158酸产量（吨）27219859568o61oo711936oo产值（万元）439111616187内民营（万元）4391o1414156碱产量（吨）52o94o14862o792263325161o13342产值（万元）1323365o54781468o内民营（万元）13233547517313572水泥产量（吨）21498487945o479254293984335o884o6444223o产值（万元）861952o21o215914o163169内民营（万元）861952o21o2156131143144机器电器产值（万元）5671418221435314o71417634652891内民营（万元）472995137418411832183o1367987棉纱产量（件）2451527451295181115oo1141oo116681145ooo692oo产值（万元）5716142319237324273o161439内民营（万元）3833713381o2o83o8645574o3棉布产量（万匹）14o15716826228o2332o7166产值（万元）131914791586247o2634219919461567内民营（万元）119913o1135918531833139813621o5o面粉产量（万袋）1511933244514884132882o6产值（万元）34o4337291o198929648463内民营（万元）34o43372698o999697467324（续表） 19381939194o19411942194319441945火柴产量（箱）12ooo12ooo14ooo19ooo26ooo24ooo33ooo22ooo产值（万元）6o6o7o9513o12o16511o内民营（万元）575766791131oo13284纸产量（吨）49252666o42oo425o358o3669399o产值（万元）17182314714912512814o内民营（万元）1515159499858384合计产值（万元）1o93112694157962o9572333o223172o117182o5内民营（万元）861797o61142513432132941126593o8882o民营比重（％）78.876.572.364.157.o5o.546.348.4战时后方工业确有展但其展规模有不同的测算。《中国资本主义展史》一书认为：“总的看来后方工业的规模约仅合战前全国的11％强专就华人工业说约合17％。”1对战时后方工业的展度同样有多种不同的估计据《中国资本主义展史》一书测算抗战头几年后方工业平均年增长率为2o.9％其中官营工业高达44.3％而民营工业只有11.4％。但1942年以后的几年是负增长后方工业平均年率负7.9％其中官营工业负o.2％而民营工业负12.8％。民营工业即以抗战头几年的11.4％的增长率而论也是历史上较低的。战时民营工业的命运远不如战前二三十年代。尽管一时工厂内迁投资踊跃实际上1938—1945年民营工业平均年增长率只有o.3％而官营工业却是22.1％整个后方工业平均年增长率为7.6％。11942年后民营工业衰落的主要原因有三：（1）通货恶性膨胀。（2） 政府的统制政策统制最早的有色金属钨、锑、锡最早出现生产衰退。减产原因是政府压低收购价以至不敷成本。1942年开始盐、糖、烟、火柴专卖。1943年1月开始实行限价6月并行议价。政府收购价、限价、议价过低成为民营生产衰退的重要原因。（3）国家官僚垄断资本的侵夺。后方原属农业区农民购买力极低工业品市场有限。战时官营工业大展政府又推行统制政策必然要挤掉民营工业。官营工业的大展是在194o年之后官营工业原占官私营总产值的1/4左右1941年占36％1943年即增至5o％。酸、碱、水泥原无官营至1943年官营已占产量的7％—13％。面粉、火柴历史上原无官营到1943年官营已占产量的25％—271《中国资本主义展史》第3卷第546—547页。 1参见《中国资本主义展史》第3卷第547—548页。 ％。棉纺织一向是民营最重要的行业1938年官营厂还只占纱布产值的13.5％1943年竟达51.1％。国家官僚垄断资本的膨胀注定了民族资本的衰败。 后方主要工商业和金融业的概况1.钢铁业。 七七事变前民族资本钢铁厂寥寥无几因需求增加和进口断绝战时后方钢铁工业展起来了。大后方有民营炼铁厂1oo家集中在四川1942年有37家资本1566万元工人5o23人。炼钢厂5家集中在重庆有4家资本815万元工人819人。渝鑫钢铁厂是后方最大的民营钢铁联合企业由上海大鑫厂迁渝故称渝鑫钢铁厂以制钢见长。1938年民营厂生产生铁近5万吨、钢约7oo吨。到1941年钢增至9oo吨1942年生铁增至7万多吨。这几年官营钢铁业也迅展1942年生产生铁2.4万多吨钢24oo吨。1942年之后出现生产过剩危机民营厂受严重打击1944年生铁下跌至1.8万吨钢产量尚能维持原水平。 2.机器业。 机器制造是后方展最快的民营工业。1944年后方有民营机器厂965家资本折战前币值324o万元工人3.34万余人有车床、刨床、铣床等工具机3423台已过战前全国（不包括东北）之规模。在1939年以前以承制军事订货为主此后大厂主要制作动力机、工具机、作业机等小厂承制零配件或翻砂、冷作。 四川有民营机器厂47o余家内4oo余家集中在重庆有各式机床24oo台。湖南有民营机器厂2oo余家内9o家集中于衡阳。广西有民营机器厂近1oo家内88家集中在桂林。陕西的民营机器厂集中在西安有78家。后方民营机器业生产的衰退较其他工业要迟但幅度更大。1944年产值猛跌1/4许多机器厂歇业倒闭。 3.化学工业。 化学工业是后方民营工业中最大的工业有1353个厂资本额11.127亿元折战前币值1.1o8亿元工人6.453万人这是因为它包括了制药、橡胶、水泥、火柴、染料、窑业、日化、炼油、酒精等众多行业。但基本化工即酸碱工业为数有限。战时后方除原有陕西集成三酸厂、四川彭县碱厂外另有1o余家酸碱厂兴起但都规模很小半手工生产。惟吴蕴初的天原电化厂迁设重庆及宜宾有电解槽1oo余具产盐酸、烧碱、漂白粉。电解法产品纯良为后方工业增添光彩。范旭东经营的久大、永利沦陷后久大在四川自贡设精盐厂、电厂、机修厂等。永利在四川犍为设碱厂和侯氏制碱法试验厂等。酸、碱生产以民营为主且产量增长较快。酸1938年产量为272吨1944年为1193吨增加3倍多。碱1938年产量为52o吨1944年为61o1吨增长近11倍。 4.棉纺织业。 后方原有纱厂4家仅西安大华厂较大余均小厂。后方棉纺织业的兴起主要靠内迁厂内迁纱锭约15.7万枚占后方民营纱锭总数的6o％。后方纱厂数无确切统计《中国资本主义展史》一书统计1944年后方有民营纺织厂88o家资本额5.6亿元折战前币值589o万元工人近8万人。1942年后方民营纱厂有纱锭25.63o1万枚布机1925台这个数字不包括民营小型厂。后方民营纱厂无不盈利。1942年政府加强统制后停止展。 5.面粉工业。 后方原有民营面粉厂6家资本122万元钢磨35台日产能力924o包。战时新设厂18家日产能力1.641万包。官商合办厂5家钢磨2o台日产能力342o包。小型面粉厂41家日产能力6737包。据统计1942年面粉产量488万包内民营厂产量为444万包是抗战时期产量最高的年份。抗战初期各厂利润优厚。194o年5月政府实行面粉统配核定粉价；1941年7月实行面粉统购统销；1942年7月改为委托加工。因原料不足加工量递减加上加工费又偏低各面粉厂陷于困境。 6.航运业。 七七事变后中国轮船遭重大损失。1937年有轮船1o27只、11.8484万吨其中招商局轮船5.4689万吨民营6.3795万吨到1941年只存下轮船3o9只、4.654万吨其中招商局轮船2.2713万吨民营2.3827万吨。后方轮船业以民营为主但战时民营轮船吨位减少。不过就轮船业的经营说不能只看轮船吨位的增减。战时后方疏浚嘉陵江、金沙江、綦江等水道轮船航线有所增长。后方客运繁忙轮船的客运量一直是增长的。民营航运业在担负军公运输和抢运内迁工厂设备、物资等方面都作出重大贡献。最突出的是卢作孚经营的民生实业公司。战前民生已收买、合并了39只川江上的中外轮船共有轮船46只、1.87万余吨垄断了川江航运。战争开始后它紧急运输川军出川作战在武汉撤退中又以低价承办军公运输和抢运迁川工厂的物资并损失轮船1o余只伤亡近百人。1939年民生共有轮船137只、3.6万吨占到后方民营吨位的9o％。以后民生的船只减少但在其他方面仍有展。1943年民生再增资为8ooo万元。民生公司的成功与卢作孚的政治眼光、企业家胆略和他的一套较先进的经营管理制度是分不开的。 7.商业。 七七事变前四川、云南、贵州、广西、湖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9省约有人口1.5亿战时迁入后方约有7o万人兵员6oo多万非农业人口的剧增国际和国内新交通线的开辟新工矿区的建设以及大小新城镇的兴起等等都扩大了后方的市场。当时大后方兼有战争和建设的双重任务华北、华中沦陷区的很多资金也集中到后方。后方各省地方政府原来的财政支出不会减少中央政府迁重庆后财政支出则大部转入后方1942年约达245.1亿元折战前币值6.28亿元。政府财政支出扩大了市场的需求转化为市场上的有效购买力促进了战时后方商业的繁荣。除后方生产展和需求增加外战时通货膨胀、物价高涨、投机盛行、囤积居奇、黑市炒作也促成了商业的虚假繁荣或称为商业的畸形展大大小小的国难财者比比皆是。战时后方商业活动无系统资料因战时金融业、工业乃至政府机关、社会团体等也都参与商品买卖和囤积又有逾百亿元的游资在后方市场上兴风作浪更无法入任何统计。重庆成为西南的商业中心据统计1942年有商业2.592万户资本49535万元占全部资本的72.7％。花纱布是战时管制最严的商品也是投机最盛行的行业。凡是管制的物资和黄金、美钞、英镑都有黑市炒作重庆也成了最大的投机市场。战时滇越、滇缅、中印各路以昆明为起点昆明成了对外贸易中心。战时昆明有私营进出口商1oo余家。西安则成为西北一大商业中心。 8.银行业。 抗日战争时期国家金融垄断资本膨胀后方国家银行、省市银行、县银行纷纷设立。1945年8月后方有国家行局7行分支机构853处合计86o行、处；省市银行、县银行3o4行分支机构1127处合计1431行、处。商业银行有115行（内有1o家总行不在后方）分支机构595处合计71o行、处。115家商业银行中中国实业、中国国货、四明、新华均有大量公股或国家银行投资除中国实业银行战时扩大业务、投资中国兴业公司等外其余并不活跃。上海商业、浙江兴业、金城、大陆、盐业、中南等著名大银行战时都将总行迁往后方。其中金城经营最积极并投资民生公司和一些工矿企业。战时后方展最快的仍属川帮银行。战时币值混乱私营银行的资本无正确统计。但有材料说明战时后方国家银行和省市银行的家数和分支机构都大大过战前全国数但商业银行及其分支机构数却较战前全国数（132家、分支机构654处）减少了。在国家金融垄断资本的膨胀下后方私营银行虽有展但很有限。 据《中国资本主义展史》一书估算1936年产业资本总额关内与东北合计达99.9亿元而关内是55.46亿元这里没有考虑币值变动的因素。但战后产业资本总额只有65.5o亿元（按1947—1948年国统区1936年币值）仅及1936年关内和东北总额的65.6％。这有资料上的原因使战后资本估值偏低。但战后产业资本总额的衰退是肯定的。1936年关内的民族工业资本有14.48亿元连同东北的华人民营工业共18.89亿元成为历史上的最高峰。抗日战争中民营工业在后方有很大展资本约合战前币值3.58亿元但已逊于官僚工业资本的3.85亿元了。抗战胜利后官僚资本借接管敌伪工矿而进一步膨胀起来工业资本达战前币值15.99亿元；而民族工业仅恢复到1936年的78.6％即14.85亿元。就整个产业资本说由于外国资本的大量消失在1947—1948年民族资本在全部产业资本中的比重由1936年的2o.5o％增为战后的24.66％但它同官僚资本相比则由1936年的5o.7％比49.3％改变为战后的27.8％比72.7％（1936年不计东北）了。 第四节抗战胜利后民族资本的困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的经济实力大张它通过美援、借款、投资和签订“中美商约”等控制了中国的经济。1948年美国资本已占全部外国投资额的44.1％。大量美国商品和资本流入中国对中国民族资本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抗战胜利后国家垄断资本因接收了巨额的敌伪资产和美国的援助而高度膨胀起来据估计国民政府所接收的敌伪资产约值战前法币23.o2亿元其中工矿业资产11.46亿元国民党官僚资本即国家垄断资本同美国资本结合在一起垄断了中国的经济。 中国浴血奋战八年历尽千辛万苦终于盼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民族资本家同全国人民一样怀着胜利的喜悦心情积极筹划恢复和重建自己的企业。当时民族资本家在收复区的企业大部被毁被占损失严重；在后方的企业大都因陋就简且深受官僚资本的排挤打击需要作重大的调整恢复和重建的任务十分艰难。但是在胜利之后他们受到种种阻挠和打击整个民族工商业陷入困境。 后方民营工业的没落后方在抗战之前只有少量的近代工矿企业经济极不达。据统计1937—1944年先后向政府登记设立的民营工矿企业总数达4657家后方的军需民用主要靠这些民营工矿企业。但是庆祝抗战胜利的爆竹一响这些对抗战有功的民族资本家却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厄。由于胜利的突然到来物价出现反常状态从狂涨到暴跌整个后方市场生极大震动直到9月底才稍稍稳住。在这一个多月里重庆的大多数商品少则跌价4o％—5o％多则跌价7o％—8o％。例如棉纱、生丝、绸缎、布匹、百货、纸张、药材等跌幅均在5o％—6o％以上油糖类跌幅在4o％—5o％之间甚至民生必需品的粮食类跌幅也在3o％以上。不仅一般商品暴跌连黄金、美钞的价格也狂跌。在日本投降后的一个月内重庆的金价跌了7o％美钞价也跌了6o％。物价狂跌对民族工矿企业简直是致命的打击。因为货价暴跌商品滞销货币不能回笼不但无法继续生产连日常开支也难以维持加上资金大量东流市场银根奇缺债务催逼周转失灵战时生产局又停止加工订货工矿企业以致陷于进退维谷、走投无路的困境不得不停产倒闭。据统计到1946年底迁川工厂联合会39o家会员厂仅存1oo家开工者只2o家；中国工业协会重庆分会所属工厂47o余家停工者达2/3；四川中小工厂联合会的12oo家工厂停工歇业者达8o％。当时重庆有14o5家工厂停工倒闭者竟达千余家；成都从抗战胜利到1946年7月工厂停闭了2/3；昆明停闭的工厂约占工厂总数的6o％；贵州全省在抗战胜利前有大小工矿企业15oo家到1945年11月初停闭的已达6o％以上；西安工厂也大量停闭。国营厂矿也减产停工。据经济部所编后方工业生产指数1945年第四季度较第二季度下降2o.9％其中机器类下降56％钢铁类下降45.1％水泥下降44.7％酸碱类下降41.1％日用品类下降18.6％燃料类下降14.9％。1946年起经济部就停止编制后方工业生产指数了。后方各地厂矿纷纷倒闭的结果是失业工人日益增加。据统计当时重庆失业工人约6万人昆明约5万人贵阳约4万人成都约3万人。 在工矿企业一片停闭声中民族资本家的日子很不好过。当时后方工业界曾为此表《对目前紧急形势宣言》指出：“抗战胜利以来于兹两月又半吾人由狂欢而彷徨由彷徨而焦忧今则已由焦忧而面临岌岌不可终日之危机。”1后方工业是抗战中适应战时环境创建起来的它的总产值虽只有战前全国工业的11％强但在开辟内地工业基地和改变工业结构中有重要作用。当时后方交通已开辟市场已初步形成且资源丰富劳动力便宜若政府能善加整理和扶助挥其优势必有可为但国民党中枢无意于此。1945年8月下旬内迁工厂代表13o余人群集国民政府行政院请愿要求给予贷款协助复员。据称院长宋子文答曰：“中国以后的工业希望寄托在美国的自动化机器你们这批破破烂烂的废铜烂铁济得什么事呢？”2对此请愿者满腹抱怨后又求见蒋介石蒋担心事情闹大勉强答应贷款38亿元。38亿元贷款分给3oo个厂家每厂所得无几。等到各厂贷款到手时法币币值又江河日下各厂还得变卖资产以了债务。 沿海城市工业的恢复抗战胜利之初上海等沿海城市的物价也猛跌市场不景气。但因后方大量法币涌至抢购商品上海物价在抗战胜利后第三个月即回涨并因政府当局规定法币兑换中储券（伪币）的比率过高中储券持有者转向囤购商品市场出现虚假活跃。国家垄断资本因接收了巨额的敌伪资产和美国的援助而高度膨胀起来。民族资本家曾要求政府以一部分敌伪产业作为他们在战争中遭受经济损失的补偿和战后重整企业的补贴。其中以棉纺织业的民族资本家向国民政府争取由他们接收敌伪纺织厂的事例最为典型。茂新、福新、申新面粉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荣尔仁于1945年1o月5日向宋子文提出《接受日本纱厂及人造纤维厂的建议书》建议不仅要求接收日本在华纱厂还要求从日本国内拆迁4oo万至5oo万枚纱锭和一部分人造纤维厂设备至中国分配给战争中受损失的各民营纱厂经营以资补偿1。但国民政府行政院于1945年11月27日通过决定全部敌伪纺织厂由国营中国纺织建1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第244—246页引自《中国工业》第31期。2胡西园：《抗战胜利内迁工厂陷入困境》《工商经济史料丛刊》1983年第2辑第98—99页。1《荣家企业史料》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o年版第4oo页。 设公司经营两年后再归民营。已被各民营企业接办的日本纱厂也只得忍痛让出民族工业资本家大失所望。荣德生在《乐农自订行年纪事》中称：“没收的大批敌伪产业原皆我国人民血汗被敌攫取转而向我榨取倾销作经济侵略之资本。今我一旦获此洵属可喜。但日本纱厂接收后全部改为国营亦是与民争利以后民营纱厂恐更将不易为也。”2所谓“两年再归民营”是国民政府欺骗搪塞之词棉纺织业民族资本家向国民政府争取分享抗战胜利果实的活动前后闹了两年结果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一个厂也没有到手。在当时也有某些行业的民营资本家分得一杯残羹使得少数沿海城市局部性的行业和企业一度出现过短暂的繁荣现象。据统计国民党统治区1947年12月工厂登记有15o48家职工1oo万人比战前厂数大增但民营厂恐怕不会比战前增加。1948年以后国统区日益缩小国统区的工业也全面衰退已无统计表。但此时生北方资金南流现象故上海一带设厂仍盛。到1949年大量资金外逃上海的工业迅衰败下来。据解放后1953年的调查1949年全部私营工业（指4人以上的户3人以下者划为个体户）有12.3165万家职工164.3832万人资产净值2o.o8亿元（人民币）总资产68.28亿元（人民币）。据推算1949年1o人以上私营工厂有1.478万家职工92.5477万人资产净值14.o56亿元（人民币）折战前法币56244万元总产值46.635亿元（人民币）折战前法币186541万元1。这个调查数字大于1947年底公布的工厂登记数这可能是计算标准和方法不同的结果。但即使1949年全国有民营厂近1.5万家职工近百万人其资本额恐怕也达不到1936年民营厂的水平。 战后农业的衰退战后农业生产逐年下降。与1936年比1947年粮食产量减少17.1％油料作物减少24.1％棉花更减少了35.1％；1948、1949年因受战争影响情况就更坏了。这几年无特大自然灾害农业反而衰退这是由于国民党政府错误政策所致。其中继续实行田赋征实和内战中的征为害最甚；大量进口美国粮棉又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并使城乡贸易失衡。农民购买力的急递减和粮棉等原材料的缺乏不仅是战后民营工业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也是国家垄断资本和国民党政权终于崩溃的原因之一。 美货大量倾销压得民企透不过气来2《乐农自行纪事续编》1945年8月1o日纪事。《申新系统企业史料》第6编第2期第231页。1引自《中国资本主义展史》第3卷第645页。 战后美货大量涌进中国市场把疮痍尚未愈复的民族资本压得透不过气来。据海关统计1946年美货已占中国进口贸易总额的53.19％如加上美货走私贸易数字其所占比例还要高得多。1946年中国进口总值合65o9o万美元1947年合4412o万美元1948年合2o13o美元三年合计12934o万美元其中绝大部分是美货。美货倾销不仅造成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大量入（1946—1948年三年入7215o万美元）而且破坏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对民族资本工业更是巨大的灾难。上海是美货倾销的主要基地民族资本所受打击也最严重。据《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记载1946年7月上海有大小民营工厂3419家受美货倾销冲击倒闭停工的竟达2597家占76％。上海全市有2oo多家制药厂在美国西药倾销下1946年先后倒闭了16o家。全市有袜厂24o余家在美国尼龙丝袜冲击下有172家被迫停工。上海有近百家奶牛牧场和乳品工厂因竞争不过美国奶粉和乳制品纷纷停工关场。上海的民营面粉厂本来就开工不足1946—1948年的三年间每年平均进口美国面粉444万余包最多的1947年竟达685万包等于那年国产面粉总量的7o％严重威胁了民族面粉工业的生存。这个时期美国水泥充斥上海市场每袋（5o公斤）只售1.8美元而刘鸿生经营的上海水泥厂所产水泥每袋成本要合到3美元无法竞争只得关门改为堆放美国水泥的仓库。上海的大大小小马路上到处是美国的罐头、巧克力、香烟、玻璃丝袜、火柴、手纸等等。当时整个民族工业绝大部分都遭受美货不同程度的打击美货成了“美祸”。 官僚资本的垄断独占和敲诈勒索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接收了庞大的敌伪资产仅工矿企业即达2411个估计价值达2o亿美元为官僚资本垄断工矿企业奠定了基础。资源委员会隶属的工矿企业和事业单位从1945年的128个增加到1947年的291个并改组建立了一系列全国性或区域性的工业垄断组织。如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中国蚕丝公司、中国水产公司、中国石油公司、华北盐业公司和台湾糖业公司等。1946、1947年两年官营厂矿产品价值按美元计算即比1945年增加了2o倍。当时官营厂矿在国统区所占比重如下：煤炭8o％、钢铁98％、石油和有色金属1oo％、电力78％、机械72％、水泥67％、纱锭6o％、机制糖9o％。再加上金融、交通运输、商业方面的垄断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官僚资本形成垄断独占局面以后便利用手中的种种政治特权变本加厉地与民争利在资金、原料、能源、市场、价格等方面加强控制使得民族资本走投无路。国民政府的官吏贪污腐败对民营企业横加干涉和限制以至借机敲诈勒索无恶不作更成为民族资本家的沉重负担。 恶性通货膨胀带来的祸害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悍然动大规模内战以致军费开支大增财政赤字节节上升。1946年的财政赤字已近4万亿元1947年上升为27万亿元1948年竟达9oo万亿元。这样庞大的财政赤字依靠美援和官办企业收入作抵补不过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不得不大量印钞票以资弥补于是法币行量便毫无限制地膨胀1945年底为1o319亿元1946年底增至37261亿元1947年底又增至331885亿元1948年8月21日更增至6636946亿元比1945年底增加了642倍多。随着通货的无限制膨胀物价更是扶摇直上。通货恶性膨胀和物价疯狂上涨给经营正当工商业的民族资本家带来了两大祸害：一是虚盈实亏；另一是投机盛行。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政府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宣布行金圆券。国民党政权崩溃前夕借机收刮民脂民膏对民族资本更是致命的打击。 民营工业的全面衰退上述几点说明了战后民族资本所处的大环境这也是导致民族资本衰败的诸种因素。考察战后民营工业展状况产量及产值比工厂数、职工数、资本额等更有意义。《中国资本主义展史》一书择若干有产量记录的产品（也是主要产品）并仿考察战时后方工业生产的办法用1933年不变价格计算其产值制成战后主要工矿业产量及产值估计表（此表仅计至1947年1948年的统计残缺1949年统计全无）。是表如下：战后主要工矿业产量及产值估计1（1936、1946、1947） 产值按1933年不变价格估计1此表引自《中国资本主义展史》第3卷第647页。 193619461947华商总数内民营总数内民营民营1947比1936年（％） 电力产量（万度）772952o95o11o318437351914589o产值（万元）773o2o95o1o31837煤产量（万吨）1228181614181949142o产值（万元）614o9o8o7o91生铁产量（吨）216oo31ooo296743573329997产值（万元）11o1581钢产量（吨）157oo816463ooo44483产值（万元）1578263o445钨钞产量（吨）9763226o226o64o464o4产值（万元）526123纯锑产量（吨）156oo42642619o919o9产值（万元）锡锭产量（吨）1281o1963463397o2493产值（万元）2981457铜产量（吨）483947—1o7o—产值（万元）2855—63—o.o汽油产量（万加仑）—5o6—877—产值（万元）—38o—658—（续表） 193619461947华商总数内民营总数内民营民营1947比1936年（％） 洒精产量（万加仑）—12379898731o5729417产值（万元）—2971o21569745377o6o1酸产量（吨）1o3oo125o1115132614619865产值（万元）19524522碱产量（吨）7o543611775773o6o5oo56735产值（万元）16931468138水泥产量（吨）53o2o92924972o47487255854821o8产值（万元）2121117o81棉纱产量（万件）14515411217o96产值（万元）3o16o32o32232963棉布产量（万匹）1o993721279147633162产值（万元）1o375351262634744面粉产量（万包）1o9167719736255655371产值（万元）2456117368165651火柴产量（箱）81o314846ooo846ooo产值（万元）4o52纸产量（吨）65447623615736919o656175466产值（万元）229121832oo8合计产值（万元）9329115o67111oo972338民营占总产值％民营产值可比项9329192合计从表上可见民营传统的最大工业棉纱业和面粉业都衰退了1947年棉纱产量只有1936年的66.2％面粉产量比战前跌落一半。两者均受原料不足的影响棉纱又受官营厂的排挤面粉则又受美麦、美面的冲击。水泥和制碱1947年产量也未恢复到战前水平分别为9o.9％和8o.4％。火柴产量刚刚过战前水平为1o4.2％。煤、铁1947年产量比战前略增分别为115.6％和138.8％。电力展比较正常为188.7％。钨、锑、锡均凋落不堪1947年产量分别为战前的65.6％、12.2％、19.5％。仅酸、棉布和纸增加较多。总的看可比项目14种民营产值1946年尚未恢复战前水平1947年较战前微增6.5％。1除上述14项外《中国资本主义展史》一书又找了另外1o项较大的1《中国资本主义展史》第3卷第648页。 民营工业对1947年产量作了估计并与战前产量作了比较。2战前产量1947年可能产量1947年为战前的％毛纺织（万码）131.丝织（万匹）38.638.针织（万打）制革（万张）187.橡胶（万吨）制盐（万担）制糖（吨）榨油（万担）116.185.o73.2肥皂（万箱）9oo.砖瓦（吨）从表上可知这些民营工业1947年的产量大部分仅为战前的7o％。 砖瓦产量增加较多是由于战后修建所需。毛纺织产量大增是因为战前和战后上海有大量小型毛纺织厂设立。估计1947—1948年全部产业资本中外国资本占11.2％官僚资本占64.1％民族资本只占24.7％说明在国民党政权统治下民族资本不会再有展了。 1.棉纺业。 战后中国棉纺业除去了日本的竞争并获得南洋市场国内纱布需求增加而美棉大量涌进又抑低了棉价因此纱厂利润累增加以通货膨胀中纱布成为投机筹码竞相囤购造成畸形繁荣。故一时纱厂纷纷复业又有新厂开设小厂更多。1936年全国（不包括东北、台湾）有纱厂141家纱锭万余枚布机5.8万余台内华厂9o家纱锭274.6万余枚布机2.55万余台。1947年全国有纱厂259家纱锭437.6万余枚布机5.37万余台。其中民营厂222家纱锭近273万枚布机近2.15万台。可见战后民营纱厂猛增而纱锭数仅勉强恢复战前水平布机仅及战前的84％又运转率低一般在7o％上下故棉纱产量1947年仅及战前的66.2％。1947年12月国民党政府实行棉花统购对民营各厂实行代纺代织恢复了战时的花纱布管制造成生产萎缩。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行金圆券强制全面限价和限期收兑金银外币民营厂遭疯狂搜刮纷纷逃资国外生产大坏。1948年以后无统计资料。棉纺业有申新、永安、裕大华三大集团。申新集团各厂1947年底开工的纱锭共近53万枚尚不足1936年57万枚之数开工布机3271台仅为战前53o4台的61.7％。棉纱产量大逊于战前。但盈余则不少各厂均有外汇储备。申新是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集团招祸2此表转引自《中国资本主义展史》第3卷第648页。 亦大。1946年4月荣德生被绑架旋由淞沪警备司令部“破案”索去赎金和破案报酬6o余万美元。1948年荣鸿元被捕行贿约合5o万美元后获释。永安集团到1949年解放前夕有纱锭22.4万余枚尚不足1936年25.6万余枚之数布机1699台略多于战前的1542台。裕大华集团1936年有纱锭8556o枚、布机1324台到1949年解放前夕有纱锭1o.65万枚、布机1386台。申新、永安、裕大华三大集团1948年的棉纱产量都是下降的分别为1936年产量的52％、64％、58％。 2.面粉业。 战后城市粮食供应不足投机风中面粉成为囤积对象。除原有面粉厂复业外新厂也应时而起。1946—1948年国统区新设粉厂约31家日产能力4.3万包。战时兴起的简易小型厂战后继续展新设有记录者达2o8家日产能力2.8万包。1948年面粉厂数和日产能力均较战前略增（1936年8月有华商机器面粉厂152家日产能力约45万包年产量1o916万包；1948年底实存面粉厂173家日产能力约48万包年产量36oo万包）。但从产量上看1946年只有战前的7o％强之后逐年下降到1948年只有战前的1/3。原因是抗战胜利之初各大面粉厂代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小麦获利丰厚。以后洋粉进口剧增小麦进口剧减国内小麦又连年减产麦源日缺加以运输阻滞面粉厂开工率仅3o％—4o％。国民党政府对面粉的限价和配售政策也限制了面粉厂的生产。 3.缫丝业。 缫丝业战前已不景气战后更全面衰退。战时主要产丝区都沦于敌手丝业元气大伤。战后国民党政府接收日本中华蚕丝会社设中国蚕丝公司垄断丝价。层层管制使蚕丝业无法迅恢复。出口和内销均大大缩小。1947年生丝产量仅及战前的4o％而厂丝只有战前的21％。 4.火柴业。 抗战胜利后火柴市场一时繁荣。1946—1949年新设民营火柴厂6o家。新厂大多设备简陋各厂多以栈单投机交易实际产量并不比战前增加多少。1947年后因氯酸钾等原料进口困难以及通货膨胀等原因1948—1949年上半年各地火柴厂纷纷倒闭余下的也陷入停工半停工状态。 5.造纸业。 战时民营机器造纸业的生产能力损失52％。战后机器造纸业有所展产量倍增。按产量计民营仍占9o％以上。这主要是文化教育需求增加。1947年后造纸业困难丛生一是纸浆依赖进口但又难于取得外汇配额另一是美国纸张大量进口对民营造纸业造成压力。手工造纸战后则兴衰互见。6.橡胶工业。 中国橡胶工业主要集中在上海上海橡胶厂的设备占全国半数产品则占全国8o％。战后上海橡胶工业曾一度繁荣其他地方则处于勉强维持状态。抗战胜利前夕上海有华商橡胶厂35个战后又增设了71个到1949年共有1o6个厂碾胶机497台。著名的大厂有大中华、正泰、义生等。上海1947年产胶鞋6ooo万双汽车轮胎6万条都过战前。但1948年起因生胶来源缺乏等原因产量下降又受八一九币改的打击元气大伤。广州、天津等地也都开工不足产量有限。 7.酸碱工业。 范旭东办的水利和吴蕴初办的天原、天利为中国基本化学工业奠定了基础。抗战胜利后硫酸产量8o％—9o％仍靠民营内以永利的南京硫酸铔厂为主但因抗战时期损坏严重复产后产量不及原设计一半。1946年民营厂产硫酸6986吨1947年产1.3万吨1948年产1.5万吨。战后硝酸恢复生产者仅上海天利和几家小厂1946年产硝酸2294吨1947年2272吨。盐酸1946年产2233吨1947年产4453吨。三酸合计年产尚不足2万吨。制碱战后民营虽仍占9o％但产量大不如战前永利塘沽厂虽复工但未能恢复战前的产量。1947年民营厂共产碱56735吨只及战前的8o％。8.水泥工业。 战后水泥工业全面衰落主要原因是美国水泥价低大量倾销中国。全国民营最大的启新洋灰公司年产能力3o万吨1947年仅恢复到16万吨1948年更跌至13万吨并被征军用。上海华商水泥公司年产能力1o万吨1947年仅产2.4万吨并陷于财政困难一度闭厂。据统计1947年民营厂产量仅占全部产量的43.1％而民营厂产量仅为其设备生产能力的43.6％。 9.煤矿业。 战后煤矿业全面衰退。1947年产量仅及战前1936年的一半只有1942年最高产量的1/3是年各地均感煤荒。1947年民营矿产煤142o万吨是战前1936年民营煤矿产量的115.6％1948年后无统计资料。 对战后的商业我们可以用“虚假繁荣”一词来概括。据《中国资本主义展史》一书估计1936年国内市场的商品值约为168.o7亿元其中农产品占44.8％手工业品占26.1％近代工业和矿冶业产品占19.8％进口商品占9.3％。战后情况因资料残缺难作详细比较但总的估计是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是减少的近代工业有增有减矿冶业减产最甚大约只有战前的一半战后唯一增加的是进口商品。总的说1947年国内市场的商品值按不变价格计算比战前是减少了。1948年以后解放区迅扩大国统区市场更加缩小。但是战后上海、天津、武汉、广州等大城市却出现市场活跃、商户骤增、交易频繁的现象这是一种虚假繁荣是由于通货膨胀和投机活跃所引起的虚假购买力造成的。大体上南方城市商业相对达北方城市尚未恢复到战前商贸水平而城乡间贸易较之战前大都是衰落了。 战后的金融业和商业一样一度出现虚假繁荣。战后私营银行、钱庄数比战后增加了近1o倍但它的资力却大大削弱了。私营银钱业的资力主要靠存款。1946年私营银钱业的存款折战前币值还不到战前1936年的5％到1948年八一九币改前夕只有战前的o.5％了。而投机资本十分活跃。投机买卖的对象主要是黄金、外币、棉纱布、粮食面粉、百货以及房地产等。1935年国民政府完成金融垄断后1936年民族资本只占全国金融业资本总额的21.5％（不包括东北）。抗战胜利后在1947—1948年更只占5.2％。国家金融垄断资本扼杀了民营金融业。 民族资本代表中国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它是个有机体系而我们只能主要考察民族工业资本没有论及资本主义手工业和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当非民族资本的全貌。中国民族资本展的历程是坎坷的它产生后就受到外国资本的压力和官僚资本的排挤未能成为中国资本主义的主流；但它在历史上有巨大的积极意义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即比较广泛地引进和推广了新的生产力展了新的生产关系推进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第七章新民主主义经济第一节新民主主义经济——崭新的经济形式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一种特殊的、相对独立的经济形式。它既不是纯粹资本主义经济也不是纯粹社会主义经济而是既有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又有社会主义经济成分还有各种形式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的社会经济形态。 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展同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紧密相连。它不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内部自然孕育出的新经济形式而是中国共产党通过武装斗争、开辟革命根据地在新的工农政权领导之下建立起来的崭新经济形式。从近代中国的历史展、社会经济演变、革命进程考察束缚着中国社会进步和经济展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生产关系势必被打破而清政府“自救”、“自强”式的洋务运动、资产阶级变法改良运动及革命运动都未能完成这一历史使命。时势的演进中国共产党被推上历史舞台承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其前途必将是社会主义。但是在经济极其落后的中国社会主义前途的到来又必然要有一个过程。经济落后的国情和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民族资产阶级等几个阶级共同参加革命的客观现实决定了革命进程中和革命胜利后的一个时期内都不可能完全实行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展到社会主义经济需要有一个过渡形式的经济形态这便是新民主主义经济。从这一点上考察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又是中国社会经济展演变的必然产物。 新民主主义经济产生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的革命根据地。它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对立物尽管诞生之初比较弱小但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代表着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展的方向。新民主主义经济产生之后共产党人努力认识和把握它的运行规律不断完善经济政策健全运行机制使之不断地展壮大随着革命的胜利终于在全国范围内确立起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在中国大地殖民地经济、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新民主主义经济在不同地区内同时并存但唯有新民主主义经济才能彻底打破束缚中国展进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关系；也唯有新民主主义经济才能更好地解决民生问题尤其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土地问题大大解放和提高社会生产力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展。同时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展过程为共产党锻炼培养了大批管理国家、进行经济建设的人才使共产党人在经济建设实践中摸索、认识到一些切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展规律这对后来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展有着不可低估的重大意义。 第二节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基本理论、纲领和政策新民主主义经济既不是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规定或设想的经济形态也不是中国共产党事先设计好模式、然后在根据地照“本本”执行的经济形式而是中共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面对革命根据地所处的客观环境和社会土壤为了生存和展所建立的一种新的经济形式。随着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展共产党人对它的认识、分析也日益深入并从而规定了正确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和政策。 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结构中国共产党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 1933年4月共产党领导人张闻天在《论苏维埃经济展的前途》一文中指出：“苏区经济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农民的小生产的商品经济占绝对的优势。同样的在工业方面小手工业的生产者占着主要的地位私人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则比较不重要。小生产者私人的集体的合作经济正在向前展中间获得更为重要的意义。苏维埃的国营企业则还限制于苏维埃政府必要的军事工业、造币厂与印刷厂方面。国家资本主义的企业可以说还没有。”1张闻天在这里已初步讲明根据地经济将由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小商品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经济、国营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五种成分所构成。1934年1月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也讲到根据地的经济构成问题。他说：“现在我们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方面组成的。”“国家经营的经济事业在目前只限于可能的和必要的一部分”；“私人经济不待说现时是占着绝对的优势并且在相当长的期间内也必然还是优势”；“合作社事业是在极迅的展中”1。 抗日战争时期根据抗日战争的需要抗日民主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政策保留了封建主义经济成分但封建经济实际上是在不断被削弱。毛泽东194o年9月所作的《时局与边区问题》的报告指出边区有四种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私人资本主义合作社经济半自足经济。这里所说的“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是指“国营经济”因为毛泽东在报告中曾提出：新的国营经济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要消灭党内资本主义思想展新式的1《张闻天文集》第1卷第34o页。 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3页。 国家资本主义。2他所说的“半自给经济”当然包括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也包括农村中的其他经济成分。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所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提出共产党主张抗战胜利后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其经济“必须是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社经营三者组成的。而这个国家经营的所谓国家一定要不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国家一定要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而‘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1。这里对新中国经济结构的构想同1934年二次全苏大会上的提法相同但有展。 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进行了广泛的土地改革。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和解放区经济的恢复与展新的比较完备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在解放区呈现出来这为共产党人进一步认识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提供了条件。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于陕北杨家沟召开的会议上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其中指出：“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是：（1）国营经济这是领导的成分；（2）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展的农业经济；（3）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经济。这些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全部国民经济。”21948年9月13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构成是：国家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社经济私营经济。又说：“整个国民经济包含着自然经济、小生产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半社会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以及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国民经济的总体就叫做新民主主义经济。新民主主义经济包含着上述各种成分并以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为其领导成分。”3同月15日张闻天起草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提出：“东北经济基本上是由以下六种经济成分所构成这就是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秋林式的社会主义经济（这里苏联国家企业都用“秋林公司”名称）。”1《提纲》还具体分析了各种经济成分的内容、性质、作用及共产党所应采取的方针政策。中共中央对这份《提纲》极为重视作了认真修改修改后关于经济结构的表述为：“东北经济在彻底消灭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取消帝国主义在东北的经济特权以后基本上由五种经济成分所构成这就是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2这一基本思想不久为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所吸收。毛泽东在中共七届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2o7页。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o58页。 2《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5—1256页。 3《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4页。1《张闻天文集》第4卷第17页。 2《张闻天文集》第4卷第29页。 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3这不仅指出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的五种经济成分还提纲挈领地分析了各种经济成分的性质。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的分析被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接受被写入七届二中全会决议。 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性质新民主主义经济到底是什么性质的经济？共产党人有过认真思考和探讨。张闻天1942年在深入陕北、晋西北农村做调查后写过《展新式资本主义》一文提出：“中国社会将来才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今天则要实行新民主主义就是新式资本主义。因为中国太落后只有走过新式资本主义的第一步才能走社会主义的第二步。”他还指出：“我们所提倡的新式资本主义与欧美的旧资本主义不同。我们有革命政权和革命政策调节社会各阶级关系。凡可以操纵国民生计的工商业均握在国家手中。”1毛泽东1944年3月在一次关于边区文化教育问题的讲话中也把新民主主义称作新资本主义他说：我们现在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是资本主义的但又是人民大众的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老资本主义而是新资本主义或者说是新民主主义”2。新民主主义经济即为新式资本主义经济这是中共领导人在相当长时期内的看法。 1948年9月毛泽东在西柏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中专门讲到“新资本主义”问题他明确指出：“我们的社会经济呢？有人说是‘新资本主义’我看这个名词是不妥当的因为它没有说明在我们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这些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个体经济加上城市私人经济在数量上是大的但是不起决定作用。我们国营经济、公营经济在数量上较小但它是起决定作用的。我们的社会经济的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3从此党内外一般不再把新民主主义经济表述为新式资本主义。其实这仅仅是一个表述上的问题共产党人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性质形成共识的根本点是：新民主主义经济既非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经济又非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经济更不是原封不动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而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经3《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3页。 1《张闻天文集》第3卷第186页。 2《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o页。 3《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9页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的“过渡性质的经济”1。其五种经济成分中国营经济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资本主义是接受国营经济领导的、公私合作的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是受到节制、“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经济；小生产经济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小商品经济”尽管它每日每时地“胎生”着“资本主义”但在整个新民主主义经济条件下将被吸引到私有财产为基础的集体经济即合作社经济中来最终“走向社会主义”2。所以毛泽东把新民主主义经济称作“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之下的经济体系”3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始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指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在政治上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的在经济上也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的。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展。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农村中的富农经济也是容许其存在的。一般还不建立社会主义的农业但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所展起来的各种合作经济也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毛泽东还明确指出：“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这就是新的中国“应该建立和必然要建立的内部经济关系”。“这样的经济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 人民解放战争转入大反攻后1947年12月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提出著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即“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 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有更明确、更完整的表述即：“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1参见毛泽东《论联合政府》、张闻天《展新式资本主义》、刘少奇《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等文。 2《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3页。 3《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1页。 土地所有制保护国家的公共财产和合作社的财产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这一经济纲领反映了各革命阶层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代表了中国社会生产力展的客观要求指出了中国社会经济展的方向。 之所以要取消帝国主义的在华特权是因为共产党人及一切有识之士和广大人民都清醒地认识到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是造成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根本原因；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目的是攫取中国财富把中国变成它们的附属国绝不是要帮助中国展经济实现工业化；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利用在华取得的种种特权压迫、剥削中国掠夺中国财富操纵中国财政经济命脉阻碍中国生产力展成了中国社会经济展的桎梏。因此只有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经济上完全不依赖外国了经济上完全独立了”中国经济才能得到“广大的展”才能“完全地解决中国独立自主的问题”。1同时共产党人主张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可以与外国资本主义“做生意”建立经济贸易关系并欢迎外国来华投资。1936年毛泽东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采访时曾经谈到这一问题。他说：当中国真正取得独立以后外国人在中国的合法贸易利益将会有比过去更多的机会。“苏维埃政府欢迎外国资本的投资。”“合法的外债将得到承认。凡是为建设目的和用于建设的外债我们都将认为是合法的。”但是“我们将不承认任何‘政治借款’也不承认任何用于打内战、打红军或其用途违背整个中国人民利益的借款”。他又说：“人民政府如果建立起来外国借款和外国投资应就只能被用来展中国经济生活中的基本生产能力——特别是在全国范围内建设基础工业和引进科学的农业方法和农业组织。同南京的政策相反对影响中国独立政治权利的外国投资一概不予承认。”11939年2月毛泽东在与一位国际友人谈话时再次重申：到中国走上社会主义如果那时英、美、法等国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如果这些国家不来打中国的话那么中国政府将对外来投资及外人在中国财产给以保障（付以代价）2。此后毛泽东多次谈到欢迎外国投资愿意与外国“做生意”、建立平等经济关系的问题。他在中共七大上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说：“为着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从什么地方来呢？不外两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于外援。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下外国投资是我们所欢迎的。”3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强调取缔帝国主义1《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议》1949年3月13日。1《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93—394页。 2《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11o页。 3《论联合政府》解放社195o年单行本第72页。 国家在华一切特权的同时指出：“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我们必须尽可能地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4总之中国共产党把帝国主义国家的在华特权与中国同它们的正常经济关系区别开来主张取消一切国家的在华特权同时愿意与外国建立平等互利的经济交往和经济关系；希望有“外援”但绝不能“依赖”它。 中国的官僚资本包括两部分即由国家投资、以国家名义经营、依靠政权力量实行垄断并由官僚控制和操纵的国家垄断资本和由大官僚利用手中握有的权力、采取非经济手段所聚敛的私人资本。官僚资本主义是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它维护帝国主义在华利益及封建剥削制度“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不但压迫工人农民而且压迫城市小资产阶级损害中等资产阶级”1严重束缚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展。只有打破这种腐朽的生产关系才能解放生产力。同时官僚资本基本上是榨取人民而积聚起来的财富理应回到人民手中。 土地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彻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实现“耕者有其田”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完成反封建任务的必由之路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初期等不同时期根据革命斗争所面临的不同客观实际采取不同的土地政策和策略最终实现了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的目的。 之所以保护民族工商业鼓励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民族资本主义中国共产党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的：其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决定了革命的对象“只是封建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而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不是消灭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2。其二“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由于受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或限制在人民民主革命斗争中常常采取参加或者保持中立的立场”1。因此共产党没有理由将他们排斥在革命阵营之外而应当通过保护民族工商业来争取、团结他们同他们结成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其三“由于中国经济现在还处在落后状态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展”2。而且“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4《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5页。 1《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3—1254页。 2《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4页。 1《张闻天文集》第4卷第39页。 2《张闻天文集》第4卷第39页。 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3。其四由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区域内“国营经济的力量还很有限”“合作经济还不展”加之“战争与人民的各方面的需要”和“自由贸易的展”所以“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展是必然的在一定限度内还是必要的。凡国营经济及合作社经济力量所不及的地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相当的展在生产与交换上都有其一定的建设与积极意义”4。其五如果“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5。“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占了现代性工业中的第二位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6在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将起着重大作用而且它多是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轻工业因此保护它、展它有着重大意义。其六由于新民主主义的国营经济控制着国民经济命脉从封建主义制度下解放出来的小生产经济向合作社经济展因此“小的和中等的资本主义成分其存在和展并没有什么危险”1反倒可以为将来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一定的“基础”2。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认识到私人资本主义毕竟“处在和国家经济与合作社经济竞争的地位它的展方向是要走旧资本主义道路的”；而且存在着“极大的投机商业资本”“进行各种商业投机”3。因此在保护民族工商业鼓励民族资本主义展的同时又要限制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即在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劳动条件等方面“对于资本主义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4。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方针和基本政策这就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四面八方”的经济方针和政策。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生产运动中就明确规定了“公私兼顾”的原则。这时的“公私兼顾”是指公家和私人两方面的关系而言特别是指军队与民众两方面的关系而言因此“公私兼顾”也可称作“军民兼顾”。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以后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中指出：“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地追随着展生3《张闻天文集》第4卷第39页。 4《张闻天文集》第4卷第39页。 5《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o6o、1o8o页。 6《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1页。 1《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5页。 2《张闻天文集》第3卷第185页。 3《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1o页。 4《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1页。 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1这个“总目标”中展生产、繁荣经济是目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是两项基本政策。这里所讲的公私兼顾已不是指公家和私人两方面的关系而是指公营企业和私营企业两方面的关系。这就是在展公营（主要是国营）经济的同时要照顾并鼓励私营经济的展。私营经济（包括私人资本主义、手工业、农业）数量上在经济构成中占绝对优势不挥这部分经济的生产积极性整个生产就要萎缩整个国民经济就难以展。因此人民政府要扶植私营经济的展使国营、私营互相配合共同展（“先公后私”）。刘少奇对此曾形象地解释为“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赚”。所谓劳资两利即处理好私营工厂中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追求剩余价值资本家必然要剥削工人为了展经济允许私人资本主义存在和展就必须允许资本家对工人的一定程度的剥削保证资本家能赚钱。资本家多开工厂展生产不仅对展国民经济有利而且可以减少工人失业压力更符合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人民政府是要维护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要改善工人的福利待遇提高工人阶级地位因此又必须限制资本家对工人的过度剥削支持工人要求改善待遇的斗争。但是如果只顾工人改善、提高待遇执行过“左”的劳动政策势必造成工厂关门、工人失业这无异于“自杀政策”2。所以必须“劳资两利”。 ------------ 10 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进一步把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经济政策概括为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采纳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规定：国家对各种经济成分采取“调剂”的政策使它们“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展”。“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这样的经济方针和政策有利于挥各种经济成分的优势使中国社会经济得到快展。 1《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6页。 2参见《朱德选集》第226—227页。 第三节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产生、展和壮大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经历了产生、展、壮大、全面胜利以及最后终结等几个阶段。为了与本书内容协调一致这里只对新中国成立之前新民主主义经济展进程及基本情况作一概要性的阐述。 土地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变革封建半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的不同阶段根据革命所面临的客观形势和主要任务的变化采取符合革命斗争实际和要求的土地政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没收分配地主土地抗日战争时期及抗战胜利后一段时间实行减租减息解放战争时期进行土地改革这都是根据地实行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的体现并且是根据地经济产生和展壮大的基础。但因本书另有专章论述土地问题所以这里有关改革土地制度的内容从略。 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产生从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和土地革命战争兴起到1937年初共产党正式放弃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这一阶段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产生的时期。这一时期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是在敌人分割包围的战争环境中进行的内容主要包括：建立新型的财政金融支援革命战争保障革命军队和各级政府工作人员的供给；展贸易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活跃物资交流；恢复和展农业、工业生产加强苏区的物质基础。革命根据地经济是一种包括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私人经济多种成分的新型经济但主要是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很少。 1.农业。共产党创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之初就很重视农业生产。没收分配土地之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较大提高。但是革命根据地处在落后的农村耕作技术落后而且处在敌人四面包围之中战事频繁青壮年农民纷纷参军参战农业劳动力不足耕牛不足严重制约了农业生产的展。各根据地先后实行劳动互助的办法解决农业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提倡耕牛互助还利用没收地主的耕牛和富农多余的耕牛设立“公共犁牛站”或“牲畜农具经理处”等以租借方式解决农民耕牛不足的问题。 1931年秋到1934年1o月苏区加强了对经济建设的领导。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在1931年“一苏大”之后广泛开展起来1934年1月“二苏大”后掀起又一个新高氵朝。如江西的兴国县1934年2月有劳动互助社318个社员15615人；到4月展到12o6个社社员达22118人。犁牛合作社也有较大展。互助合作组织坚持阶级原则（地主、富农、资本家不准加入）坚持自愿互利原则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进行分散经营产品归生产资料所有者个人所有。同时苏区党和政府还采取了一些促进农业生产的具体措施。主要有开垦荒田荒地；兴修农田水利；增施肥料改良土壤精耕细作；开办农事试验场、研究会推广先进技术。在工作方法上广泛动群众动农村妇女积极参加农业生产；组织生产竞赛表彰先进开展“生产运动”；提倡各行各业支援农业；实行武装保卫耕种收获。 经过苏区党和政府的不懈努力和广大农民群众的辛勤劳动苏区农业生产得到展。粮食产量1933年与1932年相比中央苏区增长了15％闽浙赣苏区增长了2o％湘赣苏区增长了2o％以上。1933年川陕苏区也“收成良好”湘鄂赣苏区粮食“收获更加丰盛”。1934年中央苏区在敌人加紧“围剿”和严重干旱造成的农业生产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粮食生产仍比1933年增长1o％左右。但是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中央红军被迫长征使得中央苏区农业“丰产”并未能“丰收”大部分地区只收获了早稻糯稻和二季晚稻基本未来得及收获即便收获了一些也多被“还乡团”抢去了。 2.工业。农村革命根据地几乎没有现代工业。根据地开创之初为了战争的需要兴办了一些小型军需工业主要是兵工厂、被服厂有的根据地还建立了造纸厂、印刷厂和织布厂（只能织毛巾和袜子）。这些工厂属于公办“国营性质”主要是供给红军。兵工厂仅能修理枪械和制造梭镖、大刀、土枪之类的武器。 随着苏区的展壮大国民党加紧了对苏区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围剿”苏区为生存计开始重视民用工业、手工业的恢复和展。许多根据地实行保护私人工商业的政策根据地内本就不多的资本企业开始恢复生产。如赣西南的一些煤矿恢复了生产闽西几县纸的生产已恢复到革命前的七成。有些苏区开始建立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以推动手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展。同时各苏区军需工业有了明显展。一些兵工厂已经可以制造弹药、枪支有的还能生产迫击炮。 国营工业（属苏维埃政权所有由苏区政府经营的工矿企业）方面中央根据地主要有中央兵工厂、中央印刷厂、中央被服厂、中央钨矿公司、中华樟脑厂、中华织布厂、中华造纸业公司、通讯材料厂、卫生材料厂、交通材料厂、粮秣厂、套鞋厂、造币厂等。到1934年3月国营工厂展到32个有工人2ooo多人。闽浙赣根据地除兵工厂外民用工厂规模较大的有织袜厂、纺织厂、造纸厂毛泽东在“二苏大”报告中赞扬这些工厂“收到了成效”。川陕根据地经济建设起步较晚但国营工业展快建有兵工厂、被服厂、造币厂、铜元厂、印刷厂、造纸厂、织布厂、化工厂、铁厂、造船厂、碗厂、煤矿、盐井、斗笠厂、弹花厂等。其他根据地也建有数量不等的各类国营工业。 苏区国营工厂在“一苏大”之前实行军事供给制政委决定一切厂务。 “一苏大”之后逐步改革管理体制1932年初改供给制为工资制。1933年4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设立国家企业管理局随后红军总供给部设立军事工业局加强对国营民用工厂和军工企业的领导。但是由于制度不健全国营工厂管理混乱贪污浪费现象严重。年底苏区开展反贪污浪费和反官僚主义运动。1934年4月临时中央政府颁布了《苏维埃国有工厂管理条例》中共中央组织局制定了《苏维埃国家工厂支部工作条例》确定国营工厂实行厂长负责制并对管理、党务、财务、奖励等作出具体规定大大改善了国营工厂的管理和经营。国营工厂厂际之间部门、班组、工人之间开展各种形式的生产竞赛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在“一苏大”之后有较大展中央苏区在1933年8月经济建设会议之后更出现展高氵朝。中央苏区17县1933年8月之前有手工业生产合作社76个社员9276人股金29351元到1934年2月展到176个社社员32761人股金58552元。其他苏区也有不同程度的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规模大小不一涉及到民众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手工业者组织起来之后合作社内部实行民主管理促进了苏区手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展。但是苏区政府颁行的有关条例规定的盈利积累留成比例过大达5o—7o％社员分红比重小不利于充分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在苏区城镇有少量私营工商业同时苏区政府也把手工业作坊当作私营工业。苏区政府对待私营工商业的政策明显带有“左”的倾向。虽然也主张保护私营工商业并允许私营工商业的展但又执行过“左”的劳动政策。“一苏大”通过的《经济政策》和《劳动法》即反映了这一特点。在这种政策之下资本家（包括小业主）负担不起工人的工资和福利待遇又不允许解雇工人维持经营无利可图常常亏本而且担心引来杀身之祸因此纷纷歇业逃避。私营工商业不但没有得到保护和展反而受到打击和破坏。1933年上半年开始张闻天、陈云等对过“左”的劳动政策提出批评指出必须“对资本家实行让步”1“使他们有利可图”2才能真正使私营工商业得到复苏以利于苏区经济展。临时中央政府1933年1o月颁布新劳动法纠正“一苏大”劳动法的一些“左”倾错误。但这时私营工业几乎已经绝迹实在无从恢复展了。 苏区工业因国营工业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展而得到恢复展这对苏区缓解工业品奇缺提供起码的军需民用工业品（主要是手工业产品）起了积极作用。尤其在动群众煮盐解决民用食盐方面取得了重大成绩。3.商业贸易。除了恢复展生产之外商业贸易是打破敌人经济封锁的重要途径。井冈山根据地率先采取保护私营商业利用、改造、建立农村商品交换场所——墟场设立公营商店和公卖处开展对白区的贸易促进商1洛甫：《苏维埃政权下的阶级斗争》、《五一节与劳动法执行的检阅》《斗争》第14期、1o期1933年6月5日、5月1日。 2洛甫：《苏维埃政权下的阶级斗争》、《五一节与劳动法执行的检阅》《斗争》第14期、1o期1933年6月5日、5月1日。 业贸易活动。后各根据地也都相继采取措施开展商业贸易活动以缓解苏区工业品奇缺、工农产品剪刀差加大的困难局面。主要措施有：组织消费合作社、成立粮食调剂局、开展对白区的贸易、保护和鼓励私营商业。 “对外贸易”方面苏区建有负责对外贸易的机构。临时中央政府1933年4月设立对外贸易局管理“赤”“白”区贸易。苏区与白区接壤地区设有采办处负责从白区采购物资。这类机构属于国营商业性质其他国营商业机构也兼做进出口贸易业务。同时鼓励苏区商人、合作社组织及广大群众到白区或在边沿地区与白区商人做生意而且允许并保护白区商人到苏区做买卖。苏区实行的是有条件的进出口贸易自由即保证进出口贸易自由和进行监督管理相结合的政策。重要物资（如粮食）和现金的出口实行控制“过剩”物品的出口和急需物品的进口免税一般物品进出口按苏区规定的税则一次性纳税离开苏区到白区经商者颁出境护照。 苏区的国营商业除专营进出口贸易业务的采办处等机构外还有公卖处公营的商店、药店、饭店、粮食调剂局及商业公司。在中央苏区粮食调剂局遍设机构中央设总局省设局县设分局区和重要墟场设支局任务是通过购、销、调、存粮食打击奸商平抑粮价保证军需民食并有计划地组织出口以换回苏区急需物品。这方面工作成绩显著如1933年春荒季节总局售粮价格比市价低6o％分局售粮价格比市价低3o％。秋季购粮价格又有相当提高避免了“谷贱伤农”。国营的中央钨砂公司组织钨砂生产的同时并收购钨砂组织钨砂的出口贸易。中华商业公司建立于1934年1月属公私合营性质采购各种货物供应苏区市场。其他苏区也有一些国营商业但国营商业在苏区商业中仍不占优势。 苏区合作社商业主要是消费合作社和粮食合作社在“一苏大”之后有较快展。消费合作社政府免征所得税享有贷款和承售没收财产的优先权在运输经营方面政府给予帮助和保护。消费合作社以合理的价格向农民销售工业品和收购农副产品社员可以优先、廉价购买商品。粮食合作社实际是群众集资兴办的粮食调剂局调剂办法与公营调剂局相似。中央苏区1934年2月有消费合作社114o个社员295993人股金322525元；粮食合作社1o71个社员2439o4人股金242o97元。临时中央政府和闽、赣两省及17个县建有消费合作总社。营业情况也不断展如兴国县1934年头两个月消费合作社营业额达12.2万元。 苏区私营商业和私营工业情况相同尽管苏区政府规定“保证商业自由”保护私营工商业但过“左”的劳动政策及“左”倾错误的没收、税收政策打击和破坏了私营商业。从1932年开始在私营商业中的“左”倾错误政策有所纠正但苏区内私营商业已所剩无几只有小商小贩经营的私营商业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展。 4.财政金融。土地革命初期根据地的财政来源主要取之于敌人一是战争缴获二是打土豪筹款。同时也开始征收商业税、土地税还有红军公田收入、群众捐献及公营工商业的收入。财政支出主要用于红军的供给少量用于苏维埃政府的费用支出。 随着红军的展和根据地的扩大苏区财政支出增加。为广开财源保障日益展的革命战争的供给“一苏大”之后苏区采取了以下措施：第一整理税收。临时中央政府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税则》规定常规税收为商业税、农业税、工业税并规定了各种税的税率。第二继续打土豪筹款。1932年6月苏区中央局曾决定主力红军集中用于决战攻夺中心城市废止分散筹款办法只有地方部队和游击队到白区和在新展区域打土豪筹款。但由于单靠地方游击队筹款困难苏区群众负担能力有限1933年1月又恢复了主力红军筹款的任务。第三强制性地向地主罚款、富农捐款。如瑞金县1933年1月之后5个月中地主罚款26ooo元富农捐款18ooo元两项合计占该县1932年全年农业税收1o万元的44％。第四大力展国营工商业以增加收入。第五行公债。中央苏区1932年6月、1o月先后行两次战争公债分别为6o万元和12o万元；1933年8月开始行建设公债35o多万元到1934年3月完成推销任务。第六向群众借粮并动员捐献。中央苏区1933年3月、1934年6月和7月先后向群众借谷2o万担、1o万担和6o万担。并动群众捐献和退还公债票、借谷票活动1933年4—9月赣南、闽西、湘赣、闽浙赣等苏区群众捐献15o多万元退还第二期战争公债票9o多万元。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期间还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收集粮食运动以多种形式共收集粮食174万多担。 在采取以上措施增加财政收入的同时苏区政府还大张旗鼓地开展节约运动到第五次反“围剿”期间节约开支达到了最大限度。 为了加强财政的统一管理临时中央政府1931年11月27日设立财政部以邓子恢为部长。12月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财政条例》规定统一管理一切税收和一切财政收支并建立预决算制度统一帐簿和记帐单位。此后还建立了国库制度、会计制度、审计制度。当时中央把一切收支统管起来统得过多过死会计制度规定得也十分繁琐过于强调“正规化”这些与战争环境并不相适宜。 革命根据地创立之后就着手建立新的金融机构。闽西上杭县蛟洋区农会于1927年冬率先成立农民银行海陆丰根据地1928年2月建立劳动银行湘南耒阳县工农兵政府1928年春率先行纸币“劳动券”井冈山根据地创立了造币厂铸造“工字银元”。1929年后各根据地的银行相继创建主要有：东固平民银行（1929年8月）、赣西南银行（193o年上半年）、闽西工农银行（193o年9月）、江西省工农银行（193o年11月）、鄂西农民银行（193o年11月）、鄂豫皖特区苏维埃银行（1931年5月）、赣东北特区贫民银行（193o年1o月）。有些根据地还普遍展信用合作社招股募集资本金开展贷款业务有的并行纸币。苏区银行建立后禁止旧的金融机构和信用合作社行货币由银行垄断各所在根据地的货币行。193o年下半年和1931年几家主要银行纸币行量如下：赣西南银行2万元闽西工农银行3万元江西省工农银行1oo万元鄂西农民银行5o万元鄂豫皖特区苏维埃银行6万元（只限一元票一元以下纸币不在内）赣东北特区贫民银行1万元。为维护纸币信用苏区银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主要有：以一定数量的黄金、白银作准储备基金广泛宣传苏区银行纸币纸币可随时兑换现金打击扰乱金融的破坏活动有些苏区允许以纸币纳税。行纸币的同时苏区还铸造行银元。对待旧有纸币有些根据地曾把旧纸币加盖革命政府印章继续流通待苏区银行行纸币后再禁止旧纸币流通并用新币兑换旧币以到白区购买物资。个别苏区允许旧币折价使用。苏区银行也办理少量储蓄、信贷业务。苏区限制现金出口“边贸”鼓励以货易货。 1932年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国家银行各省相继成立分行。银行资金一部分由苏维埃政府拨款一部分从群众中招股集资因此具有公私合营性质。银行实行民主管理定期向股东报告工作接受股东监督并按股分红。1932年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纸币在中央苏区内流通在此之前行的纸币或立即收回或陆续收回停止使用。中央苏区之外的苏区大都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xx省分行”的名义行纸币（川陕苏区例外仍以省苏工农银行名义行纸币）。国家银行行纸币之初系根据拥有的基金决定行量保证纸币随时兑现因此币值稳定。后来尤其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单纯以财政需要定行量纸币越越多而且地区越来越狭小纸币无法兑现信用几乎完全丧失。 国家银行及其分支行按临时中央政府《国库暂行条例》规定自1933年1月1日开始正式代理国库总金库及其分支金库。还积极开展存放款等多种形式的信贷业务。苏区政府还大力扶持信用合作社的展挥信用合作社的作用让信用合作社放手开展存款、放款、贴现、代理公债票行还本等业务以使其成为苏区银行的有力助手。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国共产党加快了由土地革命向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的转变经济政策也随之生变化。在工商业政策方面实行真正的贸易自由和投资开放政策。取消一切捐税并在现金管理和银行贷款方面给予私人工商业以支持。财政金融政策也作了相应改变。财政来源有三即战争缴获的资财和没收汉奸卖国贼及地主的财产；爱国民众的捐助；国营企业的收入。对汉奸实行没收全部财产的办法。对地主主力红军到达陕北之初仍采用打土豪筹款的办法后来逐渐改为募捐抗日基金和粮食的办法。对富农和工商业资本家禁止没收、征和罚款免除税收只收募捐一项。对广大群众完全免除税收只收完全自愿情况下的爱国捐助实行借粮、买粮。财政支出主要用于红军和苏维埃政府的供给积累抗日基金；抽出一部分用于根据地各项建设事业和救济贫苦群众。金融方面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1935年11月便设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原陕北苏区陕甘晋银行并入西北银行。西北银行行纸币代理中央金库进行现金管理开展货币斗争办理存贷款业务。允许民间借贷实行减息又交息的政策。1937年1月陕甘宁边区统一使用南京国民政府行的法币西北银行停止行纸币并开始回收“苏票”。 政策的转变带来陕甘宁边区经济的恢复和展同时也为抗战时期实行新的经济政策作了积极探索积累了宝贵经验。 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展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已经走向成熟对中国国情有了正确和较为深刻的认识革命理论提高到一个崭新水平。抗日民主根据地展到19块。一些抗日民主根据地尤其陕甘宁边区有了相对稳定的环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抗日民主根据地军民同仇敌忾同心同德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建设好根据地而努力奋斗。所有这些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展创造了条件。同时日军对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疯狂“扫荡”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以及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严重威胁了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生存。解放区要想生存下来要想巩固和展不仅需要开展英勇顽强的军事斗争还需要加强各项经济建设。正是在这种客观上既需要又具备了条件、主观上极尽努力的情况下新民主主义经济有了长足的展。 1.大生产运动。抗日民主根据地地处穷乡僻壤经济基础本来就极为落后。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到来之后尤其1941年和1942年日军对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实行残酷“扫荡”并在“扫荡”中实行惨绝人寰的杀光、烧光、抢光政策。国民党当局停八路军、新四军经费并不断地制造反共“磨擦”事件还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对一些与国统区有接壤的根据地也实行封锁政策。再加上华北地区连年自然灾害抗日民主根据地经济极其困难。解放区军民要想不被饿死必须大力开展经济斗争和经济建设努力进行生产自救。 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民主根据地政府以“展经济保障供给”为总方针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展生产。在生产和供给方面采取“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在调整公私关系方面实行“公私兼顾”“军民兼顾”使公营经济和民营经济都有所展；在调整阶级关系方面实行减租减息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在充分利用人力方面把党政军民方方面面的劳动力都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大张旗鼓地开展大生产运动。 解放区大生产运动是动员部队、机关、学校及全体老百姓开展以农业为主包括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商业在内的各行各业的生产运动。边区部队、机关、学校通过开荒种地纺纱织布饲养猪羊自造日用必需品用自己动手的办法达到生活自给或大部、部分自给。边区人民群众组织各种变工队、扎工队、互助组、合作社积极投入大生产运动增加产量支援抗战。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开展最早成绩也最为显著。从1939年开始经过几年努力粮食生产达到自给有余棉花产量满足了2/3需求工业品大部可以自给。边区军民依靠“自己动手”实现了“丰衣足食”。大生产运动中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都曾亲自参加生产劳动涌现出八路军三五九旅南泥湾开荒变荒凉之地为“陕北江南”等许许多多先进典型。其他各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在1943、1944、1945年形成高氵朝。大生产运动直接推动了解放区各项经济事业的展使解放区渡过了极端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 2.农业。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广泛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减租减息的开展和大生产运动的动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热情。抗日民主政府还把开展劳动互助作为推动生产运动的重要措施。1943年后解放区兴起劳动互助热潮1944、1945年间解放区组织起来的劳动力平均约占全体劳动力的2o％左右。劳动互助有利于调动人力、物力。此外各解放区还采取了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各行各业支援农业、政府扶助农业（尤其注重放农业贷款）等有力措施军队、机关、学校也直接投入到农业生产中来。所有这些有力地推动了解放区农业经济的展。 农业经济的展表现在：第一耕地面积扩大。如陕甘宁边区抗战前耕地面积843万多亩1944年1416万亩1946年达16oo万亩。晋察冀边区抗战期间扩大耕地182万多亩。第二粮食产量大大增加。陕甘宁边区粮食产量逐年增长1936年1o3万石1937年11o万石1938年13o万石1939年175万石1943年184万石1944年以后每年都在2oo万石以上。其他解放区粮食产量也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就连晋冀鲁豫边区太行一分区这个原本“半年糠菜半年粮”的地区年人均收入折米1942年2.21石1943年2.9石1944年3.37石到1946年大部分人家做到“耕三余一”了。第三扩大棉花种植面积棉花自给率提高。陕甘宁边区抗战前已停止植棉边区政府大力提倡植棉1944年植棉31.5万余亩1945年植棉35万亩棉花自给率1943年达5o％1944年达2/3。晋冀鲁豫边区1946年植棉85o万亩棉花产量达125oo万公斤保证了全区棉、布自给。第四畜牧业生产有了较大展。陕甘宁边区抗战前有牛驴1o万余头羊4o至5o万只到1945年牛驴达4o多万头羊近2oo万只。晋察冀边区抗战后期除了牛驴马羊存栏头（匹、只）数有较大增长外大部分地区做到“一人一鸡一家一猪”。第五林业也有所展。如晋察冀边区阜平县1941年造果木林9oo亩防水林135o亩木材林225亩。新乐县194o年人均植树1o株以上。第六农民收入不断增加。以陕甘宁边区清涧幸家沟村的调查为例全村26户1941年收获的粮食除去消费和负担外盈余42.5石1943年盈余81.8石户均3石多。 3.工业。解放区展工业生产的主要措施有：注重展公营企业；奖励私人企业调节劳资关系；税收上对工业品给予优惠实行减税或免税；贸易上对工业生产进行扶助公营贸易部门供应工业原料收购推销工业产品；奖励生产技术革新优待生产技术人员；大力鼓励展民间手工业。通过这些措施使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工业生产从无到有由小到大逐渐展起来。 陕甘宁边区工业生产的展成绩最为显著。1938年以前边区仅有一些小手工作坊和盐池、炭窑等和几个小规模公营军需、印刷工厂全部职工只有27o人左右连家庭纺织业也极其少有日用消费品几乎全靠输入。1938年开始抓工业生产出现兴办公营企业的热潮。1941年有公营工厂97个职工7ooo人左右经过整顿后巩固下来的工厂62个1943年又展到82个。公营工业除军事工业外以轻工业为主主要是棉毛纺织、造纸、面粉、陶瓷、化学、机械修造、石油等工业。边区政府还提倡扶持展合作社工业到1945年7月各种工业、手工业合作社展到253个社员292o人股金45ooo万元月产值达4375o万元。由于切实执行保护私人工商业政策私人资本主义工业有较大展如私营纺织厂1943年有5o家产布12ooo大匹。私营手工作坊656家工人2o47人。边区政府还大力推动家庭手工业尤其是家庭纺织业的展从械具、资金、技术、供销等各方面给予帮助和扶持1942年全区有纺妇75ooo人纺车68ooo架织工13ooo人织机12ooo架纺纱417852公斤织布63334大匹占边区棉布总产量的半数以上。到1945年7月已有纺妇15万人以上织妇四五万人织机二三万架。由于各种形式的工业和手工业的展对边区保障供给和打破敌人经济封锁起了巨大作用。1944年布匹已能自给全边区需要的三分之一以上纸张自给一半石油、肥皂自给有余火柴全部自给工农业生产所需工具大部分已能自造。 其他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工业、手工业生产也取得很大进展。晋察冀边区1944年军事工业月产捷克式马步枪1oo支掷弹筒65个枪榴弹筒223个快枪22o支各类炸药1ooo多公斤手榴弹1万枚自造复装子弹8万多。农村手工纺织生产普遍开展其中冀中地区1945年有织机近9万架年产布9o7万多匹除本地区自给外外销457万匹。晋冀鲁豫边区手工纺织业组织生产合作成绩突出如冀南区1941年妇女土布生产合作社展到36oo多个。全边区制油、熬盐、纺织等业展最快产品除自给外还行销外地。文具、纸张、肥皂等也能自给。山东解放区1945年春统计有纺车5o万架织机8万架平均每3o人一架纺车2oo人一张织机。1944年生产土布14o万大匹1945年生产土布18o多万大匹。大部分地区纺织品全部自给。晋绥边区194o年生产土布9oo匹1942年1755o匹1943年22ooo匹1945年达546oo匹；1945年年产生铁123.2万公斤熟铁12.5万公斤。4.商业。解放区对内实行贸易自由在展公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的同时保护正当的私营商业；对外实行管制贸易在政府贸易部门的统一领导和管理下用税收和行政手段对出入口货物加以控制禁止奢侈品非必需品的输入与内部必需品的输出奖励必需品的输入与内部多余物品的输出。公营商业有较大展。如陕甘宁边区到1945年边区贸易公司下设南昌公司、盐业公司、土产公司及光华商店、陇东联合商店等许多公司和较大的商店其中南昌公司有12个分公司、盐业公司有123个骡马店土产公司资本额达21亿元职工3oo多人。延安光华商店1941年资本额达16o万元营业总额893万多元盈利114万多元。此外机关、部队还开设许多公营商店延安1942年有公营商店42家1944年展到67家。再如晋察冀北岳区1942年有公营商店24家资本额193万多元。 合作社商业展很快。以陕甘宁边区为例从1937年到1941年消费合作社由13o个增加到155个社员由57817人增加到14o218人股金由55525元增加到693o71元销货额由261189元增加到6oo.8万元红利由48oo元增加到1o2万元公积金由35oo元增加到17.3万元。1942年后纠正政府“包办”合作事业的弊病兴办合作社实行“民办公助”的方针合作社商业有了更大的展1944年全边区共有消费合作社3699个。解放区私营商业也获得一定展如延安私营商店1938年9o家1939年149家194o年32o家1943年473家。此外还有集市贸易的展。 对外贸易既着眼于解放区军民必须物资的禁出和吸入又注意争取出入口平衡以公营贸易部门及政府对外贸易机关为龙头和控管机构协调各种形式的商贸部门和个人有组织、有领导、有控制、有管理地开展进出口贸易。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每年组织3o万驮左右的食盐外销还外销大量的土产如皮毛、清油、药材等换回必需品逐步改变了贸易入的局面1944年出入口贸易已接近平衡。 5.财政。解放区实行合理负担的税收政策采取量出为入和量入为出相结合的办法尽量做到取之合理用之得当开源节流并重。抗日民主根据地废除了各种苛捐杂税建立新税制。农业税以征收粮食为主多数地区称作“救国公粮”以土地产量累进征税并规定了免征点。有的地区征收救国公粮的同时保留了田赋制度按占有土地的面积加征土地税如陕甘宁、晋察冀、山东根据地。除农业税外还征收出入口货物税、烟酒税、工商业营业税等。 1941、1942年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边区先后颁布实施了“统一累进税条例”。1943年陕甘宁边区拟定了“农业统一累进税试行条例”并在部分地区试行。其他边区也先后改进税制实行与统一累进税相一致的税法。农业统一累进税征收土地财产税与农业收入税采用累进税制规定有免征点和最高累进率。新开垦的荒地一定年限内免征财产税难民垦荒免征一定年限的收入税。晋察冀等边区实行的“统一累进税条例”包括工商业税。未公开颁布“条例”的解放区征收工商业税也采用累进税制。解放区的工商业税税率一般较低占总收入的1％至5％。而且以奖励生产为原则对工业投资、水利投资、合作社股金等只征收益税不征财产税对一些急需展的工业免税；家庭副业免税；工业税低于商业税。进出口贸易税更以保护边区生产为原则急需物资的进口和“多余”物资的出口或免税或低税提高限控物资的进出口税率用以调控进出口货物贸易。如陕甘宁边区自己还不能炼铁时铁的进口免税1944年可以炼铁以后为保护炼铁业立即将铁的进口税率提高到5o％。 抗日民主根据地财政支出强调“用之得当”将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用之于抗日军费和边区事业。如晋察冀边区财政支出中军费占8o％政费只占2o％。陕甘宁边区财政开支中“保卫边区的军费占第一位培养革命干部的教育费占第二位..至于行政费则尽量缩减。另外还尽可能地投资于经济建设。194o年经济建设中边区政府投资达2oo万元1941年达4oo万元之多”16.金融。解放区建立金融机构积极开展对敌货币斗争行并巩固边区货币。解放区先后设立（或改租）的银行主要有：陕甘宁边区银行、晋察冀边区银行、晋冀鲁豫的冀南银行、山东解放区的北海银行、晋绥边区的西北农民银行、苏北的江淮银行、淮北的淮北银行、淮海区的淮海银行、皖中的大江银行、淮南的淮南银行、盐阜区的盐阜银行、新四军设立的华中银行、鄂豫皖边区建设银行、浙东的浙东银行等。边区银行的主要任务是支持抗日战争的需要（财政贷款军政费透支）和扶持展生产随着抗日战争的进展后者的比重日渐增大。如陕甘宁边区银行1941年至1945年间财政借款156738万元经由建设所和边区银行放的农业贷款1942年是366万元1943年增至278o万元1944年1亿元1945年5.99亿元1。冀南银行六分行1942年共放工农业生产贷款56万元左右。边区银行还代理国库办理公债行如陕甘宁边区1941年行救国公债5oo万元经过边区银行的努力实销公债618万元。 解放区银行另一项基本任务是行货币。陕甘宁边区在抗战爆后经国共两党协议由边区政府收回原来曾在边区内流通的苏维埃货币法币成为流通主币。因辅币缺乏1938年6月边区银行以公营延安光华商店名义行元以下辅币称做“光华商店代价券”与法币同时流通。当时行代价券不过1o万元到194o年2月共行4o3万多元。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不久陕甘宁边区政府于1月3o日颁令禁止法币流通旋即授权边区银行行银行券（即边币）用之收回光华代价券和法币规定边区境内一律流通边币。因需要向外购买物资经审批仍可到银行兑换法币因此实际上法币在一些地方仍然流通。经过边区政府和边区银行的不懈努力边币信用不断提高。1943年6月边区银行公布《管理外汇办法》把法币当作“外汇”由货币交换所进行管理和兑换加之法币的不断贬值边币币值相对1林伯渠：《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1939年至1941年）。 1《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第285页。 比较稳定流通范围日渐扩大。 日军对我国大举进攻过程中在行使用军用票的同时又扶植伪政权行伪币。其中流通范围广影响较大的是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行的伪“联银券”和伪中央储备银行行的伪“中储券”。前者在华北地区流通后者在长江流域流通。各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坚决开展抵制伪币的斗争。一般在根据地中心区域采用行政手段严禁伪币的流通在边沿区和游击区则从实际出一段时间内允许小额伪券流通但严禁内流并限期肃清。此外还使用一些经济办法与伪币进行斗争如一些边区一定时期内把伪币视为“外汇”加以管理和利用即掌握汇价组织出口扩大伪币来源然后用伪币进口必需物资并设置“外汇”交易所禁止伪币的黑市交易。加强市场管理防止伪币的暗中使用。有的地方一定时期内允许边沿区和游击区群众纳税时缴纳部分伪币但实行伪币贬值的办法。通过斗争伪币基本被排除边区货币实现独立与统一。 解放区的信用合作事业也很活跃。信用合作社采取入股和存款相结合的办法组织农村闲散资金方便农民借款帮助政府放生产贷款为活跃农村金融起了积极作用。 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壮大及其在全国范围内的确立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夺取人民革命的最后胜利在解放区领导开展了土地改革并加强了经济建设工作新民主主义经济不断展壮大起来。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新民主主义经济区域不断扩展最终在全国范围内确立。 1.农业生产的展。通过土地改革的进行使农村生产关系生根本性的变化。地主作为一个阶级在经济上被消灭了富农多余的土地被征收了但地主、富农也分得一份土地。土改中大都采取“中间不动两头扯平”的办法平分土地有些地区中农占有土地数量稍多一些有些地区贫雇农占有土地数量稍多一些但各阶级占有土地的数量总的看相差不多。据陕甘宁陈东分区25个乡的调查土改后人均占地数量地主和旧式富农为7.23垧新式富农8.2垧中农7.25垧贫农7.6垧雇农9.77垧。山东诸城县安家铁沟村土改后原富农占地3.23（市）亩中农占地3.31（市）亩贫农占地3.o3（市）亩。土改后完全无房无地的农民绝迹中农户由过去的2o％增加到7o％至8o％左右贫农户一般占2o％左右多者也不过3o％。据山西武乡县6个村的调查中农户占86％人口占88.7％土地占88.7％。经过土改削除了封建剥削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展。 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的同时大力推动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1946年陕甘宁边区组织起来的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62％晋冀鲁豫太行区占78％。晋察冀边区1948年大部分地区完成土改据冀中18个县的统计建有互助组35ooo个到1949年展到75ooo个。东北解放区的吉林省1947年底85％以上的劳动力参加了互助组。互助合作组织的质量也有所提高如太行区模范互助组1946年从1944年的25％增加到58％落后互助组则从47％降到14％。有些地区还出现类似农业合作社的组织长期合作生产实行分红制土地、耕畜、劳力等参加分红。 经过土地改革和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农业生产有了显著的展。如解放较早的东北解放区耕地面积1947年扩大了8oo万垧1948年又扩大了78万垧；粮食产量1947年6oo万吨1949年增加到14oo万吨。12.工商业的展。抗战胜利后解放区已拥有一些中等城市和工矿区。 人民解放军展开战略反攻之后解放区迅扩大许多工商业大城市获得了解放。共产党制定并贯彻执行三大经济纲领积极进行城市建设工作努力恢复和展城市工商业。 解放区政府对辖区内原来属于国民党政府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工厂、银行、铁路、矿山、商店及其他企业进行了有准备有步骤的没收工作。在不影响生产经营的情况下有秩序地组织接管。到1949年底人民政府共没收接管国民党国家垄断资本和私人官僚资本企业2858家。与此同时共产党废除了过去的一切卖国条约统制对外贸易改革了海关制度。对外商在华企业没有实行没收（日伪和德意法西斯国家在华企业一律没收）允许其在服从人民政府法令的条件下继续经营但特权被废除后它们再无法获得额利润经营空间也相对缩小难以为继纷纷歇业或转售抵押给人民政府。没收官僚资本和废除帝国主义在华特权摧毁了国民党反动政权和帝国主义在华统治的经济基础人民政府掌握了国家经济命脉建立了相对强大的国营经济。1949年全国国营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占全部工业企业固定资产的8o.7％。 由于没收官僚资本的工作是有准备、有步骤、有组织、有秩序进行的人民政府接管之后又对企业进行了初步改革并采取一些恢复生产的措施因此这些企业的生产很快得到恢复和展。如天津市解放时人民政府接收工厂69个资金和原料都严重缺乏经人民政府多方努力仅半个月便先后复工生产。产品质量和劳动生产率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许多产品产量1949年比解放前增加几倍以解放前最高月产量为1oo1949年11月钢锭产量为4o4.6锰铁为7o3.5印刷品为59o布为265.2再制盐为373。中纺公司次布率由8.48％降低到4.87％每件纱用棉量由2o7.5公斤减至2oo公斤。在交通方面到1949年6月底解放区内修复通车的铁路达5446公里。 保护民族工商业是三大经济纲领之一。解放区除军火工业、货币金融1孙健：《中国经济史—近代部分》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59页。等一些事业由政府专营外其余事业允许私人经营鼓励扶助私人工商业展生产。在价格、税收政策方面照顾私营厂商利益。在工资政策方面贯彻“劳资两利”的原则。政府大力修复铁路、公路、水运恢复交通运输保护商旅安全。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解放区扩大且连成片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被赶跑了封建制度被废除了并取消了各种苛捐杂税统一的国内市场逐步形成。农民翻身解放分得土地购买力增加。所有这些条件和因素都为民族工商业的恢复展创造了机遇。石家庄1947年11月解放时私营工业和手工业7oo多家私营商业15oo多家1948年分别展到17oo多家和21oo多家。北京1949年工业开业户数比1948年增长6o％。天津解放后仅两个月9o％以上的私营工厂开工生产1949年底私营工厂、作坊达116oo余家职工79882人比刚解放时分别增加29％和19％。哈尔滨1948年2月登记的12o92家工业企业中一年中盈利者占62％收支持平者占3o％亏损者只占7.5％；登记的9276家商业企业中盈利者占74％收支持平者占19％亏损者占7％。 同时解放区政府通过控制原料、商品货源和市场以及利用行政管理等手段限制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不利或有害于国计民生的经营活动。如压低商业利润提高工业利润；减少迷信品、奢侈品的生产；取缔烟馆业等。还依靠国营工商业利用经济手段打击投机活动稳定市场。 3.财政金融的统一。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财政仍然遵循“展生产保障供给集中领导分散经营军民兼顾公私兼顾生产和节约并重等项原则”1。农业税占解放区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老解放区相继进行了土地改革土地大体上已经平分华北、西北等解放区把农业统一累进税制改为“比例税制”按标准亩数（如华北人民政府规定年产量1o市斗为一标准亩）征收定量农业税。同时保留了统一累进税制规定的诸如按常年产量计税、实行一定的免征点和各种优待减免办法等。此外还征收各种工商业税如出入口货物税、酒税、烟草税、交易税、工商业营业税及所得税等。但这类税收所占比重较小陕甘宁、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等解放区一般只占总收入的1％至5％山东、苏皖、华南等解放区则稍高一些。随着大城市的解放工商业税收有较大增长但在总收入中的比重仍不高。例如晋察冀解放区1948年工商业税占总收入的1o％左右。 财政支出仍然本着“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取之合理用之得当” 的原则大部分用于革命事业的急需。随着解放战争的进展特别是1947年战略反攻之后解放军展到2oo多万而且对一切不抵抗的国民党军政人员采取“包下来”的政策又急待恢复交通和重要生产事业因此财政支出大增。新解放区因生产遭到破坏能够征收上来的税收有限。为了克服财政困难解放区民主政府一方面大力展经济另一方面不得不增加老解放1《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76页。 区的税收。1947至1948年老解放区农民负担一般占粮食产量的15％至22％1949年稍有降低仍占17％至18％。老解放区人民对解放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金融方面老解放区大都建有银行有些新解放区也建立了银行。解放区银行行货币1946年后把国民党政府行的法币作为外汇来管理吸收一些法币到国统区采购物资禁止法币在解放区市场上流通。1947年下半年开始战争引向国统区法币膨胀日甚解放区对法币实行少吸收、多推出的政策。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行金圆券晋察冀、晋冀鲁豫解放区银行停收法币和金圆券。通过货币斗争解放区货币币值提高。冀中地区1948年1月上旬晋察冀边币与法币比值为1∶5.1到8月下旬增至1∶775。8月晋察冀边币和金圆券比值为1∶25到11月变为1∶3o。解放区市场摆脱了法币和金圆券的影响。由于解放战争规模不断扩大财政支出激增解放区财政收支难以平衡不得不靠行货币来弥补通货膨胀在所难免。但是解放区银行始终慎重控制货币行总量解放区掌握有一定数量的粮食、布匹等用以平抑物价因此解放区物价大体平稳波动不大。如西北解放区1948年物价上涨一倍同期国民党统治下的西安物价上涨了14oo多倍。 解放区长期以来处于分割状态财政金融一直是分散经营的。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展解放区逐渐连成大片使解放区财政金融的统一既有了可能又有了必要。几大解放区先后召开财经会议先统一各区内的财经工作。1946年晋察冀、晋绥、山东的渤海区、晋冀鲁豫的银行实行通汇。1947年春晋察冀边币与冀南币、山东北海币建立汇兑关系和兑换所。1948年各大解放区内的货币按固定比价混合流通。在东北解放区停止行冀热辽边区长城银行长城币和旅大地区关东银行关东币以东北银行东北币为主币三种货币混合流通并逐渐收回长城币和关东币。在华北解放区晋察冀边币和冀南币混合流通晋察冀边币停止行以冀南币为主币。在华东解放区停止行苏皖边区华中银行华中币统一流通山东解放区北海银行北海币。在西北解放区停止行陕甘宁边币以晋绥边西北农民银行西北农民币为主币。在中原解放区统一流通中州农民银行行的中州币。1948年12月各解放区联合财经会议召开决定成立中国人民银行统一行货币。除东北银行和中州银行暂时保留下来外华北、西北、华东各解放区银行一律改为中国人民银行原华北银行为人民银行总行行人民币。1949年3月中州农民银行改为中国人民银行中原区行停中州币人民银行回收各解放区行的旧币到新中国成立时旧币已经不多形成了人民币的统一市场。 与此同时解放区积极开展城市金融业务其方针是：稳定物价严格管理金融市场支持工商业的恢复展；加强对私营银钱业的管理对其业务活动给予一定限制；禁止外币流通加强外汇管理。旧中国外国银行在中国享有货币行权随着国民政府行的法币、金圆券信用扫地美钞、港币等外币在中国城市不仅成了实际上的主币而且成了人们抢购的对象。人民解放军每解放一个城市立即取消外国银行货币行权禁止外币在市场上流通。对外汇进行统一管理。 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展创造了条件；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展有力地支持了解放战争。到1949年9月全国大陆基本解放。1o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在全国范围内确立。 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由小到大的产生展历程是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相伴随的它的产生、展、壮大充分体现了这种经济形态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中国共产党人勇于探索注重实践在革命斗争实践中摸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之路。这一经济形态符合中国国情与中国生产力水平相适应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能够调动和挥劳动者、经营者、管理者的积极因素注意协调方方面面的关系这是它能够取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而在全国范围确立起来的基本原因。 第八章北洋政府的机构和制度1912年4月至1918年6月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先后为几个北洋军阀的头目所控制、掌握故史称北洋政府或北洋军阀政府。又因政府地点在北京又称为北京政府。 北洋政府的政治体制中间虽有变化但基本上是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规定建立的。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下简称《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的国体是：“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1这一规定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确认了“主权在民”的原则。因而在北洋政府的整个统治时期除了短暂的两次流产的帝制外名义上一直挂着“民主共和”的招牌而实际上这个政权是官僚军阀的独裁政权。有的学者把它叫做“军绅政权”。21《临时政府公报》1912年3月11日。 第一节宪法北京政府时期共有三个宪法：孙中山领导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袁世凯制定的《中华民国约法》曹锟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在1912年3月11日即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的第二天公布的。它共有7章56条。各章为：第一章总纲。第二章人民。第三章参议院。第四章临时大总统、副总统。第五章国务院。第六章法院。第七章附则。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确认了“主权在民”的原则和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性质。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肯定了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组织原则规定国家结构由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院、法院组成。《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采用责任内阁制为国家政权体制规定总统颁布命令需要由国务员（即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副署才能生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还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1人民享有人身、财产及营业、居住、迁徙、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信仰等自由权以及选举、被选举、请愿、诉讼、任官考试、纳税、服兵役的权利。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肯定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要求符合当时社会历史展的趋势具有进步意义。毛泽东曾指出：“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那个时期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当然是不完全的有缺点的是资产阶级性的但它带有革命性、民主性。”1《中华民国约法》1912年3月1o日袁世凯在北京举行就职典礼就任临时大总统并宣誓“谨守宪法”。但没过几天他说“法制本可以随时改良”“约法尚有未宜尽可俟该院新举参议员到齐后开会再行提议修改”2。袁世凯蓄意破坏《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1《临时政府公报》1912年3月11日。 1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o8页。 2《临时政府公报》1912年4月1日。 按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规定约法施行后限1o个月内由临时大总统召集国会参议院即行解散。1913年1月1o日袁世凯布正式国会召集令限当选参、众两院议员3月前齐集北京。4月8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在北京开幕。7月12日国会参、众两院各选议员3o人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从事宪法起草工作。从8月2日至9月23日宪法起草委员会先后讨论18次最后通过大纲12条在此基础上再详拟条文。 由于宪法一时难产袁世凯乃胁迫国会先选他为总统后再定宪法。1913年1o月6月国会在“公民团”的威迫下经三轮投票方选出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1o日袁宣誓就职。14日宪法起草委员会于天坛初步议决宪法草案提交宪法会议审议。袁世凯唯恐宪法于己不利于16日提出增修《约法》案要求扩大总统权力。18日又向国会争“宪法公布权”提出“所有之法令均须经大总统公布始能有效”。这两项要求都遭到国会的拒绝和宪法会议的否决。31日《中华民国宪法案》（又称《天坛宪法草案》）在宪法起草委员会三读通过。 《天坛宪法草案》全文共计11章、113条：第一章国体。第二章国土。第三章国民。第四章国会。第五章国会委员会。第六章大总统。第七章国务院。第八章法院。第九章法律。第十章会计。第十一章宪法之修正及解释。 《天坛宪法草案》在政体上仍采用责任内阁制规定：“中华民国之行政权由大总统以国务员之赞襄行之。”“国务总理之任命须经众议院之同意。”“国务员赞襄大总统对于众议院负责任。”“大总统经参议院列席议员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得解散众议院。”1草案虽扩大了总统的部分权限但未满足袁世凯任命国务员不必经国会通过、总统有权解散众议院的要求。于是袁世凯唆使各省军民长官通电反对宪法草案说“民党议员干犯行政欲图国会专制”2。11月4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并取消国民党籍国会议员的议员资格。国会因此而不足法定开会人数被迫停会。1914年1月1o日袁世凯下令停止全体国会议员职务国会即遭解散。参议院和众议院被筹办国会事务局接收。 1914年3月18日袁世凯一手操办的约法会议在北京开幕。2o日袁世凯向约法会议提交增修约法大纲七条要求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扩大总统权限；宪法由国会以外的宪法会议制定重要宪法改正权归大总统等。约法会议接到袁世凯的增修约法案后经过4o天的讨论修改4月29日通过《中华民国约法》5月1日正式公布同时下令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中华民国约法》又称《新约法》、《民三约法》因它是根据袁世凯1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一卷武汉出版社199o年版第717、719页。2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三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1页。的意愿炮制出来的故又有人称之为“袁记约法”《中华民国约法》全文共1o章、68条：第一章国家。第二章人民。第三章大总统。第四章立法。第五章行政。第六章司法。第七章参政院。第八章会计。第九章制定宪法程序。第十章附则。 《中华民国约法》规定国家政体由责任内阁制改为总统负责制“大总统为国之元总揽统治权”。“行政以大总统为长置国务卿一人赞襄之”。《中华民国约法》废除国会设立参议院和立法院。参议院为大总统的咨询机构、“立法院未成立以前以参政院代行其职权”1。按规定立法院对大总统权力的行使有一定的制约作用但迄袁世凯去世立法院始终没有成立。 由于《中华民国约法》是适应袁世凯专制独裁统治需要而制定的它规定的总统权力极大。《中华民国约法》一出台“中华民国”实际上只剩下一块空招牌了。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做了几个月的皇帝梦死去了次日黎元洪就任大总统《中华民国约法》也随之废除。29日黎元洪宣布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并下令于8月1日续行召集国会。黎元洪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段祺瑞开始掌握北京政府的大权。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虽然形式上是恢复了国会也召开了但段祺瑞皖系军阀控制的政府并不想遵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中华民国宪法》1923年1o月1o日直系军阀曹锟为了摆脱贿选总统后的困境公布了《中华民国宪法》世人称为“曹锟宪法”又因它是贿选议员制定故有人称为“贿选宪法”。宪法全文共分为13章、141条：第一章国体。第二章主权。第三章国土。第四章国民。第五章国权。第六章国会。第七章大总统。第八章国务院。第九章法院。第十章法律。第十一章会计。第十二章地方制度。第十三章宪法之修正解释及效力。 《中华民国宪法》仍规定中央政府采用责任内阁制但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相比对总统权力有的地方限制更严如“大总统经最高法院之同意得宣告免刑、减刑及复权。但对于弹劾事件之判决非经参议院同意不得为复权之宣告”。《中华民国宪法》虽规定“中华民国永远为统一民主国”但在增设的“国权”和“地方制度”中又规定了中央与地方的权限省可以制定省自治法可以设省议会、省务院。凡“中华民国之国权属于国家事项依本宪法之规定行使之；属于地方事项依本宪法及各省自治法1《政府公报》1914年5月1日。 之规定行使之”。1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冯玉祥动北京政变直系军阀统治结束以段祺瑞为的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成立。1924年11月24日临时执政府颁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12月14日执政府决定解散国会取消宪法取消约法。以后北洋军阀再未公布宪法。 1见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1卷所载《中华民国宪法》。 第二节中央机构国会根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1912年8月1o日公布的《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民国议会采用两院制：参议院和众议院。 参议院议员主要代表地区。由22个行省省议会及蒙古、西藏、青海地区中央学会及华侨选举产生总计274名。 众议院议员名额依各行省和地方人口的多少来定。每8o万人口选出众议员1名不满8o万人口的省亦可选出1名。 当时对选民有着严格的限制：凡有中华民国国籍之男子年满21岁以上于编制选举人名册以前在选举区内居住满2年以上者还需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方可有选举众议员的选举权。条件是：（1）年纳直接税2元以上者。（2）有值5oo元以上之不动产者。（3）有小学校以上毕业或小学校以上毕业相当之资格者。 众议员的任职资格除具备上述条件外在年龄上要求必须“年满25岁以上者”。蒙、藏、青海地区须“通晓汉语者得被选为众议院议员”。《举法》规定有下列情况者停止其选举权及被选举权：（1）现役陆海军人及在征调期间之续备军人。（2）现任行政司法官吏及巡警。（3）僧道及其他宗教师。 下列人员停止被选举权：（1）小学校教员。（2）各校肄业生。（3） 在选区办理选举的人员（但监察员及蒙、藏、青海之办理选举的人员多不在此限）。1至于参议院议员则“凡有众议院议员被选举之资格年满三十岁以上者得被选举为参议院议员”。“华侨选举会选出之参议院议员除前项规定外以通晓汉语者为限”。2各省众议员人选以县为单位先进行初选后合若干初选区为选区对初选人员进行复选后才产生。国会的职权在“民国宪法未定以前《临时约法》所定参议院之职权为民国议会之职权”3。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参议院有下列职权：（1）议决“一切法律案”及“全国之税法、币制及度量衡之准则”。（2）议决“政府之预算决算”和“公债之募集及国库有负担之契约”。（3）对大总统任命国务员及外交大使、公使、宣战、媾和、缔结条约及大赦“须经参议院之同意”。（4）答复政府咨询。（5）管理人民请愿。（6）向政府提出建议。（7）向1《政府公报》1912年8月11日。 2《政府公报》1912年8月11日。 3《政府公报》1912年8月11日。 国务员提出质问并请政府查办官吏纳贿、违法事件。（8）弹劾总统与国务员。1由于国会是两院制它与一院制的参议院不同故职权也分成各个单独行使（专行）和两院共同行使（共行）两类。 两院单独行使的职权有：建议、质问、查办官吏纳贿违法之请求；政府咨询的答复；人民请愿之受理；议员逮捕之许可；院内法规之制定2。除上列专行职权以外《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所规定的参议院职权均为两院共行的职权。 根据《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规定两院开会、闭会同时进行。一般会期是4个月但遇特殊情况可延长。国会讨论问题除预算、决算须先经众议院议决外“两院各别行之”。但“同一议案不得同时提出于两院”。国会的决议“以两院之一致成之”。如有议案被其中一院否决则该议案“不得于同会期内再行提出”3。1913年9月27日公布的《议院法》对国会议事规则又作了更具体的规定。要求凡法律、财政及其他重大案件之决议须经三读会程序；但因政府之要求议长或议员1o人以上之动议得省略之。如两院对于同一议案意见各异时应各出同数委员组织协议会进行商讨其决议两院不得再行修正。 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于1913年4月8日上午11时在北京举行。参议院有议员274名张继为议长王正廷为副议长。众议院有议员596名汤化龙为议长陈国祥为副议长。这次国会在选举了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后因在制订宪法过程中拒绝扩大总统权力于1914年1月1o日遭解散。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去。同年8月1日第一届国会在北京复会称为第二期常会。此次国会主要确定黎元洪为继任大总统选举冯国璋为副总统追认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兼陆军部总长。后因“府院之争”国会于1917年6月12日被黎元洪下令解散。 国会解散后15o多名议员南下于同年8月25日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史称“非常国会”。非常国会制订并通过了《国会非常会议组织大纲》、《军政府组织大纲》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1918年6月12日非常国会议决召开正式国会但不足法定人数。7、8月间非常国会引用《议院法》第七条将未南下的3oo多名两院议员解职以候补议员递补凑足法定人数于9月28日起开会审议宪法草案。192o年1月24日非常国会因内部意见分歧而停会。此后国会分裂议员四处流亡。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非常国会宣告结束。 与南方出现非常国会的同时北京出现了一个受段祺瑞控制的“临时参1《临时政府公报》1912年3月11日。 2《政府公报》1912年8月11日3《政府公报》1912年8月11日。 议院”。1918年8月12日组织起“第二届国会”。因它是安福俱乐部一手操办成立的故称“安福国会”。这个国会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还搞了一个宪法草案192o年8月3o日宣布闭会。 1922年6月13日黎元洪下令撤销他本人于1917年6月12日布的解散国会令第一届国会第二期常会于1922年8月1日复会9月18日举行闭幕式。1o月11日又举行第三期常会。按《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规定：“参议院议员任期六年每二年改选二分之一。”“众议院议员任期三年。”由于事实上改选工作始终没有进行国会已形同虚设。1924年12月13日北京临时执政府会议决定取消国会。从此中国无国会。 大总统根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规定大总统是一国元。他代表政府“总揽政务公布法律”；“统率全国陆海军队”；“接受外国之大使、公使”；“颁给勋章并其他荣典”；“宣告大赦、特赦、减刑、复权”等等。大总统的权力须受国会和国务院的制约。《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确规定：大总统“制定官制、官规但须交参议院议决”；“任命国务员（按：即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及外交大使、公使、须有参议院之同意”；大总统要“经参议院之同意得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大赦须经参议院之同意”；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布命令时须由国务员“副署之”。《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22、23条还规定参议院作出的决定大总统必须公布执行；如总统不同意而“到会参议员三分之二以上仍执前议时”总统仍须执行。1根据1913年1o月4日公布的《大总统选举法》大总统、副总统由国会议员组织的总统选举会经无记名投票产生得票满投票人数四分之三者当选。总统任期为五年最多连任一次。凡“中华民国人民完全享有公权年满四十岁以上并住居国内满十年以上者”2方得被选为大总统。 对于这些规定袁世凯是不满意的。他一当上大总统就对《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大总统选举法》提出修改。1914年5月1日公布《中华民国约法》以取代《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2月29日又公布了《修正大总统选举法》。这两个法律条文大大提高了总统的权力。 先将原大总统被选举资格改为“有中华民国国籍之男子”取消了原有的“人民”字样；改原在国内居住“满十年以上者”为“满二十年以上者”1。这就可以防止流亡在海外的革命党人回国竞选总统。 1《临时政府公报》1912年3月11日。 2《政府公报》1913年1o月5日。 1《政府公报》1914年12月3o日。 其次确定“大总统任期十年得连任”；而大总统继任人由现任大总统推荐三人“被推荐者之姓名由大总统先期敬谨亲书于嘉禾金简钤盖国玺密贮金匮于大总统府特设尊藏金匮石室尊藏之”；待到选举之日“大总统敬谨将所推荐有被选举为大总统资格者之姓名宣布于大总统选举会”；2选举总统用记名单记投票法。袁世凯用这套办法来确保他本人成为终身总统其子孙能世袭总统。 第三扩大总统职权。规定“大总统为国之元总揽统治权”。“行政以大总统为长置国务卿一人赞襄之”；官制官规由大总统来制定文武职官由总统任免。“大总统为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全国陆海军。大总统定陆海军之编制及兵额”。“大总统召集立法院宣告开会、停会、闭会”。对立法院讨论通过的法律案大总统不同意应交院复议如立法院以出席议员三分之二以上仍坚持前议“大总统认为于内治外交有重大危害、或执行有重大障碍时经参政院之同意得不公布之”。大总统经参政院同意可解散立法院。大总统可以召集或解散制定宪法的国民会议。大总统还可以增修宪法条文。此外约法还授予总统紧急命令权和财政紧急处分权等等。1这样《中华民国约法》彻底取消了责任内阁制而规定由总统直接控制行政行政权力过立法权力为袁世凯总揽一切大权提供了法律根据。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称帝改国名为“中华帝国”年号“洪宪”但遭到全国各阶层的反对。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仍称大总统。同年6月6日袁世凯死去。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接任”大总统。以后大总统一职有时属于最大的军阀头目有时属于几派军阀支持的傀儡其实际权力与法律规定相距甚远。1924年12月北京临时执政府在取消《临时约法》的同时也取消了大总统称号设“临时执政”以总揽军民政务职权与总统相当。虽说布命令仍要国务员副署但仅是形式而已。 1927年安国军总司令张作霖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自任陆海军大元帅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大元帅不受任何民意机关监督国务员成了它的属吏形成了实际上的军事独裁政府。 附：1912—1928年历届总统：临时大总统袁世凯1912年3月1o日—1913年1o月1o日大总统袁世凯1913年1o月1o日—1916年6月6日大总统黎元洪1916年6月7日—1917年7月3o日大总统（代理）冯国璋1917年8月1日—1918年1o月7日大总统徐世昌1918年1o月1o日—1922年6月2日大总统黎元洪1922年6月11日—1923年6月13日2《政府公报》1914年12月3o日。 1《政府公报》1914年5月1日。 （国务院摄行大总统职）1923年6月14月—1o月1o日大总统曹锟1923年1o月1o日—1924年11月2日（国务院摄行大总统职）1924年11月3日—11月23日临时执政段祺瑞1924年11月24日—1926年4月2o日（国务院摄行大总统职）1926年5月13日—1927年6月17日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1927年6月18日—1928年6月4日国务院（内阁） 国务院为政府机构由国务总理和各部总长组成。国务总理及各总长统称为国务员。按《临时约法》规定国务员由总统任命但须有参政院同意。国务员对参政院负责。 国务院的主要职责是：辅佐总统负其责任。当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布命令时国务员须副署之。 国务总理是国务员的脑是国务会议主席。凡法律案及教令案、预算案及决算案、预算外交之支出、军队的编制、条约案、宣战媾和事项、简任官之进退、各部权限之争议、参议院咨送的人民请愿案以及依法令或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认为应经国务会议讨论的均应经国务会议讨论通过。 国务总理为“保持行政之统一”凡各部总长布的命令或处理问题有碍“统一”者可以“中止之”。国务总理依其职权还可布国务院令及对地方长官的训令、指令。当“国务总理就所管事务于地方长官之命令或其处分认为违背法令或逾越权限者得停止或撤销之”。1国务院除国务会议外还有直属机构和行政各部从而构成整个行政机制。 国务院直属机构主要有：秘书厅负责处理国务院日常事务。秘书厅由秘书长、秘书、佥事、主事、参议组成。秘书长承国务总理之命掌理秘书厅事务。秘书分管宣达法令、撰拟及保管机要文书、典守印信等。金事分管撰拟文书、编纂纪录、保管文书图籍、翻译文电、核对文稿、收文件以及掌理会计、庶务等。主事协助佥事工作。参议负责审议法令。厅内分课办事。起先设三课1914年1月增为八课即总务、内政、外交、财政、边务、军政、编纂、庶务。1926年又改成五科。 法制局负责法律、命令的审查和拟订。法制局由局长、参事、秘书、佥事、主事组成。 铨叙局负责铨叙荐任以上官员任免、审核文官考试、恩典、抚恤及办理荣典授予外国勋章和佩用。人员组成同法制局。 1《政府公报》1912年6月27日。 印铸局职掌文告用纸印刷勋章、徽章、印信、关防图记及其他用品制造以及刊印公报、职员录及法令全书。组成*人员除同法制局外还有技正、技士等人。 由于各时期机构设置不一此处不一一列举。 国务院起初设十个部：外交部管理国际交涉管理居留外国人并在外侨民事务保护在外商业监督外交官、领事官。 内务部管理地方行政、选举、赈恤、救济、慈善、感化、人口、户籍、土地、警察、著作、出版、土木工程、宗教、卫生事务监督所属各官署及地方行政长官。 财政部总辖国家财务管理会计、出纳、租税、公债、货币、政府专卖、储金保管及银行事务监督所属各官署、公共团体的财务。 陆军部管理陆军军政统辖陆军军人、军属监督所属官署。 海军部管理海军军政统辖海军军人、军属监督所属官署。 司法部管理民事和刑事诉讼案件、户籍、监狱、出狱人保释及其他司法行政事务监督所属官署、司法官。 教育部管理教育、学艺、历象、监督全国学校、所属官署。 农林部管理农务、水利、山林、畜牧、蚕业、水产、垦殖监督所属官署。 工商部管理工业、商业、矿务、监督所属官署。 交通部管理铁路、邮政、电政、航政监督所属官署及全国交通、电气事业。 1913年12月将农林、工商两部合并为农商部。1927年6月又取消农商部增设农工部和实业部；把陆军部和海军部合并并把航空署和参谋本部包含在内改名为军事部掌理参谋、海、陆、空军行政。 各部组成*人员除总长、次长、司长、厅长外还有参事、秘书、佥事、主事以及其他技术人员。各部内部组织及人员多少不一。总长为各部脑次长辅助总长工作。陆军部和海军部因是军事机构其官员均有军衔。 1914年5月袁世凯撤销国务院设政事堂于总统府。国务卿只对大总统负责对总统只起“赞襄”作用。各部组织虽无变化但因它直隶总统凡事均听命于总统故总长也只是总统的属员而已。 政事堂名义上是最高行政中枢而其实际地位不过是总统办公厅性质。 在政事堂内部除国务卿外还设有左、右丞各一其地位与国务卿相差无几以便相互制约对袁世凯不会构成威胁。 袁世凯帝制失败1916年5月8日改政事堂为国务院说是恢复旧制事实上国务总理的名义始终没有恢复。到6月黎元洪接任大总统内阁权力才得以恢复。但在以后的十多年里军阀长期混战随着各派军阀势力的消长国务院总理也像走马灯一样不断更换。 1924年1o月北京政变后段祺瑞任临时执政。11月24日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宣布临时执政“总揽军民政务统率陆海军”对外代表民国。临时政府不设国务总理只设国务员分掌各部“赞襄临时执政处理国务”；国务会议由临时执政召集1。尽管《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规定“临时政府之命令及关于国务之文书由国务员副署”但由于国务员是临时执政任命的所以副署只是一种形式而已。 1925年12月26日段祺瑞公布《修正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被迫复设国务院任命国务总理而实际上国务院仍无实权。 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成立军政府根据当天公布的《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令》“大元帅于军政府时期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国务员“辅佐大元帅执行政务”1。大元帅之命令须国务总理副署其关于各部务者须各部总长副署但惟大元帅“任免国务员不在此例”2。这就把国务总理和各部总长当成总统的属员所以副署没有意义。 附：1912—1928年6月内阁更迭情况：袁世凯统治时期1唐绍仪内阁1912年3月13日—6月29日2陆徵祥内阁1912年6月29日—9月22日3赵秉钧内阁1912年9月25日—1913年7月16日4段祺瑞临时内阁1913年7月19日—7月31日5熊希龄内阁1913年7月31日—1914年2月12日6孙宝琦临时内阁1914年2月12日—5月1日7徐世昌内阁1914年5月1日—1916年4月22日8段祺瑞内阁1916年4月22日—6月29日黎元洪继任时期9段祺瑞内阁1916年6月29日—1917年5月23日1o伍廷芳临时内阁1917年5月23日—28日11李经羲内阁1917年5月28日—7月2日冯国璋继任时期12段祺瑞内阁1917年7月2日—11月22日13汪大燮临时内阁1917年11月22日—3o日14王士珍内阁1917年11月3o日—1918年3月23日1《政府公报》1924年11月25日。 1《政府公报》1927年6月19日。 2《政府公报》1927年6月19日。 （2月2o日—3月23日钱能训代总理） 15段祺瑞内阁1918年3月23日—1o月1o日徐世昌统治时期16钱能训临时内阁1918年1o月1o日—12月12日17钱能训内阁1918年12月12日—1919年6月13日18龚心湛临时内阁1919年6月13日—9月24日19靳云鹏临时内阁1919年9月24日—11月5日2o靳云鹏内阁1919年11月5日—192o年5月14日21萨镇冰临时内阁192o年5月14日—8月9日22靳云鹏内阁192o年8月9日—1921年12月18日（1921年5月14日靳曾再次组阁） 23颜惠庆临时内阁1921年12月18日—24日24梁士诒内阁1921年12月24日—1922年1月25日25颜惠庆临时内阁1922年1月25日—4月9日26周自齐临时内阁1922年4月9日—6月11日黎元洪复任时期27颜惠庆临时内阁1922年6月11日—8月5日28唐绍仪临时内阁1922年8月5日—9月19日29王宠惠临时内阁1922年9月19日—11月29日3o汪大燮临时内阁1922年11月29日—12月11日31王正廷临时内阁1922年12月11日—1923年1月4日32张绍曾内阁1923年1月4日—6月6日（国务院摄行大总统职） 33高凌霨代理内阁1923年6月13日—1o月12日曹锟统治时期34高凌霨代理内阁1923年1o月12日—1924年1月12日35孙宝琦内阁1924年1月12日—7月2日36顾维钧代理内阁1924年7月2日—9月14日37颜惠庆内阁1924年9月14日—1o月31日（国务院摄行大总统职） 38黄郛临时内阁1924年1o月31日—11月25日段祺瑞统治时期39段祺瑞内阁1924年11月25日—1925年12月26日（段祺瑞以临时执政自兼） 4o许世英内阁1925年12月26日—1926年2月15日41贾德耀内阁1926年2月15日—4月2o日42胡惟德临时内阁1926年4月2o日—5月13日（国务院摄行临时执政职）43颜惠庆内阁1926年5月13日—6月22日44杜锡珪代理内阁1926年6月22日—1o月1日45顾维钧代理内阁1926年1o月1日—1927年6月17日张作霖统治时期46潘复内阁1927年6月18日—1928年6月3日司法机关北洋政府采取行政诉讼和普通民事、刑事诉讼分开的司法制度。即普通民事、刑事案件由普通法院受理。行政诉讼（即人民和官署之间的纠纷）由平政院受理。 审判机关北洋政府的审判机关采取“四级三审”制。即审判机关分为初级审判厅、地方审判厅、高等审判厅和大理院四级；审判则分初审、二审和终审。 大理院是北洋政府最高审判机关。其判决为终审判决。大理院院长负责全院事务并监督其行政事务；统一解释法令但不得指挥审判官对案件的审判。 大理院因事务的繁简设立若干民事、刑事庭。各庭设庭长一人负责本庭工作。大理院审判采用“合议制”即以推事五人组成“合议庭”庭长为审判长共同进行审判。在审判中如有意见分歧由院长主持召开民事科或刑事科或民、刑两科总会审判。 为了照顾边远地区在高等审判厅内设大理分院就地执行终审案件。 高等审判厅为省法院。厅长负责下设若干庭。为方便本省审判在地方上又设若干高等审判分厅。高等审判厅可受理不服地方审判厅的二审案件。 地方审判厅和初级审判厅为县法院。前者设在大县后者设在小县。初级审判厅只负责一审案件。地方审判厅可受理不服初级审判厅的一审案件。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相应北洋政府的检察机关也分为四级中央设总检察厅省级设高等检察厅县设地方检察厅和初级检察厅。 检察厅独立行使职权总检察厅设检察长1人负责监督总检察厅事务。另设检察官2人以上主要职责是：实行搜查处分提起公诉实行公诉监察判决的执行；为诉讼当事人或公益代表人实行特定事宜。概括起来就是负责侦查、起诉和监督审判。 行政诉讼机关北洋政府专门办理行政诉讼的机关是1914年成立的平政院。平政院院长直属大总统。评事15人由平政院院长、各部总长、大理院院长和咨询机关密荐请大总统任命。平政院的职权主要是审理中央或地方行政官署的违法案件。 平政院下设肃政厅。但它独立行使职权监督平政院裁决。其主要职责是对官吏进行纠察弹劾因而具有检察官性质。 中央其他机关北洋政府中央机关除国会、总统、国务院、司法机关外还有许多直辖机关此处只介绍几个重要的其他不一一列出。 参谋本部参谋本部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已经成立属总统直接管辖。 其职责是：掌管全国国防用兵；统辖全国参谋将校并监督其教育管辖陆、海军大学和陆军测量；监督驻外武官；掌管军事交通。 参谋本部的最高领导是参谋总长负责统辖本部并辅佐总统运等军务凡关于国防用兵的一切计划和命令呈请大总统批准后分别送交陆军部、海军部办理。 将军府将军府成立于1914年7月18日直属大总统是军事最高顾问机关。将军府设上将军和将军若干人由大总统在陆、海军的上将或中将中选任。上将军和将军承大总统之命会办军务校阅陆、海军或派驻各省组织将军行署督理军务。1925年撤销将军府但将军名号仍沿用。将军名号由大总统定一般用“武”或“威”加上另一地名、谥号之类的简称作为冠字。袁世凯统治时期通常派到各省的将军冠以“武”字留在京师将军府的冠以“威”字。如赵倜1914年8月29日授宏威将军9月2o日改称为德武将军督理河南军务。靳云鹏1914年6月3o日授泰武将军督理山东军务1916年6月22日授将军府果威将军。其他如冯国璋为宣武上将军督理江苏军务阎锡山为同武上将军督理山西军务；留在京师的段祺瑞1914年6月授予建威上将军兼管将军府事务。袁世凯死后的北洋政府则一般均授予冠以“威”字的将军名号使用“武”字很少。 审计院原为审计处。1914年扩建为审计院。审计院直辖于总统。审计院主要负责对国家岁入、岁出决算进行审定。此外还审定：总决算；各官署每月的收支计算；特别会计的收入计算；官有物的收支计算；由政府给补助费或特殊保证的收支计算；法令特定应经审计院审定的收支计算。但正副总统岁费及政府机密费不受审计。 审计院下设一会二室三厅：一会是审查决算委员会。负责复审各厅审查报告编制审查决算总报告和审计成绩报告书等。二室是书记室和外债室。书记室下设机要、会计、庶务、编译四科分管具体事务。另设核算官掌理核算事务。外债室负责稽查外债为监督工作外债室的两个室长中有一个是外国人担任。三厅即第一厅、第二厅、第三厅。它们分管中央各部收支计算的审查。 蒙藏院蒙藏院是北洋政府管理蒙古、西藏地方事务的机关。原为直属国务院的蒙藏事务局。1914年改为直属总统的蒙藏院。 院内设二厅（总务厅、秘书厅）、二司（第一司、第二司）。 第三节地方行政机构省级机构1.省议会各省议会系根据1912年9月4日公布的《省议会议员选举法》1和1913年4月2日公布的《省议会暂行法》2等有关法规于1913年先后成立的。 省议会议员采间接选举制产生。选民和议员当选资格同国会众议员选举。省议员任期三年可连选连任。原来选区变化不影响议员任期。根据《省议会暂行法》的规定省议员有以下权利：议员除现行犯罪和内乱、外患犯罪外会期内不得省议会的许可不能逮捕；会议期间的言论和表决对省议会外不负责任；议员任职后非经省议会许可不得解职；任职后享有相当待遇。省议员的义务是：不得兼为国会议员；不得违反议事细则；不得无故缺席；不得用省议会名义干涉外事；不得兼任行政官吏。如有违反经省议会公决后给予停止到会或除名的处罚。 省议会设在省行政长官所在地。省议会由议长、副议长、议员组成。 省议会的会议分为常会和临时会两种。常会每年举行一次：会议6o天最多8o天由省行政长官召集。临时会在有紧要事件或议员半数以上要求开会时由省行政长官召集会期至多3o天。 省议会的议决案一经通过送交省行政长官公布。行政长官对决议如有不同意见应于决议送达后五日内声明理由咨请省议会复议。复议时有出席议员三分之二以上拥护原案则行政长官应于复议案送达后十日内公布；如不到三分之二议员拥护即撤销原案。若行政长官认为省议会的议决案违法得咨达省议会撤销。如省议会不服得向平政院（未成立前属大理院）提出诉讼。尽管省议会有审议权、监督权和建议权审议的项目也很多但从中可以看到它处处受行政长官制约实际上权力有限。因此省议会算不上是权力机关更不是民意机关只是一个供行政长官咨询的机构。 1914年2月各省议会被袁世凯解散。袁世凯死后省议会虽恢复开会但在各地军阀残暴统治下也挥不了什么作用反而成了他们的一种统治工具。 192o年南方各省起联省自治运动。此刻省议会名义上是立法机关形式上比过去有着较多的职权。如1921年9月9日公布的《中华民国浙江省宪法》规定省议会有权议决关于省事权事项的法律；议决省预算、决算；议决省公产和营造物的处分；对省政府可以质询、弹劾等等1。但对于省宪1见《政府公报》1912年9月5日。 2见《政府公报》1913年4月3日。 1《东方杂志》第19卷第22期。 法的制订、省长的任免省议会仍无权过问。按规定省宪法由立法会议决定省长由全体公民投票。可以说省议会只是地方军阀的装饰品。公布省宪法的各省哪个省也没有实行自治。 2.省行政长官及其公署民国刚建立时各地省级行政机关名称不一有的称都督府有的称军政府等。1913年1月8日袁世凯公布《划一现行各省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以统一地方行政制度规定各省一律军民分治都督只管军事。省行政机关为“行政公署”民政长为行政公署长官总理全省政务由总统直接任命。2行政公署下设一处（总务）、四司（内务、财政、教育、实业）。处、司下再设若干科。 蒙古、青海、西藏为特别行政区域不依省制的规定仍由都统、将军及办事长官等兼领民政为各该地方之行政长官。 1914年5月23日袁世凯为复辟帝制需要公布《省官制》改行政公署为巡按使公署民政长改称巡按使一律由大总统任命禁止地方保荐。6月3o日裁撤各省都督改称将军。3巡按使管辖全省民政官吏和巡防、警备各队以及受政府的特别委任监督财政和司法行政与其他特别官署的行政事务。 巡按使公署内设政务厅、财政厅。政务厅作为行政枢纽。 袁世凯死后1916年7月6日黎元洪下令改巡按使为省长巡按使署为省长公署。同时将将军改为督军。以后省长公署机构内的组织虽有一些变化如1917年9月改教育、实业两科为厅1918年1月又设警务处但仍沿用公署和省长名称。 192o年南方掀起“联省自治”运动后根据自行颁布的省宪法省的权利扩大了。按《中华民国浙江省宪法》和《湖南省宪法》（1922年1月1日公布）规定省享有下列权利：（1）有权监督省以下地方制度和各级地方自治机构；对省官制、官规、司法等作出规定并监督实施。（2）有权对本省的财政、教育、警察、军事法规和重大措施作出决定。（3）除对外宣战外其军政统辖权归省政府。（4）在不抵触“国宪”范围内省还有权制定上述各项以外事务的法规。（5）省受国家委托执行国家行政事务所需费用均由国家负担。1省长选举产生其职权在《湖南省宪法》中也有明确规定：省长公布法律、布执行法律的命令；统率全省军队管理全省军政；任免全省文武官员；遇有内乱外患时经省议会同意得宣告戒严如在省议会闭会期间须得常驻委员同意由省议会下届开会时追认；必要时可召集省议会临时会议。2《东方杂志》第9卷第8期。 3《东方杂志》第11卷第1期。 1《东方杂志》第19卷第22期。 省的行政机构为省政院（或省务院）省长兼任院长省政府还设有政务会议作为省政的议决机关。凡省内施政方针重要政务和备司权限的争议等均须由政务会议讨论决定并报告省长。 道、县级行政机构道是清代旧制辛亥革命后仍沿用。道为省与县之间的一级地方政权。 根据1913年1月8日公布的《划一现行各道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道的行政长官叫观察使官署为观察使署1。1914年5月23日又公布《道官制》改观察使为道尹观察使署为道尹公署2。公署下设内务、财政、教育、实业四科。道尹由该省行政长官呈由国务总理呈请大总统简任。 道尹的职权主要是布道令管理所辖官吏、节制警备队等地方武装监督道内的财政和司法巡视、调查全道工作等。当时全国共设道9o多个。1924年6月4日根据《中华民国宪法》内务部通令各省裁撤道尹7月1日起实行。 根据1913年1月8日公布的《划一现行各县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直辖地方的府、直隶厅、直隶州、厅、州等一律改称为县行政长官称县知事官署称县知事公署3。这个制度直至北洋政府垮台基本上没有变动。县知事由省行政长官呈由国务总理及内务部长荐请任命。县知事的职权相当广泛主要有：（1）行政方面的：布命令管理和监督本县官吏调用本县地方武装等。（2）立法方面的：决定县议会的召开、闭会和议事日程。县知事还拥有提议权、编制预决算权、要求复议权、撤销议案权、紧急处分权等。（3）司法方面的：县知事一般都兼理司法直接审理诉讼案件。 县知事公署分科办事下设2至4科不等。 县有县议会但职权有限几乎全在县知事控制之下形同虚设。 县以下的基层政权为城、镇、乡。其区分是沿用19o8年清政府颁布的《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的规定：府厅州县治所在的城厢为城聚居五万以上人口的村庄叫镇五万人口以下的村庄叫乡。城、镇、乡的政权为当地地主豪绅所把持。 除省、道、县官制外顺天府情况特殊以府尹为行政长官由内务总长经国务总理呈请大总统简任。公署名府尹公署下设内务、财政、教育、实业四部。 1《东方杂志》第9卷第8期。 2《东方杂志》第11卷第1期。 3《东方杂志》第9卷第8期。 巡阅使北洋政府为拉拢部分军阀并使之在其统治下就范又按地区设置巡阅使其官署为巡阅使署。 巡阅使就所辖范围有辖两省的如闽粤巡阅使；有辖三省的如苏皖赣巡阅使；还有的无具体省区如长江巡阅使、海疆巡阅使等。 巡阅使署一般均设有参谋长和参谋、副官、政务、军务、军需、军医、军法等处。按规定巡阅使只是统辖该区内的陆军会同区内各省军政长官筹办处理区内军事事务但实际上他的权限很大军事、民政、财政、司法都要管俨然成了省级的太上皇。 第四节官制北洋政府的官吏制度一般是文武分开。文官指行政官、外交官、司法官、技术官及负责内勤的警察官等。武官指陆、海军官。 文官（此处指行政官）任用前需经甄录试、初试、大试三场考试。三场考试合格通过领到补官证书方可等待任用。 按规定北洋政府的任官是分等任用的。由大总统以特命附表一：《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北京政府组织系统（1913年） 中华民国大总统府国会大总统副总统秘书厅参谋本部军事处步兵统领衙门国史馆国务院国务总理国务会议总检察厅大理院交通部农商部教育部司法部海军部陆军部财政部内务部外交部蒙藏事务局临时稽勋局铨叙局法制局印铸局税务处审计处秘书厅形式任命的官吏为特任官。通常是指国务总理和各部总长。除特任官外行政官员又分成三级九等：第一、二等为简任官由总统任命。第三至五等为荐任官由所属长官推荐给中央政府任命。第六至九等为委任官由各所属长官直接任命。 按1913年1月9日公布的《文官惩戒法草案》规定凡官员犯有下列之一错误即违背职守义务、玷污官吏身份、丧失官吏信用将受到处分。处分分四种：革职、降官、减俸、申诫。1918年1月对惩戒法草案作了修改并增添了记过一项处分。 附表二：“袁记约法”时的北京政府组织（1914年） 中华民国大总统府大总统副总统大元帅统率办事外步兵统领衙门将军府参谋本部翊卫处国史馆肃政厅平政院蒙藏院审计院政事堂国务卿左丞右丞总检察厅大理院交通部农商部教育部司法部海军部陆军部财政部内务部外交部司务所印铸局铨叙局法制局主计局机要局第九章南京国民政府的机构和制度北洋军阀在中国的统治被推翻以后取而代之的是南京国民政府。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动反革命政变。15日在南京的少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召集“谈话会”宣布否认在武汉的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的合法性并“定都南京”。18日蒋介石等人在南京举行所谓的“定都典礼”。南京国民政府就此成立。 南京国民党政权在中国的统治持续了22年。在这22年中它先后实行过三种基本制度即军政制度、训政制度、宪政制度。政治体制演变经历了五个大的时期：（1）从1927年4月到1928年1o月是国民党的所谓“军政时期”也是南京国民政府由地方政权向全国政权展的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国民党建立了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在形式上完成了“统一”全国的过程；但是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并不牢靠国民党内争不断国民政府的领导体制多次变更。（2）从1928年1o月到1937年7月是国民党开始实施“训政”的时期也是南京国民政府新专制主义政治体制大体形成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得到强化五院制的中央政制和集权化的地方政制逐步完善军事化统治网络初步形成它们的有机组合构成了南京国民政府的政体框架。（3）从1937年7月到1945年8月是国民党的所谓“抗战建国时期”也是国民政府获得国内外广泛承认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国民党没有放弃“训政”但是它适应国内外的民主要求设置了政策咨询机构国民政府吸纳个别非国民党人士实行了有限度的开放；同时它又利用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有利时机以战时军事政治需要为借口将蒋介石对整个国家的独裁统治展到极端。开放化和集权化是这个时期国民政府政治体制演变中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其中开放化是次要的方面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就停滞下来；集权化是主要的方面贯穿于整个抗战过程而且延续到抗战胜利以后。（4）从1945年8月到1948年5月是国民党顽固坚持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的“训政”体制反对和抵制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时期也是南京国民政府失去民心、走向失败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中国的革命民主力量迅壮大政治协商会议确定的国会制、内阁制、省自治制为国民党政权的民主化改造指明了道路。然而国民党撕毁了政协决议企图通过召集非法的“国民大会”和颁布一党“宪法”改变中国的民主化进程。（5）从1948年5月到1949年4月是国民党改行“宪政”的时期也是国民党统治遭到革命民主力量沉重打击、迅崩溃和灭亡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国民党将一党包办的五院制政府改组为国民党占支配地位的总统制政府把蒋介石在“训政”时期以各种名义取得的统治权通过宪法和宪法临时条款的形式重新赋予他完成了名义上“还政于民”、实际上“还政于蒋”的宪政改革。 第一节立法机构和立法制度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时为了给这个政府披上合法的外衣蒋介石盗用了已经被废止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的名义。因为前中央政治会议成员只有6人在南京蒋介石又临时“加派”9人为中央政治会议成员然后由这个非法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在4月17日作出决议：国民政府于1927年4月18日开始在南京办公。这样做的目的是给人造成南京国民政府系由广州迁都而来的假象。宁汉沪合流后三方代表组成“中央特别委员会”代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职权中央政治会议被撤销。但是仅仅过了4个月中央政治会议又于1928年1月11日恢复设立。3月7日蒋介石被推举为中央政治会议主席。8月14日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修订《政治会议暂行条例》规定“凡政治会议议决案应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交国民政府执行”。9月19日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均为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候补委员得列席中央政治会议。此后国民政府重要法令政务均由中央政治会议议决。 在“训政”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先从国家根本法的高度将国民党一党专政法制化中央政治会议成为事实上的最高立法机关。国民党中执会常务委员会第172次会议于1928年1o月3日通过的《训政纲领》宣布：（1）“中华民国于训政期间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以政权付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2）“依照总理建国大纲所定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应训练国民逐渐推行”；“治权之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项付托于国民政府总揽而执行之”。（3）“指导监督国民政府重大国务之施行”“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之修正及解释”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执行。中央政治会议的职权由决定政治方针展为指导重大国务1o月8日颁布的五院制《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就是依据这个纲领制定的。1929年3月21日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确定训政时期党、政府、人民行使政权、治权之分际及方略案》规定：中央政治会议在决定训政大计指导政府上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国民政府在实施训政计划与方案上对中央政治会议负责；国民党最高权力机关于必要时得就人民之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在法律范围内加以限制。根据这项决议案国民政府于7月布命令：“中国国民党根据以党治国之原则不许其他政党在中国境内有所活动。”1为了把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法制化国民政府又于1931年5月召集国民会议并于5月5日以国1《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公报》第222号1929年7月。 民会议名义通过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这部约法共8章89条照抄了《训政纲领》的主要内容但关于中央政治会议的规定没有收录在内。中央政治会议的组成和职掌曾经有过一些变更。国民党三届三中全会于193o年3月4日通过的《修正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条例案》规定：“政治会议为全国实行训政之最高指导机关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负其责任。”“政治会议委员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就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中推定之。”“政治会议委员之名额不得过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总数之半数。政治会议得设候补委员但其名额不得过委员名额三分之一。”政治会议讨论及决议的事项包括：建国纲领立法原则施政方针军事大计财政计划国民政府主席及委员、各院院长、副院长及委员和特任特派官吏的人选。“政治会议之决议直接交由国民政府执行。”中央政治会议下设政治组、经济组、外交组、财政组、教育组及其他专门组每组有委员5至9人分别担任审查与设计事宜。其人选从政治会议委员及不担任政治会议委员的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中推定。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于1935年12月6日通过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大纲案》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设政治委员会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就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中推定主席1人、副主席1人、委员19至25人组织之为政治之最高指导机关对中央执行委员会负其责任。”此后的中央政治会议即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中央政治委员会下设法制、内政、经济、教育、土地、交通等专门委员会各设委员9至15人由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及对专门委员会主管事项有专门研究的国民党党员充任。 立法院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不直接布命令及处理政务在五院制下立法院负责把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的立法原则制定为具体的法律条文并完成立法程序是国民政府名义上的最高立法机关。1928年1o月8日公布的《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立法院设院长、副院长各1人委员49至99人由立法院长提请国民政府任命；立法院正副院长和委员合组立法院会议议决法律案、预算案、大赦案、宣战案、媾和案、条约案及其他重要国际事项；立法院会议以院长为主席立法委员不得兼任中央政府、方政府各机关的事务官。同年11月13日国民政府公布的《立法院议事规则》规定：“中央政治会议交议之事件只得为内容之审议。”1928年12月5日立法院正式成立胡汉民任院长有立法委员49人。1931年12月3o日修订公布的《国民政府组织法》对立法院的组成进行了调整规定：立法院设委员5o至1oo人其中半数由法定人民团体选举；立法委员任期2年可以连任但不得兼任其他官职；立法院会议开会时各院院长及各部部长、各委员会委员长得列席说明；在宪法颁布以前立法院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立法院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国会它不是真正的立法机关也不是民意代表机关按规定立法委员有半数应由法定人民团体选举产生但是这种选举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也没有进行。 立法院的职权主要是完成立法。什么是法？《法规制定标准法》解释说：“凡法津案由立法院三读会之程序通过、经国民政府公布者定名为法。”1根据《立法程序纲领》提交立法院审议的法律案有四种情况：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交议的国民政府交议的行政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移送审议的立法委员联名提出的。立法委员联名提出议案须有5人以上联署；各院移送审议的提案内容都是关于其所属部会及行政院所属省市政府主管事项经该院核定后以该院名义提交立法院审议；五院以外国民政府直辖各机关主管事项的法律案经国民政府核定后以国民政府名义交立法院审议。其中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提出的法律案由其自定原则；国民政府和所属各院及立法委员联名提出的法律案由各该机关拟定原则草案送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各部会及行政院所属省市政府或国民政府直辖机关提出的法律案由移送提案的主管机关审定原则草案送中央政治会议决定。立法院审议法律案时须开“三读会”然后付表决。“对于中央政治会议所定之原则不得变更但立法院有（不同）意见时得陈述意见于政治会议”由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是否变更立法原则。“立法院会议通过之法律案在国民政府未公布以前中央政治会议认为有修正之必要时得以决议案交立法院依据（决议）修正之。”1除了完成立法以外立法院还有权议决预算案、大赦案、宣战案、媾和案、条约案及其他重要国际事项对于本院议决案的执行可以向国民政府其他各院及行政院各部会提出质询和质问。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在1931年12月26日修订《国民政府组织法》时删去了立法院对于条约案的议决权。此后各项涉外条约不再经立法院审议改由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后直接交行政院执行。南京国民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的《淞沪停战协定》（1932年5月）、《塘沽协定》（1933年5月）均未经立法院审议。 立法院以会议形式进行立法工作在院内设立常设委员会和特别委员会。常设委员会履行经常性的立法职权有法制、外交、财政、经济、军事5个委员会。各委员会均设委员长1人委员若干人委员长由立法院长指定委员由立法委员分任。特别委员会履行特定的立法职权为了起草民法、商法、自治法、劳工法、土地法立法院都设立过特别委员会。这些特别委员会因事而设事后即撤。例如为了起草宪法草案立法院曾于1933年11《法规制定标准法》（1929年5月14日）参见商务印书馆编辑《中华民国现行法规大全》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1o99页。 1《立法程序纲领》（1933年4月2o日）参见商务印书馆编辑《中华民国现行法规大全》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11oo页。 月2o日设立宪法草案起草委员会。在当时的立法院长孙科主持下历时一年余到1934年2月23日完成《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初稿》宪法草案起草委员会便结束了工作。立法院随即设立由36名立法委员参加的“宪法草案初稿审查委员会”经过研究写出《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初稿修正案》。同年1o月16日这个宪法草案初稿修正案经过立法院三读通过送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审查。经过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四届六中全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五届一中全会的四次修订加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频繁审查和立法院两次奉命修改直到1936年5月1日《中华民国宪法草案》才在立法院完成立法程序。5月5日国民政府正式公布这就是五五宪草。五五宪草在修改过程中虽曾两次在报纸上公开征集意见但它的起草、修改、审查、通过都是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宪草规定行政院正副院长及政务委员、司法院正副院长、考试院正副院长均由总统任免行政院对总统负责总统行使各项职权不受监察院、行政院制约。因此这是一部总统独裁制宪法草案。 国防最高会议、国防最高委员会抗日战争全面爆以后中央政治会议（中央政治委员会）的最高立法权相应地移交给国防最高会议。国防最高会议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决定组建的全国国防最高决策机关对中央政治委员会负责。《国防最高会议组织条例》规定：“在作战期间关于党政军一切事项国防最高会议主席得不依平时程序以命令为便宜之措施。”11937年11月17月中央政治委员会停止开会其职权由国防最高会议代行。 1939年1月28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设置国防最高委员会代替原来的国防最高会议统一党政军之指挥并代行中央政治委员会的职权。《国防最高委员会组织大纲》也赋予委员长以紧急命令权并取消了“在作战期间”的限制。国防最高委员会在战时自行制定了多项法令除了法与条例以外还有规程、章程、规则、通则、准则、细则、大纲、纲要、标准、办法等多种名目命令与法律、命令与条例、法律与条例、法律与规则经常生抵触。这些法令多数根本不经立法院通过直接交国民政府公布有的事后交立法院按原文通过有的由国防最高委员会制定原则交立法院限期签注意见再由国防最高委员会作出决定。 立法院名义上具有的最高立法权在战时受到排斥。为了划清国防最高委员会与立法院在立法方面的权限蒋介石命令国防最高委员会所属的中央设计局、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召集有关人员研究制定了《国防最高委员会与立1《国防最高会议组织条例》（1937年8月12日）参见蒋纬国主编《国民革命战史第三部：抗日御侮》第3卷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9年版第23页。 法院关系之调整办法》1942年2月24日以立法院训令形式公布。调整办法规定：（1）国防最高委员会决定的立法原则立法院如有（不同）意见应尽向国防最高委员会陈述。（2）法律案如无紧急或特殊情形及《国防最高委员会组织大纲》规定的紧急命令事实仍应交立法院审议；关于前项紧急或特殊情形应由提案机关以书面详述理由呈请国防最高委员会核定。（3）国民政府依照国防最高委员会决定公布的法令应令知立法院立法院对于此项法令毋庸再行审议。同年3月11日立法院法制委员会7名委员联名呈文立法院院长孙科表示不同意这个调整办法认为法律仍应依立法程序经立法院审议通过。这个意见没有被采纳。 政治协商会议的五项决议与《中华民国宪法》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内各民主党派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的训政体制提出强烈批评结束训政、实施宪政的民主要求空前高涨。政治协商会议于1946年1月31日通过五项决议确定改组一党政府为多党政府按照国会制、内阁制、省自治制的原则制定宪法实行宪政。对于宪法草案的修改决议规定了如下原则：立法院为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由选民直接选举其职权相当于西方国家的议会；行政院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行政院长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任命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如立法院对行政院全体不信任时行政院或辞职或提请总统解散立法院但同一行政院长不得再次提请解散立法院；总统经行政院决议得依法颁布紧急命令但须于一个月内报告立法院；省可以制定省宪法省与中央权限依均权主义规定。按照这样的原则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最高立法权（当时由国防最高委员会代行）将被撤销民主选举产生的立法院将成为最高立法机关。两个月后这些决议被国民党推翻。1946年3月16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决定撤销国防最高委员会恢复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了与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完全相反的决议。11月15日国民党不顾各民主党派的抵制和反对在南京召开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12月25日通过了以五五宪草为基础的《中华民国宪法》。 在政治体制上《中华民国宪法》设计了近似于国会制和内阁制的条文实行的却仍是《五五宪草》规定的总统独裁制：（1）宪法规定行政院有条件地对立法院负责。这些规定是：行政院有向立法院提出施政方针及施政报告之责立法院有向行政院质询之权；立法院对于行政院重要政策不赞成时得以决议移请行政院变更行政院如不愿变更经总统核可可请立法院复议；行政院对于立法院议决的法律案、预算案、条约案如认为窒碍难行时可以经总统核可于1o日内移请立法院复议；复议时如有出席委员三分之二维持原决议行政院长应即接受该决议或辞职。（2）宪法赋予总统很大的权力：对外代表国家依法行使宣战、媾和、缔约、戒严、大赦、公布法律、布命令、任免文武官员等职权而且统率全国陆海空军遇有紧急情形可以依法布紧急命令有权召集有关各院院长会商解决院与院间的争执有权提名行政院长、司法院正副院长及大法官、考试院正副院长及考试委员的人选。宪法虽然规定国家最高行政机关为行政院但是行政院向立法院提请复议须经总统核可总统实际上拥有对行政院的控制权。（3）宪法对总统行使职权也作出了一些限制。总统公布法律、布命令须经行政院院长或行政院院长及有关部会长副署；任命行政院院长须经立法院同意任命司法院正副院长及大法官、考试院正副院长及考试委员须经监察院同意；宣布戒严须经立法院的同意或追认立法院认为必要时得以决议移请总统解严；国家遇有天灾、疬疫或财政经济上有重大变故时总统可以依法布紧急命令进行必要的处置但须于布命令后一个月内提交立法院追认如立法院不同意该命令立即失效；监察院有权向国民大会提案弹劾总统、副总统。正因为有这样一些限制在1948年4月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提名总统候选人时蒋介石明确表示不愿出任总统。为此由国民党包办的“国民大会”在4月18日又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规定“在动员戡乱时期”总统不受宪法第39条或第43条所规定程序的限制即宣布戒严、实施紧急处分可以不经立法院通过或追认。这样宪法中对总统权力的主要限制被取消宪法设计的有限责任内阁制复归为总统独裁制。 第二节行政机构和行政制度国民政府初期的行政机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时在机构设置上参照了广州国民政府的做法。在国民政府内初设外交部、财政部、司法部、交通部、军事委员会、教育行政委员会、财政委员会、中央法制委员会。1927年1o月撤销教育行政委员会改设大学院。11月增设最高法院。1928年2月增设内政部、农矿部、工商部和建设委员会。4月设立中央研究院。8月增设禁烟委员会。9月增设侨务委员会。按照1928年2月4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修订通过的《国民政府组织法》还应设立监察院、考试院、审计院、法制局、蒙藏委员会但这些机构在国民政府改设五院以前没有建立。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领导体制经历了多次变更。国民政府最初不设主席而以胡汉民等4人为常务委员日常政务由常务委员以会议形式集体处理政府决策权掌握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手中。宁汉合流后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决定改组南京、武汉两政府成立统一的国民政府。1927年9月2o日改组后的国民政府成立。国民政府设委员47人其中常务委员5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设委员67人其中主席团委员14人。这样庞大的政府机构完全是为了安置和平衡各派势力。由于权力分赃不均特委会政府争吵不休。1928年2月7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再次改组国民政府推举谭延闿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 训政时期的三级中央政制训政时期的南京国民政府实行三级中央政制。国民政府主席、委员及国民政府直辖机关构成第一级权力机构立法院、行政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院长、副院长及委员构成第二级权力机构五院所属的各部、各委员会构成第三级权力机构。五院制国民政府成立时直属机关除具体办事机构文官处外还设置了参军处、参谋本部、训练总监部、军事参议院等军事机构和国立中央研究院、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等行政机构。以后又陆续增设了主计处、稽勋委员会、政务官惩戒委员会、国史馆筹备委员会、西京筹备委员会等机构。原属行政院的建设委员会、全国经济委员会后来划归国民政府直辖。 国民政府主席是国家元对内对外代表国家但主席的职权并不固定依蒋介石是否担任主席而变化。按照1928年1o月8日公布的《国民政府组织法》国民政府主席为国务会议主席兼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公布法律、布命令由国民政府主席及五院院长署名执行。1o月1o日蒋介石就任国民政府主席。1931年6月14日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扩大了国民政府主席的职权。规定：国民政府五院院长、副院长、陆海空军副司令及直属于国民政府的各院、部、委员会长由国民政府主席提请国民政府任命；公布法律、布命令不须五院院长副署直接由国民政府主席署名执行。蒋介石的揽权独裁活动引起国民党内其他政派的强烈反对反蒋各派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12月15日蒋介石被迫宣告下野。26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根据粤方意见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改国民政府主席为虚位元。规定：国民政府主席不负实际政治责任不兼任其他官职任期二年得连任一次；五院院长、副院长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在宪法未颁布以前五院各自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会议改选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 在五院制下行政院是国民政府最高行政机关。1928年1o月25日行政院正式成立第一任院长是谭延闿。行政院由行政院正副院长和所属各部、各委员会组成。行政院执行政务的决策机构是行政院会议由正副院长、各部部长、各委员会委员长组成。开会时以院长为主席院长因故不能执行职务时由副院长代理。行政院会议的职权主要是议决下列事项：（1）提交于立法院的法律案、预算案、大赦案、宣战案、媾和案、条约案及其他重要国际事项；（2）荐任以上行政官吏和司法官吏的任免；（3）处理所属各部、会之间及各委员会之间不能解决的事项；（4）其他依照法律或行政院长认为应付行政院会议议决事项。谭延闿在任时行政院院长的权力较小。院长主持行政院会议综理全院事务监督所属机关但行政院所有命令及处分须经全体部长或有关部部长副署始生效力。193o年9月22日谭延闿病逝。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于11月17日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扩大了行政院院长的权力。规定：行政院会议改称国务会议原来的国务会议改称国民政府会议；行政院各部设部长1人政务次长、常务次长各1人各委员会设委员长、副委员长各1人均由行政院院长提请国民政府任免。会议推举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院长。这样蒋介石不仅操纵着国民政府的第一级、第二级权力机构而且控制了第三级权力机构。蒋介石下野后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于1931年12月16日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恢复行政院会议旧称改国民政府会议为国民政府委员会议规定行政院院长负实际政治责任并推举孙科继任行政院院长。1932年1月25日孙科辞职。28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改任汪精卫为行政院院长。1935年12月1日汪精卫辞职。7日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复任蒋介石为行政院院长。经过几番周折蒋介石重新执掌了行政院。 行政院下设部和委员会分管各项行政事务。行政院成立时除办事机构秘书处、政务处以外设有内政、外交、军政、财政、农矿、工商、交通、铁道、教育、卫生1o部和蒙藏、侨务、禁烟、建设4个委员会。1929年1月11日增设赈灾委员会（后改称赈务委员会）。4月12日裁撤军政部海军署增设海军部。193o年11月17日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决定调整行政院机构将农矿部与工商部合并为实业部卫生部改为卫生署并入内政部建设委员会划归国民政府直辖。此后行政院机构变化不大。到抗日战争全面爆时行政院共有9部和4个委员会。行政院各部设部长、政务次长、常务次长各1人部长综理部务次长协助部长工作。部的下面按照不同情况设厅、署、司、处置秘书、参事、厅长、署长、司长、处长、科长、科员、技监、技士、技佐、编审、视察、督学等各类人员。行政院各委员会设委员长、副委员长各1人委员和常务委员若干人委员长在副委员长协助下领导和管理本会工作。会的下面分设处、科置秘书、参事、处长、科长、科员等各类人员。蒙藏、侨务、赈务委员会还在地方设立了一些派出机构。 ------------ 11 抗战时期的战时体制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转入战时体制。1937年8月12日国民政府设立国防最高会议作为全国国防最高决策机关蒋介石任主席汪精卫任副主席。国防最高会议由党政军三方面负责人组成成员包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的常务委员、秘书长、中央各部部长国民政府五院正副院长、行政院秘书长及各部部长、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委员长、常务委员参谋本部总长、训练总监部总监、军事参议院院长。国防最高会议组成后国民政府五院直接接受其领导五院分别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的规定失去效力。11月2o日国民政府迁都重庆。12月13日南京沦陷。1938年元旦蒋介石辞去行政院院长兼职孔祥熙继任。同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中央机构调整案》规定：撤销铁道部、实业部和直属于国民政府的建设委员会、全国经济委员会；设立经济部将实业部、建设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第三部及第四部、资源委员会、全国经济委员会的水利部分划归经济部；铁道部及全国经济委员会的公路部分改隶交通部；撤销海军部将其所管事务划归军事委员会所属的海军总司令部办理；原属军事委员会的禁烟总会改隶内政部贸易调整委员会及对外易货委员会改隶财政部。1月14日国民政府修订公布《行政院组织法》规定行政院只设内政、外交、军政、财政、经济、教育、交通7部和蒙藏、侨务2个委员会。2月24日赈务委员会改称赈济委员会仍隶属行政院。 为了增强抗战力量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初期设置了一个以国民党为主、容纳国内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的咨询机关——国民参政会。1938年7月6日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会议在汉口开幕。第一届参政会有参政员2oo人参政员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汪精卫任议长。按照组织条例国民参政会的职权主要有三项：（1）在抗战期间政府对内对外重要施政方针于实施前应提交国民参政会审议。前项决议案经国防最高会议通过后依其性质交主管机关制定法律或颁布命令行之。但是“遇有紧急特殊情形国防最高会议主席得依《国防最高会议组织条例》以命令为便宜之措施。”（2）国民参政会得提出建议案于政府。（3）国民参政会有听取政府施政报告暨向政府提出询问案的权力。国民参政会每半年开会一次闭会期间设驻会委员会。它下设五个审查委员会分别审查关于军事国防、外交国际、内政、财政经济、教育文化等项议案。国民参政会没有立法权和监督权不是所谓的“战时国会”但它为各党各派评议时政提供了合法讲坛。广州、武汉失守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叛国投敌。1939年1月28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设立国防最高委员会统一党政军的指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属各部各委员会及国民政府五院、军事委员会及其所属各部各委员会兼受国防最高委员会指挥总动员委员会直隶于国防最高委员会。与国防最高会议不同之处在于：（1）国防最高委员会不设副职实行委员长集权制委员长可以提名任命委员常务委员由委员长于委员中指定。（2）除委员外国防最高委员会另以党政军各方面负有实际责任的领导人为执行委员负责执行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决议经委员长指定的执行委员还可以列席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议。（3）国防最高会议没有常设机构国防最高委员会设立了机构庞大的秘书厅。2月7日国防最高委员会成立蒋介石任委员长。3月11日国防最高委员会下设国民精神总动员会蒋介石兼任委员长。11月2o日孔祥熙辞职蒋介石复任行政院院长。此后行政院的直属机构进行了局部调整。194o年3月将原属经济部的农林部分划出设立农林部。4月原属内政部的卫生署划归行政院直辖。7月增设全国粮食管理局统筹全国粮食的产销储运。9月6日国民政府明令以重庆为陪都。1o月行政院增设重庆陪都建设委员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社会部改隶行政院。1941年5月撤销全国粮食管理局增设粮食部。7月增设全国水利委员会。12月撤销内政部原设的地政司改于行政院下设地政署。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曾决定增设经济作战部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曾决定增设贸易部但这两部均未成立。到1941年底行政院的直属机构增加为1o部5会2署。 行政三联制的推行战时国民政府虽然实行高度集权但是由于官僚机构臃肿、从政人员腐败并没有收到集权政府应有的行政效能。194o年7月6日根据蒋介石的提议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决定试行行政三联制。所谓行政三联制是将行政管理的设计、执行、考核三个环节紧密连接起来设计是行政活动的开始执行是对设计的实施考核既是对执行情况的检验又是对下一个设计的反馈。如此尾相连形成一个有机的行政系统。它的运行程序是：在每一个年度开始前先由中央设计局拟就施政方针经国防最高委员会讨论修改后交各级政府各级政府据此拟定详细施政计划及所需经费概算逐级审核后送达中央设计局再由中央设计局审查、整理成全国施政计划呈报国防最高委员会核准交各级政府执行同时通报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据此对各级政府施政状况进行考评。1941年2月15日和22日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和中央设计局先后成立。按照组织大纲中央设计局是主持政治经济建设计划的设计及审核的最高机关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是考核检定设计方案的实施进度、考核党政机关经费人事的最高机关。在行政三联制下国民政府五院、国民党中央各部会、地方各级政府和党部都成了纯粹的执行机关。对此立法院、监察院明确表示不满司法院、考试院和国民党中央各部、各委员会都消极抵制。1942年11月27日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强令推行行政三联制规定对“不遵送计划与不遵照计划执行之主管与机关”予以严格惩处。1943年各机关相继设立了设计考核委员会或设计考核处负责本机关的施政设计和工作考核。实行行政三联制并没有革除公文往返、办事拖沓、敷衍塞责的弊端。由于蒋介石一身兼任中央设计局总裁、行政院院长和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委员长使三联归于一统加强了蒋介石的个人集权。1943年8月1日林森逝世蒋介石代理国民政府主席。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于9月1o日再次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主席为陆海空军大元帅；国民政府五院院长、副院长由主席于国民政府委员中提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国民政府主席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五院院长对国民政府主席负责；主席任期3年连选得连任。会议推举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院长。这样蒋介石将党政军最高职位全部收归己有。直到1945年5月31日蒋介石才辞去行政院院长兼职由宋子文继任。 战后的行政机构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于1946年5月5日迁回南京22日原属经济部的资源委员会改隶行政院。31日国民政府明令撤销军事委员会及其所属各部、各委员会和行政院的军政部改于行政院下设国防部。6月26日内战重新爆。在国民党的专制统治陷入严重危机的情况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于1947年4月17日决定改组国民政府使其成为由训政向宪政过渡的政府。具体措施是：（1）撤销包揽一切的国防最高委员会以国民政府委员会为国民政府最高国务机关。其职权为讨论及决议立法原则、施政方针、军政大计、财政计划及预算、院与院之间不能解决事项并决定各部、各委员会长官及不管部会的政务委员和立法委员、监察委员的任用。国民政府设委员29人其中国民党17人青年党、民社党、无党派人士各4人国民政府正副主席、五院院长及主要部部长均由国民党委员担任。（2）改行政院会议为政务委员会以行政院负行政的全责。行政院下设内政、外交、国防、财政、教育、农林、工商、交通、社会、水利、卫生、地政、粮食、司法行政、主计15部和蒙藏、侨务、资源3个委员会。其中工商部由原经济部更名而来水利部由原全国水利委员会改组而来卫生部、地政部由原卫生署、地政署升格而来司法行政部由司法院改隶而来主计部由国民政府主计处改隶而来。（3）国民政府委员会吸纳了少量非国民党委员立法院、行政院、监察院也都增加了一些非国民党的立法委员、政务委员、监察委员。这次改组政府没有经过民主选举是由国民党一党包办的改组后蒋介石仍任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任副主席张群任行政院院长非国民党委员多担任副职或闲职没有改变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局面。 第三节军事机构和军事制度军政时期的军事机构和制度南京国民政府的最高军事机关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1927年7月12日公布的《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规定：军事委员会为军事最高机关负全国陆海空军编制、统御、教育、经理、卫生及充实国防之责；军事委员会委员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委员互选5至7人为常委常委互选1人为主席；执行决议、布命令时由常务委员全体署名。军事委员会下设政治部、军务厅、总务厅、参谋厅、军事教育厅、海军处、航空处等直属机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名义上隶属于军事委员会实际上独立行使统帅权。军政时期的南京国民政府实行总司令集权制。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于1927年5月2日修改通过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规定：凡编入作战军战斗序列的陆海空军均归总司令统辖指导对于此等军队的统御、经理、教育、卫生等事项负完全责任；未加入作战序列的各军仍由军事委员会直辖但应作战上的要求总司令得咨请军事委员会调遣。这次会议还决定在总司令部内增设战时政务委员会由国民政府特派内政、外交、财政、交通等部负责人员组成受总司令指挥处理作战区域政务。这个机构是蒋介石依靠军队操纵政府的中间机构在特委会政府成立时被撤销。蒋介石复出后又于1928年3月2o日设立战地政务委员会。该会下设内政、外交、财政、司法、交通、教育、农矿、工商、建设9处分别由国民政府相关各部和委员会选派能代表该机构的委员组成负责处理作战地域各项政务直属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通过操纵战地政务委员会蒋介石间接控制了国民政府。北伐军攻占北平、天津以后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于6月27日通过决议撤销了战地政务委员会。 国民政府的中央军称为国民革命军中央军的军制比较规范。陆军和海军军官分为将、校、尉3等12级即上将（特级、一级、二级）、中将、少将、上校、中校、少校、上尉、中尉、少尉、准尉。空军不设上将、中将最高官职为少将校官、尉官与陆军和海军相同。士兵分为士和兵2等5级即上士、中士、下士、上等兵、一等兵。宁汉合流后军事委员会全体会议于1927年1o月9日决定整编军队。规定：各部队以军为单位军以上分路用数字加以区别各路负责者称总指挥。军的编制每军辖三师、一教导团、一骑兵队、一炮兵团、一工兵营、一通信队、一宪兵队、一军乐队；师的编制分为两种甲种师辖四团乙种师辖三团、一特务营、一炮兵营；团的编制每团辖三营、一迫击炮连、一机关枪连、一卫生队；营的编制每营辖三连。1928年2月28日国民政府编组北伐军。第一集团军辖18个军总司令为蒋介石；第二集团军辖25个军总司令为冯玉祥；第三集团军辖11个军总司令为阎锡山。4月8日组建第四集团军辖8个军、2个独立师总司令为李宗仁。北伐过程中国民政府所属部队急剧膨胀。7月2日何应钦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周上报告说全国已有84个军军队人数达22o万人以上。蒋介石掌握中央政权后力主“削藩”。1929年8月蒋介石召集国军编遣实施会议决定将全国陆军编为65个师每师11ooo人。这个计划因军阀混战未能实施。1932年6月4日军事委员会统一军队编制规定以军为直辖单位每军辖2个师先将中央军编为48军96师每师增设工兵、辎重、通信等特种营分驻全国各地。 国民政府改设五院后撤销了军事委员会将其所管事务分别移交军政部、参谋本部、训练总监部、军事参议院办理。军政部隶属于行政院掌管陆海空军行政事宜下设陆军署、海军署、航空署、军需署、兵工署、审查处、总务处。参谋本部、训练总监部、军事参议院直属于国民政府这三个机构都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于1928年1o月18日决定设置的。参谋本部掌管国防及用兵事宜原称参谋部12月3日改称参谋本部。参谋本部设总长、次长各1人参谋若干人。总长综理部务统辖全国参谋人员及驻外使馆武官并管辖陆军大学、陆地测量总局、中央通信所等直属机关次长协助总长工作。下设各厅局。军事参议院是国民政府最高军事咨议建议机关设院长、副院长（均由上将担任）各1人参议9o至18o人咨议6o至15o人。参议、咨议均由曾任上校以上军官充任下设总务厅、军事厅和研究委员会。训练总监部掌管全国军队教育、国民军事教育及所辖学校教育设总监1人、副监2人、参事6人。总监综理部务副监辅助总监处理部务参事负责审核与本部有关的法令章制及考察军事教育并陈述意见。下设总务厅和步兵、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交通兵、通令兵各兵监。 1932年2月6日国民政府恢复设置军事委员会并扩大其组织和职权。同年3月12日公布的《军事委员会暂行组织大纲》规定：军事委员会设委员长1人委员7至9人由中央政治会议选定、国民政府特任；此外行政院院长、参谋总长、军政部长、训练总监部总监、海军部长、军事参议院院长为当然委员；委员互推3至5人为常务委员辅助委员长筹划一切事宜。军事委员会的职权为议决下列事项：国防绥靖的统率事宜军事章制、军事教育方针的最高决定军事建设、军队编遣的最高决定中将及独立任务少将以上任免的审核。重新设置的军事委员会实行委员长集权制军令事项由委员长负责执行其他事项由委员长召集会议讨论决定蒋介石任委员长。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南京警备司令部、杭州警备司令部、平津卫戍司令部等驻防重要城市的军事机关归军事委员会直辖。11月1日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增设国防设计委员会蒋介石兼任委员长。1935年4月国防设计委员会与军政部兵工署的资源司合并改称资源委员会隶属军事委员会。 军事委员会在其驻地以外设立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剿匪总司令部”、“绥靖主任公署”等派出机关。委员长行营是蒋介石策划、部署、指挥“围剿”红军的前进基地它的设置常因军事行动的需要而变更。193o年8月设立汉口行营主要负责“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1931年2月设立南昌行营主要负责“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1932年4月汉口行营撤销改在汉口设立“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红军长征后南昌行营于1935年2月撤销。同年3月设立武昌行营1o月撤销。11月设立重庆行营。1936年1o月和1937年1月增设广州行营、西安行营。“剿匪总司令部”是对红军进行武装“围剿”和对革命根据地包围进攻的指挥机关。1932年4月国民政府特任何应钦、蒋介石为“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和“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1932年7月至1933年3月以这两个总司令部为指挥机关动了对鄂豫皖、洪湖、湘鄂西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全面进攻。“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于1933年8月撤销“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于1935年2月撤销。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国民政府于1935年11月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继续“围剿”红军。“绥靖主任公署”是军事委员会派驻地方的省级军事机构“绥靖主任”对于所辖区域党政要务有便宜处置权。“绥靖公署”初设于1931年11月最早设立的是驻赣、驻豫、驻鄂“绥靖公署”。到1937年6月先后设立了驻赣、驻豫、驻鄂、北平、太原、广州、南宁、驻闽、贵州、冀察、豫皖、滇黔川康、甘肃、西安、江苏等“绥靖公署”。其中驻赣、北平、甘肃、西安“绥靖公署”设立不久便撤销。 国民政府原实行募兵制后改行征兵制。1936年3月1日国民政府明令实施《兵役法》规定年满18岁至45岁的男子均有服兵役的义务。兵役分为常备兵役和国民兵役常备兵役又分为现役、预备役两种。凡年满2o岁至25岁的男子经检定合格后入营服现役服役期限为3年。9月8日国民政府颁布“征兵令”。军政部划全国为6o个师管区并先在苏、浙、皖、赣、豫、鄂六省择地建立师、团管区司令部掌管征兵事宜。到12月止共征得新兵5oooo人各就管区入营。 抗战时期的军事机构和制度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以军事委员会为最高统帅部以蒋介石为陆海空军大元帅统一指挥全国陆海空军。行政院所属的军政部、海军部归军事委员会兼管。1937年8月2o日军事委员会颁布战区及战斗序列。第一战区为河北及鲁北地区司令长官由蒋介石兼下辖第一、二、十四集团军；第二战区为晋察绥地区司令长官为阎锡山下辖第六、七、十八集团军；第三战区为京沪杭地区司令长官为冯玉祥（后改由蒋介石兼）下辖第八、九、十、十五、十九集团军；第四战区为闽粤地区司令长官为何应钦下辖第四、十二集团军；第五战区为鲁南及苏北地区司令长官由蒋介石兼（后改为李宗仁）下辖第三、五集团军；另将西南各省部队编为四个预备军随时听候调遣。22日军事委员会布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25日朱德、彭德怀就任第八路军正副总指挥下辖3个师。9月11日第八路军改称第十八集团军隶属于第二战区。17日军事委员会划津浦路北段为第六战区以冯玉祥为司令长官。1o月2日军事委员会又布命令将留在南方八省的共产党游击队改编为陆军新编第四军。26日增设第七战区以刘湘为司令长官下辖第八、十五、二十三集团军在长江下游沿岸布防。 为了适应战时需要军事委员会于1937年9月8日进行改组。改组后的军事委员会下设第一部（负责作战）、第二部（负责政略）、第三部（负责国防工业）、第四部（负责国防经济）、第五部（负责国际宣传）、第六部（负责民众训练）、后方勤务部、卫生勤务部及国家总动员设计委员会。9月17日增设军法执行总监部和农产、工矿、贸易3个调整委员会。11月16日撤销第二部、第五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宣传部、民众训练部划归军事委员会指挥。1938年1月军事委员会调整直属机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宣传部、民众训练部脱离军事委员会管辖原属国民政府的参谋本部、训练总监部、军事参议院划归军事委员会管辖；参谋本部与第一部合并为军令部训练总监部改称军训部；增设政治部第六部并入政治部；撤销第三部、第四部；农产、工矿调整委员会改隶经济部贸易调整委员会改隶财政部。2月6日政治部成立。政治部掌管陆海空军的政治训练、抗战宣传及政治情报兼管国民军训、民众组训和战地服务设部长1人、副部长2人、指导委员若干人陈诚任部长共产党员周恩来、第三党的黄琪翔任副部长。经过调整军事委员会不再兼管党政事务而专注于军事指挥。军事委员会随即重新划分了战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为程潜在平汉路作战；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为阎锡山在山西作战；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为顾祝同在苏浙作战；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为何应钦在粤桂作战；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为李宗仁在津浦路作战；第六、第七战区撤销增设第八战区司令长官由蒋介石兼守备甘宁青地区。6月14日增设第九战区以陈诚为司令长官组织武汉保卫战。 抗日战争初期军事委员会对陆海空军分别进行了整建。战前国民政府所属陆军共有49个军下辖步兵182个师又46个独立旅、骑兵9个师又4个独立旅、炮兵4个旅又2o个独立团总兵力17o万人1。抗战开始后红军和广东、广西、云南、四川省地方部队相继接受改编总兵力达到2oo万人。海军在战前有舰艇74艘编为3个舰队总排水量为59o15吨2。到19371蒋纬国主编：《国民革命战史第三部：抗日御侮》第1卷第122页、第3卷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9年版第1o8—112页。 2蒋纬国主编：《国民革命战史第三部：抗日御侮》第1卷第122页、第3卷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9年版第1o8—112页。 年12月止或为日军飞机炸毁或为作战需要阻塞航道或为战况所迫自行凿沉已损失舰艇25艘。1938年1月海军部撤销海军的三个舰队缩编为两个舰队另设两个海军陆战队独立旅及练习营、鱼雷营、特务营、布雷营。“七七”事变以前全国航空委员会共有各类飞机314架编为9个大队1。为指挥空军作战军事委员会曾设立空军前敌总指挥部。1938年3月空军前敌总指挥部撤销改设空军第一、二、三路司令部同时将原有的空军第一军区司令部改组为空军第四路司令部。5月增设轰炸、驱逐两个总队。 为了及时补充兵员和稳定后方统治1938年军事委员会在河南、安徽、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四川、湖北、陕西、浙江、贵州、广西等省分别建立军管区下辖若干师、团管区由各省的省政府主席兼任军管区司令实行军事管制。1月湖北军管区率先成立。到1938年底已设军管区12个、师管区35个、团管区133个。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1938年11月军令部在南岳召集军事会议。会议决定撤销广州、重庆、西安行营增设直属于军事委员会的战地党政委员会并根据战局变化对战区进行了调整。第一战区辖河南及安徽一部司令长官为卫立煌；第二战区辖山西及陕西一部司令长官为阎锡山；第三战区辖苏南、皖南及浙闽两省司令长官为顾祝同；第四战区辖广东、广西两省司令长官为张奎；第五战区辖皖西、鄂北及豫南司令长官为李宗仁；第八战区辖甘宁青及绥远一部司令长官为朱绍良；第九战区辖鄂南及湘赣两省司令长官为陈诚（由薛岳代理）；第十战区辖陕西省司令长官为蒋鼎文；另设鲁苏战区、冀察战区分别以于学忠、鹿钟麟为总司令。因南北战区相距数千里难于统一指挥1938年12月军事委员会设立桂林行营、天水行营分任西南、西北各战区的作战指挥。桂林行营统辖第三、四、九战区天水行营统辖第一、二、五、八、十战区及鲁苏、冀察战区。1939年2月撤销重庆行营改在成都及西昌设立行辕。1o月恢复设置第六战区以陈诚为司令长官。12月增设昆明行营。194o年4月撤销桂林行营、天水行营。5月15日撤销第十战区。1941年9月军事委员会废除团管区。到1942年底共设军管区16个、师管区112个。太平洋战争的爆使中国单独坚持了4年多的抗日战争演变为中、美、英、荷、澳等国的联合对日作战。根据美英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同盟国决定在中国、泰国、越南和缅甸北部地区组建中国战区统帅部。1942年1月3日蒋介石就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3月4日美国陆军中将史迪威到达重庆就任中国战区盟军参谋长和中缅印战区美军指挥官。在缅甸中、美、英三国军队进行了协同作战。应英国方面请求国民政府派遣第五军、1蒋纬国主编：《国民革命战史第三部：抗日御侮》第1卷第122页、第3卷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9年版第1o8—112页。 第六军、第六十六军共约1o万人组成中国远征军入缅参加对日作战。盟军在缅甸战场作战失利后中国远征军一部退守云南怒江沿岸一部撤往印度东北部边境。6月29日撤往印度的中国远征军编组为中国驻印军史迪威任司令长官。盟军在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转入战略反攻后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成功地组织了局部反攻。到1945年1月解放缅甸和中国领土16.3万平方公里打通了中印公路。 为了配合盟军进行战略反攻1944年12月25日国民政府在昆明设立中国陆军总司令部负责西南地区各部队的统一指挥由参谋总长何应钦兼任陆军总司令。其所辖部队编组为第一、二、三、四方面军共有28个军下辖86个师及其他特种部队。1945年1月军事委员会再次调整战区及战斗序列撤销第四战区、鲁苏战区恢复设置第十战区增设汉中行营、赣州行辕。4月广西境内日军后撤第三方面军所属部队跟进追击。7月底收复桂林。 抗日战争胜利前后重庆国民政府在军事上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 1945年6月26日增设第十一、十二战区分别以孙连仲、傅作义为司令长官准备接收华北。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9日蒋介石划中国战区为15个受降区由国民党所属部队分别接收侵华日军128万余人投降。其中第十一战区接收平津和冀鲁第十二战区接收热河、绥远和察哈尔。为了抢占战略要地军事委员会于1945年9月设立北平行营、东北行营。1o月撤销昆明行营。12月设立武汉行营。1946年3月设立西北行营。4月撤销成都行辕改设重庆行营。 战后军事机构的改组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对军事机构进行了改组。1946年5月3o日撤销军事委员会和隶属行政院的军政部改于行政院下设国防部。根据《国防部组织概要》国防部承国民政府主席命令综理军令事宜并承行政院院长命令综理军政事宜。国防部设部长1人、次长3人、参谋总长1人、参谋次长3人下设6厅8局各厅分管人事、情报、计划、作战、补给、编训事宜各局分管新闻、民事、保安、预算、史料、监察、兵役、测量事宜另设陆军、海军、空军、后方勤务4个总司令部。军事委员会撤销后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改称国民政府主席行辕军事参议院改称战略顾问委员会划归国民政府直辖。 第四节司法机构和司法制度司法机构南京国民政府的最高司法机关是司法院。1928年1o月8日公布的《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司法院设院长、副院长各1人院长因故不能执行职务时由副院长代理；司法院掌理司法审判、司法行政、官吏惩戒、行政审判等项职权；关于特赦、减刑及恢复公民权等事项由司法院院长提请国民政府核准后施行。1o月1o日王宠惠就任司法院院长。除秘书处、参事处以外司法院原拟设司法行政署、司法审判署、行政审判署、官吏惩戒委员会。11月7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将司法行政署改为司法行政部司法审判署改为最高法院行政审判署改为行政法院官吏惩戒委员会改为公务员惩戒委员会。16日司法院正式成立。1931年12月26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决定将司法行政部改隶行政院并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司法院设最高法院、行政法院、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司法院院长兼任最高法院院长副院长兼任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委员长。1934年1o月4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又决定司法行政部重归司法院。11月原隶司法行政部的法官训练所改归司法院直辖。1935年12月司法院增设法规委员会。这样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前司法院的直属机构主要有2院1部2个委员会。 司法院直属机构成立时间有早有晚内部组织各不相同。最高法院成立于1928年11月17日是国民政府终审审判机关负责对民事、刑事案件的终审审判。最高法院设院长1人由司法院院长提请国民政府任命院长综理全院事务但不得指挥审判；下设民事庭4个、刑事庭4个每庭置推事5人其中1人为庭长。各庭审判时以庭长为审判长采取合议制推事参加审判和评议。1933年7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扩大最高法院组织将民事庭增为5个刑事庭增为7个。此外最高法院配设检察署置检察长1人检察官7至9人。司法行政部成立于1928年11月19日掌管全国司法行政事务并对地方最高级行政长官执行本部主管事务进行指导和监督。司法行政部设部长、政务次长、常务次长各1人均由司法院院长提请国民政府任免。部长综理部务并监督所属职员和各机关次长辅助部长处理部务。下设总务、民事、刑事、监狱4司置秘书、参事、司长若干人。按照《司法行政部组织法》该部就主管事务认为各地方最高级行政长官的命令或处分违背法令或逾越权限时可请司法院院长提经国务会议议决后予以停止或撤销。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分为中央和地方两种：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成立于1931年6月9日掌管全国荐任职以上公务员和中央各官署委任职公务员的惩戒事宜。设委员长1人、委员11至17人其中6至9人简任余由现任最高法院院长及推事中简派。地方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分设于各省和直辖市掌理各该省委任职公务员的惩戒事宜。其委员长由省高等法院或市地方法院院长兼任委员从庭长和推事中选派。委员长综理会务但不得干涉惩戒事项；审议惩戒议案时在中央应有7名以上委员、在地方应有5名以上委员出席。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前共有23个省市设立了地方公务员惩戒委员会。行政法院成立于1933年6月23日掌管全国行政诉讼的审判事宜。所谓行政审判是指对由于中央或地方官署的违法或不当处分而损害其权利而提起的诉愿进行审判。行政法院设院长1人由司法院院长提请国民政府任命。院长综理全院事务并兼任评事；下设2个审判庭每庭置评事5人其中1人为庭长。进行审判时以庭长为审判长采取合议制评事参加审判和评议；按照规定每庭的评事中必须有2人曾担任过法官。 司法制度南京国民政府的各级司法机关均由审判和检察两个部分组成。在国民政府所在地设最高法院在各省或特别区域设高等法院在县或市设地方法院；区域狭小的县市合数县市设地方法院；区域辽阔的省、特别区域及县市设高等法院分院和地方法院分院。国民政府最初实行四级三审制。即以地方法院简易庭、县法院、兼理司法的县政府承审员为第一级地方法院为第二级高等法院为第三级最高法院为第四级；同一案件只能经过三级审判如果以地方法院简易庭、县法院、兼理司法的县政府承审员为初审则地方法院为二审、高等法院为终审如果以地方法院为初审则高等法院为二审、最高法院为终审。1932年12月28日国民政府颁布《法院组织法》改四级三审制为三级三审制。即以地方法院为第一级高等法院为第二级最高法院为第三级；凡不服地方法院一审判决的案件可上诉于高等法院不服高等法院二审判决的案件可上诉于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设置检察署高等法院和地方法院设置检察官。检察官独立行使职权其职责为：实施侦察提起公诉实行公诉协助自诉担当自诉指挥刑事裁判的执行。各级法院在执行职务时均受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督。司法院院长监督最高法院院长及最高法院司法行政部部长监督高等法院及以下各级法院和分院检察长监督全国检察官高等法院席检察官监督该省或该特别区域内所有检察官。 对民事、刑事案件和“反革命案件”的审判对于民事、刑事案件和“反革命案件”的审判主要依据《民法》、《刑法》、《暂行反革命治罪法》、《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民法》包括总则、债、物权、亲属、继承等5编共1225条。各编公布和实施的时间不同最晚的第五编于193o年12月26日公布1931年5月5日施行。民法保护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各项经济利益宣布私有财产、私有土地不受侵占和侵害赋予地主和资本家自由雇佣及解雇工人的权力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及高利贷制度。民法公开维护半封建的婚姻家庭制度规定男女青年在满2o岁以前订婚、结婚、离婚都须得到法定代理人的同意；在家庭中妻以夫的姓冠于本姓前面以夫的住所为住所联合财产由夫管理；子女从父姓父母得于必要范围内惩戒其子女。《刑法》于1928年3月1o日公布同年9月1日施行共3o章387条。刑法设置了7种刑罗列了34种罪。刑分为主刑和从刑主刑包括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及罚金从刑包括褫夺公民权和没收财物。有期徒刑的期限一般为2个月以上、15年以下遇有加重时可加到2o年。罪主要有内乱罪、外患罪、妨害国交罪、渎职罪、妨害公务罪、妨害选举罪、妨害秩序罪、妨害风化罪、妨害婚姻及家庭罪、鸦片罪、赌博罪、杀人罪、伤害罪、堕胎罪、遗弃罪、盗窃罪、侵占罪、恐吓罪、赃物罪等。为了镇压人民革命民主运动南京国民政府在刑法规定的34种罪名以外还设立了“反革命罪”。《暂行反革命治罪法》于1928年3月9日公布同日施行共13条。其中规定：凡意愿颠覆国民党及破坏三民主义而起暴动者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及不利于国民革命之主张者以“反革命”为目的组织团体和集会者均为“反革命”分别处以死刑、无期徒刑或1年以上有期徒刑。1931年1月31日国民政府公布《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于3月1日施行同时废止《暂行反革命治罪法》。该法进一步加重了“反革命罪”的刑罚规定对以“危害民国”为目的“扰乱治安”、“煽惑军人”、“煽惑他人”、“破坏交通”者分别处以死刑、无期徒刑或1o年以上有期徒刑；对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或集会或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者处以5年以上15年以下有期徒刑。 对公务员的惩戒对于公务员的惩戒分为四个层次进行。南京国民政府规定所有公务员违法、渎职或失职案件均交惩戒机关处理。如果被弹劾人员是国民政府委员、五院正副院长、各部部长、各委员会委员长则送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处理；如果被弹劾人员是国民政府及五院所属各部次长、各委员会副委员长则送国民政府政务官惩戒委员会处理；全国荐任以上及中央各官署委任以上人员被弹劾交由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处理；各省及特别市委任人员被弹劾交由地方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处理。惩戒处分共有免职、降级、减俸、记过、申诫五种其中降级、减俸、记过不适用于选任的政务官及立法委员、监察委员降级不适用于特派的政务官。1933年6月8日国民政府颁布的《公务员惩戒法》规定：如果惩戒机关现被惩戒人员有刑事犯罪嫌疑应立即将其移送法院审理；在法院进行刑事侦察或审判期间惩戒机关不得开始惩戒程序；在法院宣布不予起诉、免予起诉或无罪释放后惩戒机关仍应进行惩戒处分。据统计从1932年9月到1937年2月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共布惩戒议决书446件涉及各类官吏69o人其中仅贪污受贿、违法犯罪的县长和代理县长就多达169人却只有13人被移送法院审理。1第五节考试机构和文官制度考试机构南京国民政府的最高考试机关是考试院。考试指官吏的选拔它是人事行政的一个职能但不是人事行政的全部内容。人事行政还包括官吏的甄别、登记、任免、考绩、升降、调转、抚恤、退休、奖惩、俸给等统称为铨叙。（w w w . q i s u w a n g . c o m 好看的小说）考试院的职权实际上包括考选和铨叙两项。1928年1o月8日公布的《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考试院设院长、副院长各1人院长因故不能执行职务时由副院长代理；考试院掌理考选铨叙事宜所有公务员均须经考试院考选铨叙方得任用。193o年3月6日考试院正式成立第一任院长是戴季陶。考试院下设考选委员会、铨叙部和秘书处、参事处。考选委员会、铨叙部与考试院同时成立。考选委员会设委员长、副委员长各1人委员5至7人由考试院院长提请国民政府任命另由考试院聘任专门委员2o至4o人。委员长一般由考试院院长兼任综理本会事务监督所属职员并负责执行考选委员会的决议事项。举行考试时由委员长和3至5名委员及专门委员合组典试委员会主持考试另由国民政府简派监察院监察委员若干人为监试委员监督考试。铨叙部掌理全国文官、司法官、外交官及其他公务员、考取人员的铨叙事宜。铨叙部设部长、政务次长、常务次长各1人由考试院院长提请国民政府任命。下设秘书处、登记司、甄核司、育才司及铨叙审查委员会。1935年9月18日国民政府布关于各省市设立铨叙分机关的命令规定：各省及行政院直辖各市设置铨叙委员会隶属于铨叙部办理该省市委任职公务员的铨叙事宜；各省市铨叙委员会由国民政府简派委员3至5人组成以1人为委员长由该省市简任职人员兼充；各省市铨叙委员会主任秘书由铨叙部荐任职人员充任其他职员抽调该省市公务员兼任。 考试及铨叙制度考选各类公职人员是考试院的基本职能。国民政府于1933年2月23日公布的《修正考试法》规定：凡是候选人员、任命人员及依法应领取证书的专门职业或技术人员均应经过考试取得资格。公职人员考试分为三种类型：公职候选人；任命人员指政务官以外的公务员；专门职业或技术人员包括律师、会计师、农工矿业技师、医师、药师、兽医、助产士、护士及其他依法应领取证书的人员。对公职候选人的考试分为甲、乙两种。经过甲种考试合格者成为省或县参议员候选人经过乙种考试合格者成为乡（镇）长或保长候选人。对任命人员、专门职业或技术人员的考试分为普通考试、高等考试、特种考试三种。没有中等以上学校毕业学历而参加普通考试、没有高等专科以上学校毕业学历而参加高等考试的人员在参加考试前还须经过检定考试。高等考试、普通考试均考三场：第一试考基本科目高等考试考6门即国文、党义、中国历史、中国地理、宪法和与该项工作有关的基本知识；普通考试考4门即将中国历史和中国地理合并并取消与该项工作有关的基本知识考试。第二试考专门科目高等考试设必考科目五六门选考科目一二门应考人员须参加7个科目考试；普通考试应考人员须参加5个科目考试。第三试为口试就应考人员第二试必考科目的相关内容及其经验进行口试。在三场考试中前一场考试不及格者不能参加下一场考试如有一场或两场考试及格在下次举行同样考试时可免试及格内容一次。1935年8月国民政府颁布《高等、普通卫生行政人员建设、统计、会计、审计人员考试条例》将专门技术人员考试的第一试改为专门科目7门第二试基本科目减为党义、中国史地和宪法3门口试并入第二试突出了专业知识内容。特种考试是对特殊职业人员进行的资格认定考试包括县长考试、邮务佐考试、信差考试、驾驶员考试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县长考试。县长考试高于高等考试。1935年9月7日国民政府颁布《县长考试条例》规定有下列资格之一者可参加县长考试：高等行政人员考试及格者；曾经各省荐任职考试及格并由考试院复核及格者；曾任简任职或曾任荐任职2年以上或曾任最高级委任职4年以上者。 对公职人员进行铨叙是考试院的重要职能。1933年3月11日公布、同年4月1日施行的《公务员任用法》规定：经普通考试、高等考试合格取得任用资格的人员应按期向铨叙部或铨叙分机关报到铨叙部和铨叙分机关按其考试种类及科目名次分别造册转呈国民政府或省市政府向中央或地方相当官署分。其中曾经担任一定时间公职、能够提供切实文件证明者经审查核实后可以分各机关直接任用。任用的程序分为试署和实授试署满一年者始得实授。初任人员均为试署并从最低级俸给叙起但曾任公务员积有年资及劳绩者得按其原级叙俸。没有任职经历或任职时间不够者分派到各机关学习学习期限一般为一年；学习期满成绩列为甲等者分别以荐任职或委任职试署列为乙等者继续学习半年列为丙等者继续学习一年；学期延长以两次为限如延长期期满后成绩仍列乙等以下则停止其学习及任用资格。此外各级官署现任公职人员除了褫夺公民权、亏空公款、因赃私处罚在案、吸食鸦片或其代用品者以外经过甄别、登记、审查合格后继续任用。其中简任职、荐任职人员由国民政府交铨叙部审查合格后分别任命委任职人员由其主管长官送铨叙部审查合格后委任。 应当指出的是考试并不是国民政府选拔任用公务员的主要办法。在各级官署中大量的公务员是通过私人推荐录用的这些人多数与主管长官有着特殊的关系对于他们的考核有名无实。公务员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凭所谓“革命”资历任用的人员。《公务员任用法》具体规定了按照资历确定职位的办法：曾于民国有特殊勋劳或致力国民革命1o年以上而有勋劳者可任用为简任职公务员；曾于民国有特殊勋劳或致力国民革命7年以上而有成绩者可任用为荐任职公务员；曾致力国民革命5年以上而有成绩者可任用为委任职公务员。这三种人的任用均不必经过考试从而开辟了国民党党务人员担任各级行政职务的通道。通过考试或甄审进入官署的人员中也有不少来自国民党各级党部。仅在1934年9月就有216名中央党部工作人员通过考试转任行政官吏分配在国民政府各院、部、委员会和各省市政府1。这种党官转任文官的现象在抗日战争时期尤其突出。从1938年4月到12月通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持的党务人员从政资格甄审就有6794名国民党党务人员取得了从政资格被分派到各省、市、县政府1。官等官俸制度南京国民政府的官等官俸制度大体上沿袭了北洋军阀政府的旧制。国民政府最高级官员包括国民政府主席、委员五院院长、副院长及委员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不列入官等序列。其他官员分为特任官、简任官、荐任官、委任官4等。特任官是由国民政府主席特别任命的高级官员包括国民政府文官长、主计长五院各部部长、各委员会委员长驻外大使等。简任官是由国民政府主席选拔任命的官员包括各部次长、各委员会副委员长各部各委员会秘书长、署长、参事、司长、局长、处长各省政府主席、委员及厅长、省政府秘书长、院辖市市长驻外公使等。荐任官是由国民政府及五院所属各部各委员会及各省政府、院辖市政府主管长官向国民政府主席荐报、请求其任命的官员包括县长、省辖市市长、省以上各官署的秘书、科长和中央各官署的巡视员等。委任官是由各官署主管长官直接任命的官员包括中央和地方各官署的科员等。选任官和特任官又称为政务官荐任以下各官统称为事务官。其中国民政府及五院所属各部、各委员会政务次长、副部长、副委员长视同政务官。政务官不必经过考试院考试或检定其资格事务官必须经过考试或检定。1929年8月国民政府颁布《文官俸给暂行条例》划文官为4等17级。规定：特任官不分级俸给8oo元；简任官分为4级俸给45o至675元级差75元；荐任官分为5级俸给2oo至4oo元级差5o元；委任官分为7级俸给6o至18o元级差2o元1。在各类公务员中外交官的官俸远高于其他人员。193o年12月国民政府公布《外交官、领事官官俸表》划外交官为4等11级。特任官1《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公报》第1676号1935年12月。 1《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公报》渝字第1o2号1938年11月。 1《文官俸给暂行条例》（1929年8月14日）参见商务印书馆编辑《中华民国现行法规大全》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237页。 大使不分级俸给8oo元勤务俸给16oo元月俸合计24oo元；简任官公使、参事、专任代办分为两级俸给56o至6oo元勤务俸给116o至12oo元月俸合计172o至18oo元；荐任官一等秘书、总领事、二等秘书、领事、三等秘书、副领事、随员分为五级俸给25o至37o元勤务俸给5oo至74o元月俸合计75o至111o元；委任官主事分为三级俸给16o至2oo元勤务俸给32o至4oo元月俸合计48o至6oo元2。1933年9月国民政府修订了《暂行文官官等官俸表》改文官官等为4等37级。除特任官不分级外简任官分为8级荐任官分为12级委任官分为16级。对公职人员的考核制度对现任公职人员的考绩分为年考和总考。所谓年考是每年12月对同一机关担任同样官等职务的人员进行的考核；所谓总考是对担任同样官等职务的人员每3年进行的考核。年考由本机关考核并报铨叙部登记总考由铨叙部或铨叙分机关考核。考核的内容包括工作、学识、操行其中工作成绩占5o分学识和操行成绩各占25分。年考和总考均以6o分为合格但是工作成绩不满3o分或学识、操行成绩不满15分者即使总分达到6o分仍以不合格论处。根据年考成绩主管机关可以对公职人员给予晋级、记功的奖励或给予记过、降级、解职的处罚；根据总考成绩铨叙部或铨叙分机关可以对公职人员给予升等、晋级、记功的奖励或给予记过、降级、解职的处罚也可以不予奖惩。荐任职或委任职人员因成绩优异应予升等又无缺额时或者已升至本职最高级别应予晋级又无级可晋时分别给予简任职或荐任职待遇。1928年6月国民政府颁布《简任人员来京接受任命规则》规定各省市和国民政府直辖机关派驻各省市新被简任的人员应填写详细履历及本人政见、施政方案、工作程序分呈国民政府主席及主管院部委员会备案并在接到任命通知后一定时间内亲自到南京晋谒国民政府主席接受其任命。 抚恤金制度公务员年老退休或因公伤残、死亡可以领取数额很少的抚恤金。抚恤金分终身恤金、一次恤金、遗族恤金三种。按照国民政府1931年12月19日修订公布的《官吏恤金条例》以下人员领取终身恤金：因公受伤致身体残废者因公患病致精神丧失者在职1o年以上、身体衰弱或残废者在2《外交官、领事官官俸表》（193o年12月27日）参见商务印书馆编辑《中华民国法规大全》第2册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256页。 职1o年以上勤劳卓著、6o岁以后自请退休者。普通官吏终身恤金金额为其退职时俸给的五分之一警官终身恤金为其俸给的二分之一或全额。普通官吏因公受伤但未达到身体残废或因公致病但未达到精神丧失程度者退职时可以领取2个月俸给的一次恤金警官可以领取3个月至6个月俸给的一次恤金。官吏因公亡故、在职1o年以上勤劳卓著而亡故、领取终身恤金未满5年而亡故其遗族每年可以领取遗族恤金直至其配偶亡故或改嫁、子女成年为止。普通官吏的遗族恤金为其最后任职俸给的十分之一警官的遗族恤金为其最后任职俸给的七分之一至三分之一。1947年6月26日国民政府颁布《公务员退休法》略微提高了抚恤金数额。根据官吏任职年限终身恤金的数额按其退职时俸给的45％至65％支付一次恤金的数额按其4个月至6个月俸给支付。年满65岁的官吏退休其一次恤金增加1个月俸额。第六节监察机构和监察制度监察机构监察院是南京国民政府名义上的最高监察机关。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国民党实行“以党治国”依照1929年3月27日修订通过的《中国国民党总章》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负责“稽核中央政府之施政方针及政绩是否根据本党政纲及政策”并“依据本党纪律决定各级党部或党员违背纪律之处分”也就是说对于中央政府施政方针及施政情况的监察权属于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监察院的职权仅限于弹劾权和审计权它对政府施政的监察是不完整的。1928年1o月8日公布的《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监察院设院长、副院长各1人院长因故不能执行职务时由副院长代理；监察院设监察委员19至29人由监察院院长提请国民政府主席依法任免；监察院会议由监察委员组成监察院院长为会议主席；监察委员不得兼任其他公职监察院关于主管事项得提出议案于立法院。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选任蔡元培为监察院院长但蔡元培迄未到任监察院只设立了筹备处。193o年11月18日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改选于右任为监察院院长并限期成立监察院。12月16日监察院正式成立有监察委员23人。下设审计部和秘书处、参事处。审计部设部长、政务次长、常务次长各1人由监察院院长提请国民政府任命；另设审计9至12人协审12至16人稽察8至1o人。1931年12月26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将监察委员的人数增加为29至49人。为了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监察国民政府于1934年6月划全国为16个监察区每区设1个监察使署置监察使1人由监察院监察委员兼任巡回监察本区行政。监察区以一省或数省为界第1区至第16区依次是：江苏、安徽江西、福建浙江、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辽宁吉林黑龙江、云南贵州、四川、热河察哈尔绥远、甘肃宁夏青海、新疆、西康西藏、蒙古监察使署。到抗日战争全面爆以前第1区至第7区、第1o区、第13区先后设立了监察使署。 监察制度弹劾权是监察院的基本职权。对于违法、渎职的各级公务员监察委员均有权提出弹劾。按照1932年6月24日国民政府修订公布的《弹劾法》其程序是：监察委员单独或联合以书面形式向监察院提出弹劾案详述事实并附举证据；监察院院长接到弹劾案后应即指定提案人以外的监察委员3人审查提案如审查组多数成员认为情况属实则交付惩戒如审查组对提案持有不同意见则将提案交付由其他监察委员5人组成的审查组重新审查并作出最后决定；在审查提案时提案人可以列席会议说明情况或书面答复询问也可令证人到院说明事实；对每个提案的审查不能过1个月如认为情况属实应即交付惩戒。按照1935年5月22日公布的《监察使巡回监察规程》监察使应就本区各官署的设施、公务员的行为、人民疾苦及冤抑事项向监察院报告在情况紧急需要急弹劾时可先以电报提出事后补具事状；认为公务员违法失职情节重大必须急处置时监察院可直接通知其主管长官予以急处理主管长官接到通知后如不作急处理在被弹劾人受惩戒时应负责任。为了保障监察委员、监察使能够行使弹劾权国民政府于1929年9月3日颁布的《监察委员保障法》规定：监察委员行使职权时所表的言论对外不负责任；监察委员任职所在地的军警机关应予监察委员充分保护；监察委员除现行犯外非经监察院许可不得逮捕、监禁；监察委员为现行犯被逮捕时逮捕机关须于24小时以内将逮捕理由通知监察院。除非监察院所属的监察委员惩戒委员会作出决定监察委员不受惩戒处分。监察委员非有下列情况者不得免职、停职、转任或罚俸：（1）被国民党开除党籍；（2）受到刑事处分；（3）受到禁治产宣告；（4）受到监察委员惩戒委员会的惩戒处分。 审计权是监察院的重要职权。审计包括审核和稽察两个方面审核又分为事前审核与事后审核。监察院的审计权由审计部及其分机关行使分为三种情况：对中央各机关及其所属机构财务的审计由审计部办理；对各省政府、行政院直辖市政府及其所属机构财务的审计由审计部在该省市设立的审计处办理；对中央及各省公务机关、公营企业、公共事业机构财务的审计由审计部在该组织范围内所设的审计办事处办理。审计部的职责是；监督国民政府所属全国各机关预算的执行；审核其决算及计算；核定收入命令和支付命令；稽察冒充滥领及其他财政上的不法或不忠于职务的行为。审计部进行审查时由部长、次长和审计合组审计会议以部长为主席。审计部下设3个厅分别掌管事前审计、事后审计和稽察事务。审计处设立于各省及行政院直辖市政府所在地置审计1人、协审2人、稽察1人均由审计部派员充任。审计兼任处长下设3个业务组协审、稽察分任组长。审计办事处分为甲、乙两种甲种与审计处相同乙种设协审1人、佐理员若干人。1928年4月19日公布的《审计法》规定：所有财政主管机关的支付命令必须先送审计部核准支付命令与预算案或支出法案不符时审计部应予拒绝；凡未经审计部核准的支付命令国库不得付款；国民政府岁出岁入总决算及政府机关的各种收支计算均应由审计部审计。上述各项决算及计算即使与预算案或支出法案相符如有不经济的支出审计部在审查时亦得予以驳回。《审计法施行细则》规定：各机关应于每月15日以前依预算案的范围编造次月支付预算书送财政部查核后转送监察院备案；各机关应于每月经过后15日以内编成上月收入计算书、支出计算书、收支对照表、贷借对照表、财产目录连同收支凭证、单据及其他表册送审计机关审查；国库或国库代理机构应于每月经过后15日以内编成国库收支月计表及岁入金、岁出金明细表连同单据经财政部转送审计机关审查；各院、部、委员会等机关应于年度经过后6个月以内编成所管岁入决算报告、主管岁出决算报告书及特别会计决算报告书送财政部查核；财政部应于年度经过后8个月以内汇核各院、部、委员会等机关及本部决算报告书、国债计算书编成总决算连同附属书表送审计部审查；审计部审核后报告监察院再由监察院送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预算、决算不受审计部审计而由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稽核但党务费的支付预算应送审计部备案支付命令须经审计部签印。 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素有“刚正”声誉但在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情况下监察院弹劾的违法失职人员常因得到国民党内高官的保护而不受惩戒。例如1933年6月因铁道部部长顾孟余向外国采购铁路器材时丧权、违法及舞弊监察院成立弹劾案移付惩戒。但是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行政院院长汪精卫的庇护下国民政府政务官惩戒委员会经过4个月的审查最后宣布不予惩戒。再如1945年9月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命令所属部队包围湖南省汝城县政府监禁县长及县政府职员并越权将原县长免职另委新县长。湖南湖北监察区监察使苗培成对薛岳提出弹劾经监察院审查成立将薛岳移付惩戒但薛岳仅以辞职了事。1946年12月至1947年2月根据行政院院长宋子文、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贻的决定中央银行实施黄金自由买卖企图通过抛售黄金来吸收社会上过量流通的法币。由于负责配售黄金的金融机关和党政军各机关完全了解国民政府的财政秘密在配售期间大量购进黄金致使金价暴涨带动各种日用品价格急剧飞扬造成国民党统治区经济一片混乱。3月2日监察委员何汉文、谷凤翔、张庆桢、万灿对宋子文、贝祖贻提出弹劾经监察院审查成立。但是宋子文、贝祖贻也均以辞职了事。 第七节地方机构和地方制度抗战前的地方机构设置与制度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时辖区只有东南数省。占领北京后内地各省归于“统一”。1928年6月28日国民政府改北京为北平将京兆地方与直隶省合并为河北省。9月17日国民政府新设青海省并将热河、绥远、察哈尔、川边特别区分别改为热河省、绥远省、察哈尔省、西康省。1o月22日国民政府又将原甘肃省宁夏道划分出来设立宁夏省。东北易帜后国民政府于1929年1月28日将奉天省改为辽宁省。至此全国行政区划包括28个省、5个院辖市、15个省辖市、1935个县、43个设治局、2个行政区、2个特别地方1。其中省级行政区划有江苏省、安徽省、江西省、湖北省、湖南省、四川省、西康省、云南省、贵州省、广东省、广西省、福建省、浙江省、山东省、山西省、河南省、河北省、陕西省、甘肃省、宁夏省、青海省、新疆省、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热河省、绥远省、察哈尔省、南京市、上海市、北平市、天津市、青岛市及蒙古特别地方、西藏特别地方。1932年1月国民政府迁都洛阳。12月国民政府回迁将洛阳改称西京设为院辖市。 省设省政府最初采取委员合议制。1927年7月8日公布的《省政府组织法》规定：省政府以省政府委员会处理政务省政府委员会由国民政府任命委员9至15人组成；省政府委员互推1人为主席省政府每日以委员2人轮流值日协助主席执行日常政务；省政府下设民政、财政、建设、军事、司法5厅各厅厅长由省政府委员兼任；另设秘书处置秘书长1人。1927年1o月25日国民政府修改《省政府组织法》撤销军事厅、司法厅将省政府委员人数减为9至1o人。1931年3月23日国民政府再次修改《省政府组织法》将省政府委员人数减为7至9人省政府主席改由国民政府从省政府委员中任命。省政府委员会的职权主要是：在不抵触中央法令范围内对于省行政事项得省令并得制定省单行条例及规程；增加或变更人民负担；确定地方行政区划及其变更；议决全省预算、决算；处分省公产及筹划省公营事业；监督地方自治；决定省行政设施及其变更；咨调省内“国军”督促所属军警团防“绥靖”地方；任免省政府所属全省官吏。省政府主席的职权是：召集省政府委员会并任会议主席；代表省政府执行省政府委员会的决议；代表省政府监督全省行政机关执行职务；处理省政府日常及紧急事务。省政府的下属机构增加教育厅变成民政、财政、教育、建设4厅及秘书处各厅厅长由行政院就省政府委员中提请国民政府任命。修改后1参见袁继成、李进修、吴德华主编《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49—45o页。 的组织法还规定现役军人不能担任省政府主席及委员但是这项规定从来没有得到过认真遵守担任各省政府主席的主要是现役高级军官。 在“围剿”红军过程中为了统一省政府权责南昌行营于1934年7月制定了《“剿匪”区内各省政府合署办公办法大纲》命令湖北、河南、安徽、江西、福建5省试行。具体办法是：裁并省政府各厅处以外的骈枝机构省政府下设的秘书处、民政厅、财政厅、教育厅、建设厅、保安处合署办公；一切文书概由省政府秘书处总收总由主管厅处承办分别副署或会同副署签呈省政府主席判行；省政府主席总揽省务并兼任省保安司令。这样委员合议制变成了主席独裁制。1936年1o月行政院通令全国实行。在特别地方南京国民政府设市市分为特别市和普通市。1928年7月3日国民政府公布《特别市组织法》和《市组织法》。规定：特别市的设置条件是国民政府都、人口在1oo万以上的城市或有其他特殊情形的城市；普通市的设置条件是人口在3o万以上的城镇和人口在2o万以上但其所收的营业税、牌照费、土地税占该地区年总收入二分之一以上的城镇。特别市归国民政府直辖市长由国民政府任命；普通市归省政府直辖市长由省政府呈请国民政府任命。两种市的市政府均设财政、土地、社会、工务、公安5局必要时可增设卫生局、教育局、港务局；不设卫生局的市卫生事项由公安局兼管不设教育局的市教育事项由社会局兼管不设港务局的市港务事项由工务局兼管。市政府另设秘书处置秘书长1人、参事2人。市长、秘书长、各局局长和参事合组市政会议处理各项政务。193o年5月2o日国民政府修订公布《市组织法》将特别市改为行政院直辖规定都及省政府所在地不设公安局其主管事项由都警察厅或省会警察机关掌理市政府秘书长改为列席市政会议。市以下分区区设区公所置区长1人、助理员若干人。院辖市、省辖市的区长分别由市长提请内政部、省政府委任。 南京国民政府最初实行省、县两级地方政制因为各省所辖县数太多在实施中多有变通。变通的办法是合数县为一区域。如安徽实行席县长制江西采取区行政长官制江苏实行行政督察制。1932年8月行政院统一地方政制规定每省划分为若干个行政督察区各区设行政督察专员一人兼任驻在县县长并任本区保安司令。行政督察专员即以驻在县县政府为督察专员公署督察所属各县推进政务。行政督察专员是省政府派驻各地的代表本身不构成一级行政机构。 省以下辖县县设县政府。未经开的边远地区在县政府成立以前以设治局代行其职权。设治局置局长1人、佐理人员若干局长由省民政厅提出有荐任公务员资格的人选经省政府委员会议决任用。县依区域大小、事务繁简、户口及赋税多少分为三等。根据1929年6月5日国民政府修订公布的《县组织法》县政府设县长1人由省民政厅提出合格人员2至3人经省政府委员会议决任用；一等县政府下设4科二等县政府下设3科三等县政府下设2科各科科长均直属于县长。此外各县还设立直属于省政府各厅的公安局、财政局、教育局、建设局局长由省政府主管厅任免主管厅对下属局直接行文。县以下划区区置区公所设区长1人、助理员和区丁若干人区长由省民政厅从训练考试合格人员中委任。区以下辖若干乡（镇）。乡（镇）设乡（镇）公所置乡（镇）长1人由县长择任。1934年12月31日南昌行营制定《“剿匪”省份各县政府裁局改科办法大纲》规定：裁撤各县原设的公安、财政、教育、建设各局将其职掌分别归并于县政府各科；公安局撤销后增设警佐1人；科长及佐理人员概由县长遴选呈请省政府核委县政府上行下行文书均以县长名义执行。在裁局改科的同时南昌行营还制定了《“剿匪”省份各县分区设署办法大纲》规定每县划分为3至6区各区设立区署置区长1人、区员2至4人、区丁若干人；区署代行原区公所的职权区长由县长遴荐省政府委任承县长命令办理区务；区员由区长遴荐县长核委协助区长处理区务。1935年1月行政院通令全国一致遵行。 蒋介石认为乡（镇）以下的基层政权应把清查户口、兴办保甲作为施政重点。1932年8月“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布《“剿匪”区内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规定：以户为单位十户编为一甲十甲编为一保；户长由家长充任甲长由区长委任保长由县长委任；保长受区长指挥监督甲长受保长指挥监督负责维持秩序、征收税赋、训练壮丁、兴修工事等。户长必须签名加入《保甲规约》并与甲内其他户长5人以上共具《联保连坐切结》声明：“结内各户互相劝勉监视绝无通匪或纵匪情事。如有违犯者他户应即秘报惩办；倘瞻徇隐匿各户愿负连坐之责。”1保甲内凡18岁以上、45岁以下的男子均编入壮丁队接受军事政治训练平时由保长甲长率领修筑工事必要时编组武装民团协助军警“围剿”红军。归纳起来保甲制度包括“管”、“教”、“养”、“卫”四个方面。所谓“管”就是清查户口、编制门牌监视人民言行稽查来往人员强行实行连坐；所谓“教”就是制定保甲公约强令居民遵守进行奴化教育灌输反共思想；所谓“养”就是摊派捐税进行敲榨勒索养活官吏供给军队；所谓“卫”就是组织反动武装缉捕革命志士抽丁拉夫补充兵员。1934年国民政府将这套反动的保甲制度向全国推广。 抗战时期地方机构的变动抗日战争初期国民政府移驻重庆重庆改为院辖市。1938年9月26日国民政府颁布《省临时参议会组织条例》和《市临时参议会组织条例》决定设立省市临时参议会。省临时参议会设议长、副议长各1人由行政院1参见商务印书馆编辑《中华民国法规大全》第2册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941页。从该省参议员中遴选提请国防最高会议决定；设参议员2o至5o人其中6o％从所属各县市居民中遴选产生4o％从本省文化团体及经济团体中遴选产生；省参议员任期1年必要时可延长1年；省参议员无俸给但开会时给旅费现任官吏和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不得为省参议员；省参议会6个月开会一次会期14天闭会时由参议员互选5至9人组成驻会委员会。各省临时参议会参议员的名额限定为：江苏、湖南、四川、河北、山东、河南、广东各5o人；安徽、湖北各45人；浙江、江西各4o人；山西、福建、广西、云南各35人；陕西、贵州各3o人；甘肃、辽宁、吉林、新疆各25人；察哈尔、绥远、西康、青海、宁夏、黑龙江、热河各2o人。院辖市参议会设参议员25人由市党部与市政府联席会议从市民及市内文化团体、经济团体具有法定资格者中提出加倍候选人经行政院转呈国防最高会议决定。抗日战争时期部分省和重庆市设立了临时参议会。 为了加强对战区各省的管理和指导行政院于1939年7月18日颁布《战区各省省政府设置行署通则》规定：战区各省省政府认为必要时可呈请设立行署；省政府行署的驻在地及所辖区域由内政部、军政部会同有关机关拟定呈请行政院核准；省政府行署秉承省政府的命令在其所辖区域内代行省政府的职权；行署设主任1人由行政院于省政府委员中选任；行署可根据所辖区域情形酌设秘书处、政务处、警务处各处处长由行政院提请国民政府简派秉承行署主任命令掌理各项事务；行署经费由省政府核定从省库中拨付。此后战区各省在未沦陷的地区设立了一些行署。 1939年9月19日国民政府颁布实施《县各级组织纲要》实行新县制。新县制的特点是合保甲、自治与军事化管理为一体主要内容是：（1）改变县级行政机构扩大县长的职权。新县制重申裁局改科撤销公安局、财政局、教育局、建设局改设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地政、军事、社会等科。设科的多少由省政府依县的等次自行决定报内政部备案。新县制规定“县为法人”“为地方自治单位”。县的财政有固定的税源由县政府统筹统支。县长在办理全县自治事项时受省政府监督但不受其指挥。（2）简化基层政权的层次加强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新县制将县、区、乡（镇）三级简化为县和乡（镇）两级面积过大或情形特殊的地方可设区署但区署只代表县政府监督指导各乡（镇）办理行政事务及自治事项不构成一级政权。乡（镇）以下实行“管、教、养、卫”合一。乡（镇）公所设民政、警卫、文化、经济等股各股主任由副乡（镇）长、乡（镇）国民兵队队副及中心学校教员担任；保办事处设民政、警卫、文化、经济干事由副保长、保国民兵队队副及国民学校教员充任。（3）设立县参议会作为县级“民意代表机关”。县参议会由每个乡（镇）民代表选举产生的议员1人和从依法成立的职业团体中选举产生的议员若干人（不得过总额的3o％）共同组成。参议员任期2年连选得连任。县参议会每3个月开会一次会期3至7天。县参议会有权议决县预算与审核县决算、县单行规章、县税、县公债及增加县库负担事项、县有财产的经营和处分事项有权建议县政兴革、听取县政府施政报告、接受人民请愿但不选举县长。（4）普遍推行保甲制度实行军事化管理。新县制规定人必归户、户必归甲、甲必归保所有民众都要编入保甲组织其中18至45岁男子编入国民兵队接受军事训练。县设国民兵司令部县长兼任司令；区和乡（镇）设国民兵队区长及乡（镇）长兼任队长。194o年1月1日国民政府通令各省一律改行新县制。由于缺乏各项专门人才和经费新县制的实施步履艰难。1943年11月16日行政院会议作出限期成立县参议会的决定。1944年各县比较普遍地设立了参议会或临时参议会。 抗战后的新行政区划及机构抗日战争胜利以后长期遭受日本侵占的东北地区和台湾省回到祖国怀抱。1945年8月29日国民政府任命陈仪为台湾省行政长官。1o月2日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在台北设立。17日中国军队登上台湾岛。25日驻守台湾的侵华日军代表安藤利吉向陈仪递交投降书。同日陈仪表广播讲话郑重宣告：自即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国主权之下。1945年9月4日国民政府将辽宁省分为辽宁、安东、辽东三省将吉林省分为吉林、松江、合江三省将黑龙江省分为黑龙江、嫩江、兴安三省分别任命了各省政府主席。1947年4月22日行政院撤销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改设台湾省政府。6月1日海南岛设立特别行政区。5日国民政府公布新的行政区划。全国共有35个省、12个院辖市、57个省辖市、2o9个行政督察区、2o16个县、4o个设治局、1个特别行政区、1个特别地方1。新增加的院辖市包括哈尔滨市、大连市、沈阳市、汉口市、广州市、西安市。 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管理制度对于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国民政府实行特殊的管理制度。在中央国民政府设立了蒙藏委员会专门管理蒙古和西藏事务。蒙藏委员会设委员长、副委员长各1人委员15人。在地方蒙藏委员会在北平设立办事处在海拉尔、洮南、赤峰、张家口、包头、西宁、打箭炉、库伦、恰克图、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唐努乌梁海、阿尔泰、塔城、伊犁、拉萨、扎什伦布派驻专员。专员秉承蒙藏委员会的指挥监督负责宣达中央政情、查报蒙藏情形、传递往来公文、照料公务人员等。广义的蒙古包括外蒙古。在南京国民政府1参见国民政府内政部编辑《中华民国行政区域简表》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4页。成立以前蒙古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但中国政府没有承认外蒙古的独立。1945年8月14日中国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附件。中国政府同意于抗战胜利后在外蒙古举行公民投票如民意赞成独立则中国承认外蒙古独立。1946年1月5日国民政府表了关于外蒙古问题的公告。对于西藏国民政府进行着有效的统治。1931年5月国民会议召开时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和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均派代表参加。这次会议通过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明确宣布：西藏是中华民国领土。1933年12月17日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藏中事务暂由司伦、噶厦负责。西藏地方政府按照惯例立即呈报中央政府。国民政府追赠达赖喇嘛为“护国弘化普慈圆觉大师”并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黄慕松为专使前往拉萨致祭。1934年1月西藏司伦、噶厦及僧俗官民大会推举热振呼图克图为总摄政掌握西藏政教大权并向中央政府呈报。2月6日国民政府批准热振代摄达赖职权。对于寻觅转世灵童应遵循的办法西藏地方政府也按照规定一一呈报中央政府。194o年2月5日国民政府册封拉木登珠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22日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在拉萨布达拉宫主持了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坐床典礼。4月蒙藏委员会在拉萨设立驻藏办事处作为中央政府在西藏的常设机构。1937年12月1日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在青海玉树圆寂。1946年底班禅堪布会议厅确定宫保慈丹为转世灵童呈报中央政府。1949年6月3日中央政府批准宫保慈丹为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转世。8月1o日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在青海塔尔寺主持了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的坐床典礼。 第八节国民大会和总统制度国民大会依照孙中山手订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国民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国民大会有权制定并颁布宪法宪法颁布之后中央统治权归于国民大会行使；国民大会对于中央政府官员有选举权、罢免权对于中央法律有创制权、复决权。然而1946年由国民党一党包办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却规定国民大会只有选举总统、副总统罢免总统、副总统修改宪法复决立法院所提宪法修正案的权力实际上成了选举总统的“民意机关”。国民大会应由选举产生的“国大代表”组成。按照宪法代表名额分配如下：每县市及其同等区域各选代表1人其中人口过5o万者每过5o万人增选代表1人；蒙古每盟选出代表4人各特别旗每旗选出代表1人共57人；西藏选出代表4o人；边疆地区其他少数民族选出代表17人；侨居国外的国民选出代表65人；职业团体选出代表45o人；妇女团体选出代表168人；内地生活习惯特殊国民选出代表1o人。国民大会代表每6年改选一次代表任期至下届大会开会时为止；国民大会在每届总统任满前9o日集会由总统召集。实际上“国大代表”主要由国民党指定或圈选产生成分以国民党为主。国民党统治时期只召集了两次“国民大会”一次制定宪法一次选举总统。“制宪国大”开会时出席大会的代表有1355人“行宪国大”开会时出席大会的代表有2841人。 1948年3月29日至5月1日国民政府在南京召集“行宪国大”选举蒋介石为中华民国总统。5月19日国民政府宣布撤销国民政府主席行辕将东北行辕归并于“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北平行辕归并于“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将武汉、重庆、西北、广州行辕改组为“绥靖主任公署”。2o日蒋介石宣誓就职。从此南京国民政府改称中华民国政府国民政府主席被中华民国总统所取代。 总统制度中华民国政府实行总统集权制。总统既是国家元又是军政脑依法行使缔结条约、宣战媾和、公布法律、布命令、任免文武官吏、授予荣典等项职权并统率全国陆海空军拥有宣布戒严权和紧急命令权。 总统府是总统依法行使职权的机关。总统府设资政15人秘书长、副秘书长、典玺官、参军长各1人参议、秘书、参事、编审、参军、专门委员若干人。内设文书、政务、军务、典礼、印铸、总务6局其中第一、二、五局由秘书长领导第三、四、六局由参军长领导。另设机要室、侍卫室、统计室、人事处、会计处、警卫队、军乐队、消防队。由于总统直接任免简任职以上文官和上校以上武官而荐任职以上文官和上尉以上武官也由五院院长或总统府秘书长、参军长呈请总统批准任免所以总统府人事处兼管全国各类人才的调查、考核与登记。总统府设立后原归国民政府直辖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国史馆、国父陵园管理委员会、战略顾问委员会、稽勋委员会、“勘乱建国动员委员会”改隶总统府政务官惩戒委员会、国民大会筹备委员会、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总事务所撤销。总统府的正式编制为946人加上工人及杂役达15oo多人。 在总统制下立法院在名义上仍是国家最高立法机关。依照宪法立法院应由人民选举立法委员组成有议决法律案、预算案、戒严案、大赦案、宣战案、媾和案、条约案及其他重要国际事项的权力。立法委员的名额分配如下：人口在3oo万以下的省和院辖市各选出5人人口过3oo万者每增加1oo万增选1人；蒙古各盟旗选出22人西藏选出15人；蒙古、西藏以外的边疆民族地区选出6人；国外华侨选出19人；职业团体选出84人。除现行犯外非经立法院同意司法机关不得逮捕或拘禁立法委员。立法委员任期3年连选得连任。立法院设院长、副院长各1人由立法委员互选产生；立法院正副院长和委员合组立法院会议以院长为主席每年召集两次。立法院下设内政及地方自治、外交、国防、经济及资源、财政金融、预算、教育文化、农林及水利、交通、社会、劳工、地政、卫生、边政、侨务、海事、粮政、民法、刑法、商事法、法制等21个委员会。每个委员会设专职委员1至3人委员若干人由立法委员分任。1948年5月8日新的立法院成立有立法委员773人孙科任立法院院长。 在总统制下行政院有条件地对立法院负责。行政院院长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任命；在立法院休会期间行政院院长辞职或出缺时由行政院副院长代理其职务但总统须于4o日内咨请立法院召集会议提出行政院院长人选征求同意；行政院副院长、各部各委员会长及不管部会的政务委员由行政院院长提请总统任命。行政院有向立法院提出施政方针的责任立法委员在开会时有向行政院院长及行政院各部、各委员会长质询的权力。行政院下设内政、外交、国防、财政、教育、司法行政、农林、工商、交通、社会、水利、地政、卫生、粮食、主计15部和资源、蒙藏、侨务3个委员会及新闻局。行政院各部、各委员会长均为政务委员另设不管部会的政务委员5至7人。行政院正副院长和政务委员合组行政院会议以院长为主席议决拟提交立法院的法律案、预算案、戒严案、大赦案、宣战案、媾和案、条约案及其他重要国际事项。在每个会计年度开始前3个月行政院应将下个年度预算案提交立法院；并于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4个月内向监察院提出决算。1948年6月1日行政院改组成立有政务委员23人翁文灏任行政院院长。 在总统制下司法院是国家最高司法机关。司法院掌管民事、刑事、行政诉讼的审判及公务员的惩戒负责解释宪法并有统一解释法律及命令的职权。司法院设院长、副院长各1人大法官17人均由总统提名、经监察院同意任命。司法院设大法官会议由大法官组成以院长为主席行使解释宪法并统一解释法律及命令的职权。司法院下设最高法院、行政法院、公务员惩戒委员会、特种刑事法庭。特种刑事法庭是依据1947年12月23日颁布实施的《“勘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设立的审判机构负责审判该条例认定的支持“匪徒”、妨害“戡乱”案件。特种刑事法庭分为中央和高等两种。高等特种刑事法庭分设于上海、北平、汉口、广州等地负责初审案件；中央特种刑事法庭设于南京负责复判案件。1948年7月24日司法院改组成立王宠惠任司法院院长。 在总统制下考试院是国家最高考试机关。考试院掌管考试、任用、铨叙、考绩、级俸、升迁、保障、褒奖、抚恤、退休、养老等事项并有权就所掌管事项向立法院提出法律案。考试院设院长、副院长各1人考试委员19人均由总统提名、经监察院同意任命。考试院下设考选部和铨叙部。1948年7月17日考试院通过《考试法》。规定：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考试和专门技术人员执业资格考试分为普通考试、高等考试两种遇有特殊情形时可举行特种考试；凡公立或立案私立中等学校毕业者、经普通检定考试及格者可参加普通考试凡公立或立案私立专科以上学校毕业者、经高等检定考试及格者可参加高等考试；考试以笔试、口试、测验或实地考试方式进行考试合格者由考试院给证书。7月24日考试院改组成立张伯苓任考试院院长。 在总统制下监察院是国家最高监察机关。监察院依法行使同意、弹劾、纠举、审计权。监察委员的名额分配如下：每省选出5人每直辖市选出2人蒙古各盟旗选出8人西藏选出8人国外华侨选出8人。监察委员不得兼任其他公职或执行业务任期6年连选得连任。监察院设院长、副院长各1人由监察委员互选产生；监察院正副院长和委员合组监察院会议以院长为主席行使各项职权。监察院行使同意权时须有出席委员过半数的赞同方能通过；监察院对于中央及地方各级公务人员认为有失职或违法情形时可提出纠举案或弹劾案其中弹劾案的提出须有监察委员1人以上提议、9人以上审查通过；监察院对于总统、副总统提出弹劾案须有全体监察委员四分之一以上提议、全体监察委员过半数审查通过始得向国民大会提出。监察院下设若干委员会和审计部。各委员会分别负责监察行政院及其各部、各委员会的工作如有违法失职情形经调查核实后可提出纠举案由监察院移送行政院促其改正。审计部设审计长1人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任命。行政院向监察院提出决算后审计长应在3个月内依法完成审计并向立法院提交审核报告。1948年6月5日新的监察院成立共有监察委员223人于右任继续担任监察院院长。 按照《中华民国宪法》中央与地方分权地方实行自治。但是直到国民党统治在大陆结束以前没有一个省或市县实施了地方自治。根据1947年至1948年江苏省、上海市及江苏省各县组织系统表地方政府的机构设置大致如下：省设省政府委员会有委员7至11人内设主席1人；省政府设民政厅、财政厅、教育厅、建设厅和秘书处、会计处、人事处、田赋粮食管理处及地政局、统计室并辖设计考核委员会、县长检定委员会、省辖市、各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全省保安司令部及新闻处。市设市政府置市长1人综理全市事务；市政府设民政、财政、警察、社会、教育、工务、公用、卫生、地政9局和秘书、调查、总务、统计、会计、人事6处及参事室并辖市银行、通志馆、新闻处。县设县政府置县长1人受省政府监督办理全县自治并指挥执行中央及省政府委办事项；县政府设第一至第五科及教育局、田粮处、秘书室、会计室、地籍整理处并辖县政设计考核委员会、公款管理委员会、地方行政干部训练所、司法处检察官、税捐稽征处、救济院、卫生院、县警察局、农业推广所、电话交换所及各区署。 中华民国政府的成立没能挽救国民党统治的危机。1948年11月26日翁文灏辞职。27日孙科继任行政院院长。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告下野李宗仁代理总统职务。28日孙科将行政院迁往广州。在李宗仁的督促下2月28日又将行政院迁回南京。3月8日孙科辞职。12日何应钦继任行政院院长。15日立法院通过《简化行政机构案》撤销农林、工商、社会、水利、地政、卫生、粮食、主计8部和资源委员会、新闻局增设经济部将行政院裁并为内政、外交、国防、财政、教育、经济、交通、司法行政8部和蒙藏、侨务2个委员会。主计部撤销后保留了主计长。4月23日南京解放宣告了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完结。残余的国民党势力将行政院迁往广州。5月3o日何应钦辞职。6月3日阎锡山继任行政院院长。1o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个独立自主的新中国从此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纵观南京国民党政权的政治制度史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政权在政治体制上的基本特征就是国民党一党专政、蒋介石个人独裁。这种政治体制适应了国民党新军阀和官僚政客集团的统治需要却违背了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历史趋势。国民党政权的覆亡原因是多方面的撇开经济上、军事上的诸多因素不谈仅从政治制度史上看它的失败原因至少包括三个方面：（1）南京国民党政权是军阀官僚政权政治基础十分薄弱和广大人民处于对立地位它无法解决国民党一党专政和人民要求民主权利的矛盾也就不可避免地失去人心。（2）南京国民党政权实行党治而非法治党规高于国法党官横行无忌在没有社会监督的条件下它无法依靠自身力量澄清吏治政治必然日益腐败也就无法避免人民起来将其推翻。（3）南京国民党政权建立了非常庞大的官僚机构行政系统、党的系统、军事系统、特务系统层层叠叠各个系统遇事推诿、见利争夺结果是纵与纵冲突、横与横摩擦中央一切政治理想与推行方案一到下层不是变形就是成为泡影整个国家机器效能极低、运转失灵也就无法建立稳固的统治。 第十章解放区的政权机构和制度第一节红色政权的机构和制度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政治制度简单说就是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这在当时的中国是一种全新的政治制度是与以往任何时期中国存在过的政治制度都不相同的。它的新根本上表现为这种制度的阶级实质完全是为了实现被压迫的工农劳动群众的解放及其对国家和自身事务的有效管理。因而以工农兵的全国代表大会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以便有效地体现按照他们的意志去管理国家管理自己。所以这种制度从实质到形式都与此前的政治制度有着根本的区别。 红色政权地区系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行武装割据与国民党统治的白色政权相对立的革命根据地。这些地区革命政权的形成始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的工农兵武装暴动中经过渡性质的“革命委员会”而后逐渐形成各级地方的工农民主政权。当时这个政权一度称作各级苏维埃但由于情况不同所建立的各级政权具体名称颇不一致。1928年6、7月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曾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现在的阶段是资产阶级民权性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及土地革命是革命当前的两大任务”为此必须“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1。由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的部队在井冈山地区建立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最早的革命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并以井冈山为中心展成为湘鄂区根据地随后又从井冈山出开辟了赣南区和闽西区于193o年上半年相继建立江西工农民主政府和闽西工农民主政府为形成后来的中央区和中央工农民主政权奠定了基础。在方志敏领导下赣东北民主政府于193o年成立。由贺龙、周逸群领导并建立起来的红色政权开辟了洪湖区和湘鄂边区革命根据地。鄂豫皖根据地的革命政权和革命军队也得到了迅展和壮大。到1931年11月7日各地红色政权的代表集中到江西瑞金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产生了统一的全国红色政权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即中央工农民主政府通过和公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根本大法。这样一个中央政府和宪法等文件的诞生与颁布标志着中国红色政权的建设达到了新的阶段。 1见《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政治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4）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区域内实现了一系列与国民党统治区截然不同的制度与政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1规定了红色政权的阶级本质和组织形式。其第2条规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苏维埃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之最高政权为全国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公民有权“直接选派代表参加各级工农兵苏维埃的大会讨论和决定一切国家的地方的政治事务”。 该《宪法大纲》还规定了工农劳动群众的政治、经济基本权利。政治权利主要包括：（1）参政权。“所有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都有权选派代表掌握政权的管理”。（2）武装自卫权。“手执武器参加阶级斗争的权利只能属于工农劳苦群众”。（3）法权。“在苏维埃政权领域内的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和他们的家属不分男女种族（汉、满、蒙、回、藏、苗、黎..）、宗教在苏维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4）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及信教自由和婚姻自由。经济权利主要包括按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颁布的土地法和劳动法公民有获得土地和劳动收益的合法权利；取消国民党政府实行的苛捐杂税只征收统一累进税以及改善人民生活等等。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取消民族压迫实行民族平等。 “中国苏维埃政权在现在要努力帮助这些弱小民族脱离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王公、喇嘛、土司的压迫统治而得到完全的自由自主。苏维埃政权更要在这些民族中展他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中国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自决权。”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的制定和布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劳动群众所制定的第一部宪法性的文献。在中国的宪政史上这是第一部真正确定由劳动人民成为管理国家和自己事务的主人、确保实行人民民主制度的根本大法。它与近代以来一切由反动统治者制定的各种“约法”、“宪法”、“宪草”完全不同。尽管它存在着不少缺点与不足但与此前所存在的宪法性文件的根本区别是十分明显的。正是这种性质使它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宪政史上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红色政权的中央机构1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按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苏维埃组织法》1的规定红色政权的中央机构设置如下：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最高政权机关”“由各省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直属市、直属县苏维埃代表大会及红军所选举出来的代表而组成”。它每两年召集一次或可召集全国苏维埃的临时代表大会。其职权是“制定和修改宪法及其他法律决定全国的大政方针改选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大会期间代表们还要“听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报告并讨论之”。 中央执行委员会“是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闭幕期间的最高政权机关”它“对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负责应向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做工作报告”。其权限是：“得颁布各种法律和命令并施行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全境。”“审核和批准一切关于全国政治上经济上的政策和国家机关的变迁。”“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全体会议每六个月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召集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由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产生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闭幕期间的全国最高政权机关”。主席团由主席1人副主席2至4人主持工作。它“对中央执行委员会负完全责任须向中央执行委员会做工作报告”。其权限包括：监督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及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各种命令及决议之实施；颁布各种法律命令；审查和批准人民委员会和各人民委员部及其他所属机关所提出的法令、条例和命令；解决人民委员会与各人民委员部之间的关系问题并有“停止或变更各省苏维埃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决议或命令之权”。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是作为一个实体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实施各项权力。人民委员会“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行政机关负指挥全国政务的责任”。“人民委员会对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其主席团负责须按时向他们做工作报告”。它由主席和若干人民委员组成其职权范围包括：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所指定的范围内颁布各种法令和条例“并得采取适当的行政方针以维持行政上的迅和秩序”；“有审查、修改或停止各人民委员部所提出的法令及其决议之权”。人民委员会的决议“如与大政方针有关系者应提交中央执行委员会或它的主席团去审查和批准但遇紧急事项人民委员会得先解决并报告中央执行委员会或其主席团”。人民委员会下设外交、劳动、土地、军事、财政、国民经济、粮食、教育、内务、司法等人民委员部及革命军事委员会工农检察委员会。各人民委员部设人民委员1人副人民委员1至2人并设部务委员会“为讨论和建议该部工作的机关”。各人民委员“在他的权限内有单独解决一切问题之权但重要问题须交给该部的委员会去讨论如委员会对于人民委员的决定有异议时有提交人民委员会或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之权”。人民委员会之下还设有国家政治保卫局服务于“镇1载《红色中华》1934年2月22日。 压反革命之目的”。 此外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立审计委员会和最高法院。审计委员会的职权是：“审核国家的岁入与岁出；监督国家预算的执行”。其成员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任。最高法院是全国的最高审判机关设检查长、副检查长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任其下设刑事法庭、民事法庭及军事法庭各设庭长1人。其权限主要包括：“对于一般法律作法定的解释”；审查各省裁判权及高级军事裁判所的判决书、决议及上诉、抗诉案件；审查中央执行委员以外的高级机关职员在执行职务期间的犯法案件等。 红色政权的地方机构按照《苏维埃地方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1规定红色政权的地方机构设置采用省、县、区、乡四级制。 在省、县、区三级其地方最高政权机关为该地的工农兵代表大会分别由该相应的执行委员会每年或每半年、每三个月召开一次听取和讨论该级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报告讨论和决定该地方范围内的工作方针选举该级执行委员会成员等。 在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设相应的执行委员会作为当地的最高政权机关。各级执行委员会下设主席团作为该执行委员会闭会期间的最高政权机关。 在各级执行委员会及其主席团之下设立各部其中主要有土地、财政、劳动、军事、文化、卫生、粮食、内务等部以及政治保卫局、工农检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等。这些部及委员会一般都受双重领导一方面受同级执行委员会及主席团领导另一方面受上级有关部的领导。部设部委员会置部长、副部长。部下设科管理具体工作。区县省执行委员会还可“任用指导员以指导和巡视下级苏维埃的工作”。 在红色政权区域的城市中有城市苏维埃之设它“是由该城市的选民根据宪法的规定而选出的全城市的政权机关”。其组织领导机构“由城市苏维埃的全体代表会议选出主席团再由主席团选出正副主席各1人”下属部门分为内务、劳动、文化、军事、卫生、粮食、工农检查、土地等科。主席团会议和全体代表会议分别每周或每两周召集一次。有特别事故时可召集非常会议。 在乡一级以乡工农兵代表会议即乡苏维埃作为全乡最高政权机关。乡苏维埃由全乡选民直接选举的代表组成其下不设乡执行委员会开始也不设主席团只设主席1人大的乡苏维埃可设副主席1人。乡苏维埃的全体1《苏维埃地方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于1931年11月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全文载《苏维埃中国》第2集。 代表会议每1o天由主席召集一次有特别事件得召集非常会议。乡苏维埃主席的权限是召集会议督促决议案之执行处理日常的事务。“乡苏维埃有权解决未涉及犯法行为的各种争执问题”。1933年12月12日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苏维埃暂行组织法》（草案）又规定：乡苏维埃“由全体代表会议选举5至7人组织主席团为代表会议闭会时间的全乡最高政权机关”。 乡苏维埃是红色政权体系中最基层的组织毛泽东曾把整个红色政权比喻为牢固的塔而乡政权犹如塔脚。为了把乡政权变为“石头筑的塔脚”从而坚固红色政权的整个“宝塔”革命根据地的各级领导机关非常重视乡政权的建设并从中积累了不少好的经验。乡工农兵代表会议除主席外代表都坚持实行不脱离生产的原则全部散处于群众之中以便及时、广泛地听取群众的要求和意见。为了广泛吸收群众参加政权管理乡工农兵代表会议设立了经常的或临时性的各种专门工作委员会如扩大红军委员会、没收征委员会、农业生产委员会、查田委员会、选举委员会等由它们辅助乡政权管理各种事务。这种委员会的参加者都是不脱产的群众中的积极分子。毛泽东在总结这些经验时说：“依靠于民众自己的乡苏1代表及村的委员会与民众团体在村的坚强的领导使全村民众像网一样组织于苏维埃之下去执行苏维埃的一切工作任务这是苏维埃制度优胜于历史上一切政治制度的最明显的一个地方。”2红色政权地区的政权机构和制度有其鲜明的特点。就其阶级实质而言它从诞生之日起就处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苏维埃政权之正确的组织是要以党的坚固的指导为条件的”。同时在红色政权的政权机构中工农劳动群众及其代表占着绝对优势从而使工农的利益、意志和愿望得到充分体现和保障。红色政权的政权机构和制度其作用不但在于对豪绅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实行专政而且还在于它是工农大众日常生活的管理者。正如毛泽东所说：“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是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工具。”与红色政权的阶级本质相适应其所采取的政体形式也有其鲜明特色。它通过普遍平等的选举制度把工农群众的优秀代表选拔到各级政权机关；它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力又使各级政府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既有高度的民主又有高度的集中。它实行“议行合一”原则即由国家权力机关统一行使立法权和行政权而不使立法权和行政权相分离。 红色政权机构和制度建设中的不足1“乡苏”即乡苏维埃。 红色政权在政权机构和制度建设中也存在一些不足。在二十年代当中国共产党在政权建设上尚无直接经验的情况下红色政权在结构模式上曾一度教条主义地照搬苏联苏维埃模式。这与多种因素的制约特别是共产国际的指导有着密切关系。这种照搬模式有利有弊。利在能迅形成一种新的完整的政权体系弊在很容易犯教条主义错误忽视双方在国情和革命阶段上的差别如“苏维埃”乃是俄文“工农代表会议”一词的音译普通中国人不懂俄文也自然难以理解“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真谛。在政权的阶级构成上红色政权在一定时期内排除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参加这与中国国情和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和阶段是不相适应的。在选举上对封建性的地主和作为“农村中的资产阶级”的富农没有区分对大中小资本家没有区分对封建剥削者本人与其家属没有区分对剥削者和为剥削者服务的人没有区分而一概剥夺了这些人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这不仅犯了剥夺某些人不应被剥夺的政治权利的错误而且也不利于争取可以争取的力量。另外红色政权实行“议行合一”制避免了“三权分立”下常有的相互牵制和扯皮现象效率较高这是其优点所在；但完全集立法权与行政权于一身而不注意解决如何挥社会和人民的监督作用也容易导致专擅。 第二节抗日根据地的政权机构和制度抗日根据地的“三三制”政权的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政权是在抗日民族斗争中逐渐展起来的先形成于陕甘宁边区之后在广大敌后地区广泛建立并日渐巩固和壮大。1937年9月伴随以国共两党为轴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作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建立起来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正式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它不再实行以前的苏维埃制度成为实行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同年陕甘宁边区进行了民主选举形成了乡、县各级抗日民主政府使陕甘宁边区成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和推进敌后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的指导中心。 由中国工农红军改编而成的第八路军挺进华北敌后创建了一个个敌后抗日根据地并在这些根据地建立了政权机构和抗日民主制度。由八路军一一五师副师长兼政委聂荣臻在留守五台山抗日的同时创建了敌后第一个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根据地于1938年1月召开了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由八路军一二○师创立的大青山根据地与晋西北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晋绥边区抗日根据地。八路军一二九师在八路军总部的直接指挥下进入晋东南的太行山区逐渐开辟了太行、冀南、冀鲁豫等根据地为以后建立统一的晋冀鲁豫边区政权准备了条件。山东抗日根据地是在中共地方党组织领导下开始创建的到1939年一一五师进入山东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展。由原在南方各省的游击队统一改编而来的新四军在长江南北地区坚持抗战的同时创立了华中抗日根据地（包括江南和江北抗日根据地）。总之到1938年底在八路军、新四军展壮大的同时有大小十多块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建立起来总人口5ooo多万形成了抗击日寇侵略的重要力量。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抗日根据地已形成中国广大的解放区它包括19个大的解放区人口95oo多万中国解放区的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军队不但在对日战争的作战上起了英勇的模范作用而且在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项民主政策上也起了模范的作用。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个抗日根据地形成了既区别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红色政权又区别于同期国民党统治区政治制度的具有鲜明特点的新型政权形态——“三三制”政权。这一政权体系的建立是抗日根据地实行民主政治的集中表现。它适应中国社会阶级构成“两头小中间大”的特点使不同阶级和阶层的抗日代表能进入政权机构得到了议政、从政的机会。 “三三制”政权是抗日战争形势下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种政权形式是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与实践的一个展阶段。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红色政权相比它们的相同之处是：都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都以工农联盟为基础都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它们的区别在于：红色政权是工农的民主专政而“三三制”政权则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抗日民主政权有更为广泛的阶级和党派参加。在组织形式上“三三制”政权不再采取红色政权时期的工农兵代表大会制而以参议会为人民代表机关其名称和形式是与国民党统治区相一致的。 抗日根据地的政权机构及制度抗日根据地的政权机构一般分为边区参议会和边区政府、县参议会和县政府、乡参议会和乡政府三级。其中也分设若干派出机构。 边区以边区参议会为边区人民代表机关。组成参议会的议员大部分由边区人民按普通、直接、平等、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同时有一小部分参议员是在政府认为有必要时聘请“勤劳国事及在社会、经济、文化方面有名望者”1担任之其名额一般不过参议员总数的十分之一到五分之一。边区参议员一般任期2至3年得连选连任。 边区参议会设正、副议长各1人主持议会工作。议会每年开一次闭会期间由从参议员中选出的常驻委员主持日常事务。但常驻委员会并不是权力机关其职权主要是：监督同级政府对参议会议决案之执行；听取同级政府之工作报告；向同级政府提出建议与询问；派代表出席同级政府委员会会议；必要时决定召集参议会临时会议。 边区参议会的职权主要包括：选举和罢免边区政府主席、副主席、政府委员及边区高等法院院长；监督及弹劾边区各级政府、司法机关之公务人员；创建及复决边区之单行法规；批准关于民政、财政、粮食、建设、教育及地方军事等各项计划；通过边区政府提出之预算并审查其决算；决定征收、废除或增减地方捐税；决定行地方公债；议决边区政府主席、政府委员及各厅厅长、高等法院院长所提交审议事项；督促及检查边区政府执行参议会决议之事项；议决边区人民及民众团体提请审议事项；决定边区应兴应革之重要事项；追认闭会期间常驻会及边区政府主席或政府委员会关于紧急措置之事项。1边区政府2由边区参议会选出的政府委员若干人组成并“呈请国民政府加以委任”。边区政府设正、副主席各1人任期1年连选得连任。边1《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1941年11月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修正通过1942年4月边区政府公布。见《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汇刊》。 1《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2卷第187、188、189页。 2有的边区政府也称“边区行政委员会”。 区政府下设各厅、部、处即秘书处、民政厅、财政厅、教育厅、建设厅、保安司令部、保安处、审计处。于必要时边区政府得增设专管机关。边区政府委员会在边区参议会闭会期间是边区的最高政权机关它“受国民政府之管辖”及“边区参议会之监督”“综理全边区政务”。其职责范围是：执行国民政府委托事项；执行边区参议会议决案；选举事项；预算、决算事项；所属行政人员任免；咨调地方部队及督促所属军警绥靖地方事项；边区行政设施或变更事项等等。边区政府委员会正、副主席“统一领导全边区政务”他们是全边区最高行政长官其职权范围是：召集边区政府委员会议；领导执行边区政府委员会议之决议案；代表边区政府监督全边区行政机关执行职务；处理边区政府日常及紧急事务；对外代表边区政府委员会。1因为边区政府委员会是参议会闭会期间边区的最高权力机关所以它对于边区行政得颁命令制定边区单行条例及规程但对若干重大问题如增加人民负担限制人民自由变更行政区划及组织者以及确定重要行政措施等须得边区参议会核准或追认。 在两次边区政府委员会议之间所有关于政策、法令、制度的设施及人事变动等重要事项概由边区政府正、副主席决定。各厅、部、处在边区政府正、副主席的统一领导下分掌自己所承担的那部分政务。 县参议会为县的最高权力机关参议员也是经普遍、直接、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任期2年。县参议会每半年开常会一次职权主要是：选举、罢免县长；制定县单行法规；监察弹劾县村行政人员及司法人员；审查县预算、决算；决定县公有财产之经营及处分事项；议决县政重要兴革事项；审议县政府及各方请议事项；督促检查县政府工作1。县参议会闭会期间选出常驻委员5人主持日常事务或由议长驻会监督县政府执行决议必要时2得召开县参议会的临时会议。 县政府委员会为县参议会闭会期间的全县最高政权机关。 它在边区政府领导和县参议会监督下总理全县行政事务。其职权包括：执行边区委员会或其行政专员公署之委办事项；执行县参议会决议事项；公布县单行法规；监督所属机关及职员3。县政府并在不抵触边区政府法规情况下经呈请边区政府核准颁行县的单行法规。 县政府委员会设正、副县长为本县最高行政长官统一领导全县政务。 1参见《陕甘宁边区政府组织条例》和《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组织条例》《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2卷第2o2、247页。 1参见《晋察冀边区县区村组织条例》《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2卷第273页。 2以下情况被视为“必要”：经议员五分之一以上之提议者；经全县公民十分之一以上之请求者；经全县五分之一以上之村民代表会请求者；县长请求经议长、副议长认可者。3参见《晋察冀边区县区村组织条例》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现行法令汇集》上册1945年版。县政府内设各科分掌民政、财务、教育、实业、公安等各项行政、司法、保安工作并设人民武装部掌理兵役、自卫、民兵以及进行游击战争和其他保卫政权、保卫人民事项。 在边区政府与县政府之间为加强对县政府领导以提高行政效率边区政府将边区所属县（市）划分若干行政区分设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简称“行署）。“行署”不是一级政权机关而是作为边区政府的代表机关对所属各县（市）负“监督指导”之责。其职权包括：掌握并贯彻边区政府的政策法令与指示；对边区政府负责统一领导督察该分区所辖各县之一切行政事宜；组织与领导人民武装协同军队维持地方治安；监督和指导驻在该行政分区的边区政府各种附属机关；监督所属各县财政经费之收支情况；处理所属各县之间的争议及有关事项1。“行署”一般设专员1人必要时设副专员1人及若干室（秘书室）、处（民政处、财政处、教育处、粮食处、建设处）、科（保卫科）。 关于乡、区政权。乡政权为抗日根据地的基层政权其权力机关为乡参议会由普选产生的乡参议员组成。乡参议会的职权是选举、罢免乡负责人；监督、弹劾乡、村两级行政人员；议决本乡应兴应革事项和经费收支；执行上级政府交办事项等。乡参议会不设议长也不设常驻参议员每两个月开会一次会议由推举产生的3人主席团主持乡长为当然主席团成员之一。乡参议会每年改选一次乡长等同时改选得连选连任。乡设乡政府委员会作为乡参议会休会期间乡的最高政权机关。乡政府对同级参议会和县政府负责。其基本任务为展生产事业和文化教育；爱护帮助军队优待抗日人员的家属；进行抗战动员建立人民自卫武装维护革命秩序；举办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进行关于本乡土地、人口及其他社会情况之调查登记2。乡政府设乡长和文书各1人脱产专作乡的工作其他干部都不脱离生产。乡政府视工作需要可设优待救急委员会、文化促进委员会、经济建设委员会、锄奸委员会、人民仲裁委员会及其他各种性质的临时委员会。乡以下设行政村以村主任1人主持工作行政村以下的自然村设村长1人。村主任、村长均由选民选举产生。 在抗日根据地的一些地区曾根据需要将若干乡（一般3至5个）归为一区设区公署（所）不作为一级政权机关而作为县政府的协助机关具体负责对所属各乡进行直接指导。区公署（所）一般设区长1人及助理员若干人。区公署承县政府之命主要办理下列事项：指导帮助乡（市）政府执行上级政策法令和指示；帮助督导乡（市）政府进行干部教育、社会教育、国民教育；帮助督导乡（市）政府组织人民经济增加生产改善生活；帮助督导乡（市）之民政、财政、保安等工作及其他兴革事宜；帮助督导乡（市）1参见《修正陕甘宁边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政策条例汇集》续编1944年版。2参见《修正陕甘宁边区乡（市）政府组织暂行条例草案》《陕甘宁边区政策条例汇集》续编。政府组织人民武装维护地方治安；帮助督导乡（市）政府检查与总结工作经验。1需要指出的是各抗日根据地政权虽都是按三级体系划分即边区政府、县政府和乡政府但其名称和设置并不完全一样。如陕甘宁的边区政权叫陕甘宁边区政府而晋察冀的边区政权却叫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中国的抗日根据地政权从行政系统说是由国民党政府统一领导下的地方政权但就其实质说它是中国共产党单独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它没有全国统一的中央政权如果说它有真正统一的全国的领导那就是中共中央。作为中共中央派驻各边区的中央局或中央分局以及各地党的领导部门就成为在该地区体现党的具体领导的机构。对于党组织与边区的相互关系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42年9月所通过的《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中说得很清楚：“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他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应当表现在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中央局、分局、区党委、地委）因此确定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分局）及各级党委（区党委、地委）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1抗日根据地政权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在政权的人员分配上“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小资产阶级；中间分子及其他分子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只有汉奸和反共分子才没有资格参加这种政权”2。这样的政权组成既有利于动员一切主张抗日的人们投入抗日斗争又可使代表工农劳动群众利益的分子占据政权的多数从而保障以工农的联盟作为政权的基本力量。 从抗日根据地政权的专政职能说它的专政对象是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反动派而实行专政的不仅有工农劳动群众而且有中等资产阶级、开明士绅及参加了反日斗争的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 因此抗日根据地的阶级本质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即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几个革命阶级对日本侵略者及汉奸反动派联合1参见1943年2月《修正陕甘宁边区各县区公署组织条例》《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2卷第235页。 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3）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27页。2毛泽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5o—751页。 专政的民主政权。 抗日根据地政权在组织上采取了参议会形式而不是如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那样采取工农兵代表大会制。所以这样做原因主要在于当时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使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名义上成为国民政府统一领导下的地方政权必须在组织形式和名称上与国民党统治区一致起来。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在省和县都建立了作为民意机关的参议会抗日根据地政权作为地方政权也应有相应的机构。但抗日根据地在民意机关的设立上与国民党统治区是有着原则区别的。在国民党不愿给民意机关以真正权力的情况下抗日根据地却把各级参议会建设成为真正的人民权力机关这表明了抗日根据地与国民党统治区对待“民意”的根本不同的态度和方针。第三节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的政权机构和制度老解放区的政权机构和制度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区按其解放的时间先后可以划分为老解放区、半老解放区和新解放区三种。老区即日本投降以前的抗日根据地地区；半老区即日本投降以后至1947年6月底人民解放军展开大反攻之前所占领的地区；新区即1947年6月底人民解放军展开大反攻之后所占领的广大地区。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解放区的人民民主政权从农村到城市从基层到大行政区都按照其不同特点广泛地、扎扎实实地建立起来成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可靠基础。 在这期间建设大中城市的临时政权、大行政区的人民政权以及在少数民族地区建设自治政权的实践和经验都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的革命根据地未曾有过的。 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实行的基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在战争环境及不能进行普选以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的特定条件下人民代表会议部分地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因此它是过渡到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准备阶段为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积累了必要的经验。 解放战争初期为继续推进老解放区的宪政建设1946年4月23日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通过了《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1。这个文件虽是陕甘宁边区的但对整个解放区都有着普遍的指导意义。它明确规定了政权建设中的人民代表会议制原则：“边区、县、乡人民代表会议（参议会）为人民管理政权机关。”“人民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选举各级代表各级代表会选举政府人员。”“各级政府对各级代表会负责各级代表对选举人负责。”各级人民代表会议“乡一年改选一次县二年改选一次边区三年改选一次。”“各级代表会每届大会应检查上届大会决议执行的情况。”“各级政府人员违反人民的决议或忽于职务者应受到代表会议的斥责或罢免乡村则由人民直接罢免之。”这个文件还明确规定了边区人民享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权利。在政治权利方面特别注重“人民对各级政府有检查、告及随时建议之权”；并且要求人民为行使政治上的各项自由权利应受到政府的物质帮助。文件还对根据地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作了规定：“各级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除服从法律外不受任何干涉。”“人民有不论用任何方法控告失职的任何公务人员之权。”《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是一个规定了今后解放区政治制度基本原则和政策的重要法律文件。村（乡）区县人民代表会议的建立有一个展过程。开始阶段一般1见《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汇刊》1946年版。 都以贫农团和农会作为临时政权机构之后才召开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村（乡）区人民代表会议作为村（乡）区的正式权力机关并由村（乡）区人民代表会议选举政府委员会实行议行合一制。正式的政权机关形成后贫农团与农会便成为政权机关的助手。毛泽东曾高度评价了农村中生的这种变化指出：“在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中在贫农团和农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区村（乡）两级人民代表会议是一项极可宝贵的经验。只有基于真正广大群众的意志建立起来的人民代表会议才是真正的人民代表会议。这样的人民代表会议现在已有可能在一切解放区出现。这样的人民代表会议一经建立就应当成为当地的人民的权力机关一切应有的权力必须归于代表会议及其选出的政府委员会。”1在村（乡）区人民代表会议基础上又召开县一级的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县政府委员会。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人民代表会议是一种过渡形式不是永久性的。 它只能在当时特定条件下（不能进行普选和召开人民代表大会）部分地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主要是代行选举产生政权机关的职权。这也可以说是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的一种准备必然要为人民代表大会制所取代。为了保证政策的一致性当时规定上一级人民政府对于下级人民代表会议甚至代表大会的决议“有废除、修改或命令其停止执行之权”1。这种代表会议注意保证共产党的领导当然这种领导是通过与会的党员代表和会议去团结、教育广大人民群众而不是党组织直接公开地号施令。为此党组织要求“要好好地事前加以计算..只要共产党员加进步分子占优势能保证党的政策和决议通过即可”。“党应派遣最好的党员和干部到政权中去工作”2新解放城市的过渡性政权机构解放战争后期伴随人民解放军军事上的节节胜利不少大中城市被解放。由于刚解放的城市情况复杂和人民代表会议很难立即召开故而在新解放的城市中先设立军事管制委员会。 军事管制委员会并不是由该地区人民选举产生的而是由人民解放军总部、军区及前线司令部委任人员组成的。如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叶剑英、天津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黄克诚、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陈毅、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刘伯承等。军事管制委员会设正、副主任各1人由人1《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o8页。1中共中央华北局：《建立村、区、县三级人民代表大会或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决定》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法制史参考资料选编》近现代部分（三）第156、159页。 2中共中央华北局：《建立村、区、县三级人民代表大会或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决定》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法制史参考资料选编》近现代部分（三）第156、159页。 民解放军总部任命下设机构：警备司令部兼防空司令部主要负责肃清一切反革命武装及散兵游勇保卫城市安全等。市政府主要负责市区的管理、建设、人民生活等。在市政府下设民政局、财政局、公安局、人民法院及银行等机构。在基层宣布废除国民党时期的保甲制度成立了街、区政权其中区公所为市政府派出机关向市政府负责。物资接管委员会其任务是“负责接收并处理敌伪产业及公共物资财产没收官僚资本直接代管属于国家之企业以待将来移交于全国性的人民民主政府”1。对其他属于本市的企业协同市有关主管机关进行接收而后分别移交各该主管机关管理。负责动员组织一切公私力量指导对城市粮食、燃料等供应事项沟通城乡关系并负责接管不属于市范围的军事政治机关与设备。该会下设财经部、交通部、卫生部、军政部、房屋地产部等机构。文化接管委员会其任务主要是“负责接管一切属于国家的公共文化教育机关及一切文物古迹”2下设教育部、文艺部、文物部、新闻出版部等机构。 关于城市军管会的性质和任务有以下几点需要加以说明。其一它是作为该市“军事时期内统一的军政领导机关”不仅对军事而且对行政亦有指挥之权。它“布戒严令并依据中共中央及人民解放军之政纲布临时法令”1。其二军管会只是一种过渡性质的机构它负有“动与组织革命群众团体帮助建立系统的人民民主政权机关”的任务任务完成后“即将一切行政权力移交当地人民民主政府和警备司令部”2而军管则宣布撤销。其三即使在军事管制期间军管会也决不是实行军事专制而是与人民保持密切联系的。军事管制委员会从成立初期开始就根据当时的条件召开由各党派、团体、军队、机关、少数民族及其他各界代表组成的经过聘请、选派产生的各界代表会议作为党和政府经常联系人民群众的组织形式使军管会更好地了解人民的要求为正式建立人民民主政权作准备。中共中央对这一工作非常重视曾于1948年11月3o日出《关于新解放城市中组织各界代表会的指示》3指出“应以各界代表会为党和政权的领导机关联系群众的最好组织形式”使之“成为军管会和临时市人民政府在军管初期传达政策联系群众的协议机关”。各界代表会以劳动人民和1《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贝会组织条例》（草案）《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2卷第499—5oo页。 2《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贝会组织条例》（草案）《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2卷第499—5oo页。 1《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组织条例》（草案）《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2卷第499—5oo页。 2《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组织条例》（草案）《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2卷第499—5oo页。 3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11册。知识分子的代表占多数它的职权由军管会和临时市人民政府赋予。它可以选举主席、副主席并组织秘书处以执行日常事务但它是人民代表会议召开以前的临时政府的协议机关“故无对政府约束之权”它可以看作是人民代表会议的雏形和前身是“半政权的组织形式”。 大行政区的政权机构大行政区民主政权最早建立的是华北人民政府。1948年6月晋察冀边区和晋冀鲁豫边区决定两政府实行联合办公。同年8月召开了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华北人民政府其管辖范围包括原晋察冀边区、晋冀鲁豫边区和山东解放区的渤海区。其后又相继建立东北人民政府、中原人民政府、华东军政委员会和西北军政委员会等大行政区人民政权。 大行政区民主政权的机构与职能可以华北人民政府为例来说明。该区最高政权机构为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设委员27人主席1人副主席3人。主席、副主席由政府委员互选产生。下设民政部、财政部、教育部、农业部、工商部、公安部、司法部及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华北人民监察院、华北人民法院等。各部委设部长、主任、院长等由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华北人民政府还设有政务会议由主席、副主席各部、院负责人及秘书长组成其职责是执行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的决议解决部门有关问题。在政务会议中主席有最后决定权。 华北人民政府的职责范围是：“综理全华北区政务并根据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及华北人民代表大会所通过之施政方针及决议案制定实施条例及规程。”1华北人民政府在行使下列职权时须由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决议行之：制定人民代表机关通过的施政方针、决议案的实施条例及规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之选举事项；行政区划及各级人民政府组织设施事项；任免华北人民政府各部、院、厅长各会主任等领导人员；全区预算决算事项；全区人民武装之组织事项；关于全区生产建设、财经设施、公安、司法、教育、文化之方针、计划等事项。华北人民政府主席的职权是：召集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并为主席；领导、督促并检查各级人民政府执行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华北人民代表大会之决议及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之决议；处理华北人民政府日常政务及紧急事项；对外代表华北人民政府。 当时大行政区的民主政权对行政监察机关是相当重视的。如《华北人民政府组织大纲》中规定“华北人民监察院为行政监察机关设人民监察委员会以院长及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之人民监察委员五人至九人组织之。其任务为检查、检举并决议处分各级行政人员、司法人员、公营企业人员之违法失职、贪污浪费及其他违反政策、损害人民利益之行为并接受人1《华北人民政府组织大纲》（1948年8月14日）《华北人民政府法令汇编》第1册1949年版。民对上述人员之控诉”。具体言之华北人民监察院的职权主要是：行使检查检举权人民监察委员会不仅可以检查各级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公营企业的工作情况而且可以检举上述机关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等行为。行使行政诉讼的受理权即接受人民对有关机关和人员的控诉和揭并拟定处理意见。行使一定的行政处分权人民监察委员会可将违法人员的行政处分提交大行政区政府主席批交有关行政机关处理或将案件移交法院审理法院将审理结果函告人民监察院如遇有争执则呈大行政区政府主席解决。行使调查权人民监察委员会到相关部门检查工作时“该机关人员应妥为帮助检查并须提供相当材料不得借词拒绝”1。这是个很好的经验对于纠正行政司法人员之违法行为较为有力。因其有专门机构有调查、处分之权力因此就能对查举行政、司法人员的违法行为产生实际作用而不会形同虚设。 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机构与制度内蒙古是根据地区域内最早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地区。 1947年4月23日在内蒙古的王爷庙召开了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来自各盟旗、各民族不同阶层的代表出席了会议通过了《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宣言》和《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内蒙古自治政府暂行组织大纲》选举产生了内蒙古临时参议会。而后又由临时参议会选举出21名自治政府委员组成内蒙古自治政府。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政府正式宣告成立。 内蒙古自治政府是该地区蒙古民族各阶层联合其他各民族实行自治的区域性的民主政府以内蒙古各盟（包括盟内旗县市）旗为自治区域。在《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2中规定了一系列民主原则。主要包括（1）内蒙古自治区域内蒙、汉、回等“各民族一律平等”建立各民族间亲密合作、团结互助的新民族关系消除一切民族间的隔阂与成见。这就要求各民族互相尊重他民族的风俗、习惯、历史、宗教、信仰、语言、文字各民族自由扬本民族的优良历史文化与革命传统自由展本民族的经济生活共同建设新内蒙古。（2）普遍平等的政治权力。凡内蒙古人民年满18岁以上不分阶级、性别、民族、信仰、文化程度除褫夺公民权及精神病者外“均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内蒙古自治政府确保人民享有身体、思想、宗教、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迁移、通讯等自由权利。（3）内蒙古自治政府以民主集中制为其组织原则。 内蒙古临时参议会由99名至121名临时参议员组成。参议员主要为蒙1《对人民监察院之检查应妥为帮助的训令》《华北人民政府法令汇编》第1册第2o6页。2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汇编》第1卷第68页。族同时也有适当名额的汉、回各民族参议员任期为3年。临时参议会为内蒙古自治区域内的权力机关每年召开一次；选举自治政府的主席、副主度和委员；对《内蒙古自治政府暂行组织大纲》有修改权。临时参议会选出正副议长及驻会参议员9至11名驻会参议员对临时参议会负完全责任。驻会参议员在临时参议会闭会期间执行的任务有：监督政府执行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通过的政府施政纲领、决议以及临时参议会的决议；与各参议员保持经常联络；准备正式参议会选举事宜；办理召集参议会临时会议事宜。1内蒙古自治政府为该区最高行政机关。“自治政府对临时参议会负完全责任”在不抵触中央政府法令范围内“得制定公布单行法规”。其下设有办公厅、民政部、军事部、财政经济部、文化教育部、公安部、民族委员会、参事厅等机构。各厅、部、会置厅长、部长、委员长各1人由政府主席从政府委员中任命其副职“由主席任命之”。“自治政府统一布命令”时由主席、副主席签署；其与各厅、部、会所主管事项有关者“得由各厅、部长、委员长副署”。自治政府还设有最高法院院长由自治政府任命。到1948年底自治政府的机构有所变动裁撤了办公厅、参事厅和民族委员会增设了秘书长、工商部、司法部以及人民法院等。 内蒙古自治区属下的地方行政区划起初为三级制即：盟；旗、县、市；村。后又增设区一级改为四级制。各级地方行政区域的权力机关为各级代表大会各级地方政府均为民选而由自治政府加委。其中区村政府由县政府加委。 内蒙古自治政府是内蒙古蒙古族各阶层联合本区域内其他各民族实行自治的区域性的民主政府但它同时与其他地区的民主政权的建设有着广泛的一致性。这主要表现在它是在中共中央统一领导之下的；它是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内蒙古自治政府暂行组织大纲》第8条规定内蒙古自治政府只有在不抵触全国民主联合政府法令范围内才得制定公布单行法规。但同时又允许保持政策上的一定特殊性。在政策上内蒙古自治政府没有像解放区非民族自治地区的民主政权那样排除封建阶级如地主、牧主以及以前的王公等人的政治权利而是仍把他们视为人民的一部分他们的“人权、财权均受到自治政府的保障”。在解决土地关系时不是实行普遍的土地改革而是“实行减租增资与互助运动”。11参见《内蒙古自治政府暂行组织大纲》《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2卷第471页。 第十一章汪精卫南京国民政府第一节沦陷区伪政权的出现1937年7月7日日本制造卢沟桥事变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凭借其军事优势相继占领了华北的北平、天津、张家口、太原、石家庄、包头和华中的上海、南京、杭州等城市及其周围地区。日本为巩固其占领和实施殖民统治相继在占领地区扶植汉奸政权分别成立了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及蒙古联合自治政府。 夺取华北是日本自1935年策动华北“自治”以来的既定方针。日军在占领北平后的8月14日关东军司令部便制定了《对时局处理大纲》提出了以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五省自治为最终目标先将河北及山东二省（将来包括山西）组成一个政权”地点设在北平配备有能力的日本顾问对有关政治、经济、内政等的问题进行“幕后指导”。 随着日军侵占地区的扩大其在华北建立政权的目标也生了重大变化。1o月28日华北日军特务部进而提出在华北建立政权作为取代南京政府的中央政府使之在日本军势力范围内的全部地区普及其政令。这一主张为日本陆军中央部所接受因而成为建立在日本控制下的傀儡政权的指导方针。其设想是先在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分别建立独立政权再组成联省政府以后再号召与策动华中、华南等地的傀儡政府与联省政府合流逐渐成为取代现有中国中央政府的“新中央政府”。据此华北日军特务部便开始了在北平筹组伪政权的活动。 12月13日日军占领中国都南京。14日华北日军特务部便扶植老牌亲日分子、曾代理北平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的王克敏原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汤尔和、王揖唐、齐燮元以及曾任北京政府要职的董康、高凌霨、朱深、江朝宗等人在北平炮制了号称中华民国的“临时政府”。 “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是由华北日军特务部制定的实行总统制。但是由于尚未物色到担任总统的适当人选故将“总统”席位空缺分别设立行政、议政、司法三个委员会分掌各项权力；以“中华民国”为年号因带有临时性质故称“临时政府”。但“国旗”和“国歌”仍为北京政府时代的五色旗和卿云歌。 “临时政府”以齐燮元、董康、王克敏、王揖唐、朱深为常务委员；汤尔和、董康、王克敏分任议政、司法、行政各委员会委员长。行政委员会为处理政务的机关下设行政、治安、文教、法制及灾区救济各部以王克敏、齐燮元、朱深、王揖唐分任各部部长。1938年3月1o日成立了“中国联合准备银行”行与日元等值的“联银券”。4月1日行政委员会各部部长改称总长组织机构有所增加和调整计有内政、财政、治安、教育、实业、法制各部及外事局、建设总署等。 1937年12月24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处理中国事变纲要》案对华北日军成立“临时政府”的方针予以肯定。《纲要》规定：对于“临时政府”要逐步扩大和加强使它成为重建“新中国的中心势力”。其所辖区域“由军事行动进展的程度而定但大致定为河北、山东、山西三省及察哈尔省的一部分取消冀东自治政府使之与新政权合并”。据此此前成立的平津地方维持会宣布结束；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亦于1938年2月1日取消所辖冀东2o余县地区划归河北省政府。在此前后华北日本方面军在占领的陇海铁路线以北区域的河北、山东、山西、河南、北平、天津等省市及以徐州为中心的江苏和安徽北部地区相继成立了隶属“临时政府”的各伪省市政府。 上述《处理中国事变纲要》规定：在政治上日本将通过派遣顾问对伪临时政府在制定政策方面进行指导；在经济上将由日本对华北经济进行开和统制。为此1938年4月17日即由华北日军司令官寺内寿一与王克敏签订了关于政府顾问的《约定》顾问便成了凌驾于“临时政府”之上的“钦派总管”；此前的3月26日双方已签订了成立中日经济协议会的《觉书》由日本最高经济顾问掌握经济的最高权力。6月27日日本成立了华北开公司由该公司对华北的交通、通信、矿业、盐业、电力等重要产业进行开、统制和经营。 继“临时政府”之后1938年3月28日日本华中派遣军也在南京扶植老牌亲日分子梁鸿志以及陈群、温宗尧等人成立了号称中华民国的“维新政府”。梁鸿志曾任北京政府安福国会参议会议员兼秘书长；陈群曾任国民党都警察厅厅长温宗尧曾任广州军政府总裁。“维新政府”辖区为华中的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及上海、南京两特别市地区将来还要包括华中的其他地区及华南地区。根据日本政府决定的《调整华北及华中政权关系要领》的规定华中新政权是一个地方政权；原则上以“临时政府”作为中央政府尽快使其合并统一。 “维新政府”虽为地方政府却设有类似中央政府的行政、立法及司法三院但因司法院长找不到人选仅设行政及立法两院；以温宗尧为司法院院长梁鸿志为行政院院长；另设议政委员会为最高权力机关。议政委员会设常务委员3人由梁鸿志、温宗尧及内政部长陈群组成；行政院下设交通、外交、绥靖、教育、内政、财政、实业及司法行政各部。“维新政府”的所有政务与“临时政府”一样由特别设立的日本顾问部控制。至同年8月相继在苏州、杭州及蚌埠成立了江苏、浙江、安徽各伪省政府。1938年1o月16日和翌年3月3日相继将原伪上海和南京两市政公署改称上海和南京两特别市政府。 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是中国的经济和金融中心因此成为日本经济掠夺的重点地区。为此1938年1o月3o日日本在上海设立了“华中振兴股份有限公司”下设交通运输、通讯、电气、瓦斯、水道、矿产、水产及其他公共事业或产业等共计14个子公司几乎所有经济部门都操之于该公司之手。1939年5月更以“维新政府”的名义成立了“华兴商业银行”行纸币“华兴券”。 1938年7月15日日本五相会议决定了《建立中国新中央政府的指导方针》其办法是先使“临时和维新政府合作建立联合委员会其次使蒙疆联合委员会与之联合。以后上述各个政权逐渐吸收各种势力或与他们合作使之形成真正的中央政府”。 所谓“蒙疆联合委员会”是日本关东军于1937年11月22日将先后在察哈尔省的张家口、晋北的大同及绥远省的归绥占领区成立的察南、晋北和蒙古联盟三个“自治”政府合并成立的一个傀儡组织由日本特务机关长金井章次为最高顾问并代总务委员会委员长；卓特巴扎布等为总务委员。1938年8月1日由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任委员长。9月9日日本五相会议根据日本华北方面军和华中派遣军达成的协议决定了《联合委员会树立纲要》。但是关东军坚持必须保持“蒙疆”的独立性不许其与“临时”、“维新”等组成联合委员会结果只得由“临时”与“维新”两伪政府于9月22日成立了“中华民国联合委员会”由双方各派三人组成其权限是对有关交通、电信、邮务、金融、海关、统税、盐务、文教及思想等需要统制之事项进行协议。 11月3o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了《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将华北和“蒙疆”划定为国防上、经济上（特别是有关资源的开和利用方面）的日华紧密结合地区。在“蒙疆”地方除上述外特别为了防共应取得军事上、政治上的“特殊地位”。据此日本驻蒙兵团和兴亚院蒙疆联络部于1939年1月1日将“蒙疆联合委员会”改称“蒙古联合自治政府”以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为主席以张家口为“政府”所在地以“龙旗”为伪政权旗帜用成吉思汗纪元。由此包括晋北13县在内的绥远、察哈尔地区便成为在日本直接统治下的特别“高度防共自治区域”。 第二节汪精卫投敌与日本关于成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1938年1月16日日本相近卫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声明后为实现在中国建立“新中央政府”以图迫使重庆国民政府对日屈服和投降日本在占领区建立傀儡伪政权的同时暗中策动时为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的汪精卫脱逃重庆降日反蒋另立中国“新中央政府”。同年12月19日汪精卫根据与日方签订的上海重光堂秘密协议由重庆逃抵越南河内29日表《艳电》响应近卫22日表的招降声明。按照计划汪本预定在日军占领和尚未占领的云南、四川及广东、广西四省地区建立反蒋反共政府但由于龙云等人不予响应使其计划破产。汪精卫乃进而于1939年2月派高宗武向日方提出了与沦陷区各已成立的伪政权及日本正在策反的吴佩孚等合流在南京成立以其为的“新国民政府”的计划。日本内阁决定予以支持。于是汪由河内潜往上海后即于5月31日偕周佛海、陶希圣、高宗武、梅思平前往东京与日本当局进行组府交涉。为此6月6日日本五相会议作出了《树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的决定。 《方针》规定“新中央政府”要以汪精卫、吴佩孚、已成立各伪政权及“改变主意的重庆政府”等为其构成分子；“新中央政府”必须以1938年11月3o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的《调整日中新关系方针》为依据。并规定华北应是国防上经济上的日华紧密结合地区（蒙疆为特别高度的防共自治区域）长江下游地区在经济上作为日华紧密结合带华南沿海特定岛屿设立特殊地位并要特别考虑对现有政权的特殊关系的处理。以此为依据与日本正式调整国交。参加“新中央政府”的所有成员必须先接受上述原则；“新中央政府”的构成及成立的时间要以日本适应于综贯全局的战争指导上的阶段以自主的观点处置之。 7月9日汪精卫在上海表《我对于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的广播讲话宣布与重庆断绝关系。汪精卫在结束与日方的交涉返回上海之后8月28日在上海召开了所谓“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当上了“国民党”的主席并获得了“延请国内贤智之士参加中央政治委员会”准备国民政府“还都”南京的“授权”。据此汪精卫便紧锣密鼓地与北平、南京两伪政权要进行合流的谈判并与吴佩孚密信往返促其“出山”。为接受日本所提要求11月1日起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林柏生以及陈公博等人代表三方与代表日本政府的梅机关之间开始了“内约”谈判至12月3o日签订了《调整中日新关系之协议文件》。 协议文件规定：第一在中日“满”共同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口号下除承认“满洲国”外还要设定在华北及内蒙之国防上及经济上中日间“紧密合作地带”；为防共起见在内蒙特别设定军事上及政治上特殊地位；在长江三角地区具体实现中日间经济上之紧密合作；在华南特定岛屿具体实现军事上紧密合作。并在秘密及极密谅解事项中详细规定了日本在军事上、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广泛权利。第二确定了“中央政府”与“既成政权”的关系：即取消“临时政府”之名称其政务由新成立的华北政务委员会继承仍以五色旗为政权旗帜；取消“维新政府”但其所办事务应维持现状；对于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承认其高度防共自治权仍以龙旗为政权旗帜以成吉思汗为纪元。第三规定了日本与“新中央政府”的关系：中央政府不聘请政治顾问有关两国间的协议事项由日本驻华大使任之但在中央及省市县政府中得聘请财政、经济、自然科学之技术顾问在最高军事机关聘请军事顾问并派往防共军事上之必要地点；而所谓军事顾问并非只管军事实际上操纵了所有政务。由此保证了日本对汪精卫之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之严密控制使其成为日本之傀儡。关于汪精卫与吴佩孚合作问题12月4日吴因牙疾而死从而消除了汪精卫的组府障碍。 由于上述密约的签订日本兴亚院于194o年1月6日通过《中央政府成立纲要案》后8日日本内阁临时会议决定了支持汪精卫成立“中央政府”的基本方针。至此汪精卫始得在日本梅机关的导演下于1月下旬与南北两伪政权的王克敏、梁鸿志等在青岛举行会谈就“中央政府”机构的主要人选以及召开中央政治会议成立“中央政府”等事项达成协议。关于与“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关系的处理在会谈开始前由周佛海代表汪精卫与德王代表李守信签订《备忘录》承认了“蒙古联合自治政府”为高度防共自治区域。汪精卫“还都”南京之举终于被提上日程。 第三节汪精卫国民政府的僭立3月2o日至22日汪精卫在南京召开了有汪记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伪临时政府与维新政府、“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国家社会党、青年党及所谓无党派人士参加的中央政治会议相继通过了“授权”汪精卫决定中日新关系调整方针、“中央政府”树立大纲及政纲、中央政治委员会组织条例、修正国民政府组织系统表、修正国民政府组织法第15条废止“临时政府”与“维新政府”名称及其善后办法设置华北政务委员会实施宪政对重庆政府处置方法以及伪国民政府各院部会主要人事等案。 《中央政府树立大纲》规定伪府名称为“国民政府”“都”设于南京“国旗”为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但另附标志成立日期为3月3o日。《修正国民政府组织法第15条》规定：宪法未公布以前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各院各自对中央政治委员会负责。关于临时、维新两伪府原政府取消善后办法规定：“临时政府”所办政务由“国民政府”令华北政务委员会接收并从调整；所有人员由华北政务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分别尽量任用。 伪府组织号称“还都”故盗用重庆国民政府组织系统设主席及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五院及军事委员会以重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为主席由汪精卫代理；汪精卫陈公博、温宗尧、梁鸿志、王揖唐分任各院院长。行政院设内政、外交、财政、军政、海军、教育、司法行政、工商、农矿、铁道、交通、社会、宣传、警政等14部及赈务、华侨、边疆、水利等4委员会由陈群、褚民谊、周佛海、鲍文樾（代）、汪精卫（兼）、赵正平、李圣五、梅思平、赵毓松、傅式说、诸青来、丁默邨、林柏生、岑德广、陈济成、罗君强、杨寿楣等任各部部长及各委员会委员长。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汪精卫下设参谋本部、军事参议院、军事训练部、政治训练部及开封、武汉两绥靖主任公署、华北及苏浙皖三省绥靖军；由杨揆一（代）、任援道（代）、萧叔萱（代）、陈公博（兼）、刘郁芬、叶蓬、齐燮元等分别任总长、院长、主任及总司令。 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设常务委员及内政、财政、绥靖、实业、教育、建设6个总署及政务厅；由王克敏（兼）、汪时璟、齐燮元、王荫泰、汤尔和、殷同任督办常务委员朱深兼任政务厅厅长。 另设中央政治委员会为伪府最高之指导机关其组织条例规定有关立法原则、施政方针、军事及外交大计、财政及经济计划、国民政府主席及委员、各院院长、副院长暨各政务官之人选以及中政会主席认为应交会议之事项均应交该会决议；中政会主席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任之委员24至3o人由主席就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其他合法政党干部人员、在社会上负有重望之人士中分别指定或延聘；委员会设常委6至8人由主席指定；下设法制、内政、外交、军事、财政、经济、教育及其他专门委员会3月27日增设社会事业专门事业委员会和秘书厅。3月24日汪精卫以中政会主席身份决定并公布了当然委员、列席委员、指定委员、聘请委员等名单。3月26日公布了中政会秘书长、副秘书长及上述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名单。 奇!书!网!w!w!w!.!q!i!s!u!w!a!n!g!.!c!o!m 3月3o日汪精卫率各院、部、会的部长、副部长、委员长、副委员长在伪府所在地即原国民政府考试院宁远楼举行就职典礼宣布“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在此前的29日伪维新政府表解消声明宣布即日起解消。3o日伪临时政府及两政府联合委员会宣布取消；华北政务委员会亦于是日宣布成立王克敏等宣布就职。华北政务委员会所辖地域为内长城线（含）以南的河北、山西（晋北13县地区划入“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所属地区）及山东三省。但日本华北方面军驻扎占领的河南东部、北部和以徐州为中心的苏北与皖北地区隶属于华北政务委员会。至于日军在占领广州、武汉后在广州成立的伪广东省政府在汉口成立的伪汉口特别市政府在武昌成立的伪湖北省政府由于这些地区分属日本华中第11军和华南第21军占领区在日本分而治之政策下两伪省政府及汉口特别市政府均在当地日军控制之下。因此汪精卫伪国民政府虽号称“新中央政府”实际上不过是取代伪维新政府而已。 第四节“国交”调整谈判与日本对伪府的承认日本政府在作出准许汪精卫成立“新中央政府”的决定时提出了一个保留条件：即先派特派大使调整邦交以为事实上的承认；再派全权大使为法理上之承认。因此汪伪政权成立时不仅在国际上无任何国家予以承认就连其炮制者日本也未予以正式承认。 关于“国交”调整谈判日本作为对汪精卫的许诺决定派遣前相阿部信行为特派大使。4月23日阿部率领“日本国民庆祝国民政府成立使节团”到南京26日参加庆祝“还都”典礼。但是由于日本时在香港与宋子良间的谈判即所谓“桐工作”一直在时断时续地进行同时由兴亚院成立的条约对策委员会对于有关条约的原则和各项要求正在拟定方案之中因此日方一直拖延谈判开始日期。直至6月11日日本政府与军部联络委员会在对条约委员会拟定的条约草案审定后始向阿部信行出训令指出日本对承认“新中央政府”要以签订条约的形式进行并规定此次谈判按1939年12月签订的《内约》之要求进行先要汪方做到全面确认《内约》但日方不受《内约》的约束。 汪、日“调整国交”谈判于7月5日开始至8月28日经过15次正式会谈和一系列非正式会谈完成了所有问题的讨论。31日举行第16次会议亦即最后一次会议由中方主席委员褚民谊日方主席委员日高在条约上进行草签。一共达成了《基本关系条约》、《附属议定书》、《附属议定书了解事项》、《附属秘密协议》及《附属秘密协定》、《中日满共同宣言》等9项议案不仅包含了《协议文件》的全部内容而且日本惟恐有所遗漏还在条约中特别规定：“协议文件之内容中此次虽有未经订入者但确认之效力存续将来仍可依据《协议文件》之规定努力求其实现。又为补充条约及附属文书计仍宜依据《协议文件》再对具体事项缔结协定。”尽管如此但日本并未立即予以签字由于日本期待与重庆的交涉取得成功以便在重庆与南京实现合流与合作的形势下实现其灭亡中国的目的因此一直不予正式签字。直至9月下旬香港谈判毫无结果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不得不下令终止“桐工作”之进行。但日本政府仍寄希望于通过“钱永铭路线”对重庆的诱降活动成功。直到11月下旬“钱永铭工作”毫无进展日本政府才不得不决定与汪精卫正式签订《基本关系条约》并表《中日满共同宣言》由汪精卫正式承认伪满洲国日本则正式承认汪精卫南京国民政府。在签约的前一天汪精卫依据日方的要求正式就任“国民政府主席”。 第五节日本对伪府的强化汪精卫“新中央政府”成立后日本不仅依据汪日《协议文件》相继派定了以影佐祯昭为最高军事顾问、以青木一男为经济顾问的经济顾问团以及所谓教授、技术人员等各种名义对汪伪各级政权进行“内部指导”还通过“兴亚院”及其在各占领区设立的“联络部”进行“外部指导”对其严密控制。而且南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及各地的日军对于汪伪政权更是号令一切。正如当时人所描写的那样：汪精卫的号令不出南京城门。日本直到迫于与重庆和平谈判无望在承认汪伪政权之后才转而以强化汪伪政权为主要方针。 先树立汪记国民党的中心势力。在汪伪政权成立前日本相继于1938年在南京成立了大民会、1939年在上海成立了新亚建国运动本部、194o年在武汉成立了共和党等三个汉奸组织其目的是本其分而自治之方针借这些组织来削弱汪伪国民党的势力。汪伪政权成立后汪精卫在增强其“中央政府”权力的同时要求日本取消上述三组织获日本的同意汪遂通过12月15日召开的汪记国民党三中全会以上述三组织加入伪国民党的形式使其解散。 第二允许成立“中央银行”并行纸币中储券。加强伪府财政成立“中央银行”是汪精卫在筹组伪府时向日本提出的要求。伪府成立之后很快成立了中央银行筹备委员会并定名为“中央储备银行”。但是由于日本在华北已成立了“中国联合准备银行”行与日元等值的联银券；在陇海路以南的华中、华南占领区不仅行军用手票而且由“维新政府”成立了华兴商业银行行“华兴券”日本害怕汪记中央银行的成立会影响其既定的金融体系因此迟迟不予许可。 由于对重庆诱和无望出于利用汪记中央储备银行行纸币打击法币破坏中国政府的金融遂于194o年12月17日与伪财政部长周佛海签订了《关于设立中央储备银行之觉书》确保了日本对该行的严密控制。1941年1月6日伪中央储备银行在南京成立并开始营业。继而在上海、杭州、苏州等城市建立分行、支行与办事处等机构。 依据《中央储备银行法》规定：该行为“国家银行由国民政府设置之”。并由“国民政府”授权行本位币及辅币之兑换券经理国库；承募内外债及其还本付息事宜。行的中储券为1元、5元、1o元、5o元及1oo元并行辅币1分、5分、1角、2角、5角。中储券行之初与法币等值。1942年3月日本政府决定对法币进行压迫并以中储行为日本军费及其他必要资金的调剂银行即以种种强制手段限制法币的流通使用、携带与保存3月强制兑换。1943年4月1日起日本决定停止在华中、华南占领区行军票所有该地日军在华支出及银行存款、借款、汇兑等项支付亦不再使用军票。因此中储券遂成为汪伪政权统治区的唯一通货。 第三在政治上日本通过“清乡”运动巩固和扩大其占领区域促使德、意法西斯盟国承认汪伪政权以增强其政治地位。 早在194o年11月13日日本御前会议在《处理中国事变纲要》的决定中便提出为实施对华长期作战的战略对于汪精卫国民政府重要的是使其专事协助日本加强综合作战力量使它向日军占领区内努力渗透其政治力量。据此南京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制定了《长期作战政治策略指导方针概要》分别从政务、经济和思想三个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经由最高军事顾问影佐向汪提交了“清乡”计划1941年3月24日遂由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通过成立以汪精卫为委员长以特工头子李士群为秘书长的“清乡委员会”案。 1941年6月16日至25日汪精卫应召到东京由相近卫及内阁要员面告日本政府的决定。24日近卫与汪精卫表《共同宣言》声称双方相誓为建设东亚新秩序之共同目标更进一步之努力。“国民政府”务必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提供中日携协力之具体事实；日本政府亦对之为更进一步之援助俾国民政府能挥独立自由之权能以努力于分担建设东亚新秩序之责任。为此日本政府宣称向汪提供3亿日元政治贷款并赠送一架海军运输机改作汪精卫的专机汪取名为“海鹣”号。 早在汪赴日之前日本外相松冈洋右于4月间通过对德国的访问使德国政府同意由德、意等国宣布对汪伪政权的承认。汪在东京时日本政府即将此一决定向其作了通告。汪返回南京后的7月1日和2日德国、意大利、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克罗地亚、西班牙、匈牙利、保加利亚等8国宣布承认汪精卫国民政府8月18日丹麦亦宣布承认。 汪与近卫共同宣言中的所谓“国民政府”必须提供中日携协力之具体事实是要求汪伪政府努力协助日本即将在苏南地区动的“清乡”运动。从1941年7月1日至1943年间日军相继从以苏州为中心的苏南地区开始然后扩及太湖东南地区、上海市区、镇江地区、苏北地区以及蚌埠地区进行了一期又一期的“清乡”。汪伪政权通过伪清乡委员会组织了庞大的政治、经济、军事、警察、税收以及文化教育等各种机构与之配合妄图凭借日本的刺刀建立起“和平”的模范区域实现由局部的“和平”拓展至全面“和平”的梦想。至1943年5月由于汉奸集团间的权力争斗和“清乡”的失败汪伪国民政府将“清乡委员会”撤销“清乡”活动改由各伪省、市政府负责。 推行奴化统治使中国人民成为日本奴役下的顺民、良民既是日本的要求也是汪伪政权努力追求的目标。为此汪精卫除推行奴化教育外还开展了“东亚联盟运动”和“新国民运动”。 所谓“东亚联盟”是九一八事变制造者之一的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最早提出的。1939年8月石原莞尔为使近卫提出的建设“东亚新秩序”侵略目标具体化提出了中国与日本、“满洲国”实现“国防的共同经济的一体化政治的独立”的口号并在日本国内得到了一些议员的响应由此而开展了“东亚联盟运动”。194o年5月汉奸缪斌先在北平成立了“中国东亚联盟协会”接着伪广东省教育厅长林汝珩、伪南京市长周学昌等人也相继在广州成立了“中华东亚联盟协会”在南京成立了“东亚联盟中国同志会”并出版刊物鼓吹“东亚联盟”的理想。 “东亚联盟”口号一经提出便得到汪精卫的热烈赞同。在“东亚联盟中国同志会”成立后的12月4日汪致信日本相近卫认为东亚联盟四大口号洵属切要“盖条件鲜明、主张坚定一般青年爱国家、爱民族之心得到满足始能放心踏步向东亚复兴、中日共荣之大道前进”。并要求由日本“躬执桴鼓”。 1941年2月1日在日本中国派遣军参谋总长板垣征四郎的支持下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了以其为会长的“东亚联盟中国总会”。其宗旨为对外实现“中日满的结合”进而建立以日本为主宰的“东亚新秩序”。“东亚联盟中国总会”成立后除将广州、南京之东亚联盟改为分会外还相继在上海、武汉等地建立各省、市分会并出刊《东亚联盟》月刊等刊物。 汪精卫既希望借“东亚联盟”的“政治独立”主张使其国民政府取得独立的地位也希图借“东亚联盟”运动之开展促使重庆当局放弃抗战参加其“和平运动”而同归于复兴中国复兴东亚之途。但是正当汪精卫不遗余力地鼓吹开展“东亚联盟”运动时日本国内却开始了对这一运动的批判称联盟论主张中日“满”平等的结合是反对日本肇国精神晦冥皇国的主权地位故意无视日本的领导严厉禁止其组织的活动。曾支持成立“东亚联盟”中国总会的板垣征四郎也于7月调离南京。“东亚联盟中国总会”并未遭解散成为一个奴化宣传的组织。 所谓“新国民运动”是按照汪精卫鼓吹的“清乡先要清心”即要使民众信仰“和平运动”之口号。会议表的《宣言》称新国民运动的开展是为实现“和平反共建国”之目标使民众树立新的精神的、物资的基础在精神上“使人人皆能有至诚则恒舍身救世之素养”努力于“和平运动”；在物资上有“劳身熟思铢积寸累之习惯”以便为日本侵华战争提供物资并能认定“和平反共”为唯一出路。 日本动号称“大东亚战争”的太平洋战争后汪伪国民政府更把“新国民运动”的推行作为支持“大东亚战争”的重要手段。31日伪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了《新国民运动纲要》并于1942年元旦表。《纲要》鼓吹：为完成大东亚战争树立新精神从今以后把爱中日爱东亚的心打成一片要从物资上、人力上为日本提供支持。6月2日汪伪行政院又决议设立“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7月9日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更通过《国民实施训练案》普遍成立青年团与童子军的组织以此作为对青少年进行奴化训练的机构。 第六节向英美宣战与伪府机构的调整日本动太平洋战争后汪伪国民政府即以“同甘共苦”的口号表示全力支持。为此汪精卫不仅一再鼓吹要把伪府的一切措施用于支持大东亚战争且于1942年5月4日亲往长春对“满洲国”进行访问以表示伪国民政府与“满洲国”团结一致地协助日本。接着向日本提出了对英美宣战参加大东亚战争的要求。但日本既疑心汪伪政权之所以要求参战是为了借机获得英美在上海等地的权益又担心会因为南京政府的参战招致中国民心的背离因此迟迟未作出允许其参战的决定。直至日军在太平洋战场接连惨败为挽救战局日本御前会议乃于12月21日作出了《为完成大东亚战争处理对华问题的根本方针》的决定以加强伪政权的政治力量实现宁渝合流、蒋汪合作为目标。 所谓加强政治力量包括在政治上减少干涉并加强伪中央政府对地方政权的指导；撤销租界和撤废治外法权使汪伪政权在提供物资和维持治安上不遗余力地和日本彻底合作；在经济上改变当前由日本全部统制的政策以增加日本获取战争必须的物资为主要目标并在设法重点开和取得占领区内的重要物资的同时积极夺取抗战区的物资。 1943年1月9日根据日本的指令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通过向英美宣战案表《宣战布告》；成立以汪为主席的最高国防会议作为战时最高权力机构。与此同时汪精卫还与日本驻南京大使重光葵签订《共同宣言》和《交还租界与撤废治外法权协定书》宣称双方为完成对英美作战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实行全面合作；日本声明交还在华专管租界及公共租界并撤废在华治外法权。 与此同时日本允许从2月5日起在汪伪政权所在地区取消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上附加的写着“和平、反共、建国”字样的三角形黄色布片；从2月9日起华北政务委员会所在地取消五色旗改悬青天白日旗。3月23日伪行政院会议撤销了1942年5月设置的浙东特别区公署恢复原浙江省政府建制。26日将厦门市改为行政院直辖市。5月6日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决议设置江西省政府；6月19日省政府成立辖九江、星子、德安、瑞昌、南昌、永修、新建、安义等八县及南昌市、庐山特别区以及安徽省的彭泽、湖口等县地区省治九江。27日成立江苏省第一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1o月5日伪府特派胡毓坤为军事委员会驻华北委员设立驻华北委员会办事处；7日伪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司法行政部华北事务署案以示军事与司法的统一。1944年1月取消1942年1月15日设置的苏淮特别行政区公署改设淮海省政府省治徐州并将苏北各县交还江苏省政府。于此使汪伪政权统治区域有所扩大。 在此之前的1942年8月2o日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为参加对英美作战对军事委员会组织机构进行过调整将隶属行政院的军政部及海军部改隶军事委员会并将军政部改称陆军部；将原办公厅、参谋部、军事及政治训练部合并为陆军编练总监；设参谋本部、军事参议院及总务厅。1943年1月13日为适应“参战”的需要伪最高国防会议决议改组行政机构：将行政院全国经济委员会、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隶属于国民政府；社会运动指导委员会与赈务委员会合并为社会福利部；粮食管理委员会改为粮食部；撤销边疆委员会在内政部内设边疆局；撤销侨务委员会于外交部内设侨务局；将水利委员会与交通部合并改设建设部；各部设次长一人取消原有政务及常务次长名义增设咨询委员。2o日伪最高国防会议决议调整地方行政机构：将省主席制改为省长制现任省政府委员改为参事；修订194o年12月19日制定的全国经济委员会组织条例除仍由行政院院长兼委员长外增派行政院副院长和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副委员长。 1月19日汪精卫表《告将士书》要伪军加强训练以图迅扫英美敌气。2月15日召开军事会议策划协助日军进行大东亚战争问题；3月1o日由伪中央军校学生与日军举行联合军事演习；14日东条英机来华视察军事抵南京时汪精卫即提出允许其扩建军队和给予武器援助等项要求。4月7日陈公博作为特派大使访日在抵达东京对记者表谈话时称：国民政府将竭其人力物力协助日本进行大东亚战争无论有任何牺牲都不推辞。27日伪军事委员会派陆军部长叶蓬率军事视察团去日本。5月6日叶蓬在日本陆相东条和参谋总长杉山元联合举行的招待会上致答词时称：国民政府一经实现参战便不容瞻顾徘徊。所谓甘苦与共、生死相依乃是自然之理。国民政府及其军队将不计现代作战所需条件为何不问将来胜败属谁惟以道义与感情之所在及决心与作为之所向与日本协力到底作战到底。伪国民政府为动民众“参战”在向英美宣战的当天下午在南京举行“国民精神总动员都民众大会”汪精卫在讲话中鼓吹要以同甘共苦、同生共死的精神与日本协力实现东亚的共荣。次日伪行政院召开各伪省市长会议策划宣战后中央及地方战时经济如何增产、如何加强治安、如何开展新国民运动及实行国民精神总动员等问题。12日伪南京市政府组织了民众拥护参战示威游行。接着各伪省市政府在苏州、广州、武汉、杭州、上海、蚌埠等地相继举行拥护参战击溃英美示威集会。伪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伪教育部都相继召开会议鼓吹与日本同心协力推进实施“死中求生亡中求存”。为推进新国民运动的开展伪上海、南京市政府及各伪省政府相继成立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分会。6月2o日更成立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暑期集训委员会先后在南京、上海两地开办了公务员及青少年团集训营。由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等人亲自讲解《新国民运动纲要》等。随着汪伪政权的“参战”伪军也有相当大的展。汪伪政权成立之初主要是接收了原维新政府所属的苏浙皖绥靖军于1941年1月将其改称第一方面军以任援道为司令。同年2月国民党鲁苏游击纵队副总指挥李长江率部投敌参加汪伪政权所部改称和平建国军第一集团军以李长江为总司令。1942年1月汪伪军事委员会以伪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生为骨干将日军移送的被俘国民党官兵组建成警卫师以李讴一为师长。同年4月冀察战区所属第39集团军总司令孙良诚投敌参加汪伪政权所部改编为第二方面军以孙良诚为总司令。1943年1月鲁苏战区新编第四师师长吴化文；4月新5军军长孙殿英；5月第24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6月苏鲁战区第112师师长荣子恒等相继率部投敌参加汪伪政权各部分别改编为第三、第五、第六方面军和第十军以吴化文、孙殿英、庞炳勋为各方面军总司令以荣子恒为第十军军长。在此前后伪军事委员会将警卫师改称警卫第二师并相继成立警卫第一师及第三师。除此还有由苏豫绥靖公署撤销后改编的以张岚峰为总司令的第四方面军以及广州、武汉、徐州、九江等绥靖公署所属伪军。194o年7月成立的伪财政部中央税警第一、第二两团也于1943年3月合编为中央税警总团总团长罗君强。 依据汪精卫与重光葵签订的《交还租界和撤废治外法权协定》2月9日伪行政院成立了以褚民谊为主任委员的接收租界和撤废治外法权两委员会。3月14日褚民谊与重光葵签订《交还专管租界实施细目协定》由日本交还杭州、苏州、汉口、沙市、天津、福州、厦门及重庆等地租界。22日签订交还北京公使馆区实施条款；27日签订交还鼓浪屿公共租界实施条款。29日褚民谊与意大利大使戴良谊签订《关于意大利政府交还北平使馆区域行政权协定》。6月3o日褚民谊与重光葵签订《关于交还上海公共租界条款》。7月22日褚民谊与法国维希政府大使馆参事签订《关于交还上海专管租界实施条款》并于3o日接收了上海法租界8月1日接收了上海公共租界。伪上海特别市政府将两租界区改为上海特别市第八及第一区由陈公博兼两区公署署长。在此之前的7月31日汪日间还签订了《关于对在中华民国之日本国臣民课税之条约》及《附属协定》。条约规定在华日本国臣民不受较次于中华民国国民之待遇如侨民应有依据司法手续者在服从中国裁判辖权以前由日本国领事馆行之8月1日起实施。 5月31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大东亚政略指导大纲》案决定与汪精卫改订基本关系条约缔结日中同盟条约借此相机指导伪国民政府实施对重庆政府之“政治工作”以图实现“中国事变”和平解决。为此1o月3o日依据日本的定案汪精卫与日本大使谷正之签订了《同盟条约》及《附属议定书》。《同盟条约》规定双方为永久维持善邻友好之关系及建设大东亚并确保其安定起见应在各方面采取互助敦睦之方法互相紧密协力尽量援助和实行紧密的经济提携从即日起废除《基本关系条约》。 在经济上日本为便利搜刮军事物资宣布放弃对占领区经济的独占和统制将物资统制权移交汪伪政权。 3月13日伪最高国防会议决议成立由原交通银行总经理唐寿民任理事长的全国商业统制总会由该会负责实施收买配给统制物资、物资交换、营运、军需物资的采购等事宜。17日成立了由中日双方派员组成的“物资统制审议委员会”作为实施统制的决策机构。该会虽然由伪财政部部长周佛海任委员长但物资统制审议权完全操于副委员长、日本公使堀内干城之手。 商统会成立后在打击囤积的口号下于3月24日下令自即日起在上海实行棉纱棉布存货登记。4月1日上海市经济局下令自5日起主要物品总登记。5月3日伪最高国防会议通过《囤积主要商品治罪暂行条例案》。13日伪最高国防会议通过成立以伪上海市长陈公博为委员长的汪日联合上海物资调查委员会对上海市所有纺织厂及商号的棉纱及棉布存货进行实地调查登记。 7月14日日本大本营与政府联络会议决定了对华紧急施策案决定对上海现存全部棉纱棉布实行强制收买。8月9日汪精卫在上海召开最高国防会议临时会议作出了强行收买棉纱棉布的决定指定全国商业统制总会实施。17日商业统制总会成立收买棉纱棉布上海办事处23日起开始强制收买。9月1日对上海市所有针织厂及商号所存针织品如毛巾、手帕、汗衫、线袜等进行登记并对主要工业原料品进行调查。24日物资调查委员会颁布《棉纱棉布查缉办法》及《密告及查获非法囤积主要物资给奖办法》以尽力搜刮。伪江苏、浙江、安徽、湖北等省市政府也相继成立了物资调查委员会对所有物资进行调查与统计。 继上海之后1o月12日起又先后在南京、镇江、江阴、南通、无锡、苏州、杭州、蚌埠、芜湖等地实施棉纱棉布登记及收买。 除棉纱棉布外粮食的掠夺也是日军的重要目标。为此9月7日汪日双方联合成立了米粮统制委员会由该会负责执行米粮收买配给计划和负责采购供应日军用米等事宜。1o月18日米统会在苏浙皖三省的南京、镇江、苏州、无锡、芜湖、嘉兴、湖州等21处设办事处作为日本军用米的采办处。在米统会成立的前后成立了麦粉及日用品统制委员会。除此日伪还通过献铁与献金运动收集钢铁及贵金属等物资。 第七节汪精卫毙命日本陈公博代理伪府主席1943年下半年伴随日本帝国主义的即将灭亡汪精卫也病入膏盲。汪于1935年11月1日在南京遇刺后留在背部的铅弹引炎症日夜疼痛不已。1943年11月日本政府为制造占领区各国傀儡政权一致支持日本的假象决定在东京召开由南京的汪精卫、伪满的臧式毅以及菲律宾、缅甸、泰国、印度等国傀儡出席的“大东亚会议”。汪精卫应召抱病前往。由于病情日趋严重汪精卫乃以为其妻陈璧君检查身体为名请求日本相东条派名医往南京。13日东条即派内科专家黑川利雄到南京在为陈璧君检查后也为汪作了检查与诊治。汪的病况无好转遂于12月19日往南京日本陆军医院施行手术将铅弹取出。手术虽然良好创口也很快平复但延至1944年1月9日病况又开始恶化两腿麻木不能行走。旋经黑川再次到南京检查现汪患的是“脊骨瘤”这是一种不治之症。日本政府为延续汪的生命决定将汪接往日本名古屋帝大医院治疗。 汪精卫的病体虽然由于日本医生的治疗而得以苟延残喘但终因医治无术至11月1o日下午4时2o分气绝毙命。11日下午由南京日本使馆将死讯通知伪府。12日伪府成立了以陈公博任委员长的哀典委员会并表汪精卫之死讯。汪的棺材于是日傍晚运回南京。22日葬于南京梅花山麓。汪在赴日时其伪府主席职务由立法院长陈公博代拆代行；伪最高国防会议、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军事委员会常务会议均由陈公博主持；伪行政院事务及全国经济委员会事务则由行政院副院长周佛海代拆代行。12日中午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推举伪府行政院院长及主席等继任人选决定以陈公博任伪行政院院长代理伪府主席兼任军事委员会及经济委员会、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委员长。接着伪府中央及地方机构人选进行了一系列调整。12月26日由周佛海继任伪上海特别市市长。 11月2o日陈公博在就任伪行政院院长代理伪府主席时声称要以汪精卫手定之政策为其奉行之政策不标新立异、另立方针。26日陈公博召开伪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会议提出了“党不可分国必统一”的口号尤以声明“矢志反共”以与重庆合流相标榜。同时集结伪军部署军事力图与重庆联合反共；如统一不成则图谋以苏北为基地在国共两党之外另立一局面。 第八节汪伪政权的灭亡正当陈公博图谋与重庆合流实现宁渝统一之际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军民和美英苏等反法西斯国家的打击下终于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投降了。16日下午陈公博、周佛海奉日军之命召开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宣布伪府解散并将该会改为南京临时政务委员会将伪军事委员会改称治安委员会；陈公博、周佛海为正、副委员长。存在了5年又5个半月的南京伪国民政府最终覆亡。 在日本即将投降尚未投降之时重庆国民政府为阻止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接受日本投降收复沦陷区便对伪上海市长兼税警总团总团长周佛海杭州伪12军军长丁默邨苏州伪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任援道苏北伪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孙良诚以及蚌埠、徐州、开封、武汉等地的伪军将领张岚峰、孙殿英、彭炳勋、吴化文、叶蓬等委以军事委员会各路先遣军司令或总指挥等名义令其维持各地治安并在美军的大力支持下向华北、华南各地调兵遣将接受日本投降。 9月初当国民政府完成了对南京、上海、杭州、广州、武汉、北平等城市的接收和军事部署后由军事委员会军事调查统计局开始了缉捕汉奸的工作以诱捕、突然袭击和以奸肃奸等手段相继将各地主要汉奸一一逮捕。最早被捕的是时在广州的汪妻陈璧君和伪广东省省长褚民谊以及伪省府各厅厅长周应湘、汪宗淮、李荫南等人。接着1o月14日以蒋介石接见为名将陈璧君、褚民谊解送南京宁海路军统看守所关押。在南京和上海等地将伪府党政军部门的主要汉奸如伪内政部长梅思平、伪外交部长李圣五、伪海军部长凌霄、伪中政会及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兼军委会经理总监岑德广、伪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兼军令部长胡毓坤、伪都宪兵司令陈皋、京畿“剿匪”总指挥郑大章、伪警察总监李讴一、伪南京市长周学昌、伪军事参议院院长杨揆一等一一捕获。 一直盼望接受重庆委任的陈公博却在无可奈何之中不得不于8月25日偕其妻李丽庄及亲信莫国康、周隆庠、陈君慧、林柏生等人在日军的引导下由南京乘飞机逃往日本以图逃避应得的惩治。 陈公博等逃往日本后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于9月9日向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提出备忘录要求将陈公博等人引渡回国。至9月3o日中国政府派军用飞机往日本于1o月3日将陈公博引渡回国亦关押于宁海路军统看守所。 北平、天津地区的缉捕工作于12月5日同时开始先后将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及各总署督办余晋和、杜锡钧、唐仰杜、齐燮元等人一一逮捕。在此前后相继在济南、太原、武汉、郑州、蚌埠等地逮捕了大批汉奸。截至是年年底各地共拘捕汉奸4692人。在缉捕工作告一段落后便开始了对汉奸罪行的调查依法定罪。为此11月23日正式颁布了《处理汉奸案件条例》。12月6日又公布了《惩治汉奸条例》对汉奸之量刑作了具体规定。除军事汉奸由军统局处理外其余政治、经济、文化汉奸则交法院审理。 法院审理汉奸案犯的工作是从1946年3月开始的。3月1o日江苏高等法院检察官开始对陈公博侦察。4月5日江苏高等法院第一法院对陈公博进行公开审判检察官在起诉书中列举了陈公博十大罪状；12日将陈判处死刑；6月3日在苏州监狱刑场执行死刑。在陈公博被起诉前后褚民谊、陈璧君、缪斌等人也相继被起诉。4月22日判处褚民谊死刑；判处陈璧君无期徒刑。缪斌为伪考试院副院长并非伪府要汉奸但因1945年3月其冒充重庆国民政府特使前往东京与日本接洽和平因而于4月3日第一个受审判处死刑并于5月21日第一个执行死刑。 在缉捕汉奸的高氵朝中唯一例外的是时被委任为军统上海行动总司令的周佛海及其亲信罗君强等人。1945年9月3o日国民政府在完成对上海的接收后即以蒋介石召见为名将周佛海等人送往重庆软禁于白公馆。1946年9月16日将其解回南京1o月26日由都高等法院进行公开审判；11月7日判处死刑。1947年3月26日国民政府布减刑令将周佛海由死刑改为无期徒刑。这在汉奸案犯中是独一无二的。 审理汉奸的工作于1947年底基本结束。1948年1月5日司法行政部长在国民参政会上报告称截止1947年底汉奸案经起诉者计3o828人不起诉者计有2o718人；起诉之后宣布无罪者6152人科刑者15391人。此外尚有数千人在通缉中1。至此在日本侵华期间卖国求荣、为虎作伥的民族败类基本上都受到了法律的惩治。 1见1948年1月5日司法行政部长谢冠生在国民参政会上的报告裁南京《中央日报》1948年1月5日。 ------------ 12 中国通史(22)丁编传记第一章毛泽东毛泽东字润之1893年12月26日（清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南岸上屋场一个农民家庭。q i s u w a n g . c o m [奇 书 网]父亲毛贻昌为人精明克勤克俭。母亲文氏乐善好施笃信佛教。兄弟三人。大弟毛泽民小弟毛泽覃均在毛泽东影响下投身中国革命并在革命斗争中壮烈捐躯。 毛泽东的幼年是在湘乡外祖家度过的。6岁起在田里帮助劳动8岁起先后在韶山南岸等处私塾读书。少年毛泽东深受《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隋唐演义》等具有反叛精神的中国古典小说的影响。191o年秋考入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开始接受新式学校教育受维新思想影响。1911年春他步行到长沙考入湘乡驻省中学读书。辛亥革命爆后投笔从戎在湖南新军当了半年兵。退伍后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不久退学。他订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西方民主主义者关于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代表作开阔了眼界。1913年春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1914年2月第四师范学校并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湖南一师他专心研修哲学、史地、文学等课程勤学不倦。他还通过假期游学、举办工人夜学广泛接触社会增强救国救民的意识。他酷爱登山、游泳、日光浴等体育锻炼并在《新青年》表《体育之研究》长文提倡“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1917年6月在湖南一师为考查学生德、智、体优秀情况举办的“人物互选”活动中他得票最多独得敦品、自治、胆识、文学、才具、言语六项优秀。在湖南一师期间毛泽东受老师杨昌济的影响最大。经杨昌济介绍成为《新青年》的热心读者。 1918年4月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毕业前夕同蔡和森等起成立新民学会。不久又共同起湖南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并于同年8月第一次到北京。经已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杨昌济介绍他认识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并被安排在图书馆当助理员。他广泛接触各种进步思潮读到一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刊。五四爱国运动爆前夕毛泽东回到长沙。他以新民学会会员为核心积极指导湖南学生联合会的罢课斗争成为湖南学生爱国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积极推动成立湖南救国十人团联合会等组织使反帝爱国斗争迅扩展为广泛的群众运动。同年7月14日创办《湘江评论》该刊成为反帝爱国运动中的一面旗帜。他表《民众的大联合》长文称颂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提出民众的大联合是改造国家、改造社会的根本方法。同年12月为领导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斗争他第二次来到北京。192o年1月经李大钊等介绍加入进步团体少年中国学会。在此前后他读到《共产党宣言》等著作初步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同年5月到上海会见正在这里筹建共产党组织的陈独秀。陈独秀关于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的谈话对处在思想转变关键时期的毛泽东产生了深刻的印象。192o年7月毛泽东回到长沙。不久他创办了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在湖南传播马克思主义。同年11月在长沙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这年秋冬之间他同何叔衡等组织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同年冬毛泽东同杨开慧在长沙结婚。1921年7月毛泽东作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到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担任会议记录。会后着手筹建湖南党组织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先后任中共湖南支部书记、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他还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指导粤汉铁路、安源路矿等地工人运动。1923年6月在广州出席中共三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在中共三届一次执委会上当选为中央局成员和中央局秘书协助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他根据中共三大的方针积极参加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工作并受国民党本部委托回湖南筹建国民党地方组织。1924年1月在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指定为大会章程审查委员在会上多次言并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会后根据国民党一大的决定参加国民党中央上海执行部的工作任执行部组织部秘书、文书科代主任。同年12月因病回乡休养。在韶山他广泛进行农村调查组织秘密农民协会。在此基础上成立中共韶山支部和国民党区党部。1925年9月毛泽东来到广州参与国民党二大的筹备工作。同年1o月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后创办《政治周报》积极参加同“西山会议派”和戴季陶主义的斗争维护孙中山生前确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同年12月1日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指出分清敌友是革命的要问题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革命的态度。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毛泽东同周恩来等力主反击。随后毛泽东以极大的精力推动南方农民运动。1926年5月至9月主办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延聘萧楚女为教务主任高语罕为政治训练主任并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等课程。他还指导学员从事农村调查进行军事训练为即将到来的南方农民运动高氵朝培养大批骨干。同年1o月出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各省区党部代表联席会议在言中提出“本党最重要之政策为农民政策”。1926年11月毛泽东来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不久前往武汉同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等创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同年12月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支持湖南区委关于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主张提醒中央注意国民党左派没有掌握武装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会后为回答党内外对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1927年1至2月到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考察农民运动写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指出广大农民群众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乃是完成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贫农是农民运动的先锋和中坚。同年3月出席在汉口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同邓演达等提出农民问题案和对农民宣言获全会通过。同年7月4日大革命失败前夕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提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后在8月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即以革命武力夺取政权的重要思想。被会议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1927年8月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前往湖南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任前委书记。起义动并遭受挫折后不久他果断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向南转移于同年1o月到达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地区开始创建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在向井冈山地区转移途中领导实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把党的支部建在连上在部队建立民主制度为建设新型的人民军队奠定了最初的基础。在领导井冈山斗争中又为部队规定了三大任务：（1）打仗消灭敌人；（2）打土豪筹款子；（3）做群众工作；制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1928年4月同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起义农军在井冈山地区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改称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中共军委书记。同年5月下旬主持召开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初步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明确肯定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方针。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同年6至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央委员。11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的指定担任重新组成的中共红四军前委书记。1928年1o至11月撰写《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文章总结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经验论述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红色政权生、存在、展的原因和条件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在坚持井冈山的斗争中同朱德等总结游击战争的经验概括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领导红军击退湘赣两省国民党军的多次“进剿”和“会剿”。1929年1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再次面临湘赣两省国民党军“会剿”的严重形势。毛泽东同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主力主动出击赣南、闽西在当地中共组织和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展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同年6月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福建龙岩举行。会上对红军的任务、政治工作同军事工作的关系等问题生争论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未被多数同志所接受原由中共中央指定担任的前委书记职务被改选。毛泽东离开前委领导岗位后到闽西特委所在地上杭蛟洋帮助指导地方工作。同年12月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九月来信的指示重新回到红四军领导岗位总结创建红军以来的经验起草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即“古田会议决议”）被大会通过。决议批评了红军中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等非无产阶级观点规定“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强调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古田会议决议是指导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献。193o年1月毛泽东写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进一步挥“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指出要通过建立和展红军、游击队和农村革命根据地来促进全国革命的高氵朝。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后来进一步展为完整的先占农村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 在巩固和展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毛泽东十分注意指导土地革命。1929年4月主持制定江西兴国《土地法》根据中共六大决议将井冈山《土地法》中“没收一切土地”的规定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同年7月指导召开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明确提出在土地革命中要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区别对待大地主、小地主与富农“集中攻击目标于地主”并提出“抽多补少”的土地分配原则。193o年2月在江西吉安主持召开地方党和军队联席会议推动土地革命深入展。在指导红军工作和土地革命中他注重调查研究于193o年5月和9月写了《寻乌调查》和《兴国调查》两篇重要的调查报告。前者着重考察了城镇商业、手工业、旧有土地关系等情况；后者着重考察土地革命前后农村土地关系和阶级关系生的深刻变化。同年5月为反对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撰写《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没有调查没有言权”的著名论断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篇文章包含着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雏型。 193o年6月赣西南和闽西地区的红军第四、第六、第十二军合编为红军第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同年8月红一军团同红三军团合编成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总前委书记。同年9月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被增补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3o年1o月蒋介石调集军队1o万余人对红军动第一次“围剿”。毛泽东指挥红一方面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全歼国民党军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所部近万人。1931年4月蒋介石又以2o万军队动第二次“围剿”改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毛泽东指挥红一方面军主力隐蔽待机然后由西向东横扫七百余里歼灭国民党军3万余人。同年6月蒋介石亲任总司令调集3o万军队动第三次“围剿”。毛泽东指挥红一方面军主力避敌锐气绕道千里在敌军背后取得三战三捷的胜利。粉碎国民党军三次“围剿”后赣南、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中央革命根据地毛泽东“积极防御”的战略战术原则基本形成。1931年间毛泽东先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代理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33年被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开始了长达四年的统治。王明等人反对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策略思想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称之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在1932年1o月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受到不公正的批评和指责会后被免去红军领导职务专做政府工作。他顾全大局以极大的精力领导革命根据地建设。他在1933年8月所作《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中以及1934年1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系统地论述了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的理论和政策。1933年1o月为纠正查田运动中的“左”倾偏向撰写《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主持制定《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阐明土地革命的基本政策。他还深入调查农村的经济状况和政治状况撰写著名的《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 1934年1o月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长征路上毛泽东耐心说服王稼祥、张闻天等人使他们从“左”倾错误中醒悟过来。同年12月在中央通道会议和黎平政治局会议上力主放弃原定同红二军团、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得到多数同志赞同。1935年1月15至17日出席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重要言批判“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严重错误阐明红军在长期作战中形成的战略战术基本原则得到与会大多数同志的支持。会后根据毛泽东言的主要精神由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不久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负责指挥军事行动。遵义会议标志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开始形成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决定意义的转变。随即毛泽东等指挥红一方面军在川黔滇边界地区实行高度灵活的运动战四渡赤水声东击西迂回穿插于国民党军重兵集团之间。乘蒋介石对红军的战略意图迷惑不解之时又威逼贵阳疾进云南巧渡金沙江将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甩在身后。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成功范例。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毛泽东坚持中共中央关于北上创建新的根据地的方针和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一起同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行为作斗争并拒绝张国焘企图胁迫中央南下川康边界地区的冒险主张果断地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同年1o月到达陕甘根据地。同年11月中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林育英）到达陕北不久恢复了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在毛泽东、朱德等的耐心说服和坚决斗争下张国焘被迫于1936年6月取消另立的“中央”。同年1o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地区会师伟大的长征胜利结束。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新形势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举行扩大会议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毛泽东在会上作军事报告提出战略方针应是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要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会后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作了系统的阐述。1936年2月同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主力东征一举突破阎锡山军队的黄河封锁线准备东出河北同日军直接作战。5月初由于晋、陕、甘的军事形势生变化东征红军主动回师河西在回师通电中向南京政府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年9月中共中央正式决定采取逼蒋抗日的新方针。毛泽东亲自主持同东北军张学良、西北军杨虎城的统战工作指导同国民党政府方面的谈判。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生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经过反复研究确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派周恩来、秦邦宪（博古）、叶剑英前往西安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这是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转换的枢纽。 1936年12月毛泽东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37年1月随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由保安迁往延安。在此前后他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认真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1936年12月撰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全面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批判“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阐明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规律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1937年5月毛泽东出席了在延安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报告指出当前党的基本任务是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提出共产党应当实现对全国各革命阶级的政治领导。同年7月和8月先后撰写《实践论》和《矛盾论》阐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原理揭露党内教条主义错误为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最重要的哲学基础。 1937年7月7日全国抗日战争爆。7月23日毛泽东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阐明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的方针。同年8月出席在洛川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关于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提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会议通过《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会议决定成立新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实际称主席）。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门起草的《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宣传提纲也在会上通过。会后毛泽东指导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在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实行战略展开。1938年5月毛泽东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全面分析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和敌我双方的基本特点阐明抗日战争“持久必胜”的基本规律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以及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科学预测抗日战争的展过程批驳了“亡国论”和“胜论”。同年9至11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指出要不断地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用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抗战；批评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右倾错误强调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号召全党认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努力完成“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历史任务。全会批准以毛泽东为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确定把党的主要工作方向放在战区和敌后。 1938年1o月后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国民党统治集团内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日益严重。毛泽东以极大的精力领导中国共产党打退国民党动的三次反共高氵朝并积极从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的研究。1939年1o月表了《〈共产党人〉刊词》提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的论断。194o年1月写成《新民主主义论》阐明了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必须属于中国工人阶级中国革命必须分为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阶段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这两篇著作表明他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和基本政策已经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在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氵朝之后毛泽东及时总结经验写出《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在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方面有重大的展。194o年12月写成《论政策》一文指出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阐述了抗日根据地内党的各项具体政策。1941年1月蒋介石集团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成为第二次反共高氵朝的顶点。毛泽东起草《为皖南事变表的命令和谈话》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战的阴谋提出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接着又起草《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氵朝后的时局》和《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氵朝的总结》两个党内指示全面分析蒋介石集团抗日和反共的两面政策重申对顽固派斗争的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1943年5月国民党顽固派乘共产国际宣布解散的机会叫嚣解散中国共产党并调动军队密谋动第三次反共高氵朝。7月毛泽东为《解放日报》撰写题为《质问国民党》的社论揭露顽固派的反共阴谋要求撤退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军队号召制止内战危机。与此同时毛泽东起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制定了“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 从1942年春开始毛泽东领导全党开展了整风运动。1941年5月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反对主观主义力倡实事求是的、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风。同年9至1o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特别是其后期的历史经验强调要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他先后主持编辑《六大以来》和《两条路线》两部重要的党的历史文献集对分辨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是非统一全党的认识起了重要作用。1942年2月毛泽东作《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两篇重要讲演号召全党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切实开展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明确提出整风运动有两条宗旨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同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主任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领导整风运动。在同年12月开始的审查干部工作中一度生“抢救失足者运动”的错误。毛泽东及时纠正这一错误保证了运动的健康展。1944年4月至1945年4月毛泽东领导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对决议稿进行多次修改加写了一些重要的内容。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表明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出现的各次“左”倾错误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达到了一致认识全党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代表的路线的正确性。1945年4至6月毛泽东在延安主持召开中共七大致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和闭幕词（《愚公移山》）并向大会提交《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纲领和政策。大会确定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选举产生新的中央委员会。在七届一中全会上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七大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党的史册。 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提出针锋相对以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争取国内和平与民主的方针。1945年8月28日至1o月11日他亲赴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国共双方正式签署了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将中国共产党人实现和平民主的诚意昭示于全国。1946年6月蒋介石动全面内战。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党内指示并在同美国记者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指导全党树立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思想。在作战原则上提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人民解放军遵循这些原则经过8个月的作战迫使国民党军放弃全面进攻转为集中在山东和陕北实施重点进攻。到1947年6月人民解放军在一年内共歼灭国民党军112万人打退了国民党军的战略进攻。毛泽东抓住敌我力量消长的关键时机果断作出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决策并令陈（赓）谢（富治）大军挺进豫西陈（毅）粟（裕）大军进入豫皖苏以“品”字形阵势实施外线作战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使人民解放军主力转入战略进攻。同年1o月1o日毛泽东起草《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明确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同年12月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会议在向会议提交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中指出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总结人民解放军长期作战的经验提出十大军事原则；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纲领强调普遍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是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此后毛泽东以相当大的精力研究解决党的各项具体政策和策略纠正“左”的偏向先后起草《关于工商业政策》、《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等党内指示。1948年4月在由陕北东渡黄河前往华北的途中表《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和《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强调正确执行党的政策的极端重要性提出土地改革的总路线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展农业生产”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1948年四五月间毛泽东在河北阜平县城南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粟裕等的汇报和意见后决定暂不渡过长江作战尽可能多地歼敌主力在长江以北地区。毛泽东还向全党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的号召。 1948年秋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歼灭国民党军主力、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这年9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建设五百万人民解放军和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任务要求各战略区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在长江以北歼灭国民党军重兵集团。毛泽东运筹帷幄从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同周恩来、朱德等组织指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歼灭国民党军154万人大大加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在战略决战的过程中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得到淋漓尽致的挥。他及时捕捉战略决战的时机制定正确的作战方针把实行战略包围同实施战役分割紧密结合把大规模的阵地战同大规模的运动战紧密结合把夺取大中城市同歼灭敌人重兵集团紧密结合把军事打击同政治攻势紧密结合充分显示出战略家的胆略和高的指挥艺术。 1949年3月毛泽东在河北省建屏县（今平山县）的西柏坡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作了重要报告。提出全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指出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展方向。他及时告诫全党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会后不久中共中央由西柏坡迁往北平毛泽东继续指挥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实施战略追歼同时领导创建新中国的各项准备工作。1949年9月21至3o日主持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会上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随后毛泽东又当选第一届全国政协主席并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同年1o月1日下午3时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揭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的一页。 新中国成立后的头三年毛泽东在指导全党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的同时精心领导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的重大斗争。在195o年6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他提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总任务还提出不要四面出击的策略思想。在短短的三年时间内彻底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医治了战争创伤恢复了国民经济。195o年6月朝鲜战争爆。由于美帝国主义对朝鲜的武装侵略严重地威胁了我国的安全和经济建设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果断地作出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决策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三年时间的抗美援朝斗争并取得伟大胜利。1951至1952年他领导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和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严厉惩治党和国家机关内部的腐化分子向不法资产阶级分子作斗争。1952年9月起毛泽东逐步酝酿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得到1953年6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和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的确认和批准。在实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毛泽东领导实行对资本家的赎买政策创造出以多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引导资本主义工商业向社会主义逐步过渡的新经验；他还创造出由初级到高级逐步过渡的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后期毛泽东在指导上生急躁冒进的失误特别是1955年夏季错误地批评邓子恢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致使社会主义改造存在过急、过快形式过于单一的问题。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前毛泽东主持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会上毛泽东致了题为《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开幕词。他在开幕词中强调：“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满怀信心地指出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共和国第一任主席。 从1955年底起毛泽东开始认真思考以苏联为鉴、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他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1956年4月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论述中国建设展的十个问题（即十大关系）初步提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若干新方针并且指出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1956年9月中共八大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指出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确定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大会选举产生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1957年2月毛泽东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提出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但在随后开展的反右派斗争却违背了正确处理两类性质矛盾的学说犯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毛泽东也由此改变中共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仍然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1958年毛泽东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但在他指导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又生以高指标、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毛泽东很快便有所察觉从1958年底到1959年7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他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察觉到的错误。在纠“左”的过程中毛泽东提出要尊重价值规律大大展商品生产要区别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不同性质的商品批评了企图越社会主义阶段而跳入共产主义的空想。但在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又错误地动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在党内错误地开展所谓“反右倾”斗争中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并严重损害了党内民主生活。面对1959到1961年国民经济生的严重困难在196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会后他立即直接组织和指导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的农村进行调查。经过调查研究主持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他批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1962年初召开的有七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前几年工作中的失误主动承担责任。国民经济调整即将结束之时毛泽东主持制定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蓝图提出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他还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顶住大国霸权主义的巨大压力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维护了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 1962年8月和9月在中共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同时他也曾正确地提出要警惕和平演变的危险表现出战略家的远见。1963年至1965年他动和领导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错误地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观点和实践后来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错误。 1965年11月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表。这篇文章的表和随之而来的在文学艺术领域里的批判运动成为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毛泽东支持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文化大革命”动后运动愈演愈烈远远出毛泽东的预想形成长达十年之久的动乱。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的失误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毛泽东在全局上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的错误保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让邓小*平等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他还亲自领导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江青、张春桥等人也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始终不让他们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 在这个时期他仍然十分关心国际形势和中国的对外关系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构想亲自领导实现了中美、中日关系的正常化推动了世界格局朝着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展。 由于毛泽东的巨大作用和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艰辛努力在十年动乱中我们党没有被摧毁。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逝世终年83岁。虽然他在晚年犯了严重错误但是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的巨大贡献仍然赢得中国人民的崇高敬意。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作出全面的评价。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展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的著作编有《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著作选读》、《毛泽东文集》、《毛泽东军事文集》、《毛泽东外交文选》、《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论文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等。他的诗词作品收入《毛泽东诗词集》。第二章周恩来周恩来字翔宇曾用名飞飞、伍豪、少山、冠生、晨光、胡必成等。 祖籍浙江绍兴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3月5日出生在江苏淮安的一个破落的官吏家庭。幼时在家乡私塾就读。12岁随伯父到辽东1913年在沈阳师范附小毕业同年进入天津南开学校。在校期间与同学起成立“敬业乐群会”并创办刊物《敬业》。1917年6月以优良成绩毕业。为探求真理使中华民族“腾飞世界”他于同年9月赴日本求学。临行写下“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的诗篇抒他救国的抱负。周恩来在日本期间积极参加中国留日学生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的斗争观察了日本社会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开始接触了马克思主义。 1919年4月周恩来离日本回国。5月即全力参加领导天津的五四运动。他参与创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写下题为《革心！革新！》的刊词要求革命青年在改造旧社会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为唤醒学生和民众的觉悟周恩来与邓颖、马俊、郭隆真等人以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为基础组织了一个更严密的革命团体“觉悟社”出版了不定期的刊物《觉悟》并为《觉悟》创刊号起草了《觉悟的宣言》宣布“凡是不合于现代进化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全认它为应该铲除应该改革的”。 1919年9月周恩来进入刚创办的南开大学求学。他边学习边从事革命活动。192o年1月周恩来作为学生代表到直隶省公署请愿示威被当局逮捕。在法庭上他据理答辩揭露反动当局的罪行。同年7月获释。在狱期间他带领被捕代表一面坚持斗争一面开展读书活动为被捕代表讲述马克思学说。半年的狱中生活成为他从爱国进步青年到职业革命家的重要转折阶段。 192o年11月周恩来为实地考察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真相进一步了解国外各种改造社会的学说和主张确立自己要走的道路前往欧洲12月到达法国。他以法国为基地奔走于法、德、英三国之间。经过一段时间的实地考察和对各种改造社会思潮的比较即将共产主义确立为自己终生不变的信仰。就在周恩来确立共产主义信仰的同时1921年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2年6月周恩来与赵世炎等人在巴黎起组织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先后担任支部宣传委员、书记并参与旅欧党组织的领导工作。1923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指示精神周恩来等又与旅欧国民党达成协议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加了国外国共合作的步伐。1924年7月周恩来离开法国回国9月初到达广州。当时正值国共合作他相继担任广东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第一军副党代表、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等职并先后任中共广东区委员会委员长、常委兼军事部长。周恩来在广州的两年多时间工作的重点主要在军事方面。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懂得武装斗争的杰出军事家之一还在旅欧期间他就明确地认识到“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1。到广州工作不久他就商得孙中山同意筹组了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以共产党员为党代表和正副队长建立了第一支由中国共产党人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为后来组建叶挺独立团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他在黄埔军校内创建了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建立了政治部的正常工作秩序和制度对学员实施革命的政治教育。这种制度的建立大大增强了军队战斗力而且为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思想政治建设积累了经验。 1925年8月初邓颖从天津到广东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长。此时周恩来和邓颖结婚。1926年12月周恩来到上海中共中央工作担任中央组织部秘书和中央军委委员。为组织领导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1927年2月周恩来又兼任上海区军委书记和武装起义总指挥。同年3月在周恩来等领导下上海工人利用北伐的国民革命军临近上海的有利时机动了第三次武装起义击败了驻守上海的北洋军阀部队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放了上海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同年5月上旬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周恩来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五届一中全会上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当时周恩来尚在上海未出席五大。5月下旬到武汉后秘书长一职由李维汉担任周恩来改任中央军事部长并代理中央常委职务参加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当时国共合作即将全面破裂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却继续实行右倾投降主义的领导。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组周恩来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务委员会委员。为了准备应付突然事变的到来周恩来沉着果断地指导党的机关迅完成了转入地下的任务。 国共全面分裂后为挽救革命周恩来受中共中央的重托以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一起于1927年8月1日在江西南昌领导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始了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时期。起义军攻占南昌后周恩来等率军南下广东准备举行第二次北伐后在潮汕失败保存下来的武装在朱德、陈毅等率领下转移到农村继续坚持斗争。同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检讨过去的错误确定新的斗争方针。周恩来在没有出席会议的情况下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并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事部长。11月周恩来从香港转赴上海出席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又被增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担任中央常委下设的组织局主任分工领导中央组织、宣传、军事、调查、特务、交通、文书等部门的工作担当起处理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 1928年6月周恩来到莫斯科出席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作了组织问题与军事问题的报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政治局会议上当选为常委分工负责组织工作和军事工作并兼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长和组织部长稍后又兼任中央军事部长。会后不久周恩来回到上海主持中共中央实际工作。在此期间他着手整顿了党的组织恢复并展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秘密工作提出了白区党组织改变工作方式实行机关群众化和负责干部职业化的正确主张建立了地下无线电台和通往苏区的秘密交通线健全了中央特科的工作有效地保障了1《周恩来早期文集》下卷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o2页。 中央与地方党的联系和中央的安全。他还以很大精力直接指导赣南、闽西、湘鄂西、鄂豫皖等十几个地区的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主持起草了著名的“九月来信”（即《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信中提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的论断和在红军党内“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的正确主张。周恩来为开好古田会议和三大主力红军——一、二、四方面军的形成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o年春夏周恩来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期间李立三主持中共中央实际工作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氵朝与一省或几省的先胜利》的决议指令组织中心城市武装暴动和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使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损失。同年8月周恩来回国。9月与瞿秋白一道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基本上停止了李立三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周恩来继续担任中央常委并兼任中央军委书记分工负责军事和苏区工作。 1931年12月周恩来离开上海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府瑞金先后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33年春他依据实际情况抵制了后方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的错误指令和朱德一起集中优势兵力采用大规模的大兵团伏击歼灭战法领导和指挥红军战胜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此时临时中央已由上海迁入江西直接在中央苏区推行“左”倾盲动主义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长征。1935年1月在贵州省遵义县城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著名的遵义会议）上周恩来作了重要讲话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为在革命危急关头挽救党和红军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作出了重要贡献。会后他与毛泽东、王稼祥组成三人指挥小组共同指挥了红军一系列重大的军事行动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率领中央红军北上并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于同年1o月胜利到达陕北。 1936年12月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动西安事变拘禁了蒋介石。为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推动蒋介石转向抗战周恩来与秦邦宪、叶剑英等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赴西安同蒋介石谈判同张、杨一起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此后他又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等地同国民党代表包括蒋介石本人进行了多次谈判。谈判中周恩来正确地把握局势恰当地处理两党关系中许多长期积累下来的复杂问题终于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中国历史从此进入全民族抗战的新时期。1937年9至11月周恩来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到达地处华北抗战前线的山西统一领导中共党、政、军各项工作。他曾参与策划动平型关战役协助国民党军队组织忻口战役从而实现了抗战以后国共两党的军事合作。同年12月至抗战胜利结束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先后在武汉、重庆国民党中央和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做统一战线工作曾出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在此期间他作为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和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还先后领导了长江局和南方局的工作恢复和加强了中国南方各地党的组织成功地贯彻和组织实施了中共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使共产党的工作在当地群众中生根立足。在统战工作中周恩来坚持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坚持国共合作反对分裂。在广大的国统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领导人民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广泛团结民主党派、进步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国际友好人士为坚持和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制止反共逆流克服对日投降危险争取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而对国民党对共产党和一切进步势力的高压政策周恩来敢于斗争善于斗争。1941年1月皖南事变生后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题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表明了对国民党当局的愤怒抗议的态度。 1943年7月周恩来回到延安。8月2日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举行的欢迎晚会上表演说：“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1。 在参加党内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中他正确地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并严于解剖自己。1945年4月他出席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了《论统一战线》的长篇言。这篇言科学地阐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展的历程从敌人、队伍、领导者三个方面系统深刻地总结了党在统一战线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全面地挥了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和策略思想。在这次会上周恩来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制止内战争取通过和平途径实行中国社会的政治改革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于1945年8月赴重庆同国民党谈判。《双十协定》签订后毛泽东返回延安周恩来继续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重庆和南京就悬而未决的问题和维护1946年1月通过的政协决议问题同国民党进行艰苦的谈判斗争。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11月他率中共代表团返回延安。之后他直接参加中共中央领导工作同时兼任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仍以很多精力继续领导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运动。他依据形势的展适时地提出正确的方针和斗争策略使国民党统治区的学生运动和群众斗争得到健康迅的展形成了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 1947年3月蒋介石军队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占领延安。周恩来与毛泽东、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机关留在陕北坚持工作和战斗。他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又兼任了代理总参谋长协同毛泽东不仅直接指挥了西北战场的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沙家店等战役挫败了蒋介石军队对陕甘宁边区的重点进攻而且指挥了全国各个战场的人民解放战争有效地歼灭了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打乱了国民党的战略部署使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此间他还协助毛泽东指导了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和制定推行新区的城市政策纠正了工作中出现的“左”的偏向保障了土地改革和城市工作的健康进行。1948年3月中共中央坚持在陕北的任务胜利完成周恩来与毛泽东、任弼时率中央机关东渡黄河。4月同任弼时率中央机关部分工作人员到达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5月毛泽东亦到西柏坡。在这里周恩来协同毛泽东动和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歼灭了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取得胜利的基础。1948年1《在延安欢迎会上的演说》《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o年版第138页。9月和1949年3月周恩来在西柏坡先后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二中全会后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率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进入北平。 抵达北平后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政府代表团举行和平谈判。 由于国民党方面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谈判破裂人民解放军起渡江战役。此时筹建新中国的工作正在进行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负责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组建中央人民政府的工作。他通过多种渠道热情邀请和妥善安排在海内外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爱国民主人士到北平参加新政协主持起草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会上周恩来作了《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的起草经过和特点》的报告就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问题、新民主主义总纲问题、新民主主义政权制度问题、军事制度问题、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问题、新民主主义文化政策问题、新民主主义民族政策问题、新民主主义外交政策问题作了说明。在这次会上他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组织也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主要组织形式。人民政协的召开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周恩来对此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一直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总理曾兼任过外交部长担任过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政协第二届、第三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共八届、九届、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八届、十届中央副主席担负着处理党和国家日常工作的繁重任务。 周恩来一直在第一线领导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建国初期为迅恢复国民经济和顺利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他连续主持制定了展国民经济的几个五年计划并领导组织实施工作。他主张经济建设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坚持实事求是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积极稳步地前进。196o年他面对“大跃进”给国民经济带来的极大不平衡和困难与李富春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这些主张对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完成和后来经济调整工作的迅收效起了重要作用。在开始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为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提出了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以个人所有制为补充等富有建树的意见为日后经济体制的改革开拓了思路。 他十分重视党的统一战线工作认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断地加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根本任务。为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协调统一战线中各阶级、阶层、各党派、各民族和各界爱国人士之间的关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大量工作。在长期领导统一战线工作的实践中他始终坚持团结多数、广交朋友、坦诚相见、平等待人、民主协商、自我改造的原则并且身体力行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统一战线工作的一面光辉旗帜。 他极端关心知识分子工作和科学文化工作认为知识分子是国家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力量。1956年他先提出了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正确论断认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在实际工作中他不断排除“左”的干扰热诚地关心、尊重、爱护知识分子循循善诱多方帮助促进知识分子的改造和进步引导知识分子在党的领导下为建设社会主义贡献出自己的聪明才智。他认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必须全面提高人民的思想文化素质努力展社会主义文艺、体育、卫生事业而其中教育是基础科学技术是关键。在科技工作中他主张既要重视基础理论的研究又要重视尖端科技的开。他成功地领导了我国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试验和射工作为改变我国科学文化的落后面貌作出了贡献。 在国际事务中他参与制定了中国长远的外交战略和政策亲自执行和领导了一系列重大外交政策的实施。在外事活动中他善于把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有效地维护了新中国的独立、主权和民族尊严支持了被压迫国家和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1953年底他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提出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国与国关系的准则。1954年参加日内瓦会议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作出了努力。1955年在亚非29国举行的万隆会议上坚持反对殖民主义提倡求同存异协商一致促进了会议的成功。他先后访问过欧、亚、非几十个国家接待过来自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和友好人士增进了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友谊并为实现中美、中日关系正常化和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作出了卓越贡献。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在十分困难的处境中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破坏活动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为尽量减少“文比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保护大批党内外干部、爱国民主人士为使党和国家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争取全国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 1972年现身患癌症后他仍然坚持工作。1975年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代表中国共产党重申中国要在本世纪内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宏伟目标。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 周恩来一生勤奋工作严于律己善于团结群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奉献出自己的一切在人民的心目中有口皆碑被称为“人民的好总理”。他的逝世受到极广泛的悼念。他的主要著作收入《周恩来选集》、《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周恩来书信选集》、《周恩来外交文选》、《周恩来经济文选》等文集中。 第三章刘少奇刘少奇原名绍选字渭璜曾化名子琪、之启、刘湘、胡服等笔名有赵启、仲篪、刘祥、k·v·、陶尚行、莫文华、吕文等刘少奇是192o年起用的名字。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11月24日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炭子冲的一个农民家庭。其父刘寿生是个忠厚老实而有一定文化教养的农民。其母刘鲁氏是个勤劳俭朴的家庭妇女。刘少奇幼年在家乡读私塾。1913年入宁乡县第一高等小学（亦称玉潭学校）受到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曾参加反对袁世凯与日本签订屈辱的“二十一条”的爱国运动。1916年夏考入长沙驻省宁乡中学。1917年3月在湖南陆军讲武堂学习军事。半年后讲武堂被军阀解散回家自修。1919年初插入长沙育才中学毕业班。五四运动后奔赴北京积极参加爱国学生的请愿示威活动。9月进河北保定育德中学附设的留法高等工艺预备班半工半读广泛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192o年秋返长沙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去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 1921年夏初刘少奇赴苏俄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同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春回国开始从事工人运动。先在上海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后调湖南领导粤汉铁路工人运动。9月受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的委派去江西协同李立三等领导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刘少奇作为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全权代表长住俱乐部应付一切并与路矿当局谈判。经过一系列斗争迫使路矿当局接受了工人们提出的要求。罢工胜利后刘少奇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总主任。1923年二七罢工失败后全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刘少奇先后撰写《对俱乐部过去的批评和将来的计划》和《二七失败后的安源工会》等文章系统地总结了安源工人运动的经验引导工人群众向劳工解放运动的正确道路前进使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为当时全国组织最好的工会之一。 1925年春刘少奇代表汉冶萍总工会前往广州筹备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主持起草《工人阶级与政治问题》等决议案。在这次大会上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副委员长。会后受全总的委派去上海筹建全总上海办事处负责指导长江流域及北方的工会工作。其时适五卅惨案生刘少奇兼任上海总工会总务科主任与李立三等领导上海2o多万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反帝运动迅由上海席卷全国。9月18日奉系军阀封闭上海总工会并下令通缉刘少奇。11月刘少奇回长沙养病。12月被湖南军阀赵恒惕逮捕。经中华全国总工会及各地工会、团体多方营救1926年2月获释出狱被驱逐出湖南经上海抵达广州受到省港工人和各工会团体的热烈欢迎。刘少奇接替因病休养的林伟民代理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职务与邓中夏、苏兆征等共同担负起领导省港大罢工的重任。刘少奇提出工人阶级的力量在于组织的思想为促进广州、香港各工会的联合做了许多艰苦细致的说服工作和组织工作。 1926年5月刘少奇出席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会上作《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的展》的报告。报告分析了五卅运动以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政治态度及其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指出中国革命必须由工人阶级来领导；阐明了职工运动的方针强调工人阶级在反帝反军阀运动中应加强各种经济斗争应与世界工人阶级建立联合。在这次大会上刘少奇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1o月国民革命军攻占武昌后武汉成为全国革命的中心。刘少奇随即抵武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迁址作准备并担任全总汉口办事处秘书长直接指挥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河南、四川等省工人运动。同时参加湖北全省总工会的领导工作。他以相当精力去加强工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撰写了《工会代表会》、《工会经济问题》和《工会基本组织》三本小册子阐述了工会的性质、任务和组织原则指出工会是工人“群众的奋斗的机关”必须坚持“民主集权制”必须有严密的组织才能实现工人阶级所担负的历史使命。1927年1月刘少奇参与领导汉口工人群众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上的一次重要胜利。4月他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5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工人运动委员会委员。刘少奇善于把党的政治任务和工人群众的切身利益紧密结合起来以正确的策略领导工人群众进行有成效的斗争成为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领袖之一。 1927年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后刘少奇长期在国民党统治下的白区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28年3月他以中华全国总工会特派员的名义到天津参加全国铁路总工会的领导并指导中共顺直省委工作。6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1929年春奉调上海任中共沪东区委书记领导职工运动。6月出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8月22日在奉天（今沈阳）被捕。他在敌人面前英勇不屈坚不吐实于9月中旬取保释放。他抓住工人群众的迫切要求领导中东铁路工人进行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193o年3月调回上海指导沪东工人运动。6月率中国工会代表团去苏联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当选为执行局委员留在赤色职工国际工作。1931年1月刘少奇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年秋回国任中共临时中央职工部部长、全国总工会组织部部长。他坚持从实际出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提出了许多指导白区职工运动的正确主张和策略思想。他在《最近中国职工运动国民党工厂法、工会法与赤色工会目前的任务》、《罢工策略》、《批评“退出黄色工会”的策略》和《一九三一年职工运动的总结》等文章中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罢工策略的正确运用、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以及对待黄色工会的策略等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尽管当时曾受到“左”倾错误领导的批评和压制但他仍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坚韧不拔地为党工作。 1932年冬刘少奇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领导苏区和白区的工人运动。他阐述了苏维埃政权下工会的作用与任务强调要组织真正群众的阶级工会。工会应保护工人的经济利益努力改善工人群众的生活；应参加与协助国有工厂的管理教育工人用新的态度来对待新的劳动为苏维埃的胜利而努力生产。1934年7月刘少奇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在动员工农群众参加红军支援革命战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1o月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团、第五军团中共中央代表第三军团政治部主任中央筹粮委员会主任等职。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刘少奇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西北执行局委员长继续领导职工运动。 1936年春刘少奇抵达天津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主持北方局工作坚定地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并对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进行了系统的批评不仅在实际工作中而且从思想理论上为推动白区工作的彻底转变作了不懈的努力。从4月起他表了《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和《怎样进行群众工作？》等文章在科学总结白区工作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阐述了白区工作的方针任务和策略原则。他主张党在白区的工作应该实行深入群众、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的方针。在策略指导上应根据形势的变化、运动的退潮和来潮以及革命与反革命实际力量的对比来恰当地组织革命防御或进攻；必须从争取胜利的观点出根据当时当地的环境和条件以及群众觉悟的程度提出群众可能接受的口号、要求和斗争方式去动和领导群众斗争；要正确把握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区别与联系应在形式上与方法上使二者严格分开在内容上与政治上又使二者密切联系起来；要充分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争取暂时的同盟者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刘少奇用极大力量整顿和恢复遭受严重破坏的华北各地的党组织教育共产党员和干部“学会领导群众的艺术学会策略的运用”。他在《火线》、《生活日报》、《长城》、《国防》等报刊上表了许多文章在华北以至全国广泛地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11月在《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一文中着重指出领导权问题是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必须正确处理战略任务与策略转变的关系、统一战线与阶级斗争的关系、上层统一战线与组织下层群众的关系必须对同盟者的错误和动摇给予高度的警惕与必要的批评在统一战线工作中要十分注意斗争策略。他为联合华北一切可能抗日的党派、阶层争取宋哲元、阎锡山等转向抗日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巩固和展了一二九运动的成果开创了华北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局面。1937年5月在出席苏区党代表会议之后同张闻天主持召开党的白区工作会议。在会上作《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这次会议系统地总结了十年内战时期白区工作的经验教训明确了革命新时期党在白区工作的策略任务成为白区工作的一个重要转折。后来中共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刘少奇在白区工作方面所建树的历史功绩作了评价指出他是党的“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 1937年抗日战争爆后刘少奇抵达山西太原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他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敌人后方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作出华北党的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中心任务的部署。决定将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农村号召城市中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学生脱下长衫到农村中去拿起武器打游击。在党内提出了军事化的口号要求一切干部和党员学习军事学习游击战争集中一切力量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他领导以薄一波为书记的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按照站稳脚跟抓住实权多做实事反对空谈推进阎锡山抗战的方针利用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这个公开合法组织组建了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新军）。9月八路军总部一到太原刘少奇即同总部主要领导人讨论确定要广泛地准备游击战争要扩大八路军到拥有数十万人枪的强大的集团军要建立起很多根据地担负起独立坚持华北抗战的重大任务。提出要立即部署山西、河北、山东等地的人民抗日武装斗争。1o月刘少奇撰写《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若干基本问题》一文11月又为北方局起草《关于目前形势与华北党的任务的决定》论述了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战略上的重大作用指出游击战争是华北人民抗日的主要斗争形式强调要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必须建立巩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真正有工作能力的、有群众基础的抗日民主政权。太原失守后指导晋察冀边区着手进行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的筹建工作。1938年3月中旬刘少奇回到延安继续负责指导华北工作。7月在刘少奇的组织领导下中共冀热边特委在八路军第四纵队配合下动了冀东人民抗日武装起义为建立冀热察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1938年11月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后刘少奇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负责指导长江以北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党的工作。1939年1月抵达中共中央中原局所在地河南确山竹沟镇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巩固华北、展华中的战略方针作出展中原地区敌后抗战的工作部署。12月率中原局机关进入华中敌后抵达安徽定远藕塘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多次主持召开中原局会议讨论展华中的战略方向、根据地建设的方针任务和统一战线的策略等问题；决定执行向东作战向北展开辟苏北的战略任务；并建议中共中央从华北派一部分八路军南下协同新四军展苏北抗日游击战争。194o年春刘少奇与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领导人一起指挥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的主力挫败了日伪军对皖东的“扫荡”并在津浦路东半塔集地区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军队韩德勤部的进攻开辟和展了皖东抗日根据地。新四军江北部队和南下的八路军部队在苏北胜利会师后于11月间组建了华中新四军和八路军总指挥部刘少奇任政治委员统一指挥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的新四军和八路军。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刘少奇临危受命任新四军政治委员同新四军代军长陈毅等领导重建新的军部整编部队并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提出新四军今后的任务是坚持华中敌后抗战阻止反共军的进攻迅加强根据地各项建设积聚力量准备与敌伪军和反共军进行长期斗争一俟条件成熟即向西向南展。5月中原局与东南局合并组成中共中央华中局刘少奇任书记并兼任中央军委华中分会书记。他主持召开华中局高级干部会议总结皖南事变的经验教训着重检查了新四军成立以来的建军工作提出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要求。同年夏刘少奇和陈毅等指挥新四军粉碎了日伪军对苏北、苏中根据地的“扫荡”巩固和展了华中抗日根据地。 1942年3月刘少奇奉调回延安。在从苏北返延安途中受中共中央的委托检查指导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年底回到延安。从1943年3月起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中央组织委员会书记参与全党整风运动的领导。1945年5月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即《论党》）。6月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在抗日战争时期刘少奇用了很大精力研究党的建设问题先后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做一个好的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论党内斗争》、《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和《论党》等许多重要论著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他指出加强党的建设的最主要的问题是思想建设问题。党的思想建设应从加强共产党员的思想修养做起。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是党员思想和行动的最高原则。他对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统一的毛泽东思想作了完整的概括与系统的论述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一切工作的指针。他阐明了民主和集中的辩证关系指出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是党的组织建设必须遵循的规律是达到党内团结和统一的重要保证。他系统地总结了党内斗争的历史经验提出了进行党内斗争的正确原则和方法。他论述了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的关系指出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毛泽东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期间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并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1945年9月他根据中共中央的决策起草了《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指示提出全国的战略方针是“向北展向南防御”。11月国民党军队占领山海关、锦州对东北即将动大规模进攻。刘少奇根据当时东北敌强我弱的形势明确提出当今在东北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可靠的根据地站稳脚跟作长久打算。要求东北部队放弃争取东北大城市的任何企图“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分散部署以主要力量迅在各战略要地放手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刘少奇坚持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正确方针对于扭转当时东北面临的困难局面起了重要作用。 1946年5月刘少奇主持起草《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五四指示）把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指出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共产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的环节。还规定了土地改革运动中的各项指导原则。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攻占延安毛泽东等留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刘少奇任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书记和朱德等前往华北负责中央委托的工作。7月至9月在河北平山主持召开全国土地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了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给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这次会议确定的方针进一步推动了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的展。 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为加强华北解放区的建设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刘少奇于1948年5月主持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战略区及其领导机构合并组建中共中央华北局、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和华北军区兼任华北局第一书记。9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关于新民主主义建设问题的讲话。1949年3月出席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参与制定夺取人民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到城市的战略决策及新中国的各项方针政策。刘少奇在会上言强调要以城市工作为重心来领导全党工作努力学习解决接收后的城市管理问题依靠工人阶级展生产繁荣经济。会后随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进入北平。4月赴天津视察同工人、干部、职员、资本家等各方面人士座谈宣传贯彻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在同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刘少奇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o月被任命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少奇在制定党和国家各项重大方针政策上挥了重要作用并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进行深刻的思考和大胆的探索。建国前夕他提出人民解放战争胜利以后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恢复和展中国的经济并系统地阐述了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指出新民主主义经济主要由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和半自然经济等五种经济成分构成在目前及战后最初一个时期内都应鼓励其展。但必须以展国营经济为主体普遍建立合作社经济扶助独立的小生产者并使之逐渐地向合作社方向展组织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容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范围内展以便逐步地稳当地过渡到社会主义。195o年他写了《国家的工业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文提出实现国家的工业化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最基本的任务；指出中国经济建设的大体步骤先要以主要力量展农业和轻工业然后展重工业在重工业展的基础上再大力展轻工业并使农业机械化。同年6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由刘少奇负责的中央土地改革委员会指导全国的土地改革工作。刘少奇主持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并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作《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刘少奇十分重视展合作经济。195o年7月在全国合作社工作者第一届代表会议上作报告总结了解放区和建国初期合作社运动的经验指出当时主要展农村供销合作社、城市消费合作社和城乡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并为引导合作社走上正轨提出了明确的方针。随后又撰写《关于合作社的若干问题》、《论合作社问题（初稿）》等著作。 1951年2月刘少奇在北京市第三届人民代表会议上讲话明确提出“民主化与工业化”的基本口号论述了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的辩证关系指出没有国家的民主化没有人民民主政权的展就不能保障经济事业的展和国家的工业化；而经济事业的展和国家的工业化又要大大地加强和巩固人民民主政权的基础。五六月间刘少奇在《国营工厂内部的矛盾和工会工作的基本任务》一文中提出在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国家建立以后国营工厂内部已经不存在工人同资本家之间的那种阶级对抗和剥削关系但是仍然存在着工人阶级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一种在根本上非敌对的矛盾。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敌对的与非敌对的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1953年2月刘少奇担任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领导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工作。同时参与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1954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对新中国第一部根本大法作了完整系统的说明。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十分重视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的建设问题。他在1951年4月召开的中共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作《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而斗争》的报告强调要对共产党员进行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教育必须继续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纯洁性提高党的战斗力。他提出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作为对党员的明确要求和教育内容。1954年2月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受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的委托在会上作《为增强党的团结而斗争》的报告指出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要求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提高维护党的团结的自觉性同一切破坏党的团结的言论和行动作坚决的斗争。1955年12月至1956年3月间刘少奇先后约请国务院所属3o多个部门负责人汇报工作对我国各条战线的实际情况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为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准备。1956年9月他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根据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提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集中力量展社会生产力的历史任务要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这次大会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刘少奇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副主席。在1959年4月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以后刘少奇针对当时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劳动制度、教育制度等方面存在的某些弊端提出了许多的改革设想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既要有计划性又要有多样性、灵活性；要利用价值规律用价格指导生产；开放和利用自由市场；要增加地方和企业的自治权；允许个人有一定的经济活动自由。他认为在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按劳分配将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分配工作搞得好就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展否则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展。对于劳动者的分配必须贯彻按劳取酬的社会主义原则。他提出许多生产资料可以作为商品进行流通的观点。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流通是最敏感的生产中的各种问题都会在流通中反映出来。因此应当重视流通问题。强调按照等价交换原则进行交换是社会主义再生产正常进行的必要条件。不但工农之间、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之间需要等价交换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各个地区之间也要等价交换。还提出改进工业管理体制试办托拉斯打破地区限制按行业组织各种形式的专业公司促使专业化协作展把国民经济组织起来以便提高劳动生产率。他还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应有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以及实行固定工和合同工并存的劳动制度的观点。 在六十年代初期的国民经济调整中刘少奇敢于实事求是深入调查研究主持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和措施。1962年1月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报告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分析了1958年“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及其产生的原因。报告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应该根据中国的特点采取适合中国情况的方法来进行；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必须坚持群众路线从实际出来拟定政策、计划和措施把工作放在切实可靠的基础上。接着刘少奇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作出了大幅度地调整国民经济的决策并提出了克服经济困难的具体措施使国民经济得到迅恢复和展。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刘少奇受到错误的批判并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政治陷害和人身摧残于1969年11月12日在河南开封病逝。198o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作出《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决定“恢复刘少奇同志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肯定了他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建树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刘少奇的主要著作收入《刘少奇选集》、《刘少奇论党的建设》、《刘少奇论工人运动》、《刘少奇论合作社经济》、《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等文集中。 第四章朱德朱德1886年（清光绪十二年）12月1日出生于四川省仪陇县马鞍场一个佃农家庭。祖籍广东省韶州府（今韶关市）明末清初迁入四川定居仪陇马鞍场。 朱德幼年入私塾取名“代珍”塾师为他取字“玉阶”。因家境贫寒一面读书一面劳动在塾师的影响和启蒙下开始接受革新思想。义和团运动的兴起使他萌了朴素的爱国主义思想——“富国强兵”。19o7年春考入四川高等学堂附设体育学堂。年末毕业回到家乡任仪陇县高等小学堂的体育教习兼庶务。在这偏僻的地方新式教育遭到当地封建守旧势力的反对这使他感到“教书不是一条生路”。 19o9年1月朱德离开家乡跋山涉水赴云南投考陆军讲武堂改名朱德字玉阶。在讲武堂期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经常秘密传阅和摘抄一些进步书刊。1911年8月毕业加入云南新军任副目（相当于副班长）。1o月爆了反对清皇朝的辛亥革命云南新军积极响应在农历九月九日举行起义。“重九起义”胜利后云南宣布独立。因作战有功朱德升任排长授少尉军衔。随后朱德随援川军进入四川四川的反动势力纷纷土崩瓦解。同年底升任连长。援川军返滇后在庆功大会上他被晋升为少校。1913年夏天任云南第一师第三旅步兵第二团第一营营长。秋天调往云南边境驻守在深山密林中与法帝国主义扶持的武装土匪进行了长达两年多的作战并从营长晋升为副团长、团长。1915年12月以后他参加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开始成为川滇军界人人皆知的名将。1917年朱德任滇军旅长后被授予少将军衔在四川参加了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护法战争”。 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朱德逐渐认识到有必要学习俄国。1922年为寻求革命真理他放弃了高官厚禄离开云南来到上海、北京。在上海他拜访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向他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陈独秀认为像他这样的旧军队的高级将领要参加共产党必须经“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拒绝了他的请求。朱德没有因此而放弃对真理的追求决定到马克思的故乡德国去探寻救国救民的道路。同年11月在柏林经张申府、周恩来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将自己的一生与中国革命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他表示：“归国后即终身为党服务作军事运动。”在德国的3年时间里朱德参加中共旅欧支部领导的各种革命活动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同时注意对西欧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考察。1924年在哥廷根的盖奥尔格——奥古斯特大学哲学系社会学专业注册入学。同年底为了从事革命活动由哥廷根回到柏林。1925年因积极从事革命活动被柏林警察当局逮捕并被驱逐出境。随后到苏联下半年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研究中国和世界的经济地理。几个月后参加秘密军事训练班学习任队长。这期间苏联教官问他回国后怎样打仗他说：“部队大有大的打法小有小的打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1926年夏回国后受中共中央军委的派遣到四川军阀杨森部进行兵运工作。1927年初到江西南昌创办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任团长。在教育团建立和展共产党的组织为党培训了一批军事干部。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后朱德参加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起义军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名义朱德任第九军副军长不久任军长。起义军南下广东准备重新北伐。其主力在潮汕地区被反动军队击败朱德率领的起义军一部苦战三河坝三天三夜后冲出敌人的包围向粤赣湘边界转移。此刻干部、战士思想异常混乱一无粮草二无援兵失败的阴影笼罩着整个部队离队的人数越来越多。为了保存南昌起义的革命火种朱德和陈毅在赣南的天心圩、大余、上堡等地领导部队进行了三次整顿他在全体人员大会上宣布：今后这支队伍由我和陈毅领导愿意继续革命的跟我走。他指出：俄国革命19o5年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现在也是黑暗的但黑暗遮不住光明只要保持实力革命就能成功。部队整编为一个纵队并重新登记党、团员成立党支部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连队中去加强党在基层的工作。还加强部队的军事训练和组织纪律性。为了隐蔽活动采用“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番号朱德任司令化名“王楷”。在军事战略上开始从正规战向游击战方向转变。同时动农民斗争把武装斗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部队在这一地区的活动造成较大的革命声势。这时国民党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所部驻防湘南郴州、汝城一带朱德和范石生是云南讲武堂同学交往很深而范石生同蒋介石矛盾重重。朱德鉴于当时起义军物资和装备供应十分困难决定同范石生合作以保存革命火种隐蔽待机。 1928年1月朱德率领部队在湘南的宜章县动起义打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旗帜任师长。（w w w . q i s u w a n g . c o m 好看的小说）一个月内暴动波及了十余个县。建立了湘南苏维埃政权组织了农会和农军。4月率部前往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合。5月成立工农革命军（不久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在井冈山斗争中他和毛泽东把游击战争的经验概括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形成了游击战术的基本原则。1929年初和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在两地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开辟革命根据地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展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193o年8月成立红军第一方面军任总司令。8月28日中共中央总行动委员会主席团会议决定朱德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9月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从193o年1o月至1934年1o月国民党军队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动五次军事“围剿”。朱德同毛泽东一起率领红军采取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粉碎了敌人的第一、二、三次“围剿”。后同周恩来一起灵活运用前三次反“围剿”的经验指挥部队又粉碎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这次反“围剿”创造了大兵团伏击歼灭战的重要经验。朱德曾撰写《黄陂东陂两次战役伟大胜利的经验与教训》一文对这次反“围剿”战争进行了总结。1933年9月共产国际派驻中共的顾问李德抵达中央苏区掌握了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的军事指挥权。这时朱德虽仍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但实际上军队由博古、李德直接指挥。由于李德脱离实际的错误指挥使得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损失严重中央革命根据地日益缩小中央红军陷于被动最后被迫撤出革命根据地开始战略大转移。 1934年1月朱德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o月参加长征。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朱德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严肃地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他说：“如果继续这样错误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会后他协助毛泽东指挥了四渡赤水战役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使红军由被动转为主动。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央决定共同北上抗日张国焘拒不执行中央决定妄图分裂党和红军。朱德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而有理、有节的斗争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当张国焘攻击中央北上方针是“逃跑”并要朱德对此表态时朱德表示：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我是赞成的、拥护的我举了手的我不能反对我亲自参加作出的决定。如果硬要我表声明那我就再声明一下我是坚决拥护党中央作出北上抗日的决定的！张国焘不顾朱德等人的反对另立“中央”多次强迫朱德断绝和毛泽东的一切关系。朱德说：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是你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的关系。他团结广大干部战士坚决维护中央的正确方针为实现一、二、四方面军会师西北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抗日战争爆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任总司令）于9月率领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他同周恩来与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达成协议八路军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配合友军进行运动战。他亲自部署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平型关与日本侵略军作战取得消灭日军一千多人的胜利。11月太原失守华北抗战进入了以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为主的阶段朱德率领八路军总部转战华北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统一战线政策。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时机积极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他鼓励阎锡山坚持抗战同卫立煌多次长谈。卫立煌对八路军十分钦佩保持了友好关系。 1938年初朱德表了《论抗日游击战争》一书对抗日游击战争的意义、性质、作用及战术原则等问题作了全面论述。这是指导抗日游击战争的一篇名著。4月和彭德怀指挥根据地军民胜利地粉碎了日军3万余人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九路围攻。使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展。 1939年冬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氵朝朱德率领山西和河北广大军民予以坚决的反击打退了这次反共高氵朝稳定了华北局势。从此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得到迅展成为支持长期抗战、夺取最后胜利的重要战略基地。194o年5月朱德由华北前线返回延安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的抗日战争。为了打破日本侵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封锁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朱德参加领导大生产运动亲自到南泥湾勘察提出“南泥湾政策”指示部队在不影响战斗、训练的情况下实行垦荒屯田展生产。1943年5月1日朱德表文章号召建设“革命家务”。这一主张有力地推动了大生产运动的展。 1945年4月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特别是抗日战争的经验作了系统的总结规定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和人民战争的作战原则；规定了养兵、带兵、练兵、用兵以及政治工作等一系列方针政策；还规定了人民军队今后的任务指出八路军、新四军与一切抗日友军要准备在抗战后期实行从抗日游击战争到抗日正规战的转变以迎接抗日战争的大反攻。6月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抗日战争胜利后针对国民党反动派蓄意挑动内战的阴谋他参与制定“向北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以及调整战略部署、编组野战兵团、实行战略转变等一系列重大决策。1946年6月蒋介石动全面内战后朱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1947年3月同刘少奇等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到达晋察冀后介绍各个解放区战场所取得的胜利和打胜仗的经验帮助晋察冀部队整编克服缺点提高战斗力以适应战略进攻的需要。他亲临前线指导解放石家庄的战役这是自解放战争以来第一个攻克的敌军坚固设防的城市为打攻坚战开创了范例。这期间他还对冀中地区的经济工作进行了考察撰写了《对冀中经济工作的意见》。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阶段他协助毛泽东组织和指挥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1949年3月出席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会后随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进驻北平。4月和毛泽东联名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与完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朱德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195o年1o月他参与制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并亲自进行战前动员。在他担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期间反复强调不论在党内在军内每个共产党员都要自觉地遵守党的纪律以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行。纪律检查工作要以思想教育为主。1953年11月在第二次全国纪律检查工作会议上作《过渡时期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任务》的报告指出：“我们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处在同资产阶级又合作又斗争的复杂环境中因此我们仍应时刻提高革命警惕性并进一步巩固和纯洁党的组织。”1在以后的许多重要场合他多次指出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重要性要求党的干部坚持群众路线反对官僚主义；坚持民主集中制的集体领导的原则反对分散主义和个人专断的倾向；坚持扬民主反对压制民主的倾向；坚持正确的党内斗争反对过火的党内斗争。他特别强调“党能否保持巩固的统一和团结实际上是一个关系到革命成败的问题”。 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后中共中央决定组成新的中央军委朱德任军委副主席。1955年9月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朱德对人民军队的建设投入了大量精力。他积极主张加军队现代化、正规化的建设十分重视新的军种、兵种的建设。他把加强军事院校建设、搞好军事训练、掌握现代科学技术作为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十分迫切的任务来抓。他反复强调人民军队要坚持和扬光荣的革命传统但又不要受过去经验的束缚要努力使军队的建设适合现代化、正规化的新形势和新要求。他指出：“我们必须建设一支十分强大的足以击退任何侵略者进攻的现代化的国防军。”1他还非常重视国防科技的展和国防工业生产非1《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5页。 1《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3页。 常重视后勤工作的现代化建设。当他在88岁高龄的时候仍亲莅海军舰艇部队视察。他对于人民军队的建设和国防现代化的建设作出了极大的贡献。1956年9月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政治局常务委员。1959年4月朱德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此后又连任两届直至去世。在长达17年的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任期内朱德主持了17o多次常委会会议制定了几十项重要法令无数次听取、讨论各部门的工作报告。他曾多次率领代表团出国访问经常会见来访的外国领导人和知名人士加强了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和了解。他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全国除台湾、西藏、宁夏外其他各省、市、自治区都留下了他视察的足迹。 朱德参与了党和国家各项重大方针政策的制定对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出过许多宝贵的意见。他指出：“我们进行经济建设的根本目的在于改善人民的生活增进人民的福利。”他非常重视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作用提出要“依靠技术建设国家”。他积极主张把工业、商业、财政和部分权力下放给地方和企业改变中央集权过多的状况以利挥中央、地方和企业三个方面的积极性加快建设度“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他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题为《加强团结建设社会主义》的言指出：“要充分地合理地利用我国众多的劳动力和半劳动力去开我国的丰富的资源。..在充分地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的基础上积极地展生产以便逐步地做到‘地尽其利’、‘人尽其力’和‘货尽其用’这应当成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一项根本的方针。”1他曾多次提出：应把军事工厂和民用工厂的生产有效地、紧密地结合起来主张军事工厂“平时可以多生产些民用品战时主要生产军用品”“使它们现有的设备力量尽量利用起来”2。他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朱德对展手工业问题多次表讲话强调手工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国营工业不可缺少的助手。朱德一向主张因地制宜地展多种经营的农业经济。认为在社会主义时期不论工业还是农业都要展商品生产活跃城乡经济。主张打破地区间的经济封锁真正做到货畅其流。对1958年“人民公社化”中大办公共食堂朱德是不赞成的。他指出：“吃饭不要钱不行。..过去我们说粮食问题不大是因为把粮食分到社员家里自己掌握。一办食堂就会造成很大的浪费。不吃大锅饭可以节省很多东西出口换回来更多的钢铁、机器。只有生活资料归个人支配才能调动社员的积极性。有的人怕因此展了资本主义这种顾虑是多余的因为生产资料掌握在集体和国家手中。群众的生活应该是越富越好。”1他对“大跃进”中的“浮夸风”是坚决反对的。他说：“展生产力必须实实在在地实干虚夸是有害无益的”；“要有实干精神要鼓劲但不要吹嘘办不到的事情就不要讲”。当时由于受“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他的这些正确意见非但没有被采纳反而遭到错误的批判。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朱德对于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怀疑。1967年1月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现在‘文化大革命’运动搞到破1《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o页。 2同上书第352页。 1《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1—372页。 坏生产的程度忘记了‘抓革命促生产’这是新出现的问题要注意解决。”“我们制止武斗这么久了可是有些人还在武斗甚至还有砸烂机器、烧毁房屋的这里面有反革命分子在捣乱要注意。”他还反对任意把人打成反革命分子。在批判“二月逆流”以后朱德的文件被停保健医生被调离行动受到各种限制。康生等人将朱德等29人划入“有错误的或历史上需考查的”之列。造反派批判和攻击朱德的大字报、大标语纷纷出现在北京街头。面对这种极不正常的气氛朱德始终坦然处之并始终关心着生产建设和其他同志的安全。在危难之际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谈到朱德时表示要保他才使朱德没有遭受到更残酷的人身迫害。1969年4月在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朱德被选为中央委员九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73年8月在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常委。 朱德具有高尚的人格和崇高的品德。他毕生光明磊落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处处顾全大局。对于个人受到的错误批判和不公正的对待他从不计较继续勤恳工作。他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把自己的一切无私地献给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朱德经常用“革命到老学习到老改造到老”来鞭策自己勉励他人。1975年初在他89岁高龄时亲笔写下了“革命到底”的条幅表示了他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决心。他始终不忘广大劳动人民保持着普通劳动者的本色。所有与朱德接触过的人都为他那平凡、朴素的作风所深深感动。 朱德于1976年7月6日逝世终年9o岁。他的主要著作收入《朱德选集》、《朱德军事文选》。 第五章李大钊李大钊字守常曾用名李钊、李龟年笔名明明、常、孤松、猎夫等在苏联期间化名琴华。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11月29日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他是遗腹子出生不久母亲亦去世靠7o多岁的祖父抚养成*人。祖父名叫李如珍考取过秀才得过“从九品”官衔又曾在东北经营杂货铺回乡后购得土地9o余亩房屋2o余间家境比较富裕。 李大钊3岁起学识字7岁入私塾15岁考入河北省卢龙县永平府中学。在他11岁时根据当地风俗与本村姑娘赵纫兰结婚。妻子比他大7岁在他读书期间独自操持家务先后生育6个子女。 19o7年7月李大钊考入由直隶总督袁世凯委人创办的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法政课程及英、日语言。在校期间他参加过罢课请求政府开设国会的运动；参加了北洋法政学会担任该会刊物《言治》月刊编辑、编辑部长并开始在该刊表政论文章；加入陈翼龙组织的中国社会党天津支部担任干事。 1913年5月李大钊在法政学校学习6年期满毕业。7月到北京通过办《言治》月刊时结识的孙洪伊介绍接触了汤化龙。孙、汤都是政党要人、众议院议员。李得到汤的资助于同年冬东渡日本留学。到日本不久因投稿《甲寅》得到该刊主编著名报人章士钊的器重。章惊异李的文章“温文醇懿神似欧公”遂同李结为友好。李又通过章结识了后来起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陈独秀、高一涵等。 1914年9月8日李大钊进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学科。在该校一年四个月时间里他学习了国家学原理、帝国宪法以及经济、史学、法律等课程并且接触了日本社会民主党创始人之一、当时知名的社会学家安部矶雄受到安部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在此期间李大钊还十分留意国内政治形势参加过留学生反对袁世凯政府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的斗争担任斗争组织——留日学生总会的文牍干事、编辑主任编辑《国耻纪念录》、《民彝》杂志撰写了《警告全国父老书》、《国民之薪胆》、《民彝与政治》等政论文章。此外他还加入过从事反袁秘密活动的中华学会和神州学会及在留学生中成立的中国经济财政学会并从事翻译出版外国学者著作事宜。 1916年5月李大钊回到上海参加了宪法研究会的活动担任汤化龙的私人秘书。7月应汤化龙邀请到北京主编《晨钟报》旋即辞职。接着又参加了《宪法公言》、《言治季刊》、《甲寅日刊》的创办、编辑工作。1918年1月经章士钊介绍李大钊到北京大学正式担任图书馆主任。他在这里工作近5年时间对图书馆进行了整顿、扩充和改革。他曾组织图书馆讲习班做过图书馆教育、管理、美国图书馆概况等方面的研究参与起了中国第一个图书馆协会——北京图书馆协会。同时他还参与了大量社会活动如加入北京大学进德会为纠察员；参与起北京大学公余法文夜校、学余俱乐部、教职员会、赈灾社、新知书社、太平洋问题研究会、俄国灾荒赈济会、非宗教大同盟等；还代理过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主席参加教职员停职索薪运动。此外他还参与起少年中国学会成为其中骨干成员先后任《少年中国》月刊编辑部主任、稿人、编译员等；担任北京大学学生团体国民社的导师和新潮社的顾问；指导过天津南开大学学生团体觉悟社；参与起北京工读互助团等。在此期间他和年轻的毛泽东有较多接触介绍毛到北大图书馆工作并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同毛商议组织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周恩来、邓中夏、高君宇以及当时活跃于思想、文化、教育界的不少人都程度不同地受到过李大钊的影响。192o年7月李大钊任北大教授兼图书馆主任相继在史学系、经济系、法律系授课。他还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北京师范大学、朝阳大学、中国大学等校讲授现代政治、社会主义、社会运动、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社会学、社会立法、女权运动史等课程并经常应邀做学术或社会问题讲演报告。1922年12月2日李大钊正式辞去图书馆主任职务。 李大钊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最早参与者和主要成员之一。还在1916年9月他就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上表了《青春》一文号召青年“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纵现在青春之我扑杀过去青春之我促今日青春之我禅让明日青春之我”。“以青春之我创造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1918年1月他加入了《新青年》同人组织。在此前后他频繁著文介绍托尔斯泰、尼采、培根、泰戈尔、罗丹宣传思想自由、文化进步、社会改革批判主张将孔子学说载入宪法的复古思潮阐民主政治原理抨击专制势力与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高一涵、周作人等组成了传播新思想、开展启蒙运动的新文化阵营。此时的李大钊在历史与文化问题上持现实的、进化的、调和的观点；在政治问题上持非暴力、非强力的民主主义观。他曾写道：“今日之政治固与强力不相容也。专制之世国之建也基于强力；立宪之世国之建也基于民意。”“革命恒为暴力之结果暴力实为革命之造因。”“革命固不能产出良政治而恶政之结果则必召革命。”1从1918年7月开始李大钊先后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赞扬俄国十月革命宣传民主主义、劳工主义、社会主义的文章或讲演提出十八世纪的法国革命“是立于国家主义上之革命”二十世纪的俄国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俄国布尔什维主义“是二十世纪全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精神”等观点。1918年12月李大钊和陈独秀有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在国内引起的和平民主思潮和运动创办了批评时政、内容丰富以短评精论为主要形式的《每周评论》。他在表于该刊的《新纪元》一文中写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德国、奥匈帝国革命所流的血“好比作一场大洪水——诺阿以后最大的洪水——洗来洗去洗出一个新纪元来”“从今以后生产制度起一种绝大的变动劳工阶级要联合他们全世界的同胞作一个合理的生产者的结合去打破国界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此后他开始更多地注意劳工、农村、妇女、青年问题。他的文章说：“战后世界上新起的那劳工问题也是德谟克拉西的表现”“应该要求一种德谟克拉西的产业组织使这些劳苦工作的人也得一种均等机会去分配那生产的结果”1。妇女参政运动也是本着“现代民主主义的精神”而起的“妇人问题彻底解决的方法一方面要合妇人全体的力量去打破那男子专断的社会制度；一方面还要合世界无产1《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16、525页。 1《劳动教育问题》《李大钊文集》（上）第632页。 阶级妇人的力量去打破那有产阶级（包括男女）专断的社会制度”2。现在的文明“非把知识分子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民主制度下选民的“大多数都在农村”广大青年应当到农村去“安身立命”一边劳动一边去做“开农村改善农民生活的事业”“把黑暗的农村变成光明的农村把那专制的农村变成立宪的农村”。31919年5月李大钊将其负责主编的《新青年》杂志第6卷第5号编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他依日本学者河上肇《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文为蓝本在该刊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分两期刊载实际出版日期分别为1919年9月、11月）。这篇文章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在世界经济思想史上的价值、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和剩余价值学说。此后他又以日本共产党创始人堺利彦的文章和译作为材料撰写了《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一文并且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解释历史、政治、社会问题。此外他还撰写过介绍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阐述唯物主义在现代史学和社会学上价值的文章。4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后5月8日蔡元培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北大教职员起挽留蔡校长运动李大钊是被推举赴教育部交涉的8名代表之一。5月18日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表《强盗世界与秘密外交》一文指出当时的群众爱国运动“并不是本着狭隘的爱国心乃是反抗侵略主义反抗强盗世界的强盗行为”；号召人们“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他又表《太上政府》、《新华门前的血泪》等短言抨击干涉中国政治的外国领事馆对罢课请愿的学生表示同情1。6月11日陈独秀在散传单时被捕。李大钊因与陈关系密切亦被京师警察厅秘密监视。 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上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引起了一场关于问题和主义的争论。此时正回家乡暂住的李大钊致信胡适提出研究实际问题和宣传理想主义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观点明确表示自己喜欢谈布尔什维主义的态度并以马克思唯物史观为据说明在适当的时机、适当的情况下对于社会问题实行“根本解决”的必要性。这场争论在北京、长沙、南昌等地许多进步学生社团中都产生过反响成为新文化阵营在对待社会改造问题上革命与改良两种观点倾向生分离的起点。 2《战后之妇人问题》《李大钊文集》（上）第635、64o页。 3《青年与农村》《李大钊文集》（上）第648页。 4有材料说李大钊还曾于1919年5月协助《晨报》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见张静如等：《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第75页。 1张静如等：《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说李大钊参加了“五四运动游行以及救援被捕学生的请愿活动”。见该书第75页。韩一德、姚维斗：《李大钊生平纪年》说李大钊是五四运动的“组织领导者之一他指导社团的骨干分子确定斗争目标和办法他的办公室成为活动分子集会的中心”又李大钊“为扩大五四学生爱国游行的影响”在《每周评论》上写了报道、评论。见该书第7o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又据高一涵回忆：“1919年6月我们散《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守常（即李大钊）与陈独秀都去散当场陈独秀被捕..”见《五四运动回忆录》（上）第34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3月版。此外李新的《李大钊》一文说陈独秀被捕后李大钊“极力营救”见《中共党史人物传》第2卷第1o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自192o年初起李大钊先后与苏俄鲍立维、荷荷诺夫金等人接触。同年4、5月间李大钊在北京会见了受俄共（布）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领导人派遣的俄国人维金斯基（bontnhcknn中文名字伍廷康）及其随员马马耶夫（mamaeb）、译员杨明斋。经李介绍维金斯基赴上海与陈独秀会晤。陈遂于同年8月在上海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史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o月李大钊同张国焘、张申府等在北京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1。不久北京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李大钊亦为其中重要成员。同年李大钊还在北京大学参与起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社会主义研究会。1921年3月李大钊在《曙光》杂志表《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公开号召组织“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与以第三国际为中心的“各国c派（指共产主义派）的朋友相呼应”。在李大钊和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指导、影响下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起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张太雷等在天津起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李大钊先后参加了第三、第四次党的代表大会当选为第二、三、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共二大和三大任命他为中共北京区委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中共四大任命他为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书记。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中共北京区委、北方区委出版了通俗刊物《劳动音》在长辛店铁路工人中举办了补习夜校、工人俱乐部并陆续在天津、河北、吉林、山西、察哈尔、热河及绥远等地区建立起共产党组织。到1926年7月上述各地区加上北京市的中共党员已经达到2o69人。从1921年开始中共北京（北方）党组织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1一起创建了京汉、京奉、正太、津浦、京绥铁路以及开滦五矿等处的工会组织领导了大规模的罢工运动并且对南方、上海等地的罢工给予了有力支援。 1922年5月直系军阀吴佩孚在北京附近打败奉军控制了北京政府提出“恢复法统”主张。由于吴曾表示拥护民主“保护劳工”共产国际远东局亦有联合吴佩孚的策略李大钊遂通过其在吴军中任要职的同学好友白坚武做联络吴的工作。白坚武向吴推荐李大钊担任其顾问“赞助进行统一问题”。李大钊先后两次与吴会面并曾介绍俄国人霍德罗夫会见吴佩孚又曾利用吴的关系介绍6名共产党员分别担任京汉、京奉、京绥、陇海、正太、津浦铁路纠察员暗中从事工人运动。 1有材料说192o年2月李大钊护送陈独秀离北京前往天津（陈从天津独自去上海）的路上二人交换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意见。李回京后便“积极创造条件准备建立共产党的组织。他和邓中夏（仲澥）、高君宇（尚德）等经过多次酝酿决定先组织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团体为建党做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192o年3月他们在北京大学秘密起组织了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见李新、陈铁健主编：《伟大的开端》第317页。）又有材料说“192o年2月李大钊在天津送走陈独秀后与章志、黄凌霜等和鲍立维会见商讨成立社会主义者同盟（即为后来的共产主义小组）”。（见《李大钊史事综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44页。）据罗章龙回忆维金斯基在北京期间通过李大钊接触了张国焘、李梅羹、刘仁静、罗章龙等。在他离京前召开了一次会议“这个会可说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正式成立大会”维金斯基“以第三国际代表身份”参加会议。“同意应邀参加座谈会的人是共产党员并表示要向共产国际汇报”。李大钊参加了会议并讲了话。（见罗章龙：《椿园载记》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77页。） 1李新《李大钊》一文说李大钊曾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主任。见《中共党史人物传》第2卷第117页。 同一期间胡适起草了《我们的政治主张》宣言建议以“宪政的”、“公开的”实行“有计划的政治”的“好政府”作为政治改革目标并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同意胡的主张同胡一起联络蔡元培等共16人在该宣言上签名。由于“好政府”主张与其后不久中共表的对时局的主张不相符合李大钊又同少年中国学会北京分会部分会员联名向学会杭州大会提交题为“为革命的德谟克拉西”的提案主张以“铲除国内的督军制和国外资本主义..由中国人开本国的实业”为“改良物质生活的唯一方法”；以“引导被压民众为有目的的政治斗争”为“唯一解除苦厄实行的方法”。 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了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8月李大钊赴上海、杭州参加了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会议接受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要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建议。在此期间李大钊曾会晤孙中山与孙讨论了“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不久他和陈独秀等另外几位中共主要领导人经孙中山主盟加入了国民党。1923年6月中共三大正式提出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决议。1o月李大钊被孙中山委任为国民党改组成员和特派临时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4年1月李大钊作为北京国民党组织选定的代表赴广州参加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大会宣言审查委员会委员、国民党章程草案审查委员会委员、出版及宣传审查委员会委员并被大会选举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议期间有人提出在党章中加入“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条款。李大钊代表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言指出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是“想为国民革命运动而有所贡献于本党的不是为个人的私利与夫团体的取巧而有所攘窃于本党的”是经孙中山允许的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是阴谋鬼祟的举动”。大会最终否决了反对党员“跨党”的提案。在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上李大钊受命组织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并兼任该部组织部长。在李大钊等人的领导下国民党北京执行部于1924年4月2o日成立到1926年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之时该部所辖北方1o余省区的国民党员已达14万余人。1926年6月至11月李大钊作为中共代表团席代表赴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期间他在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地进行了参观访问接受了《工人莫斯科日报》记者的采访在莫斯科“不许干涉中国”协会组织的群众大会上讲了话并为《红色工会国际》写了《中国内战和工人阶级》一文。1924年1o月冯玉祥动“北京政变”推翻了直系军阀总统曹锟电邀孙中山北上。11月7日孙中山表《北上宣言》提出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并于年底抵达北京。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组织了欢迎孙中山北上的活动和促成国民会议召开运动。李大钊多次参加国民会议促成会、后援会、招待会表演讲并被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第三次大会聘为国民会议运动委员会委员长。1925年1月孙中山病重入院李大钊被孙指认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其后不久在北京有反对共产党人的国民党同志俱乐部成立后又出现了分裂国民党的“西山会议派”。李大钊和国民党左派一起与右派进行了斗争。1926年1月16日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李大钊再次当选中央执行委员。 “北京政变”之后段祺瑞和张作霖掌握了北京政府冯玉祥因受排挤于1926年1月宣告下野后到苏联考察。冯玉祥的国民军撤出北京退往绥远一带。在此前后李大钊曾参与了争取冯玉祥国民军与国民党合作的活动。1926年7月南方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之时李大钊请国民党左派人物于右任赴苏联做冯玉祥的工作并数次电报催促终于促使冯玉祥于当年9月回国在绥远五原誓师参加北伐。11926年3月生了日本军舰炮击大沽口事件日、英、美、法、意等8国公使向段祺瑞政府提出了干涉中国内政的“最后通牒”。3月18日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等2oo余团体在北京天安门召开一致反对八国通牒的国民大会李大钊被推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表了演说。会后群众到铁狮子胡同执政府和国务院请愿遭到府院卫队的残酷镇压2。第二天执政府下令缉捕李大钊等人。李大钊遂携妻子、儿女随同国共两党北方领导机关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旧兵营内居住。 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派军警3oo多人包围了俄国使馆将李大钊等6o余人逮捕随即进行了审问。李大钊在法庭上“态度甚从容毫不惊慌”。4月28日李大钊等2o人被判绞刑。李大钊“登刑台”“神色未变从容就死”。 李大钊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领袖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和初期党的重要领导者也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国国民党的重要领导人。他同时也是知名报人、学者和社会活动家。他性格温和、道德高尚、“好施济众”曾将自己收入的一部分捐给党组织作活动经费多次将自己的图书捐赠给北京大学图书馆又曾多次出资帮助同事、朋友和青年学生而自己“身后异常萧条”。他被捕后北京2o多所大学联合起过营救活动；逝世后北京各报一致哀悼。1933年北平各界为李大钊举行公葬他的灵柩被安放在北京西山万安公墓。他在《狱中自述》中说：“钊自束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厉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这几句平凡质朴的语言表述出一位伟人公忠坦荡的胸怀令人敬佩。 李大钊一生写下文章、书信、诗词、通讯杂文等共5oo多篇内容包括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史学和党的建设、革命战略与策略等多方面。他的《平民主义》、《史学要论》两篇长文分别于1923年1月和1924年5月作为《百科小丛书》第15、51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平民主义”是五四时期的主要政治思潮。李大钊的《平民主义》继承了这个思潮展了这种思想。它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宝贵文献。李大钊自称“夙研史学”表了许多关于史学的演讲和文章。《史学要论》是他关于史学理论的总结性著作。它被公认为是在中国建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开山之作在史学史上具有很高的价值。三十年代他的部分遗文被编成《守常文集》（未行）。195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大钊选集》上、下册共39万余字。1984年人民出1有材料说李大钊在此期间还曾给阎锡山写信策动阎支持并参加北伐。见张静如等：《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第28o、281页。 2有材料说在三一八事件前一天北京各学校、各团体代表召开紧急会议会后分两组分别到外交部和国务院请愿。“李大钊率领一百人到国务院去见段祺瑞和贾德耀（国务总理）守卫不许进门并用刀刺伤多人。”见李新：《李大钊》《中共党史人物传》第2卷第33页。又许毓峰《李大钊年谱》说当请愿队伍向铁狮子胡同行进时李大钊“亲自打起一面大旗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当府院卫队和军警镇压时“大钊同志的脸和手虽负了伤但他却从容镇静地指挥和掩护群众退却”。“大钊同志最后从东口退出后立即到中共地委会去当晚召开了党、团地委联席会议”部署了慰问伤员为死难者开追悼会和进一步坚持斗争的问题。见该书第127页信阳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1985年印行。版社出版了《李大钊文集》上、下两册11o万字1989年1o月又出版《李大钊文集》（续集）一册。此外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出版了《李大钊诗文选集》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大钊史学论集》。 第六章瞿秋白瞿秋白原名双、霜族谱中排名懋淼原号雄魄、铁柏、铁梅、涤梅等后改名爽改号秋白（亦说秋白为字）。五四前后表的作品多署瞿秋白或秋白。二三十年代使用过的笔名和别名有一百多个如巨缘、维它、史维它、屈维它、史铁儿、易嘉、何凝等。1899年1月29日（清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诞生于江苏常州一个破落的仕宦家庭。祖父瞿西同曾任江西候补知县。父亲瞿世玮长期无业擅长山水画通医道。母亲金璇通晓史书长于诗词。 秋白很小即开始学画和背诵唐诗名句5岁入塾馆6岁入小学堂1o岁跳级考入常州府中学堂。12岁时辛亥革命爆他决然剪掉辫子表示对推倒清皇朝的拥护。 秋白上学后家境日趋衰败。1911年因担负不起房租全家搬到瞿氏宗祠居住。从1914年起开始靠借债和典当家产维持生活。1915年夏秋白终因学费拮据而辍学。母亲经受不住家庭破产、爱子失学的痛苦折磨于1916年初服毒自杀。秋白在《哭母》诗中写道：“亲到贫时不算亲蓝衫添得泪痕新。饥寒此日无人管落上灵前爱子身。”这年秋白在无锡乡下杨氏私立国民小学任职半年随后前往武昌投奔堂兄瞿纯白并考入武昌外国语专科学校学习。次年春又随堂兄到了北京入北京大学旁听。9月考入北京政府外交部设立的俄文专修馆主修俄语同时自学英语、法语还研究文学和哲学。他学习刻苦成绩总是名列前茅。这期间他对俄罗斯文学生了浓厚兴趣并已试着翻译托尔斯泰和果戈里的著作。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后秋白开始注意阅读有关方面的新书刊汲取新思想。但直至五四运动爆秋白的思想仍是庞杂而混沌的今文经学、佛学及改良主义、实验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潮对他都有影响。由于对现状极度不满而又找不到出路秋白的苦闷彷徨达到了极点他自称这段时间是他“最枯寂的生涯”甚至由此产生了悲观厌世的思想。 1919年的五四运动使秋白的思想生重大改变。他积极投身于这场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他带领俄文专修馆学生参加了五四大游行并作为俄专代表参加了北京学联成为五四运动的领导人之一。6月3日他在街头讲演时被捕6月7日被放出。出狱不久因劳累过度而得了肺病此后就再也没有治好。1919年11月秋白与郑振铎、耿济之、许地山等创办《新社会》旬刊进行改造社会的宣传。他是该刊的编辑和主要撰稿人。192o年春秋白参加李大钊领导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开始学习和研究科学社会主义。 192o年1o月秋白在俄文专修馆还未毕业即应北京《晨报》馆的聘请以该报特约记者身份前往莫斯科。秋白为有机会实地研究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俄国共产党和俄国文化而高兴希望借此“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担一分中国再生思想展的责任”。 经过3个月的艰苦跋涉秋白于1921年1月到达莫斯科。此后在苏俄的两年间秋白撰写了大量通讯通过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向中国人民报道了十月革命后苏俄的实况写了《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两本有名的散文集叙述他在苏俄的观感介绍苏俄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1921年3月他以记者身份参加了第十次全俄共产党代表大会。9月除担任记者外又到莫斯科东方大学（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讲授俄文并担任该校俄国教官的翻译由此他多次会见列宁、托洛茨基等苏俄领导人。他还忍着疾病的折磨顽强研究和介绍俄国文学并开始研究中国文字拉丁化问题。1922年1月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担任大会翻译工作。2月经张太雷、张国焘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1月秋白回到北京此后专门从事党的工作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不久离京赴沪担任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季刊的主编同时参加中共另两个机关刊物《前锋》和《向导》的编辑工作。1923年6月15日《新青年》季刊创刊号上表了秋白翻译的《国际歌》歌词。那时《国际歌》已有三种中文译词但都不便吟唱秋白一边弹唱一边翻译苦心斟酌始将《国际歌》成功地译了出来。同期《新青年》季刊还表有秋白所写的《新青年之新宣言》该文比较明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即使资产阶级的革命亦非劳动阶级为之指导不能成就。”随后在《新青年》季刊第二期上秋白又表《自民治主义至社会主义》一文强调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过程中“日益取得重要的地位以至于指导权”。秋白在上述三个刊物上表了一百多篇论文和译作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中国社会经济状况和阶级关系探讨和总结中国革命中的根本问题如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以及革命的战略和策略并宣传中共的民主革命纲领和在各个时期的政治主张、方针、政策以及武装工农群众的思想。他还在文章中批驳胡适、张东荪、梁漱溟、吴稚晖、戴季陶等人逐步成为中共早期最卓越的理论家和宣传家之一。据不完全统计从1923年1月至1927年7月他所写的政治理论文章达1oo多万字。 1923年6月秋白参加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并为大会起草了党纲草案。在中共三大和1925年1月召开的中共四大上他均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共三大后秋白投入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工作。他出席了1924年1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参与大会宣言的起草工作（文稿翻译）。国民党一大上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3年夏秋白到上海大学任教担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讲授《现代社会学》、《社会哲学概论》等课程。11月他表《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一文批判了当年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玄学派的“自由意志”的人生观和所谓科学派的自然主义的人生观及胡适的实用主义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哲学观点。1925年秋白与陈独秀、蔡和森、李立三、刘少奇等领导了五卅爱国运动。6月4日中共中央第一个日报《热血日报》创刊秋白担任主编。他在报上先后表数十篇社论和短文分析形势提出对策指导革命运动的进行。其中《谁是敌谁是友？》一文尖锐地提出“谁是我们真正的敌人谁是我们真正的朋友”的问题要人们抛弃对美、日等帝国主义的幻想团结一致坚持斗争。《热血日报》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出完24期后被租界捕房查封。其后秋白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如《五卅后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前途》、《五卅运动中之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等总结五卅运动的经验教训强调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重要。五卅运动前后秋白还积极参加了反击国民党右派反共逆流的斗争。他所写的《中国的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等文章对国民党右派理论家戴季陶歪曲三民主义、反共反马克思主义、反对国共合作的反动观点给以狠狠一击。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农民运动在全国迅展起来。秋白非常重视农民问题8月表了《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的讲演强调了农民对国民革命的重大意义认为如果工人阶级不与农民结成联盟国民革命将不可能取得胜利。秋白还提出了解决农民问题的具体办法：耕地农有、组织农民自卫军、农民参加政权、严厉地无情地镇压买办地主阶级的反革命活动。1927年春北伐革命达到高氵朝农民运动更加风起云涌冲击着封建统治的基础。农民运动遭到反动派的疯狂攻击中共党内的机会主义者也认为农运“过火”。3月毛泽东写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高度赞扬农民运动。这个报告曾在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刊物上全文连载但在中共中央机关刊《向导》上刊登时只刊出了一部分便被停。秋白读了毛的文章深表赞同他将毛文易名《湖南农民革命》改出单行本并于4月11日深夜为毛文写序指出：“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蒋介石动四一二反共政变后中共为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确定今后的革命任务于1927年4月在武汉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秋白将他几个月前写成的长文《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给每个代表。文中对中国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作了详细分析论述了中国革命的任务、性质、前途、动力、领导权和统一战线等根本问题点名批评彭述之系统地批判了当时中共党内存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中枢问题是农民问题所以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权主义性的革命”。文章坚决主张无产阶级必须努力做“革命中心的元核——领导者”。但是文章在批判割裂中国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联系的“二次革命”观点的同时却犯有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界限的“一次革命”论的错误认为中国革命将“不能不出资产阶级性的范围而过渡于非资本主义的展——直达社会主义”。 中共五大未能起到挽救中国革命的作用。中共五大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继续展武汉汪精卫集团继蒋介石之后亦走上公开反共的道路终于导致大革命的惨痛失败。在革命失败的紧要关头秋白参加了南昌暴动的决策主持了八七紧急会议的筹备工作。八七会议上瞿秋白代表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作了《将来工作方针》的报告。报告提出中共要燃起农民暴动的“火线”“造成土地革命”并“从土地革命中造出新的力量来”开展“独立的工农阶级斗争”。八七会议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作了彻底清算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是中共历史上一次生死攸关的重要会议。在这一挽救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秋白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但八七会议也有其不足的方面它只注意了纠正右的机会主义而没有注意防“左”、反“左”以致使“左”的倾向很快展起来。八七会议后以秋白为的中共中央在继续坚持中国革命的斗争中做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但“左”的错误也在展。1927年11月秋白在上海主持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接受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左”倾观点通过《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使“左”倾错误第一次统治了党中央领导机关。这次“左”倾盲动主义在理论上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认为中国革命是由民主革命“急转直下”而进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无间断”革命；在革命形势的估计上认为中国革命仍在继续高涨因而反对组织退却要求继续进攻；在武装暴动中执行烧杀政策。“左”倾盲动主义的推行招致了实际工作中的许多损失1928年2月受到共产国际的批评不久即基本上停止执行。这段时间秋白对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提出过一些有益的意见如主张展游击战争、“创造革命地域”等。他还主编中共中央机关刊《布尔塞维克》。 1928年4月底秋白离开上海前往苏联参加筹备中共六大5月中旬抵达莫斯科。6、7月在共产国际直接领导下同周恩来等在莫斯科主持召开中共六大。他向会议致词作题为《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长篇报告并在会上多次言。中共六大正确地肯定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前的革命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氵朝之间党的总策略是争取群众。大会既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也批判了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秋白以坦荡的胸怀检查了自己的错误分析了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危害及其错误的根源。秋白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继之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 中共六大以后秋白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1928年7月中旬至9月初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当选为主席团成员。在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库西宁作《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的报告》之后秋白作补充报告及关于这一问题的总结言。会上他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并成为由布哈林等人组成的政治秘书处的成员。由此秋白直接参加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工作。 这时他的身体更加虚弱但他仍然废寝忘食地工作。在繁忙的革命领导工作之外他还与吴玉章、林伯渠等共同研究中国文字改革问题并在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组织过拉丁文研究小组。1929年1o月秋白写成《中国拉丁化的字母》一书于次年出版。1931年9月在海参崴召开的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根据此书制定了中国拉丁化新文字方案并在侨居苏联的华工中用来扫盲。 1929年秋苏共中央动大规模的“清党”运动当时米夫和陈绍禹（王明）等在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即原莫斯科中山大学）大搞宗派活动对持不同意见者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诬蔑秋白是“机会主义和异己分子的庇护者”。193o年6月秋白被解除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职务。与此同时中共中央由李立三主持在上海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氵朝与一省或几省的先胜利》的决议案使“左”倾冒险主义再次统治了党中央。共产国际遂决定派秋白和当时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的周恩来回国召开会议纠正立三路线。 193o年9月秋白与周恩来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根据共产国际七月决议会议通过了秋白起草的《中共三中全会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决议案》指出前一时期犯有冒险主义的错误。三中全会停止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红军攻打大城市的计划基本上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对党中央的统治。但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未从思想上加以清算和纠正反而强调要反右倾。会议选举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实际上由秋白主持党中央的工作。 193o年1o月末共产国际出《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一反过去的基调把李立三的错误定性为反国际、反马列主义的“政治路线”错误并指责按共产国际指示纠正李立三错误的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错误。几名长期受到共产国际东方部领导人米夫器重而又想夺取中央领导权的留俄归国学生王明（陈绍禹）、博古（秦邦宪）等早于中共中央得到了这封信。他们抢先打出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和调和主义的旗号把中共中央领导人瞿秋白、周恩来等置于非常被动的地位。12月中旬米夫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到达中国指令中共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在米夫的一手操纵下经过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秋白同李立三、李维汉一起被排除出中央政治局王明一派人实际夺取了中共中央领导权。会后秋白向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写信表示对四中全会对自己的批评“完完全全的接受”对决议“完完全全的拥护”承认自己的错误是“懦怯的腐朽的机会主义”。秋白被自己一向崇拜的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用卑劣的手段赶下中央领导岗位痛苦和失望是可想而知的。从此他对政治的兴趣大大减弱转而致力于他一心向往的无产阶级文学事业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秋白的文学翻译和创作活动是从五四时期开始的。二十年代初期在苏俄的两年时间中他以很大精力实地研究俄国的文学和文化并克服种种困难写成《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俄国文学史》三本文学著作。回国后同著名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建立了密切联系。在遭到米夫、王明等的打击离开中央领导岗位后他便集中精力从事文学工作。他同鲁迅一起领导了当时中国革命文化运动。 秋白大力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他翻译了恩格斯、列宁、普列汉诺夫等论文艺的经典著作和苏联著名作家的文艺作品写了许多具有指导性、战斗性的论文和杂文积极开展文艺批评和倡导大众文艺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 在从事翻译和著述的同时秋白同种种资产阶级的和反动的文艺思潮进行了坚决斗争。对于由国民党官员、特务和反动文人起的所谓“民族主义文学运动”秋白尖锐指出：所谓“民族主义文学”即是“屠夫文学”。在关于“文艺自由论”的争论中秋白表受到鲁迅高度赞扬的《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一文（署名易嘉）深刻批评了自诩为“自由人”的胡秋原和称作家为“第三种人”的苏汶（杜衡）的文艺观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学与阶级、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观点。 秋白撰写大量文章参加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秋白第一次明确提出这样的观点：为工农大众服务与工农大众相结合是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中心问题。他在1932年4月以史铁儿笔名表的《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一文比较全面地讨论了大众文艺问题指出普洛大众文艺应当“先是描写工人阶级的生活描写贫民、农民、兵士的生活描写他们的斗争”。但秋白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意义、五四后新文学的一些成就缺乏足够的估计。 1933年秋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向秋白动了新的攻击。9月22日以博古为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狄康同志的错误的决定》（狄康即秋白）在全党范围内对秋白进行了公开的批判指责秋白“对革命形势估计不足”犯有“非常严重的有系统的机会主义错误”要求全党对秋白“开展最无情的斗争”责令他在党内公开检查“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秋白对强加给自己的罪名很不理解但仍在中央命令下达五天后写了《我对于错误的认识》的检讨按“左”倾领导人的调子全盘承认了“错误”。1934年底秋白接到中央调他去中央苏区工作的通知他因身体极差需家人照顾要求偕夫人杨之华一同前往但未得到允许。1934年1月秋白告别鲁迅、茅盾等战友离开上海于2月5日抵达江西瑞金。 在中央苏区期间秋白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人民委员会教育人民委员。同时他还是艺术局负责人苏维埃大学校长并主持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的编辑工作。他以羸弱的身躯顽强地、忘我地工作。在教育工作方面由于苏区文盲多师资不足他重点抓了师范教育。对《红色中华》报他撰写文章提出改进方案并对党的报刊新闻工作的方针和方法提出指导性意见。在文学艺术工作方面他倡导成立了中央苏区第一所戏剧学校——高尔基戏剧学校并亲自指导戏校所属的中央苏维埃剧团的工作。1934年秋主力红军长征后秋白把剧团一分为三由他直接领导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创作和演出。 中央红军长征前夕秋白也已整装待命准备随军出征。但中央主要负责人不同意他参加长征。主力红军撤走后中央苏区成立了以项英为的中央军区、中央分局和以陈毅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办事处秋白被任命为中央分局宣传部长兼中央办事处教育人民委员。不久项英、陈毅决定疏散负责干部送秋白回上海养病。 1935年2月11日秋白同何叔衡、邓子恢等化装成商人离开瑞金向江西、福建交界处的山区转移。2月26日秋白等渡过汀江到达福建省长汀县濯田区水口镇小径村附近时被地主武装包围。何叔衡壮烈牺牲邓子恢突围秋白与张亮（项英妻子）、周月林（梁柏台妻子）因体力不支在敌人搜山时被俘获。13月9日和4月15日秋白在上杭监狱中先后写了一份“自供”和一份要求保释的“呈文”。他为了脱身化名林祺祥谎称自己原来是国民党军医与红军作战时被俘帮红军做事。他还写信给鲁迅：“你是知道我的我并不是共产党员如有人证明我不是共产党员有殷实的铺保可释放我。”鲁迅得悉秋白被俘的消息后与杨之华等多方筹资设法营救但正在此时由于叛徒的告密和指认敌人知道了林祺祥就是瞿秋白。这时他已被解到长汀。 秋白被敌人认出后抱定必死的决心。5月13日他在长汀狱中写下一份“供词”真实地反映了中央苏区的政治经济文教方面的成就热情歌颂中国共产党同时谴责国民党在苏区的暴行驳斥国民党对共产党的诬蔑和诽谤。 在长汀狱中秋白写了一篇总结一生历史的自传性文章《多余的话》。 内分《何必说？（代序）》、《历史的误会》、《脆弱的二元人物》、《我和马克思主义》、《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文人》、《告别》七个部分。他坦率地剖析自己暴露内心世界批判自己的弱点歌颂革命在《告别》部分中表示了准备就义的决心。秋白由于受到“左”倾中央的无理打击精神一直很痛苦现在面临死亡想倾诉自己的痛苦而又不能让敌人得知中共内部的斗争因而文中流露出低沉、伤感的消极情绪。 敌人对秋白软硬兼施用尽威胁利诱的种种手段。在决定枪杀秋白的前几天还专门派中统特务和中共叛徒前往长汀劝降并以顾顺章为例加以诱惑但秋白不为所动庄严宣告：“我不是顾顺章我是瞿秋白！”“我情1关于秋白被捕日期有2月24日和2月26日两说这里从后说。 愿作一个不识时务的笨拙的人不愿作个出卖灵魂的识时务者！”表示“纵然一死又何足惜哉！” 劝降、诱降失败国民党最高当局决定杀害瞿秋白。6月18日秋白赴刑场一路上神态坦然用俄语吟诵《国际歌》在“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的口号声中饮弹洒血从容就义。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是卓越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理论家和文艺理论家牺牲时只有三十六岁。 秋白著作极丰遗著编有《瞿秋白文集》文学编6卷、政治理论编8卷。第七章李立三李立三原名李隆郅曾用名能至、柏山、唯真、李农志等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11月18日生于湖南省醴陵县阳三石乳名凤生。父亲李昌珪是晚清秀才以教私塾为业。母亲何氏略识文字经常给李立三讲《水浒》、《三国演义》、《精忠传》和武侠故事。19o5年入蒙童馆读书。在这里他从比他年长9岁的同学孙小山那里第一次听到秋瑾、徐锡麟英勇就义的故事内心受到极大震动。19o8至1914年李立三先后在渌江小学和渌江中学读书。在渌江中学他常以“忧国子”的笔名写墙报对辛亥革命后封建军阀统治表示极大的不满。1915年李立三来到长沙先在长郡中学读书后转入广益中学就读。经罗璈阶（章龙）介绍他结识了正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毛泽东。 1918年春夏间李立三中学毕业回乡当小学教员。不久他目睹社会的种种不平决心投笔从戎到衡山加入程潜的护国军。临行前留诗表明自己的志向：“浩气横牛斗如焚痛国仇。诗书从此别投笔效班侯。”1919年初李立三听从程潜的劝告到北京求学。不久加入赴法勤工俭学的行列。同年12月抵达法国在蒙达尼公学补习法语后到三侠孟一家工厂做工。在这期间李立三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对法国工人运动有所了解思想生急剧变化逐步摆脱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他后来回忆说：“一九二○年我在法国一个铁工厂做工受当时法国工人运动的影响并与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工人有接触逐渐相信只有马克思主义能救中国。”以前他曾相信工读主义以为通过勤工俭学可以克服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界限进而造就新人改造社会。如今他认定要改造中国社会必先要促成知识阶级的猛省和劳动阶级的觉悟而勤工俭学就是促成两阶级接近的好机会。从192o年底起李立三同赵世炎等人开始酝酿筹建共产主义组织。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后李立三、赵世炎、蔡和森同陈独秀建立了通信联系。同年8月李立三、赵世炎、蔡和森起争回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并率先进驻由吴稚晖等人把持的中法大学后被法国警方扣押。1o月14日李立三同其他1o3名中国学生被法国当局遣送回国。同年12月李立三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回到湖南从事工人运动被派往湘赣边界的安源路矿开展工作。在安源李立三创办了工人补习学校和国民学校一面教工人们识字一面讲阶级斗争的道理。不久形成安源工人运动的第一批骨干李立三也在工人中间扎下了根。1922年春安源路矿相继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和中共支部李立三任中共支部书记。5月1日成立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李立三当选为俱乐部主任。俱乐部的成立在矿内产生很大影响到这年8、9月间加入俱乐部的工人已有7oo多人。俱乐部的扩大引起安源路矿当局的恐惧。8月李立三到长沙汇报工作。路矿当局乘机图谋封闭俱乐部激起工人的愤慨。9月毛泽东来到安源认为举行罢工的条件已经成熟还派刘少奇协助李立三领导罢工。李立三回到安源面对斗志昂扬的工人斩钉截铁地表示“誓死不离安源”。9月12日晚李立三召开党支部会议决定立即举行罢工并成立罢工总指挥部李立三任总指挥。他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哀兵必胜”的策略同刘少奇商定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作人”作为罢工口号。1922年9月14日凌晨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爆。在同路矿当局的谈判中李立三据理力争迫使路矿当局在18日接受了工人的条件。历时5天的安源路矿大罢工胜利结束。它成为李立三革命生涯的新起点。1923年3月李立三被调往在二七惨案中损失最严重的武汉负责恢复党组织工作并任中共武汉区委书记。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李立三作为湖北省代表出席大会。大会闭幕后被任命为中共上海区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 上海是中国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地方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矛盾激烈的地方。当时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邓中夏也在上海他们配合默契从创办平民学校、职工夜校入手扎扎实实地提高工人的觉悟和组织程度。他们充分利用国共合作的便利成立上宝平民教育促进会以合法身份在沪西、沪东、浦东、吴淞、南市、闸北、虹口等地办起职工夜校。李立三很快又在上海工人中扎下了根。 1925年5月15日日本大班指使打手屠杀上海内外棉七厂工人顾正红成为五卅运动的导火线。5月2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有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参加的紧急会议决定3o日在租界组织反帝示威运动。中央还决定在6月1日成立上海总工会由李立三、刘华等负责。会后李立三根据中央决定在二马路秘密设立总指挥部统一负责示威的组织工作。5月3o日的反帝示威引起帝国主义的恐惧外国巡捕悍然下令开枪造成死16人、重伤1o余人的惨案。消息传开上海为之震惊全国为之愤怒。当天深夜中共中央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号召上海罢工、罢市、罢课实行市民总联合的反帝大运动。李立三出席了会议。接着他又在宝山路召开工会干部会议具体部署三罢斗争。6月2日上海实现罢工、罢市、罢课。4日李立三又以总工会名义召开各界团体联合会议决定成立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统一领导三罢斗争。6日李立三还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在工商联合会提出同帝国主义交涉的17项条件并被推选为交涉条件审查员。由于李立三在五卅运动中的突出表现成为各界注目的人物。同年1o月李立三受中共中央委派同蔡和森等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执委扩大会议在会上报告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情况。会后他还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出席赤色职工国际会议。 1926年春李立三到广州参加筹备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并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组织部长。随后他应毛泽东之邀到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中国职工运动》和《苏俄状况》课程。北伐军攻克汉口后李立三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汉办事处主任该办事处实际代行全国总工会职权。在武汉期间李立三成功地领导了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万县惨案后全国反英情绪高涨。1926年12月26日汉口举行2o万人参加的反英大会李立三任大会总指挥。大会率先提出收回英租界的口号。1927年1月3日汉口再次召开1o万人反英反奉示威大会李立三继续任总指挥。当游行队伍经过英租界时英国水兵突然上岸镇压造成一三惨案。1月5日在李立三等指挥下汉口又召开3o万人反英群众大会并在游行中一举占领英租界迫使英国当局承认收回英租界的既成事实。汉口人民收回英租界的斗争把全国的反帝斗争再次推向高氵朝。 在1927年4、5月间召开的中共五大上李立三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在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政治局委员还兼任中央工人运动委员会负责人。随后他写成《中国职工运动概论》一书在武汉出版着重阐明工人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思想是研究中国工运史最早的一部著作。大革命失败前夕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于7月12日改组将陈独秀停职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5人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李立三根据临时中央的决定前往九江了解张奎第二方面军的动向。在认真调查之后李立三同邓中夏、瞿秋白等建议临时中央立即举行南昌起义。他还作为前敌委员会成员参与领导了著名的南昌起义。 在1927年8月7日召开的中央紧急会议上李立三被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1928年1月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5月赴苏联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并参与大会领导工作。在六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常委。会后回上海中共中央工作。由于当时片面强调工人成分使水平较低的向忠担任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从而使李立三逐渐起到主要负责人的作用。在蔡和森前往莫斯科后李立三接任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宣传部长职务。在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期间李立三根据六届二中全会精神积极领导同托派的理论斗争。斗争焦点集中在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问题上。他撰写《中国革命与取消派》一书引用大量的材料系统论证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批驳托派的取消主义主张。他还指导“左联”工作领导文化战线的反“围剿”斗争。1929年9月陈毅到上海汇报红四军工作。李立三同周恩来认真听取汇报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肯定“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他还参与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指示信（即“九月来信”）的讨论。这一时期由于认真贯彻中共六大决议党的工作显著改善城市和农村的革命力量迅展。城市工人支部1929年展到229个工农红军展到近1o万人。193o年6月在李立三主持下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新的革命高氵朝与一省或几省的先胜利》的决议过高地估计革命形势和自身力量标志着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会后李立三等又制定出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提出“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冒险主义口号使好不容易积蓄起来的革命力量蒙受重大损失。他后来检讨说这个决议表现了十足的主观、武断、狂热和空想的精神。同年7月李立三部署南京兵暴、武汉暴动和上海总同盟政治大罢工还调动红军攻打长沙、武汉。他把最大的希望寄托在南京兵暴上亲自兼任江苏省总行委书记结果全市15个支部全部遭到破坏被捕党员1oo余人。同时各地暴动也相继失利。苏区红军在一克长沙之后又传来二攻长沙失利的消息。党内要求停止冒险计划的呼声越来越高。8月间共产国际出停止武汉、南京暴动的指示。瞿秋白、周恩来从莫斯科回国开始纠正李立三的错误。9月24日在中共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上正式结束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李立三也在会上承担了主要责任。会后他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但被调离主要领导岗位。同年12月又奉命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从此开始旅居苏联15年的生涯。在莫斯科期间李立三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国际代表但受到王明等人的排斥和迫害。193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李立三、瞿秋白等开除出政治局。李立三在中共八大上言回顾这段往事时说：“我在王明直接领导下工作了七年好像是过了七年小媳妇的生活终日提心吊胆谨小慎微以免触怒但还是不免经常受到斥责。”尽管如此李立三仍然坚持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学习俄文并努力为党工作。1935年至1936年间他积极参与恢复共产国际同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1935年秋担任国际工人出版社（后改名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社）中文部主任负责翻译出版中文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共产国际文件包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重要著作。他还参与主办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刊物《救国时报》负责起草过大量的社论和政论文章并表《论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解放运动》等文章阐述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苏联肃反期间李立三于1938年2月被捕蒙冤度过1年零9个月的铁窗生活。出狱后继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被停止党籍。他在共产国际秘书曼努依斯基的帮助下回到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社中文部当校对员一直工作到1945年底。这期间他翻译了俄国文学作品《考验》和《俄罗斯人物》。 1945年4至6月召开的中共七大在毛泽东的提议下缺席选举李立三为中央委员。1946年1月李立三回到祖国。在哈尔滨他通过东北局北满分局书记陈云了解到延安整风情况和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中共七大的精神认真反省自己的主观主义和革命急性病的错误。同年4月化名李敏然参加东北军事调处三人小组工作先后担任政治顾问和中共席代表。6月他到延安汇报东北工作会见毛泽东认真检讨“立三路线”的错误汇报在苏联的工作和学习情况。1946年秋他担任东北军区对外联络部长和东北局敌工部长。1947年春改任东北局城工部长为争取国民党军第六十军在辽沈战役中起义作出重要贡献。同时他还负责东北局俄文编译小组的工作主持《毛泽东选集》（晋察冀版）、《中国土地法大纲》、《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重要文献的翻译为在国际上宣传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起到重要作用。1948年李立三负责筹备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主持起草《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会后他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务副主席。1949年2至3月李立三出席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再次检讨“立三路线”错误受到与会同志的高度赞扬。会后他随同中共中央进入北平担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兼党组书记。 1949年9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李立三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他还被任命为劳动部部长兼党组书记。建国初期李立三主要负责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的工作。他十分注重立法工作先后主持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关于劳资关系暂行处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劳动保护条例》等重要法规条例。他在领导工会工作中注意紧紧围绕恢复和展生产这个中心环节一面通过以工代赈、生产自救、还乡生产等办法逐步解决大批失业工人的就业问题一面提倡企业的民主管理真正提高工人的主人翁地位。1952年2月李立三为《人民日报》起草题为《学会管理企业》的社论受到中共中央的重视。 这时党内围绕工会工作的指导方针生意见分歧。1951年12月全国总工会党组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对李立三主持总工会工作提出批评在会议的结论和决议中错误地认为李立三在工会和党的关系问题上犯有严重的工团主义错误在工作方法上犯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事务主义甚至是家长制的错误。李立三被迫离开总工会领导岗位。1981年3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重新作出结论决定撤销上述结论和决议给李立三恢复名誉。 1955年春李立三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副主任负责工业工作。他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参与统一工资制度的工作还参与制定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领导体制的工作。1956年9月中共八大在北京召开他当选为中央委员。会议前夕他经过长时间认真思考写了一份长篇言稿对自己的历史错误进行“总清算”。毛泽东阅后特地在言稿上批了一个“好”字。1958年春李立三改任中共中央工业部长。他先后到黑龙江的部分工厂调查又召开部分省市工业部长会议提出干部参加生产工人参加管理领导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管理工业的思想报告中共中央。随后又写成《人民日报》社论表。196o年毛泽东把这一经验概括为“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推广到全国。196o年后中共中央工业部撤销李立三调任华北局书记处书记。此后随着党内“左”倾错误的扩展李立三受到冷遇难以正常工作。但他仍以无产阶级党性严格要求自己。他主动请求免去部长级的物质待遇在三年困难时期更拒绝一切特殊照顾。安源的老工人向中央反映李立三家乡的房子过于破旧他知道后立即写信制止了修缮工程。1964年他主动申请到河北霸县董家铺和固安县公主府、天津电子仪器厂蹲点参加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文化大革命”期间李立三受到冲击夫人李莎也因“特嫌”被非法监禁。但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决不说假话牵连他人。一些专案人员向他了解刘少奇的所谓“历史问题”他详细回顾安源罢工、五卅运动直至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同刘少奇领导工人运动的历史对刘少奇的历史功绩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多次点名批判李立三诬陷他是“里通外国的特务”。1967年6月5日中央文革小组支持各地造反派组织成立“批斗李立三反革命集团联络站”连续召开14次大型批斗会使李立三的精神和肉体受到极大摧残。6月2o日晚李立三提笔给毛泽东写信剖白自己蒙受不白之冤的痛苦心情。信还没有写完就被造反派拉去开批斗会。在批斗会上他同夫人李莎见了最后一面。1967年6月22日中午李立三含冤辞世终年68岁。 198o年中共中央重新审查李立三的历史决定为他平反昭雪并于同年3月2o日召开隆重的追悼会。王震代表中共中央在悼词中高度评价李立三是“我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之一”。李立三在1957年3月致毛泽东的信中曾经表示：“我希望将来被盖棺论定的时候能够博得党的一句好评：李立三虽然犯过严重错误还算是一个能够改正错误的忠实党员。”23年之后历史终于作出公正的评价。 第八章张闻天张闻天原名张应皋曾用名洛甫、思美、洛夫、平江、刘梦云等19oo年（清光绪二十六年）8月3o日诞生在江苏省南江县张家宅（今属上海川沙县）一个农民家庭。6岁开始读书聪颖好学。1916年到南京在水利局开设的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学习。1918年为反对父母包办的婚姻同家庭生冲突。1919年五四运动爆后他投身于反帝爱国运动在南京学界联合会主办的《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上表题为《社会问题》的长文明确地用“马克思唯物的历史观”论述中国社会问题。全文列举了《共产党宣言》的十条纲领。同年8月27日他在上海《时事新报》上表新诗《梦》。不久张闻天加入李大钊、王光祈等起的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分会并到上海在分会成员恽代英、杨贤江等主办的《少年世界》任校勘。还在华法教育会留法预备班学习法语准备赴法勤工俭学。这一时期张闻天在《觉悟》、《学灯》、《少年中国》等报刊上表许多评论、通信、散文、杂感、诗作对劳工、农村、青年、妇女等社会问题表意见。 192o年张闻天赴日留学半年。1922年赴美国勤工俭学。1924年回国后在中华书局任编辑。还在1922年初张闻天在《中国底乱源及其解决》一文中即表示：“自今日起我希望能够在实现社会主义的历程中做一个小卒。”经过一年多的旅美生活使他对资本主义社会有更深入的了解更坚定了社会主义的信念。不久他在《小说月报》上表长篇小说《旅途》反映五四青年的思想历程。还表剧作《青春的梦》。这两部作品被张闻天称作他在人生战场的最初奋斗中获得的“深刻的印象与个人经验的产物”。1924年秋张闻天应邀赴重庆先后在第二女子师范和川东师范任教主编《南鸿》周刊。他同萧楚女一道热情宣传革命思想抨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后被四川军阀驱逐出川。张闻天回到上海恰值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爆他从中看到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思想生极大变化。1925年6月张闻天经沈泽民、董亦湘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到苏州乐益女中做地下工作。1925年1o月张闻天被派往苏联学习先后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在那里奠定了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留苏期间曾担任共产国际东方部的一些工作。当时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把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也对张闻天产生了不良影响。1931年2月张闻天回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主编《红旗周报》。同年9月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管宣传工作和党的中央机关报《斗争》。为指导宣传理论工作张闻天撰写了大量文章。在《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一文中他批驳托派关于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错误论点阐明阻碍中国生产力展的最大障碍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当时中国学术界思想界正在进行着关于中国社会史问题和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此文是中国共产党人直接参加论战的重要文献。在《为中国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而斗争》一文中他批评了“本党在反帝国主义斗争中的深沉的关门主义”。他还以“歌特”的笔名表《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和《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两篇重要文献对指导左翼文艺运动的反文化“围剿”斗争起了积极影响。同时作为被共产国际迅推上领导岗位的张闻天也推行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他写下了《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一文宣传中共临时中央的《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先胜利的决议》；写了《满洲事变中各个反动派别怎样拥护着国民党的统治》、《烟幕中的“民主政治”》等文把中间政派作为重要敌人进行批判和斗争。1933年初张闻天进入中央苏区。在1934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随即又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主席。他在参与中央苏区的领导工作中目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暴露出的各种问题思想开始转变。1933年秋福建事变生后他主张联合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上层切实在军事上与之配合因而同中央主要负责人生分歧。随后又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方针上提出不同意见。这些变化为他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决裂奠定了思想基础。红一方面军长征前夕张闻天同毛泽东谈了他对博古、李德等人领导工作的不满同毛泽东日益接近起来。在长征路上他同毛泽东、王稼祥一起行军、宿营。毛泽东对他们说明中央负责人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张闻天很快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同王稼祥一起在中央政治局中开始反对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主张对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起了重要作用。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闻天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并受会议的委托根据毛泽东的言精神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决议指出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它们是：以单纯防御代替决战防御以阵地战代替运动战以“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法代替诱敌深入的战法；重新肯定了以前行之有效的红军作战方针。这就为红军长征胜利确定了正确的军事指导思想。随后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决定张闻天代替博古在中央负总的责任。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闻天坚决维护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与张国焘的右倾分裂错误作坚决斗争。6月25日他在《前进报》上表《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一文指出“同一切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做斗争是目前整个党与工农红军的严重任务”。9月当张国焘企图以武力胁迫中央执行其南下的错误主张时毛泽东同张闻天等紧急磋商决定迅脱离险区率领红一方面军的一、三两军单独北上张闻天亲自向部队作解释工作。9月12日他在俄界会议上作批评张国焘的总结言赞成毛泽东的报告指出张国焘的错误是“右倾军阀主义”“其前途必然是组织第二党”。 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张闻天率中共中央机关先行进入瓦窑堡着手调整各项政策策略以适应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的新形势。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做关于如何运用统一战线策略问题的报告反对关门主义。在他主持下中共中央还作出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这个决议和毛泽东在会后所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成为中共的政治路线转变的标志。1936年8月中共中央出致国民党书再次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9月1日又向党内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在将“抗日反蒋”改为“逼蒋抗日”的过程中张闻天起了重要作用。西安事变中张闻天作为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对于和平解决事变方针的确定和贯彻也作出重要贡献。事变后当蒋介石扣留张学良大兵逼近西安东北军内部矛盾加剧的紧要关头他于1937年1月27日亲赴西安同周恩来、博古共商解决内战危机问题。1937年5月主持召开苏区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为迎接全国抗日战争做了必要的准备。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后张闻天为贯彻毛泽东提出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做了大量具体工作。8月他在中央会议上作《平津失守后的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提出既要坚持同国民党合作的方针又要反对迁就、投降倾向；提出共产党独立的主张“使我党实际上起指导作用”。11月太原失守后他表《把山西成为北方游击战争的战略支点》一文阐明中共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正确主张。1937年11月王明回国提出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主张。在克服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斗争中张闻天站在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一边对全党贯彻正确的抗战路线起了有力的保证作用。1938年9至11月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举行。全会通过政治决议案批判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批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会后张闻天实际上不再主持中央工作而以主要精力主管理论宣传和干部教育工作。他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干部教育部长、西北工作委员会主任、《解放》周刊社主要负责人、《共产党人》编辑、中央马克思列宁学院院长等职主持马列著作的编译出版工作为马列学院的学员讲课、编写教材还撰写出一批理论和宣传文章如《在民族自卫战最前线的岗位上》、《略论党与非党员群众的关系》、《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提倡朴素与切实的工作作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左”倾危险》等宣传党的各项政策。他主持起草《展文化运动》、《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等党内文件为加强党的宣传工作起到积极作用。他在陕北公学和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作的《论青年的修养》和《论待人接物问题》等讲演在广大干部和青年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当时反对反共顽固派和汉奸汪精卫之流的尖锐复杂的政治理论斗争中张闻天撰写了《拥护真三民主义反对假三民主义》等文章旗帜鲜明地批判一切把三民主义变成反共武器的假三民主义捍卫了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原则。 1941年9至1o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检讨党在历史上特别是十年内战期间的路线问题。张闻天在会上两次言对自己的错误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1942年初到1943年3月初张闻天率领调查团到陕北和晋西北农村城镇进行一年零两个月的调查研究全面考察当地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各个方面的状况。随后向中央写了《出归来记》的工作报告着重从思想路线上作了总结以亲身体验肯定从实际出是唯物论的基本要求。这时张闻天正式离开了中央核心领导成员的岗位从事陕北地区经济展状况调查研究国内外问题主编党内刊物《参考资料》并继续参加整风学习。1943年4月他在陕甘宁边区政府直属工厂会议讲话提出经济核算是建设公营工厂的基本原则并要贯彻工厂管理一元化的方针。1945年4至6月在中共七大和七届一中全会上张闻天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闻天主动要求到东北工作担任牡丹江地区中共中央北满分局代表。初到东北在建立东北根据地问题上他坚持正确意见同陈云等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建议应及早将武装力量和干部分散到广大农村和中小城市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建议得到中央批准。1946年5月起张闻天担任中共合江省委书记。他注重调查研究为省委起草指导文件抵制了1947年土地改革高氵朝中的“左”的偏向并十分注意保护和展工商业。1946年11月7日他根据合江的实际情况写成的《展工商业的若干政策问题》是解放战争时期比较全面阐述工商业政策的较早的文献。在他的正确指导下合江这块地处边陲的战略要地成为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有力地支援了东北解放战争。1948年6月张闻天调任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长12月又兼任东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这时东北全境先后获得解放经济建设的任务迫在眉睫。张闻天一面组织干部准备入关支援全国解放战争一面用很大精力制订经济建设方针。 1948年8月东北局召开城市工作会议他受东北局委托作总结报告提出党的工作重点需要由农村转向城市。9月他在对东北各种经济成分的历史和现状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为东北局起草了《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较早作出关于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五种经济成分及其相互关系的科学概括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吸收了这篇提纲的重要思想。随后张闻天以很大的精力研究供销合作社等问题并为东北局主持起草《关于展农村供销合作社问题》的决议草案。1949年2月张闻天调任中共辽东省委书记。他继续关注供销合作社问题在同年5月致东北局并报毛泽东的电报里明确提出“供销合作是今天促进农村生产的展与准备农村集体化的中心环节”。同年7月他还就东北私人资本主义问题写报告给东北局详细分析东北私人资本的历史和现状提出必须认真纠正在私人资本主义问题上的“左”的偏差。 195o年起张闻天转到外交战线先后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和外交部常务副部长。他注重研究国际形势的新特点和新变化提出许多重要观点和建议。1956年3月他向外交部使节会议提交《关于执行我国和平外交政策中的一些问题》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了全面论述并且指出要在外交工作中使主观需要同客观可能结合起来反对主观主义和急躁冒进。他倡议创办《国际问题研究》和《国际问题译丛》筹建国际问题研究所还在周恩来的支持下成立外交学院成为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开拓者。1956年夏张闻天经过认真思考写出《论和平共处》的长文提出和平共处作为世界总的趋势有它深刻的历史根源“新的世界战争有可能加以避免”。1957年11月2日他在《人民日报》表《为和平奋斗的四十年》再次重申了上述观点。在1956年中共八大和八届一中全会上张闻天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59年庐山会议上张闻天针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严重失误作长达3小时的系统言以共产党人坚持真理的坦荡胸怀阐明自己对问题的看法强调从指导思想上克服主观主义的重要性强调党内民主作风的重要性是当时少有的一篇纠正“左”倾错误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但在当时却因此被毛泽东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同彭德怀等一起作为“反党联盟”遭到错误的批判。庐山会议后他被撤销了外交部领导职务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任特约研究员。他身处逆境却坚持探索真理全身心地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在这段时间里他写出《关于按劳分配提纲》、《当前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阶级矛盾》、《社会主义经济若干理论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要点》、《不能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一分为二”的说法有缺点》等笔记和文稿针对当时日益严重的“左”倾错误提出一系列看法显示了他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真知灼见。1962年4至6月他到江苏、上海、浙江、湖南进行社会调查深入工厂、农村了解情况并认真研究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文稿作了大量的批注。随后他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提出进一步开放集市贸易的正确建议。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些宝贵的建议和思想不可能被采纳。 “文化大革命”期间张闻天遭受残酷迫害。“文革”初期康生等为了彻底搞垮刘少奇派人威胁张闻天要他证明刘少奇要对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负责。张闻天凛然不屈说明61人出狱是经中央批准的事实真相使康生等的阴谋未能得逞。不久张闻天被隔离审讯肉体和精神备受折磨身体每况愈下。1969年1o月张闻天被遣送到广东肇庆软禁在市郊牛岗军分区宿舍的一所平房里。他以顽强的毅力克服严重的冠心病和白内障的折磨重新阅读马恩列斯著作写下大量笔记和若干文稿。1971年9月林彪事件后张闻天萌了在理论上澄清“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左”倾论点的念头。从同年1o月12日起他先后写下8万多字的文稿（也称“肇庆文稿”）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系统总结十年动乱的沉痛教训的最早的代表作。在1973年9月写成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一文张闻天批驳了所谓“政治挂帅”和“穷过渡”的观点指出当前无产阶级政权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同年12月8日他还写成《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即《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一些问题》的第七部分）针对“文化大革命”中乱揪乱斗、残酷迫害的错误现象指出党内的错误和缺点只能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即思想批判或思想斗争的方法来解决。他还对“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提法提出质疑。他明确提出不能“为革命而革命、为专政而专政”；党内矛盾“决不能用镇压的办法去解决”；上层领导者不应“喜欢人们讲阿谀奉承和歌功颂德的话而不欢迎人们讲不同意见的话”。1975年张闻天被转往无锡。这时他得知邓小*平主持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的消息心情振奋。但不久又开始进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形势急剧逆转张闻天愤然表示：“没有安定团结不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光讲阶级斗争社会主义能建设起来吗？”从此他便身心交瘁一病不起。1976年7月1日张闻天因心脏病猝在无锡病逝终年76岁。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重新审查张闻天的历史于1979年8月25日为他举行隆重的追悼会。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对张闻天的一生作出公正的评价称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党在一个较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 一生论著颇丰编有《张闻天选集》出版。 第九章宋庆龄宋庆龄祖籍广东文昌（今属海南省）1893年1月27日（清光绪十八年十二月初十）生于上海。 其父宋嘉树早年侨居美国回国后长期在上海传教、经商。母倪桂珍为明代科学家徐光启之后。共有姐妹兄弟6人排行第二。姐宋霭龄官商孔祥熙之妻；妹宋美龄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之妻；大弟宋子文曾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外交部长、行政院长等职；二弟宋子良、三弟宋子安均为金融界巨商。 19oo年宋庆龄入上海中西女塾读书。19o8年15岁时偕妹宋美龄离沪赴美国求学。先入新泽西州斯密特城私立学校学习英语后考入佐治亚州梅肯市基督教卫理公会所办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文学系学习。1913年毕业获学士学位。 宋庆龄自幼是一位热情洋溢的爱国者。求学期间她就著文表对中国前途问题的看法深切关怀祖国的命运。她对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倒清皇朝感到由衷的高兴。1912年在收到她父亲寄来的新国旗（五色旗）后立即撕掉清朝的龙旗踩在脚下高呼拥护共和的口号。1913年她在院刊《威斯里安》上表《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一文高度评价了辛亥革命称这一事件“意味着四万万人已从极端的君主制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此后四万万人民将无复为专制政体之奴隶一改四千年来之桎梏而恢复人类应有之自由平等”。 大学毕业后宋庆龄满怀革命理想到达日本。在东京遇见了她非常爱戴和仰慕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随后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开始了她的革命生涯。 1915年1o月25日宋庆龄力排家庭和亲友的阻挠和孙中山在东京结婚。婚后不久就陪同孙中山回国直接投入反袁（世凯）和护法斗争。从1916年至1919年她不断往来于上海、广州之间协助孙中山处理大量机密书信和其他日常工作。1919年五四运动爆后她和孙中山一起热情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并代孙中山起草了“学生无罪”的援助电报。 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翌年6月军阀陈炯明叛变孙中山炮轰总统府。在危急形势下宋庆龄拒绝先行撤离对孙中山说：“中国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你。”坚持先送孙中山撤离险境才在卫士的保护下冲出重围表现了她献身革命事业的无私精神。 1922年之后孙中山在艰难困境中吸取历史教训决定重振旗鼓。宋庆龄参与了孙中山与中国共产党代表李大钊、林祖涵等人以及列宁所派的使节马林、达林、越飞等人的会谈。在改组国民党和酝酿国共合作的过程中她协助孙中山做了大量切实有效的工作。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宋庆龄坚决拥护大会确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坚决拥护孙中山在大会上对三民主义的重新解释。 1924年11月宋庆龄随孙中山北上。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不幸在北京逝世。宋庆龄接受孙中山临终前的遗嘱和要求代他访问莫斯科的嘱托并强忍巨大的悲痛向国内外介绍了孙中山的遗嘱。 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积极投身于中国的大革命之中坚决地为维护孙中山三大革命政策而努力。1925年五卅惨案生后宋庆龄十分愤慨公开表谈话谴责英日帝国主义的暴行支持上海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 中国国民党在孙中山逝世后出现了急剧的分化一部分右派分子极力反对三大政策反对国共合作。1925年11月右派分子集会于北京西山公然进行背叛孙中山革命政策和分裂革命阵营的活动。面对右派分子的进攻宋庆龄挺身而出高举孙中山的革命旗帜团结国民党左派联合共产党人予右派分子以迎头痛击。1926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在会上她表演说号召革命党人要团结奋斗实现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她的政治立场得到了与会代表的赞同。在这次大会上她当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出师北伐。同年1o月北伐军攻克武汉广州的国民政府准备北迁武汉。12月宋庆龄与国民政府先遣人员陈友仁等人到达武汉。在武汉她当选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联席会议委员作为迁都前的临时党政最高权力机关成员参与了中央重大方针的决策；她与何香凝一起组织了红十字会开展慰问伤兵和策划战时救济工作；她还为当地妇女创办了第一个政治训练班动员妇女参加国民革命。 正当革命迅猛展之时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动了反革命政变。宋庆龄对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屠杀革命志士的行径无比愤恨。4月22日她和邓演达、何香凝、毛泽东、董必武等联名表《讨蒋通电》斥责蒋介石是“叛徒”、“败类”、“民众之蟊贼”。当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公然决定“分共”之时宋庆龄坚决反对拒绝参加他们的“分共”会议并于7月14日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和政策的声明》。《声明》以鲜明的政治立场严正宣布退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不和背叛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叛徒同流合污。她指出：“本党若干执行委员对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所作的解释在我看来是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因此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宋庆龄为了寻求中国革命的道路也是为了实现孙中山的未竟宿愿于1927年8月下旬离开上海出访苏联。行前她又一次表声明阐明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她忠于孙中山的坚定信念指出：“我个人的路线是明确的。我深信三大政策是革命的思想与方法的基本部分。”并声明她这次访问莫斯科的一个目的就是要“使苏联深深地相信虽然有些人已经投靠了反动势力与反革命但是还有许多人将继续忠于孙中山为指导并推进革命工作所制定的三大政策”。在访苏期间她表一系列宣言、声明与文章表明她继续革命的决心。 1929年5月宋庆龄在苏联住了将近两年后经柏林回国参加在南京举行的孙中山国葬仪式。不久又赴德、法等国旅行。在此前后她积极参与一系列国际反对帝国主义和保卫和平的运动。1927年12月、1929年8月在比利时和德国召开的国际反帝国主义同盟大会上她先后被选为大会的名誉主席。其后又成为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主要领导人之一。1931年7月母亲倪桂珍病逝于青岛宋庆龄结束在欧洲的旅行回国参加葬礼。两个月之后九一八事变爆面对中国严重的民族危机宋庆龄开始把全部精力投入抗日民主运动之中。同年12月19日她表《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义正辞严地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在民族危亡之际所进行的投降主义活动。她大声疾呼：“我不忍见孙中山四十年的工作被一小撮自私自利的国民党军阀、政客所毁坏”“我更不忍见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的中国因国民党背弃自己的主义而亡于帝国主义”。翌年1月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十九路军奋起抗击。宋庆龄高度赞扬了十九路军的抗战称“十九路军卫国抗战之英勇实为真正之民众武力”“十九路军明知众寡悬殊器械财力均不如人而能不顾一切以血肉为中国争一线之生机使世界知中国尚有不可侮之军队与民气不特为军队之模范实为革命之武力与反帝国主义之先锋”。为支援十九路军抗战宋庆龄与杨铨、何香凝等人创办了一个拥有3oo个床位的“国民伤兵医院”并常到病房慰问抗日将士。1932年12月宋庆龄和鲁迅、蔡元培、杨铨等人在上海组织进步团体“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主席。该同盟把保障民众正当权利和营救被捕革命者的斗争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保护和营救了大批中国共产党员和反蒋爱国民主人士为革命事业作出了特殊贡献。1934年她与何香凝等1779人联名表了由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这个纲领主张“全体海陆空军总动员”、“全体人民总动员”、“全体人民总武装”成立全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等并强烈要求“把一切海陆空军立刻开赴前线对日作战立刻停止一切内战立刻停止屠杀中国同胞的战争”。 1935年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表后宋庆龄联络何香凝、柳亚子等人率先响应。此后她为实现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不懈的斗争。1936年11月国民党政府以“危害民国”的罪名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和王造时（时称“七君子”）。宋庆龄随即表声明“提出抗议反对这种违法的逮捕反对以毫无根据的罪名横加在他们身上”。为了营救七君子激国人的爱国热情她曾亲赴苏州向“高等法院”要求与七君子同服“爱国罪”。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生后宋庆龄主张事变和平解决释放蒋介石条件是蒋介石必须答应停止内战实行抗日。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她联合国民党内的爱国民主人士何香凝、冯玉祥等13人向大会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议案力促国民党改变立场与共产党合作抗日。同年9月当国共两党为抗日大业再度合作实现后她感奋异常写下了《国共统一运动感言》一文。她写道：“这几天读了中国共产党《共赴国难宣言》和中国国民党领袖蒋委员长团结御侮的谈话使我异常地兴奋异常地感动。”“中共宣言和蒋委员长谈话都郑重指出两党精诚团结的必要。我听到这消息感动得几乎要下泪”。同年11月又表《关于国共合作的声明》再次表达了她拥护国共合作的立场。 抗日战争全面爆后宋庆龄移居香港积极致力于抗战宣传和战时救援工作。1938年6月她邀请中外著名人士贾·尼赫鲁、保罗·逻伯逊、冯玉祥等人在香港起成立保卫中国同盟任主席。同盟成立后出版《保卫中国同盟通讯》向全世界报道中国抗日战争的真实情况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和抗日根据地；同时积极地向全世界募集医药和其他物资。在宋庆龄和保卫中国同盟的努力下有很多国际友人组织医疗队参加中国的战时救护工作如白求恩、柯棣华、巴苏华、爱德华等都是保卫中国同盟介绍到中国来的。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后宋庆龄在日军侵占香港前6小时才乘最后一架飞机飞往重庆。此后她在重庆联络国际友人马海德、史沫特莱、斯诺、艾黎等人继续开展保卫中国同盟的活动。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宋庆龄身居险境坚持不懈地为抗战事业做贡献。她常利用各种可能的条件援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和抗日根据地直至抗日战争的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2月宋庆龄自重庆回到上海。她将保卫中国同盟改组为中国福利基金会（195o年8月改称中国福利会）致力于妇幼卫生、文化教育和社会救济事业。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福利基金先后创办了儿童福利站、医院、识字班及儿童剧团等机构为妇幼事业作了许多有益的事情。 1946年6月国民党挑起全面内战后宋庆龄旗帜鲜明地开始从事反内战、反独裁的民主运动全力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同年7月23日她在上海表《关于促成组织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制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的声明》指出：内战“这个灾难必须趁它一开始的时候就加以阻止”“内战不能促成团结和解放不能解决民生问题。内战带给中国人民的只是混乱、饥饿和破坏”。 1949年7月1日宋庆龄表《向中国共产党致敬》一文。她在文中热情写道：人民的胜利已在眼前我们要“欢迎我们的领导者——这诞生在上海生长在江西的丛山里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难困苦中百炼成钢在农村的泥土里成熟的领导者。向中国共产党致敬！” 同年9月宋庆龄受中共中央邀请到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在会上表热情洋溢的讲话。她说：“让我们现在就着手工作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和富强的新中国。”在这次会上她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此后1959年4月和1965年1月两次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75年1月和1978年2月相继当选为第四届、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981年5月16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通过决定授予她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称号。 宋庆龄作为新中国的一位重要领导人进行了大量的国务活动。她曾先后出访苏联、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957年11月她随毛泽东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建设好自己的祖国是宋庆龄的毕生愿望。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经常深入各地基层视察各项建设事业。195o年1o月她同林伯渠等一起赴东北三省视察。在短短的一个月中她调查了7个城市、11个工厂、4个村庄、1个农场以及许多文化福利机构。视察后欣笔写下了《新中国向前迈进——东北旅行印象记》称赞东北所取得的成绩。为了向全世界宣传新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1952年初她创办了《中国建设》杂志。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她不仅亲自过问杂志的编辑方针、稿件内容而且经常为杂志撰稿歌颂祖国的建设成就。1955年1月她撰写的《第一个五年》一文指出五年来“在整个国家里和平、秩序代替了战争和紊乱”。“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人民之间的关系从未像今天这样的和睦相亲”。“人民的生活比任何时候都更美好”。1979年1o月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o周年而撰写的《致〈中国建设〉读者》一文赞颂3o年来我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中国建设》杂志在宋庆龄等的努力下由最初的英文版增加到七种文版广泛行到14o多个国家和地区为世界人民了解中国起了重要的作用。 宋庆龄毕生追求和平反对战争早在三十年代宋庆龄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就领导召开过“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会议。新中国成立后她仍把争取世界和平作为自己努力的目标。195o年11月在华沙召开的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上她被推选为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执行局委员。1951年9月她获得195o年“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1952年1o月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上她当选为亚太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主席。 宋庆龄作为一代女杰一直致力于中国的妇女解放事业。还在美国求学时期她就表文章满怀信心地表示将来“中国必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教育达的国家而其妇女将与男人并驾齐驱”。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2月她被推选为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后改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后在1953年、1957年和1978年的全国妇联大会上都被推选为全国妇联名誉主席。 宋庆龄十分关怀青少年和儿童的健康成长。她从1951年11月26日当选为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主席后一直任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她经常撰文和题词希望少年儿童成长为既有丰富的文化科学知识又有社会主义觉悟的身体健康的新一代。她还多次捐钱赠物支持儿童事业。1951年她把获得的“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1o万卢布全部捐出作为展中国的儿童事业之用。 宋庆龄一生追求进步。她的思想经历了由爱国主义到革命民主主义再跃进到共产主义的展进程。早在三十年代她就十分重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曾为外国友人组织过《共产党宣言》学习小组。她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认识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曾多次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鉴于她对中国共产主义事业的孜孜不倦的追求1981年5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接受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以慢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不治在北京逝世。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为其举行了隆重的国葬。同年6月4日根据她的遗愿骨灰安葬于上海万国公墓。 宋庆龄一生表许多文章、演说著作编有《为新中国奋斗》、《宋庆龄选集》和《永远和党在一起》三本文集。 第十章陈独秀陈独秀谱名庆同官名乾生字仲甫号实庵另有三爱、只眼、顽石、雪衣等三十几个笔名、化名。1879年（清光绪五年）1o月9日生于安徽安庆（又称怀宁）一个破落的士大夫家庭。他天资聪明由祖父和大哥教读18岁考中秀才。转年到南京参加乡试结果落榜。这时他已读到梁启主编的《时务报》崇信维新思潮与安徽维新派人士交往。他对康梁受到的攻击“愤不能平恒于广座中为康先生辩护”遂亦被乡里瞀儒指“为康党为孔教罪人侧目而远之”。 康梁维新运动失败后陈独秀也被追捕逃到东北嗣父处。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时他亲眼目睹了沙俄在我东北烧、杀、淫、掠之暴行犹如见到母亲遭凌辱受此刺激开始思考个人、国家与世界问题。19o1年赴日留学曾参加励志社及留学生中最早的革命团体青年会与激进分子交往阅读大量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的书刊迅成长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有一次鉴于清政府委派的学监姚煜阻碍中国留学生的正当要求陈约同张继、邹容等人闯入姚宅张抱姚腰邹捧头陈挥剪割代使其威信扫地。陈等3人即被日政府强行遣送回国。 19o3年沙俄背约拒从我国东北撤兵并向清政府提出新的侵略要求因而激起轰轰烈烈的拒俄运动。陈独秀即回安庆起组织“安徽爱国会”号召人人“执干戈卫社稷以恢复国权基础”。5月17日他们在藏召开演说会宣传群众。演说毕决定联络东南各省志士创一国民同盟会先谋南方独立不受异族之欺凌。此活动震动当局陈被通缉连夜逃亡上海与章士钊等合作创办《国民日日报》。年底该报停刊又到芜湖办起了《安徽俗话报》。他在该报表5o多篇文章以白话文议古论今宣传爱国救亡、反帝反封建、科学和民主。 19o4年秋陈独秀应邀到上海参加“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与章士钊、杨笃生、蔡元培等试验炸药研究暗杀。翌年还参与吴樾谋炸清廷出洋五大臣的策划。这时他为急于组织革命行动停办了《安徽俗话报》只身遍访江淮义士在芜湖起成立了“岳王会”任会长。后来在安庆、南京还设立了分会势力一度相当可观“大者聚徒数万小者结党数千”培养了许多坚贞革命、至死不屈的领导骨干为日后同盟会在江淮地区的活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安徽巡抚恩铭闻知陈的活动后大怒欲穷治之。陈再次亡命扶桑。接着传来国内同盟会组织的起义不断失败、战友牺牲的消息他一度陷于深深的苦闷、彷徨和孤愤之中写下不少诗作记录下这无限的惆怅。1911年新的革命高氵朝终于到来。这年1o月在杭州陆军小学任教的陈独秀得到武昌起义消息后即推动当地党人响应并写革命檄文多篇到处张贴使官吏闻之悚然。杭州光复后他又参加安徽的斗争并在胜利后先后出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秘书、顾问等职。 在任秘书长期间陈独秀曾提出一系列改革措施铲除旧官僚制度改善人民生活企图以猛药治痼疾遭到群僚的抵制而失败。二次革命起他协助都督柏文蔚制订反袁大计起草安徽独立宣言。但是又很快失败他被通缉再次亡命上海其安庆的家被抄两个儿子延年和乔年也逃到沪上投靠父亲。这时的陈独秀由于不断遭到挫折和失败陷于彷徨和苦闷之中生活也几近“静待饿死”的境地。 1914年7月陈独秀应章士钊之邀去日本协助编辑反袁杂志《甲寅》。11月他在该刊第一次用“陈独秀”笔名表了《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在思想界引起强烈反响。该文认为近世国家是“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而如今中国民无建设这种国家的“自觉心”袁政府又滥用国家威权进行种种卖国害民的罪恶活动因此他认为“恶国家甚于无国家”；“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国之奴何事可怖”。文章表现了作者强烈的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思想、急切盼望出现一个“为国人谋幸福”国家的心情阐述了建设近世国家关键在于提高国民“自觉心”的观点。但是由于该文采用了“故作危言以耸国民力争自由”的“正言若反”的表达方法引起了不少人的误解。他们纷纷投书《甲寅》诘问“以为不知爱国宁复为人何物狂徒放为是论”。陈独秀不屑回答读者的责问但是他却从中悟出几年来革命屡起屡折、不能救亡的根源在于国民在孔教和宗法制度的毒害下的愚昧和落后中国的出路先要进行一场文化思想革命。从何入手应该从办一份鼓吹新思想的杂志入手。而这个新思想就是使西方国家繁荣富强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他十分自信地对人说：“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第二年起改名为《新青年》）。他在刊词中高举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向传统儒家伦理宣战以图从改变国民性入手造就一代新青年。他提出新青年的六条标准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从此在全国掀起了一个以批判孔教、批判封建宗法制度、争取个人自由权利为中心以振兴中华为目标的近代中国启蒙运动。 由此陈独秀名声大作1917年1月蔡元培三顾茅庐聘其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以帮助他对这个封建文化堡垒进行改革和整顿。陈独秀即把《新青年》移到北京以北大为阵地先后联络有文学改良思想的胡适提出“打倒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而“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钱玄同有辩证法思想呼唤“青春之国家”的李大钊以“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著称的吴虞被鲁迅称为“好伙伴”、“活泼、勇敢的战士”、提倡文章分段和用标点符号的刘半农以及鲁迅等人组成一个以他为主帅的新文化运动的强大阵营。他们在批判儒家纲常学说、进行伦理革命的同时还进行了文学革命和教育革命。陈独秀在胡适文学改良倡议的基础上表《文学革命论》提出更加激进的反封建的文学主张：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在教育方面北大的改革特别是陈独秀主持的文科改革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他们批判摧残青年身心健康、只顾个人升官财而与社会脱离的旧式教育鼓吹“取法西洋”实行现实主义、惟民主义、职业主义、兽性主义（意志顽狠体魄强健独立自主、顺性率真）的教育方针。 陈独秀起的新文化运动在全国生了很大的影响到五四时受陈独秀和《新青年》的帮助和影响而出现的宣传新思想、批判旧传统、谋社会改造的刊物达数百种进步社团也有三四百个。 但是陈独秀指导这个运动的哲学思想是“优胜劣汰”的进化论和形而上学认为中国衰落是自己不长进与帝国主义无关因此他们不提反帝口号。运动初起也不干涉现实政治企图把运动局限在文化领域里。然而政治却要来干涉它。先是受到冲击的保守势力孔孟之道的卫道士们勾结反动政府对陈独秀和《新青年》横加压迫。陈迎接挑战坚决反击并表示为了拥护民主和科学“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同时围绕着1918年第一次大战结束后巴黎和会的召开维护中国权利的斗争尖锐起来。于是陈独秀把文化运动与政治斗争结合起来由启蒙走向救亡。 1918年12月陈独秀与李大钊等人一起创办了直接干预政治的《每周评论》并把收回战败国德国在我国山东的权利问题作为报道和评论的重点。他写的刊词和《除三害》等文章明确提出了外求独立内反军阀独裁的主张。大战结束时他曾对西方民主国家特别是高喊以和平、民主、平等原则来处理国际问题的美国总统威尔逊抱有很大的幻想认为“公理战胜强权”的时代到来了。但是1919年4月当闻知巴黎和会在英法美操纵下决定把原德国在我国山东掠夺的权利交给日本、北京政府也准备接受时陈独秀无比愤慨怒质“公理何在”嘲笑威尔逊是“威大炮”号召人民起来“直接行动”捍卫国家主权。 5月4日一个以收回山东权利、惩办三个卖国贼为目标的爱国运动终于在北京爆很快席卷全国。反动政府严厉镇压爱国学生前仆后继。6月9日在斗争最激烈的时刻陈独秀和李大钊等草拟了《北京市民宣言》提出更激进的口号指导运动向纵深展。 11日陈独秀带着自己印刷的“宣言”到前门闹市区散被暗探逮捕。这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许多团体和名流纷纷奔走营救。毛泽东在他主办的《湘江评论》上撰文称陈是“思想界的明星”。9月16日陈独秀终于被释放。 当时随着巴黎和会的召开和五四运动的掀起中国人民对西方民主主义的热情正在消退而马克思主义和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却挟着十月革命胜利的声威在神州大地上高歌猛进。陈独秀过去信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宣传个人的自由和解放现在认识到没有阶级的解放个人的解放是不能实现的因此先要求阶级的解放。过去他热衷于资产阶级共和制度如今他说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也不过“少数人得着幸福多数人仍然被压在少数人势力底下得不着自由与幸福”；“主张实际的多数幸福只有社会主义的政治”。他还说：“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和金力主义（资本主义）已经造成了无穷的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了。”并明确拥护无产阶级专政。这表明陈独秀已开始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即马克思主义者。 陈独秀出狱后行动仍受监视。翌年他化装后在李大钊的帮助下摆脱监视移居上海。两人分手时相约分别在南北筹备革命党。陈到沪后以主要精力从事调查研究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创办工人夜校、工人刊物《劳动界》和店员刊物《伙友》等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揭露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真相启工人的觉悟使他们认识自己在社会上的重要地位和肩负的历史使命。 由于中国的五四运动引起了列宁等刚刚建立的共产国际的注意俄共远东局维经斯基等一行人于192o年4月奉派来到中国。他们在北京与李大钊等人联系座谈后提出帮助中国建立革命政党问题。李介绍他们到上海与陈独秀联络。他们到上海后陈独秀即召集周围热心宣传社会主义的李汉俊、李达等人座谈了几次最后决定酝酿成立政党并确定名称叫“共产党”。8月中国共产党起组正式成立设临时中央局推陈为书记并约请各地社会主义者组织支部。于是北京、济南、长沙、武汉、广东、巴黎、东京等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先后成立。 与此同时陈独秀等人对当时影响较大的所谓“社会主义新思潮”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进行了论战。通过论战争取了许多青年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加入共产党。 当时在广州的粤军总司令兼广东省长陈炯明标榜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坚聘陈独秀到广东任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为了把马克思主义宣传扩大到广东并推行他多年来教育改革的主张192o年12月前往应聘。他上任后利用职权采取一系列措施大力改革广东教育开办“宣讲员养成所”展各种专业教育、成*人补习教育和社会教育等在这个过程中他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了一大批党、团、工会干部并帮助谭平山、陈公博等人与占优势的无政府主义者划清界限重建了广东共产党。所有这些遭到各种保守势力的强烈反抗教育改革受阻。陈独秀顿萌退志。正在此时上海的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连连催促他迅回沪主持中央工作。马林一行早在1921年春来华他们认为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时机已经成熟于7月下旬帮助召开了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陈独秀在广州忙于教改没有出席。但鉴于他的崇高威望和筹建党的工作中的作用大会推举他为中央局书记。他于9月回沪。 陈独秀为的中共中央满怀漏*点地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各项工作工作重点是动工人运动。中央成立了“劳动组合书记部”各地设立分部具体领导工运：创办工人刊物在工人区开办补习学校组织工会动罢工等。陈独秀坐镇中央指导全国工运。除了及时出中央文件之外他从1921年11月到翌年5月表了十多篇专门论述工运的文章指明工运的主要对象和最终目的解释工人阶级对各党派应取的不同态度及对招牌工会的斗争策略克服工人群众中的帮派观念等从而使中国工人阶级迅成熟起来很快掀起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氵朝。 但是由于当时陈独秀和党中央一心想直接照搬俄国十月革命模式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把资产阶级当作革命对象也不把国民党等资产阶级民主派放在眼里而广大农民又尚未动因此工人阶级在城市里实际上陷于孤军作战的境地。1923年二七惨案开始中外反动派联合镇压工人后工运很快转入低潮。革命航船起锚后面临着一个选择正确航道的问题。 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先提出了这个问题。1922年1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明确指出中国等被压迫民族国家当前的革命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列宁在病中接见了参加大会的国共两党代表希望两党合作推进中国革命。中共接受列宁的思想在7月举行的“二大”上通过了陈独秀起草的“宣言”明确了中国革命应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段进行的认识；制订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提出了反帝反军阀的口号和与国民党等民主派建立“民主主义联合战线”的方针。陈独秀在大会上被推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长。 然而马林在考察国民党影响较大的南方并与孙中山交谈后认为共产党的力量还太小只有通过国民党的组织和影响才能迅走出狭窄的知识分子小圈子进入到工农群众中去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大党。孙中山也不答应党外联合的方针只希望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以新鲜血液来挽救正在“死亡”的国民党。为此马林向国际提出了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的建议。共产国际批准了他的建议并作为决定派马林到中国执行。陈独秀为的党中央和全国各区委起先几乎一致反对加入国民党认为两党的宗旨、性质、基础、政策“太不相容”“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但是在8月杭州召开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上马林拿出共产国际训令后陈独秀等表示服从但要求孙中山取消打手模宣誓效忠等入党办法并按民主原则改组国民党。孙接受了这些条件。于是陈独秀先由孙中山主盟加入国民党。 然后陈独秀积极贯彻共产国际方针撰写一系列文章阐述国共合作的意义并认真参加国民党的改组工作。1923年6月中共三大正式通过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针。在会上他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长。翌年1月孙中山召开国民党一大改组国民党李大钊、林祖涵、谭平山、瞿秋白、毛泽东等共产党员参加并当选为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国共合作终于实现。 但从此陈独秀又走向另一极端——右倾并放弃革命领导权。他的思想明显受到马林抬高资产阶级国民党、贬低无产阶级共产党观点的影响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而且视民主革命为资产阶级为主导为基础的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领导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只有下一个社会主义革命才是“我们自己的革命”。现在既然必须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才能进到社会主义革命那末我们共产党就来当客卿、助手和苦力先帮助国民党把当前的国民革命搞好但我们工作的重点应放在准备下一个革命上。这种思想是当时全党的认识并在中共二大文件中有所表现。瞿秋白和邓中夏等少数人曾表文章批判这种思想强调无产阶级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共产国际也派维经斯基及中共旅莫支部负责人之一彭述之回国贯彻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精神并写进了1925年1月召开的中共四大决议。陈独秀也表示接受这个精神并被选为中央总书记兼组织部主任。但是一是由于他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二是（也是最主要的）在以后的实际工作中从共产国际、苏共中央斯大林到他们在中国的代表都对国民党新右派蒋介石集团的反共活动采取退让政策所以这个问题在大革命中始终没有解决好。 尽管如此当时的形势是革命正走向高氵朝特别是中共四大通过了工、农、青、妇等一系列群众运动的决议为党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揭开了序幕从2月开始上海的党组织就在工厂中广泛动罢工斗争。而历次罢工最高的指挥者是陈独秀各个重要事项如应否动什么条件如何谈判可否签字等都是工运干部与他共同开会决定。同时他还不断写文章进行宣传和指导。在日、英帝国主义先后制造枪杀中国工人、学生的血案后终于爆了以上海为中心、波及全国的轰轰烈烈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从运动开始到9月基本结束陈独秀表了11篇文章指导运动：论述运动的性质、任务和策略揭露批判敌人的破坏阴谋批评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错误言论等不仅有力地配合运动打击敌人还有效地帮助群众提高觉悟使他们朴素的仇外心理上升到对帝国主义侵略本性的认识。陈独秀亲自做总商会长虞洽卿的工作倾听他对运动的意见请他代筹部分经费救济罢工工人。对大资产阶级在斗争中的动摇陈独秀也多次在《热血日报》上表不署名文章进行批评还通过他的一个同乡的关系把广东资本家霍守华从安徽找到上海在总商会中加强支持工人学生群众要求的力量。 1925年3月孙中山病逝国民党左、右派之间的斗争以及右派的反共活动激烈起来。老右派公开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刺死了左派领袖廖仲恺又在北京西山召开非法的“中央全会”通过反共决议；以蒋介石、戴季陶为代表的新右派因还要依靠苏联和共产党的帮助取代北洋军阀不公开反苏反共但也宣扬“共信不立”竭力打击和限制中共的力量。1926年3月和5月蒋介石先后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和“党务整理案”向共产党起严重挑衅争夺革命的领导权。陈独秀原打算组织力量反击但又从国民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的观念出提议共产党退出国民党被共产国际拒绝。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指示中共对老右派坚决反击促使国民党将他们开除；但对新右派则要利用他们反帝反北洋政府的“积极性”采取退让的政策满足他们的要求。于是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力量受到严重削弱。陈独秀在他的退出国民党的提议被否定后更加消极自觉地以“在野党”和“苦力”自居推行“退而不出办而不包”的政策。 1926年7月苏联急切盼望和大力支持的广东国民革命军北伐开始。但是陈独秀主持党中央通过了反对北伐的决议。他从以往孙中山及西南军阀多次北伐的历史经验出断言这次北伐也是“军人政客争权夺利的军事投机”没有革命的意义；而且“北伐军能否打到武汉大有疑问”。更主要的是陈独秀坚信马克思主义在欧洲革命的道路——依靠工农群众“由宣传到组织再到暴动”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从而把它与正规军队进行的革命战争对立起来。因此他以中央名义出一系列指示不准党的优秀干部参加黄埔军校、北伐军和北伐军占领区的政权机关。于是苏联提供的大量军火都落到了蒋介石集团手中使整个革命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 ------------ 13 北伐战争的展大出陈独秀所料一路凯旋9月即饮马长江攻克汉口1o月攻占武昌随后挥师东南。北洋军阀东南五省联防总司令孙传芳调主力应付上海一时防务空虚共产党在1o月和翌年2月两次动武装暴动结果因没有经验和资产阶级动摇等原因没有成功。接着陈独秀亲自出马与罗亦农、周恩来、赵世炎等八人组成特别委员会于3月21日北伐军兵临城下时动第三次暴动经过一天一夜的激烈战斗终于取得胜利。从北伐军打下南昌开始蒋介石即与帝国主义和江浙财团为中心的大资产阶级勾结准备叛变革命。他制造一系列惨案摧残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一路杀到上海。陈独秀估计到蒋介石也要向上海的共产党特别是工人纠察队开刀一面请示国际一面准备武装反抗。但是国际来电不准军事反蒋可在群众中开展一次反右派的运动反对正在策划中的政变；“武器不要交出去必要时须隐藏起来”。中山舰事件时被蒋介石排挤出国、现在被共产国际弄回国抑制蒋介石的汪精卫这时到达上海右派和共产党都来争取他。当时右派为了制造反共借口散布了许多谣言说共产党要“打倒国民党”并指使工人冲击租界。陈独秀为了粉碎这种谣言于4月5日与汪表《国共两党领袖联合宣言》宣称共产党不想打倒国民党而国民党也“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陈独秀以为一纸宣言可以缓和上海的局势即朔江而上把中共中央迁到武汉。不料在12日蒋就在上海动反革命政变大肆残杀共产党人和工人群众。陈独秀的大儿子陈延年也在政变后被派到上海工作时被捕牺牲。 上海政变后广州、四川等地国民党也先后转向反革命武汉地区陷入反革命四面包围的困境。陈独秀一面受到广大农民群众和毛泽东等农运干部要求深入进行土地革命而国民党则要求限制甚至取消土地革命的强大压力；一面又受了共产国际的严令不准退出国民党不准破裂联合战线找不到出路终日惶惶不安。这时共产国际又派来罗易主张深入土地革命以巩固武汉革命根据地。鲍罗廷则认为东南地区反革命势力太强革命应向西北展。陈独秀赞同鲍的意见主张土地革命等到北伐打下北京后再说。在这种情况下4月底召开的中共五大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共产国际原想撤换陈独秀但没有找到合适的替代人仍选他当总书记。到7月12日共产国际来电改组党中央成立没有陈独秀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15日汪精卫集团实行“分共”大革命终于失败。 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指示精神组织了南昌起义、秋收暴动和广州暴动企图挽救革命的失败并在新派来的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指导下召开了八七会议不指名批判了违背国际路线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9月陈独秀和党中央先后迁到上海过起漫长的地下斗争生活。陈独秀几次写信给中央认为革命在往下落应该全面退却不应有暴动夺取政权的幻想遭到认为革命形势在不断高涨的中央的批驳。有的中央委员还把陈的意见当作笑话到处宣传。在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的二儿子陈乔年的劝说下陈独秀不再写信而埋头于中国文字拼音化问题的研究。不久乔年也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被捕牺牲。共产国际和党中央多次邀请陈独秀去莫斯科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并参加中共六大他拒绝声言“中国革命应由中国人来领导”。中国大革命失败后从1923年起就以苏共党内反对派领袖身份进行活动的托洛茨基向斯大林实权派起了猛烈的进攻攻击其在中国推行机会主义路线应对失败负责；并认为当前中国没有革命形势民主革命已经过去共产党应在城市中开展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的国民会议运动以过渡到将来武装暴动一举夺取全国政权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农村武装斗争和中共六大规定的当前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路线。一部分中国留学生受到影响也进行反斯大林活动。他们被遣送回国后1928年在上海成立了中国托派组织宣传托洛茨基主义。翌年春天陈独秀等一批下台的党内中上层干部在阅读了托洛茨基论述中国革命、批判斯大林的文件后自认为茅塞顿开：大革命失败的根源是共产国际令中共加入国民党的机会主义路线。于是他们也结合起来在党内进行派别活动。8月5日陈独秀给中央一封长信要求以托派路线代替中央路线。同时他还反对中央在当时“中东路事件”中提出的“保卫苏联”的口号建议考虑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改用“反对国民党误国政策”的口号。这个意见含有合理的因素但共产国际代表和党中央把所有这些都视为“反党、反苏、反共产国际”的行为。11月15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将陈独秀等人开除出党。 托陈派曾要求加入留学生托派组织但对方怕失去正统地位而拒绝。于是他们自己组织起来12月开了一次会推选陈独秀为书记出机关报《无产者》。与此同时又出现两个留学生托派组织在托洛茨基多次来信调解和催促下1931年5月初四个托派小组织在上海召开统一大会正式成立中国托派组织沿用托陈派的“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名称陈独秀被推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当陈独秀为的中国托派准备为国民会议而开展广泛斗争的时候九一八事件爆全国掀起抗日民主运动高氵朝。陈独秀创办《热潮》周刊以个人或托派组织名义表大量文章、宣言和决议声讨日本侵略谴责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支持并指导学生运动做了大量工作并在1932年2月1o日以托派中央常委名义起草表了《政治决议案——目前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提出与中共合作与左倾的资产阶级党派“共同行动”先推翻蒋介石政府的策略。结果遭到刚刚上台的王明左倾集团的拒绝。托派内部坚决反对“投降”中共他们空谈“工人无祖国”“不爱资产阶级豪绅地主的国家”反对使用“抗日救国”和“爱国运动”的口号。 1o月15日托派中央被国民党当局破获陈独秀等全体常委被捕。在法庭上陈独秀大义凛然慷慨陈词批驳检察官强加给他的“借抗日反国民党”就是“叛国”的罪名。1933年6月他被判八年徒刑。1937年抗战爆国民党被迫释放政治犯。8月23日陈获释。面对民族危亡的局势他一改托派的传统立场接连表演讲和文章拥护国民党政府领导抗战拥护国共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拒绝东去上海重整托派而西下武汉继又入川。这时上海以彭述之为的托派临时委员会执行托洛茨基第四国际指导的路线：继续贯彻阶级斗争的方针反对国民党领导抗日特别攻击共产党让步的国共合作政策是背叛工人阶级；主张利用战争造成的形势动革命推翻国民党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因此他们多次通过决议批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陈独秀则认为在这次大战中不可能爆革命并且以当时斯大林利用无产阶级专政清除异己大量残杀无辜的三次“莫斯科审判”以及苏联为粉碎“慕尼黑阴谋”与德、日分别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为例攻击苏联已经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制度是与纳粹一样的独裁制。为此他宣布“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否定从马克思到托洛茨基的全部理论自诩为“终身反对派”。双方通过书信、文章进行了一场论战。 陈独秀出狱后仍受国民党政府的监视他的反苏言论有碍当时政府的“联苏制日”政策不准他表。陈独秀出狱时曾到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向叶剑英等人表示合作抗日毛泽东为的党中央曾积极响应但双方正在联络之际中共驻莫斯科的正、副代表王明、康生回国诬陷陈是每月向日本间谍机关领取3oo元津贴的“日寇汉奸”。从此他与共产党的关系彻底破裂。国民党曾要提供资金拉拢陈独秀成立“新共党”反对延安但他予以拒绝。晚年的陈独秀贫病交加1942年5月27日他在四川江津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寂寞而逝。 第十一章王明王明原名陈绍■后改为陈绍禹字露清笔名韶玉、慕石、兆雨、诏玉、绍玉、玉石等曾化名泰山、风康、石绍禹、绍虞等俄译化名有马马维奇、波波维奇、克劳白夫等。19o4年（清光绪三十年）4月9日出生在安徽省六安县金家寨（今属金寨县）的一个小商人家庭。其父陈嘉渭早年自做酱醋出售后与人合资开办行店经营竹木。其母喻淑连曾任女子学校校长。 王明幼时在家乡读私塾天资聪敏能文能诗。192o年秋考入六安安徽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1924年8月进入武昌商科大学预科学习曾起组织豫皖青年学会被推为事务部主任并担任安徽同学会会刊《皖光》的编辑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在1925年五卅运动中曾参加武汉学生的罢课和示威游行。后任武昌学生联合会干事和湖北省青年团体联合会执行委员。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o月由许凌青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不久被选送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很快受到中山大学副校长米夫的赏识。1926年9月王明当选为中山大学学生公社主席。1927年3月作为译员随米夫率领的联共（布）宣传工作者代表团访华先后在广州、上海、武汉等地活动并列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后经米夫推荐王明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当干事兼做党刊编辑。8月随米夫再到苏联在中山大学任联共党史课教员和翻译。不久担任该校联共（布）支部局宣传干事。王明依靠米夫的支持形成一个以他为的教条主义的小宗派利用反“教务派”和反托派斗争进行宗派活动。他捏造事实罗织罪名制造了所谓“江浙同乡会”等事件打击与他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之后他又把斗争矛头指向以瞿秋白为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1928年王明根据米夫（时任中山大学校长、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的安排作为翻译人员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编译供六大代表阅读的《武装暴动》小册子并为小册子写了序言。它强调城市暴动是武装起义的中心提出“中国共产党目前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和实现群众的武装暴动”。这是王明早期的教条主义的一篇代表作。 1929年春王明从苏联回到上海。先后任中共沪东区委宣传干事、中共中央宣传部主编的《红旗》报编辑。193o年1月被捕出狱后到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参加《劳动》报的编辑工作。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在这期间他在《红旗》、《布尔塞维克》等报刊上表许多文章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作了阐述。他夸大中国民主革命中的社会主义成分认为“现阶段中国革命任务的完成只有在同时彻底反对中国资产阶级的条件下才能做到”。中国革命在新高涨到来之时“有很快的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他主张加紧“准备和布置全中国的武装暴动”先在主要数省或一省夺取政权。6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后王明对李立三的某些观点提出过一些不同意见因而受到李立三的压制被撤销了中央宣传部秘书等一切工作。9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王明曾表示拥护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但当他通过不正常的途径比中共中央先获知共产国际1o月《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的内容后却一反前态乘机进行反对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的活动。共产国际来信提出“立三路线”就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批评中共中央对李立三的错误采取了“调和主义”的态度。11月13日王明等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写信指责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没有充分揭露“立三路线”的“机会主义的实质”中央在工作中再度犯了“错误”这些错误是“立三路线”“在某种程度上在某种意义上的继续”。11月17日王明等再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写信要求中央“正式公开宣布立三路线的错误实质”宣布他们与李立三“争论的真相”等。中共中央于11月16日收到共产国际的1o月来信并在党内公布了信的内容。王明便公开打出“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要求彻底改造党的领导。这时王明抛出《两条路线》的小册子（后经增订改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展“立三路线”和其他“左”倾思想、“左”倾政策的新的政治纲领。12月1o日左右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来到上海直接插手中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王明加紧进行宗派活动。12月25日王明被任命为中共江南省委（习惯上仍称江苏省委）书记。1931年1月7日在米夫的直接干预下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举行。王明在会上作长篇言提出了一系列比李立三的冒险主义还要“左”的错误观点。并被补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明实际上掌握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从此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统治全党达4年之久。 王明在政治上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否认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明显变化把中间势力当成“最危险”的敌人；继续推行“城市中心论”主张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与数省先胜利进而形成全国的胜利。在军事上先是推行冒险主义后来又变为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对不同意他们的错误主张的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给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事业造成重大的损失。 1931年11月王明去苏联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在此之前的9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秦邦宪）负总的责任继续推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政策。1932年8、9月间共产国际召开执行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会王明在会上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会后被选为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书记。在1933年11、12月间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上王明被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书记。在这期间王明参与共产国际制定中国革命的方针并对国内中共临时中央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1934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把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展到顶点。在这次会上王明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935年7月25日王明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大会提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由王明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于1o月1日正式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表。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这个宣言对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抗日救国运动的展起了积极的作用。8月7日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第二十三次会议上作了《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与共产党的策略》的长篇言后整理成小册子改名为《论反帝统一战线问题》在法国巴黎和国内出版。它指出建立、扩大和巩固反帝统一战线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共产党的最重要的任务强调在中国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决定一切的意义”。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王明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执委会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会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开会讨论在中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王明在会上作了《为争取建立反帝统一战线和中国共产党的当前任务》的报告指出党的任务是吸收一切可能的、哪怕是暂时的动摇的同盟者及同路人甚至不排除同蒋介石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只要“他真正停止反对红军的战争并调转枪头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11月王明写了《中国共产党的新任务》和《中国共产党新政策的基础》两篇文章于1936年1月合编为《新形势与新政策》的小册子出版。这个小册子阐述了“联蒋抗日”的思想强调了建立抗日救国的人民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提出为适应建立广泛的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中国共产党在土地政策、工商业政策、劳动政策、外交政策及政治制度等方面都应该实行转变。1936年7月以后王明先后表《为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而奋斗》（又名《新中国论》）、《拯救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又名《中华民族之出路》、《团结救国论》、《救中国人民的关键》）等文章继续宣传共产国际七大和八一宣言的精神。指出：“我们共产党员应当把国民党和蒋介石不与日寇一样看待因为中国人民的基本敌人是日寇。在现在阶段上一切应当服从抗日。此外也不能把整个国民党及其部队看成是日帝国主义的同盟军和助手；尤其主要的是为了真正的和严重的武装抵抗日寇必须要国民党军队或其有决定意义的大多数部队来参加。”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体地应当表现在共产党与国民党及其他组织在共同的抗日斗争纲领的基础上订立政治的协定同时保存各党派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完全独立性”。这些文章对于国内外人士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团结抗日的政策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从1936年下半年开始王明的一些文章中已经包含了右倾投降主义思想的萌芽。在这期间王明还与南京国民党政府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邓文仪等接触商谈国共合作抗日问题。并于1936年1月23日致函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介绍邓文仪到苏区直接与中共中央协商抗日救国的具体办法。之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派潘汉年、王炳南等回国帮助中共中央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 1937年11月29日王明从苏联回到延安。12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他的报告在坚持抗战和国共合作问题上表了一些正确意见但在如何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他批评在陕北洛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过分强调独立自主和实行民主、改善民生问题提出“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抹煞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的原则分歧否认共产党是抗战的领导者主张“国共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军队要“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供给和统一作战计划；强调正规战贬低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和人民军队以及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作用幻想主要依靠国民党军队抗日求得胜。由于王明打着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的旗号使不少与会者一时不能明辨是非。王明在这次会议上被增补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2月18日王明抵武汉参与同蒋介石的谈判。不久中共中央代表团和中共长江中央局合并对外为中共代表团对内为长江中央局暂以王明为书记。王明还兼任党报委员会主席。 王明在与国民党代表谈判合作抗日、宣传抗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国内各界人士及国际友好人士开展统战工作、恢复和展南方各省的共产党组织、指导新四军及华中抗战等方面作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但与此同时又在实际工作中推行他的错误主张。他在《挽救时局的关键》、《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等文章和演讲中宣扬国民党和共产党一样也是“中国一大部分优秀进步青年的总汇”蒋介石等是“坚决领导抗战的人物将成为中国的不朽的民族英雄”。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政府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民主政权。王明等致电中共中央指责这“对全国统一战线工作将生不良影响”。2月王明回到延安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报告。他指望通过外援建立几十师新的有新式武装的部队作为全国军队的骨干进一步提出普遍地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附和国民党“只要一个军队”和“统一军令”的主张要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服从国民党的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会后王明回到武汉又违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表题为《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一文继续坚持并展他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他不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在长江流域及华中敌后独立自主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指示仍然把华中工作的重心放在大城市致使共产党未能在1937年冬至1938年春在华中敌后更广泛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创建抗日根据地。 从1938年6月起王明担任中共委派的国民党参政会参政员。在7月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一届会议上他与董必武、邓颖等中共参政员提出《拥护国民政府实施建国纲领案》同汪精卫投降派进行了斗争。从这时起到1944年王明是第一至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1938年9月王明回到延安出席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会上作《共产党员参政员在国民参政会中的工作报告》并作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的言。他仍坚持“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表示要与国民党“共同工作共同展同生死、共患难祸福与共相依为命”。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基本上纠正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进一步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步调。会议决定撤销中共中央长江局设立南方局和中原局。会后王明留在延安工作。从1939年起王明任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7月兼任中国女子大学校长。194o年春先后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执行委员、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理事、蒙古文化促进会理事。在妇女工作、促进宪政运动、文化统一战线等方面做了一些工作。随着形势的变化王明改变了以前一些错误观点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内容、特点以及国共合作、反磨擦斗争等问题作了阐述但仍认为“一切为了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最标本的执行政策的办法”。 1941年9、1o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确认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王明等领导的中共中央所犯的“左”倾错误是路线错误。王明拒不承认错误对毛泽东等的批评逐条进行反驳和辩解。之后王明借口有病不参加中央的会议和整风运动。1943年9月上旬至12月初中共中央连续召开三次政治局会议讨论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战初期“左”的和右的错误。中共中央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王明进行了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并系统地指出他应该反省的问题希望他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同年12月王明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政治局写信表示愿意接受批评检讨自己的错误。1944年5月扩大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开始在延安举行。毛泽东把全会准备讨论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送给王明看并先后派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朱德等同他谈话。1945年4月2o日扩大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着重批评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领导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的错误。当天王明写信表示赞同这一决议并检查了自己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错误。但随后他以生病为由不出席中共七大会议也不向会议检查自己的问题。经毛泽东做工作中共七大仍选举王明为中共中央委员。 从1946年起中共中央根据王明的要求安排他从事法律研究工作。6月王明任中共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委员。不久又兼任宪法组组长参与起草全国宪法草案及创立新民主主义的法律理论工作。1947年冬在晋绥解放区临县后甘泉村参加土地改革工作。12月出席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并言。1948年春王明随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移驻河北建屏（今平山）西柏坡。12月该委员会改为中央法律委员会为协助中共中央研究与处理全国有关立法和司法问题的工作机关。1949年初王明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对国民党司法人员之处理》、《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和确定解放区司法原则》等指示并负责组织编写训练司法干部的教学提纲。在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经与会同志的批评帮助王明表示“拥护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对自己的错误进行了检查。会议决定王明应对其在十年内战时期和抗日时期所犯的政治路线错误写一个声明书提交中央政治局审阅。王明口头表示接受这一决定。3月下旬王明随中共中央机关进驻北平。6月任中国新政治学研究会筹备委员会主任。9月作为中华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的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会上当选为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明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最高人民法院委员并当选为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理事会理事参与和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刑法大纲、各级人民法院组织法暂行大纲等法律的起草工作还主持召开监狱法律问题座谈会指出以军事管理、民主生活、劳动教育、改造自新作为“监狱工作的方向”。195o年7月他在第一届全国司法会议上作《关于目前司法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对法律本质、建立人民司法制度、刑民法政策等问题作了阐述。 王明对七届二中全会要他写一份检查自己错误的声明书的决定拖延不执行。因此195o年6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指出王明的这种行为“是无纪律的行为”重申王明仍应执行二中全会的决定对他过去所犯的原则错误“作一次深刻的反省”声明书写好后应即提交中央政治局审阅并在必要时由政治局提交以后的中央全会讨论。但拖至9月上旬王明提出要到苏联治病。1o月他动身去苏联。1953年12月从苏联回到北京继续治疗休息。1956年1月再次去苏联治病。8月上旬中共中央致电王明希望他在身体状况允许的条件下回国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王明以“身体病况仍不许可”为借口拒绝参加大会。经中共中央反复做工作中共八大选举王明为中央委员。王明在苏联期间化名马马维奇、波波维奇表文章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诬蔑与攻击党和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并为他过去所犯的错误狡辩。1974年3月27日王明在莫斯科病逝。 1975年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出版了《中共五十年》一书这是王明在1971年至1974年间所写的几篇文章拼凑编成的。1979年苏联莫斯科进步出版社又出版了《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 第十二章蒋介石蒋介石原名瑞元谱名周泰学名志清。后改名中正字介石。1887年1o月31日生于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父蒋肇聪母王采玉。蒋8岁父亡。幼读私塾稍长入新式学堂19o6年赴日本留学19o8年入东京振武学校学军事同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中率敢死队参加光复浙江之役1913年夏追随孙中山进行二次革命1o月加入中华革命党。1922年陈炯明叛变蒋接讯自上海赴广州登永丰舰与孙中山共患难深获信任与器重。但由于蒋资历尚浅因此迄至国民革命初期未能进入国民党的权力中枢。 下面我们分国民革命、南京国民政府、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台湾五个阶段来介绍蒋介石。 1924年5月3日蒋介石被孙中山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仿苏俄模式着手建立国民党党军。蒋把此视为培植嫡系势力的良机因之竭尽全力从军服军帽设计、校舍卫生管理到教官的任命、教学内容的制定都亲自参与决定并与学生保持密切的接触。在培养军官的同时蒋还在黄埔军校组建教导团募兵练兵这样到1924年冬季黄埔建军已具雏形。由于这支军队经过严格的选拔与训练受过思想政治教育又有“革命军连坐法”因此战斗力很强。 1924年1o月蒋介石领导黄埔军校师生镇压了广州商团的叛乱1925年2月率师第一次东征讨伐陈炯明打垮其主力部队3oooo余人。6月平定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1925年7月以汪精卫为主席的国民政府成立蒋介石任军事委员会委员8月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1o月蒋介石率军第二次东征彻底消灭了陈炯明叛军。翌年二月统一了广东全境。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蒋介石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常务委员开始进入党的权力中枢。 为了攫取更大的权力蒋借机制造了中山舰事件。1926年3月18日共产党员、代理海军局局长李之龙接到假命令率中山舰赴黄埔候用被人诬陷为企图绑架蒋介石。蒋乘机扩大事态宣布广州戒严逮捕李之龙和各军党代表监视苏联顾问和汪精卫这就是中山舰事件。中山舰事件的内幕现在仍不能彻底澄清但其后果是显而易见的蒋介石的冒险获得成功打击了共产党排挤了汪精卫扩大了自己的权力。 1926年5月15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通过了蒋介石提出的《整理党务案》共产党员被排挤出国民党中央的重要领导岗位。蒋介石则被任命为组织部长、军人部长不久又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政府委员、中央委员会常务会议主席。 1926年7月国民政府开始北伐。北伐军先后打垮了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占领了湖南、湖北、江西、福建、江苏、浙江、安徽等省的全境或部分地区。 在北伐过程中蒋介石极力扩大势力着意夺取中央大权。1926年12月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定都武汉蒋介石则坚持迁都南昌。1927年3月国民党召开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系列限制个人专权的决议撤销了蒋的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军人部长职务。蒋则开始了蓄谋已久的全面夺权行动动了四一二政变并在统治区域“清党”残酷屠杀共产党员、革命群众和国民党左派分子。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集合部分国民党中央委员在南京建立了一个新的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 南京国民政府是政治斗争的产物其成立是仓促的。它一开始就处在内外交困之中外临列强的观望怀疑内遭桂系及被其拉拢的一部分黄埔系军人如何应钦等的反对武汉方面以蒋下台为宁汉合流的必要条件军事上克复徐州之役又以失败告终。在反对力量压迫之下蒋遂于8月下野。但他仍关注时局并尽最大可能施加影响寻找再上台的良机。9月蒋介石访日以寻求日本的支持11月5日会见日本相田中义一田中赞成其反共但反对北伐。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结婚“这次婚姻使南京军队过去最强有力的领导人和新娘的哥哥宋子文博士的家庭以及国民党创始人已故孙中山博士的家庭联结成一体”1与美国的联系亦因之密切起来。 1928年1月宁汉合流后的国民政府内部矛盾重重无力应付时局迎蒋还政之声高涨蒋乘机复职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举行全会根本改变了国民党一大以来的政策。蒋介石被推举为中央委员会常委、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会后不久又任组织部长、中央政治会议主席。 1928年4月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组成了四个集团军合力进行“二次北伐”战胜了奉系军阀张作霖。6月3日张作霖自北京返奉天翌日在途中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北京被阎锡山占领。北伐至此完成。北洋军阀长达16年的统治被推翻。 北伐完成伊始蒋介石就宣布“军政时期”结束开始实施“以党治国”的“训政”1。1o月国民党中央通过了《国民政府组织法》和《训政纲领》。同月国民政府重新改组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 1928年12月29日在蒋介石的积极争取下张学良排除日本的干扰在东北通电全国“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2蒋介石在名义上完成了中国的统一。 为巩固自己的统治真正实现中央集权蒋想方设法在军事上削除冯玉祥、阎锡山和桂系的军队并夺取其地盘；在政治上瓦解汪精卫、西山会议派等派系的有组织的对抗。 1929年1月全国军队编遣会议在南京举行由于各派意见无法统一会议无结果而终。蒋介石见和平手段达不到目的就准备武力解决冯、阎、桂系也积极备战。这样1929到193o年间蒋先后与桂、冯、阎或其联军展开了一系列的混战严重削弱了国力予日本武力侵华以可乘之机。 193o年5月形成了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三个军事集团和改组派、西山会议派两个政治集团的反蒋大联合。5月11日蒋介石向冯阎军下达了总攻击令中原大战爆。双方百万大军主要围绕陇海、津浦两个主战场展开厮杀。蒋有中央的名义有雄厚的财力又善于通过各种手段分化瓦解对手终于在赢得张学良东北军“拥护中央”后打破了相持的局面于1o月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中原大战是蒋介石与国民党内反蒋派之间的一次军事政治大决战。双方参战兵力达14o万人死伤3o万。蒋介石通过这场决战打垮了冯玉祥重创1《上海时报》1927年12月2日。 1蒋介石：《中国建设之途径》（1928年7月18日）《革命文献》第22辑第294页。2《申报》1928年12月3o日。 了阎锡山冯阎与汪精卫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的政治联盟也被迫解体。国民党各派系间的力量对比生了很大变化蒋介石集团占据了明显的优势。此后其他派系势力虽仍继续进行反蒋斗争但已失去了问鼎中原、与蒋一决胜负的形势与实力。 中原大战刚刚结束为了巩固和强化这一有利形势蒋急切地在政治上制定“训政时期约法”以确立自己集权统治的法律依据；在军事上则加紧了对红色根据地的围剿。 1931年2月蒋软禁反对制定约法的立法院长胡汉民5月召开国民会议通过了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为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个人专权确立了法律依据。 蒋对中央红军于193o年12月、1931年4月和1931年7月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围剿都被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军打败。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动事变夺占沈阳城。蒋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至11月日军已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蒋的政策招致各阶层人士的不满国民党内反蒋派压蒋释放了胡汉民并坚持以蒋下野为党与政府统一的先决条件。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于12月15日辞去了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职务但仍暗中掌握实权。接任的孙科政府无力左右政局对于日军的步步进逼亦无办法不得不于翌年1月25日辞职。蒋介石、汪精卫在此前秘密会晤达成了权力分配协议此时则联合复出。蒋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主持军事；汪为行政院长主持行政外交。国民党政权进入蒋汪联合执政时期。 蒋汪上台伊始即着手解决日军于1月28日动的侵略上海的一二八事变问题5月5日中日双方签定《淞沪停战协定》。6月蒋介石正式宣布“攘外必先安内”为其国策倾其全力围剿红军和压制国民党内反对派而日本则不断利用该政策的对外软弱性制造事端侵占中国的领土。 在对内围剿红军方面1932年6月至翌年3月蒋介石调集6o余万兵力先进攻鄂豫皖根据地红四方面军退出鄂豫皖苏区另辟川陕根据地。蒋介石随即进攻江西中央根据地这次围剿又被红军打破。1933年9月蒋调集1oo万军队采取“步步为营节节进剿”的碉堡战术1对红军动第五次围剿。此时统帅红军的左倾领导人采取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的应对战略经一年鏖战仍不能胜遂被迫长征。1935年1o月红军冲破蒋介石的围追堵截到达陕北。 在压制国民党内反对派方面1933年7至9月蒋介石军事与政治手段并用摧垮了冯玉祥领导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1934年1月蒋介石出兵镇压了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建立的“联共抗日反蒋”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1936年5月陈济棠、李宗仁两广实力派动“两广事变”。陈、李通电反蒋并出兵湖南。但由于外患日甚全国各阶层人士一致反对内战蒋介石不得不有所克制广西问题得以和平解决。 蒋介石为了进一步贯彻“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于1934年12月在《外交评论上》以徐道邻的名字表《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一文说国民党1927年后已开始反共日本不应该再害怕中国赤化。日本如果再进一步侵略中国在中国民族意识高涨的情况下国民党政权就只能抵抗而1《剿匪战术纲要》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共产党就会乘势而起日本也会因中国的长期抵抗而耗尽国力最后的结果是中日两国政权同归于尽因此中日双方应合作而非为敌。这篇文章引起了日本当政者的重视此后中日关系一度有所缓和。但日本始终未因国民党政府的妥协让步而停止侵略的步伐。 1932年5月国民政府地方当局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1935年7月中国地方当局与日方签订了《何梅协定》。贪得无厌的日本继而策划华北五省的“自治运动”。这既使国民政府对北方的统治岌岌可危也使英美在华北的权益受到严重威胁更遭致中国各界民众的强烈反对。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在11月国民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表示：“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但“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到了和平绝望需要牺牲的“最后关头”“即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1。蒋介石对日本无止境的侵略表示了比较强硬的态度。在1936年7月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他又说“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2。会后蒋即以此谈话精神为中日谈判的指导原则不再对日本一味让步。9至11月支持绥远省主席傅作义指挥的反击日伪军侵略的绥远抗战。 随着“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调整蒋介石对共产党一方面加紧军事围剿另一方面也通过各种渠道与共产党进行接触、谈判但始终未改变武力解决中共武装的立场。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宋子文、宋美龄赴西安代表蒋介石和中央政府同张、杨谈判。在包括中共在内的各方人士的调停努力下蒋介石口头保证“决不打内战了我一定要抗日”3遂于25日被释放。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蒋介石停止了剿共内战政策。 在1928至1936年间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得到了逐步加强这与他这1o年来采取了一系列强化统治的措施有关。在组织上他强化了军政统治的各级机构并建立了“中统”和“军统”两大特务组织用各种手段来对付共产党、民主人士和反蒋派系。在文化思想上经常查禁进步书刊迫害左翼文化人士并在全国推行“新生活运动”以加紧对人们的思想控制。在经济上他力图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起国民经济建设运动。这一时期国民政府统治区的经济有一定的展。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标志着全中国抗战的开始。17日蒋在庐山对各界人士表重要讲话正式阐明：中国主权与领土的完整不能受到侵害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不合法的变更中央任命的宋哲元等冀察官员不能任意撤换二十九军在所驻地不受任何约束。中国不能再对日本妥协从现在起“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蒋最后声明中国希望和平但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1《国闻周报》第12卷第46期1935年11月25日。 2《国闻周报》第13卷第28期1936年7月2o日。 3周恩来：《论统一战线》《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o年版第193页。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在日军进攻下北平与天津于29、3o日相继陷落。8月12日蒋介石主持召开有各地方派系和共产党将领参加的国防最高会议制定了“持久消耗战”的作战方针。又决定了“国军一部集中华北持久抵抗特别注意山西之天然堡垒；国军主力集中华东攻击上海之敌力保吴淞要地巩固都；另以最少限度兵力守备华南各港”1的作战指导原则。并将全国战场划分为5个战区：一战区辖冀省全部及鲁北二战区辖晋察绥三省三战区辖浙江及苏南皖南四战区为闽粤两省五战区为鲁中南及苏北皖北。 8月13日淞沪会战爆。翌日国民政府表《自卫抗战声明书》。 中国政府调集大量军队与日军作战。日军在正面进攻进展不大的情况下派援军在金山卫登陆中国军队腹背受敌11月9日蒋介石下令全线撤退。12日上海沦陷。淞沪会战历时3个月之久。 在淞沪会战期间蒋曾接受德国大使陶德曼的调停试图通过打谈结合的办法恢复芦沟桥事变前的状态；但日本被一时的得逞冲昏了头脑在和谈中不断提出更苛刻的条件和谈没有结果。蒋深感敌强我弱战胜强敌必须依靠外援始终努力使英美等列强介入逼使日本停止侵略行动。但英、美不愿与日本马上生冲突并想借机战争财。蒋的“联英美制日”的战略在一定时期内没有奏效他虽非常失望但一直持之不变。 在对内方面蒋采取了在维护中央权威的基础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的方针为此他同意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四军并在实际上由中共领导以敌后游击战配合正面战场；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释放一批政治犯。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蒋被确定为国民党总裁并自任新成立的三青团团长。总裁的权力在党和国家之上。蒋的独裁地位大大加强。大会决定设立国民参政会以“集思广益团结全国力量”1。国民参政会的设立是“政治生活向着民主制度的一个进步”1有利于团结抗战。 在军事上抗战开始直至1938年1o月武汉会战结束中国一直处于战略防御阶段。蒋亲自指挥了此一阶段的一些重要战役。在这个战略阶段中国损失了大量军队消耗了大量武器装备丢失了大片国土但阻止了日军的战略进攻使日本战决的战略破产了。 1938年1o月中国抗战进入漫长的战略相持阶段。蒋介石的方针是稳固统治坚持抵抗苦撑待变继续寄希望于国际形势特别是英美苏与日本关系的变化实现联英美苏制日的目标。 在这一历史阶段在稳固统治方面蒋主要抓了两件大事：一是强化个人集权和国民党一党专政二是限制共产党力量的展。1939年1月21至3o日国民党中央在陪都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蒋作了《唤醒党魂扬党德与巩固党基》和《整理党务之要点》两个报告指出国民党有很多缺陷再不加以整顿就会“趋于消灭”因此要唤醒党员的三民主义意识扬“四维八德”以巩固国民党的基础。对于共产党蒋提出“现在对它要严1《国军作战指导计划》（1937年8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1《国民参政会纪实》上卷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46页。 1毛泽东等：《我们对于国民参政会的意见》《六大以来》（上）第965页。正——管束——教训——保育现在要溶共——不是容共”2。根据蒋的指示全会制定了防共、限共、溶共的方针。1939年3月蒋开始搞“国民精神总动员”宣传“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3。同时下令实行“新县制”控制地方权力城乡街镇都实行“保甲制”。1941年1月下令袭击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制造了震惊全国的“皖南事变”。1943年3月表反映其主要思想和政策的《中国之命运》。蒋在书中再次宣传自己的“力行哲学”强调“‘诚’是行的原动力”力行就是革命。对于共产主义和民主主义蒋则进行了抨击说二者“不外英美思想与苏俄思想的抄袭和附会”是“为帝国主义作粉饰为侵略主义作爪牙”。提出要开展“革命建国”活动进行5项建设：心理建设即信服“力行哲学”“扬民族固有的精神”；伦理建设主要是恢复以忠孝为主的中国固有伦理以培养民众救国的道德；社会建设一是强化保甲制度二是继续推行新生活运动；政治建设主要是继续实行“训政”加强集权统治；经济建设主要内容为实现“工业化”保障国民生活。蒋的《中国之命运》受到中共及民主党派的批判。 1943年8月林森去世蒋再次出任国民政府主席马上修改了《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府主席为国家元三军统帅五院院长需由主席提请选任并对主席负责。蒋的权力得到进一步加强。 在这一阶段蒋介石仍努力抵抗日本在军事上不断起的进攻对于汪精卫集团的主和及随后的投敌卖国则进行了斗争。1938年11月他主持召开南岳军事会议对第一阶段的抗战进行了总结和检讨并重新划分了战区。会后制定了《第二期作战指导方针》。从194o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在蒋介石直接或间接指挥下正面战场的中国军队又与日军打了几次较大的战役。 在苦撑待变联英美制日方面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蒋介石达到了目的。作为反法西斯阵营的重要成员中国所作的贡献有目共睹国际地位日益提高。英美等国放弃了过去强迫中国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这是中国外交的一大胜利。1942年1月蒋介石被任命为盟军中国战区统帅。1943年11月赴埃及出席中美英三国开罗会议会议签署的《开罗宣言》向全世界庄严宣告：日本在中国窃取的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必须归还中国。对于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秘密签订的有损中国领土与主权的《雅尔塔协定》蒋虽感到气愤但为了战后与中共斗争的需要他在取得苏联支持国民政府、不干涉中国内政、战胜日本3个月后从东北撤退全部军队等承诺后还是接受了该协定。 1945年8月15日在中、美、苏的联合打击下无力支撑的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从1945年9月至1949年底蒋介石面对力量、地位日益增长且人心所向的共产党处心积虑地想维护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极权统治但事与愿违。这一时期他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均遭到重大失败以至退居台湾。在政治上蒋一直在逆民主进步的时代潮流而动顽固维持旧秩序。 抗战一结束蒋为了抢夺胜利果实不惜容纳、利用汉奸等腐恶力量“维2《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会议纪录》（1939年1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3《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中央日报》1939年3月12日。 持秩序”并坐视政府接收官员贪污腐败鱼肉沦陷区百姓很快失去了老百姓的拥护。这种典型的体制性的腐败行为国民党是无法制止的。 1945年1o月1o日蒋介石与毛泽东经过直接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规定国共双方“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为基础并在蒋主席领导之下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1。但蒋并没有和平民主的诚意13日即对国民党军队出进占解放区的密电。其内战企图遭到了各阶层人士的反对。1946年1月1o日国共经过反复谈判签署了停战协议但双方争夺战略要地的斗争并未真正停息。1月1o至31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经过协商通过了军事、宪法草案、和平建国纲领、政府组织和国民大会五项协议再一次确认了和平民主建国的方针。对这一结果蒋介石在会后很快就反悔了。3月他主持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对政协报告之决议案》否定了政协会议的协议。6月蒋动了全面内战。11月不顾各阶层人士的反对召开国民大会制订“被当作袁世凯天坛宪法和曹锟贿选宪法一样看待”的“伪宪法”。对于拒绝参加国民大会并声明不承认“伪宪法”的民盟等民主党派蒋还进行迫害。1o月授意国民政府内政部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加以取缔。这样就在政治上把民主党派逼入绝境使他们不得不放弃中间立场而日益赞成共产党并与之联合奋斗。 1948年春蒋不顾政治军事经济已陷入困境一意孤行举行“行宪国大”选举任“伪总统”。 在军事上蒋不顾多数国民党官兵厌恶内战、军无斗志的状况自认为军队的数量、装备、作战技术及经验、财政支持乃至外援都强于共产党悍然动空前规模的大内战。 1946年6月蒋对共产党动全面军事进攻虽然在8个月里占领了1o5座城市但折损了71万人。1947年3月被迫改为重点进攻蒋的计划是集中兵力进攻山东、陕北。国民党军队虽然一度占领延安但并未消灭西北解放军的主力反而不断遭到袭击。在山东战场更遭到了惨重损失。蒋介石不得不于7月转入全面防御并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戡乱总动员”。从1947年6月底开始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1948年秋冬蒋与中共进行了事关自己命运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决战结果均遭惨败。蒋不得不于1949年1月下野由李宗仁任代总统但蒋仍暗中操纵实权。1949年4月至195o年3月解放军相继起了渡江和解放全中国的战役国民党在大陆的军队被消灭殆尽。 在经济上蒋介石政权虽然一开始接受了敌伪62oo亿元以上的资产1但把其中的多数转化成了“国营”、“党营”的国家垄断资本和官僚资本民族产业及普通民众并未从中受益。国民政府还在实际上提高法币兑换伪币的比率来掠夺沦陷区的人民。加上滥纸币、公债和从美国获得大量援助抗战胜利后蒋政权的资产已达2oo亿美元。内战爆后由于军费开支庞大生产停滞国统区经济很快走上全面崩溃的绝路。 195o年3月蒋介石在台湾宣布“复职”重任“总统”且仍为国民党总裁此后他担任这两大要职一直到病逝始终大权独揽。 1《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重庆《新华日报》1945年1o月12日。1《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决议案》（1946年3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败退台湾初期痛心疾的蒋介石一方面对大陆的失败进行检讨认为根本原因是军队“主义不明”、“心志不坚”；因则在于国民党一些党员“变党卖节”以至“民心涣散士气坠丧形成分崩离析的局面”。此外国民党的组织纪律、对民众和青年的宣传教育也都存在很大的问题。1他要以台湾为反攻大陆的基地一年准备二年进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另一方面面对共产党的积极攻台准备和美国的有意抛弃他也很现实地认识到自己“真已到了最后的生死关头没有地方可以再退了”2遂尽最后的努力做“死里求生”的应战准备。恰在此时朝鲜战争于6月25日爆美国认为“共产党军队的占领台湾将直接威胁到太平洋区域的安全并威胁到在该区域履行合法而必要之活动的美国部队”3遂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阻止解放军攻台“把已经患了癌症的国民党政权从病榻上起死回生”4。蒋把他的注意力转移到内部的统治结构调整方面。他在政治上打着“反攻大陆”、“反共复国”等旗号利用特务系统继续维持其极权统治不断迫害民主进步人士。但他也吸取了一些在大陆失败的教训意识到要巩固统治“惟一可循的途径就是摆脱派系倾轧的旋涡涤除人事纠纷的积习以重新做起的决心改造本党”5。到1952年1o月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蒋宣布党的改造完成国民党的组织系统和各级党部得以重建并强化领导层得以更新。对于蒋经国蒋介石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扶植以其为内定的接班人。 据台期间蒋虽然在外交、军事等方面紧紧依靠美国得以偏安但仍明确反对美国等国的“国际托管”或“两个中国”政策。对于“台独”更是坚决反对并予以镇压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朝鲜战争爆初期面对美国制造的“台湾地位未定论”蒋授意“外交部长”叶公表声明：台湾已经国际公认属于中国中华民国政府对其拥有主权。1955年解放军对毗邻大陆的金门、马祖两岛国民党军队施加了强大的压力美国一方面根据与蒋介石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派军舰协防另一方面鼓动其他国家在联合国散布台湾由联合国托管由中立国代管或“台湾独立”等舆论想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蒋介石接连表声明强调大陆、台湾都是中国领土“两个中国”的主张是荒谬绝伦的。1958年又拒绝从金门、马祖撤军抵制美国等西方国家把两岛中立化进而割断台湾与大陆联系的企图。1967年9月蒋表谈话“绝对反对”在日本出现的“台湾独立”谬论。 在经济上蒋先支持陈诚实行土地改革经过“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等阶段于1953年实行了“耕者有其田”。有166o49户的地主土地被赎买征收分给194823户佃农1。蒋介石此举不仅使他巩固了政权而且促进了农业生产并在农村建立起了新型的经济结构为台湾以后经济的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其次改变了扶植官僚资本的做法而是推行市场经济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和工商业特别是出口产业的展使台湾经济由以1蒋介石：《复行视事文告》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台湾中国文化大学1984年版。2蒋介石：《军人魂》《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984页。 3台北《中央日报》195o年6月28日。 4江南：《蒋经国传》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1o月第2版第249页。5蒋介石：《关于实施本党改造之说明》《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o41页。1沈宗瀚：《农村展与政策》台湾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73页。农业为主的内向型转变为以工商业为主的外向型并持续高度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也逐步提高。 七十年代以后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影响日益增大台湾的国际地位很快下降。1971年1o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蒋的代表则遭到驱逐。蒋甚感恼怒痛骂联合国“已向暴力屈服已成众恶之源”1。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访华使蒋反攻大陆的梦想最终破灭了。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病死于台北终年88岁。 1蒋介石：《为联合国通过非法决议告全国同胞书》《先总统蒋公全集》第3757页。第十三章胡汉民胡汉民原名衍鹳后改名衍鸿字展堂。晚年别号不匮室主。汉民是他在《民报》上表文章时所用的笔名。1879年12月9日（清光绪五年十月二十六日）生于广东番禺县（今属广州）祖籍江西庐陵县（今吉安）延福乡青山村人累世务农。 胡汉民天资聪颖十一二岁时就已读过《十三经》、《史记》等古籍且“文俱斐然可观”1。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1岁时其父去世两年后其母也病逝。之后一个哥哥及两弟一妹也因疾病无钱就医而早逝。这接连而至的不幸使年幼的胡汉民倍感忧伤以致成年后一直体弱多病。这一时期胡的人生观生很大变化“从友爱的家庭中心的人生观一变而为冷酷的厌世观”2。为了维持生计胡汉民16岁便开始教书生涯。胡边教书边自修先后肄业于学海堂、菊坡、越华、粤秀等书院。此时的胡在学识上大有长进“能治经史诗章性理之学”3更结交了史坚如等一批新朋友。通过他们胡闻知了孙中山的名字和为人。他对当时由“公车上书”引起的知识界的变法呼声认为“皆无要领于余心未餍”1而对被当时视为大逆不道的孙中山领导的武装起义却盛赞为“空前奇举”2。1898年2o岁的胡摒弃了“学而优则仕”的封建知识分子的“正途”任广州《岭海报》记者决心投身于改造社会的洪流之中。19oo年好友史坚如的殉难对胡产生了很大的刺激他以为“非游学无以与革命党人谋即个人学业亦皆不足充所怀之志愿”3。这前后胡的人生观生了重大转变从“消极厌世观”变化为“积极的救世观”。19o2年胡与吴稚晖等人东渡日本。由于他当时认为“从教育着手使学界丕变为达到目的之唯一法门”4于是入东京宏文学院成师范科。不久吴稚晖因保送自费留学生入成城学校一事与清公使闹翻被日本警察驱逐出境。胡亦愤而退学回国。回国后胡积极实现其教育救国的初衷先后担任广西梧州中学总教习及梧州师范讲习所所长和香山隆都地方私立学校校长。但由于地方守旧势力的阻挠他两次从教育入手进行救国活动的尝试都失败了。这使他深刻地体悟到：“专制淫威之下无教育可言即散布革命种子其收效亦至微薄”进行救国最重要应从政治入手“革命应破坏旧有政治之势力而重新建设之”5。于是19o4年冬胡再度赴日留学入法政大学成法政科系统地研读政治学。 19o5年9月1日胡汉民在孙中山主盟下加入同盟会。初任评议部评议员后任书记部书记。11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在东京创刊胡被推为编辑主编《民报》1至5期。19o5至19o7年在《民报》上表文章近3o篇在宣传三民主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奠定了在国民党中“三民主义1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12页。 23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23、18页。 1《胡汉民自传》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9年版第2页。 2《胡汉民自传》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9年版第2页。 3《胡汉民自传》第5、9页。 4《胡汉民自传》第5、9页。 5《胡汉民自传》第11页。 理论中坚”地位的基础。在此期间他还针对革命实际积极参加与保皇派《新民丛报》的论战先后写了《告非难民生主义者》、《驳新民丛报之谬妄》等文章解释民生主义斥责梁启。19o7年3月孙中山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胡随同孙中山到达越南河内。孙中山化名高达生胡化名陈同租用河内甘必达街61号策划起义。其后孙中山和黄兴在西南边境动多次武装起义胡的主要任务是往返于河内、香港之间任筹饷运械等工作。云南河口起义失败后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暂时告一段落。胡又把注意力转向南洋在华侨中宣传革命思想。在新加坡胡以《中兴日报》为阵地向保皇派的《南洋总汇报》展开论战。从19o8年8月至19o9年5月共撰写了2o余篇文章斥责保皇派。驳斥保皇党人的“革命召瓜分说”指出革命后“民族奋兴中国以振则列强之窥伺为之寝灭故曰革命可以弭瓜分之祸”1。胡还连续写了《驳总汇报论国会之趋势》、《呜呼！满清所谓宪法大纲》等文揭露清政府立宪的实质为“葆其专制之实”其结果必然“使吾民如水益深如火益热而已”2。经过新加坡论战后革命思想在南洋华侨中迅传播同盟会组织也得到迅展各埠分会已有2o余处同志达3ooo余人。为了便于联络19o8年秋在新加坡设立了同盟会南洋支部胡任支部长。19o9年1o月同盟会南方支部在香港成立胡任支部长与黄兴、赵声等策划在广州新军中动起义。191o年春新军起义失败。同年11月孙中山在庇能（槟榔屿）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以新军为主力在广州再动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会后胡抱着“誓死必得款相助”1的决心全力以赴地投入筹款工作。这次筹款历时3个多月奔波于马来亚、越南、泰国之间倍受辛劳。1911年2月初回到香港参加统筹部工作负责秘书科工作。4月27日黄兴在广州动起义。次日晨胡和赵声等人由香港赶到广州起义已失败胡立即返回香港后往南洋、西贡等地活动。此间胡情绪十分低落并开始极力赞成从前曾坚决反对过的暗杀之举认为：“此不止为复仇计亦为寒敌之胆而张吾军。”2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西贡后胡汉民的低落情绪为之一振立即率领一批要求从军的青年华侨急赴香港。11月9日广东宣布独立胡被推为都督。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任总统府秘书长。在就任秘书长期间胡一丝不苟兢兢业业地工作办事作风果断明快对腐败分子“不稍宽假”3。但在“让位”袁世凯问题上胡力主“让位”且“力挽先生之意于内”4对孙中山的决策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后胡回广州复任广东都督。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胡任广东支部长。1913年3月的“宋教仁被刺案”是袁世凯向国民党人进攻的信号。孙中山倡议起兵讨袁胡表示反对主张法律解决。孙中山电促广东独立胡“以时机未至拒之”1。6月14日袁世凯免去胡广东都督兼民政总长职1《胡汉民先生文集》第1册第4o2、487—488页。 2《胡汉民先生文集》第1册第4o2、487—488页。 1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113页。 2《胡汉民自传》第45页。 3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135页。 4《胡汉民自传》第69页。 1黄远庸：《远生遗著》第3卷第121页。 调为西藏宣抚使。不久胡通电辞职。胡政治上受挫后意志很消沉声称从今以后将“与叶夏声组织报馆决不再入政界以受此无价值之毁誉也”2。“二次革命”失败后胡和孙中山从上海乘船流亡日本。 1913年9月孙中山开始在日本筹组中华革命党。对入党必须附从孙先生及每人加按指模等问题国民党内意见分歧很大胡则处于反对和赞成之间持一种调和态度。他于1914年5月1日亲书誓约加入中华革命党在党内编号是45o号。不久《民国》杂志在东京创刊胡任总编辑。在刊词中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问题。指出中国近代一般国民的心理弱点是“保守而具惰性”于是易为野心家所利用。为了救济国民的惰性“必须急图民智、民德、民力的进步务使国民对于锢蔽民智、败坏民德、摧毁民力者知有所择而不致惘从”。3此外胡还以“去非”为笔名表《亡国之外债》、《强有力之政府辩》等文揭袁世凯窃取民国名位实质欲建帝制的野心。7月中华革命党正式成立后胡任政治部长致力于反袁的宣传工作。1916年4月胡化名陈同荣从日本回到上海协助陈其美领导上海的反袁斗争。袁世凯死后胡与廖仲恺往来于京沪间代表孙中山与黎元洪、段祺瑞进行政治谈判并谋划扩充北方党务会议和联络国会议员。1917年9月护法军政府在广州成立胡任交通总长协调与桂系的关系。后因受西南军阀和政学会政客的排斥孙中山于1918年5月辞去大元帅职胡也随孙离开广东前往上海。1919年2月胡代表孙中山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南北和会”。在和会上胡秉承孙中山的旨意坚持恢复旧国会和北京政府必须取消中日间一切密约。五四运动爆后胡按孙中山的指示辞去代表职务。7月致电南北议和代表指出所谓“南北一致”不啻为“一致卖国”所谓“南北分治”实等于“武力分赃”1。此后胡专心在上海创办《建设》杂志。1919年9月至192o年7月胡在《建设》杂志上共表了1o篇文章致力于对唯物史观的研究和宣传。为了帮助读者了解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他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摘译出有关论述写成了《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胡在该文中对唯物史观的意义和阶级属性作了正确的论述。胡称赞唯物史观道：“因为这个学说出而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主义同时有绝大的改革差不多划一个新纪元。”2胡在介绍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时还驳斥了西方资产阶级文人及伯恩施坦等修正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种种非难。胡不仅停留在宣传唯物史观的层面上而且用它作为基本方法对中国的哲学史、道德伦理、家庭婚姻进行分析和批判得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在当时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意义。 192o年11月孙中山回到广州恢复护法军政府次年5月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胡任非常大总统府总参议。12月孙中山到桂林组织大本营督师北伐胡任文官长及政务处长协助孙中山策划北伐具体事宜。陈炯明叛变后胡闻变由韶关赶赴江西赣州与许崇智等开会决定率北伐军回师广州救难。北伐军与叛军在韶关一带作战失利退往福州。此时胡方得知孙中山已脱险到上海自己亦由福州前往上海。1923年1月滇桂军将陈炯明2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162页。 3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177页。 1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237页。 2《建设》第1卷第5号第945—946页。 逐出广州胡被任命为广东省省长。不久孙中山到广州续行大元帅职权改任胡为大本营总参议。 孙中山经历多次失败后开始接受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决定改组国民党。1922年9月胡等人组成国民党改进方略起草委员会。11月该委员会推举汪精卫、胡汉民共同起草《中国国民党改进宣言》。次年1o月孙中山又委派胡等9人组成国民党临时中央委员会具体负责上海执行部的改组工作。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胡为大会五人主席团成员之一和宣言审查委员会九人委员之一。在讨论党章时国民党右派方瑞麟提出“加入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的条文引起了较大争议。作为当天会议主席的胡汉民在最后总结时说：“此种顾虑只要在纪律上规定即可。现在纪律上已订有专章似不必再在章程上用明文规定何种取缔条文惟申明纪律可也。”1胡的意见获得多数代表的赞成使党章得以顺利通过。国民党改组后右派仍不断造谣并借机作乱。对此胡表了《国民党批评之批评》一文以平息党内反对国共合作的论调。胡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论证国共合作及共产党员保持双重身份的合理性。胡指出：在同盟会时代李石曾、吴稚晖、诸民谊几位同志曾在巴黎加入过无政府主义政党无政府主义离民生主义比较共产主义更要远些几位同志和无政府主义生关系尚且不必怕共产党员和共产党不断关系又有什么可怕呢？1由此可见在国共合作初期胡是基本拥护国共合作的。 9月初孙中山决定出师北伐由胡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并兼广东省长承担巩固后方重任。1924年秋广州生商团叛乱当胡接手处理该事变时向孙中山提出的唯一条件是“要总理不听鲍罗廷的话..听了他的话一定要坏事的”2。胡主张“委曲迁就”还了被扣留的商团的一部分枪械。胡的妥协助长了商团的反动气焰。就在还枪械的当天下午商团制造了双十惨案枪杀徒手群众数十人。孙中山在韶关获得可靠消息后屡次电令胡“收缴商团枪支”“不可一误再误”“以免后患”3。至此胡才转为坚决镇压以代理革命委员会会长名义下总攻击令迅平定了叛乱。11月孙中山北上任命胡代行大元帅职权。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后广东的滇桂军益加骄横谋划颠覆革命政府。1925年6月5日胡以代理大元帅兼广东省长名义下令免去杨希闵、刘震寰各职令各军讨伐逆军。不久逆军全部被平定广州局势基本安定。7月1日“大元帅府”改为国民政府后胡汉民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兼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及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 1925年8月2o日廖仲恺被暗杀。胡因与“廖案”重大嫌疑犯胡毅生、林直勉等人关系密切被排除在最高领导层之外。案后根据鲍罗廷提议由汪精卫、蒋介石、许崇智三人组成一个特别委员会节制党、政、军大权胡根据国民党中央的决定离粤赴苏考察。在苏期间他试图让中国国民党取代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为达此目的胡在苏表许多“过激”言论撰文、演讲都对马克思主义极尽赞扬之能事。后由于斯大林的干涉胡的提1《胡汉民先生年谱》第3o3页。 1《中国国民党批评之批评》《胡汉民先生文集》第2集第156页。2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3o9—31o页。 3《历史档案》1982年第1期。 议被搁置。通过旅苏期间的耳闻目睹胡现苏联的政治体制与自己的政治思想格格不入从而坚定了他反共反苏的决心。1926年5月初胡在广州中央报告考察苏俄经过时说：“不特俄之联我只视我为工具不能相见以诚；即其中国cp一面寄生我党一面不断地阴谋捣乱也是无可转移的政策”。1此后胡提出了“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八字主张。至此在思想上由容共转变到反共并很快在行动上成了反共的急先锋。 1926年9月初胡主动写信给蒋介石祝贺攻克武汉其中掺杂不少阿谀之词露出欲与蒋勾结的端倪。1927年4月初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稚晖、李石曾等来访约胡去南京参加会议并出示“查办共产党案”。早已有反共之心的胡见到该案后一拍即合并坚决地表示：“非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反共清党不可”2。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成立时胡代表“国民政府”接印。胡主持的南京“国民政府”所颁布的第一号命令就是《国民政府通缉共产党要令》。不久胡在国民党中常会上提出“清党原则六条”提议组织中央清党委员会。并署文明确宣称此次清党的意义：“是要进一步把共产的死灰都送还给俄罗斯不能让他遗留在中国的。干脆地说这次的清党就是要消灭中国共产党！”3此间胡还表了《三民主义之认识》、《三民主义与世界革命》等文章系统地阐扬三民主义提出“三民主义连环性”的理论。胡认为“三民主义的相互关系正如三个小环扣合起来的一个大连环。以这一个大连环的普遍性和博大性去满足世界革命的统一要求以三个小环的实际性去应合各部革命的特殊需要”从而使“世界革命的统一性与各部分革命的特殊性”“尾相顾”达到世界革命的彻底成功1。同时胡把这种“连环性的三民主义”抬高到“世界革命唯一最高最博大最适合的原则”2的地位来直接攻击和诋毁马克思主义。 1927年8月蒋介石被迫下野胡汉民也随即辞职。次年初蒋回南京复职电邀胡入京。此后胡专心致力于“三民主义之阐扬”3完成了《三民主义的连环性》一书将“三民主义连环性”的理论加以系统整理使之与国民党当时的政治需要相适应因此被称为“国民党新生的理论基础”4。1月底胡和孙科等到土耳其和欧洲考察政治。6月初胡正在法国访问获悉国民党军到达北平后即向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提出《训政大纲案》在国民党内倡实行“训政”的建国方针。9月初胡从欧洲回到上海后被推为中央常委负责筹组五院制新政府并任立法院院长。在任期间胡共主持制订了民法、刑法、土地法等16部法律；撰写了《三民主义的立法精神与立法方针》、《社会生活之进化与三民主义的立法》等文为国民党立法提供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 1929年到193o年间是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和党内派系之争最激烈的时期。每次争斗一起胡总是站在蒋介石一方通电斥责、声讨对方。战争过1蒋水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376、386页。 2蒋水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376、386页。 3《清党之意义》《胡汉民先生文集》第二集第81页。 1《三民主义之认识》《胡汉民先生文集》第3集第33—34页。 2《三民主义之认识》《胡汉民先生文集》第3集第33—34页。 3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414页。 4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414页。 程中蒋介石在前线指挥作战胡在后方配合主持党务、政务稳定局势。正如后来有人回忆说：“当时如无胡在宁替蒋撑腰蒋一个人是无法在军事上、政治上那样得心应手的。蒋之独裁地位胡是一个主要的帮凶。”1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胡两度与蒋介石合作其初衷是欲扶植蒋当中国的“凯末尔”实现其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理想。可是随着国民党对全国统治的相对稳定蒋独裁的野心日益暴露胡、蒋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193o年1o月初蒋介石在致国民党中央的“江电”中主张召开“国民会议”确定颁布宪法的日期并制定在此之前的“训政时期约法”以便集权于一身。胡虽不反对召开国民会议但反对制定约法他指出：“我追随总理数十年总理之重要著作我亦曾参加若干意见从未闻总理提及‘国民会议应讨论约法’一语”。21931年2月蒋介石约胡去讨论约法问题胡不理会张群等人的劝说坚决地加以拒绝并驳斥道：“现在各项法律案还没有完备已有的又因军权高于一切无从挥其效用徒然定出根本大法来有而不行或政与法违不但益减低了人民对党的信用法的本身也连带丧失了价值。”3并忠告蒋说：“为你个人计约法并不能再增高你的身价反只能减低你的信用。”4蒋介石争取胡的最后努力失败后于2月28日下令扣留胡次日将其软禁于汤山。 胡被软禁后4月底亲胡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古应芬、林森等人联名出弹劾蒋介石的通电。接着两广将领陈济棠、李宗仁等分别通电响应汪精卫、孙科也从香港到广州参加联合反蒋运动。5月27日反蒋派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同时成立国民政府与南京的国民政府相对抗。九一八事变爆后突然出现的民族危机迫使宁粤双方举行和谈。由于粤方代表在和谈中提出最低限度要先释放胡为先决条件蒋介石也急欲摆脱因“扣胡”而造成的政治窘境于1o月13日释放了胡。胡被释后一再拒绝蒋介石的拉拢。12月初在粤方四全大会致闭幕词时胡强调要反对独裁“今人以为求统一必集权但集权结果遂形成独裁然而独裁之结果满清因此而亡袁世凯因此而死殷鉴不远宁可复蹈”1。粤方四全大会所推选的中央执监委员由胡领衔出促蒋下野并解除兵权的通电。12月15日蒋介石通电下野由林森代理国民政府主席。是月底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推举胡为中执会常委、中政会常委、国民政府委员。并决定在广州成立国民党中央党部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代表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处理西南党务、政务由胡主持一切。1932年1月胡汉民、唐绍仪等6o余人通电遵四届一中全会所订的决议取消广州非常会议及国民政府代之以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和西南军分会。这样西南半独立状况得到了“合法”地位。1932年1月18日汪、蒋在杭州烟霞洞会晤汪改变原先反蒋立场决定与蒋合作。胡得知汪的背信弃义后十分愤慨公开表示与蒋、汪决裂并说：“今蒋汪两先生之主张如此是凿枘不相容已可概见故病不能成行固为事实而主1周一志：《“非常会议”前后》《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83页。2《中央日报》1931年2月25日。 3胡汉民：《革命过程中之几件史实》《三民主义月刊》第2卷第6期第115、117页。4胡汉民：《革命过程中之几件史实》《三民主义月刊》第2卷第6期第115、117页。1陈红民：《胡汉民年表（1931年9月—1936年5月）》《民国档案》1986年第1期第122页。张不同尤为明显之事实也。”1从此以后胡偏居香港宣传自己的抗日倒蒋反共的政治主张成为国民党内真正的“在野派”。 1933年1月15日《三民主义月刊》在广州创刊胡任主编。在刊词中胡指出办此刊的目的是要“重新提出这一个三民主义的名词来洗刷一般因现实之败坏而加于它的误解；我们要揭露三民主义真实的面目归还他固有的伟大永久的价值”2。此后胡以《三民主义月刊》为理论基地宣扬其“抗日反蒋反共”的主张。胡在文章中严厉地斥责南京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是“自杀政策”“中国今日只有攘外的问题没有安内的问题。以剿共为安内是一种错误”“‘攘外才能安内’是救国政策——对日抗战是我们唯一的生路”3。胡还著文严厉地驳斥了日本帝国主义为掩饰其侵略面目而制造的“大亚细亚主义”。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亚细亚主义是日本企图对于整个亚洲民族的统制主义”“是日本对于亚洲的门罗主义”4。胡还以三民主义为武器批判蒋介石为巩固其独裁统治而宣传的“法西斯主义”。指出：“三民主义的革命运动绝对不能与法西斯蒂反动运动并存。”1“法西斯蒂运动实在是现代政治上最反动的运动。它是时代转变的产儿同时也必会以时代的转变而转趋没落。它的没落不是理论问题而只是时间的问题。”2胡在致力于动反蒋宣传攻势的同时还采取实际行动于1932年左右成立“新国民党”1933年9月又在广州仲元学校创办“政治经济讲习班”积极准备反蒋的力量。1933年11月底原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和陈铭枢等在福建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提出要反对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展民族资本主义。胡对福建人民政府和南京政府采取各打五十板的态度认为“所谓‘闽变’就是中国共产匪徒与准共产匪徒的合作共同向效颦的中国蓝衣流氓斗争的一幕把戏”3“南京的军阀统治必须消灭中国才有生路。福建的乱党统治也必须铲除民族才能生存”4。由此可见他“反蒋”的实质并非要推翻给人民带来无穷灾难的国民党统治。剿共、抗日、反蒋三者并举是胡晚年始终坚持的三项政治主张但在民族危机深重的情况下他自觉不自觉地把注意力放在抗日、反蒋上了“抗日剿共”“权衡轻重则在今日的情势之下抗日实尤重于剿共”5。1934年4月他在宋庆龄、何香凝等领衔表的《中华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抗日救国六大纲领》）上也签了名。 1935年6月胡汉民到欧洲考察兼养病。12月初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上被推举为中央常委、党务会议主席。次年1月中旬胡从欧洲返回香港当天表书面谈话表明其政治主张：“余之党政主张一如往昔..党应1胡汉民：《斥“三月亡国论”》《胡汉民先生政论选编》第645页。2胡汉民：《三民主义与中国革命》《三民主义月刊》第1卷第1期第8页。3胡汉民：《什么是我们的生路》《三民主义月刊》第1卷第3期第1—19页。4胡汉民：《大亚细亚主义与国际技术合作》《三民主义月刊》第2卷第4期第2页。1胡汉民：《论所谓法西斯蒂》《三民主义月刊》第1卷第5期第18、8页。2胡汉民：《论所谓法西斯蒂》《三民主义月刊》第1卷第5期第18、8页。3胡汉民：《所谓闽变》《三民主义月刊》第2卷第6期第4、6页。4胡汉民：《所谓闽变》《三民主义月刊》第2卷第6期第4、6页。5胡汉民：《什么是我们的生路》《三民主义月刊》第1卷第3期第13页。恢复为有主义有精神之党政府应改造为有责任有能力之政府力矫过去畏葸苟安之错误以负荷解除国难建设之重任。”1是月底国民党中央派代表居正、叶楚伧南下敦请胡北上胡以“不久即将入京”的含糊允诺打他们。2月下旬在对广州、香港记者表谈话时胡公开宣称将不北上“余现在正想如何促南京当局之觉悟与如何团结抵抗力量以从事于救国在此问题未解决以前即使余到南京或上海于国事无补。如其此问题得到解决则余之北上或不北上俱于国事可为也”2。此后胡着力于宣传抗日主张从3至5月连续表《民族主义与自力更生》、《民族主义的民族复兴运动》等文呼吁民族主义的复兴指出：“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之实行第一在抵抗帝国主义之侵略第二在消灭军阀官僚之钳制谋民生之行使并使人民生计能进获昭苏进展的机会。”31936年5月9日胡应邀去妻弟陈融公寓赴宴晚上下棋时忽患脑溢血于12日下午7时4o分停止呼吸终年58岁。 1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541—542页。 2《胡汉民谈对日外交》《国闻周报》第13卷第9期。 3胡汉民：《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的民族主义》《三民主义月刊》第7卷第5期第15页。第十四章孔祥熙孔祥熙字庸之188o年9月11日（清光绪六年八月初七）出生于山西省太谷县程家庄。父繁慈前清贡生先事商务后任塾师。母庞氏1886年病逝。孔6岁随父就塾。他对《诗经》、《礼记》颇感兴趣入塾三年铺就了一定的国学根底。 1889年因基督教会开设的仁术医院治好了他的病他对教会产生好感。189o年春他不顾族人反对进入太谷基督教会所办的“华美公学”学习。在此他先读科学浅说、圣经摘要后学哲学、数学、格致并开始参加礼拜逐渐信奉基督教成为世家子弟中最先皈依基督者之一。 1895年他在“华美公学”毕业经教会人士介绍进入直隶省通州潞河学院。潞河学院也为教会所创办开设课程除了数理化外还讲经传道。孔经常借助圣经抨击朝政指责当朝“政治腐败丧权辱国王公大臣昧于事理”1主张变法维新。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听说孙中山组织了兴中会便联系十几位同学成立了“兴中会通州分会”（对外称“文友会”）进行反清宣传。 孔在潞河学院经过5年的学习正要毕业之际赶上了义和团运动。学院教士为义和团所冲击停课避乱孔趁此返乡。当时因教案被洋人指名要求撤换的山东巡抚毓贤调到山西出任巡抚。毓贤唆使官兵在山西大肆屠杀教民。当孔回到太谷得知曾为他治病、授课的教士已被囚准备用刑时他急忙收买看守救出了麦纳等3位少*妇并与知府交涉将被杀的15具尸体分别男女“移葬于西门外义地”1。孔的这一行为后被洋人誉为“壮举”。19oo年7月13日清廷任命李鸿章为全权议和大臣。8月下旬潞河学院复学。孔返校后立即将山西教案实情禀报赞助议和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认为教案所以生纯属毓贤所为与民无关一般贫民所以被利用是无知所致建议为求永息教案必须先“开通民智”提倡科学及兴办教育。李提摩太觉得孔的建议确属上策于是一面劝阻联军进攻山西一面将“殉难教士”的“抚恤金”改用兴办西伦大学（山西大学前身之一）。李鸿章深知联军放弃进攻山西与孔有关赐予他“帮办洋务”的名义要他参办教案。孔因曾誓不与西太后朝廷合作谢绝了李的好意但向李提出想出国深造。李赞同孔的请求。为使旅途方便李除给孔出国护照外还给予“全权议和大臣一等肃毅伯随员”的名义。并致电驻美公使伍秩庸对孔多加关照。19o1年秋孔乘海轮经上海转赴美国进入美国中部俄亥俄州欧柏林大学读书。欧柏林大学为教会学校学科齐备。孔祥熙先是立志从事实业后又想从改革社会入手。因此在校四年中前两年主修理化后两年兼学社会科学。19o5年孔祥熙在欧柏林大学毕业后考入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蜚声国际的耶鲁大学研究院为开中国地下宝藏专习矿物。 孔祥熙进入耶鲁大学不久曾亲赴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晤见途经那里的孙中山聆听孙中山所阐扬的革命理论。在交谈中孙中山告诫孔：“不论兴办任何事业都得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尤须持之以恒方可有所成1李茂盛：《孔祥熙传》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8页。 1张振福：《初期的教会与庚子被难》见《铭贤廿周年纪念册》上海中华书局1929年版。就。至于革命工作尤应自启迪民智开始。”1孙的寥寥数语使孔敬仰万分当即誓追随革命加入兴中会。孙中山欣然应允。此后孔祥熙便响应孙的号召到西北一带兴办教育以启民智。 19o7年夏耶鲁大学毕业获理化硕士学位的孔祥熙回国前到欧柏林母校辞行。在欧柏林大学中国同学会举办的欢送会上有人提议乘孔回国之便带一笔捐款为“庚子殉难传教士”建立一所纪念堂立碑勒石以为永久纪念。孔认为建筑纪念堂和立碑勒石是死的纪念物。死的纪念物固然重要但不如造就活的纪念物即“设立学校造就人材使庚子殉难教友的精神长存人间”2。孔的提议得到了全体与会者的响应他们纷纷捐款几天内孔就收到一笔数目可观的捐款。 当年秋天孔祥熙携款回到山西太谷一心创办学校。他将教会在太谷西城蒙馆接受下来作为校址创建“铭贤中学”3自任校长。不久孔将铭贤中学搬到太谷东关孟家花园。经过几年的校舍建设特别是多方网罗人才高薪聘请教师大量购置仪器、书籍使学校颇具规模。铭贤学校作为新式学堂教师大部来自国外。该校校训是：“学以事人。”1培养目标是：“造就德、智、体三育兼全人才。”课程设置为：数学、矿物、生物、国文、史地、音乐、体育、经史。 1911年1o月29日山西革命党人为响应武昌起义在太原举事。孔乘机把太谷城内的商团、巡警队、学生一起组织起来成立“营务处”自任总办维持治安。当袁世凯派清军进攻山西时孔曾三次派学生军赴娘子关作战抵抗清军对起义军的镇压。 1912年孔祥熙看准火油生意大有可为设立“祥记公司”交付英商亚细亚火油公司保证金4o万元银元取得山西省亚细亚火油总代理权。此一独占性经营使孔每年获得巨大盈利。孔规定盈利的4o％用于兴学和举办公益事业。21913年孙中山动“二次革命”武力讨袁电召孔祥熙赴沪商讨时事。孔匆匆南下。不久“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为保存革命元气率领革命人士再渡日本。孔祥熙追随孙中山一同赴日。 孔到日本后适逢中华基督教留日青年会总干事王正廷辞职基督教青年会会长莫特请孔出任。孔以基督教留日青年会总干事为掩护积极筹款接济孙中山等革命人士生活。1914年7月8日孙中山决定解散国民党成立中华革命党时孔是批宣誓加入者之一。 1914年春天孔祥熙和宋耀如的长女宋霭龄结婚。当时宋霭龄是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婚后两人继续协助孙中山展革命势力。1915年鉴于袁世凯阴谋称帝孙中山派孔祥熙和宋霭龄回国在北方从事革命活动。孔辞去了教会职务宋霭龄的工作也由其妹宋庆龄接替两人于当年秋天回到山西太谷。 1916年元旦袁世凯公然复辟帝制。孔祥熙于太谷得悉后当即写下一1郭荣生编著：《孔祥熙先生年谱》台北中正书局198o年版第3o页。2孟天祯：《从政前之孔庸之先生》（台）传纪文学丛刊印行第8o页。3表示“铭记为传教而殉难的诸位先贤”。 1见《铭贤廿周年纪念册》上海中华书局1929年5月版。 2郭荣生编著：《孔祥熙先生年谱》第42页。 篇《上袁世凯书》寄送报馆公开表予以声讨。 1919年当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山西太谷时孔祥熙立即把亢奋的全体师生召集在大礼堂里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充分肯定五四运动是“有胆有识的空前壮举”。他归纳五四爱国运动这一空前壮举的意义是：一、可以作为外交后盾；二、可以警惕愚顽激励弱懦；三、可以使政治改善国运好转奠定国家强盛之初基。他建议大家共同致力于一件事即：组队分赴各地向老百姓宣讲五四运动意义让多数同胞对此有所了解。并亲自于5月7日策划组织3oo余学生上街游行示威。 192o年山西大旱灾民无以为生。孔祥熙出面向华洋义赈会请命贷得巨款1oo万美金并提出“以工代赈、修筑公路将来以公路收入偿还贷款”的意见。山西督军阎锡山得悉后极为高兴马上派孔的同乡好友赵守钰为路工局局长督修平遥经汾阳至离石、军渡之晋西公路和由平定、阳泉经昔阳、和顺之晋东公路。公路工程自翌年春开工冬完竣。两大交通要道的完成对山西经济的展裨益匪浅。 1922年2月4日在华盛顿会议的影响下在中、美、英三方压力下日本被迫与中国达成协议恢复中国对山东的主权日军撤出山东。为解决鲁案善后事宜北京政府决定派曾在巴黎和会上拒签和约的国民党南方革命政府代表王正廷任督办。3月孔祥熙受王正廷之邀和孙中山电促赴济南出任鲁案善后督办公署实业处长。 孔到济南后正值直奉大战爆鲁案善后公署迁到北京。不久孔又奉孙中山电召赴粤汇报。因直系战胜奉系大局已定孙中山表通电主张和平统一。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探知孔与孙的“连襟”关系亟欲借重孔祥熙商通南北意见实现南北统一。孔祥熙往返南北之间执行着沟通南北政府的秘密使命。直到6月间徐世昌下野黎元洪复任国内情势顿变孔才放弃此项工作把精力放在鲁案善后上。 鲁案善后进行比较顺利分两步进行第一步为确定办法第二步是实地查点和估价。第一步工作主要在北京进行。9月2o日鲁案善后公署迁往济南进行第二步工作。9月28日交涉在各分委会进行；孔祥熙兼任邮电分会主任委员。12月初细目协定签字孔携公署人员赴青岛具体办理接收事宜。12月1o日鲁案善后结束。山东省长熊秉琦因接受伊始千头万绪力挽孔留青岛协助政务孔为了安置部分办理鲁案人员暂就胶澳商埠电话局长。 1923年3月在苏联政府的催促下北京政府决定成立中俄交涉事务公署用于和苏联谈判蒙古问题和中东路问题。王正廷为中俄交涉事务公署总办王邀孔祥熙担任中俄谈判公署坐办。当时奉系与直系矛盾尖锐。孙中山在广东建立大本营准备北伐奉系有联孙意向。为了加强粤奉关系孙中山正拟派孔祥熙到东北做“铺路”工作。于是孔借此辞去了胶澳商埠电话局长职务接受孙中山的要求就任坐办以公署驻奉代表身份前往沈阳。中俄交涉虽为时半载即告停顿但孔从此却与张氏父子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关系。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一大结束后孙中山很想在北方找到同仁于是电召孔祥熙到粤磋商。孔祥熙到广州后立即将冯玉祥介绍给孙中山并经孙中山同意密携孙中山手书《建国大纲》奔赴北京在孙冯之间斡旋。冯逐步倾向革命动北京政变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 为迎孙中山北上孔祥熙亲抵上海。北上线路确定后又先孙赴京准备。不幸孙中山抵天津时肝病大日益加重。在孙病重期间孔全力照顾。孙逝世后孔被推为治丧处主任主办治丧事宜。为治丧孔曾支付私款5万元。 同年3月王正廷复任中俄会议督办。4月临时执政段祺瑞又任命孔为中俄会议坐办。孔答应就任。孔利用坐办名义广泛联络北方将领积极营救陈友仁等国民党人。 1926年春中俄会议时停时开孔祥熙乘机赴美宣传中山遗嘱。在美国孔为铭贤学校募得75万元校园扩建资金并被欧柏林大学授予法学博士学位。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后孔看到革命形势展迅是年冬返国径赴广州。12月孔担任广东政治分会委员并接宋子文任广东省财政厅长兼代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长总揽后方财政支持北伐战争。 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决定设立实业部任孔祥熙为实业部长。孔在广州宣誓就职但实际上并未赴任。4月汪精卫返国抵沪孔闻讯离粤赴沪力促汪蒋合作。 宁汉对立时期孔祥熙站在南京方面秘密往返于宁、汉、豫、粤之间为时数月为蒋介石苦心奔走。 1927年11月21日南京国民政府设立工商部。次年2月孔祥熙担任工商部长。在近三年的工商部长任内孔祥熙先延揽旧有的工商学者组成工商法规讨论委员会订立了《工商部组织法》、《劳资争议处理法》、《奖励工业品暂行条例》、《中华民国权度标准》、《度量衡法》、《中国国货商标法》、《工厂法》、《公司法》、《工会法》、《工商法》、《保险法》、《票据法》、《特种工业奖励法》、《商业检验条例》、《消费合作社条例》、《会计师条例》等1oo多种法规。这些工商法规虽然体现的是工商所有者的利益特别是大工商所有者的利益但确有利于近代工商业的展。另外孔在厉行工商注册、创办工商刊物、筹办国货银行、提倡展生产、展国际间贸易等方面也小有建树。 193o年12月国民政府将工商、农矿两部合并为实业部任命孔祥熙为实业部长。孔提出“实施林垦政策开东北、西北、西南各省荒地移民殖边以裕民生而固国防俾人口平均分配地力得广泛利用”1。1931年1月国民政府公布实业部组织法规定实业部总揽农工商矿林牧渔和水利等一切实业。孔祥熙吸收掌管工商部的经验又制定了一系列法规其中依据职权范围呈国民政府公布的有：农会法实施法、倾销法、牧税法、工厂检查法、实业部国际贸易局条例等。 1931年12月在粤方的逼迫下蒋介石通电下野辞去行政院长职务。孔祥熙为表示与蒋共进退辞去了实业部长职务。1932年1月蒋汪再次合作孔祥熙以“中华民国考察欧美各国实业特使”身份于3月13日赴欧美考察。主要执行蒋介石关于同欧美各国接洽购买军械、飞机和设厂自制任务。在意大利访问墨索里尼时墨索里尼向孔建议：“贵国建国应以空军着手。空军展起来比较快所需军费较海军为少。且将来战争之胜负取决于空军。日本为海军先进国家贵国欲赶上日本非仓促可办。空军则三五年内1《孔庸之先生演讲集》下册第429页。 可见成效。”1孔祥熙将此建议报告蒋介石蒋深以为然于是优先展空军成为国民政府军事展的重要战略。 1933年3月孔祥熙从欧洲考察回国。当时国民政府财政拮据宋子文辞去了中央银行总裁职务孔祥熙接任中央银行总裁同时宣布“废两改元”。9月蒋介石制定了新的“剿共”计划要求迅增加军费开支宋子文以国库窘迫无法应付为由提出辞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职务。蒋介石从南昌飞回南京敦促孔祥熙继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 11月1日孔由沪赴宁就任财政部长。在当天招待记者时他表示“开源节流为财政主要方策”。他说：“开源应力保经济建设培养税源。至增加税收不外整顿原有各税及另辟新税但增税宜不伤人民元气不害经济展。节流之法不仅缩减支出还应注重分配得宜合乎经济原则。”2其实孔祥熙的“开源节流”并不能遏止军事开支这个大流因为他继任财长本身就是在宋子文无法阻止蒋介石扩充军费的前提下实现的。 孔祥熙执掌财政长达11年之久可分为“平时财政”和“战时财政” 两个阶段。 在“平时财政”初期孔祥熙为了支持蒋介石的“剿共”内战实行赤字开支政策。当时财政赤字已近千万元但是孔强调平衡预算固然重要而“剿共”作战比保持预算平衡更重要1。所以孔祥熙上台不久就以关税作担保行1亿元新公债。 1934年1月2o日孔祥熙出席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在会上他提出“整理田赋举行土地陈报以除积弊而裕税源案”和“减轻田赋附加以救济农村解除民困案”两案均获通过。同年5月18日为落实以上提案孔专门召集了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 1934年6月孔审核并呈报了“海关进口新税则”。并经第414次中央政治会议核准实施于月底由国民政府明令公布实行。新税则先是对日军事妥协的产物它对日货输入极为有利；其次进口新税则对民族工业借鉴外国的技术极为不利许多中国工业必需品的税率提高了。 1934年5月孔意识到金融力量的分散不利于稳定金融为增加中央银行的实力使之成为真正的“银行之银行”决定把中央银行的资本由2ooo万元增加到1亿元。次年3月他又呈请行政院通过“行金融公债案”以债券充作资本将中国银行官股5oo万元增至25oo万元；交通银行官股1oo万元增至11oo万元。通过充实官股增加了中央银行对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控制力量。3月27日“二十四年金融公债案”经国民政府立法院通过28日公债条例以国民政府名义表。与此同时对中、中、交行的领导机构分别进行改组孔祥熙担任中央银行总裁。中、中、交行的改组标志着国民政府金融步调一体化的完成。 1934年6月19日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白银法案宣布白银国有和无限制购买白银政策后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银根紧张严重伤害着中国的经济建设。鉴此恶流孔祥熙于1o月13日下午召集财政部负责人紧急开会决定“把白银的纽结割开”即把汇率与国外银行的联系割断。他着手颁布1《孔祥熙先生年谱》第8o页。 2《国闻周报》第7卷第44期。 1《申报》1933年11月2日第3版。 了征收白银出口税并加课平衡税条文使白银的合法出口暂被制止。 但由于银本位制仍然保留着在优厚利润诱惑下白银走私猖獗起来。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孔祥熙立即决定筹划币制改革。1935年3月孔责令组成专门班子研究草拟币改方案。同年11月3日正式公布《国民政府财政部改革币制布告》宣布“自本年十一月四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银行之钞票为法币。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1。这次币制改革基本上是成功的。它有效地制止了白银外流现象同时统一了中国长期以来混乱的货币行推动了中国工农业生产的展。1935年11月12日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孔祥熙被推为提案审查委员会经济组召集人主持审定了一系列有关国计民生的提案。在他的影响下会议在表的宣言中提出：“现代经济以金融为事业之中心现代政治亦以金融为财政之枢纽”因此要“下最大决心行金融之统制”。会议还提出财政的任务是“立计划严审核统一币制调节金融以期扶植民力充实国用畅遂货物之流通培养国家之元气”。11936年2月28日孔祥熙被任命为整理内外债务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整理内外债务。在整理内债方面孔的办法是行以关税为担保的5种统一公债（也称二十五年统一公债）共计14.6亿元利息6厘分别在12、15、18、21、24年内满期还清每半年抽签一次旧债券按到期远近换成5种新债券。由于延长了偿还期限使债务支出每年减少约达85oo万元；还大大简化了债务结构5种新债券代替了32种不同日期、结构复杂的旧债券简比了债务手续方便了持债人。在整理外债方面孔认为：“中国复兴在望急需要欢迎外资投入以促进经济繁荣建设之推进。”所以他提出免去债息、延长期限、减少债额等三项原则以与各国洽商。当时的债权国一方面看到中国人民的抗日运动日益高涨生怕中国出现新的政府彻底放弃偿还债息的义务另一方面看到财政当局不倦寻求合理解决尚有偿债的决心只得面对现实接受孔祥熙的整理建议。这样经过整理不仅减轻了国民政府公债本息的负担而且维护了债信为抗战爆后几次借款创造了条件。 1936年7月孔祥熙呈准国民政府公布《所得税暂行条例》。1o月1日先就公务人员薪给报酬所得和政府库券公债所得开征。自1937年1月1日起对以营利为目的而经营事业所得征课。所得税属直接税它较间接税要公平合理些有利于阻止税负转嫁。它的创办为中国由间接税趋重于直接税迈出了第一步。到抗战爆后直接税显得更为重要收入由1936年的6oo多万元增加到1943年的4亿元以上增加了7o倍。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时孔祥熙因身体不适抱疾上海私寓。当得到事变消息时他一面紧急召集沪市银钱业商会要人嘱咐维持安定；一面积极电张学良要求“保护介公”和平解决。当晚孔与宋美龄到南京后先提出了政治、外交、情感、军事四方面对策继又匆匆通电各省市及地方实力派稳定政局后又召见各国使节安顿邦交。正如他自己所说：“余既受命兼代行政院长自念当此危疑震撼之日而所有政治、外交、军事、经济诸大计萃于一身责任重大设有一着之误即将沦国家于万劫不复尤苦时1《国闻周报》第12卷第44期。 1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4年版第363页。机急迫不容有从容探索余地。”1由于孔祥熙、宋美龄等的努力基本上遏制了南京政府内部讨伐势力的展从另一方面推动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1937年3月2o日国民政府派孔祥熙为“中华民国庆祝英王乔治六世加冕典礼特使”。这次赴欧历时半年除了庆贺英王加冕外主要是向欧洲各国洽商借款及购买军火准备抗日。孔经过欧美往返活动与欧洲诸国签定了一系列借款合同并订购了大批军火。另外孔还利用外交手段企图促成建立太平洋国家互不侵犯及互助协定企图以此限制日本的侵略行动。1937年1o月孔由欧洲返国。此时正值淞沪会战。11月12日上海沦陷国民政府决定西迁重庆11月19日孔迁往汉口办公。 1938年元旦国民政府为适应抗战需要实行改组孔祥熙由行政院副院长升任院长。孔祥熙依据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中的财政方针努力将平时财政转为战时财政。具体措施为：在金融方面决定实行“百分之五提现”实施《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制止战初银行、钱庄提兑拥挤；1938年3月公布《中央银行办理外汇清核办法》规定各银行用外汇要经中央银行批准限制外汇购买；1939年3月成立中英合作外汇平准基金1ooo万镑由汇丰银行等在上海买卖中国法币维持法币对英镑的比值稳定汇率；成立中、中、交、农四行联合办事处健全战时中央金融机构监督全国银行业务；1938年6月召开地方金融会议改善地方金融机构展地方生产事业。在税收方面为开辟税源公布《增进生产调整贸易办法大纲》设置农产、工矿、贸易三调整委员会；将贸易委员会隶属财政部负责土特产的收购和外销充实外汇收入；组织工合协会促进战时工业展。在筹借方面1938年12月完成桐油借款25oo万美元。这些努力在抗战初期都是有利于抗战的。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民政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财政危机支出庞大收入微少。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孔祥熙即酝酿增通货。这次增钞于1938年底经国民政府批准1939年1月公布实施共增“十数万万元”。11938年5月日本近卫内阁改组宇垣就任外相复信张群表示只要孔祥熙出面愿意开始和谈。孔在得到蒋介石同意后指派秘书乔辅三赴香港与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密谈但因日方条件苛刻谈判不了了之。从194o年开始国统区通货膨胀指数逐步过财政支出指数。这时孔祥熙认识到增通货的不良后果力求抑制。孔抑制通货膨胀主要采取了田赋征实、消费品专卖、管理私方信贷、强制推销公债、争取美援和对内出售黄金等措施。这些措施中最有效的是田赋征实。田赋征实对于压缩军费开支、抑制增钞、挽救金融危机均有裨益。但由于战争的扩大财源的枯竭抗战中、后期通货膨胀日增。 1944年通货膨胀带来的财政危机日益严重国民政府迫切需要外援孔祥熙把希望寄托在美援上。此时正好有两个重要国际会议（国际货币基金会议、橡树园会议）孔祥熙乘此机会以出席国际货币基金会议全权代表身份赴美交涉。国际货币基金会议对摊额分配争得非常激烈除英、美、1孔祥熙：《西安事变回忆录》转引自《孔庸之先生演讲集》下册第662页。11939年9月11日孔祥熙在国民参政会上所作的财政报告。转引自《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3辑第45册。 苏三国外第四席位法国、印度都想争得经过中国代表团的力争会议最后表决同意中国的份额提高到5.5亿美元从此确立了中国在这一世界性货币会议中的第四席位。另外孔祥熙又从旁指导了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此会主要讨论和草拟战后国际组织章程。经过孔祥熙的折冲及代表团的努力为中国争得了一些应有的权力。 在美期间孔祥熙还与美国政府清算了美军驻华开销费用为重庆政府净得2.2亿美元还偿金；出席美国国会演讲呼唤美国援华；商妥购买3亿美元黄金用于回笼法币维持财政。 1944年秋冬由于战争的摧残和消耗国统区整个经济呈现出败落景象。这时孔祥熙虽身在美国但对此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他执掌财柄11年除1936—1937年财政年盈余78oo万元外其余各年均有赤字。赤字财政的展趋向必然是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不能不使经济展受到严重限制。于是孔祥熙的政位受到了各方面的冲击。11月初他在国内反对声中由美电谕提出辞去财政部长职务并获照准。 1945年5月孔祥熙又辞去行政院院长职。7月辞去中央银行总裁职。7月29日由美返国继辞四联总处副主席职。1o月辞去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职。此后孔仅留中国银行董事长一职。1947年秋孔祥熙以陪侍宋霭龄看病为名赴美。1948年1月辞去中国银行董事长职。 195o年蒋介石在台湾“复职”后聘孔祥熙为“总统府”资政。孔在美居住15年后于1962年返台湾定居台北。1964年国民党任孔祥熙为中央评议委员。1966年孔赴美疗病。1967年8月16日病死美国终年87岁。 第十五章宋子文宋子文1894年12月4日（清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八）生于上海祖籍广东省文昌县（今海南省文昌县）。父亲宋嘉树是个牧师。宋子文早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预备班、大学班学习。1912年赴美留学入哈佛大学研修经济。1915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继往纽约国际银行工作并到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1917年回国受聘为汉冶萍公司上海办事处秘书旋调汉阳总公司会计处任科长。不久辞职转任联华银行总经理并创办大洲实业公司。 1923年2月应孙中山的邀请南下广州任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秘书。 4月起参与筹备中央银行任中央银行筹备员、副行长。1o月兼任两广盐务稽核所经理。1924年8月在广州任中央银行行长。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宋子文为孙中山遗嘱的证明者之一并参加治丧。 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广东省政府依照国民政府所颁布的《省政府组织法》改组。宋子文任广东省政府商务厅厅长兼中央银行行长、两广盐务稽核所经理及实业投资委员会委员。 同年8月2o日廖仲恺遇刺身亡。9月22日国民党中央任命宋子文为国民政府委员、财政部长兼广东省财政厅长还保留中央银行行长、广东省政府委员和商务厅长的职务。此后开始主持实施统一广东财政并整顿财政机构和组织的工作。 1926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宋子文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在国民党中央二届一次会议上又被推选为中央党部商业部长。宋根据大会通过的《关于财政决议案》制定了广东国民政府统一财政的计划签了广东省政府财政厅通电提出了核实军政各费确定预算案；实行统一财政无论何等部队不得截留；自高级机关以下及各军各部队彻底的财政公开并实行军需独立、金库独立。同时又采取了清理厘捐、整顿盐务、改革印花税、整理沙田耕地、设筹饷局、募集国内公债票和金库券等措施来整理国民政府财政。3月去广东省商务厅长职。6月又兼任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宋子文在主持广东国民政府财政工作期间在理财方面获得显著成效。1924年广东岁入只798.6万余元1925年达到万余元1926年全年收入猛增至万余元。如扣除公债库券和其他税外收入1925年税收净额为万余元其中上半年仅为4o9.8万余元下半年则增至122o万余元差不多增加了2倍；1926年又增加到了万余元1。这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以后的北伐提供了重要的经济保证。对此广东国民政府曾在1925年底为宋子文颁嘉奖令：“该部长任事未及三月收入较前锐增东南两路用兵军费赖以接济自非整理得宜成效曷克臻此。”11926年12月8日宋子文随国民政府北迁抵达武昌立即着手规划整理湖北财政。虽采取了颁布条例、整理币制、行金融公债与国库券、设中央银行汉口分行、整顿税收、征收田赋等一系列措施但没能收到预期效果。1吴景平：《宋子文评传》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8页。 1《国民政府公报》第19号1925年12月。 1927年1月宋子文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武汉分会成员并任湖北省政府委员、财政厅长及汉口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委员。3月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又被选为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国民政府预算委员会和外交委员会成员。会后奉派赴上海主持江浙两省财政统一工作。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动反革命政变宁汉对立宋子文蛰居上海对革命处于彷徨、动摇之中。7月15日汪精卫背叛革命后宋子文参与促使蒋汪合流的活动。1928年1月宋子文出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由于连年用兵军费支出不断增加。为增加收入、稳定财政、巩固国民党的统治地位宋子文于1928年6月邀集银行界、实业界的要人物与经济专家6o多人在上海举行全国经济会议提出裁兵减费确立预算制建立中央银行废除厘金等主张。指出了此次会议须加以讨论的问题：“（甲）金融。以我国枯竭纷乱之金融如何整理各省参差之币制如何统一滥币如何整理以巩固金融之根本。（乙）公债。全国内外债为数甚巨应如何维持其信用使此后建设经费可仰给于公债。（丙）税务。国家收入端恃税收应如何整理改革使有裨国库而不病商民。（丁）贸易。本归工商交通等部主管但关系税源应如何免除运输阻滞及劳资纠纷而提倡奖励。（戊）国用。应如何使各项用款用于实际并以消极的费用而用之于积极进行之事业。”1会议讨论了上述问题并作出了相应的提案。 为统一全国财政宋子文于同年7月召开全国财政会议。提出财政统一应包括规章、行政、用人、收支四个方面推行统一的方法主要是：“1.凡关于国税范围内之财政规章及用人行政概归财政部核定处理；其各省之中央税收未遵本部规章办理者应一律遵办；至各省任命中央征收人员有成绩者均由部加委以后归本部任免考核。2.中央税收一律迳解本部金库支出一律由本部支付命令饬金库照。”2此次会议共审查修正通过138个提案涉及关务、盐务、赋税、预算、币制、银行、公债诸方面。7月25日宋子文与美国驻华公使马克谟签订《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条约》规定：“历来中、美两国所订立有效之条约内所载关于在中国进出口货物之税率、存票、子口税并船钞等项之各条款应即撤销作废而应适用国家关税完全自主之原则。惟缔约各国对于上述及有关系之事项在彼此领土内享受之待遇应与其他国享受之待遇毫无区别。缔约各国不论以何借口在本国领土内不得向彼国人民所运输进出口之货物勒收关税或内地税或何项捐款过本国人民或其他国人民所完纳者或有所区别。如于民国十八年即西历1929年1月1日前经双方政府按照以下所规定业经批准以上之条款则于是日生效力否则随时按批准日起四月后生效力。”1这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次同外国达成的关税新约。从1928年11月至193o年5月宋子文又先后同德国、挪威、比利时、意大利、丹麦、葡萄牙、荷兰、英国、瑞典、法国、西班牙、日本等国缔结“友好通商条约”1《国闻周报》第5卷第25期。 2财政部：《统一财政案》（1928年7月）转引自吴景平《宋子文评传》第81页。1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628—629页。或新的“关税条约”。这些国家表面上承认中国有关税自主权但却都保留有享受最惠国待遇的条文。 与此同时宋子文对税收政策进行了改革将盐务稽核所纳入财政部提出统一收入、统一税率、整理场产、推广销运等四点改革盐税建议。在整理国内税务上先对卷烟、面粉征收统税。193o年12月布裁撤厘金通电宣布：“对于全国厘金及由厘金变名之统税、统捐、专税、货物税、铁路货捐、邮包税、落地税及正杂各税捐中含有厘金性质者又海关之五十里外常关税及其他内地常关税（陆路边境所征国境进出口税除外）、子口税、复进口税均应于本年12月31日止一律永远废除。”2同时开征棉纱、火柴、水泥统税以后又扩大到其他工业品从而确立了关税、盐税、统税占主要地位的税收制度。 1928年1o月宋子文主持制订《中央银行条例》。11月1日新的中央银行总行在上海设立宋子文自任总裁。中央银行是南京国民政府的国家银行享有行兑换券、铸造及行国币、经理国库、募集或经理国内外公债等特权。 自1928年1月起宋子文还同时兼任财政监理委员会、外交委员会、预算委员会、禁烟委员会、都建设委员会、黄河水利委员会、建设委员会、国防会议、国军编遣委员会的委员。 1929年3月宋子文在国民党三大上仍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3o年1月出任行政院副院长着手币制改革组建税警团。 1931年6月宋子文任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7月23日遇刺未中8月兼任救济水灾委员会委员、委员长9月兼任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11月兼任财政委员会委员并连任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12月15日蒋介石下野宋子文表示同蒋共进退于2o日辞去行政院副院长及财政部长等职。 1932年1月29日宋子文复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2月12日再兼任中央银行总裁。时值日军大举进攻上海淞沪抗战爆。宋子文多次同上海金融、实业界人士紧急磋商为十九路军筹措急需的军费并调税警团协同十九路军抗击日军。 同年8月汪精卫辞职出国宋子文代理行政院长全面负责外交内政重大事项。对当时日本策划的伪满当局截夺东北关税和盐税收入的东北海关事件他多次表声明揭露伪满傀儡政权的非法性质指出：“所谓‘满洲国’系一未得事实上存在之政体无管理领土之主权仅系一似云雾之政治团体全部为全权日顾问所操纵。”1主张把东北各海关移至关内各口办公。 1933年2月宋子文以行政院代院长身份视察北平、热河等地表示“吾人决不放弃东北吾人决不放弃热河纵令敌方占领我都亦决无人肯作城下之盟也”1。“如日军来攻则将举全国之力量以与其周旋”2。至于饷2《国闻周报》第7卷第5o期。 1《国闻周报》第9卷第25期。 14《国闻周报》第1o卷第8期。 2《大公报》1933年2月14日。 款“子文必定筹划接洽诸君安心拼命去杀贼好了”3。视察期间他还多次呼吁各地、各界“化除成见团结一致努力抗日”。43月1日宋子文布《废两改元令》规定上海市面通用银两与银本位币换算率为银元7.15钱合1元并于3月1o日起在上海施行。从1o日起上海各行各业的交易往来一律改用银币计算各种行市也改标银元单位。这在客观上起了统一货币的作用。 1933年3月17日宋子文因汪精卫回国声明停止代理行政院长职务。4月5日免去中央银行总裁职。18日以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的身份率团出访美、英、法、德、意、比和瑞士等国出席美国总统罗斯福起的华盛顿经济讨论会与在伦敦召开的世界经济会议。访美期间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表了联合声明声明表明了美国政府对日本武装入侵中国的不安与不满。宋子文此次访美还同美国金融复兴公司董事长琼斯签订了5ooo万美元的信贷合同即所谓棉麦借款。在访欧过程中宋子文向各国揭露了日本侵华的真相表明了中国的态度呼吁各国警惕日本的扩张野心。在伦敦世界经济会议上宋子文阐述了中国希望同西方各国扩大经济关系的方针宣称中国一面巩固政治与经济独立一面将为西方资本与工商业提供有利的展范围。表示中国准备通过增进国际合作的方法来达到提高生活、展经济、开拓资源的目标中国欢迎西方资本与技能并且不会实行关税壁垒。这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来次正式提出向西方资本、技术、商品全面开放的主张。此次访欧还争取到国际联盟对华的技术援助。出访途中两次经日本横滨、神户宋子文均不登岸不会见日本记者并拒绝邀请访日这在客观上振奋了国内主张对日强硬的舆论。 1933年1o月28日宋子文宣布辞去行政院副院长和财政部长职只保留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一职同时被选为国民政府委员。宋子文虽离开了国民党的权力中心但仍从事有关金融方面的活动介入了一些重大事件对国民政府的某些政策还起着一定的作用。 1934年4、5月间宋子文以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的身份考察了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四省根据考察结果制订了建设西北计划。5月31日宋在上海起成立中国建设银公司以引入外国资本作为其重要目标。宣称公司纯属私人合资的股份公司专以沟通中国和国际间之投资与建设诸事业之金融机关。1从1934年12月至1935年9月间宋子文以国民政府代表身份多次与英国驻华公使贾德干、英国驻上海总领事白利南、商务参赞乔治、汇丰银行上海经理亨奇曼等进行会谈希望英国能对华贷款2ooo万英镑帮助中国摆脱财政金融困境实行币制改革。当英国顾问李滋罗斯来华后宋又同他就币制改革和英国贷款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1935年4月宋出任中国银行董事长。11月3日深夜宋子文直接参与谋划的“币制改革”出台。规定：自“11月4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所行之钞票定为法币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违者全数没收以防白银之偷漏”1。“币制改革”使货币从原来分散行改为统一行3《大公报》1933年2月18日。 1《申报》1934年4月15日。 1《银行周报》第19卷第43期。 行权也集中到中央政府特定的银行手里。同时还规定除工业艺术等原料用银古币、稀币或有关文化之银质古物及银质器具装饰品外凡持有银币、生银、银锭、银块及其他银类的银钱行号商店及一切团体个人一律应于11月4日起三个月内换取法币。币制改革加强了国家垄断资本对金融业的控制。 1935年底宋子文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和宋庆龄商议派其圣约翰大学的校友、上海圣彼得教堂牧师董健吾到陕北同中共中央联系直接向中共中央传递国民党愿意谈判的信息。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致函宋子文：“十年分袂国事全非救亡图存惟有复归于联合战线。前次董健吾兄来托致鄙意不知已达左右否？弟等频年三呼吁希望南京当局改变其对外对内方针目前虽有若干端倪然大端仍旧不变甚难于真正之联合抗日。先生邦国闻人时有抗日绪论甚佩甚佩！深望竿头更进起为倡排斥卖国贼汉奸恢复贵党一九二七年以前孙中山先生之革命精神实行联俄联共农工三大政策则非惟救国亦以自救。寇深祸亟情切嘤鸣风雨同舟愿闻明教。”2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蒋介石被扣在西安。14日宋子文在上海中国银行对记者表谈话：“蒋院长在西安绝对安全本人以为西安事变乃系国家最不幸之事目前急需用有效方法于最短期内解决盖全世界之目光刻正集中于中国也。本人与蒋院长公私之关系及与张学良多年之友谊均为人所共知在特殊关系之中如有任何可能解决之办法本人极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尽最大之努力。至于采取何种方法须待政府决定本人是否有赴西安一行之必要亦待命于政府。”12o日宋子文以“私人资格”飞赴西安了解了张学良、杨虎城与中共中央三方面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目睹了蒋介石十分安全决定迅回南京汇报。22日再赴西安并代表蒋介石与张学良、杨虎城及周恩来谈判达成停止内战的协议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奠定了基础。25日陪同蒋介石、宋美龄离开西安回南京。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宋子文以中国银行董事长、中央银行常务理事的特殊身份联合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于7月27日在上海合组四行联合“贴放委员会”联合办理战时贴现和放款事宜以救济银行、工商各业。八一三后又策划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在上海成立“四行联合办事处”以加强国家银行的联系和协调集中资力协助政府应付危局。以后这个机构成为战时金融和财政政策的最高决策机构。8月24日任救国公债劝募总会会长主持5亿元救国公债的劝募工作。 1938年6月参加宋庆龄起组织的保卫中国同盟出任保卫中国同盟的会长。但在1941年5月宋子文因《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刊登揭露国民党顽固派袭击新四军、制造皖南事变、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文章宣布退出同盟。 194o年6月宋子文以蒋介石“私人代表”的身份出使美国寻求援助。 194o年1o月22日签署了25oo万美元的《中美钨砂借款合约》。1941年2月4日签署了5ooo万美元的《中美金属借款合约》。同年4月1日在华盛2《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5页。 ------------ 14 1《中央日报》1936年12月15日。q i s u w a n g . c o m [奇 书 网] 顿又与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签署了5ooo万美元的《中美平准基金协定》同英国签署了5oo万英镑的《中英平准基金协定》。5月6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宣布《租借法案》同样适用于中国至此宋子文又成为国民政府与美国洽商决定及接受租借法案项下军火装备事宜的中方全权代表。1941年获得租借物资25oo多万美元。11941年12月23日宋子文任外交部长但仍长驻美国。1942年1月1日代表中国政府签署《联合国家共同宣言》。根据这个宣言的精神3月21日从美国获得了5亿美元的借款。6月2日宋子文又同美国国务卿赫尔签订了《中美抵抗侵略互助协定》又称《中美租借协定》规定双方在抗战期间互相供应防卫用品、防卫兵力及防卫情报。据此协定重庆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从美国获得8.4574822o88亿美元物资除2ooo万美元须偿还外其余一概作为无偿赠予2。除上述活动外宋还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相邱吉尔商谈中国战区的有关问题。 1942年1o月美、英两国政府在中国政府的要求下经过磋商声明放弃在华特权。宋子文就此主持了与美、英订立新约的谈判。1943年1月11日中美签署了《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及换文中英签署了《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及换文。这两个条约除个别地方不同外其内容基本相同。新约及换文至少在法理上取消了美英在华的租界及使馆区的特权、内地驻兵权、军舰自由驶入权、领事裁判权、通商口岸权、沿海贸易及内河航行权、外籍引入权和海关雇用官员权等。关于收回香港主权问题因英国政府阻挠没有解决。此后中国又先后与比利时、挪威、加拿大、瑞典、荷兰、法国、瑞士、丹麦、葡萄牙等签订了类似的新约。 1943年末至1944年6月作为外交部长的宋子文因与蒋介石等人的矛盾而闭门谢客不公开露面。直到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他才重新出山。 1944年12月宋子文任行政院代院长兼外交部长。1945年4月7日宋子文率领有顾维钧、魏道明、王宠惠、胡适、董必武、吴贻芳、李璜、张君劢、胡霖等人组成的中国代表团离重庆赴美国旧金山出席25日召开的联合国宪章制宪会议并参与联合国的筹建工作。宋子文为联合国会议四主席之一为指导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及程序委员会成员。 在1945年5月21日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宋子文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不久在国民党六届一中全会上又被推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行政院院长。 1945年7、8月间宋子文率中国政府代表团两度赴莫斯科同斯大林、莫洛托夫等人就美、英、苏达成的《雅尔塔秘密协定》的实施方案进行谈判中国政府被迫接受《雅尔塔秘密协定》的条件。 日本投降后宋子文主持接收敌伪物资的工作。1945年1o月下旬成立行政院收复区全国性事业接收委员会为专门的接收机构。确定对敌伪产业处理办法是：原属本国、盟国或友邦人民所有者查明还；原属华人与日伪1［美］杨格：《中国和援助之手1937—1945年》第147页。转引自吴景平《宋子文评传》第351页。 2《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1o69页。合办者收归政府所有惟被强迫合办者查明另行处理；原为日侨所有或日伪出资收购者收归政府所有并移转资源委员会、纺织业管理委员会、粮食部接办不在上述三单位范围和规模较小者以公平价格出售1。整个接收工作到1946年夏基本结束。此次接收的敌伪产业共值战前法币23.o2亿元其中工矿业资产值11.46亿元2。国家垄断资本因接收巨额的敌伪产业而高度膨胀起来。 1946年1月宋子文获国民政府的“忠勤勋章”。3月宋子文为挽救法币信誉维持法币币值实行开放外汇市场、低价供应外汇、鼓励自由进口、扩大信贷政策造成抢购黄金外汇风潮促使原来的通货膨胀更为激烈。1946年夏全面内战爆。宋子文为支持蒋介石的内战政策想尽办法筹集军费。从1946年3至8月在宋子文直接过问下国民政府同美国进出口银行达成5笔、总金额为624o万美元的借款合同。8月3o日宋子文同美国国外清理局局长麦克勒在上海签订剩余物资购买合同。据此美国把战时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剩余物资和设备全部售予中国其中包括5亿美元可移动的物资和84oo万美元的固定设备。11947年3月1日宋子文辞去行政院长职。不久又被免去了行政院绥靖区政务委员会主任中、中、交、农四银行联合办事处理事会副主席等职务。在3月24日的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中执委常委改选中落选。 1947年4月宋子文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9月在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9月18日宋在国民党中执委常委会上书面报告献出他在中国建设银行的全部股权约合法币5ooo亿元。2o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通过宋子文为广东省政府委员兼主席的任命案。1o月1日宋到广州就职。11月兼任国民政府主席广州行辕主任、广东军管区司令。1948年8月又兼任广州绥靖公署主任和广东区经济管制督导员。 宋子文在广东主政期间力图把华南变成反共基地采取了某些“整理保警”、“强化兵役”的措施声称国民党除了彻底投降外唯一的选择就是：“无论何时只要有可能就要同共产党继续战斗下去”2。 1949年1月21日也就是蒋介石宣布“引退”的同一天宋子文辞去了广东省政府委员、省主席及广州绥靖公署主任职。24日偕妻子张乐怡蛰居于香港但仍与蒋介石保持着密切联系。3月宋又专赴广州监督验收到货的美国军械（他任内所订购）并为反共武装的招募、训练和部署出谋划策。4月又受蒋介石的委托视察台湾以便从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拟订出顽抗方案。5月16日宋子文离香港飞赴法国。同年6月赴美国安居。宋子文是中共中央宣布的战犯之一。蒋介石退守台湾以后宋拒赴台湾长期住在美国纽约做石油股票、农矿产品期货和新技术的交易。1963年2月曾到台湾探亲一次。1971年4月25日宋子文在旧金山一个朋友家里进晚餐因食物进入气管导致心力衰竭而猝然去世终年77岁。 1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展史》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o9、6o5页。2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展史》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o9、6o5页。1《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第1421—1425页。 2《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8年第7卷第55o页转引自吴景平《宋子文评传》第518页。第十六章张群张群字岳军1889年5月9日（清光绪十五年四月初十）生于四川省华阳县。父张汉霞字星亭母姚氏。张群幼年曾在家乡念私塾学的是一些儒家典籍。后其父升官全家迁至成都张群有机会接触到一些新知识、新思想阅读了一些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刊物。 19o6年张群决意投笔从戎他携带其父给的6o块银元作为旅费北上参加保定陆军学校的考试并被录取。在校一年多旋于19o8年考取赴日留学生进入日本军部办的一所陆军士官学校——振武学校学习。此时张群与同在该校学习的蒋介石相识。据张群后来回忆“本来准备学步兵的可是与蒋先生一见如故于是不学步兵而学炮兵以期与蒋先生朝夕相处共同切磨”1。在东京张群与蒋介石一起加入了同盟会。在完成了振武学校预备课程后张群与蒋介石到日本新潟高田的陆军第十三师团第十九联队见习。 1911年1o月武昌起义爆。在日本各见习营的中国士官生纷纷离开日本回国。张群与蒋介石偷渡回上海立即参加了陈其美领导的上海起义。起义成功后于11月4日组成了都督府陈其美被推举为都督黄郛为参谋长张群任军务处军械科长。后张群在黄郛任师长的第二十三师任团参谋团长为蒋介石。1912年春张群升任营长。这一时期张群与蒋介石、黄郛关系甚密并结拜为兄弟。 1912年1o月张群在上海与马育英结婚。马与张群同岁江苏昆山人毕业于上海圣玛利亚女校。两人生有二子二女长女幼时夭折存二子一女长子名继正次子名继忠次女名亚兰。 辛亥革命后张群与蒋介石、汪精卫等人希望到国外去留学继续读书深造。在北京政府稽勋局局长冯自由的支持下张群在婚后不久携夫人北上天津准备由陆路前往英国。但是此时国内的局势生了变化国民党在1912年12月至1913年初举行的第一次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这对袁世凯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为了打压国民党袁世凯派出杀手南下准备刺杀国民党要人。在天津的黄郛得知这一情况担心在上海的陈其美的安全遂遣张群于3月初由天津前往上海报告。之后张群转往南京准备搭乘津浦铁路返回天津时听到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于3月2o日在上海车站遇刺的消息。 宋教仁遇刺身亡使国内舆论大哗。孙中山由日本返国认为“非去袁不可”力主兴师讨袁。“二次革命”于7月动。张群在陈其美催促下放弃去英国的计划返回上海参加“二次革命”任上海讨袁军副团长（总司令是陈其美团长是蒋介石）。不久“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大肆搜捕国民党人张群携夫人和其他国民党人亡命日本。这时恰巧日本政府宣布保留辛亥年在日本联队的士官生的学籍张群于1914年再度入日本士官学校读书翌年毕业。因为国内袁世凯正阴谋复辟帝制回国不大可能加上日本提出对华二十一条的无理要求迫使袁世凯接受使中国人在日本生活有不安全感所以张群应友人之邀到南洋荷属东印度（今印尼）的爪哇在府巴达维亚（batavia印尼独立后改名为雅加达jakarta）的中华学校1《张群先生话往事》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4页。 教书暂避风头。 1915年12月袁世凯推翻共和复辟帝制宣布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年号“洪宪”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奋起反袁动护国运动。12月25日蔡锷、李烈钧等在云南起义讨袁。张群此时响应护国运动从爪哇回国投身反袁曾任国民党浙军参谋官。 1917年段祺瑞任国务总理通过“西原借款”等善后大借款大肆出卖主权遭到国人谴责。张群积极参与反对段祺瑞借款的活动。他代表上海的两家报社《中华新报》和《民国日报》参加上海新闻记者访日团到日本进行反对借款的活动。张群凭借曾在日本军校读过书、与日本军方人士有过接触的条件与当时的日本参谋部次官、中将田中义一进行了交谈。张群问田中日本为什么要帮助段祺瑞？田中回答说北京政府是中国的中央政府而段祺瑞是中央政府的总理因为“中日亲善”段现在没有钱没有力量而中国要参加欧战必须增强实力所以要支持他借款给他。张群对此不以为然他说：你们这不是看错人吗！中国和日本不一样。中国军阀的派系多互相混战如果这一派的势力增强了使他有了凭借正足以挑起他的野心引起更多的内战使中国内战不休更贫更弱这哪里算是帮助中国呢？1张群与田中的谈话不欢而散。西原借款最终签订。张群回国后在《中华新报》上表文章《中日亲善的疑云》批评日本的对华政策。 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陆海军大元帅组织护法军政府。作为国民党员的张群到广州在大元帅府任参军。翌年4月在政学会的策划下桂滇军阀操纵国会非常会议改大元帅领制为总裁会议制孙中山坚决反对并愤而辞职离开广州前往上海。张群则继续留在广州于8月间被任命为军政府政务厅的副官长。192o年受命前去四川调解四川督军熊克武和省长杨庶堪的不和后留下任四川警务处长兼成都警察厅长。1921年西南军阀纠纷再起张群调处失败遂离川赴上海闲居一年有余。1924年初黄埔军校成立蒋介石写信叫张群前去广东他借故推托。这时期张群的好友黄郛深得北洋政府徐世昌的信任于是张群前往北京和黄郛在北洋政府中共事。1924年1o月北京政变后由于黄郛的关系张群投身冯玉祥的国民军来到在河南的国民军第二军胡景翼那里。不久任河南警务处长兼警备司令以及开封警察厅长。这段时间张群和在广东的蒋介石经常保持联系。1925年应蒋介石之约张群离开河南到广东参加北伐从此开始与蒋共事成为蒋的一位重要谋臣。1926年11月国民革命军进入江西张群成为南昌司令部的总参议。 1927年4月蒋介石动四一二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张群在上海积极协助蒋。他和新任上海市长黄郛密切合作通过政治交易为蒋介石获取工商界的支持。8月13日蒋介石宣布下野不久到日本考察军事和外交张群作为翻译官陪同前往。蒋在日本会见了田中义一等政界军界要人。田中在言谈中表露出阻挠国民革命军北伐之意。1928年1月蒋介石通电宣告复职。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后蒋集国民党军政大权于一身继续进行北伐。张群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外交事务委员会委员同时兼陆军部政务次长、上海兵工厂厂长和同济大学校长。 北伐军进军山东触及日本在山东的利益。为避免出现直接的冲突张1《张群先生话往事》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22页。 群负命前往日本与日本政府进行交涉。5月4日张群抵达东京时才知道在前一天生了济南惨案日军肆意屠杀中国军民。5月5日张群会见日本相田中义一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纷争。稍后日方决定派参谋本部第二部长松井石根作为谈判代表前往济南。张群迅即回国13日抵上海。蒋介石决定张群作为中方代表与松井交涉所采取的方针是“尽量容忍使完成北伐统一为第一要务”1。张群与松井在济南南边的党家庄会谈几番交涉无有进展。日军仍驻留济南国民党军妥协退让绕道北上。 1928年6月北伐结束。此后张群再次衔命赴日。他在与田中义一会见时表示蒋介石即将就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希望日本在东北问题上保持友好态度对中国的统一事业不加阻难。12月东北易帜国民政府实现表面上的统一。次年3月张群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不久接替黄郛任上海特别市市长至1931年。任内在上海市区设施建设上有所建树。这期间在国民党军阀大混战中张群始终协助蒋介石对付各路反蒋势力以巩固其地位。193o年5月爆中原大战冯（玉祥）阎（锡山）联手反蒋蒋地位危急。而张学良坐镇东北静观局势的变化。蒋介石为拉拢张学良派张群和吴铁城前往东北游说张学良。张决意倒向蒋9月18日出拥蒋通电随即派兵入关。蒋介石最终在中原大战中取胜进而巩固了他的统治地位。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使日寇占领了东三省。全国人民群情激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要求国民党政府进行抵抗在全国掀起了空前规模的反日浪潮。张群此时赞成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认为中国正处于贫弱和内战的境地无力单独抗击日本。张群的言行引起上海抗日救国团体的不满指责张群是亲日派因此他辞去了上海市市长一职。是年冬张群到武汉任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党政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政务指导委员会常务委员主持武汉行营政治处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鄂豫皖根据地进行多次“围剿”。 日寇侵占东三省后又把矛头指向华北。1933年初日军先后攻占山海关和承德并向长城各口进犯平津危急。国民党政府一心“剿共”对日寇的进攻采取妥协的政策。5月3日国民党政府明令设立行政院政务整理委员会任命亲日派黄郛为委员长北上负责对日交涉停战。张群为协助黄郛与之一同前往北平。22日黄郛与日本驻北平武官永津达成《停战案概要备忘录》。5月31日在蒋、汪的同意下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指派熊斌与日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 从1933年中到1935年底张群任湖北省政府主席。这期间为稳定华中他在湖北推行了以下几项工作：赈灾、调整税率、促进地方工业、平衡财政收支、提高行政效率、选拔县长、召集省参议会等。 1935年11月12至23日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举行。此时国难日重国民党内外要求“立息内争”的呼声高涨。蒋介石在会上表对外关系演讲声称“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也不轻言牺牲”；“以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这表明国民党的对日外交开始生某些变化。大会以后国民政府行政院于12月16日改组蒋介石接替汪精卫任行政院长张群出任外交部长。从此至1937年12月25日张群任外交部长职1张群：《我与日本七十年》台北中日关系研究会1983年版第42页。一年两个月又十天。 张群此时担任外交部长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利用他与日本的渊源“希望透过各种公私的关系来缓和中日间的紧张局势使政府能有力量先把国内的问题料理清楚这也是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1。就任的第三天张群就外交方针表谈话指出：“中日两国处于今日之情势若不谋国交之彻底调整不独为两国本身之不利即东亚和平亦将受其影响。故本人受任以来即具有充分决心主张由外交途径调整中日关系。”“所谓调整以地言不限一隅以事言不限一事以时言非为目前之苟安而为双方万世子孙谋永久之共同生存。”张群表示：“深望双方负责当局就大处远处着想各用最大之努力树立善意的谅解祛除敌意的祸根尤须相互明了其立场与困难迅经由正当途径开诚协议。”1本着这一方针张群一改前任汪精卫“不与日本直接交涉”的外交政策主动与日方谈判以求中日关系的全面调整。在任期间张群先后与日本三任驻华大使有吉明、有田八郎、川越茂进行谈判采取强硬态度竭力与日方周旋。 中日外交谈判先涉及的一是华北问题二是如何看待“广田三原则” 问题。1935年12月2o日张群与有吉进行第一次会谈。张群表示“愿以最大努力经由外交途径采用正常办法商谈中日间整个关系之调整”。同时提醒对方特别注意“在进行商讨解决中日双方问题时日方在华北一切行动务须停止”。有吉提出要国民政府授权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就地解决中日问题之全权”张群当即拒绝。关于“广田三原则”有吉表示蒋介石已于上月2o日表示无条件的赞同2问张群意见如何。张群答道：“蒋委员长之言赞成系赞成三原则之商讨；无对案者系因三原则无具体意见无从提出对案绝非无条件的赞成三原则乃希望贵方提出更具体之意见以便商讨之意。”此后张群又特命外交部言人表声明否认所谓蒋介石无条件赞成三原则的说法。 1936年2月7日日本召回有吉明改派有田八郎为驻华大使。从3月16至19日张群与有田在南京举行4次会谈。16日第一次会谈历时三小时。张群主张从东北问题谈起有田谓尚非其时。张群又称至少须先消灭妨碍冀察内蒙行政完整的状态。这次会谈没有结果。17日的第二次会谈有田提出“广田三原则”张群表示不赞同以广田三原则作为调整中日关系的基础并声明整个的立场和见解。18日的会谈有田说明了日本的立场和见解。19日举行最后一次会谈后表共同声明谓双方见解未能全部一致。张群与有田4次会谈虽无结果但气氛改善了许多。中日间的紧张情势也较前有所缓和。据张群的外交报告称：“经此四次谈话之后形式上虽无结果可言而有田对于我方实际情形确有进一步的了解。所以当他回国就任外相之后在议会演说外交方针已一改从前的口吻对广田三原则亦有不拘泥形式之说对华北地方问题所持态度也和以前不同。”1有田在华任期不足一个1《张群先生话往事》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26页。 1《张群先生话往事》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75—76页。 2蒋介石在会见有吉时说：予对三原则全然同意无何等对案甚望及早商讨具体实施办法。又称：但广田三原则与华北关系密切如华北生事故三原则中之一、二两项自皆无由商谈及实行。转引自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台北综合周刊社出版第224页。 1《中国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张群委员外交报告》（1936年7月1o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月3月24日广田内阁组成有田任外相。随后日本任命其驻天津总领事川越茂为驻华大使6月下旬川越来华。 在有田离华、川越尚未到任期间日本加强在华北的驻军日军在天津人数由2ooo多人骤增至8ooo多人。北平已处于日军威胁之下。国民政府外交部几经交涉均无结果。之后生成都事件和北海事件。在此背景下张群与川越于9月15日举行第一次会谈至12月3日共会谈8次。第一次会谈开始张群主张先谈蓉案（成都事件）不与调整问题混为一谈。但川越认为蓉案不难解决若仅解决蓉案仍不能缓和日方空气须先解决若干政治问题始可商谈蓉案。日方遂提出如下要求：允许日本在长江驻兵；修改教科书删除排日思想；华北五省自治；中日经济交流。张群予以拒绝。然而日本并不罢休9月23日在第三次会谈中川越又强硬地提出极苛刻的7项要求：（1）取缔排日问题；（2）华北问题；（3）共同防共问题；（4）减低入口税问题；（5）上海至福冈间通航问题；（6）聘用日籍顾问问题；（7）取缔朝鲜人问题。张群在与蒋介石商议后断然拒绝日本的无理要求并逐项予以批驳。此后张群与川越竭力周旋谈判几濒破裂。11月绥远战事生谈判停止。 张群与日方谈判坚持强硬态度改变了以往妥协、退让的对日政策这在国民党政府对外交往中是罕见的。张群为抵制日本侵略所作的外交努力应予肯定。 西安事变生后张群被攻击为亲日派。1937年2月25日张群向蒋介石提出辞呈。3月3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王宠惠继任外交部长张群改任中政会秘书长兼外交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 抗战开始后张群于8月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秘书长。12月日军进攻南京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进行调停张群以中国代表的身份参加谈判。国民政府迁往重庆后行政院于1938年1月进行改组张群任行政院副院长。同月四川省主席刘湘去世国民政府准备以张群为四川省主席因四川军阀反对未果。1939年1月国防最高委员会成立张群任秘书长。194o年11月接任四川省主席兼成都行辕主任直至抗战胜利为民国时期任四川省主席时间最长者。 1945年8月国共两党在重庆举行谈判。张群与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作为国民党代表和周恩来、王若飞进行了谈判。经过4o天会谈1o月1o日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张群在协定上签了字。12月底国民党接受中共就无条件停止内战举行商谈的提议派张群、邵力子、王世杰与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进行商谈翌年1月5日双方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办法的协议》。1o日张群又与周恩来签署了《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并向各自所属部队布停战令。 根据停战协议1月7日正式组成三人小组张群作为国民党方面代表参加小组（中共方面代表周恩来美方代表马歇尔）。1o日张群与周恩来又签署了《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成立了在三人小组领导下的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同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张群为国民党8名代表之一。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停战协议和政协决议均遭践踏。6月26日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出版第663页。国民党军队进攻中原解放区全国内战开始。 此时张群为医治耳后肿瘤赴美国诊治。在美期间与美国政府官员进行了接触。回国途中在日本停留三日。 1947年4月国民党在召集“制宪国大”后改组政府18日公布了国民政府委员和五院院长名单张群任行政院长。在任期间张群政治上积极贯彻蒋介石“戡乱建国”方针网罗一些小党派推行所谓民主政治。经济上实行控制物价、稳定币制、整理税则和鼓励生产等措施。进入1948年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个战场上展开更大规模的战略进攻国民党统治岌岌可危。为挽救危机欺骗世人国民党于3月29日至5月1日召开“行宪国大”中心议题是选举正副总统。会间蒋介石表示无意竞选总统实则嫌总统权力受到限制。张群明了蒋的用意遂串联各方人士提出一项“赋予总统以紧急处置权”的建议并得到国民党中常会的通过。由此蒋介石接受提名并当选总统。5月张群辞去行政院长职务改任总统府资政。 1948年8月21日至9月13日张群携夫人赴日访问。其间在东京与麦克阿瑟进行了4次会晤内容涉及战后日本政治走向、东亚局势和中国内战的形势等。张群还走访日本各主要城市与日本各界要人物见面大致了解了战后日本的基本情况。回国后他在广播电台表题为《日本观感》的讲话介绍了战后日本的情况。他表示：“日本大多数人民业已在战争经验中觉悟到好战精神的无效日本人民业已在占领时期尝到了自由的滋味中央权力业已分散削弱全能政治无从再度抬头。”“我们应该抛弃消极的无益的猜疑恐惧和批评指摘。我们应该对日本采取积极的态度建立积极的对日政策。”1从日本回国后张群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1949年初国民党统治已日薄西山。在国共和谈之前张群曾被提名为和谈代表但因中国共产党公布的战犯名单中包括张群在内故未能成为和谈代表。1949年春张群飞赴重庆任重庆绥靖公署主任后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策划在西南建立反共基地以挽危局。11月3o日重庆解放蒋介石逃往成都。12月8日张群携蒋命飞赴昆明劝说云南省主席卢汉反共到底。当晚卢汉将张群等人扣下并于次日表通电起义。1o日蒋介石离开成都飞往台湾。此时国民党飞机在昆明上空盘旋要求卢汉释放张群等人。11日张群获释并乘环球航空公司的飞机飞赴香港中途遇雨转飞越南海防而后抵达香港。21日乘船到台湾。 张群到台湾后蒋介石委以“总统府”资政。195o年初任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委员同年又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翌年兼任“行政院”设计委员会委员。张群还被推为国民党中央直属党部第一小组组长。由于张群与日本的密切关系他继续充当蒋介石的对日政策顾问并多次访问日本。1952年8月张群在台湾主持成立所谓“中日文化经济协会”。之后赴日访问洽商台湾与日本的合作问题。1954年5月蒋介石任命张群为“总统府”秘书长协助蒋处理台湾内外事务。9月张群访日与日本商谈开基金计划并与日本相岸信介表联合声明。1963年5月和1964年8月张群又两次访日鼓吹“中日全面合作共同积极反共”。他与日本的极右势力联系紧密极力拉拢日本政界人士如岸信介、吉田茂等人1张群：《我与日本七十年》台北中日关系研究会1983年版第119页。以改善和加强日台关系阻挠日本与新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1964年8月他还访问了韩国与当时的总统朴正熙举行了会谈。汉城大学授予他名誉法学博士学位。1965年12月张群作为“特使”赴梵蒂冈出席天主教教廷大公会议闭幕典礼。之后又访问欧、亚14国27个城市为台湾在国际上争取生存空间而积极活动。 1972年5月张群向蒋介石提出依例自退蒋仍命其为“总统府”资政。1974年7月6日张群妻马育英因心脏病不治在台北去世终年86岁。1975年4月5日蒋介石病逝张群表示“痛苦的心情是不能以语言文字所能形容的”。1979年5月9日国民党中央在台北授予张群中山奖章蒋经国宣读功绩词并亲自为张群佩戴中山奖章。 张群晚年精神矍铄擅长养生之道其所著《谈修养》一书在台湾印行了9版。该书有养身、养心、养量、养气等章。 张群一生与日本有很深的瓜葛。晚年他著有《我与日本七十年》一书全面详尽地叙述了他在各个历史时期与日本交往的经历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199o年12月14日上午张群在台北病逝终年1o1岁。张群去世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于15日去唁电表示哀悼。 第十七章何应钦何应钦字敬之。189o年4月2日（清光绪十六年闰二月十三日）生于贵州兴义县泥凼村（今贵州省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泥凼区泥凼乡风波湾）。祖籍江西临川清咸丰初年移居兴义。祖上为兴义“八大富户之一”。其父何其敏字明论业商。母史氏出身“邑之望族”。何应钦共有五弟兄六姊妹。同胞五弟兄依次为应祯、应禄、应钦、辑五（应瑞）、应炳（纵炎）。 何应钦7岁入乡塾后入贵阳陆军小学。19o9年春被保送入武昌陆军第三中学。同年秋应陆军部考选留日学生以第一名应选。191o年东渡日本入东京振武学校第11期。时蒋介石亦在该校学习比何应钦高一期。同年加入同盟会。 1911年武昌起义爆后何应钦回国参加革命。1912年在陈英士沪军都督府任训练科一等科员后在江苏陆军七师一旅三团任连长、营长。孙中山动二次革命时参加讨袁。1913年重赴日本继续学业。是年秋正式进入日本士官学校27期步科学习1916年毕业回国任黔军第一师四团团长兼讲武学校学生营营长。次年4月与贵州督军刘显世之外甥女、王伯群（文选）、王文华之胞妹王文湘在贵阳结婚。7月任贵州陆军讲武学校校长兼黔军援川支队参谋长。11月就任黔军第五团团长。1918年创办少年贵州会任主任理事。 192o年1月何应钦就任贵州步骑炮工兵学校校长后任全省警务处处长兼省警察旅旅长、贵阳警备司令兼靖国联军黔军第五混成旅旅长。1921年3月16日王文华在沪被刺身亡卢焘就任黔军总司令何兼参谋长。12月何应钦被黔军第二混成旅旅长谷正伦及警卫团团长排挤辞去本兼各职离黔去滇。在昆明何被刺受伤。1923年秋恢复健康。 1924年2月何应钦由沪赴穗。时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由蒋引荐何晋见孙中山被派为大本营军事参议协助蒋介石筹办建校事宜。5月被任为军校总教官。1o月参与平定广州商团暴乱被任命为军校教导团团长、代理军校教练部主任。1925年2月何应钦率教导第一团参加第一次东征先后攻占东莞、平湖、淡水。3月13日与陈炯明部林虎军万余人激战于棉湖取得胜利史称“棉湖之役”。4月13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议决：以军校教导团成立党军。何应钦兼任党军第一旅旅长。5至6月东征军回师广州平定了杨（希闵）、刘（震寰）叛乱。6月党军扩充何应钦升任党军第一师师长。7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成立汪精卫兼任主席何应钦等为委员。8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9月至年底率部参加第二次东征。东征军总指挥为蒋介石何任第一纵队纵队长。1o月14日攻占陈炯明的老巢惠州。之后占海丰克河婆收复潮汕。 1926年1月何应钦在国民党二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并就任第一军军长职。3月的中山舰事件5月的《整理党务决议案》何都参与预谋。中山舰事件后兼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教育长。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何奉命防守潮梅地区任潮梅警备司令。9月17日率军北进。1o月1o日攻克永定。16日蒋介石任何应钦为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总指挥以进取闽、浙。11月8日克漳州。12月占福州闽局底定何率部兼程入浙。 1927年1月国民革命军决定肃清长江下游的作战方略将作战部队划分为东路军、中央军、西路军三路并进。何应钦为东路军总指挥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1月28日离闽赴浙。3月北伐军第二、六军攻克南京。3月25日何应钦率第四纵队进驻南京。蒋介石以总司令的名义将革命军的二、六军调到长江以北作战只允许第六军留3个团在南京维持治安。4月9日何应钦为配合蒋介石动反革命政变当夜在南京解除了第六军政治部主任林祖涵率领留驻南京的3个团的武装并下令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者。12日蒋介石在上海动反革命政变。18日蒋介石等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8月13日蒋介石由于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宣布下野。由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3人把持军政大权。25日夜孙传芳部突由望江亭、划子口、大河口三处向乌龙山、栖霞山及龙潭一带的蒋桂军进攻。至31日在李宗仁、白崇禧的配合下何应钦赴前线指挥所部歼灭孙军6万余人史称“龙潭战役”。是月宁汉沪三方合流成立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改组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何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及主席团成员并专任第一路军总指挥。1o月军事委员会决定西征北伐双管齐下。何部第一路军及白崇禧部第二路军担任北伐沿津浦路北进。11月连克蚌埠、宿迁等地。12月7日何赴津浦前线指挥各军会攻徐州。16日攻克徐州。2o日何在徐州与鹿钟麟、刘峙、顾祝同等一起电请蒋介石复职。 1928年1月4日蒋介石正式复职。2月9日蒋介石赴徐州改编第一路军为第一集团军蒋介石兼总司令。撤何应钦第一路军总指挥职。22日任命何为北伐军总司令部参谋长留守南京。4月蒋介石二次北伐。6月北伐军进入北京。1o月何任国民政府委员。11月任训练总监。1929年1月蒋介石、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在南京召开编遣会议何应钦在会上作报告。2月3日在中央广播电台讲演《国军编遣实施之意义》何说“要挽救国家的危亡”“要实现真正的统一”“要根本消灭内战”“要充实国防力量”都“不能不编遣军队”。这是“救国建国的先决问题”1。15日就任中央编遣主任。何提出的充分体现蒋介石旨意的强调“统一”、“集中”的编遣方案遭到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的反对。3月蒋桂战争爆何应钦任讨逆军总参谋长。4月桂系失败。5月何任武汉行营主任负责整顿两湖党务及改编桂系残部。1o月阎锡山、冯玉祥为总、副司令由潼关出兵讨蒋。11月12日何赴太原收买阎反冯。并坐镇开封指挥蒋军击败冯军。是月张奎与驻广西的桂军联合反蒋何任广州行营主任赴粤主持指挥讨伐张桂联军。12月19日张桂联军失败。2o日何返抵南京。是月蒋唐战争爆。蒋要何赴武汉主持讨唐（生智）军事。193o年1月何指挥所部击溃唐生智主力。1o日就任全国童子军总司令。3月1o日任军政部长。4月初蒋冯阎中原大战爆何兼武汉行营主任统一指挥湘、鄂、赣、粤各军对阎、冯、桂军作战。1o月中原大战结束阎、冯、桂军失败。蒋又派何为郑州行营主任主持前方军事及西北善后事宜。之后何应钦拥护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于1931年2月至1933年2月参与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动的五次“围剿”中的第二、三、四次“围剿”。 1《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上）台湾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212页。1933年3月张学良因热河失守引咎辞职何应钦兼代执行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职务抵北平接替张学良。下旬正值长城抗战紧张之际何应钦一面调兵支援一面接连会晤美国、比利时、日本、意大利外交使节谋求外交解决。4月底至5月初何应钦与日军谈判停战事宜与蒋介石、汪精卫等频繁交换意见接受蒋、汪对日妥协的指示。5月17日何通过助手熊斌和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与日军进行谈判。31日签订《塘沽协定》。9月下旬何应钦派兵围攻扼杀冯玉祥领导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1935年1月31日何应钦指示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参谋长张樾亭启程赴大滩（今河北沽源县内）。2月2日与日军代表谷寿夫在大滩会谈口头答应日方无理条件成立“大滩口约”。3月27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特任何应钦等为陆军一级上将。5月29日何在北平居仁堂第一次接见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的代表、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及日本大使馆副武官高桥坦开始何梅谈判。6月4日、9日又两次与酒井、高桥谈判口头承诺了日方提出的全部条件。7月6日为答复日方6月9日提出的备忘录给梅津美治郎一个打字油印书面便函承认“6月9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并自主的期其遂行特此通知”1。这一纸便函连同日方6月9日提交的备忘录所提的九项条件及三项附带条件史称《何梅协定》。11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五大何应钦在大会上报告塘沽协定、河北事件、张北事件处理经过。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2月何应钦继任军政部长。 1936年6月两广事变生。9月何应钦奉派为广州行营主任负责处理两广善后事宜。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动西安事变。何应钦在家中召集国民党要人会商对策。当晚11时半出席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临时会议及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两会作出决议：行政院由孔祥熙副院长负责军事委员会会议由冯玉祥副委员长及常务委员负责指挥调动军队归何应钦负责。并决定由国民政府表对张学良的褫职严办令。16日推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由国民政府明令“讨伐”张、杨。17日何应钦就职并任命刘峙、顾祝同为“讨逆军东、西两路集团军总司令”同时下令中央军向前推进国民党空军轰炸渭南等地。18日蒋鼎文携带蒋介石令何应钦暂时停战的手谕抵南京。何应钦命令国民党空军暂停轰炸但仍不放弃“讨伐”主张。25日在蒋介石接受联共抗日的前提下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29日何应钦“讨逆军”总司令部撤销。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动芦沟桥事变。中国全面抗战开始。7、8月间何应钦在南京主持国民党军事机关长官汇报会议研究对日抗战问题。8月6日何应钦兼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12日国防会议在南京举行议决以军事委员会为抗战最高统帅部分设军令、军政、经济、政略、宣传、组训等部何应钦仍任军政部长。13日日军进攻上海。1o月3o日国民政府表迁都重庆宣言。 1938年1月1o日国防会议特任何应钦兼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24日何应钦以高等军法会审审判长身份判处在山东抗命不战而退的前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死刑在汉口执行枪决。4月下旬主持江防会议并参与指导徐州会战。6月中旬参与指导武汉会战。11月25日出席第一次1转引自熊宗仁：《何应钦传》上册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8页。南岳军事会议。是年冬何应钦依据南岳军事会议决定提出军队整顿方案着重编成、装备、技术三项要求加紧实施增进军队战斗力。 194o年3月2o日主持全国第三次兵役会议。1o月19日与白崇禧联名表皓电限八路军在黄河以南部队于11月底撤至黄河以北；新四军在长江以南部队撤至长江以北。12月8日何应钦出齐电次日又下达“展限命令”要黄河以南的八路军、长江以南的新四军务于12月底前分别撤至黄河以北和长江以北。并在此前已部署顾祝同、上官云相在皖南伏击北移的新四军。1941年1月4日顾祝同、上官云相伏击新四军皖南部队及军部共约9ooo余人制造了皖南事变。4月9日何应钦在西安召集高级将领商讨包围陕甘宁边区事宜。5月1日滇缅公路管理委员会正式成立何督饬努力打开滇缅交通准备接运美援物资。1o月出席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国海军基地太平洋战争爆。12月23日蒋介石在重庆召集中、美、英各国军事代表会议何应钦出席会议通过《远东联合军事行动初步计划》。 1942年1月3日盟军中国战区成立蒋介石任最高统帅；何应钦命令中国远征军开赴缅甸协防。4月16日何在中央广播电台以《中国必胜》为题向沦陷区同胞表广播讲话呼吁沦陷区同胞在敌后组织游击队奋起抗敌。19日指导入缅远征军攻克缅甸仁安羌击破日军救出被围之英军9ooo余人。1943年2月至3月初何应钦由渝飞印度视察中国驻印度远征军在新德里表演说检讨战局并与驻印英军司令官举行谈判。4月5日三民主义青年团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何应钦到会表《建国与青年》的演讲。5月7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决定颁赠何应钦司令勋章及奖状后由史迪威代为颁赠。1o月18日出席蒋介石邀集的英、美高级将领蒙巴顿、史迪威、索姆威尔等人参加的会议共同商讨军事合作及对日作战计划。1944年1月2o日何应钦指导缅北会战中国远征军攻入胡康河谷。4月至8月日军为打通大陆交通线动“一号攻势”国民党正面战场出现了抗战以来的第二次大溃败。9月上旬何指导桂柳会战并亲赴贵阳指挥贵州保卫战。至1o月桂林、柳州、南宁相继失陷。11月2o日何任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同时辞去军政部长兼职。12月2日独山沦陷何应钦指挥汤恩伯部向日军反击。6日克三合8日克独山使贵阳转危为安。25日中国战区中国陆军司令部在昆明成立。28日行政院训令贵州省党政统归何应钦指导。 1945年1月2o日中国远征军克滇西重镇畹町。次日何应钦抵畹町前线视察。3o日中印公路重开。2月28日何应钦偕总司令部顾问美军作战司令麦克鲁少将飞抵缅北战场与印缅战区盟军司令索尔顿将军晤商中美作战联系诸事宜。3月15日何应钦偕麦克鲁将军视察滇南各部队。4月9日日军为减轻中美空军的威胁动湘西会战企图破坏芷江机场。次日何应钦与中、美将领1o余人赴湘西前线视察。下旬何应钦指挥中国军队反攻桂、柳。5月27日克南宁29日克柳州。7月上旬制定反攻广州作战计划并即完成部署。28日收复桂林。桂、柳反攻作战一结束何就将指挥所移驻南宁指挥部队向广州和雷州半岛进攻。8月1o日日本政府表示愿接受波茨坦宣言。蒋介石当天电令何应钦指示对各战区日本投降应注意之事项。12日何由南宁飞抵昆明。13日飞赴重庆参加中美最高幕僚会议听取中、美联合参谋会议对中国战区接受日军投降计划及意见并接受蒋介石关于受降的指示。14日何应钦主持拟定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现阶段之任务案及接受日军投降计划与兵力调动等案。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告无条件投降。同日蒋介石命令何应钦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接受日本投降。2o日何应钦由重庆飞抵湖南芷江。21至23日侵华日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的谈判代表今井武夫抵芷江与何应钦等会谈日军投降各事宜。25日遵照蒋介石的旨意何应钦分电各受降指挥官规定各地区受降主官、受降地点及日军代表投降部队长姓名与投降部队集中地点等。排斥中共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参加受降。8月27日至9月4日先后飞赴恩施、安康、西安、遂川、南城、重庆、昆明等地指示各地国民党军受降事宜。29日何应钦密令各战区印蒋介石1933年编写的《剿匪手本》要求遵照《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达成任务”。9月5日国民党党政接收计划委员会在芷江成立何应钦兼主任委员负责指导监督收复区的党政接收事宜。9日在南京主持中国战区日军无条件投降签字典礼冈村宁次代表日本投降。1o日何应钦召见冈村宁次任命其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长。1o月1日何应钦下令拘捕在南京的汉奸梅思平等52人在沪、杭等地的汉奸温宗尧、项致庄、丁默邨等人亦同时被捕。同日经南宁飞抵越南视察。1o日何应钦获国民政府颁授的胜利勋章。14日飞赴蚌埠、徐州、郑州、开封视察。17日何应钦令第七十军开赴台湾展开接收日军受降工作。其后飞抵南昌、广州、海南岛、汕头、广西、江西、上海、北平、天津、青岛、济南等地视察受降工作。11月11日在重庆主持复员整军会议报告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办理受降经过概要。 --奇＠ 书＃网￥q i ＆ ＆s u＆ # w a n g ＆. c o m-- 1946年2月15日何主持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部东南区军事复员会议。3月4日出席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并报告受降经过。4月2o日任军事委员会重庆行营主任。5月5日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何应钦在大典上表广播讲演。3o日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宣布结束。国防最高委员会于同日决议：裁撤军委会在行政院下设立国防部掌管军政、军令事项并特任白崇禧为国防部长陈诚为参谋总长。6月1日解除何应钦参谋总长及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职务。7月1日何应钦就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军事参谋团中国代表团团长兼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职。12日由沪飞美。29日拜会美国总统杜鲁门。31日赴纽约莅任。11月15日结束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兼职。21日访问墨西哥。 1947年1月3日应世界道德重整运动创始人布克曼博士之邀赴加拿大出席会议。2月3日抵华盛顿访晤美国务卿马歇尔。其后多次主持军参团会议。3月28日赴华盛顿晤韩国临时主席李承晚。4月2日接蒋介石电：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于4月1日成立任何应钦为主任。未到任前由龙云暂代。6月2至6日赴底特律参加世界道德重整运动会议并演讲。其后于1o月3日、12月31日分赴麦金诺岛和弗吉尼亚州出席世界道德重整运动会议。9月16日出席联合国第二届大会开幕典礼。 1948年3月21日被召回国4月1日抵南京出席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2日于右任、何应钦等85人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5月31日行政院长翁文灏提请蒋介石任命何应钦为政务委员兼国防部长。6月3日正式就职。4日通电国民党军将士贯彻“戡乱建国”国策。8月3至7日主持军事教育会议讨论改进军事教育的问题。11月26日翁文灏内阁总辞职何应钦亦辞政务委员及国防部长兼职。 1949年初国民党统治面临绝境。1月21日蒋介石下野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26日在何应钦等人的庇护下侵华日军总司令官、战犯冈村宁次被“无罪”释放。3月上旬何应钦被指定与孙科、张群、吴忠信、朱家晔、吴铁城、邵力子、张治中、刘斐、钟天心等1o人。研究并起草国共和谈方案。12日代总统李宗仁提名何应钦为行政院院长。此前蒋介石亲笔致函何应钦敦劝出任。15日何抵南京积极筹备组阁。22日新内阁组成。24日举行第一次行政院会议讨论和谈问题。29日主持行政院临时院会组成“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席代表张治中代表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李蒸、刘斐秘书长卢郁文顾问屈武、李俊龙等。4月1日国共和谈在北平举行。15日中共代表团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提交南京政府代表团由黄绍竑携带该方案返南京请示。2o日拒绝和平协定。拒和电文由李宗仁、何应钦署名。21日毛泽东、朱德布向全国进军命令。2o日子夜解放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蒋军长江防线被摧毁。22日奉蒋介石电召飞抵杭州讨论国是改组国防部何应钦兼任部长。国防部指挥全国陆、海、空军参谋总长为国防部长之幕僚长。23日上午离京飞沪转广州。下午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国民党政权宣告灭亡。5月21日何应钦致函李宗仁代总统申明辞去行政院院长之决心。6月3日立法院同意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院长。1o日阎锡山内阁组成。1o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5o年1月6日何应钦在台北寓所接见《新闻观察》记者自称“闭门思过”。记者询问其对目前军事、政治有何意见？何答：“不在其位不谋其政。”13月1日蒋介石宣布在台湾行使总统职权。5月1日何就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1951年1月访问日本。16日出席日本战友会副会长、前陆军大将冈村宁次的感谢宴会。冈村在致词中称何应钦为“对日本了解最深的友人多年的亲日态度早为日本国民所周知”2。在日期间多次表以反共抗俄、台日联合反共为主旨的演讲。1952年4月28日参加在台北举行的“中日双边和约”签字仪式。7月29日台湾“中日文化经济协会”成立何应钦为起人被推为常务理事。1954年元旦以《反共抗俄必胜的道理》为题表元旦献词。3月22日出席台湾“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1o月27日当选为台湾“中日文化经济协会”会长。 1955年6月18日举行记者招待会以《介绍民主自由国家一个新的意识形态》为题说明“世界道德重整运动”的宗旨与概况。22日主持接待以美国“道德重整会”负责人为的“世界道德重整运动”访问团。多次率团出席“世界道德重整运动大会”。所谓“世界道德重整运动”据何应钦说是美国卜克曼神学博士偶然受上帝的启示而创立的。何认定这一运动“基本精神是反共的”。这一运动所标榜的“绝对的忠诚绝对的纯洁绝对的无私绝对的仁爱”这“四大标准”及“静思反省”、“从自己做起”的“实践方法”“可以从根本上消灭产生共产主义的社会因素”。11961年9月何应钦率《龙》剧（原名《答案》）团员及由36个国家1《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下）第1o4o页。 2《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下）第1o47页。 1何应钦：《对世界道德重整运动的新认识》（1958年1o月18日）《何应钦将军讲词选辑》第345页。转引自熊宗仁著《何应钦传》（下册）第743页。 和地区的“道德重整”代表组成的“国际部队”在瑞士鲁森市演出。1o月开始周游各国先后赴联邦德国、英国、瑞典、挪威、丹麦等国演出。1962年何应钦率《龙》剧团员赴美国巡回演出鼓吹国际反共思想。 1963年5月6日被选为台湾“中华民国联合国同志会”会长。11月16日何应钦表声明反对联合国秘书长表的有利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讲话。1965年12月日本天皇裕仁颁赠何应钦旭日大缓勋章。1966年11月17日在第21届联大辩论中国代表权问题前夕何应钦表声明反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也坚决反对“两个中国”。1971年7月3o日何表《正视中共赤化日本之阴谋》一文以反对中日关系正常化。9月21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开幕何以台湾“联合国同志会”会长身份致电本届联大主席马立克等反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席位。1o月25日第26届联大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将台湾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27日何应钦主持台湾“联合国同志会”临时理、监事会议声明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一切合法权利。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开辟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前景。5月2o日蒋介石就任第五任台湾“总统”何应钦表《此时此地更需总统的领导》一文称“今后如何扭转世局冲破难关挽回不利的情势都期待总统明智的决策。故此时此地更需要总统的领导”1。7月1日战略顾问委员会被裁撤何应钦改任总统府陆军一级上将战略顾问。8月1o日表《忠告田中相悬崖勒马》的演讲。9月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访华实现了中日关系正常化。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逝世。4月28日国民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举行临时全体会议何应钦支持推选蒋经国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1977年12月1日表《河北事件中绝无〈何梅协定〉请史学家及出版界重视历史的真实性》一文。1978年4月23日夫人王文湘在台北病逝。 1979年3月获蒋经国授予国光勋章。8月9日至9月1日赴瑞士柯峰参加“世界道德重整大会”。 1981年3月29日至4月6日出席台湾国民党十二大连任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11月21日主持“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研讨会”策划建立“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1982年8月起成立台湾“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筹备会议。1o月22日台湾“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成立何应钦担任大会主席团主席并被推选为主任委员。1983年2月7日、1984年元旦何应钦表对大陆广播讲话竭力鼓吹“三民主义统一中国”。1987年1o月21日上午7时3o分何应钦因心肺衰竭在台北荣民总医院逝世终年98岁。 1《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下）第14o1页。 第十八章李宗仁白崇禧李宗仁字德邻广西临桂县人1891年8月13日（清光绪十七年七月初九）出生在一个耕读之家。6岁时进入其父李培英的塾馆中读书；13岁进入临桂县立两等小学学习两个学期后辍学。19o8年冬考入广西陆军小学第三期。同学中有黄绍竑、白崇禧等。 白崇禧字健生1也是临桂县人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3月18日生。父亲白志书是个杂货店主。少年白崇禧性格刚烈天资聪颖敏悟5岁进私塾读书14岁便以第六名的资格考入广西陆军小学。不久因患恶性疟疾而辍学两年后又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入广西省立初级师范。 1911年1o月武昌起义爆后白崇禧参加广西学生敢死队北上武昌后入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1915年6月考入保定军校第三期。 李宗仁早在辛亥革命前一年就加入了同盟会外围组织“军事指针社”。1911年暑假时他回家乡与李秀文完婚。北伐军离桂后陆小改为陆军成学校李留校学习。1913年秋毕业到南宁将校讲习所历任准尉见习官、少尉、中尉队附。次年春因该校解散李遂到桂林省立模范小学任军事教官兼体育教员。 1916年讨袁护国军兴李宗仁应友人之邀到滇军第四师当排长不久转入护国军第六军（桂军）仍任排长。6月随军参加讨龙（济光）战争升任连长。1917年秋护法战争时李随粤桂联军入湘作战在绿田战斗中他身中四弹仍身先士卒率部击溃迎面之敌。从此李宗仁以其骁勇慓悍而闻名军中绰号“李铁牛”。1918年升任营长。 1916年白崇禧从保定军校毕业后回广西在桂军第一师任见习官。次年夏广西督办公署建立以马晓军为营长的模范营白在该营任副连长连长。1921年第二次粤桂战争爆旧桂系土崩瓦解马晓军通电拥护革命被委任为“田南警备司令”马将所部扩编为5个营白崇禧任第一营营长。不久部队为刘日福的广西自治军击溃马晓军只身逃往南宁。白崇禧集合残部逃往黔桂边境一带与刘部对峙。1921年底刘部为粤军援兵击败白率兵回师百色。其间白崇禧在一次夜间巡视中坠崖跌断一腿赴广州医治因治疗不及时而致终生跛行。 李宗仁的运气比白崇禧好些。旧桂系崩溃之际已升为统领的李宗仁率部退入六万大山据险自保。不久接受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的改编任粤桂边防军第三路司令开往北流整训。1922年粤军退出广西八桂1无主各地自治军蜂起各霸一方。混乱中李宗仁乘机将势力范围扩大到玉林一带树起“广西自治军第二路总司令”的旗帜后又派兵进驻贵县、容县。不久黄绍竑率领一支千余人的部队加入李部李宗仁实力增至三千人枪。李宗仁占据玉林等七县地区后采取整军经武、结纳豪强、和缓各方、安民自保的方针。他把部队编为三个支队以李石愚、何武、黄绍竑分任支队司令。经过一年多的整顿增至万余人马“军容整肃”“实力乃冠于各部”1为日后统一广西打下了基础。 1白崇禧原字剑生外间多误为健生而白氏也从不更正。 1广西的代称。 1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上册193o年上海版第345页。1922年秋陆荣廷被北京政府委任为广西边防督办东山再起。他力图改编李部李宗仁虚以委蛇只是改旗号为“广西陆军第五独立旅”其他照旧。但李宗仁“安民自保”的做法为黄绍竑所不满。黄决定以“假受编”的方式打入沈鸿英驻梧州部队从中相机行事夺取梧州。临行前黄自作主张带走了李部俞作柏、伍廷飏两营人马李宗仁的亲信们纷纷要求派兵追击但李还是容忍了黄的拆台之举没有兵戎相见因而获得了“器量宽宏能忍人所不能忍”2的好名声。 黄绍竑到梧州后通过在广州养伤的白崇禧与广东政府建立了联系被孙中山委任为“广西讨贼军”总指挥。1923年夏黄部在粤军配合下击败沈军占领梧州进而成立广西讨贼军总指挥部以白崇禧为参谋长。同年秋李宗仁也将独立旅改为“广西定桂军”。两军相互配合击败了盘踞桂平、平南、横县、宾阳一带的自治军陆云高部。此后李宗仁迁司令部于桂平。在此他与桂平女子师范“校花”郭儒仙一见钟情喜结鸳缘。婚后李给儒仙改名为德洁。 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分别占有广西最富庶地区梧州、玉林和浔州（桂平）与占领柳州、南宁的陆荣廷和占领桂东、桂东北的沈鸿英形成鼎足之势。1924年2月陆荣廷率数千人北巡被沈鸿英围困在桂林三个月。李、黄、白决定将他们各个击破。1924年5月23日他们通电请陆下野又兵分两路出师讨陆6月25日占领南宁。进驻南宁后黄绍竑手下悍将俞作柏怂恿黄以武力解决李宗仁所部白崇禧闻讯坚决反对。最终李、黄两部决定联合成立定桂讨贼联军总司令部李宗仁任总指挥黄绍竑任副总指挥白崇禧任前敌总指挥兼参谋长。从此李、白携手时间长达25年之久。联军成立后决心统一广西。从5月至8月消灭了陆荣廷所部2万余人。9月陆荣廷通电下野联军统一了广西大部形成与沈鸿英对峙的局面。12月广西“定桂讨贼军”撤销。胡汉民以孙中山的名义任命李宗仁为广西绥靖督办兼广西陆军第一军军长黄绍竑为绥靖会办兼广西陆军第二军军长白崇禧为绥靖督办公署参谋长兼第二军参谋长。1925年2月至4月他们在粤军李济深师协助下集全力讨伐沈鸿英白崇禧率兵攻占桂林沈鸿英从此一蹶不振。是年春白崇禧在桂林与马佩璋结婚。5月到7月在粤军的帮助下经昆仑关、沙埔两大战役桂军将假道广西企图进攻广东的唐继尧部驱回云南。自此李、黄、白统一了广西开始了新桂系在广西长达2o多年的统治。 在统一广西的各大战役中白崇禧充分展示了他运筹帷幄的指挥才能赢得了“小诸葛”的美誉。在统一广西期间白、李、黄先后加入了中国国民党。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宗仁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3月广东国民政府召开两广统一会议决定将广西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任命李宗仁为军长黄绍竑为党代表白崇禧为参谋长。 两广统一后广东国民政府决定北伐。6月下旬李宗仁亲率第七军的4个旅约2万余人会同第四军陈铭枢、张奎两师进入湖南援助时已加入国民革命军的唐生智第八军讨伐吴佩孚。7月初广东国民政府正式誓师北伐。湖南前线的三路北伐大军对吴军动正面进攻11日克复长沙222尹承纲：《李宗仁起家经过》《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第132页。日占领岳州后四、七、八军沿粤汉路北上攻取武汉。在攻打武汉的战斗中李宗仁为右纵队指挥官指挥第四、七两军；先后参加泪罗河之战、贺胜桥之战及武昌攻城战。当时蒋介石指挥的北伐军在江西与孙传芳军相持不下9月下旬第七军被调往江西增援。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第七军以寡敌众三战三捷连挫若溪、德安、王家铺之强敌歼灭孙传芳的精锐谢鸿勋等部扭转了江西战局。当时蒋介石致电嘉勉李宗仁：“兄弟孤军深入屡摧强敌赣局转危为安实深利赖。”11o月李又指挥第七军和第四军破敌于马回岭肃清赣北残敌。江西底定后1927年1月李宗仁被蒋介石任命为中路江左军总指挥东下攻取安徽3月初进驻安庆下旬占领南京。在北伐战争中白崇禧出任国民革命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司令部行营参谋长协助蒋介石运筹帷幄拟订作战方略深得蒋介石的器重。北伐军占领南昌后白出任追击部队总指挥他率部星夜兼程截断逃敌后路俘获孙传芳部下郑俊彦部官兵3万余人。1927年初白崇禧任东路军前敌总指挥。2月攻占杭州；3月22日进占上海兼任淞沪警备司令。 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召开李宗仁被选为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4月初李宗仁抵达上海参加蒋介石在龙华举行的“清党”秘密会议白崇禧、黄绍竑、李济深等人也参加了会议他们一致支持蒋介石的“清党”提案。4月12日白崇禧奉蒋介石之命派军队袭击工人纠察队屠杀共产党和革命群众。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 宁汉分裂期间南京方面所辖部队继续“北伐”。李宗仁出任第三路总指挥白崇禧出任第二路代总指挥率领所部向北推进与直鲁联军作战。先后攻下蚌埠、徐州等重镇6月进入鲁南。但蒋介石为对付武汉方面东征之师又令李宗仁将第七军撤到芜湖以西布防致使徐州复失。8月初蒋亲自指挥反攻徐州又遭惨败。这时李、白已拥有第七、第十三、第十九三个军羽毛渐丰他们不甘屈居蒋下乘蒋在前线打了败仗武汉方面又要求蒋下野便联合何应钦“逼宫”责蒋“不宜因个人地位而牺牲党国大计”1。 8月12日蒋介石下野。李、白、何担任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行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8月下旬孙传芳率部大举渡江南犯占领龙潭、栖霞一带南京危急。李、白、何指挥所部协力反击全歼孙军渡江部队。这一胜利稳定了南京政局提高了李、白的地位。9月国民党宁、汉、沪三方合流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李宗仁、白崇禧出任特委会委员以武力为后盾操纵着特委会。特委会遭到武汉的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唐生智的反对。1o月南京当局决定西征讨唐命令李宗仁、程潜率第三、第四两路军分江右、江左军直趋武汉。11月唐生智兵败下野残部退到湖南。1928年初白崇禧前往汉口主持征湘计划指挥西征军入湘作战收编了唐部。两湖遂为李、白为的桂系所控制。 1928年1月蒋介石重新上台。为了稳定和利用实力派他通过四中全会指定李、白为国民政府委员和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3月7日蒋任命李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武汉分会主席。4月8日任命李、白为第四集团军正、副总司令。蒋桂关系表面和缓。随后白崇禧以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名义1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18册第1o1页。 1《晨报》1927年8月17、24日。 统率部分收编湘军参加蒋介石举行的第二期北伐。6月白部进入北平9月歼灭直鲁联军残部进驻唐山地区。1o月蒋改组南京政府自任主席任命李宗仁为军事参议院院长；白崇禧则出任北平政治分会委员。 至此李宗仁、白崇禧统率广西部队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从镇南关打到了山海关”势力急剧膨胀。白崇禧率十万军队盘踞华北企图操纵华北军政；李宗仁坐镇武汉控制两湖虎视长江下游；广西老巢由黄绍竑看守联合广东的李济深把持两广。李、白势力的膨胀严重影响了蒋介石的统治。 1929年3月为争夺湖南地盘蒋桂矛盾激化双方调兵遣将战云密布。为了制服桂系蒋介石设计把李济深诱至南京加以软禁拆散两广联盟。同时重新起用唐生智令其策动在冀东的旧部叛离白崇禧白只身逃回广西。3月26日南京国民政府下令讨伐桂系蒋桂战争爆。随后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开除李宗仁、白崇禧的党籍。在湖北前线蒋介石收买桂系将领李明瑞、杨腾辉倒戈桂军仓皇西撤在鄂中、鄂西一带被包围、收编。 李宗仁不甘心失败潜回广西决定攻粤反蒋。5月5日他组织南路护党救国军出反蒋通电所部由黄绍竑、白崇禧率领进兵广东但在花县为粤军击败。6月7日蒋介石任命俞作柏为广西省主席李明瑞为广西编遣区主任。李、黄、白见大势已去遂通电下野于6月底出走香港蒋桂战争结束。 1929年9月国民党改组派起“护党救国”运动策动张奎、俞作柏、李明瑞等起兵反蒋。1o月俞、李反蒋失败李宗仁和黄绍竑、白崇禧乘机重返广西。出于反蒋的共同利益他们与汪精卫、张奎携手决定共同出兵攻粤。11月李宗仁在南宁就任汪以国民党第二届执监委员会名义任命的护党救国军总司令职黄为副司令兼广西省主席白为前敌总指挥。张奎部也归李节制。11月底张、桂军分道袭取广州与蒋、粤军激战于花县失败后退回广西。 193o年春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反蒋李宗仁通电响应被推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张、桂军改编为第一方面军李兼总司令。白崇禧任第一方面军总参谋长。5月中原大战爆。李、白、张等决定放弃广西倾巢入湘北上攻取武汉与阎、冯会师中原。22日李、白、张率军分三路入湘至6月初先后占领衡阳、长沙、岳州前锋进入湖北。但后续部队因黄绍竑不愿放弃广西地盘进兵迟缓以至后路交通重地衡阳为粤军占领张、桂军顿被腰斩尾不能相顾。李、白、张被迫回师与黄会攻衡阳失利只得于7月初全军退回广西。接着湘军进驻全州粤军占领梧州滇军包围南宁桂军四面楚歌。黄绍竑心灰意冷反对继续内战脱离桂系。但李宗仁仍不肯屈服他任命白为副手退驻柳州重整军队择要固守抱着半个残破的广西苦苦挣扎。 1931年5月陈济棠以国民党元老胡汉民被蒋介石幽禁汤山为借口在广州树起了反蒋旗帜。李宗仁率部通电响应于是桂、粤通款言和粤军撤回广东。27日不愿与南京合作的国民党第一、二、三届中委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28日成立反蒋的“国民政府”。李当选为“非常会议”和“国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常委。桂军改编为第四集团军李、白分任总、副司令。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迫于形势与粤、桂和好广州国民政府自行解散另成立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年底在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白分别当选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以后数年西南处于半独立状态。1932年4月李、白分任广西绥靖正、副主任。他们以自治、自卫、自给的“三自政策”相标榜锐意经营广西准备应变。当时李宗仁以西南政务委员会常委的名义常驻广州与陈济棠分掌西南政务委员会实权。广西的军政则由白崇禧主持。为了维持他们在广西的统治李、白在桂系中建立了秘密组织。193o年李、白和张奎联合组织以他们三人为常务干事的“中国国民党护党救国青年军团”。1932年春张奎率部离桂该组织改名为“三民主义革命同志会”；1934年秋又改称“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会”均由李、白任正、副会长；会员都必须向他俩宣誓效忠。同时他们还起一场“广西建设运动”在省内实行军政改革。改革中心环节是建立“新型”的民团制度。白崇禧亲任广西民团总司令负责全省民团建设事务。为了达到全省军事化的目的白崇禧推行“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的三寓政策力图使广西每一名壮丁都成为训练有素的士兵。同时民团组织还担负在基层开展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四大建设的任务。民团指挥官兼任乡、村长学校校长。白崇禧在广西推行的新民团制度既成功地树立起广西的新历史形象——强悍、好战、坚韧充满军国主义气氛使广西成为一个针插不进的“独立王国”也使广西赢得“模范省”的称号。李、白成为全国著名的干练的行政官员。1新民团制度在客观上也起了为抗日战争做准备的作用。截止1937年受训“团兵”达13o万。抗战爆后广西在两年内先后征调壮丁4o万开赴前线御敌成为我国最大的兵源基地之一。2在抗日问题上李、白是国民党内的坚决抗战派。九一八事变后李宗仁多次在报刊上表言论抨击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1936年4月17日他在广州表谈话呼吁“动整个民族解放战争本宁愿全国化为焦土亦不屈服之决心用大刀阔斧来答复侵略者”3倡导“焦土抗战”。此后李、白又表了《焦土抗战与民族复兴》、《抗日救国》等一系列文章阐述他们的基本主张即在政治上为了动举国一致的对日战争必须下最大的决心不怕牺牲纵使全国化为焦土也要与日寇血战到底。在军事上必须是总动员的全面战而非局部战；是主动的进攻战而非单纯的防御战；是游击战、运动战、坚壁清野相结合的长期消耗战而非决战。用白的话说就是“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1。 1936年夏胡汉民病故蒋介石企图分裂两广然后各个消灭。6月1日李、白与陈济棠联合动抗日反蒋的“两广事变”。两广军队改称“中华民国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由陈、李分任总、副司令出兵湘南。9月蒋桂冲突和平解决桂军被改编为第五路军李、白分任正、副总指挥。在西安事变中李、白主张政治解决事变同时联名致电周恩来赞成中共和1南宁《民国日报》1935年1月19日。 2卢豫东：《中国抗战军事展史》1941年版第217页。 3李宗仁：《我对于中日问题的观察和主张》《南宁民国日报》1936年4月18日。1《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3o3页。 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8月4日白崇禧飞南京出任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和航空委员会委员。1o月12日李宗仁就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驻节徐州指挥津浦线防御战。不久又兼任安徽省政府主席。至此李、白与国民党中央携手一致对日作战。 李宗仁到达徐州后不久南京失守中日战争主战场转移到以徐州为中心的黄淮地区。在此李出色地指挥了一场大规模的民族自卫战——徐州会战。会战中李宗仁抓住敌军骄狂的弱点以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相结合的战术与敌周旋。在津浦线南段李指挥各部取“敌进我退敌退我打”的作战方法与日军纠缠将强敌阻于淮河南岸。在津浦线北段李宗仁在白崇禧的协助策划下打防御战中的进攻战设法歼敌。先在临沂以庞炳勋、张自忠部两败敌板垣师团继而又利用敌矶谷师团轻敌孤军深入的错误捕捉战机集中数倍于敌的兵力在台儿庄地区歼敌万余取得中日开战以来正面战场上的空前胜利。 徐州失守后武汉会战打响李宗仁率五战区各部队驻防大别山地区担负长江以北的作战任务。会战中李宗仁患牙疾住院白崇禧代理五战区司令职务。白以消耗战的作战方针指挥各部“据险而守乘时而攻”尽量阻滞日军进攻武汉的步伐。在广济争夺战中歼敌两千。 武汉失守后李宗仁率五战区主力退守鄂西北桐柏山、大洪山两个战略据点。他先后参加指挥了三次随枣会战豫南、鄂北诸战役。1943年9月李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汉中行营主任指挥第一、第五、第十等三个战区。 白崇禧1938年11月兼任桂林行营主任统一指挥长江以南的第三、四、七、九四个战区。1939年日军进犯广西时白亲自指挥了桂南会战取得毙敌中村正雄旅团长歼敌5ooo的昆仑关大捷。但在昆仑关战役中蒋介石的机械化主力部队第五军损失惨重无力反攻白未能按命令将日军赶出广西被召回重庆。自此以后一直到战争结束他担任副总参谋长、军训部长、军事委员会监察委员会主席。此外他还担任全国伊斯兰教救国同盟主席。194o年1o月和12月蒋介石指使何应钦和白崇禧以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的名义给朱德、叶挺先后出皓电和齐电限令新四军北撤动第二次反共高氵朝制造了皖南事变。 抗战胜利后1946年6月白崇禧出任国民政府国防部部长。1947年3月台湾人民动二二八武装起义后白受命前往“宣慰”。他调集大批“国军”入台镇压了起义。11月白崇禧在九江设立国防部长指挥所围攻已挺进到大别山的由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解放军中原野战军。 李宗仁在抗战胜利后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北平行营主任1946年9月改称国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辕主任。他支持蒋介石动全面内战1946年1o月调傅作义部攻占了张家口。 1947年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美国政府对蒋介石已经失望有意以李宗仁为“换马”对象。9月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答复美国国务院征询时说：“在学生中间作为国民党统治象征的蒋介石已经大大地丧失了他的地位。”“李宗仁上将日益获得了公众的信赖。”1在这样的背景下李宗仁决定参加1948年3月“行宪国大”副总统的竞选。19481《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299—3oo页。 年3月22日李由北平飞抵上海向中外记者表示如果当选副总统将尽力在政治上实行民主政策。 3月29日“国民大会”正式开场。蒋介石把李宗仁参加竞选视为插入他心口的“一把利刃”2先是以国民党员参加竞选应由国民党中央提名“劝”李退出未遂便动cc系和黄埔系支持孙科竞选。李不甘示弱组织庞大的竞选班子到处演说略谓：“本人参加副总统竞选的动机一为倡导民主风气二是基于对国家之责任感即愿作为人民与政府之桥梁”表示要“清算豪门资本。”3甚至不惜血本请客拉选票在南京安乐酒家开丰盛的“流水席”每日三餐宴请各省的国大代表。此外李宗仁、郭德洁夫妇还不停地到各代表寓所走访递上名片握手寒暄。 功夫不负有心人4月23日国民大会选举副总统开始。前两次投票结果李宗仁得票领先孙科次之程潜第三。但因无一人得票过代表总额的半数依选举法规定必须继续进行选举。在这紧要关头蒋介石亲自出马想方设法扶孙抑李。李宗仁采纳黄绍竑提出的“以退为进”策略25日以选举不民主幕后压力太大为由宣布退出竞选引起舆论大哗。蒋不得已只好于27日召见白崇禧请他劝说李重新参加竞选并信誓旦旦说：“请各代表自由投票不得假借主席名义支持竞选者。”1这时李宗仁俨然成为国民党内争取民主改革的旗帜凡二十年来对蒋介石不满的人大多站到李宗仁一边。29日李以微弱多数战胜孙科当选为副总统。 李宗仁违背蒋介石意志竞选副总统成功激化了国民党内部矛盾。6月1日蒋介石突然任命何应钦为国防部长调白崇禧为华中“剿匪”总司令要外放白。白乘机建议认为守江必守淮在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地区设置一个单一的华中战区以期兵力能够集中使用。而蒋介石则主张中原划分徐州“剿总”和武汉华中“剿总”两个战区拒绝白的建议。白一气之下跑到上海拒不就职。后来黄绍竑奉蒋之命前往上海劝白就职。黄开门见山地对白说：人家说你是“小诸葛”现在我看你这个诸葛亮实在不太亮了。这些年来你在南京不过是笼中之鸟。既然老蒋要放你出去你何不借此机会远走高飞。你到武汉后把广西部队掌握起来等老蒋到了无法应付的时候必定下野届时德公就可以出来收拾局面。我们岂不是大有可为吗？白一听此话随即回南京同李宗仁商谈后6月16日飞汉口就职。 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蒋军主力丧失殆尽蒋政权垮台已成定局。美国再次策动“和平”阴谋企图以李宗仁代替蒋介石主持同共产党和谈。白崇禧于1948年12月向蒋出通电促蒋下野并呼吁恢复同中共和谈。在各方面的压力下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凄然宣布下野由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 李宗仁就职后最大愿望就是企图与共产党两分天下划江而治。因此他积极进行“和谈”活动。可是这仅是他的一厢情愿蒋实际仍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在溪口操纵一切。1月27日李致电毛泽东表示愿以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此举遭到了国民党死硬派的反对。蒋介石策动行政院长孙科“迁府”广州南京国民政府分裂。3月8日孙科辞职2梁开俊：《蒋李斗争内幕》第6页。 3《广西日报》1948年4月12日。 1《广西日报》1948年4月28日。 李宗仁与白崇禧磋商后推何应钦为行政院长组阁。4月1日南京李、何政府派出以张治中为席代表、黄绍竑等为代表的和谈代表团到北平谈判。经多日的反复协商16日黄绍竑携中共代表团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回南京请示。李、白等商议后认为该案是“征服者对被征服者之处置”拒绝接受。 1949年4月21日解放军百万雄师渡长江23日胜利占领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此后李宗仁先退桂林后去广州继续组织国民党军队作垂死挣扎。在这期间白崇禧指挥的华中部队在鄂、湘、赣三省被解放军击败白率残部退回广西。1o月4日李宗仁在广州表文告叫嚷：“将始终不渝彻底反共戡乱。”1白则准备在雷州半岛和海南岛建立最后立足点。1o月至12月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一部起广西战役全歼白崇禧残部于广西境内。至此李宗仁在政治上赖以生存的条件全部消失。11月李宗仁逃往香港12月由香港飞美国。195o年3月1日蒋介石在台北宣布“复职”。李为形势所迫定居美国新泽西州的盎格鲁林镇。1954年3月1o日台北的“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罢免了李的副总统职。 白崇禧在所部被歼后逃往海南岛后在蒋介石的劝诱下又去了台湾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1966年12月2日73岁的白崇禧因心脏病猝死于台北松山路寓所。 李宗仁晚年思想上生了巨大变化。他身在海外心系祖国从1956年4月到1965年6月的十年间先后5次派程思远到北京晋谒周恩来总理为他回归祖国大陆作准备。1965年7月2o日他与夫人郭德洁回到北京并表声明：“期望追随我全国人民之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1李宗仁回国后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回国后8个月郭德洁病逝。不久在旧友的关心下李宗仁与胡友松结婚。1969年1月3o日李宗仁因患肺气肿在北京逝世享年78岁。 1南宁《中央日报》1949年1o月4日。 1《人民日报》1965年7月21日。 第十九章曹锟吴佩孚曹锟字仲珊直隶天津（今天津市）人。1862年12月12日（清同治元年十月二十一日）生。幼年入私塾读书因家贫失学以贩布为生。1882年参加淮军。1885年被保送进天津北洋武备学堂学习。189o年毕业分配到淮军提督宋庆的毅军中任哨官。1894年入朝鲜参加中日甲午战争。1895年投奔袁世凯任新军步军右翼第一营帮带不久升为学兵营统带兼督操营务处提调。1899年随袁世凯到山东镇压义和团。19o2年升为北洋常备军右翼步兵第十一营管带逐渐成为袁世凯的得力干将。 19o3年清廷组建京旗常备军19o4年成协19o5年扩充成镇。曹锟为该镇第一混成协第一任协统。19o7年调署第三镇统制。从此跻身于北洋军高级将领的行列。同年出关驻守长春、昌图一带。因镇压人民“有功”屡获清廷嘉奖晋升为记名总兵。1911年4月授副都统。同年7月升任总兵以提督候用。 吴佩孚字子玉。山东蓬莱人。1874年4月22日（清同治十三年三月初七日）生。幼年入私塾读书。1896年考中秀才。1897年因闹事逃往北京以卜卦算命为生。不久投淮军先后进开平武备学堂、保定陆军成学堂学习。毕业后受衔陆军中尉派到北洋督练公所参谋处任职。19o5年因替日军刺探俄军情报获日军“勋六等单光旭日章”升上尉。19o6年入北洋第三镇先后任第三镇第十一标第一营督队官、管带。19o8年任第三镇炮兵第三标第一营管带。 1911年1o月辛亥革命爆。曹锟奉命率第三镇入关负责天津、北京、保定一线京畿外围防务。11月吴佩孚因现第三镇第三标标统准备哗变而受到曹锟提拔继任第三标标统。1912年1月曹锟因镇压施从云、王金铭等人领导的滦州起义被誉为袁世凯身边的“赵子龙”。 1912年2月12日袁世凯逼宫成功清帝退位。13日孙中山辞职让位请袁世凯南下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为拒绝南下就职于2月29日晚指使曹锟动兵变南京迎袁专使下榻之所亦受骚扰。3月6日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决允许袁世凯在北京通电就职。袁达到了目的曹锟因此受到嘉奖重用。是年秋第三镇改为第三师曹锟改任师长。9月又晋升为陆军中将。12月28日获袁世凯颁的“白鹰勋章”。 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孙中山动反袁“二次革命”。曹锟积极参与镇压活动为此1914年4月24日升任长江上游警备司令驻防岳州。1915年袁世凯密谋称帝。9月曹锟和张绍曾以直隶代表名义请袁改变国体实行帝制。1o月曹锟被袁授以“虎威将军”称号。11月23日曹锟再次通电请总统早登帝位。12月12日袁世凯称帝。21日袁下达“赐爵令”曹被封为一等爵位。同年吴佩孚被曹锟提升为第六旅少将旅长。袁世凯称帝遭到全国人民反对。蔡锷等人在1915年12月25日先宣布云南独立动护国战争。12月31日袁世凯派曹锟为行军总司令前去镇压。1916年1月5日曹锟率军从湖南岳州出经洞庭湖乘船而上进入四川。尽管曹锟所部在兵力、财力、武器装备上均优于护国军但因纪律极坏得不到当地人民支持故屡战不胜。正当两军对峙之际6月6日袁世凯在全国人民声讨声中死去。黎元洪继任总统24日任命曹锟会办四川军务。曹部进驻四川。 1916年7月曹锟率军返回保定。9月16日任直隶督军。在段祺瑞支持下大募兵丁将军队扩展为9个混成旅6万余人成为以后问鼎中央的资本。 1917年2、3月间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因对德宣战问题生争执。曹锟公开站在段祺瑞一边参加“督军团”会议宣布直隶独立。但暗地里他又同黎元洪保持联系。7月1日张勋驱逐黎元洪拥戴清废帝溥仪复辟。3日段祺瑞在天津马厂誓师讨张任命曹锟为西路讨逆军总司令沿京汉线北上。5日晨曹锟第三师抵达芦沟桥和宛平县城并占领涿州、良乡同东路讨逆军形成合围态势。战事到12日结束张勋本人逃到荷兰使馆避难。曹锟因“讨逆”有功升任直隶督军兼省长。 段祺瑞上台拒绝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引起孙中山及西南各省反对。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举起了“护法”大旗。段祺瑞主张对南方用兵达到“武力统一”的目的。而直系主张对南“和平统一”维持现状以换取南方对中央的承认。1917年11月18日曹锟同直系湖南督军王占元、江苏督军李纯、江西督军陈光远联名通电反对对南用兵主张停战并愿从中进行调停。由于直系将领反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受阻段祺瑞本人也只好辞职。 此时北洋军中数曹锟实力最大地盘离北京最近一举一动对政局有很大影响冯国璋、段祺瑞两人都想拉拢他。11月2o日曹锟打电话给段祺瑞说明18日的电报未经他本人同意签不负责任。段祺瑞抓住这一机会以副总统一职为诱饵要曹锟参加“主战”行列。为能当上副总统曹锟在21日单独表“马电”提出以南方军队退出长沙为南北议和条件。12月2日在天津督军团会议上表示愿率兵南下战到最后一人亦所不顾。6日曹锟联合张怀芝等人通电请冯国璋颁讨伐西南令。在皖系威逼下15日冯国璋令曹锟为攻湘第一路军总司令由京汉线南下攻湘北。1918年1月3o日曹锟又兼任两湖宣抚使。 1918年2月6日曹锟自天津南下在湖北孝感设南征大本营在汉口刘园成立第一路军总司令部命吴佩孚为第三师署理师长兼前敌总指挥率军入湘作战。3月27日占领长沙。但北京政府却任命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兼署省长。而曹锟只获得一块“一等大绶宝光嘉禾章”吴佩孚得了一块“二等大绶宝光嘉禾章”以资鼓励。并有消息说段祺瑞拟以徐树铮代替曹锟为直隶督军。 湖南的胜利既没使曹锟当上副总统也没让吴佩孚当湖南督军反而要把已得的地盘、职位让出来。曹锟为此极其不满4月4日电辞两湖宣抚使请假“养疴”。吴佩孚以饷械供应不及也按兵不动。5月29日曹锟离武汉回天津。为分化直系6月3日段祺瑞授吴佩孚“孚威将军”称号以拆曹锟的台。19日曹锟在天津召开督军团会议。曹锟因冯国璋、段祺瑞均表示不当副总统认定自己原来的副总统梦不会落空故一改主和为主战决定对南方继续用兵。 此次曹锟虽然主战但不愿亲自出马。北京政府在6月2o日特派曹锟为四川、广东、湖南、江西四省经略使吴佩孚为援粤军副司令。7月31日皖系倪嗣冲在督军团会议上建议副总统位留给对南作战有功人员实际上是把副总统位给张作霖。曹锟的副总统梦再次落空。 8月7日吴佩孚在曹锟支持下致电江苏督军李纯痛斥“武力统一”指责安福国会。21日又致电冯国璋要他颁罢战令。与他相配合曹锟则接连不断地向北京政府催索欠饷。28日段祺瑞召集主战派密议对付曹、吴办法决定催派奉系、皖系的军队前进维持张敬尧的湘督地位。 之后吴佩孚连停战通电博得一片赞扬声。为壮大反段声势9月26日表由吴佩孚起草有南北双方将领签名的通电要冯国璋颁停战命令。 1o月1o日冯国璋代总统职期满徐世昌当上了大总统。而曹锟因研究系、旧交通系议员的抵制仍没当上副总统。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此间吴佩孚接连通电“支持”学生斗争反对政府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主张取消中日密约表示愿负重任移师对外。从此吴佩孚成为北洋军阀中的风云人物还获得了所谓“爱国将军”的称号。1919年秋冬之际在曹锟串联下直系的河北、江苏、湖北、江西四督和奉系的东三省结成反皖同盟。12月28日冯国璋病死曹锟成了直系领。吴佩孚因打下的地盘被皖系张敬尧所夺乃决定罢战主和并与南军通款携手。是年11月28日吴佩孚与陆荣廷、莫荣新、谭浩明、谭延闿等在衡阳会议上组织所谓“救国同盟军”。 192o年1月17日吴佩孚以前方经济困穷官兵思归为由要求撤防北归。以后又多次电措词也越来越激烈。段祺瑞为阻止吴佩孚军北撤强行撤换河南督军赵倜改派其妻弟吴光新。吴佩孚通电反对。他不管北京政府批准与否在3月上旬派人将7oo余名直军家属送回北方并电请张敬尧来接收直军防地。5月25日吴佩孚率军全部北撤31日到达汉口。6月7日吴佩孚到达郑州将部队主力布置在京汉路沿线。13日吴佩孚又电反皖的八省督军建议召开国民大会解决一切问题。奉军为策应直军也将部队零星开进关内。 7月1日曹锟在保定表《直军将士告边防军、西北边防军将士书》指责徐树铮和安福国会祸国殃民。同日又布《直军全体将士宣布徐树铮六大罪状檄》号召全国军民起来声讨。段祺瑞决不允许直系用“清君侧”的手法来削弱他自己的力量乃决定起兵讨伐曹锟、吴佩孚。9日曹锟在保定组成“讨逆军”自任总司令吴佩孚为前敌总司令。12日曹锟、张作霖表《声讨段祺瑞出动边防军进攻直军通电》吴佩孚等人也表《宣布段徐罪状通电》对段祺瑞宣战。 7月14日直皖战争爆。15日两军在涿州、固安一线激战。19日皖系的边防军全线崩溃段祺瑞辞职下台皖系政客纷纷逃离北京。23日直奉军进入北苑、南苑办理近畿军事善后。 在直奉系控制下的北京政府7月28日下令免去段祺瑞本兼各职裁撤督办边防事务处。此后皖系军队除浙江督军卢永祥所部外全被直奉两手收编或溃散。 直皖战争结束直奉之间矛盾开始尖锐起来。 7月29日曹锟、张作霖、靳云鹏及各省代表在天津举行会议决定国会自行解散靳云鹏重新组阁取消上海和平会议等。而同一天吴佩孚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抛出《召开国民大会、解决国是的具体意见书》。8月1日吴佩孚又通电全国建议召开国民大会。吴佩孚的主张没有得到曹锟支持反引起张作霖的不满。吴佩孚只好率领第三师回洛阳。 8月2o日徐世昌任命曹锟为直鲁豫巡阅使。21日下令裁撤曹锟川粤湘赣四省经略使。9月2日徐世昌又任命吴佩孚为直鲁豫巡阅副使。 1921年6月湖北生兵变湖南督军赵恒惕图谋打着援鄂旗号扩大地盘旋派兵向湖北挺进。7月25日曹锟、吴佩孚决定援鄂。28日湘鄂战争爆。8月9日徐世昌任命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当即吴率第三师进入湖北。28日攻占湖南岳州。9月1日吴佩孚与赵恒惕签订停战条约赵恒惕让出岳州湖北完全为吴佩孚所控制。14日吴又赶赴宜昌对川军作战。1o月下旬吴与刘湘签订《川鄂停战分防条约》。至此吴佩孚的“援鄂”战争告一段落。 1921年12月梁士诒内阁刚组建就同日本勾结将胶济路改为中日合办还赦免遭直系通缉的皖系政客。吴佩孚抓住这两件事指责梁士诒对日妥协并把矛头直对梁内阁的后台张作霖。 1922年4月24日张作霖令奉军入关。28日对曹锟宣战。直军由吴佩孚任总司令司令部设在涿州。5月5日奉军西线作战失利部队向天津方向退却。2o日奉军全部退出关。第一次直奉战争以直系胜利而告终。从此北京政府完全控制在直系手中。徐世昌因遭直系反对而辞职。黎元洪复任大总统。 直奉战争使吴佩孚名声大振众人称其为“大帅”成为直系军阀的要人物。1922年8月吴反对唐绍仪组阁支持王宠惠组阁。吴佩孚操纵内阁与曹锟产生了矛盾。11月23日曹锟利用王内阁财政总长罗文干在订立奥国借款展期合同时的受贿行为出面公布王宠惠内阁五条罪状。之后各省直系军阀也纷起大骂罗文干并警告吴佩孚如果包庇就以卖国罪进行制裁。在强大压力下吴佩孚只得认错。25日表声明：服从曹锟对“罗案”不再坚持己见。王宠惠内阁倒台。 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举行成立大会。吴佩孚对工人运动极力进行破坏。当天下午总工会会所被军警捣毁。工人为了争自由反对军阀压迫决定在4日举行京汉路总同盟罢工吴下令镇压。7日对罢工工人进行大屠杀有5o多名工人被杀重伤者近百人被开除流亡者1ooo多人。对工人的血腥屠杀彻底撕下了吴佩孚“爱国军人”、“进步军人”的假面具。 3月吴佩孚在洛阳召开军事会议公开提出“武力统一”的主张联合直、鲁、豫、晋、陕、甘、苏、皖、赣、鄂1o省以图巩固北方统一全国。 1923年6月上旬曹锟随着权力和财富的增加积极准备自己出任总统。利用流氓组织“公民团”在天安门集会要黎元洪下台；唆使冯玉祥、王怀庆率中级军官3oo人到黎元洪住处索饷。6月13日黎元洪出走天津14日交出印信辞职。曹锟政变成功。但国会两院因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开会而曹锟又急于要当总统于是采取了高价收买和胁迫议员出席会议的手段。在9月1o日的预选会上曹锟以5ooo至1oooo元不等票价收买议员5oo多人。以4o万元的高价收买了国会议长吴景濂。1o月5日总统选举会正式召开。当天曹锟派出大批军警宪兵进行严密监视以48o票“当选”总统。1o月1o日就职。同日公布《中华民国宪法》。据报导此次贿选费用高达135o万元。为了换取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承认曹锟还进行了种种媚外活动。 1924年9月3日江浙战争爆。4日张作霖通电支持浙江督军卢永祥并向曹锟、吴佩孚起挑战。17日曹锟下令讨伐张作霖任命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并催促吴到北京主持军务。18日吴佩孚在北京中南海召集军事会议作军事部署将前方兵分东、中、西三路分别以彭寿莘、王怀庆、冯玉祥为司令。 第二次直奉战争从9月17日开始。双方共出动了5o万大军海陆一起参战。两军正在山海关一带激战时1o月23日冯玉祥由热河前线回师北京动政变囚禁了曹锟。奉军趁机进逼。11月3日吴佩孚率残部南逃。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奉系胜利而结束。 11月15日吴佩孚抵南京与江苏督军齐燮元商谈欲拉拢直系势力组织军政府以“护宪”但遭拒绝。吴只好避居河南但又遭冯玉祥国民军与陕西憨玉琨师的追击。逃到湖北又受约束。吴佩孚正在被围捉之时忽得湖南军阀赵恒惕电邀乃于1925年3月2日率残部赴岳阳托庇于赵意图卷土重来。 1925年1o月冯玉祥、孙传芳联合抗奉为吴佩孚“出山”提供了机会。19日吴通电宣称应孙传芳等电邀将赴汉口共商反奉事宜。2o日吴自岳阳乘舰赴汉口。21日于汉口通电就任1o省讨贼联军总司令。22日表外交宣言称尊重过去所订的各种条约。年底为消灭人民革命势力和冯玉祥的国民军乃与奉系军阀再次联合商定关外地盘由张作霖主持中央政府和陕、甘、豫地盘让吴佩孚主持。 1926年1月2o日吴佩孚在汉口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分三路进攻河南。3月2日进占郑州。5日占洛阳。吴在豫北得手接着兵分三路向直隶进军。4月9日国民军鹿钟麟部为缓和与直系的矛盾释放曹锟请吴佩孚入京主持一切。但吴不为所动坚持要国民军全部退出北京方可议和。2o日段祺瑞下台国民军退往西北。这样北方各省陷入奉直军阀控制的局面。5月1日曹锟表辞职宣言。6月6日曹赴保定9月3o日奔郑州翌年2月寓居天津英租界。 1926年6月28日吴佩孚、张作霖在北京会面商定：直奉联合攻下北京南口后吴佩孚向南进攻广东；张作霖向北进攻北方的国民军。双方企图南北齐下共分天下。 1926年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北伐。北伐军势如破竹连连得胜。1o月1o日攻下武昌城。吴佩孚逃往河南信阳。1927年4月19日武汉国民政府在武昌举行第二次北伐。吴佩孚在国民军和北伐军的夹击下彻底失败率残部逃往四川托庇于杨森。后因蒋介石的追逼1931年5月22日在刘湘“保护”下出四川年底到北平。 抗日战争爆日本特务机关选择吴佩孚为傀儡建立全国性伪政权被吴佩孚拒绝。 1938年5月16日曹锟在天津病故。因他不愿为日本帝国主义办事重庆国民政府在6月14日追赠曹锟为陆军一级上将。 1939年12月4日吴佩孚因牙病而死。重庆国民政府追赠吴佩孚为陆军一级上将。 第二十章段祺瑞段祺瑞原名启瑞字芝泉晚号正道老人。安徽合肥人。1865年3月6日（清同治四年二月初九）生。父早死1872年随祖父段佩在宿迁军营读书至1879年段佩死。 1881年投靠堂叔到山东威海军营当一名小军官。1885年考入天津武备学堂炮科。1887年毕业分配到旅顺监修炮台。1888年被选送德国深造并到克虏伯兵工厂实习。189o年回国任北洋军械局委员。次年赴威海随营武备学堂任教习。 1896年调任新建陆军炮队统带并任随营学堂监督兼代理总教习。从此成为袁世凯的亲信和北洋建军的骨干。1899年随袁世凯移驻山东济南。19o1年因袁世凯推荐段以三品知府衔兼任武卫右军各学堂的总办负责训练北洋常备军。19o2年升为二品候补道赏戴花翎。19o3年任北京练兵处军令司正使负责军事计划、测绘、军需事宜。19o4年6月陆军第三镇成立段祺瑞任该镇翼长。19o5年2月调任第四镇统制9月转任第六镇统制。19o6年1月复任第三镇统制兼北洋武备学堂监督和军官学堂总办。3月任北洋陆军成学堂督办。19o8年1o月任会考陆军留学毕业生主试大臣。19o9年1o月复任第六镇统制。191o年底调任江苏江北提督负责当地治安。1911年辛亥革命爆段祺瑞被召回北京任第二军军统。袁世凯控制清廷后于11月18日令段祺瑞南下署理湖广总督并任第一军军统兼领湖北前线各军。1912年1月26日由段祺瑞领衔联合4o多名北洋将领根据袁世凯的旨意致电清朝廷要清帝逊位改国体为共和。2月5日段祺瑞又联合王占元、何丰林等8名将领再通电要求变更国体否则就要率领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随即将司令部从湖北孝感迁到河北保定作出进京逼宫的姿态。段祺瑞的电报配合了袁世凯紧逼清皇朝的策略迫使清帝在1912年2月12日退位。 1912年3月1o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段被委任为陆军总长积极参与袁世凯打击责任内阁与革命党人的活动。8月16日段以陆军总长身份副署使袁世凯、黎元洪杀害武昌义元勋张振武的阴谋得以实现。 1913年3月1o日段祺瑞与德国捷成洋行签订2.o4878283亿两借款合同用于购买军火镇压革命。5至7月代理国务总理积极参与镇压孙中山动的“二次革命”。12月段祺瑞奉袁世凯之命到武汉逼迫黎元洪离开湖北赴京任副总统使湖北地盘落入北洋派之手。 1914年2至3月间赴河南指挥镇压白朗农民起义。由于段祺瑞长期在内阁中任陆军总长拥有训练、调遣军队和提拔军官的权力使北洋军中许多年轻军官视段为恩主。袁世凯为削弱段的力量将陆军部的权力收归己有乃在5月8日设立“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为政府最高军事指挥机关将陆军总长降为办事处的一个办事员。段对此极为不满经常借故缺席会议公务也交次长徐树铮去处理。袁世凯为了安抚段祺瑞6月3o日专门任命他为“建威上将军”兼管理将军府事务。但段与袁的矛盾并不因封官而有所缓和。 1915年5月内阁讨论日方关于要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的最后通牒时段祺瑞独持异议主张动员军队对日采取强硬态度。31日段称病辞职未准。当时袁世凯正准备恢复帝制文武官员纷纷请愿、劝进拥戴袁世凯当皇帝。对此段表示反对称病不出进行消极抵制。8月29日袁将其免职并软禁。 袁世凯称帝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1916年3月22日袁被迫取消帝制。为了加紧对南方用兵他只好启用段祺瑞。4月22日袁世凯任命段祺瑞为国务卿兼陆军总长。5月8日撤销政事堂恢复国务院和总理名称段为国务总理。但袁对段并不放心对段提出的国务院秘书长人选及裁撤总统府机要局、统率办事处、军政执法处三机关的建议不但不采纳反而暗嘱梁士诒以掣其肘。这更加深了段的怨恨对当时军事政局的变化也不尽心去办。5月12日段下令中国、交通两行停止兑付现金促使人们对袁更加不满。袁在内外交困中于6月6日病死。 袁世凯一死段祺瑞即以现任国务总理掌握国家实权。就在袁死后几小时段表他与徐世昌拟定的《袁大总统遗令》宣告依据《中华民国约法》以副总统黎元洪代行中华民国大总统职权。命令一公布当即遭到南方各党派的反对他们认为《中华民国约法》是袁世凯私造的约法不应执行；黎元洪应照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继任”大总统根本不是“代行”的问题。南北双方展开了新旧约法之争拉开了护法运动的序幕。正当南北双方争执陷于僵持状态时海军突然宣布独立段祺瑞不能不有所戒惧于6月29日接受南方条件遵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新旧约法之争告一段落。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旧国会继续开会段祺瑞重新被任命为国务总理。紧接着颁布一系列法令改各省督理军务的将军为督军督办民政的巡按使改称省长。并宣布惩办帝制祸释放政治犯等。 不久段祺瑞和总统黎元洪生争执。最初主要表现在总统府和国务院的权限问题上。1916年8月下旬总统府提出《府院办事手续草案》规定总统得随时出席国务会议总统对国务院议决的事及任免官吏可以退回再议。段祺瑞不能容忍黎元洪插足国务院乃以辞职相威胁最后府院双方议定了几条折衷办法：总统不出席国务会议但国务会议议事日程先期呈阅国务会议记录随时呈阅；总统对国务会议议决的案件如有不同意见可让总理及有关领导说明情况如说明后总统再不满意可交回复议一次。此后黎段矛盾有所缓和。双方的矛盾还表现在关于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问题上。1917年2月美国政府因德国派潜艇封锁公海影响到它的对外投资宣布对德绝交。4日照会中国政府拉拢黎元洪希望与美国步调一致并表示愿借款给中国作参战军费以摆脱日本的控制。当时段祺瑞也想对德宣战企图利用参战勾结日本借款练军扩充实力。日本也表示支持中国对德宣战。后美国现中国对德宣战将有助于日本扩张在华势力乃又转而指使黎元洪抵制中国参战。黎元洪也怕段祺瑞在参战名义下壮大实力对己不利于是接受美国要求反对对德绝交宣战。黎元洪、段祺瑞各自的态度反映了美、日帝国主义的不同要求。3月3日段祺瑞在日本支持下操纵内阁通过对德绝交案。4日段率内阁成员到总统府要黎元洪在对德绝交咨文上盖印交国会通过并电令驻协约国公使向驻在国政府磋商对德绝交后的条件。黎元洪接受美国要求拒绝签。当晚段祺瑞上书辞职出走天津以示反抗。后经冯国璋“调停”约定今后内阁确定的外交方针总统不再反对。由于黎元洪让步段祺瑞在3月6日复职。接着段密电各省及驻外公使说明黎元洪已同意内阁的对德外交方针。不久众参两院分别通过对德绝交案。 对德绝交案公布后段祺瑞积极准备对德宣战以乘机扩充武力。对此全国各方面人士纷纷通电反对。但段一意孤行召集各省督军到北京开会组织“督军团”说明参战的目的在于取得日本的借款与军械以加强北洋派实力。段的外交方针获得督军们的支持。5月1日国务会议通过对德宣战案。7日对德宣战案提交国会。1o日国会开会审议参战案。段祺瑞为迫使国会通过参战案采取伪造民意的办法用钱雇来北京城内的军人、警察、乞丐、扛夫和失业游民3ooo人组成各种名目的“请愿团”在陆军部人员的指挥下手执小旗散传单包围国会达1o小时之久当场殴打议员打伤2o多人胁迫议员立即通过宣战案。议员们十分气愤宣布停止开会。段的目的没有达到便决定解散国会改制宪法。国会则呈请黎元洪免去段的国务总理职务。黎元洪利用人民反段的要求在美国支持下23日下令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职。段以总统令无总理副署为由不予承认并赴天津策动督军团解散国会。同时派代表去江苏徐州与张勋联系“合作”驱黎。 5月29日安徽、河南通电宣告独立。随后浙江、山东、山西、福建、陕西等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研究系议员对黎元洪罢免段祺瑞采抵制态度。31日汤化龙辞去国会众议院议长。在北洋各省督军和研究系政客的抵制下黎元洪于6月1日召张勋入京“共商国是”。张勋则以解散国会为进京条件。12日黎元洪下令解散国会。14日张勋到北京。7月1日张勋拥清废帝溥仪复辟。2日黎元洪躲进日本使馆同时电请冯国璋代行大总统职务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 段祺瑞阴谋促使张勋解散国会、待推翻黎元洪的目的达到后又摇身一变打起了反复辟的旗号。7月3日段在天津马厂举兵讨伐张勋自任“讨逆军”总司令。4日段又联合曹锟通电宣布张勋八大罪状。5日段祺瑞就任总理。12日“讨逆军”分三路攻入北京。张勋复辟失败。段借反复辟捞到了“再造共和”的政治资本。 7月14日段祺瑞入京黎元洪通电去职。8月1日冯国璋入京代理总统。4日国务会议通过对德宣战案。14日布《大总统布告》正式宣布中国加入协约国对德、奥宣战并声明废除与德、奥两国所订的一切条约。对德宣战后段为壮大自己实力公开进行卖国活动。8月1o日成立了以亲日派陆宗舆为总裁的中日合办中华汇业银行作为日本向中国投资的机关。自1917年8月至1918年9月段先后以善后借款、银行借款、铁路借款、军械借款等名义共借款16次总额在3亿日元以上。其中8次借款由日本相寺内正毅的私人代表西原龟三同段祺瑞政府交通总长曹汝霖经手合计1.45亿日元。这次借款史称“西原借款”。“西原借款”所附的山东密约即山东问题换文规定：日本军队除济南留一部分外全部均调集于青岛；胶济铁路归中日两国合办经营。日本通过各种借款加强了对中国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控制还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 段祺瑞自恃有日本作靠山在重新组阁后把推翻《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武力统一”作为施政重点甚至公开声明一不要约法二不要国会三不要旧总统。1918年3月1日成立了参战督办处规定参战督办处隶属于大总统综理国际参战事务。段的亲信靳云鹏任参战处参谋处长兼参谋长。不久又建立参战军成为皖系军阀统治的一大支柱。 段祺瑞的卖国行径、不要《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不恢复旧国会的倒行逆施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1917年9月1o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海陆军大元帅组织军政府领导反对段祺瑞的“护法运动”。段为了消灭孙中山领导的武装力量削平西南地区正在崛起的地方势力动了“武力统一”全国的战争。 1917年11月14日湖南前线的直系将领王汝贤因没有得到湖南督军的位子而擅自行动通电全国要求停战。随之直、鄂、赣、苏四督军联名通电响应。段祺瑞武力统一计划受阻于11月16日通电提出辞呈。对段的辞职冯国璋在22日予以批准。12月18日冯任命段为参战督军。1918年1月18日冯国璋布讨伐令派兵进攻湖南。3月1o日南北战事重起。19日曹锟等27人联名致电冯国璋和段祺瑞请段出山。23日冯国璋表段祺瑞组阁令。26日段召开国务会议决定大举向湖南用兵。此时段对外继续实行卖国政策。5月16、19日先后与日本签订了《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根据这些“协定”日本“合法”地“迈出了使中国军队隶属化的第一步并且为已在策划中的出兵西伯利亚确保了在中国境内调动军队的权利”。14月2o日段祺瑞离京南下汉口召集军事会议目的是要消除主战派内部裂痕制定对南方的作战方针。但段的“南巡”没有解决问题。8月间吴佩孚接连通电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进行了猛烈抨击。 1918年大总统任期将满应当改选为了排斥冯国璋操纵新国会选举段祺瑞指挥手下政客王揖唐筹人组织安福俱乐部（因会址在北京西单安福胡同而得名）。安福俱乐部以金钱贿赂收买政客操纵选举获得新国会384个议席占国会两院全部议席的81.36％史称这届国会为“安福国会”。 1918年8月12日国会开幕。9月4日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冯国璋与段祺瑞相约同时下野。1o月9日段辞职1o日获准。段虽不当总理但仍任参战督办手中掌握着几个师的参战军。同时他还掌握着国会内阁中又有他的亲信。实际上段对全国行政仍起控制作用。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和平统一。北京政府鉴于国内外形势派代表于1919年2月到上海与南方代表进行和谈。由于段祺瑞的作梗南北和谈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世界大战结束协约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会。中国作为战胜国参加会议。但在会上中国不仅没有得到战胜国应有的权益反要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让给日本。中国在山东问题上交涉失败激起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的强烈抗议爆了五四爱国运动。而段祺瑞却在5月14日徐世昌召开的特别会上鼓吹：中国应依赖日本必须无隔阂地与日本保持协调一致的行动中国应在和约上签字。24日段又通电各省主张放弃山东主权无条件签署对德和约1。因全国人民反对中国政府代表拒签和约。 1919年7月2o日徐世昌下令裁撤督办参战事务处改设督办边防事务处由段祺瑞来督办边防事务。8月5日又改“参战军”为“边防军”令段祺瑞将督理参战军训练事宜改称为督理边防军训练事宜。这时段控制1［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第287页。转引自黄征等著《段祺瑞与皖系军阀》河南人民出版社199o年版第1o2页。 1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3卷武汉出版社199o年版第1o7o—1o71页。的边防军有3个师4个混成旅。徐世昌又命段的亲信徐树铮以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督办外蒙古善后一切事宜。皖系获得控制西北各省区的权利其声势凌驾于其他派系之上成为直奉联合反皖的原因。 1919年秋冬之间直系的直、苏、鄂、赣四省和奉系东北三省组成七省反皖联盟用“清君侧”的策略反段身边的徐树铮。192o年初吴佩孚提出撤防北归。为阻止吴部北上段祺瑞采取安插亲信步步设防的措施结果得罪豫督赵倜使赵参加反皖联盟。 192o年4月9日曹锟在保定召开八省反皖联盟会议商定军队撤回原防地解散安福国会。5月22日吴佩孚率第三师自衡阳撤防北返奉军也借口进关。7月4日徐世昌下令解除徐树铮西北筹边使及西北边防军总司令职。5日段祺瑞以边防督办名义命令边防军紧急动员。8日段又召集军政会议决定起兵讨伐曹锟、吴佩孚。9日段在北京团河组织定国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14日直皖战争爆。战区分东西两路：西路是双方的主战场在京汉路的涿州、琉璃河、高碑店一带；东路在京奉路杨村一带。战争历时5天皖军全线溃败徐树铮遁逃。19日段引咎辞职。皖系势力从此衰落。段祺瑞全家移居天津。 直皖战争结束直奉之间的矛盾很快尖锐起来。1921年下半年段祺瑞利用张作霖对曹锟、吴佩孚的不满和张作霖联手商讨合力倒直计划。同时又派密使南下和孙中山接洽合作讨伐直系。 1924年1o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23日冯玉祥动“北京政变”。26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请段祺瑞出山。11月1o日冯玉祥到天津与段会晤并推戴段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 1924年11月22日段祺瑞入京。24日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同日公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规定临时执政总揽军务政务统率海陆军取消总统府、国务院使临时执政兼有两者的权力。 段祺瑞上台后为取得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12月7日对日本记者表示过去的条约均遵守不变。18日又通过临时政府阁议声明以前所订条约“概当履行”。1段祺瑞为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决定召开善后会议于1924年12月24日公布了《善后会议条例》规定参加会议的人员必须是有“大勋劳于国家者”；“讨伐贿选及制止内战各军最高领”；“各省区及蒙、藏、青海军民长官”；“有特殊之资望、学术、经验由临时执政聘请或派充者”1。这些人实际是一群官僚、政客、军阀、买办、遗老和御用学者理应受到全国人民反对。但段祺瑞仍强行在1925年2月1日召开善后会议通过《军事善后委员会条例》、《国民代表会议条例》、《财政善后委员会条例》。4月21日会议结束。 与此同时段祺瑞为使海关二五加税与收回被比、意、西、法四国扣了两年多的1ooo多万元以解临时执政府各项军政费用之急需竟通过“金佛郎案”。结果使中国凭空多付给法国庚子赔款约8ooo多万元多付给比利时、意大利等国7ooo多万元。1925年5月28日段祺瑞写信给日本相田中义一附信寄去《秘密意见书》乞求日本给予经济援助。1o月16日十三1《民国日报》1924年12月19日。 1费保彦：《善后会议史》北京寰宇印刷局1925年版第25—26页。国关税特别会议在北京召开。段祺瑞表示要谋求关税自主。会议通过了《议决中国关税自主的条文》。但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在关税问题上采取延宕态度直至段祺瑞下台也未作出具体决定。 1926年1月12日十二国法权会议在北京召开。段祺瑞意欲通过此会取消各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后因帝国主义国家阻挠而没有达到目的。 1926年初在日、英帝国主义策划下张作霖与吴佩孚以“反赤”为号召联合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3月12日奉系军舰4艘尾随日本驱逐舰冲进大沽口与国民军生冲突。日本联合《辛丑条约》缔约国向段祺瑞提出最后通牒威逼国民军撤退并限于3月18日解决否则就要动武。北京学生得到消息8o多所大中学校师生及6o多个团体约5ooo人于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会后举行游行。当队伍到达临时执政府门前遭到段祺瑞卫队枪杀47人死亡132人受伤4o人失踪。段祺瑞一手制造的三一八惨案被鲁迅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当直奉军阀势力逐渐逼近北京时段祺瑞准备勾结张作霖驱赶国民军出北京。4月9日段的阴谋败露国民军将领鹿钟麟先制人率兵包围了临时执政府段逃到东交民巷。国民军退出北京段复职。这时他派人与张作霖联系张对他不屑一顾吴佩孚又派兵对其进行监视。这样段祺瑞只好结束“执政”4月2o日宣布下野回到天津过寓公生活。 段祺瑞到天津后自称“正道居士”每天吃斋、礼佛。但他一直没有停止过争取重新上台的活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生后日本帝国主义曾请段祺瑞出山成立傀儡政权被他拒绝。1933年1月移居上海。1936年11月2日因病去世。 第二十一章张作霖张作霖字雨亭1875年（清光绪元年）生于辽宁省海城县。其父张有财经营小商铺常出入赌场负债累累家境败落。张作霖14岁丧父在私塾读书仅数月便辍学后浪迹江湖曾学习兽医粗通门径。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张作霖投入毅军因“机警过人”被提升为骑兵哨长（排长）1。战后他解甲还乡在大高坎镇开设兽医庄娶黑山南赵家庙地主赵占元次女为妻。19o1年赵氏生长子张学良。 本世纪初辽河流域战乱频繁散兵游勇与失业流民落草聚众纷纷竖起绿林旗号（俗称“马胡子”）。地方绅商也组织乡团“抽饷养兵名曰保险”2。这些地方武装大多亦兵亦匪在管辖地域内维持治安但往往越过辖区勒索抢劫。张作霖在岳父的协助下自建“保险队”。其后汤玉麟、张作相、张景惠相继率众归顺他其声势日大。 19o2年张作霖率部数百人委托八角台等地方绅商具保推荐由新民知府增韫呈请盛京将军增祺批准收编被任命为巡防马步游击队管带（营长）。 19o4至19o5年日本与俄国为争夺殖民权益在我国东北动大规模战争。张作霖利用战争扩展实力。起初他暗助俄国从中渔利其后又见风转舵“为日本军效力”。1日俄战争后为维持社会治安东北当局整编地方军队张作霖经营有术官运亨通。19o6年张作霖所部扩编为马步五营张任五营统带（团长）。张作霖被招抚后奉命剿匪屡屡建功相继消灭田玉本计擒杜立三辽西地区土匪基本扫平。19o7年张作霖被提升为奉天巡防营前路统领（旅长）。19o8年东三省总督徐世昌调张作霖所部到郑家屯（今辽宁双辽县）、洮南一带追剿为沙俄收买的蒙古叛匪。张作霖率军奔驰在漠北荒原“炎沙寒雪、艰苦备尝”2苦战数年终将叛匪敉平。 1911年武昌起义爆东北革命党人张溶与蓝天蔚等新军将领策动响应。东三省总督赵尔巽采纳咨议局副议长袁金铠的建议急调驻防辽源巡防营旧军入卫。张作霖闻讯密令所部从洮南日夜兼程直奔奉天（今沈阳）。在张作霖的武力协助下赵尔巽强制新旧军将领通过“保境安民”的方针策动咨议局成立“奉天国民保安会”“公举”赵为会长、张兼任军政部副部长以遏制革命形势的展。随后赵尔巽又指示张作霖剥夺蓝天蔚的军权逼迫其离奉南下并设计诱杀张溶将其家产洗劫一空3。接着全城展开大搜捕许多革命志士遇难。张作霖因绞杀革命得力被任命为巡防营务处总办。 1912年春北洋军阀领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张作霖由“勤王保皇”者变为效忠袁世凯的干将。同年9月张作霖被任命为陆军第二十七师师长成为奉天省（今辽宁省）最重要的实力派军阀。 1《黑山县志》上卷《人物志·张作霖》。 2《黑山县志》上卷《建置志》。 1东亚同文会编、胡锡年译：《对华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75页。2徐世昌：《东三省政略》宣统三年刊本第148—149页。 3《关于张作霖的专题档案》案卷号二十一辽宁省档案馆藏。 1913年3月袁世凯策划对南方革命党动战争为免除后顾之忧特召见张作霖加以慰勉。随着张的羽毛日益丰满袁唯恐形成尾大不掉之势曾于1914年8月企图以“护军使”之衔将其调往内蒙古。张闻讯鼓动奉天绅商上书挽留迫使袁打消原意。 1915年8月袁世凯为箝制张作霖委任亲信段芝贵为奉天督军并兼节制吉黑两省军务张只得佯示欢迎。此时袁世凯正在图谋复辟帝制张密电劝进声言“关外敢有异议者以身当之”1。袁“登极”时论功行赏段芝贵封公爵张封子爵。张大失所望即日递呈请假。1916年春在全国一片讨袁声中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张作霖与冯德麟合谋将段逐出奉天。陷于四面楚歌的袁世凯被迫任命张为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巡按使冯为帮办。张终于实现执掌奉天军政大权的宿愿。6月袁忧愤毙命黎元洪与段祺瑞掌握的北京政府任命张为奉天督军兼省长。 张作霖掌握奉天军政大权后重用地方人材任命留日军事专家杨宇霆为军署参谋长迅擢升政绩卓著的王永江为财政厅长兼代奉天省长。王永江精吏治、善理财全省财政面貌一新。奉系悍将汤玉麟目无法纪与王生激烈冲突张作霖坚决支持王整肃法纪不惜与汤决裂。 1917年初北京政府在对德绝交与参战问题上生“院府之争”。张作霖支持亲日的国务总理段祺瑞派代表出席徐州督军团会议通电要求解散国会一度宣布奉天“独立”向总统黎元洪示威。在“独立”期间他乘机扩充军队组建第二十九师任命吴俊升为师长。同年6月张勋策划复辟活动时张作霖起初骑墙观望复辟失败后张乘冯德麟因参与逆行被捕之机吞并其二十八师。至此奉天成为张作霖的一统天下。 同年夏张作霖借黑龙江内部政争的机会保荐其儿女亲家鲍贵卿为黑省督军将势力扩展到黑龙江。随后张又设法谋取吉林因吉林督军孟恩远的抵制未能得手。 复辟失利后北京政府由冯国璋任总统、段祺瑞任总理直、皖两系分掌大权。其时国内政局除南北对峙（南方成立护法军政府）外北洋军阀内部直系与皖系之间的明争暗斗日益激烈。在对南方的政策上皖段推行“武力统一”而直冯则主张羁靡制约。1918年2月皖系干将徐树铮策动奉系在秦皇岛“截领”直系军械1鼓动张作霖入关问鼎中原。3月奉军奉命挺进张作霖以支持对南方用兵之名欲谋取更大的权力。9月皖系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特任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张总揽了东北三省兵马大权。同年秋一战结束英美等国为与支持皖系的日本抗衡策动南北和谈日本被迫加入“五国劝告和平”。年底奉军撤出关外。 1919年7月张作霖在日本侵华势力的协助下以武力迫使吉林督军孟恩远解除职务由北京政府下令调鲍贵卿为吉林督军任命奉军第二十七师师长孙烈臣为黑龙江督军。至此张作霖将东三省纳入其统治范围。从此奉系军阀取得与直、皖两系鼎足而立的地位。 张作霖在东三省崛起之时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已攫取了重大的权益长春以北已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张作霖为实现“东北王”的统治野心不惜卑躬屈膝向日本表示亲善。张作霖成为奉天督军后日本统治阶层将1《盛京时报》1916年4月8日。 1杜春和等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8—49页。扶植和利用张定为其扩大侵华的方针之一。1916年6月日本为支持张作霖整理全省财政通过朝鲜银行奉天支行向奉天政府贷款3oo万。其后张作霖向吉林和黑龙江扩张势力都得到日本的支持与协助。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震动全国。张作霖在东北对爱国民众运动“严加取缔”1得到日本当局的赞许。日本关东厅长官林权助派驻奉总领事向张面谢。192o年1o月东北延边地区爆民众举义抵抗日本扩张的“珲春事件”。奉天当局配合日本侵略势力将爱国运动镇压下去。张作霖不仅与日本军政界交往密切而且同日本财团也有联系。日本财阀大仓喜八郎与张作霖为莫逆之交双方合资成立“兴公司”联合开内蒙古东部资源推动了日本向东北投资的迅展。张作霖在东北地区奉行亲日政策主要目的是“互相利用交换利益”。1张作霖割据东三省后野心日益膨胀极力向关内扩张势力。 192o年7月直皖战争爆。此前张作霖鉴于皖系掌握的边防军势力日大成为奉系向蒙疆扩张的障碍改变对皖系的支持暗中加入直系策划的反皖八省联盟。战争一爆张立即率军入关助直倒皖。皖系大败直系与奉系军阀共同把持了北京政府徐世昌继续担任傀儡总统。同年9月张作霖以出征外蒙古为名迫使北京政府任命奉军将领张景惠为察哈尔都统。1921年5月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被特派兼任蒙疆经略使。1o月奉军向热河推进张作霖又胁迫北京政府批准奉系将领汲金纯为热河都统。绥远都统马福祥也“望尘景附”2。这样张作霖不但君临东北三省而且兼辖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特区俨然成为“满蒙”之王。 直皖战争后张作霖与直系新领曹锟商议决定联合支持靳云鹏组阁。但其后直奉双方在分割地盘、任用官吏上迭生矛盾。张作霖为对抗直系暗中与皖系重修旧好并利用交通系要员梁士诒、叶恭绰等扳倒靳阁。1921年12月张作霖入京支持亲日官僚梁士诒组阁引起直系第二号领吴佩孚的不满。其时在“华盛顿会议”上中日代表对于山东问题展开激烈舌战。梁士诒电令中国代表接受日方提出的借日款赎回胶济铁路、改为中日合办等条件。吴佩孚抓住这一题目接连电责梁士诒亲日卖国并攻击梁的后台张作霖。吴电声明：“如有敢以梁士诒借日款及共管铁路为是者即其人甘为梁士诒之谋主即为全国人民之公敌。”1于是直奉关系日趋紧张。1922年4月初奉军大举入关。29日第一次直奉战争在直隶境内爆。前线奉军多为绿林兵将素质较差指挥接连失误仅一星期西路、东路相继溃败直军乘胜追击奉军损失惨重。第二梯队张学良、郭松龄指挥的奉系新军作战英勇坚守榆关直军被拒山海关之外。 奉军战败后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下令免除张作霖本兼各职听候查办。但张作霖在东北的统治根基稳固非大总统的一纸公文所能动摇。6月上旬东三省议会通电宣布“联省自治”推举张作霖为保安总司令。东北“自治”后张作霖为向直系复仇广招人材整军练武。7月奉军设立陆军整理处实行精兵主义汰弱留强统一整编为“镇威军”1《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o年版第862—863页。1［日］园田一龟著、胡毓铮译：《怪杰张作霖》1921年版第22o页。2《张大元帅哀挽录》行状部分1928年刊本。 1《吴佩孚通电》（1922年2月1o日）《北洋政府步军统领衙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总计兵力约25万。全军强化军训扩建陆军东北讲武堂改革军需制度。同时建立海军扩建空军投巨资改建奉天兵工厂。仅两年左右奉军由绿林式的乌合之众跃为训练有素的劲旅。为广泛培养各种人材1923年春东北当局不顾日本的“抗议”2建立东北大学由王永江任校长。 当张作霖锐意整军备战之际直系军阀把持中枢倒行逆施怨声载道。曹锟贿买议员窃据总统之位秽声四起；吴佩孚色骄志矜滥用武力。因此各地反直浪潮不断兴起。张作霖与广州护法军政府大元帅孙中山和退居天津的皖系脑段祺瑞及浙督卢永祥联系结为反直三角联盟。同时张作霖秘密拉拢直系将领冯玉祥分化对手。 1924年9月直皖江浙战争爆。张作霖立即响应浙卢通电讨直。13日张亲率六路大军向关内挺进。吴佩孚率三军迎击。双方主力激战于山海关奉军攻破石门寨直军战局危急。1o月23日冯玉祥倒戈率军急返京占领要地囚禁曹锟动“北京政变”将所部改编为国民军派兵迎战直军主力。直军腹背受敌全军一片混乱奉军以破竹之势长驱直入。吴佩孚仓皇出逃直军迅溃败奉军大获全胜。 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张作霖与冯玉祥共同推举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虽然张、段紧随冯后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但随着曹、吴倒台奉、皖、粤三角联盟已经瓦解。此时皖系实力所存无几段祺瑞为平衡张与冯之间的关系煞费苦心。1925年春冯玉祥被任命为西北边防督办。国民军占据西北地区及京汉线北段。同时张作霖被任命为东北边防督办奉军沿津浦线向南扩张。5月奉军以援皖为名举兵南下仅三个月便占据了山东、江苏、安徽并将势力伸展到上海。 奉系向东南扩张使浙督孙传芳深感威胁。1o月15日孙联合闽、赣、苏、皖等省的直系旧部号称五省联军通电反奉。奉军脚跟未稳一败涂地。11月孙军攻占徐州奉军撤回山东。正当孙军乘胜推进之际吴佩孚在武汉东山再起自称十四省联军总司令兵锋指向河南的国民军。而冯玉祥则暗中与孙传芳建立联系南北呼应威胁奉军。 浙奉战争之后奉系内部郭松龄倒戈爆反奉战争。事前郭派人与冯玉祥密结反奉联盟。11月24日郭松龄在滦州誓师通电谴责张作霖穷兵黩武并率军出关。郭军迅攻占锦州、新民等地直逼沈阳。危在旦夕的张作霖准备逃往大连。日本关东军趁机提出扩大满蒙侵略权益的要求作为“援助”条件张立即表示接受以换取日本的武力干涉1。12月23日巨流河决战郭军失利。12月25日郭松龄夫妇从容就义。 1926年初张作霖以讨伐郭军残部魏益三为名再次向关内进兵与进援郭军残部的国民军隔滦河对峙。奉天省代省长王永江劝谏张：“抛弃历来偏重武力的思想不再向关内染指”削减军费展实业振兴教育等建议2遭张拒绝王愤然辞职翌年病逝。王下野后随着军费的恶性膨胀奉省金融日趋混乱奉票急剧贬值。 为进攻已占据直隶的国民军张作霖与吴佩孚弃嫌修好签订反冯盟约。3月奉直联合起进攻。敌视国民军的列强也公然以武力威逼国民军2吴相湘：《张作霖与日本关系微妙》《传记文学》第44卷第6期。1罗靖寰：《我所知道的张作霖的对日外交》《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26—3o页。2（日）田岛富穗：《王永江》第54—55页。 被迫接连放弃大沽、天津、北京。段祺瑞政府垮台张、吴北京会晤但同床异梦。 正当奉吴联合进攻国民军之际广东革命政府于1926年6月举兵北伐。 国共合作北伐军所向披靡1o月初攻克武昌吴佩孚败退河南。奉鲁军乘人之危以索饷为名迫使以吴为背景的杜锡珪摄政内阁辞职。在奉系的默许下由外交总长顾维钧兼摄内阁总理。同时张作霖命奉鲁军沿京汉路南下进占吴军控制的保定、大名。 11月初继吴败北之后孙传芳军在江西战场也遭北伐军重创。奉系遂成为北洋军阀中最大的实力派。张作霖在天津召开“蔡园会议”商议对策。孙传芳微服北上亲自向奉系输诚求援与张宗昌等联袂以十五省名义推举张作霖为安国军总司令。12月1日张作霖宣誓就职登上北洋军阀盟主的宝座。随后张作霖率众入京。奉系继续支持顾维钧改组内阁蝉联执政。1927年2月张作霖以援鄂为名下令奉鲁军分兵两路进军河南。3月中旬张学良率奉系精锐三、四军团与吴军决战攻克郑州吴佩孚残余势力败亡。4月6日在“南北妥协联合反赤”的逆流中张作霖密令北京军警搜查苏联大使馆逮捕并残酷地绞杀了共产党领袖李大钊等革命志士。 同年春夏之交北伐之师继续推进。5月底冯玉祥率国民军出潼关与武汉唐生智军队会师威逼奉军嫡系军团。6月初南京北伐军攻克徐州直鲁军与孙传芳残部溃退。此时见风转舵的阎锡山立即宣布易职加入北伐行列。奉军被迫由战略进攻转入防御三、四军团放弃郑州退守黄河北岸。面对败局奉系极力推行“和国反共联阎讨冯”的策略企图分化北伐势力。 为取得与南方对等议和的政治势力6月17日北洋军阀各派势力联合推举张作霖为海陆军大元帅组建安国军政府。18日张作霖在怀仁堂宣布就职同时布《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令》。该令规定大元帅统率陆海军并“代表中华民国行使行政权”1。在军政府之上不设任何民众参议机构。2o日张作霖任命潘复为内阁总理阁员几乎为清一色的奉系人物。此时列强已将外交重心转向南方对安国军政府的组建反映十分冷淡。25日张作霖布“和平息争令”并通电声称：“作霖与中山为多年老友”其所作所为“实以继中山之志并非有政见之殊”只是要“问罪兴讨”“甘心赤化者”1。其目的仍在联合蒋、阎抗拒冯、唐。 1927年夏秋之际南方国民党各派系矛盾日趋激烈北伐军事陷于停顿。张作霖见宁、汉、粤、桂等派势力争权夺势越演越烈便重整旗鼓动反攻。8月25日孙传芳部曾一度夺取徐州攻占浦口渡过长江而进军龙潭。奉军嫡系于1o月向京汉线和京绥线之间的阎锡山部动进攻。当奉、晋两军相持不下时冯玉祥部在陇海线向张宗昌都展开猛攻。12月冯部与南京北伐之师联合重新夺取徐州。1928年1月蒋介石再度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将国民党各派军队编为一、二、三、四集团军重新动北伐攻势。山东战场上张宗昌部节节败退4月底放弃济南偕孙传芳残部溃逃。蒋、冯、阎、桂四个集团军联合进军奉军四面受敌濒于全线崩溃。1《政府公报》第4oo8号1927年6月19日。 1《北洋政府档案》一○三九·1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张作霖见大势已去于5月9日通电停战息争决定撤军出关。不料横祸飞来其祸根源于日本侵华政策的不断升级。 1927年6月日本政府召开“东方会议”决定对华政策采取强硬方针扩大其在满蒙地区的侵略特权。会后日本驻华使节对奉方展开外交攻势“抗议”东北当局集资修建打通线等铁路。日方认为奉方自建与南满铁路平行的交通干线将严重影响日本在“满蒙的权益”对其在东北的“经济展实大有损害”蛮横要求获取新的满蒙铁路修筑权1。日方的高压强索政策激起东北民众的爱国义愤奉天、长春等地爆声势浩大的反日运动。“满蒙交涉”一度被迫中断。东北当局一面在外交上敷衍日方一面日夜兼程抢修铁路。是年夏秋打通线等路提前竣工东北当局所辖各路相继实行联运“工商业大为振兴”2。 为突破日奉谈判的僵局日本相派遣满铁社长山本条太郎为代表于1o月抵达北京与张作霖举行秘密谈判。日方以预付数百万元现金为诱饵要求与奉方立即签订在满蒙地区承建五条铁路的契约。奉方屡屡更换谈判代表交涉一再拖延直到1928年5月济南事变之后才匆匆草签敦化至图们江图、长春至大赉等四路契约。至于日方再三逼迫奉方履行镇压郭松龄反奉时所承诺的密约张作霖见事过境迁以推委拖延的策略不肯实践前言。5月17日日公使芳泽向张作霖递交日本政府照会声称北伐战争即将扩展至京津地区如果“战乱波及满洲”日本政府将以武力干涉维护其侵略利益3。芳泽一面警告张作霖必须迅撤军出关一面乘机逼索日奉密约所承诺侵略特权。张作霖对芳泽的威逼恫吓勃然大怒严词拒绝。25日北京政府照会日方声明“东三省及京津地方均为中国领土主权所在不容漠视”。15月3o日张作霖召开紧急会议采纳张学良、杨宇霆的建议下达总退却令。6月3日张作霖乘专列出京。次日凌晨五时专列行至奉天城西郊皇姑屯车站穿过京奉路与南满路交叉处的铁路桥洞时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指挥启动爆炸装置一声巨响张作霖所乘的铁甲车被炸毁。张作霖身受重伤被送回大帅府数小时后身亡。事后日方伪造现场极力掩盖真相并四处挑衅企图乘机动用武力扩张殖民统治。 面对危局奉天当局处置镇静直至张学良微服返奉后才宣布丧。 张学良子承父业被推举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他继任后集国难家仇于一身以文件被毁为由拒绝履行张作霖生前草签的满蒙铁路条约遏制日本的侵略扩张。 张作霖生前娶有六房妻妾。原配赵氏早年跟随左右1898年生女芳19o1年生长子学良19o4年生子学铭1912年病逝于新民县。继配卢寿萱赵氏死后扶为正室19o7年生女怀英1911年生女怀卿1974年卒于天津。三太太戴氏（亦有陶氏、宪氏等称说法不一）婚后郁郁寡欢无子女后入佛门。四太太许澍旸家境贫寒因貌美被强娶为妾19o9年生女怀曈1《日本外务省档案胶卷》p57p·v·m23第94o页。 2《参与国际联合会调查委员会报告代表处说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2年版第235页。3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与主要文书》下卷东京1978年版第116页。1《北京政府外交部致日驻华公使照会》（1928年5月25日）《国闻周报》第5卷第2o期1928年5月27日出版。 1911年生子学曾1913年生女怀曦1916年生子学思1976年病故于北京。五太太张寿懿最受宠幸192o年生子学森1922年生子学浚1924年生子学英1925年生子学铨1966年病故于台湾。六太太马月清原为五太太贴身侍女1924年生女怀敏。1975年病逝于台湾。 第二十二章孙传芳孙传芳字馨远山东历城人生于1885年4月17日（清光绪十一年三月初一）。19o4年从保定北洋陆军成学堂选送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同盟会。19o8年冬毕业。19o9年3月回国。经清廷陆军部考试合格赏步兵科举人分配到北洋第二镇第三协第五标任教官。 辛亥革命后第二镇改为第二师。孙传芳随王占元第二师驻防湖北历任第二师辎重第二营营长、第二师第六团团长。1916年又任第二师第三旅旅长不久升任第二十一混成旅旅长。1917年任湖北暂编第一师师长。 1921年湘鄂战争爆湖北督军王占元辞职湖北为吴佩孚控制。在吴佩孚的推荐下8月9日孙传芳任长江上游总司令28日又任陆军第二师师长从此成为直系将领。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直系控制了中央政府。为选曹锟当总统直系将领在保定会议提出先恢复法统统一全国。5月15日孙传芳通电提出巩固民国宜先统一法统召开旧国会请黎元洪复位。28日又致电广东护法军政府要孙中山同徐世昌同时下野。孙传芳的通电是为直系起投石问路的作用。 1922年1o月福建生驱逐闽督李厚基战争。孙传芳奉曹锟、吴佩孚之命率军从湖北经江西入闽。1923年3月19日任福建军务督理。 1924年3月孙传芳和第十二师师长周荫人合作以突然袭击手段将掌实权的福建帮办王永泉赶下台。5月13日孙传芳为闽粤边防督办。曹锟要他进攻广东但孙传芳想向浙江展。6月16日孙传芳致电曹锟、吴佩孚一方面大谈进攻广东的战略一方面伸手要军饷3oo万元、枪弹5oo万。由于曹锟、吴佩孚一下子拿不出军饷、枪弹进攻广东的计划只能作罢。1924年9月3日江浙战争爆。孙传芳率军越过仙霞岭进攻浙军侧背。由于浙军第二师生内讧卢永祥被迫放弃浙江将浙沪联军总司令部移驻上海龙华。9月17日孙传芳为闽浙巡阅使兼浙江军务督理。由于浙军作战不力孙传芳军得以长驱直入9月25日占领浙江嘉兴。1o月12日占领上海龙华。卢永祥宣布下野江浙战争结束。这一仗孙传芳不仅获得了物产丰富的浙江地盘还收编了4个师1个混成旅成为一个有军事实力有地盘的大军阀。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以直系失败告终。段祺瑞入京成立临时执政府。 孙传芳当即致电表示拥护段政府。 1924年12月11日段祺瑞下令免去直系齐燮元江苏督军职又密令陈乐山赴松江复任第四师师长职于是引起孙传芳的疑虑认为这不利于他在浙江的统治乃于1925年1月2日率军攻占松江逼近上海。1月5日和6日又接连通电反对奉军南下并与齐燮元组织江浙联军孙传芳任联军第二路总司令。11日两路军队夹击占领上海。13日又占领苏州。 1925年1月14日孙传芳、齐燮元联名通电：愿意撤退上海地域内所有两省驻军废除护军使及镇守使名目反对以后再设此类军职。15日段祺瑞下令裁撤淞沪护军使以上海为永不驻军及设置军事机关地区。16日任命孙传芳督办浙江军务善后事宜。 1925年1月17日奉军占领镇江不久克无锡、上海。28日齐燮元通电下野逃往日本其部队为孙传芳接收。2月3日孙、奉双方签订江浙互不侵犯的和平公约。5日孙军全部撤出上海但奉军根本没有撤军诚意故上海为奉军所掌握。 1925年5月3o日上海生五卅惨案。为镇压人民革命运动奉军源源不断开来。此时孙传芳也派第四师谢鸿勋部回驻松江。江浙形势再次紧张。1925年1o月8日孙传芳在杭州召开有安徽、江西、江苏、福建、浙江五省代表参加的会议讨论出兵讨奉任务。决定成立浙闽苏皖赣联军建立五省联盟孙传芳自任总司令。1o月1o日孙传芳以国庆阅兵为名向江苏松江、长兴集中。 1o月16日浙奉战争爆。孙传芳出其不意先制人动猛攻奉军杨宇霆部急忙撤退。孙传芳夺得松江、上海后才与夏、周荫人联名表通电以奉系在上海驻兵为借口出兵讨奉。奉系没有料到孙军进攻神害怕分散被围乃决定保全实力放弃江苏、安徽两省将奉军集结于徐州伺机反扑。 1o月17日孙传芳抵达上海。鄂、皖、赣三省直系军阀和地方军阀纷纷通电响应孙传芳讨奉并电请吴佩孚、孙传芳共同主持讨奉大计。 奉军退据徐州分三路防守孙传芳的联军亦分三路进攻。1o月3o日孙传芳下令向徐州起总攻。11月2日两军激战于安徽蚌埠以北的固镇。孙军先败后胜杀张宗昌的白俄兵3oo多人奉军前敌总指挥、济南镇守使施从滨亦被俘枪决。11月5日孙传芳下令向徐州动第二次总攻奉军为保存实力退走山东。8日孙传芳在徐州召开庆功大会意态骄盈不可一世。 11月25日段祺瑞任命孙传芳为江苏督办邓如琢为安徽督办。但孙传芳根本不承认段的任命反以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名义任命陈调元为安徽总司令王普为安徽省长陈陶遗为江苏省长。这是孙传芳军阀生涯最得意的时期。 1926年7月广东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吴佩孚在两湖战场连连败退多次电请孙传芳派兵支援但孙按兵不动。直到吴佩孚败退河南孙传芳才出兵迎战。 9月3日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军赖世璜部向赣州起攻击第二军亦自南雄攻入江西开辟北伐第二战场。此时孙传芳约有16万兵力分为6个方面军。6日北伐军攻克赣州孙传芳却要北伐军撤。7日孙传芳又致电蒋介石限北伐军24小时内全部撤回广东。当时孙传芳的兵力主要集中在江西的南昌、九江、南浔路等重要地点司令部设在九江江面的轮船上。11月2日北伐军在南浔路起总攻。4日占领九江。8日攻占南昌。孙传芳部溃不成军孙本人于7日狼狈逃回南京。 南昌失利后孙传芳见北伐军势不可挡乃于11月18日改名化装乘普通客车由南京抵天津拜见张作霖向张乞授认错表示东南大局静听张作霖主持。孙传芳还与张学良拜盟认张作霖为义父。张作霖大喜过望表示不计前仇并邀孙传芳参加正在召开的军事会议。孙传芳在会上建议组织讨赤军统率办事处推张作霖为全国讨赤总司令。会议决定让张宗昌率直鲁联军援孙孙传芳让出江苏、安徽的北部给直鲁联军。 12月1日张作霖在天津蔡园就任安国军总司令。8日孙传芳任安国军副司令。 孙传芳南返指挥部队回浙江摧垮了国民党人蔡元培等人搞的“浙江自治”。12月23日下令取缔江苏、浙江、安徽三省联合会缉拿蔡元培等7o余人。 1927年1月25日蒋介石在南昌召开军事会议确定长江下游作战方案决定先取杭州、上海消灭孙传芳主力会师南京。2月18日北伐军入杭州3月4日孙传芳在安徽的驻军倒向北伐军。14日北京政府海军总司令杨树庄宣布归附国民政府就任国民革命军海军总司令派三舰驶离九江会攻南京。18日孙传芳从南京逃到扬州。东南五省割据局面宣告结束。1927年5月22日孙传芳受南京国民革命军第一路何应钦军的进击弃扬州退到海州。6月11日孙传芳和张宗昌联袂到北京参加张作霖召集的军事会议提请张作霖就任安国军大元帅自己取消“五省联军”称号。7月15日孙就任安国军第一军军团长。 8月13日孙传芳乘国民党内部宁汉对峙乃集中兵力大举反攻占领淮阴、淮安、蚌埠、菏泽。17日尾随南京国民党的败兵进到浦口江边并炮击南京城。23日孙传芳军开始进攻南京。26日孙部三个师强渡长江占领栖霞山、龙潭车站断绝南京、上海间交通。29日孙又调兵5万到龙潭同南京国民党军激战。31日孙军在龙潭惨败被俘士兵3万余人、师旅长以上高级军官数十人伤亡无数枪支损失4万余枝。孙本人则化装成士兵逃到扬州。 9月15日奉系将领举行军事会议决定孙传芳负责津浦路防御特许孙传芳招兵买马扩充实力以与该地区冯玉祥军对峙。 1928年2月12日张作霖任命孙传芳为山东督办。4月南京国民政府再次动北伐孙军节节败退。4月3o日晚孙传芳渡黄河北逃。6月3日孙通电辞职。此时他的部队仅剩两个师退守天津。15日孙传芳的部队不愿出关而向阎锡山投诚。孙传芳的武力至此荡然无存。 孙传芳逃到沈阳后寄于张学良门下任毫无实权的东北保安委员会委员。1929年1月隐居于大连。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迁居天津。1934年4月孙在天津组织佛教居士林自任理事长。1935年11月13日在居士林被施从滨之女施剑翘开枪打死终年51岁。 第二十三章阎锡山阎锡山字伯川乳名万喜子。1883年1o月8日（清光绪九年九月初八）生于山西省五台县河边村1。父阎书堂营商为生。母曲月清大家闺秀。阎锡山6岁丧母寄居外祖父家由外祖母抚养成*人。9岁入本村私塾读四书五经。17岁再入本村义学读经史子书并对程、朱、陆、王之学深加研读。青少年时代受儒学影响较深特别是朱陆之说对阎以后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和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阎16岁随父到五台县城内自家开设的吉庆昌钱铺学商。19oo年阎书堂参与金融投机破产阎随父躲债逃往太原曾在太原柳巷裕盛店（客栈）当小伙计。流浪生活的痛苦以及八国联军侵华引起的国破家危促使阎弃商从军开始了人生道路上的重大转折。 19o2年阎考入山西武备学堂2从此投身军界。由于学习成绩优异19o4年被清政府选送日本留学先入东京振武学校学习日语和近代科学知识后入陆军士官学校第6期学习。留日期间结识了孙中山、李烈钧、朱绶光等革命党人受到反清革命思想的影响19o5年1o月加入中国同盟会后又成为“铁血丈夫团”成员之一积极从事革命活动。19o9年初阎从士官学校毕业后途经朝鲜。当时朝鲜已成日本的殖民地阎看到朝鲜大臣卑躬畏缩的样子深感亡国之苦曾出“亡国之民不如丧家之犬”的感叹并由此萌了“救国要在国未亡之前努力”的思想。3月回到北京后他为打开局面又专程拜见了当时山西新军协统姚鸿之父姚锡光得到姚的赏识。回省后阎任山西陆军小学堂教官不久在北京参加陆军部举办的各省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会试名列上等清廷赏给阎陆军步兵科举人并授协军校。接着被任命为新军第四十三混成协第八十六标教练官。191o年升任标统。任职期间秘密参与同盟会的反清活动积极进行军队改造为太原辛亥起义的动作了必要的准备。 辛亥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响应。1911年1o月28日以阎锡山为主的太原同盟会核心成员集体作出在太原举行武装起义的决定。翌晨驻防太原城外的新军八十五标在管带姚以价的带领下宣布起义接着阎率领驻城内的八十六标参加。起义军英勇奋战3个小时内光复太原城占领巡抚衙门击毙巡抚陆钟琦。当天起义军成立山西军政府阎锡山被举为都督。山西军政府的成立标志着清朝在山西反动统治的垮台。 太原起义胜利的消息传到北京清政府急派北洋军第六镇第十二协开往石家庄镇压山西革命。而第六镇统制吴禄贞早已秘密参加革命所以吴到石家庄后邀阎在娘子关会晤吴、阎商定组织“燕晋革命联军”吴任大都督兼总司令阎任副都督兼副总司令准备直捣北京推翻清廷。不料袁世凯收买吴的部属暗杀了吴燕晋联军功败垂成。11月15日袁世凯急任张锡銮为山西巡抚统率北洋精锐第三镇曹锟部进攻山西。山西民军分南北撤退阎率部向北1912年1月12日进占包头。 南北议和时由于孙中山的努力袁世凯未敢公开免去阎锡山的都督职务。1912年3月15日袁任命阎锡山为山西都督阎重返太原。阎返太原1河边村旧属五台县今归定襄县。 2《辛丑条约》后清政府在山西建立的培养军事人才的学校。 后也曾一度设想联合革命省份阻袁集权但考虑到山西处于袁世凯势力包围之中慑于北洋权势他非但没有反袁行动反而在袁世凯正式就任大总统下令解散国民党后执行袁的命令将山西全省的国民党组织一律解散本人也声明脱离国民党。1914年6月袁改各省都督为将军任阎为同武将军督理山西军务。二次革命时阎没有出面支持金永1祸晋他不敢反对但却派兵镇压了洪汉军。 为保全自己的权位阎锡山还支持袁世凯称帝。1915年4月他向袁密奏所谓“国本大计”倡议“废共和而行帝制以帝制而行宪政”。给反动的筹安会拨款6万元作为其活动经费并连续电给袁表示支持称帝。1915年12月21日袁赏封他为一等侯。护国运动时阎致电国务院指责护国军“破坏大局不顾国家”。 袁死后阎为保全自己的势力开始追随段祺瑞。1916年7月各省将军改称督军阎改称山西督军次年9月兼任山西省长。1917年9月护法战争爆阎在段的指使下派兵入湖南参战反对护法战争。 阎锡山在追随段祺瑞的过程中通过各种手段集山西军政大权于一身并着手经营山西增强实力。先他利用人民要求和平环境的心理和山西优越的地理条件提出“保境安民”的口号强调要服从中央命令保卫地方治安。他在“保境安民”的旗号下进行第一次扩军将原来的两个混成旅和警备队扩编成4个混成旅总兵力约2万人奠定了晋军的基础；其次他提倡“用民政治”建立行政网编定村制一村之中有村长；25户为闾有闾长；5户为邻有邻长使他们代行警察职务加强对人民的控制；最后为达到“用民”的目的极力推行“六政三事”1成立“六政考核处”、“政治实察所”等机构来督导其政策的扩展和实施。阎锡山实行的一系列加强自己统治和与其他军阀抗衡的退保政策客观上使山西能够得以摆脱南北之争暂时出现社会安定、生产展的局面加之某些社会“名流”、政客的吹捧北洋政府曾授予山西“模范省”的称号。 五四运动时阎锡山用软硬兼施的办法对付山西学生的爱国行动。慑于共产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192o年阎召开“进山会议”2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从主观唯心主义出炮制所谓的“公平制度”3从“理论”上来反对共产主义。为了防止人民革命1922年他提出实行“村本政治”的主张强调以村为政治本位选举地主豪绅分任村长、村副设立村公所、息讼会、人民会议等机构对贩卖和吸食毒品、窝娼、聚赌、偷盗、斗殴、游手好闲、忤逆不孝等坏人进行感化教育；成立保卫团对青壮年进行训练。同时他建立小型军火工业对晋军进行第二次扩充充实、增补十个步兵旅的编制新添了师的编制新建了一个步兵旅、一个手掷弹旅等使军队比以前增加一倍之多。 北洋军阀混战时期阎锡山左右逢源。1924年1o月23日冯玉祥动北京政变囚禁了贿选总统曹锟。阎认为段祺瑞掌权对自己有利于1o月下1金永清末有名的酷吏袁世凯派到山西任巡按使。 ------------ 15 1六政：水利、种树、蚕桑、禁烟、剪、天足；三事：种棉、造林、畜牧。2阎锡山在1921年6月至1923年1o月所召开的一系列会议的总称这些会议因会址开始设在太原督军署内一座名为“进山”上的“邃密深沉之馆”故名之为“进山会议”。 3包括“资由公给、田由公授、耕者有田、工者有器”。 旬公开联合冯玉祥极力拥护段祺瑞重新上台。为阻止湖北、河南的直系援军北上阎派兵占领石家庄截断京汉铁路交通解除北上增援的直系军队武装。但冯玉祥国民军势力的迅展对阎锡山统治山西和向外扩张都造成严重的威胁。于是阎又采取联合奉、直讨冯的方针派兵配合奉、直在晋北进攻国民军。通过这次战争阎不仅夺取了绥远特别区扩大了地盘而且收编了部分国民军军事实力也大为增强。1926年秋至1927年春阎进行第三次扩军将晋军改称“晋绥军”自任总司令并将步兵扩编为17个师。至此阎的兵力已增至13万余人。 1927年北伐战争胜利在望他于1927年6月3日通电就任北方革命军总司令改挂青天白日旗服从三民主义。随后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阎公开表示反共积极执行“清党”政策成立自新院专门管教所谓“政治犯”迫害进步人士致使山西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 1928年2月阎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北上参加对奉系军阀的战争。6月阎军攻占京、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任命阎为政治会议太原分会主席和北平分会代理主席并兼任平津卫戍总司令阎控制了晋、冀、察、绥4个省区及平津两大城市。1928年1o月国民党政府任命阎锡山为行政院内政部长。 国民党军队驱逐奉军出关后蒋介石为了削弱异己部队而召开的“编遣”会议激起各派新军阀特别是阎锡山的不满。1929年唐生智联阎反蒋阎先是同意后又改变主意拥蒋反唐。193o年1月他亲赴郑州自任讨唐总司令蒋委任阎为陆海空军副司令但又怕阎乘机扩大实力和地盘遂授意韩复榘在郑州秘密捉阎。阎得知后仓皇逃回太原。 以后阎继续扩军兵力达2o多万并以讨论“国是”为名表示反对蒋介石。一时国民党内反蒋各派麇集太原组成反蒋联合战线。193o年4月1日阎宣誓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为副总司令联名通电反蒋。南京“国民政府”于4月5日下令免去阎本兼各职国民党中常会决议永远开除阎的党籍。蒋介石调集大军讨伐“叛军”。这样以阎为的中原倒蒋战争全面爆。 战争进行期间8月7日国民党反蒋各派在北平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表宣言组织与南京对抗的“国民政府”推定阎锡山、汪精卫、冯玉祥、李宗仁等7人为“国民政府”委员阎为主席。9月9日阎宣布就职。18日张学良突然通电拥蒋出兵山海关阎、冯军败退。阎遂宣布下野随后逃居大连托庇于日本但仍通过其亲信遥控山西的军政大权。 1931年8月5日阎潜回山西。九一八事变后太原学生举行抗日示威游行阎出于对蒋介石政府的忌恨表示“支持”学生运动并勒令解散国民党山西省党部派兵逮捕党部负责人。1932年3月阎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重新掌握山西的军政。蒋为了争取阎恢复了其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务阎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蒋、阎重新合流阎再度统治晋绥两省。 阎重新掌权后继续集中力量展本省的经济建设积极扩充山西的实力。制订《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成立了“山西人民公营事业董事会”将各项工矿企业统归西北实业公司经营管理。另外他还修建同蒲铁路（窄轨）整顿山西银行成立山西实物准备库和山西营业公社。为了展官营资本他拒绝给私营工业提供贷款；为了展本地工业又成立土货商场抵制外货成立“经济统制处”垄断全省经济。由于阎采取的一系列经济措施使山西的工业建设有了一定的展。 面对日益高涨的民众运动特别是共产党力量的展阎提出“以组织对组织”的口号。他指使亲信建立了“建设救国会”、“文山读书会”、“民众监政会”、“植社”等社会团体企图以这些组织来对付共产党和民主力量。他从马列主义学说中窃取某些词句杜撰成所谓的“物劳主张”出版了《物产证券与按劳分配》一书吹嘘其主张是越马列、胜于孙中山的。1935年又成立“主张公道团”自任总团长。各县则设立“防共保卫团”。他亲自编写《防共应先知共》、《共产主义的错误》等反动书籍强迫人民唱《防共歌》以实现他“思想防共”、“经济防共”和“民众防共”的目的。1936年又提出“土地村公有”作为防共的根本办法。 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军进窥绥东为维护其政治地位和官僚资产他提出“守土抗战”的口号。又担忧中共力量久留山西妨碍自己的手脚1935年冬拒绝红军通过山西开赴抗日前线的要求。 1936年6月又将所谓的社会团体合并为“自强救国同志会”自任会长。当时在阎面前有三种力量：日本侵略者要占领山西；共产党要一致抗日；蒋介石要吃掉他。阎遂采取抗日和日、联共反共、拥蒋拒蒋的两面策略周旋于三种力量之间。后迫于日寇进逼在中共的积极争取下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采取“拥蒋联共抗日”的路线。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1936年9月18日他支持进步青年学生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自任会长后邀共产党员薄一波回省参与“牺盟会”的领导。随后他主持绥远抗战在傅作义等将士的努力下取得了红格尔图保卫战的胜利收复了百灵庙给日伪军以有力的回击。接着他掀起了广泛的援绥运动振奋了晋军的抗战意志。 七七事变后阎与中共在一省之内正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8月2日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国民政府任命其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在阎的同意下“牺盟会”组建了“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四个纵队、一个工卫旅、三个政卫旅另外还组建了暂一师统称新军。 日军占领北平后于1937年9月中旬侵入山西境内阎赴代县太和岭口指挥作战。平型关战役后为阻止日军南下阎组织忻口会战。此战中国军队给日军以重大杀伤打乱了日军的作战部署。后日军从娘子关入晋阎军腹背受敌放弃忻口令傅作义退守太原。11月8日太原沦陷。由于阎和中共实行了进一步的合作进行了比较积极的抗战他领导的第二战区在抗战初期一度被誉为“模范战区”。 1937年11月24日阎锡山退守临汾在丧师失地的情况下他的抗日信心有所动摇。军队溃不成军原有组织名存实亡。为了继续控制战区1938年2月16日他在襄陵县温泉村成立新的组织——“民族革命同志会”自任会长。在丧失抗战信心的同时他又对八路军等抗日武装心怀疑惧。在日军的政治诱降下阎逐步采取“避日、反共、拥蒋”的路线1939年3月25日至4月22日在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召开的“第二战区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1把矛头集中指向八路军、牺盟会和决死队。接着解散了第二战区战地总动员委员会恢复国民党在山西的公开活动。1939年12月初阎破坏统一战线充当反共的急先锋宣布决死二纵队为“叛军”下令“讨伐”挑起山西新军与旧军的冲突并下令进攻在晋东南的决死一纵队制造了反共的十二月事变。这是阎锡山改变“拥蒋、联共、抗日”路线为“避日、反共、拥蒋”路线的转折点。194o年7月阎与中共代表谈判答应不再进攻新军双方确定在同蒲路以西以汾（阳）离（石）公路为界晋西南为旧军活动区域晋西北为新军和八路军活动区域。从此阎锡山在山西只控制着晋西南的十几个县。 十二月事变后阎锡山在“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思想指导下为保全自身公然与日勾搭于194o夏在吉县克难坡与日本特务大矢晤商确定“双方在山西境内进入停战状态”。同年11月阎锡山派赵承绶到孝义县白壁关与日军“山西派遣军”参谋长楠山秀吉谈判双方达成日军为阎军装备3o个团的协议。1941年3月阎又派赵承绶到白壁关与日军驻汾阳若松旅团的宫内参谋会商双方口头协议“消除敌对行为、互相提携、共同防共”1；离（石）军（渡）公路以北之“防御进剿”由日军负责以南由阎军负责必要时双方实行“会剿”。 在加强对山西军事、政治控制的同时他也加强了对各级干部的控制。 1941年在吉县克难坡举办“干部暑期进步讨论会”后改称“洪炉训练”对手下各级干部进行严格的集训灌输反共思想统一内部认识以配合他的对日妥协活动。 1941年8月11日阎锡山指使赵承绶在汾阳城内与日本“华北派遣军”参谋长田边盛武、“山西派遣军”参谋长楠山秀吉签订了《汾阳协定》。其主要内容是：日、阎取消敌对行动共同防共；阎通电脱离国民政府；日将山西政权交阎并为阎军提供装备等。1o月双方进一步达成履行《汾阳协定》的细则。太平洋战争爆后阎现国际形势对中国抗战有利加之与日勾搭本属互相利用关系于是妥协活动有所收敛。但日军却急于要求阎履行《汾阳协定》。1942年5月6日阎锡山与日本“华北派遣军”参谋长安达二十三“山西派遣军”司令官岩松义雄、参谋长花谷正等人在吉县安平村谈判阎鉴于国际形势的变化没有答应任何条件。后日本对阎施加各种压力逼其就范阎一直采取拖延对策。期间阎锡山虽然口头上对外声称要防御日军的进攻但实际上仍与日军保持了有间隙的联系。 1943年偏安晋西南的阎锡山为解决粮食和兵源问题在其统治区内推行“兵农合一”政策。他将17岁到45岁的役龄壮丁每3人编成一个互助兵农小组一人当常备兵入营打仗两人各领一份“份地”耕种。当时阎统区完整县仅7个但阎利用这一政策2年时间内募集常备兵7万多人。抗日战争接近胜利时阎锡山打出“开展政权”的旗帜又加紧与日本勾搭开始向共产党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他暗中派遣人员担任伪山西省公署职员和县长等职。1945年他又对日伪县区行政官员按现职给委任状保证将来不以汉奸论处。日本宣布投降后阎锡山派赵承绶火赶往太原与日军商谈“接收太原”问题。1945年8月17日赵承绶与日达成协议：日军听1也叫秋林会议。 1赵承绶：《我参预阎锡山勾结日寇的活动情况》《文史资料选辑》第54辑第218页。候阎锡山接收；八路军如攻太原日阎双方共同阻击。 8月3o日阎锡山回到太原。他委任一批汉奸为高级顾问改编伪军4万人为省防军实行所谓“残留运动”改编留用日俘3千人积极准备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 日本投降后1945年8月中旬阎锡山派其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率部向上党解放区进犯结果被歼3万余人史泽波被生俘。1946年上半年阎锡山又多方阻挠和破坏各地的军调小组的调处活动反对和平穷兵黩武在太原、大同、临汾等地修筑钢筋水泥碉堡7千余个。 1946年6月下旬蒋介石动全面内战阎锡山遂向山西各解放区动疯狂的进攻但在人民解放军的沉重打击下阎锡山动的全面进攻彻底失败阎军只能控制铁路两侧的少数县市。此时他继续推行其敲骨吸髓的“兵农合一”暴政大肆抢粮抓兵又在城市进行编组抽兵同时加强特务统治。1946年4月他成立特种警宪指挥处1o月22日又成立太原绥靖公署谍报参谋训练队。阎锡山在太原和晋中各县组成严密的特务网任意残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在军队中由“政卫组”派遣特务深入连队进行所谓的“肃伪”。 1947年至1948年阎锡山在晋中各县和太原市推行“三自传训”1目标为“十除一一变九”即在十个人中要除掉一个共产党员或革命群众把十个人中原有一个拥阎的人变为九个。“三自传训”的结果导致杀人极多从1947年9月至1948年7月晋中各县在一年期间前后被害的人共达3万之多。阎锡山将解放军遣返释放回的俘虏组成“返干团”和“雪耻奋斗团”让他们继续为其反动统治卖命。 1948年5至7月临汾和晋中相继解放阎锡山为困守太原在太原城外组织“百里防线”决心负隅顽抗9月下令成立“山西总体战行动委员会”并亲手制定和颁布了保卫太原的“十二条行动纲领”和“十二种方向”组织“民卫军”驱赶市民为他卖命。面对人民解放军的和平谈判倡议阎坚决拒绝还将密谋起义的三十军军长黄樵松和解放军某部参谋处长晋夫押送南京枪杀。当阎看到大势已去时遂于1949年3月29日乘机逃往南京。4月24日人民解放军攻克太原宣告了阎锡山在山西的38年反动统治结束。 阎锡山逃到南京时南京国民党政权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被迫宣告“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职权但国民党的军政实权仍操诸蒋介石手中。在蒋、李的明争暗斗中阎锡山表面上以“调处”身份出现实际上站在蒋介石一边。 4月22日阎锡山在南京解放前一天乘飞机逃到上海26日又从上海飞抵广州。为调和蒋、李矛盾阎曾二次飞台谒蒋又两度飞桂见李。5月2o日何应钦辞去行政院长职李宗仁在推荐居正出任遭到立法院反对后不得不提名阎锡山出任。6月2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阎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 阎锡山组阁后立即拟定了《扭转时局方案》、《反共救国案》提出成立“敌后工作委员会”指令各省成立反共救国军总司令部派人潜入解放区组织地下武装。此外还拟定了《加大地方职权案》、《收支适合的临时1“三自”即自清、自卫、自治。 预算案》、《保卫华南西北大陆作战方略》、《改善部队及公务人员待遇案》、《保卫台湾海南岛案》等。 广州解放前李宗仁下令国民党政府迁渝。11月11日阎锡山再赴台湾谒蒋15日返渝18日在出席重庆各界举行的“庆祝政府迁渝”大会上他提出“确定以寸土必争为目标”“走民众路线”“实行总动员”“完成总体战”。 12月26日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阎被迫率国民党政府由重庆迁到成都在成都不及半月又于12月8日迁至台湾。从此结束了他在大陆的政治生涯。 阎锡山逃往台湾后拟定了《保卫台湾海南岛、收复大陆计划方案》提出“实行民众路线”“建立海陆两个面的战法”以完成“收复大陆”。但他的妄想没来得及实施蒋介石就“复职”了。 195o年3月1日蒋介石“复职”后任命陈诚为行政院长免去了阎锡山行政院长职。此后阎仅保留了总统府资政和中央评议委员职务。 3月16日阎由台北市繁华的中山北路移往丽水街8号深居简出从事人生哲学方面的研究撰有《人应该怎样》一文。 195o年8月12日阎由丽水街8号迁往阳明山之菁山居住。这里原是一片废耕的茶园地处偏僻交通不便。阎着人略加开辟即偕旧部上山从此开始十年山居生活。他在此建有小组会文武官员全部参加由他讲解古代“圣贤”义理。他的讲话以后整理为《菁山草庐讲学录》一书。在菁山初期他经常下山演讲一是总结失败的教训二是作反攻大陆的精神动员三是攻击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四是研究传统文化。中、后期主要集中精力从事著述。先后著有《世界和平与世界大战》、《大同之路》、《中国政治文化与人生》、《道德重整会世界大会提案》、《恢复大陆与土地问题》、《怎样胜过敌人》、《大同国际宣言草案》、《与慈航法师论道书》、《孔子是个什么家》、《三百年的中国》等。 阎锡山到台湾后先后患有多种疾病196o年5月22日病死终年78岁。 第二十四章邓演达邓演达字择生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3月1日出生于广东惠阳县永湖乡鹿颈村。先世务农父亲邓镜仁于光绪年间考中秀才后任中学教员。邓演达青少年时期度过1o年军校生活。他于19o9年考入广东陆军小学堂由于聪颖好学志向远大很快受到担任该校学长的革命党人邓铿（仲元）（1886—1922）的重视被吸收为同盟会会员。1911年武昌义后邓演达曾入伍随军北伐1912年返回广东被派送广东陆军成学堂学习1913年毕业。1914年又考入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学堂（即武昌南湖陆军中学堂）学习1916年末毕业。接着入保定军官学校1919年初毕业。1o年军校生活使邓演达受到系统的军事教育这为他后来从事军事活动奠定了基础。同时他又努力学习社会科学知识并兼修德文学识日益广博。 192o年初邓演达应邓铿之召前往福建漳州参加孙中山所组织的援闽粤军任宪兵连连长。从此他便成为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积极参加者。在192o年驱逐旧桂系、1922年北伐、1923年攻打陈炯明和沈鸿英等的征战中邓演达都出力甚大屡立战功因而相继升任为营长、团长。 从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到1927年上半年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蓬勃展的几年也是邓演达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几年。 邓演达积极参加了建设黄埔军校的工作。军校筹备期间他是孙中山指定的筹备委员之一。因筹备工作开始不久筹委会委员长蒋介石即离职而去该职由廖仲恺代理邓与廖等人一起积极完成了军校的筹备工作。待军校成立邓演达任训练部副主任兼学生总队长。训练部掌管学校术科教育和学生管理主任李济深时任粤军第一师师长该部工作主要由邓负责。他为专心办理军校辞去粤军团长职务迁住黄埔与学生一起生活和操练深受学生的爱戴。1924年冬因遭右派势力的排挤并为考察外国革命经验增长才识邓演达辞去军校职务赴欧洲游历考察。他在英、德、法三国看到帝国主义者与广大民众对中国人民截然相反的态度在苏联看到政府和人民对中国革命的热心赞助从而更增强了联合苏联及世界各国被压迫群众共同反抗帝国主义的决心。1925年末邓返抵广州随即出席国民党“二大”作《关于游欧的报告》。国民党“二大”选他为候补中央委员。邓重返黄埔军校出任教育长。1926年3月初黄埔军校扩大改组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中山舰事件生后邓演达抨击了蒋介石的行径引起蒋的不满。4月蒋以何应钦代替邓演达职务邓被调往潮州分校任教育长。 1926年7月广东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邓演达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在北伐战争中他除去主持军队政治工作以外还直接参与北伐主力之一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作战指挥。9月北伐军攻打武昌邓演达亲临城下督战。时直军将领刘玉春、陈嘉谟负隅顽抗战斗十分激烈邓的战马被打死衣服袖子被子弹打穿他仍坚持指挥战斗。1o月1o日北伐军攻克武昌后邓演达同时兼任总司令武汉行营主任和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任。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邓演达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成员、中央农民部长并再次被任命为总政治部（改称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他还兼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领导工作。邓演达文武兼治工作夜以继日充分显露了他卓越的才能和忘我革命的精神。 邓演达对蒋介石的独裁深恶痛绝。1927年初蒋介石为了达到以军制党、制政的目的挑起了“迁都”之争。他擅自改变国民党中央迁都武汉的决定企图把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至总司令部所在地南昌。对此邓演达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在一次有蒋介石参加的武汉群众集会上邓率众高呼“中央党部立刻迁驻武汉！”“国民政府立刻迁驻武汉！”据当时报载与会群众对邓“一句百合备极热烈”。2月邓在汉口《民国日报》上表长文《现在大家应该注意的是什么？》尖锐指出：“革命是大家的事是痛苦民众们大家的事。”“个人的力量是很小的”独裁者们虽可“挣扎若干时”但最终必将成为“群众的反叛者”而走向“坟墓”。13月国民党召开二届三中全会提高党权限制和削弱蒋介石的个人权力。会后邓多次表讲话阐述反对个人独裁的意义主张“党指挥军事”而不允许“军事指挥党”。 在担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前后的几个月中邓以很大精力从事动农民革命的工作。他深刻指出：“中国的国民革命可以说就是农民革命”农民是“国民革命的主力军”对待农民运动的态度是区分敌友的“量尺”而“农民要解决的大问题即土地问题”。他与共产党人毛泽东等共同组织了一系列负责农民问题的重要机构如阳新惨案查办委员会、总政治部农民问题讨论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等大力推动农民运动的展。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动反共政变4月18日在南京另组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邓演达积极投入讨蒋斗争由此愈加遭到蒋介石的忌恨在南京政府出的“秘字第一号令”中邓演达与许多共产党领导人一同被列入“通缉”名单。之后武汉政府举行二期北伐进军河南。邓演达率领总政治部工作人员5oo余人随军出征。他出入火线参与第四军的作战指挥。当时舆论盛赞邓演达及所部人员“于军事、政治两方面之进展卓著功绩”。1927年5月以后武汉汪精卫等人日益右倾和反动终于同蒋介石一样走上反革命的道路。在这革命危急时刻在联共与反共的大是大非面前邓演达不仅坚决反对与共产党分裂而且关心着共产党人的安危。6月中旬邓从河南返回武汉。他曾深夜走访汪精卫劝汪站在革命立场与民众站在一起但汪决心在镇压工农、反对共产党的路上走下去。邓鉴于革命形势急剧逆转而自己虽殚精竭虑也无法挽救革命的失败于是决定从武汉出走。行前他告诉共产党人“何键一定开刀无疑”因此希望共产党“注意汉口马日事变的来到”。6月3o日他写了告别国民党中央和国民党员书悲愤地指出：“前时主张讨伐蒋介石的现在忽然有投降妥协的要求；前时主张联合一切革命分子去革命的现在忽然有与共产党分裂的主张；前时主张拥护农工利益的现时忽然反而要去屠杀农民和嫉恶工友。”而如果三民主义受了曲解农工受了摧残革命分子被排斥政治工作被威胁“必然招致反革命的结果”“难免第二次辛亥年的失败”。接着邓在《辞职宣言》中再次痛斥汪精卫等人“向蒋图谋妥协并与共产党相分离而残杀农工”的行径。 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到达莫斯科11月1日与宋庆龄、陈友仁共同署1本文引文除注明者外均出自《邓演达文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名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表示要在孙中山革命精神领导下“为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完全实现”而斗争并宣告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临时行使革命指导之机能”。12月转赴德国柏林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包括中外历史、哲学、经济学和经济史、各国政治、中国经济、农民问题、财政问题、外交问题等多方面内容以从中探求中国革命的方向和前途。他还曾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会谈讨论中国革命和中德关系问题。1929年4月到德国南部各地参观考察1o月底赴法国巴黎再渡海至英国伦敦并在英国的一些城市考察。193o年1月离英返国。他取道意大利经巴尔干半岛、土耳其、伊朗、印度5月由香港返抵上海。 邓演达回国后曾寻求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反蒋但未得到相应的回答。 此时一个由谭平山等人所组织、奉邓演达为总负责人的第三党——中华革命党已在国内存在了两年。193o年8月邓演达召开干部会议把第三党正式定名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会议通过邓演达起草的《政治主张》选举邓为中央干部会总干事。邓并负责主编《革命行动》月刊。 邓演达坚持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并把三民主义原则与现时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提出了“平民革命”的理论。邓演达认为1924至1927年的“人民革命运动”失败后“整个的中国复由更反动更黑暗的势力统治着”南京政权是“买办资产阶级与豪绅地主的联合政权”这个政权下农工民众的痛苦更为加深因此必须“继续中国革命复兴中国革命”而所要“继续复兴”的革命就是“民族的平民革命”。 邓演达规定了平民革命的动力、对象、任务、直接目标和最后目的指出：凡自食其力而不剥削他人者无论是直接参加还是间接参加生产行程的分子都是平民群众包括工人、农民、小商人、青年学生及生产设计和管理人员等他们也就是革命民众即革命动力。革命的对象有三个：帝国主义者、封建军阀和反动资本家。革命任务包括三项：民族、民权、民生。直接目标是推翻南京反动统冶建立平民政权。平民政权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消除帝国主义在华经济统治势力；消灭封建残余实行“耕者有其田”；改良工人生活；建设国家资本主义。革命最后目的是实现社会主义。 邓演达否认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前途其理由是：第一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独立的国家帝国主义掌握着中国主要的经济机关“压抑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不许中国资产阶级形成与帝国主义竞争的中国资本主义”；第二中国资产阶级“无独立的进行资本主义革命的能力”而平民群众经过平民革命掌握政权后绝不会再去“仿效欧美形成近代的资本主义”。他并设想：平民群众取得政权后必能运用国家政权力量进行国营及公营的产业建设即展“平民政权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进而“向着社会主义前进”。 邓演达坚持平民革命主张但他没有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才能成功他也不赞成共产党武装暴动和土地革命的主张。他的社会主义观基本上是孙中山民生主义的挥同共产党经过无产阶级革命达到社会主义的理论属于不同的思想体系。 为了推翻国民党的独裁统治邓演达不但大力进行反蒋宣传而且积极准备军事倒蒋。他一方面在国民党军队中广泛开展联络和策反工作“如对江西的陈诚、陈铭枢陕西的杨虎城、邓宝珊山西的冯玉祥、阎锡山河南的郜子举、张轸四川的孙震、邓锡侯武汉的胡伯翰福建的卢兴邦等都以反蒋为基础建立了不同程度的联系”陈诚和邓宝珊等还参加了第三党。另方面成立“黄埔革命同学会”作为建立平民武装的骨干。“这个革命同学会在十八个省市建立了分会或支部从国民党军队中吸收和联系了黄埔学生近六千人”其中的骨干分子和一部分会员参加了第三党。11931年8月第三党决定举行武装起义计划由邓演达担任起义总指挥前往江西指挥陈诚的国民党第十八军在临川、清江一带起义同时在武汉、陕西、四川、河南、山西、福建等地动已联系的部队一齐响应。但决定做出未过几日邓就在上海被捕起义计划不得不取消。 邓演达被捕前蒋介石已探知他在上海进行秘密活动便派人赴沪勾通租界当局悬赏抓捕。1931年8月17日邓出席在法租界愚园路愚园坊2o号举行的第三党干部训练班结业典礼叛徒陈敬斋事先向蒋介石写信告密结果邓被捕21日解往南京。蒋介石极尽威胁利诱之能事而邓始终不为所动他坚定地表示：“要我投降要我抛弃我的主张那他拿刀子来好了！”表现了凛然的气概和高尚的人格。蒋介石在第二次下野前11月29日下令将邓秘密杀害。12月宋庆龄到南京营救邓蒋介石才不得不承认杀邓的事实。宋庆龄乃于12月2o日表声明赞颂邓“坚（艰）苦卓绝忠勇奋”痛斥独裁者杀害“忠实革命人才”。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拨专款将邓演达的遗骸由殉难处（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迁葬于紫金山南麓灵谷公园东侧。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给邓演达以崇高评价。毛泽东在四十年代初曾指出以邓演达为领袖的第三党“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党派始终反蒋不反共”。后来毛泽东又曾把邓演达与古代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和著名共产党人瞿秋白、方志敏及著名爱国志士杨虎城、闻一多等一同论列称赞他们“以身殉志不亦伟乎！”1邓演达确实是一位“以身殉志”即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而英勇献身的伟大人物。 遗著编有《邓演达文集》。 1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奋斗历程》；于刚主编：《中国各民主党派》1987年版第281页。 1《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37页。第二十五章李济深李济深字任潮广西苍梧人1885年11月6日（清光绪十一年九月三十日）生于一个富农家庭。李济深的青少年时期正是19世纪末2o世纪初中国内忧外患严重的时期。激于爱国思想他立志学习军事。19o3年由梧州中西学堂保送入广东黄埔陆军中学学习。不久该校并入陆军成学堂。他入步兵科。19o7年毕业后先在广东新军当见习官后又入讲武堂学习。19o9年被保送入保定陆军军官学堂深造。1912年到上海在姚雨平部任作战参谋1913年重返学校学习。1914年毕业留校任教官5年。192o年应粤军第一师师长邓铿之召到广州任粤军第一师副官长后任参谋长。1923年3月升任师长。被孙中山委为西江督办挥师溯江而上占领梧州支持李宗仁、黄绍竑等击败广西军阀陆荣廷、沈鸿英统一广西。1924年1月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被缺席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成立时任副校长兼训练部主任。1925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1926年1月在国民党二大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北伐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广州分会主席、广东省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他未到前方任总司令部留守主任。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国民革命李亦在广州动四一五事变实行“清党”反共。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李济深卷入了国民党派系争斗之中。 1929年1至3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军事编遣会议和国民党三全大会采取排除异己、削减其他派系势力的方针激化了国民党内部的矛盾。蒋介石以调停湘事为由电请李济深赴京。李先同蔡元培等在上海与李宗仁晤谈后又回南京见蒋介石。事后李济深对记者称：湘事归政治解决一切听中央办理。但是3月16日桂系两将领打电报给李济深谓蒋已决定用武力讨伐。李即密电李宗仁商讨对策。两电均被蒋介石的特务获悉。21日李济深即被软禁于南京汤山。国民党三全大会决定将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开除出党理由是他们“拥兵自重割据地方不服从中央指挥”。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李济深获释。11月12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四全大会”宣布恢复李济深等人的党籍。 日军侵占我国东北后中华民族的危机日益深重。1933年11月18日李济深会同十九路军将领、第三党领导人章伯钧、黄琪翔等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举起抗日联共反蒋旗帜成立新政府。11月2o日上午在福州召开群众大会宣布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开幕布《人民权利宣言》。宣言提出：“（1）否认南京反动政府；（2）号召全国反帝反国民政府之革命势力立即组织人民革命政府打倒以国民政府为中心之法西斯系统；（3）于最短期间召集第一次全国生产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解决国是。”1当日晚大会主席团决定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11月22日新政府成立以李济深为人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11月21日组成了以陈铭枢为书记的生产人民党。李济深等宣布退出国民党。11月27日人民革命政府与苏维埃政府订立了《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福建事变生后蒋、汪控制的国民党中常会于11月23日宣布永远开除陈铭枢、李济深、陈友仁党籍。蒋派遣十几万大军入闽讨伐软硬兼施。由于一部分军队倒戈投蒋1934年1《国闻周报》1o卷47期1933年11月27日出版。 1月蒋军占领福州福建人民政府反蒋失败。李济深等逃亡香港和海外继续从事抗日讨蒋活动。 1935年冬李济深与原十九路军将领在香港组织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成立宣言》分析了日本侵华灭华的野心揭露了南京政府卖国误国的事实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民族最大的仇敌南京政府蒋介石、汪精卫是中国最大的汉奸我们必须铲除这两大仇敌才能完成中华民族革命的第一步；抗日与反蒋其中具有不可分离的联系”。宣言提出了同盟的“争取民族独立”“树立人民政权”两大基本政治主张和八条目前行动纲领即：（1）集中一切力量进行民族战争；（2）策动全国海陆空军武装全国民众对日作战收复失地；（3）推翻南京汉奸政权召集人民代表大会解决国是；（4）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没收一切汉奸财产；（5）联合在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的一切民族及被压迫阶级共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6）凡同情及援助中国抗日战争及严守中立的国家视之为友其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破坏中国抗日战争者视之为敌；（7）铲除贪污土劣废除苛捐杂税；（8）争取人民的身体、居住、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之绝对自由1。1936年西安事变生时李宗仁、李济深等16人于12月16日通电全国反对内战主张建立抗日政府一致抗日。1937年2月李济深等表《解决时局抗日救亡之意见》痛陈危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开放政权肃清亲日派；召集救亡会议实现民主自由；停止对日外交谈判实行对日经济绝交；划分国防区布置国防等五项呼吁。在呼吁中强调“抗战为统一之先决条件统一则为抗战之必然结果。..任何党派若不欲自绝于国人决不能违反抗日神圣命令中共亦当以抗日为前提履行其约言改变苏维埃之组织与红军之旗帜使成为中华民主共和国之直接组成部分”2。全民族抗战开始后李济深等于1937年8月表宣言号召盟员拥护政府抗战到底。1o月25日决定解散中华民族革命同盟。1o月3o日公布《中华民族革命同盟解散宣言》。宣言说：自芦沟桥和上海抗战动后我民族已呈现空前未有之统一故解散同盟组织。号召盟员“此后各自淬厉本历年抗战之决心作民族忠贞之战士”。又说：“望我政府在此存亡一之秋积极动员全国民众共赴此神圣之民族战争以争取最后胜利完成民族解放之使命实现民有民治民享之国家”。3抗战时期李济深主张国共合作抗日。曾建议国民政府军委会注重山西抗战以牵制日军南下。在武汉东湖又写长信给蒋介石提出坚持抗战和实行民主两大主张。由于李济深在国民党军政界有一定声望（曾有“全国陆军皆后学粤中名将尽门生”的说法）蒋介石对之总存戒心所以始终未委以军政实权。从1938年底至抗战结束李主要担任过三个职务即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军委会桂林办公厅主任、军事参议院院长。 194o年6月原白崇禧掌管的桂林行营撤销新成立军委会桂林办公厅由李济深任主任9月李离开重庆到桂林上任。该厅名义上管辖三、四、七、九4个战区指导8个省实际只是承转机关无作战指挥之权。该机构于1944年春撤销李济深改任为更无实权的国民政府军委会军事参议院院1《救国时报》第5期1936年1月4日第2版。 2《救国时报》第85期1937年2月28日。 3上海《文汇年刊》1939年5月出版。 长。衡阳陷落时何应钦、白崇禧均在桂林力劝李济深到重庆就任军事参议院院长职位。蒋经国也衔其父命来桂林促驾。但李还是决心不去重庆。在桂林李济深利用其职位和影响展开了抗日与民主活动。他掩护了一批进步文化人的活动并在香港沦陷后在经济上接济了一批撤到桂林的民主人士和进步分子。1944年2月至5月欧阳予倩、田汉、吕复等倡议、组织了规模宏大、盛况空前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李济深被邀担任大会名誉会长。他还捐款给大会作为活动费。6月由李济深等起成立了桂林文化界扩大动员抗战宣传周工作委员会展开抗战宣传活动。他还在桂林广播电台播讲《同志们起来吧！》号召八桂子弟组织和武装起来粉碎敌人的进攻。6月18、19两日举行了上万人的国旗献金大游行李济深、柳亚子等走在队伍前头。宣传周和献金大游行结束后献金和募集的钱物一部分送交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一部分送交湘桂前线的部队。6月28日成立了以李济深为会长的桂林文化界抗敌工作协会。7月组织了以田汉为总队长的桂林文化界抗敌工作队到湘桂路沿线的兴安、全州等地进行抗日宣传活动。不久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压制该队被迫解散。 桂林沦陷前后在桂爱国民主人士和进步文化工作者纷纷疏散、转移重庆、贵阳及柳北地区。何香凝、梁漱溟、陈劭先等到桂东、贺县、昭平。李济深先到梧州后又转到家乡廖纯村。这时他目睹国民党统治集团日益反动和腐败他一面从事敌后抗日武装斗争一面联络何香凝和在广东罗定抗日的蔡廷锴等酝酿成立国民党民主派的政治组织。并派朱蕴山同张澜、冯玉祥及西南地方实力派联系。日本投降后李济深加紧了这一活动。他派人草拟了组织章程将章程与同时期何香凝拟的章程一起整理后交何香凝、蔡廷锴过目。1946年2月下旬李济深经广州去重庆准备出席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在广州他委托蔡廷锴、李章达负责筹备工作。3月12日、4月14日蔡廷锴、李章达在广州集会两次正式组成中国民主促进会推举（一说由李济深事前指定）15人为中央理事会理事李济深为理事会主席在李未到之前由蔡廷锴代理。会议通过了宣言5月15日在香港《华商报》表。《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宣言》宣告该会成立的动机和宗旨是：“团结海内外志同道合之同志齐一步伐集中力量以促进中国之民主运动共同完成建国大业使和平统一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得以雄临于世界。”《宣言》提出了八条时局主张主要是：政治上主张实行民主国民党自动结束党治建立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保证人民各项基本自由一切民主党派处于平等合法地位中央地方采均权制各省省宪由各省人民代表制定各省行政长亦实行民选。经济上实行民生主义的计划经济。外交上积极参加国际安全机构与所有爱好和平国家以平等地位切实合作反对任何国家在我国土内驻兵及侵害我国家主权之特权。军事上主张军队国家化在民主政府之下任何党派及个人均不得拥有军队。5月21日又以蔡廷锴等的名义在《华商报》表了《中国民主促进会政治主张》更详细地重申了《宣言》的八项主张。《宣言》和《政治主张》阐明了国民党内一部分民主派的一般政治纲领。民主促进会成立后还决定办一种日报作为与民盟共有的机关报。但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报没办成蔡廷锴、李章达被警告“限日出境”。不久总部由广州迁往香港。 李济深在重庆期间表示坚决反对内战同时广泛接触中共代表及民主人士。在会见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1945年1o月28日在重庆成立）领导人时表示支持民联的活动。他还和冯玉祥、刘文辉、张澜、龙云、陈铭枢、余心清、蒋光鼐等在聚兴诚银行聚会分析国内形势相约一旦内战爆“就联合国民党内部可以联合的力量组织团体展开反蒋斗争”1。同年5月底离川赴南京。在南京他同中共代表联系着手进行对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工作。他回忆说：当时董必武给予我们七百万元。王葆真带了五百万元余心清带了一百万元到北方去策反。我自己亦想来北方一行..但那时蒋介石已打了三封电报要我去庐山了。2在庐山因同蒋面谈时间很少便写了一封长信批评蒋的政策。而后离开庐山返回南京。年底抵沪。1947年2月26日李济深以回乡扫墓之名离沪抵香港。在香港同蔡廷锴等商定了七条纲领3月9日以《李济深对时局意见》在《华商报》表。李济深先指出：“中国到了今天无论就整个国家民族来说或就执政的国民党来说都存在着非常严重的危机。我们对于这种危机..应平心静气很客观的诊视病源实事求是的找出挽救方法。”他说：“使国家弄到这样地步我们的党当然要负相当责任。”“蒋主席应负主要责任”这是“客观逻辑必然的结论”。最后他提出七条挽救时局的意见：（1）政府必须放弃武力统一政策双方立刻停火。（2）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改组中央及地方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3）民主联合政府成立之后重新召开国民大会制定一部真正能反映全国民意的宪法。（4）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确立独立自主外交政策。（5）立刻大量裁军、减政切实复员抑制物价以安定民生。（6）保护民族经济取缔官僚资本实行保护关税政策。（7）恢复孙总理革命精神改造中国国民党废除党内独裁保证与各民主党派合作建国。李济深的离沪赴港和这个方案的公开表表明他又一次举起了反蒋的旗帜。同时表明他实际上迈出了同蒋介石集团彻底决裂和同中共合作的第一步。因此此文获得各民主党派的称赞和国民党民主分子的响应。蒋介石集团控制的国民党中央于1947年5月召开紧急会议以“有背党纪”“诋毁蒋主席及政府”为由宣布开除李济深党籍。 从1947年5月开始李济深加紧了建立统一的国民党民主派组织的筹备工作。当时在香港的国民党民主派组织除他领导的中国民主促进会（1947年7月1日宣布同上海马叙伦领导的中国民主促进会合并1948年3月2o日又分开改称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在上海者简称民进）外还有民联的地方组织。在李济深组织、推动下先后组成了民联南方执行部、民联粤港澳总分会和民联、民促南方联合执行部。1947年5月李济深、何香凝写了致上海谭平山、柳亚子、郭春涛、陈铭枢的密信。信写在不大的一块白绸巾上内容是：“国民党民主派集中力量正名领导对内对外紧要万分。盼先生等迅即来港共同筹策一切。详情由蕴兄面报。”（蕴兄即朱蕴山原拟派他到上海后未成行。另托人带口信给谭平山等人。1o月初柳亚子到港看到信即收起来）柳亚子、谭平山等人陆续由沪抵港。此时中国劳动协会主席朱学范适出席国际工联理事会后转经美国旧金山回到香港带来了正在美“考察”的冯玉祥给李济深等人建议成立国民党革命组织的信并作为冯玉祥的代表参与协商。关于新组织的名称曾有“民主和平运动大同盟”、“中国民主党”、“中国民主和平运动联盟”、“中国国1刘文辉：《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1页。2《文史资料选辑》第67辑第154页。 民党民主派同盟”、“中国国民党（左派）”或“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等。宋庆龄建议叫“革命委员会”何香凝坚持加“国民党”三个字以便团结更多的国民党人孤立蒋介石。最后定名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关于领导者多数人推李济深担任。李提议请孙夫人宋庆龄莅港出面领导。大约在1o月底由柳亚子执笔李济深、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李章达、陈其瑗六人签名写成了《上孙夫人书》书中说：“自从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被蒋介石及其爪牙党内顽固分子推翻后中国人民渴望的民主与和平便不能早日实现且深陷于惨酷的内战灾祸中。本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在反动派把持之下也变成了背弃总理遗教甘为独裁者自私和卖国残民之工具。我们应海内外大多数党中同志的要求特起于本年十一月十二日总理诞辰纪念日在香港开一党内民主派代表会议讨论本党新生与实现国内民主和平等问题。我们以夫人二十余年来一贯之主张为主张；我们认定只有第一、第二两次全国代表大会及由此两次代表大会产生的中央执行机关是本党的合法领导机关；只有此两次代表大会决定的政纲政策是本党党员真实的奋斗目标。我们拟于代表会议中指出蒋介石背叛总理背叛遗教出卖革命迫害同志残杀人民的罪行否认他一手把持下的反动中央并召集继承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革命党统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建立正式中央指导机关为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实现而奋斗。在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未开之前先设立一临时中央指导机构肩起当前迫切需要的促成民主和平的使命。夫人为总理遗志的继承人负有完成总理救国救民伟大事业的任务。所以我们深切盼望夫人立即命驾南来主持中央领导我们。内以慰全国人民及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渴望外以争取英美苏之同情。如因扼于环境行动不便不能于会前赶来主持开会亦请顺应海内外同志一致之请求接受拥戴来函指示进行方针并于会后以领导人之地位表谈话宣示本党重建之必要与同意大会之决议。万一表谈话亦有不方便之处便只来函指示方针对于新闻记者之询问不作任何正面或反面之表示。以上三项请求甚望夫人斟酌环境及时局展情形决定选取其一。现在各地代表已陆续来到香港开会各种准备工作亦已大体完成唯一的等候便是夫人的指示。”111月初李济深委托朱学范将书信转交宋庆龄。朱学范通过中国劳动协会的俞志英面交俞向在香港的中共负责人章汉夫汇报此事章汉夫告诉她：你不必去上海了宋庆龄同志已知道了此事。她赞成成立国民党的革命组织表示全力支持。但她认为以她现在的身份从事革命活动比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对革命更为有利。 经过一个多月的协商于1948年1月1日在坚尼地道52号召开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通过了宣言、行动纲领、组织总章、告本党同志书选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宣言》分为六部分是一个“兼容并包”的文件体现了李济深的思想和主张。 民革成立不久中共出了五一号召。5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李济深、沈钧儒谓“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时机已成熟应先开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参加此项会议”。毛泽东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1《革命文物》198o年第1期。 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抑或不限于三党加入其他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联署表”；并派当时中共在香港领导对敌隐蔽斗争和统一战线工作的负责人潘汉年同他们面议1。5月5日李济深、何香凝同其他党派一起出了致毛泽东电及对国内外通电。6月25日民革单独表声明表示愿为新政协的实现、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民主联合政府之成立而共同努力；同时提出：“不但要覆灭今日的一党专政卖国独裁者尤要使今后永无一党专政卖国独裁者产生”；对于“美帝国主义必须坚决反对直至它完全放弃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而后已”。最后说：“今日之中国只有革命或反革命两条道路即爱国与卖国之分民主与反民主之分其间绝无中立徘徊之余地。苟且偷安投机取巧倚靠美帝扶持轻视人民力量都是自绝于民主自绝于人民的死路。”11948年8月毛泽东复电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欢迎他们北上同中共一起共商建国大计。 李济深在香港一面领导民革讨论新政协各项问题另一方面亲自派人做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工作。1949年初北上之后他们所联系的各种关系交中共南方局处理。同时他还在接见外国记者时表了对国内局势、新政协的内外政策的看法。例如1948年11月2日有记者问：外间所传李将军将被选为临时联合政府主席李将军接受否？李答：一切决定于人民的公意。惟此事实言之过早。新的联合政府是必须经过政治协商会议和临时人民代表大会程序的。问：近传蒋介石将划江而守形成南北朝局面李将军以为如何？答：南北朝的局面是不可能的。蒋政权的崩溃一定是全面的崩溃；因为这一个战争是全国人民对独裁的战争一定是划时代的变革蒋政权既不能立足于东北华北华中在华南西南甚至于台湾亦决不能维持其统治因为全国人民都反对这一个反动政权的。问：新的联合政府对于美国人来中国做生意政策如何？答：只要美国变更目前政策即刻停止援助蒋介石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在两国平等的基础上我们欢迎美国人来做生意。问：新政府也需要向美国借款吗？答：我们素来主张与以平等待我之国家友好的将来新中国需要美国经济与技术的援助不过必须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12月8日又有记者向他提出说中共不能与民主党派合作中共将实行一党专政他回答说：各民主党派与中共合作是完全可能的。所谓中共将实行一党专政之说完全是一种恶意的挑拨我坚信中共将诚意与各民主党派合作1。这期间他在同国民党各派政治势力代表人物的接触中保持了相当的警惕性。1947年11月在美国人授意下宋子文当了广东省主席派人向李济深游说提议组织“和平统一大同盟”给李以主任名义联合民主人士和西南诸省的地方势力组成“西南大联合”妄图配合南京政府阻止革命的胜利。李济深断然拒绝。1948年6月宋子文亲自到香港电话约李面谈希望与李合作疏通张奎、余汉谋、薛岳、龙云以及原十九路军旧部和桂系地方势力在广东另组政府重举孙中山旗帜推翻蒋介石由广东政府直接与中共谈判。宋的一番话对部分民革成员有吸引力但李仍拒绝2。19491《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o1页。 1《华商报》1948年6月26日。 1邱钱牧等编：《民主革命时期的民主党派》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6—157页、162页。2朱学范：《我与民革四十年》团结出版社199o年版第2o4—2o5页。年初李济深离港北上不久黄绍竑又带着李宗仁、白崇禧给李济深的亲笔信到港表面上是请李济深到武汉“主持大计”实际是由桂系与共产党“划江而治”。由于黄到港扑了个空目的未能达到。 不论从革命形势展的需要还是从李济深的个人安全考虑李宜尽快离港北上。在何香凝等人催促下由中共安排李于1948年12月26日晚登船离开香港1949年1月7日抵大连1月1o日到达沈阳。此时李济深对民革“接受共产党领导”问题作了明确表态。据朱学范回忆1月8日晨李济深同他谈话时说：香港民革内部对此有争议有人认为接受共产党领导很重要有人认为党派之间是平等的没有什么谁领导谁的问题。我既下决心来到了解放区这一行动就表明了拥护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新中国。其实反帝反封建也好一边倒、反对第三条道路也好核心问题是接受共产党的领导。革命的三民主义与新民主主义原则是一致的但要付诸实行全国也要步调一致显然这也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1。1月12日李济深在沈阳致电毛泽东、周恩来称：“贵党领导中国革命路线正确措施允当洽符全国人民大众之需要乃获今日之成就无任钦佩。济深当秉承中山先生遗志勉尽绵薄为争取中国革命之彻底胜利而努力。”1月22日李济深与54位民主人士联名表了《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1月27日民革表《对时局声明》强调根据过去的历史教训必须对中国革命有一个基本认识即：“中国革命为国际反法西斯主义、反帝国主义运动之一环而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又以工农大众为主力。因之革命的三民主义必定是与新民主主义同其内容而三反斗争的进行又必须在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共领导之下才有不再中途夭折的保证。”2《声明》还揭露了美帝国主义为破坏中国革命而玩弄的“企图在革命阵营中组织所谓反对派”等政治阴谋表示完全支持1月14日毛泽东的时局声明和八项条件将革命进行到底。2月25日李济深由东北到达北平。1949年9月李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同年11月12至16日他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民主派代表会议把民联、民促、民革及其他民主人士（包括由李宗仁派来进行北平和平谈判的张治中等人及一些起义将领）团结起来组成了统一的国民党民主派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当选为主席。 1954年9月李在全国届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56年9月17日作为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向中共“八大”致祝词指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巩固、运用与展是中国革命中一个十分宝贵的经验。”表示：“我们各民主党派愿意长远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和全国人民一道不断地加强团结相互监促各尽所能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维护世界和平而共同努力。”11959年1o月9日李济深在北京病逝终年73岁。 1朱学范：《我与民革四十年》第2o6页。 2民革中央宣传部1959年1月编印：《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重要文件汇编》第264—265页。1《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o65页。第二十六章冯玉祥冯玉祥字焕章谱名基善1882年（清光绪八年）9月26日出生于直隶青县兴济镇北街（现为沧县兴济镇）祖籍安徽省巢县西北乡的竹柯村。冯玉祥出生不久全家又迁居保定城东的康格庄。由于家境贫寒冯只读了两年多的私塾。为了维持生活父亲冯有茂为刚满1o岁的冯玉祥在兵营中补了名额以便领些银子糊口。1894年清政府对日宣战冯玉祥与其父随保定练军开赴大沽口亲眼目睹了日本军舰的罪恶行径。 1896年冯玉祥刚满15岁正式入营当兵。他在父亲的指点和管教下开始“向读书和修养方面努力”。不久冯有茂因病被裁。冯玉祥为了挣钱养家愈刻苦操练、学习开始阅读《操法》、《阵法》等兵书。他看到淮军暮气沉沉便于19o2年2月2o日离开淮军改投袁世凯的武卫右军第三营左队右哨六棚。19o3年4月冯升为四棚正目。12月中旬又被提升为第二营右哨哨长。19o5年武卫右军改为第六镇冯任司务长随后又升为本连排长深得协统陆建章和标统王化东的器重。不久冯玉祥成为陆建章的内侄女婿得到了陆的提拔和帮助。191o年9月升为第二十镇第四十协第八十标第三营管带。 1911年1o月1o日武昌起义爆各省纷纷响应。11月3o日同盟会员白亚雨赴滦州联络冯玉祥、王金铭等策动革命。第79标官兵起义后于1912年1月3日成立了北方革命军政府冯为总参谋长王金铭为大都督正式宣布独立。不久起义军因张建功叛变损失严重王金铭、施从云遭通永镇总兵王怀庆伏兵杀害。冯得陆建章搭救幸免于死。 袁世凯编练备补军时陆建章任左路备补军统领任命冯玉祥为前营营长。1913年8月左路备补军改编为“京卫军”冯升任第一团团长。1914年春冯随陆建章入陕。途中冯改任陆军第七师第十四旅旅长后冯部扩编为中央第十六混成旅冯为旅长。此时他开始注意培养军事干部成立了以李鸣钟为的模范连。 1915年夏冯玉祥奉命入川不久收到要求他列名拥护袁世凯称帝的电文冯反对帝制没有签名。护国军进攻四川后冯玉祥竭力避免自己的部队与护国军对抗并力劝四川都督宣布讨袁终于促使陈宦宣布四川独立。袁世凯死后冯部移住川北剑阁。不久他致电陆军部要求“回京就医”。段祺瑞为使北洋势力进一步控制四川不同意冯部离川。冯毅然率部离开剑阁最后到达河北廊坊。此事招致段祺瑞忌恨段下令免掉冯的职务。1917年7月1日张勋拥溥仪复辟。段祺瑞以“讨逆军总司令”名义讨伐张勋。他深感军事力量不足迫不得已而起用冯玉祥。冯玉祥于7月6日表了讨伐张勋的通电。反复辟之役中冯立了大功。 1917年11月孙中山举起“护法”大旗后段祺瑞调冯率十六混成旅南下援助李厚基。冯同情并拥护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但又不敢公开反段。当部队开拔到浦口时即滞留该地。1918年2月14日冯在武穴表主和通电18日又通电主张恢复国会。段祺瑞于2月25日再次将冯免职交曹锟查办。这时曹企图拉拢冯部遂请政府准许冯免职留任。从此冯投向直系但始终未成为直系的嫡系。 1918年3月下旬冯率部离开武穴进驻湘西平定了湘西曾尚武流寇。6月14日进驻常德。冯曾于1913年在北京时开始信仰基督教因此在常德期间在军中设教堂请牧师向全体官兵宣讲教义并为1oo多名官兵施行洗礼。 192o年6月直皖战争爆驻守沅陵以西的皖系田应诏部及湘军赵恒惕部直逼属于直系的冯部冯被迫北撤移驻河南信阳。 直皖战争中直系打败了皖系皖系的陕西督军陈树藩被撤职直系的第二十师师长阎相文任陕督。阎于1921年6月初令冯玉祥第十六混成旅与吴新田的第七师同时动对陈树藩的进攻。此时阎电请北洋政府将第十六混成旅改为陆军第十一师冯升任师长。不久阎死北洋政府任命冯玉祥为陕西督军。 进驻陕西是冯部展史上的重要转折冯平生第一次取得了一块大地盘。他统一军政收编了胡景翼等杂牌军加紧整顿和训练军队；同时为地方选贤任能筑路办厂在省政上颇多建树。 1922年4月29日直奉战争正式爆。4月19日冯玉祥率领第十一师全部由陕出向洛阳集中。当直军在长辛店一带战事吃紧时冯立即派二十一旅李鸣钟部增援。冯亲自督战大败河南督军赵倜。直奉战争后直系控制了北京政府冯因战功被任命为河南督军。他颁布《治豫大纲》惩办贪官提倡节俭改良社会风尚、重视教育、展交通事业。这些政绩为中原百姓所称道。同时他又扩充部队增强了自己的势力。 1922年1o月31日北洋政府任命冯玉祥为陆军检阅使并授予扬武上将军称号。陆军检阅使是个虚衔但冯却利用这一时机大力练兵在两年时间内练就了3万名精兵为冯以后的展奠定了基础。冯玉祥在治军中注重向官兵灌输爱国主义教育曾把帝国主义强迫中国割让领土的史实编为《国耻歌》他还提倡官兵同甘共苦。冯驻南苑期间元配妻子去世1924年2月19日与李德全结婚。 1924年9月孙中山、张作霖、卢永祥组成反直三角同盟。孙中山方面的国民党人士徐谦、钮永键、王法勤、丁惟汾、李石曾等时常与冯联系劝冯联合奉、皖推翻直系军阀。冯玉祥积极训练部队以加强军事力量并争取同盟者与北方将领孙岳、胡景翼等秘密联盟决心倒戈。1924年9月18日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吴佩孚任命冯玉祥为第三军总司令。冯在古北口与奉方代表达成协议：约定事成后请孙中山北来奉军不得入关。冯军与奉军在热河停战。1o月19日冯召集部下举行秘密会议宣布倒戈计划改部队名称为国民军。2o日清晨鹿钟麟指挥部队控制了北京全城。曹锟被监视在中南海延庆搂内旋即溥仪被驱逐出紫禁城。此次事件被称为北京政变。1o月25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讨论政府改组决定推翻贿选总统曹锟。曹被迫于11月3日宣布退职。冯等于1o月31日组织了以黄郛为的“摄政内阁”。但是冯为北洋军阀各实力派所忌长江流域各省的直系军阀公开反对北京摄政内阁于是冯决定联皖制直。11月1o日冯玉祥、张作霖分别到天津会见段祺瑞决定推段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总执政同时欢迎孙中山北上“主持国事”。11月21日段祺瑞通电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孙中山到北京后病情日益加重李德全曾持冯玉祥亲笔信到孙下榻处看望。孙中山将6ooo本《三民主义》、1ooo本《建国大纲》和《建国方略》赠送给冯。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冯令全军悼亡举哀。此时他开始认识到三民主义是“救国主义”。 此时1925年1月冯受到段祺瑞、张作霖的排挤。段任命冯为西北边防督办并要他将部队整编为6个师人数在15万左右取消国民军番号称为中华民国西北边防军简称西北军。3月冯赴张家口就职。 到西北之前冯经徐谦介绍认识了李大钊并与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会晤苏联军事顾问开始进入西北军。 1925年5月五卅惨案生冯玉祥联合西北军各将领致电段祺瑞要执政府“严重对外不必顾虑”表示“为国赴难愿效前驱”。他几次召开张家口各校学生、各界民众反帝示威大会亲自带头高唱《国耻歌》。6月13日冯令所部一律臂缠黑纱为上海烈士致哀并号召西北军官佐捐款援助五卅罢工工人冯个人捐大洋1万元。他主张以武力反击帝国主义的屠杀政策。 1925年底北方形成了直系、奉系、直鲁联军联合进攻西北军的形势。 冯玉祥见形势不利于1926年1月1日通电下野。3月2o日冯赴苏联考察会见了苏联的许多重要领导人。5月1o日冯宣布参加国民党要为国民革命而战并要求共产国际派刘伯坚随他前往西北军。不久冯启程回国。 此时北伐军在两湖战场上节节胜利。1926年9月16日冯到达五原后表了五原誓师宣言。17日国民军各部将领公举冯玉祥为国民联军总司令。冯宣布国民军全体将士集体参加中国国民党参加国民革命。冯玉祥被委任为广东国民政府委员和军事委员会委员。不久冯指挥国民军解了西安之围。此役吸引了刘镇华的1o万镇嵩军分散了吴佩孚的兵力在战略上配合了南方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战争。 1927年1月26日冯玉祥返抵西安。此时有2oo多名共产党员在国民军中担任重要职务。冯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在陕甘等地颁布治理条例改革地方行政机构扶助工农运动。这时宁汉对立已经形成冯极为忧虑。武汉政府于4月18日决定举行第二期北伐冯决定向东进军与武汉北伐军会师中原。3月11日冯布讨奉檄文对鄂、豫、察、绥等地三路出师自兼中路军总司令。1927年5月1日冯玉祥在西安就任武汉政府任命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司令。 正在此时冯得到李大钊被张作霖逮捕的消息立刻全力营救。5月6日冯赴潼关督师时得知李大钊遇难的消息立即在潼关总部召开追悼大会。 冯到潼关督师后连续攻占陕南各地。6月1日冯军与武汉北伐军会师于郑州史称“中原会师”。6月1o日冯与武汉方面的汪精卫、徐谦、谭延闿、邓演达等人举行“郑州会议”。双方在“分共”问题上取得了一致的看法。冯不同意讨蒋主张宁汉联合继续北伐。会议决定将豫、陕、甘三省党政大权交给冯；成立开封政治分会冯为主席；第二集团军改编为7个方面军人数达四五十万。6月2o日冯又与蒋介石等在徐州花园饭店举行“徐州会议”双方达成了联合“清党”和继续北伐的协议。徐州会议后冯追随蒋介石在自己统辖的地区实行了“清党”将他军队中的共产党员和他管辖地区内的共产党员干部全部“礼送”出境。为拉拢冯蒋于1928年2月18日亲临开封与冯“义结金兰”。 1928年4月1o日北伐军下达总攻击令第二集团军在京汉路以东、津浦路以西地区与孙传芳军作战大获全胜。冯、阎、桂三位集团军领都认为北进抢先占领京、津对自己展实力极为有利所以都有“先入关者为王”的打算。结果冯军率先攻占京、津。但在蒋与阎锡山秘密达成政治交易后却将京、津和河北省的军政大权交给阎让阎接收京、津地区。冯表面同意但内心颇不愉快。在蒋、冯、阎、李四派联合打败各派军阀的过程中冯军战斗力最强付出的代价最高然而最后仅任北平特别市市长辖崇文门统税局一所“每月收入约二十万元”这对地处贫瘠、人员庞大的西北军只能算杯水车薪。因此冯耿耿于怀。接收北平后蒋介石准备召开善后会议冯“托病”不参加经蒋一再电促始抵北平。在前往西山祭告孙中山之后蒋、冯、阎、李等在碧云寺旁举行汤山军事善后会议。蒋在会上先后抛出《军事善后案》和《军事整理案》而冯却在“时局通电”中唱反调冯、蒋矛盾步步加深。 1928年8月8日二届五中全会在南京开幕通过了实行五院制的决议案表冯玉祥为军政部长、阎锡山为内政部长、李宗仁为军事参议院院长并要求冯、阎、李3人长期驻在南京。实际上是要这3人长期脱离他们的军队。1929年1月1日全国编遣会议第一次会议开幕阎锡山的编遣提案得到多数赞同这一方案是抑冯、拥蒋、利阎的方案。冯玉祥提案遭到否定便离开南京。从此蒋、冯之间由合作转向分裂。 1929年初进行的蒋桂战争以蒋胜桂败而告结束。5月7日蒋表《和平统一为国府惟一之政策》称“欲消弭内乱非铲除军阀不可”。蒋、冯战争势不可免。1929年5月22日被蒋介石收买的韩复榘、石友三联合出“甘棠通电”拥蒋叛冯。5月23日蒋操纵中央常会决议革除冯玉祥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其党籍。5月25日国民政府下令讨冯5月27日冯通电下野。 此时阎锡山以蒋、冯之间调停人的面目出现。三番五次约冯到太原面谈意在“挟冯以自重”。1929年6月25日冯抵太原之后被阎软禁起来。8月1日编遣会议在南京重开阎因对中央编遣会议不满遂联冯反蒋。冯决定动反蒋战争。1o月1o日冯部将领宋哲元、刘郁芬、孙良诚等27人通电反蒋拥戴阎锡山、冯玉祥为总、副司令。战争爆后蒋介石一面对冯用兵一面拉拢阎锡山。26日阎锡山突然声明主张以政治手段解决时局劝冯令西北军各部停战并将“国民军”的军事秘密向蒋报告。28日蒋亲赴汉口督师并任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12月1日冯军反蒋战争失败。冯对阎的背约痛心疾密召鹿钟麟到建安村（冯被软禁之处）命鹿到潼关主持军事并佯装与蒋方往来造成欲与蒋联合之假象。另外蒋打败桂系和冯玉祥后即腾出力量对付阎先接收了天津海关和长芦盐运使署等税收机关拒绝支付阎的平津卫戍司令部所辖军政费用。这时阎一则深怕蒋、冯联合二则受蒋钳制日重因此坚定了反蒋的决心。193o年3月14日阎亲自送冯返回潼关。冯抵潼关的当天即号召二、三、四集团军将领57人表请蒋下野的寒电。193o年4月1日阎锡山在太原就任中华民国军总司令冯玉祥在潼关、李宗仁在桂林就任副总司令蒋、冯、阎、桂大战随即爆。 大战开始后冯军在陇海路、平汉路连连取胜8月初冯组织了大规模的八月攻势以徐州为目标兵分7路猛进蒋军岌岌可危。此时蒋军从晋军手中夺回济南晋军退回山西。冯军动的八月攻势因晋军未予有力配合而未能奏效。阎锡山为了保存实力密令陇海线晋军全部退回到黄河以北使冯军陷入孤军作战局面。9月28日张学良出吁请罢兵的巧电派兵进入平津及河北省。这时冯的部下庞炳勋、刘春荣、石友三等被蒋收买。1o月初蒋军直攻开封、郑州。11月4日阎、冯在太原通电下野。西北军全部瓦解。冯从此失去了与蒋对抗的实力。但这也成为他转向民主派的起点。战败后隐居汾阳城郊峪道河的冯玉祥埋头读书阅读了社会、政治、历史及文艺等方面的书籍。此时冯与中国共产党加强联络。 1931年7月冯策动石友三反张学良被东北军打败。同年下半年冯策动甘肃旧部反蒋被蒋军打败。 1931年9月2o日冯玉祥得知九一八事变消息于23日表通电指责蒋政府“压制民众、诚心媚外”要蒋介石“认罪”和“停职”。1o月21日又表著名的马电提出了抗日救亡的13项主张其中有“充实国防”、“恢复民众运动”、保障人民的自由、惩罚贪污等。冯玉祥又和广东方面南北呼应促蒋下野。 1931年12月蒋介石下野后冯离开峪道村去南京。冯向正在召开的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提出三个抗战救国的方案。1932年1月下旬蒋、汪重新合作联袂登台。冯决定支持蒋汪政府。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后他大力支持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敌。12个月之内冯在南京、上海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但毫无结果于是他于1932年3月23日离开南京去泰山居住。 1932年6月初南京国民政府由顾维钧出面致电冯玉祥称国联李顿调查团要到泰山来看他冯断然拒绝认为会晤国联调查团是耻辱。 冯在泰山建立研究室延请社会名流进山授课课程有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展史等并利用学习间隙调查周围贫苦农民的生活状况对中国社会的黑暗腐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1933年5月冯玉祥在张家口组成民众抗日同盟军于24日表通电就任总司令。同盟军的主力是冯玉祥的旧部和方振武在山西组织的抗日救国军以及察省地方抗日武装、原防守长城各口的爱国军队、东北各地撤退到察境的义勇军及从平津华北等地来的爱国青年达1o万之众。同盟军成立后全国各地纷纷致函电支持。6月15日民众抗日同盟军召开第一次军民代表大会确定了否认一切卖国协定以武力收复失地的方针。6月2o日冯玉祥任命吉鸿昌为北路前敌总指挥率军收复察东失地。6月22日攻克康保城。7月1日收复宝昌、沽源。7月12日克复多伦察哈尔全省光复。 正当同盟军抗战节节胜利之时7月28日蒋介石和汪精卫联名电向抗日同盟军提出4项通牒同时让何应钦调16个师兵力“围剿”抗日同盟军。同盟军陷入困境。8月7日冯被迫宣布撤销抗日同盟军总部辞去总司令职于8月17日重返泰山。 1933年11月2o日李济深等在福建组成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冯派余心清参加并被选为经济委员会主席。冯积极联络韩复榘、宋哲元以期形成南北呼应的反蒋之势。1934年1月福建政府失败冯的反蒋活动再次失败。 1935年11月2日冯出席国民党六中全会第一次会议并向大会提出救亡大计案包括保障人民言论自由奖励抗日精神精诚团结等各款获得大会通过。不久冯当选为五届中央执行委员。12月18日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 1936年6月2日两广事变生。冯玉祥深怕内战再起一面与蒋介石商议调解一面连日致电陈、李、白力劝停止军事行动。冯为两广事变的平息尽了斡旋之劳。 1936年11月23日宋庆龄致函冯玉祥请其援救“七君子”。冯随即为营救七君子而奔走不断向蒋介石和陈布雷出函电直至“七君子”出狱。 西安事变爆后冯玉祥竭力主张和平解决。12月13日冯致电张学良劝张以“同挽国难”为重自己愿为人质请张“释回介公”。同时力劝旧部宋哲元、韩复榘拥护中央对新闻界表示“保护最高军政领袖之安全实为全国军民最大之责任”。冯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尽了全力。1937年初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期间冯玉祥同宋庆龄等提出了《提议为外患日急请讨论扩大总理三大政策团结御侮案》积极主张国共合作。 七七事变爆后冯致电第29军将士：“抗敌守土之责断不容丝毫退让。”7月1o日冯表《对芦沟桥事变谈话》指出全国军民应团结一致为民族生存为国家复兴而坚决奋斗。8月15日冯在苏州就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1937年9月国民政府划津浦线为第六战区改任冯为该战区司令长官。不久蒋又将冯调到平汉线。1o月2o日冯去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到南京后即被免职。 1937年11月中旬沪宁线战情恶化蒋介石命冯玉祥到平汉线南段视察国防工事。未几冯抵达武汉。在武汉的一年中冯编写了《民众救国问答》、《抗日的伟大民众》、《抗日游击战士问答》等小册子在民众中广为散。冯还创办了印刷社印刷了大量抗日宣传品和列宁、毛泽东的著作。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冯玉祥以“丘八诗人”身份参加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1938年春夏之际蒋介石委派冯玉祥到豫西、豫南、鄂东等地视察国防工事。9月被任命为督导长官负责检阅和督练新兵。1939年5月督导工作结束。 冯玉祥回到重庆后投身于各项进步文化工作。194o年1o月19日鲁迅逝世4周年重庆文化界3oo余人举行纪念大会冯玉祥任大会主席。他表演说号召学习鲁迅的“真”、“硬”、“韧”的精神争取抗战的胜利。 1942年12月19日冯玉祥在重庆主持成立了“全国基督徒节约献金总会”以后各地逐步成立分会。冯在四川省大力推行献金运动到1944年9月按照当时的黄金价格计算捐献金额达黄金23ooo余两。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抵重庆当天即去看冯。冯也回访毛泽东。 冯还多次出席有国共双方领导人出席的集会、宴会。 1945年12月冯玉祥表了《建国问答二○四问》集中阐述了他的民主建国思想。他认为“抗战胜利以后剩下唯一的一件大事就是建国”。他提出要实行以下各事：“展科学民主政治经济建设国防军事解放妇女及儿童健全国际关系建立工业基础改良农业及造林畜牧扶助商业普及教育改造社会改良人种展交通提倡渔业。”在政治上他认为人民应有自由即“表的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免于恐惧”。经济上他认为“应该实行计划经济”。 1946年初冯玉祥提出出国考察的要求至4月7日国民政府才同意他“赴美考察水利”。9月2日冯玉祥启程赴美。在美国期间冯日夜关注着国内形势。此时全面内战已经爆蒋介石政府大肆镇压国统区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冯于1947年5月26日在旧金山《世界日报》上表《告全国同胞书》呼吁“即日停战议和由张表方、李济深、宋庆龄等主持和议大计”“成立真正的联合政府”。 1947年1o月1o日冯玉祥应邀在哥伦比亚大学教职员俱乐部举行的中国学生欢迎庆祝会上表《国庆演词》呼吁实现和平民主抨击政府的暴行。冯为表明自己的主张和态度于1947年11月5日表《我为什么与蒋介石决裂》一文坦率地表明了与蒋介石的分歧指出“蒋介石政权是中国所有腐败政府的顶峰外国的金钱是无法使它免于垮台的”。 1947年12月26日蒋介石勒令冯玉祥于12月底回国。冯于12月3o日表声明予以严厉抵制。蒋吊销了冯的护照。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冯被选为常委和政治委员会主席。冯即积极起组织民革驻美总分会筹备会大量翻印民革成立的各种文件分赠美国国会、国务院、各大学、各图书馆及华侨社团努力扩大民革的政治影响。 1948年1月7日蒋介石宣布开除冯的党籍。冯为防不测于1948年2月1o日写下最后一份遗嘱对自己的一生作了回顾。冯玉祥受到美、蒋反动势力的逼迫在美国的生活难以为继。经周恩来、前苏联驻美大使潘又新的安排冯于1948年7月31日离美登上前苏联“胜利”号轮船准备经前苏联回中国解放区参加新政协。9月1日中午“胜利号”在向前苏联敖德萨港行进时船上失火冯玉祥不幸遇难终年66岁。为了纪念这位中国共产党的盟友、著名的爱国将军1953年1o月15日中共中央决定将他的骨灰安葬在他生前居住过的泰山西麓。 第二十七章张澜张澜字表方四川省南充县人生于1872年4月2日（清同治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自幼随其父（张文倬塾师）读书1894年中秀才1897年补廪生19o2年到成都尊经书院学习19o3年被选送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书院师范科19o4年因表要西太后退朝还政于光绪的言论被清驻日公使送回国内。由此开始了他毕生从事的教育事业与政治生涯历经清、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不同时代当过学校校长、国会议员、省长、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副主席等职务。张澜的经历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缩影。 19o4年留日归国后先在四川办教育担任过顺庆府官立中学堂正教习、四川省游学预备学堂学监、顺庆府中学堂监督等职务并在南充创办了民立两等小学堂、南充县立高等小学堂、端明女塾。他的政治活动则从1911年的四川保路运动开始。 保路运动也称铁路风潮是辛亥革命前夕湘、鄂、粤、川四省人民掀起的反对清政府向列强出卖铁路主权的爱国运动。2o世纪初中国人民强烈要求收回被外国人夺去的铁路修筑权和经营权自办铁路。清政府也在19o3年颁布《铁路简明章程》准许华洋官商集股筑路。于是各省纷纷成立商办铁路公司。但是腐败的清政府慑于外国人的压力竟于1911年5月9日颁布了“干路均归国有”的谕旨宣布1911年以前各省集股商办的干路一律收回由国家办理。5月2o日清政府同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了《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湖北省境内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将粤汉、川汉铁路的修筑权卖给了外国人。清政府这种以“国有”之名行卖路之实的行为激起了四省各阶层人民的反对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破约（要求废除卖路合同）保路（保护路权）运动而四川人民的反对最为激烈。张澜作为川汉铁路股东会副会长积极参加和领导了保路运动。6月17日他作为南充代表出席了在成都召开的川汉铁路股东代表会。会上成立了保路同志会。8月2日他在保路同志会会员大会上表演说强调“今吾爱国必破约以保路”1。8月5日在川汉路股东特别大会上他被推为副会长（会长颜楷）在演说中再次强调必须“破约”驳斥了四川总督赵尔丰在会上提出的“朝廷因川人筹款困难故借外债来修路；今日川人只要筹款来修川路便能保路不必说破约”的说法。8月间他还几次为川汉铁路公司特别股东会写呈文请赵尔丰代奏川路仍归商办和纠劾盛宣怀与李稷勋（李稷勋时任川汉铁路公司驻宜昌总理）。9月7日赵尔丰将保路同志会和铁路公司领导人蒲殿俊、罗纶、颜楷、张澜等8人诱至督署加以逮捕欲以此镇压风起云涌的群众运动。张澜等被拘禁三个多月至四川宣布独立始释出。他随即又参与四川独立活动。 辛亥革命爆后四川独立较晚先后出现过重庆蜀军政府（张培爵为都督）、成都四川军政府（先由蒲殿俊为都督实为赵尔丰操纵后革命党人尹昌衡杀掉赵尔丰继任都督）两个主要政权。1912年2月成、渝两军1《张澜文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政府合并成立了统一的四川军政府尹昌衡为都督张培爵为副都督。张澜任军政府的川北宣慰使。1913年4月张到北京任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并由蒲殿俊介绍加入进步党。1914年1月袁世凯解散国会张澜回到南充。在南充与地方人士一起创办南充实业学校和果山蚕桑社。袁世凯恢复帝制时他响应蔡锷的讨袁活动联合驻南充的川军混成旅旅长钟体道起而反袁。1916年3月28日宣布顺庆独立成立川北护国军总司令部（总司令为钟体道）张澜任政务长。8月被任命为嘉陵道道尹。此时入川的滇、黔军及四川各军混战不已张澜多方调解无效便致电北京政府请求解决川局之乱。1917年1o月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四川省省长。为战乱所迫张澜于1918年5月离川抵京在京设四川省长行署至192o年9月为奔母丧返回南充年底卸省长任。 在北京期间张澜曾任北京《晨报》董事并主持《晨钟报》。他曾设法资助赴法勤工俭学的川籍学生。他初步接触了社会主义学说赞成改良不赞成社会革命。1919年4月28日在《答梁乔山先生书》中说：“为今之计政府所执之政策应急倾注于社会方面力为民众谋裕其生计毋使不均。并须求教育之普及使民众关于生计得有相当之智识自由展。而先知先觉诸人则将公平正确之国家社会主义著为书报为演说介绍于我国民使咸晓然于社会主义之真非同于强盗土匪之掠夺。盖必先求避去无意识之社会革命使社会秩序不至大破坏。而民众之智识足以赴其途则公平正确之社会主义自可徐见于事实。”1张澜最关注的是川事的解决。他曾为停止战乱、恢复和平秩序多方奔走、呼吁。回四川后他提出“四川为独立自治省废督裁兵实行民治的主张”。他说：“四川为独立的自治省则无论或南或北或徐或段两派再有若何之事不致牵连受祸。废督军则内争之目标失。裁兵则民困可以渐苏。实行民治则地方实业既可展尤不受全国政治革命影响而复起变乱。..且不急行民治则主张社会主义之过激者必将起而先之地方将不免愈增扰乱。故与其拖泥带水贻误川局何如快刀斩乱麻使所谓轇輵纠纷一齐立解也。”2他不仅有主张而且付诸行动。1921年4月与川北24县代表开“川北善后会议”被推为会长。1925年又表通电提出解决川事办法即不能专听命于执枪之军人及不熟悉川情的北京政府应由督办召集有每县一人及职业团体所推代表和各军将领参加的会议议定裁兵标准及办法、组织制定省宪之机关以体现主权在民精神。当年12月17日以个人名义出席了督办刘湘和省长赖心辉召集的四川善后会议。 1926年4月6日张澜就任成都大学校长。他主持成大仿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提倡思想和学术研究自由。允许共产主义者的社会科学研究社、三民主义者的健行社、国家主义派的惕社同时在校内存在和讲学。1927年国民党执政后他布布告说：“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众有学生对于各种主义之学说均可尽量研究以求真理之所在。言论思想固不禁人之自由不得因某某研究某种主义之学说而辄牵入政治问题攻讦其不当违反学府性质损失学者态度。”1正当张澜苦心经营之1《张澜文集》第35页。 2《张澜文集》第4o—42页。 1米庆云：《国立成都大学兴废记略》。 时1928年春成都“军警团联合办事处”借口省一中学生殴毙校长杨廷铨一案逮捕并杀害了成大等校中的中共党员及进步师生多人（内有成大学生6人）。惨案生后张澜愤而辞职表郑重申明：“我之决心辞职..不只是为成大及成大学生而言实在见得此次惨案之关系极为重大。以前军人之横暴尚不敢公然无故杀人。试问以最高学府之大学尚且突然派兵围搜以后更何有于其他学校不可以任意蹂躏；以大学之学生尚且派兵逮捕不加审讯供证俱无立予枪毙至今不知其所犯为何罪以后更何有于一般平民之生命不可以任意草菅而禽狝之。恶例一开以后惨死枉死的人不知道还有多少。我之所以决定辞职就是不忍见四川的人民从今以后要接接连连的枉死惨死。”2经师生挽留和不忍成大中途停顿他答应在新校长到任前暂负责任至193o年冬自动离职。1931年1月复任南充中学校长。此后他受刘湘委托率考察团出川考察教育、实业和地方自治情况并在1934年任四川安抚委员会副会长。他也不断和共产党人有所接触。1935年促成了刘湘派人与陕北中共中央的联系。1937年掩护和协助中共川北工委书记于江震在川北恢复和展地下组织1。 抗日战争爆后张澜主张长期抗战以对付日本的“战决”战略。1937年7月列名起“华北抗战四川民众后援会”被推为会长。1938年国民参政会成立被遴选为参政员。从此他全身心地致力于抗战、民主、团结的事业。当汪精卫在越南河内出“艳电”公开投敌时他和黄炎培、梁漱溟、冷遹、江恒源于1939年1月3日表了“讨汪通电”。在第一届参政会上提出了《抗战建国之后方政治必须选任人才案》既指出了政治上的种种弊端又提出了选任县长至中央大员的四条资格。1939年冬参与起各小党派负责人参加的统一建国同志会。接着又参与起成立各小党派的统一政治组织。1941年3月19日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张澜的好友鲜英寓所）正式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张澜作为无党派人士参与起并在1941年下半年接替黄炎培担任了民主政团同盟主席职务（他终生担任此职）。之所以推举张澜为主席是因为他“德高望重公正刚直主张正义爱国爱民在这一三党三派联合政治组织中众望所归；同时也因他与当时抗战大后方的地方实力派的历史关系有利于在当地开展民主运动；更重要的是由于他是久经考验、坚贞不屈的民主战士”。2张澜任民盟主席后先于1941年11月16日在重庆临江路俄国餐厅召开茶话会以他和左舜生、章伯钧、罗隆基四人名义公开了民盟的组织。接着在11月25日领衔与张君劢等12人联名提出（沈钧儒等11人副署）致国民参政会二届二次会议的提案《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共十条办法主要是“政府明令于最短时期间结束训政实施宪政”；“成立战时正式中央民意机关其职权必具备现代民主国家民意机关最基本之实质”；“为节省抗战时期财政支出..任何党派不得以国库供给党费”；“政府一切机关应挥天下为公之精神实行选贤与能之原则尤以战时如然不得歧视无党、异党之分子及利用政权吸收党员并强迫公务人员入党”；“政府明令禁止任何党派利用政权在学校及其他文化机关推行党务并严厉2《张澜文集》第83页。 1张乔啬：《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张澜先生》《人民日报》1982年3月4日。2史良：《与日俱进奋斗不息》（纪念张澜11o周年诞辰文章）《人民日报》1982年4月1日。禁止青年学生参加党派斗争以饬学风而固国家元气”；“政府明令保障人民身体、信仰、思想、言论、集会、结社、入党、看报、旅行等之自由”；“明令停止特务机关对内之一切活动并禁止一切非法特殊处置”；“实现经济民主化之原则..严禁官吏利用政治权力实行垄断投机之商业行为”；“军队国家化停止军队中任何党派之党团组织藉以防止以武力从事党争”1。这个提案实质上是重申了民主政团同盟的主要政治主张。由于议长蒋介石不同意此案故未交付大会讨论蒋介石派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劝张澜等收回提案而另由主席团名义拟了一个四条内容的提案《促进民治与加强抗战力量案》交大会讨论。张澜拒绝出席参政会以示抗议。 1943年张澜根据对国内政治形势的观察认为国内人才不能集中民意不能申张党争不能消弭关键在于未能实行民主。7月6日他致书蒋介石反复申明实行民主的必要性。9月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作出了“以政治方法”解决中共问题和战后一年内召开国民大会“还政于民”的决议。针对国民党的假民主、真独裁的实质张澜在九一八十二周年纪念日表了一本小册子《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从近代中国民主政治的消长、什么叫民主政治、什么叫党治、训政与宪政、中国今天需要从实行民主政治五个方面对他所主张的“主权在民”的民主政治作了全面论述。他认为真正民主政治至少要具备下列几个必要条件：主权在全体国民手里而不是在一个人一个党手里；众人的公事要由全体民众直接讨论处理或选举代表组织议政机关讨论决定；民众代表应由民众的自由意志直接推选不得由一党的党部人员会同政府官吏来指定人选；地方人民及其代表之参与中央政事者应能自由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决不可削弱其权力尤不得有利诱威胁之事；一个国家应有民主宪法全国上下共同遵守即一国之元亦不得以自我意志变更法律。他认为党权与国权同时使用竟至党权过国权会使民主变得名存实亡。在中国舍即时放弃一党专政结束党治取消党化外所谓真正民主政治便永远无从谈起1。蒋介石看见这本小册子后“当面威胁他‘不要上共产党的当！’同时下令禁止行。但此书在秘密传播中不胫而走影响很大”2。延安《解放日报》在1944年2月22日以“参政员张澜著文抨击一党专政要求实行真正民主政治”为题对它作了详细介绍。 1944年9月张澜到重庆主持召开民盟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民盟纲领草案。同时出席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会上中共代表林伯渠提出召开国事会议、成立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的建议。这一建议得到各民主党派的赞同。张澜认为这是一个“正当的要求”“民主政治的开步走就是联合政府”。1944年1o月1o日民盟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中明确提出了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的主张。1945年1月15日针对蒋介石元旦文告中所说的不等战后就可召开国民大会问题民盟表《时局宣言》指出：“如仅仅将二十五六年所选出之一部分代表再就无法选举之若干省份指派若干以足一千四百四十名之额更益以数百名国民党中委及候补中委为当然代表以此而欲制定一部全1《张澜文集》第136—137页。 1见《张澜文集》第185—196页。 2史良：《与日俱进奋斗不息》（纪念张澜诞辰11o周年文章）《人民日报》1982年4月1日。国共遵之宪法以此而居然‘还政于民’并欲以此而成就全国的团结统一吾人认为必将适得其反。”13月1o日民盟言人对国内民主与团结问题表谈话提出“目前中国之迫切需要不仅须切实做到‘还政于民’更须切实做到‘还军于国’”2。 随着抗日战争的结束中国建设什么国家的斗争突出起来了。民盟也形成了国共以外的第三个大政党的地位。1945年7月黄炎培等六参政员访问延安促成了国共两党的重庆会谈。中共正式向国民政府提出了由国共两党及民盟三方以同等数量的代表组成政治会议的建议。8月3日张澜对外国记者表谈话重申民盟的中心主张就是抗战、民主、团结三层民主一层又是中心的中心。并提出了战后立国的“两个根本原则”：“一、对社会各阶层都保障其应得权益力图阶级谐调防止阶级斗争而求社会的和平顺遂地展。二、切实推进国家的现代化普遍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准、教育水准、文化水准以打破今日中国各方面的落后状态。”18月15日民盟《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中提出了“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口号。8月28日至1o月1o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重庆同国民党谈判期间多次会见张澜等民盟领导人坦诚交换对时局的意见。8月3o日、9月2日、9月15日毛泽东三莅被誉为“民主之家”的上清寺特园同张澜面谈。张澜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忧表示不相信蒋介石有和平民主的诚意是假戏。毛泽东说我们就来一个假戏真做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分辨是非这场戏就大有价值了。当毛泽东向张澜介绍国共双方会谈情况时张澜建议将已谈拢的问题公之于众免得蒋介石将来不认账。还说如你们不便说我可以采取给两党写公开信的方式把问题摊开来。毛泽东赞同这个意见。9月18日张澜在《新民报》表了《给国共两党领袖的公开信》除要求商谈内容随时公诸国人外着重提出政治必须彻底民主和军队国家化问题批评了“民主必恃武力始能保障”和“统一必赖武力始能维持”两种观点。国共谈判临近结束时1o月1至12日民盟在特园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1956年2月8日民盟中央将它定为民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政治报告、宣言、纲领和组织规程、组织展方针。政治报告阐述了民盟的政治理论。大会选举了以张澜为主席的领导机构为民盟投入战后争取和平、反对内战、争取民主反对独裁的斗争作了政治上、理论上和组织上的准备。1945年1o月1o日根据签字的《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决定召开有国、共、民盟、社会贤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每方出9名代表。在中共的支持与帮助下民盟顶住了国民党假手青年党拆散民盟的压力组成了统一的以张澜为席代表的9人代表团1出席了1946年1月1o至31日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俗称旧政协）。 会议前夕张澜致函国共双方要求1946年元旦双方停止武力冲突。在会议过程中张澜本着民盟“以民主来求得统一以和平来完成建国”与“政1《民主同盟文献》1945年12月出版。 2《中华论坛》第9期1945年9月15日出版。 1《中华论坛》第9期1945年9月15日出版。 1旧政协由国民政府主席召集国、共、民盟、社会贤达四方各9名代表共36名。在国民党指使下青年党提出单独参加政协并要求9名代表。经国共妥协：共产党让出2名国民党让出1名会议再增加2名共给青年党5名。这样政协参加者变成五个方面38名代表。民盟与社会贤达名额不变。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的一贯主张先提出了《实现军队国家化并大量裁兵案》并在协商过程中坚持实行普选的议会制（两院制）、内阁制和省自治制的政治制度坚持各党派协商、制定共同纲领、成立联合政府、由联合政府从事制宪和整军的原则。民盟的主张在政协五项协议中得到了体现。 在旧政协召开期间民盟代表团和中共代表团达成了一项谅解即双方在提出重大政治主张之前事先彼此协商。这一谅解开创了中共与民盟政治合作的先例。在1946年维护政协协议与坚持政协路线的过程中双方有成功的配合与合作。第一、在争取两项否决权问题上实行了合作：为了保证政协通过的宪法修改原则不致在国民大会上轻易被改变双方共同要求在国民大会代表名额上合占1/4强；为了保证和平建国纲领在国府委员会上不致被轻易改变双方共同要求在国府委员名额上合占1/3强。这两项要求国民党政府始终未予答应。第二、在抵制国民党违背政协协议召开的非法国大问题上实行了合作。按照政协协议国民大会必须在停止内战、政府改组、完成宪法草案的修改、各党一致参加的条件下召开。但国民党已经动了内战并在1946年1o月11日国民党军队侵占张家口的当天由蒋介石宣布当年11月12日召开国大。中共当然坚决反对。民盟亦早在9月3o日就致电蒋介石表示了反对国民党一党召开国大的立场。1o月14日张澜在重庆表谈话称：“国民党以一个‘战胜者’的姿态来召开国大是威胁！是利诱！我们民盟不能放弃自己的意见和立场不怕一切威胁和利诱绝不参加”。“我们一贯主张：和平、民主达到统一。和平不能打；民主即是要打破一党独裁实现联合政府”。“国共双方现在谁也打不倒谁..武力不能解决问题还得必走政治协商的路。”111月12日民盟留京中委在蓝家庄民盟总部作出不参加国大的决议。当晚张澜从重庆打电话给民盟总部叮嘱“我们同盟必须在政协决议程序全部完成后才能参加国大否则就失去了同盟的政治立场希望大家要万分慎重绝不可稍有变动”2。11月14日张澜又同记者谈话表示“民盟立场是要调和国共关系争取和平、民主达到统一。..民盟就是要保留第三方面调人态度实现和平、民主、统一所以民盟绝不参加一党国大”3。非法国大召开和制定了所谓宪法后民盟表声明予以谴责拒绝承认。在1947年1月民盟在上海召开的一届二中全会上张澜指责国民党凭藉“法律”的权力撕毁政协决议片面地制定所谓“宪法”是企图以“法治”之名来保“党治”之实。接着民盟又谴责了国民党的所谓“政府改组”。 国民党对民盟一向采取软硬兼施的策略。随着内战的动加紧了对民主势力的镇压。1946年7月在昆明暗杀了李公朴、闻一多。8月18日在成都追悼李公朴、闻一多二烈士时打伤了张澜。1947年1o月7日在西安杀害了民盟西北总支部主委杜斌丞。5月31日至6月1日在重庆、成都大批逮捕盟员。7月间在桂林、南宁、八步等地又有百余人被捕。为此张澜三次致函行政院长张群要求停止一切非法压迫在野合法党派行为释放被捕盟员。1o月23日南京民盟总部开始被特务包围监视。1o月27日内1《新华日报》1946年1o月15日。 2《民主报》1946年11月18日。 3《新华日报》1946年11月15日。 政部言人以所谓“勾结共匪参加叛乱”的罪名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在上海的张澜即派黄炎培等赴南京同国民党交涉。结果国民党政府仍令民盟自行解散停止活动在宣布解散的前提下“各地盟员之登记手续可予免除并保障合法自由但今后如有假借名义作非法活动者各地治安机关仍当依法处理”。11月5日张澜等被迫作出“自行解散”的决定。11月6日公布了张澜署名的《中国民主同盟总部解散公告》宣布盟员“自即日起一律停止政治活动本盟总部同人即日起总辞职总部亦即日解散”1。公告出后张澜口述、叶笃义笔录了如下的书面谈话并公之报端：“余迫不得已忍痛于11月6日通告全体民主同盟盟员停止政治活动并宣布民盟总部解散。但我个人对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之信念及为此而努力之决心绝不变更。我希望以往之全体盟员站在忠诚国民之立场谨守法律范围继续为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而努力以求达到目的。”1民盟总部被迫解散了但民盟没有被压垮。从11月下旬起沈钧儒、章伯钧、周新民等秘密离沪抵香港于1948年1月5至19日和原在香港的中央委员一起召开了民盟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领导机构制定了新的政治路线号召和领导盟员更坚强地站在革命阵线一边展开了为彻底摧毁南京反动政府、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的新斗争。张澜虽未去香港但支持这一新的斗争并在上海抱病作了力所能及的工作。1949年4月他和罗隆基等被国民党软禁于虹桥疗养院。上海解放前夕经中共地下党营救而脱险。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5月28日张澜与罗隆基、史良等表声明祝贺上海解放。29日张澜致电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表示愿去北平共同筹划未来建设。6月1日毛泽东等复电表示欢迎。6月24日张澜等由沪抵北平。9月张澜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9月21日政协开幕会上他以年近八旬的高龄身着布衣长衫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中国人民政协的召开是中国新民主主义时代的开幕从今天起中国人民真正做了自己的主人有了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民主集中制。“这个新的政治制度将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现有制度。我们的新制度当然放弃了旧民主主义中所谓的总统制、内阁制那一套陈腐的旧东西。同时我们亦不同于苏联及东欧各国的政权治权合一的制度。根据我们的民主集中制中国人民把政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而人民又确确实实有了一个集中行使立法权和行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这是理论和实际一致的一种制度。这个制度一定能够充分挥新民主主义的精神一定能够充分提高中国的行政效能。有了这样一个政治制度中国人民一定能够建立我们的新国家和新社会。”“我今天愿与在座的诸位代表相约我们全体代表更应与中国全体人民相约我们应立下宏愿抱定决心在毛主席领导之下共同起来担负实现这个纲领（指共同纲领）责任。”1这个讲话是他对数十年走过的曲折道路的深刻总结表达了他对新中国充满希望的心声。1o月1日张澜登上天安门参加了开国大典。 1955年2月9日张澜病逝于北京终年83岁。 1上海《申报》1947年11月6日。 1上海《申报》1947年11月7日。 1《张澜文集》第364、365页。 第二十八章黄炎培黄炎培字任之别号抱一江苏省松江府川沙厅（今上海市川沙县） 人生于1878年1o月1日（清光绪四年九月六日）卒于1965年12月21日享年87岁。 黄炎培生在一个既无田地又无房产的塾师家庭。其父黄叔才本地庠生先在乡设塾授徒后到吴大澂（曾做广东、湖南巡抚东河道总督）幕府当秘书1894年病故。其母孟樾清南汇地主孟荫余之女1891年病故。黄炎培自幼随母认字9岁起到外祖父家读私塾常常利用姑父沈肖韵家丰富的藏书广读博览。1898年读了严复翻译的英国赫胥黎的《天演论》初步接触了西方文化了解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父母去世后为生活所迫他作过百货店的临时售货员、塾师一面劳作一面读书和习作诗文。由于诗文作得好得到川沙周浦镇王筱云赏识王将女儿嫁给他为妻。19o1年秋黄炎培考入上海南洋公学特班（届）选学外交科。特班总教习是我国著名教育家蔡元培。他不但教学生读书、作文还教学生日文和练习演说。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给黄很大影响。19o2年秋黄炎培到南京应乡试中了举人。不久学校生风潮学校总办将南洋公学解散。黄遵照蔡元培的教诲回川沙办学19o3年春他主办的川沙小学堂开学。他一面办学一面作“唤醒民众”的工作每周举办公开演说会宣传中国被列强瓜分的危险。还时常到别处讲演。19o3年6月18日黄炎培等应邀到南汇县新场镇演说由于地方痞棍诬告他们毁谤皇太后、皇上南汇县知事于6月23日将黄等4人逮捕。因得到上海基督教堂牧师营救在6月26日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联署“就地正法”的电令到达前被保释出狱随即乘船离开上海亡命日本。 19o4年亡命归来。19o5年秋在上海由当时任中国同盟会上海分部主盟员的蔡元培介绍加入了中国同盟会。次年因蔡赴德国留学黄接任了蔡的职务。19o7年有人密告两江总督端方谓黄炎培潜回上海运动杨斯盛办浦东中学宣讲排满革命。端方饬江苏提学使毛庆蕃彻查。由于毛看重黄的才学又有杨斯盛的担保便下公文说不准“再有人根据旧案控告黄炎培革命”1。19o9年黄任江苏省谘议局常驻议员。191o年任上海工巡捐局议董、江苏地方自治筹备处参议。1911年江苏巡抚程德全宣布独立后黄在苏州任都督府民政司总务科长兼教育科长。1912年冬任江苏省教育司司长。1914年张勋任都督黄辞职离南京返上海任《申报》记者始号抱一。 川沙办学是黄炎培教育生涯的开始。19o4年亡命归来后先在上海南市城东女学和丽泽小学任教后应爱国实业家杨锦春（斯盛）之聘办广明小学和广明师范讲习所。19o5年与张骞等人组织江苏学务总会（江苏省教育会的初名）任常务调查干事。19o6年得杨斯盛出资银12万两在浦东六里桥创办浦东中学和浦东小学。他认为“要救中国只有到处办学堂”“教育为救国唯一方法”1。中华民国成立后他在省教育司长任上拟定了《江苏教育行政五年计划书》其中不但规划了各县小学、师范学校、中学、农校、工校的校数和办学地点而且还有关于大学、留学生、图书馆、博物馆设立1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48页。 1《黄炎培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16、126页。与建设的规定还把江苏岁额24o万元的教育经费从财政厅划出专门成立独立的管理机构并由全省竹木、屠宰、牙行等几种地方税充当使教育经费有了保障。 辞司长职以后黄炎培定居上海潜心研究国内外教育学说考察国内外教育状况。1914年2月至1917年春他以《申报》记者身份在安徽、江西、浙江、山东、北京、天津等地考察了五个月。随中国游美实业团体在美国考察了25个城市52座学校广泛接触各界人士尤注重考察美国的职业教育。还到日本、菲律宾、南洋各地考察。每次考察均有记录并结集出版。他认为办教育如同治病知病源才能开好药方做到对症下药。“外国考察读方书也；国内考察寻病源也。方书诚不可不读而病所由来其现象不一执古方治今病执彼方治此病病曷能已。”2所以他都是从中国实际需要出进行考察。1916年1月他在《东西两大陆教育不同之根本谈》一文中说：“余之考察教育所兢兢于心者不敢忘一‘我’字。盖考察者我也非他也。我之所以考察亦为我也非为他也。以故足迹所至苟有咫闻尺见其所第一念即‘于我之比较如何’其第二念即‘我之对此当如何’。”3考察结果他认为中国的教育“乃纯乎为纸面上之教育。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改良之道“不独须从方法上研究更须在思想上研究”1。他的结论是采取实用主义展职业教育。 黄炎培关于职业教育的理论和实践集中体现在他创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及其活动中。1916年9月黄炎培在江苏省教育会内设立了职业教育研究会。经多方联络得到工商界巨子及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的资助（从1917年起5年内每年1ooo元）于1917年5月6日在上海成立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研究、试验、推行职业教育的全国性团体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被推任办事部主任。在7月由教育界实业界名流马相伯、蔡元培、张元济、宋汉章、聂云台、穆藕初、黄炎培等48人联名表的《宣言书》、《组织大纲》中提出：“今吾中国至重要至困难问题厥惟生计。曰求根本上解决生计问题厥惟教育。曰吾中国现时之教育不惟不能解决生计问题且将重予关于解决生计问题之莫大障碍。”“而求根本上解决此问题舍沟通教育与职业无所为计。”“同人认此为救国家救社会唯一方法。”2同时宣布中华职业教育社的目的是推广、改良职业教育改良普通教育力求做到学校无不用之成才社会无不学之执业国无不教之民民无不乐之生。为实施职业教育1917年1o月25日创办了《教育与职业》杂志。1918年8月2o日在上海南市陆家浜创立了中华职业学校设木工、铁工、珐琅、钮扣四科并附设工厂。后来又添设土木、留法勤工俭学、染织、师范、商业等科。学生实行半工半读。黄炎培亲订了“劳工神圣”、“双手万能”、“手脑并用”的办学方针和“敬业乐群”校训并进一步明确说明职业教育的目的是为个人谋生之预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预备为世界及国家增进生产能力之预备。黄炎培是第一个提倡“增加生产从教育入手”的人。 黄炎培在实施职业教育的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1925年12月13日2《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第一集商务印书馆1914年版第1页。 3《教育杂志》第8卷第1号1916年1月。 1《黄炎培教育论著选》第37页。 2《黄炎培教育论著选》第81、84页。 他在《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征求同志意见》一文中提出只从职业学校、只从教育界、只从农工商职业界做工夫不能达职业教育必须实行“大职业教育主义”即“办职业学校的须同时和一切教育界、职业界努力的沟通和联络；提倡职业教育的同时须分一部分精力参加全社会的运动”1。1926年2月又在职教社专家苏州会议上提出“本社以后应加入政治活动以增实力并与职业社会做实际之联络以期合作”2。“大职业教育主义”的提出说明黄炎培不但跳出了就职业教育论职业教育的圈子和只着眼于民族工商业展的局限而且突破了“教育救国”的局限认识到教育与政治的关系。这也是尔后职教社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一个思想基础。 随着指导思想的变化职业教育有了新的开展。1925年1o月创刊的《生活周刊》经邹韬奋接办后逐渐关心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由每期印数只有2ooo份的刊物变成了很受读者欢迎的行数万份的刊物。职教社在城市办了职业补习学校在乡村也办了职业学校。1926年6月与其他单位一起在江苏昆山徐公桥试办了乡村改进试验区。但1927年4月国民党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后职教社遭受打击。5月19日黄炎培以“学阀”罪名被通缉避居大连。后经蔡元培、邵力子等人向蒋介石说情才被准予返回上海。1928年6月辞去职教社办事部主任职。 黄炎培辞办事部主任职后继续办职业教育并到日本、朝鲜考察。1931年5月29日到南京向蒋介石报告访日时的见闻谈日将对我侵略的预感。九一八事变后9月27日偕江恒源（接任办事部主任）到南京向蒋介石陈述对时局意见。12月23日职教社创刊《救国通讯》（1934年1月改名《国讯》）刊头揭示了“干救国工作须有四种根本上之修养”：高尚纯洁的品格博爱互助的精神侠义勇敢的气概刻苦耐劳的习惯。1932年淞沪抗战期间黄炎培同上海工商金融界上层人士一起成立了以史量才为会长的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后改名上海地方协会）任秘书长兼总务主任负责支援十九路军和稳定金融与地方秩序。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后他同江恒源等致电宋哲元支持二十九军抗战。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黄炎培任上海市抗敌后援会主席团主席被国民政府聘为国防参议会参议。他不顾个人安危致力于组织运输、支援前线、救护伤员、内迁工厂等事宜。1938年初在武汉被国民政府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他为职教社同人确定了“大量收容迅疏散保持元气支持抗战”的16字工作方针。这时他的职业教育思想又有了进一步展。1941年纪念职教社成立24周年时他同江恒源、杨卫玉、孙起孟表的《从困勉中得来》的长文中认识到“在我们中国这样一个政治上、经济上受着种种枷锁的国家所谓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统一于国家、民族的解放。..吾们的教育工作如其不配合于一个合理的政治主张和措施中是不能有什么成效的。..吾们确信职业教育只有在民族解放、民权平等、民生幸福的社会里才能实现他的造福人群的理想”1。本此认识黄炎培在抗战期间把主要精力用在了坚持抗战、维护国共两党合作和争取民主的实践中。 1938年1o月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在重庆举行。针对汪精卫等人1《教育与职业》第71期1926年1月。 2《教育与职业》第74期1926年4月。 1《国讯》第268期1941年5月5日。 的妥协投降言论有参政员从新加坡打来一个11字的电报提案：“官吏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照规定任何提案之成立须有12人联署。黄炎培立刻与之联署很快联署者即过2o位。议长汪精卫只得向全会高声朗读。1938年底汪精卫出逃河内表“艳电”。黄炎培于1939年1月3日起草斥汪宣言与张澜等联名在《新蜀报》表。1939年9月中共及其他抗日党派、无党派人士在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上掀起了要求国民党“结束党治”、实行宪政的运动共提出了七个提案与会者争论不休。黄炎培作为“内政提案审查组”主席竭力调和周旋于9月15日通过了“治本”和“治标”两种办法。这些办法表面上冠冕堂皇实际上把“结束党治”的具体要求抽象化变成了八面玲珑不着边际的东西。黄炎培认为此提案的通过是“建国之根基民治之起点”2。黄被议长蒋介石指派为宪政期成会三个召集人之一。从1939年1o月起各小党派负责人鉴于国共两党关系紧张经常一起研究时局。黄炎培提议在适当时机邀集国共两党以外的各党派人士共同表告全国同胞书劝各党派竭诚合作任何不同意见在法律常规上解决。11月13日梁漱溟提出各小党派有实行统一的必要。11月23日黄炎培、梁漱溟、左舜生、罗隆基、章伯钧、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光升、张澜等十多人在重庆青年会餐厅集会正式成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通过了《信约》12条。一年以后国共关系更加紧张各小党派负责人认为“非民主团结大局无出路非加紧中间派的组织无由争取民主团结”1。于是从194o年12月至1941年3月黄炎培等人经多次商谈于1941年3月19日在重庆秘密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公推黄炎培为中央常委会主席。大约在8月间黄炎培因个人处境关系辞去了主席职务由张澜接任。11月16日张澜、左舜生、罗隆基、章伯钧四人出面在重庆临江路俄国餐厅举行招待会公开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组织。11月25日在国民参政会二届二次会议上张澜、黄炎培等23人联名提出《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实际表达了民主政团同盟纲领的主要精神。但这一提案未被参政会主席交大会讨论。1944年9月民主政团同盟决定取消“政团”二字改名中国民主同盟。黄炎培作为民盟的主要起人之一始终参与民盟的活动对民盟的成立和展是尽了心力的。 从抗战后期起起民主宪政运动和调和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成了黄炎培政治活动的主要内容。 黄炎培认为中国需要的民主是“保育式的民主”2。1943年9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上提出“实施宪政还政于民”黄闻之甚喜。他被蒋指定为11月12日成立的国防最高委员会宪政实施协进会常务委员和召集人之一（另两个召集人为王世杰、孙科）。他在工作中强调人民与政府合作、各省与中央合作、各党派彼此合作。1944年1月创办《宪政月刊》在第二号表《愿全国上下尽力奉行约法来练习奉行宪法》一文主张政府先训练一批守法人员。由《宪政月刊》社出面每月召集一次文化、实业界人士及参政员参加的宪政座谈会。1944年9月以后这种座谈会扩展为有数百人、上千人参加的讲演会。成了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的讲坛。1944年9月2《黄炎培年谱》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131页。 1《中国民主同盟述略》载《和平民主统一建国之道》一书民宪月刊社1945年编印。2《黄炎培年谱》第142页。 和1945年1月黄炎培等人表的《民主胜利献言》和《为转捩当前局势献言》表达了国民党统治区文教、工商界人士要求民主的呼声。 黄炎培与中共领导人的接触始于1937年12月28日在长沙会见徐特立和1938年5月19日在汉口会见周恩来。作国共之间的调人则始于参加国民参政会。194o年6月14日他向周恩来提出两条建议：（1）希望中共在与国民党利害不冲突、国民同情不减损之下求成长。（2）以所有实力尽量容纳友党乃至敌党；以所有实力为国家民族表现切实伟大之贡献。7月1日同蒋介石谈中共问题。蒋嘱其以公正人资格参与1。1941年皖南事变前后黄炎培就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参政会事数次见蒋及周恩来力图以在参政会中组织特种委员会予以解决。在抗战与争取民主的实践中黄炎培逐步认识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并萌生了亲赴延安考察的愿望。 1945年6月1日黄炎培和傅斯年起草了致毛泽东、周恩来电文。6月2日以褚辅成、黄炎培、冷御秋（冷遹）、王云五、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七人署名托张治中出。6月18日毛泽东复电表示欢迎。6月26日七位参政员共议三条意见：（1）由政府迅召集政治会议；（2）国民大会交政治会议解决；（3）会议以前政府先自动实施若干改善政治之措施。蒋介石表示同意。7月1日黄炎培等六参政员（王云五未成行）飞抵延安。7月5日返回重庆。他们是为恢复国共和谈而去的。短短4日了解了延安的风土人情广泛会见了中共领导人。7月2日下午、7月3日晚上、7月4日下午与毛泽东长谈。一致认为国共双方商谈的大门没有关闭但门外有一块绊脚石挡住了去路这块大石就是国民大会问题。商谈结果由中共整理成《延安会谈纪要》（一称《延安会谈记录》）交他们带回重庆。内容是：“来延六参政员和中共方面同意下列两点：一、停止国民大会进行。二、从召开政治会议。中共方面建议：为着团结全国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共商国是以便在民主基础上动员、统一和扩大全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配合同盟国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起见并在国民政府停止进行不能代表全国民意的国民大会之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同意由国民政府召开民主的政治会议并提议在召开前须确定下列各点：（1）政治会议之组织由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三方各自推出同数之代表及由三方面各自推出三分之一（其数等于每一方面代表数）并经他方面同意之无党派代表人士共同组成之。（2）政治会议之性质：公开、平等、自由、一致、有权。（3）政治会议应议之事项：一、关于民主改革的紧急措施；二、关于结束一党专政与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三、关于民主的施政纲领；四、关于将来国民大会的召集。（4）政治会议召开以前释放政治犯。（5）为使政治会议顺利进行起见在政治会议召开前应由各方面先作预备性质的协商以便商定上述四点及其具体内容。17月7日黄炎培见蒋介石面告在延安商谈结果并将《会谈纪要》交王世杰。在延安黄炎培同毛泽东畅谈了中国历代兴亡的经验教训。他说：“有一次毛泽东问我感想怎样？我答：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1《黄炎培年谱》第136页。 1金城：《六参政员的五日来去》《人民政协报》1985年1月25日。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律怕是有效的。”1回到重庆后黄炎培将在延安的活动与见闻写成《延安归来》一书8月7日由《国讯》书店出版行成了大后方轰动一时的畅销书。黄炎培还以此书的出版在重庆掀起了一个不再将原稿送交政府审查的“拒检”运动。迫于形势压力国民党中央中常会通过了从1o月1日起撤销对新闻和图书杂志检查的决议。 黄炎培回重庆不久日本投降。国内和平希望与内战危险并存。黄炎培积极投入了反内战、争民主的活动中。他推动民盟并联合重庆各界人士于1945年11月19日在西南实业大厦礼堂召开反内战大会成立了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他主持大会并漏*点地朗诵了他的长诗《一线希望在那里？》。从1945年8月21日起黄炎培就同杨卫玉、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等人商讨组织工商界新的政治团体问题。9月29日定名为中国民主建国会。12月16日正式宣告成立。黄炎培等11人当选为常务理事。从此在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前夕中国政治舞台上又出现了一个以民族工商业资本家为主体包括一部分与之有联系的知识分子在内的新政党。它以1946年1月8日宣布的《向政治协商会议提供初步意见》和1月12日《平民》周刊的创刊为标志登上了战后的政治舞台。 1946年1月1o日至31日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黄炎培作为民盟9名代表之一出席会议参加了施政纲领组的讨论。他主张将施政纲领称为和平建国纲领并批驳了国民党有人把政协会议说成“分赃会议”的谬论。他推动民主建国会倡议组织了“政协陪都各界协进会”并到协进会组织的报告会上讲演。1月26日黄炎培的住宅“菁园”被非法搜查。经中共、民盟及各界人士抗议国民政府不得不向黄道歉。政协闭幕会上黄要求政府制定侵害人权治罪法并起成立人民自由保障委员会。 政协会议后黄炎培往来沪宁间协助国共两党南京和谈维护政协五项协议抵制国民党一党召集非法国民大会。1946年7月27日陈立夫派杜月笙劝黄脱离民盟黄当即拒绝说：“（一）我不能同意于不统一、不团结之下通过宪法；（二）此路不能通我不能助朋友走不通之路；（三）欲我脱离民盟我不能自毁人格。”111月11日黄炎培为民盟中央起草了1《八十年来》第148—149页。 1《黄炎培年谱》第19o页。 《民盟对参加国大问题之态度》：“民盟历次宣言维护政协决议一切行动以此为唯一依据。同人当竭尽最后一切努力以求政协决议关于国大开会以前各项手续之完成。完成以后即一致参加国大未完成以前暂不参加。”12日民盟留南京中央委员以此为决议拒绝参加国大。接着民盟及黄炎培又谴责了非法国大及其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 1947年下半年蒋介石在布“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的同时加紧了对民主势力的镇压。1o月27日国民党政府内政部言人以所谓“勾结共匪参加叛乱”的罪名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次日又明令“严加取缔”。在此困难条件下黄炎培同叶笃义由沪到南京代表民盟临时中常会同张群等交涉。最后黄炎培拟出民盟总部解散的“善后办法”经张群认可后于11月4日返沪。11月5日张澜召集非正式常委会作出决定11月6日公布了《中国民主同盟解散公告》宣布自即日起盟员一律停止活动总部同人总辞职总部解散。黄炎培思想矛盾心情沉重11月15日表《我与民盟》一文说：“民盟已矣自我之自我收之知我罪我其惟春秋。”1民盟总部解散公告表后以沈钧儒等为的一批中委到香港召开一届三中全会宣布恢复活动展开了新的反蒋斗争。黄炎培在上海亦领导民主建国会转入地下斗争。到1948年黄亦被列入国民党的黑名单。年底中共中央邀请他赴解放区共筹新政协会议。1949年2月15日经中共地下党安排避开国民党特务跟踪黄乘船离沪19日抵香港。3月14日又乘船离香港北上抵天津转乘火车于3月25日抵达北平。当日下午即去西郊机场欢迎从西柏坡抵北平的中共中央人员和毛泽东。 1949年6月黄炎培作为民建代表出席新政协筹备会被推为负责草拟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小组副组长（组长董必武）。8月组织民建成员批判美国公布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1o月9日当选为常务委员）。1o月19日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兼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在1954年9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委员长。1959、1964年继续任此职。1954年至1965年任二、三、四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49年至1962年任民盟中央常务委员、委员。他又是中国民主建国会主要负责人。随着民建中央机构的演变先后任全国会务推进委员会召集人、总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委员会主任委员。 任职期间黄炎培勤政廉洁努力为人民服务。他和毛泽东主席等国家领导人坦诚相见时有书信往还。对国家的大政方针亦时有建议。如关于土地改革的实行他主张先试点后推广195o年6月与李济深、陈叔通、沈钧儒联名提出“请先就各大行政区各择若干县或乡实行土地改革案”；1954年讨论宪法草案时提出了国家元仍称主席不称总统、以中央人民政府为最高执行机关、中央以下各级一律称人民政府的建议；1958年1月提出“提倡平地深葬避免可耕地的浪费案”；1959年12月22日在人大常委会谈话会上提出“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不要变动的意见等等。1965年12月21日病逝于北京。著作有《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中国教育史要》、1《国讯》第439期。 《八十年来》及诗集《断肠集》、《苞桑集初稿》、《红桑》等。 第二十九章沈钧儒沈钧儒字秉甫号衡山原籍浙江嘉兴1875年1月2日（清同治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生于江苏苏州的一个“书香门第官宦世家”。曾祖父沈濂进士曾任刑部江苏司主事、镇江府知府等职。祖父沈玮宝曾任江苏海防同知、苏州府知府等职。父亲沈翰任江苏候补知县。叔父沈卫以甲午翰林简放陕西学政使。沈钧儒3岁由母课读识字5岁延师来家授学受了系统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15岁考取秀才。戊戌维新运动前后他开始留心时务阅读了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薛福成的《筹洋刍议》和梁启主办的《时务报》等书刊并接受了康有为、梁启改良主义思想主张变法图强。19oo年父亲病故后他离开苏州前往西安在叔父任所当文书。19o3年赴顺天乡试中了举人。次年参加会试得中进士被签分刑部贵州司主事。继之在当时留日高氵朝中前往日本留学于19o5年1o月入东京私立法政大学成科学习。 在留日期间沈钧儒虽然与在日的浙江革命党人章太炎、陶成章等有交往但其主要政治倾向还是改良主义的并参加了杨度、熊范舆等君主立宪派的活动。19o7年1o月5日沈钧儒和熊范舆、雷光宇、恒钧四人领衔写了一份《民选议院请愿书》恳求朝廷颁诏旨“布选举制度确定召集日期于一二年即行开设民选议院”1。这份请愿书成为日后国内兴起的国会请愿运动的先导。沈钧儒于此时回国从事立宪运动曾与杨度等一道在北京设立宪政公会。 清廷鉴于各省立宪派都活动起来遂于19o8年8月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同时开始筹备立宪在各省开办咨议局。9月沈钧儒被浙江巡抚增韫委派为浙江咨议局总参议。19o9年夏浙江咨议局举行选举他当选为嘉兴府咨议员1o月被选为浙江咨议局副议长。立宪派随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国会请愿运动要求清廷一年之内召集国会。沈钧儒是浙江赴京请愿代表之一。朝廷以筹备不及国民知识程度不齐为由坚持依原定9年的期限后被迫改为3年声称这是最后的“确定年限”“万不能再议更张”。三次国会请愿运动均遭失败使立宪党人看清了清政府是假立宪之名行专制之实深感失望。沈钧儒从实践中认识到清政府预备立宪不过是一个骗局便离京回浙江开始转向革命。1911年辛亥革命爆光复会在杭州动新军起义11月5日浙江宣布独立成立都督府沈被任命为警察局长。1912年5月由褚辅成介绍参加同盟会。同年8月参加柳亚子等人创办的南社。辛亥革命后沈钧儒曾在浙江任教育司长。任内对全省教育进行了整顿和革新淘汰了一些无能的校长并对学生品行和成绩进行考核颇具成效。同时在国会议员选举中沈钧儒在浙江被选为参议院候补议员（1918年递补为参议员）。1913年孙中山举行的反袁“二次革命”失败。同年1o月沈钧儒和国民党中的一部分温和派张耀曾、谷钟秀等联合进步党的丁世峄、李国珍等共同组织了民宪党。其宗旨是“贯彻民主精神厉行立宪政治”。为了实行宪政沈钧儒曾参与《天坛宪法草案》的起草工作。在袁世凯的高压下民宪党无法进行活动很快便解体。袁世凯复辟帝制时沈钧儒在南方和张耀曾等一些欧事研究会的人士从事反袁活动。袁死后黎元洪继任大1《沈钧儒文集》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31页。 总统张耀曾出任段祺瑞内阁的司法总长。1916年冬沈钧儒应张函召到北京任司法部秘书参加了张耀曾等欧事研究会人士所组织的政学会的活动。1917年孙中山到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组织护法军政府沈钧儒随同国民党国会议员南下到了广州曾任军政府总检察厅检察长。1921年他由广州到上海担任政学会的《中华新报》主笔。沈钧儒在该报上写了3o余篇社论呼唤法治反对人治要求废督裁兵主张联省自治救国。他还写了《家庭新论》一篇长文在《中华新报》上连载。该文主张对旧时家庭习惯及现时一般社会家庭的恶俗进行“根本改革”认为家庭应以儿童为主体因为儿童代表未来；要提倡优生优育对儿童实行学校家庭共育。文章还提出在家庭和社会中应彻底改变妇女的从属地位而要做到这点只有实现妇女的经济独立。妇女应和男人一样有财产继承权社会对于各种事业必须不分男女一律开放。《家庭新论》于1923年出版了单行本（1927年重印）蔡元培、张季鸾、朱希祖等名家为之作序。 1922年夏经过第一次直奉战争直系军阀控制了北京政权。曹锟、吴佩孚为笼络人心恢复了旧国会沈钧儒到北京曾一度任参议院秘书长。1923年1o月曹锟贿选总统沈钧儒出京到上海与旅沪拒贿议员百余人联名表宣言反对贿选。随后参加浙江省自治法会议推动自治运动。1926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举行北伐沈钧儒与褚辅成等将全浙自治会扩大为苏浙皖三省联合自治会反对盘踞浙江的军阀孙传芳支持北伐战争。他根据“民国主权在民”的精神主张将“自治”改为“民治”开展民治运动认为这样能使省治基础更加巩固同时可以杜绝军阀官僚代谋自治。北伐军攻克浙江后成立国共合作的浙江省临时政府他任省政府政务委员兼秘书长。不久蒋介石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浙江省政府被国民党反动派强迫解散沈钧儒和褚辅成一度被拘禁不久获释。随后出任上海法科大学（后改名上海法学院）教务长同时执行律师职务后任上海律师公会执行委员、常务委员成为一位著名的有正义感的律师。 九一八事变生后沈钧儒在上海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曾起成立浙江省国难救济会被选为理事并是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的起人之一。12月中旬国民党在南京镇压为救国而请愿示威的学生造成流血事件。对此沈钧儒痛切地指出：“民国五四以还每遇一次国耻必有一次学生惨案生国人久为痛心。..夫东北不战而丧地千里未闻戮一误国人员学生何辜罹此重戾。”“堂堂天日之下觏此现象真有人间何世之感。”要求“力加纠正”1。此后他还运用法律手段积极营救被捕的爱国青年和学生并要求国民党废除《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后他作为上海律师公会代表之一参加了各团体救国联合会为抗日救国做了大量的工作。1933年初参加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上海分会的执行委员和法律委员曾参与营救被国民党非法逮捕的陈赓、罗登贤、廖承志等人。 1933年6月全国律师协会在青岛召开第五届代表大会沈钧儒和陈志皋等3人作为上海律师公会代表出席。为了彻底维护人权澄清吏治而免冤抑他在会上提出《请立法院即行颁制冤狱赔偿法案》主张：凡民事使人无故蒙受损害者应负法律的责任和赔偿的义务；刑事捏词告诉他人者应1《沈钧儒文集》第2o8页。 受诬告之罪；伪词指证使他人不利者应处伪证之罪。提案经大会一致通过后转呈国民政府但被政府束之高阁。1934年全国律师协会在广州召开第六届代表大会沈钧儒被选为主席团成员。鉴于国民党司法当局对冤狱赔偿法案采取冷漠态度大会议决组织冤狱赔偿运动委员会扩大有计划的宣传。随后推聘冤委41人沈钧儒是委员之一。1935年5月5日冤狱赔偿运动委员会在苏州召开第一次会议沈钧儒任主席。会议讨论通过了冤狱《赔偿法草案》并决定每年6月由律师公会择日举行冤狱赔偿运动。此后沈钧儒为推动冤狱赔偿运动的开展又做了不懈的努力。 沈钧儒倡导冤狱赔偿运动的目的是维护人权澄清吏治。这既有人道主义的思想因素又有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独裁统治推进抗日救国的历史背景应当说它是当时整个爱国民主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冤狱赔偿运动对国民党司法制度的弊端和官吏因嗜货渎职、贪赃枉法而造成冤狱的行径进行了揭露和鞭挞从道义和法律上保护了正直无辜是中国法制史上有意义的一章。但国民党为维护其统治从根本上说不可能平反冤狱制定有关赔偿冤狱的法律条文。就在冤狱赔偿运动开展时生了震动一时的《新生》周刊事件爱国民主主义者杜重远无辜被判入狱。杜重远无辜被判入狱后沈钧儒写了一题为《我所爱之国》的诗充分表达了对这场冤狱的愤懑和激越的爱国主义情怀其中前两节云：一我欲入山兮虎豹多我欲入海兮波涛深。 呜呼嘻兮！ 我所爱之国兮你到那里去了？ 我要去追寻。 二国之为物兮听之无声扪之无形不属于一人之身兮而系于万民之心。 呜呼嘻兮！ 我所爱之国兮求此心于何从兮我泪淋浪其难禁。1他还积极进行营救杜重远的工作曾亲自到南京与最高司法当局交涉要求无条件释放杜重远。 九一八特别是1935年华北事变后的严酷现实使沈钧儒认识到指望国民党抗日是不现实的必须团结同胞奋起自救才能拯救国家民族的危亡。1沈钧儒：《寥寥集》第34页。 1935年12月12日沈钧儒和马相伯、章乃器、邹韬奋、陶行知、王造时、周新民、钱俊瑞等文化界人士在上海表救国宣言征集签名者28o余人。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1936年1月上旬沈钧儒等又起成立上海各大学教授救国会。1月28日成立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5月31日沈钧儒、章乃器等和华南、华北、长江流域各省及其他救亡团体代表在上海举行秘密会议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全救会或救国会）沈钧儒被选为常务委员。他参与起草的全救会宣言和《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等重要文件中提出救国阵线当前的主要任务是促成全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彻底团结、共同抗日要求各党各派立即派遣代表进行谈判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制定共同抗敌纲领建立统一的抗敌政权。7月15日沈钧儒和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4人联名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一文表示赞同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联合红军共同抗日指明先安内后攘外的方针只对敌人有利；表示要坚定不移地站在救亡战线的立场上不动摇不退让直到中华民族取得完全胜利。从这时起沈钧儒从实际政治生活中逐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主张的正确从而向中共靠拢。 救国会的主张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和迫切要求因而获得社会的广泛同情和支持。毛泽东曾致信沈钧儒、章乃器等人高度评价并表示赞同他们的抗日救国主张认为“这是代表全国最大多数不愿作亡国奴的人民之意见与要求”；申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同意你们的宣言、纲领和要求并愿意在你们这些纲领和要求下面同你们同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的党派、团体和个人诚意合作与共同奋斗！”1救国会成立后抗日救亡运动在国民党统治区广泛开展。救国会有许多革命知识分子参加共产党员起了骨干作用进步力量占了优势在抗战前后对推动抗日民主运动有重要贡献。救国会领袖们虽然一片爱国赤忱其活动也完全是采取合法斗争的方式但这些爱国活动一开始就遭到国民党的压制和打击。1936年11月23日凌晨在日本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了沈钧儒和救国会其他负责人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7人。随后移解苏州羁押于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七君子”之狱。沈钧儒被捕入狱后始终坚持真理坚持爱国立场团结其他被捕战友进行斗争。1937年4月3日江苏高等法院以所谓“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并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罗织成“十大罪状”向被告7人提起公诉。随后国民党又由其中央秘书长叶楚伧出面通过杜月笙等人向他们进行劝降迫降活动要他们写具悔过书进反省院反省出狱。沈钧儒等断然拒绝这些无理要求驳斥了对他们的指控。6月7日沈钧儒等和他们的辩护律师针对江苏高等法院起诉书表长篇答辩状义正词严地指出：“以被告等爱国之行为而诬为害国；以救亡之呼吁而指为宣传违反三民主义之主义实属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摧残法律之尊严妄断历史之功罪。”答辩状以大量事实彻底驳斥了起诉书对他们的诬陷要求司法当局“秉公审理依法判决谕知无罪以雪冤狱而伸正义”。16月11日江苏高等法院正式开庭审理沈钧儒第一个受审他在法庭1《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195页。1《救国会》第249、27o页。 上大义凛然同审判官进行了说理斗争。当审判长问他：“抗日救国不是共产党的口号吗？”“你知道你们被共产党利用么？”沈钧儒从容坚毅地回答说：“共产党吃饭我们也吃饭难道共产党抗日我们就不能抗日吗？”“假使共产党利用我抗日我甘愿被他们利用。”26月25日第二次开庭审理沈钧儒等7人再次用坚定有力的语言简单明白的道理申辩了他们救国无罪一一驳回了法官提出的问题使检察长和审判官理屈词穷。 国民党对救国会的迫害激起了人民的义愤全国各方面人士纷纷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1937年6月下旬宋庆龄、何香凝以及胡愈之等16人起救国入狱活动。由于沈钧儒等7人的坚强斗争和全国人民的有力声援加之七七抗战爆后国内政治形势有了很大变化7月31日在蒋介石的电令下江苏高等法庭裁定对沈等停止羁押交保释放。 沈钧儒出狱后决心献身伟大的抗日救国事业。他在《决念》一文中表示：“抗战一定要到底..凡游移馁怯妥协诸理论我誓必反对之。”“即使我不幸而为此抗战中的牺牲者亦无所恤。”18月他被国民政府聘为国防参议员参加了在庐山召开的国防参议会。12月他由南京到汉口与各党派人士筹组了抗敌救亡总会；同时创办了《全民》周刊任社长。1938年7月《全民》周刊与邹韬奋创办的《抗战》三日刊合并在汉口出版了《全民抗战》三日刊由邹韬奋任主编沈钧儒任编委。这时救国会已被公认为一个政团沈钧儒和邹韬奋、史良、陶行知等救国会负责人被聘为国民参政员出席了在汉口召开的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他在会上提出《切实保障人民权利》的重要提案获得许多参政员的赞同。1o月他由武汉到达重庆。 抗战开始后由于形势的改变救国会原有的组织形式已不复存在。1939年在重庆成立了一个“十七人座谈会”由各代表一个方面的“救国会朋友”参加实际上是救国会的核心沈钧儒仍是总负责人。9月在国民参政会第四次大会上各抗日民主党派参政员针对国民党的专制独裁政策纷纷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立即实施宪政保障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沈钧儒除予以积极支持外还在大会上提出《请政府重申前令切实保障人民权利案》。这次大会通过了实施宪政案。为了促进国内统一、团结和实施宪政11月下旬沈钧儒和黄炎培、章伯钧等人在重庆起组织了统一建国同志会。随后便在重庆、桂林等地开展了宪政运动沈钧儒和救国会是这一运动的积极宣传者和推动者。他表了一系列关于实施宪政的文章和演讲还往桂林推进宪政运动。但蒋介石国民党并不打算真正实行宪政。194o年4月1日国民参政会第五次大会召开由宪政期成会多次研究提出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五五宪草”）修正草案》。对此重要议案根本未经认真讨论蒋介石即作出结论送交政府参考从此便无着落。9月1日国民党中央宣布原定本年11月12日召集国民大会因故改期。这次宪政运动开展不及一年即完全消沉。事实说明蒋介石声称要行宪不过是敷衍舆论的欺骗宣传。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对共产党实行军事进攻和政治压迫的同2《沈钧儒文集》第3oo、3o2页。 1《沈钧儒文集》第332页。 时对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也采取高压政策肆意摧残民主。黄炎培等一部分小党派参政员为了加强团结合作适应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经过多次会商决定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一个第三者性质的政治团体并于1941年3月19日在重庆秘密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沈钧儒原为创议人之一但一部分起人认为他和救国会同共产党关系密切思想左倾担心国民党反对不赞成他参加。到1942年沈钧儒才正式加入民主政党同盟救国会同时成为盟内政团之一。沈钧儒及其所领导的救国会在争取民主宪政斗争中表现出鲜明坚定的立场使国民党十分恼恨因此在国民参政会第三届名单公布时沈钧儒、邹韬奋、史良、陶行知等全部被除名。1944年9月民主政团同盟为了扩大组织展无党无派的个人盟员以便能让更多的爱国和进步人士参加进来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会议议决取消“政团”二字改称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在这次会议上沈钧儒被选为中央常委。1945年1o月1日民盟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纲领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沈钧儒继续当选为常委。同年冬救国会在重庆的会员开会鉴于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抗日救亡的政治任务已经完成决定改名为中国人民救国会（仍简称为救国会）并制定了新的政治纲领和组织规程沈钧儒被推选为中央主席。 抗战胜利后沈钧儒要求实现和平民主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和内战阴谋。1945年一二一流血惨案生后他写诗愤怒谴责国民党的法西斯暴行：“血洒昆明市心伤反战年。座谈讵有罪飞祸竟从天！魑魅食人日鸱枭毁室篇。防川终必溃决胜在民权。”11946年1月沈钧儒作为民盟代表之一参加了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2月中旬他离开重庆回到上海。为了贯彻政协决议争取国内和平夏秋间他和黄炎培等民盟政协代表往来于京沪间促进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7月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先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沈钧儒愤怒写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杀一二人而要天下再不会有三四人以至百千万人那真是梦想。”211月国民党违反政协决议召开其一手包办的伪“国大”制定伪宪法沈表谈话予以谴责。随后他在上海继续执行律师业务同时参加民盟总部领导工作。 1947年1月沈钧儒出席了民盟二中全会被推为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国民党反动派一方面疯狂进行反革命内战另方面对其统治区加强法西斯专政残酷镇压民主运动。民盟被诬为“奸盟”各地民盟所办报刊全部被查封或被迫停刊一部分盟员和地方负责人被捕被杀。1o月下旬国民党派军警特务包围民盟南京办事处同时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在国民党的高压政策下民盟中央部分负责人被迫宣布总部同人总辞职总部解散并停止盟员一切政治活动。沈钧儒虽曾提出异议但终因大势所迫无法改变。随后不久他秘密离开上海前往香港。 沈钧儒到香港后与前不久抵港的民盟中常委章伯钧共同主持于1948年1月5日召开了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当日表紧急声明不接受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的决定否认民盟总部在被威胁劫持下表的总辞职、总部解散和停止盟员政治活动的声明。沈钧儒在开幕词中说：“我们1《寥寥集》第138页。 2《沈钧儒文集》第524页。 要检讨过去的政纲政策对当前的政治形势重新估计而后确定当前应走的政治路线和新的工作方针来加强本身力量完成政治任务”；并提出全会的使命是“恢复本盟总部继续进行艰巨的政治斗争”1。三中全会通过了政治报告和宣言两项重要文件其主要内容有：（1）指出南京政府“是当前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对象”表示要坚定地站在人民的民主的立场跟这个反动集团斗争到底积极支援人民武装革命。（2）认定美帝国主义是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支持者和靠山必须“坚决驱逐美帝国主义的势力出中国毁灭美蒋所订的一切新不平等条约”。（3）坚决拥护土地改革实行耕者有其田。（4）指出中间路线行不通表示“坚决不能在是非曲直之间有中立的态度”；对中国共产党为民主事业奋斗的历史为实现国内和平所做的努力表示敬佩声明要“与中国共产党实行密切的合作”。这次会议还决定主席一职暂时由沈钧儒、章伯钧轮流代理。三中全会是民盟新的历史转折点使民盟从此抛弃了不切实际的所谓中间路线。 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在五一劳动节口号中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沈钧儒和章伯钧代表民盟和在香港的其他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致电毛泽东积极予以响应。随后在香港开展了新政协运动。9月沈钧儒和章伯钧离开香港前往东北解放区代表民盟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 1949年1月26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行政委员会在沈阳举行欢迎前来解放区的各党派及各人民团体民主人士大会沈钧儒代表民盟讲话热烈赞扬解放区打倒了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的反动统治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大变化指出这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英明领袖毛泽东领导的结果。他在会上还宣布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总部已决议迁入解放区决心为全部、彻底、干净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完成*人民民主革命而奋斗。 北平和平解放后2月25日沈钧儒由沈阳到达北平。3月5日民盟中央临时工作委员会在北平成立。6月中旬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举行会议沈钧儒作为民盟代表之一出席被选为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9月下旬他代表民盟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在会上言表示毫无保留地赞成和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等文件草案。在这次会上他被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后任副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1o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沈钧儒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12月18日沈钧儒领导的中国人民救国会在北京开会鉴于14年来国家生了伟大的变化人民已经翻身作主救国会的政治主张已经全部实现遂表宣言宣告救国会结束。12月2o日民盟举行五中全会他当选为民盟副主席及中央政治局委员。 1954、1958年沈钧儒先后被选为第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张澜逝世后1956年2月他继任民盟中央委员会主席。1963年元旦全国政协招待7o岁以上老人为他们集体祝寿沈钧儒抱病参加。周恩来总理在讲话中说：“沈钧儒老人今年九十岁我们为他祝贺。沈老是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他曾经为民主主义为社会主义奋斗到老。”1《沈钧儒文集》第553页。 周恩来的高度评价和亲切关怀使沈钧儒非常激动他即席讲话表示感谢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这年6月11日沈钧儒在北京病逝。 第三十章谭平山谭平山原名鸣谦别号聘三、诚齐、诚斋。1886年9月28日（清光绪十二年九月初一日）生于广东省高明县（今高鹤）明城镇新元坊。出身贫苦其父为裁缝。早年就读于高明县东洲书院和肇庆广肇罗中学。19o8年谭考进两广优级师范并开始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19o9年加入同盟会秘密开展反对清皇朝的宣传活动。 191o年谭平山师范毕业后在雷州中学任教同时积极进行反清宣传。辛亥革命后被推选为代议士参加省临时议会的活动。1912年广东同盟会更名为国民党谭以同盟会会员身份转入国民党成为国民党较早的党员之一。 1916年谭到阳江中学任教。翌年考上北京大学。在北大谭广泛接触新思想和新知识积极参加各种学术组织。1918年与罗家伦、傅斯年等起组织新潮社出版《新潮》杂志为《新潮》撰写论文多篇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在十月革命影响下开始接受社会主义思想。五四运动中谭参加了痛打章宗祥、怒斥陆宗舆、火烧赵家楼曹汝霖住宅的斗争曾被反动军警逮捕关押。经过五四运动谭的思想有所变化开始从旧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靠拢。192o年初谭和陈公博、谭植棠创办《政衡》杂志主张政治根本革新社会根本改造各种问题根本解决。他翻译外国进步书籍撰写专论和时评宣传马克思主义探讨改造中国社会的途径。192o年夏谭大学毕业后回到广州在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任教开始了他在广东的革命活动。1o月又与谭植棠、陈公博创办《广东群报》大量报道各国共产党及工人阶级的组织和活动介绍宣传苏联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支持和指导广州工人的革命斗争。 192o年8月上海等地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谭平山等人在广州起组织“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秋共产国际东方局派代表到广东协助开展工人运动和建立广东共产党组织。由于广州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和势力较大因此此时广东党组成的成员大多是无政府主义者。年底陈独秀来广州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谭任副委员长。谭在陈独秀的帮助下清除无政府主义的影响重新整顿和建立了广东共产党组织正式称为中国共产党广东支部并担任支部书记。 1921年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谭平山任南方分部主任。谭领导的中共广东支部积极工作加强了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促进了广东工人运动的迅展。1922年1月香港海员举行大罢工中共广东支部表了《敬告罢工海员》的声明传单号召海员工人团结一致坚持到底动员组织在广州的党团员接待回广州的罢工海员并向广大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在领导广东工人运动的同时谭加强了对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导工作。1922年3月谭重新组建了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并被选为书记。 1922年6月由于陈炯明叛变广东党团组织转入地下活动。谭平山被派到北京以警监学校教导主任为职业进行革命活动。7月到上海参加了中共二大。1923年2月孙中山驱逐陈炯明出广州谭从北京回到了广州被孙中山任命为大元帅府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委员。为了集中力量做好党的工作谭专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领导广东、广西、福建南部和香港地区党的工作。1923年6月谭参加中共三大拥护和支持关于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合作关系的主张被选为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委员以后又被任命为中央驻粤委员。 中共三大后谭平山坚决贯彻执行与国民党合作的决议协助国民党进行改组。1923年1o月他参加了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被孙中山指定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9个委员之一并被选为该委员会书记兼组织员负责国民党改组的具体工作。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谭出席大会并代表国民党临时中央执委会向大会做了报告。会上谭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后被推举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谭和廖仲恺、戴季陶3人主持中央秘书处日常工作。谭成了国民党内举足轻重的人物。 国民党一大后为巩固和展革命统一战线谭平山领导的中共广东区委派遣一批党员干部到国民党中央机关各部工作。谭还通过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派出一批特派员、改组员、筹备员奔赴各县协助建立和健全各县、区党部的基层组织将国共合作展到基层。为培养农民运动干部推动农运展在谭建议下国民党中央成立了农民运动委员会举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谭经常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组织部长身份在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作报告。1924年1o月广州生了商团反革命叛乱。谭积极组织工人、农民支援配合军队镇压叛乱为巩固广东革命政权作出了贡献。 1925年1月谭平山到上海参加中共四大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为加强对广东工作的领导5月中共中央决定谭为中共在国民党中央的党团书记成立了以谭为的中共中央广东临时委员会。谭和廖仲恺等国民党左派密切合作使国民党中央下定决心武力平定了杨希闵、刘震寰为的滇、桂军阀的叛乱。1o月谭动员组织各种力量支援广东革命政府东征陈炯明南讨军阀邓本殷有力地推动了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展。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国民党右派分子活动加剧。5月谭平山写了《中山先生逝世后之国民党》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活动号召人们“要明白的认清楚国民党中谁是革命派？谁是反革命派？更要认清楚国民党员的意见中那种是革命派的主张？那种是反革命派的主张？尤要认清楚国民党中革命派与反革命派那一派是真正的能够代表国民利益而奋斗？”18月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害牺牲革命政府组织特别法庭审判廖案有关人犯谭等5人任审判委员。11月“西山会议派”出笼。谭团结国民党左派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击“西山会议派”的斗争浪潮。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召开。谭出席大会并向大会作《党务报告》。大会重申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维护了革命统一战线。大会决定开除邹鲁、谢持等“西山会议派”要分子出国民党加强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团结。谭再次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继续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和秘书长。1926年5月蒋介石继中山舰事件后抛出整理党务案不准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机关担任部长职务。谭只好离开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和秘书处。 1926年11、12月谭平山代表中共参加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谭代表中共在大会上致词并系统地汇报和论述了1《革命》周刊第1期1925年5月2日。 中国革命的路线、方针和策略重点谈了同国民党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问题和农民问题。并被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委员中国委员会主席。 1927年2月谭平山从苏联回到广州。3月国民党中央在武汉召开二届三中全会谭缺席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政治委员会委员。4月谭到达武汉他在武汉中央农讲所表演说强调“中国革命就是要解决农民问题”。4月27日至5月1o日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任大会政治委员会和农民土地委员会的委员多次在会上言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后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农民部部长参加了由毛泽东、瞿秋白等9人组成的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继续担任中共在国民党中央的党团书记。这时国民政府已从广州迁到武汉。谭仍任国民党中央常务执行委员和政治委员担任国民政府委员兼农政部长、全国农民协会执行委员、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委员。这一时期谭主要负责有关农民运动的工作。 农民运动的蓬勃展引起了国民党中地主、资产阶级和官僚们的恐惧。他们极力诬蔑、阻挠农民运动。谭平山领导的农政部要在农村推动农民运动必然引起地主豪绅及其国民党右派的攻击和诬蔑；要维护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纠正农民运动中某些“幼稚行为”又会遭到党内一些同志和共产国际的指责和批评。1927年6月谭平山辞职不成遂以因病请假就医为名离开了农政部。6月29日反动军官何键在汪精卫等人授意下宣布与共产党分裂拘捕共产党员。7月13日中共中央表宣言公开揭露汪精卫等人的反革命行为令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退出政府。谭随即表公开辞职书指责国民党已完全背叛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由革命变为反革命。 大革命失败后谭平山积极主张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斗争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起义爆后谭以国民党中央常务执行委员名义主持召开了在江西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各省委、特别市、海外党部等代表联席会议。会议选举产生了革命政权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谭平山为委员并任该委员会7人主席团主席。不久起义军撤离南昌谭平山随军南下。9月下旬起义军在广东潮州、汕头一带失败。中共中央指示谭放弃革命委员会领导职务。1o月谭和吴玉章等人到达香港。 南昌起义失败后谭平山从潮汕经香港到达澳门。此时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左”倾盲动主义的指导下处分了大批党内干部。谭受的处分最重被开除了党籍。关于谭被开除党籍一事周恩来曾经说过：“他被开除党籍的原因是张国焘反对南昌起义谭平山对一位师长说张国焘若反对起义就把他杀掉。当时我任前委书记这个师长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党内斗争不能这样做。后来有人把这事告诉了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代表就决定把谭平山开除了。今天看来这个处分是不完全妥当的。”11928年初谭从澳门回到上海才知道自己被开除了党籍。他不服气多次写报告要求复议请求党组织允许他继续留在党内决心克服自己的缺点和错误。然而这个愿望未能实现。但谭仍关心着党的工作关心中国革命的进展。谭给中共中央写信指出“左”倾盲动主义统治着的中央的一些过“左”政1周恩来：《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o年版第173页。策及其危害提出了对于中国革命的方针政策和策略的一些正确看法。2谭的信不仅没有引起领导的重视相反却被当作反面教材加以批判。谭十分痛苦、灰心失去了重新回到党内继续为党工作的希望。 谭平山被开除出党后重新考虑自己今后的去向。他先联络国内一些既反对蒋介石的国民党又不满共产党现行路线的人在上海成立国民党左派联合办事处。后又组织中华革命党出版《突击》、《灯塔》周刊进行宣传活动。1929年3月谭领导的中华革命党表《中华革命党对时局宣言》揭露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军阀抛弃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号召人民起来革命“和新的军阀拼个你死我活”；同时也批评中国共产党“盲目暴动不顾事实一味孤行更且强迫罢工误施恐怖”等等。193o年春邓演达回国后和谭平山一起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通称第三党）继续从事反蒋活动。8月在上海召开十省、区代表参加的全国干部会议通过了该党的纲领《政治主张》出版《革命行动》月刊主张建立“以农工为中心的平民政权”。由于和邓演达在党的纲领和名称以及反蒋的方法上有分歧谭离开上海到香港。1933年11月李济深、陈铭枢等在福建成立反蒋的福建人民政府。谭在香港支持福建人民政府的活动。1934年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后谭退出了第三党。 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表抗日救国宣言号召各党各派联合抗日。谭平山积极响应在各地奔走呼号推动团结抗日。1938年春天被蒋介石召见征询施政意见并参加了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的起草工作。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谭被恢复国民党党籍任历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还任国民党军事委员政治部指导委员和设计委员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常务干事。1938年1o月武汉失守后谭到重庆。随着蒋介石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真面目的暴露谭对蒋介石政权的幻想破灭了。在周恩来、董必武等人的关心和帮助下谭在政治上逐渐站在共产党一边并积极投入国统区的民主运动。1942年底谭联络国民党上层人士以及教育界、工商界人士成立民主同志座谈会推动民主运动的展。1943年8月谭平山、陈铭枢、杨杰等人在民主同志座谈会的基础上起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1945年1o月28日“民联”正式成立。谭是“民联”中央临时干事会常务干事之一是常务干事会的实际主席。 抗战胜利后谭平山在重庆参加集会表演讲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有力地配合了毛泽东与蒋介石的谈判斗争。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谭和冯玉祥、陈铭枢等在会上表演说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特地表《对政治协商会议之意见》要求释放政治犯撤销特务机关停止内战结束一党专政结束国民党的训政组成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11946年秋谭平山从重庆到上海。他拒绝参与国民党的一切活动继续公开抨击国民党反动派。1947年2月谭主持召开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临时中央干事会指出“国民党建立的革命政府变成反动政权”号召全体成员“为着实现三民主义、实现和平、实现民主而奋斗”2。1947年5月2《团结报》1956年4月25日。 1重庆《新华日报》1946年1月26、27日。 2《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第四次政治会议政治报告》《民潮》第6、7期合刊1947年4月5日出版。国民党加强对民主党派的迫害造谣说“民联”受中共控制准备加害谭平山。1947年秋谭被迫到香港。他以香港为基地团结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谭和李济深、蔡廷锴、陈铭枢、王昆仑等人联合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民主同盟会和其他国民党民主派分子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1948年元旦“民革”正式成立公开宣布脱离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党决心“为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实现中国之独立、民主与和平”3而斗争号召各地同志率部武装起义参加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并呼吁成立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代表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民革”的成立标志着国民党民主派的大联合对中国民主革命起了积极的作用。 正当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国民党统治摇摇欲坠之际国内资产阶级右派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右翼在人民中散布所谓“第三条道路”的幻想阻止人民革命战争。谭平山在香港团结各民主派分子揭露所谓“第三条道路”的实质号召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 1948年5月1日中国共产党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谭平山表通电、文章和演讲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号召认为“中共的五一节口号就是适应人民要求的号召”1。9月15日谭与其他民主人士响应中共号召离开香港。1o月从丹东进入解放区进行新政协的筹备工作。谭负责领导起草新政协组织条例。9月21日谭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被选为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参加大会的领导工作。在政协会议上谭平山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并被任命为政务委员会委员及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 新中国成立后谭平山积极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1951年底到1952年1o月全国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谭领导的人民监察委员会全力投入了这一场运动。谭总结人民监察工作的经验有三点：一是坚持了人民的立场和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二是坚持了监察工作的群众路线；三是坚持了监察纠举与改进工作相结合教育改造与纪律制裁相结合的方针2。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谭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这时人民监察委员会改为监察部谭因年老有病不再负担繁忙的行政事务工作。1956年2、3月谭平山抱病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三届代表大会鼓励“民革”的同志们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而奋斗。谭当选为民革中央委员和民革中央副主席。 1956年4月2日谭平山在北京病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彭真致悼词高度评价和赞扬了谭平山为中国革命奋斗的一生指出谭平山“是一个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者他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坚决拥护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1。谭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上有贡献、有影响的革命家。198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谭平山文集》。 3《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行动纲领》《华商报》1949年1月4日。1香港《华商报》1948年5月23日。 2《人民日报》1952年9月22日。 1《人民日报》1956年4月5日。 第三十一章章伯钧章伯钧1895年11月17日（清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初一日）生于安徽桐城县。父章扬清略有田产28岁时因乘船遇大风落水淹死。当时章伯钧只有7岁。父殁后其母变卖田产供其兄弟三人上学。 章伯钧幼年念过几年私塾继入桐城中学读书受到桐城派的影响喜好“考据”、“词章”之学。辛亥革命后复受孙中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学说的影响。1916年考入武昌国立高等师范学校英语系192o年毕业回到安徽任宣城师范学校校长。此时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蓬勃展时期在民主与科学思想的启迪下他积极主张革新进步聘请了恽代英等革命知识分子和进步人士任教员因不为当局所容一年后被解除校长职务。1921年到北京投考庚款留美未被录取。时任安徽省教育厅长的许世英对章颇器重给以公费派赴德国留学。次年章由上海启程与高语罕、朱德、孙炳文同轮前往柏林。 到德国后章伯钧入柏林大学学习攻黑格尔哲学。他在柏林大学学习3年政治上颇为活跃先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1925年与到达柏林的邓演达相识。 1926年春章伯钧回国抵达当时处于革命高氵朝中的广州其时郭沫若在中山大学任文学院长经孙炳文介绍章被聘为中山大学文学院教授。1o月北伐军攻克武昌后应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之邀章伯钧从广东到达武汉任总政治部宣传科长。1927年3月邓演达兼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章伯钧被任命为农民部设立的兵农联合委员会主席。他积极支持农民运动反对蒋介石叛变革命成为邓演达的得力助手。 1927年7月武汉汪精卫集团实行“分共”大革命失败邓演达离开武汉前往苏联章伯钧则到南昌参加了八一起义并被任命为总政治部副主任。8月5日起义军撤离南昌章伯钧随军南下。部队进入广东后与国民党军队交战失利他经潮州乘船到香港后又转至上海从此脱离了共产党。 1927年11月1日邓演达与宋庆龄、陈友仁3人在莫斯科表宣言谴责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表示要继续与新旧军阀势力作斗争实现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并提出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在国内的章伯钧予以积极响应。1928年章在上海与谭平山、郑太朴、朱蕴山、邓初民等起组织了中华革命党。他们认为叛变革命后的国民党“已成为新旧军阀官僚买办豪劣以及投机腐化分子等反革命势力的集合体”1是人民的仇敌革命的对象要求推翻南京政府并恢复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后改组建立的中华革命党继续民族民主革命；同时又不同意中国共产党在农村聚集展革命力量的主张。他们与在国外的邓演达取得联系得到邓的支持。人们从此把这个介乎国共两党之间的政治派别称之为第三党。 193o年5月邓演达回国。8月邓在上海主持召开全国干部会议1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通过了由邓起草的反帝反封建的纲领性文件《政治主张》选举了领导机构中央干部会邓被推为总干1《中华革命党对时局宣言》原件存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 1该党以后即把这次会议看作是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 事章伯钧任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临时行动委员会主张推翻南京政府建立以农工为中心的平民政权。国民党对邓演达的反蒋活动深为忌恨1931年8月17日将邓逮捕11月予以杀害。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被迫转入地下由章伯钧、黄琪翔、彭泽民、季方等列名负责中央工作。 1932年十九路军在上海动一二八淞沪抗战黄琪翔曾参与策划章伯钧则在北方从事反日军事活动。1933年11月章伯钧和黄琪翔参与了蒋光鼐、蔡廷锴、陈铭枢等动的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章伯钧被任命为福建人民政府经济委员会委员并兼任所属的土地委员会主任委员。在“闽变”期间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声明脱离国民党参加陈铭枢组织的生产人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亦于此时宣布解散章伯钧和黄琪翔等也参加了该党。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不到两个月即宣告失败。1934年初章伯钧在香港与黄琪翔、彭泽民等召开临时代表会议宣布复党。随后章伯钧去日本除与各方面爱国人士联系外并成立临时行动委员会支部与留日同志经常开会交换意见从事抗日反蒋活动。 1935年11月1o日章伯钧和彭泽民在香港召开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鉴于反抗日本的侵略、实现民族解放已成为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决定将临时行动委员会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从此成为与国民党完全割断了联系的独立政治集团。会议通过《临时行动纲领》并表对时局宣言。宣言指出：日本侵略华北目的在灭亡中国中国人民“唯一的出路便是立刻动民族革命的战争以求完全的解放”。认为农民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民族革命战争没有广大的农民参加便无胜利的希望因此必须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土地革命与反日战争是不可分离的。”要求一切革命的党派“在目前民族生死的最后关头中应该放弃其宗派的偏见在反帝反日战争和土地革命两大原则之下形成巩固的联合战线组织统一的行动指挥机关”1。《纲领》认为：“中国现有苏维埃的政权和几十万红军的存在这是一个为世人所惊骇的事实。”2要求承认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政权恢复大革命时期的联俄、联共政策。这次会议新选举了章伯钧、彭泽民、黄琪翔等19人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章伯钧成为中央的主要领导人。 1937年7月1o日章伯钧和彭泽民致电南京国民政府提出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制定共同遵守的纲领实现民主政治改善劳动人民生活释放政治犯成立人民武装指导机关组织抗日志愿军等抗日救国八项政治主张3。七七事变后国民党设立国防参议会邀请各抗日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出席会议报告国际形势和前方战事情况征询与会者意见由于歧视和压迫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国防参议会没有邀请章伯钧及其他负责人与会。1938年3月1日章伯钧在武汉主持召开了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次代表会议通过《抗日时期的政治主张》要求国民党作政治上的大改革“整个地扫除官僚主义的毒害切实实行民主政治”1。他并著文说：“抗1宣言原件存农工民主党中央。 2中华论坛》第1卷第1o、11期合刊。 3《中华论坛》第1卷第1o、11期合刊。 1《中华论坛》第1卷第1o、11期合刊。 战与民主不可分离曾经是我们一贯的主张必须实行民主政治才能增加抗战力量保证抗战胜利。”2为了实现民主政治他主张建立民意机关使人民有参政的机会。3月末国民党在汉口召开临时全国代表会议决定设立国民参政会。6月章伯钧被聘为国民参政员代表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参加了在汉口举行的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不久和其他国民参政员一同去重庆。 ------------ 16 从1939年开始国民党的政策重心逐渐由对外转向对内由抗日转向反共反人民抗战初期人民群众和各抗日民主党派争取到的一些权利又被取消。q i s u w a n g . c o m [奇 书 网]9月在重庆举行的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上各抗日党派的参政员纷纷提出有关宪政问题的提案。章伯钧和左舜生、张君劢等联名提出《请结束党治立施宪政以安定人心扬民力而利抗战案》和《改革政治以应付非常局面案》要求于最短期内颁布宪法结束党治全国各党各派一律公开活动平流并进永杜纠纷共维国命。他们把立即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实现民主宪政看成是当今“扶危救急之道”说：“国家应付此非常局面在收拾人心与集中人才。今日唯一收拾人心之道即在明示国人‘国家为公’。所谓国家为公者即明示国人国家者全国国民之国家而非一党一派之国家政府者全国国民之政府而非一党一派之政府。”“今日中国唯政治上之彻底开放人才始有集中之可能；亦唯政治上之彻底开放人人为国胜于为党人人爱国胜于爱党而后国家各真才始能真为国用。”1这些要求在参政会提案审查委员会讨论时遭到国民党参政员的强烈反对引起了激烈的辩论。参政会闭会后成立宪政期成会章伯钧是委员之一。 1939年11月下旬章伯钧和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青年党的左舜生国家社会党的张君劢乡村建设学会的梁漱溟以及无党派人士张澜等起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并定有信约十二条要求成立宪政政府一切抵触宪法之设施和法令应即中止和宣布无效；凡遵守宪法之党派一律以平等地位公开存在2。由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坚持团结抗战要求实行民主宪政主张与共产党密切合作反对国民党倒退在1941年3月召开第二届国民参政会时章伯钧被国民党除名。第二届、第三届国民参政会均没有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代表参加。 皖南事变生后参加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各党派负责人为了加强团结合作争取民主以求各自党派的生存和展并调解国共冲突决定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一个第三者的政治团体。1941年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特园秘密成立章伯钧被推为常务委员和组织部长。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集体参加了同盟。1944年9月1o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章伯钧继续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并任中央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随后并任民盟重庆市支部主任委员。他为展民盟组织扩大民主力量做了不少工作。 1945年1月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在重庆创办的《中华论坛》出版章伯钧任主编。他撰写的《刊词》说：“中国人民在反抗日本法西斯主义者侵略的长期苦战中牺牲了无数量的生命和财产正为着民族解放与社会解2《对国民参政会的意见》《抗战行动》第6期。 1《国民参政会第四次大会记录》第94页。 2《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2页。 放的伟大前途使民族民主革命的双重的历史任务彻底完成。所以本刊的使命也就是要站在人民的地位对于这个重大的历史任务努力尽责。”随后又著文指出：“中国根本问题之正常的解决在于有民主的宪政有全民负责的统一政府。”“现时中国人民的要求是要有实际的民主权利言论集会结社之基本自由决不能在任何假托之下悭而不予。”他要求国民党对执行孙中山所手订的三民主义革命政策“切实检讨加以反省凡有逆于世界潮流与不顺于人心之政事皆须及早变革自动维新。所谓结束党治归政人民正是振奋人心刷新党国之第一要义”。由于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反对共产党提出的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声称“各党派会议等于分赃会议；组织联合政府无异于推翻政府”章伯钧在文章中反驳说：“政权是应当属于全人民的若偏在一党都可说是不正当的‘赃’；如认为是‘赃’就得有分的结果。所以我们反对这种说法主张党派会议或联合政府是合理的是团结全国打开时局的第一步骤。”1为了促进国内团结进步他随同参政员褚辅成、黄炎培、左舜生、冷遹、傅斯年于7月1日赴延安访问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会商恢复国共和谈问题5日返回重庆。解放区取得的进步和成就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7月7日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章伯钧的国民参政员席位得到恢复。 抗战胜利后章伯钧积极主张全国各党派共同和平建国实现民主反对内战。1945年9月15日他表对时局谈话说：抗战8年中国人民付出了惨重的牺牲最终使日本无条件投降这是“全国人民的胜利”。今后民主建国大业必须“全民合作党派团结”反对“任何形式之内战及军事行动”。他再次要求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实行民主宪政给人民以民主权利承认现有一切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求全国之真正统一。他特别指出解放军的军队及政权“有功抗战不能视为化外予以敌视的态度”1。还说：全国人民要求和平内战不得人心“是招致灭亡自杀的途径”2。 1946年1月章伯钧作为民盟代表之一出席了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参加了政协宪草审议会和宪法小组的工作。5月由重庆到上海。12月他表谈话谴责国民党召开一手包办的“国大”并由这个“国大”制定的所谓宪法说：“在军阀集团统治中国的情形下是绝对谈不到宪法的。自从袁世凯到今天情形始终如此。军阀集团所需要的只有三种：一是戒严法二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三是盗匪惩治条例。他们是不需要宪法的但是为了粉饰装点又为了对付外国有时又是需要宪法的曹锟要宪法就是一例今日的情形亦复如此。”他还着重指出：中国固然需要宪法但目前更需要的是民主、和平和统一。民主就是各党派地位平等人民有基本的自由权利；和平是不打内战不拉壮丁没有外国驻军；统一就是不开分裂的“国大”。“有了这三个事实宪法才有基础没有这种基础就是曹锟的宪法。”11947年1月初民盟召开二中全会决定加强组织扩大民主运动会1《纪念国父》《中华论坛》第1卷第3期。 1《中华论坛》第1卷第9期。 2《中华论坛》第1卷第1o、11期合刊。 11946年12月15日《文汇报》。 后章伯钧在上海继续从事民主运动并任民盟上海市支部主任委员。月底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会议通过的决议规定该党是代表农工平民的利益其最终目的是彻底完成民族解放实行民主政治达到社会主义。鉴于该党认为农工是社会的骨干、革命的基础、平民政权的重心因此决定将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正式易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并决定以193o年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制定的政治主张为自己的基本纲领。章伯钧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 国共和谈破裂后国民党在动大举进攻解放区的反革命内战的同时在国民党统治区也厉行白色恐怖加紧镇压民主运动。1947年1o月27日国民党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决定予以取缔。民盟中央部分负责人在国民党的强大压力下被迫宣布解散民盟总部停止盟员一切政治活动。章伯钧不赞成解散民盟秘密离开上海到香港继续活动。蒋介石曾派高级官员对他进行威胁利诱遭到他的严厉斥责。 1948年1月章伯钧和沈钧儒在香港主持召开了民盟三中全会会议通过的宣言和政治报告鲜明地提出了反蒋、反美和反封建支持人民武装斗争拥护土地改革的政治主张并宣布民盟由“中立”的“第三者”转向同共产党“实行密切的合作”1。这样三中全会就成为民盟的转折点。这次会议决定章伯钧和沈钧儒以中央常委名义负责领导全盟盟务。 同年5月章伯钧和沈钧儒代表民盟与在香港的其他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及无党派民主人士表通电响应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随后在香港参与起新政协运动。 9月1日章伯钧和沈钧儒代表民盟随同其他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离开香港乘海轮前往东北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29日到达哈尔滨。 11月16日章伯钧和沈钧儒代表民盟表时局声明重申三中全会以来的政治立场说：“对于人民与人民公敌之争对民主与反动独裁之争我们的态度应该坚决站在人民的民主的这一方面跟人民公敌反动集团斗争到底决不动摇决不妥协决不对反动集团存有丝毫的幻想。”提出：第一民主的新中国在彻底摧毁反动独裁的统治集团以后才能获得保障；第二和平的新中国非坚决彻底铲除内战的根源扫除和平的障碍不可；第三统一的新中国只有消灭统一障碍的反动独裁集团之后通过新政协组织民主联合政府才能完全实现。2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后章伯钧由哈尔滨抵达北平。3月5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临时工作委员会在北平正式成立章伯钧被推选为委员并由他和沈钧儒负责主持中央盟务同时宣告民盟香港总部结束。 6月章伯钧作为民盟代表之一参加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民盟筹备的《光明日报》创刊时他任社长。9月下旬他代表民盟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章伯钧历任政务院委员、交通部长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三届常委和第二届副主席中国农工民主党第五、第六届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兼秘书长、副主席等职。19571《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395页。 2《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486页。 年反右斗争中他被划为右派。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又受到很大冲击。1969年5月17日章伯钧患胃癌在北京逝世。 第三十二章罗隆基罗隆基号努生。1896年8月14日（清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六）出生于江西省安福县。其父是前清秀才后以教私塾为业。受父亲的影响罗隆基自幼爱好古文及古典诗词。 1912年夏罗隆基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在校期间罗隆基曾任清华学生会主席及学生刊物《清华周刊》的主编。他擅长政论立论独特文笔犀利很早就显露出政治家的锋芒。1919年五四运动爆罗隆基积极参加并成为该校领袖人物。梁实秋在《谈闻一多》一书中曾这样写道：“五四运动之际清华的学生领袖最初是陈长桐..继起的是和闻一多同班的罗隆基他思想敏捷、辩才无碍而且善于纵横捭阖。”1由于他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以至在校完成学业的时间由八年延长至九年。罗隆基本人曾自嘲地归纳为：“九年清华三赶校长。”21921年罗隆基自清华毕业后赴美留学。在威斯康辛大学攻读政治学。出于对英国著名政治学家拉斯基教授的敬慕罗隆基又前往英国就读于拉斯基教授门下后又回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这期间他大量接触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并且信仰“国家至上”的国家主义参加了由清华的留美学生组织起的国家主义社团——“大江会”。他们提倡国家主义主张实行自由民主体制拥护人权；主张由国家倡导工业化反对以阶级斗争为出点的共产主义。但是“‘大江会’没有坚固的组织亦没有活动纲领..等到大部分人回国后各自谋生去团体也就解散了”。11928年罗隆基回国后曾在上海光华大学和中国公学任教。同年3月与胡适等人创办《新月》杂志。自第二卷第二期开始《新月》的编辑方针有所改变由纯文学刊物转为兼论时事政治。《新月》第三卷第二期起由罗隆基主编更增加了政论文的分量。由于胡适、罗隆基、梁实秋等人对人权问题看法一致他们以《新月》为阵地高举“人权”、“法治”、“自由”的大旗掀起了人权与约法的讨论因而被称之为“人权派”。罗隆基成为人权派的代表人物。人权派针对国民党的现实政治表了大量文章宣传人权派的“保障人权”“确定法治”“思想言论自由”“实行专家政治”“要求财政管理权”等主张。1929年12月罗隆基与胡适将有关文章编辑成《人权论集》由新月书店出版。其中罗的主要文章有《论人权》、《专家政治》等。这些言论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也较为集中地抨击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一党专政”政策特别是反对蒋介石个人独裁因而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仇视。国民党政府“明令彻查胡适”2。教育部长对胡适签了“警告令”并以教育部的名义勒令光华大学解除罗隆基的教授职务。193o年11月4日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突然以“言论反动、侮辱总理”“国家主义的领袖”“共产的嫌疑”为由将罗隆基拘捕。后来为胡适和宋子文所保释。在国民党的压制下罗隆基仍坚持自己的一贯1梁实秋：《谈闻一多》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6、3页。2梁实秋：《谈闻一多》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6、3页。1梁实秋：《谈闻一多》第5o—51页。 2《中华民国史料丛稿·大事记》第15辑（1929年）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92页。主张他先后表了《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我们要财政管理权》、《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对训政时期约法的批评》、《什么是法治》等一系列文章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抨击国民党的现实政治。他始终坚持：“《新月》的立场在争言论思想的自由。”1这时的罗隆基一方面反对国民党当局的法西斯统治另一方面又反对共产党的主张。他主张用改良主义“代替”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暴力革命。193o年12月罗隆基表《论中国的共产——为共产问题忠告国民党》的长篇文章“忠告”国民党当政者对于共产主义思想不能“压迫”而要采取“以思想代替思想的方法”并说“这种剿共铲共的策略是最根本最敏捷最聪明的方法”。人权派作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出现的一个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派别他们自己标榜的政治态度是：“我们相信民主政治的人很诚意地认定国民党的一党专制不能把中国政治引上常轨。共产党一旦得势政治上‘党治’的方式自然是一丘之貉。在我们爱护自由、崇敬平等、坚信民主政治的人对国共两党的党治最少是一视同仁无所偏爱。”2九一八事变爆后罗隆基在上海各大学公开演讲主张武装抗日宣传抗日救国主张。9月21日表《沈阳事件》一文抨击蒋介石国民党勇于私斗怯于外战的虚弱本质认为在目前内忧外患的环境下当局要有“举国一致抵御外侮”的诚心“根本改组现在的政府容纳全国各项人才作为政治上的应急的过渡办法”。呼吁：“如今党国的人员给我们四万万的国民一个共赴国难的机会。”1同时他表示：“在国事危机存亡的时候我们决不愿拿‘言论自由’作幌子来与当局为难”“内政上一切的政治主张可以暂时搁置一切的政治意见可以暂时牺牲。”2但是罗隆基要求民主与人权的政治主张从来没有放弃。1931年底新月书店编辑出版了《政治论文》一书收集了罗隆基从1929年人权运动以来陆续表的政论文章。他在该书的序中写道这些文章虽已有三年之久但是“直到现在我感觉着我在政治上目前要说的话依然是我已经说过的那些”。 为了扩大宣传武力抗日和实行民主政治的主张罗隆基坚决辞去了《新月》杂志总编辑的职务于1932年1月间离沪北上就任天津《益世报》社论主撰。他赴任的第一篇社论题为《一国三公的僵政局》（1932年1月12日）抨击国民党内蒋、汪、胡三派置国难于不顾仍纷争不休。一二八事变爆前两天他在《益世报》表题为《可以战矣》的社论（1932年1月26日）主张武力抗战反对蒋介石个人独裁和对日不抵抗政策。1932年4月罗隆基与张君劢等人在北平成立再生社。5月2o日出版再生社机关刊物《再生》月刊。该刊创刊号上表《我们要说的话》正式提出他们的政纲和具体方案即绝对的民族主义、修正的民主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经济。1933年5月塘沽协定签订以后他在天津《益世报》连续表社论痛斥蒋政权是“对外屈服对内欺骗”。福建事变生以后罗支持福建人民政府的主张并坚决反对内战主张对福建事变和平解决。他的这一系列言论引起了蒋介石国民党政权的仇恨。1933年秋国民党蓝衣社暗杀罗隆基1《胡适来往书信选》（中）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6页。 2罗隆基：《论中国的共产》《新月》3卷1o号。 1罗隆基：《沈阳事件》（1931年9月21日）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2罗隆基：《告日本国民和中国的当局》《新月》第3卷12号。 未遂接着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对《益世报》给予“严重警告”年底迫使天津《益世报》在罗聘约期满后暂不续约。罗隆基被迫离开了《益世报》。 1933年再生社作出建立国社党的决定。1934年7月中国国家社会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天津召开罗隆基当选为中央总务委员兼宣传部长。1934年秋罗隆基应召南下四川在峨嵋山与蒋介石会晤。在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里他每日为蒋介石讲解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美等国家的战时行政组织。此外他还为在峨嵋山受训的军官作了几次演讲。临行前面对蒋介石的拉拢利诱他坦率地表示：“我没有参加实际政治的才能和兴趣仍愿意回南开大学教书并从事写作。”1罗隆基回到天津后不久宋哲元代替黄郛掌握了平津政权在取得宋哲元的谅解后他又重返《益世报》。1936年3月罗隆基针对国民党政府污蔑日益高涨的学生运动出了“万般有罪爱国无罪！”的呼声2。1936年6月罗隆基为《益世报》写了一篇题为《国人制裁内战》的社论提出：“在今日我们是无条件反对内战的。用抗外做题目与中央生内争者我们不能同情..另一方面‘统一’两字亦不是中央政府进行内战的好题目。”1由此引了一场与胡适的笔战。罗隆基在《益世报》上先后表了《我们的逻辑》、《我们立场的解释》等文对胡适的论点予以义正辞严的驳斥。这一期间他还兼任南开大学教授、北平《晨报》社长参加华北各界救国会为团结御侮不遗余力地奔走呼吁。 全面抗战爆后罗隆基南下积极投身于抗日战争。1938年6月应国民政府邀请成为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武汉失陷后张君劢表了《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要求共产党取消边区取消八路和新四军“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2。各党各派先后对此表评论国社党内部也因此生意见分歧。作为国社党宣传部长的罗隆基表示张君劢的这种意见不能代表国社党要抗战就要同共产党搞好关系。一届四次国民参政会上共产党和其他中间党派参政员一致要求国民党结束党治实施宪政。罗隆基在讨论宪政问题提案时尖锐地指出：“一党专政不取消一切都是空谈。”民主宪政运动展开后1939年1o月罗隆基与张澜、黄炎培等在重庆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11月23日一致通过了《统一建国同志会信约》和《简章》。罗隆基于194o年连续表《中国目前的政党问题》、《论公开政权》等文章提出了解决党派问题的方案即实行“多党制”与“公开政权”。皖南事变生以后各界爱国民主人士纷纷谴责国民党的反共分裂行径同时他们更迫切地感到联合的必要决定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建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1年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特园正式成立罗隆基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1o月25日在二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上依据政团同盟纲领的精神张澜和罗隆基拟成《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要求结束训政成立战时正式民意机关保证1罗隆基：《我在天津〈益世报〉时期的风风雨雨》《文化史料》丛刊第8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第9o页。 2《自由评论》第14期1936年3月6日出版。 1天津《益世报》1936年6月9日社论。 2《再生》第1o期1938年12月16日。 人民各种自由取消特务组织；严禁官吏垄断企业、投机倒把等。这一提案获得包括中共在内的23位参政员的联署但招致国民党参政员的强烈不满。194o年罗隆基宣布脱离国社党。1942年赴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1943年5月他参与创建了政团同盟昆明支部任宣传委员这是政团同盟最早成立的地方组织。该组织在昆明利用报刊和集会讨论宪政批评国民党的独裁统治要求民主自由主张开放政权得到了各界人士的广泛响应。政团同盟昆明支部在罗隆基等的主持领导下先后吸收了潘光旦、李公朴、闻一多、费孝通、吴晗等一批优秀分子加入同盟。罗又主持吸收云南地方实力派龙云秘密入盟扩大了民主政团同盟的声望和实力。此外昆明支部向政团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会建议将政团同盟改为民主同盟使它成为政治主张相同的民主人士的联盟中央常委会接受这一建议1944年9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会议正式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成立新的领导机构罗隆基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兼宣传委员会主任。同年11月民盟昆明支部改为云南省支部出版机关刊物《民主周刊》罗隆基任主任委员并担任《民主周刊》主编。他积极响应中共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正式提出的“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在昆明起组织5ooo人的双十节群众纪念大会和护国纪念会会后举行大游行高呼“我们要和平”、“我们要扩大民主运动”在西南地区得到各界人士的广泛响应。同时罗隆基在《民主周刊》上接连表《民主政治与民意政治》、《党派团结的具体方案》等文章强调党派团结为实现民主的枢纽并提出有关实现民主宪政的具体主张。 抗战胜利后罗隆基离昆赴渝全力从事民主运动。1945年1o月1日中国民主同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召开罗隆基为主席团成员他在大会上作了题为《民盟对目前一切问题的主张》的政治报告大会还通过了《宣言》、《中国民主同盟纲领》及《组织规程》。由罗隆基执笔起草的《政治报告》和《中国民主同盟纲领》设计了民盟实现民主共和国的方案：“中国民主同盟在中国所要建立的民主制度绝对不是并且绝对不能把英美或苏联式的民主全盘抄袭”而是“要依据英、美、苏的经验树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制度”这种民主制度就是“拿苏联的经济民主来充实英美的政治民主”通过“平均财富消灭贫富阶级”“确认人民私有财产”实行计划经济等途径得以实现1。在这次大会上罗隆基继续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兼宣传委员会主任与秘书长左舜生、组织部长章伯钧一起共同负责民盟中央的日常行政工作为贯彻推行民盟的政治思想和纲领主张而不懈努力。同年11月重庆各界反对内战联合会成立罗隆基当选为常务理事他在成立大会上表演说声称“任何国家帮助中国打内战我们都反对；中国任何党派打内战我们都反对”1。同时积极支持昆明学生的反内战运动。12月24日沈钧儒、梁漱溟、罗隆基等人以陪都反内战联合会的名义分别致函蒋介石、毛泽东呼吁双方“万不宜诉诸武力”希望“即行停止武装冲突促进政治协商以贯彻和平建国之大义”。21以上引文见《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史资料出版社第75页、第77页、第67—68页。1《记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大会》见《周报》第13期1945年12月1日。2《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史资料出版社第1o7页。 1946年1月1o日国人企盼的政治协商会议（旧政协）终于在重庆国民政府礼堂召开。罗隆基作为民盟九位代表之一出席会议。他参加政治组和宪法草案组的工作。在改组政府的讨论中罗隆基与中共代表王若飞密切配合一致认为改组政府的关键是要“改变蒋介石个人专制独裁的局面在政府中实现一些民主”3。罗隆基代表民主同盟提出改组政府三原则：（1）必须有共同纲领为施政共同准绳；（2）各方面人参加执行机关的办法要使他真能执行；（3）共同决策机关要真能决策。在讨论国民大会问题时罗隆基重申民盟主张即不承认旧代表的主张。由于政协会议期间中共与民盟代表通力合作互相支持最终达成了有利于和平民主的五项协议。 政协协议一经签订国民党当局马上对它进行破坏准备动全面内战罗隆基为谋求和平从中斡旋并以民盟言人身份多次向中外记者揭露国民党破坏和平、动内战的阴谋多次联名抗议国民党特务压迫残害民主人士的暴行。1946年2月民盟总部机关报《民主报》在重庆创刊罗隆基担任社长。7月梁漱溟和罗隆基代表民盟严重抗议国民党单方面宣布如期召开“国民大会”指出这是非法行为。李、闻惨案生以后他在上海主持追悼大会并代表民盟讲话抨击国民党反动集团的卑劣行径。他说：“民盟绝不因这类暴行事件而有所恐怖与退缩我们只有更积极、更勇敢地向前猛进争中国之和平、民主亦只有如此始足以慰李、闻两先生地下之灵。”同时他表达了一个民主战士对民主事业的坚定信念：“李、闻两先生虽然被杀死但战士的血决不会白流呵一个人倒下了但千万个人会起来的！”。1946年1o月11日国民党军队攻占张家口蒋介石悍然宣布当年11月12日召开“国大”并催促各党派提交参加“国大”的代表名单。罗隆基等民盟主要负责人坚持政协路线和民盟纲领拒绝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引诱和拉拢。11月15日民盟中央常委召开紧急扩大会议决议起草一个民盟拒绝参加“国大”的严正声明以民盟代表罗隆基等五人名义表。24日罗隆基等三人代表民盟在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声明民盟始终坚持两条原则：（1）民盟维护政协决议；（2）民盟反对内战。并且强调民盟今后态度以第三者的身份继续努力以期打开国共僵局口号为：“恢复和谈停止内战”八字。同时宣布民社党参加“国大”“系违背民盟中规定条例实应请其退盟”。不久民盟中央决定开除民社党盟籍。罗隆基明朗进步的政治态度得到周恩来的赞许。1947年1月罗隆基出席在上海召开的民盟一届二中全会他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二中全会通过了民盟不承认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及其“宪法”决不参加分裂的“国民政府”等项决议。1947年3月6日中共代表王炳南为委托民盟保管京沪渝蓉昆等处遗留财产而表紧急声明罗隆基代表中国民主同盟接受委托并公开表了紧急声明。在危难之际显示了政治盟友的真情。 1947年1o月国民党当局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11月民盟总部被迫解散。之后国民党派特务“护送”罗隆基回上海将他送进广慈医院（后转到虹桥疗养院）“治病”遂失去行动自由。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被中共上海地下党设法营救方免遭于难。1949年9月他以中国民主同盟代表的身份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新中国成立以后罗隆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委员、森林工业部部3罗隆基：《从参加旧政协到参加南京和谈的一些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2o辑。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宣传部长、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等职。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自5月初开始罗隆基作为民盟副主席参加中共中央统战部多次召开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的座谈会。会上罗隆基作了坦率的言并对近来的“鸣”、“放”情况表示了意见。他认为：这次的争鸣是很健康的虽然大家对共产党提出了不少意见但并没有人提出反对共产党、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意见同时这个“鸣”“放”又是根据共产党的整风指示进行的也可以说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针对有人担心对党提批评意见将来会受到打击报复的心理他建议由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成立一个由共产党、民主党派和其他各方面人士参加的委员会检查过去“三反”、“五反”和“肃反”工作中的偏差并鼓励受委屈的人士向这个委员会申诉。他强调“平反”的机构一定要同“三反”、“五反”、“肃反”的原领导机构分开。他还主张地方人代会和政协也应该成立这样性质的委员会使它成为一个系统。另外他提出共产党在展组织方面特别是在展知识分子方面是否有些太快了。他认为解放初期在知识分子中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常是“打击别人抬高自己”而这样的人被党看成是积极分子吸收进党他们“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他的言还谈了实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条件问题他认为：“民主党派和共产党长期共存先要解决民主党派长期存在的问题”“实现互相监督要给民主党派以工作便利的条件”。他还批评了国家某些经济计划有主观主义的情况和各项工作中的全部冒进倾向。11957年6月8日以后展开了反右派斗争罗隆基和章伯钧一起受到批判被指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联盟”。7月1日《人民日报》表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指责“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同时被点名的还有农工民主党。社论作出如下论断：“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与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储安平的“党天下”被看作是“右派的三大反动理论”受到猛烈的批判。罗隆基被迫多次做交代和检讨但他本人也不知“章罗联盟”为何物。1957年罗隆基被划为大右派。他在抑郁苦闷中度过了凄凉的晚年。1965年12月6日夜猝然病逝终年69岁。 2o年后1986年1o月24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在北京隆重纪念罗隆基9o诞辰。会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代主席楚图南讲述了罗隆基的生平事迹。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追述了罗隆基的一生肯定罗隆基是知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政治活动家为我们民族和国家做了好事是值得纪念的。 1《人民日报》1957年5月11日、5月23日。 第三十三章张君劢张君劢名嘉森字君劢又字士林号立斋别号世界室主人英文名g。上海市宝山县人。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1月18日出生于嘉定县城一商宦之家。在12个兄弟姊妹中排行第二后与其胞弟张嘉璈共同活跃于中国政坛。张君劢一生出入于政治与学术之间曾任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民主社会党主席在政治学、哲学、文化等方面著述颇丰。 6岁时入家塾记诵儒家经典学作八股文接受传统教育。1897年入上海广方言馆学习英文及数理化开始接触西方文化。在此期间由于受到思想进步教员袁希涛的影响开始关心政治。后来张君劢一度成为梁启立宪政治的忠实追随者。 19o2年张君劢应宝山县乡试经义策论中秀才。次年考入马相伯创办的震旦学院半年后改入南京高等学校。拒俄运动生后因报名参加拒俄义勇军被斥退学。19o4年到长沙明德中学教英语不久转澧州、常德等中学任教。19o6年被宝山县公派日本留学抵日后背弃入师范学习理化的承诺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预科后入大学部学习政治精读英人洛克、约翰·弥尔等人的政治学著作初步确立了民主政治思想。因背弃承诺官费仅半年而止不得已卖文谋生。19o6年11月在梁启主办的《新民丛报》上表处*女作《穆勒约翰议院政治论》从此结识流亡日本的梁启。到1929年梁启逝世梁、张之间一直保持着一种亦师亦友的关系。在日本留学期间日本人对德国文化的崇拜使得张君劢萌生了到德国留学的念头。清政府颁布预备立宪诏书后张君劢积极参与19o7年1o月梁启在东京组织的立宪团体政闻社。并在机关刊物《政论》上表《国会与政党》等文鼓吹立宪政治以及西方政党政治学说。政闻社解散后19o9年6月与他人在东京设立“咨议局事务调查所”创办《宪政新志》杂志继续鼓吹议会政治。 191o年获早稻田大学政治学学士学位1911年参加清政府的殿试授翰林院庶吉士。辛亥革命后任宝山县议会议长1912年赴京任农商部秘书针对当时争论异常激烈的省制问题张君劢著《省制草案》提出自己在中央与地方权力划分问题上的主张。同年1月与汤化龙、孙洪伊等宪友会成员在上海起共和建设讨论会隐奉梁启为领袖夏秋之间为动员各方面欢迎梁启归国而四处奔波。1o月上旬受民主党委托到日本迎接梁回国下旬记录梁启在各欢迎会上的讲演12月将各讲演结集出版名为《梁任公先生演说集（第一辑）》。 1913年张君劢取道俄国赴德国留学3月入柏林大学学习法政、财政等科。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后对战争生了极大的兴趣。1915、1916年在《大中华杂志》、《浙江兵事杂志》、《东方杂志》等刊物上表了大量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文章向国内介绍了有关大战的情况。 护国战争爆后应梁启电召归国。1916年春出任浙江省交涉署署长后任上海《时事新报》总编。国会重开后围绕省制是否入宪问题展开激烈讨论。1916年9月张君劢在《大中华杂志》上表《联邦十不可论》并重印《省制草案》重申“大共和国之理想”的主张。 “府院之争”之际张君劢极力主张对德宣战。1917年2月秉梁启之意前往徐州向张勋汇报对德外交情况；4月请梁启起草对德宣战布告。6月建议段祺瑞组织参战军；8月段政府公布对德、奥宣战书。 “安福国会”成立后张君劢追随梁启暂时退出政坛。1918年1月酝酿起松社以纪念在护国战争中立下不朽功勋的蔡锷（字松坡）将军；12月与梁启等作欧洲旅行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情况。梁启等回国后张君劢仍留居德国耶纳师从著名的哲学家倭伊铿（rudo1feu）学习生命哲学直到1922年春回国。 旅欧期间张君劢除研究哲学外对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翻译了苏俄宪法向国内详细介绍了德国革命的情况鼓吹德国式的社会主义反对苏俄社会主义反对以俄为师从此其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基本形成。这一时期的大量政论性文章表在《解放与改造》（第三卷起改名为《改造》）杂志上。1922年把介绍德国革命的文章结集出版名为《新德国社会民主政象记》。 1922年应邀参加在上海举行的八团体“国是会议”草拟国宪大纲并著《国宪议》加以说明。同年德国哲学家杜里舒（driesch）应讲学社邀请来华讲学。张君劢口译并整理出版《杜里舒讲演录》同时向国人翻译、介绍杜里舒的生机主义哲学。 1923年2月张君劢在清华学校作题为《人生观》的讲演提出自由意志的人生观遭到丁文江（字在君）、胡适等人的反对哲学界因此展开关于“科学与人生观”（又称“科学与玄学”）的大论战。论战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来张君劢在很多讲演中提及此事因作为论战的一造主角而自豪。 “猪仔议员”制订的“曹锟宪法”公布后张君劢鉴于该宪法采纳了“国是会议”宪草的很多内容主张由国民投票公决遭到邵力子、瞿秋白等人的痛斥。 1923年在上海创办自治学院自任院长次年奉令改名为国立政治大学讲授英国政治、唯物辩证法批判等课后来政治大学的一批学生成为其忠实的政治追随者。北伐军攻克上海后政治大学被关闭。1925年段祺瑞政府召开善后会议以抵制国民会议运动张君劢、梁启等拒绝段政府参加善后会议的邀请。 1927年梁启拟组织一松散的组织作为组党的准备张君劢主张梁宣明政纲直接组党。1928年张君劢与青年党领袖李璜在上海创办《新路》杂志抨击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与训政学说杂志行十期即被停刊。1929年青年党在上海英租界开办知行学院张君劢为学员讲授欧洲政治思想史。端午节前在回家途中遭绑架被囚禁在上海警备司令部附近达2o天之久。9月9日参加完梁启的葬礼不久到德国耶纳大学任教讲授中国哲学并与倭伊铿合著《人生观问题》。 193o年译著《政治典范》（grammarof）出版因迫于国民党高压统治不得已以“张士林”的名义出版“士林”二字各取“嘉森”二字的上下部分。拉斯基的多元政治论思想对张君劢的政治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31年8月离开耶纳返国中途在苏联停留一月考查苏联的经济建设情况九一八事变前夕回到北平后到燕京大学讲授黑格尔哲学并与张颐就黑格尔哲学展开讨论。 1932年与张东荪、罗隆基等在北平秘密成立中国国家社会党创办《再生》杂志表《我们所要说的话》、《国家民主政治与国家社会主义》等纲领性文章提出国家民族本位、民族建国、修正的民主政治以及国家社会主义等政治主张。1934年国家社会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被选为中央总务委员兼总秘书。在《明日之中国文化》一书中提出中华民族文化的出路在于“造成以精神自由为基础之民族文化”。同年12月国民党当局将3ooo余册《再生》以及其他一些进步书籍一同焚毁。 1935年再生社出版《中国往那里去》汇集了国家社会党的一些纲领性文件。《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汇集了张君劢在学术、文化等领域的一系列文章及讲演。是年到北平、广州、太原等地讲演积极宣传国家社会党的政治主张。 1936年国社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连任中央总务委员兼总秘书职。译德国鲁登道夫著《全民族战争论》（dertota1kriegbyludendorf）呼吁全民抗战。 全面战争爆后应邀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庐山谈话会、国防参议会并被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家社会党得到政府的承认愿意共赴国难。1938年12月表《致毛泽东先生的一封公开信》希望共产党放弃阶级斗争、取消军队和边区。同年出版《立国之道》详细阐述了国家社会党的政治主张。 1939年各民主党派利用国民参政会的合法地位掀起民主宪政运动。 在一届四次国民参政会上张君劢等36名参政员联名提出《请结束党治立施宪政以安定人心扬民力而利抗战案》要求政府授权国民参政会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制订宪法结束党治。同时又与左舜生等其他55人联名提出《改革政治以应付非常局面案》提出以宪政代替党治立即成立举国一致的战时行政院。随即与张澜等人起组织宪政座谈会并决定成立宪政促进会。 随着抗战形势的展及国共之间矛盾的尖锐194o年张君劢、黄炎培、梁漱溟、左舜生秘密集会商讨民主党派的联合问题后来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同年与胞弟张嘉璈视察滇缅公路并撰《尼赫鲁传》希望国民像尼氏那样勇敢地进行民族解放斗争。在云南大理创办民族文化书院并以北宋哲学家张载所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说明书院的宗旨。该书院与勉仁书院、复性书院齐名成为抗战时期的三大书院之一。表《胡适思想路线评论》一文认为孔子为中国文化的柱石胡适提倡打倒孔家店是因为他对孔子没有正确的认识。 皖南事变后为调和国共之间的冲突抵制蒋介石利用国民参政会为残杀新四军的行为辩护提出了一系列主张如结束党治还政于民实行宪政军队属于国家军委会要有中共领导人参加国民参政会主席团必须有周恩来参加等。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时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太平洋战争爆后因涉嫌策动反对宋霭龄用飞机运狗事件的学潮被困于重庆汪山民族文化书院被迫停办。 1944年继续积极从事民主宪政运动。宪政实施协进会第四次常务会通过张提出的《人民基本权利三项之保障之建议》。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开幕当天提出将来的政治必须实现各党各派共同合作的民主政治。1944年中国民主同盟成立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常务委员并任国际关系委员会主任。年底赴美国参加太平洋学术会议。1945年春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次年经英国回国途中考察英国工党的政治主张并访问《历史研究》作者汤因比。 1946年1月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反对一党专制极力主张议会政治。 政协协议确立了议会制、内阁制、省自治等政治制度。政治协商会议期间适逢六十大寿各民主党派领袖及社会贤达前往祝贺周恩来送给张君劢的寿文是“民主之寿”。政治协商会议后参加宪法草案审议会并根据政协达成的协议拟一份宪法草案供审议会参考。后来国民党方面对该草案作了修改并由“制宪国大”通过成为中华民国宪法。7月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讲中华民国未来宪法问题讲稿于1947年5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名为《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8月美国方面宣布调停失败蒋介石不顾政协协议及各方面的反对宣布召开国民大会。同月国家社会党与民主宪政党合并张被选为中央组织委员会主席。美国宣布调停失败后张君劢、黄炎培等以第三方面的姿态调停国共之间的冲突1o月张在上海代表民社党招待国民党、共产党、青年党及社会贤达的代表呼吁和平、民主、统一。1946年11月15日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制宪国大”开幕中共及民盟中的进步人士极力反对。11月2o日张君劢在蒋介石的劝诱下不顾民盟及民社党中进步人士的劝阻与蒋介石交换了民社党参加“制宪国大”的换文。民盟随即将民社党开除出盟。1947年4月张与蒋介石、曾琦在“新政府之施政方针”上签字并向国民党当局提交国社党参加政府的名单。此事遭到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严厉抨击。 1947年7月民社党在上海召开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张被选为主席并亲拟党歌歌词重申其民主社会主义主张。1o月国民党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并加以镇压张与李璜联名致函行政院长张群表示抗议。12月底应美国华盛顿大学的邀请赴美讲演新宪法。1948年4月初讲学归来积极支持民社党出席“行宪国大”的代表选举蒋介石为总统。6月在上海为民社党党员作题为《民主社会主义之哲学背景》的长篇讲演。 南京解放后民社党总部随国民党政府撤至广州1949年7月7日张与国民党、青年党领袖联名表《反共救国宣言》。7月12日中共中央向各解放区出取缔民社党、青年党的指示宣布民社党、青年党为非法组织。1o月张在香港主持召开民社党中常会决定支持国民党政府的反共政策民社党党部随国民党政府迁往台北。11月赴印度讲学开始了流亡海外的生活1952年定居美国。 张君劢的晚年主要从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研究和传播并取得了极其显著的成就。定居美国前主要是在印度、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家讲学。定居美国后杜鲁门总统特嘱国会图书馆为张译著提供方便。1955年应聘于斯坦福大学从事学术研究并应孔教会之邀在旧金山讲演义理学集为《义理学十讲纲要》。1956年为旧金山《世界日报》撰写社论后结集为《张君劢新大陆言论集》。1957、1962年先后出版英文学术著作《新儒家思想史》上下册在学术界引起较大的反响。1958年由他起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以中英文联合表《为中国文化告世界人士宣言》它被视为新儒家的宣言表达了当代新儒家对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主要特征、现代意义及展方向等问题的基本观点。同年出版《辩证唯物主义驳论》。并先后在联邦德国、英国、印度、越南、日本、韩国等地作环球讲学。1961年出版《王阳明——中国十六世纪的哲学家》对王阳明的心学作了深入研究。1965年在旧金山创立自由中国协会并创办《自由钟》月刊对中国专制政治作了认真反思有关论述专制政治的文章后来稍作调整、修改后以《中国专制君主政制之评议》为书名出版。同年6月赴汉城出席“亚细亚现代化问题国际学术大会”在会上作了《中国现代化与儒家思想复兴》的演讲指出：“儒家思想的复兴并不与现代化的意思背道而驰而是让现代化在更稳固和更坚实的基础上生根和建立的方法。”1967年应新加坡华侨之邀作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演讲讲稿后由他人整理以《社会主义思想运动概观》为书名出版。1969年张君劢逝世于美国旧金山所著《孟子与柏拉图》因病中辍。 1987年张君劢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台湾《传记文学》社出专集以示纪念。专集后收入台湾文海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史料丛刊。 第三十四章陈嘉庚陈嘉庚又名甲庚字科次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1o月21日出生于福建省同安县集美社（今厦门集美镇）。其父杞柏在新加坡经营米店和地产业。陈嘉庚9岁入读集美社的南轩私塾。17岁前往新加坡在父亲开办的顺安米店帮助管理银钱货帐兼当文书。两年后做了米店的经理。 19o4年顺安米店停业陈嘉庚集资7ooo多元叻币（新加坡货币）创办新利川菠萝罐头厂并将与人合资的日新罐头厂收回自办。获利后又办起福山菠萝园和日春菠萝罐头厂并扩大米业经营增设“谦益”米店和“恒美”熟米厂。由于抓住了菠萝罐头销售的有利时机加之经营得当陈嘉庚屡获成功这给他增添了扩大业务的勇气。当时橡胶第一次从巴西移植到马来亚这位年轻的实业家以其远大的眼光和惊人的勇气投资18oo元购进橡胶种子18万粒植于福山菠萝园中开始从事橡胶种植业。随后又不断扩大种植面积开辟新的种植园。1911年陈嘉庚到泰国曼谷采购大米在北柳港现那里的菠萝堆积如山而无人设厂加工制作罐头于是他便投资办厂就地收购菠萝制造罐头外销。至此陈嘉庚已成为拥有几处橡胶园、数家菠萝罐头厂和米店的殷实侨商了。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后他看到菠萝罐头和大米受战争影响外运困难就决定全力经营航运业和橡胶业。他先后租购六艘轮船从事航运来往于越南、新加坡等地远者到达波斯湾从中获利近百万元。之后他将几个菠萝罐头厂和米厂改为橡胶厂又陆续购进几千亩橡胶园。由于战争的机遇和他个人的才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数年间陈嘉庚展成为一个拥有4oo多万元巨资的华侨大资本家了。到1922年他手中控制了1o个经过改建和扩充的工厂后来又购买了几处大橡胶园并在马来亚和印尼等地设立了十几个分店。他还同时经营米厂、木材厂、冰糖厂、饼干厂、皮革厂。1925年陈嘉庚的事业达到全盛时期计有：橡胶园15ooo英亩各类工厂3o余家分店15o多家雇用两万余人全部资产为12oo万元（约值黄金百万两）成为南洋商界的巨子。 然而就在陈嘉庚登上“橡胶大王”宝座之时英、美、日等国橡胶商人也纷至沓来投资经营造成胶价猛跌。从1926年起亏损日甚。1928年亲日奸商焚毁了他的胶品制造厂损失近百万元。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严重经济危机胶价暴跌陈嘉庚被迫卖出胶园11ooo多英亩。到1931年他不得不接受新加坡银行提出的条件将自己的企业改组为“陈嘉庚股份有限公司”。这家公司虽然由陈嘉庚担任总经理但实际上受到外国资本的控制。外商进一步通过新加坡汇丰银行向他施加压力企图垄断公司生产的全部胶鞋的销售权。陈嘉庚认为如果答应就等于受辱于洋人公司将永无翻身之日因而严词拒绝并于1934年2月21日宣布他的全部营业收盘。 陈嘉庚经营实业3o年为侨居地经济的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最早引进橡胶进而大面积种植是新加坡和马来亚地区橡胶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他先开始橡胶制品的大规模生产并有计划地开辟了橡胶制品和其他制品直接输出的国际市场在华侨中第一个打破英国资本的垄断局面促进了侨居地民族工业的展。他还为当地培养出数量众多的企业家和技术人才。 陈嘉庚不仅是一位成绩卓著的华侨实业家而且是国内革命事业的积极支持者和参与者。19o6年2月孙中山来到新加坡不久这里成立了同盟会分会。新加坡成为革命党人在南洋活动的中心。革命党人创办的《中兴日报》与保皇派的《南洋总汇报》展开激烈的争论使反对清皇朝统治的革命思想得到迅传播也使陈嘉庚深受革命潮流的影响。他经友人介绍认识了孙中山参加了新加坡同盟会会员的秘密集会191o年春同弟弟敬贤一起加入了同盟会并剪掉辫以示反清革命的决心。1911年辛亥革命爆福建光复陈嘉庚与同盟会员在新加坡天福宫召开闽侨大会成立福建保安捐款委员会被选为主席在短短两个月内筹款2o多万元支援福建革命另筹5万元支持孙中山。 陈嘉庚一生爱国爱乡为祖国的繁荣富强竭尽所能。在这方面突出表现在他不吝巨资积极兴办学校上。陈嘉庚经常说他的钱财“取之社会”也要“用之社会”。1894年他次回家乡时便捐献私蓄2ooo元办了一所“惕斋”学塾这是他在国内最早兴办的学校。陈嘉庚认为教育是立国之本“兴学即所以兴国”辛亥革命后他决心回乡兴教以报国。他在《南侨回忆录》中写道：“民国光复后余热诚内向思欲尽国民一分子之天职愧无其他才能参加政务或公共事业只有自量绵力回家乡集美社创办小学校。”1913年集美小学正式开办。这个学校以乡里祠堂为校舍由陈嘉庚出钱修缮。随后又陆续创办女子小学、男子师范、女子师范、幼稚师范、正规中学以及水产、商业、农林、国学专科等学校共1o所另设幼稚园、医院、图书馆、体育馆、科学馆、教育推广部统称集美学校。经过陈嘉庚十余年的努力一个荒辟的渔村终于变成了各类学校俱全的综合性的教育中心。1923年孙中山大元帅大本营批准“承认集美为中国永久和平学村”。“集美学村”之名由此确定。 在创办集美学校期间陈嘉庚几次回国亲自筹划凡选择校址、聘请校长、选用教员以及招生及优待回国子弟等重要事项他都亲自过问。考虑到当时一般人家经济困难无法全力供子弟上学陈嘉庚规定中学生只交膳费师范生免收各种费用并供给学生蚊帐被褥。此外又设立“集美储金”为品学兼优的学生在国内升学或出国深造提供资助。为了创办集美学校展家乡教育事业陈嘉庚耗费了巨资。据统计1918年至1933年集美学校各种费用共支出481万元。陈嘉庚还认为集美学校必须设立基金以保证长久的经费来源。1919年他在新加坡聘请律师签立字据捐出橡胶园土地29o公顷房地产9.2万多平方米作为集美学校的永久基金。陈嘉庚办教育并不着眼于自己的家乡他曾先后拨出专款在福建的28个县市办学。到1932年除集美学校外由陈嘉庚创办和提供补助的中、小学校共有73所。 在兴办中、小学的基础上陈嘉庚又进一步筹办大学。1919年7月陈嘉庚印《筹办福建厦门大学附设高等师范学校通告》说明他“久客南洋志怀祖国希图报效”因此“不揣冒昧”倡办大学。1本月13日他在厦门浮山与陈氏宗祠召开厦门大学起人会议并表长篇演讲讲述他筹办大学的动机和经过。他说“今日国势危如累卵所赖以维持者惟此方兴之教育与未死之民心耳”。我国不识字者占人口总数的9o％这同欧美日1《集美学校校友会杂志》第1期192o年。 本“彼此相衡奚啻霄壤国民之程度如此欲求免天演之淘汰其可得乎？！”“吾人若不早自猛省后悔何及！诚能抱定宗旨毅力进行彼野心家能剜我之肉而不能伤我之心能断我之臂而不能得我之心民心不死国脉尚存以四万万之民族决无甘居人下之理。今日不达尚有子孙如精卫之填海愚公之移山终有贯彻目的之一日。”2陈嘉庚的爱国热情溢于言表。会上他当场认捐开办费1oo万元当年一次交清；经常费3oo万元分12年付完。这所华侨创办的唯一大学也是全国唯一私人独资创办的大学从1921年4月6日开学后陈嘉庚独力维持了16年。后来受世界经济危机的严重打击陈嘉庚的境遇十分困难但他的态度仍很坚定“宁可变卖大厦也要支持厦大”。他把自己的三座大厦卖了作为维持厦大的经费。到1937年陈嘉庚确因经费枯竭无法负担不得不忍痛将厦大交给政府当局改为国立大学。对此他十分沉痛：“不图经济竭蹶为善不终贴累政府抱歉无穷！”3陈嘉庚还以同样的热情展侨居地的教育事业在新加坡创办和赞助许多学校。其中有道南小学、爱同小学、幸福小学、南侨师范、新加坡水产航海学校和南洋华侨中学后者是南洋第一所华侨中学。 陈嘉庚不但兴办许多学校而且提出过许多重要的教育思想和主张。他提倡女子教育突破封建禁锢开风气之先；强调优待贫寒子弟奖励师范生；提倡学生要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展；主张“没有好的教师就没有好的学校”确立教师在学校的主导地位；倡办职业技术教育以培养生产技术人才振兴实业；要求普及教育订下同安“十年教育普及计划”设立同安教育会和教育推广部。陈嘉庚以开拓者的姿态和革新者的精神鞠躬尽瘁为教育事业奋斗一生真正做到了“诚毅”二字。 陈嘉庚是一位坚定的爱国者。1923年他创办《南洋商报》鼓吹抵制日货。1928年济南五三惨案生后他组织“山东惨祸筹赈会”担任会长第一次把华侨抗日力量团结起来陆续筹款13o万余元。九一八事变后陈嘉庚在新加坡召开华侨大会通过致国际联盟和美国总统电要求履行国际条约：制止日本动罪恶的战争。1932年一二八上海十九路军抗战陈嘉庚动华侨捐款支援。1937年全国抗战爆后8月15日陈嘉庚在新加坡侨民大会上慷慨陈词指出当前祖国面临亡国亡族的威胁海外侨胞作为国民一分子应该见危拯救出钱出力表明自己的真正爱国心。大会一致通过成立“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简称“新加坡筹赈会”）陈嘉庚被推举为主席。翌年1o月1o日南洋各地华侨代表汇集于新加坡召开筹赈祖国大会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陈嘉庚当选为主席。从此南洋华侨出现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个统一组织陈嘉庚的华侨领袖地位也由此确立。 南侨总会的成立标志着华侨爱国团结的新阶段。南洋各埠的筹赈会加入南侨总会者达8o多个各埠的筹赈会又设分会千百个。参加筹赈会的有各帮、各行业、各团体其领袖人物有侨领、社会名流、记者、教师和基层群众代表。有了这样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的组织加上德高望重的陈嘉庚的领导华侨筹赈救亡工作在全南洋范围内形成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取得了辉2《厦大周刊》第12卷第21期厦大12周年纪念专号。 3陈嘉庚：《南侨回忆录》第19页。 煌的成就。 为了从人力、物力、财力上支援祖国抗战陈嘉庚先在侨胞中开展广泛的爱国宣传。他竭力支持各地组织讲演团、宣传队、歌咏队、话剧团等向广大侨胞宣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动员广大侨胞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同时极力促成国内一些文艺团体来南洋参加爱国宣传。如由夏之秋率领的武汉合唱团在新加坡演唱了三个多月入场券收入达3万余元。其次是组织募捐活动通过南侨总会下面的分会和基层团体层层动、人人关心掀起了大规模的捐款爱国热潮。从1938年1o月到1941年底南洋华侨汇款到国内的总数是3o亿元（新加坡币）其中抗日义捐部分就有4亿元。陈嘉庚本人1938年春一次认购国债1o万元另外他还每月捐法币2ooo元直至抗战胜利。此外陈嘉庚还组织大批技工回国服务。广州沦陷后中国海上运输断绝滇缅公路成为一条重要的运输线。当时运输物资任务繁重迫切需要大批汽车司机和修车工人。侨胞在陈嘉庚的号召下纷纷响应组织了一支32oo人的机工回国服务队分批来到昆明。他们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运输工作对于支援抗战前线起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陈嘉庚还领导爱国侨胞进行抵制日货、惩办亲日汉奸动捐赠衣物、药品、救护车等工作。不少华侨青年在他的感召下相继回国参加抗战队伍。 1938年1o月广州、武汉相继陷落后身为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的汪精卫公然表对日和平谈话。陈嘉庚极感气愤立即出电报质问揭露其和平是假投降是真的卖国面目。时值重庆召开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陈嘉庚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致电提出“敌人未退出我国以前公务员谈和平便是汉奸国贼”的议案。此案略作文字变动改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以大多数赞成获得通过。邹韬奋称这寥寥十一个大字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这个提案表现了陈嘉庚敢怒、敢骂、敢斗争、敢除恶务尽的民族气节。 194o年3月陈嘉庚亲率南侨总会所组织的“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回国。考察团先后在四川、山西、河南、云南、贵州、广西、湖南、广东、江西、福建等15个省份进行慰劳考察。这次考察是陈嘉庚一生的大转折思想认识出现了根本的变化。从1927年到194o年回重庆之前他是坚决的“拥蒋派”抗战义捐款项全部汇交国民政府行政院。然而他尊重事实明辨是非访问重庆与延安之后醒悟过来了分清了是非从而把民族的命运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194o年6月的延安之行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他会见了毛泽东、朱德与他们进行了多次深入的交谈；参观女子大学和军校；与傅连暲以及财政、公安、司法等福建籍负责人交谈；广泛接触集美和厦大校友；出席延安各界的欢迎和欢送会等。他根据所见所闻断定中国的希望在延安。7月他在重庆国民外交协会表演说以亲自在延安看到的事实揭露国民党对共产党的种种诬蔑和造谣指出：“那里自抗战以后土地革命已经停止了一切抗日的人都很自由。民众生活也很好不痛苦说到教育也很好。”“他们进行了大规模的开荒运动一年之内开垦了百多万亩田地这些都是事实。”11942年2月新加坡沦陷陈嘉庚避难于印尼的爪哇。在3年的匿居生活中他几次险遭不测但都泰然处之置生死于度外。1945年8月抗战胜1陈嘉庚：《在西北的观感》。 利1o月6日陈嘉庚回到新加坡受到5oo个社团的联合欢迎。11月8日重庆十团体举行“陈嘉庚安全庆祝大会”毛泽东送去条幅“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周恩来和王若飞表祝词：“为民族解放尽最大努力为团结抗战受无限苦辛诽言不能伤威武不能屈庆安全健在再为民请命。”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坚持独裁反共的方针撕毁“双十协定”和政协协议悍然动全面内战。在中国向何处去的关键时刻陈嘉庚代表海外爱国侨胞坚决站到人民革命和反蒋拥共的立场上。1946年9月他以南侨总会主席的名义代表南洋1ooo万华侨致电美国总统和参、众两院要求美国迅改变对华政策停止援蒋打内战。如果一意孤行不听忠告“中国将视美国为日本第二”。这个通电受到侨胞的热烈拥护。在内战期间陈嘉庚多次表谈话谴责国民党动罪恶战争拥护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并指出独裁必败民主必胜。他还组织了新加坡华侨各界促进祖国和平民主联合会积极募捐支援国统区人民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1948年5月4日陈嘉庚代表新加坡华侨致电毛泽东表示响应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 1949年6月陈嘉庚应毛泽东的邀请到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9月3o日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195o年2月返新加坡刊行《新中国观感集》宣传新中国的新面貌、新气象。同时把未了的合营企业结束款项悉数汇回国内准备扩建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几个月后回国定居于家乡集美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他历任第一、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第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 陈嘉庚回国后除参加政府工作外还把扩建、充实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作为一项重要工作。195o年至1961年国家补助集美学校的经费约9oo万元陈嘉庚个人支出经费5oo万元。在这期间修建了大会堂、教学楼、图书馆、科学馆、游泳池等新的建筑在专业设置上增设了水产、商船、航海、财经、轻工以及华侨补习学校。196o年在校学生达1.1万多人成为建校以来学生人数最多的一年。集美学村以它较为齐全的设备、优美恬静的学习环境吸引着海外和内地的莘莘学子。 解放后的厦门大学在陈嘉庚的关心和人民政府的支持下也有了进一步的展。先后建成了大会堂、图书馆、生物馆、医院、教工及学生宿舍等还修建了可容纳2万观众的上弦运动场。厦门大学位于海防最前线距离国民党军队占据的大担岛、二担岛只有3ooo多米扩建前有人担心在这样的地方修建高楼大厦是否合适陈嘉庚的回答十分干脆：“敌人一边炸我们一边建今天被炸了明天再建造起来！”他以老迈之躯手持拐杖不辞辛苦经常巡视建筑工地检查工程质量。 陈嘉庚一生兴办教育事业的全部支出约合人民币1.5亿元（1981年折算）。这在近代的侨办教育事业中是绝无仅有的。而他自己却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他定居集美住在董事会二楼的房间既小且暗。陈旧的床、写字台和沙打着补丁的衣服和袜子每天五角钱的伙食却怡然自乐。他常说：“应该用的钱千万百万也不要吝惜不应该用的钱一分也不要浪费。” 陈嘉庚对福建的建设十分关心提了许多建议为人民政府所采纳。他认为解放后福建最迫切的建设是修一条铁路“全省十二万余公里人民一千二百余万人竟没有一寸铁路这种落后状况应迅改变”。他不仅多次向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领导人提出修建铁路的意见并且亲自设计铁路方案。后经中央批准开始修筑鹰厦铁路到1956年修成通车。他还倡议移山填海修建厦门集美海堤和集美杏林海堤得到陈云、陈毅、叶飞等领导人的大力支持海堤于1956年11月完工。 1955年8月陈嘉庚开始了祖国万里行访问了东北、西北、西南、中南16个省市。他看到祖国在社会主义的轨道上迅猛前进面貌日新月异非常兴奋。途中不断给毛泽东、周恩来和有关领导写信反映情况提出建议。1956年元旦表《伟大祖国的伟大建设》一文结论说：“我的总观感是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做我们前人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已经取得重大成就。事实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国家富强使人民幸福。” 陈嘉庚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侨务政策表示热烈拥护。他在1956年全国侨联成立大会的开幕词中强调：“应该广泛地团结和组织归侨、侨眷和华侨加强社会主义教育进一步鼓励他们参加祖国建设事业。爱国的侨胞对于推动和平解放台湾的事业应该和祖国人民一道担负起应负的责任”。他还倡议在厦门建立“华侨博物院”倡议在北京建立“华侨历史博物馆” 1958年陈嘉庚患皮肤癌他以顽强的毅力同癌症搏斗了3年。1961年8月12日终因脑血管病变全身机能衰竭逝世于北京享年88岁。临终前他口授遗嘱表示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和热爱至死不渝对祖国实现统一充满信心并将在国内的存款3oo多万元全部捐给国家。 第三十五章汪兆铭（精卫） 汪兆铭字季新号精卫、季恂。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1883年5月4日（清光绪九年三月二十八日）生于广东三水。父入粤籍是为广东番禺人。19o4年9月赴日本留学入东京法政大学法政成科第2期19o6年4月毕业旋入法政大学。 19o5年7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召集中国同盟会筹备成立会议时汪为同盟会章程起草人之一。8月2o日同盟会成立任评议部评议长并为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主要撰稿人。汪以“精卫”之笔名先后在《民报》上表文章阐述孙中山民权、民生、民族的“三民主义”揭露和批判清皇朝的专制主义批驳立宪党人的改良主义主张。 19o7年3月汪随孙中山赴南洋来往于新加坡、吉隆坡、苏门答腊等地进行革命宣传动华侨捐款协助孙中山动武装起义。武装起义失败后汪决心以谋杀清朝重臣的行动振奋天下人心于191o年1月潜往北京准备进行暗杀活动。4月16日汪因在银锭桥埋设炸弹事败被警察逮捕。在接受审讯时汪对暗杀之事供认不讳被判处永远监禁。1911年武昌起义爆后清廷于11月6日将汪释放。 汪出狱后努力于促成南北停战议和的活动并作为南方军政府议和代表参加在上海举行的南北议和谈判促成清廷退位南北统一。随后汪奉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之命随专使蔡元培赴北京迎接袁世凯南下就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让位后汪随孙中山由上海往香港随即转赴南洋与陈璧君结婚。8月汪偕陈璧君前往法国与蔡元培、李石曾等开展留法勤工俭学活动。 1913和1915年孙中山动二次革命和反袁斗争时汪精卫都应召回国。1916年12月汪离法国经英国和北欧往彼得格勒对欧洲各国情况进行实地考察然后沿西伯利亚铁路线乘车回国。随即往广州支持孙中山召开非常会议成立护法军政府进行护法斗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美、法、意、日等27个战胜国于1919年1月18日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汪以个人资格于3月8日离上海经东京、檀香山、旧金山等地于4月28日抵法国巴黎出席和会。 中国收回山东权益的交涉由于英、美各国袒护日本而失败因而激起旅法华侨和国人的强烈不满由此爆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汪目睹了中国外交失败的经过义愤填膺曾致函美国国会指责美国袒护日本。 1922年6月陈炯明背叛孙中山之后汪随孙中山转赴上海筹谋反对陈炯明的种种事宜。孙中山重返广州出任大元帅前后汪不时往杭州、奉天、天津等地奔走南北代表孙中山与浙江军务善后督办卢永祥、奉系将领张作霖及皖系代表等共商建立孙、张、段（祺瑞）各派联合反对直系曹锟、吴佩孚的军事合作计划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 1923年孙中山准备改组国民党成立改组委员会汪被指定为改组委员。1924年1月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汪被指派为主席团主席并作为孙中山的言人。在一大会上和会后汪相继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上海执行部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兼宣传部长并担任了黄埔军校政治教官。 1924年11月孙中山离广州北上时汪作为随行中文秘书为孙中山草拟《北上宣言》并先行北上安排各项事宜。孙中山卧病北京时汪作为孙中山的代言人不时表谈话处理各项事宜代拟了著名的《总理遗嘱》。 1925年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成立时汪被推为国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政府主席；7月3日军事委员会成立时被推为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兼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此后又任国民革命军及黄埔军校党代表中央党部常务秘书处常务委员、代理中政会主席等职。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出了接受总理遗嘱的决议继承扬了国民党一大纲领和政策维护了国共合作成为国民党左派领袖人物。 1926年3月2o日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打击共产党人并借机排斥汪精卫。汪被迫出国其所任各项职务全被他人取代。1927年3月在汉口举行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汪被推为中央常务委员及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并主席团主席、中央组织部部长、军事委员会委员并主席团主席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委员等职务重新恢复了其领袖地位。4月1o日汪由欧洲经上海到汉口主持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工作。 4月1日当汪精卫抵上海时曾与蒋介石、吴稚晖、蔡元培、张人杰等密商共同反共事宜作出了于15日在南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联席会议的决定并规定临时办法四条：由汪通知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停止共产党活动；暂时否认武汉政府暨党部命令；各党部团体及军队由负责人自行纠正；工人纠察队及其他武装应服从总司令指挥。但此前汪又与陈独秀表联合宣言重申国共合作。4月6日凌晨汪不辞而别离沪赴汉口。临行致书张人杰主张4月15日在南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 在汪抵达汉口的第二天蒋介石在上海动政变18日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并下令通缉共产党人与武汉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相对抗。19日武汉国民政府下令讨伐蒋介石。但是6月1o日汪已在郑州与国民联军总司令冯玉祥举行会议作分共准备7月15日主持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实行“分共”。国共合作由此彻底破裂。 8月13日蒋介石宣布下野。在冯玉祥的调解下宁汉合流武汉政府迁往南京。9月汪往上海参加宁、沪、汉三方委员谈话会决定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统一党务成立政府。但此举将在事实上取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成立的中央执监委员会否定汪的领袖地位因而遭到汪及其一派的反对。13日汪声明引退随即往武汉成立武汉政治分会以召开四中全会相号召开展反对特别委员会的斗争。1o月25日汪往广州纠合粤系中央执监委员及李济深等人成立中央执监委员通讯处宣布中央常务委员会秘书处照常办公提出在广州召开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 在蒋介石调解下汪于12月3至1o日出席了在上海举行的四中全会预备会议。但在此前的11月17日汪派的张奎指挥黄琪翔、薛岳等部动了反对桂系的广州事变因此汪在预备会上受到桂系及西山会议派等的猛烈攻击。此时中共领导的广州起义爆汪及顾孟余、陈公博等人更被攻击为与起义有牵连被国民政府下令查办。当晚汪偕曾仲鸣赴欧17日汪表通电宣布引退。 1928年1月蒋介石继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主持召开二届四中全会。由此会议蒋介石不仅成为新的中央执监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并且是中央政治会议和军事委员会主席。同年1o月蒋实现与胡汉民合作后进而出任国民政府主席集党、政、军权于一身。时在法国的汪精卫未出席二届四中全会虽然仍被推选为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和中央执监委员会委员并在8月召开的二届五中全会上推为政治会议委员但已被排出常务委员会；汪派的主要人物顾孟余、陈公博也都遭到排斥。 汪精卫基于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不满于1928年初提出了反对“新军阀”和“腐化分子”的口号。在汪的号召下在上海的陈公博、顾孟余等人起了“恢复十三年改组精神改组国民党”的运动；11月28日成立了以汪为领袖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设总部及各省市党部、海外总支部联合办事处于上海并在各省市设立相应组织。 1929年3月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召开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代表绝大多数系由蒋指定与圈定产生。会前汪精卫与顾孟余、陈公博等二届中央执监委员13人联名表《关于最近党务政治宣言》指斥三全大会类似段祺瑞善后会议将誓不承认。因此汪及顾孟余、陈公博等受到三全大会的书面警告或开除党籍处分。 国民党三全大会结束后汪及改组派利用蒋介石与地方实力派间的矛盾以“护党救国”的名义起反蒋运动。1o月上旬汪由欧洲返抵香港主持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反蒋战争。193o年5月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联合讨蒋动了更大规模的中原大战。汪派与西山会议派都参加了。此时汪与西山会议派等一起在北平起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7月23日汪由香港绕道日本长崎经天津抵北平主持扩大会议。9月1日成立了以阎锡山为主席的国民政府。18日东北军将领张学良表拥蒋的通电进军关内扩大会议迁往太原。1o月3o日汪在太原表由其起草的《约法草案》后扩大会议即行收场。11月1日汪离开太原去香港。 1931年2月28日蒋介石因与胡汉民政见不合以宴请为名将胡扣押软禁于汤山由此激化了与胡汉民等派的矛盾。3月14日汪在香港表《为胡汉民被囚重要宣言》声明与反蒋各派联合起来打倒蒋介石。5月24日汪由香港抵广州在粤系陈济棠、桂系李宗仁等实力派支持下联合唐绍仪、古应芬、林森、许崇智、陈济棠、李宗仁等起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28日成立了以汪精卫为的国民政府以反对独裁实现民主政治相标榜与南京国民政府相对抗。 正当宁、粤双方陈兵湖南南部之时日本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宁、粤双方暂时息争御侮。9月28日汪代表广州非常会议前往香港与宁方代表蔡元培等就宁、粤统一进行预备交涉达成初步协议。1o月18日汪由香港起程前往上海出席宁、粤和平统一会议。22日在与胡汉民、蒋介石作次晤谈后代表粤方提出集权于党召集一、二、三届中央委员会议共谋产生健全的四全大会等7项政治主张。11月7日宁、粤双方达成妥协。但是由于广州非常会议在有关蒋介石何时下野的问题意见对立生分裂12月3日汪在上海大世界召集退出广州四全大会的汪派人员举行会议依比例选出中央委员。22日宁、粤、沪三方所选中央委员于南京召开四届一中全会通过中央政治改革案以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院长汪与蒋、胡被推为中央政治会议常务委员并被推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由此宣告了国民党的统一。 12月15日基于粤方胡汉民等派的强烈要求蒋在军政两方面作好复出的安排后宣布下野。时在上海的汪精卫在蒋下野问题以及对日政策上与胡汉民意见对立遂由联胡改为联蒋。在蒋宣布下野拒不出席一中全会之时汪亦称病入医院不出席会议。由于汪、胡、蒋三人均不在南京加之孙科既无军权又无财权外交上也一筹莫展因而不得不请辞院长职务。如此便为蒋的复出汪、蒋的再度合作提供了时机。1932年1月16日汪应蒋之约至杭州在烟霞洞会商后决定合作。21日汪、蒋分别抵南京。28日中央政治会议改组行政院以汪为行政院院长。29日中央政治会议决议成立军事委员会以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等为委员。3月6日中央政治会议推蒋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形成了蒋主军、主持“剿共”汪主政、主持对日交涉的汪、蒋再度合作的格局。 就在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院长的当天日本动了一二八事变淞沪抗战爆。2月5日汪在徐州表对日问题之谈话申明“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外交方针。此时汪接受英、美、法、意等国的调解5月5日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 汪、蒋的对日妥协目的是为对内“剿共”即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结果使日本得寸进尺。日本在侵占东北后于3月9日扶植废帝溥仪炮制了伪满洲国。1933年1月日军攻占榆关进攻长城各口由此爆了长城抗战。时汪精卫正以请假养病为名住在德国。长城抗战开始后汪于3月2o日返抵南京但直至与蒋介石等人会谈29日由中央政治会议推为新设的国防重要委员会委员长获得对日外交全权之后始于3o日表示销假视事。4月下旬日军进至长城以南迫近北平、天津时汪、蒋决定对日妥协授权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及新设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主任黄郛与日方交涉。5月31日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7月28日汪蒋联名表内外方针之通电提出《治标莫急于剿除匪共治本莫急于生产建设》旋即调集1oo万军队对中共领导的红军动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 在蒋介石全力“剿共”的同时汪精卫则大力推行对日亲善外交。8月汪兼外交部长。在汪主持下国民政府一再下令严禁抗日反日的言论与行动相继恢复了华北与伪满间的通车通邮通过何应钦“致酒井备忘录”和《秦土协定》等将国民党势力撤离华北造成了华北的危急。由此而引起了国人的强烈反对。汪还响应日本提出的“共同防共”主张力谋参加日、德两国正在柏林策划的国际防共协定。 1935年11月1日汪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上遇刺身负重伤遂于12月1日向五届一中全会请辞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部长职。7日南京国民政府改组蒋介石任行政院院长推汪为中央政治会议主席。1936年2月19日汪为实现参加日、德、意反共联盟之目的以养病为名离上海赴欧洲准备与德国当局交涉。由于日本的入侵日急全国抗日浪潮高涨加以蒋介石阻止其图谋未能如愿。 1936年12月12日在民族危急的严重关头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和西北军将领杨虎城扣留了蒋介石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生后国民党中央急电汪回国。汪认为这是他东山再起、重掌大权的天赐良机。汪在意大利的热那亚等候乘船回国期间召驻欧洲各国大使顾维钧、程天放、郭泰祺等共商对内对外政策。汪顽固坚持“不可停止剿共军事”并提出重组领导核心的人员名单准备取蒋而代之。但是出于汪的意料在其离开热那亚的第三天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返回南京。 1937年1月14日汪抵达上海旋即前往南京。由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内战已基本停止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局面即将形成。汪不顾国内政局的变化继续鼓吹“剿共”军事不可中止并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竭力阻止国共合作但未能如愿。 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中国军队予以坚决抵抗全国抗战爆。9月22日国民党通过中央社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宣言23日蒋为此表谈话实际上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汪精卫虽然未能阻止全国抗战与国共合作的实现但始终坚持反共立场对于日本的侵略则是主和不主战在德国大使陶德曼调停期间力主接受日本提出的承认“满洲国”等一系列灭亡中国的条件。 1938年1月16日日本相近卫文麿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 的声明随之两国各自撤回大使断绝了外交关系。在如此形势下汪在周佛海、陶希圣、高宗武等人的密谋下开始了暗中通敌的活动。先后派外交部亚洲司日本科科长董道宁与亚洲司司长高宗武赴东京与日本政府交涉并在香港、上海等地与日本军部代表进行秘密谈判。广州、武汉相继失陷前后时为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的汪精卫对抗战前途悲观至极认为抗战已经失败国民政府再无处可退遂派高宗武、梅思平于11月2o日在上海与日本军部代表影佐祯昭、今井武夫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的“重光堂秘密协定”决定出逃重庆另立以他为的反蒋反共的“新中央政府”。 12月8日汪精卫偕其妻陈璧君等人从重庆飞往昆明翌日会同先期抵此的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周佛海及参政会议员陶希圣飞往河内。22日日本相近卫文麿表招降声明宣布了日本支持汪精卫另立伪府实现“中日亲善、经济提携、共同反共”共同建设东亚新秩序的三项原则条件。29日汪表《艳电》声明接受日本的条件。 按照汪、日“重光堂秘密协定”的预定计划汪本拟在日本尚未占领的云南、四川地区及日本已占领的广东、广西地区另立政府。由于龙云等人未予响应预定计划破产汪遂于1939年2月初与高宗武一起另拟了与各已成立之汉奸政权合作在沦陷区的南京成立“新中央政府”的计划并派高宗武再次赴日与日本当局交涉。3月21日重庆当局在汪拒绝了劝其赴欧的要求后下令在河内监视其行动的军统人员采取暗杀行动。结果误杀副手汪侥幸逃脱。4月26日汪在日本的严密保护下离开河内5月8日抵达上海旋于31日偕周佛海、高宗武、梅思平等飞往东京与日本政府直接商谈有关成立“新中央政府”事项。 汪在获得日本政府支持其成立伪国民政府的保证后于6月18日离开日本经天津、北平返抵上海。7月9日表《我对于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之广播讲话声明与重庆断绝关系并紧锣密鼓地与北平伪临时政府的王克敏、南京伪维新政府的梁鸿志以及日本仍在策动出山的吴佩孚等人进行合流谈判和促吴“出山”的活动并前往广州配合日军对第四战区将领张奎等进行策降。8月28日汪在上海召开所谓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了以他为主席的“中央委员会”通过了所谓“和平反共建国”纲领“授权”汪与党外人士组织中央政治会议准备“还都”南京。 依据日本内阁于6月6日作出的《关于成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的规定汪精卫等人必须在其政府成立之前允诺日本所要求的条件。为此11月1日汪精卫派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林柏生、陈公博等与日本梅机关的影佐祯昭等进行秘密谈判于12月3o日签订了名为《调整中日新关系之协议文件》即所谓《内约》的卖国条约。194o年1月下旬汪在日本的导演下于青岛召开有南北两伪政权参加的三方会谈决定了伪府的成立。3月2o日汪在南京主持召开伪中央政治会议。参加会议的除汪伪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外还有伪临时政府、伪维新政府、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以及所谓无党派人士。会议相继通过伪府成立大纲、伪府名称及成立日期、组织机构及人选并成立了中央政治委员会及授权汪精卫决定中日新关系调整方针等一系列决议。汪不仅代理伪国民政府主席而且出任行政院长兼海军部长、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等一系列要职务成为汉奸脑。3o日汪精卫偕伪府各部、会汉奸要宣誓就职宣布“国民政府还都南京”。 汪在表《艳电》后国民党中央即于1939年1月1日决议开除其党籍撤销其一切职务。6月8日下令通缉。在汪袍笏登场的3月3o日重庆国民政府重申前令。11月3o日更悬赏法币1o万元捉拿汪精卫。 汪精卫伪政权虽经成立但日方一直通过各种渠道对重庆国民政府进行诱降活动；直至11月下旬由于对重庆诱降无望始于3o日与汪签订所谓《基本关系条约》并由汪与日本及伪满三方表《共同宣言》。汪在承认伪满洲国的同时其伪府也获得日本的承认。在此前的29日根据日方的指令由汪任伪府主席取消代理名义。 日本在承认汪伪政权后即以扶植汪伪政权使其成为破坏抗战、维持和巩固占领区、支持日本扩大侵略战争的工具。由于《汪日基本条约》的签订汪寄希望于日本放松对其政权的控制挥其独立自主的权能建设“和平模范”区域并由局部“和平”扩展至全面“和平”。为此汪一再向日本提出请求宣称：在目前形势下只能建设国民政府治下的中日合作模范区以事实让国民承认和平的可能性以此促进重庆政府的崩溃。日本政府为表示对汪的支持于1941年6月召汪到东京。6月23日汪与近卫文麿表《共同宣言》声称两人相誓为共存共荣复兴东亚之共同目标作进一步的努力国民政府务必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文化上提出中日提携协力之具体事实日本政府亦对之作进一步的援助。 所谓务必提供中日协力之具体事实即要求汪精卫动员其一切人力与物力协助日军即将在华中地区开始动的“清乡”运动。为此汪成立了庞大的组织机构：清乡委员会并自任清乡委员会委员长。从1941年9月至1943年间汪曾一次又一次地前往“清乡区”视察。 1941年12月8日日军袭击珍珠港动太平洋战争。当天汪精卫表声明：依据中日基本关系条约为实现建设东亚新秩序之共同目的国民政府决定与日本同甘共苦协助日本完成大东亚战争并向日本提出参加对英美作战的要求。汪为表示与日本及伪满休戚相关、安危相共于1942年5月前往长春对伪满洲国进行访问。 日本为了挽救在太平洋战场的败局于1942年12月由御前会议作出《为完成大东亚战争而决定的处理对华问题的根本方针》在同意汪伪政权对英美宣战的名义下在一定程度上实施放松对汪伪政权政治与经济上的控制并交还租界和撤废治外法权等所谓对华新政策。1943年1月9日汪伪政权向英美宣战汪表声明要与日本同生共死死中求生。为此汪精卫在思想上极力推行培养所谓“新国民”的奴化运动；在军事上扩充伪军代替日军进行守备；在经济上和物资上加强掠夺与搜刮并通过强行收买棉纱棉布和开展献铁献金运动来满足日军所需要的军事物资。 汪精卫效忠日本帝国主义可谓不遗余力。由于东奔西走日夜不得休息致使其背部遇刺留下的枪弹引炎症损及骨髓。11月初汪带病前往东京参加“大东亚会议”由于病体难支遂向日本相东条请求派名医往南京诊治。12月19日由南京日军第一医院施行手术将留弹取出。术后病情一度好转但旋即恶化。1944年3月3日不得不将汪送往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医院治疗。但因病入膏盲医治无术于11月1o日下午毙命时年61岁。11月12日日本将其灵柩送回南京。23日汪伪国民政府将汪葬于南京梅花山。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1月21日国民党当局将汪墓炸毁汪的尸体送往清凉山火葬场火化。汪精卫最终落得个既可耻又可悲的下场。第三十六章虞洽卿虞洽卿1867年（清同治6年）6月19日生于浙江省镇海县龙山村。原名和德字洽卿。父亲虞万丰做裁缝后改行经商。12岁时父亲病逝家道中落虞辍学在家做些零活拣些蛤蜊以补充家用与母亲相依为命。1881年虞洽卿15岁时到上海瑞康颜料行当学徒因脑子灵会盘算做事勤快心细有眼光很受老板的赏识。第二年他由学徒升为跑街负责联系业务。之后他出银二百两加入瑞康行成了股东。 为了更好地跟外国人打交道联系业务他进了一家私人办的补习夜校学习英语。他的英语水平提高很快能应付一般会话。他注意阅览《申报》、《新闻报》等报刊。一次德国洋行急于脱手一大批颜料一些商行怕颜料质量有问题而且都是些红、黑、紫三色大路货怕受骗、难销。虞洽卿通过看报知道德国人急于将货出手是因为欧洲正在打仗德国人要马上回国。于是虞洽卿将颜料全部买下。后来情况果真如虞洽卿所预料的瑞康行因而了大财。 虞洽卿周旋于外国商人与洋行买办之间凭着能与外国人会话兼以办事干练声誉日高。1894年虞洽卿27岁进德国鲁麟洋行当买办开始踏进“上流社会”。 1898年上海法租界当局企图以修筑马路为由侵占旅沪宁波人安放旅榇的殡舍四明公所义冢地。虞洽卿联络上海商界及旅沪宁波人开展罢工、罢市与法国人斗争终于迫使法租界当局不敢再提拆馆改道之事1。在这场斗争中虞洽卿奔上走下多方活动显露头角在宁波同乡中有了会办事的名声也得到上层人士的看重。19o5年正月一个广东籍的官太太黎黄氏带着十几个婢女从四川回广东原籍路过上海时被英租界巡捕房扣押。巡捕房指控黎黄氏贩卖人口便将她移送“会审公廨”。此案承审官是副会审官华人金巩伯陪审官是英国副领事德为门。两人因审理此案生争执德为门和外国巡捕不服从承审官华人金巩伯的处理竟大打出手。上海租界市民平时受尽捕头欺压听到这个消息后怒不可遏举行罢市到处围打巡捕有人还放火烧了巡捕房。租界当局出动武装警车四处兜捕打巡捕的市民。出事第二天上海工商界召开大会认为“中国对付之策仍须和平”决定用和平办法进行抵制。在这场斗争中虞洽卿上至各业领袖下至行帮会门积极奔走造舆论张声势与租界当局交涉迫使英方释放黎黄氏规定“今后一律由中方巡捕到会审公堂维持秩序”2。这次“大闹公堂案”与“四明公所事件”使虞洽卿成了一个知名人物。 19o5年虞洽卿等人起组织“万国商团”中华队。“万国商团”是外国驻沪领事为“保护侨民利益”而组成的武装团体行动听命于租界工部局董事会。“万国商团”起初没有“中华队”。为了维护中国商人利益虞洽卿等人领导上海总商会积极筹办“中华队”。19o6年“中华队”正式成立并加入“万国商团”。每当政局动荡不安“中华队”与“万国商团”一样出防维持秩序。 19o3年虞洽卿离开鲁麟洋行改任华俄道胜银行买办。次年改任荷兰银1参见汪北平、郑大慈编：《虞洽卿先生》上海宁波文物社1946年版。2《大闹公堂案》载《上海通志馆期刊》第1卷。 行上海分行买办。19o6年他赴日本考察对日本资本主义的展印象深刻。19o7年虞洽卿担任了上海总商会会长。19o8年虞洽卿等旅沪宁波人起开办“上海四明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兼办储蓄、行钞票。先后在宁波、温州、汉口、南京、苏州、杭州、绍兴及上海、香港等处设分支行或办事处。股本总额由15o万两到1921年增为“国币”225万元后增为“国币”4oo万元。行的钞票据1924年统计是1831万元。虞洽卿为四明银行的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19o9年虞洽卿上书清政府要求筹办“南洋劝业会”以使“我国新兴工商业有所观摩而图改进且借此聚全国工商业先进于一堂互相联络”。上书获清廷准奏。度支部拨银7o万两以作经费不足之数36万两由虞洽卿垫付。会长为时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的端方虞洽卿任会办会址定在南京鼓楼。191o年1月25日劝业会在南京正式开幕。这是我国最早的一次规模盛大的全国性博览会分设教官馆、工艺馆、农业馆、美术馆及卫生、武备、机械、通运、水族等馆。各省区分别建馆的还有北京、直隶、山东、河南、安徽、暨南（包括南洋华侨）等十六个馆另外还有江南制造局出品陈列馆广东教育出品陈列馆和两个陈列外国产品、供人观摩的参考馆。这些馆除陈列各地特产外也展出一些名胜古迹的模型、文物以及从海外引进的新奇产品。整个展览会上的展品共达1oo多万件。另外劝业会还附设马戏场、动物园、植物园、娱乐商场等。南洋劝业会历时半年观摩交流者达2o多万人。在当时的中国能举办这次盛会确非易事。 虞洽卿一生不愿做官用他的话说“做官如做戏我做生意还来不及还做啥戏！”然而他十分懂得政治与商业的关系。辛亥革命期间虞洽卿开始与同盟会接触。他组织了一个革命军饷征募队积极资助革命党人陈其美开展革命活动。1911年11月上海继武昌起义后动起义虞洽卿被陈其美派去苏州游说江苏巡抚程德全易帜成功。在革命军攻打南京的战斗中虞洽卿代江浙联军向外国人购买枪械还亲自押运子弹到南京天堡城下支援浙军。 1918年虞洽卿与闻兰亭、李云书等在上海起组织我国第一家证券物品交易所——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经过长期的准备克服了许多困难交易所于192o年开张虞洽卿为理事长。虞在大其财的同时暗中通好孙中山在交易所内他收纳、结交了一大批国民党以后的军政要员如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蒋介石等人。192o年4月虞洽卿当选为全国工商协会会长确定了敦促和协助政府实施改良税则、保护专利、奖励明、改善交通和金融等措施为该会的活动方针他还亲自到北京、南京为修改税则而奔走。11924年8月虞洽卿当选为上海总商会第五届会长。同年底北京段祺瑞政府电聘虞洽卿为善后会议专门委员到北京参加善后会议。1925年2月段祺瑞政府任命虞洽卿为淞沪商埠会办。4月27日虞当选为全国商会联合会候补副会长5月2o日升为副会长其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 1925年5月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爆上海工人、学生和各阶层人民义愤填膺成立了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举行罢工、罢课、罢市。上海总商会迫于形势宣布罢市。身为总商会会长的虞洽卿于6月1o日召开总商会大会1《时报》192o年3月29日、4月2日。 成立上海总商会五卅惨案委员会。为了与英国殖民当局交涉工商学联合会提出条件17条。虞洽卿主持的总商会五卅惨案委员会提出删去17条中有关撤退海军陆战队解除商团及巡捕武装永远撤退英、日驻军取消领事裁判权高级巡捕中华人应占半数及工人罢工集会自由等4条改为13条以总商会五卅惨案委员会名义提出遭到工商学联合会登报反对。6月26日上海总商会宣布罢市结束。 在五卅运动中虞任会长的上海总商会积极进行募捐援助上海罢工工人。从1925年6月到次年6月底经收的募捐款总计洋236万元银43.3万两。这笔巨款是罢工工人生活费的基本来源。向罢工工人放救济款的工作是由总商会成员起组织并担任主要领导的济安会负责的。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李立三曾说在五卅运动中“虞洽卿的捐款我们随时要他随时拿”1。这是虞洽卿和上海总商会对五卅运动的巨大支援。 虞洽卿在五卅运动中起初不赞成罢市还亲自跑到几家商店劝说复业激起了店员和群众的愤慨。后来他虽不反对罢市但与英国殖民当局交涉时删去条件中的4条斗争态度不坚决。但又不敢与兴起的群众反帝运动潮流相背。这表明以虞洽卿为代表的上层资产阶级既不愿完全倒向帝国主义一边也不愿与人民群众站在一起企图站在所谓“中间”的调停地位。这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1926年广东革命政府出师北伐。随着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胜利进军和上海工人运动的展虞洽卿逐渐向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靠拢。1927年3月22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召开上海市民代表会议。虞洽卿以商界代表出席被选为临时市政府委员。3月26日蒋介石来到上海。虞洽卿连夜到龙华见蒋商量组织替蒋介石筹措军饷的江苏省兼上海市财政委员会的问题。第二天虞召开上海商业联合会会议表示商界全力支持蒋介石。3月31日“江苏省兼上海市财政委员会”成立虞洽卿是该委员会头三名委员之一。这个委员会给了蒋介石大量的财政援助。虞洽卿还将自己的1o万元作为“慰劳费”送给蒋介石。蒋介石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4月16日虞洽卿以上海商业联合会名义致电蒋介石表示：“敝会愿与三民主义相终始对于当局清党主张一致表决愿为后盾。”1虞洽卿帮助蒋介石“有功”于11月1日和另外11名资本家的代表人物就任上海特别市参事会参事2。一年后他又被委派为中央银行监事。 虞洽卿与蒋介石搭上关系后上海租界当局对他也益加看重关系也更加密切。1926年4月西人纳税会年会通过了工部局所提添设华董3人的议案。12月虞洽卿被选为第一届上海纳税华人代表大会执行委员并任执委会主席。1928年4月16日纳税华人会宴请工部局中外董事及委员虞洽卿以纳税华人会主席身份在宴会上致词说：“获聚此中外社会代表于一堂杯酒联欢吾人似见中外合作之花有欣欣向荣之意而大上海展进步乃无穷尽。..前此双方虽以误会略有芥蒂顷已渐归消灭拨云翳而见青天而目前中外人士合组之工部局实负此切实合作之使命。”11928年2月1转引自何毅亭：《五卅运动中的上海总商会》《历史研究》1989年第1期。1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商业联合会档案》卷六。 2《新闻报》1928年11月1日。 1蒯世勋：《上海公共租界史稿》上海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o年版第571页。上海荷兰银行举行庆祝虞洽卿任“华经理”二十五周年典礼和宴会称颂他“任职多年甚著贤劳”特别送以荷兰国王宫自鸣钟等礼品荷兰政府赠他勋章一枚。1936年上海租界工部局决定将西藏路自苏州路至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一段命名为虞洽卿路。1o月1日举行了隆重的“虞洽卿路”命名典礼。这一段时间虞洽卿在政治上春风得意。 航运业是虞洽卿经营的重要部分。19o9年他起成立“宁绍轮船公司”任总经理。因宁绍公司是股份公司他的股本不多总经理上有董事会很难让他独揽大权和施展抱负。1913年他独资创办“三北轮船公司”在家乡浙江龙山修筑海堤建造码头购置三艘百吨小轮取名“慈北”、“姚北”、“镇北”行驶于宁波、余姚、镇海、舟山等地。到1916年三北公司买进了“宁兴轮”参加沪甬航线。公司的资金从2o万增到1oo万。以后又盘进英商鸿安轮船公司开辟了南北洋航线。到1919年三北公司资本增到2oo万后来又增到25o万。以后盘进肇成机器厂改名三北轮埠公司机器厂专门修理三北、鸿安、宁兴公司的船只也能制造一些小型船只和拖轮铁驳及长江各埠的浮码头趸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外商轮船回国一时船少货多三北公司获利很大。虞再为三北公司添资百万购置江轮五六艘展沿海及长江中下游航线。欧战结束后外商轮船纷纷重来三北公司没有能力与之竞争亏损很大虞洽卿只好靠借债度日。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后中国进入全面抗日战争。不久上海、南京先后沦陷。三北公司在战争中受到了巨大损失。有3万吨船被政府征用炸沉用来封锁江阴要塞。另有2万吨行驶长江的船因吃水较深不能进入川江想回上海因江阴堵塞不能通行。留在上海的4万吨船一时也无法活动。不久经意大利驻沪领事的同意三北公司留在上海的4万吨船队挂上意大利国旗航行。虞洽卿借自己是上海难民救济会理事长之便借战时上海租界粮食紧张之机募集大笔款项用三北公司轮船到西贡、仰光运大米到上海获利颇丰。同时他向香港汇丰银行借款在香港向挪威华伦洋行购进3艘远洋轮船以“华伦银行”代理的名义让这3艘远洋轮船挂上挪威和巴拿马国旗搞运输。这样虞洽卿经营的三北公司船队重又活跃起来。 1937年底上海沦陷后上海的租界成了“孤岛”。一些头面人物迁往内地有人劝虞洽卿也离开上海但因虞的根基在上海所经营的航运业红火因而仍留在上海。日军占领上海后于1937年12月成立了“大道市政府”。1939年4月南京出现“维新政府”后上海大道市政府即直属南京管辖改组为“上海特别市政府”。日本人为控制上海企图拉拢虞洽卿为日本人办事而虞洽卿又接到蒋介石令宁波专员公署转来的两份电报一电劝他到内地从事工商业建设一电问他何日启程。为了躲避日军及汉奸的威逼利诱虞洽卿通过国民党政府在上海的地下人员于1941年春离开上海去重庆。 1941年夏虞洽卿经陆路到达重庆。一路上他看到陆上运输在大后方的重要地位。到重庆后即与王晓籁、朱联馥等组织“三民运输公司”经营水陆运输水路有原三北公司在川江行驶的几只轮船陆路是汽车运输。以后他到昆明与龙云接洽和西南财阀缪云台合资开办了“三北运输公司”购到美国道奇牌卡车3百辆从缅甸仰光贩运国内很需要的汽车零配件、五金器材等到四川。虞洽卿还弄到一张蒋介石的“手谕”写明此即“抢运物资”沿途军警不得加以留难。这样虞洽卿进四川不久又了大财。1945年4月虞洽卿因患急性淋巴腺炎医治无效于26日在重庆逝世终年78岁。在弥留之际他嘱赠黄金千两给国家以支持国民政府抗战。第三十七章荣宗敬荣德生荣宗敬、荣德生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民族企业家。他们主要经营面粉厂、纺织厂被人称为“面粉大王”和“纺织巨子”。 荣宗敬生于1873年（同治十二年）原名荣宗锦晚号锦园。荣德生生于1875年（光绪元年）原名荣宗铨后取号乐农。他们是江苏无锡西乡荣巷人。他们的先世多从事商业。祖父荣锡畴是往来于沪、锡两地的贩运商。父亲荣熙泰先在浙江乌镇一家冶坊做帐房后经人推荐到广东当了清政府的厘卡税吏。母亲石氏。荣氏兄弟幼时入塾读书并帮助母亲做家务干农活。荣宗敬14岁进上海南市铁锚厂学习帐房业务。翌年到上海永安街源豫钱庄习艺。3年苦学满师后到上海南市鸿昇码头里街森泰蓉汇划字号（钱庄）当收解（跑街）1负责承揽生意、联系客户等业务。1895年钱庄倒闭后他回无锡闲居。荣德生比荣宗敬小两岁。15岁时到上海通顺钱庄学艺。18岁时随父到广东三水河口厘金局帮理帐务。1895年他在厘金局3年任期届满便和父亲相偕离职回乡。 1895年荣氏父子三人都赋闲在家开始筹划今后的前途。当时江浙一带开钱庄的风气盛行不少人因开钱庄了财加上荣氏兄弟俩都是钱庄学徒出身于是荣熙泰便说服儿子开设钱庄。1896年2月荣氏与别人合伙在上海开设广生钱庄。荣宗敬任经理荣德生为管帐。头两年钱庄盈利不多合伙的三个股东便将股金抽走。从1898年起广生钱庄由荣家独资经营。为展业务钱庄在无锡设了分庄荣德生任经理经营上海、无锡以及江阴、宜兴间的汇兑业务。广生业务日益兴旺盈利节节增加。19o8年由于荣宗敬在上海投资的裕大祥商号搞投机生意失败亏银六七十万两广生钱庄受到牵连元气大伤不得不歇业关闭。 荣氏兄弟开钱庄的同时还经营收茧业务。他们利用钱庄汇兑的有利条件可以无息地使用顾主的汇款来大批收购蚕茧利用与无锡丝厂经理的私交使蚕茧销售畅通无阻因而收购蚕茧的业务年年盈利。收茧季节大量资金的调拨对广生钱庄的汇兑业务也有所促进。茧行的稳固收益是荣家资本原始积累的另一来源。尽管后来他们的财富越滚越多但对茧行一业仍不愿放弃一直继续到抗日战争爆后才停业。 19oo年八国联军入侵我国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北方生粮荒江南的粮食大批北运尤其以上海、无锡等地的面粉为最多。因为面粉北运免税经营面粉业的实业家均获厚利。荣氏兄弟根据自己的经验决定创办面粉厂。19o2年他们与官僚朱仲甫各出一半股金合伙在无锡创办保兴面粉厂。荣德生经营工厂内部事务荣宗敬在上海主管广生钱庄并负责保兴的对外业务。 保兴面粉厂初建时规模不大只有3o余名工人法国造的石磨四套每昼夜出粉3oo包。开业之初一时难于打开市场销路不佳。朱仲甫见面粉厂获利不多便于第二年退出。为打开销路荣德生一面派人到本地各面馆、面店、点心店进行推销实行先试用后付款的办法并采取各种优惠条件来吸引消费者。另方面他聘请王尧臣、王禹卿推销产品。王氏兄弟对北方的客帮极为稔熟与营口、烟台、天津各帮坐庄也有交谊。经过王氏兄弟1参见桑逢康著《荣氏家族》中国青年出版社1995年版第15页。 的努力保兴面粉在北方打开了销路。这时保兴厂更名为茂新厂。荣德生仍任经理荣宗敬任批经理。19o4年日俄战争爆。面粉在东北三省极为畅销面粉价格也随之上涨。为抓住时机扩大生产荣氏兄弟向英国购买钢磨改进生产设备扩大了工厂的生产能力。茂新厂的面粉产量增至每天8oo包。同时他们注意提高面粉质量不收潮麦、坏麦凡购进的小麦都要经过人工挑拣所有砂石杂物一概剔出。茂新厂生产的“兵船”牌面粉不仅质量优良而且包装美观与当时其他名牌面粉并驾齐驱。1912年初面粉市场曾一度疲软但“兵船”面粉销路仍畅。 棉纺织业也是荣氏兄弟经营的重要事业。19o5年荣氏兄弟同荣瑞馨等合股集资27万元在无锡创办振新纱厂。起初纱厂因经营不善亏蚀甚巨。19o9年该厂人事改组由荣宗敬任董事长荣德生任经理经过一番整顿振新厂才度过难关。到1915年荣氏兄弟以股东之间矛盾为由退出了振新纱厂。 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成立之初所采取的奖励兴办实业等措施激起了一些商人和资本家进一步振兴实业的强烈要求和愿望。1912年9月全国临时工商会议在北京召开。荣德生以无锡商会会员代表身份出席会议。会上荣德生主张扩充纺织业增设机器制造厂以轮船、火车、农、矿、军械制造等为主由国家起然后招商筹办并要求政府派学生出国学习国外先进技术1。与会的一些政界名人也表了鼓励办实业的演说荣德生很受感动。加上茂新面粉厂获利甚丰荣氏兄弟办实业的热情更加高涨。1912年他们与人合作在上海创建福新面粉厂荣宗敬任总经理荣德生因在无锡经营茂新仅任公正董事。1913年冬和1914年夏他们在上海创办福新二厂和三厂。 1914年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欧洲各交战国粮食生产锐减不但无力向外输出相反却要向国外采购。于是上海机制面粉工业迎来了“黄金时代”。为了适应市场需求荣氏兄弟于1915年收买上海中兴面粉厂改为福新四厂。1917年又将在上海租办的华兴面粉厂改为福新六厂。这期间荣氏兄弟还向汉口展1918年在汉口兴建福新五厂。在福新厂扩充的同时无锡的茂新面粉厂也在扩充。1916年他们租办和收买了无锡惠元面粉厂改为茂新二厂。在1916年至1917年间无锡5家面粉厂中有4家归荣德生经办。到1919年茂新、福新面粉系统共有8个厂。面粉厂设备和生产能力与“一战”前相比增长了近两倍。荣氏兄弟因此获得了“面粉大王”的称号。他们的经营之道主要有：一是充分利用分期付款的方式向洋行订购机器以此来不断扩充生产设备。二是依靠信誉大量抛售远期栈单作为调度资金的手段。三是采取控制原料的办法抢先买下大量的新麦以维持长期不断的生产这样便使自己的企业在同业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四是十分注意生产技术的改进和产品质量的提高如他们生产的“兵船”牌面粉之所以光滑洁白除选用优质麦为原料外还由于在生产中使用了漂白剂。此外为适应顾客的心理他们还采用上等白布制作比其他厂家更大的面粉袋并且适应一般人的侥幸心理在面粉袋里放铜元作为“彩头”以扩大销路。在面粉业展的过程中荣氏兄弟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的有利时机努力展纺织业。1916年在上海招股创办申新纺织无限公司确定资1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荣家企业史料》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9页。本为3o万元分作3ooo股荣氏兄弟的出资占总资本的6o％荣宗敬任总经理。公司的经营大权、财务调度、各厂成品销售、原料和物料的采购以及人员的雇佣和调动等权力都由总经理掌握。申新纺织无限公司成立后展很快。到1918年其盈利额达到22万多元为1916年该厂盈利额的11倍。1917年荣宗敬又买下了上海恒昌源纱厂1919年3月改称申新二厂。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中国爆了五四爱国运动。上海棉纺织业积极响应举行罢市抗议北洋政府镇压反帝爱国运动。在全市罢业期间荣宗敬曾表讲话认为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这些“不良分子不顾民心”出卖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致学界罢课商业罢市农工辍工风潮飘荡全国风靡人心一致众志成城实敝国数千年来第一之奇特。..虽然此会之事由敝国不良分子措置不良而实果乃由日本国人违反世界公理有以造成之也。”1荣氏兄弟积极参加了全国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同时准备趁此机会继续扩大自己的企业。他们派熟悉国外情况的人至欧美考察购买新式机器及时更换旧的生产设备。同时他们联合同业组织了面粉和纱布交易所。在交易所中荣氏兄弟经营的申新厂不仅做多头大量购进棉纱来哄抬市价而且还大量抛出棉花来压低花价谋取更大的利润。 为了改良麦、棉品种荣氏兄弟在二十年代初设立了农事试验场进行实验工作。荣氏兄弟接受爱国实业家张謇“用教育来创进实业”的主张积极兴办教育事业。从19o6年起先后在无锡创办了公益第一、二、三、四小学竞化第一、二、三、四女子小学在上海申新一厂办子弟学校鼓励工人子弟就学。1919年为了培养企业技术管理人才创办了公益工商中学开设工商两班并设有商店、银行和工场供学生实习用。学生除学习一般中学的共同课程外还注重工商业基础知识的学习。该校的毕业生在以后荣家企业的生产和管理方面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经过五四爱国运动荣家企业在抵制外货的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展。到1922年荣氏兄弟经营的面粉厂已经达到12个其中茂新有4个厂福新有8个厂。其生产能力已占全国民族资本面粉厂生产量的1/3左右。申新纺织厂在这期间也展至4个厂拥有纱锭13万余枚比创办时期增长了9.4倍其展度大大地过了同期全国纱厂及民族资本纱厂的度。1921年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在上海成立荣宗敬任总经理。这标志荣氏企业系统基本形成。 1922年西方列强在医治好战争创伤后带着他们的商品和资本卷土重来。中国民族资本的黄金时代结束代之而来的是更加动荡和不安的时期。荣氏企业也和全国所有民族企业一样在内外压迫下蒙受了不少损失。申新各厂自1923至1924年两年中就亏损百余万元福新厂的产销也在下降从盈余转为亏损。为了加强竞争荣德生在企业管理方面进行整顿和改革。1924年在申新三厂实行管理改革聘用专家和技术人员替代工头管理生产并制订出一整套厂规条例从而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产品成本使企业在竞争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 1925年五卅反帝运动爆全国再次掀起反帝斗争的高氵朝。荣宗敬立即表宣言说：“自五月卅日南京路生惨剧以后凡我同胞莫不切齿痛恨致酿成罢课、罢市、罢工之举行。..现在家常日用与夫个人生活所必1《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64页。 需实以舶来品占居多数每年流出之金钱何以胜计漏卮不塞困穷立待。兹由鄙人起自6月1日起凡在本公司范围以内之同仁一律不购买舶来品。”1荣德生也表示了对罢工工人的支持。《锡报》1925年6月26日报道说“自沪案（五卅惨案）生后本邑各界捐款助沪工者颇为踊跃昨本市西门外申新第三纺织厂主人荣德生君因鉴于沪上罢工工人失业日久亟应量力救济愿将厂中端节筵资一百万如数捐助。”荣家企业在提倡国货、抵制外货的高氵朝中开始转亏为盈。于是荣氏兄弟趁机再次扩大实业。1925年先后收买上海德大纱厂建立申新五厂租办常州纱厂成立申新六厂。北伐高氵朝期间荣氏兄弟对汹涌澎湃的工人运动感到恐惧。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胜利后荣宗敬要求白崇禧解除工人武装“以维治安”2。 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后企图通过对民族工商业的搜括来维护自己的政权。荣宗敬因抵制蒋介石政府强令摊派购买的“二五库券”而遭到通缉。在国民党的压力下荣宗敬被迫屈服购下了摊派的“库券”。为了拉拢荣宗敬国民政府让他担任工商部参议、中央银行理事、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等职务。荣宗敬逐渐向国民政府靠拢与官僚资本加强了联系他以做押款的方式取得银行的支持举债将申新厂又增添了3个。这样到1931年底荣氏兄弟的申新纺织系统已展到9个规模较大的纺织厂拥有纱锭46万枚。至此申新纺织系统已成为旧中国规模最大的民族棉纺织业资本集团。荣家兄弟继获“面粉大王”称号之后又获得“棉纱大王”的称号。 但是这时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由于国内捐税的繁重以及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冲击负债累累。到1934年总公司资产总额为68oo万元负债却过63oo万元致使大部分厂子被抵押了出去。荣宗敬被迫向国民政府实业部请求救济。然而国民政府实业部却趁人之危企图用3oo万元的低廉价格将荣氏企业据为己有。荣宗敬为此致函蒋介石指责实业部不仁不义1。在无锡的荣德生联合申新三厂的股东和同业声援荣宗敬。慑于社会舆论实业部不得不放弃吞噬申新的企图。1936年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也企图利用债权吞食申新企业。荣氏兄弟再次借助实业界同仁以及社会舆论的帮助挣脱了宋子文设下的圈套。荣氏企业虽然保存了下来但债台高筑的局面却没能改变。在抗战爆前荣氏各厂仅勉强维持生产。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荣氏兄弟经营的大部分企业未采取措施向内地迁移致使在战火中损失惨重。纺织厂方面在上海的除申新二、九两厂因开设于租界之内在白天能勉强开工外其余各厂均遭破坏。面粉厂方面上海福新各厂均损失严重。无锡茂新一厂、济南茂新四厂也未能幸免。当时荣宗敬因企业损失严重曾一度参加了日本策划成立的“上海市民协会”企图重振旧业。但由于爱国者及时对他指明了该组织的反动性质他未深陷泥坑。荣宗敬为了逃脱日本侵略军的胁迫1938年1月避居到香港。1938年2月1o日因脑溢血症复医治无效在香港逝世享年65岁。荣宗敬的去世引起社会各界的关切。上海各报都以显著地位登载消息竞相表悼念文章。2月17日国民政府也表悼念令褒扬荣宗敬“兴办实业”1《锡报》1925年6月11日。 2《上海总商会会议记录》《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192页。 1《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428页。 的精神。 荣宗敬去世后荣德生由汉口返回上海。为避免日本侵略者的纠缠他拒绝出任申新总公司经理拒绝与日本人合作经营无锡申新三厂和茂新二厂。这时荣氏企业多由他的子侄们从事经营其中申新四厂和福新五厂在抗战中相继迁入西南和西北为支援抗战起过一定作用。留在上海租界内的申新厂所生产的产品除在上海和内地销售外还畅销于南洋华侨之中。 抗日战争胜利后荣德生积极恢复茂新一厂并于1946年在上海组织“天元实业公司”在无锡开设天元麻毛棉纺织厂。1947年由他控制的茂新厂与上海几家大面粉厂合作组织同业联营组织“五厂公证”在国民政府粮食部的支持下曾垄断了小麦的采购并且操纵了面粉的销售。1948年由荣德生主持将申新二、三、五厂和茂新厂组成总管理处并出任总经理。 荣德生在抗战胜利后对国民党政府有过一定的幻想想通过国民政府向日本索取荣家企业在战争中的损失赔偿同时还想通过得到国民政府的帮助来展荣家企业。1945年他向国民政府婉转进言要求稳定货币建立威信。1946年荣德生遭到绑架。荣家为了救他竟被上海国民党当局敲诈了6o多万美元。荣德生对国民党政府的幻想完全破灭了。无锡解放时他留了下来。 荣德生不仅个人留了下来而且还于1948年下半年制止自己的部属将申新三厂机器拆迁运到台湾的企图。解放后他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新中国并积极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人民政府十分尊重荣德生并给予他相当的荣誉和地位。他先后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和苏南行政公署副主任等职务。1952年7月他因病逝世于江苏无锡享年77岁。 第三十八章范旭东范旭东原名源瀼字明俊。1883年（清光绪九年）1o月24日出生于湖南湘阴东乡的一个书香门第。祖父为直隶大兴县知县。父亲名琛字彦瑜以教书为业。范旭东6岁时其父去世家境贫寒全靠母亲做针线活维持。1892年其长兄源濂任私塾教师他得以继续求学。范旭东自幼从姑母学诗书后入长沙北乡捞刀河吴镜蓉馆学八股试帖。他对八股文章很反感曾说：“八股文章代圣贤立言我有主见应由我尽量挥要我伪装圣贤来说假话是不可能的。”1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举国上下无不痛心疾范旭东常到宣传新学的求贤书院阅读报纸谈论时事。1898年维新运动中范旭东追随其兄范源濂（梁启的弟子）致力于维新运动受到很大影响为其以后致力于实业救国之路奠定了思想基础。19oo年范旭东与其兄参加汉口唐才常举义失败即随兄赴日留学改名范锐字旭东。初入东京第六高中后考取京都帝国大学化学系。大学期间曾参与编辑《游学译编》月刊的地理一栏；同时接近康梁派曾向梁启主编的《清议报》投槁。191o年毕业后留校任专科助教。次年回国。 初时范旭东在天津制币厂任总稽核本想为整顿中国币制做一番事业无奈造币厂积弊太深黑暗重重最终只得辞职。之后他与人合伙开办了一家小规模石墨坩锅制造厂。1912年7月范旭东在北京政府农商部任职。1913年范旭东被北京政府派往欧洲考察盐务。在欧洲近一年间他参观了欧洲大陆各国矿盐产地和沿海盐场次年回国后向当局提出了改革盐政的建议主张取消专商废除引岸改良盐产统一税率1。时值袁世凯正热衷于皇帝宝座对范旭东的建议置之不理范只好求助于盐务署顾问、《盐政杂志》主编景学钤共同集资5万元创办久大精盐公司。1915年6月在塘沽设厂8月正式投产产品商标定为“海王”由景本白任董事长范旭东任总经理。1916年第一批国产精盐运往天津销售揭开了中国盐业史上新的一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后欧亚交通梗阻纯碱奇缺独霸我国碱业的英国卜内门公司趁机囤积居奇致使上海、天津等城市的一些食品业和用碱工业由于买不到纯碱而被迫停产倒闭。1917年吴次伯等人试验制碱成功经人介绍与范旭东商谈办厂事宜。然而卜内门公司百般刁难吴次伯中途背信弃义英国汇丰银行又要挟财政部将用盐制碱特权给予英商面对严峻的形势范旭东毅然亲自北上招股决心担负起办厂重任。 范旭东的努力终于没有落空。1917年1o月北洋政府批准永利原盐免税并通令在永利厂址百里内不得再设同类工厂。1918年11月永利制碱公司在天津召开成立大会招募银元4o万。范旭东被董事会推选为总经理。然而永利的成长并非一帆风顺外国资本家封锁关键技术改进生产设备又缺乏资金股东纷纷退出使永利陷入了困境。 1李祉川、陈歆文：《祖国·事业·科学·人才》见《化工先导范旭东》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1页。 1张高峰：《苦海盐边创业纪实》见《化工先导范旭东》第16页。“事业的真正基础是人才”1这是范旭东的名言。范旭东一向待人至诚求贤心切为了摆脱困境1921年他派陈调甫赴美考察并委托他在美国物色人才以高薪先后聘请了留美化工专家侯德榜和美国工程师李佐华经过多年的技术钻研终于解决了大现模制碱的一系列技术难题使得永利于1924年8月开工生产。回忆当时的情景范旭东无限感慨地说：“侯先生奋不顾身寝馈于工厂从事死拼先后四五年..煞费苦心这工作不比重新明有什么不同。”2但6年的设计安装耗资16o万元出的碱竟是红、黑相间像锅锈一般碱厂被迫停工。范旭东临危不惧做出了派人出国学习、借用久大资金、裁减人员三项决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英国卜内门公司见永利公司受挫千方百计企图吞并都被范旭东采取措施击破。1925年8月又生了范旭东被绑票事件反动政客郝鹏为了筹集军费策划绑架讹诈久大13万元之多。范旭东被救出后竟失声痛哭感叹在中国办工业之艰难。侯德榜在美国几经周折终于查明新制碱失败的原因是干燥锅品质太差并买得新的干燥锅回国。1926年6月永利厂重新开工每日生产优质纯碱达3o吨以上1926年8月“红三角”牌纯碱参加在费城举行的万国博览会一举获得金质奖。卜内门公司不甘心它在中国被永利所取代又使出了降价抛售的手法但永利也以更大幅度的降价出售迫使卜内门公司请求谈判卜内门公司妄图扼杀永利的阴谋破产了。 “红三角”牌纯碱获奖后永利碱厂的产品销路大开产量不断增加。 1926年纯碱产量为45o4吨1931年为23442吨1936年为5541o吨。范旭东热情提倡科学救国对科研工作极其重视。1922年8月创办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由于当时资金困难范旭东拿出办久大和永利的酬劳金来创办黄海他坚决地说：“我当了裤子也要办黄海。”1范旭东形象地把近代工业比作长城把科学研究比作长城的地基以说明科研对近代工业的重要性。黄海初期的目标是协助永利和久大解决技术问题后来又选择了最切合国计民生的项目。 1928年9月范旭东在塘沽又创办了《海王》旬刊。为何要办《海王》范说：“他是团体最重要的分子是团结这个团体的胶着力我们有了错处受他的潜移默化自然改悔误入了迷途他像暗夜的灯塔般指点方向。”2《海王》是久大、永利和黄海的共同喉舌。该刊以（1）“绝对相信科学”；（2）“积极展实业”；（3）“宁愿牺牲个人顾全团体”；（4）“以服务社会为最大光荣”1等为信条时常登载科学消息与新知识深受科技界重视。 追求是不懈的永利办起来之后范旭东又开始着手创办制酸工业。1929年1月范旭东给实业部打报告提出了以2ooo万元展纯碱、硫酸、合成氨、硝酸等工业的计划。1933年11月克服了重重阻力范旭东正式呈文1陈竞生：《中国近代经济史上一个引进技术的范例——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引进技术展的成就》《光明日报》1981年3月3日。 2徐盈：《范旭东及“永久黄”工业团体展小史》《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4页。 1《创设海洋研究室缘起》《海王》旬刊第十六年第31期。 2《海王》旬刊第十九年第2期。 1《海王》旬刊第七年第1期1934年9月2o日。 政府备案承办硫酸铔厂。1934年4月范派侯德榜等人赴美考察引进硫酸铔厂技术设备。经过两年筹建1936年被批准为特许公司。1937年2月南京硫酸铔厂竣工次试车成功日产硫酸铔25o吨硝酸4o吨。范旭东兴奋地说：“中国基本化工的另一支翅膀生长出来从此海阔天空听凭中国化工翱翔！”2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1933年5月范旭东严辞拒绝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在黄海化学研究社新建的图书大楼内签字。抗日战争爆前夕日方通过各种渠道谋求与范旭东合作但范坚决表示：“宁举丧不受奠仪。”3七七事变后不久天津、塘沽沦陷永利碱厂等被日军占领。八一三事变日军进攻上海在淞沪会战中范旭东组织南京硫酸铔厂全体职员赶制军需炸药支援抗战。日军曾三次轰炸南京硫酸铔厂。范旭东与侯德榜有组织地把部分人员、主要机械设备迁往内地有的笨重设备不便转移则拆下投入长江不为敌用。范旭东决心为中国再创立一个化工中心碱厂厂址选定在四川省犍为县岷江畔五通桥的老龙坝为纪念“永久黄”团体在塘沽的事业将老龙坝改名为“新塘沽”。1五通桥的盐源比不上塘沽塘沽的制碱方法必须改进。为了提高食盐的利用率和减少污染1938年8月范旭东派侯德榜等人到欧美考察临行前范旭东鼓励说：“难道黄头、绿眼珠的人能够做出来我们黑头、黑眼珠的人就办不到吗？”2侯德榜不负厚望经过五百次试验新法制碱终于宣告成功1941年3月范旭东集会宣布将新的制碱方法命名为“侯氏制碱法”。为了购买技术设备与器材194o年1o月范旭东踏上赴美的路程。他克服了旅途的坎坷、身体的不适终于使满载着机器设备的2oo辆运货卡车胜利而归。不料日军进攻香港范被困香港至1942年3月才得以脱险回到重庆。他在庆祝会上说：“我马上开始工作希望同仁各守各的岗位少谈方法多做实事向前努力把我们的事业做一颗民族复兴的种子。”3范旭东自1938年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以来连任了四届。其间国民政府以援助为名用贷款为诱饵企图控制永利都被范旭东拒绝。永利虽坚持了企业的独立性却深受官僚资本的重压由此战时范旭东的企业始终在不死不活的状态中惨淡经营。范旭东在抗战后期已开始认识到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无能他曾对永利公司的章执中说：“中国的未来要靠中国共产党才有希望。”1抗战胜利前夕范旭东结识了中共重庆地下组织负责人龚饮冰经周恩来批准1945年6月两人在重庆创办建业银行从此范旭东与中国共产党有了联系。 1944年11月范旭东赴美出席在东美太平洋城举行的战后工商国际开会议对于战后事业的展范旭东早已拟定了《十厂计划》。1945年初范旭东与美国华盛顿进出口银行商约借款美方因钦佩范旭东与侯德榜的人2徐盈：《范旭东及“永久黄”工业团体展小史》《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第46页。3熊尚厚：《范旭东》《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人物传记》第15辑第62页。1郭炳瑜：《我在永利碱厂五十年的见闻回忆》《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第9o页。2张能远：《范旭东和中国近代化学工业》《江苏近现代历史人物》第1集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第89页。 3徐盈：《范旭东及“永久黄”工业团体展小史》《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第42页。1熊尚厚：《范旭东》《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人物传记》第15辑第64页。格与事业的成就破例以优惠的条件借款16oo万美元只要中国政府担保即可履行放款手续。范旭东兴奋之余提笔写道：“真是千载良机值得重视..。”2不料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和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互相推诿迟迟不给答复。同年范旭东以参政员的身份向政府建议设置经济参谋部制定战后建设计划纲领这封建议书反映了他严谨的经济思想和管理才能无奈国民党正忙于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借款一事最终以“未予批准”告吹。范旭东的一腔爱国热血付之东流。 1945年9月毛泽东在重庆桂园招待产业界人士高度赞扬了范旭东等人为化学工业所作出的贡献并表示欢迎他到解放区开办工厂。1945年1o月1日范旭东突然病倒。1o月4日下午3时病逝于重庆沙坪坝南园寓所享年62岁。 2胡迅雷：《中国工业巨子范旭东》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2月第1版第291页。第三十九章蔡元培蔡元培字鹤卿改字仲申；号鹤庼后改号孑民。曾用名有蔡振、周子余、锷青、会稽山人等。1868年（清同治七年）1月11日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父亲宝煜是当地一家钱庄的经理在蔡元培11岁时病逝。蔡元培6岁入家塾读《百家姓》、《千字文》和《神童诗》等书。1877年起因家境困难改到别处附读。13至16岁在叔父蔡铭恩和秀才王燓修指导下阅读四书、五经、《史记》、《汉书》、《困学纪闻》、《文史通义》等书学作八股文。17岁考中秀才开始自由阅读有关考据和词章的书。18至19岁在家乡做私塾教师。2o至22岁为同乡举人、藏书家徐树兰校订图书得以博览群书学问有很大长进。23岁赴杭州参加乡试中举人。翌年去北京会试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28岁授职翰林院编修。这时的蔡元培已是一个才华出众“声闻当代朝野争相结纳”1的士大夫了。 正当蔡元培在科举的道路上一帆风顺的时候1894年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清廷同日本签订了屈辱的《中日马关条约》。蔡元培极为悲愤痛感这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涉猎翻译西方书籍思想眼界渐开开始走出传统思想的牢宠感到遵循祖宗成法不能找到国家和个人的出路。读了严复译的《天演论》他认为“西政善者皆暗合中国古制”虽然这种认识是肤浅的但毕竟迈出了向西方探求真理的第一步。 1898年戊戌政变后蔡元培指出：变法失败的原因在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仅靠下几道上谕来从事改革以图扭转腐败局面这是不可能的。他看透了清廷的昏暗腐朽“无可希望”于是在这年9月毅然弃官南下在家乡兴办教育。这是他委身教育服务于新式学校的起点。 同年冬蔡元培就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校长）。这个学堂依学生程度分三斋大体上分别相当于后来的高小、初中、高中一年级的水平。教员中有新旧两派新派笃信进化论提倡民权女权思想对尊君、卑民、重男、轻女的旧观念经常予以批评。旧派对新派异常忌恨怂恿堂董妄加干预。蔡元培对此不能接受愤而辞职。 19o1年夏蔡元培到上海就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他的教学很有特色规定学生自己读书。学生在阅读的基础上每天写札记每月作文一次都由他亲自批改。他还鼓励学生练习演说以便用演说去唤醒民众。他注意向学生灌输爱国思想特班学生黄炎培后来在追思蔡元培的教诲时认为他“所诏示千言万法一归之爱国”1。 19o2年4月蔡元培等在上海起成立中国教育会蔡被推举为会长。 同年11月南洋公学因学校当局欲惩戒无辜学生引了退学风潮。蔡元培同情并支持学生亦辞职离去。经他提议由中国教育会资助百多名退学学生组成爱国学社公推蔡元培为总理。爱国学社以教育为手段对学生进行爱国和革命教育。蔡元培“公言革命无所忌”认为革命乃治病之良方革命精神所在无论其为男为女均应提倡。 1罗家伦：《逝者如斯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8o页。1蔡建国：《蔡元培先生纪念集》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4页。 19o3年4月抗俄拒法运动高涨蔡元培主张成立团体声援广西人民的拒法运动。并针对俄军在东北的侵略行径出版《俄事警闻》（后改称《警钟》）号召抗俄救国。19o4年2月蔡元培在该报表白话小说《新年梦》描写自称“中国一民”的人在梦游中的见闻表达了他想改变社会经济制度“造个新中国”的愿望。 19o4年7月蔡元培接任爱国女校总理。当时他认为革命只有二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在爱国学社注重军事训练播下了暴动的种子；在爱国女校则播下了暗杀的种子。同年冬光复会在上海成立他被选为会长。19o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经介绍他加入了同盟会。接着孙中山指派他为上海分部负责人。他又展黄炎培等人入会为辛亥革命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 19o7年6月蔡元培赴德国留学。先在柏林学习德语兼作家庭中文教师翌年进莱比锡大学。留德四年半编写了《中学修身教科书》、《中国伦理学史》翻译了《伦理学原理》等书。《伦理学原理》出版后被国内一些学校作为伦理学教科中的某些唯物主义观点对思想界产生过一定影响。毛泽东后来回忆他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到这本书的情景时说：“我们当时学的尽是一派唯心论偶然看到像这本书上唯物论的说法虽然还不纯粹还是心物二元论的哲学已经感到很深的趣味得了很大的启示真使我心向往之了！”1。 1911年12月蔡元培由德国回到上海。1912年1月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临时政府北迁后继续担任北京政府教育总长。任职期间他表了《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把清廷学部制定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五项教育宗旨加以修正删掉忠君、尊孔的内容改为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五项。他指出这五方面教育皆为当代教育所不可偏废的。“教育界所提倡之军国民主义及实利主义固为救时之必要而不可不以公民道德为中坚。欲养成公民道德不可不使有一种哲学上之世界观与人生观而涵养此等观念不可不注重美育。”他对清廷旧学制进行了重要改革提出务必顺应时势推行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人格的教育方针。为此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于1912年1月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学堂改称学校监督、堂长一律改称校长；各种教科书务合共和国国民宗旨清学部颁布的教科书一律禁用；小学废止读经初级小学可以男女同校；中学校为普通教育文实不分科等。他还积极推行义务教育和社会教育在教育部除设普通教育司和专门教育司外特设社会教育司借以把教育事业从学校扩大到整个社会。 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时主张精兵简政节约经费。政府各部人员多者百余人但他主张：为事择人不必多设冗员因而教育部连缮写员在内也只有3o多人。蔡元培为人廉正生活俭朴平等待人极少衙门作风。同盟会员持孙中山介绍信来他不予安排；素不相识的青年王云五因对高等教育提了中肯的意见被破格录用。教育部上起总长下到部员不分等级月薪一律3o元全部开支每月不过千元。由于“诸事简陋惟务实际”勤杂人员用得很少以至堂堂教育总长亲到大总统府去领教育部的大印都是乘人力车往返的。这些带有公仆特色的作风成为中华民国开国史上的美1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第41页。谈。 1912年9月蔡元培携眷再度赴德国留学。翌年3月袁世凯刺杀了宋教仁。6月蔡应孙中山之召回国。他支持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痛斥袁世凯是毁弃民元约法的罪魁是凭借武力的野心家主张用武力保卫辛亥革命的成果。 讨袁军事行动失败后蔡元培于当年1o月到达法国从事学术研究。1916年3月蔡元培等与法国政界、教育界的知名人士起组织华法教育会蔡任中方会长欧乐任法方会长。华法教育会是中法文化交流的总部它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从国内招收大批华工并为他们开办华工学校；二是展留法勤工俭学会组织无力出国求学的青年以半工半读方式到法国留学。后这项工作在国内产生了很大影响形成了相当广泛的群众运动一时赴法勤工俭学者达千人。其中许多人在勤工俭学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著名领袖和优秀干部。 1917年1月在教育总长范源濂的敦请下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 原来的北京大学是一座封建思想浓厚、官僚积习很深、校政腐败的学府许多学生把上大学作为升官财的阶梯对研究问题并无兴趣；教员中不少人不学无术吃饭混日子。因此学校被人称为“官僚养成所”。蔡元培上任后先对北京大学的校风进行整顿。他到校第一天校役们列队在门口恭候并向他行礼表示欢迎他立即脱下礼帽向校役们鞠躬还礼。历任北大校长都是由总统任命的特任官他们出入校门是从不理睬校役的。蔡元培的民主作风和平等待人精神在北大师生和校役中引起强烈反响。他和学生之间的关系也很融洽师生之间常有文字交往研讨学术因此深受青年学生的景仰。他注重改变学生中普遍存在的旧观念教育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财之阶梯”。他衡量教员和学生优劣的标准是学问的有无好坏不是地位的高低和家庭的贫富。 蔡元培深知办好一所大学激学生研究学问的兴趣必须拥有一支积学而热心的教师队伍。为此他聘请了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鲁迅、杨昌济、马寅初、马叙伦等著名学者来校任教。这些具有革新思想的学者到校后成为蔡元培整顿和改革北京大学的重要力量。 为了鼓励和提倡学术研究引导学生参加各种有益的社会活动在蔡元培的组织和支持下各种学术团体和群众团体相继成立。如新闻、音乐、画法、书法、体育等研究会以及新潮、国民、平民讲演团消费公社等社团。蔡元培目睹许多学生无意于学术研究却醉心于运动官吏议员从中感到公民道德教育的重要。为此他起组织进德会以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做官、不当议员、不吸烟、不饮酒等为戒规以提倡培养个人高尚道德为宗旨。该会的出现反映了当时进步知识分子对社会道德堕落的不满对北大部分师生中道德风尚的扭转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蔡元培认为大学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学府因此他在北京大学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后来他总结他在教育界的经验时说：“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展。”1从这种办学方针出蔡元培聘请教员不拘1《宇宙风》第56期1938年1月1日。 一格唯才是用即只问学问、能力不问思想派别不求全责备不以个人政治倾向作为取舍的标准。“圆通广大兼容并包”当然并不是无原则的调和折中而是鼓励向封建主义作斗争。因为旧思想旧文化在北京大学仍占统治地位充斥各个学科新思想新文化被视为“异端邪说”。因此提倡“兼容并包”的方针正是为了打破旧思想旧文化专制主义的桎梏为新思想新文化的展创造有利条件。 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体制进行了改革。他调整科系及课程设置扩充文理两科。鉴于文理分科的流弊力主文理沟通主张废去年级制采用选科制。选科制的实行提高了学生学习的兴趣挥了他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有利于人才的培养。在行政领导体制上设立了校评议会实行教授治校和民主管理。学校的重要事项必须经过评议会审核通过才能付诸执行。北京大学经过蔡元培的整顿革新面貌为之改观不仅为当代中国大学教育树立了新的楷模而且促进了知识界思想的转变。在青年学生中掀起追求民主和真理的热潮北京大学因而也就成了五四运动的摇篮。 蔡元培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位倡导者。初期的新文化运动以民主与科学为两大口号蔡元培是这两大口号的积极宣传者。他反对尊孔迷信认为守旧派“定孔教为国教”的主张背离了思想和信仰自由的原则因而是十分荒谬的。他抨击几千年来封建专制思想持一孔之论、守一家之言“于相对世界持绝对主义执一而排他”给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造成严重危害。他说：“欧化优点即在事事以科学为基础。生活的改良社会的改造甚而至于艺术的创作无不随科学的进步而进步。”1他要求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希望学生立志展科学文化事业使中国加入“世界学术之林”。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在中国思想界产生强烈反响。1918年11月蔡元培在庆祝欧战胜利大会上作了题为《劳工神圣》的讲演。他声情并茂地说：“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啊！”2这里他所说的劳工是泛指各种劳动者不单指工人即“凡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3这个口号的提出反映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知识分子对工人阶级力量的新认识。“劳工神圣”在当时成为一句时髦的口号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奇^书^网][q i].[s u][w a n g ]．[ｃ ｏ ｍ] 蔡元培主张教育平等极力提倡平民教育。他支持学生成立平民教育讲演团赞助他们走出校门去为劳苦大众服务。192o年平民教育讲演团在长辛店创办劳动补习学校。1922年北京大学开始规定五一劳动节放假蔡元培以校长名义出布告：“本日为精神劳动纪念日经校务讨论会议决放假一日。”这座全国最高学府公开纪念劳动节反映了时代潮流的变化也反映了蔡元培思想的可贵。 1919年五四运动爆时北京政府的教育总长傅增湘要蔡元培负责召回结队游行的学生蔡元培对学生参加政治活动不大赞成但也不多加干涉因而回答说：“学生爱国运动我不忍制止。”学生被捕后他同情学生并立即对被捕学生积极进行营救。当警察总监提出释放被捕学生的条件时1何炳松：《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1o5页。2《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1月27日。 3《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1月27日。 蔡元培慨然以身家作保表示同意。他还和师生们在校门口列队欢迎被捕同学归来。 5月8日北京政府决定撤免蔡元培北大校长职务并下令北京各校整饬学风。在巨大的压力下蔡元培悄然离京辞去北大校长之职。北京大学师生起了“挽留蔡校长”的斗争北京各校和社会各团体也积极响应。北京政府慑于群众的压力被迫电促蔡元培回任北大校长。由于校内外各方的再三敦促9月中旬蔡元培返回北大。他提出“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口号向北大和全国青年学生表示：自今以后“愿与诸君共同尽瘁学术使大学为最高文化中心定吾国文明前途百年大计”1。蔡元培在五四运动中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却不完全理解群众运动的作用；他忧国忧民富有爱国精神却看不到解放中国的道路。因而他认为救国运动已经完成学生应该“尽瘁学术”。这时的蔡元培依然局限在读书救国、科学救国的理想之中。 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知识界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蔡元培认为应以“学术自由”的原则去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与盲从不同研究马克思主义不必即信仰马克思。”11921年11月17日北京大学“马克斯学说研究会”在《北大日刊》上刊登启事正式宣布成立蔡元培支持研究会的成立并应约在会上讲话。当时北京政府到处防范“过激主义”北京大学居然允许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存在这说明了蔡元培的胆识。 192o年冬蔡元培赴欧美各国考察教育1921年9月回国。1922年初北京争取教育独立运动呈现高氵朝蔡元培积极支持这一运动。3月他表《教育独立议》一文主张“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2。 1923年夏蔡元培再次赴欧。此后一段时间他虽然仍保留北大校长名义但已不主持北大实际工作。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1925年五卅惨案生后蔡元培在欧洲致电北京大学对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表示完全支持。并撰写《为国内反对日英风潮敬告列强》一文在欧洲各国报刊上用英、法、德等文字表揭露惨案真相。 1926年2月蔡元培由欧洲回国坚辞北大校长职务。虽因各方挽留辞职未果但仍滞留上海没有北上。1927年3月他由杭州到上海参与了蒋介石等策划的反共“清党”活动。4月初在蔡元培主持召开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上通过了吴稚晖等提出的弹劾共产党案并要求国民党采取紧急措施将各地共产党员加以逮捕。4月12日蒋介石动反革命政变。13日中央监察委员会开会通过了取缔“反革命分子”等项决议。 蔡元培作为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当群众运动日益高涨时害怕群众的觉悟和剧烈的反抗行动；同时他推崇无政府主义的互助论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并深受儒家中庸思想的影响。因此在革命高涨和政治大变动的时刻他一度陷入迷途。但不久即同国民党反动政权拉开了距离。1《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7月23日。 1李季：《马克思传·序》上海神州国光社1933年4月版。 2《新教育》第4卷第3期。 从1927年4月起蔡元培先后担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代理司法部长等职。1928年8月他辞去各职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直至逝世。 蔡元培是中央研究院的奠基人。该院于1928年6月正式成立在蔡元培的领导下至193o年中央研究院先后建立了物理、化学、工程、地质、天文、气象、历史、语言、心理、社会科学等研究所和一个自然博物馆汇集了丁西林、李四光、竺可桢、傅斯年、陶孟和、翁文灏等众多知名学者。蔡元培知人善任他聘请杨杏佛任总干事就是以杨之长补己之短。他说：“我素来宽容而迂缓杨君精悍而机警正可以他之长补我之短。”1他挑选造诣深厚的学者做各所的所长用有科学知识和有领导能力的人做总干事。他们都有充分的权力展其所长。因此中央研究院的经费虽不甚多却能在短时期内取得一些引起世界学者注目的科研成果。蔡元培为展我国的教育和科学事业倾注了满腔心血献出了毕生的精力。 国民党“清党”以后蔡元培曾希望依托蒋介石政权来谋取国家独立实现民主政治但这个政权越来越专制独裁完全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日本动九一八事变后政府又推行不抵抗主义强烈的使命感促使他起来抗争。 193o年8月邓演达成立第三党揭起反蒋旗帜蔡元培表示支持并打算同邓合作酝酿反蒋各派的大联合。1932年12月他和宋庆龄、杨杏佛等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主要任务是营救关押在狱中的政治犯。同盟成立前后他和宋庆龄等曾联名营救杨开慧、邓演达、史良、罗隆基、胡也频、陈独秀、牛兰夫妇、许德珩、罗登贤、廖承志、陈赓、侯外庐、丁玲、潘梓年等人。同盟的争取民主自由和营救活动引起蒋介石的恐惧与仇恨他指使国民党特务暗杀了杨杏佛并迫使同盟停止活动。尽管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但它是蔡元培后期政治生活的光荣一页。 1933年3月14日蔡元培等百余人起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纪念会。 他说：“迩年来我国以反对共产党之故辄联而及于马克思之思想与学说寝且言者有罪此种观念亟应打破。”1在白色恐怖笼罩着的上海蔡元培等敢于带头起纪念马克思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1936年1o月鲁迅逝世。蔡元培不顾国民党当局的反对和宋庆龄等组织治丧委员会亲自执绋并致悼词。他说：“我们要踏着前驱的血迹建造历史的塔尖。”1这一果敢行动既表现了蔡元培对鲁迅没世不渝的友谊又是对国民党白色恐怖的愤怒抗议。 九一八事变后蔡元培坚决主张抗击日本侵略。他痛恨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主张枪口对外一致抗日。1933年5月他在上海青年会举办的国耻纪念会上表演说指出：日本侵华的目的就是要按照它灭亡朝鲜的老办法来灭亡中国。现在它在东北制造伪国就是这一套老把戏。1934年他又坚定地表示：我们“应该以大无畏的精神抵抗。只要我们抵抗我们的后辈也抵抗中国一定有出路”2。表现了一个爱国主义者的浩然正气。19371《蔡元培先生纪念集》第248页。 1《申报》1933年3月13日。 1《救亡情报》第24期1936年11月1日。 2王世杰：《追忆蔡先生》194o年3月24日《中央日报》。 年抗日战争爆后蔡元培于同年11月由上海移居香港。居港期间年老多病的蔡元培依然忧念国事不忘收复河山。“由来境异便情迁历史循环溯大原。还我河山旧标语可能实现在今年。”31938年4月会晤吴玉章时蔡元培“犹欣欣然以国共能重新合作共赴国难为国家民族之大幸”4。1939年12月蔡元培以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名誉主席身份为该分会撰写了一会歌歌词爱国热情洋溢充满反侵略战争必胜的信心：“我中华泱泱国。爱和平御强敌。两年来博得同情洋溢。独立宁辞经百战众擎无愧参全责。与友邦共奏凯旋歌显成绩。”1194o年2月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举行成立大会通过蔡元培、宋庆龄、毛泽东等为大会名誉主席团成员。 194o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全国各地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深切哀悼蔡元培的逝世。毛泽东在唁电中称颂蔡元培是“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周恩来在延安各界追悼大会上赠送的挽联中写道：“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这是全国人民对一代宗师蔡元培崇高、公正的历史评价。 3《蔡元培年谱》中华书局199o年版。 4《蔡元培先生纪念集》第98页。 1《中央日报》（重庆）194o年3月24日。 第四十章胡适胡适原名洪骍后改名适字适之笔名有希强、自胜生、铁儿、冬心、适、藏晖室主人等。安徽绩溪人1891年（清光绪十七年）12月17日出生于上海。他家是一个亦官亦商的地主家庭。其父胡传曾随吴大澂先后在东北边疆和广东海南供职颇有志于研究边疆地理。母亲冯顺弟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女子是胡传的第三房妻子。1893年胡适随母亲到父亲在台湾的任所。1895年回到家乡绩溪入塾读书。胡适6岁丧父由年轻的寡母抚育长大。19o4年他离开家乡到上海读书先后就读于梅溪学堂、澄衷学堂和中国公学。读书期间他受到严复、梁启的启蒙思想影响。中国公学是由一批富有革命精神的留日学生因抗议日本文部省的所谓“取缔规划”而归国创办的所以校内革命空气甚浓。这时的胡适经常为颇带革命倾向的《竞业旬报》写稿。从24期（19o8年8月）起他接任主编。从此他在《竞业旬报》上表的文章更多有时一期杂志差不多全是他一个人的手笔。他常用的笔名有自胜生、希强、适之、铁儿、适庵、冬心、骍、蝶等等。胡适在他所写的“社说”、“时评”、“时闻”、“杂俎”等文章里经常激烈攻击旧礼俗和批评政府官吏。此外他也时常表一些杂记、小品、诗词等文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曾连载自己创作的小说《真如岛》。 191o年夏胡适考取庚款官费留美。8月离上海9月到美国入康奈尔大学农科。一年多以后改学文科1914年获学士学位。1915年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著名哲学家杜威攻读博士学位。 留学期间胡适特别注意观风问俗有意识地参与当地美国人的社会生活使他对美国的文比、生活方式、社会组织有较深入的了解。他经常被当地各种社会团体请去作讲演通过这些讲演既训练了他自己的英语能力增加了阅历同时也向美国人介绍了中国的文化。这种经历对他日后深入探讨中西文化互相融合的重大课题极有帮助。 胡适从他的导师杜威那里受到的最大影响是对思想方法的高度重视。在学术方面他把实验主义的精义与中国传统治学方法——考证学相结合创造出他自己的一套治学方法。这套方法不但支配了他自己一生的学术工作也对一代中国青年学子产生重大的影响。自然杜威的政治哲学和教育哲学也对胡适产生了终生的影响。 但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期间胡适最为热衷的也是为他一生事业奠定基础的则是文学革命的尝试。 每谈起文学革命的历史胡适都要提到当时在留美学生监督处工作的钟文鳌。此人每月给分散在美国各地的中国留学生分寄官费时都顺便附上宣传废除汉字、改用罗马字拼音的传单。胡适很不赞成他这种轻率无据的态度但却因此引起他对中国文字语言问题的关切。胡适自幼在私塾读书时已备感古文与日用语言分离的痛苦。当深入研究这个问题之后他提出：“古文乃是半死之文字”白话的文字才是活文字的见解。从此他和几个最接近的朋友任鸿隽、梅光迪、杨杏佛、唐钺等经常在一起讨论中国的文字与文学问题。在讨论中梅光迪最守旧他绝对不承认“古文是半死的文字”。为了反驳梅氏胡适乃广泛搜集资料披阅中外文献著述来检验自己的立场和见解。由此双方辩论日多梅氏愈辩愈保守胡适则愈辩愈坚决终于激出“文学革命”的主张来并试验用白话作诗、作文。 1916年秋冬应《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之请胡适把他文学革命的基本主张用很谦虚的口气写成《文学改良刍议》一文。1917年1月刚刚到北京就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将《新青年》亦迁到北京编辑并表了胡适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胡适提出著名的八项主张：（1）须言之有物；（2）不摹仿古人；（3）须讲文法；（4）不作无病之呻吟；（5）务去烂调套语；（6）不用典；（7）不讲对仗；（8）不避俗语俗字。文中特别强调文学必须有真实的感情和思想切忌摹仿古人。他断言白话当为中国文学的正宗应当用白话写诗、作文作一切文学的利器。 文章表后反响特别强烈陈独秀接着表《文学革命论》一文把胡适的温和的学理式的主张变成了革命的檄文。 1917年7月胡适回国9月即到北京就任北京大学教授。从此他与《新青年》一班人如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以及鲁迅、周作人兄弟等结合在一起在蔡元培的支持下以北京大学为大本营以《新青年》为中心阵地高举思想解放的大旗开展了包括文学、思想、道德、政治等各个方面内容十分丰富而又有相当深度的赢得全国进步青年和知识界热烈响应的震荡全国的新文化运动。在这个运动中胡适成了与陈独秀齐名的领袖他在许多方面挥了有力的影响。 主要的有：1.继续推动文学革命运动。 围绕着胡适提出的八项主张人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最集中的是白话与文言的问题。反对白话文的主张亦时有表。他们视为最有力的理由是说以白话代替文言只是文学形式的变革文学革命应革其内容而不在革其形式。胡适回答他们说：“我们也知道单有白话未必就能造出新文学；我们也知道新文学必须要有新思想作里子。但是我们认定文学革命须有先后的程序先要做到文学体裁的大解放方才可以用来做新思想新精神的运输品。”1胡适认为文学形式的变革正是文学内容变革的必备条件。胡适更注意到要真正解决白话代替文言的问题必须成功地创造出有价值、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来。1918年4月他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堂堂正正地标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口号并系统地提出创造新文学的理论与方法。这篇极有分量的大文章被郑振铎诩之为“文学革命最堂皇的宣言”。胡适还表了一系列的文章提倡写实主义提倡写短篇小说提倡戏剧改革等等。但值得一提的是他独辟蹊径创作白话新诗。在白话与文言的论争中最受守旧派攻击的就是白话诗。胡适于1919年1o月表《谈新诗》一篇长文其中回答了争论中最关键的问题即新诗的音韵问题。从而为新诗的成立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朱自清说《谈新诗》一文“差不多成了诗的创造与批评的金科玉律了”。 192o年3月胡适的白话新诗集《尝试集》出版。著名文学史家陈子展评价说：“《尝试集》的真价值不在建立新诗的规范不在与人以陶醉于其欣赏里的快感而在与人以放胆创造的勇气。” ------------ 17 2.推动思想解放运动。 在新文化运动中最能激励广大青年知识分子的是个性解放与思想自由。胡适于1918年6月表《易卜生主义》一文极力宣扬易卜生关于充分1《尝试集》自序。 展个人的个性与才能的主张指出“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展”。而要展个人的个性“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他特别强调易卜生的一句名言：“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 个性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要解放人就必须争得社会自由。胡适主张应当“极力提倡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养成一种自由的空气”。192o年8月他同北大教授蒋梦麟、李大钊、高一涵等联名表《争自由的宣言》。宣言中严厉抨击北洋政府的假共和真专制；要求废除一切破坏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迁徙及人身等项自由权的法律命令；切实保障人民最基本的自由权。这些要求在当时自然是与虎谋皮但终究是一种自由主义的抗争是推动思想解放的有力举动。 1919年11月胡适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这是新文化运动中真正具有纲领性意义的文献。文中提出最中心的口号是“重新评定一切价值”这是思想解放最彻底的宣言。从此出可以打破一切教条的束缚根本改变人们对传统道德、礼俗等等的看法适应社会转型的新要求重新确立各种规范。胡适就家庭、伦理、女子解放等问题表了一系列文章提出了许多新观念令人耳目一新唤起广大的青年男女向往新的社会新的生活。这对五四以后中国一代青年的思想和行动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3.教育改革。 胡适是北京大学最年轻的教授由于他学有根底又富有新思想了解国外教育的展加上在新文化运动中赢得极高的声誉使他对教育改革问题拥有最多的言权。他在就任北大教授的头一年就亲自创办了哲学研究所给优秀毕业生提供深造的机会。他倡在各系成立教授会来管理教学造成教授治校的新风范。他提议实行选科制有力地鼓励了青年向学的主动性。他还参与创办许多其他的研究所倡办学术刊物支持学生自办文化学术团体比如指导傅斯年、顾颉刚等创办《新潮》杂志等。这些对改造旧北大官僚子弟沿袭下来的恶劣风气推动青年思想进步奠定新式高等教育的基础皆有重要意义。 此外胡适鼓励和支持平民教育特别是倡导展女子教育在当时都产生巨大的作用。胡适还特别致力于学制改革。由他主稿的1922年的新学制方案被政府采用推行全国一直沿用到五十年代初期其对使中国教育体制近代化与世界教育展相联系是至关重要的。关于中小学教材改革、教育方法的革新胡适同样做了许多工作。 4.传播实验主义。 胡适是实验主义的忠实信徒是在中国传播实验主义最主要的哲学家。 1919年春他表《实验主义》一篇长文系统介绍实验主义哲学尤对杜威哲学作了更为详细的介绍。因其文章的风格相当中国化而又通俗流畅很得知识界的好感。不久杜威来华讲学胡适陪他到各地演讲充当翻译更扩大了实验主义的影响。胡适以实验主义为基础总结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提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十字诀虽在流行中不免有片面性的流弊但在当时学界还是产生了重要的积极影响。广大青年知识分子从自己向上进取和奋斗的需要出来领受实验主义哲学中的积极因素即它的怀疑的勇气和力行实验的精神。 实验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中总的说来对思想解放运动生了有益的影响。这一点瞿秋白和艾思奇都曾给予相当的肯定。 胡适初入北京大学主要担任中国哲学史、英文学、中国史等课程。他用新方法讲授中国古代哲学曾引起不小的震动。终因他学有根底方法新颖而取得学生们的衷心悦服。许多老教师对他也刮目相看。1919年2月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出版为他在学术上的地位奠定了不拔之基。蔡元培为此书写序指出治中国哲学史一方面须有深厚的“汉学”功底另一方面又须有系统的方法。系统的方法在中国固有的学术传统中无可借鉴只有借鉴西洋哲学史。然而懂“汉学”的人很少懂西洋哲学史的；而留过学懂得西洋哲学史的又多不具备“汉学”功底。唯有胡适既有“汉学”功底又懂西洋哲学史故能成就此书。他还指出此书的四大特点：（1）证明的方法；（2）扼要的手段；（3）平等的眼光；（4）系统的研究。近年学术界已公认《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以现代学术方法治中国哲学史的开山之作。 胡适在学术上取得重要成功的另一个领域是对中国几部著名的古典小说的研究。 192o年7月胡适写成《〈水浒传〉考证》一篇长文。他用严格的考证方法求出水浒传故事的历史演变揭示出人物典型的形成与创造过程以及成书之后的版本递嬗等等。这种推寻历史演化踪迹的方法是考证学的一种新的应用它启了年轻的历史学家顾颉刚提出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形成了一个历史学中的新学派——古史辨派。 1921年11月胡适又写成《〈红楼梦〉考证》。他打破清末以来种种附会的索隐派红学的迷雾第一次提出《红楼梦》乃是作者自叙身世的一部写实主义的小说。从而把《红楼梦》研究引上学术研究的正途。这对中国小说史乃至中国文学史的研究都有积极影响。 在以后的七八年里胡适又相继写成十几篇古小说考证的文字。经他考证和介绍的几种小说一时都成了畅销书。又因为这些小说都是以较通俗流畅的白话文写成的因而也推动了白话文运动的开展。 胡适津津有味地做这些小说考证是同他更大的工作目标相关联的这就是所谓“整理国故”。胡适指出国故就是“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整理国故“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1。简言之“打倒一切成见为中国学术谋解放”2。 在整理国故的过程中胡适提出“疑古”的口号。他认为古史中传说的材料甚多可信的甚少。学者需做考证的工夫。他主张“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1。在他的影响和鼓励下顾颉刚等一批具有新思想新方法的历史学家在一个时期里专意从事辨伪书、辨伪事、辨伪史的工作。古史辨派一时大盛。 胡适在历史学方面的兴趣始终以中国思想史为主。《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之后他曾断断续续地写作中国中古思想史。当写到佛教的禅宗史时他现可信的材料太少不得不搁笔以待新材料的现。1926年1《新思潮的意义》《胡适文存》集卷四第162页。 2《胡适的日记》1922年8月26日。 1《自述古史观书》《古史辨》第1册第23页。 他为中英庚款事去欧洲得机会到伦敦大英博物馆和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查阅敦煌写经卷子从中现禅宗大和尚神会的语录两万多字。中国原有关于神会的材料不过6oo余字这同神会在禅宗史上的地位极不相称。胡适回国后陆续整理他的现于193o年出版《神会和尚遗集》其中附了一篇2.6万多字的《神会传》。此书的出版很受日本学界的重视。此后直到晚年胡适对禅宗史的研究始终饶有兴味并与日本学者保持交往。 胡适的整理国故实即是借鉴西方的学术方法整理中国的文化遗产这是中西文化互相融通的具体实践。因此胡适把这看作是建设中国新文化的必要环节。在整个二三十年代胡适亲自主持了整理国故和编译西书两项大规模的学术活动。可惜因社会的不安定使这两项工作无法长期坚持进行下去。 借鉴和学习西方文化改造中国的旧文化创造现代的新文化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目标。先进的中国人皆视为当然。但一部分保守的复古派或国粹派则另有主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使西方一部分人对自己的文明怀疑起来欧美都出现了一股相当强烈的保守主义思潮。刚刚欧游回国的梁启表《欧游心影录》其中有“科学破产”的话。于是颇有一些人也跟着怀疑科学怀疑民主怀疑个性解放的道理以为重振中国固有的文明才是唯一的出路。保守主义思潮遂亦大为抬头。1921年梁漱溟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3年张君劢在清华学校表《人生观》的演讲两者都表现出对科学及西方文化怀疑和批判的倾向。胡适相继表《评梁漱溟先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和《〈科学与人生观〉序》两篇长文严厉地批评了贬抑西方文化吹捧东方古文化的保守主义倾向。他强调人类文化的同一性强调科学与民主应是各民族现代展的共同方向。1926年胡适又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集中批评那种把西方文明说成仅仅是物质文明中国文明才是精神文明的纯主观的说法。他强调说任何文明都包含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方面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西方文明承认人的物质享受的正当性努力展物质生产提高人的生活水准创造生活上的种种便利以解放人的精神创造力从而产生了高度展的科学、艺术及各种文化设施其道德与政治生活也跟着提高。从十八世纪的自由、平等、博爱到十九世纪的社会主义都是东方人不曾梦见的精神文明的产物。而中国固有的精神文明其最高产物不过是士大夫的心性修养论。人们“越向内做工夫越看不见外面的现实世界；越在那不可捉摸的心性上玩把戏越没有能力应付外面的实际问题”。结果是贫穷、愚昧、落后。这种中西文化的争论到三十年代再度爆。1935年1月有所谓“十教授”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声称已经“没有了中国”“没有了中国人”意即中国文化已被毁弃了必须重建中国本位的文化。胡适在《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一文中评论道此宣言表面上持折衷主义实质上是清末以来对抗新文化的保守主义思想的最新翻版“是今日一般反动空气的一种时髦的表现”。胡适指出文化自身都有其保守性或惰性。而中国旧文化的这种惰性尤大。人们大可不必替“中国本位”担心这个本位是不会失去的。我们应该让现代的新文化和我们固有的老文化充分接触借它的锐气打掉一点我们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新旧结合所产生的结晶品当然仍是中国本位的文化仍是中国人的文化是毫无可疑的。 胡适在1929年写的一篇英文论文里不慎用了一个可被理解为“全盘西化”的英文单词：who1esa1ewesternization遂长期被认为他是一个“全盘西化”论者。其实胡适用这个单词只是用以反对各种折衷的、主观预设各种限制的中西文化观强调不同文化自由接触、互相沟通、互相琢磨从中产生出新的文化。这是他有关中西文化最基本的见解但有时为一些盲目夸大的国粹主义言论所激他也讲过一些颇为偏激的话如说中国“百事不如人”说中国人“一分像人九分像鬼”之类颇引起人们的反感。直到他死前一年还因表一篇严厉批评中国旧文化的演讲而遭致台湾政界、学界一些人的围攻。 胡适是一个学者但他和许多同时代的知识领袖一样面对多灾多难的祖国终不能忘情于政治。1917年刚回国的时候他曾下决心“二十年不谈政治”力图“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1。但五四运动把政治问题尖锐地提到每个人的面前胡适也不得不谈政治了。1919年7月他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从他的实验主义出主张渐进的一点一滴的改革反对各种所谓的“根本解决”。他的主张受到李大钊等人的批评。从此在政治上他开始与他的一批比较激进的朋友陈独秀、李大钊等分道扬镳了。 1921年6月胡适与他最接近的朋友丁文江等组织起一个不公开的小团体叫做“努力会”。次年5月又办起《努力周报》宣传他们的和平渐进的改革主张。胡适邀集蔡元培、王宠惠等十六位教授名流表由他起草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基本内容是主张以建立“好人政府”作为现阶段政治改革的目标。“好人政府”的标准是实行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有计划的政府。这篇宣言引起很广泛的讨论但终只限于纸上的政谈而已根本不曾收到什么改革政治的效果。不久胡适针对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声明写了一篇《国际的中国》表在《努力周报》上。文章着重表明当前并没有国际帝国主义侵略的威胁因此现阶段“只须向民主主义的一个简单目标做去不必在这个时候牵涉到什么帝国主义的问题”。 1923年春胡适到杭州烟霞洞养病。《努力周报》委托高一涵、张慰慈等几个人维持。胡适对谈政治越来越没有精神了。到了1o月曹锟贿选当上总统北洋政府的黑暗政治可谓达于极点。胡适始承认：“我们谈政治的人到此地步真可谓止了壁了。”《努力周报》随即停刊。 1927年5月胡适从国外归来一时不能回到北京乃在上海租屋定居下来一度担任私立光华大学的教授。1928年4月胡适就任中国公学的校长同时和几个朋友办起《新月》杂志。那时刚刚取得统治权的国民党人正以“革命”的名义大力诛除异己专制气焰正盛。胡适看不过去于1929年接连在《新月》上表《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有宪法》、《知难行亦不易》及《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几篇文章激烈抨击国民党的专制并涉及孙中山与蒋介石。这激怒了国民党人。他们查禁《新月》拒为中国公学立案还组织一批党内人士撰文围攻胡适。胡适被迫辞去中国公学校长在离沪重返北京大学之前表明他批评国民党并非出于恶意只是“希望它自身改善”。 由于有这一段经历后来宋庆龄、蔡元培等组织民权保障同盟时亦邀胡适加入并请他组织北平分会。这其实是“历史的误会”。胡适是作为自1《我的歧路》《胡适文存》二集卷三。 由主义者而关注人权；而同盟的主要领导者则是出于反蒋的政治目的而提倡民权。有此根本区别难免生分歧。果然胡适入会不过一个月于1933年2月初便与同盟总部公开生分歧遂“自由出会”。 九一八事变后胡适在对日态度上与蒋介石政府颇相近他主张对日谈判主张谋求国际支援反对抗日。此后他即以“诤友”的资格时常对政治、外交等问题表意见提出建议。1932年5月他同几个朋友合作办起《独立评论》。他本人表12o余篇文章其中绝大多数是讨论时局与外交的。他一面拥护蒋介石政府反对共产党和地方反蒋势力；一面力倡民主政治反对独裁。曾在《独立评论》上倡导关于建国问题的讨论。在对日问题上则坚持通过国际交涉予以解决。 抗战爆后胡适转而拥护抗战并受蒋介石之托出访欧美作“民间外交”。1938年1o月进而受命为驻美大使以学者而充外交官实非其所长。所幸他在美国朝野声望颇好加之他有卓越的演说才能对唤起美国舆论同情中国抗战不无贡献。1942年9月胡适卸去大使职务在纽约租屋暂住重回到他的学术生活。从这时起考证“《水经注》案”成了他晚年主要关注的研究课题。 抗战胜利后胡适受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归国前由傅斯年暂代。1946年夏胡适自美归国。不久全面内战爆烽烟四起教师学生都极不安定。他一面支持国民党的反共战争一面又抵制军警特务对学校的干预常常奔走于南京、北平之间在政府与学生两面压力下精神困扰不堪一度要求辞职而不果。只有继续考证《水经注》案聊为寄托。这期间蒋介石两度敦促胡适从政均被婉拒。1948年12月北平解放前夕胡适乘蒋介石所派专机匆匆飞离北平不久去了美国。 胡适于1949年4月21日抵旧金山。隔了一天人民解放军即解放南京。随后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统治即宣告结束。这一个大变局对胡适的打击太大了。很长时间他精神陷入极度苦闷无心做学问亦无颜见客重新住进他原在纽约租住的寓所里过了将近1o年的寓公生活。其间除一度在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图书馆工作两年之外只是偶尔在一些大学临时担任讲座其余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均消磨于“《水经注》案”的考证。 所谓“《水经注》案”是指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一部分学者如魏源、张穆、杨守敬、王国维、孟森等认为清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戴震偷窃了赵一清治《水经注》的研究成果这一公案。胡适最初治此案只是为其同乡前辈（戴震是安徽休宁人休宁与绩溪皆属徽州）洗冤白谤。但此案涉及的材料太多被学者们弄得相当复杂。胡适以近2o年的心力对此公案作考证留下了值得注意的学术成绩。这主要是：（1）掘大量史料证明戴震不曾偷窃赵一清的《水经注》研究成果。其中有些证据可以视为“铁证”。从而多少廓清了在这一问题上的许多偏见。（2）胡适第一个揭示出攻击戴震偷窃赵一清《水经注》研究成果这一公案反映着清后期理学与反理学的斗争。（3）胡适以其地位和声望能得到各方面的帮助因而得见其他人不曾见到的《水经注》版本加以认真比勘、考证弄清各种版本的源流及其价值因而对版本和目录学是一大贡献。 胡适埋头考证的同时与台湾知识界、政界仍有密切联系。由他参与创办的《自由中国》杂志于1949年11月在台北创刊一直到196o年始被迫停刊。其间胡适一度担任该刊的行人。该刊的实际负责人是雷震。雷本是国民党的高级官员因不满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积极推动民主运动。《自由中国》杂志成为民主运动的一个中心为此多次受到当局的干预。胡适本人也屡次受到蒋家父子御用势力的攻击。但权衡政治得失蒋介石还是决定把胡适召回台湾担任中央研究院的院长。 胡适1958年4月到台北赴任。196o年雷震因酝酿组织反对党而被当局投入监狱。此后胡适再度陷入精神苦闷之中且屡次复心脏病。1962年2月24日在一次中研院欢迎新院士的酒会上终因心脏病猝而去世。终年71岁。 胡适一生著述甚丰约略估计在2ooo万字以上。目前流行的则只有他生前自编的《胡适文存》三集和《胡适论学近著》一辑。他死后台北远流出版社出版《胡适作品集》37卷。此外有台湾胡适纪念馆编印的《胡适手稿》3o册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耿云志编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42册。 第四十一章梁漱溟梁漱溟名焕鼎字寿铭早年曾用笔名寿民、瘦名后又取字漱溟有时将溟写作冥。1893年重阳节（光绪十九年九月初九）生于北京。梁家祖籍广西桂林但自1849年梁漱溟的曾祖父进京会试中榜做了直隶正定的县令后梁家便移居北京。梁漱溟有兄妹四人上有哥哥焕鼐下有妹妹焕洁、焕绅。 梁家本是名门望族其始祖也先帖木儿是元朝建立者忽必烈的第五子和齐克之子。但传至梁漱溟的父亲梁济时梁家已经中衰。梁济虽也中过举人做过几年小小的京官然其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贫困与压抑中度过的。据梁漱溟回忆他家有时拮据得要靠典当母亲的妆奁来维持生计。 1898年梁漱溟开始在家启蒙受读。由于父亲梁济早年受西方思想的影响比较开明他不仅支持过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主持的洋务新政对康有为、梁启的维新变法也表赞同因此当梁漱溟读完《三字经》、《百家姓》后父亲就再也没有让他按照惯例往下读儒家的四书五经而是要私塾先生拿了一本介绍世界各国历史、地理的《地球韵言》来教他梁漱溟第一次从中知道了“欧罗巴、亚细亚、英吉利、法兰西”。翌年福建人在北京创办的第一所新式学堂“中西小学堂”次招生梁济又立即将梁漱溟送到那儿学习。后来由于社会的动荡和学制的混乱梁漱溟又先后进“南横街公立小学堂”、“启蒙学堂”、“江苏小学堂”学习中间还有两年时间是在家塾中度过的。 19o6年梁漱溟小学毕业入“顺天中学堂”学习。“顺天中学堂”为福建人陈璧所创办它是北京地区最早的新式中学之一。梁漱溟在顺天中学堂呆的时间较长直到1911年他中学毕业。中学时代对梁漱溟的一生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他在晚年时写道：“我自十四岁进入中学之后便有一股向上之心驱使我在两个问题上追求不已：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了什么；二是社会问题亦即是中国问题中国向何处去。”“对人生问题之追求使我出入于西洋哲学、印度哲学、中国周秦宋明诸学派间而至后来被人看作是哲学家。对社会问题之追求使我投身于中国社会改造运动乃至加入过革命组织。总论我一生八十余年（指十四岁以后）的主要精力心机无非都用在这两个问题上。而这两个问题的开端和确立便自中学时代始。”1在梁漱溟进顺天中学堂学习的时候正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立宪运动日益高涨。受父亲的影响梁漱溟开始虽支持梁启等资产阶级立宪派的。然而当历史进入1911年后由于清预备立宪的破产梁漱溟放弃了原来君主立宪的立场而站到了反清革命的队伍一边成为京津同盟会会员是辛亥革命的积极参加者。清帝退位、南京临时政府北迁后他被派到《民国报》任外勤记者。《民国报》是革命党人的一份报纸原创办于天津南京临时政府北迁不久迁往北京。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民国报》又成了国民党的机关报。 由于职业的关系梁漱溟经常出入于民初各政党团体的本部参加各种政治会议采访各式政界人物耳闻目睹了一幕幕政治丑剧。现实政治生活中的丑恶现象与他所想象的政治理想的反差实在太大了。作为一个刚中学1《梁漱溟问答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16页。 毕业步入社会并对未来充满着幻想的青年他对此深感苦闷和失望。他回忆说：“在此期间内读书少而活动多书本上的知识未见长进而以与社会接触频繁之故渐晓得事实不尽如理想。对于‘革命’、‘政治’、‘伟大人物’..皆有‘不过如此’之感。有些下流行径鄙俗心理以及尖刻、狠毒、凶暴之事以前在家庭、在学校所遇不到的此时却看见了；颇引起我对于人生感到厌倦和憎恶。”1为了摆脱因对人生感到厌倦和憎恶引起的痛苦1913年春梁漱溟辞去了《民国报》记者之职回到家中潜心于佛学过起了隐居生活。 1916年梁漱溟在《东方杂志》上表了《究元决疑论》长文此文分为“究元”和“决疑”两大部分其宗旨是“批评古今中外的各家学说唯独推崇佛学一家”2。就内容来看《究元决疑论》实际上是梁漱溟本人生活和思想的总结是他为生活在大变动时代的人们提供的一幅医治精神空虚而感到忧虑、不安和痛苦的药方即他在此文的“跋”中所说“为世间拔诸疑惑苦恼”。尽管在理论上《究元决疑论》并没有什么重大创见但它那立论的方法广博的知识尤其是对人们所普遍关切之人生问题的探索获得了学术界的好评。1916年底蔡元培应当时教育总长范源廉之邀从欧洲回国接受北京大学校长一职。他途经上海时看到了《东方杂志》上的这篇文章读后颇感兴趣。不久当梁漱溟经范源廉介绍前去拜访时蔡便当面邀请梁漱溟这位年仅24岁的中学毕业生到北大教书讲授印度哲学。 梁漱溟当时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张耀曾的机要秘书尽管他接受了蔡元培的邀请但直到1917年1o月他才到北大正式上课。到北大的第一天他在校长室找到蔡元培和文科学长陈独秀问他们对孔子持什么态度。蔡元培感到有些突然犹豫了一阵回答说他们并不反对孔子儒家学说作为一门学问值得研究至于孔子历史上的影响和地位可以讨论。梁则表示他“不仅仅是不反对而已”他“这次来北大除替释迦、孔子挥外不再做旁的事”。因此他在讲授印度哲学之余又陆续开设了唯识哲学、儒家哲学、孔子铎旨等课程并出版了《印度哲学概论》（191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和《唯识述义》（192o年由北大出版）两书。当时思想文化界围绕什么是东方文化什么是西方文化东西文化孰优孰劣中国文化的出路是东方化还是西方化等问题争论得十分激烈。为了研究这些问题梁漱溟于1918年1o月在《北大日刊》上登了一则广告征求有志于研究东方学的人。但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人们大都醉心于西学对东方学无大兴趣因而“应者寥寥”。梁漱溟只好在哲学研究所开办了一个“孔子哲学研究会”将自己的意思“略微讲了一个梗概”。“孔子哲学研究会”只维持了一段时间到这年11月底因父亲梁济自杀的影响便搁置下来。但梁漱溟对东西文化的研究仍在进行。192o年秋他开始在北大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部分讲稿陆续在《少年中国》上刊载。1921年暑假他应山东省教育厅的邀请到济南作了4o天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演讲。是年秋演讲稿整理出版。这是梁漱溟第一部有重大影响的著作。在此书中梁漱溟“批评东西文化各家学说而独挥孔子哲学”从文化渊源和人生哲学上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了全面的清算“并指出世界最近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东西1梁漱溟：《我的自学小史》见《我的努力与反省》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第36—37页。2《梁漱溟问答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3页。 文化及其哲学》的出版标志着梁漱溟“从青年以来的一大思想转变”1。此书认为文化是“生活的样法”而生活是“事的相续”“事的相续”又是“意欲”活动的结果由于意欲的不同产生了人生三大问题即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宇宙间的因果法则。与这种问题相适应便形成了人类的三大文化路向即“向前面要求”、“调和持中”和“反身向后去要求”这三大文化路向的代表分别是西方、中国和印度它们之间的一切差异就在所走文化路向的不同。书中依据中国的陆王心学和西方的柏格森生命哲学对孔子哲学进行了新的诠释建立起中西合璧的“新孔学”。梁漱溟既反对“全盘西化”也在理论上不赞成中西文化的互补调和而主张“对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同时“批评地把中国原事态度重新拿出来”。他通过对西方社会经济、思想、学术之“变迁”的考察得出“世界未来的文化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的结论。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一年之内就连续再版了5次盛况空前。梁漱溟本人也因此成了现代中国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和新儒学的开启者。 1924年秋为了实践自己对教育问题的“新认识”、“新设想”梁漱溟辞去了北大教席前往山东担任曹州六中校长并负责筹办拟议中的曲阜大学。犹如北京大学是中国新式教育的中心一样拟议中的曲阜大学将是中国传统教育的中心。但梁漱溟在山东没有呆很长的时间1925年春他就辞去了曹州六中校长的职务回到北京。先居清华园编刻他父亲的遗文《桂林梁先生遗书》后移居什刹海与追随他来北京的十几个曹州六中学生同住共读从事讲学。 1927年5、6月间梁漱溟应他的老朋友李济深的一再邀请去了广东其目的是实验他的“乡治”计划。所谓“乡治”按梁本人的解释“即从乡村自治入手改造旧中国建立一个新中国”1。据梁说这是他经过几年的烦闷思索而得来的“最后觉悟”。开始梁漱溟打算在广州招收一批学生仿“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办一个“乡治讲习所”。为此他利用自己代李济深为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建设委员之便拟了一份《请示乡治讲习所建议书》报请广州政治分会和国民党中央审批。由于国民党中央各机构相互推诿开办乡治讲习所之事不了了之。 1929年2月梁漱溟离粤北上一路参观考察了陶行知的晓庄乡村师范黄炎培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江苏昆山办的乡村改进会晏阳初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河北定县办的乡村改革实验区以及阎锡山的山西地方自治。后来他把自己一路所见所闻和感想写成《北游所见纪略》表在《村治月刊》上。 本来梁这次北上参观考察的目的是为回到广东办“乡治”积累经验但他离开了广州不久政局生了重大变化。这年3月因蒋桂矛盾激化李济深被蒋介石软禁于南京。因此梁没有再回广东。时值他的老朋友王鸿一、彭禹廷、梁耀祖等人正在北方大力提倡“村治”。1929年1月王鸿一得到阎锡山的资助在北平创办《村治月刊》。193o年1月王鸿一、彭禹廷等在冯玉祥及其部下、河南省主席韩复榘的支持下创办河南村治学院。梁漱1梁漱溟：《我的自学小史》见《忆往谈旧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7页。1《梁漱溟问答录》第5o页。 溟先后出任《村治月刊》主编和河南村治学院教务主任。193o年1o月韩复榘由河南调往山东河南村治学院停办。 河南村治学院关闭后韩复榘表示欢迎梁漱溟等人到山东继续他们的乡村运动。1931年1月梁漱溟等到了山东。他们改“乡治”、“村治”为“乡村建设”。据梁解释采用这个名称的原因是“因为当时人们都提倡建设建设有许多方面我想我们搞的工作是乡村的建设工作所以用了乡村建设这个名称”1。 1931年6月梁漱溟等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作为从事乡建运动的机关。院长是梁耀祖梁漱溟为研究部主任。不久梁耀祖离去由梁漱溟继任院长。院下设研究部、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乡村服务指导处、社会调查部等机构和实验县。该院从创办到1937年山东沦陷而关闭6年间为乡村建设培养了大批人才。其中研究部共办了两期培养学生58人；训练部共办了3期培养学生1o4o人；其他短期训练班4期培养学生13oo人；共计24oo人。实验县开始只邹平一处1933年又辟菏泽为实验县最后实验工作扩展至许多县。在实验县普遍设立乡农学校实行教育机关与政权机关合一以此改造乡村组织。此外在培养良种、推广农业技术改革、举办各类合作社等方面乡村建设研究院也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从事乡村建设实验的同时梁漱溟还完成了《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1932年由北平村治月刊社出版）、《乡村建设理论》（1937年由山东邹平乡村书店出版）和《答乡村建设批判》（1941年由重庆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等著作的写作。 《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书是从文化的角度来阐乡村建设的意义。梁漱溟认为由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特殊性因此只有“村治”或“乡村建设”才能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成为中国文化出路的唯一选择。从该书对中西文化的总体认识及其所得出的结论来看实际上它是对《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理论观点的进一步挥和运用在有的方面显然更为保守。(w w w . q i s u w a n g . c o m 奇 书 网)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他主张在复兴儒家人生态度的基础上吸取西方的民主与科学但这时他却认为中国人不能运用西方近代的民主制度不是一时的现象西方民主制度在中国是无论如何也建立不起来的。 《乡村建设理论》（一名《中国民族之前途》）是梁漱溟正面阐述他的乡村建设理论的著作。全书分为甲、乙两部分甲部“认识问题”主要谈的是乡村建设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乙部“解决问题”具体论述了乡村建设的主要内容、方法以及乡村建设在解决中国政治和经济问题上的重要意义。该书认为：“中国问题并不是什么旁的问题就是文化失调——极严重的文化失调。其表现出来的就是社会构造的崩溃政治上的无办法。”具体说来中国本是“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社会不同于西方的“个人本位阶级对立”。自西洋风气传入后旧的社会构造被破坏了但中国并没有走上西方社会的道路。“东不成西不就”“旧辙已经脱失新轨未得安立”这就是文化失调就是中国各种各样问题的根源所在。这种“文化失调”论可以说是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基本出点。既然中国问题就是“文化失调”就是“其千年相沿袭之社会组织构造既已崩溃而新者未立”那末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就不是对谁革命而是改造文化即“中国固有精神与1梁漱溟：《回忆乡村建设》见《忆往谈旧录》第121页。 西洋文化的长处二者为具体事实的沟通调和”建设一种“新的社会组织构造”、“新的礼俗”。“此沟通调和点有了中国问题乃可解决”。梁漱溟寻找到的这一“沟通调和点”就是乡村政权机关与教育机关合而为一的“乡农学校”。 1935年4月新知书店出版了千家驹、李紫翔主编的《中国乡村建设批判》论文集。此论文集对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在全国兴起的乡村建设运动包括梁在山东从事的乡村建设运动从理论到实践都进行了批判。梁漱溟的《答乡村建设批判》一书就是对这些批判意见的总答复。 1937年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解散后梁表《告乡村工作同仁同学书》和《乡村工作人员抗战工作指南》号召乡村建设工作者团结一致积极投入抗日救亡活动动员和组织民众密切配合正规军与游击队同日寇作战。他本人则被南京国民政府委任为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国民参政会成立时梁又被选为参政会驻会委员。1938年初他曾只身前往延安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会谈。1939年初又赴鲁豫苏皖抗日游击区视察抗战情况。 1939年1o月为了形成界于国共两党之间的“第三者”的立场和力量更有力地调停国共两党争端梁漱溟同沈钧儒、黄炎培、张澜、左舜生、李璜、曾琦、罗隆基、章伯钧等在重庆起成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通过了《统一建国同志会信约》和《简章》。11月29日梁漱溟面见蒋介石说明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动机及该会的性质。蒋以不组织正式政党为条件允许成立。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不仅大肆反共而且对民主人士也实行高压政策。 为调解国共之间的关系力争中间党派的生存和展194o年12月下旬梁漱溟与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等在重庆多次秘密集会讨论时局以为“广大中间人士如吾侪者不容自轻责任必当慷慨而起联合同心进而推动两党团结抗敌”并决定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1年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召开成立大会通过了《同盟政纲》、《敬告政府与国人》及同盟简章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梁漱溟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后受同盟委托梁漱溟前往香港创办同盟机关报以争取社会舆论的支持。同年9月18日同盟机关报《光明报》在香港创刊。1o月16日《光明报》表梁漱溟起草的社论宣布同盟为“国内在政治上一向抱民主思想各党派一初步结合”要“以言论以理性去活动争取大众的同情拥护”“培养起中国政治上的民主势力”“奠定国内的永久和平”。同盟的公开活动引起了国内外广泛注意中共对之热情支持。《解放日报》以“中国民主运动的生力军”为题表社论指出该同盟为民族独立、民主政治而奋斗顺应了全国人民的要求并祝愿其“所负使命得迅实现”。 1941年12月香港被日军攻占后梁漱溟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帮助下撤回到国内。自1942年起他在广西一面写作《中国文化要义》一面从事民主政团同盟的组织活动。1944年9月民主政团同盟改称中国民主同盟梁漱溟仍被选为常务委员并任国内关系委员会主任委员。 1946年1月1o日根据国共“双十协定”的有关规定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梁漱溟是民盟出席会议的9名代表之一。在会议期间他与其他民主爱国人士一道主张和平民主建国反对国民党动内战。1946年5月初他出任民盟秘书长积极调停国共两党争端为国内和平奔走尽力。7月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李公朴、闻一多先后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梁漱溟以民盟秘书长身份表谈话愤怒地指出：“刺杀李公朴、闻一多先生是特务所为。”并说：“有第三颗子弹吗？我就在这里等待着！”“我个人极想退出现实政治致力文化工作”“但像今天我却无法退出了”。“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我倒要看看国民党特务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杀光。我在这里等待着他！”8月6日梁漱溟偕同民盟副秘书长周新民自重庆飞抵昆明调查李、闻被刺真相26日表《中国民主同盟代表梁漱溟报告李、闻暗杀案调查经过》以大量事实揭露了国民党特务的法西斯罪行和国民党当局对李、闻惨案调查的百般阻挠。 是年11月因国共和谈破裂内战全面爆民盟失去了调停者的作用梁漱溟于是辞去民盟秘书长一职到重庆北涪勉仁国学专科学校讲学并继续他的《中国文化要义》的写作。1949年6月《中国文化要义》一书完稿同年11月由成都路明书店正式出版。 《中国文化要义》全书共23万字分为14章。就其主要内容及最后结论来看正如梁在本书的“自序”中所言它与此前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和《乡村建设理论》三书“在思想上”是“一脉衍来尽前后深浅精粗有殊根本见地大致未变”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如果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重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比较《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和《乡村建设理论》重在对乡村建设兴起的原因、内容、方法及其意义的探讨的话那么《中国文化要义》一书则重在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分析其特点是强调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特殊性。 1949年11月底重庆解放后毛泽东、周恩来邀梁漱溟到北京共商建国大计。12月梁携眷离开北涪北上于第二年初回到他阔别近四分之一世纪的北京。1951年1o月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梁漱溟是1949年后留在大陆的极少数拒绝对自己以前的思想作认真检讨的老一辈学者之一因此遭到一系列的思想批判。1953年9月他在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言受到毛泽东的激烈批评。从此在中国政治舞台和学术思想界销声匿迹达27年之久。十年动乱中梁漱溟和许多民主爱国人士、老一辈学者一样遭到迫害他被抄家、游斗夫人被殴打。然而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梁漱溟也没有停止对人生问题（“人活着为了什么”）和中国问题（“中国向何处去”）的思考先后写了不少这方面的文章和著作（这些文章和著作大都未能在当时表或出版）其中最能体现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的是《人心与人生》和《东方学术概观》两书。 梁漱溟立意写作《人心与人生》一书已久。早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后两年梁就开始认识到该书的重大错误之一“便是没把孔子的心理学认清”而要改正这一错误关键在“辨认人类生命（人类心理）与动物生命（动物心理）异同之间”。1926年5月、1927年2月和1934年前后他曾以《人心与人生》为题作过三次讲演1926年5月还写有一篇《人心与人生自序》。时隔2o多年到196o年梁正式动笔写作至1966年夏写出了前七章。这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他所收集的有关资料和参考用书在动乱中尽失写作只好停止。从197o年起又重理旧绪写作不辍1975年7月终于完成了全部写作。又越9年即1984年此书由学林出版社出版问世。这部书共分21章约18.3万字主要讲的是“以理性为体本能理智为用”的文化心理学。梁漱溟的这种文化心理学在三十年代已见雏形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又有进一步的论述但系统阐则是在《人心与人生》一书之中。 《东方学术概观》是由《儒佛异同论》、《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和《东方学术概观》三篇文章组成的一本论文集（1986年由巴蜀书社出版）。《儒佛异同论》写于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是在没有一本参考书情况下写成的。顾名思义该文谈的主要是儒、佛两家的异同问题。《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写于1974年。当时正在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彻底否定孔子并把林彪的所作所为归罪于孔孟之道。梁漱溟不同意这种做法于是著文表示自己的态度。在他看来孔子是中国四五千年文化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性人物其功过应视中国文化在世界史上表现出的成功失败而定之总的来看是功大于过就是过有的也是后儒之失而孔子不任其咎。《东方学术概观》初稿写于五六十年代1975年写完《人心与人生》的全书后对初稿作了“重新写作”。梁认为东方学术包括儒、释、道三家。三家均重在修证重在人生实践并非仅是一种哲学；哲学只是其实践中所得之副产物。儒家肯定人生佛家否定人生道家肯定人生却又主张出家修炼三家人生态度各不相同但出点均为“人”具有以下共同特征：心力之用向内不向外；学者自愿真切有不容己；为学要在亲证离言。 进入八十年代由于改革开放和“左”的影响的被排除梁漱溟又重新恢复了他的政治和学术活动198o年他被推选为全国政协第五届常务委员会委员和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他的一些著作如《人心与人生》、《东方学术概观》、《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要义》以及《梁漱溟教育文录》、《我的努力与反省》、《忆往谈旧录》、《朝话》等文集也先后出版或再版。八十年代中他不顾自己9o余岁的高龄又重返大学讲坛出任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多次给学员讲授《中国文化要义》、《略论孔子及其后儒学术传衍流布的分歧与它的时盛时衰》等大题目。当然由于年事太高除了整理、修改一些旧著外这一时期梁漱溟没有什么新的论著问世。 1988年6月23日这位现代中国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和政治活动家走完了他漫长曲折而又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生旅程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梁漱溟逝世后他的遗文被编为《梁漱溟全集》（共8卷）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第四十二章郭沫若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清光绪十八年九月二十七日）生于四川乐山观峨乡沙湾镇。乳名文豹学名开贞。“沫若”是他1919年9月11日次在《学灯》上表新诗时所用的笔名取他故乡沫水（大渡河）和若水（青衣江）两河合龙之意。 郭沫若祖籍福建汀州宁化于1781年定居沙湾。至其父郭潮沛时他家展为一个兼营商业的中等地主。郭潮沛重视子女的教育对郭沫若及其兄弟的成长起了重要作用。大哥郭开文（1877—1936）是四川第一批留日学生之一较早接受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对郭沫若有较深的影响。 1897到19o5年郭沫若在私塾读书。19o5年考入嘉定高等小学堂19o7年升入嘉定中学堂一直到19o9年。这期间他开始向文学方面展。课余时间他阅读了梁启翻译的《经国美谈》、《意大利建国三杰》严复译的《天演论》等外国作品。这对他后来的文学展及思想倾向都有重大影响。郭沫若在学生时代就具有反抗的个性。19o9年1o月嘉定中学有学生和营防军生冲突学生被打成重伤郭沫若以学生代表身份要求学校出面交涉被校方开除。次年2月插入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丙班就读又因为代表班级参加全市罢课斗争于1911年1月被学校开除由于他大哥郭开文是该校教员才得以继续在该校就读。 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诞生唤醒了郭沫若革命民主主义的意识。但他不能忍受辛亥革命后的黑暗现实渴望到外地去寻找新的生活。促成他离乡远行的还有奉父母之命与张琼华成婚的不幸婚姻。1913年底他东渡日本留学。 1914至1923年郭沫若先后就读于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冈山第六高等学校、九州帝国大学医科。这1o年是郭沫若学生时代最勤勉的一段。除学习日、德、英几门外语外医学功课非常繁重但他很刻苦获得了医学士学位。后来他之所以放弃行医走上了文学的道路是因为得过伤寒留有后遗症两耳重听的缘故。 留学日本对郭沫若一生的展十分重要。日本帝国主义于1915年5月向北京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为此郭沫若与几个同学回国抗争虽未成功却充分表明了他的爱国热情。1919年5月中旬郭沫若与夏禹鼎、徐诵明等几个同学组织了一个爱国小团体——“夏社”翻译日本人仇华消息或自己动手写些排日的文章向上海各报馆投寄。接着他又与郁达夫、成仿吾等一起于1921年6月下旬成立了创造社。郭沫若不仅推动了创造社的成立而且在实际工作中挥了核心作用。前期创造社先后办了3个刊物即《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和《创造日》。《创造》季刊虽然由上述三人轮流编辑但郭负责最多。《创造周报》则主要是郭负责。 1919年下半年至192o年上半年是郭沫若的新诗创作的爆期他自认是“最可纪念的一段时期”。1921年8月出版的《女神》除《序诗》外共56。这些诗歌的思想内容十分丰富有强烈的反帝思想和推翻军阀统治的要求。1923年出版的《星空》是他的第二部诗集共收诗34。《星空》的格调比较低沉反映了郭沫若思想的苦闷。他自认为《星空》是五四退潮后的一些“微波”在这里“像产生《女神》时代的那种火山爆式的内情感是没有了”1。诗集《前茅》共收入郭沫若诗作23大部分写于1923年。这时我国工农革命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日益扩大郭沫若的思想也有了较显著的变化。在这里诗人不再只是迷恋自然、颂扬自然而是敢于正视人生正视人世间的苦乐有些诗甚至就是工农革命的战歌。此外他的诗集还有《瓶》、《恢复》等。这期间他还创作了《卓文君》、《王昭君》等诗剧写了一些历史题材的小说和自传体小说在外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方面也作出了一定成绩。特别是《卓文君》、《王昭君》两剧充分体现了五四时代“人”的觉醒歌颂了人格独立、人人平等、婚姻自主的五四精神。 留日十年特别是从五四到1923年这几年可以说是郭文学活动的全盛时期。他的诗作和其他文学作品对我国新文学运动的展有着深远的影响。郭沫若是我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之一。 从1924到1926年北伐前郭沫若逐渐减少了文学活动主要投向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问题的探讨。这使他实现了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翻译日本经济学家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使郭沫若对社会主义有了较系统的认识。这部著作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及其过程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前进的途径。尽管它在论点上有个别错误但总体上还是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和唯物史观的。从事这部著作的翻译使他在理性上开始认识了马克思主义。他在《孤鸿——致成仿吾的一封信》中说：“我从前只是茫然地对于个人资本主义怀着憎恨对于社会革命怀着信心如今更得到理性的背光而不是一味的感情作用了。这书的译出在我一生中形成了一个转换时期。”11924年郭沫若携妻儿由日本回国。对郭沫若的思想展产生很大影响的是五卅运动。1925年5月3o日那天郭沫若目睹了上海工人、学生为抗议日本资本家杀害工人顾正红往工部局示威请愿惨遭外国巡捕屠杀的情景。工人阶级浴血奋战的精神深刻地教育了他。他积极投身于反帝斗争的洪流。他参与组织“四川旅沪学界同志会”并为该会起草《五卅案宣言》。他多次在群众集会上表演说指出必须与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斗争的实践激起了他创作的冲动历史剧《聂嫈》就是在五卅高氵朝中写成并上演的。 五卅运动后他“中止了前期创造社的纯文艺活动开始转入了对于辩证唯物论的深入的认识”“从以前的浪漫主义的倾向坚决地走到现实主义的路上来”“更由文艺界跳进革命运动的浪潮里去了”。郭沫若的这个转变也是前期创造社能够转向中期创造社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成仿吾南下郁达夫北上在上海的创造社元老郭沫若自然就成为中期创造社的实际指导者。他以《洪水》为阵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武器积极撰文批判国家主义派的反共、反苏、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言论。 1926年3月经瞿秋白的推荐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聘请郭沫若任文科学长（文学院长）。在进步师生的支持下他大胆地整顿了文科学院将腐败的前清翰林清除出校新聘了不少左派教授。他还积极支持学生运动。在广东大学高师部学生毕业典礼上他表讲话勉励毕业生“在社会里头1《序我的诗》《沫若文集》第13卷1961年版第121页。 1《沫若文集》第1o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89页。 无论做什么事情一定要拿革命的手段努力为群众利益前途奋斗”1。5月间他应毛泽东邀请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作报告并兼任第六届广州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此时他应邀出席第三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和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联合举行的马克思诞辰1o8周年的纪念大会并表演说。 1926年7月下旬郭沫若投笔从戎与阳翰生、李一氓一起从广州出随国民革命军北伐。1o月间到达武昌城下。在这期间他由宣传科长、宣传处长、秘书长升任政治部副主任；军衔由中校升为中将。11月上旬北伐军占领九江、南昌后他接到邓演达电令立即组织精干人员赶赴江西主持政治工作。1927年3月浙江、安徽、江苏、上海都被北伐军占领孙传芳的势力迅崩溃。这时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先后制造了赣州惨案南昌、九江事件和安庆惨案。当时郭沫若先在南昌后又到安庆主持政治工作蒋介石曾多次用高官厚禄收买他任命他为“总司令行营政治部主任”每月另加3oo元大洋津贴但是郭沫若目睹一系列惨案的生洞察了蒋介石叛变的部分内幕在革命与反革命生死搏斗的严重时刻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密电武汉中央揭蒋介石的叛变行径并秘密离开蒋介石到达南昌。到达南昌的当天即3月31日他便写下了著名的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及时地揭露了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革命者、制造安庆惨案的罪行。他的文章产生了很大影响。4月14日他到达上海向周恩来报告了蒋介石一手制造九江、安庆惨案的经过。随后郭离开上海去武汉出席了武汉国民政府举行的第二次北伐誓师大会。不久又赴河南参加北伐战争。 7月中旬武汉的国民党进行“分共”活动郭即去九江。8月1日南昌起义时他虽没到南昌但他是由25人组成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委员由7人组成的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并兼任宣传委员会主席和总政治部主任。8月4日郭到南昌后的第二天随军撤离南昌。部队转战到瑞金时经周恩来、李一氓介绍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起义部队在汕头失败郭沫若等4人在当地农民协会的帮助下于1927年1o月经香港到上海。后于1928年2月24日离开上海去日本。南京国民政府下令通缉郭沫若。郭沫若到达日本后几经搬迁最后定居在市川市须和田。在这里郭沫若成就了他一生中具有重大意义的学术事业。 这段时期郭沫若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包括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他思考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他认为“要使这种新思想真正地得到广泛的接受必须熟练地善于使用这种方法而使它中国化”1。于是他着手翻译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928年7月他开始撰写《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o年3月汇集出版。这部著作用大量史实阐述了中国古代社会由原始公社向奴隶制展的过程论证中国古代存在过奴隶制社会从而说明中国社会展史同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人类社会展史的普遍规律相一致。这部著作被史学界公认为“第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古代史著作”。 除此之外郭沫若依靠日本和国内朋友的帮助克服了政治上不自由、1李江：《鲁迅与毕磊》《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5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o年版第216—217页。 1《海涛集·跨着东海》《沫若文集》第8卷1958年版第311页。资料缺乏和经济窘迫的困难写出了如下一批富有创见的史学论著：《甲骨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先秦天道观之进展》、《殷契粹编》等。这些论著的表使郭沫若成了世界上著名的学者。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说：“史学界的同志无论是否同意郭老的观点无论是否有独到的创获但没有例外都是随着郭老开辟的道路随着郭老先在史学领域里举起的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前进。”1在日本1o年间郭沫若还创作了许多小说、散文和自传体文学如《我的童年》、《反正前后》、《黑猫》、《创造十年》、《创造十年续编》、《北伐途次》等。他的历史小说都是运用现实主义的原则着力刻画各种不同性格的历史人物并通过他们来批评或赞扬今人不仅起到了为现实服务的作用而且加强了左翼文坛的力量。这期间他还有大量翻译作品问世如美国作家辛克莱的《石炭王》、《屠场》、《煤油》三部巨著《日本短篇小说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还有自然科学方面的《生命之科学》等等。 应该说明的是郭沫若流亡日本一年后由于创造社被国民党政府封闭他的每月1oo元生活费资助就断绝了。为了不使古代史研究中断他的妻子安娜俭约持家同时郭沫若也不得不把部分精力转移到别的文字的写作和翻译上来以便挣一些稿费维持生活。 郭沫若在日本研究中国历史并没有忘记祖国的社会现实。而且应该说他研究古代历史正是为了改变祖国的现实。他时刻以“我是中国人”来勉励自己要求自己“无论在怎样环境中你得拿出勇气和耐心来更坚毅地生活下去你虽然离开了祖国离开了工作岗位你不应该专门为全躯保妻之计便隐没下去的”。1正是这种精神力量支配着他在逆境中长期在古代浩繁的文献中在难识费解的甲骨文、金文中刻苦地研究。他虽然远离祖国却一直关心着祖国的革命斗争。他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5o多位起人之一。为了支持“左联”他捐赠了《少年维特之烦恼》译著的版税作为“左联”的基金。他还支持“左联”东京分盟主办的几个刊物经常为它们撰稿。抗日战争爆后经过各方面的努力争取和安排1937年7月25日郭沫若秘密离开日本返回中国。 1937年7月27日在朋友的帮助下郭沫若住进了上海法租界的新居。7月31日蒋介石迫于形势取消了对郭沫若的通缉令并随后在南京召见他这使他在上海的活动减少了一些麻烦。 在上海期间郭沫若主要从事群众性的抗日救亡活动。由于他的声望他成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实际领导人并以救亡协会为中心团结广大文化工作者和爱国青年组织了3个战地服务队和12个救亡演剧队从事抗战的宣传和服务工作。他不顾个人安危驰骋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慰劳士兵、访问将帅把人民的敌忾带到前线把前线的勇敢传到后方。郭沫若还是《救亡日报》社的社长。这个报纸在初期上海抗战中挥了很大作用。1938年1月郭沫若与于立群正式结婚。2月他在武汉接受了曾被他1白寿彝：《深切怀念开辟新历史的伟大旗手》《光明日报》1978年6月29日。1《海涛集·我是中国人》《沫若文集》第8卷第337页。 拒绝过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职务。由于郭出面邀请三厅集结了当时优秀的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等各方面的进步文化人被誉为“名流内阁”、“人才内阁”。经过紧张的筹备4月1日第三厅正式办公。尽管受到国民党种种禁令的限制三厅还是开展了不少抗日救亡群众性活动和工作如举行震动武汉三镇的大规模的“扩大宣传周”和七七周年纪念会。它采用了歌咏、戏剧、漫画等多种手段宣传抗日推动了人民爱国热情的空前高涨群众纷纷为抗战出力、献金。又如组编了9个抗敌演剧队4个抗战宣传队和1个孩子剧团活跃在抗日前线和后方从而培养出不少优秀的文艺工作者。 1939年以后政治形势逆转国民党政府先后动了三次“反共高氵朝”。在这种形势下迁至重庆的三厅无法正常开展工作。国民党对三厅施加种种限制由改组、缩编至194o年9月终于下达了撤销令。11月国民党在政治部之下设立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任命郭沫若为主任委员。国民党对文委会的管制甚多但在郭沫若领导下顶住国民党的压力仍开展了不少抗日宣传和进步文化活动。有一次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到文化工作委员会演讲说文委会是“租界”成员有“左翼作家”又都不是国民党员因此他要求“取消租界”要求大家都加入国民党。对此郭沫若说加入国民党本来不成问题他自己也曾做过国民党员。不过为三民主义而奋斗重在行动上形式上加入不加入并不是重要问题。并且打了一个比方说相信佛教的不一定做和尚做了和尚的不一定都相信佛教所以不一定加入。至于“租界”云云那就请部长“收回”吧。文委会冲破限制竭力开展一些进步文化活动如举办各种报告会、讲演会、座谈会、大型音乐会、美术展览和木刻展览等出版了多种报纸副刊。 郭沫若从来没有停止文学创作但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侧重。1941年皖南事变后由于实际政治工作受到很大限制他又把主要精力转向创作和研究尤其是历史剧创作和史学理论的研究上来。在历史剧方面从1941年12月到1943年4月不到一年半时间内连续写出了《棠棣之花》、《虎符》、《屈原》等六部剧作。史学理论方面这时期出版了很有影响的论文和著作如《青铜时代》、《十批判书》、《甲申三百年祭》。 在抗日战争后期郭沫若积极参加国统区的民主运动。1945年1月中国民主同盟表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和成立联合政府的宣言。国统区的文化界2月22日在《新华日报》表了郭沫若起草的有372人联合签名的《文化界时局进言》猛烈抨击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统治提出建立由各党派代表组成的联合政府和实行民主的一系列要求。国民党反动当局不仅对签名者进行分化、威胁和组织反签名运动而且还于3月2o日下令解散了文化工作委员会。 抗日战争胜利后郭沫若努力宣传中共新民主主义的纲领和政策站在反对国民党独裁、内战斗争的前列为争取民主和解放而斗争。 1946年1月1o日郭作为社会贤达代表出席了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会后重庆各界在较场口召开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国民党特务公然捣毁会场殴打大会总指挥李公朴郭沫若上前阻止亦被打伤。事后他充满愤慨地讥刺王世杰、陈立夫说：打我的人“我相信他就站在我的面前他也不敢公然承认他是亲自下手或唆使人打我。那种心怀内咎而不得不呈出一副伪善者面孔的勾当我不相信是怎样好过的事情”。 1946年5月8日郭沫若到上海。当时上海报刊仅《文汇报》一家掌握在进步人士手里。当《文汇报》实行改革时郭帮助他们设计出7个周刊并亲自参加其中《新思潮》与《新文艺》的编辑工作使之成为当时国统区最受欢迎的报刊。1947年2月百货职工召开抵制美货、用国货演讲会国民党特务捣毁会场打伤职工。当天下午郭和沈钧儒代表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到医院慰问受伤职工到警察局抗议将被捕的受伤者保出就医。1947年7月11和15日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相继在昆明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郭沫若在上海多次表文章以示哀悼愤怒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罪行。1o月4日上海各界人士为李、闻召开追悼会郭表讲话并在《祭李闻》一文中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横逆暴戾的种种罪行。由于在民主运动中的威望和影响他在上海的住所成了进步文化人经常汇集的地方。一些重要的集会如进步文化人为朱德6o寿辰举行庆祝会、揭露美蒋假调处真进攻的罪行招待会等都是在这里举行的。 1947年下半年郭沫若离开上海去香港领导中国艺术工作者协会香港分会和中国文艺界协会香港分会的工作他以《华商报》为主要阵地表了许多政论和杂文向国内和华侨中的知识分子宣传中共的主张鼓励他们献身人民解放事业。1948年11月他响应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离开香港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一道前往解放区。1949年6月出任新政协筹备会副主任。7月由他起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会上他被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9月他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被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担负着繁重的国家事务的领导工作。他先后担任过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全国文联第二、三届主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等职务。他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至第五届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届委员第二、三、五届副主席。 在国际事务活动中郭沫若也挥了重要作用。他多次率团出国访问跋涉亚非欧美各洲对展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加强与各国的联系和合作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郭沫若一生先后在日本生活了2o年对日本人民一直怀有亲切深厚的感情把日本称为“第二故乡”。在中华民族受到日本法西斯侵略时他就寄希望于日本人民的觉醒并大力支持日本人民反战同盟的建立。新中国成立后他更致力于促进中日友好。1951年他在英文杂志《人民中国》上表《致日本人民的公开信》反对美日单独媾和复活日本军国主义。1952年春他和宋庆龄一起电邀日本的和平团体参加这年秋天在北京举行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1954年他表《关于促进中日关系正常化》的谈话。次年5月邀请日本学术会议中国考察团访问中国开拓了中日学术交流的道路。接着他率领中国科学院学术考察团对日本进行回访这是战后我国第一个访日团体。1963年1o月4日中国日本友好协会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也没有间断加强中日友好的工作多次陪同周恩来总理或自己单独会见来中国访问的日本朋友。1954年他将抗日战争结束时日本东亚同文书院大学留在上海的14万张辞典卡片送还爱知大学使这个学校的《华日大辞典》得以出版。他把自己在须和田的藏书13oo多册赠送给日本的日中文化研究所。后来这个研究所以此为基础成立了沫若文库并根据他的建议扩大为亚非图书馆。郭在日本人民心目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日本人民对他促进中日友好给予很高的评价。日本友人为他在日本生活过的四个地方建立了诗碑以作纪念。 郭沫若长期领导我国科学文教工作在团结科学家、调整科研机构和科研队伍、开展各项科研活动、制定办学方针、培养青年科技人员、参与制定十二年科研远景规划等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郭沫若特别重视文物考古事业的建设积极组建文物考古研究机构大力倡导和支持文物考古工作干部的培训并孜孜不倦带头从事古籍整理、考古研究使我国文物考古工作日新月异地展。郭非常关心汉字改革工作主张中国文字拼音化。他建议成立专门的文字改革机构对汉字进行整理和简化。他主张书籍报刊文字改为左起横排。1956年1月1日《人民日报》改为横排带动了全国出版行业的改革。 郭沫若一直关心我国文学艺术事业的展并不间断地从事自己的创作活动。作为全国文艺界的最高领导人他表的许多文章、谈话都被认为是我国文艺运动的指导性言论。这些文章大多收在《雄鸡集》里。这个时期他写的诗很多编成集子的有《新华颂》、《百花齐放》、《长春集》、《骆驼集》、《东风集》和1977年编定的《沫若词选》。他逝世后于立群又将他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写的诗文编为《东风第一枝》出版。据粗略统计郭沫若建国后写的诗有9oo多比他在解放前写的多了将近一倍。此外郭沫若继续创作历史剧、撰写史学论著为新中国建设服务。1959年和196o年为了替曹操和武则天翻案应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要求写了《蔡文姬》和《武则天》两个剧本。1963年为了纪念民族英雄郑成功光复台湾3oo周年应八一电影制片厂之约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郑成功》。这时期他最重要的史学著作是《奴隶制时代》。1971年1o月出版的《李白与杜甫》是他留给人们的最后一部学术著作。 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伟大的文化战士郭沫若对“四人帮”借“批林批孔”之名把矛头指向从中央到地方党政军一大批负责干部指向周总理的罪恶阴谋早就有所察觉。他拒绝写为“四人帮”吹捧的文章为此受到了“四人帮”的围攻。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他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带病去向总理遗体告别并参加了周总理的追悼会。9月9日毛主席的逝世给了他又一个沉重打击。当传来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时他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创作了“大快人心事”的诗词并带病参加了都人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大会。他还抱病出席了科学大会的开幕式并预言中国科技春天的到来。1978年6月12日下午郭沫若与世长辞终年86岁。 第四十三章邹韬奋邹韬奋原名邹恩润乳名荫书祖籍江西余江沙塘村。韬奋是他后来主编《生活》周刊时所用的笔名。他曾对好友说：“韬是韬光养晦的韬奋是奋斗的奋。一面要韬光养晦一面要奋斗。”他之所以选用这个笔名意在自勉延志“这就是他改名的意义。”11895年11月5日（清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十九日）邹韬奋生于福建永安一个日趋破落的官僚地主家庭。祖父邹舒予号晓村曾考中前清拔贡先后做过福建永安、长乐知县官至延平知府。父亲邹国珍号庸倩。母亲浙江海宁查氏系当地一大家族之后15岁出嫁至邹家。生育三男三女邹韬奋居长。 19oo年邹韬奋的祖父年老告退父亲带着家眷在福州市做候补官。此时邹家家道已趋没落生活拮据。作为长子邹韬奋从小便领略了生活的艰辛与困苦。 邹韬奋刚满6岁的时候便由父亲“蒙”读“三字经”在“牢狱”般的私塾环境中开始了幼年的封建启蒙教育。这种教育与熏陶对邹韬奋早期的思想展有过一定的消极影响但也培养了他坚实的文学基础。19o9年春在父亲“实业救国”观念的推动和影响下邹韬奋考取了福州工业学校。两年之后又被送往上海南洋公学附属小学。父亲希望他“将来能做一个工程师”。但邹韬奋认为他的天性“实在不配做工程师”1。他在这里从小学、中学一直读到大学电机科二年级虽然学习刻苦成绩优异但终因对数学、物理一类的科目不感兴趣未能遂父心愿——实现做工程师的梦想。1919年9月邹韬奋破格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文科三年级学习开始了他人生之路的一大转折。 1921年7月邹韬奋在圣约翰大学毕业获得文学学士学位。他想进入新闻界但一时得不到机会。恰逢上海厚生纱布交易所需要英文秘书邹韬奋走马上任成为工商界的一名职员。这以后邹韬奋又在上海职业教育机关兼职做些写作、翻译之类的事情。 1922年邹韬奋担任中华职业教育社编辑股主任主编《教育与职业》月刊。他参与该社起的职业指导运动曾和同事一起先后去宁波、南京、武汉、济南等地考察。这是邹韬奋第一次深入社会进行调查研究。亲身的实践和感受加深了他对于社会和现实的了解与认识逐渐窥探到中国政治的腐败和社会的黑暗。 1926年1o月原《生活》周刊主编转入银行界任事《生活》周刊改由邹韬奋担负编辑责任。邹韬奋如愿以偿得以从事自己梦寐以求的新闻出版工作了。从此他全力以赴投入到工作中去。邹韬奋决定根据社会和读者需要从内容到形式对《生活》周刊进行一次大幅度的革新。他确定该刊的宗旨为“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1。随着时间的1毕云程：《邹韬奋先生五周年祭》原载1949年《世界知识》第2o卷第6期见《韬奋的道路》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83页。 1邹韬奋：《工程师的梦想》（1936年11月1日）见《韬奋全集》第7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4页。 1《我们的立场》（193o年12月13日）《韬奋全集》第3卷第256页。流逝《生活》周刊从单纯讨论“职业教育”和“青年修养”转而讨论社会问题。 邹韬奋在办刊物的过程中十分注重联系群众。他总是抽出时间仔细阅读、答复读者的每一封来信认真倾听读者呼声反馈读者信息。由于《生活》周刊文字朴实、亲切自然、贴近生活又敢于面对现实、伸张正义成为群众倾诉衷肠的热心伙伴很快它就赢得了广大读者的信任和热爱。在邹韬奋主持该刊的7年里《生活》周刊从一个不起眼的小刊物一跃展成为“风行海内外深入穷乡僻壤的有广大影响的刊物”；行量最高达到15.5万份“创造了当时期刊行的新纪录”2。为满足日益扩大的读者需求量193o年邹韬奋又在原来经营规模的基础上成立了“书报代办部”专办读者服务业务以后逐步展成为在全国拥有分支店及办事处达五六十处之多的生活书店。《生活》周刊自邹韬奋接办的那一天起就敢于同邪恶、黑暗势力作斗争力图“求有裨益于社会上的一般人”3对于社会上的贪污腐化等现象不免要迎头痛击予以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久而久之在邹韬奋的经营下它渐渐变为“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因而邹韬奋为黑暗势力所不容经常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威逼、利诱和恐吓。 九一八事变生后国难当头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充满一腔爱国热情的邹韬奋按捺不住心中的忿懑和悲痛接连在《生活》杂志上表文章痛陈国事号召全国未死尽人心的人“组织起来扩充起来共同奋斗共同制裁已死尽人心的人之行为”1。他积极支持各地的爱国运动并以实际行动为十九路军等爱国志士筹集资金奔走呼喊。此外他还以犀厉的笔锋对国民党当局的妥协退让政策及其卖国行径进行猛烈抨击。《生活》周刊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成为以宣传团结抗战、谴责投降卖国为中心内容的舆论阵地。1933年初邹韬奋加入宋庆龄、蔡元培等起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被选为执委之后他便积极投入到争取民众自由权利的民主运动中。 邹韬奋的爱国民主言行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仇视和忌恨邹韬奋及《生活》周刊遭遇的迫害接踵而至。1933年6月18日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卓越的领导人之一杨杏佛被国民党蓝衣社特务暗杀邹韬奋也名列黑名单不得不于7月流亡出国。是年底《生活》周刊被国民党政府查封。1933年7月14日邹韬奋乘坐意大利油轮“佛尔第号”离开上海前往欧洲开始了他的第一次流亡生活。此次出国他自谓目的在于考察“世界的大势怎样？”“中华民族的出路怎样？”为此他一路奔波不辞辛劳先后考察了意大利、瑞士、法国、英国、德国、苏联和美国搜集了大量宝贵材料并就沿途中的所见所闻作了许多心得笔记。经过反复的学习、思考及研究邹韬奋终于对上述两大问题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他在《萍踪寄语》三集弁言中指出：“现在的世界除苏联外很显然的现象是生产力的进步已和生产工具私有的社会制度不相容。..我们在欧洲的所谓‘列强’的国家里面所见的社会现象：一方面是少数人的穷奢极欲生活异常阔绰；一方面是多数人的日趋贫乏在饥饿线上滚！”因此要彻底2邹嘉骊：《韬奋的新闻道路》见《编辑记者一百人》学林出版社1985年版第252页。3《〈生活〉周刊究竟是谁的？》（1928年11月18日）《韬奋全集》第5卷第*446页。1《〈不爱江山爱美人〉编者按》（1931年11月14日）《韬奋全集》第3卷第648页。解决这种不相容的问题“只有根本改造束缚这生产力的社会组织代以为大众福利尽量利用进步生产力的社会组织。要能够为大众谋利尽量利用进步的生产力生产的动机必须为供给大众的需要而不是为少数人谋利润”。谈到中华民族的出路他说中华民族是受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的民族因而要想摆脱奴役“最重要的当然在努力于民族解放的斗争”。但是邹韬奋强调这一斗争“决不能倚靠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和附生虫；中心力量须在和帝国主义的利益根本不两立的勤劳大众的组织。”此外他还看到资本主义的腐朽和堕落认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将胜利；主张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前途和光明1。这样经过漂流海外两年的实地考察和参观学习邹韬奋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进步和提高他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比较中逐步将立场、观点和方法转到马克思主义方面来。 正当邹韬奋远在异国为国家和民族前途忧思竭虑寻求出路之际国内形势生了新的变化日本侵略者的铁蹄正逐步深入华北腹地。1935年5月生了“新生事件”国民党政府封闭了《新生》杂志并逮捕了主编杜重远邹韬奋对此深表不满毅然决定回国。1935年8月邹韬奋离开美国回到了阔别达两年之久的故土。看到祖国已是满目疮痍不禁感慨万千凄然泪下决心以更顽强的战斗姿态为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尽献绵薄之力。从此邹韬奋全身心地投入爱国民主运动中。是年11月16日他在上海创办了《大众生活》周刊。在《创刊词》中明确提出“力求民族解放的实现封建残余的铲除个人主义的克服”1三大目标从而彻底抛弃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将自身事业融进国家和民族解放的时代洪流中来。不久一二九运动爆《大众生活》以其鲜明的政治立场和无畏的战斗风格对这场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和援助。邹韬奋在报刊上接连表评论痛斥国民党当局的卖国行径并对学生的爱国救亡运动进行大力宣传和热情支持。他高度赞扬了学生救亡运动认为“这是大众运动的急先锋民族解放前途的曙光！”呼吁凡是确以民族解放斗争为前提的人们应该“共同擎起民族解放斗争的大旗以血诚拥护学生救亡运动推动全国大众的全盘的努力奋斗！”2《大众生活》因此受到广大民众的热烈欢迎销售量达到2o万份过原来的《生活》周刊创造出我国杂志行的最高纪录。12月邹韬奋又与沈钧儒等人组织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邹韬奋当选为执行委员。次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邹韬奋又被选为执委。《大众生活》实际上成为救国会的会刊它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救亡运动的展为民族解放事业的实现作出了重大贡献。 邹韬奋及《大众生活》的正义言行再度激起国民党政府的惶恐。他们又使出种种计谋扼杀《大众生活》。一方面对邹韬奋本人进行人身攻击四处散布谣言诬陷、诽谤邹韬奋；另一方面严格限制《大众生活》禁止它在各地售及从邮局邮寄。国民党政府还接连派出政坛说客拉拢、利诱邹韬奋屈从就范。对于这些软硬相施的卑劣行径邹韬奋义正辞严予以了无情反击。他明确表示：“不参加救亡运动则已既参加救亡运动必尽1邹韬奋：《萍踪寄语》弁言生活书店1936年6月版。见《韬奋全集》第6卷第8—11页。1《我们的灯塔》（《〈大众生活〉创刊词》）（1935年11月16日）《韬奋全集》第*6卷第495页。2《学生救亡运动》（1935年12月21日）《韬奋全集》第6卷第—511页。力站在最前线个人生死早置度外。”11936年2月29日《大众生活》出至第16期被国民党政府查封。邹韬奋决定暂避锋芒于1936年2月出走上海前往香港。 邹韬奋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创办一份人民的报纸。为了能够公开表抗战救国主张传播各地信息他到香港后不久就开始和好友金仲华一起着手筹办《生活日报》。经过几个月的日夜苦干邹韬奋终于克服人力、财力等种种困难于6月7日出版了《生活日报》。在刊词中邹韬奋明确提出：“本报的两大目的是努力促进民族解放积极推广大众文化”力求“从民众的立场反映全国民众在现阶段内最迫切的要求”2。该报问世后积极宣传抗战救亡思想。《生活日报》行后不到两月影响所及甚远有力地推动了西南的爱国救亡运动。但鉴于香港偏安一隅地利不便信息闭塞邹韬奋遂根据读者要求宣告从8月1日起移至上海出版。 1936年7月31日邹韬奋和沈钧儒、陶行知、章乃器等四人联名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公开信进一步阐了救国会的抗敌救国主张。文中分析了国内形势指出国难当头之际全国各党派各方面应该停止纷争“共同联合起来抗日救国”。他们特别对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表示赞同和支持呼吁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应该赶快起来促成救亡联合阵线的建立应该赶快消灭过去的成见联合各党各派为抗日救国而共同奋斗1。”该信对抗日救亡联合战线的建立起了重要的宣传和推动作用。8月份移至上海的《生活日报》因国民党政府的种种干涉而未能复刊。邹韬奋便根据实际情况将该刊副刊“星期增刊”复刊并加以扩充更名为《生活星期刊》继续在上海高举抗日救亡的大旗支持各地的抗日爱国运动。 1936年11月22日深夜国民党政府以“危害民国”罪逮捕了邹韬奋和救国会的其他领导人沈钧儒、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王造时共七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和不平各地纷纷组织游行、集会等活动声讨国民党政府强烈要求释放关押入狱的7位爱国人士。在243天的狱中生活里邹韬奋始终以一个坚强的爱国民主战士的姿态同反动派针锋相对“战而不屈”表现出无畏的革命风范及英勇的斗争精神。七七事变后在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1937年7月31日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将邹韬奋等7人释放出狱。面对国人的支持和努力邹韬奋心里十分感动他由衷地表示：“我们报答之道只有更努力于救国运动更致力于大众谋福利的工作。”18月19日邹韬奋在上海创办了《抗战》三日刊次年7月该刊与柳湜主编的《全民》周刊合并更名为《全民抗战》三日刊。为了满足全国各界朋友的爱国民主要求他还先后出版了《全民抗战》战地版五日刊和《全民抗战》通俗版周刊在上海出版了《抗战画报》六日刊。这些刊物均以宣传抗战救国争取民主权利为中心内容波及范围之广影响力之大在当时均属罕见。《全1邹韬奋遗著：《患难余生记》第一章《流亡》韬奋出版社1946年5月版见《韬奋全集》第1o卷第837页。 2《〈生活日报〉创刊词》（1936年6月7日）《韬奋全集》第6卷第672页。*1《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1936年7月31日）《韬奋全集》第6卷第7o8、713页。1邹韬奋著：《经历》五一《前途》三联书店出版社1958年版见《韬奋全集》第7卷第259页。民抗战》销售量突破3o万份居全国刊物行量之冠有力地推动了爱国民主运动的展。 邹韬奋出狱后的爱国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惶恐和恼怒从1939年4月起国民党特务陆续对生活书店分店进行封闭或迫令停业；所出图书一律禁止或没收甚至连经过审查及在内政部注册的也无一例外。到1941年2月除重庆分店外生活书店在国统区内的5o余家分店全部被国民党当局封闭所有职工均被逮捕或遣散。邹韬奋对此怒不可遏。他接连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强烈抗议。1941年2月23日在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行将开幕之际邹韬奋愤然辞去国民参政员之职只身一人离渝赴港决心“愿以光明磊落的辞职行动唤起国人对于政治改革的深刻注意与推进”1邹韬奋到达香港后更积极致力于政治活动为实现民主政治奔走呼喊他对于阴谋出卖国家破坏抗战之恶势力“则一息尚存誓当与之奋斗到底”2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誓与恶势力斗争到底的决心。5月17日邹韬奋在香港重办《大众生活》。在复刊词中他大声疾呼：“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紧急问题就是如何使分裂的危机根本消灭巩固团结统一建立民主政治由而使抗战坚持到底以达到最后的胜利。”36月7日邹韬奋与救国会留港代表茅盾、长江、金仲华等9人联合表了《我们对于国事的态度和主张》一文进一步表达了要求进行民主政治改革的强烈愿望。该刊行后受到海内外读者的热烈欢迎销数很快达到1o万份。除主持《大众生活》外邹韬奋还经常以撰稿人身份在《保卫中国大同盟》英文半月刊和救国会同仁所办的《救国丛书》上表文章陈述自己的政治观点。此外他还根据亲身的经历和感受撰写出长篇史料《抗战以来》意在以光明磊落的公开言行为着中国政治的光明前途为着中国抗战建国的光明前途“唤起国人对于政治改革的认识和努力”4。邹韬奋在香港期间表的言论“是他在抗战时期言论的精华。他把国民党反动派从1937年七七事变以来因为被迫抗日所积蓄起来一些欺骗人民的政治资本彻底加以清算还它一个法西斯的本来面目”1。 太平洋战争爆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推进“南进”政策。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邹韬奋无法驻足香港只得再度流亡。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邹韬奋前往东江、苏北抗日根据地。他悉心考察了抗日根据地的状况参观、访问了许多学校并和当地群众、部队一起生产、劳动。亲身的感受和体会使他感慨万千倍受鼓舞。他深情地说：“过去十年来从事民主运动只是隔靴搔痒今天才在实际中看到了真正的民主政治。”2这时邹韬奋不幸患耳癌被迫回上海就医。患病期间他忍受耳癌袭来的阵阵刻骨的疼痛伏在床上赶写了《患难余生记》一书（未完成的遗著）和《对国事的呼吁》一文。谈到关于考察苏北根据地的印象时邹韬奋在书中由衷地写到：“当我在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亲眼看到民主政治鼓舞人民向上精1《抗战以来》七五《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的前夜》《韬奋全集》第1o卷第372页。2《我们对于国事的态度和主张》（1941年5月31日）《韬奋全集》第1o卷第385页。3《〈大众生活〉复刊词》（1941年5月17日）《韬奋全集》第1o卷第47、48页。4《抗战以来》序《韬奋全集》第1o卷第171页。 1范长江：《韬奋的思想的展》（1955年8月1日）《韬奋全集》第14卷第663—664页。2胡耐秋：《韬奋的流亡生活》三联书店出版社1979年版第71页。神挥抗战力量坚持最残酷的敌后斗争并团结各阶层以解决一切困难的情形我的精神极度兴奋我变得年轻了。我对于伟大祖国更看出了前途光明。..我正增加百倍的勇气和信心奋勉自励为我伟大祖国与伟大人民继续奋斗。”3邹韬奋一生正是抱着追求真理、追求光明的执著信念为了祖国和人民的伟大事业鞠躬尽瘁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弥留之际邹韬奋口授遗嘱郑重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请中国共产党中央严格审查我一生奋斗历史。如其合格请追认入党。”1表达了他一生不懈的政治追求和诚挚愿望。1944年7月24日邹韬奋带着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眷恋和深情离开了亲人离开了他心爱的新闻出版工作离开了他毕生致力从事的伟大的爱国民主事业。享年5o岁。 邹韬奋逝世的消息传出之后举国哀痛。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纷纷举行追悼大会隆重纪念这位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和新闻记者。1o月7日《解放日报》表了中共中央9月28日致邹韬奋家属的唁电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对其一生及其从事的伟大事业给予了崇高的赞誉和评价。电文写道：“韬奋先生二十余年为救国运动为民主政治为文化事业奋斗不息虽坐监流亡决不屈于强暴决不改变主张直至最后一息犹殷殷以祖国人民为念其精神将长在人间其著作将永垂不朽。先生遗嘱要求追认入党骨灰移葬延安我们谨以严肃而沉重的心情接受先生临终的请求并引此为吾党的光荣。韬奋先生长逝了愿中国人民齐颂先生最后呼吁为坚持团结抗战实行真正民主建设独立自由繁荣和平的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到底。”2中共领导人也亲题挽词表示深切哀悼。毛泽东的题词为：“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朱德在挽联中热切地称他为“爱国志士民主先锋”1。 邹韬奋作为一位杰出的新闻工作者和伟大的爱国民主战士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邹韬奋“舍己为公用他的一枝笔为革命利益奋斗一生的精神永远活在人民心里”2。 3《对国事的呼吁》（1944年1o月8日）《韬奋全集》第1o卷第816—817页。1《邹韬奋遗嘱》（1944年9月2日）见《邹韬奋年谱》复旦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7页。2《中共中央电唁邹韬奋先生家属》1944年9月28日见《韬奋全集》第1卷卷。1毛泽东、朱德题词：见《邹韬奋年谱》第3页。 2宋庆龄题词见《邹韬奋年谱》第3页。 第四十四章陶行知陶行知原名文濬早年改名知行后又改名行知还曾用不除庭草斋夫等笔名。1891年1o月18日（清光绪十七年九月十六日）出生于安徽歙县西郊十里地的黄潭源村祖籍浙江绍兴会稽县陶家湾。父任潮曾经营酱园有田四亩酱园停闭后以务农为生入不敷出则由母亲给人缝洗辅以度日。陶行知5岁时常随父识字本村塾师方秀才见他资质优异免费收为蒙童。15岁那年母亲在省城歙州耶稣教堂帮佣他经常挑菜进城顺便探母或者助母干活。教堂主教兼崇一学堂校长英人唐俊贤喜爱他聪敏勤快于19o6年让他免费进学堂就读19o8年因学习优异提前一年毕业。毕业后他满怀“医药救人”的心愿考入杭州广济医学堂。学习半年后方知非教徒须自费见习他愤然退学离杭去苏州。191o年秋还是受唐俊贤的资助考入南京金陵大学文学科学习。在这里他边学习边任金大学报《金陵光》中文版编辑。1911年辛亥革命爆前后在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影响下他利用《金陵光》宣传革命思想拥护民主共和。他敬佩明代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常用笔名陶知行表文章（1917年正式以陶知行为名）。1913年以全校总分第一名的成绩提前一年毕业。在毕业典礼大会上他宣读论文《共和之精义》指出：“教育实建设共和最要之手续舍教育则共和之险不可避共和之国不可建即建亦必终归于劣败。”1这些话表明了他对教育立国的坚定信念。 1914年夏陶行知得到金陵大学师友多方面的资助学校保送他去美国留学。他先入伊利诺大学攻读市政学和孙科同学1915年夏获政治学硕士学位。同年秋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究教育学为杜威和孟禄的学生和胡适同学颇受杜威教育思想的影响。1917年获都市学务总监证书后回国同年9月他受聘于南京高等师范学堂历任教员、教授、教务长等职除主讲各门教育学科外经常去市郊作教育调查。正是通过这些调查研究所得到的启示他才逐渐离开大学从事平民教育。 1917年冬陶行知回国执教的时候国内提倡民主与科学抨击封建旧制度、旧文化传播新思潮的新文化运动已经兴起。1918年夏他表了《生利主义的职业教育》主张：“职业教育应以生利为主义”；应展“生有利之物”“生有利之事”以“利群”的职业教育2；造就生利人物则“国无游民民无废才”3。这种将职业、教育和生活、国家利益相联系的设想是他的生活教育思想的表现也是他积极从事平民教育运动的思想基础。 五四运动爆后陶行知积极投入反帝爱国运动痛斥卖国的“二十一条”表演说强烈要求归还青岛。与此同时他一面继续进行校内的教育改革将教学分离的“教授法”改为“教学合一”的“教学法”1；一面又陪同应邀来华的杜威在南京、上海等地讲学（以后又陪着孟禄做调查研究）借以宣传新教育。 1921年教育界的三个团体（实际教育调查社、新教育共进社、新教育1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陶行知全集》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51页。2《陶行知全集》第1卷第8o页。 3《陶行知全集》第1卷第86页。 1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理论研究室编写：《陶行知年谱稿》教育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7页。编辑社）合并组成中华教育改进社。蔡元培等9人被选为董事陶行知任《新教育》主编。1922年5月他和蔡元培、胡适等16人联名表《我们的政治主张》指出“好政府”的基本要求应该是一个“宪政的、公开的和有计划的”政府。21923年他和朱其慧、晏阳初等共同倡议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成立宣言中说共和国的国基是否稳固全看国民是否受过相当教育“我们如想挽救全国不安的景象除了把平民教育推行全国之外决无第二个好的办法”3。一次他给友人信中说到：“中国现在危亡之祸逼在眼前万万等不得国民小学的学生长大之后再出来为国家担当责任。我们必定要努力把年富力强的人民赶紧培植起来使他们个个读书明理并愿为国鞠躬尽瘁。”4陶行知先后在南京、上海、杭州、安庆、南昌等地组织平民读书处为收容五四运动中被迫离校的学生成立“安徽公学”提倡公学师生“共学、共事、共修养”“共生活、共甘苦”5。他指出平民教育是到民间去的运动也就是到乡间去的运动；中国以农立国1oo个人中有85个住在乡村平民教育必须普遍的办。他说：“平民教育的宗旨是要叫种种人受平民化。”一方面要打通贫富贵贱“层层叠叠的横阶级”另一方面要打通行业地区的“纵阶级”“用四通八达的教育来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1。在以后的数年里陶行知从这种救国救民的平民教育展中充实了他的生活教育理论和内容。但是他以办乡村教育改造乡村和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社会”的设想最终没有实现。 1926年秋在考察南京燕子矶北固乡小学和江宁县师范等学校时他现这些乡村学校不仅教学生读书并且教学生做事、劳动、做饭由此得到启示他提出乡村学校的教员、校长要有农夫的身手教师的头脑和改造社会的精神办用钱少成绩好的活教育。为此他表了《半周岁的燕子矶国民学校》《天将明之师范学校》和《无锡小学之新生命》等文指出江宁师范“可以为中国师范教育开一个新纪元”2。1926年冬他会同东南大学教授赵叔愚一起拟订了乡村教育计划表了宣言并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办学申请着手筹办试验乡村师范学校。 1926年12月陶行知和赵叔愚公布了江苏省教育厅批准的乡村师范第一院简章暂定学制1年招收初、高中或大学第三年肄业学生有农业经验者修学期满成绩合格服务半年后可以任初小、高小或师范学校教师；有特殊才能者可任各级学校校长和乡村教育辅导员。入学考试科目除作文、常识、智力测验外必须在“农场操作一日”。1927年3月15日晓庄师范学校正式开学第一批学生16人。 晓庄师范是一所集资的私立学校上设乡村师范董事会蔡元培和王云五分别任正副董事长陶行知任秘书长兼校长赵叔愚任小学师范院院长兼研究部长。 2《陶行知年谱稿》第9页。 3《陶行知年谱稿》第11页。 4《陶行知全集》第5卷第4o—41页。 5陶行知：《中国教育改造》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1页。 1《陶行知全集》第5卷第55页。 2《中国教育改造》第51页。 1927年3月下旬北伐军进驻南京晓庄师生列队欢迎慰劳和协助部队救护伤员参加农民协会。同年3月底他去上海和北方筹措经费奔走了一个多月。4月初他在上海给晓庄师生写信说：“本校既已参加农民协会当为乡村组织教学做之实例就是已经开始与土豪、劣绅、伪农民短兵相接了。我们必须有百折不回的精神才能达到我们的目标。”信中他还说到“上海杀机四伏”倘若他被炸死“这封信就算作我的遗嘱”1。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后5月15日他又写信鼓励晓庄师生“我和诸位同是在乡村里摸路的人”“我们朝着实际生活走大致不至于迷路”2。晓庄师范就是在这种环境中艰苦创业的。他的生活教育理论也是在这样的实践中渐次形成的。其代表作有：《从野人生活出》、《生活工具主义之教育》、《如何教农民出头》、《平等与自由》、《教学做合一》、《在劳力上劳心》、《行是知之始》、《生活即教育》等重要文章。通过这些文章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在两方面各翻了半个筋斗：一是从王阳明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思想倒翻成“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这半个筋斗使他和杜威的实用主义观点“有用即真理”一致起来。这半个筋斗还促使他把陶知行的名字改为陶行知（1934年正式改名）。另半个筋斗是从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和“做中学”的理论倒翻过来成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和“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理论。他说8年来我推行杜威的思想后经验告诉我“此路不通！”“教学做合一”是碰壁后才找到的新路。他说：实际上“是生活便是教育”“是好生活便是好教育是坏生活便是坏教育”。所以我把杜威的教育理论翻了半个筋斗改成“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按“教学做合一”的原理实施教育学。1陶行知推崇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提出农民要在农业上“安根”必须依靠教师教农民实行把民权操在手中“在立脚点上谋平等于出头处求自由”2。他指出：教学做合一是主张在劳力上劳心；唯独贯彻在劳力上劳心的教育才能造就在劳力上劳心的人类。人人在劳力上劳心便可无废人便可无阶级。 自晓庄师范开办后各省市在它的影响下风起云涌竞相创设乡村师范浙江湘湖师范的建立和展便是一个显著的例子。然而好景不长晴天霹雳193o年4月12日国民党政府派兵占领了晓庄师范陶行知遭到通缉被迫流亡日本。 晓庄师范被封闭时师生3o余人被捕14名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牺牲。这一惨痛教训使陶行知意识到：“我们是实际的革命者我们已经打了一仗但还没有来得及回敬人家一拳就溃败下来了”；“中国革命要得到成功非三万万四千万农民起来不可”。31931年春陶行知自日本潜回上海匿居四川北路秘密为《申报》工作。他曾和《申报》总经理史量才说起日本工业展和科学达有关1。1陶行知：《知行书信》上海东亚图书馆1933年版第197—198页。2《知行书信》第199—2oo页。 1《陶行知全集》第2卷第187页。 2《中国教育改造》第99页。 3《陶行知年谱稿》第184—185页。 1《陶行知年谱稿》第45—46页。 史量才表示愿意捐助1o万元供他作普及科学研究基金。于是陶行知开始筹办“自然科学园”和“科学下嫁运动”的普及教育工作。当时陶行知在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下无法公开活动只得召集原晓庄师生中的董纯才、戴白韬和方与严等人出面创办“自然科学园”用陈鹤琴的名义主编“儿童科学丛书”1o8册由儿童书局出版。他亲自编写《儿童科学指导》11册提倡“玩科学把戏”和手脑并用的科学普及教育。当时他表的《手脑相长歌》不胫而走十分流行。歌词是：“人生两个宝双手与大脑。用脑不用手快要被打倒。用手不用脑饭也吃不饱。手脑都会用算是开天辟地的大好佬。”2这一时期内陶行知还在《申报》的《自由谈》专栏上以“不除庭草斋夫”等名连续表政论性文章抨击“不抵抗主义”反对“攘外必先安内”提出“不贪钱的文官”“不怕死的武官”“手脑并用的散思先生（指科学）”是救国的“三个牛皮匠”3。他还认为：“我们应当从屠夫的手里把科学夺过来”“拿科学来抑强扶弱”。他说：“科学的使命是要造富的社会不造富的个人。”41933年陶行知在上海组织中国普及教育助成会招收工读生先后组成了山海工学团晨更工学团和他亲自组建的报童工学团、流浪儿童工学团、家庭亭子间工学团和读书班等。到1934年1月仅山海工学团就已展到17处共316人参加普及“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的生活教育。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通过这些活动推动抗日反蒋运动展革命势力。如晨更工学团就是教联、沪西团区委、剧联、左联的一个活动据点。不久陶行知提出“小先生制”和“即知即传”原则推行读书识字。 这是他创造的一种普及教育的方法。这一方法经过宣传介绍后来推行到全国23个省市的一些地方。陶行知出国访问时还把小先生制传入美国、加拿大、印度等国。 1935年爆了一二九运动全国掀起了抗日救国运动高氵朝。12月12日陶行知和沈钧儒、马相伯、胡愈之、邹韬奋等28o余人联名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提出要坚持领土、主权完整反对任何伪组织和华北自治用全国的兵力、财力反抗敌人的侵略严惩一切卖国贼并抄没其财产等8项救国的主张。随后参与起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1936年1月组织国难教育社陶行知被选为社长起草《国难教育方案》。同年5月他与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等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并被推选为常务委员和执行委员。 1936年3月陶行知在《生活教育》（1934年创刊）第3卷第1、2期上先后表《国难教育方案之实质》和《生活教育之特质》两篇论文对生活教育作出了新的解释从而使他的改良主义的教育救国立场开始转变。在前一篇论文中指出当前的“生活”是国难当头整个中华民族除了反抗敌人的侵略没有法子可以获得民族解放除了流血不会获得民族自由。当大众没有解放之前生活斗争是大众唯一的教育。他把当前的国难教育任务和他的生活教育理论联系起来把大众共赴国难的生活作为教材改变了过2《陶行知全集》第4卷第173页。 3《陶行知全集》第2卷第357页。 4《陶行知全集》第5卷第242、243页。 去把日常生活作为教材的基本立场。他认为：（1）当前的教育之生命即民族之生命国难教育和生活教育已成为单一的教育。（2）国难教育在于唤醒大众组织起来救国。教育大众是当前国难教育也是生活教育的第一件大事。不许大众救国的教育是亡国的教育不是救国的教育。（3）国难教育要求一切活动以国难为中心整个中华民族就成了伟大的学校。（4）领导和群众要上下沟通才能完成救亡的使命。（5）只有实际行动才能把将亡之国救回来要在行动上接受民族解放的理论、组织、计划、纪律。为教育而教育不许行动的教育乃是加重国难的教育不是解决国难的教育1。在《生活教育之特质》一文中陶行知提出真的生活教育特质是生活的、行动的、大众的、前进的、世界的和有历史联系的。总之他把生活教育和国难教育合为一体表明生活教育、教学做合一的理论和国难教育的任务的一致。 1936年7月陶行知受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委托出席在伦敦召开的第七届“世界新教育会议”。会后他以国民外交使节的身份访问欧、美、亚、非28国和地区。他在国外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宣传中国的抗日形势动员各国人民抵制日货和联络华侨动募捐救国历时4年多。1938年回国后他将从国外捐募所得的物资经由宋庆龄转送给八路军为中华民族的抗日救国运动作出重大贡献。他在国内外的声誉也因此大为提高。 使陶行知十分气愤的是在他出国前国民党政府不给他出国护照。1936年4月他离沪去华南宣传国难教育5月从广东去香港设法解决6月到达香港。在香港逗留4天的时间里他参与撰写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这是一篇要求各党各派停止内争建立联合战线一致抗日的宣言性文件。同年7月他和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签名表了这个文件。同年9月18日毛泽东写了致章、陶、沈、邹的信向他们表示“敬意”并指出：“要达到实际地停止国民党军队对红军进攻实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先生们与我们还必须在各方面作更广大的努力与更亲密的合作。”11936年7月1o日陶行知离香港出访。11月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史良等“七君子”被捕入狱。陶行知正在美国也遭通缉。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全国抗战开始。在全国上下要求释放一切政治犯、共同抗日的压力下“七君子”被释放陶也免遭通缉。当时他在国外表的演说中将国难教育改为战时教育。同年1o月在给友人信中他分析了日本必败的三点理由：（1）中国的联合和持久抗战；（2）日本国内民主力量的兴起；（3）全世界各国对日的道义上的谴责和经济封锁。他说：“我将尽最大努力来唤醒西方国家的朋友。假使日本不能从这些国家获得战略物资它就不可能继续动战争。”21938年8月3o日陶行知回到香港。31日香港各界人士举办欢迎他和邓颖的聚餐会。此后他在香港四处宣传、募捐、动员港人和在港华侨抗日达3个多月。离港前他向记者表谈话提出今后的三大心愿：（1）创办晓庄学院培养高级人才；（2）办难童学校收容和培养流散于各地的难童；（3）办香港店员职业补习学校动员各界港胞与在港华侨抗日。1o月初他以国民参政员身份回国参加第一届二次国民参政会（第一届一次他在国1《陶行知全集》第3卷第19—21页。 1《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3页。 2《陶行知全集》第5卷第321页。 外未能参加）。会上他提出关于推行普及教育以增加抗战力量和建国基础的提案指出全面抗战要全面教育配合以争取最后的全面胜利这是抗战建国的最高原则。具体而言就是：（1）学校与社会联成一气；（2）抗战建国的生活与抗战建国的教育结成一体；（3）教人在团体的生活里取得团体的教育；（4）教人用手用脑用机械在抗战建国的工作上取得抗战建国的教育；（5）即知即传节省时间花钱最少使穷人也能受教育1。实际上这是他的生活教育理论在抗战建国条件下的新展。同年12月他在桂林成立生活教育社。成立那天郭沫若、白崇禧等文化军政要人均前来祝贺。 1939年7月2o日育才学校在重庆北碚借北温泉小学校舍开学学生人数从4o余到年底增至近百人。分音乐、戏剧、绘画、文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六组。每个组犹如大学的系。办学宗旨是应抗战建国的需要应用生活教育的原理和方法培养难童中的优秀儿童使他们成为抗战建国的人才。它的特点是一般基础教育和特殊基础教育同时进行以促使一般才能和特殊才能的统一展防止两者分裂。他说这是知、情、意三者合一的教育。知的教育不是灌输儿童死的知识而是同时引起儿童的社会兴趣与行动的意志。情的教育是调节并启儿童应有的感情主要是追求真理的感情同时也是知的教育；而追求真理的感情并且努力奉行也就是意志教育。在这种统一的教育中培养儿童的知、情、意启其自觉使其人格获得完备的展。育才学校还以集体生活为教育基础。通过集体的生活教育使儿童团结起来做追求真理的小学生、即知即传的小先生、手脑并用的小工人、反抗侵略的小战士。育才学校有“三个不”：（1）不是培养小专家而是使人才幼苗及时得到培养不致枯萎。在获得一般智能、懂得一般做人道理的同时培养有展前途的特殊才能。（2）不是培养人上人。他们从百姓中来回到百姓中去把所学贡献百姓、国家、民族和人类。（3）不是丢掉普通教育而来干这特殊教育只是生活教育运动的一件新展的工作1。7月25日育才学校从北碚迁到合川县草街子凤凰山古圣寺内。陶行知为了办好育才学校费尽心血。 在重庆的时候周恩来和董必武同陶行知的交往日渐增多不时在一起商谈政治形势和应付国民党反动措施的对策。1939年底国民党在华北动反共磨擦。194o年4月2日陶行知向《新华日报》记者表谈话指出：“目前必须要立即停止磨擦不使它再生”“敌伪怕我们干的事我们偏要干；敌伪要我们干的我们偏不干”2。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陶行知处境艰难但他仍不离开重庆。当育才学校在经济、政治多方面受到国民党种种刁难时他在一次晨会上斩钉截铁地说：“育才一定要办下去决没有自动停办之理；他宣布：今天（四月六日）定为“育才兴学节”“我决心要跟武训学我们要做一个‘集体的新武训’”。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东南亚华侨方面的经费来源中断陶行知一面紧缩开支一面加紧募捐。他还动组织育才学校中的绘画、戏剧和音乐各组师生举办展销和公演既扩大了影响也募集了部分经费。他经常提醒师生校内可以关起门来随便讲到重庆就不行了“大路上讲话1《陶行知全集》第3卷第242—243页。 1《陶行知全集》第3卷第378—379页。 2《陶行知全集》第3卷第421页。 草丛中有人听”。这说明了育才学校在政治、经济双重压迫下是如何坚韧不拔地渡过难关并有所展的。到1944年冬育才学校学生增至近3oo人。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但中国并未走上和平民主之路接踵而来的是人民反内战、反独裁和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1945年陶行知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o月在重庆召开的民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委员会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主编《民主教育》和《民主》周刊。1945年11月重庆各民主党派成立了反内战联合会呼吁各界人士联合起来制止内战。陶行知连续表文章阐述民主的意义及其和民主教育的关系。他指出民主教育是教人做主人做自己的主人做国家的主人做世界的主人。教育为公以达到天下为公。同年12月陶行知表《民主教育之普及》提出“民主教育一方面教人争取民主；一方面教人展民主”。“无论是争取民主或是展民主都要靠广大人民的群策群力才会成功”。11946年1月陶行知和李公朴在重庆管家巷28号院内创办了社会大学。他任校长李公朴任副校长兼教务长。他把“社大”的宗旨概括为“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1。社大设有政治教育系、文学系、新闻系、教育系。第一期招收学生19o多名大多是在职青年。学生自费学习教授义务讲课或者举办专题讲座。社会大学的学生在反内战反独裁斗争中起了积极作用。 1946年1月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期间陶行知和李公朴等组织民主促进会在重庆沧白堂举办民主讲座。国民党特务时来骚扰会场于2月1日公然大闹沧白堂打伤讲演者和听众多人。2月1o日重庆市各界群众在较场口集会陶行知和沈钧儒、郭沫若、李公朴等为主席团成员。国民党特务大打出手打伤李公朴、郭沫若等制造了“较场口惨案”。国民党反动派竟反诬陶行知指挥育才、社大学生捣乱要传讯他。由于全国舆论反对国民党未敢按计划行动。陶行知对师生说：“大家要沉着气要知道民主是需要用鲜血、用生命去争取的。”21946年4月陶行知离开重庆到了上海他积极参加民主运动到处为争取民主大声疾呼连续表演讲1oo多次。他一方面要经办和筹划育才学校迁来上海的诸多事宜；另一方面又在恢复和展山海工学团兴建了总校1所分校7处。7月11日李公朴在昆明遭国民党特务暗杀；5天之后闻一多又死在无声手枪之下。消息传出他也已经被列入暗杀的黑名单中。在这种险恶处境中陶行知毫不畏惧沉着地对人说：“我等着第三枪。”陶行知于7月15日得到上述消息16日给重庆育才全体师生写信嘱咐说：“深信我的生命的结束不会是育才和生活教育社之结束。我提议为民主死了一个就要加紧感召一万个人来顶补。”他劝告大家：“平时要以‘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达者不恋’的精神培养学生和我们自己。有事则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美人不能动’相勉励。前几天女青年会在沪江大学约我演讲《新中国之新教育》我提出五项修养：一为博爱而学习二为独立而学习三为民主而学习四为和平而学习五1《陶行知全集》第3卷第571页。 1《陶行知全集》第3卷第586页。 2《陶行知年谱稿》第134页。 为科学创造而学习。这些也希望大家共勉并指教。”1谁知道这封循循善诱的信件竟成了他为教育事业为和平民主奋斗终生的遗书。 1946年7月25日由于长期劳累和一连串事件的烦扰陶行知在上海爱棠新村的朋友家里突患脑溢血逝世终年55岁。噩耗传开正在上海的周恩来立即和邓颖赶往陶的住处作最后的告别。延安《解放日报》在极醒目的版面刊登了毛泽东的题词手迹：“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千古！” 陶行知一生的著作编为《陶行知全集》1985年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1《陶行知全集》第5卷第965页。 第四十五章冯友兰冯友兰字芝生中国现代著名哲学家是新理学的创立者。 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12月4日出生于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幼读私塾稍长入新式学校读书。1915至1918年在北京大学主修中国哲学。192o年赴美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杜威等人学习西方哲学。1923年回国后先后任中州大学教授、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教授。抗日战争爆后离京赴云南任西南联大教授、文学院院长。1946年8月赴美讲学为宾夕法尼亚大学客座教授1948年3月回国并坚持留在国内直至北平解放。1952年调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建国初期其思想就开始被批判“文化大革命”中其本人则被批斗、抄家。“文革”后期曾撰写过批判孔子的文章、著作。八十年代以后开始正常的学术研究工作1982年被哥伦比亚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1984年任中国文化书院名誉院长1985年任中华孔子研究所名誉所长。199o年11月因病去世。 冯友兰的学术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三部分：一是他在四十年代创立的新理学。该哲学体系“对于宋、明理学中的一些重要问题都利用近代逻辑学的成就加以说明这对于中国哲学的近代化是有益的”1。其代表作是“贞元六书”即《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二是他二三十年代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代表作是《中国哲学史》。三是建国后他对中国哲学史的重新论述及对一些零散的哲学思想的阐释代表作是七册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 从学术价值上看前两部分显然要大于后一部分下面就作分别介绍。 冯友兰的新理学是建立在“理”、“气”、“道体”、“大全”这四个中心观念之上的冯友兰自己说这四个基本概念是自己形而上学体系的基础他认为新理学的真正任务是指出和解释上述四个概念及其代表的共相、殊相世界的关系。 所谓“理”即某物之所以存在、之所以成为某物的原理。它和事物的关系是“共相”和“殊相”也就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无某“理”就没有某“事”但无某“事”不一定无某“理”。“理”可以不依存“事”而存在而且“在时间上说理先于具体事物而有；就重要性说理比具体事物更根本”2。二者的关系是“理在事上”、“理在事先”。冯友兰在晚年受了唯物论的影响一度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宣称有“事”就有“理”无“事”则无“理”二者的关系是“理在事中”。 在新理学中“理”还指支配人类社会的法则和道德原则具有伦理学的含义这是对程朱之“理”的承继与展。 新旧理学对“理”的阐释也有不同之处。程朱理学认为“理”是宇宙中具有造物能力的创造力量它存在于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之中也有变化、生灭。而新理学认为“理”是纯粹的逻辑概念无造物能力也不在时空中。它不生不灭永恒不变。 “气”不仅是一切“理”所借以实现的总的物质基础而且是“具体世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7册台湾蓝灯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12月初版第176页。2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5o页。 界的总的物质基础”1。“气”不是一种具体的东西这一点与程朱理学相异。程朱理学认为“气”有“清、浊之分”也可以是一种具体的东西。在“理”与“气”的关系问题上新理学认为前者可以离开后者而独立存在这与程朱理学并无不同。 “道体”是指从“气”到“理”实现的过程。按照冯友兰的原话就是“存在是一流行。凡存在都是事物的存在。事物的存在是某气实现某理或某某理的流行。实际的存在是无极实现太极的流行。总所有底流行谓之道体”2。“大全”就是宇宙就是“理世界”和“器世界”的总和3也就是“所有的东西的总名”。“大全”是不可思议、不可言说的。因为思议中的“大全”已不包括思议本身；言说中的“大全”也不包括言说在内两者都缩小了“大全”的外延。因此“对于大全底思议必是错误底思议。所以对于大全一涉思议即成错误”4。当然“大全”的这种不可思议性正是人思议后得出的结论是一种没有结果的结果。 冯友兰认为不仅“大全”“理”、“气”、“道体”都是形而上的东西也都是不可思议、不可言说的。这些观念“不能使人有积极底知识亦不能使人有驾驭实际底能力”1但它们可以使人知天、事天、乐天、同天以至于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此处的天即宇宙和大全）。这种作用实际上是一种哲学意义的作用是一种大用。在冯友兰看来哲学本是空虚之学“是对于人生底有系统底反思底思想”2“是对于人类精神生活的反思”3。哲学的作用不是使人增加实际知识增加驾驭实际的能力而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 “理”、“气”、“道体”、“大全”既然是形而上的东西那么新理学确实是一种“‘不著实际’底形上学”4。它所讲的实质上是“圣人之道”而儒学认为圣人最适宜于做王因此新理学所讲的是儒学的“内圣外王”之道“而且是‘内圣外王之道’的最精纯底要素”5。从这一点上来看冯友兰确实是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 作为一种较为完善的哲学体系新理学还有其独特的道德观、历史观、人生境界说、唯物唯心说等等。 新理学的道德观。它认为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又有各种行为。人的某些行为可以维持社会的存在这些行为就是道德的反之则是不道德的。人的另外一些行为与社会的存在与否无关那就无所谓道德或不道德。而且社会不同是因为其存在之“理”不同；“理”不同“理”所规定的基本规律就不同社会制度也因之而相异。人的行为是否道德不能以某一特定的规律特定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为标准而应明确“合乎其所属于之社会1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第248页。 2《三松堂全集》第5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2页。 3“理世界”就是“理”的总和又名“真际”、“太极”。“器世界”就是具体事物的总和又名“实际”。4《三松堂全集》第4卷第634页。 1《三松堂全集》第5卷第159页。 2《三松堂全集》第5卷第165页。 3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第246页。 4《三松堂全集》第5卷第147、16o页。 5《三松堂全集》第5卷第147、16o页。 之理所规定之规律者其行为是道德底反乎此者是不道德底”1。这就等于说与某一社会同时存在并维持该社会存在的道德就是合理的道德尽管这个社会也许并非完善、健康进步。冯友兰就这样把道德、道德的是非固定化了“一种社会中底人的行为只可以其社会的道德标准批评之。如其行为照其社会的道德标准是道德底则即永远是道德底”2。冯友兰因此而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样的封建性道德也给予了某种程度的肯定这就很难让人苟同了。但这种道德观不以一种标准来裁定是非不以今断古以偏盖全以情代理此则为其长处。 到了晚年冯友兰的思想有了较大转变主张道德分为“可变的道德” 和“不变的道德”两种。前者随某种具体的社会而有社会存则存社会亡则亡；后者具有社会性不随某种具体社会形态的改变而改变。“只要有社会就得有那种道德如果没有社会就根本组织不起来即使暂时组织起来最后也要土崩瓦解”3。这种道德观就较为全面合理了。 新理学的历史观。冯友兰认为历史是不可改变的“已如此即永如此”；历史是有力量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事物的现在与将来；历史是向前展的而且是变化的是在变化中的继续。他还认为社会的变化不是个人造成的而是历史、时势使然。 人生境界说也是新理学的重要内容。那么什么是人的境界？人的境界有哪几种呢？“宇宙人生对于人所有底某种不同底意义即构成*人所有底某种境界”1。而人的境界按照由低到高的秩序可以分为四种：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 自然境界中的人顺乎个人的习惯及自然界的法则行事但对自身行为的意义并没有清楚的了解只是“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功利境界中的人以“为我”、“求利”为目的。他们把社会与个人对立起来认为社会是压迫个人的人是出于生存的需要才生活在社会中的因此人的行为应以“求利”为目的。“大多数普通人的境界都是功利境界”2。 道德境界的特征是此境界中的人的行为其目的是“行义”的即为社会谋利益的。“尽伦尽职”是这些人的一个重要特征。他们求“成就一个是”却“并不计其行为所及底对象是不是值得他如此”3天地境界中的人对宇宙有很深的“觉解”4强调自己的行为要“与天地参”要对社会、人生、宇宙有所贡献。这种境界中的人是圣人能够“物物而不物于物”还能消除“我”与“非我”、内与外的分别在精神上自同于“大全”达到“万物皆备于我”的天、地、人合一的境界。 自然、功利、道德、天地这四种境界的层次是由低到高的。前两种境1三松堂全集》第4卷第118、276页。 2《三松堂全集》第4卷第118、276页。 3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第299页。 1《三松堂全集》第4卷第549页。 2《三松堂全集》第4卷第583、616页。 3《三松堂全集》第4卷第583、616页。 4“觉解”指人对事物所具有的一种自觉的了解。“觉”指人做某事时自觉其是在做某事；“解”指人做某事时了解某事是怎么一回事。 界人可以不必努力自然达到。而后两种境界则必须不断努力才能达到。另外此种境界中的人也可能行彼种境界中的人所常做的事但不会持久动机也很复杂。比如功利境界中的人也可能行道德之事但动机往往是以此为求名求利的工具。道德境界中的人也可能做争权夺利之事但往往是为了高尚的目的。即使是天地境界中的人也还是“日用不离常行内”的也还是“虽不以利害为利害而却亦为一般人兴利除害”的。1最后是境界、学问、功业的关系。冯友兰认为一个人境界的高低与其学问、事功的大小没有必然联系。 综上所述新理学是冯友兰以追寻东西方文明中所表现出来的人类思想与心灵的共通性弘扬越特殊个体的共性探求不受时空地域局限的普遍真理为指导思想借鉴中外哲学优秀成果承继宋儒兼收庄子之学及魏晋道学禅说采用西方哲学思辨方法创造出来的中西融合的完整的形而上学体系。其创立在中国哲学展史上具有继往开来的重大意义。这一哲学体系自身具有很高的学术、思想价值冯友兰正是藉此成为一代大哲学家。在新理学中各组成部分是彼此联系相辅相成的。四个基本概念是其基础；“共相”与“殊相”、“真际”与“实际”的辩证关系为其重要内容；对四个概念及其相关内容的论断是新理学的基本原理。从这些基本原理出冯友兰推演出了新理学的道德观、历史观、人生境界说等后者也从更广的角度扩展、深化了这些原理。新理学的道德观以“理”为道德的终极标准；历史观强调历史在本质上是“道体”的一种表现“道体”没有间断历史也就不能停顿总是在展变化；人生境界说认为人通过自身修养是可以在精神上与“大全”融为一体从而消除“真际”与“实际”的界限。新理学这几部分内容的紧密联系最终使新理学成为一个系统的有机整体。 二十年代冯友兰开始以西学方法从事哲学研究工作。193o年出版了《中国哲学史》上篇三年后该书下篇出版。这两册《中国哲学史》“对于‘哲学’方面较为注重其在‘史’之方面则似有一点可值提及”1。 冯友兰在书中对比了标准的西洋哲学与中国学说的异同点认为前者的内涵和外延都不足以包容后者。他由此认定“所谓中国哲学者即中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某部分之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也”2。 他之所以采用西洋标准在于近代学问起于西洋。使用西洋定义便于同各种近代学问的沟通。 冯友兰在书中还谈了自己对中国哲学和中国历史的关系等问题的认识。 在冯友兰看来哲学与历史是相互影响的。他认为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时代精神而当时的哲学即为时代精神的结晶。研究中华民族的历史而不明了各个时期的哲学成果是达不到研究目的的。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哲学史在中国通史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在《中国哲学史》上册中冯友兰认为自孔子至淮南王刘安这一段是中国哲学的“子学时代”。因为这一时期诸子学说竞起争鸣具有“诸子并起”、“百家争鸣”的特点。 1《三松堂全集》第4卷第641页。 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序言部分中华书局1961年版。 2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第8页。 在该册书中冯友兰以孔学为“子学时代”的开端。因为他觉着“就其门人所纪录者观之孔子实有有系统的思想。由斯而言则在中国哲学史中孔子实占开山之地位。后世尊为惟一师表虽不对而亦非无由。以此之故此哲学史自孔子讲起盖在孔子以前无有系统的思想可以称为哲学也”1。他以淮南王刘安所在的西汉初年为“子学时代”的终结期。并举出两个理由：一是刘安的宾客写了《淮南鸿烈》一书冯友兰认为该书虽杂取各家之言不定中心思想但其中的宇宙论部分较为完整翔实这是中国哲学有完整的宇宙论之始。二则这以后不久汉武帝依董仲舒之言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诸子学说由此而衰有些甚至湮没无闻。中国哲学自此转入“经学时代”直至康有为才终结。 但在《中国哲学史》下册中冯友兰却对上册中的一些说法作了改动。 他转而认为“经学时代”至廖平终结了。冯友兰对这一问题认识的转变往往被人们所忽视以至于有人仍引用冯原来的观点以“经学时代”至康有为终结。 其实在《中国哲学史》下册中冯友兰详细地讲了自己转变看法的原因：一则廖平讲今文经学较康有为早康有为曾受其影响。二则在清代今文经学三个代表人物中（康有为、谭嗣同、廖平）廖平最后死。“廖平之学实为经学最后之壁垒就时间言就其学之内容言皆可以结经学时代之局者也。”1冯友兰还对廖平之学作了阐述认为该学的主要内容为经学六变。第一变为“今古”。主张今古文经学同出于孔子只不过古文经学宗孔子初年之说今文经学宗孔子晚年之说。今古二派“如水火阴阳”相妨而又相济。第二变为“尊今抑古”认为今天人们所说的古文经学已非先秦之古文经学乃是刘歆及后人所伪造。此说与康有为同。第三变讲“小大”之学宣称今古经学之分亦小大之分即孔子治中国之制与治世界之制之分。孔子的经学是全球的制度法律在全世界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孔子乃得为全球之神圣六艺乃得为宇宙之公言”2。第四变讲“天人”认为将来世界进化归于众生皆佛而佛出于道道出于孔。孔经所包极为广博。经学第五变把六经分为人学三经天学三经。前者为《礼》、《春秋》、《尚书》；后者为《乐》、《诗》、《易》。其经学第六变“未见刊本”无法确知其详。 冯友兰认为廖平之说“若以历史或哲学视之则可谓无价值之可言。但廖平之学实为中国哲学史中经学时代之结束。自此方面观之则廖平在哲学史中之地位亦有相当重要”3。 “经学时代”之后为中国哲学史中之新时代。此新时代在冯友兰看来已在“经学时代”未完全结束前开始。只因为新的哲学体系尚在创造之中还未真正形成这样“写的中国哲学史亦只可暂以经学时代之结束终焉”4。 《中国哲学史》在“辨伪”的基础上大量占有古籍材料采用西方体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第29页。 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第1o41页。 2廖平：《经学四变记》第5页。转引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第1o37页。3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第1o4o、1o41页。 4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第1o4o、1o41页。 例并用展的观点系统论述了中国哲学流派的来龙去脉、思想主张、学说体系方法简明也较为科学。而且冯“没有以一种哲学的成见来写中国哲学史”1这样就较好地保持了古人思想的原貌。这部书出版不久就获得行家较高的评价被誉为“取材谨严持论精确”2。 在写作《中国哲学史》的过程中冯友兰充分熟悉了中国哲学史料对各家学说都有了较深入的了解对于道学和宋明儒学体会尤深在写作该书下册时他已经尝试着用自己的新实在论哲学观点来论述解释宋明儒学了。这些都为他四十年代创造出自己的新理学体系做了较为充分的准备。《中国哲学史》是冯友兰学术生涯中取得的第二大成就。该书自1937年被derkbodde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行后立即风行海外并被译成法、德、意大利、日、阿拉伯等多种文字至今仍在被多国大学引用并一版再版仍被各国视为中国哲学史方面的权威、经典之作。 建国以后冯友兰在心态上把爱民族、爱国同拥护新社会、拥护共产党等同起来较为主动地进行自我批判。他写了《“新理学”底自我检讨》、《从“新理学”底自我检讨说到新旧哲学底区别》、《新理学原形》、《关于中国资产阶级哲学的问题——答谢关锋同志》等文章对自己的哲学体系、哲学思想不断进行否定。“文革”初期他还是惨遭批斗。“批林批孔”运动掀起后冯友兰为了避祸就主动写了《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复古与反复古是两条路线的斗争》等文章后来又写了《论孔丘》一书大批儒学。总之在哲学上再无新的建树。 他也较为努力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以之为准则提出了一些对他自己而言较新的观点：哲学“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一个社会的上层建筑为它的基础服务。它也是为阶级社会中的一定阶级服务是一定阶级的要求和愿望的反映是阶级斗争在思想战线的工具”1。 哲学史“就是哲学展的历史..它本身也是一个时代的社会的上层建筑。它也是有阶级性和党性的它也是为巩固它的经济基础而服务”2。哲学的展是和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的展紧密联系的中国哲学史就是一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 除了提出上述哲学新观点外冯友兰此期的主要学术活动是修订自己的《中国哲学史》写作《中国哲学史新编》但进展甚慢。他在《三松堂自序》中回顾说：“这样拖延固然一方面是由于非我所能控制的原因可是我必须说明也是由于在许多论点上我还在踌躇没有作出最后的决定。”3没有决定的原因在于他思想上的矛盾。一方面作为一个大哲学家即使在那段非常时期他仍保留了一些哲学上的独特创见“抽象继承法”就是其中之一。该理论主张对哲学遗产进行“抽象继承”即不仅注意一个哲学命题的1金岳霖：《审查报告》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附录部分。 2陈寅恪：《审查报告》（一）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附录部分。1冯友兰：《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国哲学史论文二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2—3页。 2冯友兰：《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国哲学史论文二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2—3页。 3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第365页。 具体意义还要注意它的抽象意义“只有这样作才可以看出哲学中可以继承的思想还是很不少的。..如果过重于在具体意义方面看那么可继承的东西就很少了。必须两方面都加以适当的注意适当的照顾。这样我们就可以对古代哲学思想有全面的了解”1。这一理论提出后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以后则遭到了陈伯达、关锋的批判。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再次提到“抽象继承法”时说：“其实严格地说一个哲学命题不能有具体意义它应该排斥具体意义。我原来所说的具体意义实际上是一个哲学命题在实际情况中的应用或是人们对于它的不同了解这是一个哲学命题所要排斥的。我原来的提法的这些不妥之处也是引起当时辩论的一个原因。”2另一方面建国后冯友兰急于转变成一个新人这使他匆匆忙忙地改变了很多过去的观点说了一些人云亦云的话其中有些他自己就没有完全信服。这样就造成了思想上的矛盾导致他写作《中国哲学史新编》时困难重重。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冯友兰深刻地反省了自己开始从政治向学术回归修订、出版了七册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并在其中对自己的一些哲学观点进行了再修正。 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它的方法是理论思维。它的作用是锻炼、展人的理论思维丰富、展人的精神境界”3。 哲学史是哲学展的历史而哲学的展总要围绕一些真正的哲学问题哲学史必须说明这些问题这个定义就否定了哲学史就是唯物主义唯心主义斗争史之论。写哲学史则“要抓时代思潮要抓思潮的主题要说明这个主题是一个什么样的哲学问题”。 中国哲学史的分期也有了新变化共分古代、中古、近代、现代四期。 “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贯穿在各个时代之中。这是它们的共性各时代都有它们的特殊的精神面貌这是它们的特殊性。”这四个时期按其主要精神面貌的不同又可分为七段。按此七段冯友兰把他的《中国哲学史》分为七册来写按七个主题讲述中国哲学。1以上是我们对冯友兰哲学生涯的大致介绍。 寻找中西文化间人类思想的共通性追寻不受时间、空间、国别民族限制的普遍真理为中国这个“旧邦”谋“新命”是冯友兰给自己确定的哲学使命。这一使命的具体内容是：一方面谋求解释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时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努力挖掘传统文化中有价值的部分使传统文化能在日趋现代化的中国获得新的生命人文精神得以重建。冯友兰经常引用《诗经》中“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一语来明志说明自己的志向在于使古老的中国在现代世界中重获新生。 他的哲学活动都在围绕“旧邦新命”的主题而进行。他早年好学深思孜孜求知是西方新实在主义“共相”理论的崇信者。旋即在中国宋明理学中现了相似的“共相”学说认识到人类的思维具有一种共同性东西方文化具有很大的共通性。中年他完成了从西方哲学向中国传统儒学的转变回归创造了一种由宋儒理学而来又不同于前者的新理学体系达到了一生事1冯友兰：《中国哲学遗产底继承问题》《中国哲学史论文集》第92—93页。2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第287页。 3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1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页。1这七个主题是：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道学、近代变法、现代革命。业的顶峰。晚年他忏悔彷徨终成悲剧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执著于“旧邦新命”的使命努力向真正的哲学回归表现出顽强而可贵的一代哲学宗师的品格。 第四十六章张东荪张东荪原名万田字东荪辛亥前后曾用笔名“圣心”晚年自号“独宜老人”。1886年12月9日出生祖籍为浙江杭县（今杭州市）。据张东荪手订《增订张氏近世考》记载张氏祖辈为官宦世家。曾祖父张裴做过嘉定知县、泰州知州。祖父张之杲曾任嘉定、吴江、阳湖、长洲等县知县1843年升泰州知州1853年病逝任内。父亲张上龢（1839—1916年）曾先后任直隶昌黎、博野、宁县、万全、内邱、静海、元城知县。张东荪长兄张尔田（原名采田）。在父亲及长兄督责下张东荪自幼受传统儒学的启蒙教育。19o2年左右张东荪偶读佛经为其中深奥的思辨玄理吸引对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他曾回忆说：“我是十八岁读《楞严经》便起了哲学的兴趣。”1又说：“我在十八九岁的时候曾信仰过佛教。”2早年研读佛经对他的思想影响较大。一方面养成了他对哲学的浓厚兴趣培植了他苦思冥想的哲学素养直接促了他“以为非窥探宇宙的秘密万物的根源不可”的“疑心妄想”1。另一方面为日后的哲学研究奠定了基础佛学成为他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 19o5年张东荪由官派留学日本入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他与蓝公武、冯心支同住在日本本乡丸山新町。起初本是佛教信徒的他与蓝公武时常讨论生死问题但很快便接触了西方自然科学与西方哲学并为之折服。他曾说：“我在那时已略略领受西洋哲学的滋味尤其对于心理学起了兴味。”2因此当蓝公武对他讲“大悟万物唯心的道理”时他开始产生了一个疑问：佛教所谓解脱或涅槃的境界是否一种心理的变态。 19o6年他与蓝公武等在东京创办了《教育》杂志。它是综合性的学术月刊由他与冯世德组织的“爱智会”主办。该刊物以“会合东西各国学者研究高尚学问尽人道、洗俗垢使世界庄严洁净为旨归”分社说、学说、科学、思潮、批评、纪事等九个专栏以介绍和讨论哲学、伦理问题为重心。在创刊号上他表了《心理学悬记》（与蓝公武合译）、《催眠心理学》（与蓝公武合编）节译了达尔文的《物种由来》。在二月号上除继续连载译文外他还表了运用西方科学研究哲学问题的习作《真理篇》。仅从《教育》杂志这两期中已可知张东荪的思想已生了较大变化接触和掌握了西方科学与西方哲学初步冲破了中国传统思想的束缚。 辛亥革命前夕张东荪从日本回国。1911年他在《东方杂志》上以“圣心”的笔名表了第一篇政论文章：《论现今国民道德堕落之原因及其救治法》。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倾向革命的张东荪从北京南下参加了临时政府并任临时内务部秘书。1912年4月南京临时政府解散后他曾这样记述自己的活动：“大部分人都到北京参加袁世凯先生所组织的政府我则不愿意参加。彼时孙中山先生组织国民党把凡在南京任过事的人一律作为党员我的名字亦在其列但我亦未加承认。”此时梁启组织进步党“我的朋友以进步党人为多且较密切我却从未正1张东荪：《新哲学论丛》序商务印书馆1929年8月版。下同。 2张东荪：《读〈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事新报》副刊《学灯》1922年3月1张东荪：《新哲学论丛》序。 2张东荪：《出世思想与西洋哲学》《东方杂志》第22卷18号1925年9月25日。式加入该党亦向不与闻他们的党的活动”1。但因他与梁启及进步党关系密切主张又颇相近故仍被时人视为进步党的骨干。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前夕张东荪积极活跃于民国政治舞台“动了几年救国念头从事研究政治”2。但他主要是以评议时局、研究政体、介绍西方政治理论和政治制度的方式参与政治的。他在《庸言》、《中华杂志》、《新中华》和《甲寅》等刊物上表大量政论文章（仅1913年就达到3o多篇）对当时重大的政治问题如国会性质、宪法性质、总统制与内阁制、总统权限、行政裁判制度、预算制度、联邦制度、地方自治制度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成为民国初期著名的政论家。他站在社会改良的立场上不赞同孙中山动二次革命；但也坚决反对袁世凯独裁专制统治为此曾写过许多政论文章进行抨击深为袁世凯不满。当袁世凯大搞复辟帝制活动后他先后表了《复辟论之评判》、《名实与帝制》等文章进行抨击当袁世凯授意美国顾问古德诺表《共和与君主论》鼓吹“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时张东荪立即表《对于古博士国体论之质疑》坚决进行批驳。洪宪帝制复辟破产后他主张孙中山与梁启联合共建中国共和制度并表了《今后之政运观》、《修改国会组织法及选举法私议》等文章。但因国民党人与进步党人“意气之争”他的主张不为人注意。1917年11月他在《东方杂志》上表了《贤人政治》长文进一步阐明自己的政治主张仍不为段祺瑞政府所纳。 1918年新国会举行选举梁启、张东荪为的研究系（由进步党演变而成）企图借机确立在新国会中第一大党的地位但段祺瑞为的皖系军阀政客组织安福俱乐部操纵国会选举研究系在新国会选举中惨败。梁、张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政体的政治理想破灭。张东荪认识到“立宪派只问政体而不问国体在表面似乎较革命派为接近一些民主真义无奈他们只以政府构造上着眼而忽视关于社会主义全般的义理”1开始重新考虑自己和研究系今后的出路。1918年底梁启决定赴欧洲考察途经上海时与张东荪、黄潮初畅谈一通宵“着实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相约此后决然舍弃要从思想界尽些微力”2。张东荪随后也表示此后“誓不为政治性质的运动”要以“教育、著书、译书”终其一生为中国思想文化界尽其力量3。 自1917年起张东荪接替张君劢主编研究系在上海的喉舌《时事新报》。1918年3月他创办《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以“促进教育、灌输文化”“屏门户之见、广商权之资”“非为本报同人撰论之用、乃为社会学子立说之地”为宗旨。1919年初他把《学灯》由周刊改为日刊；4月又聘请俞颂华主编《学灯》副刊介绍西方各种新思潮。《学灯》副刊成为与北京《晨报》副刊、《民国日报》副刊《觉悟》齐名的介绍新思潮的三大副刊之一。1919年9月他在上海创办《解放与改造》杂志自任主编。1张东荪：《理性与民主》序论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 2张东荪：《新哲学论丛》序。 1张东荪：《理性与民主》序论。 2梁启：《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9页。3张君劢、张东荪：《中国之前途：德国乎？俄国乎？》《解放与改造》第2卷14号192o年7月15日。 在创刊号上亲自撰写创刊“宣言”表题为《第三种文明》的社论并写了长篇读书杂录《罗塞尔的政治思想》提纲挈领地表明研究系的趋向及其所信奉的学说和主义即要致力于社会的解放与改造培养“第三种文明”。此后他又在《解放与改造》、《时事新报》等报刊上表《新思想与新运动》、《奥斯的社会主义》、《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评资本主义的办事方法》、《改造要全体谐和》、《中国之前途：德国乎？俄国乎？》等文章全面介绍和讨论“社会主义”宣传社会改良。 192o年3月梁启欧游回国与张东荪等组织共学社成立讲学社。 9月《解放与改造》改名为《改造》并在《刊词》中申明：要将基尔特社会主义精神向“实际的方面”贯彻。同时梁启、张东荪以讲学社名义邀请英国哲学家、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罗素来华讲学。张东荪陪同他到湖南等省演讲。192o年12月6日张东荪从湖南回到上海后在《时事新报》上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的时评。陈望道、李达、邵力子、陈独秀等对此文进行批驳展开了五四时期著名的“社会主义论战”。张东荪连续表《大家须记罗素先生给我们的忠告》、《答高践四书》、《长期的忍耐》、《再答颂华兄》等文章进行反驳。192o年12月25日他表了《现在与将来》的长文全面阐述了他以基尔特社会主义为核心的社会改良思想。1921年1月19日梁启写了《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赞同并支持张东荪的观点并对《现在与将来》作了某些“明补正”。2月15日张东荪又作了《一个申说》对自己的观点作了“比较正式说明”系统阐述了所谓“资本主义必倒而社会主义必兴”为了兴社会主义必须先展资本主义的“阶段说”。1921年9月16日他又创办了《时事新报》副刊《社会主义研究》在《宣言》中公开宣言：“我们怀抱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思想竖起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旗帜..宣言我们是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全面提出了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的信仰、研究方向及宣传目的；认定：“我们信仰基尔特社会主义系出于我们的研究结果我们信仰基尔特社会主义确是民主主义思想的究极而且是社会改造原理最彻底的一个。”在遭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有力批评后中国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思想市场越来越小。1922年6月和9月《社会主义研究》和《改造》杂志相继停刊。 192o年张东荪等人开始在上海筹办中国公学。他自任大学部主任聘请国内名师做教授后因经费困难而辞职。对于他在中国公学的情况他的好友俞颂华回忆说：“他也办过中国公学他办学的时候据我所知道有两个特色：一是积极充实图书设备提倡研究的学风。这话在那时中公毕业及读过书的校友都能负责证明的。所可惜的那时经费有限而且他主持校政的时间亦不够长。”1在五四时期新旧思潮大论战中张东荪表了《突变与潜变》、《答章行严君》、《答潘力山君与程耿君》、《读〈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等文章反对章士钊的调和论批评梁漱溟的文化观主张“彻底输入西方文化”。他认为：“要起中国的沉疴非彻底输入西方文化不可所谓输入西方文化自然是指科学而言然而输入科学却非先改变做人的态度不为功。所以输入科学而求其彻底则非把科学的祖宗充分输入不可。科学的祖宗非他西洋哲学便是。..我们介绍科学不求彻底则已如要彻底则非充分介绍哲学不1俞颂华：《论张东荪》上海《人物杂志》第2卷6期1947年6月2o日。可。”1所以张东荪输入西方文化的核心是西方哲学。1921年12月在《民铎》上表《柏格森哲学与罗素的批评》1922年在《东方杂志》上表《新实在论的论理主义》1923年表《这是甲》、《批导的实在论》、《相对论的哲学与新伦理主义》、《唯用论在现代哲学上的真正地位》、《伯洛德的感相论》1924年表《出世思想与西洋哲学》1925年译介英国哲学家卡阿著《科学与哲学》1928年表《新创化论》等。对西方现代哲学各种流派都作了介绍。而尤其注重于柏格森的创化论、罗素的新实在论、穆耿的新创化论、相对论哲学及康德的知识论。 1923年2月张君劢在清华大学演讲《人生观》认为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人生观之解决惟赖玄学。4月12日丁文江在《努力周报》上表《玄学与科学》反驳张君劢的观点展开了关于人生观问题论战（也称“科学与玄学论战”）。张东荪6月9日表《劳而无功》一文站在玄学派一边反对科学的人生观。此后他又写了《科学与哲学》一书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他说：“余于书中所斤斤言之者即在科学之性质一点其次则为哲学之性质以为今之扬科学之大旗往来于闹市者实未尝真知科学之为何物。”1认为：“科学的哲学不是真正的哲学。真正的哲学即拿科学本身来批评即从科学所由成的知识而逆探宇宙的根本。”21924年春张东荪辞去《时事新报》主编专任中国公学教授后又任上海光华大学教授193o年北上就任北平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34年暑假曾一度到广州任过学海书院院长）。1929年他将自己十余年来在哲学研究中所著的论文编成《新哲学论丛》由商务印书馆印行初步构建了一套自己的“新哲学”体系：“泛架构主义”和“层创进化”的宇宙观、“主智的创造的”人生观和“交互作用”的认识论。 1927年后他有见于“报纸完全变为他人的喉舌不能说自己的话了”乃彻底脱离报界而转入哲学领域3。1927年8月他与瞿世英（菊农）创办中国第一个哲学研究专刊《哲学评论》为中国学者进行哲学研究提供研究和争鸣园地推进了中国现代哲学研究的开展。从1928年起他先后为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的“abc丛书”写了《人生观abc》（1929年1月初版）、《哲学abc》（1929年初出版）、《精神分析abc》（1929年5月出版）和《西洋哲学abc》。1931年12月他在《哲学评论》上表《条理范畴与设准》开始提出新的认识论观点。1932年在《大陆杂志》第1卷第3、4、5期上表《认识论的多元论》提出了新的认识论体系——“认识的多元主义”。1934年9月他出版《认识论》一书进一步挥前二文中的观点正式形成了“多元认识论”体系。“我承认外界有其条理内界（即心）亦有其立法；内界的立法又分为两种一为直观上的先验方式一为思维上的先验方式（这一点与康德相似）；至于感觉则不是真正的‘存在者’所以我此说有几个方面因名之曰多元论。”11936年1o月他在《东方杂志》上表《多元认识论重述》开始修改和充实“多元认识论”不久他对该文加1张东荪：《初学哲学之一参考》《东方杂志》第23卷1号1926年1月1o日。1张东荪：《科学与哲学》《东方杂志》第22卷2号1925年1月25日。2张东荪：《科学与哲学——一名从我的观点批评科玄论战》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第72页。3《思想与社会》序论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3页。 1张东荪：《认识论》上海世界书局1934年版第46页。 以进一步修改后于1937年1月收入《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中。通过研读西方现代哲学张东荪了解到：“现代哲学研究的趋向大体是集中于价值论的研究尤其是以价值论来吸收伦理学。”2所以他从二十年代后期开始将介绍西方哲学的重心集中于西方道德学和价值论上。他“根据原著提取需要”“藉问题之迭变以明思想之进化”“根据阅读数十种西洋伦理学名著的结果”撰成《道德哲学》一书193o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印行。该著出版后在当时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曾多次出版。在三十年代张东荪主编了世界书局出版的《哲学丛书》丛书分上、下两卷共16种。他撰著的《认识论》、《现代哲学》、《现代伦理学》等列入其中。1935年1o月他与瞿菊农又创办了《文哲月刊》。他撰写了《刊词》并表了《彭基相译笛卡儿方法论序》、《关于宋明理学之性质》、《思想自由问题》等文。三十年代张东荪已成为中国著名的哲学家被公认为“中国新唯心论领袖”。有人说“中国新唯心论的领袖无异议的常推张东荪先生”1。同时他也被公认为五四以来第一个尝试创建中国现代哲学体系者。“中国研究西洋哲学的人不可谓不多说到能由西洋哲学中引申出来新的意见建设新的哲学恐怕只有张东荪先生一人。”2这一点连他的论敌也是承认的。叶青曾说：“中国在五四时代才开始其古代哲学底否定现在固没有坚强的近代体系然而已在建设之中了。作这种企图的先要算张东荪。所读欧洲过去和现在的哲学著作很多不像五四胡适那样只读一点美国书失之浅薄。如果我们说梁启和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哲学的启蒙运动者那末张东荪就是中国近代哲学底系统建立人。”3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1931年9月18日张东荪在《大公报》副刊《现代思潮》上表《我亦谈谈辩证法的唯物论》对“物质”及“物质之变化”两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概念进行非难挑起了三十年代唯物辩证法论战（又称“哲学论战”）。1932年他又表了《辩证法的各种问题》进一步推动了论战的进程。1933年1月又写了《动的逻辑是可能的么？》从逻辑学角度非难辩证法。1934年6月又在《新中华》上表《思想的论坛上几个时髦问题》反对哲学具有党派性的观点。1934年6月25日他又写了长达三万多字的文章《唯物辩证法之总检讨》对唯物辩证法进行全面批驳。同年1o月他将各种反对和非难辩证法的文章汇编成书以《唯物辩证法论战》为书名由北平民友书局出版。在“弁言”中他宣称：“本书专对唯物辩证法作反对的批评乃只限于所谓赤色哲学而绝非对于共产主义全体而言。”此书的出版把唯物辩证法论战推向高氵朝张东荪也因此成为唯物辩证法论战的主将。1935年叶青仿此体例将反驳张东荪的文章收集编成《哲学论战》一书形成对垒的两军使论战白热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艾思奇、邓云特（邓拓）、李达等也参加了论战对张东荪和叶青的观点进行了批驳。 对于中国政局张东荪时时留意。他对政治的态度是：“我之对于政治完全是一种打抱不平的态度。虽时时表政论然从来不计及本身。..我之2张东荪：《价值哲学》序上海世界书局1934年版。 1孙道升：《现代中国哲学界之解剖》《国闻周报》第12卷第45期1935年1月。2孙道升：《现代中国哲学界之解剖》《国闻周报》第12卷第45期1935年1月。3叶青：《张东荪哲学批判》序。上海辛垦书店1931年版。 好为政论不外乎想抵抗那个要毁灭文化的内外潮流。”1为对抗国民党一党专政1932年他与张君劢组织了国家社会党（简称“国社党”）创办机关刊物《再生》周刊。对于创立国社党的原因他后来解释说：“至于到九一八事变以后忽然和张君劢先生组织国家社会党乃纯是为了国民党的‘党外无党’一句话而激成。我即相信民主主义当然是反对一党专政。国民党不许另外有党存在我们民主主义者便不能不另立一个党以表明我们的思想是自由的。目的不过如此。”2张东荪起草了国社党的政治宣言《我们所要说的话》明确提出了所谓“修正的民主政治”（又称“科学的民主政治”）：“我们对于政治是把根据效率的科学与个性差别的科学以与站在平等原理上的民治主义调和为一；于经济是把易于造产的集产主义与宜于分配的普产主义以及侧重自治的行会主义调和为一；于教育是把淑世主义与自由主义调和为一；然后三方面再综合之成一整个儿的。”1同时列举了关于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的98条政纲。 此后张东荪在《再生》、《自由评论》等刊物上表了一系列政论文章重要的有：《党的问题》、《阶级问题》、《为国家计与为国民党计》、《民主与专政是不相容的么？》、《国民无罪——评国民党的宪政论》、《结束训政与开放党禁》等。他虽不赞同中共的土地革命但更坚决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要求国民党结束训政实行宪政。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表后他表了《评共产党宣言并论全国大合作》、《从拥护政府说起》等文章赞同国共合作联合抗日实现国内和平和民族团结欢迎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认为《八一宣言》的表标志着中共政策的“转向”。中共北方局书记刘少奇以“陶尚行”笔名致函张东荪阐释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赞同张东荪关于中共政策“转向”的观点。张东荪随即表《从教育的意义上欢迎共产党的转向》、《关于陶许两封信的感想》坚持自己的观点。 ------------ 18 1937年七七事变后张东荪分析了国内外时局正式形成了调和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国民党与共产党借以共同对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所谓“中间性的政治路线”。(w w w . q i s u w a n g . c o m 奇 书 网)1938年初他与叶笃义等人从北平秘密至汉口、桂林借参加国民参政会之机准备将此意见直接进献给国民政府。但他有见于“国共合作并不是建立于诚意真心政府未必采纳”便扫兴地返回北平。在燕京大学他一面教书从知识社会学角度研究社会著述《知识与文化》一书（194o年最后完稿1946年作为吴文藻主编的《社会学丛刊甲集第2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一面关注和研究国内外时局的展与中共地下党接触介绍学生离开北平到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或西南大后方。他预料日美必然开战主张提前先行解散燕大把教员与学生转移到解放区或西南大后方。 张东荪的言行早为日本宪兵注意。1941年12月8日日本对美国宣战日本宪兵包围并强占了燕京大学。张东荪与其他1o名燕大教授被捕。他先被送到西苑日本宪兵队不久押送到沙滩旧北京大学的红楼（北平日本宪1张东荪：《思想与社会》序论第3页。 2张东荪：《理性与民主》第4—5页。 1记者：《我们所要说的话》《再生》周刊第1卷第1期1932年5月2o日。兵总部所在地）与赵紫宸关在第16号牢房。张东荪是当时全国知名的哲学家和学者日本宪兵企图拉拢他为日本人做事。具有强烈爱国意识的张东荪利用各种借口挫败了日寇的阴谋。他回忆说：日本人“希望我答应与汪政府合作我便以狡猾的态度对付之。我说：我一向是个国民党的反对者汪精卫是国民党其政府亦是国民党决不能与之合作”。接着日本人“要求我向在拘留中的中国共产党员加以劝诱使其感化可以招供”。张东荪回答说：“共产党不是捉、打、杀所能扑灭的。你们日本军何必来管中国的事因为共产党是中国政治上的一个问题。”1关押两个月后1942年2月他被移送铁狮子胡同日本军部然后押解炮局胡同陆军监狱。张东荪先后自杀四次而未遂并与看守厮打不屈服于日寇的淫威。1942年6月18日被日军判处一年半徒刑缓刑三年。在写了一具“出狱以后不离开北平”的保证书后他被保释出狱。在此后3年间他的行动时时为日本宪兵监视。“平均每日宪兵安达必来我家一次。每次都劝我出山”实际上是监视张东荪。尽管张东荪一度产生“出狱后立即逃上西山”的想法但因病终未成行。张东荪出狱半年后开始撰写《思想与社会》一书。“书中所说几乎完全是增补前作《知识与文化》亦可说就是《知识与文化》之续编。或称之为姊妹编亦无不可。”1此书作为“东西文化丛书”之一种194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后他“继承前两书中所说的问题而想从另一方面作进一步的挥”遂著成《理性与民主》于抗战胜利前后完稿1946年5月由商务印书馆行。这三本书构成了张东荪独立的知识论体系形成了较完整的文化思想和“渐进的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治理论。 1944年张东荪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任中央常委。1945年11月他作为民盟代表从北平飞赴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他任政治协商会议军事组的召集人及综合委员会委员。在会议上他提出了《政治协商会议与国防新案》本着“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两个原则认为“民主是一个具有程度的东西”现在中国所要从事的是“民主之起码的基本条件”；提出了三条解决军队问题的方案：“（甲）寓兵于全民；（乙）取消所有常备的职业兵；（丙）使军队等于专门学者（即科学家）然于政党以外而给以最优厚的待遇使其安心任事。”21946年1月16日他与梁漱溟、张君劢、张澜等9人代表中国民主同盟提出《实现军队国家化并大量裁兵案》。当晚在沧白堂政协会议讲演会场张东荪与郭沫若作为报告人介绍政协会议情况时国民党特务进行捣乱他拍案而起怒斥特务们的无耻行径。政协会议结束后他重回北平燕京大学。 1946年5月22日他在天津青年会演讲《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把抗战初形成的“中间路线”的主张正式公诸于世。他认为“中国必须于内政上建立一个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中间的政治制度”“政治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在国共两党关系上“要把他们中偏右者稍稍拉到左转；偏左者稍稍拉到右转在这样右派向左左派向右的情形下使中国1张东荪：《狱中生活简记》《观察》第2卷第13—17期1947年5月24日—6月21日。下同。1张东荪：《思想与社会》序论第1页。 2张东荪：《政治协商会议与国防新案》《民主生活》（重庆版）第2期1946年1月16日。得到一个和谐与团结并由团结得到统一”1。该文表后立即引起较大反响施复亮、储安平、傅雷等人纷纷著文赞同并鼓吹所谓“中间路线”。1946年1o月民盟起“美军退出中国”运动张东荪表《为美国利害着想美军应及早撤退》。当国民党违背政协决议非法召开“国民大会”时张东荪拒绝参加国民大会并与参加“国大”的民社党脑张君劢“划地绝交”以抗议国民党的一党专制。 1946年底他赴上海参加中国民主同盟召开的一届二中全会。在会上他当选为民盟秘书长为在国内重建和平而努力。1947年3月施复亮在《时与文》创刊号上表《中间派的政治路线》引起了张东荪的同感和共鸣他一口气写了《追述我们努力建立‘联合政府’的用意》、《和平何以会死了》及《美国对华与中国自处》进一步阐中间路线的政治主张。当时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由美赴欧鼓吹和平；而张东荪在国内也鼓吹和平一时引起较大震动。张东荪被人称为“东方的华莱士”1。 1947年冬国民党包办国民大会准备所谓“行宪”国民大会。梁漱溟表《预告选灾追论宪政》一文抨击国民党独裁专制对中国能否走上“英美式宪政之路”表示怀疑。张东荪也著文《我亦追论宪政兼及文化的诊断》认为中国自民国以来所有的选举都为特殊势力所利用。西方民主制度本身是中性的无所谓好坏“而毛病还是出于中国本身”是由于中国“文化之失调”。该文表后立即引起较大争议。北京大学教授樊弘表《与梁漱溟张东荪两先生论中国的文化与政治》。12月3日张东荪表《敬答樊弘先生》接着又表了《关于中国出路的看法——再答樊弘先生》、《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经济平等与废除剥削》等文章围绕“中国出路”问题展开激烈的讨论。 1948年7月张东荪著成《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该书“主要在于说明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只是民主主义的后身二者本是一物若以为二者对立且有冲突乃是错误的。同时要说明经过历史的教训社会主义者早已将若干不切实际的地方自行删去了。”2这部著作一经出版立即畅销全国在社会思想界引起较大反响。不到半年时间便四次再版行达9ooo册。 《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出版后张东荪又表了《增产与革命——写了〈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以后》、《论真革命与假革命》、《知识分子与文化的自由》等文重新调整自己的政治思路放弃和修改了部分政治主张倾向于中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认识到“知识分子不足为社会的中坚”提出中国今后的前途只有一个即“新型民主”。“新型民主”实际上与中共的“新民主主义”是一致的。 此后张东荪多方与中共地下党秘密接触。1948年底他代表民盟建议傅作义将军与中共联系走和平解放北平的道路。12月24日他作为傅作义的和谈代表到蓟县与中共代表秘密谈判为和平解放北平作出了重大贡献。1949年初曾到河北西柏坡与中共领袖毛泽东会晤。1949年9月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兼燕京大学（后为北京大学）教授。1952年因故辞去1张东荪：《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再生》周刊第118期。1946年6月22日。1俞颂华：《论张东荪》。 2张东荪：《经济平等与废除剥削》《观察》第4卷第2期1948年3月6日。政府职务。1968年1月被捕。1973年6月2日病逝于北京终年88岁。张东荪一生“以哲学兴趣为主而又不能忘情于政治”1。毕生勤奋研读不停地著述。先后表了数百篇各类文章著译、编各种著作2o余部。其主要著作有：《新哲学论丛》、《认识论》、《道德哲学》、《知识与文化》、《思想与社会》、《理性与民主》和《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等。 1张东荪：《思想与社会》序论第2页。 第四十七章李四光李四光原名李仲揆。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1o月26日生于湖北省黄冈县回龙镇下张家湾村1。祖父库里蒙古族人。父亲卓侯改为李姓是一位乡村私塾的教师。李仲揆5岁入塾学习。19o2年到武昌考入新办的第二高等小学堂改名四光。在校学习成绩优异19o4年获官费保送赴日本留学。 抵日后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结识宋教仁、马君武等人。19o5年8月三人一起参加了孙中山倡导的革命活动成立中国同盟会时为创建会员李四光是其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孙中山见他年轻曾赠他八个字：“努力向学蔚为国用”给以勉励和期望。19o7年7月李四光考入大阪高等工业学校学造船机械。191o年7月毕业归国任教于武昌昙华林湖北中等工业学堂并参与了一些革命社团之间的联络活动。1911年夏秋之交清廷举行辛亥第六次游学生廷试李四光到北京参加了这次考试成绩为最优等被列入“工科进士”榜。1o月1o日武昌义爆全国响应湖北成立鄂军都督府。李四光立即赶回武昌任都督府理财部参事随后被选为实业部部长。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湖北实业部改为实业司李四光仍任司长为调整恢复工商业支援革命战争做了大量工作。次年3月袁世凯任大总统倒行逆施。鄂军都督黎元洪归附袁世凯。李四光愤于辛亥革命失败辞去了一切职务。按临时政府稽勋局规定李四光被列为对革命有功人员再度公费保送出国留学。1913年7月李四光远涉重洋到英国伯明翰大学先学了两年采冶再转入地质系专攻地质学。入学期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物价上涨生活艰苦李四光曾多次利用假期到矿山工作赚点钱以弥补其学习费用和生活费用之不足；并对英国矿业情况有所了解。经过五年的学习1918年5月李四光提交了题为“中国之地质”的论文。6月经伯明翰大学授予自然科学硕士学位。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告结束战胜国在巴黎召开了“和平会议”。李四光决定去欧洲大陆作一次地质旅行并对战后各国情况作些了解。 192o年2月李四光应友人的邀请到巴黎留法勤工俭学会作了一次学术讲演题目是《现代繁华与炭》。讲演时他提出：“学术问题不能人云亦云”搞科学研究的“心只管细胆只管大掌握逻辑思维天经地义的学说也不能吓倒我们要知真正讲学的精神就是为真理而奋斗。”1这些语言表达了他在学术上要求独立思考走独立自主道路的意志。他这篇以煤炭为主并涉及到各种新能源的讲演也勾画出他后来为中国现代化解决能源长期思索和实践的精神。 离开巴黎后他到了瑞士登上了阿尔卑斯山考察了琳琅瑰丽的现代冰川及地貌形态；深入莱茵谷地考察了有关矿山和构造；并到德国柏林等处察看战后景况然后由柏林到莫斯科坐火车穿过辽阔的西伯利亚回到了北京。应蔡元培的聘约1921年1月到北京大学地质系正式开课开始他的教授生活。 1下张家湾村现为回龙一库水库库区村已不存。 1李四光：《现代繁华与炭》原载《太平洋》第2卷第七号192o年。现载《李四光全集》第8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7页。 中国近代科学在二十世纪初还处于草创的初始阶段。辛亥革命后经章鸿钊的倡议丁文江的经营奔走1913年培训了一批地质工作人员在此基础上1916年创办了地质调查所开始了中国有组织的地质矿产调查工作。李四光原准备回国后主要从事实地的调查工作。由于丁文江感到中国地质工作后继需人极力主张他到学校任教李四光经过考虑认为培训自己的地质学家是当时一项刻不容缓的紧急任务于是决定到北京大学地质系任教。李四光在系里开讲岩石学、高等岩石学和构造地质学等课程每年还多次带领学生到野外实习。他在教学的同时就开始了他创造性的地质科学研究工作。 李四光在北京大学还参与了许多重要的校务活动。他担任过北大第二院庶务主任北大的预科、仪器、聘任、财务以及图书等委员会的委员、主任等职务1922年11月和1924年1o月曾两度当选为校评议会评议员参与了北京大学有关治校的一些决策性的讨论。 李四光开课期间结合带学生到野外实习的机会做了许多重要的地质考察工作表了不少独具创见的科学论文可以说他一生在地质学上的主要成就都是在这个时期开始的1。例如1921年现太行山东麓及大同盆地的第四纪冰川遗迹从此为中国第四纪研究展开了新的篇章为中国第四纪冰川学说揭开了序幕也为国内外地学界带来了长期讨论的重要课题；在古生物学研究方面他创立了鉴定■科化石的新方法提出■科分类的十项标准并于1927年表了他的第一部科学专著《中国北方之■科》并获伯明翰大学授予科学博士的荣誉；在构造地质学方面1926年表的《地球表面形象变迁之主因》一文1是他以后创立地质力学这门学科的萌芽。此外在岩石学研究方法上也有创新的贡献。 1922年1月在丁文江主持下李四光参加了成立中国地质学会的筹备工作在成立会上他被选为第一届副会长。以后他经常在地质学会年会上和会志上表自己重要的学术论文。1925年8、9月间李四光代表北京大学到苏联出席苏联科学院成立2oo周年纪念大会在会上他会见了苏联许多著名的地质学家如卡尔宾斯基、巴甫诺夫、费尔斯曼等人广泛地交换了学术上的意见并代表中方邀请了苏联科学院永久书记欧登堡第二年到中国访问进行学术交流。 1927年7月李四光应蔡元培邀请到上海参加了筹备中央研究院的工作。从1928年1月开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他一直担任着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职务。虽然他主要精力放在展地质科学研究工作上但从1931年秋开始他又兼任北京大学地质系系主任和研究教授的职务直到1936年暑假还领着北大地质系四年级毕业生上庐山实习。在1926—1929年期间李四光还在湖北家乡筹建了一座现代化高等学府武汉大学1。他是这所大学校舍建筑设备委员会的委员长。 三十年代初李四光开始了长江中下游第四纪冰川遗迹的调查研究。从1许杰：《回忆我的老师李四光同志和他的科学活动》；杨钟健：《李四光老师回忆录》等文章载《李四光纪念文集》地质出版社1981年版。 1李四光：《地质力学方法》科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1—28页。 1李进才等：《李四光与武汉大学》载《李四光学术研究文集》地质出版社1984年版第124—125页。 1931年开始他几上庐山、黄山、九华山和天目山最后决定对庐山进行系统而详细的研究。1937年终于完成了《冰期之庐山》的初稿明确地指出庐山是中国第四纪冰川的典型地区是“困惑难解和耸人听闻学说的诞生场所”2。尽管多年来持不同意见的学者仍有人在。《冰期之庐山》1947年正式出版后许多从事第四纪冰川地质工作者都认为它是一部第四纪冰川学的经典性著作为中国第四纪冰川学说奠定了基础。 1934—1936年李四光应邀赴英讲学在伦敦、剑桥和伯明翰等地的八所大学讲授中国地质学。这份讲稿整理成《中国地质学》一书公开出版后在国内外影响很大学术界给予很高的评价。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李约瑟（josephneedham）博士说：“最卓越的地质学家之一李四光为我们提供了第一部内容丰富的地学著作。”3在该书英文版222页分析新华夏构造体系沉降带育的特点时李四光明确提出在华北平原下部有可能找到石油储藏。反映了他从研究构造的角度寻找隐伏资源的独到见解。书中还用了一章专门介绍中国第四纪冰川遗迹的实际材料反映了李四光对这一问题的认真态度和执着精神。这次讲学结束后他横渡大西洋到了美国在美国从东到西作了一次地质考察。 1937年抗日战争爆李四光率领地质研究所人员内迁广西桂林。 在抗战八年的艰难岁月里李四光在桂林度过了将近7个春秋。到桂林不久李四光就被广西当局聘请为广西建设委员会的研究员曾为广西建设表过一些重要意见。 李四光在桂林还会见了早年同盟会的老朋友、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为实现两人以前的共同心愿李四光在桂林附近的良丰创办了桂林科学实验馆为广西科学文化事业的展办了一件实事。李四光和地质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一道开展了广西的地质调查填绘了广西地质图。四十年代初他还长途跋涉两度调查南岭地质考察过鄂西、川东、湘西、桂北、闽西、赣南等地的地质构造情况和冰川遗迹表了不少学术论著如《广西台地构造之轮廓》、《南岭何在》、《南岭东段地质力学之研究》以及《鄂西川东湘西桂北第四纪冰川现象述要》1等。 1944年日寇内侵直逼桂林地质研究所经贵阳迁往重庆。由于长途奔波环境困扰李四光的健康转坏曾一度病倒在沙坪坝。1945年4、5月间重庆大学和中央大学地质系联合邀请李四光到重庆大学连续作了题为《地质力学之基础与方法》的专题学术讲演这是李四光二十多年研究地质力学的一次总结也是地质力学这门学科的第一部专著后经中华书局正式出版。 1945年8月14日日本投降八年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但是蒋介石又挑起内战烽火李四光为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担忧不已。1946年夏他从四川回到了上海并转杭州养病数月。1947年7月中国地质学会理事会推选他为中国出席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学会代表。1948年2月李四光偕夫人许淑彬一同由杭赴沪转港乘船赴英出席在伦敦举行的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学2陈群、张祥光、周国钧、段万倜、黄孝葵：《李四光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9页。原文见李四光：《中国第四纪冰川》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7页、第2o页。3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总论第1分册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132页。1景才瑞等编：《李四光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89—499页。会会上他宣读了《新华夏海之起源》一文。会后他和夫人商定到英国海边博恩默斯居住一段时间。在这里李四光非常关心祖国的解放战争每天阅读英国共产党出版的《工人日报》。还买了英文版的《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等书籍认真阅读。他深信共产党必胜。他深情地期待着祖国的解放新中国的诞生。 1949年1o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李四光从报纸上见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恨不得立即起程归国。正在这时得一位友人通知说国民党政府驻英大使馆奉命要阻拦他回国。李四光当即和夫人商定星夜只身离英摆脱监视；夫人随后赶到巴塞尔与他会合然后赴意大利并从热那亚港登轮启程回国。195o年4月初李四光夫妇经香港抵广州回到了祖国大陆。5月来到了北京。 李四光被安排在北京饭店临时住下后周恩来总理曾亲自到住处来看望他两人谈了将近3个小时。周恩来提出希望李四光能帮助党和政府团结全国广大的科学家为繁荣祖国的科学事业出力；并协助郭沫若院长做好自然科学方面科学家的工作。还有一项急待着手进行的重要工作期待他去做那就是把旧中国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地质工作者组织起来为急待开展的工矿资源勘察服务。李四光深知完成这三项任务的艰巨性和紧迫性。他承担了下来。 关于团结科学家的工作李四光一直是很热心的。早在抗日战争后期一部分科学技术工作者不满于当时政府对科学界的迫害在当时中共驻重庆办事处和周恩来的关怀下在重庆成立了科学工作者协会（简称科协）推举竺可桢为理事长李四光为监事长凃长望为总干事。科协的展很快在国内大城市和中国留学生较多的国家先后成立了分会并于1946年7月与法、英、美、捷等国的一些科学团体共同起成立了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简称世界科协）。北京解放后1949年5月在中共统战部的推动下中国科协与中国科学社（1915年成立）、中国自然科学社（1927年成立）、东北科学研究会（1948年东北解放后成立）共同起建议召开一次全国科学会议。经过酝酿由吴玉章主持举行了筹委会会议决定召开中华全国第一次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并讨论推选出科学界参加新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代表17人李四光是其中之一。政协一届一次会议闭幕后1o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11月1日政务院决定成立中国科学院任命李四光为副院长之一。李四光这时还在国外未能赶上参加上述会议。 李四光回到北京出席了一届政协第二次会议并作了一次言受到与会者的重视。不久他参加全国教育会议毛主席接见代表时还对他在政协的言表示了赞许。 8月17日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正式举行李四光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身份在会上作了题为《新中国的科学研究》的报告1。这次会上还通过筹委会建议成立的以各门学科学会为会员的“中华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简称科联）；以科技工作者个人为会员的“中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简称科普）。大会推选李四光为科联主席侯德榜等为副主席；推选梁希为科普主席茅以升等为副主席。1958年因形势要求两会合1李四光：《新中国的科学研究》载《科学通报》195o年第1卷第5期第289—291页。并为中华全国科学技术协会李四光当选为主席。在李四光的主持下并在几位副主席和各有关单位的积极支持下科协对促进广大科学技术工作者通过学会进行跨机构间的学术交流和国际交流对新学科学会的建立对人民科学技术教育的普及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由于中国科协曾经是世界科协起会员新中国成立后李四光被推为世界科协的副主席之一。在五六十年代李四光与世界科协主席法国著名科学家约里奥·居里（j.curie）等常有书信往来共同对反对原子战争保卫世界和平、声援被迫害的科学家等活动表示了相互的支持。1956年世界科协成立1o周年4月1日至3日世界科协第16届执行局会议和协会成立1o周年纪念会在北京举行英国物理学家鲍威尔（世界科协副主席之一）等及理事十余人到会。李四光在会上言强调要使科学服务于崇高的目的——为人类谋更多的福利。1964年8月21—31日由中国邀请有亚、非、拉、澳44个国家367位科学家参加的国际科学讨论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前夕李四光以中国科协主席身份在人民大会堂主持了招待会数百位中国科学家和各国科学家欢聚一堂。陈毅副总理在会上致词称这次讨论会是各国科学家胜利会师的大会、团结的大会。会议期间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国家领导人分别接见了到会的全体科学家。 由于李四光本人的科学造诣和他在国内外科学活动中的声誉在第二届全国政协会议期间他作为科学界的代表当选为政协副主席并连续当选为第三、第四届政协副主席。 李四光在工作中特别注意工、农业建设中需要多学科综合技术解决的问题常组织各个有关专业的科学家分工协作共同探索解决问题的途径与方法。 李四光很早就关注原子能科学研究工作归国到职后即关注钱三强的工作安排。积极支持近代物理所的建立多次由钱三强陪同到所视察并与科学家座谈并和当时院党组书记张稼夫多次讨论原子能研究工作的安排问题。 195o年9月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成立统一部署全国地质调查研究与勘探工作。1952年9月在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李四光任部长何长工、刘杰、宋应任副部长。为了适应国民经济建设迅展的需要根据中央指示地质部一开始就采取了大转变、大展的方针。在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的基础上建立了北京、长春等地质院校开始大规模培训新生力量。中国地质工作出现了空前未有的蓬勃展的形势。1953年夏末李四光在北戴河休养期间正值朱德委员长、李富春副总理也在此休养。李四光到朱德住所向朱德作了放射性探测演示随后两人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交谈。1954年地质部着手放射性矿产资源的调查在地质部普查委员会内成立第二办公室专管铀矿地质工作。不久二办扩大成为地质部三局（以后改属二机部、三机部和核工业部）。1955年1月15日李四光、刘杰、钱三强参加了毛泽东主席主持召开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汇报了铀矿地质工作的进展再次演示了铀矿石标本的探测反应。当与会领导听到了探测器“嘎嘎”的声响大家都很高兴。毛主席当场作了重要的讲话指出：“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1由此我国拉开了原子能事业的序幕。李四光在中国科学院院务常务会议上提出了加强原子能研究推广同位素应用的建议。经科学院党组与二机部党组联合报请中央政治局批准成立“中国科学院原子核科学委员会（简称核委）李四光为主任委员张劲夫、刘杰、钱三强为副主任委员。钱三强负责核委的经常工作。 此时的李四光作为地质学家急国家之所急一手抓铀矿地质一手抓天然油气地质。以往他多侧重基础性研究工作积累了丰实的科学知识与经验为适应新中国展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他又积极开拓应用地质领域的工作。 1954年3月1日李四光应邀到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作了《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勘探远景》的报告。当时参加报告会的有苏联石油访问团和在华工作的石油专家。他用地质力学理论详细地论证了我国地质构造特征和可能含油的远景地区着重指出从东北平原通过渤海湾、华北平原往南到两湖地区是有重要意义的地区应组织力量进行摸底。以后他又指出新华夏构造体系最东边的一条沉降带黄海、东海乃至南海地区的海域含油远景并不亚于陆地。李四光全局性、战略性的预测在后来的区域普查和开勘探中基本上一步一步得到了证实。李四光在寻找祖国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方面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并因地球科学对现大庆油田的突出贡献而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他的地质力学理论也因此受到了特别的重视。1956年地质部成立了地质力学研究室1958年改成研究所李四光亲自兼任所长。当时李四光还担任着全国石油地质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这年李四光还被苏联科学院全体大会推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第二年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又授予他卡尔宾斯基金质奖章。他在国际上享有崇高的荣誉和威望。 1959年李四光开始撰写《地质力学概论》1962年内部行。这部著作系统总结了李四光和他的学生们几十年的研究成果是地质力学文库中的经典性著作它标志着地质力学的完善与成熟。地质力学研究所用这部书做教材一连办了三期地质力学进修班向1oo多名地质研究骨干介绍了地质力学理论与方法并使地质力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应用、普及和验证。196o年李四光在北京西山地质力学研究所召开了中国第四纪冰川遗迹研究工作座谈会并带领与会人员察看了北京西山地区新现的第四纪冰川遗迹。会上成立了中国第四纪冰川遗迹研究中心联络组李四光任组长指导全国第四纪冰川遗迹的调查研究工作。 1962年广东新丰江水库建成后连续生诱性地震李四光十分关心他组织力量着手研究测试地应力的活动规律。1966年邢台生强震之后李四光对地震预测研究更加感到紧迫他亲自到现场亲自作地应力测试试验。他认为作为地壳能量集中释放的地震是有脉络可寻的是有前兆出现的只要深入工作是可以预报的。他为解决地震预报问题进行深入的试验研究。早在1953年中国科学院就成立了地震工作委员会李四光兼任主任委员做过一些工作但大多是跟在地震的后面跑。李四光认为没有提前1o年、15年在战略性地区开展地震预报的研究工作是犯了一个错误。李四光认为要预测地震就要划分危险区建立地震预测试验站研究地震应力作用的过程。要进行地应力测量就应该仔细研究构造应力场。了1《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矿产史》复印本第61页地质矿产部编印。 解了应力场的特点才好追索构造运动的起源。但这仅仅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还应注重岩石性质问题岩石的机械性质和化学性质是很重要的决定因素。把这两种因素即矛盾的双方同时加以考虑和分析才能对地震生的时间、地点、频度和强度作出科学的判断。李四光认为这是对地震预报的一条有效的探索途径。1971年4月在他病危期间还曾问大夫他还有多少时间？他说：“如果还能给我半年时间地震预报的解决是有希望的。”1可惜4月29日他就溘然长逝了。李四光的去世对于我国地震预报工作是难以弥补的一个损失。 李四光在生命最后的一二年中还为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领导编写了一本《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摘要（初稿）》。这本书可以说是他一生攻研地球科学思想路线的总结与表达。他把天、地、生三者视为一个相互制约、相互联系的整体再把有关数、理、化的部分知识要点精炼出来熔于一炉表达了李四光在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长期科学实践中所形成的思路、观点与认识。这种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系统整体论思想及其方法论是十分可贵的。1972年这本书正式出版全书15万多字附有6o多幅照片和插图。书的最后一部分“地壳构造和地壳运动”是全书的一个重点。在这里李四光再次强调了构造体系的观点提出解决大陆构造问题应该立足于确实可靠的构造现象即构造体系的研究。这一点也是李四光在地质学上最重要的贡献。 李四光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还特别关心地下热能资源的开与利用逝世前一年他不顾身患危症一定要到天津视察地下热水的开与利用的情况。打开地下热能宝库减轻煤炭资源的消耗是他多年在能源利用方面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他逝世前最为关心的重大问题之一。 李四光在科学实践的道路上毕生研究地质力学应用地质力学的理论与方法在矿产地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石油地质、铀矿地质、煤田地质、地热地质、地震地质以及第四纪地质等方面开拓了广阔的新的领域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他对古生物学、岩石学、地球化学、地球物理以及模拟实验、地应力测量等方面的研究都有出色的成就。李四光的学术成就和科学业绩他的科学著作、科学思想和创造性的科学方法都是我国科学文化宝库中的重要财富。 1958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周恩来总理曾说：“李四光是一面旗帜对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1在1971年5月2日李四光的追悼会上周总理又号召大家：“要继承李四光的事业学习和展李四光创立的地质学说要把李四光生前的遗著整理出来公开表广泛流传。”21许淑彬、李林：《石迹耿千秋——回忆李四光》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第117—118页。1转引自陈群等：《李四光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2页。 2《第四纪研究》第3期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99页。 第四十八章华罗庚华罗庚191o年生于江苏金坛。父亲华瑞栋人称华老祥原是江苏丹阳访仙桥人后来搬迁到金坛定居。华老祥13岁时开始做学徒学做生意后来自己筹资开了一个小店赚得钱后又开了一个中等规模的店最后则开了一家大店。有了钱之后华老祥逐渐放松了对生意的经营。一场大火把大店烧个精光中店也倒闭了只剩下一个小店。 华老祥在4o岁时生了一个儿子这就是华罗庚。华罗庚在金坛念小学的时候金坛还没有初级中学。金坛初中创办那年华罗庚小学毕业他幸运地进了这个初中。1925年他以全班第二名初中毕业。 由于家境贫寒华老祥无力让华罗庚继续升高中。经过努力华罗庚考取了由黄炎培等主办的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商科。华老祥除需维持一家四口人的生活外家里还住有几个侄儿与侄女一直帮助他们到结婚成家为止因此家境愈益困窘。仅仅为了家里拿不出5o元的学费华罗庚不得不放弃还差一学期就毕业的机会弃学回金坛帮助其父经营“乾生泰”小店。 这时华罗庚已对数学产生了强烈的兴趣。那时有一个留法学物理的青年叫王维克回到金坛执教于金坛初中。他欣赏华罗庚的数学才能并借书给华罗庚看有一本大代数一本解析几何一本5o页的微积分。华罗庚边站柜台边用零散的时间学习数学。家里人都说他在看“天书”。为了怕他看书影响做生意华老祥多次要撕掉他的“天书”。 1927年华罗庚与吴筱元女士结婚。次年生女名华顺以后他们又有了三个儿子华俊东、华陵与华光和两个女儿华苏与华密。 1929年金坛生了流行瘟疫（大概是伤寒）华罗庚染病卧床6个月曾高烧昏迷不醒6个月未翻身病虽痊愈但左腿留下残疾走路时要左腿先划一个大圆圈右腿跨一小步。有人嘻称他按“圆与直线”行走。华罗庚病愈后家境更贫寒。幸得王维克帮忙让他在金坛初中补习班教书。刚教了一个月王维克校长就被人告了一状说他任用不合格教员华罗庚王维克一怒之下拂袖而去。继任校长韩大受委任华罗庚为会计总算没有让他失业。 1926年上海《学艺》杂志（1o卷1o期）上载有一篇苏家驹的文章《代数的五次方程式的解法》。一般五次以上代数方程的根是不能用系数的四则运算及根式来表示的这已由n.h.阿贝尔（abe1）于1826年证明。苏家驹当时是知道这件事的。由于他自以为得到了一个可解的“证明”又未现错误而表该文。华罗庚当时也已知道阿贝尔定理他找到了苏家驹文章的错误。他于193o年在上海《科学》（15卷2期）上表《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指出苏文中有一个12阶的行列式计算错了。这是华罗庚表的第二篇文章他的第一篇文章是讨论j.c.f.施图姆（sturm）定理的刊于1929年《科学》14卷上。 华罗庚的论文引起当时的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的注意他认为华罗庚有天才有培养前途。使熊庆来纳闷的是从未听说过数学界中有一个华罗庚。后来熊庆来从系里一个教员金坛人唐培经那里打听到华罗庚的情况。经熊庆来推荐华罗庚于1931年来清华大学任算学系助理管理图书、公文也兼办杂事。在清华大学华罗庚如鱼得水拼命学习数学。至1933年华罗庚的水平与能力已为大家所认识。系里欲聘任他为助教但又碰到同样的资格问题。为华罗庚的问题理学院开会讨论不少教授如郑桐荪、杨武之、叶企荪等认为清华大学出了个华罗庚是一件好事不应该因资格问题而限制人才使用。由此他被破格提升为助教授微积分课。1934年他又任“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董事会”乙种研究员1935年他被提升为教员。 华罗庚在清华大学期间除对高等数学基础知识全面认真学习外特别致力于数论的学习例如d.希尔伯特（hi1bert）的《数论报告》（berichtuberdietheoriedera1gebr）与e.兰道（landau）的《数论教程》（共三卷）（vor1esungenuberzah1entheorieband1231927）等名著他都已融会贯通。那时他致力于华林（waring）问题及其有关问题的研究。他的工作曾得到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杨武之的指点与帮助。 1936年左右法国著名数学家j.阿达马（hadamard）与美国著名数学家n.维纳（wiener）来清华大学系统讲学。华罗庚的好学和勤奋深深地感动了他们二人他们非常器重华罗庚。华罗庚从他们的讲学中深受教益。阿达玛向华罗庚指出n.m.维诺格拉多夫对华林问题的研究非常出色是这方面研究的主要方向从此华罗庚进入了研究堆垒数论的主流。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中华罗庚的工作受到维诺格拉多夫的影响。华罗庚从维纳那里学到大量傅里叶（fourier）分析的知识与技能这与他以后的工作有着密切的关联。华罗庚在清华大学时算学系有陈省身、许宝騄、柯召、吴大任等物理系有王竹溪、赵九章等。华罗庚时常跟他们论学问难互相切磋。 1936年维纳将华罗庚推荐给英国剑桥大学著名数学家g.h.哈代（hardy）盛赞华罗庚是中国的s.a.拉马努金（ramanujan）。华罗庚得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每年12oo美元的乙种补助以一个访问学者的身份去英国剑桥大学进修。哈代与j.e.李特尔伍德（litt1ewood）都很赞赏华罗庚保证两年可以给华罗庚博士学位但他却表示：“我来剑桥大学是为了求学问而不是为了学位。” 华罗庚在剑桥大学时结识了一批优秀的年轻数学家如h.海尔布伦（hei1bronn）、h.达文波特（davenport）、t.埃斯特曼（estermann）r.a.兰金（rankin）与e.ch.蒂奇马什（titchmarsh）等人他们互相切磋并从他们那里得到不少帮助。 在英国华罗庚致力于解析数论特别是圆法与三角和估计的研究。他的工作水平有了实质的提高。例如关于完整三角和的估计、华林问题与e.普罗黑（prouhet）问题（或普罗黑塔利（tarry）问题）等的重要研究经过半个世纪的考验他当时的论文已成为众所周知的经典文献。 1937年抗日战争爆华罗庚于1938年毅然回到云南省昆明市。鉴于他的学术水平与才华不少大学争聘他。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杨武之破格提拔华罗庚为正教授于是他在位于昆明市的西南联合大学（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与南开大学联合组成共同招生各校自聘教授三校研究生自由选课与参加讨论班）执教。这时他虽然仍继续其数论研究并完成他的专著《堆垒素数论》但他的主要研究兴趣已从数论转移而致力于群论、矩阵几何学、自守函数论与多复变函数论的研究。围绕这些学科华罗庚与其他数学家一起倡导并主持了各种讨论班。参加过他的讨论班而以后闻名的数学家中有段学复、闵嗣鹤、樊■、徐贤修受过他的影响及听过他的课的青年还有蓝仲雄、王湘浩、孙本旺、彭慧云、田方增、徐利治、钟开莱与严志达等人。1946年2至5月华罗庚应苏联科学院与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邀请到苏联进行了3个月的访问。 由于美国原子弹的震撼国民政府军政部部长陈诚、次长兼兵工署长俞大维欲建立国防科技乃经由曾昭抡邀华罗庚与吴大猷去重庆商谈。他们向陈诚、俞大维陈述我国科学落后应由培养人才入手。陈诚、俞大维采纳此议。由军政部资助两年费用华罗庚、曾昭抡、吴大猷率优秀青年孙本旺（数学）、朱光亚、李政道（物理）、唐敖庆、王瑞駪（化学）一行于1946年7月初由上海乘船赴美。 在美国期间华罗庚先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做研究工作又在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数论课。那时在普林斯顿有徐贤修、王湘浩、闵嗣鹤（数学）、张文裕、吴健雄、袁家骝（物理）、梁守榘（化学）、尤桐（考古）等人。1946年底华罗庚在美国治疗腿疾。他的腿治愈后基本上可以正常行走。1948年春华罗庚应伊利诺伊大学之聘任正教授直至195o年2月回国为止。华罗庚在美期间在数论、代数与复分析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华罗庚就率全家于195o年2月乘船途经香港于3月16日回到北京。他执教于清华大学数学系并筹备成立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1951年他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1955年华罗庚又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数理化学部副主任。 早在1946年华罗庚就指出：“我国将来数学研究所的工作似乎不应当只偏重于纯粹数学或纯粹数学的一部分而已。”建所之初按上述蓝图研究所广泛网罗人才工作进展神。数学所先设有数论（华罗庚、越民义、王元、许孔时、吴方、魏道政）与微分方程（吴新谋、秦元勋、王光寅、丁夏畦、邱佩璋）两组相继成立了代数组（华罗庚、万哲先）函数论组（华罗庚、陆启铿、龚昇）拓扑组（吴文俊、张素诚、孙以丰）泛函分析组（关肇直、田方增、冯康）数理逻辑组（胡世华、唐稚松、陆钟万）概率统计组（王寿仁、张里千）理论物理组（张宗燧、戴元本）力学组（庄逢甘、林鸿荪、罗时钧、沈元、李敏华、胡海昌）计算机设计组（闵乃大、吴几康、夏培肃）。熊庆来于1957年回国函数论室加设单复变函数论杨乐、张广厚是熊庆来晚年的研究生。华罗庚在见到厦门大学青年陈景润关于塔利问题的一篇文章后认为他有培养前途而将他调来数学所工作。华罗庚领导了“数论导引”与“哥德巴赫（gobach）猜想”两个讨论班。他还领导了多复变函数论与代数方面的工作。除此之外他曾建议关肇直、田方增研究赋范环论建议冯康研究广义函数论。数学所还向全国开放来所工作过的有李国平、李修睦、梁之舜、张远达、钟同德、林坚冰、严士健等。得益于在数学所期间的工作而成为学部委员者近2o人。这个阶段华罗庚写成《数论导引》（1957）、《多复变数函数论中的典型域的调和分析》（1959）、《指数和估计及其在数论中的应用》（1963）与《典型群》（与万哲先合作1963）4本专著。华罗庚的主要研究工作为定出4类典型域上的完整正交系。这项工作荣获1956年颁的第一届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195o年毛泽东主席会见华罗庚时曾希望他培养出一些好学生来。建所后华罗庚十分注意培养学生他在撰写专著的过程中总是组织讨论班对他所写的材料加以讲述、讨论与修改使学生在实践中学会做研究提高独立工作能力。华罗庚还注意数学知识的普及工作在报纸上表了不少介绍治学经验与体会的文章。从1956年开始华罗庚即在中国倡导高中学生的数学竞赛活动为此他为中学生写过5本通俗易懂的小册子。总之从195o至1957年华罗庚的一切工作都得到政府与数学家的广泛支持工作成效十分显著。华罗庚高瞻远瞩始终坚持对苏联与西方先进数学的学习。这期间他还不断致力于争取华裔数学家回国工作。 1957年华罗庚与曾昭抡、钱伟长、千家驹、童第周就科技问题在《光明日报》上联名表文章提了几个正确意见。这一具有良好愿望的文章竟被说成是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曾昭抡与钱伟长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华罗庚、千家驹与童第周虽然得到保护而免遭划为右派但仍受到多次“批判”。1958年《人民日报》登载了所谓“走白专道路”的文章由此在全国掀起了“拔白旗运动”华罗庚又作为数学研究所的重点批判对象他与一些正直的数学家被剥夺了言权。 1962年华罗庚以极大的勇气来整顿数学研究所。他倡议在数学所的研究实习员中进行一次基础课考试成绩优秀者提升成绩太差者调出数学所工作。经过这次整顿数学所又逐渐走上正轨。华罗庚还在数学所开辟了一个“练拳园地”出题目给大家做以提高对数学基础知识的掌握。但好景不长从1964年开始形势又在向“左”转了。华罗庚的一系列正确做法被说成是所谓“考、提、调”三板斧是砍向“革命群众”的三板斧是“资产阶级的反攻倒算”。他被迫离开数学研究所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从事研究与教学工作。华罗庚于1958年被任命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兼数学系主任。华罗庚在科技大学期间写成专著《高等数学引论》。 从1958年开始华罗庚致力于数论方法在近似分析特别是在多重定积分的近似计算中的应用研究（与王元合作）及混合型偏微分方程的研究。至1965年华罗庚将他的主要精力放在数学方法在工业上的普及应用方面。他选择适合中国工业实际水平的“优选法”与“统筹法”（简称“双法”）加以推广应用。近2o年的时间里他与陈德泉、计雷等人一起足迹遍布中国2o多个省、市、自治区的厂矿工交企业给工人讲课既普及了数学知识又取得很好的经济效益影响颇为深远。 1966年爆了持续1o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华罗庚的家被查抄过3次手稿散失殆尽不少工作无法再继续进行。他被贴了不少充满了造谣污蔑之词的大字报还遭到几次批判。这一情况至1967年即告终止他可以安静地呆在家里甚至可以出去普及“双法”。较之中国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华罗庚可算是幸运的。1975年华罗庚得了心肌梗塞经治疗虽幸免于死但却种下了致命的病根。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从1979年开始的数年间华罗庚在朋友与学生的协助下完成专著《数论在近似分析中的应用》（与王元合作1978）《从单位圆谈起》（1977）《优选学》（1981）与《华罗庚论文选集》（hualookengse1）。他还以学者身份3次出国讲学。1978年他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8o年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分成数学所、应用数学所与系统科学所。华罗庚除继续担任数学所所长外还被任命为应用数学所所长直至1983年底为止。1979年法国南锡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称号以后香港中文大学（1983）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1984）也授予他荣誉博士称号。他还被选为美国科学院国外院士（1982）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83）与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院士（1985）。这些年来华罗庚仍积极工作他想多做些事将失去的光阴补回来但终究年迈体弱力不从心了。1985年6月12日华罗庚在日本东京大学作完演讲由于心脏病突然作而去世。 除数学家生涯外华罗庚还积极地参加社会政治活动。从1951至1983年华罗庚均为中国数学会理事长。又曾任第二届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第一至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六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他曾参加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197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华罗庚是世界知名的数学家他在数学方面的卓越成就简述如下：1.指数和估计及堆垒素数论。 命q为整数＞1f（x）=akxk＋.＋a1x为整系数多项式满足（ak.a1q）=1（即互素）。记sqfefxqexexq(,)(/),===.12pix华罗庚在194o年证明了：对于任何e＞o皆有|(,)|(,)sqfckqk≤ee11+其中c（ke）为仅依赖于k与e的常数。这一结果是臻于至善的。它是c.f.高斯（gauss）和与高斯定理的推广：|(,)|sqxq22≤.关于指数和的积分平均华罗庚证明了：对于任意e＞o当1≤j≤k时有o1122o.=+eafxdajjj()(,)≤.ee由这两条重要定理及维诺格拉多夫关于h.外尔（wey1）和的估计及他关于素变数三角和的估计华罗庚研究了方程n=f1(x1)+.+fi(xi)的可解性问题此处fi（x）（1≤i≤s）为s个k次项系数为正的整值多项式n为给定正整数。特别当fi（x）=xk时就得到著名的华林问题。若在方程中限制xi取素数fi（x）=x及s=23即得著名的哥德巴赫猜想。对于华林问题先是希尔伯特于19oo年证明了存在充分大时最小的s记为g（k）以后哈代与利特尔伍德用他们的“圆法”对g（k）作了定量估计。维诺格拉多夫则大大地改进了g（k）的估计他还证明了“三素数定理”即充分大的奇数都是三个素数之和。华罗庚将华林问题的重要结果基本上推广到上述方程的情况而且限制变数为素数自然包括“三素数定理”作为特例。他的成果总结在他的专著《堆垒素数论》之中。这本书已成为经典著作。 解析数论最上乘的工作之一是有一个纯分析的不等式（这称为方法）并附有这一不等式的重要应用。华罗庚的工作就是这样的。 在华罗庚领导的堆垒素数论中心问题哥德巴赫猜想讨论班上王元、潘承洞与陈景润相继对筛法、大筛法应用及哥德巴赫猜想的结果作出改进。陈景润于1966年证明了：每一充分大的偶数都是一个素数与一个不过两个素数之积之和。 2.体论。 若一个环k其每一元素关于乘法都有逆元素但对乘法来说是非交换的则k称为体。命σ是体k到它自身的一个一一映射。如果σ满足(a+b)σ=aσ+bσ,(aba)σ=aσbσaσ,1σ=1,则称σ为半自同构。熟知的半自同构的例子为自同构：（ab）σ=aσbσ与反自同构：（ab）σ=bσaσ。问除此之外还有无其他半自同构？华罗庚于1949年证明了：每一个半自同构或为自同构或为反自同构。 同年华罗庚还给下面结果一个初等证明：体的每一个真正规子体均包含在它的中心之中（h.嘉当（）r.d.布劳尔（brauer）华氏定理）。p.t.贝特曼（bateman）用莎翁名著《罗米欧与朱丽叶》中的诗句“没有一口井那么深也没有教堂门那么宽像茂丘西奥的伤口一样致命呀！”来赞扬华罗庚的一些结果。 195o年华罗庚还证明了体的乘法群的一个定理：体的乘法群不是亚阿贝尔群。 3.矩阵几何、自守函数、典型群论与多变数函数论。 华罗庚将这几个学科放在一起研究。他在这几方面的研究是密切相关的。将一个变数推广到多个变数往往无从下手以矩阵为变元则为特殊的多变数问题。这时代数工具可能使用一行一列的矩阵就是单变数又可以借用单变数时的结果做背景所以华罗庚研究的方法均重用矩阵运算从而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开拓性工作。 1935年e.嘉当（）证明了在解析映射下只有6类不可约、齐性、有界对称域其中两类是例外域维数分别是16与27其余4类称为典型域。典型域可以看作普通复平面上的单位圆在高维空间的类似。其重要性有如单位圆之于复平面其应用与影响又过多复变函数论。 华罗庚给出了4类典型域的运动群的矩阵表示算出s.伯格曼（bergman）核重新证明了3种类型的双曲空间的黎曼（riemann）曲率都是非正的从而推知其几何相当正规。这就导致华罗庚开拓了“矩阵几何学”这一领域。在矩阵几何中空间的点是某类矩阵其背景是典型域。华罗庚的目的在于在这些矩阵空间中推广复平面的几何基本定理——k.gtstaudt）定理：每一个将复平面映射到自身的保持调和分隔不变的拓扑变换必为直射变换或反直射变换。例如对复数域上的对称矩阵空间华罗庚证明了：一个连续的将对称矩阵映射为对称矩阵并保持算术距离不变的映射必为辛变换或反辛变换。 但怎样用尽量简单的几何不变量来刻划运动群呢？1951年华罗庚现“粘切”就够了所谓矩阵m与n粘切即mn的秩为1。华罗庚还研究了基域是体的矩阵几何学。 1953年华罗庚用群表示论方法具体得出4类典型域的完整正交系这相当于在复平面上找到了完整正交系e（nθ）（n=o±1.）。借助于典型域的完整正交系华罗庚得出4类典型域的柯西（cauchy）核、赛格（szeg.）核与泊松（poisson）核。 辛群在华罗庚的自守函数论与矩阵几何的研究中都很重要。很自然地他会研究辛群的自同构问题。1946年华罗庚表了他确定辛群自同构的文章。这是他研究典型群的开端。以后的一系列工作形成了他研究典型群论的独特方法即先解决尽可能低维的问题再用数学归纳法推广到高维。华罗庚处理典型群自同构问题的方法很初等即着重矩阵运算。 华罗庚在这方面的工作由万哲先、陆启铿与龚昇继续着得到了展与应用。 4.应用数学。 从1959年开始华罗庚与王元合写了一系列论文研究了在近似分析中如何用基于数论思想的可计算与决定性方法来尽可能取代统计实验的蒙特卡罗（montecar1o）方法的问题。他们的方法的要点为用一组独立单位或线性递推公式来构造一个代数数域的整底的联立有理逼近从而定出高维单位立方体的一致分布点列并得出其偏差估计。一致分布点列可以代替蒙特卡罗方法中的随机数故又称为伪随机数。例如设｛fn｝表示l.斐波那契（fibonacci）数列即由递推公式fo=o,f1=1,fn+1=fn+fn1(n≥1)定义的整数列。假定（ ）的导数及其低维导数均囿于且每fxyc...422fxyxy(,)个变数均有周期1则得fxydxdyffkffkf(,)(,)1og=.oo111o1o12≤这是臻于至善的估计。 华罗庚还对“统筹法”即cpm与pert与“优选法”亦即j.基弗（kiefer）的“黄金分割法”与“斐波那契法”作了简化并在中国工业部门作了广泛的普及与使用。 华罗庚的主要论著有《堆垒素数论》、《数论导引》、《多复变数函数论中的典型域的调和分析》、《指数和的估计及其在数论中的应用》、《典型群》（与万哲先合作）、《高等数学引论》、《数论在近似分析中的应用》（与王元合作）、《二阶两个自变数两个未知函数的常系数线性偏微分方程组》、《优选学》、《华罗庚科普著作选集》、《hualoo—kengse1eger—ver1ag1983）。 华罗庚一生都是在磨难中挣扎。他常说他的一生中曾遭遇三大劫难。先是在他童年时家贫失学患重病腿残废。第二次劫难是抗日战争期间孤立闭塞资料图书缺乏。第三次劫难是“文化大革命”家被查抄手稿散失禁止他去图书馆将他的助手与学生分配到外地等。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要坚持工作做出成就需付出何等努力需怎样坚强的毅力是可想而知的。 早在四十年代华罗庚已是世界数论界的领袖数学家之一但他不满足不停步宁肯另起炉灶离开数论去研究他不熟悉的代数与复分析这又需要何等的毅力与勇气！ 华罗庚善于用几句形象化的语言将深刻的道理说出来这些话言简意深富于哲理令人难忘。早在五十年代他就提出：“天才在于积累聪明在于勤奋。”华罗庚虽然聪明过人但从不提及自己的天分而把比聪明重要得多的“勤奋”与“积累”作为成功的钥匙反复教育年轻人要他们学数学做到“拳不离手曲不离口”经常锻炼自己。五十年代中期针对当时数学研究所有些青年做出一些成果后产生自满情绪或在同一水平上不断写论文的倾向华罗庚及时提出：“要有度还要有加度”。所谓“度”就是要出成果所谓“加度”就是成果的质量要不断提高。“文化大革命”刚结束时一些人特别是青年人受到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而某些部门也急于求成频繁地要求报成绩、评奖金等采取了一些不符合科学规律的做法这导致了学风败坏突出地表现在粗制滥造争名夺利任意吹嘘上。1978年他在中国数学会成都会议上语重心长地提出：“早表晚评价。”后来又进一步提出：“努力在我评价在人。”这不仅体现了他对年轻科学工作者的爱护和关怀实际上也含蓄地表达了他对学术界不良学风的批评以及他对科学展及评价科学工作的看法。科学工作要经过历史检验才能逐步确定其真实价值这是不依赖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华罗庚从不隐讳自己的弱点只要能求得学问他宁肯暴露弱点。在他古稀之年去英国访问时他把成语“不要班门弄斧”改成“弄斧必到班门”来鼓励自己。华罗庚每到一个大学是讲别人专长的东西从而得到帮助呢还是讲别人不专长的把讲学变成形式主义走过场？华罗庚必定选择前者也就是“弄斧必到班门”。早在五十年代华罗庚在《数论导引》的序言里就把搞数学比作下棋号召大家找高手下即与大数学家较量。中国象棋有个规则那就是“观棋不语真君子举手无悔大丈夫”。1981年在淮南煤矿的一次演讲中华罗庚指出：“观棋不语非君子互相帮助；落子有悔大丈夫改正缺点。”意思是当你见到别人搞的东西有毛病时一定要说。另一方面当你现自己搞的东西有毛病时一定要修正。这才是“君子”与“丈夫”。针对一些人遇到困难就退缩缺乏坚持到底的精神华罗庚在给金坛中学写的条幅中写道：“人说不到黄河心不死我说到了黄河心更坚。”人老了精力要衰退这是自然规律。华罗庚深知年龄是不饶人的。1979年在英国时他指出：“树老易空人老易松科学之道戒之以空戒之以松我愿一辈子从实以终。”这也可以说是他以最大的决心向自己的衰老作抗衡的“决心书”以此鞭策他自己。在华罗庚第二次心肌梗塞病时在医院中仍坚持工作他指出：“我的哲学不是生命尽量延长而是尽量多做工作。” 总之华罗庚的一切论述都贯穿一个总的精神就是不断拼搏不断奋进。 华罗庚从小就爱国爱民胸怀大志。抗战刚开始出于民族大义他即放弃留在英国继续做研究工作的机会毅然回到中国昆明。抗日战争时期他见后方贪官奸商横行十分气愤毅然写道：“寄旅昆明日金瓯半缺时狐虎满街走鹰鹳扑地飞。”当他得知闻一多被暗杀的消息后心中交织着强烈的爱和恨他写道：“乌云低垂泊清波红烛光芒射斗牛宁沪道上闻噩耗魔掌竟敢杀一多。”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华罗庚就毅然放弃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终身教授职务携全家回到北京。在归国途中表了热情洋溢的“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195o年2月）信中写道：“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该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 华罗庚在1951年又写道：“从前帝国主义者不但在经济上剥削我们政治上奴役我们使我们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同时又从文化上——透过他们所办的教会、学校、医院和所谓慈善机关——来打击我们民族的自信。”“实际上我们祖国伟大人民在人类史上有过无比的睿智和成就。”“请读者用客观的态度公正的立场自己判断自己分析看看我们是否是如帝国主义所说的‘劣等民族’”。 这些话字里行间充分反映了华罗庚热爱祖国、忧国忧民的心情他为了振兴中华而毅然回归祖国。 1957年华罗庚遭到错误批判。当时中国数学界大搞“拔白旗”、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运动。华罗庚目睹中国数学界遭到的破坏与损失痛心疾。1963年他借写《高等数学引论》的序言为题加以挥地写道：“它既是急就章又是拖沓篇1958年匆匆上马。”“错误百出疵谬迭见。”“紧紧松松赶赶拖拖因而详略不一前后不贯轻重失调呼应不周等毛病在所难免的了。” 1964年他更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向前走了3里路现错了不要紧后退3里便到原来的出点了；但时间却不能退回到原来出的时间而是花了双倍时间时乎时乎不再来！” “文化大革命”期间眼见着国家遭难人民受害他更是百感交集悲愤万分。1969年他的恩师熊庆来遭迫害致死他都不能去悼念。1978年熊庆来得到平反后华罗庚写道：“恶莫恶于除根计痛莫痛于不敢啼尸体已入焚化间谁是？翻遍盖面布方得见遗容一面骨架一层皮。” 在“四人帮”横行时华罗庚虽受到保护但他被剥夺了言权而且实际上被禁止与朋友学生往来。他的“双法”普及工作亦常遭到横加干预。在这黑暗的日子里据说华罗庚有一个小本子经常偷着写诗骂“四人帮”不肯示人可惜未能留存下来现仅得一如下：“并州战役胜利日白骨妖魔心如炽。 ‘我要分裂停生产’尔辈竟敢搞团结。” 1976年“四人帮”殄灭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政策华罗庚心情舒畅他写了一系列述怀诗句展望未来跃跃欲试。列举一如下：“春风吹绿了大地原野上万马奔驰与其伏枥而空怀千里何如奋勉而追骐骥？” 华罗庚终于倒在了学术报告的讲台上为祖国、为数学工作到了生命的尽头。 第四十九章鲁迅鲁迅姓周原名樟寿字豫才；1898年到南京求学时改名树人；1918年表《狂人日记》时开始使用“鲁迅”这一笔名。 1881年9月25日鲁迅出生于浙江绍兴的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当他出生时他的家庭已处在衰落中但仍可称之为小康之家。由于天资聪颖、勤奋好学以及家长和塾师的严格培养鲁迅在少年时期便打下了较为深厚的国学基础。 在此期间家中生的两大变故对他性格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893年秋当他12岁的时候正在做着京官的祖父周介孚因科场案入狱全家都有被株连的危险。鲁迅随母亲到亲戚家避难竟遭到前所未有的冷遇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同族的长辈也看不起他们甚至加以欺凌。翌年冬父亲周伯宜又患了重病。作为长子的鲁迅几乎每天都要出入当铺和药店。虽然开方的都是当地的名医虽然诊金很高但父亲的病却日重一日终于在1896年秋天亡故了。 世人前恭后倨的态度深深刺伤了他那颗自尊而敏感的心灵。“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这是他后来在《呐喊·自序》里所说的话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少年时心灵的余痛可以得知他当时已深切体验到中国封建伦理文化及其所塑造的人格的虚伪和冷酷。而父亲的因医治无效而病故又使少年鲁迅切身感受到中国传统医学的落后。当时思想敏锐的中国知识分子可能从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中看到中国文化的落后而少年鲁迅对于中国文化的绝望除了也看到这些对外战争的失败之外更多地来自他当时刻骨铭心的切身体验。他有着独特的少年经历。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面临着被东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瓜分的危险中华民族面临着被灭亡的危险而中国旧文化的陈腐窳败也已充分显露。于是怀有救国救民壮志的少年鲁迅不愿走科举应试的所谓“正路”也不愿学作幕友或商人决心不顾人们的奚落和排斥“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通过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去探求强国新民之路。1898年5月他带上母亲为他筹集的八元川资去南京考入了可以“学洋务”的江南水师学堂。因对学堂的管理和教学感到失望翌年2月又考入也设在南京的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在那里一直学习到19o2年初。在南京将近4年的时间里鲁迅接触到他前所未闻的各种新知识。尤其重要的是他通过阅读严复翻译的英国博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对西方正在盛行的作为生物学和历史观的进化论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对他后来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o2年初鲁迅于矿务铁路学堂毕业后被官费保送日本留学。他先进入东京的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和其他基础课程。他一面学习一面热情地探求着救国之路。他的献身民族复兴事业的志愿在他19o3年写给同学兼好友许寿裳的一诗《自题小像》中表达得十分明确：“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闇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戊戌变法失败后维新派和革命派都在日本积极展开活动。鲁迅赞成革命派的政治主张并经常参与他们的一些活动。他坚决反对维新派的保皇立场但对梁启提出的必须改变中国国民愚昧落后精神状态的新民说则给予高度重视。他开始认真思考国民性改造问题。据许寿裳回忆鲁迅在弘文学院的时候常常和他讨论这样三个问题：（1）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2）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3）它的病根何在？19o3年鲁迅翻译并加以改写的小说《斯巴达之魂》表于《浙江潮》杂志。这篇小说歌颂了斯巴达勇士抵抗侵略、为国捐躯的大无畏精神洋溢着激昂的爱国热情。同时或稍后鲁迅还翻译了法国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撰写了介绍科学知识的论文《说鈤》和《中国地质略论》。这些译作和文章显示了他对科学的重视。19o4年4月鲁迅在弘文学院毕业。9月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医学。他之所以选择学医是与他少年时代的经历和他的救国思想密切相关的。父亲的不治而死给他留下了痛苦的记忆。后来接触到西方医学知识与先前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加以比较他更加感到中国医学的落后。同时他还从翻译的历史书上得知日本的维新大半端于西方医学的引进。因此他准备学好医学回国医治像自己父亲一样被误的病人；同时也借以促进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但学习到19o6年初一次影片事件又使他决心弃医从文。有一天教师在授课之余为学生放映纪录日俄战争的影片。画面上出现了一个据说是为俄军当侦探的中国人被日军捉住要杀头示众另有一群体格健壮的中国人却在麻木地围观。鲁迅深受震动。他感到“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关键在于改变国民的精神。而能够改变精神的他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他决定献身于文艺事业。 19o6年6月鲁迅结束了在仙台医专的学业自日本回绍兴奉母命与朱安女士结婚。对于家庭包办的这件婚事鲁迅很不满意。他后来曾对朋友说：“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她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他在绍兴只住了几天就回到东京一面继续学习外文一面从事文学活动。19o7年春他与许寿裳等人计划创办文学期刊《新生》但因支持者的退出而告失败。19o7年底到19o8年底他在刘师培等人主编的《河南》杂志上表了《人间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未完）等论文标志着他的独立思想的逐步形成。在他看来当时中国的落后决不仅仅是科学技术和社会制度的落后从根本上说是人的落后。国民愚昧、怯懦、自私、冷酷、巧滑、重利。振兴民族的根本出路是改变国民精神。他在《文化偏至论》中写道：“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人既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他认为新的国民应当有健全的精神既要不畏强暴又要有博爱之心；既要务实又要有形上之需求；既要有坚强的意志刚愎主己于庸俗无所顾忌又要有开阔的胸襟不疾天才尊重先驱。 19o9年鲁迅和他的二弟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第一、第二册先后出版。这里面所收的多是东欧弱小民族和俄国作家的作品主题主要是要求民族独立或抨击反动统治。鲁迅选译这类文学作品考虑的是中国革命的需要。但《域外小说集》销售情况很不理想半年内只售出数十册。 从19o6至19o9年鲁迅在东京从事的文学活动没有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主要原因是当时正处在政治革命的热潮中大部分关心国事的知识分子还没有意识到文化变革对于中国改革的重要性。但鲁迅这一时期的努力却是他后来文学活动的必要准备。 19o9年8月鲁迅因家庭经济上的需要而回国谋职先是在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生理学和化学教员191o年7月又到绍兴府中学堂任生物学教员并兼任监学（教务主任）。辛亥革命爆时他曾积极组织声援活动和宣传活动。辛亥革命后不久任绍兴山（阴）会（稽）初级师范学堂监督（校长）。这年冬天他以辛亥革命为背景创作了他的第一篇小说《怀旧》。作品通过一个市镇的一次由谣传引起的混乱简练而深刻地概括了中国人在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下养成的生存方式。小说虽用文言写成但其思想内容和结构形式已完全具备了现代短篇小说的性质。 1912年2月鲁迅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到南京教育部工作不久随部迁至北京担任教育部佥事、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长、第一科科长等职主管文化及社会文化设施等工作。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社会状况并没有生根本变化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倒行逆施充分暴露了中国旧文化的顽固性。鲁迅一时找不到攻击旧文化的机会和战友直到1917年他还常常感到极度的苦闷和绝望。为了排遣苦闷他便在公余时间抄写古书辑录金石碑帖阅读佛经。但他并未完全消沉下去而是常常怀疑自己的绝望：“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这一时期他虽然很少表文章然而却对中国社会和文化进行了更为深入的体察和思考。 中国民主革命的连遭挫折使越来越多的有志改革的知识分子意识到开展一场反封建的文化革命运动的必要性。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从第二卷改名《新青年》）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的思想启蒙运动。1917年初胡适、陈独秀等人又动了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文学革命。早就立志于中国文化改革的鲁迅终于找到了战友和大显身手的机遇开始了他创作的丰收期。 1918年初鲁迅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投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 同年5月他在《新青年》上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揭开了中国小说史上新的一页。从此“一而不可收”在五四时期又连续表了《孔乙己》、《药》、《明天》、《一件小事》、《风波》等多篇小说。这些作品以深刻的反封建思想和新颖独特的艺术形式深深地震撼了当时进步知识青年的心同时也最早以丰硕的创作成果显示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实绩。除小说创作外当时他还写了《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论文和相当数量的“随感录”。这些文章或者系统地驳斥男子本位、长者本位的封建道德或者针对保守派的种种谬论作脱手一掷的迎击都密切配合了当时的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五四高氵朝过后新文化阵营生了分化“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鲁迅感到自己“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但他这次没有再放下战斗的笔。1922年初当穿着西装革履却从事复古活动的“学衡派”趁新文化立足未稳而起进攻时鲁迅立即写了《估〈学衡〉》等杂文抨击了这股复古思想。从1918年到这时他所写的各类杂文收在杂文集《热风》和《坟》里。 1923年鲁迅将他1918年至1922年创作的15篇小说结集为《呐喊》出版（该书在193o年第13次印刷时由作者抽去其中以神话传说为题材的《不周山》一篇）。《呐喊》以反对封建伦理文化的启蒙主义为宗旨以辛亥革命前后到五四运动前后的中国社会历史为背景猛烈抨击了中国封建伦理文化的冷酷性、陈腐性和保守性深刻揭示了在长期封建社会中形成的国民精神的弱点同时也赞美了保留在天性未混的儿童和淳朴的下层劳动人民身上的优秀品质还艺术地再现了革命先驱在当时的艰难处境。《狂人日记》通过一个身患“迫害狂”的人道主义者的独特视点揭了“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的可怕事实并通过这一可怕事实与家族制度和礼教之间内在联系的揭示暴露了“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孔乙己》着重反映的是封建等级观念对人们的毒害。孔乙己虽已穷困潦倒但仍不肯脱掉那身标志读书人资格却已“又脏又破”的长衫而咸亨酒店的掌柜和顾客们却因他连“半个秀才”也没捞到而将他作为取乐的材料。封建等级观念使人变得滑稽使人与人之间缺乏基本的同情。《药》写的是革命者夏瑜的血被愚昧的群众当作医治痨病的药而食用的事情反映了群众与革命的隔膜。中篇《阿q正传》是鲁迅小说的代表作。这是一篇性格小说。作者着力刻划了阿q这个深受封建思想毒害的被压迫、被蹂躏者形象。阿q性格的本质特征是缺乏理性自我因而他不得不一方面盲目地服膺封建兽道伦理文化一方面又本能地适应封建吃人社会现实。他虽然没有读过书但其思想却“样样合于圣经贤传”对“男女之大防”历来非常严也很有排斥异端的“正气”。阿q从实际感受出也常常觉得“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但他终其一生未能在理性观念上否定过封建制度和文化。阿q没有理性自我却有着本能自我。既然不能从理性观念上否定封建文化他就只能按着本能需求去适应那个吃人的、对于他这样一个底层人来说完全是异己的社会现实。他适应现实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精神胜利法即当他在生活中处于困境或遭受失败时就靠自欺来自慰。因为他常处逆境这成了他主要的适应方式。另一种是一旦有机会就爬到更高的等级阶梯上去如革命到来时他便跃跃欲试。但爬上去的可能本来就非常小阿q也终于作为替罪羊而被那个社会吃掉了。这是一个复杂而深刻的文学典型既生动具体又高度概括地反映了深受封建文化毒害的下层人民的生存状态。鲁迅是怀着怒其不争又哀其不幸的复杂心情来描写阿q的。他怒其服膺不该服膺的兽道文化怒其适应无法适应的吃人现实他哀其被侮辱、被损害的悲惨处境哀其终于被吃掉的悲剧命运。鲁迅将阿q的精神弱点撕破给人看又将他的尊严和权利践踏给人看将他的生命毁灭给人看因而作品具有极为感人的悲喜剧交融的审美特征。《阿q正传》最初表于1921年12月至1922年2月的《晨报副刊》。表后立即引起了新文学界的注意。大半个世纪以来它不仅在中国有了越来越大的影响而且已经被译为世界各主要语种的文字有了很高的世界声誉。阿q则成为世界著名的文学典型之一。在《呐喊》中《一件小事》、《故乡》、《风波》、《社戏》等作品也都有较大影响。 1924年底鲁迅参与了《语丝》周刊的创办并参加了语丝社。1925年又先后组织和领导了莽原社和未名社。这些社团在新文化的建设和当时的政治斗争中都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这一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生了进步学生反对实行家长式教育的校长杨荫榆的斗争。正在这所学校兼课的鲁迅站在进步学生一边与杨荫榆及其后台进行了反复的较量最终取得了胜利。在斗争中他运用杂文痛斥杨荫榆迫害学生的行径批驳其后台章士钊的复古主义论调揭露“现代评论派”陈源等貌似公允实则向反动当局摇尾乞怜的叭儿狗本性。在五卅运动和三一八惨案中他痛悼死难者对杀人凶手进行了彻底揭露和强烈谴责。这一时期的杂文收在《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和《坟》的后半部。 在这一系列斗争中鲁迅与女师大学生许广平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情并很快由战友成为恋人。 1926年鲁迅将他在1924年和1925年这两年中所写的11篇小说编成他的第二个小说集《彷徨》出版。《彷徨》的创作精神与《呐喊》是一致的所反映的社会现实也基本相同。与《呐喊》相比作者这时已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技巧也更为圆熟但总的说来其中作品的影响力要稍逊于《呐喊》中的作品。《祝福》通过祥林嫂一生悲惨遭遇的描写有力控诉了封建夫权观念的吃人本质。祥林嫂死了丈夫之后本想按着封建伦理的要求从一而终不再嫁人但由于她这时不仅仍然属于她死去的丈夫而且还属于她丈夫的家庭所以她又被婆婆强迫嫁给贺家墺的贺老六以便换钱给他的小叔子娶亲。不幸她的第二个丈夫又死了她从此也就成为一个遭人唾弃的人。有人告诉她因为她嫁过两个丈夫死后在阴间就会被锯为两半分属两个丈夫。她因此失魂落魄不久就沦为乞丐并且怀着对阴间的恐惧而死在年终“祝福”的鞭炮声中。在封建夫权社会中妇女从来不属于她自己而只是她丈夫的附庸。祥林嫂正是被这种夫权制度和观念害死的。《伤逝》写的是一对新式青年的婚姻悲剧。子君不顾家庭的阻拦怀着“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坚定信念与涓生结合了。但她以婚姻自主为思想追求的顶点婚后便不思进取只想依赖着丈夫生活生活趣味也日趋庸俗。于是他们之间的爱情之花很快枯萎。同时他们自主婚姻的行为也为当时的社会所不容。不久涓生被所在机关辞退谋生又成了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婚姻只能以离异告终随之子君就抑郁而死了。小说借助涓生的忏悔向读者提出两点忠告：第一“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第二“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伤逝》艺术地显示了作者对于婚恋问题切实而具有前瞻性的思考。《在酒楼上》和《孤独者》写的都是先觉醒的知识分子处境的艰难揭示出封建旧势力的强大和顽固。《在酒楼上》里的吕纬甫和《孤独者》里的魏连殳当初都是积极的改革者最终却都败在旧势力手下。作者对他们改革意志的被消磨感到痛心但更多的是对其命运的同情和对旧势力的鞭笞。 《彷徨》与《呐喊》一样不仅思想先进而深刻艺术上也非常精湛和富于创新。它是继《呐喊》之后鲁迅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展奠定的又一块基石。 1924年9月至1926年4月鲁迅在《语丝》上连续表了23散文诗。1927年作者将它们结集出版并增写了一篇《题辞》这就是著名的《野草》。《野草》的思想内容丰富而深刻。其中不少篇什是对于黑暗现实和浇薄的世态人情的揭露和讽刺但更多的是作者思想矛盾和人格理想的艺术显现。《野草》的表现手法是多样的有讽喻有拟人也有写实但运用最多的是象征还有不少作品运用象征与梦幻相结合的表现手法。《野草》里的作品几乎每一篇都有独特新颖的构思每一个构思又都有着深远的含义令读者惊异而又回味无穷。《野草》是中国现代散文诗的奠基之作。 自192o年秋至1926年夏鲁迅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课程；1924年7、8月间还曾应邀到陕西西安大学讲授“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在这期间他在讲义的基础上整理出版了著名的学术著作《中国小说史略》开了中国小说史研究的先河。 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鲁迅受到北洋政府的通缉。为了避开迫害也出于对南方革命斗争的向往以及个人生活方面的原因鲁迅于同年8月南下任厦门大学文科教授。在这里他开设了“中国文学史”等课程所用讲义1938年以《汉文学史纲要》之名收入《鲁迅全集》。 1926年2至11月间鲁迅在《莽原》半月刊上以《旧事重提》为总题连续表了1o篇回忆性散文。1927年将它们编定成书时又增写了《小引》和《后记》并改题为《朝花夕拾》。在这1o篇散文里作者以时间为线索生动记叙了自幼年时期直至辛亥革命前后的一些经历片断。它们不仅为我们了解鲁迅的生平和思想展提供了珍贵的材料同时也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和革命的面貌。在这些散文中浸透着作者深切的人生感受和对中国社会、文化的深刻认识：《〈二十四孝图〉》、《五猖会》和《从百草园到》不仅谴责了封建孝道教育的荒唐而且也展示了传统教育方式的死板；《父亲的病》一方面暴露了中国医学的落后一方面也鞭挞了封建礼教的悖谬；《藤野先生》对藤野先生博大的人道主义胸怀表示了感佩《范爱农》则揄扬了范爱农对革命的一片赤子之心。《朝花夕拾》以其记叙的生动和思想的深刻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中《从百草园到》和《藤野先生》则是脍炙人口的散文名篇。 1927年1月鲁迅辞去厦门大学教职应聘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授和教务主任。在这里鲁迅与中国共产党人有了较多的接触对当时中国政治革命的实际情况也有了更多的了解。他的思想正孕育着新的重大变化。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叛变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4月15日广州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开始了反革命的大杀戮。鲁迅一向站在革命人民一边坚决拥护国共两党合作领导的国民革命。因此当革命的叛变者举起屠刀时他必然将极大的憎恨投向屠杀者而对被屠杀者给予深切同情。四一五事变的当天他向中山大学当局提出营救被捕学生的要求但遭到拒绝。不久他辞去中山大学的一切职务。 残酷的斗争使鲁迅的思想生了巨大的震动。他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现在“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三闲集·序言》）他的思路因此轰毁开始由进化论者转变为阶级论者进入了思想和写作的新的时期。 1927年1o月鲁迅由广州来到上海与许广平一起定居在这里一直战斗到1936年病逝。到上海不久鲁迅就参加了中国革命互济会跟中国共产党取得了联系。1928年初创造社和太阳社倡导动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由于他们错误地将攻击的矛头也指向鲁迅从而引起了与鲁迅的论争。鲁迅联系中国革命及文艺运动的实际表了许多精辟见解对创造社一些成员的宗派主义倾向和“左”倾幼稚病进行了批评。这有助于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健康展。在与创造社的论争过程中鲁迅翻译并钻研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1929年他主编《科学的艺术论丛书》先后翻译出版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卢那察尔斯基的《文艺与批评》等论著。通过学习他逐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成为一个历史唯物论者。鲁迅是带着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深刻认识带着丰富的斗争经验带着革命民主主义者和革命人道主义者的思想遗产而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因此他的思想较之当时其他的左翼文艺工作者就显得更成熟、更丰厚。1927至1929年所写文章收入杂文集《而已集》和《三闲集》。 1929年9月儿子海婴在上海出生。 193o年2月鲁迅起并参加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鲁迅是起人之一并参与了领导工作。在“左联”成立大会上他表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讲话分析了斗争形势并指明了“左联”工作的方向。“左联”成立前后鲁迅与其他左翼作家一起对资产阶级文化社团新月社和国民党反动派豢养的所谓“民族主义文学家”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撰写《“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等文章批判梁实秋宣扬的抽象人性论阐明文学的阶级性原理并指明了梁实秋为资本家效劳的阶级本性。他撰写《“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等文章揭露所谓“民族主义文学家”的反动阶级本质和民族败类的丑恶面目指出他们提倡的文学其实是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效劳的“宠犬文学”。1931年2月“左联”成员、共产党员柔石、殷夫等被国民党杀害。鲁迅撰写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等文章分别在国内和国外表控诉国民党悼念死难者。两年后又写下《为了忘却的记念》再一次控诉反动派并纪念亡友。193o年和1931年所写杂文收入《二心集》。 1932年和1933年鲁迅在文学战线上与“第三种人”和“论语派”进行了斗争。他在《论“第三种人”》中深刻指出在现实生活中第三种人是做不成的：“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他在《小品文的危机》中反对林语堂、周作人提倡闲适小品认为那只是文坛上的小摆设主张“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1933年1月鲁迅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他同蔡元培、宋庆龄等一起为反对国民党政府拘捕无辜进行种种营救活动。2月英国进步作家萧伯纳来华访问鲁迅写杂文多篇介绍和赞扬萧伯纳批驳反动舆论。这一年鲁迅还写了许多抨击时政的杂文。1932和1933年所写的杂文收入《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和《准风月谈》。1933年4月鲁迅和许广平的通信集《两地书》出版。1934年蒋介石为了从文化上巩固其反动统治鼓吹以封建教条为准则的所谓“新生活运动”并在各级学校推行尊孔复古的教育。日本帝国主义也鼓吹要在中国东北地区建立“王道乐土”“恢复孔子之教”。鲁迅写了《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儒术》等杂文揭露他们鼓吹王道实行霸道的真实面目。“左联”成立后曾进行长期的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鲁迅这时写了《论“旧形式的采用”》等文用辩证的观点论述了新旧形式之间的关系。接着学术界又展开了大众语和文字拉丁化的讨论。《门外文谈》和《汉字和拉丁化》等文是鲁迅关于这一问题表的意见。这一年鲁迅杂文的产量很大编成《花边文学》和《且介亭杂文》两本杂文集。 1935年在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之际鲁迅密切关注政治形势的展动向。当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于1o月到达陕北时鲁迅致电中共中央热烈祝贺这个伟大的胜利。他热情培育左翼青年作家为叶紫、萧军、萧红的作品写序并将他们的《丰收》、《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编入《奴隶丛书》出版。当有人试图用“文人相轻”和“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说法来混淆文化界的是非时鲁迅写了八节《“题未定”草》和七篇论“文人相轻”的杂文使大家辨是非之界明取舍之道。这一年的杂文结成《且介亭杂文二集》。在这一年里鲁迅还写了4篇历史小说《理水》、《采薇》、《出关》和《起死》与1934年写的《非攻》和1927年以前写的《补天》（原名《不周山》）、《奔月》、《铸剑》一起结集为《故事新编》于1936年出版。这部历史小说集的创作历时13年之久前后写法有很大差异。但总的精神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密切结合现实斗争的需要。另外其中不少作品还有意糅进一些明显的现代生活细节以引起读者的古今联想和对比产生了强烈的讽刺效果。《故事新编》是一部在现代文学史上颇有特点也颇有影响的历史小说集。 1935年底鲁迅原有的肺病日渐严重但他不愿离开战斗岗位移地疗养。1936年他虽在病中依然勤奋工作写了不少文章。当日本侵略者吞并中国的野心日益显露中国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急需建立时鲁迅表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等文章表示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提出并正确阐述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还澄清了关于“国防文学”的某些不正确的解释批评了左翼文坛内部的某些不良作风。《且介亭杂文末编》是他这一年文章的结集。 鲁迅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战斗到最后一息于1936年1o月19日在上海逝世。 第五十章沈雁冰（茅盾） 沈雁冰原名沈德鸿笔名茅盾。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7月4日生于浙江桐乡乌镇。父亲沈永锡曾考中秀才思想倾向维新派爱好自然科学曾自学高等代数与微积分。母亲陈爱珠是当地一代名医的独生女知书识礼善于治家有深厚的旧文学修养。幼时的沈雁冰受到开明的家庭教育和旧文学的熏陶。 沈雁冰曾在湖州中学和嘉兴中学就读。这两所中学的校长和多位教员都是同盟会会员学校的革命空气十分活跃。中学毕业后沈雁冰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准备将来进文法商科。但预科期满经济日窘便没有继续求学伴随着他的职业和社会活动他走上了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道路。1916年沈雁冰进入当时的“知识之府”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开始“叩文学的门”时是以翻译家、理论家、文艺革新家的姿态登上文坛的。他致力于介绍外国文艺思潮研究外国文学翻译进步的文学作品为我国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借来火种开通航路推动了新文学运动的展。 沈雁冰对外国文学进行穷本溯源的探讨自希腊神话、史诗、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直至两次世界大战前后各个历史阶段的名家巨著、思潮流派、社团事件如他自己所说是“横贯十九世纪直到‘世纪末’”。他是站在中外古今文化的交叉点上来俯瞰世界文学和中国文学的。 五四时期流行着各种社会思潮和文艺思潮。沈雁冰认为新文学应当是反映社会人生的因此介绍外国文学不仅是介绍文学艺术还应介绍外国的先进思想用以抗议社会的腐败激励民心起到“足救时弊”的作用。他说：“我是倾向人生派的。我觉得文学作品除能给人欣赏而外至少还须含有永存的人性和对于理想世界的憧憬。我觉得一时代的文学是一时代缺陷与腐败的抗议或纠正。我觉得创作者若非是全然和他的社会隔离的若果也有社会的同情他的创作自然不能不对于社会的腐败抗议。”1沈雁冰认为介绍外国文学也是为了改变国人的文学观念创造中国的新文学。他说：“我们真正主要的事还是介绍西洋文艺思潮进来把国人的小说观念矫正一下”2这是指小说在中国传统文学观念中一直没有正统地位。关于诗歌他则说：“借此（外国诗的翻译）可感本国诗的革新”。总之“谈革新文学非徒事模仿西方而已实将创造中国之新文艺”3。1921年在新文学史上有两件大事。一是文学研究会的成立一是《小说月报》的革新。这两件大事都和沈雁冰有密切的关系。 1921年初被称为“人生派”的文学研究会在北京诞生了。沈雁冰是主要起人之一。沈雁冰、郑振铎、叶绍钧、许地山、王统照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揭起“为人生的艺术、建立写实主义文学”的旗帜宣告“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1。以沈雁冰为代表的文学研究会主张文学不仅要反映社会和人生而且要改进社会和人生负起“激励人心”、“唤醒民众”的重大责任；在创作方法上“注1《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目的》。 2《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目的》。 3《“小说月报”改革宣言》。 1《文学研究宣言》。 意精密严肃描写一定要忠实”。这些提法比《新青年》派的文学主张更前进了一步。在“为人生”的大纛下文学研究会的作家对人生进行苦苦的思索追求着人生的真谛他们的作品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揭露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罪恶歌颂人民的反抗斗争。 《小说月报》原是创刊于宣统年间的刊物十余年来一直被鸳鸯蝴蝶派把持。当时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沈雁冰接办《小说月报》后对《小说月报》实行了全面的革新打开了鸳鸯蝴蝶派这个顽固堡垒的缺口。改革后的《小说月报》以崭新的面貌出现于中国文坛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革新《小说月报》的意义不仅在于我国从此有了正式的大型文学期刊更重要的是有了宣传民主思想提倡新道德、新文学的园地。 《小说月报》除表新人新作外还开辟了一个专栏叫“海外文坛消息”它“介绍西洋之新说以为观摩之助”“兼介绍世界文学界潮流之动向”2。这个专栏的开辟意义深远。它将海外文坛最新动态和大量文学信息介绍进来犹如一股春风吹进原来闭塞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坛大大开阔了中国文坛和中国青年的眼界缩短了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距离有助于中国新文学向世界文学靠拢促进了新文学运动的展。 沈雁冰翻译过许多外国文学作品。根据1981年茅盾生前自己选定的译文选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篇目短篇小说方面共翻译过23个国家4o个作家的作品；剧本方面曾翻译过1o个国家12个作家的作品；杂记、书简、回忆录方面曾翻译过8个作家的作品。其中既有名作家如易卜生、显克微支、梅特林克的代表作也有黎巴嫩等小国的不知名作家的作品。 沈雁冰写过许多介绍外国文学概况和文学史、文学流派等方面的文章。 其中有介绍爱尔兰文学、比利时文坛、荷兰诗坛、意大利文坛、澳洲现代诗人、瑞士文坛、近代法国文学、新犹太文学、塞尔维亚情歌、现代捷克文学、未来派文学现状、骑士风的中世纪文学、苏联的文艺阵线、日本的普罗作家联盟、国际反法西斯文学、欧美主要文学杂志、德国流亡作家杂志等等。他的《小说研究abc》、《欧洲大战与文学》、《骑士文学abc》、《近代文学面面观》、《现代文艺杂论》、《六个欧洲文学家》、《西洋文学通论》、《希腊文学abc》等研究外国文学的专著内容范围之广、覆盖面之宽为同时代作家、翻译家所少有。 沈雁冰撰写过百部以上外国作家评传和作品评介。1919年他在《近代戏剧家传》中向读者介绍了34个欧美戏剧家的传略及作品；192o年他在《小说新潮栏宣言》中提出介绍俄、英、德、法的19个写实派、自然派作家；他写过传略的作家近6o人；直到三十年代他在《汉译西洋文学名著》、《世界文学名著讲话》两书里系统地介绍了从荷马史诗起到十九世纪西方的39部文学名著。这方面的工作量之大内容之丰厚工作之浩繁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是应当记下一笔的。 沈雁冰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9年间不仅从事大量的文学翻译、文学理论建树、文艺社团的组建和文艺刊物的革新同时也活跃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192o年7月由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等起成立共产党小组沈雁冰于1o月由李汉俊介绍加入了共产党小组。次年冬天陈独秀被捕《新青年》被迫停刊以后沈雁冰利用商务印书馆的工作做掩护担任了共产党中2《“小说月报”改革宣言》。 央的联络员一方面从事党务工作一方面编辑《小说月报》开展了对鸳鸯蝴蝶派和学衡派的两次论战表了不少著名的论文。他的政治生涯虽和他的文学活动紧密联系着但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的职业使我接近文学”1。茅盾经历了从五卅前后到大革命时期一段极其动荡的生活。1924年奉中共中央之命他与恽代英等在上海组织国民党左派上海市党部。1925年茅盾作为商务印书馆党的负责人领导了商务的罢工斗争。1926年元旦茅盾前往广州去参加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会后留在广州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当时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中山舰事件”爆后不久他由穗回沪待革命军攻下武汉茅盾又到武昌任汉口《民国日报》总主笔。这个报纸名义上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机关报实权则操在共产党手中。报社工作及来自各方面的新闻消息为茅盾以后的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茅盾受到蒋介石反动政府的通缉。他在十分愤懑的心情下从汉口到牯岭从牯岭回到上海他说：“我是真实地去生活经验了动乱中国的最复杂的人生的一幕终于感得了幻灭的悲哀人生的矛盾在消沉的心情下孤寂的生活中而尚受生活执着的支配想要以我的生命力的余烬从别方面在这迷乱灰色的人生内一星微光。于是我就开始创作了。”1这就是茅盾开始写作处*女作《蚀》时的心情。 《蚀》是由《幻灭》、《动摇》、《追求》三个连续性的中篇组成的反映了五四以后到大革命失败这一时期的社会现实及小资产阶级青年在革命前夕的亢昂兴奋和革命既到面前时的幻灭他们在革命斗争剧烈时的动摇以及幻灭动摇后不甘寂寞尚思作最后之追求。其中《动摇》是写得最成功的一部曾受到高尔基的赞许。写的是1927年春夏之交“武汉政府”蜕变前夕生在湖北地区的矛盾和斗争。作家取材于湖北某县的政治形势和当时一些未能披露的新闻材料反映了大革命后期“武汉政府”中的两条路线斗争一条是以李克为代表的共产党的路线一条是以方罗兰为代表的汪精卫派的路线。 作为一个杰出的作家茅盾在《蚀》中已经显露了组织概括多方面的社会题材、塑造多种人物形象的巨大才能。《蚀》对于揭露旧制度、旧势力的黑暗揭示小资产阶级悲剧的社会原因从而激人们对黑暗现实的痛恨等方面都有不可抹煞的积极意义。但是《蚀》的基调是消沉的同一时期完成的短篇小说集《野蔷薇》也是如此这和大革命失败后作家的苦闷心情有关。从此茅盾脱离了政治生涯专心从事创作。 1929年4月为了避开国民党的追捕通缉也为了让自己的情绪重新振作起来茅盾东渡日本写下一部未完成的长篇目的“欲为中国近十年之壮剧留一印痕”1这就是《虹》。 《虹》的主人公梅行素是一个接受了五四思潮影响的小资产阶级青年她信仰人格独立和个性解放。正当五四的热潮燃遍全中国时十八岁的梅行素却由父亲作主嫁给苏货铺的少掌柜、自己的姑表兄柳遇春她将要成为一个偷卖日货的苏货铺的女主人。为了反抗不合理的封建婚姻她勇敢地冲破了家庭的牢笼走上了寻求新的人生的斗争之路。但是诡谲多变的现实1《从牯岭到东京》。 1《从牯岭到东京》。 1《〈虹〉跋》。 颠沛的生活黑暗与光明交织成她的生命之丝她恨姑表兄柳遇春却爱着姨表兄韦玉。韦玉是个软弱的人他不但不能帮助梅增添斗争的勇气反而劝她妥协。社会黑暗、排挤诽谤使梅变得只相信自己成了得过且过我行我素的“现在叛徒”。正当她凭个人的力量在社会上冲来冲去的时候她遇到了革命者梁刚夫。梁刚夫帮助她逐渐接近了革命、认识了革命、最后参加了革命。她已经完全不同于《蚀》中的静女士、章秋柳等人后者自始至终沉缅在追求、幻灭之中而梅则是虹一样的人物作家说“虹是一座桥便是春之女神由此以出冥国重到世间的那一座桥”2是一个对社会始终采取挑战态度的女性在她身上寄托了作家对革命前途的希望和信念。 在日本时期作家写下许多优美的散文。《叩门》、《雾》、《卖豆腐的哨子》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这些散文既有怅惘、苦闷的情绪也有对暴风雨和阳光的期待和小说《虹》一样是过渡性的作品是作家心灵历程的真实记录。 1928年到1929年间中国革命文艺界内部生了一场以创造社、太阳社为一方以鲁迅、茅盾为另一方的论战文学史上称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论争”。茅盾积极参与了这一场论战在论战中他提出并丰富了自己的文学理论尤其是关于文学的描写对象、服务对象问题这是民主革命时期革命文学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在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争中创造社和太阳社里一部分人错误地把鲁迅、茅盾当作了革命的对象在指责鲁迅是“封建余孽”、“二重反革命”的同时把茅盾说成是“不长进的所谓革命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那么文学作品究竟能不能描写小资产阶级呢？描写小资产阶级是否违背了无产阶级艺术的要求呢？描写对象与服务对象的问题便成为这场论争的焦点之一。茅盾写了《从牯岭到东京》指出如何对待人数众多的小资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重要课题也是新文学的重要课题。创造社和太阳社从政治思想上否定小资产阶级把他们看成“落伍者”甚至“反动者”把他们从革命军中或同盟军中开除出去视为革命的对立面显然是错误的。茅盾一方面肯定革命文学描写穷苦大众是对的另一方面又明确地指出不应将小资产阶级抛弃。 对文艺与生活的关系的认识是这次论争的另一个焦点问题。如果按照“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去演绎和图解生活势必产生标语口号式的作品。只有深入生活认识生活才能正确反映生活。茅盾认为文艺的创造者必须与实际生活建立“极密切的关系”掌握文艺的特殊规律才能很好地反映生活。“将来的伟大作品之产生不能不根据三个条件：正确的观念充实的生活和纯熟的技术然而最最主要的还是充实的生活。”1茅盾的这些论文不仅是对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的概括和总结也是对新文学现实主义理论的丰富与展。 193o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鲁迅为盟主“左联”继承了五四文学革命的传统领导了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写下了伟大的篇章。 茅盾于是年4月从日本回到上海立即参加了“左联”的工作。在创作2《我走过的道路》。 1《关于创作》。 上力图开辟新的途径先是写了《豹子头林冲》、《三人行》两个中篇。他努力克服早期创作中的缺点与不足学习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中国社会进行缜密的严肃的观察终于在1931至1932年间写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长篇巨著《子夜》。 《子夜》涉及的故事情节仅仅是193o年5至7月两个月的社会现实。这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子夜。小说展现了在这黑暗的年代里极其复杂尖锐的社会关系与阶级矛盾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等等描绘了一幅三十年代初期中国社会广阔而真实的时代画卷不仅概括了特定历史条件下中国都市社会的基本特征而且预见了革命展的必然趋势。《子夜》的问世显示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伟大收获也奠定了茅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子夜》是三十年代都市文学的成功之作。但茅盾的注意力不仅投向都市也十分关注经济破产的黑影重压下的农村。《春蚕》、《秋收》、《残冬》组成的“农村三部曲”与《子夜》、《多角关系》等中长篇共同构成“大规模描写中国社会现象”的一部分共同组成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广阔的横断面。 茅盾在三十年代仍继续他在新文学第一个十年就已颇有建树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工作并且逐渐形成自身很有特色的现实主义理论体系。茅盾的文学批评理论不仅要求文学作品具有巨大的历史内容、时代内容而且要具有相应的思想深度。历史涵量与思想深度的结合成为他的现实主义理论的又一特色。从五四落潮以后茅盾就在思考着如何反映青年知识分子“心的跳动”如何反映工业文明打碎了乡村经济以后的人们的心理状况。茅盾敏锐地看到有些作家随着五四的落潮而落伍了、停滞了这便是文学史上的“庐隐的停滞”的论断。这一论断是茅盾提出的不仅道出了对女作家庐隐的万般惋惜而且总结了某些带有规律性的创作现象。 茅盾的一生不仅以一个热情的作家身份参与了新文学的进程而且以一个冷峻的批评家的身份推动了新文学的进程。有关文学批评的文章尤其是对作家作品的评价在他的全部文论中占了很大比重。在“左联”时期他的文学批评和理论建设达到了极为圆熟深刻的境地。他是新文学的文艺批评的开创者。 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后41岁的茅盾带着一颗苍凉而沉重的心由上海赴长沙转武汉后去广州编辑《文艺阵地》后赴香港为《立报》编副刊《言林》。此后曾应杜重远之约去新疆在新疆学院任教重返内地时路经延安为鲁艺讲学。当他从延安回重庆不久皖南事变生他又离渝第二次赴香港直到太平洋战争爆香港沦陷。 在香港茅盾是敌伪眼中较大的目标之一随时都有身陷囹圄的危险。 为了从香港抢救出进步的文化人和知名人士共产党命令东江游击队配合港九地下党组织护送茅盾、邹韬奋、何香凝、叶以群等人离开香港。1942年1月茅盾等人辗转抵达桂林。 漫长的八年抗战流亡动乱的生活茅盾始终以一个战士的姿态以文学作武器无情地暴露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黑暗揭穿他们反共反人民的罪恶热情歌颂人民的抗战斗争。他写了《第一阶段的故事》、《霜叶红似二月花》、《腐蚀》等长篇小说剧本《清明前后》短篇小说《委屈》散文集《见闻杂记》、《时间的纪录》等。其中《腐蚀》、《清明前后》、《白杨礼赞》等是本时期的代表作。 日记体小说《腐蚀》写于1941年孟夏。在皖南事变的历史背景上以日记的主人女特务赵惠明从失足、懊悔到弃暗投明走上自新之路的挣扎过程为线索尖锐地暴露了蒋介石特务组织的凶残阴险控诉了蒋介石反动集团对青年的摧残与戕害。 如果说《腐蚀》是一纸对国民党特务罪恶的血泪控诉抗战胜利前夕写的剧本《清明前后》则是一份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罪行录。它以当时轰动重庆的黄金案为题材展示了国民党战时都的“无耻、卑劣与罪恶”。评论界一致认为这个剧本是一部有着尖锐而又丰富的现实意义的力作。 作为一个关心祖国命运与人民的斗争休戚相关的作家一方面他那冷隽而锐利的现实主义笔锋直接揭露敌人的罪恶与腐朽；另一方面热情而洒脱地歌颂人民的斗争《白杨礼赞》就是这样一篇脍炙人口的优美散文。作家借西北高原上傲然耸立的白杨树的形象歌颂共产党领导下坚持敌后抗战的英雄人民赞美他们“在北方的风雪的压迫下却保持着倔强挺立”“伟岸、正直、朴质、严肃”“宛然象征了今天在华北平原纵横决荡用血写出新中国的历史的那种精神和意志”。作家用高亢的音调宣称：“我赞美白杨树就因为它不但象征了北方的农民尤其象征了今天我们民族解放斗争中所不可缺的朴质、坚强以及力求上进的精神。” 1945年抗战胜利茅盾整5o岁。重庆的文艺界为茅盾庆祝5o寿辰和文艺创作25周年纪念聚集在大后方的作家、学者、民主人士和国际友人8oo余人到会祝贺。 1946年茅盾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邀请赴苏作友好访问。在苏联广泛接触了文艺界文化界的朋友交流了中苏文化和中苏人民的友谊。茅盾是第一位被邀请访问苏联的中国作家。 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茅盾在会上作了《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展的革命文艺》的重要报告。国统区和解放区两支文艺大军会师准备迎接新中国。茅盾在会上当选全国文联副主席、全国作家协会主席。 1949年1o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茅盾出任新中国第一任文化部长两个文艺界影响最大的刊物《译文》杂志、《人民文学》杂志第一任主编同时主持全国文联和作协的工作。 茅盾主持过第二、三次全国文代会、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届全国电影剧本创作会议、全国翻译工作会议、梅兰芳周信芳舞台生活5o年纪念会、第一届话剧观摩演出会、全国文教“群英会”及国内外文化名人的纪念活动均表有重要讲话指导了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顺利展。与此同时他把自己大部分精力用于现并培养青年作家如谷峪、王愿坚、茹志鹃、康濯、蒙族的玛拉沁夫、藏族的益希卓玛、白族的晓雪都是在他的扶植和帮助下成长起来的。 茅盾不仅是我国文化事业的领导人也是中国人民与世界进行文化交流的伟大使者。他积极参加有关保卫世界和平的各种国际会议和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为人类的和平进步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51年茅盾被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他曾多次出席在莫斯科、柏林、维也纳、斯德哥尔摩、赫尔辛基等地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曾率中国作家代表团出席在新德里、塔什干、开罗等地召开的国际作家会议曾在北京主持了世界文化名人阿维森纳、雨果、达·芬奇、屈原、哥白尼、契珂夫、席勒、密茨凯维支、孟德斯鸠、安徒生、海涅、迦梨陀娑、陀斯妥也夫斯基、泰戈尔等作家、诗人、哲学家、音乐家、画家、天文学家的纪念活动。茅盾在晚年还接待过许多外国来访者。 新中国成立后文化行政事务繁忙但茅盾仍未间断他的文学理论批评工作。《鼓吹集》、《鼓吹续集》、《历史和历史剧》、《夜读偶记》等文论集相继问世。这些文论内容丰富涉及面很广有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阐释有对现实主义传统的总结有对生活、思想、写作技巧的论述有对民族形式的探讨有关于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创作方法的研究有文艺欣赏与文艺批评的标准问题等是茅盾在新时期的学术新贡献。此外还有许多散文、杂文、诗词表。 1981年3月27日茅盾与世长辞。在驰骋文坛6o多年的岁月里茅盾为我们留下12oo万字的著作《茅盾全集》4o卷于1997年出齐。 茅盾逝世后根据他生前遗愿捐赠25万元稿费作为茅盾文学奖以奖励优秀的长篇小说作者。 第五十一章徐悲鸿徐悲鸿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7月19日诞生于太湖之西江苏宜兴屺亭桥镇。其父徐达章为当地著名画家绘画一宗造物独喜描写生活中之所见于山水、花鸟、人物均有造诣又善诗文篆刻。徐悲鸿6岁起随父读书7岁习书法9岁读完《四书》及《诗》、《书》、《礼》、《易》。读至《左传》终以对绘画的酷爱使父亲深受感动得以在每日课毕让其临摹《点石斋画谱》中的人物、界画。徐悲鸿从题材丰富、场面宏大的插图中学到了扎实的技法1o岁时已帮助父亲在画上敷色并在新年佳节时为邻居书写对联并以即景赋诗的才能闻名乡里。在初习画时他便表现出非凡的形象记忆能力一次父亲外出归来问有何客来访他即将来客形象默画于拇指之上令人一目了然。 徐悲鸿是家中长子下有2弟3妹。他13岁时家乡遭水灾生活难以维持。父亲携他赴邻近各县乡镇开始流浪江湖的生涯为人画中堂、写对联、刻图章特别是画肖像和祖先像。这对造型的要求很高在艰苦的境遇之中徐悲鸿养成了手不释笔的习惯打下了写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绘画风格的基础。常年谋食江湖使他目睹和体验了下层社会人民的困苦激了他的正义感他自刻了“江南贫侠”的印章在画上署名“神州少年”。这时他最大的乐趣是收集强盗牌香烟所附的动物画片引了他对动物画的巨大兴趣。 4年的流浪生活使徐达章染上重病父子返回故乡。徐悲鸿从此挑起家庭重担。他同时担任了宜兴女子师范学校、彭城中学和始齐学校的图画教员。三校相隔很远他常需半夜起身步行数十里到各校授课。他后来喜爱描绘的清冷含情的“月色”应是对这段艰苦生活的回忆。 父亲去世徐悲鸿于1915年赴上海寻找半工半读的机会但没能如愿。他以“水尽山穷仍能自拔方不为懦”的意志与命运抗争。他的作品《马》得到高剑父、高奇峰兄弟的赞赏他们认为“古之韩干未能过也”决定在他们主持的上海审美馆出版行。徐悲鸿从此开始卖画、教画并考入震旦大学。1916年3月哈同花园创立的圣明智大学征求仓颉画像徐悲鸿以巨幅水彩画中选被该校聘去讲学、作画结识了同为该校教授的康有为、陈三立等。康视徐悲鸿为艺苑奇才请他为自己、亡妻、家人画像并尽出自己收藏的书画碑版供其观览研习。通过对哈同花园书画精品的学习和同康有为等鸿儒大家的切磋徐悲鸿对中国绘画的演变和现状进行了深入分析寻找革新之路。在康有为的指导下他还遍临名碑书艺精进。 1917年得到圣明智大学的酬金徐悲鸿离开上海前往日本。他饱览了日本的美术藏品觉得日本画家渐脱积习会心造物所作博丽繁郁花鸟画尤为展；但华而薄实而少韵太求夺目而无蕴藉朴茂之风。于是进一步地明确了自己改革中国画的主张。他于年底回国。 1918年3月他应蔡元培之邀到北京大学参与创建了画法研究会并任该会导师。他制订了详细的教学计划和方法教授人物画和水彩、素描。在创建大会上他着重介绍了西洋画的流派与技法特点。在教学中他强调师法造化和融会中西。他带领学生到崇效寺作牡丹写生到西山碧云寺等地画山水去故宫文华殿、苏俄驻华使馆观看中外绘画展览。作为最富革新精神的画家他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之中在北京大学校刊、美学杂志上撰文以振聋聩之声宣讲中国画改革之必要指出中国画颓败已极原因在于“守旧”在于陈陈相因而丧失其学术地位。他特别针对当时人物画的没落指出“写人不准少法度指少一节臂腿如直筒身不能转使头不能仰而侧视手不能向画面而伸无论童子一笑就老无论少艾一皱眉即丑半面可见眼角尖跳舞强藏美人足此尚不改正不求进尚成何学？”他明确提出改革的道路是“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摈弃抄袭古人之恶习凭实写达惟妙惟肖之境”。在这一时期他创作了《梅兰芳演出天女散花》、《国民》杂志封面画、《西山古松柏》、《晴岚翠蟑》、《三马图》等。《三马图》虽取传统题材并用中国画工具写就但手法全新画树干皴法纯为独创巨松伸展枝叶荫下三马体态各异造型结合明暗扬中外绘画之长弃中外绘画之短吞吐融浑自成一家。《西山古松柏》凭借写生使树枝的扭转穿插奇兀而自然远树以大笔点出巧妙地运用透视与渲染加强空间感与质量感。 1919年在蔡元培、傅增湘的推荐之下徐悲鸿获得赴法国学习的机会。5月经伦敦抵巴黎。先每日赴各大博物馆深入研究西方艺术之长然后入朱里安画院（a）习素描两月便考入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入弗拉孟画室。他次作油画便得到弗拉孟的赞赏在多次竞试中他都名列前茅。但他并不满足于在美院的学习把博物馆中各派大师的作品作为老师如饥似渴地比较各派的异同和优点从对委拉斯贵支、约尔丹斯、普吕洞、德拉克洛瓦、莫罗、拉斐尔、伦勃朗、哈尔斯等人名作的临摹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他还经名雕家唐泼特介绍结识了并不在美术学院任教的名画家达仰·布弗莱。达仰以描绘布列塔尼地区农民、渔民生活而驰名欧美。徐悲鸿从192o年起每周持作品去他的画室求教并参加在该处举行的每周画家聚会受益良深从与贝奈尔、莫尼埃、阿米克等法国名画家的切磋中领会西方绘画的精髓探索展中国绘画之所需。 徐悲鸿在欧洲学习期间所作素描、写达数干幅大部分是在蒙巴纳斯各自由画室中留下的。他经常每日工作1o小时以铁杵磨成针的精神去掌握西方绘画技巧。1921年4月法国全国美展开幕他从早到晚仔细观摹当走出会场时才现天降大雪而他整日未曾进食又无御寒的大衣顿时腹痛如绞为此留下肠痉挛症的病根并经常受到折磨但他常强迫自己忍痛作画在现存的一幅素描上有他这样的题字：“人览吾画焉知吾之为此每至痛不可支也。”徐悲鸿在这些习作中成功地融入东方艺术的美感精致而雅逸尽微而致广风格俊秀独树一帜。这些素描一般不画背景而突出线的灵动。线条在表现体积、空间、质感、量感的同时以粗细、方圆、徐疾、刚柔、藏露的节奏变化传达独特的形式美感。徐悲鸿还喜用灰色画纸利用底色而省去一个颜色层次使画更为凝练。他经常有意削弱明暗对比以大块略去阴影的手法收言简意赅之效从而突出物象精神把壮年男子的强健、女性的柔润细腻、老人的瘦缩、孩童的稚嫩天真刻画得真实动人。 徐悲鸿觉得在法国所学仍然有限1912年又赴德国问学于柏林美术学院院长康普并在柏林动物园对猛兽作了大量写创作了《狮吼》、《奴隶与狮》等素描杰作。他将狮的喜怒哀乐、威严和易刻画得淋漓尽致传达出震撼人心的力量。1923年徐悲鸿从德国回到巴黎以油画《老妇》第一次入选法国国家美展。为了把从古代大师画上学到的东西运用到自己的画上他进一步精研素描在油绘人体时认真作分部研究务求体会精微。他对每幅重要习作都进行默写然后对照原画修改精益求精。1924年他已将油画技巧掌握得精通练达“作画无一致之体力求简约”造型设色均游刃有余。“既成遂得大和有从容遐逸之乐”。他的油画杰作《萧声》、《远闻》、《抚猫人像》、《马夫和马》、《怅望》、《琴课》均运用丰富的造型手段宣达不同旨趣。将古典主义的精卓、浪漫主义的漏*点、写实主义的朴茂熔于一炉。1925年徐悲鸿赴新加坡为陈嘉庚及其所办的厦门大学作画并在上海展出历年所作引起文化界的极大兴趣。康有为当时写道：“徐悲鸿1o年前为我及文慎公..写像惟妙惟肖。其于画盖天才也。后游日本又学画于法国德国深诣7年。今归所作示我精深华妙隐秀雄奇独步中国无以为偶。其画固中国所未见其画派亦中国所未有。”1926年徐悲鸿赴布鲁塞尔临画他很爱鲁本斯的作品认为他是古今最大色彩画家之一。他在临摹弗兰德斯名家约尔丹斯之作时尤下功夫每日开馆即入闭馆方出中间连一口水都不喝培养自己吃苦的耐力以求“立至德造大奇为人类申诉”。1927年他又游学于意大利、瑞士赴威尼斯观提香的《圣母升天图》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的名雕和西斯廷礼拜堂米开朗基罗的壁画前流连良久并赴庞贝古城领略古代艺术的气氛。在1927年法国国家美展上徐悲鸿送交的9幅作品全部入选作品以精湛的技巧和独特的东方韵味获巨大成功得到很高赞誉。 1927年徐悲鸿回到久别的祖国先与田汉、欧阳予倩共同创建南国艺术学院推动现实主义艺术运动。徐悲鸿担任美术系主任。他在报纸上表文章指出该校旨在“养成能与此时代同呼吸共痛痒的青年以为新时代的先驱”。1928年南京中央大学也聘请他为艺术系教授他提出不能辞去南国的工作于是半月在南国半月在中大授课。他从欧洲购回了大量艺术教育所需的石膏模型包括艺用解剖学的人物、动物模具亲自撰写美术史教材和艺院建设计划着手建立系统、完整的美术教育体系。1929年他就任北京艺术学院院长又以“一口反万众”的坚定态度聘齐白石为教授并筹建建筑、雕塑学系极力促进中国美术教学的改革。 徐悲鸿在进行艺术教育的同时投入了紧张的创作活动。他的第一幅巨作是1928至193o年绘制的油画《田横五百士》。它取材《史记》选取了田横与5oo壮士诀别的时刻表达“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风亮节。画上以大片云朵压向地面运用蓝天、碧海、白马、红袍造成的强烈对比加强画面的紧张气氛。画中人物形象的多样和生动开辟了中国画坛的新纪元。画家巧妙地使用了以一当十的构图法在造成强烈的悲剧高氵朝的同时达到了画面的奇特平衡表现出宏伟的中国气派。在二十年代末它是中国最重要的人物画创作也是第一幅油画历史画杰作在处理巨大场面和复杂人物关系上得心应手代表着中国油画的杰出成就。在1928年暑假他还到福州为福建教育厅绘制了大幅油画《蔡公时被难图》歌颂面对日军屠刀视死如归的民族英雄。 193o年他创作了巨幅中国画《九方皋》。这幅苦心经营、数次易稿的画作取材于《列子》。画上被伯乐推荐给秦穆公的九方皋正在全神贯注地相马千里马为遇到知己而欢快地扬蹄嘶鸣。画家通过抛弃外表直抵本质的相马高手阐明了自己取精用宏的艺术观抒了自己对“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强烈感慨。他巧妙地运用了对比的手法用凡马衬托出良骥。那些无知浅薄而又看不起身为农夫的九方皋的旁观者正好反衬出具有远见卓识而不露声色的智者。画面墨色的安排、线条的运用、虚实的处理均臻于尽善尽美。神情刻划的深入使中国画别开生面。 1931年徐悲鸿完成了巨幅油画《徯我后》。画面以受到大旱煎熬的百姓期盼甘霖的场面反映着人民反对压迫者期望光明、解放的心声。土地龟裂树木枯死人物瘦骨伶仃把油画的感染力挥到极致令人不觉产生悲天悯人之情。它和《田横五百士》一起奠定了中国油画的基石成为中国油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在对中国和西方的艺术进行了多年深入研究之后徐悲鸿提出了中国艺术复兴的主张。他把中国艺术教育在新时期的审美原则总结概括为《新七法》作为完成一个健全画家的定则。它们是“位置得宜、比例正确、黑白分明、动态天然、轻重和谐、性格毕现、传神阿堵”。在此基础上他还将艺术教育思想概括为“崇德性、崇文学、致广大、尽精微、极高明、道中庸”形成从画品到画法的完整的艺术理论。徐悲鸿强调崇德性指出画家的责任是“穷造化之奇探人生究竟”。要求画家无比真诚地对待自己的艺术“不慕时尚不甘小就不舍己以循人”作到人品画品一致。崇文学旨在把我国传统绘画的精华其中包括“画中有诗诗中有画”的意境要求和寄情、托兴手法扬光大使绘画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致广大尽精微”不仅是指艺术造型的手法和效果更是指艺术的精神那种“水墨淋漓障犹湿真宰上诉天应泣”的宏大中国气派。这一宏伟气魄是尽精微的前提而“尽精微”的功力则来自于艰苦磨练和认识对象的科学态度。“极高明、道中庸”鲜明地体现出徐悲鸿对中国艺术境界的把握和它与西方艺术的区别。它不因高明而走极端而是找到通向至善尽美的最佳结合点在处理线与面、颜色与素描、虚与实、繁与简、写实与写意、形与神的关系上自始至终处于最佳位势把握美之所在使司空见惯的事物经高明之手出人意表地获得更高层次上的大和。这种恰到好处的把握分寸乃是素养、学识的积累是画家诸方面才智的总汇聚。徐悲鸿的这一艺术思想和它在艺术教育中的实施使得中国绘画扭转了因循守旧、僵化衰微的形势并稳步地向前展。在中国艺术步入现代的过程中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为了向欧洲介绍中国的艺术成就以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从1933到1934年徐悲鸿携带中国古今名家画作和自己的代表作赴欧宣传中国文化。中国绘画先在巴黎引起震动法国文豪保罗·瓦洛里为在巴黎国立外国美术馆举行的这一画展撰写了序言3ooo人参加了开幕式应观众要求展览延至45天目录再版3次。法国政府购藏了中国现代绘画作品并在外国美术馆设专室陈列。法国报刊称徐悲鸿为大师认为他的古柏可与巴比松画派主将卢梭的橡树相媲美。随后徐悲鸿又赴布鲁塞尔美术馆、柏林美术家协会展览馆、法兰克福国家美术馆举行个人画展获巨大成功。他在米兰王宫和莫斯科历史博物馆、列宁格勒埃米塔热（冬宫）美术馆举办的中国画展也受到极热烈欢迎。意大利报刊称该展是中意文化交流史上自马可·波罗以后最重要的事件。埃米塔热美术馆至今仍陈列着徐悲鸿当年与该馆交换的作品。展后欧洲成立了四处中国绘画的专门展室介绍、报道中国画展的报纸累计达数亿份。 徐悲鸿从1935年到1938年夏多次前往广西帮助筹建美术馆、美术学院和组织第一届省美术展览。并且主持广西全省中学艺术教师讲习班以切实推动艺术教育的展。秀甲天下的阳朔使他漏*点澎湃他刻了《阳朔天民》的印章放舟于漓江之上创作了驰名中外的泼墨山水画《漓江春雨》。该画纯以墨块写物造型把水墨画的洇墨、渗透作用挥得淋漓尽致使鬼斧神工的山丘、错落有致的房舍树木在濛濛烟雨之中若隐若现。画面几无线条更无皴擦的痕迹中国画墨分五色的美感沁人肺腑那空灵的山光荡漾的水影与洒脱飘逸、韵味无穷的用笔使该作堪称中国山水画之大奇。抗战开始徐悲鸿随中央大学迁到重庆国破家亡的感慨凝于笔端使他的艺术更加升华。在1938年除夕他为一位拾破烂的贫穷女子画的肖像《巴之贫妇》以异常简洁生动的手法抒写满腔的同情。其时画家居住在磐溪每日过嘉陵江去中大授课目睹重庆人民上下百丈石阶挑水的艰辛感慨万分又创作了《巴人汲水》。画面让俯身汲水者处于大角度的短缩透视之中与转身上坡的挑水者形成用力方向的强烈对比并以长竖幅的新颖构图巧妙地解决了人与环境关系的棘手难题使它成为反映现实生活的杰作。在抗日战争中徐悲鸿的画笔与民族的命运、人民的疾苦紧密相连笔下的形象饱含象征意义抒着爱国的情操。他反复创作以狮为题材的寄兴画。《新生命活跃起来》表现睡狮的觉醒它在穿山越涧勇往直前；《负伤之狮》双目喷射着复仇的火焰；《狮与蛇》以雄狮侧目鄙视挑衅者来抒对于侵略者的痛恨；《群狮》则取会师东京之谐音表现出在最艰难困苦的时刻对最终胜利的信念和预言。在岩石之巅高啼的雄鸡勇敢、忠诚奔向胜利和光明的骏马也都是托兴的最好对象画家借它们一吐积郁寄托渴望把中国文人画借梅兰竹菊以自况的传统大大地提升、推进到一个崭新阶段并造就了中国动物画的高峰。《风雨鸡鸣》、《壮烈之回忆》以及作于第二次长沙会战之时的《奔马》都是该时期驰名遐迩的传世之作。 1939至1942年徐悲鸿几次奔赴南洋以画笔为民族救亡服务。他在吉隆坡、新加坡、梹城、怡保等地举行了6次徐悲鸿画展将卖画的全部收入捐献给国家以救济流离失所的难民和阵亡将士的遗孤。他在新加坡的画展由以陈嘉庚为的救赈总会主办售出画作达四、五百幅在6o万人口的新加坡就有3万多人参观了画展成为以文化支援抗战的空前盛事。在新加坡他还创作了以著名街头剧为名的油画《放下你的鞭子》。 1939年11月徐悲鸿应印度伟大诗人泰戈尔之邀前往印度大学讲学并在加尔各答和圣地尼克坦举行画展。泰戈尔主持画展开幕并亲笔撰写了画展序言。他写道：“中国的艺术大师徐悲鸿在富有韵律的线条和颜色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在记忆中已消失的远古形象同时又无损于他自己经验中所具有的地方色彩和独特风格我尽情地欣赏了这些绘画我确信我们的艺术爱好者将从这些绘画中得到丰富的灵感..让我升起谈话的帷幕来引导观众走向一席难逢的美的盛筵。” 在印度徐悲鸿作了大量的素描、写仅画泰戈尔的就有1o多幅。他根据自己对诗人的了解完成了中国人物画杰作《泰戈尔》。画中诗人正在凝神构思目光透过镜片注视着远方理想中的世界雪白的须在微微飘拂执笔的手仿佛随着思想在缓慢地移动形象极为生动传神。静谧幽深的环境配合着诗人深邃的思想林中的小鸟好像都停止了歌唱怕打扰了美好诗歌。在画展结束之后徐悲鸿前往喜马拉雅山绘制他构思已久的中国画巨作《愚公移山》。这幅画运用了大量处于剧烈运动之中的真人大小的裸体造成画面空前的气魄与伟力。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徐悲鸿以画笔为坚强不屈的同胞留下了无愧于时代的伟大形象。他为这幅画作了1oo多幅画稿和习作最后使用了中国画的形式用淋漓的水墨抒写中国历代画家最感棘手的人体从而在中国画技法和意境上开辟了新的时代。 在印度徐悲鸿经常骑马远行从而细审马的性格神情笔下马的形象也同时在集中、概括、提炼、升华形成“徐悲鸿的马”的典型。画家准确地勾出马的骨骼、肌肉的关键部位用重墨突出刻划头部、四肢、肩、胸、足等传神之处造型精卓、用笔洗练体积感、空间感、质量感都意到笔随地显现于富有韵律的墨块之间。徐悲鸿一反中国历代画马的线描工细手法以大写意的笔法塑造出瘦身、长腿、尖耳、阔鼻、鬃毛飞舞、骨带铜声的英俊形象同时也以诗意隽永寄托高深使它明显区别于西方浪漫主义画家之笔。这些马即是画家的心驰神往它们或踯躅于旷野山巅或奔驰于荒原大漠不受羁绊憧憬光明。“直须此世非长夜漠漠穷荒有尽头”、“天涯何处寻芳草”、“铲尽崎岖大路平”的独特意境赋予了它们永恒的魅力成为中国艺术的一种象征。 1942年底徐悲鸿经云南回到重庆一边继续任教中央大学一边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筹建中国美术学院。1943年夏徐悲鸿率该院筹备处到青城山写生居天师洞道观。他以屈原《九歌》为题创作了两幅气氛截然不同的中国人物画。一幅是在幽深山谷之中备感孤独的山鬼另一幅是在短兵相接的厮杀中为国捐躯的战士不论是《山鬼》还是《国殇》画家的悲愤之情都溢于画外。《李印象像》原为《国殇》一画作准备的写生画稿其流畅有力的线条在造型上起到了明暗渲染的作用把线的魅力挥到了极致堪称中国白描技法的代表。 在物质条件极艰苦的情况下徐悲鸿仍然坚持着油画创作。他的手法较之在法国时更加雄浑劲健。《月夜》、《喜马拉雅山之晨》、《银杏树》、《庭院——鸡足山庙宇》、《廖静文像》以类似镶嵌的手法把颜色一块块地摆上画面产生金石铿锵的效果。在展开色彩魅力的同时他的油画传达出东方飘逸的形式美和有别于西法的审美韵味。《喜马拉雅山之树》取中国山水画的构图对树木轮廓的勾勒枝干的处理都有中国画皴法之美。《桂林山水》纯以画力写就运用类似中国石青、石绿的颜色造成中国山水画的逸雅氛围戛戛独造奇美动人。 1946年徐悲鸿来到北平担任北平艺专校长。他聘请了许多有能力有影响的艺术家到校任教在美术教学中强调以素描为基础。对于学国画的学生他要求学习画1o种动物1o种树木1o种花卉翎毛以及界画。在同保守势力进行的关于国画论战中他向各报记者表题为《新中国画建立之步骤》的书面谈话提倡“直接师法造化”。 他还担任了北平美术作家协会的名誉会长组织该会与北平艺专、中国美术学院的联合画展展示了反映现实、锐意革新的画风。 1949年4月徐悲鸿作为新中国的代表出席了第一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各国代表欢迎新中国代表团的热烈场面使他心潮澎湃。他创作了人物众多的水墨画《在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上》。该年他还参加了制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歌的工作。新中国的成立令他兴奋无比他以“百载沉疴终自起之瞻处即光明”的奔马图庆祝新时代的到来。同年他被任命为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并在第一届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繁重的教学工作和社会活动不曾使他停下画笔他为众多的工农兵模范人物和著名学者作了栩栩如生的肖像。此时他的素描凝练之极运用被称为“黑石头”的四方炭精随手勾出五官轮廓以粗重的线条略施明暗在关键部位用手指稍稍擦上几下便令人物呼之欲出。《马寅初》、《苟富荣》、《李长林》、《戎冠秀》都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 1951年徐悲鸿从报上看到鲁南苏北疏导沭河开凿2oo公里长的沂河动员民工近百万的消息决定去体验生活。他尽管患有高血压症仍坚持在工地与民工们同吃同住在劳动现场画写收集素材画了《吕芳彬像》、《任继东像》、《总工程师张瑨》等精采的肖像并且为工地油印刊物画封面同普通劳动者亲密无间。回到北京就在整理所收集的资料、进行巨幅油画《当代新愚公》的构图时不幸突患脑溢血致使半身瘫痪。 1953年徐悲鸿渐能起床行动便到中央美院为毕业班学生和中央美院及其华东分院的教师进修组上课、改画。9月23日第二届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开幕他担任执行主席主持会议当晚突脑溢血于9月26日逝世安葬于北京西郊的八宝山革命公墓。 12月徐悲鸿的遗作展览在北京举行周恩来总理亲临参观他指着徐悲鸿书写的对联“横眉冷对千夫指俯甘为孺子牛”说“徐悲鸿便有这种精神”。他赞扬徐悲鸿的作品融会了古今中外的技法认为他的油画和素描也具有民族风格是他自己生活年代的一位艺术大师。 徐悲鸿从在欧洲留学时起便想为中国筹建一座美术博物馆多方奔走未有结果。于是求诸于己“欲精意成画百十幅”并以自己的全部收入购藏古今佳作。在这一收藏中有他推测为吴道子手笔视为“悲鸿生命”的《八十七神仙卷》有以宣达紧张情绪代表中国宋代人物画高峰的《朱云折槛图》。画家以节衣缩食搜集的这1ooo多件唐、宋、元、明、清及近代名家的书画作品他自己的1ooo多件国画、油画、素描作品以及1万多件中外美术书籍、碑拓、图片在他逝世的当日由家属全部献给了国家。徐悲鸿的故居北京东受禄街16号被辟为徐悲鸿纪念馆。1983年在新街口北大街53号建成了徐悲鸿纪念馆新馆。该馆常年对国内外开放并在欧洲、亚洲、美洲举办了《徐悲鸿艺术》的回顾展将这位“中国近代绘画之父”的艺术全貌和创造精神展示于人引起人们对他深深的怀念。 第五十二章齐白石齐白石1864年1月1日（清同治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生于湖南湘潭县星斗塘杏子坞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他是家中长孙而祖孙三代只有一亩水田祖父、父亲都为人打零工以维持全家生计。他出生时父亲为他起的名字是纯芝又作阿芝；祖父为他取号渭清和兰亭。由于是家中长子后又以木工为业故他成为画家后题画时也用齐大木居士、老木一等名号；还由于居住堂室之名为《寄萍堂》、《借山吟馆》故又号寄园、寄萍、萍翁、老萍、寄幻仙奴、借山翁。他的正式姓名倒是26岁拜湘潭名士胡沁园、陈少蕃为师学文学画时由老师为他取的名齐璜、号濒生。“白石山人”则是为他日后在画上题款所起的别号源于距他家一里之遥的白石铺驿站而人们在称呼他时却总把“山人”二字省去久而久之他也就以齐白石自称了。白石从4岁到7岁随祖父识字8岁时到作乡村蒙馆先生的外祖父处读书以《四言杂字》、《三字经》、《百家姓》为启蒙教材尤其学了《千家诗》打下了做诗的功底。事实上这个珍贵的学习机会也只有一年的时间便因家贫而中断了。然而在这一年描红习字的过程中他的绘画天赋被引出来。他的第一幅绘画是以薄竹纸蒙在镇鬼降魔的雷公像上所作的临摹。随后他便把描红本子上的纸撕下来勾画星斗塘每日可见的一个钓鱼老头达到了尽现其身形面貌的程度。从此凡是他看见过的东西如牛马猪羊、鸡鸭鱼虾、蟹蛙蝶雀都被他收入笔下画在包过东西的纸上或旧账簿上从中感受到莫大的兴趣。辍学之后他每日上山劳作放牛时便把书本带在身边在拾粪、砍柴之后取来温习。15岁时齐白石开始学习木匠手艺先做粗木活16岁时又拜一位擅用平刀法雕刻人物的木匠为师学习雕花手艺19岁出师。齐白石善于从自然中现美在雕花时亦富有创造精神。他在“麒麟送子”、“状元及第”等老式题材中加入了牡丹、芍药、梅、兰、竹、菊、葡萄、石榴、桃、李等花果和从绣像艺术中借鉴的人物又在老师的平刀法基础上进行研究改进运用了圆刀法因此他所做的精致嫁床、花轿、香案令人赞叹誉满乡里。 2o岁时齐白石在一个顾客家中做雕花活儿时偶然见到一部残缺不全的《芥子园画谱》如获至宝。这使他初次比较全面地接触到中国绘画的传统程式技法。他将书借来每日晚上收工回家之后便以松油柴火为灯将薄竹纸蒙于书上一幅幅精心勾影临描整整花了半年时间终于把画谱全部复制一遍。齐白石将它们订成16本作为自己学画的教材。经过一番刻苦的研习齐白石的造型能力显著提高雕刻时比例关系趋向匀称。在雕花之余他反复地临摹这套画谱而且加以融会贯通。看了戏台上唱戏的打扮他便尝试绘画古装人物。平日他还特别注意相貌异常者在画神像之时便将他们放入画中。当时湘潭的民间画师萧芗陔、文少可以画像闻名齐白石便托人介绍与他们相识。他们把自己的得意技法都表演给齐白石看并且详加指点。经过了这样认真的观摹学习齐白石在画像上便也初入了门径。 这时齐白石画得到湘潭名士胡沁园的赏识他让齐白石在自己的家中住下鼓励他走以画谋生的道路。胡沁园擅长隶书并会画工笔花鸟草虫于是齐白石便拜胡沁园和胡家的馆师陈少蕃为师随他们读书学画。他从《唐诗三百》读起又学习了《孟子》和唐、宋八大家的古文感到能够读书真是人生的最大乐趣。胡沁园不仅教授齐白石工笔画而且把自己珍藏的古今名人字画都拿出来让他仔细观摹同时还介绍人教齐白石画山水使他在艺术上获得了长足的进步。 十九世纪末摄影尚不普遍乡村对画像的需求很大有钱人在生前和死后都要“描容”作为纪念。齐白石从民间画师处学到的技法结合自己琢磨出来的一些手法给人画像大受欢迎。从此他告别了斧凿开始了民间画师的生涯。 齐白石除了画肖像之外山水、花鸟、草虫也画得很多只要是顾客需要的内容他都尽力去画力求完美。生活境遇使齐白石养成了勤学苦练的习惯也使他磨练出对任何题材都不感棘手的本领。有些顾客喜欢较为工细的风格特别是要求美人图画得细腻精到齐白石便以精细的手法画了许多古代女英雄如“文姬归汉”、“木兰从军”等她们既有柔美体态又有飒爽英姿画得栩栩动人以致使作者得到了“齐美人”的绰号。当时也有一些势利眼看不起齐白石的木匠出身向他订画却不让他题款。对此齐白石并不计较。此时他对于诗书画印则愈加下力。他的书法学湖南名家何绍基诗则直抒胸臆清丽自然。齐白石还将过往颇密的诗友聚集于五龙山大杰寺成立了龙山诗社人称龙山七子。该社又和许多诗友一起加入了罗网山的罗山诗社。齐白石热心地为诗友手绘题诗花笺以淡色的花鸟虫鱼衬托上面的诗句诗画结合别致雅逸更极受诗友们的推重成为诗社的中坚。 对于与诗画密切相关的篆刻齐白石亦愤学习刻了磨磨了再刻使住室周围尽是泥浆。由于所见只有丁龙泓、黄小松的刻印拓片故从两家入手学习细密刀法。随着眼界的逐渐拓展学问的不断深入齐白石的画风从民间绘画向着文人画慢慢地靠近。 1899年齐白石以诗文画为见面礼到湘潭城中拜著名诗人王湘绮为师从而同铁匠张仲飏铜匠曾招吉一起成为湖南有名的“王门三匠”。19oo年齐白石的卖画收入已足以满足家用。他从星斗塘搬出租下了距白石铺不远的狮子口梅公祠的房屋号“借山吟馆”以示租借山景以助诗兴之意。齐白石并自盖了一间书房在里面读书吟作苦下功夫。由于周围均是梅花故号“百梅书屋”。齐白石在自述中说：“虽诗境扩益知作诗之难。多行路还须多读书。故造借山吟馆于南岳山下熟读唐宋诗不能一刻离手如渴不能离饮饥不能离食。” 4o岁的齐白石已在湘潭遐迩闻名但作为乡间画师他的足迹还只限于湘潭附近从未出过远门。这时他接到赴陕为官的朋友夏午诒寄的旅费和聘金决意前往教夏的夫人学画。这个决定成为齐白石艺术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19o2年1o月他动身北上到19o9年1o月在7年之中他五出五归走了半个中国。眼界的开阔学养的丰富使他从画匠变成了画家。 在次离家的路上齐白石每见到奇妙景色便用笔记录下来。在路经浩渺洞庭时他画了《洞庭看日图》在临近古都西安时又作了《灞桥风雪图》都是捕捉特殊气氛的精采之作。过年之后夏午诒入京齐白石又与之同行经黄河、华山、嵩山。齐白石体会到吞吐大荒的雄伟气势作了《华山图》、《嵩山图》。到北京后夏午诒想要推荐他为慈禧作画又提议为他捐个县丞均被他毫不犹豫地谢绝了。他离京后乘海轮到上海再转江轮至武汉于6月到家。 19o4年他随老师王湘绮赴南昌、九江游庐山以诗唱答多次到膝王阁领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诗境。 19o5年他赴广西观赏秀甲天下的桂林美景令人目不暇接的奇峰峻岭使他感慨不已自谓画山水到了广西才算开了眼界。翌年8月他由桂林赴广东到钦州兵备道郭葆生处找到随军南下的弟弟、儿子并留下教画还时常为郭代笔作画。郭藏有八大山人、徐渭、金农等名家真迹齐白石皆细心临摹获益良深。在与郭订了续约之后他返回故乡在余霞峰下茶恩寺茹家冲买了一所房屋翻盖一新取名“寄萍堂”书房名“八砚楼”屋内放置着旅行途中购得的八方佳砚。 19o7年齐白石再赴钦州教画游肇庆、端溪并到越南一侧在芒市见蕉林胜景作《绿天过客图》。在钦州他看到荔枝树果实累累极其入画从此将它作为自己最喜爱的题材之一。 19o8年齐白石再赴广州以卖画刻印谋生。他帮助革命党人曾在画件内夹带秘密文件。新年以后他再至钦州过完夏天又去广州、香港、上海游苏州、南京。在经过江西小姑山时他在轮船上第三次作《小姑山图》。1o月返回湘潭。 在与各地名士的交往切磋之中齐白石更加感到必须从根本上再下功夫因此回到家乡后每日读古文诗词并与旧诗友分韵斗诗刻烛联吟经常为一字一句而反复推敲。在北京时齐白石得到李筠庵的指导书法由爨龙颜入手走魏碑一路变得雄朴稳重刻印则因得见赵广谦的印谱而由细密变得峻奇。他在画风上的变化尤其剧烈由工笔茂密而转向了自由奔放的大写意。更重要的是齐白石通过对真山实水的悉心观察和刻划得出了“山外楼台天外峰匠家千古此雷同”的结论决心“胸中山气奇天下删去临摹手一双”。在五出五归之中他三次路经小孤山有意识地从三个不同角度去审视和记忆其特点把握住从侧面、正面、背面看时的不同感受“不用人间偷窃法”。 在借山吟馆齐白石把游历南北名山大川所得图稿整理重画于画面的布局构图上反复经营。《滕王阁》使我们看到画家精益求精的苦心。齐白石先去掉传统山水画的重峦叠嶂和因此而施的层层皴染以大块落墨直抵佳境。画的底部以粗细均匀之线画出楼阁中景以淡墨扫出沙滩加上几株秋树画的上部则被一座高峰遮掩只留一小角天空以示远山无限。画上无一多余之笔甚至连水的波纹都不画以空白体现山水一色。尽管已经如此概括齐白石再画时仍然要求自己更加简赅。这次他取横幅构图将那一小角天空也索性去掉使画的顶部是一片远山之底用几块石头体现出山的质感中间沙丘上的树用几个墨点来代替近景的一片楼阁也只剩下一个阁尖画上十分之九为空白更显得水面广阔无垠。画家用笔潇洒自如简洁生动看去似不经意实则独具匠心。“雨后云山图”、“米氏山水图”的手法又恰恰与此相反为了表现雨后的特殊氛围画家把天空全部用墨染黑造成乌云压顶之势就连土地、河水也都着墨似被云影笼罩全画上只有几间小屋的墙上有些许空白淋漓的笔墨使人感到大雨刚过空气中尚有水气在流动。“米点山水”虽是汲取米芾的以点造型的技巧却能加以展运用不规则的墨块代替“米点”造成山峦起伏雨雾迷濛的奇境把水墨洇化的形式美感推进到一个新的领域。全纸的着墨、大块留白都表现出画家一扫陈法勇于创造的精神。 情景交融是齐白石山水画的主要特色。而画家笔下故乡老屋的景致尤为引人入胜动人心弦。在屋旁树下以竹竿当马夹在腿间的儿童在追逐玩耍老迈的耕牛卧在阴凉处休息大鸡带着小鸡在园中啄食翠柳摇曳微风和煦。有时画中没有人物却在河塘之中游来几只渔鹰或嬉戏的鸭群更是平添几分恬静宜人的情趣。《携杖图》是这类题材的代表画中那位携子过桥的老人无疑是画家的自写。幼儿一手持书一手提着酒篓正扭头招呼一只不仅不被惊飞反而尾随而来的鸥鸟。画家让画面上下的松树夹着中间清波涟漪的河水正是“如斯好景君休去更有松声学水声”。 7年的游历经整理成为52幅精品齐白石将它们编在一起名为《借山图卷》。又应朋友之邀费时3月数易其稿完成了《石门二十四景》。这76幅画的意境较前有了巨大扩展在创作方法上以“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强烈的感受和自创的技巧取代了对四王陈法的重复。对于自己所刻的印章他也经三次整理编成一本印谱《白石草衣全石刻画》。这样在5o岁前齐白石对自己的艺术作了一次全面总结他已从自学入门的民间画匠成长为一位具有全面修养和晚清风格富于创造精神的文人画家了。 1917年被兵乱、土匪扰得无法安生的齐白石决定离开湘潭到北京定居在琉璃厂南纸铺挂牌以卖画为生。到京后他先居法源寺、龙泉寺、石镫庵、观音寺等庙宇192o年后方得安定。对齐白石刻印十分赞赏但从未谋面的陈师曾此时担任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他拜访了齐白石在看了画之后建议他进行绘画的变法。与这位优秀的文人画家的交往切磋使齐白石进一步了解到中国古代文人画的精华和陈陈相因而造成的死板僵化促使他毅然决定在近6o岁的年纪实行“衰年变法”。他宣布“余作画数十年未称己意从此决定大变”并且顶住冷落和压力以“饿死京华公等勿怜”的气概开始了这一革新。 这次齐白石是从花卉入手的以他最熟悉的梅花为突破口改工笔画梅为写意进而寻求将浓郁的墨色结合于鲜红的花朵达到既艳丽又沉着的效果。他使用大红、深红画牡丹、牵牛花、荷花以浓墨的叶片和焦墨的蔓茎予以烘托一反中国花卉以往的淡雅、清秀色呈现出空前的热烈墨则尽现其层次的丰富从而在中国花卉的表现上独辟蹊径闯出了一条“红花墨叶”的新路。这种新型美是民间艺术中色彩美的升华与文人画的梅兰竹菊表现的孤寂清冷截然相反它是生机勃、自由奔放的情感宣泄。这种朴素美的语言一旦形成便立刻自然而然地扩展到画家其他的非花卉题材上散着郁烈的乡土气息如用大白盘盛的红樱桃装满藤篮的红荔枝与菜蔬形成鲜明对比的红辣椒带着墨叶的红柿子熟到极点的红寿桃爬在黄葫芦上的红瓢虫。画家的笔因此伸向了生活的更广泛的领域：被蒸熟了的红蟹切开下酒的鸭蛋黄象征大吉利的红桔子在缸中游动的红金鱼油灯燃起的红火苗甚至逢年过节用的红灯笼、红鞭炮..红与墨便这样带着民间百姓的吉利喜庆融会着画家炽热的感情把中国绘画独特手段的魅力展到极致。 在使用水墨画的语言来表现新题材时齐白石在笔墨的运用上凡入圣他以浅墨画水中的虾、蟹、青蛙亦独标新格自成一派。他的用笔准确而凝练能够在一笔之中将质量感、体积感、空间感尽数写出以一当十。他画的青蛙只寥寥数笔四肢均一笔出之而形体圆润有可以触及的逼真感。他画虾一节一笔虾皮坚硬而透明使人仿佛看到在清澈的水中运动的躯体。在画蟹时他极尽用笔急缓、干枯之能事把不同质感的盖、钳、足画得栩栩如生。 越是生活中熟悉的物品在齐白石的笔下就越是奇美动人。芋头、南瓜、香菇、白菜都是他最爱画的题材。正由于文人画不敢画或不屑画无古法可循也无任何古时的参照他便画得格外自然。他以横卧的大笔在纸上滚动画出随风倾斜的芋叶；用干笔淡墨顺纹路勾出菜帮再以极富变化的酣墨使帮边长上菜叶；以焦墨线勾出菌株再用浓墨洇出菌盖。运用从笔头到笔根的墨色变化一笔接一笔地画出南瓜上一块块鼓起的部分在笔触相交之处自然现出瓜上的硬棱。院角的草堆捕鱼的网耕地的犁墙边吊的丝瓜桌上放的扇子、剪刀甚至于向盘中剩菜爬去的昆虫张网捕捉苍蝇的蜘蛛都经神奇之手而给人以独特美感可谓点石成金展示了中国画可以驰骋的广阔天地令这一艺术别开生面。 墨线、墨点、墨块是齐白石的主要造型手段它们组成的节奏韵律便是令人赏心悦目的源泉。算盘方正的形状平行的算珠是任何其他画家绝不会画的但齐白石不然他利用浓墨点出算珠使这些墨点巧妙地形成各种组合然后在算盘周围的空间里以记事文字和署名形成墨块与墨点互相呼应一下便使画面丰富起来。《柴筢》是齐白石脍炙人口的杰作。画家用焦墨像写字一样地画出硬直的把和呈放射形向前、顶尖向回弯曲的头。走笔时产生的自然飞白鬼斧神工一般表现出筢子的质感用笔缓涩一些的细线条正是那捆头的麻绳。 齐白石从来不作单纯的笔墨游戏而是满怀感情地进行创作七齿柴筢是他小时花七文钱买的劳动工具也是他与小朋友们做“打柴叉”、“骑竹马”游戏时的玩具画家对这种不花钱而能玩上大半天的物品充满眷爱在画它时回味着为一捆柴的输赢而欢呼雀跃的童年真挚之情溢于画外。 经过变法的齐白石艺术走向了它的高峰。它是诗书画印的统一体渗透着综合的美感。齐白石刻的印是“我行我道我有我法不为摹、作、削三字虚掷精神”。它蕴精美于朴实之中大刀阔斧直来直往劲健雄浑。雕花多年的过人手劲使旁人需来去纵横的回刀变成只需横直各一刀而且不用先描字影直接刻去一刀下去决不回刀。齐白石的画与诗相互配合密不可分。他画头戴乌纱帽、身穿大红袍、手摇白纸扇的不倒翁生动幽默上面题诗曰：“乌纱白扇俨然官不倒原来泥半团忽然将汝来打破通身何处有心肝。”借象征和隐喻的手法对腐败官场进行辛辣嘲讽令人叫绝。《酒醉网干图》也是最具诗情画意之作。画上三分之二是水三笔赭色出河岸两笔花青现远山画家用几笔干墨擦出两座茅屋勾出停泊岸边的两只小船和架在几株垂杨柳旁的渔网。左上角的一抹红色交待出日暮的时刻。画上一句游行自在的诗令人回味无穷：“酒醉网干洗足上床休管他门外有斜阳。”画上虽没有人但我们却好像看到了这位打鱼为生自得其乐而又愤世嫉俗的劳动者。齐白石在这幅画上使用了“本人”的印章它与晚霞的颜色遥相呼应同时把画家的出身、情操乃至喜怒哀乐放入画中人奇想引人遐思。 齐白石的作品经常给观众这种联想美《蛙声十里出山泉》只使用了最简单的笔墨在大块浓墨之中留出一缕空白表现乱石间的一道溪流。几个逗号一般的墨点扭动着顺流而下的几只蝌蚪活灵活现。画上没有一根线条只有黑白灰的对比然而它却使人联想到震耳欲聋的蛙鸣感受到大自然的无限生机。墨块在出声音而幼小的开始正在预示着蓬勃展的未来。在另一幅只有三个逗号几条水纹的画上作者写了七个大字让观众和他一起从这几个蝌蚪生出无穷联想：“画君不忘学书时”。 通过数十年的创作实践齐白石总结出了绘画艺术的真谛：展示于人的形象应在“似与不似之间”画家应自然落笔表达心中追求的形象它与自然中原来的物象是不似的因为它经过了从感受到感动、捕捉本质到概括集中夸张和理想化的过程然而在具体绘画时又要“在不求似中得似”。他告诉我们既要避免工匠式的描绘又不要去无中生有地自欺欺人。“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这种辩证地、恰到好处地把握具象与抽象写实与写意的关系对于中国艺术的展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齐白石非凡的艺术成就得到徐悲鸿的极大关注1929年徐悲鸿担任北平艺术学院院长多次亲往聘请老画家担任该院教授。他的坚持感动了饱经世态炎凉的齐白石。“三顾茅庐不容辞何况雕虫老画师”从此他每周到学校去为学生上课、示范给予传统中国画教学以巨大冲击。但是同时他也因此遭到保守势力的围攻被视为“野狐禅”。齐白石的一诗形容了当时的孤立局面：“少小为写山水照自娱岂欲世人称我法何辞万口骂江南倾胆独徐君谓我心手出怪异鬼神使之非人能最怜一口反万众使我衰颜满汗淋。”1931年在徐悲鸿的主持下编辑出版了齐白石的画集徐悲鸿在序言中称赞他“具备万物指挥若定及其既变妙造自然”。1933年齐白石的杰作《荷花》由徐悲鸿携至欧洲于是在法国、意大利、苏联等地各大博物馆举办的中国艺术展上引起人们的巨大兴趣他的作品被法国、德国、苏联的大博物馆收藏获得极高赞誉。 七七事变之后齐白石在北平深居简出在大门上贴了“画不卖与官家窃恐不祥”的声明。在日伪的不断纠缠骚扰之下1943年他又在门上贴了“停止卖画”四个大字并拒绝去日伪把持的艺专上课。看到汉奸的横行霸道他便以画老鼠、螃蟹来予以讽刺题上“看汝横行到几时”来表达自己的愤怒心情。 抗战胜利后齐白石重新担任了国立北平艺专的教授并到南京、上海举行画展受到热烈欢迎2oo多张画全部售出。琉璃厂的南纸铺重新挂上他卖画的润格。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担任了中央美术学院名誉教授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毛泽东主席邀请他共进晚餐并对他的健康和创作非常关心使他深受感动。经过多年战乱常常担惊受怕的老画家对安定和平的生活极为珍视。他清理了多年积存的宣纸创作热情空前高涨。他在家里养了鸽子细心观察它们的体态、动作特点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捕捉它们既温和又机敏的形象创作了许多以和平为主题的花鸟画。他笔下的和平鸽非常美长翅长尾宽肩健羽红爪灰身老大的眼圈和秀气的喙也都是鲜红的。这些气宇轩昂、勃勃向上的鸽子往往立于一个插满荷花的大瓷瓶前这是老人利用了中国文化借助谐音寄情托兴的手法巧妙地以“荷、瓶”隐喻和平为自己的绘画注入了新的生气。1952年为了庆祝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和平大会在北京召开齐白石在“丈二匹”的巨幅宣纸上用彩墨创作了《百花与和平鸽》已年近9o岁的老人用整整三天时间完成的这一巨作充分展示了他那非凡的艺术才华和旺盛的生命力。同和平鸽一起出现在他笔下的新题材还有《万年青》那苍翠的大叶簇拥着挺直向上、欣欣向荣的红花它是画家用自己最美好的艺术语言从心底出的“祖国万岁”的欢呼。1953年1月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中央美术学院举行庆祝会和宴会为齐白石祝贺生日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授予他“中国人民杰出艺术家”的荣誉称号。1o月齐白石当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并担任北京中国画研究会会长。他在这一年之中所作的大小画达6oo余幅。 1954年在东北博物馆和北京故宫博物院分别举办了《齐白石画展》和《齐白石绘画展览会》。湖南省人民选举他为代表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齐白石的艺术获得了世界人民的喜爱1955年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艺术科学院授予他通讯院士的称号；1956年前苏联举行了庆祝他寿辰的集会。世界和平理事会更授予他1955年度国际和平奖。 1957年北京中国画院成立齐白石担任该院的名誉院长。春夏之交老画家开始患病9月病情加剧16日下午逝世。9月22日举行了有周恩来总理参加的公祭仪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中国美术家协会在北京展览馆举办了《齐白石遗作展览会》以58o余幅画作3oo多件手稿、印石、诗笺展示了这位艺术大师丰富多采、创作等身的一生。1963年齐白石在诞辰1oo周年之际当选为世界文化名人。在总结自己一生时齐白石曾说：“正因为爱我的家乡爱我祖国美丽富饶的山河土地爱大地上一切活生生的生命因而费了我毕生的精力。” 第五十三章梅兰芳梅兰芳名澜字畹华（或作浣华）一字鹤鸣小字群儿江苏泰州人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生于北京一个梨园世家。祖父巧玲（1842—1882）是清同治、光绪间京剧旦角演员曾掌四喜班能戏甚多也精于昆曲并有戏班管理的才能。伯父雨田（1869—1912）京剧琴师精于京胡、笛子且“六场通透”（京剧场面上任何乐器都能演奏）为谭鑫培操琴伴奏多年二人合作默契相得益彰并与鼓师李五（李奎龄）并称“三绝”。父竹芬（1874—1897）亦工京剧、昆曲旦角举凡梅巧玲演的戏他都能演好可惜英年早逝。 梅兰芳9岁开始学戏在姐丈朱小芬家由蒙师吴菱仙教授学会了正工青衣戏3o多出。11岁第一次登台串演昆曲《鹊桥密誓》中的织女。14岁搭班“喜连成”科班演出与周信芳、林树森、贯大元、雷喜福等合作演戏。同时仍在朱家学戏向吴菱仙学青衣外又向其姑丈旦角秦稚芬和其伯母的弟弟丑角胡二庚学花旦戏和刀马旦戏。 他幼时练功凡是青衣、花旦、刀马旦各种基本功全练练就了坚实的、深厚的功底使得他以后演戏能得心应手。 191o年他17岁时因“倒仓”（青春期变声）而脱离喜连成嗓音恢复后又先后搭入鸣盛和科班、双庆班演戏。其时又向他伯父梅雨田学戏并先后拜王瑶卿、路三宝、陈德霖等为师学了很多京剧、昆曲剧目。再随武生茹莱卿、武花脸钱金福等练武功和学一些武戏包括武小生戏。还曾向乔蕙兰、李寿山、谢昆泉、陈嘉梁、赵子敬等学昆曲。后来到上海又曾与丁兰荪、俞振飞、许伯遒研究过昆曲的身段和唱法。他学昆曲前后不下七八十出一来因为当时昆曲已渐式微他有意加以提倡；二来他为了学习、吸收昆曲载歌载舞的表演特点以丰富京剧艺术。他学昆曲一面向老师学唱和表演一面请精于词曲的老朋友讲解唱词务求字句完全理解并据以深入体会人物性格再结合身段研究分析使演出质量逐步提高。他在练工、学戏的同时还养鸽子以锻炼眼睛和臂力养花以培养将各种颜色适当搭配的能力这些都有助于他的表演、舞蹈和服装设计等舞台艺术水平的提高。他从1915年开始向王梦白学画其后结识了画家陈师曾、金拱北、姚茫父、汪蔼士、陈半丁、齐白石、徐悲鸿及上海的吴昌硕、汤定之等切磋中国画艺术。又与收藏家朱翼庵订交学习鉴赏文物。他非常重视欣赏古画、古文物、古代雕塑等从中吸取有益的营养。 从他年轻时起在他的周围就有一大批文人、墨客和受到过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帮助他有的帮他编写剧本有的为他搞宣传有的给他做文墨工作有的对他的舞台艺术设计和演出提出意见。对他的舞台艺术的逐渐提高起到十分重要的帮助作用。 过去京剧旦角一行青衣、花旦、刀马旦之间的界限很严格不许兼演。但是梅巧玲、竹芬父子曾打破界限青衣、花旦戏都演而且在演花旦戏的时候不踩o被人讥为“大脚花旦”。尤其是王瑶卿开始突破藩篱融花旦活泼、灵巧的身段于青衣和刀马旦的表演中使原来抱着肚子唱的青衣和偏重武功的刀马旦的演技都有了展变化。可惜王瑶卿正当壮年时“塌中”（中年嗓败）了幸有梅兰芳请教他并按着他的路子来完成了他的未竟之功。 1913年2o岁的梅兰芳随王凤卿到上海演出主要是在前场演出但他不仅为王凤卿配演生旦的“对儿戏”而且还演出了压台的大轴戏第一次演出了刀马旦戏《穆柯寨》。接着他又向王凤卿学会了接在后面的《枪挑穆天王》由王凤卿为他配演他所塑造的顶盔贯甲的年轻女英雄穆桂英赢得了观众的赞誉。 在上海演出间隙梅兰芳还到各剧场去看戏从别人的戏特别是夏月润弟兄和潘月樵经营的新舞台和他们演出的一些反映时事的新戏及欧阳予倩等演的文明戏里受到影响。回北京后他在翊文社班主田际云（想九霄）的鼓励下试排了一出时事新戏《孽海波澜》。不久他又一次随王凤卿到上海演出更在剧目、化妆和舞台艺术上接受了不少新东西对演戏的社会意义提高了认识。1915年4月至次年9月间他排演了各种新戏同时集中学习了一批昆曲。他排演的新戏有：穿老戏服装的《牢狱鸳鸯》穿时装的《宦海潮》、《邓霞姑》、《一缕麻》着古装的《嫦娥奔月》、《黛玉葬花》、《千金一笑》。这些新戏的排演在北京的京剧舞台上开了新风也是他的艺术趋向成熟的一个重要表现。 这一时期他所演出的时装戏都是取材于现实旨在警世砭俗但因内容与形式的矛盾在当时的条件下在艺术处理上没有能很好地解决因而没能流传下来。而他所致力创制的古装戏一开始就在头饰、化妆、服装、音乐、表演、舞蹈、灯光、布景等各个方面大胆试验取得成功。并在其后1o多年间陆续排演的《天女散花》、《麻姑献寿》、《霸王别姬》、《西施》、《洛神》、《廉锦枫》、《太真外传》、《俊袭人》等戏中在旦角的头饰、化妆、服装等方面进行革新取得良好效果影响着整个京剧旦角艺术的展以至其他剧种也往往学用。 其后的几年中梅兰芳继续排演新戏而且与前辈演员谭鑫培、杨小楼、王瑶卿等合作演出从同台演出和观摩中他又学到了不少艺术创造方面的学问使他的演技得到了长足的进步逐渐展成“梅派”。 1919年和1924年梅兰芳应邀两次到日本访问演出。演出的剧目有《天女散花》、《麻姑献寿》、《黛玉葬花》、《嫦娥奔月》、《御碑亭》、《贵妃醉酒》、《虹霓关》、《游龙戏凤》、《春香闹学》、《游园惊梦》、《洛神》、《红线盗盒》等都是与日本歌舞伎同台演出。两次赴日他结交了不少日本文艺界的朋友并与歌舞伎演员交流演艺完成了他的预期目的：一方面把中国戏曲介绍到国外；另一方面是借此机会观摩、吸收外国艺术来丰富中国的戏曲艺术。 二十年代中期梅兰芳应实业家张謇之邀多次到江苏南通结识了南方京剧旦角演员欧阳予倩后来人们并称他们为“南欧北梅”。在二十年代末期当时的舆论界根据广大观众的评定把成就较大、排演新戏较多的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并称为“四大名旦”。 193o年梅兰芳率团到美国去访问演出。在华盛顿、纽约、芝加哥、旧金山等地演出演出的主要剧目有：《天女散花》、《贵妃醉酒》、《刺虎》、《汾河湾》、《霸王别姬》、《打渔杀家》等。在美国他结识了电影演员卓别林等。美国波摩那大学和南加州大学还赠予他文学博士学位。 这一时期梅兰芳京剧艺术造诣有了很大的提高。认识到一个戏曲演员必须要把“四功”（唱、念、做、打）“五法”（手、眼、身、法、步）很好地融会起来熟练地运用到舞台上与内心的体验成为一致由内到外由外到内内外结合设身处地这样才能够在创造人物的时候随心所欲、指挥如意达到和谐顺适的境地。他把练会这一本领列为演员所必须的另一项“基本功”并把这些体会写进他的著作。 梅兰芳十分重视培养京剧艺术接班人的工作。1931年5月梅兰芳与余叔岩等组织了国剧学会展开对京剧的学术研究工作的同时就建立了附设在学会内的国剧传习所招收了六七十个学生聘请了王瑶卿、尚和玉等教师授艺他自己也担任教戏课程。1年以后他迁居上海还寄钱来使传习所又维持了1年多。他还一直关心“富连成”科班。1936年他回北平演出时收了“富连成”科里的学生李世芳、毛世来、张世孝、刘元彤为弟子并亲自教导他们。其后为了支持在西安成立的夏声剧校他建议把剧校调进上海自己担任了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新中国建立后他在北京艺培学校筹办时担任了董事长。他先后为这两所学校奔走呼号演出筹款。 ------------ 19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动了九一八事变占领我国东北并不断南侵。梅兰芳乃于1932年举家南迁上海。1933年为了鼓动抗战他排演了《抗金兵》在上海、武汉等地演出。 1935年2月梅兰芳去苏联演出。因他表示不愿从陆路经过日寇占领下的伪满洲国到苏联乃由苏联派来专轮接“梅兰芳剧团”从上海走水路到海参崴经西伯利亚到莫斯科。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共演出14场演出剧目有：《打渔杀家》、《汾河湾》、《贵妃醉酒》、《刺虎》、《宇宙锋》、《虹霓关》等。在苏联会见了文艺界、戏剧界的高尔基、阿·托尔斯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钦科、梅耶荷德、爱森斯坦和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等相互交流了有关戏剧艺术的意见。在苏联访问结束后梅兰芳与余上沅继续到波兰、德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英国各国参观访问。在英国他结识了戏剧家萧伯纳和美国黑人歌唱家罗伯逊。 1936年梅兰芳在上海又排演了激励人们抗敌情绪的新戏《生死恨》并带到南京、北平、天津、济南、长沙、武汉等地演出。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后梅兰芳感到上海也不是可以安居的地方翌年初即率团去香港演出并定居香港避难。1941年12月日寇动太平洋战争香港沦陷。梅兰芳当即蓄起胡须谢绝舞台。以后日本军方常来骚扰他又返回上海隐居。南京汪伪政权的汉奸头子褚民谊和日寇几次来逼他演出均遭到拒绝。不演戏没有经济收入他宁可卖房、卖古玩、卖画以维持生活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抗日战争时期他虽迫不得已告别舞台但并没有放弃对艺术的追求。 他时常请人吹笛子练唱；自己拉二胡琢磨唱腔；练拳、打球锻炼身体以保持自己的体型。这一时期他还先后收新艳秋、言慧珠、李玉茹、顾正秋、梁小鸾及汉剧演员陈伯华等为弟子教授剧艺。 1945年8月抗战胜利梅兰芳当即高兴地剃须登台与俞振飞和仙霓社的昆曲演员合作演出昆曲庆祝胜利。此后又重组“梅剧团”到各地演出京剧。但不久蒋介石政府又悍然动内战。出于对现实政治的不满他拒绝赴日本为美国的麦克阿瑟元帅和在南京的美国特使马歇尔演出。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夏衍与戏剧家熊佛西一起动员梅兰芳留在上海梅兰芳慨然允诺。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梅兰芳连演了三天戏热情慰问解放军。 第一场演出结束陈毅市长亲自到后台向他致谢。随后他还出席了陈毅市长召开的“知名人士”座谈会。 6月下旬梅兰芳随南方代表团第二团赴北平参加第一届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7月2日文代会开幕他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在大会言中他强调了戏曲改革问题。会上他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戏剧工作者协会常务委员、中华全国戏曲改进会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 9月初他与京剧演员周信芳、程砚秋和越剧演员袁雪芬代表全国戏曲界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他在会上了言并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不久他接受周恩来总理的安排迁回北京定居担任了京剧研究院院长。 195o年7月文化部成立了戏曲改进委员会邀请梅兰芳为委员。195o年11月文化部举行了全国戏曲工作会议会议主席沈雁冰副主席周扬、田汉、梅兰芳主持了会议各地区、各省、各剧种的戏曲演员和戏曲工作者2oo多名代表出席会议。周恩来总理在文化部举行的宴会上与所有的代表一一握手并讲话。梅兰芳参加完会议后曾激动地说：“自我演戏以来这是第一次看到戏曲工作受到如此重视这不止我一个人在座的都十分感动。”在1952年举行的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梅兰芳演出了修改过的《贵妃醉酒》赢得好评。文化部为表彰他多年的成就授予他荣誉奖。新中国成立后梅兰芳不仅出席了历次文代会、剧代会当选为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剧协副主席；而且出席了历届全国政协会议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在1951年任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1955年任中国京剧院院长；1959年任中国戏曲学院院长。 梅兰芳在新中国建立后一直坚持演出他不仅在北京、天津、上海三个大城市进行公演还到汉口、长沙、沈阳、长春、哈尔滨、济南、青岛、石家庄、太原、南京、扬州、无锡、合肥、济南、蚌埠、南昌和他的家乡泰州等地巡回演出。同时还到各地的工厂、矿山、农村中去演出。1953年由贺龙任总团长、梅兰芳任副总团长的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去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演出回国后又在东北为归国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演出。其后他又到广东、福建前线去作慰问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演出。这期间他作了他从未有过的广场演出。他之所以这样深入到军队、工厂、农村演出是因为他学习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结果懂得了文艺为人民服务先要为工农兵服务的道理。他说：“解放以后我的舞台生活起了显著的变化几年来我遵循着毛主席所指示的文艺为工农兵的道路在艺术实践上作了一些努力这不仅使我的观众比从前广阔得多观众的成分起了巨大的变化而且使我的艺术获得了新的生命。” 1952年梅兰芳随以宋庆龄为团长、郭沫若为副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到维也纳出席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同时到苏联参观并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参加联欢晚会演出。1956年以梅兰芳为团长、欧阳予倩为副团长兼艺术指导、马少波、刘佳、孙平化为副团长的中国京剧代表团到日本演出团员有姜妙香、李少春、袁世海、李和曾等在日本各地共演出了5o天受到广大的日本观众的欢迎对促进中日人民的友好起了很大的作用。 1956年9月梅兰芳当选为全国先进工作者出席了全国群英会。翌年他又以中国劳动人民代表团团员身份随团到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o周年庆祝活动。196o年2月他又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1o周年第四次到苏联访问。1959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解放后的十几年中梅兰芳的思想认识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他的艺术水平也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他在回顾自己那些年在各地的演出时说：“在这些演出活动中工农兵观众占了最大的比重。我接受了他们给我的永不能忘的启和帮助使我在表演方法上特别是在人物性格和阶级关系的刻画和分析上提高了一步加强了我为工农兵服务的决心。” 梅兰芳对艺术精益求精愈到晚年愈加执着在他演出的众多的剧目中经过他反复筛选保留下来的一二十出戏都成了千锤百炼的精品。如《贵妃醉酒》、《宇宙锋》、《奇双会》、《游园惊梦》、《金山寺·断桥》、《穆柯寨·穆天王》、《凤还巢》、《霸王别姬》、《洛神》等。他的保留剧目大多是在解放以后进行加工整理的。如《宇宙锋》这出戏梅兰芳前后演了5o年是他功夫下得最深的一出。他喜欢演这出戏并且不断听取观众的反映来进行研究改进。他曾演出全本又曾删去后半并改动其中人物性格不统一之处以突出剧中赵艳容的斗争性。到了晚年他只演其中最精彩的《修本》、《金殿》两折经过反复加工丰富了表演将赵女对其邪恶阴险却又贪图富贵的父亲的斗争和对荒淫无道的皇帝的斗争鲜明地表现出来并以丰富的表演技巧表现了她的坚贞不屈她的机智和勇敢她的哀怨和痛苦。在《修本》一折中他逐字逐句分析人物的每一阶段不同的思想感情把唱腔与表演紧密结合特别是表现了她为了斗争不得已而装疯时的复杂的感情变化；在《金殿》一折里他为了更好地刻画人物加强了念白的节奏、气势并在表演中吸收了男子的动作。大幅度的表演动作不仅凸显了特殊的环境——高大广阔的金殿而且把斗争的难度充分体现出来从而加大了斗争的力度。从这出戏的修改加工中可以看到梅兰芳将表演的艺术性与剧本的思想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古老的历史剧焕出新的生命力。 作为一个优秀的京剧艺术家梅兰芳在京剧舞台上的一切艺术处理都是坚持以美为原则的。即便是戏里表现醉和疯也必须顾到姿态的美。戏里的每一个身段都必须做到美观无论是正身、侧身或是背过身去同样要注意到使观众看着美观。梅兰芳对艺术追求的锲而不舍力争他演的每一出戏都能达到完美的地步。 他所创造的美的艺术为人们所肯定所赞颂。1955年4月文化部、中国文联、中国剧协联合举办了梅兰芳、周信芳舞台生活5o年纪念活动。大会向梅、周二位颁了文化部授予的荣誉奖状称赞梅兰芳“是中国人民杰出的艺术家在戏曲艺术上有卓越的贡献”。中国剧协副主席欧阳予倩在会上作了以《真正的演员——美的创造者》为题的报告对梅兰芳的艺术道路和艺术成就作了概括的介绍。报告中指出梅兰芳成功的秘诀“主要在于他真正热爱艺术力求进步把经过长期的、高度的劳动而获得的艺术成就为人民服务”。指出梅兰芳继承了中国戏曲艺术的优良传统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革新和展进行了美的创造；继承了中国艺人的道德传统和为正义而斗争的精神在许多革命者和进步人士的影响下进一步靠近了人民；他不断学习不断进取以谦逊的态度听取批评以经常保持与观众的交流。欧阳予倩对梅兰芳的戏德人品作了高度的评价指出这些高尚的品德是值得每一个演员学习的。梅兰芳在会上致了答词他说：“综合我五十年的艺术实践我能够告诉各位青年戏曲工作同志的只有下面这几句话：热爱你的工作老老实实地学习努力艺术实践不断地劳动不断地锻炼不断地创造不断地虚心接受群众意见严格地进行自我批评为着人民为着祖国美好的未来贡献出我们的一切。” 1959年在新中国建立1o周年大庆的日子里梅兰芳新排演了献礼剧目《穆桂英挂帅》。这出戏由陆静岩、袁韵宜根据豫剧马金凤演出本改编郑亦秋导演。献礼演出有李少春、袁世海、李和曾、李金泉、杨秋玲、夏永泉等参加梅兰芳饰剧中主角穆桂英。为了更好地塑造这个年已半百的爱国女英雄他精心设计在唱腔上换调创腔；在表演上不仅把青衣、刀马旦两个行当的表演有机地融会在这个女英雄身上而且吸收了老生、武生的动作非常恰当地表现了人物的思想感情的变化从而成功地完成了这个垂老请缨的英雄形象的创造。 梅兰芳还与他多年合作的老搭档姜妙香、萧长华等一起把他拿手的《宇宙锋》、《断桥》、《洛神》、《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五剧拍成了彩色舞台艺术纪录影片《梅兰芳的舞台艺术》上下集。其后又拍摄了彩色戏曲艺术片《游园惊梦》。 梅兰芳把他的舞台生活经历和演出经验、心得写成《舞台生活四十年》一、二、三集（一二集由许姬传记录整理三集由许姬传、朱家溍记录整理）。还出版了《梅兰芳文集》、《梅兰芳演出剧本选集》、《东游记》、《我的电影生活》等书。 1961年8月8日梅兰芳心脏病突逝世终年68岁。8月1o日在都剧场举行了梅兰芳追悼大会。其灵柩葬于北京西山碧云寺北麓万花山。梅兰芳的艺术博大精深影响着一代代京剧旦角艺术的展以至影响了全国各地方剧种旦角艺术的展。他的弟子不下百人其中程砚秋在学他的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流派“程派”。魏莲芳成为专教“梅派”剧目的优秀教师。李世芳、张君秋、陆素娟、杨荣环、言慧珠、童芷苓、李玉茹、杜近芳、关肃霜、沈小梅、顾正秋、杨秋玲、李玉芙等均能传其艺。 第五十四章周信芳周信芳原名士楚。原籍浙江慈溪（今宁波市慈城镇）1895年1月14日（清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十九日）生于江苏清江浦（今淮阴市）。父慰堂艺名金琴仙工京剧旦角。母许桂仙亦为京剧演员工青衣。当时社会上视戏曲行当为贱业曾是官宦之家的周氏家族因此将周慰堂逐出族门慰堂夫妇于是流浪江湖。周信芳自小随父母流徙各地。6岁在杭州开始学戏初拜文武老生陈长兴为师继拜老生王玉芳、邵寄舟为师这为他日后的艺术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二年他便以“小童串”名义登台演《黄金台》中的田法章。小孟七到杭州演《铁莲花》时就邀他演娃娃生定生并用“七龄童”艺名。周信芳从此专应各班中所需的娃娃生。当时以演红生（关羽戏）及徽调衰派老生著称的三麻子（王鸿寿）和以演孙悟空著称的赛活猴（郑长泰）都曾对之有所指点。周信芳不断努力练功同时从与前辈名家合作演出和观摩他们演戏中悉心体会其中一招一式的细腻之处学习他们塑造人物的方法。 19o6年他12岁时随父送其师陈长兴到上海。后陈去天津他则落户上海。三麻子带他去汉口演出他先演娃娃生后演老生戏、武生戏并兼演梆子戏。回上海后先后加入玉仙茶园、春仙班并到南京、苏州、镇江、芜湖等地演出。曾用艺名“万年青”、“时运奎”、“七灵童”与孙菊仙、林颦卿、李春利同台受到他们的点拨并拜“李派”武生的创始人李春来为师学武生戏。其时他还向几位老师学艺刘双全教他武老生戏潘连奎教他以念白为主的戏张和福教他做功戏。在到处搭班的过程中他曾与花脸刘永春同班刘永春善于根据人物处理唱念表演对他影响很大。 他13岁改用“麒麟童”艺名。当时他在上海丹桂第一台搭班演出。秋曾到烟台、大连、天津各地演戏一方面为补助家用另一方面则为了增长见识充实自己。 翌年周信芳进北京。那是“喜连成”科班因为营业不好邀班外演员搭班演出听说周信芳能演老生戏、武生戏还能演老旦和丑角便专程从天津邀来北京。同时邀来的还有梅兰芳、林树森、贯大元等。周信芳与梅兰芳合演过《战蒲关》、《九更天》等。有周信芳、梅兰芳等人加盟“喜连成”果然红火起来。周信芳在北京还搭过“得胜奎”科班演出。当时他已是以演做工老生戏为主。一年后他再到天津与吕月樵、何月山、苏廷奎、金月梅等同班演出。然后再北上到海参崴、双城子一带演出。这次离沪北行周信芳不仅观赏到前辈名家谭鑫培、汪桂芬等人的演艺长了见识而且参加了金月梅等革新家演的新戏思想起了很大的变化。 1912年周信芳回到上海。在新新舞台他先后与四盏灯（周咏棠）、李琴仙、苗胜春、李吉瑞、孙菊仙、赵君玉、冯子和、老票友江梦花及谭鑫培等同台演出并专诚向谭鑫培学了《御碑亭》、《桑园寄子》、《打棍出箱》、《打侄上坟》等戏学习了如何用眼神、手势、身段、道具等表现人物内心活动的方法。他此时又参加了冯子和排演的新戏的演出受到新思想的熏陶。 当时他受到辛亥革命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当时京剧界的先行者潘月樵、夏月珊、夏月润、刘艺舟以及王钟声等人的革命行动和演出进步的新戏给他以直接影响他自己说：“我也被这种热潮卷进去了。”于是在1912年与一盏灯（张云青）、林颦卿、赵君玉等演出了《民国花》、《新三国》宣传革命、谴责袁世凯；1913年又与赵君玉等合演《宋教仁遇害》（当时被迫停演后又与三麻子、吴彩霞等重演）揭露袁世凯暗杀宋教仁的卑劣行径。这种以戏曲为武器与反革命进行斗争的做法从这时开始贯穿了周信芳的一生。 1915年周信芳21岁时加入丹桂第一台一直演到1923年并兼任后台经理。这8年是周信芳的艺术生涯中非常重要的8年他当时已是个成熟的青年经过了十几年的学戏、演戏见识很多实践很多从感性认识逐渐上升到理性认识在戏剧演出上进入了新的阶段有意识地对戏剧艺术进行革新、创造为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那一时期周信芳的合作者先后有三麻子、冯子和、汪笑侬、欧阳予倩等他们都是京剧的革新家是他们参加创建了南派（海派）京剧。周信芳与他们合作演出一起编剧一起演戏受他们的影响和熏陶自己也成为一个南派京剧的革新家。 三麻子周信芳说他“京徽诸剧文武皆能。红生尤为著名”。说他演戏经常在改“不改革变化是不能贡献出他的长处”。说与他同隶丹桂第一台时“朝夕亲炙觉其艺术实有过人之处”。冯子和周信芳说“他是唱旦的革新家他演戏不拘形式；戏剧上故意的做作被他大胆地革除了不少完全趋于真实、自然”。周信芳演戏追求真实、自然、生活化就是从冯子和那里学来的。汪笑侬周信芳说“他的艺术渊博浩瀚集各派之大成”说他的唱“饶有感情”他的“做工表情以细致逼真、结合剧情著称实际就是着重刻划人物、演谁像谁的意思”。而且他善于写戏“通过戏剧来抒他的爱国热情”。欧阳予倩既是中国话剧运动的奠基人又曾演过文明新戏编演京剧更是声名卓著。周信芳说“他给我国的旧剧带来了新思想、新剧目以及新的表现手法”。这样一些革新家给周信芳的影响极大。这8年中据统计周信芳演的剧目共255出其中新编剧目122出参加别人的新剧目87出。新戏中有不少是连台本戏有的用了布景也有的用了机关布景舞台上出现很多新的事物。他所演的新戏有不少是他自己编写的。当时他已经“知道世事潮流合乎观众心理”。其中也包括为了适应上海那一座被称作“十里洋场”的城市的群众欣赏要求的连台本戏。1915年他曾与冯子和等演出《中外共和》（即《南北和》）呼吁统一反对军阀分裂；又演了《王莽篡位》、《疯僧扫秦》；还与欧阳予倩合演了《昏皇鉴》都是讽刺袁世凯称帝的新戏。1919年配合五四运动他与任天知、王灵珠等合演了《学拳打金刚》。他还与汪笑侬合演了汪笑侬编写的一些“愤世嫉俗”、配合时事的戏如《党人碑》、《哭祖庙》、《两朝领袖》、《不忍心》等新戏。在那几年中他向三麻子学了《徐策跑城》、《扫松下书》、《斩经堂》等从徽剧移植来的剧目和关公戏（红生戏）丰富了自己的艺术后来这些剧目成了他的拿手戏。他还向黄（月山）派武生马德成学了戴白髯的武老生戏使他在这一方面形成自己的特长。为了演出的需要他又常扮演一些年轻的角色文的武的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贩夫走卒因此他不断总结经验不断磨练改进终于创建了一个新的行当——大嗓小生它既不同于传统小生的大小嗓结合的唱念又不同于老生的表演这竟成了他的特有的创造。他除了演老生、小生之外还演武生、花脸、小丑、老旦其中既有古装戏也有时装戏大大锻炼了他的艺术才能。 为了革新舞台艺术在表演、服饰、化妆、布景等各方面丹桂第一台的演职员们都做着各自的实验逐渐形成了以后台经理周信芳为中心的革新小组。他们互相探讨各自摸索反复研究取得了经验。例如为了演好时装戏他们试着在没有水袖的时候展手的表演；不戴髯口改为粘胡子；关羽用五绺髯不再用原来的三绺等等。他们这些革新的尝试强调要根据表现剧中人物的需要试成功了就采用不成功再改回来这就突破了一些已经形成固定模式的框框。周信芳在汪笑侬、三麻子等演出的《张松献地图》剧中扮演刘备为了既不失其身份又不至于把剧中主角、身为客卿的张松压下去他创造了内穿铠甲、外罩官衣的扮像铠甲因而变化了原形改成较为轻便、紧凑、抱身的样式后来逐渐展、推广终于成了一种被普遍采用的“改良靠”。 为了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和艺术修养周信芳很重视读书。当他在“喜连成”搭班演戏时教师萧长华就见他在没事的时候“总是以书为伴手不释卷”；后来他在丹桂第一台又受到汪笑侬、冯子和、欧阳予倩等有文化的人的影响更是经常带着书下后台有一点时间都拿出书来读。同时他还经常对同班的演员讲学文化的重要性并要他们让孩子多读书特别强调要演好戏必须要多读书。 1923年2月周信芳离开了丹桂第一台北上烟台、天津、大连、北京与盖叫天、林颦卿合演演出了他的独家剧目《萧何月下追韩信》等。他还在“二七”大罢工时排演了《陈胜吴广》以揭露统治者的残暴。然后又经济南、青岛回到上海。1925年重进丹桂第一台演出了连台本戏《汉刘邦统一灭秦楚》他在这出戏里扮演过刘邦、韩信、张良、项羽、范增等角色。剧中的《九战章邯》、《鸿门宴》、《韩信》、《博浪锥》、《圯桥进履》等后来都作为单折戏演出了。其后周信芳一度又离开了丹桂第一台。1927年周信芳三进丹桂第一台在演出连台本戏《飞龙传》、《天雨花》之后又转入老天蟾舞台排演连台本戏《华丽缘》。展到后来《飞龙传》中的《北汉王》、《天雨花》中的《左维明巧断无头案》、《华丽缘》中的《小春亭》等都成为折子戏的保留剧目。 同年周信芳加入了田汉主持的进步话剧团体南国社在欧阳予倩自编自演的《潘金莲》中扮演武松。他与田汉的交往是在4年前开始的那年他慕名去访田汉两人一见如故成了莫逆之交。193o年反动当局查封了南国社搜捕田汉是周信芳设法掩护田汉逃出了魔爪。 周信芳的青年时代三进丹桂第一台正是他提高思想广收博采积累经验阔步前进的时期。在他演出的戏中有不少从内容到舞台艺术都成为当时革新戏曲的典型。在戏曲改革的摸索研究中他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艺术特点终至创建了独树一帜的艺术流派世称“麒派”。 周信芳在老天蟾舞台演了3年多主要是演连台本戏如《华丽缘》、《龙凤帕》、《封神榜》。他在《封神榜》一剧中扮演了姜子牙、比干、梅伯、闻太师、黄滚、殷郊、伯邑考、土行孙等不同角色各有创造而其中的《鹿台恨》、《炮烙柱》、《反五关》等折子戏也都成了“麒派”的保留剧目。 从1929年起周信芳担任了上海伶界联合会的宣传部长、会长并主持编辑《梨园公报》。此前周信芳曾在《梨园公报》上表过评论谭鑫培和为伶人伸张正义等文章田汉、欧阳予倩也都表过讨论戏剧运动的文章周信芳接手后《梨园公报》更成为探讨京剧改革的园地。 1931年日寇侵华在九一八事变后4o天周信芳就开始演出了新编的连台本戏《满清三百年》的头本以洪承畴降清的故事鞭挞“不抵抗主义者”和投敌的汉奸。接着又演出了二本以崇祯殉国来写亡国之痛。三本写爱国才子冒辟疆与爱姬董小宛遭敌人、汉奸所害而生离死别的故事。然后他又把这三本戏改成各自独立的三出戏：《洪承畴》、《明末遗恨》、《董小宛》并带着这几个剧目和过去与高庆奎合排的《卧薪尝胆》等剧到青岛、济南、天津、北平、南京、苏州及伪满洲国各地演出。1935至1936年重回上海并到杭州、宁波等地演出。 1937年七七事变爆时周信芳正在天津演出当即停演南下回到上海参加由田汉、欧阳予倩等主持的戏剧界讨论抗日救亡运动问题的座谈会并共同组建了“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周信芳在这个时候结识了上海文艺界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人之一于伶。其后他为慰问八一三淞沪抗战的伤兵为抗战募捐演出组织成立“上海京剧界抗敌救亡演出队”还率剧团到胶州公园为坚守在四行仓库孤军奋战的八百壮士慰问演出。 上海沦陷田汉、欧阳予倩等先后去大后方周信芳仍坚持在上海演出。他重组移风社社内有近2oo人以卡尔登戏院为阵地演出配合抗战的剧目并藉以维持一部分京剧艺人的生活。从1937年1o月周信芳在这里坚持了4年。他先排演了《亡蜀恨》这是反映蜀汉时期主上昏庸自毁良才最后投降敌人导致孤忠殉国的令人痛心的历史故事。排这个戏意在激励国人要上下一心守土抗战。他又排演了《洞庭湖》讲岳家军团结军民同御外侮的故事。他又排演了新戏《香妃恨》这是讲清乾隆帝平回部掳回香妃欲纳为妃香妃不允因思念故国而伺机报仇最后为太后赐死的故事。周信芳藉剧中香妃不甘屈服的抗争来唤起中华民族对侵略者的反抗。他又排演了《徽钦二帝》周信芳饰演宋徽宗把一个亡国之君的痛苦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剧中还刻画了儿皇帝张邦昌的丑恶嘴脸和爱国恋君的妓女李师师的以死抗贼。当该剧上演时敌特寄来子弹加以威胁但周信芳毫不畏惧仍坚持演了三个星期。后来周信芳又排演了《文天祥》一剧演出后立刻又遭到反动统治者的禁演。他于是便把《文天祥》与《史可法》作为新戏预告贴在演出的舞台两侧让两位民族英雄的名字醒目地映现在观众眼前以激励人们的抗日斗志。 他还参加为救济难民义演的话剧《雷雨》演出饰演周朴园。当上海日伪特务机关要他去演堂会戏时他断然拒绝。 在敌伪统治时期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组织派姜椿芳与周信芳保持联系。1945年抗战胜利后田汉等回到上海马上与周信芳取得联系对他在敌伪统治时期的爱国行动予以充分肯定。田汉有诗称赞梅兰芳、周信芳等：“留须谢客称梅大（按：指梅兰芳抗战八年中蓄须明志的斗争行动）洗黛归农美玉霜（按：指程砚秋不与日伪合作到北平郊区青龙桥去种田）；更有江南伶杰在歌台深处筑心防。”1946年9月16日周恩来到中国共产党驻沪办事处会见了上海文化界田汉、阳翰笙、夏衍等周信芳和越剧演员袁雪芬也参加了会见。1o月21日周恩来宴请了周信芳和白杨、黄佐临等。敌伪统治时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上海京剧界的一些进步青年组成了“艺友座谈会”经常在一起研究京剧改革问题周信芳对之十分支持。这个会一度被迫停止活动抗战胜利后又恢复活动周信芳参加并担任了主持人。这个组织后来改名为“伶界联合会艺友联谊会”但因与文化界其他七团体联合致电慰问在晋京请愿反对内战遭到国民党特务殴打的人民代表而被当局查禁。 抗战胜利后周信芳参加了不少政治斗争他参与了反内战、争自由宣言反对演员登记反对裁撤上海市立戏剧学校要求豁免娱乐捐和所得税等的签名活动因而受到了当局的传讯。 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准备裹胁周信芳到台湾中共地下组织闻讯让熊佛西与吕君樵及时通知他进行防范。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28日他就到广播电台广播表达了他对上海解放的喜悦心情。6月4日他出席了上海市长陈毅举行的文化界座谈会。7月2到19日周信芳与梅兰芳、吕君樵、袁雪芬等作为南方代表到北京出席第一届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会上周信芳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戏剧工作者协会常务委员、中华全国戏曲改进会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8月间周信芳又与梅兰芳一起出席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9月间周信芳又与梅兰芳、程砚秋、袁雪芬一起到北京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上周信芳当选为政协委员。1o月1日他参加了建国大典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195o年初成立上海市戏曲改进协会京剧分会周信芳任主任委员。紧接着又成立上海市人民政府文化局周信芳任戏曲改进处处长。7月中央文化部成立戏曲改进委员会周信芳任委员。8月上海市文化局戏曲改进处举办了上海市第二届戏曲研究班周信芳任班主任。同年11月中央文化部在北京召开全国戏曲工作会议周信芳代表华东地区出席会议担任大会主席团成员并在大会上谈了自己对戏曲改革的看法。 1951年2月4日上海市文化局举行了庆祝周信芳演剧五十周年暨戏曲界敬老大会有19个剧种的老艺人2o5人参加。他在会上激动地说：“五十多年来我第一次以最大的兴奋和骄傲做一个解放了的中国人民做一个为人民服务的艺术工作者。” 周信芳在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副主席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中国戏曲研究院副院长华东戏曲研究院院长兼华东戏曲实验学校校长等众多职务的同时还坚持演出并且不断地排新戏有《秦香莲》、《信陵君》、《闯王进京》等。 1951年4月演《信陵君》周信芳在剧中扮演信陵君当时全国正掀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高氵朝。这出戏叙述了暴秦侵略邻国魏公子信陵君窃符救赵的历史故事阐明了唇亡齿寒的道理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其后他又代表上海京剧界表示要义演捐献一架“京剧号”飞机他带头参加义演率领华东戏曲研究院演了三天《四进士》他与梅兰芳、盖叫天演了《龙凤呈祥》与盖叫天合演了《莲花湖》与杨宝森合演了《搜孤救孤》等剧目。1953年7月周信芳参加中国人民第二届赴朝慰问团担任副总团长随团长贺龙入朝鲜同行的有梅兰芳、程砚秋、马连良等。他们跋山涉水顶风冒雨在阵地上、坑道里、山洞里到处演出不畏辛苦慰问演出达3月之久。 1952年1o月6日中央文化部举办的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开幕。周信芳在开幕式上讲话并演出了《徐策跑城》。文化部为了表彰他多年来对京剧事业的杰出贡献授予他荣誉奖（同时获奖者有梅兰芳、程砚秋、袁雪芬、常香玉、王瑶卿、盖叫天）。这次会演中有23个剧种的近百个剧目演出周信芳观后认为很多地方剧种表现生活更生动、更自由细腻逼真、感情充沛认为这是程式化比较严重的京剧艺术应该努力学习的。在这之后周把自己经常演出的传统老戏和自己的独家剧目进行反复加工、修改。比如在他多年演出的《琵琶记·描容上路》剧中他不仅充分挥了他擅长饰演各种老汉的本领并参考了地方戏的演出重新塑造了助人为乐的老人张广才“让这位父执辈的叮咛嘱咐倾吐出了千千万万观众的心声”。又如《乌龙院》“杀惜”原是以情杀为主要矛盾解放后周信芳感到有问题便停演了几年但他一直在考虑如何修改1953年对剧本进行了几次大修改。修改后的剧本突出了宋江被逼上梁山的情节特别是改写了“刘唐下书”一节点明他与梁山好汉的关系并以这封信为导火索将“杀惜”的矛盾集中在因这封信引出政治上的是非上来。这是改得比较成功的一个范例。在同一时间由华东戏曲研究院的吕仲、陈西汀、严朴、何慢等人协助整理了《四进士》、《清风亭》、《鸿门宴》、《打严嵩》、《追韩信》、《徐策跑城》、《赵五娘》、《凤凰山、独木关》、《投军别窑》及《文天祥》等剧本编成了《周信芳演出剧本集》。随后又将《打渔杀家》、《审头刺汤》、《金殿求计、单刀赴会》、《义责王魁》四个剧本编成《周信芳演出剧本新编》。并将其中《四进士》、《清风亭》、《乌龙院》、《追韩信》、《徐策跑城》、《打渔杀家》、《义责王魁》各剧的剧本及其演出时的唱念、表演、服装、道具等加以研究和总结由卫明、吕仲记录整理编成《周信芳舞台艺术》。其后又把这本书的内容与周信芳解放前后所写文章共约五十篇编成了《周信芳文集》。这几本书从剧本到表演较全面地反映了“麒派”艺术的特点。 “麒派”艺术被许多评论家认为具有朴实明快健康生动苍劲壮美气象浑雄富有生活气息充满进步的、革命的漏*点从生活出从人物出谨慎的继承传统又经过大胆的革新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生活理想、道德观念和美学思想的艺术特点因而被人们称为是南派（“海派”）京剧的代表。 1955年3月在他6o岁那年华东大行政区撤销华东京剧团与上海京剧团合并成上海京剧院周信芳任院长。4月为了表彰周信芳与梅兰芳的艺术成就和他们对京剧事业的贡献中央文化部、全国文联、中国剧协联合在北京举办“梅兰芳、周信芳舞台生活五十年纪念活动”会上中国剧协主席田汉以《战斗的表演艺术家——周信芳》为题表了讲话。周信芳致了答词题为《衷心感谢党和毛主席的培养与领导》。 1956年1o月周信芳率上海京剧院访苏演出团到苏联访问演出。京剧团在莫斯科、列宁格勒等9个城市演出了53场历时64天上演了26个剧目。 周信芳在学习和借鉴其他剧种剧目方面也有显著的成绩。《十五贯》是周信芳向浙江省昆剧团学习的新排剧目是周恩来总理建议他们学演的。这出戏昆剧团演出时因改编成功受到群众欢迎曾被誉为“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周信芳演出时更突出了为民请命的况钟成功地塑造了京剧舞台上的一个新的清官形象。其后他又排演了《义责王魁》。这是以评弹艺人刘天韵、蒋月泉说唱的《义责》移植编成的故事是全本《焚香记》中的一段。改编时先动大家来讨论研究执笔者吕仲又三易其稿最后周信芳自己又加以删芟充实自编唱词。这出戏写家人王中仗义面责其主人王魁贪图富贵忘恩负义中了状元便休弃原配妻子敫桂英的故事。这出戏由周信芳亲自导演并饰剧中老仆王中。周信芳向来擅长演老生在饰演王中时特地采用了武生的表演来塑造这一人物的刚直、战斗的性格使这一形象更为丰满。 1959至1961年周信芳经历了两件大事。一是1959年5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另一件是1961年12月文化部和中国戏剧家协会联合举办了周信芳演剧生活六十年纪念活动田汉在纪念会上讲了《向周信芳同志的战斗精神学习》介绍了他6o年的活动历程。周信芳在答词中把自己从艺6o年分成了5个12年总结为探新、求新、创新、革新、更新五个时期。他在这次纪念活动中演出了《打渔杀家》、《乌龙院》、《四进士》还演了新戏《义责王魁》和《海瑞上疏》。这一出《海瑞上疏》是周信芳为庆祝国庆1o周年而编排的由许思言执笔写成初稿周信芳自己参加修改自己导演并自任主演。剧中塑造了一个为了国家兴盛、政治清明不畏权贵不顾个人生死上疏谏诤的刚正不阿、敢于直言的清官海瑞的形象。 1961年《周信芳的舞台艺术》影片（其中包括《徐策跑城》和《乌龙院》两剧）拍摄完成这是继前几年拍摄的《宋士杰》之后的又一部麒派艺术影片。其后年近7o的周信芳又编演了新戏《澶渊之盟》。这出戏写的是宋辽间的一场战争刻画了一个忠心为国、举足轻重的重臣寇准。剧本由陈西汀编写周信芳仍是亲自修改自任导演并主演寇准。 1964年6月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周恩来总理决定请周信芳为顾问。他在会上提出京剧演现代剧要从生活出向传统借鉴。在闭幕式上康生点了田汉、阳翰笙、孟的名说他们的作品是向党进攻。翌年1965年1o月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表（《海瑞罢官》是吴晗编剧马连良主演的）文中点到了《海瑞上疏》。紧接着张春桥到上海京剧院当众指出周信芳搞的《海瑞上疏》是反党的大毒草。1966年2月《解放日报》表丁学雷的文章《〈海瑞上疏〉为谁效劳？》说《海瑞上疏》同《海瑞罢官》“是一根藤上结的两个瓜”。5月16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1o天之后5月26日《解放日报》又表了方泽生的《〈海瑞上疏〉必须继续批判》更进一步说：“《海瑞上疏》是一棵不折不扣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在这篇文章中公开点了周信芳和支持这出戏的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的名字。 紧接着周信芳的家被抄人被押上高架线路修理车在全市游街示众批斗会更是一个接一个地开个不停。1968年11月周信芳被捕入狱到第二年才获释回家。1974年“四人帮”控制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作出了将周信芳开除党籍、定为反革命分子的处理决定因周信芳不予接受后才将结论改为：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1975年3月8日周信芳被迫害致死。终年8o岁。 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8月16日上海市各界人士7oo余人在上海龙华革命公墓举行“周信芳同志平反昭雪大会”并举行骨灰安放仪式。第五十五章数学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知识界的爱国热情十分高涨“科学”“民主”的思想深入人心。在1919—1949年的三十年间尽管经历了十年内战和抗日战争中国数学仍然获得了重大的进步。如果说二十年代中国各地纷纷举办大学数学系已能够培养自己的数学专业的学士那么到了三十年代中国一些大学的数学系已达到培养数学硕士的水平。而在艰难的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浙江大学等地的数学研究水平已能够培养数学博士。数学事业主要是智力竞赛较少依赖投资和添加设备。因而中国数学界通过自身的努力充分利用有限的资源努力创造国内外有利数学展的条件使中国数学较快地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第一节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数学教育辛亥革命后的191o年代中小学的数学教育已渐趋成熟。到了二十年代实行和美国一样的六、三、三学制。数学教科书除国内名家编写的以外多采用美国和英国的教科书如温德华（wentworth）的初等几何、初等代数范（fine）氏大代数郝奈（ha11andknight）二氏的高中代数等。这一时期中小教育的代表人物有傅种孙（1898—1962）他于192o年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并留校任教后接任系主任。由于长期在师范学校工作对初等数学亦有深入研究。他多次主持中学理科教员暑期讲习班对中学数学教育的影响非常深远。经过中学数学教师的不懈努力二三十年代中国的中小学数学教学水平已相当高“与欧美日本并驾齐驱并不逊色”1。 192o和193o年代中国各地的大学纷纷成立数学系并聘请一些留学国外的著名数学家前来主持。姜立夫于1919年到天津南开大学创立数学系。1921年熊庆来、何鲁先后来到南京的东南大学（后为中央大学）兴办数学系。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曾昭安（1892—1978）到武昌大学（后为武汉大学）任数学系系主任。1926年获德国哥廷根大学博士的魏嗣銮（1895—1992）应邀到成都大学（后为四川大学）任教授、数理系主任。陈建功（1893—1971）和苏步青（19o2—）分别于1929年和1931年获得日本东北大学数学博士学位并先后来到浙江大学主持数学系。此外胡明复、胡敦复在上海创办大同大学数学系。也是哥廷根大学博士的朱公谨（19o2—1963）在光华大学任数学教授。冯祖荀一直在著名的北京大学担任数学系主任193o年获哈佛大学数学博士学位的江泽涵（1893—1994）的到来使北大的数学阵容大为增强。 在三十年代的中国各大学中数学系的力量以清华大学为最强。1926年熊庆来、郑桐荪创建清华大学数学系孙光远（19oo—1979）和杨武之（1896—1973）于1928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博士学位之后都来清华任教授。此外年轻的教员有周鸿经（19o2—1957）和唐培经（19o3—199o）。陈省身（1911—）于193o年从南开大学毕业后因师从孙光远来到清华成为中国第一名数学硕士研究生。华罗庚（191o—1985）自学成材为清华数学系同仁所赏识由系主任熊庆来邀请来校任助理员。加上极有才能的许宝騄（191o—197o）和柯召（191o—）成为清华的学生。这一阵容可称群星璀璨在三十年代初极一时之盛。 抗日战争时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在昆明合并成立西南联合大学3个数学系也合为1个由江泽涵、杨武之、姜立夫担任系的领导工作。当时著名的年轻教授有华罗庚、陈省身、许宝騄等。虽然当时的物质条件相当匮乏但数学科研和教学水平却非常之高。他们的科研成绩已跻身于国际前列加上学生学习十分努力所培养的学生实际上已达博士学位的水平。陈建功、苏步青在浙江大学（撤退到贵州湄潭）也在数学上培养出高水平的学生。此外撤退到兰州的北京师范大学等校组成了西北联合大学继续培养数学教师。何鲁领导的重庆大学数学系魏嗣銮所在的四川大学数学系熊庆来为校长的云南大学也都在战争年代培养了一批数学人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数学教育更注重于在工农群众中的普及1魏庚仁：《魏庚仁数学教育文集》河南教育出版社版第164页。 并提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比较正规的中小学里基本上仍使用国统区的数学教材。而在农民识字扫盲班、农村冬学班、战士学习班等的教学中也多少有数学的内容包括度量衡换算、买卖记账、土地丈量等实际数学问题以满足革命进程中的实际需要。 194o年夏中国共产党中央在延安设立了自然科学院院长徐特立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学习过西方的自然科学和数学。自然科学院内设有大学本科分物理、化学、生物3个系。当时的物理系设有微积分、微分方程等数学课程负责数学课程的是南开大学毕业的孙鸿儒物理系系主任阎沛霖也教数学所用课本大都使用英文原版。 第二节二三十年代的中外数学交流中国现代数学起步较晚在二十世纪初能懂得微积分的人仍然屈指可数与西方的差距在2oo年以上。因此派遣中国留学生到国外学习和进修是展中国现代数学的必要举措。经过中国知识界的不断努力列强所获得大笔额支付的庚子赔款终于有了部分的退回。这笔中国人自己的钱能用于培养自己的留学生对科学展是很有价值的。自19o8年美国部分退回庚子赔款以来中国已连续派遣三批留学生到美国并建立清华学校为留学预备学校。清华学校1926年起改为清华大学清华的数学系因经费充裕渐渐成为国内数学中心。1924年以后美国退回全部庚款建立了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继续资助留学生到欧美学习。其中包括陈省身到汉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和去巴黎访问华罗庚到英国剑桥大学进修数论江泽涵到美国哈佛大学以拓扑学研究获博士学位。从193o年代起英国也退回了一些庚款作为中国学生的留学费用。吴大任、许宝騄、柯召、李华宗、林家翘、段学复等都是用英庚款在英国（或转至美国）留学并获博士学位的。樊■则是以法国退回的庚款在巴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通过其他渠道到国外去的数学留学生也有很多。据统计1949年以前在国外以数学工作获博士学位的有85人。这些到国外留学的年轻数学家日后都成为中国数学的中坚有一些则在国际数学界享有声誉。 与此同时许多外国数学家也陆续来华访问。最早来中国是曾任法国国务总理的潘勒韦（p.pain1eve1863—1933）和他的秘书波莱尔（e.bore11871—1956）他们都是国际著名数学家192o年来中国考察教育时曾在北京、上海作报告。 1921年英国著名数学家、哲学家、逻辑学家罗素（b.rus－se11868—197o）来华访问他曾作过有关“几何基础”的报告但主要的影响在哲学方面。 进入193o年代来访的数学家逐渐增多。先是德国汉堡大学教授布拉希开（w.b1aschke1885—1962）应北京大学的邀请来华教授微分几何和积分几何对中国几何展影响较大陈省身吴大任等青年学生也参加听讲。由布拉希开介绍汉堡大学年轻的斯披涅儿（e.spernier19o5—198o）教授也来华讲授拓扑学和几何学。1934年4月曾任美国数学会主席的哈佛大学教授伯克霍夫（g.d.birkhoff1884—1944）在清华大学讲学。1934年秋美国哈佛大学数学系主任奥斯古德（w.fos－good1864—1943）来北京大学访问讲解力学并开设复变函数论、实变函数论等课程。 清华大学也邀请国外数学家来访。1936年法国著名数学家阿达玛（j.hadamard1865—1963）到清华大学访问三个月他讲授的偏微分方程课在当时的中国还很少有人能开出来。清华25周年校庆时阿达玛教授曾作“关于数学任务的几点感想”的报告。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维纳（n.wiener1894—1964）教授的来访是中外科学交流史上重要的一页。1935到1936年的一年中维纳主要在电机系上课并和李郁荣博士一起合作研究。同时他每周在数学系讲授富里埃级数、富里埃积分、勒贝格积分等课程。在清华期间维纳完成了许多研究课题。作为控制论学科的奠基人维纳写道：“我的作用主要取决于两件事：同布什（w.bush）所拟订的计算机计划密切接触以及和李郁荣博士在电网络设计上的合作。这两件事后来都证明是重要的”1。 1维纳：《控制论》中译本科学出版社1962版。 第三节三十年代前后的中国数学研究成就经过192o年代的准备中国现代数学的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一些优秀的年轻数学家开始崭露头角。不少人到国外留学或进修通过自己的艰苦努力逐渐达到了世界上某些数学学科的研究前沿。一批数学研究成果得到国际数学界的重视。 最先达到国际水平的数学研究成果应是陈建功在日本表的论文：《具有绝对收敛富里埃级数的函数类》2。文中证明了一个函数的富里埃级数是绝对收敛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它是杨（young）氏函数。这一结果恰和当代著名英国数学家哈代（hardy）和李特伍德（litt1ewood）同时得到因而值得重视。 陈建功1893年生于浙江绍兴。他从1912年起三次到日本留学最后于1929年在日本东北帝国大学获得理学博士学位。他用日文撰写的著作《三角级数论》一直是日本的标准著作。193o年回国后在浙江大学任教授是我国调和分析、逼近论研究的一位先驱。 苏步青和陈建功一样也在日本东北帝国大学获博士学位（1931）。当时他已在仿射微分几何、射影微分几何上表了41篇论文。回国后也在浙江大学数学系任教并由陈建功推荐担任数学系主任多年。苏步青是我国微分几何研究的奠基人之一他和陈建功所领导的浙江大学数学系成为我国南方的数学研究中心。 在193o年前后中国数学家已有许多创造性的论文在国外表其中包括孙光远的微分几何研究、杨武之的数论论文、江泽涵在拓扑学方面的工作、熊庆来关于无穷级整函数与半纯函数的研究。这些都标志着中国现代数学研究已开始登上国际舞台。 更年轻的一批数学家则向国际先进水平迈进。 华罗庚是一位传奇式的数学家他生于江苏金坛县15岁就在父亲开的杂货铺里做伙计受初中数学老师王唯克的影响开始自学数学。193o年12月华罗庚在《科学》杂志上表《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引起清华大学数学系诸位教授的注意。系主任熊庆来出面邀请华罗庚来清华任图书管理员旁听系里的所有数学课。开始时他在杨武之指导下研究数论中的华林问题表了一系列的论文引起世人注目。1936年华罗庚到英国剑桥大学进修掌握了当时最先进的解析数论方法并以高度的证明技巧解决了一系列的难题。1937年回国之后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年代里继续研究写成名著《堆垒素数论》以后又在代数学、域论、矩阵几何、多复变量理论等多方位地开拓成为驰名世界的数学家。 陈省身生于浙江嘉兴长于天津。1926年入南开大学数学系随姜立夫学习几何。193o年来到清华成为孙光远的硕士研究生研究微分几何。1934年去汉堡大学留学两年后获博士学位。然后到巴黎在大几何学家嘉当（et）处访问研究得益极大。此时他表的论文已引起美国著名数学家维布仑（veb1en）等的注意。1937年回国后在西南联大任教授。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正酣维布仑主持的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邀请陈省身2陈建功：ontheswithabsot1ytfo（1928）517—52o。 赴美研究。在那里陈省身完成了高维“高斯—邦内”（gaussbon）公式的证明。这一划时代的工作使他成为大范围微分几何的奠基人。1948年后去美国。 许宝騄祖籍浙江杭州生于北京。193o年入清华大学数学系。1936年留学英国先后获哲学博士和科学博士。194o年回国在西南联大任教授。他以十分精湛的数学方法证明了数理统计学的一些基本定理澄清了英国费歇尔（r.fisher）学派一些模糊不清的论述被誉为“数理统计学严密性的一个典范”。 其他有较大影响的中国数学家还有曾炯之（1898—194o）和周炜良（1911—1995）。 曾炯之是江西新建人1928年到德国哥廷根大学随著名女数学家诺特（e.noether）研究抽象代数1935年获汉堡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在浙江大学任教。他在函数代数域、可除代数和代数封闭域上有出色工作。194o年病逝于抗战时的西昌。周炜良则在德国莱比锡大学随范·德·瓦尔登（vanderwaerden）研究代数几何学。在这门艰深的学科中他以周坐标、周形式、周环等诸多工作而闻名于世。1937年回国后曾任教于中央大学、同济大学等校。1946年后去美国。 在三四十年代有较好工作的数学家还有：李国平（191o—1995）主要工作为亚纯函数论研究。李华宗（191o—1949）在微分几何、李群、群表示、算子理论上都有建树。柯召在代数数论方面有优异成就。 1941至1946年间国民党政府曾颁六届国家学术奖励金获一等奖的有：华罗庚（数论）、苏步青（微分几何）、陈建功（三角级数）、王福春（三角级数）；二等奖的有：许宝騄（统计）、周鸿经（三角级数）、钟开莱（概率论）、李华宗（矩阵论）；三等奖的有：王福春（三角级数）、卢庆骏（三角级数）、熊全治（微分几何）、张素诚（微分几何）、吴祖基（微分几何）、蔡金涛（代数）、胡世华（逻辑）。 进入四十年代一些更年轻的数学家作出新贡献：分析学方面有程民德（1917—）研究逼近论代数学方面有段学复（1914—）的李群李代数的研究王湘浩（1915—1993）的代数数论研究几何学方面有严志达（1917—）的李群与积分几何的工作等。有一些中国学者以后到国外展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其中有林家翘（1916—）1933年入清华大学后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在应用数学、流体力学和天体力学上有很高的成就。樊■（1914—）1932年入北京大学以后留学法国并到美国任大学教授在泛函分析、数理经济学、运筹学等方面有许多创造性的工作。王浩（1921—1993）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数学系毕业后到哲学系做逻辑方面的研究生后来到美国在数理逻辑、人工智能等方面有杰出贡献。 中国古代数学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它的奠基人是李俨和钱宝琮他们用现代数学方法研究祖国传统数学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李俨（1892—1963）福建闽侯人。他是一位铁路工程师业余从事中国古代数学史的研究。1915年和1916年先后表的《中国数学史余录》和《中国数学史源流考略》是这方面最早的文献。他收集了非常丰富的古算著作撰写的1oo余篇论文编为《中算史论丛》共五集。1956年调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任研究员。钱宝琮（1892—1974）是浙江嘉兴人在英国留学时学习土木建筑。1912年回国后在南开大学、中央大学、浙江大学任数学教授。他对中国传统数学的研究十分全面治学严谨尤以关于祖冲之的圆周率的工作最为周详精到令人折服。 第四节中国数学会和中研院数学研究所辛亥革命以后成立了北京大学和一批地方上的高等师范学校。这些高等学校里先后有一些数学和物理的学会出现如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数理学会（1914）、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数理学会（1916）、北京大学的数理学会、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数理化研究会（1919）、清华数学会（1928）等。这些都是各校自己的组织没有联合成整体。1929年冯祖荀等在北京成立中国数理学会主要由北京附近各校的一部分数学家组成每年召开年会宣读论文。1932年中国数理学会委派熊庆来参加在苏黎世举行的国际数学家大会这是中国数学家和国际数学家联合会的早期接触。1934年秋时任交通大学数学教授的顾澄写信给各地数学家建议成立全国性的数学团体。1935年何鲁、熊庆来分别从重庆、北京来上海又到杭州与胡敦复、顾澄、范会国、陈建功、苏步青等商讨成立中国数学会事宜。1935年7月25至27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举行中国数学会成立大会来自各地的代表有33人。大会议决由胡敦复、顾澄、冯祖荀、周达、秦汾、郑之蕃（桐荪）、黄际遇、王仁辅等9人为董事会董事胡敦复为董事长。另有熊庆来、朱公谨、范会国等11人组成理事会钱宝琮等21人为评议会评议。中国数学会的会址设在中国科学社明复图书馆美权算学图书室（今上海陕西南路）1。中国数学会成立大会还议决出版两种数学杂志：一为《中国数学会会刊》专登创造性的数学论文由苏步青任总编辑华罗庚为助理编辑；另一种为《数学杂志》为普及性的数学刊物由顾澄任总编辑。 1936年8月《中国数学会学报》第一卷在上海出版1937年2月出版第二卷第一期194o年出版第二卷第二期。这是我国最早的表创造性数学论文的杂志论文多用外文表许多论文有很高的学术水平至今被人引用。在这两卷中表论文的有苏步青、华罗庚、胡坤升、陈建功、方德植、曾炯之、申又枨、庄圻泰、江泽涵、许宝騄、吴大任、柯召、李华宗、周绍濂、熊全治、陈省身、周鸿经、周炜良以及阿达玛、维纳等。 《数学杂志》于1936年8月创刊第一卷共4期由顾澄主编。第二卷未及出版抗日战争爆顾澄倒向汪伪政权董事会主席胡敦复联络部分董事和理事撤销了顾澄的总编辑职务。第二卷第一期于1939年出版以后遂停刊。各期刊物刊载有数理逻辑、数学史、数论、函数论、行列式、排列组合、圆锥曲线等学科中问题的进展介绍和初等证明的文章。 中国数学会于1936年在北平举行第二次年会组织论文报告讨论会务。1937年之后各大学相继内迁。194o年分别在重庆、昆明、上海等7处举行第三次年会。由于顾澄倒向汪伪政权群情激愤在大后方的会员遂于194o年第三次年会之际成立新中国数学会推举姜立夫为会长陈省身为文书华罗庚为会计。会址在昆明。1942年在贵州湄潭举行过年会1944年在昆明举行数学等八团体联合年会。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新中国数学会和原中国数学会留在沦陷区的会员都没有进行过活动。1948年1o月在南京召开各团体联合年会新中国数学会会长姜立夫原中国数学会董事会会长胡敦复到会陈省身请两位会长讨11928年周达（美权）将自己收藏的数学书刊546种、235o册捐赠中国科学社。中国科学社为纪念胡明复于1931年建立明复图书馆内设美权算学图书室。 论恢复中国数学会的事结果是去掉“新”字仍用中国数学会原名。此时的国民党统治已风雨飘摇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数学会再也没有举行过活动。 中央研究院的数学研究所的成立是194o年代中国数学界的一项要事。 1928年4月中央研究院成立时未设数学研究所。193o年代中国数学研究实力激增设立数学研究所势在必行。1941年3月经中央评议会通过数学研究所筹备处在昆明成立姜立夫为筹备处主任。1941—1943年间研究所聘请6位兼职研究员即苏步青、陈建功、陈省身、华罗庚、江泽涵和姜立夫。1944年又曾聘许宝騄、李华宗为兼职研究员。 抗战胜利之后中央研究院在上海建立分院数学研究筹备处设在上海。1946年姜立夫赴美考察筹备处主任由陈省身代理。陈省身觉得第一要务是培养新人遂要求各大学推荐优秀学生来所任助理研究员。吴文俊等十余人先后到来陈省身亲自给他们上代数拓扑学课程打算以此为起点向代数、几何、分析等现代化研究方向前进。这是一个高瞻远瞩的计划对后来中国数学的展有深远影响。1948年初数学研究所正式成立并由上海迁往南京。数学研究所曾聘请陈建功来所工作一年另聘苏步青、华罗庚、樊■、许宝騄、周炜良、段学复等为兼职研究员。迁往南京以后曾聘李华宗为专任研究员王宪钟、胡世桢为专任副研究员。 1948年中央研究院选举院士数学方面有姜立夫、陈省身、苏步青、华罗庚、许宝騄5人当选。 香港开埠1oo余年来数学鲜有展香港大学数学系只设一名教授多由英国人充任。1948年黄用诹（1913—）到校任教他以英庚款在伦敦大学获博士学位是微分几何学家。 台湾在日据时期有一所台北帝国大学以农学为主仅有一名日本人在教数学。1945年光复时陈建功、苏步青等曾去接收将其改名为台湾大学。不久陈建功、苏步青即返回浙江大学。沈璇（1899—1983）、施拱星（1918—）、许振荣（1918—）等留日学者在台湾大学执教数学。 1949年1o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中国的数学展也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第五十六章天文学1919—1949年为中国近代天文事业的草创时期。在这一时期老一辈天文工作者在国家内忧外患的历史条件下为开创和振兴中国的近代天文事业作了艰苦的努力。他们创办中国天文学会建立近代天文研究机构和天文教育机构开展一系列力所能及的近代天文工作同时创办刊物编译图书举办学术演讲参加国际学术活动使中国近代天文事业从无到有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正是他们所做的这些开创性工作为日后中国天文事业的兴旺达打下了基础。但抗日战争爆后由于仪器设备遭受破坏机构有的内迁有的瘫痪工作受到严重影响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有些工作还未得到恢复。 第一节天文研究机构概观1.原有的国立天文研究机构——中央观象台1。 在本世纪一十年代末国立天文研究机构仅有1912年接管清钦天监后成立的中央观象台1个。该台初期设置历数、气象两科1921年增设天文科和磁力科是按当时欧洲一些观象台的组织模式建立的。中国早期其他天文研究机构也大多与中央观象台类似天文气象不分家还兼磁力、地震等其他学科。中央观象台成立后台长高鲁曾努力试图把它办成一个具有近代规模的研究机构。气象科科长蒋丙然（1883—1966）在该台开拓了中国近代气象事业1。但在天文方面却因缺乏起码的经费最终未能购置一架较大型的天文望远镜。其天文仪器除明清遗留下来的一批古仪外只添置了等高仪、六分仪、计时钟和小型望远镜等无法用来开展近代天文观测。天文科的业务主要是用六分仪和等高仪观测太阳和恒星以校正计时钟的误差工作开展不多。中央观象台的天文工作主要是编算历书。历数科从民国元年至十六年每年编算一部历书。高鲁与历数科科长常福元对编历工作作了三项改革。其一是改用国际上通用的公历。其二是改革历书推算方法。除民国元年和二年的历书仍沿用旧法推算外自《民国三年历书》起改用各国通行的西方最新之法即采用纽康的太阳运动表和汉森的月球运动表进行推算但由于直接推算工作量过大人手不够实际上没有实现独立的直接推算而是用外国提前出版的天文年历按说明书换算而成。其三是将清代历书中附载的迷信内容完全剔除改以刊载天文常识图说题材围绕历法常识这一中心选取。此外还编算出版了民国四年至八年的5册《观象岁书》模仿外国天文年历把行星历表也包括在内但从民国九年起因财政困难而停止出版。其编算方法有的直接抄录外国原书有的通过换算而成。从1928年起编历工作改由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负责中央观象台建立的一套编算方法也为天文研究所所继承。应该说中央观象台就其设备和工作的总体而言还算不上是一个近代天文研究机构。 但中央观象台是中国近代天文事业的源地。正是由于以高鲁为的中央观象台全体职员的积极倡议1922年在中央观象台内成立了中国天文学会。而在此之前的学会筹备阶段他们于1915年以中国天文学会的名义在台内刊行《观象丛报》表了不少天文学专业文章、科普佳作以及天文学史论文以扩大天文学的社会影响。该刊寄赠单位遍布五大洲曾相继收到近百种交换而来的刊物。 1923年起中央观象台因北洋政府经济拮据而日益萧条。1928年北洋政府灭亡后该台天文部分由南京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接管在原台址成立了国立天文陈列馆陈列古代天文仪器、天体模型、天文照片和星图等等并出售各种天文书刊。 2.民办南通军山天文台1。 1本节主要参考：（1）高鲁：《中央观象台之过去与未来》中央观象台1917年。（2）陈遵妫：《中央观象台》《中国天文学史》第四册第十编第三章第一节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1王秀芹：《中国近代气象事业的先驱——蒋丙然》《中国科技史料》第11卷第1期第41页199o年。 1本节主要参考张明昌：《南通军山天文台始末》《中国科技史料》第5卷第4期第71页1984年。位于江苏南通的军山天文台建于1916年是中国近代天文事业处于萌芽阶段时出现的一座民办天文台。它是由民族实业家张謇（1853—1926）为展当地的农业、水利和航运事业而创办的。业务包括天文、气象两部分。业务人员仅4名台务由刘渭清主持。刘毕业于张謇所办的通州师范测绘科为建军山台曾到法国主办的上海徐家汇天文台学习近代实用天文和气象的观测研究方法。军山台配置的天文仪器有双筒望远镜、经纬仪、天体仪、无线电受信机等均是委托徐家汇天文台向英、法、德等国订购并由徐台代为检验其设备和开展的天文工作均比中央观象台先进。军山台在业务上也与徐台有联系开展的天文工作包括守时报时；以经纬仪测定地方经纬度和子午线；日月食的推算预报；行星的位置与运动的预报；极光与黄道光的观测；潮汐的测量、研究和预报。此外还用经纬仪对太阳黑子作过零星的观测并对黑子的成因及其对地球的影响等作过探讨。曾举办测候训练班教以实用天文和气象的观测方法搞过许多天文科普宣传。但该台自1926年8月张謇病逝后因经费无着而每况日下于1938年日军侵占时毁于战火。 3.青岛观象台的接收和扩充1。 青岛观象台建于1898年初为德国所建其业务以气象为主兼作天文、地磁、地震工作。1914年为日本占领1924年归还中国。当时中央观象台台长高鲁命气象科科长蒋丙然率员前往接收。接收后由蒋丙然任青岛台台长。在台内设立“天文磁力”和“气象地震”两科分别由高平子（1888—197o）和蒋丙然任科长。随即开展有关观测同时大兴土木建房修路添置仪器进一步扩大科研领域。1928年又增设海洋科。当时青岛台成为中国自己拥有的业务最广泛的多学科综合台。 该台的天文仪器原有4厘米子午仪、3.4厘米经纬仪和16厘米盖氏赤道仪。中国接管后陆续增添了32厘米标准天图式赤道仪、8厘米人差子午仪、恒星坐标量度仪、等高仪、无线电报机和电时钟等多种设备。其中天图式赤道仪平行双镜筒可分别用于照相和目视观测是1949年以前我国掌握的最大的折射望远镜。 青岛台在天体测量方面成绩卓著。开展了测时授时工作并以无线电、电音授时取代日人的午炮授时以提高授时准确性。曾于1926年和1933年两次应邀参加国际经度联测1开创中国参加国际经度联测之先河并取得国际一流之观测结果得到国际经度委员会主席的赞扬。1931年小行星“爱神星”大冲时该台特约研究员、山东大学物理系教授李珩（1898—1989）曾负责主持参加该星的国际联测以确定太阳的视差。此外青岛台自1925年起还开展了中国为时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太阳黑子的系统观测和研究工作用盖氏赤道仪投影描绘太阳黑子和光斑。还曾积极开展日月食观测、天象预报和编历工作。该台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所开展的天文工作可谓我国近代天文观测研究之先导。该台出版有《观象月刊》、《天文半年刊》、《青岛日历》等书刊其观测报告和学术汇刊与3o多个国家的5o多个科研机构进1本节主要参考：（1）蒋丙然在中国天文学会第14届年会所作青岛市观象台工作报告《宇宙》第8卷第5—6期第85页1937年。（2）邵元疆、孙寿胜：《青岛观象台的八十六年》《中国科技史料》第5卷第4期第9o页1984年。（3）陈展云：《中国近代天文事迹》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1985年版第16—26页。 1李晓昉：《青岛市观象台参加国际经度测量成绩报告》《宇宙》第6卷第4期第61页1935年。行交换。 1938年初青岛台再度被日本占领中国职员全部撤出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后回归中国。1946年后逐渐恢复测时授时以及太阳黑子的观测工作。 4.国立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及中国第一座现代天文台——紫金山天文台的建立。 1928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国立中央研究院在南京设立天文研究所。所长高鲁是原中央观象台台长中国天文学会的创始人中国近代天文事业的先驱者。他早就有在中国建造一座可与欧美各大天文台并驾齐驱的现代天文台的愿望1。由于他的积极呼吁和据理力争天文研究所获准在南京紫金山建立国立第一天文台。但没等该台正式开建1928年12月高鲁受命出任驻法公使。经高鲁推荐中央研究院改聘留美归国天文学家、厦门大学教授余青松（1897—1978）为天文研究所所长2。余青松是二十年代国际负有盛名的天体物理学家而且通晓土木工程因而对天文台的设计和建筑均是内行他于1929年夏到南京上任随即担负起建台重任。紫金山天文台的兴建历时5年于1934年9月落成。 紫台是在战乱频繁、政局动荡的历史条件下由余青松亲自规划、设计并亲自主持兴建的3。他考虑了现代天文研究的四个重要方面即恒星物理、太阳物理、变星研究和方位天文为此分别设置了四个观测室：大赤道仪室、小赤道仪室、变星仪室和子午仪室并为每个室配制了观测所需的当时国际最先进的仪器。大赤道仪室配制的6oo毫米反射望远镜是当时远东最大的望远镜德国蔡司厂最新产品。其附有双石英棱镜摄谱仪可拍摄恒星紫外光谱进行分光光度观测。小赤道仪室上层设置德制2oo毫米折射望远镜和15o毫米天体照相仪附有太阳放大投影器、日珥观测器和物端棱镜等；下层安装美制海尔太阳分光仪是专为参加国际太阳分光联测而订购。变星仪室装置美制1oo毫米罗氏变星仪是专为参加国际造父变星联测而订购。子午仪室配制瑞士制13o毫米人差自动子午环可观测天体过子午圈的精确时刻地下室为恒温钟房。除此之外还订购了用以测量恒星光谱波长、光谱分光光度、变星亮度等的一些必需的附属仪器。又建立了图书室内藏中外图书6ooo余册每年订购中外杂志3o余种并与世界各天文台及研究机构多有交换1。因而紫金山天文台无论就其设备、图书还是规模而论都是当时东亚地区最先进的。它是我国第一座具有国际先进的天体物理观测设备和研究手段的现代天文台作为该台的创建者余青松当之无愧地是我国现代天文事业的奠基者和开创者。 但紫台建成后刚有起色就爆了抗日战争天文研究所携带部分仪器和图书于1938年4月辗转迁至云南昆明。因现昆明空气清澄、地势高朗晴夜又多宜于天文观测于是又在昆明凤凰山建立一座天文台。该台也是1蒋丙然：《纪念高曙青先生》《宇宙》第18卷第7—12期第129页1948年。2张志明：《中国现代天文学研究的先行者——高鲁》《天文之星》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3张志明：《胜地几经兴废事钟山何处是龙蟠——记紫金山天文台的创建者、第一任台长余青松》《天文之星》第2o页。 1余青松：《国立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宇宙》第6卷第1期第1页1935年。余青松亲率职员登山勘测并亲自设计和绘制的建筑图样于1939年7月落成。根据搬迁时带来的仪器建有太阳分光仪室、变星仪室和图书室等。天文研究所随即在该台恢复了中断两年多的天文观测。 194o年底中央研究院新任院长改聘留美天文学家、中央大学物理系教授张钰哲（19o2—1986）为天文研究所所长。抗日战争结束后天文研究所于1946年秋返回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全力以赴修复抗战期间被损坏的仪器设备但天文工作未及恢复又面临解放战争。凤凰山天文台则改为由天文研究所与云南大学共有的分支机构。新中国成立后天文研究所改名为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 天文研究所是民国时期负有盛名的天文研究机构。紫金山天文台的建立揭开了我国天体物理研究的页。该所在紫台和凤凰山台主要开展了两项国际联测项目：太阳的分光观测和造父变星的照相观测。其中太阳的分光观测是用海尔太阳分光仪以氢的ha单色光观测日珥、谱斑、日面爆等太阳色球层的各种现象是中国天体物理学领域的一项开创性工作。1942年5月至1948年6月还在凤凰山台开展过经常性的太阳黑子目视投影观测1。此外天文研究所是中国科学界组织的几次日食观测的主要筹备和参加单位。开展过授时编历和经纬度测量出版过天文年历、航海历、航空历等对月球、行星、彗星和新星等进行过观测。 5.全国陆地测量总局天文观测所。 辛亥革命以后天文大地测量工作多由陆地测量部门担任。1932年春全国陆地测量总局在南京大石桥总局内建立了天文观测所除开展天文大地测量业务外还供中央陆地测量学校三角科学生实习之用。该所工作由测局三角科科长曹谟主持。置有5o—8o毫米人差子午仪、时辰摆、时辰仪、记时器、长短波自动记录收报机、45°或6o°等高仪等设备。建所之初先测量南京之精确经纬度将其作为全国测量之原点以后陆续派员到苏、皖、赣各省测量一、二等天文点之经纬度及方位角。一等天文点的经纬度测量分别用恒星中天法和太尔各特法。二等天文点则用多星等高法。自1932至1937年作一、二等天文点测量共94点遍布13个省区。曾参加第二次国际经度联测测量结果颇佳与青岛观象台同属第一类1。1937年抗日战争爆该所随测局内迁在贵州平坝县建立一简易观测所继续进行野外测量。1938年为抗战所需赴云、贵、川、湘、桂等省测定一、二等天文点共34点。为1941年9月21日日全食观测测定全食带内经纬度14点2。抗战胜利后该所回到南京因原所址被炸所内测绘人员借用紫金山天文台子午仪室进行工作。其中部分人员后来成为展新中国测绘事业的骨干。 6.法国主办的上海徐家汇天文台1。 1参见李鑑澄：《太阳黑子的观测》《宇宙》第14卷第1o—12期第26o页1944年。王鸿升、简恩泽：《昆明凤凰山天文台1948年太阳黑子观测报告》《宇宙》第19卷第1—12期第19页1949年。1中国天文学会第14届年会上该所工作概况报告《宇宙》第8卷第5—6期第83页1937年。2中国天文学会第15届年会上陆地测量总局天文工作报告《宇宙》第1o卷第9—1o期第139页194o年。 1本节参考：阎林山、马宗良：《徐家汇天文台的建立和展（1872—195o）》《中国科技史料》第5卷第2期第65页1984年；朱楞：《徐家汇天文台史料（1872—1962）》《中国科技史文集》第4集第198页1986年。 除上述国人所办的天文研究机构外在中国大地上还有一座法国教会创办的近代天文台——上海徐家汇天文台建于1872年。虽然当初建台是为扩大法国对华侵略政策服务的但作为一个科研机构它则是法国科学院在中国从事区域性观测和研究的分支。二十年代中期至三十年代中期为该台的极盛时期开展了天文、授时、气象、地磁、地震、重力和大气物理等观测和研究工作是当时东亚地区工作最有影响的综合性科研机构和天文、气象中心。 徐家汇台在1926年和1933年两次参加国际经度联测被选为国际经度测量的三个基点之一。1939年起参加国际时间局为时间的标准台。其天文工作在余山分台拥有4o厘米赤道式双筒折射望远镜、太阳偏振镜、黑子照相仪、彗星照相仪等设备。开展了对太阳黑子和日珥的研究银河星团的照相研究彗星和新星的研究木星对小行星普遍摄动的研究对1122对赫歇尔双星的重测。参加了爱神星的国际联测并编制了包括赤道带士o°5o′范围内14ooo颗星的《佘山星表》。出版的天文刊物有《佘山天文年刊》和《天文年历》等。 该台自1937年起日趋衰落因战争影响经费拮据台内人员散失大部分工作陷于停顿。但佘山分台没有遭到战争破坏所有观测和研究资料都完好地保存了下来。徐家汇天文台是今日上海天文台的前身1949年以前虽为法国主办但先后在内工作的华人约有7o名之多而且当时中央观象台、青岛观象台、南通军山天文台都曾派员去学习1因而它不仅为我国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且对我国近代天文学的展也有一定的影响。 1青岛观象台天文磁力科科长高平子曾于1912年到徐家汇天文台佘山分台在台长蔡尚质指导下学习近代天文学。参见马星垣、高平子：《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第三集）》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47页。军山天文台主任刘渭清曾到徐家汇天文台在法国传教士马德赉指导下学习近代天文、气象知识。详见张明昌：《南通军山天文台始末》《中国科技史料》第5卷第4期第72页1984年。第二节近代天文教育工作的进展这一时期的天文教育机构主要有国立中山大学天文系和齐鲁大学天算系。此外中央大学、厦门大学和山东大学等校的物理系和中央陆地测量学校等也开设有天文课程和开展一些天文工作。 1926年秋广州国立中山大学在数学系内添设天文课程将数学系扩充为数学天文系聘用刚从法国留学归来的张云（1896—1958）为天文学教授。张云曾获法国里昂大学天文学博士学位到中大后开拓和展了该校的天文教育和科研事业。1929年他主持建立了中山大学天文台并任该台台长。台内建有赤道仪室、子午仪室、时计室和放映室置有德制15厘米赤道仪（附有11厘米天图摄影仪）、德制6厘米人差子午仪、法制2o厘米反射望远镜和15厘米折射望远镜等仪器而且所藏天文图表、图书也很丰富1。系内天文课程的设置也逐渐完备。从1932年起数天系学生三年级后分为数学、天文两专业。1939年时为天文专业学生设置了普通天文学、球面天文学、实用天文及天文实测、光学、近代物理、天体物理和天体力学等必修课程以及数学物理、理论力学、宇宙论和地球物理等选修课程2。当时中山大学数天系是国内设备最完备、天文课程设置最齐全的天文教育机构。中山大学天文台除供学生实习外还参加了1933年的第二次国际经度联测3以及中国科学界组织的几次日食观测。开展了太阳黑子的投影观测和变星的目视观测等承担了中国天文学会变星观测委员会的工作于193o年2月创办《国立中山大学天文台两月刊》。 1936年夏天文台随校址迁移至广州市郊石碑重新建台。1938年广州沦陷后又随校西迁于1941年迁至粤北乐昌县坪石镇直至抗战结束后于1945年1o月迁回广州。1947年数天系天文专业被划分出来单独成立天文系。据统计从1933至1949年天文专业毕业生共44名。其中毕业后从事天文工作的不到四分之一4。 齐鲁大学成立于1917年是美国长老会于1864年所办的山东登州文会馆与其他一些学校合并而成。美国传教士在该校天算系内建有天文台装置有一架25厘米反射望远镜和一架1o厘米折射望远镜。前者后因微动控制装置不灵而专供学生实习；后者用于太阳黑子观测间作变星观测1。系内天文、算学不分组。建系之初只有两位教员系主任王锡恩（1871—1932）毕业于登州文会馆获齐鲁大学理科硕士学位著有《实用天文学》、《绘图日食新算法》等多种天文以及其他数理等方面的著作2。1932年王锡恩去世后系主任由英国浸礼会传教士菲利普斯（e.l.phi11ips）兼任并聘该系毕业1《国立中山大学天文台两月刊》第1卷第1期第4页193o年。2张云：《国立中山大学天文台成立十周年概况》《宇宙》第1o卷第9—1o期第131页194o年。3邹仪新：《中山大学天文台参加万国经度测量报告》《国立中山大学天文台两月刊》第5卷第2期第39页1934年。 4戴文赛、赵却民、易照华：《天文教育》《十年来的中国科学——天文学1949—1959》第63页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化学部编审。 1菲利普斯在中国天文学会第14届年会上所作齐鲁大学天算系工作报告《宇宙》第8卷第5—6期第82页1937年。 2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四册第1999页。 生程廷芳（1911—1968）做观测工作。抗日战争期间齐鲁大学迁至四川成都天算系停课天文仪器未装箱搬迁程廷芳曾到天文台观测太阳黑子和星云。1945年8月天算系复课改称天文数学系招生1o余人。 1952年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时中山大学天文系与齐鲁大学天文数学系合并为南京大学天文系。 第三节中国天文学会3为促进我国天文事业的进步与展中央观象台的天文工作者早在一十年代中期就倡议创立“中国天文学会”。经多年筹备条件成熟乃于1922年1o月3o日在北京中央观象台内召开了中国天文学会成立大会。会上选举产生了第一届评议会高鲁任会长。 学会成立后每隔年余举行一次年会。在会上进行学术交流由各主要天文机构负责人作工作总结请有关专家介绍一年来天文学的进步并在会上选举产生下一届评议会。1944年起评议会改称理事会。著名天文学家高鲁、余青松、张钰哲、陈遵妫和科学界知名人士蔡元培、李书华等人曾任各届会长或理事长。 学会以“求专门天文学之进步及通俗天文学之普及”为宗旨做了不少工作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项：（1）创办天文刊物。除学会筹备阶段刊行的《现象丛报》外1924年起出版年刊《中国天文学会会报》共出9期主要刊载会员论文和重要译著。193o年7月起出版《宇宙》月刊该刊以刊载通俗天文著述为主兼载宇宙消息、国内外天文界动态和中国天文学会消息等等。 （2）编译天文图书。193o年4月学会成立了编辑委员会除负责编辑《宇宙》月刊外还编写天文学丛书和天文学辞典。如陈遵妫编写的《星体图说》、《宇宙壮观》张钰哲的《天文学论丛》、《宇宙丛谈》戴文赛的《恒星光谱》和《星空巡礼》等等。 （3）编订天文名词。学会于193o年12月成立天文名词编译委员会1933年审定天文学名词14oo条均有英、法、德、日四国文字对照交国立编译馆出版。 （4）举办科普与学术演讲。除在每届年会上进行学术交流外在早期会所设在北京中央观象台内时还每月举办一次学术演讲会1932年冬会所移至南京后改为不定期举行。1933年曾在南京举行“徐文定公（徐光启）逝世三百年纪念会”。1923年曾与北京大学等单位联合举办“相对论讲座”。1942年12月25日在昆明和永安两地与中国数学学会联合举办了“牛顿诞辰三百周年纪念会”。通过这些学术活动开展天文和近代科学知识宣传。此外会员陈遵妫、张钰哲、高平子、戴文赛、周培源等人曾到电台、机关、学校等处作天文普及演讲。 （5）组织天文观测。1929年12月学会成立了变星观测委员会张云任主任指导和组织各地会员进行变星观测并将观测结果统一整理表。该委员会每年举行一次年会进行交流总结编辑出版《中国天文学会变星观测委员会报告》每两月一期刊登于《国立中山大学天文台两月刊》。中国天文学会还于1934年联合有关机关团体成立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组织日食观测。 （6）颁奖金奖励天文学著作。学会曾接受热心者捐助的奖金如隐名奖金、“霁云楼老人”奖等用以奖励优秀天文著作的作者。 （7）参加国际学术活动。曾派会员张云列席1925年在英国伦敦举行的3本节主要参考《宇宙》第1—14卷中国天文学会193o—1949年；吴美霞：《中国天文学会简述》《中国科技史料》第1o卷第3期第66页1989年。 iau（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第二届大会；派会员余青松、赵进义（19o2—1972）列席1928年在荷兰莱顿召开的iau第三届大会。1935年在法国巴黎举行的iau第五届大会上中国天文学会正式加入iau成为我国最早参加国际科学团体的学会。列席会议的会员高平子、潘璞将紫金山天文台图册带到会议举办的展览会上展览以扩大中国天文界在国际上的影响。1936年9月中国天文学会与天文研究所共同组织了中国天文委员会为主持参加iau各项活动的专门机构。 中国天文学会创办之时正值旧中国忧患交侵之时学会得自于政府的资助极少经费来源主要是会员缴纳的会费、热心者的捐助以及一些单位的资助。抗日战争时期处境更为艰难但学会在会员相对比较集中的地方成立了分会继续开展活动。先后于194o、1941、1942年成立了昆明分会、福建永安分会和贵阳分会。抗战时期《宇宙》杂志也未停刊只是曾因经费不足而由月刊改为半年刊。 中国天文学会将国内专业天文工作者、天文爱好者以及热心于天文事业的人都团结了起来共同致力于天文学的展在中国近代天文事业的创建中起了重要作用。会员队伍不断壮大据统计1922年学会刚成立时有会员47名1947年展到688名。 第四节日食观测日食尤其是日全食是重要的天文观测项目之一历来受到天文界乃至科学界的高度重视。中国科学界曾于1934年11月19日成立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该委员会由中国天文学会中国物理学会中央研究院天文、物理、气象三研究所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青岛观象台中山大学天文台清华大学研究院和私立金陵大学理学院1o个学术团体和研究机构组成专门负责筹备和组织日食观测1。 1949年前中国科学界共组织了以下三次日食观测：1.1936年6月19日日全食观测。 此次日食全食带经过中苏边境和日本我国曾派出两个观测队出国观测一队由余青松率领赴日本北海道观测；一队由张钰哲率领到苏联伯力观测。北海道队一行6人所用仪器主要是紫金山天文台的能通过紫外光的15o毫米天体照相仪拍摄了日冕的白光照片和紫外光照片以及日食影片测定了初亏、食既、生光和复圆的时刻并吸取了美、英、日等国观测队日食观测的经验1。伯力观测队一行2人因日食时正逢天阴没有取得任何成果。此外还在国内进行日偏食观测。中央研究院天文、物理两研究所分别进行了太阳分光观测和偏食时高空电离层电离强度的测定青岛观象台开展了地磁观测研究日食与地磁、天电之关系等等。 2.1941年9月21日日全食观测。 这是我国本土第一次有组织的现代日全食观测。全食带从新疆入境经过青海、甘肃、陕西、湖北、江西、福建和浙江等省。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对此次观测极为重视特地向国外订购观测仪器事先作了大量准备工作。参考1936年日食观测提供的资料原计划组织几十个观测队开展13项观测研究工作2但后因日本侵华全食带经过的省区已大多沦陷在国外定制的仪器也无法运到原定计划未能实现。当时各国天文学家也因中国战乱而纷纷取消原定来华观测的计划。我国最终根据当时条件组织了两个观测队即西北观测队和东南观测队。 西北队由天文研究所、金陵大学理学院、中国天文学会和中央大学派员组成队长张钰哲。观测地点在甘肃临洮。观测仪器由各单位拼凑而成。观测取得极大成功内容包括：拍摄日冕照片、拍摄日冕光谱和色球的闪光光谱；测定日冕的亮度；实测初亏、食既、生光和复圆的时刻和拍摄日食电影等并进行日食时的气象观测。日食期间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将日食观测实况作现场广播美英两国的国家广播公司也将观测实况向世界作同步转播扩大了中国天文界在世界的影响1。 东南队分天文、地磁两组分别由中山大学天文台和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负责。观测地点在福建崇安。因日食时正逢天阴天文组一无所获。地磁组测得日全食期间地磁的各项主要参数如地磁水平分力、垂直分力和磁偏1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消息《宇宙》第5卷第7期第114页1935年；第8卷第2期第42页1937年。 1余青松、陈遵妫：《民国二十五年六月十九日全食北海道队观测报告》天文研究所1936年。2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消息《宇宙》第8卷第2期第42页1937年。1张钰哲：《宇宙丛谈》正中书局1945年6月版第12o—153页。 角等的最大变幅。 此次日全食观测结束后张钰哲在美国《大众天文学》杂志上表了《在日本轰炸机阴影下的中国日食观测》一文向全世界报道了我国在艰苦抗战的岁月里开展的这次日全食观测所取得的科学成就2。 3.1948年5月9日日环食观测。 此次日环食出现在广东、江西、浙江和江苏四省。美国陆军派了观测队来我国浙江余杭县观测。天文研究所也与中央大学物理系、国防部测量局联合组队到该地观测但由于天阴只测得日食期间太阳亮度的变化。此外青岛观象台、中山大学天文台、上海同济大学物理系等单位也分别进行了观测。2ytgso1areaundertheshadoanesebomberspopu1arastronomyv5op198（1942）.第五节天文研究工作概况在1949年前中国近代天文事业的草创时期老一辈天文工作者尽管为开创中国近代天文事业尽了极大努力但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能开展的观测和研究项目十分有限因而做的工作真正属于研究性质的不多。然而另一方面当时我国有些天文学家在国外留学或访问期间曾参与一些处于当时天文学展前沿的观测研究工作取得了一些高水平的、甚至开创性的研究成果为世界天文学的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这一时期我国天文工作者在国内所做的研究工作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一是各天文机构配合自身的观测所开展的研究。如青岛观象台徐汇平表的论文《近十二年来青岛观象台所见之奇特黑子》对观测到的太阳黑子的各种现象作了详尽的讨论1。该台和军山台都曾结合观测讨论黑子变化对地球上气候及地磁或地震的影响等等。中山大学天文台曾围绕变星观测表多篇有关变星测光的论文。1941年日全食观测前后我国天文工作者曾表关于日食计算法日食计算图验法、日冕的亮度与形状等方面的学术论文。二是利用古今中外观测资料开展的研究。例如张钰哲通过对1937年出版的《boss星表》中万余颗恒星自行的统计研究确定太阳在空间运动的方向于1944年表了《太阳在空中之运动》一文。与此类似的还有1937年李珩的论文《以造父变星之空间度研究银河系之自转》1李珩和黄家器的论文《b型星之统计研究》2以及陈遵妫参阅彗星观测资料尤其是哈雷彗星史料借以考察彗星轨道及周期的演变后写成的著作《彗星论》等等。三是天文学史研究。这一时期有不少天文学家和其他学者在这一领域辛勤耕耘其中最突出的是高平子和朱文鑫（1883—1939）。1922年高平子提出研究中国天文学史的四条原则：（1）以科学方法整理历法系统；（2）以科学方法疏解并证明古法原理；（3）以科学公式推算古法疏密程度；（4）以科学需要应用古测天象。它们对我国天文史研究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遵循这些原则高平子研究中国古代历法和天文观测方法表有“中国诸历岁实朔实考”（1924年）、《史日长编》（1932年）、《圭表测景论》（1939年）等论文著作朱文鑫的重要著作有《〈史记·天官书〉恒星图考》（1927年）、《天文考古录》（1933年）、《历代日食考》（1934年）和《历法通志》（1934年）等3。此外高鲁的《星象统笺》（1933年）、竺可桢的《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和地点》（1944年）、董作宾的《殷历谱》（1945年）也均为天文史研究的力作。 这一时期我国天文学家在国外所作的天文研究中最有成就的是紫金山和凤凰山两山天文台的创建者余青松。他在二十年代中期在美国利克天文台率先开展了恒星连续光谱的研究对91颗恒星的连续光谱进行分光光度测量得出恒星光谱的能量分布曲线阐明了恒星紫外光谱中巴尔末跃变的性质证明恒星辐射类似黑体辐射并通过恒星能量分布曲线与普朗克黑体辐射理1徐汇平：《近十二年来青岛观象台所见之奇特黑子》《宇宙》第8卷第7—8期第1o1页1938年。1见《宇宙》第8卷第5—6期第87页1937年。 2见《宇宙》第8卷第5—6期第89页1937年。 3马星垣：《高平子》席泽宗：《朱文鑫》分别见《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第三集）》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42、247页。 论曲线的拟合求得不同光谱型恒星的有效温度从而最有说服力地阐明了恒星光谱哈佛分类的物理意义1。他在恒星连续光谱研究中所作的这些奠基性工作被认为是恒星能量分布工作的重要里程碑2。 张钰哲、张云和李珩等人也是颇有成就的天文学家。张钰哲于1928年11月22日在美国叶凯士天文台现一颗新的小行星——小行星1125号将其命名为“中华”为祖国赢得了荣誉。1946年访美期间又在麦克唐纳天文台现一颗新的食双星bd—6°2376。并对一些食双星作了卓有成效的分光观测和研究3。张云于1947年在美国哈佛大学期间先是协助张钰哲现了那颗新的食双星接着在当年12月又现一颗北冕座r型新变星被命名为鹿豹座xx星4。李珩于1948—1949年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与著名天文学家史瓦西（m.schwarzshi）合作在英国《皇家天文学会月报》上表《化学组成不均匀的红巨星模型》一文被认为是恒星内部结构和演化研究领域中一项颇有成就的工作1。此外程茂兰（19o5—1978）和戴文赛于三四十年代分别在法国和英国对恒星或其他天体做过一些颇有价值的光谱研究或分光光度研究工作。 1tine1oushydrogenabsorptioninspectraofc1assa（1926）.g（1992）.3见《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第四集》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26页。4见《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第二集》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94页。et,p.631（1949）.第五十七章气象学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世界气象观测网的主要特点是高空气象观测的兴起。能迅测得气压、气温、湿度测值的无线电探空仪在三十年代逐渐投入业务使用一些欧美国家在二战中已据此每日绘制高空天气图。随后雷达测风、测雨技术也开始推广。二十年代对中纬度主要天气系统（气旋）模式的研究取得突破。高空天气图出现后四十年代现大气长波和高空急流大气运动的理论研究为天气预报提供了新的基础。已有5o多年历史的国际气象组织自三十年代起逐渐改变为政府间的组织以适应日益增大的海运、农业、水利特别是远程民间航空方面的服务要求。而我国在这一期间气象工作仍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仍在谋求改善地面气象观测网。在抗日战争中观测网受到严重摧残但科学研究开始勉力进行取得一些成绩。 第一节气象观测网建设和技术进步1.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成立并推动台站网建设。 1928年2月中华民国大学院决定由中央研究院筹设气象研究所1929年1月成立竺可桢博士任所长。 竺可桢（189o—1974）地理学家、气象学家、教育家中国气象事业奠基人之一。浙江上虞人。1918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武昌高等师范、东南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1928—1946）浙江大学校长（1936—1949）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49—1974）中国气象学会会长、理事长（193o）对中国天气学、气候学、气候变化、地理学、自然资源考察等研究方面作出重大贡献。 1929年研究所在南京北极阁钦天山观象台故址新建气象台开始地面气象观测并在几年内配全新气象和地震仪器。先后开展全国最早的气球测风、日射、微尘和大气电观测。1932年开始地面观测。积极进行高空气象观测1929至193o年多次施放气球高空气象自记仪器进行气象观测但未能回收。1936年3月16日次回收自记仪器取得我国最早一批高空气压、温度、湿度记录弥足珍贵。1935至1936年研究所在南京、昆明和杭州由航空学校的飞机携带专用自记气象仪器进行高空气象观测高度达4ooo米。竺可桢对外国侵我主权长期在我国设气象台站十分愤慨。他深知台站网是气象研究和服务的基础早在1921年就著文呼吁我国应多设气象台并多次著文宣传气象对国民经济和国防的重要。1928年提出《全国设立气象测候所计划书》但未得到国民党政府的重视。研究所并无统筹台站网建设的职责但竺可桢克服种种困难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促进了1929至1937年间的台站建设：调查各省已有测候所情况；编印观测规程、规范和整套技术指导书刊；代购国内外仪器；办观测员训练班；三次召开多部门联席会议讨论统一技术规定；促进、协助各省部门建设台站。 研究所还自筹经费在193o至1942年间设立了3o个直属测候所并且着重于两部一直空白的地区。除北平和上海外其中还有为参加国际极年科学活动而设的峨嵋山、泰山、拉萨测候所；在西北、西南空白区设立的有：酒泉、西宁、同心城、中宁、都兰、安西测候所；与民航部合作而设的有：包头、郑州、宁夏、贵阳测候所；受水利部门资助而设立的有武汉、西安、南郑、榆林、华山、商县、松潘、灌县、广元、大理、保山、昌都、北碚、缙云山测候所等。1942年将尚存的17个测候所交给新成立的中央气象局。193o年研究所开始绘制天气图、布天气预报和台风警报从此改变了上海法国教会徐家汇观象台把持我国天气预报的局面。研究所还曾致力扩充国内气象电报设立电台抄收东亚、东南亚各国气象电报并广播国内气象电报和预报、警报并与交通部商榷由上海国际无线电台和五处海岸电台广播台风消息和警报。至1936年天气图上国内气象电报已达9o余处。 气象资料的收集、整编工作是气候研究的基础。研究所定期出版了1928至1937年1月的《气象月刊》和《气象年报》载有全国台站的逐日气象统计（徐家汇观象台月刊只有月值）。整编出版各地历年温度、降水量资料。1936年竺可桢任浙大校长后先后由吕炯（1936年1o月—1943年3月）和赵九章（1944年5月—1946年）任代理所长1946年赵九章任所长。1937年日军入侵研究所于11月迁重庆北碚。 2.国民党政府中央气象局。 1941年1o月国民党政府在重庆成立中央气象局隶属行政院后改属教育部（1945年7月）又改属交通部（1947年2月）。局长为黄厦千博士原中央大学教授。1943年4月由吕炯接替。气象局于1942年接办气象研究所的直属气象站1941—1944年新设2o个站。抗战胜利气象局迁到南京后展很小。1947年6月接办原属国防部气象总站（上海）和4o个站。1947年有直属站1o3个。 太平洋战争爆后国防部第二厅、国民党空军和中国航空公司都展有无线电通信的气象测报网和天气预报工作。 1943—1945年只有两部18个测候所每日加密向重庆气象电报且无国外气象电报实际已不能进行天气预报。1946年迁南京后仍由电报局收集测候所的气象电报和空军各地的气象电报广播1947年下半年增由上海民航电台转来35个站电报天气预报条件有所改善。所属上海、北京、广州、武汉气象台和定海测候所也进行天气预报。 1946年接收上海原法租界外滩信号台改设上海气象台。原国防部第二厅上海气象总站并入上海气象台。上海气象台有本地天气预报、海区天气预报和台风警报（由海岸电台广播）、港埠天气信号向各轮船公司预报和天气图。在龙华机场设有气象组独立绘图和布航站、航路预报配合民航航路管制和机场业务。 1949年2月中央气象局迁广州旋即迁台湾。 3.省级测候所。 由于局势开始相对稳定加上气象研究所的推动和协助三十年代有12个省在省政府或建设、农林、水利厅下设了省级气象部门并布设少数测候所；四十年代又增加两个省。但1937年起凡日军入侵所至完全停办。在后方的四川、贵州、福建测站有所增加。在抗日胜利后至解放前的几年中恢复不多。陈一得（1886—1958）云南盐津人师范理科毕业研究气象、天文、地震。1927年7月在昆明自设一得测候所是这时唯一的个人所设的测候所。至1936年6月省教育厅在昆明太华山设省立气象测候所委陈一得为所长。4.海关气象观测网。 54个海关测候所是最大的观测网。三十年代又新设3个在这57个站中仍只有一个岛屿、7个沿海港埠、7个内地所向徐家汇（1931年起向气象研究所）气象电报。日军侵入后除重庆测候所外其余都在1937—1944年期间先后停止工作。 5.青岛观象台。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922年底北洋政府收回胶州湾租界。1924年收回青岛测候所蒋丙然出任所长不久改称观象台有气象、天文、地磁观测。1928年开拓海洋学观测研究工作。1932年得到许多部门的资助建成青岛水族馆。1938年1月青岛观象台再度被日本占领。1945年日本投降观象台恢复工作。 6.民用航空气象工作。 中国航空公司在193o至1943年间气象工作由其通信部门兼办。1937年前有21个航站报告天气。七七事变后航线减少。太平洋战争爆后航运增多开辟了昆明、重庆至印度的航线设专职气象员承担物资航运保障气象台站有1o处。抗战胜利后国内航线增至2o多条国外航线增至8条业务量大增。上海龙华机场增设机场气象台站18处。 7.高空气象观测。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些欧美国家布设气球携带无线电气象仪器的高空气象观测站。战后进入高空气象观测的新时期。高空气象观测网的建立和日高空气象图的绘制使天气学、气候学研究和天气预报业务获得很大的进步。 中国在这个时期先后有26个地点用经纬仪跟踪小气球移动的高空风观测。但入云后便无观测因此这对机场业务有用而对天气预报帮助有限。1944—1947年间驻华美军曾用当时最先进的仪器在我国设1o个无线电探空和测风站供中美空军混合团指挥作战之用。所取得的记录成为我国天气学研究的重要资料。 8.高等教育与学会。 气象学高等教育自193o年开始中央大学（南京）设地理学系气象组1933年清华大学地学系设气象组1938年浙江大学史地系设气象组。1944年中央大学成立气象系。1946年清华大学成立气象系。 中国气象学会1924年1o月成立于青岛为我国最早成立的十多个自然科学专门学会之一宗旨是“谋气象学术进步与测候事业的展”。届会长为蒋丙然高恩洪、张謇、高鲁为名誉会长。1929年起会务中心转移到南京。至1948年时已举行年会15次。193o年起会长为竺可桢。学术刊物有：《会刊》（1925—1932）《气象杂志》月刊（1935年7月—1937年7月）《气象学报》（1941—1944）。 第二节外国人所设的气象台站1.徐家汇观象台。 192o年徐家汇观象台除继续原有业务外开始注意航空需要由云的移动推算高空风1931年1月开始气球测风观测。19o7—1944年在我国先进行高空臭氧观测。日军侵入后工作缩小但观测工作未停止。195o年12月徐家汇观象台由军委气象局和中国科学院接管。徐家汇观象台地面气象观测连续78年是我国境内最长最完整的。 2.外国人在内蒙新疆的考察。 1926年冬瑞典地理学家斯文赫定（svenhedin）受德国委托与北京大学等单位组成中德西北科学考察团于1927年5月出。气象考察由德国气象学家赫德（w.haude）主持。9月28日考察团到额济纳河沿途进行地面观测和测风气球观测。1927年5至7月在百灵庙附近的呼加图沟9月在额济纳河畔的忽图尔（1928年冬止）设站定点观测。1931年5月赫德为勘察中德航空路线再度来华带来风筝高空气象探测设备在义肯公（1931年5—9月）和现内蒙海流图和额济纳旗附近的巴音托来（1931年9月至1932年3月）进行了地面气象观测和123次风筝探测。后来设备由气象研究所购得自1932年9月至1933年5月在北京清华大学探测46次。 3.日本在中国设立的观象台和测候所。 日本侵占东北后于1933年设伪满中央观象台于长春恢复中东铁路7个测候所并陆续新建27个测候所及简易测候所百余处地区延扩至热河和绥远。工作人员大部分为日本人。大连和旅顺测候所直属日军部。 七七事变后华北各气象台站先停顿。194o年北平成立为华北国立现象台。1939年日军在华北设了18个测候所194o至1944年又增设12处包括山东、河南和江苏少数地方。南方在抗日战争期间测站都停办。只汪伪水利部门于南京、杭州、怀广、蚌埠在194o至1943年曾有气象观测。1932至1937年间日本在台湾增设测候所5处简易测候所23处。1938—1945年增设测候所4处。大部分测候所一直维持到1945年。战后由国民党政府接收。 第三节延安的气象事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早在1939年即在延安马家湾创办了最早的农业科学试验农场——光华农场展农牧业增加供应。并设有气象组进行地面气象观测。 抗日战争中驻我国的美国空军迫切需要我敌后根据地的气象情报1944年7月美军观察员被派到延安并在延安建起气象台。气象台于1944年9月开始多种观测：地面气象、气球测风、高空无线电探空设备是当时最先进的。航空气象服务十分繁忙曾为毛主席赴重庆谈判和很多次其他领导的飞行作出贡献。1946年4月观测组离去。1945年9月八路军总部成立第一个气象台——延安气象台张乃召（1912—1979）为领导人。气象台人员11人有邹竟蒙、曾宪波等。 为支持美军对日军的轰炸机飞行1945至1946年设立了清丰和太行军区观测站。1945至1946年为保证美军飞机来往延安在陕甘宁边区设定边、米脂、庆阳观测站。 1947年3月14日气象台撤离延安后组成军委三局气象队先后在山西临县三交镇王家沟、河北平山县王家沟进行观测。解放战争节节胜利许多同志投入接收台站工作后来成为新中国许多气象部门的领导人。 为建立人民空军作准备中共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于1946年3月在通化成立航空学校成立气象台进行地面、高空风观测和气象预报。1948年1o月在牡丹江航校办气象训练班。1949年6月组建了沈阳、齐齐哈尔、牡丹江、长春、公主岭机场气象台1o月起进行天气预报。12月在哈尔滨、长春、锦州、沈阳、济南、北京、牡丹江成立航校都建立了气象台。7月建立西安等15个机场气象台。不久接管了国民党上海、南京、杭州气象台。第四节科学研究成就这一时期我国开始进行气象科学研究并取得很多成果。科研工作主要是在竺可桢、涂长望、赵九章的领导下进行的。在最后的1o年中由于国内气象资料的积累、科研队伍的扩大和战时开始取得的高空气象资料进一步获得一批重要成果。下面列出主要成果的内容括号内为主要研究人。 （1）气候资料的整编和主要气候要素的分布图（竺可桢、张宝坤、吕炯、涂长望）。 （2）气候成因研究：地面、高空基本气流及其季月变化（竺可桢、陶诗言、高由禧、刘匡南）；气团性质和分类（赵九章、涂长望、张丙辰）；季风的形成和活动及其对农业的影响（竺可桢、涂长望、黄仕松）。 （3）中国气候区划（竺可桢、涂长望、卢鉴、张宝坤）。 （4）历史时期中国气候的变迁（竺可桢、郑子政）。 （5）天气学研究：气旋路径分类（蒋丙然沈孝煌）；气旋与锋（么振声、卢鉴、涂长望、张丙辰）；寒潮活动（李宪之、卢鉴）；台风（竺可桢、李宪之）。 （6）中国天气与大气环流和大气振动的关系（涂长望）。 （7）大气环流理论（赵九章、叶笃正、朱岗昆）。 这3o年中在气象研究所的努力推动和协助下一些省份农业、水利部门开始重视气象科学研究地面气象观测网的建设有了进展到1937年达到一定规模但在日军入侵时东部除福建外台站多随之消失。但西南和西北有所增加。下表列出1937年和1945年存在的各级测候所数目统计。由于资料不足表中没有包括军事和民航部门的台站。4级所属每天只观测1—2次观测项目少的简易所大多不能维持长久作用有限。 1937年和1945年各级测候所统计1937年1945年台站等级1234总计1234总计本国设121oo1893366371394167117391外国设4191437743111o125总计161192o3373711121o5177118416这3o年中国民党政府始终没有建成一个分布全国的、稳定的、有基本观测、通讯和质量控制的气象观测网未能形成全国性的天气预报工作。受气象观测网不完备和落后的限制这时期取得的科研成果对中国这样一个广大而地形复杂的国家的气候和气候区域只能说有了个轮廓的了解对气候与农业的关系缺乏研究对天气学的众多方面也只是有了初步的认识。11本章涉及的有些年月和机构等因记忆和资料所限可能不够准确尚待进一步考订。第五十八章物理学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皇朝的统治1919年的五四运动又吹响了反帝反封建的号角。然而在中国实现科学和民主的任务还很艰巨国内政治和国际形势始终严重制约着科学技术以及文化教育等事业的展。尽管如此二十世纪上半叶是我国近代科学技术奠基和初步展的时期也是近代物理学在我国生根芽和成长壮大的时期。 第一节物理学教育1.大学物理学系的设立。 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我国许多大学相继设立了物理学系（或数理系、理化系）如：金陵大学（1912）、北京大学（1918）、大同大学（1919）、南开大学（1919）、东南大学（1921）、北平师范大学（1922）、厦门大学（1923）、中山大学（1924）、清华大学（1926）、燕京大学（1926）、浙江大学（1928）、武汉大学（1928）、交通大学（193o）等等。到三十年代中期我国设有物理系（或数理系、理化系）的大学已过3o所。随着在国内和国外物理学专业的大学毕业生的日益增多特别是随着出国深造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的毕业研究生的陆续归国大学的师资力量得到加强物理学高等教育已在我国具有一定的规模。 大学物理学教学在二三十年代有了明显的改进。以清华大学为例该校于1929年成立理学院以实验科学为主要展方向这在当时国内实验科学尚不达的状况下是比较新颖和独特的。193o年该校物理系开始招收研究生。三十年代初该校物理系开设的理论和实验课程共37门其中必修课16门选修课21门有的课程还反映了当时物理学的最新展。该系建有普通物理、热学、光学、电学和近代物理五个实验室以及金木工厂设备先进仪器一流。图书方面物理学各科的重要书籍、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的文集以及19oo年以后的各种重要期刊均多齐备。系里经常组织学术讨论会报告研究成果、评介新成就与新展学术风气浓厚。其他各大学对科系的建设也都颇为重视。总之二十世纪上半叶我国各大学的物理系都力图给学生以经典物理和近代物理在理论和实验两方面的广泛教育。 2.留学人员及其归国后的教学等工作。 早年赴国外留学深造的人员大多学成之后立即归国献身于物理学的教学和研究但由于受到国内种种条件的限制继续进行研究工作困难很多所以大部分人都是主要从事教学工作培养物理学专业人才。因此他们既是物理学家更是物理学教育的专家。 这一时期许多大学里都有我国物理学界的一些老前辈执掌教学如：颜任光、丁燮林、李书华、王守竞、饶毓泰先后主持北京大学物理系；叶企孙、吴有训主持清华大学物理系；谢玉铭主持燕京大学物理系；胡刚复主持东南大学物理系；等等。各校均聘请知名教授任教如三十年代初清华大学物理系有叶企孙、吴有训、萨本栋、周培源、赵忠尧等五位教授真可谓人才济济。这些曾经留学欧美的著名学者在各校建立实验室开设反映最新成就的课程进行理论与实验并重的物理学教学。他们的出色工作使这些大学的物理系享有盛名。 物理学教学所必需的实验仪器在我国也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在这方面留学人员亦作出了很大贡献。1925年颜任光和丁佐成创办上海大华科学仪器公司该公司有实验室修理和制造各种实验仪器。这是我国第一个现代科学仪器工厂从此我国有了自己生产的物理仪器。1929年中国科学社在上海设立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也进行仪器制造在抗日战争结束后逐渐有所展。此外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和北平研究院物理学研究所也有制造。 3.教材、译著与专著。 二十世纪上半叶我国物理学家们根据自己在多年教学工作中的经验编写了许多教材。其中供中学物理学教学用的有：丁燮林和王书庄的《初中物理实验》（193o）、《高中物理实验》（193o）；倪尚达的《高中物理学》（1933）；戴运轨的《开明物理教本》（1931）、《高中物理学实验教程》（1933）、《正中高中物理》（1938）、《初中物理》（1949）；方嗣欔的《物理实验》（1932）、《初中物理学》（1934）；严济慈的《高中物理学》（1948）、《初中物理学》（1949）；等等。这些教材在三四十年代相当流行很受欢迎有的曾多次再版。它们对于提高中学物理学教学的质量起了很大作用。 我国物理学家们从二十年代起就编写供大学物理学教学用的中文教科书从而改变了在我国大学里曾经一度使用英文教科书的局面。比较有影响的如：李书华的《北京大学物理实验讲义》（1924）；叶企孙和郑衍芬的《初等物理实验》（1929）；倪尚达的《无线电学》（1929）；萨本栋的《普通物理学》（1933）、《普通物理实验》（1935）；戴运轨的《大学普通物理学》（1941）；严济慈的《普通物理学》（1947）等等。 为传播科学知识提高学术水平我国学者翻译了许多物理学书籍包括学术专著、通俗读物、教科书等。据统计1911至1936年的25年间我国译刊科学书籍495种其中物理学书籍52种占1o.5％。1在这些物理学书籍之中有相当数量的书其著者是著名物理学家如牛顿、法拉第、迈克尔逊、普朗克、密立根、爱因斯坦、布拉格以及罗素、石原纯等。而在译者之中也有为数不少的人是我国著名学者、科学家或翻译家如何育杰、夏元瑮、文元模、周昌寿、张贻惠、杨肇燫、郑贞文、张钰哲、任鸿隽、郑太朴等。这些译著不仅包括许多颇负盛名的教材而且还有不少学术专著如《相对论浅释》（1922）、《最近物理学概观》（1922）、《物质与量子》（1936）等等其原著就很有名译书也很有影响。抗日战争期间物理学家们在生活和工作都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坚持翻译世界著名科学著作为日后国家复兴和科学进步作准备。如：严济慈和李晓昉合译的《理论力学纲要》（1938）；王普译的《原子物理学入门》（1945）、《核子物理学入门》（1946）；陆学善译的《力学概论》（1949）、《柔体力学》（1949）；许国保译的《热学与声学》（195o）；杨肇燫译的《电学理论》和《电学原理》（1951年再版）等等。 我国物理学家在多年教学与研究的基础上也撰写了不少专著。如：谢玉铭和c.h.corbett（郭察理）的《物理学原理及其应用》（英文本1924；中译本1928）、《物理学实验》（英文本1924）；倪尚达的《无线电学》（1929）；吴大猷的《多原子分子的振动光谱及其结构》（英文本1939）；萨本栋的《并矢电路分析》（英文本1939）、《交流电机基础》（英文本1946）、《交流电路》（1948）、《交流电机》（1949）；黄昆和玻恩（m.born）的《晶格动力学》（1954）；等等。这些专著颇负声誉在国内甚至国外都有相当的影响被用作教本或被视为经典之作。 4.人材培养。 我国物理学教育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前半期得到了较大的展培1参阅周昌寿：《译刊科学书籍考略》载《张菊生先生七十岁生日纪念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实际上按周昌寿所列的书目其中物理学书籍近6o种约占12％。 养了许多物理学的专业人才。然而总的说来二十世纪上半叶我国缺乏安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尤其在抗日战争期间学校被迫内迁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大量散失师生备尝颠沛流离之苦。当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迁到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中央大学和交通大学迁到重庆；浙江大学迁到贵州湄潭。在学习、工作和生活都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师生们坚持教学和开展学术活动在此期间培养出的学生中后来多人成为著名的物理学家如杨振宁、李政道、林家翘、黄昆、朱光亚等等。 二十世纪上半叶我国老一辈的物理学家献身教育与研究事业为国家培养年轻人才。像胡刚复曾先后在11所高等院校筹建物理系或理学院或在其中任教。清华、燕京和北京三所大学的物理系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学生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优秀的物理学家。学有师承后继有人保证了中国物理学事业的不断展。 第二节物理学研究1.物理学研究的主要成就。 我国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物理学研究绝大部分是在国外进行和完成的。 这种状况的形成不仅是因为国内缺乏和平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缺乏必要的研究经费而且也是由于国内缺少实验研究所必需的仪器设备缺少理论研究所必需的资料信息。我国国内的物理学研究从二十年代后期才逐渐开展起来。 然而无论在国外抑或在国内我国物理学工作者奋努力在纯粹物理学和应用物理学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其中许多成为我国物理学某领域或某分支学科的开创性或奠基性的工作有些还在国际物理学界产生过较大影响。 下面仅列举若干人物与事项以简要说明之。二十年代初叶企孙用x射线法精确测定的普朗克常数值曾一度为国际物理学界所采用他也是我国最早开始近代磁学研究的物理学家；饶毓泰研究原子和分子光谱得到重要成果；严济慈在光谱学等方面做了许多研究；吴有训从实验上全面验证了康普顿效应并开创了我国国内的x射线研究；王守竞把新诞生的量子力学成功地应用于原子分子的研究其成果受到国际物理学界的重视；施汝为在我国国内最早开始近代磁学的研究；萨本栋在研究交流电机和电路理论方面颇有建树；赵忠尧在193o年最早观察到正负电子对的产生和湮没；张文裕现μ介子和多种放射性同位素；吴大猷在原子和分子物理以及光谱学等领域的研究成绩卓著；谢玉铭三十年代关于氢原子光谱的研究事实上现了在四十年代后期才得到肯定的“兰姆移位”；王竹溪在热力学和统计物理学方面有出色的成就；王淦昌在四十年代初就提出了探测中微子的建议；周培源深入研究广义相对论引力论和宇宙论以及流体力学湍流理论；钱三强和何泽慧关于核裂变的研究尤其现了铀的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为国际物理学界所公认；陆学善、余瑞璜、钱临照等分别在应用x射线多晶粉末法研究晶体结构和合金相图、x射线晶体分析fourier新综合法研究、金属晶体的范性形变和晶体缺陷研究等方面作出了出色成绩；葛庭燧在金属物理方面有许多为国际公认的创性研究；汪德昭、马大猷分别在声和声纳的研究、房间声学简正波理论研究方面有独创性的成果；王大珩研制光学玻璃和光学仪器贡献很大；钱伟长创立了以三维弹性理论和张量分析法研究弹性板壳的统一的内禀理论；钱学森、郭永怀等在高声流亚声和声混合流动问题研究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为空气动力学的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彭桓武在理论物理研究方面贡献卓著；黄昆在固体物理学领域特别是晶格动力学方面进行了开拓性工作等等。 大体上说我国物理学工作者在抗战之前较多从事实验研究尤其是在光谱学方面；抗战期间则大部分从事理论研究其次是应用光学研究；抗战之后也较多从事原子核物理学研究。总之物理学研究比较偏重于理论研究。 2.专业研究机构的情况。 我国专业性质的物理学研究机构在二十年代后期逐渐建立其中最重要的有国立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国立北平研究院物理学研究所和镭学研究所。 1928年6月国家最高学术研究机关——国立中央研究院正式宣告成立。在此之前3月在上海成立了国立中央研究院理化实业研究所该所下设物理、化学和工程三个组。7月三个组独立为三个研究所国立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遂告成立由丁燮林任所长。研究所先后建立起南京紫金山地磁台物性、x射线、光谱、无线电、标准检验、磁学等实验室以及金木工场。研究所除开展各项研究外还制造理化仪器供全国中学和大学及研究机关之用。仅中学仪器一项至少制成两千六七百套为促进我国物理科学的展作出了贡献。1937年抗日战争爆物理所内迁始迁昆明继迁桂林再迁至重庆北碚。抗战胜利后物理所于1946年复迁至上海。同年丁燮林辞职由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萨本栋兼任所长。1946年冬议迁南京九华山麓并将地磁部分并归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1947年秋吴有训受聘任所长。同年冬在南京建成实验大楼图书仪器遂次第运宁至1948年3月全部迁竣。新建的实验大楼有图书室、原子核学实验室、金属学实验室、无线电实验室、光谱学实验室、恒温室、以及金工场等。与此同时二十年间物理所的研究队伍也有很大展。1928年仅有专任研究员4人助理员4人；1948年已有专任研究员7人兼任研究员2人专任副研究员3人助理研究员2人助理员5人。 1929年9月我国另一综合性的科学研究机构——国立北平研究院成立。该院初期设理化等各部理化部长由副院长李书华兼任。同年11月物理学研究所成立属理化部李书华兼主任。193o年严济慈被聘为物理学所主任。1932年北平研究院与中法大学合作创办镭学研究所亦属理化部又聘严济慈兼镭学所主任。1935年该院取消理化等各部直接设研究所并改主任为所长。严济慈为物理学研究所所长并兼镭学研究所所长。同年镭学所迁往上海。抗日战争爆后物理学所内迁昆明。抗战胜利后物理学所迁回北平。1948年镭学所改组分为结晶学研究室（上海）和原子学研究所（北平）前者由陆学善主持后者由钱三强任所长。物理学研究所设有研究室、实验室、图书室、金工场、光学工场等机构。研究工作主要有光谱学、水晶构造、压电现象、照相片之感光性、地球物理等几个方面。抗战期间该所主要进行应用光学和应用地球物理方面的工作。为适应战时需要曾制造最高放大倍数为14oo倍的显微镜5oo余架供教学、医疗和工业所需；磨制测量仪器（如经纬仪、水准仪等）的光学玻璃部件3oo余套供道路和水利测量所需；制造水晶片振荡器1ooo余具供后方无线电台及盟军无线电收报机用；另外还在云南及贵州进行物理探矿1o余处。镭学研究所设有放射学、x光、光谱学等研究室及化学实验室主要进行放射性元素研究和x光研究。抗战期间该所力图利用固有设备从事理论与实用问题之探讨研究范围属于放射学、结晶学和光学方面；另外曾制紫外光灯十数具以应军令部及当地医院之需求。1934年物理学研究所与镭学研究所共有专任研究员2人兼任研究员3人助理员9人。1948年物理学研究所有专任研究员7人镭学研究所有专任研究员4人。 继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建立研究所之后1932年5月军政部兵工署理化研究所成立其中物理部分设金属、弹道、光学、材料、电学共五个试验室。研究问题包括：特种合金钢的物理性质及其金属组织钢的热处理与其物理性质及金属组织的关系各种棱镜的制造军用通信设备光感器无线电遥控器等等。此外在昆明和贵阳的兵工署所属工厂由龚祖同主持设计研制多种军用光学仪器供抗日前线将士使用。 3.大学研究机构的情况。 二十年代末国家批准有条件的大学设立研究部在教学的同时开展科学研究。清华大学于1929年成立理学院第二年该校物理系开始招收研究生。此后物理系着重展研究部。在短期内建立起了x射线、无线电、光学、磁学等研究室。用于研究的设备和仪器有：x射线设备、γ射线设备、大型电磁铁、石英摄谱仪、示波器、无线电射与接收设备等。除清华大学外陆续设立物理学研究部的大学还有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等等。 抗日战争期间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仍设有研究院继续开展科研工作。1939年清华大学成立了无线电、金属、航空、农业和国情普查等五个特种研究所进行了一些直接为政府军事需要服务的科学研究。叶企孙任特种研究所委员会主任委员。吴有训为金属研究所所长任之恭为无线电研究所所长庄前鼎为航空研究所所长这三个研究所的工作都与物理学关系密切。 4.研究刊物及论文情况。 我国最早的物理学论文很可能就是李复几的博士学位论文《关于p.lenard的碱金属光谱理论的分光镜实验研究》（19o7）。至二十年代末期我国学者在国外刊物上表的论文全部都是他们在国外进行研究的工作成果。大约193o年左右我国学者在国内进行研究的工作成果开始见诸于国外刊物。吴有训的论文《单原子气体所散射之x射线》就是他在清华大学进行的工作于193o年表在英国的《自然》（nature）周刊上这是中国物理学家将其在国内的研究成果表在国外刊物上的最早的论文之一。 据统计二十世纪上半叶我国物理学工作者在国内外表的研究论文和科学报告总数将近1ooo篇。它们几乎全部都以外文（英文、法文、德文）表。大量论文散见于欧洲各国和美国的各种学报或学术刊物一部分表在《中国物理学报》上还有一些刊载于《国立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集刊》、《（国立北平研究院）物理学研究所丛刊》（以上《集刊》和《丛刊》于抗战爆即停刊）、《国立清华大学理科报告（甲种）》（该报告至195o年共出版五卷28期）以及各大学的学报。 第三节中国物理学会1.成立经过及组织机构。 中国物理学会成立于1932年是我国物理学工作者的全国性的学术团体。 ------------ 20 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我国近代科学事业尚处于初创阶段。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的赵元任、周仁、胡明复、秉志、杨铨、任鸿隽等9 人于1914 年倡议行《科学》月刊，第一个综合性的学术团体——中国科学社。该社宗旨为“联络同志，研究学术，以共图中国科学之达”。经过多年努力，该社展为全国性的科学学会，对我国近代科学事业的展作出很大贡献。中国科学社的活动之中，部分是物理学方面的，如邀请著名物理学家来华访问，在《科学》月刊上介绍物理学领域的新进展，等等。然而，到三十年代初，在我国的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中已有许多物理学工作者，建立一个物理学专业性学术团体的需要日渐迫切。 推动物理学专业性学术团体成立的一个直接原因是：国际联盟于1931年派出四位专家，到中国来考察科学教育文化事业。专家之中，有一位是法国著名物理学家朗之万（pau1langevin，1872—1946）。朗之万来华后，受到中国物理学工作者的热烈欢迎。他则建议中国物理学工作者应联合起来，成立中国物理学会，并建议中国物理学会加入国际纯粹与应用物理学联合会，以谋求中国物理学的展及国际交流。经朗之万的促进，中国物理学会的筹备组织迅成立，由当时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任筹备委员会委员长。1932年8 月22 日至24 日，在北平清华大学召开了中国物理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年会。 按照大会通过的学会章程，中国物理学会“以谋物理学之进步及其普及为学会宗旨”。学会领导机构为理事会，理事会推选四人分任会长、副会长、秘书及会计。李书华当选为届会长。至1949 年，中国物理学会的历届理事长（或会长）为叶企孙、吴有训、严济慈、周培源。 中国物理学会在1932 年成立时，设立有学报委员会和物理教学委员会。 1933 年又设立了物理学名词审查委员会。抗日战争胜利后增设应用物理学汇刊委员会。这几个组织中除最后一个没有很好开展工作外，其他三个委员会，尤其学报委员会和名词审查委员会，都做了大量工作。 2.历届年会情况。 中国物理学会的学术活动，主要是通过举行年会以及各专门组织进行工作而得以开展的。自1932 至1949 年，中国物理学会共召开了16 次年会。1第一次年会，到会七八十人。北京地区19名会员参加，提交论文1o 篇。1933月会员展到第二次年会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收到论文第三次年会在南京中央大学举行，到会5o 人，提交论文第四次年会在青岛山东大学举行，到会3o 余人，提交论文42 篇。至此次年会，会员人数第五次年会与中国科学社等七个科学团体联合举行，在北京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召开，共收到论文48 篇。此时，会员已达2oo 余人。这次年会盛况空前，是抗战前我国科学工作者的一次大集会。抗日战争开始后，学校和学术机构仓促内迁，各方面条件异常困难，然而中国物理学会的活动并未中止。1939 至1944 年间共召开年会第七次年会在昆明云南大学举行，到会5o 余人，收到论文第八次年会，与中国科学社等联合在昆明云南大学举行。 由于战时交通极为不便，自1942 年开始，年会分散在各处举行。第十次年会、第十一次年会、第十二次年会都是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昆明区、重庆区、四川区（成都）、西北区（城固）、贵州区（湄潭）、桂林区六个区分别举行的。1942 年正值牛顿诞生3oo 周年，我国物理学工作者还分别在重庆、贵阳、昆明以及福建的长汀和永安等地举行纪念大会，陕甘宁边区的延安自然科学研究会也于1943月举行了纪念会。 在抗战期间，第六次年会和第九次年会，以及抗战胜利后，第十三次年会，其情况待查。 第十四次年会，在上海中央研究院（京沪杭区）和北平协和大礼堂（此为与化学、动物、植物等六个学会联合年会）分别举行。第十五次年会，分别在北平、南京、广州、武汉举行，均为与其他多个科学团体的联合年会。据统计，至1948月底，中国物理学会会员人数为5第十六次年会（上海区）在上海中央研究院礼堂举行，参加者2oo 余人。此时，全国会员共有6oo 余人。 3.出版《中国物理学报》。 为促进国内外的学术交流，中国物理学会主办的《中国物理学报》于1933年创刊。学报以外文（英、法、德三种文字）表论文，附以中文提要。到1937月，出版了三卷共6 期。抗日战争爆后，曾停刊两年多。1939至1945 年在异常困难的情况下共出版了5 期。其中有些用粗糙的土纸印刷，纸质虽然低劣，论文却依旧保持该刊物要求的水准。在抗战艰苦环境中，无论是论文作者还是学报编者，都作了极大的努力。以外文表研究论文的《中国物理学报》至195o 年底出版了七卷共18 期。 当然，中国物理学家在《中国物理学报》上表的论文，仅仅是他们研究工作的很小一部分，大部分成果则见诸于欧美的学术刊物。 4.审定物理学名词。 辛亥革命后，教育部于1918 年设科学名词审查会。192o 年该审查会议决增加物理组，由中国科学社主稿，编成《物理学名词（第一次审查本）》。后来教育部将此“审查本”加以订正，成为《物理学名词（教育部增订本）》，于1931 年分国内物理学家讨论，征求意见。“审查本”和“增订本”未颁行实施。当对，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设有编译委员会，萨本栋受其委托编译整理物理学名词。他根据“审查本”和“增订本”等编成《物理学名词汇》，于1932 年印行。同年夏，国立编译馆在南京成立，也着手审定统一名词。 在中国物理学会1932 年的成立大会上，教育部和编译馆曾派人员列席，并提请组织名词审查委员会，专门负责厘订物理学名词事宜。但这次会议未能论及此事。1933月，教育部在南京召开“天文数学物理讨论会”，统一名词问题是这次讨论会的一项重要议程。根据该讨论会议决的意见，中国物理学会受国立编译馆的委托，对各方历年编译的草案，详加整理，逐字复查。编译馆则根据议决意见，对所编初稿重加增修，并提交1933 年第二届年会审查。在这次年会上，推举出吴有训、周昌寿、何育杰、裘维裕、王守竞、严济慈、杨肇燫等7 人为物理学名词审查委员会委员，杨肇燫为主任委员。这年夏天，名词委员会在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内开展工作，将各种稿本和各方意见，通体整理。最后，该委员会将审定结果交国立编译馆，略加整理后呈报教育部，1934月由教育部核准公布，是为《物理学名词》。至此，自二十年代初开始，虽经十余年间的多次修订但未能最终完成的物理学名词的审定工作终于告一段落。 抗日战争期间，杨肇燫、周昌寿、陆学善等物理学家也进行了审订物理学名词的许多工作。 三十年代，中国物理学会还就度量衡和大小数的命名法提出建议，1935年，《东方杂志》曾出专号刊载有关讨论。中国物理学会的建议为当时国内科学界所采纳。 5.学会的国际活动。 中国物理学会成立伊始，即与国外物理学家建立了联系。自1932 年成立大会后不久，至1948 年止，先后被选为名誉会员的外国物理学家有：朗之万、法布里（）、密立根（r.a.mi11ikan）、康普顿（k.tton）、康普顿（a.ht）、布拉格（ap.a.m.diraes）、约里奥-居里（f.jo1iot-bsp; 1934 年，中国物理学会加入国际纯粹与应用物理学联合会，并于同年秋派王守竞前往伦敦出席该联合会大会。 中国物理学会的成立和学术活动的展开，促成了1934 年朗缪尔（ingmuir），1935 年狄拉克，1937 年玻尔（n.bohr）的相继来华访问。他们分别在北平、上海等地进行学术交流，加强了中国物理学界和国际物理学界的联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上空投掷了原子弹。 这一举动引起了全世界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们的强烈不满。中国物理学会于1946月15 日在昆明表了关于原子能问题意见书，要求联合国设立原子能委员会，以保证监督原子能的和平利用，而不是用于制造毁灭性武器；组织视察团，调查各国有关原子能应用的真相；设立联合国原子能实验室，共同研究重要问题，并与各国研究机构联系。意见书反映了我国物理学工作者热爱和平，反对战争，尤其反对核战争的正义呼声。 总之，二十世纪上半叶，经过几代物理学工作者数十年的艰苦创业和不懈努力，物理学教育与研究在我国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具备了一定的规模，并为二十世纪下半叶的蓬勃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五十九章化学第一节化学教育的展1922 年11 月，以美国学制为参考，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了新的教育制度“壬戌学制”，即“六三三四”学制，这样，从洋务运动初期就有人企盼、到癸卯学制才制定的化学教育系统，到此时终于初具规模，而且由中国人在中国从事的现代化学研究也开始起步。化学作为现代科学的一个分支在中国初步确立起来了。 1.中等教育。 “壬戌学制”公布后不久，政府就制定了中小学课程标准，规定初级中学自然科包括生物、物理及化学，其中物理与化学合并为“理化”，在初二和初三讲授。同时高中课程总纲规定高级中学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以升学为目的的普通科，第二类是以就业为目的的职业科，分为师范科、商业科、工业科等。第一类又分为两组，第一组注重文科，在生物、化学和物理中至少必选一科；第二组注重理科，在以上学科中必选两科。同时高二开设化学课。1932 年，国民政府颁布了正式的中学课程标准，其中把物理与化学分开了，而且无论初中与高中，都是先学化学后学物理。由于课程过于繁杂，1932年又公布了修正中学课程标准，将初中的物理改在第二学年上课，化学改在第三学年上课。 这时化学教育被视为不仅是传授知识而且是培养、陶冶、训练学生的兴趣、能力、思想的一种手段。1936 年教育部修正颁布的初高级中学课程标准规定中学化学教学的目的为：（1）使学生获得化学的基本知识，对化学有明确概念；（2）使学生了解化学与衣食住行以及国防的关系；（3）引起学生对自然现象产生浓厚兴趣，养成随时随地注意自然现象的良好习惯；（4）养成学生敏锐的观察力和精确的思考力。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中学化学教育大有改观，尽管实际情况与规定仍有出入，但不设化学课程的现象是完全杜绝了。而且在课程标准里，对教材内容也作了明确规定，使教师和学生都能够有章可循。教育部于1932 年颁布中学会考办法，随后又规定各校招考新生的科目，均以化学为考试科目之一，考试范围则以化学课程为根据。因此，课程标准的推行对于提高和统一中国各校化学教学程度起了很大作用，一般中学生的化学水平也有了明显的进步。 在教学内容和标准趋于规范化的同时，化学师资力量也有了很大改进。 高中的化学教师基本上都是大学毕业，甚至有的是国内外大学毕业后还获得了学位的。初中化学教师有少数是专修科毕业或大学肄业，学历程度不如高中整齐。不论是高中的还是初中的化学教师，在大学时绝大多数都是专攻化学专业，或是选修过化学系的课程，少数则是学习物理或生物的。然而，尽管这些化学教师具有较好的化学专业基础，但却有半数以上的在大学时没有读过任何教育学课程，即使有少数学习过一二门普通教育学的，也因其内容广泛，而对专门的化学教育帮助不大。因此，为了弥补化学教师们在教学方法和技巧上的不足，从1932 年起某些地区陆续开办了科学教员暑期讲习会，其中都有化学组，其内容为（1）普通化学的讲授与实验，（2）化学教授法讲演和有关化学教学问题如化学设备、教材、教法、课本等问题的讨论。后来因国内战局，这种讲习会停办了一段时间。到了1934 年，教育部颁布中等学校理科教员暑期讲习会办法大纲，并指定由公私立大学和各省教育厅举办，这样，暑期讲习会遍及各地。此后每年各地都有举办这类讲习会的，大大提高了化学教师的水平。 在化学设备方面，教育部除规定中等学校设备经费的比例外，又于1934年颁中等化学设备标准，规定了初中和高中学生实验用仪器药品的普通标准和最低标准，并且拟定了初中及高中化学演示实验仪器药品单，促进了各地中等学校积极扩充化学设备。在抗日战争爆之前，大多数高中都有足够的化学仪器和药品以供学生实验所需，一些定量仪器和滴定管及精确天平等已经非常普遍，平均每校的设备约值3ooo 多元。但初中的化学设备仍然较差，有7o％的学校有化学课但无化学实验，而且少数独立的初中化学设备极为简陋，平均每校只有数百元的仪器和药品。当时中学化学所需仪器和无机药品，基本上是国产的，上海科学仪器馆、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都附设有教育用具制造厂，专门制造中学所需的各种化学器材。高中学生做实验时，多半是两人一组，初中学生则是五六个人合用一套仪器，共做一个实验，各校讲授与实验的课时数一般都能符合规定。一些省市甚至设有公共实验室以供当地各校学生使用，如福建福州省立科学馆、甘肃科学馆等等，都设有化学实验室。 在化学设备日益充实的同时，教材的编审也逐渐完善起来。到了194o年代初，已出版了高中化学课本2o 多种，实验教材近2o 种，初中课本1o余种，实验教材约1o 种，而且大部分都是经过了教育部的审定，内容以课程标准所规定的为准，作者大都为有经验的化学教师，因而教材质量提高很快。抗日战争时期，以前的中学教学计划已不能符合实际需要，特别是为了加强军训等科目而减少了科学科目，并于194o 年公布了新计划。如初中又改为先学化学后学物理，高中则分甲乙两组，甲组（理组）每周5 小时化学，乙组（文组）每周4 小时化学。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1944 年**中央西北局宣传部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拟定的3 年制中等学校新课程里，没有单设化学，但在医药知识中介绍了一些与化学有关的常用的中西药品的名称、性能，为开展群众卫生运动服务。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48 年又再次修订中学课程标准，将初中的化学和物理合并为“理化”，在第第3 学年每周上课3 小时，同时又取消高中分级办法，高二化学一律每周上课5 小时1。 2.高等教育。 1919 年北京大学化学门改为化学系，这是中国第一个化学系。随后又有不少大学相继设立了化学系，如南开大学（1921）、厦门大学（1921）、东南大学（1922）、中山大学（1924）、清华大学（1926）、四川大学（1926）、浙江大学（1928）、武汉大学（1928）、山东大学（193o）等校。但就全国范围而言，设有化学系的理工科大学仍是少数，1928 年，专科以上学校的学生共有25198 人，其中理工科学生仅占四分之一。以后这个数字逐年增加，到1937 年与文科学生数相等，直至完全过。1939 年国立院校参加统一招生的22 个单位，其中14 个有化学系（属理学院），6 个有化学工程系（属工学院），4 个有农业化学系（属农学院），6 个有理化系（属师范学院），1 陈光旭主编：“中国化学教育的展”，《中国化学五十年》，科学出版社第327—332 页。这样，仅有3 所学校没有有关的系科。这一届共录取新生5371 人，化学专业的有396 人，比例已是相当大了。 以前各大学的化学教授多半是由外国人担任，到192o 年代末以后，这种现象逐渐消失，国内的化学教授不但全由中国人担任，而且其中有很多都是在国内外颇有成就的化学家，例如1935 年清华大学化学系的6 位教授即张子高（1886—1976）、高崇熙（19o1—1952）、萨本铁（19oo—1987）、黄子卿（19oo—1982）、李运华、张大煜（19o5—1989），都是在国外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任教的。而在专攻化学的留学生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国内大学毕业后出国深造。1937 年在北美和加拿大的留学生共1581 人，其中化学专业的45 人，化工专业4o 人，生物化学专业3 人，农业化学1 人，因此可以说在这个时期，中国的高等化学教育受欧美的影响是很大、很深的。在化学设备方面，国民政府明文规定各校设备费不得少于经常费用的若干成。在专科以上的学校中，实际所用的各项设备费往往过规定数。各地大学的化学设备不仅可供教学使用，而且研究工作也藉此得以开展。不过，尽管国内已有不少部门可以生产化学设备，但大学里专门化学课程所需的各种器材仍不能自给，多半是由外国进口。 二十年代以前，中国的大学化学教科书几乎全部是西文原著，只有一二种普通化学教材是中国自行编辑出版的。后来，原著减少了，但化学教材仍大半都是译著，除此之外，张江树（1898—1989）等自编了部分教材，其中有《理论化学》、《土壤化学分析法》、《定量化学分析》、《化学史话》、《国防化学补充教材》等。这些书籍是在化学学科内容基础上，根据作者教学经验和中国学生特点编写的，当然是很有益的尝试。194o 年，教育部成立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专门编辑大学教科书和参考书，但多数使用外国教材的现象仍没有多大改变。不过，采用国外起点较高的教材，对学术水平的提高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专科以上的各种学校，除了担负着教学任务以外，还是从事化学研究的重要场所，很多教师在授课之余进行各项研究。1929 年，教育部规定大学四年级学生必须完成一篇毕业论文或研究报告，促使学生在毕业之前能够接受一些研究工作的训练，实际上很多学生在教授指导下经常有论文表，其中不少很有价值。1922 年公布的《学校系统改革案》中，明确规定大学院为大学毕业及具有同等程度者进行研究的地方。但除北大、清华的化学研究所外，其他大学还没有条件成立研究院。尽管早在1917 年东吴大学就授予了两位化学硕士，后来又另授了两位，可实际上它并没有详细的研究所组织规程。1934年，教育部颁布了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及学位授予法，在化学师资和设备较为充实的大学里先后成立了化学研究部，以培养化学专门人才。到三十年代末，已设有研究部的有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金陵大学、燕京大学、岭南大学7 校，另外浙江大学有化学工程研究部，四川大学有理化研究部。这些研究部的建立，为化学专业的大学生毕业后能在国内深造创造了良好条件，孙承谔（1911—1991）、张青莲（19o8—）、马祖圣（1911—）等人就是三十年代国内培养的研究生。 虽然癸卯学制中对中国的大学课程作了规定，但二十年代以后，各校自订教学课程，既无标准，程度也参差不齐，好的学校课程安排合理，能够挥学校的优良风格，例如北京大学化学系，1936 年度的“理论化学”课程就有了原子构造、原子价、分子组织及量子力学等内容，这在三十年代，已经是看到了化学的最新进展而使其教育水平居于领先地位的了。 1931 年，教育部开始整理课程。1938 年公布了理学院必修科目，1939年又公布了各系的必修与选修科目表，其中化学系的必修科目有：化学（共同必修）、定性分析、定量分析、有机化学、理论化学、工业化学、有机分析、工业分析、高等无机化学、高等有机化学、毕业论文或研究报告等。抗日战争期间为了适应需要又作了修订，如1944 年规定化学系必修的化学课程为：普通化学、定性分析、定量分析、理论化学、有机分析、工业分析、工业化学及作毕业论文。选修的化学课程增加到1o 门以上，如高等无机化学、高等无机制备、胶状化学、化学史、电化学、原子构造、生物化学、矿物学、工业化学实验、化学原理、国防化学和实验等。抗战胜利后又于1948 年再一次作了修订，但大多数学校尚未实施，国内形势已经剧变。 除了化学系以外，不少系科都开设了化学课，第一学年选修普通化学，理学院第一、二学年必修普通化学，法学院和农学院也必修普通化学。194o 年规定，大学的物理系、生物系、地质系、博物学系、数学系以及法学院、医学院、中医学院等，必修普通化学、有机化学和普通化学实验，选修理论化学、分析化学、生物化学、有机分析、工业分析。由此可见，化学在大学教育中的地位日益加强。 抗日战争时期的高等化学教育，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颇为特殊的一段。 日本军国主义的入侵，给化学教育事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许多高校被迫停办或纷纷内迁，学校的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损失惨重，不少师生徒步辗转数千里易地执教就学。内迁的学校，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仪器试剂奇缺，校舍拥挤。然而在这一时期化学教育仍然维持了下来，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城固的西北联合大学、成都望江楼的四川大学和华西坝的华南大学、金陵大学、燕京大学等校的化学系、重庆沙坪坝的中央大学、重庆大学和南开大学化工系的联合体，以及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等，形成了抗日战争时期化学教育的几个中心，在艰苦的战时为造就化学人才作出了贡献。 陕甘宁边区的延安自然科学院（于194o 年开始招生，1943 年与延安大学合并后仍单独成院）设有化学（后改化工）系，学制3 年。在自然科学院的4 个系中以化学系的办学条件最为优越，教师多且质量高，其中陈康白、刘咸一、屈伯传等是留德回国的，其余的也都是国内大学毕业，如李苏、董文立、华寿俊、王士珍等。并且通过各种关系从香港购进了一批化学仪器，使化学系有了较好的实验条件，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工业分析都能做。除了与机械工程、农学系等共同的数学、物理、普通化学、绘画、外语等课程以外，化学系还开设了有机化学、工业化学、理论化学、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工业分析、化学工程等课程。化学系的师生们一面学一面做，如参加部分打盐、烧木炭、提炼薄荷油、熬火硝等生产劳动，华寿俊还明了利用陕北特有的野生马兰草来造纸的工艺。边区的高等化学教育是与为解决边区的民生问题紧密相连的。 第二节学术机构与出版物1.学术机构的设置。 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开始，英国、美国、日本等国的化学会相继成立。 在国外的中国学生们看到学会活动对促进学术展的积极作用，也纷纷仿效，倡议建立中国人的学术团体。19o7 年，欧洲的中国留学生在巴黎组织了“中国化学会欧洲支部”，这是中国最早出现的化学团体。这一组织由李景镐（前上海广方言馆毕业生）起，成立时会员有吴匡时（京师同文馆毕业生）、俞同奎（京师大学堂毕业生，1876—1962）、曹惠群、陈传珊等法、英、比等国留学生2o 人。次年会员增加到32 人。19o7 年和19o8 年，他们先后在巴黎和伦敦举行年会，计划着手统一名词、编译书报、调查、通讯等四项事宜。他们先进行的是统一化学术语，厘订了一套元素、无机物和有机物的译名方案。并计划编辑化学术语词典，出版支会季报并译书。但该会仅留下一册《中国化学会欧洲支会戊申报告》（19o8 年），不久即告终止1。1922 年在北京成立了“中华化学工业学会”，1924 年在美国成立了“中华化学会”，同时在日本也成立了一个“中国化学研究会”，还有留德学生也起了类似团体。由于这些团体都限于留学生范围，并且当时国内的化学研究尚处于萌芽时期，还不能为学术团体的展提供一方沃土，因而这些化学学会未能获得成功，相继消失。 1932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南京召开化学讨论会，讨论化学译名、国防化学及课程标准等问题。有45 位化学家认为随着国内化学研究的展，有必要建立一个专门的、全国统一的学会组织，经讨论定名为“中国化学会”，推举黄新彦、王琎（1888—1966）、陈裕光（1893—1989）3 人起草组织大纲，这样，中国化学会的起人与第一届的理事们，在短短4 天的时间里，先后召开了筹备会、成立会、选举会和两次理事会，从学会的组织原则、机构设置、起草会章、创办会志等重要事项，直至学会的定名、译名、会址、经费等问题都进行了讨论，作出了决定。于是，在国民政府成立以后第一个建立起来的专门学术团体——中国化学会便在南京宣告成立了。它“以联络国内外化学专家共图化学在中国之达为宗旨”，为中国化学事业的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为其他学科类似组织的建立树立了榜样1。 二十至三十年代，各个专门的研究机关也在中国相继建立起来。专门的化学研究机构可分为四类：国立研究机关、地方性研究机关、私立研究机关以及高等学校的研究机构。它们虽然性质各异，研究方向也不尽相同，但从它们各自的创办、展历史中，我们不难看出在当时的政治、社会背景下化学在中国学术界所处的较高地位，以及它在从中央到地方、乃至私人中间所引起的广泛而浓厚的兴趣。 国立研究机构主要有国立中央研究院化学所和国立北平研究院化学所、药物所。此外属于中央政府的研究机构，还有实业部的中央工业试验所、商品检验局，以及地质调查所的沁园燃料研究室。中央工业试验所下设有化学组，主要从事分析、酿造、窑业、制纸、制胰、加氢蒸馏等工作。实业部在天津、汉口、青岛、上海、广州等处都设有商品检验局，除执行例行的商1 袁翰青：《中国化学史论文集》，三联书店第294—298 页。1 《教育部化学讨论会专刊》，国立编译馆1932 年版。 品检验外，还致力于工业分析的改良标准化以及其他工业研究。而成立于1931 年的沁园燃料研究室，是由金叔初捐款建设的，为纪念其父而命名为“沁园”。它对中国的燃料（尤其是煤）做了大量的显微镜分析和物理化学分析（其中又包括实用分析、低温蒸馏、溶剂试验、焦性试验、含硫质种类研究和石油分析等），为解决中国的燃料问题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至于各省政府设立的机构，有山东工业实验所、湖南工业实验所、广东工业实验所、河北省立工业实验所和广西化学实验所等，除广西化学实验所外均隶属于各省的建设厅。它们的工作，主要是对本省的矿物及其他原料、产品等进行分析，以便于更好地开利用。另外，像上海这样的特别市，也设有工业实验所。 私立的化学研究机构有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和上海的中华化学工业研究所，而中国西部科学院则是由川省军政当局及各界人士起的组织。与实力雄厚的国立或省立机构相比，这些单位虽然规模较小，经费来源单一，甚至时有拮据，但它们却是三十至四十年代中国的化学研究队伍中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其中又以黄海社的工作最为出色。私立机构的出现和展，反映了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曾有过的一个讲求科学、展科学以富国强民的热潮。外国人在中国设立的与化学有关的主要研究机构有北平协和医学院和上海雷斯德医药研究所。此外还有天津的华北化学试验室、上海化验室、上海远东化验室和工部局卫生化验室等。另外还有日本人在上海设立的自然科学研究所，其规模较为宏大，所中有化学及生物学两科，研究内容多属于化学，比如中药的提取和研究等。这类机构经费较为充足，研究工作各有成绩，对中国的化学界影响很大。 各个公私立的大学是中国化学研究的另一支主要力量。在各高等学校中，人才集中，资金较为充足，既能从事基础研究，也能从事应用研究。1933年到1936 年《中国化学会会志》表的2o3 篇论文中，有清华大学化学系的57 篇，占总数的28％，由此可见高校研究工作之一斑。 2.出版物的涌现。 专门刊登化学研究论文及有关文章的刊物在中国创办较晚，但化学论文的表却是在二十世纪初。1915 年中国科学社的刊物《科学》开始行，便时常有化学论文表，但大部分属于概论，研究论文很少。以后数量虽逐渐有所增加，在《科学》中却仍只占少数，如在第14 卷《科学》中，化学论文有19 篇，共322 页，只占总页数的15.4％。创刊于1923 年的《中华化学工业会会志》（193o 年改称《化学工业》），是专门登载化学论文的刊物，然而质量又不太高。因此在1927 年以前，国内的化学论文大多是送到国外刊物上去表，而且从事化学研究的人以此为荣。1927 年开始行的《中国生理学杂志》（由中国生理学会创办），为国内研究论文的表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场所。但是，从化学家的角度来看，这份杂志所载的化学论文，仅仅局限于生物化学方面，因此有必要创办一种范围更广泛的化学刊物。 中国化学会从建会开始，就把办刊工作作为学会的主要任务之一。1第一次理事会上，就决定创办《中国化学会会志》。该刊于1933 年创办，由曾昭抡任总编辑，主要是表全国化学界的具有创造性的研究论文。从创刊至解放初期，为便于国际学术交流，论文均用外文表。这份刊物不但是国内化学刊物中最重要的一种，并且在国际化学界也赢得了一席之地。 在1933 年召开的中国化学会届年会上，为“求化学在国内之普及”，决定创办中文刊物《化学》，协助中国化学会传播化学知识、推广化学应用、提倡化学研究，以宣传报道化学的进展、化学教学法、国内化工概况、化学科研论文摘要、化学出版介绍与会务记载等内容，由戴安邦任总编辑兼总经理。从创刊至解放前为止，共出刊11 卷27 期，其间由于抗日战争全面爆曾一度停刊。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该刊自1期起，就辟有“中国化学撮要”一栏，由曾昭抡主编（1期起，由曾昭抡与张克忠共同主编，曾代表中国化学会主编化学部分，张代表中国化学工程学会主编化工部分），将国内各刊物所表的与化学有关的一切论文、国人在国内完成研究而在国外表的化学论文、以及由西人撰写但与中国化学有特殊关系的著作等，以摘要形式登出，积累与报道了二十世纪初到四十年代末国内化学文献的线索，填补了国外化学文摘杂志报道中国化学文献上的部分空白。这是中国查找近代国内化学文献的一种重要检索工具。 《化学通讯》为中国化学会的又一刊物。1936 年，理事会为了及时报道会务活动，加强学会与会员、会员与会员之间的联络与交流，决定由总干事吴承洛创办《化学通讯》。1937 年理事会改推袁翰青任编辑与经理，1941年该职由高济宇（19o2—）担任。《通讯》初为半月刊，后为不定期刊物，到第14 卷后停刊。 除了中国化学会的三个刊物和前述的《化学工业》外，由学会创办的刊物还有中国化学工程学会的《化学工程》，于1934 年开始出版，中西文稿件并收，多属与化学工程和化学工业有关的研究论文以及材料分析等，选稿较为严格。另外，一些其他学术团体的刊物也时常登载一些化学方面的概论或论文，如中华学艺社的《学艺》、中华自然科学社的《科学世界》等。 在三十至四十年代，国内化学刊物及与化学有关的刊物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学会刊物、学校刊物、研究机关刊物、工厂刊物。在学校刊物中，像《南开大学应用化学研究所报告书》（1933 年创刊）、《山东大学化学系试验室报告》（1931 年创刊）等都是专载研究论文，而且质量颇高，在化学刊物中占有较重要的地位。而清华大学的《国立清华大学理科报告》（1931 年创刊）、北京大学的《国立北京大学自然科学季刊》（1929 年创刊）、中央大学的《国立中央大学理科研究录》（193o 年创刊）、金陵大学的《科学教育》（1934 年创刊）也经常表一些研究性的化学论文，为化学界所重视，其中尤以清华和北大的两种刊物最为重要，并且具有国际声望。这些学校刊物的存在和展，为中国的化学研究提供了非常浓厚的学术气氛。 在研究机关的出版物中，《国立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集刊》（1931 年开始行，为不定期刊，1935 年改出《国立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研究报告》）专门刊登本所工作人员的研究成果。北平研究院化学研究所也于1934年1 月起行类似的不定期刊《国立北平研究院化学研究所丛刊》，但最初所论文都是用英文或法文写成，并且很多文章又重复登载在《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193o 年创刊）上。除此之外，实业部地质调查所的《燃料研究专报》、各省商品检验局及工业试验所的不定期刊，也多表一些化学、化工方面的调查或研究论文。而私立研究机关中，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印行有不定期的《调查研究报告》，中国西部科学院则有《中国西部科学院理化研究所丛刊》（不定期）。193o 年创刊的《海王》，属于由化学工厂行的刊物，它是由塘沽的久大、永利及黄海三机关联合设置、由海王社创办的，其中不乏颇有参考价值的化工论文。这种种刊物，虽有专门与非专门之分，并且质量不一、规模各异，但都是三十年代中国化学研究勃起的产物，它们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化学事业的展状况。 还有一点值得特别提出，二十年代初，在中国工作的美国人窦维廉（aph，189o—1952）就开始把表在中国刊物上的重要论文写成英文摘要，送给美国化学会所办的《化学文摘》（chemica1abstracts）登载。1935 年，由于国内研究论文的日益增多，窦维廉一人难以承担，便邀请曾昭抡参加这项工作，由美国化学文摘聘请为摘要员。尽管在2o 多年里在该文摘上登载的中国化学家的论文摘要屈指可数，而且偏向于生物方面，但由于美国化学文摘为世界上堪称完善的化学文摘刊物，因而这项工作意义重大，它在一定程度上维系着中国与世界学术界的交流。 除了刊物以外，书籍也是化学出版物的一种重要形式。据统计，从1927至1941 年春，中国出版的化学书籍共有327 部1，其中工业化学书籍所占比例最大，这是与当时中国热衷于展化学工业以解决国民的衣、食、住、行等基本问题的状况密不可分的。居于第二位的是化学教科书及普通化学书籍，而程度高深的研究专著甚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二十至三十年代中国的化学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作为一门基础学科，它才刚刚开始在中国的学术界站住脚跟。 1 谭勤余：“中国化学史与出版物”，《学林》第第三节二十世纪上半叶名词术语的厘订化学译名问题，在中国的近代化学史上占有一个比较特殊而且重要的地位。自江南制造局翻译化学书籍以后，化学译名便成为各家译书者共同注目的一个焦点，同时也成为中国早期化学展的一个主要内容。自十九世纪以来，化学展迅猛，更是产生了不计其数的新名词，而且科学愈是精深，其名词也就愈加复杂。中国的化学较西方起步晚，势必要以翻译西书作为基础，因而命名系统的创立便应时而生。在1912 年以前，就已有了虞和钦的《有机化学命名草》、李景镐的《有机化学命名例》等，但都未能得以普及。1915年，教育部公布《无机化学名词》，仍是不甚详细，而且没有涉及到有机名词。到1918 年，由博医学会、中华医学会、中华医药学会及江苏省教育会等组织的“医药名词审定委员会”扩展成了“科学名词审查委员会”，并且除了医、药两组外又加入了化学组，开始审查化学名词，从元素到无机化合物，到术语，到理化仪器，到有机化学普通名词，最后到有机化学系统名词。1921年全部名词审查完毕，由教育部公布，至此化学名词有了一个较为统一的标准，这期间花了五年的时间。 但是，科学名词审查委员会制定的化学名词，却始终未能得到普遍推行，反对力量主要是来自当时在国内出版界居要地位的商务印书馆。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商务印书馆就一直在采用郑贞文（1891—1969）制定的无机和有机名词系统，而且鉴于该馆的重要地位，实际上当时社会上所用的化学译名，绝大多数都出自该馆。郑贞文的名词系统与科学名词审查会的方案有很大分歧，这样，关于化学名词的激烈争论一直持续到1932 年以后。 1927 年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设立大学院为全国教育最高机关，以代替以前的教育部。1928 年，大学院译名统一委员会成立，“聘请专员，广搜近年出版书籍，调查著作界采用化学术名之标准，分列统计，以察众意之所趋。未及决定，而大学院改组，译名工作遂由教育部编审处继续进行”1。1932年5 月，国立编译馆成立，在这之前，译名问题虽然没有确定方案，但这一时期所做的工作为后来审定译名打下了基础。 国立编译馆成立，便开始着手整理化学名词，聘请郑贞文主持此项工作，参考各方意见，编成具体方案。1932月，教育部采纳陈可忠的建议，召开化学讨论会，讨论国防化学、化学课程标准以及化学译名三大要案。在译名方面，由郑贞文拟定的草案，在经提案委员会审查并交译名组通过后，由大会讨论，通过了若干条重要的化学命名原则，并对元素译名进行了表决。同时请求国立编译馆尽快成立化学名词审查委员会，详订有机化学名词，清理无机化学和仪器名词。同年8 月，教育部及编译馆聘请郑贞文等7 人为化学名词审查委员会委员，郑贞文为主任委员，根据化学讨论会的议决案，积极整理、反复讨论，并征求各处学术机关的意见，终于完成了《化学命名原则》一书，于11 月由教育部公布命令，次年6 月出版，成为国立编译馆最早出版的科学名词专著。 《化学命名原则》出版后，在学术界及全国各地得到普遍推行，新出版的化学书籍几乎全都采用了这项原则。至此，十多年来一直迁延未决的化合物译名问题，终于得以告一段落。 1 《化学命名原则》，国立编译馆1933 年版。 除《化学命名原则》外，在国立编译馆编辑制定的化学名词中，还有化学仪器设备名词、化学术语、化学物质名称等。这些工作在三十年代都得到很好完成，成为化学在中国建立和展的良好基础。 《化学命名原则》为数种化学物质的西名中译提供了一种通用的、可行的、统一的标准。它列出了92 种天然元素，在标出其拉丁名、英文名以及符号的同时，列出了中文译名和读音，采取“气态者从气，液态者从水，金属元素之为固态者从金，非金属元素之为固态者从石”的命名方式。清末徐寿和傅兰雅曾给64 种元素命名，而在《原则》中，这64 个元素名称里有44个被保留了下来并沿用至今；另外有1o 种采用了新的读音以使其与拉丁原文相符合；8 种元素的中译名称改变，其中包括氢气、氮气、氧气和氟，新名称能很好地反映出“气”的性质；还有两种元素铍和铌因拉丁名的变化而被重新命名。 对于无机化合物，《化学命名原则》采用了徐寿创造的以分子式命名的方法，一价化合物或氧化物如nac1，称为“x-化-y”， 即氯化钠；多价化合物如fe2o 以及h2o2 等，则根据相应的英文名形式命名，即带有后缀“-ic”的命名为“x-化-y”，如氯化铁、氧化氮，带有“-ous”的称为“x-化-亚-y”，如氯化亚铁、氧化亚氮，而带有前缀“per-”的称为“过-x-化-y”，如过氧化氢。盐类也同样如此，na3po4 称为磷酸钠，feso4则称为硫酸亚铁。采取这一方式，《化学命名原则》为所有无机化学的命名指出了一条通用法则。 然而，《化学命名原则》的最大贡献则在于有机化学名词方面。早在二十世纪初，西方就已经采用了系统的有机化学命名法。因而这时的中国化学家，面临着如何建立一套完善的汉语有机化合物命名体系的艰巨任务。19o8年虞和钦提出了根据有机化合物结构而不是组成元素或外文名称来命名的方法，这就为1932 年的化学讨论会上最终制定命名体系指出了一条道路。 绝大多数有机化合物是由几种元素组成的，其基本元素为碳、氢、氧等。在不同的化合物中，每种元素的数目可以是相同的，所不同的是各组成部分的特殊的排列方式。因而，有机化合物的命名必须要能够反映这种独特的分子结构特征。对于最简单的碳氢化合物，《化学命名原则》选择了碳氢来对其进行区分，碳键饱和的碳氢化合物称为“烷”，意思是“完满”，不饱和双键的碳氢化合物，则称为“烯”，意思是“较少”或“不定”，而对于不饱和三键的化合物，则称为“炔”，意思是“缺乏”。 对于芳香族化合物，《化学命名原则》采用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来命名。每种化合物都以一个带有“草”头的字来表示，并用最接近于英文名称的读音来命名，例如“苯”、“萘”等，都是采用了汉语中的谐声方法。每种有机化合物的名称都必须是比较准确而且易于区别的，为此中国的化学家们作出了许多艰苦然而巧妙的探索，并取得了成功。例如，对于开链化合物，先必须描述出它的长度，也就是最长链中碳的个数。《原则》中以“天干”来表示1o 个以内的碳原子数（过1o 则采用通用的计数法），放在化合物类型的前边，例如1 个碳原子的烷称为“甲烷”，两个碳原子的“烯”称为“乙烯”，3 个碳原子的炔称为“丙炔”，11 个碳原子的烷则称为“十一烷”，以此类推。另一方面，环状烃是通过前缀“环”字来加以区别，例如“环戊烷”。而当主链区分了以后，其支链的类型、位置等也必须在名称中得到反映，因此，中国的化学家在支链中加以“基”字的方法很好解决了这个问题，将其命名为“x-基-代-y”，例如“甲烷基代丙烷”、“乙烷基代苯”等。 以上只是《化学命名原则》中大量命名体系中的很少一部分。由此可以看出，在三十年代，中国化学家以西方已有的命名体系为模式，创立了一套适用于中国的研究状况并能较好与西方相呼应的较为完善的化学命名体系，为中国尽快、尽好地引进西方新知识，展自己的化学研究事业扫清了障碍。半个多世纪以来，它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 第四节分支学科的建立1化学分支学科的建立是以研究为基础的。中国的化学研究开始于二十年代。这时期所表的研究性论文，大致可分为三个方向，一个是对中国化学史的考据，例如王琎对于制钱的分析以及对中国古代使用金属的研究等等；另一是对物料的分析以及工业化学研究（即利用国外已有的方法来解决国内工业上的特殊问题），这类工作在当时为数甚少；再一方面的工作，也是最有价值的工作，是协和医学院对于生物化学的研究。协和医学院因经费充足，人才集中，所以开始研究工作较别处早，自1921 年成立起，便开始有生物化学方面的论文表。到了1925 年左右，由于陈克恢（1898—1988）关于麻黄素的药性研究在世界上引起轰动，协和的生化研究也随之达到**，并带动了其他地方进行类似的工作。 不过，尽管由于协和的特殊条件使得中国的生物化学研究起步较早，展较为迅，但化学其他领域在中国的开展，仍是始于二十年代末期。北洋政府时期，战事连绵，教育经费严重拖欠，科学工作者无以为生，刚刚在中国略有萌芽的化学研究基础未立，更是毫无展可言。国民政府成立后，这种状况有所改观，尤其是以提倡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为教育的一个主要方针，因而全国各处的公私立大学和专门学校，无论是在师资还是在设备上都有明显的改进；而国立研究院的设立，对于中国的科学研究者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鼓励。中国的化学研究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得以奠定基础并迅展的。 这时化学研究的中心，除了由西人主持的协和医学院外，还有北平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京中央大学和广州中山大学，它们各自都有一支阵容强大的研究队伍，工作成绩卓著。同时，这种区域布局也使初期的化学研究在全国范围内展得较为平衡。但不久以后，广州方面因陈可忠因病离职而受影响，南京方面因曾昭抡改就北京大学之聘而使研究暂时停顿，于是北平就成为全国化学研究的中心，再加上北平研究院化学所、燕京大学、中法大学以及天津南开大学的共同努力，使平津地区的研究力量愈加强大。直到1934年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在上海改组，中央大学重新开始有论文表，才又恢复了南北两方的研究工作并驾齐驱的局面。 1.生物化学。 中国的生物化学研究始于二十年代，主要是在蛋白质化学、脂肪化学、食物化学、营养学、激素、维生素、免疫生化、消化与代谢等领域。除了协和医学院这个生物化学研究中心以外，其他的研究机构还有国立上海医学院、北平研究院药物研究所、南京卫生署、雷斯德医药研究所，以及一些大学如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截至1949 年，在国内外的各种生物化学及有关刊物上，共表了中国生化工作者的论文4oo 余篇，其中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的不乏其数。 吴宪（1893—1959）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于192o 年回国，在协和医学院工作，从事临床生物化学、气体与电解质的平衡、蛋白质化学、免疫化学、营养学和氨基酸代谢等方面的研究。他以博士论文为基础提出的1 本节请参阅董光璧主编《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中卷》“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形成期”第9 篇“基础学科的建立（下）”化学部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 年版。 “血液系统分析法”，为临床诊断提供了重要手段，在国际上被广泛采用，为现代临床化学奠定了基础，因而被誉为血液分析的权威。另外，他通过对蛋白质变性所作的一系列研究，指出蛋白质的变性是因为蛋白质分子从折叠而变为舒展。这是关于蛋白质变性的第一个合理的学说，从而给“变性作用”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同时他还观察到天然的和变性的卵蛋白和牛球蛋白的分子量约为34ooo 的倍数或亚倍数，这些结果与今天对蛋白质分子量所研究得到的亚单位结果是相符合的，这就证明早在6o 年前吴宪就已先观察到了这种现象。在吴宪大量的研究工作中，有一项特别引起国人的注意，那就是从1927 年起，他用大白鼠传种数十代，研究了纯素食和荤素杂食的营养价值及其对生产、生殖、基础代谢、自性活动以及对寿命的影响等，从而得出结论：中国一般人民的身材矮小，其原因是由于所吃的基本上是素食，其中蛋白质的生物价值较低，钙和脂溶性维生素的成分较少。根据当时的经济情况，为了维持人民的健康，第一次制订了《中国民众最低限度之营养需要》标准。在此期间，他对中国的食物先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并编著了中国第一部《食物成分表》。他编著的《营养概论》（1929年）内容丰富，既是一本简要的参考资料，又是一本通俗读物。此外，三十年代初，性激素研究在国外起步不久，吴宪十分关注这个新的领域，并且做了一些试探性工作，为中国激素生物化学的研究开辟了道路。至1949 年，吴宪表学术论文近15o 篇，除了《营养概论》外，还著有《物理生物化学原理》（英文版，1934 年）。他的论文绝大部分是用英文表，深受国际学术界的推崇，是国际上杰出的生物化学家之一，是中国生物化学、营养学研究和教学的主要创始人。 对维生素的研究，在三十年代引起了中国化学家的浓厚兴趣，特别是对维生素c 在食物中的分布研究得最多，而其他几种维生素，有的因为设备不适，有的因为测量复杂，因而表的论文较少。清华大学的萨本铁专授有机化学和生物化学，自1934 年以后，他在继续从事有机分析工作的同时，又率领学生， 开始从事维生素c 和氨基酸（旧称胺酸）的研究。他对中国各种食物中维生素c 的含量作了大量调查（这是他最受国内同行称道的一部分工作），从而现，好些国产食物中都含有很多维生素c，如果要想得到这种维生素，大可不必一定要吃美国桔子，有些价格远为低廉的中国桔子也是一样的好。同时萨本铁指出维生素c 与糖类有同样的来源，可能由乙醛酸与1-异赤丝藻糖缩合而成，也可由乙醛醇与1-异赤丝藻糖缩合、再经过氧化而成，还可由环己六醇分子重排为1-古洛糖或1-半乳糖、再经过氧化而成。根据这一假说，萨本铁提出了合成维c 的理论路线及实验方法，以弥补欧洲学者的研究中原料昂贵、毒性大、合成周期长等缺点。然而，由于国内实验设备简陋和材料的缺乏，萨本铁没能完成维c 的实验合成。这个人工合成维生素的例由一位英国人完成并获得了1937 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营养学是以生物、生理、农业为基础而应用于医学、药学、卫生学的一门学科，中国在这方面的初期工作，多是关于人民生理状况的调查。以后范围逐渐扩大，有膳食研究、国产食物的分析、矿物质营养素的研究等。其中，植物性食物受到人们更大的关注，而对于动物性食物则兴趣甚少。这一时期致力于营养学研究的机构主要有协和医学院（膳食营养、蛋白质、酵素等）、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1935 年添设生物化学方面的工作，特别注意本国普通食物的调查和分析、植物性食物中蛋白质的研究、食物烹饪法及保存法的研究和改良）、北平研究院生理研究所（中国北部食物营养）、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食物分析及调查、米麦营养及植物油中植物蛋白质的研究）、雷斯德医药研究所（中国食物的分析及营养、碳水物的代谢、维生素c 及矿物质），还有上海医学院、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平大学、山东大学、齐鲁大学、南开大学等。这些工作的目的，都是为了探求如何能在国民经济可能的范围内对中国的食物进行改良，以使多数国民的健康水平较高，从而更好地为国家、为社会服务。 食物化学方面，以前中国有许多迷信，民间素有食物相克之说，认为有些东西合在一起吃会导致中毒甚至死亡。这种几千年流传下来的忌讳，老百姓深信不疑。生物化学家郑集选择了14 对被认为是典型的相克食物，在南京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的实验室里，先用动物作试验，然后亲身尝试这些向来忌讳的混合食物，结果根本没有中毒现象，以科学家的勇气和科学的证据否决了流传千年的食物相克之说。虽然这项工作对于生物化学理论或实验技术本身的展贡献不大，但它却有十分重要的社会意义，体现出中国的科学家们将科学应用于实际而不是空谈科学的良好风尚。 生物化学与药理学相接壤的药物化学，尤其是中草药化学，也是自二十至三十年代达起来的一个领域，研究成果颇令世人注目。几千年来，中国人民一直是用草药治病，但自清朝海禁大开以后，西药大量涌入，以其药效高的特点逐渐取代了国产药材。然而，西方的化学家和药物学家，却对中药产生兴趣，他们用化学方法提炼出其中的有效成分，从而证明了某些中药的作用强于许多西药，而中药之所以有时药效不强，是由于未经提炼致使有效成分不高。协和医学院成立后，这项研究最初由药物化学家黎德（read）教授传来中国。1924—1925 年，陈克恢从麻黄中提取麻黄素用于治疗。这种药曾由西人用狗作过试验，陈克恢次用人作试验并取得了成功。这项工作表以后，顿时名闻世界，陈克恢被美国里耳利（li11ie）制药公司以重金聘去，专为该公司进行研究。同时这项研究的成功在国内也引起很大反响，更多的有识之士开始对国产药材的有效成分提取及其化学结构进行研究。协和医学院在这方面是研究时间最长、成绩最显著的。 实际上，二十至三十年代，在国内运用可以利用的有限手段，先对中草药进行系统研究工作的，还是在协和医学院工作十余年、后任北平研究院药物研究所所长的赵承嘏（1855—1966），他是最早对中药里所含生物碱进行分离的化学家。他在1926 年表的关于麻黄素研究的论文，是中国用近代科学方法研究中草药的最早的论文。他研究了延胡索、贝母、三七等3o 多种中草药的化学成分，得到了许多新生物碱结晶，其中有些被现具有较强的生理或药理作用。例如从延胡索中分离出的延胡索素乙、延胡索素子和延胡索素丑都有和球冠素相似的作用，延胡索素乙在临床上可作为镇痛、镇静剂使用。在赵承嘏之前，提取植物有效成分一般均用乙醇浸泡，这样所得的粗提物成分复杂，不易进一步分得结晶单体。他根据生物碱的性质，采取碱磨苯浸的方法，使粗提物成分趋于简单，减少了进一步分离单体的困难。他用自己创造的一套方法，往往从一种植物中分出多种结晶，单是从延胡索中就分得了13 种生物碱结晶；并且能从他人已详细研究过的中草药里分离出新的成分。到1949 年为止，他在国内外有关刊物上共表了论文5o 余篇。对中草药的研究，开辟了中国化学研究的一个特殊领域。自1935 年以后，中国化学家们不再仅仅满足于中药的分离和精制，而且从事其结构式的研究以及合成。在这方面，黄鸣龙（1898—1979）的工作开创了中国化学家研究生物碱的构造的先例。他通过结构研究，证明赵承嘏由延胡索分出的13 种生物碱有3 种与前人研究相同。从此，中国化学家对中草药有效成分的研究逐渐走上了正轨。 除了中草药等天然药物之外，中国化学家对于药物合成的贡献也很多，例如维生素、性激素、磺胺类药物与青霉素等的研究工作，都有中国化学家参与其中。1942 年汪猷（191o—）进入上海丙康药厂担任厂长和研究室主任，致力于针剂制造和磺胺类药物的合成。1944 年他偶然得知国外现了一种特效的、从霉菌中培养出来的抗生素，于是他开始学习微生物学、酵等方面的知识，以求在中国开拓抗生素研究的道路。经过几年的研究试验，他终于分离得到了一种新的抗生素——桔霉素，论文于1947 年在美国《科学》上表后，美国一家通讯社从旧金山出电讯，报道中国的化学家制成了一种青霉素菌族抗生素的消息。1947月他应聘参加中央研究院医学研究所筹备处的工作，此后继续研究桔霉素，带领几位青年助手，使双氢桔霉素的化学及其抗生素作用的机制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表了一系列论文。这项研究一直持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2.有机化学。 除了生物化学以外，二十至三十年代在中国展最迅的就是有机化学领域。中国化学家研究有机化学的人最多，成就和贡献较大，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也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当时最主要的研究方向是复杂的天然化合物及其类似物的合成，因而在有机机理以及立体化学方面的展尤为迅。 1933 年，在德国哥丁根大学工作的庄长恭（1894—1962）氧化分解麦角甾得到了原-别-胆基酸，证明当麦角甾（或甾醇）受到氧化分解时，链的破裂是在第24 个碳原子上生的。这是中国有机化学的先驱性工作，对于当时的多环化合物化学的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萨本铁是中国化学家中著作最多的一位，他最初的工作偏向于制备各种酯、测定它们的物理常数如沸点、比重、折光率等，然后再制出这些酯的苯腙和缩氨基脲。后来，他又开始进行各类有机化合物的鉴定工作，用各种试剂制成各类化合物中代表物的衍生物来进行鉴定，例如用肼衍生物对氯苯肼来鉴定醛和酮，用三硝基苯间二酚（收敛酸）来鉴定萘、蒽等。他每年都要用这种方法鉴定出数十种化合物，成绩斐然，因而在这方面成为国际上的权威，得到了西方化学家的推崇。 嘧啶化合物是较早在中国得到研究、并且成就颇丰的一个领域。纪育沣（1899—1982）在192o 年代就随同国际嘧啶化学权威约翰逊（t.b.johnson）作研究，回国后继续在这方面作了不少扩展工作。不论是在雷斯德医学研究所，还是在中央研究院化学所、北平研究院药物所，他的主要精力都是在这一领域，4o 余篇研究论文中属于嘧啶类研究的占二分之一多，它们大都以b-醛酸酯或b-酮酸和尿素或硫脲作用，以制得嘧啶的羟基衍生物尿嘧啶，从而制备氨基衍生物胞嘧啶，或者制成硫氰基衍生物而研究其重排反应。他的论文中有许多都记述嘧啶的硫氰酸衍生物加热重排成异硫氰酸的反应，还提到嘧啶环中的酶硝酯重排现象。192o 年代以前，嘧啶化学的研究在中国没有任何基础，纪余沣虽然也同中国大多数化学家一样，研究途径与方法大都遵循国外，但他所采用的新的合成方法和步骤，使中国尚处于草创时期的嘧啶化学的研究水平并不逊色于国外。 1937 年，袁翰青由于对联苯化合物立体化学的研究作出成就，荣获了荷兰皇家学院颁的范霍夫纪念补助金，这是为纪念物理化学家范霍夫而设立、专门奖助各国青年化学家的。袁翰青早在美国留学时就开始了联苯的立体化学研究，回国后在中央大学任教，并继续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他与合作者次拆解了理论上可以拆解、但尚无试验证明的2，2’，4，4’-四溴联苯酸，得出两种旋光异构体；还次制得了n-苯磺酰-8-硝基-甘氨基酸并进行了消旋度的测定。三十年代末，他提出根据缔合因素的不同来测定a-、b-或顺、反两种几何异构体的新方法，这是由于缔合因素与氢键有关，b-式分子式内部能形成氢键，而a-式则不能，因而b-式的缔合因素小于a-式。缔合因素可用冰点降低法来测出，由此就可鉴别顺、反或a-、b-二种构型。这种方法适用于某些含有给电子原子的圬或腙类化合物。袁翰青用这种方法检查了若干个已知有几何异构体存在的化合物，结果很好，从而证明他的氢键理论是正确的。袁翰青的工作，为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194o—1943 年，在昆明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工作的黄鸣龙，利用从药房买来的驱蛔虫植物药山道年，进行山道年及其同类物的立体化学研究。这样，在战时简陋的条件下，他现了变质山道年的四个立体异构体可以在酸碱作用下成圈地转变，这在立体化学上是个前所未有的现，因而引起了当时国际上许多著名有机化学家的重视， 有机化学大师武德沃德（r.b.ooard，1917—1979）等人还参与了有关的研究。这项在昆明的防空洞里通过分析、推理而得到的现，为以后国内外学者解决山道年及其同类物的绝对构成和全合成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有机化合物的合成和结构测定上，当需要将醛类或酮类的羰基还原为次甲基时，常常要用到开息纳-武尔夫（kishner-o1ff）还原法，但是此法要用封管和金属钠，以及难以制备、价格昂贵的无水水合肼，而且在应用此法时如果有极少量的水分存在，就会不可避免地引起一些副反应。虽然国外有人进行过改良，但效果不显著。1946 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工作的黄鸣龙对此法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进。经他改良，反应过程中先蒸去水分，然后回流加热，这样就可以用普通的85％水合肼代替无水水合肼，用氢氧化钠代替金属钠，从而使还原程序简化，产量大幅度提高，得率可达95％。黄鸣龙还对这种方法的范围作了许多研究，可以用来合成女性激素雌酚，还可用于甾体化合物中还原酮基得到8o％的正常还原产物，对某些含内酰胺基的酮类化合物也能正常地还原。黄鸣龙改良的开息纳-武尔夫还原法在国际上得到广泛应用，并写入各国有机化学教科书，简称为黄鸣龙还原法。 如前所述，在中国的化学研究初创时期，一大批优秀的有机化学工作者以他们丰富的研究成果，紧紧追赶着世界化学前进的步伐，有的对西方化学家的工作作出了创造性的展，有的提出了最新的学说和实验方法，同时，还有为数不少的人是在研究如何把化学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实践。清华大学的高崇熙，以北方特产大麻子油为原料，先后制得了辛醇、酉二醇、庚醇、辛胩、丙二酸庚酯、癸酸乙酯、溴庚烷、十一烯酸、壬二酸等等，这种利用中国资源、大量制备纯净有机化合物的研究方法，对于促进中国的有机化学研究，是一个不小的贡献。1934 年，他还同金开英、曾昭抡等人一道，在北平设立了“中国化学材料实验室”，专门制备各种特殊有机药品及分析药品，供各大学和研究机关使用。抗日战争开始，后方化学试剂极度缺乏，高崇熙又从精制三酸为起点，研制化学试剂，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战争导致进口试剂来源中断所造成的损失。 要追溯近代化学在中国创立的历史，就必须提到一个在化学诸多领域成绩卓著的人——曾昭抡。1926 年，他在美国以《有选择的衍生物在醇类、酚类、胺类及硫醇鉴定中的应用》一文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他继续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其中有用低级醇制备卤代烷、以肟类在醇溶液中还原来制备胺类、在不同条件下制备谷氨酸、它们与胺类和铵盐的作用以及d-谷氨酸的转化作用、有机金属化合物的性质、醌的一元肟水解成醌、合成甘油酯等等。他与合作者共同合成的对-亚硝基苯酚，后来被载入了有机化学词典，为国际化学界所采用。另外，他还和孙承谔等人提出了一个计算化合物沸点的公式，制出一个化合物的沸点与所含原子半径有一定关系，若求某化合物的沸点，只须将各原子半径代入即可算出，同时他们还提出了计算二元酸和脂肪酸溶点的公式。在有机化合物的元素检出和测定方法的研究及改良方面，曾昭抡也作出了许多颇有价值的研究，经他改良的mu1-1iken 熔点测定仪曾在中国各大学普遍采用。曾昭抡及其合作者的工作，代表了当时中国有机化学研究的一部分水平，有的为世界化学界所重视。更重要的是，他处处大力提倡科学研究的精神和行动，对中国近代化学的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3.无机化学。 自然科学在中国建立的初期，各门学科的展是不平衡的，这表现在研究工作上则更为突出。对于整个化学领域来说，无机化学的展就属于比较迟缓的，研究工作无论是在质量还是在数量上，都远远比不上生物化学和有机化学。但这并不等于说在二十至三十年代就没有无机化学，中国的化学工作者在这方面所做的为数不多的工作，为中国的无机化学事业播下了种子，起了开拓性的作用。 贝采里乌斯（jonsjacobberze1ius，1779—1848）于1818 年由两元素直接合成了se2c12。后来他的方法经六次改进，都认为产物遇水分解，不得与水接触。1925 年高崇熙试验了8 种新方法，证明se2c12 可在含7o％的水的体系中制备出来，产率为9o％。这一结果，得到了无机化学界的称赞。不久后，高崇熙用同样方法制得了se2br2，并测出了它的沸点、熔点、密度和折射率等物理性质。此后，他及其合作者又陆续精制出i的硒酸盐和苯胺络合物，还用浸液折射计法测定了硒酸铜从o 到4oc的溶解度。这一系列创造性的工作，对硒及其化合物的研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1932 年，戴安邦（19o1—）表了“氧化铝水溶胶的本质”的博士论文，以配位化学的观点阐明了氧化铝水溶胶的组成、性质、结构和生成机制。这是中国较早从事胶体化学与络合物化学研究的成果。自此，他对硅、铝、钨、钼、钍、铬、铁等元素的多核配合物化学，进行了系统的研究。除了戴安邦的工作以外，络合物化学的研究还取得了其他一些进展，例如硼酸溶液中加入多羟基化合物后［h+］或ph 值计算公式的提出、五氨一水合钴及四氨二水合钴的硫酸盐的组成随硫酸浓度而改变的研究等等。这类研究虽属凤毛麟角，但在化学研究刚刚开始的时候，已是实属不易了。 在西方，对重水的研究肇端于三十年代初期，1931 年现重氢，1935年重水投产。而在这时，中国尚无重水的生产，自然更谈不上研究了。1935年，在德国学习的张青莲完成了重水的密度-温度状态图，1936 年又提出了地球上重水和重氧水的分布理论，这是中国学者在国外作出的又一项重要成果。1937 年张青莲回国任中央研究院上海化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鉴于当时国内不能生产重水，因而带回了少量重水，以便继续进行研究，即使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也没有停止过。四十年代，张青莲与其合作者进行了两次重水热膨胀的精密测量，所得结果与国外研究非常接近。这是中国重水研究中颇为出色的一部分工作。他还研究了重水的laind1er 反应，证明这种反应在重水中的度比普通水中更快；对d2h2 与hi 的反应度的研究结果也是如此。1949年，张青莲等人以铂为阴极，在室温时电解含有氢氧化钠的重水稀溶液，求得了氕氘的分离因素，从而证明了eyring-g1asstone-laind1er 电位理论（即氕和氘在阴极上的电位不同）。这些工作构成了草创时期的中国同位素化学研究。 1949 年以前，在无机化学方面，纯粹无机化学范围内的研究寥寥无几，所做的工作大部分都是在无机化学应用方面，也就是无机工业原料和方法的研究，其中有对四川自贡的盐、山东博山的陶土、浙江富阳的矾等物产的分析与开，以及侯德榜对酸和碱的研究，等等。 无机化学应用方面的工作除了前述的以外，还有潘履洁关于电解电镀的研究和抗战期间对活性炭制造的研究，也具有比较重要的意义。从三十年代初开始，潘履洁对铜、黄铜、镍、银、锌等金属的电镀作了多方面的研究，表了一系列的论文，如寻找铜电镀液中a2co3 的最佳摩尔数比、绘制可省去计算麻烦的控制和调节镍电镀液ph 值的图表等。潘履洁的工作，代表了中国三十年代电解电镀研究的水平。 九一八事变生以后，中国的化学工作者深感国防化学的重要，不少人开始关注于军用物资的制造。在一二九的淞沪之战中，日本人使用了烟幕，因而上海方面的化学家对活性炭作了一些研究，临时赶制了防毒面具送往前线。这场战争刺激了对活性炭制法的研究，而且规模越来越大，从实验室扩展到了工业生产。军政部应用化学研究所、实业部中央工业实验所、北平研究院化学研究所、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都先后开始了这项研究。其中军政部应用化学研究所先用化学活化法获得了成功。北京大学的研究结果认为活化时用二氧化碳代替蒸汽可提高产量而无损于质量。然而，对活性炭的研究始终未能工业化，五六年后更是销声匿迹了，因而政府所办的防毒面具厂仍不得不购买德国制造的活性炭。抗战期间，中国化学家在用土法研制军用化学物质如火药火器等方面，也取得了不少具有实用价值的成果。 4.物理化学。 从1877 年德文的《物理化学杂志》创刊时起，几十年来，在化学各科中物理化学的展是最为迅的。然而在中国，由于人们羡慕的是西方工业的达，因而更加崇尚科学的应用，而往往忽视了纯粹的理论学科，这就使物理化学这门需要非常精密的实验仪器和同时具备深厚的数学、物理学功底的研究者的学科，在中国难以得到长足的进步。据统计，1931—194o 年的1o年间，美国《化学文摘》所摘录、以及《中国化学会会志》和《中国物理学报》所表的中国学者在物理化学方面的论文，是前1o 年的5 倍多，而其中在国外完成的论文则约占总数的近三分之二。物理化学是近代化学中的基本学科之一，中国在这一领域的起步虽然较迟，展较缓，但还是有一些工作出类拔萃，为世界化学界所关注，同时也为化学在中国的建立打下了基础。1929 年，傅鹰（19o2—1979）在美国表了《硅胶自溶液中吸附问题》的博士论文。著名的屈劳倍规则认为，吸附量随溶质（同系物）碳氢链（ch2数目）的增大而有规律地增加，然而在傅鹰的论文中，他却以二氧化硅水解制得的纯净硅胶自四氯化碳溶液中吸附低级脂肪酸的同系物，证明吸附量的顺序为甲酸＞乙酸＞丙酸＞丁酸，也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下，屈劳倍规则可以是完全颠倒的。在当时这是一个罕见的结果。此外，在这篇论文中，他还提出硅胶能强烈吸附碱，吸附的顺序为lioh＞naoh＞koh＞nh4oh；但只能吸附少量有机酸（1o 种），不能吸附无机酸（4 种）。同时，他还测定了这14种有机酸和无机酸的水解吸附。这篇论文对影响溶液吸附的各种因素（包括溶质、溶剂和吸附剂表面三者的性质）所作的有指导意义的分析，已成为吸附理论的组成部分，有不少学者多次引用这一论文的结果，并认为其结果是带有普遍意义的。另外，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学习期间，傅鹰在仔细考察润湿热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一种用润湿热测定固体粉末比表面的化学方法，这在当时也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与著名的b.e.t.气体吸附法相比，这项工作要早八年，而且不必假设吸附分子的面积，在许多胶体化学的经典著作中都对这一方法作了介绍。这些工作一直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和肯定。 作为物理化学内容之一的电化学研究，在中国是一个极少引人注意、展迟缓的分支学科。各大学的课程表中列入了电化学的，不论是选修还是必修，都是寥寥无几，自然就谈不上专门的实验课了。然而即使在这种状况下，中国学者也有较为出色的工作。早在1919 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就读的刘树杞（189o—1935）就完成了很有价值的《从铬酸盐废液中电解再生铬酸的连续方法》的博士论文。用这种方法，能将有机物销毁而将铬酸和硫酸回收，在回收有用物质的同时减少了环境污染，因而在学术价值和实际应用两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经应用后颇受厂家欢迎，并申请了美国专利。直到四十年代，刘树杞这一博士论文的结果，还在一些学者的专著中被引用。他是中国最早研究镀铬的人。1929 年，刘树杞再度赴美后很快完成了《电解制造铍铝合金》的著名论文。铍铝合金具有质量轻、强度高、抗腐蚀等许多优良特性，随着航空工业、机器制造工业的飞展，它成为一种越来越重要的新型材料，但很多年来，化学界普遍认为它的制造问题很难解决。因此，刘树杞的成功研究，成为当时化学界公认的卓越明，并在美国商部注册，欧美的学术刊物和报纸争相报道。刘树杞深深地了解中国富藏各种金属，他选择制造铍铝合金及电解取钨、取铝等项目，就是力图通过自己的研究，充分利用中国的资源，以解决国际民生的大问题，他亲自筹划和安装的中央大学熔盐电化学实验室、主持建设的北京大学电化实验及科研室，都是中国最早进行专题实验和科学研究的场所。 1934 年，黄子卿（19oo—1982）赴美国麻省理工大学从事科学研究，致力于三相点的测定工作。水的三相点是热力学研究中的重要数据，而当时并没有一个得到公认的精确数据。黄子卿精心设计了实验装置，运用简单的仪器，经过长达一年的反复测试，终于测得了当时最精确的水的三相点，即o.oo981c，为热力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标准数据，受到科学界的重视。其后美国国家标准局组织人力重复验证这一数据，所得结果与黄子卿的测定值一致。从此，黄子卿测定的三相点被公认为国际上通用的标准数据。三相点是温标研究中必须的几个标准点之一，没有准确的三相点数据，会使热力学的理论计算受到影响。因此，三相点的精确测定不仅推动了当时的热学计量工作，而且对热力学和物理化学的展都具有意义。黄子卿由于三相点的精确测定，被选入1948 年美国所编的世界名人录。直到1954 年，在巴黎召开的国际温标会议，还再次确定黄子卿测定的数据，并以此为标准确定绝对零度为—273.15k。四十年代以后，黄子卿又专注于溶液理论的研究工作，1947年。他在“间-硝基苯甲酸在水中的溶解度盐效应”一文中，对电解质溶液中离子-溶剂、离子-离子间的相互作用问题，提出了新看法。此后他一直对这个课题不间断地做研究工作，他的论文逐渐受到国内外溶液理论工作者的重视。1964 年，一位德国学者就在其博士论文中引用黄子卿的盐效应理论，来解释自己的实验结果。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并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在黄子卿测定三相点的同一年，还有一位中国学者也在物理化学领域做出了卓越的成绩，孙承谔与美国化学家合作，表了有关活化能计算结果的论文。1976 年，在美国化学会百周年纪念时表的“物理化学一百年”专文中，还将此列为百年成就之一，称之为“历史上第一个相当准确的计算，并用现代精确实验证实”。在当时，孙承谔是国内最年轻的一位化学家，在美国留学时先是从事偶极距的测定，后来又致力于量子化学的计算，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仍然从事这两方面的研究，表了不少论文，深受化学界前辈的器重。 早在1928 年赴美留学期间，李方训（19o2—1962）注意到grignard 试剂在乙醚溶液中的电输现象有着出乎意料的结果。grignard 反应作为有机金属化学方面的一个重要反应，当时虽已应用，但对其机理还未阐明。李方训从这个异常现象出，开创了grignard 试剂非水溶液中一系列性质的研究，并先在世界著名期刊上表了多篇这方面的论文，对了解grignard 试剂在非水溶液中的作用机理作出了贡献。抗战期间，他系统地对溶液中离子的性质这个物理化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连续表了有关离子的水合热、水化熵、离子的表观体积、等张比容、离子的极化和半径、离子的抗磁性磁化率等几十篇论文，为国际化学界所公认，被许多中外专著所引用，从而取得了优异成果。1947 年，他代表中国化学会出席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会议并提交了论文，还出席了英国化学会成立一百周年的庆祝大会。会后他应邀到英国和美国讲学，讲学期间，为了表彰他在溶液理论方面的卓越贡献，美国西北大学于1948 年特授予他“荣誉科学博士”学位并赠予象征已打开智慧之门的金钥匙。 自从1931 年玻尔（nie1sbohr，1885—1962）应用量子理论解释原子光谱以后，光谱学研究迅展起来，从原子光谱扩展到双原子分子光谱，进而到复杂的多原子分子光谱，于是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分子光谱学。二十世纪的前一二十年里，中国几乎没有人从事分子光谱学的研究，进入193o 年代后，研究之风骤起，而且是在紧紧追随着世界的研究趋势，甚至于出现了在所表的物理化学方面的论文中以分子光谱的为最多的局面。当然这其中物理学家所做的工作居多，但作为中国分子光谱学研究的先驱者之一的吴学周（19o2—1983），他的贡献是非常突出的。1933 年，吴学周由德国归来，在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任研究员，他先后带领柳大纲、朱振钧、武迟、张滂、朱晋锠等人，开展了分子光谱学的一系列基础性研究，取得了许多具有较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在美国《物理化学杂志》、《中国化学会会志》、德国《物理化学杂志》、英国《化学杂志》等刊物上共表了16 篇学术论文。在吴学周的数十篇分子光谱论文中，有2o 多篇影响较大。通过这些工作，他现了一些新的光谱带系，解决了多原子分子的一些重要结构和化学反应机理等问题，在193o 年代，分子光谱理论和实验技术尚处于创建初期，这些开拓性工作，对展量子学说的物质结构理论，创建物理化学的分子结构学科，作出了很大贡献，在国际上也处于领先地位，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推崇，在某些方面至今还为人们所引用。 5.分析化学。 在化学的各门分支学科中，分析化学的展最为迟缓，最初它被看作仅仅是一种工具学科而不受学者们的重视。而在中国，这种偏见也不是绝无仅有的，它导致了近代中国萌芽时期分析化学研究工作的数量稀少，质量也较其他学科逊色。 王琎是中国近代分析化学的开创者，1923 年他在分析五铢钱的化学成分时，先对分析方法的准确度进行了研究，这在中国化学界是属于开创性的。他用半克重的古钱样品进行定量实验，而后又将纯的铜片、锡块、锌粉、铅粉按普通古钱的比例配成混合物进行化验。用这种方法分析古钱，能得出较为准确的结果。1927 年，王琎采用化学分析方法，对南京水源进行化验，通过对长江水、九眼井水、雨花台水、胭脂井水和钱塘水中的化学需氧量、氨态氮、蛋白氮、亚硝态氮和硝态氮的分析，提出了南京饮用水的研究报告，这是中国最早的关于水质分析的研究报告。 要回顾中国分析化学初创时期的历史，就必须要提到韩组康（1894—1968）的工作，他是中国科学家中少数几位未留过学中的一个，但他不仅在国内有一定影响，在国际上也享有一定声誉。他在美国化学杂志上表的铬矾中氧化铬的碘量法测定（1929）、一种化学调味品谷氨酸钠（1929）、用联苯胺测定醋酸铅中的醋酸（1931）、氢氧化钠溶液中碳酸盐含量的容量测定法（arder 碳酸盐测量法的改良（1934）、用乙酰化作用测定在香精油中的乙醇（194o）等十几篇论文，得到国际上的公认，有的被再版，有的被许多著名学者收入教科书、手册或专著中，是世界名著中最早引用的中国分析化学家的工作。他还设计了不少分析用仪器，如氢氧化钠、氯化亚钛等不能与空气接触的标准溶液用的滴定仪器、蒸液体或驱逐气体用的玻璃棒，以及容积小于5o 毫升的标定溶液时用的吸管。值得一提的是，从1924年起，他用自己的工资积蓄，逐渐买了一套实验仪器和化学药品，在上海北四川路1o65 号家中装置了一个相当完整的分析化学实验室（包括当时较先进的比色计和酸度计等）。他的许多论文就是在这个家庭实验室中完成的。1934年他因病没钱治疗，才把实验室卖掉。在欧洲，十八至十九世纪时有很多科学家自己建立实验室，而在中国，韩组康是唯一在自己家中设实验室的化学家。 对于定性分析的研究，中国化学家的贡献是很大的。早在1oo 多年前，阳离子分析就已经有了系统的分组，比较完善了，但阴离子的分析系统却始终没有较好地建立起来。在这方面，赵廷炳做了很多工作。他将26 种普通阴离子，根据其钙盐、钡盐、镍盐及银盐的溶解度不同，分为了六组。使用这一系统分析阴离子，便可像阳离子一样有条不紊，取得较为满意的结果。当然赵廷炳的这一方法并没有达到十分完善的程度，但我们今天所采用的阴离子分析系统，就是在这一方法的基础上屡加改进而形成的。 在稀有元素的分析方面，1934 年高崇熙和张青莲提出应该把铼元素加进去，使铼离子在碲组中沉淀析出，然后用双锥正交晶体rbreo±4 显微法加以鉴定。早在1925 年，德国化学家就现了铼，但在稀有元素定性分析系统中，却一直没有把铼列入，因此，高崇熙等人的工作，是对稀有元素定性分析系统的一大补充和完善。另外，他还研究了以对甲基水杨醛肟作为铜的鉴定剂，创造了一种新的鉴定方法。 1939 年在德国亨尼希米德（hoenigschmid）实验室学习的梁树权（1912—），表了博士论文《铁原子量的修订》。他是用定量分析方法来测定铁原子量的，先制备极纯的铁（光谱纯）和溴，然后合成溴化亚铁，以比浊法和重量法测定febr2∶ag∶agbr 的比例，从而求得铁的原子量应为55.85o。这一结果与质谱仪所测值相吻合，于是在194o 年正式为国际原子量委员会所采用，并且沿用多年。 综上所述，由于协和医学院的努力，生物化学与生理化学在中国轫较早、展较为迅，同时成绩也较为显著。除此之外，有机化学在192o 年代也是颇为达的一个化学研究领域。至于无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等，尽管在研究的质与量上都不如前二者，但它们在中国都同样是从无到有，一齐构成了中国的完整的化学学科体系。 第六十章地学第一节留学生与近代地学思想的传入本世纪二十年代以后，中国地学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传统地学研究基本上被淘汰，西方先进的地学理论则被全面地介绍到中国，推动了中国近代地学的进步。在当时地学界影响较大的《地学杂志》于1921 年开始刷新内容，计划介绍西方的地理学理论以及地理学名著。大量的西方地学代表作在本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被翻译、介绍到中国，如亨丁顿的《人生地理学原理》、弗尔格里夫的《地理与世界霸权》、辛普尔的《地理环境之影响》、白吕纳的《人地学原理》、马东的《自然地理学专论》、哈第的《世界植物地理》等等1。而这一时期对近代地学理论传播贡献最大的，应属中国第一代地学人才，其中多数为归国的留学生。 这一时期留学生学成回国，促进了西方地学理论的全面介绍。留学生回国后，深感中国地学的展远远落后于西方，于是他们一方面通过翻译国外地学名著，另一方面表论著、论文介绍西方地学研究概况和新的思想。此外留学生回国后，多数从事地学教育，培养出了新一代的地学人才。更有一些留学生推动了中国与国际地学研究的合作。 章鸿钊于1911 年从日本学成回国，他在《地学杂志》上先后表了《世界各国之地质调查事业》、《中华地质调查私议》、《调查地质咨文》等文章，这些文章对中国近代地质学的展具有重要意义。丁文江1911 年从英国留学归国后，与章鸿钊等人合作创办了地质调查所。他还积极倡导并参加野外考察，并培养出象谢家荣、叶良辅、谭锡畴等一批优秀的地质人才。翁文灏于1912 年从比利时学成回国。早期执教于地质研究所、地质调查所，曾参与了中国地质学会、中国地理学会以及北京大学地质系的创办工作。他也是最早介绍大陆漂移学说的中国学者之一。李四光曾在日本和英国留学，并于192o 年学成回国，就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为培养新一代地质人才作出了贡献。还有王宠佑、朱家骅、谢家荣、叶良辅、杨钟健、孙云铸等人，他们作为中国近代地质学的奠基人，对近代地质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本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近代地理学主要理论均被介绍到中国。如地理环境决定论、马尔萨斯人口论、各种政治地理学说、人文地理学说、工业区位论以及自然地理方面的柯本的气候分类学说和台维斯的地貌侵蚀循环说等，多数都是通过留学生传入中国的。竺可桢于1918 年从美国学成归国。从二十年代开始先后表《地理教学法之商榷》（《科学》，1922）、《何谓地理学》（《史学与地学》，1926）、《地学通论》（南京国立中央大学）等论文、论著介绍西方地理学理论，探讨地理学科的性质、内容和方法。三十年代，竺可桢等人编译的《新地学》一书出版，较全面地介绍了西方近代地理学的理论和研究概况。此外他还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创建了东南大学地学系，培养了新一代的地理学人才。又于三十年代与翁文灏、胡焕庸等人共同创立了中国地理学会。黄国璋1928 年从美国学成回国，先后在中央大学、清1 参见杨文衡主编：《世界地理学史》，吉林教育出版社第491 页。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西北联合大学任教，培养了大批地理学人才。他还表了《纽约美国地理学会概况》、《爪哇农业地理见闻撮要》、《我国国防与地理》1等介绍近代地理学知识。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末的许多留学生，如林、王成组、涂长望、任美锷、李旭旦、徐近之等在传播近代地理学思想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1 参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代地理学家评传》，山东教育出版社第二节地学团体、机构与地学刊物在近代地学思想的影响下，一些有识之士倡议成立地学团体以推动近代地学在中国的展。19第二年创刊了《地学杂志》。民间学术团体和刊物无疑加强了近代地学在中国的传播，推动了地学研究的深入。同时中国政府也开始设置地学研究机构。1912 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实业部矿务司下设立了地质科，1913 年改为地质调查所。政府的重视从人力和物力上保证了野外考察和地学研究工作的进行。 二十年代以后，地学团体与机构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进一步促进了近代地学的繁荣。1922 年中国地质学会在北京成立，创刊了《中国地质学会志》（1952 年改名为《地质学报》），1936 年创刊了《地质论评》；1924 年，中国气象学会在青岛成立，并于第2 年创刊了《会刊》（1935 年改为《气象杂志》，1941 年改为《气象学报》）；1928 年中央研究院成立了气象研究所；19第二年创刊了《地学季刊》；1934 年中国地理学会在南京成立，创刊《地理学报》；1934 年禹贡学会成立，创刊《禹贡》半月刊；1936 年地理教学研究会和边疆研究会成立；194o 年在重庆建立了中国地理研究所。此外与地学关系密切的学会还有：1929 年成立的古生物学会、1933 年成立的中国植物学会、1945 年成立的中国土壤学会、1947 年成立的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等等。这些团体和机构多以传播近代地学理论、推动中国地学研究的深入为目标。他们出版地学刊物，表了最新的研究成果，并对地学研究中的一些理论问题展开了讨论。 中国地质学会会章中规定学会的宗旨是“促成地质学及其相关科学之进步”。学会不但出版地质刊物，而且基本上每年召开学术会议，交流学术论文。学会不但规模大、持续时间长，而且还有它自己的会徽和会歌。《中国地质学会志》主要刊载会员的调查报告及会议上宣读的专门论文，《地质论评》涉及范围广泛，包括论文、报告、书评、新闻等与地质学相关的内容。从1925 至1945 年，学会还先后设立了葛氏奖章、赵亚曾先生研究补助金、丁文江先生纪念奖金、学生奖学金和许德佑先生、陈康先生、马以思女士纪念奖金等5 种奖章和奖金，主要用于鼓励对地质学、古生物学等作出突出贡献的学者1。中国地质学会对促进中国近代地质学的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中国气象学会的宗旨是谋求气象学术的进步与测候事业的展。抗日战争前，学会每年召开学术会议。在具体工作过程中，学会还提倡收集气象谚语（农谚）、协助其他单位筹办测候所、代办并检定观测仪器等，学会还曾一度设立了气象科学奖金，以促进中国气象事业的展。 上海中华地学会编辑出版了《地学季刊》。在《地学季刊》的刊辞中明确指出“惟自来言地学者，多偏重记载..而于人地相应之故，置之不论。于是所谓地学，遂无异于地名辞典”。虽然《地学季刊》只出了2期，但因为其宗旨是为了研究地学“如何改造之途径”，为了“展地学”，因此《地学季刊》在翻译、介绍国外地学研究概况、新的地学理论，以及表中国学者对地学研究方法的探讨和最新地学研究成果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其研究水平均站在时代的前列。 中国地理学会也是一个规模较大、持续时间较长的全国性学术团体。在1 参见王仰之：《中国地质学简史》，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第182 页。《地理学报》创刊号“本会起旨趣书”中提出“欲与气象、地质学会鼎足而三”。学会的宗旨是“收集地理资料，传播地理知识，从考察、讲习、讨论、出版诸方法以达到此目的”。 除了以上的学术团体和机构外，当时还有许多专门从事地图和地学著作的出版机构，如东方舆地学社、世界舆地学社、大陆舆地社、亚光舆地学社、亚新地学社等。这些出版机构在中国近代地学史上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像亚新（舆）地学社不但出版地图和地学著作，还组织出版《地理集刊》，组织编撰《亚新舆地丛书》。社长邹新垓在丛书序言中指出：出版丛书是为了“地学理论之阐明，新知之介绍，名著之翻译，调查报告之表”，可见这些机构也推动了中国近代地学的展。 第三节近代高等地学教育本世纪二十年代，是中国近代地学高等教育展时期，全国各地建立起了一批地学系科，从而使中国的地学教育有了质的飞跃。各大学地学系在传播近代地学思想和培养中国近代地学研究人才上，挥了重要的作用。 1913—1916 年，地质研究所培养了2o 多名地质人才，“地质研究所学生毕业之日，即我国地质调查事业轫之时”1。1915 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设立文史地部，1921 年改为东南大学，设立地学系，系内设有地理、地质、气象三个组，1928 年改为中央大学，1929 年设立地理系，193o 年设立地质系。1917 年北京大学开办地质学系。1921 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改史地部为史地系，1923 年该校改名为北京师范大学，1928 年史地系改名为地理系。1924年广东大学设有地学系。1925 年清华学堂改名为清华大学，1929 年设立地理系，1932 年改为地学系。此外浙江大学、东北大学、兰州大学等也先后设立地学系，培养了不少地理学人才。 地学系不但培养了大批人才，还创立了地学团体、出版地学刊物。如上海大夏大学史地社会学研究室创立了大夏史地学会，出版了《史地丛刊》（1934）；1919 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史地部二年级学生成立地学研究会，192o 年改组为史地研究会，创刊《史地学报》；1932 年以南京大学地理系教师为主，成立人地学会，1928 年创刊的《地理杂志》（后改名为《方志月刊》），编辑出版《人地学丛书》。 由于地学教育的展，这一时期还表了许多有关近代地学教育的文章、出版了大量优秀的地学教材。如胡焕庸的《改进大学地理教育刍议》、张其昀的《地理教育之目标》和《地理学与大学教育》、白眉初编《最新民国地志总论上·地文之部》、竺可桢编《地学通论》、王华隆编《自然地理》等。这些文章和教材无论从理论上，还是资料上都有较高的学术水平。解放前，绝大多数地学人才是靠高等地学教育机构培养出来的。这些人后来在地学教育及地学研究中，均作出了贡献，成为中国近代、现代地学展的开拓者，并为新中国建立后地学的展奠定了基础。 1 王仰之：《我国早期的地质教育》，《中国科技史料》第四节中国近代地学的主要成就（一）地学理论1.定义。 由于许多学科不断从地理学母体中分化出去，使地理学者产生了一种危机感，产生了地理学本身能否继续存在与展的问题。这促使地理学家们开始探讨地理学的对象、性质和范围。这种探讨促进了中国地学理论水平的提高。 姚存吾在《地理学之解释》（《地学杂志》，1922，1）一文中指出：（1）地理学为研求地面自然现象真象之学问；（2）地理学为研究地面自然环境与人类生活关系之学问；（3）地理学为综合的科学。竺可桢也曾专门著文阐述《何谓地理学》1。他在文中引用了美国学者台维斯（davis）的观点：“地学者，乃研究地之一种科学，尤其是研究地与人间关系之一种科学。”周立三在《地理学的对象及其任务》2中则提出地理学的对象是地球表面之景观，地理学的任务是地域个性之认识。并总结说：“地理学乃是以地域之观点，将纷然杂陈之地表景物加以分析，依据其形态性质，机能及配列，分别归纳成各种统一而综合之景观，就各景观之分布范围，考察其内部之相互关系，再与其他区域作比较之研究”。李长傅著文《地理学本质论》，列举了许多西方著名学者对于地理学所下的定义，最后提出了自己的解释：“地理学是对于地球表面自然及文化诸现象之分布，作系统的观察，且究明其相互关系与现象分布之因果”3。任美锷也认为地理学“是最富地域性的一种科学”。李春芬也在《现代地理学与其展望》4一文中指出：“地理学是地域辨异的科学，它的对象是地域”，“它研究地表现象或要素共生共存的相互联系并从中研究地域差异”。当时对于地理学的定义并没有形成一种共识，早期学者多强调地理学研究中的自然和人文两个方面，认识到了地理学是一门介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综合科学，已有学者明确指出了地理学应“以自然科学为立足点，以社会科学为观察点”1，并强调了人地关系研究的重要性；后期学者多强调地理学的区域特性，强调地理学是一门综合性的科学。值得肯定的是，多数学者已经认识到了地理学具有综合性和区域性这两个主要特点，并且在对地理学的定义中揭露出了地理学的整体本质，这也是地理学区别于其他科学的关键所在。对地理学定义的探讨影响着地理学的研究方向，当时地理学的研究向着通论和专论两个方面展。 2.研究方法。 中国学者深感传统“中国地理学的最大缺憾”就是“只有经验的地理学，而没有理论的地理学”，指出正是这种研究方法阻碍了中国地学的进步，纷纷倡议用新的科学方法进行地学研究。许多学者认识到“地理学近几十年在西方的进步，重要的不在乎扩充材料，而在乎改良目的和方法”。 张其昀提出研究地理学的4 条新途径：（1）从通论到方志。即先探讨1 《史学与地学》第1 期。 2 此篇文章写于1929 年，表于《地理》，第2 期。 3 《地学杂志》第1 期。 4 《地理学报》第1 期。 1 张沦波：《地理科学之解释及其代表作》，《地学季刊》（1）3。 自然现象的生、展规律，再进行区域研究，使地理学成为“有本之学”。（2）从领空到领陆。强调对领空、领海的研究。（3）从国家到国际。强调用世界的眼光研究中国地理，用中国的眼光研究世界地理。提出了对于全球地理的研究。（4）从知往到察来。指出了地理研究中应挥它的预测功能，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并认为这是学术研究的“最高境界”。以上4 点也是中国传统地理研究中长期忽视的问题。当时对于地学研究方法的认识主要体现在4 个方面：一是强调规律性的研究，二是强调综合性研究，三是强调实地考察，四是强调地图在地理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这也是针对中国传统地学研究的薄弱环节提出的。 本世纪上半叶有关地理学的理论探讨的文章很多，除了以上有关地理学的定义、分类、方法的探讨外，还涉及到地理学在科学中的地位、地理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问题。这些讨论无疑促使地学在本世纪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在理论水平上有了很大的提高。 （二）区域研究近代区域研究于本世纪上半叶在中国得以迅的展，是与当时对区域地理研究的重视密不可分的。“区域地理学是地理学的最终目的”，这种观点似乎已成为中国学者的共识。随着学科分化越来越细，区域研究以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综合性研究特色而成为地学的主要内容。“区域”是近代地学传入中国之后使用频率最高的地学术语之一。 1.区域划分原则的探讨。 本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区划有两大特点。先，区域划分的方法、侧重点不同，数目上也相距很大，对于区域划分的方法也未形成共识。据冯绳武1946 年的统计（《地学集刊》），当时主要有：1926 年张其陶分为23 个区；1934 年葛利石（）分为15 个区；李长傅分为26 个区；洪思齐分为25 个区；王益厓分为23 个区；1935 年张其昀又细分为6o 个区；1936 年斯坦普（l.d.stamp）分为17 个区；1939 年李四光分为19 个区。其次，对划分原则和方法的科学探讨开始较晚，主要集中于本世纪四十年代。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与中国近代地理学起步较晚，缺乏大型地学综合研究机构有关，因为对区域划分是一项综合性的研究，它需要以地学各分支学科的考察研究成果为基础。这一点当时的学者也有认识，1934 年洪思齐在《划分中国地理区域的初步研究》中就指出了区域划分研究的四点困难：“（1）精密的地质、地形、气候、土壤、天然植物，及人口分布之研究尚未普遍于全国各地，综合的地理研究殊难着手。（2）地理的要素既不止一端，难免顾此失彼。（3）地理区域之范围必须大小适宜，盖太大则失于笼统空泛，太小则失于零碎混乱。（4）地理区域之界线非尽清晰有定”1。 在确定区域划分的原则时，先要考虑的就是面对众多的地理要素如何选择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也是众说不一。有些学者认为应将自然因素与人文因素“等量齐观”，“以自然环境中之气候及地形为经，以人生活动方式之差异（如农、林、工、矿等要点）为纬，提纲携要而分之”。也有些学者侧重于自然因素。更有学者认为在综合考虑各自然要素的同时，强调交通是区域划分时应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并建议以大都会作为提纲挈领之一法。当时学者对于区域划分原则的认识差异较大。一方面他们希望在区域划分过1 《地理学报》1934期。 程中尽可能全面地考虑到各地理要素，同时又认识到不可能面面俱到，所以在具体的划分过程中只有侧重某些重要的地理要素进行区域划分。例如洪思齐先根据气候和水利分为两大区，再考虑其他地理要素划分亚区；而冯绳武则根据地理位置将全国分为5 区，进而再划分亚区。每位学者在区域划分中侧重点都不尽相同。随着区域地理学研究的深入，许多学者还进行了专题性的区划研究，例如气候区划、农业区划、工业区划、植物区划以及地质区划等等。 2.为经济建设服务的专区研究。 许多学者已经意识到，区域研究应该为区域开区域经济展服务，“俾地尽其利，人竭其力，则本区自可日渐繁荣”。要想使“俾地尽其利”就必须进行地理区域综合研究，以便“现地域个性”，充分地利用各地区的资源优势展经济。 在区域研究过程中，地学工作者注意到，区域范围的选择不宜过大，“若范围太大，每以精力、时间、财力所限，不能详加探讨，便失掉了专题的用意”。因此在区域选择上，“最好是一个岛屿、山谷、冲积扇、三角洲、一丘一埠等，因为这一类的研究，宜于精细”。因此当时多以专区性研究成果为主。许多论著，像《汉中盆地地理考察报告》、《曲靖盆地》、《河西走廊》、《江都西山丘陵区之地理概述》、《渤海地域之研究》、《川东平行岭谷区之自然与人生》、《四川东南山地区之经济地理与经济建设》等都是当时优秀的专区地理研究论著。 （三）地质学1923 年，李四光在《中国地质学会志》第二卷上表了《有助于■类专门鉴定的图解法及其应用于华北■类研究的一些成果》，这是中国学者研究古生物的第一篇科学论文。同年，葛利普应聘在北京大学地质系和地质调查所培养了中国第一批古生物专业人才。到1929 年中国古生物学会成立，地层古生物学有了很大的进展，中国古生界各系地层的存在及其在中国东部的大致分布得到了确认1。第一部古生物学专著——《中国北部寒武纪动物化石》，促进了古生物学研究的展。 二十年代后，对矿物和岩石的研究也取得了较大的成果。当时对陨石、宝石、玉石的研究已达到较高的水平。192第1 卷上表了《玉石在中国历史上之价值及其名称》一文，提出了他的玉石命名方案。这一时期对于碳酸盐类矿物、黄铁矿、锰铁矿等矿产资源也有了较深入的认识。在岩石学方面，以火成岩的研究最系统。1934 年叶良辅等在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专刊乙种第1 号上表《南京镇江间之火成岩地质史》一文，对当时火成岩的研究有较大的影响。此外对花岗岩的岩石化学、岩体构造和基性、基性岩也已有了研究。 在大地构造研究上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2第第3—4 期上表了《地球表面形象变迁的主因》一文，阐述了地质力学理论，引起世界地质学界的注意。1945 年黄汲清出版《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一书，阐述了地槽——地台说，并对中国大地构造特征进行了初步总结。 （四）自然与人文地理学1 参见王仰之：《中国地质学简史》，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第2o3 页。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展是多方面的，可以说在各个领域都有进展。通论地理学有了新的进步，地理学家开始重视对自然规律、人地关系的探讨，而且强调地理学的研究要为经济建设服务。 部门自然地理学的展更为突出，尤以气候学、地貌学和土壤地理学成果最多，但在水和生物地理学方面的研究则明显不足。地图学在三十年代中期也有新进展，无论从理论水平上还是绘制方法研究上，都有了较大的提高。专题地图也很丰富， 出现了地质图、地形图、水道图、边疆图、交通图、旅游图、历史地图等。地貌学中以地形学的研究为主，而这一部分主要是由地质学家担任的，因此他们重点阐述了地形成因以及地质构造、构造运动对地形育的影响，而对于地形展与整个自然环境的关系以及现代地形与现代外力过程之间的关系，则较少研究1。此外对流水地貌、冰川地貌、黄土地貌、喀斯特地貌、海岸地貌、湖泊成因以及区域地形的研究论文也很多。气候学在本世纪上半叶展也很快，对中国气候形成因素以及各气候因素的特征，如寒潮、气旋、气团、季风、温度、雨量均有论文表。土壤地理学中对土壤形成因素、土壤分类、土壤肥力、土壤侵蚀等也有较好的论文表。海洋学中对海岸动态、水温、海水运行等也有研究。中国近代自然地理学的研究不但论文数量多，而且研究也较深入。 人文地理学的研究从论文和著作数量上明显过自然地理学，而且又以与国家建设关系密切的经济地理学最突出。不但理论研究和全国性、区域性经济地理研究成果丰硕，部门经济地理学的展更为突出。农业地理方面注重土地利用、宜垦荒地、农业生产结构、农业生产与地理环境关系等的研究。工业地理对工业布局、工业区位也有研究。此外对矿业地理、商业地理、交通地理等的研究充实了经济地理学的内容。这一时期还开展了政治地理、人口地理、民族地理、边疆地理、文化地理、国防地理、历史地理和地理学史等人文地理学科的研究，促进了近代人文地理学的研究。 （五）地学考察具有近代科学思想的地学工作者已深感“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的传统观念制约了地学研究的深入，指出“试看古今中外，凡是对地理学有造诣的人，很少是促居斗室，足迹不到野外的”。因此地学工作者们疾呼：“我国不提倡新地理则已，欲提倡新地理，当由实地考查入手。”他们不但意识到了地理考察的重要性，而且已经制定了直接观察、口头访问、表格调查、采集标本和摄绘影图等5 种地理考察方法，编定了地理考察纲要。考察内容相当详细，自然方面包括位置、地质、地形、水文、土壤、气候、植物、动物等，人文景观包括土地利用、农业、矿藏、工业、商业、交通、人口、聚落、房屋、社会状况、教育、历史背景等内容，每一需要调查的要素下还有1级的亚类。地理考察的内容已相当全面，分类也较合理。 中国近代地学考察中，以地质学考察开始较早。早在本世纪初，地质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地质系的师生们就从事地质考察，192o 年《北京西山地质图》的出版就是他们多年地质考察的结晶。1929 年，丁文江率领中央地质调查所的1o 余名人员赴西南进行了大规模考察，绘制了地形地质图，并于三十年代表了大量考察成果。 最初的近代地理学考察主要由大学地理学系的师生们进行的。如193o1 参见侯仁之主编：《中国地理学简史》，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第163 页。年中山大学地理系组织的云南地理调查团对云南中部的考察，1934 年南京中央大学地理系组织的云南地理考察团对西双版纳的考察和两淮考察队对苏北两淮地区的区域考察，1942 年中央大学地理系与地质系、生物系联合组织了1oo 多人的川西科学考察团等等，当时主要大学的地理学系都组织了地学考察，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让学生们考察实习，所以多数没有写出考察报告。此外，由于经济建设的需要，政府组织的一些考察中也有地学工作者参加。如张印堂参加了为修建滇缅公路、铁路而组织的云南西部地理考察，并写成《滇西经济地理》一书。较大规模的地理学考察是在地理学研究机构成立后的四十年代进行的。1942—1944 年地理研究所曾两次组织专门地理考察队，考察汉中盆地和嘉陵江流域。参加者有林、黄国璋、李承三、周廷儒、高泳源等。这些考察不但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且还写出了富有学术价值的考察报告。 地学考察的兴起，在中国近代地学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它为近代地学研究积累了大量可靠的资料，另一方面也改变了“足不出户”的传统地学研究方法，对推动中国近代地学的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六十一章生物学第一节生物学教育的进步1919 年的“五·四”运动，猛烈冲击了旧的封建意识形态。一大批仁人志士在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同时，大力提倡新文化，提倡科学救国。在这股强大思潮的影响下，我国学者在生物科学方面，不断引进了新的东西，并进行了更为广泛的科学普及工作，使这门科学得到较快的展。 进入本世纪二十年代以后，我国的高等生物学教育有了明显的进步，一批大学出现了生物系。先是1923 年以后，前编提到的数所高等师范均改为师范大学，然后又逐渐展为综合大学。如武昌高等师范进一步改成武汉大学。南京高师与东南大学合并，后来又改为中央大学。沈阳高师则并入东北大学。广东高师与其他专门学校合并，后来又进一步扩充成为中山大学。成都高师与其他学校合并，最终成为四川大学。原设的博物部也都改为生物系。其次是一些农业大学也设立了生物系，如北平大学农学院设立了农业生物系。此外，当时的一些教会学校如苏州的东吴大学和上海的震旦大学也设立有生物系。1926 年以后，留学欧美的学生归国数量大增，大学的师资迅充实，设立生物系的大学不断增加。如清华、燕京、北平中法、中国、复旦、沪江、同济、南开、金陵、齐鲁、厦门、福建协和、岭南、河南、湖南等15所大学在此期间都设立了生物系。1927 年后，新设立生物系的大学又有浙江、山东、辅仁、云南等1o 所。到193o 年，我国有近4o 所大学设立了生物系。教师一百数十名，在校学生数百人。 192第二年公布了中小学课程暂行标准，把小学的“理科”改为“自然”，内容包括动物、植物、生理卫生和气象等。初中设“自然科”，大体包括相同的学习内容。高中设生物课。从教学内容的设置来看，是考虑到与高等教育有机衔接的。 就教材而言，自本世纪初开始，上海等地都编过中小学生物教科书和参考书。大学用书相对少一些。1923 年，商务印书馆刊行的邹秉文、胡先骕和钱崇澍等编的《高等植物学》、和薛德焴编写的《近世动物学》，都是国内各大学的主要动植物学教材。当时的教材还有李积新编、胡先骕校的《遗传学》、陈桢编的《普通生物学》。后来还有蔡翘著的《生理学》、《人类生理学》和实验指导，朱冼和张作人合著的《动物学》、张珽著的《生态学》等。参考书除前面说到的《植物学大辞典》外，还有陈焕镛的《中国经济树木》、陈嵘的《中国树木分类学》、钟心煊的《中国乔灌木目录》、刘汝强的《华北有花植物科之系统植物学》、社亚泉等编的《动物学大辞典》、贾祖璋、贾祖珊编的《中国植物图鉴》等。一般大学经常采用美国大学用的英文课本。这可能是引进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初期需要经历的一种现象，在当时也有有利于与西方大学接轨，便于学生在外进一步深造，以及进行更深层次的学术引进的一面。 第二节生物学研究的进展前编曾提到钟观光在我国十余省区采集了大量的标本，但受制于当时的客观条件，没有表相关的研究文献。1919 至192o 年，胡先骕在浙江和江西采集了大量的植物标本。1922月，他与动物学家秉志和植物学家钱崇澍在南京成立了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这是我国第一个近代生物学研究机构。秉志任所长，胡先骕任第一届植物部主任。生物所初创时，缺少经费，房屋、设备均由东南大学提供，设备条件十分简陋，研究人员全部由大学的教师兼职，在秉、胡等带头人以身作则精神的感召下，大家都积极献身祖国的生物科学研究事业。他们刻苦钻研，努力探索，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取得了出色的成绩。从1922 年到1937 年，研究所的人员由四五个人增加到三十多个人。他们不仅开展生物形态学和生态学的研究，更主要的是对我国的动植物资源进行了调查。动物调查偏重昆虫；植物调查则着重对江苏、安徽、浙江和四川等地区的考察和标本收集。抗日战争前，胡先骕、钱崇澍、钟心煊、郑万钧、裴鉴、孙雄才和吴中伦都参与了调查采集工作，积累了大量的标本资料。该所从1925 年开始创办了《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汇报》，至1942 年刊出12期后停刊，先后表了研究论文数百篇。还出版了《中国森林植物志》、《中国药用植物志》、《中国马鞭草科》等书籍。 192o 年，植物学家陈焕镛自美国学成归来，1924 年在海南岛五指山区采集了十个月的植物标本。1927 年，他在广东中山大学创设了农林植物研究所，自任所长。这个农林植物所着重对华南各省植物的研究。在抗战前参与该所调查采集工作的有蒋英、左景烈、侯宽照、辛树帜和汪振儒等。193o 年，他们开始刊行《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专刊》，第4 卷后停刊。农林植物所至1934 年，已先后采集香港、广东和海南岛的植物标本数万号。1935 年，陈焕镛又在广西创设了广西大学植物研究所，自兼所长，两个研究所合作采集广西和贵州的植物，研究注重经济植物。在陈焕镛的出色领导和组织下，农林植物所的植物标本增加到15 万号，工作人员也增至十余人。陈焕镛从1922 年出版《中国经济树木》起，陆续刊出多种重要的植物学著作，表了大量的新属和新种。对我国的植物分类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1928 年，中央研究院成立，1929 年于南京筹设自然历史博物馆，193o年正式成立，分动、植物两组，钱天鹤任主任1。1934 年改为动植物研究所，动物学家王家楫任所长兼动物部主任，裴鉴任植物部主任。这是我国最早由政府设立的生物学研究机构。动植物所的主要工作偏重于我国动植物的调查分类，抗战前，秦仁昌、蒋英、裴鉴、耿以礼、邓叔群和杨衡晋都曾参加调查采集工作。并出版英文刊物《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特刊》（sinensia），后中文名称改为《国立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专刊》，到1941 年刊出12 卷后停刊。抗日战争期间，该所迁到重庆北碚。1941 年，动植物所扩大组织，分为动物所和植物所。分别由王家楫和罗宗洛主持。植物所除研究高等植物分类外，研究领域进一步扩充至生理、生态，以及藻类和菌类等方面。抗战胜利后，两所都迁回上海。 在中央研究院成立的同一年，北平成立了私立的静生生物研究所。这是由尚志学会拿出范静生生前捐款中的15 万银元作为基金，范静生后人捐赠其1 参见林文照：《中央研究院的筹备经过》，《中国科技史料》，第2 期。故宅作为所址，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资助经费形成的一个研究机构。由秉志出任第一任所长。静生所开始比较注重北方动植物调查。这个所刚成立时有职员9 人，所长兼动物部主任秉志，植物部主任兼技师胡先骕，动物部技师寿振黄、刘崇乐，植物部助理唐进，绘图员冯澄如，庶务周汉藩，文牍张东寅。 1 年以后，该所的职员增至12 人，有动物标本近28ooo 件，植物标本18ooo件。同时开始出版《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第一卷，该刊为英文版，附以英文摘要。193o 年，秦仁昌与胡先骕合编的《中国蕨类植物图谱》第一卷出版。1931 年，我国木材解剖学的开创者唐耀到该所任研究员。从1932 年起，秉志辞去所长职务，改由胡先骕任所长。为了适应动植物标本日益增多的具体情况，所内增设了动植物标本室，分别由张春霖和秦仁昌任动物标本室和植物标本室主任。同年我国的第一家木材实验室在该所成立。与此同时，静生所还派出了以蔡希陶为的云南生物采集团，赴滇考察、采集，1935 年王启无接替蔡希陶继续采集。另外，1932 年还与四川西部科学院合作，组织西南考察队到四川进行生物考察、采集，由俞德浚任采集员。1934 年，静生所与中国科学社等单位合作，组成海南生物采集团到海南考察收集。该所还在河北、山西、吉林、察哈尔等地作生物收集。1934 年，静生所还和江西农业院成立了庐山森林植物园，这是当时我国最大的植物园。由秦仁昌任植物园主任。其标本室主任一职改由李良庆担任。到抗战初期静生所的动物标本达到37 万余号，植物标本43 万多号，职员最多时为47 人。1938 年，静生所与云南教育厅合办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职员全是静生所的人，如汪缵、蔡希陶等。《静生生物所调查汇报》作为静生所反映科研成果的不定期刊物，至1941 年共刊出动物学十卷，植物学十一卷，从1943 至1948 年又刊出新集（nr）三期。共刊出国内外学者的论文269 篇，其中动物学方面133 篇，植物学方面136 篇1。此外，静生所还出版了《中国植物图谱》、《中国蕨类图谱》、《河北习见树木图说》、《中国山东省中新世之植物化石》等书籍。静生生物所是我国解放前最大的生物学研究机关，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所蕨类专家秦仁昌194o 年在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专刊表的《“水龙骨科”的自然分类》一文，把占蕨类植物9o％以上的原水龙骨科分为33 个科249 个属，以一个崭新的自然系统代替传统的分类方法。这是世界蕨类植物分类展史上的一个巨大突破，受到有关专家的高度评价，为我国植物学界赢得了荣誉。更加引人注目的是，1948 年，胡先骕和郑万钧在《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联名表了“水杉新科及生存之水杉新种”，该文表了我国湖北磨刀溪次现水杉这种活化石。此事震惊了世界植物界，堪称我国近代植物学界最值得自豪的一件事。 1929 年，北平研究院成立，设有生物学研究所（1934 年改为生理研究所）、植物学研究所、动物研究所。由经利彬代理生物学研究所主任，刘慎谔和陆鼎恒分别担任植物学研究所和动物学研究所的主任。所的规模都比较小，到1935 年，每个所的职员都不足1o 人。但科研人员还是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由于日本侵略华北和中国内地的野心十分明显，为保存科技实力，1936 年，植物研究所把全部的图书仪器、标本和研究人员都迁到陕西武功，与当时的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作组建中国西北植物调查所。动物研究所为了1 吴家睿：《静生生物调查所纪事》，《中国科技史料》，第1 期。走在日本研究机构的前面，也与青岛市政府合组胶州湾动物采集团。“七·七”事变以后，北平研究院各单位开始内迁。1938 年，生理所和动物所迁到昆明。在武功的植物所也于1944 年迁到昆明，另组一植物所，原来的西北植物调查所仍坚持工作。动物研究所在昆明又同云南建设厅合组云南水产研究所。抗战胜利后，生理所、动物所和植物所都先后迁回北平。迁回后的人事有所变动，生理所由朱冼任所长，动物所由张玺任所长，植物所的所长仍为刘慎谔。中国西北植物调查所由王振华代理所长。 北平研究院生理所主要从事实验生物学、细胞学、生理学和药理方面的研究。如经利彬、张玺等对于脊椎动物脑之比重及水分之含量的研究；经利彬等对于茵陈、黄连、柴胡、秦艽利胆作用的研究；以及他们对中国北方食物与血中磷钙质含量关系的研究等等。朱冼主事后，着重进行细胞生理、生殖生理和育生理的研究。动物研究所主要对我国各类动物进行调查分类，研究范围包括鸟类、两栖爬行类、鱼类、软体动物、棘皮动物等。抗战前主要对海洋动物作调查研究。如张玺对胶州湾软体动物的研究，陆鼎衡对同一地区节肢动物的研究，及张玺和陆鼎衡等对山东胶州湾等地文昌鱼的研究，沈嘉瑞等对甲壳类的研究等等。该所的一些成员对我国北方的鸟类作过一些调查研究。迁到云南后， 对当地的畜养动物和滇池的鱼类等作了一些研究。迁回北平后，朱弘复作了一些昆虫分类研究。他们编有《烟台鱼类志》等书籍。收藏动物标本12ooo 余号。 北平研究院的植物所和动物所一样，成立于1929 年。设有高等植物研究室、低等植物研究室和药物研究室3 个室，还设有植物园和标本室。该所研究方向也主要在植物的调查分类。每年都派人外出考察采集。除刘慎谔外，林镕、钟观光、孔宪武、汪缵、赫景盛等参加了调查采集。抗战前，以华北和西北地区为主，亦稍及东北和东南。抗战期间，该所人员对西南云、贵、川三省和福建的植物采得很多。共得各类植物标本计15 万号左右1。以华北和秦岭地区的植物为多，而采自蒙古、新疆、和青藏高原的标本尤为珍贵。除分类学研究外，在植物地理学方面也做了大量研究工作。钟观光还以科学的方法，整理研究我国的本草植物。1931 年创刊的《国立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丛刊》出到第第1 期，表了不少文章，抗日战争开始后停刊，1949年解放后又刊出一期。并出版了《中国北部植物图志》5 册等。 193o 年，在四川成立了中国西部科学院，1932 年成立植物部，俞德浚和曲钟湘先后任主任。西部科学院主要是为开四川自然资源和为民生实业公司服务成立的。但他们先后在云南、四川、湖北等地收集了大量的标本。除上述研究机构外，当时各大学也做了大量的生物学研究工作。清华大学的吴韫珍，北京师范大学的李顺卿，协和医学院的刘汝强，金陵大学的陈嵘、戴芳澜、俞大绂，东吴大学的李惠林，岭南大学的陈秀英等，厦门大学的钟心煊，华西大学的胡秀英在植物分类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清华大学的李继侗，中山大学的罗宗洛，武汉大学的汤佩松，西南联大的殷宏章等在植物生理和生态学研究方面都有不少成果。中央大学的张景钺、严楚江等在植物形态方面做了开创性的工作。 在动物学方面，东吴大学的胡经甫在昆虫学方面作了我国解放前最出色的工作。他花了12 年，走访了世界许多博物馆，收集了大量文献资料编写的1 参见林文照：《北平研究院历史概述》，《中国科技史料》，第1 期。《中国昆虫名录》，全书6 卷，4286 页，包括我国当时有报道的昆虫392 个科，4968 属，计2oo69 种，堪称里程碑式的著作。在昆虫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的还有东南大学的邹钟琳、吴福桢，浙大的蔡邦华等等。此外，震旦大学的朱元鼎等在鱼类学方面也有出色的工作，他著的《中国鱼类索引》，列有国产鱼类1497 种，是当时研究中国鱼类分类必备的参考文献1。 在生理学方面，协和医学院的林可胜、冯德培、吴宪等在胃液分泌机制，循环生理、肌肉神经，以及蛋白质变性、免疫化学、血液化学和营养学等方面都取得不少成就。而上海医学院的蔡翘、东南大学的孙宗彭在内分泌、循环生理方面也取得一些成果2。在遗传学方面，南通大学的冯肇传以玉米为研究材料，做了一些遗传育种研究，清华大学生物系的陈桢用现代遗传学理论，对我国观赏动物金鱼培育形成规律作了系统的研究探讨，受到学术界的瞩目。燕京大学的李汝淇，厦门大学的陈子英也都做了一些实验性的研究工作。1 参见伍献文：《三十年来之中国鱼类学》，《科学》，1944 年。 2 参见王志均等：《中国近代生理学六十年》，湖南教育出版社第三节学术团体我国最早的有影响的科学团体是上面提到的科学社，但这不是专门的生物学学术团体。1924 年，留学法国学生物的周太玄、刘慎谔、汪德耀、张玺、林镕、刘厚等4o 余人在里昂成立中国生物科学学会。1928 年移到国内。并出版有关的生物学期刊。 1926 年，生理学家林可胜和生化学家吴宪等在北京起成立中国生理学会。并出版《中国生理学杂志》。1927 年出版了创刊号。这是一本高质量的生理学期刊，在第第2 期。在国际上有一定的影响。该学会对会员资格限制很严格，有论文才允许参加。后来有会员百余人。 1928 年，由张巨伯、吴福桢、柳支英、程金藩、李凤荪等人起在南京成立“六足学会”（初亦称中国昆虫学会），并开展了一系列的学术活动，后因经费拮据，4 年后即停止活动。1944 年，张巨伯、邹树文、吴福桢、邹钟琳、刘崇乐、陈世骧等3o 余人在重庆又起成立了中华昆虫学会。 1933 年，胡先骕、钱崇澍、陈嵘、李继侗、张景钺、裴鉴、秦仁昌、钟心煊、刘慎谔、吴韫珍、张珽等在四川重庆中国西部科学院起成立中国植物学会1，当时即有会员百余人。第二年，学会会刊《中国植物学杂志》创刊。1935 年增出《中国植物学汇报》。 1934 年，秉志、薛德焴、胡经甫、王家楫、朱冼、任国荣、伍献文、蔡堡、陈心陶、陈桢等在庐山起成立了动物学会。当时有会员3oo 多人，并出版《中国动物学报》。 上述生物科学团体的建立，对加强我国生物科学工作者的团结，以便更好地协作研究、切磋学术，促进生物学各分支的展起了良好的作用。 总之，在近代展科学十分艰难的情况下，我国的生物科学工作者和其他爱国仁人志士一样，充满高昂的创业精神，为展祖国的科学事业进而使国家富强，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不屈不挠地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光辉的成就，为我国后来生物学的展奠定了基础。 1 汪振儒等：《中国植物学史》，科学出版社第124 页。 第六十二章医药学这一时期医药学的特点是西洋医学在我国的成长壮大，以及固有的传统医学受到歧视、排斥的过程。出于自身生存的要求，两个医疗体系之间的斗争，便成为这一时期医学展史上的一个特点。 第一节西医的展和壮大西洋医学是一种应用性的自然科学，是没有国界的，西方人可以用它来治病，中国人同样也可以用它来治病。因此，随着西医影响的扩大，它在我国的展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迅壮大起来。 1.医学教育的展。 已如前述，西方在前一阶段主要是吸引一些留学生，到国外学习医学，学成后回国，开展业务。但这种形式的作用比较有限。因此，西方教会开始在我国创办一些医学校，较大规模地培养西医师。早在上一阶段的末期，美、英、加拿大的一些教会已经在广州、上海、苏州、北京、四川等一些城市建立医校，其中如187o 年嘉约翰就把广州的博济医局改成博济医学校，是为最早的教会医学校。其他较著名的还有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北平的协和医学校、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后改医科大学）、上海女子医学院等。总之，这一时期由各国教会创办的医学院校估计有近2o 所左右，到抗日战争时期，有些院校由政府承办，成为国立医学院。到1949 年以前，由这些西医学院校培养出一大批西医，成为我国这一时期西医的主要骨干。 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国立的西医药院校，如早期的北洋医学堂、陆军军医学校、新军军医学堂；民国时期较著名的国立北平大学医学院、国立中山大学医学院、国立上海医学院、国立药科专科学校等。 总之，这一时期西医药院校林立，大约由教会创办的约2o 所，而由政府设立的前后不下3o 所。通过这些学校，培养出大批西医药人才。 2.继续创办医院。 通过早期创办的教会医院，西医逐步扩大了影响。已如前述，到十九世纪末及二十世纪初，教会医院业已分布到全国，甚至在较偏远的小城市，也有教会医院的创立。如《中华年鉴》所载，到1936 年统计的数字，在全国2o 个省建立的教会医院已达426 所，床位数多达27553 张。 以上这些教会医院在初创办时，一般由教会管理和维持经费。随后，逐渐过渡到由教会和中国人共管，甚或单独由中国人来管理。 3.卫生机构、团体和出版书刊。 清末，在政府中设卫生司。民国时期，于1928 年改设卫生部，总管全国医药卫生行政事务，直接隶属于内政部。此后，卫生部曾改为卫生署，时而由行政院管辖，时而由内政部主管，时而恢复卫生部建制，时而又改为卫生署。卫生部（署）之下或设司，或设科，主管医政、保健、防疫、统计，并有直接管辖的一些卫生或医药科研机构，如中央卫生实验所、中央医院、各地防疫处、助产学校、护士学校等。在中央卫生机构之下，各省设卫生局，管理地方医药卫生事务。至于卫生机构的行政领导，几乎全部由西医充任。在医学团体方面，以中华医学会历史最为悠久，影响最著。1914 年，由一些在西方国家留学归来的医生起组织中华医学会，次年，在北京开始出版《中华医学杂志》。它们是我国创办较早，影响最大的学术团体和期刊。几乎于同年，还组织了中国护士学会。中华医学会还组织专科学术活动，如最早的医史研究会，就经常在《中华医学杂志》上开辟医史专栏、专刊，大大促进了我国医学学术的交流和繁荣。 在这段时期，成立的学术团体和创办的医学刊物，有相当一部分代表不同学派、不同教会的利益。仅以期刊来说，到1949 年的前夕，在全国范围内，先后出版过的大小期刊至少有1oo 种以上。这些学术刊物对于促进我国西医学术的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医学专著在前一时期的由传教医生们编译为主，转而成为输入和出版西医主要医著为主。这些西医著作大多为西方医学院校之各科课本，直接引入，其间影响较大的重要医著如内科、外科以及临床前期的基础课本，也有译为中文问世的。此外，也出现一些具有独立见解的西医专著，但为数较少。第二节中医兴废之争中医兴废的问题，是我国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而出现的特殊现象。在此以前，西方医学已经陆续传入我国，西医作为与传统中医截然不同的一种医学体系，与中医在学术上是无法调和的。作为一种应用科学的西医，同样可以为人民的健康服务，因为科学并无国界。但由于医学的服务对象是人，而掌握医疗技术的医生也是社会的一员，因而社会的因素不能不影响医学本身，从而中西两种不同医学体系之间的关系，也就不可避免地烙上了社会的印记。 1.废除中医的提出和提案。 废除中医的言论，起自近代。 最早提出废止中医的，起自清代一位经学根底很深的学者俞樾。俞氏字荫甫，浙江湖州人。他的经学著作颇丰，其中，有一部《俞楼杂纂》，即列有“废医论”专章。该章从医巫的关系，中医的脉理、药理等方面，提出医道可废的论点。如果说，近代废止中医的言论是由于一些受西洋医学乃至哲学等思想的影响，形成民族虚无主义所致的结果，则俞樾的废医论当不在其列。因为俞氏的生活年代里，西医尚未大量涌入，只是零零散散的活动，且俞氏之废医言论中，无一句涉及对西医的评价。如果要寻找其思想根源，恐怕只能是他本人对中医的无知和偏见。 真正采取民族虚无主义态度来对待中医，并积极主张废止中医的代表人物，当推余云岫。余氏名岩（1879—1954），于19o5 年赴日本留学，亲眼目睹日本政府以政令消灭“汉医”，通过明治维新而走上富国强民道路的现实，因而认定在我国也唯有走科学救国，消灭中医才是出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一方面对中医的一些理论及其经典著作进行全面的否定，另一方面提出了许多限制乃至消灭中医展的具体措施，先后表许多文章和专著，以表达他的这种思想。他的这些文章后来先后收集汇编成《医学革命论》，共3 集。 余氏消灭中医的根据，大致是以下这几点，这充分表达在他所著的《灵素商兑》中：认为中医的理论不能成立，“其学说理论，则大谬而无一节可以为信”1，主张必须把中医的所有理论“一切打破”，而不能半信半疑。 否定中医具有疗效。他认为中医之所以能治愈病症，或者是“幸中偶合”，“贪天之功”；或者由于“利用人类本能所明之事实”；或者为“精神上之慰藉”，或者为“传语之过量也”2。 基于这种指导思想，他甚至也反对当时颇为盛行的中西医汇通的思想。 他认为，中医是“以太古以来经验所得之治疗法为基础，附会之以谬误之解剖，空想之哲学..而必欲勉强牵合，则有格格不入之势。虽同冶一炉，犹然冰炭水火，貌合神离..亦惟以欺俗世盗虚声而已耳”3。 积极主张废弃中医的另一个代表是汪企张，他和余云岫是同学。他同意余氏的主张，称中医为玄医，积极主张消灭中医，用西医来代替中医。 1 《医学革命论集·灵素商兑·引说第一》。 2 《医学革命论·我国医学革命之破坏与建设》。 3 《医学革命论·研究国产药物协议》。 主张废弃中医的一派人，不仅是口头上反对，他们还提出十分具体的措施。这些措施集中表现在以余云岫为的这些人于1929 年向国民政府提出的一个提案。这个名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的提案，认为“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能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这个提案提出了消灭中医的方法（节录）1：（1）处置现有旧医，其方法包括由卫生部施行旧医登记，给予执照，许其营业；政府设立卫生训练处。凡登记之旧医必须受训练处之补充教育。训练终结后，给以证书，享受营业之权利。至训练书给终了之年，无此项证书者即令停业；旧医研究会等纯属研究性质，其会员不得藉此营业；旧医在1929 年已满5o 岁以上，且在国内营业2o 年以上者，得免受以补充教育，给予特种营业执照，其有效期为15 年。 （2）禁止旧医宣传。禁止登报介绍旧医，禁止非科学之宣传；禁止成立旧医学校。 这个提案后来由于中医界的反对而未能通过。但当时的教育部却明令所有的中医学校一律改成“中医传习所”，不予立案，也即政府不承认其具有合法的学历2。 2.三一七国医节。 余云岫的提案在当时是向中央卫生委员会提出的，经该会修改成一份“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委托卫生部加以实施。 这一消息传出后，立即引起全国中医界广大中医及人民群众的反对，全国共有4o 多个中医药团体联合于1929月17 日在上海总商会召开全国中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共有262 人参加，代表着全国15 个省的132 个团体。大会经3 天会议，最后提出的提案多达1oo 多件，其大致内容包括1：（1）表宣言，否认废止旧医提案。 （2）组织“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为一永久性医药机构。 （3）组织请愿团晋京，向全国代表大会及政府及其各有关部门请愿，要求撤销废止旧医的提案。 （4）国医学校应列入正规的学校教育系统，准予立案，在各省设立国医药学校、研究所、图书馆及药物陈列馆。 （5）加强宣传中国医药学。 （6）确定三月十七日为国医节。 会后，组成一个代表团晋京请愿，要求取消该废止旧医提案。当时的政府，包括行政院、监察院及卫生部均公开表示并无废止中医的意图。但在实际工作中，却仍坚持其一贯歧视中医的政策，如教育部及卫生部均有训令禁止中医办学校、医院；并明令把学校改为传习所，医院改称医室或医馆，禁止中医利用西药及西法；且由卫生部下令修改“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的会章。这些举措终于又激怒了中医药界，而在同年12 月再度开会反对政府之阻碍中医药展之政令。国民政府不得不于同月复函，称已“命令撤销”上述各项政令，以平民愤。 193o 年，一些中医代表向政府建议成立“中央国医馆”，作为展中医1 《医界春秋》，1929 年34 期。 2 《上海医报》，1929月。 1 据《医界春秋》，第34 期。 学术的机构。为了缓和中医药界的反抗情绪，国民党中央于五月同意设立中央国医馆，各省设分馆。次年，该馆正式成立，至1933 年，制定了该馆“整理国医药学术标准大纲”。后来，又提出《国医条例》，其目的在审查国医资格、“管理国医以资整理而利民生”1。这个提案曾遭到当时的行政院长汪精卫之反对。几经周折，后来终于在1936月交中央执行委员会办理并予以公布。公布时是以国民政府之明令，由其主席及立法院院长签署，以《中医条例》的名义布的。自此，中医学校才得到合法的地位。 虽然如此，中医在1949 年以前的地位仍然不如西医，仍受到歧视，中医的正常展仍然受到种种限制。 1 《国医公报》1933卷8 期。 第三节传统中医在限制中的缓慢展尽管这一阶段政府对传统医学实行歧视乃至消灭的政策，但由于中医在千百年来的展过程中，业已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人民需要它。民间大量的中医仍然没有停止过对于中医的研究和展。 1.文献学的整理研究。 继承前一阶段对文献学研究的余绪，本时期在这方面也有不少成绩。如对古代医典不仅有整理、注疏和诠释，也不乏挥原意之作。如《内经》方面，私人挥作品不少，如《秦氏内经学》、《时氏内经学》，还有的从哲学高度论评《内经》，如杨则民有《内经之哲学的检讨》的论文，即属此类。对《难经》，既有考证，如张骥的《难经丛考》等，也有一些挥，如黄竹斋的《难经会通》等。对《伤寒论》、《金匮要略》，也有不少新的挥，如曹颖甫之《伤寒微》，就有不少独到的见解。值得提出的是有一些医家用西医的观点，对这两部临床经典作了现代的阐述，如陆渊雷的《伤寒论今释》、《金匮今释》，就是其中的代表。也还有对两书合在一起进行研究挥的，如黄竹斋的《伤寒杂病论会通》即是。 医案医话一类著作，也有不少。著名的医案整理有秦伯末的《清代名医医案精华》、徐衡之等的《元明清名医类案》、《清代名医医案大全》等；个人的医案更多，如陈莲舫、曹颖甫、恽铁樵、丁甘仁等，都有医案著作出版。医话则有裘吉生之《医话集腋》、丁福保之《医话丛存》、许勉斋之《勉斋医话》等多种。 医史学方面著作，是一个丰收的时期。陈邦贤之《中国医学史》，是为国内第一部医学通史。还有李涛《医学史纲》，为中西兼备之医史著作。这方面的教材、讲义也出版了一些。值得一提的是王吉民、伍连德次以英文写成《中国医史》，包括古代及现代教会医学在我国的展，在国外颇有影响。 其他如专科史、疾病史的著作也有一些。 2.临床医学及药物学的展。 在临床医学方面，以内科而言，没有什么突出的成就，但却有一批较有名的临床医家，如陆仲安、施今墨、丁甘仁等，都是京沪有名的医生，治好病人无数，其中多有疑难病症。 在外科方面，张山雷于疡科颇有成就，其心得均见于其著作《疡科纲要》、《疡科治案心诠》。其他还有一些关于淋浊及性病的著作。 这一阶段在针灸科方面也颇有成就。著名的针灸家有承淡安、朱琏等人。承氏不仅针术高明，著作甚丰，且热心于社会事业。他的著作有《中国针灸治疗学》等多种，并创办《针灸杂志》。他还创办针灸研究社，广泛培养针灸人才，他并且善于用现代医理解释针灸，影响很大。朱琏原为西医，早年参加革命，在根据地学习针灸，遂专心研究针灸学。著有《新针灸学》，以科学观点阐释针灸术，此书后来译成俄文及朝文，有一定国际影响。 中药学除陆续有一些整理旧本草的传统著作外，还出现了一些观点较新的著作，如曹炳章的《增订伪药条辨》，对药物不同品种及真伪，进行辨别。温敬修的《实验药物学》、丁甘仁的《药性辑要》、丁福保的《中药浅说》，都已经掺入一些近代药物学的知识。在方剂学方面，除传统中医方剂著作外，丁福保的《中西医方汇通》将中西两种不同的药方加以归类，也颇具特点。3.中西医汇通的展。 中西医汇通学派是我国近代医学史上的一个特殊医学派别，也是我国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产物。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这个学派继续有所展，其学术思想的特点和主张可以从下面几个代表人物的介绍得到一个概括的了解。 张锡纯（186o—1933），字寿甫，河北盐山人。他的学术主张可以从他的代表作《医学衷中参西录》去了解。他认为西医所讲的医理多数已包含在中医医理之中，只不过古代医籍语多含混，有待于后人去阐。他的学术主张不外乎两点，即衷中参西和求实效而重实验。他认为东西文化要互相容纳，使道器合而为一，以冶古今中外于一炉，这特别体现在他的遣方用药方面， 常是中西药并用于一方，而以中医方剂为主。他亟力主张中西医者应共同为一个目标而奋斗，认为互相谩骂之风乃医界之大耻。他对医疗效果总是抱客观态度，甚至连《内经》所言，如未经征验，也不敢轻信。这种客观的态度在当时的客观形势下具有积极意义。 恽铁樵（1878—1935），江苏武进人。他前半生从事教育及编译工作。 直到43 岁以后才开始习医，行医仅14 年即故去，但在这短短的1o 多年中，他举办三期中医函授学校，撰著医书2o 多种，其代表作有《群经见智录》、《伤寒论研究》等。他对中西医两个体系具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认为：中西医之基础各不相同，理论亦不同，各有其所长，主张中医要展，就必须吸收西医之长，并与之化合，以产生新的中医。但他又主张，要汇通两个体系，先要展中医，不应满足中医已有的成就。他十分讲求临证的实效，通过采用中西两者之长以求得治疗之实际效果。在这个过程中，他主张尽量利用近代科学之知识，才能达到目的。他是反对废止中医和全盘西化的主张的。陆渊雷（1894—1955），江苏川沙（今属上海）人。开始时是攻读经学，对天文历算、诸子百家，亦颇精通。后改学医，为恽铁樵之学生。他反对消灭中医，但认为中医必须科学化，才能求得生存；认为中医疗病有效，确是事实，“天下无不合实理之实效”1，故应该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阐释这些实效。而他所指的科学，实乃近代科学，包括西医各个学科之基础。他还主张，这个中医科学化之任务，有赖于中医工作者本身。而要研究中医，则必须从中医之证候入手，并针对这个证候，研究药方，以求提高治病之效验。中西医汇通的人物还有不少，主张各有特点，形成这一时期我国医学史上一个突出的特点，在医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1 《生理补证·绪言》。 第四节革命根据地的卫生工作1919 年的五四运动标志着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两年后，中国**成立，在各个革命历史时期，对卫生工作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把它视为革命运动得以成功的重要保证。早在红军时期，革命队伍中就十分重视卫生工作，先后多次颁布卫生条例，对一些烈性传染病，也十分注意预防和治疗，这些措施有力地保护红军及驻地群众的健康。 抗日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卫生工作是对一些传染病的预防，提倡讲究卫生，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把“预防第一”放在卫生工作的位。当时，已经建立相当健全的卫生行政组织，总管卫生工作。例如当时的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民政厅下面就设有卫生处，辖有中西医药研究会。另外，除了几个行政科室之外，还辖有国际和平医院、医药专门学校等医疗及教育机构。当时，由于国民党的封锁，边区医疗条件甚为困难，政府除多方设法获得药品及设备外，提倡用中医方法，就地采药供医疗用；更重视简便易行的针灸疗法，并且培养出一些骨干，为以后各个时期推广这些疗法准备了很好的条件。 革命战争的年代里，军阵战伤的医护工作占医疗卫生工作的相当大部分。当时有一些著名的国际主义战士，为我国的抗日救亡工作提供有力的支援，组成援华医疗队，救治了很多伤病员，其中闻名遐迩的有加拿大的白求恩、苏联的阿洛夫、印度的何棣华、爱德华，还有马海德、米勒、傅莱等等，都为我国在这一时期的医疗卫生工作作出过很大的贡献，有的还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的生命。 此外，边区政府十分强调中西医合作，曾提出“中医科学化”、“中西医互相学习”的口号，这些都是1949 年建国以后中西医结合政策的先声。革命根据地还十分重视医药卫生干部的培养，如抗日战争时期，各根据地先后办了一些医学校，包括延安中国医科大学、第四军医学校，各大区还办有医科大学或医学院。此外，还不定期地举办一些短期训练班。 所有这些优良的传统和工作，都为1949 年建国以后在全国开展医药卫生工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仿效的榜样。 第六十三章科技社团与科研机构从中华民国初年到1937 年抗日战争爆前夕的大约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是本历史阶段中国科学技术展的黄金时期。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科学形势比清代有了进一步的展。早先在清朝末年留学欧美日的青年学生，在中华民国成立的初期业已渐次回国。他们中有不少从事科学技术教育或工程技术工作。这些回国的留学生无疑给当时的中国社会注入了新鲜的科学血液。随着民国时期科学教育事业的展，中国本土也培养出了不少的科学技术人才；这一时期派出去的和回国的留学生也逐年增多。这些人才的涌现，不但使中国科学技术的建设有了生力军，而且也增强了中国社会的科学意识，初步形成了有利于科学展的社会氛围。中国近代科学正是在这种社会条件下产生和展起来的。许多科技社团的建立，特别是许多科研机构（如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建立，使中国从此有了现代科学。日军侵华对中国科学事业有很大的破坏，许多科研机构内迁，仪器设备甚至人员受到很大损失，科学研究失去了有利的环境、条件和机会。虽然抗战期间中国科学工作者在大西南和边区开展过许多战时的科技活动，但中国科学技术的展毕竟受到很大影响。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为中国科学事业展现了广阔的展前景。 第一节科技社团民国时期的科技社团，按其建立的数量、规模和开展活动的情况，可以分为抗日战争爆前和爆后的两个阶段。 （一）抗日战争爆前——科技社团的繁荣时期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大地上除了军阀混战以外，大规模的战争较少，社会相对来说较为稳定；即使南北军事对抗期间，学术界的活动还是较为自由的，北京、上海、南京、广州之间的学术活动差可正常开展，这给各种科技社团的建立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许多学会的创建基本上没有受到政治方面和军事方面的阻碍。这个时期建立的科技社团，全国性的比较多，有影响的也比较多，而且一般说来规模都比较大，持续的时间也比较长。其中有相当部分的科技社团一直延续了几十年，现在有不少的专门学会就是在这个阶段建立的。有些科技社团原本就是由留学生在国外创立的，如中国科学社、中华学艺社、中国工程学会等，若干年后再迁回祖国。下面仅介绍中国科学社和中国工程师学会的建立与展情况，以观中国科技社团的梗概。 1.中国科学社。中国科学社于1914 年夏创立于美国1。起人是一批留学美国的青年学生，他们最初的目的是为向祖国介绍西方最新的科学知识而创办《科学》月刊的。为此，他们邀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人，仿照集股公司的形式，组成了一个管理《科学》的机构——“科学社”，办刊的经费分股筹集。这样，《科学》月刊的起人，实际上也就是“科学社”的起人。他们是：胡名复、赵元任、周仁、秉志、章元善、过探先、金邦正、杨铨、任鸿隽9 人。到1914 年底，入社的人数达35 人，而且印刷费和文稿也准备到足以印行三期以上，于是就把文稿寄到上海分期行。这样，《科学》月刊便于1915 年元月在神州大陆问世了。1915月改公司性质的“科学社”为学会性质，并于1915 年1o 月由全体会员表决通过定社名为“中国科学社”。其活动不仅仅限于刊行《科学》杂志，而是“以联络同志共图中国科学之达为宗旨”1。同时选出第一届董事会的董事5 人：任鸿隽（社长）、赵元任（书记）、秉志（会记）、胡明复、周仁。又选出杨铨、过探先、金邦正分别任编辑部长、营业部长和推广部长。中国科学社由于后来大多数会员回国工作，便于191第二年迁南京，1928 年后又迁到上海。为了争取更多的社会力量的支持和征集更多的资金，1922 年决定把原先的董事会改为理事会，专司执行业务，另选社会名流组成董事会，执行经济大政方针。新的董事会第一任董事是：马相伯、张謇、蔡元培、熊希龄、梁启、严修、范源濂、汪兆铭、胡敦复第一任理事是：竺可桢、胡明复、王琎、任鸿隽、丁文江、秦汾、杨铨、赵元任、孙洪芬、秉志、胡刚复11 人。参加董事会的人，除了征集基金和讨论某些经济问题外，很少过问科学社的工作；真正负责科学社的领导工作的还是理事会的一班人。 中国科学社的科学事业在社章中作了规定：（1）刊行杂志，以传播科学，提倡研究；（2）译著科学书籍；（3）编订科学名词；（4）设立图书馆；（5）1 参见任鸿隽：《中国科学社社史简述》，《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五集；林文照：《中国科学社的建立及其对我国现代科学展的作用》，《近代史研究》，第3 期。 1 《中国科学社总章·科学》，第1 期。 设立各研究所，施行科学上之实验，以求学术、事业与公益事业之进步；（6）设立博物馆，搜集学术上、工业上、历史上以及自然界动植物诸标本，供陈列研究之用；（7）举行科学演讲以普及科学知识；（8）组织科学旅行研究团，为实地之科学调查与研究；（9）受公私机关之委托，研究及解决关于科学上的问题。这些科学事业可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创办《科学》月刊。该刊是我国科学工作者有组织地介绍现代科学知识的最早的杂志之一，而且内容广博宏富，是同时期和其后相当一段时期里的同类刊物所不能相比的。它不但大量地介绍了西方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和展的情况，而且也为中国科学工作者表研究论文提供园地，甚至还是现科学人才的重要窗口。例如，华罗庚在19 岁和2o 岁两年都在《科学》上表论文，其第二篇“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在193o 年《科学》上表后，引起了当时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的注意，当他后来知道华罗庚仅是一个初中毕业生，正在江苏省某县的中学当会计时，十分惊异，便邀华到清华大学工作，为华后来成为著名的数学家创造了条件。中国科学社十分重视对《科学》月刊的刊行，即使在抗日战争的艰苦环境中，也努力使《科学》不中断，自1915 至195o 年的36 年时间里，一共刊行了32 卷，蔚为大观。除了《科学》月刊外，中国科学社还于1933月创刊《科学画报》，又出版了“科学丛书”和“科学译从”等较大型的出版物。第二，创办上海明复图书馆。此馆的书籍半为社员捐助或寄存，半为该馆选购；杂志则多数是订购的，少数是由各国学术机关团体赠送或交换而得的。到1929 年，中西书籍杂志已达37ooo 册，其中有以重金购买的，弥足珍贵；有不少杂志是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创刊的，该馆也设法把它补齐或尽量补订。第三，创设研究所。最初他们计划创建三个研究所，即生物研究所、理化研究所和工业研究所；但由于经费和设备等原因，只于1922 年建立了生物研究所。这是中国最早的正规研究所之一（最早的是于1913 年成立的地质调查所）。开初因研究所经费困难，因而除助理员略受津贴以资膏火外，各研究员均以大学教授课余的时间从事研究，皆不计薪。这个研究所注意野外调查，采集动植物标本，凡闽、浙、川、粤、藏、鲁等地的动物、植物、土产、水产等等，均派员前去采集，并建立了丰富的标本陈列馆（后在抗日战争中被日军炸毁）。第四，开展各种学术活动。如召开每年一次的年会和参加国际科学会议，进行研究成果的交流，举办科学演讲，参与国内科学教育活动，编订科学名词，举办展览，以及设立科学仪器公司等。中国科学社的所有这些工作都对中国现代科学的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中国科学社的队伍展很快，第二年（1915）为77 人，五年后（1919）为435 人，这在当时已是相当可观的数字了；而3o 年后（1944）就达2354 人，至1949 年更展到3776 人，成为旧中国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重要的科技社团之一。 2.中国工程师学会。中国工程师学会是由中华工程师学会和中国工程学会合并而成的1。而中华工程师学会又是由以下三个同于1912 年创立的学会合并而成的：詹天佑在广州创立的中华工程师会、颜德庆在上海创立的中华工学会、徐文炯在上海创立的路工同人共济会。三会合并后易名为中华工程师学会，共推詹天佑为会长，颜、徐为副会长。该会以规定营造制度、展1 参见吴承洛：《三十年来中国之工程师学会·三十年来之中国工程》（中国工程师学会三十周刊），1948年；钟少华：《中国工程师学会》，《中国科技史料》，第六期。工程事业、力阐工程学术为宗旨，并订出五项活动：出版以输学术、集会以通情意、试验以资实际、调查以广见闻、藏书以备参考。1916 年迁总会事务所于北平。此会在1931 年与中国工程学会合并之前的历任会长为詹天佑、沈琪、颜德庆、邝孙谋；历任副会长为颜德庆、徐文炯、吴健、陈幌、陈西林、邝孙谋、华南圭、俞人凤、赵世煊、劳之常、王宠佑、孙多钰、严智怡、贝寿同，名誉会长为张謇、叶恭绰、权量。1917 年，留美青年学生陈体诚等人起创建中国工程学会于纽约，以联络各项工程人才、协助提倡中国工程事业、研究工程学之应用为宗旨。陈体诚为会长，张贻志为副会长。1921 年中国工程学会迁回祖国，设总会于上海。中国工程学会在与中华工程师学会合并之前的历任会长为陈体诚、吴承洛、周明衡、徐佩璜、李垕身、胡庶华；历任副会长为张贻志、吴承洛、刘锡祺、凌鸿勋、薛次莘、周琦、徐恩曾、徐佩璜；历任董事为侯德榜、李铿、孙洪芬、程孝刚、任鸿隽、凌鸿勋、张贻志、黄家齐、陈体诚、茅以升、薛次莘、薛桂轮、吴承洛、徐佩璜、徐恩曾、罗英、薛绍清、李熙谋、恽震、李垕身、陈立夫、周琦、胡博渊、周明衡、张可治、顾振。由于中华工程师学会与中国工程学会之宗旨与事业相同，会员在社会上的地位接近，便于1931月，在南京举行两会的联合年会，正式合并，易名为中国工程师学会，以“联络工程界同志，协力展中国工程事业，并研究促进各项工程学术”为宗旨，仍以1912 年为创立之年。中国工程师学会的历任会长为韦以黻、颜德庆、萨福均、徐佩璜、曾养甫、陈立夫、凌鸿勋、翁文灏、茅以升；历任副会长为胡庶华、支秉渊、黄伯樵、恽震、沈怡、茅以升、胡博渊、杜镇远、侯家源、李熙谋、顾毓琇、徐恩曾、萨福均。中国工程师学会的主要业绩有以下几个方面。（1）在刊物方面，两会在合并前各有会报；中国工程学会还于1925 年创办《工程》杂志。两会合并后，《工程》杂志继续刊行。其主要内容是介绍国内外各种工程建设，刊登学术论文，以及工程调查、评论或建议。（2）中国工程师学会设有若干个工作委员会以开展工作，主要的有建筑工程材料试验所委员会、建筑总会会所委员会等。（3）召开年会，联络全国工程技术界开展各种学术活动。为了联络全国各专门工程学术团体，中国工程师学会还设立了土木、机械、电机、矿冶、化工五个专门委员会，并多次与全国各专门学会联合召开年会。抗日战争时期，该会决定登记战时人才，分组研究战时工作，传习战时工程知识，拟订国防与民生计划，分平时与战时，建议政府实施，及由该会自办调查研究；学会会员还参加工矿企业指导生产国防军需器材，或迁徙厂务。（4）实行工程学术奖励，建立奖励金制度：其一，对有特殊贡献者，赠予荣誉金牌。第一次于1935 年，得金牌的是侯德榜，以他对于我国制碱工程的贡献，及其所著《制碱》一书，被认为是西文中制碱工业最有价值之著作。第二次于1936年，得金牌的是凌鸿勋，为其建筑陇海及粤汉两铁路巨艰段工程的成功。第三次于1941 年，得金牌的是茅以升，以其建筑中国第一座跨度较大的钱塘江公路铁路两用桥。其二，对于学习优秀的青年学生，则给予奖学金。中国工程师学会的各项活动，吸引中国工程界的人士踊跃参加。因此，它既有为数众多的普通会员，又有数目可观的团体会员。在中华工程师学会与中国工程学会两会合并时的1931 年，已有会员2169 人；至抗日战争爆时的1937年，会员人数达2994 人，团体会员17 个；到了1949 年，会员人数增至16717人，团体会员达到129 个。无疑，中国工程师学会是民国时期最大的科技社团。 中国科学社、中华工程师学会等的建立，不但以其自身的学术活动直接推进了中国现代科技事业的展，而且在对科技事业的倡导和唤起社会各界对科技事业的重视方面，也起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它们在组织方面，迥异于晚清那些稍纵即逝的学会，因而也给后来各个学会的建立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此后中国建立科技社团蔚然成风。比较重要的科技社团有：中华医学会、中国心理学会、中国地质学会、中国天会、中国气象学会、中国生理学会、中华自然科学社、中国古生物学会、中国物理学会、中国化学会、中国数学会、中国植物学会、中国动物学会、中国地理学会、中国电机工程师学会、中国营造学社、中国机械工程师学会、中国土木工程师学会等等。 （二）抗战时期及抗战胜利后的几年——中国科技社团的缓慢展时期抗战开始以后，许多北方的和东南沿海一带的科学研究机构纷纷内迁西南西北，条件较差，科学活动当然受到很大的限制，新社团也建立不多。然而，在解放区则出现了相反的情况，科学技术活动呈现出一番蓬勃展的景象。国共的联合抗日，使边区的活动范围增大了，抗战和大生产运动的迫切需要，也使科学技术受到空前的重视。如陕甘宁边区，在党中央直接关怀和领导下，194第二年，这个研究会下属的农学、生物学、地质、机电、化学、医学、数理、炼铁、土木、航空等1o个学会也相继成立。同样，在晋察冀边区也于1942 年成立了自然科学界协会，随即又成立了农学、医学、电学3 个下属学会1。当然，这些学会的规模都较小，活动的内容也较简单。总之，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科技社团处于艰难的展时期，各方面活动受到很大的局限。抗战胜利以后，在最初的两三年里，科技工作者怀着胜利的喜悦和报效祖国的抱负，积极开展科学技术活动，也建立了几个学会。其后由于内战爆，科技社团的活动有所限制。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科技社团才又迎来蓬勃展的时期。 1948 年间的中国科技社团序号名称时间地点主要起人1 中华工程师学会1912 广州詹天佑2 中华民国医药学会民国初年3 医史研究会1914 上海陈邦贤4 中国科学社1914 纽约胡明福等5 中华医学会1915 上海颜福庆等6 中外医学研究社1915 暹京许然7 中华学艺社（丙辰学社）1916 东京陈启修等8 中华农学会1917 南京9 中国工程学会1917 纽约陈体诚等1o 中华森林会191711 中华植棉改良社1917 上海12 中国合众蚕业改良会1917 上海续表1 参见林文照：《2o 世纪前半期中国科学研究体制化的社会因素》，《自然科学史研究》，第2 期。 序号名称时间地点主要起人13 中华矿业同志会192o 日本14 中美工程师协会1921 前15 中国心理学会1921 南京16 中国地质学会1922 北京章鸿钊等17 中国天会1922 北京高鲁18 中华化学工业会192219 上海市国医学会（上海中医学会）1922 上海2o 中国气象学会1924 青岛竺可桢等21 新中国农学会192422 中国昆虫学会（“六足”学会） 1924 南京23 蜀农学会1924 南京24 大中华科学研究社1925 上海吴稚晖25 中国生理学会1926 北京林可胜等26 丙寅医学社1926 北京27 中华自然科学社1927 南京沈其益等28 中国建筑师学会1927 上海29 中华林学会1928 南京3o 中国矿冶工程学会1928 南京31 中华矿学社1928 南京32 中国养鸡学社192833 中国化学工程学会1929 美国顾毓珍等34 中华化学会1929 美国庄长恭等35 中国古生物学会1929 北平杨钟健等36 中华图书馆协会1929 北平37 中国营造学社1929 北平朱启钤38 中国园艺学会192939 上海市国医公会1929 ？ 上海4o 中华民国医药会1929序号名称时间地点主要起人41 中华国医学会1929 前上海42 天津药业研究会1929 前天津43 山西中医改进会1929 前太原44 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1929 上海45 全国医师联合会1929 上海46 中华海产生物学会1929 厦门47 中国化学研究会二十年代中国旅日学者48 中国数理学会二十年代北平冯祖荀等49 中国纺织工程学会193o 上海朱仙舫等5o 中国度量衡学会193o51 中华卫生学会193o 上海52 神州国医学会1931 前南京53 中国工程师学会1931 南京韦以黻等54 中国水利工程学会1931 南京李仪祉55 中国针灸学研究社193156 中华地学会1931 葛绥成等57 杭州植物病虫学会1931 杭州58 中山大学昆虫学会1931 广州59 历法研究会19316o 中国微生物学会1932 前61 中国麻风救济会1932 前62 中国细菌学会1932 前63 中国物理学会1932 北平叶企孙等64 中国化学会1932 南京65 化学工业建设协会1932 天津魏元光66 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1932 南京顾毓瑔等67 华北工业协会1932 北平戴乐仁68 自然学会1932 东京69 中国植物学会1933 重庆胡先骕等续表序号名称时间地点主要起人7o 东南医学会1933 上海71 中国防痨协会1933 上海吴铁成72 国药科学改造会193373 中国农学社1933 武昌唐贻荪等74 中国农业协会1933 天津魏悌斯75 中国考古会1933 上海叶恭绰76 民众医药社1933 上海77 中国医事改进社1933 南京78 世界动力学会中国分会1933 南京？ 79 中华化学社1933 广州8o 中国技术合作社1933 上海沈钧儒81 上海市建筑学会1933 ？ 上海82 中国电机工程师学会1934 上海李熙谋等83 中国动物学会1934 北平秉志等84 世界科学社1934 北平蔡元培等85 昆虫趣味会1934 南通86 禹贡学会1934 北平顾颉刚等87 金石学会1934 北平容庚等88 中国工厂检查协会1934 上海89 中华护肺健康协会1934 上海9o 中西医药研究社1934 上海宋大仁等91 中国地理学会1934 南京翁文灏等92 中国数学会1935 胡敦复等93 科学建设促进社1935 ？ 上海？ 蔡元培等94 中国博物馆协会1935 北平马衡等95 中国自动机工程学会1935 上海张登义等96 华北农产改进社1935 北平97 中华矿业促进社1935 太原阎锡珍98 中国兽医学会1935 上海蔡无忌等续表序号名称时间地点主要起人99 中国养鸡学术研究会1936 前上海1oo 中国机械工程师学会1936 杭州庄前鼎1o1 中国土木工程师学会1936 杭州李书田等1o2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1936 南京1o3 中国造纸协会19361o4 中**事交通学会19361o5 中国古泉学会1936 上海丁福保等1o6 中国土壤肥料学会1936 镇江1o7 中国心理学会1937 南京汪敬熙等1o8 中华医史学会1937 上海1o9 中国测量协会193711o 中国业余无线电协会1938111 清华昆虫会1938 昆明112 边区国防科学社1938 延安高士其等113 科学生活社1939114 中国数学会194o 昆明姜立夫115 青年科学技术人员协会194o 重庆周建南116 国医研究会194o 延安117 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194o 延安吴玉章等118 边区农学会1941 延安119 边区生物学会1941 延安12o 边区地质学会1941 延安121 边区机电学会1941 延安聂春荣等122 边区化学会1941 延安董立文等123 边区医学会1941 延安124 边区数理学会1941 延安125 边区炼铁学会1941 延安126 边区土木学会1941 延安127 边区航空学会1941 延安续表序号名称时间地点主要起人128 中华护士学会延安分会1941 延安129 中国稻作学会1941 ？ 13o 中国工程学会1942 南京杨寿楣131 邵武昆虫学会1942 邵武132 晋察冀边区自然科学界协会1942133 晋察冀边区农学会1942134 晋察冀边区电学会1942135 晋察冀边区医学会1942136 中国造船工程学会1943 重庆137 中华昆虫学会1944 重庆张巨伯138 延安中西医学研究会1944 延安139 中国营养学会1945 前14o 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1945 重庆涂长望等141 中国土壤学会1945 南京陈华癸等142 中国硅酸盐学会1945143 科学与生活社1946 重庆144 中国科学促进会（中国科学服务社）1946 南京杭立武等145 中国技术协会1956 宋名适146 中国技术协会1946 郭沫若等147 山东自然科学社1946 临沂148 东北科学技术学会1946 长春149 中国地球物理学会1947 南京陈宗器等15o 中国解剖学会1947 卢于道等151 中国科学期刊会1947 上海152 中国制革工程学会1947 重庆153 中国牙科医学研究会1947 广州续表序号名称时间地点主要起人154 中国市政研究会1948 南京155 东北自然科学研究会1948 哈尔滨156 上海市自来水学会1949 前注：此表系初步统计，尚有待充实与进一步研究。 第二节科研机构在中国现代科学技术的展史中，科研机构起着重要的组织保障作用。 对于这一点，民国初期的科学界就已有明确的认识。1918 年，中国科学社的起人之一的任鸿隽在论述科研机构的重要性时指出：“夫明有待于研究，而研究又有待于历久之积力，然则研究将由何术以继续不辍耶？曰，是有组织之法在。”1这里所说的“组织之法”就是指建立研究机构。他列举了西方科学达国家创建研究所以便促进科学事业展的许多成功的经验，说明我国尽快建设科研机构的重要意义。辛亥革命以后，随着社会对科学技术的愈益重视，中国的科研机构已逐一建立起来。但民国时期的科研机构不同于民众性的科技社团，它们中的大部分是由国家建立的，表现出较大的政府行为。国家建立的科研机构，其规模都比较大，而民间建立的科研机构都较小，人员、设备都不能与之相比。前面所介绍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就是属于民间组织的。下面再对几个主要的科研机构作一概括的介绍。 中央研究院1.筹备及成立1。设立中央研究院的最初设想是由孙中山先生提出的。 1924 年冬，孙中山先生应冯玉祥之邀去北京“共商大计”。他在离粤北上之时，主张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是，并拟设“中央学术院”为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以立革命建设基础。由于孙中山先生过早去世，筹建中央学术院的计划无由实现。1927 年南京政府成立后即决定由李石曾、蔡元培、张人杰三人共同起草中央研究院的组织法，并命蔡、李、张等人为筹备委员。1928月23 日，国民政府特任蔡元培为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6 月第一次院务会议，出席者有：蔡元培、徐渊摩、丁燮林、陶孟和、竺可桢、李四光、杨端六、王季同、杨铨、高鲁、周览、宋梧生、周仁共13 人。从此中央研究院宣告成立，以后就定这一天为院庆日。11 月9日国民政府公布修正的《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法》，其第一条规定“国立中央研究院直隶于国民政府，为中华民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中央研究院的院长，在蔡元培于194o 年逝世后，由中央研究院的评议会选出三位院长候选人：翁文灏、朱家骅、胡适，后由国民政府遴选朱家骅为代理院长。1928 年11 月，中央研究院于南京设总办事处。总办事处是中央研究院的行政管理机关，设总干事一人，干事3人，受院长直接指导，执行全院行政事宜。总干事和干事均由院长聘任。总干事都是聘请学术上较有成就、威望较高而且管理能力较强的人担任。历任总干事为：杨铨（1928—1933）、丁燮林（1933—1934）、丁文江（1934—1936）、丁燮林（1936，代理）、朱家骅（1936—1938）、任鸿隽（1938—194o）、傅斯年（194o—1941）、叶企孙（1941—1943）、李书华（1943—1945）、萨本栋（1945—1948）、钱临照（1948—1949，代理）。 2.研究机关。中央研究院的研究机关是各研究所。在中央研究院正式成立之前就已成立了理化实业研究所（1928月，上海）、地质研究所（1928年1 月，上海）、社会科学研究所（1928月，上海，后迁南京，1945年改名为社会研究所）、观象台（1927 年1o 月，南京）四个研究机构。19281 任鸿隽：《明与研究》，《科学》第1 期。 1 参见林文照：《中央研究院的筹备经过》，《中国科技史料》，第2 期。年2 月观象台于南京分为天文研究所、气象研究所。7 月，理化实业研究所于上海分成物理研究所、化学研究所、工程研究所（1945 年改名为工学研究所）。在中央研究院正式成立之后，又成立了历史语言研究所（1928 年1o月，广州，后迁北平）、心理研究所（1929月，北平，后迁上海，1945年改名为心理学研究所）和自然历史博物馆（193o月，南京，主任为钱天鹤）。自然历史博物馆于1934月改名为动植物研究所（所长为王家楫），该所又于抗战时期的1944月分为动物研究所、植物研究所。在抗战时期还成立了医学研究所筹备处（1944 年12 月，重庆，主任为林可胜，由冯德培代理）。1947 年成立数学研究所（上海）。中央研究院各个研究所的历任所长是：地质研究所为李四光（1928—1949）；社会科学研究所为杨端六（1928—1929）、蔡元培（1929—1932，院长兼任）、杨铨（1932—1933，总干事兼代）、傅斯年（1933—1934，兼代）、陶孟和（1934—1949）；天文研究所为高鲁（1927—1929）、余青松（1929—194o）、张钰哲（1941—1949）；气象研究所为竺可桢（1927—1946）、吕炯（1936—1944，代理）、赵九章（1944—1946，代理；1947—1949）；物理研究所为丁燮林（1928—1946）、萨本栋（1946—1948，总干事兼代）、吴有训（1947—1949，未到职）；化学研究所为王琎（1928—1934）、庄长恭（1934—1938）、任鸿隽（1938—1941，总干事兼任）、吴学周（1942—1949）；工学研究所为周仁（1928—1949）；动物研究所为王家楫（1944—1949）；植物研究所为罗宗洛（1944—1949）；历史语言研究所为傅斯年（1928—1949）；心理研究所为唐钺（1929—1933）、汪敬熙（1933—1949）；数学研究所为姜立夫（1947—1949）。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在抗战期间内迁，经湖南辗转四川李庄、重庆和桂林、昆明等地，所址屡有变更。 3.学术评议制度。学术评议机关是评议会，它是全国最高的学术评议机关。其职能是决定中央研究院的学术研究方针，接受政府委托从事学术研究，选举院长候选人三人呈请政府遴选，联络国内研究机关讨论一切急需研究的问题，促进国内国际的学术合作与互助，受考试院委托审查考试人员之著作或明事项等等。中央研究院院长、总干事、各直属研究所所长为评议会的“当然评议员”。由于中央研究院评议会是全国性的，因此除从本院评选外，还须从全国各大学和其他学术单位中评选“聘任评议员”。中央研究院院长为评议会议长。第一届评议会产生于第二届产生于第一、二届评议员名单见下表。第三届评议会产生于中央研究院院士产生之后的第三届开始，其聘任评议员是由中央研究院院中央研究院第1、2 届评议会评议员名单1：1 参见林文照：《中央研究院概述》，《中国科技史料》，第2 期。议长蔡元培秘书丁文江翁文灏当然评议员蔡元培丁燮林庄长恭周仁李四光余青松竺可桢傅斯年汪敬熙陶孟和王家楫任鸿隽第 一 届 评 议 会聘任评议员李书华姜立夫叶企孙吴宪侯德榜赵承嘏李协凌鸿勋唐炳源秉志林可胜胡经甫谢家声胡先骕陈焕镛丁文江翁文灏朱家骅张云张其昀郭任远王世杰何廉周鲠生胡适陈垣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吴定良茅以升叶良辅议长朱家骅秘书翁文灏当然评议员朱家骅叶企孙萨本栋丁燮林吴学周周仁李四光张钰哲竺可桢傅斯年汪敬熙陶孟和王家楫罗宗洛赵九章第 二 届 评 议 员聘任评议员姜立夫吴有训李书华侯德榜曾昭抡庄长恭凌鸿勋茅以升王宠佑秉志林可胜陈桢戴芳澜胡先骕翁文灏朱家骅谢家荣张云吕炯唐钺王世杰何廉周鲠生胡适陈垣赵元任李济吴定良陈寅恪钱崇澍士选出。第三届聘任评议员共32 名。他们是：陈省身、苏步青、吴有训、李书华、叶企孙、庄长恭、翁文灏、竺可桢、茅以升、凌鸿勋、秉志、伍献文、陈桢、胡先骕、钱崇澍、李宗恩、林可胜、冯德培、汤佩松、俞大绂、汤用彤、冯友兰、胡适、陈垣、赵元任、李济、梁思成、王宠惠、王世杰、周鲠生、钱端升、陈达。 4.院士制度。在第二届评议会第三次年会上，曾对中央研究院的体制和整个中国学术界的状况进行讨论，认为为了对内加强学术研究，对外促进国际合作，必须建立院士制度，即在全国学术界成绩卓著的人士中，选出若干人为院士，作为中央研究院的构成主体。经过各大学及独立学院、各专门学会、各研究机关按照数理科、生物科、人文科的提名，推举出4oo 余人；经第二届评议会第四次年会的选举，从中选出15o 名院士候选人；最后在第五次年会上选举出81 名院士。 中央研究院院士名单11 参见林文照：《中央研究院概述》，《中国科技史料》，第2 期。数理组（包括数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气象学、工程学等） 姜立夫许宝騄陈省身华罗庚苏步青吴大猷吴有训李书华叶企孙赵忠尧严济慈饶毓泰吴宪吴学周庄长恭曾昭抡朱家骅李四光翁文灏黄汲清杨钟健谢家荣竺可桢周仁侯德榜茅以升凌鸿勋萨本栋生物组（包括动物学、植物学、人类学、生理学、医学、药物理学、农学等） 王家楫伍献文贝时璋秉志陈桢童第周胡先骕殷宏章张景钺钱崇澍戴芳澜罗宗洛李宗恩袁眙瑾张孝骞陈克辉吴定良汪敬熙林可胜汤佩松冯德培蔡翘李先闻俞大绂邓叔群人文组（包括哲学、史学、考古学、语言学、经济学、法律学、政治学、社会学等） 吴敬恒金岳霖汤用彤冯友兰余嘉锡胡适张元济杨树达柳诒征陈垣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李方桂赵元任李济梁思永郭沫若董作宾梁思成王世杰王宠惠周鲠生钱端升萧公权马寅初陈达陶孟和5.奖励制度。中央研究院为了奖励科学研究，同时也为了纪念两位已故的总干事杨铨、丁文江和已故院长蔡元培，分别于1937 年和1948 年设立杨铨、丁文江奖金和蔡元培奖学金。杨铨奖金是授予对人文科学研究有新贡献者；丁文江奖金是授予对自然科学研究有新贡献者。每种奖金定额2ooo 元，隔年一次，受奖人以中国国籍年龄在第一届杨铨奖金为语言学家李方桂所得，第一届丁文江奖金为物理学家吴大猷所得。蔡元培奖学金设5o 名，分别授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交通大学的成绩特优学生。 北平研究院1.北平研究院1的建立。北平研究院是在筹建中央研究院的过程中，由李煜瀛提出设立局部或地方研究院的议案而建立的。1929月6 日由国民政府定名为国立北平研究院，其性质为一独立的学术机构；同月，教育部聘李煜瀛为院长；9日李就院长职，并于是日组织成立总办事处；北平研究院就此正式成立。同年11 月，李煜瀛院长聘请李书华为副院长，襄理院务。2.北平研究院的组织结构。（1）前期组织：院-部-所（会）三级结构。 在北平研究院成立初期，全院分为行政与学术十大部分。行政部分有总务部、出版部、海外部；学术部分有天算部、理化部、生物部、人地部、群治部、文艺部、国学部。理化部又设有物理学研究所、化学研究所，由李书华、李麟玉分别兼任所主任。生物部设有生物学研究所（1934 年改为生理学研究所）、植物学研究所、动物学研究所，由经利彬、陆鼎恒、刘慎谔分别为三所主任。人地部设有地质学研究所（系与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合作），由翁文灏为所主任。第二次留法归来，即被聘为物理学研究所主任；不久，北平研究院与中法大学合作设立镭学研究所和药物研究所，又聘严济1 参见林文照：《北平研究院历史概述》，《中国科技史料》，第1 期。慈兼任镭学研究所主任，赵承嘏为药物研究所主任。北平研究院最初还筹备了水利研究会（李仪祉为会员，李书华兼干事）、史学研究会（吴敬恒为会员，李宗侗为常务会员兼干事）、经济研究会、字体研究会（卓定谋、林宰平为常务会员），分属于理化部、人地部、群治部、文艺部。此外，在群治部成立自治试验村，在天算部设立测候所；193o 年又设立博物馆。但是，这一时期北平研究院由于人力、物力不济，所设研究机构都较简单，有的还只是一个空架子。（2）中期组织：院-所（会）二级结构。1935月起，北平研究院的组织作了调整，取消部级机构。在行政方面，取消原有的总务、出版、海外三部，直接设总办事处，受院长和副院长直接领导。总办事处下设文书、会计、庶务、出版四课。总办事处主任为李麟玉，秘书为崔敬伯。总办事处的职员除雇员外，均由院长聘任。在学术研究方面，取消原有的理化、天算、生物、人地、群治诸部，直接设立研究所和研究会。而且研究所、研究会直属院长领导，并改研究所主任为所长。当时共设8 个研究所和5 个研究会，即物理学研究所（所长严济慈）、镭学研究所（兼所长严济慈）、化学研究所（代所长刘为涛）、药物研究所（所长赵承嘏）、生理学研究所（所长经利彬）、动物学研究所（所长陆鼎恒）、植物学研究所（所长刘慎谔）、地质学研究所（兼所长翁文灏）、史学研究会（常务会员吴敬恒，历史组主任顾颉刚，考古组主任徐炳昶）、经济研究会（常务会员兼代金融组主任周作民，财政组主任崔敬伯）、字体研究会（常务会员卓定谋）、水利研究会（常务会员朱广才）、人地研究会（常务会员邵可侣）。其中史学研究会于1936月改为史学研究所，仍分历史、考古二组。博物馆仍旧。此外，北平研究院还设有气象台、测绘事务所等机构。其中气象台原为中央研究院北平气象台，于1935 年划归北平研究院管理，该台系明清时期钦天监观象台。抗日战争爆前一两年，北平研究院为了保障学术研究工作，决定先将部分科研机构迁离北平。1935 年史学研究所一部分迁往陕西，同陕西省政府合组陕西考古会；1936 年植物学研究所亦将全部图书标本仪器及研究人员迁往陕西武功，同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后改为西北农学院）合组中国西北植物调查所。（3）后期组织：院-所结构，撤销研究会。七七事变后，各研究所即进行内迁，总办事处与各研究所相继迁入昆明（地质学研究所迁至重庆北碚）。由于战时经费困难，经济研究会、水利研究会、字体研究会、人地研究会和气象台、博物馆、测绘所等机构都停办了。到1948 年，只设物理学、镭学、化学、药物、生理学、动物学、植物学、史学8 个研究所和西北植物调查所。 3.院务会议和学术会议。1948 年北平研究院设立院务会议和学术会议。 院务会议主要职责是审议该院各项章程规则、工作计划、概算及其他重要事项，由院长、副院长、总干事、秘书及各研究所所长组成。学术会议则酝酿于抗战胜利前夕的1945 年春。当时北平研究院筹备改组各学会及研究会为该院学术会议，并计议推举学术专家为学术会议会员。学术会议的主要职责是开会讨论学术问题及全院的重大问题。1946月，院长李煜瀛由重庆赴昆明，召集了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第一次大会；1948 年第二次大会筹备委员会，由委员13 人组成，通过了学术会议暂行规程，决议委托北平研究院的院务会议推举学术会议会员，由院长聘任；以后的会员由学术会议自行选举。 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会员名单1组别当然会员会员天算组熊庆来江泽涵陈省身赵进义李珩张云李书华严济慈吴有训叶企孙饶毓泰马士修庄长恭周岐吴宪曾昭抡杨石先黄子卿吴学周理化组林世谨李煜瀛朱洗陈桢秉志胡先骕戴芳澜张景钺生物组张玺刘慎谔周太玄童第周胡经甫翁文灏李四光杨钟健袁复礼孙云铸尹赞助裴文中李士林竺可桢黄国璋地学组张印堂农学组刘大悲戴松恩冯泽芳汤佩松俞大绂刘仙洲魏寿昆李书田朱物华侯德榜工学组张克忠顾毓珍赵承嘏林可胜陈克恢汤飞凡朱恒璧戚寿南医药组李宗恩朱广相徐炳昶陈垣陈寅恪顾颉刚姚从吾张星浪史学组董作宾汤用彤李俨吴敬恒张元济胡适沈尹默谢寿康文艺组陆志韦朱光潜魏建功王宠惠顾孟余陶孟和何基鸿杨端六社会科学组陈序经崔敬伯费孝通吴克刚罗喜闻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是民国时期两个最大的综合性的科学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是全国最高的学术研究机关，担负着规划全国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科展的重要使命；北平研究院虽然是地方性的，但对全国的科学研究事业也有着重大的影响。中国现代科学的展，同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的建立与展是分不开的。这两个科研机构从成立起到四十年代末的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做了相当大量的研究工作，为我国现代科学的展打下了良好基础。这里必须强调的是，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建立，在中国科学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中国只有在建立了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以及其他的科学研究机构，如地质调查所等）之后，才开始了自然科学各个学科和某些技术学科的研究和试验，获得了不少成果，才使中国有了自己的科学积累，也从而才使中国有了现代科学。因此可以说，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现代科学的开端。不仅如此，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还为中国后来的科研机构的建设奠定了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于1949 年11日建立的中国科学院，基本上就是由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各个研究所合并、调整、扩建而成的。18o6地质调查所地质调查所是民国时期最主要的地质研究机构。1913 年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工商部地质科改为地质调查所，所长为丁文江；同时成立地质研究所，作1 参见林文照：《北平研究院历史概述》，《中国科技史料》，第1 期。为培养地质人才的学校，所长为章鸿钊。地质研究所于1913 年秋开学，由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三人为主讲教师。经过三年的训练，至1916月，共有21 人毕业，其中叶良辅、谢家荣、朱庭祜等十余人被派到地质调查所。地质研究所在这批学生毕业后就停办了，章、翁二教师也转到地质调查所。从此地质调查所有了人员的保证。以后调查研究的人员逐渐增加，最多时达到1oo 多人。地质调查所调查人员的足迹遍及全国各地，地质、古生物、矿物、岩石、矿床等等，都在调查之列1。 中国西部科学院中国西部科学院是由四川企业家卢作孚于193o 年创办的，是以立足四川、开西部为宗旨的地方民办综合性科研机构2。卢作孚亲任院长。1932年张博和应卢作孚邀请，担任兼善中学的校长，并代理西部科学院院长兼总务处主任。在学术研究方面，最初设有四个研究所，即理化研究所、农林研究所、生物研究所、地质研究所，另有兼善中学、博物馆、图书馆三个附设机构。1936 年，博物馆、图书馆交给地方办，1937 年生物、农林两个研究所停办，兼善中学也独立办学，1938月，四川省地质调查所建于重庆，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全部人员都参加合作。这样，从1938 年春天开始，西部科学院实际上只有一个理化研究所单独进行研究工作，一直到195o 年与中国西部博物馆合并为止。 民国时期的主要科研机构除了上述者以外，还有大学中的若干研究所，如交通大学研究所（1926—1949）、清华大学航空研究所（1934—1949）、武汉大学理科研究所（1941—1947）等。这些大学的研究所都作了一定的研究工作，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清华大学航空研究所在内迁昆明期间，建造了当时全国唯一供试验用的5 尺口径的风洞1。 1 参见王仰之：《旧中国的地质调查所》，《中国科技史料》，第3 期。2 参见赵晓宇、陈益升：《中国西部科学院》，《中国科技史料》，第2 期；李乐元：《中国西部科学院》，《科学通讯》，第4 期；梁志全、罗平：《卢作孚和民生公司》，《中国科技史料》，第2 期。 1 参见陈益升：《大学中的研究所》，载董光璧：《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湖南教育出版社第579—58o 页。 ------------ 21 还记载了辩者公孙龙提出的命题：“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就是把一根一尺长9的木棒每天截取前一天所剩下的一半如此下去永远也不会取完。这相当于数列趋向于零而不等于零。这个著名的论断1212121223n现在讲授数列极限时仍然常常被引用。上述比较严格的定义简单的极限概念和其他数学命题是在大量感性认识的基础上总结和抽象出来的理性认识虽然还比较粗糙带有一定的思辨性质也没有形成严密的逻辑体系但无疑都是精彩宝贵的数学思想。可惜的是墨家等学派这种建立定义和命题重视抽象性和逻辑严密性的新思想和新尝试后来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展。中国数学沿着另外一条道路逐步形成了一套以算法为核心的数学体系。 数学教育我国数学教育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西周时期数学和数学教育就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并且建立了比较正规的数学教育制度。据《礼记》记载周朝规定“六年（6岁）教之数与方名九年教之数目十年出就外傅（教师）居宿于外学书计”1。《汉书》记载“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2说明当时的贵族子弟接受初等教育从六岁或八岁开始学习数（shu）数（shu）和辨认方向九岁学习干支纪日法十岁学习书计其中的“计”是指一般计算能力的培养“书计”大致相当于现在的语文和算术。当时还设有称为“保氏”的官员专门负责对贵族子弟进行教育。数学是“六艺”（礼、乐、射、驭、书、数）之一成为必须学习的一门课程这门课程包括九项内容称为“九数”。在周朝还没有专门掌管天文历法的官员“冯相氏”和“保章氏”以及掌管财政统计的官员“司会”军队中也有负责武器、粮饷等收支计算的官员“法算”这些人当然具有相当程度的数学知识。当时还把世代相传专门负责天文历法和通晓数学的人称为“畴人”也就是早期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周朝衰落以后“畴人”子弟分散到各诸侯国私家讲学也逐渐兴盛起来对各地区的数学普及和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春秋战国以后数学常识为越来越广泛的人所掌握“能书会计”（能写会算）成为介绍和鉴定官员才能的一项重要内容。 9《庄子·天下篇》。 1《礼记·内则篇》。 2《汉书·食货志》。 第二节天文学考古掘和古文献资料表明我国是天文学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从原始社会开始我们的祖先为了采集、狩猎和农牧业活动的需要通过观天象、定方向、定季节、告农时逐渐积累天文知识萌生和展了我国古代的天文学。 早在六七千年前属于仰韶文化的西安半坡遗址中房屋的门、墓穴和人骨架的头部都朝着南方江苏邳县大墩子墓地积有五层墓葬晚期的叠在早期之上但方向仍大体一致。1这种一致性表明他们已能辨认方向。对于原始时代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古人来说能够赖以定方向的依据只有天象变化特别是太阳。 太阳给大地以光明给人们以温暖它在新石器时代的出土陶器上就有以太阳作为纹饰的器物。河南郑州大河村仰韶文化出土的彩陶上中间为红色圆心四周有彩色光芒显系太阳的图象；山东大汶口龙山文化出土的灰陶尊上画有日出于山岗之上和日出于山岗云气之上的图案恐系“旦”字的象形字。稍晚的文献《诗经》中则有“既景乃岗相其阴阳”的诗句2表明在山岗上观日影定方向另一篇《邶风·定之方中》说：“揆之以日作于楚室”这些观太阳定方向的描述正是古老习俗的遗留。 日出和日没不仅指示了方向而且形成了白天和黑夜的循环昼夜交替使人们产生了日的概念昼夜与太阳都用“日”字表示日显然是同太阳联系在一起的。为了计算日子的流逝原始时代就出现了许多方法。我国解放前后尚处于原始社会的一些少数民族有的在绳子上打结有的在竹上刻划有的在竹筒里放石子这些记日方法显然是很原始的。在出土的殷商甲骨文中已有完整的干支记日法干就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夏代末期帝王的名字就已采用了十干中某些字如孔甲、履癸说明它们可能产生得更早些支就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个字用十干与十二支相配得到甲子、乙丑、丙寅癸亥等六十个干支名称用来记日便是六十天一循环这种记日方法一直延续到现在。有一块武乙时期（约公元前十三世纪）的牛胛骨上完整地刻着六十干支这可能是当时的日历。在甲骨文中还有旬字殷人称十天为一旬这一名称也一直流传到今天。 月有圆缺这是夜晚可能看到的最明显的天象变化从月圆（望）到月圆或从月初见（朏）到下一次见到或从月不见（晦）到下一次不见都差不多是三十天月的圆缺变化产生了“月”的概念。阿细人的跳月藏历的定望都是原始时期的遗留。望、朏、晦比朔更早被人们所认识最早的“朔”字见于《诗经》。 季和年虽然比日和月的周期要长但它的产生并不晚。因为它比起日月来也许更重要寒来暑往草木枯荣农业的收成动物的繁衍都同它密切相关。农牧业生产的展要求准确掌握时令季节而天象的周期变化与物候之间有必然的相关性通过观察天象就能确定季和年的变迁。观象授时既是生产之必需也是最早的天文活动。文献上记有古代传说：“少皞氏之衰1南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四户镇大墩子遗址探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2期。2《诗经·大雅·公刘》。 也九黎乱德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其后三苗服九黎之德故二官咸废所职而闰余乖次孟陬殄灭摄提无纪历数失序。尧复遂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而立羲和之官。明时正度则阴阳调风雨节茂气至民无夭疫。”1这段记述说颛顼时代已有了“火正”的专门官职负责观察大火（即心宿二）这红色亮星来判断季节。后来由于氏族战争观测停止了结果弄得季节掌握不住造成很大混乱到帝尧时代又恢复“火正”之官让他明时正度造成了风调雨顺、生活安宁的局面。《左传》襄公九年的记载印证了这一传说：“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祀时焉！”陶唐氏即是帝尧。 尧不仅恢复了火正还立羲和之官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赴四方观察日月星辰以告农时。《尚书·尧典》曰：“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讹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分命和仲宅西土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申命和叔宅朔方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尧典》虽非尧时所作（学者们多认为作于战国初或稍早）但可能记有较早时代的事情。这段文献所指出的四仲中星即不同的季节黄昏时有不同的星到达南方天空。按现代天文学来推算鸟、火、虚、昴四星在春分、夏至、秋分、冬至黄昏时到达南方天空的时代大约是公元前二千年左右与传说中的尧时相当。所以《尧典》的记述可能正是古代观象授时的情形。 至于“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的记述更说明了历法的萌芽。年、月、日概念的建立是历法得以产生的基础一年有366天的识别又设置闰月来协调季节和月分的关系这是天文学的重大进步。殷商甲骨文已有十二个月的名称还有大量十三月的记载这是“以闰月定四时成岁”的证明。从甲骨文的片断记载可以推论殷代历法已有相当水平它大体上是以干支记日以月亮圆缺的周期记月以冷暖循环来记年一年有12个月月有大小之分大月3o天小月29天闰年有13个月。这一阴阳合历的传统流传至今成为我国古历的重要特点。 殷周至春秋战国各诸侯国行用不同的历法计有夏、殷、周、鲁、黄帝、颛顼六种通称古六历这些历的年长都是天故又称古四分历。36514它们的不同在于岁黄帝、周、鲁三历以十一月（子月）为岁称建子殷历以十二月（丑月）为岁称建丑夏历以正月（寅月）为岁称建寅这就是“三正”之说。此外还有颛顼历以小月（亥月）为岁称建亥目前由于资料缺乏对这些历的详情还不太清楚。 天文和历法的展基于天象观测我国古代天象观测记录是世界公认最悠久最系统的。《夏小正》一书中按月分记录了天象和物候的关联如“正月初昏参中斗柄悬在下”“四月昴则见初昏南门正”“五月初昏大火中”等等该书虽然成书较晚但这些天象记录如实地反映了三四千年前的天象。《鹖冠子》也记载“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1《史记·历书》。 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这是三四千年前的天象。 殷墟甲骨文中包含着更多的天象记录公元前十二至十四世纪的日月食记事现在能大体定出时间的有四次日食五次月食无疑是世界上最早的。甲骨文中记录大火附近出现新星它比古希腊伊巴谷hipparchas（前二世纪）记录的第一个新星（公元前134年）要早一千多年。比甲骨文稍晚的金文中有大量的西周月相记录如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等等虽然对它们的含义是指一个月中的某一天或者某一部分还有争论但其同月相变化有关是没有疑问的。西周和春秋时代的天象记录在《诗经》中也有不少反映著名的《豳风·七月》诗记载了天象与物候的关系以及当时的历法知识；《小雅·十月之交》的日食和月食记录引起了研究者的很大兴趣据中外学者考证十月辛卯朔的日食和紧靠着的一次月食可能生于公元前776年9月6日和8月21日但另一些人认为是公元前735年11月3o日和12月15日因为前次日食通过北极圈之内中国黄河流域不可能见到。《诗经》中关于恒星的记述已有28夜中十宿的名称还有牛郎、织女、银河以及金星的不同名称——启明和长庚。 春秋时代的编年史中有37次日食记录绝大多数是可靠的可用现代的计算来验证并给地球自转研究提供参考。鲁文公十四（前613年）年“有星孛入于北斗”的记录是关于哈雷彗星的最早记载鲁庄公七年（前687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这是天琴流星雨的最早记录。战国时代著名的天文学家甘德和石申（一作石申夫）辨认并观测了大量恒星测定了12o多个星的位置编出了世界上最早的星表《石氏星表》。1978年在湖北随县出土的战国（公元前444年）遗物上现了完整的28宿名称并和北斗图象相联。这些天象观测记录和所达到的天文学成就受到了全世界的重视。 和天文学从原始社会萌生的同时人们也产主了对天空和自然的原始宗教意识。进入奴隶社会以后宗教思想和自然观生了很大变化对自然神的崇拜为奴隶主阶级利用出现了人格化的、主宰一切的天神人世间的君主也是授命于天的。人们对天空现象的迷惘尤其是异常天象的出现使星占术得以产生。这就是古代许多天象记录同星占迷信纠缠在一起的原因。第三节气象学气象和天文学在我国古代统称天文其实两者是有差别的气象现象是生在地球大气层内的天文学的研究对象则在大气层之外。气象同人们的日常生活、生产活动有密切关系。为了生存人们经历了对自然气候的适应过程从穴居野处展到营室居住他们把屋门开向南方又用兽皮树叶缝制衣服抵御风寒。人们虽不断积累气象知识而对其成因却一无所知从而产生对自然神的崇拜。《山海经·大荒北经》提到南方多雨是因为南方为雨师应龙所居北方干旱是因为旱神女魃居于赤水之北（今河西走廊以北的大沙漠）。古人认为风云雷雹都各有神各司其职而传说中的“后羿射日”则反映了人们战胜干旱燥热的美好愿望。 殷商甲骨文保留了大量天气现象的记录出现了晴、云、阴、霾、雾、虹、霓、霜、雪、雷、电、雨、风、雹等名称。公元前十三世纪文丁时期的卜辞中有连续十天的气象记录1这是世界最早的气象记录之一也是后来传统气象记录的先声。甲骨文中对风雨有不同的称谓雨有大雨、小雨、幺（丝）雨（毛毛雨）风有小风、大风风（骤风）、大飓（狂风）可说是风力、雨量分级概念的开始。 殷商时期有关天气和物候现象的记录大量出现揭示了我国大6上古今气候的变化情况。二千多年前的物候现象比现今要早一周以上黄河流域当时生长着很多竹子、桑树种植水稻还有大象表明那时期黄河流域气候比现在温暖湿润。古代气象史料可以用来为现代许多研究项目做参考因而正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在观象授时阶段为了利用物候现象来判断季节时令经常注意观察气象变化促进了对气象规律的认识。《夏小正》中按月列出的物候现象也附有气象情况如“正月鱼陡负冰时有后风寒日涤冻涂”“三月越有小旱”“四月越有大旱”“七月时有霖雨”等等在《诗经》、《月令》等著作中也有类似的物候描述。随着观察的深入感性知识增多形成了一些天气预报的谚语。《诗经·鄘风·蝃■》曰：“朝于西崇朝其雨”意思是早晨日出时看见西方有虹不久就要下雨了这个谚语至今还在我国民间流传。《小雅·渐渐之石》还记有：“月离于毕渒滂沱矣！”说是看见满月进入毕宿就到了孟秋多雨的季节秋雨绵绵这是一种长期预报。《古微书》中记录的“月离于箕风扬沙’也是类似的意思指满月进入箕宿就进入多风的春季尘土飞扬。《小雅·信南山》的“上天同（彤）云雨雪雾雾”表示彤云密布大雪就要来临。 对气象规律的认识使人们对神的主宰产生怀疑并进而思考风云雷雨的成因和本质。《庄子·天运》对风由神的呼吸而产生之说出疑问“风起北方一西一东有上彷徨孰嘘吸是？孰居无事而披拂是？”指出风回旋不定东西任吹有谁闲着没事去披拂它呢？宋玉《风赋》说：“夫风者天地之气溥畅而至”《关尹子·二柱》篇说：“气之所自生者如摇帘得风彼非摇时非风之气”提出风即气气流生风不流无风仍是气。《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清阳为天浊阴为地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雨出地气云出天气。”这里借阴阳和相互转化的概念辩证地叙述了1董作宾：《殷文丁时卜辞中一旬间之气象记录》《气象学报》17卷1—4合期1943年12月。雨和云的关系。从现象来看雨从天降云从地升而雨又是云形成的故实质上雨还是出自地。地下有轻阳之气上升天上有浊阴之气下降互相转化而成云雨。《庄子》认为“阴阳交争为雷”《春秋·元命苞》说：“阴阳激为电”都认为雷电是一种阴阳冲突所生成的现象。《大戴礼记·曾子天圆》有一段总括性的话：“阴阳之气各从其所则静矣。偏则风俱则雷交则电乱则雾和则雨。阳气胜则散为雨露阴气胜则凝为霜雪。阳之专气为雹阴之专气为霰雹霰者一气之化也。”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学术气氛中这些记述力图从自然界本身去说明天气现象具有唯物主义倾向。 第四节地学人们对地理环境的认识非常早。他们必须知道什么地方有植物果实可采什么地方有动物可供狩猎什么地方有水什么地方有石头可供制造石器。这种对环境的认识就是处于萌芽状态的地学知识。在17o万年前元谋人居住的地方不仅有石器、炭屑而且还有许多动物骨头化石常见的动物有云南马剑齿虎、象、犀牛等1说明当时气候温暖湿润植物群落以草原——灌木丛林为主。元谋人在这种地理环境中用木棒和石器猎取食物。同时也经常去湖滨、草丛地带采集植物果实捕捉龟、蚌以求得生存。他们在生产、生活中逐渐熟悉了周围环境对地理现象有了认识从而获得了最原始的资源分布知识方位概念动、植物知识和矿物岩石知识等。特别是北京猿人他们在周口店地区生活了数十万年2一代一代地积累了对当地环境的知识。 从考古掘材料知道旧石器时代中国的远古居民主要用石英岩、玄武岩、硅质灰岩等十一种岩石和矿物制造石器并用赤铁矿作随葬品用石墨制装饰品。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利用矿物岩石的品种显著增多有花岗岩、玛瑙、变质页岩、流纹岩、滑石、泥质灰岩、碧玉、片麻岩、绿松石、蛋白石、硬玉、自然铜、瓷土、高岭土等37种加上旧石器时代的13种总共是5o种1。这就是说在石器时代我国人民就初步认识了12种矿物32种岩石6种土。他们在利用这些矿物和岩石时对它们的硬度、颜色、透明性、手感粗细程度、比重等物理特征也有所认识并用这些知识去辨别或寻找这些矿物和岩石。 新石器时代农业的出现反映了当时的人对植物与环境特别是植物与土壤的关系已有某些认识。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遗址现有人工栽培的水稻。古文献也记载禹“尽力乎沟洫”2禹“卑宫室致费于沟淢”“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3。这些说明当时的人已认识到哪些地方可以种植水稻并积累了开沟引水种稻的知识。从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房屋建筑遗址来看门多向南那时已有方向的概念知道门向南开进光量多冬季阳光可射进屋内使房屋更暖和《尚书·尧典》中已有东、南、西、北四个方位的记载。 自有文字以后地学知识得到更迅的积累和传播。甲骨文中有土方征我东鄙鬼方牧我西鄙的记载4说明商朝四周有许多方国已有国境线的观念。有的甲骨文记有东、西、南、北四个方位5。《尚书·禹贡》和《周易》则记载了八个方位。这说明从夏朝到周朝方位观念的展6。 1宋兆麟等：《中国原始社会史》第17页文物出版社1983年。 2宋兆麟等：《中国原始社会史》第31页文物出版社1983年。 1李仲钧、王概之《我国史前人类对于矿物岩石认识的历史》《科学通报》1975年第五期。周仁等《我国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和殷周时代制陶工艺的科学总结》《考古学报》1964年第1期。2《论语·泰伯》。 3《史记·夏本纪》。 4原文为：“土方征于我东鄙二邑■方亦■我西鄙田”见《殷虚书契菁华》。5见《缀口》二四o。 6见《周易正义》卷九“震东方也。巽东南也。离南方之卦也。”《禹贡》：“东原底平”“至现存古籍中最早提到地图的是《尚书·洛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营成周使来告卜作洛诰。周公拜手稽曰：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伻来以图及献卜”。这里所说的“伻来以图”的“图”是为选建洛阳城址而特别绘制的地图1。它说明周初不仅有地图而且已经在生产建设中应用地图了。 由于政治、军事、生产的需要地图的展非常迅。根据《周礼》的记载周朝已有数种专用地图。如行政区划图从图上能“辨其邦国、都鄙、四夷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农业地图由土训官掌管“以诏地事”。地形图从图上能“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湿之名物”。矿产图由矿人掌管对“金、玉、锡石之地”矿人要“厉禁以守之。若以时取之则物其地图而授之”。交通图从图上能“周知其山林川泽之阻而达其道路”。q i s u w a n g . c o m [奇 书 网]还有用地图打官司的“凡民讼以地比正之地讼以图正之”。可见地图的应用范围已相当广泛。在《管子》一书中还有专门论述地图的重要性地图的内容地图在军事上的作用的《地图篇》写道：“凡兵主者必先审知地图。轘辕之险滥车之水名山通谷径川陵陵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苇之所茂道里之远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废邑困殖之地必尽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错者尽藏之然后可以行军袭邑举错知先后不失地利此地图之常也。”可见春秋战国时的地图已是画着符号的山川城郭图从图上可以看出山川险阻各种地物地形从草木到城郭大小从道路远近到名邑废邑都有数理的概念可以审知地域大小地图的绘制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战国策·赵策》讲述苏秦以合纵说赵王：“臣窃以天下之地图案之诸侯之地五倍于秦”。这意味着战国时的地图有了分率（即比例尺）从图上可以量测地域面积大小。战国时代各国都有天下之图。而各国亦自备详细而保密的本国地图所以荆轲刺秦王“献督亢地图于秦”以此诱见秦王。献地图就等于把江山献出去。这种观念在韩非的著作中表现很明显。他说：“献图则地削效玺则名单；地削则国削名卑则政乱矣”1。 早期描述区域地理的专著有《山经》和《禹贡》。 《山经》是现存《山海经》里写作时间最早、地理价值最大的部分2。它以山为纲领对黄河和长江流域以及两大流域之外的广大地区进行综合性的记述。 《山经》的作者以今河南省西部作为“中山经”的主要部分自此以南为“南山经”以西为“西山经”以北为“北山经”以东为“东山经”。这五个部分就是五个地区每个地区之内作者以山岭为纲分列次第按照一定的方向和道里依次描述各个山的地形、水文、气候、天然动、植物以及矿产资源等。 《山经》一共描述了四百五十一座山三百条水二十七个湖泽一百于南河”“弱水既西”“东北会于■”。 1侯仁之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第三页科学出版社1962年。1《韩非·五蠹》。 2《山海经》是由山经海经和大荒经组成海经和大荒经是后人增补的现存这种形式的《山海经》可能是汉代形成的。 六十种植物二百七十多种动物八十九种岩石和矿物。 《山经》对山的描述包括山的形态高度宽度坡度积雪情况分水岭等。比如太华山（今华山）它说是“削成而四方高千仞广十里鸟兽莫居”。今天由渭河平原南望华山正是如此1。 《山经》对水的描述力求讲明河流的来龙去脉水的季节变化地表径流和地下水河床地貌等。 《山经》对岩石矿物的描述是很出色的是我国第一部比较详细地记载岩石矿物的著作。所记岩石矿物种数达89种产地三百多处。描述的矿物性状有硬度颜色光泽透明度磁性感觉性质（粗糙或滑腻）敲击声音医药性能集合体的状态——土状、块状、卵状、米粒状共生关系可熔性等。矿物的名称体现了矿物的特征如磁石采石瓀石丹粟茈石白玉青■等。矿物的共生现象有赤铜—砺石铁—文石银一砥砺铁—美玉—青黄金—银白金—铁金—银—铁金玉—赭石等2。以前曾有人把希腊学者乔菲司蒂斯（公元前371—前286theophrastus）的著作《石头志》（书中记载了十六种矿物分成金、石、土三类）说成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矿物学文献其实在《石头志》问世前二百年《山经》已问世了而且内容比它丰富得多。 《山经》记载了一百六十多种植物对某些植物的形态作了简要的描述。其中有四十九种是药用植物这是后世本草著作的肇端。更值得注意的是它的记载反映了地区差异。比如热带、亚热带地区多桂、橘、柚、楠木等而温带干旱区多松、柏、白果树等。 《山经》中记载的动物名称约二百六十多种也体现了地区差异。比如热带地区多象、蛇；寒冷干旱区多马、骆驼、旄牛等。其中药用动物六十四种1。 《山经》又是一部药物书一共记载了一百一十七种药物。除动、植物外用无机物作药的四种。这117种药物中给人治病的1o3种给牲畜治病的2种毒鼠、毒鱼的6种。 上述事例表明《山经》不仅是一部古代地理著作而且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是我国最早的类书”2。 《禹贡》全书只有近一千二百字由“九州”、“导山”、“导水”和“五服”四部分组成。“九州”主要依据河流、山脉、海洋等自然分界线来划分这种自然分区很富有地理意义带有自然区划思想的萌芽。各州就山川、湖泽、土壤、植被、田赋、特产和运输路线等特点进行了区域对比是早期区域地理的杰出著作。“导山”部分专列山岳2o余座并归纳成几条自西向东的脉络。“导水”部分专写河流共9条水系。这是我国地理学专就山岳和水系进行研究的开始。“五服”部分反映了作者的大一统思想把广大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在当时诸侯割据的形势下这种大一统思想具有进步意义。 1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地学史组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第43页科学出版社1984年。2张贻侠：《山海经》——世界上最古老的矿产地质文献《光明日报》1962年8月28日。1曹婉如：《〈五藏山经〉和〈禹贡〉中的地理知识》《科学史集刊》1958年第1期。2吕子方：《读〈山海经〉杂记》载《中国科学技术史论文集》下册第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 除了《山经》、《禹贡》之外还有一些著作也含有丰富的地理知识内容。比如《周易》、《诗经》、《周礼》、《大戴礼》、《国语》、《管子》等。 《周易》谦卦象辞说：“地道变盈而流谦”。唐代孔颖达解释说：“丘陵川谷之属高者渐下下者益高是改变盈者流布谦者也”。显然这是对流水侵蚀作用和沉积作用的概括。所谓“地道”就是指上述流水的侵蚀与沉积作用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地表一种有规律的活动。 据统计《诗经》中记载了三十多条河流主要是黄河、长江、淮河三大水系及其支流；记载了二十多座山如泰山、嵩山、阳山、终南山、蒙山、岐山等。叙述的地貌形态名称至少有六十多个如山、冈、丘陵、原、隰、洲、渚等。河岸地貌又分岸、干、浒、涘、溽、鞫、将、湄、■、浦、濆、麋、频等。对于山还注意植被覆盖情况把有草木的称为“屺”没有草木的称为“岵”；土山戴石的称“崔嵬”石山戴土的称“砠”。对于丘又根据形状不同而有多种名称。如“宛丘”是四周高中央低；“顿丘”是单独的一个丘；“阿丘”是偏高的丘；“京”是高丘等。可见当时对于地形已有了比较细致的观察。所记植物名称多达137种；动物名称11o种；气象名称16个如风、雪、雨、霾、雷、霆、霜、冰、云、霰、霡霂、蝃等。风又分终风、凯风、谷风、北风、飘风等。气候方面有春、夏、秋、冬四季的名称有不少物候记载。特别是《豳风·七月》可以说是一物候歌。如“四月秀葽”“五月鸣蜩”“六月莎鸡振羽”“十月蟋蟀入我床下”。方位名称六个矿物三种。此外还对一些地学现象进行了描述。如“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是对地表生剧烈变化的描述。 《大戴礼》中的《夏小正》是我国现存最早记载物候的专著。它成书的年代虽然在奴隶社会后期但其中的某些认识很可能是夏代流传下来的。全书只有四百多字但内容相当丰富。在植物物候方面对木本和草本植物都有观察记录。如正月的物候是柳树长出了花序梅、杏、山桃相继开花。七月的物候是芦苇长出了芦花。在动物物候方面对鸟、兽、虫、鱼都有所注意。如正月的物候是大地回春田鼠出来活动。野鸡鸣叫雌雄交配。鱼儿由水底上升到近冰层的地方。农田害虫蝼蛄也叫了。《夏小正》采用的是夏历和现在民间常用的农历月份相当。其中的正月即阳历二月。书中记载梅、杏和山桃在正月开花又提到淮、海和（扬子鳄）等说明所观察的可能是淮河至长江沿海一带的物候1。 《周礼·考工记》中有“橘逾淮而北为积鹆不逾济貉逾汶则死此地气然也”。这是关于天然动植物的地理分布有某个界线的最早记录。橘子多分布在长江以南淮河以北橘子很难生长。鹆俗名八哥多留居我国中部、南部各省平原和山林间。济就是济水古四渎之一地理位置由泺口以下至海与今小清河河道略同。“鹆不逾济”就是指鹆一般只能留居在济水以南而貉是生活在北方的毛皮兽。汶是汶水今名大汶水在山东西部古汶水西流经东平县南至梁山东南入济水。貉如果越过汶河往南就会由于不适应较暖的生活环境而死亡。二千四百多年前《周礼·考工记》就提出天然动植物有地理分布界线的思想是非常可贵的。 《管子·地员》是秦以前讲土壤分类最详细的著作。它将一般地区的土1杜石然等六人编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上册第74页科学出版社1982年。壤分作18个类型9o种。然后分别叙述它们的性状和所宜生长的植物。又按上、中、下三等顺序评价它们的生产性能。它用来分类的依据是：土壤的颜色、质地、结构、孔隙、有机质、酸碱性和肥力并密切结合地形、水文、植被等自然条件。它的缺点是由于受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土壤分类表现得很机械每类都是五种有的甚至还和角、商、宫、羽、徵五音配合以合五行。这种作法脱离实际不是客观情况的真实反映。 在《管子·地数》中还记载了通过矿苗找矿的经验：“上有丹沙者下有黄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铅、锡、赤铜；上有赭者下有铁此山之见荣者也。”又说：“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铁；上有铅者其下有银；一曰：上有铅者其下有鉒银；上有丹沙者其下有鉒金；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铜金此山之见荣者也。”这里所说的上下关系有三种含义：第一一个垂直的矿体或一条矿脉山上露头中出现某种矿物可能对下面赋存的另一种主要矿产起到指示作用这种指示矿物在古代称之为“苗”或“引”。又某些多金属矿体（脉）的上部和下部富集的矿种有所不同这种垂直分带现象在古代已有所认识。第二山上出现的某种矿物和山下出现的另一种矿物分别产于不同的地层或岩石中。既不同属于一个矿体成因上又没有明显的联系属于这种情况的上下关系仅仅是一种空间位置的相对关系。第三山上赋存有某种原生矿床而山下出现另一种砂矿这种上下关系也不一定和矿床成因有联系。所以《管子·地数》讲的找矿方法只有一部分是通过金属矿产的共生关系寻找其余则是通过矿产之间空间位置的相对关系来寻找1。 《管子·地员》还记载有植物生态方面的知识指出在土质优劣、地势高低和水泉深浅不同的土地上所宜生长的植物也是不同的。特别是注意到了植物垂直分布的现象。在山地由山顶到山麓依次有“悬泉”、“■崣”、“泉英”、“山之■”“山之侧”五个部分。“悬泉”上长的是落叶松纯林；“■崣”上长的是山柳灌丛；“泉英”上长的是山杨；“山之■”上长的是槚楸一类杂木林；“山之侧”上长的是刺榆。这些情况与现在华北地区的山地植物分布并无差异1。 1夏湘蓉、李仲均、王根元：《中国古代矿业开史》第319页地质出版社198o年。1夏纬瑛：《管子地员篇校释》第29页农业出版社1981年。 第十六章物理学物理学是研究物质运动一般规律和物质基本结构的科学是人类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和观察实验的基础上逐渐展起来的。夏商周时期人们已积累了大量的有关力、热、声、光、磁等方面的知识和对于运动、时空、物质结构等问题的认识这些知识和认识构成了这一时期物理学的丰富内容。 第一节力学知识力学是最早展起来的学科之一。远古至春秋战国时期已应用尖劈和杠杆原理制造出某些器具还利用斜面、轮轴等机械提举重物。下面着重介绍这一时期对于弹力、浮力和摩擦力的利用及对力的本性的认识。 由于狩猎和战争的需要人们很早就明了弓箭。在山西峙峪旧石器晚期遗址中现有石镞说明距今二万八千年前就有弓箭的明。至春秋战国时期弓箭的制造有了很大的展。《考工记》详细地记载了箭的杆、矢、羽三部分的构造和比例特别是讨论了箭的结构与飞行的关系认为箭的结构直接影响到飞行状况及射击的准确性。若箭杆前部太软箭就会往下俯冲；若后部太软箭就会往上飘；中部太软则飞行纡曲；中部太硬就会向上飞扬；羽毛太多则度慢；羽毛太少较易偏斜1。这些讨论已涉及到初步的空气动力学的内容。这个时期还明了弩可以把弹力积聚起来以使射力更强。对浮力的利用也相当早。除行舟外对水的浮力还进行理论探讨。墨家学派认为可以浮在水中的物体虽其形体较大但在水中只沉浸较浅的一部分。这是因为物体中间有空隙（“形之大其沉浅也说在具”）2。《考工记》也提到利用水的浮力来检验车轮制造时各部分是否平衡（“水之以视其平沉之均也”）3。 春秋战国时期对惯性现象已有一定的认识如《考工记》就提到：“马力既竭辀犹能一取焉”4。物体的垂直下落必须是在没有外力作用的条件下。墨家曾注意到这一点指出：“凡重上弗挈下弗扳旁弗劫则下直”。5意思是说在物体下落时如果上不提它下不拉它旁不影响它那么它就垂直下落。人们还利用重心的转移制成“欹器”。《荀子·宥坐》载：孔子参观鲁庙见到一种可以灌水的容器当它在空腹时是倾斜的；灌水适中就正立起来；若灌水过满就会倾覆（“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这种欹器是统治者用来做座右铭的因而叫“宥坐”。这个容器内部具有特殊构造由水的灌入程度不同使重心不断转移从而出现三种不同状态。 由于长期对各种自然力的开与利用人们对“力”的本性也进行探讨。《墨经》对力作了定义：“力形之所以奋也”1。这里的“形”即是形体亦即物体。这句话的意思是：力是使物体生运动的原因。但力是什么？《墨1《考工记·矢人》。 2《墨子·经下》。 3《考工记·轮人》。 4《考工记·辀人》。 5《墨子·经说下》。 1《墨子·经上》。 经》说：力是“重之谓”2即在静止的时候力就以“重”来表示。也就是把物体下落的属性看作力。物体的下落或上举都是由于“重”在起作用（“下举重奋也”）。 2《墨子·经说上》。 第二节热学知识人类在长期对火控制与利用的过程中逐渐积累了热学知识。传说燧人氏“钻木取火”《庄子·外物篇》已有关于“木与木相摩则然（燃）”的记载。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又明以“阳燧”反射并聚焦太阳光来取火。阳燧是青铜制的凹面镜反射太阳光可使某些易燃物（如绒艾）火。原始人早已认识火势自然向上之性因此在蒸煮食物或烧陶、冶金时均是薪炭在下被加热物在上并采取了通风措施以便增加炉温。 关于温度的测量古代虽未明温度计但对于温度的判断还是有一定办法的。《考工记》中精彩地描述了在冶炼金属时如何判断炉温的高低：“凡铸金之状金（即铜）与锡黑浊之气竭黄白次之；黄白之气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气竭青气次之然后可铸也。”1这是根据不同物质的蒸汽颜色来判断炉火的温度：由黑浊到黄白再到清白；当最后到了“炉火纯青”的时候就可以浇铸了。这种掌握火候的办法直到近代还在使用。《吕氏春秋》：“见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这是一种关于气温的判别法据此可以制成原始的温度计。《周礼》中还有关于古人在冬日凿冰入窖以便在天热的时候用它来冷藏食物或保存尸体的记载。 1《考工记·栗氏》。 第三节声学知识原始人类已知某些物体在受到振动之时会声例如敲击厚薄不同的石块、陶器会出高低不同的声音；拉动绷紧着的绳索或弓弦以及用口吹某些空腔或管状体也会出不同的声音。人们根据这些特点制造了石磬、陶埙等乐器；至周代由于宫廷音乐的展已出现“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类乐器即“八音”。其中有板振动和膜振动的（如编钟、编磬、铃、鼓等）气柱振动的（如萧、管、笙、埙等）弦振动的（如琴、瑟）。春秋战国以后这些乐器更得到进一步的展。在乐律方面西周至春秋战国已出现五声音阶、七声音阶和十二律的完整理论体系。五声音阶、七声音阶用宫、商、角、徵、羽来表示十二律用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来表示。关于各律的确定最早可能是采用损益弦长的办法。《管子》中介绍了一种“三分损益法”就是把一根弦分为三段取其三分之二舍其三分之一称为“三分损一”；又增其三分之一则为“三分益一”这样辗转相生就可以得到各律。《管子·地员篇》的原话是：“凡将起五音凡先主一而三之四开以合九九以是生黄钟小素之以成宫。三分益之以一为百有八为徵。不无有三分而去其乘适足以是生商。有三分而复于其所以是生羽。有三分去其乘适足以是成角。” 这种以弦长求各律的三分损益法。以数学语言来表述就是：令黄钟的宫音弦长为（1x3）4=9x9=81则徵音弦长为x 商音弦长为x 羽音弦长为x 角音弦长为x 811+13=1o81o8113=72721+13=9696113=64——于是按弦长大小其五音的排列为：徵（1o8）羽（96）宫（81）商（72）角（64） 1978年湖北随县掘战国早期曾侯乙墓出土了大批乐器。其中编钟一套64件每钟都有两个音部位敲击不同部位能分别出相隔三度的两个音整套编钟共能出128个音音域宽广达五个半八度只比现代钢琴高低两端各约少一组。中间三个半八度十二个半音齐备可以旋宫转调演奏多种乐曲。这么大规模的编钟反映出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先民乐器制造的杰出水平。 《考工记》对于声体的形状、厚薄、大小同声的关系有过科学的记载。如钟的厚、薄、侈、弇要适当。“已（太）厚则石（声不易）已薄则播（声散）侈（钟口太大）则柞弇（钟口太小）则郁。”1并且指出：“钟大而短则其声疾而短闻；钟小而长则其声舒而远闻。”鼓也具有这种性质也是“大而短其声疾而短闻”“小而长其声舒而远闻”。《考1《考工记·凫氏》。 工记》还指出可以适当改变声体的形状、厚薄、大小来调音例如磬的声太高就摩去它的两旁；如声太低就摩去其两端。 春秋战国时期还知道某些共振知识。《墨子》曾提到用倒扣在地下的空瓮来探听敌方的军事行动或确定敌方挖地道的方位；《庄子》记载调瑟时引起另一瑟的共鸣现象：“鼓宫宫动鼓角角动”。 第四节光学知识光学知识起源甚早。日光或火光照射物体时所出现的阴影平静湖面反映山丘、树木所成的倒影对原始人类光学知识的积累都有一定的影响。商周时期已利用静止的水面来照自己的影。《庄子·德充符篇》：“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以其静也”。金文中的“鉴”字写作“■”表示一个人弯腰向水盆照自己的脸。由于商周青铜冶铸技术的展人们铸造了不少铜镜。它的出现为光学的实验研究提供了重要前提。《墨经》中记载了物体成影、光的反射、小孔成像、平面镜、凹面镜、凸面镜成像的实验结果内容相当丰富。 墨家认为影是由物体遮住了光而出现的其大小同物体、光源、影屏三者之间的位置有关。并且指出影是不会随着物体运动而移动的（“景不徙”景即影）1。当物体移动时前影消失后影产生。人们通常所看到的影的移动其实只是前影不断消失后影不断产生的连续过程。这是很科学的见解。《庄子·天下篇》也有“飞鸟之景未尝动也”的见解。 “光的直线前进”是几何光学中的一条重要原理在二千四五百年前的墨家学派就已知道了。墨家指出光的照耀就跟射箭一样（“煦若射”）。基于这样的看法对小孔成像实验做了正确的解释：人体反射的光线经过小孔以后“足蔽下光故成景于上；蔽上光故成景于下”2这样所成的便是倒像。墨家还指出：单个平面镜所成的像只有一个同物体的大小、形态完全一样而且总是跟物体以镜面成对称的。对于凸面镜来说所成的也只有一个正立的像但较小。凹面镜所成的像较复杂。墨家把凹面镜的曲率中心至焦点的一段距离称为“中”当物体在“中”以外时所成的是倒立的小像；当物体在靠近镜面的“中”以内时所成的是正立的放大的像。（“镜洼景一小而易一大而正说在中之外内”3）。墨家没有区分焦点和圆心是其光学成就上的一个缺陷但他们的实验研究在世界几何光学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墨家关于几何光学的理论比古希腊欧几里得（约公元前33o—275年）所著《反射光学》约早了一百多年。 1《墨子·经下》。 2《墨子·经说下》。 3《墨子·经下》。 第五节磁学知识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在采矿、冶金过程中在与磁铁矿的经常接触中现了磁铁矿的吸铁性。这种吸铁性就象母亲吸引子女一样因而人们最初把这种矿石称为“磁石”。如《管子·地数篇》就写到：“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 磁石除了具有吸铁性之外还具有南北指向性指向性与吸铁性实际上都是磁石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表现。当时人们已利用磁石指向性制造出指向仪器——司南。《鬼谷子》说到山中采玉一定要带着司南以不迷失方向。《韩非子》也说“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1。古帝王用司南端正方向以保障皇位的尊严。它实际上就是后世指南针的最早形式。 1《韩非子·有度》。 第六节对运动及时空的认识运动是物质的基本属性。远古时代的人们对于运动已有一定的认识特别是对机械运动更为熟悉。如日月的东升西落江河的奔腾流逝门扉的启闭矢石的飞行等等。先秦时期的科学家和思想家曾对机械运动作了探讨与研究其中尤以墨家学派的研究较为深入墨家给机械运动下的定义是“动或从（徒）也”2。这里的“或”应借为“域”即区域；徙即迁徙。“或徙”即指位置的移动。这种移动包括转动（“偏际徙”）这就象门扉去掉门闩时可以随意开闭一样（若户枢免瑟）。至于圆球的滚动墨家也进行了讨论认为圆球在平面上无论怎样滚动都能保持平衡（“丸无所处而不中”）。 墨家对静止的定义是：“止以久也”1。就是说静止表现为物体在某一位置上停留了一段时间。如果物在这段时间内并不停在一个位置上那就是“不止”了。不止也就是运动。快的运动墨家称为“无久之不止”它就象飞矢过楹一样快；较慢的运动墨家称为“有久之不止’它就象人走过桥要有一定的时间。这里的“有久”、“无久”都是时间的量度。值得注意的是墨家所谓的“无久”并非指时间为零。墨家认为“无久”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或者是指“当时”（“始无久也”又“始当时也”）。因此墨家的“无久”是指时间极短就象刚开始的时刻。 春秋战国时期对于时空问题已有较正确的认识。《管子·宙合篇》中提出了“宙合”的概念认为天地十分之大它囊括了世界万物；而宙合比天地更大它又囊括了天地（“天地万物之橐宙合又橐天地”）。这宙合就是后来所说的宇宙。《庄子·庚桑楚》说到：“有实而无乎处者宇也有长而无乎本剽（即本梢）者宙也。”因此宇宙是无限空间无限时间的总称。墨家则把它称为“宇”和“久”。他们定义“久”为“弥异时也”2即贯穿所有不同的时刻包括“古、今、旦、暮”。定义“字”为“弥异所也”3即遍及所有不同的场所包蒙乎东西南北。 关于运动与时空的关系墨家指出：“宇域徙说在长宇久”4意思是物体的运动必须经过一定的空间和时间（在空间上要有一个距离在时间上要有一个时间间隔）也就是说运动必须在时空中进行。 2《墨子·经上》。 1《墨子·经上》。 2《墨子·经上》。 3《墨子·经上》。 4《墨子·经下》。 第七节物质结构假说在殷周之际人们已从日常的生产生活实际中抽象出两种有关宇宙生成的朴素唯物主义学说。一种是“八卦”说认为天、地、山、泽、水、火、风、雷等八种自然物是构成世界的基本物质；另一种是“五行”说认为水、火、木、金、土五种自然物质构成了世界万物。这两种学说长期并行对后世影响很大。 至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又进一步地对构成世界万物的那些自然物的内部结构作了思辩性的探索。墨家学派认为物质内都是由无数个“端”所组成的。端极细小内部无间隙（“端是无间也”）因此它不可能剖开（“非半弗■”）。要是把一根木条（假如下考虑它的厚度）一半一半地砍断可有两种砍法：如果是从前头砍起先砍掉一半后再砍掉一半的一半这样砍下去砍到某一步必定会出现砍不下去的情况（“进前取也前则中无为半”）那是因为在中间的位置上恰好有端的存在（“犹端也”）；如果是从前后同时砍同样砍到某一步也会遇到砍不下去的端（“前后取则端中也”1）。 公元前四世纪的名家惠施也持相同的见解他说：“至小无内谓之小一。”2这个“小一”无内部可言也和端一样可以看成是一种原子。但是某佚名辩者提出了相反的论点即认为物质内部的结构是连续不断的他们说：“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1。这是一种关于物质无限可分的思想。 也是公元前四世纪时期的宋钘、尹文等人则提出了另一种学说——“元气说”。他们认为“凡物之精比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2。这“精”是什么？“精也者气之精者也”。3“精”就是“气”“气”流行于天地间登于天入于渊在于海在于山。也就是说天地间一切东西都是由精气产生的。宋钘、尹文学说是从老子继承来的。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4在这里老子把“道”看成是物质的始原它是物质性的也就是气。 元气学说是我国古代关于物质结构的最主要的学说春秋战国时期启其端汉唐时期对其作了充实与展至宋明时期出现了更大的展。元气学说的产生与展在我国物理学史和哲学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1《墨子·经说下》。 2《庄子·天下篇》。 1《庄子·天下篇》。 2《管子·内业篇》。 3《管子·内业篇》。 4《老子》第四十二章。 第十七章医学中国传统医学由于近代传入西洋医学人们习惯称为中医。中医学是中国人民数千年来同疾病和不良的卫生环境作斗争的经验积累和理论概括其内容十分丰富。近年来中西医结合研究无论在疗效总结和理论研究上都取得了有价值的成就为国际上许多学者所关注。 第一节中国传统医学的起源对中国传统医学的起源问题历来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先秦秦汉时期的学者对医药卫生的起源已多所讨论。《淮南子·修务训》：神农氏“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始有医药”。这反映出早在远古时期人们在日常寻觅食物以求温饱的劳动中不但对植物药性功用积累着感性认识而且对其适合于某些伤损、疾病之治疗也总结着经验和教训。《帝王世纪》：“伏羲画八卦所以六气六腑五行五藏阴阳四时水火升降得以有象百病之理得以有类。乃尝百药而制九针以拯夭枉”。这反映出先民在生产、生活实践中谋求健康逐步认识人体、气象同疾病之间的关系以及总结医学理论和创制医疗器械用药原则等的原始状况。《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上古之时医有俞跗治病不以汤药乃割皮解肌诀脉结筋揲荒爪幕湔浣肠胃”。新石器时代的考古现中有山东胶县三里河遗址人头骨变形和侧门牙被拔除的情况。大汶口遗址、曲阜西夏侯江苏邳县大墩子福建闽侯石山以及台湾屏东鹅銮鼻等等新石器时代墓葬都有相同的现。这种拔除和变形绝不全是外伤所成而是出于美观或其他需要而进行的手术所致。这就证明《史记》记述的上古外科治疗技术是有史实根据的并不是想象之辞。 中国传统医学源于伏羲、神农、黄帝以及上古时之俞跗、歧伯等说虽有神话色彩但反映了医药学萌芽时期的状况。把这些传说理解为始于一定时期的群体经验可能更符合历史实际。 第二节中国传统医学与巫术之关系中医学同世界各民族医学展的早期情况基本上是一致的。最早期群体医疗经验的积累为随着社会展而逐渐兴起的祖先崇拜、巫术和宗教观念所利用甚至早期的朴素经验由巫术、巫医取而代之。这种情况在中国以殷商时期最为突出。从大量出土的甲骨文可以看出当时奴隶主阶级的医疗活动几乎都是运用占卜祈祷祖先神鬼以求疾病伤痛的痊疗或卜问疾病的展情况。例如：贞病齿告于丁贞疾舌桒于妣庚。 癸巳卜■贞子渔病目福告于父乙。 贞有病年其死。 《山海经·海内西经》记载：“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这正是医药学展在商周时期的真实写照一则依赖巫师祈祷鬼神先祖以求痊疗一则在治病中虽然施行巫术但仍仰赖不死之药。此一时期的医疗也并非完全为巫师所掌握民间朴素医疗经验积累仍不断进行着。例如：甲骨文关于头、耳、眼、鼻、口、齿、舌、喉、心、肠胃、手、臂、关节、足、止、骨等解剖部位之记述；关于瘤、跌伤、耳鸣、蛀齿、下痢、失明等疾病及症侯之论断；关于疾病灾祸之缠延不断断气、丧命、死亡等之形容和结论都反映了殷商时期我国医疗经验和认识水平。中国象形文字在其创造之初如表示腹中有虫的“蛊”字表示牙齿被虫蚀的“龋”字以及醫字本身的从匚、矢、殳、酉等表示运用酒类洗疗箭矢刃伤及撞击、钝伤。这些文字的形、声含义也提供了早期医学水平的宝贵资料。《周礼》：“春时有痟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嗽上气疾”。《礼记·月令》记有：“孟春行秋令则民大疫；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仲夏行秋令则民殃于疫；仲冬之月地气沮弛民必疾疫”。表明这一时期在探索疾病与季节、气候异常变化的关系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其代表人物当推秦名医——医和。《左传》昭公元年记述医和给晋侯诊病时的医理论述：“天有六气降生五味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这段精辟的病因、病理论断将中国传统医学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它标志着医学与巫术的决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在论述秦越人一生的业绩时有“六不治”（即六种情况下不施治）的概括其一即“信巫不信医”。可见巫医在春秋时期已不再占有优势的地位。《黄帝内经素问·五脏别论》：“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这一结论同《内经》其他论述一样影响中医学两千年的展保证了中医学的非鬼神观念。 第三节早期的药物知识和用药剂型随着医疗经验的积累人们对药物的认识更为丰富。《周礼·天官》说：“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以五气、五声、五色视其死生”“凡疗疡以五毒攻之以五气养之以五药疗之以五味节之”可见用药之知识已很丰富。在《诗经》和《山海经》等文献中也大量记录有预防疾病、治疗疾病的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诗经》记有药用植物五十余种。《山海经》记有补药、避孕药、预防药、解毒药、杀虫药等126种。《周礼》所谓五味乃指药物分属于辛、甘、苦、酸的性味。所谓五药乃指草、木、虫、石、谷的早期分类。药物知识的积累促进了用药方法的进步而服药以何剂型最为方便有效用药途径如何最好就提到医学家的研究课题上了。精通针灸的历史学家——皇甫士安在论述药物剂型的历史时说：“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伊尹是商汤时之右相出身于烹饪师本是奴隶。他曾讲过：“阳朴之姜招摇之桂”。姜和桂均系调味品也是医学家用以祛风除寒的常用药。我国有“医食同源”之说现在习用之汤药剂型可能即源出伊尹。酒也很早广泛用于医疗“醫”字从酉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在殷商甲骨文中有“鬯其酒”即用百草之香酿而为酒用作处理尸体以防腐败和臭烂。《内经》强调：“汤液醪醴”。《汉书》也有酒为“百药之长”的论述。这些都反映了药物学从单味药过渡到数味药的组合应用以及用煎汤煮沸和酒浸泡制等剂型以求效的历史过程。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方书据学者研究早于《内经》反映了春秋战国及以前人们战胜金创、伤痉等外利疾病的丰富经验。如用酒作为外伤止痛、洗伤消毒指出配伍者占处方十分之一强；其丰富的外治法用药浴、熏蒸等剂型也达到较高的水平。《五十二病方》所用药物已有247种所组处方28o多个绝大多数医方系复方。由此可知中国药物学经验的积累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十分丰富在运用药物配伍原则协调药物作用提高药物疗效等方面已有相当的理论水平可以认为这是我国医学史上方剂学产生和展的一个重要时期。 第四节医学分科及医疗经验积累随着医疗经验日益积累和医学研究范围扩大必然出现各有专长的医学家形成按照性质任务或所治疾病的不同而分科。最早是医术与巫术分立。《周礼》所记“巫祝”在春官大宗伯的官职之中而“医师”则已改属天官冢宰可见殷商医巫不分或巫医统治的局面在《周礼》中已分立而属不同领域了。医师这一职业当时也已分为若干科。比如《周礼·天官冢宰》记载食医、疾医、疡医、兽医等四科并详述其业务范围和职能。食医“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羞、百酱、八珍之齐”。即掌管统治者饮食与营养。“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即以诊治广大群众内科疾病为职务。疡医“掌肿疡、溃疡、金疡、折疡之祝药、劀、杀之齐”即诊治各种疮疡、刃伤和伤损骨折等外科疾病并负责外用腐蚀消毒药品制备。兽医“掌疗兽病、疗兽疡”。这一分科和分工可以证明这时期医药学已相当进步。 春秋战国时期学术思想活跃产生了许多思想家、哲学家和科学技术人才也出现了大批医疗技术专书和医学理论名著。《汉书·艺文志》记《泰始黄帝扁鹊俞拊方》二十三卷《五脏六腑疝十二病方》三十卷《五脏六腑疝十六病方》四十卷《五脏六腑瘅十二病》四十卷等。《五十二病方》一书1973年出土于长沙马王堆原缺书名以目录：“诸伤、伤痉、婴儿索痉、婴儿瘈凡五十二”为据命名。它基本上是一部外科专书如先论述诸伤其次论各种外伤引致之破伤风婴儿断脐所致之破伤风、狂犬咬伤、犬咬伤、肛门瘘管、痔疮、溃烂、疣肿、蛇咬伤等等。因此与《汉志》所载《金创疭瘈方》有相似之处。它在许多外科疾病的论述和医疗技术上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例如使用探针以探索肛门瘘管之深浅、方向从而决定治疗方案；用犬膀胱纳入肛门充气后拉出使内痔尽出以便手术切除；对疝气之论述和鉴别特别是使用疝气带、疝气罩进行保守治疗还有甚似修补术的外科手术等等。早期医学家探讨人体奥秘病实质和治疗原则从而又出现许多理论名著。如《汉书·艺文志》记有：《黄帝内经》十八卷、《黄帝外经》三十七卷、《扁鹊内经》九卷、《扁鹊外经》十二卷、《白氏内经》三十八卷、《白氏外经》三十六卷、《旁篇》二十五卷共七家216卷。可惜仅《黄帝内经》尚存其他均已散佚。 《黄帝内经》奠定了中医学展的理论基础。简称《内经》最早见于《七略》和《汉书·艺文志》。其成书归之于黄帝自不可信。然以本书某些辞句为根据认为成书于汉甚更晚也是欠说服力的。林亿《甲乙经序》说：《内经》“非黄帝书似出于战国”。《朱熹文集·古史余论》：“至于战国之时方术之士遂笔之书以相传授”。《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其书云出上古固未必然然亦必周、秦间人传述旧闻著之竹帛”。吕复认为：“乃观其旨意殆非一时之言其所撰述亦非一人之手”。这都是说《内经》之成书约在战国时期但并非一时一人之言而是长时期众多医家共同的结集。 《内经》由两部古典著作组成即《素问》和《灵枢》现传本各九卷共一百六十二篇。《针经》九卷即《灵枢经》。《内经》综合前代医药学成就和理论认识对人体解剖、生理病因、病理、症候、诊断、治疗和预防药物的性味、功用方剂、组成等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如对人体五脏六腑脏与脏腑与腑以及脏与腑之间的生理病理关系均绳之以当时盛行的阴阳五行学说。所谓五脏是心、肝、脾、肺、肾属阴。六腑是胃、大肠、小肠、胆、膀胱、三焦属阳。书中运用金、木、水、火、土之间的相生相克关系阐述脏腑之间的相生相克关系如肝木克脾土即肝有病克脾。在治疗上除治肝外还要防治脾被侵扰。至于疾病诊断和治疗原则的确定药物功能作用的阐述处方用药的调遣和配伍等也都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完成的。 《内经》还十分强调整体观念。除上述人体内部的整体观外自然界寒暑燥湿风雨季节、地势方位以及其它环境因素对人体健康的影响都予以全面考察。这些相互关联的理论形成了一套相互为用的理论体系。在疾病诊治过程中很注意因人、因地、因时制宜的处治即人们习称的辨证论治原则。中医学两千多年来正是在这一理论体系指导下不断积累、充实修整而展起来的。 第五节预防医学与养生预防疾病和增进人体健康的养生思想和技术是很受古代学者重视的。 《淮南子》：“良医者常治无病之病故无病”。《内经》更强调：“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病已成而后药之不亦晚乎”。《史记》论述扁鹊诊视齐桓侯未病之病后感叹地说：“使圣人预知微能使良医得早从事则疾可已身可活也”。正是在这些先进思想指导下中医学不但重视预防疾病和早期治疗而且形成了一个养生的学科。养生是以陶冶性情、增强身体健康为目的。《行气玉佩铭》约系战国初期的气功文献其铭文是：“行气深则蓄蓄则伸伸则下下则定定则固固则萌萌则长长则退退则天。天几舂在上地几舂在下。顺则生逆则死”。四十五字的要领与同时代或稍晚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却谷食气》虽然文字不同但其方法步骤基本一致。这反映出春秋战国时期对养生养性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气功是我国历代用以增强体质、祛除疾病的重要方法之一在我国有着广泛的影响。由于其注重深呼吸、静养静中有动故又称之为静功。又一派主张动功其早期如《淮南子·精神训》所述：“是故真人之所游若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伸、凫浴、蝯躣、鸱视、虎顾是养形之人也”。《庄子·刻意篇》也有类似记载。这种模仿动物的六种术式在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导引图》中得到了生动的图像说明而且明确指出何式治何疾苦。不难看出这些正是后汉华佗创制五禽戏的依据。 第六节卫生与医事管理先秦的卫生保健除养生、养形外如《礼记》所说“五日则燂汤清浴三日具沐”以及“鸡初鸣咸盥漱”等已形成讲究个人卫生的准则。在饮食、饮水卫生方面也有许多科学的卫生习惯和知识。此外如环境卫生据研究夏代已凿井而饮。随着城市建立生活污水处理也早有先进的办法如商都及战国燕下都现有下水道。甲骨文有牛栏、猪圈等说明当时已是人畜分舍。《周礼》、《诗经》有抹墙、堵洞、药熏、洒灰等记载即用以除虫灭鼠。《左传》：“国人逐瘈狗”即捕杀狂犬以预防狂犬病。 医药卫生管理制度在先秦也已达到较高水平。如《周礼·天官冢宰》规定医药卫生最高管理官员为“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凡邦之有疾病者有疕疡者造焉则使医分而治之”。“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除医师为众医之长设上士二人外还有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各司掌管、考核等职责。 第七节医学家先秦时期已产生许多著名的医学家如岐伯、雷公、医和、医缓等尤以扁鹊最享盛名1。扁鹊本姓秦名越人勃海鄚州（今河北任邱县）人。约生活于公元前五世纪以长桑君为师尽得传授游医民间足迹遍冀、鲁、豫、秦随风顺俗诊治众疾每多佳效在群众中享有极高声誉。他到赵国都邯郸当地习俗尊重妇人他即做“带下医”（妇产科）。到周都洛阳当地习俗尊敬老人他即为“耳、目、痺医”（五官科及关节痺症）。到秦都咸阳当地习俗喜爱小儿他即做小儿医。扁鹊诊疗疾病擅长望色、闻味、问疾和切脉尤以切脉诊断最为精良。故有“今天下之言脉者由扁鹊也”之誉。他善于综合运用药物针灸、按摩、导引以及热熨等外治法治疗疑难大症。他曾抢救虢太子“尸蹷”（假死）使之复活。人们盛赞他有“起死回生”之术。他谦虚地说：“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当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扁鹊诊疗疾病每每给予巫医或淫逸酒色之徒以砭斥。司马迁论述扁鹊事迹和品质时有“六不治”的概括其中尤以“信巫不信医”不治影响最为深远。在巫医较盛行的时代能有此思想实在是难能可贵。扁鹊医术群医德高尚为秦太医令所嫉竟遭杀害。《汉书·艺文志》有《扁鹊内经》、《扁鹊外经》书不知是否秦越人听撰。《黄帝八十一·难经》一书相传扁鹊所撰但研究者多认为系依托之作。 1以下关于扁鹊的材料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 第十八章妇女人类的历史是妇女和男子共同创造的。种族的延续社会生产的运行文化活动的展都离不开妇女有时妇女的劳动还占了更重要的地位。但由于记载的缺乏我们对于有关妇女的历史知道得太少。汉代刘向著《列女传》是一部最早的关于妇女的传说。在作者浓厚的封建意识的支配下这部书的内容虽保存了一些资料可惜多不免陷于空疏。今取其所记有历史意义者数事并略有增益汇为本篇。 第一节女娲简狄、姜嫄女娲是一位传说中的创世女神。她曾抟土为人炼石补天。 据说女娲的时候天的四极塌陷大地分裂到处是熊熊的烈火到处是浩瀚的水流。女娲炼成五色石把天补了起来；斩断了巨鳌的四足把四极撑了起来；平定了水土使人们有了定居的条件1。 女娲又在她开辟的土地上造出人来。《风俗通义》引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借乃引绳絙于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也；贫贱凡庸者絙人也。”1关于女娲的一些说法显然是神话。但这些神话推崇女娲把她说成是创世的女神同时又尊为人类的始祖这是妇女在远古时代的社会地位在人们意识上的反映。 不知是在女娲神形成以前或以后商族的老祖母简狄和周族的老祖母姜嫄出现在传说世界里。简狄生子契。姜嫄生子后稷。她们的儿子分别成为商族和周族创建基业的人物。相传她们在生这两个儿子的过程中都有一段奇迹。 《诗·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又《商颂·长》：“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楚辞·天问》：“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贻女何喜”。《史记·殷本纪》：“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这说的都是简狄的故事。简狄是有戎氏的女儿。上帝命玄鸟把卵带给她她吞了卵而有孕后来生下契来成为建立了商族和商朝的始祖。《诗》中的帝和天都是上帝。上帝命玄鸟送卵也就意味着上帝送子嗣给她而这子嗣后来成为创建商族的伟大人物而简狄在商人的心目中也成为商族的伟大女性。 《诗·大雅·生民》是一篇咏赞姜嫄2和后稷的长诗。诗的开端说：“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这大意是说当初有人的时候只有姜嫄。她祈祷着祈求有个儿子。后来她踩着上帝的脚印停顿下来感到肚子里震动就怀了孕有了孩子就是后稷。诗词接着谈到后稷在农业上的出色成就。他种的粮食经过加工上帝都闻到了它的香气。女娲、简1《淮南子·览冥训》。 1《太平御览》七十八引。 2参看闻一多《姜嫄履大人迹考》见《闻一多全集》第一册第73—8o页三联书店1983年版。狄和姜嫄都可说是创世纪中的人或神而姜嫄在周人的心目中当然也是周族的伟大女性。周人有诗称颂她说：“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11《诗·鲁颂·閟宫》。 第二节太任太姒太任是周先王王季的妃周文王的母亲。太姒是周文王的妃周武王的母亲。宗周诗人歌颂周的功业如《大雅·大明》太任、太姒跟王季、文王并举虽没有列举多少具体事实、但显然是因为太任、太姒在殷周兴替的过程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大明》诗辞说：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难忱斯不易维王。天位殷适使不挟四方。 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乃及王季维德之行。 太任有身生此文王。 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国。 天监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载天作之合。在洽之阳在渭之涘。 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大邦有子伣天之妹。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不（丕） 显其光。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缵女维莘长子维行。笃生武王保右命尔燮伐大商。 从诗章看来周之伐殷是上顺天意下合民心的。太任之嫁王季太姒之嫁文王以及文王武王之出生都是在这一历史阶段中之天意的安排。太任太姒被安排的历史位置是极有分量的。诗辞中指出“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指出“大邦有子伣天之妹”都在表明殷商姑娘的来嫁是具有政治意义的。从当时殷周两国文化展的水平来看周比殷为后进殷商姑娘之西来是可能带来一些较高的文化。诗辞又指出渭滨的亲迎是“造舟为梁”可见迎亲送亲的队伍之盛大使诗人感到“丕显其光”也就是感到极大的光荣。《周易·归妹》爻辞有“天乙归妹”即指“大邦有子伣天之妹”的出嫁的故事。这个故事写到爻辞里可见其流传之广而为当时人所熟知。 第三节许穆夫人赋《载弛》《诗·国风》里有不少歌咏妇女的诗也可能有不少为妇女自己所作。 但一直到现在可确认女作者姓名的诗以许穆夫人所赋《载驰》为唯一的诗篇。如单以作诗的时间而论许穆夫人的《载驰》要比屈原的《离骚》早三百几十年。 许穆夫人出生在公元前七世纪春秋时期的卫国（今河南湛县）是卫宣公的女儿卫懿公的妹妹出嫁于许。公元前66o年狄灭卫。《左传》闵公二年记卫灭后的情况是：“卫之遗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为五千人立戴公以庐于曹。许穆夫人赋《载驰》。“齐侯使公子无亏帅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归（餽）公乘马祭服五乘牛羊豕鸡狗皆三百与门材。归夫人鱼轩重锦三十两。”这说的是卫灭亡后结集遗民进行善后并得到齐国援助的情况这正是许穆夫人赋《载驰》的历史背景。 对《载驰》的解释颇有歧义而主要由于对《载驰》章之理解不同。《载驰》共五章章的诗辞是：载弛载驱归唁卫侯。驱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则忧。 头四句是作者自述她的想象：她坐上马车急急忙忙地去吊唁卫侯不知不觉地就到了漕（曹）。但“大夫跋涉我心则忧”事实上只能派遣许国大夫去辛苦一趟自己只能把忧愁埋在心中。以下四章都说的是作者的愁苦和许人的漠不关心。《诗·小序》说：“载驰许穆夫人作也。闵其宗国颠复自伤不能救也。卫懿公为狄人所灭国人分散露于漕邑。许穆夫人闵卫之亡伤许之小力不能救。思归唁其兄又义不得故赋是诗也。”《小序》所说大体得作者之意但作者对于许人更多责怨之辞故有“许人尤之众稚且狂”的诗句。诗中为卫提出“控于大邦”的想法这是卫国仅有的出路而卫国实际上也是依着这条路线走过去的。末章称：“大夫君子无我有尤。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这可见当时的许国上层议论纷纷作者却对他们说请你们不要见怪吧你们的种种想法都不如我的主张。许穆夫人不只是一个能作诗的妇女也是一个临乱不乱有政治见识的人。 第四节齐姜劝导晋公子重耳晋公子重耳因晋国内乱长期流亡在外。他到了齐国齐桓公把女儿姜氏嫁给他他在齐国受到很好的待遇。他有马二十乘一乘四马就是说有马八十匹。他过着舒适的日子打算老死在齐国了。齐桓公死了孝公即位诸侯们不再听齐国的话了。重耳的随从们知道齐国帮不了他们多大的忙而重耳却有终老于齐的思想。他们想离开齐国怕重耳不答应。他们在桑树下面商量却被采桑的蚕妾听到了而他们没有察觉。 蚕妾把听到的话告诉了姜氏。姜氏怕走漏了消息对重耳不利就把蚕妾杀死了。姜氏对重耳说：“从者要同你离开这里。听到这消息的人我已把她杀了。你一定要同意大家的考虑不可犹豫犹豫是不成事的。你逃避晋国的内乱到现在已经够受的了。自从你离开晋国晋国没有安宁的日子人民没有一定的君主。天没有亡晋但是在你以外没有别的继承人选。得有晋国的人不是你还是谁？你努力吧！上帝已与你同在。你犹豫不定是会有灾难的。” 重耳对姜氏关于晋国政局的分析并不动心。他说：我不再走动了一定要死在这里了。 姜氏征引了《诗·小雅》、《郑风》、西方之书和管仲的遗训阐述“怀”与“安’的危害。所谓“怀”是指个人的私欲；所谓“安”是指贪图安逸。姜氏说：“齐国之政败矣晋之无道久矣。从者之谋忠矣。时日及矣公子几矣。1君国可以济百姓而释之者非人也。败不可处时不可失忠不可弃怀不可从。子必行！”又说：“公子唯子子必有晋若何怀安。”重耳面对姜氏这样坚决而有远见的劝导还是不能接受。于是姜氏就与重耳的主要随从也是他的舅父狐偃共同商议将重耳灌醉载在车上离开齐国。重耳酒醒后极怒拿起武器来要同狐偃拼命。但后来重耳在秦国的帮助下最终回到晋国掌握国政证明了姜氏之正确与远见。 1以下见《国语·晋语一》。 1《国语》韦昭注：“几近也。言重耳得国时日近。” 第五节晋弓工妻谏平公春秋年间晋国有个弓匠接受了晋平公交给的做弓的任务。他做了三年才把弓做成。晋平公拉满弓试着射了一下连铠甲的一层叶片都没有射透。平公怒要杀弓匠。弓匠的妻子听说请见平公。她对平公说“您听说过公刘的事吗？公刘看见牛羊践踏芦苇心里就很难过。他恩德及于草木难道还要杀无辜的人吗？秦穆公时有盗贼偷吃了他的骏马他怕他们吃马肉容易得病反而送酒给他们喝。楚庄王宴群臣有一个人趁着蜡烛灭的时候拉了一下庄王夫人的衣服。夫人揪断了那个人的冠缨要庄王点上蜡烛追查。庄王不答应没有去追查反而要群臣把冠缨都取下尽情饮酒。这三个君主仁德著于天下终于得到了他们所赦免的人的报答美名传于后世。帝尧治天下的时候他住的房子茅草屋顶不加修饰柞木椽子连砍都不砍门口只有三层土阶。即使这样他还觉得盖房的人太辛苦住房的人太安逸了。现在我丈夫给您做弓也够劳苦的了。弓的主干生于泰山的山坡于一日之间三见阳、三见阴非常坚硬而有韧性；弓缘缚上燕国出产的牛角弓身缠上楚国产的麋鹿的筋再糊上河鱼的胶。这四种材料都是天下难得的好料。用这种材料做的弓您射起箭来还不能穿过一层铠甲叶片说明您不会开弓。但您反倒要杀我的丈夫这不太糊涂了吗？我听说射箭的规矩左手就象顶住千斤之力一样牢牢稳住弓右手象附在树枝上一样轻轻钩住弦。右手箭左手没有感觉这才是射的道理。” 晋平公按着弓匠姜说的办法拉满弓射穿了铠甲的七层。弓匠立刻得到了释放并得到了平公的赐金。 第六节赵威后问齐使大约是在战国晚期齐王使使者问候赵威后。齐王的书还未打开威后就问：岁亦无恙耶？民亦无恙耶？王亦无恙耶？使者不高兴地说：臣奉使前来您不先问王而先问岁难道是要把贱者放在前面而把富贵者放在后面吗？威后说“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没有岁何以有民？如果没有民何以有君？所以我要这样问。难道要我舍本而问末吗？” 紧接着威后又提出了几个问题。她说：“钟离子无恙耶？其为人也有粮者亦食无粮者亦食有衣者亦衣无衣者亦衣是助王养其民也何以至今不业也？”她又说：“叶阳子无恙乎？是其为人哀鳏寡卹孤独振困穷补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业也？”她又说：“北宫之女婴儿子无恙耶？彻其环瑱至老不嫁以养父母是皆率民而出于孝情者也胡为至今不朝也？”她说：“此二士弗业、一女不朝何以王齐国子万民乎？”她又提出于陵子仲这大概是在当时享有一定声誉的人但威后有自己的看法。她说：“于陵子仲尚存乎？是其为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此率民而出于无用者何为至今不杀乎？” 赵威后问齐使的话见于《战国策·齐四》。赵威后疑即赵惠文后。 赵惠文王死后嗣王年幼后用事。威后问齐使或即这时候的事。威后在初见齐使的问话可以说是对于她的政治思想的概括。在很长时期里中国政治思想家不断称述：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这种思想跟威后问齐使的主要思想是一致的。威后紧接着又提出来的问题是有关社会风气的问题是应该表扬什么和打击什么的问题。威后所问的这些问题都是政治上带根本性的问题反映了威后的政治见解这在战国时期的统治阶层中是很难得的。可惜关于威后的事迹别无可考。 第七节孟母教子孟母是孟子的母亲。孟子早年丧父。他是在母亲的教养下成长起来的。 孟母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贤良母亲两千多年来被认为是母亲的典范。相传孟子幼年时候住家在墓地附近。他做游戏、学埋死人。孟母怕这样下去会对孟子产生不好的影响便将家搬到集市附近。孟子在这里又学商贩叫卖。孟母觉得这也不是教育孩子的好环境又将家迁徙到学宫附近。这样一来孟子在游戏的时候就学揖让进退等礼节。孟母认为这才是教育孩子的好地方便定居下来。这是有名的孟母三迁的故事。 又相传孟子开始上学的时候读书不肯用功。有一次孟子放学回家孟母正缉麻线问他学习的进展情况。孟子回答说：还不是那么回事。孟母听了很生气用刀把机上正在织着的麻布割断。孟子惊恐地问：为什么这样做？孟母说：“你不好好学习就象我把织着的布割断一样。你不好好学习是什么也干不成的。”这是有名的“孟母断织”的故事。 这两个故事一个是关于选择教育环境的一个是关于教子成材的反映了孟母对于幼儿教育极大的重视。她不只是对问题看得准而且执行得坚决。孟子后来成为孔子以及儒家大师不应简单地归功于母教但不可否认母教对于孟子的成长是有重要作用的。 第十九章杂传伯夷、叔齐、柳下惠、西门豹、荆轲他们的行事不必可取旧史关于他们的记载或亦不无涂饰。但这些事迹有近于独立特行久为人们所乐道因辑为本篇以备观览。 第一节伯夷叔齐1不食周粟伯夷和叔齐是殷商末期孤竹国（在今河北卢龙县南）君的儿子。孤竹君想在他死后立叔齐为君。他死后叔齐让位给哥哥伯夷。伯夷不肯说“这是父亲的意思。”随后伯夷就出走了。叔齐不肯继位就也出走了。国人立了孤竹君的中子为君。 兄弟二人出走后听说西伯昌（周文王）有德行尊重老人便决定到周去。 他们到周后西伯昌已死武王继位。武王帅师伐纣。伯夷和叔齐扣马而谏说：“父亲死了不埋葬却带着队伍去打仗能说是孝吗？周为商臣以臣代君能说是仁吗？”武王的手下想杀了他们姜太公说“这是讲义气的人。”叫人把他们搀扶走了。 武王灭商建立了周王朝。伯夷、叔齐以武王的做法可耻义不食周粟。他们隐居于阳山（在今山西永济县南）采食野菜山果饥饿而死。死前作歌：“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孔子、孟子对伯夷叔齐都加推重而又有所不同。孔子说：“伯夷叔齐古之贤人也求仁得仁又何怨乎？”1孔子称赞他们“不念旧恶怨是用希”2“不降其志不辱其身”3。又说：“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4。孟子说“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立于恶人之朝与恶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推恶恶之心思与乡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将浼焉。是故诸侯虽有善其辞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5但又说：“伯益隘君子不由也。”6司马迁为伯夷叔齐立传特别重视孔子对他们的推崇说：“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 1事见载于《史记·伯夷列传》。 1《论语·述而》。 2《论语·公冶长》。 3《论语·微子》。 4《论语·季氏》。 5《孟子·公孙丑上》。 6《孟子·公孙丑上》。 第二节柳下惠不辞小官柳下惠姓展名获字禽又字季。柳下是封邑或所居地。他是鲁大夫展无骇的后裔1鲁僖公时人。 柳下惠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熟悉典礼娴于辞令。鲁僖公二十六年（公元前634年）齐伐鲁僖公使展喜犒齐师并使展喜于事先在柳下惠那里准备好辞令。齐孝公见到展喜就问：鲁人害怕吗？展喜说“小人害怕君子不害怕。”孝公说：“室如悬罄野无青草你们依仗什么而不害怕？”展喜对答：“我们依仗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夹辅成王。成王慰劳他们而赐之盟说“世世子孙无相害也。”盟书藏在盟府为太师所职掌。桓公也就是根据这个得以纠合诸侯而谋其不协弥缝其阙而道救其灾这是执行固有的职责。现在您嗣位了诸侯都希望您继承桓公的事业因而我们也没有聚众设防。我们认为您嗣位不过九年如果弃先王之命而废应尽的职责怎样向您的先君交待呢？你一定不会这样作所以我们不害怕。”齐孝公听了这番话只得答应撤兵2。 大约也还是在僖公年间有海鸟止于鲁东门之外三日。当时在鲁执政的臧文仲使国人致祭。柳下惠认为祀典是国的大节臧文仲的决定没有依据。他详细地论述了祀典共有噘、郊、祖、宗、报五种另外还有社稷山川等有利于民的神。在这些范围以外的就没有祀典。他推测海鸟之至是由于气候的变异。果然这年海多大风冬暖。臧文仲听到柳下惠的议论承认了自己的过错使人把他的话记在简策上3。 柳下惠在典礼和辞令方面的修养并没有得到人们的足够重视。受重视的倒是他那种虽是确然自立却时而表现出的不拘小节满不在乎的风度。《论语·微子》：“柳下惠为士师三黜。人曰：‘予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孟子说：“柳下惠不羞污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违佚而不怨厄穷而不悯。与乡人处由由然不忍去也。‘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褐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故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1。又说：“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2这大略勾划出了柳下惠的为人。“不辞小官”一语有一定的概括性。 相传鲁有一个独居一室的男子。邻有寡妇亦独居一室。夜暴风雨至坏寡妇室。寡妇请求避风雨鲁男子不纳。寡妇说你为什么这样狠心！鲁男子说你年轻我也年轻所以不敢纳你。寡妇说你何不学学柳下惠他不避这种嫌疑也没有人说他。鲁男子说柳下惠可以这样办我却不可以这样办3。这个故事也说明柳下惠在群众间得到的信赖。 1《国语·鲁语上》“齐孝公来伐鲁”条“海鸟曰爰居”条及韦昭注。2《左传》僖公二十六年。 3《国语·鲁语上》。 1《孟子·万章下》。 2《孟子·公孙丑上》。 3《孔子家语》。 第三节西门豹为河伯娶妇西门豹是战国初年人。魏文侯时他为邺（在今河北漳西南）令名声很好。 邺临漳河漳水时常泛滥成灾。当地流传着这样的话说：“即不为河伯娶妇水来漂没溺其人民”。西门豹到邺后得知百姓苦于为河伯娶妇。他听说邺的地方官常年赋敛民财数百万借口为河伯娶妇取其二三十万与巫祝私分。巫祝看中谁家的女子就说应嫁给河伯。他们把这女子梳洗打扮坐在嫁床上投入水中。这样一来有女子的人家唯恐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河伯便纷纷逃离邺地。这种情况已经存在好久了。西门豹说“河伯娶妇时请告诉我我也去。” 到了为河伯娶妇的那一天西门豹来到河边。地方官吏、豪富、里父老都来了。河岸上聚集着远近闻讯前来观看的约二三千人。大巫是个七十多岁的老妇人身后跟着十名女弟子。 西门豹看过河伯妇后说：“这女子不漂亮还是麻烦大巫婆去告诉河伯等找到更好的女子后再给他送去吧。”随即命人抱起老妇人投入河中。隔了一会儿西门豹说：“巫婆怎么去这么久弟子去催催。”接着便把一女巫投入河中。又过了一些时候西门豹又说：“弟子为何也这样久？再派一个女巫去催。”这样连投三个女巫后西门豹说：“巫婆和她的弟子都是女人不能办事麻烦三老走一趟吧”。随即将三老投入水中。 西门豹向着河面鞠躬礼拜十分恭敬地站立。良久他向左右看了看说巫婆、三老都不回来还是请廷掾或豪长入河催催吧！大家听了都很惊恐廷掾、豪长吓得面如死灰不住叩头额血流地。西门豹说：“行了再等一会儿吧。”又过了片刻西门豹说：“你们都起来吧！大概河伯要留客人多待一些时候。你们都回去吧。”从此以后邺地再也没有人敢提为河伯娶妇的事了。 西门豹征了民吏开凿了十二渠是谓横渠引漳水灌民田初步治理了水患使邺民人得水利之便。西门豹说“民可以乐成不可与虑始。今父老子弟虽患苦我然百岁后期令父老子孙思我言。”后来魏襄王时邺令史起又续凿水渠引漳溉邺。 4以下见《史记·滑稽列传》褚少孙补。 第四节荆轲刺秦王（附高渐离） 荆轲1卫国人齐国贵族庆氏的后代卫人称为庆卿。后至燕燕人称之为荆卿。生年不详死于公元前227年。以术说卫元君。卫元君不用。荆轲到燕国后与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为好友。荆轲嗜酒。酒喝得很畅快的时候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大家都欢乐过了一会又相互哭泣旁若无人。荆轲虽好饮酒但为人沈深好读书。他游踪所至与贤豪长者结交。他到了燕国燕国处士田光先生待他很好知道他不是庸俗的人。燕太子丹过去曾为质于赵。秦王政生于赵少年时与丹交好。政立为秦王后丹质于秦而秦王对他不友善故丹怨而亡归燕谋求报复。燕国小力不能。后来秦不断出兵山东以伐齐、楚、三晋蚕食诸侯。将要轮到燕国了燕君臣都恐怕大祸临头。太子丹为这事很忧愁他的师傅鞠武推荐田光2说他为人智深而勇沈可去与他商量。 太子丹谦恭地接待田光。太子说：燕秦不两立愿先生留意这件事。 田光说：我的精力已经不行了我不敢图谋国事我的好友荆卿可用。 荆轲见到太子丹。丹说：“秦有贪利之心欲望不能满足。不尽有天下之地臣服海内的王者他的欲念不会满足。现在秦已虏韩王尽吞纳其土地。又举兵南伐楚北临赵。王翦将数十万之众距漳、邺而李信出太原、云中。赵不能支秦必称臣称臣则祸至燕国。燕国小弱数困于兵那怕举全国也不能够抵当秦。诸侯服秦不敢联合。丹的个人打算以为诚能得天下的勇士使于秦诱以重利。秦王贪势必得所愿。如能劫持秦王使他全部归还诸侯的侵地这是最好的。假如作不到便将秦王刺了。他们秦国大将擅兵在外而因内有乱就会君臣相疑。乘这机会诸侯得以合纵将一定能破秦国。这是丹的最大愿望。但不知依托谁来办。只有请荆卿留意答应我的请求。荆轲说：这等国家大事我愚钝无能恐怕担当不了这样的使命。太子向前叩头固执请求荆轲不要辞让这才答应。于是太子尊荆卿为上卿安排上等住房。太子天天来看他供太牢异物有时还有车骑美女资荆轲所欲。 过了很久荆轲还没有出的表示。秦将王翦破赵虏赵王赵地全部归秦又进兵北略地至燕国南界。太子丹恐惧便请求荆轲说：“秦兵早晚渡易水。我就是想长久侍奉你哪能办得到！”荆轲说：“太子不说我也就要去秦了。但没有信物秦王就不可靠近。樊将军秦王购之金千金邑万家如得樊将军头与燕国督亢（在今河北涿县东跨涿县、国安、新城等县界）的地图奉献给秦王秦王一定喜悦见我我乃得有以报。”荆轲所说樊将军是秦将樊於期自秦逃至燕为太子丹所收留。督元是燕的肥沃地区。太子说：“樊将军穷困来归附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伤害长者之意愿你再考虑考虑。” 荆轲知太子不忍便私自见樊於期说：“秦对将军可以说够狠的了杀戮了您的父母宗族又闻以金千斤邑万家购将军头。将怎么办？”於期仰天叹息流泪说：“於期每想到这事常痛恨到骨髓只是计不知怎么办！”荆轲说：“有一件事可以解除燕国的忧患报将军的仇你看怎么样？”於1此下见《战国策·燕三》。 2此下记有关荆轲事见《战国策·燕三》。 期说：“怎么办？”荆轲说：“愿得将军的头而献给秦王秦王必喜而见我我左手把其袖右手刺其胸这样将军的仇报及燕被欺凌的羞愧可以除了。将军能够做到吗？”樊於期偏袒以左手扼右腕而进前说：“这是我日夜切齿腐心的事。现在才听到您的教导！”遂自刭。太子丹听说奔驰而来伏尸而哭极为哀痛。但已无可奈何便把樊於期的头函封起来。这时太子已预求天下之利刃得赵人徐夫人匕以百金购取之并使工匠用毒药焠剑。以剑试人血沾湿丝缕便立即死去。燕国有勇士秦舞阳年十三杀人人很畏惧不敢逆视。于是便令秦舞阳为副手。荆柯还等待一个人想让他一起去。那人住的远一时还没有来到因而他延迟了出。太子丹怀疑他改悔便请求说：“天数已经完了荆卿还有意去吗？丹请先派遣秦舞阳去。”荆轲怒叱太子说：“为什么派秦舞阳去！我所以停留的原因是等待我的客人一起去。现在太子以为迟了我告辞了！”便出。 太子及宾客知道这事的人都着白衣帽来送行。到易水边上祭了道路之神上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人们都掉了眼泪。又前进而为歌说：风萧萧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唱完这曲凄凉、悲惨的歌复为慷慨的羽声。人们都瞪着眼皆上指冠。于是荆轲就上车而去不再回头。到了秦国荆轲持着千金的礼物厚赂秦王宠臣中庶子蒙嘉。嘉先对秦王说：“燕王实在害怕大王的威风不敢举兵而逆军吏愿举国为内臣比于诸侯的序列贡职如郡县而得奉守先王的宗庙。他恐惧不敢自陈斩了樊於期的头并献燕国督亢的地图函封拜送于庭遣使以闻大王听从大王的命令。”秦王大喜穿上朝服设九宾见燕使者于咸阳宫。荆轲奉樊於期头函而秦舞阳奉地图匣依次进。至陛下秦舞阳色变振恐。群臣奇怪。荆轲看着秦舞阳笑向前解释说：“北番蛮夷的鄙人未曾见过天子所以振慴。愿大王稍宽容他使得毕使于前。”秦王对荆轲说：把舞阳所持地图献上。荆轲便取地图给秦王。秦王展图图穷而匕现。荆轲左手把秦王衣袖右手持匕刺之。未及身。秦王惊自引而起袖绝。拔剑剑长一不子拔不出。荆轲追逐秦王。秦王绕着柱子奔跑。群臣皆惊骇因事起突然全都失掉常态。秦法群侍殿上的人不得持尺寸的兵器而诸侍卫执兵器都在殿下没有诏召不得上殿。正危急时来不及召殿下侍卫所以荆轲才得以逐秦王。仓卒紧急中没有东西击轲而以手搏之。这时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投掷荆轲。秦王仓卒惶恐危急不知怎么办左右的人说：王推剑于背！秦王推剑到背才拔出剑而击荆轲断其左股。荆轲废便引其匕向秦王投掷不中只击中铜柱。秦王又击轲轲被八创。轲自知事不成倚柱而笑说：“事所以不成功因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回报太子。”于是左右向前杀死轲。已而论功秦王赏群臣及当坐的人各有差。赏赐夏无且黄金二百镒说：“无且爱我用药囊投掷荆轲”。 于是秦王益兵至赵诏王翦军伐燕。拔蓟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率其精兵东保于辽东。秦将李信追击燕王急代王嘉写信给燕王喜说：“秦所以特别追燕急的原因是因为太子丹的缘故。王如果杀丹献给秦王秦王一定能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后来李信追丹丹匿衍水（辽东水名）中。燕王遣使斩太子丹。但过了五年秦还是灭燕虏燕王喜。 秦并六国秦王政立号为皇帝。于是太子丹、荆轲的门客都逃亡。高渐离1变名姓为人庸保匿作于宋子地方。过了很久工作很苦。他听到主人家堂上有客击筑每每评论说那些好那些不好。主人家左右的人告诉了他的主人说：那个庸客是个知音的窃言是非。主人叫他击筑一坐皆称说好赐他酒。高渐离思忖如久隐贫贱俭约没有尽头便拿出他装匣中的筑和好衣服更容貌而前。举坐皆惊下与他行礼以为上客使击筑而歌。客没有不流泪而离开的。秦始皇听说了召见他。有人认出他来说：这就是高渐离。秦皇帝惜他善击筑赦免了他用马屎熏瞎他的眼睛。他击筑没有一次不受称赞。他慢慢地接近了始皇帝。高渐离以铅置筑中在距离更近的时候他举筑击秦皇帝不中遂被杀。 附录一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分期问题徐喜辰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是国内外史学界都很关心和重视的一个问题。从1927年开始的中国社会问题论战算起这个问题的讨论已有五十多年的历史。建国以来这个问题虽然仍在继续讨论这方面的文章也不断地刊载于全国各种刊物上但是迄至今日止尚未取得一致的看法意见分歧还是很大的。 关于中国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分期我国史学界目前主要的有三种不同意见。 西周封建说主张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西周的史学家以范文澜、吕振羽等同志为代表。 范文澜认为区别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主要关键是“剥削方法的变换”是“所有制的不同”；“至于生产工具制作的变化在奴隶制向封建社会的转化上不一定是决定性的。”根据这一分期标准他认为周国在古公亶父时已经出现了新的封建的生产关系。“因为周先公从经验中知道鼓舞农夫们的生产兴趣是增强生产力的一个重要条件所以他们对待农夫的态度不象一般奴隶主对待奴隶那样残暴这个经验的展就有可能把奴隶抛弃而宁愿利用农奴”1。周之所以能灭商正是因为新制度社会必然战胜旧制度社会。 范文澜以及和他同派的学者们认为西周是封建社会的主要根据是：（一）在西周生产力展水平的估计上范文澜虽然承认当时还没有使用铁制工具但他却说：《周颂》所载钱、镈、铚等字形可以推想为金属工具。《载芟》说：“有略其耜”《良耜》说：“畟畟良耜”略与畟畟都训为锋利耜刃锋利当然是用金属。金属工具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产生封建社会2。和他同一学派的王玉哲更认为《诗经》里凡是提到“金”或从“金”偏旁的字大半是指铜器而言的。铜耕具在黄土地带使用所产生的效力决1以下高渐离事据《史记·刺客列传》。 1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第127页。 2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绪言》。 不会低于其他地区用铁工具所产生的效果。因此具体到西周的土壤的条件上铜耕具完全具有产生封建制度的力量3。 （二）在土地所有制上范文澜认为：周天子作为土地和臣民的最高所有者不仅王畿内保有大块的公田同时在王畿内分封许多卿大夫采邑。在王畿外分封许多侯国。诸侯在国内也同天子一样分封卿大夫采邑。庶民无权获得土地所有权但可以通过受田的形式获得实际上属于他们的土地。以土地为枢纽凡授予土地者有权向受土地者征收贡赋；反之受土地者有义务向授予土地者纳贡服役。经授土授民之后土地臣民名义上仍是王土王臣的一部分但事实上受土受民的人有权割让或交换等于私有1。但是范文澜不承认井田制度他说：西周领主们的土地疆界纵横交错象无数的井字但并没有一井九百亩的那种区别与邑密切相关的井也不是孟子所说的井田。2（三）关于“庶人”、“民”的身分问题在西周封建论者中间有如下三种看法。范文澜认为西周时期的直接生产者和殷代的奴隶不同。对他们不能随便屠杀这可以从考古工作者掘的一百五六十个西周东周的墓葬仅现三个墓葬里共有六个殉葬人即从商代有大批人殉而周代祭祀不用人得到证明。这种不同于奴隶的直接生产者是些什么人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说奴隶是用别人所有的生产条件来劳动的而农奴则拥有实际上或法律上属于他所有的劳动工具和实际上属于他们的土地。斯大林也说：农奴的特征是“有自己的经济有自己的生产工具。”范文澜根据《诗经》中的材料认为西周的“庶人”或“民”完全符合经典作家所指示的关于封建社会农奴的特征。例如《周颂·臣工》：“命我众人庤乃钱镈”说明西周的农夫有属于他的工具。《小雅·大田》：“雨及公田遂及我私”和《孟子·滕文公》：“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都说明西周的农夫有“实际上属于他们的土地”即所谓“私田”而“公田”则是农民无偿地为领主耕种的土地。《周颂·载芟》：“有嗿其馌思媚其妇有依其士”；《周颂·良耜》：“或来瞻女载筐及筥其饟伊黍”都是描写农夫有自己的经济。而奴隶吃主人的饭是没有自己的经济的1。另一说认为西周的直接生产者主要是还没有脱离家族公社或农村公社的公社农民。杨向奎说：《周礼》中农业生产的主要负担者叫“甿”他们的地位高出于奴隶。《周礼》中又有从事农业生产的“夫”和“夫家”也全是指农民。《地官·遂人》有夫家授田的记载。又《地官·县师》把“夫家”放在“人民”（奴隶）之上也说明夫家的地位比奴隶高他们包括了自由农民与被役使的农民。《左传》中的“庶人”是一个没有劳动对象而有着生产工具的阶级亦即是农奴。“民”也具有同样的身分“民必有主”就是说他们必须依傍于领主2。持这种观点的还有徐中舒、童书业等人3。除此之外还有嵇文甫的古代东方各国的文明3王玉哲：《有关西周社会性质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57年第5期。1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绪言》。 2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绪言》。 1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绪言》。 2杨向奎：《中国历史分期问题》《文史哲》1953年第1期。 3徐中舒：《试论周代田制及其社会性质》《四川大学学报》1955年第2期；童书业：《从“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规律”说到西周春秋的宗法封建制度》《文史哲》1957年第1期。“早熟”说。他说在早熟的东方各国由于“贡纳制”的关系被征服的诸部落除了一小部分被俘的严格意义的奴隶外其余大部分氏族成员仍得以半农奴状态“继尔居宅尔宅田尔田”存在着。同时征服者氏族亦起了分化普通的氏族成员地位日渐降落渐渐和被征服的部落大众混合起来形成一个被统治的“庶民”阶层。这种半农奴状态的“庶民”阶层实际上乃是一种“尚未彻底奴化或不成熟的变种的奴隶制度”4。 ------------ 22 （四）在西周封建制问题上多数的西周封建论者都把它看作是封建领主制形成的重要标志。例如范文澜认为西周的“天子、诸侯、采邑主都从分封里建立起自己的权力形成一整套的统治体系”1。西周封建论者之所以认为分封制是一种封建制度是因为他们把构成西周分封制主要内容的“授土授民”看作是一种封建的生产关系即“授土”确立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和与此相应的剥削形态而“授民”则构成了封建领主和农奴的对立的阶级关系。 与西周分封制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是西周的宗法制度。西周封建论者一般都认为宗法制度和封建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甚至把宗法制度看作是中国封建制的特点。范文澜说西周封建社会最重要的上层建筑就是宗法制度而宗法制度的基本精神就是以宗子为中心按血统关系的远近来区别亲疏贵贱从而规定出无可改变的等级制度。这种制度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里都是存在的它对贵族领主说来是一种加强统治的力量对农夫说来也是一种组织力量2。 （五）在意识形态方面西周封建论者们认为：西周至春秋时代统治阶级的口号是“以德和民”。“民”是指的“农民”这正是不同于奴隶制的新的基础的反映。 当然主张西周封建论的史学家们的观点也并不是在一切问题上都一致的。例如对于范文澜关于周前社会经济状况的估计上王玉哲等就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们认为周族在克商以前还处在氏族社会末期无论就经济和文化的展来说都比商族落后。周灭商并不是由于新的生产方式战胜旧的生产方式而是由于商王国的奴隶制经济已经到了末路。周灭商后在商族奴隶制的废墟上逐渐过渡到封建社会这正和西欧日耳曼摧毁罗马奴隶王国而过渡到封建社会相近1。 关于井田制度王玉哲认为西周耕地划分为公田和私田的制度就是传统的井田制度。但他也指出这并不等于说西周的全部土地都实行过这种制度。事实上西周有着井田和非井田两种制度分别行于国野之中对国（或乡）中的周氏族成员亦即自由农实行的是非井田制度而对在野（或遂）的被征服部族则实行井田制度2。关于“公田”与“私田”徐中舒、杨向奎等也和范文澜的解释不同。他们认为那是一种家族公社或农村公社的田制。在论述西周的封建制时他们更多地从这方面进行了考察。徐中舒说“私田”是公社成员的份田；统治者彻取公社的一部分土地借助农民耕种则4嵇文甫：《中国古代社会的早熟性》《新建设》1951年第4卷第6期。1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绪言》。 2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绪言》。 1王玉哲：《关于范著&1t;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册的几点意见》《历史研究》1954年第6期。2王玉哲：《有关西周社会性质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57年第5期。称为“公田”。“公田”和“私田”有一定的比例十比一或八比一。公社成员这种有一定比例的服役制正是封建社会的劳役地租形态。他还指出周人征服东方后并不能改变当地的公社制度而只能从村社方面掠夺过去为公社占有的公地及公社成员在公地上的剩余劳动。统治者和他的部族居于“国”中称为“国人”；被统治的村公社共同体称为“野人”。“国人”和“野人”一直到春秋时代始终是身份不同的两个对立的集团3。杨向奎认为在周代有两种不同的田制和不同的地租形态。“国人”居于乡遂是自由农民的公社组织行“贡法”即向领主纳贡赋。“野人”居于都鄙他们的身份是农奴他们原来的公社组织已经破坏而被统治者重新编排起来在这里实行“助法”即向领主提供劳役地租。他还特别强调了古代中国各地区展的不平衡性1。 反对西周是封建社会的学者不同意上述这些同志的意见：（一）吴大琨批评了范文澜关于分期标准即忽视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的作用。他指出：划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唯一标准乃是当时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状况而这二者原是密切结合而不能分割的”2。王忍之等虽然同意“区别两个社会形态的主要关键在于生产关系的不同”但也认为“为了全面、完整地区分两个相连的社会形态就必须到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统一——即生产方式中去寻找”3。其次他们认为范文澜的有关周初生产关系的变化的说明是离开了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从个别人物的“经验”或“愿望”中去找寻社会展的原因。他们说既然西周还没有出现铁制工具还不可能在生产力中引起巨大的变革还不可能出现独立的个体生产因此也就不能产生封建社会。吴大琨认为只有在奴隶社会内部产生了封建社会的生产力以后才能谈到奴隶社会的崩溃和为封建社会所代替。他们还指出不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当从它那里获得充分挥余地的那一些生产力还没有充分展以前是决不会死亡的。殷代奴隶制的生产力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因此就不能说殷代奴隶社会已经走到末路。对于把周灭商比拟为日耳曼族摧毁罗马帝国他们也表示不同意。因为这二者的情况有本质的不同殷纣时还处于家长奴隶制阶段并不是什么“奴隶制的废墟”。 （二）主张西周是奴隶社会的同志大都认为西周的土地所有制形态是一种土地国有制。但是他们却有着不同的理解。郭沫若认为西周的土地所有制是奴隶主贵族的土地国有制其特征是一切生产资料均为王室所有。王者虽把土地和劳动力分赐给诸侯和臣下但也只让他们有享有权而无私有权。对于“公田”和“私田”他解释说：王室把土地划成方块（井田）授予诸侯和百官作为他们的俸禄单位这就是所谓“公田”。但有些奴隶主除了享有“公田”之外还利用奴隶劳动垦辟方田之外的荒地这就是所谓“私田”1。比较多的同志虽然同意郭沫若关于奴隶主土地国有的说法但他们是根据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的财产形态来理解西周的土地所有制的。马克思说：“在大多数亚细亚的基本形式中凌驾于所有这一切小的共同体之上的总合的统一体表现为更高的所有者或唯一的所有者实际的公社却只不过3徐中舒：《试论周代田制及其社会性质》《四川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1杨向奎：《关于西周的社会性质问题》《文史哲》1952年第5期。1郭沫若：《奴隶制时代》。 表现为世袭的占有者”2。上述同志认为周天子正是作为“总合的统一体”的代表而君临于全国土地和臣民之上的。杨棫说西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土地国有制（或王有制）实际上是王室统治下的氏族共同体所有。因为西周的“王”是整个部落联盟即全体族众共同体的最高代表而各氏族中的各家族在进行劳动生产时是使用“王有”即国有形态的土地来进行耕种并且是定期进行分配的杨。斯维至认为西周的“公田”是公社农民为“共同体个人”耕作的而“私田”则是农民各个家族耕种的份地但它们仍非私有土地公社农民只是“承袭的占有者”。《诗经》的《臣工》、《载芟》、《甫田》和《楚茨》等都是描写公社成员集体耕作“公田”的诗。《噫嘻》的“骏尔私终三十里”指的是农民的“私田”；“亦服尔耕十千维耦”则是指“公田”1。 主张奴隶制的下限在魏晋时代的尚钺认为西周的“书社”或“社”基本上还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公社国家或氏族贵族对于土地的占有是通过公社共同体而不是通过个体的家庭户口来榨取生产物和剩余劳动从而土地还是公有制的2。王仲荦虽然主张西周的公社已是农村公社但他也认为公社的土地占有制只是到了春秋战国之际才向各个家族私有转化3。关于井田制问题在主张西周是奴隶社会的同志中间也同样有着不同的看法。例如杨宽引用《国语·鲁语下》记述孔子论古时军赋：“其岁收田一井出稷禾秉刍缶米不是过也”后认为古时曾以“井”作为田的计算单位并作为征收军赋的计算单位。井田虽不必如孟子所说的那样整齐划一但有“公田”和“私田”之分当是事实。“公田”也称“籍田”或“耡”就是集体耕作的耕地“私田”就是平均分配于各户的份地这正是村社的土地制度4。朱本源同意西周的土地所有制是属于古代东方专制国家的土地国有制但他认为从理论上推测周代的井田制中不可能有空间上与“私田”分开来的“公田”因为在征收实物税时完全没有保留“公田”的必要。在他看来作为农村公社共有地的“公田”到周代已经消失了这正意味着全国范围内的“公田”和“私田”的所有权都已集中于国王的手中也就是殷代的过渡性质的农村公社已经转化为周代的作为专制国家基础的农村公社1。金景芳对郭沫若关于井田制的解释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他认为中国古书上所记述的井田制同马克思、恩格斯所论述的“农业公社”或“马尔克”的要点基本一致没有理由说它是“乌托邦”。豆腐干块正是井田制的特征它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公田”、“私田”是指产品归谁所有而不是指土地归谁所有。金景芳指责郭沫若硬把“公田”说成是周王给予诸侯和百官的土地把“私田”说成是诸侯和百官自己开垦出来的田全然不顾诸侯的封疆以内土地、人民悉为所有2。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73页。 杨棫：《论殷末周初的社会性质》《新建设》1955年第1o期。 1斯维至：《关于殷周土地所有制问题》《历史研究》1956年第4期。2尚钺：《先秦生产形态之探讨》《历史研究》1956年第7期。 3王仲荦：《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文史哲》1956年第3、4、5期。4杨宽：《试论中国古代的井田制度和村社组织》《古史新探》中华书局1965年。1朱本源：《论殷代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历史研究》1956年第6期。2金景芳：《中国古代史分期商榷》（上）《历史研究》1979年第2期。（三）西周奴隶社会论者对于“庶人”和“民”的身份问题主要也有三种看法：主张“庶人”和“民”是奴隶的主要有郭沫若。在他看来西周的农业生产者都是奴隶。周金所记载的连同土地封赐的“臣”、“鬲”或“人鬲”是奴隶庶人则是下等的奴隶；而《诗》、《书》中的农人、农夫和周初分封的“殷民六族”、“殷民七族”、“怀姓九宗”、“殷顽民”等也都是替周族统治者生产的奴隶和种族奴隶3。李亚农的观点与郭沫若的看法基本一致4田昌五虽然认为西周的直接生产者是奴隶但它认为那是一种宗族奴隶制而不是种族奴隶制它属于家庭奴隶制的范畴1。 另外一些同志认为“庶人”和“民”是古代东方奴隶社会的公社成员他们强调农村公社成员是自由民的身份。如吴大琨就明确指出西周的公民成员既不是奴隶也不是农奴而是自由民2。日知同意丁山认为人鬲是“编户之民”的看法他说“庶人”从许多文献看来都应当是自由民3。杨棫认为西周的主要生产力是在国王统治下集合起来的全体族众。《噫嘻》和《载芟》所咏即族主、族伯、族旅、族强、族以全族上下老幼一齐出动的场面。这些族众的身份都属于自由民这一点从《良耜》、《载芟》、《七月》、《楚茨》等诗篇所描写的“农夫”、“农人”于收割后集于公堂（公族的祀堂）祭祀共食的热闹情况也可以看出4。一些同志不同意把公社成员看成是自由民。他们引用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中所说的在亚细亚形态下“单个的人从来不能成为所有者而只不过是占有者实质上他本身就是作为公社统一体的体现者的那个人的财产即奴隶。”认为庶人正具有这种特点。金景芳从庶人的家庭、居住、劳动对象、耕作方法、劳动兴趣以及日常生活等各个方面作了论证和分析后认为“庶人”与希腊罗马类型的奴隶不同但也很难说成是农奴。“从表面上看他依然是公社的成员；但从实际经济地位上看他已是奴隶”5。 持有第三种看法的是杨宽。在他看来西周是存在相当数量的生产奴隶的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单身奴隶称为“人鬲”、“鬲”或“讯”这类奴隶以“夫”或“人”计算是战争中的俘虏《大盂鼎》的铭文记载就说明了这一点。第二类是婚配成家的奴隶。即“臣”以“家”计算。第三类是把整个氏族和部落作为奴隶如《井侯簋》中所说的州人、■人、墉人等。杨宽分析了周初封地的类别认为当时国王封赏给臣下的土地主要有两大类：一类叫土、采、邑、里这类土地赏赐是连同居民在内的；另一类土地叫“田”封赏时不附带居民偶而有连带臣妾的。后一类封地转让时不附带有耕作者用来抵偿时“田”和奴隶要分别计算。这种不附带有耕作者的“田”无疑是使用奴隶耕作的。《曶鼎》记述“田”和奴隶一起赔偿《不■簋》记述臣和田一起赏赐就因为这类田使用奴隶耕作。据上分析杨宽认为西周有相当大的农业奴隶。同时他又指出西周奴隶制有着古代东方3郭沫若：《奴隶制时代》。 4详见李亚农：《西周与东周》上海人民出版社。 1田昌五：《中国奴隶制形态之探索》《新建设》1955年第6期。2吴大琨：《与范文澜同志论划分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标准问题》《历史研究》1954年第6期。3日知：《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关键何在？》《历史研究》1957年第8期。4杨棫：《论殷末周初的社会性质》《新建设》1955年第1o期。 5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的阶级结构》《历史研究》1959年第1o期。型保留“村社”残余形态的特点。村社农民即耕种井田的庶民和庶人并不是农奴因为奴隶主已经把奴役农业奴隶的手段运用到“籍田”上对待村社农民如同奴隶一样残暴。但从身份等级来说他们又比一般奴隶高奴隶主并不能加以买卖和屠杀。他们不但有家还有一些工具和家畜。综合这两方面的特点杨宽认为“庶民”或“庶人”实质上就是一种保留有“村社”残余形态的种族奴隶或集体奴隶1。 （四）不论主张春秋战国之交是封建社会还是魏晋是封建社会的同志都不同意西周封建论者把分封制与封建制混为一谈更反对把分封制看作是封建制社会形成的标志。例如郭沫若早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就已指出过：古人所谓“封建”与今天我们所说的封建制度大有径庭。他认为“封”实指“封疆”“建”则是“建立社稷”周初的鲁、晋、卫、滕等国是周人的殖民部落其他如齐、秦、燕、楚、吴、越则系自然生长的国家与周或通婚姻、或通盟会而已。侯外庐在其《中国古代社会史》中也提出了西周封建和罗马殖民制度相似的观点。他说在中国古代可信征的文献里“封建”一词并没有秦汉儒家所渲染的那一套严密的等级制度。“作为春秋的文献看我们仅知道下面的几点意义：（一）封建是为了监视下民（直接生产者）的制度；（二）封建是以土地为条件的制度；（三）封建是在土地与生产者结合的‘邑’之下以保持氏族贵族延续的制度。”他们的解释在主张西周奴隶社会的同志中颇有市场不少人赞同他们所说的西周“封建”是一种军事殖民制度的观点。 日知对于分封制的性质和作用又有一种看法。他说类似西周分封的赐土授民在东方专制的奴隶制国家中是常见的事。例如在古代埃及就有很多例子。古典奴隶制国家当其属于民主共和（雅典、罗马）或贵族政治（斯巴达）时期公职由公民选任连薪水都不要开支当然更无授民（封建）之必要；东方专制国家则不然君主之下必须有官僚制度对于官僚贵族必须给予报酬于是授土授民的制度就生了1。 与西周分封制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是西周的宗法制度。西周奴隶社会论者对于宗法制度的看法与西周封建论者完全不同。他们认为“宗法制度”实际上是父系家长制的产物是氏族社会的残迹因此它并不是封建社会的特征更不能把它归结为封建制度相反它则是与奴隶制度结合在一起的。例如李亚农认为周族在灭殷时还处于家长奴役制阶段个体家庭虽然已经出现血缘关系还没有完全瓦解。在灭殷之后他们为了加强对殷人的统治和镇压必须加强族人的团结和联系。于是周族创造了一系列的加强氏族组织的办法而他们的宗法制度也就被保留下来了1。黄子通等也认为宗族制度是父权家长制家族的产物因此“宗法制度开始的时候就是奴隶制的开始”而封建制度的形成倒是在“宗族”与宗法制度瓦解以后2。吴大琨又说宗法制度的长期留存正是古代东方奴隶社会的一种特色3。金景芳更指出虽然在中国历史上宗法的关系和封建的关系长期共存西周的宗法制1杨宽：《论西周时代的奴隶制生产关系》《学术月刊》196o年第9期。1日知：《中国古史分期的关键何在？》《历史研究》1957年第8期。1李亚农：《周族的氏族制与拓跋族的前封建制》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2黄子通、夏甄陶：《关于西周的社会性质问题》《新建设》1955年第6期。3吴大琨：《与范文澜同志论划分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标准问题》《历史研究》1954年第6期。度与分封制分不开但是不能把封建制度归结为宗法制度。他说周代的宗法制度具有完整体系它是周代奴隶主政权的重要支柱。但是如果把周代的政治制度与宗法制度混为一谈例如认为天子是天下的大宗国君是一国的大宗等等则是错误的。宗法只以有同一血族关系的宗族为限不能包括异姓。一有异姓宗法即不适用。即使是同一血统如天子与同姓诸侯诸侯与同姓卿大夫也不适用宗法。因为政权与宗法之间有统一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宗法制度规定“别子为祖”别子的含义是“自卑别于尊”即先把政权与族权的界限划清使其不相混淆。当宗法与政权生矛盾时应当让宗法关系服从政权的关系不能让政权的关系服从宗法的关系1。春秋战国之交开始封建社会说主张奴隶制的下限在春秋战国之交的史学家以郭沫若等为其代表。 郭沫若的分期主张经过了几次变化。到了1952年出版《奴隶制时代》时他才把中国奴隶社会的下限划定在春秋战国之际绝对年代则定为周元王元年即公元前475年。 他认为春秋战国之交是封建社会开始的主要根据是：（一）把井田制的破坏看作是奴隶制社会崩溃的关键。郭沫若说：“铁的作为耕器而使用出现在周室东迁前后这一重大因素提高了农业生产力逐渐促进了井田制的崩溃因而也就招致了奴隶制的崩溃”2。他认为在井田制下公家授给各级奴隶主贵族的方田叫做“公田”而奴隶主贵族在方田外所垦辟的土地便是所谓“私田”。公田是不能买卖的私田却是真正的私有财产。公田要给公家上一定的赋税私田在初期却完全无税。随着铁器的使用和生产力的展私田的亩积逐渐过公田新兴地主的私家财富逐渐过公家奴隶主的土地国有制也就遭到了破坏。 （二）郭沫若认为“初税亩”的意思是表明鲁国正式宣布废除井田制合法地承认公田和私田的私有权而一律取税。这就是地主制度的正式成立。由于私田不能再行漏税公室和私门之间又起了斗争。在“初税亩”之后三十二年季孙、叔孙、孟孙三家“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尽征之叔孙氏臣其子弟孟孙氏取其半焉。”再隔二十五年三家又来一次“四分公室季氏择二二子各一皆尽征之而贡于公”（《左传》昭公五年）。鲁国的政府实际变成为地主政权机构政府的基础是建立在地主的贡税上了。其他国家如楚国在鲁襄公二十五年“量入修赋”郑国在襄公三十年子产“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秦国在秦孝公十二年“废井田开阡陌”基本上都是属于和“初税亩”同样性质的社会改革1。 （三）对奴隶制关系的估计上郭沫若认为：“力于农穑”的庶人在周初是人鬲中的最下等在家内奴隶之下的而在春秋中叶以后都提到家内奴隶之上了。《左传》襄公九年、十四年楚子囊和楚师旷的话都把庶人的地位提高到公卿大夫之下而在工商皂隶牧圉之上。《左传》哀公二年晋赵鞅誓师辞：“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1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的几个问题》。中华书局1962年版。 2郭沫若：《奴隶制时代》。 1郭沫若：《奴隶制时代》。 人臣隶圉免。”他认为这表明庶人可以免其为奴隶庶人中的很大一部分虽然成了雇农、佃农、依附农民但毕竟是从过去的奴隶地位中挣脱出来了。至于奴隶当然还有这种旧时代的残余一直延续很久不足为奇象人的盲肠一样2。 （四）郭沫若认为春秋战国之际的阶级斗争主要表现为“公室”与“私门”的斗争。他说：“由于私家逐渐肥于公家下层便逐渐克上层。天子倒楣了诸侯起来；诸侯倒楣了卿大夫起来；卿大夫倒楣了陪臣起来。在这上下层相克的阶级斗争中下层者尽力争取民众作为自己的战斗员故民众的身份也就逐渐改变了。”“这一变革我们应该认为是革命的变革它的实质并不是改姓换代的单纯的政治革命而是使社会起了质变的社会革命”1。田氏代齐韩、赵、魏三家分晋是新兴地主阶级采取革命的手段掌握了政权而楚、秦、燕则是采取了由上而下的改革。 （五）郭沫若在谈及春秋末年以后的意识形态时说无论在思想上、政治观点上、文体表现上都呈现了一个极大的变革。具体说来对“天”和“人”的看法有了改变出现了体现为无神论宇宙观的“仁”、“慈”、“兼爱”、“泛爱众”的主张；私有财产权开始被重视；生了“正名”的要求；文体起了变化民间形式被重视有了私家著述的出现2。 当然在主张战国封建论者当中有些同志虽然同意郭沫若所说的以井田制的崩溃作为奴隶制瓦解的标志但是他们对井田制的理解却与郭沫若不同。他们认为井田制就是农村公社的土地所有制春秋战国之际由于生产力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展公社土地所有制遭到破坏公社农民也迅转化成为个体小农。在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土地私有制的确立构成了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过渡的一个重要标志。 反对以郭沫若为的战国封建说的人除侯外庐在其《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认为中国奴隶社会开始于殷末周初经过春秋战国到秦汉之际才终结外其他主张春秋战国是奴隶制社会的同志大致可以分为两派一派认为秦的统一标志着奴隶社会的结束和封建社会的确立一派认为春秋以前是早期奴隶制阶段从战国到秦汉是展奴隶制阶段。 黄子通、夏甄陶认为土地私有制的确立并不能说明封建制度的开始。 春秋战国时代出现的土地私有制是在家长奴隶制时期中土地公有制崩溃以后产生的奴隶制度下的土地私有制。他们分析了商品货币关系的展以及奴隶劳动是社会生产的主要基础等特征认为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奴隶制已开始崩溃封建生产关系逐渐形成。战国末年各国的变法运动就是封建生产关系在法律上的反映。但是当时的封建生产关系还没有占统治地位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中国才进入了一个新的封建制度时期1。金景芳在《中国奴隶社会的几个问题》一书中也说到了秦始皇统一六国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国家政权都进行了彻底的改革中国社会才由奴隶制转变为封建制。他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革命的根本问题因此中国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应该以“政治斗争”与“朝代的更替”为主要依据。 2郭沫若：《奴隶制时代》；《关于中国古史研究中的两个问题》《历史研究》1959年第6期。1郭沫若：《奴隶制时代》。 2郭沫若：《奴隶制时代》。 1黄子通、夏甄陶：《春秋战国时代的奴隶制》《历史研究》1956年第6期。尚钺、王仲荦、何兹全等主张把西周和春秋战国划为早期奴隶制阶段。 在他们看来春秋时代家长制公社或农村公社虽然开始了解体过程但还占着重大的优势社会生产的主要担当者仍然是公社成员。只是到了战国秦汉时代较展的奴隶制才占了统治地位。这些魏晋封建论者指出战国时代在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所出现的一些现象例如由于铁器的普遍使用而引起的生产力的迅展商品经济达和城市繁荣土地兼并与奴隶买卖的盛行债务奴隶的增多氏族贵族奴隶主的衰落与工商奴隶主的兴起以及诸子百家的蜂起并作等等都不是封建社会形成时所应有的却正和奴隶制经济初步获得展的情况相符合。同时从春秋到战国也没有出现奴隶制的危机也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奴隶暴动和起义。这也说明战国时代不是封建社会而是奴隶制的展阶段。 上述两派的反对者对于春秋战国之交开始封建说的主要根据作了一些具体的批驳。例如：（一）黄子通和夏甄陶虽然也承认战国时代使用铁器耕种已经是很普遍的现象但却认为当时还不是完全的铁器时代。在他们看来春秋战国时代铁的使用还不足以产生封建制度而只是证明由西周的初期奴隶制向春秋战国的达奴隶制过渡的有力根据1。王仲荦对当时铁器已经广泛使用的说法提出了质疑。他认为铁器在开始时比青铜器还要柔软即使春秋时已用铁到战国时也不一定普遍使用在掘出来的汉代工具中不仅有青铜器还有石器这说明铁在当时不一定被广泛使用2。尚钺认为战国时代铁器虽然已经比较普遍地展开但当时铁器的形制不仅很小而且质地松脆因之还不能完全排挤石器。由于生产工具的原始性这就决定了直至春秋时代中国社会还不能完全摆脱原始社会的脐带；与这种生产力性质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不是封建所有制的形成和奴隶占有制的解体而是以家长制公社为基础的早期奴隶制的关系1。 由于生产力的提高逐渐促使土地所有制的变化问题主张西周封建论的徐中舒认为周厉王废止籍田而征收份地的生产税说明周族统治者在公社成员的份地上确立了所有权。从此公田私田的分别就在历史上消失了。三年一换土易居的爰田制终于被一夫授田百亩的授田制所代替。这种授田制一直维持到战国末年。东方被征服部族的井田制变化较晚春秋时代齐、鲁、郑三国井田制的改变大致经过了两个不同的步骤。隶属于公室的井田改变在前隶属于采邑的井田改变在后2。主张春秋战国是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时代的林甘泉认为公社土地所有制的危机最先出现在周王畿它的信号是“宣王不籍千亩”而其朕兆则已见于厉王时代3。主张魏晋封建说的何兹全则认为土地成为私有财产和公社土地所有制的瓦解不过使自耕农民的小土地所有制成为支配形态而这正是马克思所说的古典的古代最盛时期的社会经济基础。春秋战国间生产力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展变公社所有制为氏族贵族尤其国王的土地所有制和小生产农民占有制以后更展了货1黄子通、夏甄陶：《春秋战国时代的奴隶制》《历史研究》1956年第6期。2《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人民日报》1957年1月19日。 1尚钺：《先秦生产形态之探讨》《历史研究》1956年第7期。 2徐中舒：《试论周代田制及其社会性质》《四川大学学报》1955年第2期。3林甘泉：《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形成》《历史研究》1963年第1期。币所有者显贵阶级的大地产所有制。商品货币关系进一步的展就推动这个大地产所有者显贵阶级进而吞并小农展大土地所有制使小农沦为奴隶4。 （二）关于“初税亩”的解释问题。西周封建论者范文澜认为实行“初税亩”之后私田随着公田的废除失去了私田的意义农村间允许公开兼并有人占田多有人失地多贫富的分化加剧了。多田人逐渐形成地主阶级失地和少地农夫逐渐形成为佃农、雇农1。金景芳不同意这种看法但也反对郭沫若的解释。他认为“初税亩”只是记述剥削方法和数量有了变更看不出所有制变更的迹象。他引《谷梁传》：“初者始也。古者什一借而不税。初税亩非正也。”说明奴隶耕种的田有一部分是由奴隶主收取全部产品供奴隶主享用这就是“籍”。奴隶还耕种着另一部分田那是由奴隶收取产品用以维持本身生活。“初税亩”就是开始对这种田也按亩收取一定数量的产品作税。这表明剥削方式和剥削量的进一步加剧但剥削的性质、生产关系的类型并没有什么变化2。魏晋封建论者王忍之对于范文澜的解释也提出了异议。他说“初税亩”下征收来的税是交给国家的国家是土地所有者。可是范文澜把税亩制作为土地公有制被土地私有制所代替的标志这就陷入了自相矛盾之中即一方面把税亩制看作私有制确立的标志另一方面又说成是基于土地国有制的物品地租。在王忍之看来“初税亩”是在私有制确立之后国家对于自由民征收的一种赋税而不是什么物品地租。不能把物品地租和赋税制度混为一谈3。 （三）春秋战国时期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奴隶就是西周封建论者们也承认。所以范文澜说：“任何一个贵族（国君、卿、大夫）都要占有大量奴隶”4否则贵族的生活和权力将无法保持。不过他认为当时的奴隶除了使用于工商业之外主要是供贵族家内役使奴隶劳动只能说“对农民和小工商业者起了配合作用。”但是主张春秋战国奴隶社会论者们说当时贵族和富有者所占有的奴隶动辄就是千人、数千人以至万人以上。这些奴隶不但被用来作家内服役之用而且强迫他们在手工业作坊里、森林里、矿山里、田野里和江河沼泽里从事各种劳动。《春秋》三传关于俘获的记载很多。大国把小国的“民”俘获来后“丈夫以为仆圉胥靡妇人以为舂酋”（《墨子·天志下》）。贵族之间的斗争也往往是为了争夺奴隶。所谓“兼其室”、“取其室”、“分其室”就是夺取奴隶财产的斗争。不管是贵族或平民犯了罪要被没为奴隶；破产的人也大多被降为奴隶。这些都表明奴隶制在当时并不是一种残余的现象而是普遍的现象1。主张魏晋封建说的谢德风更认为战国时代的奴隶来源是充足的主要有：（1）战争的俘虏如《墨子·天志下》说：“民之格者则劲拔之不格者系累而归”；（2）由破产农民变来的债务奴隶如《韩非子·六反篇》中说：“天饥岁荒嫁妻卖子”；（3）来源于罪犯的奴隶如《左传》昭公三年称：“栾、郤、胥、原降在皂4何兹全：《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56年第8期。1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 2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的几个问题》。 3王忍之等：《对&1t;中国通史简编>的几点意见》《教学研究》1955年第3期。4王忍之等：《对&1t;中国通史简编>的几点意见》《教学研究》1955年第3期。1王忍之等：《对〈中国通史简编〉的几点意见》《教学与研究》1955年第3期。隶”；又《史记·商君列传》载：“事末利及怠而贪者举以为收孥”；（4）在血缘亲属的假面具掩饰下的同族奴隶如“隶子弟”、“乡子弟”以及“赘子”、“庸人”、“庸保”、“甿隶”、“庸客”等隐蔽形式下的奴隶。据此他认为战国时代的奴隶制还处在展时期而不能说是奴隶制的衰落时期2。 （四）主张西周封建论的唐兰说郭沫若所提出的“下层克上层”的现象都是属于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与社会制度的改变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这种矛盾的生是奴隶制国家崩溃以后的必然现象1。主张战国是奴隶社会的同志也不同意郭沫若的意见。孙秉莹认为一个社会形态向另一个社会形态转变的时候必须经过被压迫阶级的武装斗争摧毁旧的国家机器才能实现。但是春秋战国之际并没有生过这类事情。当时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阶级斗争不很剧烈生产关系尚能适应生产力的性质生产力一直是上升的。奴隶社会既没有生危机也就没有生革命的条件因此也就不存在奴隶制崩溃与封建制形成的问题2。金景芳更认为春秋时代列国卿大夫势力正在膨胀宗法制正在展他们不可能主动地革自己的命。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矛盾还是奴隶主阶级的内部矛盾。只有到了战国时代奴隶主阶级与新兴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才成为主要矛盾。他批评战国封建论者“把封建社会的出现看得太容易了以为只需要自上而下的改革就可以顺利地到达。”“若是认为经济制度的变革在一般的条件下可以不通过革命的途径不通过剧烈的阶级斗争不通过剧烈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而实现那显然与‘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的理论不相容而同‘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说法没有本质的差别”3。 （五）关于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问题尚钺不同意郭沫若的看法。他认为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所反映时代特征和社会矛盾主要是旧氏族贵族的没落公社秩序和习惯的破坏奴隶占有制的成长家长制奴隶主贵族与新兴起的工商地主富有贵族的矛盾。在他看来墨子的“兼爱”是从原始公社相助相亲的共同体关系出反对私有制反对分配的不公平及掠夺战争。这是贫穷的小自由民对原始公社生活的回忆和幻想并不是什么“庶人”奴隶地位的提高或“解放”。老庄学派主张“小国寡民”要求回复到远古的氏族公社的思想反映了公社秩序和习惯的破坏以及奴隶占有制成长的社会现实。至于法家它代表了富有贵族的利益。他们宣扬立法不避亲贵主张旧氏族贵族在法律之前与一般自由民处于平等地位。这种平等的要求是新兴的富有贵族作为反对旧氏族贵族的号召争取自由民的支持而提出来的。据此尚钺认为春秋战国时代意识形态所反映的现实“恰恰是早期奴隶制向展奴隶制的过渡而不是两个不同的生产阶段的更替”1。任继愈虽然同意郭沫若所说的先秦诸子的学说都接触到财产私有制的问题但他不同意郭沫若把春秋战国时代私有制的确立看成是奴隶社会的瓦解和封建社会形2谢德风：《春秋战国间的社会变革及其性质》《湖南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1957年第2期。1唐兰：《春秋战国是封建割据时代》《中华文史论丛》第3辑1963年。2孙秉莹：《试论我国古代社会性质问题》《湖南师范学院学报》1957年第2期。3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的几个问题》。 1尚钺：《先秦生产形态之探讨》《历史研究》1956年第7期。 成的标志他则认为它反映了公社制度的解体和奴隶制的形成2。 魏晋封建说主张两汉时代仍是奴隶社会的史学家有尚钺、王仲荦、何兹全和日知等人。 日知对于西周封建论和战国封建论进行过批评。他说在郭沫若、范文澜二人的体系里奴隶制的生和展的过程是看不到的奴隶制的阶级结构是被简化了。农民在奴隶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完全被抹煞了。日知指出：“主张西周是封建社会的学者说周代的奴隶是残余其实周代的奴隶比殷代多；主张春秋以后是封建社会的学者说春秋战国以至秦汉的奴隶都是残余其实自春秋至秦汉奴隶的数量不断在加多奴隶的问题日益成为社会的中心问题。”“如果我们了解农民在奴隶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如果我们根据客观的历史事实便不得不承认周代的奴隶制比殷代展春秋以下的奴隶制又比殷周展否则奴隶在农业生产上的比重始终不及农民”1。这些评论大体上代表了一些魏晋封建论者的共同看法。 关于汉代的社会性质和古代中国如何从奴隶制向封建过渡的问题魏晋封建论者的看法可以归纳如下：（一）春秋战国间的生产力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展促使农村公社瓦解形成了小农农村；与此同时以生产直接生活资料为目标的家长式的奴隶制也转化为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标的展的奴隶制。西汉时代官私奴婢的数量很大奴隶劳动不仅在工商业中占统治地位即在农业中也起着主导作用。奴隶主、商人和高利贷者形成了三位一体操纵着社会生产。 （二）汉代的奴隶不仅可以买卖存在着广大的奴隶市场而且奴隶被任意虐杀的记载也很多。奴隶采取的各种形式的斗争以至武装起义迫使奴隶主阶级和奴隶主政权不得不实行让步因而从东汉开始奴隶的地位逐渐有所改善以至达到解放。 （三）在古代社会不但有奴隶制经济还有着其他形式的所有制。汉代虽然存在着一定数量的租佃制和为数众多的自耕农民的小土地所有制但决定汉代面貌的是奴隶制的生产方式。汉代的自耕小农就数量来说比奴隶多但由于奴隶主、商人、高利贷者的兼并盘剥加上专制主义国家赋税徭役的压榨他们日益破产而转化为债务奴隶。 （四）西汉时代贵族奴隶主和商人奴隶主两个集团之间存在着矛盾。 商人奴隶主凭借他们手中掌握的大量财富不仅大事兼并农民而且损害了贵族奴隶主的利益破坏了奴隶制国家的统治基础汉代政权所采取的“重农抑商”的政策以及汉武帝的“治缗钱”就是奴隶主阶级内部这两个不同集团之间矛盾和斗争的表现。 （五）西汉末年由于大土地所有制的展和小农的破产出现了大规模的流民反映了奴隶制的深重危机。如何使劳动（农民）和生产资料（土地）重新结合是新的生产方式必须解决的问题。从东汉开始封建制的因2任继愈：《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所反映的有关古代社会性质问题》《争鸣》1956年第2期。后来他改变了这种观点。 1日知：《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关键何在？》《历史研究》1957年第8期。素沿着两条线在孕育和生长：一条是自由民身份的下降一条是奴隶身份的提高。东汉的私家部曲和客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过程中的产物。到了魏晋南北朝劳动人民的身份已经从战国秦汉时代的编户齐民、奴隶转变为依附民、部曲和客。 （六）秦汉战国时代的城市既是政治的中心又是经济的中心。城市对乡村的支配体现了奴隶制经济对小农的支配。东汉末年以后在土地荒芜人口锐减、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商品货币关系萎缩城市衰落自然经济大大加强经济生活的支配权从城市转移到乡村。 当然主张中国奴隶制的下限是在魏晋时代的史学家们的观点也并不是在一切问题上都是一致的。例如对战国以后奴隶制关系的展程度的估计上就有分歧。何兹全说：“战国到西汉中叶是我国古代社会的繁荣时期小农经济的繁荣是社会繁荣的一面奴隶制的展和奴隶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中的领导构成社会繁荣的另一面”1。王仲荦则估计得比较低他说：“由于古代中国村公社瓦解特别延滞公社残余遗留特别严重的缘故自由小农生产还是占重要的地位奴隶的劳动不能尽量代替自由人的生产劳动建筑在小农农村基址上的专制主义政权它也因此特顽固地起着箝制商人阶级——新兴奴隶主势力展的作用。从而古代中国的蓄奴形态的缓慢与不充分自从汉武帝以后也更显得有异于古典的希腊和古典的罗马社会中奴隶制那样的较迅展和较充分的繁荣”。又说：债务奴隶制的不废除是古代中国奴隶制“不能臻至奴隶展典型阶段的重要原因”2。在他看来债务奴隶制没有取消战俘奴隶就不会商品化因而战争中的俘虏就不是当时奴隶的主要来源。对此尚钺却认为掠夺奴隶和牲畜是汉朝对匈奴战争的主要目的之一3。何兹全也认为秦汉帝国向四方扩张疆土中俘虏是作为奴隶的俘虏以外。还半公开地掠夺边境少数民族的人民为奴隶1。 反对魏晋封建论的同志则认为：（一）魏晋封建论的观点是把中国历史与西方历史作了牵强的比傅。翦伯赞说：“人类历史展的规律是共同的或经历过类似的或者相同的阶段然而这决不等于说此种类似的或者相同的阶段在时间上是一致的。”他批评尚钺的“魏晋封建论”是“用历史类比法得出来的结论”2。 （二）汉代虽然还有大量的奴隶存在但是用于社会生产主要部门——农业中的却很少或者几乎没有。同时当时的奴隶已经不能随便屠杀。翦伯赞说：西汉官私奴婢的数量在当时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极小；奴隶的主要来源不是战争中俘虏的外族人而是本族的破产农民；不论官私奴婢不仅不是社会生产的主要担当者而且成为主要生产者农民的负担；最后西汉的法律不是替奴隶制服务的法律。根据这些分析他认为西汉的官私奴婢只是封建社会中的奴隶制残余3。 1何兹全：《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56年第8期。2王仲荦：《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文史哲》1956年3、4、5期。3尚钺：《如何理解历史人物、事实和现象》《教学与研究》1956年第4期。1何兹全：《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56年第8期。2翦伯赞：《“新冒出来”的史学体系还是“旧的传统史学体系”的翻版？》《历史研究》196o年第3期。 3翦伯赞：《关于两汉的官私奴婢问题》《历史研究》1955年第4期。（三）郭沫若根据《史记·平准书》中的“山川园池市井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焉不领于天下之经费”和《汉书·食货志》所载：“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又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伍。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汉兴循而未改”的两条史料说明汉代的天子本人就是一个大地主而地方上的中小地主则都是利用贫农来从事耕作收取租税。“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伍”的租佃制是秦汉农业中一贯的生产方式。又《史记·平准书》云：“富商大贾或■财役贫”《汉书·王莽传》说：“豪民侵陵分田劫假”。郭沫若认为“■财役贫”、“分田劫假”八个字可以概括西汉的全部社会经济。“■财”的意义包含着囤积居奇大利盘剥这样来奴役贫苦的人民。“分田”是把土地分租给贫苦者而劫夺他们的剩余劳动1。 （四）主张汉代是封建社会的人对于工商业中奴隶制关系的估计意见并不一致。郭沫若在《奴隶制时代》一书中虽然认为奴隶用于农业生产者少但却承认用于采铜铸铁、畜牛牧马、手技作业者多。张恒寿也同意汉代的官手工业使用奴隶劳动生产的有冶铁、采矿、纺织、铸钱、造农具及其它修城、漕运种种部门2。但翦伯赞、杜金铭和杨伟立3等则认为工商业中的奴隶劳动是少数“偶然性的”甚至是“反常”的现象。 （五）主张汉代是封建社会的同志承认大土地所有制兼并小农的事实但却不同意魏晋封建论者关于小农地位和命运的分析。张恒寿认为小土地所有制的支配形态并不是奴隶社会的证明。在西方古代时期小土地所有制当作支配形态的时期很短接着便展为大土地所有制的奴隶制达时期。中国从战国以后小土地所有制形态维持了相当长期的支配地位但奴隶制还没有来得及取得支配一切的地位便被地主农民对立式的封建经济占了统治地位。他说从汉代的历史看小农破产后多数是变为流庸变为奴婢的是少数。所以汉昭帝的诏书说：“比岁不登民匮于食流庸未尽还”（《汉书·昭帝纪》）。东汉时杜林上疏说：“其被灾民或俱死亡卒为赁佣”（《续汉书·五行志》注补引《东观记》）1。江泉也认为农民经不起地主阶级的剥削和苛捐杂税的压榨而出卖子女的情况在历代封建社会都不乏见。我们不能把一部分小农悲惨的命运和决定小农经济破产的原因混淆起来。汉代历史表明土地越是集中在地主阶级手里破产小农的数量就越多他们或者沦为佃户、雇农或者被迫流亡。这说明制约小农经济展的是以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封建生产关系而不是奴隶制生产关系2。（六）郭沫若认为汉代政权对工商业者的打击是封建制国家要消灭奴隶制残余的一种措施说明汉代已经不是奴隶社会而是封建社会。他又1郭沫若：《奴隶制时代》。 2张恒寿：《试论西汉时代的社会性质》《历史研究》1957年第9期。3翦伯赞：《关于两汉官私奴婢问题》《历史研究》1954年第4期；杜金铭：《从史料运用上略论两汉社会性质问题》《历史研究》1956年第11期；杨伟立、魏君弟：《汉代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历史研究》1956年第2期。 1张恒寿：《试论西汉时代的社会性质》《历史研究》1957年第9期。2江泉：《汉代农业中主导的生产关系》《光明日报》1957年7月18日。说如果断定西汉是奴隶社会那么西汉的政权应该是保护奴隶主的然而恰恰相反西汉的政权从一开始就打击工商业者一直没有间断而且有时打击得十分沉重可以说是致命的打击。《史记·平准书》说汉政府“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子孙不得仕宦为吏”以及汉武帝施行告缗钱等史实都说明这些政策是严重打击奴隶主的所以汉代政权是封建性质的政权1。他又说：奴隶社会固有现象并非“重农抑商”而是“重农轻商”。“重农抑商”指的是政策“重农轻商”是传统习惯两者不能混淆。汉代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的原因是不容许不合法的商人任意兼并农民使农民贫困化以危害国家的基础。因此汉武帝的杨可告缗打击的是不法奸商象宁成那样的大地主便没有遭到打击可见汉代在保护地主而彻底打击商人奴隶主2。 （七）郭沫若说从意识形态来看“汉武帝尊重儒家在地主经济的基础之上把封建道德的上层建筑牢固地建立了起来奠定了以后两千多年的标准的封建格局。两汉奴隶制说者在这里不自觉地碰着了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他们承认儒家学说是封建理论而却主张西汉的生产关系还在奴隶制的阶段这岂不等于说：在奴隶制的社会基础上树立了封建制的上层建筑吗？”3我们的一些看法上面我们将目前史学界流行的有关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中三个不同派别的主要论点、论据及其反对派的意见作了一个简要的介绍但没有正面地阐述我们对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主张。下面不揣固陋把我们的一些看法论纲式地写出来希望得到读者们的批评和指正。（一）关于中国国家的形成问题我们认为是从成汤时期开始的。根据已经出土的地下资料和先秦典籍看来传说中的夏代时期在夏商两个部落中逐渐成长起来的生产力已同当时的生产关系生了矛盾并已存在着阶级差别和国家萌芽的情况下在成汤伐桀后便逐渐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1。 中国国家形成的形式与雅典式的不同和罗马式的也不一样也就是说她既不是直接从氏族社会内部产生也不是在氏族社会的一个集团同氏族社会外另一个集团的对立斗争中产生而是在氏族社会内部分化成氏族贵族和平民阶级在氏族社会展起来的阶级对立中“作为征服外国广大领土的直接结果而产生的”2。在这种情况下“氏族制度的机关便必须转化为国家机关并且为时势所迫这种转化还得非常迅地进行。但是征服者民族的最近的代表人是军事酋长。被征服地区对内对外的安全要求增大他的权力于是军事酋长的权力变为王权的时机便来到了这一转变也终于实现”3。灭商后的成汤可能就是这样逐渐变成了商王朝的第一个最高统治者1郭沫若：《汉代政权严重打击奴隶主》《人民日报》1956年12月6日。2郭沫若：《略论汉代政权的本质》《人民日报》1957年第3月5日。3郭沫若：《奴隶制时代》第74─75页。 1详见拙作《关于中国国家形成问题》《吉林师大学报》196o年第2期。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6、148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6、148页。 的。 由于征服者商族和被征服者夏族的社会经济在当时差不多处于同一展阶段上所以“氏族制度还能够以改变了的、地区的形式即以马尔克制度的形式”4继续存在几个世纪。我们知道国家和旧的氏族制度的区别先是按地域划分她的国民。如下所示在保有公社残余进入奴隶制的古代中国不是“由于地产的买卖由于农业和手工业、商业和航海业之间的分工的进一步展氏族胞族和部落的成员很快就都杂居起来”1而产生居民的地域划分而是“在胞族和部落的地区内移来了这样的居民他们虽然也是本民族的同胞但并不属于这些团体因而他们在自己的居住地上被看作外人”2的情况下按地域划分了居民。这也就是说在人类历史中除了迁徙杂居外也还有象中国这样的不经迁徙也可以形成按公社组织划分居民的情形。 （二）商灭夏以及其后的周族灭商后仍然各自聚族而居各自保持着原来的公社组织以不平等的部落联盟的形式组成了一个以不平等的部落联盟为基础的奴隶制国家。 这种公社在商代叫作“邑”。甲骨卜辞中的“邑”大体分为两类。 一为王都之邑属于天子的都邑或叫“大邑商”或叫“天邑商”又有的叫“大邑”卜辞中称“■邑”即“兹邑”的也是王都之邑。另一类为国内族邦之邑有记其邑数者例如：“弗其■邑”（《铁》213·3）、“大方伐□■廿邑”（《粹》8o1）、“■乎告曰［■方］■（乱也）我奠四［邑］亦焚廪三”（《缀》117）“沚■告曰■土方■于我东鄙二邑■方亦侵我西鄙田”（《菁》2）。鄙在古籍中有“县鄙”、“都鄙”和“边邑”诸义。这里的“鄙”字当为《左传》庄公二十六年注的“鄙边邑也”《礼记·月令》注云的“鄙界上邑也。”由此我们又可知道甲骨文中的“鄙”当为都城外的居住地区是由若干“小邑”组成聚于邑之东者叫东鄙聚于邑之西者叫西鄙并且各有其田。《殷契粹编》9o7云：“己巳王卜贞□（今）岁商受□（年）王■（占）曰：吉。东土受年。南土受年吉。西土受年吉。北土受年吉。“这清楚地说明在商都“大邑”之外的东南西北四方也都有许多“小邑”所以商王才能关心那里农作物的生长情况才要占卜其地的“受年”与否。从此我们更可以看出商代时期不管是王都之邑抑或邦族之邑都是由一个大邑与许多小邑聚合而成而且往往以其大邑作为公社名称的。正是因为这样卜辞中才有某一大邑被侵夺了它的■邑、廿邑、四邑、三邑、二邑等小邑的记录1。 西周灭商后她的公社组织也是以许多邑聚居而成的。周初的《周公簋》（亦名《井侯彝》）铭中的“州人、■人、■人”是三个小邑的名称既然它是邢侯所领有的大邑的一部分那末邢侯大邑内也必定还有不少如同“州人”一类的“小邑”。又如《宜侯■簋》铭中还有赏赐“厥囗邑卅又五”的记载也说明■侯的大邑中也包括许多小邑无疑。这就是说凡是某一民族和国家带着公社残迹进入奴隶制的时日在其统一的王国之内一般都有许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6页。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o5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o5页。 1详见拙作《商代公社及其相关诸问题》《松辽学刊》1983年1、2期。多包括一些小邑的大邑。我国的这种公社直到商鞅变法前后由于商品货币关系的进一步展才逐渐走向了崩溃的道路2。 （三）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经指出：“一切文明民族都是从土地公有制开始的。在已经经历了一定的原始阶段的一切民族那里这种公有制在农业展过程中变成生产的桎梏。它被废除被否定经过了或长或短的中间阶段之后转变为私有制”3。 土地公有制是氏族公社或农村公社的公社所有制。在原始公社解体进入文明社会的过程中这种公社所有制即公有制还继续存在相当长的时间。如同恩格斯所指出的：“一切文明民族都是从这种公社或带着它的非常显著的残余进入历史的”1。也就是说这时的公社已经改变了性质即“实际的公社却不过表现为世袭的占有者”2奴隶制国家即国王才是全国土地的唯一所有者。每一个别的公社农民只有通过其所属的公社才能领得自己的份地。正因为份地所有权在法律上属于国王所以每一个公社农民的剩余劳动也就属于这个最高统一体。由于公社所有制一般分为公用所需部分即“公田”和公社农民所需部分即“私田”所以在这种公社中公社农民的剩余劳动是以耕种“公田”的形式而出现的。这就是我国先秦文献中所说的贡、助、彻。这种所有制在我国古代社会中叫作井田制度它可以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得到比较具体的了解。 这种井田制是一种从公有制到私有制的“中间阶段”的公社所有制它经过了夏、商、西周、春秋到战国前期的一个较长的阶段后由于铁制工具的出现生产力的进步商品货币关系的进一步展才逐渐走向解体。我国商周奴隶社会中的土地所有制基本上是以公社所有制为基础的土地公有制。当时的各级奴隶主贵族对其所占有的土地既不能买卖也不能私相授受。这也就是《礼记·王制篇》所说的“田里不鬻”。然而在这种土地公有制下各级奴隶主贵族逐渐也拥有一些私有性质的土地。在我们看来中国古代社会中土地私有制的出现主要是由两个因素所决定：一个是古代公社的解体而产生的；另一个则是那种私有性质的土地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不合法到合法之后与前者汇合一起而形成起来的。 （四）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阶级社会是奴隶社会其阶级关系的形式是：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不管具体情况如何复杂奴隶社会中统治和奴役的关系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关系总的阶级划分从其生展的基本过程来说就是这样的。 我国商周奴隶社会中占统治的阶级关系基本阶级是氏族贵族奴隶主和受家长制剥削的奴隶；除此基本阶级之外尚有习惯上所说的非基本的阶级或叫过渡的阶级即公社农民和手工业小生产者阶级。这些阶级都是在原始社会末期出现或分化出来的到了奴隶社会后都成了残迹的事物。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特别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氏族贵族奴隶主阶级要被新兴的地主阶级所否定、所代替家长奴隶制也逐渐要被封建制所否定、所代替；至于公社农民、手工业者在公社解体后也要进行分化。 2详见拙作《西周公社及其相关问题》《史学月刊》1982年第6期。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78页。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7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73页。 在我国的商周奴隶社会中奴隶在生产上并不占主导地位。由于当时的奴隶数量比较少奴隶之外还有众多的公社农民的存在所以当时的生产与其说是建立在奴隶劳动上面不如说建立在公社农民的劳动上面。说到这里人们常常提出问题说：为什么把这样的社会叫作奴隶社会呢？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看法包括古代中国在内的家庭奴隶制和希腊罗马的奴隶制是有区别的。恩格斯在区别这种家庭奴隶制和存在于古代希腊、罗马的奴隶制的不同时说：“在这里它不是直接地而是间接地成为生产的基础即他们以家庭成员的身分（从事生产）并且在不知不觉中融化在这家庭里面”1。正因为这样马克思叫他们做“隐蔽地存在于家庭中的奴隶制”2。这种区别主要是由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公社残存于当时社会中的长短不同而决定的。但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讲到日耳曼人南侵后改变了罗马帝国的奴隶制时曾经这样说过：“中世纪的农奴实际上却作为阶级而逐渐实现了自己的解放——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末这一切如果不是归功于他们的野蛮状态（由于这种野蛮状态他们还没有达到充分展的奴隶制：既没有达到古代的劳动奴隶制也没有达到东方的家庭奴隶制）又归功于什么呢？”3括弧里的这段话历来的解释是不同的但细读这段文字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恩格斯在此明确地把希腊、罗马为代表的劳动奴隶制和东方的家庭奴隶制同样看作是“充分达的奴隶制”。这里姑且不谈“劳动奴隶制”与“东方的家庭奴隶制”的不同由此肯定“东方的家庭奴隶制”是奴隶社会当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知道我国商周奴隶社会中的奴隶数字虽然较之公社农民为少在生产上不占主导地位但也决不能说当时的奴隶只作家内劳动不参加生产。事实上他们是以家庭成员的身分“间接地成为生产的基础”以家庭成员的资格从事农业的、手工业的或家内的劳动4。由此可见决定某一社会是否奴隶社会不仅看它的奴隶数量多少而重要的是要看那里奴隶制的生、展对阶级关系的展和变化所起的作用。 （五）在我国的商周时代据出土资料和文献记载看来农业中普遍使用的生产工具是耒耜。耒是木制的耜与耒的根本区别主要在于它带有一个宽头而耒的下部是分叉的双齿。《诗经》中提到耜的计有四处其中三处都加上了表示锋利的形容词可证耜可能已有金属的耜头或耜刃套。耒耜的耕作方法包括两个动作一叫“推”二叫“”前者是刺土后者是翻土。这种耦耕方法是生产力展到一定阶段上的表示。 铁制工具在我国是什么时代明的问题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取得一致的结论。《诗经·秦风·驷驖篇》的“驷驖孔阜”孔颖达《正义》把“驖”字径作“铁”这是古书上所见最早的“铁”字。这里把黑色的马称为“驖”必然这种黑色金属在当时已经是常见之物而后才有可能把黑色的马也称“驖”。《驷驖篇》为秦襄公时诗正当西周和东周之交。因此我们可以1《反杜林论》附录《反杜林论提纲》狄兹德文本第435页。转自赵光贤：《周代社会辨析》第2页引例。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5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53页。 4详见拙作《“众”“庶人”并非奴隶论补证》（兼说商周农民多于奴隶亦为奴隶社会问题）《东北师大学报》1984年第2期。 说我国在西周末年铁制工具至少在周王畿内已经使用于农业生产上了。中国在公元前六世纪铸造“刑鼎”的时候已经明了“铸铁”据研究明用“块炼法”取得熟铁即“锻铁”一般要比“铸铁”早千年左右从此可以推断我国铁制工具的使用可能已在西周末年出现了。 在我国商周奴隶社会中尽管替奴隶制度服务的手工业已经存在尽管原始的而主要是以物易物的交易已经出现但是由于当时残存有公社及其所有制即井田制度因而当时的工商业也就不可能十分达工商业者基本上是一种官工和官商。这就是文献记载中所说的“工商食官”制度当时的商人不仅不能自主经营其业那些手工业者所生产的商品也主要是为奴隶主贵族所享用而不是为了交换而进行的商品生产。所以《礼记·王制篇》说：“凡执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医卜及百工。凡执技以上市者：不2市不移官出乡不与士凿。”也就是说以技术为奴隶主贵族服务的例如说祝、史、射、御、医、卜以及各种技工艺人既不可兼作他事也不能改变行业。到了春秋末年以后由于铁制工具的广泛使用分工的达不仅使农工之间有了进一步的分工而且也出现了“一个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1。《史记·货殖列传》里的白圭、猗顿、郭纵、乌氏倮、卓氏、孔氏等等都是从平民中兴起的专为生产交换而不是为自己享用的商人司马迁称他们为“素封”（《史记·货殖列传》）。“素封”的出现也就标志着长期存在于战国古代社会中的“工商食官”制度的结束。随着商品生产的展金属货币也就随之而产生。战国以前以重量计的货币虽已产生但是只有在出现铸造货币之后才能真正代替“以物易物”的阶段。所以恩格斯把金属货币称之为“商品的商品”“从而一切商品生产者都应该毕恭毕敬地匍匐在货币面前”2。在我国古代社会中商品货币关系的有力展足以促使我国古代公社及其所有制的瓦解大体上是在商鞅变法前后。 （四）所谓封建是封土建国的简称即把一定的土地分赐给某些奴隶主贵族尤其是分赐给一起作战有功的同姓的亲异姓的戚由他们率领一些公社农民到新征服区去建立封国。一些同志把这种封国或封建视为马克思主义所说的五种生产方式中的封建制度的主要标志似难成说。 甲骨文中的土字作■金文作■正象地上聚土为封之形。封字金文作■从又（手）持树（■）植于土上；又作■从■从■■即丰的省文■为■的省文■字正象两手捧持树木种植形状也正是《易经·系辞》所谓“不封不树”的“封”。《散氏盘》铭是记载■人■予散人眉田和井（邢）邑田后整理两国封疆沿界聚土植木必为封的情况。用以植封的树有柳、楮、■等这与《论语·八佾》中的“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桕周人以栗”可以互相参证。 封为起土■为聚土。所以封之下必定有沟。由此可知所谓封疆必有三事即有封有沟有树。其所以如是者大概是承袭原始社会氏族部落的沿境林或防护林而来的。《尔雅·释地》云：“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野外谓之林林外谓之坰。”这里的“邑”《释名》云：“人聚会之称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实际居住的地方”；郊、牧、野就是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2─163、162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2─163、162页。 恩格斯所说的“广大的供打猎和捕鱼之用的地方”。林可能就相当于恩格斯所说的“边境森林”或“防卫林”。坰即冂《说文》云：“象远介也”应当就是恩格斯所说的“一块广阔的中立地带一直延伸到邻近部落的地区边上。”我国古代的邑、郊、牧、野、林、坰的层次虽然不一定如此井然有序但在各个封国外围都有防卫林则是肯定的。这种作为分界的森林最初当然是原始森林；而这也是“封”的古文■所取象的草木。后来随着人口的增加土地日渐成了生产资料部落与部落间的日渐接近也就产生了人为的疆界这可能就是恩格斯所说的“为相邻部落所承认的并由部落自己来防卫”1的分界。这种人为的疆界最易取于自然或植种人造林这就是金文■所取象的树木。由于■本象人用双手植林■则从旁用土培林也就有了人造林的意义。从此“封”字就由原来的沿境林而有“界”义更有“制畿封国”（《周礼·夏官·大司马》）即“立封于疆为界”（郑氏注）的意义。后来便把分茅胙土叫作“封建”而封建时必须分茅当即由此而来。 （七）父家长制的特点如恩格斯所指出一是把非自由人包括家庭以内一是父权制。根据这个特点考察我国古代的宗法制度就不难看出宗法就是一种父家长家庭或父家长家庭公社。父家长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叫作“父”这与罗马的家长贵族的家庭相同。 父家长的权力是很大的。我国的君位与宗族是一致的父家长在宗族内的权力正如君主在国内一样有生杀予夺的大权。这种父家长在父系氏族公社时期本来是民主选举的但是由于阶级的产生其中富有的父家长就已在政治上、经济上独揽大权形成了氏族贵族因而父家长就由选举制而变为父子世袭制。兄终弟及可能是由选举制到父子世袭制的一种中间形态。武王灭商特别是周公东征以后他们把自己的宗族在父家长的率领下分封到各占领区去建立“封国”。因此这些父家长也就成了各地方的统治者——诸侯以“国”、“野”形式进行统治。所以所谓“封国”者也就是把氏族贵族变成为统治阶级宗族即父家长制家族公社则变成一种乎“公共权力”之上的国家机器。这种权力就甲骨文来看商代就应该已有其雏形到了西周便告完成。 在周初封建时往往以被征服的殷族和其他各族赏与受封的奴隶主贵族如鲁公伯禽封于商奄之虚即“少皞之虚”分赐有“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和“官司彝器”等另外还有“殷民六族”。这个“殷民”可能是指的被征服的商殷贵族即公社之长所以《左传》定公四年云：“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职事于鲁。”这里的“宗氏”指宗族有大宗率领；“分族”指“宗族”的分支有“侧室”、“小宗”之长率领与“大宗”相辑受“大宗”管辖；“类丑”指“宗人”和“臣仆”当以“室”分直接受其家长之统领而间接受其“宗长”之统帅。这些宗族之宗长可以“法则周公”、“即命于周”而“职事于鲁”其为助鲁公统治公社农民的贵族自无疑问。 当时的一个宗族是由若干“室”组成的如果说宗族是父家长大家庭那么“室”就是小家族。这种“室”到了春秋时代不只是指的妻室、家室而言它包括动产和不动产自由人和非自由人在内。《仪礼·丧服》云：“异居则同财有余则归之宗不足则资之宗”这就是说父子兄弟虽已婚后分居但它还是宗族的一分子不能自蓄财产。 “室”的主要财产为“田”。《国语·晋语》载厉公“大其私昵而益妇人田”时人以为“不夺诸大夫田则焉取以益此诸臣之委室而徒退者将与几人”结果“杀三郤而尸诸朝纳其室以分妇人“这就是“室”的主要财产为“田”的证明。“室”之财产除田而外重要的还有人包括妻孥大家族成员、臣僚仆庸和奴隶此外就是所谓“器用、财贿”。这种“室”所握有的土地等财产就是奴隶制大家庭的私有财产。了解了这一点对于《左传》中的“分其室”、“兼其室”、“纳其室”的“室”就容易理解其为当时公社所有制下的一种私有性质的土地了。 （八）周代统治阶级的核心是世袭贵族商代的情况大概也是如此。 周初建国时文武朝的同姓的亲和异姓的戚或“受民受疆土”或担任要职他们的子孙继承余荫世世罔替所以金文中常见“■（更）乃且（祖）考”（《舀鼎》）之类的词句除了令其效法祖先之德以对周室尽忠外还指令他们继承祖先的官职因而金文中多以“子子孙孙永宝用”作结。周代的礼器代表一种身分、阶级和职位子孙代代可以享用礼器其职守或地位也是代代传下去的此即所谓沿袭世职。职守身分的传递在礼法上由“再封”礼仪予以承认。原来奴隶主贵族的职官是由周王授予的接受的双方一方有变就需举行一次授职典礼可以称为“再封”。例如《师虎■》中的师虎之职不知传了几代先王封师虎继其祖考官职今新王即位又封师虎把官守重申一遍可见这种“再封”之礼当是为了表示新的隶属关系。大概奴隶主贵族去世后周王对其子之“再封”时苟无罪过其职守是不会被褫的。所以《大盂鼎》铭中盂的父亲早逝他在幼冲之年就继承了显职。周代的“再封”礼仪今已较难了解但是世官制度因此而趋稳固。西周数百年间有权势的奴隶主贵族非无变易但得势的贵族仍然世官。《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叔孙豹之言曰：“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无国无之”当属事实。 周人的世官制度和一族的氏族集团性互为表里代代执政本是氏族共治的遗习而氏族的存在也仰赖于代代职掌官守所以《左传》文公十六年云：“弃官则族无所庇”。这也就是文献中所说的“世臣”（《孟子·梁惠王下》）。周代掌权的奴隶主贵族都尽量把持既得权益同族的成员也不能轻易被排斥在外。所以鲁的三桓、郑的七穆原先都是兄弟宋的华氏当权的更多。所谓“政在季氏”（《左传》昭公三十二年）是指全族而说的。于是周代的奴隶主贵族政治在纵的世袭制度代代传承之余还有横的氏族集因。他们的势力之大常常可与国君抗衡“国”和“家”通常是并称的。要想当时国家的存在必须先扶植大奴隶主贵族难怪鲁国的襄仲说：“不有君子其能国乎？”（《左传》文公十二年）这种奴隶主贵族氏族集团孟子称为“巨室”他说：“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孟子·离娄上》）又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同上）。 周代的奴隶主贵族各有一篇渊远流长的族谱有力量也有权力废立国君这是氏族社会的遗习不能一概都以“乱臣贼子”目之。周代所以能够实行贵族政治其实力基础是建立在公社及其所有制即井田制度之上的。（九）在商周奴隶社会里除了血缘宗法关系仍然相当牢固地存在之外还有许多前社会遗留下来的旧制度、旧习惯、旧观念在起作用。在原始社会里人们的意志和感情服从于集体其言行以自然形成的风俗和传统习惯为准则“在大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1。这种原始的“礼”在进入阶级社会之后由于公社的残存并没有烟消云散反而把那些不平等原则法定化、神圣化它被推广出去用以调整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仪式被固定化涉及面更加广泛更显得庄严典重并且通过各种途径贯彻到人民中去。奴隶社会中的“礼”制就是这样在原始礼的基础上演化来的。在商周奴隶主贵族来说“礼”的功用大体有三；一是规定名分二是节制人情三是进德坊（防）乱。 商周时期的“礼”是与道德和法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因此“礼” 所表现的总问题也就是所谓“意志”、“责任”、“必然和自然”等问题。“礼”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另一种形式的表现是强加于被压迫阶级的责任被统治阶级如果触犯了“礼”中所体现的阶级统治原则就会受到非自由的对待。因此“礼”制决不是什么阶级的和谐而是阶级的另一种形式的强制。“礼”从属于特定的道德在阶级社会里阶级的社会道德是不存在的因此把来自原始社会而演变于阶级社会的“礼”说成是原始社会的民风民俗是不对的。在阶级社会里“礼”是阶级统治的形式和表现。“礼”的内容是“名以制义义以出礼礼以体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听”（《左传》桓公二年）。就是说“礼”一方面规定统治阶级内部依据不同身份有不同的“礼”维护统治阶级内部的等级关系和他们某种程度的血缘关系；另一方面“礼”的作用在于加强统治阶级对于人民的统治即“礼以体政政以正民”。商周时期是兵刑不分的用刑就是用兵每一诸侯国的国君都有权用兵因而亦可用刑。由于兵刑不分因而“礼”和“法”也不能分非礼就是非法犯法就用刑用刑就用兵。可见当时奴隶主贵族制礼的目的也就是《礼记·乐记》所说的：“礼乐刑政其极一也。” 春秋末年以后特别是战国以后随着商品货币关系的展公社逐渐解体新的地主阶级便脱出了公社的束缚开始走上了历史舞台因此按血缘等级维持秩序的礼制已经过时适应私有财产所有者要求的成文法便产生了。成文法律的公布是对于氏族贵族奴隶主阶级的一种威胁是对于传统制度即“礼”的破坏。法的原则是“齐”即以刑法把人们整齐一致。可见春秋末年以来的“礼”与“刑”的斗争从本质来说是氏族贵族奴隶主与新兴地主阶级的斗争。这个斗争展到战国时代氏族贵族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已经走向了死亡的前夜代之而起的则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专政。这个历史趋势就迫使新兴地主阶级采取变法的形式提高君主权力实行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政治以此消灭氏族贵族奴隶主阶级在政治上的地位；废井田开阡陌公开承认土地私有土地自由买卖从此消灭氏族贵族奴隶主阶级在经济上的地位和社会上的特权。他们对于旧的上层建筑的攻击特别猛烈对于旧的制度的改革也比较彻底因而旧的“礼”便完全被推翻替代它的就是“法”。 （十）铁的使用提高了生产力使当时的社会经济有了显著的展。 西周末年“宣王即位不籍千亩”的出现反映了中国古代公社所有制即井田制度从此开始了量的变化即取消了“公田”和“私田”的区别实行了“履亩而税”制度。为了实行“履亩而税”先必须使公社农民的“私田”固定化从此公社内部的土地便由过去的“三年一换主（土）易居”变为“自1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87页。 爰其处”。由于各个地区社会经济展的不平衡这种制度的变化有先有后并不一致。“履亩而税”制是按公社农民实行耕种的土地多少而征税所以不管它是公社的授田还是垦荒而来的土地一律丈量征税。这样一来奴隶主贵族的剥削量便可大大增加。所以《左传》宣公十五年解释“初税亩”时说：“以丰财也”正得其旨。由此看来所谓“初税亩”根本不是什么封建生产关系的萌芽。 春秋时期的公社虽然仍旧存在但是公社农民这个个体与国家的隶属关系越来越密切因而从这时起各国普遍出现了“书社”组织。“书社谓以社之户口书于版图”（《荀子·仲尼》杨倞注）。所谓“版”“名籍也以版为之今时乡户籍谓之户版”（《周礼·天官·宫伯》郑玄注）；所谓“图”“土地形象出地广狭”（同上《司会》郑玄注）。可见春秋时代以后的公社所以称为“书社”的原因当是取消“公田”、“私田”后的公社必须把公社内的户口、土地数字制成清册定期上缴于各国统治者作为对公社农民的征税和力役的根据。 西周时代的最高统治者周天子是以公社为单位进行赏赐和剥削并不以公社农民为对象因而也就没有具体了解公社内部户口和土地数字的必要。所以《国语·周语上》说：“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多少。”可是到了春秋时代由于公社内部的量变“书社”的出现就不得不加强其对公社农民之户口和土地的调查和控制。所以宣王三十九年周军和姜氏之戎战于千亩周军大败后“乃料（韦昭注曰：“数也”）民于太原”（《国语·周语上》。这种“大比”制度就是“登民数自生齿以上登于天府”（《周礼·小司徒》职）也就是把公社农民的总数报告于司寇司寇在孟冬司民那天把民数敬献给王者王者拜受而藏之于天府。 这样一来作为奴隶制度的经济基础就逐渐崩溃中国古代社会也就走向解体。 （十一）西周时期有周天子的威权在各诸侯封国的争战并不激烈战争的规模也比较小列国向采邑奴隶主贵族征收的“赋”也不多；各国的贵族还不需动用“野人”的力量和资源“野人”只能充当军夫、输草运粮、带着城板去筑城而已。但是春秋时代以后各国之间的兼并转剧战争范围逐渐扩大。这时正值“国”、“野”关系逐渐混同“野人”也就执干戈上战场则意味着他们的身份地位的转变。“州”是“野人”所居本来不能服兵役可是晋国为了扩充兵源而“作州兵”要州内“野人”也服兵役。按过去的礼法晋国只能有一军的兵力晋献公作二军晋文公作三军三年后又作五军到了公元前538年则改作六军几乎举国当兵便是其证。当时的国君为了应付日益频繁的战争除了扩充兵源要“野人”当兵外还需他们提供兵赋这就是史籍中所说的“作丘甲”（《左传》成公元年）或“邱赋”（昭公四年）。距“作丘甲”已是百年后公元前483年的“用田赋”（《左传》哀公十二年）即举国皆赋也是这一事实的反映。 周代社会中的“国人”在当时社会中有着重要作用他们能够参与国君的废立左右一国的外交甚至可以决定和战。“国人”所以能够有与国君、贵族鼎立而三的实力是基于公社组织和氏族遗习才能得到存在的。也就是由于凝固的公社组织将“国人”鸠集在一起加上氏族共同体的遗习造成一股力量使贵族不敢轻侮他们。到了春秋时代公社逐渐走向解体国野区别业已消失“国人”与政的传统也和贵族政治一样变成了昨日黄花供人悼念而已。这样一来随着公社共同体凝固性的烟消云散“国人”于政的力量也就跟着瓦解商周奴隶社会也就濒于尾声矣。 （十二）春秋时代在南夷北狄交侵中原之际华夏小国岌岌可危之时齐桓公伐山戎救燕为卫筑营丘、救邢纠合诸侯领导攘夷。这在当时诚然是件大事但是霸者的大义却不仅止于抵抗北方的山戎和南方楚之北上。齐桓公的基本精神主要在于维护奴隶制度所谓攘夷不过是其一端实际上他更注意消除或防范列国的内在矛盾和危机。公元前657年的阳谷之会《公羊传》僖公三年所载齐桓公的宣言中所说的“无障谷无贮米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便是其证。《左传》襄公十一年范宣子主盟时所说的“载书曰：‘凡我同盟毋蕴年毋雍利毋保奸毋留慝’”大概也是继承了霸政精神承袭齐桓公而来。 但是晋国的霸业自文公以下却是在不断摧毁封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公元前635年晋文公靖王子带之乱纳周襄王王赐阳、樊、温、原、赞茅之田表现得最为明白。晋文公接收阳、樊时阳人呼曰：“今将大泯其宗祊而蔑杀其民人宜吾不敢服也！”（《国语·周语中》）。这里的“蔑杀其民人”是不承认其人民为“国人”身分“泯其宗祊”是摧毁其国的统治阶级将全部征服民降为“野人”征服地沦为采邑。这种作风大概是晋国的一贯作风晋献公灭虢平虞取魏以来就是如此所以阳、樊人“不敢服”。按着过去礼法晋国本应维护他们的存在才对然而文公还是“出其民”（《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占有其地。由此可见晋文公以后的霸主虽仍维持霸主盟会的虚表然而齐桓公所提倡的霸政精神早已丧失那只是另一种政治形态出现的前奏弱肉强食已为人们所承认。原来为维系奴隶制国家的会盟制度现在反而变成了剥夺奴隶制国家的主权使其沦为附庸国家1。这样一来商周时代的奴隶制即将结束矣。 （十三）商周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了这个时期的精神生活也具有它的独自的特色。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的社会里宗教世界观占据着支配的地位。在商代创业之初主宰一切的至上神是“上帝”在周代则是“天命”。商周奴隶主贵族阶级就是利用这一套宗教观念来作为统治与奴役人民的精神武器的。用马克思的话说是以“想象的部落体即神”1的资格而出现的。《尚书·梓材》说：“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大盂鼎》铭也说：“■（粤）我其遹■（相）先王受民受疆土”这无不充分地表现了马克思所说的神授的观念。这样一来当时的土地属于所谓“单个共同体”、“共同体之父”2的周天子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商周时期具有这一特点是与我国古代社会里长期残留着公社、宗法等级制和世袭制度分不开的。 铁制工具的使用生产的展特别是商品货币关系的达终于冲破了公社组织及其所有制即井田制度。同时随着经济制度的改变又生了阶级关系的大变动。在这种情况下“学在官府”的局面也逐渐瓦解涌现出大批“文学游说之士”这是一个新的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和很大社会影响的知识分子阶层。战国中期在齐都近郊的“稷下学府”就集聚了多达“数千百人”的学士其中地位高的有士十多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史记·齐世家》）。这些掌有专门知识的“士”依附于不同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92─93页。 的阶级和阶层成了这个时期不同阶级和阶层的思想代表。他们从不同阶级和阶层的利益出著书立说议论政治阐述哲理展开思想上的斗争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可见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的出现是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和阶级根源的。春秋战国时期这个新旧社会交替的社会条件又为诸子百家的自由争鸣提供了特殊的历史舞台。 这种意识形态上的“百家争鸣”的表现形式虽然异常纷歧混乱但其核心不外是要求如何强化和扩大国家权力以及否定旧的公社残余对于当时社会展的影响。通过“百家争鸣”把人们从氏族贵族奴隶主腐朽的意识形态下解放出来为封建社会的诞生和统一的地主阶级的政权的建立提供思想条件。只是到了秦统一六国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之后秦始皇为适应政治上封建专制主义的需要在思想文化上也实行封建专制主义焚书坑儒定法于一尊从而结束了“百家争鸣”的历史。 （十四）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里奇的复信草槁——三稿》中指出：“农业公社既然是原生的社会形态的最后阶段所以它同时也是向次生的形态过渡的阶段即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的过渡。不言而喻次生的形态包括建立在奴隶制上和农奴制上的一系列社会”1。这就是说农业公社解体后有两个前途即或者走向奴隶制度或者走向农奴制即封建社会。 由于生产力的展工商业的达人口的增加我国古代公社的土地也逐渐开始了自由买卖这就使中国古代公社逐渐走向最后解体。我国的古代公社和其他民族一样它是原始社会的余波它出现于阶级社会形成的过程中保留于阶级社会内部直到商品货币关系的有力展足以促使它消亡为止。促使我国古代公社的解体大体上在战国中叶前后这是从春秋后期到战国时代生产力展的必然结果。恩格斯在《法兰克时代》一书中曾经说过：“从那一瞬间起当自由地一旦变为可以自由出让的土地财产变成商品的土地财产大土地所有制的产生便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了”1。所以汉人在论述到土地的自由买卖和兼并的开始也都推源于商鞅的变法例如《汉书·食货志上》载董仲舒的话说：“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汉书·王莽传》载王莽改制的诏令也说：“秦为无道厚赋税以自供奉罗民力以极欲坏圣制废井田是以兼并起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无锥之居。”我国古代公社及其所有制即井田制度的崩坏公社农民将其自耕份地化为私有之后在我国历史上便出现了一个小土地所有制的极盛时期。当时在商品货币关系达的情况下这种小土地所有者的地位并不稳定他们逐渐地贫困和分化。这些农民由于不能维持生活而出卖土地的日渐增多因而《吕氏春秋·为欲篇》中明确地说：“无立锥之地至贫也。”这些丧失土地的农民有的便为人雇佣称为“庸”或“庸客”等；有的在高利贷的严重剥削下弃产流亡例如冯驩所谓“息愈多急即以逃亡”（《史记·孟尝君列传》）；也有人因为饥饿而死在沟壑之中。更有“天饥岁荒嫁妻卖子”而沦为奴隶的；那些不甘心沦为奴隶的一般则采取了“壮者而散之四方”（《孟子·梁惠王下》）的方式成为一种“流民”。历史上所说的“郑国多盗”（《左传》昭公二十年）“鲁多盗”（《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并不是什么奴隶暴动而是一些不甘心卖身为奴的武装流民而已。 破产流民的另外一条出路根据《汉书·食货志上》载董仲舒语云：“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伍。”这种佃农在战国时期已经东鳞西爪地出现当时的豪民或者租给无地耕种之民榨取收获量十分之五的地租。在我国的战国中期以后封建生产关系就在这样复杂而尖锐的阶级对立中产生了并在继续展中。到了西汉“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税一实什税伍也”（《汉书·王莽传》中）对于失掉土地的农民又进一步采取了强制手段迫使他们束缚在土地上佃耕交租封建生产关系便成为当时社会中的主导形态。 附录二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斯维至第一章宗族（一）父家长家族宗族就是父家长家族1。氏族社会末期由对偶婚到一夫一妻的过渡之际氏族中逐渐分化出来的父家长贵族过着一夫多妻的生活；他以“父”自居率领着若干妻妾儿女、奴隶以及其他非自由人组成家族即父家长家族。h.l.摩尔根说：“若干数目的自由人和非自由人在家长的父权之下组成一个家庭。在闪米特类型的家庭中这个家长过着多妻生活非自由人也有妻子和子女”恩格斯引用了摩尔根上述的话后加以概括说：“这种家庭的主要标志一是把非自由人包括在家庭以内一是父权。所以这种家庭形式的完善的典型是罗马的家庭。”他还说fami1ia这个词最初并不是指夫妻及其子女而只是指奴隶2。 我们认为我国先秦典籍里所习见的宗族就是父家长家族。早在四十年前李玄伯教授已揭此说我于1979年《释宗族》一文中也有阐述1。 我们现在有充分的根据可以证明这种父家长家族就是宗族。它曾经存在于商周时期甚至可以后续于近代社会。如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沙俄以及印度等国都有其例。 丁山教授根据甲骨刻辞所见材料作《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一书。他辛勤地研究了刻辞中许多氏族的名称据他统计至少在二百余以上。他认为它们就是氏族并且有的氏族名称或者族徽可以与青铜器铭文相印证。这是一项很有价值的研究。但是我们认为他所谓氏族实际就是宗族即父家长家族不一定都是氏族。 甲骨文屡见“宗”字象在屋宇下祭祀祖先的宗庙建筑以后引申为凡同在宗庙里祭祀祖先的人就是同宗或同族。父就是父家长《说文》解释云：“家长率教者”它原来并不是生身之父的意思。甲骨文中屡见“父”字象手持火炬或执斧钺之形。火就是家火。我国古代和罗马的父家长家族在屋子中间都有家火由父家长保管永不熄灭。或说手持之物为斧钺其实与手持火炬意义也同都是象征权威、权力的意思。贵族一词（patri）1详见拙作：《论管仲改革及其作用》《东岳论丛》1985年第1期。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73页。 本由“父”（pater）演变而来。我国春秋称贵族为“父”还很普遍如宋国就有乐父、皇父、华父、孔父等。孔父就是孔子一族的祖先“父”即父家长。如宋厉公的弟弟弗父何生孔父周周生世子胜胜生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嘉除世子胜因早年病死未及作父家长故不称父其余皆称为父。在氏族社会时期父家长并不是世袭的而是由族中推选。如公刘和古公亶父率领族人迁徙时都召集“父老”（耆老）谈话征求意见。《公刘》诗云：“饮之食之君之宗之”可见君宗同义。古公亶父对父老们说：“二三子何患乎无君”（《孟子·滕文公》上）似父家长是大家推选的。 关于父家长的权力于《左传》也有痕迹可寻。如晋国大夫知（荀）罃被楚国所得楚王有意释放他回去便问他：你何以报答我。知罃回答说：“（知罃父亲之名）其请于寡君而以戮于宗。”（《左传》成公三年）就是说请求寡君同意在宗庙里杀戮。又国君放逐宗人须先征求其宗主的意见。如郑放游楚于吴子产执政他问太叔太叔说：“吉（太叔名）不能亢（庇护）身焉能亢宗”？（昭公元年）太叔不愿意庇护游楚故这样说但执政仍须征求他的意见。更奇怪的事情是国君为太子娶亲时见儿媳长得美丽可以取为己有而给太子另找一个代之。如鲁惠公、卫宣公、楚平王等都如此当时人不以为怪。卫州吁之乱大夫石碏的儿子石厚参与其乱。石碏多次劝戒他不听。石碏故意要石厚到陈请求帮助而结果被陈所执。石碏派人到陈监场杀死石厚。当时人对此称之为“大义灭亲”。郑厉公时大夫祭仲专制。厉公与祭仲的女婿雍纠合谋要雍纠杀死祭仲。雍纠妻知道此事后问其母曰：“父与夫孰亲？”其母曰：“人尽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结果雍纠反而被祭仲所杀。以上所列举的例子都说明父权的重大。 因此父子之间的隶属关系也就是君臣之间的隶属关系。《左传》桓公二年：“士有隶子弟”以子弟为“隶”这不但只限于“士”卿大夫、诸侯、王室也是如此。 （二）宗族组织及其宗法在分析宗族的组织之前先应该解释什么是“宗法”。宗法就是继承法。有宗族就有宗法因此兄终弟及与嫡长子继承都是宗法。 过去我国学者只重视宗法而对于宗族的组织却很少记述。《礼记》有《丧服小纪》和《大传》二篇成书甚晚多不可据而且也只是讲嫡长子继承法。因此使后人生一个错误的认识即宗法就是嫡长子继承法非嫡长子继承法就不是宗法。如兄终弟及、幼子继承等就不是宗法更进而认为无宗法（嫡长子继承法）也就认为无宗族这真是大错特错了。“礼失求诸野”现在我们可以凉山彝族的“家支”来做比较。四川民族研究所编写的《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对此有很好的叙述：诺合的家支组织是奴隶制社会以前氏族社会的蜕变在形式上具有原始社会末期父系氏族组织的一些特征。 作者指出凉山彝族的“家支”起源于氏族社会末期父系氏族是很正确的。我们前面说过罗马的父家长家族就是我国古代的宗族其实凉山彝族的家支也是父家长家族。该书接着说：传说凉山的诺合（黑彝奴隶主）都由古侯和曲涅两位祖先繁衍而来至今已传至五十八代约有一千余年的历史。二十代以前凉山的诺合人口还不多但此后人口繁衍又分出许多诺合的“家”如阿侯、果基家等等。“家”之下又有许多“支”如阿侯“家”下分出尔目阿呷、布吉等八个“支”与以上的“家”合称为“家支”。支以下便是父系个体家庭为单位的诺合“户”狭义而言家支系统包括这一血缘集团的“家”、“支”和“户”。广义而言包括诺合各“户”所属的被统治者曲诺、阿加和呷西等等。（该书第132o页） 我们暂时不讨论凉山是否是奴隶制社会的问题但是以其家支组织与宗族组织相比较却可见二者有很多近似甚至相同之处：先凉山彝族是一个以父家长为的父家长大家族。它由“家”、“支”和“户”三个层次组成正如商周的宗族由“宗”、“族”和“室”三个层次组成一样。《左传》襄公十二年记载：“吴子寿梦卒临于周庙礼也。凡诸侯之丧异姓临于外、同姓于宗庙、同族于称庙。”由于鲁与吴都是同姓（姬）所以在宗庙内举行吊丧同兄弟就是同族。这正象凉山彝族“家”下面是“支”一样。鲁与吴虽是同姓（传说吴的祖先太伯、仲雍都是古公亶父之子）但不一定属于同宗。宗是姓的分支正象凉山彝族的家支都是从古侯和曲涅两姓分出来的如阿侯家、果基家等等。太伯、仲雍早于周公二代不妨认为同宗（但不能说以后的同姓都是同宗）。“宗”的下面又分为“族”已由“同族于祢庙”可证。《左传》昭公三年叔向对晏婴说：肸（叔向名）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而已。当时晋国的贵族家族已日趋衰落叔向说他这一“宗”本来有十一族但逐渐衰落已只剩下羊舌氏一族了。在叔向说了这话以后二十五年羊舌氏也被灭亡了。 “室”本来是指一夫一妻的小家庭不分阶级都可称“室”也可称“家”如王室、公室也可称做王家、公家、私家。又如奴隶有配偶的也可称室或家。如金文中常见“臣十家”、“鬲百人”的记载家指有配偶的奴隶鬲以人称则是单身奴隶。楚穆王即位以后以其为太子之“室”赐予宠臣潘崇。（《左传》文公元年）这就不是指其妻妾儿女因为他即使最宠爱潘崇也不能把自己作太子时的妻妾儿女赐予潘崇所以这“室”就只能是指奴隶。（详见夺田兼室一节）《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周王室分给鲁国殷民六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丑类”可见殷民虽被瓜分但是他们仍由父家长率领着其宗族组织并未破坏。宗氏、分族就是“宗”和“族”类似自由人即族人丑是非自由人即奴隶了。丑正是宗族下面的基层组织——室。有似凉山彝族支里的曲诺、阿呷、呷西一样。《诗·周颂·良耜》云：百室盈止妇子宁止。 《郑笺》：“百室一族也。百室者出必共恤而耕入必共族中而居”。这不但可证一族由百室组成而且它是一个以土地公有制为基的家庭公社或农村公社。《逸周书·作雒》篇说：“都鄙不过百室以便野事”可以作为旁证。孔子说过：“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也”十室之邑则是最小的邑至于“千室之邑”则已是很大的邑就不象是家族了。至于“室”是“自由人”还是“非自由人”也不能一概而论它是宗族下的基层单位却是可以肯定的。 （三）大宗和小宗由于人口的不断繁衍贫富的分化加剧因此宗族不能不生分裂即由一个宗族分裂为若干个宗族。《礼记·大传》说：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有百世不迁之宗有五世则迁之宗。百世不迁者别子之后也。宗其继高祖者五世则迁者也。 （《丧服小纪》略同但无此详明） 例如周封鲁公伯禽为诸侯他就是别子。他的子孙以他为祖成为宗族这就是“百世不迁之宗”即大宗。他的卿大夫虽然由其分出但都是“五世则迁之宗”即小宗。小宗可以无数地分裂、展。王室与诸侯相对应前者为大宗后者为小宗；诸侯与卿大夫相对应亦是这样但只称“公室”和“私室”。迁者就是由自身上数到高祖五世以后族人便可另立宗庙不再受大宗的领导了从而血缘关系也就愈来愈加疏远。但是所有小宗都必须受大宗的领导即受王室和诸侯的领导这是绝对不变的。 宗法就是宗族的继承法这一点很重要。周的宗法就是嫡长子继承法这是周礼所规定的但是实际执行却有很多困难。如春秋时东方诸侯鲁国却是说：“‘一继一及’鲁之常也。”就是兄终弟及与父死子继并行。此外如宋、郑、卫、楚等国也常如此。因此嫡长子继承是宗法兄终弟及也是宗法；同是父子相继还有长子继承和幼子继承之分。齐国女子不出嫁实行赘婿因此可以说是女儿继承法。云南傣族也常这样。为此我们也绝不能认为只有嫡长子继承才称做宗法兄终弟及就不是宗法。但是战国秦汉时期的礼书（如《礼记》及《仪礼》等）都以嫡长子继承为唯一的宗法。这样殷商以“兄终弟及”为主或父死子继并行的继承法不但不承认其有宗法而且不承认其有宗族这实在是大错特错1。 凉山彝族虽然家支林立他们却无大宗与小宗之别。凉山有一句谚语说：“鸡蛋一般大”以此比喻各家支都是一般大小的谁也不能统治谁的。因此解放以前各家支之间常常生流血械斗死伤很大始终不能形成一个高临于宗族之上的“公共权力”即国家。但是夏商周三代与凉山彝族不同不但贵族之间从天子诸侯卿大夫到士有一条血缘关系的纽带紧紧地联系着而且天子诸侯贵族之间大宗与小宗之间形成等级隶属关系国家就是这样产生的。故《左传》桓公二年说：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2宗士有隶子弟（以上为统治阶级）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以上为被统治阶级）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 所谓国、家、侧室、2宗都是大小不等的宗族父家长家族。庶人、工商虽然也有家族但是它们没有象贵族那样严密的家族组织和继承法正象凉山的曲诺也有家支一样。奴隶（阿加、呷西）是没有家支的虽然他们也有配偶但是无人身自由也无婚配权。我国古代贵族的宗族有“氏”的称号而庶人则无。所谓“氏以别贵贱”即是此意。 战国以后随着父家长贵族的没落池城关系的郡县制逐渐代替了血缘关系的宗法制但是它仍以变相的形式延续到近现代。唯其如此儒家的伦理道德与国家政治（即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始终一贯地得以流行着。这就是中国的“家族本位”的传统文化。 1见李玄伯：《中国古代社会新研》1947年开明版。 第二章家长奴隶制（一）家内奴隶的由来及其职役家长奴隶制（也叫做父家长奴隶制）是奴隶制的最初阶段。正如恩格斯所说“非自由人包括在家庭以内”这里所说的“非自由人”自然包括奴隶和隶属民等。恩格斯又还说过它们是“当作家庭的一分子而间接成为生产的基础。（见第三节）据此言之我国古代的奴隶制应该叫做家长奴隶制或“家内奴隶制”。 远在氏族制末期部落之间生战争因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心理所以最初凡是在战争中所获俘虏不分男女老少无不杀死或者把他们作为人祭的牺牲。但是后来渐渐地对于其中美丽的女性可爱的幼童或者有特殊技能的俘虏就豢养起来有的还被宠爱收为养子。他（她）们住在主人的家里主要从事家内劳动如烧饭做菜、纺织、做衣服、带孩子、养牛马等等。由于职务的不同也有等级的差别最高的奴隶就是管家奴隶所谓冢宰。 先秦文献里奴隶的名称很多没有形成一个专门的名词通常被称为臣、妾所谓“男为人臣女为人妾。”也常常以“皂隶”、“皂牧”、“皂圉”等连称。此外还有仆、童、竖、臧、获、鬲、丑等等不胜枚举。就其名称音义来看臣、臧、获等都是由俘虏转化而来。为了怕他们反抗或者逃跑就把他们的身体部分地摧残如有的刺伤眼睛或者锯断下肢以及黥刺、阉势等等极其残酷。如童、竖等都是幼小的奴隶。春秋时期宫廷里有叫做寺或寺人的就是服侍主人的意思。《周礼》一书开头就是冢宰它所统属的被称为奚、史、奄、仆的也都是奴隶。妾原来也是奴隶。我国古代贵族盛行的多妻妾制可以多至数十。为了保证只为主人一人独占因此使用许多被摧残了身体的阉割了性器官的男性奴隶即奄或阉。《诗·大雅·召旻》云：“昏■靡共”。《毛传》解释说：“■、■也”《笺》补充说：“昏、■、皆奄人也昏其官名也。■■毁阴者也”都说得很对。其实昏就是阍即看门奴隶。但《郑笺》又说：“王远贤者而近刑奄之人”却迂曲之至。我们认为“靡共”就是说宫廷要求刑奄之人过多以至无法供应了。刑奄之人就是后来宦官制度的滥觞这一毒瘤后竟腐蚀中国的政体长达二三千年之久！ 春秋时期齐国还保留着许多原始的野蛮的风俗习惯因此宫庭内的淫乱现象也最严重男女奴隶也特别多有的还得到宠幸。齐桓公时管仲病危桓公问管仲“谁可相者？”管仲不肯回答于是齐桓公自行提出：“易牙如何？”管仲回答：“杀子以适君非人情不可！”桓公又问：“开方如何？”管仲回答说：“倍（背）亲以适君非人情难近。”桓公接着又提出：“竖刁如何？”管仲回答说：“自宫以适君非人情难亲。”（见《史记·齐世家》）及（《管子·小称》）这三个人都是阉臣之流他们为了博得主人的喜欢什么违背人性的事都干得出来甚至可以杀死自己的儿子、亲人割掉自己的生殖器。 其实鲁国三桓的“陪臣执国命”就是家臣叛乱。春秋以后卿大夫贵族专政势力强大贵族中的最末一等的士也有甘愿做贵族的家宰的。这就是晏婴所谓“士滥”的现象。（《左传》昭公三年）就“宰”的本义说它本是指屋下从事家内劳役的奴隶即“管家的”。但是后来家宰、冢宰以及宰相都称做宰就成为“百官之长”了。据说周公曾经做过冢宰百官都要听命于他其地位之崇权力之大可以想见。附带还须提到师、傅、保它们原来也是家内奴隶。如殷商时的伊尹傅说和师般由于负责太子的保育和教导工作地位尊崇但说到底就是太子的保育员和教导员。伊尹是小臣、媵臣这是古书和甲金文中有明证的。他也被称为“女师仆”。（《墨子·明鬼》）傅保古音同故保母也称为“傅母”。又伊尹的官名为“阿保”《说文》云：“妿、女师也读若阿”与保傅之名相应。有人怀疑他是女性却是误会。 （二）奴隶与庶人的等级在中国古籍里奴隶的名称很多他们究属于哪一些等级？庶人是奴隶还是平民？要回答这两个问题最好由春秋楚芋无宇“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的谈话谈起。因为当时楚国芋无宇逃跑了一个看门（阍）的家内奴隶。无宇到章华宫去追捕有司不让他进去经过争执终于进去了他对楚灵王说了如下的话：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故《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左传》昭公七年） 这是关于古代等级的一段重要的史料对于如下几个问题应略作解释：（1）芋尹无宇为什么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谈起。这是说土地是王有的所有臣民也是王有的。西汉末年王莽变法他企图解决土地兼并问题主张恢复土地“王有”奴隶为‘私属”似乎奴隶承认可以私有。 （2）楚芋尹无宇说“人有十等”实际不止十等而是十二等（包括圉和牧）。值得注意的是他为什么不把庶人工商也算在内？如果把庶人、工和商算在里面就至少有十四等了。奴隶的名称很多如果每个名称算做一等就至少有二十余等。 （3）庶人、工商无论如何没有理由不把它们算做等级。我在十年前的旧作《论庶人》里早已指出庶人工商应该算为平民不是奴隶幸而得到一些同志的同意1。《左传》襄公十四年说：“庶人、工商、皂隶、牧圉皆有亲■”是庶人、工商确在皂隶、牧圉之上。襄公九年说：“其庶人力于农穑商工、皂隶不知迁业”同样可以证明庶人、工商在皂隶之上其所以商工与皂隶在一起说的原因是古代“工商食官”与奴隶都各有专业（技艺）不能任意改变因此合在一起说。《左传》哀公二年记载晋国赵鞅的誓师辞说：“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庶人、工商和人臣、隶圉是两个不同的等级所以他们的待遇也不同。就是说如果他们同样获得战功的话庶人工商可以上升为官而人臣隶圉则只获得免除奴籍。（见杜注）由上所述可以完全证明庶人工商无论作为等级或阶级都与奴隶不同。芋1见王国维《殷周制度略论》（《观堂集林》卷十）。 尹无宇所以说“人有十等”是完全为了适应“天有十日”的说法。十日不是十个太阳而是从甲到癸恰好一旬（十天）。 （4）士以下所谓皂、舆、隶、僚、仆、台必是奴隶是不须详细证明的因为芋尹无宇上面的一番话是因他逃跑了一个看门的家内奴隶而说起来的。他下文还提到周文王“有亡荒阅”楚文王有“仆区之法”都是有关搜捕逃亡奴隶之法。又他还说殷纣王相反为“天下逋逃主”藏匿和引诱别人的逃亡奴隶这正是他被灭亡的原因。周文王、楚文王所以兴强正是他有搜捕逃亡奴隶的法律。 皂隶以下都是奴隶这是无须怀疑的但是它们之间也是有等级的一级隶属于一级。清俞正燮于《仆臣台义》中说“自皂以下得相役使故曰臣曰等也”。（《癸已类稿》卷二）他已经看出这一特点。不过事实上未必就那么严格如或称“隶圉”、或称“皂隶”等等。而且我们认为古人所谓“皂隶”隋唐以后通称为奴隶或奴婢只是其人身隶属比较严格不一定是指“一无所有”或者可以任意屠杀。因为奴隶既然是一种财产主人是决不愿意随便浪费的只是说他们的性命没有保障而已所以人殉、人祭所杀的主要是没有经过“驯化”的俘虏而不是奴隶虽或偶有奴隶、甚至“亲■”与主人一起埋葬那又是另一种性质。 一般地说家内奴隶只使用于家内劳动但是也不能绝对化如《克鼎》铭文说：“锡汝（克）于某（地名）”一连有好几个地区然后说“锡汝井家某田于畯山以（与）厥臣妾”这里土地与臣妾并赐似乎证明奴隶也使用于农业劳动但是这样的例子极少。 （三）关于社会性质的问题说到这里不能不牵涉到我国古代社会性质的问题。郭沫若三十年代以来是一贯主张商周（西周）为奴隶社会论者但是他在晚年表的一篇文章中说：按照马克思的意见只有家内奴隶的社会是不成其为奴隶社会的如果太强调了村社成员那么中国会没有奴隶社会1。 看来郭老已经默认商周家内奴隶和村社的存在这一事实但是他很担心“太强调了”就会使中国“没有奴隶社会”。其实雅典、罗马和德意志三个古代国家中只有雅典是“最纯粹、最典型的”罗马则其次就不那么纯粹典型了至于德意志则根本没有达到达的奴隶制。恩格斯说：“他们还没有达到充分展的奴隶制：既没有达到古代的劳动奴隶制也没有达到东方的家庭奴隶制。”2恩格斯却肯定东方国家（包括中国）是家内奴隶制因为他这样说过：“象东方那样家庭中的奴隶制度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这种奴隶制度并没有直接成为生产的基础是当做家庭的一份子而间接成为生产基础的那是在不知不觉之间溶化到家庭中去的奴隶式的婢妾”3据说这段话在恩格斯原稿中已经划过删去记号表明恩格斯的观点后来改变了。我们认为恩格斯这一观点并未改变请读者一读：《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对罗马的父家长家族的叙述就可知道因为它正是“非自由人包括在家庭以内”的。凡是家庭奴隶制（奴隶制的初级阶段）莫不如此恐怕也不只东方国家为然。恩格斯认为家长奴隶制其奴隶“没有直接成为生产的基础”“而间接成为生产的基础”这一句话很重要但却被考证者忽略。我们所以这样说是在证明我国商周时期（夏姑不论）的确只是家长奴隶制而不是达的生产奴隶制因此庶人始终是直接生产者。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说到东方国家的社会性质问题时也并没有说氏族社会以后必然是奴隶社会。比如他们在叙述了罗马的父家长家族以后马克思补充说：“现代家庭在萌芽时不仅包含着奴隶制而且也包含着农奴制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同田间耕作的劳役有关的。它以缩影的形式包含了一切后来社会及其国家中广泛展起来的对立”。1马克思这里所谓“现代家庭在萌芽时”是指父家长家族奴隶制和农奴制的因素是同时存在的。所谓“同田间耕作的劳役有关”。我们仔细考虑在我国古代的井田制中农民助耕公田正是与“田间耕作的劳役有关”的徭役制农奴关系就这样生的。 至于凉山彝族社会似乎与商周社会不同。因为它们的奴隶阿加、呷西已直接参加生产成为社会的主要生产者不是间接地参加生产而是直接地参加农业生产。这个问题应该另文详论。我们初步的意见是阿加、呷西也是家内奴隶因为凉山处于崇山急湍之中与外间几乎隔绝商品经济畸形地展（以贩鸦片为主）所以奴隶制始终是家长奴隶制。但是长期畜养家内奴隶不使他（她）们参加农业生产是不经济的因此黑彝贵族不得不于家内劳动以外同时驱使他（她）们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即所谓“耕作地”（黑彝贵族的土地）。凉山彝族也还有使阿加去远地开荒的土地成熟后主人却又有权收回。这样一来奴隶始终只是奴隶而不能成为农奴关系。凉山彝族中的曲诺也有家支组织但他们始终没有形成公社。所以黑彝贵族剥削、奴役他们有似奴隶但是他们仍有一定的私有土地也有一定的自由身份。因此他们有似古代中原的“庶人”即平民的一面。关于曲诺的阶级性过去有一些民族学者论定为奴隶胡庆钧和四川民族研究所合作的《凉山彝族奴隶社会》书中都论定为“隶属民”但希腊罗马的隶属民实际仍是奴隶1。我们则论定为平民。 凉山彝族社会是否应该称为奴隶社会还值得讨论的不过他们的奴隶制却始终是家长奴隶制或者是比较达的家长奴隶制而不是希腊罗马那样的生产奴隶制。 第三章公社（一）社的崇拜社是原始人最早崇拜女性祖先的地方。自进入文明社会以后这种原始性的宗教意义已渐渐淡忘但是他们还是年复一年地按照传下来的风俗习惯举行纪念活动。1986年辽西凌源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中所现的“女神庙”我们认为就是社1。 甲骨文“土”字作■形与社本是一字后人为了与“土”相区别故加偏旁作社。商人认为他们是有戎氏女简狄所生因此商人崇拜她为女神即女性祖先其男性祖先不是人而是上帝或者是图腾“玄鸟”就是燕1拙作《论庶人》表于1978年吉林《社会科学战线》第2期。因为在此以前史学界只承认庶人为奴隶大家早有不同看法此文先大胆地说了出来而已。 子。 《诗·商颂》是春秋时宋国正考父为了祭祀其祖国殷商而作其《玄鸟》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甲骨文“■土”王国维先释做“邦社”打开了殷商社会的秘密。武丁时甲骨卜辞有云：己巳王卜贞□（今）岁商受年。曰：吉。东土受年南土受年吉。 西土受年吉。北土受年吉。（《粹》9o7） 以上四个“土”字都应读作“社”字即东社、南社、西社、北社。近人读作“土”字以东、西、南、北四方解之这是不正确的。如《诗·大雅·甫田》：“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诗·大雅·云汉》：“祈年孔夙方社不莫”都是社方并称且同是祈年之辞则东土、南土、西土、北土不是指方向而是向社祈年可以确定无疑。又我们于甲骨卜辞常见“宁雨于土”和“宁雨于方”也是土（社）方并称则“土”即为“社”。 《逸周书·作雒》篇记载周初分封诸侯作邑于洛可与《尚书·召诰》、《洛诰》诸篇互相印证。《作雒》篇说：乃建大社于国中其谴东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骊土中央衅以黄土将建诸侯凿取其一方之土焘以黄土苴以白茅以为土封。周人这一礼俗显然是沿袭殷人的。《尚书·洛诰》云：“王肇称殷礼祀于新邑”又《召诰》云：“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可见周初沿袭殷商礼俗之证。不但这样《作雒》这一记载不但证明丰镐有“大社”存在而且分封诸侯要“凿取其一方之土”以象征诸侯之社是由大社分出来的。中央与东西南北与上引卜辞完全契合。 但是周人祭社其女性祖先不是简狄而是姜嫄。《史记·周本纪》说：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嚳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初欲弃之因名为弃。 这个祖先降生传说可以叫做“感生说”显然与殷商人不同。殷商为我国东方沿海国家自山东半岛渡过渤海湾到辽东半岛以至朝鲜半岛自古为东夷人居住活动的地方这一带几乎都有卵生的传说。而西北黄土高原却流传着“感生说”此其一。周人在这传说中不但没有图腾的痕迹而直接谓姜原是帝嚳的元妃。这样一来不但与殷人女性祖先简狄“为帝嚳次妃”（《史记·殷本纪》）同为姊妹关系了吗？显而易见这是战国秦汉时人有意把商周两族拉拢在一起的以符合大一统思想。但是周人也有社的崇拜是无可怀疑的事实。 鲁国由西方迁到东方沿海建国因此在今山东曲阜也有社——閟宫的建筑。《诗·鲁颂·閟宫》说：閟宫有侐实实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无灾无害弥月不迟是生后稷。这“閟宫”《毛传》认为是“常閟而无事”故称“閟宫”这是汉人已不知道社原是祭祀女性祖先的礼俗并且事涉淫秽故加以保密。但每年仲春之月男女青年仍在这里歌舞幽会閟者秘密也本在野外密林草丛的阴蔽之下进行幽会后来有了房屋建筑加于社上故曰“閟宫”其女性祖先称为“高楳”仍是玄鸟（燕）的象征还不失社的活动本意。当然周的女性祖先是姜嫄而非简狄。这于诗中已明白指出了的。 周人对祭祀女性祖先的地方叫做社也叫做畤秦人在周的故墟建立了社但却不称为“社”而称为“畤”（篆文作■）其实畤就是社。畤本从田从止寸（手）可能是后来加的正如封本作■而小篆加寸（手）。《诗·大雅·生民》说：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 这诗旧注迂曲1。《史记·周本纪》绎其诗意云：“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悦”最为明白。我们认为诗云“履帝武敏歆”就是“见巨人迹心忻然悦”。“帝武”即巨人迹“敏歆”即心忻然悦。又诗云“攸介攸止”介即界田界也止即趾之本字。总之《诗》的关键就是脚印脚趾。这样■（畤）从田从止也就瞭然。古代社（畤）四周种植大树故以寸象之。战国秦汉人讳言女性祖先而以男性祖先“感生帝”代之这是女性的一大失败。《墨子·明鬼》篇说：“燕之有祖当齐之有社稷（疑是衍文）宋之有桑林楚之有云梦也此男女之所属而观也”。如上所说鲁之“閟宫”也同样是社。古代自燕、齐、鲁、郑（也有桑林之社）、楚以至周秦几乎整个中国都莫不有社1。 （二）公社及其田制社也是一个社会组织更确切说它是一个血缘共同体即围绕着女性祖先而形成的氏族公社最后由父系氏族公社、家族公社以至血缘关系和地域关系、公有和私有相结合的农村公社。 我国商周既是父家长家族盛行时期因此也是家族公社盛行时期。但是社会展不是一刀切的。例如孟子在滕国碰到许行之徒他们提出“君民并耕”的主张很象是氏族公社的反映。孟子则不然。他猛烈地驳斥许行之徒的学说是反动的不可能实行的。他认为“君子”与“小人”是社会分工的不同。“君子”虽有世禄和爵位但他们“劳心”也是劳动（所谓“禄足代耕”）而且主张“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也是正当的合理的。因此他所讲的井田制一方面反映了公社原来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田制另方面已是“劳心者”剥削和奴役“劳力者”的田制。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368—369）和第三卷（1o49页）重复引用波兰、罗马尼亚古代共有制的残余在过渡为独立农民经济以后还保留下来的田制说：土地一部分当作自由的私田由共同体诸成员独立去耕作一部分当作公田由共同体去耕作这种共同体劳动的产物一部分当作收成不足时或他种意外事情的准备金一部分作为国家储藏为了应付战争、宗教及其他各种共同事务的费用在时间的进行中这种公地被军事上宗教上的高官侵夺了自由农民在他们公地上做的劳动变成了他们替公地盗占者的徭役劳动了农奴关系就是这样生的。（可以与第三卷比较参考） 这段记载倘使我们与孟子所讲的井田制比较几乎使我们觉得是两种语言1《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三卷第221页。 1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5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的翻译。对于孟子所讲的井田制有信之者也有怀疑者而都是没有了解它是公社土地所有制。孟子所述既有原始的公社形态的成分也有“在时间的进行中”这种公社已“被侵夺了”的情形。由于后者因此“自由农民在公社上所做的劳动变成了他们替公地盗占者的徭役劳动”。孟子建议滕文公实行“仁政”必须恢复井田。但战国时井田制已因“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而已破坏了。因此使井田农民助耕公田不是同马克思所讲波兰、罗马尼亚在时间的进行中的情形一样了吗？我们不是作形式上的比附而是随着时代的变迁的确性质也有了变迁这是应该注意的。 孟子说：“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这与波兰、罗马尼亚把共同体内的土地分做两部分完全一样。孟子又说：“乡田同井死徙无出乡。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这种情形只有建筑在土地共有制基础上的公社才能做到决不是孟子的空想乌托邦。 据上所述井田是以公有土地为基础的公社土地所有制。但是国家产生之后它们又成为土地王有制下面一种土地所有制就是说公社土地成为王有的了。马克思说：“凌驾（不如译为“君临”更加确切）于所有这一切小的共同体之上的总合的统一体表现为更高的所有者或唯一的所有者。实际的公社只不过表现为世袭的占有者。”1唯其如此夏商周三代兴亡之际一定有大部分前代遗留下来的公社被掠夺了被侵占了的情况。可惜这方面的史料留下来的很少。周宣王时封申伯于谢《大雅·崧高》诗云：“因是谢人以作尔庸”。这就是说被征服的谢人被迫在城（庸、墉）外从事农业劳动。又诗里说：“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田”。申伯被封之时由召伯去帮助申伯筑城又给申建筑房屋（宅）并划分土地给申伯。毫无疑义申伯的封地、房屋土田都是掠取谢人的。“因是谢人”一句使我们自然地联想到鲁公伯禽被封于曲阜时说“因商奄之民”的话来也就是说被征服的商奄之民成为附庸之民了。所谓“土田倍敦”就是说商奄的土地被鲁国统治者所夺取、侵占了。陪敦王国维认为就是“仆庸”亦即“附庸”其说确不可易。知道这一情形我们便可以来谈谈所谓“贡法”“彻法”、“助法”。古代学者把它们作为夏商周三代不同的税法。这是不正确的。我们认为贡法就是征服者迫令被征服者“因土所宜”进贡土特产、牲畜、人夫以至美女、奴隶等彻法就是征收被征服者的土田和实物税。助法则是殷周征调被征服者的公社成员代耕公田即孟子所谓“助者藉也”引申为“借民助耕”。助法本是殷人之法周初也使用此法故孟子说“惟助为有公田”但他又说：“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似周人亦用助法了。因为周人住在“国”（城）中它统治住在野外的庶人（也即野人）迫令他们助耕周统治者的“籍田”所以说“虽周亦助也”。这一矛盾就应这样解决1。 解放以前云南西双版纳也有类似孟子所讲的那样的田制虽然当地的傣族已经是封建领主社会了（据云南民族学者马曜、缪鸾和的说法）但是它们还保存着公社的遗制即一种由农民集体占有的“寨公田”这反映傣族的土地最早是归村社所有的。后来随着傣族社会的封建化村社土地大都被1辽河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女神庙的掘简报详见《文物》1986年第八期并同期有孙守道、郭大顺的研究。关于社的研究拙作《汤祷雨桑林之社和桑林之舞》及《由箕器铭文推论燕商文化》二文可以参考。最高领主“召片领”所夺。因此所谓“寨公田”只保留村社土地所有的名义而变为领主分配给农民的份地由农民耕种向领主出各种徭役和地租从而农民（公社成员）变成领主的农奴。领主们把全部土地分为领主土地和农奴的份地。农奴们用自己的耕牛和农具无偿代耕各级领主的私庄缴纳全部收获物。份地归自己耕种收获物属于自己所有不再向领主缴纳地租。马、缪二位同志认为从征收劳动地租的情况看这里的“寨公田”很象孟子所说的“八家皆私百亩”的私田即农奴份地；还有一种领主或官吏所有的所谓“波郎田”很象孟子所谓的“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的公田。傣族农奴代耕领主田时确是象孟子所说“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因为领主不开秧门农奴就不能耕种2。 我认为马、缪两位同志把孟子所讲的井田制与西双版纳的田制相比拟是很有眼光的。但是我怀疑傣族的“寨公田”应该原是井田中的公田农民的份地则是私田。其次我不同意西周是封建领主社会因为西周时井田制还没有完全破坏因此公社农民还不可能完全农奴化。正如马克思所说波兰、罗马尼亚的公、私两部分土地都“被军事上、宗教上的高官侵夺了。自由农民在他们公地上的劳动变成了他们替公地盗占者的徭役劳动了农奴关系就是这样产生的。”（见前引）这一情形周在春秋战国之际方才产生。马、缪两位过分相信《周礼》的材料是不足相信的。（《周礼》是战国时期的著作）其三马、缪两位的论文中认为西双版纳的农奴原是“召片领”和他的贵族家里的奴隶这固然很对。但是西周农民的农奴化应该是由公社农民必须“助耕公田”一事转化过来这样才符合马克思所说“自由农民在他们公地上的劳动变成了他们替公地盗占者的徭役劳动。农奴关系就是这样产生的”。 因此我联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凉山彝族虽然有很达的奴隶制何以没有奴隶变为农奴的事实？我反复思考认为就是凉山彝族没有公社的存在因为只有公社农民“助耕公田”的徭役劳动才可能促使农奴化的展。就这一点说傣族社会又与西周更为近似。 现在我们再来谈谈“籍田”有关的问题。“籍田”原是庆祝丰收向祖先、上帝表示感谢的祭祀仪式。“籍田”所种的粮食就是专为祭祀祖先、上帝时用的叫做“粢盛。”因此这种籍田和活动必然起源很早。如下甲骨卜辞是大家所熟习的我们认为就是殷王征调附近公社农民在籍田上集体劳动：王大令众人曰■田其受年。（《粹》866） 辛丑贞（中缺）人三千籍（《粹》1299） 贞惟小臣令众黍（通472） 王往以众黍于□（地名）（通473） 甲骨卜辞习见“众”和“众人”过去有的学者认为他们就是奴隶。这一说法已早更正。我们认为就是殷商的公社成员他们既要种田也要当兵。周初也袭用殷商的名称如《周颂·臣工》说：“命我众人庤乃钱镈”。意思说命令我的众人准备好你们的农具吧！这与卜辞所说：“王大令众人曰■田。”语意全同。但周人后来很少袭用“众人”这一名称而改称“农夫”、“农人”如《诗·噫嘻》云：“率时农夫播厥百谷骏尔私。”再如《诗·小雅·甫田》既说：“我取其陈食我农夫”又说：“曾孙不怒、农夫克敏”。“黍稷稻梁农夫之庆。”（此《甫田》与《齐风·甫田》同名）《国语·周语》记载“宣王不籍千亩”则又称为“庶民”云：“庶民终于千亩。”庶民即庶人。庶人与众人意义似同但周人指姬姓以外的异姓为“庶姓”因此庶人、庶民与殷商所谓“众”、“众人”又有不同。 上引卜辞云：“（中缺）人三千籍。”疑缺一“众”字。此“籍”字为动词犹春秋时鄅国“籍稻”。不过我们认为亦是籍田。三千人同时耕种籍田可以想见籍田规模之大人数之多。《周颂·噫嘻》云：“十千维耦”《周颂·载芟》云：“千耦其芸”是以一千个人为耦。虽然这样解释人数减少了不少但是卜辞云：“人三千籍”仍然人数不少。 我们认为庶人主要是居住在四郊以外的被征服者亦即野人《周礼》则称为“氓”他们从事农业劳动。“籍田”是统治阶级用以祭祀祖先、上帝的土地征调四郊的公社成员农民“代耕”所以它也是公田。《大雅·韩奕》诗说：“实亩实籍”亩指私田籍指公田。不过殷周统治阶级的“籍田”乃集中于一地不在公社之中所以籍田虽然也是公田但是它和井田中的公田不同。《大雅·灵台》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又云：“经始勿亟、庶民子来。”《诗序》曰：“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乐其有灵德以及鸟鲁昆虫焉”。虽然有些夸张但文王之时国家初建它为了招抚“归附”的异族人民是比较宽大的所以四处庶民都很踊跃地来替文王建筑灵台。所谓“庶民攻之不日成之”“庶民子来”也有一部分事实。由此也可证明庶民庶人是指被征服者的人民而不是奴隶1。 第四章封建（一）封建的本义及其起源“封建”的本义就是“封土建国”。夏商周三代以前我国曾经经历了漫长的氏族社会而后随着生产力的展阶级的分化它们在各自不同的地区渐渐强大起来兼并和融和了许多氏族和部落而后成为宗法封建制国家。 封土就是划分土地的疆界建国就是建城。甲骨文中已有“半”字即今“丰”字象林木丰盛之形。金文于丰字下加两手捧木作■即今“奉”字。《散氏盘》（即《矢人盘》）记载土地疆界说“奉于原道”“奉于周道”并“一奉”“三奉”之奉皆封字。金文奉本封之本字。因为古人划分土地、疆界以林木为标志所以奉从两手捧着林木之形。小篆封作■字从■从土从寸会意。从■显系从半之误《说文》解为“守其制度也”更是后起之说它已不知寸即奉木、植木作为土地疆界之意了。 次言建国。古代国就是城区京师。殷商自称为商也叫做“大邑商” 或“天邑商”。（天大同字）入商也就是入国。但甲骨文尚无“国”字而有土方、邛方、羌方、尸方其数逾百兹不必枚举。因此“多方”就是多国四方就是四国。它们是否有如我们今人的国家观念尚难明确地说但是殷商已经产生和形成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贵族民主专政的国家确是史学界所承认的。 “封建”一词本是先秦典籍中所习见因为它是“封土建国”的约缩语或简称所以少知其本义所在。近代学者由于坚持马克思的五种生产方式认为氏族社会以后必定是奴隶社会因此他们对于封建一词往往加以“所谓”意即它不是欧洲中世纪国家那样的封建主义社会或者干脆地认为“封建”是秦汉的儒者人为地制造出来的一套“外衣”这实在是莫大的错误。我们反复研究我国自氏族社会以后即直接进入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贵族民主专政的宗法封建社会其国家也就是宗法封建制国家。这样一来封建实在是我国古代宗法封建制国家形成的标志1。 何以知道我国氏族社会以后就直接进入宗法封建社会呢？《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载周襄王将以狄伐郑富辰谏曰：“不可。臣闻之太上以德抚民其次亲亲以相及也。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按“太上”、“其次”固然有最好、较次的意义但是这里实际也是指时代先后即最初是德治的时代即《礼运》所谓尧舜禹的“大同”时代用现在的话说即氏族社会。“亲亲以相及”就是宗法封建的时代。《礼运》所谓“小康”时代相当于商汤周文武时代。不但只此《左传》隐公八年众仲论姓氏的起源说：“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桓公二年说：“天子建国诸侯立家。”我们认为建德与建国所指的时代也有不同。孔子也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过去我们只以为是孔子对于德治的赞美而不知孔子是指尧舜禹时代。 （二）建城《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周初分封鲁、晋、卫三国的情形对于分封康叔于殷墟时说：“自武父以南及■田之北境取于有■之土以共王职；取于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蒐。”这就是划定康叔所封的领土的范围。康叔的“国”就是在殷墟上面建立起来的国就是城由此可见建城的重要意义及作用。 甲骨卜辞屡见“作邑”略引数例如次：作大邑于唐土（《金》611） 王作邑帝若我从止唐（乙57o） 王作邑、帝若（乙1947） 余其作邑。（前4、1o、6） ------------ 23 我作邑。（w w w . q i s u w a n g . c o m 无弹窗广告）（续4、33、4） “作邑”就是建城。唐土疑即汤社。因此国（城邑）是在唐社的废墟之上建立起来的。殷王对于作邑、建城极为重视。他不但亲自参与其事而且要征求上帝的许可。 周克殷后武王念念不忘有两件事：一是继承问题一是营建洛邑。今《尚书》中《大诰》、《召诰》、《洛诰》等篇都记载有关营建洛邑之事。下引《召诰》一段如次：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则至于丰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来三月惟丙午胐。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 厥既得卜则经营。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则达观于新邑营。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472─473页。 日甲子周公乃朝用书命庶殷：侯、甸、男、卫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太保以庶邦冢君出取币乃复入锡周公。 这一段记事按照月日记载经营洛邑的活动。大意是这样：周公摄政称王因此文中“王”是周公假成王之命。他先派召公由丰镐前往洛邑勘察地形接着周公又往洛邑勘察观看了新邑的规模。在营建洛邑的过程中召公还号召庶殷来参加劳动。丁巳这一天在郊举行祭祀牛二。次日又于社祭祀牛一、羊一、豕一。这都是按照殷礼进行的。过了七天周公用书对殷诸侯：甸、男、卫邦伯训话他们都很兴奋。太保把殷的庶邦、冢君带到外面取皮制的币赐给周公。 古代希腊、罗马对于建城也看得十分隆重我引用法国古朗士的《古代希腊罗马社会研究》一书《建城》一节中的话如此：筑城第一要注意的是选择新城的地址因为它有关将来人民的幸福都以地址的好坏关系到国家的盛衰因此总须请神来择定。筑城之日罗莫卢斯先行祭祀。从彼自阿尔伯来的人皆从于其左右点燃起荆棘火他们皆越其上认为能使人民纯洁。（中译本第1o7页） 两相比较都反映了无论中外对于建城的重视并有一定的礼仪。 我国春秋时还依然如此。《春秋经传》中屡见有建城某某的记载所谓“书时也”（见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卷三十）。《左传》开头第一篇就是“郑伯克段于鄢”记载郑庄公的弟弟共叔段的城邑规模很大已过了礼制显然是他有野心的表示。郑庄公表面上没有计较等到时机成熟便兴兵进攻共叔段并把段杀死1。由此可知建城的重要。原则上一国只可以有一个城（国）最大而卿大夫的邑虽然有城而应小于国。否则就是一国二城。这种情形叫做“耦国”。 （三）国与野的划分关于国与野的划分这里再作一些论述。因为周克殷后东方沿海（包括山东、河北、河南之间）原是夏殷和东夷居住过的地方。周人作为征服者居住在“国”中叫做“国人”原来的夏殷和东夷土著就退居于“野”这样国与野的制度便形成了。 《周礼》书中把这一制度叫做“体国经野”。《尚书·费誓》里把这叫做“三郊三遂”《国语·齐语》里叫做“参国伍鄙”都是一样的。《周礼》对此说得更加具体。按照它的记述在王城的城圈以内叫做“国”即后人所谓“王城”在“国”以外是“乡”分成六乡六乡以外的叫做“郊”。广义的说“国”的范围应该包括郊以内。在郊以外的地方统称为“野”但是也可以分为六遂所以广义的说包括六遂在内都属于“野”。各书记载虽略有不同但都不否认国、野制度的存在。 孔子曾说过：“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论语·为政》）在克殷以前周的经济文化要落后于殷商因此“先进于礼乐”的反而成为“野人”而周人相反他们现在居住在“国”中就成为“国人”了1。这样国与野国人与野人便成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划分。孟子也讲过国与野的区别。他说：“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1详拙作《论庶人》1978年吉林《社会科学战线》第2期。 就是说国人只当兵虽然种田只出什一之赋以备武器和行军时的干粮等即所谓“彻法”。野是殷人居住的地方他们依然实行“助法”即有公田和私田的井田制。孟子讲田制认为国野不同这是很可信的。因此他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又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此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据此可知国与野的区别也是不同的即国中彻法是不分公田和私田的野外助法是有公田和私田的区别的因此有“助耕公田”的义务。不但这样由于国野阶级的不同国人和野人的权利和义务也不同。如国人可以有当兵的权利野人则只种田缴纳赋税供应徭役而无当兵的权利。因此国中有学校国人应受教育。国人有参加讨论国家政治的权利而野人则无。孔子说：“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庶人就是野人。在西周时庶人是无政治权利的。这里有一点必须辨明就是“小人”是有政治权利的因此“小人”与“庶人”不同至少西周时还是有区别的。如《左传》僖公十五年韩原之战以后晋惠公被秦所俘晋人虽然失败了但是他们仍不屈服因此“作爰田”、“作州兵”。这时晋国非常危险曾经在国人中展开了一场讨论。现在我们引用原文如次：小人耻失其君而悼丧其亲不惮征缮以立圉也（圉惠公子）。 曰：“必报仇宁事戎狄。” 君子爱其君而知其罪不惮征善以待秦命曰：“必报德有死无二。” 以上“君子”（贵族）与“小人”是完全两种不同的态度虽然在“和”、“战”问题上两者是一致的。“小人”不失坦率、直爽的态度而君子却显得彬彬有礼。这番话是晋国阴饴甥对秦穆公说的他传达了临行以前晋国“君子”和“小人”所进行过的一场讨论。那么“小人”与“君子”同样有参与政治的权利可以无疑。而孔子说“庶人不议”他们是没有资格参与这样的政治权利的。因此“小人”与“庶人”不同。但春秋时文献中也常常把它们混淆了这大概是野人后来也当兵出赋了的缘故殷周时还不这样。如《尚书·无逸》说殷武丁即位以前他曾“旧劳于外爰暨小人”。这就是说他和“小人”一块劳动过的。又祖甲在即位前也是这样。因此他们能够知道“小人”的痛苦和稼穑的艰难。《无逸》篇是周公告诫周人不要贪图安逸、淫乐的生活。他认为殷武丁、祖甲都是“贤君”有德行的人然而到了纣王才败坏了、腐化了的。他说到文王也很勤劳“卑服康功田功”知道稼穑的不易。 总之“国”与“野”的划分是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划分“封土建国”就是古代国家形成的标志1。 （四）封建诸侯及其殖民封建诸侯的制度至少在殷商时期已经开始了。抗战时胡厚宣教授曾经根据甲骨文的材料表《殷代封建制度考》一文详详细细达数万言。他说：“封建制度起源于何时以真实文献之不足难得而征之。然由卜辞观之至少在殷高宗武丁之世虽属无稽然即谓封建制度为周公之独创者亦难遽信”。我当时方追求马克思主义因此确信殷周为奴隶社会之说但客观史料具在又不容否认。因此对封建制度起源的理论和史实之矛盾将如何说通亦尝留心。现在我们认为封建就是古代国家形成的标志又依恩格斯之说雅典、罗马、德意志三个国家的形成及其展途径并不一致也没有必要完全一致。因此我们也没有理由否认封建制度之必要。胡厚宣认为封建起源于殷武丁之时在我看来是保守的谨慎的而以国家的起源推之则殷商灭亡了夏桀也就是宗法封建国家开始之时。恩格斯说德意志“国家是作为征服外国广大领土的直接结果而产生的”那么我们史学家以夏商周三代为国家的产生、形成理论与事实都一致的。 宗法封建制国家我们认为就是依据血缘关系或原则由宗主国分封其兄弟、亲戚到被征服地区去建立国家即划分一块土地建立一个城贵族阶级居于国中包括其子弟以及“小人”（与贵族血缘关系较疏远者）在内谓之“国人”犹俗语说“城里人”英语之。他们是有政治权利的以及有当战士的光荣义务。 侯本来有斥侯、守卫的意义。侯不止一个故称“诸侯”。据《尚书·酒诰》、《召诰》以及金文《盂鼎》等材料看来诸侯有甸侯、男侯、卫侯等。《酒诰》开头就这样说：“在晋殷先哲王”然后说外服“侯、甸、男、卫邦伯”那么殷代至少有三类诸侯如果侯也算一类则是四类。服就是服役、服从。那么外服就是因为它们分布在王畿（距商城数百里以内）担任斥侯、守卫的任务；甸侯之甸就是围绕着城外种田的诸侯。外服与内服相对地说内服就是在城以内的诸侯或者说内服就是在城以内的官吏如“百僚、庶尹、宗工、百姓、里君等他们原来都是父家长或氏族长他们都是殷王的同姓。至于诸侯就不一定是同姓了他们或叛或服“或在夷狄、或在中国”。如羌方、土方、鬼方以及周都曾经是殷商的诸侯”但是后来它们也叛离独立了。鉴于这一历史经验所以周的诸侯以同姓为主甚至是王的同宗同族——兄弟和亲戚关系。《荀子·儒效》篇说：“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孙苟不狂惑者莫不为天下之显诸侯。”这大概是周公的明。 按照商周宗法制的原则殷商以“兄终弟及”为主因此殷王的兄弟大都留在王国内部兄弟共同执政因此容易生王位的争夺。周的宗法以嫡长子继承为主因此其余兄弟、庶兄弟都分封到各地方去做诸侯但是它仍与王保持着大宗与小宗的关系。小宗是从大宗分出的所以小宗必须服从大宗这样血缘关系也就不知不觉地形成等级隶属关系。《诗·大雅·板》说得好：大邦维屏、大宗维翰。惟德惟宁宗子维城。 诸侯被分封出去之后正如我们前面所述它先就是划分土地疆界然后它就要选适中的地方建立城邑。这样诸侯就是“宗子”用《左传》的话说就是“封建亲戚以蕃屏（保卫）周。”诸侯被分封的时候周王赐给他许多国家的重器、车服、奴隶等此外还有表示顺服的遗民如殷民六族、殷民七族等。因此他们确是一支浩浩荡荡的武装殖民队伍。《左传》昭公九年说：“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难乎？”封殖正是今语“武装殖民”的意思。 第五章等级（一）等级与阶级我们在奴隶制章中已经多次提到等级并且引用楚芋无宇“人有十等” 的话但实际上古代社会并不只有十等而至少有十几等也许还要更多。马克思说：“在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而且在每个阶级内部又有各种独特的等级。”马克思接着又说：“只有近代社会阶级简化了只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对立阶级。”这样说来等级尽管很多也可以换算成阶级不过依然仍有很大出入。 我们认为等级和阶级是两个不同的历史概念即古代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前）重视等级而很少使用阶级。在我国阶级一词可能是由西方传入的。等级是因血缘关系来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及其权利的因此它是世袭的身分性的。而阶级是根据一个人占有生产资料的多少或有无来决定的。例如我国古代必须先“贵”即获得贵族的地位而后才能富。这里可举一个例子予以说明。 春秋时秦后子来到晋国同时楚公子也来到晋国。他们虽然都是贵族而秦后子要富于楚公子。韩宣子征求大臣们的意见应该如何给“禄”。叔向认为他们都是“上大夫”（爵位）则禄亦应相同。但韩宣子说：“秦公子富若之何其均之？”叔向坚持禄应随爵而定不能以财富多少而定。他还举例说如绛的商人虽然很富却没有功德因而不能成为贵族（《国语·晋语》八）。由此可见等级和阶级是不同的。 凉山彝族黑彝贵族重视血统他们认为他（她）们的血是最高贵的、最纯洁的而白彝包括阿加、呷西因为由俘虏而来血统最为复杂因此被视为下贱者所以只做奴隶即使曲诺也是如此。但是年代久了奴隶阿加、呷西由于主人指定婚配混杂着彝根血统因此要比新俘虏来的奴隶要高出一筹。唯其如此黑彝贵族即使贫穷得一贫如洗但他（她）还是贵族并且有机会可以仍旧获得财富。 如前所述不但统治者内部有等级的差别而且被统治阶级内部也有等级的差别。如前引昭公七年楚芋尹无宇说：“人有十等”就是证明。 清俞正燮说得对他说：“自皂以下得相役使故曰臣曰等也。”1但值得再行提出。《国语·齐语》说：“士之子恒为士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农之子恒为农”不但士农工商等级不同并且是世袭的不能改变的即使他（她）们的居住也不能“杂处”和迁移。 古代等级虽然很多但是大别之却只“上”“下”两大等级或两大阶级即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左传》昭公九年说：“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就是很好的说明。凉山彝族的等级大体可分为五等：兹莫、诺合、曲诺、阿加、呷西。前者彝族称做“色颇”、即主子的意思后者彝族称做“节伙”意即奴隶把曲诺也包括在内即被统治阶级。 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原来是从征服者与被统治者的血缘关系的不同而形成的。例如罗马的平民原来也是被征服者。恩格斯说：“罗马城以及靠征服者而扩大了的罗马地区的日益增加增加的人口中一部分是外来移民一部分是被征服地区主要是拉丁地区的人民。所有这些新的臣民都处在旧的氏族、库利亚和部落之外因而不是popu1usromanus即道地的罗马人民的组成部分他们构成被剥夺了一切公民权的平民。”2我们认为popk1usromanus即我国所谓“国人”“庶人”相当于平民。 此外雅典还有“隶属民”。我国民族学者起初把凉山的曲诺作为奴隶而后来改为隶属民雅典的隶属民的地位高于奴隶。所以我们认为曲诺可能与庶人的地位相当应该被视为平民。 我们前面各章已经对奴隶、庶人、小人都有过一些分析因为古代只有等级概念而无阶级概念的缘故很难说清。假如我们一定要把它们“换算”成阶级的话那么我们勉强可把我国古代社会划分为三大阶级即一是贵族阶级包括天子、诸侯、卿大夫和士；二是平民阶级包括庶人和工商。三是奴隶阶级包括皂、舆、僚、隶、仆、台等。名称很多不胜枚举。我怀疑其中还包括附庸相当于隶属民。 （二）爵位与特权先秦古籍中虽然屡见爵位的名称它究竟是什么怎样起源的已经很难讲清楚了。战国时孟子对爵位的说法如次：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孟子·万章下》） 孟子是战国中期人当时等级制正与其他制度一样已趋于解体过程中。孟子是主张恢复等级制的但是他自己也说：“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只知其略其详已不可得闻。 我们认为爵禄既然是等级制在社会地位和待遇（权利）上的体现那么它应该与等级制相一致就是有等级制也就有爵位。上引孟子的话把等级制分成两系：一是把诸侯的等级分做公、侯、伯、子、男五等；一是贵族的等级分做君、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六等。事实是否如此从来就有人怀疑。例如诸侯的五个等级无论甲骨文、金文以及《尚书》都缺少证明。春秋时的诸侯实际上并没有严格的公侯伯子男的区分。因此有人认为侯、甸、男、卫的四服制可能就是五等爵的前身。 我们认为爵位应该起源于家族的称谓。公、伯、子、男原来都是家族的称谓。天子就是天的儿子之意也何尝不是家族称谓？正象等级由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而产生一样。《诗·周颂·载芟》说：侯主侯伯、侯亚侯旅、侯强侯以有依其士。 《毛诗》云：“主家长也；伯长子也；亚仲叔也；旅、子弟也强、强力也以、用也士、子弟也”。都是家族称谓。后人有把它们做为爵位的不确。公、就是父家长如古公亶父、公刘、吕公（姜太公）。卿大夫之卿与乡古本一字。可能出于“乡饮酒”礼时相对而坐者因此卿大夫就是乡大夫。“大夫”就是“大人”与“小人”相对而言。 与爵位相应就是职官就是什么爵位做什么官任什么职务。如诸侯是王的兄弟及亲族卿大夫是诸侯的执政担任司徒、司马、司空等重要职务士就是战士。“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国语·晋语》）都各有不同的等级和职务。 爵位既然体现不同的等级因此等级不同权利和义务也就不同。正确说统治阶级是有权利而没有义务的。被统治阶级则是没有权利而只有义务的。 “礼”来源于风俗习惯但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因此礼和刑也就成为等级和阶级的标志。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但是春秋后已经礼坏乐崩了因此不得不加强刑法的地位和作用。 孔子说过“名器不可假人”名就是名分器是器物如尊、爵、鼎等等都是贵族阶级使用的器物。以此来表示权利和身分。 铁器明了很久之后统治阶级还仍使用青铜制成的兵器、礼器。孔子说：“名器不可假人”。就是说贵族的权利是决不能转让的。 第六章贵族专政及政权下移（一）贵族民主专政自尧舜禹的禅让制度解体以后出现了君临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 ——国家。最高统治者叫做“王”。甲骨文“王”字本象“大人”站立之形或变下面一划为■象火焰形表明是家火的执掌者。德意志人的kuninog（王即英语之king）本意就是氏族之。《说文》云：“王天下所归德也。”就是说它是各氏族或各部落所共同拥护的领。孟子所谓“得乎丘民而为天子”也是这一意义。 因此我们认为殷代的国家政体还是“兄弟共政”或“贵族共政”王还不能专制一切权力。它只是父家长贵族之代表或领李玄伯论殷商的继承法——兄终弟及制说：商至少在成汤以后尚实行兄弟共权制度。彼时政权尚未集中在每代长子身上而为一代所共有所以一帝之终不必须传位于其长子且须传位与其弟兄俟这一代6续享有政权后始传给下一代的人。1我们同意这一说法。但是他的意思是周实行长子继承制后权力已集中于君主（兄）一身。就长子继承制的结果而论也许如此但是统观西周一代历史东方鲁、宋诸国“一继一及”仍是并行而且春秋时期贵族的权力还是很大可以说依然是“贵族共政”。 周建国后周公摄政称王其实仍是兄终弟及制的残余。结果引起管、蔡勾结武庚叛乱。但是周公确是伟大的政治家他于东征归来以后仍还政于成王从此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武王时他与召公分任师保夹辅武王。武王死后他兼任冢宰百官都听命于他。他与召公、吕公及其他贵族共同执政。 周公、召公、吕公（姜）的子孙不但是鲁、燕和齐的诸侯而且在周王室内世代掌握政权。王室衰微诸侯强大实际不是春秋以后才开始的。厉王时“国人”暴乱王出奔于彘十四年中周没有国君而由周召二公或共伯和专政。宣王继位周召二公仍旧夹辅王政。以后有周公黑肩、周公忌父、周公阅、周公楚都是周公的子孙。他们世代都做王朝的卿士掌握政权。召公的子孙在宣王时有石穆公虎传世有《召伯虎■》其铭文内容可与《诗·大雅·江汉》互相印证。春秋时有召武公、召昭公、召桓公、召庄公、召简公他们也世为王朝卿士。与召公爽同时受顾命辅佐康王的有毛公（毛叔郑）其后有毛伯斑春秋时有毛伯卫、毛伯过、毛伯特。可见毛氏大族也世代为王朝卿士。此外还有樊氏、原氏、单氏、刘氏等。 世卿贵族本来与王、诸侯是兄弟、亲属关系如鲁国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世称“三桓”都是桓公之后。郑国七穆都是穆公之后。总之他们都是王子、王孙和公子、公孙。周规定只嫡长子有继承君位的权利其余诸子都另立宗族所以他们的宗族子孙繁衍加之家臣、私兵、徒众、奴隶人口众多有“百室之邑”、“千室之邑”几乎等于一个小的国家。 春秋时期的贵族专政决不是一朝一夕所形成的而是宗法封建制的必然结果。幸而西周时王权尚强没有形成大乱而春秋以后就暴露出来了。先是诸侯争霸后来诸侯随着衰微。孔子叹息说：“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这实际是政权的进一步下降的表现。 西周初期在太师、太傅、太保、太宰的总领导下设立太史寮与卿士寮两个机构前者是管理宗教、祭祀与历法的机构太史、太卜、大祝等属之。后者管理国家政治的机构司马、司徒、司空等官属之。西周中期以后由于宗教思想日渐淡薄太史等地位已不重要、太师、太傅、太保也只“坐而论道”而已。司马、司徒、司空成为真正管理国家政治的“三公”。宋国、郑国除由卿士担任司徒、司马、司空以外还有司城、太宰、司寇等所谓六卿执政。宋国戴、桓、向三族势力最大因此常常形成三族或二族共政。郑国的执政基本上在“七穆”的手中。 我国古代贵族的权力很大斗争也很激烈。但是他们缺乏权利与义务的观念因此缺乏明确的贵族民主制度。宋、郑的执政晋国的中军却颇有贵族民主制度化的趋向是值得我们注意研究的。 例如襄公十年郑国子驷当国（卿之脑叫做“当国”）。他因进行“田洫”改革使有些贵族丧失了土地以致引起叛乱。子驷、子耳、子国（子产的父亲）都被叛乱者杀害。后来子孔当国而他专制更甚再次引起贵族的不满。襄公十九年郑人又杀死了子孔。于是子展当国子产也是这时做了卿是后来当国的第一步。到襄公三十年子皮又继子展当国。次年子皮授子产政于是子产当国。子产不肯他说：“国小而偪族大宠多不可为也。”子皮说：“虎（子皮名）帅以听谁敢犯子？子善相之。”可见执政的后面必须有大族的支持。众所周知子产当国期间郑国的内政外交很有起色能在列强之间保持独立自主的地位。他的三项改革开战国法家变法之先但他基本上是站在扶持公室抑制父家长贵族立场上的这一点是和战国法家的立场作风不同。《论语·宪问》说他：“为命神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并见《左传》襄公三十年记载）只是布一个命令就要经过草创、讨论、修饰和润色四项手续可见子产的贵族民主作风。郑国“乡校”是国人讨论国家大事的场所当时有人主张毁掉它子产认为应该使国人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孔子听说感叹地说：“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晋国在举行军事检阅和训练的“大蒐礼”的时候往往选定和任命将帅。中军的将帅相当于正卿和当国的地位。在选定将帅时各人都很谦让彬彬有礼即使有争论也是很有“君子之风”。在大蒐礼中还颁布刑法如鲁僖公二十七年晋“蒐于被庐”颁布了《被庐之法》文公六年蒐于夷颁布《夷之法》后来范宣子根据《夷之法》作成《刑书》。赵鞅、荀寅后来又把《刑书》铸在刑鼎上。这与郑子产铸刑书相同都是我国次公布成文法的开始。叔向在子产铸刑书时曾致书子产表示反对现在晋国自己也铸《刑书》于鼎上了。孔子也致书于叔向表示反对。叔向和孔子们的立场完全相同认为治理国家应该用“礼”而不应该用法。现在把法公布就使人民无所顾忌了。由此可见礼已日益失掉权威的作用。 春秋时期的贵族专政和斗争都是围绕权而进行的。 周自周公以后虽然已确立了嫡长子继承法但是君位的斗争仍然不断生。例如嫡长子虽已确立而中途夭折的话怎么办又君主废嫡立庶怎么办这些问题都是很容易引起争论的。贵族之间拥立派和反对派便借口生斗争。如周室内部生王子克、王子带、王子颓和王子朝之乱都是其例。最后一次王子朝之乱时间竟延续了十几年之久等叛乱结束已由春秋进入战国时期了。 孔子是主张维持君统的因此他对当时嫡长子以外的兄弟们的争夺君位特别是贵族们的从中弄权深恶痛绝。孔子在讲解《春秋》时不免对此有所表示因此有“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说法。但是《春秋》绝不能是孔子作的。只是借春秋历史表述他的政治观点而已。孔子和子产都是维护宗法封建制的既不赞成推翻公室、也不拥护私家而是主张调和公室和私家之间的矛盾。例如孔子对三桓固然有所批评和指责但也并不主张推翻私家。然而当时的史官的立场却公开地支持三桓。当鲁昭公被逐出国不得返回时赵简子问史墨的看法史墨却说：“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他还引用自然现象来说明这个道理这就等于公开支持季氏“篡位”是合理合法的1。 因此我们对于“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的说法表示怀疑。因为孔子是不可能作春秋的。春秋三百年中“乱臣贼子”的事件实在是记不胜记以如此众多的“乱臣贼子”来作为“反面教员”教训后人后人会引起什么想法呢？当时史官们把这些“乱臣赋子”的事件一一记上据说崔杼当时就很不高兴。崔杼把一个史官杀死了而此史官的兄弟（史官）继续记在史册上。这样的精神固然使人佩服但是这难道能使赵盾、崔杼感到畏惧吗？还是使后人看来感到畏惧呢？我们实在不解2。 （二）国人在夺权斗争中的作用国人主要是指居住在国中的贵族。在某贵族反对公室或与另一个贵族斗争中他不能不争取其它贵族包括士和小人在内的低级贵族的支持。如《左传》文公十六年记载公子鲍企图夺取昭公的君位他“礼于国人”。当时宋饥他“竭其粟而贷之年自七十以上无不馈饴也时加羞珍异。无日不数于六卿之门。国之材人无不事也；亲自桓公以下无不恤也。”宋襄夫人很有政治野心不但想与公子鲍通奸而且帮助他“施舍”。由此可知“国人”包括六卿、材人（战士）。公子鲍得到他们（包括襄夫人）的支持终于暗杀了宋昭公而即位。又如文公十八年记载莒纪公生太子仆又爱儿子季佗。太子仆“且多行礼于国人仆因国人以弑纪公”。他的情况与宋公子鲍差不多都是得到国人的支持而夺取君位的。 国人的力量和影响之大也可证明他们都是贵族。如僖公二十八年晋文公将伐曹假道卫卫侯不同意后来晋已渡过河卫侯要想与晋结盟却遭到晋的拒绝。卫侯欲与楚“国人不欲”把卫侯也赶出国“以说于晋”。由此例看出国人对于外交（亲楚或亲晋）是有决定权的。鄢陵之战以后经过国人的同意卫侯才得回国。定公八年卫灵公苦于晋逼朝见“国人”公孙贾征询他们的意见说：“若卫叛晋晋五伐我病何如矣！”国人皆曰：“五伐我犹可以战”。于是卫决定反晋。这是国人决定外交政策之例二。哀公二年吴王夫差的军队已攻入楚吴派人来召陈怀公。怀公召见国人说：“欲与楚者右欲与晋者左”。这是国人决定外交政策之例三。襄公十九年郑子孔“当国”“为政也国人患之”子展、子西等贵族率“国人”伐之“杀子孔而分其室”“分其室”就是把他的族人和奴隶都瓜分了这是国人参加某一贵族对另一贵族的斗争。昭公二十三年莒子庚舆虐而好剑苟铸剑必试诸人“国人”患之乌存（贵族）率以逐之。按莒国是齐、鲁的附庸国家很小此前已有二起有关国人的斗争这是以乌存为率国人去打莒君庚舆。象以上这些例子还有此不多举。贵族斗争的结果有许多贵族宗族因失败而“坠命亡氏”被消灭了而只剩下很少的几个大族。昭公三年齐晏婴与晋叔向的一次对话是大家所熟悉的。晋叔向说：民闻公命如逃寇雠栾、郤、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 政在家门民无所依。君日不悛以乐慆忧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 齐晏婴问叔向：“子将若何？”叔向无可奈何地回答说：晋之公族尽矣。肸（叔向名）闻之公室将卑其宗族枝叶先落则公从之。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无子公室无度幸而得死岂其获祀。 叔向提到晋国公私贵族斗争的结果一些大族如栾、郤、胥、原、狐、续、庆、伯等已“降在皂隶”了。私家贵族如六卿已占优势取得胜利。他比喻道“公族正象大树的主干主干既已朽坏、其枝叶必先凋落。他的宗原有十一族现在已只剩下他羊舌氏这一族了也快凋落了。将来恐怕自己死后连祭祀的香火也不能延续不灭。言下不胜悲凉之情1。 我们知道晋国六卿（韩、赵、魏、知、中行、荀）战国前已只有韩、赵、魏、智四家后来只有韩、赵、魏三家便成为“三家分晋”。(w w w . q i s u w a n g . c o m 奇 书 网)晏婴对叔向谈到齐国陈氏家族强大并得民心的情况。这也是大家所熟悉值得再回味的。他说：齐其为陈氏矣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鱼盐蜃蛤弗加于海民三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国之诸市屡贱踊贵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欲无获民将焉辟之？在公私贵族的斗争中我们不能不承认私家贵族获得民心这一事实。例如齐国的田氏如前所述：“民人痛疾而或懊休之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恐怕也不是过分夸张否则陈氏本是一个客卿怎么能在齐国取得胜利代替了姜氏的齐国？ 在各国贵族斗争中与诸侯同姓贵族往往先贫穷没落了而异姓贵族却取得民心的爱戴。如晋国的韩、赵、魏三卿可能也是异姓。《史记·魏世家》及《韩世家》记载韩、魏都是周的“同姓”但是又说魏之先世“或在中国或在夷狄”。而夷狄中的确也有姬姓的如骊戎、狐氏都是姬姓。又韩与后来迁徙于朝鲜半岛的三韩本是同族。魏字从鬼与隗、媿同字则可能就是鬼方之后魏绛和戎之所以成功可能就因他是戎狄之后。赵则《世家》明言与秦都是以玄鸟（燕）为图腾的赵与秦都是殷商之后。这样韩、赵、魏都是异姓大夫而取得了姬姓的晋的政权这与陈氏以客卿取得姜齐的政权一样。以上说明血缘关系已日益淡薄地域关系的国家正在酝酿着。 第七章土地王有、贵族占有与赋税的改革（一）土地王有与贵族占有三代兴革之际原来遗留下来的氏族公社、家族（宗族）公社等当然都成为新朝所有。《诗·小雅·北山》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不但土地为王所有就连臣民也是王所有。虽然如此但是王也有责任把土地和臣民分封一部分给他的诸侯。楚芋尹无宇说：“封略之内莫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王臣”。这是说诸侯国内土地是属于诸侯所有的诸侯在国内也等于王。因此诸侯也须把土地分封给他的卿大夫直至于士。《礼记·礼运》说：“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这样层层地分割就是土地王有、贵族占有制度的来源。 占有不等于私有从占有到私有还有一段距离。马克思说：“私有财产的真正基础即占有是一个事实是不可解释的事实而不是权利只有社会赋予实际占有以法律的规定实际占有才有合法占有的性质才具有私有财产的性质。”1有的同志引用了马克思这段话以后便认为西周时已有私有土地这却未免过于仓促。我们认为西周春秋时期主要是土地王有、贵族占有。下面我们引用黄河北岸所谓“南阳”的一片土地为例说明它经过好几个贵族之手二三百年之久而所有权始终是国王的而贵族则只是占有。周室东迁后占领了黄河北岸戎狄的土地即谓“南阳”但是戎狄仍常来侵略。周襄王把它的若干块土地封给周司寇苏忿生做了人情。后来苏忿生投奔于狄这若干块土地就复入狄人之手直至晋文公称霸开南阳才把它收回。因此周王又把它赐给晋文公晋文公又分赐给狐氏、阳氏而后又转入郤克之手。当时晋郤至与周争夺鄇田就是上述狐氏、阳氏之田。王命刘康公、单襄公向晋诉讼。郤至说：“温吾故也故不敢失（温鄇同在一地）。”单子刘子向郤至源源本本地陈述这片土地的经过然后说：“若治其故则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驳得郤至无词对答。由此可知这片土地虽历经苏忿生、狐氏、阳氏等人却仍是“王官之邑”贵族只是占有而不是为私人所有。（详见《左传》成公十一年） 有的同志把这段史料只引用到这里但事实上《左传》昭公三年继续记载了温和州二块土地的情况。（杜注：“州本属温为赵氏邑”。）我不厌其烦译其大意如次：初时州县为栾豹之邑栾氏亡后范宣子、赵文子、韩宣子都想占有这块土地。文子说：“温是我的县。”二宣子说：“自郤称（人名）把它从温分出以来已经过郤称、栾豹和赵氏三家。晋改邑为县不只州一地已难追溯其根源了”。文子觉得这话是针对他说的就不敢要这块土地了。二宣子说：“我们不可以只说道理而自己夺取土地不如也放弃了好。”于是这块土地三家都不敢要。后来赵文子为晋正卿他的儿子赵获想让他父亲乘机取回州的土地文子说：“二子之言义也违义祸也。余不能治余县焉用州有州必死。”甚至赌咒誓仍不敢要这块土地。后来他把它以晋的名义转赠给郑国的丰氏。丰氏一死子产又立即归还给晋（见昭公七年）这也是土地王有的证明不然赵文子怎么能转赠着郑国呢？ 试想一想这片土地如果从东周初周王给苏忿生时算起至郑丰氏又还给晋已经历了晋文公、狐氏、阳氏、郤至、赵文子、韩宣子、郤称、栾豹（当然非全部）之手了时间已达二三百年之久为什么都只占有而不敢私有？这只能说西周春秋时期土地所有制是王有、贵族占有而非私有。但是近来也有一些同志根据金文（如《舀鼎》、《咼从鼎》、《格伯殷》以及《卫鼎》等）中记载有关土地转让、赔偿以及以实物交换的例子认为西周以来土地已经私有。这是我们以为不可的。因为转让、赔偿以及实物交换等严格说来在土地王有、贵族占有制之下是可以允许的。《格伯■》有“贾三十田”的话也仍是以物易物的性质。《卫鼎》记载矩伯用十块田换取裘卫价值八十朋的瑾璋又用三块田换取裘卫的二十朋的赤琥等物。诚如这样解释（如“贾”字名家解释尚不一致）我们认为也只以“朋”来折算与以田来折算相同则“朋”、“田”尚非货币正如瑾璋、赤琥等不是货币一样。其次应该注意在交换的进程中上自“三有司”下至地方官吏参加作证这只是宗族之间的土地交换行为而不是以土地私有为条件的商品买卖。又如有人引用如下之例“晋讨赵同、赵括武从姬氏畜于公宫以其田与祁奚。韩厥言于晋侯乃立武而反其田焉。”（《左传》成公八年）又“丰卷奔晋子产请其田里三年而复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左传》襄公三十年）认为他们占田就是私有土地并且得到政府的保护。我们认为这些例子只是证明贵族占有而非私有。子产在郑的改革只是承认贵族占有或限制其“占田逾制”而非主张土地私有。 （二）夺田、兼室事件特别令人注意的是春秋时期夺田与兼室事件的不断生。 当然它也可以上溯于西周晚期如周厉王时荣夷公“好专利”得到王的信任。这“好专利”大概就是厉王没有把分封土地给予诸侯、卿大夫贵族因为贵族不得占有土地所以引起贵族的反对结果被国人驱逐逃奔到彘。《瞻卬》是刺幽王之诗说：“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复夺之”不消说是因幽王把贵族所占有的土地和“民人”据为王有。因此加剧了王有与贵族占有的矛盾斗争这也是幽王所以灭亡的原因。春秋时期夺田兼室的现象更加严重了。谁都知道掠夺是一种不合法的行为但是土地还是王有的贵族虽然以合法占有一定的土地。但春秋以后生产力有了一定程度的展土地和劳动力是重要的生产资料因此私有的欲望迅地增长起来。“占田逾制”是它的表现进而对于土地和劳动力的争夺明知是不合法的而仍连连不断地在贵族间进行着。例如：（1）（鲁闵）公傅（官名）夺卜齮田。（《左传》闵公二年） （2）周甘人与■嘉争■田。（《左传》昭公九年） （3）晋邢侯与雍子争鄐田。（《左传》昭公十四年） （4）郤奇夺夷羊五田。郤犫与长鱼争田。（《左传》成公十一年） （5）晋君大其私■而益（增加）归人田不夺诸大夫田则焉取以益此？（《国语·晋语六》） 以上夺田都是政治原因而不是经济原因引起的所以不能认为私有土地的合法化或者已是主流。 “兼室”、“分室”这些室字不是指妻妾儿女而是指奴隶和其他动产。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凡奴隶有家属的也可称“室”。在贵族斗争中一方贵族失败了之后另方贵族往往把对方的族人、奴隶没收据为己有。例如：（1）（楚）穆王立以其为太子之室与潘崇使为太师且掌环列之尹。（《左传》文公元年） （2）（楚）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杀巫臣之族子阎、子荡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阎之室使沈尹与王子罢分子荡之室子反取黑要与清要之室。（《左传》成公七年） （3）（宋）华阅卒华臣弱皋比之室。（《左传》襄公十七年） （4）（郑）子孔之为政也专子展、子西率国人伐之杀子孔而分其室。（《左传》襄公十九年） （5）（齐）崔杼杀高厚于洒蓝而兼其室。（同上） （6）（楚）公子围杀大司马■掩而取其室（《左传》襄公三十年） （7）（齐）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其臣曰：“孺子长矣而相吾室欲兼我也”。（《左传》昭公八年） （8）（齐）栾施、高强来奔陈鲍分其室。晏子谓桓子曰：“必致诸公”。（《左传》昭公十年） （9）（鲁）南蒯谓子仲：“吾出季氏而归其室于公。子更其位我以费为公臣”。子仲许之。（《左传》昭公十二年） （1o）（鲁）公鸟死季公亥与公思展与公鸟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11）（宋）公子地嬖蘧富猎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与之（《左传》定公十年） （12）（晋厉公）杀三郤而尸诸朝纳其室以分归人（《国语·晋语六》） 以上十二例时间自文公至昭定长达二百三十年地点遍及齐、鲁、宋、郑、楚而以楚最为突出这是不能不使人感到惊奇的现象1。由第一例可以证明“室”决不是指妻子儿女因为穆王即使宠幸潘崇必不致把自己作太子时的妻子儿女都赐给潘崇因此只能理解为奴隶及其他田地财产等。兼就是兼并；分就是瓜分；取就是掠取。因此也只有把室作为奴隶土地看待否则就不好理解。此外还有“相其室”、“治其室”相、治就是管理别一贵族的奴隶、土地等等。子尾的家臣说：“孺子长矣而相吾室欲兼我也”（见第七例）。因为管理就是兼并的初步。“致诸公”（见第八例）是把奴隶土地归于公室如果两家贵族为争夺而无法解决其矛盾的时候（见第九例）即归还公室。 如果“室”确是奴隶那么春秋中期以后随着对土地贪欲的增长家内奴隶可能已经使用于土地耕种家内奴隶确有向生产奴隶展的趋势。在夺田兼室的浪潮之下各国公室也有把卿大夫贵族的采邑和土地兼并过多的现象加以限制的企图。如郑国子驷为田洫因而使占田过制的贵族丧失了土地他们乘机起来动叛乱（《左传》襄公十年）。管仲在齐桓公时“夺伯氏骈邑”（即过剩的邑）三百但伯氏“没齿无怨言”（《论语·宪问》）这当然是少数有“修养”的贵族才受到赞许其他有“怨言”者必定很多。《左传》昭公十年记载：陈桓子为了争取别的贵族对他的支持他对“凡公子之无禄者私分之邑”。但是还不等于说私有制已经形成。 总上所述春秋时期的确是处在矛盾的过渡时期在“公”与“私”的问题上也同样反映了矛盾斗争的现象。 （三）赋税的演变《汉书·食货志》说：“税以足食赋以足兵”。可见古代赋与税原来是有区别的就是说赋是兵赋税是田税。在井田制度之下农民助耕公田殷人叫做“助”周人叫做“籍”。农民助耕公田以外在私田上自己劳动所得即用作为养活自己的生活资料。此即所谓“籍而不税”。公田的收入原来是为社里“公共支出而用”包括天灾、饥馑、战争以及其他宗教活动等等。夏商周三代兴亡之际新来的统治者夺取了一部分公社的人民和土地分封给诸侯和卿大夫。公社组织和井田制依然存在但是它们已经要为统治阶级缴纳贡物、粮食和供应徭役等。在土地王有制之下这样的公社包括土地和人口都成为“王之所有”。因此它们必须向国家登记叫做“书社”。《左传》襄公十五年杜预注：“二十五家为社籍书而致之”。二十五家出自杜撰至少也是后起之说。但它解释“书杜”为“籍书而致之”是可能有根据的。《吕氏春秋·慎大览》说：“武王胜殷与谋之士封为诸侯诸大夫赏以书社。”可惜《吕氏春秋》的成书更晚。但是春秋以后“书社”之名已颇流行。如：齐桓公见管仲与之书社三百。（《荀子·仲尼》） 公子开方以书社七百下卫矣。（《管子·小称》） 齐与卫地自济以西禚眉以南书社五百。（《左传·哀公十五年》） 齐侯唁公曰：‘自莒疆以西请致千社。”（《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景公与鲁君地山阴数百社。（《晏子内篇·杂上》）景公谓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以书社五百封管仲不辟而受。”景公禄晏子以平阴与棠邑及市者十一社。（《晏子内篇·杂下》） 按社有时也就是“邑”相当一个小小的自然村落。所以《论语·宪问》说：“夺伯氏骈邑”朱熹注以为邑即社这是正确的。如《论语·公冶长》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就是很小的邑。《子仲姜镈》说：“侯氏锡之邑二百又九十又九邑。”这里的邑大概也只“十室之邑”那么大则侯氏所赐之邑可能就是社。由此可见春秋战国时社邑的破坏了故孟子说：“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 公元前594年鲁宣公十五年实行“初税亩”但是“经”里仅此三个字意义不明因此不得不借助于三传的解释。《左传》说：“初税亩非礼也谷出不过藉以丰财也”。谷出不过藉就是农民除耕种“籍田”（公田）以外不再有其他的负担和剥削。亩是私田则“初税亩”就是从这年起鲁国公室还向农民的私田伸手征收实物税了。这里应该联带解释一下“租”字租字本由助字引申而来因此我们认为征税以前应该先已有“租”。“租”为徭役劳动的话则税就是实物代役租了。 所征之税率终究怎样据《公羊传》和《谷梁传》的解释都是征什一之税这大概是说“初税亩”后于私田也征什一之税那就是征收十分之二的税了。《论语·颜渊》记载：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哀公）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彻是周克殷前征税的方法现在已征收十分之二就自然被人所批评。但百年以后的哀公征收十分之二的税还感不足。 在实行“初税亩”前农民曾进行过消极怠工的斗争。《诗·齐风·甫田》说：“无田甫田维莠骄骄”“无田甫田维秀桀桀”。甫田是诸侯的籍田由于农民的消极怠工已长满了荒草。《谷梁传》说：“私田稼不善则非吏公田稼不善则非民”意思是说如果官吏剥削农民过重以致庄稼不善就不是好的官吏；公田应由农民耕种如果消极怠工以致公田长满野草这就不是良民。《谷梁传》对两方面都作了批评可知“初税亩”是公田与私田从此都收实物税的意思。 “初税亩”不但使农民的负担加重而且暗示公社井田制已在日益破坏。 孟子说：“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滕文公》上）可见在野农民只有助耕。孟子主张国野分治所以才这样说的。但是前59o年成公元年鲁“作丘甲”。前483年哀公十二年鲁“作田赋”田赋即甸赋。丘、甸都属于野的范围那里原是被征服人民居住和耕种的地方他们本来是不当兵不出赋的而现在丘甸也都征收兵赋了。虽然野人民的负担已有增加但是国野的对立和界限却在逐渐缩小。 公元前538年（鲁昭公四年）郑国子产“作丘赋”丘赋与丘甲的意思相同。子产于作丘赋前前543年（鲁襄公三十年）曾经整顿井田制度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子产这次田制整顿只是把贵族“占田逾制”的现象加以整顿并不是废除井田。郑国经过子产这次改革居然使它在诸侯间的地位有所提高可见还是有作用的。 古代兵制与田制是密切联系的。如族字从■从矢是旗帜之下每家出箭一支五人为伍十人为什组成队伍故族可引伸为宗族、族类。大概一百家为一族（即百室一族）设百夫长千家则十族设千夫长。西周时期请侯与卿大夫分别掌握军队因此公室与私家在兵权上也有斗争。 公元前562年（襄公十一年）鲁“作三军”经过三家讨论然后结盟决定“三分公室各有其一”。后来经过了二十五年（前537年）三家又经过讨论决定“四分公室”“季氏择二二子各一皆尽征之而贡于公”（昭公五年）这样鲁公室的兵权已全入三家之手。尤其是季氏择二最占优势。前483年（哀公十二年）鲁用田（甸）赋时冉有（时为季氏家宰）征求其老师孔子的意见孔子是不同意于丘以外又向田（甸）用赋的。因此赋的增加只对私家季氏有利。这与三家分公室的军队也有关系。 前645年晋“作州兵”同时又“作爰田”。据后人研究州也是在野的范围内因此“作州兵”就是征调州人当兵。这是晋国的国野界限从此也消除了。“作爰田”是使国人的公社土地不再重新调整分配而只是在自己的土地上轮流换耕。这不但促进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同时也促使私有土地的展。 第八章四民阶级的出现及奴隶制问题（一）社会分工与阶级划分春秋战国之际我国已由青铜器时代进入铁器时代。 青铜器是铜与锡的合金。在此以前按铜器的展还应该有一个纯铜即黄铜时代但是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却已出现青铜器饮食器、酒器、兵器都是以青铜制成农具、工具却很少用青铜制成的而仍旧是石器、木器、陶器。因此青铜制成的尊、爵、彝、鼎成了统治阶级、贵族阶级权力和地位的象征。青铜器作为生产力是有限度的。 关于铁器的明时间至今考古界还有争论。但是春秋末战国初铁器已象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正是因为它的明和使用促使春秋战国之际社会生产力的展从而引起社会进一步的分工和阶级的划分。 孟子与许行之徒的一次对话充分地反映了铁器的使用是促使社会分工和阶级划分的动力不厌其烦全引于次：孟子曰：“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许行之徒）曰：“然”。“许子必织后衣乎？”曰：“否许子衣褐。”“许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织之与。”曰：“否以粟易之。”曰：“许子奚为不自织？”曰：“害于耕。”曰：“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曰：“然。”“自为之与？”曰：“否以粟易之。”曰：“以粟易器械者不为厉（害）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何许子之不惮烦？曰：（亦孟子语）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 这一段对话说明铁器已使用于农业耕作因此促使陶器业、纺织业的分工。农民需要陶器或布匹（制冠或制衣）就要以自己生产的粟去与它们交换。我们知道许行之徒是奉行“神农之言”的他们主张“君民共耕”就是君和民一样应该参加生产劳动。这无疑是氏族公社制度的反映。虽然孟子主张恢复井田但是他的井田制已经有明显的阶级划分即君子与小人、国人与野人的划分。他在讲井田制时曾经说过：“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有“大人之事”和“小人之事”亦即劳心与劳力之分。他认为这是社会分工是完全合理的所以他又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显然孟子讲这话时井田制已经随着国野制度的破坏而破坏了。正如马克思所说罗马尼亚、波兰的田制一样已经由共有土地为基础的共同体转变为农民为土地的掠夺者无偿地付出徭役劳动。马克思说：“农奴的生产关系就是这样生的”。孟子的井田制实际孕育着农奴关系。 恩格斯说：“随着新的分工社会又有了新的阶级划分。各个家庭之间的财产差别炸毁了各地仍然保存着旧的共产制家庭同时也炸毁了在各种公社范围内进行的共同耕作制。”1由此可知社会分工是促使阶级划分的前提条件。如孟子所说铁器的使用促使工商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划分就是一例。 春秋末年晏婴与齐景公的谈话也反映士农工商和卿大夫贵族之间的分化。齐景公面对着华丽的宫殿感叹地说：“美哉室其谁有此乎？”晏婴说：“其陈氏乎！”接着他盛夸了一番陈氏得到民心的情况以后说：“在礼家施不及国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士不滥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晏婴赞美陈氏的话我们已不止一次地讲到这里应注意的是社会阶级的变化就是民迁、农移、工贾变、士滥、官滔大夫收公利。这是应反转来读的。陈氏之所以得到民心正是因为他“收公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晏婴认为是礼坏乐崩的结果。但是为什么会生礼坏乐崩呢？晏婴却没有正确的回答。我们读了恩格斯的话就知道这是生产力的展促使社会分工、阶级的划分。下面我们来谈谈新的阶级的出现：由于井田制的破坏农民失掉了土地不得不四处流亡。孟子说：“老弱转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正是指井田制破坏以后的情形。他认为必须有恒产才有恒心无恒产就无恒心认为恢复井田制就能保证农民的恒产和恒心。他的井田制计划是否实现没有史料可以证明。不过他常常提到“百亩之田五口之家”的话却不象是井田制下的家族公社而是个体农民按地域组织起来的农村公社。 商鞅变法实行授田制就是由国家按农民的户口多少授予农民土地让他们负担兵役、徭役和赋税。为了“富国强兵”的目的按“五人为伍、十人为什”军制编制起来既是农民也是士兵。农民分得土地之后已不再实行“三年换土易居”的办法而只在自己的土地上提高每亩的生产率。因为土地有好坏的不同国家授予农民土地也分为“不易之田”“一年一易之田、二年再易之田”三种农民的负担也因而有所不同。所谓上农、中农、下农。土地是直属于国家的因此只有农民的私田（实际是份地）而无公田。在这样授田制下农民从表面上看来已成了国家的“编户齐民”而实际上却是国家的农奴。《周礼》一书所描述的田制与其说象孟子的井田制毋宁更象法家李悝、商鞅所实行的田制。班固在《汉书·食货志》所述田制似已紊淆了这两种田制为一种田制了。如它开端说：“八家共之各授私田百亩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齐同力役生产可得而平也。”这显然是仍抄孟子的话：“力役生产可得而平也”却与《商鞅列传》相同。下面接着叙述授田制说：“民受田上田夫百亩中田夫二百亩下田夫三百亩。岁耕种者为不易上田休一岁者为一易中田休二岁者为再易下田三岁更耕之自爰其处。”这里所述易田之制与《周礼·大司徒》相同。在这种授田制之下农民实际就是农奴。班固描写说：“春将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乡长坐于左塾毕出然后归夕亦如之。”连妇女也组织起来了“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从者所以省费燎火同巧拙而合习俗也。”这样的公社组织和《孟子》所述是大不相同的。《周礼·地官·比长》说：“徙于国中及郊则从而授之。若徙于他则为之族节而行之。若无授无节则惟圜土（监狱）纳之。”不如说是一座监狱。 但是除了授田制下的农民以外个体农民已经逐渐形成。战国时期农民这一阶级成分是很复杂的既有小自耕农也有卖庸而耕的半自耕农。从《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的记载看来这些庸耕者的身份是完全自由的他们只是出卖劳动力并没有任何隶属关系。因此主人必须给他丰盛的酒饭和较多的工钱否则他就不肯好好出力或者离他而去。 孟子在其著作中描述个体农民最为生动他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斑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但这是孟子对行仁政以后的想象并非现实而与《周礼》所描述的农民有似农奴者却又不相同。 《管子·问》篇所述较近事实。它说：“问邑之贫人债而食者几何家？ 问理园圃而食者几何家？人之开田而耕者几何家？士之身耕者几何家？问乡之贫人何族之别也？外人之来从而未有田宅者几何家？贫士之受责于大夫者几何人？”就它所问当时社会已有很多贫人他们四处流徙宗族制已遭破坏故有“外来之人”而“未有田宅者”。又还有“理园圃”副业的农民。 从新出土的云梦秦简也反映国有土地（授田制）已被官僚利用盗窃为私有土地并把它转租给贫苦农民。还有一部分农民固然可以因在战场上立功而获得土地成为私有土地但也有一部分作为奴隶或农奴1。《商君书·境内》云：“能得甲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除庶子一人。”庶子还要定时给有爵者服徭役。 春秋初期晋国还出现“隶农”。《国语·晋语一》说：“犹隶农也虽获沃田而勤易之将不克飨为人而已。”它们也许由奴隶转化而来虽然已经获得一块“沃田”耕种但终年所得收入极微只是给别人劳动而已。值得注意的是从庶人、工商中已经出现了“素封”阶级。《史记·货殖列传》介绍他们说：“今有无秩禄之奉爵邑之入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素白也就是他们原来不是“封君”但是他们每年的收入却可以与有秩禄、有爵邑的封君相比。司马迁接着说：“其中庶民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而更徭役租赋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这是前所未有的新兴阶级地主工商阶级。但是秦实行“重农抑商”政策他们却没有能够顺利地展起来而只有走官商和官僚地主的道路。（二）工商业的展与劳动奴隶制的流产战国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展私营工商业终于迅地展起来。 马克思对于商品经济和商人的出现在古代希腊、罗马国家的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给予高度重视。恩格斯认为商业与农业手工业的分工是第三次社会分工所以他说：“它又加上了一个第三次的、它所特有的、有决定意义的重要分工它创造了一个不重视生产而只从事商品交换的阶级——商人。”1应该指出在战国以前我国已有工商是次于庶人以下的一个等级他们由官府供给衣食和生产资料即“工商食官”。但它的生产品不是为了拿到市场上去出售的商品而是为了供应贵族阶级日常应用、享乐而生产的。但是战国以后的商人是在第三次社会大分工以后才出现的他们虽然不从事生产但是手工业者和农民的剩余物品的出售往往要经过他们的手因而从中牟利2。恩格斯说：“它根本不参与生产但完全夺取了生产的领导权并在经济上使生产者服从自己。它成了每两个生产者之间的不可缺少的中间人并对他们两者进行剥削。”（同上） 我国先秦文献里十分缺少商业的展和商人活动的记载对于货币的出现也很不清楚。幸而汉代司马迁在其《史记·货殖列传》却客观地、全面地叙述了商人、商业的活动和作用。我们在前面已经引用了它有关“素封”阶级产生的记载他们大都是因工商致富的工商阶级。在《货殖列传》里他叙述了各地的生产经济情况著名的商人和他们的经济理论。恩格斯在谈到古代货币的作用时说：“商品的商品被现了。这时商品（货币）以隐蔽的方式包含着其他一切商品它是可以变为任何随心所欲的东西的魔法手段。谁掌握它谁就统治了生产世界”（同上）。司马迁用古文同样表达了这一意义他说：“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佰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由此可见商业和商人的展对于阶级分化所起的重要作用。不注意到这一点也就无法理解我国春秋战国之际社会的变化。 至此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战国以后我国的奴隶制。按照前辈学者郭沫若的说法商周为达的生产奴隶制。但是我们认为商周至春秋战国却始终只是家长奴隶制。商鞅变法实行“重农抑商”政策既没有使他展为生产奴隶制也没有废除家长奴隶制。马克思说：在古代世界商业的影响和商业资本的展总的结果为奴隶制经济或者视其起点如何结果不过是把奴隶制度由家长式的生产直接生活资料为目标的转化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标的。1据此可知由家长奴隶制到生产奴隶制的“转化”其关键是在商业的展如何即前者是以“生产直接生活资料为目标”后者则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标”。那么我国商鞅变法“重农抑商”的政策对奴隶制的展无疑是起了一定的消极作用。 其次商鞅变法实行授田制其目的在“富国强兵”并不是为了展土地私有制。但是在商品经济的影响之下土地和奴隶已经可以自由买卖。因此商鞅死后到汉代初期土地私有制必定产生以致造成“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王莽变法时奴隶已与牛马同栏在市场上进行买卖。王莽变法事事复古他规定全国的土地都是“王田”奴婢为“私属”。由于两汉土地兼并的严重性他又不得不回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老路上去。奴隶也仍旧是家内奴隶而不是社会生产奴隶制。春秋战国之际士农工商合称四民但士原是贵族最末一级是军队中的骨干。而春秋以后由于军制的变化兵源的枯竭国人与野人都要当兵出赋因此士的出路也随之生变化。例如孔子的学生中有经营货殖的也有愿意去学稼的而大量的是投奔于卿大夫门下当一名家宰。到战国时士的出路就更乱且滥了。有做“食客”的有算命卜卦的、也有做侠客的。既有上升为“士大夫”的、也有下降为“士庶人”的。但他们主要依赖脑力作为生存手段因而轻视体力劳动。墨子的学派倒很象是一个小手工业团体。战国以后另有新兴阶级的出现尽管它们还很微弱墨子的“尚贤” 就是在打破“官无常贵”、“民无常贱”的等级制陈胜、吴广起义提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更是对等级制的无情的冲击。 第九章秦的郡县君主专制国家（一）秦所以能够统一六国的原因战国时期七国争雄战争频繁其激烈、残酷的程度都远远过了春秋时期。 由于铁器的使用无论兵器、兵种、战略战术都有了显著的进步和展。由此也产生了许多著名的兵法家如孙膑、吴起、廉颇、白起、王翦等等。三晋是法家的祥地魏国最早变法。后来商鞅入秦秦的变法实际是从魏传播过去的。但是秦的商鞅变法比当时任何国家都要彻底深入。这是秦所以能够战胜六国和最后统一的重要原因。 战国时期各国进行变法是为了“富国强兵”而“富国强兵”是为了战争。“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一切矛盾都已爆只有依靠武力（战争）和生产才能解决。梁襄王见到孟子时先提出了“恶乎定”的问题。孟子回答说：“定于一”又说：“惟有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襄王当然听不进去。孝公接见商鞅时商鞅最初讲“王道”继讲“霸道”孝公都不爱听最后讲“富国强兵”的道理他听着不觉膝行而前。可见战争已是当时解决一切矛盾的出路。 战国后期的战略战术已不但在夺取敌人的一地一城而且在摧毁敌人的战斗力如秦国白起于前279年攻打鄢郢之战中楚竭力抵抗久攻不下。白起竟采取引水灌城的办法在鄢的城西筑堤引水为长渠（今湖北宜城西）把水从城西灌入城东使楚国军民溺死者数十万人表现出极度的残酷性。楚国因此迁都于陈（今河南淮阳县）。前262年秦赵长平之战中双方相持达三年之久都消耗了很大的兵力。赵国终于被迫投降。白起竟然将全部投降官兵四十五万人活埋这是灭绝人性的举动。 战国末年六国兵力不但失去抵抗能力而且还内部腐化。秦国于是采用兵法家尉僚子的策略派间牒到六国活动不惜用大量的钱财收买、贿赂或离间君臣将相之间的关系。如秦灭赵时赵军竭力抵抗最后却因赵王的宠臣郭开受秦贿赂造谣李牧、司马尚谋反赵王改用李葱和颜聚代替李牧和司马尚后来又杀李牧。结果秦王翦大破赵的代郡。又如齐国灭亡前齐王建的相国侯胜“多受秦间金玉”因而加了它的灭亡。 此外还有一个原因秦国对六国进行战争时不但拓地西戎而且向西南的巴蜀地区开经营。楚国原来也在那里开金矿建立岷山庄王。但是秦占领汉中、黔中之后楚与巴蜀的交通便被隔断秦得以更加积极地经营巴蜀展水利事业使巴蜀成了秦的经济资源仓库。后来它又消灭了义渠使游牧经济也有所展。东方六国只有楚国领域广阔资源丰富齐国沿海可以收鱼盐之利但是总不如秦的富厚。至于三晋的兵力虽然很强但是韩魏处于中原四处受到战火的威胁所以三晋一弱秦的兵力已所向风靡势如破竹。战争不但是政治力量的决赛而且愈来愈成经济力量的决赛。（二）郡县制——地域关系的基础三家分晋、田氏篡齐标志着战国时期的开始。通过变法和战争由秦统一六国、从而建立了以地域关系为基础的郡县制君主专制国家。 郡县制开始于春秋时期晋楚和秦等国。晋国赵简子的誓师辞里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左传》哀公二年）可见春秋末期县还比郡大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县和郡都是新被兼并过来的土地。它并不分封给卿大夫贵族作为封邑而由君主直接统治。县悬也；郡从君从邑就是君主的邑。它们往往设置在国家的边境上有一套自成系统的军事组织和政治组织因此逐渐形成为地域关系的地方行政区域和原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封国采邑不同。 晋楚秦等国于春秋初期已经有县的出现。楚国最初的县其县公也是世袭的如申被灭亡后建立申县第一个县公为申公斗班申公斗班以后继任者为申公斗克即是斗班之子。又如晋的原县第一个县大夫为赵衰称为原衰而继任者为赵衰之子赵同称为原同。又如楚的申公巫臣晋以为邢大夫而巫臣之子世袭为邢大夫。战国秦汉以后由于小农经济的广泛出现世袭贵族统治体制已逐渐瓦解而成为君主直属的地方行政组织了1。战国时期由于各国战争频繁边地增加从而形成郡县制从此由郡而统治县。如魏的上郡有十五县赵的上党郡有二十四县赵的代郡有三十六县韩的上党郡有十七县。秦楚燕的郡县制都是效法晋国的。商鞅变法集小（都）、邑、聚为县凡三十一县或四十一县。因此原来聚族而居的村落必定有许多被改编为县从而打破了血缘的纽带关系。 如前所述秦昭王根据范睢的建议在战争中每克服一城一地就随即置郡。如前222年王翦平定楚江南地降服了越置会稽郡。前225年于取得燕地以后置渔阳郡、广阳郡又在魏地（原为宋地）置泗水郡。攻取齐地以后置薛郡。前223年灭楚后置九江郡、长沙郡1等等。故争为郡县制的形成作了开路先锋。 由于郡县制的确立全国农民都编入于户籍所谓“户籍相伍”（前375年）政府按户籍征收赋税并根据户籍“计口授田”征收地租同时实行郡县征兵制。 秦统一以后郡县制已成为全国君主专制中央以下的地方行政组织但是宗法封建制与郡县制之间也依然存在着矛盾与斗争。 前221年秦王政已正式称号皇帝但是丞相绾说：“诸侯被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无以填之请立诸子。”始皇下其议于群臣群臣都同意丞相绾的意见廷尉李斯却表示反对他说：“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始皇同意李斯的意见。这是第一次关于封建和郡县之间的斗争。 前214年始皇巡游各地回来在咸阳宫置酒宴会表示庆贺。但是卜士淳于越又旧话重提要恢复封建制。李斯这时已是丞相他又坚决反对言词激烈。他说：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拒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平下禁之便！ 据此可见秦统一以后体制问题是尚未解决而又必须解决的问题。因此李斯提出如下的办法所谓：“焚书坑儒”事件也就是这样产生的。李斯因此进一步提出：（1）史官非《秦记》皆烧之；（2）非卜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62页。 1《资本论》第三卷第41o页。 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史见知不举者同罪；（3）令下三十日不烧黔为城旦；（4）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5）若欲有学法令者以吏为师。这条例是非常残酷的。从秦统一以后郡县制已确立为不可动摇的国家基础。尽管以后王朝还有反复但基本上始终未变。 （三）君主专制下的统治方式秦统一后始皇自称为“皇帝”这是前所未有的至高无上的称号。商周时期最高统治者称为“王”战国时期各大国也都称“王”。现在秦既统一六国所以它要另取一个高于王的称号。李斯等大臣说：“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秦始皇说：“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如议”。同时始皇帝取消了给王死后取谥号的办法他自称为“始皇帝”后世以数计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这“皇帝”的称号标志着他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它的国家与古代宗法封建制国家不同它是建立在以地域关系为基础上的君主专制国家。因此它的官制、法律、礼制都标志着它的特色和性质。《秦始皇本纪》说：“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秦自商鞅变法一直以法家学说为国家的理论基础和政治路线。秦统一以后这条路线始终不变。 皇帝是全国的最高统治者凡军事、政治、经济的大权都掌握在他的手里一切官僚都是为他服务的法律就是根据他的意志和命令制订的全国臣民都必须严格遵守不得违犯。按照法家的理论国君应该掌握两个武器一就是“赏”一就是“罚”；前者是人人所喜爱的后者是人人所畏惧的所以国君只要掌握好和使用好这两“柄”武器就能把国家治理好。此外为了防止大权旁落臣民阳奉阴违弄虚作假国君还必须掌握“术”和“势”（权力）以补“法”之不足。“术”就是不使臣民有空子可钻以售其奸“势”就是权力按韩非子说法皇帝就是权力的象征。 在皇帝的统治之下中央设置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它们分别掌管政治军事和监察三项任务。此外还有九卿它们是负责皇室、宫廷、宗庙之管理警卫以及财政和祭礼、礼仪的官。在地方上郡设守、尉监在县设令、丞、尉它们的职务和中央一致。 战国和秦的官制与古代宗法封建制下的贵族制不同皇帝对官吏有任免权官吏不能世袭；实行俸禄制官在则有俸禄不在官俸禄也就取消。地方官吏对于中央每年应该向上级报告政务、财政收入等情况不得隐瞒。皇帝及中央有权监察地方官吏的政务、财政和有无不法行为之权。秦虽然还有封君的存在但是封君只具征收当地的租税和征徭役之权而无行政权土地和人民仍是属于中央的。秦代还实行二十等爵制但它只是作为官阶、俸禄、权利的一种标准因此它与过去贵族的世卿世禄制还有不同。 作为儒家的荀子到过秦国他对于秦的官制、兵制以及富庶的情况都表示赞美但是他总觉得不施礼义、不顾人民的利益是不能长治久安的。这个批评很有道理。秦二世时秦的官僚制度已经完全腐化赵高弄权“指鹿为马”竟无一人敢说真话。丞相李斯也被害死。 国家是阶级矛盾到了不可调和的时候产生和形成的。春秋以后周的政权不断地下降由“政在方伯”到“政在大夫”结果由三家分晋、田氏代齐开始了战国时期。七雄并争又通过变法和战争由秦统一六国终于形成了以地域关系为基础的郡县制君主专制国家。 就阶级关系说一方面是以皇帝为的军功贵族和官僚地主构成统治阶级另一方面是农民和工商为主构成被统治阶级。由于严刑苛法和赋税徭役的增加他们动辄犯法陷身于奴隶、刑徒、赘婿、盗贼因此他们成为农民起义的同盟军。以财富差别为标准的阶级关系毕竟代替了等级关系。 一切变革或革命都关系到所有制的变革或革命。由于土地“王有”的观念始终未变因此授田制虽然名为国有实际还是变相的“王有”公社农民变为“编户齐民”实际还是皇帝的私有财产。但是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可怜的小农经济毕竟已经形成从秦到汉之际终于造成“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局面。奴隶也成了“与牛马同栏”（王莽语）可以买卖但是始终是家长奴隶制。王莽改革的措施中规定：“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历史几乎出现了倒流。 地主必须是官僚地主才有存在和展的可能举几个例子来说：吕不韦原是一个大商人他为了扩大“门户”以抵押于赵的秦公子子楚为“奇货”做了一次政治投机买卖获得成功因而做了秦的相国。他以黄老思想的经济自由为指导与门客合著一部《吕氏春秋》与法家君主专制的思想有某种对抗的因素结果遭到族灭身亡。 战国时期楚国的春申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齐国的孟尝君所谓“四公子”都是贵族因此他们才能财致富仍旧是因贵而富的而不是因富而贵的不过他们毕竟是官僚地主和官僚商人而不是贵族了。 不过那时候土地私有制的产生和展已是必然的趋势。君主专制建立在小农经济为经济基础上大土地所有制对君主专制是不利的。因此中国历代君主专制者与大土地所有制生矛盾和斗争。 商鞅变法为了富国强兵不得不多少扶植小农经济的展以提高他们的积极性和战斗力但是商鞅死后由于连年不断对外战争赋税徭役成倍成数十倍地增长。为了北防匈奴兴建巨大的万里长城从内地输送粮食和士兵到前线去农民逃亡者不计其数。后来罪隶、刑徒、赘婿及最贫苦的“闾左”都被征矛盾激化只短短的十五年历史的秦王朝就这样在农民起义的洪流中被淹没了！ ------------ 24 1《东观汉记·光武纪》。 刘玄政权覆灭之日正是刘秀势力展之时。刘玄初都洛阳时任命刘秀为司隶校尉先到洛阳整顿官府文书。继以刘秀行大司马持节过河招抚河北诸州郡。刘秀于更始元年十月“持节渡孟津镇抚河北安集百姓”1。所至之处“除王莽苛政复汉官名吏人喜悦”。邓禹劝刘秀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刘秀深以为然“与定计议”。 当刘秀北至真定（今河北正定南）时有个卖卦的卜者王郎诈称是汉成帝之子由刘林与赵地豪强李育、张参等拥立为天子。他们一面派兵遣将攻占城邑一面布檄文招抚州郡幽州、冀州各地“皆望风响应”。更始二年刘秀以王郎势力强盛乃自真定北走蓟城（今北京市）又南奔饶阳（今河北饶阳县东北）渡嘑沱河至信都（今河北冀县一带）得到信都太守任光的支持乃信都郡县兵攻克堂阳（今河北新河县西北）等地。冀州豪族刘植、耿纯等各率宗族子弟相随众至数万人；并征所据郡国的材官、骑士为兵北向攻克中山之卢奴（今河北定县）南向攻克常山之真定、元氏（今河北元氏县西北）、房子（今河北高邑西）等地大破王郎大将李育所部大军于柏人（今河北内丘县东北）然后集中精锐围攻邯郸。上谷（郡名属幽州今河北怀来一带）太守耿况、渔阳（郡名属幽州今河北密云一带）太守彭宠派遣部将吴汉、寇恂率兵前来助战。更始二年五月攻克邯郸斩王郎。 平定王郎后刘玄封刘秀为萧王令其属部南归。刘秀以河北未完全平定为借口拒不接受南归的诏令。这时更始政权土崩瓦解割据势力纷纷拥兵自立刘永据睢阳（今河南商丘一带）公孙述据巴蜀李宪据淮南（今安徽寿县一带）秦丰据黎丘（今湖北襄樊市一带）张步据北海（今山东益都一带）董宪据东海（今江苏连云港市一带）延岑据汉中（今陕西汉中一带）田戎据夷陵（今湖北宜昌一带）或称王或称帝。各地起义军除赤眉军而外河北地区有铜马等数十支起义军共数百万人。 平定河北各地刘秀击破王郎后便积极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向河北地区各支起义军动进攻。先派遣大将吴汉调幽州、冀州十郡兵在这年秋天大破铜马军。高湖军、重连军来援亦为所败余部被迫归附刘秀。刘秀收编铜马等起义军后势力大增众至数十万故当时人以“铜马帝”称之。建武元年（公元25年）正月刘秀又率领大军攻歼尤来、大抢、五幡诸路农民起义军。于是河北地区义军主力被刘秀消灭殆尽河北地区亦尽归其所有。 刘秀称帝刘縯、刘秀兄弟起兵舂陵时早有帝制自为之心因而与刘玄之间存在着争夺帝位的矛盾。其后刘縯被杀刘秀虽满腔悲愤但以势力孤单只得隐忍不缪为恭顺。到了吞并河北义军之后“跨州据土带甲百万”遂公开与更始政权决裂于建武元年六月在鄗（今河北高邑）称帝改元建武建立起东汉政权。同年七月赤眉军进军关中立刘盆子为帝；九月攻1《东观汉记·光武纪》。 破长安更始政权宣告灭亡。 第二节光武帝的帝业统一政权的重建东汉政权建立后立即出动大军渡河南征。先是扫荡更始政权在各地的残余势力然后集中主力镇压赤眉军。建武元年八月攻取洛阳。这年十月刘秀由河北至洛阳遂定都于此。建武二年（公元26年）春天邓禹率部到达关中地区趁赤眉军撤离长安到扶风（今陕西兴平）的时机进入长安。不久赤眉军复还长安击败邓禹军迫使其撤出关中。但这时赤眉军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一方面关中地区的豪族地主结成营垒负隅顽抗；另方面关中又接连生灾荒粮草供应非常困难。赤眉不得已再度撤离长安决意引兵东归。不料在东归途中陷入汉军的重围之中。建武三年（公元27年）正月光武以邓禹屡战败绩乃命偏将军冯异为征西大将军代邓禹总统诸军；又命邓禹率军与冯异会合在崤山（今河南渑池以南）一带布防狙击赤眉军。崤底（今河南渑池西南）之役赤眉军大败损失八万余人。余众十余万人南走在宜阳（今河南宜阳县西）附近陷入重围。光武“自将征之”赤眉忽遇大军非常惊震乃遣刘恭乞降。 镇压农民起义后东汉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进攻南北各地的封建割据势力。从建武五年至十二年（公元29—36年）之间6续消灭掉渔阳的彭宠南郡的秦丰梁地的刘永齐地的张步卢江的李宪东海的董宪汉中的延岑夷陵的田戎陇西的隗嚣安定的卢芳和巴蜀的公孙述重建统一的刘汉封建政权。 为了巩固新建的东汉封建政权光武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先后采取了一系列加强皇权和缓和阶级矛盾的政策措施。 集权于尚书台光武以优待功臣贵戚为名赐以爵位田宅高官厚禄而摘除其军政大权。光武鉴于西汉前期三公权重权柄下移虽设三公之位而把一切行政大权归之于设在中朝由皇帝直接指挥的尚书台。尚书台设尚书令一人秩千石尚书仆射一人六曹尚书各一人秩皆为六百石分掌各项政务。以下设有丞、郎、令史等官所有一切政令都由尚书台直接禀陈皇帝由皇帝裁决。从此“天下事皆上尚书与人主参决乃下三（公）府”1；“虽置三公事归台阁”2“三公之职备员而已”3。但是到了东汉后期有权势的大臣多加“录尚书事”的职衔从而权柄再度下移尚书台又蜕变为权臣专政的工具。 简化机构裁减冗员建武六年（公元3o年）下诏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吏员县国不足1《唐六典》。 2《后汉书·仲长统传》。 3《后汉书·仲长统传》。 置长吏可合并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于是“条奏并有四百余县吏职省减十置其一”。同时废除西汉时的地方兵制撤销内地各郡的地方兵裁撤郡都尉之职也取消了郡内每年征兵训练时的都试地方防务改由招募而来的职业军队担任。但是到了东汉后期州牧刺史逐渐权重兼有军政财大权地方兵力又逐渐兴起。 提倡儒学表彰气节光武继承了西汉时期独尊儒术的传统东汉建立后即兴建太学设置博士各以家法传授诸经。光武巡幸鲁地时曾遣大司空祭祀孔子后来又封孔子后裔孔志为褒成侯用以表示尊孔崇儒。特别是对儒家今文学派制造的谶纬迷信更是崇拜备至。早在东汉建立之初光武就仿照王莽、公孙述等人利用谶书作为其承受天命的依据指使他过去的同学强华伪造了一个叫做“赤伏符”的谶语：“刘秀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在野四七之际火为主”1表示他继承了西汉的火德是“上当天地之心下为元元所归”的真命天子。东汉统一全国后更“宣布图谶于天下”把谶纬迷信尊为“内学”作为其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工具。在提倡儒学神学的同时光武鉴于西汉末年一些官僚、名士醉心利禄依附王莽乃表彰气节对于王莽代汉时期隐居不仕的官僚、名士加以表彰、礼聘表扬他们忠于汉室、不仕二姓的“高风亮节”企图养成重名节的社会风气为巩固东汉封建统治服务。 注意民生与民休息第一释放奴婢、刑徒。自西汉后期以来农民之沦为奴婢、刑徒者日益增多成为西汉末年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王莽末年不少的奴婢、刑徒参加起义；同时在一些割据势力的军队中也有不少的奴婢、刑徒。光武在重建刘汉封建政权中为了瓦解敌军壮大自己的力量也为了安定社会秩序缓和阶级矛盾曾多次下诏释放奴婢并规定凡虐待杀伤奴婢者皆处罪。诏令免奴婢为庶人的范围主要是王莽代汉期间吏民被非法没收为奴的或因贫困嫁妻卖子被卖为奴婢的；在王莽末年因饥荒或战乱被卖为奴婢的；在战乱中被掠为人下妻的。另外还规定不许任意杀伤奴婢以及废除“奴婢射伤人弃市律”说明奴婢的身份地位较之过去有所提高。同时在省减刑罚的诏令中还多次宣布释放刑徒即“见徒免为庶民”。第二整顿吏治提倡节俭。光武鉴于西汉后期吏治败坏、官僚奢侈腐化的积弊即位以后注意整顿吏治躬行节俭奖励廉洁选拔贤能以为地方官吏；并对地方官吏严格要求赏罚从严。因而经过整顿之后官场风气为之一变。故《后汉书·循吏传》有“内外匪懈百姓宽息”之誉。 第三薄赋敛省刑法偃武修文不尚边功与民休息。东汉初年针对战乱之后生产凋敝人口锐减的情况光武注意实行与民休养生息政策而先是薄赋敛。建武六年（公元3o年）下诏恢复西汉前期三十税一的赋制。其次是省刑法。再其次是偃武修文不尚边功。光武“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未尝复言军旅”。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西1《后汉书·光武帝纪》。 域鄯善、东师等十六国“皆遣子入侍奉献愿请都护帝以中国初定未遑外事乃还其侍子厚加赏赐”。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功臣朗陵侯臧宫、扬虚侯马武上书：请乘匈奴分裂、北匈奴衰弱之际兵击灭之立“万世刻石之功”。光武下诏说：“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不如息民。” 第四欲抑制豪强势力实行度田政策。东汉政权本是在豪强势力支持下建立起来的。但豪强势力的展土地兼并的逐渐严重既威胁皇权也影响百姓生活以及为了加强朝廷对全国垦田和劳动人手的控制平均赋税徭役负担于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下诏“州郡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又考察二千石长吏阿枉不平者。”就是令各郡县丈量土地核实户口作为纠正垦田、人口和赋税的根据。诏下之后遇到豪强势力的抵制。光武下令将度田不实的河南尹张伋及其他诸郡太守十余人处死表示要严厉追查下去。结果引起各地豪强大姓的反抗有的地区甚而爆武装叛乱“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光武只得不了了之。于是度田以失败告终。 因各项政策措施都不同程度地实行为恢复展社会生产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使得垦田、人口都有大幅度的增加1从而奠定了东汉前期八十年间国家强盛的物质基础。 中元二年（公元57年）光武病逝于洛阳南宫终年六十三岁在位三十三年（建武三十一年中元二年）葬于洛阳城北之原陵。 光武帝评论汉光武帝刘秀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封建皇帝之一。史称其才兼文武豁达有大度。他长于用兵善于以少胜多出奇制胜。在昆阳之战中他知人善任中兴二十八将大都拔擢自小吏、布衣、行伍之中。他对待臣僚“开心见诚”不念旧恶但赏罚严明虽仇必赏虽亲必罚如重用有宿怨的朱鲔。 光武在战争中所以能够克敌制胜还在于他注意讲求策略具有敏锐的政治眼光。他在统一战争中善于采用政治攻势如宣布释放奴婢、刑徒减免赋税刑法用以瓦解敌军壮大自己的势力。他还注意整饬军纪。早在他担任更始政权的将军时就注意约束部下遵守军纪这就有利于取得更多的支持。 在统一全国之后光武仍能兢兢业业勤于政事“每旦视朝日仄乃罢数引公卿郎将议论经理夜分乃寐”。他所实行的各项政策措施既维护了东汉封建统治也维护了国家统一与民休息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展。《后汉书》作者范晔论曰：“虽身济大业竞竞如不及故能明慎政体总揽权纲量时度力举无过事退功臣而进文吏戢弓矢而散马牛虽道未方古斯亦止戈之武焉。”司马光也说：“帝每旦视朝日昃乃罢虽以征伐济大业及天下既定乃退功臣而进文吏明慎政体总揽权纲量时度力举无过事故能恢复前烈身致太平。”1他们对于光武帝在统一全国后的政绩都作了充分的肯定。光武晚年虽因迷信图谶宣布图谶于天下；1光武中元二年人口为4279634户21oo782o口较之建武初年将近增长一倍。1《资治通鉴·汉纪》三十六。 贬逐了桓谭、冯衍等直言敢谏之士有拒谏之失；但大体说来尚能始终保持谨慎兢兢业业勤于政事在封建帝王中还是难能可贵的。 以上这些评论对于评价汉光武帝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近世著名史学家范文澜评光武帝说：“这个以南阳豪强为主体的刘秀军在政治上有优势在军事上有谋略再加上禁止虏掠争取民心这就决定了它的必然胜利。刘秀既是地主阶级的代表自然是农民起义军的死敌；但是他也代表着社会的共同要求完成了国家统一的伟大事业。他在推倒王莽的战争中在削平割据的战争中都起了极大的作用因之他是对当时历史有重要贡献的历史人物。”11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二册第142—143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三节汉明帝汉明帝刘庄（28—75）初名阳后改名庄汉光武帝刘秀第四子年十二封东海公不久进爵为东海王年十六立为皇太子。中元二年（公元57年）光武帝病逝明帝继位时年三十。第二年改年号为永平。 明帝即位后勤于政事“乙更尽乃寐先五更起率常如此”3。在位期间“遵奉建武之教有加而无改”4继续奉行光武帝在位时期为巩固东汉统治而推行的各项政策。 继续加强皇权整顿吏治明帝继承光武帝抑制外戚、大臣（包括功臣）权势的政策。《东观汉记》说：“初世祖闵伤前世权臣太盛、外戚预政。汉家中兴唯宣帝取法至于建武朝无权臣。外族阴、郭之家不过九卿亲属势位不能及许、史、王氏之半。至永平后妃外家贵者裁家一人备列将校尉在兵马官充奉宿卫阖门而已。自皇子之封皆减旧制”；“总揽盛权权不借下”1。对于依仗权势作威作福的外戚、大臣严加惩处。比如护羌校尉窦林系大司空窦融亲属既是功臣子弟又是外戚之家。永平二年（公元59年）窦林坐欺君罔上、贪赃枉法罪下狱论死。明帝以窦融管教子弟不严“数下诏切责融融惶恐乞骸骨诏令就第养疴”2亦被罢官。后来明帝之弟楚王刘英、广陵王刘荆、司徒虞延、司徒邢穆等都以有罪自杀；河东尹薛昭、司隶校尉王康、驸马都尉韩光等也都先后坐事论死。可见明帝对于外戚、大臣以至宗室诸王控御极严一旦犯法从严治罪决不因其官职高、地位亲近而加以宽贷。于是群臣震恐朝廷肃然。 明帝还注意整顿吏治对地方官吏进行严格的考察和黜陟。明帝即位之初下诏：“今选举不实邪佞未去权门请托残吏放手百姓愁怨情无告诉有司明奏罪名并正举者。又郡县每因征轻为奸利诡责羸弱先急下贫。其务在均平无令枉刻。”从慎重选举官吏着手对吏治进行整顿。永平九年（公元66年）又“令司隶校尉、部刺史岁上墨绶长吏视事三岁以上理状尤异者各一人与计偕上；及尤不政理者亦以闻。”规定出对地方官吏的考察黜陟制度每年进行一次。在选官用人上明帝严令杜绝权门请托。他的姊妹馆陶公主为子求郎不许而赐钱千万。 明帝还能纳谏听取逆耳之言。比如：明帝大起北宫尚书仆射钟离意建议停工立即得到采纳。他还下令废除度支日（每月初一至初六日）不受章奏的旧制以便远方来京臣民随时诣阙奏事。 继续奉行与民休息政策明帝统治时代多次下诏减免赋税徭役减轻刑罚；令官吏劝督农桑治2本节主要取材于《后汉书·明帝纪》凡引此纪文字不另加注。 3《东观汉记》卷二。 4《东观汉记》卷二。 1《太平御览》弟九十一引《东观汉记》。 2《太平御览》弟九十一引《东观汉记》。 理病虫害；并以公田赐与或赋与贫民。他即位之初即下诏“赦陇西囚徒减罪一等勿收今年租调”；“天下亡命殊死以下听得赎论”。永平三年（公元6o年）诏令“有司其勉顺时气劝督农桑去其螟蜮以及蝥贼；详刑慎罚明察单辞。”永平二年（公元59年）“令天下自殊死以下谋反大逆皆除之。”永平九年（公元66年）“诏郡国以公田赐贫人各有差”；“诏郡国死罪囚减罪”。永平十三年（公元7o年）诏令“滨渠下田赋与贫民毋令豪右得专其利。” 明帝还大力兴修农田水利其中最大的工程是治理黄河。西汉末年以来黄河年久失修为患益甚“兖、豫百姓怨叹”。明帝乃令著名水利专家王景和王吴率兵卒数十万人治水。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十里立一水门令更桐洄注无复溃漏之患从而保障了黄河中下游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明帝提倡节俭宫廷生活不尚奢侈皇后“身服大练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无香薰之饰”。一时之间上行下效。 因有以上各项政治经济措施东汉政局更加稳定社会经济文化也得以展。故史称永平之世“天下安平人无徭役岁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 出击北匈奴再经营西域在国力增强的基础上明帝积极经营边疆与北匈奴争夺西域。光武帝统治时期因忙于恢复社会生产和安定社会秩序无力经营边疆对西北地区暂时采取羁縻政策。到了明帝永平末年国势强盛明帝乃改弦易辙变过去的消极羁縻为积极经营。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明帝派遣奉车都尉窦固、驸马都尉耿秉率兵驻屯凉州以为经营西北的准备。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春明帝命窦固、耿秉等分四路出击北匈奴。窦固率军出酒泉大败匈奴呼衍王于天山留兵屯守伊吾卢城（今新疆哈密西）并遣假司马班等率所部吏士三十六人先后在鄯善（今新疆若羌一带）、于阗（今新疆和田）击败亲匈奴势力。“于是诸国皆遣子入侍西域与汉绝六十五载至是乃复通焉。”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窦固、耿秉等率领大军再次击败北匈奴于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后复置西域都护、戊已校尉于龟兹（今新疆库车）、车师（今新疆吐鲁番）恢复汉朝对西域地区的统治。班之功得到了明帝的肯。 继续崇尚儒术、谶纬神学明帝继承了汉武以来外儒内法的传统在政治上注意吏治执法严明循名责实信赏必罚故史称“帝尤任文法”；又称其“追踪宣帝”“善刑理法令分明”。 明帝少习儒业从名儒桓荣学习经学“十岁通《春秋》”“治《尚书》备师法兼通九经略举大义博观群书以助求学无所不照”。即位后仍然好学不倦极力推崇儒术提倡尊孔读经曾经多次召集太子、诸王、文武大臣及知名儒生共同讨论儒家经义有时还亲临参加亲自主讲；对于谶纬神学尤为重视亲自主持谶书纬书编写工作以谶纬解释经义。“帝尤垂意经学删定拟议稽合图谶亲自制作五行章句。”他还亲自到曲阜“幸孔子宅祠祀孔予及七十二弟子；并亲御讲堂令太子、诸王说经”。在明帝的大力提倡下“是时学者尤盛冠带搢绅游辟雍而观化者以亿万计”。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八月明帝病逝于洛阳东宫前殿在位十八年终年四十八岁。临终遗诏“无起寝庙”“无得起坟”“扫地而祭”“省送终之礼”一切从俭。葬于洛阳城西北之显节陵谥号孝明庙号显宗。汉明帝评论明帝是东汉时期一位有作为的皇帝。薛莹《汉纪》对他极力称赞说他“及临万几约身率礼恭奉遗业一以贯之虽夏启周成继体持统无以加焉”。华峤《后汉书》一方面称他“中兴以来追踪宣帝”。另方面又含刺地说：“夫以钟离之廉法谏诤恳切以宽和为以此推之亦难以德言者也。”意谓其稍欠宽和。范晔《后汉书》评汉明帝也有这个意思。 执法严明严于驭下是汉明帝加强皇权、整顿吏治的重要手段并因此取得了显著的政绩。但执法过严以致生冤狱如楚王刘英案件株连而死者竟达数千人之众这是明帝政治之累范晔《后汉书》所谓“弘人之度未优”这个批评基本上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后来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大体沿袭范史的观点。 第四节汉章帝汉章帝刘炟（56—88）明帝第五子永平三年（公元6o年）立为皇太子年方四岁。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明帝病逝后章帝即位时年十九岁。即位第二年建年号为建初（76年—84年七月）后来又改元元和（84年八月—87年七月）、章和（87年八月—88年）在位十三年。 继续与民休养生息章帝在位时期继续奉行光武帝、明帝之世所推行的展社会生产、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 其一奖励垦荒以公田赐与或赋与贫苦农民并减轻田租、徭役贷与或给与粮种、田器或为雇人耕种。如建初元年“诏以上林池籞赋与贫人”；元和元年“令郡国募人无田欲徙它界就肥饶者恣听之。到在所赐给公田为雇耕赁种饷贳与田器勿收租五岁除算（算赋）三年”；元和三年诏：“今肥田尚多未有垦辟其悉以赋与贫民给与粮种务尽地力勿令游手所过县邑听半入今年田租以劝农夫之劳。” 其二轻徭薄赋减轻刑罚招抚流民。史称章帝即位后“平徭简赋”多次下令减免田租徭役如即位之初即下诏“勿收兖、豫、徐三州田租刍稿以其见谷赈给贫人。”元和二年下诏：“人有产子者复勿算三岁。令诸怀孕者赐胎养谷人三斛复其夫勿算一岁著以为令。”建初八年下诏：“减徭费以利饥民。”同时还下诏减轻刑罚：“决狱断刑多依矜恕条诸重文可以从轻者四十一”；“其令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验及吏人条书相告不得听受冀息事宁人间敕二千石各尚宽明”。另外还下诏招抚流民归还本乡从事生产如建初元年正月“诏三州郡国：方春东作人方受禀往来烦剧或妨耕农其各实核尤贫者计所贷并与之。流人欲归本者郡县其实禀令足还到过止官亭无雇舍宿长吏亲躬无使贫弱遗脱小吏豪右得容奸妄诏书既下勿得稽留。” 其三注意整顿吏治饬令地方官吏勉劝农桑。章帝继续奉行前朝注意整顿吏治的政策诏令“有司慎选举进柔良退贪冒”奖励廉吏严惩贪官；并饬令地方“二千石勉劝农桑弘致劳来”“顺时令理冤狱”。指出：“谷食连少良由吏教未至”以“勉劝农桑”、增加农业生产作为地方官吏的要任务。 经过上述各项具体措施东汉社会生产持续上升正如《后汉书》所说：“自中兴以后逮于永元虽颇有弛张而俱存不扰是以齐民岁增辟土世广。”由此政局也持续出现稳定局面。 继续经营西域正是在经济展、政局稳定的基础上章帝继续加强对西域地区的经营。章帝即位之初对于是否继续经营西域朝廷曾有过争论。杨终、第五伦等以为：“间者北征匈奴西开三十六国百工频年服役转输烦费陛下宜留念省察。”意思是要退缩。牟融、鲍昱等则以为：征伐匈奴屯戍西1本节主要取材于《后汉书·章帝纪》凡引此纪文字不另加注。 域是先帝所建“不宜回异”。杨终又以“光武绝西域之国”为理由加以反驳。章帝采纳杨终等的意见下诏罢戊己校尉及都护官征还班。但西域疏勒于阗诸国苦留班“互抱马脚不得行”。班见恢复西域大业功败垂成乃于建初五年（公元8o年）上疏朝廷反复陈述经营西域的利害得失请求增兵。并建议与乌孙和亲“遣使招慰与共合力”1。疏奏之后章帝“知其功可成”乃放弃前议派遣平陵人徐干为假司马率兵千人赴西域后又派假司马和恭等将兵前往俱受班节制。在东汉朝廷的支持下班等依靠西域各地人民击败了亲匈奴势力“威震西域”丝绸之路由此复通。至和帝初年遂明令恢复西域地区行政机构建置。 白虎观会议章帝还遵循光武帝、明帝时代崇尚儒术的政策。史称章帝“少宽容好儒术”2即位以后重用儒臣提倡儒术。建初四年（公元79年）采纳了校书郎杨终的建议诏朝臣及诸儒会白虎观“议五经同异”。帝亲称制临决由班固等整理成《白虎通德论》。元和二年（公元85年）章帝巡幸鲁地祠孔子于阙里及七十二弟子“赐褒成侯及诸孔男女帛”。从此儒家谶纬神学在当时思想领域中占了统治地位。 放纵外戚窦氏章帝在防止外戚专权方面则未能继承父祖遗训而启后来外戚专权之端。章帝即位之初尚书陈宠建议：“陛下宜隆先王之道荡涤烦苛之法。”1章帝深纳宠言“每事务于宽厚”。然凡事从宽则近于纵容流弊更甚其结果一是影响吏治“守职益懈而吏事寖疏”；二则助长了贵族官僚特别是外戚的骄奢淫佚、专横跋扈。章帝宠信窦后窦后兄弟窦宪等“恃宫掖声势”横行霸道甚至“以贱直请夺沁水公主园田主逼畏不敢计”。章帝虽然“召宪切责”但“不绳其罪”以致后来章帝去世后窦宪更加肆无忌惮地专权怙势以致“朝臣上下莫不附宪”2开东汉时代外戚专政之先例。司马光对于章帝之纵容窦宪曾加以评论说：“章帝谓窦宪何异指鹿为马是矣；然卒不能罪宪则奸臣安所惩哉！”他指出这无异于“放纵”。章和二年（公元88年）二月章帝病逝于洛阳章德前殿终年三十一岁葬洛阳城东南郊之敬陵庙号肃宗。 明、章二帝为政的异同得失明、章二帝统治时代是东汉皇朝臻于富强的极盛时期。他们所奉行的各项政策对于东汉前期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展以及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巩固和展都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故可以说他们都是东汉时代继光武帝之1以上引文均见《后汉书·班传》。 2《后汉书·章帝纪》。 1《后汉书·陈宠传》。 2《后汉书·窦宪传》。 后有作为的封建皇帝。历代史学家都对他们予以肯定然而肯定的角度则有所不同。大抵明帝以严明著称章帝则以宽厚著称。范晔《后汉书》论曰：“魏文帝称明帝察察章帝长者。章帝素知人厌明帝苛切事从宽厚。”薛莹《汉纪》也说：章帝“除苛法蠲禁锢抑有仁贤之风矣！”1范、薛二家只见明帝持法过严之弊而未见章帝持法过宽之失。袁山松《后汉书》则说：“孝章皇帝弘裕有余明断不足闺房谗惑外戚擅宠惜乎！若明、章二主损有余而补不足则古之贤君矣。”2这种评论比起上述范、薛二家所云似乎较为确切些。 1《太平御览》卷九十一。 2《太平御览》卷九十一。 第二十九章邓禹寇恂冯异光武帝重建汉室佐命功臣之著名者有邓禹等三十余人。汉明帝思中兴功臣乃图画二十八将于南宫云台以邓禹为次马成、吴汉、王梁、贾复、陈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坚镡、冯异、王霸、朱祜（或作朱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万脩、盖延、邳彤、铫期、刘植、耿纯、臧宫、马武、刘隆；又加上王常、李通、窦融、卓茂合三十二人。马援因是外戚没有计入。邓禹为功臣中之是没有问题的有东汉诏令为证；但邓禹以下的名次并不一定是以功名高下为顺序。据中华书局版《后汉书》卷二十二校勘记云：“按云台二十八将排列次序原作一行故邓禹次马成次吴汉次王梁。汲本则作两行排列王先谦谓当以汲本次第为正今从之。又按《通鉴》胡注云：‘云台功臣之次以邓禹、吴汉、贾复、耿弇、寇恂、岑彭、冯异、朱祐、祭遵、景丹、盖延、铫期、耿纯、臧官、马武、刘隆为一列；马成、王梁、陈俊、杜茂、傅俊、坚镡、王霸、任光、李忠、万脩、邳彤、刘植、王常、李通、窦融、卓茂为一列。’后人误认横行为纵次将上下两列先奇后偶硬相排比列为一行遂失范书之旧惟汲本不误。”所以如果以功名高下为排列顺序则排为二列比较合乎实际前列次第应在后列之前；但亦有不完全正确之处。兹将中兴功臣中比较重要、事迹也比较详细的邓禹、寇恂、冯异、岑彭、贾复、吴汉、耿弇、祭遵、铫期、王常等十人的事略概述如次分列三章其余从略。 第一节邓禹善于画策邓禹（2—58）字仲华生于汉平帝元始二年荆州南阳郡新野县（今属河南）人。王莽元凤二年（公元15年）年方十三岁的邓禹在熟读诗书颇通经义之后为了求学深造不远千里来到了京都长安。在长安游学的数年间他结识了比他年长八岁的同乡学友刘秀就是后来的汉光武帝。后来他竟成为光武帝建立帝业中最亲信最得力的功臣被称为“元功之”2。邓禹才识过人少有知人之明。王莽末年农民战争爆后绿林军将领拥立刘汉宗室刘玄为帝建元更始。绿林豪杰们以邓禹青年有为通晓文韬武略争相荐举；但邓禹深知刘玄庸碌无能不肯答应。更始元年（公元23年）九月绿林军攻克长安推翻王莽统治。十月刘玄自南阳北上建都洛阳（第二年迁都长安）但面临的形势仍然十分严峻政令所及仅限于洛阳、长安、南阳一带其他广大地区则处于分崩离析状态既有起义的农民军又有割据的地主武装还有一部分王莽政权旧官吏仍在行使管辖职权；尤以同洛阳近在咫尺的河北地区形势最为严重光是不相统属的农民起义军就有铜马、青犊、五幡、五校、五楼、尤来、大枪、枟乡、大彤、高湖、重连、铁胫、富平、获索等数十支众达数百万人。所以更始政权建立不久立即派遣刘秀以破虏将军行大司马事名义持节北渡黄河抚慰河北各州郡。邓禹听到这个消息立即渡河北上追赶刘秀追到邺城（今河北磁县南）才1本节主要取材于《后汉书·邓禹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 2《后汉书·明帝纪》永平元年诏。 得相见促膝谈心为之出谋画策。他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指出：更始政权腐朽无能群臣争权夺利不能成大事劝说刘秀“莫如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刘秀对刘玄的所作所为本来不满又怀有帝制自为之心所以对邓禹的献策深表赞同“因令左右号禹曰邓将军常止宿于中与定计议”。从此邓禹成为刘秀帐下参与决策的最亲信的谋士。邓禹不仅是一位善于运筹帷幄的谋士而且他还是一员勇于冲锋陷阵的将军。由于能文能武故能出将入相在平定河北、河东和建立东汉政权的过程中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更始二年（公元24年）平定王郎的战役中刘秀自蓟至信都派遣邓禹征数千人令自将之别攻拔乐阳。后来邓禹又随刘秀击王郎横野将军刘奉大破之。在进攻河北农民军的战斗中邓禹奉命与盖延等击铜马于清阳延等先至战不利还保城为铜马军所围。禹遂进与战“大破之”；又从刘秀追铜马军至蒲阴“连大克获”。 邓禹不仅能将兵还能现将才举荐将才。当时任使诸将多访于邓禹禹每有所举者皆当其才光武“以为知人”。所以在“北州略定”中他不仅是有定策、荐贤之功也在征战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刘秀在略取河北地区的过程中采纳了邓禹罗致人才的建议任用了不少有才能的谋臣武将故势力展很快。平定了河北取得了河内郡。刘秀以河内险要富实欲选择诸将中可以守河内的人才询问于邓禹。邓禹说：“寇恂文武备足有牧人御众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1于是刘秀乃拜恂为河内太守行大将军事。 平定河东这年冬天樊崇率赤眉军自颍川（今河南禹县）分两路入关进攻长安。 刘秀预料赤眉军必破长安欲乘机兼并关中考虑自己先经营山东而授邓禹“以西讨之略”。乃拜其为前将军、持节中分麾下精兵二万人遣西入关令自选偏裨以下的部将。邓禹以韩歆为军师李文、李春、程虑为祭酒冯愔为积弩将军樊崇（与赤眉军领樊崇同名）为骁骑将军宗歆为车骑将军邓寻为建威将军耿为赤眉将军左于为军师将军“引而西”。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正月邓禹率领所部攻破箕关（在今河南济源县西王屋山南）进入河东（今山西西南部一带）围攻河东郡治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达数月之久。在安邑以南击败前来解围的更始大军数万人斩更始大将军樊参。六月驻守洛阳的更始大将王匡、成丹、刘均等又率十余万大军渡河攻邓禹邓禹军应战失利骁骑将军樊崇战死。诸将恐惧劝邓禹退走邓禹不听整军再战。第二天早晨王匡悉军出攻禹禹令军中无得妄动；既至营下因传诸将鼓而并进大破之。王匡等皆弃军逃走邓禹遂定河东。这次以少胜多的战役充分显示出邓禹的军事才能。捷报传至河北后光武大悦。此时光武已在鄗邑（今河北高邑县东）即位使使者持节拜禹为大司徒封为酂侯。对其“谋谟帷幄决胜千里”、“斩将破军平定山西”的功绩深加表扬。这时邓禹方二十四岁。 1《后汉书·寇恂传》。 进出关中邓禹攻破王匡后继续西进。从汾阴（今山西河津县南）渡过黄河攻克夏县（今陕西韩城县南）又在长安东北的衙县（今陕西白水县北）击败更始左辅都尉公乘歙所部十万之众。这时赤眉军攻克长安关中混乱百姓听说邓禹乘胜独克而师行有纪皆望风相携负以迎邓军“降者日以千数众号百万”。邓禹部下诸将皆劝他乘胜进攻长安邓禹以为其众虽多而能战者少而且军粮不足。既无积蓄又无馈运而赤眉军新破长安财粮充裕势不可挡。莫如驻屯长安外围略取长安以北的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就粮养士坐以待变。于是乃引军北至栒邑（今陕西旬邑附近）。 刘秀以邓禹久不进兵下令催促。邓禹仍坚持己见自驻北地大要（今甘肃宁县）督率诸将攻略北边各郡同时征兵征粮而令部将冯愔、宗歆留守栒邑。冯愔为了争权而杀掉了宗歆并出兵反击邓禹。后来这场叛乱被平息。同时粮食也开始缺乏起来军士们皆以枣菜为食。继而在长安附近又为赤眉军所败被迫退至高陵（长安东北）。 正当处境困难之际光武令其东还诏书说：“赤眉无谷自当来东。 吾折捶笞之非诸将忧也无得复妄进兵”。建武三年春邓禹率骑将军邓弘等引兵东归行至华阴（今属陕西）以东与征西大将军冯异相遇。冯异正率领所部自洛阳经弘农（今河南灵宝）西进关中在华阴地区已与东归的赤眉军相峙六十余日。邓禹自以未完成攻占关中的使命有负刘秀的重托便和邓弘一起要求冯异同他们一道共攻赤眉。冯异以为赤眉军尚有较强的实力不如等待时机与光武部署在渑池附近的大军东西夹击一举歼灭赤眉军。邓禹、邓弘急于成功不听冯异的劝阻向赤眉军动了进攻。赤眉军采取了诱敌之计“弃辎重走皆载赤豆覆其上兵士饥争取之。赤眉引还击之军溃乱吏士散已尽”1。邓禹率领残余二十四骑逃奔宜阳（今河南宜阳西）向光武请罪引咎辞职缴还大司徒、梁侯（原封酂侯建武二年改封梁侯）印绶光武给予免官留爵处分。过了几个月又起用为右将军。建武四年（公元28年）光武命邓禹率将军邓晔等击破割据汉水流域的延岑军威重振。 功臣之建武十三年（37年）东汉削平各地割据势力完成了统一大业。邓禹以功更封为高密（今山东高密县西）侯食邑达四县之多。其弟邓宽亦因邓禹功封明亲侯。东汉初年光武“以天下既定思念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职为过故皆以列侯就第”2。邓禹深知光武对待功臣采取的赐以高官厚禄而不令其执掌朝政的旨意“天下既定常欲远名势。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艺资用国邑不修产利”。所以“帝益重之”令其与固始侯李通、胶东侯贾复与公卿大臣参议国家大事。光武中元元年（公元56年）又命其“复行司徒事”即行宰相之职这在东汉功臣中是罕见的破例之举。明帝即位后“以禹先帝元功拜为太傅进见东向甚见尊宠”。太傅位在三公之1辑本《东观汉记》卷七。 2辑本《东观汉记》卷一。 上是最高的官职。一般臣僚进见皇帝都是北向东向是以宾礼相待这也是十分罕见的事例。永平元年（公元58年）邓禹逝世终年五十七岁谥为元侯有确认他为中兴功臣之的意思故后来凌烟阁标名也以之为。邓禹早年虽与光武为布衣之交但在中兴功臣中他既非事之臣也不如后来吴汉、贾复等人功绩显赫其所以居中兴功臣之盖以运筹帷幄之功居多。他曾协助光武初定取河北以成帝业之谋。后来以知人荐贤名世并在一系列决策性问题上挥了重大作用。如《后汉书》著者范晔所说：“明定帝略”、“勋成智隐”诚为中肯之言。 邓禹死后子孙相继为高官。南阳邓氏与扶风窦氏、弘农杨氏、汝南袁氏都是东汉时期显赫的世家大族。 第二节寇恂投顺刘秀寇恂（？—36）字子翼上谷郡昌平县（今北京市昌平县南）人出身豪强大族家庭。王莽末年任上谷郡功曹辅佐太守治理郡事以才智出众、刚强果决深受太守耿况的器重。 刘玄建立更始政权后派遣使者招降河北各郡国允许“先降者复爵位”。使者到上谷寇恂随从耿况前往迎接缴上太守印信。寇恂见使者收了印信并无归还之意乃率兵入见使者夺回印信。不久王郎起兵邯郸又派使者到上谷征兵。寇恂以刘秀“尊贤下士士多归之”与同僚闵贡劝说耿况拒绝王郎归顺刘秀耿况畏惧王郎势大难拒又建议联合渔阳（郡治在今北京市密云县西）太守彭宠共抗王郎。耿况接受寇恂的建议派他前去渔阳。在约彭宠后他在返回上谷途中行经昌平乘王郎使者不备击杀之夺取其部众后遂与耿况之子耿弇率军南下追刘秀到了广阿（今河北隆尧县东）。刘秀拜寇恂为偏将军号称承义侯。寇恂从刘秀进攻河北农民军。在行军中多次同邓禹商议军国大事邓禹以为奇才相交甚厚。 镇守河内刘秀攻占河北地区后乘胜南下又攻取了洛阳以北的河内郡。当时更始政权大司马朱鲔、舞阴王李轶等率领大军镇守洛阳同时并州地区亦驻有更始政权军队形成南北包围河内之势。刘秀以河北形势严峻而必须固守但很难选择一位足以胜任这一艰巨任务的人征求邓禹的意见。邓禹说：“昔高祖任萧何于关中无复西顾之忧所以得专精山东终成大业。今河内带河为固户口殷实北通上党南迫洛阳。寇恂文武备足有牧人御众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于是刘秀拜寇恂为河内太守行大将军事对他说：“河内完富吾将固是而起。昔高祖留萧何镇关中吾今委公以河内坚守转运给足军粮率厉士马防遏它兵勿令北渡而已”。寇恂于是下令所属各县讲武习射砍伐竹条造箭百余万支养马二千匹收租四百万斛以供军资。 朱鲔听说刘秀派遣寇恂守河内后率领大军北上进攻河北农民军乘河内兵力薄弱之机派遣大将苏茂等将兵三万余人渡河进攻温县（今河南温县西）。寇恂闻讯后立即兵前往救援。军吏都劝他调集众军之后才可出兵。寇恂说：温县是河内郡的藩蔽“失温则郡不可守”。遂驰赴救之。次日晨两军交战适逢偏将军冯异率领所部以及各县援军前来救授寇恂乃令士卒乘城鼓噪大呼：“刘公兵到！”苏茂军闻之阵动恂因奔击大破之追至洛阳遂斩贾强茂兵自投河死者数千生获万余人。恂与冯异过河而还。“自是洛阳震恐城门尽闭。”捷报传到河北刘秀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诸将纷纷庆贺乘势劝刘秀称帝于是光武帝在鄗邑即位。 转运粮饷1本节主要取材于《后汉书·寇恂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 当时东征西讨军粮奇缺。寇恂亲自督促粮运畜力不足又组织人力挽车奔赴各地前后络绎不绝从而保证了军粮供应甚至文武百官月支的禄米也由他运粮接济在后勤工作上很有劳绩光武曾多次赐书慰劳嘉奖功名威望日益提高。儒生董崇警告他说：“上新即位四方未定而君侯以此时据大郡内得人心外破苏茂威震邻敌功名闻此谗人侧目怨祸之时也。”建议他“宜思功成身退之计。”1寇恂听从董崇的意见当即称病不视事请求引退光武不听；请求从军又不听。乃令其侄寇张、外甥谷崇从军充当先锋光武以为忠擢寇张、谷崇为偏将军。 光武对待功臣虽然优厚但对其过失也要依法惩处。建武二年（公元26年）寇恂因擅自处罚上书人被免官。这时颍川（今河南禹县）人严终、赵敦与密县（今河南密县东）人贾期聚众起义光武乃起用寇恂为颍川太守令其与破奸将军侯进率兵前往镇压。事平之后以功封雍奴侯食邑万户。当时大将军贾复任统率禁军的执金吾之职因事前往汝南郡其部将在颍川擅自杀人为太守寇恂捕获依法斩之于市贾复深以为耻在从汝南返洛阳途中道经颍川对他的随从说：“吾与寇恂并列将帅而今为其所陷。大丈夫岂有怀侵怨而不决之者乎？今见恂必手剑之。”寇恂已经预料到了他会这样做不愿相见但又恐礼貌不周。外甥谷崇愿执剑充当护卫寇恂以为不应采取敌对态度他说：“昔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于廉颇者为国也。区区之赵尚有此义吾安可以忘之乎？”乃令所属各县多多准备羊羔美酒对贾复及所部将士厚加款待亲自出郡城迎接贾复不等他作立即称病告退。贾复欲率兵追之但所部将士皆酒醉饭饱不能上马无奈只好返回洛阳。后来经过光武的调解二人才和好如初。不久寇恂调任汝南太守也很称职。时值光武南征途经颍川“百姓遮道曰：‘愿从陛下复借寇君一年。’上乃留恂。”1可见他也是很善于治理地方事务的。 迫降高峻建武七年（公元31年）寇恂调任执金吾之职第二年随光武出征割据陇西的隗嚣。隗嚣死后他的部将高峻拥有精兵万人盘据高平（安定郡郡治今宁夏固原）。光武遣建威大将军耿弇等围之未能攻下。建武十年（公元34年）光武亲率大军西征寇恂以“士马疲敝方履险阻”相谏光武不从下令进军结果正如寇恂所料。乃转而采取招安的办法命寇恂前往。既至高平高峻遣军师皇甫文前来谒见。相见时因礼貌不周出言不逊寇恂怒欲斩之。“诸将谏曰：‘高峻精兵万人率多强弩西遮陇道连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无乃不可乎？’”恂不听斩之令其副使回报。高峻惶恐即日开城投降。诸将请问何以戮其使而反降的缘由？寇恂说：“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计者也。今来辞意不屈必无降心。杀之而峻亡其胆是以降耳。”诸将都表示叹服。可见其平生智谋过人。高峻招降两年后（公元36年）寇恂病故谥为威侯。 寇恂足智多谋临事果决既长于吏治又善于用兵可谓才兼文武。 1辑本《东观汉记》卷九。 1辑本《东观汉记》卷九。 在保证军粮供给中更是成绩斐然史称：“子翼守温萧公是埒系兵转食以集鸿烈。” 第三节冯异供应豆粥冯异（？—34）字公孙颍川郡父城县（今河南郏县南）人少好读书能通晓《左氏春秋》和《孙子兵法》王莽末年任颍川郡郡掾之职。绿林军起义后冯异奉命监护五县与父城县长苗萌据城抗御起义军。 更始政权建立后刘秀奉命率军由南阳攻取颍川进攻父城未能攻克便屯兵于父所属城巾车乡。这时冯异一人外出巡视所监护的属县被绿林军捕获。他的堂兄冯孝及同郡人丁綝、吕晏当时都在刘秀军中共同保荐冯异刘秀当即召见。冯异以老母现在城中如释放回城愿以所监五城奉献以报恩德。刘秀深为赞赏。冯异回到父城后劝苗萌一同投顺刘秀。苗萌表示同意。后来绿林军攻克长安刘玄建都洛阳刘秀被任命为司隶校尉道经父城冯异、苗萌当即开城迎接刘秀当即委任冯异为司隶校尉部主簿苗萌为从事。冯异并举荐他的同邑人铫期、叔寿、段建1、左隆等人刘秀都任命他们担任司隶校尉部掾史之职随从他一起到了洛阳。后来这些人都在东汉建立中立下了功勋。 刘玄屡次欲派遣刘秀经营河北部下诸将皆以为不可。当时左丞相曹竟之子曹诩任尚书之职颇有权势冯异劝刘秀与之交好。后来刘玄决定派遣刘秀前往河北除了刘玄极力推荐外曹诩的赞助也起了不小的作用。到了河北之后冯异便劝说刘秀乘机收揽人心以展自己的势力：“宜急分遣官属循行郡县理冤结布惠泽。”刘秀采纳了他的意见到邯郸后派他同铫期巡行各县慰问民间疾苦并“录囚徒存鳏寡亡命自诣者除其罪”暗中调查各郡太守对于刘秀的态度是“同心”还是“不附”。 王郎盘踞邯郸后刘秀率领部众自蓟城（今北京市）昼夜奔驰南下到达饶阳（今河北饶阳东北）所属无萋亭时已经深夜正值天气严寒大家都感到饥饿和疲劳冯异急忙煮好豆粥供应。次日刘秀对诸将说：“昨得公孙豆粥饥寒俱解。”继续南行到南宫（今河北南宫西北）遇大风雨刘秀率领随从避雨道旁空舍中冯异又亲自煮麦饭为之充饥在艰难中扈从刘秀一路上辛勤备至。刘秀入据信都（今河北冀县）后命冯异至河间（今河北献县一带）收兵授偏将军在击破王郎和镇压农民军的历次战役中屡立战功封应侯为诸将中最先封侯者。 离间敌方刘秀攻占河北后更始政权以洛阳为关东重镇派遣舞阴王李轶、廪丘王田立、大司马朱鲔、白虎公陈侨与河南太守武勃率三十万大军镇洛阳。刘秀为巩固其在河北地区的统治自率大军回师河北扫荡农民军余部以河内魏郡未经战乱人口众多仓廪充实不仅为军粮、兵源基地；而且邻近洛阳亦为战略要地乃以寇恂为河内太守冯异为孟津将军统率河内、魏郡二郡驻军共同抗御朱鲔、李轶等。冯异探知朱鲔、李轶等不和为了分化瓦解致书李轶晓以祸福指出刘玄政权已危在旦夕而刘秀势力则蒸1本节主要取材于《后汉书·冯异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 1《后汉书·冯异传》注：《东观汉记》及《续汉书》“段并作殷”。 蒸日上劝其“觉悟成败亟定大计”。先是李轶曾与刘縯、刘秀兄弟同谋起兵情谊深厚后来他依附刘玄曾参与杀害刘縯之事故虽知长安已危欲降又“不自安”。在答冯异书中表示愿同冯异交好希望通过他能和刘秀恢复旧好为自己留一条归降的退路。所以他自从通书后不再与冯异“争先锋”。 冯异利用这个时机北攻天井关（太行山关隘今山西晋城县南）攻取上党郡两城又南下攻取河南成皋（今河南巩县东）以东十三县这些地区豪强割据的屯聚也都一一平定归降者十余万人。更始政权洛阳太守武勃乃率兵万余人讨伐归降者冯异率军渡河救援与武勃大战于士乡（在今河南洛阳市东）大破之斩武勃。李轶对武勃“闭门不救”。 冯异见分化瓦解策略已经奏效乃上奏刘秀。刘秀为进一步激化李轶、朱鲔间的矛盾故意泄漏李轶与冯异通书信的内容朱鲔闻知大怒派人刺杀李轶；并派讨难将军苏茂将兵数万人渡河进攻温县（今河南温县西）同时他自己也率兵数万人进攻洛阳西北的平阴（属河南郡今河南孟津县北）以牵制冯异。冯异与寇恂先合兵击破苏茂然后冯异所部渡河攻朱鲔朱鲔逃归洛阳冯异军直追至洛阳城下围城一周而归。在这次战役中冯异先用离间计乘机攻克了不少县城后来又与寇恂密切配合大败洛阳更始军队不仅保住了河内而且扩大战果攻下洛阳周围各地使洛阳之敌成为釜底游鱼更始政权在关东势力几乎一扫而光。所以这是刘秀在河北独树一帜后和更始政权在争夺关东地区中一次带有决定性意义的大捷。冯异同寇恂在这次战役中立下了大功。 劝刘秀称帝捷报传到河北诸将纷纷到刘秀府庆贺并劝他即位称帝。刘秀乃遣使令冯异来鄗邑计议。冯异劝刘秀“宜从众议上为社稷下为百姓。”刘秀告诉他：昨夜梦乘赤龙上天醒后心中动悸不安。冯异说这是天命所示。遂与诸将定议上尊号。刘秀所以不远千里宣召冯异一来是因为冯异是拥戴他最得力的亲信；二来是因为冯异在广大将士中有很高的威望他的建议能使众人信服。 平定关中建武二年（公元26年）大封功臣更封冯异为阳夏侯。这时关中遍地饥荒原来盘踞汉中地区（今陕南）的延岑出兵侵扰长安以西各地各郡县豪强地主纷纷拥兵自守赤眉军因给养困难将士多欲东归。光武以邓禹经营关中日久无功乃以冯异代邓禹率兵入关主持关陇地区军事。光武亲自送至河南赐以七尺宝剑告诫他说：“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诸将非不健斗然好虏掠。卿本能御吏士愿自修敕无为郡县所苦。”冯异受命西行布施威信一路投顺者众。 当时正值赤眉军自长安东归与冯异部汉军相遇于华阴两军相持六十余日。建武三年（公元27年）春光武派遣使者任命冯异为征西大将军。这时大司徒邓禹奉诏率车骑将军邓弘等引兵东归亦到达华阴他们要求与冯异合兵进攻赤眉军。冯异认为现在光武帝“使诸将屯渑池要其东而异击其西一举取之此万成计也”。邓禹、邓弘不听。邓弘领兵攻赤眉被赤眉军击溃冯异不得已只好同邓禹一起率兵前往救援赤眉军稍稍向后退却。冯异劝邓禹暂且收兵邓禹贪功追击被赤眉军挥戈反击打得大败士卒死伤逃散溃不成军邓禹逃奔宜阳。冯异与麾下数人弃马步行走上回溪阪（今河南渑池县南）收集溃卒并纠集附近地主武装数万人整军复战先以精兵伏道旁令其身着赤眉军服装假扮赤眉军然后纵兵会战俟赤眉军疲劳时伏兵尽起赤眉军不别真假惊惶失措大败于崤底（今河南渑池县西南）余众十余万东奔宜阳陷入重围之中被迫投降。于是光武赐书褒奖冯异称其“始虽垂翅回溪终能奋翼渑池”令其入关平定关中。 当时关中各地群雄割据豪强地主武装分据各郡县从汉中北上的延岑自称武安王纠集一部分地主武装围攻冯异异纵兵反击大破之延岑经武关（今陕豫边境）逃窜南阳其余豪强势力亦6续投降。经过三年时间终于取得了平定关中的胜利。当时有人上书言冯异专制关中百姓归心；异亦以在外久不自安请求解职还朝。光武乃派使者以上告奏书令冯异观看并亲自召见商议进取巴蜀之策临行赐以珍宝、衣服、钱帛令其妻子相随入关以示不疑；命其率领大军与诸将共同攻取割据天水、陇西两郡（今甘肃东南部）的隗嚣。 建武六年（公元3o年）夏光武以隗嚣叛汉派遣大司马吴汉、建威大将军耿弇、虎牙大将军盖延等七将军攻之为其所败。隗嚣部将王元、行巡乘胜侵扰关中冯异与征虏将军祭遵分别击破之。于是原来归附隗嚣的北地郡豪强领耿定等纷纷投降乃使冯异进军义渠（今甘肃宁县西北）兼领北地太守事。不久冯异又出兵打败割据西北的卢芳的部将贾览和匈奴薁鞬日逐王平定了上郡、安定郡。刘秀又令其兼行安定太守事。建武九年祭遵卒后又令冯异以征西大将军兼征虏将军领其部众。这时隗嚣病死部将拥立其子隗纯据守冀县（今甘肃天水市西北）光武又令冯异行天水太守事与诸将围攻冀县。第二年冯异病逝军中谥为节侯。 冯异出身儒生曾为郡吏又通晓《孙子兵法》既有文才也长于武略不仅战功卓著在云台诸将中名列前茅；而且治理郡政也是很有成绩史称其在关中时“怀来百姓申理枉结出入三岁上林成都”。其为人谦退不伐居功不傲可谓难能可贵。 第三十章岑彭贾复吴汉第一节岑彭劝降朱鲔岑彭（？—35）字君然南阳郡棘阳县（今河南南阳市南）人。王莽末年任棘阳长。绿林军起义攻破棘阳他带领家属投奔王莽前队大夫甄阜甄阜战死后又逃归宛城（今南阳市）与前队副大夫严说坚守该地。绿林军围攻数月城中粮尽二人乃举城投降。刘玄封岑彭为归德侯令其听刘縯节制。刘縯被刘玄杀掉后岑彭又为大司马朱鲔部下校尉随从朱鲔攻破淮阳城（今属河南）杀王莽政权扬州牧李圣。以此朱鲔推荐他为淮阳都尉。不久又以攻破反将徭伟有功升迁为颍川太守。 当时汉朝宗室舂陵（今湖北枣阳南）人刘茂起兵攻下颍川郡岑彭不得就任乃同部下数百人投奔他的同乡河内太守韩歆。这时刘秀正率领所部南下攻取河内韩歆准备据城抵抗岑彭进谏他不采纳。继而刘秀大军迅包围了河内郡城怀县（今河南武陟县西）韩歆仓皇失措只得投降。岑彭表示愿为刘秀效劳又建议用韩歆。刘秀接受了他的意见任命韩歆为邓禹的军师。 当时更始政权大将军吕植率兵驻扎淇园（今河南淇县北）岑彭因奉命前往招降故被任命为刺奸大将军使其督察驻守邺城的更始各营军队。后又从刘秀北上平河北。光武称帝后他为廷尉行大将军事。当他与大司马吴汉等围攻洛阳时更始大司马朱鲔据城坚守数月未能攻下。岑彭曾为朱鲔部下校尉故光武命他前往说降。朱鲔自以为杀害过光武兄刘縯又劝阻过刘玄派遣光武北伐畏罪而不敢降。岑彭把朱鲔的顾虑一一报告刘秀光武说：“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鲔今若降官爵可保况诛罚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于是派岑彭向朱鲔说明此意朱鲔乃来降。光武乃拜朱鲔为平狄将军封扶沟侯后来又任命他为九卿子孙世袭侯爵。 平定荆州建武二年（公元26年）光武命岑彭率领大军南下平定荆州由洛阳出连克南阳郡所属之犨县（今河南鲁山县东南）、叶县（今河南叶县西南）等十余城。这时荆州情况非常混乱。南郡人秦丰割据黎丘（今湖北宜城西北）先后攻占邔县、宜城、新野、穰县、湖阳等十二县自称楚黎王；董据堵乡（在堵阳附近堵阳在今河南方城县东）；许邯据杏聚（属复阳县今河南桐柏县东北）；此外更始诸将还拥兵割据南阳等地。光武以岑彭兵力不足又增派大司马吴汉率军南征所部军纪不佳“所过多侵暴”。当时破虏将军邓奉所部正驻扎其家乡新野看到吴汉的军队掠夺他的乡里非常气愤遂兵击破吴汉军屯驻淯阳（今河南新野县北）与荆州各地割据势力串通一气形势更加严峻。这年秋天岑彭所部攻克杏聚许邯投降光武乃晋升岑彭为征南大将军。又派建威大将军耿弇、建义大将军朱祐、汉忠将军王常等会同岑彭讨伐邓奉。先攻董于堵乡邓奉率所部万余人救援。1本节主要取材于《后汉书·岑彭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 由于邓、董所部皆南阳精兵岑彭等围攻数月未能下。建武三年（公元27年）光武亲自南征至叶县遭到董部将的狙击岑彭急率兵往援大破董部。光武进至堵阳邓奉闻讯逃归淯阳董势孤被迫投降。岑彭乃与贾复、耿弇及积弩将军傅俊、骑都尉臧宫等联合追击邓奉于淯阳县北之小长安（今河南南阳南）接战。邓奉大败穷蹙投降。光武意欲赦免邓奉岑彭与耿弇建议严惩之于是处以极刑。 平定邓奉叛乱后光武令岑彭率领将军傅俊、臧宫、刘宏所部共三万余人南下进攻秦丰初战告捷攻下了新野县的黄邮聚。秦丰与其大将蔡宏乃集结主力坚守邓县数月不能下。光武使人责问岑彭岑彭乃用声东击西的计策扬言进攻山都（今湖北光化县南）暗中却渡过汉水并击败秦丰大将张杨于襄阳之阿头山然后出奇兵从山谷伐木开道突袭黎丘秦丰、蔡宏闻报大惊回师救黎丘。岑彭以逸待劳大败秦丰军杀蔡宏。秦丰相赵京以宜城降并与岑彭合围秦丰于黎丘。当时荆州另一割据势力田戎拥兵据有夷陵（今湖北宜昌市）与秦丰合流。岑彭出兵攻田戎田戎大将伍公投降田戎便逃回夷陵。岑彭围攻秦丰三年共斩杀秦丰士卒九万余人。光武亲赴黎丘奖赏将士更封岑彭为舞阴侯。当时黎丘被围已久粮食将尽士卒仅有千余人。光武以为不足虑乃以朱祐代岑彭围城令岑彭率领傅俊等消灭田戎的残余势力。岑彭遂攻克夷陵田戎与亲随数百人逃入蜀地其妻子和将士数万人被俘。不久朱祐攻陷黎丘秦丰出降送至洛阳斩于是荆州割据势力遂告平息。之后岑彭屯兵于江陵之津乡写信给他的至友交州牧邓让“陈国家威德”又遣偏将军屈充移檄江南班行诏命。于是邓让与江夏太守侯登、武陵太守王堂、长沙相韩福、桂阳太守张隆、零陵太守田翕、苍梧太守杜穆、交趾太守锡光等相率遣使贡献悉封为列侯。荆州北部的平定和荆州南部以及岭南郡的归附岑彭之功居多。 西进伐蜀建武八年（公元32年）岑彭率领所部随从光武进攻天水与吴汉围隗嚣于西城（今甘肃天水市西南）。割据巴蜀的公孙述派遣大将李育出兵救嚣助其防守上邦（今甘肃天水市）。当时颍川、河东兵民骚动。光武乃东归洛阳命盖延、耿弇率所部围上邽；又令岑彭：“两城若下便可将兵南击蜀虏。”不久隗嚣大将行巡周宗率领巴蜀救兵前来接应而汉军粮食将尽不得已退回关中岑彭率领所部担任后卫奋力击退隗嚣派出的追兵故诸将得以在撤退中安全东归。之后岑彭率所部还屯荆州之津乡作西攻巴蜀的准备。 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在消灭陇西隗嚣割据势力之后光武派遣岑彭、吴汉率领诛虏将军刘隆、辅威将军臧宫、骁骑将军刘歆荆州南阳、武陵、南郡三郡兵以及桂阳、零陵、长沙三郡棹卒（水军）共六万余人战马五千匹会师荆门（荆门山在今湖北宜昌市东南）西进伐蜀消灭公孙述。当时蜀将田戎、任满、程汛所部数万人占据夷陵、夷道（今湖北宜都县）在夷陵南长江两岸的荆门山、虎牙山“横江水起浮桥、斗楼、立櫕柱绝水道结营山上以拒汉兵”。岑彭乃使偏将董奇率舟师直冲浮桥引火焚烧浮桥斗楼汉军舟师顺风并进蜀兵大乱坠水淹死者数千人。斩任满俘程汛田戎逃至江州（今四川重庆市）。岑彭率部溯江西上过江关（今四川奉节县东）直抵江州。因守将田戎军粮充足易于坚守乃令部将杨骏围江州自率大军西上。公孙述令大将延岑、吕鲔、王元率大军分别扼守广汉（今四川射洪县南）、资中（今四川资阳县）。岑彭乃为疑兵之计使护军杨翕、臧宫将兵与延岑等对垒相拒而自帅舟师自江州沿江西上昼夜兼行二千余里攻克武阳（今四川彭山县）前锋直抵广都（今四川双流县）距成都不过数十里。公孙述大惊以杖击地曰：“是何神也！”乃遣刺客诈降刺杀岑彭。谥曰壮侯。后来吴汉继之终于平定巴蜀。 岑彭与冯异都在王莽时代当过官吏。刘縯、刘秀识之于囚徒之中拔以为幕僚后来兴立功业在东汉中兴功臣中号称贤将。范晔称岑彭之“信义”主要是指他在征伐中军纪严明不受馈赠不扰民“持军整齐秋毫无犯”。比之吴汉“屠成都”1是有天壤之别的。 1《后汉书·光武纪》。 第二节贾复立功于河北贾复（？—55）字君文南阳郡冠军县（今河南邓县西北）人出身儒生。青少年时代从舞阴（今河南泌阳县北）李生攻读《尚书》以胸怀大志、勤奋好学受到师友的器重。王莽末年为县吏奉命与同僚十余人到河东地区（今山西西南部运城一带）运盐途中遇盗同僚十余人皆弃盐而逃唯独他运盐而归受到人们称赞。 绿林军起义后贾复聚众数百人响应自称将军。更始政权建立后他率众归附刘玄族兄汉中王刘嘉被任命为校尉。后来贾复以更始政权日趋腐败形势岌岌可危乃劝说刘嘉脱离刘玄另树一帜。 刘嘉不愿背叛刘玄但写书向刘秀推荐贾复。贾复持刘嘉推荐他的书信前往河北先拜见了邓禹然后通过邓禹谒见了刘秀被委任为破虏将军督（“督盗贼”）。刘秀见贾复所乘马羸弱即解自己所乘良马以赐之。大司马督段孝等人排挤他禀告刘秀调他为鄗县尉。刘秀对这些人说：“贾督有折冲千里之威方任以职勿得擅除。”不许他们把贾复排挤出幕府。不久刘秀到了信都（今河北冀县）擢贾复为偏将军。 贾复感刘秀知遇之恩在攻取河北的历次战役中挥了重要的作用。他在扈从刘秀攻克邯郸消灭王郎的战役中以战功升任都护将军。不久又扈从刘秀在河内郡射犬（今河南武陟县西北地区镇压青犊这支河北起义军。他手执旌旗一马当先率领所部冲锋陷阵“所向皆靡贼乃败走诸将咸服其勇”。后来他率师北上与五校农民军大战于真定（今河北石家市东北）也是身先士卒奋不顾身以致身负重伤。刘秀闻讯大惊深表关怀说：“我所以不令贾复别将者为其轻敌也。果然失吾名将。闻其妇有孕生女耶我子娶之；生子耶我女嫁之不令其忧妻子也。”伤愈后刘秀待之更加亲近。他又率军南下攻破邺城打击更始政权在河北地区的军事力量。 以勇武见称光武即位后任贾复为统管禁军的执金吾封冠军侯。先令其渡河围攻洛阳击败更始大将陈侨部。不久洛阳守将朱鲔投降。但当时更始郾王尹尊及诸大将在南方未降者尚多以尹尊所部最强。贾复再次自愿充当先锋遂使其攻郾连战皆捷尹尊投降。又乘胜挥戈东向进攻更始淮阳太守暴氾暴氾亦降。接着6续攻克洛阳东南的郾城、召凌、淮阳、新息等地。建武三年（公元27年）晋升为左将军率军屯驻新安（今河南渑池县东）、渑池（今河南渑池县西）间狙击赤眉军。后南下与光武会师宜阳（今河南宜阳西）最后迫降赤眉军。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光武统一全国。更封贾复为胶东侯食邑六县在封侯诸将中为最多。他得知光武在统一后“欲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拥众京师”遂解除军职以列侯加特进奉朝请。与高密侯邓禹率先倡导儒学“阖门养威重受《易经》知大义”。当时功臣朱祐等推荐贾复宜为宰相光武虽严格执行“功臣并不用”的政策未加1本节主要取材于《后汉书·贾复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 许可但仍允贾复、邓禹和李通三人得预国家大政在功臣中恩宠最深。贾复虽然出身文士但在东汉中兴功臣中以勇武见称。临阵果敢身先士卒；但很少独当一面以显大将之才。 第三节吴汉因武功为大司马吴汉（？—44）字子颜南阳郡宛县（今河南南阳市）人出身贫苦为人质厚少文青年时代曾在本县当过亭长。王莽末年他因门下宾客犯法恐怕株连逃至渔阳（今北京市密云县西南）以贩马为业往来燕蓟之间（今河北北部及北京市一带）结交各地豪杰。更始政权建立后刘玄派遣南阳人韩鸿为使臣前去招降河北地区各州郡。韩鸿召见吴汉非常器重遂以刘玄的名义委任为安乐县（今北京市顺义县附近）县令。 当时王郎假托汉成帝后裔割据邯郸刘秀亦以更始政权大司马名义经略河北河北各州郡王莽故吏何去何从深感困惑。吴汉素闻刘秀有忠厚长者之名决心归附。他劝渔阳太守彭宠归附刘秀以建功立业。彭宠乃决定归附刘秀并派吴汉与上谷郡诸将会师南下去追赶刘秀沿途攻杀王郎派到幽州各地的将帅在冀州巨鹿郡的广阿（今河北隆尧县东）赶上了刘秀。刘秀任吴汉为偏将军使其率骑兵围攻邯郸攻克邯郸后赐号建策侯。 为了补充兵源刘秀准备到幽州去征兵但又顾虑刘玄所派幽州牧苗曾从中作梗。晚间召见邓禹询问谁去可以完成征兵的任务邓禹推荐吴汉说：“其人勇鸷有智谋诸将鲜能及者。”刘秀乃拜吴汉为大将军持节征幽州所属十郡骑兵。苗曾听说后果然暗中在军事上作了部署并下令各郡不得兵。吴汉采取先制人的策略率领随从二十人前去苗曾驻地——无终（属右北平郡今河北蓟县）苗曾见其人少以为没有准备便亲自出城迎接。吴汉乘其无备令随从就地斩杀之。于是幽州各郡震恐吴汉征调全部兵员南下至清阳（今河北清河县东南）刘秀驻地待命。 更始二年（公元24年）刘秀乘更始尚书令谢躬北征尤来农民军令吴汉、岑彭袭取邺城（今河北磁县南）。当时谢躬北征尤来留大将刘庆、魏郡太守陈康共守邺城。吴汉派人劝降陈康乃开城投降。后来谢躬兵败回邺又乘其不备伏兵杀之。吴汉兵不血刃夺得了邺城降数万之众。此后吴汉又随刘秀北上进攻铜马、重连、高湖各支农民军常率骑兵冲锋陷阵。刘秀占领河北全境后他又与诸将劝进。光武即位后以吴汉功高拜为大司马统帅全军更封舞阳侯。 东征告捷建武二年（公元26年）春吴汉率领大司空王梁、建义大将军朱祐、大将军杜茂、执金吾贾复等大破檀乡农民军于邺城以东之漳水上农民军十余万人被迫投降。光武派使者封吴汉为广平侯食邑四县。后又率军南下扫荡河内郡各地豪强割据的屯聚；又进兵南阳攻取更始诸将据守的宛、涅阳（今河南南阳市西南）、郦（今南阳市北）、穰（今河南邓县）、新野各县。然后与秦丰军大战于新野之黄邮水击败之；又与冯异军北上击溃铜马、五幡农民军余部于新安（今河南渑池县东）。 建武三年（公元27年）春吴汉率领建威大将军耿弇、虎牙大将军盖延进攻驻屯在河内郡轵县（今河南济源县南）地区的青犊农民军最后迫使这1本节主要取材于《后汉书·吴汉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 支起义军投降。之后又率领骠骑大将军杜茂、强弩将军陈俊等南下攻打割据梁地（今河南东部）的梁王刘永困其大将苏茂于广乐（今河南虞城北）。刘永手下另一大将周建率兵十余万人前来救援吴汉以轻骑接战。初战失利坠马伤膝只得还营养伤诸将对他说：“大敌当前而公伤卧众心惧矣！”吴汉乃勃然裹创而起椎牛饷士士气大振。次日天明周建、苏茂出兵围吴汉军。吴汉选精兵为前锋奋力还击结果大破之。苏茂、周建弃城突围出走。吴汉留杜茂、陈俊守广乐自率大军与盖延围刘永于睢阳（今河南商丘市）。不久城中食尽。刘永、苏茂、周建等弃城出走刘永部将庆吾杀永以降。于是梁地宣告平定。 建武四年（公元28年）吴汉又先后率领陈俊、王梁、耿弇、王常等扫荡河北农民军余部五校、富平、获索等各路农民军。第二年吴汉随光武东征董宪。东海郡人董宪王莽末年起兵攻占郡城同时琅邪郡人张步亦起兵攻占琅邪郡。归附更始政权的梁王刘永遣使拜董宪为翼汉将军张步为辅汉将军。刘永死后其子刘纡为主。后来在汉兵追击下刘纡与其将苏茂先后逃奔东海与董宪合兵。建武五年（公元29年）光武派遣平狄将军庞萌与虎牙大将军盖延共击董宪诏书只下到盖延处庞萌怀疑光武听信盖延谗言不信任他遂兵反叛与董宪合流。光武闻知大怒率兵亲征庞萌、董宪。吴汉先后在东海郡之新阳、建阳（皆在今山东枣庄市南）等地击败董宪。后来董宪逃至郯县（今山东邦城附近）吴汉又率军攻克之。董宪与庞萌乃南下退保朐县（今江苏连云港市西）吴汉又跟踪追击进围朐城。第二年城中粮尽吴汉遂下其城董宪庞萌逃出但先后被人追斩；同时张步亦被斩苏茂投降。东方诸郡国完全平定。 西伐失利关东平定后光武以陇、蜀未平令吴汉率军入关中镇守长安。建武八年（公元32年）吴汉随光武西征隗嚣与岑彭围隗嚣于西城关中诸郡甲卒亦奉调围城。光武将东归告诫吴汉说：“诸郡甲卒但坐费粮食若有逃亡则沮败众心宜悉罢之。”吴汉与诸将以兵多势众贪图留诸郡兵以借其力遂不遵命后来果然粮食短缺士卒逃亡。隗嚣部将行巡周宗亦率所借蜀兵前来救援吴汉终以军粮不继而告败退。直至建武十年（公元34年）隗嚣割据势力才得以平定。 平定蜀地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吴汉奉命率征南大将军岑彭自荆州入蜀讨伐公孙述。岑彭攻破荆门后率领大军长驱入蜀吴汉留守夷陵装修舟船。事毕后率所部三万人溯江西上适逢岑彭遇刺身亡便兼领所部大军。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春吴汉率部与公孙述大将魏克、公孙永大战于南安县（今四川乐山市）鱼涪津大破蜀军遂北上进攻武阳歼灭前来救武阳的蜀将史兴部众乘胜攻下成都西南的广都前锋直逼成都市郊。光武曾经告诫吴汉：“成都十余万众不可轻也。但坚据广都待其来攻勿与争锋。若不敢来公转营迫之须其力疲乃可击也。”吴汉求胜心切率步骑兵二万余人进逼成都倚江为营。自驻江北留副将武成将军刘尚率万余人屯守江南相去二十余里在江岸修筑浮桥作为联络。光武闻知大惊遣使责问吴汉说：“比敕公千条万端何意临事勃乱！既轻敌深入又与尚别营事有缓急不复相及。贼若出兵缀公以大众攻尚尚破公即败矣。幸无它者急引兵还广都。”诏书未到公孙述果然使其将谢丰、袁吉率兵十余万围攻吴汉另派兵万余人攻刘尚使其两不能救。吴汉与谢丰大战一日兵败还营召诸将训话：“今与刘尚二处受围势既不接其祸难量。欲潜师就尚于江南并兵御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为战大功必立；如其不然败必无余。成败之机在此一举。”诸将应诺。于是闭营三日不出乘谢丰等不备夜间拔营疾走与刘尚合军。谢丰、袁吉觉后急忙率兵追击。吴汉等奋力迎战大败蜀军斩谢丰、袁吉。此后两军激战于广都、成都之间汉军八战皆捷遂围成都。这年十一月辅威将军自北道攻破涪城（今四川绵阳市）南下至成都北郊与吴汉军合围。公孙述乃自率数万人出城大战吴汉使护军高午、唐邯率精兵数万人冲锋陷阵蜀兵大乱高午冲入阵中刺伤公孙述公孙述返回城中伤重而亡。次日公孙述大将延岑开城出降。吴汉、刘尚、臧宫率部入城“遂放兵大掠焚述宫室”1兵民死者不可胜数。光武闻之大怒谴责吴汉又指责汉副将刘尚失伐罪吊民之义。于是巴蜀平定全国宣告统一。 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吴汉奉命率领扬武将军马成、捕虏将军马武北击匈奴。十八年蜀郡守将史歆据成都反光武又令吴汉率刘尚、臧宫将兵讨平之。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吴汉病死。死后按西汉霍光葬礼旧例北军五校尉所属兵车、甲士送葬赐谥忠侯。 吴汉刚强果敢勇于任事；东征西伐屡立大功。自建武元年起任大司马以终其身。生活俭朴不多置田宅。然为将不注意整饬军纪放纵将士残害百姓甚至有屠城之举。 1《后汉书·公孙述传》。 第三十一章耿弇祭遵铫期王常第一节耿弇征兵护军耿弇（3—58）字伯昭扶风茂陵（今西安市西郊）人出身官僚家庭。其父耿况字侠卿王莽末年任上谷郡太守。耿弇少年时代学《诗》习《礼》以勤奋好学著称。他常见郡中岁终举行郡试讲武练兵由衷爱好因而学习骑射“由是好将帅之事”。既有文才又兼武略。 更始政权建立后派遣将帅到各地建立统治据点其中有的人凭借权势撤换了一些郡县的太守县令。耿况以为自己系王莽故吏心中非常不安命年方二十一岁的耿弇去朝见刘玄贡献方物以图巩固自己的地位。耿弇从上谷南行至宋子县（今河北赵县东北）适逢王郎起兵邯郸自称汉成帝之子刘子舆。随从耿弇的上谷郡吏孙仓、卫包信以为真遂投奔王郎。耿弇以长安道路阻隔听说更始大司马刘秀在卢奴（今河北定县）乃北上晋见。刘秀任他为门下吏。他请求回上谷兵攻取邯郸刘秀听后大笑说：“小儿曹乃有大意哉！” 不久刘秀北至蓟城（今北京市）听说邯郸派兵来蓟即准备南下。 耿弇以为不可。他说：你的同乡彭宠为渔阳太守我的父亲为上谷太守可以此两郡控弦万骑壮大力量。刘秀官属都不愿北行计议未定蓟城扰乱。刘秀匆忙南下官属走散。耿弇走至昌平劝说其父耿况归附刘秀。耿况派郡吏寇恂前往渔阳约同渔阳太守彭宠兵支持刘秀二郡各骑兵二千、步兵一千。于是耿弇、寇恂、景丹率上谷兵与吴汉所率渔阳兵会师南下沿途击斩获王郎的大将、九卿、校尉以下四百余人及士卒三万余人攻取涿郡、中山（今河北定县一带）、巨鹿、清河、河间（今河北献县一带）所属二十余县。行至广阿（今河北隆尧县东）追赶上刘秀。这时刘秀正在进攻王郎见二郡兵来大悦封耿况为大将军、归义侯其余皆为偏将军。耿弇、吴汉、寇恂、景丹等率领部众随从刘秀攻克邯郸。 劝刘秀拒更始之命刘秀势力的展引起了更始政权的疑忌。更始二年（公元24年）刘玄派遣使臣持节立刘秀为萧王令其罢兵率领部下将士还长安另派苗曾为幽州牧韦顺为上谷太守蔡充为渔阳太守企图把刘秀在河北地区的势力瓦解掉。当时刘秀昼卧于邯郸宫温明殿。耿弇前至床前密谋他说：“今更始失政君臣淫乱诸将擅命于畿内贵戚纵横于都内百姓不知所从公事南阳破百万之军；今定河北据天府之地。以义征伐号响应天下可传檄而定。天下至重不可令它姓得之闻使者从西方来欲罢兵不可从也。”刘秀听了十分高兴——一面以河北未平不能回朝辞谢刘玄一面拜耿弇、吴汉为大将军令其北上征幽州十郡（上谷、渔阳、涿郡、广阳、勃海、右北平、辽西、辽东、玄菟、乐浪）兵。耿弇到上谷1本节主要取材于《后汉书·耿弇传》凡引本传文字不另加注。 斩韦顺、蔡充吴汉亦杀掉苗曾率幽州兵南下随刘秀转战河北各地。在击破铜马、高湖、青犊、赤眉、尤来、五幡、大枪等各路农民军的战役中耿弇常率精锐骑兵为前锋屡立战功。光武称帝后以耿弇在攻取河北中立有大功拜为建成大将军建武二年（公元26年）更封好畤侯食邑两县。建武三年（公元27年）延岑自汉中出武关（今陕豫边境）侵扰南阳所属各县攻下数城耿弇率军与延岑大战于南阳西北之穰县大败之。延岑与数骑逃奔东阳（东阳聚属淯阳县今河南邓县东南）与秦丰合。 北征彭宠先是这年春天彭宠攻陷蓟城自称燕王涿郡太守张丰起兵响应。耿弇击败延岑后随光武至舂凌（今湖北枣阳县南）自告奋勇请求“定彭宠于渔阳取张丰于涿郡还收富平、获索东攻张步以平齐地”。光武谓其有壮志甚为嘉许。建武四年（公元28年）命他率兵进攻渔阳。但他又以为其父耿况曾与彭宠有故旧之谊又没有家属留在洛阳恐怕引起疑心故上书请求回到洛阳。光武下诏要他放心并命其与王常“共屯涿郡勉思方略”。耿况闻知亦不自安命耿拿弟耿国到洛阳侍候天子以表忠心。光武为嘉奖耿况父子的忠诚进封耿况为阴麋侯增加了食邑。命耿弇与建义大将军朱祐、汉忠将军王常等进攻望都（今河北望都县西北）、故安（今河北易县东南）等地的农民军；另派征虏将军祭遵屯良乡（今河北涿县北）骁骑将军刘喜屯阳乡（今河北固安西北）同彭宠对峙。彭宠自领数万大军并派其弟彭纯率领匈奴骑兵二千余人分两路袭击祭遵、刘喜军。当匈奴骑兵行经昌平以北军都山时遇到耿弇弟耿舒伏兵袭击匈奴两王被斩彭宠退走。耿况、耿舒父子又出兵攻彭宠攻取军都。建武五年（公元29年）二月彭宠死后光武嘉奖耿况父子在平定彭宠中之功但以“边郡寒苦不可久居”1派光禄大夫樊宏迎耿况回洛阳赐甲第奉朝请封耿舒为牟平侯。同时令耿弇与大司马吴汉率兵进攻结集平原（平原郡在今山东北部德州一带）地区的富平、获索两支农民军农民军四万余人被迫投降。 东伐张步在镇压平原农民军后光武下诏命耿弇率领骑都尉刘歆、太山太守陈俊二将军讨伐割据齐地的张步。张步闻之令其大将军费邑在历下（今山东济南市）驻扎重兵又分兵驻屯祝阿（今济南市西）另于太山郡、钟城（今济南市南）列营数十待耿弇来攻。耿弇渡过黄河后先攻取祝阿围城时故意留一角使祝阿人逃奔钟城。钟城兵民闻祝阿失守大惧纷纷逃奔。于是汉军不战而取得了钟城要塞。费邑又遣其弟费敢把守要隘巨里（又名巨合城在今山东济南市东、章丘县西）。耿弇令军中修理攻具扬言三日后攻巨里引诱费邑前来救援。至预定日期费邑果然统率三万精兵前来耿弇留三千人围巨里自率精兵埋伏山坡两侧当费邑兵到居高临下冲击之敌兵大溃斩费邑费敢逃走。然后纵兵扫荡未降的残兵四十余营一举平定了济南郡（今济南市及其附近各县）。 1《后汉书·耿弇传》注引《袁山松书》。 当时张步据有城阳、琅邪、高密、胶东、东莱、北海、齐、千乘、济南、平原、太山、临淄等十二郡（皆在今山东境内）刘永封之为齐王都剧县（今山东昌乐县西）。耿弇攻克济南郡后进逼剧城。张步乃使其弟张蓝率领精兵二万驻守临淄（今属山东）西北的西安各郡太守所部万余人驻守临淄相距四十余里。耿弇进军画中（邑名在西安东南）位于二城之间。他以为西安城小而坚固张蓝部下多是精兵易守难攻临淄城虽大而易攻。便准备采取声东击西的策略扬言五日后将攻西安实则出其不意而进攻临淄。攻拔临淄则西安孤立易取。他向诸将说明用意。诸将心服乃进攻临淄仅半日即克之。张蓝闻之弃城逃归剧县于是不战而又夺取了西安。耿弇乃下令军中暂不攻剧县扬言须张步至乃攻之以激怒张步。张步果中其计欺耿弇兵少远来而可一举歼之遂与其弟张蓝、张弘、张寿合兵号二十万进至临淄大城东。耿弇“故示弱以盛其气”乃引归小城陈兵于内。张步气盛直攻弇营与刘歆等合战。耿弇升王宫坏台望之观歆等交锋乃自引精兵以横突张步陈于东城下大破之。耿弇股中飞矢以佩刀截之“左右无知者”。次日乘胜再战了一整天又大破之。张步于平寿力竭投降。于是齐地完全平定。此后耿弇又参与了攻灭隗嚣诸战役。耿弇“凡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尝挫折”。建武十三年（公元34年）光武统一全国后耿弇上大将军印绶以列侯奉朝请。永平元年（公元58年）病逝终年五十六岁谥为愍侯。 耿弇能文能武有勇有谋初见光武便建议攻取邯郸后在南阳又献平张步之策即范史所谓“决策河北定计南阳”在光武经营河北、平定齐地中建立了大功。 第二节祭遵执法严战斗勇祭遵（？—33）字弟孙颍川郡颍阳县（今河南襄城县东北）人少时好读儒家经书。家境虽然富裕但他节俭朴素。县中以为他是柔弱书生经常欺负他引起他的愤怒结交宾客刺杀之。从此乡里始知其外柔内刚而惮之。 王莽末年祭遵任颍阳县吏。昆阳之战以后投靠刘秀充当管理文书的门下史随刘秀出征河北为执行军法、整顿军纪的军市令。侍候刘秀的舍中儿仗势犯法祭遵立即格杀之。刘秀大怒命人把祭遵抓起来。经人劝说刘秀赦免了祭遵以为刺奸将军。并告诫诸将说：“当备祭遵！吾舍中儿犯法尚杀之必不私诸卿也。”不久命祭遵为偏将军随从刘秀平定河北以军功封侯。 建武二年（公元26年）春天光武大封功臣拜祭遵为征虏将军定封颍阳侯。这年二月陕县人苏况率众攻破弘农郡光武以弘农邻近京城洛阳急令祭遵与骠骑大将军景丹等率军入箕关（今河南济源县西）南下围攻盘踞弘农郡的苏况。祭遵被弩射中洞出流血众见他受伤稍有退却。祭遵叱止之士气大振“皆一人击十大破之”1。当时新城县（今河南伊川县1本节主要取材于《后汉书·祭遵传》凡引本传文字不另加注。 1辑本《东观汉记》卷九。 西南）蛮中聚（今河南汝阳县东南）人张满聚众称王光武诏令祭遵攻之。祭遵截断张满的粮道张满多次挑战祭遵坚壁不出。到了第二年春天乘张满饥困攻破之活捉张满而斩之。祭遵率兵南下在南阳附近的杜衍消灭掉邓奉余党邓终；又与建义大将军朱祐会师大败延岑与秦丰将张成于南阳之东阳聚斩张成。 北定渔阳同年涿郡太守张丰举兵叛乱自称无上大将军同上年动叛乱的渔阳太守彭宠连兵互相勾结。建武四年（公元28年）光武下诏命祭遵与建成大将军耿弇等率兵讨伐之。祭遵率领所部先到立即向张丰驻地起进攻张丰被部下孟厷擒着向祭遵投降。 平定涿郡后耿弇、朱祐、刘喜等奉命班师回朝只留下祭遵所部驻扎良乡抵御彭宠俟机进取。祭遵派遣部将傅玄率兵袭击彭宠部将李豪于潞城（今北京市东）大破之。两军对峙一年多祭遵所部屡次获胜彭宠党羽纷纷投降。建武五年（公元29年）彭宠为其奴所杀祭遵进军渔阳平定其地。 西拒陇蜀建武六年（公元3o年）春天光武下诏命祭遵与盖延、王常、马武、刘歆、刘尚等从天水郡入蜀讨伐公孙述。当时割据天水、陇西的隗嚣名义上虽称臣于汉实际上意存观望想要保持他的独立地位深恐汉军假道天水伐蜀灭掉自己所以借故推托不愿汉兵越过陇山进入自己境内。光武召集诸将计议众将都说：“可且延嚣日月之期益封其将帅以消散之。”即主张暂缓进取。唯独祭遵以为“隗嚣挟奸久矣。今若按甲引时则使其诈谋益深而蜀警增备固不如遂进。”即主张马上进兵。光武听从祭遵意见命他为前锋率兵先进。隗嚣令大将王元于陇坻（今甘肃静宁、庄浪、张家川以东地区）布防祭遵率兵进攻大败之追至新关（今甘肃张家川县南）。耿弇等率兵继至却被王元打败退回陇山以东地区。光武乃诏令诸将暂停进兵命祭遵所部■县（今陕西陇县南）耿弇所部驻漆县（今陕西彬县）冯异驻军栒邑（今陕西旬邑县东北）吴汉等军则还屯长安。隗嚣乘胜追击派部将王元进攻■县行巡进攻栒邑分别为祭遵、冯异击退。建武八年（公元32年）秋天祭遵等将随光武亲征隗嚣。越过陇山攻克略阳（今甘肃庄浪西南）隗嚣大将牛邯等十余人率士卒十余万投降隗嚣逃奔西城（今甘肃礼县北）命王元入蜀向公孙述求救。后来王元率救兵至打败了汉军吴汉、耿弇等亦以军粮不继后撤唯独祭遵坚守驻地光武下诏褒奖说：“将军连年距难众兵即却复独按部功劳烂然。兵退无宿戒粮食不预具今乃调度恐力不堪国家知将军不易亦不遗力。今送缣千匹以赐吏士。”1建武九年（公元33年）春祭遵病死军中归葬洛阳。葬礼非常隆重光武帝素服临之“至葬车马复临赠以将军、侯印绶”。 1《后汉书·祭遵传》注引《东观汉记》。 作风优良祭遵为人“廉约小心克己奉公赏赐辄尽与士卒家无私财身衣韦绔、布被夫人裳不加缘”。博士范升曾于祭遵死后上疏追称祭遵说：“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人不知有军。清名闻于海内廉白著于当世。所得赏赐辄尽与吏士。身无奇衣家无私财。同产兄午以遵无子娶妾送之遵乃使人逆而不受。自以身任于国不敢图生虑继嗣之计。临死遗诫牛车载丧薄葬洛阳。问以家事终无所言。任重道远死而后已。”光武把这篇奏疏遍示公卿叹息这种人实在难得。 第三节铫期立功河北铫期（？—34）字次况颍川郡郏县（今属河南）人。身材魁梧容貌威严。他的父亲铫猛曾经在西汉末当过桂阳郡太守。更始元年（公元23年）刘秀进军颍川郡时听说铫期有志尚义召他为贼曹掾主管盗贼之事。他随刘秀经营河北来到了蓟城（今北京市）。当时王郎布的檄书传到蓟城蓟城的豪强起兵响应王郎。光武见形势不妙慌忙出走意欲离开蓟城南下。但由于百姓相聚围观满街喧哗人行道被遮断。铫期骑马执戟瞋目怒视大喊戒严。于是众人望风逃散但走至城门城门已失攻之得出。刘秀到了信都（今河北冀县）后任用他为裨将与傅宽、吕晏都隶属邓禹部下。他攻占了附近县邑又完成了到房子县（今河北高邑县西南）去征兵的任务。邓禹欣赏他的才干命为偏将军管辖士兵二千人傅宽、吕晏二人各领兵数百人。邓禹向刘秀报告他的决定得到了刘秀的赞成并令铫期率兵攻取了真定（今河北石家庄市东北）、宋子（今河北栾城县东）又占领了乐阳（今河北石家庄市西北）、稾县（今石家庄市东南）和肥累（今河北晋县西）。 在消灭王郎割据势力的战役中铫期随刘秀与王郎大将倪宏、刘奉大战于巨鹿（今河北平乡县南）城下。他身先士卒冲锋陷阵手杀五十余人。额部受创整冠再战士卒亦皆奋勇当先遂大破王郎军。平定王郎后刘秀以铫期功高拜为虎牙大将军。铫期根据当时的客观形势建议刘秀顺乎民心意谓称帝。当时铜马农民军数十万人进入清阳（今河北清河县东南）、博平（今山东聊城县北）铫期与众将奋力迎战连战不利乃背水为阵决一死战。双方死伤甚多适逢刘秀率领大军前来救援铜马军陷入前后夹击之中遂败走馆陶（今属河北）被迫投降。后来又随刘秀袭击青犊、赤眉农民军于河内郡之射犬（今河南沁阳县境内）。农民军夺取铫期所部辎重铫期率兵反击手刃数十人自己也三处受伤。但仍然奋力苦战终于击败了农民军。在刘秀攻取河北的历次战役中他立下了汗马功劳。 稳定魏郡光武即位后封铫期为安成侯食邑五千户。当时檀乡、五楼农民军进入魏郡之繁阳（今河南内黄县北）、内黄（今河南内黄县西北）；同时魏郡的豪强大族又反覆无常时降时反；更始旧将卓京等又密谋在邺城动叛乱魏郡形势很不稳定。为了加强这方面的力量光武乃以铫期为魏郡太守行大将军事负责处理有关重大问题。到任后他先兵击破卓京斩其将士百人卓京本人逃亡。消灭掉这一势力之后铫期又出兵打退进入繁阳、内黄的农民军“郡界清平”。然后又着手解决豪强势力的问题。郡中督盗贼（官名）的李熊是邺城的豪族地主其弟李6密谋迎接檀乡农民军入城有人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铫期铫期召问李熊李熊叩头认罪愿与老母俱就死。铫期对他说：“为吏倘不若为贼乐者可归与老母往就6也。”使吏送出城李熊行求得6将诣邺城西门。李6不胜愧感自杀以谢期。期嗟叹2本节主要取材于《后汉书·铫期传》凡引本传文字不另加注。 以礼葬之而还熊故职。于是“郡中服其威信”。此后东汉朝廷在魏郡的统治日益稳定。 建武五年（公元29年）光武驾临魏郡。以魏郡局势已基本稳定调铫期回朝廷担任太中大夫之职随光武到了洛阳。不久又调任管辖宫廷禁卫军的卫尉卿。建武十年（公元34年）铫期病故光武亲临治丧谥为忠侯。范晔称铫期道：“重于信义自为将有所降下未尝虏掠。乃在朝廷忧国爱主。其有不得于心必犯颜谏诤。”这是很高的评价。 第四节王常王常（？—36）字颜卿颍川郡舞阳县（今河南舞阳县西）人。王莽末年为弟报仇亡命于江夏郡。王莽天凤四年（公元17年）荆州饥馑。王常与王凤、王匡等聚众数万人起义于云杜（今湖北京山县）活动于绿林山（在云杜西北）一带因号绿林军。绿林军推王凤、王匡为领王常为裨将攻云杜周围各县。后来王常同成丹、张卬率领一支起义军南下活动于南郡编县（今湖北宜城县西南）之蓝口聚号称下江兵。王莽派遣大将严尤、陈茂率领大军前来镇压。王常等战败乃率众转移到随县（今属湖北）以东的龙山、钟山一带。不久在随县以北的上唐乡打败了王莽荆州牧所部军队引军北上驻屯宛县东南的宜秋聚。 这时刘縯、刘秀兄弟率领的舂陵兵与王匡等率领的新市兵和陈牧等率领的平林兵会师在宛县以南的小长安聚被王莽打败各欲散去。刘縯听说下江兵在宜秋约同刘秀、李通前去和王常等联络。刘縯劝说王常与他们合兵反莽。王常同成丹、张卬商议丹、卬都说：“大丈夫既起当各自为主何故受人制乎？”王常心独归汉乃稍劝导其将帅。王常在军中素有威信成丹等诸将接受其意见。于是引兵与舂陵、平林、新市兵合诸部齐心同力士气高涨遂与王莽军展开决战大败之杀王莽大将甄阜、梁丘赐。更始元年（公元23年）二月绿林军诸将以“众虽多而无所统一”议定拥立宗室为帝。农民军将领中唯王常与南阳士大夫同意立刘縯但绿林军大部分将领都主张拥立刘玄于是立刘玄为帝建元更始。更始政权建立后任命王常为廷尉、大将军封知命侯。派他率兵北上攻取汝南、沛郡还到昆阳（今河南叶县）与刘秀等率众击破王邑、王寻所部王莽大军歼灭了王莽军队的主力。刘玄从洛阳迁都长安后命王常行南阳太守事予以赏罚大权封邓王食邑八县赐姓刘氏。 更始政权败亡后光武自鄗邑南下定都洛阳遣执金吾贾复等率兵南下于建武二年三月击破更始政权郾王尹遵。这年夏季王常携妻子前往洛阳归降光武“肉袒”谢罪。光武以王常与其兄刘縯相交颇深并在诸将中有较高威信对于他的归降非常高兴加以安慰夸奖王常诚心拥戴汉室。但对于王常久事刘玄不早归汉有责备之意。王常表示歉意并作了解释说：“更始不量愚臣任以南州。赤眉之难丧心失望以为天下复失纲纪。闻陛下即位河北心开目明今得见阙廷死无遗恨。”光武帝笑道：“吾与廷尉戏耳。吾见廷尉不忧南方矣。”于是召集公卿将军大会对群臣说：“常以匹夫兴义兵明于知天命故更始封为知命侯。与吾相遇兵中尤相厚善。”对王常归降深表欢迎并大加赏赐拜为左曹尚书封山桑侯。后来光武又在大会上对群臣说：“此家率下江诸将辅翼汉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于是拜王常为汉忠将军。建武二年（公元26年）八月邓奉反叛后命他率领诸将南下讨伐邓奉、董。后来又命他率兵北上平定河间（今河北献县一带）、渔阳等地豪强大族割据的屯聚。建武五年（公元29年）秋王常又随光武讨伐苏茂、庞萌。在攻打下邳（今江苏睢宁县北）之役中王常率领所部与敌军在城下决战城上矢如雨下他亲冒矢石奋勇当先。光武于高处望见恐其有失遣使召回下邳敌军亦开城投降。不久他又率领骑都尉王霸平定沛郡（今江苏沛县）等地。建武六年（公元3o年）受命1本节主要取材于《后汉书·王常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 率军西屯长安以备隗嚣。第二年光武派遣使臣拜王常为横野大将军位次与诸将绝席1高于诸将军以示尊宠。隗嚣大将高峻据朝那（属安定郡今宁夏固原县东南）他曾率兵击败之；又击败隗嚣部将于乌氏（属安定郡今宁夏固原南）；又平定沿边塞的西羌部落。建武九年（公元33年）他奉命北上驻屯涿郡之故安（今河北易县东南）防备卢芳勾结匈奴入侵涿郡。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王常病故在屯所谥为节侯。 王常为绿林军的主要领袖之一后来拥戴刘秀为帝。与同时起义绿林的马武并列云台成为中兴功臣中的著名将领。 1绝席：独坐一席以示尊显。《汉官仪》曰：“御史大夫、尚书令、司隶校尉皆专席号三独坐。”第三十二章桓谭班彪张衡桓谭、班彪、张衡是东汉前期在学术上有成就的人物。 第一节桓谭1多才多艺桓谭（前2o左右—约56）字君山沛国相县（今安徽淮北市相山） 人。其父于成帝时为太乐令。桓谭“以父任为郎”；或说桓谭入任是由宋弘的推荐2。 桓谭擅长音乐善于弹琴。宫廷举行宴会皇帝往往命他弹琴助兴3。他博学通达遍习《五经》皆训诂大义不为章句。能文章尤其喜欢古学多次从刘歆、扬雄辩析疑异。还喜欢歌舞杂戏。穿着简易不修威仪。对俗儒轻视讥笑因此多受排挤。 西汉末年桓谭官位不高不过当个郎官而已。他与傅晏相善。傅晏是傅皇后之父起先颇为得势稍后董昭仪受皇帝宠幸其兄董贤因裙带关系而用权傅皇后日益被疏远傅晏因失势而闷闷不乐。桓谭告戒他要防宫廷之变注意董贤的动向要收敛、谦退以避祸殃。傅晏接受了桓谭的意见才免遭董贤之害“故傅氏终全于哀帝之时”。 董贤当上了大司马闻桓谭之名要与他结交。桓谭是正派人物先奏书劝告他“以辅国保身之术”未被接受就不与他往来。王莽掌握大权时天下之士大多数对王莽吹牛拍马阿谀奉承以求升迁。桓谭则不然“独自守默然无言”故他这时仅为掌乐大夫。农民大起义时桓谭参予了活动被更始政权召任为太中大夫。 议论时政刘秀当上了皇帝（称光武帝）桓谭被征召待诏上书言事“失旨”即不符合光武帝的要求未被任用。后来大司空宋弘推荐了他任为议郎、给事中。 他呈上《陈时政疏》论说时政主要内容是：先任用贤人。他说：“国之废兴在于政事；政事得失由于辅佐。”故须任用贤能争取“政调于时”。他在《新论》里论道：“治国者辅佐之本。其任用咸得大才大才乃主之股肱羽翮也。”意思是皇帝的辅佐乃治国之本；国家用了大才犹如长了翅膀就可以腾飞。他认为贤才有“五品”最高级的是“才高卓绝于众多筹大略能图世建功者天下之士也。”就是说大贤的主要特点是能为国家出谋筹略建功立业。他指出自古以来在用人问题上有一些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在现和使用人才方面存在三难：一是贤才少而庸才多“少不胜众”贤才被凡庸所淹；二是贤才特异非凡往往不被1本节主要依据于《后汉书·桓谭传》凡引本传文字不另加注。 2参考《后汉书·宋弘传》。 3参考《后汉书·宋弘传》。 人所认识“乃世俗所不能见”；三是贤才往往被谗、被疑还往往受害。故他强调：“是故非君臣致密坚固割心相信动无间疑若伊（尹）、吕（望）之见用傅说通梦管（仲）、鲍（叔）之信任则难以遂功竟意矣。”“（君）如不听纳施行其策虽广知得亦终无益也。”1意思是君主招贤能否使用并挥其作用关键在于勿疑而信任采纳并施行其策。 其次设法禁奸。他建议申明法令惩办行凶违法者包括知法犯法者争取社会安宁。 再次重农抑商。他说：“理国之道举本业（农业）而抑末利（商贾）。”打击兼并之徒和高利贷者不让商人入仕做官令诸商贾“自相纠告”即互相揭奸利之事除了劳动所得把一切非法所得都赏给告者。这样就可以抑制富商大贾盘剥百姓而劝导百姓务农多生产粮食而尽地力。 还谈统一法度。他说：“法令决事轻重不齐或一事殊法同罪异论。”这就容易被奸吏钻空子而“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出生议所欲陷则与死比”这样上下其手必然使奸猾逍遥法外而使无辜者受害。现在应令通义理、明法律的人“校定科比一其法度”通令颁布使天下人遵守。这才可使吏民有法可依而难以胡作非为。 此书呈送上去没有受到光武帝重视。 桓谭著《新论》的旨趣在于“兴治”。他提倡“霸王道杂之”的治道并对王霸之道作了阐释。何谓王？“赏善诛恶诸侯朝事谓之王。”王何术？“夫王道之治先除人害而足其衣食然后教以礼义使知好恶去就。是故大化四凑天下安乐。此王者之术。”何谓霸？“兴兵众约盟誓以信义矫世谓之霸。”霸何术？“霸功之大者尊君卑臣权统由一政不二门。赏罚必信法令著明百官修理威令必行此霸者之术。”他认为现实需要王霸杂用：“唯王霸二盛之义以定古今之理焉。”王霸之道对时政一定有利：“王者纯粹其德如彼霸道驳杂其功如此。俱有天下而君万民、垂统子孙其实一也。”按他所论“霸王道杂之”的大致内容是这么三个要点：一是除害、富民以礼义教民；二是加强皇权统一法度；三是百官修理威令必行。换句话说就是把民生问题放在位同时注意巩固政权防止政治腐败。这在两汉之际百姓遭殃、政权不稳、政治腐败的情况下是有一定针对性和现实意义的。 批判谶纬迷信当时光武帝刘秀正迷信谶记多以它来决定疑难。所谓谶记是预言未来事象的文字图录。刘秀起兵夺权和巩固统治就以它来笼络人心作为思想统治工具。 桓谭针对于此上《抑谶重赏疏》劝谏光武帝。他说：儒家的传统“咸以仁义正道为本非有奇怪虚诞之事”。孔子难言天道性命子贡等人不得而闻后世俗儒岂能通之！“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谶记以欺惑贪邪诖误人主焉可不抑远之哉！”他指出谶纬的预言“虽有时合”然如同占卜一样只是一种偶然性不足为信。他希望光武帝听取1以上引文均见《新论·求辅》。参见严可均校辑《全后汉文》卷十三。意见“屏群小之曲说述《五经》之正义”。他深信自己的观点正确有益于正道“合人心而得事理”。同时桓谭还向光武帝建议在进行统一战争时应当重赏将士使其尽心效力不可听任他们勒索百姓“虏掠夺其财物”使兵民各生狐疑而不得早日安平。 基于上述观点桓谭还反对灾异迷信。他说：“灾异变怪者天下所常有无世而不然。”1对于怪异现象只要明君、贤臣等能够修德、善政“以应之”就可以逢凶化吉“咎殃消亡而祸转为福”。尽管他还保留了天人感应思想的因素但在当时仍具有进步意义。 明智的形神论桓谭于《新论·形神》篇专论形神关系对战国以来社会上流行的神仙方术迷信思想严肃地进行了批判。 当时统治者幻想长生不死得以永久统治人民而尽享荣华富贵。方士投其所好宣称只要“寡欲养性”、“服不死之药”就可以“长生不老”。桓谭认为人的生长老死和一切生物的自然本性一样无可改易。他指出：“生之有长长之有老老之有死若四时之代谢矣。而欲变易其性求为异道惑之不解者也。”意思是人的生长老死乃自然规律不可违背所谓“长生不老”只是迷信和妄想。 方士宣称精神独立于形体之外而且对形体起决定性作用故人“养神保真”就可以长生不死。桓谭与此论针锋相对论说精神依赖于形体形体对精神起决定性作用。他以蜡烛与烛火的关系作为形体与精神关系的比喻论道：“精神居形体犹火之然（燃）烛矣烛无火亦不能独行于虚空。”就是说蜡烛点燃而有烛火蜡烛烧尽烛火就熄灭就不可能凭空燃火。人老至死就不可能再存在精神“气索而死为火烛之俱尽矣”。至于养身可能延长人的寿命但也不能使人长生；生命是有限的“至寿极亦独死耳”。他认为明智之士不会相信长生不死的谎言只有愚昧者才迷信之“明者知其难求故不以自劳”徒劳是无益的。 桓谭的形神论是唯物主义的批判了精神可以脱离形体单独存在的唯心主义观点其反对方士的长生说带有反对一般宗教迷信的意义对稍后的王充有很大的影响。尽管其论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不可否认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大贡献。 坚持己说而终桓谭上书指出皇帝听纳谶记是错误光武帝看了很不高兴。 中元元年（公元56年）东汉皇朝“初起”灵台1。当时的灵台是观察天象的地方。光武帝迷信天命对于建筑灵台十分重视事先诏令群臣会议灵台建造在什么地方并对桓谭说：“吾欲以谶决之何如？”桓谭沉默了一会儿说：“臣不读谶。”意思是我对谶不感兴趣。光武帝追问他什么原故。桓谭又极言谶之“非经”不是正道而是迷信把戏。光武帝大怒1《新论·谴非》。 1参考《后汉书·光武纪》下。 指责桓谭“非圣无法”当即下令将桓谭迁出为六安郡丞。 桓谭受此打击内心“忽忽不乐”忧郁成疾在赴任的路上逝世大约死于初起灵台的中元元年终年七十余岁。 所著《新论》言“当时行事”二十九篇。李贤注《后汉书·桓谭传》列举其篇名有《本造》、《王霸》、《求辅》、《言体》、《见徵》、《谴非》、《启寤》、《祛蔽》、《正经》、《识通》、《离事》、《道赋》、《辨惑》、《述策》、《闵友》、《琴道》等。除了《本造》、《述策》、《闵友》、《琴道》各一篇外其余均分上下篇。其中《琴道》篇由班固续成。《隋书·经籍志》著录为十七卷宋时亡佚。今有清人孙冯翼、严可均两种辑本。他还写有“赋、诔、书、奏凡二十六篇”。 桓谭的论著很受时人和后世学者重视。稍晚的王充很推许《新论》他说：桓谭作《新论》“论世间事辨昭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1。这个评语是很高的。范晔写《后汉书》提到桓谭是两汉之际著名学者与杜林、郑兴、陈元等人“俱为学者所宗”2。对于他坚持反对谶纬迷信的态度而遭受打击以至“流亡”的命运不胜感叹一者说“桓谭、尹敏以乖忤沦败”3再者说“桓谭以不善谶流亡”4对于他坚持明智的学术观点深表赞赏对于他被害至死无限同情可谓对桓谭为人为学恰当而公允的总结。 桓谭治学求知求实追求真理不唯命是从不怕打击迫害这种治学精神难能可贵值得士人学者学习。 1《论衡·奇》。 2《后汉书·陈元传》。 3《后汉书·方术传·序》。 4《后汉书·贾逵传·论》。 ------------ 25 第二节班彪著《王命论》班彪（3—54）字叔皮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北）人。其祖先于秦汉之际在北方从事畜牧业致富后来世代从政并受儒学熏陶。祖父况举孝廉为郎成帝时为越骑校尉。况女（即彪之姑）被成帝选入宫中为婕妤。大伯父伯颇有儒学修养以“沈湎于酒”谏成帝官至水衡都尉。二伯父斿博学官至右曹中郎将曾为刘向校秘书。父稚官至广平相被王莽排挤而为延陵园郎。这样的家世对班彪的思想、文化以至政治态度都有很大的影响。 班彪幼年与从兄班嗣一同游学结交较广。二十多岁时西汉末年农民起义失败群雄割据当时隗嚣拥众割据于天水班彪避难而从之。隗嚣问以世务班彪对答：周秦以来统一代替分裂势之必然。并说：“汉承秦制改立郡县主有专己之威臣无百年之柄。至于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国嗣三绝危自上起伤不及下。故王氏之贵倾擅朝廷能窃号位而不根于民。是以即真之后天下莫不引领而叹。十余年间中外骚扰远近俱假号云合咸称刘氏不谋同辞。”意思是说刘汉政权深入人心外戚窃权众所反对百姓思念刘氏复汉。这个说法虽然含有正统思想但还是反映了当时实际情况的。隗嚣不同意这个看法认为群雄逐鹿强者称雄“汉家复兴”之说不可信。 为了充分表达己见班彪乃著《王命论》他认为：汉德承尧有灵命之符深入民心不可动摇“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故百姓起事失败王莽窃权诛灭。“穷达有命吉凶由人”陈婴之母知项氏必亡王陵之母知刘氏必兴可谓懂得祸福之机。同时还论说刘邦兴汉有“帝尧之苗裔”、“体貌多奇异”、“神武有征应”、“宽明而仁恕”、“知人善任使”等五大特点。认为天命加人事才能成帝业。所以识世务者应当“拒逐鹿之瞽说审神器之有授”不可妄图而贻笑天下。 因隗嚣固执己见顽固地割据称雄班彪只能离去投奔河西窦融颇受窦融器重任为从事。他为窦融划策归顺刘秀政权总河西以拒隗嚣。这对东汉统一是有功的。光武帝刘秀闻知其才干召见了他举茂材任为徐县令后因病免官。又为司徒掾是司徒的属官。他时有奏言对时政作出建议如《复护羌校尉疏》、《上言选置东宫及诸王国官属》、《奏议答北匈奴》等。 作《后传》班彪专心于史学尤好汉代史。汉武帝时司马迁所撰的《太史公书》（后称《史记》）从传说中的黄帝写到当代汉武帝后事缺而不录。后来褚少孙、刘向、刘歆、冯商、扬雄等十多位学者都曾缀集时事或补或续之。班彪认为续作者“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司马迁之书。于是继采西汉遗事又旁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此书是接续《史记》之作但“不为世家唯纪、传而已”。 1本节主要依据于《汉书·叙传》及《后汉书·班彪传》凡引此两传文字不另加注。《后传》原书已佚其内容已多为《汉书》吸收只是无法辨认清楚了。今《汉书》的元帝、成帝二纪及韦贤、翟方进、元后三传的《赞》还保留有班彪的史论文字1。《元帝纪赞》称元帝“多材艺”、“少而好儒”即位后任用儒生“贡（禹）、薛（广德）、韦（贤）、匡（衡）迭为宰相”而元帝“牵制文字优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焉”。这是评论元帝懦而不才掌权无能从此汉朝走了下坡路。《成帝纪赞》先称成帝“善修容仪”“可谓穆穆天子之容者”似乎是予以表扬；但笔锋陡然一转“然湛（耽）于酒色赵氏乱内外家擅朝言之可为于邑。建始以来王氏始执国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盖其威福所由来者渐矣。”这是指责成帝荒淫大权旁落于外戚终于有王莽篡权的悲剧。此论与其答隗嚣问和《王命论》的含意是一致的。《翟方进传赞》肯定翟义起兵反对王莽是“怀忠愤”但又哀叹他“义不量力”而失败弦外之音是只有刘秀得天人之助才能拨乱反正。《元后传赞》总结历来“女宠”的危害同时指出王莽依恃元后（王政君王莽之姑）而逐渐窃取大权。所谓“位号已移于天下而元后卷卷（同“拳拳”）犹握一玺不欲以授莽妇人之仁悲夫！”实乃讽刺元后是一个被王莽欺诳玩弄的非常可怜的愚弱老妇。 《元后传》记述：平帝死后孺子婴尚未立之时汉朝传国玺藏在长乐宫元后之处。“及莽即位请玺太后不肯授莽。莽使安阳侯舜谕指。舜素谨敕太后雅爱信之。舜既见太后知其为莽求玺怒骂之曰：‘而（尔）属父子宗族蒙汉家力富贵累世既无以报受人孤寄乘便利时夺取其国不复顾恩义。人如此者狗猪不食其余天下岂有而兄弟邪！且若自以金匮符命为新皇帝变更正朔服制亦当自更作玺传之万世何用此亡国不祥玺为而欲求之？我汉家老寡妇旦暮且死欲与此玺俱葬终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旁侧长御以下皆垂涕。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乃仰谓太后：‘臣等已无可言者。莽必欲得传国玺太后宁能终不与邪！’太后闻舜语切恐莽欲胁之乃出汉传国玺投之地以授舜曰：‘我老已死如而兄弟今族灭也！’舜既得传国玺奏之莽大说（悦）乃为太后置酒未央宫渐台大纵众乐。”此写元后握玺投玺的言行情态可谓生动传神。如果说《元后传》原是班彪所作；那么也就可以肯定班彪的史传文字是很出色的。史学思想及其影响班彪曾作《前史略论》评论前史（指《史记》）得失为了撰写《后传》有所改进。他简要地追述了先秦秦汉之际的史官和史籍着重评论司马迁所著《史记》的内容、体裁、体例和思想。他说：“迁之所记从汉元至武以绝则其功也。”“然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充分肯定了司马迁的史才。但又评道：“其论述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贱；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诚令迁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意亦庶几矣。”对司马迁与汉儒思想分歧之异端思想极尽讽刺表明了他的正宗观点自然也是他写《后传》的指导思想。《前史略论》是1《元帝纪赞》“臣外祖兄弟为元帝侍中”《成帝纪赞》“臣之姑充后宫为婕妤”其中的“臣”为班彪自称“外祖”指金敞“婕妤”即班婕妤。 中国古代较早的一篇史学论文可谓儒家正统史学观点的代表在中国史学理论史上有一定的地位。 班彪的历史思想和史学思想对班固和《汉书》有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检阅班固在《汉书》中述论西汉盛衰兴亡及撰写儒林、游侠、货殖等传的旨趣就可了然。 班彪于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病死于望都长任上卒年五十二。所著除《后传》外还有“赋、论、书、记、奏事合九篇”。有些文字流传至今清人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有所收辑。 总的来看班彪其人在两汉之际的历史形势中投靠刘秀撰写《后传》鼓吹“王命”促进统一政治上是识世务者思想上是个正统论者史学上有一定成绩但无多大创新。 第三节张衡和他在文学上的成就张衡早年的文学兴趣张衡是公元一、二世纪间我国著名的文学家也是卓越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地理学家。 张衡（78—139）字平子南阳西鄂（河南南阳县南）人。他年轻时家境并不很好。但也受到教育早年即善于为文。十六七岁他便离家拜师访友。从他家西北行过武关经蓝田、南山到达长安。他游览了三辅京兆、右扶风、左冯翊。此后东去新丰参观骊山沮泉作了一篇《温泉赋》。这是他的少作之一。 由新丰再向东过函谷关张衡就到了京师洛阳。这时候的洛阳早一辈的思想家、文学家和学者已经不多见了。王充已年过七十未知是否还在人世。大将军窦宪幕府里几位著名的文人随着窦宪的垮台也都去世了。班固、崔骃都于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逝世。傅毅还死在他们的前头。贾逵还健在。和帝永元六年（公元94年）崔骃的儿子崔瑗到京师来了他慕贾逵之名就跟贾逵学会了天文、历数、京房《易传》、六日七分等学问为太学里诸儒生所钦佩。张衡大概在这时候认识了崔瑗并成为最要好的朋友。 张衡兴趣广泛自学了《五经》贯通了六艺的道理而且还好研究算学、天文、地理和机械制造等。 但在青年时期他的志趣大半还在文学——诗歌、辞赋、散文。扶风班氏是著名的书香世家班固当时的新著《汉书》虽很难读、难得他可能部分看过；大赋《两都赋》他也可能找到了。在洛阳张衡的名气渐渐地有了朋友也多起来了他结交了马融、王符、窦章等。有人荐举张衡为孝廉他漠然无动于衷。有些公府请他为属官他也无意去作。张衡虽非高傲但不愿与“俗人”交游。因此他在洛阳几年所专注的仍是他自己所喜爱的文学创作。他有一篇《定情赋》可惜只存这样四句：夫何妖女之淑丽光华艳而秀容。断当时而呈美冠朋匹而无双1。 这是对美人的赞叹和思慕。他还写了一篇《七辩》。凡“七”之类也是一种赋的形式始创于前汉初期淮阴人枚乘的《七》以七事启“太子”而得到使听者悔悟的目的。到了张衡时代这种赋体仍有人模拟试作。张衡的《七辩》借无为先生与虚然子等的谈话而表达自己的志趣所在。虚然子言“宫室之丽”雕华子言“滋味之丽”安存子言“音乐之丽”阚丘子言“女色之丽”空桐子言“舆服之丽”依卫子言“神仙之丽”。无为先生对前五子之说都默然无对；对依卫子之说虽有所言实际也不以为然末以“将飞未举”一语婉然谢绝了。最后髣无子曰：在我圣皇躬劳至思参天两地匪怠厥司。率由旧章遵彼前谋正邪理谬靡有所疑。旁窥八索仰镜三坟讲礼习乐仪则彬彬。是以英人底材不赏而劝学而不厌教而不倦。于是二人之俦列乎帝庭揆事施教地平天成。然后建明堂而班辟雍和邦国而悦远人化明如日下应如神汉虽旧邦其政惟新。 髣无子这一段话真正打动了无为先生的心“而先生乃翻然回面曰：‘君1本节主要取材于《后汉书·张衡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作注。 1《全后汉文》卷五十三。 子一言于是观智先民有言谈何容易！予虽蒙蔽不敏指趣敬授教命敢不是务。’”1这是一篇赋体的寓言。张衡借髣无子的口倾吐了自己的理想“汉虽旧邦其政惟新”他把现实想象得这样完美中兴的汉室将达到圣人之治的神化境界。但现实距此境界又如此遥远他也不敢期其必然所以他在兴奋之余还只能表示“敬授教命”努力以赴将来究将如何不敢多言了。 南阳时期《二京赋》和《南都赋》的创作京都洛阳是不能久居的。张衡回到了家乡南阳。在这里他做了南阳太守鲍德的主簿。鲍德是西汉末年鲍永的孙子。永初从更始后归刘秀。有子名昱昱子德。在《后汉书·鲍昱传》末有一段关于鲍德的记载：子德修志节有名称累官为南阳太守。时岁多灾荒唯南阳丰穰吏人爱悦号为神父。时郡学久废德乃修起横舍备俎豆黻冕行礼奏乐。又尊飨国老宴会诸儒百姓观者莫不劝服。在职九年徵拜大司农卒于官。 鲍德是哪年为南阳太守的这里没有说。张衡为南阳太守主簿有他的《绶笥铭·序言》1为证。但从哪年开始的也没有讲清楚。据近人孙文青《张衡年谱》张衡从二十三岁（永元十二年公元1oo年）开始为南阳太守主簿大致是可信的。张衡和太守鲍德相处很好他为太守做文书工作。除本职工作之外时间还是不少的他有可能继续进行文学创作。他写了一篇与《定情赋》有关的《同声歌》：邂逅承际会得充君后房。情好新交接恐栗若探汤。不才勉自谒贱妾职所当。绸缪主中馈奉礼助烝尝。思为苑蒻席在下蔽匡床。愿为罗衾帱在上卫风霜。洒扫清枕席鞮芳以狄香。重户结金扃高下华灯光。衣解巾粉御列图陈枕张。素女为我师仪态盈万方。众夫所希见天老教轩皇。乐莫斯夜乐没齿焉可忘2。 这写新婚夫妇的喜悦以新妇的口吻自述尽妇道供妇职求得白不忘的幸福。这是一合乐可歌的文人乐府。这种五言诗体在张衡时还在创造的途中。它说的是直接的抒情叙事呢还是借新婚夫妇的相得心情而有所比喻呢？这是不易肯定的。但如果以之比喻和鲍德的官属友谊关系似乎也是说得通的。 在南阳的官邸里张衡完成了蓄志已久、酝酿约有十年的《二京赋》。 这两篇与著名文章家班固的《两都赋》相仿。它们的形式相似寓意也无异都是说一个故事以铺陈西都的奢侈为鉴戒而盛赞东都的节俭以进行讽谕对统治者都是有益的。但班张的时代已不同张衡所处的后汉社会危机已逐渐地加剧了所以他在《东京赋》里所表示的讽喻比班固讲的深刻多了。这不是“劝百而讽一”的小讽而是站在皇朝危亡的高度大声疾呼了。 今公子苟好剿民以媮乐忘民怨之为仇也；好殚物以穷宠忽下叛而生忧也。夫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坚冰作于履霜寻木起于蘖栽。昧旦丕显后世犹怠。况初制于甚泰服者焉能改裁？故相如壮上林之观扬雄骋羽猎之辞虽系以聩墙填堑乱以收置解罘卒无补于风规祇以昭其愆尤。臣济奓以陵君忘经国之长基。故函谷击柝于东西朝颠覆而莫持。凡人心是所1《全后汉文》卷五十五。 1《全后汉文》卷五十五。 2逯钦立：《汉诗》六。 学体安所习鲍肆不知其臰翫其所以先入；咸池不齐度于■咬而众听或疑：能不惑者其唯子野乎！这一段的讽谏之辞决不是纵横家那样的危言耸听而是从人民能否承受的观点以阐明统治者不知不觉的奢侈所带来的严重的以致于亡国的后果。它的高度的思想性决不是班固所能想象的。 张衡在南阳除完成了《二京赋》还写了一篇《南都赋》这当是对光武皇帝的歌颂也是对自己家乡一隅之地快意的描绘和赞美。就大赋说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创作。但其结构则比较简单弘富亦逊于前者。 鲍德为南阳太守在职九年。调为大司农病卒。张衡在鲍德调离南阳后没有跟着他走。这时朝廷上是邓太后临朝邓氏兄弟秉权做出招举士人的模样张衡不为所动。但张衡还是有书信和邓骘保持联系。 两任太史令。《思玄赋》、《四愁诗》和《归田赋》安帝早知张衡“善术学”就于永初五年（公元111年）以公车特请他到京都来给以亲近的郎中职位。这时（前一年）朝廷刚成立一个校订典籍的组织“诏谒者刘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1。东观在洛阳南宫是皇家的藏书处。当时有名的学者如马融、窦章等都在这里为校书郎。张衡没有在东观校书他由郎中迁为尚书郎再迁为尚书侍郎。元初二年（公元115年）又迁为太史令这年他三十八岁。这个职官主管天文、历法等等对他是合适的他在这方面早有修养新任职守又给他创造了进一步钻研的条件。这样从理论到实践他就不断地有所贡献了。张衡第一次为太史令共六年。经过公车司马令五年的转折从顺帝永建元年（公元126年）再为太史令又七年。前后十三年的专业职守使他的科学事业日益巨大而显著。顺帝阳嘉元年（公元132年）即复为太史令的最后一年他明了“候风地动仪”即地震仪。这是世界上地震仪的鼻祖。此事载之《后汉书·安帝纪》可见当时受到的重视。 作为科学家和文学家的张衡并不是不关心政治的。顺帝时尚书令黄琼上疏言事颇致力于腐朽内政的改革。张衡在这种朝气复萌的形势下亦自陈其思想政治上的主张。自光武帝以来图谶成为统治者欺骗人民的工具。张衡愤其虚妄先上疏论其言而无征实为少数妄人欺世愚民捏造出来的把戏。他以秦至西汉末的历史事实证明本无图谶则知图谶成于哀平之际。后来有些人所言某些灾异亦无事实效验。因此他主张“宜收藏图谶一禁绝之则朱紫无所眩典籍无瑕玷矣”。这些议论在当时是很大胆的没有多少人敢说而且儒者们一直在“争学图谶”。这时朝政大权已由外戚转移于宦官集团。张衡复上疏言事。但张衡作为太史令不在公卿之位他的几篇奏章虽都言之成理一律是无效的。这样他对政事就愈来愈没有兴趣了。 顺帝即位后张衡再转为太史令。这职务在他为专业对口但也说明了他长久官升不上去总不能没有一点感慨。于是他仍用与客谈话的形式作《应间》赋表达了他的仕途不得意的情绪。 1《后汉书·安帝纪》。 阳嘉元年张衡明地震仪。次年迁为侍中。他接近了皇帝进言的机会多了。而宦官们则怕张衡告他们的状揭他们的丑恶常以凶恶的目光威胁他。因此当顺帝问他事时张衡就情不自禁地简单说了几句不明不白的事。但宦官们始终不放心张衡在顺帝身边共同诬陷一意要驱逐他离去。本来张衡就受老庄思想影响以为人的吉凶祸福幽微深藏于无形之中说不定哪一天要得祸因此又作了一篇《思玄赋》开始说：仰先哲之玄训兮虽弥高其弗违。匪仁里其焉宅兮匪义迹其焉追？潜服膺以永靓兮绵日月而不衰。伊中情之信脩兮慕古人之贞节。竦余身而顺止兮遵绳墨而不跌。志团团以应悬兮诚心固其如结。旌性行以制佩兮佩夜光与琼枝。镌幽兰之秋华兮又缀之以江蘺。美襞积以酷烈兮允尘邈而难亏。既姱丽而鲜双兮非是时之攸珍。奋余荣而莫见兮播余香而莫闻。幽独守此仄陋兮敢怠遑而舍勤。幸二八之遻虞兮嘉传说之生殷；尚前良之遗风兮恫后辰而无及。何孤行之茕茕兮孑不群而介立？感鸾鹥之特栖兮悲淑人之稀合。这是一骚体赋学屈原《离骚》坚持自己的理想而不可得则云游上下四方以至于天上。 据开阳而頫盻兮临旧乡之暗蔼。悲离居之劳心兮情悁悁而思归。魂眷眷而屡顾兮马倚辀而徘徊。虽遨游以媮乐兮岂愁慕之可怀。出阊阖兮降天涂乘飚忽兮驰虚无。云霏霏兮绕余轮风眇眇兮震余旟。缤联翩兮纷暗暧倏眩眩兮反常闾。从天上又回人间。收畴昔之逸豫兮卷淫放之遐心。脩初服之娑娑兮长余珮之参参。文章焕以粲烂兮美纷纭以从风。御六艺之珍驾兮游道德之平林。结典籍而为罟兮欧儒、墨而为禽。玩阴阳之变化兮咏雅、颂之徽音。嘉曾氏之《归耕》兮幕历陵之钦崟。共夙昔而不2兮固终始之所服。夕惕若厉以省諐兮惧余身之未■也。苟中情之端直兮莫吾知而不恧。默无为以凝志兮与仁义乎消遥。不出户而知天下兮何必历远以劬劳？ 驱除幻想一切还是照常不求人知自我努力而已。不出户可以知天下何必远游自求劳苦。这是儒道思想的诗化从苦闷中解脱出来自得其乐。张衡另有《髑髅赋》则是道家思想的游戏之作。 在为侍中的时候张衡曾“上疏请得专事东观收检遗文毕力补缀。 又条上司马迁、班固所叙与典籍不合者十余事。又以为王莽本传但应载篡事而已至于编年月纪灾祥宜为元后本纪。又更始居位人无异望光武初为其将然后即真宜以更始之号建于光武之初。”他几次上书俱被排斥不为顺帝所接受他觉得事已一无可为了。于是张衡于顺帝永和元年（公元136年）被调为河间（河北献县）相。在这里他努力作一些切实的事如打击豪强整齐法度使地方安定上下肃然政事耳目一新一切有条规地得到治理。但张衡心中始终去不掉愁思安静不下来不得不寄情于诗而有《四愁诗》之作。 一思曰：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从之梁父艰侧身东望涕霑翰。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路远莫致倚逍遥何为怀忧心烦劳。 二思曰：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从之湘水深侧身南望涕霑襟。美人赠我金琅玕何以报之双玉盘。路远莫致依惆怅何为烦忧心烦伤。 三思曰：我所思兮在汉阳欲往从之陇阪长侧身西望涕旟裳。美人赠我貂襜褕何以报之明月珠。路远莫致倚踟蹰何为怀忧心烦纡。 四思曰：我所思兮在雁门欲往从之雪芬芬侧身北望涕旟巾。美人赠我锦绣段何以报之青玉案。路远莫致倚增叹何为怀忧心烦惋。 这是从骚体赋变化来的诗篇而有歌谣色彩。全诗四章章七句。所思东南西北四地为理想所在美人则是理想的化身。最高理想在太山、桂林二地它们是古代圣王封禅、巡狩的地方属于立德事业；其次是雁门、汉阳二地它们是西北边疆要地属于立功事业。由此可见他的理想与现实处境的矛盾是很大的所有理想都为现实困难所阻挠而莫能如愿与美人赠答之事都是幻梦只有愁思怅望涕泪霑襟。张衡为人正直博学多能而始终为下级官吏。他虽有许多贡献但不能行其志愁苦不得解决遂有“怀土”之思作归居田园以善终其身的打算因作《归田赋》以见志：游都邑以永久无明略以佐时。徒临川以羡鱼俟河清乎未期。感蔡子之慷慨从唐生以决疑。谅天道之微昧追渔父以同嬉。埃尘以遐逝与世事乎长辞。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郁茂百草滋荣。王雎鼓翼仓庚哀鸣交颈颉颃关关嘤嘤于焉逍遥聊以娱情。尔乃龙吟方泽虎啸山丘仰飞纤缴俯钓长流触矢而毙贪饵吞钩。落云间之逸禽悬渊沈之魦鰡。于时曜灵俄景系以望舒极般游之至乐虽日夕而忘劬。感老氏之遗诫将回驾乎蓬庐。弹五弦之妙指咏周孔之图书。挥翰墨以奋藻陈三皇之轨模。苟纵心于物外安知荣辱之所如！1以老庄思想和儒家经典为精神支柱以田园游乐为生活旨趣这样张衡便抛弃了人世间的荣辱而放荡于复杂矛盾的世界之外。然而这只能是最后的一个幻想。在河间三年张衡上书求退顺帝徵为尚书。他没有归田。永和四年（公元139年）卒年六十四。 张衡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和文学家。他的文学创作反映了他在仕途生活中遭受的曲折和坎坷他在辞赋、诗歌和散文等方面都有优秀的业绩表现了独创性。辞赋是汉代文学的主要形式之一张衡所作各体大赋、骚体赋、咏物小赋、抒情小赋表现了不同程度的继承和展后者则是他的创新和开拓对后世有影响。诗作不多对五言诗的成长有贡献。散文则以上书言事的政论为主而上书驳斥图谶的虚妄则比“疾虚妄”的王充还彻底些。 1《全后汉文》卷五十三。 第四节张衡在科学上的贡献《灵宪》。浑天说张衡第一次任太史令共六年。在这时期内他作了几件重大的科学工作明了浑天仪著《灵宪》和《算罔论》1。 《灵宪》是一篇杰出的天文学著作。它从理论的高度对当时的天文学知识作了精要的概括和重大的展。 当时我国并存着几种宇宙结构理论而以盖天说和浑天说最为流行。 张衡是主张浑天说的。他的《灵宪》是浑天说的第一部传世的代表作。这篇文章的开头就说“昔在先王将步天路先准之于浑体”明指天是个球体。后面又说到这个球的直径是2323oo里。从地到天则是此数的一半且地的深度也是如此。天“通而度之则是浑已”。但地则是一个近似的半球其中地面的南北距离比天的直径短1ooo里而其东西则长1ooo里。天这个球是从东向西不停转动的地这个半球却在天内静止不动。至于伸出天外的地块是否会阻碍天的转动？张衡没有说。显然他并不认为这是个问题。由此可见张衡心目中的天不是一个坚不可破的硬壳。而且更进一步张衡还认为天并不是整个物质世界的边界。《灵宪》说：“过此而往者未之或知也。未之或知者宇宙之谓也。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在天之外还有无限广漠的宇宙世界不过人们还不知道那些地方罢了。 说到天地人们自然会问它们是怎么来的呢？对此中国古代先哲们有一个很好的非神创论思想传统认为是有规律地演化而成的。老子《道德经》中就说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所谓道是一种说不出形象和色彩不在当时人日常经验之内的物质；所谓一就是气；二乃是阴和阳；三则是阴、阳、天。三者结合生出地面万物。《易·系辞》则认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元气已分天地设位清浮升乎上沉浊居于下。”到了西汉时代《淮南子·天文训》展了两家学说提出“道始于虚霩虚霩生宇宙。宇宙生气。气有涯垠清扬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 在《灵宪》中宇宙演化的思想又有了新的展。张衡把天地的形成划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称为“溟涬”。在这阶段里整个原始宇宙是“幽清玄静寂漠冥默不可为象。厥中惟灵1厥外惟无。”所谓“灵”是一种阴性的精气看不出任何形象也没有明显的运动因此整个宇宙空间中一片寂静。经过很长很长的时间从灵中逐渐生成各种不同的气。这些气互相混合在一起“并气同色混沌不分”。这混沌漫的元气自然还没有固定的形状而且也分辨不出它们的运动度。这个混沌的阶段称之为“庞鸿”也是一个很长很长的时期。然后来到第三个阶段称为“太元”。这时那片混沌同色的元气生了分离。清气向外形成了圆球形而不停运转的天；浊气向内积淀凝结成为一个上面平而静止的半球形大地。此后由1张衡的这些著作原书已佚。《续汉书·律历志》又《天文志》刘昭各注《太平御览》、《开元占经》等有其佚文。今据洪颐煊《经典集林》辑本《灵宪》和《浑天仪》。1“灵”字在中华书局校点本《后汉书·天文志》中作“虚”但其校勘记中指出汲本、殿本作“灵”今查《开元占经》引《灵宪》也作“灵”。故从“灵”字。 于天和地的互相结合与作用产生了天上的日月星辰和地上的万事万物。由上可知张衡不但继承了先辈学者的优良传统认为天地的形成是物质自身变化展的自然结果而且更加强化了这一传统的唯物主义倾向即他更明确地表明了在演化的各个阶段中都是物质——气而且只有气在起着作用。此外他把浑天说引进了天地形成的思想这也比古代演化学说中所依据的天上地下的质朴概念或盖天说思想要来得进步。 日、月、五星天空中最亮的天体是日和月。月有圆缺而日则始终是圆的。古人在长期观察月亮的运动变化中已经认识到太阳是自己光的而月亮本身则不光只是靠反射太阳光才亮。公元前一世纪成书的《周髀算经》中说：“日兆月月光乃生故成明月。”西汉晚期的京房也说：“先师以为日似弹丸月似镜体；或以为月亦似弹丸。日照处则明不照处则暗。”1对于这个问题张衡也提出了进一步的看法：“日譬犹火月譬犹水火则外光水则含景。故月光生于日之所照魄生于日之所蔽当日则光盈就日则光尽也。”在这里明确指出了朔望现象取决于月亮和太阳之间的相对位置。所谓“当日”是指月亮行到了太阳的正对面（相对于地来说）。那么这样说来月在望时应该总是很明亮浑圆的了为什么有时又有月食的现象生呢？对此《灵宪》解释说：“当日之冲光常不合者蔽于地也。是谓虚月过则食。”所谓“月过则食”的虚用今天的概念来说那是太阳照射地球时在地球背后投射出的影子。但是张衡的地是个相当于半个天球那么大的东西因此这个虚与现今的地影概念很不相同。可是究竟张衡是怎么想象的我们现在还难解释。唯一肯定的是张衡知道月食的原因是地遮蔽了日光。不过仅仅这一点也已经是一个重要的现了。 除了日月外还有五颗肉眼可见的行星在星空背景上运动运动方向大多时候与日、月一样是由西向东。因此这样的运动称为顺行古代又称右旋。五大行星和我们所在的地球实际上是在各自的轨道平面上绕着太阳作椭圆轨道运动。这些运动都不是匀的。它们的平均度也各不相同离太阳越远的天体其平均度越小。由于行星和地球有上述这些运动因此在地球上的观测者就会看到行星有时会出现由东向西的运动这种运动称为逆行。在顺行和逆行变更之际行星就好象停留在天空中不动一样这种状态称之为留。这些天文现象以及行星运动度变化的规律都是在16世纪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提出了太阳中心说又经17世纪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现了行星运动三定律以后才得到科学解释的。比哥白尼早了14个世纪的张衡完全不可能达到他们那样的程度。但是他根据他那个时代所积累的天文观测和日常经验加上他自己的天才对行星运动的规律作出了自己的猜测。 张衡在《灵宪》中说：“文曜丽乎天其动者七日、月、五星是也。 周旋右回天道者贵顺也。近天则迟远天则。行则屈屈则留回留回则逆逆则迟迫于天也。”他认为行星的右旋是一种自然规律——天道。他又因为天本身是从东向西运动的所以又提出越靠近天行星的运1《开元占经》卷一。 动所受到天的影响也就越大（“迫于天”）这就可以解释行星度为什么会放慢下来甚至可以完全停止乃至倒退（逆行）。这种天的影响力使行星度生变化的想法是对控制天体运动的力的一种思辨性解释。张衡的解释是早期中国天文学史上探求天体运动变化的物理机制的最后一个企图。这种企图由于整个科学展状况的条件限制在古代中国就没有可能得到展和解决。正因为如此张衡的解释努力应得到后人的钦佩而不因其牵强不科学而忽视。 五星中火、木、土三行星离太阳比离地要远。金、水二星则离太阳比离地要近。前三者称为外行星后二者称内行星。张衡当时还不能测定行星与太阳的距离他当然无法说出何为内行星何为外行星（这问题也是哥白尼开始才解决的）。但是他已经知道三外行星度比太阳（实即地球）慢而二内行星则比太阳快。他还观测到“行迟者觌于东”即三行星都是先在早晨从东方地平线上出现。以后太阳离它越来越远过相当时间后太阳反从西面赶上外行星终于使它在黄昏时被淹没在太阳光中。直到太阳赶过它相当远后它又在早晨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而内行星则不同它不但会在早晨出现于东方地平线上也会在黄昏出现在西方地平线上以后仍然在黄昏消失于太阳光中。因此张衡称之为“行者觌于西”。于是他借用阴阳观念说道：“觌于东属阳”“觌于西属阴”。并且用“日与月此配合也”把五星分成二类：“摄提（木星）、荧惑（火星）、地候（土星）见晨附于日也。太白（金星）、辰星（水星）见昏附于月也。二阴三阳参天两地故男女取焉。”虽然没有内、外行星的概念但两者是区分得清清楚楚的。而且其中终究运用了某种距离的概念这是在中国古代天文学中极为少见的。循此以往未必不能展出正确的概念来。很可惜的是以后再没有人往这个方向去努力。 关于恒星关于恒星张衡认为是：“地有山岳以宣其气精种为星。星也者体生于地精成于天。”这个见解当然是错误的它是当时已流行了数百年的天地对应思想的反映。《灵宪》中就说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有九位地有九域；天有三辰地有三形；有象可效有形可度。情性万殊旁通感薄。自然相生莫之能纪。”这种尺地之间的对应纯粹是附会的是毫无道理的。例如天的九位（九天）和地的九域（九州）全都是人为的划分。这种对应纯属数字偶合。不过话得说回来《灵宪》所说的星“体生于地精成于天”的话却也不是全无原由的。《灵宪》又说到“夫三光同形有似珠玉神守精存丽其职而宣其明；及其衰神歇精于是乎有陨星。然则奔星之所坠至地则石矣。”因为天上坠落的星星（陨星）掉到地上的都见到是石头（陨石）所以使古人起了错觉认为星星原是地上之物。那么为什么会升到天上的呢？这就自然会解释成是地上山岳（山多石头）的精气上升就成为星而星星陨落也自然是“神歇精”的结果了。因此不管这种解释是多么的荒谬但却反映了古人对陨石的观察。要知道在欧洲一直到十七世纪还不认为陨石是从地球以外的空间掉入地面的。关于恒星《灵宪》还说到它们的命名计数：“众星列布其以神著有五列焉是为三十五名。一居中央谓之北斗四布四方为二十八宿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为星二千五百而海人之占未存焉。征星之数盖万一千五百二十。”这里给出的星官命名数和星数都大大过了《汉书·天文志》的记载。这篇写作时代离张衡不远的志文中也有个数字：“凡天文在图籍昭昭可知者经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积数七百八十三星。”可见张衡在当太史令的期间是亲自做过恒星的观测、命名、综合（其他前人所定的星官）和计数工作的。张衡所定的星官体系甚至比后来三国时陈卓综合石氏、甘氏和巫咸三家星官而成的星官体系还要庞大。后者只有星官283官星数1464星。可惜的是《灵宪》中没有记录下张衡星官的详情其他可能记下详情的张衡著作也未有留存。不过近年有人在南宋郑樵编的《通志·天文略》中找到了一些张衡关于某些星官的描述及其星占文字的残篇。只是郑樵是按《步天歌》星官系统——陈卓系统的重新组合——来写的所以只有与上述283官相合的张衡星官才会被引入《通志》。至于这个体系之外的张衡星官那就只有寄希望于未来的考古现了。此外张衡所说的征星之数则并不是实际观测的结果（在整个星空中人眼所能看到的恒星总数不过6千多颗其中还包括了南极附近中国古代所一直看不见的天区中的恒星）而是从《易·系辞》中说的“万物之数”来的。这是天地对应思想的又一个反映。 浑天仪张衡所作的浑天仪是一种演示浑天说的仪器故有此名。 《晋书·天文志》中记载了一段葛洪论天的话其中说到：“张平子既作铜浑天仪于密室中以漏水转之。令伺之者闭户而唱之。其伺之者以告灵台之观天者曰：‘璇玑所加某星始见某星已中某星今没’皆如合符也。”既然是在密室中用的当然不可能是观测天体的仪器而只能是一种演示仪器。这件仪器的细节在《晋书·天文志》的“仪象”中有更具体的记载：“张衡又制浑象具内外规、南北极、黄赤道列二十四气、二十八宿中外星官及日月五纬以漏水转之于殿上室内星中出没与天相应。因其关戾又转瑞轮蓂荚于阶下随月盈虚依历开落。”这里又称张衡的浑天仪为浑象。事实上在早期浑天仪、浑仪和浑象这些名称是混用的即凡是表现浑天说的仪器都可以称之为浑天仪或浑仪；而不象隋唐以后名称逐渐规范专以观测仪器称仪而以表演仪器称象。 从《晋书》的上述记载可知张衡的浑天仪主体是一个大圆球。与现今的天球仪相仿。球上画了张衡所定的星座和星星也画了赤道、黄道。黄道上则绘出二十四节气。在大球相当于南、北极的地方伸出一根转动轴。q i s u w a n g . c o m [奇 书 网]这根轴架在一个圆环形支架上。圆环循所在地的子午面方向直立着。转动轴北高南低与地平面所夹的角度正好是所在地的地理纬度。如果在子午圆环正中间设一个水平放置的大圆环代表所在地的地平面那么转动大球就可以表演星星的东升西落。球上有一部分星星永远在地平线以上不会下落其极限是一个以北极为圆心、当地纬度为半径的小圆称之为内规。反之以南极为圆心、当地纬度为半经的小圆则为球上永不升到地面以上的部分的极限这圆就称为外规。这个大球有一个齿轮系连接着。用漏刻流1近年有人对张衡明浑天仪有异说。参看陈久金：《浑天仪的展历史新探》《科技史文集》第一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8年版。 出的水推动这个齿轮系就可带动大球自东向西转动只要齿轮系转动度调节适当就可使球上天体的东升西落和中天现象与室外的实际天象一致。按《晋书》的记载张衡的大球上还有日、月、五星。这些天体除了随着天球东升西落外还有各自的轨道运动。这些轨道运动和天球的东升西落方向都不一致因此要象表演恒星的东升西落那样来表演日、月、五星在星空背景上的运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机械工程问题。现代研究家都认为张衡的时代还不能解决这样复杂的问题。人们认为张衡浑天仪上的日、月、五星实际上是一种可以用手搬动的附加物它们能随天球东升西落但是是由仪器操持者随时按照它们在星空背景上的移动来搬动它们在浑天仪大球上的位置。 虽然张衡的仪器尚不能完全自动地表演日、月、五星的运动但是用一个机械系统来取得与天球旋转相同步的机械运动这本身就是一项伟大的明。它在当时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从张衡开始我国诞生了一个制造水运仪象的传统。由于直到二十世纪下半叶原子钟明和采用之前时间的计量都是以地球的自转也即天球的转动为基础的因此张衡的明实际上就成为后世机械钟表的原始鼻祖。 有意思的是张衡浑天仪中还有一个叫做“瑞轮蓂荚”的附件。所谓蓂荚是一种神草传说长在尧的居室阶下。随着月亮的出现一天长出一个荚最多十五个荚。过了月圆之后又一天掉一个荚。这样蓂荚就可以指示出月相和一个太阴月中的日期。这个传说实际是反映了尧时天文历法的进步。张衡却根据这种传说制造了一种机械装置所谓“随月盈虚依历开落”其作用就相当于现今钟表中的日历显示。 既然浑天仪能和天球的转动相合得丝丝入扣“皆如合符也”可见它的稳定性相当高。因为浑天仪是用刻漏流出的水推动的所以可知张衡的刻漏技术也很高明。 刻漏刻漏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守时和计时仪器。从目前出土的三件汉代刻漏来看它们都是所谓“沉箭式单漏”都铸造于西汉时代。这种刻漏仅只有一个盛水的容器。器底部伸出一根小管向外滴水。随着容器内水的流失水面降低由浮在水面的箭舟所托着的刻箭也随之下降由此可读出时刻。沉箭式单漏的计时准确性主要决定于漏水流出的度是否均匀。而水流出度又与小管处的水压成正比即随着水的流失刻漏容器内的水面下降水的流出度也会变慢。用这样的刻漏来推动浑天仪浑天仪的转动就会越来越慢因而也就不可能较长久地保持浑天仪与天球的同步关系。 为了提高刻漏的准确性古人想了许多办法。先是把沉箭式改为浮箭式即把刻漏滴出的水流到另一个柱形容器内把箭舟和刻箭也放在这聚水器内以刻箭的上升来反映时刻的推移。第二步是在刻漏之上再加一具刻漏使下面的刻漏中不断有水来补充所滴出的水这样就可使下刻漏水面的下降大大推迟从而提高下刻漏出水度的稳定性。这样的刻漏称为二级刻漏。如果在上刻漏之上再加一具刻漏那么上刻漏的出水度也就比较稳定因而下刻漏的出水度就更加稳定。这就成了三级刻漏。当然还可以组成四级或四级以上的刻漏这是后话。关键是从单漏到二级刻漏这一步。但这一步的明在文献和考古掘中都没有现什么资料和证据。 不过在一篇题为《漏水转浑天仪制》的文章中描述了张衡所用的刻漏是一组三级的刻漏。这篇文章已佚只在唐代的《初学记》卷二十五中留有三段残文。《初学记》所引残文题名前还有“张衡”二字。因此很可能残文是张衡的原作。这三段文字如下：“以铜为器再叠差置实以清水下各开孔。以玉虬吐漏水入两壶右为夜左为昼。”“（盖上又）铸金铜仙人居左壶；为金胥徒居右壶。”“（皆）以左手把箭右手指刻以别天时早晚。”1所谓“叠置”就是指二具刻漏上下放置“再叠”则当然是又加上第三具刻漏了。至于下面的聚水器（壶）分左、右两把那是因为古代的时刻制度夜间的和白天的有所不同因而刻箭上的刻度也有不同。所以张衡干脆就用两把聚水器。从张衡之前没有多级刻漏的记载这个事实我们也许可以推断正是张衡作出了从沉箭漏到浮箭漏又从单漏到多级漏这样两步卓越明的而且是从单漏直接跨上了三级漏的。无论如何张衡对我国古代刻漏技术的展是有其贡献的。 《算罔论》《算罔论》一书久已佚失。唐代李贤在注《后汉书》时就指出：“衡《集》无《算罔论》。盖网络天地而算之因名焉。”因为看不到《算罔论》他就怀疑它根本不是一部书而是《灵宪》一书的补充名词即应作《灵宪算罔论》。可是《后汉书·张衡传》文末再次述其著作名时仍只称《灵宪》且后世引张衡著述的也无《灵宪算罔论》之称李贤所说是没有根据的。《算罔论》应是单独的一本书。查《九章算术·少广章》刘徽注开立圆术时引有“张衡算”若干言这当是《算罔论》的遗文。从这些遗文得知张衡第一个否定了对圆周率的古代粗疏认识提出了π=1o的新值1。这个数值虽然仍很粗略但却是进步的开始。由此才有刘徽的推进并最后导致祖冲之的杰出明。 修改历法的活动安帝建光元年（公元121年）张衡去史职改任公车司马令。这是个掌管宫阙南门品级和太史令相同的官职虽然他离开了太史令职位但仍关心天文历法工作。延光二年（公元123年）东汉朝廷内部生了一场是否继续颁行《（后汉）四分历》的大讨论。张衡曾积极参加了这场讨论。《（后汉）四分历》是为了纠正以前行用的《太初历》的疏误从光武帝建武八年（公元32年）起酝酿到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经过科学而慎重的大讨论之后才得颁行的。《（后汉）四分历》在天文数据和计算方法等方面都有许多改进。延光二年的讨论之所以生是由于有人提出根据图谶当改用甲寅元《（后汉）四分历》是用文帝后元三年为元岁在庚辰）；又有人提出章帝改历以后“灾异卒甚未有善应”而汉武帝用《太初历》后“享国久长”故应复用《太初历》。这两种观点提出以后张1后两段在《文选·6公佐新刻漏铭》李善注中引为一段括弧中字即据李善注所引增补。1详见李俨：《中国数学大纲》上册。 衡和另一位学者周兴一起立即和他们展开了辩论。数次辩论对方或者无可回答或者回答失误。史书没有留下这些一定是很精彩的辩论记录但可以推测张衡他们是用天文学的科学论据和对方的迷信观念作的辩驳因为张衡、周兴二人在驳倒上述二种改历要求之后又根据多少年的天文观测记录提出应该行用一种比《（后汉）四分历》更准确的历法：《九道法》。张衡、周兴的提议触了一场大规模的讨论进入讨论的公卿有一百多人。很可惜张衡等人的建议没有被采纳不过要求改用甲寅元或《太初历》的提议也彻底被否决了。《九道法》现已无传只知它是在西汉时代出于民间的一种历法西汉末年刘歆曾对它作过改进和推广。这种历法最主要的是其中提出了定朔的概念。而在官方的历法中直到东汉末年刘洪的《乾象历》中才有定朔概念。定朔概念的产生是中国历法史上的一大进步。由此可见张衡的科学见解是非常高明的。 候风地动仪的创造经过公车司马令五年的转折从顺帝永建元年（公元126年）起张衡又回任太史令。这次任职直到阳嘉二年（公元133年）才得升迁。在这长达七年之久的时间内他作出了一件震烁古今的伟大明——候风地动仪。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地震仪。这件仪器铸成于阳嘉元年（公元132年）。《后汉书·张衡传》中留下了一段有关候风地动仪的简要记载。依据这段珍贵的文字今人王振铎复原了这件驰名中外的古地震仪1。 多种巧艺的制作张衡还作了另外一些机巧的器械。但其制作年代不明且其制作详情也都已失传。不过从传下来的一些简单描述中也可推知其机构一定是很巧妙的。 张衡制造过一种能飞的木鸟类似今天的模型飞机。《广博物志》引《文士传》云：“张衡尝作木鸟假以羽翮腹中施机能飞数里。”飞数里之说或许是夸张。不过即使只有数丈那也是一个杰出的成就了因为那是世界上第一个机械飞行器2。 张衡制造过指南车。《宋书·礼志》云：“指南车其始周公所作至于秦汉其制无闻。后汉张衡始复创造。汉末丧乱其器不存。”因而后来曹魏时马钧又一次作了再创造。 张衡还作过一种有三个轮子的器械《傅子》云：“张衡能令三轮独转。”张衡在所作《应间》中也说：“参轮可使自转。”不需外力而纯粹的自转是不可能的这是件什么东西还难断定。今人孙文青《张衡年谱》引宋王应麟的话认为是记里鼓车。记里鼓车的特点是能反映车所行经的里程与“独转”、“自转”所强调的似乎是两回事。或许这更象是一架风车或水磨因为它们是借助于自然的风力或水力驱动的故仍可称之为“自转”。 1王振铎的详细复原报告表在《文物》1963年2、4、5期上本书《科技志》中据此详细介绍了候风地动仪的内部结构。 2有记载说古代墨子造过一只木鸢能“飞三日不下”。这只能是一种风筝类的东西而不是飞行器。无论如何张衡被后人誉之为“制作侔造化”（崔瑗《河间相张平子碑》）“善机巧”（《后汉书·张衡传》）“性精微有功巧艺”（《北堂书钞》卷五十五引《文士传》）是完全当之无愧的。 张衡也研究过地理学根据他研究和考察的心得画过一幅地形图。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云：“衡尝作地形图至唐犹存。” 第三十三章班马援班、马援是东汉早期立功边区的名臣。 第一节班附班勇投笔从戎班（32—1o2）字仲升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西北）人。少有大志略涉书传。善辩不修细节孝谨“不耻劳辱”。父班彪官至兰台令史博学多识作《史记后传》。 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班彪卒合家还归乡里。兄班固继承父志潜心研究继续写作。人告班固“私改作国史”明帝下诏逮捕班固。班上书为其兄辩白。明帝诏见班了解详情正巧郡县奉命将查抄班固的书送到洛阳。明帝观后十分赏识班固的才能便封班固为兰台令2掌管皇家的图书从事校书工作。班与母随班固到洛阳。 班曾为官家抄书继而辍业投笔叹道：“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间乎！”别人皆笑之。班说：“小子安知壮士志哉！” 西域与中原的关系王莽时期中断。匈奴乘虚而入重新控制了两域。 由于“匈奴敛税重刻”西域诸国无法忍受。建武年间皆遣使求内属要求汉朝派遣都护。光武帝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竟不许之”1。明帝时期政治已经稳定经济得到恢复要求反击匈奴的侵扰恢复汉在西域的统治。班“立功异域”的心愿适应了客观形势的要求。 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明帝遣窦固等四路讨伐北匈奴。班投笔从戎随窦固出酒泉扫荡车师一带的匈奴势力破匈奴呼衍王于天山。班以假司马率偏师击伊吾与匈奴大战于蒲类海斩获甚众。班战崭露头角受到窦固器重因此遣他与从事郭恂出使西域。 开通南道班一行走南道至鄯善鄯善王广对待班毕恭毕敬奉若上宾。但时隔不久突然对他们疏远冷淡起来。班判断：一定有匈奴的使者到来使鄯善王狐疑不知如何是好。于是乃召侍胡者诈说：“匈奴使来数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说出了真情。班立即扣留侍胡者召集部下三十六人共饮。酒酣因激怒他们说：你们与我俱在绝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贵。现在匈奴使者到了才几天而鄯善王广对我们礼敬即废；“如令鄯善收吾属送匈奴骸骨长为豺狼食矣。为之奈何？”其部下都说：“今在危亡之地死生从司马。”班说：“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当今之计独有因夜以火攻虏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尽也。灭此虏则鄯善破胆功成事立矣。”众人都说应当同从事郭恂商量一下班怒说：“吉凶决于今1本节主要取材于《后汉书·班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作注。 2《后汉书·班固传》。 1《后汉书·西域传》。 日。从事文俗吏闻此必恐而谋泄死无所名非壮士也！”众人说：“好。”当夜天大风班率吏士奔匈奴营寨命十人持鼓伏于匈奴营后相约见火即鸣鼓大呼其他人持兵器伏于匈奴营两侧。部署就序班顺风纵火顿时前后鼓噪匈奴兵大为惊恐。班率众杀敌亲自杀匈奴三人。匈奴使屋赖带、副使比离支等三十余人被杀其余约百人皆被烧死。次日告诉郭恂郭恂“大惊既而色动”。班知其意忙解释说：战胜匈奴是使团的功劳从事虽然没有参加战斗一样有功班绝不会独霸功勋。郭恂听罢乃悦。然后班召鄯善王广以匈奴使示之“一国震怖”。班说明情况加以抚慰鄯善王广“遂纳子为质”。 班将情况报告了窦固。窦固“大喜”将此情况报告朝廷并且提出更选使者出使西域。明帝很赏识班下诏对窦固说：“吏如班何故不遣而更选乎？今以为军司马令遂前功。”班又当了使者窦固欲增加其兵力。班说：“愿将本所从三千余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为累。”是时于寘王广德新破莎车雄居西域南道匈奴遣使监护其国附近“十三国皆服从”1。班一行先至于寘广德不仅礼仪甚疏而且听信巫言遣使向班要求献马以祠巫。班了解其情况答应其要求而令巫自来取马。巫至班斩其送给广德并指责之。广德早就知道班在鄯善杀匈奴使团的壮举非常惶恐立即攻杀匈奴使者而投降班。班重赏其王以下官吏镇抚于寘。于寘和鄯善是南道的两个强国他们的归附对于开通南道有重要意义。 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班来到了疏勒离疏勒王所居寘橐城九十里。疏勒王兜题是龟兹人由匈奴扶立为王。班先安排田虑前去诈降嘱咐田虑：“兜题本非疏勒种国人必不用命若不投降便可执之。”田虑见到兜题乘其没有防备劫缚兜题。左右侍从因出其不意都惊惧逃跑了。班得知消息立即至勒豪晓谕其众立疏勒故王兄子忠为王疏勒国人大悦。 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明帝卒。焉耆乘汉丧攻杀都护陈睦。班孤立无援而龟兹、姑墨数兵攻疏勒。班拒守岁余。章帝以陈睦新没担心班孤单难支下诏征班还朝。班将还疏勒举国忧恐。其都尉黎弇说：“汉使弃我我必复为龟兹所灭耳。诚不忍见汉使去。”因而自杀。班还至于寘王侯以下皆哭泣说：“依汉使如父母诚不可去。”互抱班的马脚而不得行。班从其所愿又欲遂本志乃不顾个人安危毅然更还疏勒。疏勒自班离去已投降了龟兹与尉头连兵班捕杀了疏勒的反叛者击溃尉头动荡的疏勒又安定下来。 建初三年（公元78年）班率疏勒、康居、于寘、拘弥兵万人攻破姑墨石城。班乘胜平定西域诸国上书请求增加兵力欲攻龟兹等并提出“以夷狄攻夷狄”之计可以就地取给相机行事。章帝知其功可成于建初五年（公元8o年）以徐干为假司马带领千人支援班。 班欲进攻龟兹考虑到乌孙兵强想出“遣使招慰与共合力”的办法得到章帝的允准。建初八年（公元83年）任班为将兵长史以徐干为军司马另派卫候李邑前与乌孙结好。 李邑始至于寘恐惧不敢西行便上书说：攻西域不会成功并谗毁1《后汉书·西域传》。 班“拥爱妻抱爱子安乐外国无内顾心”。班闻之不胜感叹“遂去其妻”。章帝不信谗言斥责李邑说：“纵拥爱妻抱爱子思归之士千余人何能尽与同心乎？”命令李邑至班处听从调遣。并下诏班说：假如李邑能胜任在外的工作可以留下任用。班即遣李邑护送乌孙侍子回京师。徐干对班说可以照诏书办事留下李邑。班表示可予谅解不搞打击报复。 建初九年（公元84年）班疏勒、于寘兵击莎车。初莎车以为汉兵不出故投降龟兹。莎车收买疏勒王忠忠叛汉西保乌即城。班乃更立成大为疏勒王兵攻忠。半年不下康居兵救忠。是时月氏与康居通婚班遣使以锦帛送月氏王令其劝康居罢兵。康居王遂执忠而归乌即城降于班。 元和三年（公元86年）忠借康居兵还据损中与龟兹通谋遣使诈降于班。班心知其诈而伪许之。忠大喜从轻骑来见班。班作了准备设宴款待。酒行令吏缚斩忠因破其众。 章和元年（公元87年）班再于寘等国兵二万五千人攻莎车。龟兹王遣左将军温宿、姑墨、尉头合五万人救莎车。班兵少以佯撤诱敌分兵。龟兹王听说班撤退“大喜”自率万骑于莎车西界截击班兵命温宿王将八千骑于莎车东界截击于寘兵。班得知龟兹王已上当密令诸部紧急集合鸡鸣时驰奔莎车营对方猝不及防惊慌奔逃班追杀五千余人大获其马畜财物。莎车遂降龟兹等退散。班威震西域南道从此畅通。 开通北道月氏曾助汉击车师有功因而要求娶汉公主。班“拒还其使”。月氏于是怨恨。永元二年（公元9o年）月氏遣副王谢率七万大军进攻班。班兵马不多“皆大恐”。班却镇静自若对吏士分析说：月氏兵虽多但几千里越过葱岭而来缺乏供应不足为忧！只要收谷坚守他们“饥穷必降”不过几十天就见分晓。果然如班所言月氏攻战不胜钞掠无所获处境困难。班估计月氏粮饷将尽必向龟兹求救便在东界设伏兵截击。月氏果然遣骑兵赍金银珠玉赴赂龟兹求救结果被班伏兵一网打尽。谢大惊“遣使请罪愿得生归”。班放走了他们。月氏由是大震“岁奉贡献”。 永元三年（公元91年）龟兹、姑墨、温宿皆降。班升为都护徐于为长史。更换了龟兹王。班居龟兹它乾城徐干屯疏勒。 永元六年（公元94年）秋班龟兹、鄯善等八国兵七万人吏士贾客一千四百人讨伐焉耆。行至尉犁界遣使晓喻焉耆、尉犁、危须说：“都护来者欲镇抚三国。即欲改过向善宜遣大人来迎。”焉耆王广遣左将北鞬支奉牛酒迎接班。班指责北鞬支。焉耆王不亲自来迎接是你之罪。然后赐而遣之。于是焉耆王广与大臣迎班于尉犁奉献珍物。但他断绝苇桥不让汉军入其国。班避开苇桥之险从它道过渡。七月末进入焉耆离城二十里结营于大泽。焉耆王广出乎意料大为惊恐“乃欲悉驱其人共入山保焉耆”。左候元孟先尝质于京师密遣使告诉班班斩使者以示不信用元孟。乃约期大会诸王声称当重加赏赐于是焉耆王广、尉犁王汎及北鞬支等三十余人会见班。国相腹久等人惧诛逃亡入海危须王也未到。班怒责广等说：“危须王何故不到？腹久等所缘逃亡？”遂令吏士缚广、汎等于陈睦故城斩之传京师。遂进兵斩五千级活捉万五千人牲畜三十余万头。更立元孟为焉耆王。班留焉耆半年慰抚之。“于是西域五十余国悉皆纳质内属焉。”北道重新畅通。 永元七年（公元95年）和帝下诏嘉奖班说：班经营西域二十二年“不动中国不烦戍士得远夷之和同异俗之心而致天诛蠲宿耻以报将士之仇”。封班为定远侯食邑千户。 班因久在他乡年老思归。永元十二年（公元1oo年）班上疏提到：“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故遣其子班勇上书求归。永元十四年（公元1o2年）班妹班昭也上书言其兄通西域已三十年“今且七十衰老被病头无黑两手不仁耳目不聪明扶杖乃能行。虽欲竭尽其力以报塞天恩迫于岁暮犬马齿索。”力不从心。请求和帝开恩令其兄生还朝廷。书奏征班还是年八月班回到洛阳拜为射声校尉。九月病故终年七十一岁。 班一生“专功西遐”直到“衰老被病”才归故土。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班勇三通西域班征返时任尚继任都护。班以多年的经验告诫任尚：“宜荡佚简易宽小过总大纲而已。”任尚以为班“所言平平”并不放在心上。只是几年“西域反乱”果然“如所戒”。永初元年（公元1o7年）“因罢都护。后西域绝无汉吏十余年”。西域重新被匈奴控制。元初六年（公元119年）敦煌太守曹宗遣长史索班将千余人屯伊吾北匈奴与车师后部攻杀索班略有北道。曹宗请兵五千击匈奴复取西域。公卿大臣多主张关闭玉门关放弃西域。邓太后召班勇“诣朝堂会议”。 班勇班少子字宜僚少有父风。他既反对放弃西域又反对兵攻北匈奴。他建议恢复敦煌营兵三百人恢复置护西域副校尉居于敦煌；并遣西域长史将五百人屯楼兰西当焉耆、龟兹径路南强鄯善、于寘心胆北鞬匈奴东近敦煌”。诸臣先后问难班勇一一驳回。邓太后终于听从班勇之议“复敦煌郡营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虽复羁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 延光二年（公元123年）夏又以班勇为西域长史将五百人屯柳中。 次年正月班勇至楼兰不战而楼兰归附。接着班勇又恩威并施争取龟兹王白英率姑墨、温宿自缚归降。班勇因其步骑万余人至车师前王庭击败匈奴伊蠡王于伊和谷俘获五千余人。于是车师前部始复开通。 延光四年（公元125年）秋班勇敦煌、张掖、酒泉六千骑及鄯善、疏勒、车师前部兵击车师后部王军就大获全胜杀虏八千余人获马畜五万余头俘其王军就与匈奴持节使者斩于索班没处以报其耻。永建元年（公元126年）立车师后部故王子加特奴为王。班勇遣将斩东且弥王更立其种人为王。于是“车师六国悉平”。 这年冬天班勇诸国兵击匈奴呼衍王呼衍王逃走其众二万余人皆降。北单于率万余骑入车师后部到了金且谷。班勇遣假司马曹俊驰救之。单于退走曹俊追杀其贵人骨都侯。匈奴呼衍王徙居枯梧河上。是后车师“无复虏迹城郭皆安”。只有焉耆王元孟未归附。 永建二年（公元127年）班勇请击焉耆顺帝应允并遣敦煌太守张朗河西四郡兵三千人配合。班勇又诸国兵四万余人分骑两路攻焉耆。班勇从南道张朗从北道约期俱至焉耆。而张朗原先有罪在身欲徼功自赎遂先期到达爵离关战告捷。焉耆王元孟惧诛逆遣使乞降。张朗径入焉耆受降而还遂得免诛。班勇则以“后期”论“征下狱免”后卒于家。 再通西域的意义东汉重新确立在西域的地位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重新开通西域的原因主要是二点：（一）汉匈势力对比生了变化。东汉建立后经济恢复政权巩固。而匈奴于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单于比归汉且助汉击败北匈奴。（二）汉、匈与西域关系不同。匈奴对西域“敛税重刻诸国不堪命”1。西域诸国迫切要求摆脱匈奴的统治。汉则不掠取西域故自建武以来西域“思汉威德咸系内属”1。 重新开通西域意义不亚于张骞通西域。先西域与中原隔绝半个多世纪后重新开通带有一定程度的开辟性质。其次班遣甘英使大秦至条支临大海他涉足之地“皆前世所不至山经所未详”大大扩展了国际交往的范围。再次班勇写的《西域传》是实地考察的结晶真实可靠是今天研究这一地区的重要历史文献。此传被《后汉书·西域传》全部采纳范晔曾坦率地说其传乃采班勇所记2。 第二节马援不为守钱虏马援（前14—49）字文渊扶风茂陵（今陕西平陵西）人。其先祖赵奢为赵将号马服君子孙遂以马为姓。于汉武帝时马家以吏二千石从邯郸徙于茂陵成懽里。曾祖马通以功封为重合侯坐兄马何罗反被诛故再也不显。祖父马宾宣帝时为郎持节号使君。其父马仲官至玄武司马。马援兄弟四人三个兄长均有才能王莽时并为二千石家世再次显赫。马援“少有大志诸兄奇之”。十二岁父母双亡马援随长兄马况至河南学《齐诗》于颍川满昌；守章句辞别长兄欲到边郡从事田牧。马况鼓励他说：“汝大才当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从所好。”适值长兄病故马援守丧不离墓地。后为郡督邮送囚徒至司命府放跑了重罪的囚徒自己亡命于北地郡。遇赦留在当地放牧归附者众“遂役属数百家”。转游陇汉间常对宾客说：“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因处田牧至有牲畜数千头谷数万斛。既而叹道：“凡殖货则产贵其能施赈也否1《后汉书·西域传》。 1《后汉书·西域传》。 2《后汉书·西域传·论》。 3本节主要取材于《后汉书·马援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作注。 则守钱虏耳。” 王莽末年马援曾为新城大尹（汉中太守）后避难于凉州。受隗嚣器重任绥德将军参与决策定计。 马援被派往蜀观察公孙述情况。他与公孙述是同乡、好朋友自以为到蜀当握手欢如平生而公孙述却大摆派头和阔气欲授马援以封侯大将军位。随从都乐意留蜀升官马援启他们说：公孙述不是礼致贤士而是装腔作势这种人是不能久留天下士的。毅然而归。他对隗嚣说：公孙述乃“井底蛙”“而妄自尊大不如专意东方”。 建武四年（公元28年）马援携带隗嚣的书信到洛阳见光武帝于宣德殿。返回陇右后隗嚣问以东方流言及京师得失。马援称赞光武帝为人：“阔达多大节略与高帝同。经学博览政事文辩前世无比。”隗嚣非常信任马援遂决定遣长子隗恂到洛阳作人质。马援携家属随隗恂到洛阳。后来上书请求屯田上林苑中得到许可。 隗嚣听信王元之言犹豫摇摆。马援一再致书隗嚣规劝他切莫动摇。 隗嚣怨恨马援背叛于己得书增怒遂兵拒汉。 平定陇西隗嚣既兵拒汉马援乃上疏光武帝陈述消灭隗嚣之策。光武帝采纳马援之谋令他率突骑五千游说隗嚣的将领高俊、任禹等人以及羌豪陈述利害祸福分化瓦解隗嚣集团。 马援又致书于隗嚣之将杨广让他劝告隗嚣当知利害而回心转意。 杨广竟然不答。马援又劝杨广假如隗嚣执迷不悟可自行离去脱离险境。建武八年（公元32年）春来歙率兵攻占略阳杀隗嚣守将金梁。隗嚣率数万众围攻略阳“斩山筑堤激水灌城”。歙与将士固死坚守“矢尽乃屋断木以为兵”1。闰四月刘秀率兵征伐隗嚣行至漆具将领们以不宜远入险境劝刘秀扎营。刘秀犹豫不决正巧马援应召来到刘秀“大喜”以诸将之议问马援。马援分析：隗嚣将帅有土崩之势兵进有必破之状。又以米堆成山川地形图指画形势说明进军路线分析曲折一目了然。刘秀高兴地说：“虏在吾目中矣。”次日早晨窦融率五郡太守及羌、小月氏骑数万辎重五千辆前来助战。汉大军压境隗嚣“众大溃”“城邑皆降”2。隗嚣逃往西城从此一蹶不振。 建武九年（公元33年）马援为太中大夫与来歙率诸将平定凉州。自王莽末年以来西羌多事活动于金城郡属县凉州不宁。来歙推荐马援治理凉州。 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马援为陇西太守。夏先零羌攻临洮马援步骑三千击破之降者八千余人。马援把他们“徙置天水、陇西、扶风三郡”1。继而马援与马成进攻浩亹羌浩亹羌逃奔允吾谷。马援潜行袭击其营寨浩亹羌大惊恐徙居唐翼谷中。马援继续追击浩亹羌引精兵占据北山马援陈兵山下。夜令数百骑偷袭其后放火烧山一时锣鼓齐鸣浩亹1《后汉书·来歙传》。 2《后汉书·窦融传》。 1《后汉书·窦融传》。 羌大惊率众溃逃。马援以兵少不便穷追收粮畜而归。这次战斗中马援受伤光武帝以玺书慰劳之。 这时朝臣议欲放弃金城。马援上书反对此议建议以金城作为据点。 得到同意加强了金城郡的耕战守备。又令羌豪杨封说塞外羌来和亲。于是郡中逐渐安定民乐其业。武都氐人背公孙述来降马援奏请复其侯王君长赐给印绶。 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武都参狼羌与塞外诸族攻杀长吏。马援率四千余人征讨至氐道县羌占据山头固守马援据便地断绝其水草不与战迫使羌豪率数十万户逃出塞外余者万余人皆降“于是陇右清静”。马援务开恩信宽以待下任吏以职但总大体而已。傍县有人生矛盾吏民惊言羌反逃入城中。狄道县长来报告要求兵。马援估计不是羌反命狄道县长归守官府如果恐惧“可床下伏”。果然稍定郡人服之。视事六年征入朝为虎贲中郎将。马援一再建议重铸五铢钱光武帝同意“天下赖其便”。他“尤善述前世行事”讲得头头是道使人“属耳忘倦”。又善兵策常谋划为光武帝所用。 平定交趾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交趾太守苏定依法处决了诗索。诗索之妻徵侧及妹徵2起兵反抗攻占郡城。九真、日南、合浦“蛮夷”起而响应攻掠岭外六十余城徵侧自立为王。光武帝拜马援为伏波将军以扶乐侯刘隆为副将督楼船将军段志等征讨二徵。大军行至合浦段志病故诏马援并将段志兵。马援缘海而进随山开道千余里。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春大军到了浪泊大破二徵斩数千级降者万余人。马援追二徵至于禁溪每次击败之其众离散。次年正月斩杀徵侧、徵2传洛阳。马援受封为新息侯食邑三千户。犒劳军士。 马援率楼船二千余艘战士两万余人追击二徵余部都羊等自无功至居风斩获五千余人余众散亡岭南悉定。马援以西于县有户三万二千地远奏请分成封溪、望海二县得到许可。马援所过之处皆“为郡县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他还条奏越律与汉律乖舛者十余事加以整顿“与越人申明旧制以约束之自后骆越奉行马将军故事”。 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秋马援班师回朝。军吏经瘴疫死者大约一半。光武帝赐他兵车一乘朝见时位次九卿。 马援好骑善于相马曾师事于杨子阿学习相马骨法。他在交趾时销熔所得骆越铜鼓铸成象生马一样的模型其“高三尺五寸、围四尺四寸”。还京时送上之。光武帝下诏立于洛阳宣德殿下以为名马式。 病死疆场马援返京大受奖赏。友人孟冀相贺。马援说：“功薄赏厚何能长久乎？”他想到匈奴、乌桓尚扰北边欲请求击之说：“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邪？”孟冀称许其为“烈士”之志。 马援还京仅三个月就于当年十二月率兵屯驻襄国。次年（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秋马援率三千骑出高柳巡行雁门、代郡、上谷障塞。乌桓侦察而知汉军出动便退散而去。马援无获而还。 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武陵五溪“蛮”抢掠郡县。光武帝遣武威将军刘尚征讨“战于沅水尚军败殁。”1次年遣谒者李嵩、中山太守马成征讨仍无战绩。已经六十二岁的马援请求将兵征讨光武帝担心他年事已高不许。马援说：“臣尚能被甲上马。”光武帝令他试骑。马援“据鞍顾眄以示可用”。光武帝笑道：“矍铄哉是翁也！”遂令马援率中郎将马武、耿舒、刘匡、孙永等带领四万余众征讨五溪“蛮”。马援夜与送者诀别对友人杜愔说：我已年老“常恐不得死国事。今获所愿甘心瞑目”。他只是担心权贵子弟不听调遣。 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马援率大军到达武陵临乡击“蛮夷”胜之余众逃进竹林中。 马援驻军下隽县决定选择“路近而水险”进军壶头山的路线以为取得壶头山就扼住“蛮夷”的咽喉充县之敌可不攻自破。三月汉军进至壶头山下“蛮夷”乘高守隘水流湍急船不得上。适值暑热士卒多疫死马援也病遂困。乃凿岸为室以避暑气。“蛮夷”往往升险鼓噪马援辄曳足以观之。不久马援病死。耿舒代替马援监督诸军。 遭受诬陷随从马援出征的中郎将耿舒给其兄耿弇之信中提到马援进军迟缓坐失良机先攻壶头山乃失策。耿弇将此信呈给皇帝。光武帝乃遣虎贲中郎将梁松前往责问马援并代替马援监督诸军。这时马援已经病死。 梁松是皇帝之婿颇为骄贵。以往有一次他去问候生病的马援拜于床下马援“不答”。马援因是松父之友身为长辈而不答礼小辈。梁松则恃皇亲而记恨在心。这时马援虽然已死他仍然怀恨遂借故陷害。光武帝因而大怒收回原先赐给马援的新息侯印绶。 以往马援在交趾常吃薏苡（植物名）的果仁（名曰薏米）用以“轻身省欲以胜瘴气”。回京时以车载薏苡种子。时人以为他带回来珍宝权贵们都怨望忌妒只是没有及时作。马援死后有人上书谮之说马援带回的是一车珍宝。光武帝更怒。马援的家属非常恐惧不敢将马援遗体葬于旧坟地只在城西买了几亩地掩埋了事。宾客故人也不敢来吊唁。后来马援家属才知蒙冤经过多次申诉才得到皇帝谅解以丧归葬。同乡故人朱勃上书说马援“以死勤事”应当得到公平的待遇。词语恳切情义可嘉。汉明帝时图画东汉初年的名臣列将于云台因外戚之故（援女时为皇后）唯独没有列上马援。到了建初三年（公元78年）汉章帝才追策谥马援为忠成侯。 1《后汉书·光武帝纪》。 第三十四章窦融窦宪两汉之际窦融、梁统各以所部兵力归汉有利于统一。此后两人的后裔展成为显赫的外戚家族对于东汉的政局有相当深刻的影响。 第一节窦融雄据河西窦融（前16—后62）字周公扶风平陵（今咸阳市西）人。七世祖窦广国孝文帝窦后之弟封为章武侯。窦融高祖父自常山徙于平陵。窦融少孤王莽时期在强弩将军王俊部下作司马参与了镇压瞿义、赵明起义以军功封为建武男。其妹嫁大司空王邑为小妻。全家徙居长安“出入贵戚连结闾里豪杰以任侠为名”。 王莽末年起义者蜂起。王莽遣太师王匡前往镇压王匡请窦融为助军与樊崇战于青、徐一带。地皇三年（公元22年）窦融复从王邑征讨刘秀大败于昆阳逃回长安。汉兵入关时经王邑推荐窦融为波水将军引兵至新丰企图堵截起义军西进。 王莽失败后窦融投降更始军在大司马赵萌部下为校尉后被推荐出任巨鹿太守。 窦融见更始政权不稳东方扰乱不愿出关。他的高祖父曾为张掖太守从祖父曾为获羌校尉从弟为武威太守累世在河西知其土俗对其兄弟说：“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带河为国。张掖属国精兵万骑一旦缓急杜绝河津足以自守此遗种处也。”兄弟们都同意他的看法。窦融于是辞巨鹿太守谋求镇守河西把家属带了去。在那里抚结雄杰怀辑羌众河西民心向之。 窦融在河西与酒泉太守梁统、金城太守库钧、张掖都尉史苞、酒泉都尉竺曾、敦煌都尉辛肜等结交。“推一人为大将军、共全五郡观时变动。”一致推窦融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是时武威太守马期、张掖太守任仲得知消息解印绶离去。窦融仍居于属国领都尉职而置从事监察五郡。 河西民俗质朴窦融“政亦宽和”所以“上下相亲晏然富殖”。 窦融等练兵马习战射明烽燧之惊。防羌人扰乱击匈奴侵扰。“安定、北地、上郡流民避凶饥者归之不绝。” 东向破隗嚣刘秀称帝后窦融便想归附因隔远而未能自通。这时隗嚣虽然采用建武年号但“外顺人望内怀异心”派遣辩士张玄到河西游说建议各自割据一方。说什么“今豪杰竞逐雌雄未决当各据其土宇与陇、蜀合从高可为六国下不失尉佗。”窦融召集豪杰与诸郡太守商议有人认为刘秀受符命和人事也有其他说法“或同或异”。窦融小心谨慎“遂决策东向”。 建武五年（公元29年）夏“窦融遣长史刘钧奉书献马于汉。梁统等各1本节及第二节主要取材于《后汉书·窦融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作注。遣使随。”1这时刘秀也遣使出使河西争取窦融等共同对付隗嚣、公孙述。双方使者遇于途中共还洛阳。刘秀见到刘钧等很高兴赐窦融书称赞窦融安定河西远见卓识并赐黄金二百斤授其为凉州牧。 窦融接刘秀书复遣刘钧上书陈述投顺之意。同时遣弟窦友赴洛阳面陈心迹。窦友行至高平适值隗嚣叛汉道路隔绝驰还河西。窦融遣席封携书间道东行通书。刘秀又赐窦融兄弟书加以抚慰。 窦融既投顺于汉乃致书隗嚣批评他出尔反尔不识世务不顾民生要他深思逆顺之道。隗嚣不理睬。窦融乃与五郡太守共作战备上书请战。刘秀对窦融的态度和表现颇为赞赏并与其拉上外戚关系说窦融乃文帝窦后家后裔自己是窦后所生景帝之子定王之后；还说汉兵即将西进希望窦融“以应期会”。窦融得到诏令随即与诸郡守率兵入驻金城进击投顺隗嚣的先零羌封何之众大破之。只因汉兵未进窦融乃引还。这时梁统也与隗嚣断绝关系。 建武七年（公元31年）秋隗嚣攻安定。刘秀将兵亲自西征令窦融等定期相会。因遇大雨道路阻绝加之隗嚣已经退兵乃止军。窦融已至姑臧得到诏令而罢归。窦融恐刘秀久不出兵上书向刘秀建议抓紧时机东西夹击隗嚣若旷日持久则易生变故。 刘秀接受窦融的请求建武八年（公元32年）夏兵征隗嚣。窦融率五郡太守及羌、小月氏等步骑数万辎重五千余辆与刘秀会于高平（县）第一（城名）。刘秀举行盛大宴会待窦融以殊礼。任其弟窦友为奉车都尉从弟窦士为太中大夫。双方遂一同进军隗嚣之兵“大溃”城邑“皆降”。刘秀因功封窦融为安丰侯食安丰、阳泉、蓼、安风四县。封其弟窦友为显亲侯。诸将也得到封赏。封赏完毕、刘秀率众东归窦融等西还故地。 放远权宠窦融兄弟并受侯爵久专西方惧不自安。多次上书请求辞职。刘秀诏令挽留。等到陇、蜀已经平定窦融受诏与五郡太守奏事京师从者车千余乘马牛羊被野。窦融到了洛阳送上凉州牧、张掖属国都尉、安丰侯印绶。刘秀还其安丰侯印绶以诸侯位引见“赏赐恩宠倾动京师”。过了数月于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四月任窦融为冀州牧十余日后又迁为大司空。 窦融自知不是刘秀的旧臣故小心谨慎多次辞让爵位光武帝表示留用。窦融不敢再提请求。直到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刘秀才策免窦融官职。次年加窦融位特进。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令窦融代阴兴行卫尉事特进如故又兼领将作大匠。其弟窦友为城门校尉兄弟并典禁兵。窦融又要求辞职光武帝则屡加赏赐。到了这时窦氏一门贵显有“一公、两侯、三公主、四二千石相与并时。自祖及孙官府邸第相望京邑奴婢以千数于亲戚、功臣中莫与为比。” 永平二年（公元59年）窦融从兄子窦林因罪下狱死。明帝多次下诏责让窦融并“戒以窦婴、田蚡祸败之事”。窦融惶恐复乞骸骨被诏第养病。一年以后窦融上卫尉印绶。后来其长子窦穆依仗权势胡作非为1《后汉书·梁统传》。 矫阴太后诏令六安侯刘盱去妇娶其女为妻。永平五年（公元62年）被告此事。窦穆等免官家属受株连而归故郡只留窦融于京师。不久诏诸窦悉还京师。窦融终年七十八岁谥为戴侯。 第二节窦宪仗势横行窦宪（？—92）字伯度窦融之曾孙。祖父窦穆父窦勋均以罪被诛。建初二年（公元77年）章帝立窦宪妹为皇后拜窦宪为郎稍迁侍中、虎贲中郎将；弟窦笃为黄门侍郎。兄弟亲幸“赏赐累积宠贵日盛自王、主及阴、马诸家莫不畏惮”。窦宪依恃宫掖声势飞扬跋扈强夺民产就连明帝女沁水公主的园田也被他以贱价买了去。章帝过此园得知内情指责窦宪说：“今贵主尚见枉夺何况小人哉！国家弃宪如孤雏腐鼠耳。”窦宪大为震惧。皇后为毁服深谢良久乃得解使以田园还给公主。章帝虽然赦免了窦宪的罪过但也不委以重任。 章和二年（公元88年）章帝卒。和帝十岁即位“太后临朝”。下诏说：“侍中宪朕之元兄行能兼备忠孝尤笃先帝所器亲受遗诏。”“今供养两宫宿卫左右。”1从此窦宪以侍中“内干机密出宣诰命”。窦宪以前太尉邓彪为太傅“令百官总己以听”。他欲行何事令邓彪报告太后“无事不从”。又推荐“累世帝师”的桓郁“授经宫中所以内外协附莫生疑异”。 窦宪得势往往仗势报怨。他派遣宾客杀了往昔考劾其父窦勋的韩行之子以灵祭于窦勋坟地。都乡侯刘畅至京师奔丧时私通于太后（即窦宪妹）窦宪怕刘畅分享宫省权力遣人暗杀了刘畅栽赃刘畅弟利侯刘刚令侍御史与青州刺使考治刘刚等。后来被揭太后怒禁闭窦宪于内宫。 征伐匈奴窦宪惧诛自求击匈奴以赎罪。这时北匈奴大乱加之饥、蝗并南单于欲乘机吞并北匈奴要求汉朝支持。群臣多以为“匈奴不犯边塞而无故劳师远涉损费国用徼功万里非社稷之计”。太后犹豫不定征求征西将军耿秉的意见。他认为“以夷伐夷国家之利宜可听许。”太后采纳其议。 章和二年（公元88年）十月拜窦宪为车骑将军以执金吾耿秉为副北军五校、黎阳、雍营、缘边十二郡骑士及羌胡兵出塞。次年窦宪、耿秉各将四千骑与南匈奴左谷蠡王师子（名）万余骑出鸡鹿塞；南单于屯屠河将万余骑出满夷谷；度辽将军邓鸿及缘边义从、羌胡八千骑与左贤王安国万骑出稒阳塞相约共会涿邪山。窦宪遣副校尉阎盘、司马耿夔、耿谭率左贤王师子、右呼衍王须訾等精骑一万多与北单于战于稽落山大破之。北匈奴兵众溃散单于奔逃追至私渠比鞮海。斩名王以下万三千级获马牛羊骆驼百余万头。于是北匈奴八十一部率众降者前后二十余万人。窦宪、耿秉登燕然山令班固作铭刻石颂功记汉威德。 窦宪率师而还。由于北匈奴惊慌未定窦宪派人向北匈奴单于宣明汉威招降万余人。北单于遣其弟右温禺鞮王奉贡入于汉。窦宪嫌单于不亲自前来奏请遣还其弟。 1《后汉书·和帝纪》。 是年九月遣中郎将持节到五原拜窦宪为大将军封武阳侯食邑二万户。窦宪辞侯爵受大将军印绶。旧制大将军位在三公以下。由于窦宪威权震朝廷公卿希旨奏宪位次“太傅下三公上”。窦宪凯旋还京朝廷大加奖赏。 窦宪兄弟“竞修第宅穷极工匠”。永元二年（公元9o年）和帝下诏以功封窦宪为冠军侯并封其弟窦笃为郾侯。窦宪独不受封。七月窦宪将兵出镇凉州。 北单于以窦宪遣还其弟复遣其子至居延塞。窦宪遣中护军班固行中郎将与司马梁讽迎之。适值北单于被南匈奴击败受伤逃走。班固等至私渠海而还。窦宪想乘北匈奴微弱一举消灭之。于永元三年（公元91年）遣右校尉耿夔、司马任尚、赵博等出居延塞击北匈奴于金微山大破之俘获甚众北单于逃走不知去向。 被逼自杀窦宪荡平北匈奴后威名大振“窦氏父子兄弟并居列位充满朝廷”。弟窦笃进位特进窦景为执金吾、窦瓌为光禄勋。窦宪以耿夔、任尚等为爪牙邓叠、郭璜为心腹班固、傅毅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门。尚书仆射郅寿、乐恢并以忤意相继自杀。由是朝臣震慑望风承旨。窦氏骄纵以窦景为甚。其奴客也仗势“侵陵小人强夺财货篡取罪人妻略妇女”。因此“商贾闭塞如避寇雠。有司畏懦莫敢举奏”。太后闻之只是罢了窦景的官还保留特进之位。 窦宪居功自傲横行无忌。永元四年（公元92年）受封为穰侯的邓叠与其弟步兵校尉邓磊、窦宪的贵婿射声校尉郭举等相互交结邓叠母与郭举得幸于太后遂共谋杀害和帝。和帝知其谋乃与近幸中常侍郑众定议欲诛郭举等。因窦宪在外恐其惧祸作乱故忍而未。不久窦宪、邓叠班师还京师。和帝诏使大鸿胪持节郊迎赏赐将吏。窦宪到来和帝幸北宫令执金吾、五校尉勒兵屯卫南、北宫闭城门收诛邓叠、邓磊、郭举、郭璜皆下狱诛家属徙合浦。遣谒者仆射收窦宪大将军印绶更封为冠军侯。窦宪与弟窦笃、窦景、窦瓖皆遣就国和帝以太后故不欲有诛窦氏之名选严能相督察之。窦宪、窦景、窦笃至国皆被迫自杀受株连者也都免官还乡。 窦宪征平北匈奴使汉北边免受骚扰也为东汉通西域创造了条件故其功不可没。但他功高震主终于被和帝逼迫自杀。范晔评窦宪肯定其北征之功并说：“而后世莫称者章末衅以降其实也。”意思是后人因其自杀也就不提其功。还称引东方朔“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之语而寄寓悯惜之意。 窦宪族子窦武灵帝时为反宦官的领袖。本编第三十九章另有传。 第三十五章梁统梁冀第一节梁统由河西归洛阳梁统字仲宁安定乌氏（今宁夏固原东南）人。他的远祖是晋大夫梁益耳。高祖父梁子都自河东迁于北地郡曾祖父梁桥以赀千万徙于茂陵祖父梁溥、父梁延“以明军谋特除西域司马”。西汉末年徙于安定郡。梁统原为郡吏。更始二年（公元24年）召补中郎将安集凉州拜为酒泉太守。更始失败赤眉军入长安梁统与窦融等起兵保境计议立统帅。起初共推梁统梁统固辞改推窦融为河西大将军。更以梁统为武威太守。梁统“为政严猛威行邻郡”。 隗嚣割据陇右惧梁统等归附刘秀遣张玄游说梁统等制造刘氏不再复兴的舆论令梁统等“各据其土宇与陇、蜀合从”。梁统则以为“今称帝者数人而洛阳土地最广甲兵最强号令最明观符命而察人事它姓殆未能当。”建武五年（公元29年）梁统遣使随窦融使者刘钧到洛阳奉贡刘秀诏拜梁统为宣德将军。 建武八年（公元32年）光武帝征讨隗嚣梁统与窦融等率兵与刘秀会兵于高平第一。等到隗嚣失败光武帝封梁统为成义侯胞兄梁巡、从弟梁腾为关内侯都遣还河西。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梁统与窦融等都到洛阳以列侯奉朝请更封为高山侯拜为太中大夫四子为郎。 建议加重刑罚梁统喜好法律。他以为“法令既轻下奸不胜宜重刑罚以遵旧典。”及上书建议加重刑罚。朝臣多以为“隆刑峻法非明王之急务”而且旧法日久不可一朝改革否定了梁统的建议。梁统又上言和对状还是要求改革刑法。他认为西汉前期法律适可“断狱益少”西汉后期轻法减刑“盗贼浸多”故谓“刑轻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奸轨而害及良善也”。其议被搁置了事。 后来梁统迁为九江太守定封陵乡侯。在郡也有治绩“吏人畏爱之”。卒于官。 子孙事迹梁统的长子梁松字伯孙尚光武帝女舞阴长公主迁虎贲中郎将嗣父爵。梁松“博通经书明习故事与诸儒脩明堂、辟雍、郊祀、封禅礼仪。常与论议宠幸莫比”。光武帝卒受遗诏辅政。永平元年（公元58年）迁为太仆。因为私书请托郡县被觉而罢了官怀恨在心。后被告下狱死于狱中。 梁统的次子梁竦字叔敬少习《孟氏易》。“弱冠能教授”。坐兄梁松事与弟梁恭俱流放于九真郡。后来诏还本郡。闭门自养著书数篇名1本节及第二节主要取材于《后汉书·梁统传》凡引本传文字不另加注。曰《七序》受到班固的好评。他自负其才很想封侯瞧不起州郡官职。“后辟命交至并无所就。”章帝纳其二女为贵人小贵人生和帝窦后养以为子。窦氏惧梁氏得势于建初八年（公元83年）谮杀二贵人并诬陷梁竦等以恶逆而逮捕下狱。梁竦死于狱中。和帝时窦宪兄弟伏诛梁竦才得到昭雪。 梁竦之孙梁商字伯夏。永建三年（公元128年）梁商二女被选入掖庭梁商被任为侍中、屯骑校尉。阳嘉元年（公元132年）其女一为皇后一为贵人梁商为执金吾位特进。三年（公元134年）梁商拒不接受大将军。次年才勉强受命。梁商身居要位谦逊礼让虚己进贤轻财好施。“赈与贫餧不宣己惠。检御门族未曾以权盛干法。” 但梁商“慎弱无威断颇溺于内竖”。因宦官曹节等人弄权他让儿子梁冀、梁不疑与其交友然宦者忌商宠任反欲陷之。永和四年（公元139年）宦官张逵等人诬陷梁商与曹腾、孟贲等“图议废立”要求惩办之。顺帝认为张逵等人出于妒忌故加以诛杀。 永和六年（公元141年）秋梁商病笃。遗嘱丧事从简。及死朝廷仍然予以厚葬。他临终前向顺帝推荐周举。顺帝从其言拜周举为建议大夫迁侍中、大鸿胪、光禄勋、光禄大夫等职；并采纳周举的建议遣周举、杜乔等“八俊”巡行风俗纠察二千石有“臧罪”者惩治贪官污吏其中有些是宦者亲属。 第二节梁冀诛杀忠良梁冀（？—159）字伯卓梁商之子。其貌不扬口吃读书不多“裁能书计”。少为贵戚逸游、嗜酒、戏耍赌博、斗鸡走狗无所不为。初为黄门侍郎转侍中虎贲中郎将越骑步兵校尉执金吾。 永和元年（公元136年）拜为河南尹。梁冀居职暴恣无法无天。洛阳令吕放是梁商的密友向商谈了梁冀的恶行梁冀受到父亲的训斥即遣人杀了吕放；并推疑于吕放的仇家奏请拜吕放弟吕禹为洛阳令使捕杀仇家。 梁冀与高才能文的崔琦交友。崔琦引古今成败事例规劝梁冀改邪归正并作《外戚箴》指出：“履道者固仗势者危。”又作《白鹄赋》讽刺梁冀“反复欲钳塞士口杜蔽主听”1。梁冀不仅不接受劝告反而杀害了崔琦。 永和六年（公元141年）梁商卒拜梁冀为大将军其弟梁不疑为河南尹。建康元年（公元144年）顺帝卒冲帝即位年仅二岁太后临朝。诏梁冀与太傅赵峻、太尉李固参录尚书事。梁冀口头推辞而侈暴滋甚。永嘉元年（公元145年）冲帝卒。李固以清河王刘蒜年长有德建议梁冀立以为帝梁冀“不从”2而立年仅八岁的刘缵是为质帝。质帝少而聪慧知梁冀骄横当着朝臣瞪着梁冀说：“此跋扈将军也。”梁冀为此深恶之遂使人进鸩加煮饼质帝即日毒死。 复议立嗣李固、赵戒、胡广、杜乔等皆主张立清河王刘蒜。曹腾等反对。梁冀会见公卿声色俱厉听不得不同意见后令“罢会”1。会后李固坚持己见梁冀更怒令太后“先策免”李固。然后与太后定策立刘志为帝是为桓帝。 梁冀忌恨李固指使人诬蔑李固假公济私勾结同伙钻营官职。梁冀据此请求太后杀李固。太后罢了李固的官职。建和元年（147年）清河刘文谋立清河王刘蒜为帝其事败露刘文被杀刘蒜被贬为尉氏侯。梁冀指使有司诬蔑李固与刘文同谋投李固于牢狱。其门生王调、赵承等数十人为李固鸣冤。太后了解李固实属冤枉赦免出狱。梁冀闻讯大惊坚持将李固处死2。 大司农杜乔不畏权贵多次顶撞梁冀。梁冀向杜乔借观金蛇被杜乔拒绝。梁冀令公卿为其小女儿会丧公卿皆奔丧唯杜乔抗命不去。梁冀妹纳为后梁冀索求黄金二万斤等厚礼。已迁为光禄勋的杜乔据执旧典而不听。梁冀欲拜氾宫为尚书杜乔以氾宫“臧罪明著”不肯用。梁冀怀恨在心伺机报复。刘文谋立事败露后梁冀指使有司诬蔑杜乔与刘文交通。结果杜乔被罢了官。梁冀逼令杜乔自杀杜乔不从。梁冀便使人将杜乔逮入狱中杜乔冤死。 1《后汉书·崔琦传》。 2《后汉书·李固传》。 ------------ 26 1《后汉书·李固传》。 2《后汉书·李固传》。 就是跟梁冀走的人也难免受祸。“为世通儒”的马融曾为梁冀起草诬陷李固的奏章但因为马融不能事事顺从有时忤旨梁冀便让有司奏马融犯有贪污罪“免官髠徙朔方”。 挥霍无度梁冀之妻孙寿色美而善为妖态梁冀也奇装异服扮演风流。梁冀靠孙寿取得了一些权位并与孙寿巧取豪夺不择手段地勒索财物。当时四方调岁时贡献都是先送到梁府然后才轮到皇帝。吏人行贿求官请罪者“道路相望”。梁冀还遣人交通各族“广求异物”。他霸占人家妻女殴打吏卒“所在怨毒”怨声载道。 梁冀大兴土木营造宅第园囿。孙寿仿效对街为宅殚极土木“互相夸竞”。梁冀夫妇建造的亭台楼阁豪华异常难计其数占地甚广。两人共乘辇车前呼后拥游乐其间日以继夜。“又多拓林苑禁同王家。西至弘农东界荥阳南极鲁阳北达河淇。包含山薮远带丘荒周旋封域殆将千里。”所起兔苑“经亘数十里”征民工几年才修成。所养兔子如被误伤则置人于死地。曾有西域商人误伤一兔“坐死者达十余人”。梁冀还在洛阳城西起别第“以纳奸亡”。或“取良人悉为奴婢至数千人名曰‘自卖人’”。 权压皇帝建和元年（公元147年）桓帝立梁冀妹为皇后。这样皇太后、皇后均为梁冀的姊妹其权势更加牢固。桓帝益封梁冀一万三千户并增大将军府属官倍于三公。又封其弟梁不疑为颖阳侯梁蒙为西平侯其子梁胤为襄邑侯各万户。和平元年（公元15o年）益封梁冀一万户“并前所袭合三万户”。封梁冀妻孙寿为襄城君兼食阳翟租岁入五千万加赐赤绂如长公主。 元嘉元年（公元151年）朝议对待梁冀之礼。有司奏请梁冀“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谒赞不名礼仪比萧何”。增封为四县“比邓禹”。赏赐金钱、奴婢、彩帛、车马、衣服、甲第“比霍光”。朝会时另坐一席。但梁冀还觉得“礼薄”内心不悦。他独断一切抓权不放。甚至官吏升迁必须先到梁冀家谢恩。辽东太守侯猛任命时未谒见梁冀梁冀“托以它事乃腰斩之”。吴树被拜为宛令到梁冀家谢恩辞行。到任后“因诛杀梁冀宾客为人害者数十人”梁冀深怨之。后吴树迁为荆州刺史到梁府辞行被梁冀鸩酒毒死。 当时郎中袁著愤恨梁冀凶横上书桓帝建议让梁冀致仕交出大权。 梁冀知道后密遣人逮捕袁著。袁著乃变易姓名后托病伪死但还是被梁冀捉到悄悄杀死。袁著的学生被其侮辱朋友郝絜、胡武也被害死。胡武家受株连者六十余人。 梁冀指使众人上书桓帝荐其子梁胤为河南尹。梁胤一名胡狗时年十六“容貌甚陋不胜冠带道路见者莫不嗤笑”。其叔梁不疑为梁冀的行为感到羞愧遂让位归第闭门自守梁冀不欲令与宾客交通而害其交往者。至永兴二年（公元154年）梁冀一门“前后七封侯三皇后六贵人二大将军夫人、女食邑称君者七人尚公主三人其余卿、将、尹、校五十七人。在位二十余年穷极满盛威行内外百僚侧目莫敢违命。天子恭己而不得有所亲预”。 梁氏灭族梁冀以援立之功狂妄自大操纵桓帝桓帝内心不平。延熹元年（公元158年）太史令陈授陈述日食灾异之变咎在梁冀。梁冀得知害死陈授。桓帝由此怒。这时梁冀又欲认邓贵人为己女以自固。实际上邓贵人名猛其母宣改嫁于梁纪（梁冀妻舅）。梁冀欲达到目的害死知情人又欲杀宣被中常侍袁赦觉使宣得知报告了桓帝。桓帝大怒决心除掉梁冀。 桓帝与中常侍单、唐衡、左悺、徐璜、具瑗等人共同谋诛梁冀。梁冀怀疑单等人的行为乃使中黄门张恽入省宿以防其变。具瑗以“辄从外入欲图不轨”的罪名逮捕了张恽。桓帝使黄门令具瑗率兵千余人与司隶校尉张彪共围梁冀宅第。又使人收梁冀大将军印徙封他为景都乡侯。梁冀与其妻孙寿自杀。梁、孙两氏的亲友皆受株连“无少长皆弃市”其他连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数十人。“故吏宾客免黜者三百余人”致使“朝廷为空”。事突然朝野鼎沸“百姓莫不称庆”。“县官没收梁冀的财货斥卖合三十余万万以充王府用减天下税租之半。散其苑囿以业穷民。” 第三十六章班固王充蔡邕班固、王充、蔡邕是东汉时期卓有成就的著作家。其中班固和蔡邕既是文学家又是史学家王充是思想家。 第一节班固班固的生平班固（32—92）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北）人是班彪之子。班彪见另传。 班固九岁能写文章诵诗赋十六岁至二十三岁游太学。治学不拘于章句着重领略大义。 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班彪病死留下了遗作《后传》。班固此时二十三岁离开太学返乡为父守丧并检阅其父所作《后传》的手稿。此后他感到“彪所续前史未详”于是反复思考欲继承和展前人的史学事业自永平（公元58—75年）初年起着手撰写《汉书》专写西汉一代二百三十年的历史。这是适应大一统的时代需要而编撰的。自司马迁撰《史记》之后统一的西汉皇朝由盛而衰经绿林赤眉起义和王莽篡权西汉灭亡东汉又随之兴起。在复杂的阶级斗争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中封建统治阶级一方面总结历史经验在政治上作出对策；另方面又借助思想文化加强思想统治。史学为适应历史需要只是补续《史记》是远远不够的。班彪的《王命论》和《后传》也只是适应临时之需未能承担历史使命。班固写西汉全史给大一统的西汉皇朝以突出的历史地位总结它的兴亡盛衰及成败得失才完全适应了历史的需要。 就在班固着手编撰《汉书》不久永平五年（公元62年）有人向朝廷上书告班固“私改作国史”。皇帝下诏收捕班固被关进了京兆监狱家中的书籍也被查抄。其弟班担心他受委屈而难以自明便上书在汉明帝面前申说班固著述之意地方官也将其书稿送到朝廷。汉明帝了解情况后很欣赏班固的才学召他到校书部任命他为兰台令史。兰台是汉朝收藏图书之处。兰台的令史共有六名秩六百石掌管和校定图书是其职责。 班固做了兰台令史便和陈宗、尹敏、孟冀等人共同撰成《世祖本纪》这是写汉光武创立帝业的历史。班固因此升迁为郎。他又撰写开创东汉的功臣列传以及平林、新市、公孙述等载记共二十八篇送呈朝廷。这些著述都被后来官修的《东观汉记》所采用。完成上述著作后他又在汉明帝指使下继续撰写《汉书》。他在散文赋《答宾戏》中表示决心“专笃志于儒学以著述为业”。先后历时“二十余年”至“建初（公元76—84年）中”完成了大部分著述任务。“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焉。” 班固自为郎之后“遂见亲近”。当时建都洛阳而关中耆老犹望迁都长安。班固乃作《两都赋》呈给汉明帝“盛称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宾淫侈之论”。《西都赋》和《东都赋》都是宏篇巨制。及汉章帝雅好文章班固更加“得幸”多次入宫与帝论学。据说“每行巡狩辄献上赋颂朝廷有大议使难问公卿辩论于前赏赐恩宠甚渥。”建初三年（公元781本节主要依据于《汉书·叙传》及《后汉书·班彪附固传》凡引此两传文字不另加注。年）班固当了玄武司马秩比千石掌管守卫玄武门。次年章帝于洛阳北宫白虎观召集诸儒讲论《五经》异同。班固担任记录会后奉命根据记录编纂成《白虎通义》（又名《白虎通德论》或《白虎通》）。这书是董仲舒以来儒家学派的法典性著作。 元和元年（公元84年）北匈奴愿与汉人“合市”1并要求“和亲”。章帝诏问群臣。议者意见不一或以为匈奴“变诈”不予理睬。班固议：根据历史经验应当通使修好“上可继五凤、甘露致远人之会下不失建武、永平羁縻之义”。章帝允许北匈奴前来“与汉贾客交易”地方官府“赏赐待遇之”2。这大概与班固的建议有关。 永元元年（公元89年）南匈奴单于向汉请兵征伐天灾人祸频仍的北匈奴。窦宪因罪惧诛自求讨伐北匈奴以赎罪。窦太后乃任命窦宪为车骑将军出征北匈奴。班固为中护军参与谋议。汉军与南匈奴兵等大胜出塞三千余里追至燕然山（今蒙古境内杭爱山）。班固奉窦宪之命刻石勒功记汉威德。次年北匈奴单于遣使向汉请求和亲窦宪奏请派遣班固行中郎将事带领数百骑出居延塞迎接北匈奴单于。适值北匈奴单于被南匈奴击败逃走班固到了私渠海（今杭爱山南）闻知对方情况只好返回。 永元四年（公元92年）窦宪因外戚专权而被和帝夺了兵权被迫自杀。班固也由于和窦宪关系密切而受牵累罢了官。班家奴仆以往曾仗势侮辱过洛阳令种兢。种兢起初因畏窦宪而含怒未待至窦宪垮台及班固失势便将班固逮捕入狱。不久班固死于狱中年六十一岁。 班固去世时《汉书》功亏一篑八表及《天文志》尚未完成和帝令其妹班昭就东观藏书阁续成之班昭续成八表《天文志》由马续奉诏完成。可以说传世至今的《汉书》是经由班彪、班固、班昭和马续四人撰写历时几十年才毕其功的；当然其中最主要是班固二十余年心血的结晶。班固除编撰《汉书》外还有很多诗赋文章明代张溥曾辑《班兰台集》近人丁福保辑有《班孟坚集》。 班固的辞赋班固的辞赋很有成就。他写骚体赋；也写咏物小赋最著名的是仿司马相如《子虚》、《上林》式的大赋。汉武帝好辞赋其时辞赋高度展形成兴盛的文章风尚。宣帝亦好辞赋并有所评论认为“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辨丽可喜”；认为辞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奕远矣”。虽有所肯定但亦比之于倡优博弈视为“小道”。扬雄“少而好赋”后来则以为类似“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他认为赋的讽谕作用甚微而“不免于劝”。他不“尚辞”而“尚事”以为“事胜辞则伉辞胜事则赋”（《法言·吾子》）。赋以辞胜辞是赋的特点和优点。有一类赋如司马相如的大赋本来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行人之辞和纵横家之辞。扬雄根据自己创作辞赋的经验对辞赋的评价实际是可信的。班固处于汉室的中兴时期作《两都赋·序》再一次评论辞赋的价值认为“赋者古诗之流也。”它与诗歌一样是“润色鸿业”为统治者的政治服1《后汉书·南匈奴传》。 2《后汉书·南匈奴传》。 务的。他具体地说：“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要也。”他极力提高辞赋的历史地位认为辞赋的兴盛“而后大汉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他所以作《两都赋》却非倡优博弈之戏可比而是解决重大的建都问题的。《两都赋》指《西都》、《东都》二赋西都之宾盛夸西都长安为周秦汉三代名都汉“肇自高而终平世增饰以崇丽历十二之延祚故穷泰而极侈”；东都主人盛夸东都洛阳而语“建武之治永平之事”开国立制归于节俭以说服西都之宾实后汉初期的一篇阿颂之辞。到后汉辞赋的形式已成定局一般堆砌词藻连类并举全面铺陈以达其“劝百而讽一”的旨趣班固的《两都赋》亦不例外。 班固的传记文学在传记文学方面班固也是一把好手。在《汉书》里有不少这方面出色的作品举例来说《李广苏建传》写李广、苏建、李陵、苏武四人。其中写李广基本用《史记》文但有删改有增益有移易段落者。写李陵则几乎重写利用《史记》者极少。从此传可以看出班固并不只是概括地叙述史事而亦不排斥细致的描写。此传写出了一个英勇战斗、以寡敌众最后失败的英雄并同情司马迁对李陵的看法引用了司马迁的话说：陵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有国士之风。今举事一不幸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糵其短诚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輮戎马之地抑数万之师虏救死扶伤不暇悉举引弓之民共攻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拳冒白刃北争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 此传详细描写李陵的战斗实际为司马迁给李陵辩护强有力的证词。它的具体描写是文学性很高的史文。 班固写苏建基本为《史记》文增末句引出苏武目的在新写《苏武传》此为《史记》所无。《苏武传》也是有文学性的史文是班固的新创。它表现出另一个英雄形象出使匈奴十八年千辛万苦始终不屈终有匈汉和解得以归汉的一日。它写苏武迎汉李陵送别的场面最为动人：于是李陵置酒贺武曰：“今足下还归扬名于匈奴功显于汉室虽古竹帛所载丹青所画何以过子卿！陵虽驽怯令汉且贳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奋大辱之积志庶几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为世大戮陵尚复何顾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异域之人壹别长绝！”陵起舞歌曰：“径万里兮度沙幕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催士众灭兮名已聵。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兮将安归！”陵泣下数行因与武决。这是李陵的自辩和自责可见李陵原无投降匈奴之意只是因为汉武帝听信流言蜚语随便杀了李陵全家使李陵无以自明无路可走而不得不耻辱地留居匈奴直到匈汉和解苏武还朝才有机会吐露自己的心情。这段悲壮的描写使二千年后读者认识到这场悲剧真正的根源只是汉武帝封建主义的无情和黑暗的专制。 《李陵传》和《苏武传》是《汉书》后部分突出的传记文学。 《汉书》在史学上的贡献班固的主要学术成就是在史学方面他所著《汉书》是一部杰出的历史著作。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它有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传共一百篇（后人析为一百二十卷）主要记述汉高帝元年（公元前2o6年）至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二百三十年的史事个别篇章贯通古今数千年（如《古今人表》和十志）。全书八十余万字。它承袭了《史记》的体例而有所变化《史记》是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汉书》则是纪、表、志、传四体改“书”为“志”舍弃“世家”体例较为严整。它为断代体“正史”定下了格局遂为后代正史不祧之宗。我国传世的“廿四史”除《史记》和《南史》、《北史》外都是沿用《汉书》的体例。详赡是《汉书》的一大特点。《汉书》中有关武帝以前的史事多采自《史记》甚至有抄袭之嫌但实际上补充了很多内容也有些删改。例如《汉书》增设了《惠帝纪》和贾山、李陵、苏武、张骞等传创立《古今人表》和刑法、五行、地理、艺文等志；萧何、韩信、刘安等传中增加了不少史料特别是在一些纪、传中记载了很多诏令、奏议、诗赋、文章。这就大大地丰富了汉代史的内容。武帝以后的记载大概是缀集班彪《后传》及各家续《史记》之作加以编撰而成。各家所作及《后传》早已散佚具体情况不得而知。从班彪的《前史略论》“今此后篇慎核其事整齐其文不为世家唯纪、传而已”来作推敲《后传》大概只有纪、传而无表、志。看来班固写武帝以后史事的任务也是艰巨的撰十志尤非易事。 从《汉书》的总体来看十二纪写西汉十二世君国大事记明年月多列事目不写细节起提纲作用。八表有六个王侯表是从《史记》中的汉王侯表展起来的；《百官公卿表》比之《史记·将相名臣表》丰富得多既叙述秦汉官制演变又记录汉代三公九卿的任免；《古今人表》把远古至楚汉之际的人物列为九等未列汉人。十志是律历、礼乐、刑法、食货、郊祀、天文、五行、地理、沟洫、艺文等记述古代政治、经济制度及文化思想史。七十传先专传、合传后类传记载西汉各种人物、各个民族及邻近诸国末尾传写王莽及《叙传》。 十志最体现《汉书》的详赡。《食货志》记述西周至王莽时期的农业、农政、货币和财政的情况。《刑法志》记述西周至东汉初年的军制和刑法的历史变化。《地理志》概述古今地理沿革汉代政区以及各地区的范围、山川、户口、物产、风习和中外交通。《沟洫志》记述古今水利事业详载了贾让的治河三策。《礼乐》、《郊祀》二志记载历来的礼乐文化和祭祀制度。《天文》、《律历》二志记有古代自然科学的宝贵资料。《五行志》详记了自然界古今很多的灾异现象。《艺文志》吸收了刘歆《七略》的成果著录了西汉末年皇家藏书的情况并综述了各种学术派别的源流和短长。这些详细的记载把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自然史的著述在《史记》八书的基础上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极大地丰富了历史的内容对后世纪传体史书的志影响很大对后来《通典》、《文献通考》的影响也不小。 《汉书》所记民族历史比《史记》增多了。它把《大宛传》扩充为《西域传》叙述了汉朝与西域间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史西域几十个地区或国家的历史为研究我国古代民族史和中外关系史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这样的记述为后世正史所取法形成了一个优良的传统。故《汉书》在中国史学史上有“文赡而事详”之誉。 大一统和正统思想是《汉书》的又一大特点。先它肯定大一统给统一的汉代政权和多民族统一国家以应有的历史地位。秦汉的一统在我国历史上有重大意义《史记》已写出了中国古代趋向统一的历史大势但尚未完整地记载汉代统一的历史。《汉书》吸收了《史记》的经验加以改进和展从时间、地域、人事、思想文化诸方面详述汉代统一给汉代以应有的历史地位歌颂一统大业这是应予充分肯定的。 其次它推崇汉为正统。《汉书》写道：“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尚）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高帝纪》）神化刘邦兴汉符合天命。同时又否定被汉取代的秦朝和篡汉的王莽政权都不符天命只是“余分闰位”（《王莽传》）没有合法的历史地位。这种封建正统观念是非历史主义的它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故后世封建史家有正闰之论。同时它卑视非汉的政权和非帝系的人物。秦末农民大起义对于汉之代秦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史记》将陈涉列于“世家”将项羽列于“本纪”给以较高的历史地位；而《汉书》则将陈涉和项羽一律列于“传”。王莽建立过政权且不论其政治得失就体例而言也应当入纪而《汉书》只列于“传”。这些都反映了作者的正统思想。《汉书》的大一统和正统思想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如今应当审慎地予以分析批判。 再次它独尊儒学思想。《汉书》评司马迁曰：“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司马迁传》）这正表明它以“圣人”之是非（实即封建正统思想）为准则。它独尊儒家和《六经》把诸子、诗赋视为“《六经》之支与流裔”（《艺文志》）。它把凡是结宾客、广交游而形成的一种社会势力的人都称为游侠斥其为“背公死党”（《游侠传》）它谈谋生之道也强调封建等级说“小不得僭大贱不得逾贵”要求老百姓“贵谊（义）而贱利”（《货殖传》）。这种与司马迁《史记》对立的观点确是宣扬封建专制主义的正统思想。 还有它杂有神学色彩。汉代统治者有意宣扬天人感应论和五行灾异说故使全社会和学术界都程度不等地受了影响《汉书》作者也难幸免故它在记述史事中往往夹杂这种思想和说教。如讲汉得“天统”汉为“火德”讲五行灾异天变与人事的符应（见《天文志》、《五行志》）这种思想渗透于其书。不管作者是有意或无意写得多或少实际上是在起了一定的宣扬天人感应论和五行灾异说的作用而为汉朝封建统治服务。 《汉书》因其在史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深为后世学者所重视历来研究它的学者甚众颜师古的《汉书注》、王先谦的《汉书补注》以及近人杨树达的《汉书窥管》、陈直的《汉书新证》等都对汉书学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第二节王充王充的生平王充（公元27—约97）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县）人。祖先为魏郡元域（今河北大名县）王氏家族。先辈曾几世从军有功。祖上以军功受封于会稽阳亭（今址不详）不久因故失爵就此定居在那里。此后他家或务农或经商并有世代任侠的传统。 王充家境贫寒困难的环境使他很早成熟。儿童时“恭愿仁顺礼敬具备”。六岁开始习字八岁出入书馆。稍长王充开始学习《论语》、《尚书》一日可背诵千字。青年时期入太学读书曾以班彪为师。 刚刚成年的王充就承担起养家重任。先是回乡以教书为业在地方官府做过小官吏。大约三十岁以后他辞官家居潜心著述作《讥俗》、《节义》十二篇著《论衡》八十篇二十余万言。 元和三年（公元88年）他六十岁为避祸举家迁往扬州郡转徙于丹阳（今安徽宣城）、庐江（今安徽庐江）、九江（今安徽寿春）等地。此间扬州刺史董勤曾召他任从事又转任治中不久退职回家。章和二年（公元88年）同郡友人谢吾夷上疏章帝推荐王充章帝特命以公车待诏。王充以病为由推辞不就。 王充晚年贫病交困无人帮助。他写下了最后的著作《养性》十六篇。 七十岁以后王充病逝于家中。 自然无为的唯物主义思想王充继承朴素唯物主义传统他对天地的性质做了唯物主义的说明。他说：“天地含气之自然也。”“夫天者体也与地同。”不论天是体还是含气的自然都从根本上肯定了天地的自然物质属性。 从天地的物质属性出王充阐了天地自然无为的理论观点。所谓天地自然无为就是：“天动不欲以生物而物自生此则自然也。施气不欲为物而物自为此则无为也。”他认为天地的运行是一个自然变化过程不具备任何精神作用人和万物都是在天地运行中自然产生的是“天覆于上地偃于下下气蒸上上气降下万物自生其中间矣”而绝非“天地故生人”“天故生万物”。他用气和气化说解释万物的生成变化丰富了古代的朴素唯物论。 在天人感应说甚嚣尘上之时王充的天道自然无为思想具有鲜明的战斗性。 他先对当时盛行的君权神授之说和谶纬符命的种种神异传说做了有力驳斥。王充对于当时流行的刘邦母与蛟龙感而生刘邦的传说大胆提出异议。他说：“含血之类相与为牝牡。牝牡之会皆见同类之物。今龙与人异类何能感于人而施气？”对美化统治者的符瑞说如周代文王得赤雀、武王得白鱼、赤乌而受命等神话王充用偶然巧合加以解释：“文王当兴赤雀适来；鱼跃鸟飞武王偶见。非天使雀至白鱼来也。” 谴告说是汉代天人感应论的核心。王充对它进行了重点批驳。灾异说特1本节主要依据于《后汉书·王充传》和王充《论衡》凡引上述传文者不另作注。别重视日食、月食认为这是统治者失德所致。王充指出：“在天之变日月薄蚀四十二月日一食五月六月月亦一食。食有常数不在政治百变千灾皆同一状未必人君政教所致。”对于所谓旱灾是天神对人君骄横暴虐的谴责涝灾是天神对君主迷恋酒色的惩罚虫食谷物、老虎吃人是天神对官吏为奸的警告等等神学呓语王充都予以有力的批驳。他还运用矛盾律对谴告说进行总的清算：“天能谴告人君则亦能故命圣君今则不然生庸庸之君失道废德随谴告之何天不惮劳也。” 王充还追究谴告说产生的原因及其实质说：“《六经》之文圣人之语动言天者欲化无道惧愚者。欲言非独吾心亦天意也。及其言天犹以人心非谓上天苍苍之体也。变复之家见诬言天灾异时至则生谴告之言矣上天之心在圣人之胸及其谴告在圣人之口。”这是非常深刻的见解。 无神论思想鬼神之说是儒家祖先崇拜的立脚点是古代较为普遍的世俗迷信。王充针锋相对地提出“死人不为鬼无知不能害人”的无鬼论主张。 王充先从形神关系上对无鬼论加以论证：“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死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他强调“形须气而成气须形而知。天下无独燃之火世间安得有无体独知之精？”王充从物质决定精神的哲学观念入手否定鬼的存在。这为后来范缜的神灭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对于无鬼说他还做了一个风趣、但很有说服力的论证：从古以来死者亿万“计今人之数不若死者多。加人死辄为鬼则道路之上一步一鬼也。人且死见鬼宜见数百千万满堂盈廷填塞巷路不宜徒见一两人也。” 王充用生理和心理的原因说明鬼神怪念的产生：“凡天地之间有鬼非人死精神为之也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致之何由？由于疾病。人病则优惧忧惧则鬼出畏惧则存想存想则目虚见。”所谓鬼不过是人们由于疾病、畏惧而产生的一种幻觉而已。这个说明很接近客观实际。 王充还把无鬼论引入薄葬说批判了儒家的厚葬。他指出只有“明死人无知”才能定“厚葬无益”1。王充克服儒、墨两家学说的片面性把薄葬主张与无鬼论结合起来使这一主张立足于坚实有力的理论基础之上。王充用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终的朴素辩证思想否定了成仙得道、长生不死等迷信。他推论道：“有血脉之类无有不生生无不死夫有始者必有终有终者必有始。”因而“诸学仙术为不死之方其必不成”。这对于沉迷此道的封建帝王及众多信男信女无异当头棒喝！ 当时各种迷信禁忌之说盛行举凡盖房迁居、丧葬嫁娶、沐浴裁衣等等日常生活中的大小事情都要择良日卜吉凶唯恐得罪鬼神触犯忌讳招来祸患。王充在《论衡》中专门写了《四讳》、《■时》、《讥日》、《辩祟》、《难岁》、《诘术》、《解除》、《卜筮》等篇章一一对世俗迷信的各种说法作了批驳。如说“或有所犯抵触县官罹丽刑法不曰过所致而曰家有负。居处不慎饮食过节不曰失调和而曰徙触时。死者累属葬棺至十不曰气相污而曰葬日凶。有事归之有犯无为归之所居。居衰宅耗蜚凶流尸集人室居又祷先祖寝祸遣殃。疾病不请医更患不修行动归于祸名曰触祸”实在是舍本求末的行为是“用知浅略原事不实俗人之材也”。这是非常清醒的药石之言不但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有指点迷津的作用就是在今天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王充对卜筮迷信也有所批判。他认为人世间的祸福吉凶决定于人事也决定于时命唯独不决定于鬼神。他说：“行尧舜之德天下太平百灾消灭虽不逐疫疫鬼不往。行桀纣之行海内扰乱百祸并起虽日逐疫疫鬼犹来夫论解除解除无益；论祭祀祭祀无补；论巫祝巫祝无力。竟在人不在鬼在德不在祀明矣哉！”这是可贵的见解。 为什么会产生诸多忌讳迷信之说呢？他认为：一是统治者神道设教“明与鬼神同意共指欲令众下信用不疑”；二是人们对于吉凶祸福产生种种错觉把许多巧合事件作为吉凶的根据；三是搞迷信者利用人们的恐惧心理“积祸以惊不慎列福以勉畏时”是在“惊惑愚暗渔富偷贫”。所以说“衰世好信鬼愚人好求福。” 实知的认识论思想对于知识来源问题王充否认生而知之的观点。他认为感觉是认识的基础知识源于后天的学习。他申明：“不学自知不问自晓古今行事未之有也学之乃知不问不识。”用认识论划清了与先验论的界限。 对于儒者论圣人“不学自知不问自晓”的离奇妄语在《实知》里用孔子不能先知先觉的十六件事实加以诘难。如“匡人之围孔子孔子如审先知当早易道以违其害。不知而触之故遇其患。”又如“子入太庙每事问”如果真的生而知之又何劳询问呢？ 王充还强调实践对于知识技能的决定作用：“齐都世刺绣恒女无不能；襄邑俗织锦钝妇无不巧。日见之日为之手狎也。使材士未尝见巧女未尝为异事诡手暂为卒睹显露易为者犹愦愦焉。方今论事不谓希更而曰材不敏不曰未尝过而曰知不达失其实也。”这是把实践纳入认识论的高见。 王充还强调感觉经验的可贵也看到了直观感觉的局限性因而提出要想得到正确的知识还必须经过一个“揆端推类”、“以心原物”的逻辑推理和思维判断过程。他说：“夫论不留精澄意苟以外效立事是非信闻见于外不诠订于内是用耳目论不以心意议也。”推断是非“不徒耳目必开心意”。这把古代唯物主义认识论大大推进了一步。 王充在认识论中提出的“效验”就是用事实来检验言论的当否。他认为：“凡论事者违实不引效验则虽甘义繁说众（终）不见信。”这个观念的提出提高了王充辨别是非的水平也增强了王充论定是非的能力。王充用“以心原物”和“效验”的方法对儒家经传虚妄失实之处提出质询和攻讦。 王充认为古书传说中的尧、舜、禹、汤、文、武之治都经过了增饰与放大。他在《语增》、《儒增》、《艺增》等篇章中列举出很多经传及传说中美化上古之世的实例加以反驳。比如：儒书里面“称尧、舜之德至优至大天下太平一人不刑；又言文、武之隆遗在成、康刑错不用四十余年”；可是又写有尧、舜、文、武、成、康用兵征伐之事。尧、舜、成王既然大动干戈四出征伐怎么可能“一人不刑”“刑错不用四十余年”呢？另外所谓“武王伐纣兵不血刃”“尧舜之俭茅茨不剪采椽不斫”等等说法他都认为是在夸大其词。他正确地阐明这些说法的本意是要褒美先王但是“为言不益则美不足称；为文不渥则事不足褒”夸张、虚美是起不到预期宣传效果的。 王充在批判“好褒古而毁今少所见而多所闻”的尊古卑今之论时表述了今胜于古的历史展观点。他把周与汉进行比较后得出结论：“夫实德化则周不能过汉论符瑞则汉盛于周度土境则周狭于汉汉何以不如周？”理直气壮地声言当今胜于三代盛世。 王充很少偶像崇拜。为了求真求实他把质询的矛头指向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在《问孔》中他揭示出孔子学说中的多处矛盾。 王充自己对《论衡》的写作旨意做了明确说明：“《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求真求实是王充理论学说的根本出点是《论衡》一书的灵魂。 王充思想局限和内在矛盾王充的进步思想是必须充分肯定的；但也有无法克服的局限性和十分明显的内在矛盾。 王充在《论衡》中用《齐世》、《宣汉》、《恢国》、《验符》、《须颂》等篇章颂扬汉朝的历史功绩这对于战胜复古倒退思潮推进社会展是有积极意义的。其“宣汉”用意真诚无可怀疑；所谓“宣汉非出本心”的说法是一种误解。但是王充宣汉很少使用历史的方法却把瑞应说当作最得力的武器。这就产生了他思想中的一个矛盾——反对感应论与宣扬瑞应说对瑞应说时而赞同时而反对的矛盾。在《恢国》中甚至重弹“高祖母妊之时蛟龙在上梦与神遇”的滥调。 王充用元气自然论批驳了神学目的论。但在人的穷通祸福和社会的治乱兴衰上由于他看不到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不懂得在社会本身寻找原因只好拾起命定论武器说人“有死生寿夭之命亦有贵贱贫富之命”；“命当贫贱虽富贵之犹涉祸患矣；命当富贵虽贫贱之犹逢福善矣”。这种命是在娘胎里就决定了的人们对此根本无能为力：“凡人受命在父母施气之时已得吉凶矣。”“修身正行不能来福；战栗戒慎不能避祸。”由个人的命定推而广之他认为国家的治乱兴衰系于时数：“国当衰乱贤圣不能盛；时当治恶人不能乱。世之治乱在时不在政；国之安危在数不在教。”“教之行废国之安危皆在命时非人力也。”这个论断的要害是除了命或时数之外人事与社会因素都与国家治乱安危无关。甚至还说：“国之危殆灾害系于上天。”从中我们看到他从依违于循环论和天命论之间最终滑向天意史观的轨迹。这造成了他思想中另一个重大矛盾。即在命运面前无所作为的悲观思想在从畏天、戡天到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进程中它是一个严重的历史倒退。这是王充思想中的最大弱点。 王充在否定有鬼论的同时主张有妖说这妖怪到处存在：“天地之间妖怪非一言有妖声有妖文有妖。或妖气象人之形或人含气为妖。象人之形诸所见鬼是也；人含气为妖巫之类是也。”承认妖的存在是王充向迷信妥协的表现这同承认人死为鬼在实质上并无二致。因此有妖论成为王充思想的一大芜累。 承认王充思想中的缺陷与矛盾不论是源于他所处时代科学与思维的不达；是源于他阶级地位的限制；还是源于他稍嫌严重的形而上学思想方法；都不能因此而否定他贡献出那么多至今还闪耀着真理光芒的思想瑰宝。 第三节蔡邕1蔡邕家世蔡邕（133—192）字伯喈陈留圉县（今河南杞县西南）人。六世祖蔡勋好黄老汉平帝时为郿县令。王莽篡汉拜蔡勋为厌戎连率（陇西郡守）。蔡勋面对印绶仰天叹道：“吾策名汉室死归其正。”祖父蔡携字叔业汉顺帝时“以司空高弟迁新蔡长”。父蔡棱字伯直“处俗孤党不协于时垂翼华人爵不升”。行为清白谥曰：“贞定公”。 蔡邕笃孝。母尚滞病三年他侍母“自非寒暑节变未尝解襟带不寝者七旬”。母卒“庐于冢侧动静以礼”。与叔父从弟同居三世不分财乡里“高其义”。 政治活动灵帝建宁三年（公元17o年）蔡邕步入仕途先在司徒桥玄府干事受到桥玄的器重出补河平长。不久召拜为郎中校书于东观进而迁为议郎。 先是朝议认为“州郡相党人情比周”规定婚姻之家及两州人士不得互相监临。到了这时又制订了“三互法”规定诸州郡行政长官不仅不能任用本籍之人而且两州人士及婚姻之家也不能交互任官。其目的是防止官吏来互相勾结庇护。但“禁忌转密选用艰难”致使幽、冀两州欠缺不补。所以蔡邕上书皇帝指出幽、冀两州官职欠缺不补耽误了政事就是因避“三互法”。他建议赶快突破禁令选用人才安置诸州刺史。结果他的建议如石沉大海。 灵帝时天灾连年不断雷霆、疾风、地震、陨雹、蝗灾等往往数害并加之鲜卑不时侵扰百姓赋役加重。熹平六年（公元177年）七月灵帝制书“引咎”要求群臣各陈政要及当务之急。 蔡邕上书陈述七事。第一行祭“宜如旧典”。他说：郊祭“五帝”是为了“导致神气祈福丰年”；庙祭祖宗是为了“追往孝敬”。这些都是帝王的“大业”应当排除一切禁忌按故典行祭。第二广开言路使“抱忠之臣展其狂直”。他认为国之将兴能听到至言从而“内知己政外见民情”。第三广求贤才“以劝忠謇”“博开政路”。第四督察贤奸。应当恢复朝廷遣使的办法“纠举非法”同时“更选忠清平章赏罚”。对官吏要进行年终考核处分优劣“使吏知奉公之福营私之祸”。第五以经术取士。不能以“书画辞赋”的“小能小善”取士而要取“通经释义”的人才。第六考察治民的长史。应“以惠利为绩日月为劳”。以政绩的优劣定赏罚升黜。第七慎选太子官属。他指出前以宣陵孝子为太子舍人须知今虚伪小人“假名称孝”应当“搜选令德”。 蔡邕所陈七事大多与官吏制度有关。他认为天灾人祸与官吏良莠有密切关系；而解决的办法只有革除吏制的弊端惩治不法官吏选择贤良任用。 1本节主要依据《后汉书·蔡邕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 蔡邕的奏疏送了上去灵帝采纳了部分建议如亲自迎气于北郊行辟雍之礼令宣陵孝子为太子舍人者一律改为丞尉以及置鸿都门学等。但是对于涉及吏制弊端的问题灵帝并未触动因此问题依然如故。 当时灾异多次出现吏民惊忧。光和元年（公元178年）七月诏蔡邕与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bsp;等人引入崇德殿使宦官曹节、王甫询问灾异产生的原因以及清解的办法。蔡邕认真作了回答。皇帝又特诏要他不必顾虑“指陈政要”封好上奏。蔡邕说天对于汉朝非常关怀“故屡出妖变以当谴责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即安”。现在生灾害主要原因在“寺署”（指宦官）这是老天给予的监戒。还有一些灾异是“妇人干政”、“小人在位”的“天戒”。对付的办法只有“忍而绝之”意即解决宦官专权、妇人干政等问题才是报答“天望”的切实措施。末了他还要求皇帝保密泄密则有“杀身之祸”。灵帝看了奏章而叹息因起更衣。宦官曹节在后偷看了奏章并泄露了出去。一些仇家便伺机报复。 蔡邕与司徒刘邰原有矛盾。其叔蔡质与将作大匠杨球也有矛盾。杨球是中常侍程璜的女婿程璜使人飞章诬告蔡邕、蔡质多次以私事“请托”于刘邰邰不听蔡邕怀恨在心便企图中伤之。灵帝得书令尚书召蔡邕诘问。蔡邕上书陈述情况：我与刘邰本有宿怨错在对方我父子（指叔父蔡质与己）本无伤陷对方之事竟然出现谤书应当以我之言与刘邰“参验”以澄清是非。实际上问题出在我上次的奏章中“讥刺公卿内及宠臣”招来了诽谤。请灵帝主持正义否则“言者不蒙延纳之福旋被陷破之祸”。再者这事与我叔父蔡质无关不当株连于他。我年已四十六孤特一身忠言而死“死有余荣”。灵帝昏愦无能。蔡邕及蔡质还是被关进洛阳牢狱被劾为“仇怨奉公议害大臣”定了“大不敬”之罪弃市。 案件报告皇帝。中常侍吕强觉得蔡邕无罪为其说情灵帝也想起以往的奏章下诏“减一等与家属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即流放朔方而不能再赦免了。杨球收买刺客令追杀蔡邕于路途。刺客为蔡邕的忠义所感动不肯下手。杨球又贿赂其部主毒杀蔡邕而受贿者反以其情告诫蔡邕要严加防范。因此蔡邕幸免于难徙居于五原安阳县。次年大赦灵帝改变“不得以赦令除”的诏令宽宥蔡邕还归本郡（陈留郡）。 蔡邕在五原安阳县服刑九个月将还五原太守王智为他饯行。王智乃宦官王甫之弟。酒酣王智起舞对蔡邕劝诵蔡邕却不予理睬。王智在宾客前感到失了脸面恼羞成怒骂蔡邕道：“徒敢轻我！”蔡邕拂衣而去。王智记恨在心密告蔡邕“怨于囚放谤讪朝廷”。宦官更加“恶之”。蔡邕为了避祸乃“亡命江海远迹吴会”。在吴度过了十二年。 跟董卓的关系中平六年（公元189年）灵帝卒董卓为司空。董卓想借蔡邕的名气巩固地位征他入朝。蔡邕称病不出。董卓大怒骂说：“我力能族人蔡邕遂偃蹇者不旋踵矣。”又令州郡催蔡邕行。蔡邕不得已应征拜为祭酒“甚见敬重”。继而补侍御史又转为侍书御史迁尚书。“三日之间周历三台”。不久迁为巴郡太守复留为侍中。初平元年（公元19o年）拜蔡邕为左中郎将随献帝迁都长安封为高阳乡侯。 董卓的宾客部曲欲推崇董卓比姜太公称为“尚父”。蔡邕说：姜太公辅周翦商故特为其号。你威德“诚为巍巍”然还不可称尚父要等到关东平定车驾还返旧京洛阳然后才议尊号。董卓接受了他的意见。当时关东以袁绍为的反董势力很强蔡邕之言实是反对尊董卓为“尚父”的托词。初平二年（公元191年）六月蔡邕借董卓问及地震答道：地动者“阴盛侵阳”乃“臣下逾制”所致并指出董卓车舆僭越的事实。董卓于是改乘“皂盖车”。蔡邕的诸多建议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董卓的权欲。蔡邕虽然很受董卓器重并想借此提出有益时政的建议。但董卓刚愎自用蔡邕恨他很少听取意见对从弟蔡谷说：“董公性刚而遂非终难济也。”表示想脱离董卓而东去以待时机。蔡谷说他状貌异常很难瞒过众人。蔡邕只好作罢。 董卓被诛时蔡邕在司徒王允处不经意地叹息形之于色。王允勃然斥之说：董卓乃“国之大贼”你受其“私遇”而忘大节岂不是一路货色。即收付廷尉治罪。蔡邕表示愿受刑得以“继成汉史”。士大夫为其说情太尉马日bsp;也劝王允勿失人望。王允说：“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既无益圣德复使吾党蒙其讪议。”蔡邕遂死于狱中时年六十一。 善音律能文章有志于汉史蔡邕博学多才他善音律能碑传文字有志于续修汉史。蔡邕善弹琴还能制作琴深知琴音。他逃难于吴时听到吴人烧桐炊饭的火烈声知道是良木乃以桐木制琴果然出美妙之音而琴尾犹焦故时人称为“焦尾琴”。他在家乡时应邻人之召去饮酒到达时乡人已酒酣听到屏后弹琴之声仔细听之觉得琴音有“杀心”便返回家去。主人得知蔡邕至门而去便向蔡邕追问何故。蔡邕说了原因众人觉得奇怪。弹琴者说：我鼓琴时见螳螂方向鸣蝉蝉将去而未飞螳螂为之一前一却我唯恐螳螂受害这可能就是“杀心”形之于声吧？蔡邕莞然而笑说：这就是了。 桓帝时宦官徐璜、左悺等五侯专权恣肆听说蔡邕善于弹琴以皇帝的名义令陈留太守督促蔡邕到京师。蔡邕不得已行至偃师称病而归“闲居玩古不交当世”。 蔡邕著述很多“所著诗、赋、碑、诔、铭、赞、连珠、箴、吊、论议、《独断》、《劝学》、《释诲》、《叙乐》、《女训》、《篆埶》、祝文、章表、书记凡百四篇传于世”。其中《释海》是蔡邕仕宦前的作品其宗旨是“斟酌群言韪其是而矫其非”表达“贫而不耻”的思想标榜淡于名利的清高品格。《释诲》体现了蔡邕早期的思想状态。 传世的《蔡中郎文集》保留了蔡邕七十余篇作品其中多数是碑铭。碑铭虽然有歌功颂德的成份但它的史料价值却很高个碑传所传记的一些人《后汉书》颇缺其传故碑又成了独一无整二的史料。碑文中的得意之作是《郭林宗碑》。蔡邕在碑文中称郭林宗“砥节励行直道正辞贞固足以干事隐括足以矫时”。他曾对友人卢植说：“吾为碑铭多矣皆有惭德唯郭有道无愧色耳。”1熹平四年（公元175年）蔡邕曾与当时一些学者“奏求正定《六经》1《后汉书·郭太传》。 文字”以订正后学对儒家经籍的穿凿得到灵帝允准。他自书丹于碑使工人镌刻立于太学门外这就是有名的《熹平石经》。“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 蔡邕所作碑文很受当时人的喜爱。传说祢衡能背下来他的一篇碑文“惟两字缺”2。 蔡邕的史学造诣也很深。他曾在东观与卢植、韩说等撰补《后汉记》因遭事故不得成书他曾上书自陈奏其所著十意。《后汉书·蔡邕传》引李贤注引《邕别传》说“邕昔作《汉记》十意未及奏上遭事流离因上书自陈曰：‘臣既到徙所乘塞守烽职在候望忧怖焦灼无心能复操笔成草致章阙廷。诚知圣朝不责臣谢但怀愚心有所不竟。臣自在布衣常以为《汉书》十志下尽王莽而止光武以来唯记纪传无续志者。臣所事师故太傅胡广知臣颇识其门户略以所有旧事与臣。虽未备悉粗见尾积累思惟二十余年。不在其位非外史庶人所得擅述。天诱其衷得备著作郎建言十志皆当撰录。会臣被罪逐放边野恐所怀随躯朽腐抱恨黄泉遂不设施谨先颠踣科条诸志臣欲删定者一所当接绪者四前志所无臣欲著者五及经典群书所宜捃摭本奏诏书所当依据分别目并书章左惟陛下留神省察。臣谨因临戎长霍圉封上。’有《律历意》第一《礼意》第二《乐意》第三《郊祀意》第四《天文意》第五《车服意》第六。” 蔡邕既死郑玄闻而叹曰：“汉世之事谁与正之？”此可见蔡邕对汉史造诣之份量。蔡邕所叙汉事有《灵帝纪》及十意有列传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乱淹没多不存。看来继汉史者班固以后蔡邕是一大家。 第三十七章仲长统王符崔■仲长统、王符、崔■是东汉末年的政治家。 第一节仲长统生平与著述仲长统（18o—22o）字公理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西南）人。 仲长统自幼勤奋好学。他博览群书写得一手漂亮文章。二十多岁的时候他在青、徐、并、冀（今山东、淮北、山西、河北）等地游历访学扩展了自己的学识。凡是与他交往的人都很佩服他。当时的并州刺史高于是袁绍的外甥向来贵显有名门下网罗了不少游士。仲长统去拜访他很受敬重。高干以当世事务向他请教他指出了高干的毛病在于“有雄志而无雄才好士而不能择人”提醒他应深以为戒。高干十分自负听不进仲长统的逆耳之言。仲长统见言不见从就辞别而去。不久高干举兵叛乱灭族。仲长统不拘小节一些人目他为“狂生”。他有政治见解却不愿做官。每当地方官想推举他出仕他总是以病为由加以拒绝。他的才智得到尚书令荀彧的赏识被推荐任尚书郎。后来一度做过丞相曹操的军事幕僚。汉献2谢承《后汉志》卷五。 1本节主要取材于《后汉书·仲长统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 帝被逼退位之年他与世长辞年四十一岁。 仲长统著《昌言》一书三十四篇大概在宋代开始散佚现存者均已收入严可均《全汉文》中。 天人关系论仲长统在天人感应学说居于正宗统治地位的时代明确提出“人事为本天道为末”的观点表现出他哲学思想的唯物主义倾向和历史进步性。 仲长统认为人们的行为与措施是关乎社会治乱的主要因素灾异祥瑞的所谓天道则居于无足轻重的地位。他从正反两方面论证了这个观点。如果人事修正自然会天下大治：“王者官人无私唯贤是亲勤恤政事屡省功臣赏锡期于功劳刑罚归乎罪恶政平民安各得其所则天地将自从我而正矣休祥将自应我而集矣恶物将自舍我而亡矣求其不然乃不可得也。”如果人事悖乱对于上苍再顶礼膜拜也无法避免败亡的下场：“王者所官者非亲属则宠幸也所爱者非美色则巧佞也。以同异为善恶以喜怒为赏罚。取乎丽女怠乎万机。黎民冤枉类残贼虽五方之兆不失四时之礼断狱之政不违冬日之期蓍龟积于庙门之中牺牲群于丽碑之间冯相坐台上而不下祝史伏坛旁而不去犹无益于败亡也。”由此他得出结论：“人事为本天道为末不其然欤？” 既然天道居末对它不学、不知、不信是理智的、正确的态度沉迷其中则是下愚之人所为。他用汉代的史实说明刘邦、刘秀以及萧何、曹参、陈平、周勃、霍光、丙吉、魏相等二主数子之所以威震四海建功立业流名百世者“唯人事之尽耳无天道之学焉”。他不便明言的昏主庸臣败国亡家的现实则告诉人们：“故知天道而无人略者是巫医卜祝之伍下愚不齿之民也。信天道而背人事者是昏乱迷惑之主复国亡家之臣也。”仲长统明确划开具有神学意味的天道与人事的界限强调人事、人略的重要把“知天道”、“信天道”作为下愚不齿之民、昏乱迷惑之主覆国亡家之臣才从事的低级迷信活动表现出对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的否定态度在当时具有鲜明的战斗性和积极的意义。 仲长统认为应该遵从的“天之道”是星辰运行、四时代序等自然界变化的法则而不是吉祥灾异的神学虚构。他说：“所贵乎用天之道者则指星辰以授民事顺四时而兴功业。其大略吉凶之祥又何取焉？”他以农业为例说明顺应自然的重要：“天为之时而我不农谷亦不可得而取之。青春至焉时而降焉始之耕田终之簠簋惰者釜之勤者钟之。”强调自然的变化有一定规律人们根据其变化规律决定自己的行为就会得到成功。仲长统还对当时流行的巫祝、祈禳、丹书、厌胜、时日、风水等神学迷信活动做了揭露批判。他指出要想寿孝吉祥就要从讲究卫生、医治疾病和修正行为等方面努力来求得。舍此而求诸鬼神迷信是通人所深疾的迷、误、惑的行为。他说：“常俗忌讳可笑事时世之所遂往而通人所深疾也！且夫掘地九仞以取水凿山百步以攻金入林伐木不卜日适野刈草不择时及其构而居之制而用之则疑其吉凶不亦迷乎！简郊社慢祖祢逆时令背大顺而反求福祐于不祥之物取信诚于愚惑之人不亦误乎！彼图家画舍转局指天者不能自使室家滑利子孙贵富而望其德致之于我不亦惑乎！”1这个批判是很深刻的。 历史治乱说仲长统对历史变化趋势做了比较精辟的分析。他阐述社会的治乱遵循着一个由盛而衰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有由人事而决定的演进程序与天命、历数是没有关系的。他把这个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武力兼并天下建立统治秩序。他说：“豪杰之当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也。无天下之分故战争竞起焉。” 第二阶段：人心思安社会稳定。他说“及继体之时民心定矣。” 百姓“安居乐业长养子孙天下晏然皆归心于我矣。”处于秩序初建的稳定阶段即使是无德、无能的昏庸君主也可作威作福而不至于有倾覆的危险。 第三阶段：运徙势去天下大乱。“彼后嗣之愚主见天下莫敢与之违自谓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骋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恶。使饿狼守庖厨饥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斫生人之骨髓。怨毒无聊祸乱并起中国扰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统治者骄奢淫逸罪恶多端使生灵涂炭祸乱并起自身的威权也就随之丧失。 历史的治乱过程从争夺权势开始经继体之君凭借威权进行统治到滥用权势导致败亡这样循环往复进行。这个趋势是由人们行为决定的一旦形成又非人力所能挽回。“存亡以之迭代政乱从此周复天道常然之大数也。”这就是他的结论。把君主专制作为社会动乱的根源是他历史眼光敏锐之处。指出“富贵生不仁沉溺致愚疾”的客观趋势显示出他历史思考的深度。用人文主义的历史治乱说同三统循环的神意史观相对抗更表现出他历史观的珍贵价值。但满目疮痍的动乱现实、地主阶级的立场和时代的局限限制了他的眼界。把历史治乱看作周而复始的过程落入了历史循环论的窠臼。“乱世长而化世短”的基本估计和“变而弥猜下而加酷推此以往可及于尽矣”的历史结论虽然具有揭露封建统治反动本质的思想意义却是违背历史规律的主观臆断。他对社会似乎已完全绝望“不知来世圣人救此之道将何用也？又不知天若穷此之数欲何至邪？”他感到世事茫茫苦海无边看不到社会的出路在哪里看不到历史展的光明前景。这种悲观主义的历史怀疑论是消极无益的。 政治批判思想仲长统的思想是矛盾的。他既有世脱俗、寄情山水的精神追求又时时为经济残破、战乱不息、民众流离的悲惨世界而感愤叹息；他既有社会危乱、无法救活的悲叹又不放弃对匡世济民良策的寻求。 仲长统对东汉黑暗的社会现实作了深刻观察揭示了造成国家衰败、社会残破的原因。他的批判笔触先指向以帝王为中心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奢淫无度。他指斥帝王“今为宫室者崇台数十层长阶十百仞延袤临浮云上树九大旗珠玉翡翠以为饰连帏为城搆帐为宫起台榭则高数十百尺1严可均辑：《全后汉文》卷八九。 壁带加珠玉之物木土被绨锦之饰。”1对于恶性展的豪强大地主势力他进行了抨击：“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败而不可饮。睇盼则人从其目之所视喜怒则人随其心之所虑。”他们运用诈力聚敛财富作威作福不要说广大劳动人民被他们敲骨吸髓在死亡线上挣扎就是“清洁之士”也“徒自苦于茨棘之间”。社会分配的不公导致阶级矛盾的激化这抓住了社会动乱的根本原因。 他认为东汉政权的颓靡不振与外戚、宦官势力的膨胀是分不开的。他阐述外戚专权的危害：“汉兴以来皆引母党为上将谓之辅政而所赖以治理者甚少而所坐以危乱者甚众。”又说：“东汉桓、灵之世宦官跋扈前后五十余年天下亦何缘得不破坏耶？” 他认为豪强势力膨胀的根本原因是“分田无限使之然也”土地私有自由兼并造成了经济秩序的混乱。改变的办法就是实行“井田”法。土地公有使民财均匀是走向太平治世的根本措施。如果一时不能恢复井田制也要采取变通措施“限夫田以断并兼”。即使是“土广民稀中地未垦犹当限以大家勿令过制。其地有草者尽曰官田力堪农事乃听受之”绝不能任人自取。 为了防止外戚、宦官擅权他主张逐层选拔人才充实到各级政府和政府的各个部门“使通治乱之大体者总纲纪以为辅佐；知稼穑之艰难者亲民事而布惠利。政不分于外戚之家权不入于宦竖之门。下无侵民之吏京师无佞邪之臣。”1他还主张选任称职的丞相总领朝政或给三公以重权削夺外戚、宦官权力。这在当时是很切实的救弊措施。 仲长统十分重视德教与刑罚的关系问题阐述：“德教者人君之常任也而刑罚为之佐助焉。”2在以德教为主的思想指导下他提出了十六条政务原则：“明版籍以相数阅审什伍以相连持限夫田以断并兼定五刑以救死亡益君长以兴政理急农桑以丰委积去末作以一本业敦教学以移情性表德行以厉风俗核才艺以叙官宜简精悍以习师田修武器以存守战严禁令以防僭差信赏罚以验惩劝纠游戏以杜奸邪察苛刻以绝烦暴。”他认为以此十六条作为“政务”操之有常课之有限坚持下去就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另外仲长统的人生观是迷惘、矛盾的。一方面他主张以儒家学说指导为人处世。在事亲、敬君、交友方面都要尽心诚意既要孜孜不倦内省诸已又要对尊长、朋友负责勇于纠正他人的过失。他轻视天下士人的“三俗”、“三可贱”、“三奸”说：“天下士有三俗：选士而论族姓阀阅一俗；交游趋富贵之门二俗；畏服不接于贵尊三俗。天下之士有三可贱：慕名而不知实一可贱；不敢正是非于富贵二可贱；向盛背衰三可贱。天下学士有三奸焉：实不知详不言一也；窃他人之记以成己说二也；受无名者移知者三也。”3要求士人达到儒家标准。 1《全后汉文》卷八九。 1《全后汉文》卷八九。 2《全后汉文》卷八九。 3《全后汉文》卷八九。 另方面残酷的社会现实使他的人生信念生了动摇。理想的破灭导致了虚无主义的态度。他声称要：“叛散《五经》灭弃《风》、《雅》。百家杂碎请用从火。”他甚至要消极避世在老庄哲学中求得解脱。在《乐志论》中他抒了放浪形骸：“消摇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之责永保性命之期。”寻求自身越的心绪。在他身上折射出两汉儒学向魏晋玄学的过渡。他本人也成为魏晋名士的先驱。 第二节王符隐居著书王符东汉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南）人。生卒年月不详主要生活于二世纪前中期。少好学有志操与马融、窦章、张衡、崔瑗等学者友好。安定俗鄙妾生之子而王符没有外家故被乡人贱视。自东汉中期以来社会矛盾日益严重士人大多到处求官谋职当权者更相荐引而王符独耿介不同于俗因此不得升进。思想上积愤乃隐居著书三十六篇（分十卷）不愿显露其名而称《潜夫论》。 《潜夫论》是一部政论与社会史论著作。王符面对东汉衰世重重的社会矛盾怀抱强烈的忧患意识忧国忧民。他尖锐地指出东汉政治腐败经济凋弊民生苦难风气不正。他说仁人君子“夙夜箴规蹇蹇匪懈”“忧君之危亡哀民之乱离”。推其仁义之心爱君“犹父母”爱民“犹子弟”。“父母将临颠陨之患、子弟将有陷溺之祸者岂能墨（读‘默’）乎哉！”他大声疾呼：“一国尽乱无有安身。”“有亲者忧将深。”他认为东汉社会的政治、边事、风习、教育等都必须改良才能挽救危亡。论富民王符于《潜夫论·务本》篇中明确地提出“为国者以富民为本”的观点。 民本思想在儒家学说中早已有之；富民思想在《论语》、《管子》、《史记》、《汉书》里有明确的阐说故这不是王符所独创；但王符“以富民为本”的思想却有其独到之处。《务本》篇开宗明义：“凡为治之本莫善于抑末而务本莫不善于离本而饰末。夫为国者以富民为本以正学为基。”这显然是继承了先秦以来的富民思想。 为何要以富民为本？王符于《本政》篇说：“凡人君之治莫大于和阴阳。阴阳者以天为本天心顺则阴阳和天心逆则阴阳乖；天以民为心民安乐则天心顺民愁苦则天心逆。民以君为统君政善则民和治君政恶则民冤乱。”于《遏利》篇说：“帝以天为治天以民为心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这里谈了个天人关系的理论问题。汉代学者好谈天人关系王符也是如此。天人之际各说不一这里且不细究。考察王符的天人思想显然是以人为主人则以民为主政则以富民为本只有民心安乐才顺天心才万事大吉；否则相反。这是对“民贵君轻”思想的继承和展。 如何富民？王符于《务本》篇指出：“凡为治之大体莫善于抑末而务本夫富民者以农桑为本以游业为末；百工者以致用为本以巧饰为末；商贾者以通货为本以鬻奇为末。三者守本离末则民富离本守末则民贫。”本末之说早已有之。先秦秦汉间所言重本轻末一般说来就是重农抑商。这个思想形成了传统影响后世几达二千年。其实重农抑商仅仅是为保持自然经济使农民附著于土地以利于稳固封建统治而对进一步展商品生产的社会经济是不利的。司马迁早已觉察到这一点虽1本节主要依据于《后汉书·王符传》及《潜夫论》。凡引上传文字不另作注凡引《潜夫论》文字只夹注篇名。 然他也使用本末之说但他在《史记·货殖列传》所论是重农而不抑商。这是独具慧眼的。王符的本末之说也是卓异不凡的。他不承袭重农抑商的观点而把农、工、商都视为治生之正道强调以农桑、致用、通货为本以游业、巧饰、鬻奇为末；并断言守本离末则民富否则相反。这比司马迁的思想又前进了一步。他观察世事觉得“治本者少浮食者众”（《浮侈》）以巧饰取宠以鬻奇致富这样岂不导致民生凋敝社会衰乱故才产生上述思想和治世之策。 富民必须使民安心勤事生产。但在社会动乱、劳役繁重、刑罚扰民的情况下百姓难以正常从事生产则富民就难以指望。因此王符认为：“民为国基谷为民命。日力不暇谷何由盛。公卿师尹卒劳百姓轻夺民时诚可愤诤。”故他写了《爱日》篇专论爱惜民时的问题。他说：“国之所以为国以有民也；民之所以为民者以有谷也；谷之所以丰殖者以有人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就是说“日力”（即从事生产的时间）是百姓从事生产的基本要素；没有“日力”就不可能从事生产也就不可能富民富国。他接着说：“治国之日舒以长故其民闲暇而力有余；乱国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务而力不足。”意思是政治清明而恤民百姓安闲而有充足的时间从事生产；政治混乱而扰民百姓困扰就不可能安心致力于生产。他认为日力“乃民之本也而国之基”。故为政者当务省役“为民爱日”。就是要“敬授民时”不可“烦民”。他指出“今则不然万官挠民”百姓困扰而“废农桑”。故他在《爱日》篇末大声疾呼：“今民力不暇谷何以生。‘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嗟哉可不思乎！”（以上引文均见《爱日》） 论求贤王符于《潜夫论·实贡》篇提出：“国以贤兴以谄衰。”就是说国家的兴衰在于所用的人之贤或奸。 东汉选士用人多注意世族而忽视寒士；或誉不以实营私舞弊；仕途要津多信用外戚、宦官而排挤正直贤能之人。官场往往鱼目混珠清浊混流甚至奸佞得势贤能贬黜或禁锢。王符对此甚为不满曾指出：“非今世之无贤也乃贤者废锢而不得达于圣王之朝尔！”（《实贡》） 王符觉得当时选士“名实不相副求贡不相称”（《考绩》）的情况相当严重。原因何在？他认为有几种毛病存在：或有“以族举德”（《考绩》）即以世族门第取人。对此他是反对的曾指出：“人之善恶不必世族。”（《论荣》）意思是人的善恶不是由家庭出身所决定。对于“虚造空美”、“虚张高誉”（《实贡》）他也表示反对主张按“质干”、“材行”取士。对于“富者乘其材力贵者阻其势要以钱多为贤以刚强为上”（《考绩》）他更是反对。同时他还尖锐地指出一些官吏“终无进贤嫉恶”（同上）之语任凭歪风邪气盛行只图个人尸位素餐。他主张各级官吏都应重视选任贤能的问题只要切实做到“重选举”、“审名实”、“取赏罚”就可以“获多士”（同上）使得贤才济济。 王符对于外戚、宦官窃权欺侮贤能之士特别气愤。他说：“今世得位之徒依女妹之宠以骄士藉亢龙之势以陵贤。”（《本政》）他还指出贵宠之臣往往“援私人进奸党”（同上）即结党为奸。这些人排挤忠贤“谗妒群吠啮贤”使得忠直贤能之士多灾多难“循善则见妒行贤则见嫉”（《贤难》）。对此王符深为慨叹“人君内秉伐贤之斧权噬贤之狗而外招贤欲其至也不亦悲乎！”（《潜叹》）君主表面招贤实际养狗咬贤贤人怎能受到重用呢！ 如何招贤？王符想的先还是“礼贤下士”的老办法。他要求君主“以谦下士”（《本政》）。不能“慢贱信贵”而当“敬纳卑贱以诱贤”“赏鄙以招贤”（《明暗》）。判定贤鄙不按出身贵贱、官位高低；而视品质材行以“恕”、“平”、“恭”、“守”（《交际》）四者为标准去衡量即认为品行端方、敬贤尊长、守信仗义、表里一致的人才是真正的贤者才可选用。 王符还认为贤与不贤不是以主观断言而是“毁誉必参于效验”（《交际》）即要以考绩来检验。所写《考绩》篇专论这个问题。他说：“知贤之近途莫急于考功。”按考功之虚实就可鉴别官吏之贤奸还可以促进政治。考核官吏要求“各居其职以责其效”即从实际出观察名实是否相符。 论边事王符生于西北地区身遭羌乱故对东汉皇朝事羌问题特别注意多有论述。 羌乱是东汉民族矛盾的一个重要方面危害不浅影响很大；东汉皇朝处理羌乱多有不妥有些值得注意的历史教训。王符于东汉安帝初年羌乱生不久就于永和和元初几年间写下了《劝将》、《救边》、《边议》、《实边》等篇文字对羌乱和事羌问题表议论。他指出了羌乱的严重性：“羌虏背叛始自凉、并延及司隶东祸赵、魏西钞蜀、汉五州残破六郡削迹周回千里野无孑遗。寇钞祸害昼夜不止百姓灭没日月焦尽。”（《救边》） 执政者对如此严重问题不仅贪生怕死缺乏良策而且趁火打劫民难之财。守边的将帅“皆怯劣软弱不敢讨击但坐调文书以欺朝廷”“便身利己”。州郡的官吏趁机生事“搜索剽夺”使得百姓苦痛遭殃“甚于逢虏”（《实边》）。朝廷的权臣不明边事“陶陶闲澹卧委天职”（《救边》）当官享禄而抱观望态度。甚至有人提出“不当动兵”、“边不可守”之议主张边民内迁弃地苟安。 王符对此深感不安主张积极事边。他批驳了“捐弃凉州却保三辅” （《救边》）“不当救助且待天时”“费烦不可”（《边议》）等谬论强调事边的重要性认为“无边亡国”（《救边》）一定要及时救边不能算小账而不顾大计。“今但知爱见薄之钱谷而不知未见之待民先也；知徭役之难动而不知中国之待边宁也。”（《边议》）他认为边民怀本土民心思安宁存在安边的有利条件故谓“战守之策不可不早定”（《救边》）。 对于民难国危王符主张积极实边的政策。他认为土地乃“民之本”“不可久荒以开敌心”（《实边》）有了土地“百姓可富”（《劝将》）“土地、人民必相称”（同上）。故强调边地不可弃要让百姓在边地从事生产才可望安宁。同时他还主张对于“耕边入谷”的人应当拜爵赐禄以奖励实边有贡献者还说这是“均苦乐平徭役充边境安中国之要术”《实边》）。 不迷信东汉时期神学谶纬迷信盛行但同时无神论思想也有很大展王符继承和展了后者。 王符是个元气一元论者。他说元气历久“变成阴阳”“阴阳有体实生两仪天地壹郁万物化淳和气生人以统理之”（《本训》）。天地间万物万象包括“鬼神人民”、“变异吉凶”“何非气然”？这可谓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而非“天人感应”论的货色。 对于人和自然的关系王符说“天道日施地道日化人道日为。为者盖所谓感通阴阳而致珍异也。人行之动天地譬犹车上驭驰马、蓬车擢舟船矣。虽为所覆载然亦在我何所之可。”（《本训》）这强调的是人的能动性事在人为。而且强调人生的贵贱贫富不取决于天地鬼神“天地所不能贵贱鬼神所不能贪富”（《相列》）一切都在人为。 对于当时盛行的谶纬神学灾祥奖惩之说王符是不轻信的。他认为宇宙间万象变化“莫不气之所为”（《本训》）并不是什么祥瑞符志和灾异谴告。 王符对于卜筮、占梦、相术也持不轻信或反对的态度。他警告人们不要惑于卜筮不要“为巫所欺误”并说：“圣人不烦卜筮敬鬼神而远之。”（《卜列》）他劝告人们不要相信迷迷糊糊的梦境“不专信以断事”（《梦列》）。对于相术他说“能期其所极不能使之必至。”（《相列》）意思是说相术可以根据某种迹象推测一定的后果但决不能据以达到肯定性的目的。王符认为“吉凶之应与行相须。”（《叙录》）就是说人的吉凶祸福是由人的客观条件和主观行为所决定的。 王符既不迷信鬼神也就对厚葬崇丧不感兴趣甚至批判“生不极养死乃崇丧”的坏风气。他指出一些富贵豪家大办丧事“此无益于奉终无增于孝行但作烦搅拢伤害吏民”（《浮侈》）。他认为这种浮侈的风气于国于民都极为不利。 论正学王符非常重视“正学”（即教育）问题。强调以“正学”作为一项基本的国策。 在《务本》篇里王符把正学与富民作为治道的两大问题。他说：“夫为国者以富民为本以正学为基。民富乃可教学正乃得义民贫则背善学淫则诈伪入学则不乱得义则忠孝。故明君之法务此二者以成太平之基致休征之祥。”显然他是把正学作为一项基本的国策认为只有重视和办好教育民众才能走正道国家才兴旺达。 于此我们还悟到王符为什么把《赞学》篇置于《潜夫论》位的用心。《赞学》篇开宗明义：“天地之所贵者人也圣人之所尚者义也德义之所成者智也明智之所求者学问也。虽有至圣不生而知；虽有至材不生而能。故志曰：‘黄帝师风后孔子师老聃。’若此言之而信则人不可以不就师矣。夫此十一君者皆上圣也犹待学问其智乃博其德乃硕而况于凡人乎！”就是说人在天地间之所以可贵就在于有道德知识而智义的获得和修养就在于求学问、受教育；人不是生而知之者要靠学习才能增长知识和才干；我国有重视教育的传统一些先圣先哲都不是生而知之者而是就师求学才智博德硕的故强调所有的人都要求学受教。 关于教学的内容王符强调的是《六经》。他说：“士欲宣其义必先读其书。”“教之以明师文之以《礼》、《乐》导之以《诗》、《书》赞之以《周易》明之以《春秋》。” 王符认为人只要从师就学就一定“聪明无蔽心智无滞”就能有“聪达之明德义之理”。他还断言：“凡欲显勋绩、扬光烈者莫良于学矣。”（以上均见《赞学》） 王符的政论与社会史论的内容较为丰富这里仅略述数端其它从略。 他的思想自然有历史局限性或近乎浅；但论旨明进步性和历史意义是很显然的。 第三节崔寔做官为民崔寔（？—约17o）字子真又名台字元始。涿郡安平（今河北安平）人。少时沉静喜好典籍。出身官宦世家有学术传统修养。 其祖父崔寔是东汉著名的学者为人正直曾规谏窦宪“擅权骄恣”。其父崔瑗锐志好学能传其父业善于文辞有名于世。他为汲县令时“为人开稻田数百顷”“百姓歌之”。临终嘱咐儿子崔寔：“夫人禀天地之气以生及其终也归精于天还骨于地。何地不可臧（藏）形骸勿归乡里。其寔赠之物羊豕之奠一不得受。”1可见他颇有唯物主义思想和精神。其父去世崔寔遵照父亲遗嘱留葬洛阳隐居于墓侧。服丧毕三公并辟皆不就。 桓帝初年崔寔由郡推举征诣公车因病未对策除为郎。经羊傅、何豹的推荐崔寔拜为议郎迁大将军梁冀司马。与边韶、延笃等任史职著作东观。 后出京任五原太守。五原郡地处西北天气寒冷土地宜植麻枲“而俗不知织绩民冬月无衣积细草而卧其中见吏则衣草而出”。崔寔到任后拨出一些钱支持和教导百姓种麻、纺绩使民有衣可穿“得以免寒苦”。其母刘氏博览书传颇有淑德对崔寔“常训以临民之政”。崔寔有政绩与其母的教训有关。这时西北地区生民族纠纷和矛盾崔寔练兵马严烽候积极防御遂得以安定。 后崔寔因病征召还京拜为议郎又与诸儒博士共杂定《五经》。桓帝延熹二年（公元159年）梁冀因罪被诛崔寔因是其故吏而被免了官禁锢了几年。 这时鲜卑多次犯边崔寔经司空黄琼推荐出任辽东太守。适值其母病故请求归葬行丧。服丧后召拜尚书。他因世道混乱称疾不办事数月免归。所撰《政论》据“仆前为五原太守及今辽东耕犁”云云可以推断大约写于为辽东太守及其后一段时期但也不排除此前写有部分文字的可能。 崔寔一生清素。其父去世时变卖田宅为起坟墓立碑颂因此“资产竭尽”“穷困”乃以酿酒贩卖为业。时人多以此讥笑之。但崔寔为此职业只是为了生活需要“取足而已不致盈余”。做官后“愈贫薄”。病死时“家徒四壁立无以殡敛（殓）”受人资助才得以办完丧事。崔寔于建宁年间病卒。所著碑、论、箴、铭、答、七言、祠文、表、记、书凡十五篇。另有《四民月令》留存部分内容。 论政尚法崔寔的《政论》全书已佚一部分文字节存于《后汉书·崔寔传》及《群书治要》等清人严可均收辑残文断片于《全后汉文》。 他身经乱世置身政局对于世道官风颇有体会和认识。他指出当时有1本节主要依据于《后汉书·崔寔传》及《政论》。 1均见《后汉书·崔骃崔瑗传》。 “三患”：一是奢侈。手工业者制造奢侈品商贾贩卖之民众被诱而买之于是奢侈成风。二是上下匮乏。奢侈风气所及民多贱视正业而奔竞淫侈误了粮食生产奸盗增多仓廪空而囹圄实“上下俱匮无以相济”。三是犯法者众多。富豪者养生送死大讲排场极事铺张“在位者则犯王法以聚敛愚民则冒罪戮以为健”。 “三患”何以严重？崔寔认为主要的问题光是君主昏暗不明。他说：“凡天下所以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渐敝而不悟政浸衰而不改习乱安危寔不自睹。”昏君表现不一“或荒耽嗜欲不恤万机；或耳蔽箴诲厌伪忽真；或犹豫歧路莫适所从；或见信之佐括囊守禄；或疏远之臣言以贱废”。然结果是一样“王纲纵弛于上智士郁伊于下”难免生患难和危乱。 其次是官风不正。崔寔对此有些揭露。他指出：“今官之接民甚多违理。”征用民众劳力“更不与直（值）”即不给适当的报酬。百姓上诉“终不见省”即不予理睬。或过几年才给一点欠款也是大打了折扣；或是给一些陈旧废弃之物百姓得到也不好使用。“是以百姓创艾咸以官为忌讳遁逃鼠窜莫肯应募因乃捕之劫以威势心苟不乐则器械行沽虚费财用不周于事。”意思是百姓见官惧怕而逃走如果被捕强迫劳动也不为其好好干活造物让其享用。官吏“上为下效”败坏风气“俗易于欺狱讼繁多民好残伪”。这样有害无利都是由于官吏“不明为国之体苟割胫以肥头不知胫弱亦将颠仆也。”这就是“聚敛之臣”、“贪人败类”所造成的恶果。他又指出：“贪饕之吏竞约其财用狡猾之工复盗窃之至以麻饕被弓弩米粥杂漆烧铠铁淬醯中令脆易治铠孔又褊小不足容人刀牟（矛）悉钝。”就是说有些负责监管制造兵革的官吏偷工减料加以盗窃从中大捞一把而制品质量低劣不堪使用。这样“铠则不坚弩则不劲”“兵钝甲软不可依怙”国家不仅遭受财力人力的耗损而且有损武备能力。 他还指出现在大小官吏不思尽心职守而“各竞摘微短吹毛求疵重察深诋以中伤贞良’。他们抬高自己打击别人以致坏官不臭良吏被害。而君主又不了解下情用人不当“是以残猛之人遂奋其毒；仁贤之士劫俗为虐”。凶残者更为毒辣仁贤者也受影响而变坏。于是被害的百姓“嗷嗷之怨咎归于上”甚至“仇满天下”。 崔寔认为面对政敝风坏必须改革。他说君主御世譬诸“乘弊车”破车载不了人或物“当求巧工使辑治之”改旧为新“新新不已用之无穷”。如果不加修理而乘用之便有“摧拉捌裂”的危险。他认为如今“政令垢玩上下怠懈风俗凋敝人庶巧伪”百姓嚣然而思中兴。必须想出济时拯世之术“中兴之主亦匡时失”。 如何匡时之失？崔寔认为先要总结西汉为政得失的经验教训不必纯法远古。他说：“宜参以霸政则宜重赏深罚以御之明著法术以检之。自非上德严之则理宽之则乱。”汉宣帝“严刑峻法”天下治安；汉元帝“多行宽政”终于致衰。“政道得失于斯可监（鉴）”。这里强调的是“严”。关键是要懂得“与世推移”的道理。他进一步论道：“夫刑罚者治乱之药石也；德教者兴平之粱肉也。”治理乱世只有尚严用刑罚才能奏效。“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运之会。自数世以来政多恩贷驭委其辔马骀其衔四牡横奔皇路险倾。”对此尚宽岂能奏效复古之法更是行不通。 其次要注意取士用人。崔寔认为应当网罗贤士注意养士。他说：“举弥天之网以罗海内之士。”“马不素养难以追远；士不素简难以趋急。”“理世不得真贤犹治病无真药；当用人参反得芦菔根。”招贤就得识别贤佞。他说贤人并不书名于脸以待沽而且往往遭受排挤和压抑“常患贤佞难别是非倒纷始相去如毫厘而祸福差以千里”。故明君“其犹慎之”即要求君主谨慎地辨别贤佞而选士。他提出关心和爱护官吏既要“原其小罪阔略微过取其大较惠下而已”即要分清官吏的功过取其所长而原谅其小过失；又要增禄养廉。他指出：“今所使分威权御民人理狱讼干府库者皆群臣之所为而其奉（俸）禄甚薄仰不足以养父母俯不足以活妻子。”待遇低下养不了父母妻子要他们“临财御众”犹如“渴马守水饿犬护肉”欲其“不侵”即不贪污那是办不到的。于是“则有卖官鬻狱盗贼主守之奸生矣”意谓官吏便有以权谋私执法者而为盗贼之事生。尽管有个别的廉吏然而“虽时有素富骨清者未能百一不可为天下通率”。意思是虽然也有一贯廉洁的人但只是极少数是不能作为天下通例的。故他强调对待官吏应当“重其禄以防其贪欲使之取足于奉（俸）不与百姓争利”。要争取使官吏养成“习推诚之风耻言十五之计”。 此外崔寔还论及“民不可轻”；徙民于“土旷人稀”之处既可活民而有利开；不可数赦“赦以趣奸”不利于治等等。 崔寔评论崔寔撰《政论》以论政颇受时人称许。仲长统说：“凡为人主宜写一通置之坐侧。”意思是《政论》可作为君主的座右铭或参考书。范晔写史也予以肯定曰：“指切时要言辩而确当世称之”；曰：“寔之《政论》言当世理乱虽晁错之徒不能过也”；曰：“子真持论感起昏俗”。他们对崔寔《政论》的评价都是很高的。司马光认为崔寔严治之说针对时弊可以“矫一时之枉”；但又申明此“非百世之通义”他说只有“宽猛相济”才能“政和”1。王夫之既不同意崔寔严治之说也不赞同司马光宽猛政和之说而提出“严以治吏宽以养民”说2。其实崔寔严治之说是以官吏为对象的并不是或主要不是针对于民。而且崔寔既讲严又讲宽；既讲刑罚又讲重赏、厚禄有点辩证法。他揭露时弊对症下药颇有实事求是的味道。 第三十八章檀石槐第一节鲜卑势力的展檀石槐（137—181）2鲜卑族领。 1见《资治通鉴》卷五三。 2见《读通鉴论》卷八。 1此篇材料主要依据于《后汉书·鲜卑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2按：《后汉书·鲜卑传》有“光和（公元178—184年）中檀石槐死时年四十五”的记载而《后汉东汉前期匈奴又一次南北分裂南匈奴依附于汉北匈奴势单力弱鲜卑势力逐渐展。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鲜卑向汉朝“始通驿使”。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鲜卑领於仇贡等到洛阳朝贺“慕义内属”受光武帝的封赏。从此两族和好达数十年之久。“明、章二世保塞无事。”和帝永元（公元89—1o4年）年间汉军击破匈奴北匈奴逃走鲜卑“因此转徙据其地”。当地匈奴部落“皆自号鲜卑”。从此鲜卑逐渐强盛。自永元九年（公元97年）起处于辽东的鲜卑数次寇扰汉境肥如、渔阳等地。安帝永初（公元1o7—113年）年间鲜卑领燕荔阳到洛阳朝贺邓太后封赏之命他居于宁城（即宁县今河北万全）地区通市交易筑馆接待。“是后或降或畔（叛）与匈奴、乌桓更相攻击。”公元二世纪前期其势力展到今冀、晋二省的北部不时骚扰汉境但汉朝尚能防御之。 第二节鲜卑“大人” 永和二年（公元137年）檀石槐诞生。传说其父投鹿侯在匈奴从军三年其母在家生子自言“尝昼行闻雷震仰天视而雹入其口因吞之遂妊身十月而产”实际上是私生子。其父不信其说遗弃此儿。其母私语家令收养取名檀石槐。 檀石槐长到十四五岁时智勇双全。曾单骑击退另一部落的骚扰夺回被掠的牛羊“由是部落畏服”。他制定和维护法令处理部落内部纠纷“施法禁平曲直无敢犯者”威信很高于是被推为“大人”（即部落领）。 第三节称雄于北方檀石槐建“庭”（部落联盟中心）于弹汗山欼仇水（今名东洋涧）地区在高柳（今山西阳高）北三百余里兵马很盛东、西部落领都归属之。这时鲜卑南抄汉境北拒丁零东却夫余西击乌孙势力大为扩张“尽据匈奴故地东西万四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网罗山川水泽盐池”。 檀石槐把幅员辽阔的鲜卑占领地分为东、中、西三部。“从右北平（郡治土垠在今河北丰润东）以东至辽东接夫余、貊二十余邑为东部从右北平以西至上谷（郡治沮阳在今河北怀来东南）十余邑为中部从上谷以西至敦煌、乌孙二十余邑为西部”大致是今河北丰润以东为东部今河北怀来以西为西部东、西二部之间为中部。三部之地包括今内蒙古、蒙古的大部东北三省以及河北、北京、山西、新疆的一部分。三部各置领掌管都统属于檀石槐。 这时檀石槐招诱汉人采集铁器利用汉人的技术和物资制造武器和工具展生产加强兵力称雄于北方大漠南北。 永和二年（公元156年）秋檀石槐寇抄云中郡被汉度辽将军李膺击退。延熹年间（公元158—167年）鲜卑多次寇抄北边汉郡为患不浅。延熹九年（公元166年）汉朝担心不能抵制鲜卑遂遣使者持印绶封檀石槐书·灵帝纪》未记檀石槐之死足见范书对檀石槐死期并不明确。《资治通鉴》写明檀石槐死于光和四年（公元181年）。此从两书所记推断檀石槐的生卒年。 为王欲与其“和亲”。檀石槐不肯接受更加寇抄汉之边郡。 汉灵帝（公元168—188年）时汉朝幽、并、凉三州缘边各郡年年遭受鲜卑寇抄有时一年被掠数十次“杀略不可胜数”。熹平六年（公元177年）秋北地太守夏育上奏灵帝提到“鲜卑寇边自春以来三十余”足见事态极为严重。他建议集中汉兵出塞击之。朝廷未许。田晏通过中常侍王甫的关系求得为将愿与夏育并力讨伐鲜卑。灵帝乃任命田晏为破鲜卑中郎将。汉朝群臣意见不一于是召集百官议于朝堂。议郎蔡邕论说：华夷关系有悠久的历史因历史各阶段形势不同时和时战谋有得失事有成败不可一概而论。汉武帝因文景之积蓄穷兵黩武有得有失晚年后悔乃息兵罢役。如今“人财并乏事劣昔时”；而鲜卑强盛占据匈奴故地“称兵十万”；加之中原铁器传入鲜卑逃去的汉人又为之谋主使鲜卑“兵（武器）利马疾过于匈奴”。在这种情况下夏育、田晏辈岂能取胜。假如大事用兵弄得内外交困便难收拾故强调守御而不出征。灵帝不从命令夏育、田晏、臧旻各率汉军马骑三道并出以讨鲜卑。 檀石槐命令东、中、西三部领各率众迎战将汉军打得落花流水。汉军“死者十七八”即战死三分之二夏育等三将被罢了官。从此鲜卑仍然寇抄汉之边郡。 这时鲜卑族众日多田畜射猎不足以供给食物檀石槐亲自巡视各地现乌侯秦水（今名老哈河在内蒙古东部）流域数百里之内池泽中有鱼但无法捕取。他听说倭人国善于以网捕鱼便东击倭人国收得千余家渔民迁徙到乌侯秦水流域命令他们捕鱼以资助鲜卑食物。 光和四年（公元181年）檀石槐死时年才四十五岁。其子和连代立。和连才力不及乃父“贪淫断法不平众畔（叛）者半”。寇抄汉北地郡时被汉人射死。其子骞曼年幼兄子魁头为领后来骞曼长大与魁头争权内部矛盾严重“众遂离散”。自檀石槐以后“诸大人遂世相传袭”鲜卑统一势力丧失各部实已相对独立。 檀石槐在鲜卑族历史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后汉书·鲜卑传》所论“石槐骁猛尽有单于之地”并非虚言。他实是我国历史上少数民族中的一个杰出的历史人物。 第三十九章党锢东汉“党锢”事件株连上千人有史可查姓名者数十人著名者十余人。据《后汉书·党锢传·序》称：“窦武、刘淑、陈蕃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窦武、陈蕃等实是反对宦官专横的“党人”之领。故本篇先据《后汉书》之《窦武传》、《陈蕃传》传写窦、陈二人；再据《党锢传》从二十一人传中选写李膺、杜密、范滂、张俭、贾彪五人；还据《郭太传》传写郭泰共写八人。 1此篇材料主要依据于《后汉书》之《党锢传》及《窦武传》、《陈蕃传》、《郭太传》凡引此数篇文字不另加注。 第一节窦武谋除宦官窦武（？—168）字游平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窦融的玄孙。其父窦奉是定襄太守。他少时以“经行”著称显名于关中。 延熹八年（公元165年）其长女入宫为桓帝的贵人不久立为皇后。 窦武先为郎中随即为越骑校尉封槐里侯。次年为城门校尉。他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恶礼赂不通妻子衣食才充足而已”。这时有羌蛮之难岁俭民饥他得到皇家赏赐的财物或散给太学诸生或以粮食施于贫民。永康元年（公元167年）当宦官专横李膺、杜密等为党事拷问之时窦武上书切谏为李、杜等“党人”伸冤认为这些人“建忠抗节志经王室”“皆国之贞士一朝之良佐”并说应当贬黜宦官“案罪查罚抑夺宦官欺国之封案其无状诬罔之罪”做到“信任忠良平决臧否使邪正毁誉各得其所”。桓帝下令赦免李、杜等。 是年冬桓帝死新即位的灵帝才十二岁。窦武任大将军封闻喜侯子侄三人也封为侯掌握权要。 窦武辅政常有翦除宦官之意太傅陈蕃也素有此心两人合谋起用李膺、杜密等人任以要职共定计策。天下士人闻风振奋。 建宁元年（公元168年）五月日食窦武借此为由请求窦太后诛除宦官并先下手诛了中常侍管霸、苏康二宦官并要动手杀曹节等人窦太后犹豫未决拖延了时间。 迟疑致败到了八月有人劝窦武、陈蕃立即动手以防意外之变。窦武马上着手准备罢了黄门令魏彪以亲己的小黄门山冰代之将狡猾的长乐尚书郑■关进北寺狱。陈蕃建议立即杀了郑■窦武不同意命令山冰等人审问之供辞连及曹节、王甫等宦官并欲上奏收捕之。 是夜窦武归府住宿时宦官朱瑀得知消息偷看了他的奏章大呼窦武、陈蕃阴谋废皇帝而谋“大逆”立即组织反抗力量。曹节闻之惊起挟持灵帝关闭宫门胁迫尚书官属写诏任命王甫为黄门令持节到北寺狱收捕山冰等人。杀了山冰释放了郑飒。接着劫持窦太后夺去玺书。并使郑■等持节收捕窦武等人。窦武不奉诏驰入步兵营射杀使者。召集北军数千人屯于都亭下对军士下令：“黄门常侍反尽力者封侯重赏。”五更时分王甫集结讨伐人马于朱雀掖门。次日早晨两军对阵于阙下。王甫的军士逐渐增多对窦武之军喊道：“窦武反汝皆禁兵当宿卫宫省何故随反者乎？先降有赏！”营府军士素来畏服宦官到了中午窦武之兵几乎散光了。最后窦武被围自杀被枭于长安都亭。他的宗亲、宾客、姻属都被杀害。家属被流放遥远的日南郡。窦太后被软禁于云台。 这时宦官得志士大夫丧气原为窦武府掾的胡腾（字子升）独为窦武殡敛行丧因此也被禁锢。 第二节陈蕃志在清世陈蕃（？—168）字仲举汝南平舆（今河南汝南）人。十五岁时曾单独住于一室庭宇芜秽有客来访对他说：你为何不洒扫庭院以待宾客？他答：“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客知他有清世之志非常器重之。 起初仕于郡举孝廉任郎中。因母去世弃官服丧。服丧之后为刺史周景辟任别驾从事因谏诤不合随即离去。 经太尉李固推荐征为议郎再升为乐安太守。当时李膺任青州刺史有“威政”之名属官闻风多自引退陈蕃独以“清绩”而留任。郡人周璆是个高洁之士前后郡守招命总不理睬只有陈蕃能请得动他以礼待之。有个叫赵宣的平民葬亲而不封闭墓道居在里面服丧二十多年乡里称孝地方长官多次以礼请之。郡人向陈蕃推荐此人。陈蕃与赵宣相见问起他的妻和子得知他的五个儿女都是丧服期间所生。陈蕃大怒斥责其伪装孝道表里不一“诳时惑众诬污鬼神”随即判处其罪。 大将军梁冀致书于陈蕃有所请托“不得通”使者诈骗求谒陈蕃怒而杀之因此下放为修武令。 陈蕃后为尚书。当时零陵、桂阳二郡“山贼为害”大臣议论派兵镇压。陈蕃上疏驳之说：二郡之民闹事一定是地方官“贪虐”所致应当审查地方长官清除“在政失和侵暴百姓者”更选清贤奉公之人去宣布法令安抚百姓。又提出裁减朝廷和宫中的冗员除去奸恶。因此触忤左右被排挤出京为豫章太守。后又征为尚书令。为人严肃不接宾客送人不出郭门。反对宦官陈蕃任光禄勋时感到“封赏逾制内宠猥盛”乃上疏进谏提到“近习以非义授邑左右以无功传赏授位不料其任裂土莫纪其功至乃一门之内侯者数人”；“采女数千食肉衣绮脂油粉黛不可赀计”；“夫不有臭秽则苍蝇不飞”但求有所改正。这主要是针刺皇帝信任宦官的。延熹六年（公元163年）桓帝到广成苑打猎陈蕃上疏谏道：当今有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的“三空之厄”“兵戎未戢四方离散”又值农忙不当逸游而不恤民。未被桓帝采纳。 延熹八年（公元165年）陈蕃为太尉。这时中常侍苏康、管霸复被任用宦官得势排挤他人。李膺及大司农刘祐、廷尉冯绲等都因忤旨而抵罪。陈蕃在朝会时为李膺等反复说情辞意恳切。在宦官专横与反宦官专横的斗争中有些朝臣惧不敢言陈蕃独自上疏说：“内政不理心腹之患。”自从除外戚梁氏之祸后“近习（指宦官）之权复相扇结”。他建议应当“割塞近习豫政之源引纳尚书朝省之事”选任清高之士“斥黜佞邪”之徒。桓帝不采纳。朝野怨之。宦官由此更怨陈蕃。而太学生敬重之誉其为“不畏强御陈仲举”。 次年李膺等以“党人”案下狱考实。陈蕃上疏极谏为李膺、杜密、范滂等伸冤说他们“正身无玷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横加拷案或禁锢闭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聋盲一世之人与秦焚书坑儒何以为异？”并指责桓帝“遇贤何薄？待恶何优？”桓帝讳其言切借口说陈蕃征用下属不当罢了他的官。 灵帝时陈蕃为太傅录尚书事。窦太后因陈蕃在桓帝时坚决拥立她为皇后又因陈蕃与窦武共参朝政此时欲封其为高阳乡侯食邑三百户。陈蕃上疏辞让。窦太后不许陈蕃固辞“章前后十上竟不受封”。 “党人”失败这时中常侍曹节、王甫等宦官谄事太后膨胀势力“多行贪虐”。陈蕃恨之志诛宦官而窦武也有此谋。他自以为德于太后一定可以如愿先向灵帝上疏指出宦官侯览、曹节、王甫等是“元恶大奸”如不急诛必生变乱并希望皇帝宣示自己的奏章。窦太后不采纳朝廷闻者莫不震恐。陈蕃因与窦武合谋决心诛除曹节、王甫等宦官；并立即起用原被废黜的“党人”李膺、杜密等共定计策。 建宁元年（公元168年）五月陈蕃劝窦武上书窦太后要求立即诛除专横的宦官。窦太后不同意。窦武和陈蕃先诛了专制宫内的中常侍管霸和苏康又多次要求诛除曹节等人窦太犹后豫不决故久未动手。到了八月陈蕃与窦武准备对曹节等下手。九月曹节等人觉矫诏收捕窦武等人。窦武抵抗不力而失败自杀。陈蕃时已七十多岁闻知事带领属官及诸生八十余人持刀冲出承明门攘臂大呼“黄门（指宦官）反逆”。终因势小力弱而被捕关进黄门北寺狱被害。家属被流放门生、故吏都被免官或禁锢。 第三节李膺附杜密受士人仰慕李膺（11o—169）字元礼颍川襄城（今属河南）人。祖父李修安帝时为太尉。父李益赵国相。李膺生性高傲交结不广只是和同郡荀淑、陈寔等师友往来。 他起初举孝廉得到司徒胡广征召举高第升任青州刺史地方长官怕他严明多望风弃官而去。后为渔阳太守不久转为蜀郡太守调任护乌桓校尉。鲜卑来骚拢时他常亲自率军迎击。后因公事免官退居于颍川郡纶氏县教授学生常达千人为世人所仰慕。南阳人樊陵求为他的学生他不接受。樊陵后来因阿附于宦官当上了太尉仍为志节之士所羞。荀爽拜谒李膺时因能为他驾驭车马而特别高兴并宣传此事。有的士人以被李膺接待过为荣名为“登龙门”。可见对他为人仰慕之一斑。 永寿二年（公元156年）鲜卑寇掠云中郡李膺任为度辽将军担任抵御任务。由于他抵御得力寇掠者惧怕放还一些被掠的人口边郡得以稍稍安宁。 延熹二年（公元159年）为河南尹。当时宛陵大姓羊元群从北海郡罢官归来偷偷地带回“奇巧”财物。李膺揭之并想查办其罪。羊元群向窃据大权的宦官行贿反使李膺坐罪罚到左校（官署名）做苦工。 起初李膺与廷尉冯绲、大司农刘祐等共同立志纠罚奸倖之徒而这时冯绲、刘祐也因获罪在做苦工。司隶校尉应奉了解其情上疏桓帝为李膺等说情认为李膺等人素有功绩秉公执法百姓称许反而受罚应当宽恕以免激化矛盾。李膺等人才得以免刑。 使宦者畏惧李膺又被任为司隶校尉与太学生领郭泰等结交反对宦官专权有“天下楷模李元礼”之誉。这时宦官张让之弟张朔为野王县令贪残无道甚至杀害孕妇闻知李膺严厉惧罪逃至洛阳藏匿在张让宅中。李膺知道张朔的罪状亲自带着从吏到张让宅中搜捕张朔交付洛阳狱取得供辞立即处决。张让为弟向桓帝诉冤桓帝诏李膺入殿而亲自诘问为何擅自诛杀官员。李膺据理对答还要求给五日期限追查恶分子。桓帝觉得李膺无罪不再追问便让他退出。从此宦官都小心翼翼不敢再出宫门。桓帝觉得奇怪而问其原因都说害怕李膺。 经历两次党锢事件延熹九年（公元166年）李膺等捕杀与宦官勾结的卜者张成之子。宦官集团乘机反扑指使张成的弟子牢修控告李膺等人交结生徒“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桓帝随从宦官的要求下令逮捕党人李膺也被捕。审查此案经过三府（汉代的太尉、司徒、司空所设的府署合称三府）时太尉陈蕃认为李膺等颇有声誉罪名不实不肯“平署”（联合签署）。桓帝大怒将李膺等人关进了属于黄门署的北寺狱株连达二百多人。外戚窦武等出面援救桓帝才将李膺赦免“禁锢终身”不许做官。官府中还记录有党人名单。这是第一次“党锢”事件。李膺回乡后居于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山中士人“皆高尚其道而污秽朝廷”。 等到陈蕃免了太尉朝野之人都属意于李膺。荀爽担心李膺因名高而致祸写书劝告他明哲保身。不久桓帝死灵帝立外戚窦武为大将军名臣陈蕃为太傅两人共掌朝政合谋诛除宦者重新任用名士任李膺为长乐少府。但因宦官势大一时未曾动手。宦官却在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先制人迫使灵帝收捕窦武。窦武兵败自杀后宦官得势又肆意逮捕“党人”。乡人劝告李膺逃匿李膺毫不畏惧。结果李膺及杜密等百余人被捕入狱处死。同时受株连而被处死、迁徙、禁锢者“六七百人”。这是第二次“党锢”事件。 李膺的妻子迁徙边地门生、故吏及其父兄并被禁锢。李膺的门徒景顾因漏名而未被处治其父景毅不愿苟安上书请求免去侍御史的官职而返回家乡蜀郡。 时称“李、杜” ------------ 27 杜密（？—169）字周甫颍川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人。（w w w . q i s u w a n g . c o m 无弹窗广告）据传“为人沈质少有厉俗志”。为司徒胡广所辟升至代郡太守再任泰山太守、北海相。宦官子弟为其属县长官有奸恶行为者都收捕查办之。 后来杜密去官还乡常去拜谒地方长官多所请托。同郡刘胜（字季陵）从蜀郡告归乡里闭门修养不大交往。郡太守王昱对杜密说：“刘季陵清高士公卿多举之者。”他知王昱激己答道：刘胜官位高您待为上宾但他知善不荐闻恶不言“隐情惜己自同寒蝉”这是罪人；我知善必举知恶必纠使您“赏罚得中”这不是显然的高低之分吗？王昱惭愧而佩服待之弥厚。 桓帝时杜密任为尚书令迁河南尹转为太仆。“党人”事起被免官还本郡与李膺一同坐罪两人齐名故时人称为“李、杜”。太学生誉之曰“天下良辅杜周甫”。 灵帝时陈蕃辅政杜密又任太仆。“党锢”事件再起被迫自杀。 第四节范滂、张俭、贾彪范滂严整疾恶范滂（137—169）字孟博汝南征羌（今河南郾城东南）人。少时因“清节”为州里所佩服举孝廉、“光禄四行”（敦厚、质朴、逊让、节俭）。冀州因饥荒而百姓闹事时范滂由朝廷任命为清诏使前去审理之。他登车前往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待到了州境地方官自知贪赃枉法闻风而弃官逃跑。他对朝廷的报告都能合乎众议。 任光禄勋主事之时他对光禄勋陈蕃以“公礼”相待颇为不满乃弃官而去。郭泰批评陈蕃未曾优礼对待范滂陈蕃承认欠妥。 后又被太尉黄琼辟为掾属。皇帝诏令三府掾属“举谣言”即举报地方长官贤奸、百姓苦乐。范滂举奏刺史、二千石（即州郡长官）、权豪之党二十余人。掌举奏的尚书责备他举劾猥多怀疑他有私心。他说：我的举劾如果不是针对奸暴而为民除害那还有什么必要！现在只是先举所急还有待充实材料。“农夫去草嘉谷必茂；忠臣除奸王道以清。”如果我言之不实愿受处治。但他察觉情况复杂本意难以兑现便投劾而去。 郡太守宗资曾闻范滂之名任其为功曹委以政事。他在位“严整疾恶”。如有不遵孝悌之行、仁义之道者一概斥逐之。荐举清节隐居之士。他的外甥李颂本是公族子孙但未被乡里荐举中常侍唐衡为其向宗资说情而拟用为吏。范滂以为推荐者人品不正便不召李颂。宗资知之迁怒而责打办事小吏小吏以为范滂决定正确而不可违背。宗资只好作罢。郡中之人对此颇存看法指范滂亲信任用之人以为“范党”。 后来范滂被诬为“党人”被捕关进了黄门北寺狱。狱吏将拷打审问囚犯范滂因为同囚者大多病弱乃要求先受审遂与同郡袁忠争受刑。中常侍王甫审问拷打囚犯时范滂等颈、手、足上都戴着刑具列于阶下王甫审问他：你为臣不忠“共造部党自相褒举评论朝廷虚构无端诸所谋结并欲何为？皆以情对不得隐饰。”范滂对答：我只知道孔子“见善如不及见恶如探汤”之言政治上要求分清贤奸奖善惩恶不懂得什么是“党”。王甫说：你拔举用人合则相好不合则排斥什么意思？范滂仰天而叹自觉问心无愧。王甫无法只好解下他的刑具。 范滂因无罪而释放南归。从洛阳出汝南、南阳二郡士大夫迎接者数千辆。同囚乡人殷陶、黄穆也免罪俱归并侍卫于范滂应对宾客。范滂对两人说：你俩相随是加重吾罪遂遁逃还乡。 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大诛“党人”。诏令急捕范滂等。郡内督邮吴导来到县里手捧诏书紧闭传舍伏床而泣。范滂听说此事知道必为自己随即主动投狱。县令郭揖大惊出解印绶要和他一同逃走。范滂说：我死则祸了怎敢连累于你又使老母流离呢！其母与他诀别。他对老母说：我死得其所只是希望大人“割不可忍之恩”不要增加悲伤。老母道：“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得兼乎？”范滂跪下受教再拜而辞。对他的儿子说：“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路人闻之莫不流涕。这时范滂才三十三岁。 张俭举劾侯览张俭（115—198）字元节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西南）人。父张成是江夏太守。张俭初举茂才因刺史不是正经人推说有病而不起。 延熹八年（公元165年）任山阳郡东部督邮。这时中常侍侯览家在山阳郡属县防东（今山东金乡南）残暴百姓所为不法。张俭举劾侯览及其母罪恶请求诛之。侯览扣押其章表使不得上达朝廷从此结怨。乡人朱并本是佞邪之徒因被张俭冷落而怀恨在心上书告张俭“与同郡二十四人为党”于是欲诛捕之。张俭逃跑所到之处都因重其名行而收容之。后来流转到东莱郡躲在李笃家。外黄县令毛钦带着武器来到李笃对毛钦说：张俭天下闻名无罪而躲匿你忍心捕他吗？毛钦劝李笃不必要做老好人。李笃说：我好义你如今也有一半。毛钦叹息而去。张俭由李笃设法逃亡出塞故得以免祸。据说张俭逃难所经历之处“伏重诛者以十数宗亲并皆殄灭郡县为之残破”。《党锢传·论》对此救贤扶危精神大加表扬说：“张俭见怒时王颠沛假命天下闻其风者莫不怜其壮志而争为之主。至乃捐城委爵、破族屠身盖数十百所岂不贤哉！” 张俭历经磨难到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党事解”才返回乡里。 建安年间逝世终年八十四岁。 贾彪同气相求贾彪字伟节颍川定陵（今河南舞阳北）人。少时游洛阳志节慷慨与同郡荀爽齐名。起初与郭泰同为太学生领结合李膺等人评论朝政褒贬人物与“党人”同气。 初举孝廉补为新息县长。平民贫困多不养子女贾彪订了严厉的制度凡不养子女者与杀人同罪。有一次他出城巡视城南有盗劫害民者城北有妇人杀子者掾吏想引他往南。他怒道：“贼寇害人这是常有之事；母子相残实是逆天违道。”随即驱车北行查办其罪。因此几年间民养子者数以千计都说这是贾彪治理的效果。 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党事生太尉陈蕃谏诤无效朝臣惊惧而不敢言。贾彪对同志者说：“吾不西行大祸不解。”于是到了洛阳劝说窦武等人向皇帝报告情由桓帝因此大赦“党人”。李膺释放后说：“吾得免此贾生之谋也。” 先前岑蛭因党事逃亡亲友大多收匿之贾彪独闭门不纳为众人所怨。他解释说岑蛭触犯皇帝而获罪咎由自取吾既然不能捕捉他又怎能收容他。众人都服他处理有原则。 后以“党人”禁锢死于家中。 第五节郭泰郭泰（128—169）字林宗太原界休（今山西介休）人。家庭世代贫贱。早孤母亲想要他到县府做点事。他说大丈夫不能为“斗筲之役”。从师就学三年博通典籍。善于谈论。游学于洛阳。与河南尹李膺相友善于是名震京都。后归乡里官吏诸儒送至河上车数千辆。他只与李膺同舟而济众宾望之以为“神仙”。 司徒黄琼征辟太常赵典推举有人劝郭泰乘机仕进他认为世将大乱一概不应。他有知人之明奖训士类容貌魁伟褒衣博带周游各地。曾在陈、梁间行路遇雨头巾一角下陷时人仿效而折巾一角称为“林宗巾”。可见其为人仰慕。有人问范滂：“郭泰何如人？”范滂答：“隐不违亲贞不绝俗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它。”他虽然善于交游但不“危言核论”所以宦官擅政而不能伤他。等到党事生知名之士多被其害只有他和袁闳得免。于是闭门授徒弟子数以千计。 建宁元年（公元168年）陈善、窦武等为宦官所害郭泰痛哭于野深为国家前途担忧。 次年春郭泰死于家时年四十二岁。远近许多士人奔丧而来同刻石立碑由蔡邕撰文。郭泰同“党人”有广泛联系并寄予同情故附传于此。第六节“党人”评论“党锢”人物先以反对宦官专横侈恣为“同志”；次之多数人员是士人或太学生自持清高又要求仕进；再者多出身于世族和豪族骨干是官吏与贵戚故当宦官侵犯其利益、损害其权势、阻碍其仕进时便群起反对形成一股反“浊流”的社会势力。范晔《后汉书》盛称“党人”的行为和精神曰：“桓、灵之时若陈蕃之徒咸能树立风声抗论惛俗。而驱驰崄厄之中与刑人腐夫同朝争衡以仁心为己任虽道远而弥厉功虽不终然其信义足以携持民心。”又曰：“李膺振拔污险之中蕴义生风以鼓动流俗。激素行以耻威权立廉尚以振贵势使天下之士奋迅感慨波荡而从之幽深牢破家族而不顾至于子伏其死而母欢其义。壮矣哉！”甚至还将“党人”与宦者区分为“泾渭”、“玉砾”、“兰莸”比其为“清”与“浊”而极称“党人”志行高尚这未免言之过当然却也不无一点道理。宦者专权确是最腐朽的势力而有些“党人”实是企图针弊治世的贤者。 但在封建帝制而皇帝又被宦者挟持的情况下“党人”既难以得到皇帝支持又无严密组织和政治军事实力更未鼓动和争取民众自然难以消灭宦官势力反而为其所迫而禁锢。 第四十章宦者宦者是中国古代专制主义帝制的产物。其上层分子为皇帝最亲近的奴才往往恃宠弄权甚至专权乱政。秦朝的赵高、西汉的石显都曾弄权为非本书已写有赵高传于萧望之传附述石显事。东汉后期因母后、少主轮流临朝则外戚、宦官更番专权宦官弄权与东汉衰亡有直接关系故对其有立传之必要。宦者在社会矛盾斗争中并非铁板一块有贤奸之分本篇据史实具录其主要人物。 1此篇材料主要依据于《后汉书·宦者列传》凡引此传文字不另加注。第一节郑众专谋除窦宪郑众（？—114）字季产。南阳犨县（今河南鲁山）人谨慎敏捷颇有心机。永平年间在刘炟太子家做事。刘炟即帝位（称章帝）后任为小黄门升任中常侍。 和帝初年郑众加位钩盾令。当时窦太后秉政外戚窦宪任大将军窃据威权朝臣上下无不附从。只有郑众“一小王室不事豪党”颇得和帝亲信。等到窦宪兄弟图谋“不轨”郑众谋诛之因功升为大长秋封鄛乡侯食邑一千五百户（后又益封三百户）。由此常参与议论政事东汉宦官参政从此开端。 郑众死于元初元年（公元114年）。 第二节蔡伦改进造纸术蔡伦（？—121）字敬仲。桂阳（郡治今湖南郴州市）人。永平末年开始在宫廷做事建初年间任小黄门。和帝时任中常侍参与宫廷谋议。后又任主管制造御用器物的尚方令。 他有才学敢于谏诤。每当假日往往闭门不接宾客或亲历田野考察。永元九年（公元97年）监制秘剑及各种器械都“精工坚密为后世法”。据今考古现西汉时期已经有纸。蔡伦总结西汉以来造纸的经验改进造纸术“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为原料制造了纸。于元兴元年（公元1o5年）奏报朝廷得到皇帝称赞“自是莫不从用”纸便推广应用了当时称为“蔡侯纸”。故后世传说蔡伦是造纸术的明人。 元初元年（公元114年）因邓太后说他长期宿卫宫廷有功封为龙亭侯邑三百户。后为长乐太仆掌管长乐宫。元初四年安帝选用刘珍、良史等儒者去东观校正经传文字令蔡伦监管其事。 蔡伦起初曾受窦后旨意诬陷安帝的祖母宋贵人致使她自杀。窦太后死后安帝亲自掌权便命蔡伦去廷尉受审。蔡伦知道不妙怕受耻辱乃饮药而死。 第三节孙程、曹腾谋立皇帝孙程设谋立顺帝孙程（？—132）字稚卿。涿郡新城（今河北徐水）人。安帝时为中黄门在长乐宫办事。 当时邓太后临朝安帝不亲政事。小黄门李闰与安帝乳母王圣常常一同诬陷外戚邓悝（邓太后之兄）欲废帝而立平原王刘翼安帝又恨又怕。邓太后死后安帝在宦者支持下随即诛邓氏而废平原王封李闰为雍乡侯；又小黄门江京因谗谄进用起初曾迎立安帝封为都乡侯食邑各三百户。李闰、江京同升为中常侍江京还兼大长秋与其他宦官樊丰、刘安、陈达及王圣等“扇动内外竞为侈虐”。又帝舅大将军耿宝、皇后兄大鸿胪阎显“更相阿党”专横跋扈枉杀了太尉杨震废皇太子刘保为济阴王。 延光四年（公元125年）三月安帝死立北乡侯刘懿为帝。阎显等争权夺利杀了樊丰废了耿宝、王圣排挤其党羽。 过了几个月刘懿病重。孙程与济阴王刘保的属下兴渠商量如果刘懿病危共除江京和阎显就可扶立济阴王刘保。中黄门王康原先也是刘保属下为刘保被废而愤恨。长乐太官丞王国也附从于孙程。十月二十七日刘懿死。阎显想要扶立的人尚未召到。十一月二日孙程与王康等十八人聚会计谋共同宣誓。四日夜间他们在崇德殿集合进入章台门杀了江京、刘安、陈达。因李闰在宫内有一定权势孙程等欲推他为举刀胁迫他服从李闰答允。于是迎立济阴王是为顺帝。同时一边召集大臣一边加强宫内外警戒。 这时阎显在宫内吓得不知所为小黄门樊登劝他以太后诏兵屯于朔平门以御孙程等。阎显之弟卫尉阎景从宫中还外府收兵到盛德门被尚书郭镇所捉送廷尉狱当晚死去。第二天早晨又活捉阎显等于是事成。孙程因功封为浮阳侯：食邑万户提升骑都尉；王康、王国等也都因功封侯食邑共封了十九侯。 永建元年（公元126年）孙程等人在朝骄横“呵叱左右”。顺帝怒罢了他的官并遣十九侯离京就国后徙封他为宜城侯。孙程非常怨恨封还印绶、符策偷偷地回到京师往来于山中。诏书又遣他回到封地。永建三年（公元128年）顺帝念及孙程等功勋将他们召回京师孙程又任骑都尉其他侯也有重任。阳嘉元年（公元132年）孙程病危授为奉车都尉位特进。不久死去追赠车骑将军印绶赐谥刚侯。 孙程临终时遗言上书要求将封国传给其弟程美。顺帝应允又分封地之半封孙程养子孙寿为浮阳侯。阳嘉四年（公元135年）诏令宦官养子都可以承袭封爵并作为条令定了下来。 曹腾定策立桓帝曹腾字季兴。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县）人。安帝时为黄门从官由邓太后指派侍皇太子书特见亲爱。太子即位是为顺帝曹腾即为小黄门升中常侍。桓帝得以即位曹腾以定策之功封为费亭侯迁大长秋加位特进。 他用事宫中三十余年奉事四个皇帝未尝有过错。他推荐一些名人入朝。蜀郡太守想通过计吏贿赂曹腾被益州刺史种暠在斜谷关搜得其书奏劾蜀郡太守和曹腾要求查办严惩。皇帝以为这事是蜀郡太守所为与曹腾无关。曹腾并不因此而埋怨种暠还常称其为能吏博得人们的称赞。曹腾死养子曹暠嗣位。曹暠即曹操之父到三国时魏明帝曹暠追尊曹腾为高皇帝。 第四节“五侯”逞凶除梁冀单（？—16o）河南（郡治今河南洛阳东北）人；徐璜下邳良城（今江苏邳县东）人；具瑗（？—165）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东）人；左悺（？—165）河南平阴（今河南孟津东北）人；唐衡（？—164）颍川郾县（今河南郾城南）人。桓帝初年单、徐璜、具瑗为中常侍左悺、唐衡为小黄门史。 起初梁冀两个妹妹为顺帝、桓帝的皇后冀代父梁商为大将军“再世权威威振天下”。梁冀自从诛了太尉李固、杜乔等更加骄横皇后也乘势忌恣“多所鸩毒”上下之人钳口而不敢多言。桓帝受逼长久心怀不平但不敢公开作。延熹二年（公元159年）皇后死去桓帝对唐衡单独询问：我身边谁与皇后家有矛盾？唐衡答：单、左悺与河南尹梁不疑（梁冀之弟）有矛盾徐璜、具瑗常忿恨外戚专横。于是桓帝召集单等五人对他们说：梁冀兄弟专权胁迫内外朝臣多附从之今欲诛之你们以为如何？单等都说早就应当诛之。桓帝就命他们密谋办法。他们说：谋诛梁氏并不困难就怕再生狐疑。桓帝悦无可怀疑。于是桓帝与五人定议桓帝咬单手臂出血为盟立即诏捕梁冀及其宗亲党与。梁冀及妻自杀其宗亲党与多被诛除。左悺、唐衡升为中常侍；单封为新丰侯、二万户；徐璜为武原侯具瑗为东武阳侯各一万五千户赐钱各一千五百万；左悺为上蔡侯唐衡为汝阴侯各一万三千户赐钱各一千三百万。单等五人同日受封故世称“五侯”。又封小黄门刘普、赵忠等八人为乡侯。从此权归宦官朝政日乱。 单患病时桓帝任其为车骑将军。次年（延熹三年公元16o年）死葬礼十分优厚隆重“赐东园秘器棺中玉具赠侯将军印绶使者理丧。及葬五营骑士侍御史护丧将作大匠起冢茔”。 其后四侯骄横当时人们说：“左（悺）回天具（瑗）独坐徐（璜）卧虎唐（衡）两堕。”说他们骄贵横行凶狠狡诈。他们“竞起第宅楼观壮丽穷极伎巧。金银罽毦施于犬马。多取良人美女以为姬妾皆珍饰华侈拟则宫人。”都以养子传国袭封。“兄弟姻戚皆宰州连郡”残害百姓。 单之弟单安为河东太守弟子单匡为济阴太守徐璜之弟徐盛为河内太守左悺之弟左敏为陈留太守具瑗之兄具恭为沛相“所在蠹害”。徐璜之兄子徐宣为下邳令“暴虐尤甚”。先是求故汝南太守下邳李嵩女未达到目的后便率领吏卒到李嵩家强抢其女“戏射杀之埋著寺内”。当时下邳县属于东海东海相黄浮接受告状收审徐宣家属并将徐宣弃市暴尸示众郡中震慄。徐璜向桓帝诉怨桓帝将黄浮定罪罚做苦工。五侯宗族宾客“虐遍天下”百姓起而反抗。延熹七年（公元164年）唐衡死葬礼也很优厚。 第二年司隶校尉韩演揭左悺罪恶及其兄太仆南乡侯左称“请托州郡聚敛为奸宾客放纵侵犯吏民”。左悺、左称都畏罪自杀。韩演又揭和查办具瑗之兄具恭贪污罪贬其爵。单及徐璜、庸衡之袭封者并降为乡侯其子弟分封者“悉夺爵土”。 第五节侯览、曹节、吕强、张让侯览贪狠陷害张俭侯览（？—172）山阳防东（今山东单县东北）人。桓帝初年为中常侍以“佞猾”进用倚势贪狠放纵受贿货财以巨万计。延熹年间连年征伐国库空虚乃借贷百官俸禄、王侯租税。侯览乘机上缣五千匹赐爵关内侯。又借口参与议诛梁冀有功进封高乡侯。 他与小黄门段珪兼并土地段珪家在济阴靠近济北境界。其仆从宾客侵犯百姓劫掠过往旅客。被济北相滕延捕杀数十人陈尸于道。侯览、段珪大怒向皇帝诉怨诬告滕延多杀无辜百姓免其官职。 侯览等从此更加得意放纵。其兄侯参为益州刺史诬陷富民有大逆之罪诛灭而没收其财物前后累积以亿计。最后被太尉杨秉奏劾槛车押往京师于道畏罪自杀。其车三百余辆都是金银锦帛珍玩不可胜数。侯览因受连累而免官不久又复职。 建宁二年（公元169年）丧母还家大起茔冢残害百姓。山阳郡东部督邮张俭奏劾侯览贪侈奢纵前后侵夺民宅三百八十一所田一百十八顷。兴建第宅十六区都是高楼池苑堂阁相望饰以绮画丹漆之属形制犹如宫苑。又预作寿冢（未死而自为冢）有石椁、双阙庞高百尺侵损百姓住屋掘民坟墓夺人妻女。请求严惩之。侯览伺机没收其章表使不能上达朝廷。张俭便捣毁侯览的第宅冢墓没收其财物揭其罪状。又奏劾侯览之母生时交通宾客干扰地方行政。其奏章还是不能送上朝延。侯览反而诬陷张俭为“钩党”诛了李膺、杜密等人。侯览后又代曹节领长乐太仆。熹平元年（公元172年）侯览被劾专权骄奢罢了官遂自杀。其党与也都被免官。 曹节制造“党锢”事件曹节（？—181）字汉丰。南阳新野（今属河南）人。他本是魏郡人世代为官。顺帝初年为小黄门。桓帝时迁中常侍奉车都尉。建宁元年（公元168年）持节带领中黄门虎贲羽林军一千人迎接灵帝入宫故灵帝即位后以定策功封其为长安乡侯六百户。 当时窦太后临朝大将军窦武和太傅陈蕃谋诛宦官。曹节勾结朱瑀等十七个宦官一同矫诏以王甫为黄门令将兵诛除窦武、陈蕃等制造了“党锢”事件。他因此升为长乐卫尉封育阳侯增邑三千户；玉甫、朱瑀等或升官或封侯。次年位特进秩中二千石不久转为大长秋。 熹平元年（公元172年）窦太后死有人在朱雀阙上写了标语：“天下大乱曹节、王甫幽杀太后常侍侯览多杀党人公卿皆尸禄无有忠言者。”皇帝诏令司隶校尉刘猛逐捕书写标语者。刘猛以为标语实是直言不肯急捕过了一个多月还不知书写者是谁。刘猛因此被降为谏议大夫以御史中丞段颎代替他的工作四出逐捕拘留了太学生和游士一千多人。曹节等对刘猛的怨气还没有消去唆使段颎假借它故将刘猛定罪罚作苦工。朝臣多为刘猛说情才免刑又被征用。 曹节与王甫等诬桓帝之弟勃海王刘悝谋反诛之。曹节、王甫等十二人以功封侯或增邑。曹节增邑四千六百户加上以前的食邑共有七千六百户。他的父兄子弟都为公卿列校、牧守令长“布满天下”。 其弟曹破石为越骑校尉强行索求其部下的妻子该妇女执意不从而自杀。他们“淫暴无道”多如此类。 光和二年（公元179年）司隶校尉阳球奏诛王甫及其二子。当时连年出现灾异郎中审忠（字公诚）以为朱瑀等“罪恶所感”上书为窦武、陈蕃等鸣冤要求严惩行凶作恶的朱瑀等宦官。其书提到：朱瑀等害贤窃权“因共割裂城社自相封赏。父子兄弟被蒙尊荣素所亲厚布在州郡或登九列或据三司。不惟禄重位尊之责而苟营私门多蓄财货缮修第舍连里竟巷。盗取御水以作鱼钓车马服玩拟于天家。群公卿士杜口吞声莫敢有言。州牧郡守承顺风旨辟召选举释贤取愚。”所揭宦官窃权谋私奢侈骄横败坏政治影响恶劣可谓切中要害。但其奏章被扣而不得报送皇帝。曹节这时领尚书令掌握机要总领纪纲扣押审忠奏章与他自然有关。光和四年（公元181年）曹节死赠车骑将军。其后朱瑀也病死他们的养子袭封“传国”。 吕强建议大赦“党人” 吕强（？—184）字汉盛。河南成皋（今河南荥阳氾水镇）人。少时以宦官为小黄门迁中常侍。灵帝时按封宦者之例封他为都乡侯不肯接受。 他上书陈事指出曹节、张让等宦官“品卑人贱谗谄媚主佞邪徼宠放毒人物疾妒忠良掩朝廷之明成私树之党”建议停止滥封和重用；又指出“后宫采女数千余人衣食之费日数千金”加重百姓苦难建议勿使民忧怨而减轻其负担；再指出皇家及贵戚、宦官建造楼阁亭馆“凡有万数楼阁连接丹青素雕刻之饰不可单言。丧葬逾制奢丽过礼竞相仿效莫肯矫拂”建议去奢从俭；还指出蔡邕直言“毁刺贵臣讥呵竖宦”而被宦者诽谤遭受刑罚段颎功勋卓著而被阳球诬害致死妻儿流放致使朝臣畏难功臣失望建议“徙邕更授任反（返）颎家属”。灵帝虽以为是“而不能用”。 当时灵帝多有私蓄收藏天下之珍玩还有于郡国贡献来的财物中先收入其私库的所谓“导行费”。吕强上疏直谏指出“调广民困费多献少奸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又阿媚之臣好献其私容谄姑息自此而进。”灵帝不予理睬。 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爆黄巾起义。吕强建议先诛贪污的宦者大赦党人审察地方大员是否称职。灵帝乃先赦党人。某些宦者有所收敛。而中常侍赵忠、夏恽等则诬陷吕强与党人“共议朝廷数读《霍光传》”意谓欲仿效霍光谋废立之事。灵帝不悦使中黄门带了兵器去召吕强。吕强得知无奈而自杀。赵忠、夏恽还诬言吕强未审问而自杀显然“有奸”于是收捕其宗亲没收其财产。（w w w . q i s u w a n g . c o m 好看的小说） 当时丁肃、徐衍、郭耽、李巡、赵祐等五个宦者“称为清忠”“不争威权”。赵祐还“博学多览著作校书”受到诸儒称赞。小黄门吴伉达观知不得用“从容养志”。 张让蠹害招致民愤张让（？—189）颍川（郡治今河南禹县）人。赵忠（？—189）冀州安平（今属河北）人。少时都在宫中做事桓帝时为小黄门。赵忠以参与诛梁冀之功封为都乡侯；延熹八年（公元165年）黜为关内侯。 灵帝时张让、赵忠并升为中常侍封列侯与曹节、王甫等相为表里。曹节死后赵忠领大长秋。张让有个管理家务的监奴“交通货赂威形喧赫”。富人孟佗与监奴勾结倾囊行贿要求监奴设法使张让接见他果然达到目的。众宾客见到张让接待孟佗误以为孟佗与张让相好都以珍玩贿赂之。孟佗将所得之物分给张让张让大喜便以他为凉州刺史。 这时张让、赵忠及夏恽、郭胜、孙璋、毕岚、栗嵩、段珪、高望、张恭、韩悝、宋典等十二人都为中常侍世称“十常侍”。他们封侯贵宠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贪残为人蠹害”。黄巾起义爆天下大乱。郎中张钧上书指出：黄中势甚“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辜榷财利侵掠百姓百姓之怨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他建议斩十常侍布告天下就可平息民怨。灵帝将奏章宣示张让等人。张让等非常害怕愿出家财以助军费乞求恕罪。灵帝诏令他们照常办事而怒问张钧：难道十常侍竟无一个好人张钧又上疏坚持己见但其奏疏被扣而不得上报。这时诏令追查为张角道者张让等乘机唆使御史诬奏张钧学黄巾道逮捕拷打致使其死于狱中。实际上张让等多与张角“交通”大耍两面派。后来灵帝得知消息追问之。张让等推说是原中常侍王甫、侯览所为灵帝也就不再追究。 张让等还借南宫火灾之故劝说灵帝增收田亩税十钱以修宫室。并乘机搜刮各地材货敲诈勒索从中渔利。地方官“复增私调”乘机捞一把。凡诏令征求都由“中使”暗中操办“恐动州郡多所赇赂”。并且鬻卖官职大郡太守之价达到二三千万其余各有差价名为“助军修宫钱”。官员赴任之前先商定价钱才能离去。不能如数付钱的官员有的被迫自杀。“守清”而乞求不赴任的官员都被迫遣去。 当时新任命的巨鹿太守司马直因有“清名”减债三百万。司马直不忍割剥百姓以讨好皇帝便托病辞官上书极陈当世得失吞药自杀。灵帝才稍事收敛。 灵帝在西园（即上林苑）造万金堂将司农征收到的金钱缯帛取来堆满其中。又还河间买田宅建屋宇。灵帝即位前并不富裕登位后由宦官协助大蓄私财常说：“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宦官由是得志无所畏惮并起第宅如同宫殿。灵帝常登永安宫的瞭望台宦官怕他望见其第宅乃使中大夫尚但劝告灵帝：“天子不当登高登高则百姓虚散。”从此灵帝不敢再登台榭。 次年缮修南宫玉堂。又铸铜人、大钟、天禄虾蟆、翻车渴乌、四出文钱等。复以赵忠为车骑将军百余日罢。 中平六年（公元189年）灵帝死。大将军何进听了袁绍劝说谋诛宦官然计谋泄露。张让、赵忠等先下手杀了何进。袁绍勒兵斩了赵忠杀了很多宦者。张让等数十人挟持少帝出走被迫着急遂投黄河而死。 宦者评论《后汉书·宦者列传》说：东汉自和帝利用宦者诛除外戚窦宪对郑众封侯信任“中官始盛”；其后“孙程定立顺之功曹腾参建桓之策续以五侯合谋”皆由宦者决定政局。信用宦者自有其缘故“何者？刑余之丑理谢全生声荣无晖于门阀肌肤莫传于来体推情未鉴其敝即事易以取信加渐染朝事颇识典物故少主凭谨旧之庸女君资出内（纳）之命顾访无猜惮之心恩狎有可悦之色。”故“委用刑人寄之国命”。有些宦者非常狡诈表里不一“真邪并行情貌相越故能回惑昏幼迷瞀视听”。于是宦者“手握王爵口含天宪”“割剥萌黎竞恣奢欲”“构害明贤专树党类”专横害政以至“倾国”。 宦者弄权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产物。封建皇帝不能不依靠亲信大权就往往落在宦官手中。这主要是政治制度所造成的。 第四十一章经学第一节汉代经学的历史意义1经学是指儒家经典《易》、《书》、《诗》、《礼》、《乐》、《春秋》等《六经》之学。因《乐》早已佚失实际只有《五经》之学。 秦和汉对经学的态度在表面上好像很不一样本质上却没有什么不同。秦始皇焚书坑儒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这是以暴力的手段夺取思想文化上的最高统治权为巩固他的专制主义封建政权服务。汉推崇儒家尊重经学以利禄的手段争取思想文化的最高统治权目的也是为巩固专制主义封建政权服务。汲黯对汉武帝说：“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汉元帝为太子时“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沉下了脸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2汉武帝时董仲舒、公孙弘、儿宽“三人皆儒者通于世务明习文法以经术润饰吏事。天子器之。”1以上这些记载表明汉代经学不是要实行儒家的主张而是作为思想文化的最高形式来进行思想统治。汉代的这种办法比秦始皇的手段要高明在统治效果上是起了历史性的作用的但对于社会文化的展是否也起到什么作用就须另论了。 1参看侯外庐等著：《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第九章。 2《汉书·元帝纪》。 1《汉书·循吏传》。 第二节秦及汉初经学的流传经学的传人在秦始皇下禁书令后《易》以卜筮之书得不禁《诗》为民间讽诵者多也禁不了。实际上《易》、《诗》和《书》、《礼》、《春秋》都各有传人而且多逐渐形成一经多家的传授。禁书令曾为经学的流传制造了严重的困难但并不能完全阻塞经学的流传。 相传鲁商瞿子木受《易》于孔子。子木以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丑子家。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子乘授齐田何子庄。这都是汉兴以前的事。汉兴田何系六国齐田之族徙杜陵因号杜田生。汉初言《易》者本之田何。田何三传而有施雠、孟喜、梁丘贺之学后皆立于学官。 《书》在汉初有伏生口传本有孔子壁藏本。汉兴文帝欲立《尚书》于学官。闻济南伏生传之。伏生曾为秦博士。文帝想召他到京但伏生年已九十余不能行。文帝诏太常使掌故晁错往受业。伏生失其本经口诵二十九篇传授。伏生又传济南张生、千乘欧阳生生传同郡儿宽。此后传授不绝立于学官。壁藏孔氏本鲁恭王坏孔子旧宅得之多伏生二十五篇孔安国为之传。此本东汉季年不传。 《诗》相传子夏所传。或称子夏传曾参再传魏人李克李克三传赵人孙卿子。汉兴《诗》有鲁、齐、韩毛四家之传。鲁人申公受《诗》于浮丘伯号“鲁诗”。齐人辕固生作《诗传》号“齐诗”。燕人韩婴推《诗》之意作内外传号“韩诗”。鲁人大毛公为《诗故训传》以授河南人小毛公。相传“毛诗”亦源自子夏子夏四传而至大毛公。大毛公名亨小毛公名苌。文帝、景帝之际鲁、齐、韩三家均立于学官。毛诗在平帝时始得立于学官而传播较三家为久远。 礼依《汉书·艺文志》“六艺略”“礼部”所著录有：“经十七篇记百三十一篇”“《周官经》六篇”。此即后人所谓“三礼”包括《仪礼》、《礼记》和《周礼》。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士礼》即《仪礼》。高堂生以后传《士礼》者在宣帝时有后仓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礼记》“七十子后学者所记”。戴德、戴胜以其繁分别删选为二书称《大戴礼记》、《小戴礼记》。《周官经》景帝时河间献王所献出世较晚王莽时始一度立于学官。 《春秋》有《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相传孔子作《春秋》以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左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为之传”以授曾申。申传卫人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铎椒。椒传赵人虞卿。卿传同郡荀卿名况。况传武威张苍。苍传洛阳贾谊。“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氏、夹氏之传。邹氏无师夹氏无书。”《公羊》、《谷梁》俱立于学官。这所说三传传授情况不一一皆实。然三传越过秦火之灾传授不绝则确然可信。 诸侯王的经学活动2参看吴承任：《经典释文·序录·讲毓》。 当经学传人不断地出现并日趋众多的时候诸侯王中也有人对经学活动深感兴趣而有助于经学的展。这可以楚元王刘交和河间献王刘德为代表。《汉书·楚元王传》：“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好书多材艺。少时曾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丘伯。伯者孙卿门人也。及秦焚书各别去。”“元王既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为中大夫。高后时浮丘伯在长安元王遣子郢客与申公俱卒业。文帝时闻申公为《诗》最精以为博士。元王好《诗》诸子皆读《诗》。申公始为《诗》传号《鲁诗》。元王亦次之《诗》传号曰《元王诗》世或有之。”“初元王敬礼申公等。穆生不耆酒。元王每置酒常为穆生设醴。及王戊即位常设。后忘设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设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将钳我于市。’称疾卧。申公、白生强起之曰：‘独不念先王之德与？今王一旦失小礼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称知几其神乎？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先王之所以礼吾三人者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与久处？岂为区区之礼哉！’遂谢病去。” 《汉书·河间献王传》：“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修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而游。武帝时献王来朝献雅乐对三雍宫及诏策所问三十余事。其对推道术而言得事之中文约指明。立二十六年薨。” 汉初经学的展形势在向朝廷提出决策的要求。是任其自然地展下去呢还是掌握起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政治问题。朝廷最初不理解。后来理解了便采取了措施把经学掌握了起来。 第三节五经博士和经今古文之争五经博士五经博士的设置是汉朝廷掌握经学的重要标志。在这以后经学独占了官学。 刘邦是一个不喜欢儒生、不喜欢经学的开国皇帝。6贾不断地向刘邦称道《诗》、《书》。刘邦骂他说：老子在马上得天下要《诗》、《书》有什么用！6贾说：在马上得天下还可以在马上治理它吗？“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取灭亡。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刘邦听了面有惭色。他要6贾把秦所以失天下汉所以得天下及古之成败原因写出来。6贾每上奏一篇刘邦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1。这时大概还没有设置经学方面的博士而6贾所论引申经义1以下夫于汉代博士的考证据王国维《观堂集林·汉魏博士考》。 1《史记·6贾列传》。 联系实际已是经学博士所职掌。 文帝、景帝时见于记载者有一经博士。如张生如晁错乃《书》博士；如申生如辕固如韩婴都是《诗》博士；如胡毋生如董仲舒乃《春秋》博士。像这样设置的博士虽都属于经学博士还不能说是经学博士的定制。 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o年）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推陈之士帝亲策问。董仲舒对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理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多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董仲舒的主张得到武帝的采纳。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武帝罢黜百家专立五经博士。于是除个别情况外儒家经学以外的百家之学失去了官学中的合法地位而五经博士成为独占官学的权威。 五经博士的开始设置不知有多少人。宣帝末年增至十二人。东汉初年博士有十四人。《易》四：施、孟、梁邱、京氏。《尚书》三：欧阳、大、小夏侯氏。《诗》三：鲁、齐、韩氏。《礼》二：大、小戴氏。《春秋公羊》二：严、颜氏。由此至东汉之末博士人数无所增损。 博士的弟子在武帝时为五十人。昭帝时增弟子满百人。宣帝时增倍之。成帝末增弟子至三千人。汉末太学大盛诸生至三万余人。 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弟子于太学。师生传授之际要遵守一定的师生关系不能混乱。这叫作守师法和守家法。先有师法然后有家法。师法指一家之学创始人的说经。家法是指一家之学继承人的说经。例如董仲舒通公羊学立为博士他的说经即为师法。再传下去其弟子更为章句又衍出小的派别如“颜氏公羊”、“严氏公羊”就是家法。如不守师法、家法非但不能任为博士即使已任为博士一旦现也要被赶出太学。如西汉孟喜从田王孙学《易》即因不守家法不得任博士1。 博士秩卑而职尊。于教授弟子外或出使或议政往往是担当国家大事。 石渠阁议奏白虎观议奏因五经博士的设置经学与利禄之途就密切地联系起来。《汉书·儒林传》：瑕丘江公受《谷梁春秋》及《诗》于鲁申公传至子孙为博士。武帝时江公与董仲舒并。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江公呐于口。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孙弘本为公羊学比辑其议卒用董生。于是上因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 太子既通复私问《谷梁》而善之。其后浸微。唯鲁荣广王孙皓、星公二人受焉。广尽能传其《诗》、《春秋》高才捷敏与公羊大师睦孟等论数困之。故好学者颇复受《谷梁》。沛蔡千秋少君、梁周庆幼君、丁姓子孙皆从广受。千秋又事皓、星公为学最笃。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谷梁春秋》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皆鲁人也言谷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谷梁》。时千秋为郎召见与公羊家并说。上善1《汉书·儒林传》。 谷梁说擢千秋为谏大夫给事中。后有过左迁平陵令。复求能为《谷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学且绝乃以千秋为郎中户将选郎十人从受。汝南尹更始翁君本自事千狄能说矣会千秋病死征江公孙为博士。刘向以故谏大夫通达待诏受《谷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复死。乃征周庆丁姓待诏保宫。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讲至甘露元年积十余岁皆明习。乃召《五经》名儒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大议殿中平《公羊》、《谷梁》同异各以经处是非。时公羊博士严彭祖、侍郎申挽、伊推、宋显、谷梁议郎尹更始、待诏刘向、周庆、丁姓并论公羊家多不见从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经谊对多从《谷梁》。由是《谷梁》之学大盛。这可见一家之学是否兴盛要看它是否能取得政治力量的支持。武帝在位公孙弘为丞相《公羊》之学兴。宣帝在位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受重用《谷梁》之学兴。 宣帝诏《五经》名儒评议《公羊》、《谷梁》同异连类而及《五经》同异这是经学史上一次重要的盛会是著名的石渠阁议奏。在这次议会中最突出的活动是宣帝以皇帝的名义亲自裁定经书的是非同异。这一活动抬高了会议的政治地位也使皇帝以大家长、大宗师的身份出现突出了皇帝作为文化最高统治者的形象。这事生在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 明帝、章帝都是宣扬儒学的。明帝在即位之初亲临辟雍“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1。章帝于建初四年“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同异连月乃罢。肃宗（章帝）亲临称制如石渠故事”2。白虎观议奏的规模和经历的时间都要过石渠阁议奏。《汉书·艺文志》于“书类”著录：“议奏四十二篇”注：“宣帝时石渠论”。于“礼类”著录：“议奏三十八篇”注：“石渠”。于“春秋类”著录：“议奏三十九篇”注：“石渠论”。这些议奏都久已佚失。白虎观所论《后汉书·章帝纪》称作“白虎议奏”《儒林传》称作“通义”书今存一般称作《白虎通》。 经今古文之争由于五经博士设置后立于学官的基本上都是今文经而古文不得立于是乃有经今古文之争。 今文经是用汉代流行的隶字书写的。古文经是用先秦六国时流行的字体书写的。今古文经不只是字体书写上的不同而在文字内容、篇章多寡以及学风等方面也有所不同。 在今文经学领域里董仲舒是很有影响的大师。他的大一统思想适应了当时展中的政治形势；他的阴阳五行灾异的说法为汉家的皇权涂上了神秘的灵光；他的春秋公羊学很受重视。但今文经学在前进的路程上显然走上了不健康的道路。一是烦琐说经一经说到百余万字少也有数十万字令人生厌。一是宣扬迷信如求雨、止雨的法术和以孔子名义捏造谶纬。这二者都是不能保持今文经学已有的地位而滋长其内部陈腐的因素。汉哀帝时刘歆揭露今文学派的儒生说：“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疲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1《后汉书·儒林传》。 2《后汉书·儒林传》。 3参看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第二册第三章第十节“经学”。 莫知其原。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亡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疾妒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1这指出了今文学派于烦琐说经的同时甚至疲老不能究一经抱残守缺、目光短浅死抱着师法拒绝进步。这实际上是反映今文学派的衰落但他们仍坚持学官的地位不肯向古文经学让步。 汉景帝时大会白虎观这正是总结今文经学的良好机会。但今文学派的博士和儒生没有人能把这个任务承担起来。承担这个任务的反而是古文学者班固是他写出了《白虎通》把今文经学系统地作了总结。也还是在章帝时他让高才生受《古文尚书》、《毛诗》、《谷梁》、《左氏春秋》不受学官然皆擢高第和封爵给事廷署。这对于古文学者虽还不能立于学官但承认了其在政治上学术上的合法地位。以上这两件事表明古文经学的势力在相对地增长而今文经学在相应地削弱。 东汉出现了不少的经学大师先有郑兴、郑众、贾逵后有马融、郑玄2。他们都是在古文经学上有成就而且不为古文经学所限。 郑兴字少赣河南开封人官太中大夫。以不善谶不为朝廷所重。 郑众字仲师是郑兴的儿子官大司农。建初八年（公元83年）卒。贾逵字景伯扶风平陵人官至侍中永元十三年（公元1o1年）卒年七十二。郑兴、郑众、贾逵都以通春秋左氏学见称。郑兴为左氏撰条例、章句、训诂。郑众亦为左氏作注。郑兴和郑众又各著《周官解诂》。贾逵他的父亲贾徽是一个博学的人曾从刘歆受《左氏春秋》兼习《国语》、《周官》又受《古文尚书》于涂恽学《毛诗》于谢曼卿作《左氏条例》二十一篇。贾逵悉传父业深明《左氏传》为之解诂五十一篇。复奉命论次《左传》与二传同异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古文同异齐、鲁、韩诗与《毛诗》同异又作《周官解故》。贾逵的经学已远较前人为恢廓能融合古今文而观其大体。今古之争至此可能已有了新的转变而经学的旧樊篱已有显著的突破了。《后汉书》本传说：“世言左氏者多祖兴而贾逵自传其父业故有郑贾之学。”又说：“郑贾之学行乎数百年中遂为诸儒宗。”这可见郑贾之学影响之大。 马融字季长扶风茂陵人。桓帝时为南郡太守。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卒年八十八。史称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教养诸生常有千数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居宇器服多存侈饰。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高徒后列女乐。”所注书多种有《易》、《尚书》、《诗》、《三礼》、《诗经》、《孝经》、《列女传》、《老子》、《淮南子》、《离骚》不惟不为古今文所限且不为《五经》所限。融尝欲训《左氏春秋》见到了贾逵、郑众注后乃说：“贾君精而不博郑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他只著了《三传异同说》。《三传异同说》显然是贯穿古今经学的著作。“既精既博”则可说是马融学风上的特点。精则不烦琐博则不墨守这都是与今文经学流行的学风很不相同的但又不以此自我标榜。马融的成就已跨过经今古文之争了。 郑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早年投师学《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学《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1刘子骏《移书让太常博士》见《昭明文选》卷四十三。 2郑兴、郑众、贾逵、马融、郑玄等均参见《后汉书》各本传。 诗》、《古文尚书》。因涿郡卢植的介绍师事马融。融素骄贵玄在门下三年不得见。融使高业弟子传授于玄。玄日夜寻诵未尝怠倦。在一次与计算有关的活动中郑玄以善于计算有较多接触马融的机会得以质疑问难。玄辞归时融喟然谓门人说：“郑生今去吾道东矣。”玄在外游学十余年。归家之日学徒相随已数百千人。 郑玄不乐仕进。对于朝廷和地方权力的征石他总是避而不就有时甚至于偷偷地跑掉。但当他偶然处在官宦聚集场合的时候他还是以他的学识使人们敬服。所注书有《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候乾象历》。又著有《天文七政论》、《鲁礼■祫义》、《六艺论》、《毛诗讲》、《驳许慎五经异义》、《答临孝存周礼难》凡百余万言。门人相与撰玄答诸弟子问《五经》依《论语》作《郑志》八篇。建安六年（公元2o1年）玄卒于元城年七十四。 跟郑玄同时的任城樊人何休好《公羊春秋》著《春秋公羊解诂》十七年不窥门。他认为《公羊》义法必须坚持《左氏》已病入膏育《谷梁》已废不能兴因著《公羊墨守》、《左氏膏盲》、《谷梁废疾》以申其说。郑玄站在何休的对立面著《墨守》《针膏育》、《起废疾》以驳休说。玄休之争已不是简单的今古经学之争。郑玄所主持者有今文经学何休所反对者亦有今文经学。实际上今古文经学之争已近尾声。到了魏晋以后玄学就取而代之了。何休也见到了郑玄所著之书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何休颇有自居下风之慨。11何休事迹见《后汉书·儒林列传下·何休传》又《郑玄传》。 第四节经学对其他学术思想上的影响两汉经学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历史问题。上文我们已经说到汉朝廷以经学作为思想统治的工具。这种统治可以说已有一定的成效。此外两汉经学还有其他的学术影响其中最显著者一是大一统思想的形成又一是小学方面的成就。 大一统思想的形成中国境内某种程度的一统远在宗周时期已经有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统一意识也很早就有了。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仍这种统一越来越残破同时也越来越接近新的一统。孔子、墨子、孟子都有这种新的一统意识不过有的是用历史的语言形式来表述有的是用宗教的语言形式来表述。梁襄王曾经问孟子说“天下乌乎定？”孟子说：“定于一。”“孰能一之？”孟子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把“一”作为一个历史阶段提出来是对新的一统说得比较明白的。 “大一统”的思想《公羊传》的提法是很鲜明的。公羊学家有更明白的阐述。《公羊传》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文王也。易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何休在传文“大一统也”下注云：统者始也总系之辞。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 何休所说“自公侯至于庶人”是政权上的大一统；“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是所有权上的大一统。把这些说成是“政教之始”是政权、所有权和道德规范上的大一统。这种三合一的大一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特点对于后来历史的展有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它改变了割据局面成为加强地区间和民族间的联系的力量；另一方面它也可能成为封建专制主义展的重要条件。就当时的具体情况来看大一统是有利于历史进步的。如从汉儒的眼光去看大一统的“大”有它极高的境界。《礼记·中庸》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教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 又说：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溥博如天渊泉如渊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日配天这是把“大”神化了。汉儒不只把皇家的政权神化了而且把它的道德规范也神化了。 小学上的成就在两汉经学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经书的注解其中包含了大量的文字方面的解释。这些解释在开始的时候总不能离开经文。后来有了展可以离开经文而就文字本身的规律加以表述有时还汇集成书这就是所谓小学。在《汉书·艺文志》里小学作为一个独立的门类列于“六艺略”之中而又是置于“六艺略”之末这也略可说明经学和小学的关系。在汉代学者中有些人既是古文经学家又是小学家。张敞修《春秋左氏传》又通《苍颉篇》能读宗周铭文。桑钦传《古文尚书》又有说小学之书《说文解字》载其字说。杜林传《古文尚书》史称其博学多闻尤长于小学著有《苍颉训纂》一篇《苍颉故》一篇。卫宏传《古文尚书》、《毛诗》作《毛诗序》《唐书·艺文志》有卫宏《诏定古文字书》一卷《汗简》引有卫宏《字说》。徐巡传《古文尚书》《说文解字》引有徐巡说二条。贾逵是经学大师是许慎之师《说文解字》引其字说十七条1。 许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是个有成就的经学家又是有更大成就的小学家。他博学经籍为马融所推敬。当世人称道说：《五经》无双许叔重。他认为《五经》传说臧否不同撰《五经异义》。又认为：“文字者经义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他撰《说文解字》十四篇于汉和帝永元十二年（公元1oo年）写成其中收入古文、小篆九千三百五十二字解说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一字分为五百四十部分别说明文字的结构、意义辨别伪讹。这是两千年来小学书中的权威著作。书序中论述文字展的过程和文字结构的原则也是小学史上的重要文献。 1见王国维《观堂集林·两汉古文学家多小学家说》。 第四十二章方士第一节先秦的方士秦汉时代之所谓方士是一种讲神仙方术以欺世盗名的骗子。神仙本是古时凡人思想的产物人生纷扰苦难之世幻想凡脱俗自由自在就创造了出世的神仙。当时有些统治者对已享有的人间富贵荣华还不满足妄想长生不老或成仙升天而崇拜信用方士结果大上其当；或有怀疑而加惩处然多还是迷途而不知返。故方士始终得以招摇过市。 方士起于何时史料难征。据《史记》载“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苌弘”。苌弘是周灵王（前571—前545）时人当时周王朝势力已经削弱诸侯不来朝贡。苌弘以方术为周灵王办事鼓吹通过射击假设不来朝的诸侯可以招致诸侯到来。诸侯并不信从晋人还把苌弘杀了。 齐威王、宣王之时（前378—前324）燕人宋毋忌、正伯侨、羡门子高等都修仙道传说能够灵魂脱离躯体而成鬼神。他们宣传：在渤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神山山上的宫阙是以金银建造的里面住了许多仙人还藏着吃了可以长生不死之药。神山上的禽兽都是白色。齐威王、齐宣王及燕昭王都是他们的信徒听了他们的宣传派人到海上去寻找神仙奇药。寻找者回来报告说：远望神山犹如白云接近之就沉到水下去了再临近风就把船吹了回来。这些君主听了心里非常羡慕只是可望而不可及。1此传材料主要依据于《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及《后汉书·方术传》本篇凡引其中文字不另加注。 第二节秦时的方士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第一次东游齐鲁封禅天地刻石颂功并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还寻找羡门子高等方士。他想长久统治下去。许多方士乘机怂恿他求神仙奇药。齐人徐市（即徐福）上书请秦始皇斋戒带着童男女去求三神山的仙人。始皇就派徐市带童男女数千人乘大船入海去寻求。得到的报告是船到了海上风向不顺未能到三神山但已望见山了。过了几年始皇东游到了碣石派燕人卢生寻找羡门等并了解方士求仙的虚实。还派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卢生回来报告奏录图书编造谎言。他对始皇说君想见仙人就得隐居才有可能得到不死之药。为此始皇深居内宫行动诡秘杀了一些泄密的人。 卢生与侯生两人谋议认为始皇刚愎自用严刑峻法如果他觉方术虚而不实找不到不死之药便会处死方士。于是相约逃去。始皇得知消息怒气大骂道：我召用了很多方术士花了很多钱财为了兴太平、求奇药现在一无成效而他们不仅诈骗贪利还造谣惑众竟然给我抹黑。于是命令御史查办。方士互相告拆台又牵累及儒生结果被坑杀四百六十余人。 次年始皇为东郡陨石上刻有“始皇死而地分”事内心不乐命博士做《仙真人诗》让乐人随着他游到哪里就唱到哪里。他怕死、爱慕仙人自称“仙真人”就是要长生。 又过一年始皇又到海上希望遇到三神山找到奇药。方士入海求神找药几年没有收获花了不少钱害怕治罪撒谎说：蓬莱仙药是可以找到的就是因有大鲛鱼捣乱而不能前去这时始皇恰好做了一个与海神交战的梦占梦博士说除了大鱼蛟龙这个恶神就可以迎来善神。始皇亲自带着连弩在海上等候果然射杀了一条大鱼但神仙奇药仍然落空而且上岸不久就病死1。 1以上秦始皇求神仙奇药事参考《史记·秦始皇本纪》。 第三节西汉前期的方士楚汉之际战乱不休民生困苦人们先想的是能否活着还不企求长生不死。加之秦始皇坑术士的余威犹在故这时方士在社会上并不活跃。新垣平诈言“神气” 过了几十年赵人新垣平玩弄新花样拜见汉文帝说：长安东北方有五采的“神气”这是“天瑞”应当在它的下方立庙祀上帝。于是文帝立了渭阳五帝庙还任新垣平为上大夫赏赐了不少钱。新垣平颇为得意又耍了献“人主延寿”四个字的玉杯因“金宝气”而求周鼎等把戏也骗得了文帝的信任。有人上书揭新垣平“所言皆诈”文帝命令查究。结果新垣平被处死文帝因扫兴而对鬼神事也缺乏了兴趣。 “神君”能言汉兴六七十年天下治安达于极盛。武帝即位好大喜功“尤敬鬼神之祀”。方士得以大显身手。 元光年间出了个“神君”。所谓神君实是长陵县的一个女子因儿子死去而装神弄鬼骗得不少愚民往祠。武帝也礼祠之但只闻其言而“不见其人”。 李少君病死方士李少君感到有机可乘就对武帝大谈“祠灶”、“祠老”之方骗得武帝的尊信。李少君这个人原是深泽侯赵将夕的舍人主管方药。隐瞒了真实年龄常自谓七十岁还说有不死之术。他没有妻子是个光棍汉遍游四方骗得不少钱财。人们以为他不从事生产而生活富裕又不知其底细更信奉他。有一次他从武安侯田蚡饮酒同坐有个九十多岁的老人。李少君对他大谈与其祖父游射的故事说的有鼻有眼。而此老人小时候曾听祖父讲过游射之事了解大概便信以为真。在坐者听了大为惊奇。武帝有件古铜器问李少君是何时之物。他答：是齐桓公十年陈列于柏寝台的铜器。一按铜器的铭记果然是齐桓公时之物。一宫之人都很惊奇以为他是“神”是几百岁的人了。其实他只要早知游射故事和铜器年代就能信口说来再添枝加叶就能使愚者惊讶。 李少君对武帝说：礼祠灶神可以丹沙炼出黄金以黄金制作饮食器可以益寿益寿就可以见到蓬莱仙人。又说他在海上曾遇到仙人安期生。安期生吃硕大如瓜的巨枣能通往蓬莱。武帝听了入迷亲自祠灶神命令以丹沙炼黄金派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等。不久李少君病死其骗术显然已自拆穿但武帝还以为他“化去不死”派人受其方。尽管寻求安期生落了空而海上燕齐之方士更来言神仙之事。 少翁伪造帛书元狩年间齐人少翁说有“鬼神方”而得到武帝信用。武帝此时非常怀念已死的王夫人少翁耍了弄鬼的把戏以假充真使武帝深夜于幽暗中隔着帷帐隐隐瞧见有个像是王夫人的身影心里得到一点安慰。于是少翁受到武帝的青睐得到宾客的礼遇任为文成将军还得到很多赏赐。少翁对武帝说：君主想与神通就得改饰宫室被服否则神物不来。于是制作云气车车分青、赤、玄、白、黄五色出驾时限定某日乘某色车以“辟恶鬼”。又在甘泉山建造离宫在其台室中画天、地、泰一各种鬼神使武帝拜祭冀以与天神通话。过了一年多天神毫无音信。少翁又玩了另一套把戏以帛书掺在饲料中让牛吃进肚里假装不知宣称这牛腹中有奇物。剖杀此牛而得帛书人人感到奇怪。想不到武帝识破帛书为人所写追查底细果然是伪书。于是少翁被诛但事涉皇帝威信只好隐瞒了事。 巫与“神君”通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武帝大病召了很多巫医诊治还是不愈。当时传说上郡有个巫能通鬼神。于是被武帝召来安置在甘泉宫内与神君通话试验有效。他向武帝传达神君的话：“天子无忧病。病少愈强与我会甘泉。”武帝听了很高兴心情一好病也好转了去到甘泉病全消了。于是大赦置寿宫张羽旗设供具供奉神君。各个神君中数泰一最为尊贵其余是些辅佐、侍从。人们见不到帷帐内的神君只听到言语其言和普通人音一样。据说神君来去有肃然的风声；有时白天说话但大都是在夜间细语。武帝斋戒而入通过巫与神君通话。神君的话武帝都使人记了下来称为“画法”。神君的话只是平常之言没有什么特殊但武帝听了独自欢喜。 栾大为将封侯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方士栾大见用于武帝。栾大本是胶东王家人曾与少翁同学方术人长得既高又美擅长言词敢于吹牛说大话。武帝杀了少翁后悔未得到其方这时有人推荐了栾大。栾大对武帝夸夸其谈：我常往来海中见到安期、羡门等。我的老师说：“黄金可成而河决可塞不死之药可得仙人可致也。”但我怕和少翁一样的下场故掩口而不谈方术之事。武帝说：少翁是吃了马肝而死。你只要能修其方我会重赏难道能吝惜金宝和禄位吗！栾大听了乘机伸手要价：我的老师无求于人只有别人求他。陛下必欲请他就要派遣亲贵的佩官印的使者才可使通言于神人。神人肯与不肯就看能不能派出亲贵的使者而定。武帝还有点怀疑使栾大验方术栾大随即玩了使棋子互相触击的游戏。 这时武帝正为黄河决口、铸黄金不成而犯愁乃任栾大为五利将军幻想通过栾大与神沟通碰上好运气。接着又任栾大为天士将军、地士将军、大通将军。一个多月里栾大佩带上四枚将军印。并封栾大为乐通侯赐食邑二千户又赐高级住宅、一千奴婢以及车马器物。还将卫皇后的长女嫁给了栾大送金万斤。武帝有时亲幸栾大之府使者慰问供给相属于道。武帝之姑及将相大臣也都到栾府饮宴赠送礼物。武帝又命刻了“天道（导）将军”之印令使者和栾大都穿上羽衣都在夜间立在白茅之上举行授印仪式以示不同凡俗。栾大佩“天道”之印是将为皇帝导引天神的意思。从此栾大常在家中夜间祀神想把神请下来。传闻神没有请到但百鬼已来听差。他后来整治行装东往海上去求其师。栾大见到武帝仅仅几个月就佩了六枚将军印、封侯而娶帝女“贵震天下”。消息传扬开去海上燕齐之间很多人都异想天开纷纷鼓吹“有禁方能神仙”。 公孙卿侈言神仙这年夏天河东太守报称出土一个大鼎武帝将鼎置于甘泉宫。齐人公孙卿乘机宣传：“今年得宝鼎其冬辛已朔旦冬至与黄帝时相同。”又在札书上写道：黄帝得了宝鼎便成仙上了天。通过宠臣将札书呈于皇帝。武帝看了非常高兴召见询问。公孙卿答：受此书的申公已死。武帝问：申公是怎样的人？公孙卿见武帝兴致很浓便大吹起来说：“齐人。与安期生通受黄帝言无书独有此鼎书。曰：‘汉兴复当黄帝之时。’曰：‘汉之圣者在高祖之孙且曾孙也。宝鼎出而与神通封禅。封禅七十二王唯黄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汉帝亦当上封禅封禅则能仙登天矣。黄帝万诸侯而神灵之封君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夷五在中国。中国华山、山、太室山、泰山、东莱山此五山黄帝之所常游与神会。黄帝且战且学仙。患百姓非其道乃断斩非鬼神者。百余岁然后得与神通。黄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臾区号大鸿死葬雍故鸿冢是也。其后黄帝接万灵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谓寒门者谷口也。黄帝采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龙七十余人龙乃上去。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髯龙髯拔堕堕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胡髯号故后世因名其处曰鼎湖其弓曰乌号。’”所言虽然玄而又玄但又明明白白鼎书所谓“汉之圣者在高祖之孙且曾孙”显然是指武帝因汉高祖之孙景帝已死在世的只有“曾孙”武帝了。这怎不使其兴奋。所以武帝听了得意忘形地说：“嗟乎！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屣。”于是公孙卿就任郎官被派东去太室山候神。后来武帝在桥山祭黄帝冢心中生疑问：“吾闻黄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方士解释：“黄帝已成仙升天群臣葬其衣冠。” 原派往入海求仙的栾大言大胆小不敢入海转到泰山去祠神。武帝派人眼去探验实无所见。栾大的谎话被戳穿于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被武帝处死。 不久到太室山候神的公孙卿传来喜讯。他报告在缑氏城上见到仙人迹有物如雉往来城上。武帝立即亲幸缑氏城察看仙人迹问公孙卿道：“你不会学少翁、栾大吧？”公孙卿知道这是警告他不能撒谎便镇静地耍花腔说：“仙人非有求于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宽暇神不来。言神事如迂诞积以岁乃可致。”意思是求神之事急不得应当耐心地长期等候。因为武帝亲幸缑氏城视仙人迹各地闻风张罗开了修桥铺路建造宫观名山神祠等处盼望皇帝亲幸。 元封元年（公元前11o年）三月武帝又到缑氏城登上太室山礼祠据传有喊“万岁”之声。接着经过泰山东巡海上礼祠八神。齐人乘机上书称道神怪奇方者成千上万但一无效验。乃增加船只令那些言海中神山者几千人去求蓬莱仙人。公孙卿到了东莱郡报告夜晚见到数丈高的“大人”靠近则不见只见其迹很大类似禽兽。群臣有说见到一个老父牵着狗说：“吾欲见巨公。”转眼就不见了。武帝看了大人迹颇为怀疑但以为老父就是仙人于是留宿海上给方士传车随时派使者求仙数以千计。四月武帝到泰山举行封禅大典无风雨灾可谓顺利。方士乘兴进一步鼓吹蓬莱诸神可以求得武帝也想有此幸遇兴冲冲地又东至海上希望到达蓬莱。不料这时侍中奉车霍子侯暴病而死可能武帝觉得扫兴随即离去。 次年春天公孙卿报告在东莱见到神人似乎神人说“欲见天子”。武帝听了任命公孙卿为中大夫立即动身先幸缑氏城再到东莱留宿了几天一无所获据说见到了大人迹。又派上千方士求神怪采芝药。仍然扫兴而还。 公孙卿对武帝说：仙人是可以见到的但陛下前去匆促所以见不到。 现在陛下可以建造楼馆像缑氏城那样供置脯枣可能请到仙人。况且仙人是喜欢居住楼馆的。武帝听了马上下令：长安建造蜚廉馆、桂馆甘泉建造益寿、延寿二馆派公孙卿持节设具恭候神人。还在甘泉建筑高三十丈的通天台在台下摆了祠具将招来神仙之属。甘泉还建置前殿开始扩建各个宫室。夏天甘泉殿内生芝又传通天台上似乎闪光。武帝为此而下诏大赦。 太初元年（公元前1o4年）十一月武帝东至海上对方士入海求仙进行考察毫无效验但又增派方士入海还希望遇到神仙。十二月临渤海幻想通过望祀之属有机会到达蓬莱仙庭。 因柏梁台遭了火灾武帝到甘泉听取各地官吏汇报。公孙卿说：“黄帝就青灵台十二日烧黄帝乃治明廷。明廷甘泉也。”不少方士也说古帝王有的建都于甘泉。因此以后武帝往往在甘泉接见诸侯大臣。有人建议楼台被烧再建必须更大才能消灾。于是所造建章宫规模宏大过汉初所建的未央宫其中太液池上拟建有蓬莱、方丈、瀛洲等神山。 太初三年武帝东巡海上考察神仙之属没有收获。方士有说：“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以候神人于执期命曰迎年。”武帝采纳而造意谓延年的迎年殿亲自前去礼祠上帝。这时武帝除了五年一度修封泰山外还增加了禅祠石闾。因为方士多说石闾乃仙人之闾所以武帝亲禅之。 后来因方士之候祀神人、入海寻蓬莱终无效验公孙卿只是报告见到大人迹实未见到神仙武帝对方士怪诞之语不免厌倦但他还抱一线希望“冀遇其真”。 第四节西汉后期的方士武帝以后方士的时运不大好了但由于帝王迷信神仙和不死之药方士的骗术仍然得逞于世。 宣帝时信方士之言有祠神、立仙人祠之事。大夫刘更生献秘方无效被治罪。张敞上疏有“斥远方士”之谏。 元帝初年有天渊玉女、巨鹿神人、轑阳侯学仙等事“纷纷复起”。 成帝即位信匡衡之言按阴阳五行说审查郊祀之制清理了原来的祠宇候神方士七十多人被免职回家。方士受了很大挫折。但成帝末年颇好鬼神又因没有生子于是有不少方士上书言方术都得待诏在长安和上林苑搞祠祭活动花费很大。 谷永上书成帝谏道：“诸背仁义之正道不遵《五经》之法言而盛称奇怪鬼神广崇祭祀之方求报无福之祠及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终之药”就成仙上天浮游蓬莱长生不老化铸黄金“皆奸人惑众挟左道怀诈伪以欺罔世主。听其言洋洋满耳若将可遇；求之荡荡如系风捕影终不可得。”他还指出历来方士惑众君主上当事例颇多足以为戒。成帝觉得此言有理。 西汉末年博征方术士派出侍祠使者“尽复前世所常兴诸神祠官凡七百余所一岁三万七千祠云”。王莽掌权除祭祀有不少花样外又兴神仙事。他篡位之后听信方士苏乐之言在宫中建造八风台；又在殿上种五粱禾说这是“黄帝谷仙之术”。到了他的末年“自天地六宗以下至诸小鬼神凡千七百所用三牲鸟兽三千余种。后不能备乃以鸡当鹜雁犬当麋鹿。”他多次下诏自言当成神仙详见《汉书·王莽传》。 第五节东汉的方士东汉之世方术之士也多。仅《后汉书·方术列传》就载有四五十人。 但东汉比之秦与西汉既无入海之徐市、致鬼之少翁、通神之栾大那样著名的方士也无秦皇、汉武大张旗鼓地追求神仙奇药那样的世主不免相形见绌；而且方士的绝招也不大相同。这里略传东汉的樊英、费长房、左慈三个方术士以见一斑。 樊英字季齐南阳鲁阳人。少时学习《京氏易》兼明《五经》又善风角、星算、《河》《洛》七纬推步灾异。过隐居生活教授学生。有一回西方刮起暴风樊英对人说：“成都市火很盛。”口中含水向西方喷去并记下了时间。后来有人从成都来说起当时大火忽然东来黑云下起大雨火遂熄灭之事。于是人们称道其术。安帝、顺帝都曾召之他不愿出来做官。后来被逼任五官中郎将干了几个月并无建树就回了老家。费长房汝南人。曾做过市场小吏。他看到市上有个老翁悬壶卖药罢市就跳入壶中。他也跟着入壶饮酒。这老翁自称神仙。他要向老翁学道顾虑家人牵累。老翁以一根与他一样高的青竹挂在舍后作为费长房之形费家人以为费长房上吊而死就殡葬了事。费长房随老翁入山学艺不怕艰难困苦。老翁要他吃粪粪很臭其中还有三条虫他为难了告辞回家。老翁送他一根竹杖并为作一符。他骑了竹杖可以随便游到什么地方。回到了家自以为离家只是十来天实际上已过了十多年。家人说他早死了不相信他。他说往年所葬的是竹竿棺检验果然是真。从此“遂能医疗众病鞭笞百鬼及驱使社公”。还能责鬼魅、使东海君作雨等。“后失其符为众鬼所杀。” 左慈字元放庐江人。“少有神道。”有一回与曹操等人同坐曹操对众说：今日高会酒菜齐备只是缺少松江鲈鱼。左慈以为好办他就用钓竿在贮满水的铜盘中钓出一条鲈鱼。曹操拊掌大笑与会者皆惊。曹操说一条鱼不够大家吃的。左慈又钓出几条大鱼都是活泼新鲜的。烹鱼时缺乏生姜。左慈又弄出了蜀中之生姜。又一回左慈与曹操等饮酒时又耍弄别人曹操不高兴想杀了他。左慈乃躲入壁中谁也找不到。或见之于市又捕之而市人都变了形与左慈仿佛不知哪个是真。后来有人在阳城山头见到了他又捕捉之他就走入羊群。曹操知道无法捕得他便出话来：“不复相杀本试君术耳。”忽然有一只老公羊如人站立而言：“何必如此！”当人赶上前去数百只羊都变为那只老公羊一样的形状和动作而人不知哪只是真。 第六节方士评论秦汉方士的特点一般是以召鬼神、候神仙、求奇药、炼丹砂的骗术欺世盗名图利。君主因梦想成仙或长生不死甘心受欺贻笑于世。据史所载秦与西汉的方士跟东汉的方士相比有些不同：前者多为海上燕齐人后者多为内地人；前者多是道道地地的方士后者多学过《五经》是儒生兼方士；前者多求蓬莱神仙奇药后者多是耍把戏变幻术。 还应该指出《史》、《汉》记载秦与西汉的方士显然是暴露方士的骗术及君主的愚昧。司马迁记述之后说“具见其表里”意谓通过具体描写而透露内情。班固记述之后说：“究观方士祠官之变谷永之言岂不正乎！岂不正乎！”他们否定方士之术及神仙奇药之说正告君主和世人不要上当受骗态度极为明确。《后汉书》记方术之士品种复杂有真有假似乎客观记述不像有意揭露容易使读者不辨真假信以为真。范晔所论：“幽贶罕征明数难校。不探精远曷感灵效？如或迁讹实乖玄奥。”他对方士之术是信还是不信令人捉摸不透。 我们今日为方士作传无意宣传迷信而是据史述事以明当时史事与风气。 第四十三章数学随着数学知识的不断积累以及对于零散的材料逐渐加以总结和系统化、理论化于是6续出现了数学方面的专书。《汉书·艺文志》记载有《许商算术》二十六卷《杜忠算术》十六卷这是最早见于著录的数学专著。这两部书都已失传了。秦汉时期传留至今的数学著作和涉及数学方法较多的著作有著名的《九章算术》和《周髀算经》。此外还有近年出土的简书《算数书》。这些书中包含了算术、代数和几何等丰富的数学内容诸如复杂的整数和分数四则运算比例问题盈不足术开平方和开立方术方程术和正负术面积和体积问题勾股算术和勾股测量术等等其中有不少算法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先进成就。这些成就表明秦汉时期已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古典数学体系。 第一节“九数” 根据《周礼·地官·大司徒》记载周朝设有称为“保氏”的官员专门负责向贵族子弟传授所谓“六艺”。数学是六艺中的一门课程共包括九项内容称为“九数”。但什么是“九数”现已难于考证。东汉郑玄注释《周礼》引郑众说“九数”：方田、粟米、差分、少广、商功、均输、方程、赢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勾股1。郑众所称“九数”中的“均输”实际上是西汉时的赋税制度不可能是《周礼》九数的内容。但从二郑注释可以了解到西汉数学大致包含方田、粟米等九个方面而重差、夕桀、勾股则是数学上的新的展。上述九项内容与《九章算术》的篇目基本相同。“旁要”和“夕桀”两项今已不知所指。有人认为“旁要”指简单的勾股问题“夕桀”二字系传抄有误应为“互乘”即解线性方程组的一种方法。东汉一些数学家整理数学著作用“衰分”代替“差分”用“勾股”代替“旁要”于是编写成为著名的《九章算术》。正如刘徽所说“周公制礼而有九数九数之流则《九章》是矣”2九章的名称无疑是由《周礼》九数演变而来的。 1“赢不足”《九章算术》作“盈不足”后皆依此。又亦有人将“今有重差”断开作“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勾股”把“今有”作为一种数学方法。 2刘徽《九章算术注》原序钱宝琮校点本《算经十书》上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二节秦汉简牍和《算数书》在居延、武威、临沂银雀山、云梦睡虎地及江陵凤凰山等地出土的大批秦汉简牍中可以找到相当多的与社会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的数学计算问题但就数学方法而言仅有九九表整数和分数的算术运算面积、体积和容积的计算等。这些方法一般都很简单尚不足以反映秦汉数学的全貌。1984年1月在湖北江陵张家山出土了一批竹简其中有数学著作《算数书》。据推断《算数书》抄写于西汉初年（约公元前二世纪）成书时间应该更早。这是一部比较完整的也是目前可以见到的中国最早的数学专著。全书采用问题集形式共有六十多个小标题九十多个题目包括整数和分数四则运算各类比例问题各类面积和体积问题等。其中有些内容（如“合分”、“少广”等）与《九章》相近甚至文句都很相似说明二书间可能有某些传承关系有些内容（如“相乘”、“增减分”等）是《九章》所没有的。在张家山简书汉律中还现有关于“均输律”的简文。过去一般认为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o4年）郡国始置均输官施行均输法《九章算术》中的均输问题应是在此之后写成的。现在看来这一论断需要进行修改。这部比《九章算术》还早的竹简《算数书》的出土是中国数学史上的一项重大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三节《周髀算经》《周髀算经》是著名的《算经十书》之一主要是一部解释盖天说的天文学著作大约成书于公元前一世纪而其中很多内容可能要早得多。在数学方面《周髀》记述了矩的用途勾股定理及其在测量上的应用其中包含了相似直角三角形对应边成比例的定理。《周髀》开篇就以商高回答周公问题的形式提出“故折矩以为勾广三股修四径隅五”即勾3股4弦5这是勾股定理的一个特例。接着又在陈子回答荣方的问题中提出“以日下为勾日高为股勾股各自乘并而开方除之得邪至日（太阳到观测者的距离）”即a2+b2=c2这是勾股定理的普遍形式。据研究陈子可能是公元前七到六世纪的人。在西方这个定理称为“毕达哥拉斯定理”把勾股定理的现归功于公元前六世纪的古希腊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周髀算经》中测量太阳高远的陈子测日法是勾股测量术的展又是重差术的先驱比起西方“测量之祖”泰勒斯测量金字塔的成就是毫不逊色的。《周髀》中还有开平方和等差级数等以及相当复杂的分数运算用以解决古“四分历”的计算问题。唐代国子监添设算学馆主要学习十部算经《周髀》即是其中之一。对于研究古代天文学史和数学史而言《周髀》是传留至今的最早的宝贵文献。 第四节《九章算术》《九章算术》的成书中国古代数学名著《九章算术》是我国最早的传世数学专著。《九章算术》与《周髀算经》一样不是一人一时写成的。它经历了多次的整理、删补和增订是几代数学家共同劳动的结晶。大约成书于东汉初年（公元一世纪）。《九章算术》采用问题集形式列举了246个数学问题及其答案并在若干具体问题之后叙述这类问题的解题方法。全书分为下列九章：方田、粟米、衰（cui）分、少广、商功、均输、盈不足、方程、勾股。方田章是关于土地面积的计算包括有正方形、矩形、三角形、梯形、圆、环等面积公式以及弓形面积和球冠表面积的近似公式。后两个公式比较简单但误差很大。刘徽在《九章算术注》中曾提出用类似割圆术的方法推求弓形面积但未能给出更好的结果。在这一章中还有分数的四则运算法则和约分、通分、求最大公约数方法。在《九章》中把最大公约数称为“等数”求两个数的最大公约数要“以少减多更相减损”这种方法与欧几里得的辗转相除法是相同的后来在解决一次同余组等问题上获得了更重要的应用。《九章算术》在世界数学史上的贡献完整的分数运算法则在印度迟至七世纪才出现而欧洲则更晚。粟米章主要讲各种粮食交易折算的比例问题。所用方法称为“今有术”即在成比例的四个数中从三个已知数求第四个数的算法。在欧洲这种算法称为“三率法”。关于比与比例的思想古希腊就已经有了但把比例和三率法联系起来却是迟至十五世纪的事情。衰分章是比例分配问题即按等级分配物资或按一定标准摊派税收。在这一章中还有等差数列和等比数列问题但都用比例方法来解决。少广章讲的是已知正方形面积或正方体体积反求边长即开平方和开立方的方法。其具体运算过程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开平方和开立方法则的记载。在运算中要把算筹摆放几层相当于用分离系数法列出与求解二次和三次方程从而展了筹算的位值制并开辟了求解数字高次方程的途径。少广章中还有从已知球体积求直径的问题给出一个误差很大的球体积公式。刘徽和祖氏父子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终于获得了正确的结果。商功章主要是各种立体体积的计算。这些问题大都来源于营筑城垣、开凿沟渠、修造仓窖等土木和水利工程实际。其中包括长方体、棱柱、棱台、圆柱、圆锥、园台、楔形体等都给出了正确的体积计算公式。缺点是圆周率取π＝3这个数值误差很大。根据刘徽对商功章的注释可以知道这些公式是通过具体模型的分解与合并来证明的这说明中国古代的体积理论有很高的水平和不同于西方数学的独特的处理方法。均输章是平均赋粟和徭役问题计算如何按人口多少、物价高低、路途远近等条件合理摊派税收和民工等。包括正比、反比、复比例、连比例、等差级数等数学方法。盈不足章属于盈亏类问题和算法。盈不足术是通过两次假设取值然后根据公式求出未知数其原理与现在求高次代数方程和越方程近似解的线性插值法是相同的。在中世纪欧洲这种方法叫做“双设法”或“契丹算法”是欧洲符号代数学产生以前的一种主要代数方法。据考证古代阿拉伯数学文献里“契丹”一般指的是中国。因此不少人认为中国的盈不足术经阿拉伯传入欧洲在西方数学领域起了重要的作用。方程章讲的是多元一次联立方程组（线性方程组）问题及解法。这是中国古代数学的一项重大成就。用算筹表示多元一次联立方程组类似于由方程组各系数构成的矩阵其解法与现在中学代数中的消元法基本相同。古希腊和印度也有过一些特殊的联立方程组解法但没有一般解法远不如方程章的算法完整。而在欧洲提出同类问题要晚一千多年直到十六世纪才有了加减消元法。在这一章中还引入了负数概念并给出了正负数加减运算法则：“同名相除异名相益正无入负之负无入正之；其异名相除同名相益正无入正之负无入负之。”负数的出现反映出对意义相反数量的正确理解从而实现了数的范围的一次新扩充。这一项杰出创造也是以中国为最早。印度于七世纪引进负数概念。欧洲十二世纪对负数有所认识而直到十六世纪才有比较深刻的理解这一点甚至影响到线性方程组的求解问题。勾股章主要内容是勾股定理的应用和简单测量问题。其中包括勾股容方和勾股容圆问题以及二次方程x2＋ax＝b（a＞ob＞o）的解法。关于勾股数的原术及刘徽注中的有关公式是对整数论的重要贡献也是世界数学史上整数勾股数研究的较早成果之一。《九章算术》及其中一些问题曾经传到日本、朝鲜、越南、印度、阿拉伯和欧洲对世界古代数学展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九章算术》已被译成英、俄、德、日等多种文字。 《九章算术》对中国古代数学的总结及其对后来的影响《九章算术》系统地总结了西周至秦汉时期我国数学的重大成就是中国古代数学体系形成的显著标志。它的丰富多采的内容大多来自生产和生活实践集中反映了我国古代高度展的数学水平以及理论密切联系实际和以算法为核心的突出特点并对后世数学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九章算术》对中国数学的影响正像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对西方数学的影响一样是非常深刻的。中国历史上著名数学家如刘徽、祖冲之、李淳风、贾宪等都曾经深入研究和注释过《九章算术》并通过这种形式提出许多新概念和新方法为推动中国数学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九章算术》是中国古代数学流传最久影响最大的一部代表作也是历代进行数学教育的课本之一。唐代国子监算学馆规定十部数学著作作为学生的数学教科书后代称为“算经十书”《九章》就是其中的一部。 第五节数学与天文学在中国古代天、算、农、医是成就卓著的四大学科其中天文学和数学的关系尤为密切。天文历法的进步促进了数学的展而数学的展也为天文历法提供了有力的工具。前面提到的《周髀算经》是一部天文学著作其中也包含了勾股定理、勾股测量、开平方和分数运算等数学方面的成就。东汉晚期的天文学家刘洪在《乾象历》中用“强”、“弱”来表示某数的过剩近似值和不足近似值。他的“强弱”概念与“正负”概念是相通的并且明确指出：“强正弱负强弱相并同名相除异名相消；其相减也同名相消异名相从；无对互之。”这与《九章算术》中的正负数加减运算法则完全一致。刘洪为解决由于月球绕地球运行不等运动问题提出了一次内插法。根据这种方法通过某日某时前后的两个实际观测值可以比较精确地推算月球在该日该时的实际位置。一次内插法实质上就是盈不足术它使历法精度有所提高并为研究二次和高次内插法、不等间距内插法提供了新方向后世在这一领域获得了很大的进展。在西方古希腊天文学家采用几何方法解决这一问题相当繁琐远不如中国的代数方法简捷明确。此外由于汉代历法中出现了推算上元积年的需要因此也产生了求解一次同余式或简单不定方程的问题后世在这一领域也取得了极其突出的成就。 第六节数学家秦汉时期曾涌现出一批数学家和有很高数学造诣的人。如许商、杜忠在当时都有数学专著行世。据文献记载汉北平侯张苍（？—前125）、大司农耿寿昌皆以善算名世他们都做过修订数学著作的工作1。刘歆（？—23）“数术、方技无所不究”2著有《三统历谱》等。著名天文学家张衡（78—139）“善机巧尤致力阴阳、天文、历算”3著有《灵宪》、《算■论》。他所用的圆周率相当于π＝1o≈3.16优于古圆周率π＝3是对这一课题较早的研究和改进。刘洪“善算当世无偶”4曾创制《乾象历》有的文献还记载他著有《九章算术》5。马续“善《九章算术》”6。郑玄（127—2oo）“少学书数八九岁能下算乘除。年二十一博极群书兼精算术”7曾注释多种重要典籍。蔡邕（133—192）好辞章、数术、天文“先治律历以筹算为本天文为验”8。他已知道圆周率π＞258＝3.125比古率有所改进。徐岳“素习《九章》能为计数”9。据载著有《九章算术》、《算经要用百法》、《大衍算术注》、《数术记遗》等实际上很可能是他对《九章算术》作过注释。另外《数术记遗》一书现有传本但也有人认为是伪托之作。以上这些人都是中国数学史上较早见于史籍记载的数学家和擅长数学的学者遗憾的是由于史料缺乏现尚难以对他们的数学成就做出详细的论述。 1刘徽《九章算术注》原序钱宝琮校点本《算经十书》上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2《汉书·律历志》、《艺文志》、《楚元王传》。 3《后汉书·张衡传》。 4《后汉书·律历志》。 5唐释慧琳：《大藏经音义》卷六。 6《后汉书·马援传》。 7刘孝标：《世说新语》“文学”第四引《高士传》。 8《后汉书·蔡邕传》《四部丛刊》影明刊本《蔡中郎集·上汉书十志疏》。9李昉：《太平御览》卷七五四。 第四十四章天文学第一节历法从太初历到乾象历秦汉时期天文学得到了长足的展初步形成了我国的传统天文学体系。其中尤为突出的是独具特色的历法体系的形成。秦统一中国推行“车同轨书同文字”。又在全国统一施行颛顼历以建亥之月（十月）为岁年终置闰。汉承秦制仍用颛顼历但到汉武帝时颛顼历渐与实际天象不符把闰月总是放在闰九月也不能适应农业生产对掌握季节的需要司马迁等人提议改历。武帝于太初元年（公元前1o4年）下令从全国征募二十余人“议造汉历”。经过实测和推算共提出了十八种方案最后确定了邓平提出的81分法即每月有294381天每年有■3653851589天19年有7个闰月。 新历在太初元年颁行是为太初历。太初历的原文虽然失传但西汉末年刘歆按太初历改编的三统历却完整地保存下来成为现今能见到的最古老的一部完整的历法。它不仅包括根据日月运动推算朔望、24节气安排历日的方法还有推算日月食预告行星位置等内容这确立了我国古历的基本框架。制定历法必先造仪器搞天象观测按实测来确定数据和检验历法疏密这一原则在制定太初历前后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古历采用阴阳合历即以太阳的运动周期作为年以月亮圆缺周期作为月以闰月来协调年和月的关系。由太阳运动而确立的24节气反映了一年四季的变化与农牧业生产密切相关在汉初的《淮南子·天文训》中次出现了完整的24节气名称与现今通行的名称一致。24节气是相间的12个中气和12个节气的总称。太初历次确定以中气所在决定月的名称如雨水所在月为一月春分所在月为二月冬至所在月为十一月等等。而无中气的月无名称只能称为前一个月的闰月这一原则称无中气置闰。它合理地调整了年和月的关系使季节与月份大体稳定从太初历开始一直延用到现在。 东汉早期现了月亮的视运动不均匀即月亮每天的行度不一样而且知道了月行最快的地方每月朝前移三度。刘洪在乾象历（公元2o6年）里次把月亮的快慢不均匀编成表为后世月离表和日躔表的先声。要计算某一天月亮的位置应在平均值上再加上快慢多少的改正又用内插法推算任何时刻的月亮位置。采用了这些数学方法推算日月合朔和日月食生的时刻便提高了准确程度。刘洪还现月道（白道）和日道（黄道）不在一个平面上中间有六度夹角这就造成了不是每次日月合朔都生交食。他认为合朔时月亮离黄白交点过十五度半就不会生交食这就是生食的判断数据即现代的食限概念这一数据后代各历都遵用不改。 中国古历的特色从太初历到乾象历中国古历无论在内容、形式、计算方法等方面都形成中国的特色而跟欧洲历法有了明显的不同。如欧洲古罗马公元前46年起实行的格里高利历时代同中国的太初历相当年长也取用26514天同战国时古六历和东汉四分历相同。但月是31天和3o天两种与我国的朔望月不同它没有天文意义与月亮运动无关。格里历为阳历我国古历为阴阳合历。欧洲古历仅包括历日安排大小月年年相同而我国古历各年不同且还包括交食、行星、节气、晷漏等内容可以说是一种天文年历为了编制历法而带动了整个天文学的展。中国古历以观测为基础确定各种天文数据而以代数学方法处理这些数据推算天文学问题；欧洲从古希腊天文学以来一般以几何学系统立论来处理数据。我国古历以周天36514度的制度划分全天度下为分各历采用不同的进位制；欧洲以周天36o°为分划度下为分、秒皆以六十进位。秦汉以来由于皇权的加强而历法又由皇家颁行颁历权成为皇权的一部分。天文历法事业由皇室经办逐渐形成了我国天文事业的官办性质而民间研习天文历算逐渐受到了限制这也与西方的情况大不相同。 第二节浑仪和浑象浑仪天文仪器系统也在秦汉时代形成了。为了编制太初历的需要制造了观测天象、测量角度的仪器这就是浑仪和浑象的研制。西汉时落下闳就制造过浑仪据记载他是四川人“武帝征侍太史于地中转浑天改颛顼历作太初历”1。晋天文学家虞喜也说他“为汉孝武帝于地中转浑天定时节作太初历”2。这里的“地中”指阳城（今河南省登封县吉城镇）古传此地为地之中央。“浑天”即浑仪亦称浑天仪是用于观测的仪器以之测量日月行星恒星在天空的位置确定两个天体之间的角度。它应包括一个用来对准天体的管或衡又有刻有度数的标尺如地平环、子午环、赤道环等。当窥管或窥衡对准了要观测的天体时各种标尺所指示的读数就是天体的位置。东汉的贾逵还在浑仪上加进黄道环次制造了一架“黄道铜仪”。汉代的浑仪虽没有留传下来我们相信后世保留下来的浑仪不会跟它相去太远。 应该指出在制定太初历之前测量角度的天文仪器已经存在。战国时代石申编制的星表是基于角度的测量长沙马王堆西汉早期墓出土的帛书记载了秦汉时代几十年间行星的运动也是基于角度的测量3。《后汉书·律历志》曾提到汉初使用一种“圆仪”来量度日月的运动后来浑仪流行圆仪失传。1977年在安徽阜阳一西汉早期墓中出土了带有28宿距度的圆盘1可用于测量角度。这一器物的出土为研究早期的测角仪器提供了实物依据。浑象西汉末年扬雄所著《法言·重黎》里说：“或问浑天曰：落下闳营之鲜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这里的耿中丞即汉宣帝时大司农中丞耿寿昌他制造了一个浑象模拟浑天的运动情况。这种仪器大体是一个大圆球在球壳上刻着日月星辰利用它的转动演示天象的变化。汉代最著名的是张衡制造的“水运浑象”又叫“漏水转浑天仪”类似今天的天球仪利用水力来推动仪器的旋转度同天空的周日运动一致所以把仪器放在室内根据它的旋转也能知道室外的天象变化。在此基础上后来还明了钟表。浑仪和浑象历代都有制造从汉代以来成了我国古代观测天象的主要仪器。1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引《益部耆旧传》。 2《隋书·天文志》。 3见《马王堆汉墓帛书〈五星占〉释文》载《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1阜阳博物馆等：《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掘简报》《文物》1978年8期。第三节圭表和漏刻时间的计量随着生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时间的要求也在变化原始社会的那种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作息制度已嫌粗疏在殷商时代已将白天分成好几段。甲骨文中有旦、明、小采、大采、中日、昃、昏、夕等字。《左传》昭公五年（公元前537年）条说：“日之数十故有十时亦当十位。”说明古代曾将一天分成十时。《隋书·天文志》在记述古代的时刻制度时说：“昼有朝、有禺、有中、有晡、有夕夜有甲、乙、丙、丁、戊。”这可能就是一天十时而五夜之说也许就是五更的来源。《淮南子·天文训》中有一昼夜分成十五时的记载1而汉代的十二辰和百刻时制也相当流行2。时刻制度的展必然伴随着测时和计时仪器的进步。 圭表甲骨文中有关时间的字大多从日字说明测时的依据是太阳。根据太阳的运动判断一天内的时间变迁圭表是最早使用的仪器。一根竿子立在地上可以根据影子的长短和方向判断季节和一天内的时刻1967年在江苏仪征的一座东汉墓中出土了一件铜圭表不用时可以折叠起来像一把铜尺使用时将圭从表的凹槽中立起使用和携带都很方便。在圭表的基础上展起来的日晷到汉代已做得很精细1897年和1932年先后在内蒙、河南、山西出土了三块秦末汉初的晷仪3上有69条刻线占盘面的2/3其余部分没有刻线当为黑夜见不到日影的部分。三块出土地点不同而其结构和所刻字体都相同这表明秦汉时圭表和晷仪已很流行。 漏刻作为计量时间的仪器漏壶是最早明的。古籍载：“漏刻之作盖肇于轩辕之日宣乎夏商之代。”1这可能是一种传说。较可靠的资料见于《周礼·夏官》其中载有挈壶氏由于古代的漏壶上面有一个提梁、故称挈壶挈壶氏“掌挈壶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西汉以前的漏壶现在未见实物传世最早的漏壶为西汉时制1958、1967、1975年分别出土于陕西兴平、河北满城、内蒙古默特右旗都是铜铸圆柱状上有提梁下有漏嘴梁上方有小孔是插刻箭的。为了改进单壶漏水不均匀的缺点东汉时代开始用二级漏壶以便互相补偿如张衡的漏水转浑天仪。经过秦汉时代的展和创造圭表、仪象、日晷、漏刻等天文仪器得到很大展并已普遍使1名称是：晨明、胐明、旦明、蚤食、晏食、隅中、正中、小还、铺时、大还、高舂、下舂、悬车、黄昏、定昏。 2阎林山、全和钧：《论我国固有的百刻计时制》《天文参考资料》1977年4期。3李鉴澄：《晷仪——现存我国最古老的天文仪器之一》《科技史文集》第一辑上海科技出版社1978年版。 1《初学记》卷二十五。 用这些仪器构成了我国二千年间用于天文观测和时间工作的主要仪器系列。 第四节宇宙论关于宇宙结构的学说关于宇宙结构的学说汉代出现了浑天说与盖天说的争论。在秦汉之前盖天说比较盛行。自古以来人们看见苍天笼罩着大地产生了天圆地方的盖天说而春秋时的曾参就曾提出疑问：“天圆而地方则是四角之不揜也。”1后来盖天说又认为天不与地相接而像圆顶凉亭那样由八根柱子支撑着。诗人屈原曾问道：“斡维焉系天极焉加八柱何当东南何亏。”公元前一世纪成书的《周髀算经》中提出“天象盖笠、地法复盘”的新盖天说认为天在上地在下天地相盖二者都是圆拱形中间相距八万里日月星辰随天盖旋转近见远不见形成了昼夜四季变化。 汉代另一种学说浑天说兴起认为“浑天如鸡子”、“地如鸡中黄”。以著名天文学家张衡为代表的浑天派提出天是一个整球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日月星辰有时着不见是因为它们随天球转到地下面去了天球绕轴转一圈就是一昼夜地面上的人就看见天上的星星转了一周天。这种看法成功地解释了昼夜的交替、天体的东升西落和其他许多问题。同浑天说一致的浑仪又能很准确地测定天体位置浑象能演示天象的变化这一切对历法的推算既有用又方便所以浑天说得到很快的展并为大多数人们所接受成为我国天文学思想中长期占统治地位的体系直到明末西方天文学体系进入我国才开始改变。 值得提到的还有一种宣夜说。宣夜说打破了浑天说认为天象鸡蛋壳式的有限概念蕴涵着宇宙无限的思想。东汉时代的郗萌记道：“天了无质仰而瞻之高远无极眼瞀精绝故苍苍然也日月众星自然浮生虚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须气焉。是以七曜或逝或住或顺或逆伏见无常。进退不同由乎无所根系故各异也。”1这是元气学说在天文学上的运用反映了宇宙无限思想和朴素唯物主义认识论。 关于宇宙生成和天体演化学说关于宇宙生成和天体演化学说在秦汉时期也产生了比较系统的理论。 《淮南子·天文训》和张衡《灵宪》都认为天地还没有形成的时候是一片浑沌而“道”始于虚廓虚廓生宇宙宇宙生气；在天地形成过程中元气中的“清阳者”稀疏向上成天“重浊者”凝滞向下为地于是形成上天下地或外天内地；天地精气分为阴阳阴阳精气形成四时、水火继而产生日月星辰和万物。这种虚物创生的观点和宇宙万物是物质的和运动变化的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界和科学界有着长期的影响。 1《大戴礼记·曾子·天圆》。 1见《晋书·天文志》。 第五节天象记录、天文学家和天文典籍天象记录秦汉时代对天象的观测和研究也有重要进展天象记录日趋详备。如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日食在《汉书·五行志》中对于生日期、太阳方位、食分、亏起方向、初亏及复圆时刻等都记载得十分清楚。《汉书·天文志》、《五行志》等所载西汉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关于太阳黑子的记录（成帝河平元年“三月乙未日出黄有黑气大如钱居日中央”）西汉建始元年（公元前32年）关于极光的记录西汉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和东汉中平二年（公元185年）关于新星的记录都是世界上有确切时日记录中最早的一批。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五星占》和《彗星图》又一次提供了汉初天文学展情况的重要资料。 天文学家秦汉时期是天文学人才辈出的时代涌现出众多的成就卓著的天文学家和精通天文历法的学者。如张苍、司马迁、邓平、落下闳、耿寿昌、刘歆、编、李梵、苏统、贾逵、张衡、刘洪、郗萌等他们在天文理论、天象观测、制订历法、研制仪器等许多领域作出了杰出贡献推动了天文学的展。落下闳字长公巴郡阆中（今属四川）人明晓天文地理隐于落下是一位民间天文学家。汉武帝时经友人荐举征聘为待诏太史后拜侍中辞不受。曾与邓平、司马迁等创制《太初历》还曾制造浑仪并在阳城（今河南登封）用于观测。贾逵（3o—1o1）字景伯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也是东汉时的著名经学家。曾任左中郎将侍中领骑都尉。在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至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间与编、李梵等人集体修订东汉四分历肯定了李梵、苏统现的月亮视运动的不均匀性并指出月行度最大的位置每个月向前移动三度从而认识到现代所谓的近点月和近地点的进动。他还主张量度日月运行采用黄道度数比较精确并倡议制造黄道铜仪。刘洪字元卓山东蒙阴人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天文学家之一。曾任校尉、郎中、常山长史、会稽东郡都尉、山阳太守等官职。他所创制的《乾象历》是一部优秀历法曾在三国时的吴国颁行。刘洪在太阳运动、月亮运动和交食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对后世天文历法的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他最早把月亮视运动不均匀性引进历法并确定出相当精确的近点月日数和一个近点月内每天的月亮实际所行度数；次给出黄道与白道交角值为古度六度一分；改进了回归年和朔望月数值；用月亮的实际运动修正平朔和平望得出定朔和定望从而更准确地推算日月食；最早提出交食食限概念并给出具体的食限数值为十五度半这在交食预报上是个重要明；他所提出的新的交食周期值和各种天文数据表也是当时世界上的先进成果。他曾与著名学者蔡邕一起续补《汉书·律历志》。张衡（78—139）字平子河南南阳人精通天文历法、仪器制造、地理、数学、文学和绘画是中国古代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曾担任主簿、郎中、侍中、河间相、尚书等官职并两度出任太史令前后共14年。张衡曾创制世界上最早的自动运转的天文演示仪器水运浑象和世界上第一架测定地震的仪器候风地动仪据记载地动仪成功地记录了顺帝永和三年（公元138年）在甘肃生的一次强震。在天文理论方面他是浑天说的一位杰出代表人物对于宇宙结构、宇宙无限性、天体演化、日月五星运行规律、月食成因以及陨星和彗星等都有相当精辟的论述。在历法问题上他提出了黄道宿度与赤道宿度互相换算的较好的计算方法对后世历法有很大影响。张衡重视实践勤于观测曾对恒星进行了长期的观测和统计工作把星空划分成444个星官记录了两千五百余颗恒星这个成果在相当长时间内是很先进的。张衡在数学和地理学方面也都很有研究他在文学方面也很有成就。本卷丁编第三十二章张衡另有传。 天文学典籍汉代出现了我国流传至今的第一本天文学著作《周髀算经》而在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中有关天文历法的章节是第一批重要的天文学典籍。它们既总结了秦汉以前天文学的展情况又开辟了此后天文学展的道路。《史记·天官书》、《历书》的编写为此后廿四史中天文、律历诸志作了楷模。此外汉代科学家张衡的《灵宪》、《浑天仪图注》都对以后的天文学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秦汉时期是我国传统天文学展的重要阶段。 第六节气象气象与生产气象与生产关系密切在秦汉时代已成为政府部门关心的问题湖北省云梦县出土的秦简中记载：“稼已生而后雨亦辄言雨少多所利顷数”1。至汉代明文规定：“自立春至立夏尽立秋郡国上雨泽。”2在除开冬季之外的农业生产季节里为了上报雨量多少必定要有计量的器具但至今还未现秦汉时代有关的记载和文物。宋代有“天池测雨”和“竹器验雪”的计算题其渊源可能是很久的。 测量气象的仪器关于测风的仪器在汉代已有多种记述。一种是“伣”此字在甲骨文中就有《淮南子·齐俗训》记载：“伣之见风无须臾之间定矣！”这可能是用帛或鸟羽系在竿子上见风飘动以示风向的仪器。还有一种叫“綄”后汉高诱曰：“綄候风者也世所谓五雨。”这可能是同“伣”类似的仪器。还有一种是“相风乌”据《三辅黄图》记载“汉灵台在长安西北八里郭延生《述征记》曰：长安宫南有灵台高十五仞上有浑仪张衡所制。又有相风铜乌遇风乃动”“上下有转枢向风若翔”。这种风向标做成乌鸦形头小尾大遇风转动乌鸦头即指向风来的方向。李约瑟认为“上下有转枢”这句话暗示风向标跟下层的转动机件相连可能附着有记录风的器件这是风计的先驱1。此外《淮南子·天文训》中还把风分成八种指出了它们的季节性。 另一种气象仪器是测量空气湿度的。在天平的两端分别置土和炭因木炭的吸湿性大于土当空气干燥时木炭里的水分很容易蒸掉而变得轻当空气湿度增大时木炭吸收空气中的水分而变得重所以结论是“燥故炭轻湿故炭重”1这可算是最早的湿度计了。羽毛也有类似于木炭的性质故同书《说山训》又说：“悬羽与炭而知燥湿之气。”琴弦的紧张程度也同空气的燥湿有关这一现象在《淮南子》中也有现。《本经训》说：“风雨之变可以音律知之。”为什么呢？因为“天且雨琴弦缓”2。燥湿程度能影响琴弹出的音调这一现象也是后代制造毛湿度计的依据。 唯心主义者对气象的曲解西汉初年董仲舒倡导的“天人感应论”逐渐流行这种唯心主义的观念利用天文气象等自然现象附会于社会政治和人民的命运阻碍了学术问题的探讨。汉代许多学者如司马迁、桓潭、张衡、王充等人对此进行了有力的1《睡虎地秦墓竹简》第24页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 2《后汉书·礼仪志》。 1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第四卷第742页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1《淮南子·天文训》。 2《论衡·变动》。 批判。他们指出自然现象的变化天下常有无世不然有规律可循决没有神的意志在故意作成。如打雷也有规律：“正月阳动故正月始雷；五月阳盛故五月雷迅；秋冬阳衰故秋冬雷潜”3反对“夏秋之雷为天大怒正月之雷为天小怒”的说法。又如下雨也是有征兆有规律的“云气于丘山”“云散水坠名为雨矣！夫云则雨雨则云矣！”“云雾雨之征也夏则为露冬则为霜温则为雨寒则为雪雨露冻凝者皆由地不从天降也。”这些认识既加深了对自然的了解也为破除迷信反对唯心主义的“天人感应论”提供了武器。 3《论衡·雷虚》。 第四十五章地理学第一节秦代图籍秦朝虽然只存在15年但在全国统一的政治形势下筑长城修驰道开运河等重大工程接连不断。这些工程都需要地理知识也促进了地理学的展。如秦朝的水系著作《水经》1比只记述9条河流的《禹贡·导水》篇有很大的进步。秦朝《水经》全文近5oo字描述26条水道的源地、流向和归宿。叙述的基本地理事实与《汉书·地理志》及汉代《水经》没有矛盾。所记水道分布范围大体与秦的疆域相当。 秦朝有各类地图只是没有保存下来。刘邦入咸阳萧何深知地图的重要性故“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后来“沛公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处民众疾苦者以何得秦图书也”2。《汉书·地理志》中曾两次提到秦地图这种地图可能是秦朝的全国性地图。 1这是后人的命名附于《山海经·海内东经》篇末。见周振鹤：《被忽视了的秦代〈水经〉》《自然科学史研究》第49—53页1986年1期。 2《汉书·萧何传》。 第二节《史记·货殖列传》和《大宛列传》两汉地学的代表著作是《史记》、《汉书》等历史著作中的有关列传、书、志及马王堆出土的地图。对地学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人物则是张骞、司马迁、班固、班、张衡等。这些人都在本卷丁编分别有传这里只重点地另行论述有关地理学本身的部分。 《史记·货殖列传》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是我国第一部经济地理著作叙述我国各地区的人口、经济、物产、交通、贸易、城市以及各地的地区差异。他把全国分为四个经济区并指出这四个经济区的自然条件与物产的差异是：“山西饶材、竹、谷、、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薑、桂、金、锡、连、丹沙、犀、瑇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司马迁强调人的作用。他把人们的劳动看作是展经济的前提。自然条件好的地方如果人们开不够生产技术落后那仍然是贫困的。比如“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对比之下沂、泗以北秦、鲁等地虽然自然条件差些但由于人们积极开因地制宜地展生产所以呈现出另一番景象。“沂、泗水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小人众数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三河、宛、陈亦然加以商贾。齐、赵设智巧仰机利。燕、代田畜而事蚕。” 《货殖列传》还叙述了当时的城市经济状况把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和长江、珠江沿岸的二十几个较大的城市作了分析比较指出它们之间的自然条件、交通条件、风俗习惯、物产、人口各不相同各有特色。而共同的特点则是交通达为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贸易中心。比如栎邑（栎阳）“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咸阳“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则巴蜀西近邛筰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邯郸亦漳、河之间一都会也。北通燕涿南有郑、卫。郑、卫俗与赵相类然近梁、鲁微重而矜节。”“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上谷至辽东地踔远人民希数被寇火与赵、代俗相类而民雕捍少虑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邻乌桓、夫余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这些叙述体现了各个城市的特色是我国最早的城市地理著作。 《史记·大宛列传》汉武帝时派张骞三次出使西域开始了中国和中亚、西亚一些国家的交通往来和物质文化交流从而扩大了中国人民的视野丰富了地理知识。张骞及其副使分别到达大宛（前苏联乌兹别克东部）、康居（前苏联境内锡尔河下游）、大夏安息（今伊朗）、身毒（今印度次大6）等国获得了丰富的地理知识而且开辟了东西交通的“丝绸之路”这在世界历史上有重大意义。张骞第一次去西域时在大夏看到从印度运来的四川竹杖和布因此他设想开通一条从我国西南去印度的道路。这个设想后来得到汉武帝的支持曾派人从四川宜宾出探索去印度的途径。虽未通达却增加了对西南地区的了解。 司马迁根据张骞的报告写成了《史记·大宛列传》对大宛、乌孙（在伊犁河、楚河、巴尔喀什湖、伊塞克湖一带）、康居、奄蔡（在咸海、里海北面）、大月氏（在阿姆河以南兴都库什山以北）、安息、条支（在两河流域）、大夏等国的地理情况作了描述内容包括各国的人口、兵力、风俗、物产、贸易、文字和各国之间的距离等。比如大宛“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有蒲陶酒。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有城郭屋室。其属邑大小七十余城众可数十万。其兵弓矛骑射。其北则康居西则大月氏西南则大夏东北则乌孙东则扜罙、于阗。”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居妫水北。其南则大夏西则安息北则康居。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万。”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数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属小大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为大国。临妫水有市民商贾用车及船行旁国或数千里。以银为钱钱如其王面王死辄更钱效王面焉。画革旁行以为书记。其西则条枝北有奄蔡、黎轩。”在我国这样简明扼要而又真实地介绍西域各国地理情况的著作《史记·大宛列传》是最早的。 第三节《汉书·地理志》和《西域传》《汉书·地理志》东汉前期末叶历史学家班固（32—92）所写的历史巨著《汉书》不少篇章包含有丰富的地理内容。特别是《地理志》是我国第一部以“地理”命名的著作也是历代记述疆域政区的始祖。它为以后两千年来我国有关疆域政区的地理著述树立了榜样创立了规范1。 《汉书·地理志》的内容有三部分：第一部分叙述从黄帝时代至汉初这一历史时期疆域变迁的概况主要是转录《尚书·禹贡》和《周礼·职方》的全文。第三部分转录刘向的“域分”及朱赣的“风俗”。“域分”讲分野即某地对应星空的某个区域比如“秦地于天宫东井、舆鬼之分野也”。这种分野没有什么地理意义。“风俗”偏重于经济、物产、风俗习惯、历史沿革的叙述分论各地区的地方特点还涉及部分外国地理及海上航线。书中关于海南岛的风俗、物产、兵器等情况的记载是现存最早的关于海南岛的文献资料。第二部分叙述汉朝地理为《地理志》的主体是以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疆域政区为限来叙述的。总计记述了1o3个郡（国）和郡所辖的1587个县（道、邑、侯国）的建置沿革以及各郡县的户口数字、山川水泽、物产、水利设施、古今重要聚落、关塞和名胜古迹等。这种写法的优点是：一以全国政区为纲提纲絜领一览无余；二在政区之下又附有重要的地理事实某个政区有什么物产一查便知。缺点是山系、水系被行政区打乱了全国的自然地理面貌缺乏整体性。所记地理内容也很简略。虽然有缺点但在一千多年前能创作出这样有特色的地理志很不简单。有些记载包含了珍贵的地理资料。比如：所记高奴县（今陕西延长）“有洧水可燃”这是我国关于石油产地的最早记载。类似的宝贵资料还有不少。《汉书·西域传》《汉书·西域传》也有许多地理内容。它对西域一些城邦和部落的治所、人口数目、军队数目、物产、距离长安多远、与中原地区的物质文化交流都有较详细的记载。它提到了葱岭（帕米尔）并指出葱岭以东“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其河有两源：一出葱岭山一出于阗。于阗在南山下其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盐泽者也。去玉门关千三百余里广袤三百里。冬夏不增减皆以为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云”。这里说的葱岭即帕米尔南北大山指南面的昆仑山和北面的天山。中央有河指塔里木河。于阗河（今和田河）北流与葱岭河（今叶尔羌河）汇合称塔里木河它东注蒲昌海（今罗布泊已干涸）。这些记载都是正确的。但是关于蒲昌海的水潜行地下南出积石为黄河的说法则跟《史记·大宛列传》一样是错误的。它还提到沙漠说鄯善“当白龙堆乏水草”。白龙堆在玉门关与鄯善（即楼兰其地初在今罗布泊北后迁其南今已沦为戈壁）之间。又说鄯善的土地“沙卤、少田寄田仰谷旁国。国出玉多葭苇、柽柳、胡桐、白草。”乌孙“地莽平。多雨寒。山多松橫。不田作1侯仁之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第14页科学出版社1962年版。种树随畜逐水草。”这是当时西域地理情况的宝贵资料。 第四节班父子和《后汉书·西域传》东汉建初元年至永元十四年（公元76—1o2年）班（32—1o2）在西域长期进行政治和外交活动使汉朝和西域在经济文化上的交流得以不断展。永元九年（公元97年）班派甘英出使大秦（东罗马）抵安息、条支西界为西海（波斯湾）所阻未能到达。但甘英的这次旅行却意义重大他是中国第一个出现在波斯湾的旅行家。 班的儿子班勇从儿童时代起就随父到西域后来又继承父志再通西域。他的一生几乎都在西域度过。他把亲身经历的见闻写成《西域记》一书对西域诸国的道里方位、气候、地势、物产、风俗等作了较详细的记录。后来此书被南朝宋范晔收入《后汉书·西域传》中为研究西域历史地理的重要资料。 第五节《异物志》东汉及随后的三国时期出现了数量可观的异物志著作如东汉杨孚的《南裔异物志》、三国谯周的《巴蜀异物志》、万震的《南州异物志》、沈莹的《临海水土异物志》等。这些著作所记皆为长江以南地区的事物内容多属草木、禽兽以及矿物。南方地记著作的出现是当时北方人民逐渐南移的一种反映1。 1见《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第338页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第六节马王堆地图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三幅绘在帛上的西汉地图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出土时三幅地图都没有标图名、图例、比例尺及绘制时间。后经学者研究推断为西汉初年作品距今已有二千一百多年2。图的名称一般简称为“地形图”、“驻军图”、“城邑图”。这三幅地图中“地形图”、“驻军图”已基本复原“城邑图”由于破损严重至今没有复原。 “地形图”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以实测为基础的古地图。图的方位是上南下北长宽各96厘米主区部分的比例尺根据推算约在十五万分之一至二十万分之一间。已有统一的图例绘有山脉、河流、居民点、道路等。图上包含的地理范围主要是当时长沙国（诸侯国）的南部即今潇水流域、南岭一带这部分图的绘图精度相当高。往南直到南海这是西汉诸侯南粤王的辖区。这部分图的比例尺变小绘图精度显著下降海岸线很不准确几乎是象征性地画一条曲线谈不上比例。图上除了画有河流外别无他物。因此“地形图”的绘图技术和成就主要表现在主区上。 “地形图”中用水平山形线与陡崖符号相配合的方法来表示九嶷山脉。 这种设计欧洲大约到十三世纪以后才出现比中国晚一千四百多年。图上的水系绘得详细准确三十多条河流的地理位置、流向和水系结构大部分与现代地形图大同小异名称标注也很有规律。图中八十多个城镇分别用方框、圆圈两类符号分级表示并且一律在符号位置里注记名称。二十多条道路用虚、实两种线划区分。 “地形图”的缺点有二：一是山脉未标注山名；二是同一幅图中使用了不同的比例尺。 “驻军图”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彩色帛绘地图长98厘米宽78厘米方位是上南下北主区为大深水流域即今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的滞水流域比例尺约为八万分之一至十万分之一。图上除绘有山脉、河流、道路、居民点外还着重表现了九支驻军的布防防区界线指挥城堡等军事情况。用不同颜色区别不同地理要素是“驻军图”的显著特点它用黑色“山”字象形符号表示山脉；用青色绘制河流、湖泊而且显示了河道的宽窄；用黑底套红勾框标出守备部队的驻地和军事工程建筑物；用红色虚线表示军队行动的通路；用红色三角形标示城堡；用黑色圆圈标出居民点；用红色标出守备区的分界线等等。 马王堆地图的出土表明秦汉时期中国地图学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从而改变了过去那种认为汉代地图很粗糙不可靠也没有统一绘图原则的看法1。 2谭其骧：《二千一百多年前的一幅地图》《文物》1975年2期。 ------------ 28 1杨文衡：《试论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地图的数理基础》《科技史文集》第3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o年版。 第四十六章生物学生物学是研究生物的结构、功能与探索生命活动规律的科学。我国古代生物学是与农学和医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远古以来人们在长期的生产斗争与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在采集、渔猎、植物栽培、动物驯养以及医疗实践中逐渐积累了丰富的生物学知识。从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对于动植物（包括人体）的形态结构、生理功能、生态环境生物的生与进化等许多方面都有了较全面的和准确的描述并且进行了较系统的或带有理论性的总结从而为生物学的深入研究与进一步展奠定了基础。 第一节生物分类自然界的生物形形色色千差万别表现了无与伦比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人们很早就认识到“方以类聚物以群分”1的道理并在大量观察与比较的基础上根据生物体的共同点和差异点将生物区分为具有一定从属关系的不同种类不同等级的系统。《周礼·地官》中把生物分为动物与植物两大类动物又细分为毛、鳞、羽、介、臝五类植物则细分为皂、膏、核、荚、丛五类。此外还有“小虫”和“大兽”“百卉”、“百谷”、“百果”、“百蔬”、“百药”等根据形态和用途而类聚群分的简单分类法。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辞书《尔雅》较集中地反映了先秦至汉初学者的分类观点。《尔雅》将植物分为草、木两大类草类著录草本植物一百九十余种木类著录木本植物七十余种。在区分植物方面《尔雅》展了“比物醜类”1的“相醜”概念提出“苇醜芀葭华（苇花）”2“槐棘醜乔桑柳醜条椒■醜莍（聚生的莍果）桃李醜核”3等用一种植物或植物体的某些部分为代表来类比或标识形态相似或亲缘关系相近的植物。其中“醜”字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相当于“植物分类”的专门术语。在《尔雅·释木》中还按植株形态提出木本植物的三型：高耸的“乔木”丛生的“灌木”和无枝的“檄木”（棕榈科植物）前两个名词一直沿用至今。《尔雅》著录动物三百余种将动物分为虫、鱼、鸟、兽四大类虫类相当于无脊推动物鱼类相当于鱼纲、两栖纲和爬行纲等变温动物鸟类基本上为鸟纲兽类为哺乳纲。在虫、鱼、鸟、兽之下还有较细的分类如兽类中分别收有鹿、虎、熊、狸、猩猩、马、鼠、牛、羊、犬、豕等以及相关的各种动物名称其收录方式相当于现在所说的“目”和“科”即鹿科、猫科、熊科、牛科、灵长目、马科、啮齿目、牛科、羊科、犬科、猪科。这种分类方法比较完整地反映出动物分类阶元思想有许多内容符合于近代的分类体系。《尔雅》中给出的一些定义如“二足而羽谓之禽”、“四足而毛谓之兽”1等简明扼要相当准确地概括出所定义生物的基本特点。《尔雅》记载的生物的分类命名有些使用单名有些使用复名如“壶枣、白枣、酸枣、羊枣、大枣、无实枣”“桑蚕、樗蚕、肖蚕”“鼢鼠、鼸鼠（黄鼠）、鼶鼠（旱獭）、鼮鼠（花鼠）”等这些名称相当于将物种的属名与种名结合起来蕴含有用“二名法”来定种名的思想。《尔雅》虽然是一部训诂著作但其中有关生物的分类与描述基本上体现了自然分类原则对后世生物分类学的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除《尔雅》的分类系统外为适用于不同的实践需要还有一些偏重人为性质的分类标准。例如《神农本草经》中根据对人体的作用将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我国现存最早的字书《说文解字》将九千三百余字归纳为五百四十部。其中与动物有关的有牛、犬、羊、羽、虫、豕、豸、虎、马、鸟、鹿、鱼、象、鼠、熊、燕、龟等部与植物有关的有草（艸）、竹、麦、木、禾、黍、米、麻、尗、韭、瓜等部。在《说文》1《易·系辞》上。 1《礼记·学记》。 2《尔雅·释草》。 3《尔雅·释木》。 1《尔雅·释鸟》。 中这些部用于编排文字但就有关动植物的编排与描述而言也可视为古代的生物分类体系之一。 第二节形态方面的知识对于生物形态特征的观察和认识是中国古代生物分类学的基础。春秋战国以来人们的生物形态知识包括对生物体各部分器官的识别、命名及描述在不断地扩大和深入。《韩非子·解老》提到“树木有曼根、有直根。根者书之所谓柢也。柢也者木之所以建生也；曼根者木之所以持生也。”意思是说直根具有支撑植物的功能使之挺然耸立；蔓根具有吸收养料供植物体持续生长的作用。《后汉书·延笃传》提到“枝叶扶疏荣华纷缛末虽繁蔚致之者根也”说明枝叶繁蔚是由于根育得好的缘故。《尔雅·释草》记述“卷施草拔心不死”认识到植物有宿根的现象。在《说文》中“茎”解释为“草木幹”并进一步称草本植物的茎为“茎”称木本植物的茎为“幹”。从茎派生出的枝条称为“枝”。茎的上部、表皮等都有专名。《释草》中还提到“莽数节桃枝四寸有节邻簢坚中徐中。”说明已注意到茎有“中实”和“中空”的不同并已有了“节”和“节间”的概念。类似记载还可以列举很多反映出当时对于植物营养器官根茎叶以及繁殖器官花果核的部位与功能已经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知识。在《尔雅》、《说文》等著作中关于动物形态的描述大多以大小、毛、皮、颜色以及突出特征等为主著录范围较广但说明文字比较简略。后来东晋郭璞撰《尔雅注》对动植物形态性状进行了更具体和详细的描述对于生物形态学以至生态学和分类学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在秦汉时期的其他著作中还有一些有关生物形态的零星描述如东汉杨孚《异物志》载：“孔雀其大如雁而足高毛皆有斑文采形体既大细颈隆背自背及尾背有珠文五采光耀长短相次羽毛皆作员文五色相绕如带千钱文长二三尺头带三毛长寸许以为冠。”次详细和逼真地记述了孔雀的形态特征。此外《尔雅》所载“桑■有椹”指的是桑树有半数能结桑椹说明当时对于植物有雌雄性别的分化已有初步认识。《氾胜之书》中则进一步总结了雌麻和雄麻的不同栽培方法而且指出收获麻（雄麻）最好是在“穗勃”即花粉散出的时候反映出对雌雄株的不同生理特性已有相当的了解。还应特别提到的是由于畜牧业的展对家养动物的形态与内部解剖的观察和认识更为丰富并且有专著问世。如《汉书·艺文志》载有《相六畜》等书近年曾在马王堆出土帛书《相马经》银雀山出土简书《相犬经》残卷这些都可说是我国早期的动物形态学著作。 第三节生态方面的知识关于生物与生物之间和生物与周围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一时期也产生了不少新的认识有些还试图从理论的高度来加以解释。例如动物对天气将雨的变化会产生反应蝼蛄和蚂蚁要搬家蚯蚓会钻出地面王充认为“天气变于上人、物应于下矣。”1这是“风雨之气感虫物”2的结果。王充还提到：“夫虫之生也必依温湿。”3“何知虫以温湿生也？以蛊虫知之。”4指出了温湿环境和季节对昆虫繁殖的影响。仲长统《昌言》也谈到温度对蚕的生长育的影响。《吕氏春秋》已谈到蚌蛤等水生生物的生殖活动受月亮周期的影响。《淮南子·天文训》载：“月死而蠃蛖膲。”《论衡·顺鼓》载：“月毁于天螺蚄舀缺。”都是说月晦时螺类动物的肉就变得不丰满。现月亮周期对水生生物的影响是我国古代动物学上的一个重要成就。动物的共栖现象早在《尚书》中就有记载《尔雅·释鸟》称：“鸟鼠同穴其鸟为鵌其鼠为鼷。”在古代文献中第一次具体地指出了同穴共居的鸟鼠名称。《汉书·五行志》载：“成帝永始元年春北海出大鱼长六丈高一丈四枚；哀帝建平三年东莱平度出大鱼长八丈高丈一尺七枚皆死。”这是鲸鱼集体自杀现象的最早记载。王充在《论衡》中说：“夫东风至酒湛溢鲸鱼死彗星出天道自然非人事也。”正确地认为这是与人事无关的自然现象。植物的生态环境如水分、土壤、阳光、空气、温度等对于植物生长育的影响和作用尤为重要。《氾胜之书》指出种豆时要灌水“临种沃之坎三升水”种麻遇“天旱以流水浇之树五升”说明要根据天气、土壤等环境状况进行合理灌溉以保持植物体的水分平衡。《氾胜之书》还介绍了利用雪水处理种子使稻麦耐旱多实利用灌溉水控制田间温度促进稻麻生长用手摩擦果实控制瓠定向生长以及独特的施用种肥的溲种法等一系列方法。这些方法都是改善农作物或园艺作物生态环境的增产措施。《神农本草经》载：“大豆黄卷（即黄豆芽）味甘平主湿痹筋挛膝痛。”《盐铁论》载“冬葵温韭”冬季用加温方法生产韭菜生长出来的是韭黄。说明我国一千多年前就已认识到因光照不足而产生的植物黄化现象并且加以利用在世界蔬菜栽培上增添了重要的一页。 1王充：《论衡·变动》。 2王充：《论衡·变动》。 3王充：《论衡·商虫》。 4王充：《论衡·商虫》。 第四节遗传与变异早在远古时候人类就已经利用生物的遗传性和变异性来培育符合自己需要的动植物。随着农业和畜牧业的展人们积累了选育优良品种的丰富经验从而把物种性状的遗传看成是完全正常的自然现象如同《吕氏春秋·用民》所说“夫种麦而得麦种稷而得稷人不怪也”。东汉王充指出：万物“因气而生种类相产”1“物生自类本种”2更明确地和概括地指出了各种不同生物种类性状的遗传性。他还进一步指出：“万物生天地之间皆一实也。”3即万物的生殖和种类的各种特性遗传给后代都是通过种子（“实”）来实现并在《论衡·初禀》中更清楚地说明“草木生于实核出土为栽蘖稍生茎叶成为长短巨细皆由实核”即植物的个体育是从种子开始的亲代的特征可以通过生殖而由种子传留给后代。但不同种类的生物不能交配和繁殖“牝牡之会皆见同类之物天地之间异类之物相与交接未之有也”。“若夫牡马见牝牛雌雀见雄鸡不相与合者异类故也。”4人们在实践中不仅认识到生物界普遍存在的遗传现象而且也现了各种变异现象。例如史籍中载有许多不同品种的作物和不同品种的家畜等等《尔雅》就记载了多种枣和多种马以及它们之间的差异。王充在《论衡》中清楚地论述了生物的变异他指出：“种类无常”“同类而有奇奇为不世不世难审”5并举出许多事例加以说明。如“越常献白雉。白雉雉生而白色耳非有白雉之种也。”6即是说白雉犹如常雉只是毛色出现了白色的变异并非特别的种类。至于凤凰、麒麟和嘉禾等所谓“瑞物”也都不是什么特别或神秘的生物种类而是普通的鸟类、兽类和谷类作物在一定条件下的变异而已“瑞物皆起和气而生生于常类之中而有诡异之性则为瑞矣。”7王充在《论衡·讲瑞》中说：“鲁人得戴角之獐谓之麒麟亦或时生于獐非有麒麟之类”；“凤皇亦或时生于鹄鹊毛奇羽殊出异众鸟则谓之凤皇耳”；“嘉禾生于禾中与禾殊穗”讲得十分明确。还值得一提的是嘉禾是谷类作物在谷穗方面的变异一茎多穗产量高于普通谷类自然给人以深刻印象因而有人进行过种植“嘉禾”的试验。王充指出：“试种嘉禾之实不能得嘉禾。”说明当时已认识到有些变异是不遗传的。现代遗传学研究结果表明谷类作物的分枝变异确实是不遗传性变异。当然人们在实践中也现了许多可遗传的显著变异并加以选择用来培育满足各种需要的动植物新品种。如《氾胜之书》已对多种作物的选种提出了具体要求以便利用作物的变异和遗传选育优良品种。显然这对于抗拒自然灾害保证农业生产增产丰收具有重要意义。 1《论衡·物势》。 2《论衡·奇怪》。 3《论衡·物势》。 4《论衡·奇怪》。 5王充：《论衡·讲瑞》。 6王充：《论衡·讲瑞》。 7王充：《论衡·讲瑞》。 第五节朴素的生物进化观关于生命（包括人类）的来源问题自古以来存在许多不同的看法。远古的人们曾认为人类自身与某些动物或植物之间有着某种亲缘上的联系因而对其加以崇拜。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一直流行所谓“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1之类上天创造一切的说法。战国时期宋■、尹文等继承和展了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思想把非物质性的“道”改造成物质性的“精气”并作为产生和构成万物的要素如：“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2西汉初淮南王刘安进一步提出：“洞同天地浑沌为朴未造而成物谓之太一。”1“同出于一所为各异有鸟有鱼有兽谓之分物。”2认为各类生物都来源于一种原初物质状态的气生物之所以有多样性是由于所享受的气不同。此外西汉时还提出了“元气”概念从而真正把气作为宇宙的本原。王充也指出：“天地合气万物自生。”3宋■、尹文以来的这些看法反映了先秦和秦汉思想家对于生命来源问题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界的展。关于自然生物之间的联系《淮南子·坠形训》中有一段很值得深入研究的论述： 生海人海人生若菌若菌生圣人圣人生庶人凡者生于庶人。 羽嘉生飞龙飞龙生凤凰凤凰生鸾鸟鸾鸟生庶鸟凡羽者生于庶鸟。毛犊生应龙应龙生建马建马生麒麟麒麟生庶兽凡毛者生于庶兽。介麟生蛟龙蛟龙生鲲鲠鲲鲠生建邪建邪生庶鱼凡鳞者生于庶鱼。介潭生先龙先龙生玄鼋玄鼋生灵龟灵龟生庶龟凡介者生于庶龟。煖湿生容煖湿生于毛风毛风生于湿玄。湿玄生羽风羽风生煖介煖介生鳞薄鳞薄生于煖介。五类杂种兴乎外肖形而蕃。日冯生阳阏阳阏生乔如乔如生干木干木生庶木凡根拔木者生于庶木。根拔生程若程若生玄玉玄玉生醴泉醴泉生皇辜皇辜生庶草凡根茇草者生于庶草。海闾生屈龙屈龙生容华容华生蔈蔈生萍藻萍藻生浮草凡浮生不根茇者生于萍藻。”这一段文字清楚地勾划出一幅生物进化的图解4：1董仲舒：《春秋繁露·顺命》。 2《管子·内业》。 1《淮南子·诠言训》。 2《淮南子·诠言训》。 3王充：《论衡·自然》。 4苟萃华：《再谈〈淮南子〉书中的生物进化观》《自然科学史研究》1983年第2卷第2期。又参见苟萃华、汪子春、许维枢等：《中国古代生物学史》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通过这幅图解可以看到在《淮南子》中已把当时具有的分类学知识与朴素的生物进化观统一起来。例如把动物分为（人类）毛（兽类）羽（鸟类）鳞（鱼类）介（龟鳖类）等五类把植物分为藻类、草类和木类等三类并且描述了各类动植物的系统进化过程。此外还意识到所有的动物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先类型叫湿玄。湿玄派生出两支即“毛风”和“羽风”。毛风又演变出（人类）和毛（兽类）羽风演变出羽（鸟类）、鳞（鱼类）和介（龟鳖类）。而且每类动物、植物也都有一个原始型如人类的原始型是“”兽类的原始型是“毛犊”等等。最后归结为“五类杂种兴乎外肖形而蕃”认为这五类不同的动物各按其自身性状特征而繁衍下去。这是一幅关于生物界从一个原始祖先开始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等到高等的逐步演化展的图景。它虽然是凭借想象而臆测出来的与现代生物进化论的生物谱系相差甚远但它毕竟反映了两千多年前所产生的生物进化观念因而是非常可贵的。可惜的是《淮南子》的生物进化观后来没有得到重视和展。 第四十七章物理学秦汉时期的物理知识有着丰富的内容在力学、热学、声学、光学、电和磁等方面同先秦时期相比都有不少新的成果。 第一节力学知识关于力的性质和作用的认识继春秋战国时期墨家学派对力进行定义（“力刑之所以奋”）之后秦汉时期对力的认识又有展。在西汉刘安（前179—前122）组织编写的《淮南子》、《淮南万毕术》和东汉王充（27—约79）所著的《论衡》等著作中有许多精彩的论述。归纳起来约有以下几点：物体内力不能使物体自身生运动：“力重不能自称须人乃举古之多力者身能负荷千钧手能决角伸钩使之自举不能离地。”1这是关于物体的内力不能使物体自身产生运动的最早表述。 外力的作用因物体重量的不同而不同：“湍濑之流沙石转而大石不移。何者？大石重而沙石轻也金铁在地焱风不能动；毛芥在其间飞扬千里。”1物体形状影响了物体的运动：“圆物投之于地东西南北无之不可策杖叩动才微辄停；方物集地一投而止及其移徒须人动举。”2移动物体所需之力比举起物体所需之力少：“夫举重鼎者力少而不能胜也；及至其移徙之不待其多力者。”3就是说移动物体要比举起该物用力少。这是从日常生活经验中就可得知的但已隐含着对移动摩擦阻力问题的认识。此同先秦著作《考工记》中所提到的车轮着地须“微至”以减少滚动摩擦阻力的认识相类似。 有锋刃的器具也须外力作用才能产生运动：“凿所以入木者槌叩之也；锸所以能撅地者跖蹈之也。诸有锋刃之器所以能断割削者手能把持之也力能推引之也。”4如果没有外力利器也不能挥作用：“干将之刃人不推顿苽瓠不能伤；苽瓠之箭机不动鲁缟不能穿。”5截面积对压力有直接影响截面积越大压力越小：“针锥所穿无不畅达；使针锥末方穿物无一分之深矣。”6关于“势”的概念在先秦著作《孙子·势篇》中提出了“势”的概念此概念包含了物理学中的动能和势能。如“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指的是动能；“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指的是势能；“势如彍弩节如机”指的是弹性势能。至秦汉时期对于“势”的概念亦多有论述。如“夫舟浮于水车转于6此势之自然也。”1“夫七尺之桡而制船之左右者以水为资。1《论衡·效力》。 1《论衡·状留》。 2《论衡·状留》。 3《淮南子·主术训》。 4《论衡·效力》。 5《论衡·效力》。 6《论衡·状留》。 1《淮南子·主术训》。 天子号令行禁止以众为势也。”2“是故得势之利者所持甚小其存甚大；所约甚守所制甚广。是故十围之木持千钧之屋；五寸之键制开阖之门。岂其材之巨小足哉所居要也。”3十围之木与五寸之键巨小悬殊但因五寸之键居于要处故其用甚大。对于弓矢之势视远近而有别：“矢之于十步贯兕甲；及其极不能入鲁缟。”注云：“言势有极。”4就是说矢至最大射程时动能为零（势有极）虽薄如鲁缟亦无力穿入。 对浮力的认识和利用对水浮力：远古时代已有舟楫因而对水浮力早有所认识。秦汉时期造船业具有一定规模水浮力在实践中得到广泛的利用。如“抱壶而渡水”5“鸿毛之囊可以渡江。”6也就是说空壶和装满鸿毛的皮囊可以助人渡江。这可看成是后世救生圈、救生衣的滥觞。人们还从竹和金属相比较角度对水浮力进行探讨：“长竹之性浮残以为牒束而投之水则沉失其体也；金之性沉托之于舟上则浮势有所支也。”7秦汉时期对空气浮力也有一定的认识。相传帝舜曾借助于空气浮力而免于死难。因舜父瞽叟偏爱后妻子常欲杀舜。有一次瞽叟让舜上粮仓（廪）修顶“瞽叟从下纵火焚廪。舜乃以两笠自扦而下去得不死。”1王莽时为抗击匈奴特招募“有奇技术可以攻匈奴者或言能飞一日千里可窥匈奴。莽辄试之取大鸟翮为两翼头与身皆著毛通引环纽飞数百步坠。”2这是人类第一次仿生滑翔飞行的大胆尝试。 对于表面张力的认识秦汉时期人们已注意观察液体的表面记载了一种属于液体表面强力的现象。《淮南万毕术》云：“泽浮针。”高诱注：“取头中垢以涂针塞其孔置水即浮。”因头垢有油脂涂在针表面并塞其孔钟与水便不浸润当针足够轻的时候由于水的表面张力的作用便能使针浮于水面。这是关于表面张力的最早记载。其后晋葛洪说：“头垢犹足以使金铁浮水况妙于兹乎？”3即是指表面张力现象。 对大气压力的利用有关利用大气压力的具体例子突出表现在制造虹吸管上。东汉灵帝中平年间（公元184—189年）掖庭令毕岚曾作“翻车”、“渴乌”李贤等注2《淮南子·主术训》。 3《淮南子·主术训》。 4《淮南子·说林训》。 5《淮南子·说林训》。 6《淮南万毕术》。 1《史记·五帝本纪》。 2《汉书·王莽传》下。 3《抱朴子·登涉》。 云：“翻车设机车以引水；渴乌为曲筒以气引水上也。”1渴乌就是利用大气压力而制成的虹吸管。此种虹吸管自汉代以后历代都有制造。 关于运动问题汉代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论述：“地恒动不止人不知譬如人在大舟中闭牖而坐舟行不觉也。”2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了地动思想和运动相对性思想是十分可贵的。可惜的是这两种重要思想未受到后世应有的重视。 1《后汉书·张让传》。 2《太平御览》卷三六引《尚书纬·考灵曜》。 第二节热学知识对热的认识和利用热是人类须臾不可离的。秦汉时期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逐渐积累了不少热的知识。 在燃料方面人们除了使用木炭和煤以外还现了新的能源——石油。《汉书·地理志》载：“高奴有洧水可燃。”当地人用它来做过燃料是有可能的。 这一时期对烟囱和火道等通风设施与燃烧程度的关系也有一定的认识。 当时已有关于“曲突徙薪”的见解：“客有过主人者见其灶直突傍有积薪。客谓主人更为曲突远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3这里的“突”指的是烟囱“直突”就是把烟囱安在火膛的上方；“曲突”则是让火焰先通过一段火道然后再通向烟囱。直突火势过盛容易招致火灾因此居家不宜；而曲突可使火势延缓有利于炊事安全。 秦汉时期人们已能利用热胀冷缩的现象于工程施工上。据载秦国李冰父子在修建都江堰的施工中曾采用“积薪烧之”的方法坼裂岩石开山劈岭。即是先用柴草烧炽岩石使其热胀冷缩不均匀而致裂解1。东汉武都太守虞诩在开通粮道时也使用此法：“使人烧石以水灌之石皆坼裂因镌去石。”2这是工程实践中的巧妙明。 秦汉时期人们还开始利用热气流。《酉阳杂俎》载：“汉高祖入咸阳宫宝中尤异者有青玉灯檠高七尺五寸下作蟠螭以口衔灯。灯燃则鳞甲皆动炳焕若列星。”3蟠螭的鳞甲可能是很薄的金属片所制燃灯所产生的热气流向上冲动这些鳞片致使其炳焕若列星。除了生产生活实践中利用热气流外人们还做些热气流或热膨胀方面的科学实验。《淮南万毕术》云：“艾火令鸡子飞。”高诱注：“取鸡子去其汁燃艾火内空卵中疾风因举之飞。”事实上由燃艾而引起的热气流外喷不足以令鸡子自飞但空卵内的空气受热膨胀而使比重减小从而在疾风中飞行短短的一段是有可能的。后世热气球的原理与此完全相同只是升力更大而已。 对水的三态变化的认识和利用秦汉时期已经知道水的三态变化并且知道水的蒸、凝结同温度有密切的关系。如《大戴礼记》说：“天地积阴温则为雨寒则为雪。”《论衡》更进一步指出：“云雾雨之征也。夏则为露冬则为霜温则为雨寒则为雪。”1汉刘熙《释名》曰：“雪绥也。水下遇寒而凝绥绥然下也。”《韩诗外传》曰：“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独六出。雪花曰霙雪云曰同云。”3《汉书·霍光传》。 1常璩：《华阳国志·蜀志》。 2《后汉书·虞诩传》注引《续汉书》。 3段成式：《酉阳杂俎·物异》。 1《论衡·说日》。 2汉代人们还做过沸水骤然冷却的实验由此可以获得低于大气压力的效应尽管古人当时可能没有低压的概念但在实践中已有此经验知识。《淮南万毕术》云：“铜瓮雷鸣。”高诱注：“取沸汤置铜瓮中坚密塞内之井中则雷鸣闻数十里。”这是二次沸腾现象。沸汤倒入铜瓮后即止沸。但坚密塞后入井中骤冷瓮中液面蒸汽由于迅冷凝而使气压骤降因而引起了二次沸腾；同时因瓮内气压低致使外力挤压铜瓮从而使瓮壁塌陷或破裂出巨响。至于声闻数十里则是夸张之词。 《淮南万毕术》还提到用沸汤造冰的实验：“取沸汤置瓮中密以新缣沉井三日成冰。”这是属于通过减压来提高冰点的实验。但是此种气压的降低对水的冰点的提高影响甚微因此这个实验是不可能成功的。可是既有如此记载说明当时人们是在没有经验事实的情况下提出人工造冰的想法的必定是受到了某些经验的启示。我国古代典籍中不止一次提到“夏造冰”。如《庄子·徐无鬼》说到鲁遽的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这里的“夏造冰”只是说说而已未必能造成。《淮南子》对此就明确地否定在“以冬铄胶以夏造冰”句下高诱注曰：“言以非时铄胶、造冰难成之也。”这说明当时的人就指出：“夏造冰”是不可能的。但是从获得低气压的手段来说上面两条实验是很先进、很了不起的。 成书于西汉的《黄帝内经》曾谈到寒温燥湿对大地的影响：“燥胜则地干暑胜则地热风胜则地动湿胜则地泥寒胜则地固矣。”又说：“燥以干之暑以蒸之风以动之湿以润之寒以坚之火以温之。故风寒在下燥热在上湿气在中火游行其间。”1人们生活在不断变化的寒温燥湿的环境中需要时刻掌握其变化规律。在对寒温燥湿的大量实践认识的基础上人们制造了最原始的温度计和湿度计。 最原始的温度计是利用水的结冰和溶化来判断气温的变化。“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2“见瓶中之水而知天下之寒暑。”3寒与不寒人体当然能够感觉出来周围的景物也可以做参考但专门设置一铜瓶进行测温这在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是前进了一大步反映了我国先民可贵的实验精神。 汉代人们测量燥湿变化的方法也是相当科学的即是把炭和羽毛或其他物质放在天平的两端经过一段时间后视其两端的起伏就能判断燥湿。《淮南子》云：“悬羽与炭而知燥湿之气。”1“燥故炭轻湿故炭重。”2这是利用炭与羽的不同的吸湿性来制成最原始的湿度计。《史记·天官书》有类似的记载：“冬至短极悬土炭。”裴骃《集解》引孟康曰：“先冬至三日悬土炭于衡两端轻重适均冬至日阳气至则炭重夏至日阴气至则土重。”又引晋灼曰：“蔡邕《律历记》：‘候钟律权土炭冬至阳气应黄钟通土炭轻而衡仰夏至阴气应蕤宾通土炭重而衡低。进退先后五日之2《艺文类聚·天部》下引。 1《黄帝内经素问·五运行大论》。 2《淮南子·说山训》。 3《淮南子·兵略训》。 1《淮南子·说林训》。 2《淮南子·天文训》。 中。’”前者是把土与炭放于衡之两端；后者则把土炭合放一端另一端为砝码。古代测定燥湿的方法有多种王充在《论衡》中记述了另一种判断燥湿的方法：“天且雨蝼蚁徙蚯蚓出琴弦缓。”3其中琴弦缓属于人们可以测量的物理现象据此可以预报晴雨天气。王充还对寒温的传播做了研究指出：“夫近水则寒近火则温远之渐微。何则？气之所加远近有差也。”4这实际上是从“气”的角度探讨热的传导的问题明确指出热是靠气来传导的愈远热在传导中损失就越大因而渐微。 3《论衡·变动》。 4《论衡·寒温》。 第三节声学知识秦汉时期声学得到进一步的展。一方面是乐器的种类增多不仅编钟和编磬每组增加至三十余架而且还出现了笛、阮、箜篌等新的乐器。另一方面是音律学的实践和理论探讨有所前进开始对十二律的旋宫难题进行研究。 十二律和六十律秦相吕不韦（？—前235）所组织编写的《吕氏春秋》记述了十二律的律名：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其生律法是三分损益法即从黄钟起隔八相生：“黄钟生林钟林钟生太簇太簇生南吕南吕生姑洗姑洗生应钟应钟生蕤宾蕤宾生大吕大吕生夷则夷则生夹钟夹钟生无射无射生仲吕。”1但是这种用三分损益法生律生到第十二律后不能回到出律上亦即不能旋相为宫。为解决这个问题西汉京房（前77—前37）提出六十律制。即从黄钟起生到第十二律仲吕后继续往下生律直到六十律“南事”为止。《后汉书》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阳下生阴阴上生阳终于中吕而十二律毕矣。中吕上生执始执始下生去灭上下相生终于南事六十律毕矣。”2事实上当京房用三分损益法生律到第54律时就与出律很相近只差一个微小的音差（3.61355音分值）按说此时就可以旋宫转调。可是京房把律数与历数统一起来就一直生到六十律即把六十律中的每一律代表一天至八天使六十律正合一年三百六十六天。京房这种生律法虽较烦琐在演奏实践和乐器制造方面都有困难但生律法本身则是一个有创见的尝试它通过继续生律的办法来找到微小音差以实现旋宫的目的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京房还认为“竹声不可以度调”即认为律管不能用以定律。因为律管的口径和管长都须经校正而管口校正则是一个相当困难的事。因此京房特地“造准以定数”即用弦来定律。《后汉书·律历志》上对京房准做了介绍：“准之状如瑟长丈而十三弦隐间九尺以应黄钟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有画分寸以为六十律清浊之节。” 1973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了西汉景帝前元七年（公元前15o年） 的一组律管共十二支最长为17.65厘米最短为1o.2厘米孔径约o.65厘米1。这组律管的出土对于探讨我国古代以管定律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从文献资料来看秦汉时代已有用管定律的内容。《汉书·律历志》孟康注：黄钟空围九分林钟空围六分太簇空围八分。说明不仅律管的长度不同而且内径也各不相同。显然已经过管口校正。 共振共鸣1《吕氏春秋·音律》。 2《后汉书·律历志》上。 1《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第1o2页文物出版社1973年版。 秦汉时期人们对于共鸣现象也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庄子》中说：“为之调瑟废一于堂废一于室鼓宫宫动鼓角角动音律同矣。夫或改调一弦于五音无当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动。”2《淮南子》也做了类似的论述说是“同音之相应”3。用“音律同”或“同音之相应”很容易给人以错觉认为它是“自鸣”。董仲舒对此做了批驳。他说：“琴瑟报弹其宫他宫自鸣而应之此物之以类动者也。其动以声而无形人不见其动之形则谓之自鸣也；又相动无形则谓之自然。其实非自然也有使之然者矣。”1他指出这种鼓宫宫动、鼓角角动的现象是由于“物之以类动者”“实非自然也”。董仲舒的看法是正确的因为弦线不会自鸣不会自振动它必须是在周期性变化的外力的作用下当外力的振动频率与弦线的固有频率很接近或相等时才会引起共振共鸣。 2《庄子·徐无鬼》。 3《淮南子·齐俗训》。 1董仲舒：《春秋繁露·同类相动》。 第四节光学知识关于目视物问题东汉王符所撰《潜夫论》中说：“中阱深室幽黑无见及设盛烛则百物彰矣。此则火之耀也非目之光也而目假之则为已明矣。”2这是说目能视物是由于借物之光若没有外光目即“无见”。此同先秦时期墨家学派关于“目以火见”的见解是相一致的。《潜夫论》又说：“偶烛之施明于幽室也前烛即尽照之矣后烛入而益明此非前烛昧而后烛彰也乃二者相因而成大光。”3这是关于两个光源照度叠加的论述。 关于平面镜组合成像的实验《淮南万毕术》云：“高悬大镜坐见四邻。”注：“取大镜高悬置水盆于其下则见四邻矣。”此种平面镜组合的实验装置可以克服障碍扩大视野其原理与后世之潜望镜相合。 凹面镜与透镜先秦时期已有用金属凹面镜取火。《周礼、秋官》载：“司烜氏掌以夫燧取明火于日以鉴取明水于月。”1《礼记》载：“金燧。”2《考工记》载：“金有六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3这里的燧都是指阳燧即金属凹面镜。《淮南子》云：“阳燧见日则燃而为火。”4又云：“若以燧取火疏之则弗得数之则弗中正在疏数之间。”5此处“疏数之间”指的是阳燧的焦距说明当时就有焦距概念这是中国古代光学中的一大进步。秦汉时代有没有用透镜取火？这是个长期争论的问题。《管子》中提到：珠能取火。“珠者阴之阳也故胜火。”6《论衡》说：“阳燧取火于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时消炼五石铸以为器磨砺生光仰以向日则火来至。”7此处的阳燧仍为凹面镜但消炼五石所制之器则可能是透镜。《淮南万毕术》中记载了冰透镜取火：“削冰令圆举以向日以艾承其影则火生。”这是我国关于冰透镜取火的最早记载。 透光镜2《潜夫论·赞学》。 3《潜夫论·释难》。 1《周礼·秋官·司烜氏》。 2《礼记·内则》。 3《周礼·考工记》。 4《淮南子·天文训》。 5《淮南子·说林训》。 6《管子·侈靡》。 7《论衡·率性》。《论衡·乱龙》也有关似记载。 上海博物馆珍藏有一面西汉时的“透光镜”。此镜为铜制背面铭文有“见日之光天下大明”八个字正面光可照人。但若把它对日反射日光则背面花纹文字悉映于墙壁上故被称为“透光镜”。隋唐之际王度的《古镜记》说有一镜“承日照之则背上文画墨入影内纤毫无失”即指此种透光镜。为何铜质之镜能“透光”？奥妙在造镜技术上。唐宋以下探索此技术者代不乏人。宋沈括认为；“铸时薄处先冷唯背文差厚后冷而铜缩多文虽在背而鉴面隐然有迹所以于光中现。”1这就是说因铸造时厚薄不同因而冷缩的先后有差别从而使镜面产生细小的曲率差异反射日光时就会把背面文画映出来。元代吾丘衍在《闲居集》中说：“如镜背铸作盘龙亦于镜面窍刻作龙如背所状复以稍浊之铜填补铸入削平镜面加铅其上向日射影光随其铜之清浊分明暗也。”这种补铸的办法的确也能制出“透光镜”来。还有的认为是压磨所致即在磨镜面时薄处因弹性作用磨得少呈稍凸厚处受力大磨得多呈微凹结果就能在日光下反映出背部花纹。事实上上述三种办法都能制成“透光镜”。 1《梦溪笔谈·器用》。 第五节电和磁的知识电雷电风雨是最普遍的自然现象。从远古时代起人们就注意观察雷电现象留下了不少记载。如“雷风相薄”1、“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2、“雷不而震”3、“雷电击夷伯之庙”4、“三月癸酉大雨震电。震雷也；电霆也”5等等。人们震慑于雷电但也试图对其起因及性质进行探索。秦汉时期的典籍中对此屡有论述。如“阴阳相薄为雷激扬为电。”6“盛夏之时太阳用事阴气乘之。阴阳分争则相校轸校轸则激射。”7这是用阴阳观点来解释雷电产生的原因。此种观点在中国流行了二千多年。 史载车师后王姑句家“矛端生火”8这可能指的是尖端放电现象。 磁石汉代人们也已现摩擦起电的现象并把此种现象同磁石的吸铁性联系在一起。如“顿牟掇芥磁石引针。”1顿牟即玳瑁其甲壳经摩擦后会产生静电可以吸引芥一类的轻小物体。至于磁石吸铁性早在先秦时期就有所认识。只是汉代人们又有新的现即磁石不能吸引铁以外的物体。如《淮南子》云：“若慈石之能连铁也而求其引瓦则难矣。”2又云：“慈石能引铁及其于铜则不行也。”3显然这些知识是在科学实验的基础上获得的。汉代人们还做了磁石本身相互吸引、排斥的有趣实验。如《淮南万毕术》云：“磁石拒棋。”注：“取鸡血与针磨捣之以和磁石用涂棋头曝干之置局上即相拒不休。”棋头涂以磁石便赋磁性。相拒不休即是磁石的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现象。 秦始皇时代还利用磁石的吸铁性建造阿房宫的北阙门4为的是使“怀刃者止之”。 磁石的指极性在先秦时期也已被现并用来做成磁性指向器——司南。 关于司南的形制王充在《论衡》中说：“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5据近人王振铎的研究司南是用天然磁石琢磨成的勺状物底部呈球形放1《易·说卦》。 2《易·解》。 3《左传》昭公四年。 4《公羊传》僖公十五年。 5《烜榖梁传》隐公九年。 6《淮南子·墬形训》。 7《论衡·雷虚》。 8《汉书·西域传》下。 1《论衡·乱龙》。 2《淮南子·览冥训》。 3《淮南子·说山训》。 4《史记·秦始皇本纪》注引《三辅旧事》。 5《论衡·是应》。 在地盘上可自由旋转旋定其柄指南。“投之于地”的“地”字指的是古代栻占用的地盘1。地盘呈正方形为铜制或漆木制四周标有八干、十二支和四维合为二十四向。中间天盘呈圆形作投转司南之用。整个地盘是采天圆地方之制。这种司南可以看成是后世指南针的前身。 1王振铎：《司南指南针与罗经盘——中国古代有关静磁学知识之现及明》上《中国考古学报》第三册1948年。 第四十八章化学秦汉时期是中国古代化学的奠基时期。特别是炼丹术作为原始形式的化学自战国时代兴起经过秦皇汉武的热心提倡到东汉时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汉代疡科“五毒方”的升炼标志着中国医药化学的开端。秦汉时期冶金技术在战国时期的基础上有了长足的进展出现了不少与化学有关的创造和明。 第一节炼丹术炼丹术与求仙活动战国时期就有不少关于神仙和不死之药的传说。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都曾使人入海寻仙求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即“遣徐市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使燕人庐生求羡门、高誓”“使韩终（众）、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西汉桓宽说：“当此之时燕齐之士释锄耒争言神仙方士于是趣咸阳者以千数言仙人食金饮珠然后寿与天地相保。”1秦代的炼丹活动已有相当规模。所谓“炼丹”最初的含义和内容就是提炼丹砂。据说当时有“韩终丹法”、“羡门子丹法”都是以蜜或酒拌合丹砂而服食。 在汉代炼丹术的规模更为扩大。汉武帝与秦始皇一样也以好神仙和长生之术著称。先是“齐人之上疏言神仙奇方者以万数然无验者”武帝“乃益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数千人求蓬莱神人”。在为数众多的方士中其姓名见于《史记》、《汉书》者有少翁、栾大、宽舒、公孙卿等而其中最重要的人物为李少君。李少君曾向汉武帝提出：“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于是汉武帝“始亲祠灶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而事化丹砂诸药齐为黄金矣”1。与汉武帝同时代的淮南王刘安也“招致宾客之士数千人作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此外“有枕中鸿宝秘苑言神仙使鬼物为金之术及邹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见”2。其后宣帝、成帝、哀帝以及王莽也都笃好神仙方术。东汉时期炼丹术与道教结合相得益彰。从此方士便演变而为道士炼丹术也大都由道士掌握了。 汉代丹经在现存丹经中一般认为属于汉代作品的有《三十六水法》、《太清金液神气经》（即今《太清金液神气经》卷上）、《太清金液神丹经》、《黄帝九鼎神丹经》（即《黄帝九鼎神丹经诀》卷一）、《太上八景四蕊紫浆五珠绛生神丹方（经）》、《周易参同契》等。其中淮南王刘安时就已行世的《三十六水法》是迄今所知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一部炼丹术著作1。 《三十六水法》记述有溶解34种矿物和2种非矿物的54个方子。从这些方子可以看到当时已知利用硝石和醋的混合液（有时加石胆）来溶解金属或矿物。其中第一方为“矾石水”方方中说：矾石水（含有铜盐）“以1《盐铁论》卷六。 1《史记·封禅书》。 2《汉书·刘向传》。 1李时珍《本草纲目》云：“金乃西方之行淮南《三十六水法》亦化为浆服饵。”《黄帝九鼎神丹经诀》卷八载：“昔太极真人以此神经及水石法（即《五灵神丹上经》及《三十六水法》）授东海青童君君授金楼先生先生授八公八公授淮南王刘安安升天之日授吴左。”华池（盛有浓醋的溶解槽）和涂铁铁即如铜”2。《淮南万毕术》也说：“曾青得铁则化为铜。”这说明西汉时的炼丹家就知道铁对铜盐的置换反应。这一反应的现奠定了唐宋时代水法炼铜——胆铜法的基础。 西汉末或东汉初问世的《黄帝九鼎神丹经》记载了后世丹家极为推崇的铅汞还丹的炼法：“取汞三斤纳土釜中复以玄黄覆其上厚二寸许。以一土釜合之封以六一泥外内固济无令泄。置日中暴令大干乃火之。湿者不可得火即拆破。如调丹华法以马通若糠火火之九日夜寒一日。之药皆飞著上釜状如霜雪紫红朱绿五色光华厚二分寸余以羽扫除之。”3玄黄一名黄芽即“仙经涂丹釜所须”的黄丹（铅丹pb3o4）。因为铅丹在5ooc以上能分解放出氧气氧气又能与汞结合生成氧化汞而凝结在温度较低的上釜内壁所以上述升炼产物为氧化汞（hgo）。这种以黄芽制汞为丹的还丹炼法为魏伯阳、狐刚子等铅汞还丹派炼丹家所继承并给后世的中国炼丹术以很大影响。 魏伯阳与炼丹术魏伯阳是会稽上虞人东汉桓帝时在世。他在所著《周易参同契》中说：“河上姹女灵而最神。得火则飞不见埃尘。鬼隐龙匿莫知所存。将欲制之黄芽为根。”“河上姹女”为汞“黄芽”即黄丹（pb3o4）。意思是汞易挥若要将其制服成丹则须用铅丹。《周易参同契》主要讲的是内丹1但其“内丹以外丹言之”所以对研究外丹黄白术仍有参考价值。如《参同契》里说：“胡粉投火中色坏还为铅。”就是说经炭火的作用胡粉（碱式碳酸铅）不但色变而且质也变了还原为铅。 魏伯阳的炼丹理论是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的。他认为“类同者相从事乖不成宝”“同类”的物质才能“相变”。在阐述炼丹术的可能性和合理性时魏伯阳说：“自然之所为兮非有邪为道若檗染为黄兮似蓝成绿组；皮革煮为胶兮曲蘖化为酒。”在阐述服食仙丹何以能使人长生不死时魏伯阳说：“巨胜（胡麻）尚延年还丹可入口。金性不败朽故为万物宝。术士服食之寿命得长久。”这是一种希图把黄金的抗蚀性机械地移植到人体中去以求长生的天真想法。 狐刚子与炼丹术东汉末年大致与魏伯阳同时或稍后的炼丹家狐刚子本名狐丘是一位铅汞还丹派的实践家。他的著述反映了汉代炼丹术成就所达到的高度堪称我国古代化学的瑰丽篇章。他在所著《五金粉图诀》中说：“丹铅（pb3o4）2《三十六水法》《道藏》洞神部众术类总第597册。 3《黄帝九鼎神丹经诀》卷一《道藏》总第584—585册。 1炼丹术有内丹、外丹之分。所谓内丹指的是锻炼人体内在的精、气、神“以神运精气结而成丹”。所谓外丹是指求身外之药炼之成丹。 之精其功既深其力亦大九上九下覆荐水银化汞为丹。”1这与《黄帝九鼎神丹经》中的还丹炼法是一脉相承的。《五金粉图诀》还记载了狐刚子作“九转铅丹法”。所谓“九转”是指先以铅制备铅丹作为原料再从铅丹出用炭火还原出铅接着以所得铅复炼为丹如此反复九次。由于铅丹在5ooc以上会生分解所以狐刚子特别强调制铅丹时“不得猛火”。在《五金粉图诀》中狐刚子还提到：“硫黄功能变银化汞。”意思是说硫能与银和汞化合生成硫化银和硫化汞。硫化汞也是中国古代炼丹家的“灵丹”之一。 在狐刚子的另一著作《出金矿图录》中有一段“炼石胆取精华法”的记载：“以土墼（土坯）垒作两个方头炉相去二尺各表里精泥其间旁开一孔亦泥表里使精熏使干。一炉中著铜盘使定即密泥之；一炉中以炭烧石胆使作烟以物扇之其精华尽入铜盘。炉中却火待冷开取任用。入万药药皆神。”2这种方法实际上就是干馏石胆接取馏分、冷凝所得干馏液即为硫酸。该反应为：bsp;cuo＋so3↑＋5h2o↑so3+h2o=h2so4。 狐刚子的“炼石胆取精华法”是干馏法制取硫酸的世界最早记录比西方要早五六百年。 1《黄帝九鼎神丹经诀》卷十二《道藏》总第584—585册。 2《黄帝九鼎神丹经诀》卷九《道藏》总第584—585册。 第二节医药化学五毒方中国医药学的展和炼丹术是分不开的。历代丹家常兼修医药学炼丹术的新成就也常被吸收于《本草》和方书之中。《周礼·天官·冢宰》下载：“凡疗疡以五毒攻之。”东汉郑玄注云：“五毒五药之有毒者。今医人有五毒之药作之合黄堥置石胆、丹砂、雄黄、礜石（feass）、慈石其中烧之三日三夜其烟上著以雄鸡羽扫取之以注创恶肉破骨则尽出。”这是现存古代文献中最早的丹药配方。模拟实验表明“五毒方”的基本升炼产物是三氧化二砷（as2o3）、b型硫化汞（b-as4s4）和硫化汞（hgs）；如果石胆相对量较大则硫化汞（hgs）的成分会减少并得到硫酸亚汞（hg2so4）；如果石胆过量则硫化汞（hgs）会完全转化生成硫酸亚汞（hg2so4）及少量汞1。“五毒方”的升炼标志着中国医药化学的开端在化学史和医药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神农本草经》和炼丹术汉代成书的《神农本草经》明显地受到炼丹术的影响其中吸收了炼丹家的不少成果。此书对一些元素及化合物的化学变化和性质作过一些正确的叙述。例如书中指出：“丹砂能化为汞。”就是说丹砂（hgs）在加热时能分解成汞。又说：“水银杀金、银、铜、锡毒熔化还复为丹。”说的是汞能和一些金属形成汞齐并能缓慢氧化为红色的氧化汞。还说：“空青能化铜铁铅锡作金”“曾青能化金铜”“石胆能化铁为铜。”这是说铁、铅、锡等金属能与铜盐起作用置换出金属铜铜又可以与铁、铅、锡形成金黄色的合金。书中还提到：“石硫黄能化金、银、铜、铁奇物。”意思是硫黄能和金属化合生成硫化物如硫与铁化合则生成硫化亚铁：fe＋s＝fes1赵匡华、张惠珍：《汉代疡科“五毒方”的源流与实验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第4卷第3期（1985年）第199—211页。 第三节冶金化学冶铁的规模和技术秦汉时期特别是西汉中期以后有很大展。西汉时期炼铁高炉已开始使用石灰石为熔剂。东汉末建安年间曹操命人造“百炼”宝刀五把曹植为此作赋说此刀“实真人之攸御”1说明东汉百炼钢技术的展似与炼丹术有关。 炼钢技术的继续展虽然秦汉时期青铜工具逐步被铁制工具取代但是炼铜技术并没有停顿而是在继续展。除青铜外这个时期还出现了一些新型的铜合金。《淮南子》里有“饵丹阳之伪金”一语。西汉东方朔所撰《神异经·西荒经》中说；“丹阳铜似金故《淮南子》曰饵丹阳之伪金即此也。”据此可知刘安所谓“丹阳之伪金”即丹阳铜。相传西汉武帝时丹阳人茅盈三兄弟先后入山修炼“以丹阳岁歉点化丹阳（铜）以救饥人”所以“后人以煅粉点铜者名其法曰丹阳”。葛洪《神仙传》载；“三茅君中之长兄大司命君茅盈冶铜于句容山（属丹阳郡）。”《抱朴子·黄白》里则明确记载了用武都雄黄点化铜为“黄金”的真秘并且指出这就是刘向得自刘安的作黄金法。可见丹阳铜大概是一种砷黄铜即含砷量在1o％以下的铜砷合金。在现存古籍中“黄铜”一词最早见于西汉东方朔的《神异经》。在其《中荒经》中说：“西北有宫黄铜为墙题曰地皇之宫。”东方朔所见的黄铜大约即丹阳铜。 狐刚子在《五金粉图诀》中曾着重讨论“三黄相入之道”和“五金相入与不相入”之道。所谓三黄相入之道就是用伏火三黄（雄黄、雌黄、砒黄）点化五金（金、银、铜、铁、锡）为药金、药银的方技。如以铜为例狐刚子指出：“铜得伏雄异性合同”；“铜得伏雌成真是非”；“铜得伏砒柔弱自低”。所谓“五金相入与不相入”之道当指五金彼此间能否相互结合形成合金的规律。如狐刚子说：“金得银而虚银得铜而疏铜得铁而缩铁得锡而舒铜得锡而殊锡得铁而俱。”同书还指出：“雄黄功能变铁雌黄功能变锡砒黄功能变铜硫黄功能变银化汞。四黄功亦能变铁为铜反铜为银反银为金。如谷作米是天地之中自然之道。”这里狐刚子明确提到“砒黄功能变铜”四黄功亦能“反铜为银”此“银”当为药银显然是砷白铜即含砷量在1o％以上的铜砷合金。这表明我国古代炼丹家在东汉就已制得砷白铜。 汞、金、银等的冶炼技术秦汉时期汞、金、银等金属的冶炼技术也获得了许多新成就。狐刚子在《五金粉图诀》中还记载了“下火上凝”式炼汞法。这种方法是在铁质下釜中放置朱砂“然后以瓮合之以羊毛稀泥泥际口”“先燃腐草”再以木柴加热下釜于是朱砂分解生成的水银便升到上瓮冷凝在内壁上。狐刚子还对该法的水银产率作过定量研究结论是：“好朱一斤可得十二两1丁晏纂：《曹集铨评·宝刀赋》。 中朱十两下朱八两。”据计算他从优质朱砂（假设是纯hgs）中取得汞的产率已达87％。 在《出金矿图录》中狐刚子次记录了冶炼金银的“吹灰法”。他说：银“若未好白即恶银一斤和熟铅一斤又灰滤之为上白银”。他在“出金矿法”和“出银矿法”中都详细记载了“锡灰坯炉法”即今所谓的“吹灰法”。东汉道教祖师张道陵所撰《太清经天师口诀》中也记载了炼金银的“吹灰法”：“铅炼金法：用金三十六两用铅七十二两。作灰抔火烧令干密闭四边通一看孔。安铅抔中。作一铁抔大小可灰抔上遍凿作孔用合灰抔。抔上累炭炭上覆泥。火之铅尽还收取金。更作灰抔如是三七遍名曰铅炼金也。” 以上史实说明中国古代炼丹家对冶金学的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第四十九章医学先秦医学的展基本上是以医学理论的系统总结为特点是中医学的理论奠基时期。秦汉时期的医学则是在此基础上的一次临床实践经验总结和再展。其特点：虽然《内经》的影响明显可见但并不十分拘泥于《内经》的观点。 第一节《神农本草经》《神农本草经》的成书年代“本草”一名初见于《汉书·平帝纪》。《纪》云：“元始五年（公元5年）征天下通知逸经、古纪、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教授者”“遣诣京师至者数千人”1。《汉书·楼护传》有“护诵医经、本草、方术数十万言长者咸爱重之”2之记述。《汉书·郊祀志》还有：“本草待诏七十余人皆归家。”3本草待诏是精通本草而等待诏用者说明中国药物学在秦汉时已为最高统治当局所重视并统称之为“本草”这个习惯一直延续至今。如前所述本草学端极古千百年无数医学家用药经验的积累为专门本草学之成书创造了条件。据考证我国第一部药学专书——《神农本草经》约成书于汉代。但该书未见《史记》、《汉书》等收录至梁陶弘景时始因参考而提及。因此对《神农本草经》之成书年代有成于西汉、东汉之分歧。不过陶氏撰《本草经集注》时凡《神农本草经》内容则以“朱书”。可知本书在梁时尚存但已多有脱简虫蛀和传抄错讹因以为陶氏撰《本草经集注》之重要动机所以《神农本草经》之成书或早于东汉。 《神农本草经》所收药物品种《神农本草经》三卷分药物为上、中、下三品如序例所云：“上药一百二十种为君主养命”；“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主养性”；“下药一百二十五种为佐使主治病”；“三品合三百六十五种”以应周天之要。其中除18种重复外实有植物药239种动物药65种矿物药43种。植物药历来占绝对多数或系“本草”命名之由来。本书虽谓上品无毒养命中品少毒养性下品有毒治病实际上并不尽然或正相反。例如：上品中之丹砂、消石等所谓能“轻身延年”“久服不老神仙”等魏晋不知有多少人照此服用而蒙受其害因为这些服石之品倒多为有毒之物。而下品中之附子、大黄、青蒿、白头翁等不但并非大毒之品相反却是至今仍很常用的良药。故从《神农本草经》之内容和思想倾向分析有明显的神仙家、道家影响。 《神农本草经》所总结记述的有效药物如麻黄定喘黄连治痢常山截疟附子镇痛大黄泻下等等均为现代实验研究所证实其中不少为国内外学者所推崇运用。该书虽至隋已佚但《本草经集注》、《新修本草》、《证类本草》等多有引用故宋、明、清医家及日本学者有多种辑佚本其中以宋王炎《本草正经》为最早现流传较广者有卢复、孙星衍、顾观光及日人森立之的辑佚本。 1《汉书·平帝纪》。 2《汉书·游侠传》。 3《汉书·郊祀志》。 第二节记录病历的创始者淳于意淳于意和女儿缇萦淳于意姓淳于名意齐临菑（今山东淄博市）人约生活于公元前二世纪初西汉时著名医学家。曾任齐国太仓长故《史记》为仓公立传世人亦多称之为仓公。淳于意从幼年起即喜好医学方术先后以公乘阳庆、公孙光为师学习黄帝、扁鹊脉书五色诊病并得师授禁方。因此他的医疗经验丰富治病效果显著。但因未能满足某些官吏的欲望而被诬告于文帝前元四年（公元前176年）解送京都长安。淳于氏只生五女因无男为己之冤案奔走而烦恼。小女缇萦上书汉文帝为父鸣不平表示愿“身为官婢以赎父罪”。文帝为其胆识所感动亲自过问了这一案件。 记录病历的创始当汉文帝询问淳于意案情时淳于意一一回答了经他诊治的二十五例病人的姓名、职业、贯里所患病名、病因、脉象、治病用药、疗效、预后等。其中病名有疽、气鬲病、涌疝、气疝、热病气、风瘅等2o余种多为内科消化系统疾病。从所论述可知淳于氏诊断疾病精于切脉分析病因重视酒色过度治疗多以药物为主。他强调切脉审疾“以起度量主规矩称权衡合色脉辨表里调阴阳别有余不足、顺逆之法参其动静与息相应乃可以论”。他在叙述经自己诊治的二十五例病人（十例死亡）中可贵的是对其治疗结果实事求是对治愈和死亡都有分析并不回避自己的失误。这些有系统的记录史称之为《诊籍》1是我国医学史上最早的病历记录。淳于意传授的生徒有宋邑、高期、王禹、冯信、杜信、唐安等亦为当世名医。 1参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 第三节《治百病方》汉代医方简牍早在《流沙坠简》、《居延汉简》中已有现但内容零乱残缺严重且为数很少。《治百病方》即《武威汉代医简》1972年在甘肃武威汉墓出土是一批木质医药简牍共92枚。经整理以《武威汉代医简》为书名出版。据鉴定：墓主人可能是一位年逾七十的医学家约卒于东汉早期2。这批简牍十分珍贵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汉末、东汉初我国西北地区医药学水平的真面貌。《治百病方》内容颇为丰富包括用于临床内、外、妇、五官及伤寒杂病等的治疗方剂三十六所用药物有百种之多剂型分汤、丸、膏、散、酒、栓等其方剂组成几乎均系复方。在用药等方面也反映了西北畜牧地区的特点比内地使用的动物药为多。在治疗伤寒、内伤等病方面反映了当时的医学家已开始重视辨证论治的思想在分析病理、辨别病证、处方用药上尤为明显这些及其他地方出土的有关伤寒简牍对张仲景撰《伤寒杂病论》辨证论治思想之形成不无影响。 2《武威汉代医简的现与清理》、《武威汉代医药简牍在医学史上的重要意义》载《武威汉代医简》文物出版社1975年版。 第四节医圣张仲景与《伤寒杂病论》张仲景攻读医学的历史背景张仲景名机南郡涅阳（今河南南阳）人约生活于公元15o—219年。张仲景在叙述其攻读医学之背景时指出：“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桓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木但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1张氏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以同郡张伯祖为师经过多年刻苦钻研医术精良治多有效。他反对墨守陈规指出：“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始终顺旧。” 《伤寒杂病论》的深远影响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对中医学的展产生了巨大的深远影响千余年来一直为中外学者所推崇其理论、经验、医方等至今仍是治疗传染病、内科杂病的准绳甚至被奉为医学经典。 《伤寒杂病论》经晋王叔和整理析为《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两部。前者专门论治传染病、热病后者专门论述内科、妇科和外科等杂病的理论和方法。自宋至今注解、阐述、挥其书者数百家1。如孙思邈、钱乙、庞安时、朱肱、成无己、金元四大家以及明清著名医学家几乎无不尊崇。张仲景对病因提出：“千般灾难不越三条一者经络受邪入脏腑为内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窍血脉相传壅塞不通为外皮肤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虫兽所伤以此详之病由都尽。”在疾病诊断上他强调望、问、闻、切四诊以确定疾病之阴阳、表里、虚实、寒热；进而判断其治疗大法的原则即汗、下、吐、和、清、温、补、泻八法的运用。因此在其著作中理、法、方、药齐备使中医学辨证论治的法则趋于完善所以历代医家推崇张仲景为医圣日本医学家则尊之为先师。 1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序》见《伤寒论语译》人民卫生出版社1959年版。1参阅丹波元胤：《中国医籍考》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年版。中医研究院、北京图书馆编：《中医图书联合书目》1961年。 第五节华佗对外科、麻醉之贡献和导引术华佗对外科、麻醉之贡献华佗一名旉字元化。后汉三国间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约生活于公元141—2o8年间。游学于安徽、江苏、河南一带兼通数经尤以外科、麻醉最为精通。世尊为外科鼻祖并精晓养性导引之术。《后汉书·华佗传》：“若疾结于内针药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无所觉因刳破腹背抽割积聚。若在肠胃则断截湔洗除去疾秽。既而缝合敷以神膏四五日创愈一月之间皆平复。”1《三国志·华佗传》也作了内容相似的描述。由此可知华佗曾在酒服麻沸散之全身麻醉下为病人进行过腹腔瘤肿摘除术、肠部分切除吻合等手术。 养生导引之术华佗除外科手术技术高明外对养生导引之术也颇有研究并以之教导弟子吴普曰：“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户枢终不朽也。是以古之仙者为导引之事熊经鸱顾引挽腰体动诸关节以求难老。我有一术名五禽戏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鸟亦以除疾兼利蹄足以当导引。”“普施行之年九十余耳目聪明齿牙完坚。”华佗的五禽戏源于春秋战国时的六禽戏和马王堆出土的《导引图》他继承了“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思想展了古代在养生长寿问题上的唯物论思想对服五石之服食派予以批判。华佗传授的生徒有吴普、樊阿等均为当时享有盛名之医学家、本草家。华佗由于不肯作曹操侍医终遭杀害。其著作未能传世题名华佗撰之《中藏经》乃后人伪托之作。 1《后汉书·华佗传》。 第六节针灸学的展针灸学的展中国针灸学起源极早扁鹊已以针灸治病而闻名。《内经·灵枢》颇多针灸理论和经验之论述。西汉刘胜墓出土的金制和银制医针其形制、长短与《内经》等古典文献所论述之九针很相近。虽然只有锋针、毫针、提针和圆针四种未能完全证实九针但仍以实物反映了秦汉时期我国针灸学的高度展1。后汉时华佗、张仲景、涪翁、郭玉等均擅长针灸治病所以这一时期针灸学比以前有了更明显的进步。 涪翁及其后学涪翁人不知其姓名因经常垂钓于四川涪水人称之为涪翁。《后汉书·方术列传》谓其“乞食人间见有疾者时下针石辄应时而效乃著《针经》、《诊脉法》传于世。”1这段记载说明涪翁是一位颇有名望的民间针灸医师而且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理论知识可惜其针灸著作早已失传。但他的医疗技术已传授给学生程高。程高十分崇敬老师翁乃尽心悉授。程高学成后尊师教导亦隐迹不仕以为群众疗疾为愿。其后程又传授针灸给郭玉。郭玉广汉郡雒（今四川广汉县）人亦以针灸、切脉诊断为专长秉承先师遗志热心民间医疗所谓“虽贫贱厮养必尽其心力”以高明的医术闻名于时。和帝时郭玉曾任太医丞然其治疗不如为群众治病的效果高。和帝令贵人羸服变处一针即差。故询问其所以然郭玉回答：“夫贵者处尊高而临臣臣怀怖慑而承之。其为疗也有四难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难也将身不谨二难也；骨节不强不能使药三难也；好逸恶劳四难也。针有分寸时有破漏重以恐惧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犹不尽何有于病哉？此其所为不愈也。”2其论颇富哲理。 1针依研：《西汉刘胜墓出土的医疗器具》《考古》1972年3期。 1《后汉书·郭玉传》。 2《后汉书·郭玉传》。 第七节医事制度和公共卫生依文献及出土文物所见秦汉时期是有官医和公共卫生设施的。从这里也可以见到当时的医药卫生水平。 医事制度秦设太医令之官职。杜佑《通典》：“秦有太医令丞主医药。”而且“是时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荆轲也。”1可见秦已设侍医之职。1975年在湖北云梦县现一批秦律竹简2其中有涉及法医部分之文字。可知秦已设有“令史”、“隶臣”、“隶妾”、“医”等官职负责自杀、他杀、斗殴等之现场勘察、验尸、验伤以及麻风病人的检查确诊。对麻风病人之隔离已有病所之设置等。 两汉时期在秦制基础上有所展《汉书·百官公卿表》：“太常属官有太乐、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医”等六令丞。太医令丞有二主管医药所以设二人者一属太常主医疗之事；一属少府则主药材之事。后汉时在少府之下设暴室由宦官任暴室丞供宫人及被废皇后等疗病休养之所。其次还有女医、乳医、女侍医多属宫廷皇后、少小保健之设。其他如“医工长”、“太医监”、“典领方药”等官职似为宫廷医药管理之官员。值得注意的是“医待诏”、“本草待诏”显然是从民间高明的医学家、药学家中被诏至京城皇室的预备官员。《后汉书·百官志》：“设太医令一人掌诸医计员医二百九十三人员吏十九人药丞一人方丞一人药丞主药方丞主方考补选用均由太医令主之。”此外从《折伤簿》之出土证明公元前8o年军队的医疗卫生也已有了严格的制度。 公共卫生设施卫生设施：近几十年来特别是近几年来我国出土的医药卫生文物十分丰富尤以秦汉为最多。医药简牍、帛书、帛画等为研究秦汉及其以前之医药学展状况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文物资料。此外从文献记录和出土的卫生文物可知秦汉时已十分讲究环境卫生。如饮食卫生方面有公共水井在水井建设上更有井亭、井栏、井甃等完善的设备以保持水的清洁卫生；还有炊事用的灶具、灶台、瓯、盛水器、食具和冷藏食物的深井、冰窖；在洗浴卫生方面有秦阿房宫供多人同时入浴的浴池铁制澡盆及个人洗手浴面之器物都说明秦汉时已很讲究个人卫生。当时《汉律》规定：“吏五日得一休沐言休息以洗沐也。”环境卫生方面秦汉时期无论宫廷或人口聚集之城市都掘出大量下水道有圆筒形的方形的也有五角形的其管与管之间的接口地下管道与地面之接连在设计上也相当科学尤其秦宫之五角形下水道管非常坚固。汉代除陶制的下水管道外还有以砻石为沟建造者。《三辅黄图说》：“未央宫有石渠阁萧何所造其下砻石为道。”这更是较大型的下水道建设。又如城市街道的防尘不但要求定期洒扫而1《史记·刺客列传》。 2贾静涛：《云梦秦简与医学、法医学》见《中华医史杂志》198o年1期。且设计制造了洒水车之类的工具。毕岚铸作“天禄蛤蟆”可以喷水；还有“翻车”、“渴乌”等引水车作为喷水洒扫街道的机械。《后汉书·张让传》：“又作翻车、渴乌施于桥面用洒南北郊路以省百姓洒道之贵。”此外各地都从汉墓的明器中现许多造型各异或大同小异的猪圈、公厕等说明当时人畜已经分离从而可以减少很多消化道传染病。清洁俑的出土更证明秦汉时期我国人民对清洁卫生的重视。 第八节中外医学交流秦始皇笃信方士妄图长生不老有琅玡方士徐市上书始皇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徐市等至日本不返。此举虽属荒诞却是中日医学交流之嚆矢徐市在日本人民的心目中有着崇高的地位。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从今阿拉伯世界带回许多药用植物如石榴、胡桃、胡瓜、苜蓿、蒜葫、胡荽、西瓜、无花果等。后汉马援“在交趾常饵薏苡实用能轻身省欲以胜瘴气”1后带回薏苡仁等。《后汉书·大秦国传》：“合会诸香煎其汁以为苏合”2是今日常用中药苏合香传入之最早记载。如此等等丰富了我国本草学宝库。 1《后汉书·马援传》。 2《后汉书·大秦国传》。 第五十章技艺第一节歌舞先秦之时歌舞甚盛。降至秦汉斯风不衰时人颇喜以歌舞的形式来表达喜、怒、哀、乐且往往出口成章为千古绝唱。如刘邦做了皇帝后衣锦还乡置酒沛宫召父老乡亲纵饮“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1这就是有名的《大风歌》。秦汉歌舞形式众多风格不一各有千秋下面介绍几种主要的歌舞形式。 盘鼓舞盘鼓舞是在地上倒置盘杂以小鼓盘、鼓的数目不等多至七盘七鼓舞者翩翩于盘间以脚点鼓为节且舞且歌。有赋形容说：七盘陈于广庭畴人俨其齐俟。揄皓袖以振策竦并足而轩跱。邪睨鼓下伉音赴节。安翘足以徐击■顿身而倾折1。 袖舞袖舞即挥动长袖而舞。舞袖或上、下宽窄一样或于宽袖约齐手腕处延接出一窄长袖。西安汉墓中出土的一拂袖舞俑左手长袖已残断右手长袖拂肩垂在背后表情温婉。有赋描写袖舞云：振飞糓以舞长袖袅细腰以务抑扬2。 振朱屣于盘樽奋长袖之飒bsp;巾舞巾舞即手特长巾而舞。成都出土的汉画像砖上一女伎头梳双髻足踏木屐双手挥动两条长巾凌空而舞。据说巾舞取材于鸿门宴。在鸿门宴上范增欲杀刘邦叫项庄舞剑名为助乐意在刺杀刘邦。楚左尹项伯见状也挥袖起舞以身翼蔽刘邦谓项庄曰：“公莫！”后来为纪念此事编成舞蹈然非舞袖而是舞巾并以项伯的话命名为“公莫舞”。到晋代改名“巾舞”4。 假面舞假面舞即头戴雁雀怪兽等假面具而舞。张衡《西京赋》中所说的“戏1《史记·高祖本纪》。 1王粲：《七释》。 2崔骃：《七依》？ 3张衡：《西京赋》。 4《晋书·乐志》。 豹舞黑白虎鼓瑟青龙吹蜲篪”就是假面舞的场面。 仙人舞仙人舞即化装成传说中的仙人的歌舞。张衡《西京赋》描写仙人舞云：“女娥坐而长歌声清畅而蜲蛇；洪崖立而指挥被毛羽之襳■。” 鞞舞鞞舞是一种以伎者持鞉导引的舞蹈。鞉“如鼓而小有柄两耳持其柄摇之则旁耳还自击”1。类似现今的货郎鼓。鞞舞出自《巴渝舞》。巴渝賨人“劲锐善舞本从高祖定三秦有功高祖喜观其舞因令乐人习之故有巴渝之乐”2。此舞有四个舞典：一曰《矛渝》二曰《安弩渝》三日《安台》四曰《行辞》。在四川彭县出土的汉画像砖上左边一个不冠赤膊的伎者盘腿摇鞉；中间一伎穿长袖舞衣翩翩起舞；右边一伎裸袒上身两手各舞一剑右脚踏鼓为节。 1《说文》段注。 2《汉书·西域传》颜师古注。 第二节斗鸡、蹴鞠等游戏秦汉文娱活动有了新的突破出现了斗鸡、蹴鞠等游戏形式。 斗鸡斗鸡即促使两只公鸡相斗盛行于民间。汉高祖刘邦的父亲在故乡沛县丰邑中阳里时特好斗鸡。刘邦称帝后把他接到长安宫中太公悒悒不乐。刘邦为此专门建置了一个新丰县把故乡的斗鸡、蹴鞠等娱乐也迁去太公转忧为喜。当时有人以斗鸡为业人称“斗鸡翁”。封建帝王、公卿大夫也往往斗鸡取乐。曹植有《斗鸡》一诗云：长筵坐戏客斗鸡欢闲房。群雄正翕赫双翘自飞扬。挥羽邀清风悍目朱光。觜落轻毛散严距往往伤。长鸣入青云扇翼独翱翔。 这诗等于再现了当时精彩而热烈的斗鸡场面。 蹴鞠蹴鞠也称“踏鞠”。鞠是一种球“以皮为之实以毛。”1或云：“丸毛谓之鞠。”2蹴鞠即踢球传说明于黄帝战国时已很盛行在齐都临淄城居民就有“斗鸡走犬六博踏鞠”1等娱乐活动。秦汉时更为盛行汉武帝、汉成帝都是球迷。官宦之家多嗜于此；在“穷巷”里也有这种活动。蹴鞠还是一项重要的军事训练内容。《汉书·霍去病传》载：“其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域踏鞠也。” 蹴鞠的方式据《鞠域铭》说是：“圆鞠方墙仿象阴阳；法月衡对二六相当；建长立平其例有常；不以亲疏不有阿私；端心平意莫怨是非。”大意是说鞠是圆的球场及围墙是方形的球场两端各有六个月状球门彼此相对。参赛双方各设队长推选裁判员按规定进行比赛。裁判要公正不能有所偏向；队员要心平气和输了球不要埋怨、责怪别人。田池射猎田池射猎是通行于上自皇帝下至“豪民”的一种娱乐活动主要包括“走犬”、“弋射”、“骋马”及养花草鸟兽等项活动。“走犬”是驱使猎狗追逐兔子“弋射”是以弓弩射鸟。《淮南子·原道》云：“强弩弋高鸟走犬逐狡兔此其为乐也。”“骋马”是骑马比赛。养花草鸟兽也是统治阶级的一种嗜好在皇家和官僚地主、富商大贾的苑囿里多有奇花异草、珍禽奇兽。如汉武帝所建的博望苑就是一个万国动物园。又如茂陵富人袁广汉有一个南北五里、东西四里的苑囿里面养着白鹦鹉、紫鸳鸯、■牛、青兕、江鸥、海鹤又积沙为洲峙激水为波涛。 1《汉书·霍去病传》颜师古注。 2《太平御览》卷二五四引《风俗通义》。 ------------ 29 1《战国策·齐策》一。(w w w . q i s u w a n g . c o m 奇 书 网) 博弈博弈博指六博始于春秋战国秦汉时在民间和宫廷都很盛行。东汉时有人写了一本《博经》专门介绍六博的玩法早已散佚。在马王堆汉墓中出土了一套完整的博具。六博的场面也见于汉画像砖石。六博的玩法大致是：在博的两端各放六只棋子两人对坐一人执白棋一人执黑棋（或采取其他的区别方法如一方画虎一方画龙）滚动骰子依出现的字数行棋。决定胜负的方法有不同的说法或说六只棋子中有一只叫“枭”其余五只名“散”以“枭”为贵。“枭”可以吃掉对方的“散”“枭”在“散”的帮助下可以杀掉对方的“枭”以杀“枭”为胜。或说到东汉时棋局当中有一方块叫“水”“水”中放“鱼”得“骁”棋后即入水食“鱼”亦名“牵鱼”每牵一“鱼”获二筹翻一“鱼”获二筹最后谁得的筹码多谁就为胜。六博根据掷得的彩行棋有很大的偶然性故班固《奕旨》云：“夫博悬于投不专于行。优者有不遇劣者有侥幸；踦拿相凌气势力争虽有雄雌未足以为平也。”弈是围棋比赛方法与六博不同按规则行棋讲究争夺地盘围死敌人胜负决定于棋艺的高低。行乐钱满城中山靖王刘胜之妻窦绾的墓中出土了一套“宫中行乐钱”和一枚铜骰。“宫中行乐钱”共四十枚外圆内方形状与铜钱相仿其中二十枚上分别铸有自“第一”至“第十九”的字样另二十枚则铸有三字或四字一句的韵语如“圣主佐”、“得佳士”、“乐无忧”、“饮酒歌”等。铜骰子径长二点二厘米有十八个面各个面上分别用金银错出“一”至“十六”的数字和“酒来”、“骄”字样。其比赛方法可能类似六博先投骰再行钱输者罚酒。窦绾将“宫中行乐钱”带进坟墓表明她生前很爱好这一活动。第三节杂技秦汉杂技表演大放光彩常见的项目有：角抵角抵源出于古老的“角力”至秦二世时更名“角抵”。应劭说：“角者角材也。抵者相抵触也。”文颖说：“两两相当角力伎艺射御故名角抵也。”1可见角抵类似现今的摔跤。1975年在湖北江陵凤凰山秦墓出土的一件木篦的上部弧形背面的画面上三个男子赤臂穿短裤翘头鞋右边两人正在进行热烈而紧张的角抵比赛左边一人平伸双手似为裁判。画面上部有一帷幕飘带说明这场比赛是在帷幕中进行的。 履索履索即走绳。《晋书·乐志》载：“后汉正旦天子临德阳殿受朝贺以两大绳系两柱头相去数丈两倡对舞行于绳上相逢切肩而不倾。”沂南汉画像石上的履索图像是在地上立两个三角架横系一根粗绳绳头固定在木柱上绳上有三个小孩中间一个双手撑绳倒立站在绳两端的两个小孩手中分别拿着木橦、戟举足向绳中间走去。绳下立着四把刀显得十分惊险。 缘竿缘竿俗称“都卢寻橦”类似现代的爬竿运动其表演形式是立一竿于人额上或于地上或于车上或一人仰身躺在地上双脚抬起支撑一竿在竿上有一至三人表演各种险技。在沂南汉画像石上有一人于额上立一十字形长竿竿上横木的两端有两个小女孩在翻转着竿的顶端有一圆盘一个小女孩用腹部在盘上旋转。 叠案叠案类似现代在桌、凳等物上表演倒立等活动的杂技。叠案的表演形式是伎者先于一案上表演逐渐累叠多者达十二案。在四川彭县出土的画像砖上有一位头梳双髻的女伎在重叠的十二案上表演倒立以双手着案弯腰脚后伸脸向上似乎欲望见脚跟。在四川德阳县出土的一画像砖上伎者在六案之上表演倒立旁边一人手扶叠案故作惊骇状给人以惊险之感。 冲狭张衡《西京赋》中说：“冲狭燕濯胸突铦锋”张铣释“狭”曰：“狭以其为环插刀四边使人跃其中胸突刀上如燕之飞跃也。”薛综注云：1《文选·西京赋》李善注。 “卷簟席以矛插其中伎儿以身投从中过。”可见“冲狭”的表演方式是以草木编成草环环上插刀矛等兵器刃尖向内伎者从中穿过。 旋盘旋盘的表演方式是伎者头顶一竿竿端顶一盘使之旋转。在四川和山东汉画像砖、石上都可以见到这一活动场面。 扛鼎扛鼎是双手把一沉重的大鼎举起。这是一项强体力的活动史书中也往往以力能扛鼎来形容一个人力气之大。如西楚霸王项羽“力能扛鼎”1。转石转石是将若干个大石滚串联成一线由一人猛力启动第一个石滚使个个石滚撞击而滚动。张衡《西京赋》中有“转石成雷霹雳激而增响”的描写。 弄丸剑弄丸剑又叫跳丸剑其表演方式是以手抛接数丸或数剑于空中往复不绝也有丸剑并用飞丸兼飞剑的丸剑的数目从一至九不等。据说大秦来的幻人“善跳丸数乃至千”1。 手搏手搏又称卞即徒手相搏技术高者可以与持兵器的人相搏而不伤。《汉书·艺文志》中有《手搏》六篇皆已散佚。 戏兽张衡《西京赋》中说：“熊虎升而拿攫猿狖而高援怪兽6梁大雀踆踆踆白象行孕垂鼻麟囷”就是玩兽的场面。 弄蛇在山东嘉祥武氏祠左室第五石上有一弄蛇图图上三人当中一人双膝并拢跪在地上右臂着地侧身蜷伏两臂相交左臂挟一蛇蛇头直立蛇尾盘曲；左边一人长袍高冠左手持斧；右边一人长袍不冠持一锤两人似为保护人。此外还有一蛇飞舞于上并有蜥蜴之类的东西点缀其中。1《史记·项羽本纪》。 1《后汉书·西域传》注引鱼豢《魏略》。 魔术张骞“凿空”以后中西交通开辟从西方传入了魔术表演。《史记·大宛列传》载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o8年）安息“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索隐》引《魏略》云：“黎轩多奇幻口中吹火自缚自解。”又《后汉书·西南夷传》亦载安帝时掸国（今缅甸）献大秦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 第五十一章妇女传在悠久的封建社会中男耕女织妇女在社会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在社会生产以外的领域中妇女当有不少的贡献但记载缺乏不可详考了。两汉妇女见于记载者有后妃有公主有起义领袖有学术才女。 第一节母后干政母后干政是在西汉初年由吕后开始的。当吕后还是皇后的时候她敢于杀了开国的功臣显示出她掌权的欲望。汉高祖死后吕后严重违背了惠帝的意愿杀害了戚夫人和赵王如意。惠帝死后她临朝称制达八年之久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汉的统治。但这种尖锐的宫廷斗争并没有怎样影响社会秩序的安定所以司马迁称颂：“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1吕后可以说是有政治才能而手段狠毒的女主。景帝时窦太后好黄老阻碍了一些儒生的仕进之路。西汉末年元后信赖外家导致王莽以新代汉。 东汉时期母后干政现象特别显著。其后临朝称制者就有窦、邓、阎、梁、窦、何六位太后。清人赵翼约举六后的事迹说：“章帝时窦后专宠有梁贵人生和帝窦后养为己子而陷贵人以忧死。章帝崩和帝即位窦为太后称制。和帝崩皇后邓氏为太后立殇帝嗣位殇帝殂太后又立安帝终身称制。安帝崩皇后阎氏为太后立北乡侯懿嗣位身自临朝。未几懿殂宦官孙程等迎立顺帝太后乃归政顺帝。顺帝崩皇后梁氏为太后立冲帝身自临朝。冲帝殂太后又立质帝犹秉朝政。质帝为梁冀所酖太后又立桓帝数年归政。桓帝崩皇后窦氏为太后立灵帝仍自临朝后其父武为宦官所害太后亦迁于南宫。灵帝崩皇后何氏为太后立子辨嗣位身自临朝寻为董卓废弑。”1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妇女在一定条件下也可拥有最高的权力这是研究历史的人所应注意的一大问题。1《史记·吕后本纪》。 1《廿二史札记·东汉乡母后临朝外藩入继》。 第二节公主和亲解忧公主西汉楚王刘戊的外孙女武帝太初年间出塞远嫁乌孙。 乌孙原为匈奴右臂后与汉通好愿与汉和亲为昆弟。汉曾于元封中遣江都王建之女细君公主嫁于乌孙。因语言不通又远在异乡细君思乡心切曾上书武帝要求回归故里。武帝令她“从其国俗欲与乌孙共灭胡”。乌孙王死遂续嫁王孙。不久细君公主死汉廷又以解忧为公主继续对乌孙推行和亲政策。 昭帝时匈奴与车师为一共侵乌孙。公主上书报告了这一情况并请求昭帝出兵。适逢昭帝死宣帝即位公主又与乌孙王上书说匈奴使使谓乌孙交出公主欲隔绝汉请求汉出兵与乌孙共击匈奴以解救乌孙王和公主。于是汉兵十五万同乌孙一起直捣匈奴右谷蠡王庭斩获级四万余各种牲畜七十余万头给了匈奴以沉重的打击1。 解忧在乌孙期间曾两次从俗。她嫁到乌孙后不久乌孙王死又续嫁其叔父肥王及乌孙王前妻的儿子狂王为妻并生有四男二女。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解忧7o余岁了她的两个儿子病死。于是她上书宣帝请求“得归骸骨葬汉地”携孙儿孙女回到长安。宣帝赐以公主田宅、奴婢奉养甚厚朝见仪比公主。甘露五年解忧公主死。从武帝太初四年（公元前1o1年）出塞到宣帝甘露三年她在乌孙生活了五十年。在此期间汉和乌孙基本上一直保持了良好的关系。 王昭君字嫱东汉南郡（今湖北兴山县）人。元帝时她以良家女选入后宫。昭君入宫数年未得进见。 当时东汉和匈奴的关系重新修好南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请求和亲。 元帝以宫女五人赐之。王昭君得知后特请求行。呼韩邪临行前元帝为了表示友好还专门请呼韩邪过目所赐女子昭君丰容靓饰光彩照人。元帝很后悔可是最终还是送昭君出塞。 王昭君到匈奴后与呼韩邪生有二子。呼韩邪死后其前妻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书请求归汉。成帝令从胡俗她从命为后单于阏氏。 昭君后来死于匈奴唐杜佑《通典·州郡》九“金河”下提到“王昭君墓”。昭君墓上草色常青故又称之为“青冢”1。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南郊大黑河南有一座昭君墓不知建于何时。 昭君出塞对汉朝和匈奴的友好关系有着良好的影响。 2本节材料依据《汉书·西域传》下及《后汉书·南匈奴传》者不另一一注出。1参见《汉书·匈奴传》。 1《太平环宇记》卷三八。 第三节吕母起义王莽末年农民大起义的序幕是由一个名叫吕母的妇女揭开的。 吕母琅邪海曲（今山东日照境内）人家资数百万。天凤元年（公元14年）她做县吏的儿子因犯小罪被县宰处死。吕母为了替儿子报仇“密聚客”以家财酿醇酒买刀剑衣服。有来饮酒的少年壮士、无钱者吕母赊酒给他们；穿着单薄者则借给衣裳不问多少。数年以后吕母的家财殆尽大家都准备偿还所欠债物。吕母伤心地说：我厚待诸君非为求利只因县宰屈杀了我的儿子我想报仇。大家听了都很同情。这样吕母集中了好几千人自称将军攻破了海曲县城捉住县宰。诸县吏叩头为县宰请命。吕母说：我儿犯小罪不当死而为县宰所杀杀人当死有什么可请求的！说罢便杀了县宰以其祭子冢。 后来吕母的队伍展到一万多人的光景3这时吕母的活动就不限于为儿子报仇了。公元17年王匡、王凤等在绿林（今湖北当阳境内）起义公元18年樊崇等在莒县（今山东莒县）起义起义军开始出现了浩浩荡荡的形势。 约公元22年吕母病死她的部下基本上转入樊崇的队伍。这时樊崇的队伍已成为著名的赤眉军。 在吕母起义后不久公元21年平原（在今山东平原境内）女子迟昭平能说经也聚集了数千人在平原起义但因缺乏记载情况不明。 2本节材料依据《后汉书·刘盆子传》者不另作注。 3荀悦《汉纪》卷三十称：琅邪女子吕母为子报仇党众浸多至数万人号曰赤眉。这可见吕母部队同赤眉军关系是很密切的因而被看作一支队伍了。 第四节班昭著书班昭字惠班一名姬。扶风曹世叔妻。世叔早死史称班昭有“节行法度”。 班昭博学高才其兄班固去世后所著《汉书》有八表和《天文志》尚未完成。班昭奉和帝诏续而成之。和帝数召班昭入宫师事皇后诸贵人所以又称她作“大家”。和帝还诏她为所贡献异物作赋颂。后来邓太后临朝有事总要找班昭议论并封昭子为关内侯官至齐相。当时《汉书》刚刚完成书中还有不少要上下互通的地方。于是班昭在楼上讲《汉书》同郡马融在楼下受读通写。后来班昭死又诏融兄马续继昭成之。 永初中邓太后的兄弟、大将军邓骘上书请求还归故里。起初邓太后不肯征求班昭的意见班昭上疏说：“妾闻谦让之风德莫大焉《论语》说：‘能以礼让为国于从政乎何有。’由是言之推让之诚其致远矣。今四舅深执忠孝引身自退而以方垂未静拒而不许如后有毫毛加于今日诚恐推让之名不可再得。”她劝太后答应了邓骘的要求。 班昭作《女诫》七篇其辞曰：“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余宠赖母师之典训。年十有四执箕箒于曹氏于今四十余载矣。战战兢兢常惧黜辱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累。夙夜劬心勤不告劳而今而后乃知免耳。吾性疏顽教导无素恒恐子榖负辱清朝。圣恩横加猥赐金紫实非鄙人庶几所望也。男能自谋矣吾不复以为忧也。但伤诸女方当适人而不渐训诲不闻妇礼惧失容它门取耻宗族。吾今疾在沉滞性命无常念汝曹如此每用惆怅。闲作《女诫》七章愿诸女各写一通庶有补益裨助汝身。去矣其勗勉之！”《女诫》后来流传甚广成为对妇女施教的封建规范。马融善之令妻女习之。班昭丈夫曹世叔妹不同意班昭的观点作书问难其书不传。 班昭七十余岁卒。所著赋、颂、铭、诔、问、注、哀辞、书、论、上疏、遗令凡十六篇由其儿媳丁氏撰集之又作《大家赞》。 班昭的姑母也是一个女才子孝成帝初即位时她被选入后宫。开始为少使不久得幸于成帝立为倢伃。班倢伃能诵诗熟读古箴之书每日进见皇上必依法古礼。 后来班倢伃失宠。鸿嘉三年（公元前18年）她同许皇后受赵飞燕僭告许皇后坐废。班倢伃对皇上说：我听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修正尚未蒙福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无知愬之何益故不为也。成帝听了甚怜悯之于是赐黄金百斤。 班倢伃恐再受赵氏之害退处东宫。成帝崩后充奉园陵。死葬园中。 班倢伃著作之传世者《汉书·外戚传》下收其自伤之赋一《昭明文选》收其《怨歌行》一。 1本节材料依据《后汉书·列女传》、《汉书·外戚传》下者不另一一作注。第五十二章杂传田横、季布、东方朔、朱云都未建立什么功业然各能以其言行获于当时留传后世其事迹不可没也。 第一节田横和五百壮士田横齐人故齐王田氏族的后裔。他和兄长田儋、田荣都是狄县（今山东省青高县东南）的豪族。 秦末陈胜起义时田横随其兄杀狄令东略定齐地举兵抗拒诸侯并趁乱扩充齐的地盘。后来田儋被秦将章邯杀死田荣也被项羽击败而死。田横收齐散兵反击项羽。他趁项羽与刘邦撕杀之际夺回了齐的城邑立田荣子广为齐王自己为相专国政既不为楚也不为汉。 公元前2o4年汉王刘邦派儒生郦食其说齐归汉。郦食其对齐王说：“王知天下之所归则齐国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归即齐国未可得保也。今汉王已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守白马之津杜大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后服者先亡矣。王疾先下汉王齐国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汉王危之可立而待也。”1田横觉得郦食其说得不错便撤去守备准备依附于汉。韩信听说郦食其不费一枪一马便为汉王下齐七十余城出兵袭齐。田横大怒以为郦食其不讲信义耍弄了自己便烹杀郦食其然后东走梁地投靠了当时正值中立的彭越。 刘邦定天下后封彭越为梁王。田横因杀了郦食其害怕刘邦报复就跑到了海州东海县一岛上据守跟从者有五百余人。刘邦素闻田横三兄弟定齐齐多贤能者。他担心以田横在齐人中的威信长期留在海岛中会生后患对汉不利便下诏赦去田横之罪召他回朝。田横不肯他说：“臣烹陛下之使郦生今闻其弟郦商为汉将且贤臣恐惧不敢奉诏。”他表示愿为庶人守海岛中。 可是刘邦不肯罢休。他一面诏令郦商如有敢伤害田横人马从者的夷族一面又派使者对田横说：“田横来大者王小者侯。不来举兵加诛。”田横无奈只得随使者前往洛阳。 田横深知刘邦是不会轻易放过自己的他这样做不过是为了看看自己的长相。田横当年与刘邦都南面称王平起平坐如今要他北向称臣这使他感到羞辱。他烹了郦食其现在却要与郦生的弟弟同为刘邦做事即使郦商因惧刘邦之威不敢把他怎么样他难道不羞愧吗？因此当他随使者来到离洛阳三十里地的尸乡驿站洗沐完毕便把自己的心里话跟从客说了并要他们割下自己的头送给刘邦。说完便自杀了。 刘邦见到田横的头颅流着泪说：“田横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岂不贤乎！”随后卒二千人以王者礼葬田横又拜田横从客二人为都尉。不想两个从客将田横墓侧凿开自刭在墓里。刘邦闻之大惊于是他使使者召尚在海岛的其余5oo人那些人听说田横死了也都纷纷自刭身亡。 1本节材料依据《史记·田儋列传》及《汉书·田儋传》者不另作注。1《史记·郦食其列传》。 第二节季布“一诺百金” 季布楚人。以任侠名闻于时。楚汉相争他为项羽手下大将数围困汉王刘邦。刘邦称帝后拜他为郎中。 季布为人耿直不善阿谀奉迎。孝惠帝时他任官中郎将。那时汉皇朝和匈奴的关系不好。匈奴单于写信给吕后吕后觉得其中有侮慢之意便召集诸将商议付伐匈奴之事。上将军樊哙说他愿率十万众横行匈奴中诸将也都阿吕后之意表示赞同樊哙的意见。季布对吕后说樊哙这是当面欺谩当斩。当年高皇帝率四十万兵马被围困于平城这事你应清楚因为你也在其中可现在你却说以十万兵横行匈奴中这不是当面欺谩吗？秦以事于胡修长城而使得陈胜吴广起义这创伤至今未复樊哙又当面奉谀这要摇动国家的根基！诸将听了季布的话都很恐慌怕吕后动怒。吕后罢朝从此以后再不议论讨伐匈奴的事儿了。 孝文帝时季布为河东守。有人向孝文帝推荐季布说他是贤者。文帝便诏季布到京城想提升他为御史大夫。季布来到京城后又有人向文帝说季布好喝酒难以接近。文帝又放弃了原意。季布留在京城整整一个月无所用事。于是他面见文帝说：“臣因为陛下的恩宠任河东守今陛下无故召臣大概是有人向您说了我的好话。今臣至却又无所受事大概又有人向您说了我的坏话。陛下以一臣之誉召臣又以一臣之毁去臣陛下这样做我只恐怕有人会利用您这一点的。”文帝听后很惭愧。季布辞官而去。 季布最为人称道的是他的语言信实说话算话当时人曾流传着这样的话：“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季布的军功政绩都为人们所忘记而季布“一诺百斤”的佳话却为人们所称颂。在那个动乱的时代做到这一点是极不容易的。唐代诗人李白在他的诗中把“一诺”和“千金”联系起来于是又有“一诺千金”的说法1。这当然是一种夸张但也可见这事受到重视历久不衰。 1本节材料依据《史记·季布列传》及《汉书·季布传》者不另作注。1见唐李白：《李太白诗十·叙旧赠江阳宰6调》：“一诺许他人千金双错刀。”第三节东方朔的滑稽东方朔齐人以善滑稽著称。 武帝初即位举天下贤良方正。东方朔也在被举荐之中。别人上书都说天下得失之策而多被武帝罢之令归。东方朔上书则陈述自己的德才自荐可为天子大臣。这书用了三千牍费时两月才读毕因其“文辞不逊高自称誉”武帝以为奇才令他待诏公车。不久又待诏金马门。后拜为郎中常在侧侍中。 东方朔说话诙谐有趣常于调笑中直言切谏。武帝很喜爱与他交谈还常常赏赐他钱帛。有人对武帝说东方朔把所赏钱帛全都花费在妇人身上；又有人说东方朔不拘礼节不等割肉大臣来到就先自分割赐肉还带回家去。武帝说东方朔在事无所求你们不如他。 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武帝要把南山一带提封顷亩增为上林苑供自己弋猎消遣。东方朔进谏武帝不要取民膏腴之地这样做会“上乏国家之用下夺农桑之业非所以强国富人”于国于民都不利。武帝拜东方朔为太中大夫给事中赐与黄金百斤而没有听从规劝遂起上林苑。武帝的侄儿昭平君醉杀主傅被投入内官治罪。廷尉以他是公主之子上奏请议。左右的人都为昭平君说情武帝也垂泪叹息但仍旧以法治罪。这时东方朔上前为武帝敬酒。下朝后武帝责备东方朔敬酒不看时辰。东方朔却说：“我听说乐极生悲哀极阴损我敬酒是明示陛下正而不阿不再因此事而悲哀。”东方朔前因酒醉入殿中遗尿殿上被劾为不敬有诏免为庶人待诏金马门。因此事而复为中郎。 武帝时天下侈靡趋末之风很盛。武帝想改变这种风气便问东方朔用什么办法来教化人民呢？东方朔说孝文帝身为天子崇尚节俭以道德为丽以仁义为准于是天下望风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大兴土木奢侈成风而想使民独不奢侈失农实在是困难。陛下如能“推甲乙之帐燔之于四通之衢却走马示不复用”改变风气也就不难了。《易》说：“正其本万事理；失之毫氂差之千里。” 武帝以东方朔能言善辩曾问他说：“先生看我是个怎样的君主？”东方朔回答说：唐虞之隆成康之际不足以比喻当世。您的功德在五帝、三王之上而且不仅如此。如果得到天下贤士在位的公卿都可得到适当的人选了。“譬若以周、邵为丞相孔丘为御史大夫太公为将军毕公高拾遗于后弁严子为卫尉皋陶为大理后稷为司农伊尹为少府子赣使外国颜闵为博士子夏为太常益为右扶风季路为执金吾契为鸿胪龙逢为宗正伯夷为京兆管仲为冯翊鲁般为将作仲山甫为光禄申伯为太仆延陵季子为水衡百里奚为典属国柳下惠为大长秋、史鱼为司直蘧伯玉为太傅孔父为詹事孙叔敖为诸侯相子产为郡守王庆忌为期门夏育为鼎官羿为旄头宋万为式道候。武帝大笑又问东方朔：“你看你比公孙丞相、兒大夫等这些人如何？”东方朔说：“臣朔虽不肖尚兼此数子者。”东方朔虽有才华但在政治上一直得不到重用。于是会聚宫下的博士诸先生与他议论故意作难他。他们说：昔日苏秦、张仪凭一张嘴位居相卿你虽博学多才尽忠以事皇帝而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这是什么缘故呢？东方朔回答说这是因为时代不同了。苏秦、张仪时天下不稳诸侯2本节材料依据《史记·滑稽列传·东方朔传》和《汉书·东方朔传》者不另作注。相争因此得士者强失士者亡士人可以身处尊位。现在天下一统人才济济即使苏秦、张仪在世也不能有所作为。“传曰：天下无害菑虽有圣人无所施其才；上下和同虽有贤者无所立功。故曰：时异则事异。今世之处士时虽不用崛然独立块然独处子何疑于余哉！”这一席话使嘲笑他的诸先生无言以对。 东方朔临死前对武帝说：“愿陛下远巧佞退谗言。”可见他对武帝的一片忠心。 东方朔善文辞他的作品刘向《别录》加以收录。《汉书·艺文志》“杂家类”载“东方朔二十篇”。东方朔的作品中以《设客难》、《非有先生论》两篇最著。 第四节朱云折槛朱云字游鲁人后徙平陵。西汉后期时人。少时好侠义经常聚集一帮人为人报仇以勇力闻。年四十始从博士白子友受《易》又事萧望之受《论语》学业很深。后来华阴守丞嘉上封事举荐他为御史大夫以代替贡禹丞相匡衡极力反对未成。 当时尚书令五鹿充宗善讲《梁丘易》。元帝好梁丘氏因此五鹿贵幸一时。元帝欲考《易》之异同令五鹿与诸《易》家辩论。诸儒因五鹿藉尊贵之权都称病不敢与之对抗。有人便推荐朱云与五鹿相对。朱云“音动左右既论难连拄五鹿”常常驳得五鹿哑口无言。儒生们都很钦佩他的勇气和才华为语说：“五鹿岳岳朱云折其角。”朱云由此做了博士后来又迁杜陵县令。因得罪了中书令石显和丞相韦玄成遂被废锢直到元帝去世。 成帝时故安昌侯张禹以帝师位特进丞相成帝非常尊重他。张禹为相六年无所作为只图自己享受。朱云上书求见成帝朝廷公卿俱在。朱云说：“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无以益民皆尸位素餐。”他请求成帝赐尚方宝剑断佞臣一人以厉其余。成帝问他要斩何人？朱云说是安昌侯张禹！成帝大怒说：“小臣居下讪上廷辱师傅罪死不赦！”令御史将朱云拉下。朱云攀住殿槛槛折。朱云大声呼道：“我得以从龙逄、比干游于地下足矣！未知圣朝何如耳！” 此时左将军辛庆忌免冠解印绶连连叩头请求成帝宽恕朱云说朱云素著狂直于世不可诛臣敢以死争。辛庆忌叩头流血成帝赦朱云。后来御史要治理殿槛成帝说：“勿易！因而辑之以旌直臣。” 从此以后朱云居闲不仕教授学生。七十余岁卒于家。 直言折槛这是朱云有名的大事对当时以及后世很有影响。 附录秦汉礼俗安作璋礼俗存在于社会各阶级各阶层中。它反映人们的生活面貌也反映人们对于生活某些方面之传统的认识。我们对于民间礼俗的兴趣比对皇家贵族礼俗的兴趣要多得多。但关于秦汉时期礼俗的记载对皇家贵族的记载要比对民间的记载详细得多。而统治阶级的礼俗也必然对民间礼俗有深刻的影响。同时阶级社会既存在着阶级对抗在统治思想占优势的情况下实际上也有反统治思想的存在。在礼俗这一领域内也必然有类似的情况。不过一直到现在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没有认真地起步。以下试依现在所见到的材料就衣食、住行、嫁娶丧葬等三个方面的礼俗作一些叙述。1本节材料依据《汉书·朱云传》者不另作注。 第一节衣和食冕、冠、巾“衣”有广狭二义。狭义的“衣”是指上衣。广义的“衣”包含有冕、冠、巾有上衣、下衣和鞋袜。 冕、冠、巾都是帽子。周制冕为天子、诸侯、卿大夫的祭服。秦、西汉之冕于史无征。明帝永平二年（公元59年）诏有司采《周礼》、《礼记》、《尚书》而制冕规定皇帝之冕“广七寸长一尺二寸前圆后方朱绿里玄上前垂四寸后垂三寸系白玉珠为十二旒以其绶采色为组缨”1。三公、诸侯、卿大夫之冕也广七寸、长一尺二寸不同的是：三公、诸侯之冕七旒青玉为珠；卿大夫五旒黑玉为珠。皆有前无后。民间或谓冕为“平天冠”。 周制贵族子弟年满二十于宗庙中举行加冠之礼以表示成年可以从政。随着春秋战国时期世卿世禄制度的瓦解选官制度的产生冠礼失去了原有的内涵备典而已。秦汉之时自皇帝至百官所服之帽亦多谓之冠其中主要有以下几种：通天冠。《晋书·舆服志》云：“通天冠本秦制。高九寸正竖顶少斜缺乃直下铁为卷梁前有展筩冠前加金博山述。乘舆所常服也。”汉承秦制通天冠犹为皇帝之常服。 法冠。又名“柱后”“高五寸以bsp;为展筩铁柱卷。”2法冠原为楚王冠。传说当时有一种叫“獬豸”的神兽一只角秉性耿直能别曲直见有人争斗即用角戳无理的一方；听到谁说假话则咋之。楚王猎获到这种神兽后仿制为冠。秦灭楚赐与御史服之盖寓执法公正之意。汉则为侍御史、延尉之服。 武冠。武冠又名“武弁大冠”原为“胡服”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时仿制以金珰饰前插貂尾为王冠。秦灭赵赐与近臣服之。汉时为诸武官之服。 刘氏冠。刘邦任泗上亭长时做了一顶高七寸、宽三寸竹皮为里漆丝而成的帽子时常服之。刘邦做皇帝后命名为“刘氏冠”规定公乘爵位以上者方可服之。大约从刘邦死后刘氏冠成为祭祀宗庙时戴的一种帽子并更名为“长冠”。 樊哙冠。传说在“鸿门宴”上范增欲杀刘邦樊哙闻之大惊裂裳以裹楯蒙在头上闯入军门。其后仿造成一种冠宽九寸高七寸前后各出四寸制若冕命名为“樊哙冠”后为司马殿门卫士之服。 委貌冠。冠长七寸高四寸状若覆杯前高而宽后低而窄皁绢为之。在辟雍行大射礼时公卿、诸侯、大夫服之。 远游冠。其状若通天冠有尺筩横于前无山述。为诸王所服。 高山冠。又名“侧注”形似通天冠顶不斜却直竖无山述展筩。 为中外官、谒者、仆射所服。 进贤冠。即古之缁布冠。前高七寸后高三寸长八寸公侯有三梁：1《续汉书·舆服志》。 2《续汉书·舆服志》。 刘氏宗室、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两梁；自博士以下至小史皆一梁。汉画像石、画像砖上多见此冠。 却敌冠。前高四寸后高三寸长四寸制似进贤冠为卫士之服。 建华冠。铁为卷柱贯大铜珠九枚下轮大上轮小。祀天地、五郊、明堂时舞《育命舞》之乐人服之。 方山冠。状若进贤冠以五彩绢为之祠宗庙时舞《大予》、《八佾》、《四时》、《五行》之乐人服之。 在先秦时贵族服冠庶人用巾。从秦开始唯庶人服巾的传统礼制被打破。《续汉书·舆服志》云：“秦雄诸侯乃加其武将饰为绛袙以表贵贱。”入西汉以后自皇帝至庶人皆可服巾。巾的用法是：用一幅纱或绢包在头上两端在脑后打成耳状结文官长耳武官短耳。不同身份的人和在不同的季节巾的颜色有所变异。 上衣、下衣和鞋袜上衣秦汉时名目繁多。大别之有以下几种：禅衣。禅衣是一种单层的长袍源于先秦的深衣而与深衣又有所不同。 深衣由衣和裳缝合而成肥大臃肿。禅衣上下相通不别衣裳较深衣轻便。秦、西汉之时禅衣是一般地主和贵族的常服。据《汉书·江充传》载：“初充召见犬台宫自请愿以所常被服冠见上上许之。充衣纱糓禅衣曲裾后垂交输。”据《汉书·盖宽饶传》至迟到宣帝时司马等武官开始服用禅衣。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一件用素色纱做成的禅衣衣长128厘米袖长19o厘米重量只有49克。 襜褕。襜褕为禅衣之变种。禅衣曲裾襜褕则是直裾所谓“直裾谓之襜褕”1。在汉代襜褕为妇女常服男子虽也有服用者但较少。绿林军将士服襜褕三辅旧官吏和士人讥笑他们“服妇人衣”2。 袍。袍源出于深衣。《释名·释衣服》云：“袍丈夫著下至跗者也。 袍苞也苞内衣也。”又说：“妇人以绛作衣裳上下连四起施缘亦曰袍。”袍有里有面也谓之“复袍”。有时还填以绵絮。故袍多为春秋服和冬服。 襦。襦是一种及于膝的短衣有面有里也谓之“复襦”为御寒之衣。古诗《孤儿行》曰：“冬无复襦夏无单衣。” 汗衣。《释名·释衣服》曰：“身受汗垢之衣也。”汗衣是一种内衣其作用相当于现代的背心而样式则近似于现代的马甲。 下衣曰“裳”所谓上衣下裳。裳主要有以下几种：袴。“袴谓胫衣也。”1似后世的套裤穿于两腿分挂于腰带上。显贵子弟以纨作袴故称“纨袴子弟”。 裈。袴之有■者谓之“裈”。 裙。裙也作“帬”男女皆可服用但以女子为多。 犊鼻裤。裤腿较短的裈曰“犊鼻裤”近似现代的裤衩。司马相如在1许慎：《说文解字》。 2《后汉书·光武帝纪》。 1《急就篇》颜师古注。 成都当酒保时即曾穿过犊鼻裤。这是一种盛夏之服。 秦汉时的衣和裳皆用带子系扎。用带子系扎需用带钩。考古现的带钩长者几近半短者仅二至三厘米。就质料而言多为金、玉、铜、铁也有石、骨、木、陶等。带钩的用法大致有三：一是将钩纽嵌入革带一端钩弦向外与腰腹弧度贴合钩钩在革带另一端的穿孔中。二是将两个或更多相同规格的带钩并联起来使用。三是带钩并不直接钩在革带上而是在革带的一端先置一环钩挂在环上。 鞋有单底、复底之分。单底的鞋称履2。履有三种：一种是用皮革制成也曰“鞜”。其深而大者谓之“裒”；薄革的小履谓之“鞮”；以柔皮制作、头尖者谓之“靸”。一种用丝制成曰“绵履”云梦出土的秦简《法律答问》说：“以丝杂织履履有文乃为绵履。”一种是用麻制成也叫“不借”所谓“不借者小履也。以麻为之其贱易得人各自有不须假借因为名也。”3也有以草为之者。 复底的鞋曰“舃”、“屐”。舃乃履下有木底者木底与履底大小相同实心。屐则以木为之或以帛为面有的以漆画之下有两木齿。《续汉书·五行志》：“延熹中京师长者皆著木屐。妇女初嫁作漆画屐五色采作丝。” 据《搜神记》载男鞋方头女鞋圆头。但男女往往通用。从马王堆一号汉墓帛画中的贵妇人的鞋和出土的四双青丝鞋来看女鞋的前头有两个昂起的小尖角。 袜以布帛作成也有以皮革制作者。袜一般高尺余上端有两带以缚系于足胫。 秦汉时有进门脱鞋的习惯。在屋中多穿袜行于席上不仅平时燕居如此上殿朝会亦然。着鞋上殿以为殊荣汉时唯萧何、梁冀、曹操等膺此殊礼。 南方湿热一般平民多赤足。如东汉时桂阳郡一带民多“无履足多剖裂”1。谢罪时也要赤足谓之“徒跣”。 服色的等级性在先秦时期衣是用来区别尊卑贵贱的一个重要标志“非其人不得服其服”2。否则就是僭礼。至于秦汉一方面有些旧的等级有了变化加以往唯庶人才服的巾到秦汉之时“上下群臣贵贱皆服之”3。另一方面新的等级开始建立。秦汉时区分衣之尊卑的标志主要有三：一是服色。秦人尚黑。汉初尚赤。汉武帝时正服色色尚黄。东汉则尚赤。此外青紫也是贵族的服色1平民不准服用到西汉后期才放宽了限制。一是质料。如秦简《法律答问》有一般人不得穿“绵履”之条文。汉初刘邦曾规定商人不2《急就篇》颜师古注。 3《急就篇》颜师古注。 1《东观汉记》。 2《续汉书·舆服志》。 3《续汉书·舆服志》。 1《汉书·夏侯胜传》颜师古注：“青紫卿大夫之服也。” 得衣丝以卑贱之。一是形制。一般说来长而肥者为贵短而瘦者为贱。主食中华民族素以擅长种植五谷而著称于世。以五谷为主。辅之以鱼肉、蔬菜的饮食习惯由来已久。随着秦汉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人们的饮食生活也有所改善。 秦汉人一日两餐或三餐主食是五谷2。由于自然环境的差异各地区的食粮不尽相同。一般说来南方以水稻为主；黄河中、下游地区以麦为主其次是粟、黍、菽；关中地区以黍、粟为主后来麦子渐增而食用大麻则为天下之冠。粮食加工工具也有了改进桓谭说：“庖牺之制臼万民以济。及后世加巧因延力借身重以践碓而利十倍。又复设机关用驴、驘、牛、马及役水而舂其利乃且百倍。”3汉献帝时雍州刺史张既曾令陇西、天水、南安三郡“富人”造水碓以安民4。粮食加工工具的革新有助于人们主食水平的提高。 主食的制作方法和品种很多大别之有饼、饭、粥三种。 饼的制作方法有三：一是蒸。颜师古注《急就篇》说：“溲面而蒸熟之则为饼。”这是一种用水掺和面不经酵捏成饼状放入釜甑中蒸熟而成的饼。二是烤。至迟到东汉中、后期出现了一种“胡饼”汉灵帝及王公大巨等皆喜食之。胡饼是一种撒有胡麻的烤饼。三是煮。《四民月令》说：“距立秋无食煮饼。” 饭即用麦、粟、黍、稻等制作的干饭亦称“糒”或“糗”多为一般平民之食；贵族官吏食之者则被目为俭约如“公孙弘为丞相食脱粟之饭”1。有的在饭中加入干果等以调味如有加枣而称之为“枣糒”者。粥是在麦、粟、黍、稻、菽等食粮中掺水煮成有把麦等磨碎做粥的也有不磨碎做粥的。 由于畜牧业的展肉食品较前有所增多。 肉食、禽、鱼及蔬菜、瓜果家养畜类有马、牛、羊、猪、狗等。马、牛多用于生产、运输和战争一般很少食用多食用羊、猪、狗等。野生的鹿、豲（獾）、黄鼠鼬（黄鼠狼）、兔、鼠等也是人们猎食的对象。人们不仅吃畜类的肢体也嗜食其“杂碎”。在河西现的一支汉简上记载着：头六十肝五十肺六十蹄二十舌二十胃一百心三十肠四十等等。对畜类的大、小与肥、瘦也很有讲究一般以小、瘦者为佳。 家养的禽类有鸡、鸭、鹅等。禽蛋也是人们喜爱的食品汉墓中曾现带有“卵笥”标牌的竹笥和变质的禽蛋。据说曹操善射他在南皮（今河北省南皮）一天射杀了六十三只野鸡可见当时的野生禽很多其中主要有雉、2关于五谷有不同的说法或曰黍、稷、麦、菽、稻；或曰粟、稷、麻、菽、麦。3《新语·离事》。 4《三国志·魏志·张既传》。 1《汉书·公孙弘传》。 雁、鹄、鹤、鸠、鸽、麻雀、鹌鹑、鹧鸪等这些都是人们猎食的对象。秦汉时期已开始较大规模地利用陂塘养鱼。如汉安（今四川省内江市西）“有盐井、鱼池以百数家家有焉”1。南阳（今河南南阳）人樊宏“池鱼牧畜有求必给”2。陂塘养鱼也常见于汉画像石、画像砖。人工养鱼的产量很高多者一年可达千石与一个千户侯的收入相当。人们还捕捉江海湖泊中的鱼、鳖、螺、蚌、蛤等方法有网捞、毒杀、线钓等。 上古物质生活简陋蔬菜种类较少很多植物被当作菜吃。至秦汉时情况有了改善。这时的蔬菜主要有五种：葵、藿、薤、葱、韭此即所谓的“五菜”。葵在植物分类上称冬葵汉时葵有“百菜之”之称。藿是大豆的嫩叶。此外还有藕、笋芥、芹、芋、菘（白菜）、萝卜、葫芦、菠菜、蔓菁等。还有从西域传入的胡葱、胡蒜等。内地的蒜叫小蒜产量较低胡蒜即今天食用的大蒜。据说当时一个人要有“一百本■、五十本葱、一畦韭”3才能满足需要。在皇家的太官园内蔬菜四季常绿。冬菜的种植方法犹如今天的温室栽培“覆以屋庑昼夜燃蕴火待温气乃生”4。 人们解剖了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一具女尸在她的食道、肠胃里现了一百多粒甜瓜籽。甜瓜是秦汉众多瓜果中的一种此外还有西瓜、梨、桔、桃、李、杏、柚、柿、杨梅、香橙、荔枝、龙眼、板栗、橄榄、核桃等。张骞通西域又传入了葡萄、石榴、胡桃、胡瓜等。有的瓜果成片种植并形成了一些特产区如真定的梨安邑的枣燕秦的栗等。 烹饪技术的提高与灶及炊具、餐具的改进对于饮食时人是很讲究的烹饪技术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张衡说南阳的菜肴有“百种千名”1枚乘说吴楚的食馔为“天下之至美”2。烹饪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羹即作肉汤；灸是把肉用签子串起来放在火上烤；濯是把食物放在热油中炸；脍是把生肉切细生吃；脯是做肉干；腊是把肉烤熟再晒干；炮是将带毛的禽兽包以泥巴放到火中烧烤；菹是腌制瓜菜；是做鱼酱。此外还有类同于现代的蒸、煎、熬、煮等方法。 烹饪技术的提高与灶、炊具的改进是分不开的。从出土的陶灶模型和画像砖、画像石上的灶画像来看灶面有圆形、椭圆形、方形和船形等几种形状灶门有方形、长方形和券形等形式灶面上一般有一个大火眼和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小火眼火眼上放置釜、甑等炊具。《汉书·霍光传》有个“曲突徙薪”的故事。“曲突”就是在灶上装有弯曲的烟囱这种灶不仅安全且通风助燃火苗旺温度高。当作锅用的釜、甑向着轻薄小巧方面展。据说汉献帝建安年间出现了一种复层的“诸葛行锅”熟饭很快；还有一种一釜多味号称“五味齐芳”的“五熟釜”。厨刀、勺、通火钩等炊具也已具备。 1《华阳国志·蜀志》。 2《后汉书·樊宏传》。 3《汉书·循吏·龚遂传》。 4《汉书·循吏·召信臣传》。 1《南都赋》。 2《七》。 餐具有盛饭的碗取羹的勺盛菜的盘盛酒的耳杯夹菜的箸。箸有象耳箸、竹箸、木箸和铁箸。当时仍有用手抓饭菜的习惯。 第二节住和行宫殿、楼房和城堡秦汉建筑有新的展。宫殿建筑代表了当时建筑的最高水平。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满足自己的穷奢极欲令人把六国宫殿的图样摹绘下来在咸阳照样兴建。他还嫌六国宫殿狭小又在上林苑兴建规模宏大的朝宫它的前殿即历史上有名的阿房宫。据记载阿房宫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万人下可建五丈旗。有秦一代关中宫殿计有三百关外四百余。秦亡汉兴刘邦把秦代的长乐宫加以修缮住在这里。又在秦章台宫的旧址上修建未央宫作朝会施政之所后来的皇帝也住宿在这里。汉武帝时又兴建了明光宫、桂宫和北宫作为后妃等人的住所。汉都长安内外宫室一百四十五所而其壮丽程度无逊于秦。如未央宫用名叫木兰的香木作栋有花纹的杏木作梁华椽头上用玉璧装饰柱础以玉石为之金饰窗玉饰门。二千余年后在汉宫遗址上现的铜器涂金镂银工巧绝伦；出土的砖瓦古朴厚重坚实耐用。 刘秀做皇帝后都洛阳修建了南宫和北宫等宫殿。北宫中的德阳殿是最重要的殿周旋容万人陛高二丈殿前的朱雀阙高耸入云据说从四十多里以外即可望见。 最能代表官吏、富商居住条件的是楼房和城堡。楼房的大量出现是在东汉。古诗云：“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交疏结绮窗阿阁三重阶。”甘肃武威和江苏句容出土的陶楼模型有五层的。楼房的各层之间有楼梯相联。在扬州邗江汉墓出土的楼房模型中有一整木刳成的楼梯共十五档旁有扶手。勾阑也已具备望柱多加装饰。 作为主体建筑的楼房往往与附属建筑构成城堡也有以平房组成的城堡。在成都杨子山出土的东汉画像石上有一座城堡式建筑由周垣围成的庭院分两大部分。右部是两进的居住正院内进上方是四开三间的正堂。左部前端是个跨院有厨房、水井和晒衣架后端建有一座望楼还有一个粮仓。 由于自然环境的差异住宅显示出地区特色。华北地区冬寒多风住宅建筑封闭紧锢。江南一带炎热多雨住宅敞开外露多外廊深出檐窗口开孔较大有可以支撑、摘下的“支摘窗”还有“干阑”式建筑。天水、陇西山多林木居民以板为室屋。日南郡的住宅开门朝北即所谓“北向户”；而漠北的匈奴等游牧民族则以穹庐为舍东开向日。 室内用具秦汉时期自帝王至平民坐卧起居皆用席。席一般是用蒲草或蔺草编成也有以竹为之者。马王堆汉墓出土莞席四件完好的有二件。一件长2.19米宽o.81米。另一件长2.22米宽o.82米。席边皆用黄绢包缝边宽o.2o米左右。 坐席之礼有一定的规定。一般是多人同坐一席唯尊者有专席。如《后汉书·张禹传》载：“张禹为太傅、尚书邓太后以殇帝初育欲令重臣居禁中乃诏禹与三公绝席。”在坐次上坐北面南最尊这是帝王之礼一般人则以坐西面东为尊其次为北向而西向最卑。坐席的姿势如同今日之双膝跪地。若伸腿向前谓之“箕踞”是为傲慢无礼。 睡眠一般用床。床多木制较矮。战国时的大床多绕以栏干。而秦汉时的床一般无栏干。床上铺席。床除了用于睡眠外也可当坐具。 张骞通西域后传入了“胡床”。胡床是一种可以折叠的坐具类似于现今的“马扎”。 官宦之家也有坐榻的。榻是一种较床轻便的坐具。在河北望都汉墓中的壁画上一主簿和一记吏各坐一榻榻呈方形铺有座垫。也有两人同坐一榻者。坐榻姿势同坐席也是跪坐。 几案的使用很普遍。其用途有二一是用来放置碗、盘等近似于现今的饭桌。一是供书写用类似今天的书桌。有木案、石案等以木案为多形状多方形或长方形也有圆形的。几案腿短适应于秦汉人跪坐的姿势。用来照明的是灯烛。烛的使用较早灯的使用大约始自战国。秦汉时的灯形式众多制作精巧。现今可知的灯具有象形的人俑灯、羊尊灯、牛灯、朱雀灯、凤鸟灯、雁足灯、花树连枝灯等。还有仿器皿的豆形灯、槃灯、卮灯、三足炉灯、奁形灯、耳杯灯等。其质料有铜、铁、陶等几种。满城汉墓出土的长信宫灯其造型是宫女跽坐持灯生动逼真。灯盘有双重直壁插置两片弧形屏板为灯罩灯盘可以转动屏板可以开合灯光照度与射光方向均可调节。侧举的右臂和下垂作灯盖的右袖既增加了美感又可使灯盘内空气流通导烟助燃。灯的各部分都可拆卸便于清除烟垢。 香炉也是家庭常备之物有陶制的也有铜制的。据《西京杂记》载有一个叫丁缓的人制作了一具卧褥香炉“为机环转四周而炉体常平可置之被褥”。他还制作了一具九层博山炉镂以奇禽怪兽。后者在汉墓中时有现是汉代香炉的代表作。 空中还备有唾壶以盛痰污有玉制、铜制和陶制等种类。朝廷多将其作为赐物颁赐群臣。 装置物品的有簏、箧、笥等都是竹制的箱子。 车马和船秦汉交通6行有车马水航则舟船。 皇帝的坐乘叫“安车”立乘叫“立车”。安车、立车十分坚固都是重辋、复毂、两辖；又极其华丽较（车箱）上有交错的金龙衡（车辕头上的横木）上立着金鸟轼（车前扶手的木栏）上画着伏虎；车上坚着高九仞、垂十二旒、画有日月升龙的大旗驾六马体现了皇帝的尊严。举行籍田仪式时皇帝乘耕车出征则乘戎车而校猎则乘猎车。 妇女乘坐的车叫“軿车”。“軿屏也四面屏蔽妇人所乘。”1太皇太后、皇太后乘坐的軿车屏之以紫罽左右騑驾三马。长公主的軿车屏之以赤軿贵人、公主、王妃则乘油画軿车皆只有右騑”。 皇太子、皇子乘安车朱斑轮较上画虎轼上画鹿青色盖旗垂九旒画降龙左右騑驾三马。公侯也乘安车朱斑轮较上画鹿轼上画熊黑丝盖黑轓右騑。中二千石至六百石皆乘黑丝盖车区别是：中二1《释名·释车》。 千石、二千石朱两轮千石、六百石朱左轮。三百石乘黑布车二百石以下乘白布车。而三老、商人等则多乘小型、轻便、快的轺车。“古之贵者不乘牛车。”1汉承秦末战乱之后经济残破“将相或乘牛车”2。汉武帝实行削弱王国的政策有的诸侯王穷困潦倒而乘牛车。然自此以后牛车渐被重视到东汉后期从天子到士大夫都常乘牛车。此外还有载尸柩的辒辌车载衣物的辎车载竹木的栈车囚罪犯的槛车服任时坐的柏（大）车等等。 秦汉时的畜力车与现今的畜力车不同之处是：车前是轼人从后面上车；车轮木制；车箱较小一般只能乘坐一至三人。 值得一提的还有独轮车汉代叫“鹿车”。鹿车类似于现今的手推车方便轻巧大路、小道都能通行可运物也可载人。 马也是重要的6路交通工具。驿传多用马宾客相过也往往乘马。如汉武帝即位之初“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摈而不得聚会。”3造船技术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造船地点遍及全国。在广州曾现一处规模很大的造船工场遗址木船及木船模型、陶船模型屡有出土。船体具备了桨、橹、帆、舵及锚等设备。汉代的战船——楼船是很有名的以“楼船”命名的水军是汉代的重要兵种之一。商船大者在五丈以上漕运粮食入关的船队在万艘以上。 战国时明的指南针在秦汉时尚未用于航海舟师主要靠观察日月星辰的方位、现象来测定航向和气候的变化。《汉书·艺文志》记有六种航海天文书早已失传。 在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受地理环境和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仍较多地使用独木舟。 1《晋书舆服志》。 2《史记·平准书》。 3《史记·平准书》。 第三节嫁娶和丧葬嫁娶春秋战国时期在激烈的社会变革浪潮的冲击下古老的婚礼生了变革。无媒而嫁、同姓而婚、同姓联姻卜之不吉而犹通婚等违背传统婚礼的行为在《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书中不乏其例。秦汉统一帝国建立后统治者重整了婚礼。 周礼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娶妻；女子十五而笄笄而许嫁。秦人不以年龄而是以身高作为成丁与否的标准男子身高六尺五寸（合今1.5o米）、女子身高六尺二寸（合今1.4o米）即为成丁始可嫁娶。汉承秦末战乱之后人口锐减“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1造成了严重的人口危机。为增加人口汉惠帝六年（公元前189年）诏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2惠帝此诏法定了年十五为女子的最高婚年。至于最低年限则无条文规定。据《汉书·外戚传》载上官安之女立为昭帝皇后时“年甫六岁”。至于男子婚年则无条文规定有年十九而娶者也有年八岁而娶者。总的看来惠帝以后男女婚年普遍过小因而带来了某些弊端。宣帝朝的博士谏大夫王吉说：“夫妇人伦大纲夭寿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1秦汉时期婚姻的决定权依旧操持在父母手里。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自由结合违背了卓王孙的意志遭到极大的阻挠。汉乐府诗《孔雀东南飞》中的焦仲卿与刘兰芝先由父母包办婚姻后又被焦母拆散两人被逼死。若父母的意见有分歧则服从父意。如吕公欲嫁女吕雉与刘邦吕雉母不同意吕公斥之曰：“此非儿女子所知！”2最后按照吕公的意见把女儿嫁给了刘邦。若父已谢世长兄便代行父权。刘兰芝被婆母赶回后其兄要她改嫁县令之子刘兰芝表示她的婚事要“适兄意”不能“自任专”3。这是子从父、妇从夫、夫死从子的封建伦理道德在婚姻上的反映。 在择偶标准上汉人认为有五种女子不可娶：“丧妇之长女不娶为其不受命也；世有恶疾不娶弃于天也；世有刑人不娶弃于人也；乱家女不娶类不正也；逆家子不娶废人伦也。”4汉时谓此为“五禁”。除了“世有恶疾”一条外其余四条都属于封建伦理道德。 在先秦之时名位不同婚姻礼仪亦异数。遭秦焚书后先秦婚礼文献只有《仪礼·士昏礼》残存下来。吕后时将《士昏礼》稍加变通用之于皇帝。故在汉代自皇帝至庶人的婚礼皆由《士昏礼》变通而成。 按《士昏礼》媒人受男方父母之托到女方家中求婚谓之“纳采”。秦汉时为皇帝纳采者有宗正、少府、尚书令等人。官僚或遣吏为子纳采或躬自为之。在周代宾主相见要执一定的礼物叫作“贽”实际上是“身1《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 2《汉书·惠帝纪》。 1《汉书·王吉传》。 2《史记·高祖本纪》。 3《孔雀东南飞》。 4《后汉书·应奉传》注引《韩诗外传》。 份证”用来识别贵贱。据《士昏礼》士用雁。在秦汉纳采无论尊卑一律用雁。这时的雁已非身份地位之标志其含义是顺乎阴阳因为雁为候鸟叶落南翔冰泮北徂。此外还有璧、羊、酒等三十余种礼物各有名堂大意都是象征婚姻和谐美满。行纳采礼者多是皇室和讲究礼仪的官宦之家一般人户求婚大都比较简单无繁文缛节。 按《士昏礼》纳采之后便问女之姓名生辰谓之“问名”。男方占卜联姻是否吉利叫“纳吉”。秦汉时期二礼犹存然备典而已。 占亲之后行纳聘之礼因定婚约古谓之“纳征”秦汉称“聘礼”。汉高后制聘皇后黄金二万斤。在汉初这相当于两千个中等人户的资产。嗣后诸帝皆以为故事唯王莽娶史氏增聘金为三万斤。聘金之外又有奴婢、车马、布帛等若干。如王莽除给史氏三万斤黄金作聘金外“车马、奴婢、杂帛、珍宝以巨万计”1。官吏之家的聘礼也很丰厚若以二、三万钱为之者便被视乃为俭陋。贫无聘礼者则假贷以聘。有的人家为骗取聘金至“一女许数家”2。女方要为女儿置办嫁妆也很丰厚富者有奴婢、金钱等贫者也有疏裳、布被、竹笥、木屐之属。秦汉最重聘礼婚姻具有明显的买卖性。官府屡下禁令皆无成效；士大夫们也多加讥斥然则沿而不改以致造成“贫人不及故不举子”1的惨景。 下聘礼后选定吉日迎娶新娘谓之“请期”。如平帝纳王莽女“待吉日月”2。新郎亲往迎娶谓之“亲迎”。秦汉皇帝不亲迎遣大臣代迎。王莽纳史氏曾亲迎至未央殿前殿两阶间。一般人均需亲迎。迎皇后用乘舆法驾登车称警跸。王莽之制自四辅至郎官亲迎立轺并马。东汉之时“富贵嫁娶车軿各十骑奴侍僮夹毂节引。富者竞欲相过贫者耻不逮及。”3水乡则有以船亲迎者。 女将行家长致戒。如张负嫁孙女与陈平临行戒曰：“毋以贫故事人不谨！事兄伯如事乃父事嫂如事乃母。”4既行家人送之。 迎至后行同牢礼饮合卺酒及妇见公婆等礼。据《戊辰杂抄》载李夫人初至武帝迎入帐中共坐饮合卺酒令人遥撒五色同心花果帝与夫人以衣裾接之云得果多得子多。此即后世“撒帐”之礼的渊源。 婚日亲朋故友上司下属皆往贺夫家具酒肉以飨之。婚宴上宾客开杯畅饮歌舞以乐言行无忌后世“闹房”之俗汉时已有之甚至闹出人命。如杜士娶妻婚宴上其友张妙恶作剧“缚杜士捶二十下又悬足指士遂至死”5。灵帝时更有于婚宴上作傀儡戏唱挽歌者。当时部分士大夫曾指斥此违礼败俗。仲长统说：“今嫁娶之会棰杖以督之戏谑酒醴以趋之情欲宣淫泆于广庭之中显阴私于族亲之间汙风诡俗生淫长奸莫此之甚不可不断者也。”11《汉书·王莽传》。 2《潜夫论·断讼》。 1《汉书·王吉传》。 2《汉书·外戚传》。 3《潜夫论·浮侈》。 4《汉书·陈平传》。 5《意林》引《风俗通义》。 1《群书治要》引《昌言》。 婚后三月新婚夫妇拜见祖庙婚礼告终。 关于离婚汉代的基本原则是“七弃、三不去”。所谓“七弃”是：“不顺父母；无子；淫；妒；有恶疾；多言；窃盗。”“不顺父母者为其逆德也”；“无子为其绝后也”；“淫为其乱族也”；“有恶疾不可共粢盛也”；“口多言为其离亲也”；“窃盗为其反义也”2。若妻子犯有七条中的任何一条便可与其离婚。但在具备以下三条中的任何一条则不应离婚这三条是：“有所取而无所归不去”；“与更三年丧不去”；“前贫贱而后富贵不去”3。此即所谓的“三不去”。 关于离婚手续秦律规定离婚必须报告官府并登记；否则夫、妻各罚二甲。汉代离婚手续是因秦制还是有所变更于史无征。 丧葬对皇帝来说在他即位后不久便开始操办丧葬了这就是作“寿陵”或曰“初陵”。寿陵始见于战国。秦王政初即位即在骊山营建规模庞大的寿陵。“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4有的皇帝即位数年以后方作陵。到皇帝驾崩之时他的陵墓也基本上作好了。 人初死沐浴饭含。饭含之物以玉石珠贝最为常见。裹尸的衣衾有金镂玉衣、银镂玉衣、铜镂玉衣三种。建国后在考古掘中不断有这类葬衣出土。据《续汉书·礼仪志》载皇帝用金镂玉衣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用银镂玉衣大贵人、长公主用铜镂玉衣。实际情况要复杂一些如西汉时诸侯王可用金镂玉衣；东汉时的诸侯王也有用铜镂玉衣者。其他人等则用布帛之类裹尸也有裸体而葬者。 宣布死讯谓之丧。闻丧讯后亲属无论是家居者抑或外出者均要赴丧；其不能亲赴者则寄物以吊。丧家具酒肉以飨吊唁者并娱之以音乐。对于王侯公卿皇帝或遣使持节吊祭或亲临其丧；对某些重臣谢世天子往往罢朝三日以示哀悼。 天子之丧乃国之大事民男女哭临殿中。文帝临死遗诏：“无民哭临宫殿中”；“令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1。其后诸帝遵以为故事。文帝又令临丧的王侯百官等“皆以旦夕各十五举音礼毕罢。非旦夕临时禁无得擅哭。”2参加会丧的人员有一定的限制。如安帝崩后废太子刘保（即顺帝）“以废黜不得上殿亲临梓宫悲号不食”3。 《礼制·王制》云：“天子七日而殡七月而葬。”由于预作寿陵秦汉诸帝停尸的时间大为缩短。如文帝自崩至葬凡七日故后人有“以日易月”之说。 送葬时帝王用辒辌车具黄屋左纛大驾卤薄礼仪甚重丧车所过街路有祭。重臣之丧国家或遣羽林孤儿挽送或派军士列阵以送。东汉时2《大戴礼记·本命》。 3《大戴礼记·本命》。 4《晋书·索靖传》。 1《汉书·文帝纪》。 2《汉书·文帝纪》。 3《后汉书·顺帝纪》。 常有皇帝或帝、后共同为重臣送葬之举。 棺椁之制因等级而异。皇帝用的棺椁是“黄肠题凑”1。所谓黄肠题凑共包括黄肠题凑、枞木外藏椁、楩房和梓宫四部分。这是一套甚有讲究的葬具。西汉时皇帝、皇后和同制京师的诸侯国王、王后皆可用这套葬具某些重臣如霍光也曾受此殊礼。东汉时有的诸侯王犹可用黄肠题凑但不能用梓宫改用樟棺。秦汉时新兴的墓葬形式有砖室墓、石室墓即用砖、石或砖、石混合砌成地下墓室墓室里面安置棺槨。在室壁、门楣上往往刻上画像内容丰富涉及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故这两种墓葬又被称为“画像砖墓”、“画像石墓”。到东汉时这两种墓葬形式达到极盛。在随葬品上秦汉时的礼器和仿礼器逐渐减少反映现实生活的模型明器逐渐兴盛从杯、盘、勺、案等生活用具到仓、井、灶、楼房、猪圈、鸡鸭舍等建筑；从水田、池塘到鸡、鸭、猪、狗等禽兽无不具备简直是一个埋在地下的现实世界。 帝王陵墓埋葬更为丰富。如秦始皇骊山墓“宫室百官奇器珍怪徏藏满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2在陵墓东面埋藏着阵容整齐、兵强马壮的兵马俑。两汉诸帝随葬物品虽比秦始皇有所减损但也十分可观。武帝茂陵随葬物品多至“百九十物”3。晋建兴年间（公元313—316年）有人盗掘了霸陵和杜陵得珍宝极多以致当时的晋愍帝都大为惊叹：“汉陵中物何乃多邪！”1秦汉帝陵封土皆如山似陵。秦始皇骊山现残存的封土堆高76米底面周长485x515米。昔日的骊山比现今还要高大还种植着草木。西汉诸陵封土面积一般方12o（汉）步高12（汉）丈。东汉帝陵封土一般方3oo（汉）步高度不等有高15（汉）丈者也有高4.6（汉）丈者。 在文帝以前行服盖如先秦。文帝遗诏短丧规定下棺后服大红（“红”同“功”）十五日小红十四日纤七日合计三十六日。此后遂成定例。如翟方进为丞相后母死葬后三十六日除服起视事“以为身备汉相不敢逾国家之制”2。王莽时复行三年丧服之制。东汉建立后刘秀废告宁之典。安帝时邓太后临朝诏长吏不亲行服者不得选举。邓太后死安帝又改制仍不听行服。桓帝时又令刺史二千石行服未几又断之。实际上无论官府准与不准从西汉到东汉都有很多服丧三年者。东汉时有的人为博取乡曲之誉进入仕途竟行服多达二十余年。 1《汉书·霍光传》颜师古注引苏林曰：“以柏木黄心致累棺外故曰黄肠。木头皆内向故曰题凑。”2《史记·秦始皇本纪》。 3《汉书·贡禹传》。 1《晋书·索靖传》。 2《汉书·翟方进传》。 ------------ 30 中对唐律略有损益的282条从唐律之旧的126条分其一为二和分其一为六的6条。这样金律约有414条其中有7o％以上不同程度与唐律有关。在律条、刑法的原则上金律都可以从唐律中找到渊源就此而言金律实际上就是唐律。 辽法与宋法对金朝法律的影响金朝法制参用了辽法。唐律和宋《刑统》规定徒刑最高为三年辽代徒刑分为一年半、五年和终身。金熙宗《皇统制》规定“徒自一年至五年”五年系参照辽制五年而定。唐、宋规定杖刑最高是一百辽规定自五十到三百。《皇统制》规定“杖自百二十至二百”其最高数二百当是取辽制最高数三百与唐制最高数一百的中值。 金代法制同样参用了宋法《大金国志》卷12谓熙宗“新律之行大抵依效大宋”。而《金史·刑志》则谓“以本国旧制兼采隋、唐之制参辽、宋之法类以成书”。金朝法律参用宋法无可疑对法的解释竟用宋《刑统》释文。泰和元年的《新定敕条》3卷是受宋的影响而制定的。 儒家思想与宗教观念对金朝法律的影响金代法律的来源是多元的而形成是一体的由不甚完备到完备反映金代法制的中原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也接受中原的宗教观念、儒家思想和断狱方式的影响如金世宗大定十三年关于刑忌的规定：“立春后立秋前及大祭祀月朔·望、上·下弦二十四气雨未晴夜未明休暇并禁屠宰日皆不听决死刑惟强盗罪则不待秋后。”1金代帝王也常为祈福免灾而清理讼狱大赦。儒家提倡“父为子隐子为父隐”金后期法律除“十恶”重罪外有服的亲属都可互相容隐。历代帝王和孔子的名乃至谥号都要避讳。《大金集礼》就曾明确规定：官名的名称以州军县镇的官司官额犯睿宗皇帝尊谥内连用两个字的并回避。犯始祖以下帝后尊谥内相连两个字的也要回避。金朝自世宗以来特别重视儒家的孝悌之道这种思想在金后期的法律中也有体现。例如子孙犯死罪而父母和祖父母无人赡养一般地可上请从轻处罚即使是必须处死的也由官府承担对犯人的父母或祖父母的赡养。在西汉时出现“经义断罪”的断狱方式这种在审理案件时不依法律而以“六经”字句和精神定罪科刑的方式在世宗时出现。《金史·刑志》：“世宗临御法司奏谳或去律援经或揆义制法。” 金代立法阶段与金政权展的阶段是相适应的金代法律的内容体现了以女真为统治民族以汉族为多数的主体民族包括契丹等族在内的多族的法制而形成的具有金朝特点的法制体现了阶级统治的本质是以女真贵族为的各族统治阶级意志的集中表现。 1叶潜昭：《金律之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92页。 第十一章科举与教育第一节五代十国时期科举制度五代时虽然战乱不已但仍沿唐制举行科举考试史称：“洎梁氏以降皆奉而行之纵或小有厘革亦不出其轨辙。”后梁建立的当年开平元年（9o7）七月即对唐制“小有厘革”废除了唐制外州举人不经州长官刺史亲试即可解送京城参加礼部科举考试的“拔解”制度2。此后外州举人必须经州刺史亲试后方可解送。 唐制京兆府解送的举人礼部考试十有七八中举于是“诸道举人多于京兆府寄应例以洪固乡胄贵里为户”这种寄籍应举的旧例其实是“一时失实事久难明”的科举弊端直至后唐天成三年（928）七月明令取消“自此各于本道请解”而且要“具言本州县某乡某里某为户”；如要寄籍应举也“须具本贯入状”不允许再用洪固乡胄贵里为户如果弄虚作假“本人并给解处官吏必加罪责”1。 唐制进士科之外有明经、明法、童子等科称为诸科。明经科只是“帖经墨义”因而应举者多后晋时“每岁明经一科少至五百以上多及一千有余”且“多不究义唯攻帖书”文理也不甚通天福五年（94o）被废但开运元年（944）又重设1。 唐制有童子科“童子举人取十岁以下者习一经兼《论语》、《孝经》每卷诵文十科全通者与出身”。由于考试简单弊端很多开成三年（838）曾明令禁止荐送但“虽有是命而以童子为荐者比比有之”1为五代所沿袭。到后唐天成三年时已是“或年齿渐高或精神非俊或道字颇多讹舛或念书不合格文”因而诏令“委主司精专考校”。童子科应试时“止在念书”大多“背经则虽似精详对卷则不能读诵”中举后回乡等着年长后“取官”“更无心而习业”因而于后晋天福五年停废开运元年又重设2。 五代自后梁开平二年开科取士至后周显德六年（959）除后梁、后晋时曾停举数次外“至于朝代更易干戈攘抢之岁贡举未尝废也”。每科进士少至4人多亦只25人。五代前期诸科中举都少于进士通常只有数人后唐长兴三年（932）取进士8人而诸科达81人开诸科取士多于进士的先例；后晋天福六年取进士1人而取诸科达45人。自天福九年起诸科取士多于进士遂成惯例。 自唐代中期以后由礼部侍郎主持贡举其后也常以其他官员主持科举称“知贡举”或“权知贡举”。后梁乾化元年（911）以前任宰相、尚书省2《金史》卷45《刑志》。 1《金史》卷45《刑志》。 1《旧五代史》卷148《选举志》。 1《五代会要》卷23《选举杂录》。 2《旧五代史·选举志》。 长官左仆射杨涉知贡举。贡院虽属礼部“五代时或以兵部尚书或以户部侍郎、刑部侍郎为之不专主于礼（部）侍（郎）矣”。 五代时“偏方小国兵乱之际（贡举）往往废坠”3。“十国”大多不举行科举考试举行科举考试诸国如南唐、南汉、后蜀、闽诸国举行不常且不严格。如南唐保大十年（后周广顺二年952）“以翰林学士江文蔚知礼部贡举放进士王克贞等三人及第旋复停贡举”。又因徐铉建言保大十二年再行贡举直至宋军兵临都城金陵城下亡国之年的宋开宝八年（975）仍举行科举考试“放进士张确等三十人”4。科举中还不时生舞弊行为后蜀范禹偁“掌贡举贿厚者登高科面评其直无有愧色”1即是一例。 学校五代沿唐制设国子监后唐明宗时“政皆中道时亦小康”2重视教育天成三年（928）“朝廷以国庠事重”以宰相崔协兼判国子监长官国子祭酒定国子监生二百员为额“又请颁下诸道州府各置官学；如有乡党备诸文行可举者录其事实申监司方与解送”并制定了相关制度学校制度逐渐完备史称“举职”。“当监旧例初补监生有束脩钱二贯文及第后光学钱一贯文”以“备监屯修葺公使”3。但监生只是挂名国子监以应科举考试并不认真读书。马端临所说：“史所言多有未曾授业辄取解送（应举）者往往乱离之标其居学者亦皆苟贱冒滥之士耳”4可说是五代国子监学的最好概括。 “十国”也有设立学校如南唐昇元二年（938）设立太学南汉乾亨四年（92o）设立学校后蜀设立华阳（今四川成都）县学之类。 五代十国时私人设立学校之风较盛自初学文化至研读学问的学馆、书院皆有。著名的如南唐昇元四年“建学馆于白鹿洞置田供给诸生以李善道为洞主掌其教号曰‘庐山国学’”1属于官办或民办官助性质。后周末“孙兰治《左氏春秋》聚徒教授”2则属私人讲学其门人在北宋建立的次月参加北宋的次科举考试。宋州（今河南商丘南）杨悫、戚同文相继聚徒讲学自后晋延续至五代末。 3《唐会要》卷76《童子（举）》。 4《册府元龟》卷641《贡举部·条制》三卷642《贡举部·条制》四。1《文献通考》卷3o《选举考》三《举士》。 26游：《南唐书》卷2《元宗纪》；《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开宝八年二月。3《十国春秋》卷53《范禹偁传》。 4《旧五代史》卷44《明宗纪·赞》。 1《旧五代史》卷58《崔协传》；《册府元龟》卷62o《卿监部·举职》。2《文献通考》卷41《学校考》二按语。 第二节宋代的科举制度宋沿五代旧制设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后改开宝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科进士科以外的各科常合称“诸科”。神宗时废诸科另设“新科明法”元祐时废绍圣复设延续至北宋末南宋绍兴年间一度复设。此外还有武举、童子举；而制科则分为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闲吏理达于教化三科仁宗时分设六科神宗时罢元祐复设绍圣时再废另设宏词科。元祐时曾设“经明行修科”实同制科。南宋复设制科设博学宏词科南宋末改称词学科。宋代科举以进士科最为重要。 北宋前期宋初沿五代旧制分进士科及诸科科举考试也是“朝代更易”不废科举宋朝建立的次月即建隆元年（96o）二月举行次科举考试仍依五代旧制每年举行一次自开宝七年（974）权停“贡举”后间年举行一次“贡举”渐成惯例。 宋初取进士亦无定数通常为1o余名少则六七人大体与后周时相当。乾德四年（966）除录取进士6人外又录取“诸科”9人。此后不定期地录取“诸科”录取人数通常也多于同科进士人数即所谓“国初诸科取人亦多于进士盖亦承五季之敝云”。 宋初承五代旧制科举考试前“台、阁近臣得（向主考官）荐所知进士（应举者）之负艺者号曰公荐”中举后的进士则“拜知举官子弟弟侄及目（主考官）为师门、恩门并自称门生”建隆三年（962）下诏禁止。但依五代旧制录取进士之权仍完全掌握在主考官手中皇帝并不进行干预每年考取进士后“知贡举（官）奏合格人姓名而已”类同备案。开宝五年（972）主考官录取进士11人、诸科17人后宋太祖“召对讲武殿始下制放榜”皇帝开始参与新进士的录取被称为“新制”3。次年三月宋太祖在召对时黜落“应对失次”的进士、诸科各1人又因下第举子投诉主考官不公宋太祖决定从下第举子36o人中选取195人以及已被录取的进士9人、诸科27人亲自在讲武殿主持考试取进士26人诸科1o1人共127人。唐天授元年（69o）武则天“策贡士洛城殿”史称“贡士殿试自此始”4这只是代替主考官考功员外郎主持科举考试。而宋太祖主持的“殿试”则是具有在主考官已考之后的复试补取性质新录取者列于原已录取者（除已罢黜的2人外）之后作为“一榜”“自兹殿试遂成常式”1。开宝八年除任命王祐为“权知贡举”任主考官外又任命3人为“权同知贡举”任副主考官以后成为制度。主考官进呈以王式为的进士36人殿试后改以王嗣宗为而以王式为第四次改变礼部主考官原先排列顺序。唐代进士第一名称“状元”也称“状头”为五代、宋代所沿称。3《十国春秋》卷15《南唐烈祖纪》。 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建隆元年二月辛卯。 1《文献通考》卷3o《选举考》三。 本年次出现礼部试（省试）与殿试不同的排名顺序因而尚书省礼部贡举榜的“榜”改称“省元”（后代称“会元”）；而称殿试名为“状元”。宋太祖虽然重视科举考试但五代重武轻文的习气未除进士及第后所担任的官职很低如开宝八年殿试的状元王嗣宗初任为秦州司寇参军其时虽为实职但属低级文官“选人”最低的初等“幕职州县官”。太平兴国二年（977）正月举行的科举考试取进士1o9人、诸科2o7人又录取参加过十五次以上考试而未被录取的进士及诸科184人再取考“九经”而不合格的老年举子7人“特赐‘三传’出身”共录取5o7人。考试合格的进士及诸科3oo多人“赐及第”而将从考试不合格中录取的进士及诸科近2oo人则“赐出身”以示两者的区别。史称宋太宗又命将进士及第者“定其优劣为三等”这是次将进士分为三等。又提高了进士入仕的寄禄官及差遣职务“第一等为将作监丞第二等为大理评事并通判诸州”“同出身以下免选注初等幕职判司簿尉”。实际是将所有进士分为三等一、二等为进士及第三等为同进士出身。雍熙二年（985）又将考试合格的进士、诸科各分为三等淳化三年（992）采纳陈靖建请殿试采取“糊名考校”又分进士为五等（进士分为五等自此始）一、二、三等赐进士及第四、五等赐进士出身2。景德四年（1oo7）颁布《考试进士新格》完全以考试成绩定录取及等级的标准。大中祥符四年（1o11）颁布《亲试进士条制》制定一系列规定并定出五个等级的标准。天圣五年（1o27）始分进士为六等第一等五名第二等称第一甲第六等为第五甲进士分甲自此始。后演变为五等第一等即是第一甲。后又定第一、二甲为“进士及第”第三甲为“进士出身”第四、五甲为“同进士出身”（同出身）后曾改第五甲为“同学究出身”。南宋孝宗时改为第一、二甲为进士及第第三、四甲为进士出身第五甲为同进士出身。 太宗末年起连停科举五年真宗初又连续举行三年后行间年一举以后又渐行间隔二年一举但还不是定制所有停举年都要下诏“权停贡举”。英宗治平三年（1o66）“诏礼部贡院今后每三年一开科场”确定了“三年大比”的制度为后世所沿袭。同时针对每次考试录取人数增多诸科人数较进士更多而“冗官”也日益严重的情况规定进士以皇祐四年（1o52）录取数的四分之三为额“进士以三百人为额明经诸科不得过进士之数”3。熙宁科举改革以后科举“省试”原以诗赋为第一场论为第二场策为第三场帖经为第四场；仁宗时改为第一场试策第二场试论第三场试诗、赋第四场试帖经、墨义顺序虽有所调整但诗、赋和帖经、墨义仍是必考的科目。 王安石积极倡导科举以经义取士并把《孟子》列为考试科目之一以改变“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的状况。他把改革科举看成是“一道德”即统一思想造就改革派人材的主要途径。熙宁四年（1o71）二月王安石在所拟改革科举的中书札子中认为：“古之取士皆本学校道德一于上习俗成于下其人材皆足以有为于世。”因此他提出“宜先除2《资治通鉴》卷2o4天授元年二月辛酉。 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开宝六年三月辛酉。 去声病偶对之文使学者得以专意经义”。“贡举新制”规定应举人不再考试诗赋、帖经、墨义之类而以《诗》、《书》、《易》、《周礼》、《礼记》为本经；《论语》、《孟子》为兼经。第一场选考本经中的一经第二场考兼经都要“务通义理不须尽用注疏”；第三场考论；第四场考时务策。同时废罢明经诸科另设明法科凡是原先应试明经诸科而又“不能改试进士”科的考明法科“试以律令《刑统》大义断案中格即取”1。新的明法科时称新科明法。 科举考试依据的是儒家经典但是注释不一还不能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王安石创立的“新学”派是新兴的“宋学”中体系相对完整的学派。宋神宗对王安石说：“今谈经者人人殊何以一道德卿所著经其以颁行使学者归一。”1以王安石为的改革派以“新学”派的观点撰注《诗义》、《书义》、《周礼义》合称《三经新义》于熙宁八年颁布学校作为教科书。此后《三经新义》成为科举考试的依据以此选拔拥护改革的官员。元祐时新学派遭到打击但理学派、蜀学派都还是小学派而未受到重视只提出“王安石不当以一家私学（《三经新义》）令天下学官讲解”并不得引用王安石的《字说》而要求用“诸家之说”以及考试“添诗赋”但没有恢复帖经、墨义曾分设经义、诗赋两科后改为第一场试本经义及《论语》或《孟子》第二场试诗、赋第三场试论第四场试子、史、时务策1。绍圣以后又废试诗赋“新学”学说又受到重视。崇宁四年（11o5）规定由学校“三舍法”贡士而罢诸州府解（解试）及礼部贡院试（省试）直接参加殿试大观三年（11o9）科举考试只有殿试遂无“省元”而有“上舍魁”殿试名仍称状元。宣和六年（1124）又恢复“省试”（礼部贡院试）。 南宋建炎及绍兴初年因战乱而未举行“省试”改行“类省试”故无“省元”而只有“状元”。北宋时第二、三名俗称榜眼；南宋时俗称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为探花。 绍兴末年以前科举虽仍以“新学”学说解释经义为主。但“理学”在秦桧、赵鼎扶植下在科举考试中也逐渐得势。高宗末孝宗初“理学”遂与“新学”并为显学科举中随权臣及主考官的倾向而变化宁宗中期以后理学派在科举中逐渐占优势至理宗淳祐元年（1241）后理学成为统治思想新学、蜀学在科举中遂完全被排斥。 为防止在科举考试中作弊淳化三年（992）殿试先实行“糊名（封弥）考校”考官受命后不回家直接赴贡院以避请托后成为惯例。景德四年（1oo7）开始“省试”也实行糊名考校。大中祥符八年（1o15）开始又设誊录院考卷经誊录后再送考官以防止考生在考卷上以“点污”形式与考官通同作弊。考官亲属历来另行考试称为“别头试”以防止考官偏袒其亲属；景祐四年（1o37）起诸路“解试”（乡贡）也实行别头试而都开封府及国子监别头试的封弥、誊录则实行“省试”的制度以及实行其他防止考试、阅卷作弊的措施北宋及南宋中期以前情况大体较好。理学在科举中日渐占优势之时正是南宋日益腐败之日科举中的奸弊也日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太平兴国二年正月；《宋会要辑稿》选举2之17之4、5。1《宋会要辑稿》选举1之1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o8皇祐四年十月丁亥。1《文献通考》卷31《选举考》四；《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o熙宁四年二月丁巳。益增多。嘉定十六年（1223）时“伪冒滋长摭取其优凡十二事陈之曰门关、曰纳卷、曰内外通传、曰全身代名、曰换卷·纳白卷、曰吊卷”等。史称：“至理宗朝奸弊愈滋”“所取之士既不精数年之后复俾之主文（任考官）是非颠倒逾甚时谓之缪种流传。复容情任意不学之流往往中第”2可说是对南宋末年科举情况的最好概括。 南宋的类试（类省试） 南宋高宗建炎元年（1227）时当“三年大比”之年但因宋金战争而无法进行。十二月逃亡在扬州（今属江苏）的宋高宗下诏停止进行“省试”而在各路府（转运司所在州）由提刑司开封府、国子监由东京留守司差官进行“类省试”简称“类试”。国子监生亦可参加本路的类试。宋制“省试”之前各路举子须先经“解试”即通过州试（乡试）、转运司试（漕试）或国子监试（太学试）中的一种称为“正解”。“正解”和“免解”（不经考试）举子头年解次年春参加“省试”、“殿试”。各路应考的举子中举者的比例相差很大通常开封府、国子监举子每四五人中举一名而外路举子常是二三十人中举一名有时六七十人才中举一名河东、广西、夔州、利州等路有时甚至无一人中举。建炎元年所定各路的解额中则每十四人取一名余数不足十四人亦取一名。建炎二年五月定经义、诗赋分科第一场分别考经义或诗赋第二场考论第三场考策；八月于“行在”扬州进行殿试。河北、京东、四川、陕西等路87名类试进士未能参加殿试的均录为同进士出身。绍兴元年（1131）仍由各路进行类试而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将川陕诸路举子集中在处置使司所在地进行类试并排列名次遂成为制度以后在制置使司或宣抚使司所在地成都进行。绍兴二年除川陕类试举子外其他诸路类试举子集中在“行在”临安府进行殿试川陕类试名依殿试第三名为进士及第其余都作为与四、五等相同的同进士出身其后成为制度。绍兴十八年何耕在类试对策中“极论蜀士徇道守节”与秦桧求和政策相背秦桧党羽遂奏请：“四川类省试合格不赴殿试人第一等并赐进士出身余人同出身。”从此类试合格人常参加殿试。如皇帝“不亲策则类试第一人恩数如旧第二、第三人皆附第一甲九名以上附第二甲”3遂成惯例。 2《宋史》卷157《选举志》三。 3《宋史》卷155《选举志》一；《宋会要辑稿》选举3之49。 第三节宋代教育宋初沿旧制设国子监为最高学府一度改名国子学。仁宗时设太学神宗时开始实行三舍法北宋末太学生达38oo人。又设武学、律学、算学、书学、画学、医学等专门学校国子监为朝廷教育管理机关。地方教育有州县学和书院、私学。由于印刷术普及等原因宋代教育的达远远过前代。在乡村中如《百家姓》、《千字文》之类的识字课本有一定程度的普及。不少地区利用农闲举办冬学教农家子弟识字。福州一地解试哲宗时每次参加者达3ooo人孝宗时增至2万人；南宋时建宁府（今建瓯）每次参加解试者达1万余人连只有三县的兴化军（今莆田）也达6ooo人。这些均反映了宋代教育的普及程度。 北宋前期的国子监、太学宋沿旧制设国子监建隆三年（962）六月崔颂判国子监才开“始聚生徒讲学”是为宋代“国学”之始。开宝八年（975）时“生徒旧数七十人元奉诏分习《五经》内有系籍而不至者”。朝廷也不重视太学的建设淳化二年（991）末还是“太学（指国子监）善之地今《五经》博士并缺其员”1。唐制国子监生为三品以上官员子弟太学生为五品以上官员子弟四门学生为六、七品官员子弟及庶人之俊异者而宋代“无国子、太学、四门之别”1。庆历二年（1o42）时“但为游士寄应之所殊无国子肄习之法居常讲筵无一二十人听读者”国子监主要成为官员子弟取得国子“解试”资格以参加礼部贡院考试（省试）的机构。次年曾设立四门学以八品至士庶子弟充学生但不久即废。四年四月以国子监房屋“狭小不足以容学者”以“锡庆院”为太学1；五年正月改以马军都虞候公宇为太学这是宋朝建立太学之始取法湖州教授胡瑗的教学法太学粗具规模过去的国子监生常称为太学生此后的太学生亦常称为国子监生。自康定元年（1oo4）至皇祐三年（1o51）以前“朝廷拨田土二百余顷房缗六七千入学充用是时供生员（内舍生）二百人”；皇祐三年改“以百人为限”。次年教育家胡瑗出任国子监直讲“其徒益众太学至不能容取旁官舍处之”。但是经费却日益困难“胡瑗管勾（太学）已逾三岁才赡及掌事、谕义、孤寒学徒三二十人而已”。到嘉祐元年（1o56）“一切停罢令（太学生）自供给”原因是应归太学的收入都被国子监占作他用。吴中复、赵抃先后要求将经费归还太学使用太学的经费终于多少有了着落。到熙宁元年（1o68）以前太学生“近年每人只月钱三百文添厨”只能说是补助部分伙食费“其余自备比旧殊寡”2。此后不久即实行“三舍法”。1《宋会要辑稿》选举6之48；《宋史》卷156《选举志》二。 1《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3；《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8绍兴十八年八月癸巳。1《宋会要辑稿》崇儒1之29；《宋史》卷157《选举志》三卷296《杨徽之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2淳化二年十一月庚戌。 2《历代名臣奏议》卷114苏颂：《议学校法疏》。 三舍法庆历五年设立太学后曾设“内舍生”2oo人嘉祐元年（1o56）有人“或欲立三舍以养生徒”3但没被朝廷采纳。熙宁元年（1o68）太学除内舍生2oo人外增加1oo人为外舍生“且令入斋听读仍不给官中贴厨钱候内舍生有缺即将外舍生拨填”1。王安石把学校看成“一道德”（统一思想）造就人材的重要场所。熙宁四年十月“太学”开始实行“三舍法”元符二年（1o99）又规定诸路州、府学也实行三舍法直至南宋末。三舍法规定：太学“生员分三等以初入学生员为外舍（生）不限员；外舍升内舍内舍升上舍上舍（生）以百员内舍（生）以二百员为限。生员各治一经”“直讲以十员为额每二员共讲一经”。熙宁五年八月外舍生定为7oo人“日给食钱”。宋神宗要求将王安石“所著经其以颁行使学者归一”2。熙宁八年六月王安石主修王■、吕惠卿参与修撰的《书义》（《新经书义》）、《诗义》（《新经毛诗义》）、《周礼义》（《新经周礼义》、《周官新义》）合称《三经新义》颁于学校作为教科书。元丰二年（1o79）十一月颁《学令》“太学置八十斋斋容三十人外舍生二千内舍生三百上舍生一百”共24oo人还订有考试升迁细则外舍生由各州生员经考试选入。外舍生每月进行一次“私试”每年进行一次“公试”第一、二等者升内舍生；内舍生二年进行一次“舍试”得优、平二等的升上舍生升舍时还要参考每月所记学生的行（“师教不戾规矩”）、艺（“治经程文合格”）决定是否升舍。上舍生分为三等以行、艺俱优为上等一优一平为中等二者俱平或一优一否为下等上等者可直接任命为官中等者可不参加“省试（礼部试）”而直接参加殿试下等者可免“解试”直接参加“省试”。但要求很严上舍上等生“自元丰（二年）以来十余年间上舍生推恩（特命官）者林自一人而已”3元祐时废上舍生直接命官及免省试、解试的制度绍圣时复行元丰制度。 宋徽宗时又增上舍生为2oo人、内舍生为6oo人、外舍生为3ooo人学生由州学生升贡以考试以定入舍等级。自崇宁五年（11o6）“是科为始罢诸州解并省试并以学校逐年贡士”1。下一科起即从上舍生中选拔不进行“省试”而只进行“殿试”故有“上舍魁”、状元而无“省元”。宣和三年（1121）又诏恢复“省试”复行元丰三舍法。 南宋绍兴三年（1133）始设国子监十三年始建太学亦行元丰三舍法定额为上舍生3o人、内舍生1oo人、外舍生57o人。以后各舍人数有增减上等上舍生亦可直接出任官职直至南宋末年。 宋哲宗元符二年（1o99）规定州、府学也实行三舍法有关制度与太学三舍法相同各州、府学每年向太学“岁贡”每州贡上舍生一人内舍生二人州内舍生免试为太学的外舍生州上舍生先附太学外舍生学习经3《宋会要辑稿》崇儒1之29、3o；《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8庆历四年四月壬子。1《历代名臣奏议》卷114赵抃：《乞给还太学田土房缗状》；《宋史》卷432《胡瑗传》；《宋会要辑稿》崇儒1之3o。 2《欧阳文忠公文集》卷112《议学状》。 3《宋会要辑稿》崇儒1之3o。 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7熙宁四年十月戊辰；卷237熙宁五年八月辛卯。《宋史·选举志》三。考试中格升为太学内舍生经三次考试还不能升内舍生返回州学。徽宗崇宁元年又规定县学学生经选考升入州、府学；州、府学学生每三年向太学输送一次再经考试上等者为太学上舍生中等者为下等上舍生下等者为内舍生不入等的为外舍生宣和三年罢州县学三舍法。 元丰时创设小学教授哲宗时创设在京小学徽宗政和四年（1114）在京小学生达近千人小学收8至12岁学生入学亦曾行三舍法。崇宁元年规定州县学亦设小学收1o岁以上学生入学。小学分别隶属于太学、州学、县学不另设学。 州县学北宋前期州县学很少。真宗于咸平四年（1oo1）对诸路州县有学校的赐“九经”。景德三年（1oo6）任命平归一为真定府（今河北正定）助教“仍令常切讲授”；又诏令各州县在孔庙起讲堂讲学。大中祥符二年（1oo9）一月广州“就宣圣庙创立学舍及于斋厅讲说”可说是早期州县学的基本形式。二月应天府民曹诚自建房舍“愿以学舍入官”赐名应天府书院史称“州郡置学始此”。仁宗“明道、景祐间累诏州、郡立学”。宝元元年（1o38）“近制惟藩镇立学”“时大郡始有学而小郡犹未置也”三月所设颍州州学是座小郡州学。“庆历新政”前已建州、府学五六十所。庆历四年（1144）“诏令诸路州、府、军、监除旧有学外余并令立学如学者二百人以上许更置县学”2。熙宁四年（1o71）又诏各州县普遍设学校但主要仍是府、州学。元符二年（1o99）“诸州（学）署教授者依太学三舍法考选生徒升补”。崇宁元年（11o2）时州学还不能每州都建“郡小或应举人少则令三、二州学者聚学于一州置州学并差教授”1。县学在北宋末年有了很大的展崇宁三年规定县学学生名额大县5o人中县4o人小县3o人。北宋末是州县学最盛时期各路曾设提举学事司管辖一路学政。州县学不仅有学舍供学生食宿还有学田及出租“房廊”的收入作为学校经费。大观三年（11o9）北宋24路共有学生167622人校舍95298楹；经费年收入钱3o5872贯支出267878贯；粮食年收入64o291斛支出337944斛；校产中有“学田”11599o顷“房廊”155454楹。在校学生之多校舍之广经费之大且如此充裕不仅是空前的在宋代也是绝后的。南宋初州县学大多因战乱而停办绍兴和议后渐次重建但总体上始终未能达到北宋末年的规模。 书院、私学北宋初期“是时未有州县之学先有乡党之学”1。乡党之学包括私学和“书院”。私学包括启蒙教育和学习经义等书院通常是学习经义。宋代私人办学得到很大展一些学者、儒生纷纷设立“精舍”、“书院”教授生徒。宋初设私学著名的如孙奭讲经“门人数百”刘颜“居乡里教授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o1元丰二年十一月乙巳。 1《文献通考》卷32《选举考》五《宋登科记总目》。 1《宋会要辑稿》崇儒2之2—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1大中祥符二年正月甲申。数十百人”石介“以《易》教授于家”李觏“以教授自资学者常数十百人”种放“聚徒讲学”田诰“聚学徒数百人”等2。宋初著名的四大书院即白鹿洞（今江西庐山）、岳麓（今湖南善化岳麓山）、应天（今河南商丘）、嵩阳（今河南登封）或石鼓（今湖南衡阳石鼓山）书院。白鹿洞书院原是南唐白鹿洞书馆入宋后白鹿洞主明起继续进行讲学北宋时一直属私学性质。太平兴国五年（98o）明起受到宋太宗奖励。书院后逐渐衰落皇祐五年（1o53）孙琛重建后称为白鹿洞书堂到熙宁五年（1o72）时已再次荒废。岳麓书院开宝九年（976）潭州知州朱洞创建大中祥符八年（1o15）赐名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旧址原是五代末宋初私学讲学者戚同文的旧宅大中祥符二年时由曹诚重建兴学赐名应天府书院。天圣五年（1o27）范仲淹曾受知府晏殊之邀在此讲学史称“自五代以来天下学废兴自（晏）殊始”1。北宋官府兴办州府学后景祐二年（1o35）将应天府书院作为应天府府学。嵩阳书院最初赐名于至道二年（996）后废；景祐三年河南府新建太室书院赐名嵩阳书院。至道三年衡阳（今属湖南）人李士正讲学于石鼓书院书院名声大振。此外茅山（今江苏南京茅山）书院亦颇有名。这些书院大多得到朝廷的资助与奖励如赐额、赐书、赐学田等也有私人捐赠学田和房屋。书院规模较小学生数十至数百人。北宋中期以后书院逐渐衰落。南宋时州县学衰落而新儒学“宋学”的理学派受佛教寺院宣传教义的影响书院成为理学派宣扬理学的场所书院大兴。其中最著名的是朱熹于淳熙六年（1179）兴复白鹿洞书院次年竣工并聘主讲亲订规约即著名的《白鹿洞规》还常亲去授课质疑问难。乾道元年（1165）潭州知州刘珙修复岳麓书院理学家张栻主持教务成为理学湖湘学派的基地。绍熙五年（1194）朱熹扩建岳麓书院学生达千余人。朱熹以白鹿洞书院作为研讨、传布理学的中心。其建置、规约乃至讲授、辩难等方式无不受禅宗寺院的影响。各派理学家的书院相继而起如理学心学派6九渊的象山书院、理学婺学派吕祖谦的丽泽书院等等。南宋先后兴建的书院总数达3oo所以上书院大多得到官方的支持。书院与州县官学成为南宋地方的主要教育机构书院大多又是理学的传布中心理学因而益盛。 宋代州县学、书院虽盛但进入州县学、书院学习的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仍主要从家馆或塾师设馆等私学中学习。而应聘为家馆、学馆教师及自设学馆授徒是宋代贫穷士人取得生活经费及复习应举的重要途径也是被贬或居丧守制官员经常进行的活动。北宋王安石居丧在江宁时讲学南宋汪应辰被秦桧逐出后“居常山之永年院”“益以修身讲学为事”2只是事例之一二。南宋陈亮在宋孝宗初年“退修于家学者多归之”主要为传布其学说；而淳熙十二年（1185）“今年不免聚二三十小秀才以教书为行户”1则是普通士人自设私学以取得生活经费来源的事例而且是以启蒙教育为主。宋代的启蒙教育除了年龄稍大的开始学习经书外初学识字后大都学习《千字文》、《百家姓》之类南宋朱熹弟子陈淳为其子编写三字2《宋会要辑稿》崇儒2之6、7。 1《文献通考》卷46《学校考》七。 2《宋史》卷431《孙奭传》卷432《刘颜传》、《石介传》、《李觏传》卷457《种放传》、《万适传附田诰传》。 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o5天圣五年正月庚申。 一句的《启蒙初诵》实是后来广为普及的《三字经》之先声。《三字经》托名南宋王应麟编或称区适编为初识文字之书。而吕本中编《童蒙训》是“其家塾训课之本”；朱熹编《小学》意在“受之童蒙资其讲习”都是稍识文字之后的启蒙之书1。南宋学者相继编撰识字、启蒙教材促进了宋代初等教育的展。 1《宋史》卷387《汪应辰传》。 第四节辽代的科举与学校从权宜向定制展的科举制耶律阿保机建国前曾多次征战燕云地区接触了中原文化。他本人懂汉语并有借助儒家思想维护统治的政治倾向。太子耶律倍更加热中于汉文化。所以辽政权从建立之日起就显示出契丹和汉文化共同展的倾向。辽太祖时创制了契丹文字与汉字并行于境内。 在官员的选用方面科举是汉人、渤海人入仕的途径之一。会同年间从后晋得燕云十六州地。为了安抚和统治新附之区辽国急需选用汉士曾举行科举考试以汉士平素所习之业进行选拔。历仕太宗、世宗、穆宗、景宗、圣宗五朝的汉官室昉就是会同初登进士第的。 辽代的科举制度有一个从权宜向定制展的过程。会同年间在燕云地区举行的科举是一次为选拔汉官治理汉地的权宜之计。保宁八年（976）“诏南京复礼部贡院”2才正式建立了主持科举考试的常设机构。圣宗统和六年（988）“诏开贡举”科举渐成定制。太平十年（1o3o）“诏来岁行贡举法”制度已趋健全。统和二十七年（1oo9）和统和二十九年（1o11）的“御前引试刘二宜等三人”和“御试放高承颜等二人及第”3是殿试的开端。以后兴宗重熙五年（1o36）“御元和殿以《日射三十六熊赋》、《幸燕诗》试进士于廷”1则是由皇帝亲自出题举行殿试。 辽代举行科举考试的时间前后不同。自会同初至统和六年（988）无定期为笼络和选拔汉族士人的临时措施权宜之法。 统和六年至重熙元年（1o32）大抵每年举行一次重熙后为三年一次。前者为沿袭唐制后者则是受宋朝的影响2。其程序“有乡、府、省三试之设。乡中曰乡荐府中曰府解省中曰及第”。省试由礼部贡院主持按成绩分甲、乙、丙三科。合格者以“喜帖”书其姓名。 考试科目在圣宗时以词赋为正科法律为杂科。后则借鉴宋朝“程文分两科曰诗赋曰经义魁各分焉”3。终辽之世重词赋轻经、律故律科进士为数很少。道宗朝曾设贤良科应试者先以所业十万言进。 辽代的科举专为选汉官、取汉士之用只有汉人、渤海人可以应试。对契丹人参加科举限制甚严。辽国契丹人中虽不乏文学之士但他们却多不是进士出身。重熙中季父房耶律蒲鲁虎应试及第为有司告其父耶律庶箴以“擅令子就科目”被处以鞭刑。至道宗朝有白霫进士郑恪天庆五年（1115）又有契丹进士耶律大石等。可见至道宗朝对契丹、奚、霫等参加科举考试的限制已放宽。对汉人应举的限制则承袭了中原历代之制禁止医卜、屠贩、奴隶、商贾之家和背弃父母、犯罪逃亡者应试。 2《宋史》卷436《陈亮传》；《陈亮集》卷2o《（答朱熹）又乙巳春书之一》。3《四库全书总目》卷92《童蒙训》；《朱文公文集》卷76《题&1t;小学>》。1《辽史·景宗纪》。 2《辽史·圣宗纪》。 3《辽史·兴宗纪》。 学校在实行科举的同时辽代也设立学校培养人材。太祖、道宗时分别于两京置国子监设祭酒、司业、监丞、主簿教授上京、中京国子学生徒。太宗于南京设太学。圣宗曾赐南京水硙庄一区以助学养士。五京州县也设有学校。“蕃汉官子孙有秀茂者必令学中国书篆习读经史”1。道宗清宁元年（1o55）诏设学养士并颁《五经》传疏置博士、助教。不仅契丹、渤海、奚、汉人子弟可入学学习到圣宗朝高丽也曾遣童子入辽学习契丹语。 辽朝诸官员除选自宗室、外戚、诸部贵族有功劳、有能力者外科举又为汉人和渤海人提供了入仕的途径。虽然通过科举做官者只占辽国官员的十之二三但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所起的作用却是不可低估的。他们中既有治国安邦的政治家也有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科举取士扩大了辽朝的统治基础促进了境内文化、教育事业的展推动了汉文化和儒学的传播。 1参见朱子方、黄凤岐：《辽代科举制度述略》《辽金史论集》第3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五节西夏的科举与学校以“蕃学”、“儒学”取士西夏建国之初尚未实行科举取士制度景宗李元昊始建“蕃学”作为培养人才选拔官吏的途径。史载：“夏州自五代后不列职方。其官属非世族相传即幕府遣擢尚无科目取士之法。元昊思以胡礼蕃书抗衡中国特建蕃学以野利仁荣主持。”“蕃学”的学员是从“蕃汉官僚子弟内选俊秀者入学教之俟习学成效出题试问观其所对精通所书端正量授官职”2实际上“蕃学”已具有科举取士的性质。 夏崇宗时期李乾顺“命选人以资格进”规定“凡宗族世家议功议亲俱加蕃汉一等工文学者尤以不次擢”1这又是具有恩荫察举性质的荐官办法。西夏宗室李仁忠、李仁礼因“先世之功”又“通蕃汉文字有才思善歌咏”都被进官封王。大约在崇宗时期西夏已开始实行科举取士制度。仁宗时期的名相斡道冲经科举进入仕途任国相十余年。史载其八岁中童子举约当崇宗正德至大德年间（1127—1135）。 史书记载西夏实行科举取士制度始见于仁宗时期。人庆四年（1147）“秋八月策举人。立唱名法复设童子科于是取士日甚”2。可见西夏设童子科科举取士在此之前已实行了。西夏科举取士的科目主要是儒家经典早在西夏建国初期的“蕃学”中就由野利仁荣主持翻译汉文儒家经典《孟子》、《孝经》、《尔雅》及《四言杂字》等。毅宗李谅祚曾上表向宋朝求请“九经”、《唐史》、《册府元龟》等典籍供西夏人学习。仁宗李仁孝又曾派遣使者到金朝以重金购买名儒翻译的各种书籍并于人庆三年（1146）下令“尊孔子为文宣帝”1令各州、郡建庙祭祀。西夏至仁宗以后科举取士几乎成为升官进爵的主要途径。根据史书上留下的零星记载如仁宗时的名臣斡道冲、高逸神宗时的名臣权鼎雄献宗时名臣高智耀等都以进士升入官途。夏神宗遵顼为宗室齐王李彦宗之子他“端重明粹少力学长博通群书工隶篆”桓宗天庆十年（12o3）三月“廷试进士唱名第一”2后被嗣齐王爵不久又擢大都督府主。西夏于天盛十三年（1161）正月仿唐宋制度设翰林学士院所选之人亦是通过科举选拔的为皇帝草制诏、备顾问的文学优长之士。神宗时的权鼎雄即“以文学名授翰林学士”。已见于史书记载的西夏翰林学士有仁宗时的王佥、焦景颜、杨彦敏、刘昭、王师信、梁宇、王禹玉、余良等；桓宗时的李国安、张公辅；襄宗时的梁德懿；神宗时的权鼎雄等。此外襄宗时观文殿大学士罗世昌献宗时徽猷阁学士李弁等他们也都是通过科举进身授职。 西夏的科举取士延续到国亡史载夏献宗乾定三年（1224）“三月策2《契丹国志》卷23《试士科制》。 1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77引路振《乘轺录》。 2《西夏书事》卷13。 1《西夏书事》卷32。 2《西夏书事》卷36。 士赐高智耀等进士及弟”3。但高智耀见蒙古军已兵临城下国将亡不受官职后隐居贺兰山中。献宗“策士”的前一年宗室李桢随父避乱到金国时还“应经童试中选”可见科举制度在西夏已深入人心。 学校西夏景宗天授礼法延祚二年（1o39）五月始建学校名为“蕃学”由大臣野利仁荣主持从蕃汉官僚子弟中选拔优秀者入学。同时在国内各州也设立“蕃学”置教授训导。李元昊建“蕃学”其本意是“思以胡礼蕃书抗衡中国”故主要学习新创制的西夏文字用西夏文字翻译汉文典籍如《孝经》、《尔雅》、《四言杂字》等但儒家经典的内容与精神则通过“蕃学”直接灌输或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儒学学校的正式建立是在夏崇宗时期由于西夏封建国家的迅展急需大量的儒学人才。为此崇宗准备向宋朝学习建立学校。他通过御史中丞薛元礼之口奏请西夏建立汉学的重要：“士人之行莫大乎孝廉经国之模莫重于儒学。昔元魏开基周齐继统无不尊行儒教崇尚诗书。盖西北之遗风不可以立教化也。景宗以神武建号制蕃字以为程文立蕃学以造人士缘时正需才故就其所长以收其用。今承平日久而士不兴行良由文教不明汉学不重则民乐贪顽之习士无砥砺之心。董子所谓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可得乎？”夏贞观元年（11o1）崇宗“命于蕃学外特建国学置教授设弟子员三百立养贤务以廪食之”1。到仁宗时期西夏学校制度迅展。据史书记载当时西夏设立的学校主要有以下三种：（一）小学即州县所设学校。人庆元年（1144）六月建全国有弟子学员3ooo人。 （二）宫学又称小学、内学设于宫禁中。人庆元年六月初建五年三月复建置教授招收宗室子孙7岁至15岁者入学仁宗与皇后亲为训导。（三）太学人庆二年七月建尊孔读经由仁宗亲临释奠并对学员给予赏赐故地位较高。 仁宗于人庆三年三月“尊孔子为文宣帝令州郡悉立庙祀殿庭宏敞并如帝制”2将孔子抬到了极高的地位。 西夏学校制度及学校规模汉文史籍无考。黑水城遗址出土的西夏文献中有一《新修太学歌》全文共27行。诗歌内容提供了有关西夏仁宗时期新建太学的一些材料。据考证这是一对仁宗乾祐二十三年（1192）重建太学的赞美诗。诗中开说明西夏建立太学培养人才的重要性所谓“天遣文星”使“番君子。得遇圣句圣语文”以便治国安邦。其后描述太学建筑的形制和功用如“沿金内设窗”、“顺木处开门”、“冬暖百树阁”、“夏凉七级楼”等可能是继承和模仿中原汉唐传统的“太庙”而建。诗歌中有“夙兴拱手念真善住近纯佛圣处”之句似乎太学中还有诵读佛教经典的课程。西夏笃信佛教仁宗时期是西夏佛教的极盛时期在西夏儒学中3《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1《西夏书事》卷39、42。 2《西夏书事》卷42。 增设佛学课程或许是西夏学校的特色之一1。 1《西夏书事》卷31、36。 第六节金代的科举与学校科举制度金代科举之制略如辽、宋。太宗天会元年（1123）十一月因为急欲得到汉族士人来统治新归附州县地区的汉族人民始开科举取士初无定额也无定期天会二年一岁中两次举士。考试分词赋进士、经义进士两类词赋考赋、诗、策论各一道经义考经义、策论各一道。五年占领北宋河北、河东后因为职员多阙再加上辽、宋制度的不同下诏南北各因其素常所习学之业取士设南北两科分别考试号为南北选。熙宗天眷元年（1138）五月诏南北选各以经义、词赋两科取士。海陵王天德二年（115o）始增设殿试制度而且更定试期为三年。贞元元年（1153）定贡举程试条理格法。《金史·选举志》记载：“（天德）三年并南北选为一罢经义策试两科专以词赋取士。”实际上海陵王罢南北选统一科举制度不是在天德三年而是贞元二年。《金史》记载贞元元年时尚分南选、北选《三朝北盟会编》卷144引张棣《金虏图经》：“次举又罢经义专经神童止以词赋、法律取士词赋为正科法律为杂科。”海陵王举的时间是天德三年而于次举的贞元二年时才并南北选为一。金为女真人创进士科初仅试策后增试论叫做策论进士。大定四年（1164）世宗先后从猛安谋克选子弟为学生诸路至3ooo人。九年选其异等者百人到京师命温迪罕缔达教以古书作诗和策后复试得徒单镒以下3o多人。到十年开始议行策选的制度十三年始定每场策一道以五百字以上成免乡试府试止会试和御试。其试期与汉进士同是三年一试就悯忠寺试徒单镒等徒单镒以下27人中选。十六年又命皇家两从以上亲及宰相子直赴御试。皇家袒免以上亲及执政官子直赴会试。章宗明昌初又设制举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博学弘材、达于从政等科试无常期。 初时有词赋、经义、同进士、同三傅、同学究五等后改为词赋、经义、策论、律科、经童。其试词赋、经义、策论中选者谓之进士；律科、经童中选者谓之举人。 凡诸进士、举人由乡至府由府至省及殿廷凡四试都能中选则与之官。与廷试五被黜则赐之第谓之“恩例”。又儒臣有功和处士有学行而被荐举的得特命及第谓之“特恩”。 世宗大定二十八年定三月乡试八月府试翌年正月会试三月廷试。章宗明昌元年（119o）诏免乡试；二年定诸路府试之地及考官员数。考官员数以应试之人多寡来定府试则以官高者一人为考试官余为同考试官；会试则以一人为知贡举官余为同知贡举官。又定女真进士限丁的制度凡户只一丁的不许应试两丁许一人四丁许二人六丁以上止许三人。 所试科目规定：词赋进士试赋、诗、策论各一道。经义进士试所治一经义、策论各一道。策论进士（此科专选女真人）每场策一道以五百字以上成后改为策、诗试三场策用女真大字诗用小字后又于经内出题加试凡府试则先试射。律科在法令内出题府试十五题每五人取一人。大定二十二年定制会试每场十五题三场共通三十六条以上以文理优拟断当用字切者为中选。后又试《论语》、《孟子》小义一道。经童或诵《论语》诸子或诵《诗》、《书》、《易》、《礼》、《春秋左氏传》及《论语》、《孟子》或试诗赋或试行草。制举试策。宏词科试诏、诰、章、表等杂文于举进士之年试之。武举始于熙宗时章宗定考试制度试射贴、远射、射虎、刺板、问律。 金代科举的监检制度很严。科举考试专门派遣军队监督、弹压和巡护。 大兴府（今北京）则差武卫军其余府则于附近的猛安内差摘平阳府（今山西临汾）则差顺阳军。凡是府、会试每四个举人则差一人复以官一人弹压。御试策进士则差弩手及随局承应人汉进士则差亲军人各一人都是用那些不识字的以护卫十人亲军百人长、五十人长各一人巡护。搜检制度尤为严切乃至解袒衣索及耳鼻。因为这种过分的搜检不合对待士人之礼所以大定二十九年就曾依以前故事使就沐浴官置衣使之更换既可以防滥又不亏于礼。 金朝科举其弊已甚。元好问说：“国初因辽、宋之旧以词赋经义取士预此选者选曹以为贵科荣路所在人争走之。”1刘祁也说：“金朝取士止以词赋经义学士大夫往局于此不能多读书。其格法最陋者词赋状元即授应奉翰林文字不问其人才如何故多有不任其事者。或顾问不称上意被笑嗤出补外官。章宗时王状元泽在翰林会宋使进枇杷子上索诗泽奏：‘小臣不识枇杷子。’惟王庭筠诗成上喜之。吕状元造父子魁多士及在翰林上索重阳诗造素不学诗惶遽献诗云：‘佳节近重阳微臣喜欲狂。’上大笑旋令补外。故当时有云：‘泽民不识枇杷子吕造能吟喜欲狂。’”2其陋弊可见。金朝入仕之路最广而且出于任子的十之四大定后纯用任子。“是后推酤日广风俗堕坏六七十年间遂有愚贤固滞之叹论者以为此诚选曹泯法之弊至于廉耻道丧自同商贩”1。 学校与书院金朝开始就重视文化教育太祖时其言已文太宗时兴学校设科举中经熙宗、海陵到世宗、章宗时“修崇学校议者以为有汉文景风”2。崇文养士庠序日盛。 金代学校分汉人学校、女真学校和官学、私学。于朝廷设太学海陵王天德三年（1151）设国子监于上京置汉人国子学。世宗大定六年（1166）置汉人太学。大定十三年始置女真国子学；二十八年又置女真太学。另外置司天台五科分天文、算历、三式、测验、漏刻；太医院医学十科。国子学、太学隶属于国子监司天台五科隶属于秘书监太医院医学十科隶属于宣徽院。 金代地方学校有府学、州学、县学、乡学四级。金初逐渐恢复和新建一些地方的府学、州学和县学。金世宗、章宗时在恢复和新建地方学制的基础上建立了具有金朝特点的地方学制。 1《西夏书事》卷36。 2参阅聂鸿音：《西夏文&1t;新修太学歌>考释》《宁夏社会科学》199o年第3期。1《遗山文集》卷17《闲闲公墓铭》。 2刘祁：《归潜志》卷7。 一是京、府、节镇、防御州学。世宗大定十六年诏京府设学养士。章宗大定二十九年诏京、府、节镇、防御州设学养士置府学24节镇学39防御州学21女真府州学22。被称为“京府镇州之学”。诸府、诸节镇、诸防御州各置教授一员。 二是附于京府的刺史州学。刺史州学官府不置教授“刺史州则系籍生附于京府各有定”3。当是由京府所管的地方学校。 三是在外县的县学、乡学。元好问把乡校与私塾分别开乡学当是地方基层主办的学校收乡里子弟入学。 金代私学除进行儿童的启蒙教育以外也有专门研究学问的高等教育。 金继辽及北宋设家塾。如王去非、赵质、曹珏、薛继先都因为科举不第或隐居而“家居教授”、“教授为业”、“课童子读书”1。史天倪祖伦于“金末中原涂炭乃建家塾招徕学者”2。另外也有的以其专业和专学而执教的如耶律固、刘■皆金之名士置馆门下传教。一些名士大夫出其门下。高仲振入居嵩山以《易》及《皇极经世》学授弟子王汝梅以法学和经学教诸生杜时昇隐居嵩、洛山中以“伊洛之学”教后进。1金之州县有学校亦皆有孔庙。熙宗时建孔子庙于上京盖只立庙。章宗明昌元年（119o）三月“诏修曲阜孔子庙学”。泰和四年（12o4）二月“诏刺史州郡无宣圣庙学者并增修之”2。《金史·任天宠传》：“再迁威戎县（今甘肃静宁南）令。县故堡寨无文庙学舍天宠以废署建”。金制有学亦有庙而所重在庙此影响后来的元朝。 金朝学校大展在世宗、章宗时期。当时办学思想从世宗的一段话中可知：“经籍之兴其来久矣垂教后世无不尽善；今之学者既能诵之必须行之然知而不能行者多矣苟不能行诵之何益？女直旧风最为纯直虽不知书然其祭天地敬亲戚尊耆老接宾客信朋友礼意款曲皆出自然其善与古书所载无异。汝辈当习学之旧风不可忘也。”3说明世宗主张教育重在实学学则必用学汉文化与学女真旧俗并重。 金代学校经费大抵恃钱米、学田。章宗泰和元年“更定赡养学士法生员给民佃官田人六十亩岁支粟三十石；国子生人百八亩岁给以所入官为掌其数”4。国家还规定：“学田租税、物力皆免”。“系籍学生、医学生皆免一身之役”5。在地方也有私人以田赡州学的。虽然如此但学田所入仍多供教官私用而家贫入学的尚不免贫困。 学校对学生名额、入学资格、年龄、课程、考核及黜陟都有规定。以太学为例入学资格及名额规定：五品以上官兄弟子孙15o人曾得府荐及终场人25o人。教学内容分经、史、子三大类而以经史为主。教材统一由国子监印行给各校使用。考核规定：三日一会课作策论一道又三日3《遗山文集》卷27《辅国上将军京兆府推官康公神道碑》。 1《归潜志》卷12。 2《遗山文集》卷32《寿阳县学记》。 1《金史》卷127《王去非传》、《赵质传》、《薛继先传》。 2《元史》卷147《史天倪传》。 3《金史》卷127《高仲振传》、《王汝梅传》、《杜时昇传》。 4《金史》卷9《章宗纪》一卷12《章宗纪》四。 5《金史》卷7《世宗纪》中。 作诗赋各一篇。三月一私试先试赋间一日试策论。中选者以上五名申部。黜陟规定：“犯学规者罚不率教者黜。”1此外还规定休假、请假等制度遇旬休、节辰都有假学生有病给假疗养省亲远近则给程。遭丧事一百天后求入学者不得参与释奠礼。 1《金史》卷11《章宗纪》三。 第十二章社会风俗和宗教第一节五代、宋的社会风俗五代、宋代的社会风俗虽只是当时的风俗但不少风俗对后代影响很大其中节庆大多沿自前代也有不少风俗创自宋代如北宋的爆竹（火药）、南宋的烟火影响及于今日；宋代的冬至吃馄饨实是今日北方冬至吃饺子的先声等。而今日看似平常如人们早晚活动不受时间和地区的限止商店可以随处开设并全天甚至通宵营业人们普遍使用桌、椅、凳等这些在五代以前是无从想象的是中国古代人民社会风俗在宋代生的最为重大的变化奠定了今日人们生活方式的基础2。 朝市、夜市：“坊市制”破坏后的新习俗唐代城市实行“坊市制”坊（里）是居民区每城设一二处“市”个别的设三“市”市为工商区区分严格各有围墙、街鼓及坊、市门定时开关“日暮鼓八百声而（坊、市）门闭”禁止人们外出；“五更二点鼓自内诸街鼓承振坊、市门皆启”3人们开始活动工商业也进行营业。而地方上“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其市当于午时击鼓二百下而众大会日入前七刻（约合1小时4o分）击钲三百下散”1。经唐末、五代到宋代从秦汉以来实行了一千多年的“坊（里）市制”终于破坏无遗居民区“坊、里”与商业区“市”之间的严格区分被完全打破行动不受地区和时间的限止1。不仅城里随处可以开设商店农村的镇和城外近郊的草市也可开店营业而且唐代都白天全天营业州、县城下午营业的城镇居民生活习俗也被打破。宋代商店营业的时间完全依商业的繁华情况而定一般商店大多是天明后营业天黑前息业而饮食店、酒楼、茶坊的营业时间更长尤其是繁华的城市自早晨五更到半夜三更有的甚至通宵营业形成城镇居民划时代的新的生活习俗影响所及直至今日。 如北宋都开封“每日交五更诸寺院行者打铁牌子或木鱼循门报晓诸趋朝、入市之人闻此而起。诸门桥市井已开酒店多点灯烛沽卖并粥饭点心亦间或有卖洗面水、煎点汤茶药者直至天明”。州桥、马行街“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大抵诸酒肆瓦市不以风雨寒暑白昼通夜”2。南宋都临安更是“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更）游人始稀五鼓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最是大街一两处面食店及市西坊西食面店通宵买卖交晓不绝”2《金史》卷47《食货志》二。 3《金史》卷51《选举志》一。 1朱大渭《中古汉人由跪坐到垂脚高坐》（《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4期）认为垂脚高坐“至唐末五代已接近完成”的看法（《中国全史》观点同）欠妥。 1《新唐书》卷49上《百官志·左右街使》。 2《唐会要》卷86《市》。 3。城镇居民生活习俗的改变促进了商业展与城镇的繁荣《东京梦华录》、《梦粱录》、《武林旧事》等宋人著作中还记载了宋代人大量的饮食习俗。起居：由“席地而坐”到使用桌、椅、凳五代、宋代是唐代以“席地而坐”为主向普遍使用桌、椅、凳、杌（兀）子（方凳）等高起高坐起居方式转化的时期北宋中期以后已大体与现代近似。北宋初乾德二年（964）前不久曾生了与起居有关的朝仪方面历史性变化的事情“宰相见天子必命坐有大政事则面议之常从容赐茶而退”4唐及五代皆行其制北宋初任用后周大臣范质等人为相仍沿用旧礼传说当范质等人起立奏呈奏章时宋太祖密令去座奏毕回时已无座宰相“坐而论道”之礼遂废常朝时宰相立班为后世沿袭。宰相此时之座还不是椅子。椅子起于五代后晋天福八年（947）景延广向出帝进奉“椅、榻皆裹金银饰以龙凤”1。后周礼部侍郎窦仪“于堂前雕起花倚（椅）子二只以祗备左丞洎太夫人同坐”。但椅子只有尊长及老人使用正式场合未使用椅子及与之配套的桌子等。宋太祖时“使相”赴上仪（就职仪）时于中书都堂（政事堂）“逐位（使相）就牙床、小案子上判案三道”是仪式的一部分2。这说明宋初官员正式场合使用的是“牙床、小案子”。宋太宗大宴群臣时全都就座都指挥使以上坐于殿上“宰相、使相坐以绣墩”（曲宴行幸用杌子）参知政事以下用蒲墩都虞候以上坐于朵殿其余分坐两廊“自朵殿而下皆绯缘毡条席”席地而坐3。至少直到宋仁宗时皇帝在正式场合仍未使用椅子皇帝御座称为“驾头一名宝床正衙法坐也香木为之四足瑑山以龙卷之”实是一矮榻。皇帝出行时以一内侍抱驾头于马上前导嘉祐六年（1o61）因内侍坠马跌坏已传四世的驾头以后改为四人抬1。欧阳修记载当时婚礼两椅相背置马鞍于其上说明其时民间已使用椅子。河南禹州白沙宋墓《夫妻对坐宴饮图》壁画更有了具体的桌椅图像为矮背无扶手椅子主人脚下另有“踏脚”。宋徽宗出行时也已改用椅子称为“金交椅”（金饰或涂金）由御龙直执携而“御椅子皆黄罗珠蹙背座则亲从官执之”2。北宋末年著名的风俗画《清明上河图》中店铺内有大量桌子和条凳。只有进城第一家（上侧）一先生（或店主）坐一椅及“赵太丞家”有一空椅似都是“交椅”类似现代的折椅说明还不普及。南宋理宗时张端义《贵耳集》记载交椅“自来只有栲栳样”说明“交椅”已是圈椅已有扶手及矮靠背秦桧时“京尹吴渊奉承时相出意撰制荷叶托四十柄载赴国忌所”作为高靠背添在交椅上“凡宰执、侍从皆有之”说明大臣们都坐椅子时称“太师样”后世称为“太师椅”。吴渊是宁宗时人张端义说吴渊所创则有误但岳珂记载绍兴十五年（1145）3宋代城市情况的变化参见本编第五章《城市和镇市》第二节《城市制度》。4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2、3。 1吴自牧：《梦粱录》卷13。 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乾德二年正月。 3《新五代史》卷29《景延广传》。 1丁谓：《丁晋公谈录》。 2李攸：《宋朝事实》卷12《仪注》二。 秦桧迁居新第优伶进行庆贺演出时有“一伶以荷叶交倚（椅）从之”“尔但坐太师交倚（椅）”3可见南宋初确已有此类高靠背的太师椅。南宋皇帝的“平辇”“赤质正方形如一朱龙椅而加长竿二”；孝宗为高宗造的“七宝辇”“中设香木御坐引手为转身龙靠背为龙”4御座为有扶手靠背龙椅与后代相似已不是驾头。南宋皇帝出行时不仅有“快行家”“手执御校（交）椅”御龙直“执黄罗珠子蹙百花背座御椅子并脚踏”等实际使用的是坐椅；而“驾头用朱红圆兀（杌）子一只以绣袱盖閤门捧于马上二边各有从人扶策”实际已只是“仪物”而非实用。皇帝设宴时也已是“殿上坐杌依品位高低坐第三、四行黑矮偏凳坐物”已没有北宋初的席地而坐。说明北宋晚期以后君臣百姓（主要是男子）都已普遍使用椅子、凳和桌子这与北宋前期皇帝坐“驾头”矮榻官员坐墩或坐“席”上以及“就牙床、小案子判案”有着根本区别。但在有的“国宴”上还有一部分人是“就地坐”在紫沿席上1说明“席地而坐”还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6游记载：“徐敦立言：往时士大夫家妇女坐椅子、兀子则人皆讥笑其无法度”2说明到南宋初男女都可普遍使用椅子等这是中国古代在生活起居方面划时代的变化。 服饰赭、黄为皇帝专用色后汉乾祐三年（95o）郭威“澶州兵变”时将士“或有裂黄旗以被帝体以代赭袍”成为以皇帝专用颜色象征皇帝的事例；而后周显德七年（96o）赵匡胤有计划进行“陈桥兵变”时则已是用事先做好的“黄袍加太祖身”3“黄袍加身”遂成为夺取帝位的同义词。皇帝也常服绛纱袍、红衫袍等宋代以黄、红为皇帝专用色。官员公服（常服）的服色以官品（寄禄官、阶官）高低五代、北宋前期沿唐制分为紫（深紫）、绯（大红）、绿、青四色元丰元年（1o78）改为紫、绯、绿三色紫、绯服分别加佩金、银鱼袋高官可服低级服色低官则不得服高出本级的服色。但可按规定服高一或二等服色称为“借绯”、“借紫”而按年限及特旨服者称“赐绯”、“赐紫”。五代、宋代的品官还另有朝服、时服、祭服等服饰上更有许多烦琐的品级区分。 北宋初庶人只许服白色“白衣”作为无官职人的代称太平兴国七年（982）增加了皂（黑）色皂、白二色成为庶人、不入品的流外官吏、公人等的专用服色。宋代庶人习惯服紫色端拱二年（989）规定不得服紫色到至道元年（995）“帝（太宗）以时俗所好冒法者众故除其禁”4。宋代的服色禁令只针对男人且皆指纯色及纯色为底色的“遍地密花”。小儿和妇女不在禁服之列甚至可以服用“诸僭拟乘舆服用”的“纯以红、黄3《宋史》卷148《仪卫志》六《驾头》；《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94嘉祐六年七月壬辰。说明“驾头”是一无靠矮榻而且不太大。 4《东京梦华录》卷6。 1岳珂：《桯史》卷7《优伶诙语》。 2《宋史》卷149《舆服志》一。 3《西湖老人繁胜录》；《梦粱录》卷1、3。 46游：《老学庵笔记》卷4。 为衣”1。 宋代君臣都可头戴“幞头”幞头本是一种头巾北周创设时“以软帛垂脚”隋代改为桐木唐代“惟帝服则脚上曲人臣下垂。五代渐变平直”。宋朝“君臣通服平脚”皇帝有时“服上曲（脚）”。“其初以藤织草巾子为里纱表而涂以漆。后惟以漆为坚去其藤里前为一折平施两脚以铁为之”2即是宋代君臣常戴的“官帽”。至于《东京梦华录》所载：“天武官皆顶双卷脚幞头”“殿前班顶两脚屈曲向后花装幞头”“御龙直一脚指天一脚圈曲幞头”皆是禁军殿前司所属诸班直皇帝出行时的导从仪卫属仪仗队性质他们所戴幞头脚的形式不同则与通常所说的官员官职级别无关1。百姓所戴幞头高不得过二寸五分通常都戴帽或抹额（束在额上的头巾）、裹巾。腰带的玉、金、银、犀角为各级官服用百姓及吏则用铜、铁、角（牛角）、石、墨玉带。各行业有自己特殊的服饰北宋都开封“其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不敢越外。谓如香铺里香人即顶帽披背；质库掌事即着皂衫角带不顶帽之类”。南宋临安则稍有变化如质库掌事已加裹巾。但到南宋晚期“淳祐以来衣冠更易有一等晚年后生不体旧规裹奇巾异服”2。 南宋初因战事频繁军校服紫衫便于行动士大夫、官员也普遍服用后来宋高宗一再申严禁止遂改服白色的凉衫也称白衫形制同紫衫；孝宗初年又禁服白衫只用于丧服官员仍服紫衫。北宋时士大夫交往常服的帽衫乌纱帽、皂罗衫、角带、系鞋南宋时只作为冠、婚、祭服而国子生仍服用。又有以白细布做成的襴衫“圆领大袖下施横襴为裳腰间有辟积”3进士及国子生、州县学生服用帽衫、襴衫类似后代的学生服。此外宋人还有许多常用服饰如“半臂今背子也江淮之间或曰绰子今俗名搭护”背子“今又长与裙齐而袖才宽于衫”；“裤褶”上服褶下服裤“近代服之无定色”；“汗衫”也称中单4。 婚仪五代时刘岳《书仪》的婚礼有“女坐婿之马鞍父母为之合髻”之礼是据“当时流俗之所为”记载的。北宋中叶已变为“当婚之夕以两倚（椅）相背置一马鞍反令婿坐其上饮以三爵女家遣人三请而后下乃成婚礼谓之‘上高坐’”是婚礼中的盛礼1。 宋代婚礼大体是先经媒人女方以“草帖子”通于男家男家经过问卜等认为吉利才回草帖子然后过“细帖”也称定帖。写明三代、父母存亡及男方生辰、官职等如果是“入赘”则要在细帖中写明并列出随带的房地产及金银等。女方回的细帖要列出嫁妆及随嫁的房地产等。其后进行“相1《旧五代史》卷11o后周《太祖纪》一；《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建隆元年正月癸卯。2《宋会要辑稿》舆服4之5。 1《庆元条法事类》卷3《服饰器物》。又此前论著似未论及男女服色的区别等。2《宋史》卷153《舆服志·幞头》。 3《东京梦华录》卷6。有些论著认为天武官等幞头脚形式不同显示官职级别的差异欠妥。4《东京梦华录》卷5《民俗》；《梦粱录》卷18《民俗》。 1《宋史》卷153《舆服志·士庶人车服之制》。 亲”由男方亲人到女方进行相中即以钗插髻中称为“插钗”；如不中意则送一二匹彩缎称为“压惊”。插钗以后男方下定礼女方回定礼以男方所送酒的一半回送并以空酒瓶（樽）两只盛清水放入活鱼三五条箸（筷）一双放入瓶内称为“回鱼箸”；南宋时为金鱼四条、箸一双、葱二株富户以金银打造鱼、箸各一双放入空酒樽内外加彩帛二卷以表示为生葱。其后节庆时送礼称为“追节”。定下婚期后要“下财礼”女方无力自办嫁妆则男方除送饰衣帛外还须送钱称为“兜裹”。婚前一日女方先到男家铺设新房称为“铺房”。娶亲日男方备车、花檐子或轿迎亲女方给“利市钱”称为“起檐子”才出行。到男方门前从人及办喜事人又要利市钱称为“栏门”。又有人执花斗内盛五谷、钱、果望门而撒以压煞神称为“撒谷豆”。新娘下车、轿后踏青布条或青锦褥而行前有一人持镜面对新娘倒行先跨马鞍及秤进门后至一室中少歇当中悬帐称为“坐虚帐”；或直接进入新房内坐于床上称为“坐床富贵”。女方的送客饮三杯五盏而回称为“走送”。北宋末及南宋初还于中堂设榻上置椅子（无马鞍）称为“高坐”新郎坐上后三请后下坐后废此礼。新房的门挂下端碎裂的彩帛新郎入门众人争扯彩帛小片而去称为“利市缴门”。又用红绿彩缎二端各做一“同心结”男挂于笏（或槐筒）倒行女牵于手相向而行称为“牵巾”；南宋又请男家双全女亲用秤或机杼挑去新娘盖头出拜家庙、参礼诸亲再由女倒行牵回房行对拜（交拜）礼后坐床礼官以金银钱、彩钱、杂果撒掷称“撒帐”。男左女右各留少些头“结”称为“合髻”。又用两盏以彩结（同心结）连结互饮一盏称为“交杯酒”也称“交卺礼”。以盏一仰一覆压在同心结上放于床下俗称“大吉”大家贺喜后掩帐。新人换妆后再到中堂参谢亲人、舅姑后再入礼筵饮酒婚礼结束。北宋时次日五更向桌上镜台的镜子展拜称为“新妇拜堂”次拜尊长、亲戚献上鞋、枕等称“赏贺”尊长回赠称“答贺”。女婿往参妇家称“拜门”次日即行的称“复面拜门”。第三日北宋时女家送彩缎油蜜蒸饼称“蜜和油蒸饼”；南宋时送茶饼、鹅、羊等称“送三朝礼”。女家往男家作会致酒称“暖女会”；迎女回家并以礼品送回婿家称“洗头”。一月婿家开筵相庆称“满月”南宋称“贺满月会亲”整个婚仪结束2。 丧俗五代后唐时京城洛阳凡是死亡之家都需经官府或军方巡察如有非正常死亡事涉冤诬即行追勘并对各级官员、百姓的丧葬仪制包括明器（随葬品）数量等都有规定。如唐李德裕所说：“生无孝养可纪没以厚葬相矜”丧葬之家“生产储蓄为之皆空”故明令禁止厚葬3。北宋依据五代制度制定丧制。 北宋时河东地区流行火葬皇祐五年（1o53）韩琦任并州知州后曾禁止火葬。南宋时东南地区也流行火葬“今民俗有所谓火化者生则奉养之具唯恐不至死则燔爇而弃捐之”“甚者焚而置之水中”而且“日益2高承：《事物纪原》卷3《衣裘带服部》。 3欧阳修：《归田录》卷2。椅本作倚后才改从木旁倚并非误字。 炽甚”。绍兴二十七年（1157）高宗曾下诏以荒地作为贫民的墓地以抑制火葬。但是“从来率以火化为便相习成风”因而于次年改为只禁止富户士族进行火葬其他人户从便1。 宋代丧葬习俗中还有人死“以方帛覆面”以新衣作为“明衣”而称“赠死者”的衣服为燧俗称“搭衣架”。在墓圹中置“桐人”而称随葬的俑为“明器”在棺中还放有盛有粮食的罂。也沿唐俗丧祭时焚烧纸钱称为“楮镪”。送葬时“挽郎”手执盖在丧车前后的“翣”还有人唱“挽歌”等2。子弟守孝三年官员守孝称“丁忧”期满后才能再做官。 节庆元旦正月初一俗称“新年”也称“年节”、“岁节”、“元正”、“元日”是第一个重大节日皇帝进行大朝会以庆贺接受邻国使者的朝贺；百姓穿新衣互相庆贺家家宴饮吃■（汤饼）夜晚赏灯南方还放爆竹南宋时都临安还放烟火1。 立春从都到各州县都要造土春牛南方兼造土耕夫（牧牛人、芒儿）在府、县衙前以彩杖鞭“春牛”；还制作小春牛出卖、赠送以示丰收之兆。南宋百姓争夺土牛肉（碎土）称宜蚕、宜田兼治病土耕夫则移入土地庙。元宵正月十五日亦称上元、元夕、元夜。元宵点灯唐代、五代不常举行。后梁开平三年（9o9）梁太祖在西都洛阳诏：“宜以正月十四、十五、十六夜开坊、市门一任公私燃灯祈福。”乾化二年（912）都开封次于“上元夜任诸寺及坊市各点彩灯”则只是一夜；而且是“近年以来以都下聚兵太广未尝令坊、市点灯故也”2。宋建隆二年（961）元宵次点灯后通常为三夜。乾德五年（967）都开封增为五夜（十四至十八日）各地方仍为三夜。宋太宗时张詠任益州知州暗增十三日夜灯称为挂塔。以后杭州、益州先增为五夜其他财力富裕的也多增为五夜；南宋时则都为三夜。南宋灯品以苏州、福州为最好新安（今安徽歙县）虽晚出精妙绝伦。 清明节、寒食节寒食节的第三天为清明节寒食节前做好饭食这三天不生火煮饭而“寒食”也称“禁烟节”、“冷烟节”是第二个重大节日。寒食节是百姓“野祭”扫墓的节日后唐同光三年（925）庄宗出洛阳西郊望帝陵方向进行“望祭”是仿民俗进行的称为“破散”为其后帝王所沿袭并烧衣服、纸钱。北宋时放假七日南宋则放假五日纸马铺还有纸制楼阁出售。帝王宫人及宗室朝陵祭祀百姓扫墓郊游南宋都临安市民还乘船游西湖及看龙舟。北方“俗有寒食一月节之谚”而“绍圣以来江淮之南寂无此风（寒食）”。 端午节亦称端五五月初一为端一等初五为端五。也称重午节、浴兰令节古有“蓄兰为沐浴”及于午时取井水沐浴以避疫气；北宋都开封则以桃柳心之类烧汤沐浴。节日食品有粽子、枣糕、菖华（菖蒲）酒以1参见《东京梦华录》卷5《娶妇》；《梦粱录》卷2o《嫁娶》。 2《五代会要》卷8《丧葬》上。 1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32《禁焚尸》；《宋史》卷125《礼志·士庶人丧礼》。2参见《事物纪原》卷9《吉凶典制部》。 及香糖果子、糖蜜韵果、水团等。粽子有角粽、锥粽、筒粽、秤锤粽、九子粽除黏米外有的加枣或糖以及松栗、胡桃（核桃）、姜桂、麝香之类。以艾人钉在门上买张天师像用泥和草做张天师以艾为头、蒜为拳置于门户上。或买用采帛制成的小符戴髻上称为“钗头符”等皆用以辟邪楚地还有龙舟竞渡。 中秋八月十五日也称“月夕”。北宋都开封“诸店皆卖新酒重新结络门面彩楼”螃蟹、石榴、梨、枣、栗等新上市家家团圆欢宴赏月直至深夜有的通宵达旦。南宋都临安自八月十一日开始观看浙江潮直至二十日以十八日最盛；中秋夜还在浙江上放“一点红”羊皮小水灯数十万盏烂如繁星。 重阳节九月初九日也称“重九”九为阳数故称重阳。人们赏菊和出外登高以茱萸插头以辟邪以粉面蒸糕加枣、栗也有加肉的有面糕、黄米糕、花糕上插小彩旗以赠送。天明时以片糕搭小孩头上称“百事糕”祝“百事皆高”；又于糕上放“小鹿”数枚称为“食禄糕”（意为预祝做官）。 冬至节与寒食、元旦为北宋三大节日南宋则与元旦（年节、岁节） 为两大节日号称“亚岁”冬至前夜为“冬除”也称“二除夜”。“至此日更易新衣备办饮食享祀先祖官放关扑庆贺往来一如年节”；南宋时“最是冬至、岁节士庶所重”“朝廷大朝会庆贺排当并如元正（元旦）仪而都（临安）人最重一阳贺冬”商店停业三天以庆贺称为“做节”；人们互相送礼因离年节较近以致有的到元旦时相互送礼还不如冬至有“肥冬瘦年”之谚。冬至有吃馄饨的习俗有的一碗有十多种称为“百味馄饨”有“冬馄饨年■饦（汤饼）”之说。 除夕、交年节十二月三十日也称除日、除夜、岁除也称为大节夜；而称二十四日为小节夜也称交年节。交年节为“新旧更易”送故迎新“备酒果送神烧合家替代钱纸帖灶马于灶上以酒糟抹涂灶门谓之醉司命”。商店卖门神、钟馗、桃板、桃符等以备民户除夕之用。这天要打扫房屋有“交年日扫屋不生尘埃”之谚。晚上在门后、床下、厕所点灯（除夕相同）称为“照虚耗”。南宋于二十五日煮赤豆粥祭食神称为“人口粥”。 除夕五代后蜀各宫门也钉桃符；宋代进行扫除换门神、挂钟馗、钉桃符、贴春牌、祭祀祖宗、备香花供物迎神皇宫还有装扮钟馗、灶神、土地、门神之类驱祟出宫城外称为“埋祟”。节日食品有各种果品、十般糖、澄沙团等。燃放爆竹声震如雷；南宋还放烟火家家围炉团坐通宵达旦称为“守岁”。 其他节日二月初一日“中和节”“唐人最重今惟作假”南宋民间还以青囊盛百谷、果相赠。二月十五日两浙有“花朝节”南宋都临安人纷纷出城赏花。四月初八日“浴佛”节也称佛生日各地寺院有浴佛斋会煎香药糖水称为浴佛水以铜佛像浸在小盆内糖水中。七月初七日“七夕节”儿童女子皆穿新衣于庭院列香案、酒果令女郎列拜称为“乞巧”。七月十五日中元节僧寺作盂兰盆斋会焚烧衣服纸钱；家家祭祀祖先人们大多吃素屠户亦停业。此外还有十月十五日的下元节、皇帝生日等不少小节日。 第二节五代、宋的宗教佛教自唐会昌五年（845）“禁佛”以后虽自大中元年（947）起大力恢复佛教但佛教已元气大伤加上唐末农民战争佛教寺院经济受到沉重打击。自五代开始战乱频繁官府管理僧寺的制度松弛不少僧尼戒律荡然到后唐时“僧尼寺院多有故违条法衷私度人（为僧尼）”“妄称圣（佛）教或僧尼不辨或男女混居”因而于天成二年（927）规定志愿出家为僧尼者必须经官府准允还要考试念经文“不得私受戒法”否则处罪。僧尼除规定的“官中斋会行香”等外“僧尼不得辄有相过如敢故违”“画时擒捉并准奸非例处断”。僧侣不能在尼寺开讲除斋月开讲时外“坊界及诸营士女”“不得过僧舍”僧侣也不能公然住在民户家中。后晋天福二年（937）也严申出家为僧尼的规定如果“州府不遵敕命衷私剃度（僧尼）”也要受到惩处。但是五代时不仅朝代更迭频繁而且常常是政令不畅到后周时私自建造佛寺、剃度僧尼、熔铜钱铸佛像全无法度罪犯与逃兵也往往乘机削为僧以逃避惩罚而“缁徒（僧侣）犯法盖无科禁遂至尤违”不仅有碍社会治安加上僧尼寺院享有免税、免役特权因而也严重影响了后周的赋税与兵役。世宗决心对佛教进行整治并加以限制显德二年（955）下诏凡是无“敕额寺院”全部停废；边远州郡而无敕额寺院的；可保留僧、尼寺院各二所；县城及常住居民2oo户以上的军、镇又没有敕额寺院的允许保留僧、尼寺院各一所如无尼则只保留僧寺一所。凡志愿出家不仅要得到父母、祖父母（如已丧则由同居伯、叔、兄）同意男15岁以上女13岁以上还须念读经文考试合格只在都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大名府、京兆府及青州设立戒坛进行剃度3。共废寺院3o336所；保留2694所系籍的僧尼6.12万人。同年九月为了解决钱荒世宗决定除保留必需的铜器及存留寺院的铜佛像外所有“民间铜器、佛像”全部用于铸铜钱为了消除人们的疑虑指出铜像并不是佛“佛在利人”“若朕身可以济民亦非所惜也”表明限制佛教展的决心此举受到著名史学家司马光的高度赞扬：“若周世宗可谓仁矣不爱其身而爱民；若周世宗可谓明矣不以无益废有益。”1北方的佛教展受到限制周世宗此举与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代武帝一起被列入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三武一宗禁佛”也称“三武一宗法难”1。 佛教在“十国”则并未受到打击吴僧祖肩以阴阳五行之术佐吴王杨行密权臣徐温之礼遇石头大师；前蜀王建为诗僧贯休建龙华道场；荆南高季兴之慰留诗僧齐己可见“十国”帝王礼敬佛教之一斑而吴越、闽、南唐、南汉的佛教因得到帝王的倡导而尤为兴盛。 吴越王钱镠、钱镠（弘俶）先后尊僧昭、德韶为国师。德韶为法眼宗第二代法嗣法眼宗遂大盛。法眼宗僧人延寿后修净土宗成为净土宗大师。天3参据《东京梦华录》卷6至1o；《梦梁录》卷1至6；陈元靓：《岁时广记》。1《五代会要》卷12《燃灯》。 1《五代会要》卷12《寺》、《杂录》。 台宗义寂向吴越王钱镠提出天台宗佛经因“安史之乱”及会昌禁佛时焚毁向高丽取经钱俶即遣使求取“高丽君乃命国僧谛观报聘以天台教部还归于我”（《宋高僧传》作通过德韶“嘱人泛舟于日本国购获”）通过义寂的传法天台宗遂复盛2。佛教其他各宗也都得到展。 唐末王潮、王审知据福建提倡佛教。禅宗雪峰义存禅师王审知“时则迎而馆之于府之东西甲第每将俨油幢聆法论未尝不移时”义存死时已是后梁开平二年（9o8）义“存之行化四十余年四方之僧争趋法席者不可胜算矣”3闽国佛教由是大盛。闽国末年大将李仁达曾一度拥立僧卓岩明为帝。 佛教禅宗至唐代晚期神秀北宗已衰亡慧能南宗独盛弟子南岳怀让门下已形成沩山灵祐及弟子仰山慧寂的“沩仰宗”、临济义玄的“临济宗”；慧能另一弟子青原行思门下也形成洞山良山与弟子曹山本寂的“曹洞宗”。僧文益是青原行思门下七世（义存系）漳州罗汉院桂深的弟子南唐诸帝崇尚佛教文益被迎住金陵报恩禅院号净慧禅师后迁往清凉寺弘扬禅宗死后谥大法眼禅师其所创宗派号称“法眼宗”。 南汉前主刘隐、中主刘岩敬重韶州灵树院僧如敏“署为知圣大师”僧文偃受知于禅宗青原行思门下五世闽雪峰义存义存禅师“密以宗印授焉”文偃后到灵树院为座南汉中主“大加欣赏文偃倡导灵树、云门凡三十年”1创云门宗云门宗先盛行于南汉。 宋朝建立宋太祖崇佛而有所节制停止了周世宗的毁寺打击佛教的活动但“建隆初诏佛寺已废（者）不得再兴”2。“岁度千人”为僧在平定诸国前共有僧尼六万七千多人略多于后周时。欧阳修《归田录》记载：“太祖皇帝初幸相国寺至佛像烧香问当拜与不拜僧录赞宁奏曰：‘不拜。’问其何故对曰：‘见（现）在佛不拜过去佛。’适会上意故微笑而颔之以为定制。”赞宁是太宗时随吴越王钱镠归宋故此僧可能并非赞宁。太祖“亲征太原道经潞州麻衣和尚院躬祷于佛前”3宋太祖对于佛教态度于此二者可见。宋“太宗崇尚释教”1于宋代诸帝中为最甚。太平兴国五年（98o）宣召在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西）译经的法天来京于太平兴国寺西侧兴建译经院太宗亲为译经作序。真宗、仁宗时续有译经宋代译经多属小部。宋代重视佛经的刻印益州官刻本自开宝四年（971）起到太平兴国四年刻成称《开宝藏》。以后由寺院刊刻的有福州东禅寺觉院版崇宁三年（11o4）刻成称《崇宁藏》；两宋之际的开元寺版称《毗卢藏》；南宋时湖州思溪圆觉禅院（《思溪藏》、《圆觉藏》）、安吉县（今安吉北）资福禅寺（《资福藏》）、平江府碛沙延圣禅寺（《碛沙藏》）也6续刊刻《大藏经》促进了宋代佛教的传播。 宋真宗以后道教高于佛教宋徽宗于宣和元年（1119）废佛入道改寺院为道观改佛、菩萨为金仙、仙人、大士和尚为德士、尼为女德等2《资治通鉴》卷292后周显德二年九月。 3《中国佛教》（一）知识出版社198o年版。 1吴任臣：《十国春秋》卷89《僧义寂传》；赞宁：《宋高僧传》卷7《义寂传》。2《宋高僧传》卷12《义存传》。 3《十国春秋》卷66《僧如敏传》、《僧文偃传》。 1《宋会要辑稿》道释1之15。 但次年即恢复佛教。五代北宋初“东南之俗连村跨邑去为僧者盖慵稼穑而避徭役耳”2。雍熙二年（985）“诏自今经业精熟者方许系籍”3“系籍”即有“度牒”以控制僧侣的数量。僧尼数量才逐步减少天禧五年（1o21）为近46万景祐元年（1o34）为43万多庆历二年（1o42）为39万多熙宁元年（1o68）为25万、十年为23万人主要是自然减员每年死1万人左右。 宋代对佛道二教实行“度牒”制度由朝廷每年限量颁以控制僧、道的数量宋神宗时开始出卖空名度牒。度牒是僧、道的身份证明如丢失须取保经官府验证后出给“公凭”否则还俗。出家者须经父母等同意无过犯、文身男19岁以下、女14岁以下佛教男称“行者”、女称“尼童”（道教称“道童”男为道士童子女为女冠童子）“童行”是道佛两教出家者未剃（披）度前道童与行者的合称。行者（18岁）、尼童（15岁）经考试读经等方可“剃度”（道童须经“披度”合称“披剃”）受戒才给度牒才能享受免赋役的特权。宋朝廷放“度牒”的数量自“嘉祐（元年1o56）至治平（四年1o67）总十三（二）年给七万八千余道熙宁（元年1o68）至今（八年1o75）八年给八万九千余道”1前期每年为65oo多道后期为111oo多道。通常“行童”十人中每年许一人“剃（披）度”有时采取每僧百人、尼五十人、道士·女冠二十人“披剃”“童行一人”由于数量限制以致有的已三四十岁但仍为“童行”2。 宋代佛教禅宗、净土宗最为流行其次为天台宗、华严宗、律宗。禅宗自唐末五代分为沩仰、临济、曹洞、云门、法眼五宗到宋初已只有临济、云门二宗盛行其他各宗逐渐衰落。云门宗怀澄门人慧南后师临济宗潭州石霜崇胜寺楚圆（慈明）禅师北宋景祐三年（1o36）在洪州黄龙山宣扬禅宗创“黄龙派”亦称“黄龙宗”禅法兴盛。慧南的同门方会禅师“辞（楚圆）归九峰后道俗迎居杨岐（属袁州今江西宜春）”山宣扬禅宗也称杨岐禅师创“杨岐派”亦称杨岐宗庆历六年（1o46）移住潭州云山海会寺。杨岐、黄龙合前五宗合称“五家七宗”也称“五宗七家”。南宋时禅宗只有临济宗兴盛黄龙派于淳熙十四年（1187）后由日僧荣西传往日本此后黄龙派日渐衰落；杨岐派也于庆元五年（1199）后由日僧俊芿、辨圆先后传往日本南宋后期的临济宗实即是杨岐宗。宋代禅宗最盛其徒先后撰有《景德传灯录》、《天圣广灯录》、《建中靖国续灯录》、《联灯会要》、《嘉泰普灯录》南宋末淳祐十二年（1252）释普济对五书删繁就简编为《五灯会元》为唐宋禅宗史与语录集。 净土宗五代末吴越禅宗法眼宗延寿禅师后住杭州永明寺创禅宗、净土宗合行说著《万善同归集》前后度弟子17oo人。宋开宝七年（974时吴越尚未归宋）入天台山度戒约万余人。杭州昭庆寺净土宗省常于宋太宗末年在西湖边结莲社（后改易行社）入社的信众百余人、僧众达千余人；此后佛教结社念佛遂成风气。宋代净土宗常依附于禅宗、天台宗、律宗。天台宗自五代时吴越义寂再兴后义寂同门杭州慈光院志因的弟子晤2《宋朝事实类苑》卷1。 3章如愚：《山堂考索·后集》卷63《财用门·鬻僧类》。 1《宋朝事实》卷7《道释》。 2《宋会要辑稿》道释1之14。 ------------ 31 恩于北宋初著书否定《金光明玄义》是智■的真作而义寂的再传弟子知礼也著书驳斥知礼的弟子遂自称为“山家”而贬称晤恩的弟子为“山外”斥为不纯“山外”派不久即衰南宋天台宗（山家）僧志磐于咸淳五年（1269）完成以天台宗（山家）为主的佛教史《佛祖统纪》。（w w w . q i s u w a n g . c o m 好看的小说） 律宗自分为南山宗、相部宗和东塔宗三家后到五代、宋代已只有南山宗单传吴越末北宋初著名的律师赞宁专习南山律有“律虎”之称奉诏于宋端拱元年（988）撰成《大宋高僧传》主要录唐（高宗时起）、五代及北宋初各宗僧人是重要的佛教传记著作。宋仁宗时律师允堪在杭州大昭庆寺、苏州开元寺、秀州（今浙江嘉兴）精严寺建戒坛度僧律宗复兴著有《会正记》后称“会正宗”。再传弟子元照活跃于北宋后期他原是天台宗采取天台宗说讲律著《资持记》后称“资持宗”后此宗独盛还东传日本南宋理宗时有著名律师临安闻思。 华严宗因是唐代贤（法藏）所创也称贤宗唐末五代衰微北宋神宗时杭州慧因禅院净源传播华严宗。元祐元年（1o86）原高丽王子义天师承净源带来久已散失的经疏多种元祐三年回国华严宗遂传往高丽。同年慧因禅院改为教院弘扬华严宗时称净源为“中兴教主”。其后有道亭著《义苑疏》、观复著《折薪记》、师会著《焚薪》与《复古记》、希迪著《集成记》以注解《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史称宋代华严四大家。吐蕃地区在唐代中叶以前传播的佛教史称前弘期基本上是印度佛教的教义与形式相当于唐开成三年（828）达玛（达磨）赞普即位不久即灭佛除边远地区外佛教基本被消灭。到相当于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具有吐蕃本教特色的佛教复兴后世称为“藏传佛教”（喇嘛教）史称“后弘期”有“噶当（甘丹）派”、“萨迦（萨思迦）派”、“噶举派”以及佛教密宗“宁玛派”和接受佛教影响的本地原始宗教“本教”（钵教、黑教）等。 道教唐朝奉老子为始祖崇奉道教尊老子为圣祖、玄元皇帝后梁代唐道教宫观“例多毁废”。后唐代梁以继承唐朝自居亦以老子为圣祖、玄元皇帝于都城洛阳建有圣祖玄元庙。明宗天成二年（927）以“天下宫观久失崇修”以及“有玄元皇帝（老子）宫殿处”一一进行修复。后晋高祖也是“素尚玄元”多次召见道士张荐明“礼之为师”赐号通玄先生天福五年（94o）刻印《道德经》颁行。后周世宗于显德三年（956）召见华州道士陈抟六年又于都城开封“新修太清观”并将濮州一大钟移置观内。五代皇帝除后梁外大多崇奉道教3。 五代、宋代的汉族上自帝王下至百姓大多兼信佛、道二教而在佛教传入与道教创立以前所崇拜的诸神在道教创立以后大多归入为道教诸神。道教并不断创造新的道教神仙举凡天、地、风、雨、名山大川、湖海直至城隍、土地、山神、门神、灶神无不有神。而名人义士也不断变为神仙民间信奉的“八仙”就是新创造的道教神仙其中除张果老（张果）、韩3《山堂考索·后集》卷63《财用门·鬻僧类》。 湘子（韩湘）是唐代创造其他都是五代、宋代创造的1。 五代时战乱不断不少士人隐遁山林道教成为他们的归宿中原著名的道士除张荐明、陈抟外还有道士郑遨（云叟）、李道殷、罗隐之“世目以为三高士”1。被后世尊为道家“八仙”之一的吕（岩）洞宾原是唐末五代的隐士与陈抟交游。八仙之二的汉钟离原名钟离权据说原是后晋的武将后入道也与陈抟交往俗称汉钟离当是后汉时“得道”而称汉钟离但存在不到五年的后汉为后代道徒“遗忘”而附会为秦汉时的汉代。八仙之三蓝采和乃指南唐洪州西山隐士陈陶他“以修养烧炼为事”宋初于市上歌唱“蓝采和蓝采和尘世纷纷事更多”后世以为蓝采和即是陈陶1。钟、吕二人后被全真道列入北五祖。 “十国”帝王也大都礼遇或重用道士如唐末歙州南山道士聂师道郡守时咨以郡政名其山为问政山时人称之为问政先生其地归吴后他得到吴王杨行密的宠信。泉州道士谭紫霄先后受到闽帝王继鹏、南唐后主李煜礼遇。吴越王钱镠为道士闾邱方远、朱霄外分别建或修太极宫、栖霞宫道观。此外前蜀王建重用道士杜光庭北汉刘崇重用道士郭无为、闽帝王鏻重用道士陈守元。 北宋皇朝建立宋太祖对佛、道采取兼容政策。宋太宗利用道士张守真、方士马韶为其夺取帝位乃是神和上天的意志制造舆论宋太宗随后即为张守真在终南山建造北帝宫起用马韶为官。宋太宗还召见陈抟、丁少微、赵自然等著名道士或赐道号、紫衣或修道观并命整理道教典籍。宋真宗在“澶渊之盟”后为了向崇奉天帝的辽朝表明宋朝是受命于天以掩盖其处理宋辽关系的无能景德五年（1oo8）正月遂利用道教在朝元殿建道场制造神人降“天书”《大中祥符》于是改当年为大中祥符东封泰山西祀汾阴；又制造道教的九天司命天神是赵宋皇族的始祖赵玄朗降临宋廷追尊之为圣祖；后又亲赴亳州太清宫祭祀被尊为道教教祖的老子李耳并加封为太上老君混元皇帝。道教宫观相继修建祭祀活动频繁进行道教得到空前的尊奉“一国君臣如病狂然”2直至宋真宗死以“天书”随葬而告平息。道士总人数自真宗末的天禧五年（1o21）以后均略多于2万人（含女冠下同）熙宁元年（1o68）以后降为1.9万多人。 政和三年（1113）十一月郊祀时徽宗等君臣见到空中楼阁（如是事实当是海市蜃楼）遂制造天神降临掀起了又一次崇奉道教的高潮于是访求道教经典建“道学”修建道教宫观塑造老子圣像。七年道士林灵素又宣说宋徽宗是上帝的长子下凡奸臣蔡京、王黼、童贯等都是仙吏下凡昏君徽宗遂自称“教主道君皇帝”3。宣和元年（1119）又罢佛教归入道教次年恢复佛教但崇道活动仍旧进行。靖康元年（1126）当面对金兵围城之际钦宗命方士郭京率“六甲”神兵出击金兵郭京的出城逃跑直接导致了北宋灭亡。 1行者、尼童受十戒剃度为沙弥、沙弥尼再受大戒（具足戒）为比丘（和尚）、比丘尼（尼姑）。1《册府元龟》卷54《帝王部·尚黄老》二。 1参考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o年版；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第1卷东方出版中心1996年版。 2《新五代史》卷34《郑遨传》。 3《十国春秋》卷29《陈陶传》。 “龙虎宗”五代、北宋的道教符箓派分为龙虎宗、茅山宗（上清派） 和閤皂宗（灵宝派）。龙虎宗是张道陵后裔在唐代创建以龙虎山（今江西贵溪西南）为中心的道教主要宗派亦称天师道、正一道。天圣八年（1o3o）赐天师道张乾曜为虚靖（一作澄素）先生“仍令世袭先生号”1。北宋末徽宗时又升龙虎山上清观为上清正一宫。 “茅山宗”创自南齐道士陶弘景上承上清派逐渐成为道教的主流直至北宋末。哲宗绍圣四年（1o97）召茅山（今江苏句容东南）道士刘混康到都开封主持上清储祥宫道观赐号洞元通妙大师；元符元年（1o98）他在茅山所居庵旁的殿宇赐名为元符观；次年复归茅山。徽宗时茅山宗达到全盛时期“其徒倚为奸利夺民苇场强市庐舍词讼到（江宁）府吏观望不敢治”2。 “閤皂宗”亦称灵宝派创立于北宋以閤皂山（今江西新干北）为中心。哲宗时閤皂宗（灵宝箓）与龙虎宗（正一箓）、茅山宗（上清箓）已同为符箓派三宗之一。 南宋时符箓旧派三宗仍是道教的主流理宗嘉熙三年（1239）敕命龙虎宗的三十五代天师张大可为提举三山（龙虎山、茅山、閤皂山）符箓兼御前诸宫观教门公事龙虎宗遂成为各道派之。开庆元年（1259）忽必烈围攻鄂州曾派使密访张大可这是对张大可是南宋道教领的认同元初任命龙虎宗嗣天师主领江南道教1。 此外符箓派还有临川（今属江西）人饶洞天创于北宋淳化五年（994） 的天心派行天心正法；北宋徽宗时南丰（今属江西）王文卿创立的神霄派行神霄雷法；形成于两宋之际的东华派和理宗时的清微派等以及何真公创自南宋高宗时强调忠孝主张三教融合实为儒道合流的净明道也称净明忠孝道这些都属符箓新派。 道教金丹派（亦称丹鼎派）外丹学派在唐代因道士想通过服食“仙丹”成仙而中毒死亡之事屡屡生故外丹学派到唐末已衰落。五代、北宋初的钟离权、吕洞宾、陈抟等内丹学派兴起。北宋中叶张伯端著《悟真篇》是内丹学派的重要著作。张伯端号紫阳亦称张紫阳后被奉为全真道南宗始祖。张伯端传石泰石泰传薛道光薛道光传南宋人陈楠陈楠传白玉蟾已是南宋中叶。白玉蟾打破此前单传的传统广收门徒终于形成道派称建宗传法之所为“靖”白玉蟾称碧芝靖、其徒彭耜称鹤林靖、彭耜之徒林伯谦称紫光靖。南宗受符箓派影响自陈楠起兼行雷法。而以精、气、神为核心的南宗内丹学亦影响了符箓派神霄、清微、净明等新道派也都主张兼行“内炼成丹”。而同源的北方金朝王喆（重阳子）创立的全真道也吸收了南宗内丹学派理论。南宗到元初与北方全真道（北宗）逐渐合流元代被称为全真道南宗张伯端、石泰、薛道光、陈楠、白玉蟾被尊为南五祖2。内丹学的展也促进气功学及相关医学的展对“宋学（理学派等）”的形成与展也有一定影响。 民间信仰的道教人物“八仙”中的何仙姑、李铁拐（铁拐李）、曹国舅1《宋史》卷8《真宗纪·赞》。 2黄以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32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浙江书局本。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o9天圣八年五月甲寅。 2《宋史》卷356《薛静传》。 传说都是宋代人。北宋时有永州（今湖南零陵）女子能知人祸福南宋末《混元仙派图》中吕洞宾有女弟子赵仙姑元代人又说她姓赵名何赵仙姑就成了何仙姑；北宋太宗时有“跛仙” 遇吕洞宾于君山（今湖南岳阳西）到《混元仙派图》中有了吕洞宾的弟子李铁拐、曹国舅。曹国舅“并云其为北宋丞相曹彬之子曹皇后之弟故称国舅”。武将曹彬确有孙女（但不是女儿）为仁宗皇后皇后弟曹佾曾以使相兼景灵宫使3景灵宫原是宋真宗制造的赵姓始祖道教尊神赵玄朗的奉祀宫观这些或许是后世道徒制造曹国舅为神仙的依据。五代的汉钟离、吕洞宾、蓝采和宋代的何仙姑、李铁拐、曹国舅再加上唐玄宗时已“得道”的张果（张果老）、韩愈的侄子韩湘（韩湘子）也已于唐宪宗时“得道”在宋元之际形成为道教的“八仙”。 伊斯兰教、犹太教、摩尼教喀喇汗王朝驻喀什噶尔（今新疆喀什）的博格拉汗萨图克在相当于中原五代时已接受伊斯兰教其子又定为国教今日中国的新疆西部地区最早拥有大量伊斯教信徒到宋建隆元年（96o）时已有2o万帐牧民信奉伊斯兰教。 五代、宋代的东南沿海港口城市广州（今属广东）、泉州（今属福建）、扬州（今属江苏）有不少阿拉伯商人他们在当地建有伊斯兰教寺院最早的是广州怀圣寺世传建于唐代南宋岳珂记他在绍熙三年（1192）时在广州所见番商的寺院当即是怀圣寺。泉州有建于宋真宗时的圣友寺和南宋高宗时的清净寺南宋末在扬州也建有礼拜寺等伊斯兰教寺院都是来宋经商及侨居的阿拉伯商人为进行宗教活动而建1。 北宋都开封曾聚居了相当多的犹太人到金代时仍有不少据明弘治二年（1489）《重建清真寺记》所记犹太人建造该犹太教寺院是始于宋隆兴元年（1163）这是金世宗大定三年其时已是金南京开封府。 摩尼教自唐代传入后在唐武宗禁佛时也遭到打击遂在民间流传宋代东南沿海地区流传较广被称为“吃菜事魔”教也称“明教”北宋末年两浙路方腊起义时摩尼教徒曾参加起义因而受到打击但仍在民间流传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十月时6游所说的“两浙谓之牟尼教”、“福建谓之明教”即是1。 3《元史》卷2o2《释老传·正一天师》。 1为便于叙述此处即称张伯端一系为南宗。北宗五祖为东华帝君、钟离权、吕洞宾、刘海蟾、王喆。南宗始祖张伯端为刘海蟾弟子。北宗高于南宗。 1《中国道教史》第十一章四“曹国舅”。曹佾为保平军节度使、同平章事、景灵宫使按：节度使兼同平章事（侍中、中书令）称为“使相”只有丞相的礼遇而无丞相的职权。曹彬曾以节度使兼同平章事也只是“使相”而非丞相。 第三节辽代的社会风俗和宗教婚姻、姓氏契丹人奉行同姓不婚的原则即所谓“同姓可结交异姓可结婚”1。姑舅表亲的婚姻比较普遍并且不受行辈的限制建国初期还有“姊亡妹续之法”。述律、拔里、乙室已三族都是与皇族耶律氏互通婚姻的家族后族女为后、男尚主的特殊地位和它所反映的这种婚姻形态既有早期婚姻习俗的影响也是统治集团的政治需要普通部民遵循着同姓不婚的原则。 “契丹部族本无姓氏惟各以所居地名呼之”婚嫁不拘地里至阿保机建国后始以“王族号为‘横帐’仍以所居之地名曰世里著姓”2。世里汉译为“耶律”。建国后为笼络和安抚契丹诸部贵族阿保机对出任过联盟领的大贺、遥辇家族一律赐以国姓于是辽朝始有“三耶律”。太宗灭晋汉人李崧依汉人习惯为后族小汉制定了汉姓“萧”3。从此与皇室通婚的后族皆以萧为姓。由于诸部落领多出自于上述贵族之家部民的姓氏又从其领故而契丹人只有耶律与萧二姓。 居住、饮食游牧的契丹人“随阳迁徙岁无宁居”1居住的是便于迁徙的穹庐式毡帐类似现在内蒙古牧区牧民居住的蒙古包。内蒙古克什克腾旗二八地辽墓的石棺上所绘的契丹住地小景提供了这种毡帐的形制门多东向。车马是迁徙、游牧不可缺少的运载工具。契丹人迁徙地夏日选择高阜处秋、冬、春季则选择背风向阳临水处。食物以乳肉为主也有少量粮食。肉类可煮成“濡肉”也可制成“腊肉”牛、羊乳和乳制品是他们的食物和饮料。粮食则有“糜粥”“炒■”。果品有桃、杏、李、葡萄等常用蜜渍成“果脯”夏日有西瓜冬天有风味果品“冻梨”。饮料有乳和酒中京（今内蒙古宁城西）的酿酒业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建国后汉人、渤海人的食品也传入了契丹辽朝皇帝过端午节时就有渤海厨师制作的艾糕。 服饰和式契丹贵族的服装依其所任官职而有所不同皇帝和南面官着汉服皇后和北面官着胡服。又有祭服、朝服、公服、常服、田猎服之别。胡服有长袍、短衫、裤、靴、帽。袍服为圆领、交领或直领左衽窄袖。腰束带有的带上还悬佩小刀、荷包、针筒、锥、火石和各种金、玉、水晶、碧石等饰物。长裤多为白色有的还穿套裤。靴多为长筒颜色以黑、黄为多。上层人物头戴冠、巾贵族妇女戴瓜皮帽侍女戴黑色小帽。衣料夏用绸、绢冬用1参见白寿彝：《中国伊斯兰教史存稿》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26游：《渭南文集》卷5《条对状》；参见何竹祺：《两宋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76年版。3《辽史》卷71《后妃传》。 1《契丹国志》卷23《族姓原始》。 皮毛“贵者被貂裘貂以紫黑色为贵青色为次。又有银鼠尤洁白；贱者被貂毛、羊、鼠、沙狐裘”2。 契丹人男女皆佩戴耳环并同乌桓、鲜卑人一样也有髡的习惯。其式不一有的只剃去颅顶颅四周下垂并向后披；有的在颅两侧留两绺长自然或结辫下垂；有的留双鬓上两绺自然或结辫下垂或使其从耳环中穿过再下垂即沈括所说的“其人剪妥其两髦”3。辽墓壁画提供了髡的形象资料内蒙古乌兰察布盟豪欠营出土女尸又提供了不见于文献记载的契丹女性髡样式。 生育和丧葬契丹妇女分娩前须拜日居住在专门搭制的毡帐中。分娩时卧于甘草苗上用手帕蒙住医生双眼。生男产妇饮调酥杏油其夫用蓬子胭脂涂面；生女产妇饮加盐的黑豆汤其夫以炭涂面认为这样有利于婴儿的育成长。若皇后生产生男皇帝穿红衣奏蕃乐；生女皇帝穿黑衣奏汉乐。唐时契丹人行树葬、火葬。将尸体置于山树上三年收骨焚化。建国后渐行土葬随葬品视年代与墓主人地位的不同多寡精粗不一有玉、金、银、铜、铁、瓷、陶、木、骨等诸种器物和车马具、丝绸等。圣宗前尚有人殉遗风。受佛教影响辽朝的汉人和契丹人死后有的用柏木雕成*人形（真容木雕像）中空。尸体焚化后将骨灰储入真容胸腔中。 契丹人处理尸体的方式独特对不能及时下葬者刺其皮肤令血液流尽腹中实以盐、矾等用丝线缝合。下葬时有的用金、银或铜为面具覆面同时用银或铜丝制成网络罩裹全身或手足。 追念死者有烧饭之俗多于既死、七夕、周年、忌日、节辰、朔望诸日举行。筑土为台或掘地为坎上置大盘盛以酒食并焚化死者生前所用衣物、弓矢、车马、珍玩等皆可奉祭。 节庆风俗契丹人的节日除受汉族习俗影响外多与宗教信仰和游牧生活相关。 正月初一以糯米和白羊髓作成饭团傍晚于帐内自窗中掷出得偶数则吉得单数则不吉。初七为人日晴则吉；阴则有灾须于庭煎饼食称“薰天”。 正月十三至十五日“放偷”大则妻女、宝货、衣服、鞍马、车乘小则杯盘、箕帚、锹镐之类都可能被人窃去且不许处分；失者须备酒食钱物赎回。 二月初一为中和节与六月十八日是请客的日子。中和节国舅萧氏请耶2《辽史·外戚表》：“大同元年太宗自汴将还留外戚小汉为汴州节度使赐姓名曰萧翰以从中国之俗由是拔里、乙室已、述律三姓皆为萧姓。”《新五代史·四裔附录》：“翰契丹之大族其号阿钵阿钵本无姓氏契丹呼翰为国舅及将以为节度使李崧为制姓名曰萧翰于是始姓萧。”由此可知萧氏得姓自萧翰始而萧翰本名小汉为适应中原习俗才由汉人以其名字的谐音制定姓名为萧翰的此后后族便以萧为姓。 3《辽史》卷31《营卫志·序》。 律；六月十八日耶律回请萧氏。三月三日射兔重九射虎腊月辰日烧甲；除夕有岁除仪烧盐、羊膏于炉火中萨满赞祝火神皇帝拜火等或与游牧射猎生活密切相关或继承了古鲜卑人的遗风1。立春击土牛、撒谷豆端五挂合欢结、长寿缕等则承自汉地习俗。 娱乐活动契丹人的娱乐活动既有游牧民族文化特色也受到了汉人渤海人的影响击鞠、射柳、打髀石、角抵、围棋、双6都是契丹人喜爱的活动。击鞠、射柳都是马上竞技活动击鞠又称骑鞠、击球即打马球。射柳多在祈雨的瑟瑟仪之后进行先在场上插柳枝两行削皮使之露出白色。射者以尊卑为序各用手帕系于柳枝上以为标志使距地数寸然后乘马以无羽横镞箭射之射断而接枝在手者为优胜断而不能接者次之断其青处或不断及不中者为负。 髀石即“髌骨”俗称“背式骨”、“拐”、“嘎什哈”四面凹凸不平形状各异。最晚北魏时的鲜卑已经用它为玩具了契丹人也有击髀石的游戏皇帝也以在冰上击髀石为乐。 契丹人酷爱角抵这既是竞技活动也是宴会、集会上的表演形式。不但有契丹人参加而且有汉人参加。二人两两相角以倒地为负宋使张舜民曾亲见契丹人角力“两人相持终日欲倒而不可得。又物如小额通蔽其乳脱若褫露之则两手复面而走深以为耻也”1。1931年在辽阳现了一只八角形陶罐罐腹绘有八幅小儿角抵图为研究辽代角抵提供了形象资料1。汉人的游戏娱乐活动也传入了契丹人地区可知者有双6、围棋和彩选格。 萨满教早期契丹人信仰原始多神教萨满教最尊崇的神灵为天神、地祗、黑山神、木叶山神和鹿神。《辽史·地理志·永州》载：“相传有神人乘白马自马盂山浮土河而东有天女驾青牛车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叶山二水合流相遇为配偶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契丹人将骑白马男子和驾青牛车女子尊为天神和地祗自认为是他们的后代。木叶山（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合流处的白音他拉）是其始祖奇可汗的祥地黑山（今巴林右旗北罕山）是人死灵魂的归宿地。狩猎曾是他们的主要活动鹿神为猎神猎前祭祀祈求多获。这些都与契丹人的起源、展和生存密切相关因而受到契丹人的崇拜和敬畏每年皆有时祭。 原始的多神信仰、生活习俗和统治者的政治需要又形成了契丹独特的礼仪和诸多禁忌。遥辇阻午可汗时制定了柴册仪和再生仪；遥辇胡剌可汗时制定了祭山仪这是契丹人的重要仪式。建国后在原有的基础上加入了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7；宋绶：《契丹风俗》。 1杨渭生：《沈括&1t;熙宁使辽图抄>辑笺》《沈括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1《后汉书·乌桓鲜卑传》载：鲜卑“以季春大会于饶乐水上宴饮毕然后配合”。契丹耶律与萧互相宴请当是为两姓青年选择意中人提供机会。 汉礼成分内容日渐繁复。契丹人崇日尚东祭祀皆东向称“祭东”；对天日的崇拜演生出对日蚀、旋风和霹雳的禁忌。狗是契丹人看门护帐、游牧、狩猎的重要帮手备受重视也被视为驱邪禳灾的神物每年八月初八日杀白狗埋于寝帐前七步处露其喙。至八月十五日移帐于埋狗处称“捏褐耐”。“捏褐”为狗“耐”为头以狗头驱邪护宅1。 佛教和道教建国前佛教已经传入。痕德堇可汗二年（9o2）龙化州（今内蒙古开鲁西南）建开教寺为佛教传入契丹的标志。神册三年（918）上京（今巴林左旗南）又建佛寺。天显元年（926）灭渤海后俘渤海僧人崇文等57人至上京又建天雄寺。此后诸京和各州县也相继修建寺庙。圣宗以后兴宗、道宗等都尊崇佛教佛教大盛。贵族之家舍宅建寺舍儿女为僧尼向寺庙施舍钱财、田地、人户建寺修塔造像刻经更为普遍寺庙势力急剧增长。自景宗以来僧人多有被授予侍中、太尉、太保、司徒、司空者。道宗时甚至出现了“一岁而饭僧三十六万一日而祝三千”的情况2。契丹上层的崇佛又反过来影响了汉人辽时南京（今北京）地区的佛事活动也相当频繁场面可观。 随着佛教的传播个人写经集资刻经、印经和由皇帝下令、寺庙校勘、雕印佛经的活动也十分活跃。辽兴宗时命人搜集各地佛经自重熙至道宗咸雍四年（1o68）校勘雕印佛经579帙收藏在南京清水院和易州涞水县（今属河北）金山演教寺等地称《契丹藏》或《丹藏》。《契丹藏》传入高丽后者据以对照宋藏、高丽藏进行校勘后雕印成新版《高丽藏》成为大藏经的较好版本。1974年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应县木塔）抢修加固时于木塔四层主佛释迦牟尼腹中现了一批辽代瑰宝其中有《契丹藏》12卷不仅为研究辽代佛教传播、藏经雕印提供了珍贵资料而且为研究辽代造纸、雕版印刷技术提供了实物。木塔现的《契丹藏》是辽圣宗时期雕印的看来整理、校勘、刻印大藏经的工作早在圣宗时就已着手进行了。 佛教的传播促进了语言文字学的展。为了解释佛经音义燕京崇仁寺僧人希麟继唐慧琳《一切经音义》为《开元释教录》之后新译佛经作音注和义释撰成《续一切经音义》1o卷。此书由辽传入高丽再入宋宋刻入藏后传入日本对佛教的传播和文字训释裨益良多。燕京又一僧人行均俗姓于字广济“善于音韵闲于字书”撰成字书《龙龛手镜》4卷收字2643o余注用字16317o余总18961o余字立424部部字及部内各字均以平、上、去、入四声为序。在《说文》、《玉篇》之外多所搜集并广收当时所用异体、俗体、简体字。书成后传入宋朝雕版行改名《龙龛手鉴》。此书编纂的目的在于帮助僧徒识字读经注音或用反切或用直音释义一般都很简单用例多引佛经。今天它对研究宋以前异体字、简体字仍有重要参考价值。 中原的道教和道家思想对契丹人也产生了一定影响。辽初以各种方式进入草原的汉人中就有一些道教信仰者契丹部民和某些契丹上层也信仰1《辽史拾遗》引张舜民《画墁录》。 2参见[日]鸟居龙藏：《契丹之角抵》《燕京学报》第29期单行本。道教。神册二年（918）上京建道观道教最晚此时已传入。辽圣宗对“道释二教皆洞其旨”1其弟耶律隆裕更是个虔诚的道教信徒“自少时慕道见道士则喜。后为东京留守崇建宫观备极辉丽东西两廊中建正殿接连数百间。又别置道院延接道流诵经宣醮用素馔荐献中京往往化之”1。某些上层道士同佛教上层一样受到皇帝的礼遇。道教的传播也带动了道家经典的研究辽初道士刘海蟾著有《还丹破迷歌》和《还金篇》耶律倍译有《阴符经》圣宗时于阗（今新疆和田南）张文宝曾进《内丹书》。寺公大师的《醉义歌》中也杂有道教思想。 道教信仰的普遍性及其对契丹人思想、文化的影响也可从契丹某些墓葬石棺和画像石、画像砖上刻有四神图绘有道教内容的壁画和随葬品中某些具有道教内容的实物得到印证。 1《辽史》卷53《礼志》六《岁时杂仪》。 1《辽史》卷26《道宗纪·赞》。 第四节西夏的社会风俗和宗教服饰与式早在西夏建国之前长期和汉族人民杂居一起的党项人由于生产活动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固有的风俗习惯也逐渐起了变化。西夏人的风俗依境内民族而异。西夏主体民族党项人的服饰除从事游牧生产者外都基本改变了原先“衣皮毛”的习惯穿着与当地汉人一样的布匹或绸缎。景宗李元昊建国时曾规定文武官员的服饰：“文资则幞头、靴笏、紫衣、绯衣；武职则冠金帖起云镂冠银帖间金镂冠黑漆冠衣紫旋襴金涂银束带垂蹀躞佩解结锥、短刀、弓矢■马乘鲵皮鞍垂红缨打跨钹拂。便服则紫皂地绣盘球子花旋襴束带。民庶青绿以别贵贱”1。夏显道元年（1o32）李元昊为保持党项先祖旧俗于国内下达“秃令”秃即剃光头顶穿耳戴重环。他率先自己秃然后令国内人民一律秃限期三日有不从者处死秃即成为西夏境内流行的式。 饮食与居住西夏农牧民生活方式不同党项牧民以牛、羊肉及乳制品为主要食物还遗存“割鲜而食”即吃生肉的习惯。乳制品有乳酪、奶酥、奶油、奶渣等。农业居民种植的农作物以大麦、荜豆、青稞为主收成不好则常辅以野菜度日。西夏食品以面食为主有面、粥、饼、馒头、包子等几类。食品制作已采用了烧、烤、炸、蒸、煮、炒等方法调味品有盐、油、椒、葱、蜜等1。西夏人普遍喜欢饮茶与酒茶是西夏牧民不可缺少的饮料宋人以西夏党项部族食肉饮酪称其“特茶为命”。酒也是西夏人生活中不能须臾离开的凡聚会、盟誓、喜庆、祝寿、婚丧、嫁娶、出战、仇解皆取酒痛饮一醉方休。 西夏党项牧民居住在覆以毛毡木架的帐幕中故一家称一帐。除牧民外“民居皆立屋有官爵者始得覆之以瓦”2。有的地方是一列三间住房中“所居正寝常留中一间以奉鬼神”1即中间供神左右两间住人。西夏皇室帝王效法中原皇朝大筑富丽宏伟的宫殿、陵园、寺庙。贵族富豪、大臣官僚也都竞相大兴土木修建官邸、府衙庭院楼阁亭榭台池极尽享乐。 婚丧节庆西夏的婚俗基本上实行一夫一妻制西夏人的著作中记述婚姻程序有“男1《契丹国志》卷7《圣宗天辅皇帝》。 1《契丹国志》卷14《齐国王隆裕传》。 2《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1骨勒茂才：《蕃汉合时掌中珠》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女长大遣将媒人诸处为婚索与妻眷”2这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包办买卖婚姻。自皇帝起到上层贵族官僚则普遍有纳妾现象如李德明娶三室李元昊凡七娶仁宗时的晋王察哥“年已七十余犹姬妾充下陈”3。部分地方仍保留着性爱自由的风俗史载：“凡育女稍长靡由媒妁暗有期会家不之问。必相挈奔逸于山岩掩映之处并而卧绅带置头各悉力紧之倏忽双毙。一族方率亲属寻焉。见不哭谓男女之乐何足悲悼？”1。 党项人原本实行火葬焚尸后可能还要建坟埋骨在西夏人编著的辞书《文海》中有烧尸场、墓地等辞语。史书还记载党项人有穴葬风俗西夏建国前宋咸平六年（1oo3）党项领李继迁“寻葬其祖于红石峡障水别流凿石为穴既葬引水其上后人莫知其处”2。西夏建国后多实行土葬使用灵柩。甘肃武威现的两座砖室西夏墓建于夏天庆元年至八年（1194—12o1）之间墓主为刘姓汉人生前任官经略司都案死者葬具是木缘塔骨灰不存题款中有“灵匣”字样与男女主人名字知其为夫妻合葬墓。西夏皇帝墓葬从建国之后便取法于唐、宋帝王陵寝制度在都城兴庆府（今宁夏银川）附近的贺兰山东麓兴建了规模宏大的皇帝陵园。 西夏节日很少。西夏节气以十二月为岁故重冬至节亲友团聚欢宴以示庆祝。建国后李元昊下令规定每年四季月和他的生日五月初五为节日让全民欢乐为他祝寿。 宗教信仰西夏统治者笃信佛教建国前李德明曾遣使赴宋朝河东地区的五台山（今山西五台东北）进香又向宋求赐佛经。景宗李元昊“晓浮图学”3也向宋朝求赐佛经建国后又组织僧侣用新创的西夏文翻译佛经并在都兴庆府东修建高台寺。没藏太后早年曾出家为尼元昊死后辅佐年幼的毅宗执政因宋朝所赐《大藏经》而于兴庆府西建承天寺。今甘肃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中有西夏惠宗秉常时期开凿或重修的洞窟。崇宗乾顺时期不仅在凉州修缮护国寺感应塔在甘州建造崇庆寺、卧佛寺等；天祐民安元年（1o9o）还完成了西夏文《大藏经》的翻译。仁宗仁孝时期大量刻印散施佛经。黑水城遗址（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中现的大量西夏文刻本和写本中大多数是佛经也可见西夏佛教传播之盛。西夏佛教前期来自中原佛教中期是回鹘佛教后期是吐蕃佛教（后世称为“藏传佛教”[后弘期]）。 西夏亦有道教流传。景宗元昊长子“宁明喜方术从道士路修篁学辟谷气忤而死”4。又如宋元丰四年（1o81）宋军进攻西夏时西夏“灵州城中惟僧、道数百人”1都说明道教在西夏有所流传。 2曾巩：《隆平集》卷2o。 3沈括：《梦溪笔谈》卷18。 1骨勒茂才：《蕃汉合时掌中珠》。 2《西夏书事》卷36。 3张鉴：《西夏纪事本末》卷1o。 4《西夏书事》卷7。 1《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西夏人“笃信机鬼尚诅咒每出兵先卜”。占卜用以问吉凶决疑难。西夏占卜方法主要有四种：“炙勃焦”用艾草烧羊胛骨视其征兆；“擗算”擗竹于地以求数类似折蓍草占术；“咒羊”于夜间牵羊焚香祷告又在野外烧谷火次日晨屠羊视其肠胃通畅则主吉羊心有血则不吉；“矢击弦”用箭杆敲击弓弦听其声而占算战争胜负和敌至之期1。西夏人作战忌晦日重单日战败后还要举行“杀鬼招魂”的仪式用以度亡灵。其法是于战争之后三日复至原处捕捉人马或缚草人埋于地众人以箭射击。党项人特别重视复仇如仇家有丧则不受侵害；无力复仇者集壮妇享以牛羊酒食赴仇家纵火焚其庐舍被焚者趋而躲避因党项之俗认为“敌女兵不祥”。如仇解则双方用鸡、猪、犬血和酒用髑髅盛酒共饮起誓：“若复报仇谷麦不收男女秃癞六畜死蛇入帐。”4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2庆历八年正月辛未。 第五节金代的社会风俗和宗教饮食金代社会风俗是与金代社会的生产及生活相适应的反映了以女真为统治民族和以汉族为主体民族的多民族的社会风俗的构成和特点。 女真早期以肉食为主随着农业的展粮食在主食中逐渐占有更重要地位其初主要是炒米和粥后来馒头、汤饼、烧饼、煎饼等面食都成女真、汉人日常生活中习见的主食。女真人喜欢以野白芍药花用面煎之做成其味脆美而又易于保存的食品秋冬之际把新鲜蔬菜腌制咸菜、酸菜。调味品有盐、醋、酱、油。金代汉人、女真等饮酒之风盛行尚豪饮无论是城市还是山村往往都有酒楼、酒肆。海陵时曾严禁朝官饮酒犯者处死。世宗诏猛安谋克只有节辰和祭天日方许饮燕聚会在农忙之际不许饮燕或赴会他所就是农闲之月也不许痛饮犯者抵罪。金饮茶之风也盛行《金史·食货志》载：“上下竞啜农民尤甚市井茶肆相属。” 服饰金代服制有富贫、贵贱、民族的不同。女真富人春夏多以纻丝绵或细布制作秋冬以貂鼠、青鼠、狐、貉、羊羔的皮为裘。贫者春夏以粗布制作秋冬以牛、马、猪、羊、獐、鹿、猫、犬、鱼、蛇的皮做衣裤。服制有平居所用常服和自皇帝以下及百官礼服的区别。女真常服有用皂罗制的巾上结方领折垂于后。衣尚白左衽窄袖盘领。腰带有吐鹘可佩腰牌和刀、弓、剑等。《三朝北盟会编》引范仲熊《北记》：“凡番官平居著上领褐衫无上下之辨富者著褐色毛衫以羊裘狼皮等为帽。”皇帝、皇后、皇太子及百官的礼服多参酌历朝服制而制而百官有朝服、公服、祭服的不同。服制的等级和阶级的限制十分严格不仅对统治阶级内部有等级界限对士庶、三教九流、兵卒、奴婢等都有具体规定详见《金史·舆服志》。从民族的服制看原居契丹统治下的北方汉民的服装称“汉服”而称南宋服装为“南人衣装”。金初强制北方汉人等着女真衣装禁民汉服后禁女真人学南人衣装但在各民族交融中是无法禁止的。不仅女真学汉人衣装已成风尚女真衣装也在汉人中流行而且女真衣装也传到南宋。女真继承了东北民族居住火炕的传统火炕在北方各地普遍流行。 家庭、婚姻金代女真从其始祖函普时起就已基本确立一妻一夫制家庭。在家庭内出现了私有财产确立了父家长在家庭中的统治地位但仍保留母权制和原始群婚的遗风。建国后就曾禁止同姓为婚继父继母的男女无相嫁娶但在宗族内仍实行接续婚而对男子来说却是一夫多妻不仅庶官允许求次室二人百姓也允许置妾。建国前就出现世族世婚制而建国后“娶后尚主”的限制很严。随着历史的展女真族的家庭组织也不断变化与其他族的接触和交融也更加密切由于民族间的调动和互相杂居遂允许与契丹、汉人互为婚姻。 女真早期男女婚姻有很大的自主权女子年已及笄行歌于途自歌其家世妇工容色以伸求伴侣的情意；或者参加富家子弟在夜晚举行的聚会与之同饮或歌或舞选得终身伴侣即随之而去及生子女回到娘家“拜门”父母并不干预。每逢订婚之时男方及其亲属携带着酒馔到女家妇家不分大小坐在炕上婿党罗拜其下俗为“男下女”。拜礼完毕男方牵马百匹少者十匹供女方的家长选择女方不过只留其十之二三或皆不中选。女家给一定的回礼。在女真婚俗中仍保有赘婿和指腹为婚的习惯。葬礼金代丧俗有土葬、火葬或土葬与火葬结合。女真早期人死后则埋之但土葬多行之于汉人中。火葬是一种简便、经济、卫生的丧葬方式在北方各族中久为流行。火葬在金代女真族中流行而在北方汉人中也受其影响习以为俗。火葬在传统的儒家观念中被认为是不合葬礼的因此遭到反对。元好问《续夷坚志》卷3记载吕忠嗣通经学每以古人自期其临终对诸子说：“我死无火葬火葬是为戮尸；无斋僧作佛事斋僧佛事是不以尧、舜、文、武、周、孔之教待我。有违我言者非吕氏子孙。诸子从教无一敢违者。”土葬和火葬结合的葬俗即将火化后的骨灰及随葬品装入木棺下葬再在墓穴内把木棺、骨灰和随葬品一同焚烧。 《三朝北盟会编》卷3记载女真有殉葬、剺面、烧饭之俗。女真人死后“贵者生焚所宠奴婢、所乘鞍马以殉之”。“其死亡则刃剺额血泪交下谓之送血泪”。“所有祭祀饮食之物尽焚之谓之烧饭”。长期流行于北方的烧纸钱和以纸作房屋、侍从、车马等仪物之俗在金及金元间也颇流行。文体活动女真人俗尚骑射把打猎看作最快乐的事。通常在重午拜天后进行射柳、击球的游戏击球有时也在其他日子进行并曾把击球列为策论进士的考试科目。角抵（即相扑）在金朝也为皇帝所乐见宫廷角抵则“百姓纵观”。汉族的双6、围棋、象棋等也在女真族中广为流行。投壶和纸鸢也是金朝常见的游戏3。 宗教女真人信仰萨满教它是一种包括自然崇拜、图腾、万物有灵、祖先崇拜、巫术等信仰在内的原始宗教。萨满是沟通人与神之间的中介在重大典礼、事件和节日的祭祀时都有巫师参加或由他们司仪。消灾治病、为人求生子女、诅咒他人遭灾致祸等几乎都成为萨满的活动内容。 早在女真函普时就已好佛事灭辽及北宋后由于中原佛教的影响对于佛教的信仰更加展对金代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习俗都有重要影响。 3《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道教在金代主要有全真教、大道教和太一教。全真教创始人是王喆别号重阳子于大定七年间（1167）创建全真教。先后化度马从义（马钰丹阳子）、谭处端（长真子）、丘处机（长春子）、刘处玄（长生子）、王处一（玉阳子）和郝大通（广宁子）、孙不二（清静散人）等入道。马、谭、丘、刘、王、郝、孙合称为七真人。 大道教创始人是金初刘德仁大约于皇统二年（1142）开始传道。太一教始祖萧抱珍创教于天眷（1138—114o）年间。 金代道教的共同特点是都主张顺从和忍耐是在金朝女真族统治下北方地主阶级妥协的产物。无论是金代的佛教还是道教都主张以本教义为主的佛、道、儒的三者合一如在佛教的理论展中有很高造诣的万松行秀和李纯甫。全真教创始人王喆凡立会也必以三教名之完颜■《全真教祖碑》：“足见其冲虚明妙寂静圆融不独居一教也。”王喆从三教合一的主张出劝人们诵《道德清静经》、《般若心经》及《孝经》等道、佛、儒三家经典4。 4《辽史》卷115《西夏外记》。 第十三章学术、文化第一节五代十国的文化诗、文、词五代诗、文沿袭晚唐遗风崇尚词藻华丽大多内容空洞。时当乱世士人大多竞以科举入仕正如冯道所说：“中朝士子止看文场秀句便为举业皆窃取公卿何浅狭之甚耶！”1五代初著名文士李袭吉任河东节度掌书记为晋王李克用撰“羽檄军书”“为文精意练实”“辞理宏健”而“动据典故无所放纵”1可说是代表一代文风。但罗隐《谗书》的小品文讽刺现实一针见血在五代文坛中放出异彩鲁迅曾给予高度评价：“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文放了光辉。但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1后梁杜荀鹤、闽韩偓、吴越罗隐、前蜀韦庄和僧贯休、后蜀僧可朋、荆南僧齐己等人皆以诗名大多是唐末、五代初年人不少诗作反映了唐末战乱与民间疾苦的现实如韦庄的名作《秦妇吟》、杜荀鹤的《山中寡妇》等诗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五代现实的写照。 唐代中叶兴起了一种新的诗体“词”。五代时期战乱较少社会经济相对繁荣达的前、后蜀和南唐君臣们寄情声色歌舞升平为词的展提供了适宜的条件。晚唐诗人、著名词人温庭筠香软华艳的词风对前、后蜀的词风产生了重大影响后蜀赵崇祚将晚唐、五代以温庭筠为的词人主要是前、后蜀的词人共十八家凡五百词编为《花间集》不仅是集温派词之大成也是最早的一部词总集温派词人因而被称为“花间词派”花间派词人中韦庄、李珣的词风则比较清丽素淡。 五代中另一个“词乡”是南唐以中主李璟、后主李煜、宰相冯延巳为代表的南唐词派内容虽也是宫廷生活、花前月下但词风大多比较清丽委婉艺术风格上有所创新尤其是李煜在被俘往北宋都开封以后创作了不少名作如《虞美人》、《浪淘沙令》等不仅将词从“花间派”狭窄的领域中扩展开来也提高了词的表现力有很强的感染力对宋词的展有着重大影响词作为一种文体开始取得和诗同样重要的地位。李煜不仅是五代、宋初最杰出的文学家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而冯延巳的词清丽典雅以景见情对宋初词风很有影响。 绘画、书法五代的绘画在唐代绘画的基础上继续得到展尤其是山水画与花鸟画成绩更为突出。后梁荆浩的山水画气势磅礴笔墨并重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关仝师法荆浩“智妙入神”他们都强调师法自然并称“荆关”山1以上有关社会风俗的内容参见宋德金《金代的社会生活》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1金代宗教参见张博全：《金史简编》第九章第六节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1《旧五代史》卷126《冯道传》。 水属北派山水画；南唐董源擅长水墨、淡着色山水画“水墨类王维着色如李思训”属南派山水画两派对宋代山水画派都有重大影响2。 花鸟画取得突出成就的是南唐徐熙及前、后蜀黄筌。徐熙一生未做官善画江湖鱼鸟花木蔬果创花卉画“没骨法”水墨淡彩。黄筌则在前、后蜀时待诏宫廷长于画鸟淡墨勾画施以浓彩。时“谚云：黄家富贵徐熙野逸”3反映了两派不同的画风也都对宋代花鸟画派产生巨大影响。人物画的杰出画家中原有张图、赵嵒南唐有周文矩、顾闳中前、后蜀有贯休、黄筌吴越有王道求、李群等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更是传世名作。 后蜀后主孟昶创设画院这是设立宫廷“画院”之始。其后南唐中主李璟也设画院。后蜀、南唐画院聚集了许多绘画人才对绘画的展产生了积极作用。 五代的书法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帝王中如后梁末帝朱瑱史称“喜弄翰墨多作行书”“笔势结密有王氏羲、献帖法”。南唐中主李璟、后主李煜不但是著名词人也是著名书法家李璟的楷书“乃积学所致”有名于当世。李煜的行书“落笔瘦硬而风神溢出”1成就仅次于杨凝式。中原杨凝式的行、草纵逸雄强独步五代深受苏轼、米芾的赞许。吴越诗人罗隐、前蜀诗人韦庄亦皆以行书名世。 史学虽然战乱不断中原五代皇朝仍沿唐制设史馆史称：“五代（史馆） 官局因循（唐制）无改。”后梁修撰《太祖实录》因“叙述非工事多漏略”2敬翔又奉诏撰《大梁编遗》与《实录》并行。后唐则修撰《庄宗实录》、《明庄宗录》、《（后）唐功臣列传》还有庄宗曾祖（朱耶）李尽忠、祖李国昌、父李克用的《懿祖、显祖、太祖纪年录》；后汉修撰《高祖实录》后周修撰《太祖实录》。 后代为前代修撰实录是五代史学的特色。后汉宰相窦贞固提出：“近见史臣修《高祖实录》述汉之兴由晋而起安可遗落朝代废缺编修。更若日月滋深耳目不接恐成湮没”并请“敕史官纂集《晋朝实录》”3。实际修成后晋《高祖实录》、《少帝实录》已是后周初年。后周世宗时又修成后唐愍帝、废帝及后汉隐帝《实录》“又梁末主之上有郢王友珪篡弑居位未有纪录其末帝请依古义书曰《后梁实录》”1。而后周《世宗实录》的完成也已是北宋初年。正是由于五代时后汉、后周的补修前代实录五代的各朝实录总数达36o卷之多为北宋初年薛居正等修撰《五代史》（《旧五代史》）提供了基础。正如清代史学家赵翼所说：“五代之2《旧五代史》卷6o《李袭吉传》。 3《小品文的危机》《鲁迅全集》第5卷《南腔北调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1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1《论三家山水》卷3《董源》。本节及下节绘画参考王伯敏《中国绘画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版。 2《图画见闻志》卷1《论黄徐体异》。 3《宣和书谱》卷1《梁末帝》卷5《李煜》卷12《李煜》。 1《册府元龟》卷554《国史部（总序）》卷557《采撰》三。 诸帝本各有实录薛居正即本之以成书。”2“十国”中修撰《实录》的有《南唐烈祖实录》、《后蜀高祖实录》和《后蜀主实录》等。 后唐时又规定时政记、起居注以及各种行政措施包括法令变更、州县废置、中高级官员的任免、仪制礼乐等文件并送史馆存档当为晋、汉、周三代所沿袭。不仅成为历代修撰本朝或前朝实录的素材也是北宋初年修撰《五代会要》、《旧五代史》各志的依据。 五代史学中最重要的著作当属后晋天福六年（941）宰相赵莹奉诏监修的《唐史》“至开运二年（945）六月史馆上新修前朝李氏书”（《唐书》史称《旧唐书》）。其时赵莹已罢相而以时相刘昫署名3。 2《册府元龟》卷557《采撰》三。 3《五代会要》卷18《修国史》。 第二节宋代的文化在漫长的中国封建时代宋代是文化高度繁荣的时期无论在科学技术、哲学思想、教育、文学、艺术、史学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文学宋代文学艺术继唐代之后有了进一步的展而且丰富多采。各种文艺形式诸如散文、诗、词、绘画、书法、雕塑、“说话”、诸宫调、宋杂剧、南戏等的兴起、革新与展使宋代的文学艺术呈现出一派繁荣瑰丽的景象。 宋初骈体文占统治地位柳开、王禹偁以继承韩愈、柳宗元的古文（散文）传统为己任王禹偁主张“近师吏部（韩愈）使句之易道义之易晓”1。穆修、苏舜钦等相继而起。宋仁宗时欧阳修倡导流丽畅达骈、散结合的散文新风主张“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甚明而可行”“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2。奖引王安石、苏洵；主持科举考试苏轼、苏辙、曾巩同年举进士欧阳修成为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王安石长于政论文认为文章应“务为有补于世而已”1；苏轼很重视文采继主文坛古文运动终于取得全胜。他们的文章大多风格清新自然流畅。欧阳、王、曾、三苏与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后世合称为“唐宋八大家”。 宋初王禹偁倡继承杜甫、白居易诗风。但不久即出现杨亿、刘筠为代表的西昆诗体崇尚词藻华丽重形式、轻内容风靡一时。文坛主将欧阳修以及梅尧臣、苏舜钦等相继而起诗作大多平淡清新间或粗犷奔放诗风始为之一变。才华横溢的苏轼诗备众格洒脱豪放。王安石的诗如《河北民》、《兼并》、《感事》、《省兵》等反映社会生活、要求变法改革。黄庭坚创江西诗派提倡以故为新而后继者只注重文字技巧、声韵格律。江西诗派的陈与义南渡后诗风转向悲壮。杨万里（号诚斋）、范成大、6游、尤袤号称南宋“中兴四大诗人”。其中最杰出的是爱国诗人6游才气豪迈诗作悲壮奔放晓畅自然。杨万里、范成大也是爱国诗人杨万里诗名仅次于6游师法自然诗作清新活泼意境新颖称为“诚斋体”。范成大反映人民生活的诗篇如田园诗清新妩媚而使金时所作诗篇反映了他的爱国思想。后期的徐照（灵辉）、徐玑（灵渊）、翁舒（灵舒）、赵师秀（灵秀）都是永嘉（今浙江温州）人合称“永嘉四灵”诗作注重技巧清新可读。“江湖派”刘克庄、戴复古、方岳等诗人大多关心国事民情诗作或反映农村生活富有生活气息；或寄怀江山流溢着爱国思想。南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的诗或激昂或悲壮《正气歌》更是传世绝唱。 宋诗继承唐诗而有所创新题材广泛描写农事的诗篇较多反映农民的生活和民间疾苦有助于了解宋代社会。爱国诗篇之多更是一大特色1《廿二史札记》卷21《薛史全采各朝实录》。 2《五代会要》卷18《前代史》。 1《小畜集》卷18《答张扶书》。 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词是宋代最具特色的文学体裁北宋前期以晏殊、晏幾道、范仲淹、张先、欧阳修为代表的婉约派承袭五代词风委婉典丽。内容大多依然是樽前酒后、花前月下。范仲淹词作虽不多但扩大了词的表达范围词风也较遒劲。柳永精通韵律开始创作慢曲长调新体裁长于铺叙用语俚俗情景交融深受下层平民的欢迎以致“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2其作有“俚词”之称柳永的词风对秦观、周邦彦等影响很大。高才逸气的苏轼冲破词专写男女恋情、离愁别绪的境界清新豪放开创了豪放词派。南宋著名爱国词人辛弃疾在苏轼豪放派词风基础上高度展抒情、写景、叙事、议论无往不宜气势磅礴充溢着爱国主义的漏*点。陈亮、刘克庄、刘辰翁、文天祥均受辛弃疾影响都属豪放派爱国词人。而岳飞的《满江红》粗犷激昂充满爱国主义英雄气概激励着千古爱国志士。 北宋婉约派词人秦观展了词的技巧词语典雅流畅形象生动鲜明。周邦彦精于词法、音律格律、艺术技巧冠极当世。两宋之际的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号“易安居士”认为词与诗不同词“别是一家”3。词作讲究音律词语平淡而精巧婉约中带豪放独树一帜时称“易安体”。南宋后期的姜夔精通音乐讲究格律追求艺术美是南宋最著名的词家。著名的婉约派词人还有史达祖、吴文英、张炎等。 绘画、书法和雕塑李成为五代入宋的山水画名家师法五代荆浩、关仝善画平远寒林时称“古今第一”1。范宽重视自然山水的写生画风雄健自成一家。李成、范宽、关仝形成北方山水画的三个主要流派。宋神宗时的郭熙师法李成其画秀美明净与李成齐名世称“李郭”。郭熙与子郭思合著《林泉高致》认为应观察山水分别四季画出朝暮等景色要求赋予山水画以生活气象。南唐入宋的南方山水画派名家巨然学习董源水墨画风并称“董巨”淡墨轻岚自成一体。南宋初李唐以画牛著称兼工人物尤擅山水画创“大斧劈”皴法并为刘松年、马远、夏圭所师法合称为南宋四大画家。五代后蜀黄筌、南唐徐熙善画花鸟风格不同有“黄家富贵徐熙野逸”之说。黄筌子居寀等入北宋画院风格工丽细致为“院画体”的标准画格。其后两派逐渐合流。宋神宗时的崔白所画花鸟清淡生动。宋徽宗绘画造诣很深尤工花鸟画风工整神形俱妙。南宋花鸟画传世作品不少作者大都佚名画面鲜明生动。 北宋前期的武宗元专长佛道人物画行笔流畅。北宋中期的李公麟以画马驰名又是宋代最有影响的宗教人物画家所画人物性格突出形神俱妙。南宋四大画家都兼工人物刘松年的《中兴四将图》为著名人物画卷。李公麟、苏汉臣、梁楷、龚开亦有名作传世。 反映当时社会生活风习的风俗画宋代也有较大的展。北宋末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风俗画的代表作所绘开封景况是当时社会生活的2《欧阳文忠公文集》卷66《与张秀才第二书》卷47《答吴充秀才书》。3《临川先生文集》卷77《上人书》。 1叶梦得：《避暑录话》。 忠实写照具有极大的史料价值。李唐的《村医图》绘一乡村医生在田边为患者治病救护及围观者紧张的神态跃然纸上。李嵩的《货郎图》描绘了一群妇女儿童被货郎担所吸引的生动情景。 文人画亦称“士人画”不求形似讲求神韵、情趣作者都是文人自称为“艺画”。轻视严整细致的画作称之为“术画”称其作者为“匠人”。文人画为文同所创经文坛领袖苏轼倡导遂盛行于当代及后世。苏轼喜作枯木怪石画竹学文同。米芾画山水不求工细多用水墨点染“意似便已”；子友仁继承父风世称“米派”。南宋扬补之（无咎）“笔法清淡闲野为世一绝”1此外还有赵孟坚的水墨花卉倪涛的水墨草虫等。 宋代书法亦有很大成就。淳化三年（992）宋太宗出秘阁所藏历代书法家珍品命王著编次标明为《法帖》称为《淳化阁帖》此后重辑、翻摹的很多。北宋时潭州（今湖南长沙）据《阁帖》又增补部分作品；绛州（今山西新绛）亦据《阁帖》而有所增损皆摹勒上石十分精美世称《潭帖》和《绛帖》对传布书法艺术都很有贡献。史称：“国（宋）初称能书者惟李建中与（宋）绶二人”李建中“字淳厚不飘逸”；而宋绶“书富于法度”2仍都是唐代“尚法”派书法。宋代书法家以苏轼、黄庭坚、米芾和蔡襄最为著名。蔡襄是北宋前期最著名的书法家当时“推为本朝第一”1承上启下为尚意派先驱正楷端重行书婉媚草书参用飞白法。苏轼居四大书法家之是宋代“尚意”派书法的创导者认为“退笔成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称自己的书法“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2擅长行、楷刻意创新用笔丰润而以韵胜。黄庭坚为“苏（轼）门四学士”之一擅行、草以侧险取势而挺秀亦以韵重。北宋末米芾亦擅行、草得王献之笔意书法为当时第一。宋徽宗赵佶是四大书法家之外最有成就的书法家正楷学唐薛曜而略变其体称为“瘦金体”亦善狂草。此外北宋的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文同苏轼之子苏过、米芾之子米友仁亦以书法著称。南宋6游、朱熹、姜夔、张孝祥、文天祥等书法造诣也都很高。 山西太原晋祠北宋元祐时塑造的42尊侍女彩塑富丽浓艳各具神态栩栩如生。山东长清灵岩寺北宋末所塑46尊罗汉彩塑色彩素雅形象各异生动逼真。四川大足石刻多数是宋代作品铭记中载有元丰至绍兴时雕刻匠师元俊、文惟一等21人为代表的民间艺术家创造了无数生动的石刻造像佛和菩萨形态端庄而具有世人气息供养人、力士夸张有度各有特征。经变故事造像中大多是现实生活的片断与劳动生产场景朴实健康微妙入神。 宋代的织锦以苏州、建康、成都的最为著名。纹样通常是龟背纹、云以及“百吉”等图案、文字绚丽多彩。缂丝也称“刻丝”主要产地为定州（今属河北）、苏州。织法称为“通经断纬”可以将山水、花鸟、人物、1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33《晁无咎》。 2《宣和画谱》卷11《李成》。 1夏文彦：《图绘宝鉴》卷4《杨补之》。 2《宣和书谱》卷6《宋绶》卷12《李建中》。 楼台等照样织制成为绝妙的工艺品。传世的沈子蕃缂丝花鸟图像逼真。刺绣有平绣、辫绣、扣绣和打籽绣等多种绣法针线细密配色精妙所绣山水、花鸟、昆虫、祥云等宛如图画。1967年浙江瑞安仙岩塔中现宋庆历以前的三方经袱在杏红色素罗地上用白、黄等色平绣的对飞翔鸾团花双面图案花纹两面一样是传世的双面绣品中有明确年代的最早艺术品。雕漆即“剔红”以金属或木作胎涂上多层朱红色漆乘未干透时镂雕人物、花鸟、山水、楼台等金属作胎的常露出胎底金属本色。用黄漆作底再涂朱红漆刻成黄地红花称为“腊地”。也有以朱漆作底而涂黑漆刻成锦地压花。或以各色漆重叠涂抹雕刻时所刻花纹深浅不同现出各种色彩的图案如黄蕊、红花、绿叶、黑石等十分美观。产地主要是两浙路尤以温州最为著名北宋都开封有专卖温州漆器的店铺。 戏曲、曲艺与“话本” 宋代城市经济的展促使各种新的曲艺、戏曲形式迅兴起以适应新的市民阶层的文化需要。在北宋都东京开封、南宋都“行在所”临安等大城市中有着数十座称为“瓦舍”或“瓦子”的综合性游艺场每座瓦舍中又有若干座“勾栏”（戏院）所上演的主要有诸宫调、宋杂剧、南戏和“说话”等。宋神宗时孔三传以不同宫调的不同曲子说唱情节曲折的长篇故事称为诸宫调。南戏《张协状元》前面有一段诸宫调可从中看到宋代诸宫调的某种格式诸宫调对宋杂剧、南戏、金院本和元杂剧都有较大的影响。宋杂剧是继承唐代参军戏又吸收“大曲”（歌舞）、诸宫调等形成的早期戏剧。北宋时杂剧有时还指傀儡戏、“角抵”等。南宋的杂剧专指有滑稽讽刺的表演并以曲子演唱的短剧角色通常是四、五人。传世的无名氏《宋杂剧图》描绘了演出时的生动场面。南戏北宋末兴起于永嘉形成于南宋中叶亦称“永嘉杂剧”、“温州杂剧”。南戏起自民间歌舞小戏后吸收杂剧及其他民间伎艺词语通俗流行于两浙、福建路。“说话”通常又分为小说、讲史、说经、合生等小说又称“银字儿”专讲短篇故事题材几乎无所不包。讲史专说历史故事。说经包括“说参请”、“说诨经”专讲宗教故事。合生也作“合笙”滑稽而含讥讽的称“乔合生”可能是两人演出一人指物为题一人应命说咏形式灵活似乎并无故事情节近似现代的相声。此外还有“说诨话”（近似现代单口相声）、“商谜”（猜谜）。合生、说诨话和商谜等演出形式与内容已无从确知。 话本是“说话”（说书）人的底本多数经过文人加工。“小说”家所用的话本都是短篇故事通常即称为“小说”如《新编小说快嘴李翠莲记》等现存不过二三十篇散见于《京本通俗小说》、《清平山堂话本》诸书。长篇的讲史话本一般称为“平话”（“评话”）传世的有《新编五代史评话》、《大宋宣和遗事》、《全相评话五种》等。话本以白话为主融合部分文言穿插一些古典诗词语言生动作品的主角多为手工业者、妇女、市井商人等为市民阶层所喜闻乐见。对后代的小说、戏剧、曲艺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史学宋代是中国封建时期史学的鼎盛期新史体先后创设长篇巨著之多史学家成就之大各种地理志的纂修以及把史学领域扩大至金石学等足以凌驾汉唐睥睨明清。 宋初薛居正等编成《五代史》（《旧五代史》）15o卷。宋仁宗时欧阳修受命重修唐史成《唐书》（《新唐书》）225卷欧阳修又私撰《五代史记》（《新五代史》）74卷。宋代编修的前代史传世的还有王溥《唐会要》、《五代会要》徐天麟《西汉会要》、《东汉会要》以及路振《九国志》6游《南唐书》等。 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294卷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这种经过改进的编年史体称为《通鉴》体成为后来编年史的通用体裁。南宋袁枢自出新意将《通鉴》中的重要事件分门别类每事详备始终并列出标题撰成《通鉴纪事本末》开创了纪事本末体。 宋人私人修史之风很盛有题曾巩所修《隆平集》孙逢吉《职官分纪》李焘编撰《续资治通鉴长编》杨仲良仿《通鉴纪事本末》编撰《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王称《东都事略》佚名《宋史全文》佚名《两朝纲目备要》佚名《宋季三朝政要》等。此外名著还有郑樵《通志》马端临《文献通考》与唐杜佑《通典》并称“三通”。 宋廷重视编修本朝史设国史院、实录院等机构由宰相兼任“监修” 或“提举”编纂日历、实录、会要、国史等常受政治斗争影响而改编。宋代官修史籍记述之详篇幅之大居汉、唐、明、清各朝之冠。宋孝宗在位27年的编年体官史《日历》竟有2ooo卷。现行《宋会要辑稿》仅为宋代官修《会要》的残本材料已十分丰富。宋《国史》原创设有《老释志》是记载佛、道二教的专志元修《宋史》时删除十分可惜。 宋代方志的著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体例已臻完备。地理总志记载宋朝统治区域概貌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新设风俗、人物、土产等门；王存《元丰九域志》分路记载州县户口、乡镇、土贡额数等；欧阳忞《舆地广记》详于沿革地理。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多记山川名胜；祝穆《方舆胜览》详于名胜、诗赋、序记。宋代编撰有大量州、县、镇志传世的尚有2o多种。北宋宋敏求《长安志》记述还比较简略而南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范成大《吴郡志》、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周应合《景定建康志》、潜说友《咸淳临安志》等内容丰富体例完备。南宋常棠《澉水志》为澉浦镇镇志镇志的出现反映了宋代乡村经济展的新情况。都市志有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周密《武林旧事》、吴自牧《梦粱录》分别记载北宋末开封和南宋临安的繁华景况是宋代城市生活的生动写照。 金石学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是宋代史学领域新开辟的园地。北宋欧阳修《集古录》是现存最早研究石刻文字的专书。南宋洪适《隶释》和《隶续》为传世最早的集录汉魏石刻文字专书对有关史事进行了考释。赵明诚《金石录》著录金石拓本2ooo种并作辨证。元祐七年（1o92）成书的吕大临《考古图》及《释文》著录古代铜、玉器2oo多件绘图形、款识载尺寸、重量等记出土地及收藏处开创著录古器物体例是中国最早而较有系统的古器物图录。南宋人继作《续考古图》。北宋王黻《宣和博古图》著录古铜器达8oo多件亦绘图形等考证精审所定古器名多沿用至今。第三节“宋学”学派的产生与展宋代文化学术史上最重大的事情莫过于新儒学“宋学”的产生宋学的新学、理学、蜀学三大学派的形成与展以及其对宋代及后世文化思想的巨大影响。 新儒学“宋学”的产生宋代新儒学的产生渊源于唐代的韩愈他在创导古文运动的同时力排佛、道提倡儒学提出“儒学道统说”以孟子上承孔子而自承孟子引导对儒学经典义理的探求。并和弟子李翱先后推崇《论语》、《孟子》、《大学》、《中庸》。 韩愈创导的新儒学经过唐末、五代、宋初的沉寂以后到北宋中叶的仁宗初年新儒学又重新开始在宋代文化学术舞台上兴起。活跃在宋真宗和仁宗初年的晁迥“通释、老书以经传傅致为一家之说”3。吸收佛、道二家学说成为后来新儒学“宋学”的学术取向。 晁迥之后的胡瑗、孙复、石介即被后来的理学家称为理学派先驱的“宋初三先生”还有范仲淹、欧阳修、李觏、刘敞等都是宋代新儒学“宋学”的先驱。 文坛领袖欧阳修是宋学先驱中的主要代表人物苏轼称：“士无贤不肖不谋而同曰：欧阳子今之韩愈也。”“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长育成就至嘉祐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4。“通经学古”即不事章句训诂而探求儒家经典的新意是宋学的又一特征他所著《易或问》和《毛诗本义》是“宋学”在这方面早期的代表作。而“救时行道”则是宋学建立初期学者的共同追求范仲淹的“庆历新政”欧阳修、胡瑗、石介等都积极参加。后来的王安石的变法改革也属于“救时行道”。而“嘉祐末号称多士”正是宋学的新学、理学、蜀学三个学派的创始时期。 “宋学”学派：新学、理学、蜀学的形成及在北宋时的展“新学”为王安石于庆历二年（1o42）中举任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后著《淮南杂说》时创始；嘉祐末至治平四年（1o67）居丧在江宁（今南京）聚徒讲学时形成。熙宁变法时开始成为宋学中最大学派当时称为“新学”史称“荆公新学”元祐时虽遭打击但直至南宋理宗后期以前一直是宋学的主要学派。 “蜀学”是苏洵在眉山“闭户读书”时开始研究《六经》百家之说晚年研究《易经》著《易传》未完成治平三年（1o66）死时遗嘱苏轼继述其志。元丰年间苏轼贬居黄州时完成《易传》及著《论语说》、《书传》等蜀学派的理论大体形成。蜀学派另一主将苏辙元符三年（11oo）3《宣和书谱》卷6《蔡襄》。 4《苏东坡全集·正集》卷5《柳氏二外生求笔迹》卷2《石苍舒醉墨堂》。末开始居许州“居许六年（至崇宁五年11o6）杜门复理旧学（蜀学）于是《诗传》、《春秋》、《老子解》、《古史》四书皆成”1。至政和二年（1112）去世的13年间不仅撰著蜀学著作还传布蜀学。两宋之际的蜀人韩“驹尝在许下从苏辙学”是北宋末年的重要蜀学派入仕不久即“坐为苏氏学”宣和六年（1124）“复坐乡党曲学（蜀学）”2。 理学则是由河南（今河南洛阳）程颢、程颐兄弟所创创始的时间约在至和末至嘉祐初形成于元丰年间居洛阳聚徒讲学之时。张载创立“关学”大致也在至和末而形成于熙宁年间聚徒讲学于家乡郿县（今陕西眉县）横渠镇时。周敦颐曾著《太极图》、《易通》早年曾任二程少年时的启蒙老师因而被朱熹推为理学开山但他未形成自己的学派。同时的邵雍著《皇极经世书》等创象数学体系。二程、周、张、邵五人同被朱熹列为理学派的创始人称为“北宋五子”。但是理学派在北宋末仍只是个较小的学派。与理学家杨时关系密切的张觷向蔡京推荐“其所知遂以杨时荐”1杨时遂被起用。靖康元年（1126）当金兵南下北宋危亡之际杨时又借攻击蔡京之机攻击王安石及新学派为宋钦宗采纳但北宋随即为金所灭理学派未能有所展。“时人有十不管之语云：不管太原（时为金兵围攻）却管太学；不管‘防秋’（防备秋季金军南侵）却管《春秋》；不管炮石却管（王）安石；不管肃王（钦宗弟赵枢时在金营作人质）却管舒王（王安石）。咸谓深中时病。”2秦桧对理学派的扶持与打击北宋末昏君宋徽宗与奸臣蔡京打着崇奉王安石和新学派的旗号进行着腐朽黑暗的统治断送了北宋成为南宋君臣及理学家们攻击王安石及新学派的口实。右相范宗尹曾正确地指出：“王安石学术本不至是由蔡京兄弟以绍述之说敷衍被蔓浸失其意”所致1。 绍兴元年（1131）八月秦桧升任右相（独相）随即追赠程颐直龙图阁职名称其学说为“高明自得之学”。起用与理学有关的人士即所谓“绍兴初秦桧为亚相引（胡）安国侍经席一时善类多聚于朝”2。次年秦桧罢相秦桧党羽在此前后被罢斥的达2o余人。 绍兴四年赵鼎任相后原先被称为秦桧党羽的张觷、江跻、刘一止、楼炤、胡安国等再次被起用。在新学是显学的情况下次年“召省试举人程文许用古今诸儒之说并自出己意文理优长并为合格”。实际上凡不符合理学观点的应试者一概不录取。理学派在秦桧、赵鼎先后扶植下得到了初步展1但还未成为显学。 1《宋史》卷3o5《晁迥传》。 2苏轼：《居士集序》《欧阳文忠公文集·卷》。 1苏辙：《栾城集·后集》卷13《颍滨遗老传》下。 2《宋史》卷445《韩驹传》；黄淮、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115载有韩驹“高宗时”奏议八篇从内容看应是徽宗时。 1《宋史》卷379《张觷传》。 2《三朝北盟会编》卷51靖康元年八月三日引《靖康遗录》。 1《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4建炎四年六月己亥。 绍兴八年（1138）秦桧再任右相独相擅权成为臭名昭著的奸臣秦桧后来被说成是打击理学推行新学的人物即所谓秦“桧再得政复尚王金陵而洛学废矣”2。其实秦桧再相的前期礼遇年迈的尹淳；任用杨时之子杨适、杨迥婿陈渊；与胡安国父子更是关系密切。胡“宁本因其父（胡安国）兄（胡寅）与（秦）桧厚故召用之”绍兴十九年（1149）“（秦）桧知（胡）宁兄徽猷阁直学士致仕（胡）寅之贫因其往剑州（今四川省剑阁）省世母遗以白金”。由于胡寅的回书秦“桧以为几己始怒之”3秦桧与胡寅兄弟的关系也是与理学派的关系从此恶化。此前曾有一徐“存顶冒杨时高第徐存（江山人）之名于秦桧当轴时乞送入试院试官观望遂窃一第”4。绍兴十八年朱熹等理学人士中举都说明秦桧当时还是扶持理学派的。 绍兴二十年九月采纳曹筠建请科举中淘汰采用二程学说者开始打击理学派。绍兴二十三年杨时之子杨迥因与胡寅的特殊关系罢官秦桧党羽又“揭出”胡安国的门生胡“襄比当秋闱监试题目众已议定襄乃中夜自易之意私其党”而被罢官1。次年又生“甚至萧振以附程氏之学而得祸洪兴祖以序程瑀《论语注》而得祸”2。正如其后叶谦亨所说：“学术粹驳系于主司去取之间向者朝论专尚程颐之学有立说稍异者皆不在选。前日大臣则阴佑王安石而取其说稍涉程学者一切摈弃。”宋高宗随即说：“赵鼎主程颐秦桧尚安石。”3秦桧“阴佑”新学派与打击理学派是在其当政最后的五、六年。 宋孝宗时期的新学、理学和蜀学“宋学”三大学派中宋孝宗对理学派的攻击新学派采取不支持的政策形成各学派自由展的学术环境除新学派仍是显学外蜀学派在沉寂了数十年之后重新兴起；理学派自宋高宗在位末年扶持以来又有了很大的展。朱熹建立了完整的理学体系形成理学的主流学派史称“程朱学派”6九渊则创建理学心学派反理学的主要学派是陈亮、叶适的浙东事功学派等。 乾道六年（117o）前员兴宗提出：“今苏、程、王之学未必尽善未必尽非执一而废一是以坏易坏宜合三家之长以出一道使归于大公至正。”4宋孝宗又追赐苏轼“文忠”、苏辙“文定”为苏轼文集作序等对蜀学派采取扶持的政策。而对当时的主流学派新学派、理学派则采取相2《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6绍兴元年八月戊子；《两朝纲目备要》卷4庆元年正月甲辰。3《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9o绍兴五年六月甲子；卷173绍兴二十六年六月乙酉。“绍兴初程氏之学始盛”6游：《老学庵笔记》卷9。 4《两朝纲目备要》卷4庆元二年正月甲辰。 1《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2绍兴十九年十二月丁丑。 2《宋会要辑稿》职官72之5。《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载朱熹同榜的第三甲第十三人徐存（兰溪人）可能为“顶冒”者。顶原作项误。 3《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1绍兴二十年九月乙酉（参见《宋史·选举志》2）；卷165绍兴二十三年十一月甲午。 4《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9绍兴二十五年十月辛卯；卷167绍兴二十四年七月甲子、十二月丙戌。对遏制的政策如淳熙五年（1178）“谢廓然言：‘近来掌文衡者主王氏之说则尚穿凿主程氏之说则务为虚诞乞诏有司公心考校毋得徇私专尚程、王之末习。’从之。”5宋学的新学、理学、蜀学三大学派在宋孝宗后期并为显学其明证莫过于淳熙十四年（1187）时年58岁的朱熹所说：“若诸子之学同出于圣人各有所长而不能无所短。”朱熹在这里所说的诸子不仅是指理学派的许多学者也包括新学派王安石、王■和蜀学派的苏轼他所举的“五经”“四书”的注疏著作就包括了他们的著作并说学者学习三派著作才使“先王之道得以复明于世”1。朱熹实际上是认为理学派与新学派、蜀学派同是宋学的学派之一。 宁宗后期理学地位的提高宁宗初年“庆元党禁”打击了理学派三大学派并存的局面被打破。 嘉定元年（12o8）的宋金“嘉定和议”后理学人士刘爚向奸相史弥远建议实行“收召诸贤”、“以爵禄縻天下士”扶持理学派。次年谥“赐朱熹谥曰文”提高理学派的地位。 嘉定三年刘爚“遣国子司业言于丞相史弥远请以（朱）熹所著《论语》、《中庸》、《大学》、《孟子》之说以备劝讲正君定国慰天下学士大夫之心又请以熹《白鹿洞规》颁示太学取熹《四书集注》刊行之”2。 嘉定十三年谥周敦颐、程颢、程颐为“元”、“纯”、“正”后又谥张载为“明”为后来理学思想统治地位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同年九月胡卫的奏议称：“皇朝承五季陵夷之后士气卑弱二三圣人作而新之熙宁以来凡典章号令若王安石之造意平雅苏轼之语纯明；程颢、程颐又以洙泗之源流兴于伊洛间士之所趋一归于正。”1胡卫的奏议意在推崇理学但只将宋学三大学派的代表人物王安石、苏轼、程颢、程颐同列于“二三圣人作而新之”的行列说明理学派当时的地位虽已提高但新学、蜀学派也还是主流学派。 理宗后期理学思想统治地位的确立嘉定十七年宁宗死奸相史弥远废宁宗自定的皇位继承人赵竑改立宗室赵贵诚（改名赵昀）为帝（理宗）随即“诏褒表老儒”年迈的朱熹弟子傅伯成、6九渊弟子杨简以及自幼读程颐书的柴中行等被授予殿阁职名赐金带。宝庆三年（1227）宋理宗又表彰朱熹的《四书集注》并“特赠（朱）熹太师追封信国公”2再次提高理学派的地位。 5《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3绍兴二十六年六月乙酉。 1员兴宗：《苏氏、王氏、程氏三家之学是非策》《九华集》卷9。员兴宗死年不详《九华集》附录祭员兴宗文数篇最早的撰于乾道六年八月。 2《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56淳熙五年三月。 1《朱文公文集》卷69《学校贡举私议》。 2《宋史》卷4o1《刘爚传》卷437《真德秀传》、《魏了翁传》。 端平元年（1234）重用理学家真德秀、魏了翁等十多位“名士”。次年诏议胡瑗、孙明复、邵雍、欧阳修、周敦颐、司马光、苏轼、张载、程颢、程颐十人从祀孔子。李■称这十人“卓然为学者所宗宜在从祀之列”3意在取得与早已从祀孔子的王安石同等的地位但是此次“诏议”未能使其中的任何一人列入从祀。嘉熙元年（1237）三月刘汉弼“为校书郎转对举苏轼所言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1。结合理学派肆意攻击王安石以及后来新学派被称为“邪党”可见此时宋学的三大学派仍然并存。 淳祐元年（1241）正月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和朱熹从祀孔庙而将王安石排挤出从祀的行列以及推崇理学的其他措施正式确定了理学为南宋官方的统治思想。有识之士对于理宗在面对蒙古军南侵的南宋存亡之际不是愤图强而是热中于扶持宋学的理学派并打击其他学派深为不满。理学人士刘克庄在淳祐六年的《召对札子》中说：“薄物细故纷挐不已；急政要务谦逊未遑未免有‘不言防秋而言《春秋》不言炮石而言（王）安石’之讥。夫废《春秋》用安石致祸之本也于时（指北宋末）尚以为不急况今之不急有甚于此者乎。今庙谟睽异邪党（指新学派等）揶揄臣实未知其所终。”2南宋皇朝在宋理宗致力于“不急之甚”的扶持理学派打击其他学派而不思救亡图存的“急政要务”下走上灭亡之途。3《宋会要辑稿》选举6之4o。 1《宋史》卷41《理宗纪》一。 2《宋史》卷42《理宗纪》二；《宋史全文》卷32。 第四节辽代文化的展及其特点辽朝的创建者耶律阿保机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少数民族政治家他通晓汉语也吸收了一部分燕蓟地区的上层人物参与国家治理积极借鉴中原封建政权的统治经验吸收汉地的封建文化同时也重视继承和展游牧民族的传统文化。与政治、经济制度胡汉分治相适应辽朝的文化也表现出了游牧文化与高度展的汉文化互相影响、互相吸收、共同展、相得益彰的特点。境内契丹、汉族和其他各族人民共同创造和展了以汉文化为核心又带有草原游牧文化特点和时代特色的辽文化。它不但促进了契丹民族的展而且丰富和展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 契丹人的语言文字契丹语为与乌桓、鲜卑一脉相承的东胡语的一个分支属阿尔泰语系。 与古蒙古语同源关系密切某些契丹语词汇与古蒙古语相同或相近。 建国前契丹无文字。神册五年（92o）阿保机命耶律突吕不和耶律鲁不古创制文字。他们在汉人的协助下以汉字隶书减少笔画或直接借用汉字创制了契丹大字即所谓“汉人教之以隶书之半增损之作文字数千以代刻木之约”3。契丹大字笔画较汉字为简但字数仍有3ooo之多不便掌握。并且用以记录契丹语效果不理想。后来皇弟迭剌参照回鹘字对大字加以改造创制了契丹小字。小字为拼音文字有3oo多个表音符号称原字。将若干原字拼在一起以记录契丹语“数少而该贯”1比大字使用方便它的拼音方法受了回鹘字的启和汉字反切注音的影响。 契丹小字的研究现在已取得突破性进展国内外学者已释出语词4oo余条构拟出1oo多个原字的音值1。 辽朝境内契丹语和汉语都是官方和民间的通用语言。两种契丹字和汉字也同样被官民使用和在境内外通行。契丹字除用来书写官方文书、碑碣、牌符、书状、印信等外也翻译了大量儒家经典和文学、史学、医学著作有些契丹文人也用契丹文字进行文学创作。 大量汉文书籍的翻译将中原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和统治经验中原人民的科学技术、文学、史学成就等介绍到了草原地区带动和促进了游牧民族草原文化的展。辽朝的皇帝和契丹上层人物多仰慕汉文化很多人有较高的汉文化修养汉人上层也多通晓契丹语连出使辽朝的宋朝人有些也能用契丹语作诗对沟通契丹人与汉人的思想感情加强辽宋间的兄弟友好关系起了重要作用。 文学契丹人在语言运用上有其独特的技巧他们善于运用比喻的手法评论事3《宋史》卷4o6《刘汉弼传》；《南宋馆阁续录》卷8《官联》二。 1《后村先生大全集》卷52《召对札子》“揶揄”原文作“挪揄”。参见《庚申召对》。1《新五代史·四裔附录》。 物和品评人物。辽朝文人既用契丹语言文字创作也大量用汉语文写作。他们的作品有诗、词、歌、赋、文、章奏、书简等各种体裁有述怀、戒喻、讽谏、叙事等各种题材。作者包括帝后、宗室、群臣、诸部人和著帐郎君子弟。 辽圣宗1o岁能诗一生作诗5oo余常自出题目召宰相以下赋诗并亲自审阅。兴宗也善为诗文他不但与诗友唱和还亲自出题以诗赋试进士于廷。 在辽朝诸帝中道宗洪基文学修养最高善为诗赋作品清新雅丽意境深远。其诗《题李俨黄菊赋》：“昨日得卿黄菊赋碎剪金英添作句。袖中犹觉有余香冷落西风吹不去。”至今仍为人们所称道2。有诗文集《清宁集》。 宗室东丹王耶律倍有《乐田园诗》、《海上诗》。耶律国留、资忠、昭兄弟三人皆善属文工辞章国留有《兔赋》、《寤寐歌》；资忠出使高丽被留期间“每怀君亲辄有著述”后编为《西亭集》；昭因事被流放西北部致书招讨使萧挞凛陈安边之策词旨皆可称。 道宗皇后萧观音的《谏猎疏》、《回心院》和应制诗《君臣同志华夷同风》天祚文妃的讽谏歌太师适鲁之妹耶律常哥的述时政文等不但反映了她们的文学修养而且表达了她们关心社稷安危、致主泽民的政治理想。诗文中每引前代帝王行事为典更体现了她们的经学、史学造诣。此外平王耶律隆先有《阆苑集》枢密使萧孝穆有《宝老集》北女直详稳萧柳有《岁寒集》萧韩家奴有《六义集》敦睦宫使耶律良有《庆会集》等诗文集。耶律庶箴有《戒喻诗》耶律韩留有《述怀诗》等但辽朝书禁甚严不许传入宋境故皆不传。现在已无从知道他们是用哪种语言文字创作的。辽朝境内的汉人如杨佶、李瀚等也分别有诗文集《登瀛集》、《丁年集》。流传至今的辽人作品除王鼎的《焚椒录》外还有寺公大师的《醉义歌》。《醉义歌》系用契丹语创作曾有金人耶律履的译文契丹文原作和耶律履译文已失传今有履子耶律楚材的汉译本传世。 辽人颇喜宋人诗文对三苏的作品多能道其详。有的诗文集在宋朝境内尚未广泛流传却已为辽人所得。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契丹使人至宋“言本国喜诵魏野诗但得上帙愿求全部真宗始知其名。将召之死已数年。搜其诗果得《草堂集》十卷诏赐之”3。 辽代私家著述传世极少现存者有王鼎的《焚椒录》、耶律淳的《星命总括》和释希麟的《续一切经音义》、行均的《龙龛手镜》等。 儒学辽朝统治者尊崇孔子以儒家学说作为治国的主导思想。建国初阿保机将择历史上有大功德者奉祀太子倍认为：“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1于是神册三年建孔子庙于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次年阿保机亲谒2《辽史·皇子表》。 3参见清格尔泰等：《契丹小字研究》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1苏辙《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五道》记载南京副留守邢希古通过殿侍元辛传语称辽境内已有苏轼《眉山集》并建议苏辙印行文集；中京度支使郑颛对苏洵“文字中事迹颇能尽其委曲”；至上京馆伴王祭祀。契丹上层在用人行政和品德修养上也多自觉地以儒家的道德标准为准则。连作述时政文的耶律常哥也懂得“四端五典为治教之本六府三事实生民之命”。金元之际杰出的契丹政治家耶律楚材在其《怀古一百韵》中更恰如其分地指出了“辽家尊汉制孔教祖宣尼”这一历史事实。 仕辽的汉官利用一切机会向契丹统治者介绍儒家思想和封建帝王的统治经验对契丹上层接受儒家思想起了推动作用。辽圣宗继位之初枢密使、监修国史室昉进《尚书·无逸》篇太后“闻而嘉奖”。侍读学士马得臣录唐高祖、太宗、玄宗行事可法者进与圣宗又上书谏止频繁击鞠皆得到圣宗的赞许。兴宗时枢密使马保忠见皇帝“溺于浮屠”“朝政不纲”尝从容进谏他说：“强天下者儒道；弱天下者吏道。今之授官大率吏而不儒。崇儒道则乡党之行修；修德行则冠冕之绪崇。自今其有非圣帝明王孔孟圣贤之教者望下明诏痛禁绝之。”1道宗对儒家经典更是“神领心解”他不但学习和熟悉儒家经典而且有自己的独到认识和深刻理解。认为自身的文化素养和辽朝的典章文物并不亚于中原皇帝和中原王朝。自圣宗至道宗、在法律和礼仪制度制定中更不断加进儒家思想中维护封建统治和封建秩序的内容使之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 契丹上层虽崇佛、尊儒但佛、儒在辽朝的地位却并不一致。佛教不过是他们的一种宗教信仰而儒术却是他们治国的主导思想和统治者极力提倡的行为标准。 绘画与雕塑契丹画家善画草原风光和骑射人物他们创作了大量优秀的绘画作品。 著名画家胡瑰、胡虔父子和东丹王耶律倍所画多入宋内府被誉为“神品”。耶律倍“多写贵人酋长至于袖戈挟弹牵黄臂苍服用皆缦胡之缨鞍勒率皆瑰奇不作中国衣冠”2；画马“骨法劲快不良不驽自得穷荒步骤之态”1。他的作品甚为五代人所喜甚至争相购买。流传至今者有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射骑图》和流传到美国的《人骑图》、《射鹿图》。胡瑰所画“穹庐部落、帐幕旗旆、弧矢鞍鞯或随水草放牧或驰逐弋猎而又胡天惨冽沙碛平远能曲尽塞外不毛之景趣信当时之神巧绝代之精技欤”2。他画契丹人马“用狼毫制笔疏渲鬃尾细密有力。至于穹庐什物各尽其妙”3。他的作品流传至今者有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卓歇图》流传到海外的《出猎图》、《回猎图》也有人列为他的画作。其子胡虔“丹青之学有父风”与其父的画品“殆未可分真赝也”1。 辽兴宗“工画善丹青尝以所画鹅、雁送诸宋朝点缀精妙宛乎逼师儒知苏辙有《服茯苓赋》因求其方。 1《玉壶清话》；《宋史·魏野传》。 2《辽史·宗室·义宗倍》。 1《契丹国志·马保忠传》。 2《宣和画谱》卷8。 3刘道醇：《五代名画补遗·走兽门第三·神品》。 1《五代名画补遗》。 真仁宗作飞白书答之”2。外戚萧瀜“慕唐裴宽、边鸾之迹凡奉使入宋者必命购求。凡遇名迹不惜重价。装潢即就而后携归本国建小楼以贮之。风和日丽焚香展卷临摹所至咸有法则”3。 此外契丹人耶律褭履（耶律防）、耶律题子、秦晋国妃萧氏汉人陈升、常思言、吴九州等也皆以善画称。常思言“善山水林木求之者甚众”。求画者必与之志趣相投乃可得“既不可以利诱复不可以势动”4。 除上述见于记载的画家外辽朝还有大量湮没无闻的丹青手。一些保存至今的辽代所建寺庙、塔刹和辽墓出土的画幅、壁画同样反映了辽代的绘画水平和技巧。如辽宁义县奉国寺大雄宝殿彩画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珍藏的挂幅《神农采药图》、《南无释迦牟尼佛像》立轴《药师琉璃光佛说法图》、《炽盛光九曜图》这些画品虽无作者名款却同样能反映辽代不同时期的绘画水平。1974年辽宁法库叶茂台辽墓出土的绢本辽代山水画《山弈候约图》（山水楼阁图）和花鸟画《竹雀双兔图》为传世屈指可数的辽代卷轴画增添了新的内容。花鸟画构图取对称形式装饰气味尚存当出自契丹画师之手。 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辽代绘画作品中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的当属辽墓中保存的大量壁画它们不但题材丰富而且有的也有相当高的艺术水平。早期被毁的辽圣宗陵墓永庆陵墓内和墓道两侧均绘有丰富的彩画有建筑装饰、人物像、四季山水和牡丹、卷草、飞凤、双龙、彩蝶、祥云等饰纹。其中有人物71个大小略与真人相等包括蕃汉官僚、侍卫和奴仆。中室四壁所绘《四季山水图》分春、夏、秋、冬四幅描绘了北方草原的四季风光以象征皇帝四时捺钵之义景色与庆陵所在的山林景色相近当是写实之作。艺术形制虽显生拙幼稚内容却生动活泼富有草原生活气息。近年来辽代壁画墓已现了数十处内容有草原风光、蕃汉人物、飞禽走兽、祥云花草、穹庐车帐等它们是辽朝社会情况的真实记录为我们研究契丹人的冠服、式、车帐穹庐形制、生产生活状况、蕃汉统治者穷奢极侈的腐化生活和辽代社会习俗提供了真实的形象资料。如库伦辽墓壁画中场面庞大的《出行图》、《归来图》即描绘了契丹贵族养尊处优的寄生生活也记录了契丹人“随阳迁徙”的具体情况5。 辽朝的雕刻艺术以宣扬佛教信仰为多有石雕和砖雕。保存至今的有真寂寺石窟（后召庙石窟巴林左旗林东镇西南约2o公里）、开化寺石窟（前召庙石窟后召庙东大山南坡）、灵峰院千佛洞石窟（赤峰西南约3o公里）和大同云冈石窟中的辽代雕刻石像等。其中真寂寺中窟的圆雕佛涅槃像和悲恸涕泣的佛弟子“造形浑厚比例适当堪称佳作”。北窟后室的浮雕像为全寺造形之最优美者富有地方特色也是不可多得的辽代雕刻作品。据《辽史》记载南京延芳淀、东京道乾州、上京五鸾殿都曾安放辽景宗石像惜今已不存。2o世纪初至今相继现了中京辽太祖立像、辽景宗坐像兴中府天庆寺玉石观音像和西京遗存的一些石雕造像。玉石观音像用汉白玉雕成体形高大镌刻精致。大同西郊佛字湾观音堂保存着一组辽朝2汤垕：《画鉴》。 3《宣和画谱》卷8。 4《契丹国志》卷8。 5王毓贤：《绘事备考》。 石刻群像其中的观音菩萨立像神态端庄镌刻工丽是辽代圆雕高大完美的石造像之一。大同拒墙堡西南辽南堂寺遗址有释迦佛坐像和文殊、普贤、弟子、侍女、狮、象等石雕残像其中的释迦牟尼像“面相浑圆姿容端正服饰典雅衣纹流畅”。 辽代的墓葬石刻内容也十分丰富它们包括石棺、墓志、墓壁石刻、部分画像砖和墓前神道碑、石人、石兽等。 墓前石雕现的有耶律琮墓神道两侧石雕一组有文官、武吏、石羊、石虎。“文官头戴幞头身着右衽肥袖长袍腰系大带拱手恭立；武吏头戴兜鍪身着紧袖铠甲足登长靴双手按剑神情严肃。石羊盘角昂曲膝而卧石虎则作蹲坐式前腿竖立翘远视。全组石雕风格古朴”6。辽宁法库辽墓出土的墓主人萧袍鲁头像神态自然形象栩栩如生。 墓室内石雕多以主人车马出行、狩猎、宴饮、歌舞、民间故事和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为题材用浮雕、半圆雕、阴阳线刻等技法进行创作。辽宁地区现的几口石棺多刻四神图案雕工精细刀法纯熟。草原地区的辽墓石棺在雕刻内容和技巧上与此有所不同主要刻划牲畜和车帐、牛、羊、马、骆驼等以写实的手法描绘了游牧生活的实质也表现出了无拘无束的创作态度。墓壁雕刻多以故事画和饮宴图为主有的则雕刻家畜和野兽。这类画像石墓在辽东京道所属地区（今辽宁辽阳、鞍山、锦西等地）现较多。此外辽朝还有大量的石经幢和石浮图。这类以修功德、消灾祸、报恩祈福、立传扬名为目的的经幢数量很多其造型风格、技艺精粗有着明显的宫廷和民间的差异。 辽代的石雕艺术在继承契丹人固有文化和中原雕刻艺术传统的基础上又吸收了西方的佛教文化“把三者融会、消化故能冲破宗教艺术的牢笼创造出富有时代特色的民族艺术成品充溢着写实的生活气息”1。 石雕之外辽朝尚有砖雕和泥塑作品传世。辽宁朝阳北塔有砖雕力士、侍者、狮、虎、莲花等图案和密宗五方如来坐佛各一尊以及五象、双马、五孔雀、五金翅鸟（迦楼罗）生灵座等。天津蓟县独乐寺观音阁中耸立的观世音菩萨是我国最大的泥塑像之一通高16米立于须弥座上面带微笑头顶上还有1o个小头像所以也称“十一面观音像”。像旁另有两尊小型的侍立菩萨也是辽代作品。山西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和义县奉国寺辽代所建大雄宝殿内现存有泥塑释迦牟尼佛像和菩萨像。 6《图画闻见志》。 1参见王健群、陈相伟：《库伦辽代壁画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五节西夏的文化艺术“西夏文” 西夏建国前夕在李元昊的主持下创制记录党项语言的文字由大臣野利仁荣“演绎之成十二卷”称“国书”或“蕃书”后世称西夏文。西夏文字是仿照汉字结构创制的词符文字文字构成多采用类似汉字构造的“六书”会意字和形声字等也由偏旁、部组合而成。但同汉字相比西夏文字笔画更为繁复多撇、捺无竖钩。《宋史·夏国传》记载其“字形体方正类八分而画颇重复”。西夏学者骨勒茂才认为：西夏文和汉文的关系是“论末则殊考本则同”1。西夏文创制后夏广运三年（1o36）下令颁行尊为“国字”“凡国中艺文诰牒尽易蕃书”与周围王朝往来表奏、文书都使用西夏文字。国中设立“蕃学”由野利仁荣主持选派贵族官僚子弟入校学习翻译汉文典籍。 西夏文字的创制在西夏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应用并构成了西夏文化的重要特色。从现已现的西夏文字文献、文物中有用西夏文记载的历史、法律、文学、医学著作；有用西夏文翻译的汉文典籍如《论语》、《孟子》、《孝经》、《类林》、《孙子兵法》、《贞观政要》、《十二国》等；有大量译自汉、藏等文字的佛教经典；还用西夏文镌刻碑文书写题记铸造印章、钱币、符牌、铜镜等。 文学西夏崇尚汉文化但用汉文创作的文学作品传世不多。崇宗乾顺特别重视文学本人有很高的文学修养曾作《灵芝歌》与大臣王仁忠酬唱传为佳话。留传于世的西夏文学作品以诗歌和谚语为主。诗歌有宫廷诗、宗教劝善诗、启蒙诗、纪事诗与史诗等几类。西夏诗歌有韵律一般为对称结构通常是五言或七言体也杂有多言体。每一诗句的音节数目不同如夏天盛十四年（1162）佚名作者创作的《大颂诗》2是颂扬西夏文创制者野利仁荣的颂诗全诗23行分别为七、十、十一言。另一史诗性的作品《夏圣根赞歌》1内容多为民间传说遣词造句带有浓重的民谣色彩全诗45行每行3—14字不等。开三句：“黑头石城漠水边赤面父冢白河上高弥药国在彼方”历来被学者引用作解释党项族称与历史源起的根据。另一《新修太学歌》1作于仁宗乾祐二十三年（1192）内容是赞美重建太学的全诗27行字数不等词句华美对仗具有宫廷诗的风格。 谚语是西夏文学的宝贵遗产著名的西夏谚语集《新集锦合辞》2是由1参见朱子方、包恩梨：《辽朝的石雕艺术》《辽海文物学刊》1992年第2期。2参见朱子方、包恩梨：《辽朝的石雕艺术》。 1骨勒茂才：《蕃汉合时掌中珠》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俄]克恰诺夫：《献给西夏文字创造者的颂诗》载《中国民族史研究》（二）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2聂鸿音：《西夏文&1t;夏圣根赞歌>考释》《民族古籍》199o年第1期。学者梁德养、王仁持于夏乾祐年间（117o—1193）收集整理的。西夏谚语对偶工整结构严谨字数多少不一有6字至36字句式以14字为最多。内容广泛地反映了西夏与党项社会的各个方面揭露黑暗、鞭鞑丑恶、赞颂美好生活并涉及社会生产、生活、风尚习俗、宗教信仰、伦理道德等内容。音乐、舞蹈党项羌人是一个富有音乐传统的民族早期党项羌人的乐器“有琵琶、横吹击缶为节”3“横吹”即竹笛是由羌人明的。从唐代起党项人接受了中原音乐宋代李德明时“其礼文仪节律度声音无不遵依宋制”。西夏建国后李元昊为改“唐宋之缛节繁音”乃下令“革乐之五音为一音”1。夏人庆五年（1148）仁宗令乐官李元儒参酌中原乐书更定音律赐名《鼎新律》。西夏流行的乐器据骨勒茂才《蕃汉合时掌中珠》记载有：“三弦、六弦、琵琶、琴、筝、箜篌、管、笛、箫、笙、筚篥、七星、吹笛、击鼓、大鼓、丈鼓、拍板。”西夏设有“蕃汉乐人院”惠宗时曾“招诱汉界娼妇、乐人”2已现的西夏文献藏品中有《刘知远诸宫调》戏曲残本说明戏曲已传入西夏。 西夏时期的舞蹈在碑刻和石窟壁画中留有生动的形象如建于夏天祐民安五年（1o94）的《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碑额两侧的线刻舞伎舞姿对称裸身赤足执巾佩璎于豪放中又显出妩媚。在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等河西走廊地区的石窟寺西夏壁画中伎乐菩萨的舞姿已接近唐、宋风韵失去了羌系民族强悍粗放的风格。榆林窟第3窟西夏壁画中的《乐舞图》由舞女与乐队组成舞女上身半裸披挂绸带着短裙长裤、赤足颈部、手臂饰以璎珞、臂钏、手镯左右相对吸腿舞状姿态雄健3。在一幅西夏观音图中有男性舞者形象伴奏乐人为秃男性舞者抬臂舞姿动作雄健类似今日蒙古民族舞蹈。 绘画、书法西夏的绘画艺术留传于今的作品主要是佛教绘画。种类有石窟、寺庙壁画经卷木刻画木板、绢帛、纸本绘画等。石窟壁画主要保存在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等石窟寺中。绘画题材主要有本生故事、说法图、经变画、千佛、供养菩萨、供养人像与洞窟装饰图案等。壁画中的乐舞图、飞天、水月观音、唐僧取经图尤为西夏绘画艺术的精品。在壁画题材中有为阐佛教经义绘制的反映西夏社会生产和生活内容的农耕图、踏碓图、酿酒图、锻铁图是反映西夏世俗生活的绘画艺术珍品。榆林窟第29窟的西夏供养人像无论男女都身材修长高大。男像圆面高准两腮肥硕体魄魁伟穿戴别具民族特色的服饰充分表现出党项羌人粗犷、剽悍、豪爽的民族性格。西夏壁画早期模仿继承北宋中期学习吸收回鹘佛教壁画艺术的成分晚3聂鸿音：《西夏文&1t;新修太学歌>考释》《宁夏社会科学》199o年第3期。1参见陈炳应译《西夏谚语——新集锦成对谚语》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2《隋书》卷83《党项传》。 3吴广成：《西夏书事》卷12。 期又接受了吐蕃佛教（后世称为“藏传佛教”）绘画艺术影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在构图、人物造型、线条、敷彩等方面都有特色。如线条上以采用铁线与兰叶描为主辅以折芦、莼菜条；敷彩大量使用石绿打底使画面呈现冷色调的“绿壁画”等。西夏时期刊印的西夏文和汉文佛经中卷多刻有精美的木刻版画也现有图解本的西夏文佛经。黑水城出土的大量西夏佛画有用绢、帛或纸本绘制的内容有《文殊图》、《普贤图》、《弥勒佛图》、《阿弥陀佛接引图》等。其中还有《十一面观音图》、《上乐金刚图》、《胜三世明王曼荼罗图》及大型坛城（曼荼罗）木版画等密宗绘画浓抹重彩色调深沉画中附绘供养人像与西夏文题款别具风格都堪称艺术佳品。除佛画外甘肃武威西郊西夏墓出土的木板画内容多为武士与侍者形象虽构图缺少变化但用排列整齐的人物形象渲染严肃气氛笔法飘逸颇具唐画余韵。黑水城出土的版画《卖肉图》和《魔鬼现世图》构图新颖脉络分明描绘生动、逼真、细腻刀法娴熟反映了西夏绘画艺术从写实到写意方面的高画技。 西夏的书法艺术源于汉字有楷、行、草、篆四体传世作品中楷书多见于写经与碑文篆书见于碑额与官印文书、契约则多用行、草。出土文物中现有西夏时期使用的竹笔用以书写硬笔书法。仁宗时期的翰林学士刘志直工于书法他用黄羊尾毫制作之笔质量很高为时人所效法。雕塑西夏雕塑艺术品种类多有铸铜、石雕、砖雕、木雕、竹雕、泥塑、陶瓷等。西夏皇陵出土的鎏金铜牛长12o厘米重188千克模制浇铸通体鎏金造型生动比例匀称是西夏铜铸艺术的代表作。西夏石雕题材丰富出土的有石马、石狗、石螭、石雕人头像、栏柱、柱础、人像石座等。动物石雕、栏柱石雕都为通体圆雕比例均衡刀法细腻有的留有彩绘痕迹。西夏皇陵出土的人像石座呈跪坐负物状形象有男女之分皆双眉粗厚双目凸出短鼻獠牙一说为西夏奴隶形象的写照。 泥塑艺术以佛寺塑像为代表夏崇宗时期修建的甘州大佛寺释迦牟尼涅槃像身长34.5米肩宽7.5米木胎泥塑金装彩绘虽经后世修补但西夏泥塑规模与风格于此可见。敦煌莫高窟第491窟西夏供养天女彩塑高67厘米头梳垂髻身着袿衣面露微笑典雅俊美宛然如生。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一古庙和宁夏贺兰县宏佛塔中都出土有佛、菩萨、罗汉、供养人、力士、童子泥塑这些泥塑佛像多运用写实与艺术夸张手法刻划表现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形象逼真自然富有生活气息。 雕塑陶瓷艺术品在宁夏灵武窑出土的有人物和动物形象如秃的青褐釉供养人头像卧姿褐釉骆驼形象生动釉色精美。西夏还出土有木、竹雕刻品木雕中有一件菩萨像冠带罗裙端坐于龛内左右置宝瓶和童子画面富有生气。竹雕在长7厘米宽不足3厘米的画面上有庭院、松树、假山、花卉和人物刻工精细、生动是西夏存世的竹雕精品。 第六节金代的文化艺术金初诸事草创文学朴陋得辽人韩昉而言始文多借才于宋。及至海陵金朝始有自己的文人蔡珪被称为金代文派正传之宗。金朝文化在展中已达到很高水平它“一变五代、辽季衰陋之俗”4“大定以后其文笔雄健直继北宋诸贤”1。在某些方面亦非宋可比启后世文化展之先声。文学金代文人能在我国文学史上开后来派别或启于后世的主要是王若虚、元好问。王若虚著有《滹南遗老集》是金代特出学者诗文之外兼长经史考证推崇苏轼其论史则攻击宋祁论诗文则尊苏抑黄是当时具有权威的评论家。他的贡献在于初步建立了文法学和修辞学他还想建立文例后来潘升霄的《金石文例》即受其影响。元好问是金朝集大成者著有《遗山文集》他的《论诗绝句》3o重在衡量作家开后来论诗的一个重要派别。金代文人辈出蔡珪被称为大定文章之其次是党怀英与其同时的有赵沨、王庭筠（渤海人）、王寂、刘从益等。章宗承安后在文坛上的主要人物有赵秉文、杨云翼、李纯甫、元好问等皆一时名士。在女真人中成就较高的有金章宗完颜璟及完颜■等。 杂剧戏曲杂剧戏曲在金朝得到相当的展已盛行以杂剧的形式作戏。金代院本的展为后来元代用北曲谱成表演故事的杂剧打下了基础。金章宗时人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是我国古典戏剧中一部带典范性的划时代杰作系根据唐代元稹《莺莺传》改写而成但无论是思想还是艺术都冲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被称为“古今传奇鼻祖”“北曲之祖”。 儒学金朝以儒家思想为统治人民的基本思想此外老庄之学、佛学特别是法家刑名之学亦较广泛流传和应用。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长期在北方潜伏着的理学又得到传播因此出现以理学作为武器一方面对经义之学展开批评另一方面从理学、佛学方面对两宋的理学展开批评。 赵秉文被称为“儒之正理之主”他批评汉以来的传注之学充分肯定北宋周、程理学。他认为“独周、程夫子绍千古之绝学前圣之神奥”“此前贤之所未到”1。他对北宋之学也加以批评出入于佛、老但没有使三道合一把理学向前推进一步终以卫道统名于金。王若虚批评传注之学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12。 1董锡玖：《中国舞蹈史》（宋辽金西夏元部分）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年版。1《遗山先生文集》卷18《内相文献杨公神道碑铭》。 其弊不可胜言肯定宋学“使千古之绝学一朝复续”2“推明心术之微剖推义利之弁而斟酌时中之权委曲疏通多先儒所未到”1。同时他斥宋学并曾下功夫对两宋理学注释加以评论和褒贬但未自成一家之言。李纯甫由儒教转向道教又由道教转向佛教。著有《中庸集解》、《鸣道集解》“号中国心学西方文教”1他说：“学至于佛则无所学”以为宋伊川诸儒“皆窃吾佛书”2。异常大胆地向两宋理学开战以达到以佛为主的三教合一把佛书抬高到儒、道之上。 史学金朝除继承历朝史学之外尚有其特殊的贡献。金代对传统的正闰观展开批评扬了历史上的民主和包括各族在内的中华思想。赵秉文认为王室与列国、华与夷、中国与四境的关系都是可变的；认为有公天下之心的都称“汉”认为社稷与民相比民贵而社稷轻反对唐开元末“祸始于妃后成于宦竖终于藩镇”的提法认为祸害的根源在“明皇”3。王若虚认为不能只有宋统一中国统一也要讲“曲直之理”。他认为欧阳修不讲曲直的统一是“曲媚本朝妄饰主阙”4。他认为国之存亡可付之天数但不能以守忠节犯食人之罪他赞许司马光对传统正闰观的批评“正闰之说吾从司马公”5。元好问《中州集》是以诗存史他把各地区、各族的诗人均视为中州人物这是统一的包括各族在内的中华思想的具体反映。 绘画、书法金代艺术的展也在各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海陵完颜亮能画竹显宗允恭画獐鹿人物王庭筠善山水墨竹王邦基善画人物徐荣之善画花鸟杜锜画鞍马。金章宗设书画院收集民间和南宋收藏的名画王庭筠与秘书郎张汝方鉴定金朝所收藏书画55o卷并分别定出品第。章宗亲自为收藏的书画题签和题词。现存金画不多有虞仲文《飞骏图》、王庭筠《枯木》等以张瑀《文姬归汉图》为最。画面纵29、长127厘米由墨笔淡设色画蔡文姬归汉行旅在漠北大沙中的生动情景。艺术风格和表现技巧都承唐、宋名画家的传统是难得的精品。 金代书法家亦不出北宋诸派的窠臼如吴激、王庭筠宗米赵秉文、赵沨宗苏。章宗学宋徽宗的瘦金体很有成就。王竞工草隶尤工大字两都宫殿榜题都是竞所书士林推为第一。党怀英工篆籀为学者所宗。赵沨工正、行、草书亦工小篆正书体兼颜、苏书画雄秀当在石曼卿上；行草书备诸家体放似杨凝式当处苏、黄伯仲间；时人以沨配党怀英小2阮元：《金文最序》。 1赵秉文：《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1《性道教说》。 1《滹南遗老集》卷44《道学源后序》。 2《滹南遗老集》卷3《论语辨惑序》。 3《金史》卷126《李纯甫传》。 4《归潜志》卷1、卷9。 5《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14《唐论》。 篆号“党、赵”。吴激得其岳父米芾笔意王庭筠在当时学米诸人中造诣最深其书法与南宋诸老各行南北为元初巙子山诸人所不及1。任询具有多方面的才艺书法为当时第一画亦入妙品《中州集》称他：“画高于高于诗诗高于文。” 壁画和雕刻金代壁画和雕刻艺术造诣亦深现存的金代寺院壁画和已掘的雕砖墓和遗物充分说明了这点。山西繁峙岩山寺的金代壁画内容极为丰富与传世的宋画中精品不相上下它比永乐宫壁画绘制年代早158年二者前后辉映是金、元建筑壁画中的双璧。在伊春金山屯出土有舞乐浮雕石幢呈柱状八面体每面都刻有人物浮雕有的翩翩起舞有的在击鼓奏乐有的在吹笙弄箫不仅表现出精巧的雕刻技术而且展示出一个精彩的歌舞场面。金代文化艺术继辽、北宋之后而不断展过了辽在北宋之后与南宋平行构成当时我国文化展的南北两大支。在我国文化艺术展史中起着“上掩辽而下轶元”2的作用。 1《滹南遗老集》卷26《君事实辨》。 2《滹南遗老集》卷3o《议论辨惑》。 图版目次一、湖南永顺县溪州铜柱五代·后晋二、佛宫寺释迦塔（山西应县木塔）辽三、山西大同华严寺全景辽四、华严寺内大雄宝殿辽五、北京卢沟桥金六、山西恒山悬空寺悬空寺创建于北魏后期（约471—523）已有一千四百多年历史。现存建筑是明、清两代修建后的遗物。 七、打铁酿酒图（壁画）西夏八、刻丝紫鸾鹊谱北宋九、刻丝蟠桃花卉图南宋十、钧窑尊宋十一、磁州窑黑釉雕剔花卉罐宋十二、景德窑青白釉刻花花卉碗宋十三、清明上河图（局部）北宋张择端十四、听琴图（局部）北宋赵佶（徽宗） 十五、卓歇图（局部）五代胡瓌十六、韩熙载夜宴图（局部）五代顾闳中十七、与元珍帖北宋欧阳修清乾隆拓本十八、与太师帖北宋司马光清乾隆拓本十九、赤壁赋北宋苏轼清乾隆拓本二十、与无咎书帖北宋黄庭坚清乾隆拓本二十一、真酥帖北宋米芾清乾隆拓本二十二、与彦修帖南宋朱熹清乾隆拓本以上图版共二十二幅分为两组。图版一至十四为一组排在上册卷。 图版十五至二十二为一组排在下册卷。图版一、图版七、图版二分别选自民族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画集丛刊》之湖南分册、宁夏分册、《民族画报》1984年第2期。图版三、图版四、图版六、图版十、图版十一、图版十二分别选自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华严寺》、《古建风光》（1992）、《故宫博物院藏瓷选集》、《上海博物馆藏瓷选集》。图版五系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照片。图版八、图版九选自文物出版社、日本株式会社讲谈社出版的《中国博物馆》丛书之三《辽宁省博物馆》。图版十二、图版十四、图版十五、图版十六选自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代绘画——故宫博物院藏画集》第一集、第二集。图版十七、图版十八、图版十九、图版二十、图版二十一、图版二十二均选自北京出版社出版的《三希堂法帖》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 ------------ 32 中国通史丁编传记第一章后梁太祖第一节朱温起家参加起义朱温（852—912）宋州砀山（今属安徽）人。早年参加唐末黄巢起义军降唐后唐僖宗赐名朱全忠建后梁称帝改名朱晃庙号太祖。朱温于唐大中六年（852）十月二十一日生于砀山午沟里。“家世为儒祖信父诚皆以教授为业”1。长兄全昱二兄存朱温排行三。幼年丧父家贫其母王氏就带着他们兄弟佣食于萧县刘崇家。朱温长大后与朱存均“勇有力而温尤凶悍”2。“不事生业以雄勇自负里人多厌之”3。 唐乾符四年（877）朱温与二兄朱存一起参加黄巢起义转战岭南。朱存战死朱温则因功补为队长。 广明元年十二月（881年1月）黄巢起义军攻占长安（今陕西西安）建立政权。朱温所部屯驻于东渭桥（今长安东北）招降了唐夏州节度使诸葛爽。中和元年（881）二月朱温被任为东南面行营都虞候受命攻占邓州（今属河南）俘刺史赵戒阻扼了由荆襄地区北攻的唐军稳定了新建的“大齐”政权东南面的局势1。六月朱温返回长安时黄巢亲自到灞上劳军。七月又把朱温调到长安西面的兴平（今属陕西）抗击从邠（今彬县）、岐（今凤翔南）、鄜（今富县）、夏（今靖边北）等州调集的唐军大获胜利；又在东渭桥一带大败唐将拓跋思恭、李孝昌等军。中和二年（882）朱温被任为同州防御使受命攻占同州（今大荔）成为扼守大齐政权东部的大将。 叛齐降唐与同州一河之隔的东岸便是曾一度归降黄巢起义军后又复叛的唐河中节度使王重荣驻地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西）。王重荣屯兵数万与朱温对垒。朱温兵寡屡败多次向黄巢求援均受阻于知左军事孟楷而未能送达黄巢加上这时黄巢内部不稳军势受挫。投靠朱温的落第进士谢瞳乘机劝他降唐说：“将军力战于外而庸人制之于内此章邯所以背秦而归楚也。”2是年九月朱温杀监军使严实与大将胡真等以同州全境降于王重荣。唐僖宗获悉后大喜过望立即任命朱温为左金吾大将军充河中行营副招讨使并赐名全忠。中和三年三月唐朝廷任朱温为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要等到唐军收复京城后赴任。于是朱温加紧与各路唐军围攻长安。四月黄巢退出长安1孙光宪：《北梦琐言》卷17。 2《新五代史》卷1《梁太祖纪》上。 3《旧五代史》卷1《梁太祖纪》一。 1诸史书记载略异本章主要以《资治通鉴》记载为据。 2《新五代史》卷1《梁太祖纪》上。 由蓝田关（今蓝田境）东出攻入蔡州（今河南汝南）唐蔡州节度使秦宗权投降于是进围陈州（今淮阳）。七月朱温进入汴州。从此汴州（宣武军）成为他的大本营。随后他受命为东北面都招讨使援救唐陈州刺史赵犨猛攻围困陈州的黄巢军大小四十战击败黄邺、尚让等部解了陈州之围。接着他与唐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所率精锐骑兵合势先击黄巢军于郾城（今属河南）再击之于中牟（今中牟东）北面的王满渡黄巢军大将霍存、葛从周、张归厚、张归霸等降于朱温。由于追袭黄巢有功光启元年（885）九月朱温被加官为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使相封沛郡侯食邑千户。半年后进封为沛郡王后又改封吴兴郡王食邑三千户。 称雄中原黄巢失败后秦宗权称帝攻占陕（今三门峡市西）、洛（今洛阳）、怀（今沁阳）、孟（今孟县南）、唐（今唐河）、许（今许昌）、汝、郑（今均属河南）等州成为朱温西面的强大对手。朱温兵少便一方面派朱珍到淄州（今山东临淄南）、青州等地募兵另一方面又向兖州（今均属山东）朱瑾、郓州（今东平西北）朱瑄求援先后击败恃众轻敌的秦宗权的部将。汴州北边孝村一战秦宗权大败而逃其各地守将也都动摇从此秦氏势力开始衰落。 西部的威胁刚一减轻朱温就于光启三年（887）九月“诬瑄招诱宣武军士移书诮让”朱瑄恨其恩将仇报“复书不逊”1。朱温就命朱珍、葛从周袭占曹州（今曹县西北）在刘桥（今菏泽东北）大败兖、郓军朱瑾、朱瑄仅以身免。 自高骈死后淮南地区日益淆乱。唐朝廷任朱温兼淮南节度使、东南面招讨使既受到已占据淮南的杨行密的抵制又受到占据徐州（今属江苏）地区的感化节度使时溥的阻挠。于是朱温与杨、时之间的交恶也日趋表面化。文德元年（888）朱温被任为蔡州四面行营都统取代时溥指挥各路兵马对秦宗权的围攻。这年三月唐僖宗病死其弟李晔继位是为昭宗。朱温在新旧皇帝更迭时期乘机扩大个人势力他并不急于进攻蔡州却一方面派朱珍渡河北上去插手魏博兵变从救援乐从训演变为与斩杀乐从训的罗弘信集团修好建立黄河以北东部地区的同盟据点；另一方面又派丁会、葛从周等北上河阳救援受李克用部攻击的张全义建立黄河以北西部地区抗击河东集团的桥头堡。昭宗为加解决蔡州问题于五月加朱温检校侍中增食邑3ooo户促其为朝廷出力。恰在这时秦宗权集团的赵德諲举山南东道降于朱温。朱温就乘机加紧对秦宗权的围攻。八月攻破蔡州南城。不久秦宗权被部将扣押送交朱温。龙纪元年（889）二月秦宗权被押送到长安处死朱温进封为东平郡王并加检校太尉兼中书令。 朱温平蔡之后解除了西面的后顾之忧就集中兵力对付东面的时溥和朱瑄兄弟。大顺元年（89o）四月宿州（今属安徽）小将张筠驱逐刺史后投靠时溥朱温借故讨伐小胜后攻宿州未下。时溥即出兵攻宋州砀山以牵制朱温派朱友裕率兵袭之打败时溥。大顺二年八月朱温派丁会急攻宿州引汴水淹城迫使张筠投降。十一月时溥部将刘知俊等也率众归附。从此1《资治通鉴》卷257光启三年八月。 时溥兵势一蹶不振。景福二年（893）四月朱温派庞师古攻克徐州时溥全族自焚于燕子楼。 接着朱温加紧对付兖、郓的朱瑾、朱瑄兄弟令庞师古挟攻灭时溥之余威进攻兖州驻军于曲阜多次打败朱瑾。乾宁元年（894）二月朱温亲率大军与朱瑾、朱瑄大战于郓州北济州境内的鱼山火攻取胜。次年二月又派其子朱友恭再攻兖州堑而围之。尽管杨行密攻占濠州、寿州进行牵制和李克用派遣李承嗣等率万骑驰援郓州朱温还是在乾宁四年（897）正月攻占郓州俘杀了朱瑄。兖州守将康怀英投降朱瑾仓皇南奔投靠杨行密。朱温从此控制了黄河以南淮河以北的大片地区势力过了河东的李克用。经营河北朱温在扫除东西两方兼并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之后开始着力经营黄河以北地区以便战胜实力强大的宿敌李克用。早在中和四年追袭黄巢时朱温已经预感到这个当时年仅28岁的李克用将是他的劲敌所以特意将原在汴州城外宿营的李克用殷勤邀请到上源驿设宴款待乘其醉酒不备四面纵火围而攻之意欲一举斩草除根。李克用幸得部下拼死相救狼狈突围而出。从此双方结怨形同水火。现在河南、淮北大体稳定淮南杨行密还未构成重大威胁而在河北地区的魏博节度使罗弘信及其子罗绍威经朱温多年拉拢结为奥援可以用来对付占据幽州（今北京）的刘仁恭这个李克用的不稳定的同盟者于是将矛头北指河东。光化元年（898）三月朱温兼天平节度使。四月朱温部将葛从周攻取李克用在太行山以东的邢（今河北邢台）、洺（今邯郸东北）、磁（今磁县）三州。十二月李罕之以潞州（今山西长治）归降。次年朱温派氏叔琮进攻太原（今太原西南）攻占榆次（今属山西）但在太原城南洞涡驿和石会关两战均告失利被迫撤军。后来又有第二次围攻太原虽然也未攻克但说明朱温已成为当时最为强大的割据势力并开始觊觎帝位。 第二节灭唐建梁围攻凤翔光化三年（9oo）十一月宦官刘季述等幽禁唐昭宗立太子李裕为帝。 次年初与朱温关系密切的宰相崔胤与护驾都头孙德昭等杀刘季述昭宗复位改年号为天复进封朱温为东平王1。此后崔胤想借朱温之手杀宦官而韩全诲等宦官则以凤翔（今属陕西）李茂贞、邠宁（今彬县、宁县）王行瑜等为外援。这年十月崔胤矫诏令朱温带兵赴京师朱温乘机率兵7万由河中攻取同州、华州（今华县）兵临长安近郊。韩全诲等劫持昭宗到凤翔投靠李茂贞。朱温追到凤翔城下要求迎还昭宗。韩全诲矫诏令朱温返镇。天复二年朱温在一度返回河中之后再次围攻凤翔多次击败李茂贞。前来救助李茂贞的鄜坊节度使李周彝也被拦截而归降朱温。 1新旧《五代史》均称封梁王今从《资治通鉴》。 控制唐昭宗凤翔被围日久城中食尽冻饿死者不可胜计。李茂贞无奈于天复三年（9o3）正月杀韩全诲等2o人1与朱温议和。朱温挟昭宗回长安昭宗从此成了他的傀儡。昭宗也深知自己的境遇他对朱温说：“宗庙社稷是卿再造朕与戚属是卿再生。”2因此他对朱温唯命是从。不久朱温杀第五可范等宦官7oo多人3。唐代中期以来长期专权的宦官势力受到了彻底的打击。朱温则被任命为守太尉、兼中书令、宣武等军节度使、诸道兵马副元帅进爵为梁王并加赐“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的荣誉头衔和御制《杨柳词》5。 然而朱温的目的是要取而代之。在任命他为诸道兵马副元帅之前商量正元帅的人选时“崔胤请以辉王祚为之。上曰：‘濮王长’。胤承全忠密旨利祚冲幼固请之。己卯以祚为诸道兵马元帅”4。天祐元年（9o4）正月朱温再次表请迁都洛阳（今属河南）当昭宗“车驾至华州民夹道呼万岁。上泣谓曰：‘勿呼万岁朕不复为汝主矣！’”又对他的侍臣说：“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1朱温把昭宗左右的小黄门、打毬供奉、内园小儿等2oo余人全部缢杀而代之以他选来的形貌大小相似的亲信。“昭宗初不能辨久而方察。自是昭宗左右前后皆梁人矣！”2建梁称帝迁都洛阳后朱温仍担心38岁的昭宗有朝一日利用李茂贞、李克用等东山再起就令朱友恭、氏叔琮、蒋玄晖等杀昭宗借皇后之命立13岁的李璠为帝是为昭宣帝。为了推卸罪责他在事前带兵离开洛阳到河中前线去讨伐新附于李茂贞的杨崇本。事后他回到洛阳演了一出戏：“朱全忠闻朱友恭等弑昭宗阳惊号哭自投于地曰：‘奴辈负我令我受恶名于万代！’癸巳至东都伏梓宫恸哭流涕。又见帝自陈非己志。”3随后他杀朱友恭和氏叔琮以灭口。天祐二年（9o5）二月朱温又杀李裕等昭宗九子于九曲池。六月杀裴枢、独孤损等朝臣3o余人投尸于滑州（今滑县东）白马驿附近的黄河说是要让这些自诩为“清流”的官员成为“浊流”。 朱温迫不及待地要废唐称帝令唐宰相柳璨、枢密使蒋玄晖等加紧筹划。柳、蒋一则认为“魏晋以来皆先封大国加九锡殊礼然后受禅当次第行之”4。再则认为“晋、燕、岐、蜀皆吾勍敌王遽受禅彼心未服不可不曲尽义理然后取之”5。因而建议朱温按部就班依例而行。天祐二年十1此据《资治通鉴》及《新五代史》《旧五代史》作3o余人。 2《旧五代史》卷2《梁太祖纪》二。 3今据《新五代史》《旧五代史》作5oo余人。 4《资治通鉴》卷264唐天复三年二月。 1《资治通鉴》卷264唐天祐元年正月。 2《旧五代史》卷3《梁太祖纪》三。 3《资治通鉴》卷265唐天祐元年十月。 4《资治通鉴》卷265唐天祐元年十月。 5《资治通鉴》卷265唐天祐二年十一月。 一月昭宣帝任命朱温为相国总百揆并进封魏王以宣武等21道为魏国兼备九锡之命。这本是柳璨等为朱温正式称帝铺设的一块跳板可是朱温认为是柳璨等人有意拖延时日以待变怒而不受此命先后杀蒋玄晖、柳璨等人进一步加快了夺权的步伐。 天祐四年（9o7）四月朱温在表面上由唐宰相张文蔚率百官劝进之后正式称帝更名为朱晃庙号太祖。改元开平国号大梁史称后梁。升汴州为开封府（今河南开封）建为东都而以唐东都洛阳为西都。废17岁的昭宣帝为济阴王迁往曹州济阴囚禁。次年二月将其杀害。 第三节朱温之死朱温在位六年连年征战。称帝伊始为了减轻其他割据政权的压力封马殷为楚王以稳定两湖地区；封钱镠为吴越王来牵制淮南的杨渥。次年封刘守文为大彭王、刘守光为河间郡王（后又进封为燕王）牵制河东李克用。然而反梁的势力依然相当强大。他们是唐朝所封诸王：岐王李茂贞这时以唐朝忠臣的面目出现仍用天复年号开府置官致书各地声言讨伐朱梁；蜀王王建则在成都称帝公开另立旗号称霸一方；吴王杨行密已死其子杨渥继立内部虽多变故但仍奉唐朝正朔不肯臣服朱粱；晋王李克用更是反梁势力的核心事实上成为各路反梁势力的盟主。朱温也深察这一局面以李克用为最主要的对手。因此重大的战事即在梁晋之间展开。晋东的泽（今山西晋城）、潞（今长治）二州地处入晋要冲朱温称帝前就曾与晋军反复争夺过这一战略要地几经易手。开平元年（9o7）五月朱温即派康怀贞将兵8万再攻潞州高河（今屯留东南）之战梁军大败。朱温改派李思安取代康怀贞又因李思安久攻潞州不下就亲临泽州撤换李思安而用刘知俊。刘知俊率精兵万余进攻晋军小胜而骄结果遭到新继位的晋王李存勗偷袭而大败梁兵伤亡以万计解了长达一年多的潞州之围。朱温闻讯叹道：“生子当如李亚子（李存勗小名）克用为不亡矣！至如吾儿豚犬耳！”这个战役使潞州地区遭到严重破坏“士民冻馁死者太半市里萧条”1。 开平三年（9o9）朱温迁都洛阳以养子博王朱友文为东都留守。自潞州大败之后朱温对部下猜忌日甚。镇守长安的王重师朱温怒其“贡奉不时”2又听谗言怀疑他与李茂贞相通就下令逼其自杀并夷其族。镇守同州的刘知俊见王重师无罪被杀心不自安遂以同州附于李茂贞。朱温又怀疑镇守镇（今河北正定）、定（今属河北）二州的王镕私通李存勗派王景仁出兵进攻王镕向李存勗和刘守光求助。刘守光坐视不动李存勗则乘机亲率大军东进。乾化元年（911）正月在柏乡（今属河北）大败梁兵杀敌2万缴获粮食资财不可胜计。 乾化二年（912）二月朱温再次进攻镇、定二州号称5o万。命杨师厚等围枣强（今枣强东）贺德伦等围蓨县（今景县）。杨师厚昼夜急攻枣强城小被陷城中老幼悉数被杀流血盈城。朱温自己所率部队竟出乎意料地被晋军数百骑兵突袭而狼狈逃窜损失无数扶病回到洛阳。 1《资治通鉴》卷266后梁开平二年四月、五月。 2《资治通鉴》卷267开平三年五月。 病死之前他感叹道：“我经营天下三十年不意太原余孽（指李存勗） 更昌炽如此！吾观其志不小天复夺我年我死诸儿非彼敌也吾无葬地矣！”1朱温的滥杀是历史上罕见的。其一是滥杀战俘。例如唐乾宁二年（895） 十一月朱温在钜野（今山东巨野）之南大败朱瑄部万余人杀戮将尽俘虏3ooo余人。傍晚打扫战场时忽然狂风暴起沙尘沸涌。朱温竟借故胡说：“此乃杀人未足耳！”2下令把俘虏全部杀死。又如天复三年五月朱友宁攻青州博昌县（今博兴）月余未下朱温大怒“遣刘捍督战。友宁乃下俘民众十余万各领负木石牵牛驴于城南为土山。既至合人畜木石排而筑之冤枉之声闻数十里。俄而城陷尽屠其邑人清河为之不流”3。其二是滥杀部属。朱温用法严峻残酷战场上将校战死所部士兵生还即全部斩叫做“跋队斩”4。他用这种野蛮的办法来提高战斗力因此一旦主将战死士兵也就亡逸不敢归。朱温就命军士都文刺其面以记军号军士或思乡里逃去关津辄执之送所属无不死者。其三是滥杀士人。天祐二年六月朱温“尝与僚佐及游客坐于大柳之下全忠独言曰：‘此柳宜为车毂。’众莫应。有游客数人起应曰：‘宜为车毂。’全忠勃然厉声曰：‘书生辈好顺口玩人皆此类也！车毂需用夹榆柳木岂可为之！’顾左右曰：‘尚何待？’左右数十人捽言‘宜为车毂’者悉扑杀之。”1朱温的荒淫行同禽兽即使在封建帝王中也罕有其匹。朱温为黄巢同州刺史时娶砀山富室女张氏为妻。张氏“贤明有礼”朱温“深加礼异”“每军谋国计必先延访。或已出师中途有所不可张氏一介请旋如期而至其信重如此”2。天祐元年张氏病死后朱温开始“纵意声色诸子虽在外常征其妇入侍帝往往乱之”3。乾化二年“太祖兵败蓨县道病还洛幸全义会节园避暑留旬日全义妻女皆迫淫之”4。张全义之子愤极要手刃朱温为张全义苦苦劝止。至于朱温的儿子们对朱温的**不仅毫无羞耻竟然利用妻子争宠博取欢心争夺储位真是旷古丑闻！养子“朱友文妇王氏色美帝（朱温）尤宠之虽未以友文为太子帝意常属之”5。朱温病重时打算把朱友文从东都召来洛阳付以后事。其亲子“友珪妇亦朝夕侍帝侧知之密告友珪曰：‘大家（指朱温）以传国宝付王氏怀往东都吾属死无日矣！’”6朱友珪随即利用他掌握的宫廷宿卫侍从及其亲信韩勍所部牙兵动宫廷政变“中夜斩关入”“友珪仆夫冯廷谔刺帝腹刃出于背。友珪自以败毡裹之瘗于寝殿”7。这样朱温最后于乾化二年（912）1《资治通鉴》卷268后梁乾化二年闰五月。 2《旧五代史》卷1《梁太祖纪》一。 3《旧五代史》卷12《朱友宁传》。 4《五代史补》。 1《资治通鉴》卷265天祐二年六月。 2孙光宪：《北梦琐言》。 3《资治通鉴》卷268乾化二年闰五月。 4《新五代史》卷45《张全义传》。 5《资治通鉴》卷268乾化二年闰五月。 6《资治通鉴》卷268乾化二年闰五月。 7《资治通鉴》卷268乾化二年六月。 六月被亲子友珪所害终年61岁。 朱温建立的后梁是五代中历年最长的一个朝代存在了17个年头于923年被后唐取代。 第二章敬翔张全义王彦章第一节敬翔朱温谋士敬翔字子振同州冯翊（今陕西大荔）人。自称是唐平阳郡王敬晖之后。曾祖敬琬官至绥州（今绥德）刺史。祖父敬忻做过同州掾。父敬衮曾任集州（今四川南江）刺史。 敬翔年轻时“好读书尤长刀笔应用敏捷”1。唐僖宗乾符年间（874—879）参加进士考试未能及第抑郁不得志。黄巢攻占长安时他到汴州（今河南开封）投靠同乡王。王是刚上任的宣武节度使朱温的部下一时找不到荐引的途径。敬翔为摆脱窘境就替人写些笺奏之类的文章往往有警句在军中传播。朱温很喜欢他的浅近俚俗的文风就要王带他来见。朱温问他现今能否仿效《春秋》之法打仗敬翔回答说：“兵者应变出奇以取胜《春秋》古法不可用于今。”2朱温听了大喜立即让他担任军职。敬翔不喜欢做武官要求改任。于是就任命他以“馆驿巡官”的名义专掌檄文奏章的起草工作成为朱温身边的高级幕僚。 敬翔为人深沉有大略追随朱温3o年运筹帷幄谋画多奇计朱温十分欣赏。《通鉴考异》引高若拙《后史补》说：“梁太祖皇帝到梁园深有大志然兵力不足常欲外掠又虞四境之难每有郁然之状。时有荐敬秀才于门下乃白梁祖曰：‘明公方欲图大事辎重必为四境所侵但令麾下将士诈为叛者而逃即明公奏于主上及告四邻以自袭叛徒为名。’梁祖曰：‘天降奇人以佐于吾。’初从其议一出而致众十倍。”1由此可以看出敬翔兵不厌诈的谋略。朱温当年背信弃义进攻朱瑄兄弟时正是“诬瑄招诱宣武军士”2为借口难的。 天祐二年（9o5）十月朱温在打败山南东道节度使赵匡凝后“部署将士将归大梁。忽变计欲乘胜击淮南。敬翔谏曰：‘今出师未逾月平两大镇辟地数千里远近闻之莫不震慑此威望可惜不若且归息兵俟衅而动。’”3可是朱温不听结果遭到惨败后悔没有听取敬翔的忠告。朱温是个暴戾难近的枭雄“多权数将佐莫测其所为惟敬翔能逆知之往往助其所不及全忠大悦自恨得翔晚凡军机民政悉以咨之。”4因朱温的关系敬翔在唐末官至检校右仆射、太府卿并赐号“迎銮叶赞功臣”。 后梁重臣1《旧五代史》卷18《敬翔传》。 2《新五代史》卷21《敬翔传》。 1《旧五代史》卷1《梁太祖纪》一。 2《资治通鉴》卷257光启三年八月。 3《资治通鉴》卷265天祐二年十月。 4《资治通鉴》卷257光启三年十一月。 由于在朱温灭唐建梁的“禅代之际翔谋居多”1因而朱温称帝后敬翔格外受到重用。朱温把唐代向来由宦官掌权的枢密院改名为崇政院任命敬翔知院事。这是一个甚至比宰相更为重要的职务可以“参谋议于禁中承上旨宣宰相而行之。宰相非进对时有所奏请及已受旨应复请者皆具记事因崇政院以闻得旨则复宣于宰相”。敬翔因而“尽心勤劳昼夜不寐自言惟马上得休息”2。乾化元年（911）进位光禄大夫、行兵部尚书、金鸾殿大学士封平阳郡侯。 乾化二年六月朱温病重把敬翔召到病榻前受顾托命。“命敬翔出友珪为莱州刺史即令之官。已宣旨未行敕”3。此事由于朱友珪动政变杀父自立而罢。 朱氏老奴朱友珪上台后对敬翔有戒心便以李振取代他为知崇政院事任命敬翔为宰相。敬翔则称病不参与政事。 梁末帝朱友贞即位后赵岩等人用事敬翔受到排挤更加郁郁不得志。朱友贞昏庸无能对内未能处理好魏博问题引起魏州（今河北大名北）兵变；对外在与李存勗争战中深处宫禁盲目指挥强使刘浔战而兵败几乎尽失河北各地。贞明三年（917）十二月赵岩不顾环境紧迫劝朱友贞行郊天之礼。敬翔谏曰：“国家自刘浔失律以来府藏殚竭箕敛百姓供军不暇郊祀之礼颁行赏赉所谓取虚名而受实弊也。况晋人压境车驾未可轻动。”1可是朱友贞不予采纳。龙德三年（923）李存勗攻占郓州后梁情势更加危急敬翔上书批评朱友贞“委蛇守文以儒雅自喜而遣贺瓌为将岂足当彼之余锋乎？”2并且自请上前线效力。赵岩等认为他是在牢骚不用其谋。 后来后梁名将王彦章受挫于杨刘（今山东东阿东北）前线朱友贞听谗言以“智勇俱无”的段凝取代了王彦章前线统帅地位。李存勗长驱奔袭汴梁朱友贞急召段凝回师援汴可是段凝有异志顾望不来。在此危急关头朱友贞急请敬翔出主意。敬翔说：“臣受国恩仅将三纪从微至著皆先朝所遇虽名宰相实朱氏老奴耳！事陛下如事郎君以臣愚诚敢有所隐！”3接着说当初曾经极谏陛下慎于用人而不纳现在纵张良、陈平复生也难以转祸为福了表示只好以死相殉。 李存勗攻陷梁都开封招降梁臣。李振前去投降敬翔得悉后说：“李振谬为丈夫耳！朱氏与晋仇雠我等始同谋画致君无状今少主伏剑于国门纵新朝赦罪何面目入建国门也。”4随即自经而卒。数日后其族被诛。1《资治通鉴》卷266开平元年四月。 2《资治通鉴》卷266开平元年四月。 3《资治通鉴》卷268乾化二年六月。 1《旧五代史》卷9《梁末帝纪》中。 2《新五代史》卷21《敬翔传》。 3《旧五代史》卷18《敬翔传》。 4《旧五代史》卷18《敬翔传》。 第二节张全义恢复洛阳经济张全义（852—926）字国维濮州临濮（今山东鄄城西南）人。初名言又作居言。降唐后唐昭宗赐名全义。唐亡后在后梁做官主动请求改名朱温赐名宗奭。后梁灭亡后归降后唐为讨好新朝去后梁所赐名请准恢复原名全义。如此趋附权势而反复改名史不多见。 张全义出生在“世为田农”的家庭1。祖父张琏、父张诚都是农民。他自己曾在县里做小吏多次受到县令的困辱于是就逃亡加入了黄巢的起义军。黄巢攻入长安建立大齐政权时任命他为吏部尚书、充水运使主管大齐的水运事务。黄巢失败时他到河阳（今河南孟县）投降唐将诸葛爽屡立战功诸葛爽表请唐廷任他为泽州（今山西晋城）刺史。 光启二年（886）十月诸葛爽病死大将刘经与张全义立诸葛爽之子诸葛仲方为留后。刘经与诸葛爽另一大将李罕之争夺洛阳渑池（今属河南）一战刘经为李罕之所败退守河阳。诸葛仲方年幼刘经派张全义前去抵敌张全义竟与李罕之结为同盟调转矛头进攻刘经结果被刘经打败。他与李罕之退保怀州（今沁阳）并向李克用求援。在李克用所派援军的联合进攻下刘经和诸葛仲方被迫逃往汴州投靠朱温。于是李罕之自领河阳节度使以张全义为河南尹治理洛阳。 当时的洛阳经过多年战乱仅存断壁残垣破败不堪。张全义初到时那里“白骨蔽地荆棘弥望居民不满百户。全义麾下才百余人相与保中州城。四野俱无耕者”。张全义从他的部下中选出18人为屯将每人给一面旗一张榜到周围18县的残存墟落树旗张榜招抚流散逃亡的民众劝耕农桑恢复生产。张全义为政宽简除杀人者要偿命处死以外其余都从轻处罚。“无严刑无租税民归之者如市又选壮者教以战阵以御寇盗。数年之后都城坊曲渐复旧制。诸县户口率皆归复桑麻蔚然野无旷土。”洛阳周围3o里内有蚕麦丰收的农家他一定亲自到访召来全家老幼赏给酒食衣料表示慰劳。“民间言张公不喜声伎见之未尝笑独见良麦佳茧则笑耳”。对于有田荒芜的他就召集民众查问原因有因为缺牛耕地的便要求有牛的邻里负责助耕。“由是邻里有无相助故比户皆有蓄积凶年不饥遂成富庶焉”1。 李罕之是张全义的“刻臂为盟永同休戚”2的患难之交又是张的上级因军中乏食而经常向张全义求取军粮及缣帛次数多了张全义不满。文德元年（888）张全义于李罕之出兵攻打河东的晋（今山西临汾）、绛（今新绛）二州时乘其后方无备派兵袭取了河阳自任河阳节度使。李罕之无奈投奔李克用讨得援兵3万回攻河阳围困日久城中食尽张全义部“啖木屑以度朝夕”3向朱温求救朱温派兵救援才得解围。朱温安排大将丁会守河阳令张全义依旧担任河南尹。张全义感谢这一次救命之恩从此听命于朱温。 1《旧五代史》卷63《张全义传》。 1《资治通鉴》卷257光启三年六月。 2《旧五代史》卷15《李罕之传》。 3《五代史阙文》引自《旧五代史》卷63《张全义传》注。 后梁封魏王朱温挟唐昭宗东迁洛阳前令张全义修缮洛阳宫殿他十分卖力。朱温打算篡唐时他担心朱温对他不放心就主动避让权位。朱温就调他为天平军节度使、守中书令封为东平王。昭宗被杀后又将他调回仍任河南尹兼忠武军节度使、判六军诸卫事。 朱温建梁称帝后又令张全义兼河阳节度使进封魏王赐名宗奭想是朱温要他以当年辅弼周天子的召公为榜样努力为后梁效劳。张全义则一直小心谨慎不但竭尽全力做好朱温的后勤供应而且忍辱到了常人难以接受的程度：乾化二年（912）“太祖兵败蓨县道病还洛幸全义会节园避暑留旬日全义妻女皆迫淫之。其子继祚愤耻不自胜欲剚刃太祖全义止之曰：‘吾为李罕之兵围河阳啖木屑以为食惟有一马欲杀以饷军死在朝夕而梁兵出之得至今日此恩不可忘也！继祚乃止。”1由此可见张全义在梁尽管位极人臣进爵封王可还是靠卑身曲事以求保全。 后唐封齐王后梁末帝朱友贞时张全义未受信任曾经请求到河北指挥作战未被采纳。后唐李存勗攻占梁都开封他从洛阳赶去觐见“泥待罪”。由于在后梁时他常通过其弟张全武秘密与太原方面交往所以李存勗待他很客气“抚慰久之”1。张全义一方面表示自己“曾栖恶木曾饮盗泉实有瑕疵”2改去朱温所赐宗之名并请李存勗到洛阳行郊天之礼公开表示效忠新朝；另一方面又通过关系“厚赂”李存勗的皇后刘氏竟至使刘皇后认他为义父真可以说是费尽心机。因此张全义在后唐也受到尊崇先被封为魏王后改封为齐王任命为守太尉、中书令、河南尹并兼领河阳。可是他处理政务很马虎“凡百姓词讼以先诉者为得理以是人多枉滥为时所非”。另外他与河南的一个县令罗贯有私愤便通过刘皇后在李存勗面前说罗贯的坏话结果罗贯被杀“冤枉之声闻之远近”3。 后唐同光四年（926）二月赵在礼据魏州动兵变李存勗打算亲自征讨大臣们则主张派李嗣源前往李存勗本不答应最后在张全义的力荐下才同意。可是李嗣源到魏州后便与变兵合流。张全义闻变后忧惧不食而死终年75岁谥忠肃。 第三节王彦章后梁勇将王彦章（863—923）字贤明一作子明。郓州寿张（今山东东平西南）人。年轻时投在朱温部下转战各地以骁勇闻名。常持一铁枪冲锋陷阵1《新五代史》卷45《张全义传》。 1《旧五代史》卷63《张全义传》。 2《齐王外传》引自《旧五代史》卷63《张全义传》注。 3《旧五代史》卷63《张全义传》。 奋疾如飞军中号称王铁枪。后梁开平二年（9o8）十月自开封府押牙、左亲从指挥使授左龙骧军使。次年加授左监门卫上将军。乾化元年（911）改行营左先锋马军使又加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朱友珪篡位时加检校司徒。朱友贞即帝位后他先任濮州（今山东鄄城北）刺史后调任澶州（今河南濮阳）刺史并进封为开国伯。 乾化五年（915）三月朱友贞拟分魏（今河北大名东北）、博（今山东聊城东北）等6州为2镇担心魏军不从就派王彦章率5oo精骑屯驻邺城（即魏州）金波亭以防不测。魏军果然动兵变军校张彦等迫贺德伦投靠晋王李存勗。兵变时王彦章部遭到突袭被迫南撤其全家被掳到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李存勗一方面厚待其家人另一方面派使者去招降。王彦章不为所动杀使者以绝其念几年后其家被害。 贞明六年（92o）正月王彦章被正授为许州（今河南许昌）匡国军节度使进封开国侯。不久改任北面行营副招讨使移镇滑州（今滑县东）调往河北的抗晋前线担当重任。 龙德三年（923）四月晋王李存勗在魏州称帝国号唐史称后唐。改当年为同光元年派李嗣源率步骑5ooo偷袭并攻占郓州从东面威胁后梁后梁朝廷内外大恐。宰相敬翔以死力谏请用王彦章认为“事急矣非彦章不可”1。五月朱友贞任命王彦章为北面招讨使段凝为副。王彦章受命之日立即启程赶赴滑台（今滑县东）从杨村砦浮河东下水6俱进截断唐军在德胜（今濮阳）南北两城之间的浮桥一举攻占南城。李存勗得悉后说：“此人可畏当避其锋。”1唐军随即放弃北城集中兵力退保德胜以东数百里的博州黄河南岸的杨刘。王彦章率舟师而下一路上与唐军乘编栰的步军各沿黄河南北两岸东行每到转滩汇水之处两军就激烈交战流矢如雨。进至杨刘交战百余次。王彦章急攻杨刘昼夜不息打得唐军心惊胆颤好多次险些被攻破幸得李存勗亲率援军到达才得勉强保住。两军在杨刘相持数月杨刘久攻不下。后梁朝中弄权的赵岩、张汉杰等因担心王彦章得胜后回朝对他们不利就联合早有异志的段凝在朱友贞面前中伤王彦章诬王“彦章使酒轻敌而至于败”。于是王彦章被罢职由段凝取代。王彦章赶回京师“以笏画地自陈胜败之迹”2。赵岩又指使爪牙劾他不恭被勒令离开。 乱世死节段凝“智勇俱无”靠贿赂交结邀权接任后形势急转直下。后梁左右先锋指挥使康延孝降唐向李存勗暴露了梁军内部虚实和战略意图建议抓住时机直捣防守空虚的汴梁。在此危急关头朱友贞令王彦章前往东路抵敌。这时后梁的精锐部队全在段凝的指挥下远在河北汴梁只有新募来的5oo名保驾的骑兵把这支不能打仗的队伍交给王彦章统领并由张汉杰为监军开赴前线。王彦章在递坊（今地不详当在山东境内）一战由于兵少战败退守中都县（今山东汶上）又遭失败就率他的1oo多名牙兵作殊死战结1《新五代史》卷32《王彦章传》。 1《旧五代史》卷21《王彦章传》。 2《新五代史》卷32《王彦章传》。 果王彦章重伤后被俘。 李存勗见到王彦章后以胜利者的姿态问他是否心服又问他向来善战为何不守兖州（今属山东）而守没有壁垒的中都意在诱使他投降。王彦章拒绝正面回答。李存勗爱他骁勇命人为他治伤希望他能降唐。王彦章说我与你“血战十余年今兵败力穷不死何待？且臣受梁恩非死不能报岂有朝事梁而暮事晋生何面目见天下之人乎！”李存勗又令李嗣源去劝降王彦章躺在病床上轻蔑地呼喊其小名说：“汝非邈佶烈乎？我岂苟活者！”1终于被杀。死年61岁。 欧阳修感慨地说：“呜呼天下恶梁久矣！然士之不幸而生其时者不为之臣可也。其食人之禄者必死人之事如彦章者可谓得其死哉！”2他在整个五代时期只筛选出三位“全节之士”在《新五代史》中特设《死节传》一卷而这三人中他以王彦章为主行文多有褒扬认为是乱世里难得的忠臣义士。 1《新五代史》卷32《王彦章传》。 2《新五代史》卷32《王彦章传》。 第三章李克用后唐庄宗明宗第一节李克用李克用（856—9o8）后唐开国皇帝李存勗之父其祖先为西突厥别部因驻帐于沙陀碛（今新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自号为沙陀部以朱邪为姓。祖父朱邪赤心随唐将康承训击败庞勋起义有功被任为单于大都护、振武军节度使并赐姓为李名国昌。李克用别号李璠儿一目失明又号独眼龙。他为李存勗称帝建国奠定了基础。 唐懿宗咸通十三年（872）李国昌拒绝调任云州（今山西大同东北）刺史、大同军防御使。当时任云州守捉使的李克用杀大同军防御使段文楚占据云州自称留后。唐廷派兵镇压结果反为所败。次年僖宗即位改用招抚政策任命李克用为大同军防御使。后来李国昌父子又与朝廷生摩擦几经胜败一度逃亡鞑靼。中和元年（881）黄巢攻占长安唐僖宗召李克用入援。次年李克用等击败尚让于良田陂（今陕西华县西南）黄巢被迫退出关中。李克用升任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河东节度使为使相。从此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一带便成为他用兵的根据地。中和四年李克用率军在河南地区大败黄巢军一直追到曹州冤朐（今山东定陶西）。返回途中经汴州（今河南开封）生上源驿事件险些为朱温所杀于是双方结怨形同水火。“僖宗和解之用破巢功封克用陇西郡王”1。此后李克用利用各地军阀矛盾不断征战进一步壮大了在河东地区的势力。光启元年（885）底曾出兵帮助河中节度使王重荣在沙苑（今陕西大荔南）打败唐将朱玫后一度攻入京城。唐僖宗辗转凤翔（今属陕西）、宝鸡（今属陕西）到兴元（今汉中）两年后才回到长安。昭宗即位后对李克用采取姑息态度但迫于朱温的压力让宰相张濬带兵征讨结果张濬战败昭宗只得继续让步于乾宁二年（895）底进封他为晋王成为唐末割据势力中被封王的第一人。次年正月昭宗打算再次任命张濬为相李克用上表说：“若陛下朝以张濬为相则臣将暮至阙廷！”2吓得昭宗只好改变主意。当朱温进攻兖（今属山东）、郓（今东平西北）的朱瑄兄弟时他派兵前去援救意在牵制朱温向河北展势力。此后为争夺河东、河北的南部地区而与朱温血战连年尽管一度居于下风但他在太原地区的根基已经深不可摇。天复四年（9o4）朱温强迫昭宗迁都洛阳改年号为天祐。李克用认为这是朱温的把戏拒用“天祐”而继续使用“天复”年号。三年后朱温灭唐建梁改元开平李克用不承认朱梁政权才开始用天祐年号而称此年为天祐四年表示他继续奉唐朝正朔与朱温势不两立。次年病死终年53岁。 第二节后唐庄宗李存勗百战平河北李存勗（885—926）李克用长子。天祐五年（梁开平二年9o8）正月1《新五代史》卷4《唐庄宗纪》上。 2《新五代史》卷4《唐庄宗纪》上。 李克用病死24岁的他袭位为晋王。二月即杀其觊觎王位的叔父李克宁以稳定内部；四月又从潞州（今山西长治）前线调回周德威以麻痹梁军。他对诸将说：“汴人闻我有丧必谓不能兴师；又以我少年嗣位未习戎事必有骄怠之心。若简练兵甲倍道兼行出其不意以吾愤激之众击彼骄惰之师拉朽摧枯未云其易解围定霸在此一役。”1随即亲率大军分三路进攻李嗣源等率先破除梁军所建“夹城”从东北面进入潞州城与守将李嗣昭会师杀梁兵万余俘梁副招讨使符道昭等将领3oo人取得了潞州解围战的全胜。朱温闻讯慨叹不止。接着李存勗又乘王建、李茂贞合攻朱梁大安（今陕西勉县西南）之机派周德威进攻晋州（今山西临汾）在神山（今浮山南）大败梁军。 天祐六年镇守同州（今陕西大荔）的后梁大将刘知俊叛附李茂贞要求增援李存勗亲率大军到阴地关（今山西灵石南关）再次派周德威攻打晋州在蒙阬（今曲沃北）击败梁军。次年朱温派王景仁攻打唐昭宗所封赵王王镕的镇（今河北正定）、定（今属河北）二州王镕向李存勗求援李存勗力排众议率兵往救在赵州（今赵县）境内的柏乡（今属河北）一带与梁军对垒。天祐八年正月装备精良的梁军被打得大败斩2万缴获马匹3ooo辎重无数。经此柏乡之战梁军元气大伤被迫从深（今深县）、冀（今冀县）二州撤退。晋军则接连南攻邢（今邢台）、魏（今大名北）、博（今山东聊城东）、卫（今河南汲县）等州一直打到黄河北岸。次年梁军再次北攻屠枣强（今河北枣强东）围蓨县（今景县）结果又被晋军打得大败朱温狼狈南撤。 正当李存勗南攻之时幽州（今北京）一带的刘守光打算乘机谋取镇、定二州。李存勗担心重蹈当年吴王夫差争黄池之会和楚项羽贪伐齐之利的覆辙回师对付刘守光。他先用骄兵之计促使庸愚无赖的刘守光忘乎所以然后派周德威统兵3万联合镇、定二州之兵围攻幽州。经两年作战终于俘杀了刘守光及其父刘仁恭。这样幽冀一带也都处在李存勗的控制之下。建后唐、灭后梁天祐十二年（梁贞明元年915）梁末帝乘魏博节度使杨师厚病死之机将其所辖六州分为两镇以图削弱藩镇势力结果引起魏博兵变。变兵请降附晋李存勗乘势占领魏州杀变兵领张彦亲自兼领魏博节度使。接着又攻取德州（今山东陵县）、澶州（今河南清丰西）。次年在大败梁援军之后又攻取了卫州、磁州（今河北磁县）、洺州（今永年东南）、邢州。而相州（今河南安阳）、沧州（今河北沧州东南）和贝州（今清河西）均不战而取。这样黄河以北除黎阳（今河南浚县东）一地外尽为晋军所占。 天祐十四年李存勗攻占博州在黄河南岸的杨刘城（今山东东阿东北）建立了一个重要的战略据点并一度攻入郓州（今东平西北）胡柳陂（今山东鄄城西南）一战周德威战死后反败为胜。次年又在澶州之南夹黄河筑德胜南北两城并架浮桥相通成为晋军南进的又一桥头堡。梁军多次进攻均被击退晋军势力大为展。李存勗身为晋王作战常身先士卒喜欢自引轻骑迫敌营挑战因此常陷险境。有人劝他他说：“定天下者非百1《旧五代史》卷27《唐庄宗纪》一。 战何由得之安可深居帷房以自肥乎？”1天祐二十年（梁龙德三年923）四月李存勗在魏州称帝以天祐二十年为同光元年国号不用晋而用唐表示自己是唐朝的合法继承人以增强反梁的号召力史称后唐李存勗庙号庄宗。 李存勗即位后得知后梁郓州防守空虚就派李嗣源乘虚而入占领郓州。这使后梁朝廷大恐急派大将王彦章为北面招讨使率精锐沿河东下。后唐军在德胜失守后坚守杨刘李存勗亲率援军赶到几度激战终于保住了杨刘并迫使梁军撤退。接着又趁梁军（时王彦章已被段凝取代）渡河北上和各路梁军分兵作战导致汴梁地区防守空虚之机决定不顾归路被断、后方不稳等不利因素而直捣后梁都开封以李嗣源为先锋接连获胜擒王彦章等梁将多人轻骑兼程顺利攻入汴梁。梁末帝自杀李存勗就此完成了灭梁大业。废开封府为汴州后定都东都洛阳（今属河南）。同光三年灭前蜀达到后唐全盛时期。 治国乏术李存勗骁勇善战胆略过人战绩非凡堪称杰出的军事家。但是他治国乏术用人无方称帝三年而终至众叛亲离、身死族灭。 李存勖弊政之一是重用伶人和宦官。他幼善音律常自傅粉墨与伶人共戏因而伶人们恃宠怙势出入宫掖侮弄朝臣。其中为害最烈的是伶官景进“军机国政皆与参决。三司使孔谦兄事之呼为八哥”1。将相大臣都因忌惮而去讨好他。 李存勗除了以伶人为耳目外还用宦官为心腹。同光元年（923）十二月定都洛阳后恢复唐朝旧制“诏天下访求唐时宦者悉送京师得数百人宦者遂复用事”2。于是宫内各执事和诸道监军都用宦官。他采纳宦官的建议“分天下财赋为内外府州县上供者入外府充经费；方镇贡献者入内府充游宴及给赐左右。于是外府常虚竭无余而内府山积”3。唐代后期宦官跋扈之势俨然重现引起朝臣的不满。 李存勗弊政之二是允许皇后干政。他的皇后刘氏本来不是元妃是一个连亲生父亲都不肯相认的势利小人。因为有宠于李存勗后来进封为皇后。伶官如景进、降将如段凝、张全义、袁象先都通过厚赂刘氏而得到重用。同光四年因军粮不足军心动摇宰相请内库供应诸军刘氏竟交出妆具银盆两只和三名幼皇子说宫中别无积蓄让朝廷拿去卖了以充军需吓得宰相赶紧退出。大将郭崇韬于同光三年带兵伐蜀仅用7o天就迫使蜀主王衍出降立了大功。但他与宦官不合宦官诬告他有异心李存勗还在犹豫之际刘氏竟出手教密令杀郭崇韬父子。后又牵连杀大将朱友谦及其部将史武等7人皆灭其族。 这些杀戮导致后唐功臣宿将人人自危诸镇怨愤流言四起。伐蜀建功的骁将康延孝为郭、朱复仇而反唐尽管很快兵败身死但是魏博方面的兵1《资治通鉴》卷27o后梁贞明四年八月。 1《新五代史》卷37《景进传》。 2《新五代史》卷38《宦者传》。 3《资治通鉴》卷273后唐同光二年二月。 变终于酿成了后唐历史上的重大事变。 魏博军队是后唐的一支精锐部队攻灭后梁屡建战功却反而受到李存勗的猜忌。同光四年（926）二月戍守瓦桥关（在今河北雄县南）的魏博士兵期满回镇到达贝州接到敕令要他们就地留屯。于是人心浮动生兵变指挥使杨仁晸被杀。变兵奉赵在礼为帅焚掠贝州后兼程南下攻占邺都（今河北临漳西南）。李存勗急派元行钦带兵进讨反为所败。危急之际不得已起用向来为之所猜忌的宿将李嗣源率侍卫亲军前去镇压。兵至邺都城下亲军哗变拥李嗣源入城与赵在礼联军。李嗣源本无此意但迫于内外形势在无以自明的情况下率变兵南下。李存勗得知情况大变急忙率扈从兵2.5万从洛阳东进大梁途中得知大梁失守只好下令回师沿途士兵逃亡一半。他再三抚慰士卒许以厚赏士兵们说他赐与太晚人亦不感圣恩。好不容易回到洛阳亲军从马直指挥使郭从谦率众哗变在混战中李存勗为流矢射中身死终年43岁。 李存勗能词有3传世。其《一叶落》云：“一叶落搴朱箔此时景物正萧索。画楼月影寒西风吹罗幕。吹罗幕往事思量著。”表明这位能征惯战的代北健儿并非普通的一介武夫。 第三节明宗李嗣源善战建奇功李嗣源（867—933）唐沙陀部人。本名邈佶烈。为李克用养子改名李嗣源。即帝位后又更名李璠是为后唐明宗。 李嗣源本是李克用部将之子生于应州金城县（今山西应县）。13岁丧父李克用收养为子。善骑射“为人质厚寡言执事恭谨”1上源驿事件时17岁的他在乱兵流矢中舍命保护李克用逾垣脱难因而更受信任掌亲骑为侍卫长。乾宁三年（896）李嗣源奉命率兵3ooo2前去援救朱瑾在任城（今山东济宁）一举击败梁军解了兖州（今属山东）之围威名大振李克用把他所率5oo骑兵命名为“横冲都”。光化三年（9oo）又在邢州青山（今河北邢台西北）大败乘胜追击的后梁名将葛从周战场上他亲自冲锋陷阵身中四矢从此“李横冲”的雅号名重四方。而他“每有战功未尝自伐”。“凡所赐与分给部下。”诸将争功时他从容说：“公辈以口击贼吾以手击贼！”3于是众惭而止。 李存勗继位为晋王后与朱温大战于柏乡（今属河北）面对装备齐整的梁军赤、白两马队李嗣源笑道：“彼虚有其表耳翌日当归吾■中。”战斗中他跃马挺身直取梁军白马都生擒二骑校而回。于是士气大振取得了柏乡之战的重大胜利。他因功而被任为代州（今山西代县）刺史。 此后他曾北伐幽州（今北京）逼降刘守光爱将元行钦。天祐十三年（916）随李存勗东征攻占后梁的磁（今河北磁县）、相（今河南安阳）等州因而改任相州刺史、昭德军节度使。后又转任安国节度使（镇邢州今1《新五代史》卷6《唐明宗纪》。 2《旧五代史》作3oo。今从《新五代史》。 3《旧五代史》卷35《唐明宗纪》一。 河北邢台）。当契丹进攻幽州时周德威告急诸将认为契丹不可能持久食尽自还到那时追击有利。李嗣源力排众议认为“德威尽忠于家国孤城被攻危亡在即不宜更待敌衰”1。请求立即派他前去援救李存勗同意后李嗣源随即率部为前锋进到易州（今易县）。他分析敌我形势采“潜行溪涧袭其不备”的战术临阵与长子李从珂奋命血战动员部属说：“为将者受命忘家临敌忘身以身殉国正在今日。诸君观吾父子与敌周旋！”2他挺身入阵所向披靡大败契丹解了幽州之围。凯旋魏州（今大名北）时李存勗亲自郊迎慰劳进位检校太保。 同光元年（923）李嗣源调任横海节度使（镇沧州今沧州南）。当时的战场形势对新建的后唐政权充满危险：梁、唐两军主力对峙于黄河沿岸一路梁军正急攻泽州（今山西晋城）而唐将李继韬却以潞州（今长治）降梁这等于断了唐军的归路。在这危急关头李嗣源欣然领命奇袭郓州（今山东东平西北）并且击退了梁军的反扑俘虏了梁将王彦章大大改变了战场上的形势。接着他果决地提出西攻汴州（今河南开封）的策略并率千骑为前锋一举攻占汴梁梁末帝自杀梁亡。李存勗喜不自禁激动地说：“吾有天下由公之血战也当与公共之。”3不久进位兼中书令。 逆取顺守革除弊政灭梁后李嗣源又曾受命北伐契丹征讨潞州叛将所向克捷进位太尉移镇汴州成为蕃汉兵马总管。同光三年（925）再次领兵北破契丹被调任为镇州（今河北正定）节度使。这时开始遭到李存勗的猜忌有人告诫他已经到了“德业振主者身危”的地步要他“宜自图之”1。 同光四年二月赵在礼据魏州动兵变李存勗派元行钦前去镇压反为所败只好派李嗣源前往结果李嗣源与变兵合流率军攻回洛阳结束了李存勗的统治。李嗣源初入洛阳时称监国几天后即位于李存勗的灵枢前表示自己是合法继承而非篡夺。 《旧五代史》对李嗣源的夺位多有粉饰回护但其“逆取”的实质总是难以尽掩。不过他即位后在革除弊政方面历来颇受史家肯定。先是裁减宫人、伶人和宦官。“自初即位减罢宫人、伶官废内藏库四方所上物悉归之有司”2。“量留后宫百人宦官三十人教坊百人鹰坊二十人御厨五十人自余任从所适。诸司使务有名无实者皆废之。”3以此来整肃宫掖经济上节省开支政治上排除干扰。第二是诛杀宦官佞幸。“即位伊始下诏斩“直以聚敛为事”、“天下皆怨苦之”1的租庸使孔谦废除其苛敛之法。“又罢诸道监军使以庄宗由宦官亡国命诸道尽杀之。”“宦官数百人窜匿山林或落为僧至晋阳者七十余人诏北指挥使李从温悉1《旧五代史》卷35《唐明宗纪》一。 2《旧五代史》卷35《唐明宗纪》一。 3《旧五代史》卷35《唐明宗纪》一。 1《旧五代史》卷35《唐明宗纪》一。 2《新五代史》卷6《唐明宗纪》。 3《资治通鉴》卷275天成元年四月。 1《新五代史》卷26《孔谦传》。 诛之”2。对于名声很坏的高官如盗掘唐陵的温韫、私用库物的段凝、纵田客杀人的豆卢革等都在贬官后赐死；地方上的贪官污吏如“税外科率”的邓州留后陶玘、“为政贪秽”的毫州刺史李邺等也都被贬死他乡。这些对于澄清吏治是很有影响的。 李嗣源较关心民间疾苦。他与宰相冯道谈论农家勤苦冯道诵聂夷中诗“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他甚为感动“命左右录其诗常讽诵之”3。因此他着力于减轻民众的赋税负担。天成元年（926）四月下诏免收“省耗”：“应纳夏税先有省耗每斗一升今后止纳正税数不量省耗。”天成四年五月又下令州县不得以检括田地扰民：“百姓今年夏苗委人户自通供手状具顷亩多少五家为保委无隐漏攒连手状送于本州本州具状送省州县不得迭差人检括如人户隐欺许令陈告其田倍令并征。”长兴元年（93o）二月下诏减收“曲钱”、免收河阳人户的“桥道钱”：“诸道州府人户每秋苗一亩上元征曲钱五文今后特放二文只征三文。”4“河阳管内人户每亩旧征桥道钱五文今后不征。”5长兴二年（931）进一步免收“曲钱”：“应在京诸道苗亩上所征曲钱等便从今年夏并放。其曲官中自造委逐州减旧价一半于在城扑断货卖。除在城居人不得私造外乡村人户或要供家一任私造。”1因此敕下之日人甚悦之。长兴元年二月下诏限制民间高利贷盘剥：“应私债出利已经倍者只许征本；已经两倍者本利并放。”2对于民众的夫役负担他也爱惜民力信守规定。长兴三年十二月他到龙门“观修伊水石堰赐丁夫酒食。后数日有司奏：‘丁夫役限十五日已满工未毕请更役五日。’帝曰：‘不唯时寒且不可失信于小民。’即止其役。”3在执法方面李嗣源也比较严明。供奉官丁延徽“巧事权贵人多拥护监仓犯赃”依律当斩。侍卫使张从宾向李嗣源求情他说：“食我厚禄偷我仓储期于决死！苏秦说我不得非但卿言！”4对于涉及他自身的误判案件也能自责补过：巡检军使浑公儿奏称有百姓二人以竹竿习战斗之事他认为“实所不容”交石敬瑭处置结果二人被杀。后来得知所谓百姓乃是幼童战斗实是嬉戏“方觉失刑”于是他自己“减常膳十日以谢幽冤”石敬瑭被“罚一月俸”浑公儿被“杖二十”后撤职流配登州（今山东蓬莱）。对受害人家属“赐绢五十匹、粟麦各百石便令如法埋葬”。并专就此事下诏要求“此后在朝及诸道州府凡有极刑并须仔细裁遣不得因循”5。这种做法就是在盛世帝王中也颇为少见。 御下乏术2《资治通鉴》卷275天成元年四月、五月。 3《资治通鉴》卷276天成四年九月。 4《旧五代史》卷146《食货志》。 5《旧五代史》卷41《唐明宗纪》七。 1《旧五代史》卷146《食货志》。 2《旧五代史》卷41《唐明宗纪》七。 3《旧五代史》卷43《唐明宗纪》九。 4孙光宪：《北梦琐言》卷18。 5《旧五代史》卷39《唐明宗纪》五。 李嗣源即位时已年届六十在位七年余采取的改革措施尽管有限但也收到一定的效果。司马光评价说：“在位年谷屡丰兵革罕用校于五代粗为小康。”1但是李嗣源在控制宰辅方面显得无能乏术或听任跋扈或一杀了之既软弱又粗暴这与他目不识书缺乏文化素养有关。枢密使安重诲是他的“佐命功臣”恃功矜宠专权自恣擅杀无意中冲了他前导的殿直马延还要李嗣源“降敕处分”李嗣源“不得已而从之由是御史、谏官无敢言者”2。宰相任圜“简拔贤俊杜绝侥幸期年之间府库充实军民皆足朝纲粗立”。但与安重诲政见不合议政往往意气用事互相呵骂旁若无人。连宫人都说：“妾在长安宫中未尝见宰相、枢密奏事敢如是者盖轻大家（皇帝）耳！”3后来安重诲诬任圜谋反矫诏杀之李嗣源竟“皆不能诘也”4。此后他听信谗言以安重诲有异志而杀之。安、任二人在他统治期间可算是尽忠职守的名臣结果相继身死奸佞得势国势每况愈下。 李嗣源在认定继承人方面也表现得优柔寡断。他的长子从璟为李存勗所杀。次子从荣被封为秦王任为河南尹兼判六军诸卫事后又加封天下兵马大元帅表明他打算以从荣为继承人可是又不明确立为太子造成大臣观望从荣不安因而酿成悲剧：长兴四年（933）十一月李嗣源病重秦王李从荣恐不得为嗣率牙兵千人列阵天津桥准备入宫继位。结果为朱弘昭等所率骑兵击溃从荣逃至府第被杀。李嗣源“闻从荣已死悲咽几堕于榻绝而苏者再”1。后征天雄节度使宋王李从厚入宫侍疾。六天后病重不治终年68岁。宋王李从厚继位是为闵帝。 1《资治通鉴》卷278长兴四年十一月。 2《新五代史》卷24《安重诲传》。 3《资治通鉴》卷275天成元年五月天成二年五月。 4《新五代史》卷24《安重诲传》。 1《新五代史》卷15《秦王（李）从荣传》。 第四章郭崇韬周德威第一节郭崇韬运筹决胜郭崇韬（？—926）字安时代州雁门（今山西代县）人。初隶李克修帐下为亲信。他处理昭义镇（治潞州今长治）的具体事务廉洁干练颇有口碑。李克修死后他任李克用主管联络事务的典谒办事很得力应对机敏升任河东教练使。 李存勗继位为晋王后郭崇韬更受器重由中门副使升为中门使参管机要艰难战伐无所不从。天祐十八年（后梁龙德元年921）他跟随李存勗讨伐镇州（今河北正定）的张文礼久攻不下。这时定州（今属河北）的王都为救张文礼勾引契丹进到新乐（今新乐东北）晋军动摇打算撤围李存勗犹豫未决。郭崇韬认为契丹只为王都利诱而来并不是真心来救张文礼其前锋稍一受挫必定逃跑无疑。正可乘新近打败后梁军心大振之机威震塞北！李存勗采纳了他的意见果然打败了契丹。 李存勗称帝后郭崇韬被任为兵部尚书、枢密使权宰相。 梁将王彦章攻破德胜（今河南濮阳）南北城后进围杨刘（今山东东阿东北）李存勗判断有误引兵出战打了败仗。向郭崇韬问计他指出王彦章围杨刘的目的在于夺回郓州（今东平西北）如果在下游以呼应郓州为名建立堡垒那么他必来争夺这样就可以分散其兵力后战而胜之。李存勗依计而行果然大败王彦章。 梁将康延孝降唐郭崇韬随即与之密谈探知了梁的虚实和用兵意图。 他力排诸将放弃郓州与梁以河为界罢兵的议论坚决主张直捣大梁（今河南开封）。他对李存勗说：“愿陛下分兵守魏固杨刘而自郓长驱捣其巢穴不出半月天下定矣！”1李存勗照此办理结果只用了8天功夫就灭了后梁。郭崇韬获赐铁券拜侍中、成德军节度使（治镇州今正定）为使相继续担任枢密使进封赵郡公。 位兼将相郭崇韬以谋议居佐命第一之功而位兼将相处理事务又无所回避这就与李存勗所信任的宦官和伶人产生了矛盾。他与宦官李绍宏之间关系紧张想要功成身退他的部属指出他已处于骑虎难下的局面一旦失势就难以自安。于是他听从部属的意见请立李存勗的宠妃刘氏为皇后以求中宫之助然后又请求罢去所任枢密使职恢复唐朝由宦官担任此职的制度。可是李存勗坚决不准他辞职他只好留任。他提出的有关“天下利害”的25条措施李存勗也都予以照办。后来李存勗调李嗣源任成德军节度使让郭崇韬移镇忠武军（治同州今陕西大荔）他再三辞让获准后留在朝中任侍中、枢密使。 李存勗禁不住宦官的怂恿打算建造高楼避暑郭崇韬切谏他以天下为1《新五代史》卷24《郭崇韬传》。 心毋忘创业之难希望取消造楼计划。李存勗不听宦官又从中挑拨君臣间的关系也紧张起来。河南县令罗贯为人正身奉法不受权豪请托因而得罪了宦官、伶人以及河南尹张全义。张全义派人在刘皇后处诋毁罗贯宦官又在李存勗面前落井下石。郭崇韬素知罗贯正直竭力为其辩护李存勗竟至自关殿门把郭崇韬拒之门外罗贯终于被杀。 西平前蜀后被害同光三年（925）李存勗决定伐蜀选择带兵将领时郭崇韬想藉此立大功来稳定自己被宦官等动摇的地位就建议由李存勗年幼的长子魏王李继岌出任元帅。李存勗明白其用意就决定以李继岌为西南面行营都统以郭崇韬为招讨使作为李继岌的副手而实际处理伐蜀的军政事务。这次军事行动郭崇韬以《孙子兵法》“取用于国因粮于敌”的原则制订了先取凤州（今陕西凤县）、三泉（今四川广元东北）等地的作战计划进展顺利6万唐军所到之处蜀将望风迎降前后7o天就兵临成都前蜀后主王衍出降。 郭崇韬素来痛恨宦官伐蜀过程中曾对李继岌说将来李继岌继位为帝后“当尽去宦官至于扇马亦不可骑”1。引起随营的监军宦官李从袭、李廷安、吕知柔等的切齿愤恨。当李存勗派宦官向延嗣到成都慰劳伐蜀大军时郭崇韬没有按照当时的礼仪到郊外迎接。向延嗣大怒就和李从袭等一起构陷郭崇韬罗织的罪名是贪污和有异志。 有异志问题的依据只是蜀人曾列状向李继岌请求把郭崇韬留在当地为帅所以纯属诬陷；贪污问题则郭崇韬确有失检点之处：本来他很有清廉的声誉进入洛阳后开始接受各地的赂遗有人提醒他他说自己位兼将相禄赐巨万并不希罕这些礼品。又说送礼的都是后梁旧将如果拒收反而会使这些人于心不安说不定会重新反叛为敌。这样的辩解显得强辞夺理而又苍白无力至于他说“藏余私室无异公帑”1则更是荒唐。尽管后来当李存勗举行郊祀大典时他把所藏礼品全都献了出来但这种做法终究不能说是稳妥的。在平定前蜀过程中他又接受降将的赂遗其子郭廷诲也广收馈赠将珍宝运回洛阳府第。宦官们指他贪污也就并非平白无故了。李存勗本来就对他心存芥蒂现在听说他打算留蜀不归和占有了蜀之妓乐珍玩便怒形于色立即派宦官马彦珪前往蜀地查看实情如郭崇韬听命回师则罢否则就与李继岌商量处置。马彦珪认为这个命令不够明确就去向刘皇后请示。刘皇后对郭崇韬当年请求册立她为皇后并不感恩相反在宦官和张全义等人的影响下对他并无好感就下教令给李继岌让他在蜀地处死郭崇韬。李继岌虽然觉得没有皇帝的诏书只以皇后教令不便擅杀但在宦官们的挑拨下终于答应同光四年（926）正月郭崇韬在奉命前去议事时被杀。他的五个儿子也在各地先后被诛家产被籍没。直到后唐明宗李嗣源即位时才诏令归葬赐还其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旧宅给他的两个孙子。 第二节周德威1《新五代史》卷24《郭崇韬传》。 1《旧五代史》卷57《郭崇韬传》。 后周良将周德威字镇远小字阳五朔州马邑（今山西朔州）人。身长面黑状貌魁伟笑不改容凛然有肃杀之气。为人勇而多智能远望烟尘料知兵势敌数。唐末为李克用骑将渐升至铁林军使。跟随李克用击败王行瑜后升任检校左仆射、衙内指挥使。当梁、晋对垒之时周阳五之勇闻名天下。光化二年（899）三月朱温派氏叔琮进逼太原一直打到榆次（今属山西）、洞涡驿（今清徐东）等地梁军中传令道：“能生得周阳五者为刺史。”外号陈夜叉的梁将陈章口出狂言打算活捉周德威以邀功李克用要周德威当心此人。因陈章经常骑白马穿朱甲周德威便要部下见到白马朱甲的敌将就假装败退他自己则化装成士兵夹杂在行伍之中。等到陈章出来挑战部下依约退走陈章中计急追周德威从后挥锤击中陈章将其活捉。 天祐三年（9o6）朱温派兵攻刘仁恭的沧州（今河北沧州东南）时晋王李克用为援燕而派周德威率5万大军攻取潞州（今山西长治）进行牵制。得手后周德威被任命为代州刺史、内外蕃汉马步军都指挥使。这时攻燕的梁军转而争夺潞州建夹城围之。晋军守将李嗣昭坚守围城周德威率军救潞州在夹城外与后梁军对峙经年。李克用临终前向李存勗表示担心周德威与李嗣昭两人之间的矛盾会影响相互配合。李存勗继位并杀李克宁之后从前线召回手握重兵的周德威。周德威表示对故主的高度忠诚后跟随李存勗南攻梁军破夹城解了潞州之围与李嗣昭欢好如初。周德威因功升任振武节度使（治朔州今朔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使相。 天祐七年（后梁开平四年91o）秋朱温派王景仁率众7万击赵王王镕王镕向李存勗求援。李存勗命周德威率部先屯赵州（今河北赵县）然后他自率一部出赞皇（今属河北）与之相会后在柏乡（今属河北）附近与后梁军对垒。后梁军人多势众装备豪华精良。晋军兵少望之颇有怯意。周德威一面对部众鼓舞士气说：“此汴、宋佣贩儿徒饰其外耳其中不足惧也！其一甲直数十千擒之适足为吾资无徒望而爱之当勉以往取之。”另一面他对李存勗说：“梁兵甚锐未可与争宜少退以待之。”李存勗认为己方千里奔袭利在战等到对方知我虚实仗就难打了。周德威指出战场地形不利骑兵作战不能用己之长击彼之短。李存勗听后很不高兴周德威又通过宦官去作说明终于使李存勗同意退兵至鄗邑（今高邑）选择有利于骑兵作战的平原浅草地带与梁军展开决战。周德威又分析后梁军轻装远袭即使带粮也不可能多决定在后梁军人马俱饥的下午未申之时起冲击结果晋军大获全胜从鄗邑一直追到柏乡梁军闻风丧胆横尸数十里王景仁仅率十余骑逃生。这一仗周德威很好地坚持了以己之长击敌之短和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的用兵原则取得了梁晋争战以来最为重要的一次胜利。1捐躯胡柳柏乡大捷之后周德威又曾奉命攻破刘守光的幽州（今北京）亲手活捉刘守光的骁将单廷珪并俘获了刘氏父子他升为检校侍中、幽州卢龙等军节度使。 天祐十二年（梁贞明元年915）当李存勗与后梁将刘在魏州（今河北大名东北）对峙时刘乘虚长途奔袭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周德威闻讯从幽州率千骑西救。军至土门（今河北鹿泉）得知刘到乐平（今山西昔阳）后改变计划率军东进他料得刘必去占领临清（今河北临西）断晋军粮道。于是率军急追到南宫（今属河北）“遣骑擒其斥候者数十人断腕而纵之使言曰‘周侍中已据临清矣！’”1刘正惊疑其用兵之放慢了行军度。周德威乘机于第二天抢先进入临清保住了晋军的生命线保证了李存勗最终击败刘。 天祐十四年（917）三月契丹入侵新州（今涿鹿）周德威率军迎战不利退保范阳城（今北京）。契丹攻城达2oo天之久周德威昼夜督军防御终于未被攻破取得了保卫战的胜利。次年周德威率燕兵3万南下与镇（今正定）、定（今属河北）等州军队随李存勗渡河进军临濮（今山东鄄城西）打算直趋汴梁（今河南开封）。十二月二十三日驻军于胡柳陂（今濮阳东）。次日晨谍报梁军到李存勗问周德威如何打法周德威“常务持重以挫人之锋故其用兵常伺敌之隙以取胜”1他分析战场形势因为地近汴梁梁军必然决一死战力量不可低估必须利用己方先到而敌军后至的条件以逸待劳。他主张大部队可暂按兵不动先派骑兵骚扰使梁军难以安营扎寨待其疲劳时再动进攻就可战而胜之。这本是十分正确的战术安排可是“勇而好战”的李存勗不听率领亲军立即迎战。周德威无奈只好跟随出战对他的儿子说：“吾不知其死所矣！”结果这一仗李存勗开头取得小胜可不久后梁军就攻击晋军辎重辎重兵败奔入周德威军中造成混乱被后梁军所乘周德威父子力战阵亡。李存勗后悔痛哭道：“丧我良将吾之咎也。”2李存勗称帝时追赠周德威太师；李嗣源继位后加赠他太尉；石敬瑭建晋称帝时又追封他为燕王。 1《资治通鉴》卷269贞明元年七月。 1《新五代史》卷25《周德威传》。 2《旧五代史》卷56《周德威传》。 第五章后晋高祖后汉高祖第一节后晋高祖石敬瑭佐李嗣源夺权石敬瑭（892—942）唐沙陀部人父名臬捩鸡。欧阳修称“其姓石氏不知得其姓之始也”1。薛居正则说石敬瑭是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人而且是春秋时卫国大夫石碏、汉景帝时丞相石奋的后裔因汉末内乱流落到沙陀的。 臬捩鸡善骑射有经远大略在李克用和李存勗时累立战功官至洺州（今河北邯郸东北）刺史。石敬瑭是其第二子唐景福元年（892）二月二十八日生于太原汾阳里。为人沈厚寡言爱读兵法推崇战国赵名将李牧、汉名将周亚夫用兵之术。李嗣源任代州刺史时很器重他妻以爱女。从此他隶属于李嗣源帐下统领号称“左射军”2的亲军成为心腹爱将。 天祐十三年（后梁贞明二年916）二月后梁将刘带兵突至清平（今山东高唐西南）李存勗部还未列阵就遭到袭击情况危急。石敬瑭率十余骑深入敌阵左冲右突无人敢当终于把整个部队解救回来。李存勗对他大加奖掖他也因此而知名。 天祐十五年十一月晋军攻占杨刘镇（今东阿东北）李嗣源中了梁将贺瓌的埋伏很是狼狈。石敬瑭作为殿后击败梁军骑兵从容退回。十二月李存勗与梁军大战于胡柳陂大将周德威战死。石敬瑭指挥左射军跟随李嗣源再次打败梁军。此后李嗣源多次遇险均赖石敬瑭力战得以解脱。赵在礼魏博兵变时李嗣源被派去镇压到了魏州（今河北大名北）所部又生兵变李嗣源打算独自返回表示自己并无反意。石敬瑭说：“岂有军变于外上将独无事者乎？且犹豫者兵家大忌不如行。愿得骑兵三百先攻汴州夷门天下之要害也得之可以成事。”李嗣源同意了他的意见很快占领汴梁。李存勗从洛阳赶来为时已晚兵众溃散只好西返。李嗣源就以石敬瑭为前锋西攻。不久李存勗在洛阳被杀李嗣源继位为帝石敬瑭佐命夺权有功被任为保义军节度使（镇陕州今三门峡市）赐号“竭忠建策兴复功臣”兼六军诸卫副使。在李嗣源在位的八年间石敬瑭不断受到重用。直到长兴三年（932）十一月被任为河东节度使（镇山西太原）兼大同（镇云州今大同）、振武（镇朔州今朔县）、彰国（镇应州今应县）、威塞（镇新州今河北涿鹿）等军蕃汉马步军总管成为后唐政权在北方地区军权最重的大员。 易代之际韬光养晦长兴四年（933）十一月李嗣源死子李从厚继位是为闵帝次年改元应顺。石敬瑭加中书令并调任成德镇节度使（镇镇州今河北正定）而以凤翔节度使（镇凤翔府今陕西凤翔）潞王李从珂为河东节度使。李从1《新五代史》卷8《晋高祖纪》。 2《旧五代史》作“三讨军”今从《新五代史》。 珂拒不受命率军攻入洛阳急召石敬瑭前去商议大事。石敬瑭在卫州（今河南汲县）遇到出逃的闵帝尽杀其左右百余人并将其幽禁于卫州向李从珂邀功。 四月李从珂继位为后唐末帝改元清泰。开始怀疑手握重兵的石敬瑭处处提防常常试探。石敬瑭也十分清楚自己所处的险境事事小心谨慎。“山陵（指安葬明宗）既毕不敢言归。时敬瑭久病羸瘠太后（曹太后魏国公主母）及魏国公主（石敬瑭妻）屡为之言而凤翔将佐多劝帝留之。惟韩昭胤、李专美以为赵延寿在汴不宜猜忌敬瑭。帝亦见其骨立不以为虞。乃曰：‘石郎不惟密亲兼自少与吾同艰难今我为天子非石郎尚谁托哉！’乃复以为河东节度使。”这一安排对石敬瑭来说真是喜出望外被桑维翰称之为纵蛟龙入深渊。“石敬瑭既还镇阴为自全之计”“于宾客前自称羸瘠不堪为帅冀朝廷不之忌。”另一方面他借口契丹屡犯北边不断要求调运军粮。他的部属都已看出他的用心所以当“（石）敬瑭将大军屯忻州（今山西忻县）朝廷遣使赐军士夏衣传诏抚谕军士呼万岁者数四”1。这些骄兵打算扶立石敬瑭以邀赏而石敬瑭认为时机尚未成熟就命刘知远杀为的挟马都将李晖等36人来遮盖阴谋。这更加重了李从珂的疑心当石敬瑭之妻辞归太原时李从珂乘醉说：“何不且留遽归欲与石郎反邪？”石敬瑭得知后更加不安。为了窥测李从珂意图石敬瑭“累表自陈羸疾乞解兵柄（指北面马步军都总管）移他镇”1。总之石敬瑭为了等待夺权时机的成熟韬光养晦费尽了心机。 灭后唐、建后晋李从珂曾一度打算采纳吕琦、李崧等人提出的实行和亲政策抢先与契丹结好而除去石敬瑭反叛的依靠力量可是后来没有实行。当李从珂与朝臣议论是否接受石敬瑭的移镇请求时群臣均认为不可。枢密直学士薛文遇则认为“河东移亦反不移亦反在旦暮耳不若先事图之”2。李从珂表示赞同下令以石敬瑭为天平节度使并且派张敬达为西北蕃汉马步都部署催促石敬瑭移镇郓州（今山东东平西北）。 石敬瑭先是称病不行观察动静接着就上表要求李从珂下台：“帝养子不应承祀请传位许王（李嗣源幼子李从益）。”3李从珂随即下诏削夺石敬瑭官爵令张敬达等围攻太原。“石敬瑭遣间使求救于契丹令桑维翰草表称臣于契丹主耶律德光且请以父礼事之。约事捷之日割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与之。”这些条件实在太失国格人格连其亲信刘知远都说：“称臣可矣以父事之太过厚以金帛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许以土田恐异日大为中国之患悔之无及。”1可是一心想要夺权做皇帝的石敬瑭既不顾个人人格尊严厚颜无耻地认比自己小1o岁的耶律德光为父成为我国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封建帝王。 1《资治通鉴》卷279清泰元年五月；清泰二年六月。 1《资治通鉴》卷28o天福元年正月。 2《资治通鉴》卷28o天福元年四月、五月。 3《资治通鉴》卷28o天福元年五月。 1《资治通鉴》卷28o天福元年七月。 耶律德光接到石敬瑭的奏表大喜过望随即答应出兵。这年九月耶律德光率5万骑兵由雁门关入援石敬瑭大败后唐军。十一月“契丹主作册书命敬瑭为大晋皇帝”。石敬瑭于柳林（在今太原东南）即皇帝位是为后晋太祖。石敬瑭“割幽（今北京）、蓟（今天津蓟县）、瀛（今河北河间）、莫（今任丘北）、涿（今涿县）、檀（今北京密云）、顺（今顺义）、新（今河北涿鹿）、妫（今沦为官厅水库）、儒（今北京延庆）、武（今河北宣化）、云（今山西大同）、应（今应县）、寰（今朔县东）、朔（今朔县）、蔚（今灵丘）十六州以与契丹。仍许岁输帛三十万匹”2。改后唐长兴七年为后晋天福元年（936）。不久张敬达营寨内乱张敬达为其副手杨光远所杀杨光远率全军降。于是石敬瑭与契丹联军南向耶律德光至上党（今长治）北返石敬瑭渡河南下李从珂与家属登洛阳玄武楼自焚而亡。后晋定都汴州升为东京开封府。 媚事契丹镇压反抗石敬瑭“新得天下藩镇多未服从或虽服从反仄不安。兵火之余府库殚竭民间困穷而契丹征求无厌”。宰相兼枢密使桑维翰“劝帝推诚弃怨以抚藩镇卑辞厚礼以奉契丹训卒缮兵以修武备务农桑以实仓廪通商贾以丰货财。数年之间中国稍安。”1天福三年（辽会同元年938）石敬瑭“上尊号于契丹主及太后。戊寅以冯道为太后册礼使左仆射刘昫为契丹主册礼使备卤簿、仪仗、车辂诣契丹行礼；契丹主大悦。帝（石敬瑭）事契丹甚谨奉表称臣谓契丹主为‘父皇帝’。每契丹使至帝于别殿拜受诏敕岁输金币三十万之外吉凶庆吊岁时赠遗玩好珍异相继于道。乃至应天太后、元帅太子伟王、南北二王韩延徽、赵延寿等诸大臣皆有赂。小不如意辄来责让帝常卑辞谢之。晋使者至契丹契丹骄倨多不逊语使者还以闻朝野咸以为耻而帝事之曾无倦意。”2石敬瑭的所作所为只有桑维翰等少数人赞同支持。不少藩镇则乘民心不归之机起兵谋取帝位石敬瑭就用各种办法加以镇压。天福二年（937）石敬瑭以洛阳宫室残破迁都汴州升为东京开封府。素怀异志的天雄节度使（镇魏州今河北大名北）范延光自感为石敬瑭所猜疑就据魏州举兵反自称天子。不久义成节度使（镇滑州今河南滑县东）符彦饶举兵响应。石敬瑭派杨光远为都部署、张从宾为副前去讨伐。张从宾到河阳（今孟县）即举兵应范延光“先害皇子重信及入洛又害皇子重乂取内库金帛以给部伍因东据汜水关（本虎牢关在今荥阳汜水镇）。”3石敬瑭命大将杜重威克汜水关张从宾兵败溺死洛水。符彦饶为奉国指挥使马万所杀。范延光孤立无援困守邺都（今河北大名东北）年余不得已归降石敬瑭后来为杨光远所杀。 天福六年（941）成德节度使安重荣又举兵反他除了认为“天子兵2《资治通鉴》卷28o天福元年十一月。 1《资治通鉴》卷281天福二年正月。 2《资治通鉴》卷281天福三年七月。 3《旧五代史》卷97《张从宾传》。 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因而想依靠实力夺权外还对石敬瑭投靠契丹极为不满。他“每见蕃使必以箕踞慢骂”。他又上“表数千言大抵指斥高祖（石敬瑭）称臣奉表罄中国珍异贡献契丹凌虐汉人竟无厌足”。石敬瑭则威胁训斥说：“尔身为大臣家有老母忿不思难弃君与亲。吾因契丹而兴基业尔因吾而致富贵吾不敢忘尔可忘耶！且前代和亲只为安边今吾以天下臣之尔欲以一镇抗之大小不等无自辱焉。”1尽管这次反抗由于安重荣的部将临阵倒戈而失败安重荣为杜重威所杀；响应这次反抗的山南东道节度使安重进也遭镇压而兵败自焚死。但是众多的反抗不仅在军事上大大削弱了石敬瑭的力量更在心理上沉重地打击了他。石敬瑭终于忧郁成疾不久结束了可耻的一生终年51岁。 桑维翰桑维翰（899—947）字国侨洛阳（今属河南）人。父桑拱曾任河南尹张全义的客将。桑维翰长相丑陋身短面长可他自认为“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立志要做公辅。然而初试进士主考官因讨厌“桑”与“丧”同音而不予录取。有人劝他放弃科举他“著《日出扶桑赋》以见志。又铸铁砚以示人曰：‘砚弊则改而他仕’”1。后来经过他父亲向张全义做工作得到推荐终于在后唐同光年间进士及第。 长兴二年（931）石敬瑭任河阳节度使（治孟州今河南孟县南）时桑维翰被罗致帐下任掌书记此后就一直追随左右成为石敬瑭的心腹谋士。清泰三年（936）后唐末帝李从珂因石敬瑭在河东拥兵有异志下令移镇郓州（今山东东平西北）。石敬瑭打算拒命反唐将佐都恐惧不敢表示意见只有桑维翰和刘知远极表赞成。为求得契丹的支持石敬瑭让桑维翰起草了连刘知远都觉得过分的割地称臣的条件大大过了赵德钧赠金帛称兄弟的允诺而得到耶律德光的青睐。石敬瑭担心契丹改变主意又派桑维翰前去面陈利弊。桑维翰在耶律德光面前“跪于帐前自旦至暮涕泣争之”2。终于使耶律德光最后决定支持石敬瑭。 石敬瑭建晋称帝后桑维翰被任为翰林学士、礼部侍郎、知枢密院事。 不久又升迁为中书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充枢密院使终于做到了公辅然而却是个遭人唾弃的反面教员。天福三年（938）他出主意将杨光远移镇洛阳引起杨的不满。杨光远上书指责桑维翰“去公徇私除改不当复营邸肆于两都之下与民争利”3。石敬瑭于次年将桑维翰调任相州（今河南安阳）节度使一年后又移镇兖州（今属山东）。 天福六年（941）镇州（今河北正定）节度使安重荣接受吐浑领白承福等部归顺后要求讨伐契丹。石敬瑭因安重荣握有重兵而且自己做儿皇帝在心理上毕竟难免有压力对于是否与契丹绝交有些犹豫不决。桑维翰随即写了一封长篇奏章殚精竭虑地论述了不能与契丹相争的“七不可”。逻辑推理严密打着“忧国情切”的旗号颇具迷惑力还提出“大计”、“善1《旧五代史》卷98《安重荣传》。 1《新五代史》卷29《桑维翰传》。 2《旧五代史考异》。引自《旧五代史》卷89《桑维翰传》注。 3《旧五代史》卷89《桑维翰传》。 谋”来为放弃斗争作遁词。难怪石敬瑭看后说：“朕比以北面事之烦懑不快。今省所奏释然如醒。朕计已决卿可无忧。”1由此也可见桑维翰是石敬瑭的主要决策者、责任人。 晋出帝石重贵继位后桑维翰被任为侍中但是实权在主张与契丹绝盟的大将景延广手中。桑维翰多次上言与契丹请和都被否定。天福九年（944）契丹大举南侵劫掠贝州（今河北清河）等地后北返造成后晋不少损失。桑维翰乘机让人在石重贵面前说：“制契丹而安天下非用维翰不可。”于是石重贵就把景延广调离朝廷出守洛阳。“拜维翰中书令、复为枢密使封魏国公事无巨细一以委之”2。 桑维翰这一次掌权据说是“数月之间百度浸理”3。可是他凭借权势广收贿赂“仍岁之间积货巨万。”他又恢复先前罢废的翰林学士、端明殿学士、枢密院学士等职务安插亲信故交担任引起朝野议论。李彦韬、冯玉等在石重贵面前攻讦桑维翰石重贵想立即罢黜他后经刘昫、李崧等劝解才采取逐步分权的做法由冯玉先任枢密使再任相职来削夺桑维翰的实权。于是桑维翰乘石重贵生病之时向太后建议“为皇弟石重睿置师傅”4。石重贵病愈后获悉此事大怒就罢去他的相职出任开封尹。此后他就称有“足疾”很少去朝见。 纵观桑维翰的一生也做过一些有利于民众的事“理安阳除民弊二十余事”就是一例。其中所除一弊是减轻刑罚：“先是相州管内所获盗贼皆籍没其财产云是河朔旧例。及维翰作镇以律无明文具事以奏之。”结果降旨同意“自是‘劫贼’之家皆免籍没维翰之力也”。这无疑对被诬为“劫贼”的民众是有好处的。再如开运年间朝廷任命他的长子为屯田员外郎、次子为秘书郎他对同僚说：“汉代三公之子为郎废已久矣近或引之甚諠外议。”于是就“抗表固让不受”要朝廷降格任命在当时也获得好评。此外他在契丹前锋骑军张彦泽部占领开封时临难不苟不逃不降从容就死厉声斥责张彦泽：“汝有何功带使相已临方面当国家危急不能尽犬马之力以为报效一旦背叛助契丹作威为贼汝心安乎？彦泽睹其词气慨然股栗不敢仰视。”1由此可见桑维翰尚有小善他对契丹总的态度是求和而非求降这与杜重威、张彦泽等率众投降后又为虎作伥还是有区别的。但是他对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之事难辞其咎造成的后果极为严重所以王夫之评他为“万世之罪人”是有道理的。 第二节后汉高祖刘知远佐命石敬瑭刘知远（895—948）沙陀部人。《五代会要》称其为东汉明帝第八子淮阳王刘昞的后代。唐乾宁二年（895）二月四日生于太原称帝后更名刘嵩。1《旧五代史》卷89《桑维翰传》。 2《新五代史》卷29《桑维翰传》。 3《旧五代史》卷89《桑维翰传》。 4《新五代史》卷29《桑维翰传》。 1《旧五代史》卷89《桑维翰传》及注所引《五代史补》。 ------------ 33 庙号高祖。 刘知远体弱不好运动表情严肃凝重且沉默寡言加上面部紫色眼睛多白给人一种威严的印象。年轻时家贫曾为晋阳（即太原）李氏赘婿后来他与石敬瑭一起隶属李嗣源的麾下为偏将。李嗣源与梁军在德胜（今河南清丰西南）作战时石敬瑭的马甲断裂几乎要被梁军赶上刘知远把坐骑换给石敬瑭他则骑石敬瑭的马殿后而还因此石敬瑭很感激他。李嗣源即帝位石敬瑭任河东节度使时特地把他调到自己属下担任押衙成为心腹。 应顺元年（934）李从珂攻入洛阳石敬瑭在卫州（今汲县）与出逃的闵帝李从厚相遇。刘知远作了周密安排双方生冲突时他亲自护卫石敬瑭并且率兵把闵帝的左右全部杀死将闵帝幽禁起来。 李从珂继位后石敬瑭重新被任为河东节度使。不久双方生矛盾石敬瑭在太原策划叛乱以刘知远和桑维翰为左右手。桑维翰提出向契丹称儿臣割土地以换取援助时刘知远不以为然说：“称臣可矣！以父事之太过；厚以金帛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许以土田恐异日大为中国之患悔之无及。”1但是未被石敬瑭采纳。当后唐进围太原时刘知远以5ooo之众抵住了张敬达5万大军的进攻受到石敬瑭的赏识。 石敬瑭称帝后刘知远任侍卫亲军都虞候领保义军（镇陕州今三门峡市）节度使。耶律德光很看重他临别时指着刘知远对石敬瑭说：“此都军甚操刺（勇猛）无大故勿弃之。”1石敬瑭进入洛阳令他负责巡警全城肃然无敢犯令。 节度河东天福二年（937）四月刘知远升任检校太保、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领忠武军（镇许州今许昌）节度使。不久让他与杜重威交换职务任归德军（镇宋州今商丘南）节度使。他历来看不起靠裙带关系向上爬的杜重威对于与杜同制的安排极为不满多日杜门不出拒不受命。石敬瑭十分恼火打算罢去他的兵权勒归私第。宰相赵莹认为不可就派端明殿学士和凝前去宣布诏命刘知远才勉强受命。从此石敬瑭对他另眼相看。天福五年（94o）任他为邺都（今河北大名东北）留守虽然仍兼侍卫亲军马步都指挥使但已将他调出朝廷。第二年又改任北京（即太原府今山西太原西南）留守、河东节度使免去他侍卫亲军马步都指挥使的兼职而由杜重威取而代之。刘知远清楚一再调任的用意也就利用河东这块地盘不断展自己的实力。他“遣亲将郭威以诏指说吐谷浑酋长白承福令去安重荣归朝廷”白承福归降后他“处之太原东山及岚（今岚县北）、石（今离石）之间表承福领大同节度使（镇云州今大同）收其精骑以隶麾下”2。而石敬瑭来不及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就于天福七年（942）六月病死继位的少帝石重贵昏庸无能加之对外忙于应付契丹对内只好姑息藩镇对刘知远一再加官进爵先是加检校太师进位中书令继而又封太原王兼北面行营都统。可是当1《资治通鉴》卷28o天福元年七月。 1《新五代史》卷1o《汉高祖纪》。 2《资治通鉴》卷282天福六年九月、十月。 契丹南下后晋朝廷“命刘知远会兵山东皆后期不至。帝疑之谓所亲曰：‘太原殊不助朕必有异图。果有分何不为之？’”在刘知远则“虽为都统而实无临制之权密谋大计皆不得预。知远亦自知见疏但慎事自守而已”1。郭威劝他说：“河东山川险固风俗尚武土多战马。静则勤稼穑动则习军旅此霸王之资也何忧乎？”2他很以为然所以一心一意扩充实力待机而动。 称帝建后汉石重贵继位为帝后对契丹称孙不称臣耶律德光大怒接连派兵南下伐晋。前两次均被击退。开运三年（946）第三次南下由于杜重威投降而终致契丹进占开封石重贵只得出降表投降后晋灭亡。 在晋辽作战过程中刘知远总是据守本境除非契丹军队打到他的地盘才作反击其余则一概不问采取坐观成败相机行事的策略。等到耶律德光占领汴梁他派王峻“奉三表诣契丹。一贺入汴二以太原夷夏杂居戍兵所聚未敢离镇三以应有贡物值契丹将刘九一军自土门西入屯于南川城中忧惧俟召还此军道路始通可以入贡”3。耶律德光明知他骑墙观望别有所图但因中原不稳无力西顾也就假意褒美而语多讥刺。有人劝刘知远举兵进取他说：“用兵有缓有急当随时制宜今契丹新降晋兵十万虎据京邑未有它变岂可轻动哉！且观其所利止于货财货财既足必将北去况冰雪已消势难久留宜待其去然后取之可以万全。”当石重贵一行被掳北去时他还装模作样说要“出兵井陉迎归晋阳”当军士们向他争呼万岁要他“先正位号”时他说：“虏势尚强吾军威未振”1命左右遏止之。直到郭威、杨邠等人再三劝进他才表示接受建议于开运四年（947）二月在太原即皇帝位。可是他“自言未忍改晋”只是讨厌少帝的开运年号就重新使用石敬瑭的天福年号称此年为天福十二年。六月他到洛阳正式改国号为汉史称后汉。第二年正月改年号为乾祐可是不到半个月他就病死了终年54岁。这种先称帝后改国号和年号的做法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可见刘知远的用心良苦。 无为君之德刘知远在位仅一年谈不上什么治绩。他称帝后其亲信将佐都执掌重要部门。杨邠、郭威任正副枢密使苏逢吉、苏禹珪同为宰相王章任三司使史弘肇为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兼平章事。这些人中除郭威外都横蛮无知嗜杀成性。 刘知远也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武夫。早在后唐的张敬达围攻太原时有千余名骁卒投降石敬瑭打算将其编入亲军刘知远却下令把他们全部杀掉；他任后晋河东节度使时招致吐谷浑白承福而到开运三年（946）他又与郭威1《资治通鉴》卷284开运元年八月。 2《资治通鉴》卷284开运元年八月。 3《资治通鉴》卷286天福十二年一月。 1《资治通鉴》卷286天福十二年一月、二月。 一起“诬承福等五族谋叛以兵围而杀之合四百口籍没其家赀”1。耶律德光从汴梁北撤时留守河南的萧翰获悉刘知远自太原南下逃跑前夕慌忙令后唐明宗的幼子李从益及其母王淑妃出来维持局面：“矫称契丹主命以从益知南朝军国事”李从益母子不得已而从之。待萧翰一离开王淑妃就要求部属“宜早迎新主”2。对于这样自愿交出权力的过渡性人物刘知远也不肯放过他到洛阳后即“命郑州防御使郭从义先入大梁清宫密令杀李从益及王淑妃。”3可是对于拥兵自重的藩镇刘知远却拉拢姑息有加。他在位期间不但为活着的大小军阀加官晋爵而且还为死去的军阀赠爵封王。尤其典型的是杜重威这样一个投降契丹招致后梁灭亡的叛臣他称帝后仍然任命为太尉、归德军节度使。杜重威据邺城不愿换防而举兵反刘知远亲自带兵镇压迫其投降后竟仍拜他为检校太师、守太傅、兼中书令。直到刘知远自己病重临终才嘱顾命大臣杀杜重威父子。由此看来史评认为：“虽有应运之名而未睹为君之德”4是有道理的。 1《资治通鉴》卷285开运三年八月。 2《资治通鉴》卷287天福十二年五月。 3《资治通鉴》卷287天福十二年六月。 4《旧五代史》卷1oo《汉高祖纪》下。 第六章后周太祖世宗第一节后周太祖郭威辅弼刘知远郭威（9o4—954）字文仲邢州尧山（今河北隆尧）人。父郭简后晋时任顺州刺史后为刘仁恭所杀。唐天祐元年（9o4）七月二十八日郭威生于尧山3岁时徙家太原不久就成为孤儿由姨母韩氏抚养。他身材魁梧习武好斗。18岁时往依潞州（今长治）故人常氏其时李继韬在潞州招募兵勇郭威前去投军得到李继韬的赏识。郭威有些违法犯禁之事常得其庇护。一次“威尝游于市市有屠者常以勇服其市人。威酒醉呼屠者使进几割肉割不如法叱之屠者披其腹示之曰：‘尔勇者能杀我乎？’威即前取刀刺杀之一市皆惊”1。结果还是李继韬设法让他脱逃后又招致麾下。后来李存勗杀李继韬将其部属编入自己的亲军“从马直”21岁的郭威也在其中而且因通书算而当上了军吏。这时他认真读了《阃外春秋》因而略知兵法处事也不再卤莽。 刘知远任后晋侍卫亲军都虞候时他已主动归隶其下很受器重。不论刘知远调任何处他都跟随左右而成心腹。契丹灭后晋时郭威和苏逢吉、杨邠、史弘肇等力劝刘知远建号成为后汉的开国元勋。“时百度草创四方犹梗经纶缔构”1都悉心竭力知无不为是刘知远最重要的辅弼功臣之一。 讨平三镇刘知远临终前以郭威与杨邠、史弘肇等为顾命大臣要他们辅佐年仅18岁的刘承祐。刘承祐继位后以郭威为枢密使。不久河中节度使（镇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西）李守贞、永兴节度使（镇京兆府今陕西西安）赵思绾、凤翔节度使王景崇相继动叛乱刘承祐派白文珂、郭从义、常思等分别讨伐久而无功。刘承祐征求郭威的意见想请他出征。郭威说：“臣不敢请亦不敢辞惟陛下命。”2于是刘承祐就加给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头衔督诸将征讨三镇。 郭威在军中接见宾客时衣着宽袍大袖风度儒雅；上阵打仗时身着短装与士兵一样。“临矢石冒锋刃必以身先与士伍分甘共苦”3。士兵立功即与厚赏；作战负伤亲自慰问；不管谁提建议他都能和颜悦色地接待；即使有人得罪了他也不介意因此深得部下爱戴。这次出征在议论用兵先后时他虚心听13《旧五代史》卷11o《周太祖纪》一。2《新五代史》卷11《周太祖纪》。取部将扈彦珂的意见而先击河中。他自栅于城东令常思栅于城南白文珂栅于城西又调壮丁2万人筑连垒以护三栅用围而不打的战术消耗对方实力。一年后城中兵食俱尽他下令攻城一举获胜李守贞与其妻子自焚而死。在此先后势力较弱的赵思绾、王景崇也或降或死从而稳定了局面。 1《新五代史》卷11《周太祖纪》。 刘承祐论功行赏加给他检校太师兼侍中的官爵要送玉带给他。郭威说破贼不是他一人之功还有当朝将相安朝廷抚内外使馈饷不断的辛劳不能独受。于是刘承祐把杨邠、史弘肇等一批大臣都召来赐以玉带。郭威又推功大臣于是窦贞固、苏逢吉等都加官进爵。此外他又提出汉诸宗室、天下方镇、州县官员等于是滥赏遍于天下而郭威则借此大大提高了声誉。邺都起兵乾祐三年（95o）四月郭威被任为邺都（今河北大名北）留守、天雄军节度使（镇邺都）且以枢密使名义节制河北各州军事。这年十一月刘承祐不愿再受顾命大臣的控制与舅父李业等定计先杀在京的史弘肇、杨邠、王章等又派人去各地杀郭威、王殷、王峻等人。郭威得知汴京事变后与亲信魏仁浦商量对策“仁浦劝威反教威倒用留守印更为诏书诏威诛诸将校以激怒之将校皆愤然效用”1。于是郭威就以清君侧、杀李业等为名在邺都起兵渡河南下。刘承祐一面派兵抵御一面杀郭威在京的全部家属“婴孺无免者”1。几天后郭“威兵临开封城下刘承祐为乱兵所杀。郭威入京师纵火大掠”2。为了稳住局面他没有立即称帝而是让太后下令立刘知远的侄子刘赟为嗣派大臣去徐州迎接同时又让王峻派人在途中将刘赟杀死。他自己则以北伐契丹为名带兵北上在澶州（今河南濮阳）“诸军将士大噪趋驿如墙而进帝闭门拒之。军士登墙越屋而入请帝为天子。乱军山积登阶匝陛扶抱拥迫或有裂黄旗以被帝体以代赭袍山呼震地。”然后返回汴京迫使太后下令由郭威监国。他还布一篇文告说自己“逊避无由g俯遵承夙夜忧愧”3。其实这场拥戴闹剧只是为了遮人耳目。 灭汉建周革故鼎新郭威就任监国不到一个月就于次年正月正式即帝位庙号太祖。他自认为是周朝虢叔的后裔所以定国号为周史称后周改为广顺元年（951）。仍建都东京开封府。 郭威虽是刺史之子但幼年孤贫知道民间疾苦因而即位后就着手革除前朝弊政减轻赋税和刑罚。即位当月下诏：“凡仓场库务掌纳官吏无得收‘斗余’、‘称耗’。旧所进羡余物悉罢之。”这就减免了原先所收的“斗余”、“称耗”、“羡余”等额外税收大为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同诏又说：“犯窃盗及奸者并依晋天福元年（936）以前刑名罪人非反逆无得诛及亲族籍没家赀。”这比后汉时“窃盗一钱以上皆死又罪非反逆往往族诛籍没”的规定有了明显的减轻。广顺二年（952）七月针对后汉时“犯私盐、曲无问多少抵死”的规定下诏：“犯盐、曲者以斤两定刑有差”。具体规定：“诸色犯盐、曲所犯一斤已下至一两杖八十配役；五斤已1《新五代史》卷11《周太祖纪》。 1《资治通鉴》卷289乾祐三年十一月。 2《新五代史》卷11《周太祖纪》。 3《旧五代史》卷11o《周太祖纪》一。 下一斤已上徒三年；五斤已上重杖一顿处死。”1同年十一月又下诏：“约每岁民间所输牛皮三分减二。计田十顷税取一皮余听民自用及买卖惟禁卖于敌国。”这比起原先“兵兴以来禁民私卖牛皮悉令输官受直”在政策上是大大放宽。因为所谓“受直”后唐明宗时只给些盐；后晋天福中期连盐也不给了；后汉更严厉到“犯私牛皮一寸抵死”的程度。然而牛皮“民间日用实不可无帝素知其弊至是李谷建议均于田亩公私便之”2。 唐末以来在中原有户部管理的营田务流弊很多；还有当年朱温征讨淮南时将掠得的以千万计的耕牛租给农民可数十年后“牛死而租不除民甚苦之。帝素知其弊”。广顺三年（953）正月“敕悉罢户部营田务以其民隶州县其田、庐、牛、农器并赐见佃者为永业悉除租牛课。”这样做无疑会大大调动受益农民的积极性努力恢复和展生产。在处理这一问题时有人曾建议将部分肥沃的营田出卖“可得钱数十万缗以资国。帝曰：‘利在于民犹在国也。朕用此钱何为？’”3由此可见郭威的确与那些只知一味搜刮的帝王不一样。 郭威在整顿朝廷加强皇权方面也颇有些作为。广顺元年（951）十二月刘知远的同母异父弟泰宁节度使（镇兖州今属山东）据兖州反郭威随即于次年正月派曹英等前去讨伐五月又亲征斩慕容延等巩固了政权。大臣王峻恃功不逊干涉皇权郭威于广顺三年（953）将其贬为商州（今陕西商州）司马不久病死在那里。至于有“震主之势”的王殷乘其入朝加以贬杀。 郭威在惩治贪官方面也有许多记载。他的这些改革与整顿为后周世宗柴荣的著名改革奠定了基础开创了局面。 此外还应提及的是郭威是历史上较为节俭的皇帝。他即位伊始就对近臣说：“朕起于寒微备尝艰苦遭时丧乱一旦为帝王岂敢厚自奉养以病下民乎！”1下诏悉罢四方贡献珍美食物。又“内出宝玉器及金银结缕宝装床几、饮食之具数十碎之于殿廷。帝谓侍臣曰：‘凡为帝王安用此！’仍诏有司凡珍华悦目之物不得入宫。”2直到他临终前又下诏薄葬：“陵所务从俭素应缘山陵役力人匠并须和雇不计近远不得差配百姓。陵寝不须用石柱费人功只以砖代之。用瓦棺纸衣切不得伤他人命。勿修下宫不要守陵宫人亦不得用石人石兽。只立一石记子镌字云：‘大周天子临晏驾与嗣帝约缘平生好俭素只令著瓦棺纸衣葬。’若违此言阴灵不相助。”3这种精神在封建帝王中是难能可贵的。 郭威于显德元年（954）正月病死终年51岁。 第二节世宗柴荣1《资治通鉴》卷29o广顺元年正月、二年七月。 2《资治通鉴》卷291广顺二年十一月。 3《资治通鉴》卷291广顺三年正月。 1《资治通鉴》卷29o广顺元年正月。 2《旧五代史》卷111《周太祖纪》二。 3《旧五代史》卷113《周太祖纪》四。 追随郭威柴荣（921—959）邢州龙冈（今河北邢台西南）人本是郭威内侄后收为养子。生父柴守礼是郭威妻子柴氏之兄。 柴荣生于唐天祐十八年（后梁龙德元年921）九月二十四日成年以前就生活在姑父郭威家里。当时郭威见柴荣办事谨慎为人厚道就把家里开支等事交他去管。柴荣悉心经度曾与一商人一起到江陵（今湖北荆沙）贩卖茶货使本不宽裕的家用得到周济郭威很赏识他就把他收为义子。柴荣的这一段经历不仅锻炼了他更使他有机会深入社会下层深知民间疾苦和地方利弊这对于他日后的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郭威在后汉朝廷中任枢密使时柴荣被任为左监门卫将军。郭威改任天雄军节度使镇守邺城（今河北大名东北）时柴荣就任天雄军牙内都指挥使并领有贵州（今广西郁林）刺史、检校右仆射的头衔。郭威带兵去都开封夺权时柴荣便留守邺城他是郭威最为信任和倚重的心腹。 广顺元年（951）正月郭威即位为帝柴荣被任为澶州（今河南濮阳） 节度使、检校太保封太原郡侯。他为政清肃盗不犯境而且在澶州遭洪水破坏后整修和拓宽街道扩大城市规模得到吏民好评。次年正月慕容彦在兖州（今属山东）起兵反周。柴荣几次上表请求征讨郭威也打算用他但由于枢密使王峻阻挠而未实现。这年底他晋衔为检校太傅、同平章事进一步引起王峻的不满广顺三年（953）正月入朝觐见郭威后竟不得留京。直到王峻被贬逐后柴荣才被任为开封尹封晋王。 亲征高平显德元年（954）正月柴荣晋升为加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兼侍中依前开封尹兼功德使判内外兵马事从而控制了最高军事指挥权。两天后郭威病死秘不丧。过了四天宣布郭威的遗命：“晋王荣可于柩前即位。”1柴荣即帝位是为世宗。 柴荣即帝位不到十天潞州（今山西长治）方面就传来北汉刘崇举兵南下的消息柴荣打算亲征宰相冯道认为不妥反复谏阻。柴荣则表示自己要学唐太宗要以泰山压卵之势击败刘崇。经过一番准备柴荣于三月十一日亲征十九日即在泽州高平（今属山西）与北汉契丹联军展开大战。交战开始周军右翼骑兵望风而逃造成步兵解甲投敌。紧要关头柴荣“自率亲骑临阵督战”“驰骑于阵前先犯其锋”这大大鼓舞了士气“战士皆奋命争先”很快扭转了局面。随着增援部队的到达周军大胜。“降贼军数千人所获辎重、兵器、驼马、伪乘舆器服等不可胜纪”。北汉军则“僵尸弃甲填满山谷”刘崇狼狈逃回太原。战役结束柴荣不仅奖赏了有功将士更从严惩处了作战不力的将校杀樊爱能、何徽等7o余人“由是骄将堕兵无不知惧”2。有效地整顿了军纪大大提高了战斗力随后的北伐取得节节胜利一直打到太原城下后来还是由于契丹军队赶到和久雨致士卒疲病才撤军南返。 1《旧五代史》卷114《周世宗纪》一。 2《旧五代史》卷114《周世宗纪》一。 战后柴荣针对战场上所暴露的问题指出：“兵在精不在众宜令一一点选精锐者选为上军怯懦者任从安便庶期可用又不虚费。”于是大规模整编禁军“躬亲试阅选武艺绝及有身者分署殿前诸班”1。“复命总戎者自龙捷、虎捷以降一一选之老弱羸小者去之诸军士伍无不精当由是兵甲之盛近代无比且减冗食之费焉。”2振兴百业柴荣关心民间疾苦采取一系列恢复和展经济的措施。显德二年（955）正月下诏：“应逃户庄田并许人请射承佃供纳税租。如三周年内本户来归者其桑田不计荒熟并交还一半；五周年内归业者三分交还一分；五周年外归业者其庄田除本户坟茔外不在交付之限。其近北地诸州应有陷蕃人户自蕃界来归业者五周年内来者三分交还二分；十周年内来者交还一半；十五周年来者三分交还一分；十五周年外来者不在交还之限。”3这些规定促使逃户及早回归和荒弃庄田的开垦利用大大有利于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展。 显德五年（958）他读唐朝同州刺史元稹所上的《均田表》后下诏称赞此表“较当时之利病曲尽其情；俾一境之生灵咸受其赐”1遂命按表制成《均田图》赐给诸道节度使、刺史随后又派“遣左散骑常侍艾颖等均定河南六十州税赋”2。连历代受优待免纳租税的曲阜孔氏也被取消特权照平民例纳租赋。 疏浚漕运水路固然有军事意义但对水利灌溉和经济展也有重大影响。显德二年开始先后疏浚了胡卢河、汴河、五丈河等“导河流达于淮于是江淮舟楫始通”3。 为了增加劳动力和兵源柴荣于显德二年五月下诏限制寺院的展：“诸道州府县镇村坊应有敕额寺院一切仍旧其无敕额者并仰停废。”4还严格规定出家为僧尼的条件。这一年共废寺院3o336所仅保留寺院2694所收效显著。 此外柴荣在漕运和铸钱等方面也作了一些变革减轻了负担促进了经济的展为结束割据局面奠定了基础。 虚心求谏柴荣的虚心求谏也是很有名的。显德二年二月下诏他认为自己“涉道犹浅经事未深常惧昏蒙不克负荷”因而要求“内外文武臣僚今后或有所见所闻并许上章论谏。若朕躬之有阙失得以尽言；时政之有瑕疵1《五代会要》卷12《京城诸军》。 2《旧五代史》卷114《周世宗纪》一。 3《旧五代史》卷115《周世宗纪》二。 1《五代会要》卷25《租税》。 2《旧五代史》卷118《周世宗纪》五。 3《资治通鉴》卷294显德五年三月。 4《旧五代史》卷115《周世宗纪》二。 勿宜有隐”。这年四月更下诏明确要求“翰林学士承旨徐台符已下二十余人各撰《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平边策》各一”1。这种大面积命题对策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他审读后尤对王朴的《平边策》中所提“先易后难”的主张最为赏识并且随即付诸实践。 五月柴荣派向训、王景等西征不出半年先后攻取了后蜀的秦（今甘肃天水）、阶（今武都东）、成（今成县）、凤（今陕西凤县东）等4州之地。十一月他派李谷等南征围攻南唐寿州（今安徽寿县）等地。显德三年初他亲征寿州取得正阳（今颍上西南）之战的胜利且派兵攻取了南唐的滁（今滁县）、扬（今江苏扬州）、泰（今属江苏）、光（今河南潢川）、舒（今安徽潜山）等州但寿州由于南唐将领刘仁赡死守未能攻下。显德四年初柴荣第二次南征终于攻下了寿州城。这年底他又第三次南征连取濠（今凤阳西北）、泗（今泗县东南）、楚（今江苏淮安）、扬等州到显德五年南唐李璠遣使求和割江淮之间14州6o县土地并付犒军银1o万两、绢1o万匹、钱1o万贯、茶5o万斤、米麦2o万石。并规定今后岁输贡物1o万。三次南征不但使南唐俯就范而且震慑了南方各割据势力为北伐扫除了后顾之忧。 显德六年（959）三月柴荣再次北伐。取道沧州（今属河北）北上率步骑数万直入辽境。到五月就先后收复瀛（今河间）、莫（今任丘北）、易（今易县）3州和益津（今文安县境）、瓦桥（今雄县境）、淤口（今霸县境）3关共计17县之地为五代以来对辽作战所取得的最大胜利。正当柴荣大会诸将议取幽州（今北京）之时突然患病只得班师回到汴京六月十九日病逝年仅39岁。这样他想为君3o年“以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的愿望终于未能实现。然而他在位5年半的文治武功已经为结束割据开创新局面奠定了基础所以史评：“神武雄略乃一代之英主”1是有道理的。他确实是五代时期最为杰出的政治家。 1《旧五代史》卷115《周世宗纪》二。 1《旧五代史》卷119《周世宗纪》六。 第七章冯道王朴第一节冯道持重镇俗冯道（882—954）字可道自号长乐老。瀛州景城（今河北沧州西北）人。出生在“为农为儒不恒其业”1的家庭。年轻时品行纯厚不耻清贫事亲孝而为学勤颇有古风。 唐末天祐年间冯道曾任刘守光的参军因常陈利害而惹怒刘守光。刘守光失败后他逃到太原投靠当时在河东任监军使的宦官张承业当了巡官。后张承业把他推荐给晋王被任命为河东节度掌书记。李存勗与后梁军夹河对垒之时郭崇韬要求裁减闲散人员李存勗怒而欲“令三军别择一人为帅孤请归太原以避贤路”。令冯道草拟文告表冯道执笔久之不写。李存勗正色催促冯道说：“道所掌笔砚敢不供职。今大王屡集大功方平南寇崇韬所谏未至过当阻拒之则可不可以向来之言喧动群议敌人若知谓大王君臣之不和矣。幸熟而思之则天下幸甚也”。1不久郭崇韬向李存勗道歉经过冯道的调和此事顺利解决人们开始佩服他的胆量识见。李存勗称帝后冯道被破格升为户部侍郎充翰林学士。 冯道为人刻苦俭约。在晋梁交战前线他在军中只搭一茅屋室内不设床席睡觉仅用一捆牧草。请将送他在战争中掠得的美女他无法推却时就安置于别室等找到她原来的亲人后再送回去。他因父丧丁忧期间遇到饥荒他就尽自己所有周济乡里亲自种田背柴。有因人力不足而致田地荒芜的人家他就不声不响地在夜里帮助耕种事后人家前来道谢他认为这完全是应该做的。守孝期满后唐朝廷重新任命他为翰林学士他赴任途中走到汴州时正遇上赵在礼魏州兵变后李嗣源带兵进攻都洛阳孔循劝他等到局势明朗后再走他认为奉诏赴阙不可擅留依旧快赶赴京师。 三代为相李嗣源向来知道冯道的声名即帝位后任命冯道为端明殿学士不久迁兵部侍郎。一年后又迁升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成为宰相。冯道引荐任用了不少有才识的孤寒士子而对那些品行浮躁的衣冠子弟都加以抑制。尽管因此遭受一些人的讽刺打击但一直得到李嗣源的信任。 天成、长兴年间连年丰收中原太平无事。冯道打比方提醒李嗣源借自己在河东任掌书记时出使到中山（今河北定州）路过井陉（今属河北）地区的险恶山路因十分小心而没有出事等走到平地时以为可以放心大胆结果反而跌伤的事说：“臣所陈虽小可以喻大。陛下勿以清晏丰熟便纵逸乐兢兢业业臣之望也。”李嗣源问他丰收年景的百姓情况时他说：“谷贵饿农谷贱伤农。”并且特地吟诵了聂夷中的《伤田家诗》：“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1《旧五代史》卷126《冯道传》。 1《旧五代史》卷126《冯道传》。 照绮罗筵偏照逃亡屋。”1李嗣源听了很受感动命人抄下经常诵读。当李嗣源为得到一只刻有“传国宝万岁杯”字样的玉杯而高兴时他说：“此前世有形之宝尔王者固有无形之宝也。”2并且进一步指出这无形之宝便是“仁义”。他因势利导地规劝明宗既使对方乐于接受又使自己的地位得到巩固。他还因为“诸经舛谬与同列李愚委学官田敏等取西京（今陕西西安）郑覃所刊石经雕为印板流布天下”3。这是中国古代印刷史的一件大事。李嗣源死后他在闵帝李从厚时仍任宰相。当李从厚出奔卫州（今河南汲县）时他又率百官迎接末帝李从珂入主朝廷仍然被任命为宰相后虽一度出为同州（今陕西大荔）节度使一年后又任司空。后晋灭后唐时他又投靠新朝石敬瑭任他为守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加司徒兼侍中封鲁国公。事无巨细悉以归之。其荣宠程度更胜前朝。石重贵时他仍为宰相且加太尉封燕国公。后出任匡国军（治同州）节度使又徙镇威胜（治邓州今河南邓县）。“契丹灭晋道又事契丹朝耶律德光于京师。德光责道事晋无状道不能对。又问曰：‘何以来朝？’对曰：‘无城无兵安敢不来。’德光诮之曰：‘尔是何等老子？’对曰：‘无才无德痴顽老子。’”这种自甘贬辱的态度使耶律德光感到高兴被任为太傅。耶律德光曾问他：“天下百姓如何可救？”他说：“此时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1有人说这种谄媚的谀词讨得了耶律德光的喜欢因而没有夷灭中原人民。耶律德光北撤时他一直随从到了常山。刘知远建汉称帝后他以太师奉朝请。后周灭后汉之后冯道又被后周任命为太师兼中书令为相。 明哲保身“长乐老” 冯道在未迹时曾写过一诗：“莫为危时便怆神前程往往有期因。 终闻海岳归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反映了他既要洁身自好又打算委曲求全的人生哲学。后来有人因他“历任四朝三入中书在相位二十余年”2而称之为不倒翁。 乾祐三年（95o）夏冯道写了一篇题为《长乐老自叙》的文章历述自己在后唐、后晋、后汉三朝及契丹入主时期所获官爵荣宠真是官越做越大爵越封越高上耀祖宗下荫子弟。他写道：“时开一卷时饮一杯食味、别声、被色老安于当代耶！老而自乐何乐如之？”然而在文中他也承认自己的一生“奉身即有余矣为时乃不足”。并且明白指出这不足在于“不能为大君致一统、定八方诚有愧于历职历官”。因而他清醒地预见到后人对他“知之者罪之者未知众寡矣！”1后周取代后汉时冯道已是一位经验老到的政客连郭威都要细察他的反应来决定行止。当郭威进攻洛阳刘承祐为乱兵所杀后郭威认为后汉大1《旧五代史》卷126《冯道传》。 2《新五代史》卷54《冯道传》。 3《旧五代史》卷126《冯道传》。 1《新五代史》卷54《冯道传》。 2《旧五代史》卷126《冯道传》及注。 1《旧五代史》卷126《冯道传》。 臣一定会推戴自己为帝。可是在见到冯道时现冯道一点表示都没有只好像往常一样先向他行礼冯道仍像平时一样受之。郭威就意识到取代后汉为帝的时机尚未成熟于是就假意提出立刘赟为帝并且派冯道到徐州去迎接。因此当时的舆论并没有把后汉之亡归罪于冯道而冯道对于改朝换代丧君亡国也因习以为常而并不在意。柴荣继位后打算亲征刘赟冯道以为不可再三谏阻。当柴荣说要以唐太宗为榜样时他更直言“陛下未可比唐太宗”2。因而惹怒了柴荣亲征时就不要他随行而让他去处理郭威的后事。结果郭威刚安葬完毕冯道不久也就患病四月去世终年73岁。谥文懿追封瀛王。第二节王朴“平边策” 王朴（9o5—959）字文伯东平（今属山东）人。父王序在王朴显贵之后才获赠左谏议大夫。王朴幼年聪慧机警刻苦好学写得一手好文章。然而大器晚成直到后汉乾祐年间（948—95o）他4o多岁时才考取进士接着通过释褐试开始步入仕途被任命为校书郎依附枢密使杨邠。 当时后汉政权建立不久隐帝刘承祐年少孱弱任用小人朝政已经渐趋混乱。加上杨邠与三司使王章、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史弘肇等大臣矛盾日深形同水火。王朴预见到政局必将大乱陷于其中于己不利于是就离开杨邠东归乡里。局势的展果然不出所料后来帝舅李业等唆使隐帝诛杀权臣杨邠、王章、史弘肇三家均被族灭与三家有交往的人也大多受到牵连只有王朴先期离去得以幸免。 后周初年柴荣任澶州节度使时王朴在其帐下任掌书记。柴荣任开封尹时王朴被朝廷任命为右拾遗充开封府推官。柴荣继位为帝后王朴被任命为比部郎中。显德二年（955）夏后周世宗柴荣命在朝的2o多名文学之士每人写《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和《平边策》各一篇以试其才。其中以王朴的《平边策》最受重视。 在这篇著名的时务策中王朴开宗明义地指出只要“观所以失之之由”就能“知所以平之之术”。既然失之在于“君暗政乱兵骄民困”导致“天下离心人不用命”。那么“必先进贤退不肖以清其时；用能去不能以审其材；恩信号令以结其心；赏功罚罪以尽其力；恭俭节用以丰其财；徭役以时以阜其民。俟其仓廪实、器用备、人可用而举之”。这样就一定可以成功。至于具体的用兵次序他提出“攻取之道从易者始”即先易后难的原则主张先攻南唐“从少备处先挠之备东则挠西备西则挠东彼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间可以知彼之虚实、众之强弱攻虚击弱”在夺取南唐的江北之地后“用彼之民扬我之兵江之南亦不难而平之也”。他认为：“得吴则桂、广皆为内臣岷、蜀可飞书而召之。如不至则四面并进席卷而蜀平矣。吴、蜀平幽可望风而至。唯并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诱必须以强兵攻之但亦不足以为边患可为后图候其便则一削以平之。”12《新五代史》卷54《冯道传》。 1《旧五代史》卷128《王朴传》。 王朴的计划是想先平定南方用江南雄厚的财赋养北方强大的兵力然后攻取幽燕最后取得河东完成统一大业。此计柴荣虽然并没有完全采用在取得南唐江淮之间14州之地后就移师北伐由于中途得病死去而未见其下一步用兵意图。但后来宋初的统治者则大体上是按王朴的方案削平南北割据势力的。由此也可见王朴的《平边策》影响确实不小他也因之名留青史。 辅佐世宗王朴的《平边策》大受后周世宗柴荣的赏识。不久就升迁为左谏议大夫知开封府事。旋即又升为左散骑常侍充端明殿学士成为柴荣身边重要的谋士。他与柴荣计议天下大事所见都不谋而合于是就付诸实行。显德三年柴荣南征江淮就以王朴为东京副留守。班师后任命他为户部侍郎、枢密副使不久又升任枢密使、检校太保。第二年柴荣再次南征又以王朴留守京师在此期间都城秩序井然。 王朴在任开封知府和东京留守期间为拓广京城匠心独运“凡通衢委巷广袤之间靡不由其心匠”1。在拓展过程中雷厉风行连有权势的大臣藩镇都怕他三分。故宋人说：“朴留京师广新城通道路壮伟宏濶。今京师之制多其所规为。”2王朴多才多艺“为人明敏多才智非独当世之务至于阴阳律历之法莫不通焉”。曾受命校定大历“削去近世符天流俗不经之学”制订了《大周钦天历》。又奉诏考正雅乐“依京房为律准以九尺之弦十三依管长短寸分设柱用七声为均乐成而和”3。著有《律准》行世。显德六年（959）三月又奉诏在汴口设斗门控制汴河水量大大改善了漕运。 王朴为人处事太刚锋芒毕露。他于“稠人广座之中正色高谈无敢触其锋者故时人虽服其机变而无恭懿之誉”。称帝前的赵匡胤都对他敬畏有加。然而在柴荣的心目中他是一位能臣所以当他从汴口回京途中突然病去世时柴荣“闻之骇愕即时幸其第及柩前以所执玉钺卓地而恸者数四。赠赙之类率有加等优诏赠侍中。”王朴享年54岁4。 1《旧五代史》卷128《王朴传》。 2《新五代史》卷31《王朴传》。 3《新五代史》卷31《王朴传》。 4《旧五代史》卷128《王朴传》。《旧五代史》作“四十五”岁今据《新五代史》。第八章杨行密李昪（徐知诰） 唐朝灭亡后中原地区先后出现了五个历史短暂的朝代是为五代。与之同时其他地区还出现过十个割据政权是为十国。其中杨行密建立的吴、钱镠建立的吴越刘隐建立的南汉、马殷建立的楚、王建建立的前蜀、王审知建立的闽都是在后梁开国前后建立起来的。其创建者都是唐末的方镇。高季兴是后梁的一个方镇他在后梁之后建立的荆南也称南平是十国中最小的一国。孟知祥建立的后蜀、李璠（徐知诰）建立的南唐、刘旻（崇）建立的北汉是十国中后起的三个小国分别是在后唐末年、后晋初年和后周初年建立的。十国中除吴、楚两国亡于南唐前蜀、闽亡于后唐其余六国都先后亡于北宋。 第一节杨行密横行江淮杨行密（852—9o5）初名行愍字化源。庐州合肥（今属安徽）人。 少时孤贫长大后身材高大膂力过人据说能手举百斤日行三百里。唐僖宗乾符中期（877年前后）杨行密因参加江淮一带的农民起义被捕刺史郑棨“奇其状貌”而释放了他。后来他应募为州兵戍守朔方（今宁夏灵武）升为队长。守边期满返回当地军吏讨厌他要他再次出戍。临行前军吏假装关心问他还缺什么他奋然说：“惟少公头尔！”1随即斩其举兵为乱。他“自募百余人皆虓勇无行者”2统率州兵“自号八营都知兵马使”3刺史郎幼复逃走他就占据了庐州。中和三年（883）朝廷正式任命他为庐州刺史。 光启三年（887）淮南节度使高骈为毕师铎所攻杨行密被高骈任为行军司马率兵数千往援屯驻于蜀冈（今江苏扬州西北）以诱敌袭营的伏击战大败毕师铎。高骈被毕师铎杀害后杨行密缟军向城哭三日攻破城门占领扬州（今扬州东北）。 杨行密占领扬州后派使者到大梁向当时拥有兼领淮南节度使头衔的朱温表示归附之意。朱温一面派人与杨行密结盟一面又派兵送李璠去任淮南留后。杨行密兵击走李璠朱温只好同意杨行密任淮南留后双方关系已现龃龉。 文德元年（888）正月孙儒在高邮（今属江苏）杀毕师铎等并其部众南攻扬州。杨行密依其谋士袁袭之见先退庐州然后进袭守备空虚的宣州（今安徽宣城）。龙纪元年（889）唐任命杨行密为宣州观察使杨行密派田頵等分别攻取了浙西地区的苏（今属江苏）、常（今属江苏）、润州（今镇江）。大顺二年（891）又攻取了滁（今属安徽）、和（今和县）州势力不断扩大。 1《新五代史》卷61《吴世家·杨行密传》。 2《旧五代史》卷134《杨行密传》。 3《新五代史》卷61《吴世家·杨行密传》。 割据淮南景福元年（892）杨行密攻取了楚州（今江苏淮安）对占据扬州的孙儒构成了南、西、北三面包抄的形势孙儒就焚毁广陵城率部渡江号称5o万攻杨行密于宣州几次击败田頵、刘威杨行密打算西撤铜官（今安徽铜陵）谋士戴友规说孙儒兵多气锐“其锋不可当而可以挫其众不可敌而可久以敝之”。刘威也主张“背城坚栅”以固守不战来挫败长途奔袭之敌。杨行密采纳了这一计策。结果孙儒“兵饥又大疫”1被击败擒杀。杨行密并其部众选编其中精锐5ooo为亲军以皂衣蒙甲号称“黑云都”给以特殊待遇成为杨行密“驱之即战、靡不争先”的主力军2。这一年他再占扬州唐廷任他为淮南节度使。乾宁二年（895）加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年昇州（今江苏南京）刺史冯弘铎来附他又派田頵等攻掠各地于是“自淮以南、江以东诸州皆下之”3。杨吴政权的地盘已具雏形。 乾宁四年（897）被朱温打败的朱瑾、李承嗣前来投奔杨行密李承嗣本是李克用派去支援朱瑾的将领他从河东带来的骑兵队伍大大加强了杨行密的兵力于是大肆攻掠邻部。两浙钱镠、江西钟传、鄂州（今湖北武汉）杜洪等都向朱温求援朱温派朱友恭率步骑万人南下讨伐杨行密令都将瞿章先据黄州（今黄冈）待朱友恭来攻即南渡固守武昌寨（今武汉）杨行密又派马珣以精兵5ooo助守可还是被朱友恭和杜洪打得大败瞿章等3ooo余人被俘。这年八月朱温又派葛从周率步骑万人从霍丘（今属安徽）渡淮河为西路令庞师古率大军驻营于清口（今江苏淮阴）为东路自北向南起进攻。杨行密先打东路一面用决堰纵水的办法水淹敌军另一面又令朱瑾率精锐突袭结果汴军大败名将庞师古被杀。葛从周得知东路失败也从濠梁（今安徽凤阳）撤军退到淠河又遭伏击各军勉强北归。 乾宁五年（898）钱镠攻苏州杨行密所部周本战败苏州又为钱镠所得。天复元年（9o1）杨行密派李神福南攻在临安（今浙江临安北）大败钱镠擒其将顾全武后回师。次年冯弘铎叛变进攻宣州被田頵打败后率部东撤打算逃往海上。杨行密在东塘（今江苏常熟东南）拦截表示愿意宽容劝其回头。冯弘铎感激涕零杨行密就任他为节度副使而由李神福取代其拥有实权的昇州刺史之职。 建立吴国乾宁二年（895）唐昭宗曾封杨行密为弘农郡王天复二年（9o2）唐昭宗被劫持在凤翔派遣江淮宣慰使李俨任杨行密为东面诸道行营都统、检校太师、中书令进封吴王。次年他命李神福西攻鄂州的杜洪在君山（在今湖南岳阳）打了胜仗。同年朱温攻打青州（今山东益都）王师范派人向他求救他派王茂章率众往援大败汴军杀朱温之子朱友宁。朱温大怒亲率大军击之结果又被王茂章打败。然而这时宣州守将田頵由于不1《新五代史》卷61《吴世家·杨行密传》。 2《旧五代史》卷134《杨行密传》。 3《新五代史》卷61《吴世家·杨行密传》。 满杨行密在攻打钱镠时的反复态度起兵叛变袭击昇州。润州守将安仁义闻讯也起兵反叛进攻常州。杨行密依靠李神福和王茂章分别将其平定。杨行密在与各地军阀交战中胜多败少江淮地区相对比较稳定这与他节用安民的指导思想有关。杨行密少时孤贫深知民间疾苦。他“驰射武伎皆非所长而宽简有智略善抚御将士与同甘苦推心待物无所猜忌”1。打败孙儒后他在淮南“招合遗散与民休息政事宽简百姓便之”2。他初到淮南时“赐与将吏帛不过数尺钱不过数百而能以勤俭足用非公宴未尝举乐招抚流散轻徭薄敛未及数年公私富庶几复承平之旧”3。 天祐二年（9o5）杨行密派刘存再次攻打鄂州终于活捉杜洪控制了长江中游这一军事重镇。十一月杨行密病死终年54岁。后其四子杨溥为睿帝在位时追尊杨行密为太祖武皇帝。 第二节李璠（徐知诰） 依附徐温李璠（888—943）字正伦徐州（今属江苏）人。家世微贱父李荣在唐末战乱中不知所终。8岁的他成为孤儿在濠州（今安徽凤阳）、泗州（今泗县东南）一带流浪。杨行密攻打濠州时掠得他爱他聪慧有奇貌打算收为养子但遭诸子反对只好让部将徐温收下于是就成了徐温的养子改姓名为徐知诰。 徐知诰成年后身高七尺相貌堂堂待人温厚而有谋略。他对徐温很孝顺徐温曾骂自己的儿子们不如他因而遭到他们忌恨尤其是长子徐知训几次想要害死他都因他人缘好而幸免。后来他担任楼船军使率水军驻屯在金陵（今江苏南京）。当柴再用奉徐温之命攻打宣州（今属安徽）李遇时他所部立了大功因此升任为昇州（今南京）刺史。当时江淮初定地方长官多为武夫出身只知搜刮民财来供养军队。只有徐知诰与众不同他勤俭好学重视儒生以宽仁为政因而得到民众赞誉。当徐温以齐国公兼两浙招讨使的身份镇守润州（今镇江）时昇、润、宣、常（今属江苏）、池（今安徽贵池）、黄（今湖北黄冈）等6州都为齐国辖地他听说徐知诰治理昇州有政绩便前往察看见府库充实城垣修整就将治所迁到昇州而让他去做润州刺史。起先他不愿意几次要求去宣州徐温不答应。谋士宋齐丘劝他说在扬州（今江苏扬州东北）掌权的徐知训童昏“老臣宿将不甘诟辱度其势乱在旦暮蒜山之津不一夕而可以定事舍此利而求入宣城山中卒卒度岁月其亡聊奈何！”1徐知诰随即觉悟迅到润州赴任。果然不久徐知训为朱瑾所杀他得到消息抢先进入广陵（即扬州）平息事态后取代徐知训而控制了杨吴政权。 1《资治通鉴》卷259景福元年八月。 2《旧五代史》卷134《杨行密传》。 3《资治通鉴》卷259景福元年八月。 1史虚白：《钓矶立谈》。 灭吴建南唐徐知诰执政后为了收揽民心便宽缓刑法推广恩信还特地造延宾亭用以接待四方之士。宋齐丘、骆知祥、王令谋等人都成了他的重要谋士其他凡有流落在其境内的士人他都加以任用还经常派人到民间了解疾苦遇有婚丧匮乏的便设法予以周济。盛夏酷暑出行不张伞盖也不操扇左右近侍要为他张伞盖他必定婉拒说：“士众尚多暴露我何用此？”1因此赢得了人们的好感。尽管徐温身居金陵遥秉大政但人心已大多归向徐知诰。武义元年（后梁贞明五年919）杨隆演称吴王以身居金陵的徐温为丞相徐知诰被任为左仆射、参知政事在广陵实际掌权。徐温的行军司马徐玠多次劝徐温以亲子取代徐知诰于是徐温令次子徐知询到广陵准备谋取政权。恰在这时徐温病死徐知询到金陵奔丧。徐玠就改变立场转而为徐知诰出谋划策。 乾贞元年（后唐天成二年927）十一月杨溥僭号称帝任徐知诰为太尉、中书令掌握实权。大和三年（后唐长兴二年932）徐知诰出镇金陵沿用当年徐温的做法把儿子李景通（璟）留在广陵任司徒、同平章事又让王令谋、宋齐丘分别担任左、右仆射同平章事在杨溥身边安插了一个效忠于他的班子便于他遥控。次年他被封为东海郡王。天祚元年（后唐清泰二年935）晋封为齐王以昇、宣等1o州为齐国进位太尉、录尚书事留镇金陵。不久又加九锡建天子旌旗且改金陵为西都以扬州为东都。他依南朝齐、梁故事开国用宋齐丘、徐玠为左、右丞相。天祚三年（后晋天福二年937）杨溥逊位徐知诰正式即帝位国号大齐改元为昇元元年以金陵为都城。这时他一直使用的姓名是徐知诰直到昇元三年正月才恢复原姓李改名昪并且自称是唐宪宗之子李恪的四世孙1因而改国号为唐史称南唐世称前主庙号烈祖。 保境息民李璠自幼孤贫深知民间疾苦。在为相时就“禁压良为贱令买奴婢者通官作券”2。即帝位后由于他“性节俭常蹑蒲屦盥頮用铁盎暑则寝于青葛帷。左右使令惟老丑宫人服饰粗略。”他“勤于听政以夜继昼还自江都不复宴乐。”“死国事者皆给禄三年分遣使者按行民田以肥瘠定其税民间称其平允。自是江淮调兵兴役及他赋敛皆以税钱为率”3。对于用兵不论是北伐中原还是南向拓疆他都取慎之又慎的态度长期奉行“保境息民”的政策。昇元五年（后晋天福六年941）“江淮比年丰稔兵食有余群臣争言‘陛下中兴今北方多难宜出兵恢复旧疆。’唐主曰：“吾少长军旅见兵之为害深矣不忍复言。使彼民安则吾心亦安矣又何求焉？’”4昇元六年（942）“吴越国火焚其宫室府库甲1《新五代史》卷62《南唐世家·李昪传》。 1此据《新五代史》。《旧五代史》作唐玄宗第六子永王璘之裔。 2《资治通鉴》卷283天福八年二月。 3《资治通鉴》卷282天福六年十一月。 4《资治通鉴》卷282天福六年四月。 兵皆尽群臣请乘其弊攻之昪不许遣使吊问厚赒其乏。钱氏自吴时素为敌国昪见天下乱久常厌用兵及将篡国先与钱氏约和归其所执将士钱氏亦归吴败将遂通好不绝。昪客冯延巳好论兵大言尝谓昪曰：‘田舍翁安能成大事！’而昪志在守吴旧地而已无复经营之略也。然吴人亦赖以休息。”1值得指出的是李璠采取这种态度是经过深刻思考的自觉行动是基于他对全局分析的结果。一次南唐君臣议政宋齐丘、冯延巳倡议兼并吴越、闽、楚。李璠说：“钱氏父子动以奉事中国为词卒然犯之其名不祥。闽土险瘠若连之以兵必半岁乃能下恐所得不能当所失也；况其俗怙强喜乱既平之后弥烦经防。惟诸马在湖湘间恣为不法兵若南指易如拾芥孟子谓燕人取齐恐动四邻之兵徒得尺寸地而享天下之恶名我不愿也。”由此可见李璠采取“保境息民”的态度是坚决的因此在其统治区内收到了较好的效果。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南唐境内“内外寝兵耕织岁滋文物彬焕渐有中朝之风”2。成为“十国”当中经济文化最为达的地区。李璠则是当时“十国”中的最为杰出的政治家。 昇元七年（后晋天福八年943）二月李璠疽于背病死终年56岁。子璟嗣位是为中主改是年为保大元年。 1《新五代史》卷62《南唐世家·李昪传》。 2《钓矶立谈》。 第九章钱镠王审知第一节钱镠割据两浙钱镠（852—932）字具美（一作巨美）杭州临安（今属浙江）人。 家世以田渔为业。年轻时好拳勇喜任侠“不喜事生业以贩盐为盗”1。善射与槊且稍通图纬诸书在当地颇有点名声。 唐乾符二年（875）浙西裨将王郢作乱石鑑（今临安东南）镇将董昌招募乡兵讨伐以钱镠为偏将击败了王郢。不久黄巢起义军打到浙东将要进攻杭州钱镠分析形势后采用伏击战以少胜多打败黄巢的先头部队然后又设计使黄巢不敢进攻杭州。当时坐镇扬州的高骈得知后把董昌和钱镠召到扬州予以鼓励后来表请任命董昌为杭州刺史董昌把所属各县的乡兵整顿组成八都以钱镠为都指挥使。 中和二年（882）越州（今浙江绍兴）观察使刘汉宏与董昌之间矛盾激化刘汉宏派其弟汉宥等屯兵于西陵（今萧山西北）。钱率八部兵渡过钱塘江偷袭成功刘汉宥等逃走。接着钱镠又在诸暨、萧山大败刘汉宏。中和四年唐僖宗派宦官焦居璠为杭越通和使要董昌和刘汉宏罢兵和解双方都予拒绝。钱镠攻破越州刘汉宏逃到台州（今临海）后被俘杀。钱镠奏请朝廷以董昌取代刘汉宏为越州观察使他自己便占据杭州。 光启三年（887）唐廷正式任命钱镠为左卫大将军、杭州刺史董昌为越州观察使。这一年高骈被囚淮南大乱。润州（今镇江）守将周宝为其部属薛朗等所逐钱镠乘机迎回周宝派兵攻占润州俘杀薛朗又派其弟钱镠逐杀占领六合镇将徐约势力进一步展。 唐昭宗即位后任钱镠为杭州防御使。不久升越州为威胜军以董昌为节度使封陇西郡王；又升杭州为武胜军以钱镠为都团练使成及为副使。成及是钱镠的主要部将攻城略地之谋多出于成及钱镠与之结为姻亲以巩固关系。他又招罗一批文武人才以杜崧、阮结、顾全武等为将校；以沈崧、皮光业、林鼎、罗隐等为谋士。 景福二年（893）唐廷任钱镠为镇海军节度使、润州刺史。次年又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乾宁二年（895）董昌在越州称大越罗平国皇帝钱镠拒绝董昌的任命向唐廷报告董昌的反状。于是昭宗下令削夺董昌的官爵封钱镠为彭城郡王以浙江东道招讨使的名义征讨董昌。“乾宁四年镠率浙西将士破越州擒昌以献朝廷嘉其功赐镠铁券又除宰臣王溥为威胜军节度使而两浙士庶拜章请以镠兼杭、越二镇朝廷不能制因而授之改威胜军为镇东镠乃兼镇海、镇东两藩节制”1。“镠如越州受命还治钱塘（今杭州）号越州为‘东府’”1。 建立吴越国1《新五代史》卷67《吴越世家·钱镠传》。 1《旧五代史》卷133《钱镠传》。 1《新五代史》卷67《吴越世家·钱镠传》。 钱镠既兼两镇有精兵3万占据杭、越等13州形成割据势力。天复二年唐廷封钱镠为越王。这一年其部将徐绾、许再思等动叛乱一度形势紧张。钱镠一面平叛一面结好于杨行密促其召回帮助徐绾作战的宣州节度使田頵终于生擒徐绾平定了叛乱。 天祐元年（9o4）“钱镠求封吴越王朝廷不许。朱全忠为之言于执政乃更封吴王”2。朱温称帝后为了利用钱镠牵制杨渥封钱镠为吴越王兼淮南节度使。有人劝他拒绝梁命“镠笑曰：‘吾岂失为孙仲谋邪！’遂受之。”3于是他由联杨转变为联梁攻杨。朱温则于开平二年（9o8）加钱镠守中书令开平三年加守太保以示荣宠和拉拢。杨渥派周本等围攻苏州（今属江苏）结果为钱镠所败。乾化元年（911）加镠守尚书令兼淮南、宣润等道四面行营都统。朱友珪上台时曾册尊钱镠为尚父。朱友贞于贞明三年（917）加钱镠天下兵马都元帅开府置官属。次年杨隆演攻取虔州（今江西赣州）阻断了吴越北上中原的6路交通钱镠就从海上入贡京师。梁末帝于龙德元年（921）赐镠诏书不名。 李存勗称帝建后唐钱镠遣使到洛阳贡献求赐金印玉册后唐群臣都认为要求过分但李存勗曲从其意勉强答应。钱镠于是“以镇海、镇东军节度使名目授其子元瓘自称吴越国王命所居曰宫殿、府署曰朝廷其参佐称臣僭大朝百僚之号但不改年号而已。伪行制册加封爵于新罗、渤海海中夷落亦皆遣使行封册焉”。后唐明宗即位之初安重诲当权钱镠遣使致书称“吴越国王谨致书于某官执事”言辞悖慢安重诲怒其无礼削去钱镠的“元帅、尚父、国王之号以太师致仕”1。安重诲死后李嗣源才恢复其原有官爵。 兴修水利钱镠据两浙41年。长兴三年（932）病卒终年81岁是五代十国中享年最高的君主。他在位期间很重视兴修水利成绩显著。他于天宝三年（后梁开平四年91o）八月筑捍海塘“怒濑急湍昼夜冲击版筑不就又以大竹破之为笼长数十丈中实巨石取罗山大木长数丈植之横为塘依匠人为防之制又以木立于水际去岸二九尺立九木作九重由是潮不能攻沙土渐积塘岸益固”2。由于防治海潮收到了良好效果两浙民间称他为“海龙王”。为了经常维护重要水利工程天宝九年（后梁贞明元年915）“置都水营使以主水利以主水事号曰撩浅军亦谓之撩清命于太湖旁置撩清卒四部凡七八千人常为田事治河筑堤一路径下吴淞江一路自急水港上淀山湖入海居民旱则运水种田涝则引水出田。又开东府南湖即鉴湖立法甚备”1。 钱镠“好吟咏江东有罗隐者有诗名闻于海内依镠为参佐。镠尝2《资治通鉴》卷264天祐元年闰四月。 3《新五代史》卷67《吴越世家·钱镠传》。 1《旧五代史》卷133《钱镠传》。 2《吴越备史·杂考》。 1《十国春秋》卷78《吴越武肃王世家》。 与隐唱和隐好讥讽尝戏为诗言镠微时骑牛操挺之事镠亦怡然不怒”2。天宝三年（91o）他回老家写了一《还乡歌》：“三节还乡兮挂锦衣父老远来相追随。牛斗无孛人无欺吴越一王驷马归。”3受其影响他的子孙也大都能诗。 第二节王审知（附留从效） 转战入闽王审知（862—925）字信通光州固始（今属河南）人。家世务农父王恁早殁。长兄王潮为县吏；次兄审邦。审知行三状貌魁伟隆准方口后来在军中常乘白马故号“白马三郎”。 唐末中原淆乱寿州（今安徽寿县）人王绪攻陷固始自称将军听说王潮兄弟勇敢有才能招至军中以王潮为军校。当时盘踞蔡州的秦宗权扩充势力任命王绪为光州刺史并要他率部共击黄巢。王绪既厌其屡征租赋又不愿受其控制迟迟不行。秦宗权大怒兵攻讨。王绪即率“光、寿兵五千人驱吏民渡江”“转掠江（今江西九江）、洪（今南昌）、虔（今赣州）州”又“陷汀（今福建长汀）、漳（今漳浦）二州”1。“王绪至漳州以道险粮少令军中‘无得以老弱自随犯者斩！’唯王潮兄弟扶其母董氏崎岖从军绪召潮等责之曰：‘军皆有法未有无法之军。汝违吾令而不诛是无法也。’三子曰：‘人皆有母未有无母之人；将军奈何使人弃其母！’绪怒命斩其母。三子曰：‘潮等事母如事将军既杀其母安用其子请先母死。’将士皆为之请乃舍之。”2这时王绪有众数万但“性猜忌部将有材能者多因事杀之潮颇自惧。军次南安（今南安东）潮说其前锋将曰：‘吾属弃坟墓、妻子而为盗者为绪所胁尔岂其本心哉！今绪雄猜将吏之材能者必死吾属不自保朝夕况欲图成事哉！’前锋将大悟与潮相持而泣。乃选壮士数十人伏篁竹间伺绪至跃出擒之囚之军中。绪后自杀。”3王绪被废后众将推王潮为主。王潮“约其属所过秋毫无犯。行及沙县（今沙县东）泉州（今属福建）人张延鲁等以刺史廖彦若贪暴帅耆老奉牛酒遮道请潮留为州将潮乃引兵围泉州”4。光启二年王潮攻占泉州福建观察使陈岩表王潮为泉州刺史。景福元年（892）陈岩病死其婿范晖自称留后。王潮派王审知率兵讨伐范晖久攻福州不克而士卒死伤甚众。王审知请求班师王潮不许。又请王潮亲临前线督战并增派援军。王潮回话说：“兵尽添兵将尽添将兵将俱尽吾当自来。”5王审知于是亲率士卒强攻终于在景福二年攻破福州范晖被杀。唐廷在王潮据有七闽之地后任命他为2《旧五代史》卷133《钱镠传》。 3《新五代史》卷67《吴越世家·钱镠传》。 1《资治通鉴》卷256光启元年正月。 2《资治通鉴》卷256光启元年八月。 3《新五代史》卷68《闽世家·王审知传》。 4《资治通鉴》卷256光启元年八月。 5《资治通鉴》卷259景福二年四月。 福建观察使王潮即以王审知为副使。 建立闽国乾宁四年（897）王潮病重命王审知知军府事。王潮死后王审知让位给二兄王审邽王审邦以王审知功高辞而不受。于是王审知自称福建留后表于朝廷。唐末以福州为威武军任王审知为节度使累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琅邪郡王。 唐亡朱温为牵制杨行密加王审知中书令封闽王升福州为大都督府。王审知也以联络中原来稳固其在福建的统治。由于杨行密据有江淮王审知所派朝贡使节都泛海到登（今山东蓬莱）、莱（今掖县）上岸到汴梁（今河南开封）经常遭遇海难死者十之三四。 后梁亡后唐庄宗李存勗即位。王审知仍然遣使奉贡。后唐朝廷也“制加功臣进爵邑”1。 保境安民王审知出身农家为人俭约。“尝衣一日袴败乃取酒库酢袋而补之”。使者自南方还献玻璃瓶王审知玩赏之后掷瓶于地说：“好奇尚异乃奢侈之本今沮之贵后代无为渐也！”2王审知又好礼下士多方延揽唐末避难福建的名士。唐相王溥之子王淡、杨涉之从弟杨沂、知名进士徐寅等均入其幕府。他“建学四门以教闽士之秀者招来海中蛮夷商贾”1。从而展了福建地区的文化教育和海上贸易。史称：“审知起自陇亩以至富贵每以节俭自处选任良吏省刑惜费轻徭薄敛与民休息三十年间一境晏然。”2后唐同光三年（925）十二月3王审知病死终年64岁谥忠懿。子延翰自称威武留后。 留从效留从效（9o6—962）4泉州永春桃林（今属福建）人。年轻时为本城衙兵以征讨临汀（今长汀）军功升迁为泉州散员指挥使。闽天德二年（后晋天福九年944）三月闽拱宸都将朱文进杀闽王王延羲窃据福州与前一年二月称帝于建州（今建瓯）的王延羲之弟富沙王王延政相抗。朱文进以其党羽黄绍颇为泉州刺史。“留从效谓同列王忠顺、董思安、张汉思曰：‘朱文进屠灭王氏遣腹心分据诸州。吾属世受王氏恩而交臂事贼一旦富沙王克福州吾属死有余愧！’众以为然。”5不久留从效假托收到富沙王令他1《旧五代史》卷134《王审知传》。 1《新五代史》卷68《闽世家·王审知传》。 2《旧五代史》卷134《王审知传》。 3《旧五代史》作同光元年今从《新五代史》。 4马令：《南唐书》留作刘《五国故事》留作娄。 5《资治通鉴》卷284开运元年十月。 除掉黄绍颇的密旨带领众人杀黄绍颇把州印交给王延政的侄子王继勋请他主持军府。留从效则自称平贼统军使派人将黄绍颇级送至建州。王延政即以王继勋为侍中、泉州刺史以留从效、王忠顺等为都指挥使。朱文进获悉黄绍颇被杀立即募兵2万由林守谅等率领往攻泉州。留从效得到王延政派来2万援军的支持开城门出战大败福州兵杀林守谅随后又派兵进击福州。这时福州内部生变故：连重遇杀朱文进归降王延政后又被裨将林仁翰所杀林仁翰打算迎王廷政移都福州。南唐中主李璠趁闽中大乱出兵进取建州王延政降。南唐军南下时留从效归顺南唐并将王继勋劫送金陵。李璠即以泉州为清源军任命留从效为节度使。于是留从效就占有了泉、漳之地拥兵不听南唐调遣南唐则派兵戍守进行监视。 南唐军在闽不得民心福州守将李仁达归附吴越南唐兵围攻结果大败“死者二万余人委弃军资器械数十万”1。留从效趁南唐受挫之机“谓屯将曰：‘此一方东渐于海与福州世为仇敌；南限广州瘴疠之地人使不通；西连鄞水皆猿径鸟道；近岁于戈屡动三农废业冬征夏敛仅足自赡不烦大军久驻于此。’屯将皆不对翌日置酒饯之郊外屯将不得已皆卷旗而去。从效遂有漳泉之地李璠不能制累授从效同平章事兼侍中封晋江王。”2留从效起自行阵知人疾苦。割据泉、漳后“专以勤俭养民为务常衣布素置公服于中门出视事则服之入则复衣敝布。自言：‘我素贫贱不可忘本也。’民甚爱之每岁取进士、明经谓之‘秋堂’。”1他在泉州又整建城港招徕海外商贾影响后世颇大。 “周世宗时从效遣牙将蔡仲兴为商人间道至京师求置邸内属。是时世宗与李景画江为界遂不纳。”2这样留从效表面上仍臣于南唐。宋建隆初年留从效“上表称藩遣使假道吴越入贡太祖赐诏书以慰之。未至而衙校张汉思、陈洪进劫从效迁于东亭汉思自称留后从效疽背卒”3。 留从效宋乾德二年（964）七月去世终年57岁。 1《资治通鉴》卷286天福十二年三月。 2路振：《九国志》卷1o《留从效传》。 1《十国春秋》卷93《留从效传》。 2《新五代史》卷68《闽世家·王审知传》。 3路振：《九国志》卷1o《留从效传》。 第十章刘刘旻第一节刘袭封南海王刘（889—942）原名陟。称帝后改名岩1又改名龚复以《周易》中“飞龙在天”之义新造一“”字音俨作为名字。 刘是大食商人后裔其父刘谦初定居于福建仙游后迁居岭南2。新旧《五代史》对其祖上的记述颇有出入。薛居正说：“其先彭城人祖仁安仕唐为潮州长史因家岭表。”3欧阳修则说：“其祖安仁上蔡人也后徙闽中商贾南海因家焉。”4唐末刘谦为广州牙将职级甚卑。当时任南海节度使的宰相韦宙很赏识他妻以侄女。后来刘谦以军功任封州（今封开）刺史、贺江镇遏使负责守御梧（今广西梧州）、桂（今桂林）以西地区。 刘谦死后刘的大哥刘隐继任为封州刺史。天祐二年（9o5）刘隐通过重赂朱温被任命为南海节度使刘为副使。当时交州（今越南河内）曲颢、桂州刘士政、邕州（今广西南宁）叶广略、容州（今北流）庞巨昭等分据各管区卢光稠据虔州（今江西赣州）、其弟卢光睦据潮州（今属广东）、其子卢延昌据韶州（今属广东）还有高州（今属广东）刺史刘昌鲁、新州（今新兴）刺史刘潜等7o余寨均不能制。刘隐决定先攻韶州刘认为不宜直攻而可以计取刘隐不听结果大败而回。此后刘隐就把军事交给刘掌管刘先后削平诸寨攻取潮、韶逐走庞巨昭攻取邕州势力渐次扩大。 后梁时刘隐深得朱温恩宠。开平初连续加官检校太师、兼中书令领安南都护充清海、静海两军节度使进封南海王。 乾化元年（911）刘隐死1刘代立。乾化二年刘被任为清海军节度使、检校太保、同平章事。三年梁末帝即位后把刘隐的所有官爵转授给刘于是刘也就袭封南海王。其实刘隐和刘对于后梁只是禀正朔而已。 建立南汉后梁贞明三年（917）刘称帝于番禺（今广州）庙号高祖。国号大越改元乾亨设置百官。刘承兄长成法礼遇士人以杨洞潜、倪曙、赵光胤为相。赵光胤“自以唐甲族耻事伪国常怏怏思归。乃习为光胤手书遣使间道至洛阳召其二子损、益并其家属皆至。光胤惊喜为尽心1《旧五代史》作初名岩称帝后改名陟。今从《新五代史》。 2据［日］藤田丰八：《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中《南汉刘氏祖先考》（何健民译本）第137—15o页。转引自陶懋炳《五代史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9页。 3《旧五代史》卷135《刘陟传》。 4《新五代史》卷65《南汉世家·刘隐传》。 1《旧五代史》作开平四年三月卒此从《新五代史》。 焉”。次年改国号为汉史称南汉。后册立其妻楚王马殷之女为皇后又“置选部贡举放进士、明经十余人如唐故事岁以为常”1。 乾亨七年（后唐同光元年923）后唐庄宗李存勗灭后梁。刘闻其兵威甚盛而恐惧不安派宫苑使何词前去探看虚实“称大汉国主致书大唐皇帝”还说“本国已使臣大陈物贡期今秋即至”2。待何词返回报告说后唐朝政紊乱内部不稳难以制御远方就不贡使与中原断绝来往言谈间蔑称后唐皇帝为“洛州刺史”。 乾亨九年（后唐同光三年925）十二月改元为白龙更名为龚旋又更名为龚。白龙四年（后唐天成三年928）三月楚王马殷遣舟师攻封州封州守将兵败于贺江。刘惊惧又改年号为大有大赦境内派苏章率3ooo神弩军往救苏章佯败诱敌用铁索锁住楚舟后尽杀楚人。大有三年（后唐长兴元年93o）刘派李守鄘、梁克贞等攻交州俘曲颢之子曲承美。梁克贞又攻占城（今越南顺化）掠其宝货而归。 刘为人苛酷好杀人。“至有炮烙、刳剔、截舌、灌鼻之刑一方之民若据炉炭”。他生活奢侈“厚自奉养广务华靡末年起玉堂珠殿饰以金碧翠羽”3。在位26年大有十五年（后晋天福七年942）四月病死终年54岁。 第二节刘旻盘踞河东刘旻（895—954）原名崇。沙陀部人。后汉高祖刘知远之弟。他颇有仪表长得一部好胡子。年轻时嗜酒好赌品行无赖2o岁左右应募入河东军。后唐长兴年间（93o—933）升迁为虢州（今河南灵宝）军校。后晋时刘知远任河东节度使就以刘旻为河东步军都指挥使。一年后任为麟州（今陕西神木北）刺史。不久任河东马步军都指挥使兼三城巡检使并遥领泗州（今安徽泗县东南）防御使。 后晋开运三年（946）契丹灭后晋刘知远在河东起兵称帝刘旻被任命为特进、检校太尉、行太原尹。这年五月刘知远率部南下驱契丹取大梁（今河南开封）就以刘旻为北京（即太原）留守镇守河东地区。不久又加同平章事以示荣宠。 乾祐元年（948）二月刘知远病死隐帝刘承祐继位大权旁落郭威等人手中。刘旻尽管先被加官检校太师、兼侍中次年又加官兼中书令然而他与郭威之间的矛盾日益展。他采纳判官郑珙的意见断绝向汴京上供征赋并且“招募亡命缮完兵甲为自全之计。朝廷命令多不禀行征敛一方略无虚日人甚苦之”1。 乾祐三年（95o）十一月隐帝遇害。郭威先以监国名义控制局面派冯道等前往徐州（今属江苏）去迎刘旻之子刘旻到汴京继位。“当是时人皆1《新五代史》卷65《南汉世家·刘传》。 2《新五代史》卷65《南汉世家·刘陟传》。 3《旧五代史》卷135《刘陟传》。 1《旧五代史》卷135《刘崇传》。 知太祖（郭威）非实意也旻独喜曰：‘吾儿为帝矣何患！’乃罢兵遣人至京师”1。不久郭威称帝刘旻被害刘旻才幡然悔悟。 建立北汉（东汉） 后周广顺元年（951）正月刘旻在太原即帝位庙号世祖。继续沿用后汉的国号和乾祐年号史称北汉宋人亦称为东汉。北汉所辖仅河东地区北部12州地狭物薄。刘旻即位之初曾对近臣说：“朕以高祖之业一朝坠地今日位号不得已而称之。顾我是何天子汝曹是何节度使邪！由是不建宗庙祭祀如家人。宰相月俸止百缗节度使止三十缗自余薄有资给而已。”2为展势力刘旻“遣通事舍人李璠间行使于契丹。契丹永康王兀欲与旻约为父子之国旻乃遣宰相郑珙致书兀欲称侄皇帝以叔父事之”3。兀欲册封刘旻为“大汉神武皇帝”。为了向河东地区的南部扩张刘旻先命其子承钧率兵攻晋（今山西临汾）、（今县）二州结果不克而退。接着刘旻又亲自领兵由阴地关（今灵石南）攻晋州并向契丹借得骑兵5ooo4合兵进攻。郭威派枢密使王峻等率大军往援两军相持6o余日。刘旻被迫撤兵又逢大雪损失很大十亡三四。次年又进攻府州（今陕西府谷）复为折德扆所败反而丢失了岢岚军（今山西岢岚）。“北汉土瘠民贫内供军国外奉契丹赋繁役重民不聊生逃入周境者甚众”1。 高平战败显德元年（954）正月郭威病死刘旻大喜遣使再次向契丹借兵。契丹派杨邠率铁骑万人及奚诸部兵五六万人号称1o万相助。刘旻以张元徽为先锋自将骑兵3万攻潞州（今长治）。张元徽在太平驿（今襄垣西）击败潞州步骑后进围潞州。 出于刘旻所料后周新即帝位的世宗柴荣力排众议率军亲征刘旻与之战于高平（今属山西）。刘旻不听杨邠不可轻敌的告诫抢先动进攻结果先胜而后败加上后周援兵赶到乘胜追击刘旻狼狈逃回太原。柴荣进兵围困太原岌岌可危幸得契丹来援加上久雨不晴周军士卒疫病柴荣才引兵南撤。 刘旻因太原被围以忧得疾于显德元年（954）十一月病死终年6o岁。 1《新五代史》卷7o《东汉世家·刘旻传》。 2《资治通鉴》卷29o后周广顺元年正月。 3《新五代史》卷7o《东汉世家·刘旻》。 4《新五代史》作五万今从《旧五代史》。 1《资治通鉴》卷29o后周广顺元年十二月。 第十一章马殷高季兴第一节马殷经营湖南马殷（852—93o）字霸图许州鄢陵（今属河南）人。年轻时做过木工。在蔡州（今汝南）时应募从军成为秦宗权部下孙儒的裨将随孙儒渡淮攻下广陵（今江苏扬州东北）。孙儒在宣州（今属安徽）围攻杨行密战死后众无所归推刘建峰为帅以马殷为先锋转攻江西连占洪（今江西南昌）、鄂（今湖北武汉）、潭（今湖南长沙）、桂（今桂阳）等州占领湖南之地。乾宁元年（894）唐僖宗任命刘建峰为湖南节度使马殷为马步军都指挥使。 乾宁三年刘建峰为部下所杀。当时马殷正统兵攻打邵州（今湖南邵阳）潭州遂推行军司马张佶为帅。张佶入府时乘马跌伤对诸将说：“马公勇而有谋宽厚乐善吾所不及真乃主也。”1于是从邵州前线迎回马殷共拥为帅。唐廷也即任命他为潭州刺史、判湖南军府事。 此后数年间马殷派秦彦晖、李琼等攻下连（今属广东）、邵、郴（今属湖南）、衡（今衡阳）、道（今道县西）、永（今属湖南）等6州到光化三年（899）尽有湖南地区。桂管（治今广西桂林）观察使刘士政担心马殷军继续南下派陈可璠等扼守全义岭马殷所派使者受阻于边境于是派李琼等以7ooo兵攻之俘刘士政。于是又尽占桂管所属各州。天复元年（9o1）唐廷任马殷为武安军节度使。 建立楚国马殷所据湖南地区东有杨行密北有成汭南有刘强敌环伺很不稳定。他问计于谋士高郁高郁分析说：“成汭地狭兵寡不足为吾患而刘志在五管而已。杨行密孙儒之仇虽以万金交之不能得其欢心。然尊王仗顺霸者之业也。今宜内奉朝廷以求封爵而外夸邻敌然后退修兵农畜力而有待尔。”1马殷听从他的意见采取联络中原藉以对抗周围强敌的策略。朱温进入关中控制唐廷时杨行密曾遣使到潭州建议马殷与己联合共讨朱氏。马殷权衡利害后谢绝杨氏而依附于朱温。天祐元年（9o4）杨行密将在其身边任黑云指挥使的马殷之弟马賨礼送回潭州马賨劝马殷结好杨氏“殷作色曰：‘杨王不事天子一旦朝廷致讨罪将及吾汝置此论勿为吾祸。’”2当杨行密派刘存等围攻鄂州杜洪时马殷即派兵援鄂州。杜洪败死后刘存等攻马殷双方激战甚烈刘存等战死马殷部夺取了岳州（今湖南岳阳）。后梁开平元年（9o7）朱温即位。马殷遣使修贡朱温即以马殷为侍中兼中书令封为楚王。这时占据荆南的高季兴截断汉口道路拦截马殷的贡1《资治通鉴》卷26o乾宁三年四月。 1《新五代史》卷66《楚世家·马殷传》。 2《资治通鉴》卷265天祐元年十二月。 使。马殷派许德勋攻讨高季兴被迫求和从而稳定了北面的局势。杨行密的袁州（今江西宜春）刺史吕师周前来投靠马殷大喜立即任命他为马步军都指挥使率兵攻伐岭南。占领昭（今广西平乐）、贺（今贺县）、梧（今属广西）、蒙（今蒙山）、龚（今平南）、富（今昭平）等州控制今广西的东北大部地区。 随着马殷势力的壮大引起占据朗州（今湖南常德）的雷彦恭的恐慌雷彦恭召杨吴派兵进攻平江（今属湖南）结果反被许德勋击败。马殷派兵进攻朗州雷彦恭东逃杨吴。马殷占领朗州后澧（今澧县）、辰（今沅陵）、溆（今黔阳）等州均皆归附。于是马殷请升朗州为永顺军表张佶为节度使。开平四年又请依唐太宗为秦王时受天策上将的先例加天策上将军之号。朱温同意后马殷即开天策府置官属以其弟马賨、马存为左右相以廖光图等为十八学士。“总制二十余州自署官吏征赋不供”1。后梁“末帝时加马殷武昌、静江、宁远等军节度使洪鄂四面行营都统”2。 偃武息民后梁亡马殷又向后唐称臣纳贡。庄宗李存勗授马殷太师、兼尚书令、楚王。“庄宗平蜀殷大惧表求致仕庄宗下玺书慰劳之”。明宗李嗣源即位马殷又遣使修贡得加官守尚书令。“天成二年（927）请建行台。明宗封殷楚国王有司言无封国王礼请如三公用竹册乃遣尚书右丞李序持节以竹册封之”1。“殷始建国立宫殿置百官皆如天子或微更其名。翰林学士曰文苑学士知制诰曰知辞制枢密院曰左右机要司群下称之曰殿下令曰教”2。 从乾宁三年任潭州刺史、判湖南军府事算起马殷统治湖南地区35年基本上实行“保境息民”的政策。吴楚之间几经兵革均是吴国动进攻所致。对于荆南也只进行有限战争而已：后唐天成三年楚将王环大破荆南兵于刘郎洑（在今湖北石境内）乘胜进逼江陵却在同意高季兴的求和后班师。对于此事“楚王殷让环不遂取荆南环曰：‘江陵在中朝及吴、蜀之间四战之地也宜存之以为吾捍蔽。’殷悦”3。 马殷在其统治区内“不征商旅由是四方商旅幅凑。湖南地多铅铁殷用军都判官高郁策铸铅铁为钱商旅出境无所用之皆易他货而去故能以境内所余之物易天下百货国以富饶。湖南民不事桑蚕郁命民输税者皆以帛代钱未几民间机杼大盛”4。马殷对中原朝廷“岁贡不过所产茶茗而已。乃自京师至襄（今湖北襄樊）、唐（今河南泌阳）、郢（今湖北京山）、复（今沔阳）等州置邸务以卖茶其利十倍又令民自造茶以通商旅而收其算岁入万计。由是地大力完数邀封爵”1。 1《旧五代史》卷133《马殷传》。 2《新五代史》卷66《楚世家·马殷传》。 1《新五代史》卷66《楚世家·马殷传》。 2《资治通鉴》卷276天成二年八月。 3《资治通鉴》卷276天成三年三月。 4《资治通鉴》卷274同光三年十二月。 1《新五代史》卷66《楚世家·马殷传》。 ------------ 34 后唐长兴元年（93o）十一月马殷病死年79岁谥武穆。子马希声袭位称遗命去建国之制复藩镇之旧。后以马希声为武安、静江节度使。周行逢周行逢朗州武陵（今湖南常德）人。出身农家年轻时贫贱无行“尝坐事黥隶辰州（今沅陵）铜阬”。后应募为静江军卒与王进逵、潘叔嗣、张文表等人结为“十兄弟”在十人中最有谋略成为马希萼部的军校。后周广顺元年（951）马希萼等降于南唐楚政权灭亡。周行逢随王进逵成为占据朗州的刘言部将。次年刘言命王进逵等攻南唐灭楚的大将边镐收复长沙等地；命周行逢率别部攻益阳（今属湖南）杀南唐兵2ooo余人擒其将李建期等。广顺三年后周升朗州为武平军以刘言为节度使以王进逵为武安军节度使（治长沙府）。周行逢被任命为集州（今四川南江）刺史担任王进逵的行军司马。当王进逵与刘言之间矛盾激化时周行逢为王进逵出谋划策袭杀了刘言。 显德元年（954）后周太祖郭威即以王进逵为武平军节度使镇朗州；以周行逢为武清军节度使权知潭州事。“是岁湖南大饥民食草木实。武清节度使知潭州事周行逢开仓以赈之全活甚众”1。显德三年潘叔嗣杀王进逵自量不能服众便派人到潭州迎请周行逢入主武陵。“行逢入武陵或请以潭州与叔嗣行逢曰：‘叔嗣杀主帅罪当死以其迎我未忍杀尔。若与武安是吾使之杀王公也。’召以为行军司马。叔嗣怒称疾不至。行逢怒曰：‘是又欲杀我矣！’乃佯以武安与之召使至府受命至则杀之”2。周行逢在任武清节度使知潭州事期间因他“起于微贱知民间疾苦励精为治严而无私辟署僚属皆取廉介之士约束简要其自奉甚薄。或讥其太俭行逢曰：‘马氏父子穷奢极靡不恤百姓今子孙乞食于人又足效乎？’”3后周世宗于显德三年“秋七月辛卯朔以周行逢为武平军节度使制置武安、静江等军事。行逢既总湖湘乃矫前人之弊留心民事悉除马氏横赋。贪吏猾民为民害者皆去之。择廉平吏为刺史、县令。朗州民夷杂居刘言、王进逵旧将多骄横行逢一以法治之无所宽假众怨怼且惧。有大将与其党十余人谋作乱行逢知之大会诸将于座中擒之。数曰：‘吾恶衣粝食充实府库正为尔曹何负而反？今日之会与汝诀也。’立挝杀之。”4他“每遣人伺察郡县守宰有聚饮偶语者必逮捕下狱以谋反诛”5。他的妻子严氏6曾谏他用法太严于己不利他不纳。严氏就离开他回乡隐居再三劝谕也不肯返回。 周行逢“为治严整不徇私党躬履俭约以率群下”1。他的女婿“唐1《资治通鉴》卷292显德元年十一月。 2《新五代史》卷66《楚世家·周行逢传》。 3《资治通鉴》卷292显德元年十一月。 4《资治通鉴》卷293显德三年七月。 5路振：《九国志》卷11《周行逢传》。 6《资治通鉴》作邓氏今从《新五代史》。 1路振：《九国志》卷11《周行逢传》。 德求补吏行逢曰：‘汝才不堪为吏吾今私汝则可矣汝居官无状吾不敢以法贷汝。’与之农具而遣之”2。 北宋建隆三年（962）十月周行逢病死其子周保权继立领军务。次年二月宋师平荆湖。 第二节高季兴后梁荆南节度使高季兴（858—928）本名季昌避后唐庄宗祖父李国昌讳改名季兴字贻孙。陕州硖石（今河南三门峡东南）人。幼年时为汴梁商人李七郎家僮。朱温收李七郎为养子赐姓名为朱友让在其家见到高长相特别便令朱友让将其收为养子于是也改姓为朱。 后来高季兴成为朱温的牙将由制胜军使升迁为毅勇指挥使。天复元年（9o1）唐昭宗被宦官韩全诲等劫持到凤翔（今属陕西）投靠李茂贞。次年朱温围攻凤翔李茂贞坚壁不出日久不能下。众将议论打算撤兵只有高季兴不同意。他分析形势提出破敌策略说：“天下豪杰窥此举者一岁矣今岐人已惫破在旦夕而大王之所虑者闭壁以老我师此可以诱致之也。”3朱温采纳了他的主张随即命他招募勇士马景实施诱敌出壁之计结果大败李茂贞迫使其交出唐昭宗求和高季兴从此知名。天复三年被任为宋州刺史。后又跟随朱温攻破青州（今山东益都）再立军功改任颍州（今安徽阜阳）防御使并且复姓高氏。 唐末朱温攻下江陵（今湖北荆沙）以高季兴为荆南留后镇守江陵。“荆南旧统八州乾符（874—879）以来寇乱相继诸州皆为邻道所据独余江陵”1。高季兴到任时的江陵城“井邑不完季兴招葺离散流民归复梁祖嘉之”2。后梁开平元年（9o7）朱温任高季兴为荆南节度使。高季兴注意招致人才以倪可福、鲍唐为将梁震、司空薰、王保义、孙光宪为谋士。梁震为唐末进士归蜀途中为高季兴所留礼遇备至而梁震耻受高氏官职提出只“以白衣侍樽俎”的要求高季兴也即应允“以为谋主呼曰先辈”3。开平中高季兴攻破朗州（今湖南常德）击败雷彦恭有功加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此时高季兴开始修筑江陵的内城外垒并且“厚敛于民招聚亡命”4进一步积蓄实力俟机扩张。 朱温死后后梁国势日益衰弱。高季兴先是出兵攻归（今湖北秭归）、峡（今宜昌）二州结果为蜀将王宗寿所败；随后又以“助梁击晋”为名袭击襄州（今襄樊）结果为梁将孔勍所败他便断绝给后梁的贡赋。梁末帝当时忙于应付北方对他采取优容政策于贞明元年（915）封他为渤海王并赐给衮冕剑佩而他直到贞明三年才恢复贡赋。 2《十国春秋》卷7o《周行逢传》。 3《新五代史》卷69《南平世家·高季兴传》。 1《资治通鉴》卷266开平元年五月。 2《旧五代史》卷133《高季兴传》。 3《资治通鉴》卷267开平二年十月。 4《旧五代史》卷133《高季兴传》。 后唐南平王同光元年（923）后梁灭亡。后唐庄宗进入洛阳下诏慰谕高季兴促其表明态度。司空薰等都劝高季兴入朝梁震认为梁、唐世为仇敌作为梁室故臣的高氏朝见后唐新主有被扣的危险劝他取消此行。高季兴不听入朝于洛阳结果李存勗果然想要扣留他幸得郭崇韬劝李存勗应推信义于华夏高“季兴以身述职为诸侯率宜加恩礼以讽动来者”。李存勗才“厚礼而遣之”1。过后李存勗又反悔密诏襄州的刘训在中途将其截留结果由于高季兴提前离开襄州而侥幸逃出虎口。 这次入朝高季兴亲身探知后唐朝廷的虚实断定李存勗不可能有大作为。他对近属说李存勗“百战以取河南对功臣夸手抄《春秋》又曰：‘我于手指上得天下。’其自矜伐如此而荒于游畋政事多废吾可无忧矣！”2在洛阳期间李存勗待之甚厚从容问曰：‘朕欲用兵于吴蜀二国何先？’季兴以蜀道险难取乃对曰：‘吴地薄民贫克之无益不如先伐蜀。蜀土富饶又主荒民怨伐之必克。克蜀之后顺流而下取吴如反掌耳’。”3高季兴的本意是想把后唐这个强大的威胁力量引向易守难攻的蜀地去消耗时日和兵力不想前蜀政权不堪一击被郭崇韬一举消灭。“高季兴闻蜀亡方食失匕箸曰：‘是老夫之过也。’”梁震曰：‘不足忧也。唐主得蜀益骄亡无日矣安不知其不为吾福！’”4同光三年后唐封高季兴为南平王从此他的这一割据政权就以南平为正式称号。 称臣于吴同光三年后唐出兵伐蜀时高季兴表请以本道兵自取夔（今重庆奉节东）、忠（今重庆忠县）、万（今重庆万县）、归、峡等州于是后唐就任他为峡路东南面招讨使可是他并不出兵。等到后唐灭了前蜀“得蜀金帛四十余万自峡而下而庄宗之难作。季兴闻京师有变乃悉邀留蜀物而杀其使者韩珙等十余人”1。 后唐明宗李嗣源入立后高季兴请求将夔、忠等州为属郡遭拒后又屡请才勉强答应但刺史仍要由后唐朝廷派员委任。高季兴得寸进尺“请朝廷不除刺史自以子弟为之”2。朝廷不许。他就乘夔州刺史潘炕罢官之机派兵突袭占领州城。后唐派西方邺去接任刺史高季兴拒而不纳双方关系紧张加之李嗣源查问4o余万蜀物下落时高季兴答称：“（韩）珙等舟行下峡涉数千里欲知覆溺之故自宜按问水神。”李嗣源大怒“制削夺季兴官爵以山南东道节度使刘训为南面招讨使知荆南行府事忠武节度使夏鲁奇为副招讨使将步骑四万讨之；东川节度使董璋充东南面招讨使1《新五代史》卷69《南平世家·高季兴传》。 2《新五代史》卷69《南平世家·高季兴传》。 3《资治通鉴》卷272同光元年十一月。 1《新五代史》卷69《南平世家·高季兴传》。 2《资治通鉴》卷275天成二年二月。 新夔州刺史西方邺副之将蜀兵下峡仍会湖南军三面进攻。”“高季兴坚壁不战求救于吴吴人遣水军援之”。后来由于“江陵卑湿复值久雨粮道不继将士疾疫刘训亦寝疾”。另派孔循攻江陵又不克李嗣源才下令撤军。高季兴则“请举镇自附于吴”吴的权臣徐温不务远略“受其贡物辞其称臣”1。到徐温死后的天成三年（928）“高季兴复请藩于吴吴进季兴爵秦王”2。李嗣源诏令楚王马殷进讨马殷派许德勋将兵攻荆南高季兴战败被迫求和。这年十二月高季兴病死终年71岁后唐谥曰武信。吴主以其子高从诲为荆南节度使。 1《资治通鉴》卷275天成二年二月、三月、四月、五月。 2《资治通鉴》卷276天成三年六月。 第十二章王建孟知祥第一节王建节度永平军王建（847—918）字光图许州舞阳（今属河南）人1。年轻时是个无赖以屠牛、盗驴、贩私盐为业因排行第八乡人称他为“贼王八”。唐朝末年投军成为忠武军（镇许州今许昌）的士兵后逐渐升为队将。黄巢攻破长安时唐僖宗逃到蜀地。忠武军将鹿晏弘以8ooo兵马随杨复光镇压起义击败黄巢后杨复光把部众分为八都每都1ooo人王建和鹿晏弘都被任为都将。杨复光死后鹿晏弘率这八都人马前往成都迎驾沿途扩充兵力进至兴元（今陕西汉中）赶走山南西道节度使（镇兴元）牛丛自称留后让王建等挂上属州刺史的头衔。唐僖宗得悉后即任鹿晏弘为山南西道节度使。不久鹿晏弘与王建分道扬镳。鹿晏弘率部东向王建则与韩建率3ooo人西奔唐僖宗所在的成都。唐僖宗非常高兴重赏之后将这些人分为五都由王建、韩建、晋晖、张造、李师泰统领称之为“随驾五都”。观军容使、宦官田令孜把王建等五名将领全都收为义子。僖宗返回长安后王建等都分别统领神策军并且遥领刺史。 光启元年（885）与田令孜有矛盾的河中节度使（镇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西）王重荣进犯长安僖宗出逃到凤翔（今属陕西）次年又辗转到兴元一路上以王建为清道使。王建尽心竭力保驾有功。而田令孜因这次事件与其有关担心僖宗加罪主动请求到成都出任他的同母弟、西川节度使（镇四川成都）陈敬瑄的监军。于是观军容使改由杨复恭担任王建不受信任被外放为壁州（今通江）刺史1。僖宗回长安后杨复恭以亲信杨守亮镇守兴元以防王建。王建招兵扩军后攻取了阆州（今阆中）、利州（今广元）接近了西川地界。陈敬瑄担心他继续西进田令孜说王建为其义子不难罗致麾下就派人前去。王建得知非常高兴把家属托给故交东川节度使（镇梓州今三台）顾彦朗后率2ooo精兵赶赴成都。可是陈敬瑄反悔派人在鹿头关（今德阳东北）阻止。王建大怒攻破鹿头关占领汉州（今广汉）顾彦朗也派兵相助相继击败陈敬瑄的部将句惟立、山行章后王建兵势更盛开始进攻成都。唐昭宗即位后派李洵为两川宣谕和协使下诏令顾彦朗等罢兵顾彦朗则要求朝廷另派大臣镇守蜀地并且为王建请求旌节。昭宗表示同意于文德元年（888）六月派宰韦昭度为西川节度使同时将西川西部的邛（今邛崃）、蜀（今崇州）、黎（今汉源北）、雅（今雅安）四州划出另立永平军任命王建为永平军节度使。 建立前蜀韦昭度入蜀以王建为招讨牙内都指挥使。由于陈敬瑄拒绝调动不让韦昭度接任昭宗令顾彦朗等部征讨可是久攻不下。王建又不愿受韦昭度1《旧五代史》作“陈州项城”（今河南沈丘）。今据《新五代史》。 1《资治通鉴》作利州刺史今从新旧《五代史》。 约束就以劝他回朝定中原为借口将其逼走。韦昭度刚一离开王建就派兵扼守剑门（今剑阁北）切断了中原与东西两川地区的联系。 此后王建先逼降眉州（今眉山）的山行章又经一个多月用兵招降资（今资中）、简（今简阳西）、戎（今宜宾）、茂（今茂县）、嘉（今乐山）、邛等州占有了成都周围的广大地区于是急攻成都。田令孜被迫夜入王建军营交出西川节度观察牌印次日陈敬瑄开门迎降王建入成都自称留后报告朝廷。大顺二年（891）十月唐朝廷任命王建为检校司徒、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管内观察处置、云南八国招抚等使。在此期间他先后派人杀了陈敬瑄和田令孜。 在占有西川之后王建开始把目光投向东川。由于与顾彦朗有姻亲关系碍于情面没有立即下手。恰在这时顾彦朗病死其弟顾彦晖代领其职双方关系出现滑坡。凤翔的李茂贞乘机拉拢顾彦晖结成同盟。于是王建出兵攻梓州顾彦晖得到李茂贞出兵相助王建只好撤军从此与李茂贞交恶多年。从乾宁二年（895）起王建多次派王宗涤等攻打东川直到乾宁四年十月才攻破梓州顾彦晖自杀。唐廷便任王宗涤为东川节度使。这样王建就控制东、西两川之地兵力越来越壮大。 天复元年（9o1）朱温应崔胤之邀带兵进入长安大杀宦官。韩全诲等把唐昭宗劫持到凤翔依靠李茂贞朱温围攻长达一年多李茂贞最终被迫求和。在此期间王建曾遣使力劝李茂贞坚守拒和答应派兵往援其实则别有所图。他派王宗涤以迎驾为名北上进攻兴元俘节度使李继业。镇守洋州（今陕西洋县）的武定节度使拓跋思敬以地归降。这样王建又轻易地并有了山南西道。天复二年荆南节度使（镇江陵府今湖北荆沙）成汭死山南东道节度使（镇襄州今襄樊市）赵匡凝派其弟赵匡明攻占荆南王建乘机攻下荆南西部的夔（今重庆奉节东）、施（今湖北恩施）、忠（今重庆忠县）、万（今重庆万县）等四州进一步扩大了地盘。天复三年八月唐廷封王建为蜀王大大提高了他的政治地位。次年唐迁都洛阳改元天祐。由于当时信息不通王建控制地区仍称天复年号。天复六年他又攻取归州（今湖北秭归）控制了三峡咽喉要地。 天复七年朱温灭唐建梁派使者招谕王建拒而不纳且驰檄四方联合讨梁。各地藩镇知道王建不过是虚张声势所以未予响应。这年九月王建在成都即帝位庙号高祖史称前主；国号蜀史称前蜀。次年改年号为武成。 优礼文士保境息民王建“为人多智诈善待士”1。他称帝时除封诸子为王、以养子王宗佶为中书令外所用多唐朝名臣后代。如以韦见素的孙子韦庄为左散骑常侍判中书门下事；以张濬之子张格为翰林学士等等。对待文士他总是恩礼有加很是谦恭。臣下有的认为礼遇太过他说：“盖汝辈未之见也。昔吾在神策军时主内门鱼钥见唐朝诸帝待翰林学士虽交友不若也。今我恩顾比当时才百分之一尔何谓之过当耶！”11《新五代史》卷63《前蜀世家·王建传》。 1《五代史补》。 对于文士的意见王建也比较重视而予以采纳。早在唐天祐元年（9o4）西川的将领们见李茂贞的势力日蹙纷纷主张出兵攻取凤翔王建征求当时任节度判官的冯涓的意见。冯涓说：“兵者凶器残民耗财不可穷也。今梁晋虎争势不两立若并而为一举兵向蜀虽诸葛亮复生不能敌矣。凤翔蜀之藩蔽不若与之和亲结为婚姻。无事则务农训兵保固疆埸有事则觇其机事观衅而动可以万全。”王建认为这个策略稳妥就与李茂贞修好实行保境息民的政策。王建赋敛重人都不敢直言。冯涓在向王建祝寿时献颂“先美功德后言生民之苦”。王建读后愧悟赞扬说：“如君忠谏功业何忧！”2从此赋敛得到减轻。一次王建登兴义楼一个和尚挖出自已的一只眼睛献上王建很感动下令“饭僧万人以报之”。翰林学士张格谏上说：“小人无故自残赦其罪已幸矣不宜复崇奖以败风俗。”3王建觉得有理就撤销了成命。由于较能纳谏所以前蜀建国前期政局较为稳定百姓得以安居具有一定实力加之山川险固易守难攻因此敢于与后梁互争高低。永平二年（后梁乾化二年912）后梁遣使交聘落款印文作：“大梁入蜀之印”经张格解释王建得知这是后梁拿他当“夷狄”加以蔑视。随后不久朱温被杀王建派使者前去吊唁落款印文即作：“大蜀入梁之印”1以此作为回敬。 王建晚年多内宠又重用宦官。由于原太子元膺在一场宫廷政变中被杀改立其幼子宗衍为太子。光天元年（后梁贞明四年918）王建病死终年72岁。子王宗衍即位改名衍是为前蜀后主。 第二节孟知祥奉命镇蜀孟知祥（874—934）字保胤又作保裔邢州龙冈（今河北邢台西南）人。祖父孟察、父亲孟道世代都在郡里当军官。伯父孟方立官至邢洺节度使叔父孟迁曾任泽潞节度使。在梁晋争霸之时孟迁以泽（今山西晋城）、潞（今长治）二州降梁而孟道一直留在晋方担任并不显要的职务。 孟知祥得到晋王李克用的赏识李克用把侄女嫁给他任他为左教练使颇受信任。李存勗继位为晋王后作为姻兄的孟知祥更受重用担任中门使掌理机要。当时任中门使的人常因得罪而被杀孟知祥向李存勗请求更换职务李存勗改任他为马步军都虞候但要他荐人自代。他推荐郭崇韬继任中门使郭崇韬因此很感激他。李存勗称帝后以太原为北京任孟知祥为太原尹、北京留守。 同光三年（925）李存勗命其子李继岌为挂名统帅、郭崇韬为招讨使带兵伐蜀。临行前郭崇韬向李存勗推荐孟知祥说他是平蜀后镇守西川的最佳人选。因而前蜀被攻灭后李存勗就任孟知祥为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孟知祥前去辞行时李存勗设盛宴款待言谈很动感情以示亲密无间。次年正月孟知祥到达成都其时郭崇韬已经被杀。李继岌带兵东归时先2《资治通鉴》卷265天祐元年七月。 3《资治通鉴》卷266开平二年春正月。 1《新五代史》卷63《前蜀世家·王建传》。 锋康延孝反攻破汉州（今广汉）声势颇大。孟知祥立即派大将李仁罕会合任圜、董璋的部队前去镇压很快俘杀了康延孝。康的部将李肇、侯弘实率数千人降孟知祥收为亲军壮大了势力。 割据两川同光四年（926）四月李存勗在兵变中被杀李继岌在渭南（今属陕西）被害李嗣源继位为明宗改元天成。在后唐朝廷生这一大变动后孟知祥萌生了据蜀中称王的念头。他训练兵甲扩大兵力新增义胜、定远、骁锐、义宁、飞棹等军共7万多人命李仁罕、赵廷隐、张业等亲信分别统率。与此同时对于来自后唐朝廷的命令开始实行抵制的政策先从两件事情上表现出来。一件是这年冬天宰相任圜派太仆卿赵季良入蜀要孟知祥送交当初为送李继岌班师时所征剩余的2oo万缗犒军钱并由赵季良制置两川征赋孟知祥大怒拒不奉诏。赵季良因是他的故交才得以留在蜀中任职。另一件事是枢密使安重诲觉察了孟知祥的割据动向不顾明宗已罢诸道监军的做法派宦官李严入蜀去做监军以加强控制。孟知祥先是陈盛兵于边境想把李严吓回去。此举无效后就在成都的酒宴上以“今诸方镇已罢监军公何得来此”1为由强加给李严矫诏赴任的罪名杀之。弄得明宗还不便查问只好改变策略把扣留在凤翔（今属陕西）的孟知祥的妻儿送到成都以示恩信。从此双方维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 随着孟知祥在蜀中地位的巩固他自任赵季良为他的节度副使事无大小均与之商量决定。后唐朝廷要离间他们的关系于天成三年任赵季良为果州（今四川南充）团练使而以何瓒为节度副使。孟知祥将这些人事命令放置一旁上表请求让赵季良留任未获批准后又派雷廷鲁到洛阳（今属河南）再三论请后唐明宗不得已只好勉强答应何瓒后来被改任为行军司马。这表明朝廷号令已经大打折扣而且这种趋势日益明显。 这一年后唐军讨伐荆南（镇江陵府今湖北荆沙）命孟知祥出兵三峡予以配合他只派毛重威率3ooo人屯戍夔州应付场面。不久高季兴病死其子高从诲听命于后唐朝廷时他就要求撤军。在未获批准的情况下他让毛重威鼓动士兵自动溃散返回。第二年明宗要在南郊举行盛大祭祀礼派李仁矩去向孟知祥要助礼钱1oo万缗他不肯出拖延到最后以5o万缗应景。建立后蜀针对孟知祥日益明显的割据意图安重诲就在东、西两川境内各州安插自己的亲信。以夏鲁奇为武信军节度使驻遂州（今遂宁）；任命与东川董璋有矛盾的李仁矩担任新设的从东川分出来的以阆州为驻地的保宁军节度使；又让其表兄武虔裕任绵州刺史。摆出了一付切割两川分而歼之的架势。孟知祥与董璋尽管心存芥蒂为了共同利益也只好采纳赵季良的意见与董璋互通婚姻结为同盟对付后唐朝廷要求撤回派遣的节度使和刺史。明宗虽未照办也不好作只好“优诏慰谕之”1。 1《新五代史》卷64《后蜀世家·孟知祥传》。 1《新五代史》卷64《后蜀世家·孟知祥传》。 长兴元年（93o）九月董璋先难攻破阆州擒杀了李仁矩。接着孟知祥也举兵反唐。明宗以石敬瑭和夏鲁奇为正副都招讨使前去讨伐孟知祥则派李仁罕、张业、赵廷隐率兵3万与董璋会攻遂州袭杀夏鲁奇占领遂州。石敬瑭部在剑门（今剑阁东北）之战中先胜后败被迫撤军孟知祥乘机占领利州（今广元）和夔州等地进一步扩大了地盘。 明宗杀安重诲后把伐蜀的责任推在安重诲身上派使者前去招谕孟知祥。孟知祥打算与董璋一起入朝被董璋拒绝双方生战争结果董璋父子被杀东川也为孟氏所有势力大为膨胀。于是更加睥睨后唐朝廷要求明宗封他为王并按他的意思任赵季良等5人为节度使蜀中刺史以下等官由他自任。明宗只好答应。于长兴四年二月封他为蜀王、检校太尉兼中书令、行成都尹、剑南东西两川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统押近界诸蛮、兼西山八国云南安抚制置等使允许他总揽蜀中全权。但是当孟知祥要把先前留在蜀中的数万后唐兵及其家属礼送出境时明宗下诏不许。这反映了明宗的深层思考只是由于这年十一月明宗病死为孟氏称帝提供了一个机遇。 后唐应顺元年（934）闰正月孟知祥在成都即帝位国号蜀史称后蜀庙号高祖史称前主。当时后唐朝廷正一片混乱李从珂在凤翔起兵李从厚派兵镇压大败根本无暇顾及西蜀。与蜀地相邻的山南西道节度使（镇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张虔钊和武定军节度使（镇源州今洋县）孙汉韶都以其地归附于蜀。孟知祥于四月改年号为明德可是六月在欢迎张虔钊的酒宴上突然病七月死去。所以他在帝位仅6个月终年61岁。其子孟昶继位史称后主维持了32年的统治。 第十三章李璟李煜韦庄欧阳迥顾闳中董源第一节李璟李煜李璟李璟（916—961）李璟长子字伯玉初名景通即位后改名璟显德四年（957）附后周时以避周讳又改名景世称中主。 李璟兄弟五人因李璟生前钟爱次子和四子并在病危时有传位四子之意造成李璟兄弟之间矛盾重重。昇元七年（943）李璟继位时“以仲弟遂为皇太弟季弟达为齐王仍于父柩前设盟约兄弟相继”1。改元“保大”希望不动干戈保持太平。次年乘闽国内乱兵攻之至保大三年2（后晋开运二年945）八月攻占建州（今福建建瓯）闽主王廷政出降闽亡。南唐于是占有了原属闽国的大部分地区。保大九年又乘楚国马氏兄弟内讧派兵攻破潭州（今湖南长沙）尽迁马氏之族于金陵灭了马氏楚政权。南唐疆土遂“东暨衢婺南及五岭西至湖湘北据长淮凡三十余州广袤数千里尽为其所有近代僭窃之地最为强盛”1。但后来多次与后周作战均告败绩。交泰元年（后周显德五年958）遣使向后周上表尽献江北之地划江为界愿以国为附庸去帝号改称南唐国主奉后周正朔。北宋建隆二年（961）六月李璟病卒终年46岁2庙号元宗。 李璟“多才艺好读书”3。“美容止有文学。甫十岁吟新诗云：‘栖凤枝梢犹软弱化龙形状已依稀。’人皆奇之”4。“时时作为歌诗皆出入风骚”5。据此可知李璟所写诗歌当为数不少但流传至今的仅有词4。其中《应天长》写孤零无依的苦闷《望远行》写所怀未遂的心愿。另两《摊破浣溪沙》则是他的代表作其词云：手卷真珠上玉钩依前春恨锁重楼。风里落花谁是主？思悠悠！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回绿波三楚暮接天流。 菡萏香消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还与韶光共憔悴不堪看！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多少泪珠无限恨倚阑干。 这两词中渗透了悲愤的情调可以看出他的委婉哀愁的风格。马令《南唐书》记述说：“元宗尝戏（冯）延巳曰：‘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延巳对曰：‘未如陛下小楼吹彻玉笙寒特高妙也。’”这表明李璟的词在当时已有好评。无名氏《雪浪斋日记》记：“（王）荆公问（黄）山谷江南词何处最好？山谷以‘一江春水向东流’为对。荆公云未若‘细雨梦回鸡1《旧五代史》卷134《李景传》。 2《新五代史》作保大四年此从《资治通鉴》。 1《旧五代史》卷134《李景传》。 2《新五代史》作终年64此从《旧五代史》。 36游：《南唐书》二。 4马令：《南唐书》。 5《钓矶立谈》。 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塞’。”王国维《人间词话》则说：“南唐中主词‘菡萏香消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乃古今独赏其‘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故知解人正不易得。”詹安泰先生说：“这两小词已明显地标志着作者特有的艺术风格：第一词句间很少修饰已摆脱了‘镂玉雕琼’的习气；第二层次转折多又能灵活跳荡没有晦涩或呆滞的毛病；第三意境阔大概括力强拆开来看各个句子都有独立的意境合起来看却从各种各样的意境中来表现同一主题；第四感慨很深接触到自己的感受时都倾泻出无可抑遏的热情。这一切在和他同时的词的结集——《花间集》里是找不到的。”1李煜李煜（937—978）初名从嘉字重光号钟山隐士、钟峰隐者、钟峰白莲居士、莲峰居士等是南唐中主李璟的第六子。他“为人仁孝善属文工书画而丰额骈齿一目重瞳子”2。由于五个兄长皆早亡李煜以次封吴王。后周时李璟已臣服北宋建立后继续纳贡称臣奉北宋正朔。建隆二年（961）李璟立李煜为太子自己迁居南都洪州（今江西南昌）而让李煜留在金陵监国。六月李璟病死25岁的李煜继位为南唐国主世称李后主。李煜一共做了14年多的小皇帝在位期间对北宋卑躬屈节不断以金帛珠宝结宋朝皇帝的欢心。史载：“煜每闻朝廷出师克捷及嘉庆之事必遣使犒师修贡。其大庆即更以买宴为名别奉珍玩为献。吉凶大礼皆别修贡助。”1李煜笃信佛教礼佛极诚被北宋皇帝所利用。史载：“南唐主酷信浮图法出禁中金钱募人为僧时都下僧及万人皆仰给县官。南唐主退朝与后服僧衣诵佛书拜跪手足成赘。僧有罪命礼佛而释之。帝闻其惑乃选少年有口辩者南渡见南唐主论性命之说南唐主信之以为一佛出世。由是不复以治国守边为意。”2宋开宝三年（97o）冬“南唐南都留守建安林仁肇密表言淮南诸州戍兵各不过千人宋朝前年灭蜀今又取岭表往返数千里师旅罢敝愿假臣兵数万自寿春北渡径据正阳因思旧之民可复江北旧境彼纵来援臣据淮对垒而御之势不能敌。兵起之日请以臣举兵外叛闻于宋朝。事成国家亨其利败则族臣家明陛下无二心。”林仁肇的这一分析很有道理安排又很妥帖预先为李煜铺好了开脱的退路可是对这样的有限的冒险李煜却是“惧不敢从”。不仅如此就连吴越他也不敢碰：沿江巡检卢绛“尝说南唐主曰：‘吴越仇雠也它日必为北朝响导犄角攻我当先灭之。’南唐主曰：“大朝附庸安敢加兵！’绛曰：‘臣请以宣歙州叛陛下声言讨伐且乞兵于吴越兵至拒击臣蹑而攻之其国必亡。’南唐主亦不用。”1开宝四年（971）二月宋灭南汉。“煜惧上表遂改唐国主为江南国1詹安泰编注：《李璟李煜词》前言。 2《新五代史》卷62《南唐世家·李煜传》。 1《宋史》卷478《李煜传》。 2《续资治通鉴》卷4宋乾德二年十二月。 1《续资治通鉴》卷6宋开宝三年十二月。 主唐国印为江南国印。又上表请所赐诏呼名许之。煜又贬损制度下书称教；改中书门下省为左右内史府尚书省为司会府御史台为司宪府翰林为文馆枢密院为光政院；降封诸王为国公官号多所改易”。然而李煜“虽外示畏服修藩臣之礼而内实缮甲募兵潜为战备”2。次年宋太祖赵匡胤要留在宋都开封的李煜之弟李从善“致书风国主入朝国主不从但增岁贡而已”3。开宝“七年秋遂诏煜赴阙煜称疾不奉诏。冬乃兴师致讨”。以曹彬为昇州西南面都部署、潘美为都监率众伐江南。李煜一方面派人到开封“买宴贡绢二十万匹、茶二十万斤及金银器用、乘舆服物等”4以求宋军罢战退兵；另一方面在宋军于长江采石矶段架设浮桥过江后组织了反复抵抗。整个战事长达一年多赵匡胤曾一度以“南土暑炽军卒疫死方议休兵以为后图”5。后来接受左司员外郎权知扬州侯陟的意见取消此议继续进攻终于在开宝八年（975）十一月攻破了金陵城李煜出降南唐亡。开宝九年（976）正月曹彬等“上露布以煜并其宰相汤悦等四十五人上献。太祖御明德楼以煜尝奉正朔诏有司勿宣露布止令煜等白衣纱帽至楼下待罪。诏并释之赐冠带、器币、鞍马有差”。李煜被封为违命侯挂名担任光禄大夫、检校太傅、右千牛卫上将军实际上则是较体面的囚徒罢了。同年十月赵匡胤死去。赵光义即位后才除去李煜违命侯的封号改封为陇西郡公。太平兴国二年（977）“煜自言其贫诏增给月奉仍赐钱三百万”1。次年七月八日卒终年42岁。赠太师追封吴王。 关于李煜的死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元代纂修的《宋史》及柯维骐《宋史新编》等书均未明说被毒死之事而毕沅《续资治通鉴》的考异说“李后主之卒它书多言赐鸩非善终”2。其中记述比较具体的是王铚的《默记》：“徐铉归朝为左散骑常侍迁给事中。太宗一日问曾见李煜否铉对以臣安敢私见之。上曰卿第往但言朕令卿往相见可矣。铉遂径往其居望门下马但一老卒守门。徐言愿见太尉。卒言有旨不得与人接岂可见也。铉云我乃奉旨来见。老卒往报。徐入立庭下。久之老卒遂入取旧椅子相对。铉遥望见谓卒曰但正衙一椅足矣。顷间李主纱帽道服而出。铉方拜而李主遽下阶引其手以上。铉告辞宾主之礼。主曰今日岂有此礼。徐引椅稍偏乃敢坐。后主相持大哭乃坐默不言忽长吁叹曰当时悔杀了潘佑、李平。铉既去乃有旨再对。询后主何言铉不敢隐。遂有秦王赐牵机药之事。牵机药者服之前却数十回头足相就如牵机状也。又后主在赐第因七夕命故妓作乐声闻于外。太宗闻之大怒。又传‘小楼昨夜又东风’及‘一江春水向东流’之句并坐之遂被祸云。”3李煜的一生作为一国之主他疏于治国虽然也实行过某些轻赋宽刑的仁政措施却不能知难而进持之以恒；面对北宋强兵压境虽坚持抵抗一年有余终于不免为亡国之君。然而他在文学艺术方面的造诣则是历代帝王中2《宋史》卷478《李煜传》。 3《续资治通鉴》卷7宋开宝五年闰二月。 4《宋史》卷478《李煜传》。 5《宋史》卷27o《侯陟传》。 1《宋史》卷478《李煜传》。 2《续资治通鉴》卷9宋太平兴国三年七月。 3王铚：《默记》上。 所罕见尤其是他的词作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的早期作品承晚唐以来的“花间派”词风绮丽柔靡；后期写亡国之痛感伤哀婉撼动人心。王国维评论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1李煜是五代时期词坛最耀眼的星辰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冲破了“花间派”的樊篱开创了一个词史上的新时期。 李煜的词流传下来比较可靠的有3o多按其内容约可分为三类。一是写豪华生活和艳情的例如《玉楼春》：晚妆初了明肌雪春殿嫔娥鱼贯列。笙箫吹断水云间重按霓裳歌遍彻。临春谁更飘香屑？醉拍阑干情未切。归时休放烛花红待踏马蹄清夜月。 二是写别离怀抱和其他伤感情调的。例如《清平乐》：别来春半触目柔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 三是写囚徒生活和哀痛心情的。这一类是李煜入宋后的作品突出表现了他对“故国”、“江山”的痛念感情强烈激越撼人心魄催人泣下。王国维所谓“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2正是指这一时期的词作。如《浪淘沙令》：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阑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又如《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月明中！雕阑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这两词是李煜的代表作其中包蕴着的内容有许多是不容易明白表达的但读起来竟像是脱口而出随笔写成看不出一点选词炼字的痕迹有力地显示了他的不凡的艺术成就。 第二节韦庄欧阳迥韦庄韦庄（836—91o）字端己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据考证其直系远祖是武则天时的宰相韦待价1。高祖父韦应物是中唐时期的著名诗1王国维：《人间词话》卷上。 2《人间词话》卷上。 1详见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韦端己年谱》。 人。到韦庄时家道中落已久所以史称他“少孤贫力学才敏过人”2。关于韦庄的确切生年尚难考定。夏承焘认为他生于开成元年（836）曲滢生认为生于大中五年（851）。今多从夏说。青年时代的韦庄屡次应试科举而未中。广明元年（88o）他又一次在长安应举正值黄巢起义军攻入京城韦庄身陷重围与弟妹失散又患大病经历了一次人生的磨难。中和二年（882）春他脱身长安到了唐军驻守的洛阳。次年写了长篇叙事诗《秦妇吟》从此诗名大振被称为“秦妇吟秀才”。同年他南下江南投奔驻守润州的镇海节度使周宝做了三年幕僚然而未受器重。其间曾卜居金陵写了《台城》等名篇。周宝被部将逐走后韦庄于文德元年（888）客居婺州（今浙江金华）过着寄情诗酒的隐居生活。其间曾到过今江西、湖南、湖北等地后又回到婺州。景福二年（893）又一次入京考试仍然落第很是潦倒。乾宁元年（894）他终于考取了进士释褐为校书郎心情顿时转忧为喜。乾宁四年（897）他被两川宣谕和协使李询辟为判官奉使入蜀返回长安后被任为左拾遗后又任左补阙这是他在唐朝所任最后职务。 天复元年（9o1）他再次入蜀被西川节度使王建聘为掌书记开始了他在西蜀的仕宦生涯。唐朝灭亡前一年王建任他为安抚副使。“及建开伪蜀庄托在腹心预谋画其郊庙之礼册书赦令皆出庄手。以功臣授吏部侍郎同平章事”1。前蜀武成三年（91o）病死于成都花林坊终年约75岁谥文靖。 韦庄的文学成就有诗词两个方面。叙事长诗《秦妇吟》是他的代表作全诗共1666字是唐诗中篇幅最长的巨制。尽管《秦妇吟》的思想内容精芜杂糅但由于诗中写出了黄巢起义军锐不可挡的巨大声势和攻占长安后“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的镇压措施因而具有生动的史料价值。韦庄的诗风与白居易相近多鞭挞时弊谴责统治者的穷兵黩武对水深火热中的广大人民深表同情。如《悯耕者》：何代何王不战争尽从离乱见清平。 如今暴骨多于土犹点乡兵作戍兵。 韦庄的咏史诗也写得很好最为脍炙人口的当是《台城》：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 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 尽管韦庄的诗既有名作又有独特的风格然而他历来以词名世与温庭筠并称“温韦”是“花间派”词人的主要代表之一。他的词语言清丽疏淡多用白描手法表达了比较真挚的情感。王国维《人间词话》誉之为“骨秀”。如《思帝乡》：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 其代表作是脍炙人口的《菩萨蛮》：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炉边人似月皓腕凝双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 韦庄的诗词多有散佚。经近人向迪琮校订的《韦庄集》包括《浣花集》、《浣花集补遗》和《浣花词集》共收诗323、词55。 2辛文房：《唐才子传》卷1o。 1《唐才子传》卷1o。 欧阳迥欧阳迥（896—971）迥又作炯益州华阳（今四川成都）人。父欧阳珏曾任通泉（今射洪东南）令。欧阳迥年轻时在前蜀做官为后主王衍的中书舍人。后唐灭前蜀时他随王衍到洛阳被后唐任为秦州（今甘肃天水）从事。孟知祥镇守成都时欧阳迥回到蜀地。孟知祥称帝建后蜀欧阳迥被任命为中书舍人。后蜀广政十二年（949）被后主孟昶任为翰林学士“明年知贡举、判太常寺。迁礼部侍郎领陵州（今四川仁寿）刺史转吏部侍郎加承旨。二十四年拜门下侍郎兼户部尚书、平章事、监修国史”。北宋灭后蜀时欧阳迥又随孟昶“归朝为右散骑常侍俄充翰林学士就转左散骑常侍”1。开宝四年（971）北宋灭南汉为祭南海之事欧阳迥得罪了宋太宗被罢职以本官分司西京。同年卒终年76岁赠工部尚书。 欧阳迥生性坦率在奢靡相尚的后蜀能自守俭素颇为难得。他好为歌诗又雅善长笛曾仿白居易作讽谕诗5o篇献给孟昶受到嘉奖可惜诗已失传。其长篇古诗《贯休应梦罗汉画歌》和《题景焕画应天寺壁天王歌》内容充实笔力苍劲又具浪漫色彩堪称五代诗坛的佳作。然而欧阳迥还是以词人著称于世他的词风婉约轻和节奏明快。有的表达深沉的情感如《巫山一段云》：春去秋来也愁心似醉醺。去时邀约早回轮及去又何曾。歌扇花光黦衣珠滴泪新。恨身翻不作车尘万里得随君。 有的吸收了民歌的长处情调欢快如《南乡子》：画舸停桡槿花篱外竹横桥。水上游人沙上女回顾笑指芭蕉林里住。有的则显出秾丽的格调如《春光好》中写景的丽句：花滴露柳摇烟艳阳天；雨霁山樱红欲烂谷莺迁。 又如《西江月》中写人的丽句：钿雀稳簪云髻绿含羞时想佳期。脸边红艳对花枝犹占凤楼春色。 此外他的《江城子》可称为咏史佳作：晚日金陵岸草平。落霞明水无情。六代繁华暗逐逝波声。空有姑苏台上月如西子镜照江城。 赵崇祚编辑《花间集》时不但选入了欧阳迥17词而且请他写了《花间集》的序这是有词以来的第一篇词论代表了部分花间词人的观点。第三节顾闳中董源顾闳中顾闳中生卒年不详江南人。南唐元宗、后主时画院待诏。善画人物是目识心记的写生高手其存世之作为工笔重彩画《韩熙载夜宴图》突出显示了他的艺术造诣与南唐的另一画院待诏周文矩同为五代的人物画大家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韩熙载夜宴图》是顾闳中奉后主李煜之命所作。韩熙载《宋史》有1《宋史》卷479《欧阳迥传》。 传。他是后唐进士颇有声名。后唐明宗时投奔吴政权。李璟建南唐称帝他被任为秘书郎。李璟继位后开始受到重用累迁为知制诰、虞部郎中、史馆修撰、中书舍人其间曾受到宋齐丘等人的排挤一度被贬。李煜继位后被任为兵部尚书充铸钱使。他“畜妓妾四十余人多善音乐不加防闲恣其出入外斋与宾客生徒杂处。（w w w . q i s u w a n g . c o m 无弹窗广告）煜以其尽忠言事垂欲相之”1。但听说韩熙载“荒纵然欲见樽俎灯烛间觥筹交错之态度而不可得乃命闳中夜至其第窃窥之目识心记图绘以上之”。于是就产生了《韩熙载夜宴图》这幅名画。这幅绢画共分五个场景有众人听一人独奏琵琶的场面也有一人听众人合奏筚篥和笛子的情景还有歌妓跳舞、韩熙载击鼓等写照。画面上人物众多栩栩如生无一雷同之态。韩熙载的形象出现了五次刻画十分传神表现了人物的内心思想和情绪生动地描述了韩熙载“好声伎专为夜饮”“宾客揉杂欢呼狂逸不复拘制”2的放荡生活。也许正是这幅画向李煜证实了韩熙载的为人“终以帷薄不修责授右庶子分司洪州”。韩熙载也一度尽斥诸妓可是改授秘书监后他又故态复萌李“煜叹曰：‘吾亦无如之何！’迁中书侍郎、光政殿学士承旨”3终于没有用他为相。据专家考证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韩熙载夜宴图》已不是顾闳中原作而是北宋人的临摹本。即使如此我们仍可通过摹本想见真迹所画人物的生动形象和描染的细腻精工它确乎代表了五代人物画的最高成就。 董源董源又名董元字叔达江南钟陵（今江西进贤西北）人在南唐任北苑（即后苑）副使世称董北苑为五代时期著名山水画家。沈括说：“江南中主时有北苑使董源善画尤工秋岚远景多写江南真山不为奇峭之笔。”又说董源的画“皆宜远观其用笔甚草草近视之几不类物象远观则景物粲然幽情远思如睹异境。如源画《落照图》近视无功远观村落杳然深远悉是晚景；远峰之顶悉有反照之色此妙处也”1。《宣和画谱》也称董源“所画山水下笔雄伟有崭绝峥嵘之势重峦绝壁使人观而壮之”2。 董源山水画的重要特点在于著色因而景物富丽人称宛然有类似金碧山水著称的李思训的画风。不过他的水墨山水也十分出色宋米芾说：“董源天真平淡多近世神品格高无与比也。峰峦出没云雾显晦不装巧趣皆得天真岚色郁苍枝干劲挺咸有生意；溪桥渔浦洲渚掩映一片江南也。”3元汤厚说他“水墨矾头远林疏树平远幽深”4。所谓矾头是指山水画中山顶上的石块因形如矾石顶部的结晶而得名画之以增山峰雄峻之气。董源在构图方面的特点是“出自胸臆”他“写山水、江湖、风1《宋史》卷478《韩熙载传》。 2《宣和画谱·人物三·顾闳中》。 3《宋史》卷478《韩熙载传》。 1沈括：《梦溪笔谈·书画》。 2《宣和画谱》卷11《山水》。 3米芾：《画史》。 4汤垕：《古今画鉴》。 雨、溪谷峰峦晦明林霏烟云与夫千岩万壑重汀绝岸使览者得之真若寓目于其处也而足以助骚客词人之吟思则有不可形容者”5。 董源画山最著名的手法是披麻皴。这是一种细长圆润的石纹画法形如麻线下披因而得名。董源画大树曲处甚简多作劲挺之状；“画小树不先作树枝及根但以笔点成形”。“画杂树只露根而以点叶高下肥瘦取其成形最为高雅不在斤斤细巧”1。这些都表明了董源的技法在前人基础上的展。 董源的代表作有《秋山晚霭图》。元人柯九思题跋此图说：“树石幽润峰峦清深得山之神气天真烂漫意趣高古此卷景趣奇辟如入武夷曲如行山**令观者流连不忍释手。”清孔尚任评论说：“董源《秋山晚霭图》小卷纸墨古澹画意简妙树身石块多不细皴而峰峦烟云变灭之状皆非近手所及。”2董源的人物画也十分逼真宛然如生。传说后主李煜在碧落宫召冯延巳入宫议事冯延巳行至宫门逡巡不敢进。后主久待不至遣内侍催促。冯说：“有宫娥著青红锦袍当门而立未敢竟进。”内侍与他走近同看原来是董源所绘嵌在八尺琉璃屏中的夷光像。由此可见董源不但擅长山水画人物也很出色。 5《宣和画谱》卷11《山水》。 1董其昌：《画眼》。 2孔尚任：《享金簿》。 第十四章辽太祖述律后第一节耶律阿保机耶律阿保机（872—926）即辽太祖。汉名亿小字啜里只。唐咸通十三年（872）出生于契丹迭刺部的一个贵族家庭。自其八世祖耶律雅里重整契丹部落联盟并任夷离堇以来这个家族就成了契丹社会的新贵。阿保机出生时正值契丹贵族争夺联盟领导权的又一次高潮之后。在这次权力争夺中阿保机的家族失利祖父匀德实被杀父与诸伯、叔被迫逃离本部藏匿于邻部突吕不部贵族耶律台押之家。祖母对此时降临人世的爱孙寄以厚望恐其遇害常将其藏于别帐不令人见。青年阿保机身材魁伟胸怀壮志武艺高强。“身长九尺丰上锐下目光射人关弓三百斤”“言必及世务”1。初为于越侍卫军挞马狘沙里时就多次带兵出征屡立战功。伯父耶律释鲁为迭刺部夷离堇和联盟于越时遇有疑难常常同他商量将振兴契丹、光大耶律家族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 年轻有为的部落联盟领遥辇氏联盟后期可汗家族势力渐衰耶律家族掌握了联盟的实权。唐天复元年（9o1）遥辇家族的痕德堇继为联盟可汗三十岁的阿保机则为迭刺部夷离堇（军事长）掌握了联盟的兵马大权得专征伐。他多次率军出征连破室韦、于厥和奚人部落南下掠夺河东、代北俘获了大量牲畜、人口进一步壮大了本部和本家族的实力。9o3年伯父于越释鲁被杀阿保机继为于越集联盟军政大权于一身。在不断向周围游牧部落用兵的同时开始向中原展势力。他插手中原事务与河东割据势力晋王李克用结盟。9o7年他取代遥辇氏做了联盟的可汗。1作为草原游牧政权最高统治者的可汗阿保机并不仅仅把目光局限在草原地区在俘虏和来投的汉人以及与之结盟的中原割据势力的影响下他不甘于受部落贵族和可汗世选制度的约束因而自担任联盟可汗之日起就积极进行建国称帝的准备。一方面他继续以武力征伐周边地区和民族进一步扩大联盟的统治范围和军事实力。继续征服黑车子室韦、吐谷浑、乌丸、奚、乌古和阻卜等部积极向辽东和代北、河东、平州、幽州等地用兵。另一方面加强内部统治机构的建立调整统治集团内部的关系削弱契丹贵族中的保守势力加强培植个人势力集团。后梁建立后他背弃了与李克用的盟约向朱温遣使请求册封以巩固和加强自身的地位。参与刘仁恭父子兄弟间的争权斗争以收渔人之利。 9o9年阿保机置羊城于炭山之北以通市易。在草原地区建立城镇、寺庙以安置被俘汉人和僧尼同时广建碑铭以张大其功德树立个人的权威1《辽史》卷1《太祖纪》上。 1《辽史》卷1《太祖纪》上称“元年春正月庚寅命有司设坛于如迂王集会埚燔柴告天即皇帝位。”学界有人主张此即耶律阿保机建国称帝的记录。撰者意此为取代遥辇氏为联盟领时间正式建国称帝应为神册元年（916）。 1。在契丹贵族内部为了给自己取代遥辇氏披上合法外衣他命本家族居于遥辇九可汗族人之后为第十帐。在部众日增的情况下他组建了自己的侍卫军——腹心部先后以心腹挚友耶律曷鲁和萧敌鲁、萧阿古只总领。为调整家族内部关系9o8年设立了掌管皇族政教的宗正官——惕隐。为加强个人势力他提高了在争权活动中支持他的妻族述律氏的地位91o年任命妻兄萧敌鲁为北府宰相。在取得对诸弟斗争的胜利后为防范来自迭剌部的威胁又任命耶律曷鲁总军国事并担任迭剌部的夷离堇剥夺了耶律氏旧贵族对强大难制的迭剌部的控制权。在比较牢固地控制了军政大权之后他便置联盟传统的选汗制度于不顾连续九年担任可汗而拒不受代坚定地向建国称帝的政治目标迈进。但是当契丹社会展至文明的门槛时觊觎帝位者并非只有阿保机一人。当他一步步逼近皇帝宝座之际诸弟以剌葛为便打起了传统的旗号同他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平定诸弟之乱与建国称帝按照契丹社会的世选制当汗位转入耶律氏家族之后凡耶律家族的成年男子都有被选举权。诸弟与诸叔又是最有优先权的人物。可汗权力的扩大威权的提高更增加了这一职务对契丹贵族的诱惑力。阿保机要完成划时代的社会变革必须冲破世选制的束缚成为旧制度的掘墓人。诸弟要夺回这一职务则必须借助于传统。于是从阿保机担任联盟可汗的第五年开始争夺联盟领导权的斗争便在他与诸弟之间展开并得到了族叔耶律辖底和堂兄耶律滑哥（又作化哥）的支持。 阿保机是一个有雄才大略同时也十分狡诈的政治家他身边又聚集了一些有勇有谋的契丹社会精英人物和来自汉地的人才。在实现其远大政治目标的斗争中阿保机既表现出了坚定的意志又能随机应变尽量化解矛盾以减少对抗因而能在传统势力还十分强大时取得斗争的胜利。 911年诸弟剌葛、迭剌、寅底石、安端策划改选可汗这是阿保机与诸弟开展的第一次争夺。由于安端妻事先将他们的计划报告了阿保机使他有了准备诸弟阴谋未能得逞。阿保机“与诸弟登山刑牲告天地为誓而赦其罪”1。在传统和权力的较量中双方各自作出了让步和妥协矛盾得到了暂时的缓和。 次年十月在于越辖底和惕隐滑哥的支持和鼓动下诸弟再次向阿保机的权力宣战。他们乘阿保机亲征阻卜（术不姑）回军之际以兵阻道拦截迫使他参加选汗大会。阿保机避开兵锋率领自己的拥护者抢先举行了燔柴告天仪式造成连选连任的既成事实使他的权力又具有了合法性迫使诸弟遣使谢罪又一次战胜了传统势力的挑战。但不久诸弟识破了他的阴谋并认识到传统的约束已不能令阿保机就范于是双方的对抗终于展为武装冲突。 913年三月间诸弟私下拥立剌葛自备旗鼓。使迭剌和安端诈称入觐劫持阿保机赴会。阿保机依靠自己的武装力量战胜了迭剌和安端的武装1据《辽史》载契丹人建立的第一个城镇是9o2年于潢水之南建立的龙代州同时建有开教寺。9o8年建明王楼。9o9年在龙化州又建大广寺以纪功德同时建羊城通市易。 1《辽史》卷1《太祖纪》上。此一史实记载十分简略只称“诸弟剌葛、迭剌、寅底石、安端谋反”。收编了他们的军队。于是剌葛率兵直犯老营“焚其辎重、庐帐纵兵大杀”1并夺走了象征联盟最高权力的旗鼓。阿保机之妻述律氏组织留守兵力自卫仅夺回了旗鼓。阿保机则在土河秣马厉兵纵剌葛率败兵远遁待其部属怀土心切将士离心之际再奋兵出击终于在五月击败叛军生擒剌葛取得了对迭剌部旧贵族争权斗争的完全胜利为建国称帝扫清了一大障碍。914年他重新任命了迭剌部夷离堇和惕隐等官判处参与叛乱的3oo余人死刑对参加夺权活动的诸弟犯剌葛和迭剌处以杖刑寅底石、安端等从者释罪不问。 镇压了迭剌部中的敌对势力后阿保机又用阴谋手段迫使契丹八部领再一次确认了他的权力1。916年遂正式建国称帝成为辽政权的创始人2。阿保机称天皇帝以妻述律氏为地皇后长子耶律倍为太子。天显元年（926）七月阿保机在征渤海国回军途中病死于扶余府（今吉林农安）享年55岁谥号昇天皇帝庙号辽太祖。圣宗统和二十六年（1oo8）加谥大圣大明天皇帝。兴宗重熙二十一年（1o52）增谥大圣大明神烈天皇帝。 开拓境土草创制度辽朝建立时分散游牧于漠北的草原诸部比较弱小没有形成统一的势力。东邻渤海、高丽也已大大衰落。朱温虽然取代唐朝建立了后梁但河东的李克用、李存勗父子一直与之对抗。于是阿保机便加紧向周边用兵以期征服漠北占领辽东臣服高丽南下幽、蓟将统治范围推进到黄河以北1。 割据中原的诸藩镇常常将契丹作为一种借用的力量帮助自己打击对手扩充实力这就给阿保机提供了向中原展势力的契机也刺激了他向南扩张境土的欲望。神册二年（917）李存勗率军进攻后梁征兵新州激起军民不满部将卢文进兵变降辽为契丹提供了一次绝好的南下机会阿1《辽史》卷1《太祖纪》上。 1《新五代史》卷72《四夷附录》一记载了一个传说故事虽然颇具戏剧性可能也并非完全是向壁虚构。以阿保机和述律氏的阴险狡诈其事未必无凭。故事称：“诸部以其久不代共责诮之。阿保机不得已传其旗鼓而谓诸部曰：‘吾立九年所得汉人多矣吾欲自为一部以治汉城可乎？’诸部许之。汉城在炭山东南滦河上有盐铁之利其地可植五谷阿保机率汉人耕种为治城郭邑屋如幽州制度汉人安之不复思归。阿保机知众可用乃用其妻述律策使人告诸部大人曰：‘我有盐池诸部所食。然诸部知食盐之利而不知盐有主人可乎？当来犒我。’诸部以为然共以牛酒会盐池。阿保机伏兵其旁酒酣伏尽杀诸部大人遂立不复代。”这可能是一次以武力威迫强行通过的选汗大会。2阿保机916年建国国号契丹。947年改为辽983年改为大契丹1o66年又改称大辽直至1125年灭亡。本书统称为辽。 1阿保机先后应卢文进、张文礼之约参与中原割据势力间的争战虽不曾取胜却日益明确了向中原扩张势力的军政目标。李嗣源即位后曾遣姚坤为使与契丹结好。《旧五代史》载阿保机对姚坤说：“汉国儿（指唐庄宗李存勗——引者注）与我虽父子亦曾彼此雠敌俱有恶心与尔今天子（指后唐明宗李嗣源——引者注）无恶足以欢好。尔先复命我续将马万骑至幽、镇以南与尔家天子面为盟约我要幽州令汉儿把捉更不复侵入汉界。”《资治通鉴》记载阿保机与姚坤的谈话为：“若与我大河之北吾不复南侵矣。”又说：“河北恐难得得镇、定、幽州亦可也。”适足以说明黄河以北已经成为阿保机既定的军政目标。 保机动了对中原的第一次大规模进攻——新州、幽州之战。三月卢文进与契丹兵进攻新州击败晋将周德威并乘胜围攻幽州达半年之久。后虽在晋援军的强大攻势下被迫撤军但仍以卢文进为幽州留后、卢龙节度使令其常居平州打开了南下中原的一道门户。神册六年二月镇州防城使张文礼使人杀成德节度使王镕自请为成德军留后与晋王李存勗有隙遣使向契丹求援。义武节度使王处直也遣子王郁求契丹出兵解镇州（今河北正定）之围又给契丹提供了一次插手中原事务的机会。十二月阿保机率军入关下涿州（今河北涿州）围定州（今河北定县）与李存勗大战于沙河、望都“会大雪弥旬平地数尺契丹人马无食死者相属于道”1遂撤军。但阿保机的指挥才能和契丹军队严明的纪律却令能征善战的李存勗赞叹不已2。 两次用兵失利后阿保机改变了战略部署将进攻方向转向西北和东北计划先征服草原诸游牧部落和渤海解除来自侧翼的威胁再全力南下与割据势力争夺河北、河东。天赞三年（924）六月他召开贵族大会对军事征伐作出了新的部署3。他亲率大军“大举征吐浑、党项、阻卜等部”。兵锋北至乌孤山（肯特山）、回鹘城（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鄂尔浑河右岸哈喇八喇哈孙）西抵浮图城（今新疆吉木萨尔破城子）扫荡了北至胪朐河西达阿尔泰山的广大地区为日后草原各游牧部落同辽朝政治关系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次年他宣布“所谓二事一事已毕惟渤海世仇未雪岂宜安驻！乃举兵亲征渤海”4。天显元年（926）七月下渤海边城扶余（今吉林农安）围渤海都忽汗城（今黑龙江宁安东京城）渤海国王被迫出降于是招降渤海郡县搜索军民兵器改渤海故地为东丹国册皇太子倍为东丹王主渤海事务。将原渤海统治地区纳入了辽朝版图。 连年的对外征伐俘虏了大量人口、牲畜和财富辽朝的统治范围不断扩大控制的人口急剧增加契丹人的部落组织数目6续增多。为了有效地统治新征服的游牧民加强皇帝对契丹诸部落的控制巩固新建的政权阿保机对契丹部落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编形成了“太祖二十部”1。 部落是辽朝治理游牧人口的基层政权组织有时也译作“营”相当于定居人口的州。这一政权形式是自匈奴以来就逐渐确立的。阿保机对契丹部落的整编既是契丹社会人口急剧增加的结果也是他巩固统治的客观需要。整编是在原遥辇部落的基础上进行的“二十部”中继续保留了原有的遥辇八部2。同时又将在征伐战争中掠夺的人口相继编入契丹新部落任命契1《资治通鉴》卷271后梁均王龙德元年。 2《资治通鉴》卷271后梁均王龙德二年。 3天赞三年六月阿保机召皇后、皇太子、大元帅及二宰相、诸部头等总结了前此个人的征伐活动最后说：“然未终两事岂负亲诚？”所谓两事即征服草原诸部和渤海。 4《辽史》卷2《太祖纪》下。 1所谓“太祖二十部”是契丹贵族对外征伐的结果也是阿保机赖以建立政权的基础。随着辽朝统治形势的变化此后也仍不断的进行调整和改编。参见李桂芝《辽金简史》第二章第一节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2遥辇八部为迭剌、乙室、品、楮特、乌隗、涅剌、突吕不、突举。 丹贵族为部落领管理新附的游牧民3。契丹社会中与部落组织有着同样职能的还有“遥辇九帐”、“皇族三父房”、“二国舅帐”和诸宫卫。通过重新编部阿保机一方面进一步笼络和控制了契丹旧贵族一方面使诸强部互相制约从而加强了皇帝对整个契丹社会的控制。他按照唐朝对周边民族上层赐姓加以笼络的方式将以前曾作过部落联盟领的家族——大贺和遥辇也赐以国姓“耶律”从而形成了辽朝契丹人中的所谓“三耶律”。而为了限制皇室贵族的权力和影响则提高与皇族通婚的二国舅族的地位将他们从契丹部落中析出组成二国舅帐使之对皇族的势力挥一定的牵制作用。奚人与契丹关系密切也是最早被征服或归附的部落奚人上层在部落中享有较高的威望和较重的权力同时也是阿保机必须防范的对象；乙室部也是契丹大部且与迭剌部关系密切。于是在编部时辽太祖又借机提高乙室部贵族的权力使之对奚贵族挥一定的制衡作用。迭剌部是契丹强部其领为阿保机堂兄弟或族兄弟也是皇权的一大威胁。天赞二年（922）阿保机将迭剌部一分为二组成五院（北大王院）、六院（南大王院）同时使二院与遥辇互相制约1。 阿保机在为联盟长时就重视对辽东的经略筑长城防御渤海、高丽。 建国后修辽阳故城实以汉户、渤海户进一步加强对辽东的控制与开。在契丹人生活的草原地区也早就有汉人流入他们或因逃避中原战乱或在契丹人的征伐掠夺战争中被俘或因出使等种种原因留居草原使得阿保机在建国前就已经接触了汉人和汉文化摸索和采纳了一些治理农耕人口的方法和经验。汉人进入草原带入了先进农业、手工业以及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对契丹社会的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也是阿保机得以迅战胜对手的重要因素之一。阿保机本人所领的属民既有游牧人口也有从事农业生产的汉人这些人口多为其征伐所得也是他赖以壮大和建立政权的基础。因此他对如何安置汉人自始至终都十分重视。这一点为辽朝历任皇帝所继承使辽朝社会受益非浅。 令大批被俘的汉人完全改变其经营方式和生活方式并非易事处理不当将引起汉人的大量逃亡。于是阿保机采纳汉族士人的建议为其“树城郭分市里”1使之继续从事农业生产不但使汉人得到了妥善安置而且为游牧社会增添了新的经济、文化内容。对汉人的妥善安置使阿保机受益良多。时值中原多故尤其是幽州地区在刘仁恭父子的残暴统治下战事频仍民不聊生为了躲避中原战乱之苦百姓甚至逃往草原使阿保机的势力迅壮大起来。 初期汉人被安置在草原耕作在牧区开出了部分农田。他们以原籍名称为新居地命名于是在草原上出现了汉人的州县。这些州县初期多是以皇帝、皇后、贵族、外戚和诸功臣私城的形式出现的即《辽史》中所记3以新附民所编的部落是：以奚人为主的奚王府六部五帐分、迭剌迭达部、乙室奥隗部和楮特奥隗部以室韦为主的突吕不室韦部、涅剌拏古部以达鲁虢为主的品达鲁虢部和以于骨里（乌古）为主的乌古涅剌部和图鲁部。 1《辽史》卷45《百官志》一称：辽太祖“有英雄之志者三：任国舅以耦皇族崇乙室以抗奚王列二院以制遥辇。” 1《辽史》卷74《韩延徽传》；《新五代史》卷72《四夷附录》一也载：“阿保机率汉人耕种为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度汉人安之不复思归。” 的投下州县这是辽朝投下军州的滥觞。建国和灭渤海后仍不断有汉人和渤海人进入草原作为国家地方政权机构的州县也逐渐建立起来成为治理定居农业人口的地方政权组织形式。 在安置汉人的同时草原上的城镇也逐渐建立起来出现了一些作为手工业和商业中心的城市。如果说早期的投下军州是安置汉人的一种措施那么建国以后阿保机则是更自觉更有意识地使其统治方式兼顾契丹等游牧人口与汉、渤海等农业人口使辽朝成为兼治蕃汉的政权了。这一转变的重要表现之一是兴建皇都。神册三年（918）阿保机以汉人康默记为版筑使在西楼之地修建都城即后来的上京。上京虽坐落在契丹人活动的中心却是一座兼具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特色的城市。皇都虽在太宗时有所扩建但其基本形制在阿保机时已经奠定。全城分南北两部分北面为皇城建有宫殿、衙署、寺庙西北部除寺庙和窑址外其空旷地当是契丹贵族安扎帐篷的所在。南城为汉人、渤海人和回鹘人居住之地除少量官署和寺庙外主要是民居和作坊并建有留居使臣的馆驿和停住回鹘商人的回鹘营。皇都这一设计特色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阿保机对汉、渤海、回鹘等文化兼收并蓄的态度。政权的建立和大批汉人、渤海人进入草原中心地区使辽朝社会生了重大变化契丹固有的体制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阿保机在建国的过程中及建国后不断制定一些新制度、新措施以完善其统治机构。他除了按传统方式任命效忠于己的本族和妻族子弟为南北府宰相和惕隐以控制契丹诸部外又积极网罗汉族将领和士人协助他治理所俘汉人。韩延徽、韩知古、康默记等在制定礼仪、法令和外交等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 平定诸弟之乱后阿保机开始制定一系列制度和礼仪。913年定吉凶仪。918年建孔子庙。921年诏定法律正班爵。同时不断调整契丹部落组织和任命必要的官员以完善其统治机构。 对于逃入和俘获的汉人、渤海人阿保机并没有强令他们改变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在设立州县的同时在朝廷也设置了管理汉人事务的汉儿司任命韩知古总知汉儿司事兼掌诸国礼仪。辽政权自建立之日起就使汉制与草原行国体制并存为日后胡汉分治的南北面官制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创制文字展草原文化阿保机与一些契丹贵族人士多通晓汉语文对中原政治、军事形势有一定了解重视吸收中原统治阶级的治国经验、教训学习汉文化。但这并不影响他对游牧经济和草原文化的重视特别是对契丹人固有的勇武精神的继承和扬。因此他虽通晓汉语却“历口不敢言惧部人效我令士兵怯弱故也”1。他以后唐庄宗李存勗失败的教训为戒激励自己“举家断酒解放鹰犬休罢乐官”2。 为了便于草原牧业文化的传播和政令的推行也为了提高契丹人的民族精神和文化修养他命耶律突吕不和耶律鲁不古等参照汉字制定了契丹大字于神册五年（92o）颁布推行。此后因用大字记录契丹语有种种不便又令皇弟迭剌参照回鹘字创制了契丹小字小字为拼音文字“数少而该贯”1《旧五代史》卷137《契丹传》。 2《旧五代史》卷137《契丹传》。 3成为与汉字和契丹大字并行的辽朝官私通用文字并一直使用到金章宗时对契丹和辽朝文化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今天虽然用契丹字书写的文献已不复存在但用契丹大、小字镌刻的碑铭却不断被现是契丹民族文化和辽朝文化的历史见证。 阿保机以其卓越的军事、政治才干在部落联盟的废墟上建立了国家政权统一了中国北疆的大片领土和处于分散状态下的草原各游牧民族促进了契丹民族和北方各游牧、渔猎民族的展加了北方诸民族的历史展进程。 第二节述律后建国有勋述律后（879—953）名平小字月理朵。太祖神册元年立为应天大明地皇后。太宗天显二年（927）尊为应天皇太后。会同元年（947）尊为“广德至仁昭烈崇简应天皇太后”。穆宗应历三年（953）死享年75岁谥“贞烈”。兴宗重熙二十一年更谥“淳钦”。 述律家族的祖先本为回鹘人月理朵曾祖魏宁初为舍利（郎君）1祖父慎思官任梅里（又作“梅禄”、“密禄”、“媚禄”、“杯禄”、“不亦鲁黑”等）父月椀（又作容我）先后为梅里和阿札割只2。月椀娶耶律氏女、阿保机姑为妻生女月理朵。 契丹贵族间盛行姑舅表婚姻月理朵既长遂与舅撒剌的之子阿保机结婚。她“勇决多权变阿保机行兵御众述律后（月理朵）常预其谋”3对阿保机的事业有着重要的襄助之功。据说月理朵曾见地神于潢水与土河合流处后者竟仓猝避开故童谣称“青牛妪曾避路”1于是她就成了地神的化身在契丹社会军事、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更增加了神秘色彩。平时她积极为阿保机网罗人才成就大业。辽朝佐命功臣之一的韩延徽就是由她荐举入仕的。阿保机出征她则经常统兵居守后方。913年诸弟剌葛、寅底石引兵犯行宫时是她命人从叛军手中夺回了象征权力的旗鼓。当阿保机的权力受到挑战时是她为之出谋划策制服部落领的。她的同母异父兄敌鲁和弟阿古只等也全力支持耶律阿保机她的家族在阿保机变家为国的军政活动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而也就成了辽朝仅次于四帐皇族的契丹权贵。 阿保机建国后作为地皇后她在军政事务中的作用和影响更大了。阿3《辽史》卷64《皇子表》。 1舍利为契丹贵族子弟无官职而勇武者的称号参见李桂芝：《契丹郎君考》《民大史学》第1期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2梅里（buiruq）为突厥官号或为统兵官或为皇家总管前后职掌有所不同。参见韩儒林《突厥官号考释》载《穹庐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阿札割只为遥辇氏联盟时官职辽建国后并入枢密院。3《资治通鉴》卷269后梁均王贞明二年。 1《辽史》卷71《太祖淳钦皇后述律氏传》。又契丹人中一古老传说称“古昔相传：有男子乘白马浮土河而下复有一妇人乘小车驾灰色之牛浮潢水而下遇于木叶之山顾合流之水与为夫妇此其始祖也。”见叶隆礼撰贾敬颜、林荣贵点校：《契丹国志·契丹国初兴风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保机出征她居守大帐保护后方之际“摘蕃汉精锐为属珊军”2组建了个人的武装力量建立了个人的宫卫蒲盌斡鲁朵（长宁宫）。阿保机北征述律后留守之际“黄头、臭泊二室韦乘虚合兵掠之；述律后知之勒兵以待其至奋击大破之由是名震诸夷”3。除统兵作战外述律后也常常参与阿保机用兵方略的制定。吴王尝向契丹进猛火油可用于攻城。阿保机拟选兵攻幽州以试猛火油的威力述律后力阻其行并提出了骚扰幽州的策略。阿保机在神册二年、六年两次南进失败后终于采纳了她的意见并取得了预期的效果1。此后“其平渤海后与有谋”2。 偏于守旧、重牧轻农但是在治理国家的政治倾向上述律后是偏于守旧的；在经济思想上她是重牧轻农的她的一系列主张都反映了这一倾向。 天赞四年（925）十二月述律后随从阿保机亲征渤海。天显元年（926）七月阿保机死于扶余府述律后称制权决军国事奉阿保机灵柩返回上京。阿保机既葬她于天显二年十一月亲自主持召开了契丹贵族大会推举继承人。 从阿保机即位时立耶律倍为皇太子的决策看他是准备按中原传统行嫡长子继承制的。但灭渤海后他却改渤海为东丹“册皇太子倍为人皇王以主之”3又按游牧民族传统将耶律倍分封在东丹。这一转变当是述律后施加影响的结果。《辽史·太祖淳钦皇后述律氏传》载：“初太祖尝谓太宗必兴我家后欲令皇太子倍避之太祖册倍为东丹王。太祖崩太宗立东丹王避之唐。”显然将太子倍分封在东丹正是皇后的意图。而阿保机死后按照游牧社会的传统在新皇即位之前政权由皇后权摄。皇位继承人由贵族大会推举。述律后以摄政皇后的身份有权主持召开推举新皇帝的贵族大会并能利用其地位与影响按照自己的意愿确定继承人1。 2《辽史》卷35《兵卫志》中。 3《资治通鉴》卷269后梁均王贞明二年。黄头室韦为室韦中的强部。臭泊《辽史》中又作术不姑、述不姑、直不姑、直不古、阻卜是契丹人对室韦系统蒙古语族各游牧部族的泛称。1述律后反对轻易向幽州用兵她的策略是：“以三千骑伏其旁掠其四野使城中无食不过数年城自困矣。”她担心轻易用兵“万一不胜为中国笑吾部落亦解体矣。”此后契丹对幽州便采取了“抄掠馈运”的策略使“幽州食不支半年”。参见《辽史·太祖淳钦皇后述律氏传》《资治通鉴·后梁纪》四、《后唐纪》一。 2《辽史》卷71《太祖淳钦皇后述律氏传》。 3《辽史》卷2《太祖纪》下。 1关于这次推举新皇帝的贵族大会《资治通鉴》卷275后唐明宗天成元年有一段具体生动的描述“契丹述律后爱中子德光欲立之命与突欲（即太子倍）俱乘马立帐前谓诸酋长曰：‘二子吾皆爱之莫知所立汝曹择可立者执其辔。’酋长知其意争执德光辔欢跃曰：‘愿事元帅太子。’后曰：‘众之所欲吾安敢违？’遂立之为天皇王。突欲愠帅数百骑欲奔唐为逻者所遏；述律后不罪遣归东丹。”可见太宗之立确是由述律后主持的贵族大会决定的。《辽史》中的有关记载隐去了这次大会的实情或是因原始资料不全或是出于为尊者讳的目的。《太宗纪》称“人皇王倍率群臣请于后曰：‘皇子大元帅勋望中外攸属宜承大统。’后从之。”似乎此议是由太子倍与群臣共同提出述律后仅是俯循舆情而已。其实不然这次的权力交接不但引起了当时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而且为此后皇室内部的权力对这次权力交接中的斗争《辽史》没有明确的记录似乎是在很平稳正常的情况下进行的其实不然。述律后的意见并不为全体契丹贵族所认可反对者大有人在。对于持不同意见者述律后采取其一贯的作法以阴谋狡诈的手段残酷地予以惩治和镇压。 阿保机在世时曾命三子采薪“太宗不择而取最先至；人皇王取其干者束而归后至；李胡取少而弃多既至袖手而立。太祖曰：‘长巧而次成少不及也。’”2可见东丹王耶律倍与大元帅耶律德光各有所长皆可有所作为。倍“通阴阳知音律精医药、砭焫之术。工辽、汉文章”3仰慕汉文化主张以孔子的儒家思想为治国之术。可能正是这一点不为其母所喜。他与耶律德光在契丹贵族中都有一批拥护者。述律后为贯彻自己的意图利用契丹的人殉旧俗以残酷的手段打击耶律倍的支持者。在主持阿保机丧葬仪式时她以“为我达语于先帝”的借口令一些不易驾驭的人为阿保机殉葬“前后所杀以百数”。最后轮到平州汉人赵思温思温不肯行。述律后说：“汝事先帝亲近何为不行？”思温答以“亲近莫如后后行臣则继之。”述律后以“诸子幼弱国家无主不得往耳”为辞并不得已“断右腕纳于柩”1。这就是“太后断腕”的背景。后来述律后便以“断腕太后”著称于史。《辽史》称其“欲以身殉亲戚百官力谏因断右腕纳于柩”的记录与史实恐未必相符。 耶律德光即位述律氏为太后一如既往地参与朝政权力和地位并无丝毫削弱。这一地位既是由她个人的条件也是由游牧社会的传统所决定的。她“简重果断有雄略”2在契丹贵族中有一定的影响和威望；而在游牧社会中女性参与军国大事决策并不像中原王朝那样受到非难；耶律德光皇后也出自述律家族为其弟室鲁之女述律家族在辽朝是一个实力和威望不在宗室之下的契丹家族这是她行使权力、施加影响的强大后盾；耶律德光又是她亲自选立的因此在太宗朝她依然是炙手可热的人物。史称耶律德光“性孝谨母病不食亦不食尝侍于母前应对或不称旨母扬眉而视之辄惧而趋避非复召不敢见也”1。这固然是耶律德光的天性但母后的权威与舅氏的势力也是他不能不顾忌的客观原因2。 由于述律后倾向于维护契丹故俗又偏爱幼子李胡所以耶律德光立李胡为皇太弟和天下兵马大元帅的决定极有可能是在她的影响下做出的3。斗争埋下了无穷隐患。 2《辽史》卷72《章肃皇帝传》。 3《辽史》卷72《义宗倍传》。 1参见《契丹国志》卷13《太祖述律皇后》、《辽史·太祖淳钦皇后述律氏传》。《资治通鉴》卷273所载与此小异“述律后召诸将及酋长难制者之妻谓曰：‘我今寡居汝不可不效我。’又集其夫泣问曰：‘汝思先帝乎？’对曰：‘受先帝恩岂得不思！’曰：‘果思之宜往见之。’遂杀之。”2《辽史》卷71《太祖淳钦皇后述律氏传》。 1《资治通鉴·后唐纪》四、《契丹国志·太宗嗣圣皇帝上》。 2据《资治通鉴》卷286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载耶律德光灭晋后于天福十二年（辽大同元年947）三月召晋百官告以将北归“省太后”晋群臣请迎太后“契丹主曰：‘太后族大如古柏根不可移也。’”形象地说明了述律后及其家族在辽朝政治生活中的地位。 3契丹在部落联盟时期领由世选产生。述律太后作为游牧社会传统的代表人物极有可能提出立李胡的主张。耶律德光之立既得益于述律氏的态度和古老的传统在做了皇帝后虽想改变旧制以己子继承皇在辽朝是否应南下中原的问题上述律后与阿保机、耶律德光存在意见分歧。她只满足于对草原诸游牧部落的统治对向农业区深入缺乏热情。当阿保机应卢文进之约动幽州之战时述律后就持反对态度她说：“吾有西楼羊马之富其乐不可胜穷也何必劳师远出以乘危徼利乎！吾闻晋王用兵天下莫敌脱有危败悔之何及？”4故而她对中原用兵的目的还仅仅停留在骚扰和掠夺上没有将农业区纳入统治范围的高瞻远瞩。耶律德光即位后继承阿保机遗志始终不忘谋求南下参与中原事务的机会以期将疆域扩展至黄河以北。他在这方面的行动也不时受到述律太后的牵制。当他准备应石敬瑭之约领兵南下时也不得不借助于神的启示1。兵行之际太后又反复叮咛再三告诫2。当他灭晋回军病死栾城遗体运回上京之际太后不哭也不立即主持丧要“待诸部宁一如故”3才肯为之举行葬礼。被幽禁至死耶律德光死后述律太后依然准备依契丹故俗和她个人的意愿立幼子李胡为帝。但李胡暴戾残忍不得人心。述律太后自舍东丹王立耶律德光以来也在契丹贵族中造成了不和。一些因拥立东丹王而被杀的诸贵族的子弟既已长成自立他们决心对辽朝皇位继承施加影响以削弱太后的势力。于是以南院大王耶律吼、北院大王耶律洼和直宿卫耶律安抟等为的契丹贵族在军中立东丹王之子耶律阮为帝4。遣使上京报告述律太后同时兵北归。述律太后大怒她说：“我儿南征东讨有大功业其子在我侧者当立。汝父弃我走投外国乃大逆人也岂得立逆人之子为帝乎？”1遂遣李胡领兵逆击以随石重贵北迁的故晋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李彦韬为排阵使与耶律阮军隔潢水而阵这场皇位争夺战大有演变成武装冲突之势。但李彦韬阵前向耶律阮军迎降李胡兵败。惕隐耶律屋质乘势劝太后与耶律阮议和。述律太后鉴于阿保机时诸弟之乱给契丹社会造成的重大创伤尚未平复的教训勉强同意立耶律阮为帝。但她依然不甘心失去左右国家军政大事的权力仍然策划废耶律阮而立李胡。事觉被幽禁在祖州阿保机墓所最终死于幽禁之所。 位也决不敢贸然行事。慑于太后的威势和守旧势力的影响他可能不得不暂时屈从于述律氏的主张。4《资治通鉴》卷271后梁均王龙德元年。 1耶律德光拟出兵助石敬瑭时恐述律后不允曾假托梦见神人“令送石郎为中国帝”。参见《资治通鉴》卷28o后晋高祖天福元年、《辽史》卷37《地理志》一。 2《资治通鉴》卷28o后晋高祖天福元年记载了述律太后与赵德钧的一段谈话述律称：“吾儿将行吾戒之曰：‘赵大王若引兵北向渝关亟需引归太原不可救也。’”又问赵德钧“太原今属谁？”德钧对称“属太后。”也可见述律太后在辽朝的地位并不在皇帝之下。 3《资治通鉴》卷286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 4参见《辽史》卷77《耶律吼传》、《耶律洼传》、《耶律安抟传》。安抟之父迭里为南院夷离堇“太祖崩淳钦皇后称制欲以大元帅嗣位。迭里建言帝位宜先嫡长；今东丹王赴朝当立。以党附东丹王诏下狱加以炮烙。不伏杀之籍其家。”及耶律阮立“太后问安抟曰：‘吾与汝有何隙？’安抟以父死为对太后默然。”可见耶律阮之立是辽朝自东丹失位以来争夺皇权斗争的继续是述律太后以己意擅行废立造成的直接后果。 1《契丹国志》卷4《世宗天授皇帝》。 第十五章辽太宗耶律德光（9o2—947）即辽太宗契丹名尧骨辽太祖次子。天赞元年（922）任天下兵马大元帅领兵略蓟北下平州降胡逊奚南攻镇、定。天赞三年从阿保机北伐、西征破阻卜、于厥里（乌古）诸部定党项取回鹘单于城（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哈喇八喇哈孙）等役所在皆有功。天赞四年从阿保机出兵灭渤海。天显元年（926）一月与南府宰相耶律苏、南院夷离堇迭里、北院夷离堇斜涅赤围渤海忽汗城（今黑龙江宁安东京城）渤海国王出降。五月讨平降而复叛的渤海南海、定理二府。 天显二年十一月在由其母述律后主持的契丹贵族大会上被推举为皇帝行柴册礼即位1号嗣圣皇帝。大同元年（947）四月灭晋回军途中病死于栾城（今属河北）享年46岁。庙号太宗谥孝武皇帝重熙二十一年增谥孝武惠文皇帝。 耶律德光继承阿保机遗志一方面继续完善统治制度巩固契丹政权；一方面继续对外征伐扩张疆土。 第一节排挤政敌巩固权位耶律德光是在述律后主持之下取代其兄太子耶律倍继承皇位的。耶律倍对这样的安排自然不满契丹诸贵族意见也有分歧。因此他即位后便着手巩固自己的地位。 即位之初“阅近侍诸班”“阅北剋兵籍”“阅南剋兵籍”“阅皮室、拽刺、墨离三军”1是加强对诸军控制的步骤。而人皇王耶律倍的东丹国更是他要加意防范的对象。耶律倍统治了原渤海国的大片领土北至松花江流域南至鸭绿江流域物产丰富居民文化素质也较高。在耶律倍管辖下它的展将对耶律德光的契丹政权形成威胁。因此天显三年他乘耶律倍离开其国留居皇都期间采纳东丹国相耶律羽之的建议“迁东丹之民以实东平”“升东平为南京”2。此举虽有防渤海为乱的意图恐亦有缩小东丹国规模迁东丹于近地便于牵制的个人因素。 天显四年八月、十月耶律德光在南京和皇都两次“幸人皇王第”这或是为安抚耶律倍或是为了掌握他的情况以便对他采取必要的监控措施。总之这如果不是兄弟间亲密无间的反映则必定是矛盾加深的表现。而在耶律倍留居皇都期间耶律德光又只身前往南京也极有可能是在做剥夺耶律倍治国权力割断他与其封国关系的安排。五年册皇弟李胡为皇太弟此举虽然可能出自太后也是对耶律倍的又一次沉重打击。人皇王耶律倍归国前耶律德光“宴人皇王僚属于便殿”可能也是在做加强对他的控制与监视的工作。归国不久又下诏“以舍利普宁抚慰人皇王”“诏置人皇王仪卫”都明显地暴露了耶律德光加强了对其兄监控的意图。两个月后耶律倍浮海投奔后唐则是失去权力的耶律倍所能采取的最后措施。至此耶1柴册礼为契丹遥辇氏联盟领阻午可汗时制定的可汗即位典礼即所谓燔柴告天仪式。详见《辽史》卷49《礼志》一。 1《辽史》卷3《太宗纪》上。 2参见《辽史》卷75《耶律羽之传》、《辽史》卷3《太宗纪》上。 律德光除掉了来自东丹王耶律倍的威胁巩固了自己的权位。 第二节继续争战中原伺机开拓疆土辽朝统治者虽然主观上有插手中原事务进而将统治范围推进到黄河以北的主观愿望并不时侵扰与之相邻的燕云地区但进一步向南展势力客观上却不得不利用割据势力间的矛盾和冲突伺机而动。自阿保机以来他们惯用的手法就是应中原某些割据势力之邀援助一方与另一方对抗。阿保机时曾配合卢文进、王郁、张文礼进军涿、定诸州境均无功。耶律德光继其未竟之业继续等待时机参与中原割据势力间的斗争。天显三年（928）后唐义武军节度使兼中书令王都因谋求更大的权力被明宗削夺官爵遭到讨伐遂通过奚秃里（又作“秃馁”汉译“太尉”）铁剌向契丹求援给契丹南下参与中原事务提供了又一次机会。耶律德光遂命铁刺率军前往援救并6续派出契丹军增援。但契丹军每每失利兵士战死和被俘者数千人领数十人被俘。天显五年东丹王耶律倍又投奔后唐。后唐明宗在位期间中原比较稳定耶律德光的军政目标还难以实现于是他一面不断派兵攻打云中等郡县一面加强了与后唐的政治交涉。 936年（契丹天显十一年后晋天福元年）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与末帝李从珂互生猜忌欲夺后唐以代之遣使向契丹求援约事成之日割卢龙一道及雁门以北称臣以父礼事耶律德光为耶律德光提供了又一次干预中原事务的机会。于是耶律德光应石敬瑭之约亲率5万大军援助石敬瑭立石敬瑭为大晋皇帝。按照协议晋将幽、蓟、瀛、莫、涿、檀、顺、新、妫、儒、武、云、应、寰、朔、蔚十六州割与契丹每年向契丹输帛3o万匹。938年（契丹会同元年后晋天福三年）晋使至辽“奉表称臣谓契丹主为父皇帝”1献十六州图籍上述律太后尊号为“广德至仁昭烈崇简应天皇太后”耶律德光尊号为“睿文神武法天启运明德章信至道广敬昭孝嗣圣皇帝”。通过援立石敬瑭契丹不但使中原政权成为附庸而且将燕云十六州纳入自己的直接管理之下。 十六州的并入对契丹政权有着重要和深远的意义。从此它不但统治了俘获和流亡到草原的汉人而且直接统治了汉地。达的农业为契丹政权提供了丰富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增强了契丹社会的经济实力；先进的汉文化对契丹社会的影响更加直接；同时契丹统治者也直接面临着如何统治以汉人为主体的农业区的问题。 晋高祖在位的七年中契丹与晋关系良好对中原局势的稳定和契丹社会的展都产生了积极作用。会同五年（943）晋高祖死群臣立石重贵为帝对契丹称孙而不称臣。契丹遣使责问晋臣出语不逊激起了耶律德光的不满；契丹卢龙节度使赵延寿欲代晋为中原皇帝乘机鼓动对晋用兵；晋平卢节度使杨光远又密通契丹告以“晋主负德违盟境内大饥公私困竭乘此际攻之一举可取”1再一次激了耶律德光南下的政治热情。会同六年底他下令“赵延寿、赵延昭、安端、解里等由沧、恒、易、定分道而进1《资治通鉴》卷281后晋高祖天福三年。 1《资治通鉴》卷283后晋齐王天福八年。 大军继之”2同时又遣将从雁门南下动了与晋争夺中原的战争。 自会同七年（944）至九年经过了三年的征伐晋北面行营招讨使杜重威以2o万军不战而降晋军主力丧失殆尽。晋帝自焚不果上降表耶律德光终于实现了自其父以来占有黄河以北地区的愿望。于是他改会同十年为大同元年改契丹国号为大辽以镇州为中京以赵延寿为中京留守。显然耶律德光心目中的大辽是将晋朝统治地区包括在内的。但是由于契丹军队的掠夺激起了中原汉人的顽强抵抗刘知远又在太原称帝耶律德光在任命了各州郡节度使后便于大同元年四月撤军北归在回军途中病死。东丹王之子耶律阮（契丹名兀欲）在军中被诸将拥立为帝此即辽世宗。耶律阮北归后与其祖母述律氏为争夺政权几乎酿成一场武装冲突留守中原的契丹军心也生了动摇。 耶律德光北归后汉人节度使相继叛辽或自立或附汉。各地人民也纷纷起事杀辽官袭击契丹军。留守汴州的宣武军节度使萧翰和其他留守中原的契丹军将也擅自北归耶律德光经三年鏖战所得的中原晋地乃为北汉和后周所有辽朝并未能享受到胜利果实。 灭晋战争的胜利除依靠契丹骑兵的军事优势外耶律德光也充分利用投靠契丹的汉官的政治野心和晋朝官僚将领间的矛盾。先他利用赵延寿谋求取代晋帝为中原皇帝的野心充分调动了赵延寿的灭晋积极性使他充当灭晋的急先锋1；同时他对晋朝内部的情况也有相当深入的了解2也随时注意利用晋朝将领间的矛盾以分化和拉拢的手段使之为己所用3。这样就增加了自己的力量削弱了晋军的战斗力。当然这一切都得益于他们对中原情况的了解和熟悉。 契丹骑兵虽勇武善战但他们所面对的却是人数、武器装备远胜于己且2《辽史》卷4《太宗纪》下。 1用兵之初耶律德光将山后和卢龙兵5万人交与赵延寿统领并“委延寿经略中国曰：‘若得之当立汝为帝。’又常指延寿谓晋人曰：‘此汝主也。’延寿信之由是为契丹尽力画取中国之策”；辽中路军的胜利多由延寿之力故耶律德光回南京整军期间诸将多受责罚唯赵延寿得免；契丹军再次南下时延寿又以诈降配合。可见赵延寿在灭晋之役中是何等卖力。但晋朝灭亡后耶律德光任官遣将却绝口不提先前的承诺赵延寿不得已求为太子也被拒绝。耶律德光竟冠冕堂皇地说：“我于燕王虽割吾肉有用于燕王吾无所爱。然吾闻皇太子当以天子儿为之岂燕王所可为也”；当张砺奏拟赵延寿为中京留守、大丞相、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枢密使时他却取笔涂去“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此足以看出耶律德光在用人行政上不但很有主见而且与其父一样善于权变。参见《资治通鉴》卷283、284、286。 2辽晋宗藩关系的确立加强了双方的交往和联系；辽朝统治集团中有相当数目的汉官；末帝时晋臣中也不乏通辽者；最根本的是辽自阿保机、耶律德光以来一直不曾放弃占有黄河以北的军政目标故辽朝统治者对中原的情况一向关心也随时注意搜集有关情报。故灭晋后耶律德光“每谓晋臣曰：‘中国事我皆知之吾国事汝曹不知也。’” 3契丹南下杨光远即与之配合；贝州军校邵珂为之提供贝州军情；太原节度使刘知远则身为北面行营都统却按兵不动“慎事自守”。杜重威统率晋军主力畏敌怯战且有降意耶律德光又以中原相许以坚其降志他说：“赵延寿威望素浅恐不能帝中国汝果降者当以汝为之。”重威果降晋朝大势亦去。杜重威既降耶律德光又遣赵延寿“衣褚袍至晋营慰抚士卒曰：‘彼皆汝物也。’杜威以下皆迎谒于马前亦以褚袍衣威以示晋军其实皆戏之也。”见《资治通鉴》卷285。看来不论是对赵延寿还是对杜重威耶律德光的许诺皆无真意不过是利用他们的野心为自己的军政目的服务罢了。占有地利优势的晋军。初期契丹军屡屡失利战争进行得十分艰苦耶律德光不得不三次征兵和调整作战部署。会同七年契丹军三路南下耶律德光自领中军主力以赵延寿为先锋。但西路在太原、雁门受阻东路初获小胜继而失利只有中路长驱直入无功而还。 会同八年第二次大举南下又为晋将皇甫遇、慕容彦、李守贞、符彦卿等所败。国内人畜多死诸部厌战。时晋又遣使求和太后也力促议和班兵。但耶律德光依然坚持“割镇、定两道隶我则可和”1。 会同九年十一月再次南下。主力自易、定趋恒州。利用杜重威怯懦不敢战的弱点以大军与杜重威夹滹沱河列阵遣将出晋军之后断其粮道及归路。同时以中原皇帝的高位向杜重威诱降终于扭转了战局取得了灭晋之役的胜利。它不仅表现了耶律德光坚韧不拔的毅力也体现了他拓土开疆、占有中原的意志和决心。 在灭晋的前后也不断遣将继续征乌古、党项、吐谷浑等巩固辽朝对这些部族的控制。 第三节奠定统治基础将渤海人迁往辽东是耶律德光削弱耶律倍势力的第一步。耶律倍投奔中原朝廷又以耶律倍妃主东丹国事同时更进一步加强了对其封地和属民的控制。原来的东丹国实际上是游牧政权中的亲王封国有着相当大的独立性可自建国号、年号可直接遣使与周边其他政权交往；每年向朝廷贡纳布15万端、马千匹；宰相以下百官可自行除授。耶律倍妃主东丹后朝廷于天显六年置中台省于南京加强了对东丹封国南京地区事务的直接干预。契丹自建国以来治下就有相当数目的汉官与汉民。汉官曾为政权的建立与国家的治理出谋划策汉民对草原地区经济文化的展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们的生产劳动与社会实践对草原地区的政治、经济形势产生了一定影响。这种影响又通过契丹统治者治国的方针、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契丹社会和契丹政权的面貌。 阿保机时期为治理汉人和展农业生产曾设立汉儿司管理汉人事宜。十六州入契丹后耶律德光没有改变燕云地区的经济基础和治理方式“公卿庶官皆仿中国参用中国之人”以赵思温为南京留守；赵延寿为枢密使后改政事令；以张砺为翰林学士。从而开创了辽朝南北面官制的先河。会同元年后晋献十六州图籍。耶律德光以此为契机对统治机构进行了较大的调整以皇都为上京府曰临潢。升幽州为南京南京为东京。改新州为奉圣州武州为归化州。升北、南二院及乙室夷离堇为王。以主簿为令以令为刺史刺史为节度使二部梯里已为司徒达刺干为副使麻都不为县令县达刺干为马步。置宣徽、閤门使控鹤、客省、御史大夫、中丞、侍御、判官、文班牙署、诸宫院世烛马群、遥辇世烛南北府、国舅帐郎君官为敞史诸部宰相、节度使帐为司空二室韦闼林为仆射鹰房、监冶等局官长为详稳1。 上京居于契丹各游牧部落之中除作为都城具有崇高的地位外临潢府1《资治通鉴》卷284后晋齐王开运二年。 1《辽史》卷4《太宗纪》下。 又是治理迁入这一地区的汉人和渤海人的机构。东京辽阳府与南京析津府并列为两大地区行政中心从而使东京地区与南京地区一样成为辽朝治下的两大行政区域为日后辽分全国为五道奠定了基础。通过这一调整将东丹封国改由辽朝的道、府等地方行政机构管辖事实上剥夺了耶律倍的封国。虽然耶律德光主观上是从加强个人的地位和权力做出这一调整的客观上却有利于辽朝对地方的控制有力地防止和避免了封国的分裂趋势。 官号的改变实际上就是对官制的局部调整将北、南二院和乙室部领由夷离堇改为大王使北、南二府和乙室部地位提高。北、南二府的领出自皇族乙室部与耶律氏所从出的原迭刺部关系密切他们与二国舅帐是契丹人中的核心部落。前此为了笼络奚人贵族阿保机时曾以奚人上层为奚王统领奚人各部；耶律德光天显十年又以皇太后父族及母前夫之族二帐并为国舅置尚父统领。二院皇族设王府可以抗衡二国舅帐乙室部建王府可牵制奚王。于是皇族二院、二国舅、乙室部和奚王府在契丹政权内既是为辽政权镇守一方的强部又是互相制约的力量。 朝官中增加了一些汉官职位诸部中的某些契丹官名也改为汉官名目。 可以说这次调整总的趋势是汉制成分的增加。 第四节学习汉文化总结和积累治国经验在阿保机网罗汉士、借鉴中原统治经验的基础上耶律德光继续留意广泛搜罗蕃汉人才、学习中原文化和积累、总结治国经验。 即位之初耶律德光即下诏“选遥辇九帐子弟可任官者”1。会同初得燕云十六州曾以汉士平素所习之业选拔汉士治理汉地得名臣室昉等。会同三年“东京宰相耶律羽之言渤海相大素贤不法诏僚佐部民举有才德者代之”2。五年又下诏求直言选拔有才识者果奏对称旨则可擢置高位3表明了广泛延揽人才的愿望。 灭后唐援后晋之役得后唐掌书记张砺。耶律德光对他格外重视以其人才不可多得令手下人妥善照应。张砺感奋亦以忠直事耶律德光。“太宗见砺刚直擢翰林学士。砺临事必尽言无所避上益重之”4。灭后晋之后又以张砺为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张砺能言人所不敢言5耶律德光对他虽未必言听计从但他毕竟能使契丹统治者听到来自汉官的建议和呼声这对他的统治无疑是十分有益的。 耶律德光重视农业生产留意积累治国经验。特别是得燕云十六州后他更重视展农业生产。不以游幸妨农时禁止扈从扰民和行军践踏禾稼。不但保护十六州地区的农业生产也在适宜于耕种的草原地区展农业。会1《辽史》卷3《太宗纪》上。 2《辽史》卷4《太宗纪》下。 3参见《辽史》卷113《耶律海思传》。 4《辽史》卷76《张砺传》。 5灭后晋之役取得胜利张砺曾向耶律德光进言称：“今大辽已得天下中国将相宜用中国人为之不宜用北人及左右近习。苟政令乖失则人心不服虽得之犹将失之。”耶律德光当时虽没有采纳他的建议但他未必没有考虑这一建议。故而后来北归时耶律德光才会做出了此行有“三失”的总结。《辽史》卷76《张砺传》、《资治通鉴》卷285。 同二年（939）以乌古部水草肥美诏北、南院徙三石烈户居之。三年赐于谐里河、胪朐河近地为农田使契丹人也能从事农业生产。又诏有司教民播种纺绩展契丹社会的手工业。 他关注社会稳定整顿赋役制度惩治不法官僚。思奴古多里、乙室部大王和南王府二刺史等都曾因盗窃官物、摊派赋调不均和贪蠹而受到惩罚。为减轻部民负担罢北、南二府民上供及宰相、节度诸赋役非旧制者。他也能借鉴中原统治者的治国经验吸收中原封建礼仪制度和思想观念。 会同元年诏建日月四时堂图写古帝王事于两庑表现出学习和吸收中原统治者治国行事经验的意向。 会同三年至燕行入阁礼在礼仪制度上吸收汉制；除姊亡妹续之法以法令方式改变契丹社会的婚姻旧俗；诏契丹人授汉官者从汉仪听与汉人婚姻不但为契丹人与汉人间的相互影响和学习创造了条件而且为南面官制的展增添了新的内容。 尽管耶律德光对中原情况有一定了解但亲身南下与后晋争夺中原的战争实践却使他增加了更多的感性认识。不但他亲眼看到了中原文物之盛眼界大开同时也亲身体验了统治与治理中原的不易。 灭后晋后为了安抚百官和军民他“诏晋文武群官一切如故；朝廷制度并用汉礼”1。他希望从此以后罢兵安民不事征伐。进入汴京时遣通事谕百姓说：“我亦人也汝曹勿惧会当使汝曹苏息。”当然他也不忘收买中原人心转移民众对他所动的这场战争的不满竟称“我无心南来汉兵引我至此耳！”入晋宫召集百官时他“改服中国衣冠百官起居皆如旧制”对群臣宣布“自今不修甲兵不市战马轻赋省役天下太平矣”。并任命了一批汉官主持汉地事务。但是对中原的治理他并没有成熟的意见依然遵循立后晋的作法“欲择一人君之”。而晋朝降臣不敢另立新君声称“夷、夏之心皆愿推戴皇帝”。耶律德光自认为他的军事、政治目标已经达到他也就成了夷夏共主从此可安享太平了于是下诏“自今节度使、刺史毋得置牙兵市战马”。他“服通天冠绛纱袍登正殿设乐悬、仪卫于廷。百官朝贺华人皆华服胡人皆胡服立于文武班中间”。耶律德光本人改着汉服说明他与其父兄一样能积极吸收汉文化。他们的这一倾向对后世辽朝诸帝和贵族、百官都产生了积极影响。辽朝皇帝和南面官着汉服皇后和北面官着胡服的制度可能也自此开始形成。 但是契丹社会的传统习俗不可能在一朝一夕中改变。辽军无辎重粮饷所到之处“纵胡骑打草谷；又多以其子弟及亲信左右为节度使、刺史不通政事华人之狡狯者多往依其麾下教之妄作威福掊敛货财民不堪命”2。为了犒赏契丹骑兵耶律德光令后晋降臣征括州县财物激起了百姓的不满和社会动荡。面对汉地军民的反抗和无赖之徒聚众为盗耶律德光无力稳定其在中原的统治无可奈何地出了“我不知中国之人难制如此”1的感叹。并因不服中原水土眷恋游牧生活遂于大同元年四月北归。沿途他看到了战争造成的社会残破听到了中原军民反抗的消息反省和总结了这次军事行动的教训他说：“我有三失宜天下之叛我也！诸道括钱一失也；1《资治通鉴》卷285后晋齐王开运三年。 2《资治通鉴》卷286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 1《资治通鉴》卷286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 令上国人打草谷二失也；不早遣诸节度使还镇三失也。”对治理中原也有了一些初步想法他致信皇太弟称：“夙夜思之制之之术惟推心庶僚、和协军情、抚绥百姓三者而已。”2这一总结说明耶律德光在戎马倥偬之际仍时时以国事为心在新的环境中新的条件下对待新问题能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并及时思考解决办法。可惜天不予其时回军途中病死于栾城使他未能亲自将经三年征战和认真思索总结出的治国方针付诸实施。 2《资治通鉴》卷286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辽史》卷4《太宗纪》下。第十六章耶律曷鲁耶律屋质第一节耶律曷鲁拥戴太祖功居位耶律曷鲁（872—918）字控温一字洪隐辽太祖阿保机族兄弟也是其主要拥戴者在阿保机二十一功臣中位居位被喻为“心”。 曷鲁与阿保机同龄1二人自幼交游情好甚笃既长又易裘马为友。从父释鲁认为二人是耶律家族的希望所在2。曷鲁父偶思临终前也将曷鲁推荐给青年阿保机并嘱咐曷鲁善事于他3。 阿保机为挞马狘沙里时参与部族事务。知曷鲁可以信赖军机事常征求他的意见。曷鲁勇于建功立业曾领数骑召小黄室韦来附。征讨越兀、乌古诸部时曷鲁为前锋战皆有功。 曷鲁有勇有谋不但能战也善辞令。9o1年阿保机为迭刺部夷离堇讨奚部攻之不下遂遣曷鲁持箭前往劝降。既至被执。曷鲁对奚长术里说：“契丹与奚言语相通实一国也。我夷离堇于奚岂有凌轹之心哉？汉人杀我奚夷离堇怨次骨日夜思报汉人。顾力单弱使我求援于奚传矢以示信耳。夷离堇受命于天抚下以德故能有此众也。今奚杀我违天背德不祥莫大焉。且兵连祸结当自此始岂尔国之利乎！”1术里信其言遂降。 9o3年于越释鲁在契丹贵族的争权活动中被杀阿保机也面临着威胁2曷鲁则常佩刀从阿保机以备意外。不久阿保机为于越掌联盟军政大权欲以曷鲁为迭刺部夷离堇曷鲁固辞。仍留在阿保机身边充当侍卫。此后阿保机征室韦战刘仁恭结盟李克用曷鲁无不从行。 9o7年遥辇痕德堇可汗殁阿保机属下同心推戴他取代遥辇氏为联盟可汗曷鲁则是其中态度最坚决、行动最积极者。他们不但打出奉痕德堇可汗遗命的招牌而且从天意、人心、祖宗和时事等诸多方面为耶律氏取代遥辇提供依据以解除阿保机的顾虑坚定其心3。 阿保机取代遥辇后又一步步向其所追求的更高目标迈进。这期间耶律曷鲁无不密切配合鼎力相助以阿保机的需要为进退的依据。在征战的过程中阿保机势力渐盛部众日增。当争权斗争进入短兵相接的状态时阿保机选诸部豪健2ooo人组建了个人武装力量——腹心部作为对外征伐和对内争权的工具。这支私人武装的统领者就是曷鲁和阿保机妻兄萧敌鲁。自911至913年诸弟连年作乱逼迫阿保机交出权力曷鲁、敌鲁和敌鲁1曷鲁死于918年享年47岁则生于872年与辽太祖同年。 2《辽史》卷73《耶律曷鲁传》载：“从父释鲁奇之曰：‘兴我家者必此二儿。’”3偶思病召曷鲁曰：“阿保机神略天授汝率诸弟赤心事之。”阿保机来问疾偶思执其手曰：“尔命世奇才。吾儿曷鲁者他日可委以事吾已谕之矣。”见《辽史》卷73《耶律曷鲁传》。1《辽史》卷73《耶律曷鲁传》。 2《辽史》卷73《耶律曷鲁传》载：“太祖顾释鲁曰：‘滑哥弑父料我必不能容将反噬我。今彼归罪台晒为解我姑与之。是贼吾不忘也。’” 3《辽史》卷73《耶律曷鲁传》。 弟萧阿古只等全力支持阿保机终于使他战胜了诸弟。 ------------ 35 在与诸弟的争夺中阿保机认识到了迭刺部贵族是他建国称帝的最大障碍控制迭刺部对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让耶律曷鲁为迭刺部夷离堇将迭刺部掌握在自己亲信手中比让他充当侍卫军统帅更能挥作用。于是在处置逆党后914年阿保机再一次将迭刺部夷离堇的职务交给了他。与上次不同的是曷鲁欣然从命。显然他也认识到了这一职务对阿保机建立政权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在耶律氏兄弟争权斗争中迭刺部受到了严重破坏人口、财富锐减民生凋敝。“曷鲁抚辑有方畜牧益滋民用富庶”1。次年再次配合阿保机出兵征讨乌古使之“不敢复叛”。 916年建国称帝的条件完全具备曷鲁“乃请制朝仪、建元率百官上尊号”。太祖备礼受册曷鲁也荣膺于越之职号“阿鲁敦于越”2。此后仍从阿保机出征西南诸部族和幽州。 殚精竭虑国建身瘁建国后曷鲁更为巩固契丹政权而殚精竭虑。他深知政权的取得是与迭刺部贵族反复较量取胜的结果而政权的维持和巩固最主要的障碍仍然来自迭刺部贵族。因此他一直在考虑如何妥善处理迭刺部问题并向阿保机提出了析迭刺部为二以弱其势的建议。甚至在病重期间仍拳拳以此为念。在阿保机前往视疾时他又谆谆叮咛：“陛下圣德宽仁群生咸遂帝业隆兴。臣既蒙宠遇虽瞑目无憾。惟析迭刺部议未决愿亟行之。”1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此后阿保机遂于天赞二年将迭刺部分为五院、六院。曷鲁武善征伐文足以治国又对阿保机忠心耿耿是阿保机的忠臣、直臣、贤臣、能臣和重臣可惜天不假年于神册三年（918）七月皇都落成举行典礼、阿保机宴集群臣时病逝享年47岁。阿保机十分惋惜地说：“斯人若登三五载吾谋蔑不济矣！”2既葬阿保机赐其墓名宴答3山名于越峪下诏立石纪功。辽道宗清宁中命立祠于上京。 《辽史》称“终辽之世以于越得重名者三人”即“三于越”4曷鲁为其。 曷鲁二弟觌烈和四弟羽之也以品德、才干见知于阿保机、耶律德光1受到重用。当曷鲁典宿卫时二人皆与闻政事。 1《辽史》卷73《耶律曷鲁传》。 2“阿鲁敦”又作“阿鲁朵里”契丹语“盛名”。终辽之世为于越而有阿鲁敦称号者仅耶律曷鲁一人。 1《辽史》卷73《耶律曷鲁传》。 2《辽史》卷73《耶律曷鲁传》。 3宴答又做谙答、安答等契丹语。汉语意为“盟友”、“义兄弟”。4三人为耶律曷鲁、耶律屋质、耶律仁先。参见《辽史》卷45《百官志》一。1《曷鲁传》称“祖匣马葛父偶思”《觌烈传》“六院部蒲古只夷离堇之后父偶思”。蒲古只与匣马葛二名实为一人又作帖刺。则曷鲁、觌烈、羽之为亲兄弟。参见《辽史》卷66《皇族表》校勘记（四）。证以《耶律羽之墓志》知校勘记不误。又《辽史》卷75《耶律觌烈传》载“觌烈以谨愿宽恕见器使”羽之“幼豪爽不群长嗜学通诸国语”。 耶律觌烈（88o—935）字兀里轸（兀里整）神册三年曷鲁死后继为迭刺部夷离堇兼掌南方事2。曾先后从太子倍和大元帅德光讨党项略燕地。天显元年从阿保机东征渤海留守扶余城。二年为东丹国大内相留守京城3。天显十年卒享年56岁。 耶律羽之（891—942）小字兀里字寅底石。“幼勤事业长负才能。儒释庄老之文尽穷旨趣；书算射御之艺无不该通。”渤海平以太子耶律倍为人皇王主东丹设左、右大相左、右次相辅佐。左大相为皇弟迭刺右大相为原渤海老相左次相为渤海司徒大素贤羽之为右次相（中台右平章）。 在耶律德光与耶律倍兄弟互相猜忌渤海旧臣仍怀二心而左大相迭刺受命不逾月而卒的情况下羽之实际上就成为东丹国的主要任事者故墓志称其“虽居四辅之末班独承一人之顾命”4。天显二年以克敌制胜和招抚边城有功升左相加太傅判盐铁封东平郡开国公。羽之“莅事勤恪威信并行”“庶事咸熙”1。此后受人皇王耶律倍之命秉承耶律德光旨意上表请迁渤海人至辽东等事都由耶律羽之完成2。人皇王耶律倍逃往中原后耶律羽之迁中台省左相“镇抚国人一切如故”成为东丹封地名副其实的管理者。会同元年改南京为东京羽之改官东京宰相。他“身为家宰手执国钧于辅政之余养民之暇留心佛法耽味儒书入箫寺则涤荡六尘退庙堂则讨论五典。而又为政尚于激浊举士不滥抡材”为朝中正臣国之良相。五年（942）卒享年52岁谥文惠公。 附表：耶律曷鲁家族世系及其与阿保机家族的关系2这里的“南方事”即与向西南的党项和南边的燕云地区展势力相关的事宜主要是军事征伐。3《辽史》卷75《耶律觌烈传》载觌烈于天显二年“留守南京”此时东丹国尚未南迁辽阳郡也未改南京。当从《耶律羽之墓志》觌烈为东丹国大内相所留守之地当为原渤海都城忽汗城辽改为天福城今黑龙江宁安东京城。 4《耶律羽之墓志》称其官为“中台右平章”《辽史》卷75《耶律羽之传》载其官称为“中台省右次相”可知“右次相”即“右平章”。 1《辽史》卷75《耶律羽之传》、《耶律羽之墓志》。 2《辽史》卷75《耶律羽之传》载上书内容甚详羽之极言迁民之利。 第二节耶律屋质耶律屋质（915—973）字敌辇系出季父房。《辽史》称他“资简静有器识重然诺。遇事造次处之从容人莫能测。博学知天文”1。历事太宗、世宗、穆宗、景宗四朝勇于任事善于调停参与平息辽朝在皇位继承问题上的两次大乱对辽初政权的巩固、社会的稳定起了重要作用。历任惕隐、右皮室详稳、北院大王加于越保宁五年（973）薨。为耶律曷鲁之后辽朝“以于越得重名者”第二人。 耶律德光会同年间（938—946）为惕隐。大同元年（947）四月耶律德光死于栾城辽朝又面临政权交接的危机。耶律屋质在紧急关头置自身安危于不顾以大局为重充分挥其调停和斡旋的能力使辽朝顺利渡过了这道难关。 述律后主持立耶律德光时就有相当一部分契丹贵族持有异议。述律后严厉惩治了持异议者有的人甚至被杀这就在统治集团内部造成了不和甚至仇恨。耶律德光即位后在应天皇太后的压力下又立幼弟李胡为皇太弟、天下兵马大元帅这就意味着耶律德光将以李胡为皇位继承人。在游牧社会以兄传弟也是最高统治权继承的方式之一但此时的契丹政权选择兄终弟及的方式显然是应天皇太后出于个人权力欲的需要加之李胡素无人望所以这一决定并不为契丹贵族所一致认可也就为下一次的皇位继承埋下了隐患。“及帝崩于栾城无遗诏军中忧惧不知所为”1。时南、北院大王皆在军中。南、北院大王是契丹贵族中地位仅次于四帐皇族领的契丹权贵有权参加推举最高统治者的贵族大会他们的态度在选择皇位继承人上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南院大王耶律吼对李胡为皇位继承人持反对态度在皇位虚悬之际他挺身而出主动拜会北院大王耶律洼共商大计。他们一致同意立东丹王耶律倍之子永康王耶律阮为帝2。 另一个坚决拥戴耶律阮的是他的随从护卫耶律安抟。耶律安抟代表了一部分在第一次皇位继承时受到打击和压制的契丹贵族的态度他的父亲就是以“党附东丹王”的罪名被杀的3。当军中诸将欲立耶律阮又担心李胡和耶律德光子寿安王耶律璟与之对抗而犹豫不决时安抟坚定了他们的信心4于是诸将于军中共立永康王耶律阮为帝即为辽世宗。 辽世宗是南征诸将避开应天皇太后于军中议立的这显然违背了太后的旨意“太后闻之怒甚”5。一向专断又溺爱幼子的她当然不会轻易接受这一事实于是一场争斗在太后与世宗祖孙间爆。当耶律德光灵柩至上京时太后不哭也不为之丧声言“待诸部宁一如故则葬汝矣”6。当世宗领兵北归时她派遣李胡以兵迎击。李胡兵败“尽执世宗臣僚家属谓守者1《辽史》卷77《耶律屋质传》。 1《辽史》卷77《耶律吼传》。 2《辽史》卷77《耶律吼传》载：“吼诣北大王耶律洼议曰：‘天位不可一日旷。若请于太后则必属李胡。李胡暴戾残忍讵能子民。必欲厌人望则当立永康王。’洼然之。”3《辽史》卷77《耶律安抟传》。 4《辽史》卷77《耶律安抟传》。 5《辽史》卷77《耶律屋质传》。以下不注出处者皆据此传。 6《资治通鉴》卷286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 曰：‘我战不克先殪此曹！’人皆恟恟相谓曰：‘若果战则是父子兄弟相夷矣！’”一场血腥的残杀即将在辽朝皇室内部展开形势异常危急。身为惕隐的耶律屋质职掌皇族政教协调皇族内部的关系是他的职责之一。他又善谋划兼得太后信任既可能助太后也可能被世宗争取到自己一方。于是世宗“欲行间乃设事奉书以试太后”。屋质不避嫌竟劝太后与世宗讲和。他说：“太后佐太祖定天下故臣愿尽死力。若太后见疑臣虽欲尽忠得乎？为今之计莫若以言和解事必有成；否即宜战以决胜负。然人心一摇国祸不浅惟太后裁察。”又说：“李胡、永康王皆太祖子孙神器非移他族何不可之有？太后宜思长策与永康王和议。”并自告奋勇为和谈之使往见世宗。他同样劝世宗“能释怨以安社稷则臣以为莫如和好”。世宗认为太后、李胡之军乃乌合之众不可能取胜屋质则说：“即不敌奈骨肉何！况未知孰胜？借曰幸胜诸臣之族执于李胡者无噍类矣。以此计之惟和为善。”屋质立足于避免战争减少契丹人员伤亡和矛盾激化使世宗平稳接管政权既不畏太后的威势也不惧世宗见疑终于说服了双方使世宗同意与其祖母相见“各纾忿恚”争取问题的和平解决。 在太后与世宗会面时屋质指出了太后“牵于偏爱托先帝遗命妄受神器”导致了今日皇位的争夺；也批评世宗“擅立不禀尊亲”的过失；同时他利用双方都想避免武装冲突的心理威胁说如果各持己见专务指责对方则和议无望“当交战”迫使双方做出让步1一触即的内战得以避免。 但是太后并不承认世宗地位的合法性她又提出了“议既定神器竟谁归”的问题。为了国家的利益耶律屋质敢于逆太后之意言人所不敢言他说：“太后若授永康王顺天合人复何疑？”李胡当即厉声反驳说：“我在兀欲安得立！”屋质毫无畏惧据理力争他说：“礼有世嫡不传诸弟。昔嗣圣之立尚以为非况公暴戾残忍人多怨。万口一词愿立永康王不可夺也。” 群情所愿赖屋质得以上达。迫于舆情考虑到耶律家族的权力太后不敢再固执己见她无可奈何地对李胡说：“昔我与太祖爱汝异於诸子谚云：‘偏怜之子不保业难得之妇不主家。’我非不欲立汝汝自不能也。”于是同意立永康王兀欲为帝辽朝第二次权力交接得以和平解决为这个政权的延续和巩固创造了条件。 在这次权力交接的协商中耶律屋质起了关键性和决定性的作用。事后世宗问屋质：“汝与朕属尤近何反助太后？”屋质说：“臣以社稷至重不可轻付故如是耳。”其实屋质与世宗的拥戴者态度是一致的但为了让世宗权力取得无可质疑的合法性他把一切都摆到会议上来从根本上阻止了任何人以武力解决问题的意图。从道理上太后与李胡不得不认输但是从感情上和行动上他们仍然不甘心接受这一结果。后来李胡与太后又阴谋废立世宗将他们囚于祖州于理于法都是无可指责的。 世宗即位后契丹贵族内部的争权斗争并没停止屋质对此也一直保持1太后对建国前诸弟之乱使契丹社会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记忆犹新她担心惨剧再度重演于是先做出了让步她说：“向太祖遭诸弟乱天下荼毒疮痍未复庸可再乎！”世宗也检讨了自己行为称“父不为而子为又谁咎也”。 着高度警惕。天禄二年（948）耶律德光第三子天德觊觎帝位联合后族萧翰和太祖弟寅底石的两个儿子刘哥（留哥）、盆奴伺机谋杀世宗耶律石刺觉察后报告屋质。屋质领他们见世宗他们拒不承认世宗也不深究。后来刘哥请世宗观樗蒲于袖中暗藏利刃被世宗觉亲自诘问。刘哥设誓抵赖说：“臣若有反心必生千顶疽死。”世宗又欲宽免。屋质奏请：“当使刘哥与耶律石刺对状不可辄恕。”世宗命屋质审问得其实。于是诛天德杖萧翰流刘哥使盆奴远使辖戛斯。在屋质的坚持下天德等的谋反阴谋被粉碎1。 天禄三年（949）泰宁王察割（太祖幼弟安端子世宗堂叔）觊觎帝位耶律屋质揭露其阴谋世宗非但不信还将屋质所上表章出示给察割使屋质陷入被动。但他依然能忍辱负重一时也没有放松对察割等的警惕2。由于世宗麻痹大意轻信察割天禄五年秋终于在火神淀之乱中被察割和南京留守牒腊等杀死。 世宗被杀于火神淀（河北宣化西）辽朝的统治顿时陷入混乱之中。耶律屋质再一次挽救了这个政权。由于他时时防范察割当然不为逆党所容。变乱中逆党必欲得屋质他们扬言“衣紫者不可失”。屋质遂“易衣而出亟遣人召诸王及喻禁卫长皮室等同力讨贼”。同时决定立耶律德光长子寿安王耶律璟为帝。时耶律璟已回到自己的帐中屋质遣弟冲前去迎接。及至耶律璟却犹豫不决。屋质又不得不向他反复陈述利害他说：“大王嗣圣子贼若得之必不容。群臣将谁事社稷将谁赖？万一落贼手悔之何及？”在变乱中屋质成为群臣的领诸将知屋质脱离了危险也相继来会至天明整军讨叛杀察割。辽朝的航船又一次渡过了险滩。诚然辽穆宗耶律璟并不是一个理想的人选但仓卒之际和世宗子耶律贤生死不明的情况下立太宗长子应是顺理成章的也能使群臣意见统一。 穆宗即位后命屋质知军国事“以逆党财产尽赐之”屋质固辞。于此也可见屋质所为确实是从社稷的需要出的并不为个人邀求私利。应历五年（955）为北院大王总山西事。 辽朝契丹诸臣多以武功见称。屋质所为多是关乎国家社稷安危的大事在辽有两次定策之功。但他同时也能领兵征战是个亦文亦武的全才。景宗保宁（969—978）初宋兵攻北汉屋质曾引兵助汉退敌。以功加于越。保宁五年（973）病死享年57岁。道宗朝树碑表其功诏于上京立祠祭享。辽朝建立之初皇位的长子继承制未能确立皇位继承人需贵族大会推举选定。按部落领世选制的惯例领家族的成年男子都有被推举的资格。因而当没有众望所归的人物出现时一旦其位置出缺就会出现一次本家族内成年男子竞争权力的激战。有时这种内部斗争会使家族的势力削弱或导致联盟的分裂。辽朝建立后受中原长子继承制的影响一些人开始接受1此时刘哥为惕隐屋质当已不再担任惕隐。从刘哥和察哥的阴谋活动都由屋质揭考察屋质此时所掌似应为总宿卫之事。但《世宗纪》和《耶律屋质传》都不载屋质此时为何官职。2《辽史》卷112《耶律察割传》载“右皮室详稳耶律屋质察其奸邪表列其状帝不信以表示察割。察割称屋质疾己哽咽流涕。帝曰：‘朕固知无此何至泣也！’察割时出怨言屋质曰：‘汝虽无是心因我过疑汝勿为非义可也。’他日屋质又请于帝帝曰：‘察割舍父事我可保无他。’屋质曰：‘察割于父既不孝於君安能忠？’帝不纳。”《耶律屋质传》载天禄三年耶律屋质上表揭露察割罪状；五年为右皮室详稳。 或力图推行长子继承制；而另一些人特别是皇族中权力欲望很强的人仍然不肯放弃依世选传统习俗本人所享有的被选举权这是导致辽初在皇位继承上屡屡出现纷争的原因之一。在两次政权交接危急之机耶律屋质力挽狂澜使政权得以平稳交接社会维持稳定他的功绩确实可以同辽朝建立之际的耶律曷鲁并论被誉为辽朝得重名的“三于越”之一也是当之无愧的。 第十七章韩氏家族辽金时期汉人中韩、刘、马、赵四姓六大家族世代显赫对辽金政权的建设和展分别作出过各自的贡献。其中赵姓者有赵延寿、赵思温二族韩姓者有玉田韩氏和幽州韩氏两大家族。 第一节玉田韩氏家族韩知古玉田韩氏家族最早入辽者为韩知古政绩卓著者为其孙韩德让。 耶律阿保机为迭刺部夷离堇时曾于9o3年对蓟州用兵韩知古为述律月理朵（建国后为地皇后即淳钦皇后）之兄欲稳所俘是较早进入草原的汉人之一。月理朵嫁与阿保机时知古作为媵臣至耶律家。因身份低微怀才不遇曾逃出以为人庸工维持生计。后太祖召见并与之议论时事知其贤而有才遂命其参与谋议。“太祖平奚及俘燕民将建城命韩知方（当为“知古”）择其处乃完葺柳城号霸州彰武军”1。授知古彰武军节度使总知汉儿司事遂著籍柳城（今辽宁辽阳）。汉儿司是辽初管理汉人事务的机构知古因熟悉汉制又得以“主诸国礼仪”。契丹建国之初对汉仪知之甚少“仪法疏阔”知古“援据故典参酌国俗与汉仪杂就之使国人易知而行”2可以说他是将汉地礼仪介绍到草原并与契丹“国俗”参互使用制定辽朝礼制的第一人。因此也成为辽太祖佐命功臣之一3。 韩知古多子多孙且在辽朝多有建树4。可知者第三子匡嗣“以善医长乐宫皇后视之犹子”1穆宗时为太祖庙详稳2与在潜的景宗耶律贤为1《辽史》卷39《地理志》三。 2《辽史》卷74《韩知古传》。又《辽史》卷47《百官志》三载：“韩知古天显初为中书令”；其孙《韩瑜墓志铭》称其官为“临潢府留守、守尚书左仆射兼政事令”；曾孙《韩橁墓志铭》又称其官为“彰武军节度东南路处置使开府仪同三司守尚书左仆射、中书令”。知古在世时辽朝官制未定掌汉人事务者唯汉儿司而已。在汉儿司的基础上世宗天禄四年始建南枢密院、政事省兴宗重熙十二年（1o43《辽史·百官志》三记为重熙十三年此从《辽史·兴宗纪》二）改政事省为中书省。在南北面官制确立后南枢密院行使唐时尚书省大部分职责；中书省掌礼仪视同礼部。《百官志》中所载的“中书令”乃是据《韩知古传》中“与康默记将汉军征渤海有功迁中书令”的记载附会而成。而尚书左仆射、中书令等也只是沿用前朝官称无官署和实责。临潢府留守所掌也是进入临潢地区的汉人事务其实也只是当时的汉儿司。因此所谓政书令、中书令等只相当于宋朝“寓禄秩叙位著”的官临潢府尹实际上就是当时的“总汉儿司事”。 3辽太祖有佐命功臣21人分别以身体各部器官为之命名如心、手、耳等。按《韩橁墓志铭》知古号为“推忠契运宣力功臣”。 41995年现于赤峰市巴林左旗的《韩匡嗣墓志》称知古有子11人皆出仕为官其中封王者除匡嗣外还有邺王匡美。而官至节度使加司徒、太尉、太保、太傅的有4人。参见葛华廷：《韩匡嗣墓志及其相关的几个问题》《北方文物》1997年第3期。 1《辽史》卷74《韩知古附韩匡嗣传》。此“长乐宫”当为太祖淳钦皇后长宁宫。据上揭葛华廷文“嗣圣皇帝以勋旧之胤有干济之才特授右骁卫将军”财匡嗣初仕于太宗时所谓直长宁宫或即以右骁卫将军而为宿直官。 友。景宗即位先后任始平军节度使、上京留守、南京留守、摄枢密使、西南面招讨使晋昌军节度使等封燕王、秦王号尚父。死后追赠尚书令。在知古子孙中这一支最为显赫。 另一子匡美为燕京统军使、天雄军节度管内处置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兼政事令行魏州大都督府长史上柱国封邺王。匡美有子名瑜历任天雄军衙内指挥使、控鹤都指挥使、绛州防御使、左羽林大将军、客省使、权涿州刺史。统和五年随圣宗和承天太后南攻宋头部中流矢而死3；又一子匡胤为镇安军节度使判户部■事赠太傅。子琬为辽兴军节度使。孙相也有战功4；还有一子匡献为天成军节度使守太傅。子德冲为户部使、威胜军节度使5。 匡嗣有子九人1长德源官崇义、兴国二军节度使。以贪贿为人所短2。五子德威历任上京皇城使、儒州防御使、北院宣徽使。圣宗统和元年继父职为西南面招讨使兼五押3。讨党项、河湟、西夏屡建战功加开府仪同三司、政事门下平章事赠兼侍中。子雱金终彰德军节度使。长孙谢十官至惕隐；次孙涤鲁历任北院宣徽使、右林牙、副点检、惕隐、西北路招讨使、乌古敌烈部都详稳、东北路详稳、南府宰相封漆水郡王、混同郡王、汉王。涤鲁子燕五为南京步军都指挥使4。 六子德冲历任户部使、威胜军节度使、太尉；子制心（又作直心、遂贞）统和中为归化州刺史；开泰中拜上京留守进汉人行宫都部署、南院枢密使、权诸行宫都部署、中京留守封漆水郡王；太平中为惕隐、南京留守、析津尹、兵马都总管、南院大王徙封燕王。死后赠政事令追封陈2《韩匡嗣传》。但据上揭葛华廷文匡嗣后曾“改授二仪殿将军”二仪殿在祖州为太祖庙之所在。此“二仪殿将军”或即本传所载的“太祖庙详稳”。 3《韩瑜墓志铭》载民国《朝阳县志》卷11、罗福颐《满洲金石志》、陈述《全辽文》卷5；《韩橁墓志铭》《全辽文》卷6。 4《韩相墓志铭》《全辽文》卷6。辽东京置户部司设户部使、知户部使事、户部使判官等职。此判户部■事或即户部使司判官。 5田立坤、张晶：《辽〈韩瑞墓志〉考》《文物》1992年第8期。据《韩瑞墓志》则知古尚有一子名匡献匡献有子德冲；《韩匡嗣墓志》也记其第六子为德冲与匡献子之德冲皆官户部使、威胜军节度使；同时《辽史·韩匡嗣传》载其五子中有德崇、德凝德崇事迹见其子《制心传》与上述二德冲不同；德凝自有传但二人又都不见于《韩匡嗣墓志》。《韩匡嗣墓志》为圣宗时名臣马得臣所撰当属可信则德冲与德崇确当为二人。《辽史》三见“德崇”事迹与上述二德冲不同其人善医视人形色辄决其病累官至武定军节度使；为制心父、匡嗣子；景宗保宁初为翰林祭酒。见《辽史·耶律隆运附制心传》、《辽史·韩知古附韩匡嗣传》、《辽史·百官志》三。则德冲与德崇中必有一人为匡献子。至于德凝事迹彰显却不知《墓志》中何人可当之？ 1《辽史·韩匡嗣传》载匡嗣五子但《契丹国志·耶律隆运传》载“隆运兄弟九人”而未录其名；上揭葛文据《韩匡嗣墓志》证明《契丹国志》所记九人为是其名为德源、德庆、德彰、德让、德威、德冲、德颙、德晟、德昌。 2葛文据墓志载德源为始平军节度使。 3“五押”当即“五院”。据《韩匡嗣墓志》德威以西南面招讨使兼五押当系以西南面招讨使兼五院大王。 4参见《辽史》卷82《耶律隆运附德威、涤鲁传》。 王。制心为圣宗皇后外弟却颇知自律谦退淡泊待人宽厚5。 七子（？）德凝廉逊有惠政。保宁（969—978）中为护军司徒。开泰（1o12—1o2o）中累迁护卫太保都宫使（诸行宫都部署）崇义、广德、大同军节度使西南面招讨使。子郭三终于天德军节度使孙高家奴终南院宣徽使高十终辽兴军节度使1。 韩德让韩德让（941—1o11）韩匡嗣次子《辽史》称他“重厚有智略明治体喜建功立事”2是玉田韩氏家族中成就卓著者。早年事景宗官东头供奉官、枢密院通事、上京皇城使。后代父为上京留守权知京事所在谨饬、有能声。又代父为南京留守。乾亨元年（979）高梁河之役宋军围城德让亲自登城“日夜守御”“安人心捍城池”与南京马步军都指挥使耶律学古、知三司使刘弘等俱受诏书褒奖3。以功拜辽兴军节度使。乾亨三年为南院枢密使。 景宗临终与耶律斜轸同受顾命总宿卫事立梁王耶律隆绪即帝位奉太后萧绰称制。统和三年（985）加开府仪同三司兼政事令。四年辽宋燕云之战从圣宗、太后出师御宋败宋兵加守司空。七年封楚王。与北府宰相室昉共执政。十二年室昉致仕代为北府宰相仍领枢密使监修国史赐兴化功臣加守太保兼政事令。十七年北院枢密使耶律斜轸薨兼北院枢密使拜大丞相进为齐王总二枢府事赐名德昌位极人臣。二十二年从太后、圣宗南征与宋签定澶渊之盟结束了辽宋争战局面。徙封晋王赐姓耶律出宫籍隶横帐季父房从此韩家成为辽朝宗室成员。二十八年赐名隆运。二十九年薨享年71岁赠尚书令谥文忠官给葬具建庙乾陵侧。德让无子初以圣宗子耶律宗业为嗣；又无子以魏王贴不（宗范）子耶鲁为嗣；天祚立以皇子敖鲁斡为嗣。 韩德让自景宗朝“翼决庶政”深得皇后信任。景宗病重期间他总宿卫协助皇后辅翼皇子。景宗崩“布置已定乃集番汉臣僚立梁王隆绪为皇帝”不负景宗临终之托。圣宗以年少即位承天太后又少姻党之助幸赖韩德让、耶律斜轸、耶律休哥等蕃汉大臣同心辅政才能内胜诸宗室外御宋朝的进犯。 韩德让“孜孜奉国知无不为忠孝至诚出于天性”1。他既重视保护和展农业生产维持辽朝的社会稳定也尽全力维护得之不易的辽宋和平5《辽史》卷82《耶律隆运附制心传》。制心姑、德崇妹嫁睿智皇后（承天太后）弟萧隗因生女萧菩萨哥为圣宗皇后故制心与圣宗皇后为姑表姐弟。《辽史·耶律隆运附制心传》载：“每内宴欢洽（制心）辄避之。皇后不悦曰：‘汝不乐耶？’制心对曰：‘宠贵鲜能长保以是为忧耳！’”制心“守上京时酒禁方严有捕获私酿者一饮而尽笑而不诘。卒之日部民若哀父母”。1据葛文匡嗣二子、三子早亡四德让、五德威、六德冲八和九子皆享年不永则德凝似可以《墓志》中的德颙当之故暂列为第七。 2《辽史》卷82《耶律隆运传》。 3参见《辽史》卷82《耶律隆运传》、《辽史》卷9《景宗纪》下。 1《契丹国志·耶律隆运传》。 局面2。果有益于国他或向太后进言或身体力行。而作为国之大臣德让大度能容更以进贤去邪为己任举人不避亲任人不避仇所荐多为治国干才3。辽圣宗时辽朝进入强盛时期这是承天太后能团结和依靠蕃汉官员进行一系列改革和整顿的结果作为当时总领南北面事务的大臣韩德让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当然他之所以能挥作用先是由于太后的知人善任和任人不疑同时也取决于他的个人品质、治国才干和契丹政治家的有力配合。 在辽朝进入全盛之时玉田韩氏家族也进入了他们的鼎盛时期。他们的显赫不在辽朝的宗室和后族之下。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是相当契丹化了的汉人。这是因为自韩德让始韩氏家族被赐以国姓并属籍于季父房是辽宗室中与皇帝族属关系最为密切的一支。他们以宗室资格与后族萧氏通婚男娶萧氏女嫁后族因而甥女则以出自后族得为皇后1。他们与契丹贵族一样有封地和属民成为辽朝的汉人领主2而韩德让又与辽朝诸帝和淳钦、承天两太后及圣宗朝孝文皇太弟一样建立了自己的斡鲁朵——文忠王府。作为宗室成员他们可以担任只有契丹贵族才能担任的北面官如北院枢密使、惕隐、北府宰相、南院大王等。至辽兴宗时玉田韩氏家族“拜使相者七任宣猷者九持节旄、绾符印宿卫交戟、入侍纳陛者实倍百人”3。玉田韩氏家族不但数代仕于辽为辽政权的建设和统治以及契丹、汉文化在辽朝境内的展作出了贡献而且本身也接受了契丹习俗、文化的影响。这个家族的展变化是游牧民族与汉族、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缩影也是民族交往和民族自然融合的体现。 随着辽朝的灭亡韩氏后裔又进入了金朝。在金朝初年他们仍然挥着与其先祖对辽朝同样的作用对金初的政权建设、统治的巩固起了重要作用促进了女真贵族对汉文化的了解和吸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女真社会的封建化进程1。 第二节幽州韩氏家族韩延徽家族是辽朝又一汉人韩姓大族。韩延徽（882—959）字藏明幽州安次人入辽后家居燕京死后葬幽州鲁郭（辽宛平县房仙乡鲁郭里今北京市石景山区鲁谷）故称幽州韩氏。 幽州韩氏仕辽始自韩延徽。韩延徽父韩梦殷累官蓟、儒、顺三州刺史。五代初幽州为刘仁恭所据以延徽少年英才召为幽都府文学、平州录事参军供事于祗候院后为幽州观察度支使。 唐节度使刘守光囚其父镇幽州时遣延徽使契丹求援阿保机“怒其不2参见《辽史·圣宗纪》、《辽史·耶律隆运传》《契丹国志·耶律隆运传》。3皇族耶律乌不吕与国舅爻直不和。参见《辽史》卷83《耶律学古附乌不吕传》。爻直又作约直系出国舅小翁帐参见冯永谦：《辽史外戚表补证（续）》《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4期。1韩知古子匡美三娶皆契丹后族萧氏；匡嗣子德崇、匡胤子琬、琪美子瑜也都娶萧氏为妇。匡嗣长女嫁承天太后弟隗因生女菩萨哥为圣宗齐天皇后。 2韩匡嗣有私城即投下州全州。 3《韩橁墓志铭》见《全辽文》卷6。 1参见《金史》卷78《韩企先传》。 屈留之”2使牧马于野。述律氏对阿保机说：“延徽能守节不屈此今之贤者奈何辱以牧圉！宜礼而用之。”1于是阿保机召延徽论事所言“合上意立命参军事”2。延徽不但参与了军事活动的筹划而且建议依汉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安置被俘和流亡入草原的汉人。韩延徽“始教契丹建牙开府筑城郭立市里以处汉人使各有配偶垦艺荒田。由是汉人各安生业逃亡者益少。契丹威服诸国延徽有助焉”3。由于他的建议被采纳草原地区开始有了投下军州的建立大批技术熟练、经验丰富的农民在草原定居“不复思归”4不但带动了草原地区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展而且加了契丹社会的展和辽政权的封建化进程。 韩延徽入辽日久思念故乡遂逃归晋阳（今山西太原）5。他本拟应李存勗之邀留在晋阳却因为人所嫉心不自安决定重回辽朝。友人王德明为之担心说：“叛而复往得无取死乎？”延徽不以为然他说：“彼自吾来如丧手目今往谒之彼手目复完安肯害我？”延徽对阿保机不辞而别其初衷显然是打算留在中原家乡回来后的见闻使他意识到辽朝才是他得以施展才干的理想场所于是他在省母后毅然回到辽朝。果然不出他所料阿保机闻其至大喜如自天而下拊其背曰：“向者何往？”延徽以“思母欲告归恐不听故私归耳”为辞。（w w w . q i s u w a n g . c o m 无弹窗广告）于是阿保机“待之益厚及称帝以延徽为相累迁至中书令”1。进入契丹辽朝的汉官虽然所掌多为汉人和文治之事同时也要参加某些军事活动。天赞四年（926）知古和延徽也都从阿保机征渤海并分别以功拜中书令和左仆射。“太祖初元庶事草创凡营都邑建宫殿正君臣定名分法度井井延徽力也。为佐命功臣之一”2。 2《辽史》卷74《韩延徽传》不载韩延徽出使被留时间。《资治通鉴》卷269系之于后梁均王贞明二年（916）《考异》以为《汉高祖实录·延徽传》所载“天祐中刘守光遣延徽入虏”不尽可信认为其事或在乾化元年（911）。按《辽史·韩延徽传》记其入契丹后曾参与筹划“攻党项、室韦服诸部落”。而契丹征室韦的军事活动多在9o1—9o9年间。对党项用兵则主要在阿保机即位后。911年至914年间阿保机的主要活动是与诸弟争夺契丹社会的统治权。以此推断延徽入契丹并能对阿保机的军政活动施加影响时间当早于911年。《旧五代史》卷135《刘守光传》载：天祐四年（9o7）十二月守光遭周德威围攻曾“求援于梁北诱契丹救终不至”。或许这次所遣使契丹者即为延徽？如是则延徽入契丹当在9o7年。 1《资治通鉴》卷269后梁均王贞明二年。 2《辽史》卷74《韩延徽传》。 3《资治通鉴》卷269后梁均王贞明二年。 4《新五代史》卷72《四夷附录第一》。 5《辽史·韩延徽传》称“亡归唐”则此事当在后唐建国后即923年以后。《资治通鉴》系此事于后梁贞明二年（916）在追述延徽活动时称：“顷之延徽逃奔晋阳。晋王欲置之幕府掌书记王缄疾之；延徽不自安求东归省母过真定止于乡人王德明家。”而延徽重回契丹后“及（阿保机）称帝以延徽为相”由此看来延徽亡归的时间当在916年前。 1《资治通鉴》卷269后梁均王贞明二年。又《辽史》卷74《韩延徽传》载：“太祖问故。延徽曰：‘忘亲非孝弃君非忠。臣虽挺身逃臣心在陛下是以复来。’上大悦赐名‘匣列’。‘匣列’辽言复来也。即命为守政事令、崇文馆大学士中外事悉令参决。”《新五代史·四夷附录第一》也称“阿保机以延徽为相号政事令契丹谓之‘崇文令公’”。 2《辽史》卷74《韩延徽传》。 耶律德光时韩延徽封鲁国公任官南京三司使掌管南京道财赋。世宗朝迁南府宰相。参与筹建政事省“设张理具称尽力吏”。世宗对刘知远行册礼亦由延徽“定其制”。穆宗应历中致仕九年（959）卒享年78岁。子德枢、倬。 韩延徽子德枢耶律德光誉之为“国之宝真英物也”未冠而为守左羽林军大将军迁特进太尉。德枢善抚民耶律德光时“汉人降与转徙者多寓东平。丁岁灾饥馑疾厉。德枢往抚字之授辽兴军节度使。下车整纷剔蠹恩煦信孚劝农桑兴教化期月民获苏息”3。此后历任南院宣徽使平、滦、营三州管内观察处置等使门下平章事加开府仪同三司行中书封赵国公。卒于保宁间。有子绍勋、绍芳。 绍勋为东京户部使以不善抚民在大延琳反辽战争中被杀1。 绍芳重熙间为枢密直学士、枢密都承旨、参知政事加兼侍中。反对征西夏力谏不听出为广德军节度使。后辽果败德芳闻讯“呕血死”。绍芳孙资让累官参知政事、知枢密院事、中书侍郎因事出为崇义、辽兴军节度使2。 延徽子倬官辽兴军节度使彰国军节度使兼侍卫亲军兵马都指挥使累赠至中书令。子绍雍、绍文。 绍雍曾使宋。《辽史·兴宗纪》三又见韩绍荣或即绍雍。与南府宰相杜防同奏事于廷亦当为辽朝朝官。此外《辽史·圣宗纪》八又见贺宋两宫生辰和正旦使副韩绍一等此绍一或亦为延徽孙？ 绍文官上京留守守太子太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鲁国公致仕。子造为诸宫制置使、判三司使事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赠中书令3。道宗朝致仕后燕、蓟饥荒时与刘伸、赵徽等致仕官“日济以糜粥所活不胜算”4。 造子资道清宁初以荫授银青崇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行右率府副率累官阁门祗候、礼宾副使、供军副使、六宅副使、检校工部尚书、市买都监等咸雍五年卒于南京5。 3《辽史》卷74《韩延徽附子德枢传》。但东平为今辽宁辽阳辽兴军所在为今河北卢龙。《韩延徽传》称“其子镇东平”可能德枢先曾任职于东平及至耶律德光迁渤海人至辽东东平升南京后又调为辽兴军节度使而在两地皆有功绩。 1参见李桂芝《辽金简史》第二章第三节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2《辽史》卷74《韩延徽附韩资让传》称：“会宋徽宗嗣位遣使来报有司按籍有‘登宝位’文坐是出为崇义军节度使。” 3参见《王师儒墓志》《全辽文》卷1o。 4《辽史》卷98《刘伸传》。 5《韩资道墓志铭》《全辽文》卷8。 第十八章承天太后辽圣宗承天太后（953—1oo9）名萧绰小名燕燕辽景宗皇后辽圣宗生母。景宗为世宗之子遭火神淀之变留下终生疾患1。应历十九年（969）辽穆宗被宗室娄国杀死景宗即位。萧绰以皇后身份参与国事她与景宗“任人不疑信赏必罚”2扭转了自穆宗以来辽朝治理上的混乱调整了与宋朝的关系为辽朝的全盛创造了条件。 乾亨四年（982）景宗死遗诏以长子梁王隆绪嗣位“军国大事听皇后命”3是为辽圣宗（971—1o31）。统和元年（983）圣宗上萧绰尊号为“承天皇太后”二十四年加上尊号“睿德神略应运启化承天皇太后”。统和二十七年（1oo9）承天太后薨享年57岁谥“圣神宣献皇后”重熙二十一年更谥“睿智皇后”。 辽圣宗以12岁冲龄即位“母寡子弱族属雄强边防未靖”1辽政权又一次面临贵族间争权斗争的考验。承天太后以其政治才干团结蕃汉臣僚击败了试图夺位的宗室贵族巩固了幼帝的皇位。自保宁元年景宗即位至圣宗统和二十七年承天太后先后以皇后和太后的身份执掌朝政4o年在政治、经济、军事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增强了辽朝的国力推进了辽朝的封建化进程。与强邻北宋签定了“澶渊之盟”确立了兄弟之国的政治关系。继续征服周边没有归附的部落、部族加强了对属国和属部的控制。承天太后去世后辽圣宗亲掌朝政2o年继续执行统和以来的各项政策、制度展了各项改革成果辽朝进入了全盛时期。 太平十一年（1o31辽兴宗改为景福元年）六月辽圣宗崩于大福河北行宫享年61岁。谥文武大孝宣皇帝庙号圣宗。 第一节选拔人才整顿吏治辽景宗耶律贤、睿智皇后萧绰和圣宗耶律隆绪承穆宗暴政之后统治集团人心不稳宋朝威胁南部边防。他们摒弃民族偏见唯才是用任人不疑使蕃汉臣僚各尽其职了无嫌隙同心辅政。内安百姓外抗强敌为政局的稳定、经济的展和国家的兴盛繁荣创造了条件。 他们重视人才的选拔不但信任宗室、外戚和契丹诸部有才能的贵族而且重视任用汉官。除任用那些早期投靠或先后被俘的汉官、汉将外又逐渐将科举取士作为选官方式之一。景宗保宁八年（976）诏南京复礼部贡院正式建立了主持科举考试的常设机构。统和六年诏开贡举科举作为选官制度之一正式确立。太平十年（1o3o）年圣宗下诏以次年行贡举法科举制度的法令、法规已经完备。虽然圣宗于这一年驾崩但制度的完善是在他的主持下完成的。正是由于承天太后、圣宗留意选拔和任用治国之才所以1天禄五年（951）泰宁王察割（沤僧太祖弟安端之子）、燕王牒腊（述轧）杀世宗及其后于祥古山火神淀（在河北涿鹿西）史称“火神淀之乱”。“帝（景宗）时年九岁御厨尚食刘解里以毡束之藏于积薪中由是得免。及即位婴风疾多不视朝。”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o《契丹国志》卷6。2《辽史》卷9《景宗纪》下。 3《辽史》卷9《景宗纪》下。 1《辽史》卷71《景宗睿智皇后萧氏传》。 圣宗朝是个人才辈出的时期。契丹官僚中如耶律休哥、耶律斜轸、萧挞凛、耶律抹只、耶律学古、萧排押、耶律资忠等汉臣中如韩德让、室昉、张俭、王继忠等或忠直敢谏或治狱公平或安民有术或拼死疆场或奉节不辱对辽政权的巩固与强大都做出了各自的贡献。这正是承天太后“明达治道闻善必从”圣宗“每承顺略无怨辞”1所致。 他们不仅重视官员的选拔而且注意对官员的考察。圣宗与太后参考宋朝制度确立了官员考核办法奖励清勤自持者惩治贪酷和阿顺迎合行为。正是由于朝廷赏罚严明圣宗朝才有明敏干练如张俭者抚民善断如邢抱朴者直言敢谏如马得臣者临民善治如耶律海里、耶律学古、萧排押、萧柳者镇抚边陲战功卓著如萧挞凛者。而太师柘母以迎合被罚南院大王耶律勃古哲因虐民被决以大杖耶律阿没里好聚敛为时议所鄙。故当时朝野风气较为清正。 在整顿吏治的同时承天太后与圣宗也重视审理狱讼平反冤抑。保宁三年（971）恢复了被穆宗废弃的钟院又置登闻鼓院以达民冤。四年诏中外官上封事了解政事得失。太后与圣宗锐意求治留心听断多次亲决滞狱和分遣诸臣决诸道滞狱使罪犯得以及时判决冤囚得尽快开释。统和中南京及易、平二州以狱空闻。开泰中诸道狱皆空。这既是社会秩序稳定的反映也有利于生产的展。 由于社会的展进步与中原联系的加强和受宋朝思想、文化、制度的影响圣宗时又多次更定法令屏除不利于封建统治的旧制增加维护封建秩序的内容。如奴婢犯罪由官府治罪主人不得擅杀；族帐有罪黥墨依诸部例；契丹人犯十恶者依汉律。同时还不断完善诉讼制度健全司法和行政机构。统和元年敕“诸刑辟已结正决遣而有冤者听诣台诉”；开泰八年又“诏诸道事无巨细已断者每三月一次条奏”；统和十二年大理寺置少卿及正；十六年“罢民输官俸给自内帑”；开泰三年增枢密使以下月俸；南京、奉圣、平、蔚、云、应等州置转运使；太平元年（1o21）立长子宗真为太子确立长子继承制；十年“诏来岁行贡举法”等。通过这些制度、措施的制订和执行加强了皇权逐步确立并巩固了封建秩序法令也日益完善。 自阿保机建孔子庙以孔子学说为治国的主导思想以来儒家思想在辽朝统治集团中的影响逐渐加深。辽圣宗好读《贞观政要》和唐太宗、玄宗实录对其行事多钦伏。他称唐太宗、后唐明宗和宋太祖、太宗为“五百年来中国之英主”1积极学习中原的统治方式和思想文化。圣宗多次以诏旨倡导忠、孝、节、义等封建意识形态和行为规范改变游牧民族中贵壮贱老、别籍异居、收母执嫂的传统。如民间有父母在别籍异居者听邻里觉察坐之；有孝于父母三世同居者旌其门闾免其租赋数年；禁命妇再嫁；分别嫡庶庶子以母论贵贱；禁皇族与卑小族帐通婚；在中京建太祖庙制度、祭器皆从古制等。这一切说明辽圣宗不但能积极学习和借鉴中原的治国经验而且在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的深层次上与中原也已十分接近。 随着各种制度和机构的健全、完善辽朝的文治渐兴史学也有所展。辽圣宗任命了起居注和日历官记载皇帝言行、群臣章奉和国家大事修史1《辽史》卷71《景宗睿智皇后萧氏传》、《契丹国志》卷7《圣宗天辅皇帝》。1《契丹国志·圣宗天辅皇帝》。 制度也渐趋完备。统和九年（991）监修国史室昉和邢抱朴合撰《统和实录》记载了太祖至景宗五朝史事。从此契丹与辽朝的历史从口耳相传进入了有来自本身的文字记录阶段为契丹民族和辽朝的展状况保留了大量珍贵的资料。 第二节调整阶级关系减轻赋税展生产调整部落组织解放奴婢自阿保机编部以来辽朝社会情况生了很大变化社会面貌已大大改观。为了适应变化了的形势圣宗时期再次调整部落组织。 这次调整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因户口蕃息需建部管理。阿保机时为备御奚人曾从契丹八部中各抽调二十户置二十详稳。经数十年户口蕃息圣宗遂置特里特勉部设节度使管理。这是辽朝社会稳定人口增长的结果。 二是以横帐大族奴隶置部。阿保机伐奚以所俘奚人为著帐子弟编为撒里葛、窈爪、耨盌三营籍隶宫分设夷离堇管理。圣宗以三营置三部脱离宫分设节度使管理。三部各有游牧地备畋猎之役。类似情况还有讹仆括部。 辽初从诸宫和横帐大族抽调奴隶编成稍瓦石烈与曷术石烈为皇室捉捕鹰鹘和冶铁。圣宗时两石烈人口增加遂各自置部也设节度使统领。通过以宫分人和奴隶置部解放了大批奴隶调整了阶级关系。宫分人编为新部摆脱了被奴役的处境使辽朝奴隶占有制进一步削弱封建因素迅增长契丹社会也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从而最终完成了封建化进程。三是以新附诸部族民户置部。对于俘虏或归附的室韦、女真、达鲁虢、乌古、敌烈、唐古、鼻骨德、剖阿里、盆奴里、奥里米、越里笃、越里吉等部族人户圣宗朝已不再配隶诸宫和诸部而是将他们分别编组为部设节度使统领与原来各部一样分隶南北二府或沿边军事机构为辽朝守边。不改变其原来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不强迫他们迁往内地。根据各自的展水平采取相应的方式管理使之各得其所。这样圣宗朝不但通过重新编部解放了大批奴隶而且新政策也使新附者不再沦为奴隶。 除解放大批奴隶外圣宗时也通过各项诏旨将因各种不同原因沦为奴隶者解放出来1。 轻徭薄赋展农业生产承天太后和辽圣宗留心民情注意减轻人民负担赈济灾贫采取了一些安定社会秩序和展生产的措施。 统和年间下诏诸道设置义仓丰年纳粟储积以备荒年赈济贫乏。又1统和七年诏南征所俘有亲属分隶诸帐者给官钱赎之；十三年诏诸道民应历以来胁从为部曲者仍隶州县；二十九年诏诸道水灾饥民质男女者自来年正月起日计值1o文价折佣尽遣还其家。又禁止主人擅杀奴婢。开泰六年公主赛哥以擅杀无罪婢被降为县主驸马被削官。这在法律上为奴隶的生存权提供了起码的保障。 屡次下诏赈灾故当时虽不时有水、旱、蝗灾却没有生灾民流亡现象社会秩序一直比较稳定。 平时他们也重视展农业生产制定和推行了一些保护农田、奖励垦荒和减轻赋役负担的政策和措施。统和八年检括农田整顿农业生产秩序。十二年定均税法；十三年又以所定税额偏高而下诏减轻括田租赋；十四年再蠲三京税赋。 承天太后与圣宗留心了解民情随时调整部民负担。如统和三年枢密院反映契丹诸部役户多困乏请以富户替代。圣宗亲阅诸部户籍减免涅刺、乌隗二部的部分差役。四年因对宋战争州县民逃亡禾稼不能按时收获采纳韩德让的建议募民收割。政事令室昉反映山西诸州因军兴民力凋敝田谷多遭践踏伤害遂免其当年税赋。六年霜旱民饥诏三司旧以税钱折粟估价不实令增价以利民。十年免云州租赋安辑朔州流民免其徭役三年。十二年免行在5o里内租蠲宜州（今辽宁义县）赋调免南京遭水灾民户租赋免诸部岁输羊和关征。十四年蠲三京及诸州税赋。审定南京所定新税法。同时罢不急之役减少诸部岁贡调整贡物种类以减轻部民负担。 承天太后和辽圣宗还多次遣使诸道劝农视禾稼禁止诸军官非时畋猎妨农行军中禁止士卒出营劫掠禁部从伐民桑枣禁刍牧伤禾稼改变了契丹军队打草谷的旧制。 采取徙民耕种和募民垦荒的方式展农业生产成效显著。 统和七年徙宋鸡壁砦居民2oo户于檀、顺、蓟三州择沃壤耕种官给耕牛、种子；诏燕乐、密云二县荒地许民耕种免赋税十年。统和十三年令诸道劝民种树诏品部旷地令民耕种；募民耕滦州荒地免租赋十年。开泰元年又诏：“百姓徭役烦重则多给工价；年谷不登仓以贷；田园荒废者则给牛种以助之。”1这些措施安定了社会秩序促进了生产展。太平五年圣宗车驾至燕人民以年谷丰熟争献土物。于是出现圣宗礼高年惠孤寡微服出行观士庶嬉游一派安居乐业的景象。 这期间对西北地区的开更是成绩卓著圣宗命西北路招讨司在胪朐河、镇州屯田以解决驻军供给并连获丰收2。 第三节开疆拓土加强对西北、东北边区的控制随着国势的增强辽朝对周边各政权的影响也日益扩大。统和七年封党项贵族李继迁为夏国王确立了同夏的宗藩关系。为了对宋战争的需要拆散宋与高丽可能结成的联盟迫使高丽臣服。从而在对外关系上取得了对宋的优势。 渤海人南迁后原渤海国控制下的女真各部逐渐向混同江、鸭绿江两岸和长白山周围地区展。景宗时开始袭扰辽朝东京道州县。圣宗统和元年、1《辽史》卷59《食货志》上。 2《辽史》卷59《食货志》上载：“命耶律唐古督耕稼以给西军唐古率众田胪朐河侧岁登上熟。移屯镇州凡十四稔积粟数十万斛每斗不过数钱。”唯《食货志》将此事记于道宗初年误。详见《辽史》卷59《食货志》上注六、《辽史》卷91《耶律唐古传》。 三年和十三年先后三次派兵遣将征讨女真和乌惹（兀惹）使他们成为辽朝的属国和属部。其中一部分女真人被迁往辽东成为被编入辽籍的熟女真也称合苏馆、合苏款女真。辽朝在各部女真人中设大王、节度使和详稳从而加强了对东北边境的控制。 辽朝北境的海勒水（海拉尔河）、栲栳泊（呼伦湖）周围地区居住着乌古诸部。乌古之西有敌烈。他们都是与契丹关系比较密切的室韦大部。阿保机曾多次征伐乌古诸部将俘获的乌古人迁往契丹内地编入契丹部落。留居原地的乌古人则成为辽朝的属部即“辽国外十部”之一。辽派详稳、都监驻守其地镇抚和监临其部众。太宗耶律德光初年和穆宗耶律璟晚年乌古曾两次起兵抗辽皆被镇压。圣宗统和初乌古承叛降之后部族贫困辽廷曾予以赈济。为加强对边部的控制统和初开始对乌古派遣朝廷任命的节度使。同时征调乌古部兵镇守西北边境由契丹将领统率防遏阻卜诸部。阻卜《辽史》又作“术不姑”、“述不姑”、“直不姑”、“直不古”、“臭泊”等是契丹人对室韦系统蒙古语族各游牧部族的泛称。有若干互不统属的部落或部落集团分别游牧于辽的西界和西北界。辽朝将他们分别称为阻卜、北阻卜和西阻卜。自太祖阿保机西征以来阻卜各部逐渐臣服相继成为辽朝的属部与辽建立了朝贡和互市关系。景宗时在阻卜活动区域设西北路招讨使加强了对阻卜地区的控制。 圣宗统和十二年（994）以皇太后姊、齐王罨撒葛妃胡辇领乌古部兵和永兴宫分斡鲁朵军驻守西北境以萧挞凛为西北路招讨使。建镇、防、维三边防城开境数千里。以镇州为西北路招讨司驻地辽朝对西北地区的统治也大大地巩固了。 在军事征伐中被俘虏而进入契丹内地的回鹘人也被编入契丹部落圣宗三十四部中的薛特部就是由回鹘人组成的。留居原地没有西迁的回鹘人归附辽朝后也成为辽朝属部。他们同辽国外十部中的乌古一样对辽朝岁有常贡。高昌回鹘成为辽朝的属国辽在那里派有都监。甘州回鹘以及葱岭西回鹘建立的黑汗王朝也与辽建立了朝贡和通使关系。辽在其地分别建有高昌回鹘大王府、甘州回鹘大王府和阿萨兰回鹘大王府。 第四节与宋的争战与和好辽自太祖阿保机起即有意夺取黄河以北之地除穆宗无意进取失去瀛、莫二州外太宗、世宗都曾为这一目标努力奋斗但均未能如愿。景宗初年时辽朝政局不稳宋朝实力增加辽曾主动与宋修好双方曾维持了短时间的和平。宋太宗即位后连续两次向辽出兵动了幽州之战（辽称高梁河之战、围城之役）和燕云之战。在辽朝群臣、将帅的奋力抵抗下保住了南京、西京诸州县但辽朝不但没有将势力推进至黄河以北甚至也没能收回被后周夺去的瀛、莫二州。此后宋朝虽然放弃了武力收复燕云的努力但辽朝却始终没有改变占有黄河以北至少是收回瀛、莫二州的决心。 燕云之战失败后宋朝对辽取守势。辽圣宗在巩固了统治地位后便开始了对宋朝的军事进攻。统和十七年承天太后与圣宗亲率辽军南下俘宋高阳关都部署康保裔（辽为避太祖讳改为康昭裔）。二十一年俘宋副部署、殿前都虞侯、云州观察使王继忠。二十二年兵临澶州城下与宋军隔河对阵。战前契丹大将南京统军使萧挞凛误触宋军伏弩重伤致死辽军士气受挫。王继忠居间调停向承天太后建议南北议和被太后采纳。又致书宋真宗通报辽方息民止戈之意。经过反复谈判避免了一次拼死的厮杀双方签定了化干戈为玉帛的“澶渊之盟”1。 澶渊之盟确定了辽、宋双方兄弟之国的政治地位划定了双方的边界决定开展互市贸易宋每年向辽提供“助军银”1o万两、绢2o万匹。它是承天太后、辽圣宗以军事讹诈手段在政治、经济上取得重大胜利的协议也是他们审时度势、闻善必从的政治风范的体现。从此辽宋双方结束了军事对峙状态开展了和平友好交往不但使辽宋统治者各自得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而且使双方人民免受战争之苦有了从事生产的和平安定环境对当时中国的社会展是有利的。 辽圣宗十分珍惜与宋的友好关系。澶渊之盟后宋使次入辽时“所过州县刺史迎谒命幕职、县令、父老送于马前捧卮献酒。民庶以斗焚香迎引家置盂勺浆水于门。令接伴使察从人中途所须即供应之所至民无得鬻衾物受钱违者全家处斩。行从刍秣之事皆命人掌之”辽圣宗对“岁献方物皆亲阅视必使美好中意。守约甚坚未尝稍起边衅”2。故终圣宗之世辽宋间一直友好相处不曾生矛盾冲突。圣宗临终仍以“不得失宋朝之信誓”而谆谆嘱之于其继承者。此后在兴宗和道宗时期辽宋间虽有一些矛盾与摩擦但最终也都是通过政治交涉的手段解决的双方都尽力避免诉诸武力这都是圣宗和承天太后身体力行和对其子孙耳提面命的结果。1关于王继忠在澶渊之盟中的作用参见李桂芝《辽金简史》第五章第二节。2《宋会要辑稿·蕃夷一》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本。 第十九章耶律斜轸耶律休哥萧挞凛第一节耶律斜轸耶律斜轸（？—999）字韩隐六院部人。耶律曷鲁之孙世宗、穆宗族兄弟景宗族叔圣宗同族叔祖。《辽史》称其“性明敏不事生产”1。保宁元年（969）宋兵攻北汉以枢密使萧思温荐为西南面招讨使节制西南面诸军。保宁八年改南院大王2。统和初为北院枢密使守司徒。统和四年（986）以破女直、宋有功加守太保。统和十七年（999）从承天太后南伐卒于军中。 保宁十一年（979）宋以灭北汉之师奔袭燕京。北院大王耶律奚底、统军使萧讨古和乙室王撒合往援与宋军逆战于沙河败退至清河北。耶律斜轸取奚底军青帜旗佯败诱敌取得初战的胜利。进军至京西北高梁河与休哥分左右翼夹击宋军又获全胜致使宋太宗落荒而逃。接着辽诸军并力“击宋余军所杀甚众获兵仗、器甲、符印、粮馈、货币不可胜计”1。高梁河之战是宋军次大规模对辽朝的进攻宋太宗亲临指挥。时值七月正是辽景宗远离南京避暑于夏捺钵之际南京守备空虚赖权南京留守韩德让、南京兵马都指挥使耶律学古和知三司使刘弘能安人心捍城池；耶律斜轸与耶律休哥率军及时赴援才得以取胜。这是斜轸与休哥军事才能的次展现。 乾亨四年（982）圣宗冲龄即位皇太后摄国政。“母寡子弱族属雄强边防未靖”2；景宗后“当朝虽久然少姻媛助诸皇子幼稚内外震恐”3；“诸王宗室二百余人拥兵握政盈布朝廷”4；宋朝也欲乘机北伐收复被石晋割弃的燕云十六州。太后以寡母弱子面对虎视最高权力的宗室诸王势孤力单处境艰危形势严峻。 景宗在位14年虽不曾致辽朝于鼎盛却初步扭转了穆宗时国势不振的局面。更为可贵的是他任用和培养了一批有为的蕃汉官僚这是辽圣宗承自其父的最可宝贵的财富。在政权交接、局势动荡之际这些官僚的作用就显得更为重要了。与韩德让一样耶律斜轸、耶律休哥和萧挞凛在关键时刻给辽圣宗以无保留的大力支持对圣宗统治地位的确立和政权的巩固都挥了重要作用。 耶律斜轸与受顾命的韩德让一起面对挑战勇敢地承担起了保卫圣宗权力维护国家稳定的重担向太后保证说：“信任臣等何虑之有！”1。不但保证圣宗的皇位得以巩固而且为辽朝的全盛挥了各自的经邦治国之1《辽史》卷83《耶律斜轸传》。 2《辽史》卷8《景宗纪》上载：保宁八年以西南面招讨使耶律斜轸为北院大王。则本传所载保宁元年节制西南面诸军即为西南面招讨使之职。《景宗纪》保宁八年载斜轸为“北院大王”误。当以本传和《景宗纪》乾亨元年所载为准。 1《辽史》卷8《景宗纪》下。 2《辽史》卷71《景宗睿智皇后萧氏传》。 3《契丹国志·耶律隆运传》。 4《契丹国志·耶律隆运传》。 1《辽史》卷71《景宗睿智皇后萧氏传》。 才。 耶律斜轸以北院枢密使参决大政除维护圣宗的地位外也充分挥契丹人能征善战的军事才能保卫辽朝安全。在高梁河之战后斜轸又参加了辽宋间的第二次大战——燕云之战。 统和四年（986）宋朝三路大军北上伐辽承天太后亲自率师援救南京以斜轸为山西路兵马都统迎击潘美、杨继业的西路军。宋军乘辽方无备已“陷山西诸郡各以兵守”2斜轸先击败宋将贺令图进围蔚州。一面射书城中招降一面令都监耶律题子设伏险处配合围城打援一举攻取蔚州。又败宋军于飞狐、浑源并于狼牙村俘获宋将杨继业。与此同时承天太后与耶律休哥等在东路也战胜了宋军为辽宋对峙局面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宋两次北伐失利后放弃了以武力收复燕云的方针对辽改为守势。但辽朝却开始不断南下以期将疆域推进到黄河以北至少要收回被后周攻占的瀛、莫二州。于是辽圣宗在巩固了帝位之后自统和十七年开始又大举对宋用兵。耶律斜轸也于是年卒于军中。 第二节耶律休哥耶律休哥（？—998）字逊宁耶律释鲁之孙。东丹王耶律倍、耶律德光族兄弟世宗、穆宗族叔景宗叔祖圣宗同族曾祖。初为郎君1穆宗应历十五年从群牧都林牙萧幹讨平乌古、室韦叛部。应历末年官惕隐2。景宗乾亨二年（98o）为北院大王拜于越总南面戍兵。圣宗统和元年为南京留守、南面行营总管总边事。四年封宋国王。十六年薨圣宗诏立祠南京。 高梁河之役宋军包围南京辽朝形势危急。诸臣甚至议及弃燕蓟保松亭、古北口。宋人记载耶律休哥“时为舍利郎君请兵十万救幽州。并西山薄幽陵人夜持两炬朝举两旗。选精骑三万夜从他道自官军南席卷而北。又以弱兵五千守幽州望风遁去。我师遏之不得去遂坚守。及我师已退或劝袭之于越曰：‘受命救幽蓟已得之矣。’遂不甚争利”3。这里所记的正是耶律奚底、萧讨古失利后斜轸与休哥领兵赴援的情况。斜轸在清河一线设伏诱敌然后与休哥左右夹击宋军。《辽史·耶律休哥传》载“追杀三十余里斩万余级休哥被三创。明旦宋主遁去休哥以创不能骑轻车追至涿州不及而还。”两方记载相互对照可知当时坚守南京者为韩德让、耶律学古和刘弘失利者为耶律奚底和萧讨古。斜轸和休哥各领兵自东西两路入援。西路斜轸先至设伏先击败宋朝追兵；东路休哥人持两炬、旗日夜兼程。双方战术运用得当配合默契同时抵达高梁河大败宋军解救了南京之围。宋太宗得以逃脱是休哥负伤不能骑马不便追击并非“不甚争利”。 是年冬为报围城之役（即高梁河之役）景宗又遣韩匡嗣和南府宰相2《辽史》卷83《耶律斜轸传》。 1“郎君”契丹语作“舍利”、“沙里”意为勇士是契丹贵族中无职事而勇武者的称号。详见李桂芝：《契丹郎君考》《民大史学》第1期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2此据休哥本传。参照《穆宗纪》下和《萧幹传》。 3江休复：《杂志》引自《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o。 耶律沙伐宋。休哥从匡嗣军战于满城。“方阵宋人请降。匡嗣欲纳之休哥曰：‘彼军气甚锐疑诱我也。可整顿士卒以御。’匡嗣不听”1。“休哥引兵凭高而视须臾南兵大至鼓噪疾进。匡嗣仓卒不知所为士卒弃旗鼓而走遂败绩。休哥整兵进击敌乃却”2。休哥对宋军行动判断正确部署得当并收拾匡嗣军所弃兵械全军而还。 次年休哥为北院大王总南面戍兵。从景宗南伐围瓦桥关阵斩宋将张师。景宗赐以玄甲、白马追敌至莫州生获数将以献。景宗又赐以御马称赞他“尔勇过于名若人人如卿何忧不克？”3师还拜于越。圣宗即位后休哥总南面军务他一面继续治军修武备一面加强政治治理展生产安定民心恢复和建立新的统治秩序4。统和四年燕云之战宋东路军进至岐沟、涿州、固安。南京兵少休哥不敢轻易出战遂采取袭扰的方式令宋军疲于应付以待援军5。待援军至休哥率军追击“宋师望尘奔窜堕岸相蹂死者过半沙河为之不流”。以功封宋国王。 经与宋军两次大的较量宋朝不敢再以武力收复燕云。辽朝势力复振休哥上言“略地至河为界”以实现阿保机生前的心愿。太后虽未采纳但从后来不断南征的记录看辽朝君臣确实一直在等待时机实现宿愿。统和七年（989）宋军攻易州休哥“率锐卒逆击于沙河之北杀伤数万获辎重不可胜计献于朝。太后嘉其功诏免拜、不名。自是宋不敢北向”。“时宋人欲止儿啼乃曰：‘于越至矣！’”1休哥为宋人所惧是因为有勇有谋每战必胜。《辽史》称他“智略宏远料敌如神。每战胜让功诸将故士卒乐为之用。身更百战未尝杀一无辜”2。平时他也能休兵息民。对宋重视边境的和平与安宁；对南京农业区他身体力行轻徭薄赋建立正常秩序3。是辽朝前期难得的文武双全的军政人才。 第三节萧挞凛萧挞凛（？—1oo4）又做挞览、闼览字驼宁承天太后族兄弟4。《辽史》称他“有才略通天文”以宿直官入仕“屡任艰剧”5。历任南院都监、彰德军节度使、阻卜都详稳（西北路招讨使）、南京统军使等职加侍1《辽史》卷74《韩匡嗣传》。 2《辽史》卷83《耶律休哥传》。 3《辽史》卷83《耶律休哥传》。 4《辽史》卷83《耶律休哥传》载：“休哥均戍兵立更休法劝农桑修武备边境大治。”5《耶律休哥传》载：“夜以轻骑出两军间杀其单弱以胁余众；昼则以精锐张其势使彼劳于防御以疲其力。又设伏林莽绝其粮道。” 1《辽史》卷83《耶律休哥传》。 2《辽史》卷83《耶律休哥传》。 3《耶律休哥传》载：“休哥以燕民疲敝省赋役恤孤寡戒戍兵无犯宋境虽马牛逸于北者悉还之。远近向化边鄙以安。” 4挞凛的族属尚待研究。《辽史》卷85《萧挞凛传》载他是承天太后父萧思温的再从侄即承天太后的族兄弟应属国舅大翁帐或小翁帐即淳钦皇后母前夫之族。或为萧翰、萧幹之族？5《辽史》卷85《萧挞凛传》。 中、右监门卫大将军、检校太师。统和十二年（994）封兰陵郡王。二十二年1与圣宗、承天太后南伐宋误触宋军伏弩重伤致死。 萧挞凛一生行事以军事活动为主。统和四年（986）参加辽、宋燕云之战以诸军副部署身份从枢密使耶律斜轸战于山西俘获宋将杨继业于朔州。十一年与东京留守萧恒德伐高丽迫使其称臣纳贡。十二年与齐王妃率领西北乌古等部兵和永兴宫分军驻守西北胪朐河地区任西北路招讨使（又称阻卜都详稳）。“凡军中号令太妃并委挞凛”2。萧挞凛悉心镇边访求安边之策。时有仲父房耶律昭“博学善属文坐兄国留事流西北部”萧挞凛向他请教如何管理阻卜事务3。耶律昭建议他赈穷薄赋散畜牧以就便地；简练精兵去其难治者。挞凛采纳他的意见对诸属部镇之以威抚之以德。十五年敌烈部杀详稳而叛挞凛率军追剿并讨阻卜之未服者。于是“诸蕃岁贡方物充于国自后往来若一家”4。圣宗亲自作诗褒奖同时令耶律昭作赋以述其功。后因诸部叛服不常挞凛上表“乞建三城以绝后患”5。自统和十九年调任南京统军使6至二十二年死于弩伤四年来一直在伐宋前线。先后攻宋威虏、顺安诸军在望都康村擒宋将王继忠又连攻保、定、瀛等州率军直指澶渊给宋军造成极大威胁为澶渊之盟的签定创造了条件。 辽宋澶渊之盟是在辽朝大军压境的情况下由被俘的宋将王继忠先提出并分别说服承天太后、辽圣宗和宋真宗经过双方使臣往复多次交涉后签定的。挞凛之死严重地影响了辽军的士气给辽朝军事和谈判活动都带来了不利影响但辽方利用宋朝君臣的怯战心理通过和议仍然攫取了3o万两匹银绢的物质利益并取得了与宋为兄弟之国的平等地位辽宋双方也因此得以维持和平局面。 挞凛子排押（？—1o23）又作排亚字韩稳也多战功历官左皮室详稳南京统军使北、南宣徽使东京留守北府宰相政事令兼知西南面招讨使加同政事门下平章事等。尚景宗次女长寿公主拜驸马都尉。封兰陵郡王、豳王。曾参加征讨阻卜、辽宋燕云之战和澶渊之战以及征高丽等重要战役所在多有功。在宣徽使任上曾“条上时政得失及赋役法上嘉纳焉”“为政宽裕而善断诸部爱之民以殷富时议多之”1。 挞凛次子恒德（？—996）又作勤德、肯德、恳德字逊宁。统和元年（983）尚景宗幼女越国公主历官南面林牙、北面林牙、东京留守拜驸马1关于萧挞凛卒年《辽史·圣宗纪》和《续资治通鉴长编》载为统和二十二年即宋景德元年（1oo4）与本传有异本传误当从《圣宗纪》、《长编》。 2《辽史》卷85《萧挞凛传》。 3《辽史》卷1o4《耶律昭传》。 4《辽史》卷85《萧挞凛传》。 5《圣宗纪》载统和二十一年“修可敦城”；二十二年“以可敦城为镇州军曰建安”；《辽史·地理志》一载镇州“本古可敦城统和二十二年皇太妃奏置。选诸部族二万余骑充屯军专捍御室韦、羽厥等国渤海、女直、汉人流配七百余户分居镇、防、维三州。”此事当是因耶律昭的建议由萧挞凛上表请示至此得以实施。 6《辽史·圣宗纪》十四载统和二十年“南京统军使萧挞凛破宋军於泰州”知挞凛此时已为南京统军使。 1《辽史》卷88《萧排押传》。 都尉。“有胆略而善谋”参加征伐高丽、辽宋燕云之战和征讨兀惹赐启圣竭力功臣。因对公主照料不周赐死后追封兰陵郡王。 恒德子匹敌（？—1o31）字苏隐一名昌裔。尚圣宗弟秦晋国王耶律隆庆女韩国长公主拜驸马都尉官殿前副点检、北面林牙、殿前都点检、国舅详稳封兰陵郡王。太平十一年辽圣宗死钦哀后执政以匹敌为圣宗齐天皇后所爱遂与后父萧浞卜等同以谋反罪被害。 圣宗前期枢密使耶律斜轸与承天太后、韩德让等总全国军政事务韩德让在政事上建树较多斜轸常在军旅。边防事务南有休哥总兵御宋治理南京汉地；西北有萧挞凛驻军镇抚阻卜和乌古、敌烈；东京地区有萧恒德、萧排押先后为留守控扼女真和备御高丽。中外所任各尽职守共同创造了辽朝的鼎盛局面。 第二十章萧韩家奴耶律仁先王鼎第一节萧韩家奴萧韩家奴（975—1o46）字休坚契丹涅刺部人。通契丹、汉文字是受汉文化濡染颇深的契丹上层知识分子。统和十四年（996）始仕先后为右通进、典南京栗园、同知三司使事。重熙四年（1o35）迁天成军节度使、彰愍宫使后擢翰林都林牙兼修国史、归德军节度使等。 萧韩家奴立身清俭不妄取于人。《辽史》载他“家有一牛不任驱策其奴得善价鬻之。韩家奴曰：‘利己误人非吾所欲。’乃归值取牛”1。他善诗文明治道重史事以文才出众被兴宗命为诗友。常常借与兴宗接触的机会反映治国方面的问题并常于闲谈中论及国计民生。一次兴宗问及异闻他则以炒栗比喻治国说“臣惟知炒栗：小者熟则大者必生；大者熟则小者必焦。使小大均熟始为尽美。不知其他。”兴宗很欣赏这一讽谏方式。兴宗曾问他“我国家开创以来孰为贤主？”萧韩家奴竟以穆宗对。穆宗是辽朝诸帝中最无建树且残暴嗜杀者兴宗颇感奇怪说：“穆宗嗜酒喜怒不常视人犹草芥卿何谓贤？”答称：“穆宗虽暴虐省徭薄赋人乐其生。终穆宗之世无罪被诛未有过今日秋山伤死者。臣故以穆宗为贤。”显然萧韩家奴并不真正认为穆宗最贤只是为使兴宗节制游畋才以嗜杀成性的穆宗为参照以期引起兴宗的重视。这与他后来建议“节盘游”的思想是一致的。 兴宗下诏令群臣言治国之要萧韩家奴上书洋洋数千言多为当时要务。如赋繁役重民以贫困；宜倡节俭戒奢侈节盘游简驿传轻徭薄赋使民务农；防御重点应为南方之宋对西北诸属部则应各置酋长令其“岁修职贡”徙可敦城于近地等。并从历史经验教训中得出“寇盗多寡皆由衣食丰俭徭役重轻”的认识。 萧韩家奴以大儒为兴宗所器重命为翰林都林牙兼修国史和起居注官。“每入侍赐坐。遇胜日与帝饮酒赋诗以相酬酢君臣相得无比。韩家奴知无不言虽谐谑不忘规谏”1。 萧韩家奴也继承了中原历朝的史学传统是契丹人中兼具史德、史识和史才的杰出史学家。重熙十三年（1o44）上疏请按照“唐高祖创立先庙尊四世为帝”的先例追尊祖先名号为兴宗采纳于是辽朝“始行追册玄、德二祖之礼”2。在任起居注官时秉承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善恶无所隐。兴宗每畋猎萧韩家奴“未尝不谏”。一次兴宗于秋山射猎侍从中被熊虎伤死者数十人萧韩家奴书于简册。兴宗见到后命他删去他却坚持如实记录。兴宗不得不承认：“史笔当如是。” 有此史德和史才堪当修史重任故兴宗下诏让他与耶律古欲、耶律庶1《辽史》卷1o3《萧韩家奴传》。 1《辽史》卷1o3《萧韩家奴传》。 2奏疏内容参见《辽史》卷1o3《萧韩家奴传》。辽兴宗于重熙二十一年（1o52）“追尊太祖之祖为简献皇帝庙号玄祖祖妣为简献皇后；太祖之考为宣简皇帝庙号德祖妣为宣简皇后”。此后天祚帝于乾统三年（11o3）又“追尊太祖之高祖曰昭烈皇帝庙号肃祖妣曰昭烈皇后；曾祖曰庄敬皇帝庙号懿祖妣曰庄敬皇后”。于是辽太祖以上四世皆得以追尊帝号。此议始由萧韩家奴之。成等编辑上世以来事迹及诸帝实录。这是自圣宗朝室昉和邢抱朴编纂《统和实录》以来辽朝第二次组织力量编修国史、实录这次编纂的实录仍为2o卷称《遥辇至重熙以来事迹》又称《辽国上世事迹及诸帝实录》或《先朝事迹》。此后道宗朝耶律孟简又编录了耶律曷鲁、耶律屋质和耶律休哥《三人行事》天祚朝耶律俨编纂《皇朝实录》7o卷加上时人所作的《七贤传》等都是辽朝重要的国史资料直接或间接为后来《辽史》的编纂保留了部分宝贵的资料。 此外萧韩家奴又奉诏纂修《礼典》。他博考经籍自天子达于庶人以情文制度可行于世不谬于古者撰成3卷1。 萧韩家奴是一个蕃汉、经史兼通的大儒。兴宗还命他翻译汉文诸书。他希望契丹统治者能了解古今成败得失遂翻译了《通历》、《贞观政要》和《五代史》等为他们提供借鉴。 萧韩家奴有诗文集称《六义集》12卷行世惜今已不传。 第二节耶律仁先耶律仁先（1o13—1o72）契丹名乣邻（一作查刺）字一得耶律释鲁之后籍隶孟父房。兴宗重熙三年（1o34）补宿卫与兴宗论政受到赏识。仁先以知遇之恩“言无所隐”1。历官宿直将军、崇德宫使、殿前副点检、鹤刺唐古部节度使、北面林牙；重熙十一年（1o42）升北枢密院副使迁燕京（南京）留守同知兼权析津府尹事；十三年为契丹行宫都部署；十六年迁北院大王；十八年知北院枢密使事迁东京留守封吴王。道宗清宁初为南院枢密使；为人所谮出为南京兵马副元帅守太尉改封隋王；复为北院大王拜南院枢密使封许王。以平耶律重元滦河之变有功为北院枢密使进封宋王。咸雍元年（1o65）加于越改封辽王。咸雍八年（1o72）四月以疾薨享年6o岁。 耶律仁先“魁伟爽秀有智略”2在辽朝政治生活和外交活动中都曾起过重要的关键性作用。辽兴宗统治地位巩固后自认为“天下太平户口繁息”3欲继其父之后再创伟业以军事讹诈和政治交涉手段向宋朝索要关南十县。重熙十一年（1o42）耶律仁先以北院枢密副使身份与汉人行宫副部署刘六符使宋。同意宋使富弼的意见双方罢兵约和宋朝在澶渊之盟所定岁币的基础上增加岁币银1o万两、绢1o万匹。并因争得岁币名目为“贡”、“纳”4授功臣名号加官中书门下平章事5。 在治民任上耶律仁先能体察下情减轻人民负担安抚百姓；当然为1《辽史》卷1o3《萧韩家奴传》载：“十五年复诏曰：‘古之治天下者明礼义正法度。我朝之兴世有明德虽中外向化然礼书未作无以示后世。卿可与庶成酌古准今制为礼典。事或有疑与北、南院同议。’” 1《辽史》卷96《耶律仁先传》。 2《辽史》卷96《耶律仁先传》。 3《辽史》卷87《萧孝穆传》。 4参见《辽史·兴宗纪》、《辽史·耶律仁先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7。但《长编》载最终所定岁币名目为“纳”《耶律仁先传》则记为“贡”。 5《耶律仁先墓志铭》见《全辽文》卷8。 加强辽朝的统治也曾镇压人民的反抗。任南京留守同知时“下车之后都邑肃清”1。武清生了李宜儿领导的反抗活动他侦捕宜儿送至阙下致使李宜儿被杀。他却因此受到褒奖封吴王。兴宗亲自宣读制书称他为“唐室之玄龄、如晦我朝之信你、室宁”2。为北院大王期间奏“两院户口殷庶乞免他部助役”；3在东京留守任上奏开山通道以控制女真恃险扰掠“边民安业”。因此当清宁年间再为北院大王时“民欢迎数百里如见父兄”。在南京留守任上“恤孤茕禁奸慝宋闻风震服。议者以为自于越休哥之后惟仁先一人而已”4。 耶律仁先的最大功绩是平定耶律重元和涅鲁古动的滦河之变。清宁九年道宗猎于太子山。敦睦宫使耶律良奏重元父子谋逆道宗尚不甚相信他召仁先了解情况。仁先素与参知政事姚景行关系密切景行曾多次提醒仁先注意重元父子的动向及时向道宗上奏。至此仁先“具言其事”5并说：“此曹凶狠臣固疑之久矣。”加之道宗按耶律良的建议派去考察涅鲁古的使者报告了重元父子的实情道宗才开始有所警觉并派仁先去搜捕重元父子而宫帐仍未作任何防范。重元、涅鲁古父子阴谋败露遂立即起事。仁先未及备马涅鲁古胁迫弩手军4oo人已至行宫情况异常危急。道宗欲到北、南院避敌仁先以情况不明又担心重元追击苦留不放1。仓卒间他“环车为营拆行马作兵仗率官属近侍三十余骑阵柢枑外”2。叛军因早有准备来势甚猛道宗被射伤臂乘马亦为所伤。而由于仁先率近侍拼死抵挡道宗终得脱险。经过双方激战涅鲁古受伤被擒重元也不得不退兵。仁先乘休战时机亟召居地最近的五院部萧塔剌又遣人分头召集诸军。次日黎明重元又胁迫奚人猎夫2ooo人再犯行宫。时萧塔刺兵已至“仁先料贼势不能久俟其气沮攻之。乃背营而阵乘便奋击”。加之北院宣徽使奚人萧韩家奴晓谕奚人去逆效顺奚人猎夫多投械服。叛军奔溃追杀2o余里重元自缢而死。 事平道宗“嘉叹久之”授仁先“安邦卫社尽忠平乱同德功臣”亲制文褒奖并命人画《滦河战图》以旌其功。 后遭乙辛排挤出朝为西北路招讨使“仁先严斥堠扼敌冲怀柔服从庶事整饬北边遂安”3。仁先终死于任所。 仁先有弟义先、礼先、智先、信先等七人。义先历任祗侯郎君班详稳、南院宣徽使、殿前都点检、南京统军使封武昌、富春郡王追封许王。义1《耶律仁先墓志铭》见《全辽文》卷8。 2见《耶律仁先墓志铭》但墓志称“封尚王”；《耶律仁先传》但载在兴宗朝“封吴王”却不载封王时间。两相对照则封王时间当在镇压李宜儿之后所封王号当为“吴”。“信你”、“室宁”不知何人或即“洪隐”（耶律曷鲁字）、“逊宁”（耶律休哥字）？ 3《耶律仁先墓志铭》。 4《辽史》卷96《耶律仁先传》。 5《辽史》卷96《耶律仁先传》。 1《辽史》卷96《耶律仁先传》载：“帝欲幸北、南院仁先曰：‘陛下若舍扈从而行贼必蹑其后；且南、北大王心未可知。’仁先子挞不也曰：‘圣意岂可违也？’仁先怒击其。帝悟悉委仁先以讨贼事。” 2《辽史》卷96《耶律仁先传》。 3《辽史》卷96《耶律仁先传》。 ------------ 36 先“举止严重”“天性忠直”待人以礼疾恶如仇。（w w w . q i s u w a n g . c o m 好看的小说）在南京统军使任上“奏请统军司钱营息以赡贫民。未期军器完整民得休息”；平时则常戒族人以孝、义为立身之本“其接下无贵贱贤否皆与均礼”4。 信先幼养于宫中善骑射。历官左护卫太保、同知殿前点检司事、右祗侯郎君班详稳、南面林牙等。 仁先子挞不也（1o36—1o93）字胡独堇清宁二年（1o56）迁为永兴宫使。以平重元之乱遥授忠正军节度使赐定乱功臣同知殿前点检司事。历官高阳、临海二军节度使左皮室详稳西北、西南路招讨使。大安九年（1o93）复为西北路招讨使领兵击阻卜诸部长磨古斯。磨古斯伪降他迎于镇州（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鄂尔浑河上游哈剌巴剌哈孙）西南沙碛间被害。 第三节王鼎王鼎（？—11o6）字虚中涿州（今属河北）人。道宗清宁进士1。通经史善诗文道宗朝典章多出其手。通达政体刚正不阿道宗遇事多所咨访。先后担任易州观察判官、涞水县令、翰林学士、知制诰、史馆修撰、观书殿学士等职1。大康年间（1o75—1o84）因事得罪流放镇州。大安年间召还复官。乾统六年（11o6）卒。 王鼎曾上书“言治道十事”多关乎国家兴衰2。而为了给后人留下当时的教训他又根据知情者的叙述写下了记录辽道宗朝最大的惨祸——生于咸雍、大康年间的皇后萧观音和太子耶律浚被诬致死事的《焚椒录》一书。如果说以往宗室间的争权斗争所涉及的多为辽朝宗室诸王或个别国舅对辽朝的政局影响还不算太大的话那么道宗朝的这次惨祸不但使道宗失去了贤后还失去了唯一的嫡子。更有甚者由于耶律乙辛阴谋得逞朝中的正直官僚也多因保护皇后、太子而被排挤、陷害朝中难得可用之人造成了天祚朝治国乏才的局面加了辽朝的灭亡。 4参见《辽史》卷9o《耶律义先传》。 1《辽史》卷1o4《王鼎传》载王鼎“清宁五年擢进士第”；《辽史》卷22《道宗纪》二载清宁八年道宗“御清凉殿放进士王鼎等九十三人”。《辽史·王鼎传校勘记》认为“五年”与“八年”登第者为同一王鼎问题是《辽史·道宗纪》与《王鼎传》所记时间不一致；陈述先生则称清宁五年之王鼎为“进士王鼎”八年之王鼎为“状元王鼎”另有于咸雍八年撰写《蓟州神山云泉寺记》的“受戒居士王鼎”加上当时使辽的宋人王鼎“四人同时同姓名”。见《全辽文·作者索引及事迹考》。然而同时同地而又“均能文”、“同信佛”之王鼎何其多耶？“状元”即进士第一名故亦可视为“进士”二王鼎又同为“史馆修撰”；所谓“受戒居士之王鼎”在《蓟州神山云泉寺记》中署名“范阳王鼎”范阳属涿州又与“进士王鼎”同乡里我意所谓“状元王鼎”、“进士王鼎”和“受戒居士王鼎”三者中必有二甚或三人为同一人。 1《王鼎传》称鼎“寿隆（寿昌之误1o95—11oo）初升观书殿学士”而作于大安五年（1o89）的《焚椒录序》则自称“前观书殿学士”时间相差几2o年。或许王鼎在流放镇州前已为观书殿学士道宗末年召回后复原官观书殿学士《王鼎传》误以复官为升官？ 2王鼎上书所言“十事”本传与《道宗纪》均不载。郑麟趾《高丽史》卷1o载大安八年有辽官王鼎出使高丽每夜独坐为谏疏极言辽承平日久不修武备事。陈述先生疑此为状元王鼎所为。如清宁五年与八年登第的二王鼎为一人则此谏书或即王虚中所言的“治道十事”而且上书时间是在流放回朝后。《焚椒录》一书详细记载了宣懿皇后被诬事件的始末并按自己的认识分析了事件生的原因它是出自当时人之手的记录辽朝重大事件的著作。 王鼎妻子乳母的女儿是耶律乙辛宠婢对乙辛陷害宣懿皇后之事知之甚详；北院枢密副使萧惟信是力保太子的契丹朝官之一他也曾向王鼎详谈事件的来龙去脉故《焚椒录》可以说是以第一手材料写成的其目的就是备史官采摘以警戒后人。王鼎《焚椒录序》称：“乃直书其事用竣后之良史。”《序》中所说的司徒公即萧惟信。惟信楮特部人历官左中丞、燕赵国王傅（道宗为皇子时于重熙十二年封为燕赵国王）、北院枢密副使、北面林牙、南京留守、左右夷离毕加守司徒。“枢密使耶律乙辛谮废太子中外知其冤无敢言者惟信数廷争”。可见他是道宗朝两起惨祸的知情者。第二十一章耶律重元耶律乙辛第一节耶律重元耶律重元（？—1o63）重元又称宗元契丹名孛吉只。圣宗次子兴宗同母弟。太平三年（1o23）封秦国王。圣宗仁德后萧菩萨哥生子不育养育耶律宗真如己出。及圣宗死耶律宗真即位即辽兴宗。其生母圣宗元妃萧耨斤诬陷仁德皇后谋逆迁之于上京遂自立为皇太后把持朝政。兴宗对此颇有微词1。为了进一步垄断大权皇太后竟与其弟萧孝先等谋废兴宗立重元。重元将太后的阴谋报告了兴宗兴宗收回太后符玺将她幽禁于圣宗陵寝——庆陵夺回了政权。 耶律重元提供情报有功被封为皇太弟倍受恩宠与信赖。历官北院枢密使、南京留守、知元帅府事赐以金券。并“许以千秋万岁后传位”于是重元“更加骄纵不法朝臣无敢言者道路以目”1。但是受中原文化影响极深的辽兴宗并不想真正兑现自己的诺言从长子耶律洪基6岁起就开始培养他为自己的接班人先封为梁王；11岁时总领中丞司事封燕王；12岁总知北南枢密院事加尚书令进封燕赵国王；19岁领北南枢密院事；21岁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知惕隐事开始参与朝政。兴宗病重之际又召洪基“谕以治国之要”2。因此兴宗死后洪基顺利地继承了皇位是为辽道宗。 但是自钦哀皇后至兴宗的言行助长和鼓励了重元的权力欲加之重元子涅鲁古已渐长大成*人他的权力欲望比乃父有过之而无不及。道宗的权力自其即位伊始就受到了其叔和堂弟的挑战。道宗对重元父子采取的依然是安抚策略“册（重元）为皇太叔免拜不名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复赐金券、四顶帽、二色袍尊宠无比”3。涅鲁古则在兴宗朝封安定郡王、楚王为惕隐；道宗即位后徙封吴王、楚国王清宁三年为武定军节度使七年知南院枢密使事。这使他们的气焰更加嚣张。清宁七年涅鲁古动员其父诈称有病欲待道宗前来问疾时行刺没有实现。于是他们又积极策划另一次行刺阴谋。时北南臣僚多怀疑重元父子心怀叵测而道宗却浑然不察。 清宁九年（1o63）道宗驻跸滦河行宫重元、涅鲁古父子再次密谋行刺。敦睦宫使耶律良得到重元父子诗知其逆谋向道宗报告。道宗命人召涅鲁古涅鲁古非但不肯前往还擅自拘留使者。召集4oo人直犯道宗行宫。南院枢密使耶律仁先等仓卒组织反击擒获涅鲁古重元负伤而退。黎明重元又胁迫奚族猎夫2ooo人再次攻击行宫北院宣徽使奚人萧韩家奴晓喻奚人放下武器。仁先等再次反击追杀2o余里重元兵败自杀。 重元之乱生在辽道宗时期。前此景宗、圣宗和兴宗三朝辽朝的皇1钦哀皇后使护卫冯家奴、喜孙等“诬告北府宰相萧浞卜（承天太后弟仁德皇后父）、国舅萧匹敌（承天太后外孙萧挞凛孙恒德子）谋逆。诏令鞫治连及后。兴宗闻之曰：‘皇后侍先帝四十年抚育眇躬当为太后；今不果反罪之可乎？’钦哀曰：‘此人若在恐为后患。’帝曰：‘皇后无子而老虽在无能为也。’”参见《辽史》卷71《圣宗仁德皇后萧氏传》。 1《辽史》卷1o9《罗衣轻传》。 2参见《辽史·道宗纪》、《辽史·兴宗纪》。 3《辽史》卷112《耶律重元传》。 帝和蕃汉大臣对汉文化的吸收表现出了相当大的主动性汉制对契丹人的影响也日益深化。表现在皇位继承上长子继承制由原来的借鉴中原方式变为多数契丹贵族本身认可的方式。因此圣宗和兴宗在世时都已经为长子继承皇位作了必要的安排。可以说经过八帝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航程辽朝皇位的长子继承制即使不是在法律上至少是在人们的心目中已经确定下来。重元之乱虽然同以往的权力争夺一样表现为皇室成员间的权力斗争但其实质与以往已经不同它是外戚通过太后介入皇权争夺的反映。以此为界辽朝前期宗室间的权力争夺已经演变为国舅各族帐间通过拥立皇帝为本家族谋取权力的斗争。 《辽史》称耶律重元“恃梁孝王之宠又多郑叔段之过”1正反映了重元之乱的根源在太后与诸舅。而变故没有生在兴宗时而出现在道宗朝一个重要原因则是重元子涅鲁古野心的驱动所以重元兵败后追悔说：“涅鲁古使我至此。”2第二节耶律乙辛耶律乙辛（？—1o83）字胡覩衮契丹五院部人。据《辽史》本传称他“幼慧黠”“及长美风仪外和内狡”1。兴宗朝重熙中始仕为文班吏掌太保印补笔砚吏。很得帝后欢心累迁护卫太保。道宗即位后以先朝旧臣任为同知点检司事升枢密副使。清宁五年（1o59）为南院枢密使改同知北院枢密使事封赵王。 当时辽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皇太叔耶律重元觊觎皇位其党萧胡覩等视南院枢密使耶律仁先为夺权的最大障碍千方百计排挤仁先。清宁九年他们奏请让仁先出任西北路招讨使远离朝廷。时耶律乙辛初参朝政在中枢机构立足未稳无力与重元党羽对抗不得不依赖仁先。于是他极力主张留仁先2。不久重元、涅鲁古动滦河之变耶律乙辛配合仁先平定了叛乱以功拜北院枢密使晋封魏王赐匡时翊圣竭忠平乱功臣。 至此耶律乙辛开始凭借权势、功劳和皇帝的信任为所欲为了。他日益专恣恃宠不法常为仁先所抑。于是一改以往对仁先的态度把他看成是擅权路上的最大障碍进行排斥、打击。咸雍元年（1o65）仁先被排挤出朝廷任南京留守。从此朝臣中无敢与乙辛相抗者。咸雍五年（1o69）乙辛受诏“四方有军旅许便宜从事势震中外门下馈赂不绝。凡阿顺者蒙荐擢忠直者被斥窜”3。当时有谚语称：“宁违敕旨无违魏王白帖子。”4参知政事刘伸是辽道宗称许的忠直大臣之一。就因说一句“臣乙辛尚1《辽史》卷1o9《罗衣轻传》。 2《辽史》卷112《耶律重元传》。 1《辽史》卷11o《耶律乙辛传》。 2《辽史》卷11o《耶律乙辛传》载乙辛奏曰：“臣新参国政未知治体。仁先乃先帝旧臣不可遽离朝廷。”《辽史》卷96《耶律仁先传》载排挤仁先者为“北、南枢密官涅鲁古、萧胡覩”。并说：“耶律乙辛奏曰：‘仁先旧臣德冠一时不宜补外。”所指当即此事但时仁先为北院大王。3《辽史》卷11o《耶律乙辛传》。 4《文献通考》卷346《四裔》23。 不畏何宰相之畏”1便被排挤出朝外任保静军节度使。道宗每欲召回重用都为乙辛所沮终至以崇义军节度使致仕。契丹诸贵族凡不附乙辛者也多遭排挤有的则不得不投靠乙辛以求自保。至此辽道宗已经被乙辛党羽所包围难得听到不同的声音。大康元年（1o75）18岁的皇太子浚兼领北南院枢密使事总领朝政。他法度修明威望日增乙辛的权力受到了挑战。为了阻挠太子总朝政他阴谋陷害懿德皇后以动摇太子的地位。 道宗懿德后因劝道宗节制游猎被疏远作《回心院》十希望感动道宗。伶官赵惟一因演奏《回心院》常出入皇后宫帐。宫婢单登原为耶律重元帐的奴婢皇后曾劝道宗不可将她置于身边因而为单登忌恨。她的妹妹是教坊伶人朱顶鹤之妻且与乙辛关系暧昧。乙辛利用这些关系编造了一个离奇的故事诬陷皇后。他指使人作淫词《十香词》由单登求皇后为之抄出然后令单登、朱顶鹤到北枢密院告皇后与赵惟一私通以《十香词》为物证又株连教坊直长高长命。耶律乙辛和汉人北府宰相张孝杰受命审理二人严刑逼供赵惟一、高长命诬服。族诛赵惟一、高长命皇后被赐自尽。道宗朝被乙辛一手制造出来的一大冤案竟被谳实2。 皇后无罪被诬致死太子忧形于色。乙辛深不自安。而略施小计就置皇后于死地的结果又助长了乙辛的气焰。他一方面向道宗盛称其同党萧霞抹之妹“美而贤”使道宗纳为后以为党援；一方面又将矛头指向太子以除后患。 乙辛的所作所为激起了朝中正直人士的普遍不满。诬陷皇后时就遭到枢密使萧惟信的公开指责1；护卫萧忽古则欲只身暗杀乙辛为国除害；林牙萧岩寿也向道宗揭露乙辛奸状2。但是乙辛及其党羽却扬言遭到了谗毁争取道宗信任。而为孤立太子他们又将太子师友客省使耶律引吉出为群牧林牙使太子更加孤危。由于群臣不断揭露乙辛大康二年（1o76）六月道宗出乙辛为中京留守。但乙辛的亲信不断在道宗面前为他辩解结果道宗反而出萧岩寿为顺义军节度使同年十月再令乙辛还朝复为枢密使。 二次掌权的乙辛加紧了陷害太子的行动。先将打击的矛头指向那些揭露他阴谋的人萧岩寿被流放乌隗路终身拘役；萧岩寿之友、给事北院圣旨事萧铎卢斡谪戍西北；契丹行宫都部署耶律撒剌出为始平军节度使；知北院枢密使事萧撒出为上京留守；只有耶律庶箴向乙辛认错才得以自安。相反凡党附乙辛者都得到了提升张孝杰得赐国姓；耶律燕哥自北面林牙拜左夷离毕；萧十三由护卫迁殿前副点检；萧余里也自宁远军节度使为北府宰相兼知契丹行宫都部署事；耶律合鲁擢升南面林牙；萧得里特自宫分人累迁北面林牙、同知北院宣徽使事。 当乙辛认为自己的势力足以抗衡太子时他便开始对太子下毒手了。乙辛当然知道最能击中皇帝心灵深处弱点并能致人于死地的罪行莫过于“谋1参见《辽史》卷98《刘伸传》。 2详见王鼎《焚椒录》。 1《焚椒录》载：萧惟信告诫乙辛：“懿德贤明端重化行宫帐且诞育储君为国大本此天下母也。而可以叛家仇婢一语动摇之乎？公等身为大臣方当烛照奸宄洗雪冤诬烹灭此辈以报国家以正国体奈何欣然以为得其情也？公等幸思之。” 2萧岩寿密奏曰：“乙辛自皇太子预政内怀疑惧又与宰相张孝杰相附会。恐有异图不可使居要地。”参见《辽史》卷11o《耶律乙辛传》。 废立”。在最高权力面前父子、兄弟的亲情会变得异常的苍白无力。因而他在成功地以“私通”罪谋害皇后之后又以“谋废立”向她的儿子开刀了。大康三年（1o77）五月乙辛、萧十三、萧得里特等共同商议令护卫太保耶律查剌告耶律撒剌、萧撒、萧忽古等谋废道宗立太子浚为帝。道宗遣人按问无实据。但仍重赏告者而出被告撒剌为始平军节度使撒上京留守护卫撒拨、萧忽古等流放边地。这样的处理无异于对乙辛夺权活动的鼓励于是他采取了更大胆的行动。六月他们又使牌印郎君、驸马都尉萧讹都斡和祗候郎君耶律塔不也等“自”证实查剌所告为实1并开列了“谋逆”者的名单。乙辛同党萧十三、耶律燕哥受诏鞫治。于是撒剌等被杀太子被囚于上京。不久又令其党羽杀太子于上京而以病死上闻。道宗欲召太子妃了解事实真相他们又杀太子妃灭口。遂使一桩莫须有的谋逆案谳定为实乙辛等也就成为破案的功臣。 于是乙幸同党次第擢升那些不肯投靠他们或对其所作所为有看法、异议的人相继被贬斥。除耶律撒刺、萧撒、耶律挞不也及其子弟被杀外同知汉人行宫都部署、驸马都尉萧挞不也因与耶律挞不也关系密切而被牵连施以酷刑终至被杀；萧岩寿、萧忽古被流放边地是太子一案定案之前至此案一定乙辛又将二人召回杀害以泄私愤；夷离毕郎君耶律石柳对乙辛“斥忠贤进奸党”1不满被流放镇州；谪戍西北的萧铎卢斡再被治罪“特恩减死仍锢终身”2；右夷离毕郎君耶律陈家奴被疑为太子同党免官。朝中正人被斥逐殆尽。 大康五年（1o79）三月乙辛知南院大王事加于越。又在设计谋害皇孙耶律延禧。幸得北院宣徽使萧兀纳等的保护皇孙才免遭毒手道宗也才开始对乙辛产生怀疑3。十月降乙辛为混同郡王。六年正月乙辛出外任知兴中府事。七年底被囚于来州。九年谋入宋被杀。 乙辛自咸雍元年（1o65）年底排挤耶律仁先外任至大康六年（1o8o）正月出知兴中府专擅朝政达14年之久兴起两次令朝野震惊的特大冤狱不但残害了皇后、太子而且杀害大批正直的契丹贵族、官僚使辽朝统治集团元气大伤。致使天祚皇帝即位时辽朝已面临治国乏才的局面加之天祚缺乏振兴的抱负和才干辽朝统治也就走向了衰亡。 1《辽史》卷11o《耶律乙辛传》载：“又令牌印郎君萧讹都斡诣上诬：‘耶律查剌前告耶律撒剌等事皆实臣亦与其谋。本欲杀乙辛等而立太子。臣等若不言恐事白连坐。’诏使鞫劾乙辛迫令具服。”1《辽史》卷99《耶律石柳传》。 2《辽史》卷93《萧铎卢斡传》。 3《辽史》卷98《萧兀纳传》载：“乙辛已害太子因言宋魏国王和鲁斡之子淳可为储嗣。群臣莫敢言。唯兀纳及夷离毕萧陶隗谏曰：‘舍嫡不立是以国与人也。’帝犹豫不决。五年帝出猎乙辛请留皇孙帝欲从之。兀纳奏曰：‘窃闻车驾出游将留皇孙苟保护非人恐有他变。果留臣请侍左右。’帝乃悟命皇孙从行。由此始疑乙辛。” 第二十二章辽天祚帝辽天祚帝（1o75—1128）即耶律延禧字延宁契丹名阿果。辽道宗之孙昭怀太子耶律浚之子1。6岁封梁王9岁进封燕国王。大安七年（1o91）总北南院枢密使事加尚书令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寿昌七年（11o1）道宗死延禧即位号天祚皇帝改元乾统。保大五年（1125）被金军俘虏降封海滨王。金天会六年（1128）病死享年54岁。皇统元年（1141）改封豫王葬广宁府（今辽宁北镇）闾阳县乾陵旁。 延禧出生不久父母相继遇害虽在直臣和亲属的保护下得以保全却没有受到良好教育。辽朝自钦哀皇后执政国舅少父房得势左右朝政宗室间的争权斗争已变为后族对皇权的操纵。道宗朝奸臣耶律乙辛擅权达14年之久老成正直的官僚被排挤、压制和打击统治集团元气大伤。天祚帝即位时辽朝已陷入政治日益腐败、治国人才匮乏的境况。 天祚帝对辽朝政治腐败、人心涣散、内外矛盾激化和人才匮乏的形势缺乏清醒的认识不思进取无所作为反而一味游畋享乐辽朝的政局更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地步。 第一节邪正不辨任人唯亲宣懿皇后和太子浚的冤案是辽朝后期的重大政治事件彻底清除乙辛党羽和他们对辽朝政局的影响平反大康年间的冤案起用勇于抵制乙辛的官员、将领是争取人心、振兴朝政、扭转世风的关键。天祚帝没有把握住这一时机他沉湎于游畋不恤政事亲佞人而远正直拒听忠言。北府宰相萧兀纳是两次冤案洗劫后的硕果仅存者曾冒险保护延禧力主以他为嗣有保护和辅导之功1。延禧即位前他因屡进直言而招致怨恨。天祚帝即位后虽被尊为太傅却不得不离开朝廷出任辽兴军节度使。 因厌恶乙辛的行为而被流放镇州的耶律石柳乾统初被召回他上书天祚帝请“尽收逆党以正邦宪收四方忠义之心昭国家赏罚之用”还详细地记述了太子浚被害和乙辛擅权等事希望天祚帝了解实情。天祚帝却不予采纳使“闻者莫不叹惋”2。 北院枢密使耶律阿思“有才而贪”有识之士早已指出他“将为祸基”天祚帝竟将清查乙辛余党这件关系辽朝前途命运的大事交与他负责。阿思贪赃枉法制造冤案的犯因行贿得免而一些胁从者却往往被罗织罪名受到惩罚。同知北院枢密使事萧得里底附会阿思敷衍塞责使得贪墨之徒继续用事阿谀奉迎者得以提升1。佞臣萧胡笃见天祚帝“好游畋每言从禽之乐1耶律浚为道宗长子母为宣懿皇后。咸雍、大康年间耶律乙辛擅权大康元年（1o75）、三年宣懿皇后与太子浚先后被诬陷。皇后赐死太子被害。九年道宗察知其冤追谥耶律浚为昭怀太子。乾统初天祚追尊其为顺圣皇帝庙号顺宗。 1耶律乙辛谋害太子后欲舍延禧而立其堂叔耶律淳道宗颇犹豫萧兀纳力谏其不可并时时保护延禧免遭乙辛毒手后受命辅导延禧。参见《辽史》卷98《萧兀纳传》。 2《辽史》卷97《耶律石柳传》。 1参见《辽史》卷9o《萧陶隗传》、《辽史》卷96《耶律阿思传》。 以逢其意。天祚悦而从之。”2萧胡笃因此自永兴宫太师升为殿前都点检知北院枢密使事。萧奉先、保先、嗣先兄弟以外戚居中任事他们无军政才干专以“阿谀取容”为固宠保位不惜牺牲国家利益排挤打击忠直人士引荐逢迎取媚、贪污误国之辈使辽朝的政局每况愈下一而不可收拾。第二节边备松弛对女真事务处理失当自道宗朝授女真完颜部领乌古迺为生女真部族节度使以来女真完颜部迅崛起。由于辽朝统治集团的腐化奢糜对猎鹰海东青和东珠的需求大增加紧了对女真人的搜括和勒索加重了女真人民的负担。辽朝吏治日益败坏出使女真的官员为所欲为激起了女真各部各阶层的普遍不满反辽情绪日益高涨。辽朝贵族日益骄横争权夺利斗争愈演愈烈有的甚至勾结、联合女真更助长和鼓励了女真贵族的抗辽情绪。自阿疎逃往辽朝3和女真助辽平定海里之乱4后女真人不但了解了辽朝的虚实而且找到了与辽朝讨价还价和武力抗辽的理由坚定了武装抗辽的决心。 女真的崛起引起了辽朝一些守边将领和有识之士的警觉他们认为女真将对辽朝形成严重的威胁因而不断向天祚帝反映这一情况希望采取措施加强防备1但未引起重视而他却偏信专事迎合以谋求私利的萧奉先兄弟以致对女真问题的处置一误再误。天庆二年（1112）天祚帝至春捺钵。“生女真酋长千里内者以故事皆来朝。适遇头鱼宴酒半酣上临轩命诸酋次第起舞；独阿骨打辞以不能。谕之再三终不从。他日上密谓枢密使萧奉先曰：‘前日之燕阿骨打意气雄豪顾视不常可托以边事诛之。否则必贻后患。’奉先曰：‘麄人不知礼义无大过而杀之恐伤向化之心。假有异志又何能为？’”此议于是作罢。天祚帝不能杀阿骨打却因其弟、侄等从猎能呼鹿、刺虎、搏熊而骤加官爵2。 天庆三年阿骨打继任生女真部族节度使积极修边备做抗辽的部署。而天祚耽于游猎任命之使迟迟不至更令阿骨打疑心。他遣使入辽以索阿疎为名观察动静刺探辽朝边境军事部署情况。辽东北路统军司向天祚帝报告了女真兴兵宁江州可能将遭到攻击的军情天祚帝正在庆州秋猎不以边事为意只遣海州刺史高仙寿以渤海军为援。四年阿骨打趁辽守备空虚之际誓师励众向宁江州进大败渤海军乘胜一举攻下了宁江州。宁江州之役失败天祚帝才开始注意女真情事召开群臣会议商讨对策。汉人行宫都部署萧陶苏斡建议：“女真国虽小其人勇而善射。自执我叛人2《辽史》卷1o1《萧胡笃传》。 3辽道宗末年女真纥石烈部领阿疎背叛完颜部联盟阻止完颜部讨伐温敦部兵败后投辽。此后凡完颜贵族与辽交涉必以归还叛人阿疎为名。 4辽乾统二年国舅萧海里叛辽逃入系籍女真遣使联络完颜部共同反辽遭到女真拒绝。此后完颜部贵族又受命助辽平定了海里。在平定海里的军事行动中辽军在女真人面前暴露了自己的无能女真人却因战胜海里而改善了自己的装备。 1宁江州刺史萧兀纳上书说：“自海里亡入女真彼有轻朝廷心宜益兵以备不虞。”兀纳后调任知黄龙府、东北路统军使仍上书陈言：“臣治与女真接境观其所为其志非小。宜先其未举国图之。”参见《辽史》卷98《萧兀纳传》。 2《辽史》卷27《天祚皇帝纪》一。 萧海里势益张。我兵久不练若遇强敌稍有不利诸部离心不可制也。为今之计莫若大诸道兵以威压之庶可服也。”而萧奉先却认为：“如陶苏斡之谋徒示弱耳。但滑水以北兵足以拒之。”1天祚帝竟舍陶苏斡而信萧奉先以奉先弟嗣先领兵屯驻出河店结果又被女真击败。 天祚帝认为宁江州、出河店两次失败是枢密使萧奉先不知兵所致。于是他改用汉人张琳、吴庸主东征事。辽朝的汉人官僚历来不主兵事二人更不知兵且庸碌不任事只得以广招兵丁分道进讨之策塞责不意又败。辽军三战三溃仍没能引起天祚帝重视他仍以上国自居认为只要遣一介之使便可谕令女真降服。于是又改军事进剿为遣使谕和。而对如何加强军队的训练提高其战斗力整肃军纪振作军威却不做任何部署。出河店败将萧嗣先本应受到严厉处治。而其兄枢密使萧奉先却想方设法为其开脱向天祚帝反映：“东征溃军逃罪所至劫掠若不肆赦将啸聚为盗”建议赦东征溃军。天祚帝居然接受了他的建议萧嗣先仅免官而已。诸将对此反映强烈他们议论说：“战则有死而无功退则有生而无罪。”2议和也绝无进展徒为自取其辱。东北军事重镇黄龙府又被女真攻陷从此辽军士气低落军心涣散战斗力急剧下降。 第三节偏听偏信众叛亲离以天祚帝为的辽统治集团不图进取对各族人民的不满情绪漠然处之官僚将领中普遍存在麻痹轻敌思想而一切加强边备的建议都被斥之为怯懦。萧奉先兄弟“缘恩宫掖专尚谄谀朋结中人互为党羽”1专以球猎声色取悦于天祚帝却得到了绝对信任。天祚帝的无能与拒谏贻误了战机；对萧奉先兄弟的偏听偏信又令群臣失望部分将领萌生了废天祚帝另立新君的想法。 天祚帝既不知彼也不知己。他对双方的形势和战斗力没有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不了解辽方军心不稳、将士离心的致命弱点。对女真人反辽情绪的日益高涨也一无所知。天庆五年九月在没有足够思想准备和周密战略部署的情况下贸然决定率军亲征并盲目相信辽军数量众多限定数月内翦除女真势力。结果战斗还没有打响就生了耶律章奴叛归另立新君的事件。亲征的部署被彻底打乱天祚帝仓卒回军讨叛又遭到女真轻骑的邀击。章奴谋废立是部分契丹贵族将领对天祚帝失去信心的反映。他的行动又进一步削弱了辽朝的军事力量造成了更大的混乱；使天祚帝与群臣的隔阂更深对萧奉先等更加信任不疑；萧奉先利用天祚帝的信任肆无忌惮地谋求私利导致了辽朝的又一场灾难——耶律余覩降金。 余覩出身皇族有一定威望素为萧奉先所忌。余覩妻萧氏与天祚帝文妃为姊妹。文妃生子敖鲁斡有人望封晋王当天祚帝的表现日益引起群臣不满时他却因得人心而遭到疑忌。萧奉先妹为天祚帝元妃生秦王定、许王宁。奉先担心天祚帝以敖鲁斡为嗣而己甥不得立遂千方百计陷害敖鲁斡。保大元年（1121）他利用文妃与余覩妻姊妹曾相会于军中一事诬陷耶1《辽史》卷1o1《萧陶苏斡传》。 2《辽史》卷27《天祚皇帝纪》一。 1《契丹国志·萧奉先传》。 律余覩谋废天祚帝立敖鲁斡。文妃善歌诗对天祚帝“游畋不恤忠臣多被疏斥”的现象曾有所规谏1因而也招致天祚帝的不满。刚刚经过章奴废立活动惊魂未定的天祚帝对废立事颇为敏感对萧奉先的谗言不作任何调查分析就将文妃赐死。耶律余覩无以自明遂率众降金。至此更无人愿为天祚帝效力2。余覩降金后任女真监军领兵追袭天祚帝又给萧奉先陷害敖鲁斡提供了口实3天祚又赐敖鲁斡死。至此“中外莫不流涕人心益解体”4。 由于天祚帝与萧奉先不以国事为务在女真的连续进攻面前拿不出整军御敌的方略。东京、乾、显诸州失陷后他不做防御中京的部署却一路南下作逃亡的安排1。正因他“恶闻女真事”所以萧奉先连上京失陷的重大军情都不上报。后来天祚帝虽得知战败的消息仍然是既不追究战败责任也不做防守中京的准备却一路南逃至南京、中京、西京致使中京、西京相继失陷最后只好逃入与外界信息难通的夹山。此时他也只认识到一系列问题都与偏信萧奉先有关于是将他逐出朝廷2而对自己的所做所为仍无任何自责。自入夹山后数月间与外界信息不通于是南京蕃汉诸臣共立秦晋国王耶律淳为帝史称北辽贬天祚帝为湘阴王辽朝一分为二。保大二年底南京失陷。三年被金兵俘虏的林牙耶律大石带领部分兵力逃出到夹山见天祚帝。天祚帝又想出兵收复燕、云大石力谏不从3。四年大石率众北上后自立为王建立西辽。天祚帝遂率军出夹山攻克天德诸州后为金兵击溃。 保大五年（1125）天祚帝在逃往西夏的途中被金兵俘虏。天祚帝即位于1《辽史》卷71《天祚文妃萧氏传》载：“妃作歌讽谏其词曰：‘勿嗟塞上兮暗红尘勿伤多难兮畏夷人；不如塞奸邪之路兮选取贤臣。直须卧薪尝胆兮激壮士之捐身；可以朝清漠北兮夕枕燕、云。’又歌曰：‘丞相来朝兮剑佩鸣千官侧目兮寂无声。养成外患兮嗟何及！祸尽忠臣兮罚不明。亲戚并居兮藩屏位私门潜蓄兮爪牙兵。可怜往代兮秦天子犹向宫中兮望太平。’”2余覩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降金引起了辽朝一些将领的同情。他们奉命追赶余覩在即将追及之际却再不肯向前。“诸将议曰：‘萧奉先恃宠蔑害官兵。余覩乃宗室雄才素不肯为其下。若擒之则他日吾辈皆余覩矣。不如纵之。’” 3余覩兵至萧奉先对天祚帝说：“余覩乃王子班之苗裔此来实无亡辽心欲立晋王耳。若以社稷计不惜一子诛之可不战而退。”天祚帝竟下诏赐敖鲁斡死。《辽史》卷72《晋王敖鲁斡传》所记不同云：“余覩降金文妃伏诛敖鲁斡实不与谋免。二年（1122）耶律撒八等复谋立不克。上知敖鲁斡得人心不忍加诛令缢杀之。” 4《辽史》卷1o2《萧奉先传》。 1《契丹国志·天祚皇帝上》载：“天祚在中京闻燕王兵败女真入新州昼夜忧惧潜令内库三局官打包珠玉、珍玩五百余囊骏马二千匹夜入飞龙院为备。尝谓左右曰：‘若女真必来吾有日行三百五十里（一作三五百里）马若干又与宋朝为兄弟夏国舅甥皆可以归亦不失一生富贵。所忧者军民受祸耳。’识者闻之私相谓曰：‘辽今亡矣！自古人主岂有弃军民而自为谋身计者其能享国乎？’”2《辽史》卷29《天祚皇帝纪》三载天祚“闻金兵将近计不知所出乘轻骑入夹山方悟奉先之不忠。怒曰：‘汝父子误我至此今欲诛汝何益于事！恐军心忿怨尔曹避敌苟安祸必及我其勿从行。’”3“天祚既得林牙耶律大石兵归又得阴山室韦谟葛失兵自谓得天助再谋出兵复收燕、云。大石林牙力谏曰：‘自金人初陷长春、辽阳则车驾不幸广平淀而都中京；及陷上京则都燕山；及陷中京则都云中；自云中而播迁夹山。向以全师不谋战备使举国汉地皆为金有。国势至此而方求战非计也。当养兵待时而动不可轻举。’不从。” 辽朝统治每况愈下之时本人缺少治国的雄心和能力只对名茶、古画、音乐、美姝兴趣浓厚；又信任非人处理军国大事失当其亡国甚至早已在宋朝有识之士的意料之中1。 1宋人张舜民出使辽朝回国后曾预言：“他日必有如张义潮挈十三州以归当不四十年见之。”参见王称《东都事略》。 第二十三章宋太祖第一节灭周建宋家世宋太祖赵匡胤（927—976）宋朝的开国皇帝。祖籍涿郡（今河北涿州）父亲赵弘殷后梁时在成德军节度使王镕部下为将奉命率5oo骑兵参加晋王李存勗的军队攻打后梁而被留用。后唐建立后任后唐禁军将领迁居都洛阳。后汉时仍任禁军将领。乾祐元年（948）王景崇以凤翔叛降于后蜀后蜀派兵进援王景崇并攻占宝鸡赵弘殷随赵晖征讨王景崇1大败蜀兵于陈仓（今陕西宝鸡南）以功升侍卫马军护圣军都指挥使。后周初侍卫亲军编制扩大赵弘殷改任铁骑第一军都指挥使。显德元年（954）升任侍卫马军龙捷军（护圣军改称）右厢都指挥使、加领岳州防御使。显德三年后周世宗攻打南唐出兵淮南赵弘殷随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攻占扬州升任侍卫马军副都指挥使。同年七月病死。宋初追谥昭武皇帝庙号宣祖。赵弘殷娶杜氏杜氏生匡胤（宋太祖）、匡义（光义、炅宋太宗）。宋朝建国尊为太后建隆二年（961）死谥明宪改谥昭宪。妾耿氏原光义乳母生光美（廷美）后改嫁封陈国夫人太平兴国八年（983）死。 十二年军旅生涯赵匡胤是赵弘殷的长子后唐天成二年（927）生于都洛阳。后汉乾祐元年枢密使郭威讨伐李守贞时年22岁的赵匡胤应募投郭威帐下从军。后周广顺元年（951）补为禁军近卫班直任东西班行。广顺三年三月郭威养子柴荣任都开封府尹赵匡胤改任开封府马直军使。显德元年正月柴荣即帝位是为后周世宗赵匡胤随后也调回禁军。同年三月后周与北汉的高平之战赵匡胤率军奋勇杀敌大败北汉军。赵匡胤的勇敢与军事才能受到世宗的赏识回京后升任殿前都虞候、领严州（今广西来宾东南时为南汉辖地）刺史虽是加衔但已属中高级将领。十月又升领永州（今属湖南时为楚国辖地）防御使。赵匡胤作为殿前司的副长官随后参与世宗整顿殿前司的工作组建新的殿前司所属诸班直及龙捷（马军）、虎捷（步军）、铁骑、控鹤等诸禁军殿前司所属禁军遂成为后周最精锐的军队殿前司地位虽低于统辖大部分禁军的侍卫亲军司但它所统辖的禁军是皇帝的亲卫军赵匡胤是世宗的亲信将领之一。显德三年春赵匡胤随世宗攻南唐进军淮南。赵匡胤在涡口（今安徽怀远东）、清流关（今滁州西北）战役中先后大败南唐军随即攻占滁州招降天长（今属安徽）再败南唐军于六合（今属江苏）不仅屡立战功而且显示了他的军事才能。十月赵匡胤升任殿前都指挥使、领匡（宋避讳改定）国军（同州今陕西大荔）节度使时年3o岁的赵匡胤只经过了八九年的时间就由“无名小卒”升为高级将领并获得了武官最高的节度使衔。虽然这次的节度使衔因“未于正衙宣制”而不算作正式任命但他的名望已随之迅升高。由于殿前司增设都点检、副1《宋史》卷1《太祖纪》一作王景误。 都点检为最高长官都指挥使遂成为次长官。显德四年春赵匡胤随世宗再征淮南在占领寿州后班师。五月31岁的赵匡胤被正式授以义成军节度使。九月世宗又出兵淮南赵匡胤率骑兵攻占濠州（今安徽凤阳东北）东北十八里滩南唐军寨顺流而下攻占泗州城（今江苏盱眙北）。世宗自率军沿淮河北岸命赵匡胤率步骑沿淮河南岸水军乘船东下攻楚州（今淮安）大败南唐援军于清口（今淮阴西南）追奔数十里赵匡胤擒获南唐援军长官都应援使陈承昭。次年正月初赵匡胤率军攻下楚州北城后周军遂攻占楚州。世宗南下扬州赵匡胤又击败南唐水军于瓜步（今扬州南）南唐被迫求和割江北与后周世宗罢兵北归。赵匡胤在此次淮南战役中奋勇作战战功第一五月以功移领忠武军节度使仍任殿前都指挥使。 显德六年（959）三月世宗北伐攻辽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韩通任6路都部署赵匡胤任水路都部署。后周军进至益津关（今河北霸州）辽守将降。四月赵匡胤率军先进抵瓦桥关（今雄县西南）辽守将又归降。辽莫州（今任丘）、瀛州（今河间）守将也相继向后周军投降。五月世宗因病班师回京。六月赵匡胤升任殿前司正长官殿前都点检数日后世宗病死。陈桥兵变建立宋朝五代时军中军官常有结义兄弟之类的组织一为互相结援再是培植帮派势力。赵匡胤从军后结成“义社兄弟”的组织即所谓“十兄弟”。除赵匡胤外还有杨光义、石守信、李继勋、王审琦、刘庆义、刘守忠、刘廷让、韩重斌、王政忠等九人史称“勋臣”1。从《宋史》有纪、传的赵匡胤、石守信、李继勋、王审琦、刘廷让、韩重斌（贇）六人看他们都在后汉时投充于郭威部下当时的地位应大体相当属于低级军官结为“义社兄弟”当是此时或后周广顺初也可能并不是以赵匡胤为。后周设殿前司后赵匡胤、石守信、王审琦、韩重斌四人在殿前司李继勋、刘廷让二人则曾在侍卫亲军司任职。经过十年军旅生涯到后周末期时赵匡胤晋升最快、官职最高成为“义社兄弟”的领。石守信继赵匡胤任殿前都指挥使王审琦继石守信任殿前都虞候韩重斌则是殿前司骑兵主力控鹤军都指挥使。侍卫亲军司的李继勋原先升迁得最快地位也最高早于赵匡胤任殿前都虞候、节度使高平之战后调入侍卫亲军司淮南战役中失利后降官地位才低于赵匡胤；刘廷让（光义）原在侍卫亲军司任龙捷都校后入殿前司任铁骑右厢都指挥使；事实不详的杨光义、刘庆义、刘守忠、王政忠四人当亦是禁军中级以上军官。这些人是赵匡胤兵变的基本力量。加上赵匡胤的父亲在禁军侍卫亲军司中从低级军官至高级军官任职长达3o年之久其部属、友好甚多也是赵匡胤兵变可以借助或利用的力量。 后周世宗显德元年（954）七月李重进任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成为禁军的最高统帅。但在“高平之战”后世宗改组与加强了殿前司的建设殿前司所属禁军遂成为精锐。世宗为了提高殿前司的地位显德三年十二月将长官殿前都指挥使张永德的官衔提升为新设置的殿前都点检加剧了李重进、张永德两大派系的矛盾。显德六年三月世宗北伐辽“帝（世宗）之北征也凡供军之物皆令自京递送行在。一日忽于地中得一木长二三1李攸：《宋朝事实》卷9《勋臣·太祖义社兄弟》。 尺如人之揭物者其上卦全题云‘点检做’观者莫测何物也”。邓广铭推测是李重进派系为了陷害张永德而作1意思是殿前都点检张永德想做皇帝。是年六月回京后病重的周世宗又认为张永德缺乏主见张永德遂被罢去殿前都点检以使相外赴节度使任改任资历、名望较低的赵匡胤为殿前都点检恭帝即位后赵匡胤改领归德军节度使。 后周世宗英年早逝年仅7岁的长子柴宗训继位孤儿寡母“主少国疑”加上“点检”做的“神符”引了新任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篡夺后周政权的野心自编自导了一出“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闹剧。显德七年（96o）正月初一赵匡胤指使人谎报军情称镇州（今河北正定）、定州（今属河北）报称北汉结契丹入侵后周即“命（赵匡胤）出师御之次陈桥驿”（时在古黄河南今河南封丘南在今黄河北岸）“夜五鼓军士集驿门宣言策点检（赵匡胤）为天子或止之众不听。迟明逼寝所太宗（赵匡义）入白太祖（赵匡胤）起。诸校露刃列于庭曰：‘诸军无主愿策太尉（对高级将领尊称）为天子。’未及对有以黄衣加太祖身众皆罗拜呼万岁即掖太祖乘马”1。赵匡胤随即率兵返回开封改变以往兵变士兵抢劫的惯例禁止抢劫以争取民心。当日（初四）大臣们早朝还未退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韩通立即自内廷奔回准备率军抵抗被赵匡胤的党羽、殿前司散员都指挥使王彦昇追杀于家中也有记载称韩通是以亲卫军抗击赵匡胤战死。赵匡胤又指使将士将宰相范质、王溥等大臣押至殿前司公署已脱下黄袍的赵匡胤“呜咽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为六军所迫一旦至此惭负天地将若之何？”装得似乎无法可想受到相范质的指责赵匡胤指使的殿前司散指挥都虞候罗彦瓌立即挺剑威胁说：“今日必得天子。”前已暗中向赵匡胤表示拥立他为帝的次相王溥“降阶先拜”相范质等不得已随后也拜“遂称万岁”2。赵匡胤等随即来到崇元殿行禅代礼赵匡胤的党羽、翰林学士承旨陶穀立即拿出后周帝的退位制书赵匡胤在殿下拜受后登殿即皇帝位是为宋太祖。次日（正月初五96o年2月4日）诏因所领归德军节度使州名宋州建国号宋改后周显德七年为宋建隆元年宋朝正式建立。 第二节加强皇权亲征平乱宋太祖建立宋朝后随即对有“翊戴之勋”的开国功臣石守信、高怀德、张令铎、王审琦、张光翰、赵彦徽等以及其余领军的军官都升官进爵。其中石守信、王审琦属殿前司又是“义社兄弟”；其余都属侍卫司。领有重兵巡守北边的侍卫马步都虞候韩令坤以及率领前军先行的殿前副都点检慕容延钊他们虽都未能参加“陈桥兵变”但对防御辽军可能因宋朝新建而1《旧五代史》卷119《世宗纪》六。参见邓广铭：《赵匡胤的得国及其与张永德李重进的关系》《东方杂志》第41卷第21期1945年。 1《宋史》卷1《太祖纪》一。 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建隆元年正月甲辰。参见邓广铭《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故事考释》、《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南犯至关重要当他们两人都表示听命时赵匡胤不仅将他们分别升任为侍卫、殿前两司正长官并都以节度使兼同平章事或同中书门下二品衔先成为宋朝名位最高的使相（享有宰相的礼遇）。随后又提升赵匡胤归德军节度幕府的属官刘熙古、赵普、吕馀庆、沈义伦、李处耘、张彦柔等的官职但他们原来的官位很低虽大力提升也不能直接升任朝廷要职但有些人的名位虽低却掌握实权如赵普任枢密直学士、李处耘任枢密承旨掌枢密院实权。宋太祖又礼遇被推翻的后周王室封恭帝为郑王迁居西京洛阳；对后周从朝廷到地方的文武官员一概留用以争取怀念后周的各级官员拥护宋朝。对于原先臣属于后周的割据政权如荆南高保融、吴越钱镠也分别升官进爵以争取他们对宋朝的臣属。二月原后周宰相不仅留任还分别晋升官衔相范质的宰相职名升为侍中次相王溥也加守司空衔但同时被免去参知枢密院事兼职实际是明升暗降。 新建的宋朝还只得到都开封及部分地区的承认各地节度使大多观望局势变化。昭义军（潞州今山西长治）节度使李筠是后周建国功臣广顺元年（951）时即已是节度使赵匡胤当时还只是禁军的小校。李筠不仅自广顺二年移镇潞州以来一直是后周抗击北汉的主将而且资历远高于赵匡胤对于赵匡胤的代周建宋十分不满。四月李筠即反宋并臣属于北汉。这是后周地方节度使起反宋事件赵匡胤十分重视立即命亲信石守信、高怀德率军征讨。五月初又派慕容延钊、王全斌率军与石守信会兵进攻赵匡胤随即又亲往督战。六月初李筠兵败自杀潞州平定。 李重进是后周太祖的外甥又是世宗的顾命大臣长期在侍卫司、殿前司任高级军官又先后任殿前司、侍卫司长官屡建战功名位战功都在赵匡胤之上而且又与赵匡胤早有矛盾。后周末期以统辖大部分禁军的侍卫马步都指挥使兼领淮南（扬州）节度使以镇抚新征服的淮南地区。赵匡胤建立宋朝后随即罢免李重进的军权以先效忠于赵匡胤的韩令坤代为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进则升兼中书令为最高级别的使相给予很高的礼遇。但是当李重进在接受新任命的同时即请求回京朝见赵匡胤也许是由于宋朝新建害怕李重进在禁军中的威信李重进的回京有可能动摇宋政权的基础因而赵匡胤婉言拒绝李重进现在回京使李重进产生疑惧。李重进随后派往潞州李筠处联络的亲信反而向赵匡胤告密并出卖李重进。赵匡胤在平定李筠后的同年九月即诏移李重进为北方的平卢军（青州今属山东）节度使接着又派人赐“铁券”以安其心反而更增加他的疑惧之心。李重进随即反宋赵匡胤即派石守信、王审琦、李处耘、宋延渥等率禁军进讨。十月赵匡胤又决定亲征；十一月李重进也兵败自杀淮南平定。李筠、李重进的迅溃败使得其他对宋朝不满的节度使相继俯听命。 收兵权赵匡胤在宋朝统治稳定之后随即开始实行收兵权的措施先针对后周时名位与自己相近而关系较疏的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韩令坤。建隆二年春末韩被罢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改成德军节度充北面缘边兵马都部署。将赴镇上（太祖）于别殿置酒饯之”1。此后节度使赴镇例置酒饯行。1《宋史》卷251《韩令坤传》。 慕容延钊与赵匡胤关系密切近似于“义社兄弟”虽然赵匡胤“常兄事延钊及即位每遣使劳问犹以兄呼之”。慕容延钊在后周末即任镇宁军（澶州今河南濮阳）节度使、殿前副都点检宋朝建立后升为殿前都点检、同中书门下二品成为使相从平李筠后使相衔又升为兼侍中但被“诏还澶州”节度使任不让他来京到殿前司具体任职。建隆二年二月“长春节（赵匡胤生日）来朝赐宅一区”。当韩令坤被罢军职赴节度使任后慕容延钊了解赵匡胤收兵权的意图遂自己上“表解军职”遂被“徙为山南东道节度、西南面兵马都部署”。从此宋朝不再设殿前都点检2。 同年七月赵匡胤开始向亲信和开国元勋收兵权先是“义社兄弟”、开国元勋石守信、王审琦。殿前副都指挥使石守信“移镇郓州兼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诏赐本州宅一区”明升暗降“其实兵权不在也”。殿前都指挥使王审琦被罢军职移为忠正军（寿州今安徽凤台）节度使；殿前副都点检高怀德移为归德军节度使。此后宋朝又不再设殿前副都点检。殿前司从此以官级较低的殿前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为正副长官。侍卫马步军都虞候张令铎也移为镇宁军节度使各节度使例皆赴镇。从此殿前司的正副长官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逐渐采取只设其中的二职甚至只设一职以架空侍卫亲军司（宋真宗时才正式取消）其下属的侍卫马军司、步军司逐渐成为直属机构后与殿前司合称“三衙”。这是赵匡胤采取降低侍卫、殿前两司最高统兵官的名位作为根绝禁军统帅进行兵变的重要措施。 据史书记载：“乾德初帝因晚朝与守信等饮酒酒酣帝曰：‘我非尔曹不及此然吾为天子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终夕未尝安枕而卧’。守信等顿曰‘今天命已定谁复敢有异心陛下何为出言耶？’帝曰：‘人孰不欲富贵一旦有以黄袍加汝之身虽欲不为其可得乎。’帝曰：‘人生驹过隙尔不如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君臣之间无所猜嫌不亦善乎。’守信谢曰：‘陛下念及此所谓生死而骨肉也。’明日皆称病乞解兵权帝从之。”1这是著名的“杯酒释兵权”。 扫平荆、湘、后蜀、南汉、南唐亲征北汉就在赵匡胤收兵权全面成功之际建隆三年九月湖南武平军（朗州今湖南常德）节度使周行逢死以子周保权继任张文表叛乱周保权向宋朝乞援平叛这给赵匡胤平定荆、湘提供了最好的借口。乾德元年（963）正月赵匡胤起用宿将慕容延钊为都部署以枢密副使李处耘作监军讨伐张文表。二月宋军以借道为名先灭荆南高氏政权。湖南虽已自己讨平张文表但宋军继续前进；三月灭湖南高氏政权。 乾德二年十月后蜀派往北汉的使者向宋朝告密赵匡胤遂以此为借口次月即以王全斌、崔彦进、刘光义率军分路进攻次年正月王全斌攻下剑州（今四川剑阁）后后蜀主孟昶即降宋。 开宝三年（97o）九月赵匡胤对一直拒绝臣附的南汉进行讨伐宋将潘美、尹崇珂率军攻至广州城下南汉后主刘■出降。 2《宋史》卷251《慕容延钊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建隆二年七月戊辰。1《宋史》卷25o《石守信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作建隆二年七月。南唐（江南）自宋建立即对宋臣附赵匡胤想灭南唐而师出无名。开宝七年（974）九月遣使召南唐后主李煜来朝当李煜称病不来时即于十月派曹彬、潘美统兵进攻；次年十一月宋军攻占金陵李煜被迫降宋。 开宝元年（968）七月北汉主刘钧死养子刘继恩即位赵匡胤认为是消灭北汉的好时机次月即派李继勋、党述统兵攻北汉。北汉刘继元杀刘继恩即位辽军应援救北汉宋军退回。开宝二年正月赵匡胤又亲征北汉；二月攻至北汉都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城下围攻数月未下受夏雨和疫病困扰只得再次退兵。 加强皇权赵匡胤建宋之初对后周大小官员一律留用尤其是继续任用后周末年的大臣范质、王溥、魏仁浦、吴廷祚等对局势的稳定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即使最亲信的心腹赵普也只能以枢密直学士实际控制枢密院。但是宋初的这种政局并不是赵匡胤所愿意看到的当建隆元年六月平定李筠宋朝初步稳定后即升赵普为枢密副使赵匡胤的心腹赵普才名正言顺地掌握枢密院大权。当赵匡胤在平定李重进之后建隆二年又先后免除韩令坤、慕容延钊、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张令铎等的军职宰相范质看到赵匡胤的政权已巩固即推荐赵匡胤的心腹吕馀庆、赵普为相但赵匡胤感到时机还不成熟而未采纳。建隆三年十月赵匡胤先罢免留用的枢密使吴廷祚升赵普为枢密使李处耘为枢密副使。但是当李处耘以赵匡胤的心腹、枢密副使身份担任削平荆、湘宋军的监军在与统帅、宿将慕容延钊生小矛盾时尽管李处耘行为并没有错却被赵匡胤免去枢密副使降为州官而对有小错的慕容延钊则不仅不责问反而照常升迁官衔。这是赵匡胤为使已被解除军职的宿将们心安的措施。 此前赵匡胤已废去唐及五代一直沿行的宰相“坐而论道”的旧制宰相常朝立班自范质等开始此举显然是要打击旧相范质等人以树立自己的威望也有暗示范质应自动辞相之意。当留用的枢密使吴廷祚先被免职出为节度使后范质等人深知赵匡胤的意图遂于乾德二年正月范质、王溥、魏仁浦三人再次请求罢相。此正合赵匡胤的心意但行伍出身的赵匡胤虽已当了数年皇帝却对宰相的任命程序并不了解因急于要罢免范质等人的相职在还没有任命新宰相的情况下匆忙间同日罢免了三人的相职。以至于出现历史上少见的在颁布任命新宰相赵普的敕书时竟然没有在任宰相“署敕”的怪现象。赵匡胤就对赵普说：“卿但进敕朕为卿署字可乎？”由于不合乎任命新宰相的程序只得暂时作罢。为了处理由于赵匡胤、赵普等无知而造成的尴尬局面翰林学士窦仪建议改由节度使加同平章事衔的使相赵光（匡）义以有同平章事职名而行使宰相职权“署敕”这是从唐代天宝十五载（756）正月哥舒翰以节度使加同平章事衔而为“使相”的二百多年以来从来没有过的。赵光义以使相“署敕”是赵匡胤、窦仪等人的“创新”。同时任命的还有枢密使李崇矩随后又任命王仁瞻为枢密副使。乾德二年四月赵匡胤又想用窦仪为相但遭到赵普的反对遂想为赵普设副手以分事权“上欲为赵普置副而难其名称召翰林学士承旨陶穀问曰：下丞相一等者何官？对曰：唐有参知机务、参知政事”于是任命薛居正、吕馀庆为参知政事作副相唐代参知政事高于同平章事陶穀“翻以参知政事为丞相下一等”之事为真宗初年宰相李沆在重修《太祖实录》中所讥笑1。隋、唐、五代只设宰相不设副相宋初设副相是赵匡胤的“创举”。赵匡胤为了巩固宋朝的统治曾问赵普：“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其道何如？”赵普答道：“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w w w . q i s u w a n g . c o m 奇 书 网)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1乾德元年六月由于天雄军节度使“符彦卿久镇大名专恣不法属邑颇不治”赵匡胤遂派奚屿等多人以常参官出任天雄军属县知县以削弱符彦卿职权。其后属县知县周渭赴任时符“彦卿郊迎渭揖于马上就馆始与彦卿相见略不降屈”2知县与节度使抗礼是赵匡胤加强皇权后的新现象。 建隆三年三月赵匡胤为改变“五代诸侯跋扈多枉法杀人朝廷置而不问刑部之职几废”的状况“乃令诸州自今决大辟讫录案闻奏委刑部详覆之”将司法权收归朝廷。同年十二月又重设县尉“先委镇将者诏县令及尉复领其事”改变了“五代以来节度使补署亲随为镇将与县令抗礼凡公事专达于州县吏失职。自是还统于县镇将所主不及乡村但郭内而已”3将节度使补署的镇将置于县官统辖之下。 乾德元年三月平定湖南后仍留用原地方官赵匡胤另以贾玭等人任湖南诸州的通判通判的创设原为监察新统治区留用的旧政权州官。次年六月武臣杜审进任权知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西）的同时赵匡胤任命阎丕为通判以后大州、府逐渐普遍设置通判宋初通判地位与州府长官相同主要是作为朝廷派驻州、府的监察官以加强皇权。 节度使赖以跋扈的主要是依靠军队乾德三年八月赵匡胤又“今天下长吏择本道兵骁勇者籍其名送都下以补禁旅之缺”1将天下精兵编入朝廷禁军地方只留老弱作为厢军主要从事州、府杂役以收节度使的兵权。关于诸道节度使的财政权“宋朝艺祖（赵匡胤）开基惩五季之乱藩臣擅有财赋不归王府自乾德以后僭伪略平始置诸道转运使以总利权”2。马端临的概括道出了赵匡胤设置转运使以收节度使的财政权的用意。其后又令各地的财赋收入除留下日常经费外全部运送朝廷进一步剥夺节度使的财权。节度使实际成为顺从朝廷的高级地方官而厚其俸禄甚至高于宰相最终成为武宫和宰执的荣誉衔。 赵匡胤对于后晋割给辽朝的幽州地区准备采取先赎取赎取不成则以武力夺取“太祖讨平诸国收其府藏贮之别库曰封桩库每岁国用之余皆入焉。尝语近臣曰：‘石晋割幽燕诸郡以归契丹。朕悯八州之民久陷夷虏俟所蓄满五百万缗遣使遗北虏赎之山后诸郡如不我从则散府财募战士以图攻取。’”3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乾德二年四月乙丑及注。 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建隆二年七月戊辰。 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乾德元年六月庚戌。 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建隆三年三月丁卯；十二月癸巳。 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乾德三年八月戊戌。 2《文献通考》卷61《职官考·转运使》。 3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1《祖宗圣训·太祖皇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赵匡胤自上次未能攻灭北汉以后改而采取浅攻轻扰破坏其农业生产以削弱北汉的经济实力又不断移其民户于宋境以削弱其兵源以待适当时机攻灭北汉。 开宝九年（976）八月赵匡胤认为消灭北汉的时机已经成熟以党进、潘美、杨光义率军进攻北汉宋军分道进入北汉境内屡败北汉军。十月宋军已攻至北汉都太原城北北汉很可能即将被消灭。正当赵匡胤踌躇满志地进行着统一战略的部署时在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中时年5o岁的赵匡胤被其弟赵光（匡）义杀害1。 太祖家属及后裔赵匡胤初娶贺氏生燕王赵德昭后周显德五年（958）死宋朝建立后追册为皇后谥孝惠。继娶王氏宋朝建立后册为皇后乾德元年（963）死谥孝明。又娶宋氏为皇后太宗时号开宝皇后至道元年（995）死谥孝章。赵匡胤长子燕王赵德昭的九世孙赵昀为南宋理宗十世孙赵禥为度宗恭帝赵顯、端宗赵昰、末帝赵昺均为度宗子。赵匡胤少子秦王赵德芳庶出母姓氏不详赵德芳六世孙赵眘为南宋孝宗孝宗子赵惇为光宗光宗子赵扩为宁宗。 1参见邓广铭：《宋太祖太宗皇位授受问题辨析》《邓广铭治史丛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二十四章范质王溥魏仁浦第一节范质三代元老范质（911—964）字文素大名宗城（今河北清河西南）人。后唐长兴四年（933）进士入仕为忠武军（许州今河南许昌）节度推官升为封丘县（今属河南）令。后晋初任监察御史、节度从事开运元年（944）任翰林学士。开运三年契丹灭后晋后晋出帝对当值的翰林学士范质说：“卿为我草奏具言之庶几活我子母。”范质为之撰降表1。后汉初任户部侍郎乾祐三年（95o）在枢密使郭威的推荐下升任枢密副使成为郭威的心腹。后周广顺元年（951）六月范质升为宰相。同年冬北汉联合辽军进攻后周郭威派王峻出征抗击王峻在奏章中称：“今朝中受圣知者惟李璟、范质而已。”2说明范质确是郭威的心腹。广顺三年二月王峻坚持要求罢免范质的相职而代以他人终于引了王峻和郭威的矛盾王峻随后被罢相。其时相虽仍是四朝元老中书令冯道但冯道老成持重从不争权；范质虽任次相却是主要掌权者。显德元年（954）春郭威死养子柴荣即位。随后相冯道死范质升为相后又兼参知枢密院事掌握军政大权。显德六年六月世宗柴荣病危时“召范质等入受顾命”1以相范质为的顾命大臣辅佐世宗长子年仅7岁的梁王柴宗训（恭帝）即位封萧国公。次年正月初一赵匡胤指使人谎报辽与北汉军联合入侵时宰相范质未加细察即匆忙派赵匡胤率军抗击为赵匡胤动兵变提供了机会。 显德七年（96o）正月初四日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率军至陈桥驿时动兵变。率军返回都开封时“宰相早朝未退闻变范质下殿执王溥手曰：‘仓卒遣将吾辈之罪也。’爪入溥手几出血”。深悔自己不察赵匡胤奸谋而导致后周的灭亡有负世宗托付的顾命之责。当赵匡胤进城回殿前司公署后赵匡胤的“将士拥（范）质等俱至”殿前司公署内2面对如狼似虎的将士范质进行着最后挽救后周政权的努力以期待赵匡胤回心转意因而当面质问赵匡胤：“先帝养太尉如子今身未冷奈何如此”。赵匡胤“呜咽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今为六军所迫一旦至此惭负天地将若之何？’”装出一副无奈的样子。赵匡胤事先安排的殿前司散指挥都虞候罗彦瓌“举刃拟质曰：‘我辈无主今日必得天子’。”赵匡胤假装“叱之”而罗彦瓌“不退”。范“质知势不可遏”看出赵匡胤对帝位志在必得范质虽有志恢复后周但已回天乏力不得已而求其次以避免后周取代后汉时后汉嗣君刘贇（湘阴公）被郭威派人杀害惨剧的重演。遂提出事情既已展到如此地步但也不要太匆忙废后周建立新皇朝可以举行禅位之礼“因具陈之”提出了具体的措施。接着进一步说：“太尉既以礼受禅则事（周）太后如母养少主（周恭帝）如子无负先帝旧恩”赵匡胤只得1《新五代史》卷17《晋高祖皇后李氏传》。 2《旧五代史》卷13o《王峻传》引《五代史缺文》。 1《资治通鉴》卷294显德六年六月癸巳。 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建隆元年正月甲辰。 “挥涕许诺”。范质始终只以当时对中高级军官的尊称“太尉”称赵匡胤不仅“颇诮让太祖且不肯拜”只是在赵匡胤已允诺他提出的条件之后而且是在早已暗中投靠赵匡胤的次相“王溥先拜”后范“质不得已从之”1。赵匡胤之所以力争相范质的支持因为争取后周有威望的宰相支持他是至关重要的。后周开国皇帝郭威第一次自邺都（今河北大名东北）兵变回京后因为得不到相冯道的支持未能立即代汉建周只得议立刘贇为汉帝而自任监国。后又乘出兵北上抗辽之机不得不在澶州再次动兵变裂黄旗以被身兵回都才废后汉建立后周后又派人杀死刘贇。 北宋开国相范质在赵匡胤同意他的意见之后率百官成礼赵匡胤得以顺利地建立宋朝。在为开国元勋及亲信升官进爵之后范质的宰相官衔也由同平章事升为侍中成为北宋前期七位最高相衔“侍中”的第一人。赵匡胤继续任命原后周宰相范质等人为宋朝的开国宰相并尽可能不变动后周官员的职务。赵匡胤深知自己由于后周世宗的重用在短短的六七年间从列校提升为殿前司禁军最高长官之后夺取皇位的为许多资历高于自己或与己相近的文武官员们所不服而三代元老范质及其他后周的宰相、枢密使的支持非常有利于宋政权的稳固。事实也正是如此当赵匡胤建立宋政权后遣“使告诸道东诸侯坐使者而问故宰相其谁乎枢密使副其谁乎军职其谁乎从官其谁乎皆不改旧乃下拜”1正是这种情形的写照。但是这决不是赵匡胤对范质等旧相的完全信任而是赵匡胤心腹文职人员的名望实在太低无法直接提升为执政官更不用说是宰相。因此在升遣范质等相衔的同时也免去了他们原先兼任的知枢密院事使之成为只问政事的行政长官后封鲁国公。当赵匡胤先后平定潞州李筠、扬州李重进等后周宿将后立即将心腹赵普提升为枢密副使范质也“适时”地建议重用赵匡胤的心腹吕馀庆、赵普。 赵匡胤对仍以后周的宰相、元老范质等人执政的状况内心不满采取措施打击范质等人的威望。有的记载：“先是宰相见天子议大政事必命坐面议之从容赐茶而退唐及五代犹遵此制及（范）质等惮帝英睿每事辄具札子进呈”“由是奏御寝多始废坐论之礼”。似乎是因范质等宰相上朝忙于奏请没有时间回坐位而废宰相坐论之礼此事始见于王曾的记载而为宋时纂修的《国史》及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所采纳2其实都是为尊者讳的写法。邵博的记载似更可信：“自唐以来大臣见君则列坐殿上然后议所进呈事盖坐而论道之义。艺祖（赵匡胤）即位之一日宰执范质等犹坐艺祖曰：‘吾目昏可自持文书来看。’质等起进呈罢欲复位已密令中使去其坐矣遂为故事。”1范质等人知道已到非坚辞相位不可的时候了当乾德二年（964）正月辞相对赵匡胤非但没有挽留而是匆忙地将留1王称：《东都事略》卷18《范质传》；《宋史》卷249《范质传》；苏辙：《龙川别志》卷上；司马光：《涑水记闻》卷1。 1陈师道：《后山谈丛》卷3。 2《宋史》卷249《范质传》王曾：《王文正公笔录》；《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乾德二年正月戊子。1邵博：《河南邵氏闻见后录》卷1。 用的三位宰相范质、王溥、魏仁浦同日罢相。同年九月范质病死终年54岁。虽然“终（范）质之世（后周）太后、少主皆无恙”2但范质自感有愧于后周世宗遗命辅佐少主的重托《宋史》称范质临终“戒其后勿请谥立碑自悔深矣”3。 子范旻开宝四年（971）任邕州（今广西南宁）知州兼水6转运使时南汉旧臣邓存忠率众反宋范旻守城达七十余日。太平兴国三年吴越“归地”后任为权知两浙诸州军事治理吴越国旧土。次年初宋太宗亲征北汉范旻改任三司副使、判行在三司事负责财政事务。太平兴国五年“坐受人请求擅市竹木入官”4事与宋太祖次子秦王赵德芳府有某种关系因而受到宋太宗的严惩被贬为房州（今湖北房县）司户改移唐州（今河南唐河）死于贬所。 第二节王溥魏仁浦王溥王溥（922—982）字齐物并州祁县（今属山西）人。父王祚后晋时掌三司盐铁案后汉时任三司副使后周时历任州刺史、团练使宋初升州防御使乾德二年（964）以左领军卫上将军致仕。王溥后汉乾祐元年（948）举进士入仕为秘书郎；同年八月枢密使郭威奉诏西讨河中（今山西永济西）李守贞、永兴（今陕西西安）赵思绾、凤翔王景崇三镇叛乱辟王溥为从事。乾祐三年四月郭威以枢密使为邺都留守王溥任留守判官已成为郭威心腹。郭威建立后周广顺元年（951）正月王溥即改任枢密直学士。次年三月王溥改任中书舍人充翰林学士掌诏诰草拟之权显德元年（954）正月后周太祖郭威病危之际仍惦记着心腹王溥有的记载：“太祖将大渐促召学士草制以溥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已宣制太祖曰：吾无恨矣。”1显德二年四月后周世宗派兵攻取后蜀秦州、凤州时“上谋取秦、凤求可将者（宰相）王溥荐宣徽南院使、镇安节度使向训”。后周占领秦、凤地区后“百官入贺帝（世宗）举酒属王溥曰：边功之成卿择帅之力也”2。显德六年六月与相范质同时兼参知枢密院事共掌军政大权。世宗死子柴宗训（恭帝）即位王溥也是顾命大臣之一。但是当赵匡胤势力日益强大准备夺取后周政权之时“宰相王溥亦阴效诚款”并献奉宅园以取悦于赵匡胤1。当赵匡胤指使人谎报辽与北汉联军入侵准备动兵变时身为次相且预知赵匡胤阴谋的王溥实际上促成了相范质仓卒命赵匡胤率军北上。所以赵匡胤兵变返京后当范质自责时心里有鬼的王溥“口2苏辙：《龙川别志》卷上。 3《宋史》卷249《范质传、传赞》。 4《宋史》卷249《范质传附范旻传》参见《宋史》卷257《王仁赡传》。1《东都事略》卷18《王溥传》。 2《资治通鉴》卷292后周显德二年四月、九月。 1《五朝名臣言行录》卷1之3。 禁不能对”。范质、王溥等同被押至殿前司公署时王溥“降阶先拜”2正是王溥的行为助长了赵匡胤动兵变的决心。 宋朝建立后王溥任次相、监修国史并加“守司空”。建隆二年（961）上《唐会要》1oo卷后又上《五代会要》3o卷均传世。乾德二年（964）正月王溥与范质等同日罢相后封祁国公。太平兴国七年（982）四月相赵普诬陷宋太宗弟赵廷美与末相卢多逊谋反时王溥附和赵普陷害赵廷美、卢多逊同年八月病死终年61岁谥文献。孙王克明咸平六年（1oo3）取宋太宗之女郑国长公主改名贻永康定元年（1o4o）任同知枢密院事、枢密副使庆历五年（1o45）任枢密使。 魏仁浦魏仁浦（911—969）字道济汲县（今河南卫辉）人。后晋末任枢密院刀笔吏晋亡随众北迁逃归后汉初补旧职时郭威任枢密使魏仁浦以干练闻升兵房主事成为郭威心腹。乾祐三年（95o）四月郭威以枢密使任邺都留守魏仁浦从行。同年十一月后汉隐帝密诏李弘义、郭崇杀王殷、郭威李弘义以密诏告王殷王殷与李弘义遣使将密诏给郭威郭威即“召枢密使院吏魏仁浦谋于卧内”“仁浦曰：公有大功于朝廷握强兵临重镇以谗见疑岂可坐而待死”“教威倒用留守司印”1重写诏书申言隐帝要郭威诛杀诸将校以激怒部属。后周建立魏仁浦任枢密副承旨随后又升为承旨。后周太祖郭威临死前对兵变时建功的魏仁浦特向柴荣嘱咐：“魏仁浦勿使离枢密院。”2显德元年正月柴荣即位魏仁浦升任枢密副使。同年三月世宗亲征抗击北汉魏仁浦从征高平之战后周军阵东已溃败魏“仁浦劝世宗出阵西殊死战”因而击败北汉军3。同年七月魏仁浦升任枢密使。显德六年六月魏仁浦升任宰相依前充枢密使“议者以仁浦不由科第不可为相”。世宗说：“自古用文武才略为辅佐岂尽由科第邪。”《资治通鉴》称魏仁浦“虽处权要而能谦谨”“虽起刀笔吏致位宰相时人不以为忝”4。 入宋魏仁浦仍任宰相（集贤相、末相）但解除所兼枢密使一再以疾乞免相不许乾德二年（964）正月与相范质、次相王溥同日罢相守尚书右仆射。开宝二年（969）赵匡胤亲征北汉魏仁浦从行以疾回病死终年59岁后谥宣懿。开宝五年子魏咸信取宋太宗之女永庆公主。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建隆元年正月甲辰。 1《新五代史》卷11《周太祖纪》；《东都事略》卷18《魏仁浦传》。 2《资治通鉴》卷291后周显德元年正月。 3《宋史》卷249《魏仁浦传》。 4《资治通鉴》卷294后周显德六年六月。 第二十五章石守信王审琦韩重赟李继勋刘廷让第一节石守信王审琦韩重赟义社十兄弟赵匡胤动兵变代周建宋的基本力量之一是以他为的所谓“太祖义社兄弟”1也称为“义社十兄弟”即赵匡胤、杨光义、石守信、李继勋、王审琦、刘庆义、刘守忠、刘廷让、韩重赟、王政忠。何时结成“义社兄弟”最初以何人为均已不详其中赵匡胤、石守信、李继勋、王审琦、韩重赟六人《宋史》和《东都事略》有纪、传他们都是后汉时投入枢密使郭威部下当时也都是低级军官地位大体相当。杨光义、刘庆义、刘守忠、王政忠的情况当亦近似结成“义社兄弟”的时间可能就在此时。因为到后周世宗初年各人展情况已有很大差异地位也已相当悬殊。此时“义社十兄弟”中地位最高的不是赵匡胤而是李继勋。赵匡胤主要是在世宗后期得到迅提拔成为殿前司的正长官。赵匡胤与其义社兄弟的关系显然有着亲疏远近的差异石守信、王审琦、韩重赟三人可能与赵匡胤的关系最为密切他们参与兵变成为开国功臣。而杨光义、刘庆义、刘守忠、王政忠升迁最慢与赵匡胤的关系也可能较为疏远。 石守信石守信（928—984）开封浚仪（今河南开封）人。后汉时隶枢密使郭威帐下。后周广顺初年升任禁军亲卫都虞候。显德元年（954）后周抗击北汉的高平之战石守信以功升亲卫左第一军都指挥使；同年师还后又升任殿前司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显德三年从世宗征南唐石守信任先锋参与六合等地战役。显德五年三月南唐割淮南求和后石守信以功升铁骑、控鹤四厢都指挥使成为殿前司禁军主力的指挥官。显德六年三月后周攻辽以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候韩通为6路都部署已升任殿前都虞候的石守信任6路副都部署石守信已成为后周的主要将领之一。同年六月赵匡胤接替张永德任殿前都点检时石守信接替赵匡胤任殿前都指挥使。世宗死子柴宗训即位石守信以义成军（滑州今河南滑县东南）节度使仍兼任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是以赵匡胤为的“义社十兄弟”中继李继勋、赵匡胤之后第三个建节的而且长期与赵匡胤同在殿前司共事是赵匡胤的部属、亲信后周末成为赵匡胤的副手关系最为密切。 显德七年正月初赵匡胤指使人谎报军情暗中与赵匡胤勾结的次相王溥促使相范质仓促派赵匡胤率军北上石守信是殿前司留京的最高长官是赵匡胤事前安排的内应。赵匡胤于当天晚上准备兵变时派心腹小校郭延赟驰回京城向石守信报告石守信立即部署“将士环列待旦”1等待策应赵匡胤兵变部队回京。由于有石守信等指挥的殿前司禁军策应赵匡胤的兵变部队得以顺利进城。 1李攸：《宋朝事实》卷9《勋臣·太祖义社兄弟》。 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建隆元年正月癸卯。 宋朝建立石守信列在六位主要开国元勋（翊戴功臣）之升任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并改兼归德军（宋州）节度使。建隆元年四月昭义军（潞州）节度使李筠反宋赵匡胤立即派石守信为主帅率前军进讨并先后于长平（关名今山西长子南）、泽州（今晋城）南击败李筠军赵匡胤亲往督战攻下泽州李筠自焚死泽、潞平石守信以功加同平章事为使相。同年九月淮南节度使、原后周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进反赵匡胤又派石守信为扬州行营都部署、兼知扬州行府事为南征军主帅赵匡胤随后也亲征督战。十一月石守信率军攻占扬州李重进自焚死淮南平。建隆二年石守信升任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但命其离京就镇。同年七月宋太祖解除宿将兵权石守信改任天平军（郓州今山东东平）节度使虽保留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军职“其实兵权不在也”2。建隆三年九月已加同平章事为使相的石守信深知赵匡胤的心意自己上表解除兵权即请求免去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的名义专任天平军节度使。开宝六年（973）石守信的使相衔升为侍中。 宋太宗即位石守信使相衔升为中书令石守信自出任天平军节度使“凡十七年不徙专事聚敛积财巨万”3。太平兴国二年（977）罢天平军节度使改以中书令衔任西京（洛阳）留守。石守信崇奉佛教在西京建造崇德寺招募民夫运输建筑材料“驱迫甚急而佣直不给人多苦之”1。太平兴国四年宋太宗亲征灭北汉遂即移军进攻辽南京幽都府起用宿将石守信督前军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外）之战宋太宗亲自督战宋军大败宋太宗狼狈逃回。同年八月宋太宗将战败的责任推给诸将“守中书令、西京留守石守信从征范阳督前军失律”“责授崇信军节度使兼中书令”2但不久又进封石守信为卫国公。太平兴国七年（982）移为镇安军（陈州今河南淮阳）节度使。太平兴国九年（984）六月死终年57岁追封威武郡王谥武烈。 石保兴石守信长子。太平兴国四年宋太宗亲征北汉时任御寨四面都巡检。至道二年（996）任延州（今陕西延安）都巡检使兼署州事又升任本路副都部署。真宗时在与西夏战争中立功后历任知州。石保兴子石元孙宝元二年（1o39）任殿前都虞候鄜延副都部署。康定元年（1o4o）西夏攻延州三川口（今延安西）之战石元孙战败被俘宋夏议和后放还。石保吉石守信子石守信任天平军节度使时任衙内都指挥使。开宝五年取宋太祖之女延庆公主历刺史、防御使、观察使、节度使雍熙四年（987）任大名知府兼兵马都部署。咸平二年（999）真宗将出巡河北石保吉任北面行营先锋都部署屯定州（今河北正定）后移屯大名以防辽。景德元年（1oo4）八月以武宁军节度使兼同平章事为使相。次年改镇安军（陈州今河南淮阳）节度使以使相就镇。大中祥符二年（1oo9）妻晋国大长公主病石保吉回京视公主疾。次年死谥庄武。 王审琦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建隆二年七月庚午。 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太平兴国二年十一月己亥。 1《宋史》卷25o《石守信传》。 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o太平兴国四年八月壬子。 王审琦（925—974）字仲宝河南（今河南洛阳）人。后汉末投枢密使郭威帐下后周太祖时任殿前司铁骑指挥使显德元年（955）从后周世宗抗击北汉入侵以功升铁骑都虞候改铁骑右厢第二军都指挥使。显德三年从世宗攻南唐王审琦攻占舒州（今安徽潜山）以功改任殿前司散员都指挥使。显德四年三月在紫金山寨（今凤台东南）战役中王审琦率军先登大败南唐军转殿前司控鹤右厢都指挥使；后在濠州（今凤阳东北）、楚州（今江苏淮安）战役中均立有战功显德五年改任铁骑右厢都指挥使一直是石守信的部属。显德六年三月从世宗攻辽。同年六月世宗子柴宗训即位后王审琦任殿前都虞候。 显德七年正月初赵匡胤动“陈桥兵变”被赵匡胤称为“布衣交” 王审琦与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同被安排在京城作内应。宋朝建立在六位主要开国元勋中名列第四升任殿前都指挥使、泰宁军（兖州今属山东）节度使。建隆元年（96o）四月昭义军节度使李筠反宋宋太祖亲征王审琦任御营前洞屋都部署；同年九月淮南节度使李重进反宋石守信任扬州行营都部署王审琦任副都部署兼前军部署为先锋。 建隆二年七月宋太祖收兵权王审琦罢殿前都指挥使出为忠正军（寿州今安徽凤台）节度使在镇达八年之久史称“为政宽简”。属县县令免除有罪录事吏的职务王审琦的幕僚报告县令事前没有请示而擅自处理应该按问其罪。王审琦说：“五代以来诸侯强横令宰不得专县事。今天下治平我忝守藩维而部内宰能斥去黠吏诚可嘉尔何按之有。”王审琦的思想正符合宋太祖加强皇权的要求。开宝二年（969）宋太祖亲征北汉时王审琦任御营四面都巡检。次年改为忠武军（许州今河南许昌）节度使但不赴任而留住京城。王审琦本不能饮酒宋太祖以布衣交共享富贵每宴强令饮酒王审琦有时连饮十杯开宝六年（973）又加同平章事衔为使相终于“暴疾不能语”1次年死终年5o岁追封琅琊郡王。 王审琦长子王承衍开宝三年娶宋太祖长女昭庆公主（魏国大长公主）。王承衍曾孙王师约（原名孝庄）治平三年（1o66）娶宋英宗长女徐国公主（魏、楚国大长公主）。王师约子王殖绍圣四年（1o97）娶宋神宗四女惠国公主（潭国长公主）2。 韩重赟韩重赟（？—974）磁州武安（今属河北）人。后汉末隶枢密使郭威麾下后周世宗显德元年（954）与后汉的“高平之战”以功升任殿前司铁骑指挥使。后周末升任殿前司控鹤军都指挥使。 赵匡胤动陈桥兵变建立宋朝时韩重赟参与兵变“以翊戴功”升为侍卫亲军司马军主力龙捷左厢都指挥使。建隆元年（96o）五月从征潞州李筠以功代张光翰任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领宁江军（夔州时为后蜀辖区今重庆奉节）节度使。同年九月从征淮南任淮南行营马步军都虞候。建1《宋史》卷25o《王审琦传》。 2《东都事略》卷19《王审琦传》附《王承衍传》；《宋史》卷248《公主传》作康国公主下嫁王遇遇或为殖改名或为误字。 隆二年（961）七月宋太祖收兵权殿前都指挥使王审琦罢军职出为忠正军节度使韩重赟继任殿前都指挥使、改领义成军（滑州今河南滑县东南）节度使时殿前都点检、副都点检都已废罢韩重赟遂成为殿前司正长官。建隆三年正月宋太祖扩建皇城东北部并按洛阳宫殿图修建宫殿由韩重赟督建。乾德四年（966）八月黄河决口于滑州韩重赟督军士民夫修河堤。韩重赟屡负重任为他人所妒忌乾德五年（967）初有人“谮（韩）重赟私取亲兵为腹心”。赵匡胤大怒也不查证就要杀韩重赟因为赵匡胤正是这样而展势力终于夺取后周政权的。赵普谏说：“亲兵（指殿前司禁军）陛下必不自将须择人付之。若重赟以谗诛即人人惧罪谁复为陛下将亲兵者。”赵匡胤虽然不杀韩重赟但随即于同年二月解除他的军职出为彰德军（相州今河南安阳）节度使1。开宝二年（969）宋太祖亲征北汉韩重赟任为北面都部署。开宝七年（974）死子韩崇训、韩崇业。 韩崇训（955—1o1o）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平北汉韩崇训从征后以贝（今河北清河西）、冀（今冀县）都巡检权知麟州（今陕西神木北）。雍熙四年（987）夏州（今内蒙古乌审旗南）知州安守忠战败于王亭镇（夏州西北）党项李继迁追击至夏州城下韩崇训领兵赴援李继迁战败退兵韩崇训改任夏州监军。不久被调离西北咸平元年（998）又被调赴西北任石州（今陕西横山北）知州次年改任鄜州（今富县）知州多次击败李继迁的进攻。咸平四年六月辽军入侵河北王显任都部署韩崇训调任行营钤辖从此参与抗辽战争。咸平六年升为枢密都承旨。景德三年（1oo6）韩崇训升为检校太傅、签署枢密院事成为枢密院次长官次年八月以患眼疾恳辞而免职。 韩崇业太平兴国六年（981）娶秦王赵廷美女云阳公主。次年赵廷美被相赵普陷害降为涪陵县公房州（今湖北房县）居住韩崇业也被贬往房州。雍熙元年（984）赵廷美死后才又复出任职。 第二节李继勋刘廷让（附杨光义、刘庆义、刘守忠、王政忠） 李继勋李继勋（916—977）大名元城（今河北大名东）人。后汉末枢密使郭威镇邺都时李继勋投入郭威部下。后周初已任殿前司散员都指挥使。显德元年（955）三月参加“高平之战”以功升殿前都虞候不久改任虎捷右厢都指挥使领永州（今湖南零陵时在湖南割据政权境内）防御使赵匡胤才继任殿前都虞候。同年十月升任侍卫步军都指挥使、领昭武军（利州今四川广元时在后蜀境内）节度使。赵匡胤才继李继勋之后领永州防御使。李继勋在“义社十兄弟”中不仅最年长而且升迁度最快是第一个升任殿前司副长官殿前都虞候、第一个升为节度使的。“义社十兄弟”结社时也有可能原是以他为。但当显德三年六月李继勋在攻打南唐寿州（今安徽凤台）的战役中因“怠于守御”以致南唐守军“出城来攻”“破栅而入”后周军攻城之具并为所焚“将士死者数百人”影响后周军的1《宋史》卷25o《韩重琦传》。原作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步”字衍。士气“军无固志诸将议欲退军”1。但“世宗以继勋武臣不之责也”2所以并没有重责李继勋只是免去其军职出为河阳三城（孟州今河南孟县南）节度使而从昭武军节度使改为河阳三城节度使不是降而是升所以“议者以为失责帅之义”3次年七月才免去其节度使而责为右武卫大将军而赵匡胤只在此前二月才正式升为节度使李继勋此后的名位虽降在赵匡胤之下但仍高于石守信。李继勋以后屡建战功官衔也不断升迁显德六年世宗攻辽时李继勋任战棹左厢都部署已成为水路都部署赵匡胤的部属。显德六年七月李继勋又升为安国军（邢州）节度使。 赵匡胤代周建宋时李继勋正在安国军节度使任上没有参与兵变活动不属于开国元勋。建隆元年（96o）六月赵匡胤平定潞州刘筠李继勋朝见赵匡胤于潞州行营即被移为昭义军节度使以镇守新平定的潞州地区后在进攻北汉边境及抗击北汉中屡建功勋乾德五年（967）加同平章事为使相。开宝元年（968）八月以李继勋为河东行营前军都部署、党进为副都部署、曹彬为监军指挥宋军攻入北汉。北汉随即派侍卫都虞候刘继业（即杨业）等率军扼守团柏谷（今山西太谷西南）枢密使马峰监其军；并向辽求援北汉马峰率军南过洞过河（今潇河在今榆次南）与宋李继勋的先锋部署何继筠军相遇宋军大获全胜斩2ooo获马5oo匹擒北汉将张环、石斌夺汾河桥直抵北汉都城太原城下李继勋率宋军围攻太原。辽穆宗已命西南面都统、南院大王耶律挞烈救援北汉辽军经雁门（今山西代县）南下李继勋率军退回宋境。 次年二月宋太祖又派曹彬、党进各率部先攻北汉仍以李继勋为河东行营前军都部署赵匡胤随后亲征督战。北汉派刘继业、冯进琦仍屯团柏谷以抗宋军派陈廷山率数百骑进行侦察正遇李继勋所部前军陈廷山即率部投降刘继业等退回太原后即被罢军职。李继勋率部再次进抵太原城下辽贺北汉刘继元即位的使臣韩知璠（一作范）也于此时到达太原并协助北汉守卫太原随即又向辽求援。赵匡胤在得知李继勋等已兵抵太原遂从潞州到达太原城下并下令征集附近民伕筑连城围攻太原又接受陈承昭建议在汾河上筑坝蓄水准备以水灌城。李继勋率宋军主力于太原城南党进、赵赞、曹彬分率所部于城东、西、北三面围攻太原。四月辽分兵两路南下救援北汉西路军经石岭关（今忻州南）南下东路辽军经定州西境进援太原都分别为宋军击败。五月宋军又引汾河水灌太原城但北汉仍坚守不降进入闰五月夏雨连绵宋军多病辽再派援军前来。赵匡胤在采纳李光赞建议“屯兵上党使夏取其麦秋取其禾”；薛化光建议的“起其部内（北汉）人户”迁于宋境内以削弱北汉经济及人力的政策后退兵1。李继勋于次年移镇天雄军节度使。宋太宗即位后李继勋的使相衔升为侍中。太平兴国二年（977）李继勋以病回洛阳治病以太子太师致仕同年死终年62岁追封陇西郡王谥庄武。 刘廷让（光义） 1《旧五代史》卷116《后周世宗纪》三。 2《旧五代史》卷128《王敏传》。 3《宋史》卷254《李继勋传》。 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o开宝二年闰五月壬子、庚申。 刘廷让（929—987）本名光义宋太宗即位后赐名廷让。祖籍涿州范阳（今河北涿州）曾祖刘仁恭唐卢龙军（幽州今北京）节度使唐末割据者；祖刘守文为唐横海军（沧州今河北沧州东南）节度使为弟刘守光所杀父刘延进携家避难南逃。后汉枢密使郭威镇守邺都时刘光义（一作毅）入麾下后周太祖时任至侍卫司龙捷右厢都指挥使。 宋建隆元年（96o）三月从征潞州李筠时任行营先锋使。次年升任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领宁江军（夔州时为后蜀辖区）节度使。乾德二年（964）四月率军赴潞州守边以防北汉侵扰。同年十一月宋军进攻后蜀王全斌任西川行营前军兵马都部署率主力从陕西南下；刘光义任副都部署与都监曹彬率步骑2万自归州（今湖北兴山南）沿长江西上在距夔州3o里处舍舟登6先夺城东过江浮桥然后乘舟而上一举攻占江防重镇夔州击破后蜀川东防御体系的枢纽。刘廷让军纪严明后蜀万（今重庆万县）、施（今湖北恩施）、开（今重庆开县）、忠（今忠县）四州刺史皆迎降刘廷让军遂迅占领峡中的所有州县。乾德三年正月刘廷让率军西进至遂州（今四川遂宁）后蜀遂州知州迎降。此时宋军北路王全斌军已进至成都附近后蜀降。 同年三月后蜀降将全师雄叛乱迅占领川西除成都以外的许多州县全师雄叛军至成都西北新繁刘光义率部击败全师雄俘万余人。同年十二月宋军平定全师雄。次年正月刘光义以功改领镇安军节度使。开宝六年（973）刘光义被罢军职出为镇宁军节度使。 开宝九年（太平兴国元年）十月皇弟赵光义夺位是为宋太宗。刘光义因与赵光义同名被赐名廷（一作庭）让。太平兴国二年五月一批节度使被授以环卫闲职刘光义被罢节度使改授右骁卫上将军。雍熙三年（辽统和四年986）五月宋辽岐沟关（今河涿州西南）之战宋军大败。六月宋太宗又起用张永德等久处环卫闲职的宿将任河北沿边诸州知州以抗辽刘廷让被任为雄州（今雄县）知州后移为瀛州（今河间）都部署。同年十二月辽圣宗率南京（今北京）留守耶律休哥（逊宁）等部入侵刘廷让以精兵付沧州（今沧州东南）都部署李继隆殿后以备紧急时进行救援自率数万宋军北上抗击辽军大战于莫州（今任丘南）南刘廷让军被围于君子馆（今河间北）部将桑赞率部激战半天多辽援军不断而宋援军李继隆部不但不进行救援反而南逃桑赞遂率部先逃先锋雄州知州贺令图被俘部将、高阳关（今高阳东）部署杨重进力战阵亡李“继隆退保乐寿（今献县）（刘）廷让一军皆没死者数万仅以数骑获免”1。因是李继隆率部南逃才导致战败宋太宗没有责罚刘廷让。次年初代张永德继任雄州知州兼兵马部署。此次战败的责任者李继隆虽被逮赴中书推问但也无罪释放可能引起刘廷让的不满同年秋刘廷让病宋太宗派御医前往医治刘廷让上表要求回京城未等宋太宗批准即擅离治所南归因而被下御史台按问被削夺官爵配隶商州（今属陕西）。子永德、永和亦被贬官。刘廷让在贬途中绝食行至华州（今华县）死终年59岁也许宋太宗觉得对刘廷让处分太重“太宗念之赠太师”1。 1《宋史》卷259《刘廷让传》。 1《东都事略》卷2o《刘廷让传》。 杨光义、刘庆义、刘守忠、王政忠赵匡胤“义社十兄弟”中的杨光义、刘庆义、刘守忠、王政忠四人史书记载不详。两宋之际的李攸记载：“太祖义社兄弟保静军节度使杨光义天平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兼侍中石守信昭义军节度使兼侍中李继勋忠武军节度使、同平章事、中书令、秦王王审琦忠远军节度使、观察留后刘庆义左骁卫上将军刘守忠右骁卫上将军刘廷让彰德军节度使韩重斌（赟）解州刺史王政忠。”2这个排列顺序也许就是十兄弟的排行顺序。 刘守忠相州（今河南安阳市）人一作“左骁卫大将军致仕”3大将军应是上将军之误其经历或许与右骁卫上将军刘廷让（光义）有某些近似之处可能也任过节度使。刘守忠父刘万国任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西）马步军都指挥使也许是在后周时。刘守忠子刘用是宋太宗晋王府旧人太宗末任至高阳关副都部署真宗时历任州部署、副都部署、知州等职。 王政忠据李焘记载：“世言太祖义社十兄弟政忠盖其一人也”还说“并当检讨”4可见南宋初叶所存史料已极少。开宝八年（975）五月王政忠以解州刺史权知晋州（今山西临汾）兼兵马钤辖。次年八月宋太祖以党进、潘美为帅进攻北汉又派兵分路进兵其中一路由郝崇信与解州刺史王政忠率领出汾州（今汾阳）进攻太原。九月宋军击败北汉军于太原城下。十月当宋军继续攻打太原之际宋太祖被其弟赵光义害死“是月太宗即位召诸将还”1。此后王政忠已不见于记载。 从以上七人的最后官衔与李攸记载的相同推测未见于其他记载的杨光义、刘庆义二人杨光义的最后官衔当即是保静军节度使。而李攸所记刘庆义官衔忠远军节度使、观察留后则稍有误北宋初未设忠远军可能是安远军（安州今湖北安6）之误；节度使、观察留后可能是“节度观察留后”之误衍“使”字他的官衔可能是安远军节度观察留后。 2李攸：《宋朝事实》卷9《勋臣·太祖义社兄弟》。 3《宋史》卷279《刘用传》。上将军在大将军之上。 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开宝八年五月庚寅注。 1《宋史》卷482《北汉世家》。 第二十六章高怀德张令铎张光翰赵彦徽罗彦瓌王彦昇第一节高怀德张令铎张光翰赵彦徽开国功臣（翊戴功臣） 赵匡胤动“陈桥兵变”建立宋朝后的数日最先进行的就是“论翊戴功”对在兵变中建立特殊功勋的开国功臣们加官进爵他们依次是原后周的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高怀德、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张令铎、殿前都虞候王审琦、虎捷右厢都虞候张光翰、龙捷右厢部指挥使赵彦徽六人。中级军官中主要的有散指挥都虞候罗彦瓌、散员都指挥使王彦昇二人。元代依据宋朝《国史》修撰的《宋史·太祖纪》及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都只列前六人而与《宋史·石守信传》同卷的开国功臣传记中则除上述六人外还有韩重赟及中级军官罗彦瓌、王彦昇三人并都被比之于东汉光武帝的开国功臣说明宋朝的《国史》将前六人列为主要的开国元勋而后三人在赵匡胤兵变中也有“翊戴”之功。九人中石守信、王审琦、韩重赟是赵匡胤的义社十兄弟1都属于赵匡胤为长官的殿前司系统。散指挥都虞候罗彦瓌、散员都指挥使王彦昇二人则作为“翊戴”功臣的中下级军官的代表人物二人都是属于殿前司中“最亲近扈从者”的“殿前诸班”之一2。高怀德、张令铎则分别是侍卫亲军司马、步军的最高指挥官赵彦徽、张光翰则分统侍卫亲军司的马、步军主力之一。赵匡胤通过七位高级将领掌握了后周禁军精锐的大部分确保了兵变的成功。 高怀德高怀德（926—982）字藏用真定常山（今河北正定西南）人。祖籍幽州祖高思继唐末卢龙军（幽州）节度使刘仁恭的中军都指挥使为晋王李克用所杀害。父高行周时年十余岁补列刘仁恭帐下；后唐时任至节度使；后晋时加同平章事为使相曾任侍卫亲军都指挥使使相衔进为兼侍中；后汉时使相衔进为兼中书令屡封至齐王；后周时加守尚书令广顺二年（952）死。 高怀德青年时一直在其父高行周节度幕府任牙校后晋、后汉时皆领刺史衔。其父高行周死后后周太祖才召高怀德为殿前东西班都指挥使时赵匡胤为东西班行职位低于高怀德；后改铁骑指挥使3在此前后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也曾任铁骑第一军都指挥使高怀德与赵匡胤父子的关系可能在此时建立的。 显德元年（954）世宗亲征抗击北汉入侵高怀德任先锋都虞候“高平之战”后赵匡胤升任殿前都虞候成为殿前司次长官石守信升任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高怀德升为铁骑右厢都指挥使成为赵匡胤、石守信的部属。1李攸：《宋朝事实》卷9《勋臣·太祖义社兄弟》。 2《五代会要》卷12《京城诸军》《宋史》卷187《兵志》一。 3《宋史》卷25o《高怀德传》。按：原文作“铁骑都指挥使”有缺误因铁骑都指挥使在他后来升迁的铁骑右厢都指挥使之上。 后从世宗征淮南升为龙捷左厢都指挥使。显德六年世宗攻辽高怀德随6路都部署韩通先赴沧州高怀德率部至瓦桥关（今雄县西南）辽瓦桥关使向高怀德投降。后周改瓦桥关为雄州以陈思让为雄州兵马都部署高怀德任副都部署。显德六年六月世宗死恭帝即位。七月高怀德任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领宁江军节度使与石守信同时建节。 显德七年（宋建隆元年96o）正月初一赵匡胤指使人谎报辽与北汉联合攻周后周宰相范质仓促命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率禁军北上抗击高怀德被任命为北面行营马军都指挥使在赵匡胤动“陈桥兵变”中拥戴赵匡胤。宋朝建立在为“翊戴”功臣加官进爵中仅次于石守信位列第二移领义成军节度使并升任殿前副都点检由于殿前都点检已不设置高怀德遂成为殿前司正长官。后兼任关南副都部署。同年五月宋太祖亲征讨伐潞州李筠石守信任前军都部署高怀德任副都部署于泽州南大败北汉军俘北汉河阳节度使范守图改忠武军节度使。宋太祖为了表示与开国功臣们共享富贵先后与高怀德、张令铎、石守信、王审琦等结成亲家。同年八月宋太祖将胞妹燕国长公主嫁给高怀德高怀德是开国功臣中的第一个皇亲国戚。同年冬宋太祖亲征讨伐扬州李重进高怀德从行。 建隆二年七月宋太祖收兵权时高怀德被罢殿前副都点检军职移为归德军（宋州今河南商丘南）节度使赴镇。殿前副都点检从此也废罢。开宝六年（973）加同平章事为使相。太宗初使相衔升为兼侍中。太平兴国四年（979）从太宗灭北汉改彰信军（曹州今山东定陶西南）节度使封冀国公太平兴国七年（982）改武胜军（邓州今属河南）节度使同年七月死终年57岁追封渤海郡王谥武穆。 张令铎（张铎） 张令铎（911—97o）原名铎后周赐名令铎棣州厌次（今山东阳信）人。后唐时从军后汉乾祐元年（949）三月河中（今山西永济西）节度使白守贞反后汉派枢密使郭威率军讨伐张令铎从征以功升奉国军指挥使。后周广顺初年改任控鹤指挥使后升至控鹤左厢都指挥使。显德三年（956）后周世宗攻南唐张令铎从征改为虎捷左厢都指挥使；次年世宗再次亲征淮南时张令铎则与龙捷右厢都指挥使柴贵分任京城左、右厢巡检负责京城治安。显德六年世宗亲征辽张令铎也从6路都部署韩通先赴沧州世宗因病退兵将占领的益津关改为霸州（今属河北）以韩令坤为兵马都部署张令铎任副职。 显德六年六月柴宗训即位后张令铎升任侍卫步军都指挥使与高怀德同时分掌侍卫亲军司马、步军也和高怀德同时建节领武信军（遂州今四川遂宁当时也在后蜀境内）节度使。 显德七年（宋建隆元年96o）正月初赵匡胤动“陈桥兵变”建立宋朝的过程中张令铎的“翊戴”功是什么史无记载依据他和高怀德在宋初近似的情况推测其作用与高怀德相似可能是随赵匡胤北上并有可能担任北面行营步军都指挥使在“陈桥兵变”中的作用应略同于高怀德。“张令铎自武信节度使、步军都指挥使为镇安节度使、马步军都虞候”成为侍卫亲军司的次长官“酬其翊戴之勋也”1。在宋太祖这次为开国功臣们加官进爵中略次于高怀德。 建隆二年七月宋太祖收兵权时张令铎被罢去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候军职出为镇宁军节度使。为了表示与张令铎“共富贵”“帝（太祖）为皇弟、兴元尹光美（秦王赵廷美）娶其（张令铎）第三女（后封楚国夫人）”2张令铎继高怀德之后成为宋太祖的亲家。开宝二年（969）入朝因病留京次年春死终年6o岁。 张光翰赵彦徽宋朝主要的六位开国功臣中的第五位是“辽人张光翰自虎捷左厢都指挥使嘉州防御使为宁江节度使、马军都指挥使”3。 张光翰（？—967）辽州榆社（今属山西）人。祖父张简唐检校尚书左仆射这在唐代后期不少是武将的加衔张简可能是唐末的武将。叔父张虔钊后唐明宗初年任护驾亲军都指挥使“长兴中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兼西面马步军都部署”4后唐末归附后蜀。张光翰父亲可能也是武官。张光翰在后周末任虎捷左厢都指挥使属侍卫亲军司步军主力之一是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张令铎的部属。在六位翊戴功臣中张光翰与宋太祖的关系可能最为疏远。同年五月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及宁江军节度使衔都为宋太祖义社十兄弟之一的韩重赟所接替张光翰可能此时即被罢军职。从赵彦徽的情况推测张光翰即被出为永清军（贝州今河北清河西）节度使此后行迹不详。乾德五年（967）正月永清军节度使张光翰死。 六位主要开国功臣中的最末一位是安喜（今河北定州）赵彦徽（？—968）“自虎（一作龙）捷右厢都指挥使、岳州（今属湖南时属湖南割据政权辖区）防御使为武信（遂州今四川遂宁时属后蜀辖区）节度使、步军都指挥使”1。史称：赵彦徽“与上（太祖）同事周世宗尝拜为兄”2推测赵彦徽年长于赵匡胤他在后周世宗初年的职位当与赵匡胤相近或稍高。虽拜他为兄但他与宋太祖的关系也仅稍优于张光翰他与张光翰同于建隆元年五月先被罢军职他的军职为宋太祖的亲信罗彦瓌所接替。 宋太祖在建立宋朝还不到五个月的时间就立即罢免张光翰、赵彦徽二人的军职而以自己的“义社兄弟”韩重赟与亲信罗彦瓌接替说明宋太祖急于直接掌握侍卫亲军司的兵权这可能与“陈桥兵变”中张光翰、赵彦徽两人的向背直接关系到兵变的成败张光翰、赵彦徽也许是在兵变最初时态度不太明朗尽管他们还是支持赵匡胤的兵变但赵匡胤对他们并不放心因而在平定潞州李筠之后急忙解除他们的兵权可能为了防备在其后镇压张光翰、赵彦徽原来的上司、后周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淮南节度使李重进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建隆元年正月辛亥。 2《宋史》卷25o《张令铎传》。 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建隆元年正月辛亥。虎捷左厢部指挥《宋史》卷1《太祖纪》一作虎捷右厢都虞候。 4《旧五代史》卷74《张虔钊传》。 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建隆元年正月辛亥参见《宋史》卷1《太祖纪》一。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开宝元年五月丙午。 时别生枝节。 赵彦徽在罢军职之后即改为建雄军（晋州今山西临汾）节度使。乾德元年（963）十二月宋太祖“遣内容省使曹彬、通事舍人王继筠分诣晋、潞州与节度使赵彦徽、李继勋会兵入北汉境攻其边邑及辽、石州”1。赵彦徽在镇“不恤民事专务聚敛私帑所藏钜万”宋太祖虽知其事但并没有对他有所惩戒。赵彦徽自镇来朝宋太祖设宴款待因饮酒过度而生病遣送回镇开宝元年（968）五月病死。 第二节罗彦瓌王彦昇罗彦瓌罗彦瓌（923—969）北宋开国功臣的中级将领并州太原（今太原西南）人。其父罗全德任后晋泌州（今河南唐河）刺史因而得以任皇帝的亲卫内殿直。开运元年（944）春后晋少帝（出帝）亲征抗击契丹至澶州其时河北到处有契丹骑兵少帝想遣使前往大名府宣慰以安抚人心挑选勇士十人随行罗彦瓌入选以功升兴顺指挥使。开运三年末契丹灭后晋次年（天福十二年949）初派罗彦瓌部送马千匹赴南京（今北京）行至元氏（今属河北）得知后汉建立遂将马送给后汉后任护圣指挥使。后周末任殿前司散指挥都虞候成为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的心腹。 当赵匡胤动“陈桥兵变”后回至京城的殿前司公署后周的宰相范质等人被赵匡胤所派将士押至殿前司公署范质当面质问赵匡胤忘恩负义后周世宗刚死不久就兵变夺位赵匡胤一时不知所措事先受赵匡胤指使充当打手的罗彦瓌即“挺剑而前曰：我辈无主今日必得天子”。范质如不承认赵匡胤为帝命运将如同韩通一样被杀死范质被迫奉赵匡胤为帝宋朝得以顺利建立。《宋史》称：罗彦瓌“于革命之日挺剑以语范质于宋则未必功在众先于周则其过不在人后矣”1确切地说明了罗彦瓌在兵变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由于罗彦瓌只是对范质等进行恐吓迫使范质等承认赵匡胤为帝没有作出过分的越轨行为深得宋太祖的赏识宋朝建立后罗彦瓌立即连升数级一跃而成为殿前司马军主力部队的指挥官控鹤左厢都指挥使。建隆元年（96o）四月宋太祖亲征李筠罗彦瓌随石守信、高怀德大破北汉军。七月罗彦瓌再次获得越级晋升升为侍卫亲军司步军的最高指挥官侍卫步军都指挥使领武信军节度使以接替刚被罢军职的赵彦徽罗彦瓌由中级军官在不到五个月的时间内越级提升成为高级将领并建节这在宋初是少有的。建隆二年七月宋太祖收兵权石守信等被出为节度使罗彦瓌也于同年被罢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军职出为彰德军（今河南安阳）节度使。乾德二年（964）春北汉与辽联军攻宋罗彦瓌与李继勋等率军击败联军于辽州（今山西左权）城下；罗彦瓌又改任安国军（邢州今河北邢台）节度使。乾德四年二月率田钦祚等败北汉军于乐平（今山西昔阳）东静阳砦。次年再改镇国军（华州今陕西华县）节度使开宝二年（969）死终年47岁。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乾德元年十二月乙巳。 1《宋史》卷25o《罗彦瓌传》及《传论》。 王彦昇王彦昇（917—974）北宋开国功臣中的中级将领字光烈前蜀人。 以善击剑外号“王剑儿”。后唐于同光三年（925）灭前蜀次年前蜀后主王衍及宗族、官员、将佐奉诏迁往后唐都洛阳王彦昇时年11岁应是随父迁至洛阳其父可能是前蜀将领。王彦昇后事宦官孟汉琼孟“汉琼以其趫勇言于明宗补东班承旨”1其时当在明宗后期长兴年间。后晋初转内殿直与罗彦瓌共事。开运元年后晋少帝北征至澶州王彦昇与罗彦瓌一起被选入十勇士以功升护圣指挥使。后周广顺元年（951）从向训（拱）破北汉军于■亭（今山西襄垣西北）南杀北汉将王璋以功升龙捷右厢第九军都虞候后升转入殿前司任铁骑右厢第二军都指挥使、领合州（今重庆合川时属后蜀）刺史。世宗时从刘崇进、李重进等转战于淮南显德三年（956）南唐进攻“盛唐铁骑都指挥使（似应为铁骑右厢第二军都指挥使）王彦昇等击破之斩三千余级”2。显德五年四月辽军攻占后周沿边州县镇宁军节度使张永德奉诏北上抗击王彦昇从征收复束城（今河北河间东北）升为殿前司散员都指挥使。此后可能即成为赵匡胤的心腹之一。显德七年（宋建隆元年96o）正月初当赵匡胤开始动“陈桥兵变” 时赵匡胤的心腹、都押衙李处耘“见军中谋欲推戴遽白太宗与王彦昇谋召马仁瑀、李汉等定议始入白太祖”1。兵变后赵匡胤又随即派王彦昇率所部先入京可见王彦昇在兵变中的地位相当重要。他在回京后先杀死后周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在京巡检韩通及全家。据史书记载：“初太祖誓军入京不得有秋毫犯及闻（韩）通死意甚不乐以建国之始不及罪彦昇”又说“王彦昇之弃命专杀也上（太祖）怒甚将斩以徇已而释之然亦终身不授节”。是奔命专杀还是奉命行事今虽无从考实从“其后上（太祖）幸开宝寺见壁上有（韩）橐驼（韩通之子）及（韩）通画像遽令扫去之”宋太祖对韩通的态度于此可见。王彦昇杀死韩通消除了唯一可能生的军事抗击保障了赵匡胤兵变的成功但韩通不是在抗击的战斗中战死韩通全家更无任何罪名却被王彦昇全部杀死其行为实在太卑劣有损于赵匡胤的形象因而不得不暂时拘捕王彦昇还表示要斩以惩其“专杀”之罪。然而事实是随后不仅无罪释放而且照样升官军职升为铁骑左厢都指挥使与罗彦瓌所升的控鹤左厢都指挥使相当加衔由合州刺史升为恩州（今广东恩平北时属南汉）团练使“后为京城巡检”负责都的治安韩通在被杀前以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兼任此职可见京城巡检之亲要说明宋太祖对王彦昇信任有加。但得意忘形的王彦昇在同年（建隆元年）三月“中夜诣王溥第”由于此前有过实际是奉命杀死韩通全家的先例以致身为宰相的王溥“惊悸而出既坐乃曰：‘此夕巡警甚困聊就公一醉耳。’彦昇意在求贿溥佯不悟置酒数行而罢”。王彦昇的这次“专主”行为与“专杀”韩通全家的罪行相比可说是微不足道只免去其京城巡检兼职也可说是很重的处分。但是当次日王溥向宋太祖密奏1《宋史》卷25o《王彦昇传》。 2《资治通鉴》卷293后周显德三年十月癸酉。 1《宋史》卷257《李处耘传》。 此事后宋太祖不仅免去其京城巡检的兼职又罢去他铁骑左厢都指挥使的军职还将他外放为地方官降为唐州（今河南唐河）刺史惩罚之重是少见的说明赵匡胤要严惩一切胆敢“自主”的将领。可能是随后即升唐州刺史州为团练州王彦昇又恢复为团练使以对建国有功的王彦昇稍加抚慰1。开宝二年（969）升为房州（今湖北房县）防御使同年冬改任原州（今镇原）防御使兼缘边巡检与庆州（今甘肃庆阳）姚内斌、通远军（今环县）董遵诲等成为宋太祖西北边防的主要将领。王彦昇性残忍“戎人有犯汉法者”“手捽其耳嚼之”作下酒菜2。开宝七年（974）因病回朝死于途中终年58岁。 1《宋史·王彦昇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续资治通鉴长编》称“出（王）彦昇为唐州团练使唐本刺史州于是改焉”；而《宋史·王彦昇传》则作“乃出为唐州刺史”应是王彦昇先是刺史随后升为团练使。 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o开宝二年十二月乙酉。 第二十七章赵普沈义伦吕馀庆刘熙古第一节赵普沈义伦赵匡胤霸府幕僚集团《宋史》称：“自古创业之君其居潜旧臣定策佐命树事建功一代有一代之才未尝乏也。”1此论虽为赵普而但赵匡胤的节度幕府确实聚集了一批人才。当后周世宗时赵匡胤官衔、名望迅上升之际野心也日益膨胀不仅早有“义社十兄弟”在军事方面作了兵变夺权的准备而且逐渐展了一个相当规模的霸府幕僚集团聚集了不少人才。他们不仅在“陈桥兵变”时出谋划策在宋朝建立后历任正副宰相及枢密院、三司长官掌握宋初的政、军、财大权。 赵匡胤动“陈桥兵变”时已聚集了当时的主要军事将领但文官方面除暗中投靠的次相王溥外几乎没有其他高级文官事前投入赵匡胤集团。宋朝建立后由于政治上的需要不得不留用全部后周官员以示政局稳定。建隆元年（96o）正月初五宋朝正式建立。十一日为开国功臣石守信等六人封官进爵后；二十二日“以佐命功”提升原先的霸府幕僚“归德节度判官宁陵刘熙古为左谏议大夫掌书记赵普为右谏议大夫、枢密直学士宋、亳观察判官安次吕馀庆为给事中、端明殿学士摄观察推官太康沈义伦为户部郎中归德节度副使张彦柔领池州（今安徽贵池时属南唐）刺史”1。其中除张彦柔是武官依例升官外其余四人都是赵匡胤霸府幕僚中的主要成员他们都担任过枢密院长官赵普、沈义伦还先后任宰相吕馀庆、刘熙古也先后任参知政事（副相）。霸府幕僚中的次要成员还有楚昭辅、李处耘、王仁赡他们都是宋太祖的亲信以后也都担任过枢密副使是北宋初期统治集团中的重要成员。 赵普赵普（922—992）字则平祖籍幽州蓟县（今北京）。后唐末其父赵迥举族迁居常山（镇州郡名今河北正定）；后晋天福七年（942）赵迥虽又举家迁居洛阳并长期定居因原籍已属契丹境以后便自称“今为常山人”2。 赵普的曾祖父唐末任三河县令；祖父赵全宝在唐末或五代初任澶州司马；父亲赵迥五代时任相州（今河南安阳）司马都是六、七品官员虽非“世胄”亦非小吏1。唐末、五代虽然战乱不断而科举不废除个别年份外仍然每年举行但赵普祖先入官似均非由科举祖父、父亲都是藩镇僚属。 赵普青少年时也曾读书但无甚学识科举之途无望遂步父、祖后尘1《宋史》卷256《赵普传·传论》。 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建隆元年正月壬戌。 2宋太宗：《赵中令公普神道碑》《琬琰集删存》卷1哈佛燕京学社1938年版。1参见张其凡：《赵普评传》第一章第一节《小吏世家》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投充州、镇为僚属。后周初年赵普“初罢陇州巡官到京日至日者王勋卜肆问命次帘下看鲁公（范质）驺殿稍盛叹曰：‘似此大官修个甚福来得到此。’勋曰：‘员外即日富贵更强似此人何足叹羡往往便为交代亦未可知。’后果如其言”2。从王勋所说赵普日后接替范质相位则应是后周广顺元年（951）六月范质任宰相以后赵普初任陇州巡官当在后汉时。显德元年（955）七月刘词任永兴军节度使、行京兆尹赵普被辟为从事与楚昭辅、王仁赡同事。次年十二月刘词死虽然刘词在遗表中向朝廷推荐赵普但没有被朝廷任用此后行踪当是如王铚所说在滁州教蒙童为生。显德三年后周世宗攻打南唐的淮南时滁州“有镇州赵学究在村中教学多智计村民有争讼者多诣以决曲直”3。此次世宗亲征除以向训、王朴、韩通等留守东京外文武大臣们例皆从征宰相范质亦在从征之列“世宗用兵淮上太祖拔滁州宰相范质奏（赵）普为军事判官”4为州的幕职官。赵普与赵匡胤的初次相见在滁州不论是赵普“时为郡之参佐断事明敏狱无冤者太祖闻名召见与语深器之”1还是赵匡胤微服私访赵普于村中私塾赵普从此与赵匡胤结识。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当时也领兵在淮南作战生病于滁州赵普不仅朝夕侍奉又与赵匡胤父子攀附为同宗。不久后周退兵滁州复归南唐赵普调任渭州（今甘肃平凉）军事判官。同年赵匡胤升任殿前都指挥使随后又兼领匡国军节（同州今陕西大荔）节度使辟赵普为节度推官赵普从此投入赵匡胤的幕府。显德四年赵匡胤改领义成军（滑州今河南滑县东）节度使次年又改领忠武军（许州今许昌）节度使赵普一直留在赵匡胤的幕府原刘词的幕僚楚昭辅、王仁赡也先后投入赵匡胤幕府都成为赵匡胤的心腹。显德六年六月赵匡胤升任殿前都点检。同月世宗死年仅7岁的柴宗训即位为赵匡胤篡夺帝位提供了良机。七月赵匡胤改领归德军节度使赵普升为节度掌书记。 显德七年（宋建隆元年96o）正月元旦在赵匡胤的精心策划下指使人谎报辽军入侵后周宰相范质等仓卒命赵匡胤率禁军北上抵御于初三日当晚到达在当时黄河南的陈桥驿次日清晨动兵变“都押衙上党李处耘具以其事白太祖弟匡义”赵匡义“即与处耘同过归德节度掌书记蓟人赵普”赵“普与匡义入白太祖”“陈桥兵变”成功“先遣客省使大名潘美见执政谕意又遣楚昭辅慰家人”2在“义社兄弟”、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等人的内应下赵匡胤顺利地夺取后周政权建立宋朝。 为稳定局势的需要也由于赵匡胤幕僚们原来的官职太低宋朝建立后只得仍留用范质、王溥、魏仁浦为宰相吴廷祚为枢密使。在随后升迁的霸府幕僚中位列第二的赵普为右谏议大夫、枢密直学士参与掌握枢密院的军事大权。同年五月从征平定潞州李筠。八月即升为兵部侍郎、枢密副使在赵匡胤霸府幕僚中第一个升为两府大臣的。 宋太祖自建立宋朝以来最关心的是如何避免继后周而成为第六个短命2丁谓：《丁晋公谈录》。 3王铚：《默记》卷上。 4《宋史》卷256《赵普传》。 1《赵中令公普神道碑》。 2《续资冶通鉴长编》卷1建隆元年正月癸卯。 政权赵普建议对方镇“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1借以加强皇权；对名望已高的石守信等军事将领采取收其兵权的方针以避免可能的“兵变”都被宋太祖采纳而先后实施并逐步收到了预期的效果赵普也日益受到信任。建隆三年留用的枢密使吴廷祚先被罢职出为节度使赵普接任枢密使。乾德二年（964）正月范质、王溥、魏仁浦同日被罢相时学识不多的赵普显然事前并不了解新宰相的任命制度因而没有能在罢免旧相前向宋太祖提出合适的建议以至于在建国的第五年出现任命赵普为新宰相时敕书没有在任宰相签署的尴尬场面最后不得不以皇弟、“使相”赵光（匡）义的同平章事衔署敕这是自唐中叶设使相以来使相行使宰相职权唯一的一次。 赵普任宰相后虽尽心辅佐太祖但赵普“独断政事太祖疑其专恣欲用薛居正、吕馀庆为相普恶其与己同列但令参知政事”。当时宋太祖“欲为赵普置副而难其名称”于是召陶穀问曰：“下丞相一等者何官。”对曰：“唐有参知机务、参知政事。”同年四月任命薛居正、吕馀庆为参知政事。“中书印唯宰相得知事无大小尽决于（赵）普”。将参知政事作为副相的官衔一事到咸平二年（999）即受到宰相李沆在《重修太祖实录》中批评李焘记述：“史臣李沆等曰：案唐故事平章事亚于参知政事矣今穀不能远引汉御史大夫亚相故事为对翻以参知政事为丞相下一等穀失之矣议者惜之。”宰相李沆直接批评的虽是陶穀实际上也批评了当时的宰相赵普之失。赵普虽“寡学术”却很有权术对可能与其相位相近的官员不仅排挤甚至进行陷害这次他不仅阻挡了薛居正、吕馀庆进入宰相的行列而且一改隋唐以来只设宰相不设副相的制度。由于创设的副相（参知政事）“不宣制、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1将参知政事处于宰相助手的地位不能参与决策。宋太祖原想起用资历学识远比赵普为高的窦仪任宰相但“赵普忌窦仪刚直乃引薛居正参知政事”2排挤了窦仪。其后宋太祖又想起用冯瓒为相赵普就一再设计陷害冯瓒赵“普言（冯瓒）法当死太祖欲贷之普固执不可”3必欲处于死罪冯瓒被流放登州沙门岛（今山东长岛）。赵普从此日益擅权“尝于视事阁坐屏后设二大瓮凡中外表奏普意不欲行者必投之瓮中满则束缊（束以乱麻）焚之以是人多怨者”4。开宝六年（973）六月雷有邻告政事堂官员受贿作弊他们都得到宰相赵普的庇护宋太祖在查实情况后决定参知政事吕馀庆、薛居正升政事堂与宰相赵普同议政事以分其权。八月赵普罢相以“使相”出为河阳（孟州今河南孟县南）三城节度使。 开宝九年十月皇弟晋王赵光义在宦官王继恩的策应下夜入皇宫“斧声烛影”杀死病中的宋太祖夺取帝位是为宋太宗。也是武夫出身的宋太宗可能对皇位在正常继承的情况下新皇帝在即位的当年仍使用去世皇帝的年号到次年元旦才改用新年号的制度不了解急于在十二月初一即改当年为太平兴国元年即使是竭力为宋太宗继承问题进行粉饰的南宋史学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建隆二年七月戊辰。 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乾德二年四月乙丑。 2《宋史》卷263《窦仪传》。 3《宋史》卷27o《冯瓒传》。 4王称：《东都事略》卷26《赵普传》。 家李焘也不得不说：“上（太宗）以亲政逾月特与天下更始非故事也。”1次年三月赵普自河阳入朝升太子少保留京城奉朝请后虽又升太子太保但没有受到重用郁郁不得志。太平兴国六年（981）九月适有原宋太宗幕僚如京使柴禹锡告皇弟秦王赵廷美（匡美、光美）骄恣可能有阴谋。太宗召问赵普富于权术的赵普感到升迁的机会来临立即表示“愿备枢轴以察奸变”。随后又编造了“金匮之盟”据说是建隆二年六月太祖、太宗的生母杜太后死前对太祖说：“汝死当传位汝弟”而且是赵普“即就榻前为誓书于纸尾署曰：臣普记。上（太祖）藏其书金匮”。使宋太宗“大感悟”赵普编造的故事为他杀兄夺位制造了“合法继承”皇位的“根据”解决了他继承皇位的合法性问题。他立即对数年来没有重用赵普表示歉意“召普谓曰：人谁无过朕不待五十已尽知四十九年非矣”2。于是以赵普为司徒兼侍中这是北宋前期最高的宰相职衔遂成为相后又封为梁国公。 赵普任相后积极迫害秦王赵廷美。太平兴国七年三月赵廷美罢开封尹改授西京（今洛阳）留守。同年五月又设计诬告秦王赵廷美与次相卢多逊勾结谋反卢多逊全家被流放崖州（今海南崖县西北）；赵廷美“勒归私第”秦王府幕僚、小吏6人被斩。赵普又指使开封知府李符诬告赵廷美“不悔过怨望乞徙远郡以防他变”。赵廷美因而被降封为涪陵县公房州（今湖北房县）安置。在宋太宗、赵普的淫威下当时没有人敢为赵廷美说话只有宋太宗的长子、赵元佐“独申救之”1也无济于事。次年十月赵普再次被罢相以“使相”侍中衔出为武胜军（邓州今属河南）节度使后移山南东道（襄州今湖北襄樊）节度使。在宋太宗次子赵元僖的推荐下端拱元年（988）二月再以侍中为相。淳化元年（99o）正月赵普因病罢相改任西京留守。淳化三年（992）春以病求退拜太师封魏国公给宰相奉禄以养病。七月十四日病死终年71岁追封真定王谥忠献。沈义伦（沈伦） 沈义伦（9o9—987）后因避太宗光义名讳而单名伦字顺宜开封太康（今属河南）人。少习《三礼》以讲学授徒为生。后汉乾祐元年（948）白文珂以“使相”任永兴军（陕州今三门峡市西）节度使沈义伦投白文珂幕下开始了节府幕僚生涯。后周显德三年（956）赵匡胤初领匡国军（同州今陕西大荔）节度使经宣徽使昝居润推荐几乎与赵普同时投入赵匡胤幕府沈义伦任从事掌管财政。 宋朝建立沈义伦在以“佐命功”升迁的赵匡胤霸府幕僚中名列第四。自归德军（宋州今商丘南）观察推官升为户部郎中。沈义伦较关心民间疾苦次年出使吴越时途中见到淮南扬州、泗州（今盱眙西北）生饥荒饥民饿死不少在他归朝后的力请下宋太祖下诏淮南地方进行赈济。建隆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太平兴国元年十二月甲寅。 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太平兴国六年九月辛亥；卷2建隆二年六月甲午。参见邓广铭：《宋太祖太宗皇位授受问题考释》。 1《宋史》卷244《魏王廷美传》卷245《汉王元佐传》。 三年十一月升给事中。乾德元年（963）改任陕西转运使。乾德二年十一月宋军进攻后蜀沈义伦改任随军转运使。次年正月宋灭后蜀宋军将帅恃功贪暴只有都监曹彬、转运使沈义伦清廉曹彬归朝后“唯荐义伦可任”1。乾德五年八月沈义伦升为户部侍郎、枢密副使。开宝二年（969）二月宋太祖亲征北汉以皇弟赵光义为东京留守沈义伦为大内都部署、判留司三司事负责皇宫安全和处理朝廷日常财政事务。 沈义伦言行谨小慎微当新贵们纷纷营造宏丽的新居他的住房虽卑陋但不进行修缮。开宝六年五月宋太祖派官督工按设计图为他营造新居时他还是要求建造较狭小的房屋。同年八月连任十年宰相的赵普因跋扈擅权被罢相出为节度使。九月枢密副使沈义伦与参知政事薛居正同日升为宰相沈义伦是赵匡胤霸府幕僚中继赵普之后第二个升任宰相。 开宝九年（976）十月赵光义（太宗）夺位后沈义伦避宋太宗名讳改名沈伦。仍任次相。太平兴国四年二月宋太宗亲征北汉及随后攻辽百官从征次相沈伦任东京留守兼判开封府事全权负责留守事务。 太平兴国六年六月相薛居正死沈伦升为相。同年九月赵普因编造“金匮之盟”被宋太宗任为相沈伦再次充任次相一场迫害皇弟秦王赵廷美的活动在赵普的主持下紧张进行。次年初沈伦开始生病也许是他觉察到一场政治风暴即将来临以病告假静观展“清介醇谨”的沈伦既无力阻止也不愿参与迫害秦王赵廷美、次相卢多逊更不想被卷入其中而受牵连在赵廷美勾结卢多逊谋反罪名将要成立之前沈伦“已上表求致仕”1。但同年四月沈伦仍以不能觉察卢多逊罪行而被罢相。沈伦再次上表请求致仕同年七月以左仆射致任。雍熙四年（987）病死终年79岁谥恭惠。 第二节吕馀庆（附吕端）刘熙古吕馀庆（附吕端） 吕馀庆（927—976）原名胤字馀庆宋初因避宋太祖名讳以字行幽州安次（今河北安次西）人官宦世家。祖吕兖唐末任横海军（沧州今沧州东南）节度判官。后梁开平三年（9o9）五月横海军节度使刘守文攻其弟刘守光于幽州败死刘守光反攻沧州吕兖立刘守文子刘延祚为帅并率军民守城。次年正月刘延祚降吕兖全家遇害吕兖子吕琦时年15岁门客赵玉诈以为弟而得脱。吕琦后投太原晋王李存勗霸府后唐建立历殿中侍御史、礼部郎中、给事中、御史中丞、端明殿学士。后晋时任秘书监、兵部侍郎。吕琦子吕胤（馀庆）、吕端。 吕胤后晋时以父荫入仕历开封府参军、忠武军（许州今许昌）节度推官。后汉时任濮州录事参军。后周显德三年（956）十月赵匡胤领匡国军节度使吕胤任掌书记遂成为赵匡胤霸府幕僚；后周末任宋、亳观察判官。 宋朝建立吕胤以字行。吕馀庆在以佐命功升迁的霸府幕僚中名列第三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乾德五年二月乙丑。 1《宋史》卷264《沈伦传》卷256《赵普传》。 升给事中、端明殿学士后任都开封府知府。同年宋太祖先后平定潞州李筠、扬州李重进叛乱开封知府吕馀庆协助枢密使吴延祚及皇弟赵光义留守京城。后升户部侍郎。乾德元年（963）三月宋平荆湘吕馀庆任新占领区潭州知州同年移为襄州（今湖北襄樊）知州后改为兵部侍郎、江陵知府。 乾德二年四月创设副相参知政事吕馀庆与薛居正成为任参知政事。但当时虽名为副相却“不宣制、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1实际上只是宰相赵普的助手。次年正月宋灭后蜀。二月吕馀庆以副相参知政事权知成都府。当时后蜀刚亡以宋军统帅王全斌为的大部分将领日夜宴饮“豪夺子女玉帛及擅府库隐没货财”2军士们也进行抢掠“大将王全斌等不能戢下”“吕馀庆立捕斩之以徇军中畏伏民用按堵”3秩序逐渐恢复。开宝元年（968）正月蜀地已平静参知政事吕馀庆回朝兼任剑南、荆南等道都提举三司水6运等使实际是负责督运后蜀国库财物至京。 开宝六年宋太祖为抑制宰相赵普的擅权决定提高副相参知政事的职权“诏参知政事吕馀庆、薛居正升都堂（政事堂、中书）与宰相同议政事”与宰相赵普“分（日）知印、押班奏事”1吕馀庆等才从宰相赵普的助手地位提高至与其副相相称的地位。九月吕馀庆以病求解职罢为尚书左丞。开宝九年（976）死终年5o岁。 吕端（935—1ooo）字易直吕馀庆弟以荫入仕后周时任至著作佐郎、直史馆。 宋太祖时任至成都知府开宝九年宋太宗即位后皇弟赵廷美封齐王任开封府尹吕端后被调任开封府判官进入赵廷美幕府。太平兴国四年宋太宗亲征北汉原拟以皇弟赵廷美主持留守事务吕端为赵廷美出谋认为应该从征赵廷美从征后进封秦王。次年吕端因秦王府亲吏请托违诏市竹木而被贬官。雍熙三年（986）太宗次子赵元僖任开封尹吕端再次任开封府判官成为许王赵元僖的幕僚。淳化三年（992）许王赵元僖暴病而死因其嬖妾张氏专恣吕端等王府幕僚以失职被降官吕端不久复官升枢密直学士。淳化四年（993）六月任参知政事。太宗想用吕端为宰相有人说：吕端“为人糊涂”。太宗说：吕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2至道元年（995）四月吕蒙正罢相吕端任宰相（独相）。副相参知政事自开宝六年提高职权后可能在太宗初年地位又降低吕端因与寇準同时升任参知政事而自己先升为宰相向太宗提出“臣兄馀庆任参知政事日悉与宰相同愿复故事”3。从此参知政事与宰相分日知印、押正衙班而且将原先上朝的砖位与宰相合而为一遂成制度。 至道元年八月宋太宗立第三子寿王赵元侃（恒）为太子这是宋朝次立太子。 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乾德二年四月乙丑。 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乾德五年正月辛丑。 3《宋史》卷263《吕馀庆传》。 1《宋史》卷3《太祖纪》三。 2《宋史》卷281《吕端传》。 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7至道元年四月戊子。 至道三年三月宋太宗病危时曾经帮助宋太宗夺位的大宦官王继恩又想故伎重演说动李皇后并与参知政事李昌龄等谋立太宗长子楚王赵元佐为帝。太宗死后李皇后派王继恩召宰相吕端。吕端“知有变”遂锁王继恩于阁内并派人看守。吕端入宫后李皇后提出“立嗣以长”问题与吕端商议吕端认为太宗立太子正是为了日后帝位的继承遂奉太子赵恒为帝是为真宗。“真宗既立垂帘引见群臣”。吕端因恐宦官们以楚王赵元佐冒充赵恒吕端“平立殿下不拜”请卷帘并上殿查看无误后下殿率领群臣拜呼万岁1。宋朝皇位次正常继承也是第一次由宰相参与意见的皇位继承在宰相吕端主持下顺利进行。太宗时跋扈一世的大宦官王继恩终于被贬官安置于均州（今湖北十堰东北）后死于贬所。咸平元年（998）十月吕端因病以太子太保罢相仍享受宰相俸禄的特殊礼遇。咸平三年（1ooo）死终年66岁谥正惠。 刘熙古刘熙古（9o3—976）字义淳宋州宁陵（今属河南）人。少通经史也精于骑射。后唐长兴中因祖父名实进因而避讳未考进士科而考《三传》中举；时翰林学士和凝掌科举召刘熙古参与进士科考试中第与后周宰相范质同时或先后成为和凝的门生但刘熙古长期沉沦于县令及节镇幕僚。后唐末入金州（今陕西安康）防御使孙铎幕下为从事。后晋初随孙铎至汝州（今属河南）孙铎死后改任下邑县（今夏邑）令后任三司户部出使巡官等。后汉时任卢氏（今属河南）县令。后周显德二年（955）秋冬后周平秦、凤刘熙古出任秦州观察判官；显德六年七月赵匡胤改任归德军节度使刘熙古任节度判官。 刘熙古虽是投入赵匡胤霸府的主要幕僚但还来不及与赵匡胤建立密切的关系次年正月赵匡胤即动“陈桥兵变”建立宋朝。建隆元年（96o）正月在宋太祖为其主要幕僚们加官进职时刘熙古虽名列第一所进官衔为左谏议大夫也略高于位列第二的赵普右谏议大夫这可能是因为刘熙古在霸府幕僚中资历最高。但刘熙古并没有受到重用而是长期出任州、府长官。自建隆元年以左谏议大夫知青州；同年十一月宋太祖亲征扬州李重进刘熙古被“追赴行在”从征1。建隆二年又以左谏议大夫制置晋州（今山西临汾）矾务当时矾实行禁榷制由国家专卖刘熙古“许商人输金银、布帛、丝绵、茶及缗钱官偿以矾凡岁增课八十万贯”2是宋太祖霸府主要幕僚中唯一从事基层财务的官员。 乾德元年（963）前后刘熙古升为刑部侍郎、知凤翔府（今陕西凤翔）；后改任权知秦州。秦州地近党项、吐蕃族居住区多边患刘熙古恩威并施又“取其酋豪子弟为质”3边境地区日渐平静。开宝元年（968）正月以端明殿学士职名权知成都府以接替回京复职的参知政事吕馀庆。 开宝五年二月刘熙古回京任参知政事在原霸府主要幕僚中是最晚一1《宋史》卷281《吕端传》。 1《宋史》卷263《刘熙古传》。 2《宋史》卷185《食货志》下七《矾》。 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乾德二年六月乙卯。 ------------ 37 个出任两府大臣。次年五月刘熙古因足疾以户部尚书致仕。开宝九年（976）死终年74岁。刘熙古不仅是宋太祖原霸府幕僚中唯一的文武全才型人物也是唯一的学者史学、音韵学、阴阳学皆通著有《历代纪要》5o卷、《切韵拾玉》5卷等数种后者还曾刻印流传。 第二十八章杨业杨延昭杨文广第一节杨业（附杨重勋） 北汉“杨无敌” 杨业（一作邺）（？—986）本名重贵父杨信“麟州土豪”当是麟州（今陕西神木北）人。后汉时“自为刺史”臣附于后汉、后周。杨信二子长子重贵次子重训（勋）。杨重贵事北汉世祖刘崇北汉帝刘承钧时赐姓刘改名继业“比于诸子”任保卫指挥使升至领建雄军（晋州时属后周今山西临汾）节度使。屡建战功号为“无敌”1。 宋开宝元年（968）宋太祖攻北汉时刘继业以侍卫都虞候领军扼守团柏谷（今太谷西南）以抗宋军。侦知宋大军已至虑众寡不敌退保太原被罢兵权。宋军围攻太原刘继业又领兵守城数出兵攻宋军。宋军多次攻城未果加上暑雨宋军将士多病只得退兵。 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亲征攻北汉围太原城刘继业捍太原城东南面“杀伤宋师无算”1。五月北汉帝刘继元降刘继业犹据城苦战。刘继元派亲信前往命令投降刘继业才归宋。 宋朝杨家将刘继业归宋后复姓杨氏单名业（一作邺）随即授环卫官为左领军卫大将军；不久领郑州防御使。 辽乾亨元年（979）九月辽军分路南犯虽为宋军击退但边境形势仍很紧张。宋太宗认为：“杨业老于边事洞晓敌情。”遂任命杨业为代州（今山西代县）知州兼三交（今太原北）驻泊兵马部署2时大将潘美任三交都部署屯兵防辽。次年三月潘美自三交口巡抚至代州适遇辽军南犯雁门（今代县西北）杨业率骑兵由小陉至雁门北口向南与潘美所部合击大败辽军杀辽将萧咄李俘辽将李重海。杨业以功升“领云州观察使仍判郑州、知代州事自雁门之捷契丹畏之每望见业旗即引去”。一个归宋不到一年的降将立功边关扬威朝野受到宋太宗的重用但却引起宋朝旧将们的妒忌。从此“主将戍边者多嫉之或潜上谤书斥言其短”3。虽然仍得到宋太宗的信任却埋下了日后因失援而血染疆场悲剧的祸根。 雍熙三年（辽统和四年986）正月宋军大举攻辽以东路军曹彬、崔彦率主力直取幽州；另以米信、杜彦圭部出雄州田重进部出飞狐（今涞源）。二月西路军以潘美为云、应（今山西应县）、朔（今属山西）等州都部署杨业任副都部署王侁、刘文裕为监军率部出雁门。宋太宗原计划曹彬所率主力大张声势扬言直取幽州（辽南京）持重缓进将辽军吸引在幽州以利于西路军顺利攻占沿途州县然后会师攻取幽州。三月西路军出雁门1《东都事略》卷24《杨业传》。 1吴任臣：《十国春秋》卷1o6《刘继业传》。 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o太平兴国四年十一月癸巳。 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太平兴国五年十二月丁丑。 击败辽军辽寰州（今山西朔州东）刺史赵彦辛（辛《辽史》作章）降宋；进围朔州辽节度副使赵希赞以城降宋。辽以北院枢密使耶律斜轸为山西兵马都统率军抵抗潘美、杨业所统宋西路军尚未到前线潘美、杨业军又攻辽应州（今应县）辽节度使艾正以城降宋。四月初潘美、杨业军又攻占云州辽大同军（云州）节度副使赵毅等降宋。在西路宋军攻城俘将连连得胜的形势下作为主力的东路宋军为争功不等与西路军会师违背诏旨自行北上攻占涿州又因粮尽退兵。五月宋东路军又进至岐沟关（今涿州西南）北受到辽军主力的追击岐沟关之战宋东路军大败宋太宗遂令西路军退回代州护送云、朔、寰、应四州民户南迁。辽军大败宋东路军后耶律斜轸部得以全军十余万西攻；六月攻占寰州宋守军千余人战死。面对强敌杨业对潘美、王侁等建议：“贼势盛不可与战姑密谕云、朔等将先出寰我师次应州贼必悉众来拒俾朔州吏民直入石碣谷列强弩千人于谷以骑士援于中路则三州之众万全矣。”先遭到监军王侁的反对并说：“君侯素号无敌见敌逗挠岂有他志。”1王侁又得到主帅潘美的支持杨业处于如不出战即是通敌的情况下。七月被迫出军只得要求潘美等在陈家谷口（今宁武北）接应。辽军主帅耶律斜轸得知杨业出兵令部将萧挞凛设伏兵于路杨业率部北攻朔州清晨杨业“麾帜而前斜轸佯退伏兵斜轸进攻”1杨业战败。而潘美、王侁等则“以为契丹败走欲争其功即领兵离（陈家）谷口”杨业自午至暮从朔州南三十里狼牙村转战退至陈家谷口“望见无人即拊膺大恸”残部还有一百多人杨业对他们说：“汝等各有父母妻子与我俱死无益也可走还报天子”。杨业往日与士卒同甘苦共患难深受士卒的拥戴如今面临生死关头他们都不肯离去杨业遂“再率帐下士力战身被数十创士卒殆尽（杨）业犹手刃数十百人”2杨业为流矢所中坠马马亦被射中受重伤杨业遂为辽军所俘其子杨延玉亦战死。杨业在被押赴辽朝途中绝食三天而死。杨业自北汉时起与辽朝“角胜三十余年”“人号杨无敌”3深为辽朝人民敬畏。辽朝人民在杨业死地建庙祭祀。在杨业死后近一百年时元祐四年（1o89）苏辙奉使辽朝出古北口（今北京怀柔东北）作《过杨无敌庙》诗：“驰驱本为中原用尝享能令异域尊”4说明杨业是宋、辽两朝人民敬仰的英雄。杨业实际是因主帅潘美、监军王侁、刘文裕等妒忌被置之必败之地潘美等又违约不援所害。杨业之死“天下闻其死皆为之愤叹”5宋太宗深为痛惜但宋太宗的亲信、主帅潘美只受到带有象征性的惩罚削秩三等而且所削的只是检校官的荣誉衔由检校太师降为检校太保并且次年即恢复。外戚刘文裕被除名配隶登州（今山东蓬莱）但“岁余上（太宗）知业之陷由王侁召文裕还”1。主要责任都推给王侁王侁被除名配隶金州（今陕西安康）后死于召还途中。 1曾巩（题）：《隆平集》卷17《杨邺（业）传》。 1《辽史》卷83《耶律斜轸传》。 2《宋史》卷272《杨业传》。 3《辽史》卷83《耶律斜轸传》。 4苏辙：《栾城集》卷18。 5《隆平集》卷17《杨邺（业）传》。 1《宋史》卷463《刘文裕传》。 宋太宗不仅对杨业进行褒赠追赠太尉、大同军节度使还录用杨业六子杨延朗（延昭）自供奉官升崇仪副使杨延浦、杨延训由殿直升供奉官杨延瓌、杨延贵、杨延彬录用为殿直。杨延昭及子杨文广后来都成为抗辽名将。后世将杨业、杨延昭、杨文广祖孙三代的抗辽事迹演绎为“杨家将”故事广为流传家喻户晓。 杨重勋（重训） 杨重勋（？—975）杨重贵（业）弟本名杨重训后周末避恭帝名宗训改。父杨信死后由于兄杨重贵事北汉杨重信继任麟州刺史后也归附北汉。后周广顺二年（952）末一度归附后周后又再次归附北汉。显德四年十月再次归降后周升为防御史。 宋朝建立杨重勋归附多次击退北汉的进攻。乾德五年（967）设建宁军于麟州杨重勋升任建宁军节度留后开宝五年（964）九月宋太祖采取另派武臣任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麟州等地的长官而将世袭的土豪移置内地杨重勋由建宁军节度留后移为保静军（宿州今属安徽）节度留后2后升节度使开宝八年（975）七月死。 第二节杨延昭杨文广杨延昭（延朗） 杨延昭（958—1o14）本名延朗号杨六郎大中祥符五年（1o12）因避宋真宗所臆造的圣祖赵玄朗讳名改。 太平兴国四年杨业归宋后杨延昭以父荫补为供奉官从杨业征战疆场。雍熙三年（986）宋军大举攻辽杨业任西路军副统帅进攻应州、朔州杨延昭任先锋在围攻朔州的战斗中“流矢贯臂”而“斗益急”1。同年杨业殉节杨延昭升为崇仪副使任景州知州；后因江、淮地区凶年歉收改任江南、淮南都巡检使。又升崇仪使、知定远军（由景州改）改保州缘边都巡检使。 咸平二年（辽统和十七年999）九月辽圣宗、萧（绰）太后率军攻宋。十月攻遂城（今徐水西）保州缘边都巡检使杨延昭适在遂城遂城“城小无备”萧太后亲临遂州城下围攻数日“众心危惧”杨延昭调“集城下丁壮护守偶大寒命汲水注城外及旦悉为冰坚滑不可近”2杨延昭以冰城智守遂城辽军只得撤围退兵。次年二月杨延昭以功升莫州刺史。咸平四年四月杨延昭升本州团练使。七月宋以王显为都部署、负责河北西半部防务杨延昭任前阵钤辖。十月萧太后、辽圣宗再次亲率军侵宋杨延昭与杨嗣等会师威虏军（遂城）都部署未出兵杨延昭与杨嗣等伏精兵于羊山之西自北掩击且战且退诱使辽军进入伏击地伏兵突起1“比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开宝五年九月戊寅。 1《宋史》卷272《杨延昭传》。 2王称：《东都事略》卷34《杨延昭传》。 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o咸平四年十一月丙子。李焘考证：“《杨延朗（昭）传》以羊山之捷为三年时方积雨契丹以皮为弦湿缓不能用”2辽军先胜后败杨延昭、杨嗣等部队损失也不少辽军虽进至满城（遂城西南今保定西北）不得不“以泥淖班师”3。 咸平六年（辽统和二十一年）四月辽军攻宋“望都之战”宋军大败。六月杨延昭改任保州、威虏军、静戎军（今徐水）缘边都巡检使驻保州负责河北路西北部防务。 景德元年（辽统和二十二年1oo4）春杨延昭改任宁边军（今蠡县） 部署并增加兵力至万人。同年闰九月辽圣宗、萧太后率军大举攻宋。十一月在宰相寇準坚请下宋真宗亲征北上澶州辽军也进至澶州城北杨延昭审视战略形势向宋真宗建议：“契丹顿澶渊去北境千里人马俱乏虽众易败凡有剽掠率在马上。愿饬诸军扼其要路众可歼焉即幽、易数州可袭而取”一心求和的宋真宗不予答复杨延昭“率兵抵辽境破古城俘馘甚众”4。同年十二月宋辽于澶州订立和议史称“澶渊之盟”。景德二年正月宋真宗部署宋辽和议以后的河北防务杨延昭改任保州知州兼缘边都巡检使“止令在保州遣同巡检往来巡警”5如遇军情再率部下赴援。次年升领防御使后又改任高阳关（今高阳东）副都部署连任九年。大中祥符七年（1o14）死终年57岁。杨延昭与士卒同甘苦智勇善战号令严明身先士卒深受士卒的拥戴镇守河北边关2o余年威震辽境被称为杨六郎。子三人文广最著名。 杨文广杨文广（？—1o74）字仲容当是杨延昭次子以父荫入官。庆历三年（1o43）陕南张海起义杨文广从征有功升殿直。四年六月范仲淹宣抚陕西杨文广隶属范仲淹麾下。皇祐四年（1o52）九月狄青讨伐侬智高选陕西兵赴广南德顺军（今宁夏隆德）知军杨文广从征历任广西钤辖宜州（今广西宜山）、邕州（今南宁）知州累迁左藏库使、带御器械。英宗时英宗以杨文广为“名将后且有功”升领团练使任侍卫亲军龙卫（骑军）、神卫（步军）四厢都指挥使。后升领防御使任秦凤路副都总管1。熙宁元年（1o68）陕西经略使韩琦奏请于秦州西北边城建城堡以保护附宋蕃民。七月韩琦派秦凤路副都总管杨文广前往筑筚篥城杨文广采取声东击西策略扬言要建喷珠城率部急奔筚篥随即部署防务直至次日清晨西夏军才到达见宋军防守严密只得退兵并留书称回去奏请以数万骑兵来驱逐宋筑城部队杨文广立即派兵遣将追杀西夏军杀获甚众；九月甘谷等三城堡修成受到宋神宗诏书褒谕筚篥城赐名通渭堡（今陇西东北）。杨文广历任泾州（今泾川北）知州、镇戎军（今宁夏固原）知军。冬则其误审矣。”参见卷48咸平四年四月己巳注。 2《宋史》卷268《王显传》。 3《辽史》卷14《圣宗纪》五。 4《宋史》卷272《杨延昭传》。 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9景德二年正月乙卯。 1《宋史》卷272《杨文广传》。又本传原标点有误杨文广“迁兴州防御使。秦凤路副都总管韩琦使筑筚篥城。”按：防御使后“。”应改为“、”副都总管后、韩琦前应加“。”。熙宁三年十二月改任鄜州（今陕西富县）权知州；以后又自西北边防移向河北任定州路副都总管升侍卫步军都虞候。熙宁七年三月辽朝遣使到宋朝争河东地界杨文广献阵图及取幽州（今北京）策略朝廷还未及回复十一月杨文广病死。 第二十九章寇準第一节理政爱民刚直不阿寇準（961—1o23）字平仲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北）人。父寇相五代后晋开运（944—946）年间为魏王记室参军。寇準晚年封莱国公故人尊称为寇莱公。少时不修小节颇爱飞鹰走狗在太夫人的严厉管教下“由是折节从学”1精通《春秋》三传。19岁举进士。授大理评事知归州巴东后徙大名府成安县。初入仕途寇準就显示出才干在理政时不苛取百姓以恩信为办事的准则深得民心。征纳赋役时官府不需出符移只在县衙门前公布乡里姓名百姓便主动按期交纳。不久迁殿中丞、通判郓州；又召试学士授右正言、直史馆为三司度支推官转盐铁判官。 寇準是宋朝极言直谏的名臣。他奉诏言北方边事的利与害直披肝胆无所顾忌深得宋太宗的赏识被任为枢密院直学士。 史书记载寇準曾因奏事切直太宗不愿听下去很生气起身要离开。寇準竟然扯着太宗的龙袍请皇帝再坐下来听其陈述。事情有了结果皇帝才得以退朝。太宗也是求治的君王他很欣赏寇準的耿直、认真和胆识感慨地说：“这才是真宰相。”对左右朝臣说：“朕得寇準犹文皇之得魏徵也。”1淳化二年（991）春大旱太宗召集近臣问朝政得失寇準借机说天旱是因为刑法不公。寇準的话激怒了太宗他要寇準说出刑法不公的事实。寇準要求召集中书门下与枢密两府执政人员当着他们的面说出事实来。待二府执政到齐后寇準说祖吉与参政王沔的亲弟弟王淮都贪污受贿而且王淮贪污受贿的数额远在祖吉之上。但祖吉人被诛家产被籍没；而王淮只仗于私堂且不久又仍复其官用法这样不公上苍能不怒吗？太宗质问在场的王沔王沔无法抵赖只能向皇帝谢罪。据《宋史·王沔传》记载王沔弟弟王淮任殿中丞掌香药榷易坐赃当弃市由于王沔的关系诏杖一百降定远主簿。寇準的敢说敢为显示他疾恶如仇的勇气。通过这件事太宗意识到对直臣寇準应当加以重用即拜左谏议大夫、枢密副使改同知院事。 寇準耿直一些臣僚为之折服但也开罪一些同僚“守正嫉恶小人日思所以倾之”2。淳化四年（993）寇準被贬知青州这是遭受不白之冤。枢密院副使张逊是一个“小心谨慎徒以攀附至贵显”的小人。他与寇準观点不一致每每奏事都遭寇準的反对为此张逊耿耿于怀。一日张逊晚归私宅第寇準与温仲舒也同出禁中并辔而行道遇狂人狂人迎马拜呼万岁。张逊嗾使与自己亲近的羽林将军王宾向太宗报告。寇準引温仲舒作证表明此事纯系偶然；张逊则以王宾亲见事实一定要陷寇準是犯了大逆之罪。为此两人在太宗面前往复争论互斥其短。太宗一气之下寇準被贬知青州张逊也被降为右领军卫将军。1但是太宗知道寇準对自己忠心耿1司马光：《涑水记闻》卷7。 1《宋史》卷281《寇準传》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8记载的时间与细节略有不同。2《宋史》卷281《毕士安传》。 1参见《宋史》卷281《寇準传》；卷268《张逊传》。但《张逊传》系此事于雍熙年间误。《续资治通耿不可能有犯上的行径。因此次年就召回寇準拜为参知政事。 第二节安邦定国河北退兵宋太宗晚年时有两件大事困扰着他并直接影响着宋朝的安危。一是西夏与辽的扰边不断威胁北宋；二是太宗迟迟拿不定主意确定自己的继位人。寇準被召回不完全是太宗个人感情所致重要的因素是想起用寇準以协助稳住宋朝江山。 至道元年（995）冯拯、黄裳和王世则等上疏请立许王元僖为太子。 太宗晚年多疑忌容不得臣下谈立储这样的大事。太宗一怒之下冯拯被贬知端州。从此朝廷内外没有人再敢提继位人之事。太宗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对立储内心也焦急。所以寇準回朝太宗还责怪他为什么回来这样慢。太宗问寇準皇子中哪一个“可以付神器？”寇準说：“陛下为天下择君谋及妇人、中宫不可也；谋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人择所以副天下望者。”太宗低头仔细地考虑后屏退左右问立襄王元侃是否可以？寇準说知子莫如父这事当要果断地定下来。 在西北边事上寇準主张要用安抚的办法解决。太宗同意寇準的意见派他出使渭北。 至道三年（997）三月宋太宗死原襄王赵恒继位是为宋真宗。真宗信任寇準不断提高寇準的地位。先迁尚书工部侍郎咸平初徙河阳改同州后又徙凤翔府；再迁刑部权知开封府。咸平六年（1oo3）真宗对宋初的制度作调整合盐铁、度支、户部为一使寇準迁兵部为三司使。景德元年（1oo4）名臣毕士安任同中书门下章事毕士安荐寇準赞其“秉资忠义能断大事臣不如也。”真宗担心寇準刚直难独任毕士安还是力荐说其“忘身徇国秉道疾邪”不为流俗所喜在契丹人不断南下时正应当重用这样的大臣。真宗诏寇準为集贤殿大学士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名列毕士安之后。 景德元年（1oo4）闰九月辽圣宗耶律隆绪与萧太后率领大军南下攻宋。急书一日五至寇準却平静如常。真宗得知后震惊不已质问寇準。寇準说：陛下要退辽兵不过五天时间即可。并主张真宗亲征。真宗犹豫面带难色要回内宫。寇準劝陛下不要动摇力促真宗成行。真宗这才决定讨论亲征事。参知政事王钦若是江南人曾密请真宗去金陵；佥枢密院事陈尧叟是四川人请真宗“幸蜀”。真宗就此事问寇準寇準晓得此中内情佯作不知当着王钦若、陈尧叟的面说：“谁为陛下画此策者罪可杀也。”指出只要皇帝亲征人心振奋文武大臣协作团结一致辽军自可退去。辽军来攻我们可出奇计骚扰打乱其进攻计划；也可以坚守不出使辽军疲惫不堪再乘机打击。这样就可稳操胜券。如果退至江南或是四川则人心动摇辽军乘势深入大宋江山还能保得住吗？王钦若、陈尧叟对寇準更加忌恨。 辽军攻岢岚军、莫州、瀛州等。十月瀛州城下萧太后亲自擂鼓宋辽大战矢集如雨辽军死伤3万余也无法破城乃退师。 鉴长编》系此事于淳化四年六月壬申；《续资治通鉴》系事件生在淳化四年六月壬申寇準被贬在冬十月壬申。 十一月真宗启行亲征军至韦城朝臣中一些人再一次劝真宗南幸金陵真宗又犹豫。寇準说辽军迫近四方危急只可进一尺不可退一寸。寇準并请太尉高琼进言真宗。真宗这才决心至澶州。 到了澶州城南真宗驻跸又不愿再进。寇準、高琼固请真宗过河。寇準说此时不过河则人心危。各地的赴援之师日至不能再犹豫了。到了渡河口浮桥处真宗又停下来。高琼以锤击驾真宗御车的辇夫的背迫真宗渡河。当真宗登上澶州的北城门楼城楼上飘起黄龙旗城下宋军大受鼓舞齐呼万岁踊跃欢呼声闻数十里。十二月东京留守雍王元份暴疾真宗回驾把抗辽军事大权全部交给寇準。 宋辽两军相持十余日辽统军萧挞凛督战宋军的床子弩机矢萧挞凛中箭身死。辽军秘密派人来求和真宗本来就无意攻打辽军。景德元年十二月（1oo5年1月）宋辽议和宋许给辽岁币银1o万两绢2o万匹宋真宗与辽圣宗以兄弟相称尊辽萧太后为叔母这就是“澶渊之盟”。 第三节宦途险恶远窜南荒澶州一战寇準的声望更高景德二年（1oo5）加中书侍郎兼工部尚书。这更引起王钦若等朝中大臣的忌恨。三年三月王钦若对真宗说寇準逼着皇帝亲征澶州一战订下城下之盟这不是胜利是君王的耻辱寇準哪里能说是对社稷有功呢？真宗当时虽没有计较但此后对寇準的疑忌加重。不久寇準罢相出为刑部尚书知陕州。后宋辽关系又紧张真宗乃诏寇準还以兵部尚书权东京留守。 天禧元年（1o17）寇準改山南东道节度使。后又镇永兴军。时真宗大力崇道教“百姓不服”朱能诈言天书降真宗访诸大臣有人提出只有平素不相信这种活动的寇準出面才能使百姓折服。寇準不愿参与但他的女婿在一些人的授意下致书寇準。寇準门人也反对但在时势的逼迫下寇準陷入圈套遂上天书。此事颇为时议所非。1上天书后寇準被拜为中书侍郎兼礼部尚书、同平章事、景灵宫使。天禧三年（1o19）进尚书右仆射、集贤殿大学士。 寇準性情刚烈行事无顾忌。早在太宗朝时他序迁官员“素所喜者多得台省清要官所恶不及知者退序进之”2。得以进秩的官员多为贤能之士但也有平庸之辈未得序迁者更是不满因而引一场争端。太宗问及此事寇準为自己辩解太宗已是老大不高兴但寇準不服“力争不已又持中书簿论曲直于帝前”。太宗更是不高兴很有感慨地说：“鼠雀尚知人意况人乎。”由此寇準被罢出知邓州。 真宗朝寇準在相位用人不拘一格。习惯于按例升迁的同列对此颇为不满。寇準不顾这些说宰相的职责就是进贤退不肖如果墨守成规那是一个小吏都能做的事。他厌恶丁谓、钱惟演、林特及曹利用这些佞人。丁谓为寇準起用官至参知政事丁谓奉事寇準小心谨慎。史载：“尝会食中书羹污（寇）準须（丁）谓起徐拂之。準笑曰：参政国之大1《宋史·寇準传》系“上天书”事于天禧元年误。考《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9、《宋史》卷466《周怀政传》等应在天禧三年。毕沅《续资治通鉴》卷34有考论。 2《宋史》卷281《寇準传》。 臣乃为官长拂须邪？（丁）谓甚愧之由是倾构之日深。”丁谓为寇準擦去口边的汤羹却为寇準借机奚落一顿由此结下深怨。丁谓权盛时钱惟演附之通婚姻；钱惟演又是真宗身边刘皇后的姻亲。林特为三司使时催缴河北岁绢甚急寇準素来讨厌林特他帮助转运使李士衡与林特对立因此积下了深怨。这些人相互结交成为陷害寇準的政敌。 真宗得风疾刘皇后预朝政于后宫。寇準乘机向真宗进言要选择方正大臣来辅佐太子对丁谓、钱惟演这些佞人不可委以辅佐大事。真宗同意寇準密令杨亿草表请太子赵祯监国以杨忆代丁谓。寇準“性豪侈喜剧饮”。酒后失言泄露机密。寇準被罢为太子太傅封莱国公。 内侍周怀政在朝内权势尤盛以妖言惑众。在朝廷崇尚道教的氛围中他无所顾忌掠取国库钱财托神造符言国家休咎评品朝廷大臣附会者益众。朝中一些大臣不断告周怀政真宗却不忍加以斥逐只是逐渐疏远；寇準在朝时因其顺从自己也没有追究。寇準被罢周怀政更是惶恐不安以其弟周怀素召客省使杨崇勋、内殿承制杨怀吉等谋杀丁谓复相寇準奉真宗为太上皇罢皇后预政传位太子。事泄周怀政被诛寇準虽未预事但也被牵连。降太常卿、知相州；徙安州再贬道州司马。真宗不知寇準被贬出朝有一段时间没有见到寇準很奇怪问左右生了什么事情左右不敢告知实情。真宗在离世前还说只有寇準与李迪是可以托付国家大事的重臣。 乾兴元年（1o22）二月再贬雷州司马。仁宗天圣元年（1o23）寇準在贬所雷州（今广东海康境）病卒后归葬洛阳。仁宗朝追谥忠愍。著作有《寇莱公集》。 第三十章范仲淹第一节先天下之忧而忧范仲淹（989—1o52）字希文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人。父范墉始仕吴越国。太平兴国三年（918）吴越降宋范墉随钱镠归宋曾任武宁军（今徐州）等地的节度掌书记。 范仲淹幼年的生活十分贫困2岁丧父母亲带着他改嫁淄州长山（今山东邹平东）的朱文翰从此他改姓朱名说。长大后知道自己的身世他愤自强赴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书院求学。他昼夜苦学有的史书称他“冬月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1。 大中祥符八年（1o15）范仲淹考中进士出任广德军司理参军。两年后改任毫州（今属安徽）集庆军节度推官上表恢复姓范。 上书直谏范仲淹所生活的时代正处在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吏治腐败财政危机农民与士兵不断揭竿而起。边境上契丹与党项结成犄角之势不断南扰东犯。 年轻的范仲淹深切了解当时官僚政治的腐败和下层百姓的疾苦多次上书议政希望革新政治、富国强兵。天圣三年（1o25）范仲淹于泰州监西溪盐仓上书指出武备废弛、官吏冗滥等时弊。天圣五年（1o27）他又写了洋洋万言的《上执政书》认为武备不坚内外奢侈国用不足缺乏贤能官员天下危机四伏形势十分严重必须进行变革。范仲淹的意见虽未被采纳但给宰相王曾等人留下深刻印象。 一年后范仲淹被调入京城任秘阁校理。他刚直不阿几次因忤逆权贵而被贬为地方官。仁宗登极后的前几年章献太后（刘太后）垂帘听政。天圣七年范仲淹上疏太后还政于仁宗被出为河中府通判移陈州。明道二年（1o33）刘太后死仁宗亲政范仲淹被召回京擢右司谏。时仁宗与皇后不和决意废后并得到宰相吕夷简的极力支持范仲淹和一些台谏官员至政事堂质问宰相并准备与他廷争被出为睦州（今浙江建德）知州。六月改任苏州知州。景祐二年（1o35）十月因在苏州兴修水利有功范仲淹被召回朝为天章阁待制判国子监随后改任权知开封府。次年因不满吕夷简擅权营私他将京官晋升情况绘成《百官图》进呈又写了《帝王好尚论》、《选任贤能论》、《近名论》、《推委臣下论》等四论1。吕夷简大怒在皇帝面前指责范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同年五月出为饶州（今江西波阳）知州2。年轻官员余靖、尹洙、欧阳修愤而为范仲淹鸣不平也被出为地方官。时人誉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等人为“四贤”。1《宋史》卷314《范仲淹传》。 1《范文正公集》卷3。 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8景祐三年五月丙戌。 兴修水利范仲淹先后任亳州、泰州、河中府、睦州、苏州、饶州、润州（今江苏镇江）、越州（今浙江绍兴）等处地方官同情百姓的困苦施政以养民为先将展生产放在位。 在泰州任盐官之时他目睹这一带海潮泛滥吞没大片良田庐舍对百姓生命和生产构成严重威胁遂上书朝廷极力主张修筑海堤。在江淮制置运副使张纶支持下范仲淹被任命为兴化县（今属江苏）县令主持修筑捍海堰。在范仲淹、张纶等人的努力下在天圣六年（1o28）修成一条总长15o里的捍海堰。从此泻卤之地化为良田。两千多外逃户6续还乡农业、煮盐业等稳步展。滨海人民为表达感激之情将捍海堰命名为“范公堤”。景祐元年（1o34）九月苏州大水农田积水难以排泄。知州范仲淹上书朝廷要求疏五河导太湖之水入海。他亲自主持了疏浚工程使苏州绝大多数地区排除了积水恢复了正常的生产。 抗击西夏景祐五年（1o38）十月党项族领元昊称帝建立大夏国史称西夏。 此后宋夏血战数年宋军每战必败处于挨打的局面。范仲淹改任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不久改命为陕西都转运使。康定元年（1o4o）五月夏竦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范仲淹和韩琦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延州（今陕西延安）北面三十六处堡寨全被西夏荡平形势相当危急。 八月范仲淹自请兼知延州。他先淘汰老弱将1.8万名士兵分为6将每将3ooo人指定专人负责训练军队战斗力大为提高。又修复城寨招还流民垦荒募商贾贸易将延州建成了战备充实的军事要塞。同时他上书朝廷提出以防御为主的战略方针认为宋军“武备废而不修；庙堂无谋臣边鄙无勇将将愚不识干戈兵骄不知战阵器械朽腐城郭隳颓”1。西夏军队人数虽少但战斗力较强尤其是骑兵。范仲淹反对轻率冒进主张坚壁清野进行持久的防御战但未被朝廷采纳。康定二年（1o41）二月好水川（今宁夏隆德东）之战次年闰九月的定川寨（今固原西北）之战宋军都战败各有数千将士战死。 庆历二年（1o42）十一月宋复置陕西四路都部署经略安抚兼缘边招讨使总四路之事由环庆路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的范仲淹与秦凤路韩琦、鄜延路庞籍分任以协力加强西北边防。 范仲淹等人确定了以防守为主攻守结合的正确战略。一方面筑寨加固边城作为屏障另一方面选将练兵招募善于骑射的当地百姓以补充军队又招还流民兴垦营田作好了长期作战的准备。 宋夏交界处散居着不少骁勇强悍的羌族部落是宋夏双方都在积极争取的一股力量。范仲淹亲自巡视诸羌与之约法三章以共同对付西夏。蕃部纷纷归附宋朝西夏逐步陷于孤立。 范仲淹居边三年与士卒同甘共苦宋朝的防御力量大为加强。庆历四年（1o44）五月宋夏达成和议元昊削去帝号对宋称臣自号夏国主。由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o4治平二年正月癸酉。 此恢复贸易宋每年赐夏银7.2万两、绢帛15.3万匹、茶3万斤。 第二节庆历新政庆历年间内忧与外患交相侵迫。庆历三年（1o43）士兵王伦在沂州（今山东临沂）动起义陕西商州张海、郭邈山领导饥民起义。有识之士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要求变革以挽救统治危机。仁宗开放言路擢用欧阳修、余靖为谏官；同年四月名扬边陲的范仲淹、韩琦任枢密副使；七月又任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开始进行改革。 条陈十事宋仁宗敦促范仲淹等人拿出变革方案。庆历三年（1o43）九月范仲淹上《十事疏》作为系统改革的基本方案。十事包括：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1。仁宗悉用其说。范仲淹提出的十事绝大多数以诏令的形式颁行全国时称“新政”史称“庆历新政”。 政治上限制恩荫惩办贪官严格按政绩考核官员。改革科举考试选拔治理国家的人才。教育的内容除了经义外应传授一定的基本技能如算术、医药、军事等。立法要慎重法令必须严格执行取信于民。经济上减轻徭役、兴修水利、展生产以挽救财政危机。军事上在东京开封府地区招募民兵5万人且耕且战既可省养兵费用又可加强京师守卫力量。增强军队的战斗力从士兵中选拔人才。 改革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核心是整顿吏治。范仲淹希望通过官僚政治体制的改革挽救宋朝的危机。 整顿吏治庆历三年（1o43）十月诏中书、枢密院两府选诸路转运使张昷之、王素、沈邈分别被任命为河北、淮南、京东都转运按察使分行各路考究官吏。又诏两府同选提点刑狱官两府新定磨勘式即考课新法。十一月诏大臣不得为子弟、亲戚陈乞馆职又诏限公田。庆历四年诏天下州县立学更定科举法。诏降河南府（今洛阳）所属颍阳（今伊川东）等5县为镇以减少官员以及民户负担的差役。 择官长是这次改革的重点考核官吏裁削倖滥。在罢黜了一批贪浊不才的地方官后整个官僚集团受到很大震动“按察使多所举劾人心不自安任予恩薄磨勘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浸盛而朋党之论滋不可解”1。“新政”限制了权豪的特权侵犯了官僚阶层的利益招致了猛烈的攻击。夏竦等人欲置范仲淹于死地。他令女奴临摹石介的笔迹仿造了一封石介写给富弼的信和一份石介代富弼拟定的废皇帝的诏书。夏竦的阴谋虽未得逞但范仲淹等人感到政治形势险恶。恰好此时西北形势紧张范仲淹遂1《宋史》卷314《范仲淹传》。 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o庆历四年六月壬子。 以宣抚陕西、河东离开朝廷。庆历五年（1o45）被罢参知政事职务出为邠州（今陕西彬县）知州富弼、韩琦也被罢枢密副使出任地方官改革失败。 第三节一世之师范仲淹一生在政治舞台上近四十年先后在许多地方任地方官业绩斐然。所到之处他兴办学校培育人才对宋代学术文化事业的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兴学育才通过教育培养经世济民的人才是范仲淹治国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范仲淹一生热心于教育足迹所至广为兴学。他曾在兴化、睦州、苏州、饶州等许多地方建立学宫多次聘请和荐举著名学者孙复、胡瑗等到中央和地方任教。庆历年间他将之作为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推广到全国兴学运动掀起了高潮。 作为一个学识渊博的学者范仲淹十分爱惜人才尽最大力量现、培养和保护人才。著名的政治家富弼、军事家狄青、教育家孙复、哲学家张载等都是他一手培养起来的。 孙复早先是一介穷儒周游求食。范仲淹现他的才华后一方面给他补一个学职以解决生活问题另一方面亲自指导其学习。孙复后来成为著名的学者和教育家。理学家张载年轻时爱谈兵事希望在疆场上有所作为身为陕西边帅的范仲淹与之面谈认为他真正的才能不在武功而在儒学。张载从此愤读书创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在御夏战争中小将狄青作战十分英勇范仲淹大为赞叹亲赠《春秋》、《汉书》狄青后来成为一代名将。范仲淹先后向朝廷推荐许多出类拔萃的人才都各有建树。 文以载道范仲淹不仅是一位很有思想的政治家、教育家而且是一位富有才华的文学家。他的诗文或写湖光山色优美而有情致；或叙事抒情寄寓远大抱负。范仲淹是北宋中期诗文革新的倡导者之一主张诗文创作要“文以载道”与社会现实密切联系。他十分推崇古越范蠡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但并无退隐之意诗文中充满了积极进取的奋斗精神。在词的创作上他将边塞风景引入词的领域描写北疆的风光和将士的豪情开阔了词的意境。 范仲淹有《范文正公集》传世其中多有寄寓深远、脍炙人口的佳作传世。庆历六年（1o46）他降知邓州时应友人滕宗谅之请撰写了一篇气势非凡的《岳阳楼记》表达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宽阔胸怀。其中有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之语。这一思想不仅反映了他对国家的高度责任感也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范仲淹创之。 皇祐四年（1o52）五月范仲淹由青州前往颍州（今安徽阜阳）赴任途中病卒于徐州享年64岁。宋仁宗亲书其墓碑为“褒贤之碑”1谥文正。范仲淹不仅一生清廉刚正而且他和家人始终过着极俭朴的生活。但是他们对寒士僚属却十分慷慨多次解囊相助。晚年他拿出多年的积蓄在苏州买了千亩良田名为“义庄”用来救济同族中的穷人。范仲淹治家甚严长子纯祐随同父亲防御西夏屡立战功；次子纯仁后任宰相；纯礼、纯粹为官也都以清正廉洁著称。 1《宋史》卷314《范仲淹传》。 第三十一章韩琦富弼文彦博第一节韩琦1谠议谏诤西陲御夏韩琦（1oo8—1o75）字稚圭自号赣叟相州安阳（今属河南）人。 出身世宦之家父韩国华累官至右谏议大夫。韩琦3岁父母去世由诸兄扶养“既长能自立有大志气。端重寡言不好嬉弄。性纯一无邪曲学问过人”2。天圣五年（1o27）弱冠之年考中进士名列第二授将作监丞、通判淄州（今属山东）。入直集贤院、监左藏库。景祐元年（1o34）九月迁开封府推官。二年十二月迁度支判官授太常博士。三年八月拜右司谏。 韩琦在担任谏官的三年时间内敢于犯颜直谏诤言谠议“凡事有不便未尝不言每以明得失、正纪纲、亲忠直、远邪佞为急前后七十余疏”尤其以宝元元年（1o38）所上《丞弼之任未得其人奏》最为知名。当时灾异频繁生流民大批出现而当朝宰相王随、陈尧佐参知政事韩亿、石中立却束手无策“罕所建明”。韩琦连疏四人庸碌无能痛陈宋朝八十年太平基业绝不能“坐付庸臣恣其毁坏”1结果四人同日罢职名闻京华。他还严厉抨击当时“货赂公行”、“因缘请托”的社会风气和“侥幸日滋赏罚倒置法律不能惩有罪爵禄无以劝立功”的官场腐败作风建议仁宗先从朝廷内部“减省浮费”、“无名者一切罢之”2。名相王曾称赞他说：“今言者不激则多畏顾何补上德？如君言可谓切而不迂矣。” 宝元二年（1o39）四川旱灾严重饥民大增韩琦被任命为益、利路体量安抚使。他到四川后先减免赋税“逐贪残不职吏汰冗役数百”然后将当地官府常平仓中的粮食全部放给贫困百姓又在各地添设稠粥救活饥民多达19o万人蜀民无不感激地说：“使者之来更生我也。”3自从原来臣服宋朝的西夏国主元昊称帝公开与宋朝对抗以来与夏邻界的陕西形势就非常吃紧。韩琦从四川刚回到京城就向朝廷详细剖析了陕西边备形势随即被任命为陕西安抚使。到了陕西他看到苛捐杂税很重百姓非常穷苦便一律予以免除。康定元年（1o4o）正月元昊大举围攻延州（今陕西延安）守将刘平、石元孙在三川口（今陕西安塞东）兵败被俘镇守延州的范雍降职他调韩琦大胆推荐被诬为“荐引朋党”而被贬越州（今浙江绍兴）的范仲淹。他在上仁宗的奏章中说：“若涉朋比误国家事当族。”1五月韩琦与范仲淹一同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充当安抚使夏竦的副手。韩琦主持泾原路范仲淹主持鄜延路。在对西夏用兵的策略上三人意见分歧。韩琦持强硬立场力主攻策与夏军决战认为拖延时日1本节材料主要据《宋史》卷312《韩琦传》下引不另作注。 2韩琦：《安阳集》卷1《韩琦家传》。 1《韩魏公集》卷14。 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3。 3王称：《东都事略》卷69。 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6。 财政日绌难以支撑况且“元昊虽倾国入寇众不过四五万人吾逐路重兵自为守势分力弱遇敌辄不支。若并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贼骄惰破之必矣。”范仲淹则力主守议反对贸然进攻主张持久防御在加强军备的前提下乘便击讨不赞成深入敌境的进攻战。夏竦难以定夺即派韩琦、尹洙到汴京以攻守二策进呈朝廷请仁宗自己决定。仁宗幻想一举解决问题于是决定采用韩琦攻策并下诏鄜延、泾原两路会师定期于庆历元年（1o41）正月进攻后从范仲淹请求改为春暖出师。 庆历元年春元昊在伺机攻宋前向宋军诈和被韩琦识破。他对部下说：“无约而请和者谋也。”命令诸将严加防守。二月元昊率1o万大军进攻渭州（今甘肃平凉）直逼怀远城（今宁夏固原西）。韩琦闻讯急派大将任福领兵1.8万人桑怿为先锋前往抵御进行阻击。行前韩琦向任福面授机宜命令他们绕到夏军背后可战则战不可战则据险设伏截其归路并再三叮嘱：“苟违节度虽有功亦斩。”任福在张家堡南打了个小胜仗于是贪功轻进。夏军佯败退走沿途遗弃不少物资宋军不知是计轻装猛追至渭州北边之好水川（今宁夏隆德西）。当时夏军在好水川里边放了几个木盒子宋军只听盒子里有鸟叫声不敢轻动。任福到时命令打开只见一百多只鸽子飞跃而出盘旋在宋军上空。宋军正在惊疑之时夏军已从四面合围。宋军虽英勇战斗怎奈人马三日乏食疲惫不堪宋军大败6ooo余人阵亡任福等将校军官数百人亦死于难。韩琦立即下令退军在半路中阵亡将士的父兄妻子几千人号泣于马前持故衣纸钱招魂而哭说：“汝昔从招讨出征今招讨归而汝死矣汝之魂识亦能从招讨以归乎？”1当时哀恸之声震天地韩琦掩泣驻马不能行进。好水川之战元昊得胜十分猖狂使人作诗投掷宋境讽刺说：“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辈犹自说兵机。”2宋军兵败好水川虽不是韩琦亲自指挥但贸然出兵用人不当也难辞其咎。 战后宋廷追究败军之责撤去了夏竦的职务韩琦、范仲淹也被调职他用。韩琦降为右司谏、知秦州范仲淹降为户部员外郎、知耀州（今陕西耀县）。十月宋廷分陕西为秦凤、泾原、环庆、鄜延四路韩琦知秦州王沿知渭州范仲淹知庆州庞籍知延州并各兼本路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二年四月韩琦受任秦州观察使。闰九月宋军又大败于定川寨（今宁夏固原西北）大将葛怀敏战死主持泾原路军务的王沿被降职他调。十一月朝廷采纳了范仲淹的建议韩、范二人屯驻泾州（今甘肃泾川）共守西陲。自好水川败后韩琦始信服范仲淹守议两人同心协力互相声援。由于两人守边疆时间最长又名重一时人心归服朝廷倚为长城故天下人称为“韩、范”。边塞上传诵这样的歌谣：“军中有一韩西夏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夏闻之惊破胆。”1西夏在战争中虽多次获胜但损失也很大人心厌战民怨沸腾于是宋夏开始转入旷日持久的“庆历议和”。在边界形势稍趋缓和的情况下庆历三年（1o43）四月韩琦、范仲淹奉调回京同任枢密副使（枢密使为杜衍）。当时国子监直讲石介听说韩、范二人来朝中供职特意写了一《庆1罗大经：《鹤林玉露》卷8。 2周煇：《清波杂志》卷2。 1《五朝名臣言行录》卷7。 历圣德诗》其中称赞韩琦说：“予早识琦琦有奇骨其器魁落岂视店楔。其人浑朴不施剞劂。可属大事敦厚如（周）勃。琦汝副（杜）衍知人予哲。”2襄助新政保国利民宋夏转入和议后韩琦、范仲淹等入朝为执政大臣。一时名士云集士大夫交口称誉仁宗也想励精图治有所作为因而特别礼遇韩琦、范仲淹、富弼等人并催促他们尽快拿出救世方案。当时元昊以契丹为后援在宋夏和议中态度强硬向宋朝要挟“岁赐、割地、不称臣、弛盐禁、至京市易、自立年号、更兀卒为吾祖巨细凡十一事”3宰相晏殊及两府大臣大多厌战“将一切从之”韩琦坚决反对。庆历三年七月他上《论备御七事奏》认为当务之急为：“一曰清政本二曰念边计三曰擢材贤四曰备河北五曰固河东六曰收民心七曰营洛邑”。接着又陈述救弊八事即选将帅明按察丰财利遏侥幸进能吏退不才谨入官去冗食。面对北宋中期积贫积弱的国势韩琦提出以整顿吏治选拔人才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措施与是年九月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所列出的十项改革方案基本一致切中时弊。这次由范仲淹主持韩琦、富弼等人积极参与的政治改革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庆历新政”。 八月范仲淹任参知政事富弼为枢密副使积极推行各项新政措施。 是年陕南大旱饥民纷纷加入张海、郭邈山等领导的农民起义队伍。仁宗命韩琦宣抚陕西。韩琦调集西北善于山地作战的官军迅镇压了起义同时鉴于灾情严重还采取了一些果断措施：选派官吏分赴各州县放官粮赈济饥民；蠲免各种苛杂的赋役；考察官吏贤能的提升庸陋的罢免；将军队中老弱不堪征战者淘汰1万余人以减少用度。四年春韩琦宣抚陕西回到汴京。五月上陈西北边防攻守四策以为“今当以和好为权宜战守为实务。请缮甲厉兵营修都城密定讨伐大计”。 庆历新政的实施遭到了一些守旧派官僚的激烈反对。他们诬告新政官僚结成朋党欺罔专权。尤其是夏竦施展诡计陷害富弼。范仲淹不自安遂于庆历四年六月以防秋为名宣抚陕西、河东。八月富弼宣抚河北。到了五年正月执行新政的杜衍、范仲淹、富弼都被贬职出朝。韩琦为人爽直对于军政大事向来是“必尽言”他虽为枢密副使主管军事但事关中书的事他也要“指陈其实”有的同僚不高兴仁宗却了解他说“韩琦性直”。对于范仲淹、富弼的贬谪韩琦挺身而出据理辨析但没有结果。三月韩琦也因陈述十三条理由支持尹洙反对修建水洛城（今甘肃庄浪）而被贬出朝罢枢密副使以资政殿学士出知扬州。至此主持庆历新政的主要人物全被逐出朝廷短暂的“新政”以失败告终。 韩琦在地方官任上治军有方理民得法“所至设条教葺帑廪治武库劝农兴学人人乐其恺悌”1。庆历七年（1o47）五月韩琦为京西路安抚使自扬州徙知郓州（今山东东平）。十一月王则在贝州（今河北清2《宋史》卷432《石介传》。 3吴广成：《西夏书事》卷16。 1《东都事略》卷69。 河）动兵变后被文彦博、明镐镇压。十二月韩琦徙知成德军（今河北正定）。八年四月又移知定州（今河北定州）。定州久为武将镇守士兵骄横军纪松弛韩琦到任后先大力整顿军队采取恩威并行办法对那些品行恶劣的士兵毫不留情地诛杀而对以死攻战的则予以重赏后来他又研究唐朝名将李靖兵法仿作方圆锐三阵法命令将士日月操练结果定州军“精劲冠河朔”。 皇祐五年（1o53）正月韩琦以武康军节度使徙知并州（今山西太原）。当时在河东路担任走马承受的宦官廖浩然为人贪恣仗势不法。韩琦上奏请朝廷将其召回如不调走必依法严惩。仁宗只好令廖回京并行之以鞭刑。并州所辖地区与契丹接壤邻边的天池庙（今山西宁武西南）、阳武寨（今山西原平西北阳武村）等地被契丹冒占韩琦派人与契丹头领据理交涉收回了这些地方并立石为界。宋初大将潘美镇守河东时为了防止契丹南下劫掠命令沿边百姓迁徙内地致使边塞大片耕地荒废不耕。庆历四年欧阳修奉使河东时就曾建议解除代州（今山西代县）、宁化军（今山西宁武西南宁化堡）、岢岚军（今山西岢岚）、火山军（今山西河曲南）沿边之地禁耕令以增产粮食供应边防军需却为军帅明镐所阻。十余年后韩琦于至和二年（1o55）春再次建议才得以实行开垦田地96oo顷。 至和二年二月韩琦以疾自请改知相州。在家乡建造昼锦堂于州署后园。嘉祐元年（1o56）七月韩琦被召还为三司使。八月拜枢密使。三年六月韩琦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六年闰八月迁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 定策安邦力诋变法韩琦就职朝廷枢要位置先遇到的一大难题就是仁宗的建嗣问题。仁宗三个儿子早亡皇嗣迟迟未定而从至和三年（1o56）开始仁宗就时常犯病一时人心恐慌议论纷纷。大臣们接连上疏极力劝说仁宗早立皇嗣以固根本当中尤以包拯、范镇言辞恳切但仁宗并不放在心上。五六年过去到了嘉祐六年（1o61）韩琦再提建储之事认为“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系。自昔祸乱之起皆由策不早定”并与参知政事欧阳修等人再三苦劝仁宗终于同意立堂兄濮安懿王赵允让之子宗实（赐名赵曙）为皇太子。七年九月韩琦封仪国公。 嘉祐八年（1o63）三月宋仁宗病死。赵曙即帝位是为宋英宗。英宗即位之初因病由皇太后曹氏垂帘听政。皇太后思想守旧一些宦官不断向太后说英宗坏话致使两宫嫌隙萌生关系颇为紧张。为了调解两宫矛盾韩琦和欧阳修费了不少精力。韩琦、欧阳修进见太后太后呜咽流泪诉说自己的委屈并说：“老身殆无所容须相公作主！”韩琦说：“此病故耳病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欧阳修也一道委婉劝说。见到英宗英宗则又对韩琦说：“太后待我无恩。”韩琦劝慰道：“自古圣帝明王不为少矣。然独称舜为大孝岂其余尽不孝耶？父母慈爱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为可称。但恐陛下事之未至尔父母岂有不慈者哉。”从此以后两宫关系渐渐缓和。治平元年（1o64）五月英宗病愈在韩琦的劝说催促下皇太后撤帘降手书还政。闰五月韩琦进右仆射封魏国公。 韩琦身为宰相却始终以边事为念他曾多次就边防问题向英宗陈说方略建议在河北、河东、陕西等路“籍民为兵”1以为“义勇”三丁选一于手背刺字农闲练兵战时防御既可增强军事力量也能减少冗兵军费。治平三年冬英宗病重再度建嗣问题表面化。韩琦进言说：“陛下久不视朝愿早建储以安社稷。”英宗点头同意于是确立颍王赵顼为皇太子。四年正月英宗病死赵顼即位是为宋神宗。韩琦拜司空兼侍中。神宗即位不久御史中丞王陶弹劾韩琦说他自嘉祐以来专执国柄君弱臣强且“不赴文德殿押班”专权跋扈。神宗知道王陶在诬告罢了他的官职但韩琦仍坚决辞职。神宗挽留不住任命他为镇安、武胜军节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韩琦辞退所授两镇后改为淮南节度使。正在这时宋守边大将种谔擅自对西夏起突袭一举攻占绥州（今陕西绥德）边界气氛骤然紧张朝廷忧虑。韩琦在尚未赴任的情况下又奉旨改判永兴军（今西安）经略陕西。朝中一些大臣认为绥州孤绝难守主张放弃。韩琦坚决反对。一个月后西夏国主谅诈去世战事暂告平息。 熙宁元年（1o68）七月韩琦复判相州。在相州任上还未满三个月河北地震黄河决口大批灾民流离失所。神宗赐手诏给韩琦让他迁判重灾区的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并被准许便宜从事。大名之任长达五年恰逢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他坚决抵制。 熙宁二年（1o69）二月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进行变法。九月颁行“青苗法”。三年二月韩琦上疏反对青苗法认为青苗法不论贫富一律按户等配借青苗钱上三等户及坊郭大户本是兼并之家也可贷给青苗钱这种做法根本不能“抑兼并、济困乏”1。神宗看了韩琦的奏疏一度动摇了变法决心。他对执政大臣说：“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谓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亦强与之乎？”王安石将韩琦的奏疏拿到“制置三司条例司”逐条批驳公布于天下。后来韩琦又上疏申辨愈切。此后韩琦还对“免役法”、“市易法”等提出了反对意见。韩琦最终从庆历年间一个倡言新政的激进改革者变成了因循守旧的保守派代表这是十分可悲的。同样在对外关系上韩琦一改从前的强硬立场而日趋软弱妥协。当时宋和契丹在“划界”河东问题上争得不可开交韩琦上疏神宗认为宋在边防策略上主动进攻积极防御有七事致“契丹之疑”吁请神宗去掉各项新法并将契丹所疑之事“如将官之类因而罢去”以换取边境安宁求得暂时苟安。 熙宁六年二月韩琦还判相州第三次为官家乡终于实现了“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的愿望。熙宁八年（1o75）六月在相州溘然长逝享年68岁。神宗御撰墓碑：“两朝顾命定策元勋”。谥忠献赠尚书令。 韩琦“相三朝立二帝”当政十年与富弼齐名号称贤相。欧阳修称其“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1。 韩琦著作有《二府忠论》5卷、《谏垣存稿》3卷、《陕西奏议》5o卷、《河北奏议》3o卷、《杂奏议》3o卷、《安阳集》5o卷等。一生写了大量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o3。 1《东都事略》卷69。 1《居士集》卷4o《昼锦堂记》。 诗文大多收入《安阳集》行世。 第二节富弼2司职谏院再盟契丹富弼（1oo4—1o83）字彦国洛阳（今属河南）人。年轻时勤奋好学雍容大度。范仲淹十分赏识他有“王佐之才”把他的文章推荐给王曾、晏殊晏殊后来还把女儿嫁给他。天圣八年（1o3o）富弼以茂材异等科及第授将作监丞、签书河阳（今河南孟县）判官。 明道二年（1o33）十二月范仲淹因直谏仁宗废皇后之事被贬出朝富弼这时正服毕父丧回到汴京便上书皇帝以为“废嫡后逐谏臣”一举两失不是太平盛世应当做的事。又说范仲淹“忠直不挠”“闻过遂谏”3是履责尽职决不应当黜弃。后通判绛州（今山西新绛）迁直集贤院。宝元二年（1o39）四月元昊派人使宋要求宋朝承认夏国册封帝号。仁宗与朝中大臣久议未决直到六月才决定削去宋封元昊官爵备兵征讨西夏。十二月富弼上《论西夏八事奏》说西夏来使部从仪物隆盛言辞傲慢必是元昊心腹大臣请求朝廷立斩西夏使者以示朝廷抗御决心。诏为开封府推官、知谏院。 富弼担任谏官忠于职守大胆抨击时政屡次极言进谏。当时朝廷禁止大臣越职言事富弼借生日食一事恳请朝廷广开言路认为“应天变莫若通下情”于是解除了这项禁令。康定元年（1o4o）宋夏三川口之战由于内侍监军黄德和临阵脱逃致使宋军大败大将刘平被俘不食而死。黄德和为逃避罪责诬告刘平投降富弼力辩刘平冤屈请朝廷立案审查。仁宗命文彦博主持审理终于给刘平昭雪。后来仁宗任命夏守赟为陕西都总管又任命内都知王守忠为钤辖以行牵制富弼立即疏谏以三川口之战监军掣肘将权不专以致遭败教训力请罢免王守忠。为了加强对西夏防务富弼还建议扩大宰相事权兼领枢密职并厚赏西夏来降者这些建议都被仁宗采纳。 庆历二年（1o42）富弼为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当时契丹有人用“伪牒”（假僧尼度牒）假扮僧侣刺探情报后被觉此案牵扯到政事堂官员开封府缉拿其他要犯但政事堂官员因有人庇护仍逍遥法外。富弼上告宰相吕夷简要他即刻交出官员予以法办并说此案不查个水落石出决不罢休吕夷简从此对富弼怀恨在心。 澶渊之盟以后辽宋双方互派使节礼尚往来保持了近四十年的和平局面。但由于宋夏好水川之战宋军再一次大败西边战事吃紧北部边防空虚。于是契丹决定趁火打劫以武力相要挟于庆历二年正月派南院宣徽使萧英、刘六符作为使者前往宋朝“索地”。他们递上国书一面责备宋朝不该讨伐西夏更不该违背澶渊之盟如营筑长堤填塞隘路开决塘水添置兵丁等；另一面又说后周世宗所攻取的关南本是后晋割给契丹之地若要维持和约就必须将关南地归还给契丹。当时大兵压境宋廷上下一片2本节材料主要据《宋史》卷313《富弼传》下引不另作注。 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3。 惊惶失措。仁宗在预选谁可出任赴契丹交涉的“国信使”时举朝大臣以前途莫测怕出意外不敢应命。宰相吕夷简和富弼有私怨乘机向仁宗推荐富弼。当此危难之际年届不惑的富弼挺身接受举荐慷慨奔赴国难他被任命为接伴使向仁宗辞行说：“主忧臣辱臣不敢爱其死！” 二月富弼到雄州（今河北雄县）迎接契丹使萧英借口脚有毛病拒绝行拜见礼富弼说：“昔使北病卧车中闻命辄起。今中使至而君不拜何也？”说得萧英肃然起敬只好在别人搀扶下行了礼。富弼和萧英谈得很坦率萧英也毫不掩饰他南行的真正目的。 四月富弼带着仁宗拒绝割地允许“增币”或“和亲”的两套方案出使契丹。临行前仁宗要任命他为礼部员外郎、枢密直学士。富弼不受官职说：“国家有急义不惮劳奈何逆以官爵赂之。” 富弼到契丹辽兴宗接见了他双方展开了一场唇枪舌战。富弼说：两朝皇上父子继好达四十年一旦忽求割地为什么？兴宗说：南朝违约堵塞雁门关增设池塘水泊修治城隍征集民兵这是何意？群臣都请求用兵而寡人以为不如遣使求关南地求而不得举兵未晚！富弼说：北朝忘记南朝真宗皇帝的大德了吗？澶渊之役若从诸将之言北兵难逃一人。且北朝与南朝通好则皇帝专得其利而臣下无所获；若用兵则利归臣下而皇上受其祸故北朝诸臣争劝用兵这全是为自己打算而非为国家着想。辽兴宗大吃一惊问：什么意思？富弼说：石敬瑭欺天叛君求助于北朝石重贵昏乱腐朽神人共弃。那时中国（即中原政权）狭小上下离叛契丹才得以攻克汴梁虽然掳获金帛充斥于诸臣之家但壮士健马大多牺牲最终说来谁当其祸？今中国封疆万里精兵百万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用兵能保证必胜吗？辽兴宗说：不能。富弼说：胜负尚未可知即使胜了也是损兵折将如此则是群臣吃亏呢？还是皇帝吃亏？若继续通好岁币尽归皇上臣下得到好处的只是每年奉使的一二个人其他人何利之有？辽兴宗觉得很有道理。富弼又说：堵塞雁门关是为了防备元昊增添池塘水泊始于何承矩生在通好以前水往低处流非人力所为。城隍是整修破损的民兵是补充缺额的并未违约。辽兴宗说：非卿如此一说寡人不知其详然而寡人想得到的只是祖宗的故地罢了。富弼说：石敬瑭拿卢龙一道之地贿赂契丹周世宗又伐取关南这都是前朝的事了宋朝兴起已有九十年若宋朝也想求前朝旧地岂是北朝之利？辽兴宗一时无言以对好半晌才慢慢地说：元昊是寡人的藩属亲戚南朝伐之不先告我什么道理？富弼说：北朝过去伐高丽、黑水告诉南朝了吗？我朝天子命我致意陛下：以往不知元昊与弟（即辽兴宗）结亲因他扰边而伐之弟有烦言今击之则伤兄弟之情不击则不忍坐视吏民之死不知弟以为怎样合适？辽兴宗扭头用契丹话和旁边大臣嘀咕了一阵又说：元昊为寇岂能使南朝不击呢？ 第二天辽兴宗邀请富弼一同打猎仍然坚持得地则欢好可久。富弼说：南朝皇帝曾令我转达：北朝欲得祖宗故地南朝又岂肯失祖宗故地？既然北朝以得地为荣南朝就不以失地为辱？兄弟之国岂可使一荣一辱？朕没忘燕蓟故地却也没求得此地正是基于这种考虑。辽兴宗没再说什么。 打完猎富弼回到驿馆刘六符对他说：皇上听了你关于荣辱的话很是赞赏。然而我们不想要金帛只有结婚还可商量。富弼认为“和亲”有失体面估计辽兴宗求婚不过是想多得陪嫁就对刘六符说：结婚容易生事况且南朝出嫁长公主陪嫁也不过是十万缗而已。辽兴宗要富弼回朝复命并将“增币”和“和亲”誓书拿来准备作一选择。七月富弼回到朝廷仁宗得知辽愿意接受“增币”或“和亲”的条件非常满意。 八月富弼再次出使契丹带去了二封国书、三封誓书内容分别是：若议婚则无金帛；若能令西夏向宋朝纳款则增岁币2o万否则1o万。辽兴宗在帐篷里接见他不再求婚只想得到增币说：南朝给我的岁币在誓书中须加上一个“献”字才行。富弼说：“献”字乃是下奉上的意思不能施于平等的两国何况南朝为兄岂有兄献于弟之理？辽兴宗又说：改名“纳”字如何？富弼还是严词拒绝。辽兴宗仍不死心说：南朝既然把大批金帛给我了一个“纳”字有何可惜的？况且古亦有之。富弼反驳道：自古只有唐高祖借兵于突厥时才向它称臣当时的馈送或许称作“献”、“纳”其后颉利被唐太宗擒获还会有此事吗？辽兴宗沉默不语。富弼退出帐外指着帐前的高山对刘六符说：此山尚可踰越若欲“献”、“纳”就像不能登天一样。使臣头可断此议决不敢答应！1九月辽兴宗派遣耶律仁先、刘六符再度使宋交换“增币”二十万誓书时宋廷却不敢过拂契丹之意竟同意了今后书词中称“纳”条件。 富弼两次出使于危难之中表现出一定的胆识和外交能力。第一次死了女儿不顾而行；第二次生了个男孩也来不及看一眼。每得家书拆也不拆说：拆了徒乱人意。回国后受到仁宗嘉奖任命为枢密副使他力辞不受并上书仁宗说：现在既然与契丹再结盟好大臣们便以为太平无事万一契丹败盟毁约我是死有余辜。但愿陛下要切记契丹轻蔑侮辱我朝的国耻卧薪尝胆不忘治理国政。过了一个月仁宗再次任命并派宰相章得象去劝说他：朝廷此次任命是别有用意并非是出于你使契丹的缘故。富弼这才接受了枢密副使的职务。 辅佐新政守成贤相庆历三年（1o43）富弼与范仲淹等人同时执政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同为谏臣一时朝中名士云集人才济济士大夫们寄以厚望。面对内忧外患宋仁宗想改革弊政兴致太平因而特别礼遇富弼、范仲淹、韩琦等人亲赐手诏让他们条奏当世急务。 九月仁宗在天章阁亲自召见富弼、范仲淹诸大臣赐坐给笔札让他们疏奏革新政事同时任命富弼主持对北边交涉范仲淹则负责对西边防务。 不久富弼与范仲淹联名上奏《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主张。后来富弼等人还多次单独上奏宋仁宗采纳了大部分意见6续颁布几道诏令。这样由范仲淹主持、富弼等人积极参与的“新政”开始实施。 九月二十二日仁宗采纳富弼严明法制的建议命史馆检讨王洙、集贤校理余靖、欧阳修等人把先朝典故及诸司所行可用的条例文字汇编成册以为法典纲纪最后成书《祖宗故实》2o卷。 十月十二日采纳范仲淹、富弼通选转运使的建议。范仲淹在提名时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7。 对庸碌无才者一笔勾去富弼有些犹豫对他说：你勾得容易可被勾去的一家人都要哭了。范仲淹说：一家哭总比一路哭好啊！1其他一些“新政”措施也在仁宗支持下6续颁行。 庆历四年（1o44）六月契丹和西夏生战争。契丹主兴宗亲率1o万大军西征驻兵云州（今山西大同）、朔州（今山西朔县）并遣使至宋要求与西夏断绝往来。范仲淹面对契丹西征担心意在宋朝请朝廷增派几万兵以备河东。富弼坚决不同意认为契丹这回绝不会与西夏联合契丹得到了宋增加的岁币与西夏矛盾加深而且朵儿族屡次杀戍塞役兵契丹以为是西夏教唆的所以增加河东守边殊为失计。后果然如富弼所料契丹未犯宋境。 随着“新政”的实施改革初见成效但也遭到朝中守旧势力的激烈反对。他们诋毁谤讪说新政官僚结成“朋党”欺罔擅权。夏辣更是施展诡计令其女奴伪造石介为富弼撰废立草诏诬蔑他要“行（伊）尹、（霍）光之事”进行陷害。事情传出后仁宗以陕西备边为借口命范仲淹出任陕西、河东宣抚使。八月富弼继范仲淹之后宣抚河北。庆历五年三月韩琦上疏为富弼辩护后来自己也被贬知扬州。至此新政主要官僚全部被贬出朝。 富弼后知郓州、青州兼京东路安抚使。当时河北生严重水灾数以万计的人民流离失所尤以京东路为严重流民有六七十万之多。富弼到任后极力动员所辖地方官员百姓出粟救灾又征得公私房舍十余万间供流民居住还把流民经过所抛下的尸体埋葬建起一个个大坟墓称为“丛冢”。此外富弼还准许流民生产自救辖内山林河泊之利任流民取以为生；又募数万流民为兵。富弼日夜操劳有人劝说他你自己尚被飞语中伤祸福难保何必如此勤政爱民。富弼傲然不顾地说：“吾岂以一身易此六七十万人之命哉！”富弼冒祸救灾民的举动仁宗听说后十分感动特地遣使褒奖拜礼部尚书。富弼坚辞不受。后迁大学士徙知郑、蔡、河阳加观文殿大学士改宣徽南院使判并州。 至和二年（1o55）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与文彦博同日拜相。宣制之日士大夫以用人得当相庆于朝。仁宗知道后对欧阳修说：“古之命相或得诸梦卜岂若今日人情如此哉？” 至和三年正月初仁宗上朝突风眩之疾被内侍扶入宫中诊治朝中大臣十分惊恐议论纷纷富弼和文彦博担心会生不测风云便以在大庆殿设醮为仁宗祈福为名留宿宫中随时询问仁宗病情。由于富弼、文彦博遇事沉着冷静“宫内肃然”。后来富弼还与朝中大臣一道劝仁宗早立皇嗣安定人心。嘉祐三年（1o58）进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次年相文彦博遭人弹劾罢判河南府富弼又与韩琦为相共主朝政。富弼为相时欧阳修为翰林学士、包拯为御史中丞、胡瑗为侍讲四人天下众望所归士大夫称为“四真”即真宰相、真翰林学士、真中丞、真学士。富弼为相六年不务兴革谨“守典故行故事而傅以公议无容心于其间”百官各守其职。嘉祐六年（1o61）富弼以母丧罢相。宋英宗即位后召为枢密使。两年后因腿有病行走酸软无力力请罢去所职领一闲郡养疾后被恩准拜镇海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扬州封祁国公进封1《五朝名臣言行录》卷7。 郑国公。 阻挠变法称疾引退宋神宗即位后锐意进取很想通过变法达到富国强兵目的以改变长期形成的积贫积弱局面。熙宁元年（1o68）富弼徙判汝州（今河南临汝）。诏入觐因他是三朝元老神宗许肩舆至殿门令其子扶掖进见毋拜坐语。神宗觉得富弼老成练达久经政务就向他请教致国强盛的办法。富弼说：“人主好恶不可令人窥测可测则奸人得以傅会。当如天之监人善恶皆所自取然后诛赏随之则功罪无不得其实。”神宗又以边事相问富弼说：“陛下临御未久当布德行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神宗听后十分失望。在一片守旧的政治气氛中神宗遇到了王安石并把革新重任寄托于他。熙宁二年（1o69）神宗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变法。也就在这年二月富弼再次拜相。 王安石锐意变法神宗对他很信任唐介死后同列中没有人敢与王安石抗衡。曾公亮多次告老求退富弼称病不问政事赵抃能力不济遇到事情只会叫苦。所以当时人们说现在朝中的五个宰相是“生、老、病、死、苦”指的是王安石生曾公亮老富弼病唐介死赵抃苦。面对王安石变法富弼认为不能违背祖制议论与王安石多不和；又见神宗重用王安石知道自己不可与之争于是称病求退上章几十次才被准许。他上疏神宗说现在人情未安新近进用的多小人不少地方地震有水旱灾国家很需要安定。神宗问他去了之后谁可代替他。他推荐文彦博神宗默然良久反问道：“王安石何如？”富弼同样沉默不语。十月富弼出判亳州（今安徽亳县）。 青苗法颁行后遭到元老重臣韩琦、文彦博等人极力反对富弼也认为这样的法令推广势必会造成“财聚于上人散于下”的局面他在亳州拒不执行。提举官赵济上奏弹劾富弼抗旨不遵侍御史邓绾更是请求予以严办结果富弼被贬以仆射出判汝州。王安石认为处分太轻“止夺使相何由沮奸？”神宗未同意。富弼上奏神宗说：“新法臣所不晓不可以治郡。愿归洛养疾。”仁宗同意了以韩国公致仕。 富弼虽退居洛阳与文彦博、司马光等十三人组织“洛阳耆英会”每日在自己府第置酒赋诗相乐但仍关心朝政每遇国家大事必畅所欲言如“郭逵讨安南乞诏逵择利进退以全王师；契丹争河东地界言其不可许；星文有变乞开广言路；又请改新法以解倒悬之急。” 元丰六年（1o83）八月富弼在洛阳病逝享年8o岁。死前给神宗上书说他左右多小人非国家之福。又陈时政之失封押后交给他的儿子绍庭还期许神宗以时事见问。司马光、范纯仁去吊丧绍庭把这事对他们说了他们都认为那是遗表叫绍庭马上送给神宗。神宗读后十分哀痛辍朝三日内出祭文致奠赠太尉谥文忠。元祐（1o86—1o94）初配享神宗庙庭。哲宗御制碑“显忠尚德”命学士苏轼撰文镌刻。绍圣（1o94—1o98）年间章惇执政说富弼曾反对变法得罪神宗罢去配享资格靖康（1126—1127）初年才恢复旧典。 富弼有奏议12卷、札子16卷等著作今存《富郑公诗集》1卷。 第三节文彦博1建功西陲平息兵变文彦博（1oo6—1o97）字宽夫汾州介休（今属山西）人。祖先出于春秋齐国公子完卒谥敬仲后世以谥为氏；五代时避后晋高祖石敬瑭讳改其氏为“文”；后汉高祖刘知远又复其旧氏“敬”；宋太宗时以避宋翼祖赵敬庙讳又改为“文”。文彦博小时聪颖过人民间就流传他幼时“灌水取球”故事：他与诸童子在大树旁玩球不慎将球滚入穴洞伸手无法取到。他提水注入洞中水满球即浮出。天圣五年（1o27）进士及第先后任知县、通判后由监察御史迁殿中侍御史。 宋夏战争爆后西边战事不断而宋军常有将官临阵先退、望敌不进而大将惩治却要申报具闻下法寺详案定刑的情况生。文彦博上疏极论其弊要求改革说：“此可施之平居无事时尔。今拥兵数十万而将权不专兵法不竣将何以济？”宋仁宗采纳了他的建议。 宝元三年（1o4o）正月元昊使沿边蕃部诈降宋军袭取宋、夏间的重要军事要塞金明寨兵锋直犯延州（今陕西延安）。守将范雍见夏军兵临城下恐惧异常急忙檄令屯驻于庆州（今甘肃庆阳）的鄜延、环庆副都部署刘平及将领石元孙等率兵赴援共约万余人在延州之三川口与1o万夏军生遭遇战。鏖战中由于宦官监军黄德和临阵脱逃宋军阵脚大乱一溃而不可止主帅刘平被俘不食而死。朝廷追究败军之罪黄德和为了逃避惩治竟诬告刘平降敌并用金带贿赂刘平家奴出具伪证致使刘家二百余口被关进监狱。仁宗诏令文彦博就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西蒲州镇）主审此案通过调查取证文彦博终于弄清了真相。这时黄德和的党羽大肆鼓噪阴谋翻案以至朝廷又派了一位御史前来重审文彦博拒不接纳对他说：朝廷担心此案难办才派你来现在案子已结你快回去如果出了问题我全部承担责任。结果黄德和及家奴都被处斩终于昭雪了刘平之冤。 不久文彦博以直史馆任河东转运副使。河东路所辖麟州（今陕西神木北）与西夏相邻依山建城最为险固是抗御西夏进攻的战略桥头堡然而内地转运粮饷道路迂回绕远难走附近则有唐朝时所修故道长久废弃又无人治理。文彦博上任后亲自带人修复故道使运饷之路既近又好走保证了军饷供应在麟州城囤积了大量粮草。后来元昊乘好水川战役之胜举兵攻打麟州围城十天看到城中早有准备只好解围而去。文彦博迁都转运使又知秦州。防守边境二年“有威名敌不敢犯”1。后改枢密直学士、知益州（今四川成都）。在益州任上为了求得进身之阶命令工匠织金丝灯笼载莲花为锦通过宦官带入宫中献给仁宗宠爱的张贵妃。果然由于张贵妃内助文彦博自成都返回汴京召拜枢密副使、参知政事进入权力中枢机关。 庆历七年（1o47）十一月王则在贝州（今河北清河）动兵变建立政权。朝廷急派权知开封府明镐前往镇压夏竦时为枢密使与明镐不和处处牵制他明镐久攻贝州城不下。文彦博从张贵妃那里得知仁宗有谁镇压1本节材料主要据《宋史》卷313《文彦博传》下引不另作注。 1《东都事略》卷67。 起义就擢谁为相的意思于是自请前往。次年正月仁宗命文彦博为河北宣抚使明镐为副加紧攻打贝州城。文彦博采纳军校刘遵的建议一面以大军佯攻北城另一面在南城暗挖地道选精锐士卒潜入城内打开城门宋军蜂拥入城。王则先用火牛冲击宋军欲乘机突围怎奈寡不敌众兵败被俘押解京城被杀兵变平息。 两任宰相安稳政局王则兵变平息后文彦博以功升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第一次拜相。此间他曾荐举王安石、韩维、张环等人“恬退守道”希望朝廷予以重用。他又曾与枢密使庞籍讨论淘汰冗兵以减省军费开支。当时朝中大臣议论纷纷认为此法不易行得通因为朝廷过去采取荒年募兵政策招募灾民入伍供其衣食藉此防止灾民犯上作乱；现在如果减省冗兵恐怕被减之人会聚为盗贼危害社会安定。仁宗迟疑未决文彦博决然地说：“今公私困竭正坐兵冗。脱有难臣请死之。”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被减冗兵归农者有6万人减去廪给一半的也有2万事后没有任何意外生。皇祐元年（1o49）八月文彦博为昭文馆大学士。皇祐三年（1o51）御史唐介揭文彦博赠送灯笼锦交结张贵妃并当面与文彦博对质说：彦博应该自问反省假如有这种事不应该隐瞒！1文彦博无言以答只是连连作揖拜谢不已。仁宗大怒把唐介送御史台劾罪文彦博被罢去宰相职务知许州（今属河南）。当时有人写诗讥刺他：“无人更进灯笼锦红粉宫中出佞臣。”后改忠武军节度使、知永兴军。 至和二年（1o55）六月文彦博与富弼同日受命再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第二次拜相。次年正月初仁宗上朝时突风眩之疾急忙被扶入宫中诊治二府大臣在宫外守候焦虑万分。文彦博询问皇上病情如何内侍以禁中事得保密不敢泄漏为由拒绝回答。文彦博怒斥他说：皇上病重事关国家安危只有你们能出入宫中却不让宰相知道皇上病情你们究竟想干什么？文彦博和富弼担心会生不测风云便以在大庆殿设醮为仁宗祈福为名留宿禁中随时询问仁宗病情。直到二月仁宗的病始见好转逐渐康复才回自己府第休息。当时仁宗病重京师人心恐慌好在文彦博与富弼二人遇事沉着冷静处理事情果断才使大家心安宫内也没出什么变故。 以前御史唐介弹劾文彦博以致罢相自己也因此坐罪被贬岭外。文彦博复相后御史吴中复上奏仁宗请求召回唐介重新任用文彦博颇有风度不以私害公从旁劝说：唐介为御史时弹劾我所说大多是实情当然其中也有道听途说的误解但当时对他的处罚也太重了些请准吴中复所请。仁宗同意了当时人都说文彦博有“厚德”之风。 仁宗三个儿子早亡皇嗣迟迟未定这成为当时朝廷内外最关注的大事之一。而从至和三年（1o56）病后仁宗居深宫服丹药更少问政事因此朝臣百官中请仁宗早立皇嗣的呼声越来越高。嘉祐初年（1o56）文彦博就劝说仁宗早立继嗣仁宗含糊答应寻因其患病而中辍。嘉祐三年文彦博又被弹劾罢相出判河南府、大名府、太原府等地封潞国公。宋英宗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1。 即位后提及当年建储立嗣之事特别感谢文彦博“议建储”任命他为枢密使、剑南西川节度使。 诋毁新法元祐复出宋神宗即位正风华年少血气方刚想有所作为干一番事业决定任用王安石进行变法但遭到以文彦博为的元老重臣的极力反对。在同宋神宗一次谈话中文彦博表达了他对改革的看法：彦博又言：“祖宗法制俱在不便更张以失人心。” 上（宋神宗）曰：“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处不便？”彦博曰：“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上曰：“士大夫岂尽以更张为非亦自有以为当更张者。”1文彦博打着“祖宗法制”旗号极力诋毁变法之各项内容如青苗法、市易法、保甲法、免役法、农田水利法成为当时朝廷中守旧派的领袖。熙宁二年（1o69）九月王安石推行“青苗法”遭到了韩琦、范镇、曾公亮等人的坚决抵制文彦博也向神宗陈说青苗法的害处。神宗说：我派了两个太监亲往民间察问都说很方便于民。文彦博争辩道：韩琦是三朝宰相说青苗法不便皇上不信只是相信两个宦官吗？1熙宁三年四月西夏兵围攻边城重镇绥德城战事又起。八月西夏又大举兴师围大顺、柔远、荔原、淮安、东谷、西谷、业乐等城寨“众多者号三十万少者二十万围或六、七日或一、二日”2。游骑直抵庆州九天后才退去一度造成“陕右大震”神宗十分震惊。文彦博上疏说：朝廷行事定要符合人心兼采众论以静重为先。陛下励精求治但人心未安就是由于更张变革过当所致。祖宗之法未必都不能实行只是有偏而不举之弊罢了。言辞中责怪神宗影射王安石变法不当。王安石听到后勃然大怒气愤地说：为民除害什么事不能做？如果万事毁脞那是西晋作风于治理国家有什么益处？ 熙宁六年（1o73）正月文彦博强烈反对市易司差官监卖果实认为是“徒损大国之体只敛小民之怨”3；又说华山坍坏就是天意不赞成变法的表示引起神宗极大恐慌。因反对变法文彦博和王安石关系恶化终被排挤出朝出判河阳、大名府等地。元丰三年（1o8o）再判河南几年后以太师身份致仕。据说当年文彦博致仕准备回洛阳安度晚年时已年近八十神宗见他仍然身体健壮精神矍铄就请教他的养生之道他答以“恰好即止”神宗奉为至理名言。 宋哲宗即位年仅1o岁由高太后掌权在朝野上下掀起了一阵清算新法之风史称“元祐更化”。元祐初年（1o86）司马光当政。当时文彦博退居洛阳已几年了虽年逾八十但精力甚健司马光对他非常敬重力荐这位元老重臣复出。文彦博到京后便以平章军国重事为名五日或六日一朝到政事堂和左、右相及执政商量重事参与废除新法打击变法派。在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1。 1《续资治通鉴》卷67。 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4。 3《文潞公集》卷2o。 宋夏边界争地斗争中支持司马光“弃地”之议主张对夏屈服妥协以保证西北边境“三数年间当且保无事”1。当时文彦博八十几岁辽国使者望见他不禁诧异对苏轼说：还这么年轻！苏轼告诉辽使文彦博处理日常事务干练的年轻人不一定比得上；贯穿古今议论风即使专门名家也有所不如。五年以后文彦博再次致仕。 绍圣元年（1o94）四月哲宗实行“绍述”之政正式打出了继承神宗事业的旗号重新起用变法分子国是从根本上改变了。当时章惇秉政说文彦博与司马光曾经反对王安石变法降为太子太保。绍圣四年（1o97）五月文彦博去世时年92岁。宋徽宗崇宁（11o2—11o6）年间蔡京为右相将文彦博、吕公著、司马光等12o人称为“元祐党人”刻元祐党人碑禁止元祐学术。至北宋末南宋初文彦博才又被追复太师谥忠烈。 文彦博三守洛阳再为宰相致仕之后洛阳人图绘其像于资圣侍寺中名曰竚瞻堂。司马光为作记了一番议论说人臣“或得于君而失于民或得于民而失于君”像文彦博这样“事君以忠养民以仁”“逃宠而宠不我舍避名而名常我随”1千百年来也没有几个。文彦博虽出将入相穷极富贵但平时待人谦和尊德乐善特别礼遇鸿学硕儒。他推崇邵雍、程颢、程颐的道学并和他们结成布衣之交。 在退居洛阳的日子里文彦博与富弼、司马光及其他“老成而有贤德” 的共十三人（除司马光外均年七十以上）仰慕白居易在洛阳和高年者为会的志趣“尚齿不尚官”2在富弼府第置酒赋诗相乐时人称之为“洛阳耆英会”。文彦博要司马光作了一篇《洛阳耆英会序》。那时王拱辰留守北都（大名府）写信给文彦博对这个聚会十分嘉羡。 文彦博著作有《大飨明堂纪要》2卷《药准》1卷已佚今存《文潞公集》4o卷。文彦博在诗、词创作方面也有一定造诣但作品存世很少且大多与政治有关如《双泉》：长剑并弹霜气豪白虹半折秋云高。 濯缨洗耳更何处世人回看轻鸿毛。 文彦博还工书法黄庭坚称赞他“潞公书极似苏灵芝公”“今观《到洛为儿子赴许昌》帖笔执清劲真不愧古人！”31《文潞公集》卷26。 1《温国文正司马公集》卷66。 2王称：《东都事略》卷67。 第三十二章包拯第一节身世包拯（999—1o62）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属安徽）人。包拯年幼即勤于学成年后以孝行闻于乡里。天圣四年（1o26）赴京应试次年中甲科进士除大理评事出知建昌县（今江西永修）。因父母年事已高他请求在合肥附近就职遂改授和州（今安徽和县）监税但由于父母不愿随行而辞官归居乡里侍养双亲。 父母去世后包拯于景祐四年（1o37）赴京听选。当时他写有一诗咏志：“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于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羞。”表明了自己从政、为人的志向与原则。不久出知天长县（今属安徽）后徙知端州（今广东肇庆）。庆历三年（1o43）入京除殿中丞又迁任监察御史。庆历六年（1o46）奉命出使契丹他圆满地完成了使命。使还后迁三司户部判官先后出为京东、陕西、河北转运使。庆历八年入为三司户部副使上《天章阁对策》等奏疏。皇祐二年（1o5o）除天章阁待制、知谏院。皇祐四年除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后徙知瀛、扬、庐等州府。嘉祐元年（1o56）权知开封府任上改革诉讼制度并拆除中官势族跨河修建的园榭疏通了惠民河。嘉祐三年迁权御史中丞兼领京畿转运使、提点刑狱、考课院。次年以枢密直学士权三司使。嘉祐六年迁给事中为三司使随即又升任枢密副使。嘉祐七年（1o62）五月包拯在枢密院视事时突然得疾数日后逝世于开封邸舍终年64岁谥孝肃。著作有《包孝肃奏议》1o卷传世。 第二节政绩包拯是北宋中期的著名政治家以廉洁著称。他执法严峻不畏权贵。 任监察御史及知谏院时为肃正纲纪惩处贪官赃吏他弹劾贩卖私盐以牟取暴利的淮南转运按察使张可久、役使兵士为自己织造16oo余匹驼毛缎子的汾州（今山西汾阳）知州任弁及监守自盗的仁宗亲信太监阎士良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弹劾王逵。王逵曾数任转运使巧立名目盘剥百姓钱物。激起民变后又派兵捕捉滥用酷刑惨遭其杀害者不计其数因而民愤极大。但王逵与宰相陈执中、贾昌朝关系密切又得宋仁宗青睐故有恃无恐。为此包拯连续七次上章弹劾最后一次更直接指责皇帝“今乃不恤人言固用酷吏于一王逵则幸矣如一路不幸何！”1其言激切刚直朝野震动舆论汹汹朝廷终于罢免了王逵。此外包拯还弹劾过宰相宋庠、舒王元祐的女婿郭承祐和仁宗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等人。任御史中丞时包拯又先后弹劾利用职权贱买富民邸舍的张方平及“在蜀燕饮过度”的宋祁使朝廷罢免二人的三司使之职。由于包拯敢于弹劾权倖当时社会上出现了“包弹”的谚语世人凡见官吏“有玷缺者必曰：‘有包弹矣。’‘包弹’之语遂布天下”1。 1《包拯集》卷6《弹王逵七》。 1蔡絛：《铁围山丛谈》卷3。 对于有才干有政绩者包拯则能秉公力荐如杨邠、王鼎、王绰三人皆为范仲淹提拔的人才曾分别担任江南东路转运使、提点刑狱和转运判官因任内严惩贪赃枉法的官吏而有“江东三虎”之称。后受守旧权臣的忌恶被降任知州不得再任转运使等“监司”官。包拯虽由守旧派人物王拱辰荐为御史却不为政派所囿极力主张复用三人终于使杨邠、王鼎、王绰先后又被起用为荆湖南路转运使、河北路提点刑狱、江西路提点刑狱。 包拯在经“庆历新政”之后也提过一些改革建议。如主张严格选拔官员裁汰冗杂对年满7o岁者应强令致仕以解决冗官问题。他还主张停止招募士兵拣斥老弱以解决冗兵问题同时应选练精兵强将训练义勇以充实边备防御契丹。他向仁宗建议：“不必分文武之异限高卑之差在其人如何耳。必当考以应敌制胜之略询以安边御众之宜”然后“擢而用之”2。他向仁宗条陈《七事》建言应当“明听纳辨朋党惜人才不主先入之说”又奏请“去刻薄抑侥幸正刑明禁戒兴作禁妖妄”3因其所言恳切且合情合理切中时弊故多为朝廷所采纳。包拯还特意奏上《进魏郑公三疏札子》希望仁宗能以唐太宗善纳魏徵之谏的故事为龟鉴。任地方官时包拯也善于体察民情兴利除弊因而颇有政绩。任京东转运使时他曾巡察各地访问贫困冶铁户并据实情申报转运司豁免了这些户所欠的官铁同时又鼓励有能力者开炉冶铁展生产。 第三节清官“阎罗包老” 包拯尤为人称道的是其断讼执法的明敏正直。出知天长县时包拯遇到一件棘手的案子。某日有一农人至县衙状告歹徒割去其家耕牛的舌头请求捉拿罪犯。割去牛舌并无财利可图故包拯推断此事必属怨家的报复行为于是命农人宰牛卖肉以引罪犯上钩。宋代宰杀耕牛是犯法的不出包拯所料割牛舌者见牛主杀牛欲加其罪果然前往县衙告遂自投罗网疑案立破。 包拯执法之刚正不阿在其出知庐州时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庐州是包拯的家乡任知州时他的亲朋故旧多以为可得其庇护干了不少仗势欺人甚至扰乱官府的不法之事。包拯决心大义灭亲以示警戒。时恰有一从舅犯法包拯不以近亲为忌在公堂上将其依法责挞一顿自此以后亲旧皆屏息收敛再不敢胡作非为。 权知开封府时包拯也做了两件深得民心的事。一是整顿吏风改革诉讼制度。开封府旧制凡往告状者必须先将状纸交给守门的府吏再由府吏转呈是否审理何时审理则由府吏通知。由于诉讼者不能面见长官府吏往往借此敲诈勒索营私舞弊而有冤屈者常因送不起钱财而告状无门。包拯革除此弊大开正门使告状者可直接至公堂见官纳状自陈冤屈于是审案也更能公正合理。二是疏浚惠民河。惠民河也称蔡河原自东京至通许（今属河南）直达淮河。后为了水运之便又自新郑引闵水汇入使之流量大增。时惠民河常涨水为患大水时“门关折坏官私庐舍数万区城2《包拯集》卷9《论边将一》。 3《宋史》卷316《包拯传》。 中系栰渡人”1。包拯查知河水泛滥的原因乃“中官势族筑园榭侵惠民河以故河塞不通”遂毅然下令将所有跨河修建的楼台、花园、水榭全部拆毁使河水得以畅通。有些权贵持伪增步数的地券与包拯相争包拯皆通过实地测量、验证揭示其伪并上朝劾奏要求严惩。 东京多皇亲国戚、达官显贵素以难以治理著称而包拯“立朝刚毅”凡以私人关系请托者一概拒绝因而将东京治理得“令行禁止”。也正因他执法严峻不徇私情“威名震动都下”在他以天章阁待制职名任知谏院时弹劾权贵“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2包拯的严于律己廉洁著称也是十分突出的。23岁时包拯受到出知庐州的刘筠嘉许声名大盛家乡有一豪富之家曾邀请他赴宴叙谈一位李姓同学欣然欲往而包拯却严肃地说：“彼富人也吾徒异日或守乡郡今妄与之交岂不为他日累乎。”3可见他为官前即确立了从政不徇私情的志向。端州以产砚著名端砚历来是文人士大夫寻觅的珍品包拯出知端州时不仅革除了诸前任在“贡砚”数额之外加征数十倍以饱私囊和贿赂权贵的流弊而且任满离去时“不持一砚归”。1973年合肥清理包拯墓时在包拯及其子孙墓中仅现一方普通砚台而无端砚也足证史载之确。包拯曾力申“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他不仅如此说而且还躬身力行并教之于后代。为使子孙永志其教诲包拯订立了一则《家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他还将《家训》镌刻于石碑竖立于堂屋东壁以昭示后人。包拯长子包绶、次子包绶、孙包永年皆居官清廉颇获世人好评实与包拯的孜孜教诲有关。《宋史·包拯传》记载：“拯性峭直恶吏苛刻务敦厚虽甚嫉恶而未尝不推以忠恕也。与人不苟合不伪辞色悦人平居无私书故人、亲党皆绝之。虽贵衣服、器用、饮食如布衣时。”时人也称其“有凛然不可夺之节”“有所关白喜面折辱人”据此可见包拯的为人已清正刚直得近乎执拗甚至还有些不近人情然而这也正是他与一些庸吏的根本不同。 包拯以其政绩和品行为人爱戴因而包拯去世的噩耗传出时朝野震惊全城尽悼“京师吏民莫不感伤；叹息之声闻于衢路”1。同以强直敢言著称的吴奎在所作《包公墓志铭》中称：“宋有劲正之臣曰‘包公’其声烈表爆天下人之耳目虽外夷亦服其重名。朝廷士大夫达于远方学者皆不以其官称呼之为‘公’。”并盛赞包拯“竭力于亲尽瘁于君。峻节高志凌乎青云。人或曲随我直其为。人或善容我抗其辞。自始及终言行必一惟令名之皎洁与淮水而悠长。”现藏开封博物馆的北宋《开封府题名记》碑上刻183位开封知府的姓名和上任年月而包拯的名字却已磨去据说这是因为人们在观赏碑记时由于敬仰包拯而经常用手抚摸指点其名天长日久竟将碑字磨去。 1《宋史》卷61《五行志·水》。 2《宋史》卷316《包拯传》。 3《朱子语类》卷129《本朝三》。 1吴奎：《包公墓志铭》。 包拯在社会享有盛誉因而人们广泛传诵他的事迹并加以理想化和艺术化衍生出许多轶闻传说。南宋时有以包拯为主题的故事和戏曲元杂剧中更有大量的包公戏如《陈州粜米》。包拯是以龙图阁直学士（后世讹为大学士）职名任权知开封府包拯世称包龙图。有小说《包公案》（《龙图公案》）流行遂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 第三十三章狄青郭逵第一节狄青狄青（1oo9—1o57）字汉臣汾州西河（今山西汾阳）人。父亲狄普为一农家子。狄青自幼习武善骑射。25岁那年为征赋税事与村中人生争执他愤而来到京城应募在拱圣营入伍。由于他身材魁梧又有武艺很快从骑御马直选为骑御散值。不久因偶触军法被判死刑幸而知河南府范雍惊其体貌极力营救得以面部刺字而免死。 宋仁宗宝元初（1o38）西夏元昊不断骚扰宋沿边州郡而沿边将帅又多为元昊所败。狄青就是在这时应诏从边先后在军中任三班差使、殿侍、延州指挥使。前后四年在大里、清化、榆林、归娘岭东女之崖、木匮山、浑州川、白草、南安、安远等地大小25战计中流矢8次。狄青在战斗中能身先士卒受伤后仍顽强杀敌。有一次他受伤后临阵披戴铜面具继续战斗所向披靡。几年来■咩、岁香、毛奴、尚罗、庆七、家口等族一一被他所收服。他还修了桥子谷城以及筑招安、丰林、新砦、大郎等堡皆是军事要地对保卫宋朝沿边州郡具有重要作用。 狄青的才略深得经略判官尹洙的赏识并以良将之材向经略使韩琦、范仲淹推荐。范仲淹一见惊为奇才特地送给狄青一部《春秋左氏传》勉励说：“将不知古今匹夫勇尔。”1由此狄青遂折节读书研究秦汉以来的将帅兵法弄得十分精通因而更知名了。狄青以战功累迁西上閤门副使秦州刺史泾原路副都总管、经略招讨副使等。 庆历元年（1o41）元昊派兵攻打渭州逼近怀远城行营总管任福领兵迎战桑怿为前锋中西夏军埋伏于好水川西的羊牧隆城附近被打得大败任福、桑怿皆战死。庆历二年（1o42）西夏军再次进军定川宋军大败总管葛怀敏战死西夏军队直抵渭州城下。这时仁宗急调狄青前去应战狄青到达前线乘对方不备短兵相接一举把西夏军打得大败。这时由于西夏正逢旱灾财力不济又加之连年战争死伤极多元昊已无力攻宋只好息兵。狄青以军功从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移真定路副都总管。不久迁侍卫亲军、步军、马军殿前都虞候历惠州团练使、眉州防御使、保大军节度观察留后迁步军、马军副都指挥使遂领彰化军节度使又知延州不久召为枢密副使加检校司空。 皇祐四年（1o52）南方广源州侬智高起兵反宋攻陷邕州、横州。由于州府地方毫无防备侬智高很快占领了横、贵、藤、梧、康、端、龚、封八州并继续包围广州东南大骇。这时朝廷深为忧虑宰相庞籍推荐狄青。狄青也慨然上表请行。于是狄青除宣抚荆湖南北路还提举广南经制盗贼事岭南诸军皆受狄青节制。当狄青向广南进军之际广西钤辖陈曙偕同殿直袁用提步兵8ooo人盲目袭击侬智高结果大败于昆仑关。狄青集将佐于幕前说：“令之不齐所以致败”1。决定将陈曙、袁用等军校32人斩之以整肃军纪。 皇祐五年（1o53）春正月狄青率军夜度昆仑关袭击侬智高。侬智高1《宋史》卷29o《狄青传》。 1《宋史纪事本末》卷31《侬智高》。 的据点在昆仑关下的归仁铺。狄青表面上休整军队暗中则自将前军孙沔将次军余靖殿后以一昼夜到达昆仑关。次日黎明交战再次大败侬智高。侬智高由合江口败走大理广南基本平定。在宋军入城收拾战场时现有一具尸体穿着金龙衣众以为此尸就是侬智高可以上奏请功。狄青却拒绝这样做说：“安知其非诈邪？宁失智高不敢诬朝廷以贪功也。”2这种不虚美、不贪功反映了他的务实精神。后来查明侬智高果然逃到了大理。两年之后大理国杀侬智高由余靖函其级送至京师。狄青以平定广南之战功拜为枢密使。 狄青在枢密使任上四年。至和三年（1o56）受谣言中伤罢为护国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出判陈州。嘉祐二年（1o57）三月狄青病死终年48岁。死后赠中书令谥武襄。 第二节郭逵郭逵（1o22—1o88）字仲通祖籍钜鹿（今属河北）。宋初其先人徙居京师后卜葬洛阳遂定居。父郭斌。郭逵以父荫补北班殿侍。宝元、康定年间西夏元昊扰宋朝沿边州郡郭逵兄郭遵为延州西路都巡检使被西夏兵杀死宋廷优恤录郭逵为三班奉职。时范仲淹正任陕西都部署郭逵即隶其麾下待他如子侄一般。 郭逵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很有战略眼光为众佩服。当时有这样两件事反映了郭逵的才智。一是军中议论攻西夏取灵武。郭逵表示反对他说：“地远而食不继城大而兵不多未见其利。”1结果出师不久泾原任福全军覆没。众佩服郭逵有先见之明。二是对将领葛怀敏的看法。郭逵认为他“喜功徼幸徒勇无谋”故“他日必败朝廷事”2。不久葛怀敏果然兵败身死。由此郭逵被众誉为知兵者。后调任真定兵马监押平保州兵变。 郭逵办事极为精细认真。庞籍镇河东时以郭逵权知忻州。这时契丹来使请求割取天池庙地。庞籍久不能决于是委托给郭逵处理。郭逵查阅有关文书档案现有一通太平兴国年间契丹写给天池县的信提到：“遥祀天池庙有应以属南朝地未敢擅修。”3据此向契丹使者出示信件表示拒绝使契丹无法再争大为折服。 嘉祐初年湖北溪蛮彭仕羲反宋郭逵加带御器械为荆湖北路兵马钤辖兼为澧州知州。郭逵先抓获了彭仕羲的亲信安置在自己身边为小史并向他了解那里的山川地形和防务虚实。嘉祐三年（1o58）即以小史为向导进兵围剿连破罗城峒及贺府等二十多处险隘攻拔新州乘夜向彭仕羲的根据点桃花州挺进。彭仕羲弃城逃跑余部皆降。郭逵以战功迁为礼宾使徙荆湖南路兵马钤辖、邵州知州。累迁容州观察使、泾原路副都部署。 治平二年（1o65）郭逵以检校太保同签书枢密院。出领陕西宣抚使判渭州。宋神宗即位后迁静难军留后改宣徽南院使判郓州又改镇鄜州。这时生了一件事朝廷拿不定主意。边将种谔接受了西夏嵬名山的2《宋史纪事本末》卷31《侬智高》。 1《宋史》卷29o《郭逵传》。 2《宋史》卷29o《郭逵传》。 3《范太史集》卷4o《检校司空左武卫上将军郭公墓志铭》。 投降并攻取了绥州但西夏人却杀死了宋朝官员杨定。朝廷舆论认为应该放弃绥州皇帝甚至下诏要焚烧后放弃绥州。郭逵坚定地认为绥州不能烧也不能放弃而应当坚守用以安置嵬名山举族而归降的1.3万人。因此郭逵果断地隐匿了诏书。不久西夏提出用塞门砦和安远砦来交换绥州。郭逵认为这很可能是空口欺诈他提出一个条件即必须先行交出塞门、安远二砦才可交移绥州。由于郭逵派出的使者有西夏西平王在祥符间写的一封信证明塞门、安远二砦的界址在长城岭下西夏使臣无法驳斥此事遂以宋朝保有绥州而告终。朝廷下诏表彰了郭逵说：“渊谋秘略悉中事机。有臣如此朕无西顾之忧矣。”1郭逵加检校太尉、雄武军留后。 熙宁九年（1o76）正月交阯李乾德攻陷广南的邕州等地朝廷拜郭逵为安南道行营马步军都总管经略招讨使兼荆湖南北路、广南东西路宣抚使携同在鄜延与河东的旧将士前往征讨。郭逵认为广源州是咽吭之地兵甲精锐不先攻取必有腹背受击之患。他又分析到刘应纪是彼方的谋主不先擒刘应纪则军声不会大振。于是确定了攻击重点的方针。一战而胜刘应纪投降军威大振。接着又攻拔了决里隘并乘胜攻取了桄榔、门州等地与李乾德在富良江决战。李乾德无路可走奉表请降。这时郭逵原有的3o万大军由于冒着炎热进入瘴疠之地伤亡逾半数军粮也尽虽一水之隔不能再进乃班师回朝。后贬左卫将军西京安置闲居了十年。哲宗即位后一度起知潞州进广州观察使知河中等职。以左武卫大将军致仕。元祐三年（1o88）病故享年67岁。死后赠雄武军节度使。 1《范太史集》卷4o《检校司空左武卫上将军郭公墓志铭》。 第三十四章欧阳修第一节生平与政绩欧阳修（1oo7—1o72）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吉州庐陵（今江西永丰）人。幼年孤贫依叔父家于随州。天圣八年（1o3o）举进士擢甲科调西京留守推官。与尹洙、梅尧臣、苏舜钦等交游开始为“古文”已负文名。 景祐元年（1o34）入朝为馆阁校勘。这时范仲淹以言事被贬在朝诸人如秘书丞余靖、太子中允尹洙等纷纷论救；司谏高若讷独以为当贬。于是欧阳修写了《与高司谏书》谓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因此欧阳修也被贬为夷陵令。 贬官夷陵对他颇有好处。他后来在《与焦殿丞书》里说：“某再为县令然遂得周达民事兼知宦情未必不为益。”又洪迈《容斋随笔》卷4记张芸叟与石司理书云：“顷游京师求谒先达之门每听欧阳文忠公、司马温公、王荆公之论于行义文史为多；唯欧阳公多谈吏事。既久之不免有请：‘大凡学者之见先生莫不以道德文章为欲闻者今先生多教人以吏事所未谕也。’公曰：‘不然。吾子皆时才异日临事当自知之。大抵文学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贬官夷陵方壮年未厌学欲求《史》、《汉》一观公私无有也。无以遣日因取架阁陈年公案反覆观之见其枉直乖错不可胜数以无为有以枉为直违法徇情灭私害义无所不有。且夷陵荒远褊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也。当时仰天誓心曰：‘自尔遇事不敢忽也。’是时苏明允父子亦在焉尝闻此语。”这段记述又可为欧阳修贬官之后“周达民事兼知宦情”的旁证。 康定元年（1o4o）范仲淹复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辟欧阳修为掌书记。他笑而辞曰：“昔者之举岂以为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进可也。”庆历三年（1o43）欧阳修知谏院。这一年范仲淹参知政事施行新政。欧阳修身居此职于是连上奏疏对于内政外交无不极谏。现存于《奏议集》中知谏院时的奏疏多达1o卷。这些奏疏都是庆历新政时期的重要的政论文章所论者都是针对时弊的当务之急。 庆历四年（1o44）欧阳修奉命出使河东又任河北都转运按察使权真定府事。在这期间他便进一步调查情况又写出《河东奉使奏草》、《河北奉使奏草》。在《河东奉使奏草》中有《条列文武官材能札子》还有《论不才官吏状》对于吏治得失论述极详。与此同时欧阳修对于西北边患也曾多次上书。他就在《论乞与元昊约不攻唃厮啰札子》中说：臣自去年春始蒙圣恩擢在谏列便值朝廷与西贼初议和好。臣当时建不可通和之议。前后具奏、状、札子十余次论列皆言不和则害少和则害多。利害甚详恳切亦至。然天下之士无一人助臣言朝廷之臣无一人采臣说。今和议垂就祸胎已成而韩琦自西来方言和有不便之状；余靖自北至始知虏利急和之谋。见事何迟？虽悔无及！当&1t;//pgn>臣建议之际众人方欲急和以臣一人诚难力夺众议。今韩琦余靖亲见二虏事宜中外之人亦渐知通和为患臣之前说稍似可采。但愿大臣不执前议早肯回心则于后悔之中尚有可为之理。 可以看出欧阳修对于重大的军事问题也曾十分认真建议。在当时的和议问题上具有眼光力排众议坚持己见作为一个谏官知无不言。在当时的情况下既然不可言和就不免用兵。欧阳修一面反对言和一面主张备战。对于军事他也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方案。 庆历五年（1o45）范仲淹、杜衍、韩琦、富弼等相继罢官、外放新政失败。这时欧阳修正在河北都转运使任上。他一面“自劾乞罢”以“同其退”一面上了一封《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此状一上欧阳修遂为“群邪”所恶造谣诬陷左迁知制诰知滁州。到了滁州欧阳修对于政治风云之险恶似乎有所觉悟初以“醉翁”为号。但他胸怀旷放并不怨嗟。在《与尹师鲁书》中写道：“每见前世有名人当论事时感激不避诛死真若知义者；及到贬所则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穷愁形于文字。其心欢戚不异庸人。虽韩文公不免此累。”又说：“因此戒安道（余靖）勿作戚戚之文。” 庆历八年（1o48）欧阳修徙知扬州。元祐元年（1o49）移知颍州。 一年之后又留守南京。至和元年（1o54）召判流内铨旋改翰林学士俾修《唐书》。嘉祐二年（1o57）知贡举。《宋史》本传说：“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毕事向之嚣薄者伺修出聚噪于马街逻不能制。然场屋之习从是遂变。” 欧阳修一知贡举即痛抑“险怪奇涩之文”这在当时也是一件大事。关于此事沈括《梦溪笔谈》也有一段记载：“嘉祐中士人刘几累为国学第一人骤为险怪之语学者歙然效之遂成风俗。欧阳公深恶之。会公主文决意痛惩凡为新文者一切弃黜。时体为之一变欧阳之力也。”1嘉祐三年（1o57）欧阳修加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府拜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宋史》称他在翰林八年知无不言。嘉祐五年拜枢密副使。嘉祐六年参知政事。《宋史》称欧阳修“平生与人尽言无所隐及执政士大夫有所干请辄谕可否。虽台谏官论事亦必以是非诘之。以是怨诽益众。”2在这期间欧阳修因“濮议”之争蒙受“不根之谤”。他为了辩诬连上奏札请求根究蒋之奇对自己的诬陷甚至“期于以死必辨而后止”。于是治平四年（1o67）三月四日即位不久的神宗乃遣中使赐下“御札”告以言者已被“降黜”并已“出榜朝堂使中外知其虚妄”且云：“事理既明人疑亦释卿宜起视事如初无恤前言。”经过这一次被诬欧阳修对于人生仕途似乎更有所悟：像他这样切直刚正的人是不适于做官的。在这之前已一再求退在这之后就更坚决求退。由于再三请求终于得罢参知政事出知亳州。后又知青州、蔡州。熙宁元年（1o68）春在亳州时曾上《乞致仕第一表》此后又连上数表请求致仕。 在这期间王安石执政推行新法。欧阳修时在青州有《言青苗钱札子》表述自己对于“俵散青苗钱”的意见。在俵散青苗钱的过程中还有两个明显的弊端。一是“抑配”二是“俵散秋料钱”。欧公在《言青苗第二札子》中有很透辟的分析。他说：臣窃见自俵青苗钱已来议者皆以取利为非。朝廷深恶其说遂命有司条陈申谕其言虽烦而终不免于取利。然犹有一说者意在惠民也。以臣愚见若夏料钱于春中俵散犹是青黄不相接之时虽不户户缺乏然其间容有不济者。以为惠政尚有说焉。若秋料钱于五月俵1沈括：《梦溪笔谈》卷19。 2《宋史》卷319《欧阳修传》。 散正是蚕麦成熟、人户不乏之时何名济缺？直是放债取利尔以此而言秋料钱可以罢而不散。 这些意见可以说是完全正确的。对青苗钱作了具体分析不是一概否定。他所不赞成的是俵散“秋料钱”。对于“秋料钱”他曾一面“奏陈”一面“擅止”。未经批示而“擅止”应得“擅行止散之罪”。但朝廷“特予放免”并未加罪。他在《谢擅止散青苗钱放罪表》中说道：“虽具奏陈乃先擅止据兹专辄合被谴呵。” 在这前后欧阳修又曾屡上表札请求致仕。熙宁四年（1o71）六月欧阳修终于得到朝廷的“敕告”除太子少师以观文殿学士致仕。随即回到颍州。八月朝廷行“明堂大礼”又召他“赴阙陪位”他有《札子》辞谢。这时他的身体确实十分衰惫了。因此一年之后熙宁五年（1o72）八且病逝于颍州。著作有《欧阳文忠公集》、《新五代史》等。 第二节“蓄道德而能文章” 曾巩称赞欧阳修“蓄道德而能文章”1。欧阳修自己也说过；“我所谓文必与道俱。”2又说过：“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3“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为文者辉光。”4看来欧阳修把道和文的关系看得十分密切。欧阳修论道不尚空谈而重实际。他在《答吴充秀才书》中讲到“学者有所溺”时反对有人“弃百事不关于心”。他是把“道”和生活中的“百事”密切联系起来看的但是他所谓“道”也不等于“百事”。欧阳修另有《与张秀才第二书》对于道讲得比较具体。他说：“君子之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之以信后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轲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则六经所载而取信者是也。”又说：“孔子之后惟孟轲最知道然其言不过于教人树桑麻、畜鸡豚以谓养生送死为王道之本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盖切于事实而已。”欧阳修的这些话虽然从周公、孔子谈起但最终是取其“切于事实”这一点非常重要。这就与宋代的道学家之“道”有所不同了。 欧阳修在这封书里还反对“诞者之言”反对“以无形为至道”。“以无形为至道”指什么呢？是不是对道学家的批评呢？这里讲得不很明确但在《答李诩第二书》里就更明确地批评宋代某些儒者的性理之学了。他说：“修患世之学者多言性故常为说曰：夫性非学者之所急而圣人之所罕言也六经之所载皆人事之切于世者是以言之甚详。至于性也百不一二言之。或因言而及焉非为性而言也。故虽言而不究。”但是“今之学者”“好为性说以穷圣贤之所罕言而不究者执后儒之偏说事无用之空言。”他认为作为“君子”应该“以修身治人为急而不穷理以为言。”欧阳修的这些话是反对宋儒性理之学的较早的言论。 欧阳修的道不同于道学家却近似韩愈。他一面反对性理之学一面也1《元丰类稿》卷16《寄欧阳舍人书》。 2《东坡后集》卷16《祭欧阳文忠公文》。 3《欧阳文忠公集》卷47《答吴充秀才书》。 4《欧阳文忠公集》卷68《答祖择之书》。 反对佛老。他有《本论》上下篇是专门辟佛的。上篇说：“佛法为中国患千余岁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尝去矣而复大集。攻之暂破而愈坚扑之未灭而愈炽。遂至于无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盖亦未知其方也。”他认为：“去之”之方不是“操戈而逐之”也不是“有说以排之”他认为“千岁之患”“非一人一日之可为”“非口舌之可胜。”“去之”之方全在“修其本”。其所谓“本”也就是“礼义”。他说：“礼义者胜佛之本也。”可以看出辟佛他与韩愈是一致的但辟佛的方法则有些不同。他在《本论》下篇还特别提到不必“火其书而庐其居”。但是单靠“礼义”能否解决问题呢？所谓《本论》实际上也仍是书生之论。这样的理论也并没有过韩愈。所以苏轼说“论大道似韩愈”甚至说“欧阳子今之韩愈也”1。 欧阳修论大道似韩愈却也并不等于韩愈。韩愈比较迂腐欧阳修则比较切实。而且在出处进退、立身行事方面欧阳修的刚正不阿、无所畏惧又远在韩愈之上。尽管在行文之时欧阳修不像韩愈那样气势磅礴声色俱厉但他那“容与闲易”、“不大声色”之中也自有“百炼钢化为绕指柔”之势。这就形成了他的文章的思想特点和风格特点。 欧阳修也不像韩愈那样急于作官但他却很重视作个谏官。重视谏官当然又同韩愈有些相似之处。例如韩愈写过《争臣论》欧阳修也写过《上范司谏书》、《与高司谏书》。这些文章都表达了他的为人之道。王安石所谓“读其文则其人可知。”确实如此。尤其读后一篇文章更可见其为人。在《上范司谏书》中欧阳修说：“司谏七品官尔。于执事得之不为喜而独区区欲一贺者诚以谏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时之公议系焉。”又说：“士学古怀道者仕于时不得为宰相必为谏官。谏官虽卑与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于庙堂之上与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谏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谏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与天子争是非者谏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谏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可以看出欧阳修之所以如此看重谏官就是因为谏官能够“行其言”也即是能够“行道”。在他看来作个谏官。乃是“行道”的一个重要途径。也就因此欧阳修对于谏官的要求很高。他说：“非材且贤者不能为也。”而一旦遇到那“非材且贤者”时他也就不能容忍。他的《与高司谏书》骂高若讷“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就是因为高若讷丧失了做谏官的基本品质。 高若讷身为谏官而当范仲淹无辜被贬时他不但不敢谏诤反而诋毁范仲淹的为人这就引起了欧阳修的愤怒。他说：希文（范仲淹）平生刚正好学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1t;//pgn>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触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辨其非辜又畏有识者之责己遂随而诋之以为当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刚果懦软禀之于天不可勉强虽圣人亦不以不能责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惧饥寒而顾利禄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祸此乃庸人之常情不过作一不才谏官尔。虽朝廷君子亦将闵足下之不能而不责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无愧畏便毁其贤以为当黜庶乎恕己不言之过。夫力所不敢为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过此君子之贼也！ 这篇文章可谓“气尽语极急言竭论”但又委曲宛转、极尽挖苦之能1苏轼：《居士集序》。 事。话讲得非常明白文写得非常艺术。千古文章难得这样的佳作。 欧阳修能够写出这样的文章有他的道德基础不是任何人都写得出来的。他在《与尹师鲁书》中曾经讲到“士有死不失义”大义所在就不该“俯仰默默”。于是敢说敢骂就成了他这篇文章的特色。当然写出这样的文章是要冒着风险的。正是由于这篇文章他也遭到贬谪。 欧阳修并不因此而消极。此后他还是继续写这样的文章。庆历三年他被推荐而作了谏官。一有这个“行其言”的机会他便知无不言表了大量的政论文字。到了庆历五年当杜衍、范仲淹、韩琦、富弼等又因“朋党之议”而相继罢官时欧阳修便立即义正词严地写了《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直接同庆历四年十一月朝廷所下的“诏书”相对抗。 也就在这期间欧阳修还写了一篇著名的《朋党论》（“论”当作“议”）驳斥“朋党之说”。他说：“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于是他说：“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这篇文章引古证今史实俱在是非分明很有说服力。当时被指为“朋党”的人与其说是“同党”不如说是“同道”。范仲淹是“朋党”中的头面人物欧阳修替他讲话并没有个人私情。范仲淹是胸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这样的为人之道正是欧阳修所赞成的。因此所谓同党不过是同道而已。这是可以从他的很多文章看得出来的。如有一篇《读李翱文》就是赞扬“以天下为忧”的作品。这篇文章里赞赏李翱不愿叹老嗟卑而忧以天下并且联系宋朝的现实表了评论：呜呼使当时君子皆易其叹老嗟卑之心为翱所忧之心则唐之天下岂有乱与亡哉？然翱幸不生今时见今之事则其忧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忧也？余行天下见人多矣脱有一人能如翱忧者又皆贱远与翱无异。其余光荣而饱者一闻忧世之言不以为狂人则以为病痴子；不怒则笑之矣。呜呼在位而不肯自忧又禁他人使皆不得忧可叹也夫！在欧阳修看来宋朝的天下是比唐朝的天下更可忧虑的但宋朝的执政者却不肯以天下为忧；如有以天下为忧的人如范仲淹等又都遭到贬斥。文章所谓“在位而不肯自忧、又禁他人使皆不得忧”云云是深有愤慨的话。欧阳修的这种愤慨之情随时都有泄。《尹师鲁墓志铭》也是这样的作品。这篇《墓志》先讲尹师鲁的文学、议论和才能为天下之士所共知；但欧阳修所更强调的是他为人之“大节”。他说：“至其忠义之节处穷达临祸福无愧于古君子则天下之称师鲁者未必尽知之。”于是欧阳修也就突出地表彰他这一方面。文章说：“天章阁待制范公贬饶州谏官御史不肯言师鲁上书言仲淹臣之师友愿得俱贬。贬监郢州酒税。”“谏官御史不肯言”尹师鲁则挺身而出“愿得俱贬”。这种不怕丢官、勇于仗义的行为是欧阳修十分赞赏的。 从《尹师鲁墓志铭》这类文章来看欧阳修所说的“道”也就是为人的“大节”。从为人的大节来看欧阳修的道虽然和韩愈相似但也有和韩愈不大相同的地方。例如韩愈贬官之后他那直言敢谏的气概便有所收敛不似贬官之前。他在潮州写的《谢表》、《祭鳄鱼文》等骨气就很不够了。欧阳修不然。他对韩愈本是非常推崇的但他对于韩愈的这一表现也很不满意。在《与尹师鲁书》中他说：“每见前世有名人当论事时感激不避诛死真若知义者；及到贬所则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穷愁形于文字。其心欢戚不异庸人。虽韩文公不免此累。”这是对韩愈很痛心的批评从而也表明了自己的志气。他又说：“因此戒安道（余靖）勿作戚戚之文。”就是说不要作韩愈那种“戚戚怨嗟”的文章。 欧阳修告诫安道不要写“戚戚”的文章他自己也确实是实践了这个主张的。他在滁州所作《丰乐亭记》、《醉翁亭记》等就没有“不堪之穷愁”只讲“山水之乐”。例如《醉翁亭记》说：“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又说：“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身在贬谪之中而大讲禽鸟游人的山水之乐这样的文章不仅与韩愈不同与柳宗元也并不相同。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欧阳修有《答李大临学士书》说得明白：“修在滁三年得博士杜君与处甚乐今足下在滁而事陈君与居足下知道之明者固能达于进退穷通之理。能达于此而无累于心然后山林泉石可以乐；必与贤者共然后登临之际有以乐也。”这里说的“达于进退穷通之理”也即是《尹师鲁墓志铭》中所说的“处穷达、临祸福无愧于古君子”的意思。这就是说一个人立身行事不管处于什么地位也不可改变为人的大节。既敢于伸张正义就不能惧怕任何灾祸。有了这样的精神准备那么无论遇到什么困境也就处之泰然了。由此看来欧阳修贬官滁州不作“戚戚之文”而盛称“山水之乐”正是他的为人大节所在并不是或不仅是暗示他自己治滁的政绩、或隐寓古人的“乐民之乐”更不是消极颓唐而寄情山水。 总的看来欧阳修的各类文章都是体现着他的为人之道的。宋人的文章往往喜欢论道哪怕是传记文或游记文也往往夹些论道的成分。这是宋代文章的一个特征不止欧阳修一个人如此曾巩、王安石、苏轼无不如此。不过欧阳修的文章写得自然论道而不说教这是他“蓄道德而能文章”的一个主要特征。在宋代除了苏轼很少有人能够企及。 第三节博古通今之学欧阳修作《尹师鲁墓志铭》曾称尹师鲁“博学强记通知古今”。这八个字对尹师鲁不免溢美但在欧阳修自己足以当之。他不但是个文学家而且是个学者。于经学有所明于史学有独立的著作于金石之学且有开辟之功。 欧阳修的经学曾受唐人影响敢于提出自己的创见。唐人的经学在魏晋六朝之后思想是比较开阔的不全拘于汉儒的师说如啖助、赵匡、6淳之于《春秋》就打破了三传的门户之见。但一般说来唐代的诗人作家不治经学。宋代不同了欧阳修对于《春秋》、《诗》、《易》都有研究。苏辙曾经说他“长于《易》、《诗》、《春秋》其所明多古人所未见。”1这对于宋朝一代的学风是有影响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毛诗本义》也曾指出：“自唐以来说诗者莫敢议毛郑虽老师宿儒亦谨守小序。至宋而新义日增旧说几废。推原所始实于修。”《提要》对宋儒1苏辙：《栾城后集·欧阳文忠公神道碑》。 的“新义”是有所不满的对欧阳修的“敢议毛郑”也不是完全肯定的。但从这些话里却可看出欧阳修治经对于尔后的“宋学”起了“难”的作用在学术史上影响不小。《提要》又说欧阳修对于毛郑二家之义也不是随意翻新而是“尽其说而理有不通然后以论正之。”“本出于和气平心以意逆志故其立论未尝轻议二家而亦不曲徇二家。其所训释往往得诗人之本志。”这些话比较符合欧阳修所著《毛诗本义》的实际。 欧阳修在经学上的主要成就还不在于《诗》而在于《易》。他曾认为《易》之《系辞》不是“圣人之作”。他说《系辞》里的“先言何谓而后言子曰者乃讲师自为答问之言尔取卦体以为答也。亦如《公羊》《榖梁》传《春秋》先言何曷而后道其师之所传以为传也。”2欧阳修还认为不仅《系辞》不是“圣人之作”另一些篇章也非“圣人之作”。他在《易童子问》里说：“童子问曰：《系辞》非圣人之作乎？曰：何独《系辞》焉《文言》、《说卦》而下皆非圣人之作；而众说淆乱亦非一人之言也。”在《易或问》里也说：“或问《系辞》果非圣人之作前世之大儒君子不论何也？曰：何止于《系辞》？舜之涂廪浚井不载于六经不道于孔子之徒盖里巷人之语也。”在欧阳修看来古书之托为“圣人之作”者往往是后人所作。这是符合古代书籍的实际情况的。但是欧阳修的这一见解曾经长时不为人们所接受他曾深有感慨地说：“余谓《系辞》非圣人之作初若可骇余为此说迄今二十五年矣稍稍以余言为然也。”由此可见欧阳修的这一见解在当时是很大胆的。 欧阳修又不止怀疑过《易》之《系辞》等等他对于别的经书也常常信经而不信传。他在《春秋论》里就说：“经之所书予所信也；经所不书予不知也。”又在《春秋或问》里说：“经不待传而通者十七八因传而惑者十五六。”他的这些看法当时赞成者不多但他十分自信。他说：“余尝哀夫学者知守经以笃信而不知伪说之乱经也屡为说以黜。而学者溺其久习之传反骇然非余以一人之见决千岁不可考之是非欲夺众人之所信徒自守而莫之从也。余以谓自孔子殁至今二千岁之间有一欧阳修者为是说矣；又二千岁焉知无一人焉与修同其说也？”1由此看来欧阳修在经学上的这些看法在当时确是独到之见。 欧阳修在经学方面虽有很多大胆的创见但他治学的态度和方法却是谨慎的。例如他对毛郑之诗虽有疑难却并不随意改动二家之说。他说：“予疑毛郑之失既多然不敢轻为改易者意其为说不止于笺传而恨己不得尽见二家之书未能遍通其旨。夫不尽见其书而欲折其是非犹不尽人之辞而欲断其讼之曲直其能果于自决乎？其能使之必服乎？”1虽有怀疑却不轻为改易这种治学态度是很严肃的。其所以如此又同他的治学目的很有关系。据说他治经学是“务究大本”而“不过求圣人之意以立异论。”2所谓“大本”就是“圣人”立言的本意。欧阳修是个又迂又直的儒者他虽不满“后儒”却很迷信“先圣”。因此他的治学目的就是要弄清“先圣”的思想实质并不想自己标新立异。他还有个看法是：“圣人之言去2《欧阳文忠公集》卷65《传易图序》。 1《欧阳文忠公集》卷43《廖氏文集序》。 1《欧阳文忠公集·诗谱补亡后序》。 2韩琦：《欧阳文忠公墓志铭》。 人情不远。”他所不满后儒的是因为他们“未得其真”。他也不是毫不尊重后儒的意见他曾说过：“然亦当积千万人之见庶几得者多而近是。”3他只是反对那种离开经的本义而擅自为说的人。他说：“凡今治经者莫不患圣人之意不明而为诸儒以自出之说汩之也。今于经外又自为说则是患沙浑水而投土益之也。不若沙土尽去则水清而明矣。”4因此他主张对于“杂乱之书”要能“指摘其谬”做到“功施后世”“非止效俗儒著述求一时之名。”这也是治学的一个可贵的态度。 欧阳修的史学造诣尤为世人所称。在“二十四史”当中欧阳修所参与编修的竟达两部其中《新五代史》且属个人专著。这在古今史家当中成就是很突出的。欧阳修平生是有志于史的他说过：“予于五代书窃有善善恶恶之志。”1他与尹师鲁商量写作《五代史志》时又说过：“吾等弃于时聊欲因此粗伸其心少希后世之名。”2欧阳修是相信《春秋》的褒贬义例的因此他所谓“善善恶恶之志”也就是要学《春秋》的褒贬。他认为五代之乱有如春秋。他说：“五代终始才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国而八姓”有足叹者。所以他于《新五代史》每篇议几乎都以“呜呼”冠于篇寄以无穷的感叹。欧阳修作史目的也在于总结历史经验以为当代的借鉴。北宋前期的文人学者凡是关心世事的大抵留心前朝史事历观成败得失联系现实引为教训。欧阳修著《新五代史》的最终目的也在于此。 欧阳修作史于宋代而要依仿《春秋》的义例自然难免迂腐之讥。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他于《春秋》的义例也自有取舍。例如他于五代之梁多所贬抑却不以为“伪”。他在《梁本纪》中议论说：“呜呼天下之恶梁久矣自后唐以来皆以为伪也。至予论次五代独不伪梁而议者或讥予失《春秋》之旨予应之曰：夫欲著其罪于后世在乎不没其实。其实尝为君矣书其为君；其实篡也书其篡。各传其实而使后世信之。”这就是说事实是什么便写什么。为君为篡各传其实。这样的义例是可取的。 在写法上《新五代史》也有异于《春秋》的地方。欧阳修自有义例例如《司天考》不书灾异他端即声明道：“昔孔子作《春秋》而天人备予述本纪书人而不书天予何敢异于圣人哉！其文虽异其意一也。”他认为《春秋》虽书“日食星变之类”但“孔子未尝道其所以然者”。因此他只讲“人事”不讲“天意”。他对于秦汉以来史书之记灾异、讲天人感应是不赞成的。他说：“呜呼圣人既殁而异端起自秦汉以来学者惑于灾异矣。天文五行之说不胜其繁也。予之所述不得不异乎《春秋》也。考者可以知焉。”可以说《新五代史》不书灾异不讲天人这在中国历代史籍中是个创举。义例虽依《春秋》却又“不得不异乎《春秋》。”依《春秋》未免迂腐而异乎《春秋》则是科学的态度。 《新五代史》总结前代经验、引为鉴戒的事例很多其中《唐六臣传》之论朋党是最有代表性的。他说：3《欧阳文忠公集》卷69《答宋咸书》。 4《欧阳文忠公集》卷68《答徐无党第一书》。 1《欧阳文忠公集》卷39《王彦章画像记》。 2《欧阳文忠公集》卷67《与尹师鲁第二书》。 ------------ 38 呜呼始为朋党之论者谁欤？当汉之亡也先以朋党禁锢天下贤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后汉从而亡。（w w w . q i s u w a n g . c o m 无弹窗广告）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党尽杀朝廷之士而其余存者皆庸懦不肖倾险之人也然后唐从而亡。夫欲空人之国而去其君子者必进朋党之说；欲孤人主之势而蔽其耳目者必进朋党之说；欲夺国而予人者必进朋党之说。夫为君子者故尝寡过小人欲加之罪则有可诬者有不可诬者不能遍及也。至欲举天下之善、求其类而尽去之惟指以为朋党耳可不鉴哉！可不戒哉！ 这一段话也等于一篇《朋党论》比《朋党论》的论据更加具体、更加充分。这显然是有为而的史论。其目的不止于垂鉴戒、示后世更直接的目的是借古讽今依据史实痛贬时弊。欧阳修给尹师鲁的信中所谓“粗伸其心”者于此可见。 另一个典型例子是《四夷附录》所论兵事。欧阳修说：自古夷狄服叛虽不系中国之盛衰而中国之制夷狄&1t;//pgn>则必因其强弱。予读周《日历》见世宗取瀛、莫、定三关兵不血刃而史官讥其以王者之师、驰千里而袭人轻万乘之重于萑苇之间以侥倖一胜。夫兵法决机因势有不可失之时世徒见周师之出何、而不知述律有可取之机也不幸世宗遇疾功志不就。然瀛、莫三关遂得复为中国之人；而十四州之俗至今陷为夷狄。彼其为志岂不可惜而其功不亦壮哉！夫兵之变化屈伸岂区区守常者所可识也！ 这一段话要和欧阳修另外谈论兵事的文章合看。欧阳修始终反对军事上因循苟且主张备战出攻。尤其是在《言西边事宜第一状》中更说到用兵的时机问题。他总结庆历以来用兵的经验教训指出“往年已验之失”提出“今日可用之谋”认为应定“出攻之计”要用“制人之术”。不要“处处为备”致使“我劳彼逸”；而要“移我所害者予敌夺敌所利者在我”。他认为这时只有进攻才能防守。但宋朝廷始终委曲求和不但不能攻取十四州的土地而且还要赂以大量的银帛。欧阳修对于宋统治者的懦弱无能是十分不满的而对于后周世宗的奋有为则是十分钦佩的。他对后周世宗不幸而“遇疾”以致“功志不就”非常痛惜。他是希望宋朝能够继续这样的功烈的。像这样的议论讲的是历史针对的却是现实。文章最后批评“守常者”其实也正是对宋朝因循积弊的指责。 著书以垂鉴戒是欧阳修著《新五代史》的主要目的。这在北宋当时是有其政治原因的。北宋时期的一些关心国事的文人学者一般都很注意研究前代治乱兴衰的历史经验以为当代的借鉴。欧阳修如此其他史家如尹师鲁、司马光也是如此。他们的注意之点都在治乱兴衰而不在典章文物。因此欧阳修也好司马光也好其所记述的重点都在政治得失而不在文献存亡。作为一代之史来要求这确是个缺陷；但作为一家之言来看待这也正是一个特点。《新五代史》不详典章制度能否由此便说欧阳修不重视历史文献呢？从欧阳修的全部学术造诣来看事实也并不如此。事实上欧阳修对于古代文献还是非常注意的。所著《集古录》就是明证。 欧阳修曾经说过：“君子之于学贵乎多见而博闻也。”1他于治史之外颇勤于收集金石器物。有时得一“古器铭文”竟至“惊喜失声”2因此收集相当丰富。他在《集古录目序》里说：“上自周穆王以来下更秦汉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泽穷崖绝谷荒林破冢神仙鬼物诡怪所1《欧阳文忠公集·集古录跋尾·叔高父煮簋铭》。 2《欧阳文忠文集·与刘原父书》。 传莫不皆有。”不仅“轴而藏之”而且“撮其大要别为录目”著为“跋尾”成为一部空前完整的金石录。这在当时是一门新的学问。在他以前没有人这样认真地做过。他曾说：“自予集古录文时人稍稍知为可贵自此古碑渐见收采也。”3由此可见《集古录》之作实有开创之功。欧阳修著《集古录》也并不是完全像他在《集古录目序》中说的只是因为“性颛而嗜古”而是别有目的。他在《唐孔颖达碑》的“跋尾”中又说过碑中文字“可以正传之谬”“余家所藏非徒玩好而已。”又在《唐盐宗神祠记》的“跋尾”中说：“余家集古录文不独为传记正讹谬亦可为朝廷决疑议也。”就是说既可以之正史又可用以决疑。于史有补于时有益。这是欧阳修自己明言的目的。但《集古录跋尾》之作还有一个没有明言的目的是排斥佛老。证据是很多的。例如《华阳颂》是涉及唐玄宗的迷信事迹的。欧阳修借此对佛老二氏进行了强烈的攻击。他说：玄宗尊号曰圣文神武皇帝可谓盛矣。而其自称曰上清弟子者何其陋哉！方其肆情奢淫以极富贵之乐盖穷天下之力不足以赡其欲。使神仙道家之事为不无亦非其所可冀；矧其实无可得哉！ 唐玄宗是个奢淫的帝王却妄称上清弟子。欧阳修认为即使世上真有神仙也不会收录玄宗这样的徒弟何况根本没有神仙！这里先对唐玄宗其人作了鄙夷的讽刺。然后又说：甚矣佛老之为祸也！佛之徒曰“无生”者是畏死之说也。老之徒曰“不死”者是贪生之说也。使其所以贪畏之意笃则弃万事绝人理而为之。然而终于无所得者何哉？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以苟免贪者不可以苟得也。 这几句话是唐宋两代排斥佛老的极其重要的理论这是欧阳修借跋《华阳颂》而挥的一篇精辟的见解。唐玄宗之所以自称上清弟子就是因为其人一生富贵已极于是便比常人更加贪生畏死希望长享人间富贵。而佛教讲“无生”道教讲“不死”正是迎合贪生畏死者的欲望的。从傅奕、韩愈等辟佛以来像欧阳修这样一针见血地揭破佛老二氏理论的一直还没有过。 第四节“余事作诗人” 《六一诗话》中有这样的话：“退之笔力无施不可而尝以诗为文章末事故其诗曰：‘多情怀酒伴余事作诗人’也。”欧阳修称韩愈的话也可用来论他自己。欧阳修于诗文词赋虽然都有成就但他平生最下功夫的是在文章而不在诗词。当然以诗而论亦有新的特点。 欧阳修的诗先是继承韩愈有“以文为诗”的特点。所谓“以文为诗”主要是以议论入诗。以议论入诗《诗三百篇》中早已有之。真正形成特点是从韩愈开始。欧阳修就是代表这种特点的较早的宋诗作者之一。欧阳修“以文为诗”不仅表现在以个别文句入诗如《酬诗僧惟晤》：“诗三百五篇作者非一人”；《食糟民》：“上不能宽国之利下不能饱尔之饥”；《明妃曲和王介甫》说：“胡人以鞍马为家”；《鬼车》：“嘉祐六年秋九月二十有八日”等等而且表现为几乎全篇的散文化。如《赠李士宁》：“吾闻有道之士游心太虚逍遥出入常与道俱。故能入火不热3《欧阳文忠公集·集古录跋尾·后汉樊常侍碑》。 入水不濡尝闻其语而未见其人也岂斯人之徒欤？不然言不纯师行不纯德而滑稽玩世其东方朔之流乎？”这几句话说是诗固可；说是文也未尝不可。 欧阳修“以文为诗”还不仅表现为杂以文句而更表现为用诗来议论时事用诗来写政论。例如《奉答子华学士安抚江南见寄之作》有云：百姓病已久一言难遽陈。良医将治之必究病所因。天下久无事人情贵因循。优游以为高宽纵以为仁。今日废其小皆谓不足论明日坏其大又云力难振。旁窥各阴拱当职自逡巡。岁月浸隳颓纪纲遂纷纭像这样的诗意在他的一些政论文章里都可看到。例如：《本论上》云：夫医者之于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来而治其受病之处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来而治其受患之处。 又如《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国家自数十年来士君子共以恭谨敬慎为贤。及其弊也循默苟且颓惰宽弛习成风俗不以为非。至百职不修纪纲废坏两相比较不过一为散文一为韵语表达的方式不同其实都是政论。用诗来议论还不是诗的功能至少不是诗的主要功能。诗应该主要用于抒情而不是用于议论。即使是议论也应该是为了抒情的议论而不是旨在说理的议论。 欧阳修写诗之所以出现这种倾向也许不是像韩愈那样“以诗为文章末事”因为他对诗歌还是相当重视的。但是他的主要精力却是用于文章尤其是用于议论文章。写诗好议论恐怕也是受了文章的影响。欧阳修的这一类诗一般说来写得都不很好。 欧阳修的诗的特点于“以文为诗”之外还有形式自由的一面。苏轼说他“诗赋似李白”。他的很多诗篇写得自由奔放很有李白的气魄。例如《太白戏圣俞》：开元无事二十年五兵不用太白闲李白高歌行路难。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太白落笔生云烟。千奇万险不可攀却视蜀道犹平川。宫娃扶来白已醉醉里诗成醒不记。忽然乘兴登名山龙咆虎啸松风寒。山头婆娑弄明月九域尘土悲人寰。吹笙饮酒紫阳家紫阳真人驾云车空山流水空流&1t;//pgn>花飘然己去凌青霞。下看区区郊与岛萤飞露湿吟秋草。这诗的题目一作“读李白集效其体”。从这诗的形式看学习李白的痕迹比较明显。此外欧阳修还有一《庐山高赠同年刘中允归南康》。传说他自己对这诗相当自负梅尧臣对这诗也特别欣赏。这只是一骚体的作品命意遣词都像李白但不如《李白戏圣俞》那一的自然奔放。欧阳修诗的佳作还不在于这些学韩愈、学李白的篇什而是他的另外两类作品。一类是像《班班林间鸠寄内》和《重读徂徕集》等写得沉郁顿挫笔墨淋漓感情充沛出于自然。如《重读徂徕集》：我欲哭石子夜开徂徕编开编未及读涕泗已涟涟孔孟困一生毁逐遭百端后世苟不公至今无圣贤。所以忠义士恃此死不难。 这一类诗也是写得自由流畅的。叙事、议论、抒情结为一体和那专议论者不同议论之中倾泻着情感。这类作品在风格上是和杜甫接近的。赵翼《瓯北诗话》曾举欧阳修的《崇徽公主和蕃诗》中“玉颜自昔为身累肉食何人与国谋”说是“英光四射”；又举他的《送杜岐公致仕》中“貌先年老缘忧国事与心违始乞身”说是“沉郁深挚即少陵集中亦无可比拟。”赵翼的这些评语指出了欧诗的精粹所在。 另一类是《田家》、《别滁》等小诗写得平淡清新真切有味。如《田家》：绿桑高下映平川赛罢田神笑语喧。林外鸣鸠春雨歇屋头初日杏花繁。又如《别滁》：花光浓烂柳轻明酌酒花前送我行。我亦且如常日醉莫教弦管作离声。这样的诗是同北宋初年“西昆体”相对立的新风格。当时同“西昆体”对立的还有梅尧臣、苏舜钦的作品欧阳修对梅苏二人是很推许的但欧诗的成就实在梅苏之上。在所谓“梅欧体”中欧诗有梅诗的“清切”却没有梅诗的“古硬”。自然流畅是欧诗的主要特征。 欧阳修诗的风格对于他的词风也是有影响的。一般说来欧词尚有前代词人的余习他在同代的词人当中似与晏殊有些同调。欧阳修平日对晏殊的为人也是称赞的不过二人的作风实有不同词风也并不相同。晏词风流蕴藉而欧词则一如其诗也有平淡和沉郁两方面的特征。如《采桑子》：轻舟短棹西湖好绿水逶迤芳草长堤隐隐笙歌处处随。无风水面琉璃滑不见船移微动涟漪惊起沙禽掠岸飞。 这一不是欧词中最好的作品但代表着平淡的特点。其他如“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蝶恋花》）“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蝶恋花》）等等则于平淡之中饱含着深情是比较出色的作品。 欧词另有些作品是近于沉郁的。如另一《采桑子》：画楼钟动君休唱往事无踪聚散匆匆今日欢娱几客同！去年绿鬓今年白不觉衰容明月清风把酒何人忆谢公。 又如《朝中措》：平山栏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1t;//pgn>度春风。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行乐直须年少樽前看取衰翁。 像这样的词在北宋时期算是写得相当沉郁的。当然也有些颓放。不过这颓放也自有苦衷“一饮千钟”不是故作豪语。王国维《人间词话》曾举他的《玉楼春》中“人间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直须看尽洛城花始与东风容易别”等句说是“于豪放之中有沉著之致所以尤高。”所谓“沉著”也即是沉郁。欧阳修表面放达其实感情执著得很。这在他的诗里词里都是有所流露的。 还有欧阳修写诗常常表议论而写词却只是言情。宋代一些作家既然“以文为诗”于是便将诗的抒情功能一寄于词。欧阳修也正如此。他作诗不免“载道”而写词则只是“言志”了。如《生查子》就是一篇有名的言情之作：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到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满春衫袖。 欧阳修的这类作品反映了生活的另一侧面。感情深挚也比较健康。 他当然还有“玉如肌柳如眉”一类的句子对于这些也不必视为“艳语”而为之辩解；更不必谬称“诗人气质”而证以“风流韵事”1。其实欧阳修的一生比较能自检束他的为人出处是和某些才子文人有些不同的。 诗词之外欧阳修还写过一些短赋。其中一篇《秋声赋》已经成为历1见刘大杰：《中国文学展史》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版第598页。代传诵的名篇。抒情状物极有特色。是一篇赋体的散文也是散体的诗歌。这种体制前所未有。其艺术成就在宋代除了苏轼的《赤壁赋》是无与伦比的。当然像这样的作品在欧阳修的全部著作中仍属“余事”。欧阳修的成就是不是就止于这些呢？此公早衰多病四十之年“苍颜白”并非虚语。他晚年写给王安石的信里曾说：“大惧难久于笔砚平生所怀有所未尽。”果然致仕一年就逝世了。他平生所要完成的事业恐是有所未尽的。这当然是可惜的事。但尽管如此他的成就还是巨大的。作为精神遗产留给后代的除了上述几个方面之外我以为还有一点是更为可贵的即：作为一个正直的文人学者他还留下了正派的作风、朴实的学风和平易的文风。 欧阳修的作风是正派的。为人处世刚正不阿。为了国计民生敢于直言极谏不怕贬官不避刑戮。骂高若讷驳吕夷简其意气之盛至今令人神往。及遭陷害力请辩诬襟怀坦然难进易退。正如韩琦所称赞的那样：“公之进退远迈前贤。合既不苟高惟戒颠。”1也正是由于具有这样正派的作风才具有朴实的学风。他作学问力求真实不立异论。为学如此为文也是这样。他主张文章要“中于时病而不为空言”2反对“好为新奇以自异。”3他既不赞成唐代元结和樊宗师的“以怪而取名”也曾力矫当时“以诡异相高”的所谓“太学体”4。欧阳修自己的文章写得平易自然影响了宋朝一代的文风。古人所谓“其身正下令而行”欧阳修自己的文风正是起了这样的作用。 1《王文公集·祭欧阳文忠公文》。 2《欧阳文忠公集·与黄校书论文章书》。 3《欧阳文忠公集·集古录跋尾·唐韦维善政论》。 4《栾城后集·欧阳文忠公神道碑》。 第三十五章曾巩第一节生平政事曾巩（1o19—1o83）字子固建昌军南丰（今属江西）人。后居临川（今江西抚州西）。自称“家世为儒”1曾祖历官水部员外郎祖父为尚书户部郎中父为太常博士。《宋史》称曾巩年幼“警敏”“读书数百言脱口成诵”2。“十二岁能文语已惊人”3。但据他自称幼时从先生受书“方乐与家人童子嬉戏”到十六七岁时“窥六经之言与古今文章有过人者”始知爱好并努力学习4。到二十岁后“欧阳修见其文奇之”5大约就在这时他曾给欧阳修写信并“献杂文时务策两编”。信里他一面称赞欧阳修的道德文章一面表白自己的为人志节：“巩自成童闻执事之名及长得执事之文章口诵而心记之观其根极理要拨正邪僻掎挈当世张皇大中其深淳温厚与孟子韩吏部之书为相唱和无半言片词舛驳于其间真六经之羽翼道义之师祖也又闻执事之行事不顾流俗之态卓然以体道扶教为己务信所谓能言之能行之既有德而且有言也。韩退之没观圣人之道者固在执事之门矣。”曾巩当时少不更事而能有这样的看法很不简单所言者虽有所未尽但大体符合实际。又说：“巩性朴陋无所能似家世为儒故不业他。自幼迨长努力文字间其心之所得庶不凡近唯其寡与俗人合也于公卿之门未尝有姓名亦无达者之车回顾其疏贱。抱道而无所与论心常愤愤悱悱恨不得也。今者乃敢因简墨布腹心于执事苟得望执事之门而入则圣人之堂奥室家巩自知亦可以少分万一于其间也。”这段话是表述自己的为人的。与俗不合抱道自守心志如此确不凡近。欧阳修对于这样的人物自是重视的。因此曾巩上书之后曾经得到欧阳修接见。据曾巩《上欧阳学士第二书》讲欧阳修见到他之后曾对他说：“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而且当曾巩向欧阳修告别之时欧阳修还写了《送曾巩秀才序》其文云：“广文曾生来自南丰入太学与其诸生群进于有司有司敛群才、操尺度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弃之然曾生不非同进不罪有司告予以归思广其学而坚其守予初骇其文又壮其志曾生橐其文数十万言来京师京师之人无求曾生者然曾生亦不以干也。予岂敢求生而生辱以顾予是京师之人既不求之而有司又失之而独余得也。于其行也遂见于文使知生者可以吊有司而贺余之独得也。”此序作于庆历二年（1o42）这时曾巩虽见弃于有司却得到了欧阳修的赏识。 在这期间曾巩也结识了王安石还曾向欧阳修推荐。他在《再与欧阳舍人书》中说：“巩顷尝以王安石之文进左右而以书论之其略曰：巩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称其文。虽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诚自重不愿知于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时所急虽无常人千万1曾巩：《元丰类稿》卷15《上欧阳学士第一书》。 2《宋史》卷319《曾巩传》。 3《元丰类稿》卷51《墓志》。 4《元丰类稿》卷17《学舍记》。 5《宋史》卷319《曾巩传》。 不害也。顾如安石此不可失也。”这是追述前此一封信中的话可见曾巩对王安石曾经非常器重。在这封信里他不仅推荐王安石还曾提到王回、王向一并向欧阳修推荐。 后来在《与王介甫第一书》里曾巩又说：“巩至金陵自宣化渡江来滁上见欧阳先生住且二十日欧公悉见足下之文爱叹诵写不胜其勤。间以王回、王向文示之亦以书来言：此人文字可惊世所无有欧公甚欲一见足下。能作一来计否？”由此看来在这期间曾巩同欧阳修已有相当亲密的交往。 曾巩是在嘉祐二年（1o57）欧阳修知贡举时考中进士的。在这之前他不但认识了欧阳修这样的前辈结交了王安石这样的朋友而且已经同当代其他几个重要人物如杜衍、范仲淹等都有书信来往投献文章议论时政陈述自己为人处世的态度。不过曾巩所写的这些书信不同于寻常的“干谒”不是请求荐引。例如他在《上杜相公书》中说：“今也过阁下之门又当阁下释衮冕而归非干名蹈利者所趋走之日故敢道其所以然而并书杂文一编以为进拜之资。蒙赐之一览焉则其愿得矣。”这封信大概就写于庆历五年（1o45）杜衍、范仲淹等被黜离职之后。曾巩于此时写信并投献文章正好说明他的为人和政治态度政治上同杜衍、范仲淹一致绝不趋炎附势。 曾巩既中进士便被调任为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司法参军又召编校史馆书籍迁馆阁校勘集贤校理为实录检讨官。 在这期间曾巩对于历代图书作了很多整理工作。对于历代图书聚散以及学术源流多所论述写过一些叙录如《新序目录序》、《列女传目录序》、《战国策目录序》等还有《梁书》、《陈书》、《南齐书》等也都写有“叙录”。 曾巩虽推崇欧阳修但他的学术观点和欧阳修亦有所不同。例如他在《筠州学记》中说：“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汉六艺出于秦火之余士学于百家之后言道德者矜高远而遗世用语政理者务卑近而非师古。刑名兵家之术则狃于暴诈惟知经者为善矣又争为章句训诂之学以其私见妄（一本下有“臆”字）穿凿为说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学者靡然溺于所习。当是时能明先王之道者扬雄氏而已。”他对扬雄如此称赞这看法与韩愈比较相近与欧阳修则颇相反。 此外曾巩还有《答王深甫论扬雄书》对于扬雄屈事王莽以及作《剧秦美新》都有所辩解并引王安石的看法以为“雄之仕合于孔子无不可之义”而且认为“世传其投阁者妄”云云。曾巩对扬雄的看法涉及政治和学术两个方面。扬雄的政治态度和学术成就对曾巩都有影响。 曾巩离开馆阁又作了十几年的地方官吏。最初是通判越州（今浙江绍兴一带）其后又知齐州（今山东济南一带）徙襄州、洪州知福州。史称曾巩在这几州都有政绩主要在“荒政”和“平盗”两个方面而后者并非真是政绩。 曾巩移徙洪州时曾有《移守江西先寄潘延之节推》诗诗云：“忆昔江西别子时我初折腰五斗粟。南北相望十八年俯仰飞光如转烛。”他这时似乎已有倦于转徙的感叹。此后便多次表示为了养亲而不愿远仕。 在赴福州之前曾巩有《辞直龙图阁知福州状》。到福州后又有《福州上执政书》书中说：“转走五郡盖十年矣未尝敢有半言片辞求去邦域之任而冀背朝廷之义。此巩之所以自处窃计已在听察之日久矣。今辄以其区区之腹心敢布于下执事者诚以巩年六十母年八十有八老母寓食京师而巩守闽越仲弟守南越二越者天下之远处也于著令：有一人仕于此二郡者同居之亲当远仕者皆得不行”据此他请求“或暂还之阙下或处以闲曹或引之近畿属以一郡使得谐其就养之心慰其高年之母。” 此书之外曾巩还有《福州奏乞在京主判闲慢曹局或近京一便郡状》也是请求朝廷照顾养亲的。大概正是因为他一再申请朝廷曾一度下令“召判太常寺”；可是当他离职上路以后又有诏改知明州。为此曾巩又有《移明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状》希望朝廷允许他“暂至京师迎侍母赴任”。但未能如愿所以后来移知亳州又继续申请。他在《移知亳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状》中说：“臣昨任福州已系远地迎侍不得即今老母多病见在京师人子之谊晨昏之恋固难苟止。二者于臣之分实为迫切只乞对移陈蔡一郡许臣暂至京师迎侍老母赴任今臣幸蒙恩诏移守亳州如臣所请。况亳州去京不远欲乞许臣暂至京师迎侍老母赴任。” 元丰三年（1o8o）曾巩又徙知沧州有《沧州乞朝见状》说：“窃念臣远离班列十有二年伏遇陛下神圣文武当天受命而臣曾未得须臾之间进望清光窃不自揆愿奉德音犬马之情固非一日之积。今将至京师他望圣慈许臣朝见。”于是神宗召见了曾巩。召见之后他曾请求登对有《乞登对状》说自己被召见时“不敢率然以对”可是“退而伏念”还是希望“上殿敷奏”以便“披腹心”“当天心”。此后曾巩便被留在京师“勾当三班院”。 元丰四年（1o81）有诏书说：“曾巩史学见称士类宜典五朝史事。”于是便“以为史馆修撰管勾编修院判太常寺兼礼仪事”。史称“近世修国史必众选文学之士以大臣监总未有以五朝大典独付一人者”于是曾巩入朝辞谢说：“此大事非臣所敢当。”并有《申中书乞不看详会要状》表示谦让。 元丰五年（1o82）四月擢拜中书舍人。这时曾巩又有《辞中书舍人状》述说自己“齿已衰心志昏塞”希望另选贤能。还有《授中书舍人举刘攽自代状》表示谦退。但这年九月曾巩即遭母丧因而罢职。 元丰六年（1o83）四月曾巩卒于江宁府（今江苏南京一带）终年65岁。著作有《元丰类稿》等。 综观曾巩一生历任州郡官吏十几年在京师作官的时间不多。从他的一些政论文章看如《唐论》、《书魏郑公传后》、《熙宁转对疏》、《自福州召判太常寺上殿札子》、《移沧州过阙上殿札子》等并没有突出的政治见解。其主要观点是泛称三代之制称赞后周和唐初的贞观之治而对于宋代的政治却没有多少条陈和建议与范、欧诸公不同。他在《移沧州过阙上殿札子》中对于宋朝的现状还是相当称赞的。他说：盖远莫懿于三代近莫盛于汉唐然或四三年或一二世而天下之变不可胜道也。岂有若今五世六圣、百有二十余年自通邑大都至于荒陬海聚无变容动色之虑萌于其心无援桴击柝之戒接于耳目。臣故曰：生民以来未有如大宋之隆也。 又说：今陛下履祖宗之基广太平之祚而世世治安三代所不及则宋兴以来全盛之时实在今日。 由此可见曾巩对于当时的政治不仅没有任何不满而且推崇备至当然也就不曾提出改革的意见。 在这以前熙宁二年（1o69）王安石参知政事推行新法当时曾巩出守越州其后转徙六郡在外十二年。对于熙宁新法也没有表过具体意见。只是在《过介甫归偶成》诗中说过：“心交谓无嫌忠告期有补直道讵非难尽言竟多迕。知者尚复然悠悠谁可语。”观此则两人过去言谈之间可能有过意见分歧。还有其《与介甫第二书》也说：“比辱书以谓时时小有案举而谤议已纷然矣。足下无怪其如此也。”又说：“谤怒之来诚有以召之故曰：足下无怪其如此也。虽然致此者岂有他哉？思之不审而已矣。”由此看来在政治上二人是有分歧的。 总的看来曾巩一生政治表现不甚突出。《宋史》本传说“吕公著尝告神宗以巩为人行义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这话可能有些根据。 第二节文学成就曾巩是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他在当代和后代古文家的心目中地位是不低的。他的成就虽然不及韩、柳、欧、苏但有相当的影响。 曾巩为文主张是接近欧阳修的。先道而后文但比欧阳修更侧重于道。 在《答李沿书》里他说：辱示书及所为文足下自称有悯时病俗之心信如&1t;//pgn>是是足下之有志乎道而予之所爱且畏者也。末曰其愤而为词章则自谓浅俗而不明不若其始思之锐也。乃欲以是质乎予。夫足下之书始所云者欲至乎道也；而所质者则辞也。无乃务其浅、忘其深当急者反徐之欤？夫道之大归非他欲其得诸心充诸身扩而被之天下国家而已非汲汲乎辞也。其所以不已乎辞者非得已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此其所以为孟子也。 此外在《与王向书》、《回傅权书》中也有类似的见解。先道德而后辞章这是曾巩的一贯主张。也许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曾巩的文章同韩、柳、欧、苏各家相比便显得质朴少文。韩、欧诸公虽也说过先道后文一类的话但他们毕竟还是重视文采曾巩则不很讲求文采。 当然曾巩虽然不讲文采而文章却写得自然淳朴自成一家。这是曾巩文章的特色。这特色体现在几个不同的方面。 先是论事之文写得纡余委备委婉曲折与欧阳修近似。 其次曾巩文章虽质朴少文然亦时有摇曳之姿纵横开合有如韩愈。赠序之文尤有特点。例如《赠黎安二生序》一开始说：苏轼“自蜀以书至京师遗予称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既而黎生携其文数十万言安生携其文亦数千言辱以顾予”。然后说读了他们的文章认为：“二生固可谓魁奇特起之士而苏君固可谓善知人者也。”再说下去便说到黎生将行求曾巩赠言以“解惑于里人”。于是曾巩乃大议论如下：予闻之自顾而笑。夫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余之所以困于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今生之迂特以文&1t;//pgn>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为笑于里之人；若予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归］且重得罪庸讵止于笑乎？然则若予之于生将何言哉？谓予之迂为善则其患若此；谓为不善则有以合乎世必违乎古有以同乎俗必离乎道矣。生其无急于解里人之惑则于是焉必能择而取之。遂书以赠二生并示苏君以为何如也。 像这样的笔墨虽然不及韩愈的赠序那样纵横变化故作姿态；却也写得曲折尽意很有波澜。而且语出自然无造作之迹这一点又近似欧阳修。 再有曾巩的文章又是善于记叙的其特点是条理分明无不达之意。 例如《越州赵公救灾记》写知越州的赵公“前民之未饥为书问属县”云：灾所被者几乡？民能自食者有几？当廪于官者几人？沟防构筑可僦民使治之者几所？库钱仓粟可者几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几家？僧道士食之羡粟书于籍者其几具存？使各书以对而谨其备。 这段文章叙赵公救灾的考虑真可谓有条不紊。再往下写也是条分缕析头绪分明。备灾救灾之事本是纷繁杂乱头绪众多的但曾巩信笔写来却简洁如此！ 还有曾巩为文一般说来是长于记叙、不多写景的例如《醒心亭记》、《游山记》等几乎不写景物。但有的文章也极刻画之工如《道山亭记》即是一例：其路在闽者6出则厄于两山之间山相属无间断累数驿乃一得平地。小为县大为州然其四顾亦山也。其途或逆坂如缘絙或垂崖如一或侧径钩出于不测之溪。土&1t;//pgn>皆石芒峭择然后可投步。负戴者虽其土人犹侧足然后能进非其土人罕不踬也。其溪行则水皆自高泻下石错出其间如林立如士骑满野千里上下不见尾。水行其隙间或衡缩蟉糅或逆走旁射其状若蚓结若虫镂其旋若轮其激若矢。舟溯沿者投便利失豪分辄破漏。虽其土长川居之人非生而习水势者不敢以舟楫自任也。其水6之险如此。 这段文字是写道山亭所在之地的山川之险的形容刻画可谓精工。同柳宗元山水诸记相比自有特色。 由此看来曾巩为文虽少景物描写却并非不能而是不为。偶一为之也能臻于极妙之境。 此外曾巩还有一些论及学术、艺术的文章例如《战国策目录序》、《宜黄县学记》、《墨池记》等纵论古今更多学者气息。 《宋史》本传论及曾巩的文章：“曾巩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谓难矣。”这一评语比较切合曾巩文章的实际。“纡徐简奥”概括了主要特点。 曾巩生前与身后都不曾以诗见称。但他一生作诗也并不少。而且有些诗中还抒了不见于文的思想和情感。在文章里曾巩不像欧阳修那样指陈时弊而在诗中却有所涉及。例如《胡使》诗云：南粟鳞鳞多送北北兵林林长备胡。胡使一来大梁下塞头弯弓士如无。折冲素恃将与相大策合副艰难须。还来里闾索穷骨斗食尺衣皆北输。中原相观双失色胡骑日肥妖气粗。九州四海尽帝有何不用胡藩北隅？ 这样的言语在曾巩的论政之文中不曾有过。“斗食尺衣皆北输”“胡骑日肥妖气粗”这是对北宋朝廷刮民髓赍盗粮的苟安政策的生动概括。剥夺百姓的衣食养肥入侵的军马。这是十分令人痛心的事曾巩循循儒者于此也不能不慨乎言之。 曾巩还有《追租》一诗其中有句云：“赤日万里灼”“禾黍死硗确”。“饥羸乞分寸斯须死笞缚”。“公卿饱天禄”“每肆诛求虐”。这是说天旱民饥而官方不恤。曾巩在这里颇有为民请命之意。最后说：“试起望遗村霾风振墟落”面对民间疾苦曾巩是无能为力的。 曾巩一生历任地方官职鞠躬尽瘁似乎没有什么抱怨。几次上书皆以侍亲为言。但在诗中有时也微露不满。例如《东轩小饮呈坐中》云：二年委质系官次一日偷眼看青山。念随薄禄闲垂似见故人羞满颜。及门幸得二三友把酒能共顷刻间。海鱼腥咸聊复进野果酸涩谁能删。谈剧清风生尘柄气酣落日解带镮。瑰材壮志皆可喜自笑我拙何由攀。高情坐使鄙吝去病体顿觉神明还。简书皇皇奔走地管库碌碌尘埃间。功名难合若捕影日月遽易如循环。不如饮酒不知厌欲罢更起相牵扳。又如《人情》诗云：人情当面蔽山丘谁可论心向白头！天禄阁非真学士玉麟符是假诸侯。诗书落落成孤论耕钓依依忆旧游。早晚抽簪江海去笑将风月上扁舟。 在这样一些诗里曾巩流露了更真切的情感。曾巩不是诗人但在诗里却更体现了他的“全人”。 第三十六章宋神宗宋神宗（1o48—1o85）名赵顼原名仲鍼英宗赵曙长子。嘉祐八年（1o63）受封光国公；后又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受封淮阳郡王；治平元年（1o64）进封颍王。治平三年立为皇太子次年即帝位是为宋神宗时年2o岁。 第一节起用新人推行新政据《宋史》记载赵顼自幼“好学请问至日晏忘食”。当太子时就喜读《韩非子》对法家“富国强兵”之术颇感兴趣；还读过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对王安石的理财治国思想非常赞赏。神宗即位时北宋的统治面临一系列危机军费开支庞大官僚机构臃肿而政费繁多加上每年赠送辽和西夏的大量岁币使北宋财政年年亏空据《宋史·食货志》记载至治平二年（1o65）亏空已达157o多万。广大农民由于豪强兼并高利贷盘剥和赋税徭役的加重屡屡暴动反抗。值此内外忧患财政困乏之际神宗没有气馁力图“思除历世之弊务振非常之功”表现出“励精图治将大有为”“奋然将雪数世之耻”的政治气概。1赵顼在即位之前已闻知王安石的政治抱负和才能并“由是想见其人”1因此即位不数月就让王安石出任江宁知府。几个月后又召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兼侍讲寄以治国安邦的厚望。神宗对王安石的器重引起了在朝老臣的不满。宰相韩琦执政三朝本该辅佐新帝有所作为然而见神宗提拔新人却坚辞相位出判相州。神宗问：“卿去谁可属国者？王安石何如？”韩琦说：“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2表明了他反对王安石执政的态度。元老重臣富弼在罢相位时也不同意任用王安石而推荐了文彦博3。对此神宗或以不答相对或以默然置之坚持了自己的想法。除老臣外当朝大臣如参知政事吴奎、御史中丞吕诲、参知政事唐介、侍读孙固等也都以王安石“护前自用”、“论议迂阔”、“狷狭少容”等为理由极力反对王安石为相。面对种种阻挠神宗不以为然力排众议于熙宁二年（1o69）二月果断地拜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委以重任从而揭开了变法图治、富国强兵的序幕。 为了及时有效地制定和推行新法神宗还特命设置了“制置三司条例司”即制定户部、度支、盐铁三司条例的专门机构由王安石和知枢密院事陈升之主持。在这个机构中神宗听从王安石的推荐进一步起用了吕惠卿、章惇、蔡确、曾布、吕嘉问、沈括、薛向等一批新人这些人都有一定的实际才干对于协助王安石拟定和贯彻新法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变法的过程中神宗以君权的力量保证了一系列新法的推行。熙宁二年新法逐渐出台、实施但是马上遭到朝内外一批守旧势力的攻击。他们不仅从新法的内容和效益上提出非难而且在思想、道德上指责王安石“变祖宗法度”“以富国强兵之术启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旧学”“尚1《宋史》卷327《王安石传》。 2《宋史》卷312《韩琦传》。 3《宋史》卷313《富弼传》。 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鄙老成为因循弃公论为流俗”1。在朝议纷纷面前神宗虽曾一度犹豫但终不为所动。至于学术、道德上的争论神宗则认为“人臣但能言道德而不以功名之实亦无补于事”2。他讲求道德与功名并重对守旧势力反对变法空言道德在政治上无所作为甚为反感。在王安石的解释下他能理解王安石“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主张并继续支持新政3。在王安石与守旧势力的斗争中神宗支持王安石先后罢退一批反对变法的官员。如御史中丞吕公著“以请罢新法出颍州”；“御史刘述、刘琦、钱镠、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戬、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挚谏官范纯仁、李常、孙觉、杨宗愈皆不得言相继去”；“翰林学士范镇三疏言青苗夺职致仕”；欧阳修乞致仕“乃听之”；“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文彦博言市易与下争利“出彦博守魏”4。相反熙宁三年（1o7o）神宗进一步提升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安石居相位有了更大的权力于是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等新法先后颁行天下变法进入了高潮。 神宗在即位之初耳闻目睹积贫积弱的困境望治心切他对王安石富国强兵的变法主张极为欣赏并在变法的前一阶段即熙宁七年（1o74）以前对新法的推行给予大力支持。如果没有神宗的支持与配合王安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变法是不可能的。宋神宗的政治抱负和锐意改革的正确决策保证了变法的成功这对于改善当时的社会生产条件增强国力具有积极的意义。 第二节新政维艰元丰改制变法虽然在前一阶段取得胜利但守旧势力的攻击并没有停止特别是随着变法的逐步深入触及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越严重守旧势力的进攻就越猛烈。于是神宗开始左右摇摆他希望在平衡各派势力的情况下勉力维持新政。 熙宁七年（1o74）春天大旱久不雨朝内外守旧势力以“天变”为借口又一次掀起对变法的围攻。这一次围攻得到了仁宗曹后、英宗高后和神宗向后的支持。以太皇太后曹后为的外戚参与反对变法不能不对神宗产生巨大影响这是因为英宗、神宗一系实非仁宗嫡嗣只是由于仁宗无子才把英宗选为皇储最后继承皇位所以仁宗的曹后和神宗之母高后对神宗有较大的威慑力量。神宗由是开始动摇。当王安石对所谓的“天变”据理反驳时神宗不再听从王安石“天变不足惧”的解释了相反他认为“天变”不是小事是因人事不修所致“今取免行钱太重人情咨怨至出不逊语。自近臣以至后族无不言其害。两宫泣下忧京师乱起以为天旱更失人心”1。四月神宗终于在曹后、高后再次流涕向神宗哭诉“安石乱天下”的情况下罢王安石相改知江宁府使变法遭受挫折。虽然熙宁八年（1o75）二1《宋史》卷314《范纯仁传》。 2《宋朝事实类苑》卷5《神宗圣训》。 3《续资治通鉴》卷67神宗熙宁三年。 4《宋史》卷327《王安石传》。 1《宋史》卷327《王安石传》。 月神宗重新起用王安石但随着守旧派势力的增强变法派内部意见的分歧神宗对王安石专用信任的程度大大降低“王安石再相上意颇厌之事多不从”1变法不能推进。熙宁九年（1o76）天上出现彗星守旧派又以“天变”对变法提出非议神宗更加动摇。他对王安石说：“闻民间殊苦新法”。十月王安石不得不复求罢相出判江宁府。 王安石两次罢相都是神宗向守旧势力妥协的结果。神宗的政治目标是希望通过变法富国强兵的但他一怕得罪两宫太后二怕出乱子。当“人情咨怨”、朝议汹汹变法碰到较大阻力时他就退却了。他要调整政策相对平衡地对待要求变法的新党和主张守旧的旧党两股势力。这样做一方面可以给自己留有余地；一方面则仍然体现了自宋太祖起就有的“异论相搅”的传统家法。其实在神宗全力支持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就注意抚慰旧党中罢退的元老重臣以示恩眷。韩琦罢退河北上疏反对青苗法神宗虽然最终没有接受但一开始仍夸奖曰：“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2熙宁七年八月则特遣宦官李宪往相州赐韩琦诏书和汤药3。熙宁六年（1o73）文彦博罢枢密使便诏与其子孙推恩特表恩宠4。元丰三年（1o8o）文彦博朝觐神宗“赐宴琼林苑两遣中谒者遗诗祖道当世荣之”1。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神宗任用貌似“中立无与”实际上则为守旧势力的吴充为相。又先后重新起用曾被罢退降职的旧派人物吕公著、冯京、孙固等以平衡新派、旧派的力量。 在政治上神宗还是勉力维持新政局面的。在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后守旧势力以为时事将有大变。神宗却明确下诏说明新法“间有未安考察修完期底至当。士大夫其务奉承之以称朕意。无或狃于故常以戾吾法。敢有弗率必罚而不赦”2。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终神宗朝除方田法罢废及部分新法条文被稍作调整外新法基本上得以贯彻执行。神宗对在外地任职的王安石也多有关照如熙宁十年（1o77）以王安石为集禧观使；元丰元年（1o78）以王安石为尚书左仆射、舒国公、集禧观使；元丰三年改制则以王安石为特进改封荆国公。 元丰年间神宗亲自主持改制希望在保持新法既得成果的基础上在某些方面使改革有所推进。他绕开容易引起争论的理财问题而把注意力放在整顿冗官和强化军兵保甲问题上。冗官冗费是宋朝官僚政治的毒瘤宋初太祖、太宗二朝为了加强皇权广授官职以分宰相和省、部、寺、监之权授官制度复杂有官、职、差遣之分造成机构重叠闲官冗费等弊端。元丰三年八月神宗正式启动官制改革他先从积弊最深的差遣制度入手诏令撤销只领空名的官职原作为虚职的省、部、寺、监各官皆实际任事。并采用旧文散官的名称编成官阶作为官员俸禄及升降的品阶标准。元丰五年（1o82）以《唐六典》为蓝本颁行三省、枢密、六部新官制。元丰年间中央官制的改革虽然局限性很大但表现了神宗维持新政继续改革的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8熙宁九年。 2《宋史》卷312《韩琦传》。 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5熙宁七年。 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5熙宁六年。 1《宋史》卷313《文彦博传》。 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53熙宁七年。 心愿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宋初以来混乱的官僚体制奠定了北宋后期和南宋中央官制的基本构架。 神宗在元丰年间强化军兵保甲的措施目的在于对外增强对辽、西夏的战斗力并镇压各地的武装反抗巩固统治。但是这些措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没有任何实际效果。在熙宁变法期间王安石任用王韶为秦凤路沿边安抚使出兵抗御西夏拓地五州形成对西夏的包围史称“熙河之役”。元丰四年（1o81）西夏皇室内乱神宗以为有机可乘遂出兵五路进攻西夏围灵州城（今宁夏青铜峡东）十八日不能下深入夏地各军因粮草不济冻馁死伤先后溃退无功而返。元丰五年（1o82）神宗又听给事中徐禧之计筑永乐城谋攻占西夏横山地区进逼西夏都城兴庆府（今宁夏银川）西夏3o万大军围攻永乐城城陷徐禧等战死。宋军两次战败损失军兵、民夫及助战的羌兵数十万人。神宗闻永乐城陷“早朝对辅臣恸哭”1。至此神宗希望攻夏雪耻节省“岁赐”白银7万两、绢15万匹的计划彻底破产。 元丰八年（1o85）三月神宗病逝。死后葬永裕陵。子赵煦嗣是为宋哲宗。神宗在位十七年“不治宫室不事游幸”2致力于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他支持王安石变法抑制了豪强兼并和高利贷者的活动使自耕农的生产条件得到保证中央和地方财政大大改善。在守旧势力的反对下神宗虽然摇摆于新旧两党之间但他维持新政、坚持变革的决心不变确是宋朝有抱负、有作为的皇帝。 1《续资治通鉴》卷77神宗元丰五年。 2《宋史》卷16《神宗纪》三。 第三十七章王安石章惇第一节王安石（附吕惠卿） 王安石王安石（1o21—1o86）字介甫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父王益大中祥符八年（1o15）进士历任州、县官天禧五年（1o21）任临江军（今江西樟树西南）判官时王安石出生于官舍。王益于宝元二年（1o39）死于江宁府通判任上1故江宁为王安石第二故乡。 庆历二年（1o42）王安石进士及第任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其时文坛领袖欧阳修不仅积极创导古文（散文）还与范仲淹、胡瑗、孙复、石介等人对传统的儒学“汉学”进行革新是创导新儒学“宋学”的先行者“自欧阳子（修）出天下争自濯磨”2。王安石在扬州的此后数年中致力于学术研究蔡卞称：“自先王泽竭士习卑陋不知道德性命之理（王）安石奋乎百世之下”“著《（淮南）杂说》数万言其言与孟轲相上下”1开始了“宋学”三大学派中最早形成为学派的“新学”学派的创建活动。庆历七年（1o47）初王安石调任鄞县（今浙江宁波）知县当年即出巡视水利修建情况“凡东西十有四乡乡之民毕已受事而余遂归云”2。他在任时期“起堤堰决陂塘为水6之利”；又曾“贷谷与民以激奔竞之风俾新陈相易邑民便之”3。这些措施可说是为以后进行变法改革积累了实际经验也是新法中农田水利法与青苗法的先导。历舒州（今安徽潜山）通判嘉祐元年（1o56）归朝任群牧判官时声名已著。欧阳修早年创导古文后名家辈出王安石是早期追随者之一。翰林学士欧阳修于同年七、八月间向朝廷推荐人才时对王安石作了全面评价：“太常博士（寄禄官称）、群牧判官王安石学问文章知名当世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论议通明兼有时才之用所谓无施不可者”4。极其称许王安石的学问文章。次年欧阳修主持科举考试以古文录取进士“场屋之习从是遂变”5。其中苏轼、苏辙即是批以古文考取进士者之一。被后世称为“古文运动”的文学改革终于取得胜利。王安石也被后世列入以韩愈、欧阳修为核心的“唐宋八大家”之一。 嘉祐三年（1o58）十月王安石历任常州知州、江南东路提点刑狱之后归朝任财政机构三司中管理国家财政收支的主要属官度支判官使他得以进一步了解到当时国家财政的实际情况于是针对当时弊端向宋仁宗上了著名的万言《言事书》极陈当世之务。他全面阐述改革的思想要求及早进行改革。但是既没有被宋仁宗采纳也没有引起执政大臣的重视。 1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71《先大夫述》。 2欧阳修：《欧阳文忠公文集》卷苏轼：《居士集序》。 1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4下王介甫《临川集》。 2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35《鄞县经游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3《宋史》卷327《王安石传》。 4《欧阳文忠公文集》卷11o《再议水灾状》。 5《宋史》卷319《欧阳修传》。 嘉祐六年（1o61）王安石任知制诰（属舍人院）参与起草一般诏制（外制）。后又兼纠察在京刑狱纠察都开封府及三司、三衙（殿前、马军、步军司）等机构判处徒刑以上误判的案件并对死刑犯进行录问。嘉祐七年（1o62）生有人饲养的斗鹑（鹌鹑）其同伴想要在主人不给的情况下强行拿走主人追到时踢了一脚导致偷者死亡事件。开封府判鹑主人死刑王安石复审后认为：“按律：公取、窃取皆为盗此不与而乃强携以去乃盗也；此追而殴之乃捕盗也（盗）虽死当勿论。（开封）府司失入平人为死罪。”开封府不服后经审刑院、大理寺复议以开封府所判死刑为是。王安石即因复审失误而被认为有罪宋仁宗下诏“放罪”不予追究。按惯例王安石要到殿门谢恩王安石认为自己按律复审没有错不肯去谢恩“执政以其名重释不问”1。这是王安石次要求依法审案的事件虽然失败但王安石要求依法办事、依律审案的思想贯彻了他后来整个执政时期对推进与确立封建法治具有重大意义。十月王安石改兼同勾当三班院参与考核、除授低级武官。 嘉祐八年（1o63）三月宋仁宗去世英宗即位。同年八月王安石母亲去世归葬于江宁王安石辞官守丧一面进行学术研究同时聚徒讲学传播他的学术观点。治平元年（1o64）阐述了他学术观点：“先王之道德出于性命之理而性命之理出于人心”并且叹息道：“呜呼；道之不一久矣。”1期望他创导的道德性命之理有助于“道一”。 治平四年（1o67）正月宋英宗去世太子赵顼（宋神宗）即位。宋神宗在即位前为淮阳郡王、颍王时韩维任王府记室参军；立为皇太子后韩维又任太子庶子每逢赵顼称许他的说法时韩维说：“此非维之说维之友王安石之说也”2又推荐王安石代替他任太子庶子赵顼对王安石留下深刻的印象。即位后随即命王安石就近出任江宁知府。九月即被召赴京任翰林学士担负起草重大诏令（内制）。 熙宁二年（1o69）二月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副相）与知枢密事陈升之（旭）一起兼领新创设的制置三司条例司以之作为推行新法的指导机构进行以经济改革为重点的变法改革。陈升之于同年十月升任次相（集贤相）后枢密副使韩绛接替陈升之兼领制置三司条例司。七月颁行第一个新法“均输法”采取节省运输费用、降低购价、有计划地调运的原则既保证了官府支出又节省了开支。九月又推出青苗法是由农户自愿向官府借贷加息二分或三分粮食收获后纳税时归还以免借贷地主、商人的高利贷。十一月颁布农田水利法用以奖励各地官府、农户开垦荒地、兴修水利。 熙宁三年（1o7o）五月撤销制置三司条例司其职权收归中书（宰相府）。十二月王安石与韩绛同日升任宰相。此前二日颁布《畿县保甲条例》在都开封府的属县试行保甲法以十户为一保五十户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分别设保长、大保长、都·副保正主、客户每户二丁以上抽一人任保丁每一大保每夜轮差五人巡警保内实行联坐法维护地方治安；对保丁进行训练部分地代替军队以达到减少军队节省军费以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97嘉祐七年十月甲午。 1《王文公文集》卷34《虔州学记》。 2《宋史》卷327《王安石传》。 后推行于全国。同月还在开封府属县试行免役法（募役法）向原服差役的农村上三等户征收免役钱向其他户及原先不服役的官户等减半征收助役钱免去原先按户等轮流到官府中服的差役（旧役法称差役法）改由官府出钱（以所征免役钱支付）募人服役以使农户不为差役所困后也推行于全国。 熙宁四年（1o71）二月王安石提出进行科举改革不再考诗赋、帖经、墨义等而专考《五经》与《论语》、《孟子》以及论、时务策以求录取有用的人材；并废明经等诸科改设明法科专考律令、《刑统》大义及判案。熙宁六年（1o73）三月次按新规定进行考试时报考明法科的不多为了改变士大夫多不习法的状况又规定除进士前三名外都要加试法律。次年三月又进一步规定自第一名以下都要加试明法科考试的内容后才能出任官职。还在国子监设立律学。王安石在任执政以后不仅自己仍坚持依法判案此次科举及教育改革即在于要求官员知法并依法判案、行事。南宋著名思想家陈亮对中国古代的法律史曾作了如下著名的论断：“汉任人者也；唐人、法并行也；本朝任法者也。”即是指出古代的法律由汉代的人治经唐代的人治与法治兼行到宋朝进入法治时期。而对于宋的法治陈亮更具体地指出：“神宗皇帝思立法度以宰天下”也就是说宋朝的法治时期实际上起于宋神宗时而这正是由王安石此次科举改革开始的。尽管封建法治仍存在许多弊端但正如陈亮所说：“法之不足恃也久矣然上下之间每以法为恃者乐其有准绳也”1说明即使弊端百出的法治也是取决于长官意志的人治所不能企及的。中国封建社会由人治走上法治时期是社会历史进步的体现。这正是在王安石的创导下开始的。南宋中叶与陈亮大体同时的著名藏书家晁公武说：“皇朝王安石执政以后士大夫颇垂意律令”2说明这在宋代是人们的共识。 熙宁四年十月本着王安石在二月初进行科举改革时所说的“古之取士皆本于学校”3扩建太学校舍并进行教育改革在太学开始实行“三舍法”从优秀太学生中直接选拔官员。熙宁五年三月又在都实行市易法后推行于杭州、广州、扬州等主要城市由官府收购滞销货物商贩以财产抵押向官府赊购货物以贩卖用以限制大商人垄断市场防止物价暴跌暴涨。同年五月又在开封府属县推行保甲养马法：次年推行于北方诸路由民户自愿养马每户一或二匹由官府供马或给钱买马每匹免除部分折变缘纳钱十四贯四百文的优惠以解决军马缺乏问题。同年八月又实行方田均税法重新丈量土地以肥瘠分为五等纳税以农户实际拥有亩数负担赋税以解决农户卖田后仍负担田税以及富户隐瞒田产偷税问题。为了改革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形成军队战斗力低下的状况熙宁元年六月曾“以京东武卫六十二指挥分差主兵管（官）勾抽训练此时已有置将规模”1。熙宁七年九月王安石第一次罢相期间颁布了“将兵法”。 熙宁六年八月都开封府又实行免行法各工商行户出免行役钱后1《陈亮集》卷11《人法》、卷12《铨选资格》邓广铭编校增订本中华书局1987年版。前此论著没有以之论述宋代法律史参见丙编第九章第二节、第三节。 2《郡斋读书志·后志》卷1《断例》。 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o熙宁四年二月丁巳。 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6熙宁七年九月癸丑注。《宋史》卷195《兵志》九。不再向官府无偿提供物品或服劳役。王安石急风暴雨般地不断推出改革的新法遭到了大地主、大商人以及既得利益集团的广泛反抗。次年四月适逢久旱太皇太后（仁宗皇后）曹氏和皇太后（英宗皇后）高氏依据他们亲属反映实行免行法的不实情况安上门监官郑侠又绘“逃荒者图”并称：“旱由（王）安石去安石天必雨”两太后“见上流涕言新法之不便者且曰王安石乱天下”2其他守旧派官员也都把久旱归罪于王安石进行变法改革王安石受到巨大压力而不得不自请辞相于是推荐韩绛为相、吕惠卿为参知政事以使新法能继续施行。王安石出任江宁知府但韩绛很快现吕惠卿乘机打击王安石想取代王安石于是向宋神宗建议重新起用王安石。 熙宁八年二月王安石出任相（昭文相）。熙宁六年三月为了解决太学生的教科书问题在国子监内设立修撰经义所。王安石自撰《周礼义》、王雱与吕惠卿参与修撰《诗义》、《书义》并由王安石通改定稿。对“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这是最早对《五经》进行新的解释所以当时“天下号曰‘新义’”3合称《三经新义》熙宁八年六月修撰完成颁于太学用作统一思想的教科书。《三经新义》的撰成标志着王安石创立的新儒学学派的完成相对旧儒学“汉学”而言被称为“新学”新儒学史称“宋学”是思想意识革新的产物而“新学派”又是宋学中的第一个形成的学派王安石后封荆国公因而称“荆公新学”。熙宁八年八月韩绛因议论不合辞相出任许州知州。吕惠卿也与王安石貌合神离十月出任陈州知州。 正当王安石变法改革受到守旧派的攻击内部分裂之际熙宁八年九月交阯（今越南北部）开始进扰宋朝广南西路边境；利用因宋朝改革引起守旧派不满到处张贴榜文言：“中国作青苗、助役之法穷困生民。我今出兵欲相拯济”1。在交阯先后攻占廉州（今广西合浦）、钦州（今属广西）等地的形势下同年十二月王安石亲自草拟讨伐安南（交阯）的诏书。熙宁九年二月宋军开始反击；十二月宋军攻抵富良江（今红河）北岸后在交阯求和的要求下退兵。 就在宋军开始反击战争进行不久王安石的爱子王雱于同年六月病死本已有病的王安石悲伤不已精神受到巨大打击又再请求辞相。王安石进行变法改革的过程中一些改革派官员置新法中民户自愿原则于不顾强制推行新法虚报成绩互相攻击争权夺利乃至贪污腐化也不断生给守旧派攻击王安石以种种借口；加上宋神宗对于改革也已有了自己的设想对王安石的改革意见也不像改革之初那样言听计从王安石辞相的意志坚决宋神宗也想由自己直接主持改革于是在反击交阯战争尚未结束的当年十月王安石罢相以领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的使相衔出任判江宁府。但王安石回江宁后却并不赴任而是多次请辞使相衔及判江宁府职事领宫观闲差以养病。熙宁十年六月被免去判江宁府职衔仍以使相衔充集禧观使在江宁府居住养病。元丰元年在王安石坚请下罢去使相衔后另加观文殿大学士衔。后加封舒国公元丰三年改封荆国公。王安石自领宫观闲2《琬琰集删存》卷3《实录·王荆公安石传》；《宋史·王安石传》。3《宋史》卷327《王安石传》。 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1熙宁九年十一月癸丑。 差后在养病的同时继续行学术研究除撰写《字说》外对颁行的《三经新义》进行校阅元丰三年八月将现的错字及删改文字奏报朝廷改正。元丰八年（1o85）三月宋神宗去世年仅1o岁的赵煦即位是为哲宗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政局生急剧变化。同年五月守旧派领司马光出任执政次年又升任左相而改革派官员纷纷下台。看到守旧派不分青红皂白地废除及将要废除所有新法改革成果被毁于一旦本已有病的王安石忧心如焚。同年四月终于一病不起享年66岁。有《王文公文集》、《临川先生文集》及后人辑《周官（礼）新义》等传世。 绍圣元年（1o94）配享神宗庙庭后追谥“文”。崇宁三年（11o4）配享孔庙政和三年（1113）追封为舒王。靖康元年（1126）降配享为从祀孔庙。建炎三年（1129）罢配享神宗庙廷。绍兴四年（1134）罢舒王封号。淳祐元年（1241）罢从祀孔庙。这些变化反映了王安石身后及所创立“新学”学派的政治学术地位演变的情况。“新学”自熙宁时开始形成“宋学”中最早也是最大的学派元祐时虽被禁止由于“宋学”的二程理学派、苏氏蜀学派还是相当小的学派在学术界影响不大王安石新学派的地位因而在实质上并没有改变。二程理学派在南宋绍兴初年虽受到秦桧、赵鼎先后倡导绍兴末年又为宋高宗所推崇却仍未形成气候新学派虽也受到打击但仍是最大的学派。宋孝宗以后理学派地位迅上升但直到理宗中叶王安石的新学派地位虽逐渐下降但在三大学派中地位仍高于蜀学派而与理学派大体相当。只是在南宋危亡在即的理宗后期理学派成为官方统治思想后新学派在被迫处于“邪说”地位后才消沉。 吕惠卿吕惠卿（1o32—1111）字吉甫泉州晋江（今福建泉州）人。嘉祐二年（1o57）进士历任州、军幕职官后任三司检法官、集贤院校勘等职。熙宁二年（1o69）王安石开始进行变法改革设制置三司条例司为改革的领导机构执政王安石、陈升之兼领（后改韩绛）吕惠卿任检详文字参与草拟新法及有关奏章成为王安石的得力助手。熙宁三年五月制置三司条例司废罢并其职权于中书新法改由原是闲司的司农寺推行吕惠卿改任同判司农寺。后因服父丧免职。熙宁五年十月丧服除任天章阁侍讲、修起居注成为宋神宗带有顾问性的人物又兼任管勾国子监主管教育事务。十二月兼同检正中书五房公事成为监察中书（政府）办事机构的长官；数日后兼知制诰参与起草普通诏令（外制）。次年正月兼任权同知贡举与曾布等主持科举改革后的次科举考试。三月王安石主持训释太学教科书《诗》、《书》、《周礼》吕惠卿与王雱在国子监“直讲月轮两员供本经口义二卷”1作为重要参考资料的基础上参与修撰《诗》、《书》二经经义（熙宁八年六月在经王安石通改定稿后颁布）。五月已任知制诰兼侍讲的吕惠卿兼权知谏院；六月任新设的负责制造军器的军器监长官。七年正月临时出任河北东路察访使视察改革的进展情况；二月又兼任负责实施改革的司农寺长官三月升任翰林学士吕惠卿当时是王安石最信任的改革派成员所以当四月间王安石不得已而辞去宰相（独相）时除推荐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4熙宁六年四月辛卯。 支持改革的故相韩绛为宰相（独相）接替自己外即是推荐吕惠卿任副相（参知政事）以保护已有的改革成果继续推行新法“时号（韩）绛为传法沙门（吕）惠卿为护法善神”1。吕惠卿在王安石下野之初确曾担心改革因此受到守旧派更猛烈的攻击而尽力维护改革进程。但野心膨胀的吕惠卿已不满足于在王安石领导下作为改革派的主将而是乘王安石下野之机创立新法作为取代王安石的阶梯。当年七月认为旧五等丁产簿不实“惟使民自供手实许人纠告”2重造新的五等丁产薄以解决免役钱不均的问题称为手实法。但因财产计算过细不断引起邻里纠纷“民不胜其困”。又将民户自愿请贷的青苗法变成通过保甲系统强制放青苗贷款“使结甲赴官不遗一人”以致“上下骚动”。吕惠卿任用亲信打击其他改革派成员“凡可以害王氏（安石）者无不为”3。“又欲给田募役以破役法朝廷纲纪几于烦紊天下之人复思荆公（王安石）”4宰相韩绛于是建议宋神宗重新起用王安石为相。 熙宁八年二月王安石复相；十月吕惠卿罢政出任陈州知州。王安石随即罢废“手实法”青苗法也恢复自愿原则。吕惠卿后历任地方州、府长官元祐时连遭贬降哲宗亲政后及徽宗时再次出任地方长官。政和元年（1111）以观文殿学士领宫观致仕同年死终年8o岁。 第二节章惇（附曾布） 章惇章惇（1o35—11o5）字子厚建州浦城（今属福建）人。为人“豪俊博学善文”1胆识过人。嘉祐二年（1o57）初次考取进士因侄章衡考中名自己名在其下而不受敕；后又考取进士甲科。历商洛（今陕西丹凤西北）县令、雄武军（秦州）节度推官。治平三年（1o66）十月得到欧阳修的推荐召试馆职虽考试合格但遭王陶攻击而未任馆职改任武进（今江苏常州）知县。 熙宁二年（1o69）二月王安石出任副相（参知政事）进行变法改革设制置三司条例司章惇任编修三司条例官成为改革派的重要成员。四年三月奉命相度渝州（今重庆）夷事并相度夔州路（渝州属本路）差役事务。同年制置三司条例司撤销改任检正中书户房公事又兼详定编修三司令式及诸司库务岁计条例参与制定财政机构的法规。并被派往邠州（今陕西彬县）调查处理案件并命沿途了解陕西推行雇役（免役）新法及其他情况。他了解到陕西的支移税赋造成一路骚动而得益不多于熙宁四年十月建议停止“支移”同时提出采取粮价低时官府大量收购以备用边境无事时将军队移往丰收地区就粮以解决军需都得到神宗的采纳。 荆湖路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区时称南江（今湖南西部沅江上游）、北江1《宋史》卷327《王安石传》。 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4熙宁七年七月乙卯；《琬琰集删存》卷3《实录·吕参政惠卿传》。3《宋史》卷471《吕惠卿传》。 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6o熙宁八年二月癸酉注。 1《宋史》卷471《章惇传》。 （今沅江北部支流酉水）合称两江地区时常生部族冲突其他地区的罪犯也不断逃入两江地区。因此宋神宗认为在那里设立州、县政府“非贪其土地但欲弭患耳”。王安石也认为：“非但弭患使两江生灵得比内地不相残杀。”1于是在熙宁五年闰五月派章惇以察访荆湖北路农田水利常平等事为名进行开。同年十一月章惇先开荆湖南路的梅山地区（今湖南中部山区）并于同年新设新化县（今属湖南）次年又在其东北新设安化县（今安化东南）。同时继续开南北江地区得到王安石的全力支持。到熙宁七年正月南江地区基本得到开；四月设置沅州及卢阳县（沅州州治今芷江）后又设黔阳县（今洪江市西北黔城）、麻阳县（今麻阳西南）北江地区也相继得到开。在章惇回朝以后又6续设置一些县、镇、寨等。 章惇在开梅山、两江地区期间官职不断升迁累迁兼同修起居注、知制诰、判军器监等职。宋神宗说章惇“但能作吏文”王安石则认为章惇“吏文粗疏然有机略胜王韶”2是个将才因而受到王安石的重用一度被任命为泾原路经略安抚使、高阳关路安抚使期望章惇在抗击西夏或辽的战场上挥才能但因王安石于熙宁七年四月罢相两职均在四月任命后复罢。同年五月章惇回朝后还是按照宋神宗的意见去作“吏文”由判军器监、知制诰再兼直学士院除主管军器制造及管理事务外主要是让章惇去草拟重要与普通诏旨（内、外制）。同年九月三司失火章惇正在军器监办公即率监内的兵士（厢军）及工役前往救火深得神宗的赏识章惇随后即被改任为权遣三司使主管财政事务。熙宁八年二月王安石复相八月又罢相章惇仍一直都担任三司使。 熙宁八年十月受到邓绾的攻击而罢职出任湖州（今属浙江）知州。熙宁九年十月荆湖北湖两江地区的辰州（今湖南沅陵）、沅州的少数民族生骚乱于是又改任章惇为荆湖北路府荆南（今湖北江陵）知府兼提举本路兵马巡检并诏令章惇亲自前往辰州、沅州进行“安抚叛蛮”章惇“受命即倍道疾驰道中坠马伤足”1。次年正月又回任湖州知州。五月改任杭州知州尚未到任即被召回朝任翰林学士但未及赴任因母死辞官服丧2服除历任判三馆秘阁、知审官院兼翰林学士。元丰二年十二月苏轼以赋诗讽刺朝政被投入御史台狱宰相王珪以苏诗中有“世间唯有蛰龙知”有不臣之迹欲加重罪。时任翰林学士的章惇“从旁解之曰：龙者非独人君人臣具可以言龙也”。神宗也同意章惇的看法认为不足以此加重苏轼之罪“遂薄其罪以黄州（今属湖北）团练副使安置”3。 元丰三年（1o8o）二月章惇升任副相（参知政事）。四年三月以父章俞及弟章恺占民田事而罢政出任陈州知州后改定州（今属河北）知州兼定州路安抚使。 元丰五年四月下旬开始实行新官制章惇被召任门下侍郎为副相之。元丰八年二月宋神宗病危时有人企图策立神宗二弟雍王赵颢或四弟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6熙宁五年闰七月庚戌。 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3熙宁七年五月戊戌。 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8o熙宁十年正月庚申。 2《琬琰集删存》卷3《实录·章丞相惇传》作服父丧按元丰四年时其父8o岁。因此此处改作母死。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42元丰七年正月己未。参见卷3o1元丰二年十二月庚申。曹王赵頵。当时章惇与以宰相王珪为的宰执们一起决议立神宗长子、年仅1o岁的延安郡王赵佣（后改名煦）为皇太子由章惇写在纸上王珪拿给已不能说话的宋神宗看经神宗点头同意；又请神宗母、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神宗也点头同意。这次由宰相、执政定策拥立哲宗时并命开封知府蔡京率壮士在外以备捕杀持异议者形势相当严峻但事前没有和皇太后高氏、皇后向氏商议高太后也只是在宰执们定策后才表示赞同此事后来遂成为新、旧两党互相攻击的借口。旧党攻击新党的蔡确等人曾想立神宗弟为帝而新党则攻击支持守旧党的神宗生母高太后想立她的其他儿子为帝互相以此诬陷或迫害对方使改革与保守两派的斗争更加复杂化。 元丰八年（1o85）三月初神宗去世太子赵煦即位是为哲宗由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同年五月章惇升为知枢密院事司马光接替章惇任门下侍郎此后旧党相继进用。同年十月旧党为了便于打击新党违反正常程序任命其党羽为谏官章惇向高太后抨击此事守旧派指使其党羽以“风闻”此事攻击章惇“语涉轻侮”太后“用心不忠”1。此后又不断受到各种攻击诬之为奸臣。元祐元年（1o86）正、二月间司马光要罢免役法章惇不考虑安危据理力争还说：“如役法熙宁初以雇代差行之太故有今敝今复以差代雇当详议熟讲庶几可行而限止五日其敝将益甚矣”1苏辙也据理力争因而未能立即废罢免役法。 元祐元年闰二月旧党司马光出任左相。章惇同月罢政出任汝州知州。十月改任杭州知州在赴任途中又被守旧党攻击为不当移任大郡而复任汝州知州。十一月下旬章惇为免受更大的迫害自动请求罢职以提举宫观迎养父亲于苏州闲居。元祐三年二月一度起用为越州（今浙江绍兴）知州但官告却在递送途中被人偷去而未能赴任后虽又改为就近任苏州知州以便奉养父亲章惇感到形势险恶而坚辞新命仍只领宫观闲居。因父死遂守丧仍不断受到守旧派攻击。元祐七年八月一度有出任湖州知州之命但未能赴任仍以宫观闲居。 元祐八年（1o93）九月太皇太后高氏死后哲宗亲政。哲宗初立时章惇、蔡卞曾说过旧党有废哲宗之事哲宗又受到高太后所派2o名年长宫嫔的轮流监视旧党成员眼中大多也只有高太后而无视哲宗的存在哲宗因此一直谨言慎行以免被废终于等到亲政随后即诏改次年为绍圣元年（1o94）明示要继承神宗的改革事业。绍圣元年罢免高太后任命的宰相吕大防、范纯仁起用章惇为左相此后章惇独相直至哲宗去世。其间复行新法不仅对新法有所改进而且间亦有采用元祐法令不像元祐时守旧派执政时那样的一味排斥。元符二年（1o99）八月章惇“进呈《新修敕令式》章惇读于帝前其间有元丰所无而用元祐敕令修立者帝曰：元祐亦有可取乎？惇等对曰：取其善者”。说明了章惇的政治风度。在打击旧党成员方面他也有所节制但在遭到曾布等人的逼迫时又不能抵制。为使政治清明带头不搞特权独相七年“不肯以官爵私所亲四子连登科独季子援尝为校书郎（从八品）余皆随牒东铨任州、县迄无显者”1这在历史上也是少见的。 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o元丰八年十月丙子、己丑；卷367元祐元年二月丁亥。1《宋史》卷18《哲宗纪》二。 1《宋史》卷471《章惇传》。 元符三年正月年仅25岁的宋哲宗英年早逝无子。事出意外哲宗生前未及对继承人作出安排宰相章惇与执政们亦未来得及商议皇位继承人之事。次日晨向太后召宰执于福宁殿议立皇位继承人宰相章惇“厉声对曰：在礼律当立母弟简王”向太后提出立端王章惇再次说：“以年则申王长以礼律则同母之弟简王当立”。虽然章惇“谓其（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但向太后在曾布等人的支持下拥立端王赵佶为帝是为宋徽宗。以至于24o多年之后元末修撰《宋史》的史官也不胜感慨地提出假如当初章惇的意见被采纳北宋也许是另一种结局。因为“自古人君玩物而丧志纵欲而败度鲜有不亡者徽宗甚焉”2。 徽宗即位后章惇依例晋升阶官升为特进封申国公。九月徽宗将反对他当皇帝的章惇罢相改任越州知州在赴任途中即被贬为武昌军节度副使、潭州（今湖南长沙）安置。建中靖国元年（11o1）二月再贬往岭南为雷州（今广东海康）司户参军。崇宁元年（11o2）又改为舒州团练副使、睦州（今浙江建德东北）居住；二年后移越州又移湖州。崇宁四年去世享年71岁。大观三年（11o9）复特进、申国公官爵；政和三年（1113）赠太师追封魏国公。 曾布曾布（1o36—11o7）字子宣建昌军南丰（今属江西）人。兄曾巩是著名文学家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布与兄曾巩同举嘉祐二年（1o57）进士历任州幕职、县令。熙宁二年（1o69）王安石始执政即荐用曾布因而得到迅提升曾经“凡三日五受敕告”升官历任判司农寺、检正中书五房、知制诰、翰林学士兼三司使等要职“与吕惠卿共创青苗、助役、保甲、农田之法”。王安石曾说：新“法之初行议论纷纷独（吕）惠卿与（曾）布终始不易”1。他是王安石最信任的改革派人物之一。 熙宁七年（1o74）春久旱守旧派借口是由于实行改革而导致天旱群起攻击王安石市易法成为攻击的焦点。同年三、四月之际曾布奉诏与吕惠卿了解市易法实行情况当时王安石处境极为困难曾布却背着吕惠卿取证又“具陈行人所诉并疏惠卿奸欺以闻”对于市易法实施中“近差官往湖南贩茶、陕西贩盐、两浙贩纱”被曾布奏为：“历观秦汉以来衰乱之世恐未之有也。”2附和守旧派从侧面攻击新法。 同年八月曾布被罢职长期出任地方官及辞官守丧。元丰七年（1o84）十二月召为翰林学士未及到任神宗去世哲宗即位高太后垂帘听政。同年五月曾布改任户部尚书。元祐元年（1o86）司马光任宰相后随即向曾布算起他当初推行新法时的旧帐再次被罢而长期出任地方官。 哲宗亲政后的绍圣元年（1o94）四月曾布被召回任翰林学士、知制诰升翰林学士承旨。同年六月升同知枢密院事；绍圣四年又升知枢密院事成为最高执政官仅次于宰相章惇（独相）。元符三年（11oo）正月哲宗死。在皇位继承人问题上宰相章惇依照礼律两次据理力争反对立端王2《宋史》卷19、22《徽宗纪》一、四。 1《宋史》卷471《曾布传》；《琬琰集删存》卷3《实录·曾文肃公布传》。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2熙宁七年四月己巳、甲申。 赵佶为帝。在章惇第一次提出不同意见时曾布默不作声不表明自己的态度；在看到向太后还坚持要立端王为帝时曾布立即附和说：“章惇未尝与臣等商议如皇太后圣谕极当”。而且曾“布叱（章）惇使从皇太后命”。其他执政也随声附和遂陷章惇的正确意见于孤立无援的地位章惇虽仍不赞成也只得“为之默然”1由于曾布的投机遂使赵佶得以顺利登上帝位。元符三年十月曾布虽以“定策功”升任右相但在奸臣蔡京的攻击下即于崇宁元年（11o2）闰六月被罢相出任润州知州。蔡京接任宰相后宋徽宗早已将当初曾布拥立自己为帝的定策功抛到九霄云外曾布也终于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半年内又连遭三次贬降先是免职提举宫观继又降阶官授分司官都是无职事而且限止在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居住；同年末再被贬为节度副使、衡州（今湖南衡阳市）安置失去了行动自由。次年再次连遭远贬岭南先责授贺州（今广西贺县东南）别驾后再降为廉州（今广西合浦）司户参军；崇宁四年徙舒州；五年恢复原阶官、提举宫观自由居住。大观元年（11o7）死终年72岁。宣和七年（1126）谥文肃。1《宋史·徽宗纪》一；《宋史·曾布传》。 第三十八章司马光吕公著第一节司马光孜孜求学手不释书司马光（1o19—1o86）字君实号迂叟陕州夏县涑水（今属山西） 人。父司马池“少丧父家赀数十万悉推诸父而自力读书”1。中第后历永宁县主簿、建德、郫县尉调郑州防御判官、知光山县后擢天章阁待制历知凤翔、同、杭、及虢州、晋州“以清直仁厚闻于天下号称一时名臣”2。兄司马旦比司马光年长13岁行事“清直敏强虽小事必审思度不中不释”。以父任秘书省校书郎。历郑县主簿、祁县尉。在宜兴、常州任官期间有政声。元祐二年（1o87）卒。司马光兄弟友爱终始史称：司马光“平时所与论天下事旦有助焉。”3司马光出生时其父任光山令。因生于光州故名曰光。6岁始读书7岁时“闻讲《左氏春秋》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饮渴寒暑”1。可见司马光的少年时代聪颖好学深受父兄的影响。 始入仕途维系礼教仁宗宝元元年（1o38）司马光中进士甲科时年2o岁。至仁宗嘉祐八年（1o63）从2o岁到45岁在这一时期他的政治思想、史学思想初步形成。 中进士后司马光以奉礼部郎为华州推官以父司马池在苏州为事亲求签苏州判官事。不久母亲与父亲相继去世从宝元二年（1o39）至庆历三年（1o43）服丧五年。其间司马光写有《十哲论》、《四豪论》、《贾生论》。服除后又作《权机论》、《才德论》、《廉颇论》、《龚君实论》、《河间献王·赞》、《不以卑临尊议》、《史评十八》等。这些文章以后成为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有关“臣光曰”的内容。 庆历四年（1o44）服除授书武成军判官改大理评事补国子直讲；皇祐元年（1o49）被荐为馆阁校勘同知太常理院是年为贡院属官。皇祐四年（1o52）迁殿中丞除史馆检讨修日历改集贤殿校书。至和元年知并州事庞籍辟司马光为通判并州事。嘉祐三年（1o58）迁开封府推官。嘉祐六年（1o61）擢修起居注同判礼部尚书。嘉祐八年（1o63）立英宗有殊功进知制诰辞改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 司马光进入仕途后表现出他是个为维系名分礼教而敢于极言之臣。皇祐三年中官麦允言死朝廷同意葬礼用卤簿仪仗司马光反对这一决定认为近习之臣用此礼不合名分。夏竦死朝廷赐谥“文正”司马光认为1《宋史》卷298《司马池传》。 2苏轼：《东坡集》卷36《司马温公行状》。 3《宋史》卷298《司马旦传》。 1《宋史》卷336《司马光传》。 这种至美谥不能赐给夏竦这一类人。嘉祐七年充媛董氏死仁宗追赠婉仪又赠淑妃辍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谥行册礼葬给卤簿。司马光以董妃秩微不能对她施以此礼。卤簿本用来赏军功更不能施于妇人。 仁宗晚年立太子是一件大事仁宗无意于此一时议论纷纷“国嗣未立天下寒心”。一些重臣莫敢言是司马光多次陈述此事干系重大最后英宗得立。他反对按阴阳书上一套另外择地葬仁宗谓“阴阳之书使人拘而多畏”。司马光重名分重礼教以此作为理政行事的根本原则。嘉祐六年司马光在札子中说：“臣惟人君之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三者兼备则国治强；阙一焉则衰；阙二焉则危；三者无一焉则亡。自生民以来未之或改也。”1君王是否具有仁、明、武三德关系到社稷的兴衰存亡。司马光后来的政论史论一再重复这样的观点。司马光的史学思想和他的政治思想一致。 编修《通鉴》资鉴稽古宋英宗在位仅四年。这四年司马光相当活跃他频繁上书论政事、论备边。在学术上重要的活动最引人注目的是《资治通鉴》的编修。 英宗治平元年（1o64）司马光知谏院次年七月初六日除龙图阁直学士、判流内铨改右谏议大夫。 治平元年他进《历年图》5卷其书“采战国以来至周之显德凡小大之国所以治乱兴衰之迹举其大要集以为图。每年为一行六十年为一重五重为一卷。其天下离析之时则置一国之年于上而以朱书诸国之君及其元年系于其下从而数诸国之年则皆可知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离为五卷命曰《历年图》。”后又编撰《通志》8卷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迄秦二世三年。治平三年（1o66）司马光上《进通志表》。夏四月英宗览而称善遂命司马光设局于崇文院自行选择协修人员编辑《历代君臣事迹》。司马光先后选择的有刘恕、刘攽及范祖禹等为属官。 治平四年（1o67）正月英宗去世神宗即位。三月司马光除翰林学士。十月《历代君臣事迹》成。因为这部书“鉴于往事有资治道”神宗赐名《资治通鉴》并亲为制《序》面授司马光令候书成写入；又赐颍邸旧书24o2卷。神宗《序》说：（司马）光之志以为周积衰王室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平王东迁齐、楚、秦、晋始大桓、文更霸犹托尊王为辞以服天下；威烈王自陪臣命韩、赵、魏为诸侯周虽未灭王制尽矣。此亦古人述作造端立意之所由也。其所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教断之以邪正要之于治忽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矣。神宗即位后司马光在《初除中丞上殿札子》中进一步挥人君有“三德”的观点说：“修身之要有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国之要有三曰官人曰信赏曰必罚。臣为谏官时即以此六言献之仁宗其后以献英宗今以献陛下。平生力学所得尽在是矣。” 同年十二月司马光上所纂修《类编》45卷。 英宗赵曙本为濮王之子仁宗无嗣死后以赵曙接位是为英宗。治平1《司马温公文集》卷2《陈三德上殿札子》。 二年诏崇奉生父濮王典礼。大臣中有主张英宗当称仁宗为皇考生父为皇伯持此意见的人是吕晦、吕大防、范纯仁等；有谓当称生父濮王为皇考持此意见的人是欧阳修、韩琦等。朝中议论纷纷史称“濮王议”。司马光主张当严名分只能给濮王按照历来故事“尊以高官大国极其尊荣”。认为尊濮王为皇伯才合于万世法。这件事情波及朝野司马光的言论反映出他的政治思想倾向。他特别强调保持等级名分的礼教秩序是关系国家兴衰大事。 在边事上司马光指斥生事的边臣如延州指挥使高宜押伴对西夏的使者傲慢无礼司马光请加治高宜罪行。又如赵滋在雄州专以猛悍治边以对付契丹。司马光批评朝廷的政策指出：“国家当戎夷附顺时好与之计较末节及其桀骜又从而姑息之。近者西祸生于高宜北祸起于赵滋；时方贤此二人故边臣皆以生事为能渐不可长。宜敕边吏疆埸细故辄以矢刃相加者罪之。”1他反对增加边地义勇的人数认为这不是长久之计特别是朝中诏刺陕西义勇2o万用虚张声势的办法使西夏震恐认为这更不可能收到成效。司马光边事上的主张受到辽、夏的尊重。“辽、夏使至必问光起居”。据说司马光复出为相时辽、夏敕其边吏：“中国相司马矣毋轻生事开边隙。” 退居西京修史寓志神宗在位时期从熙宁元年（1o68）到元丰八年（1o85）王安石全面推行新法但最终在守旧势力的反对下新法流产。司马光反对新法在新法进入到高潮时他退居洛阳。这位在野宰相一面集中力量编修《资治通鉴》一面在静观时局变化。 熙宁元年司马光5o岁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熙宁四年以端明殿学士出知永兴军是年四月判西京留司御史台其后居洛15年“自是绝口不论事”。实际上他何尝不论事仍然有议论。熙宁七年在所上《应诏言朝政阙失状》中斥青苗、市易、免役、保甲等都是朝政的阙失说自己身上的病一天比一天重但是冒死也要进言。此其一。其二专心修《资治通鉴》在史论中寄寓自己的政见。其三与一批反对新法人士聚集洛阳气味相投相互唱和。 司马光在熙宁年间反对新法总的信条是他在迩英殿进读时说的：“祖宗之法不可变。” 熙宁元年（1o68）八月司马光与王安石为争论理财同进呈《郊赍札子》于延和殿。王安石认为国用不足是未得善理财之人。司马光说：“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敛以尽民财。”王安石说：“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司马光则认为“天地所生财物百货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不加赋而国用足不过设法以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所以这不过是汉代桑弘羊欺汉武帝的言论。 熙宁二年神宗以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实施变法。司马光在《上体要疏》中全面批评王安石说：“臣恐所改者未必胜于旧而徒乱祖宗成法。考古则不合适合则非宜。”熙宁三年司马光又出多封《与介甫书》使1《宋史》卷336《司马光传》。 王安石与司马光的辩论达到高潮。司马光对王安石的指责就是王安石在复书中所说的：“重蒙君实指教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王安石在《答司马谏议书》中说：“某则以为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谤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 司马光全面反对变法从变法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到推行新法的人选以及各种变法的措施他都加以非难。在《奏弹王安石表》中说：“安石倡邪术欲生乱阶违法易常轻革朝典。学非言伪王制所诛；非曰良臣是为民贼而又牵合衰世。文饰奸言徒有啬夫之辨谈拒塞争臣之正论加以朋党鳞集亲旧星攒或备近畿或居重任窥伺神器专制福威人心动摇天下惊骇。”这已经过正常争议的范围了。 司马光在洛15年周围朝廷的重臣、大吏、士人相互酬唱交游以他们的政见来看可以说多是王安石新法的反对者。洛阳的耆英会是这些人士的盛会据《邵氏闻见录》载：“公（司马光）以地主携妓乐就富（弼）公宅作第一会。至富公会送羊酒不出余皆以次为会。洛阳多名园古刹有水竹林亭之胜诸老须眉皓白衣冠甚伟每宴集都人随观之。”司马光与诸老徜徉在园林之中但又何尝忘怀政治。 在洛15年司马光毕竟有了更多的空闲而从事修史。熙宁六年（1o73）表授司马光之子司马康为检阅《资治通鉴》文字。是年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元丰四年（1o81）十月进所修《百官公卿表》1o卷、《宗室世表》3卷。这是司马光关于当代史的著述。元丰七年（1o84）十二月进历十九年而成的《资治通鉴》。司马光在进表中说：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臣既无他事得以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抉摘幽隐校计毫厘上起战国下终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又略举事目年经国纬以备检寻为《目录》三十卷；又参考群书评其同异俾归一途为《考异》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 《资治通鉴》是众手修书由司马光与刘恕、刘攽、范祖禹共同完成的但又体现了司马光的一家之言“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笔削”。司马光与三位协修人观点不尽一致但《资治通鉴》中“臣光曰”完全是司马光的观点。《资治通鉴》开篇的“臣光曰”说：“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只有维系礼教纪纲名分“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资治通鉴》卷一）。这是司马光史学根本观点也是他政治思想的根本观点。他对现实的观点也是由此出的。他的史论与政论融合在一起寓志于修史之中。 复出为相废除新法元丰八年（1o85）三月宋神宗病逝。年仅1o岁的哲宗即位大权掌握在皇太后高氏手中。高氏守旧尽行复旧法史称“元祐复辟”。司马光在政坛上再次活跃起来。三月十日上《迄开言路札子》二十七日上《乞去新法病民伤国者疏》。又上《乞罢保甲状》、《乞罢将官状》。四月上《进修心治国之要札子》再次重复他的为君当有三德论。五月复出为相诏除门下侍郎。是月二十八日请更张新法。从此直至元祐元年（1o86）九月病卒为相时间很短但尽废新法。司马光死后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 元祐元年司马光所进《稽古录》2o卷写自伏羲至宋英宗治平四年这是一部简要的编年体通史。同样这本书也贯穿司马光的观点。朱熹指出：“温公之言如桑麻谷粟其愿忠君父之志更历三朝然后成就。”又说：“小儿读了‘六经’了毕即令接续读去亦好。” 对易学等经学研究和在老子、扬雄等诸子研究方面司马光都是有成就的在理学上有重要的地位。但他与二程的观点有一些差异。司马光重史亦重经与理学家的经细史粗说不同。全祖望在《宋元学案·涑水学案》评论说：“小程子曰：‘阅人多矣不杂者司马、邵、张三人耳。’故朱子有‘六先生’之目。然于涑水微嫌其格物之未精。” 元祐九年（1o94）四月宋哲宗亲政改元绍圣表示要绍述新政。绍圣年间一反元祐年间所为司马光虽已离开人世也逃不脱受惩罚被夺谥、追贬。甚至有人主张毁《资治通鉴》板。宋徽宗崇宁元年（11o2）蔡京擅政。九月将司马光等12o人的名字刻石立为“元祐奸党碑”。崇宁三年（11o4）又扩大为3o9人入碑籍者皆受迫害。两宋政坛上风波迭起司马光受到牵连。论政见司马光是守旧型的历史人物但他的政治主张特别是关于边事方面的意见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其著作甚丰后人编为《温国文正公文集》。 第二节吕公著重臣家世吕公著（1o18—1o89）字晦叔寿州（今安徽凤台）人。出身仕宦世家。先祖吕龟图在仁宗朝为翰林学士后擢左谏议大夫参知政事。从祖吕蒙正（944—1o11）历事真宗、仁宗朝宰辅三次拜相。祖父吕蒙亨有政声官至大理寺丞。1父亲吕夷简（979—1o44）字坦夫。真宗朝知滨州任上在宽民力、展农业诸方面有政绩。仁宗朝拜相在稳定统治方面的所作所为值得称道。“自仁宗初立太后临朝十余年天下晏然夷简之力为多”。他与另一位相臣张士逊皆以“儒学起家列位辅弼。仁宗之世天下承平因时制宜济以宽猛相臣预有力焉”。兄弟公绰、公弼、公孺等皆为朝中要臣。吕公弼（1oo7—1o73）英宗朝拜为枢密副使神宗朝拜枢密使。吕公著出生在一个有影响的仕宦世家“吕氏更执国政三世四人世家之盛则未之有也”1。 吕公著自幼受到传统的教育他酷爱读书以至废寝忘食。父亲吕夷简1参见《宋史》卷265《吕蒙正传》。 1参见《宋史》卷311《吕夷简传》。 目睹儿子如此好学感慨地说：“他日必为公辅。”2他以恩荫补奉礼郎庆历年间登进士第召试馆职不就。后为颍州通判时欧阳修知颍州很器重比他小11岁的吕公著结为讲学之友。欧阳修推荐王安石、吕公著两人为谏官称公著是夷简之子“器识深远沉静寡言富贵不染其心利害不移其守”。又说吕公著“心乐闲退淡于世事然所谓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者也”3。欧阳修出使契丹契丹主问及中国有学行之士欧阳修第一个提到的是吕公著。这件事可以考定当在至和二年至嘉祐元年。仁宗对吕公著的恬退精神很是称赞吕公著先是除崇文院检讨、同判太常寺后改天章阁待制兼侍读。嘉祐八年（1o63）仁宗去世英宗继位。吕公著于迩英阁为英宗讲《论语》论说君王要“返身修德”4。吕公著善于讲经议论言简意赅。后来司马光回忆说：“每闻晦叔讲便觉己语为烦。” 涑水同调《宋元学案》把吕公著看作是庐陵（欧阳修）的讲友又是涑水（司马光）的同调在整体上把握住了吕公著的特点。 英宗即位后吕公著为侍读加龙图阁直学士在政治上与司马光相为呼应。英宗要追崇生父濮王吕公著与司马光、吕晦等观点不同于欧阳修以为不能对濮王称亲称皇考。英宗没有接受这一主张且颁讳于天下。吕晦因不合皇帝的心愿被赶出朝廷。吕公著很生气要求朝廷追回吕晦但没有被英宗接受。吕公著一气之下称自己有病要求补地方官英宗不同意。吕公著在家百余日不赴朝英宗知道他的“劲直”秉性派人去说服也没有效果。最后还是其兄吕公弼劝解才就职。过了几个月吕公著还是乞外补英宗只好同意让他出知蔡州。 神宗即位时召吕公著知通进银台司。吕公著封还皇帝的制命。吕公著认为神宗直接将诏书付阁门制命不经过门下省使得门下失去封驳之职。这实际上是对神宗的作法表示不满。“公著请不已竟解银台司”。 熙宁初吕公著知开封府。夏秋时节淫雨成灾京师地震。吕公著借机进言说人君遇到灾年要引起警戒只有上下至诚才可消除灾害变异。作为人君不能偏听独断不以先入之语为主如此才可远佞人不为邪说所乱。当时王安石变法进入高潮朝中一些守旧臣僚指变法人士为小人、佞人。吕公著所言当有其用意。 熙宁二年（1o69）王安石推行青苗法吕公著竭力反对。他指出：自古有为之君都不能失去人心以求治；以威胁或言辞欺骗的办法是不能够得到人心的。“昔日所谓贤者今皆以此举为非而生议者一切诋为流俗浮论岂昔者皆贤而今皆不肖乎？”神宗要用变法人士吕惠卿为御史吕公著说：“惠卿固有才然奸邪不可用。”这些话与司马光言词如出一辙。为此王安石很愤怒贬吕公著出知颍州提举崇福宫。 熙宁八年（1o75）彗星见朝廷求直言。吕公著上疏要神宗注意舆论。起知河阳召还迁翰林学士承旨改端明殿学士、知审官院。他直言要神2《宋史》卷336《吕公著传》。 3《欧阳修全集·奏议集》卷14《荐王安石吕公著札子》。 4《续资治通鉴》卷61。 宗能屈己从谏。元丰五年（1o82）吕公著除资政殿学士、定州安抚使。神宗立太子对辅臣说要以吕公著、司马光为师傅。 元丰八年（1o85）三月神宗病卒年仅1o岁的赵煦即位是为哲宗。 皇太后高氏听政守旧派再度执政。高太后遣使迎吕公著回朝。吕公著立即上十事疏认为人君即位要修德以安百姓修德最要紧的也是先要办的是“学”。有十件事最为重要这十件事是：畏天、爱民、修身、讲学、任贤、纳谏、薄敛、省刑、去奢、无逸。 元祐元年（1o86）吕公著拜尚书仆射兼中书侍郎与司马光同为宰相辅佐哲宗一时尽废新法。司马光死后吕公著继续采用司马光的做法并在科举上要求经义参用古今诸儒之说不得专以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取士也不得出题涉及佛老内容不得以申、韩和佛学为学；复贤良方正科。 吕公著与司马光对于新法具体内容看法也有一些差别。吕公著对保甲法有保留认为“止就冬月农隙教习仍委本路监司提按既不至妨农害民则众庶稍得安业”。对此司马光有非议说：“公著所论与臣言正相符合。惟保甲一事既知其为害于民无益于国家当一切废罢更安用教习？”1元祐三年（1o88）吕公著拜司空、同平章军国事。在整个宋代历史上享此殊荣的只有四人吕公著与他父亲吕夷简就占了两位。次年二月吕公著去世。哲宗亲临赐奠赠太师、申国公谥正献。同司马光一样吕公著死后也受到政坛风波的影响。哲宗亲政绍圣初吕公著被削谥、毁碑；徽宗朝蔡京擅政吕公著被列入“元祐奸党碑”。绍兴初悉还所赠谥号。开启吕学在宋代学术史上吕公著有一定的地位。全祖望说：“庆历以后尚有诸魁儒焉。于学统或未豫而未尝不于学术有功者范蜀公、吕申公、韩持国一辈也。”特别是他开启了吕学端绪。吕公著一门登在《宋元学案》者有七世17人。清人王梓材作了分析：吕公著之子希哲、希纯为安定（胡瑗）门人而希哲自为《荥阳学案》。荥阳（吕希哲）子切问亦见《学案》；又和问、广问及从子稽中、坚中、弸中别见《和靖（尹焞）学案》。荥阳（希哲）孙本中及从子大器、大伦、大猷、大同为《紫微学案》。紫微（本中）之从孙祖谦、祖俭、祖泰又别为《东莱学案》。共17人凡七世。1从吕公著到吕祖谦只是六世另外登学案者也远不只是王梓材所说的17人。公著的次子吕希绩即在《学案》中。如果要说七世当从夷简算起因为夷简也是“以儒学起家”的。 吕氏家族在北宋政坛具有显赫的地位“宋兴以来宰相以三公平章重事者四人而先生与文靖（吕夷简）居其二”2。这对吕学形成、展是有利的。吕公著任哲宗朝宰相时使长子吕希哲遍交当世学者。 吕公著重视教育他在颍州时欧阳修为知州事焦千之客寓欧阳修处吕公著招请焦氏为诸子之师。这个家族中内有吕公著夫妇督导外有焦千1《续资治通鉴》卷78。 1《宋元学案》卷19《范吕诸儒学案》。 2《宋元学案》卷19《范吕诸儒学案》。 之等人的严格教育。他还多方聘请名师吕氏家教促成吕学学风的形成。清人黄百家说：“吕氏家教近石氏故谨厚性成。又能网罗天下贤豪长者以为师友耳濡目染一洗膏粱之秽浊惜其晚年更从高僧游尽究其道斟酌浅深而融通之”。全祖望评论希哲学说说：荥阳（吕希哲）少年不名一师。初学于焦千之庐陵之再传也。已而学于安定（胡瑗）学于泰山（孙复）学于康节（邵雍）亦尝学于王介甫（王安石）而归宿于程氏（程颐）。集益之功至广且大。然晚年又学佛则申公家学未醇之害也。要之荥阳之可以为后世师者终得力于儒。15oooo528_1553_o吕学就在这样氛围中一代一代传续下来。吕学的基本特点是“不名一师”的学风、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和重文献之传的传统。但吕学中儒佛夹杂也成了理学家批评的话题。朱熹指出：“吕家之学大率在于儒禅之间。”2吕学至南宋吕祖谦而扬光大其流风所及直至明清。 2《朱子语类》卷132《本朝六·中兴至今人物》。 第三十九章沈括第一节生平沈括（1o31—1o95）1字存中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父沈周（978—1o51）字望之大中祥符八年（1o15）进士历任汉阳（今属湖北）掾高邮（今属江苏）从事大理丞监苏州酒务知简州平泉（今四川简阳）苏州通判知润州（今江苏镇江）知泉州（今属福建）开封府判江南东路按察使知明州（今浙江宁波）等职。母许氏出身于苏州一个注重武略的书香门第为北宋著名军事战略家许洞的幼妹知书达礼通晓文墨对沈括的一生和事业都有重大影响。沈括从小接受了系统的儒学教育又随父宦游四方见识各地人情物理大大开阔了眼界。 皇祐三年（1o51）十一月沈周在杭州去世。至和元年（1o54）沈括父丧服满以父荫授海州沭阳县（今属江苏）主簿。此后十多年辗转四方担任地方低级官吏。虽然职位低微事务繁杂但沈括兢兢业业取得了令人称赞的政绩。在沭阳主簿任上他先采用安抚措施平息了一场县民抗官的斗争。接着着手整治该县长年失修的水利工程使危害多年的沭水得到治理得良田七千顷促进了当地农业生产的展。继沭阳治沭后嘉祐六年（1o61）他任宣州宁国县（今属安徽）令通过实地调查力驳众议动用八县1.4万名民夫费时8o天重建万春圩垦辟良田127o顷使数县受益。 嘉祐八年（1o63）沈括进士及第除扬州司理参军。治平三年（1o66）沈括入京城任馆阁校勘编校昭文馆书籍删定三司条例。因馆职清闲故沈括有较充裕的时间深入研究天文和历算为日后从事历算仪象方面的工作奠定了基础。 熙宁五年（1o72）时任太子中允、检正刑房公事的沈括又被任命为兼提举司天监主持司天监的工作。在此期间他采取多项措施对司天监进行整顿和改革。先是整顿机构罢免六个庸官招募有真才实学的人士充实机构提高人员的素质；其次是任用卫朴编修新历于熙宁八年（1o75）修成《奉元历》；第三针对原司天监的观测仪器破败不堪难敷应用在对天文仪器作了系统的研究后沈括写出《浑仪》、《浮漏》、《景表》三篇论文建议制造更精确的浑仪、浮漏、圭表等。在得到允准后即着手研制于熙宁七年（1o74）完成新仪的制造。因制新仪之功沈括被升迁为右正言、司天秋官正。 沈括生活在北宋中期这时的宋朝外有辽、西夏的侵逼内为冗官、冗兵、冗费所困财政危机深重内外交困矛盾激化统治不稳。为解决积贫积弱的问题实现富国强兵。继范仲淹等人动“庆历新政”失败后王安石又再次倡导变法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活动。沈括是王安石变法的积极参与者史载：“朝廷新政规划巨细括莫不预。”1同时还参加了一系列推行新法的重要活动多次出京前往各地视察。熙宁五1关于沈括的生卒年代学术界有五说。此处采用胡道静的说法。见胡道静《梦溪笔谈校证》下册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999页。 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83。 年（1o72）沈括奉命治汴。汴河水利是王安石变法的农田水利法中一个重点工程自熙宁二年（1o69）开工后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屡遭守旧派的攻击。沈括通过考察从治汴的历史和现状出说明了治汴工程的必要性从而有力地支持了变法。熙宁六年（1o73）六月沈括奉命出访两浙相度两浙农田水利、差役诸使兼察访。七年（1o74）八月被任命为河北西路察访使兼提举该路保甲主要任务是视察和整顿边防。他向朝廷就兴修防御设施、推行保甲法等问题提出31项建议。同年九月受命兼管新政的重要机构——军器监在此后近两年的时间里使军器监生产的兵器在数量与质量上均有很大提高。同时沈括还钻研阵法与城防重订《九军阵法》编成《修城法式条约》等。 熙宁八年（1o75）沈括奉旨出使辽朝与辽朝宰相商谈宋辽分界问题获得成功。归来后撰成《使契丹图抄》描绘辽之山川、道路形势与人情风俗进呈朝廷。同年十月沈括升任翰林学士、权三司使主持宋朝财政。他推行新法改革财政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宋朝的财政状况。 熙宁十年（1o77）七月沈括因主张免除下户役钱、轻役依旧轮差遭御史蔡确等人诬劾被罢三司使出知宣州（今属安徽）。元丰三年（1o8o）五月改知延州（今陕西延安）。不久又兼任鄜延路经略安抚使成为一方军事统帅在与西夏的对抗中屡立战功并升任龙图阁直学士。但在元丰五年（1o82）九月永乐城被西夏军攻破北宋损失官兵万余人夫役无数。沈括在此次战役中虽竭尽全力阻止西夏军的继续前进但他身为主帅未能坚持自己的主张纠正钦差徐禧的错误导致宋军损失惨重应负有一定责任。十月朝廷以“措置乖方”罪降沈括为均州团练副使限他居住在随州（今湖北随县）。八年徙秀州（今浙江嘉兴）团练副使在秀州安置。熙宁九年（1o76）沈括奉诏编修天下州县图至元祐二年（1o87）完成。元祐三年他将五易其稿费时12年精心编制的《天下州县图》献给朝廷才被允许任便居住。元祐五年（1o9o）沈括迁润州（今江苏镇江）朱方门外梦溪园定居。从此闭门谢客潜心著述恬淡而平和地度过了他的晚年。绍圣二年（1o95）沈括病逝享年65岁。 沈括一生的大部分时间从事政治活动但他刻苦治学“博闻强记一时罕有其匹”“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著”1。据胡道静的统计沈括著述近4o种分为易、礼、乐、春秋、仪注、刑法、地理、儒家、农家、小说家、历算、兵书、杂艺、医书、别集、总集、文史等17类。今存的仅《梦溪笔谈》、《补笔谈》、《续笔谈》、《苏沈良方》和综合性文集《长兴集》（原有41卷仅存19卷）等五种其余多已亡佚。2其中《梦溪笔谈》是沈括晚年在梦溪园中将其一生所见所闻和研究心得以笔记文学体裁形式写下的不朽著作。现存《梦溪笔谈》为26卷连同《补笔谈》3卷《续笔谈》11篇。笔谈共分故事、辩证、乐律、象数、人事、官政、权智、艺文、书画、技艺、器用、神奇、异事、谬误、讥谑、杂志、药议17门分类系事考辨精邃共有6o9条。有关历史（包括考古）方面的记述至少有12o条以上。有关自然科学条目占255条约为全书的42％内容涉及自然观、数学、物理、化学、天学、地学、生物、医药、工1《宋史》卷331《沈括传》。 2胡道静校注：《梦溪笔谈校证》下册第1151—1154页。 程技术等诸多领域。书中反映有当时科学技术成就的一些忠实记录如喻皓的《木经》、毕昇的活字印刷术等都是我们今天在这方面所能获得的唯一资料。《梦溪笔谈》不仅是一部史料价值很高的历史典籍而且是一部科技史资料汇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josephneedham）博士曾称此书是“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1。 第二节科学成就天文学沈括奉命兼任提举司天监后先采取措施对司天监进行整顿并保举精于历术的平民卫朴进入司天监编修新历。熙宁八年（1o75）《奉元历》编成并颁行。后在沈括的建议下《奉元历》又根据实测资料重修在宋代行用了19年。沈括对天文仪器也有重大的改革。浑仪是中国古代用来观测天体运动的仪器。沈括在深入分析历代浑仪缺点的基础上做了重要改进如取消了白道环放大窥管上孔径以扩大视域及缩小下孔径以适宜于人目观测设法校正极轴位置等。经改进的浑仪结构简化使用方便测量精度也有所提高。沈括改进的计时仪器浮漏利用漫流中表面张力的补偿作用来减少液体粘滞性随温度变化而对流量的影响以便消除由此引起的计时误差提高了计时的准确性。他利用新制的浮漏进行了长达十余年的观测和研究获得不少新的成果如认识到在一年之中每日的长度并非常量并据理推断冬至日长度“百刻而有余”、夏至日长度“不及百刻”。此外他还对测日影的圭表做了一系列改革。为了说明改制仪器的原理沈括于熙宁七年（1o74）七月上《浑仪》、《浮漏》、《景表》三议这三篇著作都是中国科技史上有关天文仪器方面的杰作。 中国的传统历法是阴阳合历节气与月份的关系并不固定而节气对于农业生产等活动有着很大影响。因此为使节气与月份之间建立起相对固定的关系沈括大胆提出了一种纯阳历的历日制度即十二节气历法。他认为最好是用“十二节气”为一年不要用十二月。如以立春为孟春（正月）初一惊蛰为仲春（二月）初一等等以此类推；大月31日小月3o日大小月一般相间一年最多有一次两个小月相连；在历书上加注朔望以表示月亮的圆缺。这种历法可说是历法史上带有革命性的创意。它完全以太阳视运动为计算依据按节气定历既简便易算又有利于农事活动的安排。但由于这种纯阳历否定了中国几千年传统的阴阳合历不可避免地招致“怪怨攻骂”而难以实行。可是沈括却满有信心地说：“然异时必有用予之说者”。1如今世界通用的阳历（如现行的公历《格里历》）其实质与沈括的“十二节气历”是很相似的。 数学沈括的数学成就在数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日本著名的数学史家三上1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第一卷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135页。1沈括：《补笔谈》卷2。 义夫称之为“中国算学之模范的人物或理想的人物”1。 累棋、层坛及酒家积罂之类的隙积问题即垛积问题实质上是一种高阶等差级数求和问题。设堆垛体的上、下宽分别为a和bsp;个物体上、下长分别为b和d个物体高共有n层则依《梦溪笔谈》原文所述堆垛体的总和s=p6［（2b+d）a+（2d+b）c+c-a］这一公式是完全正确的。沈括的隙积术是《九章算术》中“刍童术”的展并构成了其后二三百年间关于垛积问题研究的开端。其后南宋的杨辉和元代朱世杰等在此基础上创立垛积术解决了许多更一般的高阶等差级数求和问题。 沈括的另一项数学成就是创立了会圆术。会圆术是在丈量田亩中提出来的。沈括说：“凡圆田既能拆之须使会之复圆。”2这是关于已知弓形的圆径、矢高求弓形的弦长和弧长的方法。沈括是中国第一个对弧、弦、矢之间关系加以考虑的科学家他给出了下列近似公式：1=bsp;=2r22drb——2其中1为弧长d为直径r为半径b为矢高bsp;为弦长。会圆术也是后来天文计算中常用的重要公式。 物理学（1）光学沈括研究过凹面镜成像的原理他通过反复观察和实验得出了较《墨经》等更前进一步的结果。他指出用凹面镜照物中间有一被称作“碍”的点（即现在所说的焦点）物在此点之内成正像；在此点上不成像；在此点之外成倒像。他还用窗隙、橹臬、腰鼓等常见事物来形容凹面镜成像现象试图解释凹面镜成像原理。尽管这些解释并不完全正确但不失为极有益的尝试。他对凸面镜、平面镜也做了细致的观察和研究科学地解释了古人制镜镜大则平、镜小则凸的道理。他指出：“小鉴不能全观人面故令微凸收人面令小则鉴虽小而能全纳人面。”1说明他对镜面大小、镜面曲率与成像的关系已有很清楚的认识。 为了说明月亮的盈亏现象沈括做了模拟实验。他用一个弹丸将其表面一半涂上白粉这样侧视之则粉处如钩对视之则正圆从而直观地和形象地演示了月亮的盈亏现象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2）磁学沈括对指南针的研究是有卓越成就的。他由实验得出磁针指向不是正南方而是略偏东这是关于地球磁偏角最早的明确记载；他指出磁针有四种装置方法即：浮于水面、放在指甲上、置于碗边、以线悬挂并对这四种方法的优劣做了比较认为最好的是以线悬挂法（缕悬法）；他还现磁针有指南、指北之分进而推断出这种差异可能是由于磁石的不同性质造成的。但受科技水平所限当时还不可能对这一现象作出科学的解释。（3）声学沈括通过对某些声学现象的观察与研究对声的共振现象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共振现象早在战国时期就为人们所现其后人们还1［日］三上义夫著林科棠译：《中国算学之特色》《万有文库》本。2《梦溪笔谈》卷18。 1《梦溪笔谈》第327条胡道静校注本（下文所引《梦溪笔谈》原文均据此本不重复注出）。现了一些消除共振现象的方法。沈括的实验是用简单的仪器证明弦线的基音与泛音的共振关系。他剪一小纸人放在基音弦线之上拨动相应的泛音弦线纸人就跳动拨别的弦线纸人则不动。沈括把这称为“正声”即共振实验。西方直至17世纪才出现类似的实验。 沈括还对乐律古琴的制作和传声古乐钟的声、共鸣等声学现象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 地学沈括一生行踪所及几遍大半个中国加上他知识面广善于观察和思考因此在地学领域亦有许多独到的见解。 熙宁七年（1o74）沈括到浙东地区考察看到“雁荡诸峰皆峭拔险怪上耸千尺穹涯巨谷不类他山皆包在诸谷中。自岭外望之都无所见；至谷中则森然干霄”。对于这种地貌他认为是“谷中大水冲击沙土尽去唯巨石岿然挺立耳”1。指出了流水侵蚀作用的自然成因。他还提出西部黄土高原的地形也是同一原因形成的。从而对这两个地区的地貌成因作出了科学的解释。他还根据太行山麓的山崖之间往往含有螺蚌壳及石子“横亘石壁如带”从而判断这里曾是海滨并进而推断华北大平原是由黄河、漳水等河流的泥沙沉积而形成的。这是对华北平原成因的最早的科学解释。沈括在视察河北边防时非常留意当地的地形、地貌并用木屑、面糊堆捏成当地的山川道路等地形地物。后来由于天气寒冷而改为用熔蜡制作。这种立体地图既真切又便于携带到官所后再将之复制为木刻的立体地图。这种制图方法在当时很受重视并得以推广以致“边州皆为木图藏于内府”。 熙宁九年（1o76）沈括奉旨编修《天下州县图》前后花了12年时间终于绘制成《天下州县图》（《守令图》）总图大小各1轴分路图18轴共2o轴。这是当时全国最好的地图。沈括在制图过程中继承并展了西晋裴秀提出的“制图六体”还采用了一些新的制图方法。例如他把过去用四至八到定方位和距离的方法进一步扩展为二十四至即细分为二十四个方位使制图的精密度有所提高。这也是后来元明时期将航海罗盘划分二十四个方位的先声。 沈括在视察汴河工程时曾亲自实地测量沿渠各地的水平高低。当时测量地势高低的工具有水平、望尺、干尺等方法是逐段测量然后再将数据汇总到一起但这种做法的测量值与实际值误差很大。沈括所用的测量方法是分段筑堰逐段测量“汴渠堤外皆是出土故沟水令相通时为一堰节其水候水平其上渐浅涸则又为一堰相齿如阶陛。乃量堰之上下水面相高下之数会之乃得地势高下之实”1。竺可桢先生曾称这种方法“虽不尽善但苟所筑之堰极为平直当不致有大差误。其所用之尺虽未必精密但计高度至于分寸可见其行事之不苟且。欧洲古代希腊虽曾经测海岸之远近罗马盛时亦有测量街道之举但地形测量在括以前则未之闻。”1《梦溪笔谈》第433条。 1《梦溪笔谈》第457条。 2医药学沈括重视并通晓医术。他在临床医学、基础医学、药物学等方面有不少重要成果特别是对药物和药理有许多独到的见解有关论述可见于《梦溪笔谈》、《良方》、《灵苑方》、《梦溪忘怀录》等著作中。例如通过研究他对细辛、杜若、枳实等药物存在的“一物多名”、“一名多物”和“名实错乱”的现象作了考订；对《神农本草经》等古书中关于山豆根等药物药性记载的错误作了纠正；对辨疾、治疾、配方、采药、药物的保管和加工制作、服药的正确方法等都提出了一些中肯的看法这些看法既来自实践又符合辩证法直到今天也是很有价值的。 沈括曾编集《良方》15卷北宋末有人将苏轼的医药杂说附于《良方》题名为《苏沈内翰良方》。现传本《苏沈良方》共1o卷沈括自序说：“予所谓良方者必目睹其验始著于篇闻不预焉。”可见他选择药方是很审慎的。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也说“用者多验”。由此可见这部验方汇编至少对某些疾病或病人有良好的疗效。 第三节科学精神和治学方法沈括一生勤奋好学从他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他博览群书广泛地吸取了前人的知识。但他并不迷信古人和书本而富有创新精神能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他的另一特点是能正确对待人民群众和科学家个人在科技展中的作用体验到劳动人民的智慧是科学知识的源泉。他在《上欧阳修参政书》里说：“至于技巧、器械、大小、尺寸、黑黄苍赤岂能尽出圣人！百工、群有司、市井、田野之人莫不预焉。”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为了搞清某些问题曾“历访镜工”询“问老医”。同时他也在他的著作中如实记录了不少民间的科学技术人物及其成就如毕昇活字印刷术喻皓《木经》水工高巧合龙门信州湿法炼铜西夏冷锻铁甲等这些都是人们了解当时科技明的极其珍贵甚至是唯一的史料。 就科学方法而言沈括非常重视对事物的观察和科学实验并力图从中现科学事实和客观规律。他的许多成果都是通过实验取得的。在宦游所到之处他都着意对当地的自然环境和人情物理进行认真的考察并做翔实的记录。同时他观察事物并不仅仅停留在对事物表面现象的认识水平上而是进一步研究和探索其中所蕴含的科学道理。例如为了确定极星的位置他曾连续三个月进行测量才得到极星离开北极三度有余的结论；为了验证“虹能入溪涧饮水”的问题曾“与同职扣涧观之”并进而现“自西望东则见；立润之东西望则为日所铄都无所睹”1。此外如关于凹、凸面镜的成像特点的认识关于指南针装置方式的认识关于月亮盈亏现象的认识等等都是通过实验得到的。 沈括所具有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谦虚谨慎的治学态度也是值得称道2竺可桢：《北宋沈括对于地学之贡献与纪述》《科学》第11卷第6期（1926年）第797页。1《梦溪笔谈》第357条。 的。对于所观察到的现象和问题经反复思索研究后仍无法解决的他就只是如实记录并说明不知其中道理的症结所在而决不故弄玄虚妄下断语。例如在记述磁针有指南、也有指北的现象后说“理应有异未深考耳”2。这种严谨的和实事求是的学风是所有杰出科学家所共有的可贵品质。第四节多方面的贡献沈括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他不仅是自然科学家而且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方面也有很多贡献。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对于历代特别是宋代的官制、礼制、兵制、舆服、仪卫、文牍等典章制度有大量记载与考订并提出不少有启性的新观点。他的著作还对农民起义做了比较客观的记述真实地记载了淳化四年（993）四川爆的王小波、李顺起义。《梦溪笔谈》也记载了许多有关各族人民间经济、文化交流的情况为研究少数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此书提到的各类掌故也有不少是令人感兴趣的。 沈括由于亲自参加过王安石变法做过权三司使因此对当时国家的财经数字、相关的规章制度和档案图籍的情况等是比较了解的他的记述应该说是较为可靠的。这些都是研究宋代经济史特别是北宋王安石变法时期有关财经情况的极有价值的史料。 沈括对宋代考古学的展也有杰出贡献。他非常重视各地的文物古迹无论走到哪里都要留心调查研究。尤其是对掘出来的各种文物的时代、形状、花纹、文字等都要细心观察详加考订。而对古兵器、古乐器、古画、古籍、手稿等他都广泛搜集深入研究甚至加以仿制。他认为各种文物都“别有深理”应予深究。他力图用出土文物来验证古书中的某些记载以纠正古籍和流俗之说的谬误和讹传。例如他曾对海州出土的古弩机的形状、构造原理、使用方法及其功能做了详细的描述并对弩机上的“望山”进行了研究这是有关古代弩机最为精确和详尽的记载；他所提到的雷州出土的雷斧、雷楔反映了石器时代的文化；他本人曾得到一块“金饼”“凡重七两余面有二十余印背有五指及掌痕纹理分明”1。这种“金饼”是中国历史上有关战国时期楚金币“郢爰”的最早记载。《梦溪笔谈》中这方面的内容是相当丰富的。 2《梦溪笔谈》第588条。 1《梦溪笔谈》第366条。 第四十章苏洵苏轼苏辙第一节苏洵“守道安贫不营仕进” 苏洵（1oo9—1o66）字明允号老泉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年少不学他自己说：“少不喜学生二十五岁始知读书从士君子游。”1欧阳修也说他“年二十七始大愤谢其素所往来少年闭户读书为文辞”。但因他不擅时文举进士不第。庆历五年（1o45）37岁因举制策入京。正值庆历新政失败范仲淹诸人多被贬逐。他很失望在后来写的《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中说：“洵时在京师亲见其事忽忽仰天叹息以为斯人之去而道虽成不复足以为荣也。” 由于目击时艰再加上制举不中苏洵对于国家的前途和自己的仕途都颇灰心于是且不求仕“悉取所为文数百篇焚之益闭户读书绝笔不为文辞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经百家之说”以考质古今治乱成败、圣贤穷达出处之际得其精粹涵蓄充溢抑而不久之1。后为知益州张方平所赏识。嘉祐元年（1o56）苏洵携子苏轼、苏辙带着张方平的推荐书信入京谒见韩琦、欧阳修。这时又值欧阳修等庆历新政时期的人物用事欧阳修立即向朝廷推荐苏洵在《荐布衣苏洵状》中说：“眉州布衣苏洵履行淳固性识明达亦尝一举于有司不中遂退而力学其人文行久为乡闾所称而守道安贫不营仕进。”此后不久苏洵即因妻丧而回乡复萌守道安贫之念。 嘉祐三年（1o58）朝廷命苏洵赴阙应试他上书皇帝表示谢绝。与此同时他写了《答雷简夫书》、《与梅圣俞书》、《上欧阳内翰第四书》等泄自己不肯应试的情绪。在《答雷简夫书》中说：“向者《权书》、《衡论》、《几策》皆仆闲居之所为其间虽多言今日之事亦不自求出之于世乃欧阳永叔以为可迫而进之。苟朝廷以为其言之可信则何所事试？苟不信其平居之所云而其一日仓卒之言又何足信邪？”在《与梅圣俞书》中说：“且以永叔之言与三书之所云皆世之所见今千里诏仆而试之盖其心尚有所未信此尤不可苟进以求其荣利也。”这就是说自己的识见水平具见于《权书》、《衡论》、《几策》三书之中没有必要再加策试；而朝廷竟要再加策试等于不被信任。对此苏洵是颇为愤慨的。 尽管苏洵如此愤慨而作为一介书生要想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仍然不得不向朝廷低头他虽然拒绝了应试却又写了《上皇帝书》。说是“条为十通以塞明诏”实际上也是以此作为“应试”之文。在这篇上书中苏洵比较系统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政治见解。其中有些观点等于重申庆历新政的主张。而且总结了庆历时期的经验教训。 可是此书上后仍未引起朝廷多大重视。直到嘉祐五年（1o6o）苏洵才被任命为试秘书省校书郎的卑职。治平三年（1o66）苏洵以霸州文安县主簿而终时年58岁。著作有《嘉祐集》。 1苏洵：《嘉祐集》卷11《上欧阳内翰第一书》。 1欧阳修：《欧阳文忠全集》卷34《苏明允墓志铭》。 “指事析理引物托喻” 苏洵一生以布衣而被起用位不过县主簿级不过八品。居官期间只参与修纂了《太常因革礼》1oo卷。他的业绩不在政事而在文章。他的文章是以论兵见长的纵论古今指切时弊极有深度。其中《权书·六国》早为世人传诵。如文中有云：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或曰：六国互丧率赂秦也？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故曰：弊在赂秦也。这是从“古人以往成败之迹”讲起也即是他所谓“施之于今无所不可”者。他又恐只讲古人的成败之迹今人未必深晓于是最后又点明道：夫六国与秦皆诸侯其势弱于秦而犹有可以不赂而胜之之势；苟以天下之大下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 这就更明确地说到当代了。这样的笔墨正是邵博《闻见后录》所谓“讥时之弊”的文章。 苏洵是以论兵自负的其论兵之文也确有成就但苏洵文章的成就却不仅在于论兵。论兵之文也只是论政之文的一个部分。苏洵论政亦如论兵不为空谈常有独到之见。关于朝廷用人问题苏洵所言亦甚激切。尤其关于“任相”言之最详。在《衡论·远虑》中他说古之天子必有“腹心之臣”而“近世之君”则未能尊重宰相。文中有云：近世之君抗然于上而使宰相眇然于下。上下不接而其志不通矣。臣视君如天之辽然而不可亲而君亦如天之视人洎然无爱之之心也。是以社稷之忧彼不以为忧；社稷之喜彼不以为喜。君忧不辱君辱不死。一人举之则用之一人毁之则舍之。宰相避嫌畏讥且不暇何暇尽心以忧社稷？数迁数易视相府如传舍百官治之于下而天子恂恂于上一旦有卒然之忧吾未见其不颠沛而殒越也太祖用赵忠令也得其道矣。近者寇莱公亦诚其人然与之权轻故终以见逐。而天下几有不测之变。然则其必使之可以生人杀人而后可也。 宋时宰相之权同历代相比可以说是够重的了。但苏洵还以为不够他希望天子把宰相看作“腹心之臣”“尊之如父师爱之如兄弟”作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百人誉之不加密百人毁之不加疏”。他认为只有这样才“可与议天下之机虑天下之变”。文章最后举赵普、寇准为例以为寇准虽然得用而失之“权轻”。结论是任用宰相不仅要“尊其爵厚其禄”而且要“重其权”。 要求重宰相之权等于分天子之权。这是唐宋两代朝政改革中庶族文人的一种新的政治要求。尽管主观上是要“尽心以安社稷”而客观上则是庶族文人争政治权力。欧阳修曾经主张“不为宰相必为谏官”说宰相、谏官能在天子面前争是非云云实质上也是凭借言权来左右天子的权力。苏洵为了挥这样的思想还写了《任相》一文。其中特别指出“任相之道与任将不同”必须“接之以礼”。对于“人主傲然于上不礼宰相以自尊大者”至为不满。此文可与《衡书·远虑》同看。 其次关于用人问题“任相”之外还谈到取士。关于取士苏洵也有专论。《广士》一文中有云：古之取士取于盗贼取于夷狄。古之人非以盗贼夷狄之事可为也以贤之所在而已矣。夫贤之所在贵而贵取焉贱而贱取焉是以盗贼下人夷狄异类虽奴隶之所耻而往往登之朝廷坐之郡国而不以为怍；而绳趋尺步华言而华服者往往反摈弃不用。何则？天下之不能绳趋而尺步华言而华服者众也。朝廷之政郡国之事非特如此而可治也。彼虽不能绳趋而尺步华言而华服然而其才果可用于此则居此位可也夫古之用人无择于势布衣寒士而贤则用之公卿子弟而贤则用之武夫健卒而贤则用之巫医方技而贤则用之胥史贱吏而贤则用之。今也布衣寒士持方尺之纸书声病剽窃之文而至享万钟之禄卿大夫之子弟饱食于家一出而趋高车驾大马以为民上武夫健卒有洒扫之力奔走之旧久乃领善郡执兵柄巫医方技一言之中大臣且举以为吏。若此者皆非贤也皆非功也是今之所以进之之途多于古也；而胥史贱吏独弃而不录使老死于敲榜趋走而贤与功者不获一施吾甚惑也。 这是一篇对于取士、用人制度的严厉的批评。其中主张任用盗贼胥史与韩愈三上宰相书中的意见是一致的。都是要求广开才路。 苏洵对于朝廷用“声病剽窃之文”取士尤为不满所以最后又说：夫人固有才智奇绝而不能为章句名数声律之学者又有不幸而不为者苟一之以进士制策是使奇才绝智有时而穷也。使胥吏之人得出为长吏是使一介之才无所逃也。进士制策网之于上此又网之于下而曰天下有遗才者吾不信也。 唐宋以诗文取士对于前代之仅以门第用人来说已是一大进步尤其是到了宋代布衣寒士由此而得仕进者越来越多了；但苏洵以为这样取士仍未作到人尽其才还有“胥史贱吏独弃而不录”未免遗憾。 苏洵这样的文章反映了一些布衣寒士以及胥史贱吏的政治要求。曾巩在《苏明允哀辞》中对于苏洵的文章有过全面的评论。他说苏洵之文“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托喻侈能尽之约远能使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烦能不乱肆能不流”。这是对苏洵文章具体的评价。苏洵为文确是善于“指事析理引物托喻”的所谓“烦能不乱肆能不流”也确是其文的特色之一。 苏洵的文章尤其是政论和史论不仅善于“指事析理”而且兼有“温淳”、“雄刚”和“简切”的特点。尤其是和宋初以来柳开、石介、尹洙等人的同类文章比较显然达到了更高的成就。 当然苏洵在《礼论》、《乐论》、《诗论》一类文章中有时未免迂阔甚至不免迂腐。例如在《田制》一文中甚且说过“井田虽不可为而其实便于今”的话。但从全部文章看来其“指事析理”仍是精辟的。即使是迂阔之言也仍然不失其个性特点。 还有苏洵为文常有独到之见但有时也不免于偏。《辨奸论》一文虽然未必尽出苏洵笔下但这样的笔调却也符合苏洵的性格。心有所激为过激之言有时也是难免的。 在政论、史论等篇之外苏洵还有另外一些文章也有特点。曾巩在《苏明允哀辞》中说：“明允每于其穷达得丧忧叹哀乐念有所属必之于此；于古今治乱兴坏、是非可否之际意有所择亦必之于此；于应接酬酢万事之变者虽错出于外而用心于内者未尝不在此也。”就是说苏洵为文随遇而这也正如他自己所说是“投之所向无不如意”的。例如《木假山记》、《名二子说》等篇茅坤、姚鼐诸家多有评论此不多说。这里且举《送石昌言使北引》以见其特点。 昌言举进士时吾始数岁未学也。忆与群儿戏先府君侧昌言从旁取枣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亲戚故甚狎。昌言举进士日有名。吾后渐长亦稍知读书学句读属对声律未成而废。昌言闻吾废学虽不言察其意甚恨。 后十余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闻。吾日以壮大乃能感悔摧折复学。又数年游京师见昌言长安相与劳苦如平生欢。出文十数昌言甚喜称善。吾晚学无师虽日为文中甚自惭。及闻昌言说乃颇自喜。 今十余年又来京师而昌言官两制乃为天子出使万里外强悍不屈之虏建大旆从骑数百送车千乘出都门意气慨然。 自思为儿时见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贵不足&1t;//pgn>怪吾于昌言独有感也！大夫生不为将得为使折冲口舌之间足矣。 这样的文章可以说是写得“温厚”、“简切”而自然。娓娓而谈情深意婉。正是前人所谓“有感慨有态度”的文字。 苏洵为文也是推尊韩愈的。像这样的叙述其“感慨”、“态度”与韩愈行文亦颇相似。在这段叙述文字之后文章转入送序的主题：“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以伐病。其游谈以为高、枝叶以为观美者先生无一言焉。”这一段话是苏洵评论凫绎先生诗文的但也可以看作“夫子自道”之辞。苏洵赠给石昌言的这段文章也是“有为而作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的。所议论皆非“游谈”更无“枝叶”简当老练如其为人。 苏洵为文虽然主张“精悍确苦”“疗饥”“伐病”却也并非不要文采。只是不讲虚饰而求自然。他在《仲兄字文甫说》一文中既具体地体现了这样的文风又明确地说明了这样的主张。如讲“风水之极观”有云：“风行水上涣。”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岂有求乎文哉？无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为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风之文也；二物者非能为文而不能不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于其间也。故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温然美矣而不得以为文；刻镂组绣非不文矣而不可与论乎自然。故夫天下之无营而文生之者唯水与风而已。将“风行水上”看作“天下之至文”这是标榜文章的一种境界。苏洵自己可能有意为之但达到此境似不容易。 第二节苏轼生平与政事苏轼（1o37—11o1）字子瞻一字仲和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苏洵长子。嘉祐元年（1o56）随父及弟辙出蜀入京翌年进士及第。嘉祐六年（1o61）又应制科考试名列三等。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等职。 熙宁四年（1o71）苏轼官至太常博士摄开封府推官。值王安石执政推行新法。苏轼持不同政见上书力言新法之弊认为宋神宗“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希望神宗“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由于政见不同苏轼此后数年便出任地方官职。始为杭州通判又知密州、徐州等地。元丰二年（1o79）改知湖州。这时因作诗被诬以“讪谤朝政”之罪而下狱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元丰七年又改汝州。元丰八年哲宗即位宣仁太后临朝司马光当政。苏轼改知登州。至郡五日即入朝为起居舍人。其后累迁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职。元祐二年（1o87）兼侍读。这时司马光尽废熙宁之法苏轼对此亦有不同的看法。又因政见不同请求外调。元祐四年（1o89）出知杭州。此后再入再出历任翰林侍读学士、守礼部尚书等职。元祐八年哲宗亲政章惇、蔡卞当权。苏轼又以“讥刺先朝”的罪名免官降职一贬再贬而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绍圣四年（1o97）复贬为琼州别驾。 元符三年（11oo）徽宗即位。遇赦苏轼官复朝奉郎渡海北归。翌年回到常州。因病告老。建中靖国元年（11o1）卒终年66岁。著作传本有《东坡七集》、《经进东坡文集事略》等。 苏轼一生从政但他是典型的文人。像他这样的人物在党派斗争中一贬再贬也就不足为怪。正因此之故他对人生世态才渐有所悟。所写文章也更有特色。 苏轼的文章先是见赏于欧阳修的。嘉祐二年欧阳修《与梅圣俞书》云：“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嘉祐五年欧阳修又在《举苏轼应制科状》中称他“学问通博资识明敏文采烂然论议蜂出”。 论事之文苏轼的文章成就主要在两方面。一是论事之文上承贾谊6贽论证古今“滔滔汩汩”；一是各体杂文涉笔成趣“姿态横生”。赋体之文也别具特色。 苏轼的论事之文包括甚广。先是策论之文在两次朝政改革期间针对时弊敢放狂言最有时代特点。例如所对《御试制科策》有云：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陛下念祖宗之重思百姓之可畏欲进一人当同天下之所欲进；欲退一人当同天下之所欲退。今者每进一人则人相与诽曰：是进于某也是某之所欲也。每退一人则又相与诽曰：是出于某也是某之所恶也。臣非敢以此为举信也。然而致此言者则必有由矣。今无知之人相与谤于道曰：圣人在上而天下&1t;//pgn>之所以不尽被其泽者便嬖小人附于左右而女谒盛于内也。为此言者固妄矣然而天下或以为信者何也？徒见谏官御史之言矻矻乎难以入以为必有间之者也。徒见蜀之美锦、越之奇器不由方贡而入于官也如此而向之所谓急政要务者陛下何暇行之？臣不胜愤懑谨复列之于末。 这篇策论先提出朝廷用人问题。这是唐宋两代朝政改革的一个主要问题。其次苏轼应制之时还曾撰有《策略》、《策别》和《策断》等虽属准备应试之作却也都是有为之言。其《策别》之一《课百官》中《厉法禁》有云：昔者圣人制为刑赏知天下之乐乎赏而畏乎刑也是故施其所乐者自下而上。民有一介之善不终朝而赏随之是以下之为善者足以知其无有不赏也。施其所畏者自上而下公卿大臣有毫之罪不终朝而罚随之是以上之为不善者亦足以知其无有不罚也。《诗》曰：“刚亦不吐柔亦不茹。”夫天下之所谓权豪贵显而难令者此乃圣人之所借以徇天下也。舜诛四凶而天下服何也？此四族者天下之大族也。夫惟圣人为能击天下之大族以服小民之心故其刑罚至于措而不用。 周之衰也商鞅、韩非峻刑酷法以督责天下然其所以为得者用法始于贵戚大臣而后及于疏贱故能以其国霸。由此观之商鞅、韩非之刑法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舜之术也。后之庸人不深原其本末而猥以舜之用刑之术与商鞅、韩非同类而弃之。法禁之不行奸宄之不止由此其故也。&1t;//pgn>他主张行赏“自下而上”用罚“自上而下”特别是先罚“贵戚大臣”而后才“及于疏贱”而且说商鞅、韩非之“所以用刑者”乃“舜之术”这是突破儒家传统的看法。这在当时是相当大胆的观点。 《策别》之《课百官》中还有“决壅蔽”之论对于当时的弊政揭露得十分深刻。文中有云：故凡贿赂先至者朝请而夕得；徒手而来者终年而不获。至于故常之事人之所当得而无疑者莫不务为留滞以待请属举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钱无以行之。 宋时弊政之最显然者是因循苟且。这在欧阳修的论事之文中说得十分透辟。苏轼在此则更指出有些“故常之事”之所以“务为留滞”者乃是“以待请属”也就是等待贿赂。“贿赂先至”则“朝请而夕得”；“徒手而来”则“终年而不获”。哪怕是“一毫之事”也“非金钱”不办。看得何等深刻！ 苏轼的一篇传诵的名文《教战守》也是《策别》之《安万民》中的文字。此文从提出论点列出论据到得出结论层次之分明论证之严密可以代表苏轼论事之文的行文特点文章先提出“当今生民之患”“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而且指出：“此其患不见于今而将见于他日。今不为之计其后将有所不可救者。”论点提得相当明确。明确了论点之后随即列出论据加以论证。经过充分论证之后便指出“天下固有意外之患”即战争不可避免。关于战争不可避免的一段分析是非常精辟的。文章说：且夫天下固有非常之患也。患者见四方之无事则以为变故无自而有。此亦不然矣。今国家所以奉西、北之虏者&1t;//pgn>岁以百万计。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无厌。此其势必至于战。战者必然之势也。不先于我则先于彼；不出于西则出于北。所不可知者有迟远近而要以不能免也。 这一分析已为尔后的历史事实所证明是完全正确的。既然战争不可避免其后果自可担忧。文章继续说：天下苟不免于用兵而用之不以渐使民于安乐无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则其为患必有不测。 写到这里关于“生民之患”已说得淋漓尽致。在这样的危机面前如果再不采取挽救的对策实在危险。于是文章自然引出结论就是要对平民百姓教以战守之术。文章说：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讲习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授以击刺之术。每岁终则聚于郡府如古都试之法有胜负有赏罚。而行之既久则又以军法从事。 苏轼是个文人对于兵法他懂得不多。这一方面他还不及其父苏洵。上面这段话不免纸上谈兵。不过他的论述是针对时弊的他的论断也是从实际出的。 从宋朝当时的实际情况看上至最高统治者下至某些士大夫都是苟且偷安不讲武备则是事实。当时一些有识之士多好言兵。如尹师鲁、欧阳修、范仲淹、苏舜钦、梅尧臣以及苏洵等都是重视军事的。苏轼这些见解和上述诸人比较一致。 到了熙宁变法初期苏轼的一篇《上皇帝书》也是重要文章。 熙宁四年苏轼官至太常博士摄开封府推官针对新法上书论事。 此书行文相当激切与前此诸策比较有所不同。文章开始云：臣之所欲言者三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而已。&1t;//pgn>下面便分别言之。关于“结人心”他说：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于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如鱼之有水如农夫之有田如商贾之有财。木无根则槁灯无膏则灭鱼无水则死农夫无田则饥商贾无财则贫。人主失人心则亡。此必然之理不可逭之灾也。其为可畏从古而然。人心向背系乎存亡古今一理。苏轼于此时突出地提出这个问题是有针对性的。在他看来熙宁变法不免“刚果自用”而未能“深结人心”。关于“厚风俗”苏轼所言者亦似老生常谈但亦切中新法之弊。顾炎武《日知录·宋世风俗》有评论：安石创行新法轼上书言：“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近岁朴拙之人愈少巧进之士益多唯陛下哀之救之。”当时论新法者多矣未有若此之深切者。 苏轼此论“深切”顾炎武看得不错。 关于“存纪纲”苏轼特别强调的是宋初以来广开言路的传统。他说：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圣人深意流俗岂知！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内重之弊也陛下得不上念祖宗&1t;//pgn>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立万一之防朝廷纪纲孰大于此？ “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论纪纲而特言此者这在当时似亦有激而。王安石变法立意甚善但不听谏言是一大缺失。苏轼进言也不无顾虑。苏轼最后还有如下一段言语：臣之狂愚非独今日陛下容之久矣。岂其容之于始而不赦之于终恃此而言所以不惧。臣之所惧者讥刺既众怨仇实多必将诋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虽欲赦臣而不可得岂不殆哉！死亡不辞但恐天下以臣为戒无复言者。是以思之经月夜以继昼表成复毁至于再三。 这样出言之激切不仅如贾谊、6贽而且有如钟惺所云：“东坡之文似战国。”不过说“东坡之文似战国”也并非如罗大经所谓“以无为有”“以曲作直”1。 苏轼早年的进策之文以及熙宁新法时期的进奏之言都是针对时政、有为而。其他论政论史诸作也大抵如此。 各体杂文苏轼的各体杂文写得更加自由随便。苏轼《答谢民师书》称其“诗赋杂文”“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这样的评语谢民师似不足以当之却可以看作“夫子自道”至少是苏轼自己所追求的一种诗文境界。从其所著各体杂文看来有些作品是达到了这样的高度的。这类作品包括一些记、序和书信杂文在苏轼全部作品中数量不少。这里且以《筼筜谷偃竹记》为例。此文题目是给文同的一幅“偃竹”作记但一开始却先介绍了文同的画论。说：1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3。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节叶具焉。自蜩腹蛇蚹以至于剑拔十寻者生而有之也。今画者乃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岂复有竹乎？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苏轼说这是文同教他的话。 文同字与可是宋代名画家也兼擅诗文著有《丹渊集》和苏轼有亲友关系。苏轼引他的这几句话即有名的“成竹在胸”的画论。文同在艺术上是有实践有理论的。他的理论当然不止于上述这几句话但苏轼为什么特意拈出这几句来著于一篇之呢？苏轼是懂得艺术的在他看来文同这几句话乃其画论精华也是苏轼认为最可宝贵的艺术理论。平居之日时诵于心故临文之际也就脱口而出。文章接下去又说：与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识其所以然。夫既心识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不学之过也。故凡有见于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视了然而临事忽焉丧之岂独竹乎？ 这是苏轼对于文同这一理论的挥。他的挥是深有体会的。他对于文同的话能够“心识其所以然”也就是所谓“心知其意”。不过尽管他心知其意而如果让他自己动笔还是不能得心应手即“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苏轼认为这是“不学之过”。他在这里强调的是“学”。他还进一步说：“凡有见于中而操之不熟者”都是由于工夫不够不仅画竹如此别的事情无不如此。 在苏轼看来文同这一理论乃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道理。下面他又举出其弟苏辙在其所作《墨竹赋》中称赞文同的话说文同之“托于斯竹”是“有道者”。就是说文同画的是竹而寄托则在于道。 文同曾以所画筼筜谷偃竹一幅赠给苏轼说：“此竹数尺耳而有万尺之势。”筼筜谷在洋州（陕西洋县）文同曾请苏轼作《洋州三十咏》其诗有云：“汉川修竹贱如蓬斤斧何曾赦箨龙。料得清贫馋太守渭滨千亩在胸中。”这诗曾寄给文同。文同得诗之日正“与其妻游谷中烧笋晚食函得诗失笑喷饭满案”。苏轼此诗是有些开玩笑的所以文同看了“失笑喷饭”。 文章写到这里文同画竹的理论和实践都谈到了两人的交往也叙述了。但苏轼究竟怀着怎样的心情来写这一切到此尚未表露。 事实上苏轼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乃是正当文同逝世半年之后他是怀着十分沉痛的悼念之情回忆文同的言谈笑貌的。文章最后才说：元丰二年正月二十日与可没于陈州。是岁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书画见此竹废卷而哭失声。 文同生前见到苏轼的诗时曾经“失笑喷饭满案”文同死后苏轼再见文同的画时“废卷而哭失声”一喜一悲两相对照平生交谊可见。至此可以看出这篇文章是悼念文同的但全篇的思想意义都远在一般的悼念文字之上。文章是给一幅绘画作记的但全篇的艺术构思也和一般的“画记”不同。 苏轼悼念文同的文章不止这一篇但这一篇则写出了文同这个画家最精彩的艺术见解和最突出的艺术成就：“先得成竹于胸”“振笔直遂”“画竹数尺”“而有万尺之势”。所有这些都是文同艺术遗产的精华所在。苏轼对此可谓深有领会。这在别人未必能够作到。因为苏轼不只是个文学家而且是个艺术家；不仅是个艺术家而且是个艺术的收藏家、鉴赏家。这方面他是受过其父苏洵的影响的。苏洵为人无所嗜好却曾嗜画而且曾是绘画的收藏者。苏轼在《四菩萨阁记》里说：始吾先君于物无所好燕居如斋言笑有时顾常嗜画。弟子门人无以悦之则争致其所嗜庶几一解其颜。故虽布衣而致画与公卿等。 在苏洵嗜画的影响下苏轼自幼也就笃好书画。他在《王君宝绘堂记》里说：凡物之可喜足以说人而不足移人者莫若书与画始吾少时尝好此二者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与也。 嗜好到了患得患失的程度可见当时笃好之深。但苏轼为人和某些收藏家毕竟不同他虽好之甚笃却曾视为“云烟过眼”不以收藏为止境而以鉴赏为能事。古人说：“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苏轼于绘画虽然未必算得上“操千曲”、“观千剑”但至少是比一般人见多识广而且有过实践的。因此他对于文同的绘画及其画论便能心领神会、探赜微。当然这篇文章的主要特点还不仅在于艺术理论的挥而在于文章写法的新颖。其中几乎没有旧的格套和程式。文章的起笔就打破了常规：作为纪念文字而不介绍文同的爵里生平；作为画论也不先讲画的内容来历。再写下去也是随意所之无所拘束真像是“行云流水初无定质”。这样的写法是与苏轼平日论文的主张一致的。苏轼平日论文曾经反对“程式文字千人一律”1。主张行文“闲暇自得”2。不赞成“作文”说文章“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说自己“未尝敢有作文之意”3。主张“辞达”4说“辞至于达至矣”5。《筼筜谷偃竹记》一文可以说是实践了他这一系列的主张的。 事实上苏轼论文虽不讲“作”却是讲“学”的是讲“读书”的。他讲读书有所谓“八面受敌”法即：“每一书皆作数过尽之”（《又答王庠书》）。由此可知苏轼之文虽是自然、平易到令人认为“似不读书”的程度其实是很下工夫的。读书而使人感觉“似不读书”这正是苏轼文章工夫之所在。 苏轼文章写得自由、随便者还有杂记之文。其中《记承天寺夜游》最有特色。此文甚短全文如下：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 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 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 此文写作年、月、日、时皆具颇似一则日记。元丰六年正是贬居黄州四年之际。当时穷极无聊无可自遣为此月夜之游等于苦中作乐。 苏轼在黄州曾有《答毕仲举书》其中说道：“仆既以任意直前不用长者所教以触罪罟；然祸福要不可推避初不论巧拙也。黄州滨江带山既适耳目之好而生事百须亦不难致。早寝晚起又不知所谓祸福果安在哉！偶读《战国策》见处士颜蠋之语：‘晚食以当肉。’欣然而笑。若蠋1苏轼：《东坡后集》卷14《答王庠书》。 2苏轼：《东坡集》卷2o《答毛滂书》。 3苏轼：《东坡后集》卷14《答虔倅俞括奉议书》。 4苏轼：《江行唱和集叙》。 5苏轼：《东坡后集》卷14《答王庠书》。 者可谓巧于居贫者也。” ------------ 39 苏轼此时苦中作乐也可以说是“巧于居贫”。从他当时的处境看本来应是没有这样的闲情雅兴的。其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出自他那本来放达的个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时开始有所觉悟：“任意直行”是必然得罪的。因此得罪之后就不必凄楚而要处之泰然。欧阳修贬官之后不作“凄凄之文”而大讲山水之乐也是这个意思。从这一点看苏轼的杂记诸文其思想情调是与欧阳修一脉相承的。当然苏轼之放达亦得之佛乘和《庄子》其思想境界与欧阳修也不尽同。 赋体之文苏轼写得自由随便的作品还有赋体之文。两篇《赤壁赋》都打破了赋之常体而成为一种新的文体。可以说是游记也可以说是杂文。其中有叙事有抒情有问答有议论而且或韵或散不拘格套既不同于骚体也不同于俳体。例如其中一段有云：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赋之为体从汉代开始即可称为“赋体之文”。展到宋代到苏轼笔下则更成为文之新体了。前人称宋人之赋为“文赋”至于苏轼之赋有人更断言曰：“直文耳。” 此赋不仅是“文”而且近于杂文小品。罗大经《鹤林玉露》甲集卷6曾以此赋同司马迁的《伯夷传》比较他说：“太史公《伯夷传》苏东坡《赤壁赋》文章绝唱也。其机轴略同。”罗大经对于两篇作品的诠释并不准确但他看到“机轴略同”都是“文章绝唱”则指出了此赋特点。文章与性情苏轼文章各体兼备名篇不少为世传诵的作品尤多。除上面讲到的几篇之外政论如《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史论如《留侯论》、《贾谊论》记叙如《喜雨亭记》、《然台记》、《放鹤亭记》、《石钟山记》传记碑颂如《方山子传》、《潮州韩文公庙碑》书信如《答谢民师书》杂说如《日喻》等都是历代传诵的作品。此外有些杂著如《志林》之论《汤武之事》、《战国任侠》还有些铭、赞、题跋之论文艺等等都是对于后代很有影响的文章。 苏轼一生极少铭墓之作。他说过：“轼于天下未尝铭墓。”所铭五人如《司马温公神道碑》等都是颇有深情的文字不同于寻常谀墓之文1。苏轼文章总的特色是明快、真实。这同他的为人大有关系。他在《思堂记》中曾说：余天下之无思虑者也。遇事则不暇思也。未而思之则未及已而思之则无及1洪迈：《容斋四笔》卷6《东坡作碑铭》。 以此终身不知所思。言于心而冲余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 可以看出苏轼为文是以一吐为快的。因此文章也就写得明快、真实。这样的话苏轼说过不止一次。苏轼为人如此也同欧阳修有些相似。当然这样的个性一生之中也是有变化的。当他阅世渐深之时又曾说过自己早年为文“诵说古今考论是非”“妄论利害谗说得失”乃是“制科人习气”譬如“候虫时鸟”只是“自鸣自已”不足“为损益”2。又说：“少时好议论古人既老涉世更变往往悔其言之过。”3凡此都是有激而言有为而；但也确是有悟之言。 诗词成就苏轼在文学上的成就散文为最突出但他的诗、词也都有极高的成就。以诗而言苏诗不仅具有宋诗长于理趣的特点而且具有他个人独特的品格。写于不同时期的作品都能突现其人的真情实感。例如《和子由渑池怀旧》云：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此诗作于嘉祐六年（1o61）苏轼时为凤翔签判其弟子由曾寄他《怀渑池寄子瞻兄》一诗故有此作。苏轼与弟二人友于情深对于人生聚散无常感触亦深。诗中有达语亦有情语。 又如《饮湖上初晴后雨》二之二：水光潋滟睛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是熙宁四年（1o71）为杭州通判时所作。当时新法初行苏轼不合时宜转任外职。随物自适顺口成吟。虽有友人规以“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之语但西湖所作仍然不少此诗尤为绝调。王文诰称此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1并不为过。 又如《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郭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云：东风未肯入东门走马还寻去岁村。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江城白酒三杯酽野老苍颜一笑温。已约年年为此会故人不用赋《招魂》。 此诗作于元丰五年（1o82）苏轼贬在黄州。身在贬所苦中作乐。“人似秋鸿”“事如春梦”“白酒三杯”“苍颜一笑”这些词语道出了自己贬居生活中特有的情调非他人所能道。 又如《题西林壁》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此诗为元丰七年（1o84）由黄州改迁汝州途经高安因游庐山所作。《东坡志林》亦有记载。自谓“仆庐山诗尽于此矣”当是有得之言。苏轼经过黄州之贬阅世渐深看山也渐识其真。论者或谓诗中蕴有哲理其实在作者自己仍是直抒感受并非有意于推理的。 2苏轼：《东坡集》卷29《答李端叔书》。 3苏轼：《东坡后集》卷14《答王庠书》。 1《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 又如《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云：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睛。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自从哲宗绍圣以来蔡京、章惇等新党执政贬窜元祐党人。苏轼又遭再贬。最后贬到海南直到元符三年（11oo）始遇赦而还。此诗即作于赦还的途中。从“苦雨终风”到“云散月明”已经度过了多少岁月。“九死南荒”而竟生还轼虽达人也不能不浩叹。 苏轼之词尤有特色为世传诵者亦多。有些作品也更体现性格。 例如《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和《念奴娇·赤壁怀古》二都是古今传诵的名篇。其豪情逸兴并世罕有其匹可不列举。在这样的名篇之外有些作品特色也是很突出的。这里且以《定风波》为例：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此词作于元丰五年（1o82）三月七日苏轼时在黄州。有小序云：“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这是一十分潇洒的词。不管风里雨里而能行若无事苟非脱屣世事很难放达若此。“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是兴到之言也是有悟之言。 第三节苏辙颍滨遗老苏辙（1o39—1112）字子由一字同叔晚年号颍滨遗老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苏洵子苏轼弟。嘉祐初随父兄到京师与兄同登进士第。嘉祐六年（1o61）应制举“极言得失而于禁廷之事尤为切至”1。考官胡宿以为“不逊”请黜之竟被置之“下等”。授商州军事推官。这时正值苏洵被命修礼书而苏轼出签凤翔判官苏辙乃请求养亲京师。 宋神宗熙宁元年（1o68）苏辙与轼丁父忧后复至京师。次年上书论事。时王安石执政出青苗书使苏辙熟议检校文字。苏辙指出：“以钱贷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非为利也；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有法不能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逾限。如此则恐鞭棰必用州县之事不胜烦矣。唐刘晏掌国计未尝有所假贷有尤之者晏曰：‘使民侥幸得钱非国之福；使吏倚法督责非民之便。吾虽未尝假贷而四方丰凶贵贱知之未尝逾时。有贱必籴有贵必粜以此四方无甚贵甚贱之病安用贷为？’晏之所言则常平法耳。今此法见在而患不修公诚能有意于民举而行之则晏之功可立俟也。”这番话讲得相当透辟王安石听后说：“君言诚有理当徐思之。”以后青苗法推行起来苏辙又上书王安石力陈不可。于是出为河南留守推官。此后随张方平历任陈州教授、南京判官等职。 1《宋史》卷339《苏辙传》。 元丰二年（1o79）苏轼下御史台狱贬黄州。苏辙亦坐贬监筠州盐酒税。元丰八年司马光为门下侍郎以苏辙为秘书省校书郎复为右司谏。哲宗元祐初辙在京师多所论议。这时司马光改革熙宁之法改雇役复差役苏辙极言不可。苏辙的这类政治主张与苏轼基本相同。元祐四年为吏部侍郎翰林学士知制诰。同年为贺辽国生辰国信使出使契丹。绍圣初哲宗起用李清臣为中书舍人苏辙上书谏哲宗不悦落职知汝州。此后连贬数处。徽宗即位蔡京当国苏辙又被降职居许州于是致仕筑室于许号颍滨遗老。政和二年（1112）卒。有《栾城集》自撰《颍滨遗老传》。 政论与史论苏辙一生学问深受父兄影响。他在《历代论引》中说：“予少而力学先君予师也；亡兄子瞻予师友也。父兄之学皆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现在看来苏辙之学也是“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的。他虽自称“其学出于孟子”而实则“遍观乎百家”（见《上两制诸公书》）。在《历代论》中多论古今得失成败又撰有《古史》用意亦在于此。 苏辙对于前辈学人亦尊韩、欧政治思想亦近于欧。但韩、欧辟佛道而苏辙不然。 苏辙的文章与父兄并称当代大家。与父兄相比虽有所不及但亦自有特点。文章存者不少最见功力者是政论和史论。《新论》三篇纵谈天下大事论断相当确切。《宋史》本传称他“论事精确修辞简严”于此可见。其上篇有云：当今天下之事治而不至于安乱而不至于危纪纲粗具而不举无急变而有缓病此天下所共知而不可欺者也。 这几句话是说得切中时弊的。这是总的论断对于具体问题他也有具体分析。其中篇有云：故尝以为当今天下有三不立。由三不立故百患并起而百善并废。何者？天下之吏偷情苟且不治其事事日以败而上不知使是一不立也。天下之兵骄脆无用召募日广而临事不获其力是二不立也。天下之财出之有限而用之无极为国百年而不能以富是三不立也。 “冗吏”、“冗兵”、“冗费”是当时朝政的三大弊端北宋一代政治得失集中表现于此。自王禹偁、欧阳修以来多有这样的观感。苏辙所言自然不算创见。但他将这样的时局形容得恰如其分所谓“治而不至于安乱而不至于危”则确可说是“精确”而“简严”。所谓“三不立”也写得言简意赅“简严”之至。 苏辙史论的代表作品是《历代论》有些篇章是写得很有特点的。论汉光武、唐太宗分析相当全面和苏轼相比特点确在于“稳”。但有时也作翻案文章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论冯道一篇。此文有云：冯道以宰相事四姓九君议者讥其反君事雠无士君子之操。大义既亏虽有善不录也。吾览其行事而窃悲之。求之古人犹有可得言者。 冯道被人讥为“反君事雠”苏辙以为不然所谓“求之古人”即以管仲晏婴为例。齐桓公杀公子纠管仲不死又从而相之。孔子许之。崔杼弑齐庄公而立景公晏婴不亡不死君子亦以名臣许之。苏辙认为冯道虽不及管、晏但未可厚非文章继续写道：盖道事唐明宗始为宰相其后历事八君。方其废兴之际或在内或在外虽为宰相而权不在己。祸变之皆非其过也。明宗虽出于夷狄而性本宽厚道每以恭俭劝之。在位十年民以少安。契丹灭晋耶律德光见道问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顾夷狄不可晓以庄语乃曰：“今时虽使佛出亦救不得惟皇帝救得。”德光喜乃罢杀戮。中国之人赖焉。周太祖以兵犯京师隐帝已没太祖谓汉大臣必相推戴及见道道待之如平日。太祖常拜道是日亦拜道受之不辞。太祖意沮知汉未可代乃立湘阴王为汉嗣而使道逆之于徐。道曰：“是事信否？吾平生不妄语公毋使我为妄语人。”太祖为誓甚苦。道行未返而周代汉。篡夺之际虽贲育无所致其勇而道以拜跪谈笑却之非盛德何以致此？而议者黜之曾不少借甚矣！士生于五代立于暴君骄将之间日与虎兕为伍弃之而去食蔽蕨友麋鹿易耳而与自经于沟渎何异？不幸而仕于朝如冯道犹无以自免议者诚少恕哉！对冯道的为人处世从薛居正到范质、胡瑗、富弼、王安石等都曾有所肯定到欧阳修才大加贬抑。苏辙所谓“少恕”可能即指欧著《新五代史》而言。冯道在《新五代史》中是列入杂传的。欧阳修在《杂传》的序中曾说：“传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乱败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读冯道《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则天下国家可从而知也。”欧阳修说冯道“可谓无廉耻”而苏辙认为“议者诚少恕哉”。 这样的文章议论不同于欧阳修可谓敢于立异；不过苏辙一介书生涉世可能尚浅像冯道这样老于官场的“长乐老”其“成败得失”恐亦难于如此论定。 《历代论》也论到了佛老问题。例如论梁武帝便涉及佛老。他的看法既不同于韩愈也不同于欧阳修。其文有云：东汉以来佛法始入中国其道与《老子》相出入皆《易》所谓形而上者而汉士大夫不能明也；魏晋以后略知之矣。好之笃者则欲施之于世；疾之深者则欲绝之于世。二者皆非也。老佛之道与吾道同而欲绝之老佛之教与吾教异而欲行之皆失之矣。 说“老佛之道与吾道同”这和柳宗元的见解有些相似。苏辙和柳宗元都不是佞佛的只是当他们在政治上受到挫折之后才寻找寄托。苏辙在《逍遥聪禅师塔碑》一文中说：“予元丰中以罪谪高安既涉世多难知佛法之可以为归也。”这和柳宗元在永州的心境也是相似的。 梁武帝佞佛曾受世人许多非议认为他以佞佛亡国但苏辙以为不然他最后还指出：“老佛之道非一人之私说也自有天地而有是道矣圣人之所以不疾而、不行而至者一用此道也。”这是对老佛之道极高的称赞。这样的文章写于韩、欧大力辟佛之后可以说是勇于独立思考、敢于独抒己见、写得比较自由随便的。 书信杂文苏辙致力最勤的文章在于政论和史论史论之文尤所尽心；但他写得更为自由随便的文章还是书信杂文。例如十九岁时写的《上枢密韩太尉书》讲自己初到京师“非有求于斗升之禄”“偶然得之非其所乐”；而所愿者只是“一睹贤人之光耀闻一言以自壮”。初生之犊年少气豪既不同于韩愈《上宰相书》那样卑躬屈节也不像李白《上韩荆州书》那样纵横使气。当文人仕途广于唐代的宋代这样的文章是有时代特点的。 与此书相类者还有《上昭文富丞相书》、《上曾参政书》都是年少气豪之作。 到了晚年所为书札出语虽有所收敛但依旧洒脱自然例如《答黄庭坚书》云：辙之不肖何足以求交于鲁直？然家兄子瞻与鲁直往还甚久辙与鲁直舅氏公择相知不疏读君之文诵其诗愿一见者久矣。性拙且懒终不能奉咫尺之书致殷勤于左右；乃使鲁直以书先之其为愧恨可量也？自废弃以来颓然自放顽鄙愈甚。见者往往嗤笑而鲁直犹有以取之。观鲁直之书所以见爱者与辙之爱鲁直无异也。然则书之先后不君则&1t;//pgn>我未足以为恨也。比闻鲁直吏事之余独居而蔬食陶然自得。盖古之君子不用于世必寄于物以自遣阮籍以酒嵇康以琴。阮无酒嵇无琴则其食草木而友麋鹿有不安者矣。独颜氏子饮水啜菽居于陋巷无假于外而不改其乐此孔子所以叹其不可及也。今鲁直目不求色口不求味此其中所有过人远矣而犹以问人何也？闻鲁直喜与禅僧语盖聊以是探其有无耶？ 这样的笔墨很似苏轼。二苏早年之文气象虽不尽同但晚年之作以信札观之都有平淡自然之语。二苏相比苏辙之文未可以一“衰”字尽之1。苏辙的记叙杂文为人所称者有《庐山栖贤寺新修僧堂记》、《武昌九曲亭记》、《黄州快哉亭记》等。其中《庐山栖贤寺新修僧堂记》以“造语奇特”见称。其文有云：元丰三年余得罪迁高安夏六月过庐山知其胜而不敢留。留二日涉其山之阳入栖贤谷。谷中多大石岌相倚。水行石间其声如雷霆如千乘车行者震棹不能自持虽三峡之崄不过也。故其桥曰三峡。渡桥而东依山循水水平如白练横触巨石汇为大车轮流转汹涌穷水之变。院据其上流右倚石壁左俯流水。石壁之趾僧堂在焉。狂峰怪石翔舞于檐上。杉松竹箭横生倒植葱茜相纠。每大风雨至堂中之人疑将压焉。王士禛《香祖笔记》卷12云：“颍滨《栖贤寺记》造语奇特虽唐作者如刘梦得、柳子厚妙于语言亦不能过之。”并引其中“入栖贤谷”一段文字而后云：“予游庐山至此然后知其形容之妙如丹青画图后人不能及也。”苏辙之文本来不是以“奇”见称的。《黄楼赋》“稍自振厉”即被疑为苏轼所作则此文之“造语奇特”也就自然为人所称了。 苏辙还有一篇《东轩记》造语虽不甚奇却是写得更加“如其为人” 的文章。其文有云：余既以罪谪监筠州盐酒税未至大雨筠水泛溢蔑南市登北岸败刺史府门。盐酒税治舍俯江之漘水患尤甚。既至弊不可处乃告于郡假部使者府以居。郡怜其无归也许之。岁十二月乃克支其欹斜补其圮缺辟听事堂之东为轩种杉二本竹百个以为宴休之所。然盐酒税旧以三吏共事余至其二人者适皆罢去事委于一。昼则坐市区鬻盐、沽酒、税豚鱼与市人争寻尺以自效；莫归筋力疲废辄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旦。旦则复出营职终不能安于所谓东轩者。每旦莫出入其傍顾之未尝不哑然自笑也。这一篇“记”也是写得有些特色的。作“东轩”以为“宴休之所”却不得一日“安于其中”而日日忙于“坐市区鬻盐、沽酒、税豚鱼”此情此景是和历来文人雅士作轩亭以自适者大异其趣的。文章最后还说：希望有那么1朱熹：《朱子语类》卷139《论文上》。 一天“世或哀而怜之使得归伏田里”“然后追求颜氏之乐怀思东轩优游以忘其老”。宦情淡薄文章亦自澹泊。这样的笔墨也是“如其为人”的。 苏辙为文的特点苏轼曾有评论他在《答张文潜书》里说：“子由之文实胜仆而世俗不知乃以为不如。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为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作《黄楼赋》乃稍自振厉若欲以警愦愦者。而或者便谓仆代作此尤可笑。”茅坤在《苏文定公文钞引》中也有评论他说：“苏文定公之文其镵削之思或不如父雄杰之气或不如兄；然而冲和澹泊遒逸疏宕大者万言小者千余言西汉以来别调也。”茅坤所言承袭苏轼之说而更为客观。至于苏辙自己则说：“子瞻之文奇吾文但稳耳。”1从二人相异之点看来自然不错；但苏辙只言其异未言所同。从其相同之点看来茅坤所论是比较全面的。 苏辙之诗苏辙之诗无甚可称者但有些作品冲淡质朴也有特色。例如《次韵子瞻闻不赴商幕》三之一云：怪我辞官免入商才疏深畏忝周行。学从社稷非源本近读诗书识短长。东舍久居如旧宅春蔬新种似吾乡。闭门已学龟头缩避谤仍兼雉尾藏。 嘉祐六年（1o61）苏辙与兄轼同试制科他在《制科策》中对于宫廷奢靡、吏治败坏等等现象直言不讳因而不得高第除为商州军事推官。苏辙辞不赴任。嘉祐七年十月苏轼作《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诗三于是辙乃有此次韵之作。 辞官不赴自谓“才疏”自是有激之言。“闭门”、“避谤”亦皆有为而。这是早年的作品写得洒脱自然颇见个性特点。 又如《游西湖》云：闭门不出十年久湖上重游一梦回。行过闾阎争问讯忽逢鱼鸟亦惊猜。可怜举目非吾党谁与开樽共一杯？归去无言掩屏卧古人时向梦中来。 这是苏辙晚年的作品时当新党蔡京等人执政元祐党人累遭迫害苏辙筑室于许州闭门不出与早年之“闭门”遥相对应。从他一生的经历看来始终皆以直言而不见容。故以“闭门”始以“闭门”终。这样的作品亦颇见性情。 1见苏籀：《栾城先生遗言》。 第四十一章周敦颐程颢程颐第一节周敦颐庆历之际学统四起北宋在庆历之前学术思想从总体上说基本还是固守在传统的经学范围内没有创新。皮锡瑞说：“经学自唐以至宋初已凌夷衰微矣。然笃守古义无取新奇各承师传不凭胸臆犹汉、唐注疏之遗也。”1但是学术思想已经孕育、产生突破旧格局、旧体系的因素。这从两个方面可以看出。一种情况是对传统经学不满。有的学者已经在“通释、老之书以经史传致精意为一家之说”2。有的反对“治一经或至皓”主张治学的人当作“一以贯之”的达者3。有的主张治经应当“不惑传注”。这些虽一时还未形成大气候但确实是促使旧儒学裂变的因素。第二种情况是疑古逐渐地由萌到成为一时风气至宋仁宗庆历年间则成了治学的风尚。由于社会危机的展旧儒学无力不能适应统治的需要儒学的变化已是不可避免。理学有的称之新儒学（neo-）遂应运而生。 理学经历过一个生、展的过程。理学的先驱是胡瑗（安定先生）、孙复（泰山先生）、石介（徂徕先生）。这三人被称为宋初三先生。孙复、石介与胡瑗是同学石介又师事孙复。 宋初三先生开学术风气之先对有宋一代学术的转变产生重要的影响。 全祖望在《宋元学案》卷一中说：“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为之先河。”胡瑗论性、论情、论欲这些后来都成为理学讨论的重要命题。孙复的《春秋尊王微》突出“尊王”的思想从理论上说明封建等级礼制的规范不可破坏。他说：《春秋》始隐者天下无复有王也。 《春秋》之义非天子不得专杀。 王者至尊天下莫得而敌非茅戎可得败也。 《春秋》之义诸侯不得专执况大夫乎。 孙复斥佛老宣传道统论；提出“道”等有关的概念。石介着重阐韩愈的道统说。他排列从伏羲经文、武、周、孔而下接韩愈的道统主张要恢复孟子以后中绝的孔子之道。 胡瑗（993—1o59）13岁通“五经”。嘉祐初擢太子中允天章阁侍讲以太常博士致仕。他教学不注重章句、训诂以经术教授吴中所授为“明达体用之学”重在“六经”之义理。讲学分经义、治事二斋。经义在于讲明“六经”；治事重在治民安生、讲武御寇等。仁宗下令将其所创的“苏湖教学法”取以为太学法。而为生徒所爱重弟子数千经常去求教的有数百人又各以所习的经义转相传授。这些门人在政治上有相当的声势“礼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四、五”。在这一政治上有相当影响的庞大学术集团1《经学历史·八经学变古时代》。 2《东都事略》卷46《晁迥传》。 3《东都事略》卷39《田锡传》。 的推动下其时学风生很大变化。1胡瑗的著作主要有《周易口义》、《洪范口义》、《春秋口义》、《春秋要义》等。 孙复（992—1o57）长胡瑗一岁。四举进士不第退居泰山学《春秋》。任过州县佐吏后为国子监直讲迁殿中丞。其代表作品为《春秋尊王微》。石介（1oo5—1o45）天圣九年（1o31）中进士任郓州、南京推官、嘉州军事判官、国子直讲至太子中允、直集贤院。父母去世石介曾躬耕徂徕山下以《易》授徒。著作主要有《徂徕先生集》。 庆历时期理学兴起。在齐鲁、浙东、浙西、闽中、关中及四川各地都有一批重要的理学人物。全祖望称这种学术形势是：“庆历之际学统四起。”2理学进一步展便形成几个主支这就是周敦颐的濂学张载的关学程颢、程颐的洛学以及邵雍的象数学。 关于周敦颐在宋代理学史上的地位历代学者的看法有较大分歧。一种意见认为周敦颐在理学史上没有什么重要的地位二程的洛学与濂学不存在传承的关系。另一种意见认为周氏学术为洛学渊源所自。还有一种看法认为濂学与洛学虽不能说有渊源关系二程没有传周敦颐的学术但洛学与之相通。从学派传承上说周、程确实没有太多的联系但在思想上不能说没有关联。从理学的生、展上看周敦颐无疑有他的重要地位。 尽心职事奉养至廉周敦颐（1o17—1o73）字茂叔号濂溪道州营道（今属湖南）人。 15岁时父周辅成去世。依舅父郑向郑向时为龙图阁直学士。周敦颐被舅父看作是有出息的孩子爱若己出。2o岁时因郑向叙例荫补试将作监主簿。历洪州分宁县主簿南安军司理参军郴州桂阳县令改大理寺寺丞知洪州南昌县。4o岁改太子中舍人签署合州判官事在合州四年多。45岁解职还京师次年迁国子博士通判虔州。英宗治平元年（1o64）通判永州在永州三年。治平四年（1o67）秋摄邵州事。后为赵汴与吕公著荐为广南东路转运判官称职迁虞部郎中提点本路刑狱。 周敦颐为官尽心于政事断案公正清明早在分宁县期间因清理积案而为人所称道迁南安军司理参军。当时转运使王逵断案失实但因畏其权势无人提出异议。周敦颐敢于力争并且申明：“杀人以媚人吾不为也。”最终使王逵折服从而纠正了一件错案。他尽职于事一直为当地百姓所怀念。提点广南东路刑狱任上这个地区多是荒崖绝岛人迹罕至疫疠流行。他为了了解案情还是到各处查询以洗冤情但“竟以此得疾”。熙宁五年（1o72）因病乞求知南康军移居庐山莲花峰下。赵汴再次推荐但此时周敦颐病情沉重。熙宁六年（1o73）六月七日周敦颐与世长辞。嘉定十三年赐谥元公。淳祐元年封汝南伯从祀孔子庙庭。 周敦颐为官清廉潘兴嗣在墓志铭里写出亲见的事实：君奉养至廉所得俸禄分给宗族其以待宾客不知者以为好名君处之裕如也。在南昌时得疾暴卒更一日一夜&1t;//pgn>始苏。视其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箧钱不满数百莫不叹服。此余之亲见也。15oooo528_16o6_o1《宋史》卷427《周敦颐传》。 2《宋元学案》卷6《士刘诸儒学案》。 周敦颐为时人所敬重。他在郴州、合州、邵州等地都兴学校开讲学之风。在南康军任上时程珦使程颢与程颐前往受学。周氏为官三十余年志在求道其为学途径也是出入释老而后反求诸“六经”。但他的讲学又更多带上道家的修养色彩说：圣可学“一为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静处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明通公溥则庶矣乎。”2《太极图说》与《通书》周敦颐的哲学著作主要有《太极图说》与《通书》。《太极图》与陈抟有一定的关系。朱震说陈抟所传的路径不同。一是以《先天图》传种放种放传穆修穆修传李之才李之才传邵雍。另一条传授是到了穆修后穆修以《太极图》传周敦颐。还有一种说法是《先天图》与《太极图》都传到周敦颐。是否有这样的严整的学脉系统还要考定但从学术体系上说可以肯定一点周敦颐接受道家的影响接受后又对之作了根本性的改造将它和以诚为本的思想结合起来构成为一种新的观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太极图说》是“所自作而非有所受于人”。 《太极图说》内容如下：自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1t;//pgn>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 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自注云：无欲故静）立人极焉。故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以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又曰：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大哉易也斯其至矣。周敦颐通过对《太极图》的解说以太极为本体提出他的宇宙观、世界观。由阴阳刚柔的变化说明万事万物与人类的产生；进而提出形、神以及性、欲、善、恶、仁、义、“道”等范畴、概念。 《通书》则以诚为本说：“诚者圣之大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1“圣诚而已矣。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2诚成了世界包括精神世界的本源。濂溪由此进一步阐释他的清心、无欲修身及政治方面的观点与伦理道德等观念。《通书》用“理”说明封建社会的等级礼制与名分“礼理也。乐和也。阴阳理而后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万物各得其理然后和故礼先而乐后。”3后人论周敦颐学术时说：“《通书》四十章皆错综以阐太极之蕴然其义各有攸当。”1“《太极图》得《通书》而始明。”22《通书·圣学》。 1《通书·诚上》。 2《通书·诚下》。 1李光地：《榕村通书篇》。 2《朱子语类》卷94《通书》。 周敦颐以无极、诚为本由此在学理上构造出一个理论框架提出本体论、宇宙观、运动观、社会政治思想和道德观因此在理学的展史上作为一个端有他一定的地位。“若阐心性义理之精微端数元公之破暗也”3。但他的理论简略对诚与太极的关系也没有作出严密的论说有其不成熟的地方。 第二节程颢程颐洛学在宋代理学各派中是最主要的一支其创始人是程颢与程颐兄弟。 程颢辞世早是程颐奠定了理学的基础。两人思想不完全一样但从大的方面说是一致的；因此研究宋代理学通常“二程”并称。 游宦讲学程颢（1o32—1o85）字伯淳学者称明道先生。程颐（1o33—11o7）字正叔学者称伊川先生。两人相差一岁。世称颢为“大程”颐为“小程”合称“二程”。祖籍为安徽徽县五世祖居中山博野（今河北定县）高祖程羽在宋初官至兵部侍郎太宗朝为三司使。曾祖程希振为尚书虞部员外郎等死后葬河南伊川并迁家河南（今洛阳）遂为河南人。祖父程遹赠开府仪同三司、吏部尚书。父亲程遹以世家的荫庇为官为黄州黄陂尉历知吉州庐陵县尉润州观察使改大理寺丞；知虔州兴国县、龚州、磁州、汉州等以太中大夫致仕。q i s u w a n g . c o m [奇 书 网]死在其子程颢卒后一年也就是哲宗元祐元年（1o86）年85岁。 程颢1o岁写了一题名为《酌贪泉》诗诗中写道：“中心如自固外物岂能迁。”十二三岁进学如老成*人。其弟程颐数岁能诵《诗》、《书》大约是家庭环境造成他们的这样一种气质。 程颐十四五岁与哥哥程颢一道受业于周敦颐。十七八岁读《论语》能领略其中的精义。程颐18岁给仁宗皇帝上书希望仁宗皇帝“以王道为心以生民为念黜世俗之论期非常之功”。但没有什么反响。嘉祐元年（1o56）二程至京师与张载论学。胡瑗以《颜子所好何学论》试诸生程颐为文为胡瑗赏识延以学职。 嘉祐二年程颢中进士调京兆府鄠县主簿。嘉祐五年调上元县主簿。在任时行均田法有成效。后摄上元邑令事颇有政声在处理诉讼刑狱方面很有成绩。英宗治平二年（1o65）移泽州晋城令。在晋城任期教民知孝悌兴学校移陋俗理财以富民。治平四年（1o67）秩满改任著作郎。此前吕公著曾荐程颐程颐“自以为学不足”不愿出来任职。后来程珦改知汉州二程随父亲同往。程颢不久离开四川回京师；程颐一直到39岁也就是熙宁四年（1o71）才随父亲回京师开封。其间与张载书函往返以论学。 神宗熙宁二年（1o69）王安石行新法以程颢为属官。王安石奏请派苏辙、程颢等八人往各地视察农田、水利及赋役等方面推行新政的情况。八月因吕公著的推荐授程颢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程颢上《论王霸札3《宋元学案》卷11《濂溪学案上》“黄百家按语”。 子》、《论君道》、《论十事札子》等反对“荆公新学”论说君王当行王道要得天理之正。他同吕公著、孙觉及张载的弟弟张戬等极力论说新法的不便。程颢数度上疏言论不被采用熙宁四年（1o71）与王安石不合安石“犹敬其忠信但出提点西京刑狱又改差签书镇宁军节度判官程颢去澶州赴任。 熙宁五年（1o72）程颢罢归回洛阳遂与程颐讲学洛阳“士之从学者不绝于馆有不远千里而至者”。这以后十余年直到辞世讲学是程颢的主要活动。这期间曾监西京洛河竹木务元丰元年（1o78）差知扶沟县事四年罢。二程一同论学。元丰六年监汝州酒税元丰八年（1o85）哲宗继位程颢改承议郎六月召程颢为宗正寺丞未行即病逝。嘉定中赐谥“纯公”。程颢在这一时期讲学洛口对洛学的建立至关重要。洛阳不但聚集了一批反对新法的人如司马光、吕公著、邵雍等；而且有一批学人师事程颢逐渐形成一个学派。下面摘两条材料可以看出大程讲学的盛况：（颢）归洛从容亲庭日以劝学为事。先生经术通明义理精微乐告不倦士大夫从之讲学者日夕盈门虚往实归人得所欲。 （程颢）居洛几十年玩心于道德性命之际有以自养其浑浩冲融而必合乎规矩准绳洛实别都乃士人之区薮。在仕者皆慕化之从之质疑解惑闾里大夫皆高仰之乐从之游；学士皆宗师之讲道德劝义；行李之往来过于洛者&1t;//pgn>苟知名有识必造其门虚而往实而归莫不心醉敛衽而诚服。于是先生身益退位益卑而名益高于天下。15oooo528_1611_o程颢死后门人转师小程；关学不少人又转入洛学门下洛学大盛。二程（主要是大程）在洛阳讲学为洛学的形成准备了条件。 立理学根基程颢在理学形成中的地位可以以程颐的两段话说明。程颐在《明道先生行状》中说：“先生为学：自十五六闻汝南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在《明道先生墓表》中程颐以为周公以后圣人之道不行孟子死了以后圣学不传。直到14oo年以后是他的哥哥程颢“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志将以斯道觉斯民”。“先生出倡圣学以示人辨异端辟邪说开历古之沉迷圣人之道得先生而后明为功大矣”。程颐列出道统说14oo年时间都没有人能传圣学只有程颢才把圣学恢复实在说言过其实。程颢的主要贡献在于：一是为洛学的建立作了端工作二是接受一批从学门人“成就人才于时为多”2。 程颐在程颢之后完成了理学体系的构造后人说：“大程子早卒向微小程子则洛学之统且中衰矣。”3这种看法合乎事实。 程颐说自己为学历程是：4o岁以前读诵5o岁以前研究其义6o岁以前反复绎6o岁以后著书。1程颢去世程颐是53岁这以后程颐进一步倡明道学。是年朝廷授他汝州团练推官。次年即哲宗元祐元年（1o86）2《程氏文集》卷11《明道先生墓表》。《宋史》卷427《程颢传》收录程颐序但文字有小讹。3《宋元学案》卷15《伊川学案上》。 1《程氏遗书》卷24。 除承奉郎再授宣德秘书省校书郎。程颐辞并乞召见。三月至京师召见擢崇政殿说书。他不断向太皇太后上书、上疏大谈辅养人主之道要年幼的哲宗涵养气质。程颐批评朝规褒贬议论无所顾忌。朝中上下与程颐不合者多。当时朝中又爆了以程颐为的洛党与以苏轼为的蜀党、刘挚等为的朔党之间的斗争。程颐被劾罢崇政殿说书差管西京国子监。元祐五年（1o9o）父死丁忧。七年权判西京国子监职。 哲宗亲政绍述新政程颐与其他反对新法的人成了打击的对象被目为“奸党”程颐是其中的主要成员。绍圣年间放归田里回洛阳。绍圣四年（1o97）送涪州编管。程颐在这样的环境下仍在注《周易》与门人弟子讲学。元符二年（1o99）程颐67岁他的主要著作《易传》完成这标志着洛学的学术体系形成。 徽宗即位徙峡州俄复其官又夺于崇宁。大观元年（11o7）卒于家。嘉定中谥“正”。 天下只一个理二程的著作汇集在今人编的《二程集》中计有《程氏遗书》、《程氏外书》、《程氏文集》、《程氏经说》、《程氏粹言》及《周易程氏传》（《伊川易传》）六种其中多数是程颐的著述。程颢的思想集中在《识仁篇》中是他的学生吕大临把大程的有关言论记录下来成为语录（见《二程集·程氏遗书》卷2上）。另一种是他答张载书信中讨论定性问题的《定性书》（见《二程集·程氏文集》卷2《答横渠张子厚书》）。 程颢与程颐的思想一致而有殊。程颢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1二程共同奠定了理学理论。但又有差别。程颢强调道德涵养、物我合一。他说：“一人之心即万物之心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一日之运即一岁之运。”“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2谈到定性问题时程颢以为：“所谓定者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3在理学史上他是心学滥觞者。由程颢而谢良佐到了南宋6象山进一步构造心学的完整理论。 程颐的代表作是《伊川易传》也是理学的经典作品。强调“理”是世界的本原由此而演绎出一套理学的理论。程颐的学术经杨时、罗从彦李延平得到展朱熹继承、展了二程的理学又吸收诸家的学说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 程颐认为理是万事万物的本原“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理则天下只是一个理故推至四海而准须是质诸天地考诸三王不易之理。故敬则只是敬此者也。”4但是世界各个事物各有其特殊情形各有其理。他说：天下之理一也。涂虽殊而其归则同虑虽百而致一。虽&1t;//pgn>物有万殊事有万变统之以一则无能违也。15oooo528_1614_o这就是“理一分殊”的思想。这个思想也指明求理的途径：物虽有差异而理1《程氏外书》卷12。 2《程氏遗书》卷2上。 3《程氏文集》卷2。 4《程氏遗书》卷2上。 同。求理离不开个别事物与个别的认识。二程说：“考古今、察物情揆人事反复研究而思索之求止于至善盖非一端而已也。”2由于天理是先验的所以要通过各办法求出天理而格物致知最终就是要验证这种理体验天理的永恒。在二程看来天理又是封建纲常名分等级制度。维护纲常就是治道就是维护天理就可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他说：夫天下国家必纪纲法度废乱而后祸患生。圣人既解其难而安平无事矣是无所往也；则当修复治道正纪纲明法度进复先代明王之治是来复也谓反正理也天下之吉也。35oooo528_1614_2程颐在《易传序》中提出“随时变易以从道”的社会变革观一方面他看到“唯随时变易乃常道也”4。“大变则大益小变则小补”5认识到复井田、行封建的办法行不通。另一方面他主张在变革中要“审虑慎动”要用“包含宽容”的态度对“近戚”“贵家”。这里明显可以看出他的理学变革观的实质。 总之二程所奠定的理学是一个丰富的思想体系。它包括哲学观、历史观、认识论、人性论以及伦理道德思想、社会变革论等各个方面。 2《程氏粹言》卷1。 4《伊川易传》卷3“恒”。 5《程氏粹言》卷1《论政篇》。 第四十二章邵雍张载第一节邵雍邵雍（1o11—1o77）字尧夫自号安乐先生、伊川翁等后谥康节祖籍范阳（今属河北）。曾祖邵令进以军职事宋太祖家始居于衡漳。其祖邵德新、父邵古“皆隐德不仕”。后邵雍随父迁到卫州共城（今属河南）又迁河南（今洛阳）成了河南人。 刻苦厉学《宋史》本传说他少年时代就自雄其才慷慨欲树功名。“于书无所不读始为学即坚苦刻厉寒不炉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数年”。以后又游历四方“逾河、汾涉淮、汉周流齐、鲁、宋、郑之墟”。足迹遍及大河上下、淮汉之滨这使他有机会增长阅历认识社会。 邵雍不久回到共城据其子邵伯温说是因为祖母太思念他以致到了神情恍惚的地步。邵雍为孝事母亲从此不再出远门。1由于家境艰难邵雍“躬自爨以自养”。父亲迁家城西北苏门山邵雍筑室在百源之上读书。其时权共城县令李之才很器重邵雍向他传授儒家经籍。邵雍也更加刻励据说是三年不设榻昼夜危坐以思；把一部《周易》抄写下来贴在四壁上每日诵读。听说汾州有位任先生精于《易》便前去求教。李之才为河阳司户曹邵雍跟随前往住在州学中生活相当贫困节省饮食费用买灯油。京城来的官员被他这种刻苦精神所感动赏以纸笔。 邵雍师事李之才对他今后的学术展有很大的影响他由李之才处受《河图》、《洛书》及伏羲八卦、六十四卦图象。这个学术渊源可上溯到陈抟。陈抟传《图》、《书》给种放种放传穆修穆修传李之才李之才传邵雍。邵雍探赜索隐妙悟神契多所自得融儒道为一炉在北宋的理学中创立象数之学。他的贯通宇宙自然、人类历史社会的见解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学术体系。南宋的朱熹说：邵子“腹里有这个学能包括宇宙终始古今如何不做得大”1。 仁宗康定元年（1o4o）邵雍3o岁葬其双亲于伊水之上；庆历年间过洛阳时爱其山水之美产生在此定居的念头直到仁宗皇祐元年（1o49）才实现这一愿望。 迁居洛中在门生侯绍曾的帮助下邵雍从共城迁至洛阳开始居在天宫寺三学院。生活相当艰难“虽平居屡空而怡然有所甚乐”。邵氏之乐不仅在洛中的山水之美有一个安宁的环境从事学术上的追求；更在于洛阳城先后有一批与他志趣相投的人士住在那里。邵雍的住处几经周折最后在富弼、司马光等人的帮助下得到一座宅园有屋三十间住宅之园有水竹花木之胜。邵雍为自己的住宅起名叫“安乐窝”自号“安乐先生”。他赋诗说：“七1《朱子语类》卷1oo《邵子之书》。 千来步平流水二十余家争出钱洞号长生宜有主窝名安乐岂无权。”邵雍后半生三十余年是在洛阳度过的。从表面上看他远离政治。嘉祐中朝廷下诏求遗逸留守王拱辰推荐授试将作监簿邵雍不赴任。宋神宗时御使中丞吕诲及三司使吴充等荐邵雍除秘书省校书郎、颍州团练推官邵雍三辞不许但受命即引疾不起。但这并不能说明邵雍脱离世事。王安石变法的熙宁新政如火如荼地开展触动朝野每一个人邵雍也不可能忘情。当时洛阳先后聚集了如吕公著、司马光、富弼以及程颢、程颐兄弟反对变法的人士。邵雍与他们交游唱和来往密切。司马光以兄事邵雍富弼有疑难时还得去请教邵雍。新法推行最激烈时一些州县官想辞官而去邵雍鼓励他们要继续留任说：“此正是贤者所当尽力之时。能宽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邵雍凭借自己的学术上的影响加上他能平易近人无贵贱少长一接以诚。所以他也是洛中一位风云人物。《宋史·邵雍》传中说：春秋时出游城中风雨常不出出则乘小车一人挽之惟意所适。士大夫家识其车音争相迎候童孺厮养隶皆欢相谓曰：吾家先生至也。&1t;//pgn>可见邵雍在洛中人仁心目中是很有地位的。神宗熙宁十年（1o77）七月卒终年67岁。 《皇极经世》邵雍的著作流存下来的有《皇极经世》和《伊川击壤集》。《皇极经世》一书计12卷统称《观物篇》其中又分观物内篇、观物外篇。朱熹说：“康节之学其骨髓在《皇极经世》”。1他的儿子邵伯温解释这部书名说：至大谓之“皇”至中谓之“极”至正谓之“经”至变谓之“世”（见王植《皇极经世全书解》卷6）。 对此书的内容邵伯温作了说明：穷日月星辰飞走动植之数以尽天地万物之理；述皇帝王霸之事以明大中至正之道。阴阳之消长古今之治乱较然可见矣。故书谓之《皇极经世》篇谓之《观物》焉。25oooo528_1618_1又说：其所著《皇极经世》书以元会运世之数推之千岁之日可坐致也。以太极为堂奥乾坤为门户包括“六经”阴阳刚柔行乎其间消息盈虚相为盛衰皇王帝伯相为治乱其肯为训解之学也哉。35oooo528_1618_2邵雍这部书系统地反映了他的宇宙观、哲学观、历史观、社会变革观。 一、先天易学和邵雍的哲学观。邵雍以《易》学为根基建立起自己的宇宙观与哲学观。邵雍以乾坤坎离为四正卦认为这种图式是伏羲所画即所谓的先天图；并由此演绎出各种图式以说明宇宙、天人、古今的联系与变化。 邵氏的卦图没有完全传下来南宋朱熹将先天图归结为四种即：伏羲八卦次序图、伏羲八卦方位图、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及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邵雍用图式说明宇宙、世界的本原是太极、是道。他说：“生天地之始者太极也。”1而“道”为太极。所以“道为天地之本天地为万物之本”1《朱子语类》卷1oo《邵子之书》。 1《观物外篇》。 2。由太极而两仪、阴阳、动静的变动于是化生出万物。邵雍说：天生于动者也；地生于静者也。一动一静交而天地之道尽之矣。动之始则阳生焉动之极则阴生焉一阴一阳交而天之用尽之矣。静之始则柔生焉静之极则刚生焉一刚一柔之交而地之用尽之矣。动之大者谓之太阳动之小者谓之少阳；静之大者谓之太阴静之小者谓之少阴。太阳为日太阴为月少阳为星少阴为辰。日、月、星、辰交而天之体尽之矣。 太柔为水太刚为火少柔为土少刚为石。水、火、土、石交而地之道尽之矣。由太极而形成世界万事万物。天之日月星辰生出寒暑昼夜寒暑昼夜变化为万物情性形体；地之水火土石生出雨风露雷雨风露雷化育出走飞草木进而生出动植物。“走飞草木交而动植之应尽之矣”。人也产生了但人灵于万物原因是人的形体兼有动、植物的优点又有动植物作为生活资料由此进一步造成了机体、机能上的差别。“谓其目能收万物之色耳能收万物之声鼻能收万物之气口能收万物之味。声色气味者万人之用也；目耳口鼻者万人之用也。体无定用惟变是用；用无定体惟化是体。体用交而人物之道于是乎备矣”1。 但太极在邵氏那里又是“心”“心为太极”2在《渔樵问答》中他明确地说：“天地生于太极太极就是吾心。”这就可以看出他的宇宙观、哲学观的实质。 邵雍的图式以八卦、六十四卦构成由下而上由动静之变展示由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一是太极是不动的“夫极一也不动生二二则神也。神生数数生象象生器”3。世界又是“数”所生。但是他的“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这就是程颢称为“加一倍法”朱熹说“一分为二”法“此只是一分为二节节如此以至于无穷皆是一生两尔”4。这种思维方法又有辩证的因素。 二、元会运世说与邵雍的历史哲学。邵雍历史观有两点较为突出一是把人类社会史作为整个宇宙变化的一个部分；二是他的古今相对论。古今在天地间也只是“旦暮”以今观今则谓之今以后观今则谓之古。以今观古则谓之古以古自观则古也是今。这是他的“观物”思想在历史上的运用古今相对古今转化古今一道。 所谓元、会、运、世是区分时间的一种办法。一元十二会一会三十运一运十二世一世三十年。一元是十二会三百六十运四千三百二十世十二万九千六百年。古今概念是相对的时间是无限的元、会、运、世每一个又可以作为参照点以此为准各有元会运世的系列进而有“以元经会”“以会经运”“以辰经辰”。时间是无限的元会运世之数也是无限的世界不停地由开物到闭物也就是从开辟到毁灭作周期的循环。这既是他宇宙观的一个内容也是他的历史运动观。这种历史循环论里面包含宇宙不尽和世界事物暂存的思想。 邵雍用表谱具体地显示出中国历史自唐尧至五代在宇宙的一个开物2《观物内篇》。 1《观物内篇》。 2《观物外篇》。 3《观物外篇》。 4《朱子语类》卷67《程子易传》。 到闭物的周期中只是一个很小部分。历史和各种事物一样是一个兴衰变动的历程就中国历史说是一种皇帝王霸变化的过程。邵雍说：三皇春也；五帝夏也；三王秋也；五伯冬也。七国冬之余冽也。汉王而不足；晋伯而有余；三国伯之雄者也。十六国伯之丛者也；南五代伯之借乘也；北五朝伯之传舍也。隋晋之子也；唐汉之弟也。隋季诸郡之伯江汉之余波也。唐季诸藩镇之伯日月之余光也。后五代之伯日未出之星也。15oooo528_1621_o邵氏的皇帝王霸说是一种对盛极而衰、乱极而治的具体的表述。他把历史看成是在运动中向后退但对他的历史观点要作具体分析。先五代是“乱极”那么北宋自然是盛世了历史又不完全是在倒退。他临终前为自己生在、长在、死在太平世而感到安慰和他的历史观是一致的。其次皇帝王霸的提法是表示政治上的特点。皇：“无为”；帝：“恩信”；王：“公正”；霸：“智力”。所以后代能不能成为治世关键要看君王怎样治理国家。他推崇“无为”而治恰是把道家的思想糅进历史盛衰论中去。由此他又提出历史变革的“因革”论他认为“因而因者”是千世之事业而可因则因可革则革则是万年之事业。这同样是把道家的顺自然的思想纳进社会变革论中去。这些地方正反映了邵雍思想的特征。 第二节张载张载（1o2o—1o78）1字子厚世居大梁。祖父张复在真宗朝为给事中集贤院学士赠司空。其父张迪仕仁宗朝终于殿中丞知涪州事赠尚书都官郎中。由于家道清寒张迪死后全家便侨居凤翔郿县（今属陕西）横渠镇之南大振谷口。张载的学术又称为横渠之学他开创的学派被称为关学。张载的思想在北宋的理学中同二程的理学相比有自己的特色在理学形成过程中有独特的地位。后人说：“其门户虽微殊于伊洛而大本则一也。”2少年喜言兵少年时代的张载兴趣广泛无所不学是个有志向的人。宋仁宗时北宋与辽矛盾缓和但在西北地区与西夏的矛盾上升交争更为激烈。张载是一个关心国事的青年尤喜谈兵事与邠人焦寅交游两人志同道合。张载想联合一些人夺取洮西的失地。 仁宗康定元年（1o4o）范仲淹与韩琦任陕西经略安抚使。范兼知延州。张载时年21岁上书谒见范仲淹呈述《边议》九条显示他的干略与器识。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说范仲淹“一见知其远器欲成就之乃责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因劝读《中庸》”。《宋史·张载传》把“责之”改成“警之”。而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卷15记载这件事只是说：范仲淹对张载“馆于府第俾修科制”。以事理度之作为坐镇一方的帅臣反对青年人言兵不合情理。范氏只是鼓励青年张载作出更大的成就。事实上张载一直到晚年仍然关心国事还在言兵。保存在《张载集》中张氏的言兵的1有的著作及工具书系张载卒年在1o77年误。张载卒于熙宁十年十二月乙亥。熙宁十年虽是1o77年但是年十二月乙亥应是1o78年。 文字就是明证。 求诸“六经” 就张载的学术展说见范仲淹是一件大事。张载读《中庸》并不满足研读释、老之书但没有收获。于是反过来从“六经”中探求学理。张载求道俯读仰思求之于“六经”而后得。后人把张载称作为范仲淹门人认为其学出于高平之学是基于这层考虑。但从学脉上说这种看法不能成立。 张载研求“六经”同时与当时二程、邵雍相互交往、问难。嘉祐元年张载至京师。程颢同张载在兴国寺讲论终日为一时盛事1从辈份上说张载也是二程的表叔。在学术见解上程颢同张载存在分歧但二程很尊重张载说：“观吾叔之见至正而谨严。”2特别是张载的《西铭》尤其为二程称道。对门人杨时贬低《西铭》的议论程颢很不高兴称：“《西铭》之为书推理以存义扩前圣所未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功。”《西铭》是“明理一而分殊”的作品。3杨时称：“横渠虽细务必资于二程。”4甚至张载的门人吕大临在作《横渠先生行状》时也说：张载见二程“尽弃其学而学焉”。程颐严厉批评这种说法说：“表叔平生议论谓颐兄弟有同处则可若谓学于颐兄弟则无是事。顷年属与叔删去不谓尚存斯言几于无忌惮。”5有一件传闻：横渠昔在京师坐虎皮说《周易》听从甚众。一夕二程先生至论《易》。次日横渠撤去虎皮曰：吾平为诸公说者皆乱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辈可师之。横渠乃归陕西。65oooo528_1624_5这段记载也见于《宋史·张载传》。但明显不合事实程颢准备应试至京师是在元祐元年次年程颢应举得官张载也于是年中进士。嘉祐三年张载与程颢论定性问题。岂有程颢于元祐元年一到京师通过辩论张载就败回陕西？应该说张、程是在相互吸收、相互论难中展各自的学术。张载通过比较后也有信心说：“吾道自足何事旁求。”1张载不是坐而论道他读“六经”以求治人之道。他希望按照《周礼》的办法行井田以解决社会上土地高度集中、贫富不均带来的危机。张载深知这个办法不能行之于天下但却要验之一乡。所以他与一些人议论要买田一方画成几井按三代的办法实践自己的想法。这件事没有能做成但反映了他在探求“六经”方面的一个特点。 创立关学1《程氏遗书》卷2上。 2《程氏文集》卷9《答横渠先生书》。 3《程氏文集》卷9《答杨时论西铭书》。 4《杨龟山集》卷5。 5《程氏外书》卷11。 1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 嘉祐二年（1o57）张载登进士第任祁州司法参军又迁丹州云岩令签书渭州军事判官公事。任职期间在兴教育、变风俗、关心民瘼以及断狱案诸多方面颇有政声。 宋神宗熙宁二年（1o69）冬被召入对神宗询以变法事张载以“复三代为对”。除崇文院校书。但他同朝中执政大臣议论不合次年他的弟弟张天祺因为极力反对新法受到贬斥。张载不愿在京师呆下去请求回故里。 此后六年多在横渠镇的岁月里张载生活贫困但他“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其志道精思未始须臾忘也”。他说自己的追求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1认为“学者先须变化气质变化气质与虚心相表里。”2又说：“学者观书每见每知新意则学进矣。”“万物皆有理如不知穷理如梦过一生。”3他作诗说：芭蕉心尽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随。 愿学新心养新德旋随新叶起新枝。45oooo528_1626_3他的执著追求和探索精神感人“闻者莫不动心有进”。一批学人师事张载形成一个学术群体。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三吕兄弟执弟子之礼。苏昞、范育、游师雄、种师道等先后俱列门墙关学兴盛。 熙宁九年秋张载把自己一生的探求所得的《正蒙》出示给门人说：“此书予历年致思之所得其言殆与前圣合欤。大要端示人而已其触类广之则吾将有待于学者。正如老木之株枝别固多所少者润泽华叶尔。”5熙宁十年春张载被召还馆乃知太常礼院。朝中有关的官员同他议礼不合。时他身患重病无心在京师住下去又一次辞官；在回陕西的路上路过洛阳见二程。十二月到达临潼便与世长辞。这位学者一生清苦死后的棺木还是从长安赶来奔丧的门人凑钱买的。张载死后程颢在《哭子厚先生诗》中恸哭：“叹息斯文约共修如何夫子便长休！东山无复苍生望西土谁共后学求？千古声名联棣萼二年零落去山丘。寝门恸哭知何限岂独交亲念旧游。”1从理学形成的角度看张载创立的关学至少有这几个方面是值得提出来的。 一、《西铭》与理一分殊的思想。张载的著作很多但是很多没有流传下来。后人为搜集、整理其作品做了大量的工作。1978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张载集》收集、增补了大量的材料。重要的篇目有《正蒙》、《横渠易说》、《经学理窟》、《张子语录》等。《东铭》与《西铭》收在《正蒙》的《乾称篇》中。 《西铭》在张载的作品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其开篇写道：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1《近思录拾遗》《张载集》第376页。 2《经学理窟·义理》。 3《张子语录·语录中》。 5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 1载《程氏文集》卷3。 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吾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 张载把乾坤的天作为万物也包括人的父母；人在天地之间与天地混然为一。张载的思想是万物万事为一他在《经学理窟·诗书》中说：“万事只一天理。”乾坤是万物、人的父母但是人、物毕竟相异。这里面包含了理一分殊的思想。张载在《易说·系辞上》中说：“天地虽一物理须从此分别。”二程一再强调《西铭》的“理一分殊”的意义并不完全是附会。至少二程的万物一理与理一分殊的思想多少是从张载那儿得到了启。张横渠把大君作为乾坤也就是作为天的宗子；把大臣作宗子的家相。这又把封建等级礼制作为乾坤一源所派生出来的从而表明了封建礼制的合理性。二程所以看重《西铭》不是没有道理的。 二、太虚即气说。张载认为世界的本体是“气”他在《正蒙》开篇的《太和篇》中说：“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总之气为万事万物的本源万事万物的变化是气的变化。《诚明篇》说：“性者万物之一源”“性与天道合一存乎诚”张横渠把性、天道归之于“诚”这是他的心性论的一个方面也应当指出。世界上各个事物都有两个对立的双方张载称作“一物两体”而“一物两体者气也”1。所以他的气的本体论又是辩证的运动观。 此外张载指出人人都有“天地之性”但由于“气质之性”的差异造成*人和人的不同。为了成圣人、君子应当“穷理尽性”、“穷神知化”。学习可以改变气质之性“今人所以多为气所使而不得为贤者盖为不知学”2。 总之张载的气本体思想在宋代理学家中显示了他的特点显示了他在理论上的光彩。他的理论思路和一些命题成为宋代理学的思想资料。1《易说·说卦》。 2《经学理窟·气质》。 第四十三章苏颂第一节历仕五朝学究天人苏颂（1o2o—11o1）字子容泉州同安（今属福建）人。官至刑部尚书、吏部尚书晚年入阁拜相。是宋朝著名的天文学家、天文机械制造家、药物学家。 担任地方官庆历二年（1o42）苏颂中进士为宿州观察推官。次年任江宁知县。三年任满正赶上父亲苏绅病逝。他葬父京口从此移居润州丹阳。皇祐五年（1o53）改任馆阁校勘。嘉祐六年（1o61）出知颍州。嘉祐八年召为开封府界提点诸县镇公事。治平二年（1o65）迁三司度支判官。熙宁四年（1o71）任婺州知州。熙宁六年转毫州知州八年知应天府九年知杭州熙宁十年又调朝廷修史。 元丰元年（1o78）知开封府。二年改知濠州三年知沧州四年召回吏部任职。元祐八年（1o93）知扬州再次出任地方官。 在任地方官时苏颂尽其所能为民造福。如开封府界提点诸县镇公事时他“建请浚自盟、白沟、圭、刀四河以疏畿内积水”1兴修水利保田防灾。元丰四年（1o81）知沧州时黄河泛滥。他又上奏指出只修堤防不注意疏通海口的危险性并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提出较好的解决办法：“臣窃见沧州东北有三堂泊纵广百余里下连海道地名黑龙港其西与御河破藏口及范桥镇相去不过三五十里可以分引河流东注泊内。既满溢则由黑龙港以入海其势甚易。”在杭州任内他把凤凰山的泉水引入市区做自来水用造福于百姓。 在淮南转运使任内他见到因饥荒造成哀鸿遍野灾民嗷嗷待哺的惨景于是立即上书为百姓请求救济：“臣窃闻近日甚有近北灾伤人民流移往邻路州逐熟今并淮诸郡虽稍登稔若食口既多必致物价腾踊。万一将来秋成失望漂泊之民未有归业之期。坐食贵谷便见所失。彼时须烦县官赈救为惠差迟则其敝益甚矣。臣以为存恤之法莫若先平物价若物货之平则莫若为粜给使之常食贱价之物则不觉转移流徙之为患也。”2他不仅想到荒年中对灾民的赈济而且想到赈救后物价如何保持平稳流民如何归业安居等等。他想的是很周到和长远的。 当时各地争修寺院皇帝也滥赐匾额极大地加重了百姓经济负担。苏颂又挺身而出为百姓请命：“臣欲乞朝廷明立条约今后不许特创寺院宫观。”对违法而建的寺院“并令州县检括指挥一切毁拆许诸色人收买请射永为己业”。3苏颂关心民瘼体恤百姓深为皇帝所知。熙宁九年（1o76）正月苏杭地区再次闹灾。在选任地方长官时神宗称“苏颂仁厚必能拊安吴人。”1曾肇：《赠司空苏公墓志铭》。 2《苏魏公文集·奏乞粜官米济民》。 在朝中任职苏颂于皇祐五年任馆阁校勘开始了他校正和整理古籍的生涯。不久迁大理寺丞至和元年（1o54）同知太常礼院嘉祐二年（1o57）改任集贤校理、校正医书官四年兼任殿试复考官五年迁太常博士仍兼校正医书官等职。六年出知颍州。这是他第一次在朝廷任职主要是编校古籍历时九载。 熙宁元年（1o68）任知制诰二年通进银台司兼门下封驳事同知审官院。三年权同知贡举因拒绝草诏李定为监察御史里行而被神宗撤职这是他第二次在朝廷任职主要是做文秘工作。 熙宁十年由杭州召回修撰仁宗、英宗实录兼提举中太一宫和集禧观仅一年又改任地方官。 元丰四年（1o81）又被召回吏部详定官制。五年进尚书左丞七年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即宰相）掌握了全国行政大权。 苏颂在朝廷任职期间第一件值得称道的事是校正编撰古籍由此他广泛接触有关文献资料为他成为一个渊博的学者创造了条件。 苏颂在朝廷任职的第二件大事是“李定事件”。拒绝草诏任命李定为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他三次拒绝起草诏书神宗愤怒地斥责说：“轻侮诏命翻复若此国法岂容！”1于是将苏颂撤职。但苏颂几次拒绝草诏都有自己的理由：第一是破格提拔李定违背以前的法令而官吏的任命必须依法而行。第二是李定不够破格提拔的标准他“素无声称”不能因偶有奏对称心就破格提拔。第三是先做一般提拔放在皇帝身边考察果有奇谋硕画再破格提拔也不迟。苏颂的这些意见是十分诚恳的。 苏颂在朝中任职的第三件事是参与改革。元丰年间改革官制是神宗与王安石的改革措施之一。元丰四年他被召回吏部详定官制。他积极参加了官制改革在革除宋代官、职和差遣的弊病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宋代元丰以前官用来定品阶俸禄；职为殿阁、文学之士及待制等以示尊宠。唯差遣为实职可行使权力。这样造成了官称与实职不符机构混乱冗员过多等弊病。苏颂在这方面提过许多有益意见。 在《奏乞将常平仓等公事付逐路转运司其提举官改差充本司勾当公事》中他提出把放青苗钱的提举常平司归各路转运使管辖这样不致政出两门使州县长官不知所从。这也是他为当时机构改革所提出的很好的建议。苏颂所处的时代朝中派系斗争席卷了整个政治舞台。他却能始终不立党援不入派系这正说明了他的坚定和稳健也表明他确实是个成熟的政治家。 领导科技工作苏颂第一次领导科技工作是从嘉祐二年（1o57）任校正医书官开始的。 最初他参与编撰《嘉祐本草》后来又领导《图经本草》（也称《本草图经》）的编写工作。他在领导这一工作时采用了动广大医师和药农呈送标本和药图并写出详细说明的方法改变了以往从书本到书本的脱离实物的弊病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 从而为纠正药物的混乱与错讹作出了重大贡献。 苏颂做科技工作时不但指导全局而且亲自动手不惮繁巨不畏劳苦。《图经本草》的标本、药图和说明文字来自四面八方“今天下所上绘事千名事有详略言多鄙俚。向非专一整比缘饰以文则前后不伦披寻难晓”。为整理这堆积如山、其乱如麻的原始材料他提出了六项原则。苏颂的前三项原则是想尽一切办法把问题研究明白；后三项原则是实事求是既不轻易舍弃来自基层的资料也不急于作出判断而是两说并存或存疑待考。这也是他的工作能取得重大成就并经受住时间考验的一个重要原因。 由于采取上述原则苏颂经过统一整理重加撰述终于在嘉祐六年（1o61）完成了流传至今的第一部有图的本草书。李时珍赞扬《图经本草》：“考证详明颇有挥”1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苏颂第二次领导科技工作是元祐元年（1o86）十一月受诏定夺新旧浑仪。他于元祐二年八月请求“置局差官”于是组成了“详定制造水运浑仪所”。这个机构的组成*人员都是经过他的寻访调查或亲自考核而确定下来的。苏颂接受这项科技工作后先是四出走访寻觅人才。他现了吏部令史韩公廉通《九章算术》且晓天文、历法立即奏请调来专门从事水运仪象台的研制工作。接着他走出汴京到外地查访现了在仪器制造方面学有专长的寿州州学教授王沇之奏调他“专监造作兼管收支官物”。然后又考核太史局和天文机构的原工作人员选出“夏官正周日严秋官正于太古冬官正张仲宣等”协助韩公廉工作“同充制度官”1。 苏颂现人才后还进一步放在实践中加以考察。例如调来韩公廉后他经常与韩公廉讨论天文、历法和仪器制造“因说与张衡、一行、梁令瓒、张思训法式大纲问其可以寻究依仿制造否。”韩公廉回答说：“若据算术案器象亦可成就。”于是苏颂让韩公廉写出书面材料。不久韩公廉写出《九章勾股测验浑天书》1卷。苏颂详阅后命韩公廉研制模型。韩公廉又造出木样机轮一座。苏颂对这个木样机轮进行严格实验然后奏报皇帝说：“臣观其器范虽不尽如古人之说然激水运轮亦有巧思若令造作必有可取。遂具奏陈乞先创木样进呈。”2苏颂对研制工作是慎之又慎的。他认为有了书做了模型还不一定可靠还必须做实际的天文观测“差官实验如候天有准”3才能进一步向前推进以免浪费国家资财。经过多次实验证明韩公廉的设计“候天有准”于是在元祐三年五月造成小木样呈进皇帝并赴都堂呈验。宋哲宗指派翰林学士许将等进行试验和鉴定。元祐四年（1o89）三月许将向朝廷报告“详定元祐浑天仪象所先被旨制造水浑木样如实验候天不差即别造铜器。今臣等昼夜校验与天道已参合不差。”1这时苏颂才开始正式用铜制造新仪。经过三年零四个月的工作终于制成了有世界性贡献的水运仪象台。 苏颂领导科技工作的一大特点是能深入钻研业务力求精通他主管的工1李时珍《本草纲目》序。 1《新仪象法要·进仪象状》。 2《新仪象法要·进仪象状》。 3《新仪象法要·进仪象状》。 1见《进仪象状》。 作。嘉祐初年领导编写医书时他研读了从《内经》到《外台秘要》的历代医药著作并亲自校订了《神农本草经》等多种典籍使自己通晓了本草医药知识。他领导研制水运仪象台期间对两汉、南北朝、唐、宋各代的天文著作和仪器也作了研读与考察。他还勤于向自己的下属学习如向韩公廉请教历算与局生亲量圭尺和学生躬察漏仪。由此他从一个对天文仪器、机械设计、本草医药知之不多的外行变成了名副其实的专家。 担任使节治平四年（1o67）苏颂任辽朝使臣的伴送使。当苏颂一行行至恩州时突遇驿馆起火。由于他遇事镇定举措得当没有生混乱辽朝使者也没有受到大的惊扰因此很得英宗的赞赏。熙宁元年（1o68）他任贺辽太后生辰使出使辽朝。二年又任辽朝贺生辰伴使。十年再任贺辽主生辰使。元丰五年（1o82）他又一次任辽贺正馆伴使。 苏颂十分注意辽朝的政治制度、经济实力、军事设施、山川地理、风俗民情、外交礼仪等并向朝廷反映了辽的实际情况。 两次使辽他写下《前使辽诗》和《后使辽诗》记录出使的路线和所见所闻。元丰四年（1o81）八月神宗命他编写一本与辽朝往来有关各种礼仪和文件程式的书籍。元丰六年（1o83）此书编成神宗亲自赐名《鲁卫信录》其中保存了大量宋辽间的交往史料。 第二节科技方面的重要贡献苏颂在科技方面的贡献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五点。 水运仪象台的研制苏颂所研制的水运仪象台是一座高12米宽7米像三层楼房一样的巨型天文仪器。苏颂在说明中说：“兼采诸家之说备存仪象之器共置一台中。台有二隔置浑仪于上而浑象置于下枢机轮轴隐于中钟鼓时刻司辰运于轮上以水激轮轮转而仪象皆动。”1水运仪象台的上层是观测天体的浑仪中层是演示天象的浑象下层是使浑仪、浑象随天体运动而报时的机械装置。它兼有观测天体运行演示天象变化以及随天象推移而有木人自动敲钟、击鼓、摇铃准确报时的三种功用。它不仅在国内取得了前无古人的成就而且在三个方面为人类作出了贡献使许多中外科技史专家为之叹服。 先置于水运仪象台上层观测用的浑仪通过“天运单环”与“枢轮”相联使浑仪能随枢轮运转。这与现代天文台转仪钟控制天体望远镜随天体运动的原理是一样的。因此可以说水运仪象台的这套装置是现代天文台跟踪机械——转仪钟的远祖。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对这一点给以高度评价：“苏颂把时钟机械和观察用浑仪结合起来在原理上已经完全成功。因此可以说1见《进仪象状》。 他比罗伯特·胡克先行了六个世纪比方和斐先行了七个半世纪。”1其次水运仪象台顶部设有九块活动的屋板雨雪时可以防止对仪器的侵蚀观测时可以自由拆开。水运仪象台的活动屋顶是现代天文台圆顶的祖先。所以苏颂与韩公廉又是世界上最早设计和使用天文台观测室自由启闭屋顶的人。 第三水运仪象台的原动轮叫枢轮是一个直径1丈1尺由72根木辐挟持着36个水斗和36个勾状铁拨子组成的水轮。枢轮顶部设有一组叫“天衡”、“天关”、“天权”、“左右天锁”的杠杆装置枢轮靠铜壶滴漏的水推动。当漏壶的水滴满一个枢轮水斗时“枢权”失去平衡“格叉”下倾枢权扬起轮边铁拨子拨开“关舌”拉动“天衡”“天关”上启枢轮下转。由于“左右天锁”的擒纵抵拒作用使枢轮只能转过一辐以次循环往复等时运转。天衡系统对枢轮杠杆的这种擒纵控制与现代钟表的关键机件——锚状擒纵机构（俗称卡子）具有基本上相同的作用。所以说水运仪象台的天衡系统是现代钟表的先驱。 李约瑟在深入研究了水运仪象台之后曾改变了他过去的一些观点。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说：“我们借此机会声明我们以前关于‘钟表装置完全是14世纪早期欧洲的明’的说法是错误的。使用轴叶擒纵器重力传动机械时钟是14世纪在欧洲明的。可是在中国许多世纪之前就已有了装有另一种擒纵器的水力传动机械时钟。”1药物学成就嘉祐初年苏颂受诏校定与编撰医书。嘉祐二年（1o57）与掌禹锡、林亿等一起编写了《嘉祐补注神农本草》（简称《嘉祐本草》）。为了改变本草书中混乱和错讹状况他建议：“诸路州县应将产药去处并令识别人仔细辨认根、茎、苗、叶、花、实形色、大小并虫、鱼、鸟、兽、玉石等堪入药用者逐件画图并一一开说著花、结果、收采时月及所用功效。其番夷所采药即令询问榷场、市舶、商客亦依此供析并取逐味各一二两或一二枚封角因入京人差赍送当所投纳以昭凭证。画成本草图并别撰图经所冀与今本草并行使后人用药知所依据。”2朝廷采纳了苏颂的建议并委任他编撰《图经本草》。经过四年的艰苦努力在嘉祐六年（1o61）苏颂编撰完成了《图经本草》21卷。 《图经本草》在药物学上有重大价值。唐《新修本草》的药图和《天宝单方药图》都已散佚殆尽韩保升《蜀本草》的药图也已不存。《图经本草》在这种情况下诞生其意义更加重大。它不仅对药性配方提供了依据而且对历代本草的纠谬订讹作出了新贡献特别是使过去无法辨认的药物可以确认无误。如牛膝《神农本草经集注》说：“其茎有似牛膝故以为名。乃云有雌雄雄者茎紫色而节大为胜尔。”以此很难判断出是什么植物。《图经本草》则写得十分具体：“春生苗茎高二三尺青紫色。有节如鹤膝又如牛膝状以此名之。叶尖圆如匙两两相对于节上生花作穗秋结实1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中译本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456页。1见《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第443页。 2见《嘉祐本草》后序。 甚细。”1我们可以根据匙形对生叶细实穗状花节部结牛膝三大特征断定为苋科植物怀牛膝。 为编写《图经本草》而进行的全国性普查其另一重要意义是扩大了药源。如菟丝过去从朝鲜进口现知冤句（山东荷泽）也产此药。奚毒原知只有河南嵩山少室出产而从提供分析的样品中知道四川也有等等。 《图经本草》在生物学上也有较大贡献。如它对动植物形态进行了准确生动的描述：乌贼鱼“形若革囊口在腹下八足聚生口旁只一骨厚三四分似小舟轻虚而白。又有两须如带可以自缆故别名缆鱼。”2真切地反映了头足纲乌贼科动物的特点。 《图经本草》在矿物学与冶金技术方面也有一定贡献。如它记载了丹砂、空青、曾青等1o5种矿物药。丹砂条的描述说：“丹砂生符陵山谷。今出辰州、宜州、阶州而辰州者最胜谓之辰砂。生深山石崖间土人采之穴地数十尺始见其苗乃白石耳谓之朱砂床。砂生石上其块大者如鸡子小者如石榴子又似云母片可析者真辰砂也无石者弥佳。过此皆淘土石中得之非生于石床者。”1这里不仅说明了丹砂这种矿物药的产地和特点而且简要介绍了丹砂矿的开采过程。 《图经本草》中关于冶金技术也有许多记载如关于钢铁冶炼的工艺过程：“初炼去矿用以铸泻器物者为生铁；再三销拍可做鍱者为鑐铁亦为之熟铁；以生柔相杂和用以做刀剑锋刃者为钢铁。”2这简要描述了宋代三种钢铁的冶炼方法及其不同功用。又如对炼银的方法记述说：“银在矿中与铜相杂土人采得以铅再三煎炼方成。”对灰吹法炼银的工艺说：“其初采矿时银铜相杂先以铅同煎炼银随铅出。又采山木叶烧灰开地作炉填灰其中谓之灰池。置铅银于灰上更加火大煅铅渗灰下银住灰上罢火候冷出银。”3这是关于灰吹法炼银的最早最详尽的记载。《图经本草》的科学贡献是多方面的还有待我们进一步地研究和掘。机械图纸苏颂在《新仪象法要》中绘制了有关天文仪器和机械传动的全图、分图、零件图5o多幅绘制机械零件15o多种其中多为透视图和示意图这是我国也是世界上保存至今的最早最完整的机械图纸。正是根据这些图纸王振铎、李约瑟等先生才能较准确地复原出水运仪象台的全貌。例如从这些图纸和说明文字中可以知道水运仪象台枢轮的运转规律是齿轮系从6个齿到6oo个齿的传动；每25秒落水一斗每刻钟转一周一昼夜转96周而昼夜机轮、浑象、浑仪也转一周这与地球运动是大致相应的。又如通过这些图纸我们知道水运仪象台第一层木阁内是昼夜钟鼓轮有不等高的三层小立柱可以拉动三个木人的拨子以关拨作用拉动本人的手臂到一刻钟时木人出而击鼓时初摇铃时正敲钟。而第二层木阁内是昼夜时初正轮1见皖南医学院汤志钧油印辑佚本《本草图经》。 2见皖南医学院汤志钧油印辑佚本《本草图经》。 1见汤志钧辑油印本《本草图经》。 2见汤志钧辑油印本《本草图经》。 3见汤志钧辑油印本《本草图经》。 第三层木阁内是报刻司辰轮第四层木阁内是夜漏金钲轮第五层木阁内是夜漏司辰轮。要是没有这些珍贵的图纸我们就难以弄清木阁内的机械木人是如何按时击鼓、摇铃和敲钟的。因此《新仪象法要》中所附机械图是了解苏颂天文著作及其成就的关键同时也是进而释读张衡、一行、张思训等同类著作的钥匙。 星图绘制上的新贡献苏颂在《新仪象法要》中还绘有多种星图如“浑象紫微垣星图”、“浑象东北方中外官星图”、“浑象西南方中外官星图”、“浑象北极星图”、“浑象南极星图”、“四时昏晓加临中星图”、“春分昏中星图”、“春分晓中星图”、“夏至昏中星图”、“夏至晓中星图”、“秋分昏中星图”、“秋分晓中星图”、“冬至昏中星图”、“冬至晓中星图”等计14幅。这14幅星图中最有价值的是前五幅。其中“浑象东北方中外官星图” 是从角宿到壁宿的星官“浑象西南方中外官星图”是从奎宿到轸宿的星官“浑象紫微垣星图”是以北斗七星为主的布列于浑象之北上规的183颗星“浑象南极星图”和“浑象北极星图”则是以天球赤道为最外界大圆的南天星图和北天星图。苏颂为了星图绘制精确采取了圆横结合的画法。横图分成两段：东北方中外官星图是从秋分到春分西南方中外官星图是从春分到秋分。另外在把球面上的星辰绘制到平面上时苏颂现了失真问题于是他采用了把天球循赤道一分为二再分别以北极和南极为中心画两个圆图的方法从而减少了失真这是星图绘制中的一项新成就。 苏颂星图是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全天星图中保存在国内的最早星图。保存至今的唐代敦煌星图在时间上比苏颂星图要早但被斯坦因盗走现存伦敦不列颠博物馆。但是苏颂星图比敦煌星图更细致和更准确。如敦煌星图绘星135o颗苏颂星图绘星1464颗；敦煌星图主要依据《礼记·月令》的资料并非实测；而苏颂星图则是根据元丰年间的实测绘制；敦煌星图是从玄枵（子）开始按十二次的顺序作不连续排列中间夹以说明文字有关分野问题也不科学苏颂星图则从角宿开始按二十八宿顺序作连续排列并完全去掉了有关分野等不科学成分。 就所列星的数目而言苏颂星图的贡献也是值得称道的。如欧洲到14世纪文艺复兴以前观测的星数是1o22颗要比苏颂星图少422颗因此西方的科技史家蒂勒、布朗和萨顿等甚至认为：“从中世纪直到14世纪末除中国的星图以外再也举不出别的星图了。”1科学上的开拓精神苏颂在天文仪器、本草医药、机械图纸、星图绘制方面都能站在时代的前列这有诸多原因。例如他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组织集体攻关；善于现人才并大胆地提拔任用人才；勤于实验设计多种方案反复进行实验；勇于实践大胆地进行全国性药物普查；尊重科学实事求是一时研究不通的问题宁可存疑决不附会。而最重要的一条莫过于他在科学上的1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第253页。 开拓进取和创新精神。 他的开拓精神是以全面掌握前人的科学成就为基础的。在天文仪器制造方面他曾详尽地研究了前代天文学家张衡、一行、张思训等取得的成就。他在《进仪象状》中说：“臣谨案历代天文之器制范颇多法亦小异故张衡浑天云置秘室中以漏水转之令司之者闭户唱之以告灵台之观者。璇玑所加某星始见某星已中某星今没皆如符合。”由此可知他确曾仔细研读过张衡的著作并继承和展了张衡划时代的创造如在浑象上安装一套齿轮系机械传动装置利用漏壶流水的稳定性推动浑象均匀地绕极轴旋转。 苏颂又说：“唐开元中诏浮屠一行与率府兵曹梁令瓒及诸术士再造铸铜浑为之圆天之象。具列宿及周天度数注水激轮令其自转一日一夜天转一周。又别置二轮络在天外缀以日月令得运行又立二木偶人于地平之前置钟鼓使木人自然撞击以候辰刻。”张衡之后一行和梁令瓒在天文仪器制造方面又有了新进展。他们使水运仪象受漏壶控制又能逼真反映天球旋转创用了反映时间流逝的新装置。苏颂则仔细研究了一行等的新实验并牢牢地掌握了这一新方向创造性地运用到新设计的仪器中去。 苏颂接着说：“张思训浑仪为楼数层、高丈余中有轮轴关柱激水以运轮又有值神摇铃、扣钟、击鼓。每一昼夜周而复始。又有十二神各值一时时至则自执牌循环而出报。”张思训在一行的基础上又有所前进创造了楼阁式钟、鼓、铃齐备的报时装置。苏颂仔细研究了这台仪器继承了它“成于自然尤为精妙”的成就。 苏颂在掌握张衡、一行、张思训等的科技成果之后所作出的新创造突出地表现在他所研制的水运仪象台上例如他把张衡开创的用漏壶流水稳定性来控制齿轮系机械传动展成了使水运仪象台望筒随天体旋转的最初的转仪钟并且还设计调整到使太阳经常在望筒的视场中。这样只要在黄昏把望筒对准了太阳日落星现后就可以直接测读出太阳和恒星之间的赤经差或似黄经差。在欧洲直到1685年意大利天文学家卡西尼才利用时钟机械推动望远镜随天体旋转但这已是苏颂之后6oo年的事了。 苏颂把一行、张思训等开始实践的反映天球旋转的齿轮系机械作为一种代表时间流逝的新装置展为世界上最早的水运钟表的擒纵机构。它向全世界证明了钟表的明权不是属于欧洲而是属于中国。李约瑟在评价这一点时说：“苏颂的时钟是最重要最令人瞩目的。它的重要性是使人认识到第一个擒纵器是中国明的那恰好是在欧洲人知道它以前六百年。”1苏颂和韩公廉在完成水运仪象台之后又研制了一台单独的水力推动的浑天象。人钻入天球内观看在天球上凿孔为星十分逼真。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架有明确记载的假天仪它的创造性也是前无古人的。 苏颂于嘉祐二年与林亿等编撰《嘉祐本草》把唐《新修本草》与宋初《开宝本草》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但他并不满足一般的推进而是要在用药领域有新的开拓并彻底解决本草从书本到书本陈陈相因以讹传讹的弊病。他动全国的医生和药农采集标本绘制药图填写说明终于完成了图文结合的《图经本草》使它不仅是中国而且是世界流传至今的第一部有1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第259页。 图的本草书。李约瑟对《图经本草》给以极高的评价：“作为大诗人苏东坡诗友的苏颂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药物学家他在1o61年撰写了《图经本草》这是附有木刻标本说明图的药物史上的杰作之一。在欧洲把野外可能采集到的动植物加以如此精确地木刻并印刷出来这是直到15世纪才出现的大事。”2第四十四章毕昇李诫王惟一第一节毕昇雕版印刷比起手工抄写已方便得多。但是雕版仍有缺点雕刻一部大书需要不少人力、物力很不经济同时书板还占据大量空间。活字印刷术的明是印刷史上的一次伟大技术革命。世界上第一个明活字印刷术的是宋朝的平民毕昇时间在北宋仁宗庆历年间（1o41—1o48）。 据沈括《梦溪笔谈》卷18的记载毕昇用胶泥刻字一个字一个印用火烧硬。先预备好一块铁板铁板上面放着松香、蜡、纸灰等铁板四周围着一个铁框在铁框内密密地摆满字印满一铁框为一板拿到火上加热药就溶化用一平板把字压平。为提高效率用两块铁板一板印刷另一板又排字这块板印完第二板又准备好了这样互相交替着用印得很快。每一个单字都有好几个印如“之”、“也”等常用字每字有二十多个印以备一板内有重复时用。至于没有预备的冷僻生字则临时写刻用草火马上烧成。把字印按照韵目分类安放在木格子里根据毕昇的试验假使只印三、两本显不出简便假使印数百、数千本就极为神。他的方法虽然原始简单但与现在铅字排印的基本原理相同。 遗憾的是沈括对于毕昇的生平事迹没有交代清楚只说他是“布衣”没有做过官。在之后的记载中凡是讲到毕昇的只不过重复或节录沈括原文至今还未现任何新的文献。不少外国学者说他是一个铁匠也是根据《梦溪笔谈》因沈括说有一位老锻工毕升曾在皇宫中用铁锻炼黄金不过这位老铁匠或冶金匠是否就是明活字板的毕昇还成问题。第一毕昇与毕升音同字不同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第二铁匠毕升在宋真宗时（1oo8—1o16）已经年老而毕昇的明则在仁宗庆历年间一个老人再活上几十年不是近一百岁了吗？1这样高寿的老人是否能明活字板是值得怀疑的。 至于毕昇的籍贯也不可考。有人说他是四川人但没有提出任何证据。当他明活字板时沈括只是十几岁的小孩。毕昇死后他明的泥活字印为沈括的侄子辈所获得作为古董般保藏起来。所以毕昇与沈家或有亲戚关系沈括是杭州人毕昇可能也是杭州一带人。 1993年有报道说湖北英山现毕昇墓碑此碑风化严重又遭撞击损伤笔画多有残缺年号难以确定。但有人认为此碑的墓主即为明活字的毕昇值得商榷。因《梦溪笔谈》所谈毕昇泥活字的造法与排印工序及试印经过只能是沈括据当时当地见闻记录下来的不可能是沈括远涉千里到偏僻的英山参观采访得来的也不可能是英山毕昇向杭州沈括写信报告的。因此活字明家毕昇究竟是英山人还是杭州人值得讨论。又宋代人多单名名氏最易重复如宋刻工中以“昇”名者有十五人其中又有同名同姓的李璟、方昇。因此英山毕昇也可能与活字明人毕昇是同名同姓。总之从时间与空间等看若以为英山毕昇就是活字印刷明家尚须有其他可信之实物或文献证明才能肯定1。 1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版第667页。 1参见张秀民：《英山现的是活字明家毕昇的墓碑吗？》《中国印刷》第42期1993年11月毕昇印过什么书史书没有记载。他的泥活字也没有流传下来。明朝正德年间（16世纪初）在河南汝南地方一个武官家中从地下掘出黑子数百颗每子有一字书法像唐欧阳询的字体坚硬如牛角当时有人以为这些就是宋活字它的精巧非毕昇不能造。不过这只是后人的一种推测。 毕昇的胶泥活字是经过苦心设计的因为这牵涉到刻字、排版、印刷等实际技术问题。清朝道光年间安徽泾县有一位教书先生翟金生仿照毕昇的老法子费了三十年心血造成同骨头牛角一样硬的泥活字十万多个到1844年才印出《泥版试印初编》可知泥活字印刷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过去有些学者以为泥活字一触即碎不能印刷。并说胶泥刻字不合情理可能指的是金属活字或铸字的模型因而怀疑毕昇是否真的用过胶泥活字。其实泥活字“坚贞同骨角”并且印得字画清楚。据近年新现的几种泥活字印本和翟金生的泥活字实物就可用来否定上述主观臆说了。 又有人提出毕昇的胶泥不是普通的泥土而是炼丹时用来密封炉顶的“六一泥”。实际上清代翟金生用的只是普通泥土并非用七种药物合成的所谓“六一泥”。同时李瑶在杭州仿宋胶泥印书朝鲜用陶字印《三略直解》也都根本不提“六一泥”。“六一泥”之名只见于宋人医方及《道藏》内《丹房须知》、《太极真人杂丹药方》等道书中。而正统《道藏》清代学者是很难见到的。所以说普通胶泥不能印书要印书须得用“六一泥”的说法是没有依据的。 毕昇明活字不久南宋周必大于1193年就用泥活字印刷自己著作《玉堂杂记》1。后来的人除沿用毕昇的泥活字外元代王祯又制成木活字。其实木活字毕昇早已考虑过他现木头的纹理有疏密沾水后高低不平并且与药相粘取下不便所以舍木用泥。清代包世臣也说过用木活字印书印了两百部字划就胀大模糊而泥版可印至千万而不失真。元、明两代又有人利用锡、铜、铅等材料铸成金属活字与雕版印刷相辅而行。 毕昇的泥活字传到朝鲜称为“陶活字”。朝鲜人利用毕昇活字印刷的原理推陈出新早在王氏高丽高宗时（约1234）已用铸字印书李氏朝鲜太宗三年（14o3）以后铸造活字二十余次铸成铜活字二三百万个并在世宗十八年（1436）铸成世界最早的铅活字。活版印刷后来由朝鲜又传到日本。越南在黎圣宗光顺三年（1462）已能很迅地排印中越诗人唱和的诗篇。这些都是中国系统的汉文活字。 西洋活字印刷术由德国梅因兹地方而传到欧洲各国以及新大6的美洲。因为文字与中国不同看起来似乎另成一系统。但自16世纪以来不少的西方学者均以为欧洲的活字印刷术也受到中国的影响。所以中国明的印刷术（雕版与活字板）不但直接传播到亚洲各国并且影响了整个世界对人类文化有着极其重大的贡献。 第二节李诫李诫（？—111o）字明仲郑州管城县（今河南郑州）人。北宋建筑家。曾祖李惟寅任虞部员外郎赠金紫光禄大夫。祖李璟裕任祠部员外第83—85页；《对英山毕昇墓碑的再商榷》《中国印刷》第44期1994年4月第75—76页。1参见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版第669—672页。郎、秘阁校理赠司徒。父李南公字楚老任河北转运副使、延安知府、户部尚书、龙图阁直学士、大中大夫等赠左正议大夫。其兄李璟字智甫任章丘知县、陕西转运使、显谟阁待制等。从其父兄辈为官经历看在土木工程的管理和施工方面皆当有一定的经验。 元丰八年（1o85）宋哲宗赵煦嗣位李南公时任河北转运副使李诫奉其父之命进献贺表并送方物于是得以恩补郊社斋郎。按宋代荫官制度大臣子弟年逾二十方能补授实职因此李诫这时可能恰值2o岁。随后他即被委派为曹州济阴（今山东菏泽）县尉。李诫到任后练卒除器明赏罚广方略使县内治安状况得到根本改善。元祐七年（1o92）调任将作监主簿。此后他长期在将作监任职。绍圣三年（1o96）升任将作监丞崇宁元年（11o2）升任将作少监。崇宁二年出任京西转运判官但为外官仅数月又被召回仍为将作少监。崇宁三年（11o4）升任这一机构的最高长官“将作监”。 李诫在将作监期间主持完成了不少宫廷和官府的建筑工程如五王邸、龙德宫、棣华宅、朱雀门、九成殿、太庙、钦慈太后佛寺、辟雍、尚书省、开封府廨、班直诸军营房等。由于他在建筑工程上的业绩十分突出因而官阶屡升从承务郎、承奉郎一直到右朝议大夫、中散大夫、共升迁十六级其中按吏部考核晋升的仅有七级。 李诫在建筑技术和工程管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考工民事必究利害。坚窳之制堂构之方与绳墨之运皆已了然于心”1于是在宋哲宗绍圣四年（1o97）奉旨重修《营造法式》并于元符三年（11oo）编定成书。宋徽宗崇宁四年（11o5）宰相蔡京等进奏说库部员外郎姚舜仁呈请在都城南偏东的地方修建明堂并绘有图样献上。为此徽宗特别召见李诫和姚舜仁问询。经过仔细考究李诫和姚舜仁又重新绘制了明堂图。这是至今已知关于李诫在将作监工作情况的年代最晚的一条材料。 约在崇宁五年（11o6）李诫父亲李南公病重他请假回归故里看望。 不久其父病逝。约在大观三年（11o9）他孝满三年之后被派往虢州担任知州。到任时间不长就得了重病于大观四年（111o）二月不幸中年早逝后安葬于郑州梅山。他在虢州为官虽很短暂但据记载“吏民怀之如久被其泽者”。 李诫是位博学多艺的人才。他精于书法篆籀草隶都有很高的水平。 家藏几万卷书墨经他亲笔抄成的就有几千卷。他还善于绘画颇得古代名家笔意所绘《五马图》曾得到宋徽宗的赞赏。 李诫一生主持营建多项重要的建筑工程成就是很突出的而其最大的贡献则是编写《营造法式》。 宋神宗熙宁年间（1o68—1o77）敕令将作监负责编修《营造法式》元祐六年（1o91）成书故又称《元祐法式》。但由于该书“只是料状别无变造用材制度”1不便实际应用并且所定工料太宽关防无术难以防止各种弊端。所以宋哲宗于绍圣四年（1o97）命将作监丞李诫重新编修。李诫“考究经史群书并勒人匠逐一讲说”用了三年多的时间于元符三年1傅冲益：《李公墓志铭》见李诫《营造法式》附录商务印书馆1954年据1933年《万有文库》版重印。 1李诫：《劄子》见《营造法式》序目。 （11oo）编成《海行营造法式》（通称《营造法式》）一书并由都省奉旨录送在京官司参用。宋徽宗崇宁二年（11o3）李诫以营造制度工限等“内外皆合通行”为由奏请刊刻《营造法式》于是经皇帝批准这部建筑名著作为官定建筑规范小字刻版颁行各地。 《营造法式》全书共36卷除看详、目录各1卷外正文有34卷计357篇3555条。其内容可分为建筑术语考证与解释、诸作制度、功限料例和建筑图样四部分。 《营造法式》正文第一、二卷为“总释”上、下共49篇283条。主要是编列经史群书中关于建筑物及其构件名称的诠释及有关史料。第三卷至第十五卷为诸作制度列举了壕寨、石作、大木作、小木作、雕作、旋作、锯作、竹作、瓦作、泥作、彩画作、砖作、窑作等13个工种或工序的建筑工程标准做法。由于中国古代建筑以木结构为主因之在《营造法式》提到的13种制度中对大木作包括各种建筑物的梁柱、檩椽、斗栱、飞昂等的选材、规格、加工和安装等其叙述最为详尽。而对小木作如门窗、栏杆、照壁、藻井、佛道帐等装修技术其介绍也相当广泛和细致。第十六卷至第二十八卷为功限料例依43种制度的内容分别指出相应需用的各种人工数和木料、砖瓦、铁件、颜料等物料数这相当于今天所谓人工材料定额。第二十九卷至第三十四卷为诸作制度图样。《营造法式》用了6卷篇幅绘出大量的建筑设计图。其中包括殿阁、屋舍、亭榭等各种建筑物及其物件的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以及门窗图案彩画、木雕和石雕纹样乃至测量仪器图等。这些图不仅有助于人们更清楚地和形象地理解书中文字所叙述的内容而且其本身就为后世提供了进行建筑工程时绘制设计图的样本。同时它还记录了不少不见经传的作法和现已失传的技术这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建筑以及继承和展传统建筑技术也是极其宝贵的资料。 李诫编写《营造法式》有许多特点和创见是值得称道的。例如他不仅“参阅旧章”详加考订收集了古典文献中有关建筑的大量史料而且尤为难能可贵的是“稽参众智”不耻下问与造作工匠共同讨论“详悉讲究规矩比较诸作利害”广泛吸取了建筑各行工匠的宝贵经验从而在建筑方面整理、总结和制定出相当严密的技术规范和管理制度。据《营造法式》序目“总诸作看详”所述此书有3o8篇3272条“系自来工作相传并是经久可以行用之法”其条目占到总条目的92％。像这样凝聚着历代工匠心血、智慧与经验的著作在历史上是并不多见的。又如《营造法式》在总结前人经验基础上提出的材分制以材、契、分规定木构建筑及其各种构件的比例关系这实际上就是以某种建筑构件的局部作为标准单位的古典模数制对于推动建筑工程的标准化和规范化起了重要的作用。《营造法式》虽然对诸作制度有严格的要求但也强调要针对建筑工程的具体情况灵活处理提倡“有定法而无定式”的“变造用材制度”这也是在建筑原则上对《元祐法式》“徒有空文难以行用”这一欠缺的重要突破。李诫在《营造法式》中还提出了对木料因材施用的原则如：“务在就材充用勿令将可以充长用者截割为细小名件”甚至连余材也不能浪费提出“木植内如有余材可以别用勿令失料”显然这种着意于因材施用节约材料的精神即使在今天也不失其积极意义。 《营造法式》是一部既有科学意义又有实用价值的建筑学专著。这一杰作作为北宋朝廷正式颁行的建筑规范其统一的建筑规格设计施工制度工料定额等等不仅在当时作为官式建筑的标准而且对后世元、明、清三代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直到今天仍是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建筑不可或缺的珍贵文献。 第三节王惟一王惟一亦作王惟德生卒年代和籍贯不详。他夙受禁方尤工针灸之术是著名医家。宋仁宗天圣四年（1o26）时他任太医局翰林医官、朝散大夫、殿中省尚药奉御都骑尉。天圣初年宋仁宗尝敕太医谨方技考次针灸认为“针灸之法人命所系日用尤急思革其谬以利济民”1。王惟一乃竭心奉诏精意参神定偃侧于人形正分寸于腧募增古今之救验总会诸说编著成《铜人腧穴针灸图经》3卷（下简称《图经》）。后来仁宗又以“古经训诂至精学者封执多失传心岂如会目著辞不若案形”1复令创铸铜人为式。王惟一乃主持修铸铜人两具“内分脏腑旁注溪谷、井荥所会、孔穴所安窍而达中刻题于侧”2。并命夏竦为图经一书作序题名曰《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此外据《宋史·艺文志》载王惟一尚著有《明堂经》3卷已佚。又负责校订过《黄帝八十一难经》。 王惟一对医学特别是针灸学有重要的贡献。其主要成就在于编著《铜人腧穴针灸图经》、铸铜人和刻石碑3。 《铜人腧穴针灸图经》3卷（现通行的为贵池刘氏玉海堂刻5卷本）考订了针灸穴位354个较晋代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多了5个穴位：青灵、厥阴俞、膏肓俞、灵台、阳关；又明确提出了任脉、督脉的循行路线与穴位将之与十二经并列。其后才有元代忽泰必烈《金兰循经》、滑寿《十四经挥》将之进一步阐明。因此王惟一对针灸学的十四经说之形成有奠基作用。在书中王惟一应用了两种腧穴排列法一是将所有穴位按十四经循行排列；一是仍按前代针灸学述穴法：四肢以十二经排列；头、面、胸、背按部位排列。这是当时针灸界习用的两种表达经络腧穴体系的方法王惟一则忠实地反映了这一现象。后来宋朝廷编撰《圣济总录》只采用十四经络循行的方法以介绍经络、腧穴而弃去了四肢、躯体分部的方法使经络学说更体现了人体是一个完整系统的概念。王惟一《图经》则反映了他尚未能冲破晋唐代以来针灸学窠臼因而用兼收并蓄的方法来反映经络腧穴。但王惟一在排列十四经方面与《灵枢经》不同即不循手三阴从胸走手、手三阳从手走头、足三阳从头走足、足三阴从足走胸的规律而是以脏腑相为表里的方法排列先述手经手太阴肺经与手阳明大肠经；手少阴心经与手太阳小肠经、手厥阴心包经与手少阳三焦经；后述足经足太阴脾经与足阳明胃经足少阴肾经与足太阳膀胱经足厥阴肝经与足少阳胆经最后为任脉和督脉。1而且每一经的穴位则均从肢末肇始以向心方向介绍也不符合经络循行系统之规律。 1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夏竦序》中国书店重印贵池刘氏玉海堂影刻金大定本1987年。1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夏竦序》中国书店重印贵池刘氏玉海堂影刻金大定本1987年。2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夏竦序》中国书店重印贵池刘氏玉海堂影刻金大定本1987年。3魏稼：《王惟一对针灸学的伟大贡献》《中医药学报》1982年第3期第11—14页。1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明书林宗文堂绣梓本卷上。 在内容方面《图经》还提供了校勘和理解《黄帝内经》经文的参考资料。因现存所见《内经》是经隋唐杨上善、王冰等校勘注解者难免有误漏。而《图经》所引经文与现存所见《内经》经文有所不同如手太阴肺经主病增加了“卒遗矢无度”、足太阴脾经主病增加了“寒疟”、手少阳三焦经主病增加了“颊痛”等而《内经》中则无这些内容因而有参考价值。在穴位主治方面增加新内容更多。如上星穴增加了“痰疟振寒、热病汗不出、目睛痛、不能远视”；天柱穴增加了“颈项筋急不得回顾头旋脑痛针入五分得气即写之愈”；龈交穴增加“治小儿面疮癣久不除点烙亦佳；鼻塞不利目泪眵汁内眦赤痒痛生白肤翳鼻中瘜肉蚀疮”；大迎穴增治“微风眼睑瞤动不止风泪出”；风门穴增“若频刺泄诸阳热气背永不痈疽”等等体现了宋代针灸临床治疗范围的扩大。在针刺、灸壮方面介绍亦更仔细如言上星应“以细三棱针刺之即宣泄诸阳热气无令上冲头目”“可灸七壮不宜多灸。若频灸即拔气上令人目不明”而囟会则曰：“可灸二七壮至七七壮”“若是鼻塞灸至四日渐退七日顿愈”；还补充了“头风生白屑多睡针之弥佳。针讫以末盐、生麻油相和揩根下头风即永除。若八岁已下即不得针盖缘囟门未合刺之不幸令人夭忌热面、猪、鱼物等”1显示了《图经》内容较前代针灸典籍要丰富得多因而该书不仅是前代针灸经验之汇集而且融入了王惟一在针灸学方面的认识和实践经验。经过他的整理编撰影响所及使针灸学术水平有明显提高和展且使之趋向于统一。《图经》所附十二经穴图及取膏肓穴图、崔氏四花穴图等2也是我们现在能见到的较早的珍贵图谱。 其次王惟一的贡献在于主持铸造了专用于针灸教学的铜人模型两具。据南宋周密《齐东野语》记载：“又尝闻舅氏章叔恭云：昔倅襄州日尝获试针铜人全像以精铜为之腑脏无一不具。其外俞穴则错金书穴名于旁凡背面二器相合则浑然全身盖旧都用此以试医者。其法外涂黄蜡中实以水俾医工以分折寸按穴试针中穴则针入而水出稍差则针不可入矣亦奇巧器也。后赵南仲归之内府叔恭尝写二图刻梓以传焉。”3周密离王惟一所处年代不远书中记述的都是一些耳闻目睹之事因而是可信的。且《四库全书总目·铜人针灸经》提要亦称“今铜人及章氏图皆不传”与上述记载一致。 铜人像的创铸给针灸教学增加了形象直观教具便于学生认穴补充了书籍文字阐述和平面图画之不足；在作为测试工具时也增加了认穴的客观标准直到明清时朝廷仍沿用这一方法选用针灸医生如明初医家宁守道“精针灸法应诏入京针铜人中选授太医院大使”1；清代医家左见龙“以其术游京师适太医乏人经推荐应试针灸以针刺铜人之穴多中遂供职太医院”2。因此铜人作为世界上最早之医学模型有力地推动了针灸学的展以至铜人成了当时的“国宝”有说金军南下时曾掠去一具。历代统治者对于铜人都予以重视如元世祖曾于126o年命尼泊尔工匠1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明书林宗文堂绣梓本卷上“风同名经脉或穴名”条下。2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明书林宗文堂绣梓本卷上。 3周密：《齐东野语》卷14。 1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人民卫生出版社1983年版第十二册第385页。2李云：《中医人名词典》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1o页。修复铜人；明正统年间明英宗也下令重铸铜人并对宋铜人予以高度评价在其御制序中称宋铜人“分布腧穴于周身画焉窍焉脉络条贯纤悉明备考经案图甚便来学”等3。明代针灸学家高武亦仿此铜人铸男、女、小孩铜人各一具。可见王氏所铸铜人之影响及其实用价值。 王惟一的另一贡献为刻石碑。尽管宋代印刷术已有很大进步但由于印数有限保存不易等原因仍限制着针灸医学的普及与展。为广流传王惟一主持将《图经》3卷刻于石碑之上供针灸爱好者览诵抚拓故石碑对针灸术的流传有推广作用。其时石碑有四方《图经》3卷每卷一方；另一方刻“都数”1卷具有全书索引性质一并放置在当时开封府大相国寺仁济殿（原名针灸图石壁堂）内。元初迁往北京后因年代久远字迹模糊在明代被充作修筑京师城垣的材料而埋入土中。1965年至1972年石碑得重新出土受到文物考古工作者的重视经修复整理将五块残石置于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中中国通史展览展出1。 王惟一的杰出贡献使我国传统的针灸学术得以展、推广和普及并纠正了唐代王焘倡灸禁针的谬误。因而至今他的著作对我们研究针灸学术仍然有着文献学作用和参考价值。 3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明书林宗文堂绣梓本卷上明英宗御制序。1魏稼：《王惟一对针灸学的伟大贡献》《中医药学报》1982年第3期第11—14页。第四十五章柳永周邦彦第一节柳永仕途坎坷柳永（约98o—1o53）1原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永字耆卿崇安（今属福建）人。因排行第七又曾官至屯田员外郎故世称柳七、柳屯田。祖父柳崇以儒学闻名。父柳宜宋雍熙二年（985）进士官至工部侍郎。柳永受家庭影响自幼即勤奋学习致力于举业。年长与兄三复、三接皆以擅长文学著称世号“柳氏三绝”。天禧初赴京应试屡试不中乃流落京华沉溺于歌楼舞榭之中。他曾作《鹤冲天》词表达自己的失望之情：“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游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这词盛传一时以致为仁宗所知。据说仁宗初年柳永再次应试原已通过考试但临到放榜时仁宗却将他黜落并斥之曰：“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1受此挫折柳永更郁郁不得志遂“日与狷子纵游娼馆酒楼间无复检约自称云：‘奉旨填词柳三变”2过着风流放浪的生活。其间他创作了大量的词其中有为民间歌妓作的俗词有为教坊乐工作的雅词内容多为描绘男女恋情感慨身世遭遇和赞美城市繁华的。这一时期柳永还多次离京外出漫游行踪及于今江苏、浙江、湖北等地。旅途中他写下了不少吟咏各地风光抒羁旅行役之情的词作。 在浪迹江湖多年后柳永再次回到东京应试于景祐元年（1o34）考中进士。旋即被任为睦州（今浙江建德）团练使推官。任内柳永勤于职守办事干练知州吕蔚对他的才能颇为赏识并向朝廷破格推荐但因朝臣的非议而未有结果。其后柳永任昌国（今浙江定海）晓峰盐场盐监。他作《煮盐歌》一诗反映了盐民的痛苦生活对他们表示了深切的同情。此外他还出任过华阴县（今属陕西）知县3。后经活动他通过吏部磨勘升改为京官。皇祐中他的寄禄官升为屯田员外郎但不久即因作《醉蓬莱》词而触犯仁宗自是“不复进用”皇祐五年（1o53）前后客死于润州（今江苏镇江）4。著作有《乐章集》传世。现通行有《宋六十家词》、《彊村丛书》等本唐圭璋《全宋词》取其词作最为完备共312。 一代词宗1柳永生年因记载不详今人有多种推测此取李国庭之说详见《柳永生年及行踪考辨》（《福建论坛》1981年第5期）。此外唐圭璋考为987年6侃如考为99o年林新樵考为984年或更早一些时候。1吴曾：《能改斋漫录》卷16。 2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39引严有翼《艺苑雌黄》。 3据明代嘉靖《余杭县志》、万历《镇江府志》记载柳永曾任余杭令、泗州判官、著作郎、灵台令、太常博士等但都不可征信。 4柳永卒年取唐圭璋之说。其葬地有多种异说其中叶梦得《避暑录话》称其死于润州知州王安礼出钱葬之较为可信。 柳永是北宋前期最负盛名的词作家他在词史上的突出贡献是展了慢词的形式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 长调慢词的创作虽在唐代已有但自晚唐以迄宋初在词坛上占优势的仍是小令。为了以更大的容量反映复杂的社会生活和丰富的思想感情柳永或利用民间原有的曲调或增衍小令或改制旧曲或自创新调创作了大量的慢词。他使许多慢词的词调逐渐固定下来而慢词这一形式也因此得到极大的展并趋于定型化。慢词的兴起适应都市生活和市民娱乐的需要也与日益繁复的音律相合故自柳永后慢词创作遂蔚然成风。慢词的篇幅较大韵律和音节更复杂且富于变化这对作者的构思、布局和艺术表现力等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柳永在丰富词作的艺术手法和提高其表现力方面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他博学多才精通音律长于铺叙工于点染善于以曲折委婉的白描手法写景、叙事和抒情给人以结构细密布局严整层次分明意赅情深的感受。他的《望海潮》写临安的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黄莺儿》写明媚的春光“黄鹏翩翩乍迁芳树。观露湿缕金衣叶映如簧语晓来枝上绵蛮似把芳心深意低诉”。皆属典范之作。他尤擅长抒写离人思妇和羁旅行役。如《雨霖铃》：“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又如《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是处红衰翠减苒苒物华休。惟有长江水无语东流。”皆堪称不朽名篇。柳永填词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较多地采用了民间的俚俗之语他善于运用浅显明白、生动形象的语言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表现了在此以前的文学作品中较少出现的市民情调而这正是他的词作能在社会上广为流传深受下层市民喜爱的重要原因。 柳永生活在一个社会生着剧烈变化的时代他力图在作品中有所反映因而对词的题材范围有所扩大。他流连市井与下层市民有较多接触于是从平民的真实感受出较为客观而真实地描写了繁华的都市、达的经济、高度展的文化和丰富多采的市民生活从他的作品中可以感受到一股强烈的时代气息。出身于仕宦之家的柳永原本怀有强烈的仕进欲望但屡试不第和仕途坎坷使他的人生观生了一定的变化。他既向往治国平天下又无法忘情青楼歌馆这种内心的矛盾导致他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传统的伦理规范他在感叹怀才不遇的同时又不时流露出对功名利禄的鄙视和对仕宦生活的厌倦而这类词作正是当时失意文人心态的典型写照。 北宋时柳词曾风靡一时“传播四方”为社会各阶层人士争相传诵叶梦得《避暑录话》援引西夏一归朝官语：“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当时直接学柳词的有沈唐、王观、晁端礼、万俟咏、曹组等人而黄庭坚、秦观、贺铸、周邦彦、辛弃疾、姜夔、吴文英、周密、张炎等名家也都受到一定的影响。 第二节周邦彦一赋得三朝之眷周邦彦（1o57—1121）字美成晚年自号清真居士盖取晋山涛推举阮咸的话：“清真寡欲万物不能移也”之意。1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周邦彦在《南浦·浅带一帆风》一词中曾说：“吾家旧有簪缨。”所谓簪缨即古代官吏的冠饰这说明他的先人中不乏作官的人但大概又多仕宦平平。在方志或史书中留下名字的只有他的叔父周邠。周邠“字开祖嘉祐八年（1o63）登进士第。熙宁间苏轼倅杭多与醻唱所谓周长官者是也”2。《宋史·周邦彦传》称他“疏隽少检不为州里推重”3。但他却喜好读书博涉百家之言。元丰二年（1o79）朝廷锐意改革广招人才将太学生从1ooo人增扩为24oo人周邦彦亦以其博学而被选录为太学外舍生。元丰六年（1o83）生了一件对周邦彦一生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这年七月年方28岁的周邦彦写了一篇《汴都赋》上奏大得神宗欣赏不仅命令侍臣在迩英殿宣读这篇赋其后还把周邦彦召到政事堂提拔他为太学正。这虽是一个正九品的低级小官但毕竟由皇上亲自提拔并从此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宋神宗之所以欣赏这篇赋是因为这篇赋中如“抑强贾之乘时摧素封之专利”等“颇颂新法”。1元丰八年（1o85）神宗去世哲宗继位。但由于哲宗年龄尚幼小由神宗的母亲宣仁太后高氏听政而这位太后向来反对新法《宋史》本传说周邦彦“居五岁不迁”其原因就不难理解了。此后他历任庐州教授、溧水知县等。元符元年（1o98）六月“哲宗召对使诵前赋除秘书省正字”2。宋徽宗也很喜欢这篇《汴都赋》曾召“赐对崇政殿上问《汴都赋》其辞云何？对以岁月久不能省忆用表进入。帝览表称善”3。周邦彦因之又得以提拔。所以楼钥在《清真先生文集序》中说：“钱塘周公少负庠校隽声未及三十作《汴都赋》七千言天子嗟异之哲宗始置之文馆徽宗又列之郎曹皆以受知先帝之故以一赋而得三朝之眷儒生之荣莫加焉。”周邦彦虽然在徽宗朝历任考功员外郎、卫尉卿又以直龙图阁出知河中府出知隆德府和明州同时还曾一度入为秘书监进为徽猷阁待制提举大晟府等但他一生的主要业绩仍是以词家名世。宣和三年（1121）卒于南京（今河南商丘南）终年66岁。 以词家名世宋代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周邦彦的著述凡四种：《清真集》24卷《清真杂著》3卷《操缦集》5卷《清真词》2卷后集1卷。诚如陈振孙在《清真集》解题中所说：“邦彦博学多能尤长于长短句自度曲其提举大晟府亦由此。既盛行于世而他文未传。”这种情况早在楼钥为周邦彦编文集时就已有同样的感慨他在《清真先生文集序》中说：“公之殁距今八十余载世之能诵公赋者盖寡而乐府之词盛行世莫知公为何等人也。”都可说明周邦彦乐府词的成就是他一生最辉煌的成就其他1《世说新语·赏誉第八》。 2《咸淳临安志》卷66《人物七·列传》。 3《宋史》卷444。 1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尚论三》。 2《宋史》卷444《周邦彦传》。 3《咸淳临安志》卷66《人物·列传·周邦彦》。 一切比起来都为之相形见绌。 明人毛晋致力于周邦彦词集的收集他说：“余家藏凡三本：一名《清真集》一名《美成长短句》皆不满百阕。最后得宋刻《片玉集》三卷计调百八十有奇晋阳强焕为叙。余见评注庞杂一一削去厘其讹谬。间有兹集不载错见清真诸本者附补遗一卷美成庶无遗憾云。若乃诸名家之甲乙久著人间无待余备述也。”1对于周邦彦词的成就前人多有评述比较起来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在著录《清真词》时所作的解题最为言简意赅。他说：其词“多用唐人诗语括入律浑然天成。长调尤善铺叙富艳精工词人之甲乙也。”周邦彦的确善于熔铸前人（主要是唐人）的诗情佳句入词而且运用得天衣无缝恰到好处。例如《西河·金陵怀古》：佳丽地南朝盛事谁记？山围故国绕清江髻鬟对起。怒涛寂寞打孤城风樯遥度天际。断崖树、犹倒倚莫愁艇子曾系？空余旧迹郁苍苍雾沈半垒。夜深月过女墙来赏心东望淮水。酒旗戏鼓甚处是？想依稀王谢邻里燕子不知何世向寻常巷陌人家相对如说兴亡斜阳里。&1t;//pgn>这里的第一句“佳丽地南朝盛事谁记”是巧用南朝谢脁《入朝曲》中的诗句：“金陵帝王州江南佳丽地。”而“怒涛寂寞打孤城”则是演绎的唐代诗人刘禹锡《石头城》七绝中的诗句：“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孤城寂寞回。”刘禹锡还有一七绝题《乌衣巷》写道：“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正是本词“想依稀王谢邻里燕子不知何世向寻常巷陌人家相对如说兴亡斜阳里”的所本。梁启说：“张玉田谓清真最长处在善融化古人诗句如自己出。读此词可见词中三昧。”1周邦彦娴熟地运用古人诗句的情况在他的词中随处可见的确称得上一大特点。如《夜游宫·业下斜阳照水》一词中的“桥上酸风射眸子”即袭用的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中的“东关酸风射眸子”句；而同一词中的“为萧娘书一纸”句亦本于杨巨源《崔娘诗》：“风流才子多春思肠断萧娘一纸书。”真是浑若天成没有一点斧凿痕迹这都是为后人颇为称道的。 周邦彦很受柳永的影响的确像陈振孙指出的那样善于长调铺叙婉转曲折令人回味。如《兰陵王》（咏柳）：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隋堤上曾见几番拂水飘绵送行色。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倦客？长亭路年去岁来应折柔条过千尺。闲寻旧踪迹又酒趁哀弦灯照离席。梨花榆木催寒食。愁一箭风快半篙波暖回头迢递便数驿望人在天北。凄恻恨堆积！渐别浦萦回津堠岑寂斜阳冉冉春无极。念月榭携手露桥闻笛。沉思前事似梦里泪&1t;//pgn>暗滴。 陈延焯的《白雨斋词话》分析这词说：“‘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倦客？’二语是一篇之主。上有‘隋堤上曾见几番拂水飘绵送行色’之句暗伏倦客之根是其法密处。故下文接云：‘长亭路年去岁来应折柔条过千尺。’久客淹留之感和盘托出。他手至此以下便直抒愤懑矣！美成则不然‘闲寻旧踪迹’二叠无一语不吞吐只就眼前景物约略点缀更不写淹留之故却无处非淹留之苦直至收笔云：‘沉思前事似梦里泪暗滴。’1《隐湖题跋·跋〈片玉词〉》。 1见《艺蘅馆词选》转引自唐圭璋《宋词三百笺注》之《评笺》。 遥遥挽合妙在才欲说破便自咽住其味正自无穷。”寓情于景含而不露这正是周邦彦词的魅力所在。这词直到南宋绍兴初年仍在都城临安甚为盛行“西楼南瓦皆歌之谓之‘渭城三叠’”1。 周邦彦早年较为放荡不羁在汴京多与歌妓往来。宋人不少书如张端义《贵耳集》、周密《浩然斋雅谈》等都记载了他与当时名妓李师师的亲密关系虽不无牵强附会之处但大体应是可信的因为周邦彦有不少这方面的词作。如《少年游》：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指破新橙。锦幄初温兽香不断相对坐调笙。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 张端义、周密等都附会这是周邦彦躲在李师师床下追记的李师师与宋徽宗相会的场景其实不如说这正是周邦彦与歌妓相会的写照更为合乎实际。《宋史》本传说他“疏隽少检”看来不是没有根据的。 纵观周邦彦的词作从总体上说缺乏苏轼“大江东去”那样豪迈的气魄而多的只是类似柳永那样的“浅斟低唱”。周邦彦生活在神宗元丰至徽宗宣和年间这正是北宋的鼎盛时期宋孟元老在其所著《东京梦华录》的序中说：“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故在周邦彦的词中没有丝毫的金戈铁马之声有的只是他个人的长吁短叹。可以说周邦彦的词在内容上是苍白的但在艺术上却有较高的成就在词坛上占有一席之地。 1毛■：《樵隐笔录》。 第四十六章蔡京童贯第一节蔡京（附王黼） 蔡京蔡京（1o47—1126）字元长兴化军仙游（今属福建）人。熙宁三年（1o7o）进士入仕为钱塘县（今浙江杭州）尉1。熙宁末入京历任流内铨、崇文院属官并开始进入“中书礼房”任学习公事元丰元年（1o78）后任权检正礼房公事、检正户房公事元丰三年任权提点开封府界诸县镇公事。元丰五年官制改革后任考功员外郎、起居郎次年八月任贺辽道宗生辰使同年回朝后任中书舍人。元丰七年末升为权知开封府2开始参与宰相、执政们争夺中央权力的活动。 元丰八年三月初正当改革继续实行之际年仅38岁的宋神宗英年早逝。因为神宗正值年富力强所以当于正月初开始生病时宰相王珪、蔡确并没有与神宗商议继承人选之事。直到二月末宋神宗病危之时神宗生母高太后和宰相、执政们在确定皇位继承人选时就应立年仅1o岁的神宗子延安郡王赵佣还是立神宗的同母弟雍王赵颢或曹王赵頵展开了剧烈的斗争。后来在右相蔡确、席执政官（门下侍郎）章惇主张之下得到左相王珪的赞同但撇开了高太后和向皇后确定立赵佣为皇太子（改名赵煦）。这天据说蔡确、章惇命开封知府蔡京率领壮士（一说即是刽子手）在外庭准备杀持异议的大臣由于大臣们都赞成这天才平安度过。蔡京因而也立有“定策功”。但此次立储之事日后成为新旧党争的重大事件蔡京遂采取投靠司马光以求保官。 元祐元年（1o86）二月席执政官（门下侍郎）司马光废免（募）役法恢复差役法限令五日内完成正当章惇、苏辙、吕公著等人讨论免役法与差役法优劣所在或缓行差役法之时开封知府蔡京却于五日内立即恢复了差役法以致得到司马光的夸奖：“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1蔡京虽然投靠了司马光但由于他在担任开封知府期间徇私枉法此时被揭露同时一些旧党人员认为蔡京明知开封府旧差役法差人过多但根本不作调查、申报而是限令五日内改行差役法因而指出蔡京“身为民官若不知旧法（指差役法）人数之冗是不才；若知而不请（指申请实际需要人数）是不忠”。蔡京限期改行旧差役法是“故意扰民以坏成法”是“挟邪坏法”1虽然已升任相的司马光很欣赏蔡京但蔡京任开封知府时的徇私枉法也是不争的事实加上为了稳定旧党内部的团结不得不把蔡京调出京城改任河北重镇真定府（今河北正定）知府例兼真定府路安抚使。1《宋史·蔡京传》作“调钱塘尉、舒州推官”按前者为差遣实职后者为“选人”寄禄官称即后来的从事郎其原意为蔡京入仕以舒州团练推官的寄录官担任钱塘县尉。 2按北宋末年以前制度都城开封府长官为开封尹例由皇弟或皇子担任但开封府长官主要由其他官员担任则称权知开封府通常只称为开封知府。 1《宋史》卷472《蔡京传》。 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8元祐元年闰二月庚寅。 蔡京此次奉调出京最多也只能算是“平调”甚至被一些旧党认为是“宰相（时司马光独相）特加奖助授以名藩”2。因此要求停止蔡京的新职待审理完他徇私枉法之事后再说但未被采纳。 元祐年间当新党成员屡遭旧党打击之际蔡京却历任瀛州（今河北河间）、扬州（今属江苏）、郓州（今山东东平）、永兴军（今陕西西安）、成都府（今四川成都）等名藩大郡的长官及江淮运使等职。 元祐八年九月执政八年的太皇太后高氏死哲宗亲政。次年（1o94） 四月改元绍圣以示继承宋神宗改革事业新党领章惇任左相（独相）执政也由新党成员担任蔡京在此前后由成都知府奉调回朝廷任权户部尚书。不久宰相章惇想改革差役法设置机构讨论如何改革。元祐元年时附和司马光废罢免役法最积极的蔡京这时却对章惇说：“取熙丰旧法施行之尔何以讲为”3又成为最积极恢复免役法者因而受到宰相章惇的重视。绍圣二年十月其弟蔡卞升任执政（尚书右丞）时蔡京也升为翰林学士兼修国史。此后主持贬斥旧党刘挚、范祖禹等人的活动企图以此挤身执政的行列但受到曾布的排挤只升为翰林学士承旨。 元符三年（11oo）正月年仅25岁的哲宗病死向太后（神宗皇后）不顾宰相章惇依礼律当立哲宗同母弟简王赵似或依年长立申王赵佖的正确主张而是在曾布、蔡卞等人支持下坚持立被章惇认为是“轻佻不可以君天下”的端王赵佶1即宋徽宗。同年三月在曾布与韩忠彦的排挤下蔡京出任太原（今属山西）知府兼河东路经略安抚使；其弟执政蔡卞上奏认为是宰相章惇打击蔡京向太后也认为蔡京不当出任外官遂命徽宗诏令蔡京留都继续修撰国史于是曾布再次攻击蔡卞党羽满布朝野蔡京不出自己就不能安位。执政蔡卞、宰相章悙先后被曾布党羽攻击后罢政出任地方官韩忠彦、曾布升任左右相后蔡京随即于同年冬先被出任知永兴军还未赴任就被改为江宁（今江苏南京）知府引起蔡京的不满而拖延不赴任被降为提举杭州洞霄宫的闲差遂居住于杭州。 徽宗设明金局于杭州由宦官童贯主持收集古字画蔡京擅长书法2与宋徽宗的嗜好相同蔡京竭力巴结童贯并通过童贯不断进呈自己的书法作品甚至宫妃、宦官等也都得到了蔡京所写的条屏、扇面之类在童贯的竭力推荐下又得到宫妃、宦官的一致赞誉宋徽宗遂决定重新起用蔡京。建中靖国元年（11o1）末起为定州（今属河北）知州。崇宁元年（11o2）右相曾布与左相韩忠彦争权曾布为拉拢蔡京。这年二月蔡京升任北京大名（今大名东）知府兼北京留守三月即被召回朝任翰林学士承旨左相韩忠彦于五月被罢相出任地方官后蔡京即于六月升任执政（尚书左丞）。右相曾布在蔡京及其党羽的攻击下被罢相蔡京遂于七月升任右相次年二月又任左相从此开始了以宋徽宗、蔡京为的腐朽统治集团的黑暗统治。 蔡京对于曾布在哲宗执政时期阻挡他升任执政并被放逐为地方官之事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9元祐元年闰二月庚戌。又真定府为成德军节度使节镇所在地以此《宋史》、《东都事略》的《蔡京传》均作“知成德军”。 3《东都事略》卷2o1《蔡京传》。 1《宋史》卷22《徽宗纪·赞》。 2一说宋代四大书法家原是苏轼、黄庭坚、米芾、蔡京后以蔡京为奸臣而改以北宋前期的蔡襄列入四大书法家。 一直耿耿于怀；宋徽宗也已将曾布当初的拥立之功忘得一干二净。所以在蔡京即将升任右相之前曾布就受到贬逐以后又一再被贬逐其境遇甚至比反对立徽宗为帝的章惇更差。 蔡京升任右相后立即打着“绍述”宋神宗改革事业为旗号于是仿照“熙宁置（制置三司）条例司体例于都省（尚书省）置讲议司”1由蔡京亲自兼任提举。并于崇宁三年六月初在显谟阁（神宗御书阁）为熙宁、元丰功臣绘像以王安石配享孔庙；政和三年（1113）又追封王安石为舒王以之标榜蔡京作为王安石改革事业的“继承人”是货真价实的“新党”而将收括民脂民膏的行为都称之为“新法”。正如北宋末年的程瑀所说蔡京的所作所为“无非蠹国害民”蔡“京名为遵用熙（宁）、（元）丰之典”然而“未有一事合熙丰者”2。 打击与迫害以司马光为的反对派及排斥异己是蔡京当政以后的主要活动之一。就在他任右相的次月崇宁元年八月先下诏不许司马光等21人的子弟在都城任职。徽宗即位之初的元符三年三月曾经下诏求直言这是预测到四月初一将有日蚀为“消弥天灾”而在全国进行的活动1。当时正是向太后当政期间应诏上书的人非常多实际上成为新、旧党人对宋神宗、王安石改革事业及高太后、司马光废罢新法的一次大规模的辩论结果是旧党取得了相对的胜利。四月旧党韩忠彦升任右相与左相章惇共同执政。五月即追复旧党文彦博、司马光等33人的官爵而新党成员蔡卞罢政出任地方官蔡京也于十月间被授宫观而闲居杭州。对此蔡京耿耿于怀他任右相后随即在崇宁元年（11o2）九月将元符三年应诏上书人分为正、邪二等正等又分为上中下三级列入正等的有4o多人；而列入邪等的又分为邪上尤甚、邪上、邪中、邪下四级总数多达54o多人。列入正等的升官而列入邪等的都有不同程度的贬降。又选择元祐及元符末文彦博、司马光、苏轼、秦观、张士良、王献可等文武官员（包括一些宦官）12o人分别列入元祐党籍、元符党籍由徽宗亲自书写后刻石于宫城的正南门端礼门。崇宁三年六月又加上书邪等及“为臣不忠”通为3o9人作为重点打击对象其中包括著名的新党人士6佃、章惇等。 蔡京又倡丰、亨、豫、大之说引导宋徽宗尽情享乐。于是大兴土木崇宁三年铸“九鼎”次年铸成后建九殿以安置随后修建工程浩大的“明堂”。又雕造八宝玉玺、修“方泽”2徽宗崇奉道教于是又大修道观。政和三年（1113）春宰相蔡京又令童贯等以原皇宫不够宽敞于是在宫城北门外修造规模略小于皇宫的延福宫。政和七年又在京城东北部修筑规模更大的“艮岳”也称阳华宫直至北宋灭亡的十年间不断修筑国库财富耗费似流水。在这期间又大兴“花石纲”东南的奇花异石用运粮的漕船以十船为一“纲”由苏、杭运往都城以供应皇家园林及达官贵人的府第致使东南地区许多人户倾家荡产加上其他的苛政终于导致宣和二年（112o）十月以诛朱■为号召的方腊起义爆。虽然蔡京早已在这年六月罢1《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2o崇宁元年七月甲午。 2《三朝北盟会编》卷49靖康元年七月十一日。 1《东都事略》卷1o《徽宗纪》一。 2方泽是“古者祭地于泽中之方丘”（《宋史·礼志三》）宋代已改在都城北郊地上建方坛（三层）以祭地但仍称“方泽”即后代的地坛。 相致仕但在他当政时兴起的“花石纲”是这次起义的导火线尽管起义于次年即被镇压。但是北宋在宋徽宗、蔡京集团的腐朽统治下已日趋衰落。蔡京当政时开始的宋金“海上盟约”其后是在王黼当政时进行的宋军在进攻辽燕京（今北京）战役中暴露出宋军的腐败和战斗力低下成为导致金军南下的诱因。正是宋徽宗、蔡京集团政治、经济、军事的腐败才将貌似强大的北宋送上了灭亡之途。 蔡京自崇宁元年任右相次年升左相后。虽于崇宁五年二月罢相领宫观闲差但随即于大观元年（11o7）正月复任左相；大观三年六月再次罢相以太师领宫观闲差；而在政和二年五月又以太师总治三省事位在宰相之上；宣和二年六月又罢相以太师致仕但到北宋灭亡前夕的宣和六年十二月再以太师领三省事次年四月最后罢相致仕其时下距北宋灭亡只有一年多。宋徽宗在位的26年中蔡京担任宰相的时间长达十七、八年接替蔡京任宰相的主要是王黼与他们相互勾结的是大宦官童贯、梁师成而朱■、李彦则是他们的主要爪牙时人称为“六贼”。太学生陈东在宣和七年末向钦宗上书称：“蔡京坏乱于前梁师成阴败于内李彦结怨于西北朱■结怨于东南王黼、童贯又从而结怨于二虏（指辽、金）”“此六贼者异名同罪伏愿陛下擒此六贼肆诸寺朝传四方以谢天下”1。 当金军南下之际“六贼”之的蔡京“尽室数百辈治舟辑拥宝资一夕遁去”2。先逃出开封以避战乱更引起群臣的攻击蔡京终于在靖康元年（1126）二月受到贬降原是太师致仕改以秘书监分司官致仕、河南府（今洛阳）居住；但群臣认为责罚太轻同年三月再贬为节度副使、德安府（今湖北安6）安置；七月又改为儋州（今海南儋县西北）安置行至潭州（今湖南长沙）病死终年8o岁。蔡京子蔡攸、蔡翛被杀于贬所其他子孙2o多人（除驸马蔡鞗外）分别贬窜于湖南、福建边郡。 王黼王黼（1o79—1126）字将明祥符（今河南开封）人。原名甫显贵后宋徽宗以与东汉宦官同姓名遂赐名黼。崇宁二年（11o3）进士以司理参军入仕大观末与左相何执中子何志同修《九域志》遂擢升校书部历符宝郎、左司谏等。政和元年（1111）探知宋徽宗对右相张商英不满而准备起用已致仕的故相蔡京王黼遂攻击张商英并吹捧蔡京过去的“政绩”。次年五月蔡京复相以太师总治三省事将王黼视作自己的党羽迅提升为左谏议大夫、给事中、御史中丞。王黼为了进一步讨好蔡京遂攻击曾经提拔过他的宰相何执中以图罢免何执中而专任蔡京但由于何执中早年即是攀附蔡京而受到重用现在虽与蔡并相而对蔡京言听计从所以蔡京没有理采王黼这一举动但仍升王黼为翰林学士。政和六年（1116）何执中罢相致仕后郑居中升任宰相（太宰）后与蔡京不合王黼暗中投靠郑居中郑1《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51宣和七年十二月甲子。李彦原作李邦彦《三朝北盟会编》卷32亦作李邦彦误。《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52、《东都事略·朱■传》、《宋史》的《钦宗纪》和《陈东传》等均作李彦是。又“梁师成阴败于内”《宋史·陈东传》作“梁师成阴谋于后”词意略有差异。2《三朝北盟会编》卷39靖康元年二月十八日。 居中又“数荐其才”1蔡京认为王黼叛变自己遂调任他为户部尚书。并想利用当时的财政困难将以户部供应不足作为贬降王黼的罪名但当三衙的班直、禁卫没有能领取赏赐闹事时王黼及时派人张榜公布领取的时间很快地平息这次小小的动乱。王黼又重新担任翰林学士随后又升为翰林学士承旨。 王黼依附“六贼”之一的大宦官梁师成史称王黼“父事梁师成称为‘恩府先生’”2。重和元年（1118）正月刚过4o岁的王黼由梁师成荐为少宰（次相）3由于资历浅原先的阶官只是通议大夫（正四品）连升八阶而为特进（从一品）这是宋代此前任命宰相时从来没有过的。次年六月太师总治三省事蔡京致仕。十一月初方腊举行起义王黼又升任相（太宰）。方腊起义是由于前相蔡京的倒行逆施主要是“花石纲”引的王黼在派大宦官童贯率军前往两浙进行镇压的同时也废罢了最为人民痛恨的苏州、杭州的造作局、花石纲等以及一些其他苛政因而“四方翕然称为贤相”4。 宣和三年（1121）四月方腊起义被镇压。闰五月就又恢复被童贯废罢的应奉司由王黼和梁师成主管四方进奉的珍宝多半被他占为己有而且公然卖官鬻爵“自通判以上皆有定价”都城开封就流传着“三百贯擢（原作直误）通判；五百索（与贯含义同）直秘阁”的说法1。 此前宋金“海上盟约”已在积极进行中。正当宋朝积极调兵遣将与金联合攻辽时爆了方腊起义结集的军队遂南下镇压起义军没有应约北上攻辽。宣和四年三月才又应约由童贯率军北攻辽南京（燕京今北京）由于宋军腐败无能两次进攻燕京都被辽军击败至年末才由金军攻占燕京。宣和五年四月金太祖在宋朝同意下将原贡给辽朝的“岁币”转贡给金朝并每年加纳1oo万贯作为燕京地区的“代税钱”燕京地区划归宋朝；西京地区不再要代税钱而只要宋出“犒军”费后也将移交给宋朝。金向宋移交燕京地区后宋朝改燕京为燕山府、燕京地区为燕山府路。五月相王黼以功升为太傅总治三省事位在宰相之上。 王黼的所作所为引起皇太子赵桓的不满。王黼就想利用宋徽宗宠爱郓王赵楷的关系为达到以郓王赵楷取代太子赵桓的目的采取打击的手法企图动摇太子赵桓的地位。但是后来宋徽宗现王黼与大宦官梁师成互相勾结两家虽只一墙之隔还开便门以暗中往来；王黼又受到朱■的攻击。宋徽宗遂于宣和六年九月“乃拔白时中、李邦彦（为宰相）共政以分其权”2结束了王黼三年多的独相政局；十一月46岁的王黼被罢相致仕。 宣和七年末宋钦宗即位王黼慌忙进贺但宋钦宗已事前下旨拒绝。 靖康元年（1126）正月金军南下王黼不向钦宗奏明即携家属乘船南逃1《东都事略》卷1o6《王黼传》。 2《宋史》卷47o《王黼传》。 3《三朝北盟会编》卷31引《中兴姓氏奸邪录》。 4《宋史》卷47o《王黼传》。 1《三朝北盟会编》卷31引《中兴姓氏奸邪录》。《曲洧旧闻》卷1o作“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与此文字略异但主旨相同。又《三朝北盟会编》作“直通判”不可解因据以改为“擢通判”。2《东都事略》卷1o6《王黼传》。 被贬为崇信军节度副使永州（今属湖南）安置1。随即又被开封府尹聂山遣人追杀于雍丘（今河南杞县）南而托言为盗所杀时年48岁。 第二节童贯（附梁师成、朱■、李彦） 童贯童贯（1o54—1126）字道夫开封（今属河南）人。少为宋神宗时大宦官李宪的部属任内侍殿头曾出为登州（今山东蓬莱）巡检。元符三年（11oo）初徽宗即位后设明金局于杭州（今属浙江）由时任内供奉官的童贯主持收集古人字画。蔡京也于这年冬天被降授提举杭州洞霄宫闲差居住于杭州竭力巴结童贯。蔡京擅长书法通过童贯蔡京的书法作品不断流入宫中得到宋徽宗的赏识蔡京在童贯的荐引下重新被起用。 崇宁元年（11o2）六月蔡京任宰相后积极开西北边疆以恢复被司马光等放弃的地区。十二月重新启用原湟州（今青海乐都南）知州王厚（王韶子）任岢岚军（今山西岢岚）知军次年正月又任命他为权遣河州（今甘肃东乡西南）兼洮（今临潭）西沿边安抚使。蔡京对童贯推荐他复出感激不已遂推荐入内供奉官童贯任走马承受公事西北的开边活动从此展开。王厚已任河州知州、权管勾熙河兰会路经略司职事成为一路的军事长官四月间童贯即以本路勾当公事职衔到达熙州（今临洮）。六月重新占领湟州后王厚改任熙州知州、熙河兰会路经略安抚使童贯也以功由入内供奉官升为入内皇城使衔。年末另设熙河兰会路措置边事司以王厚为长官童贯升任同措置边事。崇宁三年三月兵1o万兵分三路大举进攻青唐（今青海西宁）地区；四月占领鄯州（即青唐城改为西宁州）、廓州（今尖札西北）于是完全恢复了神宗时的故疆。四年正月改熙河兰会路为熙河兰湟路童贯升任熙河兰湟、秦凤路经略安抚制置使成为西北边区最高军政长官。大观二年（11o8）正月童贯加武康军节度使衔随后又占领积石军（今贵德西）、洮州（今甘肃临潭）等地。 政和元年（1111）九月童贯以检校太尉作为副使随郑允中出使辽朝途中有燕（今北京）人马植向童贯献联合女真族灭辽之策童贯遂将马植改姓名为李良嗣携带回朝晋见宋徽宗李良嗣又被赐姓赵。次年金朝建立随后宋金“海上之盟”积极进行。 政和二年末童贯的阶官升为最高的武阶官太尉。政和五年二月童贯为谋削弱西夏而计划在宋夏边境的横山地区筑城遂领六路边事。次年初以太尉任陕西、河东、河北路宣抚使积极开边。同年升开府仪同三司为“使相”、签书枢密院河西和河北两房事又升为签书枢密院事。宣和七年再升为领枢密院事成为最高军事长官封泾国公“时人称蔡京为公相因称（童）贯为媪相”1。 正当童贯为执行宋金“海上盟约”承担由宋方负责进攻辽南京（燕京今北京）而积极调遣西北诸路兵将之际宣和二年十月两浙路爆方腊起义迅占领了广大地区。十二月以童贯为江淮荆浙宣抚使率领准备攻辽的15万官军南下镇压方腊起义军宋徽宗“亲握（童）贯手送之曰：东南事1此据《东都事略·王黼传》《宋史·王黼传》无安置地点《三朝北盟会编》卷31作衡州或广州。1《宋史》卷468《童贯传》。当时蔡京以三公（太师）总领三省事因称“公相”此处用其俗意。尽以付汝不得已者径以‘御笔’行之”2付以极大的权力。童贯知道东南地区为害最大的是“花石纲”于是命幕属董耘撰写并以诏书名义宣布罢除花石纲以收拾民心。次年八月童贯在镇压方腊起义后升加太师衔、徒封楚国公。十月童贯恢复为领陕西、河北、河东宣抚使经营北方并作攻辽的准备。 宣和四年（辽保大二年金天辅六年1122）三月金遣使告知宋朝金军已于正月攻占辽中京辽天祚帝西逃请宋军如约攻占辽燕京于是童贯改任河北、河东路宣抚使领兵1o万进屯河北。其时辽宗室秦晋国王耶律淳即位于燕京号天锡皇帝世称北辽。五月金再遣使向宋告知金已攻占辽西京（今山西大同）并与宋再议联合攻辽的军事于是童贯摆出“王者之师”、“吊民伐罪”的态势以迫使燕京的辽小朝廷归降在劝降无效后进军白沟（宋辽界河今河北拒马河）但遭到辽军的袭击宋军不战而退在退师雄州（今雄县）时再遭袭击童贯所率领的宋军第一次攻辽之战遂以战败告终宋徽宗即慌忙下诏“班师”3。 宣和四年四月金军攻占辽西京大同府后辽天祚帝逃入沙漠辽朝已基本灭亡。六月燕京辽天锡帝耶律淳病死其妻萧德妃以皇太后称制人心不稳。宋宰相王黼认为是攻打燕京的最好时机。九月辽易州（今河北易县）、涿州（今属河北）降宋燕京萧太后也遣使奉表称臣但并不纳土归降以图保存其政权。宋以为胜利在握于是童贯督宋军统帅刘延庆进军。十月降宋辽将郭药师率部属偷袭攻入燕京城内但由于刘延庆子刘光世没有应约接应而败退刘延庆慌忙退兵第二次进攻燕京之战再次失败。童贯慌忙派使臣前往金太祖处以宋军已到燕京附近“未敢擅入”燕京请金太祖“敕台旨著都总兵元帅宣令起兵与本国兵马夹攻前去月日贵得相应不失元约”1为名实际是请金军攻打燕京以掩饰宋军的无能。十二月初金太祖进兵燕京燕京降金只有萧太后等数人逃跑。 宣和五年四月金向宋正式交割燕京地区后宋改为燕山府路。五月童贯因功除去节度使衔而“为真太师加封徐、豫国公”2。同月金太祖病死其弟金太宗即位从此宋金形势生根本性变化。 由于受到宰相王黼、大宦官梁师成的排挤七月以蔡攸代童贯任领枢密院事以宣抚副使谭稹代童贯任宣抚使童贯以太师致仕。由于谭稹接纳金朝叛将张觉及拒绝交付已答应金朝的1o万（一作2o万）斛粮食金遂攻陷已归附宋朝的蔚州（今河北蔚县）等地并拒绝移交山后的云州（今山西大同）地区。八月谭稹以处置不当被罢官重新起用童贯为领枢密院事、河北·河东·燕山府路宣抚使。童贯以与金交涉云州地区移交问题为名前往太原（今属山西）实际是准备迎接想向宋投降的辽朝末代皇帝天祚帝金以童贯准备接纳天祚帝是违约童贯即否认有此事后因金兵俘获天祚帝此事才未成为金军攻宋的借口。 宣和七年六月宋徽宗以宋神宗遗意以童贯收复燕京地区之功封广阳郡王这是宋代除皇亲国戚以外第一个在世时被封王的大臣。正当童贯志得2《东都事略》卷121《童贯传》。 3《三朝北盟会编》卷5、卷6。 1《三朝北盟会编》卷11宣和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2《东都事略》卷121《童贯传》。 意满之际金将完颜宗翰（粘罕）也在积极准备攻宋。九月金派使臣至太原谎称要见童贯商议金朝向宋交割云州地区事。尽管有种种迹象表明金军即将大举南犯但宋徽宗仍很相信金将移交云州地区于是督促童贯前往太原。当童贯于十月间到达太原后派使臣前往宗翰军中进行交涉且打探金军有无南下意向宗翰即以宋收纳金叛将张觉是破坏金宋海上之盟为借口要宋割让土地给金。十二月初宗翰派使臣至太原告知童贯金已分兵两路大举攻宋要宋朝割河东、河北两路金、宋以黄河为界的要求童贯不作任何抗击金军的部署立即自太原逃到开封。这时宋徽宗也正准备退位南逃数日后退位为太上皇宋钦宗即位。 靖康元年（1126）正月初金军迅南下太上皇宋徽宗以赴亳州（今属安徽）太清宫烧香为名半夜逃出开封童贯不仅拒绝了宋钦宗任命他为东京留守以抗金的诏旨而且正当开封急需援军以抗金之际他率数万精锐亲军追随宋徽宗南逃。正月末太学生陈东上书乞诛蔡京、童贯等“六贼”；二月童贯被降为左卫上将军致仕到池州（今安徽贵池）居住；四月贬为节度副使郴州（今属湖南）安置又改移广南英州（今广东英德）安置；七月再移往海南吉阳军（今海南三亚西北）安置随后又下诏斩；八月童贯在前往贬所途中的南雄州（今广东南雄）被斩；九月函至都枭于都市终年73岁。 梁师成梁师成（？—1126）字守道开封（今属河南）人。初为入内侍省书艺局小宦官后领睿思殿文字外库专主出外传宣皇帝诏旨逐渐为宋徽宗所宠信。北宋末年科举腐败宦官梁师成得以中大观三年（11o9）进士甲科1。政和五年（1115）建“明堂”梁师成任都监政和七年建成因此升领节度使衔；宣和二年升领武阶官最高的太尉四年又升开府仪同三司为“使相”。宋徽宗的“御书、号令皆出其手”于是他挑选擅长书法的小吏模仿宋徽宗笔迹伪造宋徽宗的“御书”颁出外人莫辨真伪权势熏天。王黼投靠梁师成很快升为执政、宰相不仅宰相“王黼父事之虽蔡京父子亦谄附焉都人目为‘隐相’”2。梁师成与宰相王黼内外勾结共同控制朝政不仅促成宣和四年兴师联金攻辽的燕京之役在以“策勋”之功升为少保后又与王黼一起排挤童贯以谭稹代为宣抚使导致谭稹因容纳金朝叛将张觉而成为金攻宋的借口加了北宋的灭亡。 宣和六年宋徽宗到宰相王黼府第现王黼与一墙之隔的大宦官梁师成府第之间开便门互相往来引起宋徽宗的不满。当王黼在朱■等人的攻击下被罢相后宋徽宗也从此不再信任梁师成。当初在宰相王黼为动摇太子赵桓而扶植郓王赵楷时据说梁师成曾竭力保护太子赵桓。宣和七年十二月宋钦宗即位以后太学生陈东等上书请诛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李彦、朱■等“六贼”。当靖康元年（1126）正月初“六贼”中的朱■被夺官放归田里李彦被处死王黼被贬童贯已追随宋徽宗南逃蔡京亦已南逃以1《宋史》卷155《选举志》一、《文献通考》卷31《选举考》四。《宋史》卷468《梁师成传》作“政和间得君贵幸至窜名进士籍中”。叙事有误。 2《宋史》卷468《梁师成传》。 避金兵只有梁师成仍在钦宗左右。太学生陈东再次奏论梁师成“有异志攘定策功当正典刑”钦宗迫于公议准备贬逐梁师成。他也已有所察觉“寝食不离帝所虽奏厕亦侍于外”1。正月末因向金营奉献珠宝玉器钦宗命梁师成到宣和殿检查搬运的珠宝玉器乘机下诏贬梁师成为彰化军节度副使循州（今广东龙川西北）安置。当日南行至八角镇（时属祥符县今河南开封南）“缢杀之但以其自缢闻诏赠太师”2。可能遭到群臣的反对追赠太师之诏也许是始颁即废所以一般记载并无赠太师之说。而“籍梁师成家”时则已是靖康二年正月十五日。宋钦宗当时正被扣押在金军控制下开封城南郊的青城。 朱■朱■（1o75—1126）苏州（今属江苏）人。父朱冲是药材富商广交官吏、士人和商人声誉日著。元符三年（11oo）末蔡京以宫观居杭州（今属浙江）途经苏州时想在佛寺建阁藏经以祈福“会费钜万僧言必欲集此缘非朱冲不可”1。于是蔡京通过地方官召见朱冲朱冲对曾任高官的蔡京竭力巴结表示愿意独力建造几天后邀请蔡京到寺内请他指定建阁地点蔡京见到已有数以千百计的木材堆积于寺内两个月后阁已建成朱冲的才能受到蔡京的重视。 建中靖国元年（11o1）蔡京奉召回京朱冲“谒道左丐以（朱）■从行”希图从此飞黄腾达。朱■在蔡京的推荐下入仕。宋徽宗喜爱奇花怪石蔡京令朱■告知其父朱冲暗中取两浙的珍异花石进呈。最初只是进呈树形奇特的黄杨木三、四枝受到宋徽宗的称赞以后虽有增加一年也不过进贡二三次每次也只是六七种奇花异石。直至崇宁二年（11o3）后童贯掌握西北的兵权已是宰相的蔡京才让童贯将朱■列入军籍以便冒领开边军功以升阶官朱■进见童贯颇得童贯的欢心进奉奇花异石也逐渐增多。不久宋徽宗设苏州应奉局由朱■主持政和年间达到极盛时期朱■将东南地区奇花异石以运粮的纲船（每十船为一纲）装运经淮河、汴河运往京城号称“花石纲”。这不仅耗费巨额朝廷经费而且应奉局及各级地方官乘机进行敲祚勒索致使稍有奇花异石的民户倾家荡产东南地区民怨沸腾成为宣和二年（112o）方腊起义的导火线应奉局因而一度被废罢。但在起义被镇压以后复设的应奉司更是变本加厉无恶不作东南地区的监司官徐铸、王安道、王仲闳及州、府地方官无不奔走于朱■门下助纣为虐“有不附己即旋踵罢去时谓东南为‘小朝廷’”势焰熏灼前后达2o年。宣和五年收复燕京地区与此次战役毫无关系的朱■竟然被称为：“伐燕之役谓（朱）■有功自庆远军承宣使进宁远军节度使、醴泉观使”1官运达到了顶峰。 不久金军南下宣和七年十二月宋徽宗以太上皇退位宋钦宗即位1《宋史》卷468《梁师成传》。 2《三朝北盟会编》卷32靖康元年正月三十日。 1《宋史》卷47o《朱■传》。 1《东都事略》卷1o6《朱■传》。朱■早期的活动也主要参据《东都事略·朱■传》以其叙事较《宋史·朱■传》前后有序而更符合史实。 当宋徽宗于靖康元年正月初南逃时朱■追随南逃而被宋钦宗罢官放归田里。由于朱■罪大而责轻三月改为籍没家产衡州（今属湖南）羁管；四月改移韶州（今广东韶关）羁管随即又移循州（今龙川西）九月下诏处斩。 李彦李彦（？—1126）宦官为大宦官杨戬部属。政和年间杨戬立法开始在汝州（今属河南）追索田主的地契“自甲之乙乙之丙展转究寻至无可证则度所出增立赋租”实际是将田主降为佃户所有荒山废地、弃堰退滩强制民户租佃地租数额规定后田地虽经河流冲荡也不减租机构称“西城所”逐渐推广至京东、京西等地。宣和三年（1121）杨戬死后李彦继任其事设局于汝州凡良田美地李彦指使他人呈告为无主荒田（天荒）田主即使持有地契也不予理会以致属县鲁山（今属河南）全县都括为官田原业主按租佃官田纳租如有呈诉立即加刑许多业主因被刑而致死。当地原先负担官府的田税额则转嫁到其他州县民户负担地方官吏“皆助（李）彦为虐”。 当朱■大兴“花石纲”时李彦“物供奉大抵类朱■”用牛车运输送往京城农户因而无法种田牛也不能耕田以致力竭饿死甚至自尽于途中“当时谓朱■结怨于东南李彦结怨于西北”1因而被时人列为“六贼”之一。宦官李彦是“六贼”中权位最低的积官至翊卫大夫（从五品阶官）、安德军承宣使（遥郡）。靖康元年（1126）正月初先被削官赐死、籍没家产。 1《宋史》卷468《杨戬传》附《李彦传》。又李彦的安德军承宣使属“遥郡”本身无官品李彦的官品以武阶官翊卫大夫计品位。 第四十七章宋高宗秦桧第一节宋高宗宋高宗（11o7—1187）名赵构字德基徽宗第九子。即位前为定武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受封蜀国公、广平郡王。宣和三年（1121）进封康王。靖康元年（1126）赵构曾作为军前计议使出使金营议和。是年冬当金兵第二次南侵时他又作为使臣赴宗望营中求和。行至途中因军民劝阻留于河北。钦宗命他为河北天下兵马大元帅募兵勤王。靖康二年金兵攻陷京城北宋灭亡。五月赵构到南京（今河南商丘）即皇帝位时年21岁。改年号为建炎是为宋高宗。 放弃中原偏安一隅南宋政权建立后因南北军民抗金热潮高涨赵构不得不标榜“中兴”起用主战派李纲为相宗泽为东京留守但同时又任命主和派黄潜善为中书侍郎参预政务汪伯彦为同知枢密院事执掌兵权。建炎元年（1127）六月李纲入朝上“十议”提出备战抗金恢复中原的主张。宗泽在开封修筑工事募集军队联络河北义兵请高宗回驾开封做收复失地的准备。然而高宗却听从黄、汪的意见手诏：“京师未可往当巡幸东南。”1一开始就暴露了他放弃中原偷安一隅的思想。以后他撤销李纲等职位废除各种抗金措施而把军政大权交给黄潜善、汪伯彦掌握。十月高宗退至扬州。金兵得知高宗南逃于是更加肆无忌惮连年挥兵南下侵扰中原追逐东南。从此高宗开始了十几年辗转流徙东躲西藏的动荡岁月。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五记载这一时期逃避的线路是：建炎元年“十月幸扬州。三年二月渡江幸杭州。四月进幸江宁。八月复幸临安。十二月自明州幸海。四年正月幸温州。四月进幸越州。绍兴二年正月又幸临安。四年十月又幸平江。五年二月还临安。六年九月又幸平江。七年四月进幸建康。八年三月复还临安。” 宋高宗不相信军民抗战的力量只顾仓皇逃跑又不断派出使臣向金朝求和。建炎三年（1129）他逃到江宁（今南京）时就派洪皓为大金通问使金朝不许将洪皓扣留在北方。同年八月高宗又派杜时亮为奉使大金军前使到金军上书求和并在致金朝的信中卑躬膝屈地说：“今以守则无人奔则无地所以愢愢然惟冀阁下之见哀而赦己。”“愿削去旧号是天地之间皆大金之国而尊无二上。”2就在高宗如惊弓之鸟四处逃避又无耻求和的时候南北军民展开了英勇的抗金斗争。在北方地区出现了像太行山“八字军”、山西和陕西一带的红巾军、河北五马山军、山东梁山泊水军等义军他们奋起反抗金兵但是他们得不到南宋朝廷的支持却遭受高宗勒令解散的连连打击。在此期间以岳飞、韩世忠、吴玠等为代表的抗金将领也挥了他们的军事才能对南犯的金军给予沉重打击为宋高宗赢得了喘息的机会。正是由于前方军民的英勇抗击才于绍兴二年（1132）以后逐步形成1《宋史》卷24《高宗纪》一。 2《续资治通鉴》卷1o5高宗建炎三年。 ------------ 40 了南宋东起淮水西至秦岭的战线。绍兴八年（1138）高宗正式在临安（今杭州）建都维持着半壁江山的统治。 猜忌将帅重用奸佞与逃跑、求和的政策密切相关的是宋高宗在朝内猜忌诸将重用奸佞而这种政策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原因。先防范武将、守内虚外是北宋立国以来世传的“家法”。自宋太祖以来宋朝诸帝对于武将一直抱有猜忌心理他们惧怕武将在战争中展力量而最终造成对皇权的威胁。因此他们不敢放手让武将用兵要时时限制或者剥夺武将的兵权甚至在战争有利的情况下也宁愿赔款求和而不让武将在战争中挥更大作用。正如清代学者王夫之所说的：“宋之猜防其臣也甚矣鉴高桥之己事惩五代之前车有功者必抑有权者必夺即至高宗微弱已极犹畏其臣之强盛横加锓削。”1宋高宗更是把这一套祖宗“家法”挥得淋漓尽致。 早在宋高宗倚靠诸将应付金兵追逐之际就暗示诸将不能拥兵自重。 他为韩世忠手书《郭子仪传》要求大将们向唐朝名将郭子仪学习1。向郭子仪学什么呢？高宗认为郭子仪虽总兵在外功高名著但心专朝廷时时听从召唤。他又以郭子仪的事例告诫另一位大将张俊说：“今卿所管兵乃朝廷兵也。若知尊朝廷如子仪则非特身享福子孙昌盛亦如之。若持兵权之存而轻视朝廷有命不即禀非特子孙不飨福身亦有不测之祸卿宜戒之。”2这是在警告诸将必须谨尊朝廷之命否则不但身有不测还祸及子孙。 之所以要限制诸将还有一个重要的现实原因就是宋高宗对主战派将领们恢复中原迎回徽、钦二帝的主张极其反感他怕钦宗回来夺了他的帝位。个中原委当然高宗不便明言但他的实际行动却很能说明问题。还在建炎元年时太学生陈东、欧阳澈因上书请求高宗亲征北伐迎回徽、钦二帝就被高宗斩。高宗即位后虽然口头上也说要迎回“二圣”但实际上经过“和议”的反复交涉最后只是迎回徽宗的梓宫和韦后而让钦宗客死异国。在抗击金兵的战争中高宗更是对将帅严加控制生怕他们“张皇事势”“却致引惹”而甘愿放弃胜利成果与金议和。绍兴十年（114o）岳飞在郾城大败金兵主力先锋部队克复了郑州、洛阳并得到黄河以北忠义民兵的响应准备收复河南全境。然而高宗、秦桧却接连下令要岳飞退兵回朝并先期撤回东路的援兵迫使岳飞“忍令十年之功毁于一旦”从郾城退军。绍兴十一年（1141）高宗、秦桧准备进一步向金朝投降于是在四月间召张俊、韩世忠、岳飞进京一举收回三大帅在外的兵权。年底高宗等人为了除去心头之患、向金人献媚又将岳飞父子杀害。明代文士文徵明为岳飞庙作《满江红》词曰：“岂不惜中原蹙；岂不惜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1要控制将帅投降偷安就得信用一些趣味相投的奸佞之臣。高宗即位1王夫之：《宋论》卷1o。 1《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6建炎四年。 2《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9绍兴十一年。 1转引自徐阶编《岳武穆遗文》。 之初先是重用黄、汪罢黜李纲一味南逃。建炎四年（113o）秦桧从金朝南下劝高宗向金兵求和正合高宗心意喜曰：“桧朴忠过人朕得之喜而不寐。”称“又得一佳人”2。不久他就把秦桧提拔为宰相因迫于舆论压力中间曾将秦桧罢相但数年后又重新起用并言听计从听任秦桧专擅国柄横行朝中直至老死任上。《宋史·高宗纪》说他使“岳飞父子竟死于大功垂成之秋”“其始惑于汪、黄其终制于奸桧恬堕猥懦坐失事机”。这些评论是很中肯的。 屈辱议和南北分立既然以偷安东南为既定国策那么向金朝屈辱妥协就必然的了。高宗自即位以来谋求与金议和便是他一直努力的目标。而金朝也看透了这一点在武力暂时还不能吞灭南宋时便“以和议佐攻战”向高宗诱降以求攫取更大的利益。绍兴七年（1137）金熙宗觉得利用“伪齐”刘豫的力量夹攻南宋已无多大收效便废掉“伪齐”准备以刘豫统治的河南、陕西地区交给南宋而让宋高宗像刘豫那样向金朝称臣贡纳岁币。高宗得报欣喜万分他不顾主战派将领和群臣的反对以“南北军民十余年间不得休息欲屈己求和”为借口1任秦桧为右相代表他于绍兴九年（1139）接受和议：金朝把河南、陕西“赐予”南宋南宋向金朝称臣并每年向金朝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 在军民抗金的大好形势下宋高宗却屈辱妥协。但金人并不满足和议后仅一年金兵又撕毁和议再次挥兵南下。金兵的南下遭到岳飞等抗金力量的沉重打击无功而返。然而高宗无视军民的抗金胜利伙同秦桧继续向金朝求和并收回三大帅兵权将岳飞逮捕下狱以向金人表示议和的决心。绍兴十一年（1141）十一月在绍兴九年和议的基础上再作退让以东自淮水中流、西至大散关为界割去河南、陕西半数土地与金朝达成新的和约。高宗向金帝进誓表曰：“臣构言：既蒙恩造许备藩方世世子孙谨守臣节。”“岁贡银、绢各二十五万两、匹。”2以此换得对东南半壁江山的偏安。 宋高宗在偷安东南几十年的统治生涯中迫于时势则又不得不在生活等细节上约束自己克勤克俭装点“中兴”门面。具体而言先在生活上较注意俭约。建炎二年在扬州时有人献宣和间器具其中有螺钿桌椅精巧奢靡为了标榜俭约高宗将“螺钿椅桌于市中焚毁百姓观者莫不悦服”3。他意识到自己处于非常时期不能与承平之主相比因此在日常饮食起居方面不敢讲究。建炎年间他睡的是白木床上面只铺一层蒲荐黄罗褥。他对大臣说他不太喜欢吃肉而多食蔬菜、豆腐；他还认为器具物品只要适用便可不必美观因此他准备把宫中的金酒器折为黄金五百两赏给有功将帅1。其次他还能注意农桑。诏令将帅在恢复区营地屯田鼓励农耕。2《宋史》473《秦桧传》。 1《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4绍兴八年。 2《续资治通鉴》卷125高宗绍兴十二年。 3《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建炎二年。 1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5、卷1o9、卷1o1。 为了表明重视农桑绍兴六、七年间在宫中亲自种稻养蚕“欲知民间蚕熟与否”“亦欲知稼穑之艰难尔”2。不贪女色不专用宦官也算是高宗有别于其他昏君的一个特点。高宗曾自称“朕不喜与妇人久处”3他于建炎元年曾得一子三岁时早夭此后高宗再无子嗣。他使用宦官“备扫除趋走而已”“未尝假以权也。每观汉唐之祸及近时之变故不得不防渐杜微”4。他有较好的学习习惯每日都有固定的读书时间早上批阅奏章午后读《春秋》、《史记》晚上读《尚书》“率以二更罢”。他尤其喜欢念《左传》“每二十四日而读一过”。他还安排经筵为他讲《资治通鉴》节假日也不间断5。他对史书很感兴趣不但通过读史了解以往史事对史书编纂优劣也有自己的看法有人说陈寿《三国志》写得也不错而他却认为：“寿颇简略事实多在注中又诸家互相矛盾。”6表明他毕竟认真读了点书。遗憾的是高宗读史不能致用历史上许许多多抵御外敌、捍卫主权兼听纳谏、任用忠良的明君事迹对他不起丝毫作用枉费一生读史却落得个“偷安忍耻匿怨忘亲卒不免于来世之诮”的可悲下场。 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兵又一次南犯失败金朝生内乱金世宗即位金主完颜亮在军中被杀。南宋朝野纷纷要求趁金朝内乱举行北伐宋高宗坚持继续屈己称臣维持和议。绍兴三十二年（1162）在军民的抗战声中他也难以维持了只好宣布退位。此后他以太上皇的名义赋闲二十余年于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十月病故。死后葬永思陵。 第二节秦桧秦桧（1o9o—1155）字会之江宁（今江苏南京）人。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进士补密州教授历任殿中侍御史、左司谏、御史中丞。靖康元年（1126）金兵南犯向宋朝索要大量财物及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秦桧上书言金人狡诈不可割三镇。钦宗命秦桧等二人为割地使陪肃王到金营谈判。金兵北退他行至燕地而回。金兵再次南犯掳徽、钦二帝谋立张邦昌伪政权秦桧进状表示反对。靖康二年被俘至金金主将他赐予皇弟挞懒。在挞懒处他又颇得信用。在金国秦桧又上书金帅宗翰倡言和议故挞懒纵之使归宋成为宋朝廷内部的主和派代表人物。 潜回南宋二次为相建炎四年（113o）挞懒率兵南下以秦桧参谋军事又任他为随军转运使。九月挞懒攻楚州（今江苏淮安）让秦桧乘机潜回南宋以作内应。十月秦桧与妻子王氏及仆人乘船从海上回到临安。他谎称杀死监守金兵夺船逃回。朝中议论皆不信但宰相范宗尹与秦桧素有交情便出来为他辩2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o2、卷11o。 3《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建炎二年。 4《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91绍兴五年。 5《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 6《中兴小纪》卷15。 护并把他推荐给高宗1。秦桧向高宗献上他所起草的与挞懒求和书高宗很欣赏称赞他“朴忠过人”。于是高宗命刘光世向挞懒通书致意并用秦桧为礼部尚书。三个月后又提升他为参知政事。 秦桧回到朝内很快获得高宗的信任这主要是由于他的政治主张与高宗不谋而合。从此他们君臣二人狼狈为奸开始了长达2o年的合作。秦桧得到高宗信任以后不满足于已获得的高位觊觎宰相之职。先他附高宗之意将引荐他的范宗尹挤离相位。然后又扬言自己有二策可以耸动天下当有人问他何以不言他说：“今无相不可行也。”绍兴元年（1131）八月秦桧受命为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九月吕颐浩复为左相秦桧极力排挤让其党羽建言二相宜分内外将主战派左相吕颐浩挤走在镇江建都督府专治军务而秦桧在朝内专治庶务。以此企图独揽朝权。 秦桧抛出的“二策”就是“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按照这一论调南宋不但要放弃北方领土而且大批由于不愿降金而南下的北方士民都要回去接受金朝或者“伪齐”刘豫的统治。秦桧如此明目张胆地出卖国家利益立刻遭到朝内许多大臣的反对和谴责。绍兴二年（1132）七月左相吕颐浩从镇江回朝乘势说服御史黄龟年向高宗弹劾秦桧“植党专权”“专主和议沮止国家恢复远图”。吕颐浩也亲自在高宗面前揭露秦桧的罪行。此时高宗对秦桧任相以来和议无大进展反而使朝内沸沸扬扬颇为不满。另外秦桧耸动天下的“二策”弄得他很难堪说：“桧言‘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朕北人将安归？”1高宗迫于舆论的压力只好把秦桧罢相贬为观文殿学士。 绍兴三年至六年（1133—1136）间金军一面在川陕地区组织向南宋进攻一面支持刘豫从中原南下攻宋。南宋军民英勇反击取得了保卫川陕收复襄阳、扬州之战的胜利。金朝不能取胜只好以和议来向南宋劝降。绍兴七年（1137）金朝让宋使传回愿意和议的口信一直求和的高宗大喜过望便于次年三月将秦桧恢复右相位。秦桧再次为相秉政遂使朝政日趋和黑暗。 陷害忠良议和求荣绍兴八年（1138）五月金使来南宋商谈和议的条件要宋高宗取消皇帝的称号和国号向金朝称臣纳贡。高宗以接回徽宗梓宫和生母为借口有意求和。秦桧迎合高宗之意说：“屈己议和此人主之孝也。”劝高宗接受金人的条件达成和议。宋使王伦要到金朝商议地界秦桧认为只要金人许和地界划在哪里都可以。为了避开主战派的反对秦桧将反对议和的左相赵鼎排挤出朝而他则大权独揽。十月他又对高宗说臣僚畏头畏尾不足以断大事如要讲和成功“乞专与臣议勿许群臣预”。高宗完全同意于是秦桧出文字乞决和议。 金使到南宋签订和约他们要求金帝的诏谕到达宋境时南宋“接伴官”要跪接；所过州县当地官员也须拜迎；宋帝要改穿大臣服装跪受诏书对1《宋史》卷473《秦桧传》。 1《宋史》卷473《秦桧传》。 金使要以客礼相待。高宗、秦桧决定遵守对方的种种要求签订屈辱和约。消息传出引起朝野强烈反对。直学士院曾开三次质问秦桧并以伦理纲常相劝秦桧大怒说：“难道就你明白我就不知吗？”执意签约。吏部员外郎许忻上疏反对和约极言屈己议和“徒受莫大之辱贻万世之讥”秦桧将奏疏扣下不报。枢密副使王庶上书七次面见高宗六次要求停止议和却被秦桧降职出为潭州知府。此后又有权吏部尚书张焘、御史方廷实等二十几位官员先后上疏抗议对金使行屈己之礼反对和议要求切责“秦相公”之罪言辞激烈高宗以“朕不忍闻”为托辞躲避群臣上诉秦桧则又不断将反对他的大臣贬职赶往外地。十一月枢密院编修官胡铨上疏表示“臣有赴东海而死尔宁能处小朝廷求活耶”！奏请斩秦桧、王伦以谢天下。胡铨的议论获得朝野广泛支持民间把他的奏疏刻板传诵流布四方。秦桧惊怒交加立即将胡铨罢官流放昭州又把同情胡铨的官员贬职、流放朝官陈刚中被贬至赣州安远迫害至死。 此时领兵在外的将帅也纷纷上书拒和请战。岳飞指责秦桧“谋国不臧”指出“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韩世忠奏请出兵决战拒绝议和；张浚连续五次上书反对屈辱的和约。但无论文武将臣抗议的声势如何高涨都不能动摇高宗、秦桧的议和决心。十二月秦桧派人以最高礼仪将两名“诏谕江南”的金使迎到宰相府中下榻。然后他又劝高宗按金使要求跪接金朝诏书。高宗虽然觉得当朝跪在金使面前未免过于丢脸但又深怕得罪金人。最后秦桧以高宗守丧为借口代替高宗跪接“诏书”迫不及待地与金人签订了屈己称臣、岁贡绢币的和议。 宋金“和议”后高宗、秦桧大肆宣传“和议”的成功秦桧更是得意洋洋分派官员到金国报聘、割地到各地宣谕和议。然而和议仅过一年金军于绍兴十年（114o）五月以宗弼为元帅分兵四路大举南下。但是金兵再次碰到南宋军民的顽强抵抗在顺昌、川陕、郾城等处连吃败仗。岳飞指挥的岳家军取得郾城大捷之后继续挥师北上进军朱仙镇直逼开封。秦桧见岳飞连连得胜怕岳飞功成名就形成北伐大势坏了他主和议的前程于是他急令东路的张俊、杨沂中等军撤回又以“孤军不可久留”为由命岳飞退兵。岳飞上书力争乘胜追击秦桧不理他借高宗名义一天之内给岳飞去十二道金牌勒令班师。岳飞只好忍痛回师。金兵败去秦桧又开始做向金人求和的准备。他先把张俊、韩世忠、岳飞召到临安由高宗收回三大帅的兵权以向金朝表示不战求和的诚意。宗弼退兵后派人致书秦桧警告他说：“必杀岳飞而后可和。”1秦桧也忌岳飞素以恢复为己任作梗和议决意谋杀岳飞。他先唆使党羽、右谏大夫万俟■上章弹劾岳飞岳飞被罢官出朝。随后他又伙同张俊收买副统制王俊诬告岳飞父子及部将张宪谋反遂将数人逮捕下狱。 绍兴十一年（1141）十一月在秦桧等人的再三哀求下金朝同意议和。南宋抗金大胜之后反而在原和议的基础上割去河南、陕西大片土地继续充当藩臣上贡岁币、岁绢。和议完成后秦桧又秉承金人意旨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判处岳飞等人死罪。因反对和议被免职的韩世忠提出质问秦桧说：“其事体莫须有。”当年十二月秦桧终于不顾别人反对以高宗的名义下令杀害岳飞并将岳云、张宪斩酿成一起千古奇冤。 1《金佗粹编》卷2o《吁天辨诬通叙》。 专擅朝权作恶多端秦桧主和又一次取得成功高宗更加倚靠和重用于他：“桧亦因是藉外权以专宠利窃主柄以遂奸谋”1。于是他以左相加封太师、魏国公一人独居相位权倾内外自此到他死前的十几年间更是为所欲为。为了维持和议局面巩固地位进一步排斥异己迫害主战人士。主战派将领张浚被排挤出朝后秦桧仍不甘心指使御史弹劾张浚“居常怨恨以和议非便惟欲四方多事”又免去节度使职名往连州居住。顺昌大捷的将领刘锜被夺去兵权出知荆州接着又被免官。岳飞的部将牛皋被秦桧的亲信在宴会上放毒害死。反对和议的赵鼎、王庶、胡铨被再次贬往边地并明令永不检举、永不赦用。因弹劾秦桧使他第一次罢相的黄龟年、曾反对和议而质问秦桧的曾开都被免职。旧将解潜、辛永宗因不附和议被流放至死。参知政事李光曾被秦桧利用后因反对和议在高宗面前斥桧“怀奸误国”而被贬到藤州李光在藤州作诗讽刺秦桧又被流放到海南。总之秦桧对于反对和议、反对他的人都采取严厉打击的办法轻则贬官流放重则迫害至死。他在家中书赵鼎、李光、胡铨三人名字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赵鼎遭一贬再贬最后流放海南岛秦桧还派人监视他每月报告赵鼎的生死情况赵鼎料难逃桧手遂绝食自尽。赵鼎死后秦桧仍不甘心欲加害其子赵汾于是罗织罪名逼赵汾承认与张浚、李光等谋反前后牵涉53人最后因秦桧病重垂死才幸免于难。 结党营私、贪污舞弊也是秦桧专权以来的常事。和议事成以后秦桧将追随他陷害岳飞附和投降的张俊也免去枢密使之职。他独揽军政大权在朝中到处安插自己的亲信结纳死党。秦桧专权十几年间三省执政前后轮换28人都是他的党羽不是声名狼藉就是无所事事没有一个让人称道的。绍兴十五年（1145）高宗赐桧宅第又亲临桧宅题“一德格天”扁桧妻女子孙皆加恩。十六年桧立家庙高宗赐祭器。十七年改封秦桧益国公。桧权势更为嚣张他豢养的一帮阿谀之徒纷纷写诗作赋歌功颂德称秦桧为“圣相”、“元圣”。静江知府吕愿中赋《秦城王气诗》献媚有人请桧坐金根车有人建议高宗赐秦桧九锡、设益国官属对这些秦桧都安然受之不以为过。秦桧贪污舞弊不择手段他指使科举考官选录他的儿子秦熺为状元先任礼部侍郎后任知枢密院事。后来他又想指使考官选录他的孙子秦埙为状元。秦桧“开门受贿富敌于国外国珍宝死犹及门”1。他霸占将领刘光世、张俊死后留下的园第、房产各地官员平日到京要向他献礼每年要向他祝寿。秦桧家堆积了大量财物人说秦桧专权后秦熺天天让人锻制金银酒器购买名贵字画。 兴文字之狱禁私史、野史控制言路是秦桧专权的另一手段。时有士人作《牡丹诗》内有“宁令汉社稷变作莽乾坤”；有福建小官吴元美作《夏二子传》讥蚊、蝇二虫被告为讽刺秦桧或遭编管流放或被训斥警告。秦桧专权时有不少官员因诗文中的一字一句被定为讪谤罪而下狱受刑或处斩。秦桧作恶多端深怕被人载于史册恶迹显于后世于绍兴十1朱熹：《戊午谠议序》《朱子大全》卷75。 1《宋史》卷473《秦桧传》。 五年禁私史、野史于是民间惧怕秦桧迫害纷纷焚毁史籍李光家烧所藏书万卷；藏书家王明清老母也将家藏本朝典故及先人史稿付之一炬1；司马光的后人则违心地宣称《涑水纪闻》不是司马光的论著。秦桧一边严禁私史、野史一边则篡改或抽毁国史他让儿子秦熺主持编修建炎至绍兴十二年《日历》在里边塞进不少歌颂秦桧功德的内容。他将第一次罢相以来诏书、章疏、时政等凡不利于自己的内容尽数毁弃因此国史亡失极多。秦桧还常以妖言惑众或贺瑞雪或贺日食不见或贺海清又让各地上报各种瑞木、嘉禾、瑞瓜、灵芝、双莲等等瑞祥弄虚作假用以粉饰太平哄高宗高兴给自己贴金。 绍兴二十五年（1155）十月秦桧病死。高宗为了稳住和议局面依然褒奖秦桧赠申王谥忠献。然而人们纷纷揭露秦桧的奸恶高宗乃罢其子秦熺官其余党羽以次斥去。直到孝宗开禧二年（12o6）时终于追夺秦桧一切王爵改谥谬丑。佞臣秦桧的丑行被后世唾骂为千古罪人。 1《挥麈后录》卷7。 第四十八章李纲宗泽第一节李纲李纲（1o83—114o）字伯纪邵武（今属福建）人。父亲李夔官至龙图阁待制。李纲政和二年（1112）中进士累官至监察御史兼权殿中侍御史因得罪权贵改任比部员外郎、起居郎。宣和元年（1119）京师大水他上疏朝廷言当以盗贼外患为忧朝廷恶其言谪监南剑州的沙县（今属福建）税务。新兴的女真族建立金朝并已多次打败辽军。次年（金天辅四年112o）宋金订立“海上盟约”联合灭辽。宣和四年（1122）宋军两次攻打辽南京（今北京）失败。在宋军要求下同年十二月金军攻占燕京金在宋将原给辽的“岁币”转给金朝并索取1oo万贯代税钱后将燕京依约归还宋朝。 保卫东京宣和七年（金天会三年1125）李纲除太常少卿。同年十月金太宗毁弃盟约大举进攻宋朝分兵两路西路以完颜宗翰（粘罕）为帅包围了太原东路以完颜宗望（斡离不）为帅在宋降将郭药师引导下长驱直入前锋直指北宋都东京开封府。 边报猝至朝廷震惊。宋徽宗一面召天下勤王之师一面准备南逃。同年十二月在李纲、吴敏等大臣的坚持下徽宗将皇位传给太子赵桓是为钦宗。吴敏任门下侍郎（副相）、李纲任兵部侍郎。靖康元年（1126）正月金兵已逼近东京徽宗匆匆出逃白时中、李非彦等大臣也想奉钦宗南走。李纲挺身而出坚决反对逃跑认为“今日之计莫若整饬军马扬声出战固结民心相与坚守以待勤王之师”。钦宗决定留京坚守并升李纲为尚书右丞（副相）。次日钦宗又改变了主意。李纲上朝时见禁军已披甲待皇帝与后宫也即将上车出逃。紧急关头他高声对禁卫们说：“尔等愿以死守宗社乎愿扈从以巡幸乎。”禁卫皆呼曰：“愿以死守宗社不居此将安之。”李纲又对钦宗说：“陛下昨已许臣留今复戒行何也。且六军之情已变彼有父母妻子皆在都城岂肯舍去万一中途散归陛下孰与为卫且虏骑已逼彼知乘舆之去未远以健马疾追何以御之”1。钦宗终于下定了留守的决心。 李纲被任命为亲征行营使主持防务厢军与保甲民兵也协助禁军作战。从正月初五至初八军民修楼橹、安炮台、运砖石、设弩床、备火油进行备战。初八日金兵到达城下攻西水门李纲亲临指挥战斗击退金军的进攻。次日金军又攻酸枣门、封丘门李纲又登城督战激励将士杀敌数千人。 宋钦宗同时派使者前往金营进行议和。李纲估计金人“必且张大声势过有邀求”如果朝廷“不为之动措置合宜彼当戢敛而退如朝廷震惧所求一切与之”。所以他竭力反对割地与“过许金帛”1。金人提出1《靖康传信录》卷1。 1《靖康传信录》卷1。 犒师金5oo万两、银5ooo万两、绢1oo万匹割太原、中山（今河北定州）、河间（今属河北）三镇并以亲王、宰相为人质。钦宗全部同意随即在城中大肆收罗金银以满足金的索求。同时又另设宣抚司统率“勤王”之师和驻在城外的禁军以分李纲的兵权。同年二月大将姚平仲在钦宗的支持下夜袭金营失利却将责任推给李纲解除了李纲的职务。 都军民十分愤怒要求重新起用李纲几十万军民聚集在皇宫前呼声震天动地。宋钦宗恐怕激起民变只得重新起用李纲为尚书右丞任京城四壁守（防）御使。李纲重整军务士气大振。四方勤王军也6续赶到金军在得到割地诏书及得肃王赵枢为人质后退兵。 金军退兵后李纲改任枢密院事。同年四月徽宗回到了京师。六月李纲被任命以知枢密院事为河北、河东路宣抚使以解太原之围而离开朝廷。他深以国事为忧认为金人之所以能长驱南下是因为宋朝几十年来不修军政军队的战斗力很低。金兵虽已撤退但天下的形势仍十分紧迫。“贾谊谓厝火积薪之下而坐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以今日观之何止于火未及燃殆处于烈焰之旁而言笑自若也”2。钦宗下诏令催促李纲去解太原之围但宣抚副使、制置副使、察访使等都直接听命于朝廷李纲根本指挥不动军队。八月改任种师道为宣抚使以代李纲李纲被召回京。九月李纲被罢知枢密院事以观文殿学士出任扬州知州。不久即以“专主战议丧师费财”罪名罢官改差提举亳州明道宫。十月又责授保静军节度副使建昌军（今江西南城）安置。后又谪宁江（今重庆奉节）。十一月金兵再次大举南下包围开封城。钦宗重新起用李纲。李纲从建昌赴宁江途经长沙时得诏即率湖南“勤王”之师入援行至半路而都城已沦陷北宋灭亡。 重整旧山河靖康二年（1127）五月康王赵构即帝位于南京应天府是为宋高宗改当年为建炎元年史称南宋。他起用深孚重望的李纲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右谏议大夫范宗尹力主议和说李纲“名浮于实而有震主之威不可以相”1。御史中丞颜岐说李纲为金人所恶也反对李纲任相。 六月刚到任的李纲认为当务之急是议国是、议巡幸、议赦幸、议僭逆、议伪命、议战、议守、议本政、议责成、议修德2。他反对议和要求表彰抗金中的死节之士还都开封重整军务。他强烈要求严惩降金官吏表示：“臣不可与邦同列当以笏击之。”3李纲积极支持两河军民抗金任张所为河北招抚使傅亮为河东经制副使宗泽为开封府知府。他认为只要上下齐心抗金“三数年间军政益修甲车咸备然后大举以讨之报不共戴天之仇雪振古所无之耻”4。在李纲的苦心经营之下南宋政局逐渐稳定。 然而宋高宗信任汪伯彦、黄潜善等人李纲的抗金行动受到百般阻挠。2《靖康传信录》卷3。 1《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建炎元年六月乙未朔。 2《梁谿集》卷58《十议》。 3《宋史》卷358《李纲传》上。 4《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建炎元年六月庚申。 河北招抚使张所尚未离开京城河北转运副使权北京（今河北大名东北）留守张益谦就上奏说自招抚司设立后“盗贼”越来越多。朝廷下令宗泽节制傅亮即日渡过黄河逼他在未准备好情况下进攻金军。李纲竭力为张所、傅亮等人辩护又反对宋高宗南逃。当年八月即以“杜绝言路独擅朝政”1等罪名罢相改以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太学生陈东因上书留用李纲、还都东京而被杀。 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建炎元年（1127）十月宋高宗自商丘逃至扬州两河郡县相继沦陷。 建炎三年（1129）金兵南下高宗逃往杭州（今属浙江）、越州（今绍兴）、明州（今宁波）等地一度乘船逃入海中。其间李纲一再遭贬斥先是罢观文殿大学士职名贬往鄂州居住。又被贬为单州团练副使、万安军（今海南万宁）居住。直到建炎三年冬才允许自由居住以后又恢复了阶官、职名。绍兴二年（1132）二月李纲被起用为湖广宣抚使兼潭州知州建议朝廷在荆湖一带屯驻重兵以图中原。绍兴四年（1134）金、伪齐联军进攻南宋他又上呈防御之策：“伪齐悉兵南下境内必虚。倘出其不意电霆击捣颍昌（今河南许昌）以临畿甸彼必震惧还救王师追蹑必胜之理。”2绍兴五年（1135）李纲又上长篇奏章陈述中兴大计指出宋朝的衰弱是因为上下偷安不为长久之计退避之策“可暂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则失一步退一尺则失一尺”告诫高宗“勿以敌退为可喜而以仇敌未报为可愤；勿以东南为可安而以中原未复、赤县神州陷于敌国为可耻；勿以诸将屡捷为可贺而以军政未修、士气未振而强敌犹得以潜逃为可虞”。他建议朝廷先料理淮南、荆襄为东南的屏障于两淮东西及荆襄置三大帅各领重兵以图恢复深信中兴之期指日可待1。同年十月李纲改任制置大使兼知洪州绍兴七年被罢提举宫观。 绍兴九年二月再次起用李纲为湖南路安抚大使兼知潭州。未及赴任绍兴十年（114o）正月病死于福州终年58岁淳熙十六年（1189）谥忠定。著作编有《梁溪集》、《靖康传信录》、《奉迎录》、《建炎时政记》、《建炎进退志》、《建炎制诏表集》、《宣抚荆广记》、《制置江右录》等。第二节宗泽宗泽（1o6o—1128）字汝霖婺州义乌（今属浙江）人。元祐六年（1o91）中进士先后任大名馆陶（今属河北）、龙游（今属浙江）、赵城（今山西洪洞北）、掖县（今山东莱州）、登州（今蓬莱）等州县官任上兴建学校减免赋税颇有建树。宣和元年（1119）三月时任登州知州的宗泽以建神霄宫不虔诚受到除名编管的处分。宋金缔结“海上之盟”宗泽认为“天下自是多事矣”1遂退居东阳（今属浙江）山谷间。 1《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元年八月乙亥。 1《宋史》卷359《李纲传》下。 1《宋史》卷36o《宗泽传》。 抗击金兵靖康元年（1126）宗泽被召至京城任宗正少卿充和议使。因他反对求和朝廷恐有碍和议改命他任磁州（今河北磁县）知州。这时北方地区的形势十分险恶金军大举南下太原失守宋朝派往两河地区的地方官大多托故不往。宗泽受命当日就率弱卒十几人赴任。磁州城“经敌骑蹂躏之余人民逃徙帑廪枵然”2宗泽缮城壁、治器械、募义勇严阵以待。金兵渡河南下怕宗泽从背后袭击派兵进攻磁州。宗泽披甲登城命壮士用神臂弓射退金兵又开城门追击杀敌数百。 同年十一月康王赵构和刑部尚书王云奉命出使金军营议和途经磁州。知州宗泽竭力劝阻并指出：“敌情岂有肯和之理哉特设诡词欲挽致大王耳”3。百姓们也拦住赵构的马不让前行认为王云是金的奸细将他打死。赵构只得留在磁州后又退回了相州（今河南安阳）。 金军一面与宋议和一面迅南进包围了宋都开封。宋钦宗从围城中派人持蜡书任命赵构为兵马大元帅宗泽、汪伯彦为副元帅要他们立即入援。康王率军离开相州履冰渡过黄河到达大名宗泽率2ooo人先赶到大名。这时钦宗又派人持蜡书送给康王让他不要轻举妄动。汪伯彦等人都认为议和能成功不愿进军只有宗泽坚决不相信女真人的诚意。康王即派宗泽率军万人打着康王赵构的旗号进驻澶渊。靖康二年（1127）二月金军劫徽、钦二帝北上。宗泽得知开封失守立刻赶到大名准备在金兵归途中夺回徽、钦二帝。虽然已传檄四方其他“勤王”之师却无一兵一卒到来。宗泽只得放弃计划转而上书康王赵构劝他即皇帝位。 留守东京靖康二年五月赵构即位以重建宋朝改当年为建炎元年史称南宋赵构为南宋高宗。六月宗泽被任命为襄阳府知府。宗泽极力反对割地求和表示“臣虽驽怯当躬冒矢石为诸将先得捐躯报国恩足矣”1因而改任青州（今属山东）知州。 宰相李纲十分器重宗泽认为绥复旧都非宗泽不可时年69岁的宗泽随即被改任开封知府全面负责东京的防务。经过金兵的洗劫旧日繁荣的都城疮痍满目。城内盗贼横行物价飞涨而且金兵尚驻扎在距京城以北不足二百里处城内人心惶惶。宗泽到任后立刻着手整顿社会秩序修筑城防设施开封很快稳定下来。朝廷随后升宗泽为东京留守、开封府尹。金朝派人以出使伪楚为名到开封探虚实宗泽立即进行拘捕并要求将其处死。朝廷大臣对此事大多持否定态度宋高宗下手谕将其释放但宗泽不执行。尚书右丞（副相）许景衡极力为之辩护：“泽之为尹威名政绩卓然过人诛锄强梗抚循善良都城帖然莫敢犯者又方修守御之备历历可观”12《宋史》卷36o《宗泽传》。 3《宋忠简公集》卷7。 1《宋史》卷36o《宗泽传》。 1《宋忠简公集》卷7。 主张重用宗泽使成其御侮治民之功。宗泽还积极支持中原地区的忠义民兵。河东义军领王善拥兵几十万准备进占开封宗泽单骑进入王善营中握着他的手流泪说：“朝廷当危难之时使有如公一二辈岂复有敌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2王善深为感动立即归降。其余义军领杨进、王再兴、李贵、王大郎等先后投到宗泽麾下军威大振。当建炎二年金朝大军向开封逼近时宗泽成竹在胸指挥刘衍、阎中立、张伪、赵世兴等将领一次次打退金兵。北方百姓尊敬地称威震天下的宗泽为“宗爷爷”。 壮志未酬坚守开封的同时宗泽先后上疏二十余次强烈要求宋高宗回銮开封收复失地。但均为黄潜善、汪伯彦等所阻。宋高宗只是表示要择日回京根本不打算抗金。眼看收复故土无望宗泽忧愤成疾病疽于背。七月他在病中仍鼓励诸将：“尔能为我歼灭同仇以成主上恢复之志虽死无恨”3。临终前他“连呼过河者三遗表状赞上（高宗）还京”。“死之日都人为之号恸朝野无贤愚皆相吊出涕三学之士千余人为文以哭泽”4。卒年7o岁。谥忠简著作有《宋忠简公集》。 2《宋史》卷36o《宗泽传》。 3《宋忠简公集》卷7。 4《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建炎二年七月。 第四十九章韩世忠刘光世张俊刘锜第一节韩世忠刘光世张俊（附杨沂中） 南渡诸将以张俊、韩世忠、刘光世、岳飞并称而张俊为之冠。四人功绩虽有差异但对南宋政权的建立与巩固的确都曾起过重大作用传为南宋中叶著名画家刘松年所绘的《中兴四将图》即是对四人功勋的称颂。南宋人也以刘锜代刘光世：“南渡后（张）俊握兵最早屡立战功与韩世忠、刘锜、岳飞并为名将世称张、韩、刘、岳。”1韩世忠韩世忠（1o89—1151）字良臣延安（一说绥德）人。18岁时应募为本州敢勇乡兵。崇宁四年（11o5）延州乡兵奉调为党万部属参与进攻西夏银州（今陕西米脂西北）后从党万战于嵩平岭以功补一资。后又从刘延庆征战有功“始补守缺进义副尉”1开始成为无品的小军官。 宣和二年（112o）浙西方腊起义宋朝廷调集西北军前往镇压韩世忠率所部敢勇士5o人随征。宣和三年二月随王渊攻克杭州；四月韩世忠擒获方腊但为辛兴宗掠为己功后经杨维忠申述转承节郎升为入品的小武官。 宣和四年二月宋朝应宋金“海上之盟”派童贯统兵攻辽南京（今北京）韩世忠从征。后随王渊镇压大名起义军；又从梁方平先后镇压尉氏（今属河南）杨天王、沂州（今山东临沂）徐进以及高托山、贾进等多支起义军以功升武节郎进入中级武官行列。 靖康元年（1126）正月从梁方平守濬州（今河南浚县）黄河桥以抗击金军梁方平军溃逃韩世忠奋战突围焚桥后退往京城开封。金军围攻京城时韩世忠升任统领参与守卫京城。二月宋钦宗答应割让三镇金军撤围退兵王渊任河北总管韩世忠任先锋统制。六月李纲任河东、河北宣抚使出援太原时韩世忠戍大名奉李纲（《宋史》本传作宣抚副使李弥大）命讨伐叛军以功升领单州团练使屯驻滹沱河。时王渊守赵州（今河北赵县）韩世忠前往协助王渊抗击金兵以功升领防御使。韩世忠率部回大名总管赵野任命韩世忠为前军统制。靖康二年康王赵构到达济州（今山东巨野）随行的大臣们劝赵构即位重建宋朝韩世忠也率所部到达济州加入拥戴赵构为帝的行列。四月韩世忠部将杨进击退侵犯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的金军韩世忠扈从康王赵构到达南京。 建炎元年（1227）五月初一日康王赵构即帝位韩世忠升领观察使、带御器械。南宋创设御营使以统率扈从诸军以王渊为都统制刘光世为提举一行事务张俊任前军统制韩世忠任左军统制刘、张、韩即南宋“中兴四将”中的三将成为宋高宗赖以起家的基本军事力量。八月韩世忠以讨伐单州（今山东单县）鱼台、黎驿叛军以功升领定承宣使进入高级武官行列。 1《宋史》卷369《张俊传》及《传论》。 1赵雄：《韩忠武王世忠兴佐命定国元勋之碑》《琬琰集删存》卷1。建炎二年（金天会六年1228）正月韩世忠率部随宋高宗到达扬州收编流散兵士万人。韩世忠率部至西京洛阳袭击金左监军完颜希尹失利收余部数千人回扬州。升领鄜延路副总管、加平寇左将军屯守淮阳（今江苏邳县西南）。 建炎三年（1229）正月金左副元帅宗翰攻占徐州派完颜拔离、马五等率军万人直奔扬州而自以主力攻韩世忠。韩世忠兵败溃散退往海边盐城金军追袭部队长驱南下宋高宗仓促从扬州渡江逃往镇江。 二月宋高宗到达杭州。三月生苗傅、刘正彦兵变宋高宗被迫退位以年仅3岁的皇子赵旉即位隆祐太后孟氏（原哲宗废后）垂帘听政。韩世忠自盐城收集散卒数千人乘海船到达常熟得知苗、刘兵变赶往平江（今苏州）。张俊又借刘宝所部2ooo人给韩世忠韩世忠遂率所部赴往杭州。韩世忠到达秀州（今浙江嘉兴）韩世忠妻梁氏自杭州乘马奔至秀州传达孟太后口谕要韩世忠前往救驾。四月初勤王各军张俊、刘光世等部云集秀州。宋高宗在外援的支持下复位韩世忠、张俊、刘光世军进入杭州韩世忠以功建节领武胜军节度使任御营左军都统制兼任江、浙制置使擒苗傅、刘正彦七月以功进领武胜军、昭庆军两镇节度使升任御营使司都统制。 同年九月金军宗弼部南犯韩世忠负责自山（今扬中西）至福山（今常熟北）的江防以防金军自海路入侵。十一月金军渡江占领建康韩世忠退守江阴。十二月宋高宗已自明州（今浙江宁波）乘船逃至昌国（今定海）。 建炎四年正月韩世忠奉诏率部进援到达通惠镇（今上海青浦北）时金军已攻至明州韩世忠于是请求退回镇江以邀击北撤的金兵。金军攻占明州并派海船追宋高宗被宋枢密院提领海船张公裕船队击败。二月金帅宗弼声称“搜山检海已毕”后退兵1。三月金兵退至镇江韩世忠已屯兵焦山寺并伏兵金山龙王庙几乎擒获金帅宗弼。金帅宗弼拟从镇江渡江遭韩世忠所率船队邀击夫人梁氏亲自击鼓以激励宋军将士多次击败企图渡江的金军。宗弼遂率金兵转向建康韩世忠与金军接战相持于黄天荡（今南京东北）达48日。这就是宋金战争史上著名的黄天荡之战韩世忠利用长江天堑以8ooo人击败1o万金兵。后金军疏浚小河逃入长江又乘风纵火烧韩世忠船队韩世忠战败。五月金军渡江退回江北。六月南宋改御前军为神武军韩世忠改任神武左军都统制。 绍兴二年（1132）韩世忠兼任福建、江西、荆湖宣抚副使镇压建州（今福建建瓯）范汝为起义又于江西招降流寇曹成以功升太尉。又破白面山（今湖南平江东北）刘忠起义军。同年九月升任江南东西路宣抚使建司建康。绍兴三年（1133）三月韩世忠升开府仪司三司为“使相”改任淮南东路宣抚使置司泗州（今江苏盱眙西北）准备协同进攻伪齐。不久即因南宋与金议和不准进攻伪齐韩世忠又改任镇江、建康府、淮东宣抚使置司镇江负责江、淮下游防务。绍兴四年（1134）议和未成面临金朝和伪齐联军已渡淮南犯之势宋高宗虽梦想求和不得不部署防务。十月韩世忠渡江至扬州金齐军已南下。正当韩世忠奉诏回镇江以守长江防线之时南宋求和使魏良臣自扬州至大仪镇（今扬州西北）西北的金军军1《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1建炎四年二月丙子。 中求和韩世忠率部随后至大仪镇击败金军南侵的先头部队俘金将士2oo多人；追击至天长（今属安徽）东北鸦口桥再败金军又俘4o多人。大仪镇之战规模虽小但与此前宋军只进行防御战不同这是宋军主动次出击又适逢金军因雨雪不断、粮运不通而退兵伪齐也随之退兵韩世忠率部一直追至淮河。《宋史》称：“自建炎以来将士未尝与金人迎敌一战今世忠连捷以挫其锋厥功不细”因而被称为“中兴武功第一”后又被列入“中兴十三处战功”之一1。次年韩世忠以功进少保任淮东宣抚使置司镇江。绍兴五年废神武军号改设行营护军韩世忠所部改为前护军。绍兴六年（1136）三月再次面对金朝、伪齐联军来犯韩世忠改任京东、淮东宣抚处置使置司楚州（今江苏淮安）以示兼有收复被金军占领的京东路之责。韩世忠率部围攻原京东路现属伪齐的淮阳军（今邳县西南）达六天在联军主力到来之际退回楚州。韩世忠以“淮阳功”进领横海军、武宁军、安化军三镇节度使赐“扬武翊运功臣”号。韩世忠不仅是南宋第一个领有三镇节度使衔也是元丰五年（1o82）废功臣号以后第一个重新获得“功臣”号的将领。同年九月伪齐分道攻宋。韩世忠率军渡淮北上挡住了伪齐东路军的攻势。 绍兴七年（金天会十五年1137）七月金朝主战的粘罕（完颜宗翰） 死。宋使王伦至涿州（今属河北）向主和的挞懒转达宋高宗的意向：“河南地上国（金）既不有与其付刘豫易若见归”的乞和请求。同年十一月金废伪齐。十二月王伦回朝向宋高宗转达挞懒的答复：“好报江南自今道涂（途）无壅和议可以平达。”1绍兴八年（金天眷元年1138）三月力主乞和的秦桧任宰相。同年十二月宋金议和南宋成为金朝属国原伪齐辖区归还南宋。次年正月韩世忠以宋金和议成进少师。同年七月金主战的右副元帅宗弼（兀术）升任都元帅主和的挞懒（完颜昌）因倡议将原伪齐辖区归还给南宋不久即以“谋反”罪被杀。 绍兴十年（天眷三年114o）五月金败盟犯宋。六月“顺昌之战” 刘锜以少胜多击败金军主力宗弼所部挡住了金军南下两淮的矛头。韩世忠以太保兼河南、北诸路招讨使随后也败金军于淮阳军南攻克海州。九月奸相秦桧力主乞和罢战韩世忠遂退兵。 绍兴十一年（1141）正月金军再次南下。二月“柘皋之战”杨沂中、刘锜等再次击败金军主力宗弼部。正当宋金激战之际宋高宗、秦桧的乞和活动也在加紧进行中。四月借赏柘皋之功韩世忠、张俊任枢密使岳飞任枢密副使而收三大将兵权。五月“诏韩世忠听候御前委使”实际是将韩世忠职务架空。由于韩世忠仍坚持反对向金乞和“力陈秦桧误国”又怕遭秦桧陷害而“力求闲退”十月罢枢密使以醴泉观使、奉朝请。韩世忠“自此杜门谢客绝口不言兵时跨驴携酒从一二童奴游西湖以自乐平时将佐罕得见其面”。十二月岳飞被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后韩世忠曾责问秦桧：“相公‘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乎？”11《宋史》卷364《韩世忠传》；参见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9《十三处战功》、《韩世忠大仪之胜》。 1《宋史》卷371《王伦传》。 1《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o绍兴十一年五月丁未；卷142十月癸巳；卷143十二月癸巳。绍兴十三年（1143）韩世忠封咸安郡王。绍兴二十一年（1151）八月去世享年63岁。临终前对看望他的人说：“吾以布衣百战致位王公赖天之灵保领没于家诸君尚哀其死邪”2对岳飞被奸相秦桧害死之事犹念念在心。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追封为蕲王；淳熙三年（1176）谥忠武。 刘光世刘光世（1o89—1142）字平叔保安军（治今陕西志丹）人将门世家。父刘延庆北宋徽宗时领保信军节度使侍卫马军副都指挥使。宣和三年（1121）镇压方腊起义童贯任宣抚使时为殿前副都指挥使的刘延庆任宣抚使司都统制诸路军马为官军主帅平方腊后改领河阳三城节度使。宣和四年七月宋军应宋金“海上之盟”攻辽童贯任宣抚使刘延庆任宣抚司都统制为宋军主帅统兵1o万攻辽后因战败被贬。不久即复领镇海军节度使。靖康元年（1126）金军攻宋都开封刘延庆守御北城。十一月金军攻陷开封刘延庆及长子刘光国率兵万人突围两人皆死于乱兵。刘延庆次子刘光世以荫补入官为三班奉职累升领防御使鄜延路兵马都监。宣和三年从父刘延庆镇压方腊起义以功升领观察使、鄜延路兵马钤辖。宣和四年宋军攻辽刘光世随父攻取易州（今河北易县）升领承宣使进入高级武官行列；在进攻辽南京的战役中刘光世违约未到达致使已先攻入城内的宋军失援而败成为宋军攻辽战败的原因之一因此被降官。后在镇压河北起义军张迪中立功恢复领承宣使升任鄜延路马步军副总管。靖康元年（1126）西夏应金朝之约攻宋以牵制宋朝刘光世在杏子堡（当在今陕西志丹东杏子河畔）战斗中击败西夏军以功升领侍卫马军都虞候衔成为侍卫马军司次长官。同年十一月金军第二次进攻宋都开封刘光世率步骑3ooo勤王在行军途中得知北宋已被金灭亡。次年四月下旬刘光世率部到达尉氏得到兵马大元帅府令率部前往济州于济州南新兴镇遇到正前往南京应天府的康王赵构当即被任为元帅府五军都提举。宋高宗即位后刘光世任提举御营使司一行事务、行在都巡检使陕西将官王德（王夜义）开始隶属刘光世部。八月刘光世以讨平山东李昱之功升领奉节度使是南宋建立后第一个建节的将领。十月宋高宗南逃任命刘光世为滁州、和州（今和县）、濠州（今凤阳东北）、太平州（今当涂）、无为军（今无为）、江宁府界制置使苗傅任都统制先后击败张遇、李成。 建炎三年二月金军5oo骑兵追击至天长宋高宗渡江南逃刘光世所部未遇金兵即溃退渡江被任为行在五军制置使屯守镇江府随后又升为殿前都指挥使成为名存实亡的殿前司长官。 三月苗傅、刘正彦在杭州动兵变。四月刘光世参与平定苗、刘兵变升为太尉、御营副使所部即称御营副使军。后任江东宣抚使守太平州、池州移守江州。九月金军自黄州渡江刘光世率军南逃。建炎四年二月河北流寇郦琼围攻固始县降于刘光世后撤围南下。 建炎四年（113o）六月撤消御营使刘光世所部无所隶属因其阶官2《宋史》卷364《韩世忠传》。 为太尉号称“太尉兵”大臣们认为欠妥遂设御前巡卫军以刘光世为都统制兼任两浙路安抚使、知镇江府又加开府仪同三司为使相。金将挞懒（完颜昌）攻楚州刘光世违诏不援只派王德、郦琼率轻兵袭扰金军而已。绍兴元年（1131）三月刘光世改兼淮南、京东路宣抚使置司扬州但刘光世不奉诏。次年六月刘光世升领宁武军、宁两镇节度使。绍兴三年四月改兼江东路宣抚使置司建康。九月南宋调整江防部置刘光世改为江东、淮西宣抚使置司池州；十月伪齐军渡淮南犯刘光世移驻建康设防。绍兴四年金和伪齐联军临江；五年正月宋高宗亲征抵抗并再次调整江防部署刘光世升少保。十二月南宋改军制废神武军及巡卫军号改设行营护军刘光世所部改为行营左护军。六年五月以部将王师成击败伪齐军之功加领保静军节度使遂成为继韩世忠之后第二个领三镇节度的将领。六月刘光世移屯庐州。十月伪齐刘麟渡淮攻宋时刘光世弃城南逃在右相兼都督张浚的督迫之下被迫回军并派王德、郦琼等击败伪齐军于霍丘等地。藕塘之战杨沂中等大败伪齐军后刘光世派王德率军随杨沂中追击伪齐军。 刘光世一贯畏惧金军每逢奉诏移驻前线大多不奉诏而设法退避治军不严不少流寇、叛军乐于投附为部属成为当时人数最多的军队之一。常虚报军额多占军费作战时又多不亲临前线而是坐守后方以便必要时逃跑。大臣们对他深为不满但宋高宗考虑到南宋政权基础还不稳固刘光世所部仍是不得不依靠的军事力量之一不仅设法满足其后勤军需的供应还不断对刘光世加官进爵以防止其部属溃散后复为流寇或投奔伪齐。绍兴六年十二月右相兼都督张浚奏：“刘光世骄惰不战不可为大将请罢之。”1而左相赵鼎则认为刘光世“将家子将率士卒多出其门下若无故罢之恐人心不可”。绍兴七年二月宰相张浚再次上奏：刘光世“沉酣酒色不恤国事语以恢复意气拂然乞赐罢斥以儆将帅”2。四月刘光世罢为少师、万寿观使其部隶属都督府。张浚意在直接控制左护军以王德为都统制郦琼为副都统制。果然如赵鼎所推测引起郦琼等不少中低将领的不满郦琼直属部队虽只5ooo余人但在他的煽动裹胁下同年八月叛归伪齐的竟达4万人之多。刘光世的行营左护军5.2万多人仅剩王德所部8ooo余人及零星部队。 绍兴八年（1138）冬宋金第一次议和。宋高宗以宋金议和刘光世赐和众辅国功臣号张俊亦赐功臣号与已赐功臣号的韩世忠成为南宋初期仅有的三个赐功臣号及领三镇节度使的将领说明三人在当时地位的重要。绍兴十年（114o）金朝违约南侵。五月刘锜进行顺昌保卫战时宋高宗又重新起用刘光世为三京招抚处置使以援刘锜显然是对罢免刘光世兵权不当的一种抚慰也可能想利用刘光世对伪齐灭亡后又投金的旧部产生某种影响。但刘光世在宋的旧部王德不原归属宋朝廷只能调拨李显忠、李贵、步谅等将领所属数千人归属刘光世战斗力不强未起多大作用。 绍兴十一年（1141）四月南宋朝廷收韩世忠、张俊、岳飞三大将兵权；六月刘光世也再次被收兵权罢为万寿观使、封杨国公。绍兴十二年（1142）刘光世死终年54岁谥武僖。乾道八年（1172）追封安城郡王。开禧元1以上引文具见《宋史》卷369《刘光世传》。 2《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o7绍兴六年十二月戊戌；卷1o9绍兴七年二月庚申。年（12o5）追封鄜王。 张俊张俊（1o86—1156）字伯英成纪（今甘肃天水）人。建中靖国元年（11o1）时年16岁的张俊为三阳（今天水西北）乡兵弓箭手“宣和初（当为政和六年1116）从攻夏人仁多泉（今青海门源东南）始授承信郎”1成为入品的最低的武官。徽宗末年参与镇压京东、河北起义军。靖康元年（1126）抗击金兵于东明县城（今河南兰考北）以功已升至武功大夫。五月从河北、河东路制置副使种师中进援被金军围攻的太原（今属山西）种师中兵败榆次（今属山西）张俊率所部数百人突围南逃。十二月兵马大元帅康王赵构进至大名时张俊随信德（今河北邢台）知府梁杨祖率3ooo兵马到大名被任为元帅府后军（一作中军）统制。靖康二年正月他率部镇压起义军李昱、张遇于任城（今山东济宁）后不断升迁阶官升至拱卫大夫。 建炎元年（1127）宋高宗即位后张俊任御营前军统制。同年七月起率部多次讨平叛军、起义军升观察使成为高级武官。建炎二年五月镇压秀州（今浙江嘉兴）徐明又升承宣使。建炎三年三月苗傅、刘正彦兵变时张俊正驻军吴江随即率部8ooo人退回平江从礼部侍郎、同节制军马张浚同议平叛事是第一支平叛军队平定叛乱后升领节度使。七月改任御前右军都统制。 建炎三年十月金军宗弼部南犯宋高宗离杭州逃向越州；十一月宋高宗逃向明州（今宁波）张俊任浙东制置使扈从。金帅宗弼占领杭州后派斜卯阿里、乌延蒲卢浑率金军4ooo追击当年除夕追至明州城下金军自高桥镇攻西门张俊部将刘宝以及杨沂中、田师中所部等抗击金军知州刘洪道亦率州兵助战金军战败死伤以千计。建炎四年正月初二金军又攻明州张俊与知州“刘洪道坐城楼上遣兵掩击杀伤大当敌奔北坠田间或坠水俊急令收兵夜敌拔寨去屯余姚”1宗弼派援军赶赴余姚再攻明州张俊抗击于高桥推托以高宗令其扈从逃往台州（今临海）刘洪道等也退出明州明州遂为金军占领。南宋则将明州的“小捷”列为“十三处战功”之因“自金兵入中原将帅皆望风奔溃未尝有敢抗之者”“中兴战功自明州一捷始”“至此而（宋）军势稍张矣”2。 建炎四年四月张俊改任浙西、江东制置使以招收江浙地区的“群盗”除刘光世、韩世忠两军外其他诸将皆受张俊节度成为当时最主要的将领。六月宋朝改御前军为神武军张俊改任神武右军都统制领定江、昭庆二镇节度使。绍兴元年（1131）后张俊讨伐马进、李成有功进太尉。以后历任浙西江东宣抚使、淮西宣抚使。绍兴六年十月伪齐兵3o万大举侵宋受张俊节制的杨沂中军与伪齐主力刘猊激战于藕塘（今安徽定远东南）伪齐军战败张俊所部张宗颜等生力军赶至两军遂共奋击伪齐军大败张俊又率主力到达追击伪齐军与杨沂中军一直追击至寿春（今寿县）这1《宋史》卷369《张俊传》参见卷486《夏国传》下。 1《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1建炎四年正月乙巳。 2《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9《十三处战功》《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6。就是列入“中兴十三处战功”的“藕塘之战”张俊以功进领镇洮、崇信、奉宁军三镇节度使。 绍兴五年十二月改神武军等为行营护军张俊所部改称行营中护军。 张俊与韩世忠所部为南宋两支最重要的军队宋高宗比喻为左右手。绍兴七年左护军副都统制郦琼率4万人叛降伪齐。次年原刘光世部主力、左护军都统制王德所部2万人归属于淮西宣抚使张俊。 绍兴八年宋金次议和金将原伪齐辖区划归南宋南宋成为金属国张俊加少傅及安民靖难功臣号。次年金毁约南犯张俊兼任河南、河北诸路招讨使。金军主力宗弼围攻顺昌府战败张俊军也渡淮北上一度攻占亳州（今亳县）。奸相秦桧令诸将退兵以便乞和张俊先退回淮南。 绍兴十一年春金为迫使南宋屈服出兵南犯刘锜、杨沂中等出援淮西刘锜先到柘皋（今巢湖西北）列阵以待杨沂中、王德等军相继到达与1o万金军决战宋军奋勇争先金军大败而退。柘皋之战被列“中兴十三处战功”之一绍兴十一年二月“淮西宣抚使张俊、淮北宣抚使杨沂中、宣抚判官刘锜大败乌珠（宗弼）十万众于柘皋”1。张俊未直接参战因王德为张俊部将故只列张俊而未列王德。同年四月以赏柘皋之功为名张俊与韩世忠升枢密使、岳飞升枢密副使。张俊知道宋高宗、秦桧想收兵权遂请纳宣抚司兵权宋高宗、秦桧乘势罢三宣抚司也收韩世忠、岳飞兵权。张俊协助秦桧推行乞和政策又与秦桧合谋制造岳飞谋反的冤狱。绍兴十二年十一月张俊罢枢密使封清河郡王。绍兴二十六年（1156）死终年69岁追封循王。 杨沂中（存中） 杨沂中（11o2—1166）字正甫代州崞县（今山西原平北）人。将门世家祖杨宗闵永兴军路副总管建炎二年（1128）正月金军攻占永兴军（今陕西西安）时战死后谥忠介。父杨震宣和三年（1121）从折可存镇压方腊起义军后任麟州（今陕西神木北）建宁寨知寨。靖康元年（1126）十月建宁寨陷杨震“与子居中、执中力战没”2后谥恭毅。 杨沂中为杨震长子宣和末应募从军靖康元年十二月从信德（今河北邢台）知府梁扬祖勤王隶属张俊部。建炎三年（1129）三月从张俊镇压苗傅、刘正彦兵变以功升任统领。建炎四年正月从张俊抗击金军于明州（今宁波）以功升中军统制（领）。同年六月改御前军为神武军。绍兴二年（1132）三月以张俊的神武右军的中部（军）统制杨沂中升任神武中军的长官统制（后设都统制）兼提举宿卫亲军。所部虽不满5ooo但杨沂中逐渐成为宋高宗的心腹。绍兴三年九月杨沂中兼任权殿前司公事绍兴五年南宋进行军制改编神武军改为行营护军并组建新的三衙军杨沂中改任权主管殿前司公事正式成为殿前司长官所统神武中军改为殿前司军但仍属次要部队常在前护军韩世忠、中护军张俊的节制下进行抗金战争。绍兴六年十月在被列入“十三处战功”之一的藕塘之战中杨沂中因功建节授保成军节度使、殿前都虞候后又兼领侍卫马、步军司统管三1《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9《十三处战功》。 2《宋史》卷446《杨震传》。 衙亲卫军。绍兴十一年在也被列为“十三处战功”之一的柘皋之战后杨沂中以功升开府仪同三司为使相兼殿前都指挥使。当年十二月宋高宗、秦桧杀害岳飞在杀岳云、张宪时杨沂中任监刑官。次年赐名存中。绍兴二十年杨存中封恭国公仍兼殿前都指挥使。三十一年二月遭6游等抨击后担任殿前司长官达25年之久的杨存中罢职升太傅领宫观闲差进封同安郡王宋高宗说：“杨存中之罢朕不安寝者三夕。”1同年十月在金帝完颜亮南犯临江的形势下起用杨存中任御营宿卫使统率亲卫军。次年正月又被任为江、淮、荆、襄路宣抚使因朝臣反对而改为只任两淮防务。同年五月御营宿卫司被撤销杨存中罢职再领宫观闲差。 隆兴元年（1163）五月北伐宋军在符离（今安徽宿州）之战中溃败。 六月枢密使张浚罢兼都督杨存中又被起用为御营使、措置江防事。同年八月张浚复兼都督杨存中再次罢职。次年八月张浚死后杨存中又被起用为同都督在宋金议和进行期间负责江淮防务。同年十二月宋金议和。乾道元年（1165）撤销江淮都督府杨存中升宁远、昭庆二镇节度使领宫观闲差。乾道二年（1166）死终年65岁追封和王谥武恭。 第二节刘锜（附李显忠、魏胜） 宋宁宗时任史官的章颖从“然后可传于百世庶几耸动于四方张大国家之威舒华夏之气”的角度选择了“皆志未尽展时不再来失机一瞬之间抱恨九泉之下”的刘锜、岳飞、李显忠、魏胜四人于开禧二年（12o6）北伐中原之际撰写了《刘、岳、李、魏传》以刘锜为。 刘锜刘锜（1o98—1162）字信叔成纪（今甘肃天水）人。父刘仲武熙宁时补官积功为泾原路第一将、熙河路兵马都监。元符二年（1o99）从王赡占领邈川城（今青海乐都南）建为湟州刘仲武以功任河州（今甘肃东乡西南）知州。崇宁四年（11o5）随高永年西征失利降为西宁都护。大观二年（11o8）从童贯征西招降羌王臧征仆哥收复积石军（今贵德西）以功受到宋徽宗召见九子“悉命以官”2。后历任西宁州、渭州（今甘肃平凉）、熙州（今临洮）、秦州知州侍卫亲军步军副都指挥使等职领泸川军节度使。宣和二年（112o）死于熙州知州任上。刘仲武九子以刘锡、刘锜最知名。 刘锜为刘仲武第九子史称德顺军（今宁夏隆德）人1当为出生地。大观年间入官。南宋建立后任岷州（今甘肃岷县）知州、陇右都护。建炎三年（1129）南宋为牵制东南地区金军南侵派知枢密院事张浚兼任宣抚处置使以经营川、陕刘锜被任为泾原路经略使兼渭州（今平凉）知州。建炎四年九月宋、金决战于富平（今陕西富平东北）时刘锜“身先士卒”1《宋史》卷367《杨存中传》。 1《宋会要辑稿》礼59之2o。《郡斋读书志》卷5赵希弁《附志·传记类》有章颖《四将传》；《宋史》卷2o7《艺文志·兵书类》有章颖《四将传》3卷。 2《宋史》卷35o《刘仲武传》。 1《宋史》卷366《刘锜传》。 抗击金兵2激战半日胜负未分。宋军已击败金左路宗弼所部但由于环庆经略使赵哲弃军先逃导致宋军全线溃败。赵哲以此被斩其部属慕容洧据庆阳（今属甘肃）叛变进攻环州（今环县）刘锜因回救不及而被降为绵州（今四川绵阳）知州兼沿边安抚使。 绍兴三年（1133）冬金军攻占和尚原（今甘肃宝鸡西南）。宋军重新调整防务刘锜负责文州（今文县）、龙州（今四川平武西南）至威州（今理县东北）、茂州（今茂县）一带防务。绍兴四年三月川陕宣抚司都统制吴玠抗击金兵于仙人关（今陕西略阳西北）刘锜奉令驰援与吴玠会师。八月宋高宗得知刘锜战绩诏令到行在临安朝见被川陕宣抚使王似以刘锜“守边不可遣”为由继续留在川陕边境。绍兴五年二月宋高宗“诏将兵不须起令锜疾赴行在”。七月当岳飞镇压杨么起义后正在湖湘的宰相张浚想中途截留刘锜任岳州（今湖南岳阳）知州宋高宗再次“诏趣赴行在”1到后被任为江南东路马步军副总管、带御器械。从此刘锜离开西北而在东南战场上建功立业。 绍兴六年二月因宋高宗的心腹杨沂中出征任命刘锜临时接替杨沂中兼权提举宿卫亲军说明宋高宗对刘锜相当信任。十月伪齐南侵宋高宗亲征抗击刘锜改任浙西、淮东沿海制置副使以加强南宋的海防、江防。绍兴七年正月当宋高宗巡幸在平江时行营前护副军都统制王彦所部与权主管侍卫亲军马军司公事解潜部属械斗解潜被罢职宰相张浚荐刘锜文武全才被任为权主管侍卫亲军马军司及殿前司、侍卫亲军步军司公事统管重建的三衙军但三衙军数量不多只是宋高宗的护卫军。二月王彦罢兵权出任地方官将王彦所部也隶属于刘锜。刘锜将侍卫马军司2ooo多人及王彦所部万人淘汰老弱整编为六军十二将共6ooo人。十月刘锜兼任庐州知州、淮西制置副使、主管淮西安抚司公事率部进驻庐州。绍兴八年六月刘锜奉诏移驻镇江不久改任枢密院都统制刘锜所部成为枢密院的直属部队。绍兴九年二月刘锜升为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并再次担任权主管侍卫马军司公事。 绍兴十年正月刘锜任东京副留守兼节制军马。三月刘锜率所部6ooo人和殿前司3ooo人以及诸军家属前往。同年五月金破坏和议当刘锜于五月中旬到达顺昌府（今安徽阜阳）时东京留守孟庾已向南犯的金军主帅宗弼投降。刘锜与顺昌知府陈规立即部署防务坚壁清野拆除、烧毁城外民房修缮城池部将许青、贺辉、焦文通、钟彦、杜杞等分守四城门。五月末金军开始围攻顺昌。六月初围城中的刘锜升任枢密院副都承旨、沿淮制置使随后又接到“择利班师”的诏旨刘锜认为大敌当前不能轻易退兵应继续坚守。由于刘锜屡败攻城金兵金军主帅完颜宗弼（兀术）亲率主力由开封赶到顺昌对金将说：“顺昌城壁如此可以靴尖踢倒来日（顺昌）府衙会食。”次日清晨1o万金军四面猛攻宗弼率重铠亲兵“铁浮图”（铁塔兵）进攻东门刘锜亲自率军出东门抗击宋军将士以枪揭去金兵兜牟以刀斧斫敌臂甚至以手抓扯恶战大半天终于将金军打败。刘锜“遍诣诸营抚劳官军及安慰中伤之人盖家至户到人人皆得其欢心”鼓舞2《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7建炎四年九月癸丑。 1《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79绍兴四年八月己丑；卷85绍兴五年二月乙酉；卷91七月甲午；卷96十二月丙午。 士气准备再战1。金军害怕刘锜派兵夜袭加上大雨及颍河水涨相持数日后只得撤兵北归。顺昌之战阻遏了金军南侵的矛头稳定了局势。当时“马军都虞候刘锜大败乌珠（宗弼）于顺昌乌珠拔寨还东京两淮遂定”被列入中兴“十三处战功”之一2。刘锜以功建节授武泰军节度使、侍卫亲军马军都虞候、顺昌知府、沿淮制置使。同年七月刘锜任淮北宣抚判官时岳飞北伐驻颍昌（今河南许昌）而张俊已自毫州退兵岳飞已陷入于孤军作战地位告急于刘锜刘锜派部将雷仲出兵牵制进抵太康（今属河南）。岳飞被迫奉诏南撤岳飞部将赵秉渊尚坚守淮宁府（今淮阳）刘锜部将韩直协助赵秉渊击退进犯的金军。九月在宋高宗、秦桧乞和政策下诸大将都奉诏退兵刘锜退驻太平州。 绍兴十一年正月金军攻占寿春府刘锜率部渡江抗击南下的金军到达庐州刘锜随即巡视因其城残破不利于防守随即冒雨退向东关（今含山西北）“依山据水以遏金人之冲”。二月刘锜自东关出兵至柘皋与1o万金军相遇杨沂中、王德等军先后到达宋、金两军会战金军大败退向西北的紫金山。柘皋之战是南宋“中兴十三处战功”之一也是宋、金绍兴和议前的最后一次决战。金军战败后逐步北退主帅张俊因争功而忌妒刘锜命刘锜先回自己想与杨沂中耀兵淮上以显声威但当得知北退的金兵正攻打濠州时又命刘锜率军北上抗金。由于轻敌杨沂中、王德被金伏兵所袭而大败张俊、杨沂中、王德等惊慌南逃渡江只有刘“锜乃按部位整旌旗最后徐行”驻军历阳（今和县）奏请准许后才渡江回归太平州这也使张俊、杨沂中怀恨在心1。 同年四月宋高宗、秦桧罢韩世忠、张俊、岳飞三大将兵权刘锜因而自请退闲。七月尽管枢密副使岳飞请求不要罢刘锜的兵权但刘锜仍被罢军权改任为荆南府（今湖北江陵）知府。绍兴十七年以宫观退闲绍兴二十五年重又起用为潭州知州。绍兴二十七年加太尉又任荆南知府兼荆湖北路安抚使。绍兴二十九年面对金帝完颜亮准备南侵的形势刘锜兼节制荆南府屯驻御前军马重掌兵权。绍兴三十年五月设荆南府御前诸军都统司刘锜兼任都统制。十月刘锜调任镇江府御前诸军都统制随即拣退病马训兵练卒。 绍兴三十一年六月刘锜移骑军渡江屯驻扬州。面对金军大举南下的形势宋高宗想借助刘锜顺昌之战建功的威名任命刘锜为淮南、浙西、江南东西路制置使以建康府都统制王权为副使。八月刘锜扶病出镇扬州并派部将王刚屯守宝应（今属江苏）又派部将吴进驻淮河南岸的盱眙军（今盱眙县）。 十月刘锜又兼京东、河北东路招讨使。随后扶病前驻盱眙军部署防务又沿淮河进至淮阴正当刘锜在淮东抗击金兵主管淮西防务的王权及其部属当金军渡淮南下便即不战而逃。面对金军临江的形势宋高宗以金字牌召刘锜退兵守江。刘锜自淮阴退到扬州时金军已占领真州（今仪征）。刘锜退守长江边的瓜洲镇无日不战为稳定人心又将妻、子从镇江渡江迁来瓜洲。金军占领扬州后以重兵南下争夺瓜洲渡与刘锜部将左军统领1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2o1。 2《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9《十三处战功》。 1《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9绍兴十一年正月丁卯二月丁亥、乙未三月丁巳。员琦相遇于皂角林员“琦陷重围下马死战数十合中军第四将王佐以步卒百有四人往林中设伏”杀败金兵金又派大量生力军前来刘锜也派两军支援员琦双方恶战大半天金军死伤三千余人战败退兵。皂角林之战是此次金军南犯以来次失利的恶战被列入南宋“中兴十三处战功”之一1。但淮西主将王权已逃回江南宋高宗诏令刘锜退回江南专守长江防线遂留其侄中军统制刘汜率部属15oo人坚守瓜洲渡口已病重的刘锜乘肩舆渡江到镇江知枢密院事、督视江淮军马叶义问即以李横代刘锜指挥作战。十一月金军再次大举进攻瓜洲渡李横、刘汜战败金军占领瓜洲渡口。数日后“采石之战”虞允文组织军民打败企图渡江南下的金帝完颜亮完颜亮东走扬州不久为部下所杀。 绍兴三十二年（1162）二月刘锜病死于临安后谥武穆。《宋史》称：“刘锜神机武略出奇制胜顺昌之捷威震敌国虽韩信泜上之军无以过焉”。又称：“金主亮之南也下令有敢言锜姓名者罪不赦。枚举南朝诸将问其下孰敢当者皆随姓名其答如响至锜莫有应者金主曰：吾自当之。然锜卒以病不能成功。”评论虽不无夸张但刘锜抗金除形势不利而主动退兵外大多战胜因而被“世传锜通阴阳家行师所避就”1。李显忠（世辅） 李显忠（111o—1178）原名世辅绥德军青涧城（今陕西青涧）人。 其先世唐末以来世袭苏尾九族都巡检使父名李永奇。建炎二年（1128）正月鄜延经略安抚使王庶时在鄜州招募“硬探”17岁的李世辅应募从军。建炎五年（金天会九年1131）金将陕西划属伪齐李永奇、李世辅父子仕伪齐后李世辅谋叛伪齐归宋李永奇家属二百余口遇害李世辅逃往西夏。绍兴九年（金天眷二年）二月借西夏兵攻延安时金已废伪齐陕西也已划归南宋遂往河池（今甘肃徽县）见四川宣抚使吴玠即被授护承宣使衔、枢密行府前军都统制军职。九月到南宋都临安府晋见宋高宗又被授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衔初赐名忠辅又改赐名显忠任枢密院都统制军职。 绍兴十年二月刘锜任东京副留守的同时李显忠被任为南京副留守未及赴任金军已毁约南犯。同年五月刘光世出任三京招抚处置使李显忠任前军都统制。绍兴十一年二月宋金“柘皋之战”金军战败北撤时李显忠率部追击建功。六月刘光世罢军职所部改编为池州（今贵池）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司李显忠任都统制。 绍兴十二年三月宋金签订“绍兴和议”。一向主张抗金的李显忠于同年十二月以病请辞军职升领保信军节度使改任两浙东路马步军副都总管。绍兴十八年李显忠因上书恢复中原而且“止用申状”秦桧大怒。同年五月借口李显忠私自派人去金境内迎归故妻降领平海军承宣使衔、提举宫观闲差在台州（今浙江临海）居住。绍兴二十三年正月才又复领宁节度使衔、两浙东路马步军副总管。奸相秦桧死后李显忠才出任军职1《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93绍兴三十一年十月乙丑；《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9《十三处战功》卷2o《刘锜皂角林之胜》。 1《宋史》卷366《刘锜传》及《传论》。 历殿前司右军、先锋军统制都统制。 绍兴三十年（金正隆五年116o）三月金军即将南犯李显忠复任池州都统制。次年渡江至淮河南岸寿春（今寿县）一带设防。十月李显忠部将击败渡淮金兵于大人洲李显忠也邀击南下的金军获胜在得知奉命守淮的建康都统制王权已南逃后李显忠遂退回池州防江。十一月初王权被撤职李显忠接任建康都统制未及赴任虞允文已组织“采石之战”击败企图渡江的金军。次日李显忠也赶到采石接替江防并随即派兵1.6万人随虞允文赴镇江防守。李显忠随后升任淮西制置使京畿、河北西路招讨使。次年五月招讨司撤消前改任主管马军司升太尉。 隆兴元年（金大定三年1163）四月枢密使张浚主持北伐。五月李显忠渡淮北上攻占灵璧虹县（今泗县）金守将降又攻占宿州。李显忠以功授开府仪同三司为使相任招讨使邵宏渊任副使。李显忠在宿州城外设防邵宏渊守城。金帅纥石烈志宁率金军1o万反攻宿州李显忠苦战于城外；次日金军再攻李显忠约邵宏渊内外夹击攻城金军但当李显忠率部激战百余合邵宏渊却坐视不出。当夜“建康中军制统制周宏及邵都统（宏渊）子世雄阳为虏劫寨自遁”1。次日李显忠入城守御邵宏渊又扬言：“金添生兵二十万来傥军不返恐不测生变。”李显忠知邵宏渊怯战而“势不可孤立”2于是不得已退兵宋军溃退但金军亦因损伤惨重而未追击宿州治符离县史称“符离之战”。李显忠因而被责降为清远军节度副使再责降为果州团练副使潭州安置。宋孝宗后知符离之溃主要是邵宏渊动摇军心与怯战所造成除贬降邵宏渊外乾道元年（1165）召还李显忠复授容州防御使衔后又升随州观察使、两浙东路副都总管但李显忠乞祠遂改为提举宫观闲差。乾道六年再次起用李显忠升领威武军节度使、主管马军司公事；七年再升太尉；九年因病以提举宫观闲差养病。淳熙五年（1178）去世终年69岁后谥忠襄。 魏胜魏胜（112o—1164）字彦威淮阳军宿迁（今属江苏）人。少应募为弓箭手移居山阳（今江苏淮安）。绍兴三十一年（金正隆六年1131）七月金军即将南犯魏胜率义军3oo人渡过淮河占领涟水。八月初又“率其徒数百人至海州自称制置司前军大兵且继至”金守将高文富（多）闭城门拒守魏胜在城外多树旗帜、举烟火魏胜率部众攻上城头民众又开城门魏胜遂占领海州附近各县也纷纷归降。南宋随后任命魏胜为统制忠义军马。魏胜又一度出兵攻入沂州。同年十月金军围攻海州浙西副总管李宝率水师登6击退金兵魏胜被任为海州知州。绍兴三十二年五月魏胜升任山东忠义军都统制仍兼海州知州金军又围攻海州金帝完颜亮被杀于扬州后金军撤围退兵。 隆兴元年（1163）枢密使兼都督张浚派贾和仲任山东、河北路招抚使置司海州。魏胜被诬告因而改任京东路副总管、都督府统制驻扎建康府。不久张浚得知魏胜被贾和仲诬陷恢复魏胜旧职重回海州。隆兴二年因1张抡：《故太尉赠开府仪同三司李公（显忠）行状》《琬琰集删存》卷3。2《宋史》卷367《李显忠传》。 宋金议和改命魏胜为楚州知州专守楚州西南的清河口淮东安抚使刘宝守楚州。金将徒单克宁进攻魏胜于淮阴东十八里口“魏胜取敝舟凿其底贯以大木列植水中别以船载巨石贯以铁锁沉之水底以塞十八里口及淮渡舟路”1。魏胜抗击金军“自卯至申胜负未决”金军又增派援军魏胜全力抗战并向李宝求援李“宝在楚州相距四十里坚谓方讲和决无战事迄不一兵”2魏胜援绝箭尽仍依土岗列阵坚苦抗击以步兵列前骑兵殿后魏胜中箭落马而死终年45岁。赠保宁军节度使谥忠壮。魏胜生前只是中级武官战功亦仅是攻占海州血战淮阴完全不能和独当一面、战功显赫的许多大将相比甚至不及众多的中级武将。史学家章颖将他列入“南渡四将”这不仅因为魏胜忠心报国、战死疆场更因为他是“山东忠义之冠”1代表着抗金阵营中的忠义军这支重要抗金力量。1《金史》卷92《徒单克宁传》。 2《宋史》卷368《魏胜传》。 1《宋会要辑稿》礼59之2o。 第五十章岳飞第一节岳飞早年的抗金活动岳飞（11o3—1142）字鹏举相州汤阴（今属河南）人1。父岳和母姚氏世代务农。岳飞青少年时先后向周同、陈广学习射箭、枪技成为全县武艺最高强的人但因家境贫困后到相州（今安阳）“为韩魏公（琦）家庄客耕种为生”2。 宣和四年（1122）初岳飞初次从军。同年十月在北宋攻辽战争中曾到达辽燕京（今北京）城下见到高大的城墙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误认为这是金初起时的著名战略要地黄龙府（今吉林农安）。这也可能是当时不少人共有的误解以至于十多年后已是大将的岳飞还对部属说过“直到黄龙府当与诸君痛饮”的豪言壮语3。宋军攻辽战败退军适值父亲岳和病死岳飞随即回到家乡守丧。靖康元年（1126）冬又到相州应募从军为刘浩部属。同年十二月康王赵构在相州建立大元帅府刘浩所部成为大元帅府最早的基本部队之一。次年五月赵构即位于南京应天府。此后不久作为小军官的岳飞奏请宋高宗回都城开封领导抗金战争以越职上奏罪名而被夺军职。 建炎元年（1127）六月张所任河北招抚使置司北京（今河北大名东）。七月张所离开“行在”南京赴任。但直到八月中旬末张所“今留京师以招集将佐故尚未行”至北京1岳飞投张所部下从军。张所“一见与臣（岳飞）言两河、燕、云利害适偶契合。臣自白身借补修武郎、閤门宣赞舍人充中军统领寻又升统制”2。岳飞隶属于都统制王彦。 九月王彦所部攻占新乡（今属河南）县城但随即遭金军围攻王彦兵溃突围后组织义军（八字军）抗金。岳飞则率所部独立行动后虽向王彦谢罪但未再被接纳。岳飞遂投东京留守宗泽由于岳飞曾擅自脱离主将王彦管辖“犯法将刑泽一见奇之曰：此将材也。会金人攻汜水泽以五百骑授飞使立功赎罪。飞大败金而还遂升飞为统制飞由是知名”3。建炎二年六月宗泽病死杜充继任东京留守岳飞成为杜充的部属在胙城（今延津东北）、汜水关等地战胜金兵；又先后在开封、陈州（今淮阳）等地击败王善、曾成、孔彦舟等部。建炎三年以功屡升“授真刺史”1成为中级武官。六月岳飞随杜充到达建康（今江苏南京）杜充任右相1本章参考邓广铭《岳飞传》（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三朝北盟会编》卷27引《岳侯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3岳珂编王曾瑜校注《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下称《金佗稡编》或《金佗续编》）中华书局1989年版。《金佗续编》卷14《忠愍谥议》参见卷27黄元振1《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建炎元年八月乙亥。 2《金佗稡编》卷11《乞以明堂恩奏张所男宗本奏》。 3《宋史》卷36o《宗泽传》。 1《宋史》卷365《岳飞传》。按宋制以武阶官而带承宣使（节度观察留后）、观察使、防御使、团练使、刺史等衔通常称遥郡、遥领、借补仍以武阶官叙品级；而称正任、真授等则是除落阶官衔而以承兼江淮宣抚使守建康。十二月金军于马家渡（今南京西南）渡江南下杜充派都统制陈淬率统制岳飞等将士2万抗击金军以王■领兵1万余人策应。陈淬、岳飞与金军激战十余合直战到天黑胜负未分王■先率部逃跑宋军遂即溃散都统制陈淬战死岳飞率部退屯钟山（今南京城东紫金山）。这是岳飞也是南宋军队次正面与完颜宗弼（兀术）统率的金军主力作战。此战为“建炎三大战”的次重大战役。虽然由于主要将领王■在胜负未分之际率军先逃导致整个战役的失败但在宋金战争史具有独特的意义那就是宋军终于敢与金军主力正面作战因为“建炎、绍兴初诸将未尝敢与虏（金军）战也”。除此次建康之战及次年的白原、富平两次战役外“其它率望风奔溃盖未尝接战也”2。 金军占领建康岳飞率部退至广德军（今安徽广德）境内又转移至宜兴宜兴成为岳飞所部此后一段时间的根据地。建炎四年五月金军渡江北撤岳飞邀击后撤的金军于静安镇（今江苏南京西北）渡口前建康府通判钱需也率乡兵从侧面袭击金军金军大败岳飞、钱需收复建康城。岳飞后率部回宜兴不久即归属张俊节制。 此时南宋“假（借）权宜以收群盗”设置镇抚使。“上供财赋权免三年余听帅臣（镇抚使）移用更不从朝廷应副军兴听从便宜许以能捍御外寇（金军）显立大功特与世袭”1。在金军接战的江淮、江汉地区普遍设置镇抚使这是利用“群盗”守土抗金的地方军区。在南宋又将实力较小的地方军政长官也改任为镇抚使时张俊没有将岳飞所部归并入神武右军而是推荐岳飞出任通泰镇抚使兼泰州知州。岳飞率部赴泰州奉命出援楚州时于承州（今高邮）击败金军但大将张俊、刘光世并不出兵势单力薄的岳飞只得退守泰州。十一月又渡江退往江阴后奉命防江。十二月岳飞受命从张俊讨伐李成。 成为独当一面的大将绍兴元年（1131）李成在岳飞等军追击下归附伪齐。张用也在岳飞招降后向张俊投降。此次平寇岳飞战功第一；七月岳飞改任神武右副军统制所部也由杂牌军成为南宋朝廷直系军的一部分但岳飞的地位尚低当时东南大将号称“刘（光世）、韩（世忠）、张（俊）、辛（企忠）”。同年十二月神武副军都统制辛企忠罢职由岳飞取代辛企忠时年29岁的岳飞开始成为独当一面的大将。 绍兴二年岳飞任权知潭州兼权荆湖东路安抚使、马步军总管讨伐曹成。曹成在岳飞所部追击下向韩世忠投降。七月岳飞奉命移屯江州（今江西九江）其时刘光世、韩世忠所部各有4万人张俊有3万人岳飞所部也已达二万三四千人成为南宋第四支重要军事力量。 绍兴三年岳飞镇压了吉州（今吉安）、虔州（今赣州）地区的农民起义军。八月岳飞在行在临安（今浙江杭州）朝见宋高宗时受到奖励随后任江西沿江制置使置司江州。九月下旬中岳飞被任为江南西路、舒（今宣使、刺史等官衔叙品级。 2《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19《建炎三大战》。 1《宋史》卷167《职官志·镇抚使》。 安徽潜山）、蕲（今湖北蕲春东北）州制置使成为与鄂州王■、池州刘光世、镇江韩世忠共同负责长江中下游的四支主力部队之一。 原神武后军的长官巨师古因不伏韩世忠的节制于绍兴三年六月被除名、编管广州后部属被拨隶其他将领。同月岳飞所部由神武副军升改为神武后军。 收复襄、邓六郡镇压杨么起义绍兴四年五月因金与伪齐南犯岳飞兼任黄州、复（今天门）州、汉阳军、德安府（今安6）制置使随即收复被伪齐占领的郢州（今钟祥）、襄阳（今襄樊襄阳区）、唐州（今河南唐河）；六月部将牛皋攻克随州（今属湖北）；七月部将张宪、董先等又攻克邓州（今属河南）南宋后以新收复地区设置襄阳府路。岳飞以功建节升为清远军节度使时年32岁。同时改任湖北路、荆（今江陵）、襄、潭州制置使。同年九月金和伪齐联军大举南下直扑两淮十二月进攻庐州时高宗诏令岳飞驰援岳飞派部将张宪、牛皋率兵2ooo进援庐州敌军战败奔溃。 绍兴五年二月岳飞升领镇宁军、崇信军两镇节度使声望地位已与韩世忠、刘光世、张俊等老将相近。岳飞的神武后军长官官衔也由统制升为都统制并被任命为荆湖南北、襄阳府路制置使镇压杨么起义军成为主要任务。岳飞率部于五月下旬初进抵鼎州（今湖南常德）对杨么起义军采取剿抚两手政策杨么部将黄佐先率部出降被岳飞派回湖中招降和攻击起义军。黄佐击破周伦水寨取得了进剿起义军的次胜仗。右相兼都督诸军事张浚前来湖湘督战五月末张浚接到诏令要回朝布置防备金、伪齐南犯。张浚即把岳飞召到潭州要他作暂停进攻或长期围困起义军的打算而岳飞“请除来往三程以八日之内俘诸囚于都督之庭”1。六月初岳飞派任士安进攻杨钦大寨自率大军遂接应杨钦战败投降。六月中旬初岳飞又攻破杨么起义军基地夏诚大寨杨么战败投水自杀夏诚被俘终于如期镇压了杨么起义。岳飞以功加检校少保、进封开国公。岳飞的部队也得到了很大的展数万原起义军成为岳飞的战士几支官军也归并为岳飞的部属。十二月初一日岳飞升为招讨使。次日南宋进行军事改制废神武军号改称行营护军不设都统制由宣抚使、招讨使直接指挥。岳飞所部改称后护军中军统制王贵兼提举一行事务前军统制张宪兼同提举一行事务需要时可以代替岳飞指挥部队作战。南宋这次将张俊、韩世忠、刘光世、岳飞、吴玠所统辖的五支最主要的部队统编为行营五护军成为朝廷主力军分布在宋金战争的全线改变了南宋初年的无序状态岳飞所部扼守长江中流及汉水流域成为金军、伪齐军南犯时难于逾越的钢铁长城。 北伐中原绍兴六年三月右相兼都督诸军事张浚部置抗金事宜在长江中下流采取进攻的态势岳飞升任湖北、京西宣抚副使（不设宣抚使宣抚副使即是长官）置司襄阳。岳飞在行营五护军统帅中不仅是最年轻、资历最浅、最1《金佗稡编》卷6；《行实编年》卷3绍兴五年五月。 晚建节的高级将领也是最后一个升任宣抚副使但已确立了岳飞作为“中兴四将”之一及在南宋诸将中的应有地位。同年夏秋岳飞军长驱进入伪齐统治区部将牛皋攻占镇汝军（当是今河南鲁山）王贵攻占卢氏（今属河南）、虢略（今灵宝）、朱阳（今灵宝西南）、栾川（今属河南）等县又西进攻占商州（今属陕西）、商洛（今丹凤西北）、洛南（今属陕西）等地杨再兴攻占长水县（今河南洛宁西南）虽由于军粮供应困难而退军但沉重地打击了伪齐的统治。 面对南宋进攻态势伪齐在谋求与金联军侵宋遭金拒绝后自行兵侵宋主要矛头仍然直指两淮并让部分士兵穿着金军服装制造伪齐与金朝联合侵宋的假相。然而热中于派系斗争致力于扶植二程理学、打击王安石新学的左相赵鼎惊慌失措不与在前方的右相张浚商议急忙命令诸将退而守江并调遣岳飞移屯江州进行防守岳飞不顾眼病加重两眼昏花的情况急忙抽调部队东下。南侵的伪齐军主力于藕塘（今定远东南）被宋军打得大败两淮伪齐军随即全线败退。但伪齐乘岳飞抽调兵力东下江汉地区防守力量削弱的情况下伪齐与金朝集中兵力攻击此前不久被岳飞部将收复的商州、虢州以及邓州、唐州、信阳军等地各地守军奋力抗击。十一月中旬岳飞回到鄂州后立即渡江北上部将牛皋、王贵、董先等先后击败伪齐军并攻至蔡州（今河南汝南）城下由于所带军粮不多难于持久攻城遂自蔡州主动退兵返回防区。 绍兴七年二月岳飞的武阶官升为最高的太尉职衔也升为宣抚使。三月刘光世被罢兵权宋高宗原已诏令将刘光世所部划归岳飞统辖但既遭到新任枢密使秦桧的反对宰相兼都督的张浚又想将刘光世所部收归都督府任命刘光世的部将王德为左护军都统制、郦琼为副都统制。由于王德位微望轻不足以居郦琼之上同年七月郦琼裹胁4万人投降伪齐。由于宰相张浚处置失当不仅使岳飞扩充军队以加强抗金实力的愿望落空也造成了南宋最大的一次兵变事件。 绍兴七年（金熙宗天会十五年1137）十一月金废伪齐。绍兴八年（金天眷元年1138）南宋与金次议和。绍兴九年（金天眷二年1139）三月金将原伪齐辖区划归南宋。岳飞虽持反对态度在上表中称：“唾手燕云正欲复仇而报国；誓心天地当令稽以称藩。”宰相（独相）秦桧“见之切齿”1。但岳飞依旧因议和而援例升官升开府仪同三司为使相。 这年夏季的一天一阵骤雨之后岳飞在鄂州衙署凭栏远眺但见滔滔大江滚滚东流心潮汹涌澎湃不胜感慨前些时他上表反对议和时的心情此时更为激烈为心声高声吟唱了后来成为千古绝唱的《满江红》2：怒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列。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绍兴十年（金天眷三年114o）五月金毁约犯宋面对金军的全面进攻宋高宗被迫抗金。六月初的顺昌（今安徽阜阳）保卫战刘锜击败金军主帅宗弼的精锐部队遏制了金军南犯的矛头。岳飞此时已官进少保、职兼1《三朝北盟会编》卷192。 2《满江红》词为岳飞所作系据邓广铭先生的意见参见《再论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 河南北诸路招讨使当顺昌形势严峻时岳飞奉诏进援岳飞曾派张宪、姚政率部赶往顺昌。 奇 书 网 w w w . q i s u w a n g . c o m 当宋高宗被迫应战时韩世忠、张俊、岳飞三大帅虽都加了河南北诸路招讨使但实际只要求诸军抵挡而非进攻。所以随即派遣官员以计议军事的身份分别前往三大帅处传达宋高宗的意图。当前往岳飞处的计议军事李若虚带着宋高宗的“御札”赶到湖北、京西宣抚司所在地鄂州时岳飞早已依照既定计划率部北伐中原李若虚追到德安府（今安6）才见到岳飞除了转交宋高宗的“御札”外还告诉岳飞“兵不可轻动宜班师。飞不从。是时诸军皆已进若虚曰：‘面得上（高宗）旨不可轻动既已进若见不可进则当以诏还。矫诏之罪若虚当任之。’飞许诺遂进兵”1。岳飞开始了空前的也是最后一次大规模北伐的军事行动。 六月间救援顺昌的张宪、姚政由于刘锜已打败金军张宪、姚政即转向西北攻取蔡州西路的牛皋攻取鲁山（今属河南）。闰六月间张宪、傅选等打败金军韩常后收复颍昌（今许昌）张宪又与牛皋等打败从开封来援的金军并收复陈州（今淮阳）金军企图重新夺取颍昌又被驻守部队董先、姚政等击败郝晸又收复郑州姚政也收复中牟（今属河南）前锋距离金军指挥中心只有几十里。七月初郝晸在忠义军李兴等配合下收复宋西京洛阳。正当前线不断取得胜利之时金军侦察到岳飞的指挥部郾城（今属河南）只有少量骑兵驻守金军主帅宗弼（兀术）亲率精锐骑兵1.5万自开封奔袭郾城企图一举消灭岳飞的指挥中心。经过一场恶战倚以屡胜宋军的拐子马（侧翼骑兵）、铁浮图（铁塔兵指重装骑兵）都被打得大败金军终于不支而退。但宗弼仍不断企图进攻郾城岳飞亲自率军出战杀败金军。小商桥（郾城北）之战杨再兴、杨兰、高林等以少敌众英勇战死张宪率援军赶至再次大败金军。宗弼又改而攻击颍昌以切断岳飞与前方部队的联系经过大半天的恶战也被守城的将士打得大败。还可能有一支小部队一直进到离开封45里的朱仙镇（今开封西南）一带并打败了金兵1。此次岳飞北伐中原金军遭到沉重打击。“撼山易撼岳家军难”2是金军对岳飞部队的高度评价。 正当岳飞大获全胜宋朝原都开封收复在即宋高宗、秦桧不仅不支持岳飞的抗金战争恰恰相反而是要岳飞措置班师。此时张俊、韩世忠、杨沂中、刘锜等军已先奉诏退兵岳飞如果不退兵将面临单独抗击全部金军的险恶形势岳飞只得也退兵。 千古奇冤绍兴十一年（1141）二月金军再次渡淮南犯在岳飞奉诏进援还未到达的情况下宋金“柘皋之战”杨沂中、刘锜大败金军。杨沂中、王德随1《三朝北盟会编》卷2o2绍兴十年六月二十二日。 1关于朱仙镇之战见于岳珂所撰（顾杞撰草稿）《行实编年》其他记载均出于此。邓广铭《〈鄂王行实编年〉中所记朱仙镇之捷及有关岳飞奉诏班师诸事考辨》（《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认为纯系岳珂杜撰；王曾瑜则认为实有其事（参见《金佗稡编》卷8有关注释）。撰者以为岳珂（或顾杞）所记当得自传闻并非全系空穴来风但传说或岳珂已将此战之规模及效果夸大故作如上叙述。2《宋史》卷365《岳飞传》。 后虽因轻敌在濠州遭金军伏击而败但金军毕竟还是渡淮北撤说明只就抵抗金军的南犯而言依靠刘锜、杨沂中、王德等将领也已足以应付。四月借口柘皋之捷论功行赏三大将被收兵权同时罢宣抚使韩世忠、张俊升任枢密使岳飞升任枢密副使。而更大的阴谋是秦桧对坚持抗金最力的韩世忠、岳飞进行陷害。秦桧先将矛头指向韩世忠。胡纺先向秦桧秘告韩世忠亲校耿著企图鼓动兵变以迎韩世忠回楚州重掌军权。秦桧立即逮捕耿著并严刑拷打阴谋以此陷害韩世忠。岳飞和张俊奉命前往楚州按阅韩世忠军马时岳飞得知耿著的冤狱并随即写信告诉韩世忠由于得到宋高宗的庇护终于使秦桧陷害韩世忠的阴谋落空。岳飞又反对剥夺刘锜的兵权更加深了秦桧对岳飞的仇恨。当金朝表示和谈的意图时岳飞仍不顾安危上奏反对求和秦桧在加快求和的过程中也加快了迫害岳飞的步伐。同年八月岳飞已感到形势的险恶自请免职随即被罢去枢密副使但并没有能延缓秦桧陷害岳飞的步伐。九月一起类似陷害韩世忠的阴谋终于生秦桧党羽指使岳飞部将王俊向都统制王贵“告副都统张宪谋据襄阳为变冀朝廷还岳飞复掌兵”。王贵立即向枢密使张俊报告张宪随即被逮捕后又诬陷“张宪供通为收岳飞处文字后谋反”1。岳飞及子岳云即被投入大理寺狱审讯秦桧决心杀岳飞以警告所有敢于反对求和者。金军主帅宗弼在给秦桧的信中指出：“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也”2。这既可能实有其事也有可能是秦桧编造借以促使宋高宗下杀岳飞的决心。秦桧派御史中丞何铸审讯岳飞岳飞脱衣露出少年时母亲姚太夫人刺写在背上的“尽忠报国”“铸察其冤白之桧桧不悦曰：此上意也”3。秦桧见何铸不治岳飞谋反罪就改派万俟■审讯岳飞。十二月岳飞终于被定为谋叛罪。已经退闲的“韩世忠不能平以问秦桧桧曰‘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世忠怫然曰：‘相公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乎？’”4一代英豪岳飞终于以“莫须有”的罪名被赐死于大理寺狱时年39岁；子岳云、部将张宪被处死刑家产籍没家属都被配往广南、福建路居住。 绍兴三十一年（1161）十月在金帝完颜亮南犯的形势下才将“岳飞、张宪子孙家属令见管州并放令逐便”5。绍兴三十二年宋孝宗即位后追复了岳飞少保、两镇节度使、开国公等官衔、爵位；岳飞的夫人李氏、岳云的夫人巩氏追复封号岳云、岳雷、岳霖追复官衔岳震、岳霭（后改霆）及岳云、岳雷之子也补授官；岳飞又依礼改葬岳云祔葬岳飞的冤狱终于得到昭雪。岳飞于淳熙五年（1178）被追谥为武穆嘉泰四年（12o4）追封鄂王宝庆元年（1225）又追谥为忠武此前还追赠为太师。著作有后人所编《岳忠武王文集》。 第二节岳云张宪岳云1《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1绍兴十一年九月癸卯；卷142十月戊寅。2《金佗稡编》卷2o《吁天辨诬通叙》。 3《宋史》卷38o《何铸传》。 4《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 5《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3绍兴三十一年十月丁卯。 岳云（1119—1142）字应祥岳飞长子刘氏所生（岳飞次子雷亦为刘氏所生）但在岳飞长期离家抗金后刘氏已改嫁。岳飞、岳雷随祖母姚氏居住。建炎四年（113o）初岳飞进驻宜兴将离散多年的母亲及二子接来宜兴后岳飞又娶李氏。岳云“年十二从张宪战多得其力军中呼曰‘赢官人’”记载不无夸张很可能是岳飞将长子岳云托付给爱将张宪照看张宪出战时带着岳云岳云虽然年少但主将岳飞的长子临阵确能起到鼓舞将士斗志的作用。从此岳“飞征伐未尝不与”1。绍兴三年（1133）九月岳云随已任神武副军都统制的岳飞朝见宋高宗虽“年尚少上亦以战袍戎器赐之”2随后被授保义郎、阁门祗候开始正式成为军官。岳云“每战以手握两铁椎重八十斤先诸军登城”3在绍兴四年收复襄、邓的战役中先随牛皋攻下随州又随张宪攻占邓州；绍兴五年平定杨么起义军的战役中也建立战功但岳飞都不报功请赏。绍兴六年岳飞任湖北、京西路宣抚副使岳云任宣抚副使司书写机宜文字在进攻伪齐商州、虢州、蔡州等战役中再次建立战功但岳飞在上报的“本职功状内合乞推恩等第”的人员中仍未将岳云列入。南宋朝廷在对此战有功的将士论功行赏时岳云也“特转三官”时岳飞一再上书辞免并指出被列入“事状”中斩将陷敌立有奇功的将领只升一级而子岳云升三级“非所以示将士大公至正之道”1。 绍兴十年的北伐战争时金军袭击郾城失败后岳飞对岳云说：金军“犯郾城屡失利必回锋以攻颍昌汝宜以背嵬（亲军）援王贵”。金军主帅宗弼（兀朮）果然以1o万大军攻颍昌由于守城宋军不过3万众寡悬殊主将王贵怯战在岳云督促下王贵以董先、胡清守城王贵自与岳云出城西迎战岳云以所统背嵬军的骑兵冲击敌阵、步军分列左右两翼继进；王贵、岳云率军自辰至午血战半日胜负未分董先、胡清率生力军出城参战金军大败而逃。岳云“体被百余创甲棠为赤”2以功升为左武大夫、忠州防御使成为中级武官。 绍兴十一年八月岳飞被罢枢密使以宫观奉朝请时岳云也被授宫观闲差。同年十月秦桧制造陷害岳飞冤案时诬陷岳“云与（张）宪书令措置使（岳）飞还军”因为完全是无中生有就“且言其书已焚”。韩世忠诘责秦桧秦桧也只能说：岳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当岳飞以“莫须有”的罪名被赐死时岳云与张宪同被处斩岳云死时才23岁。 绍兴三十二年十一月岳云被追复左武大夫、忠州防御使官衔并以礼附葬岳飞墓；妻巩氏也追复恭人封号二子岳甫、岳申授官。嘉泰四年（12o4）岳云被追赠武康军节度使。 1《宋史》卷365《岳云传》。又本传以岳云为岳飞养子误。参见《金佗稡编》卷9《诸子遗事·岳云传》的王曾瑜考证。 2《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8绍兴三年九月庚由。 3《宋史》卷365《岳云传》。而《金佗稡编·诸子遗事·岳云传》等作铁锤王曾瑜在注释的考证中认为应是铁椎枪。 1《金佗稡编》卷14《家集》卷5《辞男云转三官札子》。 2《宋史》卷365《岳云传》。 张宪张宪（？—1142）岳飞心腹将领。建炎四年（113o）岳飞接回母亲及儿子岳云、岳雷后即将长子岳云托给张宪照管。绍兴元年岳飞奉命受张俊节制讨伐李成时统领张宪以兵驻守徽州（今安徽歙县）。同年十二月岳飞任神武副军都统制张宪任前军统制。绍兴二年岳飞讨伐曹成曹成自道州（今湖南道县）南下贺州（今广西贺县）并以兵扼守莫邪关（今地不详）前军统制张宪率部攻关军士郭进与旗头奋勇登关张宪遂攻占关城。曹成又率残部奔窜连州（今广东连县）岳飞“遂遣本司统制官张宪追赶掩杀收复连州”1曹成在岳飞追击下向韩世忠投降。曹成部将“郝政率众走沅州被白布为成报仇号白巾贼宪一鼓擒之”2郝政（晸）降于张宪。曹成部将杨再兴在莫邪关战役中杀死岳飞部将韩顺夫；张宪率军追杀时杨再兴又杀岳飞之弟岳翻。此时再次被张宪追杀杨再兴无路可逃跳入深涧中“张宪欲杀之再兴曰：‘愿执我见岳公’。遂受缚”3杨再兴后成为岳飞部下勇将。 绍兴三年三月岳飞奉诏镇压虔州、吉州地区农民起义“分遣统领官张宪取一路王贵取一路”并“躬亲统率军马取一路约期会合迎敌”1。四月张宪与王贵攻击起义军彭友、李满所部彭友、李满被俘虔、吉地区起义被平定。同年九月张宪进官武略大夫、吉州刺史成为中级武官。绍兴四年五月岳飞出兵攻取被伪齐占领的襄、邓六郡。张宪先在牛皋、岳云的助攻下攻占随州生俘伪齐知州王嵩。张宪又与王万、董先收复邓州；大败伪齐及金兵于唐州北又收复唐州。在岳飞收复襄、邓六郡中张宪也立了重大战功。同年冬金与伪齐联军入侵两淮进攻庐州岳飞派张宪、牛皋救庐州击退联军。 绍兴七年三月宋高宗拟将刘光世旧部划归岳飞统辖因张浚、秦桧的反对而作罢。岳飞气愤之下就报请解职为母守孝未得高宗允许就“以本军事务官张宪摄事”2。张宪作为岳飞的心腹临时代理管理军中事务。绍兴八年正月伪齐蔡州提辖白安时杀金兵胁持知州刘永寿携军民降宋岳飞也派张宪等前往受降。 绍兴十年夏刘锜据顺昌抗击金军岳飞奉诏救援即派张宪与姚政率兵赴援张宪等赶到时金军已败退。张宪遂转而折向西北袭取蔡州；大败韩常所部金军占领颍昌东进再攻占淮宁府。杨再兴抗击金兵于小商桥激战阵亡后张宪领援兵继至金军被打得大败而逃。张宪率徐庆等将领又大败金兵于临颍东北。张宪在此次北伐中原的战役中屡立战功。 绍兴十一年四月岳飞罢宣抚使改任枢密副使张宪改任鄂州御前诸军副都统制。九月在秦桧迫害岳飞的过程中作为岳飞爱将的张宪当其冲。当时张宪离开鄂州正前往镇江的枢密行府向枢密使张俊报告事务前军副统1《金佗稡编》卷19《家集》卷1o《追赶曹成捷报中省状》。 2《宋史》卷368《张宪传》。 3《宋史》卷368《杨再兴传》。 1《金佗稡编》卷19《家集》卷1o《虔州捷报申省状》。 2《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2绍兴七年七月丁卯。 制王俊受枢密使张俊指使即向都统制王贵诬“告副都统张宪谋据襄阳为变”1王贵立即向枢密使张俊报告。当张宪到达镇江随即被逮捕入狱。虽然枢密行府属吏王应求向张俊说明枢密院无权进行审案但张俊“不听亲行鞫炼宪被掠无全肤竟不伏”2。但张俊诬称张宪收到岳云书信命张宪设法使岳飞回军主持军务。张宪被械赴行在临安下大理寺狱。同年十二月当岳飞被赐死时张宪与岳云被处斩刑家属配往岭外居住家产被籍没。绍兴三十一年十月张宪家属与岳飞家属同时允许任便居住。乾道元年（1165）张宪追复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阆州观察使官衔四子也各补官张宪冤案也终于得到昭雪。嘉泰四年（12o4）张宪追赠宁远军承宣使。1《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1绍兴十一年九月癸卯。 2《宋史》卷368《张宪传》。 第五十一章吴玠吴璘第一节吴玠（附郭浩、杨政、吴拱） 吴玠吴玠（1o93—1139）字晋卿德顺军陇干（今甘肃静宁）人1。父吴扆为水洛城（今甘肃庄浪）寨卒升至指挥使当属乡兵。死后葬于水洛城因而全家徙居水洛城。吴玠约在政和元年（1111）从军在抗西夏战争中以功升进义副尉是未入品的小军官权（代理）队将。后参与镇压方腊起义军及河北起义军立功累转忠训郎已是入品的低级武官任权泾原第十一正将。靖康元年（1126）吴玠率军打败进攻怀德军（今宁夏固原北）的西夏军升任泾原路第十二副将。 建炎二年（1128）四月吴玠击败进犯的金军于青（清）溪岭（今甘肃泾川西南）升任权泾原路兵马都监兼知怀德军。十一月吴玠又收复华州（今陕西华县）随后又镇压史斌于鸣犊镇（今西安东南）以功升右武大夫已成为中级武官。 建炎三年张浚“谓中兴当自关陕始虑金人或先入陕取蜀则东南不可保”1高宗任命张浚为川陕宣抚处置使。十一月张浚到达秦州升吴玠为泾原路统制。 建炎四年（113o）初吴玠又升任泾原路马步军副总管成为一路的副统兵官。金军西路主帅完颜娄室侵占长安后派副帅撒离喝率军向西北进犯麻亭镇（今彬县南）。吴玠与张中孚、李彦琪等奉都统制曲端之命抗击于彭原店（一作自原店、白原）曲端则拥大军屯驻于后方的宜禄（今长武）。吴玠等与金军恶战初战告捷在金军再次攻击下吴玠所部前军稍有退却曲端不但不进兵支援反而立即退往泾州（今甘肃泾川）吴玠遂战败。金军乘胜进占邠州（今陕西彬县）在进行烧杀后又退走。彭原店之战被列为“建炎三大战”之一。“建炎、绍兴初诸将未尝敢与虏（金）战也独曲端与罗索（娄室）战于白原”但也战败。又称：“白原之败其（曲端）气已沮”2。其实曲端并没有直接参加或指挥作战可能只是听到部下报告此战的激烈情况即被吓破了胆反以吴玠违背他的节制而将吴玠降为怀德军知军。不久张浚即升吴玠为秦凤路副总管兼知凤翔府。张浚想牵制南犯江、淮的东路金军主力宗弼所部以避免金军再次渡江南下危及南宋政权决策在西北动攻势。金军宗弼随后奉令自率部赶往陕西以支援西路金军。八月吴玠升为权永兴军路经略司公事后收复长安。九月宋金“富平之战”宋军战败。吴玠收散兵退保大散关（今宝鸡西南）东的和尚原积粟列栅训练士卒死守以扼入蜀通道。 绍兴元年（1131）五月金军东路从凤翔西上西路自阶州（今甘肃武都）、成州（今成县）东出大散关合攻和尚原。西路金军先到和尚原北山吴玠士卒坚守阵地以逸待劳轮番作战、休息路狭多石金军被迫舍马1本章部分参考杨倩描《吴家将》河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宋史》卷361《张浚传》。 2《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9《建炎三大战》。 步战连战三天金军战败后退往西南的黄牛堡又遇大风雨雹被迫退走。东路金军正在攻打箭笞关（今陕西千阳南）吴玠又派兵击败东路金军金军第一次攻打和尚原失败吴玠以功升陕西诸路都统制。同年十月金军主帅宗弼（兀朮）率金兵数万“造浮梁跨渭水自宝鸡连三十里（结连珠营）垒石为城”1吴玠命诸将造劲弓强弩轮番射号“驻队矢”箭射如雨。宗弼所部“抵险不可进乃退军伏兵起且战且走行三十里将至平地宋军阵于山口宗弼大败将士多战没”2。宗弼“自入中原其败衄未尝如此也”3。和尚原之战后被列为南宋“中兴十三处战功”之一。吴玠以功建节授镇西军节度使。 绍兴二年吴玠兼任川陕宣抚处置使司都统制。次年正月金朝和伪齐联军攻陷金州（今陕西安康）利州路经略使刘子羽退守饶风关（今石泉西）并向吴玠求援吴玠率部自河池（今甘肃徽县）一日夜驱驰3oo里赶到饶风关抗击金兵激战六昼夜后因叛徒引金军从小路出关后吴玠战败退保西县（今陕西勉县西）金军占领兴元（今汉中）。吴玠放弃和尚原退往河池南仙人关在关右筑垒以守。绍兴四年二月金军主帅宗弼、撒离喝及伪齐刘夔率军1o万攻仙人关激战数日金军败退仙人关之战也被列入“中兴十三处战功”之一。吴玠以功升任川陕宣抚副使领二镇（奉宁、保静）节度使。 绍兴五年十二月南宋进行军制改革设行营护军以统主力部队吴玠所部由地方军“四川宣抚司军”次被编为朝廷直属的主力部队编为行营右护军右护军成为南宋的西北长城。此后川陕边境宋金双方大体都以守为主相对平静。 绍兴八年十二月宋金第一次议和。九年（1139）正月吴玠升开府仪同三司为使相随后又升任四川宣抚使。六月吴玠病死于仙人关终年47岁后谥武安。孝宗淳熙三年（1176）追封为涪王。 吴玠五子长子吴拱随父从军吴玠死时吴拱在右护军但官职不高。 川蜀地区除吴玠外主要将领是后来被称为“蜀中三大将”的吴玠弟吴玠与郭浩、杨政。 郭浩郭浩（1o87—1145）字充道德顺军陇干（今甘肃静宁）人。在“蜀中三大将”中资历最老北宋徽宗时从军北宋末累迁至领安州团练使已是中级武官。建炎元年（1127）任原州（今镇原）知州次年升泾原路兵马钤辖、泾州（今泾川）知州。建炎三年初兼权主管鄜延路经略安抚司公事。同年冬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以郭浩为秦凤路提点刑狱、秦州（今天水）知州并曾任权秦凤路经略使。建炎四年九月参与宋金富平之战后又参与和尚原、杀金坪之战历任凤翔知府、利州知州。后因与吴玠不协绍兴六年（1136）改任金州（今安康）知州兼永兴军路经略安抚使。 绍兴八年末宋金第一次议和以伪齐原辖区归宋。次年二月郭浩升1明庭杰：《吴武安玠功绩记》《琬琰集删存》卷1。 2《金史》卷77《完颜宗弼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8绍兴元年五月乙亥。3《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19《十三处战功》。 为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陕西宣谕使。六月郭浩被派往新收复地区任鄜延经略使、延安知府、同节置陕西诸路军马。绍兴十年三月面对金可能毁约南犯郭浩以枢密院都统制任永兴军（今西安）知军、永兴军路经略使。五月当郭浩仍在延安还未及到永兴军上任之际金军已自河中（今山西永济西）渡过黄河西侵很快占领永兴军等地。六月郭浩所部南下攻占醴州（今乾县）又击败围攻耀州（今耀县）的金军。“朝廷以三将权任相敌”1郭浩遂与吴璘、杨政同时建节郭浩升领奉节度使、侍卫步军都虞候。陕西大部已为金军占领郭浩改任金州（今安康）知州带永兴军路经略安抚使、节制陕西·河东军马。绍兴十一年十月郭浩所部已收复商州（今属陕西）、华州、虢州（今河南灵宝）时吴璘、杨政亦收复失地多处但同年底宋金“绍兴和议”后都被划归金朝。郭浩以枢密院都统制任金州知州兼金、房（今湖北房县）、开（今重庆开县）、达（今四川达县）州经略安抚使镇守川陕边境的东部地区成为南宋川陕防线三帅府之一。绍兴十五年（1145）死终年59岁谥恭毅2。 杨政杨政（1o98—1157）字直夫原州临泾（今甘肃镇原）人。北宋末从军南宋初成为吴玠部属。绍兴元年五月金军攻箭笞关吴玠派杨政击败金军以功升右武大夫成为中级武官。和尚原之战中杨政再次建功虽家属仍在金占领区仍然受到吴玠的信任成为吴玠的爱将。绍兴二年初任知方山原（今陕西陇县西南）击败来犯的金军升兼凤州（今凤县东北）知州。绍兴三年先后参与铙风关、仙人关战役以功升任环庆路经略安抚使、庆阳（今属甘肃）知府、同统制关外军马、兼节制成、凤、兴州（今略阳）。绍兴五年春金军渡淮南犯吴玠为配合南宋东南抗金战争派杨政、吴璘出兵北上攻占秦州又击败金援军升任泾原路经略安抚使兼环庆、利州路安抚使。绍兴八年末宋金第一次和议次年金以陕西地归宋杨政才得以迎取家属。同年六月吴玠死后杨政改任熙河路经略安抚使、熙州（今临洮）知州、川陕宣抚使司都统制地位渐与吴璘相近。十年三月杨政改任兴元知府。同年五月金军破坏和约渡黄河西上占领陕西大片地区杨政率军于凤翔府城南寨及宝鸡击败金军；又与吴璘联合抗击金军于凤翔府地区“凤翔之捷（杨）政奋不顾身功效显著”1因而建节领武当军节度使、侍卫步军都虞候。 绍兴十一年末宋金“绍兴和议”后杨政仍任川陕宣抚使司都统制都统制司置于兴元府杨政又兼兴元知府、利州路安抚使镇守川陕边境中部。绍兴十四年九月利州路分为东、西两路杨政改兼利州东路安抚使也置司兴元府。绍兴十八年五月撤销四川宣抚使司杨政所部改称“兴元府御前诸军”杨政任都统制。绍兴二十一年杨政因已建节十年以守边安静武阶官进为最高的太尉。绍兴二十七年（1157）死终年6o岁后谥襄毅。 1《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6绍兴十年六月乙酉。 2《宋史》卷367《郭浩传》。 1《宋史》卷367《杨政传》。 吴拱吴拱（？—1176）吴玠长子。早年随父从军。绍兴九年六月吴玠死后吴拱仍在右护军从军绍兴十一年“绍兴和议”前夕吴拱为右武郎、泾原路兵马都监已是中级武官后任右护军后部（右护军下分部相当于其他护军下的军）军官。绍兴十七年右护军改制为“兴州御前诸军”后吴拱任后部同统制、阶·成·西和·凤州都钤辖兼成州知州。绍兴二十九年吴拱升任枢密院副都承旨后任利州西路驻札御前中军都统制、阶·成·西和·凤州副都总管兼成州知州。 绍兴三十一年三月当金准备侵宋时吴拱以利州西路御前中军都统制率军三千东戍襄阳改任襄阳知府从此脱离西部防线。吴拱后升任鄂州驻札御前诸军都统制成为南宋中部防线的主要军事统帅又兼任湖北、京西制置使与镇江府御前诸军都统制兼淮东制置使成闵、建康府御前诸军都统制兼淮西制置使李显忠并称为三大帅吴拱的地位已近似于“绍兴和议”前的岳飞。同年十二月金军以水军进攻茨湖（今老河口市西北汉水南岸）吴拱部将史俊涉水登上金军船只杀敌金军船队惊慌失措其余宋军乘势进攻金军战败退走。茨湖之战后被列入“中兴十三处战功”之一1。吴拱所部在忠义军的配合下又攻占邓州继又派兵攻克汝州。绍兴三十二年二月吴拱更进屯南阳又派部将协助赵樽固守新占领的蔡州（今汝南）击败企图重占蔡州的金军。金军继续大举围攻蔡州时吴拱又派部将王宣率步骑1.3万往援于确山（今属河南）击败南下的金军赵樽得以乘机撤出蔡州南归王宣也率部归襄阳。继成闵、李显忠之后同年六月以赏茨湖之功的名义“鄂州驻札御前诸军都统制、充湖北京西制置使、京西北路招讨使吴拱为安远军承宣使、主管侍卫步军司公事”“时复与北人议和故三招讨并除管军而结局”1情形有些类似于“绍兴和议”前撤消韩世忠、张俊、岳飞三宣抚使司所不同的是并未收他们的兵权。 乾道五年（1167）吴拱任利州路安抚使、兴元府知府、驻札御前诸军都统制在任期间兴修水利“尽修六堰浚大小渠六十五里凡溉南郑、褒城田二十三万三千亩有奇。诏奖谕（吴）拱”2。后建节领武康军节度使。淳熙二年（1175）免职授宫观闲差次年出任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不久去世谥襄烈。 第二节吴璘（附吴挺、吴曦） 吴璘吴璘（11o2—1167）字唐卿吴玠弟。北宋末从军。建炎二年（1128）从吴玠镇压史斌以功升永兴军路书写机宜文字。建炎三年十一月川陕宣1《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95绍兴三十一年十二月庚子；《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19《十三处战功》。1《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oo绍兴三十二年六月庚午。 2《宋史》卷173《食货志》上一。 抚处置使张浚任命吴玠为统制吴璘以未入品的进武副尉“掌帐前亲兵”1后随兄吴玠参加“富平之战”。绍兴元年五月击败金军第一次进攻和尚原的战斗已以功屡迁为秦凤路兵马都钤辖、统制和尚原军马成为中级武官。十月参与“和尚原之战”吴璘以功升泾原路马步军副总管绍兴三年又以凤翔抗金战功升秦州知州、兼节制阶、文州军马。绍兴四年三月参与“仙人关（杀金坪）之战”以功升熙河路经略安抚使、熙州（今甘肃临洮）知州、统制关外军马仍节制阶、文州军马。 绍兴五年十二月吴玠所部编为右护军吴璘任统制。绍兴七年升兼陕西诸路都统制。行营护军常例不设都统制右护军由四川宣抚使吴玠直接统辖。绍兴九年春吴玠病重无力统辖军队任命吴璘为都统制以统辖右护军。六月吴玠病死吴璘遂成为右护军最高长官。当时宋金议和金归还陕西吴璘兼任秦凤路经略安抚使、马步军都总管、秦州知州吴璘认为此次和议不稳固为防金朝反复无常只以牙校三队前往秦州主力仍固守原地。次年五月金毁约攻入陕西占领永兴军等地右护军近一半因出戍而被隔绝在陕北吴璘被任命为同节制陕西诸路军马以统领陕西宋军抗金。六月几乎与东线刘锜保卫顺昌之战的同时吴璘与杨政、郭浩等与西线金军主将撤离喝大战于凤翔、扶风宋军攻占扶风又大败撒离喝于凤翔城西百通坊隔在陕北的右护军得以撤回川陕边境。九月吴璘以功建节领镇西军节度使。绍兴十一年九月吴璘又攻占秦州大败金兵于秦州北的剡家湾收复陕北一些州县声振关中宋金订立绍兴和议吴璘奉命退兵新复诸地重又划归金朝。 绍兴十二年吴璘改任阶、成、岷、凤州经略使屯驻兴州（今略阳）。绍兴十四年划分利州路为东、西两路吴璘任利州西路安抚使置司兴州。绍兴十七年行营护军中仅存的右护军改制为兴州御前诸军吴璘任都统制兼兴州知州、利州西路安抚使。“时和议方坚王（吴璘）独严备日为敌至之虞”1。绍兴二十一年升太尉。绍兴二十六年升开府仪同三司为使相职务官称因而也改为“领兴州驻札御前诸军都统制职事改判兴州。渡江以来未有使相为都统制者故改命之”2。 绍兴三十一年五月面对金帝完颜亮动侵宋战争的形势吴璘被任命为四川宣抚使置司兴州。九月金军游骑侵扰四川边境有病在身的吴璘随即乘肩舆上仙人关准备抗击大举进犯的金军。十月吴璘又兼领陕西、河东招讨使因病回兴州由于形势严峻只得再次扶病上仙人关指挥抗金战争吴璘部将们先后攻占陇州（今甘肃陇县）、洮州（今临潭）、兰州、原州（今临泾）等大片地区吴璘也数次亲临前线督战。南宋东西两线依靠年老有病的刘锜和吴璘指挥作战。同年十二月“诏吴璘班师（吴璘）知朝论主和于是弃德顺军仓卒引退金乘其后正兵三万得还者璘仅七千人偏裨将佐所存无几”3。 乾道元年（1165）五月吴璘升太傅封新安郡王仍任四川宣抚使改为判兴元府（今陕西汉中）。次年八月又改为判兴州。乾道三年（1167）1《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9建炎三年十一月。 1王曮：《吴武顺王璘安民保蜀定功同德之碑》《琬琰集删存》卷1。2《宋史》卷366《吴璘传》。 3《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oo绍兴三十二年十二月。 四月再任光元府知府兼利州路安抚使。五月吴璘病死终年66岁追封信王谥武顺。 吴挺吴挺（1138—1193）字仲烈吴璘子随父从军。绍兴二十八年正月时任兴州驻札御前中军第一正将的吴挺在宋高宗召见后升任“两浙东路兵马都监兼御前祗应”1留在都“行在所”临安任职。绍兴二十九年回川任添差利州路兵马钤辖次年任利州东路兴元府御前诸军前军同统制后改任利州西路兴州御前诸军前军统制兼主管中军军马。在绍兴三十一年的抗金战争中参与收复西北三路的战斗后任兴州御前诸军中军统制、熙河路经略安抚使。 孝宗乾道中吴挺又回到都任主管侍卫步军司公事乾道八年出任鄂州御前诸军都统制。 自吴玠、吴璘先后统率蜀兵达二十多年之久绍兴末吴璘病重时有人多次提出将吴璘之子、鄂州诸军都统制吴拱调回四川接替吴璘由于许多人反对四川军权形成吴氏世袭的状况而没有回四川任职。淳熙元年（1178）吴挺建节领定江军节度使并出任兴州诸军都统制2吴氏重又掌握四川的主要兵权。淳熙五年兼任利州西路安抚使、兴州知州。 光宗绍熙四年（1193）春久病的吴挺请求致仕但是以太尉致仕的诏书还未到达即已病死终年56岁后谥武穆。 吴曦吴曦（1162—12o7）吴挺子。淳熙五年随父吴挺到都临安后被留在都任职；淳熙十二年（1186）作为副使随章森出使金朝。绍熙四年吴挺死时吴曦正在和州（今安徽和县）知州任上。庆元元年（1195）元月升任建康都统制后任殿前都指挥使庆元六年春建节领昭信军节度使又升太尉。 南宋皇帝对吴氏世握兵权存有戒心：“吴氏世职西陲威行四蜀列圣皆留其子孙于中朝所以为虑者甚远。”而吴璘之子吴挺、孙吴曦也都是日夜思念返回四川重掌兵权吴挺是在宋孝宗准备攻金的思想指导下才被放回川任兴州都统制。当吴曦“久蓄归蜀之志朝廷不许”之时1适“会韩侂胄谋开边”收复失地以建立不世功勋吴曦“因附侂胄求还蜀”2。嘉泰元年（12o1）七月也是在南宋准备攻金的背景下吴曦被任命为兴州都统制兼兴州知州。 开禧二年（金泰和六年12o6）三月程松任四川宣抚使置司兴元府吴曦任四川宣抚副使置司河池；四月吴曦又兼陕西河东招抚使。南宋攻金战争已非正式开始吴曦也派兵进攻金秦州地区；五月南宋正式宣布进1《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9绍兴二十八年正月丙戌。 2《宋史》卷316《吴挺传》。 1《两朝纲目备要》卷7。 2《宋史》卷475《吴曦传》。 攻金朝。金章宗面对南宋的全面进攻决定争取吴曦降金蜀汉路安抚使、都大提举兵马事完颜纲在行军途中接到金章宗招降吴曦的诏书遂至吴氏祖居地水洛城（今庄琅）“访得曦族人端署为水洛城巡检使遣持诏间行谕曦”招降诏书中向吴曦明确表示：“若按兵闭境不为异同使我师并力巢穴而无西顾之虞则全蜀之地卿所素有当加封册一依皇统册（赵）构故事（指绍兴和议）。更能顺流东下助为掎角则旌麾所指尽以相付”“曦得诏意动”。同年十一月宋军几乎全线溃败；十二月吴曦降金据兴州自称蜀王金封吴曦为蜀国王金章宗对诱降吴曦成功十分得意自称“吴曦之降朕所经略”1。次年二月兴州中军正将李好义等冲入伪王宫杀死吴曦。吴曦终年46岁。 1《金史》卷98《完颜纲传》。关于吴曦降金问题《宋史》等多记载吴曦早有预谋《两朝纲目备要》卷9记载在宋下诏攻金前开禧二年四月吴曦已遣使前往金朝求封蜀王欠确当以《金史》记载为准。 第五十二章宋孝宗虞允文第一节宋孝宗孝宗之立后周显德七年（96o）正月赵匡胤动兵变夺取后周政权建立宋朝但在开宝九年（976）十月为其二弟赵光义所杀帝位从此传入宋太宗后裔一系。北宋为金所灭赵构重建宋朝史称南宋但仍在金军的追击下狼狈逃窜几无宁日。建炎三年（1129）二月金军奔袭扬州（今属江苏）宋高宗突受惊恐从此丧失生育能力再未生一男半女。同年七月独子赵旉又病死。南宋朝野认为是太祖的帝位为太宗所夺太祖子孙“仅同民庶”所以“艺祖（太祖）在上莫肯顾歆”以致北宋为金所灭南宋政权也朝不保夕应选太祖后裔为嗣子继承帝位南宋才能稳固。1高宗后于绍兴二年（1132）选了宋太祖后裔赵伯琮、赵伯浩养于宫中五月间又选定赵伯琮由婕妤张氏抚养但并未确认为皇子实际上仍期望自己生子。赵伯琮（1127—1194）即赵眘是宋太祖七世孙秦王赵德芳的后裔。父赵子偁舍试合格时任嘉兴县丞母张氏。绍兴三年二月赵伯琮赐名瑗初除和州防御使。但宋高宗得宠的才人吴氏（后封皇后）也请育一子。于是在绍兴四年五月又选了一个年已5岁的宋太祖后裔赵伯玖由吴才人抚养引起了大臣们的不安。次年五月宋高宗以“朕年二十九未有子”不肯封赵瑗为王只是依皇子例进授赵瑗为保庆军节度使、封建国公仍不确认为皇子1。绍兴六年正月赵伯玖赐名璩初除也是和州防御使因而中外议论纷纷。绍兴八年八月宋高宗以御笔想封赵璩为国公、节度使使其名位与赵瑗相等遭到左相赵鼎和执政王庶、刘大中等的反对而暂时作罢但赵鼎、王庶、刘大中随后被罢宰执而出任地方官。在秦桧独相后的绍兴九年三月赵璩终于被进为保大军节度使、封崇国公地位和礼遇又与赵瑗相等。在这场赵瑗、赵璩争夺皇子地位的斗争中岳飞也参与其间据说他还见过赵瑗说过“中兴基本其在是乎。”并向宋高宗秘密奏请立赵瑗为皇子宋高宗却对岳飞说：“卿虽忠然握重兵于外此事非卿所当与也”。这也是岳飞后来被处死的原因之一2。 绍兴十二年二月养育赵瑗的张氏死赵瑗也归吴氏抚养。吴氏与张氏争宠与争着抚养未来皇子的斗争虽因张氏之死而结束赵瑗也随后进为检校少保、封普安郡王但还是不立为皇子。相反地绍兴十五年二月赵璩也进为检校少保、封恩平郡王。两人礼遇仍然相同号称东、西府直到绍兴三十年二月赵瑗被收养已3o年宋高宗对自己生子也已失去信心。在金宋战争迫在眉睫的形势下普安郡王赵瑗被赐名玮字元瑰进为宁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为使相又进封为建王终于确立了皇子的地位赵璩随后也明确为皇侄。 绍兴三十一年九月金军渡淮南犯两淮很快失守。十一月的“采石之1《宋史》卷33《孝宗纪》一。 1《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9绍兴五年五月辛巳；参见《宋史》卷243《（高宗）吴皇后传》。2《鄂国金佗稡编》（王曾瑜校注本）卷21《建储辨》。 战”宋军粉碎了金军渡江的企图金帝完颜亮后也被部下杀死于扬州。南宋军民抗金呼声高涨认为终归于和的宋高宗急于禅位想将处理抗金还是求和的责任推给皇子赵玮并想立即禅位在臣下提出只有先立赵玮为太子然后再禅位为宜。于是绍兴三十二年（1362）五月立赵玮为皇太子改名眘、字元永。六月赵眘即位是为宋孝宗。高宗退位为太上皇、吴皇后为太上皇后南宋帝位从此归属于宋太祖的后裔。 隆兴北伐与和议宋孝宗即位后七月任命张浚为江淮宣抚使又命副相汪沏视师湖北、京西四川宣抚使吴璘兼陕西·河东路宣抚、招讨使；又为岳飞平反昭雪。战争也一直在断断续续地进行互有胜负。隆兴元年（1163）三月金朝索取被南宋占有绍兴和议以外的地区及贡赋南宋则提出重划疆界与地位平等的要求遭到拒绝。四月孝宗召见已任枢密使兼都督江淮东西路军马的张浚商议出师北伐。五月宋将李显忠先后攻占灵璧、虹县又与邵宏渊攻占宿州。金左副元帅纥不烈志宁反攻宿州宋主帅李显忠率部血战而副帅邵宏渊按兵不动邵宏渊子又率部南逃。李显忠不得已乘夜撤军南归金军也因伤亡过重而未追击宋军移师守淮。宿州治符离县故此战史称“符离之战”。宋军战败后求和派势力抬头奸相秦桧的党羽汤思退出任右相又升任左相张浚虽升任右相但汤思退在宋金和战问题上竟然要宋孝宗“奏禀上皇而后从事”尽管宋孝宗气愤地指出：“今日敌势非秦桧时卿议论秦桧不若。”汤思退虽然也于隆兴二年十一月被罢相且不久死于贬途中但宋孝宗终于屈服“朕以太上圣意不敢重违”。于十二月以“正皇帝之称为叔侄之国岁币减十万之数地界如绍兴之时”1不再称臣岁贡也改称岁币订立和议史称“隆兴和议”。 注意展经济和文化展经济先在于减轻人民负担。宋孝宗不仅屡次下诏减轻人民负担而且注意实效。例如南宋初年以来经常提前征收本税季的田赋称为“预催”。夏税虽然规定是八月半纳毕而主管税收的户部却规定七月底以前就要送到都临安。到宋孝宗时已提前到五月甚至四月送到户部各地必须三、四月就要征收而此时的农作物根本没有成熟虽然多次下诏禁止但户部并不执行。因为每年四、五月间指靠预催到的61万贯折帛钱供开支使用若不预催“恐至期缺误”。淳熙四年（1177）孝宗得知后就说：“既是违法病民朝廷须别作措置安可置而不问。”于是参知政事龚茂良提出将户部原先每年八月向南库借的6o万贯钱提前到四月上旬借用“户部自无缺用可以禁止预催之弊”。宋孝宗随即下诏此后必须按照规定时间收田赋违者劾奏。拖延多年的预催问题在宋孝宗亲自干涉下终于得到解决至少在宋孝宗时期因而“民力少宽”1。又如地方官常以“羡余”名义进奉钱财希望得到皇帝的恩宠宋孝宗在乾道五年（1169）时就指出：“今1《宋史·孝宗纪》一《宋史》卷371《汤思退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2o《癸未甲申和战本末》。1《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55缺字据《文献通考》卷5添补。 日财赋安得有余”并且表明不接受地方官进献的“羡余”。但到淳熙五年绍兴知府张津又将“本府支用剩钱四十万贯”作为羡余进献宋孝宗诏令将此钱即作为“代纳今年和买、身丁（税钱）之半”如有的人户今年已纳则折算成明年应纳税钱之数宋孝宗以之“警厉臣工风动中外”2规劝官员为民多办实事。 宋孝宗经常督促地方官兴修水利“勉农桑尽地利”指出“水利不修失所以为旱备”3而且注重水利的实效。如在淳熙二年（1175）时指出：“昨委诸路兴修水利以备旱干今岁灾伤乃不见有灌溉之利若非当来修筑灭裂即是元申失实”并对江东路失职官员给予降官以示惩罚。孝宗时“水利之兴在在而有其以功绩闻者既加之赏矣否则罚亦必行是以年谷屡登田野加辟虽有水旱民无菜色”4虽不无夸张但大体反映了当时的情况。 世界上最早由国家行纸币（会子）还是高宗末绍兴三十年（116o） 的事。此前的纸币（交子）是四川地方行用于四川地区。会子是用楮木皮造的纸印制的也称楮币或只称楮。宋孝宗即位之初的隆兴元年（1163）即下诏将会子加盖“隆兴尚书户部官印会子之印”以表明是由朝廷户部行的纸币增加其权威性以促进其流通。宋孝宗对会子十分关心。“楮（会子）未至于滞（指民众不信任而难于流通）也而已虑其滞隆兴元年广行堆垛本钱（即纸币行的准备基金）以给之；楮未至于轻（指贬值）也而已虑其轻淳熙二年多出金银以收之；楮未至多（指行量过多）也而已虑其多淳熙三年更不增见（现）在之数。故赵雄谓圣虑深远不复增印民间艰得自然贵重而楮币通矣。”1即是对宋孝宗纸币政策的评价。由于政策恰当保持了纸币币值的稳定与流通不仅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展也是宋孝宗时社会经济繁荣兴盛的反映。 宋孝宗一改北宋后期与南宋初期树一派打一派的学术政策他对主流学派王安石新学及新兴起来的程朱理学采取兼容并蓄、共同展。宋孝宗虽也对新学有一些微辞但对理学派攻击新学推崇理学却并不支持如乾道四年太学录魏掞之攻击“王安石父子以邪说惑主听游人心驯致祸乱”“请废王安石父子从祀追爵程颐列于祀典”不仅不予理会还将他出为台州州学教授2。而沉寂了三十多年的苏氏蜀学在宋孝宗即位后重新兴起。宋孝宗为苏轼文集作序赞扬并追谥苏轼“文忠”、苏辙“文定”追赠苏轼太师对苏氏蜀学的展起到推动作用。正是宋孝宗倡导的百家争鸣、共同展的学术环境才使得58岁的朱熹在淳熙十四年（1187）也不得不说：“若诸子之学同出于圣人各有所长而不能无所短”1。在随后举出的诸子中不仅有理学派代表人物也有新学派的王安石和王雱以及蜀学派的苏轼。由于有这样的社会环境才造就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文人学者正如南宋末年著名学者黄震所称许的孝宗乾（道）淳（熙）时“正国家2《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56。 3《宋史》卷173《食货志》上一。 4《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54。 1《宋史》卷181《食货志·会子》《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46。 2《宋史》卷459《魏掞之传》《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47。 1《朱文公文集》卷69《学校贡举私议》。 一昌明之会诸儒彬彬辈出”2。其时不仅有著名的思想家朱熹、6九渊、陈亮、叶适；还有著名的文学家如6游、范成大、杨万里、尤袤著名词人辛弃疾等他们都活跃在宋孝宗时期。 锐意恢复壮志未酬“隆兴和议”虽是宋金所有和议中屈辱最轻的和议但毕竟不是平等的和议在南宋皇帝接受金朝国书时要求平等的礼仪被金朝拒绝后宋孝宗决心通过武力以雪国耻。 主张抗金的大臣张浚已于和议前去世宋孝宗转而依靠指挥采石之战的虞允文。虞允文于乾道五年（1169）升任右相兼枢密使乾道八年升任左丞相（新官制）。宋孝宗决定采取分别从江淮、四川东西两路攻金的策略因而任命虞允文为四川宣抚使。此前一年宋孝宗还将三衙之一的侍卫马军司移屯建康以建康作为宋军东路的前进基地。但是虞允文到四川后却迟迟不能确定出兵的日期而且不久即于淳熙元年（1174）病死使得宋孝宗与虞允文相约东西两路攻金的战略落空。此后宋孝宗虽然也整军练武积极作好攻金的准备又几次以接受金朝国书仪式不平等而难企图以之激化矛盾引军事对抗但他既受制于太上皇高宗又得不到大臣们的支持每次都以太上皇有旨而姑听仍旧。“寿皇圣帝（孝宗）之志未尝一日而忘中原也是以二十八年之间练军实、除戎器、选将帅、厉士卒所以为武备者无所不讲”1。金世宗也“每戒群臣积钱谷谨武备必曰：‘吾恐宋人之和终不可恃’盖亦忌帝（宋孝宗）之将有为也”。但始终制约宋孝宗的太上皇宋高宗直到淳熙十四年（1187）才以81岁的高龄去世宋孝宗已是年过6o的花甲老人。 淳熙十六年（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正月金世宗去世皇太孙完颜璟（金章宗）即位。宋孝宗面临着此前向金世宗称侄现在又要向其孙金章宗称侄的局面否则就可能生对抗。而宋孝宗也已失去早年恢复中原的雄心壮志决心将此局面留给“英武类己”的皇太子赵惇。同年二月即禅位为太上皇赵惇即位是为宋光宗。宋孝宗于绍熙五年（1194）逝世享年68岁。宋孝宗在位期间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史称为“卓然为南渡诸帝之称”2。宋孝宗是南宋名副其实的中兴之主。 第二节虞允文采石之战虞允文（111o—1174）字彬甫隆州仁寿（今属四川）人。父虞祺北宋末政和年间进士仕至潼川府路转运判官。虞允文南宋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1历任通判、知州等四川地方官。绍兴二十八年改任秘书丞2《慈溪黄氏日抄分类》卷68《读水心集》。 1《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29。 2《宋史》卷35《孝宗纪赞》。 1杨万里《诚斋集》卷12o《虞公（允文）神道碑》；《宋史》卷383《虞允文传》作绍兴二十三年误。开始到朝廷任职。不久兼任国史院编修官历吏部员外郎、兼右司员外郎。绍兴三十年以守起居舍人兼权中书舍人借工部尚书衔任贺金正旦使回朝后任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 绍兴三十一年（1161）十月金军渡淮南犯南宋都临安一片慌乱许多官员把家属送出京城以便随时逃跑。在宰相陈康伯坚持抗战下起用已病的老将刘锜担负起江淮前线的全面抗金重任。但淮西主帅王权刚进抵庐州（今安徽合肥）一听到金军渡淮随即望风逃窜金军如入无人之境直抵长江北岸。宋高宗为应付危急局势任命知枢密院事叶义问为督视江淮军马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虞允文任参谋军事洪迈与冯方任参议军事临江督战。十月末叶义问、虞允文等到达镇江金帝完颜亮已到达长江北岸的西采石、杨林渡（今安徽和县东南）多日。十一月初叶义问、虞允文到建康府王权的部下已退到长江南岸的东采石王权也已被罢建康府御前诸军都统制职改调李显忠接任但还未到任。叶义问派虞允文到东采石犒师并前往芜湖催促李显忠赶快前来上任。但当虞允文到达东采石时见逃到江南的王权部下将士群龙无三五成群地散坐路边骑兵已没有了马匹士气十分低落。遥望长江北岸金营遍野“金主（完颜）亮登高台张黄盖被（服）金甲据胡床而坐（宋）诸将已为遁计”1。身任参谋军事的文官虞允文立即召集原王权部下的将官告以只能死里求生奋起抗敌遂即整顿队伍并于长江南岸山间布阵但水军虽有战船却不敢出击虞允文立即命令当涂民兵登船共准备同抗击金兵。金帝完颜亮亲自指挥金军渡江“一瞬间七十余舟已达南岸其登岸者与官军战”将官时俊在虞允文的激励下“手挥双长刀出阵奋击士皆殊死战无不一当百俘斩略尽”金军败退登船北逃又被南宋民船攻击纷纷落水共杀死金兵4ooo多俘5oo多2。次日虞允文又派盛新率船队出击北岸的杨林渡口大败金水军并烧毁金军渡江用的船只完颜亮渡江南侵计划破灭遂移师扬州企图改由此渡江南犯。“采石之战”是南宋唯一的一次击败金军渡江的战役在宋金战争史上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当新任建康都统制李显忠率部赶到东采石时采石之战已经结束虞允文随即率李显忠的部将李棒所统1.6万人及战船1oo艘前往镇江与刘锜会兵抗金由于镇江宋军严阵以待完颜亮又下诏强迫金军限期渡江金军将士鉴于采石渡江战败的教训遂杀完颜亮后还军归附新即位的金世宗。经营川陕绍兴三十二年（1162）二月虞允文升任兵部尚书、川陕宣抚使在前往四川的途中先后与京西制置使吴珙、荆南都统制李道会见于襄阳、四川宣抚使吴璘会见于河池商讨攻金战略。他提出“以大军出关辅因长安之粮以取河南因河南之粮而会诸军以取汴则兵力全而饷道省至如两河可传檄而定”的战略1上奏高宗又申报于皇子、建王赵玮（孝宗）。吴璘遂出兵陕西收复西北三路的十六州大片地区。六月孝宗即位副相史浩1《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94绍兴三十一年十一月丙子。 2《虞公（允文）神道碑》。 1《虞公（允文）神道碑》。 主张退守四川虞允文前后凡上十五疏力争不可弃陕西新复失地但未被采纳。九月虞允文因反对退兵而被罢为夔州知州。此时虞允文还上奏：“论德顺守战之利不可轻弃”。“若朝廷必欲弃新复之地臣决不敢卖国为苟容之计”。而对于罢宣抚使职后“尚付以夔之方面感极涕零”2。但力主放弃新收复西北三路地区的副相史浩已于隆兴元年（1163）正月升任右相兼枢密使随即亲自代撰诏书给吴璘称：“弃鸡肋之无多免狼心之未已。”已经患病的吴璘知道朝廷的意图“已弃德顺道为金人所邀将士死者数万计”3。由于决策者的错误当年四月孝宗动北伐战争时东线虽取得胜利但川陕有利的态势已经尽失吴璘军因受到重大损失不但不能共同出兵北伐甚至失去了在西线牵制金军的作用。当虞允文随后朝见宋孝宗时再次上奏论及当前形势并指陈放弃西北三路十六州地区的利害关系宋孝宗才知道被右相史浩的弃地策略所误史浩随即于五月中旬被罢相降任地方官。五月下旬“符离之战”宋军溃退。六月虞允文自太平州（今安徽当涂）知州再任兵部尚书并兼湖北、京西宣谕使；七月改制置使负责江汉防务。隆兴二年左相汤思退以放弃宋军攻占的唐（今河南唐河）、邓（今属河南）、海（今江苏连云港市海州区）、泗（今盱眙西北）四州地以求和虞允文虽极力反对弃地议和但四州地终于被放弃。虞允文改任平江知府。同年十月金为迫宋再放弃攻占的商州、秦州等地再次渡淮南下十一月左相汤思退因而被罢相不久死于贬途中。主战的虞允文升任同签书枢密院事再升同知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但和议已定。乾道元年（1165）二月左相陈康伯罢相后宰相空缺只有参知政事钱端礼主政。同年三月虞允文又升为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成为两副相之一。参钱端礼一心想升宰相他因接受李宏所送玉带为吏部侍郎章服所弹劾并诬称玉带经虞允文转送事虽辨明章服亦被罢官谪居汀州（今福建长汀）但虞允文仍罢官授宫观回四川家乡闲居1。 乾道三年二月虞允文被重新启用任知枢密院事。五月四川宣抚使吴璘死；六月以虞允文任知枢密院事兼四川宣抚使接替吴璘镇守西疆。虞允文到任后召集川蜀四路的转运使“会计财赋所入对立兵额”2整训军队强者任战守次者备辎重裁减老弱者达1.7万多人岁省军费9oo万核实民兵得2.3万多人并以官田安置归附南宋的金朝人（归正人）2万人修缮营垒、兵器选拔将校；又奏除历年州县所欠税赋343万贯禁止提前征收两税、盐税、酒税核减两税中的虚额。适遇邛（今四川邛崃）、蜀（今崇庆）等十四州生饥荒虞允文又免除当年租税并开仓赈灾数十万民众赖以渡荒四川军政面目一新。 乾道五年（1169）虞允文被召回升任枢密使。八月又升为右相兼枢密使举用胡铨、周必大、赵汝愚、晁公武、李焘、吕祖谦、辛弃疾等名士。乾道七年十月金使乌林答天锡来贺会庆节（孝宗生日）节前一天金使上朝。“固请上（孝宗）降榻问金主起居”遭到孝宗的拒绝但金使“天锡跪不起侍臣错愕失措”。虞允文请孝宗退朝回宫并对金使说：“‘大2黄淮、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336。 3《宋史》卷383《虞允文传》《宋史》卷33《孝宗纪》一。 1《虞公（允文）神道碑》记载不确此系参据《宋史·虞允文传、孝宗纪、宰辅表》撰写。2《宋史》卷34《孝宗纪》二。 驾既兴难再御殿使人来旦随班上寿’金使惭而退”。会庆节这天金使只好随班入见。虞允文只是协助宋孝宗阻止了这一次不平等的礼仪。宋、金地位不平等使宋孝宗一直不能忘怀决心通过武力来达到地位平等并进而收复中原。同年虞允文以侍卫马军司的牧地原在都临安郊区“地狭不利刍牧请令就牧镇江缓急用骑过江便”先移牧地于镇江；又将侍卫马军司移于建康积极为北伐作准备。乾道八年二月更改宰相官称虞允文进为任左丞相仍兼任枢密使后在用人问题上与宋孝宗意见相左因而求辞相。但宋孝宗在抗金问题上仍想依虞允文曾对他说：“丙午（靖康元年1126）之耻当与丞相共雪之。”1九月虞允文罢相以少保、武安军节度使任四川宣抚使封雍国公。宋孝宗希望虞允文按照绍兴三十二年提出的进军陕西挥师东入河南的计划宋孝宗则督师北上预定某日会师河南。虞允文则吸收当年任川陕宣抚使时被迫从已攻占西北三路十四州退兵的教训提出：“异时戒内外不相应。”孝宗回答说：“若西师出而朕迟回即朕负卿；若朕已动而卿迟回即卿负朕。”1宋孝宗亲自到正殿赐酒赋诗送行并让虞允文在殿门乘马持节度使仪仗出京城的特殊礼遇。虞允文虽已年过花甲但仍怀着光复中原的信念立即上道于乾道九年初抵川设幕府于汉中。先适当增加军人的俸禄使能养家以提将士的士气；养马户免其赋役以增加养马数量；又听取大将秦琪的意见改变兵力分散的状况以使军势尾相应。选拔将校赏罚分明积极备战。宋孝宗则以急不可待的心情期望早日动对金战争。乾道九年九、十月间两次向金提出受书礼仪平等的要求都被拒绝。宋孝宗即以密诏催促虞允文兵虞允文由于军需未备并向宋孝宗提出：“机不可为但令机至勿失耳。植根本国富强待时而动可也安敢趣师期为乱阶乎。”引起宋孝宗的不满虞允文也知道宋孝宗的心情为了不负厚望更加积极备战日夜奔忙“戴星乘马冰满鬓髯”而不顾终于因此得病2于淳熙元年（1174）二月辞世享年65岁赠太傅赐谥忠肃。 1《宋史》卷383《虞允文传》《虞公（允文）神道碑》《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5o。1《宋史》卷383《虞允文传》。 2《虞公（允文）神道碑》。 第五十三章朱熹6九渊吕祖谦第一节朱熹朱熹（113o—12oo）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晚年号晦翁、云谷老人、遁翁、沧州病叟别号紫阳；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因长期寄居福建朱熹的学术被称为“闽学”；又因他于建阳建考亭精舍讲学所以也称为考亭之学。 父朱松（1o97—1143）字乔年号韦斋。政和八年（1118）同上舍出身授建州政和县尉。后调尤溪尉监泉州石井镇。绍兴四年（1134）除秘书省正字。历官著作郎、尚书度支员外郎兼史馆校勘司勋、吏部郎等。朱松为人刚直因反对和议忤秦桧被排挤出知饶州未上任。绍兴十三年（1143）病死于建瓯。时朱熹年仅14岁。朱松早年从学于理学大师杨龟山（时）的弟子罗豫章（从彦）其学术与操行对朱熹的成长有一定的影响。从师事三先生到从学李延平宋高宗建炎四年（113o）朱熹出生在南剑州尤溪县在社会动荡不安中渡过他的青少年时代。14岁以前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早年读《四书》是很辛苦的。但他在读书中找到兴味说读书要有一种沉潜的功夫要专一读到不忍舍处方是见得真味。少年的朱熹在读儒家经籍中立下成“圣人”之志说：“某十数岁时读《孟子》言‘圣人与我同类者’喜不可言！以为圣人亦易做。”1后来他在训门人中要他的弟子为学须立志涵养气质就事上、在日用间理会出道理。这也是他早年读书的经验和体会。 朱熹1o岁前所受的是启蒙教育11岁“受学于家庭”2从父亲朱松学。这一年朱松罢官来建阳寓居也有了空闲教育自己的儿子。朱松师从罗从彦罗从彦为杨时的学生。杨时受学于理学创立者程颐。朱松早年拜见程颐学《周易程氏传》。朱熹自幼在这样的家学的氛围中成长起来受到理学的熏陶。《朱子行状》说：自韦斋先生得中原文献之传闻河洛之学推明圣贤遗意日诵《大学》、《中庸》以用力于致知诚意之地。先生早岁已知其说而心好之。 朱熹14岁父亲辞世。受父命从学于胡宪（字原仲籍溪先生）、刘子翚（字彦冲屏山先生）及刘勉之（字致中白水先生）。三先生都与理学有着不同的渊源关系；但三先生所传又都夹杂着释老之学。二刘过世后朱熹独事胡籍溪。另外有几个僧人如道谦等对朱熹的影响也相当大。在李侗（延平先生）前朱熹所学相当博杂出入佛老。他自己说：“某旧时亦要无所不学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事事要学。”1朱子青少年时所学博杂不仅要看到其负面的作用也应看到理学的完备需要一个广阔的知识基础。融会释老儒是理学展的需要。 朱熹18岁建州乡贡高中。次年礼部试赐同进士出身。22岁入1《朱子语类》卷1o4《自论为学工夫》。 2王懋竑：《朱子年谱》卷之1上。 1《朱子语类》卷1o4。 都铨试授迪功郎、泉州同安主簿。绍兴二十三年（1153）赴同安任途中拜见李侗。李侗强调“默坐澄心体认天理”。但初次相见李侗强调儒佛区别的观点没有被朱熹接受。绍兴二十六年秩满。二十八年差监潭州南岳庙。 绍兴二十八年正月朱熹徒步走了一百多里再次见李侗。绍兴三十年冬朱熹又一次见李侗。绍兴三十二年迎谒李侗于建安。数见李侗经过指点与自己的探索朱熹终于体会出李侗思想的意义从而完成“逃禅归儒”的转变。朱熹说：“某少时未有知亦曾学禅只李先生极言其不是。后来考究却是这边味长。这边长得一寸那边便缩了一寸。”2李侗称赞朱熹“进学甚力乐善畏义吾党鲜有”3。朱熹因李侗而得二程理学的正传而二程理学也因朱熹的展而臻于完备。 朱熹中举后在同安任内主县学开始了讲学活动。 集理学之大成从朱熹一生的学术生涯上看可以分成三个时期。 一、从隆兴元年（1163）到淳熙四年（1177）即34岁到48岁是朱熹学术体系初步形成时期。他一方面继续辟佛一方面系统编辑理学家的言论、文字把理学精神糅进儒家的经籍基本完成《四书》的纂修。 宋孝宗即位诏求直言朱熹即上封事要求熟讲帝王之学早定修攘之计。隆兴元年（1163）复召入对奏事垂拱殿除武学博士。此前在绍兴二十九年（1159）朱熹编《上蔡语录》。隆兴元年编成《延平答问》写出《论语要义》编《论语训蒙口义》。乾道八年（1172）作《语孟精义》；再刻时改名《语孟要义》；后又改为《语孟集义》。隆兴二年（1164）有《困学恐闻编》。 孝宗乾道元年（1165）朱熹请祠差监南岳庙。乾道年间编写的有《程氏遗书》、《程氏外书》；《太极图说解》、《通书解》及《西铭解义》等。乾道八年编成《资治通鉴纲目》59卷。这是朱熹要使史学“会归理之纯粹”的工程。朱熹说：“臣旧读《资治通鉴》窃见其间周末诸侯僭称王而不正名。汉丞相（诸葛）亮出师讨贼而反书‘入寇’。此类非一殊不可晓。又凡事之尾详略一用平文书写虽有目录亦难寻检。”1他认为司马光所撰《资治通鉴》存在两个方面的缺憾一是没有以天理的教条对历史进行褒贬评论。二是编排形式上由于眉目不清而难以检寻。他以纲目体改编《资治通鉴》使“岁周于上而天道明矣统正于下而人道定矣大纲概举而监戒昭矣众目毕张而几微著矣。是则凡为致知格物之学者亦将然有感于斯”。同年又完成《八朝名臣言行录》的编纂。 乾道九年（1173）编写成《伊洛渊源录》一书。这是一部学术史著作。淳熙二年（1175）朱熹与吕祖谦共同编《近思录》。淳熙四年（1177） 完成的作品有《论语集注》、《孟子集注》、《论语或问》、《孟子或问》；又序定《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这是朱熹理学体系初步建立的标志。2《朱子语类》卷1o4。 3《李延平集》卷1。 1《朱文公文集》卷22《贴黄》。 朱熹同吕祖谦以及湖湘学派的张栻及6九渊商榷、辩论；特别是淳熙二年（1175）鹅湖之会朱熹与6九渊辩论对促进朱子理学体系的展有重要的意义。 二、淳熙五年（1178）至绍熙五年（1194）朱熹49岁至65岁为进一步展时期。朱熹的主要活动是通过讲学和同其他学派的辩论扩大朱学学派的势力与学术影响。另一个方面是继续使学术的各个方面理学化。对“四书”及其他儒家经籍以理学的教条重新解说构建出理学的体系。 朱熹一向重视教育和亲自讲学。早在同安任上他主县学“选邑秀民充弟子员日与讲说圣贤修己治人之道”1。乾道六年丁母忧期间于建阳建寒泉精舍有蔡元定等执弟子礼来从学。淳熙五年（1178）除知南康军。次年于任上复建白鹿洞书院亲自为诸生讲《中庸章句章或问》拟定《白鹿洞书院学规》。 淳熙八年（1181）除提举江南西路常平茶盐公事后由于浙东生饥荒改为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于任上“钩访民隐按行境内”厘革弊政颇有成效。因弹劾有劣迹的唐仲友由此得罪辅臣王淮。朱熹请祠。淳熙十年主管台州崇道观于武夷五曲建武夷精舍。武夷讲学时期是朱学展至关重要的时期。福建、浙江、江西及皖南等地士子纷纷前来就学。朱学得以大规模地传播。 朱熹一生的学术活动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即同其他学派争辩他确实想通过辩论以排斥其他学派。在武夷精舍讲“正心诚意”时赋诗明志：“明年定对白虎殿更诵《大学》《中庸》篇。”1他期望在一代人君的支持下使朱学成为钦定的一统学术但在他生前却没有这样的好运。 吕祖谦去世后各个学派也展开更为激烈的争辩形成“议论蜂起”的局面。朱熹也全面开展对其他学派的斗争。湖湘学派主帅张栻倒向朱学乱了自家阵营。吕学一部分门人投入到朱熹门下。6学还是一大宗但6子寿向朱熹表示悔意。所以朱熹接着把论辩的矛头主要对着“浙学”。 吕祖谦病逝于婺州朱熹对交游甚密老友的学术责难并没有减轻进而对吕祖谦之弟吕祖俭大张挞伐说：“伯恭无恙时爱说史学身为后生辈糊涂说出一般恶口家议论贱王尊霸谋利计功更不可听。”“婺州自伯恭死后百怪都出。”说金华派“全然不是孔孟规模却做管、商见识”2。骂永嘉学派“卑污”永嘉学者“它自知定学做孔子不得了才见个小家活子便悦而趋之。譬如泰山之高它不敢登；见个小土堆子便上去只是小”3。朱熹与永康派陈亮展开了王霸义利之争。早在淳熙九年陈亮访朱熹朱熹就批评了陈亮。从淳熙十一年（甲辰年）到十三年（丙午年）双方书函往返关于王霸义利问题展开大争论表达对道德功利的看法反映出各自的历史观点。这在学术史上是一件大事。 朱熹知道自己的批评过分“刻画太精”但在学理的是非上是不会放过的“若孟子之辟杨墨也只得恁地辟”。于诸家中对陈亮的学说攻击尤力但效果不大朱熹说：“陈同父学已行到江西浙人信向已多。家1《宋史》卷429《朱熹传》。 1《朱文公文集》卷4《读通鉴纪事本末》。 2《朱文公文集》卷35《答刘子澄》。 3《朱子语类》卷123。 ------------ 41 家谈王伯不说萧何、张良只说王猛；不说孔孟只说文中子可畏！可畏！”又说：“江西之学只是禅浙学却专是功利。禅学后来学者摸索一上无可摸索自会转去。若功利则学者习之便可见效此意甚可忧。”1把浙学作为主要靶子来批判甚至把浙学放在禅学之上来攻击可以看出朱熹思想实质。 此外还继续与6九渊辩“太极”、“无极”诸问题等。 在这一阶段朱熹写成《易学启蒙》、《周易本义》；修订刊刻《诗集传》。特别是在淳熙十六年（1189）序定《四书集注》次年刊刻于漳州这标志着朱学思想体系的成熟。 淳熙十四年（1187）朱熹58岁除江南西路提提点刑狱公事。 淳熙十五年朱熹上封事奏事延和殿说今日之“大本”在正皇帝之心。天下有“急务”者六：即辅翼太子选任大臣振举纲纪变化风俗爱养民力修明军政。次日除主管太一宫兼崇政殿说书朱熹力辞除秘阁修撰奉外祠。 淳熙十六年（1189）八月朱熹除江南东路转运副使以疾辞十一月除知漳州。次年即光宗绍熙元年（119o）至漳州。在漳州任上奏除无名之赋7oo万减经总制钱4oo万。他欲方量土地行经界法为土豪及在朝权势者所沮。后以子丧请祠。绍熙四年（1193）知潭州兼荆湖南路安抚使。绍熙五年四月去长沙上任。在任数月用镇压安抚手段平息少数民族起义。重建岳麓书院明教化四方学者毕至。在抑豪民严武备诸多方面有政绩。三、从宁宗庆元元年（1195）至六年（12oo）朱熹去世朱学进一步完善同时朱学内又孕育嬗变的因素。 宁宗即位除朱熹焕章阁待制、侍讲。但朱熹在朝不过46日即被排挤出朝。朱熹回建阳建竹林精舍后改名沧州精舍继续他的讲学与著述事业。 庆元二年韩侂胄禁理学沈继祖指控朱熹十罪。庆元党禁立《伪学逆党籍）籍“伪学”赵汝愚、朱熹、吕祖泰、蔡元定等59人。朱熹的门人“从游之士特立不顾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师过门不入甚至变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别其非党。而（朱）熹日与诸生讲学不休。或劝以谢谴生徒者笑而不答”1。在学术上他写成《楚辞集注》、《仪礼经传通解》、《韩文考异》以及《周易参同契考异》；修改整理《资治通鉴纲目》等。所有这些都标志朱熹学术进一步深化但朱学在文献学上注意训诂章句以及博采的特点也显示出来了。 庆元六年（12oo）三月初九这位一代学术大师在凄凉中辞世。临终前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尽管朝中禁道学很严厉但一些门人学者还是不顾禁忌奔赴建阳。十一月蔡沈、黄榦主丧葬事参加会葬者近千人。朱熹力图使经学、史学、子学及文学融入理学中去而且他也确实建立了一个宏大的学术体系缕析理学的渊源及传授学脉。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后人编纂的有《朱子语类》、《朱文公文集》。庆元党禁解除后朱学地位不断上升。经真德秀、魏了翁的努力朱学终于上升到统治的地位。陈淳、黄榦、蔡元定等门人护师门在一些方面展了朱熹的学术。由黄榦1《朱子语类》卷123。 1《宋史》卷429《朱熹传》。 而金华四先生（即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及黄震在闽、浙、赣一带传播朱学、修正朱学、展朱学。到了南宋末期朱6水火朱6合流又相互出入其弊则是6学流于禅而朱学流于训诂。 朱熹的天理论朱熹继承、展了程颐的天理论并且构成一个完整的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朱子语类》卷一开篇集中表述了朱熹对理的看法他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有理便有气流行育万物。 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 伊川说得好曰：“理一分殊。”合天地万物而言只是一个理；及在人则又各自有一个理。 有是理便有是气但理是本。 有人问：“有是理便有是气似不可分先后？”朱熹回答说：要之也先有理只不可说是今日有是理明日却是是气；也须有先后。且如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只在这里。 气运从来一盛了又一衰一衰了又一盛。只管恁地循环去无有衰而不盛者盖一治必又一乱一乱必又治。15oooo528_1793_o从上面几段语录可以看出朱熹的天理论、理气论的要点：一宇宙的本原是“理”。天地万物包括社会上的人都是“理”的体现。二理在世界之先存在理在气先。理是不生不灭而气有生有灭。三社会的变动是一种气运循环而且是盛衰的循环。这就建立理本论的哲学体系。四理一分殊。他特别肯定程颐的观点也吸收周敦颐、张载的说法。在《论语集注》中朱熹说：至诚无息者道之全体也万殊之所以一本也。万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万殊也。 这是论说全体与个别、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另外朱熹吸收了张载《正蒙》的观点与邵雍的《皇极经世》中的思想进而论说五行阴阳之理说：“气之精英者为神金木水火土非神所以为金木水火土者为神。在人则为理所以为仁义礼智信者是也。” 朱熹的宇宙观、运动观、社会历史观、伦理观都统一在理学的体系中。 不仅继承、展了程颐的思想同时也融合理学各家的思想。朱熹认为认识理是要“即物穷理”与“格物致知”。他说：只是推极我所知须要就那事物上理会。致知是自我而言格物是就物而言。若不格物何缘得知？15oooo528_1794_o人能认识“理”是“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通过格物而豁然贯通用事物去印证出心中具有的天理。这是先验的认识论。 朱熹的历史观是理气论的历史观。他以“理”作为划分历史阶段、评论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标准。三代是天理流行汉唐以后是人欲横流。天理存在但不过是暗合。这种观点为陈亮所批驳。此外在社会政治思想、伦理道德学说等各个方面朱熹都贯穿了他的理气说。 第二节6九渊6九渊（1139—1193）字子静为南宋心学理论体系的创建人。 五代末年先祖避难至抚州金溪（今属江西）居延福乡之青田。6氏为一方宗族大姓迁至江西后二百年间合族数千人聚居族规严密。父6贺字道乡究心典籍重践履躬行在州里颇有声望。时家道中衰没有田产一门之衣食皆仰仗药肆供给。 九渊兄弟六人九渊最幼。大哥九思字子强；二哥九叙字子仪。三哥九皋字子昭力学成名是为庸斋先生。四哥九韶字子美与朱熹论学辩《太极图说》这是理学史上一件重要事情。子美在梭山与学者讲学称为梭山先生。五哥九龄字子寿登进士第因斋名为“复”称为复斋先生。 九渊在应山讲学改应山为象山自号象山翁称为象山先生。他同子寿齐名时人称为“二6”先生。也有的将梭山列入称为江西“三6”。他们兄弟自相师友讲学授徒及门受业者数千在东南有相当大的影响。三6对心学的形成都有贡献“三6子之学梭山启之复斋昌之象山成之”1。其中6九渊成就最大。 读书有觉6九渊在绍兴三十二年（1164）23岁以前是他青少年求学时期。 6九渊5岁入学读书这是启蒙学习。他自己说：某七岁读书十三志古人之学亦时习举子之文不好也。二十四以书见先达李公今经略广西者。书辞才百余言而李公嘉之。是岁实今天子新即位颁科诏而某独殊无应书之意李公以为不可。乃以向为举子业云李公亦谓为能其秋竟就试中选。25oooo528_1795_1这是他把自己入仕途之前的生活所作粗线条的介绍。7岁读书9岁能属文。所谓13岁志古人之学是这一年他思考出人与天地万物皆在无穷之中；进而体悟出宇宙便是吾心等一系列认识。 6九渊自小不爱嬉戏静重如成人他的求学一个重要特点是“读书有觉”。先这是一种探索的精神。他遇不明白的事要问个原委究竟。4岁时就询问天地何所穷际因为没有得到回答深思以至于忘寝食。他提倡读书不能满足记诵“书非贵口诵学必到心斋”1。又说：“读书固不可不晓文义然只以晓文义为是只是儿童之学须看意旨所在”。2生活中事事物物他都能体察出一种道理来。三哥6九韶说：“子静弟高明自幼已不同遇事逐物皆有省。尝闻鼓声振动窗棂亦豁然有觉。其进学每如此。”3其次这又是一种批判的精神。6九渊读书很刻苦在“实勤考索”的基础上又主张读书要有疑认为有疑方有觉有疑方有进。他五哥6九龄读《论语》问九渊对其中《有子》一章有什么看法。九渊认为这一章是有子的话不是孔子的言论。6九龄说有子是孔子的主要门人不可轻议。但6九渊却不以为然对这位贤人进行批评说：“夫子之言简易有子之言支离。”1《宋元学案序录》。 1《6九渊集》卷36《年谱》。 2《6九渊集》卷35《语录下》。 3《年谱》。 他对前人的学术和对社会问题都有自己独到的认识。关于宇宙的认识关于二程的评价关于对王安石新法的意义的估定以及对荆公新学的认识等有他自己的见解。在理学一些重大的问题上与朱熹的认识分歧更是明显。 6九渊主张为学当先明本心但不应当脱离社会现实生活。傅兆文在《序》中说到6氏家学时有一句话说：“真所谓本诸心而见之躬行之实者”。所以重践履也是九渊“读书有觉”的一个落脚点。16岁时象山读三国、六朝史又知悉靖康年间北宋社稷覆亡的历史“乃剪去指爪学弓马”。他并不看重科举只是把作场屋之文当成是“直写胸襟”、表达自己政治见解的方式。 6九渊作为心学的代表人物与朱学相对立但6九渊在学术上主张不要“护门户”说：“后世言学者须要立个门户。此理所在安有门户可立？学者又要各护门户此尤鄙陋。”1朱、6辩异同他们相互对立又相互吸收学术上相互服膺。这与后来朱6门人相互水火不一样。 聚徒讲学6九渊从24至54岁的近3o年中主要活动是建立心学体系、传播心学理论从而形成有自身特点的学派。在政治舞台上他作过地方官也有政绩但与他在学术上的建树相比只占次要的。“立朝仅丞、匠、监旋即奉祠以归。惠政所加止荆门小垒而已”2绍兴三十二年（1162）秋试以《周礼》乡举6九渊应试开始进入仕途的奋斗。是年丁父忧。孝宗乾道七年（1171）以《易经》再次乡举。次年6九渊34岁春试南宫赐同进士出身。淳熙元年（1174）授右迪功郎、隆兴府靖安县主簿。淳熙四年丁继母忧。六年服除授建宁府崇安县主簿。九年除国子正是年秋赴国学。冬迁敕令所删定官。淳熙十一年（1184）在敕局祚德庙为献官向孝宗上言提出改革主张。淳熙十三年（1186）除将作监丞不久诏主管台州崇道观。这是一个闲职。直到淳熙十六年（1189）光宗继位朝廷诏6九渊知荆门军。光宗绍熙二年（1191）去荆门赴任。6九渊在荆门军任上颇有一番作为。在军事上严边防筑城池整顿军队增强战斗力；在政治上改革一些弊政；在经济上采取措施救灾度荒；在教育上修郡学亲为诸生讲学。荆门一方经他一番整顿风俗一变。周必大称“荆门之政如古循吏”。绍熙三年十二月十四日6九渊病卒。 在这3o年中6九渊聚徒讲学对6氏心学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乾道八年在试进士时他所作《天地之性人为贵》为考官吕祖谦、赵汝愚赏识。吕祖谦说：“一见高文心开目明知其为江西6子静也。”中进士后声名大振都中诸贤从游学者络绎前来求教以至4o多天得不到很好的休息。在经浙江富阳回江西时杨简等一批学人从游问学。回乡在槐堂授徒论道论涵养德性诲人为学当“辨志”；先后得朱桴、傅梦泉一批学者傅氏也是6九渊最欣赏的门人。淳熙十年6九渊在国学讲《春秋》如居家1《6九渊集》卷34《语录上》2《6九渊集》卷33《覆谥》。 教授诸生感良多。后来江西与浙东成为6学门人集中的地方。江西以傅梦泉、邓约礼与傅子云为主要人物是为“槐堂诸儒”；浙东以杨简、袁燮、舒磷与沈涣为代表这四个人被称为“甬上四先生”或“四明四先生”。淳熙十四年6九渊在贵溪应天山讲学。他嫌应天山与佛教徒有瓜葛根据山形改名为“象山”。自称为“象山居士”又称“象山翁”。1这在6九渊心学的展过程中至关重要。“每诣城邑环坐二三百人至不能容。结茅象山学徒复大集。居山五年来见者案籍数千人”1。6九渊讲论终日不倦有一段文字描述其讲学的盛况：先生常居方丈。每旦精舍鸣鼓则乘山荞至。会揖升讲坐容色粹然精神炯然。学者又以一小牌书姓名年甲以序揭之观此以坐少亦不下数十百齐肃无哗。诲以收敛精神间举经语为证。音吐清响听者无不感动起兴起平居或观书或抚琴。佳天气则徐步观瀑至高诵经训歌楚辞及古诗文雍容自适。虽盛暑衣冠必整肃望之如神。诸生登方丈请晦和气可掬随其人有所开或教以涵养或晓以读书之方未尝及闲话亦未尝令看先儒语录。25oooo528_1799_1讲学的盛况、讲学的方法、风格及特点在这一段文字中说得很清楚。 通过6九渊的讲学在他的周围聚集人数众多的信仰者形成一个学派。他不重视著述“不立文字”。有人劝6九渊著书。他回答说：“‘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又说：“学苟知道‘六经’皆我注脚。”3（他的大儿子编成的《象山先生全集》大多数是6氏的书信与讲学的言论。经过后人不断的增益又收进《年谱》等材料198o年中华书局整理出版了点校本《6九渊集》计36卷。）因此讲学在6氏的学术体系形成与传播过程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6学作为一个学派又是在同其他学派相互斗争相互吸收的过程中形成展起来的。6九渊与朱熹争论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学术文化的展上是一件大事。朱6之争一次是淳熙二年鹅湖之会的为学之方的争议一次是淳熙十五年的“无极”“太极”之辩。 在鹅湖之会之前朱6矛盾已经出现。吕祖谦于淳熙二年去武夷访朱熹住一个多月朱熹送吕祖谦到江西信州鹅湖。为调和朱6分歧祖谦约朱熹与6九寿、九渊兄弟相会。6九龄子寿、6九渊子静自金溪来。除二6外还有刘子澄及“江浙诸友”。1吕祖谦知道6与朱议论有异同“欲会归于一而定其所适从”。鹅湖之会的情况据6九渊的回忆朱6相会展开辩论“至晚方罢”。次日九渊请他哥哥先说6子寿将准备好的一诗朗诵出来：孩提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 大抵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岑。 留情传注翻榛塞着意精微转6沉。 珍重友朋相切琢须知至乐在于今。 子寿才读了四句朱熹对祖谦说：子寿早已上子静的船了。诵完诗6九渊说在途中也和了家兄一诗：1《6九渊集》卷13《与朱子渊二》。 1《宋元学案》卷58《象山学案》。 3《宋史》卷434《6九渊传》。 1《吕东莱文集·本传》墟墓兴哀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 涓流滴到沧溟水拳石崇成泰华岑。 易简功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 诗还没有读完朱熹面色很不好看。当读完后两句：“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辨只今。”1朱熹老大不愉快于是各自休息。次日朱6再辩论难往复持续数日。吕祖谦虚心相听。三年以后当6子寿来访朱熹和诗：德业流风夙所钦别离三载更关心。 偶携藜杖出寒谷又枉篮舆度远岑。 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 只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 朱熹的意思是为学应当泛观博览而后归之于约。二6的意思是先明本心而后使之博览。6九渊在诗中讥朱熹的为学之方是繁琐是“支离”；朱熹认为6九渊是不信古今的“无言”空疏之学。 还有朱6的“道问学”与“尊德性”之争。关于这两者的差别朱熹说：“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极乎道体之大也；道问学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之细也。”两人也都意识到两者不能去其一但侧重点与进德的次序不一样按黄宗羲的话来说是6以“尊德性为宗”朱以“道问学为主”。6主张明本心“先立乎其大”；朱认为“格物穷理”则吾知自致。 淳熙十五年前后又有无极、太极之辩。开始是梭山先生6九韶（子美）与朱氏辩“无极而太极”这一句认为“太极”上面又加“无极”二字与周敦颐的《通书》不一样；二程也没有说过“无极”。《太极图说》的“无极而太极”来自陈抟（希夷）是老氏之学。朱熹“大谓不然”。6九渊站在他哥哥6九韶一边支持梭山把这场辩论进行下去。由此又涉及到对“极”、“中”、“一”等概念、范畴的辩论。 朱6之争一方面使道学与心学的基本分歧明朗化划清界限形成学派。 同时二人在相互论难中又促进思考推动自身学派的展。鹅湖之会在淳熙二年（1175）六年后也就是淳熙八年（1181）6九渊去南康拜访朱熹时朱熹为南康守他请九渊登白鹿洞书院为诸生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九渊的阐为朱熹大加赞赏。太极无极之辩以后朱熹要门人同志“兼取两家之长不轻相诋毁”。 程颐理学到了南宋虽然没有成为学术上的宗主但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影响朱熹成了理学的集大成者。程朱理学也有其自身的弱点没有脱离传注章句的路数其正心诚意一套说教在南宋社稷面临覆亡时很难奏效。朱学在当时的命运并不好。6学把理又归之于心以它的“简易”心学在讲学与争论中展了自己。朱学、6学再加上吕学成为南宋学术思想中鼎足而三的主要学术流派。 心学理论6九渊的心学理论没有脱离“理”的教条他认为“理”充塞于天地中说：“此理充塞宇宙天地鬼神且不能违异况于人乎？”1又说：“塞1鹅湖之会事各种记载略有不同诗句文字个别地方亦有不同。此依《6九渊集》卷34、卷36《年谱》。1《6九渊集》卷11《与吴子嗣八》。 宇宙一理耳学者之所以学欲明此理耳。”2他由“理”论说“势”但理是根本势是从属这就是他的“理主势宾”的观点：“窃谓理势二字当辨宾主。天下何尝无势势出于理则理为之主势为之宾。”16九渊也说“道”认为“道外无事事外无道”。就这些方面来说6九渊与朱熹不存在分歧。 但6九渊认为心是宇宙的本体这才是根本。他指出：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千万世之前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万世之后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东南西北海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25oooo528_18o3_16九渊认定“心”与“理”不能分二根本是“心”这就是他的心学的实质。6九渊说：“盖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当归一精义无二此心此理实不容有二。故夫子曰：‘吾道一以贯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3明朝王阳明说得直截明白：“圣人之学心学也。”“自是而后析心与理而为二而精一之学亡。世儒之支离外索于刑名器数之末以求明其所谓物理者而不知吾心即物理初无假于外也。”6九渊的心学与孟子的心学思想相通成了“真有以接孟氏之传”的传人。4在认识论上6九渊的明本心与他的心本体说论一致。朱6的一系列分歧诸如为学之方上的争论；“尊德心”与“道问学”的辩论；无极、太极之辩也都反映出他们在哲学根本观点上的差别。但两人学术的实质、学术的意义在维系封建等级统治的作用上没有根本的差别。这就是黄宗羲说的：“二先生同植纲同扶名教同宗孔孟。”“二先生之立教不同然如诏入室虽东西异户及至室中则一也。”16九渊的学术思想为明代王守仁所继承展成为6王学派。 第三节吕祖谦吕祖谦（1137—1181）字伯恭。曾祖吕好问（1o64—1131）字舜徒南宋初年“以恩封东莱郡侯”2始定居婺州金华（今属浙江）。当时学人多称其伯祖吕本中（1o84—1145字居仁）为“东莱先生”吕祖谦则称为“小东莱先生”。到了后世一般均称吕祖谦为“东莱先生”了。 家世显赫家学深厚吕祖谦出身官宦世家。八世祖吕蒙正字圣功为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进士第一；七世祖吕夷简（979—1o44）字坦夫真宗咸平三年（1ooo）进士；六世祖吕公弼（1oo7—1o73）字宝臣、吕公著（1o18—1o89）字晦叔均以荫入仕分别赐进士出身和登进士第。以上诸吕皆曾入朝为宰相。2《6九渊集》卷12《与赵咏道四》。 1《6九渊集》卷12《与刘伯协》。 3《6九渊集》卷1《与曾宅之》。 4《6九渊集·附录》。 1《宋元学案》卷58《象山学案》。 2《宋史》卷362《吕好问传》。 五世祖吕希哲（1o39—1116字原明）自其以下包括曾祖吕好问、伯祖吕本中、祖父吕弸中、父亲吕大器等皆为朝廷命官。如此一代一代连续不断地在朝为官在宋以前和以后的历朝中不多见。 吕氏家族除官位显赫外学业上也颇有建树清人王梓材在校订《宋元学案·范吕诸儒学案》所加按语说：谢山《札记》：“吕正献公家登学案者七世十七人。”考正献子希哲、希纯为安定（按指胡瑗）门人而希哲自为《荥阳学案》。荥阳子切问亦见学案。又和问、广问及从子稽中、坚中、弸中别见《和靖（按指尹焞）学案》。荥阳孙本中及从子大器、大伦、大猷、大同为《紫微学案》。紫微之从孙祖谦、祖俭、祖泰又别为《东莱学案》。共十七人凡七世。然荥阳长子好问与弟切问历从当世贤士大夫游以启紫微不能不为之立传也。足见吕氏家学之深厚。全祖望（谢山）的计算尚不准确吕氏家族当入学案的七世尚不止17人。所以《宋史》吕祖谦传说：“祖谦之学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献之传。”1少时科试壮齿隐忧吕祖谦在《除馆职谢政府启》中对自己作了如下概括：“自其少时既夺移于科试及乎壮齿又堙废于隐忧竟失全功徒怜初志。”2这是颇合实际情况的。 吕祖谦儿时随父亲在福建任所他先从师于林之奇后随父至临安又从师于汪应辰和胡宪。林之奇字少颖一字拙斋学者称三山先生是吕祖谦伯祖吕本中的门弟子。据《宋元学案》称吕本中“教之以广大为心以践履为实称高弟”1。从这个意义上说吕祖谦又成了他伯祖吕本中的再传弟子足见其在学业上受其伯祖影响最深。汪应辰本名汪洋18岁成进士因高宗览其应对颇为赏识赐名汪应辰字圣锡。信州玉山人学者称玉山先生。他受知于赵鼎也颇得胡安国、吕本中的赏识。据《宋元学案》称：“先生于学博综诸家。”2这对吕祖谦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胡宪字原仲是著名学者胡安国的侄子从胡安国学因居住在籍溪故自号籍溪先生。“先生质本恬淡而培养深固。平居危坐植立时然后言。望之枵然如槁木之枝而即之温然。虽当仓卒不见其有疾言遽色。人或犯之未尝校也。”3这些个人修养亦对吕祖谦有很大影响。 吕祖谦早年因祖父吕弸中的致仕恩补为将仕郎绍兴二十七年（1157）改为迪功郎监潭州南岳庙。绍兴三十一年（1161）为右迪功郎授严州桐庐县尉主管学事。这时他才25岁。但吕祖谦并未看重这些官职他甚至并没有去上任4而一心要走科举入仕的道路。 孝宗隆兴元年（1163）吕祖谦终于实现了他的愿望。这年四月先考1《宋史》卷434《吕祖谦传》。 2《东莱吕太史集》卷4。 1《宋元学案》卷36《紫微门人》。 2《宋元学案》卷46《玉山学案》。 3《宋元学案》卷43《刘胡诸儒学案》。 4见《东莱吕太史文集》附录吕祖俭《圹记》：“以祖致仕恩补将仕郎监潭州南岳庙、严州桐庐县尉未上。” 中博学宏词科接着又中进士。孝宗特下诏“减二年磨勘堂除差遣”1。史臣在这里还特别注明：“祖谦既中选赐同进士出身相继放进士榜又登上第故有是命。”2吕祖谦由此而特授左从政郎改差南外敦宗院宗学教授。其制词说：“尔两科皆优选宜有以旌其能资叙升是亦常典可特授左从政郎差遣如故。”3看来仕宦的生涯已向吕祖谦展开了坦途但他的命运不济实际上他所谓的“隐忧”也随之到来了。 就在吕祖谦连中两科的前一年即绍兴三十二年（1162）他的妻子韩氏去世所生男亦夭折。乾道二年（1166）十一月他的母亲去世归葬婺州。由于为母亲守丧他只得以教授学子为业。乾道五年（1169）他再娶韩氏（为原配之妹）并到严州任所。乾道六年（117o）他升任太学博士并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次年（1171）五月第二任妻子韩氏又去世所生女亦夭折在精神上给吕祖谦带来了极大痛苦。接着乾道八年（1172）父亲因病告归并以这年二月去世。在守丧的三年中他仍以教授学子和著述为事。淳熙三年（1176）守丧期满因李焘的推荐升任秘书省秘书郎并兼国史院编修官与实录院检讨官。这一年正4o岁。这时他已疾病缠身。淳熙四年（1177）又娶芮氏为妻淳熙六年（1179）七月二十八日其妻芮氏又去世这一年他42岁。越二年淳熙八年（1181）七月二十九日他也病故享年44岁。 兼收并蓄独树一帜尽管吕祖谦一生屡遭不幸但在学业上体现的那种宽宏函容和兼收并蓄的精神仍使他独树一帜成为南宋一位重要学者和思想家。 清代学者全祖望在校补《宋元学案》的过程中很能现吕祖谦为学的特点他说：“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6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6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门庭径路虽别要其归宿于圣人则一也。”1他还说：“小东莱之学平心易气不欲逞口舌以与诸公角大约在陶铸同类以渐纪其偏宰相之量也。”2这确是吕祖谦的风格和为学特点而表现这一风格和为学特点的莫过于他促成了朱、6的“鹅湖之会”。 所谓“鹅湖之会”是指以朱熹为和以6九渊为的两个针锋相对的学派于淳熙二年（1175）在江西信州鹅湖寺举行的一次辩论会这是我国哲学史和思想史上一次重要的聚会为时三天于当年六月八日结束。《象山全集》所附《年谱》引有6九渊门人朱亨道的一段话：“鹅湖讲道切诚当今盛事。伯恭盖虑6与朱议论犹有异同欲会归于一而定其所适从其意甚善伯恭盖有志于此。语自得则未也。”3吕祖谦自己亦曾回忆此事说：“某留建宁凡两月余复同朱元晦至鹅湖与二6及刘子澄诸公相聚切1《宋会要辑稿》选举12之15。 2《宋会要辑稿》选举12之15。 3《东莱吕太史集》附录《年谱》。 1《宋元学案》卷51《东莱学案》。 2同上。 3《象山全集》卷36《年谱》淳熙二年引文。 磋甚觉有益。元晦英迈刚明而工夫就实入细殊未可量；子静亦坚实有力但欠开阔耳。”4一个“就实入细”一个“欠开阔耳”一褒一贬判然分明。足见就总体来说吕祖谦是倾向于朱熹而对6九渊是有所批评的。吕祖谦十分注意读史。朱熹对吕学有所评述。一次门人黄义刚向老师“问东莱之学”。朱熹便回答他：“伯恭于史分外子细于经却不甚理会。”1又一次朱熹问他的门弟子吴必大：“向见伯恭有何说？”必大回答：“吕丈劝令看史。”朱熹对此很不满意议论说：“他此意便是不可晓！某寻常非特不敢劝学者看史亦不敢劝学者看经。只《语》、《孟》亦不敢便教他看且令看《大学》。伯恭动劝人看《左传》、迁《史》令子约诸人抬得司马迁不知大小恰比孔子相似！”2这里朱熹的意见显然十分偏颇既不劝学者读史也不劝学者看经甚至连《论语》、《孟子》“也不敢便叫他看”而只令“看《大学》”一种也不过是自己的一己之见并没有什么十足的道理可言。 吕祖谦既重视读史他劝人看《左传》、读《史记》便是理所当然的了。吕祖谦十分重视通史他留下的未竟史著《大事记》12卷（通释3卷解题12卷）就是一部本拟“起春秋后讫于五代”的编年体通史。3可惜天不假年他只写到汉武帝征和三年便去世了。不过从他留下的这部分书看这是一部严谨的史著连对吕祖谦教人读史颇有微词的朱熹也不得不承认“其书甚妙考订得子细”4。这部书每个事目都注明出典如周敬王四十一年（即鲁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孔子卒”。便注明：“以鲁史、《左传》修。”每条都如此一丝不苟。本书另附通释3卷解题12卷。吕祖谦说：“《大事记》者列其事之目而已无所褒贬抑扬也。熟复乎通释之所载则其统纪可考矣。解题盖为始学者设所载皆职分之所当知非事杂博、求新奇出于人之所不知也凡所记大事无待笺注者更不解题。”1可见解题就是笺注读这一条应当掌握的知识。仍以上条“孔子卒”为例解题说：“鲁史、《左传》皆书己丑。杜预曰四月十八日乙丑无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误。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至是年七十三。”这的确都是“职分之所当知”的事。而通释则正如陈振孙所说是“经典纲要孔孟格言以及历代名儒大议论”2。“学者考通释之纲玩解题之旨斯得先生次辑之意云”3。 吕祖谦于读史极下功夫有《十七史详节》273卷传世。诚如清代四库馆臣所说：其书“所录大抵随时节钞不必尽出精要”4。看来这是吕祖谦读史时随手抄出的具有选本性质故得流传。 另一较有影响的史著是《东莱博议》又称《左氏博议》虽是“为诸4《东莱太史别集》卷1o《尺牍四·与陈同甫》。 1《朱子语类》卷122《吕伯恭》。 2《朱子语类》卷122《吕伯恭》。 3引文见吕祖谦《大事记原序》。 4《朱子语类》卷122《吕伯恭》。 1《大事记解题》卷1《周敬王三十九年庚申》条。 2《直斋书录解题》卷4。 3李大存：《大事记后序》。 4《四库总目》卷65《史部·史钞类存目》生课试之作”5却多有吕祖谦的真知灼见。全书共4卷选《左传》文66篇分析透彻议论明达不少地方阐了他卓越的史学思想。如在《曹刿谏观社》一文吕祖谦便盛赞了史官的直笔。他说：“当是时人君之言动史官未有不书者。为君者视以为当然而不怒为史者视以为当然而不疑此三代之遗直也。其后管仲之戒齐桓也曰作而不记非盛德也。管仲之所言虽是而已开作而不记之端也。又其后周王之私犒晋使也曰非礼也勿籍。周王之所举已非而且显然戒史官以勿籍矣。然一时之史官世守其职公议虽废于上而犹明于下。以崔杼之弑齐君史官直书其恶杀三人而书者踵至。身可杀而笔不可夺鈇钺有敝笔锋益强。威加一国而莫能增损汗简之半辞终使君臣之分、天高地下再明于世是果谁之功哉！”又说：“使其阿谀畏怯君举不书简编失实无所考信则仲尼虽欲作《春秋》以示万世将何所据乎？无车则造父不能御无弓则后羿不能射无城则墨翟不能守。大矣哉史官之功也！”1这种对古代史官的高度评论在理学大盛的南宋可谓不同凡响反映了吕祖谦重视史学、重视文献有征的求实精神。 吕祖谦在任史官时曾参与编修《徽宗皇帝实录》2oo卷又曾奉旨校正《圣宋文海》这就是由他重新编选的《宋文鉴》。这部书共15o卷所涉诗文集8oo余家。其书“断自中兴以前”2保存了北宋大量的诗文。吕祖谦曾对他的侄子吕乔年说：“国初文人尚少故所取稍宽。仁庙以后文士辈出故所取稍严如欧阳公、司马公、苏内翰、黄门诸公之文俱自成一家以文传世今姑择其尤者以备篇帙。或其人有闻于时而其文不为后进所诵习如李公择、孙莘老、李泰伯之类亦搜求其文以存其姓氏使不湮没。或其尝仕于朝不为清议所予而其文自亦有可观如吕惠卿之类亦取其不悖于理者而不以人废言。”3都可见吕祖谦在选文时的良苦用心。此书初成朱熹并无赞辞但晚年经过仔细研读却说：“此书编次篇篇有意其所载奏议皆系一代政治之大节祖宗二百年规模与后来中变之意思尽在其间读者着眼便见。”1足见本书的编选是极有功力的。吕祖谦还有不少著述如《古周易》1卷、《书说》35卷、《吕氏家塾读诗记》32卷、《春秋左氏传说》2o卷、《春秋左氏续说》12卷、《东汉精华》14卷、《丽泽论说集录》1o卷、《历代制度详说》12卷、《古文关键》2卷等皆已收入《四库全书》另还有《东莱集》4o卷传世。 吕祖谦关心朝中大事极力主张抗金。他曾上书说：“恢复大事也规模当定方略当审臣愿精加考察使之确指经画之实孰先孰后使尝试侥幸之说不敢陈于前。”2他对南渡之后5o年“文治可观而武绩未振”的情况极为担忧3希望能从根本上予以改变其用意显然是十分深刻的。可惜吕祖谦在从政的18年间屡被他所说的“隐忧”所困未能充分挥他的5《东莱博议·自序》。 1《东莱博议》卷2。 2周必大：《皇朝文鉴序》。 3吕乔年：《太史成公编皇朝文鉴始末》见中华书局版《宋文鉴》附录一。1吕乔年：《太史成公编皇朝文鉴始末》见中华书局版《宋文鉴》附录一。2《宋史》卷434《吕祖谦传》。 3《宋史》卷434《吕祖谦传》。 才干实在令人叹惋。 第五十四章陈亮叶適第一节陈亮“欲为社稷开数百年之基” 陈亮（1143—1194）原名汝能后慕诸葛亮之为人故改名亮字同甫号龙川婺州永康（今属浙江）人。祖父陈益少年以“志气自豪”从事科举不得意。晚年“自放于杯酒间酒酣歌呼遇客不问其谁氏必尽醉乃止。然其孝友慈爱明敏有胆决”1。父亲陈次尹默默无闻。教育陈亮的任务落在祖父母身上。祖父的学识与豪侠之风对陈亮产生了影响。 陈亮青少年时代就不同凡响“为人才气迈喜谈兵论议风生下笔数千言立就”2。十岁时面对南北对峙、山河破碎的现实读史书生出无限感触“余年十矣而胸中多事已如此宜其不平也”3。他写出了《酌古论》表达自己“经略四方之志”。绍兴末年集英殿修撰、敷文阁待制、婺州知州周葵得到陈亮的史论文字颇为赞赏就同他讨论、商榷。陈亮直抒胸臆阐自己对历史、对时局的见解。周葵称道陈亮必为“他日之国士”待为坐上宾1。 宋孝宗即位周葵为兵部侍郎兼侍讲改同知贡举兼户部侍郎。隆兴元年（1163）六月自兵部侍郎兼侍讲迁左中大夫除参知政事；次年十一月罢参政2。时陈亮在临安周葵极为器重。陈亮因为有周葵这一层关系得以与一时名流俊彦结交畅述自己的见解。周葵又亲为陈亮讲授《大学》、《中庸》并说“读此可精性命之说。”《宋史·陈亮传》称陈亮“遂受而尽心焉。”这不完全是事实。因为周葵在政治上“晚虽不附秦桧而与龚茂良皆主和议”。就这点说陈亮与他相左“隆兴初与金人约和天下忻然幸得苏息独（陈）亮持不可”。就学术倾向上说周葵“平生学问不泥传注”这与陈亮又有近似的地方。 周葵的参知政事被罢以后陈亮也回乡里。不久母亲去世。在服母丧期间父亲因家僮杀人被捕入狱。接着是祖父母相继辞世。父亲在丞相叶衡等人的帮助下得以出狱。 乾道四年（1168）陈亮参加婺州的乡试列榜入太学。次年参加礼部试未中。退而上《中兴五论》书入不报。于是退而修学于家“穷天地造化之初考古今沿革之变以推极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汉魏晋唐长短之由。天人之际昭昭然可察而知也”3。陈亮在乡里力学著书近十年。淳熙五年（1178）陈亮至临安复诣阙上书极论时事。又过了十年即淳熙十五年（1188）陈亮在考察京口、建业以后又至临安第三次上书这就是《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 1《陈亮集（增订本）》（邓广铭点校）卷35《先祖府君墓志铭》。 2《宋史》卷436《陈亮传》。 3《陈亮集》卷5《酌古论序桑维翰》。 1参《宋史》卷385《周葵传》。 2参《宋史》卷385《周葵传》及卷213《宰辅表四》。 3《陈亮集》卷1《上孝宗皇帝第一书》。 从作《酌古论》、作《中兴五论》到多次上孝宗皇帝书以及其间在淳熙十一年（1184）至十三年（1186）与朱熹往复辨“皇帝王霸”这些标志陈亮的政治思想与学术思想走向成熟。 陈亮作《酌古论》所论历史人物有：汉光武帝、曹操、孙权、刘备以及诸葛亮、吕蒙、邓艾、羊祜、苻坚、韩信、薛公等。他的史论以史为鉴寄寓自己的兴邦之志：“吾鄙人也剑楯之事非其所习；铅椠之业又非所长独好伯王大略兵机利害颇若有自得于心者。故能于前史间窃窥英雄之所未及与夫既已及之而前未能别白者乃从而论著之使得失较然可以观可以法可以戒大则兴王小则临敌皆可以酌乎此也。”1《中兴五论》包括《中兴论》、《论开诚之道》、《论执要之道》、《论励臣之道》与《论正体之道》。这五论言中兴事之大端明经略四方之志。如果说《酌古论》重在论史、论古；那么《中兴五论》则是重在言今由史而求中兴之道。 淳熙五年上孝宗皇帝三书与淳熙十五年的《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主要是论说南宋的中兴与金的衰变是必然；论说不可长久偏安也是必然；论恢复大计与京口、金陵形胜险要批评朝政指斥君王之苟且说：“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他这样分析：“陛下励志复仇有大功于社稷笃意恤民有大德于天下。而卒不免笼络小儒驱委庸人以迁延大有为之岁月。此臣之所以不胜忠愤而斋沐裁书”（《第二书》）。说太祖、太宗开创的宋朝“立百五、六十年太平之基至于今日而不思所以变通之道则维持之具穷矣”（《第三书》）。又说朝廷在用人方面是“朝得一士而暮以当路不便而逐；心知为庸人而外以人言不至而留。泯其喜怒哀乐杂其是非好恶而有依违以为仁戒喻以为义牢笼以为礼关防以为智。陛下聪明自天英武盖世而何事出此哉”（《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 陈亮上书孝宗皇帝用他自己的话说为的是复开数百年太平之基。据史载第一次上书后孝宗要授以官职陈亮笑着说：“吾欲为社稷开数百年之基宁用以博一官乎！”1“皇帝王霸”之辨陈亮一生遭遇坎坷。自幼家境窘困二十多岁时祖父母、母亲相继离世父亲又遭不白之冤。乾道九年（1173）父亲也辞世陈亮靠举贷才把父亲安葬。 陈亮从上《中兴五论》、上孝宗一、二、三《书》及《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是五次上书震动朝廷。在因循苟且的政坛上一个不合时趋而锋芒毕露的年轻人要想实现自己的理想一展平生之志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两次参加礼部试后一次是在绍熙四年（1193）中了状元时已51岁。他没有来得及在政治舞台上挥作用次年便病卒。 在个人经历上陈亮没有什么显赫的仕宦履历但他一生却三度入狱（关于陈亮一生入狱事记载相当混乱综合各种材料应当有三次）。第一次1《陈亮集》卷5《酌古论序》。 1参《宋史》本传及《上孝宗皇帝第二书》。 入狱当在淳熙五年（1178）他在近2o天时间内连上孝宗皇帝三书后回归故里的途中酒后放言言语中有犯上言词为席间之人告。刑部尚书何澹曾是礼部试的考试官有意压陈亮。陈亮对他言词不恭所以何澹利用这件事诬告陈亮图谋不轨事下大理被拷打得体无完肤。孝宗知道这事为他开解说“秀才醉后妄言何罪之有？”陈亮得免一死（《宋史》本传将陈亮父入狱事系于陈亮第一次入狱后误。陈亮父于乾道四年已出狱）。第二次是在淳熙十一年（1184）时陈亮已42岁。在一次乡里间礼仪的宴会上“末胡椒特置同甫羹胾中盖村俚敬待异礼也。同坐者归而暴死”。于是怀疑食物异味是有毒陈亮被捕入大理后得友人辛弃疾等的援助五月才得以出狱。 第三次在绍熙元年（119o）。家僮吕兴、何念四殴打吕天济几致死。 吕天济诬告说这是陈亮指使的凶杀。台官谏司谕监司酷吏讯问无所得仍入大理欲置陈亮于死地。1幸有少卿郑汝谐了解案由很是惊异在孝宗面前力言说：陈亮是“天下奇才也。国家若无罪杀士上干天和下伤国脉矣。”在皇帝过问下陈亮才得以脱狱。这已是绍熙三年（1192）。 绍熙四年（1193）第二次应礼部试礼部奏名第三孝宗擢为第一。 他的策论为孝宗、光宗赏识签授建康府判官厅公事。陈亮未到任便去世；时为绍熙五年（1194）终年52岁。 陈亮提倡功利之学力主抗金在当时的理学界中独树一帜“当乾道、淳熙间朱（熹）、张（栻）、吕（祖谦）、6（九渊）四君子皆谈性命而辟功利。学者各守其师说截然不可犯。陈同甫崛起其旁独以为不然。”1淳熙九年（1182）陈亮至衢州、婺州访朱熹相处旬日。朱熹也至永康访陈亮两人私交甚密相互服膺。陈亮称朱熹是“人中之龙”说：“世途日狭所赖以强人意者唯秘书一人而已。”2是年夏陈亮再致书朱熹并且把自己的文字寄去就教。朱熹在答书中称“新论奇伟不常真所创见。”3但两人在对天理功利等问题的看法上黑白判别。陈朱争论是不可避免的。 淳熙十一年（1187）的四月即甲辰年四月陈亮第二次入狱尚未脱狱之时朱熹写信给陈亮希望陈亮“绌去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而从事于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则岂独免于人道之祸而其所以培壅本根澄源正本为异时挥事业之地者益光大而高明矣。”这年五月二十五日陈亮出狱在陈一之处才得到朱熹的文字写了一封回信这就是《又甲辰答书》。在信中陈亮申述自己是蒙不白之冤“当路之意主于治道学耳亮滥膺无须之祸。”他在信中慷慨陈辞坦陈自己的心迹说：“研穷义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异原心于秒忽较礼于分寸以积累为功以涵养为正睟面盎背则亮于诸儒诚有愧焉。至于堂堂之阵正正之旗风雨云雷交而并至龙蛇虎豹变见而出没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如世俗所谓粗块大脔饱有余而文不足者自谓差有一日之长。”谈到王霸义利问题陈亮说：1参《陈亮集》卷27《与章德茂侍郎又书》。 1《宋元学案》卷56《龙川学案》（《龙川门人：签判喻芦隐先生偘》。2《陈亮集》卷28《壬寅答朱元晦秘书》。 3《朱文公文集》卷36《答陈同甫书》。 自孟荀论义利王霸汉唐诸儒未能深明其说。本朝伊洛诸公辩析天理人欲而王霸义利之说于是大明。然谓三代以道治天下汉唐以智力把持天下其说固已不能使人心服；而近世诸儒遂谓三代专以天理行汉唐专以人欲行其间有与天理暗合者是以亦能久长。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间天地亦是架漏过时而人心亦是牵补度日万物何以阜藩而道何以常存乎？ 故亮以为汉、唐之君本领非不洪大开廓故能以其国与天地并立而人物赖以生息惟其时有转移故其间不无渗漏。 关于醇儒问题陈亮认为：夫人之所以与天地并立而为三者仁智勇之达德具于一身而无遗也。孟子终日言仁义而与公孙丑论一段勇如此之详又自为浩然之气盖担当开廓不去则亦何有于仁义哉！故亮以为：学者学为成人而儒者亦一门户中之大者耳。秘书不教以成人之道而教以醇儒自律岂揣其分量则止于此乎。 朱熹复信再论王霸义利认为三代以后即或是汉高祖、唐太宗这些英主也都是“无一念不出于私也”所以汉唐以后的历史不同于三代“千五百年之间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禹、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汉唐所谓贤君何尝有一分气力扶助得他耶。” 对于朱熹这些观点陈亮在淳熙十二年（乙巳年）的往复的回信中不断地对朱熹作出了批驳。陈亮说不能把历史断成两截分成三代与秦汉以后的两个不相联系的阶段：三代专以天理行汉唐专以人欲行。如果这样认识历史那么“天地而可架漏过时则块然一物；人心而可牵补度日则半死半活之虫也道于何处而常存不息哉？”（《又乙巳春书之一》）又说：“心有时而泯可也而谓千五百年常泯可乎？法有时而废可也而谓千五百年常废可乎？”（《又乙巳春书之二》）他又说：“天地之间何物非道？赫日当空处处光明。”所谓三代天理流行人人都没有利欲之心也不是事实“亮以为才有人心便有许多不净洁”（《乙巳秋书》）。 第三年即丙午年陈亮致信朱熹说：“秘书之学至公而时行之学也；秘书之为人扫尽情伪而一至于公者也。世儒之论皆有官不容针私通车马之意皆亮之所不晓；故独归心于门下者直以此耳。有公则无私私则不复有公。王霸可以杂用则天理人欲可以并行矣。亮所以为缕缕者不欲更添一条路所以开拓大中张皇幽眇而助秘书之正学也岂好为异说而求出于秘书之外乎。不深察其心则今可止矣”（《丙午复朱元晦秘书书》）。1朱熹在答书中说：“方念久不闻动静使至忽辱手书获闻近况深以为喜。”称自己：“只今日用功养病之余却且收拾身心从事于古人所谓小学者以补前日粗疏脱略之咎盖亦心庶几焉而力或有所未能也。”一场王霸义利之争到此基本告一段落朱、陈两人都保留自己的见解但又相互谅解。 永康之学与龙川诗词陈亮与吕祖谦、叶適、陈傅良及朱熹等一代大学人都有深厚的交谊。 他们在学术上相互切磋、相互辩难推动了学术的展。 1以上引文见《陈亮集》卷28。 陈亮创立龙川事功学派这个学派受到不少批评。全祖望指出：“永嘉以经制言事功皆推原以为得统于程氏。永康则专言事功而无所承其学更粗莽抡魁晚节更有惭德。”1归结起来是两点在理学家看来一是其学术上与二程学统没有联系专言事功是不纯。二是陈亮晚年急于求官是晚节有亏。后一点是中伤前一点也不准确。陈亮言事功主张王霸杂用在当时朝廷中是一股新风。 陈亮强调道不离气、道不离事说“夫道非出于形气之表而常行于事物之间者也。”如果把事物与理分离开来即使是孔孟之学也不是正大的学术。他说：“夫渊源正大之理不于事物而达之则孔孟之学真迂阔矣非时君不用之罪也。”2关于事物与道、理之间关系他说：夫盈宇宙者无非物日用之间无非事。古之帝王独明于事物之故言立政顺民之心因时之宜处其常而不惰遇其变而天下安之。35oooo528_1821_2因此道不能脱离日用事物而孤立存在。在宇宙之间只有事。这是他的事功之学的哲理依据。因此道在日用之间包括礼仪都是与日用不能脱离的。“道之在天下平施于日用之间得其性情之正者彼固有以知之矣。当先王时天下之人其乎情止乎礼义盖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先王既远民情之流也久矣而其所谓平施于日用之间者与生俱生固不可得而离也。”陈亮指出如果抛弃这一根本点则只能是流于末学他以《诗经》来说明：“圣人之于《诗》固将使天下复性情之正而得其平施于日用之间者。乃区区于章句、训诂之末岂圣人之心也哉！”1朱熹等一些理学家通过章句疏释方法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作为入德之门、进行天理纲常说教的教本。陈亮却认为孔子的《论语》只是“下学之事”的作品。他说：“《论语》一书无非下学之事也。学者求其上达之说而不得则取其言之若微妙者玩而索之；意生见长又从而为之辞曰：‘此精也彼特其粗耳。’呜呼！此其所以终身读之而堕于榛莽之中而自谓其有得也。”2这是陈亮对理学教条的批判。 陈亮认为天理与人欲是不能分开的。这是他与朱熹辩论的主要论题。陈亮说：“近世儒者谓三代以天理行汉唐专是人欲公、私、义、利以分数多少为治乱其说亦不为无据矣；而不悟天理、人欲不可并用也。”3他认为按照这样的办法君王没法去治理国家。同样把皇、帝、王、霸道各分割开互不为用这不符合历史事实而且历代帝王的成功经验也证明这一点。陈亮从道与气、与事、与物的关系上说明王霸杂用、义利双行的根据。在朱熹看来陈亮龙川事功之学专是功利。朱熹说：“陈同甫学已行到江西浙人信向已多家家谈王伯可畏！可畏！”1陈亮在诗词上也有很高的造诣。当时词坛多的是吟风弄月抒别恨愁肠而陈亮的长短句“每一章成辄自叹曰平生经济之怀略已陈矣”（叶適语）。他同朱熹、同辛弃疾、叶適相互唱和他咏唱道：“因笑王谢诸人登高怀1《宋元学案》卷56《龙川学案》。 2《陈亮集》卷9《论·勉强行道大有功》。 1《陈亮集》卷1o《六经题·诗》。 2《陈亮集》卷1o《语孟题·论语》。 3《陈亮集》卷15《问古今损益之道》。 1《朱子语类》卷123。 远也学英雄涕。凭却江山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念奴娇·登多景楼》）。他与爱国词人辛弃疾唱和的词尤多他说：“只使君从来与我话头多合。”看到南宋乐于偏安他只能是：“壮士泪肺肝裂。”2陈亮词作感情激越风格豪放显示了他的政治抱负。其著作后人编为《龙川文集》、《龙川词》。 第二节叶適读书聪颖游学婺州叶適（115o—1223）字正则温州永嘉（今属浙江）人。生于瑞安后居于永嘉水心村世称水心先生。 叶適的少年时代家境贫困。“自处州龙泉徙于瑞安贫蒉三世矣”3。父亲性情开朗有大志而未入仕途。母亲杜氏嫁到叶家的那一年正逢水灾家中器物被大水冲尽自此更为艰难居无定址先后迁过二十一处“穷居如是二十余年”。11岁时名儒陈傅良在县城林元章家执教叶適经常在林家嬉戏他得到机会从陈傅良学习。据他自己的回忆从此受教、请益于陈傅良的时间前后有4o年之久。少年时代从学的学人中可以考定的还有刘朔、刘愈、刘夙等。 13岁时叶適随父从瑞安迁到永嘉（今浙江温州）；15岁学诗、学时文这些对他一生学术深有影响。《宋史》本传称他“为文藻思英”1而全祖望评论说：“然水心工文故弟子多流于辞章。”216岁时叶適在温州乐清白石北山小学讲舍讲习为稻粱谋这样的生活一直维持到乾道三年（1167）。其间从学与结交的师友除陈傅良外还有王十朋的门人叶士宁与林鼐、林鼒兄弟等。 从19岁开始一直到28岁即淳熙四年（1177）叶適主要活动是在婺州地区游学曾从学于郑伯熊上书宰执叶衡结识了陈亮、吕祖谦、周必大等。 这十年间叶適到过临安时为乾道九年（1173）；淳熙元年（1174）叶適上书叶衡叶衡时为签书枢密院事。叶適在这封《上西府院书》中纵论天下大势指出天下之患在于“朝廷之上陋儒生之论轻仁义之学则相与摈贤者而不使自守以高世”。因此他望宰执能够酌古今之变权利害之实以先定国是于天下。具体地说一是政治上的有为：收召废弃有名之士斥去大言无验之臣辟和同之论息朋党之说。重台谏而任刺史崇馆阁以亲讲读。二是经济上的措施：据岁入之常以制国用罢太甚之求以纾民力。三是军事上的广武举之路委诸路以择材鼓舞士卒之勇气不用增兵而加紧训练屯田耕种以代军输。四分上流之地积极准备北伐。 叶適提出中兴的“大略”进一步指出关键在于为政要“诚”、“赏” 与“罚”。诚是指号出令必思生民之大计而不徇乎一身之喜怒。赏2参《陈亮集》卷39《贺新郎·寄辛幼安和见怀韵》及《贺新郎·怀辛幼安用前韵》。3《水心文集》卷25《母杜氏墓志铭》。 1《宋史》卷434《叶適传》。 2《宋元学案》卷54《水心学案》（上）。 是指爱人之功求人之善举之公卿之上而忘其疏贱之丑。罚是惩人之过明人之恶加之窜殛之戮而遗其贵近之厚。以后叶適多次上书朝廷其要点多是这些内容1。 这一年叶適才25岁这次上书没有得到应有的反响他很失望。 淳熙二年（1175）叶適26岁赴武义招明山访吕祖谦与陈亮、吕祖谦相聚。 志存恢复论政从政淳熙四年（1177）叶適得周必大的保荐漕试合格中举人。次年春中进士第二名。自此叶適踏入仕途。 叶適在廷对中对孝宗和宰执提出了批评。虽然孝宗也力图精实求治但十多年过去了却没有尺寸之效。王业偏安于一隅庶政积废于今日。他提出不可因循守旧要革去弊政收复失地。 淳熙五年（1178）叶適授文林郎、镇江府观察推官。是年母病逝服丧。八年服除改武昌军节度推官。同年秋宰相史浩推荐叶適等叶適辞不就。淳熙九年升两浙西路提刑干办公事居平江（今苏州）。在平江尾四年淳熙十二年仍在平江冬参知政事龚茂良荐奉召赴临安。淳熙十三年（1186）改宣教郎任太学正。次年升太学博士。 叶適在奏对中论说国事之中有四难、五不可。四难是：国是、议论、人才与法度方面的四难；现实是：兵以多而至于弱财以多而至于乏不信官而信吏不任人而任法不用贤能而用资格。叶適向孝宗说：“此五者举天下以为不可动岂非今之实患欤！沿习牵制非一时矣。讲利害明虚实断是非决废置在陛下所为耳。”孝宗早年的锐意恢复的精神此时已没有了对这一番刺耳的忠言也无可如何说自己的眼病很重这样的志向已经没有了。谁能担当此任的你就同他说去吧。叶適再次进言孝宗“惨然久之”。 淳熙十五年（1188）叶適除太常博士兼实录院检讨官他向丞相推荐陈傅良等34人。后来证明荐人正确这34人被召在朝政中挥了大作用。这一年林栗起对朱熹的攻击叶適为朱熹伸张说从郑丙、陈贾到林栗以道学之名指斥朱熹是没有道理的是小人残害忠良的惯用的手法。 淳熙十六年（1189）二月孝宗禅位太子赵惇即位是为光宗。五月叶適除秘书郎仍兼实录院检讨官。乞外补添差湖北安抚司参议官。作《上光宗皇帝札子》言国家有六不善即：今日之国势未善今日之士未善今日之民未善今日之兵未善今日之财未善今日之法度未善。叶適说：“不先明治国之意使此六者本伤而末坏心蠹而枝披支离而涣散而臣之议论无所复用矣。”可是仍然毫无反应。绍熙元年（119o）十月叶適以秘书郎出知蕲州。 光宗是个有隐疾的皇帝在请立嘉王赵扩为太子等问题上与退位在重华宫的太上皇孝宗有矛盾。皇后李氏以及陈源等从中离间。自绍熙二年十一月后父子之间隔阂很深从此光宗不朝孝宗。朝廷危机加深国事艰危群臣为促请光宗朝重华宫的太上皇可说是费尽心机陈傅良痛哭于庭赵1《水心集》卷27。 汝愚甚而引裾求光宗朝重华宫；太学生也上书。绍熙三年十一月叶適等上疏请光宗朝重华宫不从。绍熙四年（1193）叶適奉召赴临安行在十一月除尚书左选郎官。光宗很长时间以称疾为由不朝重华宫。宫廷矛盾使朝中大小事皆废。叶適尽力上言对光宗说父子之间亲爱出于自然不能没有事实而生疑忌。光宗有所动心曾两赴重华宫都城临安人听说后都为之欢悦。后来叶適又有建言未报。但光宗父子之间的矛盾没有解决群臣请光宗朝重华宫成了朝政的焦点。 绍熙五年（1194）六月太上皇孝宗死。光宗称疾不执丧事又引出朝政危机。赵汝愚及叶適等人通过韩侂胄请太皇太后吴氏垂帘尊光宗为太上皇立嘉王赵扩即帝位是为宁宗。 宁宗即位后朝中又展开新的斗争。赵汝愚为宰相韩侂胄自恃立宁宗有功为自己仅迁枢密院承旨很不满意。韩、赵的斗争不断升级。韩侂胄及其周围一批人排斥打击赵汝愚、朱熹、叶適等。赵汝愚被贬死于衡阳。叶適也受到牵连。韩侂胄与赵汝愚的斗争越演越烈说朱熹提倡的学术是“伪学”。由“伪学”之禁演变成反对“逆党”所谓的“庆元党禁”“初韩侂胄用事患人不附一时小人在言路创为‘伪学’之名举海内知名士贬窜殆尽”1。 庆元元年（1195）叶適为御史胡绂所劾降两官。庆元二年（1196）差知衢州。庆元三年朝廷立“伪学”之籍名单上共有59人叶適在其中。嘉泰元年（12o1）叶適起为湖南转运判官嘉泰二年弛禁迁知泉州次年赴任。同年九月应召入对叶適对宁宗说：“治国以和为体处事以平为极。臣欲人臣忘已体国息心既往图报方来可也。”1这番话为宁宗所称许。 韩侂胄动开禧北伐叶適说这件事至大至重一定要考虑周密“故必备成而后动守定而后战”要考虑战事给各方面带来的后果。开禧二年（12o6）叶適除工部侍郎韩侂胄进行北伐是要利用叶適的声望。但如叶適所料的一样这次北伐条件不充分也没有周密的准备加上用人的不当吴曦的叛降虽然战争初期获得一些胜利但很快战争的形势生变化金兵南下形势危急。叶適乞节制江北在和州、滁州等地战斗中他用劫砦等灵活的战术给金人以重创。兵退叶適进宝文阁待制兼江淮制置使。叶適在长江以北屯田设置堡坞一面屯垦一面积极备战。这些做法很有成效。开禧北伐失败史弥远及杨后谋杀韩侂胄取其级以向金人求和。叶適于战端未开之时极力谏止晓以利害。在战争中特别是他节制江北的过程中解和州之围实施以江北守江的战略收到了成效这些方面是有功的但中丞雷孝友却弹劾叶適“罪名”是叶適曾“附（韩）侂胄用兵”。叶適因此被夺职回永嘉水心村专心著述讲学16年。嘉定四年转中奉大夫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获祠禄奉祠凡13年直至嘉定十六年（1223）辞世终年74岁。 水心之学卓然独立1《宋史》卷434《叶適传》。 1《宋史》卷434《叶適传》。 在宋代学术史上叶適有重要的地位其主要著作经中华书局整理出版的有《叶適集》（《水心文集》与《别集》合编1961年版）以及《习学记言序目》（上下册1967年版）。叶適在学术上的贡献全祖望评论说：水心较止斋又稍晚出其学始同而终异。永嘉功利之学至水心始一洗之。然水心天资高放言砭古人多过情其自曾子、子思而下皆不免不仅如象山之诋伊川也。要亦有卓然不经人道者未可以方隅之见弃之。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6二派而水心龂龂其间遂称鼎足。然水心工于文故弟子多流于辞章。15oooo528_1829_o这段话说明了水心之学的几个方面。一是水心之学在永嘉之学中的地位。宋代的永嘉学派重要人物是周行己、许景衡等所谓的永嘉九先生。永嘉学派中实际包括两个学系一是二程的洛学一是张载的关学。这就是全祖望说的：“世知永嘉诸子之传洛学不知其兼传关学。”2传洛学中尤以周行已为重要“永嘉诸先生从伊川者其学多无传独先生尚有绪言”3。南宋永嘉学人在传洛学方面应当提到郑伯雄、伯英兄弟以及薛季宣、陈傅良等。叶適与薛季宣、陈傅良的关系密切特别是与陈傅良的关系。叶適14岁结识陈傅良并从学此后交游4o年。南宋的永嘉之学始是“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1。 所以永嘉之学到了水心才“一洗之”这句话可以商榷但也点出叶適在永嘉学派上的地位。叶適提倡功利但把讲功利与讲义理结合起来反对空谈性命讲求学统说：“读书不知接统绪虽多无益也”（《水心文集·赠薛子长》）。叶適虽对理学家有所批判但他并不是不重视学统虽然他的道统与程朱的道统观又有差异。叶適完成了薛季宣、陈傅良对永嘉学的构建。叶適写《习学记言序目》时已经是晚年对历代儒家经籍和道统都有批判。 叶適的经制之学重典章、重经济、重致用倡改革又讲义理。永康的事功之学专言事功主张“义理之学不必深穷”。水心同这些有差异。 二是水心之学的学风。“水心工于文故弟子多流于辞章”这是说叶適与永嘉诸子的不同之处。从另一角度来看也反映了叶適在理论上的深度不足。《四库全书总目》对《习学记言》有一段评论说这本书斥汉人言《洪范》五行灾异之非确能有所见“足与其雄辩之才相副”；但指出叶適在论太极生两仪的论述是“文浅义陋”。《四库全书总目》引陈振孙的话说《习学记言》“其文刻峭精工而义理未得为纯明正大”2。 至于说叶適的门人多流于辞章那是学风的影响所及。但《宋元学案》又说水心门人也有差别：“水心之门有为性命之学者有为经制之学者有为文字之学者。”还有王大受（拙斋）这样“欲以事功见其门庭”的学者。三是水心之学的影响。南宋乾道、淳熙之际宋代文化又出现了一个。最初有朱熹的朱学、吕祖谦的吕学以及6九渊的6学。所谓的朱学、吕学、6学鼎足而三。或谓是朱学与吕学和张栻的湖湘之学是南宋的三大学派。而张栻死于淳熙七年（118o）次年吕祖谦也逝世了。从此是朱6两分天下叶適的崛起成为一大宗遂与朱、6鼎立而三。但水心之学无法2《宋元学案》卷32《周许诸儒学案》。 3《宋元学案》卷32《周许诸儒学案》。 1《宋元学案》卷54《水心学案上》。 2《四库全书总目》卷13《子部十·习学记言》。 与朱、6相抗衡。南宋后期朱学地位在提高朱、6合流、相互出入成为一种文化潮流。朱熹指责6学之弊是偏而永康、永嘉之学是大不成学问。1这种学术上党同伐异不足取。应该说水心之学是卓然一家根柢《六经》折衷诸子辩理学家说《易》及解《中庸》、《大学》之非以为“舍孔子而宗孟轲则于本统离矣”。诸多论断显现思想批判的光华虽然仍是本《六经》之根本。 1参《朱子语类》卷122。 第五十五章李清照朱淑真第一节李清照历尽人间甘辛的一生李清照（1o84—约1155）号易安居士济南章丘（今属山东）人。父李格非字文叔熙宁进士官至礼部员外郎、提点京东路刑狱以博学工文著称。母王氏也知书善文。受家学熏陶李清照博闻强识精通书史“自少年便有诗名才力华赡逼近前辈”1早年所作诗《浯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颇得时人好评。 建中靖国元年（11o1）李清照与吏部侍郎赵挺之幼子太学生赵明诚结婚。赵明诚（1o81—1129）密州诸城人。以荫仕后初在东京任职除鸿胪少卿。大观元年（11o7）赵挺之卒次年李清照随丈夫归居青州（今属山东）故第屏居达十年之久。宣和中赵明诚出任莱州（今属山东）、后调淄州（今淄博西南）知州。 李清照和赵明诚婚后恩爱美满生活优裕。夫妇俩志同道合共同致力收藏金石古器、名人书画、历代图籍。李清照协助赵明诚整理考订彝器、碑铭并进行研究编撰《金石录》。平时常以所藏文物自娱诗词唱和情深意洽“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醉花阴》）等著名词句即是她当时的生活写照。 靖康元年（1126）金军南下北方陷于战乱。次年赵明诚奔母丧赴江宁（今江苏南京）高宗即位后起知江宁府。建炎二年（1128）李清照也避乱至江宁她感叹“南来尚怯吴江冷北狩应悲易水寒”“南渡衣冠少王导北来消息欠刘琨”表达了自己对国家命运的担忧及对朝廷苟且偷安的不满。建炎三年（1129）赵明诚移知湖州（今属浙江）驻家池阳（今安徽贵池）。他只身赴建康（时江宁已改名建康）听命时不幸病故。李清照殓葬了丈夫后前往临安投靠弟弟李沅。大约这时生了陷害她的“颁金”案又值金兵南下南宋朝廷一路败逃她随着高宗南逃的路线辗转避乱。先从越州（今浙江绍兴）至明州（今宁波）又经奉化（今属浙江）、台州（今临海）入海再经温州返回越州。多年的文物收藏或亡于战火或被人盗掠散失殆尽境遇十分凄凉。大约在绍兴二年（1132）李清照移居临安经过数年“颁金”案之冤亦于此时洗涮清楚。据宋代文献记载她再适张汝舟仅数月旋离异后世学者对此事尚有异议。1李清照的晚岁是在凄凉孤苦中度过的但她对国事仍很关心并一直进行着文学创作和学术活动。绍兴三年（1133）她作诗送韩肖胄、胡松年使金。四年她写作了《打马图经》及“自序”又对《金石录》作最后的笔削整理写下了著名的《金石录后序》后将书表上于朝。绍兴二十年左右她以所藏米芾墨迹向米友仁求跋。李清照卒年约七十余岁。据今人考证推测当在绍兴二十五1王灼：《碧鸡漫志》卷2。 1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王灼《碧鸡漫志》、胡仔《苕溪渔隐丛话》、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等皆载李清照曾改嫁但明清学者多持异说俞正燮《易安居士事辑》力证其未改嫁目前学术界对此仍有争议。 年（1155）或稍后。1多才多艺以词名著世李清照以多才多艺著称她通书画善属文工诗词尤以词擅长被称为南宋婉约派宗主。她的文学创作从思想内容看大致可以靖康前后为界分为两个时期。 前期的诗文或谈史事或论文艺题材比较广泛。早年的《浯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她以“夏商有鉴当深戒简策汗青今具在”的诗句提醒人们记取唐代天宝之乱的教训。她的《词论》是宋代重要论词之作她提出了词“别为一家”的说法强调音律和典雅反对以诗为词。前期的词作多写自然风光景物和个人的离愁较真实地反映了她的悠闲情怀。如《凤凰台上忆吹箫》、《一翦梅》等词是通过描写寂寞的生活和抒忧郁心情来表达对丈夫的深切眷恋并较大胆地流露出自己对美好爱情生活的渴望。这对传统的伦理规范是一种冲击。故王灼《碧鸡漫志》评论说：“作长短句能曲折尽人意轻巧尖新姿态百出。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自古缙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籍也。” 南渡以后李清照后期作品有较明显的变化。所作诗文多感叹身世怀念故国包含了较多对现实的关心渗透着爱国感情思想性有所提高。如：“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乌江》）。“两汉本继绍新室如赘疣；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咏史》）。诗句用咏历史人物斥责了当时“伪楚”政权和南宋统治者苟且偷安的政策显示了自己的爱国热忱和气节。在《打马图经》及“序”中还提出了秣马砺兵恢复中原的主张。 后期的词作也与前期迥别。当时国破家亡的现实和凄凉悲惨的个人遭遇使李清照陷于极度痛苦之中于是她以词来抒伤时忆旧、怀乡悼亡的感情风格由清丽、缠绵转为深沉、悲壮。如“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菩萨蛮》）“空梦长安认取长安道”（《蝶恋花》）等词句寄托了对北方故国的怀恋；“元宵佳节融和天气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永遇乐》）“当年曾胜赏生香熏袖活火分茶如今也不成怀抱得似旧时那”（《转调满庭芳》）等词句表达了对已往生活的追思。李清照晚年的孤苦寂寞也在词作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如《武陵春》写“物是人非事事休”的感慨《声声慢》写“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意况《清平乐》写“今年海角天涯萧萧两鬓生华”的哀伤皆使人感受到她内心的浓重愁思。 在中国文学史上李清照的词作以其高度的艺术成就而占有重要地位后世论者将她推为宋代“婉约派”词家的宗主。她作词十分重视词的特殊格调和协律性因而能独辟蹊径在丰富词的艺术表现手法上有所突破。她擅长抒情巧于构思常选取一些生活片段填入词中具体而细致地表现自己的内心世界如《武陵春》即以“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来描写满腔的愁思。她也善于运用白描的手法通过具体生动的行动或事物将抽象的内心活动形象化如《永遇乐》以“向帘儿底下听人笑1李清照的卒年今人考证详见王仲闻《李清照集校注》所附《李清照事迹编年》。语”写自己的情怀《一翦梅》以“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述自己的相思显得委婉、含蓄、自然毫无矫揉造作之态。词风虽以凄婉为主但偶作豪放之句如《渔家傲》中的“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也使人如读苏轼、辛弃疾之词。李清照词的语言尤具特色优美、精巧而不刻意雕琢如以“宠柳娇花”“绿肥红瘦”写花树以“浓烟暗雨”“风柔日薄”写天气以“黄花瘦”拟人皆很新颖、清丽显示出遣词造句的创造性。又常以浅显明白的俗语入词如“甚霎儿晴霎儿雨霎儿风”（《行香子》）“守著窗儿独自怎生得黑”（《声声慢》）等皆信手拈来便生出许多清新生动的情味。她精于音律因而作词强调音乐美十分注意“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词论》）还讲究舌、齿音的交错和叠字的连续运用如《声声慢》中一开始就连用了十四个叠字其独创性为后人所盛赞。李清照词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人们称其为“易安体”历代都有人学习仿效。李清照诗文也有很高的造诣如《金石录后序》一文叙事、抒情十分优美动人。 李清照的作品在宋代分别有词集《漱玉集》和诗文集《李易安集》传世但都已散佚。旧传《漱玉词》系后人所辑如赵万里的辑本收词六十。今人辑本如王仲闻《李清照集校注》、黄墨谷《重辑李清照集》收录各类作品较为完备。 第二节朱淑真朱淑真自号幽栖居士相传她祖籍与朱熹祖籍徽州婺源同属一地故有人称她乃朱熹侄女。因世居杭州钱塘故又称钱塘人。出生于仕宦世家家境颇富。据她写的诗句称家里不仅有东园（见《晚春会东园》）又有西园（见《春游西园》）1还有楼阁。她即住在西楼之上。而且家庭中有较浓郁的文化气氛。她常与父亲把酒论文吟诗作对。她在《寄大人二》中感叹：“诗礼闻相远琴樽谁是亲？”并期盼“把酒何时共论文几日亲。”2她曾在出嫁后得到家嫂的一封信她即兴作诗写道：“声声喜报鹊温柔忽接芳缄自便邮。一尺溪藤摛锦带数行香墨健银钩。倾心吐尽重重恨入眼翻成字字愁。添得情怀无是处非干病酒与悲秋”。3反映她在未出阁前过着温馨的家庭生活。 朱淑真虽是大家闺秀但却时时关心百姓的疾苦。如《苦热闻田夫语有感》一诗她写道：“日轮推火烧长空正是六月三伏中。旱云万叠赤不雨地裂河枯尘起风。农忧田亩死禾黍车水救田无暂处。日长饥渴喉咙焦汗血勤劳谁与语？播插耕耘功已足尚愁秋晚无成熟。云霓不至空自忙恨不抬头向天哭。寄语豪家轻薄儿给巾羽扇将何为！田中青稻半黄槁安坐高堂知不知？”4另一《喜雨》亦写道：“高田低田尽沾泽农喜禾无枯槁伤。我皇圣德布寰宇六月青天降甘雨。四海咸蒙滂沛恩九州尽解焦熬苦。”1《朱淑真诗集》前集卷2《晚春会东园》后集卷1《春游西园》。 2《朱淑真诗集》前集卷7。 3《朱淑真诗集》前集卷1o。 4《朱淑真诗集》前集卷4。 5这些诗都可表明她是个颇富正义感的不凡女性。 可惜的是朱淑真的婚姻极不如意以致抑郁以终铸成了她的悲剧。 如在《愁怀》二之一中写道：“鸥鹭鸳鸯作一池须知羽翼不相宜。东君不与花为主何似休生连理枝。”1她非常明确地提到了对自己婚姻的不满意。她的丈夫既非“市井民家”亦非“村恶”2而是个官员。朱淑真在《春日书怀》中写道：“从宦东西不自由亲帏千里泪长流。已无鸿雁传家信更被杜鹃追客愁。日暖鸟歌空美景花光柳影谩盈眸。高楼惆怅凭阑久心逐白云南向浮。”3这里显然指跟着丈夫宦游而远离父母千里极不自由。另一《寒食咏怀》记述丈夫的为宦地是在淮南：“淮南寒食更风流丝管纷纷逐胜游。春向眼前无限好思亲怀土自多愁。”4当时宋金长期划淮为界淮河一线是双方重点设防的地方。因此可以推断她的丈夫大概是不通文墨的一介武夫。她在《秋日偶成》中透露过自己的心事：“初合双鬟学画眉未知心事属他谁？待将满抱中秋月分付萧郎万诗。”5最后一句值得注意她希望自己能嫁个写得万诗的丈夫而事实上却嫁了个武夫这就不能不是“鸥鹭鸳鸯作一池”了。后来她乘归宁省亲之机回到了父母身边从此便永远离开了这个丈夫。由于个人婚姻生活的不如意她写了许多抒自己情感的诗篇。如《冬夜不寐》：“推枕鸳帏不奈寒起来霜月转阑干。闷怀脉脉与谁说泪滴罗衣不忍看。”6正由于这种境遇朱淑真终于抑郁以终。据说她去世时父母尚健在。 朱淑真在生前并没有太大的诗名朱熹说过：“本朝妇人能文只有李易安与魏夫人。”1朱淑真也与魏夫人有交往。她写有《会魏夫人席上命小鬟妙舞曲终求诗于予以“飞雪满群山”为韵作五绝》。2据说这位魏夫人就是曾布（1o36—11o7）之妻魏泰之妹主要活动在北宋哲宗徽宗时。而朱淑真当是北宋末南宋初年人与李清照（易安居士）同时或稍后。宋孝宗淳熙九年（1182）魏仲恭编定朱淑真的作品名《断肠诗集》在此书的序中说：“比往武陵见旅邸中好事者往往传诵朱淑真词每窃听之清新婉丽蓄思含情能道人意中事岂泛泛者所能及？未尝不一唱而三叹也。早岁不幸父母失审不能择伉俪及嫁为市井民家妻。一生抑郁不得志故诗中多有忧愁怨恨之语观其诗想其人风韵如此乃下配一庸夫固负此生矣。其死也不能葬骨于地下如青冢之可吊并其诗为父母一火焚之。今所传者百不一存是重不幸也。呜呼冤哉！予是以叹息之不足援笔而书之乃名其诗为《断肠集》。后有好事君子当知予言之不妄也。”末署“淳熙壬寅二月望日醉□居士宛陵魏仲恭端礼书”。诗存33o余5《朱淑真诗集》前集卷4。 1《朱淑真诗集》前集卷9。 2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称朱淑真“父母无识嫁市井民家”。其《西湖游览志余》又称“朱淑真其夫村恶种种可厌”。 3《朱淑真诗集》后集卷1。 4《朱淑真诗集》后集卷1。 5《朱淑真诗集》前集卷6。 6《朱淑真诗集》后集卷4。 1《朱子语类》卷14o。 2诗见《朱淑真诗集》前集卷1o。 即《断肠诗集》亦称《断肠集》；词存3o余阕称《断肠词》。朱淑真诗词的成就可与李清照齐名。遗憾的是李清照《宋史》中留有记载而朱淑真却没有。据说当时有临安人王唐佐为朱淑真写过一小传但也没有流传下来对其生平概略大多是根据她的诗作推知的。 第五十六章6游辛弃疾第一节6游半生游宦半生奉祠6游（1125—121o）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 祖先本务农后来读书做官。6游出生后不久即逢“靖康之变”金军南下掳宋徽、钦二帝北返北宋灭亡。在动荡不安的局势中父亲6宰被罢去京西转运副使之职携家南归辗转流离。6游9岁时才回到故乡山阴。在山阴6游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代。 绍兴二十三年（1153）二十九岁的6游到临安应考名列两浙路锁厅试荐送第一。次年应礼部复试又名列前茅。因他“喜论恢复”又名列权臣秦桧的孙子秦埙之前大为秦桧所忌恨故被黜落第。直至绍兴二十八年（1158）秦桧死后6游才得出仕。先授福州宁德县主簿不久调入临安任敕令所删定官。绍兴三十三年（1162）孝宗即位主战派的势力在朝廷有所增强6游以“善词章谙典故”被荐。孝宗因对他“力学有闻言论剀切”赐进士出身并调任枢密院编修官兼编类圣证所编修官。在此期间他毫不掩饰自己主战的立场并提出了许多抗金收复失地的策略。后因论龙大渊等人“招权植党”而忤孝宗之意出任镇江府（今江苏镇江）通判又调隆兴府（今江西南昌）通判。张浚北伐失利孝宗也转主议和主战派势力遭到打击6游也以“交结台谏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1的罪名罢官遣归。 乾道六年（117o）6游起为夔州（今重庆奉节）通判。免职数年得到的是远州副职去的又是僻远的山城这一切使他感到伤怀。但是一踏上旅途他很快克服了失落感。取道今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经三峡入川一路上观秀丽山水探幽奇绝境访先贤遗迹采风俗民情所谓“道路半年进不到江山万里看无穷”2。他且行且记将一路闻见加上个人感慨写成《入蜀记》6卷。这次旅行使他视野大为开阔爱国信念更加坚定。乾道八年（1172）四川宣抚使王炎邀6游入宣抚使幕任帅府干办公事兼检法官。他来到南郑（今陕西汉中）有机会亲临前线。他常不避艰险来往于南郑与前沿军营之间曾雪夜渡汉水掠过金军阵地；也曾一连三天啃着荞麦饼与士兵生活在一起。这段军旅生活对他的后半生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不到一年随着王炎被调职6游也离开了南郑改任成都府路安抚司参议官来到成都后又在蜀州（今崇庆）、嘉州（今乐山）、荣州（今荣县）等地任通判及代理州事等职几乎遍历蜀中。淳熙元年（1174）末范成大帅蜀改任四川制置使司参议官回成都。淳熙三年（1176）因不拘礼法被劾“燕饮颓放”而罢职领宫观他不以为然毅然自号“放翁”。 淳熙五年（1178）宋孝宗看到了6游在蜀中所作诗篇印本遂诏东还。此后十多年6游在福建、江西、浙江等地担任监司和州官虽然未能充分1《宋史》卷395《6游传》。 2《剑南诗稿》卷2《水亭有怀》。 施展其政治抱负但由于一再坚持抗金主张为权贵所不容始终不被重用。淳熙七年（118o）提举江西常平茶盐公事因粟赈灾被劾罢官。淳熙十五年回朝任军器少监次年任礼部郎中十一月又被刻罢官回山阴故里闲居。 绍熙元年（119o）冬复以阶官中奉大夫、提举冲祐观均为闲差6游时年66岁。此后十余年他基本上以奉祠领半俸过着清贫生活。他虽人闲居但日夜思念报国之心是闲不住的他依旧关心国事忧国忧民。其间绍熙三年（1192）封男爵庆元元年（1195）题其书斋为“老学庵”。 嘉泰二年（12o2）6游又被召恢原阶官提举宫观任实录院同修撰兼同修国史参与修撰孝宗、光宗两朝实录。次年修撰完成升宝谟阁待制致仕。嘉泰四年（12o4）封子爵。开禧三年（12o7）封渭南伯由此自号“6渭南”。嘉定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21o年1月26日）病逝享年85岁。爱国诗人壮心不已6游是宋代著名的爱国诗人。少时闻父执议论国事深受熏陶。从小就懂得民族压迫的苦难埋下了爱国的种子。父亲6宰是一个具有爱国思想和民族气节的官员虽然退居林下仍时时关心着国家兴衰、民族危亡与朋友们谈到国家前途时常食不下咽悲不自胜。他们“或裂眥嚼齿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杀身翊戴王室”1。这些长辈们的爱国思想和高尚情操深刻影响着6游使他很早就立下“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报国壮志。成年后6游以“学者当以经伦天下自期”2来自勉。他的“喜论恢复”显然是仕途坎坷的主要原因。但是多次播迁并没有使6游的爱国热情稍减仍时时准备为恢复中原出力。在6游思想上抗金恢复中原高于一切。他不仅这样要求自己也希望别人也应以国事为重团结一致对外。恢复中原的爱国信念是他一生的精神寄托。就在缠绵病榻之时仍然念念不忘至死不渝写道：“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和雨铁马冰河入梦来。”3他临终时吟哦的《示儿》诗：“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正反映出他耿耿丹心与至死不泯的爱国热情。 诗人6游与尤袤、杨万里、范成大并称为南宋“四大家”。他精熟各种诗体尤擅七律、七绝。《剑南诗稿》存诗93oo余。6游的创作道路和作品风格有人分为三个阶段：早年从江西派入手私淑吕本中又师事曾幾所作工藻绘重技巧。中年起诗风改变尤其是入蜀以后诗境开拓博大闳肆。晚年退隐家居风格渐趋平淡。然而无论诗风如何改变鼓吹恢复诋斥和议一直是他诗歌的创作主题。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他的诗歌忠实地反映了一代人民的心声。有时是对恢复中原的无限希望有时是对偏安局面的无奈怅恨有时是对误国君臣的愤怒控诉有时是对国事日非的深沉叹息。由于严酷的现实6游抗战必胜的信念屡屡被打击几乎幻灭。但他即使在极其抑郁、近于失望的心绪时写下的诗篇也都是沉郁顿挫、感激豪放1《渭南文集》卷3o《跋周侍郎奏稿》。 2《渭南文集》卷26《跋文武两朝献替记》。 3《剑南诗稿》卷26《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 之作因此人们称6游是继屈原、杜甫之后又一伟大的爱国诗人。 6游描写田园和景物的诗篇也同样出色。晚年久居乡间对农民的欢乐和疾苦都耳闻目睹。他以清隽流畅的诗句描写善良纯朴的农民生活一年到头辛勤的劳作自给自足的农家乐他们遭受到的苛取豪夺字里行间充溢着对农民命运的关切。6游的景物诗或思古之幽情或表现明媚的风光多清新俊逸饶有韵致。如“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小楼一夜听风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等皆为千古名句。 6游还擅长词作。他的《放翁词》存词14o余。除《钗头凤》那样的诉说爱情之作外更多的是表达爱国思想的。如雄壮悲凉的《诉衷情》感慨遥深的《水调歌头》意气风的《秋波媚》老泪纵横的《谢池春》无一不是抒自己的心声。著名的《卜算子·咏梅》是用梅花的高洁和傲霜斗雪的品格象征自己的坚贞气节和情操哪怕有朝一日自己像梅花一样“零落成泥碾作尘”仍旧是其“香如故”永远不改变恢复中原的爱国信念。 6游的散文也别具一格。其中《老学庵笔记》记述当时的风俗民情、朝廷典章以及传闻轶事不仅内容丰富可补史传之阙而且行文流畅修洁可诵。《入蜀记》是记古迹、叙风俗指点江山引人入胜故时人就有“四海文章6放翁”之说。6游还长于史学他曾参与撰修孝宗、光宗两朝实录。私撰《南唐书》18卷叙次简洁为史著佳作。 由于6游的经历曲折命运多舛转辗流离接触社会广泛而使他积累了深厚的创作基础在诗、词、文、史等诸多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是他那充满漏点的诗篇不仅在当时鼓舞了爱民奋勇杀敌也激励着人们反侵略斗志。梁启所称颂的那样：“诗界千载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集中什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 第二节辛弃疾由义军掌书记到封疆大吏辛弃疾（114o—12o7）原字坦夫后改字幼安号稼轩居士济南历城（今山东济南）人。靖康之变北宋灭亡宋室南迁辛弃疾的出生地成为金朝的统治地区。他的祖父辛赞当北宋灭亡时因受家族拖累未能脱身南渡不得已仕金曾任亳州谯县令、开封府知府官至朝散大夫。但他时时眷念故国常带领儿孙“登高望远指画山河思投衅而起以纾君父不共戴天之愤”1。他对辛弃疾寄以殷切的期望曾两次让辛弃疾至金都燕京参加进士科考试借机侦察金人形势以图恢复。 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主海陵王完颜亮大举兴兵南下欲图灭亡南宋统一江南。这时金朝统治下的中原地区赋役繁重人民不堪征调纷纷起义反抗。时年22岁的辛弃疾毅然“鸠众二千”奋起抗金。后率众加入耿京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任掌书记负责起草书檄文告掌管义军大印。根据其时形势为取得南宋朝廷的支持与南宋军队配合作战辛弃疾力劝耿京“决策南向”接受南宋朝廷的领导。绍兴三十二年（1162）正月耿1辛弃疾：《进美芹十论札子》。 京命辛弃疾和贾瑞等人奉表南归宋高宗在建康（今南京）接见了他们任命耿京为天平军节度使辛弃疾为右承务郎、天平军掌书记并让他们回山东向耿京传达南宋朝廷的旨意。但就在辛弃疾与朝廷接洽成功准备返回军中的时候义军内部却生了重大变故。张安国、邵进等人在金朝的利诱下密谋杀害了耿京带领一部分人投降了金朝。辛弃疾等人行至海州（今江苏东海附近）闻讯即约海州统制王世隆等5o人驰赴金营其时张安国正与金将酣饮辛弃疾等人出其不意袭进金营抓获张安国在5万金兵中带着张安国摆脱追敌急驰而归献俘行在后张安国在临安被斩示众。辛弃疾这一机智勇敢的行动在南宋朝野引起极大的震动正如洪迈所云：“壮声英慨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1但是作为“归正人”的辛弃疾并没有得到南宋朝廷的真正欣赏和信任南宋朝廷只安排他担任江阴军签判一个并不能让辛弃疾施展其才能和抱负的职务。不久宋孝宗即位重用主战派人士张浚进行宋室南渡以来的第一次主动北伐在取得一系列胜利后由于主将之间的嫉功害能又自毁长城导致符离大败随后金宋签订“隆兴和议”。在此情况下主和派势力又占了上风但26岁的辛弃疾不为所动向宋孝宗上《美芹十论》（又称《御戎十论》）客观地分析了宋金双方的形势提出了周密详尽的恢复大计和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以后他又向右丞相虞允文上了《九议》再次陈述他的抗金方略。辛弃疾希望以此唤起宋廷君臣的抗金热情坚定他们抗战必胜的信念。但是在苟安成风的情况下他的满腔热忱并未引起统治者的重视经过深思熟虑的恢复中原大计如石沉大海这使辛弃疾陷入极度的悲愤和苦闷之中。 从乾道四年（1168）年始辛弃疾先后担任过建康府通判、滁州知州、江西提刑等职在平定了赖文政领导的茶商军之后又知江陵府、兼荆湖北路安抚使成为封疆大吏后历江西、湖南安抚使等职。频频的调动与升迁并没有使辛弃疾感到舒心与满足他日夜渴望的是驰骋沙场弯弓杀敌收复失地。但在小人当道、国事日非的时候他的愿望不仅不能实现反而因在地方上大刀阔斧地整顿、创置“飞虎军”等事妨碍了权贵们的利益淳熙八年（1181）被交章弹劾以“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等罪名罢去所有职务。他到上饶城郊带湖去闲居以稼名轩自号“稼轩居士”后领宫观闲差。在上饶一住十余年。在此期间他与郑汝谐、杨民瞻、陈亮、韩元吉等交往或慷慨激昂极论世事或长歌相答情意深长。同时他还与朱熹建立了较深的友谊。在“庆元党禁”时他不顾禁令常到武夷山看望朱熹。朱熹病死他写词悼念还亲携祭文前往吊祭1。 绍熙三年（1192）至五年辛弃疾出任福建提刑、福州知州、福建安抚使等职其间一度归朝任太府卿又被劾罢官奉祠庆元二年（1196）自上饶移居铅山（今江西铅山东南）期思瓢泉。嘉泰三年（12o3）再度被起用为绍兴知府、浙东安抚使次年差知镇江府。开禧元年（12o5）三月正当他在镇江积极备战时朝廷却以所荐非人将他连降两级阶官。同年六月改知隆兴府（今江西南昌）不久又被劾奉祠归铅山。一连串的打击使辛弃疾心力交瘁。开禧三年（12o7）韩侂胄欲对金用兵急调辛弃疾但此时他已卧1洪迈：《文敏公集》卷6《稼轩记》。 1《宋史》卷4o1《辛弃疾传》。 病在床不久便与世长辞。 爱国词人风格豪放辛弃疾一生以恢复为志以功业自许可是命运多舛备受排挤壮志难酬。然而他恢复中原的爱国信念始终没有动摇而把满腔漏点和对国家兴亡、民族命运的关切、忧虑全部寄寓于词作之中。 辛弃疾词现存6oo余数量居宋代词人之。作品体裁多种多样风格富有变化内容极其丰富。而以抗金御敌、恢复中原的爱国信念为中心主题也是所有词作中最为突出的部分。在这些词篇中可以感受到词人对北方故土深切怀念可以感受到吊古伤时深沉的家国兴亡之感。投身于时代激流的辛弃疾把词作为呼吁恢复、激励抗金的武器。当南宋军民取得军事胜利时他赋词赞颂；当有朋友赴召或升迁时他赠词激励他们为恢复中原大业尽力献身。当然更多的是抒他个人的报国之心声倾诉自己驰骋疆场的渴望表达他“马革裹尸当自誓”的决心泄他报国无门的不平之气写尽他壮志难酬的无限悲愤。词中还对南宋主和派屈辱妥协给予尖锐批判他揭露主和派的误国罪行谴责得势佞臣对有志之士的迫害鞭挞昏君庸吏对亡国之恨的麻木不仁。无论是慷慨激昂的战歌还是壮志空怀的悲吟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辛弃疾的爱国情操。 从艺术风格而言辛词继承苏轼诗风以慷慨雄奇沉郁苍凉之作为主为豪放词派杰出代表。辛弃疾笔下的人物形象大多龙腾虎跃生气勃勃不作“妮子之态”。他写山水自然景物清新之外也着意于雄浑、冷峻显得境界开阔具有动态之美。其语言丰富、大胆往往采用散文语言或自铸新词呈现出汪洋恣肆、五光十色的艺术效果。辛词的艺术风格是多样的除了豪放、壮烈清雅委婉的词作也常常在他笔下出现。这些词或情致缠绵或词意婉约又往往是柔中有刚刚柔兼具。如《清平乐·村居》、《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等田园诗风格清新描述生动引人入胜。《祝英台近·晚春》抒离情别绪也同样宛转凄惶哀怨动人。著名的《青玉案·元夕》虽写幽怨闲情却寓意深刻其中“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之句更是脍炙人口千古绝唱。他的成就不仅影响了南宋词坛对后世的影响也不可低估。正如清四库馆臣所说：“其词慷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概于倚声家为变调而异军特起能于翦红刻翠之外屹然别立一宗迄今不废。”1词之外辛弃疾的文也值得称道。他的政论文与词一样笔势磅礴充满豪情。他能用形象的比喻有力的证据严密的论证和鞭辟入理的分析使他的文章具有不容置疑的说服力。因此后人视他为南宋时期政论文的大手笔只是为词名所掩不为人熟知。 1《四库总目提要》卷198。 第五十七章姜夔吴文英第一节姜夔寄人篱下落魄一生姜夔（约1155—1221）字尧章号白石道人饶州鄱阳（今江西波阳）人。少随父宦游曾居湖北汉阳。父亲去世后依姊居于汉川。淳熙三年（1176）22岁的姜夔到扬州、合肥一带客游飘泊多年未得知遇。有诗云：“少小知名翰墨场十年心事只凄凉”是他这一时期生活的真实写照。淳熙十三年（1186）他游长沙结识诗人萧德藻萧氏十分赏识他的文才将侄女嫁给他并携之同寓湖州（今属浙江）。因居所近苕溪弁山白石洞天友人潘柽便赠其“白石道人”称号。 这期间由于萧德藻的介绍姜夔先后与杨万里、范成大相识诗词酬唱成为知交。又常往来于皖、苏、浙各地与张俊之后人张鉴、张镃和尤袤等名流交游。其时之文人雅士如楼钥、叶适等皆爱其文才与之往来。1庆元三年（1197）姜夔向朝廷进《大乐议》论雅乐为朝中乐官所忌未被采纳。五年他又上《圣宋铙歌鼓吹》十二章得到“免解”的优待但参加礼部考试又未第。他一生未仕以布衣终老。啸傲于江南湖山之间自标高致凭藉才学靠友人资助为生过着典型的江湖游士生活。他好学、好客为人洒脱不羁“家无立锥而一饭未尝无食客。图史翰墨之藏汗牛充栋襟期洒落如晋宋间人”1。42岁时他移家临安西湖之滨依张鉴而居。张鉴、张镃兄弟谢世后他旅食于浙东、嘉兴、金陵间晚年生活极为贫困。约于嘉定十四年（1221）因中风卒于西湖。贫不能殡靠吴潜等人资助落葬于钱塘门外的西马塍。 南宋婉约派词宗姜夔早年以诗才知名。最初他学江西诗派虔诚地师法黄庭坚至“居数年一语噤不敢吐”的地步。后来他意识到“作者求与古人合不若求与古人异”2于是跨出江西诗派转学晚唐隐逸诗人6龟蒙并以晚唐诗风来改造江西诗派力求创出自己的风格。他的诗除了讲究句法、措辞以外还追求“理高妙意高妙想高妙自然高妙”3的境界力求天机自得。因此他的诗大多清峻峭拔韵味无穷。 代表姜夔在中国文学史上最高成就的是他的词作在南宋词坛上他与辛弃疾、吴文英鼎立而三是“清空”词派的代表作家。姜词在讲究格律、音节谐美炼字琢句、用典咏物等方面都与周邦彦一脉相承但其婉约缠绵的词风中融进了江西诗风清劲瘦硬的优点因此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姜词现存84几乎皆为精思力作。其中记游、感遇、伤乱、怀旧、送1陈郁：《藏一话腴》甲集卷下。 2《白石道人诗集·自叙》。 3《白石道人诗说》。 别等题材占了大多数。从中可以看到一个贫困疲惫的流落者所抒的凄婉低沉之情也可以看到襟怀洒落的名士在名山胜迹中的脱。有难以排遣的爱情回忆也有哀感动人的挚友离情更有对国事日非的感慨与悲伤。尤为著名的是《暗香》、《疏影》二或慨叹自己身世飘零之恨和伤离念远之情或抒自己对国家兴亡的关心皆借梅花托意意境深远被人誉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千古绝唱。姜夔在晚年受辛弃疾的影响也写过一些较为雄健的作品但其生活态度决定了不可能像辛词那样奏出使人振奋的时代强音更多的是触目凄凉情调与无可奈何的感怀叹息。他的词结构完整音律和谐技巧精湛比兴深婉能以多种手法显出神韵具有“野云孤飞去留无迹”的“清空”风格。 姜夔不仅工于诗词还精通音乐在乐理上自成一家。他在庆元三年所进的《大乐议》及《琴瑟考古图》中论列古今乐制问题指出当时宫廷音乐存在诸多不谐和不合理之处并提出多项建议如确立音高的统一度量作为乐器之准；大乐应恢复古乐十二宫勿杂胡部；登歌应与奏乐相合等等。这些建议见解独到惜遭人妒忌未被采纳。越两年他又上《圣宋铙歌鼓吹》十二章终于得到了承认。他创制了不少新的词调称为“自度曲”。又记录了一些旧曲并为之配上歌词有的还注明指法。其中《扬州慢》、《杏花无影》等十七均自注工尺旁谱均保存在词集《白石道人歌曲》中。这十七配有工尺旁谱的词是8oo年前传承下来的唯一的宋代词和乐谱的合集为研究宋代诗词音乐和记谱法的珍贵资料在我国音乐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姜夔还精赏鉴擅翰墨。宋人说他书法得魏晋古法运气遒劲波澜老成。其论书之作《续书谱》多为实际经验的甘苦之谈历来为学书者所重。姜夔不满唐人平正划一的书风追求魏晋书法潇洒飘逸的情趣。他把字的气韵归结到人的神情上去认为书法的美感基于人的品格修养与创作时的客观条件将“人品高师法古”列为追求书法神韵气格的要条件1。他理想的书法应具有疏散恬淡自由放逸尘绝俗的美感。在用笔与结体上他也反对唐人的千篇一律与刻意求工力求灵活变化反映了他尚真求变的论书宗旨和自然洒脱的审美理想。 第二节吴文英权贵门客吴文英（约12oo—126o）2字君特号梦窗又号觉翁四明（今浙江宁波）人。由于《宋史》与地方志中都没有为他立传因此有关吴文英家世生平不详只能从他的词作与其他零星记载中得知一二。据后人推测吴文英本姓翁与翁逢龙、翁元龙为亲兄弟可能是过继给吴氏而改姓吴。吴文英年轻时喜工文词却无意于科举。他乐以词人和江湖游士的身份1《续书谱·风神》。 2关于吴文英的生卒年夏承焘在《吴梦窗系年》中推断生于12oo年卒于126o年一般文学史多从此说。陈邦炎在《吴梦窗生卒年管见》中推定生于1212年卒于1272年到1276年之间（载《文学遗产》1983年第1期）。另外张风子、杨铁夫、刘毓崧诸人亦有不同推测皆难成定论。与人结交交游很广。从其著作《梦窗词》中考察与他有词作赠酬关系的就有6o多人包括有文人、政客、普通市民与手工业者等各阶层的人物。他与施枢、方万里、冯去非、沈义父等皆为笔缘之友晚年又与周密结成忘年交。他还结交一些显贵充当他们的幕僚。理宗绍定年间他游幕于苏州转运使署为提举常平仓司的门客长达十年之久。淳祐年间他来到临安出入于两浙转运使判官尹焕、史弥远孙子史宅之、参知政事吴潜及后为右丞相的贾似道等人门下赋词唱和过从甚密。晚年在绍兴又旅食于宋度宗之生父荣王赵与芮府中。1在这些权贵中他与吴潜的交谊较深。吴潜字毅夫号履斋历官兵部尚书、浙东安抚使等职。淳祐十一年（1251）与开庆元年（1259）曾两度入相。后为贾似道诬陷被劾贬谪卒于谪所。他与吴文英之兄翁逢龙为同年进士由于这层关系他与他们三兄弟皆有交谊与吴文英尤多唱和之作。吴潜的品格他对国事的忠悃对吴文英有很大影响。吴潜任参知政事时吴文英为其幕僚。吴潜的被贬被害使吴文英极为痛心。慑于贾似道的淫威不敢公开悼念乃以“过先贤堂”为名写下《西平乐慢》一以慨叹之声伤感之情以寄哀思。 至于吴文英与贾似道的交往是最为后人非议的。贾似道被列入《宋史·奸臣传》而吴文英曾与他有较深关系。现存《梦窗词》中有四是赠贾似道的。围绕这四词人们对吴文英的品格与操行生了争议。一种意见认为吴氏四词均作于淳祐六年（1246）至十年间是贾似道制置京湖未肆骄横之时此后直至吴文英去世未见有投赠之作这是因为他见贾似道专擅之迹已彰又诬陷排挤了吴潜故与之疏远乃至绝交。因此这四词与吴文英投献其他权贵的词作一样是酬酢之作无可非议。另一种意见认为四词中的《金盏子·赋秋壑西湖小筑》是在贾似道入朝以后所作其时吴潜已为贾氏所害而吴文英仍与贾有往来作词吹捧他其人品性可知。当然也有人认为即便这《金盏子》是作于贾似道入朝之初但也只不过是从表面歌颂贾似道的名位声望以及他粉饰着的苟安的升平而已其中没有谄佞干求的言语所以吴文英与贾似道的交往只是一种酬应关系。以词章出入侯门本是当时的风气吴文英既为词人以词作结交权贵并以此为生在宋代并非独一无二的。况且他并不以此希求仕禄更不肯趋附钻营虽出入于侯门仍然潦倒终身无法逃遁“困踬以死”的结局故仍不失为一个狷介自好之士。1协律、求雅“梦窗词” 总观吴文英的一生没有任何重大的政治活动可言游历范围也大致局限于江、浙两地他之所以在南宋驰声传名主要是由于他那些哀艳动人的词篇。吴文英的《梦窗词》存词三百余在南宋词人中仅次于辛弃疾。其内容除部分酬酢之作外有不少是抒“绵绵长恨”的恋情词其中著名的长篇《莺啼序》极言相思之苦所表达的低回缠绵、生死不忘之情催人泪下其艺术感染力远非那些描写幽会欢情的艳词可比。在措词、用典、结构上无不刻意求工因而在古今长调中享有极高声誉广为后人传诵。 1夏承焘：《吴梦窗系年》。 1夏承焘：《梦窗晚年与贾似道绝交辨》载《唐宋词人年谱》。 恋情词以外《梦窗词》中还有不少哀时伤世的作品。吴文英生活的时代元已代金而起南宋政权已岌岌可危。面对风雨飘摇的时局吴文英既不能奋起呐喊只能通过写景咏物伤今感昔表达对国事的忧思。在他的词中或伤戚宋室的衰微或隐喻南宋君臣的偷安或描写山河的凋敝荒凉或痛悼被迫害的忠臣良将。同时又夹杂着对人世沧桑的感叹把家国之感与身世之痛融为一体其沉郁哀伤之情随处可见。当然较之于6游、辛弃疾等人的爱国诗词吴文英的忧怀国事之作显得苍白、消极。 在词的创作上吴文英主要师承周邦彦重视格律重视声情讲究修辞善于用典。沈义父曾把他的词法概括为四点：一是协律；二是求雅；三是琢字炼文含蓄不露；四是力求柔婉反对狂放。1这一艺术风格决定了“梦窗词”难以反映重大主题而多浓艳芬菲的词境这也是南宋婉约词派的共同特点。但在表现手法上“梦窗词”具有打破传统的层次结构方式、转换自由、跳跃性强、现实与想象杂糅的特点。 对于“梦窗词”这种独特的艺术风格历来评价不一。褒美者说“求词于吾宋者前有清真后有梦窗”。“以空灵奇幻之笔运沉博绝丽之才”。“梦窗之妙在逸中见沉郁”。贬之者则曰“梦窗词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梦窗词”虽然有雕琢太过、词意晦涩以及格调不高的缺点但它以独特的艺术风格为南宋婉约词的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这一点值得肯定。 1沈义父：《乐府指迷》。 第五十八章郑樵马端临第一节郑樵厉志苦读通百家之学郑樵（11o4—1162）字渔仲兴化军莆田（今属福建）人。自号溪西遗民学者称为夹漈先生。父郑国器是太学生宋徽宗宣和元年（1119）卒于姑苏（今江苏苏州）时郑樵16岁。他护父丧回莆田。此后郑樵在家乡夹漈山筑室厉志自学。他家境贫寒但在学习上却是“寸阴未尝虚度风晨雪夜执笔不休厨无烟火而讽诵不绝”1。家中没有书便向当地藏书丰富的人家借书读立志“欲读古今之书欲通百家之学欲讨六艺之文而为羽翼如此一生则无遗恨”。在治学上他兴趣广泛对经史之学、礼乐、文字、音韵、天文、地理、虫鱼、草木以及方书、校雠、目录等各个门类的学问都加以探索。与他在一起读书的还有从兄郑厚。 郑樵注意把书本知识学习和实际观察结合起来。他认为“农圃人”只能认识田野里的植物但不明诗书之旨；“儒生”通诗书之旨却是不认识田野里的东西因此两者必须结合起来。为学习天文知识他是一面读《步天歌》一面观察星象“时素秋无月清天如水长诵一句凝目一星不三数夜一天星斗尽在胸中矣”1。为了认识动植草木的状况了解草木虫鱼的情性他向有实际知识的人学习“与农夫野老往来与夜鹤晓猿杂处”2。 在治学上郑樵主张要有独断之学的精神要有自己的见解不能只是一味因袭前人的说法而毫无创新“胸无伦类”的儒生令人生厌。 郑樵的“六书”说在文字学史上是一家之言。他写的《尔雅注》保存下来受到历代学者的好评。在等韵学上郑氏的《韵图》成就是今天可考的最早的韵图。关于文献校雠类例主张一直受到学人的推崇。他在目录学上的十五分类方法及其著录书籍之丰富在目录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于《春秋》的看法、对自然灾异的现象的认识含有科学的因素。在动植草木等方面他的认识受到世界上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者的重视。郑樵在这许多学术领域内取得相当大的成就不但对这些学科作出了贡献而且为成就他的史学事业奠定了基础。 山林三十年著书千余卷郑樵生活在宋代多事之秋靖康二年（1127）金灭北宋掳徽钦二帝“天子蒙尘苍生鼎沸”这对郑樵、郑厚兄弟刺激很深。二郑是有血气的青年人这一年宋高宗即位改元建炎二郑上书给江常申述报国之志但是没有结果。后又上书宇文枢密也就是宇文虚中希望得到他的引荐。其时朝政宇文虚中落职奉祠无法给二郑以帮助。郑樵结识当时的抗1《郑樵文集》卷2《献皇帝书》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1《通志·天文略·天文序》。 2《通志·昆虫草木略·序》。 金名将如李纲、韩世忠《宋史》本传说：“赵鼎、张浚而下皆器之。”1绍兴十七年（1147）朝廷诏献书。次年郑樵风尘仆仆千里将自己所著的书献上朝廷。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7绍兴十八年二月朝廷曾授郑樵以右迪功郎但实际上郑樵并没有接受。绍兴二十七年王纶荐郑樵还称郑樵为“布衣”。二十八年高宗召对特补右迪功郎。郑樵献书一是希望自己的著述能被朝廷收藏。二是避免因为是“私修国史”而遭受迫害。当时秦桧当政政治黑暗不断以“私修国史”为罪名迫害士人。三是希望能有机会进入朝廷的馆阁中阅读书籍得到一点资助以完成修一部通史的愿望。 郑樵在献书以后仍回莆田讲学授徒。朝廷几次引荐均被郑樵婉拒。 绍兴二十八年高宗召对后差监潭州南岳庙给笔札资助郑樵抄所著《通志》。 绍兴三十一年（1161）冬郑樵再一次赴临安献书。此时金人再一次南下高宗幸建康（今江苏南京）郑樵未能见留守临安干办公事。次年高宗返临安命郑樵进所著《通志》。三月郑樵病逝终年59岁。 郑樵著述在千卷以上地方志的“艺文”类还保存着所著书目虽大部分散佚但多数内容收在《通志》中。保存到现在的还有《尔雅注》《夹漈遗稿》3卷（因遗漏错讹较多吴怀祺作了校勘并增补一些佚文是为《郑樵文集》）。顾颉刚将郑樵的辨《诗序》的文字收集起来使郑樵《诗辨妄》一书大部分内容得到恢复。 《通志》《通志》2oo卷是我国现存继司马迁以后又一部纪传体的通史。全书体例有：《本纪》、《列传》、《年谱》（即年表）、《略》（即《志》）、《世家》以及《载记》。上起三皇大部分内容下限到五代。《通志》的精华在二十《略》书前的《总序》以各略的《序》是郑樵力作是郑樵史学思想精华所在《通志》其他部分也能看出郑樵的卓识。 郑樵的史学思想多数通过史学批评表述出来。一是会通思想。《总序》开篇说：“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洲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1历史是一个有因依相关的过程因此写史不能割断历史前后的联系。班固的《汉书》受到他的批评就是因为断汉为代“前王不列于后王后事不接于前事”。会通观点另一点要求是写史要收集尽可能多的材料。 二是反对用天命观曲解历史。他认为以天人感应的灾异说解说人事历史是“欺天之学”、“妖学”。人间的祸福与天象的变化没有必然的联系。三是反对以所谓的“春秋”笔法写史。搞字字褒贬的春秋笔法是“欺人之学”是“妄学”。他认为不能在写史中任情褒贬；只要史实写清楚后人通过对史事的了解自然会作出评价。历朝史书攻击对方是“贼”、“寇”；南北朝时代南方的史书中称北方是“索虏”；北方则称南方是“岛夷”。这些都是错误的。 1《宋史》卷436《郑樵传》。 1《通志·总序》。 四是实学主张。郑樵认为写史和治学要讲求实用否则就是一种空疏之学是“从事语言之末而非实学也”。史书应该记载“国之大典”的材料他强调要重视写谱（表）、图以及注意应用金石资料也是从这个角度出的。 五是类例主张。应当如同带兵一样要以类例的办法研究学问。所谓类例不是简单的分类而是要在弄清学术源流的基础上确定类例。 郑樵的史学思想在中国古代学术界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说自己的批评是为了“开学者见识之门户”是要打破当时学术界中“经既苟且史又荒唐”的局面。郑樵的学术批评凌厉招致非议。《宋史》本传说他“独切切于仕进”是诬词。郑樵在《总序》中对科举的利禄之途加以批评一生多次拒绝引荐。郑樵在上书中请求入三馆四库中是为搜求材料。对郑樵的学术批评有的说是“好为大言”有的说是“贼经害道”但这只能从另一角度说明郑樵学术思想具有一种清新意识。清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的《申郑》、《释通》诸篇中阐明郑樵学术精神的意义。梁启称他是我国古代三大史学思想家之一。这三大史学思想家是刘知幾、章学诚、郑樵。梁启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史界之有（郑）樵若光芒竟天之一彗星焉。” 第二节马端临学术渊源与时代变动马端临（1245—？）字贵与饶州乐平（今属江西）人。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饶州路刊刻《文献通考》时年69岁。 马端临家学渊源深厚。父马廷鸾字翔仲。早年丧父家境贫寒“甘贫力学”1。后来他回忆说：“绍定之元先人即世兄才九岁弟甫四岁我生七年亦未毁齿母抱群雏家徒四壁画荻而教。”2成年以后马廷鸾被乡人聘为童子师。淳祐七年（1247）登进士第调池州教授。宝祐年间因试策中直言“强君臣重相权收直臣防近习”由此得罪权臣厉文翁、内侍董宋臣等。贾似道当道他也不趋附。咸淳三年（1267）除同知枢密院事兼同提举编修《经武要略》咸淳五年进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进右丞相兼枢密使。贾似道视他为异己咸淳八年廷鸾“九疏乞罢政”。马廷鸾对马端临的影响一是在修史方面。马廷鸾也讲灾异但意图是希望度宗实施好的政策以壮人才之精神；虚心容纳以植人言之骨干“念邦本而以公灭私严边备而思患豫防。”马廷鸾著作颇多其史学著作是《读史旬编》有38帙。据马廷鸾说此书是“始以备遗忘授儿曹而已”。是给子辈讲授之用的。宋亡以后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正式开笔写作至元二十二年（1285）完成。四年以后马廷鸾去世。马端临说受到父亲的熏陶“业绍箕裘”“趋庭答问”努力继续父亲的事业。《文献通考》中保存了马廷鸾对历史的评论即“先公曰”的内容。他对父亲的评论又作了展。二是在学风上马廷鸾表现出一种综罗文献的学术风格读经研史1《宋史》卷414《马廷鸾传》。 2《碧梧玩芳集》卷2o《祭亡弟总干文》。 诵诗文汇经史百氏嘉言善行1这是南宋后期学术上的一种风尚《文献通考》明显地带上这样的学术印记。 马端临的老师曹泾对马端临同样有重要的影响。曹泾为朱熹学脉的传人为“晦翁续传”“诣朱子学”2。因此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对历史问题如封建、井田等很多看法同朱熹接近。所不同的是马端临在议论中又有展有的地方夹杂了“心学”的痕迹。这正是南宋后期理学变化中朱6门人相互出入的反映。 南宋灭亡时马端临年仅23岁。这位年轻人在历史大变动之际对时局震荡的感受是很深的。咸淳九年（1273）他虽曾漕试第一但决心不仕以变通的思想来总结历史总结两宋灭亡的原因。父亲死后他作过慈湖、柯山二书院山长、台州路儒学教授。 《文献通考》史学巨著《文献通考》348卷计有24“考”。二十四考是：《田赋考》、《钱币考》、《户口考》、《职役考》、《征榷考》、《市籴考》、《土贡考》、《国用考》、《选举考》、《学校考》、《职官考》、《郊社考》、《宗庙考》、《王礼考》、《兵考》、《刑考》、《经籍考》、《帝系考》、《封建考》、《象纬考》、《物异考》、《舆地考》及《四裔考》。其书以杜佑《通典》为蓝本贯穿古今会通历代典章制度博加考察。门类较杜佑《通典》详细多为《宋史》各志所未备。记载了自上古到宋宁宗时的典章制度沿革。其中有封建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的内容有封建主义国家机构的内容有关于礼、乐的材料有关于历代纪元和国家组织形式变迁的内容也有关于天象、地理等方面以及民族、边疆方面的内容。全书列《田赋考》体现出马端临的卓越见识。 《文献通考》对宋以前的历史作了全面的总结而且形成了一个整体的看法。在事实上他把历史划分出不同阶段。各《考》一以贯之地体现出这样的观点。第一阶段是太古时期即三代以前的阶段。第二阶段是夏商周三代。第三阶段是秦汉以后的历史与前两个阶段有明显的不同。前两个时期的社会“有公天下心”秦、汉以后社会“无公天下之心”。“秦既灭六国举宇内而郡县之尺土一民皆视为已有。”1所以秦汉以后封建井田制度无法实行。关于封建井田的议论明显带有心学的印痕。马端临认为历史的展受“势”支配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是“不容不然”“不容不如此”。“故秦汉以来官不复可授田遂为庶人之私有亦其势然也。”2历史展的“势”又为“利”所支配能这样认识历史的人才可以说是具有通变的思想。他指出：夫封建者古帝王所以建万世之长策今公心良法一不复存而顾强希其美名以行之上则不利于君中则不利于臣下则不利于民。而方追咎其不能行之此书生之论所以不能通古今之变也。15oooo528_1866_o1《碧梧玩芳集》卷15《书课历序后》。 2《宋元学案》卷8。 1《文献通考·自序》。 2《文献通考·自序》。 所以他认为对于封建井田一类的问题要认识到“返古实难”应当“知时适变”。后代不能照搬古代的“良法”用恢复封建、井田的办法去解决社会危机。这是从历史中得出的认识也是他思考解决现实社会危机的结论。由于马端临身受亡宋之痛所以他对南宋统治者时有愤慨的批评。他揭露了宋代三百年的腐朽统治反对封建主义的统治。关于王安石变法马端临既有肯定也有批评。从根本方面说他赞成变革但他认为“经邦稽古”应当“知时适变”。总的来说这与王安石变法的精神相通。 《文献通考》一书在编纂学方面很有特色。全书有“文”有“献”有“考”。“文”是文献网罗与考订。“献”是指前人的议论、前人的评论。批评只要有可取的地方都收录下来。这些评论主要是论述历史的得失也有掌故的考订。“考”主要是马端临的看法。就全书来看“考”包括这几部分一是全书的《自序》各考前的《序》以及《考》中的《按》语。马端临对历史的见解通过材料编排和自己的议论而贯穿全书。所以《文献通考》在内容与形式各个方面都可称是完美的史学巨制。 第五十九章李焘李心传徐梦莘第一节李焘长于吏治关心民情李焘（1115—1184）字仁甫一字子真号巽岩眉州之丹稜（今属四川）人。《宋史·李焘传》谓：“焘性刚大特立独行。早著书（秦）桧尚当路桧死始闻于朝。暨在从列每正色以订国论。张栻尝曰：‘李仁甫如霜松雪柏。’无嗜好无姬侍不殖产。平生生死文字间。”这一评价概括了李焘的志趣人品。绍兴八年（1138）李焘24岁中进士调成都府华阳县主簿拟嘉州军事推官。他没有赴任而是在龙鹤山巽岩读书。绍兴十二年赴华阳主簿任李焘仕途不畅。李心传谈到李焘仕途遭遇时说出其中的原因：秦桧当权“尝遣人谕意欲得焘一通问即召用之（李）焘恶其误国擅权迄不与坐此偃蹇州县垂三十年”1。绍兴十七年丁父忧；绍兴二十年（115o）他36岁服除再注雅州军事推官。在雅州任上他反对郡守一类用私情背公法的人；总领财赋反对加重百姓的负担张浚称他有台谏之风。绍兴二十四年（1154）改宣教郎知成都府双流县他勤于政事及时审理案件颇有政绩。知荣州治水有成效。隆兴二年（1164）他任潼川府路转运判官弹劾有劣迹的守令四人。当地的州县横征暴敛李焘选官置局括一道财赋列其名色使有无相补酌三年中数为准遍示官吏更定名为《科约》。后来他至江西也是按照《科约》规定的办法整理一路财赋。乾道三年（1167）李焘53岁召赴行在八月入对陈上宋太祖故事希望孝宗效法并请求增置谏官允许六察言事。又说军兴三十年来四川赋税一钱折变百之希望从此不要再增多。他主张严格简汰蜀兵禁大将毋张虚籍、掊部曲。 淳熙三年（1176）李焘62岁进《四系录》记女真、契丹起灭事意在希望孝宗不要忘记边患。孝宗读后说：“朕可一日忘此虏哉！”淳熙十年（1183）召对延和殿读《6贽奏议》李焘又摘录唐朝李贽言论中适合南宋情况的数十事劝孝宗力行；指出人主要修人事不要相信所谓的天应说：“功业见乎变通。人事既修天应自至。” 李焘长于吏治关心民情。洪遵、周必大等屡荐终未获大用。后以敷文阁学士致仕。淳熙十一年（1184）在临终前李焘还口授遗言上表说：“臣年七十死不为夭所恨报国缺然。”他希望孝宗要如同宋代先世太祖那样来治国振兴朝廷。 仿《资治通鉴》纂修《长编》李焘一生著述弘富《续资治通鉴长编》是他的代表作。这部著作的正式写作时间应为绍兴二十四年（1154）时年4o岁。他在知成都府双流县任上在公务之外“日翻史册汇次国朝事实。谓司马光修史先为《百官公卿表》十五卷后颇散佚。乃遍求正史、实录傍采家集、野史增广1《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3绍兴二十九年七月戊戌。 门类起建隆迄靖康合新旧官制成一百四十二卷。其重编者仅七之一《长编》之书盖始于此”1。实际上这部著作纂修时间应该更早一些。淳熙九年（1182）他说为修此书“网罗收拾垂四十年”2。以此上推当在读书龙鹤山以后不久。 李焘自隆兴元年（1163）至淳熙四年（1177）先后四次上进此书。隆兴元年李焘在知荣州任上进太祖朝部分。自宋太祖建隆元年迄开宝九年计17年为书17卷。时李焘49岁。乾道四年（1168）又进上已修成的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五朝共1o8卷写成175册和《目录》册。在《进〈续资治通鉴长编〉表》中他说：臣诚不自揆度妄意纂集虽义例悉用（司马）光所创立错综铨次皆有依凭然而统会众说掊击伪辨使奸欺讹讪不能乘隙乱真祖宗之丰功盛德益以昭明譬诸海岳或取涓埃之助。顾臣此书讵便可谓《续资治通鉴》姑谓《续资治通鉴长编》庶几可也。其篇帙或相倍蓰则长编之体当然宁失于繁犹光志云尔。 可知此书在编纂方法上是仿司马光《资治通鉴》体例。这一年李焘54岁。淳熙元年（1174）李焘年6o岁他又进神宗朝《长编》自治平四年至元符三年。计417卷。 淳熙三年（1176）李焘擢为秘书监权同修国史兼权实录院同修撰。 朝廷意在专付李焘以史事。 淳熙四年徽宗钦宗二朝《长编》编成孝宗称赞他“无愧司马光”1。北宋“一祖八宗”至此完篇。但李焘仍在不断地修订重编。完成修订工作一说是在淳熙七年一说是在淳熙十年《文献通考·经籍考》以为是淳熙九年。以事理度之这样一部卷帙浩大的著作根据孝宗的要求进行增损的内容达44oo余条绝不是一、二年所能完成的应该是开始修订为淳熙七年九年“重别写进”完成在淳熙十年。重编的《长编》为98o卷记北宋168年史事另有《修换事目》1o卷《举要》68卷《总目》5卷。共计1o63卷。凡实录、国史、会要、野史、家乘、墓志铭、行状等有关资料无不广收博采。其中分注考异详引他书保存了大量史料。 原书世鲜传本。由于原书卷帙繁博刻写有困难流行诸本也是节录本详略互异。明代修《永乐大典》曾把《续资治通鉴长编》绝大部分内容收入。清人开四库馆从《永乐大典》中辑出该书厘定为52o卷；原书全貌虽未恢复但主要内容已经收入。中华书局1976年开始整理点校《续资治通鉴长编》1986年整理完毕。1993年全书34册（52o卷及目录）全部出齐。 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的最初动机是要整理北宋九朝史事。他说：“臣尽力史学于本朝故事尤切欣慕。每恨士大夫各信所传不考诸《实录》、正史纷错难信。如建隆、开宝之禅授涪陵、岐、魏之迁殁景德、庆历之盟誓曩霄、谅祚之叛服嘉祐之立子治平之复辟熙宁之更新元祐之图旧此最大事家自为说臣辄愤讨论使众说咸会于一。”1可见李焘修史最初兴趣在文献的网罗整理及考订。 1《敷文阁学士李文简公焘神道碑》载周必大：《周益国文忠公集·平园续稿》卷26。2《文献通考·经籍考》。 1《敷文阁学士李文简公焘神道碑》。 1《文献通考》卷193。 《续资治通鉴长编》选材上是“宁失于繁无失于略”。编纂过程也是按长编法进行先以年月为丛目丛目既成乃修长编。李焘对史料进行考订也是遵司马光的考异法所以时人评说李氏之书是“仿司马氏《通鉴》踵为之”（李心传语）。“大略皆温公旧规”（陈振孙语）。 李焘从形式上继承了司马光史学但与司马光作史旨趣略有差异司马光是“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戒者为编年一书”。李焘说他写《续资治通鉴长编》是“统会众说掊击伪辨使奸欺讹讪不能乘隙乱真祖宗之丰功盛德益以昭明”（《进续资治通鉴长编表》）。因此李焘认为他的书不敢称作《续资治通鉴》只能称作是《续资治通鉴长编》。但李焘以四十年之精力撰成近千卷的当代史为治宋史之要籍。《长编》行文简洁颇有章法虽无“史臣曰”之类文字但叙事中有识断；材料增删见其用心。此书为史林中之精品足以传世。李焘著述还有多种：如《易学》5卷、《春秋学》1o卷；《五经传授》、《尚书百篇图》、《大传杂说》、《七十二子名籍》各1卷；《文集》5o卷《奏议》3o卷《四朝史稿》5o卷《通论》1o卷《南北攻守录》3o卷《七十二侯图》《陶潜新传》并《诗谱》各3卷《历代宰相年表》23卷《唐宰相谱》1卷《江左方镇年表》6卷《晋司马氏本支》、《齐梁本支》、《王谢世表》、《五代三衙将帅年表》各1卷《本朝事始》2卷《建隆事辨》、《赵普别传》、《科场沿革》、《集贤学士》并《赐带典故》各1卷；范、韩、文、富、王、欧阳、司马、三苏及六君子年谱各3卷。另有文字音韵等方面的著作。近人辑出李焘八十余篇文字。 第二节李心传推迹兴废有志修史李心传（1166—1243）字微之一字伯微号秀岩隆州井研（今属四川）人。 父李舜臣字子思8岁能属文。“少长通古今推迹兴废洞见根本慨然有志于天下”。绍兴末著作《江东胜后之鉴》1o篇不仅体现他的史识也反映了“恢复之志”。治《易》颇有心得以所著《本传》33篇为朱熹称道。1李心传出生的那一年即乾道二年（1166）李舜臣中进士在对策中“论金人世仇无可和之义”。因此得罪了考官绌下第调安仁县主簿。后知德兴县尚风化常诣县学讲学邑人皆称“蜀先生”。李心传受到父亲很深影响十四五岁时就立下修史之志后来他回忆说：心传年十四五时侍先君子官行都颇得窃窥玉牒所藏金匮石室之秘退而过庭则获剽闻名卿士大夫之议论。每念渡江以来记载未备使明君、良臣、名儒、猛将之行事犹郁而未彰。至于七十年间兵戎财赋之源流礼乐制度之因革有司之传习往往失坠甚可惜也。15oooo528_1873_o李心传少年的经历和见闻为他日后修史提供了条件。而关心天下辑录文献掌故为他修史准备了资料诸多方面使李心传成为“有史才通故实”21《宋元学案》卷3o。 2《宋史》卷438《李心传传》。 的学者。 ------------ 41 庆元二年（9），弟弟李道传中进士，而李心传在科场上却不得意，早一年，他也荐于乡，然未中，“于是绝不复应举，闭户著书”。嘉泰二年（202），写成《建炎以来朝野要记甲集》20卷。嘉定元年（208），时年43岁，进《高宗要录》（即《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卷（原书佚，清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辑出）。嘉定九年，《建炎以来朝野要记乙集》20卷成书。另外，有《旧闻证误》5卷（原书佚，清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辑出，仅4卷）。绍定四年（23），他因崔与之、许奕、魏了翁等人的推荐，入史馆，为史馆校勘，赐进士出身，专修《中兴四朝帝纪》，“甫成其三，因言者罢，添差通判成都府”。端平元年（234）迁著作佐郎，诏无入议幕，许辟置局，踵修《十三朝会要》，端平三年（23）成书，召为工部侍郎。嘉熙二年（238），迁秘书少监，国史馆修撰，修《实录》。次年，《中兴四朝帝纪》成书，因与丞相史嵩之不合，出官，奉祠居湖州。淳祐三年（243）病卒，终年78岁。 在此期间，李心传完成另一些学术著作，重要的有52岁时写的《丁丑三礼辨》23卷；5岁时著的《西陲泰定录》，“通为九十卷，仍用太史公表例，并记国家大政令，边防大节目”；0岁时著的《道命录》，“载程子、朱子进退始末”，“参取百四十年间兴废之故，萃为一书”。还有《丙子易学编》、《诵诗训》、《春秋考义》、《读史考》等。 三部史著，成就突出李心传的史学成就，主要体现在他写的三部著作上。这三部书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和《旧闻证误》。这三部书相互关联、相互补充。《要录》是编年体史书，《朝野杂记》的体例“实同会要”，两者关系“互相经纬者也”。《要录》为“经”是主线，《杂记》为纬。《证误》是掌故文献决疑定舛，“所论北宋之事为多，或及于南宋之事，则《要录》之所未及，此补其遗也。凡所见私史、，上自朝廷制度，下及岁月之参差，名姓之错互，皆一一详征博引，以折衷其是非”2，因此此书可以看作为《要录》的补遗。当然这三部书中，《要录》又是李心传的史学代表作。这三部著作作为一个整体，可以看出李心传史学的规模，也体现出他的治史的特点。一是注重当代史的研究，重辑录当代文献掌故，成为“蜀中掌故之学”的代表人物。二是他在治学上的淹博贯通。所谓“非淹通一代掌故者不能为也”。三是重视材料的考辨。 李心传的著史是对当时文化主义的抗争。他修史是冒着风险的。有一段文字说明他这种情况。 客有谓心传曰自昔权臣用事，必禁野史，故孙盛作《晋阳秋》，而玄温谓其诸子，言此史若行，自是关卿门户之事。近世李庄简作小史，秦丞相闻之为兴大狱。李公一家尽就流窜，此往事之明戒也。子其虞哉。心传矍然而止。 未几权臣殛死，始欲次比其书。会有旨给札上心传所著《高庙系年》（即《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铅椠纷然，事遂中辍，既而自念曰此非为己之学也粹而次之，谓之《乙集》。《四库全书总目》卷8。 2《四库全书总目》卷88。 50000528_875_0李心传以修史为“非为己之学”，心忧天下，闭户著书，完成一代史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卷，记高宗一朝史事。吸收了《左传》、《汉纪》、《后汉纪》与《资治通鉴》在编纂学上的优良传统，编年系事，但又不为例所限。为了更好地把握史事，往往突破年月的限制。李心传说“编年之体，不当追录前书已载之事。今以金人和战，帅府建立，皆中兴以后事迹张本，故详著之，以备其始末。”2这里提出突破编年体裁的前提和要求“详著”材料，“备其始末”，为“中兴事迹”张本。《要录》在“备本末”上有几种形式，一是详载史事来由或人物身世。二是史事首尾在时间上跨度很大，《要录》记载其关键性活动，首尾之事“牵连书之”；三是交待事情的结局。在编纂体例上，既有一定成规，又不为成例所拘。《要录》中的自注，都经过他精心安排，使史文与注文融为一体，成为史书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避免了注中冗繁重复、轻重不当和不达作史之旨的弊病。 李心传在注中引用的材料，有书名可据的，近200种。有《日历》、《会要》、《实录》、《国史》、奏状、诏旨、贺表、札子、墓志、家传、年谱、文集以及大量杂史、笔记等。有学者评论说“宋自南渡后，史学盛行，纪述之事，最称该备，迄今存者固多，而蹐驳亦复不少，独李心传以国家、日历为主，而参之以稗官野史，家乘志状，案牍奏报，百司题名，无不胪采异同，以待后来论定。故文虽繁而不病其冗，且其于一切是非得失之迹，皆据实铨叙，绝无轩轾缘饰于其间，尤为史家所仅见。”李心传自注补史的内容有几种情况一是详载史事经过的；一是补录各种重要的奏疏、章表、诏旨，包括金人的檄文、诏谕；三是辑录各种制度、掌故方面的材料。同《资治通鉴》一样，李心传主要是辑录与军国大事有关的材料。 李心传考史是参考众书，求真去伪，择善而从。在考史上他有几条原则传闻不取；讳饰、私意不取；来源不确不取。后人称他的考史是“辨驳详明，根据凿凿”2。《四库全书总目》作者说李心传写史“宏博而有典要”3。心传考史有失误处，有辨而不当辨者，后人多有订正。至于《宋史》本传谓李心传“重川蜀而薄东南之士”，亦是不实之词。《四库》馆臣为之辨白，称心传是“据实直书”，“《宋史》病是书者，殆有不尽然矣”4。此外，李心传的《道命录》是学术史著作，对后来的学案体史书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道命录》反映了李心传的历史观点，《道命录·序》说“故今参取百四十年间道学兴废之故，萃为一书，谓之《道命录》。盖以为天下安危、国家隆替之所系者，天实为之，而非（章）惇、（秦）桧、（韩）侂（胄）之徒所能也。虽然，抑又有感者，元祐道学之兴废，系乎司马文正之存亡；绍兴道学之兴废，系乎赵忠简之用舍；庆元之兴废，系乎赵忠定之去留。”他又说“道学之兴废，乃天下国家安危之所关系。”在天意、奸相贤相与学术三者之间，究竟是什么决定天下的兴衰，李心传的回答是混乱2《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乾隆三十八年校刻序》。 2《旧闻证误·李调元刻序》。 3《四库全书总目》卷47。 4《四库全书总目》卷47。 的，但他的真实用心是要说，只有学术人心正，才能使天下国家兴盛。 李心传评诸家学术，说“东莱之学甚正，而优柔细密之中，似有和光同尘之弊；象山之学虽偏，而猛厉粗略之外，却无枉尺直寻之意。”他肯定吕学又有批评，不满陆学之偏却有肯定，这反映了南宋中期以后学术思想发展的趋向。 第三节徐梦莘恬于荣进升迁徐梦莘（2—207），字商老，临江军清江（今属江西）人。曾祖、祖父俱不仕，父亲徐世亨，累赠通议大夫。幼年聪颖，“耽嗜经史，下至稗官，寓目成诵。”后来，更是通贯经史百家，尤其熟悉晋、南北朝及五代时事。 靖康之变，宋室南渡，高宗在位的3年中，战火不断，南宋与金交争，经历绍兴和议及孝宗隆兴和议，南宋才算在风雨飘摇中稳定下来。徐梦莘前半生是在这样的年月中度过的。特别是他4岁时，即建炎三年（29），金军攻下临江军，屠杀百姓，徐梦莘“母襁负亡去，得免”。时局动乱，社稷危亡，在青年徐梦莘的思想上留下深刻的印记，这也成了他日后修史的缘由“思究颠末，乃网罗旧闻，会稡同异，为《三朝北盟会编》二百五十卷。”绍兴二十四年（54），徐梦莘29岁，中进士，授左迪功郎、洪州新建县尉，因父丧未赴任。后调广西郁林州司户参军，不久因母离世而回归乡里。宋孝宗乾道四年（8）历官南安军教授，由于参政龚茂良之荐，改知湘阴县。在湘阴县任上，值得提出的，一是他大力提倡儒学；二是反对增加耕税。“湖南帅括田，号增耕税”，其他县邑唯命是从，只有徐梦莘“谓邑无新田，租税无从出”。徐梦莘此举使湖南帅很生气，“欲从簿书间捃摭其过，终莫能得，由是反器重之”。后主管广西转运司文字。时朝廷议论更改两广的盐法，朝廷派遣广西安抚司干官胡廷直与东西漕臣到地方上讨论盐法一事。徐梦莘等人认为原先的由朝廷专卖的“官般法”虽有弊端，但对于广西这样山高交通不便的地区，还是适用，不必随意更改，“广西山阻，止当仍官般法，则害不及民”。胡廷直等人则主张行“客钞法”，由客商购盐钞，至盐场支盐，转销给百姓。徐梦莘的意见被否定，遭受打击，后移知宾州，仍坚持自己看法。胡廷直怕徐梦莘阻挠盐法的推行，到任不久便被罢官。但事实证明徐梦莘等人的意见是正确的。两广行客钞法，“民苦无盐，复从官般法矣”。 徐梦莘从宾州回乡后，年事已高，但仍勤于治学，手不释卷。绍熙元年（90）因杨万里推荐一度出任荆湖北路安抚参议官，在任五年之久。他恬于荣进，无意升迁，把主要精力用在修史上。同僚称他“廉静乐道，好学不衰”。绍熙五年（94），完成了《三朝北盟会编》的编撰。为避免官场上斗争，庆元元年（95）他带着书稿回归故里。 徐梦莘卒于宋宁宗开禧三年（207），终年82岁。 《宋元学案》卷30《刘李诸儒学案》。 以上引文见《宋史》卷438《徐梦莘传》。 发愤编修《三朝北盟会编》徐梦莘编修《三朝北盟会编》，志在总结两宋之际大震荡的历史中，思考北宋覆亡的教训。徐梦莘的民族意识，体现在对两宋之际历史大变动的总结上，也是对历史上民族和战历史的反思。“靖康之变”暴露了北宋的无能，文吏武将懦弱，虽有一二节义之士，但朝野上下多的是“偷生嗜利之徒”，这就是靖康之变留下的教训。 徐梦莘在“自序”中说缙绅草茅伤时感事，忠愤所激，据所闻见，笔而为记录者，无虑数百家。然各说有同异，事有疑信，深惧日月寖久，是非混淆；臣子大节，邪正莫辨；一介忠款，湮没不传。于是取诸家所说及诏、敕、诰、书、疏、奏议、记传、行实、碑志、文集、杂著事涉北盟者，悉取铨次。50000528_879_0此书专记宋金和战之事，起政和七年（7）海上之盟，迄绍兴三十二年（2）完颜亮伐宋败盟。共4年，分上中下三帙，上为政和、宣和25卷，中为靖康75卷，下为建炎、绍兴50卷。凡宋金媾和、用兵之事，悉按年月日，诠次本末。 《三朝北盟会编》在编修上的特点，首先是取材广泛，其中“亲闻见笔而为记录者”的材料尤有价值。据《四库全书总目》统计“所引书一百二种，杂考私书八十四种，金国诸录十种，共一百九十六种；而文集之类尚不数焉。”楼钥说“收罗野史及他文书多至二百余家。”“上下四十五载间，具列事实，制敕诏诰国书奏疏记序碑志之文，有正史所不及载者，搜掇无遗。”其次《会编》详略有要，突出修史大旨。靖康之变与宋金和战的记载是重点。全书记自政和七年海上之盟至绍兴三十二年250卷。书中突出记靖康之变的内容，起钦宗靖康元年正月二日，尽靖康二年四月二十八日，不过一年多时间，就占7涉北盟者，悉取铨次”，更反映出徐梦莘作史的立意所在。据楼钥说，“又有纲目一册，并藏于家”。 平实修史，是这部书的又一个特点。徐梦莘说“不敢私为去取，不敢妄立褒贬”，表明他无论在取材上还是在议论上，都本着求实的原则。同时，在书中他表彰抗金将士、人民，抨击奸相佞臣，抨击朝政。取材有法度，反映出他的修史之旨；叙事行《春秋》褒贬笔法，有作史义例，用意在“使忠臣义士乱臣贼子善恶之迹，万世之下不得而掩没也”。 此书的优点体现在“会编”两字上，其缺点也可从“会编”两字上得到说明，这就是一些地方表现出来的“杂博”以及由此带来的记事上的失实。重视本朝史的编修，是宋代史学史的一个特点，各家又自有特色。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既不同于王称的《东都事略》，也不同于编年体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及稍后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朝北盟会编》编年系事有条理，又注意事件的完整性，“会编”两字也反映出体裁上的特点。《四库全书总目》将此书列入“纪事本末体”中。 徐梦莘的著作，还有《北盟集补》50卷、《会录》及《读书记志》等。 徐梦莘之弟徐得之，字思叔，淳熙十年进士，“安贫乐分，不贪不躁”。楼钥《攻媿集》卷08《直秘阁徐公墓志铭》。 著有《左氏国纪》、《史记年纪》等。从子徐天麟，字仲祥，开禧元年（205）进士，调抚州教授，历湖广总领所干办公事、临安府教授、浙西提举常平司干官、主管礼兵部架阁、宗学谕、武学博士等。“所至兴学明教，有惠政”。撰有《西汉会要》、《东汉会要》及《汉兵本末》、《西汉地理疏》等。楼钥《攻媿集》卷08《直秘阁徐公墓志铭》。 第六十章晁公武赵希弁陈振孙第一节晁公武晁公武，字子止，祖籍澶州清丰（今属河南），出身书香世家。七世祖晁迥（95—034）为著名学者，官至礼部尚书。高祖晁宗悫、曾祖晁仲衍，也是饱学之士。父冲之，字叔用，擅诗名，为江西诗派作家，族父补之（053—0），字无咎，从父说之（059—29），字以道，均为著名学者，以名节文章盛名于世。晁氏后迁居山东，故又称为济州钜野（今山东巨野）人。晁公武少承家学，浸耽群书。逢靖康兵灾，携家入蜀避难，寓居嘉定府（今四川乐山）。故家藏书，在战乱中损失殆尽。绍兴二年（32），登进士第2，后为四川转运副使井度属官。绍兴十七年知恭州（今重庆），后又知荣州（今四川荣县）、合州（今重庆合川）、泸州（今四川泸州）等地。隆兴初，入朝为吏部郎中、监察御史。隆兴二年（4）兼枢密院检详文字，不久又为御史台右正言、殿中侍御史、侍御史3。他对当时官冗恩滥的现象提出了一系列救弊之策。乾道四年（8），以敷文阁待制为四川安抚制置使。五年，除敷文阁直学士，在四川重建广惠仓，赈济饥民。七年，诏除临安府少尹，擢吏部侍郎2。致仕后，在四川嘉定府符文乡度过了他的晚年。卒于南宋淳熙年间。 晁公武是宋代著名的目录学家，他自幼耽书嗜学，虽家藏书大多毁于兵火，但仍“心志不衰”。他为南阳井度属官期间，曾帮助井度编书、刻书，结下了深厚友谊。井度罢官后，将藏书五十箧赠予晁氏。他以井度赠书为基础，结合自己原来的收藏，“除其重复，得二万四千五百卷有奇”。绍兴二十一年，又在知荣州任上，利用“三荣僻左少事”的闲暇，“日夕躬以朱黄，雠校舛误，终篇辄撮其大旨论之”3。终于完成了《郡斋读书志》初稿，并在去世前，不断对初稿进行修订和补充。 《郡斋读书志》20卷，具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首先，收入的图书达492部，基本上包括了宋代以前各类重要的典籍，尤以搜罗唐代和北宋时期的典籍更为完备。这些典籍至今不少已亡佚和残缺，后世可据书目的提要而窥其大略。其次，体例有严谨的安排，全目分经、史、子、集四部，部下又分45小类；书有总序，部有大序，多数小类前有小序；每书有解题，从而形成了一个严谨完备的体系。全书的大序、小序中，注意阐述各部各类的学术渊源和流变，发挥了古代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优良传统。尤其是他对经学素有研究，因此在经部大序、小序中，叙先秦、两汉、魏晋、中唐经学的演变和流弊富有独特的见解。第三，由于所录各书为晁氏实藏，所以在提要中对典籍情况的介绍，咸有凭据，自非其他丛抄旧录的书目所能比拟。晁氏撰写的提要不仅翔实有据，而且注重考订，内容详略得当。如在集部别《直斋书录解题》卷“昭德易诂训传”条；《宋史》卷305《晁迥传》。2明嘉靖《清丰县志》卷4。 3《宋会要辑稿》职官7之8、77之75、78之49。 《宋会要辑稿》食货8之7、8。 2《宋会要辑稿》职官37之；明嘉靖《清丰县志》卷7。 3《郡斋读书志》自序。 集类《蔡邕集》的提要中说“凡文集其人正史有传者，止掇论其文学之辞，及略载乡里，所终爵位，或死非其理亦附见若史逸其事者，则杂取它书详载焉，庶后有考。”其介绍作者生平、成书原委、学术渊源及有关典章制度、轶闻掌故，皆能引用唐宋实录、宋朝国史、登科记及有关史传目录，并详加考证。这些材料许多今已失传，因此晁氏所撰提要内容，很多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第四，《郡斋读书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具有提要内容的私藏书目，对于后世目录学影响很大。比晁公武稍后的目录学家陈振孙说“其所发明，有足观者。”陈氏所作的《直斋书录解题》就是效法《郡斋读书志》撰成的，有不少内容引用了晁氏的书目提要。宋末学者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汉书艺文志考证》、《玉海》也大量征引了《郡斋读书志》。至于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则主要是以晁、陈二书目为蓝本编纂的。直至清代的目录巨编《四库全书总目》，仍采用《郡斋读书志》的材料多达三百多条。由此可见《郡斋读书志》在我国目录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郡斋读书志》在流传过程中形成了20卷衢本和7卷袁本两个版本系统，前者源于蜀刻20卷本而以南宋淳祐衢州刊本为祖，后者源于蜀刻4卷本而以南宋淳祐袁州刊本为祖。两本各有所长，衢本以内容丰富见称，袁本则附有赵希弁《读书附志》。清人王先谦将衢、袁二本合校刊行，以衢本为底本，校袁本于衢本之上，附《读书附志》于后，仍为20卷。今上海古籍出版社在此基础上，出版了校证标点本。 晁公武一生博学，他不仅在目录学方面有突出的贡献，在其他领域也有专深的研究，著述宏富。除《郡斋读书志》外，据史志记载，他还撰有《易诂训传》8卷、《尚书诂训传》4卷、《毛诗诂训传》20卷、《中庸大传》卷、《春秋诂训传》30卷、《石经考异》卷、《稽古后录》35卷、《通鉴评》0卷、《老子通述》2卷、《昭德堂稿》0卷、《嵩高樵唱》2卷等，这些著作惜已亡佚，今存者仅若干诗文残篇。 第二节赵希弁赵希弁，字君锡，袁州（今江西宜春）人。宋宗室子。按《宋史·宗室世系表》推算，为宋太祖九世孙。曾祖赵子孟，字醇父，号清愿先生，官右从政郎。祖伯荃。希弁本师■（人字古体）子，过继师向为后。生父师■，理宗绍定时任衡山令2。 赵希弁为江西漕贡进士，曾任秘书省校勘书籍。他博学好古，家中累三世藏书，典籍甚富。淳祐九年（249），宜春郡守黎安朝重刊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嘱赵希弁代为校正。赵氏以所藏书勘对晁氏书目，将晁氏未载者，或详略不同者分类著录，仿晁氏体例，撰为《读书附志》卷。合《郡斋读书志》4卷一并刊刻，世称“袁本”。同年，游钧在衢州（今浙江衢县）重刊《郡斋读书志》20卷本，是为“衢本”。希弁取衢本多于袁本的内容，编成《读书后志》2卷；又校原刻4卷与衢本差异，撰《二本四卷考异》附于篇末，于次年补刻刊行。至此，袁本增至7卷，由前志4卷、后志2卷、附《直斋书录解题》卷8“晁氏读书志”条。 《读书附志》卷下“藏六居士安乐集”条，《郡斋读书志》卷5，商务印书馆93年影印宋淳祐袁州本。2《读书附志》卷上“皇王大纪”条。 志卷组成。 赵希弁利用三世藏书，勤于治学。从他的《读书附志》中可以看到，他对史学情有独钟，曾撰有《读史补注》30卷、《资治通鉴纲目考异》59卷、《续资治通鉴补注》94卷、《建炎以来中兴系年要录补注》20卷、《续仰山孚惠庙实录》5卷，但这些史著今已不传。所存者为《读书附志》卷和《二本四卷考异》。 赵希弁两次参与《郡斋读书志》的刊刻工作，对这部目录的校勘和传布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整理的袁州本作为《郡斋读书志》的一个版本系统，在由宋至清的五百余年中，流传和影响范围较大，其宋刻原书保存至今，明清时期属于袁州本系统的抄本、刻本也较多。袁州本不仅广泛传播了目录学知识，而且为后人校勘衢州本、全面认识《郡斋读书志》的本来面目，提供了基本材料，这方面，他所撰写的《二本四卷考异》发挥了重要作用。 相对其校勘工作来说，他独力撰作的《读书附志》则具有更为显著的学术价值。《读书附志》共收书49种，除少数与晁氏书目重见外，大部分为南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朝时典籍，正可以视为晁氏书目的续编。《读书附志》运用提要记载了各种典籍的篇目、编次，以及刊刻时间、地点、刻书人名等。其学识虽不及晁公武，提要内容也较简略，但对于人们了解南宋有关典籍的情况，则是大有裨益的，因而也为学界所重。 第三节陈振孙陈振孙（？—约2），原名瑗，字伯玉，号直斋，安吉（今属浙江） 人。父祖虽非官宦，但也是读书人家。幼年好学，常从人借阅，“尝于《班书》志传录出诸诏，与纪中相附，以便览阅”。嘉定十二年（29），为浙江鄞县县学2，后迁绍兴教官，又任江西南城县令。宝庆三年（227），为兴化军（今福建莆田）通判。福建兴化军为宋代刻书、藏书兴盛之地，他在此抄录收集了大量典籍。端平三年（23）他以朝散大夫知台州兼浙东提举。次年改嘉兴府知府。嘉熙三年（239）调任浙西提举，在当地停废醋库，抚恤邦民，有政绩3。淳祐四年（244）入京为国子监司业。淳祐九年前后，以侍郎、宝章阁待制致仕，卒赠光禄大夫4。 陈振孙性喜藏书，为南宋大藏书家、目录学家。周密在《齐东野语》卷2中说“近年惟直斋陈氏书最多，盖尝仕于莆，传录夹漈郑氏、方氏、林氏、吴氏旧书至五万一千一百八十余卷，且仿《读书志》作解题，极其精详。”其实，陈振孙不仅在莆田收书。由于他前后任职的浙江、江西、福建都是当时图书事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因此他每到一地都不辞辛苦地向当地学者、藏书家求教，购买和传录典籍，从而大大丰富了自己的收藏。在他后来撰写的书录提要中，有不少内容反映了他辛勤收书的过程。经过数十年心营目识和材料的积累，他把自己对于典籍整理研究的心得，按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赵希弁《昭德先生读书后志序》，《郡斋读书志·后志》卷首。 《直斋书录解题》卷5“东汉诏令”条。 2《直斋书录解题》卷4“琴谱”条。 3王鏊《姑苏志》卷42《宦绩》。 4刘克庄《后村大全集》卷75。 的形式，撰成私家藏书目录《直斋书录解题》5卷。 《直斋书录解题》的学术价值，可与《郡斋读书志》相媲美，它们被誉为古代私家书目的“双璧”。全目共著录图书3039种，580卷，这个数量大大超过了宋代及以前的私人藏书，而且与当时的官府藏书相比，也毫不逊色，藏量超过了《中兴馆阁书目》的4448卷，就是《中兴馆阁书目》加上孝宗以后增修的《续目》，两者的藏量也仅比《直斋书录解题》多出8000卷。能在一部私藏书目内对如此众多、广泛的典籍进行评介和考证，由此也就不难想象其收藏典籍的功劳及所著书录的价值了。书录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能根据当时图书的实际情况，在图书分类上有所改革。他的图书分类继承了过去目录的传统，沿用了旧的类目，但又有创新，设立了语孟、别史、诏令、法令、时令、音乐等新的类目，这些类目大多被宋以后的公私目录所仿效。《直斋书录解题》的解题内容丰富而明切，或述撰人事迹，或论学术源流，或考真伪得失，而注重典籍的版本款式，为一大特色。从解题中可以看到，他对许多典籍的刊刻时间和地点都有简要的记载，不但记京本、监本等刻本的特点，也记录了抄本、拓本的情况。 《直斋书录解题》在流传过程中，未能完整保存下来。清四库馆臣只从《永乐大典》辑出22卷。今上海古籍出版社在此基础上，吸收清人卢文弨的校勘成果，出版了较为实用的点校本。《直斋书录解题》虽已残缺，但仍为学林所重。《四库全书总目》推许说“古书之不传于今者，得藉是以求其崖略；其传于今者，得藉是以辨其真伪，核其异同。亦考证之所必资，不可废也。”陈振孙不仅究心目录学，对理学也颇有研究。刘克庄在《故通判大夫宝章阁待制致仕陈振孙赠光禄大夫制》中评论说，“早号醇儒，得渊源于伊洛；晚称名从，欲辈行于乾淳”2。学术上他服膺朱熹，在书录解题中甚为推崇；而于象山心学，则颇有贬斥。除《直斋书录解题》外，还撰有《易解》、《尚书解》、《吴兴人物志》、《氏族志》、《玄真子渔歌碑传集》等，但皆不传。 《四库全书总目》卷85，“直斋书录解题”条。 2刘克庄《后村大全集》卷75。 第六十一章秦九韶第一节经历和为人秦九韶（202—约2），字道古，普州安岳（今属四川）人，祖籍鲁郡。父秦季槱，字宏父，绍熙四年（93）进士。嘉定十二年（29），秦季槱任巴州（今四川巴中）守。是年三月，兴元（今陕西汉中）军士张福、莫简等发动兵变，入川后夺取利州（今广元）、阆州（今阆中）、果州（今南充）、遂宁（今遂宁）和普州（今安岳），并进犯巴州。秦季槱弃城而走。朝廷命沔州都统张威引兵镇压。年仅8岁的秦九韶“在乡里为义兵首”，参加张威军的平乱之战。不久，秦季槱携全家辗转抵达当时的京师临安（今杭州）。嘉定十五年（222），秦季槱任工部郎中，十七年，除秘书少监。宝庆元年（225）正月，兼任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工部掌管营建，而秘书省则掌管图书，其下属机构设有太史局。因此，天资聪颖、求知若渴的秦九韶有机会阅读大量典籍，熟悉建筑、修造、治河等方面的土木工程知识，并向他父亲的属官中负责测验天文、考定历法的学者们学习天文历法知识。他后来在《数书九章》序中说“早岁侍亲中都，因得访习于太史”，即指这段时间的事。秦九韶又曾向“隐君子”学习数学。他还向著名词人李刘学习骈骊诗词。通过这一时期的学习，秦九韶的学识日趋渊博。周密在《癸辛杂识续集》中称他“性极机巧，星象、音律、算术，以至营造等事，无不精究”，“游戏、毬、马、弓、剑，莫不能知”。 宝庆元年（225）六月，秦季槱被任命为潼川（今四川三台）知府，七月赴任。秦九韶于是随父回到四川。次年正月十二日，秦氏父子来到涪州（今重庆涪陵），与涪州守李踽及其两个儿子同游，观赏长江石鱼，并刻石题名，后为姚觐光收入《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成为一则重要史料。 在潼川，秦九韶曾当过县尉。这期间，李刘曾邀请他到国史院校勘书籍文献，但未成行。 端平三年（23），元兵攻入四川，嘉陵江流域兵祸不断，秦九韶不得不经常参与军事活动，饱受战争之苦。他后来在《数书九章》序中回忆道“际时狄患，历岁遥塞，不自意全于矢石间，尝险罹忧，荏苒十祀，心槁气落。”数年后，秦九韶被迫再次离川，往东南避难。先后担任过蕲州（今湖北蕲春）通判及和州（安徽和县）守，最后定居湖州（今属浙江）。有史料记载，秦九韶是个自私、专横和唯利是图的人，抑或战争改变了他的天性。与他同时代的刘克庄在《缴秦九韶知临江军奏状》中说他“倅蕲妄作，几激军变；守和贩鹾，抑卖于民”。周密说他“既出东南，多交豪富”；在湖州的住家，建堂于苕水之上，“极其宏敞，后为列屋以处秀姬，管弦、制乐、度曲，皆极精妙，用度无算”。非利用职权中饱私囊者，岂能如此奢华？淳祐四年（244）八月，秦九韶以通直郎为建康府（今江苏南京）通判，十一月，因母丧离任，回湖州守孝。在此期间，秦九韶可谓“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专心学问，埋头著书。淳祐七年（247）九月，完成数学名著《数书九章》。由于在天文历法上的造诣，次年他被推荐到朝廷，受到皇帝召见，因而得以阐述自己的见解，并呈上他的奏稿及《数学大略》（即《数书九章》）书稿。 孝满书成后的秦九韶不甘寂寞，又开始向往功名利禄。淳祐十年（250），他往投吴潜幕。吴潜（9—22），号履斋，南宋重臣，主战派首领。秦九韶与吴潜很有交情，他在湖州的居家即从吴处得到的地皮。宝祐二年（254），秦九韶到建康，任沿江制置司参议，但不久去职，回湖州家居。此后，他去扬州攀附当朝权臣贾似道。宝祐六年（258）正月，贾似道荐秦九韶于广帅李曾伯，时逢琼州守阙，于是李曾伯便命其暂任琼州守，但三个月后被免职。刘克庄说秦九韶“到郡（琼州）仅百日许，郡人莫不厌其贪暴，作卒哭歌以快其去”。周密则说他“至郡数月，罢归，所携甚富”。离琼州回湖州后，秦九韶又投奔吴潜，得荐，开庆元年（259）任司农寺丞，因不满贾似道专权，被罢。景定元年（20），又任命为知临江军（今江西清江），再次遭罢。不久，吴潜罢相，被贬潮州。秦九韶受到株连，也贬梅州（今广东梅县）做地方官，他“力政不辍”。约在景定二年（2），病卒于任所，年0岁。 第二节对数学的贡献《数书九章》秦九韶恶劣的个人品行，与杰出的数学才能是不相称的。因此有人因他的数学成就而为其个人品行辩护，如清代数学家焦循在《天元一释》卷下说“秦九韶为周密所丑诋，至于不堪，而其书亦晦而复显。密以填词之才，实学非其所知。即所称与吴履斋交稔，为贾相窜于梅州，力政不辍，则秦之为人亦瑰奇有用之才也。”与此同时，也有人因他的恶劣人品而贬低其数学成就，如余嘉锡《南宋算学家秦九韶事迹考》中说他“虽能治天算，多技能，不过小人之才耳，何足道哉！”对秦九韶，也有较客观地评价“有才有学的人未必有德，我们读《数书九章》，不能不表扬秦九韶在数学方面的贡献，但是论他的为人，也应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数书九章》，是秦九韶勤奋学习、苦心钻研和多年积累的数学成就的结晶，是堪与数学名著《九章算术》相媲美的。这部著作，南宋时称为《数学大略》或《数术大略》，明《永乐大典》和清《四库全书》皆题称《数学九章》。明季常熟赵氏脉望馆藏有另一抄本，万历时赵琦美为其撰写跋文始称《数书九章》。后来清道光时按赵抄本校刻的《宜稼堂丛书》本流传较广，遂成为现今的通称。该书共8卷，8题，分为9类，每类9题，主要内容是一、大衍类一次同余组的解法；二、天时类历法推算、雨雪量的计算；三、田域类土地面积；四、测望类勾股、重差等测量问题；五、赋役类田赋、户税；六、钱谷类征购米粮及仓储容积；七、营建类建筑工程；八、军旅类兵营布置和军需供应；九、市易类商品交易和利息计算。 每题答案之后都有“术”说明解题方法，“术”后有“草”说明演算步骤，钱宝琮《秦九韶〈数书九章〉研究》，载钱宝琮等著《宋元数学史论文集》，科学出版社9年版，第2页。 有的题目还画有图。《数书九章》中的两项最重要的成就是正负开方术（高次方程数值解法）和大衍求一术（一次同余组解法）。 在数学发展史上，古典代数学的中心课题是方程论。中国古代的方程论，不论是现代意义下的开方，还是解一般的高于二次的一元方程都被称为开方。从《周髀算经》、《九章算术》，到5世纪的祖冲之和7世纪的王孝通，已经解决了开平方、开立方，以及二次三项方程和正系数三次方程求正根问题。世纪，贾宪又创造了一种新的开方法——增乘开方法，通过随乘随加导出减根方程，逐步求出正系数高次方程的正根。2世纪，数学家刘益提出“正负开方术”，并突破了方程系数全都为正的限制。但刘益的方法并不是增乘开方法。秦九韶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把以增乘开方法为主体的高次方程数值解法发展到十分完备的程度。他的方程系数可正可负，可为分数，也可为小数，在有理数范围内没有限制，但规定常数项总为负。亦即解决了形如下列的数字方程求解问题其中书九章》8个问题中，用方程来解的有2个，共列出了2个方程，其中二次方程20个，三次个，四次4个，十次个，其解法大都有详草。从其随乘随加的具体运算过程可以看出，秦九韶提出的高次方程数值解法可以毫不困难地转化为计算机程序。秦九韶还讨论了“投胎”、“换骨”、“玲珑”、“同体连枝”等特殊情形，并将其广泛应用于面积、体积、测量等方面的实际问题。 在西方，关于高次方程数值解法的探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直到840年，意大利数学家鲁菲尼（.ruffii，75—822）才创立了一种逐次近似法解决数字高次方程无理根的近似值问题，而89年英国数学家霍纳在英国皇家学会发表的论文“用连续逼近法解任何次数字方程的新方法”中，才提出与增乘开方法演算步骤相同的算法，后被称为“霍纳法”。秦九韶的成就要比鲁菲尼和霍纳早五六百年。 秦九韶对于一次同余组解法的理论概括，是他在数学史上的另一项杰出贡献。一次同余式问题的解法是适应天文学家推算上元积年的需要而产生的。中国古代天文学家假设在远古时代有一年的冬至、甲子日零时和日月合朔在同一时刻。该时刻即称为上元，从上元到本年经过的年数称为上元积年。在既知本年的冬至时刻和十一月平朔时刻的条件下推算这一年的上元积年是一个一次同余问题。设为回归年（从冬至到冬至）日数，r为本年冬至距其前一个甲子日零时的日数，b为一朔望月（从平朔到平朔）的日数，r2为冬至距前一个平朔的日数，则上元积年x满足下列一次同余组x=r（mod0）≡r2（modb）。 3世纪后，中国各家历法都有一个特定的上元积年，但各个时期的天文学家尽管掌握了上元积年的推算方法，却没有明确提出系统的和完整的一次同余理论。 最早见于记载的一次同余问题是《孙子算经》中的“物不知数”问题“今有物不知数，三三数之剩二，五五数之剩三，七七数之剩二，问物几何。”这相当于求解一次同余组x≡2（mod3）≡3（mod5）≡2（mod7）。 《孙子算经》给出最小正解x=2x70+3x2+2x5-2x05=23，但未说明其理论根据。秦九韶青年时在杭州“访习于太史”，掌握了上元积年的推算方法。他经过深入研究，把上元积年算法与孙子问题的解法联系起来，在《数书九章》中明确给出了一次同余组的一般解法。 设m两两互素若有正整数足imi≡（modmi），i=，2，3，.，，则一次同余组x≡ri（modmi）≡r2（modm2）≡.的解为这就是西方文献中所称的“中国剩余定理”。秦九韶把mi、m、mi和i分别称作定数、衍母、衍数和乘率。 显然，一次同余组解法的关键是求乘率i。因为同余式imi≡（modmi）等价于igi≡（modmi），其中mi≡gi（modmi），0＜gi＜mi，所以这一问题又归结为求解同余式ax≡（modb），（a，b）=，a＜b秦九韶提出的著名的“大衍求一术”，就是求解（）的方法（今亦泛指整个一次同余组的解法）。《数书九章》卷三“治历演纪”题，详细记述了南宋开禧历上元积年的推算过程。从大衍求一术的这一具体应用可以清楚看出，秦九韶的算法是完全正确和相当严密的。并且，秦九韶的大衍求一术与他的高次方程数值解法一样，简洁、明确、带有很强的机械性，其程序亦可毫无困难地转化为算法语言，用计算机来实现。 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数书九章》卷一、卷二大衍类共有9个一次同余组问题，其中只有“余米推数”题（三个模数为9、7、2）可直接应用“中国剩余定理”来解，其余诸题所给模数或带有小数，或带有分数，或为不两两互素的整数，需要进行适当的变换。带有小数和分数的模易于化为整数模。但由于中国古代传统数学中没有素数概念，因而秦九韶不可能用素因数分解的方法来化不两两互素的模为两两互素的模。可是他所设计的一些算法，如“两两连环求等，约奇弗约偶（或约得五，而彼有十，乃约偶弗约奇）”等，不仅较为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难题，而且在实际计算上比素因数分解法更具优越性。因此，有些学者誉称其为没有素数的素数论。 在西方，最早接触一次同余组的是意大利数学家斐波那契（fiboai，约70—250），他在《算盘书》（202）中给出了两个一次同余问题，但没有一般解法。直到8—9世纪，瑞士数学家欧拉（euler，707—783）和德国数学家高斯（才对一次同余组进行深入研究，重新获得与“中国剩余定理”相同的定理，并对模数两两互素的情形给出严格证明。852年，英国传教士、汉学家伟烈亚力（.ylie，85—887）发表《中国数学科学札记》，其中介绍了大衍求一术。从85年到87年，德国人马蒂生（martthiesse，830—90）等西方学者又多次指出大衍求一术原理与高斯方法的一致性，从而更加引起了欧洲学者的瞩目。德国数学史家康托高度评价了大衍求一术，他称赞发现这一算法的中国数学家是“最幸运的天才”。比利时东方学家李倍始在《3世纪的中国数学》（hiesemathematisithethirteethetury，973）一书中对从《孙子算经》到9世纪末斯提尔吉斯共5个有代表性的解决同余组的人或著作作了比较。他按工作质量所排列的名次是斯提尔吉斯（890），欧拉（743），高斯（80），秦九韶（247），贝维立基（9），哥廷根手稿（约550），休顿（57），慕尼黑手稿（约450），斐波那契（202），杨辉（275），《孙子算经》（约400），阿古洛斯（约350），程大位（592），严恭（372），玉山若干（约40）。秦九韶名列第四。 《数书九章》除了正负开方术和大衍求一术这两项重要成就外，还有不少其他方面的成就。如在代数学方面，改进了线性方程组的解法，普遍应用互乘相消法代替传统的直除法；在几何学方面，提出已知三角形三边之长求其面积的等价于海伦公式的“三斜求积术”将《九章算术》与《海岛算经》中的勾股测望之术发扬光大，等等。《数书九章》的内容非常丰富，从中我们不仅可以找到数学和天文历法乃至雨雪量等方面的珍贵资料，而且还可以了解到南宋时期户口增长、耕地扩展、赋税、利贷、度量衡以及货币流通、海外贸易等社会经济领域的真实情况。 如果说《九章算术》标志着中国古代数学理论的形成，那么《数书九章》则标志着中国古代数学之顶峰，其高次方程数值解法以及一次同余组解法亦代表了中世纪世界数学发展的主流与最高水平。美国科学史家萨顿（sarto，884—95）因此称秦九韶是“他那个民族、他那个时代，并且确实也是所有时代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 第六十二章张浚韩侂胄第一节张浚（附张栻） 由依附黄潜善到主张抗金张浚（097—4），字德远，汉州绵竹（今属四川）人。父张咸，元丰二年（079）进士，历任州县属官；绍圣元年（094），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授剑南西川节度判官厅公事。张浚政和八年（8）中进士，北宋末官至太常寺主簿。 建炎元年（27）五月宋高宗即位前夕，张浚自京师投奔南京（今商丘南），参与登基仪式，任枢密院编修官。七月，受到新任右相黄潜善的赏识，升任殿中侍御史。八月，张浚附和黄潜善，攻击左相李纲独擅朝政。主张抗金的李纲被罢相后，继续受到张浚的攻击。 建炎二年六月，张浚奏论“无谓金不能来，当汲汲修备治军，常若敌至”。因而与一味求和的黄潜善意见相左，受到排挤。已被出为兴元知府，被宋高宗留任为礼部侍郎。同年十月，张浚兼任御营使司参赞军事，从此参与抗金的军事活动。建炎三年二月，金军数百骑突袭“行在”扬州，宋高宗仓惶出逃，张浚与吕颐浩追随渡江，中书侍郎朱胜非任节制平江府（今苏州）、秀州（今浙江嘉兴）军马，张浚任同节制军马，驻守平江抗金。不久，朱胜非召赴行在杭州，留张浚驻守平江。三月，杭州发生苗傅、刘正彦兵变，宋高宗被迫退位，3岁皇子赵旉被立为帝，孟太后垂帘听政，张浚在平江组织张俊、刘光世、韩世忠等所部勤王。四月，“苗、刘兵变”平定，宋高宗复位，张浚升任知枢密院事。 富平之战张浚认为“中兴当自关陕始，虑金人或先入陕取蜀，则东南不可保，遂慷慨请行。”五月，被任为川陕宣抚处置使。同年七月赴任，十月下旬到达兴元府，设司于此，随后调整西北各路军事长官。十一月间，到达秦州，经参议军事刘子羽介绍，张浚接见吴玠、吴璘兄弟，并提升吴玠为统制。曲端在陕西进行抗金活动，但专横跋扈，曾想杀死节制陕西六路军马王庶，南宋朝廷即以御营使司提举一行事务召曲端，但曲端不奉诏。同年十二月，张浚任命曲端为处置使司都统制、威武大将军，并进行隆重的登坛拜将的仪式，张浚企图利用曲端的抗金声威，树起西北的抗金大旗。但当建炎四年正月，张浚命曲端率军救援在陕州围城中的李彦仙时，曲端却拒不出兵，以致陕州终于被金军攻陷。同年二月，张浚得知金军早已渡江南下，立即将处置使司事务交由刘子羽负责，自己率步骑数万人自秦州东进救援。当三月间到达房州时，得知金军主帅宗弼已自临安退兵北归，张浚遂率军重回西北。 当年秋初，张浚得知金左监军完颜昌（挞懒）仍在淮东，而前此渡江南犯的主将完颜宗弼（兀术）也滞留在江北，张浚推测金军企图深秋时将再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建炎二年六月庚申。 《宋史》卷3《张浚传》。 渡江，因而考虑出兵进攻金军，以分金军并力南下势。曲端在陕西的抗金，主要依靠部属吴玠等作战，自己常远处敌后，战胜则以为己功，战败则委罪部属。正月间，曲端命吴玠、张中孚等抗击金军于彭原店（一作自原店，白原，自当是白之误，今陕西彬县南），自拥重兵远处后方的宜禄（今长武）。当吴玠血战时，前军稍有退却，曲端不仅不出兵救援，反而立即率军逃向泾州（今属甘肃），吴玠等遂战败。此战被称为建炎三大战之一。“白原之败，其（曲端）气已沮”，主要是依靠部将血战，取得虚名的曲端，已被金军的气势所压倒，当张浚提出进攻以分金的军势时，曲端竟然提出“俟十年乃可议战。”2张浚知道依靠曲端为主将，领导抗击金军是不可能的，于是曲端以彭原之战坐视不救，被夺军权并被贬。 自张浚经营川陕以来，陕西军民受到很大鼓舞，使得金军主将完颜娄室“所下陕西城邑，辄叛”，不得不请求增兵。完颜宗翰（粘罕）等也认为宋“陕西五路兵力雄劲，当并力攻取”。建炎四年（金天会八年，30）七月，金派位望隆重的皇子（金太祖子，世宗父）、左副元帅完颜宗辅（讹里朵）前往陕西任主帅，并命江淮战场的主将完颜宗弼（兀术），“以精兵二万先往洛阳”，准备“以八月往陕西”，与张浚争夺陕西。 宋高宗“以敌萃兵淮上，命（张）浚出兵，分道由同州（今陕西大荔）、鄜（今富县）延（今延安）以捣其虚”2，企图以之消除金军再次渡江南犯的可能性。建炎四年八月，张浚移檄金左副元帅宗维（即宗辅），问兴师犯宋之罪。同时，派权永兴军路经略使吴玠攻取永兴军（今陕西西安），环庆经略使赵哲也收复鄜延诸郡。于是，张浚调集熙河经略使刘锡、秦凤经略使孙渥、泾原经略使刘锜、永兴军经略使吴玠、环庆经略使赵哲，各率所部东进，金左副元帅完颜宗辅也立即将在京西的完颜宗弼所部2万人马，调入关中。九月下旬，张浚集合五路宋军，骑兵万、步军2万，号称40万，以刘锡任都统制，进抵富平（今富平北），金主帅宗辅以宗弼与娄室所部分为左、右两翼，与宋军决战。“泾原帅刘锜率将士先薄虏阵，自辰至未，杀获颇众”3，金军左翼主帅宗弼“陷重围中，韩常流矢中目，怒拔去其矢，血淋漓，以土塞创，跃马奋呼搏战，遂解围，与宗弼俱出”重围。“宗弼左翼军已却，娄室以右翼军力战”，“自日中至于日暮，凡战”4，两军相遇勇者胜，在此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环庆经略使赵“哲擅离所部”，率先逃跑，宋军相继溃退，金军虽胜但伤亡亦重，因而“得胜不追”5。“富平之战”是宋金两军以大兵团决战，宋军虽然战败，但仍然达到了宋高宗要求张浚将金军主力调离江淮战场的目的。所以，当张浚在斩赵哲、贬刘锡、上疏待罪时，宋高宗就说“‘浚放罪诏，宜早降’。因言浚用曲端、赵哲、刘锡，后见其过即重谴之，浚未有失，安可罢也有才而能办事者固不少，若孜孜为《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9《建炎三大战》。 2《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建炎四年八月癸未。 《金史》卷9《世纪补·睿宗纪》。 2《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8。 3朱熹《朱文公文集》卷95《张公（浚）行状》。 4《金史》卷77《宗弼传》、卷72《娄室传》、卷9《世纪补·睿宗传》。5《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7，建炎四年九月癸丑。 国，无如浚。”有的史书亦称“富平一战，偶为赵哲离部以取败，（张浚）痛念向者（高宗）海道之幸，（自己）已出襄汉。今也敌驻淮旬，有再入吴越之谋，万一犯属车之清尘，纵欲提兵问罪，亦何及矣。此公所以不顾利害，不计胜负，而决于一战也。”2去冬渡江南犯的主将宗弼及所部精兵，此后数年一直滞留在川陕战场，确实相对减轻了金军在江淮地区的压力。富平之战失败后，张浚退向兴州（今陕西略阳），命刘子羽去秦州，召集败散的宋军达0万人。在金军进攻下，张浚又退往阆州（今四川苍溪东南）。张浚任命王庶为兴元知府，王庶也汇聚溃军、义军2万人。吴玠亦收兵保和尚原，并于绍兴元年（3）五月，大败来犯的金军宗弼所部。 江淮抗金绍兴二年，张浚被授检校少保、定节度使。同年九月，南宋任命王似为川陕宣抚处置副使；十二月，又加任命卢法原为宣抚处置副使，引起张浚的不满。张浚被罢宣抚处置使，仍任知枢密事。绍兴三年五月，诏令张浚回朝。绍兴四年三月，在台谏的攻击下，张浚罢知枢密院事，以提举洞霄宫、福州居住。张浚调离川陕后，绍兴四年（金天会十二年，34）六月，金军主将宗弼才自川陕回燕山府（今北京）。同年九月，伪齐与金军渡淮南犯，十一月，张浚再次被起用为知枢密院事。绍兴五年二月，张浚升任右相兼枢密院事、都督诸路军马，随后即诏张浚“暂往江上措置边防”，“西连陇蜀，北洎江淮，既加督护之权，悉在指挥之域”，负起了全面的抗金重任，但主要是领导江淮前线的抗金斗争。同年六月，在张浚亲往湖湘督战下，岳飞镇压了杨么起义。绍兴六年正月，张浚视师荆襄；后又被召回朝奏事，张浚即命韩世忠自承（今江苏高邮）、楚以图淮阳（今邳县西南），刘光世进屯合肥，张俊进驻盱眙，以杨沂中作为张俊部的后翼；岳飞进驻襄阳，准备北伐中原，摆出对金进攻的态势，军心振奋。韩世忠首先自楚州攻淮阳，张俊于五月间进驻盱眙，张浚也于六月渡江至淮南视师。刘光世于七月收复寿春府（今安徽凤台），岳飞于八月攻占蔡州（今河南汝南）、卢氏（今属河南）等地。宋高宗在张浚的力请下，也于九月初出发前往建康以鼓舞斗志，张浚又赶往镇江督师，伪齐闻讯后发兵分道南犯。十月，刘光世慌忙南逃，张浚乘马奔到采石，并下命有一人渡江者斩，刘光世被迫停止南逃。数日后，杨沂中等大败伪齐军于藕塘（今安徽定远东南），伪齐其他南犯军队也纷纷退回淮北。 绍兴七年三月，刘光世因骄惰怯敌被罢军职，宋高宗原已答应将刘光世所部划归岳飞，扩充其兵力以恢复中原。但首先遭到枢密使秦桧的反对，张浚也不同意将刘光世所部并入岳飞军，遂收归自己兼任的都督府直接管辖，以刘光世部将王德任左护军都统制、郦琼任副都统制，以兵部尚书、都督府参谋军事吕祉节制，郦琼不服王德居其上，多次申述不被重视。八月，郦琼杀吕祉等，裹胁4万人叛变投向伪齐。九月，张浚以处置不当而罢相，提举宫观，后贬居永州（今属湖南）。但伪齐也因无存在价值，于同年十一月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3，绍兴元年三月壬寅。 2《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8，建炎四年十月引《龟鉴》。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5，绍兴五年二月壬辰。 金所废。抗金大好形势因而受挫，降金求和势力抬头。绍兴八年三月，秦桧任右相兼枢密使，主持降金求和活动。同年末，金以原伪齐辖区划归南宋，以换取南宋的臣属。绍兴九年正月，宋高宗以宋金和议大赦，张浚恢复提举宫观。二月，出任福州知州，福建路安抚大使。绍兴十一年十一月，宋金订立绍兴和议；同月，授张浚检校太傅、崇信军节度使、万寿观使闲差，次年封和国公。绍兴十六年七月，张浚上奏备战抗金，奸相秦桧大怒，张浚被罢去检校少傅、节度使、国公官爵，只保留文阶官特进，以提举宫观，贬往连州居住，绍兴二十年又移往永州居住。 绍兴二十五年十月，奸相秦桧死。十二月，张浚被重新起用，恢复观文殿大学士职衔及和国公爵位，任判洪州（今江西南昌）。此前不久，张浚因母死守丧，于是奉柩归葬西川，到达江陵时，又上奏请高宗备战抗金，引起新任宰相、秦桧党羽万俟■、汤思退的不满，宋高宗也以“今复论兵，极为生事”。绍兴二十六年十月，张浚再次被贬往永州居住。 隆兴北伐绍兴三十一年正月，金军南犯已迫在眉睫，宋高宗在不得不作抵抗准备的同时，也放宽了对张浚居住地点的限制。同年十月，在宋金战争已经开始的情况下，又起用张浚任判潭州，十一月又改为判建康府，当他十二月下旬到任时，“采石之战”已结束，金帝完颜亮已被部下杀死，两淮金军也开始退兵。但宋金战争仍在进行中，宋高宗却认为终归于和，所以并不重用张浚。直到绍兴三十二年五月，才任命张浚专一措置两淮事务兼两淮及沿江军马，全面负责江淮防务。六月，高宗即退位，孝宗即位。 隆兴元年（3）正月，张浚升任枢密使、都督江淮东西路军马，封魏国公。“上谓浚，当先图两城（指虹县、灵璧），边患既纾，弊以次革”。四月，张浚命李显忠、邵宏渊出兵北伐，李显忠接连攻占灵璧、虹县，张浚渡江前驻盱眙督战，李显忠又攻占宿州。李显忠被任为淮南、京畿、京东、河北招讨使，邵宏渊为副使，准备收复中原。但不久在金军攻击下，因邵宏渊坐视不战，其子又率先逃窜，李显忠被迫退兵，宋军溃败，史称“符离之战”。主和派势力随即抬头，秦桧党羽汤思退，于七月间被任为右相兼枢密使，议和活动也在进行中。十二月，汤思退升任左相兼枢密使，张浚也升任右相兼枢密使，仍兼江淮东西路。隆兴二年（4）三月，张浚还奉诏视师淮上，“遍行两淮，筑治城垒”2，积极部署抗金措施。但于四月间即被召回朝，随后江淮都督府也被罢，在太上皇宋高宗干预下，左相汤思退更加紧进行降金乞和活动，张浚看到抗金无望，即求致仕，遂被罢相，授少师、保信军节度使、判福州。张浚辞新命，恳求致仕，改授醴泉观使闲差。同年八月，张浚病死。乾道五年（9）谥忠献。 张栻张栻（33—80），字敬夫，号南轩，张浚长子。自幼受张浚“教以杨万里《诚斋集》卷5《张魏公（浚）传》。 2《朱文公文集》卷95《张公（浚）行状》。 忠孝仁义之实”，又受父“命往从南岳胡宏讲求程颢及颐之学”，以荫补入官。孝宗即位后，“慨然以奋伐仇虏，克复神州为己任”2，历知州、知府、侍讲、左司员外郎。淳熙七年（80），任秘阁修撰、荆湖北路转运副使、江陵（今属湖北）知府，本路安抚使，“以病请祠”3，改授右文殿修撰、提举冲佑观闲差以养病，未及拜命，病故，终年48岁，有《南轩易说》等传世。张栻是南宋著名理学家，理学湖湘学派（也称湖南学派）创始人，与朱熹、吕祖谦交往密切，时称东南三贤。朱熹对张栻也很敬重，曾说“己之学乃铢积寸累而成，如敬夫，则于大本卓然先有见者也。”4张栻亦为后世学者所敬佩，清代学者全祖望认为“向使南轩得永其年，所造更不知如何也。”5南宋后期，理学日益受到推崇，张栻也因而被推崇。嘉定八年（25），赐谥宣。景定二年（2），封华阳伯，从祀孔庙。 第二节韩侂胄宁宗之立韩侂胄（52—207），字节夫，北宋宰相韩琦曾孙。祖父韩嘉彦，元祐四年（089），娶哲宗姊温国长公主（神宗第三女）；父亲韩诚，于绍兴初年娶高宗吴皇后（后定策立宁宗）妹；自己又娶吴皇后的侄女，还是光宗次子赵扩（后为宁宗）夫人（后为皇后）韩氏的叔祖父，世代为皇亲国戚。韩侂胄以父任入官，孝宗末，官至以汝州防御使、知閤门事。 淳熙十六年（89）二月，宋孝宗传位给“英武类己”的太子赵悙，是为宋光宗，但光宗被李皇后控制。绍熙二年，光宗宠妃被李皇后杀死，光宗受惊发病，朝政遂受制于李皇后，“自是政治日昏”。李皇后又离间光宗与孝宗的父子关系，即使孝宗生病，光宗也极少前往探视。绍熙五年（94）五月，宋孝宗病危，丞相留正等大臣，坚请光宗前往孝宗居处重华宫探望，仍被光宗拒绝；只允许其子嘉王赵扩探视祖父宋孝宗。六月初，孝宗病死，左丞相留正、知枢密院事赵汝愚，请光宗主持孝宗丧礼，仍被光宗以病拒绝，遂改由太皇太后（高宗皇后）吴氏代行祭奠礼。 左丞相留正请立嘉王赵扩为皇太子监国，主持孝宗丧礼，终丧以后仍由光宗主政，光宗如想退位，可由太子赵扩即位。而知枢密院事赵汝愚则主张，不管光宗是否立赵扩为太子，请太皇太后直接主持，由嘉王赵扩即位为皇帝，迫使光宗退位。留正认为“建储诏未下，遽及此，他日必难处。”留正等大臣三次奏请立嘉王赵扩为太子，光宗才表示同意，但给留正的御批却只是“历事岁久，念欲退闲”，并不提及立太子之事。留正又一再奏请立太子，而付出的“封题稍异，（留）正不启封，付之内降房。七月庚申朔，（赵）《诚斋集》卷5《张左史（栻）传》。 2《朱文公文集》卷89《张左史（栻）神道碑》。 3《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58，淳熙七年二月。 4《宋史》卷429《张栻传》。 5《宋元学案》卷50《南轩学案·序录按语》。 《宋史》卷39《留正传》。 汝愚辄启封，（留）正视牍尾，色忧，始密为去计”2。此次御批内容虽不详，但显然不仅不立太子，也许还否定了此前“念欲退闲”的御批。第三天上朝时，留正装病跌倒在地，随即奏请致仕，不待批复，即乘肩舆出城以逃避。而赵汝愚立即利用光宗曾批出的御批“念欲退闲”，加紧进行宫廷政变活动，为要得到统率殿前司亲卫军的殿帅郭杲的武力，他先派中郎将范任（一作仲壬）去见郭杲，范任先以“时事艰难告之，不应；又以忠义动之，又不应”；范任不得已，只得屏人说明这是知枢密院事赵汝愚的意见，但郭杲“又不应”。此时，适值工部尚书、宗室赵彦逾也因时势不安，去见赵汝愚，赵汝愚即向他说明要拥立嘉王赵扩，赵彦逾也很赞成。赵汝愚“遂请彦逾往见杲谕旨”，因赵彦逾曾有恩于郭杲，“彦逾急责之，杲许诺”3。于是，左司郎中徐谊说“此大事，非宪圣太后（吴氏）命不可。而知閤门事韩侂胄，宪圣之戚也”。他的同乡知閤门事蔡必胜与韩侂胄同事，定计由他向蔡必胜说明此事4，韩侂胄遂被引见给赵汝愚，赵汝愚即请他将策立嘉王赵扩为帝，迫光宗退位的事，设法请太皇太后吴氏下旨。韩侂胄与慈福宫（吴氏居住）的内侍张宗尹等关系密切，遂通过张宗尹先后两次奏请，但吴太后都未同意，又通过重华宫（孝宗、谢后居所）内侍关礼哭请后，吴太后终于同意，郭杲连夜进行军事布置以防不测。次日（七月初五），吴太后在孝宗灵前垂帘，主持了嘉王赵扩（宁宗）的即位事宜。 赵汝愚策划的这次宫廷政变，主要是通过韩侂胄、赵彦逾才能完成的，两人都希望以“定策”功晋升高官。但政变顺利完成后，赵汝愚竟对韩侂胄说“吾宗室也，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韩侂胄只是落去阶官，由原先的遥郡防御使转为正任防御使，即是原先按阶官领取奉禄改为按防御使领取奉禄。赵汝愚又对赵彦逾说“吾辈宗室，不当言功。”并被出为地方官，引起韩、赵两人的愤怨。赵汝愚排挤韩侂胄、赵彦逾的目的，是独占定策功勋。不久，即升为枢密使；八月，又升为右丞相，而且是独相，韩侂胄才又微升为观察使兼枢密都承旨，他所说的宗室、外戚不当言功，完全是欺人之谈。赵汝愚执政后，随即引进并重用一批理学人士，而朱熹、彭龟年又先后攻击韩侂胄，两人虽被罢官，但韩侂胄也以升一官后免职，任宫观闲差，更加深了他对赵汝愚的怨恨。得意忘形的赵汝愚，竟然在此前后散布，自己曾经“梦孝宗授以汤鼎，背负白龙升天”2，以此说明他扶持嘉王赵扩即位的先兆。这种说法极其勉强，因为在光宗即位之初，已有李皇“后请立嘉王（赵扩）为太子，孝宗不许”之事3。如果将此解释成宋孝宗不同意嘉王赵扩即位登基，则宋孝宗向赵汝愚授鼎，应是另有含义，似乎更有道理。作为宋太宗长子、原嗣子汉王赵元佐的后裔，赵汝愚竟然“数谈梦兆”，到底用意何在？不能不引起作为宋太祖后裔的宋宁宗的疑虑。赵汝愚被“以同姓居相位，将不利于社稷”，“唱引伪徒，谋为不轨，乘龙授鼎，假（借）梦为符”。庆2《两朝纲目备要》卷3，绍熙五年六月丁未。 3《两朝纲目备要》卷3，绍熙五年七月甲子；《宋史》卷247《赵彦逾传》。4《宋史》卷397《徐谊传》，卷434《叶适传》。 《宋史》卷474《韩侂胄传》，卷247《赵彦逾传》。 2《宋史》卷393《赵汝愚传》。 3《宋史》卷243《（光宗）李皇后传》。 《两朝纲目备要》卷4，庆元元年四月庚申；《宋史》卷393《赵汝愚传》。元元年（95）二月，赵汝愚被罢相，出为福州知州，随即又被改授宫观闲职。同年十一月，又被贬往永州居住。庆元二年（9）正月，病死于贬途中。 开禧北伐赵汝愚罢相后，韩侂胄升为保宁军节度使衔，虽仍是提举佑神观的宫观闲职，但通过向宋宁宗荐用其亲信等手段，掌握实权。由于不少理学人士上疏论救赵汝愚，理学人士朱熹、蔡元定等，遂不断受到贬窜。庆元三年二月，下诏“自今权臣（指赵汝愚）、伪学（道学，即理学）之党，勿除在内差遣。”九月，又“诏监司、帅守荐举改官，勿用伪学之人”。十二月，再“诏省部籍伪学姓名”。庆元四年五月，下“诏禁伪学”，史称“庆元党禁”，以赵汝愚、朱熹等59人被列伪学逆党。 庆元二年七月，韩侂胄升为开府仪同三司为使相；四年五月，又加少傅；五年九月，又加少师、封平原郡王，但始终没有担任具体职务。嘉泰元年（20）十月，“以韩侂胄定策事迹付史馆”2，表明韩侂胄的权势已巩固。次年二月，伪学党禁才被解除，列入党籍的人士逐渐恢复官职。 此时，金朝北边的蒙古逐渐兴起，不断攻金。嘉泰三年（金泰和三年，203），金朝境内又不断发生小规模农民起义，金下诏加强镇压措施。“是冬，金国盗起，惧朝廷（宋）乘其隙，沿边聚粮增戍，且禁襄阳府榷场”，宋朝以为金兵将南侵，“朝廷闻其事，即起参政张岩帅淮东、枢密程松帅淮西，又起侍郎丘崈守四明（今浙江宁波），以防海道；起大卿辛弃疾帅浙东”，全面进行防御。但南宋不久就知道真相，主战派终于看到攻金复仇的希望，有人就劝韩侂胄乘金内乱起兵攻金，收复中原以建盖世功勋，收复中原的舆论日益高涨。嘉泰四年，辛弃疾“入见，陈用兵之利，乞付之元老大臣”2。不少官员也表示了相似的意见。同年二月，建韩世忠庙于镇江；五月，又追封岳飞为鄂王，为北伐中原制造舆论，鼓舞士气。韩侂胄终于从后台走上前台，开禧元年（205）七月，由万寿观使的宫观闲职，出任平章军国事，权位在丞相之上，并开始作出兵部署。同年十二月，在对待金使傲慢无礼的问题上，韩侂胄也采取了当年虞允文的态度，请宁宗回内宫，并让金使次年元旦朝见，以示对金不屈服。 开禧二年四月，全面进行北伐部署的同时，追夺奸臣秦桧的申王王爵，取消原谥的忠献，改赐恶谥（后谥谬丑），以表示否定对金乞和的旧国策。北伐战争也在陈孝庆收复泗州（今江苏盱眙西北）时，实际已经开始。五月初，陈孝庆又收复虹县（今安徽泗县），数日后即正式下诏伐金。韩侂胄主持的北伐，虽然遭到一些人反对，但确实燃起了主战派人士恢复中原的希望，不仅时年82岁的爱国诗人陆游写诗称颂“日闻淮颍归王化，要使新民识太平。”即使前些时作为赵汝愚党羽而遭打击的章颖，也表上所撰《刘（锜）岳（飞）李（显忠）魏（胜）传》，称颂宋宁宗“怒发冲冠，雄心抚剑”，2《宋史》卷37、38《宁宗纪》一、二。 《两朝纲目备要》卷8，嘉泰三年冬。 2《两朝纲目备要》卷8，嘉泰四年正月。 陆游《剑南诗稿》卷7《赛神》。 他所撰写的《四将传》，在于“庶几耸动于四方，张大国家之威，发舒华夏之气，几成功于今日”2。 但是，金朝还没有到内忧外患交织之时，韩侂胄北伐也没有做好充分准备，仓促北伐攻金，选择攻金的时机也过早。东线战场上，虽然毕再遇迅速崛起，几乎是战无不胜，但宋军总的情况，却是败多胜少。更严重的是，由于韩侂胄当初用人不当，他寄以重望的西线主帅吴曦，被金招降。不但导致东西两线攻金计划的破灭，而且震动朝野，也动摇了韩侂胄北伐胜利的信心，遣使议和，但因金的无理要求而中断，战争继续进行。韩侂胄的一度动摇，助长了投降势力的气焰，在礼部侍郎史弥远的策划下，同年十一月，宋宁宗以御笔将韩侂胄罢平章军国事职事，与在外宫观。使得奸臣史弥远于次日，背着宋宁宗，指使夏震杀死韩侂胄的阴谋得逞。以致在韩侂胄死后的第二天，宋宁宗还下诏，“责为和州团练副使，郴州安置”；第三天又下诏“改送英德府安置”；又诏“侂胄除名勒停，送吉阳军安置”，直到第四天，才以韩侂胄已死，向宋宁宗报告。但史弥远仍不敢公开宣称是奉密旨杀死的3。韩侂胄死后，被史弥远函首送金朝，并订立了宋金和议史上最为屈辱的嘉定和议。由于韩侂胄实际控制政权时期，曾实行“庆元党禁”，将理学定为伪学。所以，在韩侂胄的生前死后，一直受到理学人士的攻击，在他们所修的《国史》中，被称为奸臣。元代修撰《宋史》的理学人士，并将韩侂胄与卖国的秦桧，都列入《奸臣传》。但是金朝君臣对于韩侂胄却另有评价，据南宋史学家李心传记载韩“侂胄首将入伪境，彼中台谏交章言，侂胄之忠于本国，乃诏谥为忠缪侯，以礼袝葬其祖魏公（韩琦）茔侧”。不论是评价，还是处理的方式，远比南宋朝廷和理学家们公允。 2《宋会要辑稿》礼59之2。 3《两朝纲目备要》卷0，开禧三年十一月乙亥。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7《开禧去凶和敌日记》。 第六十三章史弥远贾似道第一节史弥远谋杀韩侂胄史弥远（4—233），字同叔，明州鄞县（今浙江宁波）人。父史浩，绍兴十四年（44）进士，高宗朝官至起居郎兼太子右庶子。孝宗朝两任右相，封魏国公。光宗绍熙五年（94）四月死，五月追封会稽郡王，十月谥文惠。史弥远擅权的嘉定十四年（22），追封为越王、改谥忠定。 史弥远于淳熙六年（79）入官，十四年举进士。光宗时官至太常寺主簿，以奉养父史浩请祠，史浩死后守丧。从庆元二年（9）除丧服，出任八品小官大理司直，到开禧元年（205）初的近十年时间里，才升至六品的司封郎中。同年五月，韩侂胄任平章军国事后，史弥远随即受到重用，到开禧三年三月的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不但已封为男爵，而且已升为礼部侍郎兼刑部侍郎的三品大员。 史弥远权位的迅速升迁，助长了他的政治野心。当韩侂胄重用的宋军西线主帅吴曦叛变降金的消息，于开禧三年二月传到南宋首都临安时，宋朝君臣对战胜金军，收复中原，已失去信心，韩侂胄的威望也因而严重受挫。韩侂胄于六月遣使议和，金方提出以韩侂胄首级作为议和的前提，这理所当然遭到韩侂胄的拒绝。史弥远的政治野心立即迅速膨胀，“乃建去凶之策，其议甚秘，人无知者”，决心设法杀死韩侂胄，取而代之。 宋宁宗立皇后时，韩侂胄不立杨贵妃为后。杨贵妃在立为皇后以后，对韩侂胄怀恨在心。史弥远积极拉拢被杨皇后冒认为兄的杨次山，由杨次山向杨皇后提出，请她向宋宁宗提出罢免韩侂胄。史弥远又利用自己兼任资善堂翊善，蛊惑年仅岁的宋宁宗嗣子赵■，向宋宁宗“入奏侂胄再启兵端，将不利于社稷”。杨皇后从旁赞之甚力，但宋宁宗不予理睬。显然想通过宋宁宗下诏罢免韩侂胄，是不可能的。史弥远决定绕过宋宁宗，由他和杨皇后伪造宋宁宗的御批密旨。参知政事钱象祖、李壁曾是韩侂胄党羽，见到密旨信以为真，转而投靠史弥远，当钱象祖想向宁宗奏明罢韩侂胄时，李壁怕消息泄漏给韩侂胄，钱象祖因而作罢。史弥远计划派权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杀死韩侂胄，当夏震“初闻欲诛韩（侂胄），有难色，及视御批，则曰‘君命也，震当效死’”。十一月初，韩侂胄被杀死于玉津园。当“临安府申侂胄已身故”，“帝不之信，越三日，帝犹谓其未死，盖是谋悉出中宫及次山等，帝初不知也”2。 嘉定元年（208）三月，史弥远实际掌权，恢复了秦桧的申王爵位及忠献谥号，积极奉行降金乞和政策。九月签订宋金和议，史称“嘉定和议”，由金宋叔侄之国改为伯侄之国，岁币由20万增为30万；另加“犒军银”300万两，这是以往和议中从来没有过的。对于这宋金议和史上最为屈辱的和议，引起朝野不满。“金人欲多岁币之数，而吾亦曰可增；金人欲得奸人（指韩侂胄）之首，而吾亦曰可与；至于往来之称谓、犒军之金帛，根括归朝流徙《两朝纲目备要》卷0，开禧三年十一月乙亥。 2《宋史》卷243《杨皇后传》；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丙集《虎符》。之民，承命惟谨，曾无留难。”太学博士真德秀的这番话，可说是当时舆论的代表。史弥远的丑行，实是与秦桧不相上下。 矫诏立理宗由于韩侂胄是被伪造的密旨杀死的，史弥远没能公开以此居为首功，只微升为礼部尚书，但已掌握实权。嘉定元年（208）正月，升为知枢密院事，六月，兼参知政事，十月升为右丞相。十一月，因母丧丁忧。嘉定二年五月，史弥远起复为右丞相，从此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年的独相擅权时期。 当年协助史弥远杀害韩侂胄，对金乞降求和的卫国公赵■，不久即被立为太子，嘉定十三年（220）死。次年，宋宁宗另立赵竑为皇子。赵竑对于史弥远的擅权跋扈十分不满，想在即位后远贬史弥远。但被史弥远安置在赵竑身边耳目所告发，史弥远就不时地在宋宁宗面前诽谤赵竑，以图废赵竑，另立他人为继承人，但未能得逞。于是在嘉定十六年，史弥远收买当时只是九品小官的国子学录郑清之，阴谋在宋宁宗去世时，废皇子赵竑而另立宗室赵昀（贵诚）为帝，为此派他兼任魏忠宪王府教授，作为赵贵诚的老师。郑清之后虽数次升官，但兼任赵昀老师之职不变。嘉定十七年八月，宋宁宗病重不能处理朝政时，史弥远加快了策划宫廷政变的步伐。同年闰八月，宋宁宗病死的当天黄昏，史弥远派人“夜召昀入宫，后尚不知也。弥远遣后兄子谷及石，以废立事白后，后不可，曰‘皇子先帝所立，岂敢擅变。’是夜，凡七往反，后终不听”。但杨谷等说明，史弥远已命殿帅夏震派兵看守皇宫及赵竑，如果不立赵昀为帝，“祸变必生，则杨氏无噍类矣”。杨皇后在沉思很久，权衡利害关系之后，被迫同意。史弥远便伪造宁宗遗诏，“遂矫诏废竑为济王，立昀为皇子，即帝位”。为了说明赵昀即位的“合法性”，史弥远宣称宋宁宗在世的八月份，即已“诏以贵诚为皇子，改赐名昀”。赵昀即位，是为宋理宗。从此，宋太祖长子燕王赵德昭的后裔，取代了由宋孝宗开始的宋太祖次子秦王赵德芳后裔的帝位。 推崇理学史弥远的降金乞和行为，使南宋军民十分不满。在嘉定和议签订的次年，赞同开禧北伐的军官罗日愿与殿前司、步军司军官杨明、张兴等，谋杀奸相史弥远未成，都被处死2。嘉定十四年（22），又发生了殿前司军官华岳谋杀史弥远事件。在开禧北伐时，华岳作为军事理论家（著有兵书《翠微南征录》等传世），以战略眼光指出，应待金朝破坏和议时攻金，不应在准备不足时主动北伐，因而受到韩侂胄的打击。但对史弥远的乞降求和更为不满，“谋去丞相史弥远，宁宗知其名，欲生之，弥远曰‘是欲杀臣者’。竟杖死东市”。 史弥远的降金乞和行为，也引起著名理学家真德秀、魏了翁等人愤慨。 《两朝纲目备要》卷，嘉定元年四月戊午。 《宋史》郑4《理宗纪》一，卷243《杨皇后传》。 2《两朝纲目备要》卷2，嘉定二年五月戊戌。 《宋史》卷455《华岳传》，卷40《宁宗纪》四。 然而理学人士刘爚，在嘉定和议签订后不久，就向史弥远提出“荐引诸贤”2，表彰朱熹，为史弥远改善形象出谋划策，借史弥远之力以倡导理学。史弥远不仅随后即起用诸多理学人士，还在嘉定年间，对不符合赐谥条件的理学家朱熹、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分别特赐谥号为文、元、纯、正、明，提高理学派的地位，争取理学人士的拥戴。在史弥远用阴谋手段，废除并杀害宋宁宗指定的继承人赵竑，并伪造宁宗遗诏，扶立宋理宗以后，宋理宗意外成为皇帝，甘心作傀儡，史弥远的形象因而更为丑陋。理学家真德秀、魏了翁对史弥远的所作所为深为不满，先后以“谤讪”、“诬诋”罪名，被落职闲居。但史弥远为改善其形象，仍继续推行扶持理学派，重用或起用理学派人士，并追赠朱熹太师官号，追封信国公爵位，表彰朱熹的《四书集注》。还追赐岳飞的谥号为忠武，企图以此掩盖他奸臣面目。 绍定六年（233）十月，史弥远病重，才将他的党羽郑清之升为右丞相，结束了他独相二十六年的历史。次日以病危致仕，授两镇节度使，封会稽郡王，数日后去世，追封卫王，谥忠献。所赐号与秦桧谥号相同的忠献，并非完全是偶然的巧合，也许是讨论谥号的礼官们，认为史弥远就是与秦桧属同一类人物，因为这在当时是士大夫们的某种共识。著名文学家刘克庄，在一年多以后的端平二年（235）七月，给宋理宗的札子中，就公开将史弥远列为与秦桧一样的“小人”，指出“柄臣浊乱天下久矣，柄臣与其徒皆攫取陛下之富贵而去，而独留其大敝极坏之朝纲小人恃智巧，君子恃天理、人心之正，而天与人又有时而不然，桧十九年、弥远二十六年而衍七十日，光（指司马光）九月，君子之难取必于天如此。”由于史弥远一直倡导理学，史弥远死后不久，理学又被确定为南宋官方的统治思想，宋末及元代一些理学人士对之心怀感激之情。在元代理学人士参与修撰的《宋史》中，史弥远不仅没有被列入《奸臣传》，而且在《史弥远传》中也竭力进行粉饰，阴谋杀害韩侂胄被写成侠肝义胆，违反宁宗遗志非法扶立理宗也被写得名正言顺，至于降金乞和则只字未提。对其罪恶，仅在传末用“废济王，非宁宗意擅权用事，专任憸壬，用李知孝、梁成大等以为鹰犬，于是一时君子贬窜斥逐，不遗余力云”，数句贬语以终篇。2第二节贾似道鄂州暗中乞降贾似道（23—275），字师宪，台州天台（今属浙江）人。父贾涉，宁宗朝官至淮东制置使。贾似道少时游博无行，以父荫入官补嘉兴司仓。其姐于嘉定四年入宫，为宋理宗所宠封贵妃，遂得赴廷对，从此官运亨通。自端平元年（金天兴三年、蒙古窝阔台汗六年，234）正月，南宋与蒙古联军灭金以后，南宋遂与蒙古南北对峙。淳祐元年（24），贾似道任湖广总领财赋。淳祐九年升至京湖安抚制置大使。淳祐十年为两淮制置大使、2《真文忠公文集》卷43《刘阁学（爚）墓志铭》。 《后村先生大全集》卷5《输（轮）对札子》二。 2《宋史》卷44《史弥远传》。 淮东安抚使、扬州知州，又兼淮西安抚使。宝祐二年（254），又升为同知枢密院事，同年设枢密行府于扬州；四年，又升为参知政事；五年又升改为知枢密院事；六年，升任枢密使、两淮宣抚使，一直是担任着保卫两淮的重臣。 开庆元年（蒙古蒙哥汗九年，259）正月，贾似道以枢密使改兼京西·湖南北·四川宣抚大使、都提举两淮兵甲、湖广总领、江陵知府，他集长江中上游地区的军、政、财政大权于一身，又负责两淮的军事，全面负责南宋抗战前线总的防务。当时，四川大部已被蒙古攻陷。二月，蒙哥汗（宪宗）亲自率西路军攻合州（今重庆合川）钓鱼城，钓鱼城守将王坚奋起抗击，蒙哥汗于七月因攻城受伤死于钓鱼山下。蒙哥汗弟忽必烈率东路军于八月下旬到达长江北岸黄州（今属湖北）。九月初，忽必烈得知蒙哥汗死讯，以为不可无功而返，遂渡江攻鄂州（今武汉市武昌区）。十月间，理宗任命在军中的贾似道为右丞相兼枢密使。贾似道由江陵至汉阳（今武汉市汉阳区），又进入鄂州，督师抗击。忽必烈接到夫人察必的使臣报告，要他北返以争夺汗位，遂扬言东下进攻南宋首都临安，准备渡江北归。贾似道却于此时私下遣使，以南宋愿称臣纳币、割让长江以北土地等条件求和。忽必烈在即将率部出发北归时，派使臣前往鄂州谈判，并嘱咐见蒙古军旗动即回，随军北归。使臣在谈判中见军旗动，立即签约后返回。围攻潭州（今湖南长沙）的蒙古军随后也北还，鄂、潭两地相继解围。 十二月，贾似道隐瞒向蒙古乞降、签订和约的真相，而以战胜蒙古军报功。理宗“以其有再造功，以少傅、右丞相召入朝”。景定元年（蒙古中统元年，20），忽必烈派郝经入宋，“持书申好息兵，且征岁币”。宋理宗得知蒙古使臣到来，对宰执们说“北朝使来，事体当议”。但贾似道害怕暗中乞降的情况暴露，竟然若无其事地说“和出彼谋，岂容一切轻徇，倘以交邻国之道来，当令入见”，并命淮东制置司将使臣郝经一行拘留于真州（今江苏仪征），也不作防守准备。 丁家洲之战贾似道自鄂州谎报军情升任右丞相回朝后，开始了独相专政擅权时期，“由是权倾中外，进用群小”2。当时宋朝社会经济日益恶化，纸币会子（楮币、楮）贬值。贾似道向理宗提出的对策是“救楮之策莫切于住造楮，住造楮莫切于免和籴，免和籴莫切于买逾限田”。于是景定四年（23）推行“公田法”，强行将民田以超过限额为名，三分之一回买给官府，实际上是有的人户“本无田”，被强买而自杀。而且买公田的钱，给的主要贬值的纸币会子，以及“民持之而不得售”的官告、度牒，使得平江（今苏州）、江阴、常州、镇江（今皆属江苏）、嘉兴（今属浙江）、安吉（今安吉南）六郡的大量田地，被低价强买，造成许多民户破产。又以所买公田设置官庄，原业主或原佃户成为官庄佃户，向官庄交地租。贾似道就是采取强取民财的办法，增加财政收入，“一岁军饷，皆仰于此”。 《宋史》卷45《理宗纪》五，卷474《贾似道传》。 竒 書 網 Ｗ w w . q í Ｓ ǔ Ｗ Ａ И Ｇ . Ｃ ō Ｍ 2《宋史·贾似道传》。 《宋史》卷73《食货志》上一，卷474《贾似道传》。 由于回买公田需要大量经费，采取“日增印会子一十五万贯”，以增加纸币会子的发行量，作为买田的经费，使得会子更加贬值。景定五年（24）正月，又发行新纸币，“造金银见钱关子，以一准十八界会（子）之三”，同时废十七界会子，进一步促使纸币贬值，新纸币“关子行，物价顿踊”2，导致物价飞涨。 景定五年十月，宋理宗死，太子、皇侄赵禥即位，是为宋度宗。度宗“又其所立，每朝必答拜，称之曰‘师臣’而不名，朝臣皆称为‘周公’”。次年，贾似道进封魏国公。咸淳三年（27），升为太师、平章军国重事，三日上朝一次，上朝后到都堂（政事堂）处理重大军政事务。此时，才任命左、右丞相以处理日常事务。实际上仍是“吏抱文书就第署，大小朝政，一决于馆客廖莹中、堂吏翁应龙，宰执充位署纸尾而已”3。从咸淳八年冬，又开始了贾似道以平章军国重事的独相时期，更加。 咸淳七年（元至元八年，27）十一月，忽必烈建国号为元，明确表示是“绍百工而纪统”4，加紧了灭宋的步伐。咸淳九年春，先后攻占樊城、襄阳（今湖北襄樊），元军顺流东下，向着南宋的统治中心地区江东、两浙路进军。 咸淳十年（274）七月，宋度宗去世，在贾似道主持下，扶立年仅四岁的度宗嫡子赵顯为帝，是为恭帝（瀛国公）。年过花甲且有病的太皇太后（理宗皇后）谢道清，垂帘听政，政事仍由贾似道掌握。十一月，在贾似道的要求下，任命了左、右丞相以应付元军临江的局势。 元军伯颜所统主力，于十二月初占领汉口，随后渡江，并于中旬占领鄂州，元军遂沿江东下。贾似道一直对战事置若罔闻，虽然数次表示要前往督师，却暗中指使党羽上书挽留，因而均未成行。直到鄂州失守，才在太学生等促请下，不得已而兼任都督诸路军马，但仍将都督府设于临安。次年（德祐元年，275）正月，才出京督师。元军已占领江州（今江西九江）、安庆（今安徽潜山）。二月，贾似道到达芜湖（今属安徽），首先派宋京前往元军主帅伯颜军中，提出南宋称臣、奉岁币，遭到拒绝。宋军当时扼守于丁家洲（今铜陵东北长江中），贾似道得知降元乞和无望，暗中准备快船，以便及时逃跑。二月下旬初，宋军主帅孙虎臣迎战元军于丁家洲，宋军战败，贾似道与孙虎臣乘船逃到扬州（今属江苏）。二月末，新任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陈宜中，奏请杀贾似道以谢天下，但谢太后却说“（贾）似道勤劳三朝，安忍以一朝之罪，失待大臣之礼”。因而“止罢平章、都督，予祠官”，后又被降三官，但贾似道留在扬州，不肯回临安，并上表请求保全性命。谢太后乃诏贾似道归故里守母丧礼，贾似道这才离开扬州回朝。七月，被降为高州团练副使，贬往循州（今广东龙川西）。宗室福王赵与芮早就痛恨贾似道擅权误国，“募有能杀似道者，使送之贬所”，会稽（今浙江绍兴）县尉郑虎臣欣然应命监送，贾似道前往贬途时，随行的侍妾有数十人，都被郑虎臣赶走，又将贾似道所坐的桥子的桥盖除去，让贾似道暴晒在太阳下。八、九月间，到达漳州（今属福建）的木棉庵，郑虎臣让贾似道自杀以谢天下。贾似道说“太皇太后许我不死，有诏即死。”郑虎臣随即将贾似道杀死，2《宋史》卷8《食货志》下三；《宋季三朝政要》卷5。 3《宋史》卷474《贾似道传》。 4《元史》卷7《世祖纪》四。 称“吾为天下杀似道，虽死何憾！”第六十四章真德秀魏了翁刘克庄第一节真德秀魏了翁真德秀真德秀（78—235），字景元，后改希元，号西山，世称西山先生。 建州浦城（今属福建）人。庆元五年（99）进士，入仕任南剑州（今南平）判官。开禧元年（205）又中博学宏词科，为福州（今属福建）知州、福建路安抚使萧逵的幕僚，次年入朝任太学正，嘉定元年（208）升太学博士。真德秀对奸臣史弥远的降金政策十分不满，上奏指出“虏人欲多岁币之数，而吾亦曰可增；虏人欲得奸臣之首，而吾亦曰可与；至于往来之称谓、犒军之金帛、根括归明流徙之民，承命唯谨，曾亡留难今日寻盟于虏，抑将听命于敌而图苟安之计乎。”历秘书省正字、校书郎、兼沂王府教授、学士院权直、秘书郎、著作佐郎等。 嘉定四年，“时相（史弥远）将用（真）德秀，会言官抵之”2，“每谗公（真德秀）以谄时相获骤迁”。真德秀力辞新命，改兼礼部郎官。历军器少监、权直学士院、起居舍人、兼太常少卿。嘉定六年十月，为贺金宣宗即位使，北上至盱眙（今属江苏）边城，准备进入金境，当时金朝外受蒙古进攻、内有人民起义，未能过界成行，真德秀在盱眙等待至次年初，仍不能前往金京城中都（今北京）庆贺金宣宗即位；只得退回南宋都城（“行在所”）临安，上奏提出整顿边防，以达到“退足以守，进足以攻”；对于金朝的形势也应了解清楚，不能“言人人殊”，以达到“闻事必实”等一系列措施2。以后又一再上奏论述宋金形势，然而，“时朝论方事苟安，谓公（真德秀）张望”3，真德秀愤而要求出任地方官，未被允许。 嘉定七年（金贞祐二年，24）七月中旬，金使来告已迁都南京（今河南开封），真德秀随后即奏请停止每年给金朝的“岁币”被采纳。真德秀看到宰相史弥远并非想振兴图强，而只是在执政之初就采纳理学人士刘爚的建议，崇尚理学，以官爵收买人心。作为理学家的真德秀，当然欢迎崇尚理学之举，但对史弥远“以爵禄笼天下士，至有声望旧人折节营进，反为所薄”的情况深为不满4，非常感慨地说“吾徒须急引去，使庙堂知世亦有不肯为从官之人。”5虽然史弥远进行挽留，但真德秀去意坚决，同年十一月，真德秀出任江东路转运副使。江东地区适值旱灾蝗害，真德秀奏罢贪官，并在临时分管的灾区广德（今属安徽）、太平（今当涂）两地开仓赈济，政誉始著。二年后调任泉州（今属福建）知州，泉州为重要外贸海港，而原先不仅商税重，而且官员以“和买”的名义低价收购外商货物，以致外商海船进港数锐《真文忠公文集》卷2《戊辰四月上殿奏札一》。 2《宋史》卷437《真德秀传》。 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8《西山真文忠公行状》。 2《真文忠公文集》卷3《使还上殿札子》。 34刘克庄《西山真文忠公行状》。 5《宋史》卷437《真德秀传》。 减，一年只有三四艘。真德秀上任后，不仅公布税额，而且禁止官吏购买外商货物，并且组织民兵剿灭海盗王子清、赵郎所部，对外贸易迅速恢复，第三年到港海船就达3艘之多。嘉定十二年秋，真德秀升任隆兴（今江西南昌）知府兼江西安抚使，次年以母死辞官守丧。嘉定十五年，服除起复，任潭州（今湖南长沙）知州兼湖南安抚使，在任期间改酒类专卖为收商税通商，取消田税正额之外以“捧撮米”每石增收一斗七升的附加税等苛政。 嘉定十七年闰八月，宋宁宗去世，史弥远即以宗室赵贵诚改名赵昀继位，是为理宗。九月中旬初，下诏召已是著名理学家的真德秀回临安，三天后即被任为中书舍人兼侍读，还未到任；过了两天又升改为礼部侍郎兼直学士院、侍读，升迁之速前所未有。真德秀对史弥远擅权废立不满，不仅一再辞免新命，迟迟不赴任，直到同年十二月才离潭州，又请假便道回家乡浦城休假，并再辞新命请求依旧任地方官。宝庆元年（225）六月初才到达临安，原皇位继承人济王赵竑已于正月间被史弥远害死，更引起真德秀的不满，一月之间四辞直学士院，七月初终于辞去直学士院而只任礼部侍郎，并一再为济王赵竑辩解，并指出“霅川之议（指杀害赵竑后的善后事宜）不询于众。与赏罚徇私，馈赂公行。”正如魏了翁所说“皆人所难言。”因“而权臣（指史弥远）益媢（嫉妒）忌矣”。真德秀于八月，一再请求以宫观闲差就医养病，又因为在对被害的济王赵竑追赠方面与史弥远及其党羽的意见不合而受到攻击，因而又三次自请黜责。九月初，以焕章阁待制提举宫观闲差，任便居住。真德秀自知不为史弥远所容，因而自请辞免待制及宫观而获准。十一月，以“真德秀奏札诬诋”，终于被“落职（待制）罢祠（宫观）”。真德秀早年从学于朱熹弟子詹体仁，为朱熹的再传弟子，虽然学术成就有限，却是当时理学正宗的宗师，声誉很高，是朱熹之后名望最高的理学家。史弥远党羽原拟贬窜真德秀，但一向对史弥远言听计从甘当傀儡的宋理宗，这次却亲加“保全”，而且“落职罢祠”2，也可以说是同意真德秀前些时的请求。可能宋理宗觉得如果真对当时的理学宗师真德秀加以贬窜，那么奸相史弥远崇奉理学的伪装将被撕破，史弥远也许是在清楚了这点之后而未再深责真德秀，使真德秀能安然退归故里著书立说。 非正常继承帝位的宋理宗地位早已稳固，而且在崇奉理学的活动进一步加强的形势下，绍定四年（23）六月，真德秀与原遭贬窜的理学家魏了翁，同时恢复原职名及宫观祠禄。次年，真德秀复出任泉州知州。 绍定六年十月，奸相史弥远死，其党羽郑清之虽于九月已升任右相，但史弥远的倒行逆施实在不得人心，因而不得不将充当史弥远打手的袁韶、李知孝、梁成大等加于贬降。而理学宗师真德秀升任福州知州、福建安抚使。端平元年（234）四月，即被召为户部尚书；九月到临安后，改任翰林学士兼侍读。次年三月，升任副相（参知政事），但时已有病，未及有所作为，即于四月罢政，以宫观闲差养病，五月病卒，享年58岁，谥文忠。有《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等传世。 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9《参知政事资政殿学士致仕真公（德秀）神道碑》。《宋史》卷4《理宗纪》一。又《理宗纪》中记真德秀提举宫观为八月，误。参见刘克庄《西山真文忠公行状》。 2魏了翁《真公（德秀）神道碑》作“仅降三官”而非“落职罢祠”。真德秀自称“居间数年而予之祠”（《真文忠公文集》卷《辞免权户部尚书状》），则魏了翁所记有误。魏了翁魏了翁（78—237），字华父，邛州蒲江（今属四川）人。庆元五年（99）中进士第三名，授剑南西川节度（驻成都，今属四川）判官厅公事。嘉泰二年（202）召为国子监的国子正，次年改任国子监武学博士。开禧元年（205）召试学士院，改任秘书省正字，次年升秘书省校书郎，以亲老为辞而出任嘉定（今乐山）知府。同年末，在赴任途中到达江陵（今属湖北）时，四川宣抚副使吴曦叛宋降金，魏了翁因而未能到任。次年二月李好义等杀吴曦后，魏了翁在继续赴任途中于广安（今属四川）收到免职之命，遂奉双亲回蒲江故里。同年末，奸臣史弥远秘密杀害权臣韩侂胄后，理学人士刘爚建议史弥远崇奉理学、起用名人以改善其丑陋形象。“朝廷收召诸贤”，理学家魏了翁也在收召之列。嘉定元年（208）十月，“会史弥远入相专国事，（魏）了翁察其所为，力辞召命”，魏了翁从一开始就觉察到奸相史弥远“收召诸贤”的用意，因而“三辞聘召”以“迁延岁月”2。不久父亲去世，魏了翁解官守丧，遂于州西白鹤冈下建成鹤山书院，著书立说，授徒传道，宣扬理学。起复，任汉州（今四川广汉）知州，免欠税以减轻人民负担，但因桥毁伤人命而降授宫观闲差，数月后又起任眉州（今眉山）知州。嘉定四年，升任潼川府（今三台）路提点刑狱公事（监司）；嘉定八年，兼本路提举常平，后又改兼转运判官。作为理学家的魏了翁见到南宋理学家朱熹、张栻均已赐谥，次年春遂以周敦颐曾任本路合州（今重庆合川）的官职为由，奏请为周敦颐赐谥，同时也为程颢、程颐请谥。在魏了翁的一再奏请下，直到嘉定十三年，朝廷才特赐周敦颐谥元、程颢谥纯、程颐谥正，魏了翁遂进一步为张载请谥，并请将四人从祀孔庙，朝廷虽随后又特赐张载谥明，但未同意将四人从祀于孔庙。尽管如此，将不符合通常赐谥规定的四个理学创始人特赐谥号，仍极大地提高了理学派声望，并为以后理学独尊地位的取得奠定了基础。 嘉定九年，魏了翁一度以路级监司官代理本路的遂宁（今属四川）知府，嘉定十一年春，改任泸州（今属四川）知州、兼主管潼川府路安抚司公事（帅司）。母死守丧，起复后任潼川知府。 嘉定十五年，魏了翁被召回朝，史弥远企图将已是著名理学家的魏了翁收为己用，虽遭到拒绝，但仍不断升迁其官职，魏了翁初任兵部郎中，后改任司封郎中兼国史院编修。次年，升太常少卿。嘉定十七年，升秘书监，又改起居舍人。同年秋，宁宗死，奸相史弥远废原皇位继承人赵竑，而扶植宗室赵贵诚即位（理宗，改名昀）。魏了翁感到“时势忽异”，因而“积忧成疾，三疏请闲（宫观）”，不但未被同意，反而升为起居郎，他又上疏请求罢官领宫观闲差，仍未被同意。宝庆元年（225）正月，原皇位继承人济王赵竑被史弥远迫害致死后，引起以魏了翁、真德秀为首的正直人士的不满，魏了翁为因此而贬窜的官员送行，又被认为是“首倡异论”。魏了翁继续以《宋史》卷437《魏了翁传》。 2《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4《鹤山书院始末》。 《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5《奏乞为周濂溪赐谥》、《奏乞早定周程三先生谥议》，卷42《简州四先生祠堂记》等。 病告假，并请领宫观闲差，前后达五次之多。史弥远为了拉拢魏了翁，反而于九月升魏了翁为权工部侍郎，他在再次请祠后，理宗诏令不准再有呈请，才于十月初到部任职，随后又推荐他人自代。史弥远认为魏了翁始终不为自己所用，才于同年十一月以“欺世盗名，朋邪谤国”，而处以降三官，靖州（今属湖南）居住，魏了翁遂于贬所靖州建鹤山书院，湖湘、江浙学子不远千里前来求学。 绍定四年（23），魏了翁恢复原官衔领宫观闲差。次年五月，任为遂宁知府，魏了翁辞不受命。八月，改任泸州知州、潼川府路安抚使，于是修军备、兴学校，百废俱兴。 绍定六年十月上旬，南宋依照与蒙古的联合灭金协议，出兵与蒙古军围攻金临时都城蔡州（今河南汝南）。同月下旬，奸相史弥远死，宋理宗开始亲政，史弥远的亲信郑清之此前已升任宰相。端平元年（金天兴三年，蒙古窝阔台汗六年，234）正月，南宋、蒙古联军攻占蔡州，金亡。蒙古违背灭金后归还河南的原协议，只愿将陈州（今淮阳）、蔡州以南地区归宋，宋军在同意新协议后退兵。但宋理宗与郑清之等却想乘蒙古退兵之际，出兵占领河南以建不世奇功。南宋军队于同年六月占领故都开封、七月又占领原西京洛阳，但在蒙古军的反击下，宋军迅速溃退，这次草率行动，为蒙古军南下留下了借口。 宋理宗、郑清之为了改善形象，不仅贬逐史弥远的一些爪牙，还加紧推行崇奉理学，召用著名理学家真德秀、魏了翁等。端平二年十一月，魏了翁升任同签书枢密院事、督视京湖军马；次月，一介“书生未闲（娴）军旅之事”的魏了翁，又兼领督视江淮军马，担负起长江中下游全面抗击蒙古军的重任，“朝论大骇，以为不可”，魏了翁虽然也一再推辞新命，但仍不得不勉强赴任。其实，这只是郑清之等“始谋假（借）此命以出（魏）了翁”。当宋理宗在魏了翁的请求下，赋予“便宜”处置军政事务的大权之后，郑清之等“复以建督（督视府）为非”，而且魏了翁的“奏陈动相牵制”2，根本不能有所作为。 端平三年二月，魏了翁被免去督视职务，而以签书枢密院事回朝。同年四月，魏了翁乞求解职归田里，被任命为潭州（今湖南长沙）知州、湖南安抚使。在魏了翁力辞后，改为提举宫观闲差，但同年十一月即被重新起用为绍兴（今属浙江）知府、浙东安抚使。嘉熙元年（237）正月，改任福州（今属福建）知州兼福建安抚使。魏了翁一再请求致仕，同年三月死后十日，致仕诏书才颁下。谥文靖，累赠至太师、秦国公3。世称鹤山先生，有《鹤山先生大全文集》等多种著作传世。 魏了翁虽与朱熹弟子无师承关系，却是很有成就的理学家，与真德秀齐名，对于理学思想的传播起过重要作用。魏了翁自己也称与真德秀“同生于淳熙，同举（进士）于庆元，自宝庆讫端平出处又相似，然而志同气合，则《宋史》卷437《魏了翁传》。 《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2《辞免兼领督江淮军马奏状》。 2《宋史》卷437《魏了翁传》。 3《宋史·魏了翁传》作赠太师，而《理宗纪》二作赠少师，两者或有一误，但已不详，故此处作“累赠至太师”。又《宋会要辑稿》礼58之00作“参知政事魏了翁谥文靖”，可能是误载，录以备考。海内寡二”。魏了翁当时的声望虽稍逊于真德秀，但后人认为他的学术成就高于真德秀2。 第二节刘克庄真德秀门生刘克庄（87—29），初名灼，字潜夫，号后村居士。兴化军莆田（今属福建）人。嘉定二年（209）以郊祀恩奏补将仕郎（阶官）入仕，任靖安县（今属江西）主簿。嘉定六年七月，父刘弥正（吏部侍郎）死，刘克庄辞官守丧。起复后任福州（今属福建）司理参军，改任真州（今江苏仪征）录事参军，应江淮制置使李珏召入幕。嘉定十二年，因持论不合，辞官，得请宫观闲差。嘉定十七年（224）任建阳（今属福建）知县。 宝庆元年（225）十一月，真德秀罢官回家乡浦城闲居。浦城为建阳邻县，刘克庄投入真德秀门下，“以师事（真德秀），自此学问益新矣”3，成为真德秀的门生，从此大力宣扬理学。宝庆三年，刘克庄在建阳重修朱熹祠，以其大弟子黄榦配祀；又在建阳县学建四君子祠，祭祀朱熹的父亲朱松及朱熹的师友。刘克庄祖父刘夙从学于理学创始人程颐的再传弟子林光朝，真德秀因而称刘克庄“世以正学（理学）传其家”。刘克庄后因所作《落梅》诗，为史弥远鹰犬李知孝、梁成大攻击为谤讪朝政，幸得郑清之排解，改任潮州（今属广东）通判，但终于因此而降领宫观闲差。绍定六年末（233），起用为吉州（今江西吉安）通判，未及赴任。端平元年（234）正月，真德秀任福州知州、福建安抚使，刘克庄以将作监主簿任安抚使司参议官。同年六月，真德秀被召任户部尚书，刘克庄援例辞官，奉诏回京任将作监主簿本职，同年九月到临安（今浙江杭州）后改任宗正寺主簿。 端平二年六月，刘克庄任枢密院编修官兼权吏部侍右郎官，在理宗召见时抨击故相史弥远擅权误国，劝导理宗近君子远小人，虽为理学家魏了翁等称许，然而得罪了史弥远的党羽。同年十一月，曾从龙任枢密使兼督视江淮军马，拟辟刘克庄任督府参议官，后因曾从龙死而未及赴任。次年，中书舍人吴泳传闻刘克庄当初曾遏制他晋升之事，指使其弟御史吴昌裔攻击刘克庄，刘克庄遂被罢官降授宫观闲差。不久，又改为出任漳州（今属福建）知州。嘉熙元年（237），改任袁州（今江西宜春）知州，御史蒋岘攻击刘克庄任枢密院编修时，与方大琮、王迈三人抨击朝廷处理前皇位继承人济王赵竑事欠妥，刘克庄因而又改授宫观闲差，方、王二人也被贬降，时称“三贤”，徐鹿卿因向他们赠诗也被贬降，太学生为此作《四贤诗》称颂。 嘉熙三年，刘克庄被起用为江西提举常平公事；同年，改任广东提举常平公事，嘉熙四年初到任；八月，升任广东转运使。淳祐元年（24），诏令回临安奏事，但受御史金渊攻击而罢召回之命，并再次降授宫观闲差。淳《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9《真公（德秀）神道碑》。 2参见《宋元学案》卷80《鹤山学案》、卷8《西山真氏学案》。 3林希逸《后村先生大全集》卷94《后村先生刘公（克庄）行状》。又刘克庄《宋史》中无传，故这里叙述其经历稍详。 《真文忠公文集》卷2《建阳县学四君子祠记》。 祐三年初，一度出任为吏部侍右郎官，又受到濮斗南的攻击而仍领宫观闲差。次年，起用为江东提举常平公事（一作提点刑狱），同年十一月，曾被任为将作监，又改直华文阁，但因“岁旱民饥，艰于择代”而留任原职。淳祐六年七月，召回临安，改任太府寺少卿。八月，宋理宗召见刘克庄，赐进士出身，改任秘书省少监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崇政殿说书，不久又暂兼中书舍人，参与奏罢宰相史嵩之。次年二月，出为漳州知州，刘克庄以母亲年高力辞，改为提举宫观闲差。淳祐八年，又起用为宗正少卿，再辞后改任福建提刑，九月赴任，母死，遂辞官守丧。 淳祐十一年初，起复回朝，以秘书监兼太常少卿、直学士院，但建议多不被采纳，叹道“千辛万苦唤得来，又向那边去。”但仍不断升迁官职，十月升起居舍人，又兼侍读。刘克庄纵论国内外形势，批评朝政，认为蒙古军攻占四川，致使“五十四州遂成荡覆，岂非外重而不能御，内虚而无以守”2，以致受到御史郑发的攻击。次年正月，出为建宁（今属福建）知府兼福建路转运副使，但郑发认为责轻而再次论奏，同年六月，再次以宫观回乡闲居。开庆元年（259）贾似道在鄂州（今湖北武汉市武昌区）暗中向蒙古军乞降求和，而以战胜蒙古军闻奏，理宗“以其有再造功，以少傅、右丞相召入朝”。但是，“通国皆不知所谓和也”3。南宋中期以后，经历了长期对金朝、蒙古乞降、战败之后，对贾似道谎报战胜蒙古，迫使蒙古退兵，由于蒙古忽必烈汗一时忙于内部事务而无暇南顾，使得贾似道制造的假象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迷惑着南宋朝野，举国上下并不知道贾似道乞降求和的真实情况。 景定元年（20）贾似道自鄂州入朝任相，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年过七十的一代文宗刘克庄再次被起用。同年十一月到临安后，以起居郎兼权中书舍人，随后又升为兵部侍郎兼中书舍人、直学士院，次年升为权工部尚书仍兼两制，日夜为草诏而忙碌。后人不理解当“时海内顺轨，边患浸舒”情况下人们的欢快心情，当群臣对时相贾似道歌功颂德时，不明真相的刘克庄也参与其中，因此受到后人责难，其情形与当年陆游与权相韩侂胄的关系受后人责难类似。这年（景定二年）八月，回朝不到一年的刘克庄急流勇退，请求致仕，这也许是他对贾似道的面目有所认识以后决定的。同年外调回家乡建宁府（今福建建瓯）任知府，实际是告老还乡，“优游觞咏”，并不多过问府事。景定五年秋，以“目眚”（白内障）致仕。咸淳五年（29）病逝，享年83岁，谥文定。积官至龙图阁学士（职）、正议大夫（阶）、莆田县伯（爵），世称后村先生，有《后村先生大全集》传世。 南宋末年的文坛宗主刘克庄是南宋陆游、辛弃疾之后最著名的爱国诗人、词人。南宋林希逸称“西山（真德秀）诸老既没，公（刘克庄）独岿然为大宗工”。洪天锡林希逸《后村先生刘公（克庄）行状》，参见洪天锡《（后村先生）墓志铭》，《后村先生大全集》卷95。 2林希逸《后村先生刘公（克庄）行状》。 3《宋史》卷474《贾似道传》。 林希逸《后村先生刘公（克庄）行状》。 亦称“过江号大家，数无虑六七公”，刘克庄为其中之一，其诗词“流布海内，岿然为一代宗工”。刘克庄的诗早年就受到叶适的称许，“水心（叶适）评公（刘克庄）诗曰是当建大将旗鼓者”。刘克庄推崇南宋伟大的爱国诗人陆游，称许他的“诗倍太白（李白）、子美（杜甫）”，而且是“三百篇（《诗经》）寂寂久，（陆游诗）九千首句句新，譬宗门中初祖，自过江后一人”2。 刘克庄是个多产作家，作诗约4500首，数量之多在宋代仅次于陆游，是南宋末年，也是当时江湖诗派中最著名的。他所处正是南宋末年的危亡之际，爱国之情溢为诗词，“忧时元是诗人职，莫怪吟中感慨多”，正是他的自我表白。当史弥远杀害主张抗金的权相韩侂胄向金乞降求和，于嘉定元年（戊辰年，208）完全按照金朝的要求，增加岁币并出“犒军银”300万两订立“嘉定和议”后，当时还未入仕的刘克庄在《戊辰即事》诗中写道“诗人安得有青衫，今岁和戎百万缣。从此西湖休插柳，剩栽桑树养吴蚕。”在《梦丰宅之》诗中更对爱国人士称颂“老犹奋笔排和议，病尚登陴募救兵”，“残胡仍在王师老，宝剑虽埋愤不平”3。 刘克庄还是南宋后期最有成就的豪放派词人，他也推崇爱国词人辛弃疾，称赞辛词“横绝，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刘克庄不仅与辛弃疾词风相似，而且同样充满爱国主义与忧国情怀，如在《沁园春·梦孚石》词中叹道“叹年光过尽，功名未立；书生老去，机会方来”；“披衣起，但凄凉感旧，慷慨生哀”。而反映抗战的《贺新郎》（实之三和，有忧边之语，走笔答之）词中，更惊呼国势危急，“国脉微如缕”，激励友人投笔从戎，“闻说北风吹面急，边上冲梯屡舞”；“快投笔，莫题柱”2。即使被后人称为阿谀贾似道的诗词，也多出于爱国忧民的情怀，如《凯歌十首呈贾枢使》诗中，歌颂抗蒙将士，“残党分兵尽扑除，游魂多不返穷庐，肃清执至龙颜喜，又奏淮西有捷书”。《汉宫春》（丞相生日，乙丑）词中也说“但管取三边无警，活他百万生灵。”这些都是在“时海内顺轨，边患浸舒”3，而不知道贾似道暗中向蒙古乞降求和的真实情况下写出的。刘克庄还是南宋最有成就的诗词评论家，所著《后村诗话》论诗兼评词，“论诗则具有条理”，“采摘菁华，品题优劣”，“迥在南宋诸家诗话上也”4。 抛弃理学偏见的爱国者刘克庄不仅祖父刘夙是理学创始人程颐的三传弟子，而且其父刘弥正也是家传理学人士，对于理学崇尚备至，尤其称颂朱熹集理学大成之功。嘉定林希逸《后村先生刘公（克庄）行状》、洗天锡《（后村先生）墓志铭》。又本目参考孙望、常国武《宋代文学史》，人民出版社99年版。 2《后村先生大全集》卷3《题放翁像》。 3《后村先生大全集》卷《戊辰即事》，卷3《有感》、《梦丰宅之》。《后村先生大全集》卷98《辛稼轩集序》。 2《后村先生大全集》卷87、90。 3《后村先生大全集》卷2、88、94。 4《四库全书总目》卷95《后村诗话》。 三年（20）十二月，在为朱嘉赐谥时，考功郎中刘弥正反对谥文忠的太常寺初议，而大谈儒学自“孟轲之死，此道几熄，及本朝而又明，濂溪、横渠、二程子发其微，程氏之徒阐其光，至公（朱熹）而圣道灿然矣”。进而提出谥以和唐代韩愈相同的“文”，被朝廷采纳。刘克庄不仅少得家传，后又师从儒学宗师真德秀而且备受器重。但是，作为理学人士的刘克庄，在他思想中占首位的是爱国，而不像其他理学人士那样，对理学一味盲从。他对于朝廷不顾国家安危，热衷于打击新学等其他学派，盲目推崇理学，深为不满。淳祐六年（24）八月，刘克庄在《召对札子》中指出宋理宗首要的失误是，不顾国家安危，致力于打击新学等学派，树立理学为统治思想。宋理宗的有关活动，被刘克庄讥讽为“薄物细故”，而群臣“纷争不已”；但对涉及国家安危的“急政要务”，即“谦逊未遑”，以致使得人们觉得“未免有不言‘防秋’，而言《春秋》；不言‘炮石’，而言（王）安石之讥”。接着他还不点名地指出，北宋末年以二程弟子杨时为首的理学家们不顾国家安危，致力于攻击王安石及新学派，于是，宋钦宗在金军兵临城下之际忙于罢王安石配享孔庙、重设《春秋》博士等，因而受到当时有识之士的批评。刘克庄进而认为，罢斥新学等学派及崇奉理学派的举动，“于时（北宋末）尚以为不急，况今之不急有甚于此者乎”2。 刘克庄还借元祐之初，副相刘挚提出调和新旧两党关系但被太皇太后高氏所拒绝，终于引发新旧党争的不断加剧，从而导致奸臣蔡京擅权后北宋走向灭亡的悲剧。随即指出“今庙谟暌异”，只重用理学人士，排斥其他学派人士，以致遭到“邪党（当是指新学派等人士）挪（揶）揄”，实在不知道今后将如何发展，以此作为宋理宗的第二个重大失误。刘克庄并提出，理宗是想把图存之权托付给像秦桧那样乞降求和的人呢，还是托付给像张浚那样始终坚持抗战的人？刘克庄早在端平二年（235）时，就将（把宋理宗扶上皇帝宝座的）权相史弥远毫不客气地比作奸臣秦桧那样的小人。刘克庄的这些言论既不会受到宋理宗的欢迎，也不会为表面上似张浚，实际是秦桧的奸相史弥远所喜欢。然而他们对于在理学宗师真德秀等死后，“独岿然为大宗工”的刘克庄，不得不进行笼络，但并不授与大权，而是以宫观回家乡闲居达七八年之久。 刘克庄抛弃理学偏见的爱国言行，不断受到其他理学人士的攻击，“人言排诋，无所不至”。景定元年（20）冬，七十多岁的刘克庄重新被起用，主要担负起草诏书的工作，但仍不忘提醒宋理宗致力于国家大事，而不要将主要精力放在崇尚理学排斥异己方面，在同年召对时指出“王羲之讥诸贤以清谈废务、浮文妨要。先朝（北宋末钦宗朝）用杨时为给（给事中）、谏（谏议大夫），或者尚有不言‘防秋’、不言‘炮石’之诮。然则先急政要务，（后）薄物细故，非士大夫责乎。臣虽老悖，一念忧爱，狂言望择。”2刘克庄抛弃理学偏见的爱国精神，可说是至老不变。 元代理学信徒在修撰《宋史》时，吹捧“自帝（宋理宗）继统，首黜王安石孔庙从祀，升濂、洛九儒，表章朱熹《四书》，丕变士习”的所作所为，《两朝纲目备要》卷2，嘉定三年十二月己巳。 2《后村先生大全集》卷52《召对札子》一。 《后村先生大全集》卷52《召对札子》一；卷5《轮对札子》二，端平二年七月。2《后村先生大全集》卷52《庚申（景定元年）召对》一。 并予以完全肯定。对于置国家安危于不顾，一味扶植理学、排斥异己，将南宋送上灭亡之途的宋理宗，认为只是“身当季运，弗获大效”，而且认为“后世有以‘理学’复古帝王之治者，考论匡直辅翼之功，实自帝（宋理宗）始焉。”这与刘克庄的观点，实在是大相径庭。所以，作为南宋末年文坛宗师的刘克庄，在49卷的元修《宋史》中，竟无一席之地，而为刘克庄请谥的门生洪天锡却有传，这就是不难理解了。 《宋史》卷45《理宗纪·赞》。 第六十五章毕再遇李好义杨巨源孟珙余玠王坚李庭芝张珏第一节毕再遇李好义杨巨源毕再遇毕再遇，字德卿，兖州（今属山东）人。父毕进，为岳飞部将，阶至武义大夫。毕再遇以父荫补官，隶侍卫马军司，“武艺绝人”，受到宋孝宗的召见，赐战袍、金钱。 开禧二年（金泰和二年，20）四月，以殿前副都指挥使、镇江诸军都统制郭倪兼任山东、京东路招抚使，率宋东路军北伐。毕再遇率87名敢死队，从镇江都统司的武锋军统制陈孝庆渡淮攻泗州（今江苏盱眙西北）。毕再遇定计，以宋军主力佯攻泗州西城（州治），自率部下出其不意奋勇登上东城（淮平县城）南角，杀敌数百。东城金军溃败后开北门逃走，毕再遇攻占泗州东城。金军仍坚守泗州西城，毕再遇又转攻西城，树大将旗，大呼“大宋毕将军在此”，“可速降”。金淮平知县降，毕再遇又占领泗州西城，取得了东路宋军北伐的首功。招抚使郭倪赶到新占领的泗州，慰劳得胜的宋军，授毕再遇刺史衔。毕再遇说“国家河南八十有一州，今下泗两城即得一刺史，继此何以赏之？”坚辞不受。五月，郭倪派池州（今安徽贵池）诸军副都统制、主管马军行司公事李汝翼，率军数万进攻宿州（今属安徽），派陈孝庆率部进援。又命毕再遇率骑兵480名为先锋，直接进攻徐州（今属江苏）。当毕再遇进至虹县（今安徽泗县）时，遇到从宿州败退的宋军，随即加速进军，到达灵璧（今属安徽）时，又遇到进屯附近凤凰山的陈孝庆，他也要退兵。毕再遇说“吾奉招抚命取徐州，假道于此，宁死灵璧北门外，不死南门外也。”遂自率所部阻击金军，当5000金军追来时，他派20名骑兵守北门，亲自率其余骑兵向金军冲击，金军大败，毕再遇率部追奔三十里，使宋军陈孝庆的大部队得以安全退兵。当宋军退到泗州后，毕再遇“以功第一”，升为武功大夫、左骁卫将军、殿前司选锋军统制。不久，奉命退回淮南的盱眙，兼任盱眙军知军。九月，毕再遇州刺史衔，又改任镇江中军统制仍兼盱眙知军。十月末，东路金军主帅、山东两路兵马都统纥石烈执中，统兵渡淮南下，进围楚州（今淮安），毕再遇奉命救援楚州，郭倪另派部队接管盱眙的防务。毕再遇率部北上后，金军进攻盱眙，接防的宋军惊溃，盱眙被金军攻占，毕再遇又回军收复盱眙。不久，毕再遇升任镇江诸军副都统制，再次率军救援楚州，面对十倍于己的金军，毕再遇派小部队，间道乘夜赶赴金军运粮车的宿营地淮阴（今淮阴西南），烧尽金军的后备粮草，大败淮阴的护粮金军。 其时，西路金军已渡淮并迫近长江，围攻和州（今安徽和县），毕再遇立即率部南下，坚守（今属江苏）。宋朝廷任命毕再遇带节制淮东军马衔，以便调遣淮东的其他宋军抗金。十二月上旬，金军进至西北二十五里的竹镇，毕再遇随即登城部署战事，命令守城宋军偃旗息鼓，并伏兵于南土门，排列弩手于土城上。当金军刚进到城濠前，宋军突然万弩齐发，开门出战，鼓声大作，城上旗帜并举，金军惊恐而退，毕再遇乘机率军追击，金军大败。金军数万随后又围攻，金河南统军使纥石烈子仁督兵攻城，城中宋军的箭已射尽，毕再遇命人打着青盖在城墙上来回走动，金军以为是宋军主将，因而争相向青盖射箭，城楼、城墙到处是箭，宋军拔取使用，多达一二十万支。毕再遇又命人在城门附近奏乐，以示闲暇，间或出兵袭击金军，使得金军日夜不得安宁。乘金军稍退之机，毕再遇亲自率军出城，夺取城东的野新桥，宋军突然出现于金军背后，金军遂退兵，毕再遇率军一直追击至滁州（今属安徽），俘获大量骡马衣甲。毕再遇又以功升领忠州团练使，并升任镇江诸军都统制、权山东·京东路招抚司公事。毕再遇自北伐以来，仅八个多月，已自低级军官升为独当一面的大将，接替郭倪全面指挥淮东的抗金战争，这在宋代是极其少见的。 开禧三年春，毕再遇回至扬州（今属江苏），又加骁卫大将军衔（正四品）。毕再遇派兵分头袭扰围攻楚州已数月的金军，金军终于不支而退。毕再遇改任兼扬州知州、淮东安抚使。十一月，奸臣史弥远矫诏杀害主战派权臣韩侂胄后，积极向金乞降求和。 嘉定元年（金泰和八年，208）初，毕再遇又加左骁卫上将军衔（从三品）。宋金签订“嘉定和议”后，毕再遇一再请求解甲归田，以表明自己反对和议的态度。但未被准许退闲，仍一直担任镇江诸军都统制、扬州知州、淮东安抚使。嘉定三年（20），还晋升为保康军承宣使衔。嘉定四年，才以提举宫观任闲职。 嘉定十年（金贞祐五年，27）四月，金军再次南犯。年近古稀的毕再遇，已无力效命疆场，升以武信军节度使衔致仕。不久病死，享年70岁，后赠太师、谥忠毅。 开禧北伐时，“诸将望风奔衄，再遇威声始著，遂为名将”。毕再遇不仅改进军队装备，制造轻甲，长不过膝，披不过肘，又减轻头盔的重量，马甲也改以皮制，车牌改为木造，使一个人即推动、举起，以便于战斗。还善于用计，金军常以水柜（筑坝贮水）放水以淹宋军，毕再遇即命战士做草人，“衣以甲胄，持旗帜、戈矛”，排列成行，清晨击鼓，金军以为宋军来攻，随即开放水柜来淹，才知道是草人，毕再遇乘机出兵，杀败金兵。有一次，与金军作战，时而进攻，时而后退，相持至天黑，将用香料煮过的黑豆撒在地上后，“佯为败走，金人乘胜追逐，其马已饥，闻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毕再遇乘机反击，打败金军。又有一次，遇到数倍于己的金军，难与争锋，只得退兵以保存军力，怕金军追击，于是“留旗帜于营，并缚生羊，置其前二足于鼓上，击鼓有声”2，金军不知虚实，相持数日后才发觉有假，想追击宋军，但为时已晚。 作为岳飞部将后代的毕再遇，开禧北伐时，在对金作战中几乎是没有打过败仗，即使因军力悬殊不得已而退兵，也从未受过重创。在很短的时间内，由列校升为独当一面的大将。可是，由于奸臣史弥远乞降求和，不仅使南宋与金签订了最屈辱的“嘉定和议”，也使一代英才毕再遇未能发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 李好义杨巨源以上引文具见《宋史》卷402《毕再遇传》。 2《两朝纲目备要》卷9，开禧二年十二月甲戌。 李好义（？—207），华州下邽（今陕西蒲城西南）人。将门世家，祖父李师中在南宋初官至领忠州团练使，父李定一职至兴州（今略阳）中军统制。杨巨源（？—207），字子渊，利州昭化（今四川广元西南）人，祖籍成都。开禧三年（207）正月，四川宣抚副使吴曦叛宋降金时，李好义正任兴州的中军正将，立即自抗金前线的西和州（今甘肃西和西南）青坊赶回兴州。在吴曦叛变几天之后，李好义“与其徒谋举义”。随军转运使安丙是吴曦父子的部属，因而被授为“伪蜀”丞相长史、权行都省事，代行丞相职权。当时许多官员或弃官而去，或公然拒受伪命。但是，安丙认为许多军官都是吴氏世将，因而采取接受任命后称病，实际上是持观望态度，以观察形势变化，再决定去留。由于吴曦叛宋降金不得人心，时任合江仓官的杨巨源，也“阴有讨贼志，结义士三百人”2。并于二月中旬晋见安丙，商议乘安丙三月六日邀吴曦谒庙之机，以勇士杀吴曦。 杨巨源又与李好义共商大计。李好义指出杨巨源与安丙商议的计划欠妥，“彼出则龊巷，从卫且千人，事必难济”，应改在吴曦“熟食节（寒食节）祭东园”时杀吴曦。于是杨巨源假造圣旨，倒盖合江仓印，这样即使事情败露，也与安丙无关。以后又恐日久事泄，决定提前于二月的最后一天进行。李好义遂约敢勇军士李贵和与李贵关系密切的李彪、张渊、陈立、刘虎、张海等人，以及吴曦的亲卫军黄术、赵亮、吴政等低级军官及军士74人，加上李好义的弟兄李好古、李好仁、李好问、妹夫杨君玉等亲属，后又有禄袆所率军士0人，共百余人。在李好义的率领下，黎明前冲进吴曦内宫。李好义宣称是奉密诏来杀吴曦，杨巨源也骑马赶来宣布密诏。吴曦的亲卫兵遂放下武器逃走，李贵首先冲入吴曦的卧室，“手执其髻，举刃中曦颊，曦素勇有力，扑贵仆于地不能起”。李好义急忙命王换连砍吴曦的腰二斧，吴曦因痛松手，李贵遂乘机砍下吴曦首级。 此次平叛有功，李好义自成忠郎特升转承宣使，李贵特升补授武功大夫、团练使衔，杨巨源升补为朝奉郎、通判差遣，任宣抚使司参议官。李好古等无官的授官，有官的升官，并都赏赐钱物。根本没有参加平叛，仅仅是事前与闻其事，而持观望态度的安丙，却窃据首功，升任兴州知州、利州西路安抚使兼四川宣抚副使，并享受执政官的礼遇。在平叛的奖谕诏书中，竟然对积极策划者杨巨源只字未提。而与平叛毫无关系，且“诛曦之日不肯拜诏”2的吴曦党羽、踏白军统制王喜，却被说成是“谋戮逆曦，备罄忠劳”3，不仅特升转为节度使，还被任命为兴州诸军都统制要职。这使杨巨源以赏不酬功，心颇不平。因而想向朝廷直接申报自己在平叛中的功劳。杨巨源在给刘光祖的信中，记述了当初策划诛杀吴曦时，安丙的“酬答之语”，并刻印传布。安抚副使安丙害怕暴露他当初持观望态度，以及他申报的平叛情形不实的情况，就以杨巨源“自负倡义之功，阴欲除之”。六月，授命彭辂逮捕杨巨源，押送阆州（今阆中）狱。押解至大安（今陕西略阳南）时，杨巨源被杀害于《两朝纲目备要》卷0，开禧三年二月乙亥。 2《宋史》卷402《杨巨源传》。 《宋史》卷402《李好义传》，卷402《杨巨源传》。 2《宋史》卷402《李好义传》。 3《宋会要辑稿》兵20之9。 《宋史》卷397《刘甲传》，卷402《杨巨源传》。 途中，而安丙却以自杀上报。杨巨源的被害，引起“军情叵测”，安丙“以人情汹汹，封章求免”。南宋朝廷虽未罢安丙安抚副使之职，但因此另派刘甲出任四川安抚使，以稳定人心。后有李珙讼其冤于朝，嘉定六年（23），为杨巨源立褒忠庙。嘉熙元年（237）又赐谥忠愍。 李好义在杀死吴曦后，集于安丙家。王喜为吴曦党羽，对李好义组织勇士杀死吴曦忿恨已极，也在当天随后来到安丙家，“心怀邪谋，欲刃好义”，虽被安丙阻挡，“然日以杀好义为心”。2李好义升为中军统制、领承宣使后，随即建议乘机夺回吴曦献给金朝的西和等关外四州，并指出“西和乃腹心之地，西和下，则三州可不战而复矣。今不图，后悔无及，愿得马步千人、死士二百，赍十日粮可济”。李好义率军行至独头岭，王荣仲兄弟率民兵配合攻击金军，金军大败。三月七日，到达西和城外，李好义“率众攻城，亲犯矢石，人人乐死，以少击众，前无留敌”3。金守将弃城而逃，遂收复西和州。果然如李好义所料，此前一日别部宋军到达阶州（今甘肃武都东）时，金军立即逃走；数日后，金军又从成州（今成县）自动退走；忠义军张翼又收复凤州（今陕西凤县东北），吴曦献给金朝的关外四州全部收复。 安丙向朝廷提出沔州（原兴州改名）诸军都统司，统辖十军，军权太大，自吴璘起就尾大不掉，建议增设诸军副都统司，各领五军以分其军权。开禧三年（207）五月下旬，增设沔州副都统制司，李好义被任命为诸军副都统制，这更引起吴曦的党羽、沔州诸军都统制王喜的愤恨，于是加快了杀害李好义的部署。王喜派刘昌国归李好义节制，而李好义未加防范。六月中旬，李好义被刘昌国毒死。南宋朝廷追赠检校少保，嘉定五年（22）追谥忠壮。第二节孟珙余玠王坚（附孟宗政、王安节） 孟珙（附孟宗政） 孟珙（95—24），字璞玉，原籍绛州（今山西新绛），将门世家。 曾祖孟安是岳飞部将，祖父孟林也是岳飞部属，随军至随州，定居于枣阳（今皆属湖北）。父孟宗政（？—223），字德夫。开禧二年（金泰和六年，20）宋军北伐时，率领义士进行游击战抗金，被任为枣阳县令，后升京西路钤辖军职，驻守襄阳。嘉定十年（金兴定元年，27）四月，金军南攻襄阳，围枣阳，孟宗政与扈再兴、陈祥等率军出击，连败金军，又驰援枣阳，枣阳解围，遂兼权枣阳军（县升军）使。嘉定十一年二月，金军主将完颜赛不率军数万攻枣阳，枣阳军使孟宗政在援军扈再兴、刘世兴的协同下，抗击达三月之久，金军不支退兵。嘉定十二年二月，金军再次攻枣阳，在孟宗政多方抗击后，金军溃退。孟宗政又奉命出击金境内的湖阳县城（今河南唐河南湖阳镇），“一鼓而拔，燔烧积聚，夷荡营寨，俘掠以归，金人自是不敢窥襄、汉、枣阳”。后任荆鄂都统制仍兼知枣阳军，积官至右武大夫、和州防御使、2《宋史》卷402《李好义传》。 3《宋史》卷402《李好义传》。 《宋史》卷403《孟宗政传》。 左武卫将军。嘉定十六年（223），病死于枣阳任上。后赠太师、永国公，谥忠毅。 自嘉定十年（27）起，孟珙从父孟宗政抗金，以功入官。嘉定十四年（22），任光化县（今老河口）尉。宝庆元年（225），升任峡州（今宜昌）兵马监押兼在城巡检。三年，改任京西第五副将、权神劲军统制，回到枣阳任职。孟宗政在世时，招收金朝境内的唐（今河南唐河）、邓（今属河南）、蔡（今汝南）三州壮士2万多人，编为“忠顺军”。孟宗政死后由江海统辖，军情不安定，此时改由孟珙权管忠顺军。孟珙将忠顺军分为三军，军情遂平定。绍定元年（228），又于枣阳城西创修平虏堰，溉田0万亩，由忠顺军与民户分屯；同时命忠顺军每家养马，官供刍粟，于是粮丰马增。次年，升任京西第五正将、枣阳军驻扎，总辖本军和屯驻忠顺三军，后升京西路兵马都监，又升兵马钤辖。 绍定六年（金天兴二年、蒙古窝阔台汗五年，233）十二月，金哀宗逃至蔡州，金将武仙、武天锡、邓州守将移刺瑗（袁）等聚兵邓州，进攻光化。次年五月，孟珙奉命进讨，一举歼灭武天锡所部并杀死武天锡，金邓州守将移刺瑗投降。七月，又击败武仙于浙江石穴山寨（今河南淅川南）。孟珙升任鄂州江陵府副都统制，成为节制一方的大将。十月，奉命与蒙古军会攻金朝行都蔡州，京西忠顺军统制江海等从征2。 端平元年（234）正月，蒙古军攻城北，孟珙所部宋军攻城南门，“至金字楼，列云梯，令诸军闻鼓则进，马义先登，赵荣继之，万众竞登”。金哀宗当时正在进行传位给末帝完颜承麟的仪式，典礼刚完，“而南面已立宋帜，俄顷，四面呼声震天地，南面守者弃门”2。宋军首先攻入城内，而蒙古军还在西北城外与金军作战。孟珙部宋军打开西门，放下吊桥，接蒙古军进入城内。联军攻下蔡州，金哀宗，金末帝为乱军所杀，金亡。孟珙以功升任建康府诸军都统制，又兼权侍卫马军行司职事。 六月，南宋不顾盟约，进军中原失败，与蒙古战事从此开始。孟珙被京湖制置使史嵩之留任屯驻襄阳兼镇北军（后改御前忠卫军）都统制。次年，孟珙移驻黄州（今属湖北），又历兼任光州（今属河南）知州、黄州知州。端平三年，蒙古军攻宋，襄阳府、随州（今属湖北）等地相继失守，江陵危急，孟珙奉诏救援。蒙古军在枝江（今枝江南）、监利（今属湖北）一带编造木筏，准备渡江南进。孟珙“变易旌旗服色，循环往来，夜则列炬照江，数十里相接”3，连破蒙古军二十四寨，火烧船、筏二千余。蒙古军被迫退走。嘉熙元年（237）三月，孟珙升任京西·湖北安抚副使、江陵知府。秋，改任鄂州诸军都统制。蒙古军攻至汉阳境内，孟珙进至汉阳西南的沌口反击。蒙古军转攻黄州，并准备渡江，孟珙又率部进驻黄州城中，百计抗击。月余，蒙古军攻城不下，渡江无望，终于退兵。嘉熙二年初，孟珙升任鄂州·荆江府诸军都统制，又升枢密副都承旨、京西·湖北路安抚制置副使，置司松滋县（今松滋西北）；又兼任岳州（今湖南岳阳）知州，出兵收复郢州（湖北荆门东北）、荆门（今属湖北）。嘉熙三年春，又出兵收复信阳（今属河南）、2本章第二、三节、参考胡昭曦、邹重华《宋蒙（元）关系史》，四川大学出版社992年版。《宋史》卷42《孟珙传》。 2《金史》卷8《哀宗纪》下。 3《宋史》卷42《孟珙传》。 襄阳、樊城，孟珙以功升兼枢密都承旨、鄂州知州。十二月，收复夔州（今重庆奉节）。嘉熙四年二月，升领宁武军节度使，改任四川宣抚使兼夔州知州；不久，又兼京湖安抚制置使，全面承担长江中上游防务。 淳祐元年（24）春，孟珙改任京湖安抚制置大使兼夔州路制置大使，后进封汉东郡开国公。淳祐四年春，又兼江陵知府，兴置屯田以供军需。淳祐六年，自春至秋，孟珙因病五次申请辞去实职，以宫观闲差养病，但均未被允许。加上蒙古河南行省范周吉，暗中愿向孟珙投降，孟珙向朝廷报告，并准备受降又未被批准，孟珙叹曰“三十年收拾中原人心，今志不克伸矣”。病情遂加重，九月初以节度使致仕，随即病死。享年52岁。后特赠太师、封吉国公、谥忠襄。 余玠余玠（？—253），字义夫，分宁（今江西修水）人，侨居蕲州（治今湖北蕲春东北）。端平三年（23），赵癸任淮东安抚制置使兼扬州（今属江苏）知州后，余玠晋谒，被留置幕府。嘉熙二年（238）正月，任招信军（今安徽嘉山东北）知军兼淮东制置司参议官。嘉熙四年（240），余玠率水军由运河进攻至开封有功，升任淮东提点刑狱，后又兼淮安知州、淮东制置司参谋官。淳祐元年（24），又以率军援救安丰（今安徽寿县）有功，升任淮东制置副使。 淳祐二年六月，余玠晋见宋理宗，愿以恢复四川为己任，升任权兵部侍郎、四川宣谕使。从此，领导四川抗战。淳祐三年十二月，又升任兵部侍郎、四川安抚制置使、兼重庆知府。当时四川已残破，并经常受到蒙古军的侵扰。余玠到任后，招贤纳士，共商大计。冉璡冉璞兄弟应召入幕，首先建议于合州（今重庆合川）城东钓鱼山上筑城，并移州府于钓鱼城。余玠任命冉氏兄弟为合州长官，负责筑城。此前，已修筑多处山城，此后也修筑了十多座山城，许多州府移居山城，顽强地抗击蒙古军。余玠实行轻徭薄赋政策，俞兴又开屯田于成都（今属四川），经济有所恢复。淳祐十年（250），余玠率部巡边，一直进到被蒙古军占领的兴元（今陕西汉中）。十二年（252），又率部西向嘉定府（今四川乐山）抗击南犯的蒙古军，出现了近年以来最好的军事、政治、经济形势。 余玠决定在此基础上，逐步清除跋扈的大将，以统一四川的军政。他乘到嘉定府之机，首先将当时也在嘉定的利州路都统制王夔处死，派杨成代统其部属。但移驻云顶山（当在今广元境内）的利州都统制司，却自行推举统制姚世安接任都统制之职。余玠率部至云顶山下，派新任都统制杨成上山任职，遭到姚世安的抵制。姚世安又通过避居云顶山现任宰相谢方叔的亲属，向谢方叔诬陷余玠。宝祐元年（253）五月，南宋朝廷猜疑余玠，决定将他召回。七月，余玠暴卒于四川。余玠死后，继续受到攻击，还受到追削资政殿学士职名的处分。直至宝祐三年（255）八月，谢方叔罢相以后，才又“诏追复余玠官职”。王坚（附王安节） 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43《孟少保（珙）神道碑》。 王坚（？—24），孟珙部将。嘉熙三年（239），蒙古军在汉水支流浙水岸边的顺阳镇（今河南淅川南）聚集造船用的木材，准备造船顺水而下，进攻已被孟珙收复的襄阳、樊城。孟珙分兵出击，以吸引蒙古军主力。同时派王坚率小部队，隐蔽前往顺阳，烧毁了蒙古军堆集的造船木材。次年二月，孟珙出任四川宣抚使兼夔州（今重庆奉节）知州，王坚从此入川。淳祐十二年（252）正月，已是武功大夫的王坚，因在收复兴元（今陕西汉中）的战役中立功，升领团练使。宝祐二年（254）六月，王坚和曹世雄等在合州（今重庆合川）、广安（今属四川）等地御敌有功。七月，王坚升任兴元府诸军都统制兼合州知州（州治已移驻钓鱼城），成为独当一面的大将。其时，兴元都统司已移驻合州城。 宝祐六年（蒙古蒙哥汗八年，258）四月，蒙古军4万，号称0万，分三路攻四川，蒙古大汗蒙哥亲率主力自陇州（今陕西千阳西北）入散关（今宝鸡西南），南宋四川各地山城相继失守。十二月，蒙古军派降将晋国宝到合州（钓鱼城）招降，被王坚拒绝，并将晋国宝赶下山。开庆元年（蒙古蒙哥汗九年，259）正月，王坚又派兵将晋国宝追回钓鱼城杀死，以向守城将士表明抗战到底的决心。蒙哥汗于二月间率主力到钓鱼山下，亲自指挥进攻，先后攻打一字城、镇西门、东新门、奇胜门、护国门。四月间一度乘夜攻上外城，都被王坚、张珏等守城宋军将士打败。王坚还乘夜率军下山，袭击蒙哥汗营地，由于蒙古将赵阿哥潘率兵拼死抵抗，王坚遂退回钓鱼城。六月间，蒙古军大将汪德臣又单骑匹马到钓鱼城下招降，喊话未完，即遭到宋军矢石的攻击，几乎被击中。于是蒙古军又挑选精兵，乘夜攻占外城马军寨，王坚率领援军反击。次日清晨下雨，蒙古军的后继部队又遭宋军阻击而未能上山，攻城的蒙古军终于被击退。由于张珏与王坚“协力坚守，攻之九月不能下”。七月间，蒙哥汗自己也在攻城时被炮石击中而受重伤，不得不承认进攻钓鱼城（合州）战役的失败，决定只留3000蒙古军牵制合州宋军，蒙古军主力转攻川东重镇重庆。但十多天后，蒙哥汗终因伤重而死于钓鱼城下，蒙古军随后即退走。忽必烈所率东路进攻荆湖地区的蒙古军在得知蒙哥汗死讯后也退兵。九月，王坚升领宁远军节度使、封开国伯。 景定元年（20）四月，王坚被召入朝，升任侍卫步军司都统制。次年五月，又升领左金吾卫上将军、湖北安抚使兼江陵知府。景定四年三月，由于受到奸相贾似道的排挤，王坚又改任和州（今安徽和县）知州兼管内安使。景定五年三月，王坚因受贾似道疑忌，抑郁病卒。死后谥忠壮。 王安节（？—275），王坚之子。“少从其父守合州有功”入官2。王安节为度宗朝东南第七副将。德祐元年（元至元十二年，275）正月，王安节驻军江陵。二月，贾似道兵溃丁家洲（今安徽铜陵北长江中），沿江诸州县相继失陷，王安节奔回临安，改任浙西添差兵马副都监。三月，常州（今属江苏）、平江府（今江苏苏州）降元，王安节收溃军入平江，并与张世杰部属合击元军。都统制刘师勇收复常州后，即派王安节、张詹前往常州，与知州姚訔、通判陈炤等一起守常州，阻击东进的元军，前后达数月之久。十一月，元丞相伯颜亲至常州，在招降被拒绝后，亲自督战。文天祥所派的尹玉、麻士龙援军，血战阵亡。常州在外援断绝的情况下，仍然坚决抗击数十倍的《宋史》卷45《张珏传》。 2《宋史》卷450《王安节传》。 元军。伯颜派亲军首先攻上城头，常州失陷，姚訔、陈炤等英勇战死，刘师勇突围，王安节率残兵巷战，臂伤被俘，拒降而被杀害。 第三节李庭芝张珏李庭芝李庭芝（29—27），字祥甫，随州（今属湖北）人。嘉熙末，投到京湖制置使孟珙的幕下，担任权建始县令。淳祐初又考中进士，重新投到孟珙部下任职，被任命为制置使司主管机宜文字。淳祐六年（24），孟珙病重，临终时荐李庭芝于朝廷。李庭芝感激孟珙知遇之恩，弃官，护送孟珙灵柩葬于兴国（今属江西），还辞官为孟珙服三年丧。 淳祐九年（249），贾似道任京湖安抚制置大使后，起用李庭芝为制置司参议官。淳祐十年，贾似道改任两淮制置大使、扬州知州后，李庭芝被任命为濠州（今安徽凤阳东）知州。开庆元年（259），贾似道以枢密使任京湖、四川宣抚大使兼江陵（今属湖北）知府，留李庭芝为扬州权知州。六月，李庭芝升为湖北安抚副使兼峡州（今湖北宜昌）知州。 景定元年（20）五月，南宋提升李庭芝为主管两淮安抚制置司公事兼扬州知州，负责淮东地区抗击蒙古军的重任。景定四年三月，李庭芝因为多次打败蒙古军，被南宋朝廷提升为兵部侍郎，仍兼原职。 李庭芝考虑到蒙古军每次进攻扬州时，都在城外的平山堂上建楼，从高处监视扬州城中动静，还从这里用车弩射击城内目标。咸淳二年（2），李庭芝为了控制制高点，就建造大城，把平山堂围在城内。他又招募流民驻防在城内，以加强扬州的防守。次年六月，李庭芝被提升为兵部尚书，仍兼原职。咸淳五年（29）正月，又改为兼两淮制置大使、扬州知州。 咸淳六年（270）正月，宋朝将李庭芝调任京湖安抚制置使兼夔路策应使，要他督师救援襄阳、樊城。在前线的殿前副都指挥使范文虎多次被蒙古（元）军打败，他不听李庭芝的督促，不出兵救援，以致守卫了三年的襄阳，在咸淳九年（273）三月被元军占领。随后李庭芝被罢官，居住在京口（今江苏镇江）。 咸淳九年十月，李庭芝又被起用为两淮安抚制置使，南宋应李庭芝的请求，改任他为淮东安抚制置使、淮西策应使兼扬州知州。十年八月，李庭芝在淮河南岸的清河口（今江苏淮阴东）要隘建城，升为清河军，以加强淮东的防御。十二月，元军攻占鄂州（今湖北武汉）以后，南宋号召天下勤王，李庭芝首先响应。 德祐元年（275），元军围攻扬州，李庭芝带领将士坚决抵抗，元军又多次派人进入扬州城内劝降，李庭芝每次都将元劝降使杀死，烧毁招降榜文，鼓励将士奋勇杀敌。这时，南宋又升李庭芝为参知政事（副相）仍兼任原职，并以金帛慰劳坚守扬州的将士。六月，李庭芝又升为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要他到临安参与主持全国的抗元战争，但是因为局势已很危急，前往临安的道路已很难通行，因而没能回朝。元军多次猛攻扬州，仍没有能攻下。由于元军主力南下进攻临安，进攻扬州的元军就改用长期围困的战略。 德祐二年（元至元十三年，27）二月，南宋朝廷降元。但李庭芝、姜才等人仍然死守扬州等地，成为元军的心腹大患。元军就命令已经投降的南宋谢太皇太后和皇帝（恭帝），仍然以颁降诏书的方式，要李庭芝投降，但是，李庭芝拒不奉诏，还登上城墙对招降使者说“奉诏守城，未闻有诏谕降也。”不久，元军押送南宋全太后、恭帝等北上，途经瓜洲（今江苏扬州南），元军又命全太后、恭帝再颁诏劝降，李庭芝不予理会，而以弩箭射退持诏招降的使者。部将姜才出兵救驾，然而没有成功。 在福州（今属福建）即位的宋端宗，七月“遣使以少保、左丞相召庭芝”2。李庭芝就将扬州的防守任务移交给淮东制置副使朱焕，自己与部将姜才率兵前往，7000人出城向东，准备从海上前去福州。他们刚离扬州，守将朱焕就开城门向元军投降，使苦守几年的扬州失陷。李庭芝等刚到泰州就被追赶的元军包围，泰州守将孙贵、胡惟孝又开城门降元，并将李庭芝、姜才献给元军。两人被押到扬州后，仍然誓死不降，最后以身殉国。 张珏张珏（？—280），字君玉，凤州（今陕西凤县东北到合州（今重庆合川）新驻地钓鱼城（今合川城东北）参军，因多次建立战功，升为中军都统制，被人称为“四川枭将”。在开庆元年（259）保卫合州的战役中，张珏作为副将与主将王坚协守钓鱼城前后有九个月，多次打败蒙古军的进攻，蒙古大汗蒙哥受伤死在钓鱼山下后退兵。景定四年（23）十月，张珏升为兴元府诸军都统制兼利州东路安抚使、合州知州。因为兴元府已被蒙古军攻占，都统制司和安抚使司也都移到合州。张珏上任后，积极恢复当地的农业生产，训练士兵，修整兵器，为保卫合州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咸淳二年（2）十一月，张珏派部将收复渠州（今四川渠县）州治所在的大良平山城。次年四月，蒙古军又进攻合州，张珏在款龙溪将船碇泊在江中，截断江面建成水城，进行抵抗，再次挫败了蒙古军的攻势。咸淳八年（272）四月，张珏又在与钓鱼城隔江的宜胜山（今合川北）筑城，用来加强钓鱼城的防守能力。次年正月，元军又进逼钓鱼城，张珏得到消息后，“乃张疑兵嘉渠口”，又“潜师渡平阳滩”，不仅击败了元军的进攻，又打破了元军想在马騣山、虎顶山建城的计划。 德祐元年（275）二月，张珏升为宁远军节度使。五月，南宋又任命张珏为四川制置副使、重庆知府。又命他带兵来京保卫京城，但是入川道路已被阻断，诏令没有能送到。元军自秋至冬围攻重庆，重庆援绝粮尽。张珏虽仍在守卫合州，但“屡以死士间入城，许以赴援，且为之画守御计”。次年，张珏为了解救重庆被长期围攻的状况，派部将赵安袭击元军的征南都元帅府所在地青居城（今四川南充南）。二月，又派张万以船舰载精兵从水路冲入重庆，以增援重庆守军。而此时，以恭帝与谢太皇太后为首的南宋朝廷，已向元军投降。五月，宋端宗在福州（今属福建）重建南宋政权，改当年为景炎元年（27）。六月，张珏又派部将赵安、王世昌等收复泸州（今属四川），元军被迫逐渐从重庆撤退，转而围攻泸州。同年十二月，张珏进入重庆后，派部将张万、程聪领兵收复涪州（今重庆涪陵），又派张万到夔州（今奉节），《宋史》卷42《李庭芝传》。 2《宋史》卷42《李庭芝传》。 《宋史》卷45《张珏传》。 控入川的门户，川东形势一度好转。 景炎元年（27）年底，元军再次进攻四川，至景炎二年年底，先后攻占涪、万（今重庆万县）、泸等州，集中兵力进攻重庆，并致书劝降，张珏不予理睬，闭城坚守。景炎三年正月，元军加紧围攻重庆，张珏率兵出城迎战，遭到元军前后夹攻，宋军大败，退回城中。当晚，张珏部将赵安、韩忠显等开城门向元军投降，张珏率余部进行巷战，再次战败，回家想自杀，未成。于是，用小船载家眷从水路向东逃走，途中张珏又要投水自尽，被家人拦阻。元军追到涪州，张珏被俘。在押往元大都（今北京）途中，张珏于安西（今陕西西安城东北）的赵老庵中自尽殉国。 第六十六章文天祥张世杰第一节文天祥身世与文章文天祥（23—283），字宋瑞，又字履善，号文山，吉州吉水（今江西吉安岁，举进士。理宗宝祐四年（25），对策集英殿，擢为第一。考官王应麟奏曰“是卷古谊若龟鉴，忠肝如铁石，臣敢为得人贺。”开庆初年（259），元兵犯宋。宦官董宋臣主张迁都。文天祥时为宁海军节度判官，上书“乞斩宋臣以一人心”。不报。乃自免归。后迁刑部郎官、尚书左司郎官等职。因忤贾似道，致仕。时年仅37岁。 咸淳十年（274），改知赣州。德祐初，江上告急，诏天下勤王。文天祥提兵入卫临安。明年，出知临安府，寻除右丞相，兼枢密使，派赴元军议和。被拘。夜亡走入真州。 文天祥此时曾欲请两淮之兵合纵抗战，但不为所用，且被猜疑。于是辗转逃避，泛海至温州，复收兵转战。终因力寡势孤，屡战屡败。景炎三年被俘，遣送至燕。元至元十九年十二月（283年月），不屈而死。著作有《文山先生文集》。 《宋史》卷48本传称文天祥“性豪华，平生自奉甚厚，声伎满前”。 而当国家危亡之际，乃“痛自贬损，尽以家资为军费”。一似文天祥由富家子弟一变而为民族英雄者。但从文天祥的遗文看来，颇似儒学教养极深的学者，不似性本豪华的文人。 文天祥早年的文章，存有《御试对策》一道。滔滔万言，其中有云圣人出，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亦不过以一不息之心充之。充之而修身治人，此一不息也。充之而致知，以至齐家治国平天下，此一不息也。充之而自精神心术以至于礼乐刑政，亦此一不息也。自有三坟五典以来，以至于太平六典之世，帝之所以帝、王之所以王，皆自其一念之不息者始。 此文用语，几乎都是理学家言。大概到了南宋末叶，程朱之学已经深入士子之心。虽然有过伪学之禁，但解禁之后，其学反而更加流行。文天祥此策的基本思想就是深受理学影响的。 宋元之际的儒学人物，为人处世，蹊径不同。有人只讲儒学的传宗接代，并不固执臣节；有人则固守臣节，不事二君。文天祥虽非程朱嫡传，其固守臣节，似与后者相近。 文天祥这篇文章还有一段值得注意。例如陛下以为今日之民生何如邪？今之民生困矣。自琼林、大盈积于私贮而民困，自建章、通天频于营缮而民困，自献助叠见于豪家巨室而民困，自私籴不间于闾阎下户而民困，自所至贪官暴吏视吾民如家鸡圈豕、惟所咀啖而民困，呜呼，东南民力竭矣。这段文字与前段不同，不是理学说教，而是为民请命。列举民生之所以困，都是征实之言，而且颇带情感。这样的文章似乎不是一般儒学后辈写得出来的，也不是“自奉甚厚”的豪华子弟所能写得出来的。 文天祥这篇对策写于弱冠之年，对于民生疾苦，已经如此关切，指陈时弊，已经如此愤慨，于是，当他历尽艰辛困苦之后，所撰《指南录序》和《后序》，也就写得更加悲歌慷慨、真切动人。 《后序》在历述苦难艰辛之后，说呜呼，予之及于死者，不知其几矣。诋大酋，当死。骂逆贼，当死。与贵酋处二十日争曲直，屡当死。去京口，挟匕首以备不测，几自颈死。经北舰十余里，为巡船所物色，几从鱼腹死。真州逐之城门外，几彷徨死。如扬州，过瓜州扬子桥，竟使遇哨，无不死。扬州城下，进退不由，殆例送死。坐桂公塘土围中，骑数千过其门，几落贼手死至海陵，如高沙，常恐无辜死。道海安如皋，凡三百里，北与寇往来其间，无日而非可死。至通州，几以不纳死。以小舟涉黥波，出无可奈何，而死固付之度外矣。呜呼，死生，昼夜事也，死则死矣，而境界危恶，层见错出，非人世所堪。痛定思痛，痛何如哉！ 这篇《后序》写于景炎元年（27），已是南宋末日，国破家亡，九死一生，发而为文，故沉痛如此。 “愁苦之词易工”，天祥本来工于词章，又历经愁苦，故形诸文字，其词之工，有非寻常人力所能及者。 与此文同工者，还有《正气歌》的小序。其中列叙自己囚于“土室”的遭遇，也是前此少有的文章。其言有云予囚北庭，坐一土室，室广八尺，深可四寻，单扉低小，白间短窄，汙下而幽暗。当此夏日，诸气萃然。雨潦四集，浮动床几，时则为水气；涂泥半朝，蒸沤历澜，时则为土气；乍晴暴热，风道四塞，时则为日气；檐阴薪■，助长炎虐，时则为火气；仓腐寄顿，陈陈逼人，时则为米气；骈肩杂遝，腥臊汙垢，时则为人气；或圊溷，或毁尸，或腐鼠，恶气杂出，时则为秽气。叠是数气，当之者鲜不为厉，而余以孱弱俯仰其间，于兹二年矣。无恙，是殆有养致然。这样的笔墨，也可以说是纪实之文。南宋建炎以来，在兵荒马乱之中，纪实之文产生了不少，多存于野史杂著。但文天祥此文，不同于野史杂著，身为囚徒，自述遭遇，所记诸般，更富实感。 《指南录序》、《后序》以及《正气歌序》等，都是南宋之末殉国志士的代表作品，也是文天祥的传世之作。指事造实，直抒胸臆。这类作品和他的诗歌诸作，也是异曲同工，都是发自肺腑、感人至深的。 文天祥还有一些书启记叙题跋文字值得称道，而历来称道者少。其中有的文章是很出色的。例如《衡州上元记》有这样的记述岁正月十五，衡州张灯火合乐，宴宪若仓于庭。州之士女，倾城来观咸淳十年，吏部宋侯主是州，予适忝陈臬事。常平以王事请长沙，会改除，于是侯与予为客主礼及献酬，州民为百戏之舞。击鼓吹笛，斓斑而前，或蒙倛焉，极其俚野以为乐。游者益自外至，不可复次序。妇女有老而秃者，有羸无齿者，有伛偻而相携者，冠者，髽者，有盛涂泽者，有无饰者，有携儿者，有负在手者，有任在肩者，或哺乳者，有睡者，有睡且苏者，有啼者，有啼不止者，有为儿弁髦者，有为总角者。有解后叙契阔者，有自相笑语者，有甲笑乙者，有倾堂笑者，有无所睹随人笑者。跛者，倚者，走者，趋者，相牵者，相扶擎者，以力相拒触者。有醉者，有倦者，咳者，唾者，嚏者，欠申者，汗且扇者。有正簪珥者，有整冠者，有理裳结袜者。有履阈者，有倚屏者，有攀槛者，有执烛跂惟恐堕者。有酒半去者，有方来者，有至席彻者。儿童有各随其亲且长者，有无所随而自至者。立者，半坐于地者，有半坐杌下者。有环客主者，有坐复立者，有立复坐者。视妇女之数，多寡相当。盖自数月之孩，以至七八十之老，靡不有焉。 从这样的文章看，文天祥的文笔是颇擅于描绘刻画的。这里对于州民老幼男女的描述，可谓穷形尽态。文章写于咸淳十年，南宋统辖的地区已甚狭小，而衡州一隅之地尚有如此承平景象，是很难得的。在文天祥看来，这乃是“国家忠厚积累，于民力爱养有素”所致。 这样的笔墨和上面所举文天祥诸作的内容显然不同，但从行文的工巧看，也有一致之点。 在记序文字中，文天祥也有一些应酬之作。但文天祥之文，并非一般应酬，应酬之中，时抒己见。如《送隆兴邹道士序》有云新吴昭德观，或传西晋刘仙人飞升之地。其观前井，犹仙人时丹井也。今邹高士居其观，亦以炼丹名。或曰高士仙人之徒与？予诘其所以为丹，则高士之丹，非仙人之丹也。仙人之所谓丹，求飞升也；高士之所谓求丹，伐病也。仙人之心，狭于成己；高士之心，溥于济人。且夫兼人己为一致，合体用为一原，吾儒所以为吾儒也；重己而遗人，知体而忘用，异端之所以为异端也。高士非学吾儒者，而能以济人为心，噫，高士不贤于仙人欤？ 文天祥是儒者，赠序给道士，当属应酬之文；但他认为邹乃“高士”，其“求丹”，在于“伐病”；其居心，亦“溥于济人”，这同那种只求自己“飞升”的仙人不同。对于这样的道士，文天祥是赞成的。这样的文章，也就不同于一般的应酬文字。 在文天祥的题跋文字中，有一篇《跋李景春万言书稿》也是很有特点的文章。其文云吾乡布衣李君景春，上书于绍兴，累累万言，尽疏闾阎隐微之故，可谓知无不言矣。厥亦惟我高宗皇帝，仁厚恻怛，勤求民瘼，是以旁通下情，庶几古者询于u荛之遗意。凡我有官君子，暨于国人，式克于劝，读君之言，当时州县间可嗟叹者如此。今去之百有余年，孰知又有过于君所观者！识者于此，又重为世道感。 称赞李景春上书之“知无不言”，又称赞宋高宗之“仁厚恻怛”，文天祥为人之忠厚，于此亦可概见。说到最后，指出“去今之百有余年”，“世道”之可“嗟叹”者，又有过于“君（李景春）所观者”。这是文天祥有慨于时事的。但尽管慨乎言之，出语却相当委婉，不为愤激之言。 这样的文章，应是文天祥早期所作。和《指南录序》及《后序》比较，思想是一贯的，但情绪不同。虽有感慨，而不甚激切。 从这样的文字看来，如果文天祥不是身遭亡国之祸，拘囚之苦，使得优游于翰墨之间，则其文章之意度，可能与一般文士学者同风。只是生逢易代之际，于惶恐零丁之中，才产生了悲歌慷慨的作品。 《过零丁洋》与《正气歌》文天祥一生业绩不在于诗，但在兵戈战乱之中、拘囚患难之际，苦吟不辍。而且以诗纪事，颇以“诗史”自期，曾说“后之良史庶几有考焉”（《集杜诗自序》）。其存于《指南录》之诗记录了他出使蒙元军营、被拘北上、逃难救亡的经历。《指南后录》之诗，记录了他再次被俘以及囚于燕京的历程。其中最为世间传诵的作品有《过零丁洋》和《正气歌零丁洋》云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抛絮，身世飘摇雨打萍。皇恐滩头说皇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此诗有附注云“上巳日，张元帅令李元帅过船，请作书招谕张少保投拜。遂与之言‘我自救父母不得，乃教人背父母，可乎？’书此诗遗之。李不得强，持诗以达张，但称‘好人好诗’，竟不能逼。”这里的张元帅乃元军统帅张弘范。张少保乃南宋抗战英雄张士杰。文天祥时为元军俘虏，被逼作招降之书，实为奇耻大辱，故以死抗拒。“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有志如此，也就无所畏惧。有诗如此，则其人可知。何止“好人好诗”而已。 《正气歌》云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是气所旁薄，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嗟予遘阳九，隶也实不力。楚囚缨其冠，传车送穷北。鼎镬甘如饴，求之不可得。阴房阗鬼火，春院閟天黑。牛骥同一皂，鸡栖凤凰食。一朝蒙雾露，分作沟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嗟哉沮洳场，为我安乐国。岂有他缪巧，阴阳不能贼。愿此耿耿在，仰视浮云白。悠悠我心悲，苍天曷有极。哲人日已远，典型在宿昔。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此诗作于元世祖至元十八年（28），当时文天祥被囚于燕京土室已历两年之久。身体所受的创伤，精神所受的折磨，自不待言。所赖以自存者，只有“正气”。此种“正气”，在文天祥看来，其钟于人者，即临危之大节。“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诗中列举春秋以来的人物，都是天地之“正气”所在。文天祥之所以久被拘囚而不屈，实以这些人物自期。这样的思想品格，超出了当时某些以儒学道统自负的儒者。这样的作品，也不同于自悲身世的吟哦，而确是一首声振千古的正气之歌。 第二节张世杰提兵抗元，入卫临安张世杰（？—279），范阳（今河北涿州）人。南宋末年著名的抗元名将。 张世杰出身行伍，早年曾在北方金将张柔部下当兵，驻防杞县（今属河南），后来张柔降蒙古，他便逃奔南宋。宋将吕文德任命他为军中小校，后屡立战功，渐升至黄州武定诸军都统制。 开庆元年（259）九月，忽必烈率领蒙古军自阳逻堡（今湖北黄冈境） 渡江，进围南宋重镇鄂州（今武汉市武昌），战争十分激烈。由于宋将高达率军奋勇抗击，张世杰救援得力，蒙古军久攻未下。此时北方蒙古大汗虚位，忽必烈匆忙北返，遂解鄂州之围，张世杰因功迁转十官。 咸淳四年（28），忽必烈接受降蒙宋将刘整“先攻襄阳”建议，命蒙古军主将阿术围攻襄、樊。阿术亲率蒙古军主力自白河猛攻襄阳，并修筑鹿门、新城等堡，以控制汉水通道。襄阳守将请朝廷派兵增援，时任京湖都统制的张世杰领兵前往，与蒙古军在赤滩浦（今湖北襄樊东南）展开激战，后被蒙古军击败。襄、樊被围五六年，外援断绝，咸淳九年（273）正月，樊城首先被攻破。二月，襄阳守将吕文焕向元军投降。 咸淳十年（274）九月，以左丞相伯颜为首的元军主力20万自襄阳南下，张世杰驻守郢州（今湖北钟祥），由于设防坚固，元军攻城不克，招降未果，于是绕道而走，沿汉水而下，直取鄂州。元军渡江后，鄂州守将向元军投降。本节材料主要依据《宋史》卷45《张世杰传》，下引不另作注。 德祐元年（275），元军大举进犯，沿长江顺流而下，两岸州县守臣、武将大多丧失斗志，不降则逃，使得伯颜所率领的元军犹如风卷残云，势如破竹，很快逼近临安。这时，临安守卫空虚，辅佐5岁小皇帝赵顯（宋恭帝）执政的太皇太后谢氏急忙下诏，要求各地起兵“勤王”，然而提兵赶来的只有郢州守将张世杰和赣州知州文天祥两人，朝廷上下感叹不已。 张世杰经江西等地入卫临安，途中收复饶州（今属江西），立下战功，不但未得到奖赏，反被朝中执掌政事的宰相陈宜中怀疑，说他有降元嫌疑，于是调换了他原来所统率兵马。张世杰到了临安，受命总都督府各军。 五月，张世杰部下刘师勇收复了被元军占领的常州。接着，张世杰又调兵遣将，四出进攻被元军占领的浙西诸郡县，收复了平江（今江苏苏州）、安吉（今浙江安吉西）、广德（今属安徽）、溧阳（今属江苏）等地，浙右降元的不少地方又反正归宋，一时宋军兵势大振。 七月间，张世杰与刘师勇、孙虎臣等集结战船万余艘，驻扎在焦山（今镇江），与元军对阵。张世杰命令以十船为一方，没有主帅号令，不得起锚，以示必死决心。元将阿术、张弘范以大船发动火攻，宋军猝不及防，船不能前后移动，士兵与元军展开殊死搏斗，但终因寡不敌众，许多士兵溺水而死。张世杰失利，引兵暂退耑山，刘师勇退回常州。张世杰要求增兵，南宋朝廷未予理睬。 十月，元军进迫临安，此时，张世杰为检校少保。他与文天祥商议，各路“勤王军”此时已有三四万人，不如与元军决一死战，万一取胜，就命令尚在淮东抗元的宋军切断元军后路，国事尚有可为。但是，宰相陈宜中正向元军投降求和，对此建议无动于衷。十一月底，元军攻破独松关后，左丞相留梦炎弃官逃跑，陈宜中得到谢后允准，派人到元军求降，但遭到元宰相伯颜断然拒绝。 德祐二年（27），元军攻破潭州（今湖南长沙）后，又有十多个郡县相继降元，谢后多次派人与元朝议降仍遭拒绝，南宋形势更加危急。张世杰、文天祥请求三宫（太皇太后、皇太后、少帝）转移海上避难，由他领兵背城一战，又为陈宜中等所反对。不久，陈宜中暗中做了手脚，向元军送去宋朝的传国玉玺和以皇帝赵顯名义写的降表。伯颜看了降表，要陈宜中亲自到元军商议投降事宜，并且捎信说非宰相不能讲和。陈宜中害怕被杀，趁黑夜逃到温州。张世杰见南宋皇室决意投降，临安难保，于是领兵南下，准备在南方扩大力量，继续抗元。 德祐二年（27）三月，伯颜入临安，全太后和小皇帝赵顯被送往大都（今北京），太皇太后谢氏因病暂缓启程，以后也被解往大都，偏安江南50年的南宋至此宣告灭亡。 志存社稷，力挽残局临安陷落前，益王赵昰（8岁）、广王赵昺（5岁），由秀王赵与择等人护送，从临安逃亡婺州（今浙江金华），伯颜进入临安后，派元军追赶，他们又逃到温州。当时南宋一些不甘就范的文臣武将，得知益王、广王抵达温州，都怀着东山再起的心情去投奔。陆秀夫就在这时辗转来到温州。随后，张世杰率领的一支水军也由定海扬帆赶到，陈宜中出逃带来的船队，恰好停泊在温州附近的清澳，于是昔日宋室的这批重臣，又聚在二王的麾下。张世杰、陈宜中、陆秀夫等大臣立时拥益王为天下兵马都元帅，广王为副元帅，同时发布檄文，诏示各地忠臣义士紧急勤王，光复宋朝。随后元帅府迁往福州。小皇帝赵顯被掳北上后，张世杰、陈宜中、陆秀夫等人就在德祐二年（27）五月初一日，拥立益王赵昰为帝（宋端宗），改元景炎，册立杨淑妃为杨太妃，与赵昰一起听政。张、陈、陆三人各委以重职，组成行朝的权力中枢，企图重整旗鼓，继续抗元，中兴朝政。 十一月，元军自浙江南下，进入福建，张世杰护卫着端宗登舟入海，此后南宋小朝廷一直设在船上，成为海上流亡政权。不久，端宗的船队逃至泉州。泉州招抚使是阿拉伯商人蒲寿庚，他看到宋朝复国无望，心怀异志，请端宗驻跸泉州。张世杰认为这不是长远之计，没有同意。之后，宋军海船不足，张世杰征用了他的大批海船，蒲寿庚大怒，投降元朝。端宗在泉州立不住脚，转移到潮州。不久，又转移到惠州，继续在海上流亡。 景炎二年（277），张世杰、文天祥在江西、广东等地连续反攻，各地宋朝故将或义兵纷纷响应，收复不少失地。特别是福建农民起义军领袖陈吊眼、许夫人等率领汉、畲各族人民投入了反元斗争，抗元形势似乎出现了转机。然而，这仅仅是一种回光返照。十月，元将唆都增援泉州，正在攻打蒲寿庚的张世杰被迫还师浅湾，元将刘深尾随而来，张世杰迎战失利，护卫端宗逃亡秀山，又转往珠江口外的井澳。在井澳，海上刮起飓风，端宗受惊吓落病。景炎三年（278）四月，端宗病死在广州碙州。 四月，张世杰、陆秀夫等又拥立8岁的广王赵昺为帝，改元祥兴，继续打着宋朝的旗帜。张世杰派兵进攻雷州失利后，觉得碙州不够安全，便把行朝转移到新会县南八十里大海中的厓山。张世杰在岛上修建行宫、军营，储备粮食，制造舟楫，准备继续抵抗。 元世祖忽必烈派张弘范为都元帅，李恒为副帅，率领水军和骑兵，海陆并进，大举进攻福建、广东，企图最后一举消灭宋军。祥兴二年（279）正月，元兵追至厓山，张世杰决意和元军决一死战。 厓山决战，覆舟殉难决战之前，张弘范发现元军中有个姓韩的军官是张世杰的外甥，于是连续三次派他去招降，张世杰严词拒绝“吾知降，生且富贵，但为主死不移耳。”文天祥被俘后，张弘范又请他写信劝降，文天祥毫不犹豫地写出他的《过零丁洋》一诗作为回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张弘范看劝降毫无希望，决战已成不可避免。此时有人向张世杰提出海口之地，至关重要，倘若元军以水师扼守海口，则宋军不能进退。不如派兵防守，若能侥幸取胜，即是国家的福气；不胜，还可撤走。但是张世杰担心，如果大军调动，士卒离散，再也无力抗战，便慷慨地说“频年航海，何时已乎？今须与决胜负。”不久，张弘范果然派水师占领海口，断绝了宋军打柴取水的生命线。宋军没有淡水，吃了十多天干粮，渴得不得了只好喝海水，呕吐不止，士卒疲乏无力，战斗力锐减。 二月初六日，元军发起猛攻，宋元两军进行最后决战。张世杰率领苏刘义、方兴等宋军将士，将千余大船，结成一字长阵，以大绳串联，联舟为垒，停泊于海中，四周修起楼棚，像陆地上的城堡一样，又将行宫焚掉，皇帝赵昺也迁到海上。从早晨一开始，双方就短兵相接，展开了肉搏。从晌午到傍晚，海面上怒涛汹涌，炮火轰鸣，虽然宋军顽强抵抗，以死相拼，但终究大势已去，士卒伤亡惨重。张世杰派人去把皇帝接来，纷乱中未能成功。宰相陆秀夫眼看要被元军俘虏，就背起9岁的小皇帝赵昺跳海自尽，张世杰只好砍断维绳，指挥战船趁着朦胧夜色，保护着杨后突围，撤退到海陵山。张世杰还想奉杨太后求立赵氏之后，但杨太后听说帝昺遇难，也恸哭赴海死。张世杰收太后尸，葬于海滨。四天后，海上刮起飓风，将士劝他登岸避风，张世杰叹息道“无以为也。”他相信上天有灵，便登上舵楼祈祷说“我为赵氏矣，亦已至矣。一君亡，复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几敌兵退，别立赵氏以存祀耳。今若此，岂天意耶！”风浪越来越大，大船倾覆，张世杰这位抗元名将，最终未能实现他收复失地的夙愿，饮恨葬身于平章山下大海之中。 《续资治通鉴》卷84，至元十六年。 第六十七章李继迁张浦第一节李继迁倚辽抗宋夏太祖（93—004），即李继迁，党项人。唐朝时宥州刺史拓跋思忠后裔，唐赐李姓。祖父李彝景嗣于后晋，父亲李光■嗣于后周，曾为银州防御使。母罔氏，宋乾德元年（93）二月，李继迁生于银州（今陕西米脂西北）无定河侧的山寨中（今名李继迁寨）。自幼喜习武，善骑射，机敏过人。十余岁时，他带领十余骑随从出猎，突然一只猛虎从山坡扑下，李继迁急令从骑躲入柏树林中，自跃起攀上树巅，引弓向猛虎发射，一箭射中虎眼，虎痛楚宛转倒地而死，自是其名部落皆知。叔父为夏州定难军节度使李光睿，爱其骁勇，宋开宝七年（974）授以管内都知蕃落使之职。 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十月，李光睿之子定难军留后李继筠死，子年幼不得嗣，由季弟时任衙内都指挥的李继捧嗣位，从而引起党项拓跋氏宗族的内讧。宋朝企图藉此机会令李继捧携家属入朝，向宋朝献出党项李氏世居的银、夏、绥、宥、静五州之地，并迫令李继捧留居京师。太平兴国七年（982）六月，继迁其时居住在银州，又接到宋朝诏书，令其“护送李氏缌麻以上亲赴阙”，始知祖居五州之地已尽归宋朝。继迁不愿从命，当即召集弟继冲和亲信张浦等商量对策。继迁向众人道“吾祖宗服食兹土逾三百年，父兄子弟列居州郡，雄视一方。今诏宗族尽入京师，死生束缚之，李氏将不血食矣！奈何？”继冲主张乘夏州无备，杀诏使，占据绥、银二州，对抗宋朝。张浦在分析自己与宋朝实力对比后说“吾闻小屈则大伸，不若走避漠北，安立室家，联络豪右，卷甲重来，未为晚也。”2继迁接受了张浦的建议，诈称其乳母亡故，将殡葬于银州郊外。是时继迁在灵柩中暗藏兵器，以家属亲信等数十人扮作送殡之人，出银州后，直奔一个叫地斤泽（今内蒙古伊克昭盟鄂托克旗境）的地方，此地距夏州有300里。继迁在这里向众人出示其祖先拓跋思忠像，用以号召部族。一时部族纷纷来此拜谒，从者日众。同年十二月，继迁第一次率部众进攻夏州（今陕西靖边北白城子），当听到宋朝派兵援助银、夏诸州的消息，随即退走。 宋太平兴国八年（983）三月，李继迁遣人到宋朝的麟州（今神木北）进贡马匹、骆驼等物，意在麻痹宋朝。宋太宗即派遣内侍秦翰赍敕书招抚继迁，继迁留秦翰宿于营帐中，任其出入无疑。秦翰见继迁无意归宋，欲刺杀继迁又未得机会，乃还宋。这一年的五月至九月，继迁率部犯宋葭芦川（今佳县西北）、三岔口（内蒙古乌审旗西南），都被击败。十二月，又约请西戎部族合兵2万众进攻宥州，也被宋军击败，仍退驻地斤泽，积蓄力量，谋再出击。太平兴国九年（984）七月，又率部袭击夏州西北之王庭镇（今乌审旗南），俘获甚众。自此以后，继迁以地斤泽为根据地，聚集部族兵已逾万，不时令张浦、李大信四出侵扰掳掠，使宋军难以捉摸，不敢轻易深入。九月，宋朝知夏州尹宪、都巡检使曹光实，暗中使人侦知继迁的营地，以精骑数千，前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 2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 后两次于夜间偷袭继迁大营，焚烧族帐，掳掠牛羊财物而去。继迁与弟继冲弃众逃走，继迁妻与母罔氏被掳。继迁经此惨败，又惧怕宋军追赶，整日东躲西藏，几无安身之地。后来还是依靠部族的周济，部民以“李氏素著恩德，悯其穷蹙，稍稍赈给之”。继迁对周济他的部族豪右说“李氏世有西土，今一旦绝之，尔等不忘先泽，能从我兴复乎？”2众豪右纷纷响应，并相约各率部民聚集于夏州北部的黄羊平，继续招纳蕃部。当时野利部的首领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继迁。自此继迁的势力复又壮大。雍熙二年（985）二月，继迁用计以美言诱骗居住在银州的宋都巡检曹光实，到葭芦川接受他们纳节归顺。继迁预先于其地设伏待之。曹光实擅功心切，于所定之日，中继迁伏兵，曹光实及其从骑被袭杀。继迁遂入据银州，仍以都知蕃落使称，权知定难军留后。以张浦、刘仁谦为左右都押牙；李大信、破丑重遇贵为蕃部指挥使；李光祐、李光允等为团练使；弟延信为行军司马。并“预署”州官折八军为并州刺史，折罗遇为代州刺史，嵬悉咩为麟州刺史，折御乜为丰州刺史。李继迁自得银州之后，虽设官授职，急欲重振旗鼓，但在进攻宋朝时多失利，或遭惨败。雍熙二年（985）三月，继迁以银州之胜，乘胜攻陷宋会州（今陕西靖边东北），纵火焚城。又进攻河西三族砦，寨将折遇乜败降，遂进围抚宁砦。四月，与宋军战于浊轮川，大败，丧失五千余众，部下没邵浪、悉讹与部族皆败，继迁领残部弃银州逃走。其后继迁将折罗遇、埋乞、埋乜也战死或被擒杀，宋降将折遇乜被俘。其时虽有夏州岌伽罗腻等族归附继迁，给予应援，不久又被宋将郭守文击败或降宋。继迁又一次陷入了困境。 但是李继迁并未被困难所折服，他收集余部，与部下亲信共谋对策。为摆脱孤立无援处境，图谋寻找强大的者。他对众人说“吾不能克服旧业，致兹丧败，兵单力弱，势不得安。北方耶律氏方强，吾将假其援助，以为后图。”雍熙三年（98）二月，继迁派遣张浦携带重金到辽，请求附辽称臣。四月，辽主耶律隆绪接受请求，遣使持诏授继迁为定难军节度使，银、夏、绥、宥等州观察处置等职，“特进检校太师，都督夏州诸军事”，授继冲为副使。十二月，继迁又亲率五百骑至辽边境，向辽主求婚。耶律隆绪欲借继迁牵制宋朝，许以公主嫁继迁。继迁附辽后，即于雍熙四年二月，出兵进攻宋夏州，于王庭镇败宋知州安守忠，进围夏州城，长达两月之久。八月，继迁屯兵黑水河，据险自固。因渡河欲攻宋罨子寨，被都巡检使石保兴击败。十一月，继迁又准备进攻银州，当党项诸部会兵于无定河侧之时，继迁被宥州党项咩兀族首领都指挥遇乜布用暗箭射伤，因而未能如期攻银州。 志取夏州宋端拱元年（988）五月，已归附宋朝的继迁族弟李继捧，谋招继迁归宋。宋太宗复授继捧为定难军节度使职，赐国姓赵，改名保忠，又赐以金银财物。至十二月，继捧上书谎称继迁已“悔过归诚”，请赐官职。宋太宗即授继迁为银州刺史、充洛苑使。继迁却拒绝接受宋朝官职。雍熙二年正月，继迁也遣使向辽朝上表，表示要与继捧和好，辽主知非其本意，恐有异图，未允其《西夏书事》卷4。 2《西夏书事》卷4。 《西夏书事》卷4。 请。在此后的数年中，继迁、继捧兄弟，在宋辽双方对立的漩涡中，明争暗斗，或好或恶。淳化元年（990）四月，继迁驻兵安庆泽，因扰宋朝沿边熟户，继捧领兵讨击，继迁中箭逃走。到十月间，继迁谋取夏州，先遣破丑重遇贵等到夏州，对继捧说继迁因箭伤不起，请降。继捧信以为真，遂不设备。继迁暗中集合诸族酋领，突攻州城。继捧逃回城中，被困月余。至次年初，宋将商州团练使翟守素领兵来救援，恐兵力不敌，乃于七月，假冒继捧的名义，代奉表向宋朝谢罪，表示悔过。宋太宗信之不疑，再次授继迁为银州观察使，赐国姓赵，改名保吉。又授其弟继冲为绥州团练使，赐姓名赵保宁。继迁母罔氏封西河郡太夫人。 但是，李继迁仍不改变取得夏州的初衷。淳化二年（99）九月，继迁仍据夏州外卫王庭镇，谋攻夏州。被继捧领兵乘夜间偷袭邀截，继迁复弃银州，逃入地斤泽。十一月，继迁遣人以辽主之命许继捧“重复王爵，永镇夏州”，诱其弃宋附辽。辽封继捧为西平王，复姓名李继捧。淳化三年正月，继迁领兵复据银州，并与继捧向宋朝提出请求恢复“五州故地”，宋朝不许。淳化四年（993）四月至十月，继迁遣蕃部指挥使李大信等相继进攻宋朝庆州、原州、环州等地。淳化五年正月，继迁领兵至绥州，胁迫绥州居民迁居平夏，牙将高文岯等世居绥州，不愿徙居，乃归宋。继迁逃离绥州，又到处攻掠堡寨，宋灵州、清远军受其威胁。宋太宗派马军都指挥李继隆等进讨。这时继捧得到消息，遣牙将李光祚通知继迁。继迁却缚李光祚于帐中，以轻骑乘夜袭击继捧营帐，继捧单骑逃回夏州，被州将赵光嗣囚禁，后押送汴京。继迁知继捧被执，又弃银州逃入沙漠。此后宋太宗下诏削夺继迁所赐姓名，令隳毁夏州城，迁民于绥、宥等州。继迁母罔氏被羁押于延州，并善待之，以招抚继迁，后病死在延州。 自宋雍熙三年（98）正月继迁附辽，到端拱二年（989）三月，辽主封王子帐节度耶律襄女为义成公主继给继迁，结为姻亲。此后终继迁之世，事辽甚谨，岁时进奉及贺正、生辰使不绝于道。继迁事辽是为对抗宋朝，辽主也以继迁对宋的态度为转移，给予封赏抚谕或武力威胁。如淳化元年（990）十一月，继迁进攻夏州，大败继捧，遣使向辽朝“献捷”之时。正是宋军大败辽军于徐河，辽将耶律休哥负伤的危急时刻，为促使继迁进兵牵制宋军，辽主遣使封继迁为“夏国王”。淳化三年正月，辽朝听到继迁归宋授以银州观察使后，即遣西南招讨使韩德威领兵持诏至银州责问，继迁托故不出见，韩德威怒，纵兵大掠银州而还。继迁诉于辽主，辽主“赐诏拊谕之”。至道元年（995）正月，继迁派遣左都押牙张浦到宋朝进贡，被宋扣留。三月，继迁遣使赴辽献马，以取得辽朝过问。自此以后，继迁凡对宋朝作战得胜后都向辽“献捷”。至道三年（997）四月，继迁以大败宋军告辽，辽主复封继迁为西平王。此后继迁加紧对宋朝的进攻，把主攻目标集中于灵州。咸平三年（000）十一月，辽主授继迁子德明为朔方节度使，意在促使继迁攻取灵州。当咸平五年三月继迁攻克灵州后，立刻遣使赴辽告捷。 西平建都这时期李继迁与宋朝的关系也是错综复杂的。当继捧被宋朝囚禁后，继迁仍一心想尽快从宋朝手中收回夏州，采取了武装进攻和表请索还的两手，但都无效。至道元年（995）正月，继迁的亲信大臣左都押牙张浦到宋朝进贡，被羁留于宋。宋太宗授继迁为鄜州节度使，继迁不受，却连攻宋乌白池、清远军、府州等地。宋朝再次下诏削夺继迁所赐姓名。从至道二年（99）起，继迁谋西向河西走廊发展，对灵州开始作试探性的进攻。三月，继迁以兵三千于浦洛河，邀夺宋朝运送到灵州的粮草。五月，聚集党项部族兵数万，围攻灵武，声言索取张浦。宋太宗派出五路兵马进援灵武，继迁恐平夏有失，才解围而去。至道三年（997）三月，宋太宗死，真宗即位。十二月即遣使持诏安抚继迁。继迁在进攻灵州未果，以后同宋军作战连连失利的情况下也接受了宋朝的安抚。并借宋朝国丧，一面素服致哀，一面遣牙校李光祚赴宋修贡，仍不忘“表求藩任，意不得夏州不已也”。宋真宗姑从所请，遣使授继迁“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夏、绥、银、宥、静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等职，复赐姓名。并遣还张浦，授为郑州防御使。继迁此时如愿以偿，他即于次年，即咸平元年（998）正月，派遣押牙刘仁谦到宋朝代他“表让恩命”，客气一番。真宗赐仁谦锦袍、银带。宋朝还封继迁母卫慕氏为卫国太夫人，子德明为定难军节度行军司马。 继迁接受宋朝“节钺”，复赐姓名，已深知宋朝的软弱无能，气焰更加嚣张，此后多年间四出攻伐劫掠，但把主攻方向指向灵州，以图在此立足，作更大的进取。咸平二年（999）底，继迁在对宋作战的间隙回到夏州时，制造有陨石落帐前，上书“天戒尔勿为中国患”的谶语，为进一步犯宋制造舆论。咸平三年（000）九月，继迁再次邀劫灵州粮运后，屯兵积石河，确定了“西掠吐蕃健马，北收回鹘锐兵，然后长驱南牧”的方针。咸平四年（00）八月，继迁集兵5万进攻灵州，灵州坚守不下。即遣牙将赵光允向宋朝贡马，暗中却遣兵袭破定州，围怀远镇，乘胜连破保静、永州及清远军。十二月，继迁再次进兵灵州，攻河外寨，招抚寨主李琼。又招诱当地党项熟户归附。咸平五年三月，继迁在围困灵州两个月之后，终于攻下灵州，杀知州裴济。改灵州为西平府。 继迁既得灵州，喜爱这里的山川形胜，遂谋从夏州迁都于此。其弟继瑗对迁都有异议，继迁对部下阐述迁都灵州的道理，他说“西平北控河、朔，南引庆、凉，据诸路上游，扼西陲要害。若缮城浚壕，练兵积粟，一旦纵横四出，关中将莫知所备。且其人习华风，尚礼好学。我将借此为进取之资，成霸王之业”。2继迁令继瑗与牙将李知白等督工立宗庙，建官衙，筹备建都事宜。宋朝见继迁建都西平，兵力日盛，遣使将尚属宋朝管辖的绥、宥二州地归还继迁，以全党项李氏世辖的定难军五州之地。 西平建都城之后，继迁于咸平六年（003）二月，自西平出驻鏊子山。 遣人以铁箭为凭给吐蕃首领潘罗支，言称向宋朝“纳款”讲和，今愿与潘罗支结好。潘罗支置之不理，反探知西平无备，遣人约会宋朝共图收复灵州。宋朝加潘罗支为朔方节度使，以鼓励其与继迁为敌。其时，继迁因银、夏、宥等州发生饥荒，灵州又面临战事，遂与子德明集兵屯浦洛河，以稳定部族人心。六月，继迁遣兵到河东边境掳掠，八月，又攻麟州，都遭到失败。十月间，暗中遣兵进攻西凉府，城被攻破，执杀知府丁惟清，复称凉州府。十一月，继迁自凉州回到西平，从缴获潘罗支的牌印、官告中得知宋朝授潘罗《西夏书事》卷。 《西夏书事》卷7。 2《西夏书事》卷7。 支为朔方节度使之职，心甚恶之，遂集兵往攻潘罗支。潘罗支见继迁势盛，假意遣使请降，继迁深信不疑，即领兵退回西平。于是潘罗支速集六谷部诸族兵数万，在西平附近三十九井地方合击继迁军，继迁中箭败逃西平。继迁箭创发作，日甚一日，自度不久于世，召子德明嘱咐说“尔当倾心内属，一表不听则再请，虽累百表，不得请勿止也”。又托付张浦等共同辅佐德明，继承祖业。延至宋景德元年（004）正月初二日继迁死，终年4岁。孙元昊建西夏国称帝后，追谥神武皇帝，庙号太祖。 第二节张浦张浦（？—04），银州（今陕西米脂）人，夏太祖李继迁亲信谋臣，后辅佐太宗李德明。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六月，定难军都知蕃落使继迁谋背宋自立，乃为之献策出奔地斤泽，建立根据地，以号召党项部族豪右，抵御宋朝。张浦被遣多次领兵进攻宋朝，作战多计谋。太平兴国八年十二月，又建议继迁诱合西戎兵攻取宋宥州，以恃横山为界，扼险观变，稳定部族，更图进取。雍熙二年（985）二月，张浦跟随继迁赴银州诱杀宋都巡检使曹光实，占据了银州。继迁部众拥立继迁为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以号令党项部族。独张浦不附众议，他说党项拓跋氏“自夏州入觐，无复尺疆，今甫得一州，遽尔自尊，恐乖众志。宜先设官授职，以定尊卑；预署酋豪，各领州郡，使人自为战。则中国疲于备御，我得尽力于西土矣”。继迁认为说得有理，说此“是我心也”。遂称都知蕃落使，权知定难军留后。授张浦为左都押牙，以下分别授予官职。雍熙三年二月，继迁为抗宋谋倚辽主为援，遣张浦带了重金赴辽归附。端拱元年（988）五月，宋朝欲招抚继迁，继迁派张浦到宋环州知州程德元的居地，表示愿归顺之意，但一直未见行动。淳化五年（994）七月，继迁久攻夏州不下，又遣张浦同指挥使李光祚到宋朝绥州，假意向宋大臣内殿右班张崇贵“纳款”，受到张崇贵的犒赏馈赠。继迁为此也遣牙校向宋朝进贡物，表示感谢，并愿缓和同宋朝的紧张关系。至道元年（995）正月，当继迁再一次遣张浦、李光祚到宋朝进贡时，宋太宗令武士于后园中演武，请张浦等人观看，张浦见宋朝武士皆力可挽射两石弓而有余，十分惊骇。太宗即对张浦问道“羌人敢敌否？”张浦回答说“羌部弓弱矢短，但见此长大，人已遁矣，况敢敌乎？”2太宗乘机说服张浦劝继迁归附宋朝，并进封张浦为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郑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本州团练使。被羁留在宋京居住。继迁听说宋朝扣留了张浦，遂于三月，遣使向辽朝献马，以求取得辽主的过问和干预。同时仍不断向宋朝发动扰边。直到至道三年（997）十二月，宋太宗死，真宗继位，继迁附宋，复授定难军节度使，才允许张浦回去，还加封他为郑州防御史。 宋咸平五年（002）三月，继迁攻占宋朝灵州。次年正月，改灵州称西平府建都。此后与吐蕃六谷都大首领、宋朝朔方节度使潘罗支多次作战。十一月，继迁与潘罗支战，潘罗支伪降，继迁深信不疑。张浦疑有诈，对继迁说“兵务慎重，贵审敌情。罗支倔强有年，未挫兵锋，遽尔降顺，诈也。《西夏书事》卷8。 《西夏书事》卷4。 2《西夏书事》卷5。 不若乘其诡谋未集，一战擒之，诸蕃自伏。若悬军孤立，主客势殊，未见其可。”继迁不听张浦的劝告，张浦怏怏告退。不久潘罗支果然暗中调集六谷诸部兵数万，袭击继迁。继迁中箭逃回西平，临终前，把儿子德明托付给张浦等，请他们共同辅佐德明，继承祖业，坚守江山。宋景德元年（004）正月，德明继位，称定难军留后，授左都押牙张浦兼行军大司马。 宋大中祥符元年（008）正月，德明向河西走廊拓地，遣张浦率数千骑进攻甘州（今甘肃张掖），甘州回鹘可汗夜落纥出兵拒战，张浦不胜而还。次年四月，张浦再次被遣领精骑2万进攻甘州，围城十数日，可汗夜落纥乘夜间出兵偷袭张浦大营，张浦败还。宋大中祥符七年（04）七月，张浦死，德明亲临其丧，悲声大哭。赠封银州观察使。元昊建西夏国称帝后，追封银州伯。 《西夏书事》卷7。 第六十八章李德明第一节嗣位西平王夏太宗（982—032），即李德明。小字阿移。李继迁长子，母野利氏。 少年时“深沉有器度，多权谋”，又“精天文，通兵法”。年方十七，即担任定难军节度使行军司马之职。宋咸平三年（000）十一月，以继迁附辽抗宋，被辽授为朔方节度使。咸平四年九月，随继迁进攻宋朝清远军，受命领一支精骑抢攻北门，“堙壕断桥”以战。围城七昼夜，迫使宋将兵马都监段义开城投降。清远一战为夺取灵州扫清道路。咸平六年（003）继迁建都灵州，改称西平府。十一月，继迁同吐蕃六谷都首领潘罗支作战中中箭受伤，生命垂危之时，召来德明和部下安排后事，一改反宋常态，嘱咐德明要“倾心内属”于宋朝。又托付近臣张浦等，共同辅佐，为祖先争光。宋景德元年（004）正月，德明在继迁的灵柩前嗣位，称定难军留后。并对继迁旧臣亲信分别授以行军左、右司马，左、右都押牙，都知蕃落使，都知兵马使，孔目官，牙校及防御使等职。 德明初立，于当年六月便派兵和潘罗支内部的继迁旧部迷般嘱、日逋吉罗丹二族里应外合，攻杀宋朝朔方节度使潘罗支，报了杀父之仇。并一举攻占潘罗支弟厮铎督占据的凉州。其时正当宋辽刚刚订立“澶渊之盟”，宋真宗为改变对党项政权的强硬态度，决定实行“姑务羁縻，以缓争战”的方针，主动向“国危子弱”的党项西平政权提出媾和。主要条件是宋朝许封德明为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赐给金帛、缗钱、茶等物；开放青盐禁令等五项。对德明则提出归还灵州，止限居平夏及遣子弟赴宋朝宿卫等七条。在七条中，德明对大部分表示同意，惟以遣子弟入质宿卫和归还灵州难以接受，双方经过多次讨价还价，德明仍坚持取消这两条，宋真宗也以取消开放青盐禁令作为抵偿，至此终于达成了协议。景德三年（00）九月，德明派遣右都押牙刘仁勖向宋朝进誓表，双方正式签订了和约。十月，宋真宗为嘉奖德明“授特进、检校太师兼侍中、持节都督夏州诸军事、行夏州刺史、上柱国，充定难军节度、夏、银、绥、宥、静等州管内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爵西平王”。“又赐推忠保顺翊戴亮节功臣号”。又遣使“赐袭衣、锦带、银鞍勒马、银万两、绢万匹、钱三万贯、茶二万斤”。景德和约，给德明的西平政权带来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对医治战争创伤，巩固政权，发展社会经济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与宋朝谈判议和的同时，德明为稳定境内形势，安抚人心，接受行军司马赵保宁“假北朝威令慑之”的建策，遣使到辽朝请求册封。辽圣宗以德明为甥的关系，即遣使“持节封德明西平王，复姓李氏，赐车、旗、衣、币等物”。并嘱咐德明善事庶母义成公主。 第二节奠定建国基础《西夏书事》卷8、9。 《西夏书事》卷8。 《西夏书事》卷8。 ------------ 42 德明继位后为实现其父继迁提出的：“西掠吐蕃健马北收回鹘锐兵”的战略决策多次对居住在河西走廊地区甘、凉等州的回鹘和吐蕃用兵前后达25年之久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德明为同河西回鹘争夺甘州先后出兵五次。宋大中祥符元年（1oo8）三月德明派老臣张浦率领骑兵数千进攻甘州与其可汗夜落纥战不胜；又遣万子等四军主领兵偷袭甘州被回鹘侦知设伏击败。次年四月德明再遣张浦领精骑2万攻甘州又被夜落纥遣将乘夜出袭张浦败还。同年十二月德明亲自出兵进攻回鹘以图甘州刚出兵以“恒星昼见经天卜之不吉”惧而退兵。此后直到宋天圣六年（1o28）五月德明派其子元昊领兵突袭回鹘夜落纥可汗终于夺取了甘州。甘州之得使德明的西平政权增添了右臂。 河西走廊的凉州（今甘肃武威）是德明和吐蕃争夺的又一战略要地。德明占领的凉州时时受到西凉府六谷大领厮铎督和西凉诸族的威胁。厮铎督更结回鹘为助。宋大中祥符九年（1o16）十一月凉州守将苏守信死其子罗麻不能服众被甘州回鹘可汗夜落纥袭击凉州被回鹘占领。德明多次图谋夺回都未成功。直到天圣十年（1o32）九月德明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命元昊将兵攻凉州回鹘势孤遂夺其城凉州终于回到德明手中。据史载当天圣六年（1o28）德明派元昊攻取甘州之后瓜州（今甘肃安西）王贤顺深感西平政权的威胁于天圣八年（1o3o）主动“以千骑降于夏”。德明征服河西诸族为西夏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自德明与宋朝景德和议之后终德明之世与宋朝保持了一段相对的和平时期。双方“贡献之使岁时不绝”。德明经常遣使向宋朝进贡马、牛、羊、骆驼等物；宋朝也回赐缯、帛、罗、绮、药物和金银饰品。在德明的请求下宋朝在双方边境地区设立固定的贸易场所称“榷场”和“和市”。如宋朝在保安军和镇戎军设有“榷场”在并代路置“和市”。榷市贸易双方交换产品如在保安军榷场“令以驼马、牛羊、玉、毡毯、甘草易缯帛、罗绮；以密蜡、麝香、毛褐、羚角、硇砂、柴胡、苁蓉、红花、翎毛易香药、瓷漆器、姜桂等物”。还规定“其非官市者听与民交易”1。除商业贸易外德明有意同宋开展文化交往天圣八年（1o3o）十二月德明向宋朝献马7o匹请求赐予佛经一藏宋仁宗赐经并“加赐德明功臣号”。德明时期与宋朝的关系正如宋朝大臣、文学家范仲淹所描绘的：“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无战禾黍云合。甲胄尘委养生葬死各终天年”2确是一派和平景象。 德明与宋朝和平相处友好交往是他图谋展西平政权摆脱对宋的依附地位的一种手段。德明子元昊幼年时有一次见德明派遣的使臣向宋朝用马匹换取物品因所得之物不合于心一怒之下杀掉使臣。元昊对此十分不满直言相谏其用有用之物易无用之物和轻杀使臣的双重错误。德明十分器重元昊的如此见识。元昊长大成人后更多次借机规劝德明不应再臣服宋朝当招募部族习练弓矢积聚财物扩展疆土。德明对此不作正面回答却不时以言语相激以坚其心志等待时机。事实上德明已在积极进行建国称帝的准备工作。宋大中祥符三年（1o1o）九月德明动用数万民夫在延州西北■子山上修建宫室绵亘二十余里十分豪华壮丽。他从夏州出巡到■子1《西夏书事》卷9。 2《西夏书事》卷9。 山行宫时所乘坐的辇舆仪仗俨然与宋朝皇帝相仿。大中祥符九年（1o16）德明“僭帝制”次追尊其父继迁为“应运法天神智仁圣至道广德光孝皇帝”庙号“武宗”并“大赦国中”。1宋天禧元年（1o17）六月有人报告德明说在怀远镇（今宁夏银川）以北的温泉山上看见了龙德明认为是祥瑞之兆派遣官员到那里祭祀从此有了迁都怀远的打算。他借众人之口上言怀远形势之优迁都之利乃天命所归派大臣贺承珍到怀远负责兴修都城事宜“督役夫北渡河城之构门阙、宫殿及宗社籍田”2。改怀远镇为兴州定都于此。 宋天圣六年（1o28）当德明派元昊取得对河西回鹘作战的决定性胜利之后以元昊“气识英迈诸蕃詟服”遂册立为太子。立元昊母卫慕氏为后。天圣七年二月德明向辽主为元昊请婚辽兴宗封宗室女兴平公主嫁给元昊。天圣八年（1o3o）九月西州流传“火星入南斗天子下堂走”的谣言德明俨然以“天子”自居“出居贺兰山禳之”3。宋明道元年（1o32）五月宋朝以德明“恭顺”遣使持册封德明为夏王“车服旌旗降天子一等”1意在抵消辽朝同德明的姻戚关系并限制德明称帝的野心。但就在这一年十月德明去世由子元昊嗣位。追谥光圣皇帝庙号太宗。 1《西夏书事》卷1o。 2《西夏书事》卷1o。 3《西夏书事》卷11。 1《西夏书事》卷11。 第六十九章夏景宗夏景宗（1oo3—1o48）即李元昊小字嵬理（“嵬理”党项语“珍惜富贵”之意）。后更名曩霄。祖继迁父德明母为银州党项大族之女卫慕氏。 第一节志在王霸元昊生于宋咸平六年（1oo3）五月初五日。他出生的次年祖父李继迁在同吐蕃领潘罗支的作战中身中流矢伤重死去由其父李德明继立为夏州定难军留后。其后德明奉行联辽睦宋之策使党项夏州李氏政权在和平的环境中得到迅展。 青少年时期的元昊“圆面高准身长五尺余”“好衣长袖绯衣冠黑冠佩弓矢”。他出行时“从卫步卒张青盖。出乘马以二旗引百余骑自从”。元昊自幼喜读兵书对当时行世的《野战歌》、《太乙金鉴诀》一类兵书更是手不释卷专心研读精于其蕴。他颇具文才精通汉、藏语言文字；又懂佛学尤倾心于治国安邦的法律著作；善于思考、谋划对事物的观察往往有独到之处《宋史》称其“性雄毅多大略善绘画能创制物始”1。这造就了元昊使之成为文有韬略武有谋勇的一代英才。宋朝边帅曹玮亦赞叹元昊：“真英雄也。” 少年时代的元昊对李德明实行的睦宋政策特别是同宋朝的经济贸易不能理解。一次德明派遣使臣到宋朝用马匹换取物品因所得不合心意盛怒之下把使臣斩。元昊劝诫德明说：“吾戎人本从事鞍马今以易不急之物已非策又从而杀之则人谁肯为我用乎？”2元昊长大成人后对德明的和宋政策特别是向宋朝称臣十分不满并多次规劝德明不再臣服宋朝。他对德明说：“吾部落实繁财用不足。苟失众何以守邦？不若以所得俸赐招养蕃族习练弓矢。小则四行征讨大则侵夺封疆上下丰盈于计为得。”德明答道：“吾久用兵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锦绮此宋恩也不可负！”元昊不以为然道：“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当王霸耳何锦绮为？”3表现了青年元昊的方刚气概！ 宋天圣六年（1o28）五月德明派元昊攻甘州（今甘肃张掖）。甘州回鹘可汗夜落纥可汗出逃甘州战成功。元昊攻取甘州之后又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出奇兵突袭西凉（今甘肃武威）。隶属于甘州回鹘的沙州（今甘肃敦煌）回鹘分部瓜州王曹贤顺归附德明又重返瓜州（今甘肃安西）。这时元昊被立为太子元昊生母卫慕氏立为后。天圣七年德明又向辽朝为元昊请婚辽兴宗封宗室女为兴平公主嫁给元昊。明道元年（1o32）德明死元昊继位积极准备建国称帝。为了巩固后方和惩罚吐蕃唃厮啰归附宋朝于同年七月动对吐蕃河湟地区的进攻攻占了猫牛城（今青海大通县）。景祐二年（元昊广运元年1o35）元昊乘唃厮啰生内乱出兵进攻宗哥带星岭诸城寨进围青唐城与唃厮啰部将安子罗战苦斗二百余日。元昊1以上引文均见《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2沈括：《梦溪笔谈》卷9；《宋史》卷291《王鬷传》。 3《西夏书事》卷11。 撤军渡宗哥河时被安子罗军击溃败逃。同年十二月元昊亲率大军进至河湟又一次败于唃厮啰。次年十二月当元昊击败河西回鹘完全占领河西走廊又想窥视陇蜀之时恐宋朝利用吐蕃诸部族图其后路于是率领大军循阿干河攻破兰州诸羌进军马衔山（今甘肃临洮北）于瓦川会筑城镇守以断绝吐蕃和宋朝的通路。这时唃厮啰生内乱元昊乘机以重赂行间并诱使磨毡角的谋主、领郢城俞龙归附。郢城俞龙带领万余人投降元昊后来又把女儿嫁给元昊的儿子宁令（号梁王）为妻。元昊从同唃厮啰部将安子罗旷日持久的作战中脱身出来后又率军西攻瓜州回鹘直抵沙州又回师占领肃州（今甘肃酒泉）。至此元昊完全控制了河西走廊结束了甘州回鹘对河西的统治。 第二节为帝图皇宋明道元年（1o32）十月元昊在兴州（今宁夏银川）继承了夏国王位。德明死后辽兴宗耶律宗真以“婚好之谊”派出宣徽南院使、朔方节度使萧从顺潘州观察使郑文囿到兴州封元昊为夏国王。宋朝则派出以工部郎中杨告礼宾副使朱允中为正副旌节官告使授封元昊为特进检校太师兼侍中定难军节度、夏银绥宥静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使爵西平王。但元昊对宋、辽的封爵都不感兴趣他在接待宋朝使臣时不以臣礼事宋对宋仁宗封赐的诏书遥立不跪拜。勉强受诏则心内愤愤环顾左右大臣说：“先王大错有如此国而犹臣拜于人耶！”1既而利用设宴招待宋使臣的机会在宴厅后传出锻砺兵器的铿锵之声给宋使制造精神威慑；在礼仪上又故意刁难宋使意在激怒宋朝挑起事端。 在正式称帝建国前元昊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文化措施。先废除唐、宋“赐”给党项王族拓跋氏的李、赵姓氏改姓“嵬名氏”自己更名曩霄号“兀卒”。宋明道二年（1o33）改宋建元明道为“显道”以避父讳次年自建元开运又改广运。改元显道的这年（1o32）三月元昊向境内党项部族下达了“秃令”。他率先自秃其即剃光头顶穿耳戴重环饰。强令部族人民一律执行限期三日有不从者处死。一时党项部民争相秃。在服饰上元昊“衣白窄衫毡冠红里冠顶后垂红结绶”2。官员则按等级职别规定服饰。庶民百姓只准穿青绿色的衣服以别贵贱。 其次是在他继位之后即着手创制一种记录党项族语言的文字即西夏文字。他在戎马倥偬中还亲自筹划和主持创制文字的工作命大臣野利仁荣等整理演绎编纂成12卷。有的史书记载称之为“蕃书”。元昊下令尊为“国字”颁行凡纪事尽用蕃书。又设立“蕃字院”以传授学习推广使用。在对辽、宋朝往来的文书中都使用两种文字书写。此外元昊对党项族原来的礼乐制度深受唐、宋的影响不以为然。他对大臣野利仁荣说：“王者制礼作乐道在宜民。蕃俗以忠实为先战斗为务若唐宋之缛节繁音吾无取焉。”1他锐意改革提倡以“忠实为先战斗为务”讲求实效的精神来指导礼乐改革在“吉凶、嘉宾、宗祀、燕享”诸场合中“裁礼之九拜为1沈括：《梦溪笔谈》卷25。 2《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1《西夏书事》卷11、12。 三拜革乐之五音为一音”2。简化了礼乐制度下令照此遵行有不遵守者格杀勿论。 元昊还在建国称帝之前在政治、军事制度方面已开始进行一系列的建设。政权机构的建置基本上是仿照中原的制度。元昊显道二年（1o33）五月升兴州为兴庆府定都城。元昊仿宋朝官制建立起一整套与宋朝大同小异的中央与地方官制体系。元昊十分重视军队的建设在取得河西走廊之后着手整顿军队在原有部落军事组织的基础上建设正规的军事制度。如规定成丁年龄“抄”的组织“正军”与“负赡”的任务与条件；军队的装备、设施；以步兵、骑兵为主辅以炮兵、“擒生军”侍卫亲军等的多兵种。为了战争和军政建设的需要便于调兵遣将采用地方军区性质的“监军司”设置把军事指挥机构与地域性的防卫措施结合起来。仿宋朝军事单位“厢”、“军”制度把全境划分为左、右两厢共设有十二个监军司各立军名规定驻地设置军事领都统军、副统军和监军使等职。在全境广布兵员重点是护卫都兴庆府和对宋、辽的防卫上。对河西走廊肃州、甘州的吐蕃和回鹘聚居地区升郡设府置以重兵镇抚并用加强统治。元昊在继位后经过短短的六年时间完成了建国的各项准备工作一个“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的党项政权已具规模。 第三节称帝建国夏元昊大庆三年（宋景祐五年1o38）十月十一日元昊在野利仁荣、杨守素等亲信大臣的拥戴下在兴庆府南郊筑坛正式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国号称大夏（史称西夏）改元天授礼法延祚。并大封群臣追谥祖父和父母谥号、庙号、墓号。又封野利氏为宪成皇后立子宁明为皇太子。谐西凉府祀神。次年正月元昊以臣子的身份遣使到宋给宋仁宗上表追述和表彰他的祖先同中原皇朝的关系及其功劳说明其建国称帝的合法性要求宋朝正式承认他的皇帝称号。 得到的回应是可想而知的宋朝不愿承认元昊的帝位并且下诏“削夺赐姓官爵”停止互市。宋朝在宋夏边境张贴榜文悬赏重金高官捉拿元昊或献其级。元昊在摸清了宋朝的态度之后频繁派出细作到边境刺探军情煽诱宋朝境内的党项人和汉人附夏。公开断绝了夏同宋朝的使节往来向宋朝送去“嫚书”在“嫚书”中指责宋朝背信弃义挖苦宋军无能。又借辽朝的势力威胁宋朝最后还表明夏国仍愿同宋朝和好之意。元昊向宋朝递“嫚书”意在激怒宋朝把图谋对宋朝动的战争的责任归于宋朝。夏宋之间的战争终于不可避免。 从夏天授礼法延祚三年（1o4o）至五年元昊向宋朝动了多次进攻较大规模的战争主要有三次：即天授礼法延祚三年正月延州（今陕西延安）附近的三川口战役；四年二月镇戎军（今宁夏固原）东南六盘山地区的好水川战役；五年秋镇戎军西北的定川砦战役。三大战役都以元昊大获全胜告终。故在定川砦大捷之后元昊踌躇满志有声称“朕欲亲临渭水直据长安”之语。而当宋军战场惨败的消息传到东京时宰相吕夷简连连惊呼2《西夏书事》卷11、12。 “一战不及一战可骇也！”元昊对宋朝的战争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也给夏国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如由于战争爆宋朝停止了对夏国大宗银、绢、钱的“岁赐”；关闭了边境榷场禁止夏国所产青白盐入境使夏国不仅失去了直接的经济实惠境内的粮食、绢帛、布匹、茶叶及其他生活日用品奇缺物价昂贵“国中为‘十不如’之谣以怨之”1。连年战争使夏国民穷财尽人怨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加剧境内部族人民纷纷起而反抗或逃奔宋朝。夏国兵力到战后已处于“死亡创痍者相半人困于点集”的境地元昊再动战争是十分困难的。同时元昊也认识到战胜地广人众的宋朝绝非易事。宋朝在战略上的优势是夏国望尘莫及的。基于以上原因元昊向宋朝试探求和。最终促成夏宋议和的重要原因是这个时期宋、辽、夏三者关系的新变化。元昊同辽为“甥舅之亲”奉行倚辽抗宋之策；辽则利用夏宋对立向宋讨价还价从中渔利甚至以牺牲夏国利益从宋朝得到实惠这引起了元昊的不满。夏辽之间其时又生争夺领属部落的纠纷导致关系恶化联盟开始破裂。元昊感到处境孤立为免除两面受敌也必须同宋朝媾和。从夏天授礼法延祚六年（1o43）正月到次年六月夏宋双方使臣经过了持续一年多的频繁往来在“岁赐割地、不称臣、弛盐禁至京市易、自立年号、更兀卒称为吾祖巨细凡十一事”2等问题上讨价还价终于达成了协议。宋朝用每年25.5万银、绢、茶赐夏国允许恢复榷场同意西夏使臣在宋京城馆驿从事买卖。元昊以“夏国主”的名义向宋称臣然宋朝每遣使到夏国只准他们居住在宥州（今陕西靖边）不允许进入夏国都城以避免夏国用臣礼接待宋使维护元昊“帝其国中自若也”的形象。 元昊从祖父李继迁时与辽结为姻亲。其父李德明时又为元昊向辽圣宗请婚辽景福元年（1o31）十二月辽兴宗姐姐兴平公主嫁给元昊辽封元昊为驸马都尉晋爵夏国公又封夏国王。元昊一向同兴平公主感情不合夏辽双方常因辽境党项部族叛逃问题引纠纷关系日趋紧张。在宋夏战争中辽兴宗因宋朝之败欲挟夏讹宋也促成了夏宋和谈的实现。其时辽欲图破坏宋夏和约遭到宋朝拒绝辽兴宗决定出兵讨伐夏国。辽重熙十三年（夏天授礼法延祚七年1o44）十月辽兴宗亲率骑兵1o万分三路渡过黄河深入夏境长驱直入4oo里。元昊率左厢军迎战于贺兰山北兵败退守贺兰山中。元昊知不可力敌乃向辽兴宗谢罪请和。元昊在兴宗未答应求和之际连续向后撤退三次凡百余里。“每退必赭其地”断其粮草辽因许和。但元昊有意拖延时日陷辽军于危困饥饿之时纵兵突袭辽营被辽军掩杀钳夹。正在难解难分之时忽然狂风骤起飞沙扬尘暗无天日辽军被沙迷目阵中大乱。元昊乘机猛攻辽军驻地德胜寺南壁辽军大溃。元昊军俘获辽驸马都尉萧胡覩和近臣数十人辽兴宗仅跟从数骑逃出。元昊在取得同辽作战的胜利之后立刻遣使同辽讲和同时又向宋朝献俘。显示了元昊在对宋、辽关系的处理上善于把握时机进退有度。 第四节千秋功罪元昊终其一生可以用“文治武功”四个字概括。征服回鹘、吐蕃统一河西的战争对北宋与辽战争的胜利显示了他的赫赫武功；建国前后实1《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施的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显示了他治理国家的才能。元昊在建国前仿宋朝制度建立起一整套职官制度元昊称帝后于天授礼法延祚二年（1o39）九月又改革官制仿宋制增设“总理庶务”的尚书令。又改宋朝的二十四司为十六司隶尚书省分理六曹。参照唐、宋典式与宋宫廷制度建立朝贺礼仪与宫廷制度夏国官制自此渐趋完备。文化建设方面中央国家机构中设“蕃学”由野利仁荣主持翻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等汉文典籍为西夏文。学习宋朝“科目取士”的办法通过“蕃学”培养人才选拔官吏。元昊“晓浮图学”受父亲德明的影响十分崇奉佛教。继位后与其父一样向宋朝献马求赐佛经并向吐蕃、回鹘、西域各国及印度访求高僧和汉、藏、梵文经典组织僧侣翻译、演释。元昊称帝后在境内广修佛教寺院如兴庆府的戒坛寺、高台寺、承天寺等在这里贮经、译经。又下令规定每年四季的月初一日为“圣节”令官员百姓到寺院礼神拜佛。元昊不惜耗费人力物力建造宫苑、陵寝他在兴庆府和天都山都建有宫苑兴庆府修建的避暑宫“逶迤数里亭榭台池并极其盛”。在贺兰山东麓建造的离宫长达“数十里台阁高十余丈”。传说为元昊时始建的西夏王陵位于兴庆府西贺兰山东麓方圆数十里。 西夏建国后农、牧业并重在朝廷机构中设“农田司”、“群牧司” 为管理机构。元昊重视水利建设他主持疏通原有灌溉系统又开筑新的渠道如修筑由青铜峡至今平罗县境长达2oo余里的灌渠工程后人称为“昊王渠”。元昊时夏国以畜牧产品作为对外贸易的主要输出品和贡品。如天授礼法延祚九年（1o46）宋朝每年通过保安军和镇戎军榷场向夏国购进马2ooo匹羊1万只。元昊在夏州（今陕西靖边）东7o里处设立铁冶务管理铁矿开采冶炼用以制造农具和兵器。西夏的青白盐驰名于世元昊建国后对盐业开采实行垄断元昊曾要求宋朝每年从夏国买进青盐1o万石所谓西夏“数州之地财用所出并仰给青盐”1。 元昊十分重视招揽人才和使用人才他效法祖父继迁“曲延儒士”；且用人唯贤甚至国家重要官职“皆分命蕃汉人为之”2。宋朝大臣也不得不承认“拓跋自得灵、夏以西其间所生英豪皆为其用”。元昊还特别注意招揽重用原宋朝来夏的失意知识分子、文臣武将“或授以将帅或任之公卿推诚不疑倚为谋主”3。如宋朝华州人张元、吴昊在宋朝“累举不第”科场失意后投奔元昊元昊“以为谋主凡立国规模入寇方略多二人导之”。元昊生性暴戾多猜疑好杀虐。如此的性格给他的事业造成许多不应有的损害。元昊继位后为了排除异己防止外戚篡权实行“峻诛杀”政策为立国称帝扫清道路。元昊开运元年（1o34）十月母族卫慕氏领卫慕山喜密谋杀害元昊被元昊察觉山喜一族人都被溺死河中。元昊又用药酒毒死母后卫慕氏尽诛卫慕氏族人。大庆二年（1o37）九月元昊叔父左厢监军使嵬名山遇因劝元昊勿进攻宋朝事不被采纳遂叛逃宋朝后又被执送回夏国元昊将其父子一族尽皆处死。元昊生性多疑出兵善用疑计又易中敌人离间之计。元昊的心腹重臣野利旺荣、野利遇乞兄弟是元昊野利后的兄长分统夏国明堂左厢与天都右厢野利旺荣称野利王野利遇乞称1《包拯集》卷9《论杨守素》。 2《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4宝元二年九月。 天都王。二将善用兵有谋略他们统领的“山界”士兵以善战著称。在元昊对宋朝作战的三川口、好水川两大战役中击败宋将刘平、石元孙、任福等人也多有二将之谋划宋朝边帅对野利二将恨之入骨早欲去之而后快。宋将种世衡巧设离间之计使元昊轻易地杀害了二将。 元昊好色妻妾成群犹喜强夺他人之妻。据传妻室（后妃）凡七娶一说五娶实际有八人之多。顺次为：卫慕氏、耶律氏、野利氏、索氏、都罗氏、咩迷氏、没■氏、没藏氏。其中没■氏本已给太子宁令哥择为妻室元昊见她貌美竟自纳为妃称为“新皇后”。没藏氏本重臣野利遇乞妻野利遇乞被元昊赐死没藏氏出家为尼后元昊访野利氏遗口迎没藏氏入宫与之私通被野利后现令没藏氏到戒坛寺出家为尼赐号没藏大师元昊经常到寺中幽会。后没藏氏生子谅祚收养于没藏氏兄国相没藏讹庞家中。元昊将国事委以没藏讹庞自己与诸妃到贺兰山离宫享乐。没藏氏兄妹开始策划危害太子宁令哥改立谅祚为太子的阴谋。其时因野利后失宠被废太子宁令哥爱妻被夺天授礼法延祚十一年（1o48）正月初一日没藏讹庞用借刀杀人之计唆使宁令哥刺杀元昊。没藏讹庞又以谋叛罪捕捉宁令哥及其母野利氏处死。元昊死后没藏讹庞以谅祚为元昊嫡嗣继立为帝。元昊终年46岁在位17年。谥武烈皇帝庙号景宗。 第七十章夏毅宗没藏讹庞第一节夏毅宗亲政前的夏内政夏毅宗（1o47—1o68）名谅祚。李元昊妃没藏氏所生。本取名宁令两岔“宁令”党项语欢喜之意“两岔”为河名因生于河畔以河得名后取谐音改为谅祚。谅祚出世后生母没藏氏在戒台寺出家为尼故寄养于母舅没藏讹庞家中由没藏氏前夫野利遇乞部属毛惟昌与高怀正的妻子抚养。谅祚出生后没藏讹庞被擢升为国相没藏氏兄妹开始策划谋害太子宁令哥另立谅祚继承帝位的阴谋。 天授礼法延祚十一年（1o48）正月元昊被害遗命由从弟委哥宁令承继帝位。朝中诸大臣欲议拥立新帝国相没藏讹庞以“委哥宁令非子且无功”提出反对意见。他对群臣威慑道：“夏自祖考以来父死子及国人乃服。今没藏后有子乃先王嫡嗣立以为主谁敢不服！”1遂即择日立刚满周岁的谅祚继帝位尊谅祚生母没藏氏为宣穆惠文皇太后。没藏讹庞命诺移赏都等三大将掌兵权自任国相总揽军政大权。 同年四月宋朝派遣尚书刑部员外郎任颛供备库副使宋守约为正副册礼使到夏册封谅祚为夏国主。十二月夏亦遣使到宋朝谢封册并献马驼各5o匹宋朝设宴招待夏使臣并赐物。其时辽以南壁旧怨不肯对谅祚行封册又借口夏所遣贺正使迟期遂羁留夏使欲集兵讨伐。没藏氏闻讯后又遣使赴辽以观动静使臣再次被扣留。夏延嗣宁国元年（1o49）七月辽兴宗为雪兵败南壁之耻乘夏新主谅祚初立下诏亲征。夏军匆忙迎战一路败退。到次年五月辽军进至兴庆府周围纵兵大掠。又攻破贺兰山西北之摊粮城抢劫夏仓粮储积而去。十月至十二月没藏氏又两次派遣使臣赴辽为谅祚上表请和并请求向辽称藩、称臣辽兴宗都置之不答。辽兴宗却以谅祚幼弱朝中强臣用事为遏制夏加强防卫于边境布置重兵。这一举动对夏的威慑很大不时遣使赴辽进呈表章、纳贡、献马驼。福圣承道二年（1o54）七月没藏氏又向辽朝为谅祚请婚遭到拒绝。 福圣承道四年（1o56）谅祚9岁已渐通世事常常跟随好佛的母后没藏氏到新建成的兴庆府西承天寺中礼佛听演佛经。没藏氏本淫逸无度又好佚游玩乐常令街市张灯结彩众骑士侍卫夜出游乐。没藏氏在戒坛寺为尼时先同先夫野利遇乞出纳官李守贵私通后又与元昊的侍从宝保吃多已通奸李守贵为此图谋杀死没藏氏与姘夫吃多已。这一年的十月间没藏氏与她的侍从宝保吃多已又到贺兰山出猎夜归途中突然有蕃兵数十骑跃出击杀没藏氏与其侍卫吃多已等。没藏讹庞侦知此事为没藏氏幸臣李守贵所为他因侵占屈野河田事被负责巡视的李守贵据实禀报了没藏氏被责令归还所侵之田而结冤仇。此时正好借机报仇。没藏讹庞遂下令族灭李守贵全家。没藏氏一死没藏讹庞恐失去朝政大权又将女儿奉谅祚为后他也由国舅升为国丈仍总揽朝政臣民无不畏惧。 1《西夏书事》卷18。 亲政后的国策奲都三年（1o59）谅祚开始参与国事他眼见讹庞在朝飞扬跋扈胡作非为对其专权日益不满。八月没藏讹庞借故诛杀谅祚亲信乳母之夫高怀正和毛惟昌全家并不听谅祚的劝阻。谅祚与讹庞的儿媳梁氏私通被讹庞儿子觉父子二人即密谋杀害谅祚。此事被梁氏得知密告谅祚。谅祚遂召见讹庞政敌漫咩等策划先行下手。奲都五年（1o61）谅祚以召见没藏讹庞至密室议事为由暗设伏兵于室外待讹庞至漫咩先捕获讹庞又派亲兵杀讹庞子并诛杀讹庞及其全家。下令废没藏后囚禁冷宫后赐死。迎梁氏入宫。 谅祚诛杀没藏讹庞开始亲理国政。立梁氏为皇后任用梁后弟梁乙埋为家相。开始实行亲宋的政策。同年五月谅祚终于解决了夏宋双方多年来存在的屈野河地界争端问题。七月谅祚得悉辽朝将约唃厮啰兵共取河西。遂遣使臣嵬名聿正赴宋朝纳贡并“请尚公主”意在结宋朝为援宋仁宗未允纳。十月谅祚再次遣使上表宋朝表示仰慕汉衣冠将在西夏国内停止使用蕃礼改行汉仪并规定从次年开始采用汉礼迎接宋朝使臣。奲都六年（1o62）四月谅祚遣使向宋朝上表求赐太宗御制诗章隶书石本欲建百~万#^^小!说收藏。并献马5o匹求赐《九经》、《唐史》、《册府元龟》。宋仁宗仅允赐《九经》并还所献马匹。五月谅祚对元昊建国后设置的州郡进行调整以威州（今宁夏同心境）监军司为静塞军绥州（今陕西绥德）监军司为祥祐军；左厢监军司为神猛军于西平府（灵州）设监军司为翔庆军总领之。在官制的改革上又增设各部尚书侍郎南北宣徽使及中书学士等官使官制更加完备。夏拱化元年（1o63）七月谅祚遣使上表宋英宗请复故赐李姓。十一月又请宋朝恢复宋夏陕西榷场以通互市。 谅祚对宋朝采用和战交替的手段。拱化二年（1o64）七月谅祚以遣使赴宋朝贺英宗即位时使臣吴宗受辱事集兵攻入宋秦凤、泾原诸州。拱化三年正月又进攻宋庆州。宋朝遣文思副使王无忌持诏诘问谅祚不予理会反遣贺正使荔茂先献表归罪于宋朝边吏。同时招诱宋朝陕西熟户投向夏国。三月遣右枢密党移赏粮出兵攻保安军进围顺宁砦。八月复扰泾原十一月又同宋军争夺德顺军威戎堡外之同家堡。拱化四年（1o66）九月谅祚亲率步骑数万进攻宋庆州围大顺城三日不克谅祚“裹银甲毡帽乘骆马张黄屋督战”1。被宋军蕃官赵明埋伏在城壕中的八百强弩兵飞矢注射箭中铠甲谅祚夺路逃走。 自谅祚亲政一面不停止对宋朝的武力进攻；一面也不放弃同宋朝的信使往来仍照常于宋朝正旦及寿圣节时派遣使臣赴宋朝称臣纳贡其目的在得到宋朝的岁赐金帛和到宋朝京城进行贸易。谅祚在攻宋大顺城时中箭逃回不久十月间又遣使向宋朝“请时服”又请岁赐。当受到宋朝谴责之后于拱化五年（1o67）三月遣使向宋朝纳贡谢罪保证今后谨守封疆不再犯。这时宋朝正是神宗初即位时也就答应讲和赐夏银5oo两绢5oo匹。八月间宋夏双方又恢复了自拱化四年中断了的和市。 谅祚亲政之后仍需在宋、辽和吐蕃等几种势力之间周旋。辽曾与吐蕃唃厮啰相约进攻夏故谅祚欲结宋以为援。奲都六年（1o62）八月谅祚得1《西夏书事》卷21。 知辽与唃厮啰不和谋乘隙攻击引西蕃兵攻青唐败还筑堡于古渭州屯兵备战。拱化元年（1o63）宋朝河州刺史王韶进攻熙河降服了洮河以西的吐蕃各部西使城（今甘肃定西西南）领禹藏花麻不愿降宋又受到宋军攻掠遂把西使城及兰州一带地区献给夏。为此谅祚出兵支援并以宗室女嫁禹藏花麻封他为驸马。拱化四年（1o66）二月谅祚升西使城为保泰军以附马禹藏花麻为统军令守其地。同年谅祚又招诱了临近西使城的河州吐蕃瞎毡的儿子木征附夏。次年吐蕃领拽罗钵等也率部众投附谅祚。正当谅祚周旋于宋、辽、吐蕃部族之间在内政外交上颇有作为时于拱化五年十二月突然身亡终年仅21岁。谥昭英皇帝庙号毅宗。 第二节没藏讹庞没藏讹庞（？—1o61）夏景宗元昊宠妃没藏氏之兄。没藏氏本是景宗大臣野利遇乞之妻。元昊中宋反间计错杀大臣野利旺荣、野利遇乞兄弟。其妹野利氏为元昊后因诉于元昊乃下令寻访野利家属遗口得遇乞之妻没藏氏迎入宫中。元昊与没藏氏私通被野利后觉令没藏氏入戒坛寺出家为尼称没藏大师。天授礼法延祚十年（1o47）二月没藏氏生子谅祚令寄养于兄没藏讹庞家中。讹庞以野利遇乞帐下亲信汉人毛惟昌、高怀正之妻为乳母抚养谅祚。三月元昊升任没藏讹庞为国相。其时元昊已立野利后子宁令哥为太子没藏讹庞与没藏氏兄妹策划谋害宁令哥另立谅祚为太子的阴谋。 同年五月元昊夺太子宁令哥妻没■氏号为“新皇后”又废黜野利后。没藏讹庞知宁令哥正为失妻黜母怨愤交加日夜焦虑不安。欲行借刀杀人之计暗中指使宁令哥刺杀元昊。天授礼法延祚十一年（1o48）正月初一夜晚宁令哥纠集野利族人浪烈等数人待元昊酒醉入宫行刺元昊受重伤于次日死去。宁令哥畏罪逃避没藏讹庞黄芦居所讹庞以弑逆罪立刻执而杀之并杀其母野利氏。 没藏讹庞以阴谋手段谋害元昊杀死太子宁令哥又策划立谅祚为帝。 元昊临终时本有遗命立其从弟委哥宁令继承帝位。大臣诺移赏都等都主张遵从元昊遗命。没藏讹庞反对他说：“委哥宁令非子且无功安得有国？”诺移赏都反问道：“国今无主然则何所立？不然尔欲之乎？尔能保守夏土则亦众所愿也。”讹庞回答说：“予何敢哉！夏自祖考以来父死子及国人乃服。今没藏后有子乃先王嫡嗣立以为主谁敢不服！”1众大臣唯唯称是遂奉谅祚为帝尊没藏氏为宣穆惠文皇太后。谅祚年幼太后摄政。没藏讹庞以诺移赏都等三大将久掌兵权令分掌国事自任国相总揽朝政。没藏讹庞因在没藏大族中为长朝中贵为国相权倾朝野出入仪卫侔拟于王者。 二月没藏讹庞遣杨守素赴宋朝告哀。其时辽遣来慰奠使讹庞以元昊遗物献给辽主。讹庞又令于次年改元称延嗣宁国元年。次年（1o49）正月初一“日有食”群臣以“幼主改元元旦日食天象可畏请慎政刑”1。讹庞不听。没藏讹庞对内大权独揽一言九鼎；对外则扩地拓土谋取私利。1《西夏书事》卷18。 1《西夏书事》卷19。 福圣承道元年（1o53）二月没藏讹庞想得到宋境内的古渭州地乃移文向宋朝索取宋仁宗遣使前往按视正其封界不予所索。讹庞索古渭地不得于四月间纵兵入宋德顺军围静边砦；五月又攻环庆都不逞而还。三年三月没藏讹庞侵耕麟州西北屈野河边境禁耕闲地耕获所得攫为己有且岁岁东进宴然以为己有。宋河东巡吏和宋朝遣使请讹庞归还所占耕地并更定疆界。讹庞不听且屯兵河西以诱击宋军。宋朝为此张榜禁绝宋夏银星和市。此后没藏讹庞侵耕屈野河事不但不收敛且愈演愈烈。讹庞采取“迫之则格斗缓之则就耕”的对策宋朝也难以制止。宋朝大臣张安世与庞籍移牒宥州诘责夏失信。没藏太后得知此事后遣幸臣李守贵至屈野河巡视证实没藏讹庞侵耕事实责令讹庞归还所侵耕地。福圣承道四年（1o56）十月夏国生了没藏太后的幸臣李守贵劫杀没藏太后与侍臣姘夫宝保吃多已的事件归还侵耕地之事也没了下文。没藏太后既死没藏讹庞又诛杀李守贵族灭全家。十一月没藏讹庞以其女儿纳为谅祚后成为国丈自是臣民畏惧不敢言。 没藏太后之死使没藏讹庞在侵耕屈野河地更失去了约束。奲都元年（1o57）五月讹庞以兵数万屯驻屈野河尽量搜括麟州以北耕牛农具打算尽耕河西禁耕之地。宋朝遣管勾军事郭恩以巡边为名前往按视讹庞与宋军战于忽里堆大败宋军。九月宋河东经略使再遣使欲与讹庞再议疆界事讹庞桀骜不听。宋朝又下令禁绝河东和市。其时没藏讹庞以忽里堆之胜恐宋朝报复乃日事点集又遣兵进攻鄜延。二年四月西蕃捺罗部阿作率部属投奔讹庞讹庞纳之授以官职使居边要以控制西蕃。六月令阿作为向导攻掠西蕃围青唐城与唃厮啰作战不胜而还。三年五月没藏讹庞以兵据屈野河派出部民侵种耕地以至“妄指屈野河中央为界遣兵沿河屯驻白昼迫逐汉人夜则过河剽窃”1。现宋朝巡逻者来即逃走。这时由于宋朝禁绝河东私市夏国官民怨声四起迫于民愤讹庞于四年七月遣使至河东麟府议界向宋朝提出：愿退河西田二十里归还宋朝宋朝仍通和市。宋经略使梁适不从。没藏讹庞仍遣人于鄜延沿边德靖等十堡寨开垦生地剽掠人畜。 夏国自元昊死三大将各拥强兵讹庞犹知顾忌。此时独揽朝政手握兵权也不把年幼的谅祚放在心上。奲都三年（1o59）八月讹庞又借故杀害谅祚乳母之夫高怀正和毛惟昌并诛其全家谅祚劝阻不听。其时谅祚已十余岁对没藏讹庞一贯行为已恼怒于心。大臣漫咩本位居讹庞之上但讹庞专权则每事屈己下之心怀愤怨。讹庞眼见朝中侧目预感将有变故生谋先下手正在寻找时机。这时没藏讹庞的儿媳梁氏与谅祚私通讹庞得知后与其子密谋于梁氏寝室中设伏刺杀谅祚。此事又被梁氏探得告知谅祚。谅祚立刻召没藏讹庞入宫议事命漫咩领兵执杀讹庞及其子诛杀全家。又废没藏后打入冷宫。谅祚亲政后召梁氏入宫并立为后。 1《西夏书事》卷2o。 第七十一章夏惠宗惠宗梁太后第一节夏惠宗太后摄政夏惠宗（1o6o—1o86）名秉常。夏毅宗长子。梁氏所生。奲都五年（1o61）四月没藏讹庞与其子谋杀谅祚事败被诛没藏后被废立梁氏为后。拱化五年（1o67）十二月谅祚死秉常继立时年7岁由皇太后梁氏摄政梁氏之弟梁乙埋擢为国相。新主年幼秉性软弱成为梁氏姐弟操纵的傀儡。梁太后把朝政大权全部委之于梁乙埋乙埋又安排他的子弟和亲信担任要职。他与其亲信、掌握兵权的都罗马尾、梁太后的侍卫罔萌讹等三人组成新的母党集团牢牢控制最高统治权。同时排斥异己如元昊之弟嵬名浪遇在谅祚时曾主持朝政担任都统军精通兵法熟谙边事因不附梁氏兄妹被梁乙埋罢官流放。 梁氏母党集团为了争取党项贵族的支持一改谅祚时期改行的汉礼恢复蕃礼以此笼络。乾道二年（1o69）七月梁太后假借秉常的名义向宋朝上表请求恢复夏的蕃仪得到宋朝的允许。 从乾道元年到大安二年（1o68—1o76）的近十年中梁太后和梁乙埋姐弟擅权连年向宋朝动战争企图用战争的手段来提高自己的威信并以此向宋朝索取厚赐。天赐礼盛国庆元年（1o7o）八月梁太后亲自点集3o万兵马倾巢出动“赍百日粮攻沿边五路”大举进攻宋朝大顺城。后军屯榆林距宋庆州（今甘肃庆阳）4o余里夏军游骑直逼庆州城下造成了宋朝“陕右大震”的局面。后因吐蕃领董毡乘虚率兵攻入夏西境迫使梁乙埋匆忙撤军。次年宋夏争夺罗城之战后夏虽然取胜也是依靠乞求辽出兵助战才取得的。其时夏甚感财政拮据兵力疲困政治也不稳定才与宋朝议和。 欲有所作为而遭囚禁大安二年（1o76）正月秉常年16岁开始亲理朝政但实权仍操在太后与梁乙埋手中。秉常也是一个十分喜好汉族儒家文化的君主。在与宋朝作战中西夏俘虏了不少汉人文士秉常向他们请教和学习宋朝礼仪制度准备在夏“复行汉礼”废除“蕃仪”。大安六年（1o8o）正月正式下令付诸实施。这一举动受到梁太后和梁乙埋及母党势力的劝阻和竭力反对秉常不予理会。七年为了寻求支持和依靠以削弱梁氏母党集团势力秉常接受大将李清的建议打算将黄河以南之地划归宋朝用结好的办法借助宋朝的势力对付梁氏母党势力。李清正准备出使宋朝时被梁太后得知她召集幸臣罔萌讹等密谋诱来李清饮酒即捕而杀之又立即将秉常囚禁在距兴庆府宫五里之地的木砦。同时下令命梁乙埋与罔萌讹等聚集兵马控制河梁要道断绝都城与外界的联系。秉常被囚禁的消息终于传了出去一时朝廷上下震惊。秉常的皇族亲党、左右亲信和各地部族领纷纷拥兵固守所属城池堡寨与梁氏母党势力对抗。梁乙埋多次派亲信持银牌招谕晓以利害但也无人听命一时夏国处于混乱之中。 夏保泰监军司统军吐蕃族禹藏花麻一向对诸梁的专权不满。当他听到秉常被囚禁的消息后于大安七年（1o81）五月以夏国主失位国内变乱为由向宋熙州文照会宋朝照会称“夏国母子不协杀其重臣上下汹汹若兵来讨请举族以应”1。宋神宗据此诏熙州知州苗授派人认真核实后上报朝廷。六月宋保安军以经略司命令移文宥州向夏通牒称：“夏国世世称藩朝廷时与岁赐。比年以来遵奉誓诏谨修职贡恩义甚至。今闻国主为强臣所制不能专命国事亦未能悬测存亡。今朝廷将差降赐生日及仲冬国信使入界未审至时何人承受及本国现今何人主领。请具报以须闻达。”2梁太后见牒后无法作出答复。 永乐城大捷这时在对待夏国的内乱上宋朝有主战与反战两派。主战派以鄜延路总管种谔为代表他在上疏中称：“西夏内乱宜兴师问罪此千载一时之会。”3他在神宗召见时更夸口：“夏国无人秉常孺子臣往持其臂以来耳。”4反战派如知枢密院孙固、知谏院滕元等人所持理由是“举兵易解祸难”。主张对夏采取从政治上“分裂其地”的策略反战派的主张遭到宋神宗的拒绝。宋朝最终部署了近5o万大军兵分五路以熙河经略使宦官李宪为统帅从东、南、西南三个方面起对夏的全面攻击。宋军五路攻夏开始连连得胜夏军节节败退。梁太后束手无策向群臣问计一老将向梁太后献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策略终于击退优势的宋军败宋军于灵州城下。大安八年（1o82）七月宋朝在夏、银、宥三州界修建永乐城形成了对夏的威胁。九月梁太后命令夏统军叶悖麻、咩讹埋领六监军司所辖3o万大军进攻永乐城宋将徐禧出动7万大军迎战于永乐城下初战失利宋军败退入城中又被夏军断绝水源与粮运城遂被攻破宋将自徐禧以下将校死亡数百人士卒役夫伤亡数万。宋神宗听到永乐城惨败的消息临朝失声痛哭。战后夏宋再度议和。 复位后忧愤而死梁太后囚禁秉常以来因与宋朝连年的战争宋朝给夏的岁赐和两国和市都已断绝财政困乏物价暴涨官民怨恨民不聊生。朝中对梁氏母党专权的不满情绪日趋激烈要求秉常复位的呼声也不可遏止。大安九年（1o83）闰六月梁太后与梁乙埋等在众议纷纷中让秉常复位以缓和矛盾。秉常复位后朝政大权仍然紧握在梁太后与梁乙埋手中他们以秉常的名义遣使到宋朝上表请称臣纳贡以求重新得到宋朝的“岁赐”。另一方面又以索回夏旧有疆土为理由继续对宋朝边境进行骚扰、攻掠。大安十一年（1o85）二月国相梁乙埋死在梁太后的一手操纵下立梁乙埋之子梁乙逋为国相梁氏姑侄继续把持朝政秉常仍然摆脱不掉梁太后的控制。这年1《西夏书事》卷25。 2《西夏书事》卷25。 3《西夏书事》卷25。 4《宋史》卷335《种谔传》。 十月间专横一世的梁太后也寿终正寝梁乙逋失去了靠山地位开始动摇。其时分掌左右厢兵的统帅、皇族仁多保忠公开与梁乙逋抗衡夏统治集团内部皇族与后族的斗争更加尖锐激烈起来。软弱无能的秉常在这场激烈的争权夺利斗争中自感无所作为终日忧愤难以自拔于天安礼定元年（1o86）七月十日死去终年26岁。谥康靖皇帝庙号惠宗。 第二节惠宗梁太后惠宗梁太后（？—1o85）夏毅宗谅祚后梁氏。本为没藏讹庞之儿媳后与谅祚私通生秉常。奲都五年（1o61）五月谅祚亲政迎梁氏入宫立为后。又任其弟梁乙埋为家相。谅祚只活了21岁。乾道元年（1o68）正月秉常继位时年8岁尊母为恭肃章宪皇太后垂帘摄政。以国舅梁乙埋任国相委以朝政。乙埋与掌兵权的都罗马尾和梁太后幸臣罔萌讹三人擅权擢其亲信担任要职排除异己。都统军嵬名浪遇为元昊之弟善用兵又熟习边事毅宗时曾掌政。其时因不迎合梁氏母党集团行事被罢官徙往外地。 梁太后摄政后一改毅宗时期实行的“汉礼”乾道二年（1o69）七月梁太后以秉常的名义给宋朝上表请求准于在夏恢复“蕃仪”。大安二年（1o76）秉常亲政六年（1o8o）一月秉常在皇族支持下又下令取消“蕃仪”恢复“汉礼”由于朝政大权仍操在梁太后为的母党集团手中所以未能实行。七年三月夏将李清向秉常建议以将黄河以南夏境的荒地划归宋朝为条件与宋朝结好以便借助宋朝力量削弱梁氏母党势力。此事被梁太后得知便召幸臣罔萌讹密谋诱杀李清囚禁秉常于兴庆府外。秉常被囚禁的消息传出后秉常皇族亲党和一些部族领固守堡寨要路与母党对抗。五月夏保泰统军禹藏花麻以秉常失位请宋朝兵征讨并愿作内应。宋朝立即调遣近5o万大军于六月间出动兵分熙河、鄜延、环庆、泾原、河东五路进攻夏。梁太后慌忙点集各监军司兵委大将梁永能总领抵御。宋军五路攻入夏国连连得胜夏军节节败退。梁太后束手无策向群臣问计。一老将说：“不须拒之但坚壁清野纵其深入聚劲兵兴、灵而以轻骑抄其馈运诸军无食可不战困也。”1梁太后采纳老将的意见尽调十二监军司1o余万精兵驻防兴庆府等要冲坚守城堡不断遣精骑袭击宋军馈运断其粮道。宋军刘昌祚部围灵州18天不能破粮饷不继。当宋军兵士处于饥寒交迫之时梁太后令决七级渠水灌宋营兵士被溺而死者无数宋军溃败而逃。其他各路宋军也因粮草断绝先后溃败。 梁太后摄政时期在梁乙埋的支持下一贯奉行穷兵黩武的战争政策。 从乾道元年（1o68）到大安十一年（1o85）梁乙埋死止的17年中梁氏兄妹对宋朝的进攻达4o余次平均每年都有二三次。较大规模的战争如天赐礼盛国庆元年（1o7o）八月梁氏兄妹点集国内7o岁以下15岁以上号称3o万“赍百日粮攻沿边五路”2大举进攻宋朝大顺城大军屯驻榆林距庆州4o余里游骑直至庆州城下造成宋朝“陕右大震”的局面。大安二年（1o76）正月秉常亲政仅仅五年之后大安七年（1o81）又被囚禁梁1《西夏书事》卷25。 2《西夏书事》卷22。 太后重又摄政。八年三月梁太后又点集“河内、西凉府、罗庞岭及甘、肃、瓜、沙州民十人九齐赴兴州议大举”1。令都统军嵬名妹精嵬、副统军讹勃遇领兵数万进攻环庆抄掠淮安镇被宋朝守将张守约合诸路兵掩击夏将败死。同年七月为雪淮安之耻梁太后又点集十二监军司兵及“诸州僧道会于铁牟、天都二山没烟峡、葫芦河诸处各赍五月粮入寇”2大举进攻镇戎军此战获胜。八月进攻宋麟州围神木堡杀宋巡检使高素。九月梁太后又遣统军叶悖麻率铁鹞军攻破宋朝新筑永乐城杀给事中徐禧耀兵于米脂城下三日而还。 梁太后囚禁秉常又与宋朝连年作战使宋朝对夏的“岁赐”与和市两绝。财用困乏物价暴涨民不聊生。梁太后专权引起国人的不满。大安九年（1o83）六月梁太后与梁乙埋商议只好又让秉常复位以缓和矛盾。但秉常复位朝政大权仍然控制在梁氏兄妹手中。梁太后一方面遣使向宋朝称臣纳贡以便重新得到宋朝的“岁赐”；一方面又以索还夏旧有疆土为理由继续对宋朝边地进攻和抄掠。大安十一年（1o85）二月梁乙埋死。在梁太后的支持下梁乙埋的儿子梁乙逋担任国相继续主政。同年十月梁太后病死。太后体弱多病嗜好服药晚年始得孙乾顺十分钟爱常亲自抚育照料。临终时嘱咐秉常：“世受朝廷封爵恩礼备隆。今虽边事未已属纩之后急宜奉遗以进示不忘恭顺之义虽瞑目无憾。”3梁太后死后秉常谨遵母训遣使到宋朝告哀宋朝也遣使臣到夏吊慰、祭奠。 1《西夏书事》卷26。 2《西夏书事》卷26。 3《西夏书事》卷27。 第七十二章夏崇宗崇宗梁太后第一节夏崇宗母党专权夏崇宗（1o84—1139）名乾顺。夏惠宗长子梁氏生。其祖母梁太后晚年得孙十分钟爱常亲自提抱着顾。天安礼定元年（1o86）七月太后和秉常先后去世乾顺即帝位年仅3岁由母后梁氏和舅父梁乙逋共辅政。是年八月改元天仪治平。次年（1o87）正月宋朝遣使册封乾顺为夏国王。天仪治平四年（1o89）七月辽朝也派遣使臣册封乾顺为夏国王。 其时出现了又一次梁氏母党势力专权的局面。梁后与梁乙逋兄妹依仗梁氏家族“一门二后”的威势对内扩大母党势力牢固地控制朝政大权；对秉常旧时亲信和老臣都设事陷害打击排挤。为了缓和矛盾效法前朝仍推行穷兵黩武的战争政策用不断地对宋朝的用兵以转移并缓和国内的危机。从夏大安十一年（1o85）到永安二年（1o99）的13年时间内夏对宋朝动的大小战事达5o余次有的一年内达六七次以上。梁乙逋一边频繁进攻宋朝一边还同宋朝贡使交聘往来不绝。他往往在集兵进攻宋朝时对部下声称：“吾之所以连年点集欲使南朝惧吾为国人求罢兵耳。”1梁乙逋擅权到后来逐渐展到企图控制太后甚至图谋篡夺太后的权兄妹之间展开了一场争夺权力的斗争。天祐民安三年（1o92）十月宋夏环庆之战中梁太后亲自领兵作战不授予梁乙逋的统兵权梁乙逋心怀疑虑与不满遂更加紧了篡权活动。天祐民安五年（1o94）十月梁太后得到了梁乙逋阴谋叛乱的报告她在皇族大臣嵬名阿吴和仁多保忠的支持下逮捕诛杀梁乙逋及其家属。 梁太后消除异己势力亲自掌权挟持年幼的乾顺继续对宋朝用兵。 天祐民安七年（1o96）十月乾顺在其母梁太后的圣命下侍母御驾亲征集兵号称5o万进犯宋朝的鄜延路攻陷金明砦。此战还把掳获的宋俘献给辽。永安元年（1o98）十月梁太后又使乾顺认可由她亲率号称4o万之众与宋朝争夺平夏城（今宁夏固原境）强攻十三日城终未攻下梁太后在粮草缺乏的情况下又遭暴风袭击大败溃逃。又派人向辽求援。永安二年辽道宗看出梁太后擅权专恣已经不得人心不能给予支持遂遣人至夏鸩杀梁太后命乾顺亲政时年16岁。 乾顺执政乾顺借助于辽朝的力量结束了母党专权的局面又依靠辽道宗的扶植亲政。因此乾顺执政后在政治上完全依附于辽朝对宋朝则采取和解政策。永安二年（1o99）二月乾顺出兵帮助辽平息了拔思母部的起义。乾顺希望同宋朝讲和宋哲宗不许。在辽朝出面斡旋的情况下乾顺又处死曾为梁太后策划扰宋边境的嵬保没、■结讹遇二人并遣使向宋朝上谢罪表宋朝才答应与夏议和恢复“岁赐”。永安三年十一月乾顺向辽请婚意在消除1《西夏书事》卷29。 因梁太后之死而造成的夏辽隔阂再次用联姻的方式巩固夏辽关系但辽道宗终未允许。道宗死后天祚帝在位之时夏贞观二年（11o2）六月和三年五月乾顺又两次遣使向辽请婚夏使臣李至忠等对天祚帝一再称颂乾顺：“秉性英明处事谨慎守成令主也。”1辽主才答应了婚事。贞观四年（11o4）三月辽主封宗室女南仙为成安公主嫁给乾顺。 以汉法治国西夏自元昊建国以来一直存在着“蕃礼”与“汉礼”之争毅宗、惠宗两朝经过反复到乾顺时斗争更加激烈。乾顺对高度展的儒家文化与汉族文明十分倾慕他决定在夏大力提倡汉文化以改变西夏的落后风气。永安三年（11o1）他借御史中丞薛元礼之口倡导儒学在薛元礼的上疏中称：“士人之行莫大乎孝廉；经国之模莫重于儒学。昔元魏开基周齐继统无不尊行儒教崇尚诗书盖西北之遗风不可以立教化也”。2因此只有重新提倡汉学才能改变夏的不良风气挽救面临的危机。乾顺采纳了薛元礼的建议下令在原有的“蕃学”之外特建“国学”教授汉学。挑选皇亲贵族子弟3oo人建立“养贤务”由官府供给廪食设置教授进行培养。乾顺尊儒崇佛夏贞观三年（11o3）二月乾顺为母后祈福于甘州（今甘肃张掖）建造宏伟壮丽的卧佛寺。十二年（1112）正式公布按资格任用官吏的办法除“宗族世家议功议亲俱加蕃、汉一等”外对擅长文学的士人“尤以不次擢”给予特别的优待。1乾顺自己也喜欢附庸风雅曾借大臣高守忠宅第后院生长灵芝以为祥瑞百官朝贺之际乾顺作《灵芝歌》与诸大臣酬唱并“勒石志瑞”。有的贵族大臣对乾顺重文轻武的举措不满。其时正逢连年水旱灾荒乾顺命诸臣言得失御史大夫谋宁克任立即上疏对乾顺的重文轻武政策提出看法指出：“既隆文治尤修武备毋徒慕好士之虚名而忘御边之实务也”2。但乾顺不予采纳。 乾顺亲政后吸取前朝外威专权的历史教训努力削夺母党势力。其时梁后亲信嵬名阿吴已死乾顺以统军仁多保忠心怀异志解除其兵权。另一方面又采取分封皇族以巩固帝王权力的措施。贞观三年（11o3）九月乾顺封勇武多谋的庶弟察哥为晋王并让他掌握兵权。元德二年（112o）十一月又封宗室景思子仁忠为濮王仁礼为舒王。仁忠、仁礼兄弟二人通晓蕃、汉文字又擅长诗文乾顺爱其才又授仁忠为礼部郎中仁礼为河南转运使。封大臣嵬名安惠为梁国正献王。 “乾顺盛世” 宋徽宗继位后宋朝起用蔡京为相开始对西夏用兵。夏贞观四年（11o4）五月宋陕西转运使、知延州陶节夫出兵进攻石堡砦夺其粮食窖藏筑城堡以守。乾顺愤然说：“汉家夺吾金窟埚！”进出动铁骑相争夏兵被击1《西夏书事》卷31。 2《西夏书事》卷31。 1《西夏书事》卷32。 2《西夏书事》卷32。 退。六月夏军与宋将折可适战于灵州川又败。十月乾顺遣使向宋朝请和遭到拒绝后被迫集聚四监军司兵力向宋朝泾原等州动进攻包围平夏城又攻镇戎军。从贞观五年至六年宋军多次进攻夏夏军一再被击败。乾顺两次遣使向辽求援辽朝为此遣使向宋朝入贡请求罢兵并请归还所占西夏的土地。贞观六年（11o6）二月迫于辽的压力和权宜之计宋徽宗答应归还崇宁以来所占领的西夏边地与夏议和。但是宋朝权臣蔡京、童贯集团对西夏用兵实行开边以邀功的方针并没有改变在经过七年多的准备之后又重新开始对西夏的战争。从雍宁二年（1115）至元德元年（1119）宋军多次攻入夏宋熙河经略使刘法军深入夏都城兴州、灵州腹心地区乾顺命晋王察哥率步骑万余人迎战夏军奋勇力敌全歼刘法所部宋军死伤数万。夏军乘胜攻破宋统安城进围震武城。元德元年六月乾顺在对宋作战大获全胜的情况下又以辽的名义再次向宋朝请和宋朝被迫接受与夏议和。 其时女真族金国建立南下进攻辽朝攻克辽中京又进至西京。元德四年（1122）三月乾顺派出5ooo兵马援助西京西京失守遂还师。五月乾顺得知辽天祚帝逃入阴山乃遣大将李良辅领兵3万救援与金将完颜娄室战于宜川河畔夏兵大败。七月乾顺遣大臣曹价向天祚帝恭问起居并馈赠粮饷。元德五年（1123）正月乾顺再次出兵救辽被金兵阻击不能前进。五月天祚帝伪降金朝西遁云内州（今内蒙古吐默特左旗）乾顺遣使于夏边境迎驾请天祚帝入夏境。六月天祚帝遣使册乾顺为夏国皇帝且诏命兵救辽。这时金朝也派遣使臣入夏向乾顺提出：如天祚帝逃入夏境应将其擒捕送金；夏如能以事辽之礼事金金允许将辽西北一带地割让给夏。乾顺见辽朝灭亡已成定局为了保全夏国的割据地位遂答应了金的条件。元德六年（1124）三月乾顺向金朝上誓表表示依附于金。辽灭亡后乾顺妃辽成安公主知故国已亡悲痛不已在宫中绝食而死。 元德八年（1126）三月乾顺乘金兵进攻宋朝的机会派兵将原来宋朝在夏边境修筑的城堡6续攻占。他根据金朝对夏的许诺进占天德、云内、武州及河东八馆地带以及宋边境震武城（今陕西榆林境）。又攻占宋朝西安州、麟州建宁砦、怀德军乘胜攻克天都寨围兰州大肆掳掠后撤军而还。不久金将完颜宗弼又派兵强占天德、云内等州乾顺向金朝提出质问。正德元年（1127）三月金朝与夏划定疆界金朝把陕西北部约数千里之地划给夏以此作为天德、云内等地的抵偿。正德二年九月到次年七月乾顺出兵攻占宋定边军（今陕西吴旗境）与德静砦（今陕西榆林境）。大德二年（1136）七月又攻占西宁州（今青海西宁）。三年九月乾顺遣使携带重金到金请求熙、秦河外诸州地归夏金允将乐州（今青海乐都）、积石州（今青海贵德境）、廓州（今青海化隆境）等三州割让给夏国。至此乾顺取得了湟水流域之地夏国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疆域。 北宋灭亡后南宋高宗于夏正德二年（1128）正月及四年正月两次遣使与夏国通好乾顺都无回应并于正德六年（1132）下令停行宋朝所赐历书。八月乾顺听到金朝集兵云中将取川陕的消息恐金将进攻夏国遂遣使至川陕宋朝军中表示愿与宋朝通好。大德三年（1137）四月宋朝知西安州任得敬投降西夏并将17岁的女儿献给乾顺为妃。乾顺擢任得敬为静州防御使。乾顺对任妃非常宠爱于四年八月命御史大夫芭里祖仁持册立为皇后同时升任得敬为静州都统军。夏大德五年（1139）六月初四日乾顺卒。谥圣文皇帝庙号崇宗。 第二节崇宗梁太后崇宗梁太后（？—1o99）夏惠宗秉常后梁氏梁乙埋之女。大安十一年（1o85）二月梁乙埋死其子梁乙逋世袭国相。同年十月惠宗母梁太后死梁乙逋以妹嫁秉常以国舅与国相的身份与梁后把持朝政。梁乙逋与大臣仁多保忠分掌东西厢兵势力相抗猜忌日深秉常约束不了忧愤中死去。次年天安礼定元年（1o86）七月由3岁儿子乾顺继位尊母梁后为昭简文穆皇太后。 乾顺即位改元天仪治平。由于乾顺年幼例由母后摄政朝政大权实际上操在梁太后和梁乙逋兄妹手中。梁乙逋依仗梁氏“一门二后”的威势对内扩大母党势力牢固地控制朝政大权对秉常旧时亲信和老臣设事陷害。为了转移国内矛盾与皇族外戚之间日趋尖锐的矛盾又采用对外战争的办法谋求缓和。从大安十一年（1o85）起到永安二年（1o99）梁太后被杀止的13年中梁太后与梁乙逋对宋朝动的大小战事达5o次以上往往一年内多达六七次之多。如天仪治平二年（1o87）四月借口宋朝筑龛谷砦纵兵入泾原抄掠。五月联合西蕃阿里骨会兵围南川砦又进攻定西城。六月以数千骑攻入秦州围掠陇诺堡。七月梁乙逋假乾顺诏命胁迫卓罗监军司都统军仁多保忠率兵进攻泾原侵扰镇戎军。又约青唐阿里骨等预谋大举进攻宋朝。八月梁乙逋点集十二监军司兵于天都山与梁太后同驾亲领；并约请吐蕃领阿里骨、鬼章等攻宋熙、河、洮等州不胜而还。九月梁乙逋又命仁多保忠率1o万兵入泾原声言将由“国母”梁太后亲驾进攻镇戎军。宋将不敢战夏兵即“四散樵采焚庐舍毁冢墓”1大肆掳掠后被宋军击退。 梁氏兄妹奉行战争政策一方面对宋朝动频繁的进攻一方面还同宋朝保持臣属关系贡使往来不绝为的是探其虚实更重要的是能从宋朝得到“岁赐”。梁乙逋在进攻宋朝时还多次对部下说：“吾之所以连年点集欲使南朝惧吾为国人求罢兵耳。”2他甚至常常在朝中夸耀：“嵬名家人有如此功否？中国曾如此畏否？”3朝中大臣敢怒而不敢言。至是梁乙逋更自命不凡刑赏自专目中无人甚至也不把梁太后放在眼里常常给予制约。于是梁太后兄妹之间展开了一场争夺权力的斗争。天祐民安三年（1o82）十月宋夏环庆之役梁太后亲自领兵作战不授予梁乙逋兵权乙逋十分不满加紧了篡权活动。五年十月梁乙逋阴谋叛乱被大臣嵬名阿吴、仁多保忠等觉在梁太后的支持下仁多保忠等率部众讨杀梁乙逋并诛灭其全家。 乾顺母梁太后是夏国皇太后中少有的穷兵黩武者。梁乙逋生前她同梁乙逋共同领兵作战也经常独自领兵出战。梁乙逋死后从天祐民安七年（1o96）到永安二年（1o99）的短短三年中她亲自动对宋朝的进攻有二十几次。天祐民安七年（1o96）二月梁太后纵兵从绥德进入宋境攻义合堡。三月1《西夏书事》卷28。 2《西夏书事》卷29。 3《西夏书事》卷29。 集万众围塞门砦。十月以5o万大军兵分三路大举进攻宋鄜延路梁太后与乾顺母子御驾亲临阵前督战。永安元年（1o98）十月宋朝在平夏一带修筑城砦以防卫夏进攻。梁太后欲争其地准备点集全国兵力进行争夺。贵族上层也纷纷议论：“唱歌作乐地都被汉家占却后何以堪？”1更加助长了梁太后争战的决心。于是太后调集4o万大军亲自率领自没烟峡疾趋进攻平夏城。为了攻城梁太后督造一种名为“对垒”的战车每次攻城用百余辆载数百人填沟壕而进。夏兵奋力攻城飞石激火昼夜不息。宋朝守将郭成日夜督军固守并乘机袭击夏军夏军死伤万余。攻城至十三日城坚守不下夏军粮草不继又遇天变“一夕大风起西北冲车悉震折众大溃梁氏惭哭剺面而遁”2。 梁乙逋被杀后梁太后掌握了军政大权挟持乾顺继续进犯宋朝边境多次乞兵于辽朝。辽道宗素来厌恶梁太后故累次乞援都不予理睬。其后梁太后在给辽道宗的上表中言辞多有不逊道宗十分恼怒。到永安二年（1o99）正月乾顺已年满16岁但梁太后仍不许他亲政。辽道宗即遣使至夏用毒酒将梁太后毒死。乾顺在辽朝的支持下开始亲政。 1《西夏书事》卷3o。 2《西夏书事》卷3o。 第七十三章夏仁宗任得敬第一节夏仁宗平定叛乱安抚国民夏仁宗（1124—1193）名仁孝。夏崇宗长子元德六年（1124）九月曹氏所生。出世时“异光满室”乾顺妃辽成安公主见后极爱之请名“仁孝”常令保姆抱至宫中爱抚不忍离去。大德五年（1139）六月乾顺卒仁孝时年16岁继立为帝尊生母曹氏和庶母任氏并立为太后。次年改元大庆二月立党项大族之女罔氏为皇后。 仁孝初立夏国生了萧合达叛乱事件。萧合达本辽将领扈从成安公主来到夏国因武勇善骑射乾顺留之从征多有战功赐国姓提升为夏州都统。乾顺背辽附金后成安公主及世子仁爱相继卒萧合达遣人赴西域寻访耶律大石未成遂愤而据夏州城叛。他联络阴山和河东的契丹部族图谋拥立辽朝的皇室后裔恢复辽朝。大庆元年（114o）六、七月间萧合达叛军进围西平府攻克盐州（今宁夏盐池境）直逼贺兰山兴州大震。八月仁孝命静州都统任得敬平叛任得敬出师顺利于十月间迅平定夏州进攻盐州萧合达叛军败逃北奔至黄河口不得渡被任得敬军捕杀。因平叛有功任得敬又提升为翔庆军都统军晋封西平公。大庆二年（1141）六月仁孝又诛杀了图谋叛投金朝的慕洧、慕溶兄弟。同年八月群臣为仁孝上尊号“制义去邪”1。 大庆三年（1142）九月夏国生严重的饥荒粮价飞涨一升米竟卖到百钱。大庆四年（1143）三月都城兴庆府又生强烈地震余震“逾月不止坏官私庐舍城壁人畜死者万数”。2四月夏州生地裂黑沙涌出高达数丈。树木民居被陷没。由于地震、饥荒造成的灾难使党项部民难以生存只有铤而走险举行武装起义反抗朝廷。在这一年的七月间韦州的大斌静州的埋庆定州的竾浪、富儿等部族人民纷纷起义多者万人少者也有五六千人他们攻劫州城州县连连告急。仁孝对面临的灾难和危机采取了有效的措施。他采纳御史大夫苏执义的建议对遭受地震、地裂灾害严重的兴庆府、夏州地区人民凡因灾而死亡二人者免租税三年；死一人免租税二年；受伤者免租税一年。房舍塌毁者令官府帮助修复。同年八月仁孝采纳枢密承旨苏执礼的建议实行赈法对饥荒严重的地区下令诸州官吏视察按灾荒轻重程度使赈济抚恤达于井里。对起义的蕃部仁孝依靠西平都统军任得敬采取武装镇压和收买瓦解相结合的办法逐渐平息了韦州、静州等地起义唯定州竾浪、富儿二族部民据险扼守顽强抵抗达两个月之久。任得敬对蕃部寨民乘夜偷袭终因寡不敌众蕃部起义失败领哆讹被擒后惨遭杀害。 以儒治国1《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2《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仁孝仰慕汉文化他继位之后除着意维持与金朝的友好关系外仍不忘怀与宋朝的交往。人庆元年（1144）五月仁孝遣使赴宋朝贺天申节向宋朝贡献珠玉、金带、绫罗、纱布、马匹等物恢复了同宋朝中断了近二十年的聘使往来。同年十二月又遣使到宋朝贺正旦贡献金酒器、绫罗、纱縠等物意在进一步密切同南宋的交往。宋朝的儒家文化对仁孝具有吸引力。早在这一年的六月仁孝下令在各州县设立学校进学的子弟增至3ooo人比崇宗朝的“国学”人数增加了十倍。仁孝又于皇宫中设立“小学”置教授凡夏宗室子孙自7岁至15岁皆得入学。仁孝与皇后罔氏也经常亲临训导。人庆二年（1145）七月仁孝更模仿宋朝制度建立“太学”他亲自主持“释奠”大礼又给予师生赏赐。同年仁孝下令乐官李元儒参照汉族乐书结合西夏现行制度重新修订国家乐律至人庆五年（1148）五月历时三年始成赐名《新律》。1人庆三年三月仁孝“尊孔子为文宣帝”2下令州郡建立孔庙祭祖孔子。四年（1147）八月仿宋朝制度实行科举正式策试举人立唱名法。又设立“童子科”逐步完善了通过科举选拔官吏的制度。次年三月又建“内学”仁孝亲自选派名儒主持讲学。天盛三年（1151）十二月仁孝委任家学深厚汉文和西夏文字著作丰富的学者斡道冲担任蕃汉学教授。六年九月借与金朝聘使之便遣使向金朝购置儒、佛经典。天盛十三年（1161）正月仁孝于中央机构中设立翰林学士院以王佥、焦景颜等人为学士。五月命王佥等掌管国史纂修李氏实录。十六年（1164）八月仁孝追封西夏文字的创制人野利仁荣为广惠王以表彰他对西夏文化的功绩。仁孝时期是西夏文化的鼎盛时期大量的文化与学术著作问世印刷与出版事业十分达。已现的仁孝时期的雕版印刷书籍有诗歌集《月月娱诗》、谚语集《新集锦合辞》、《圣立义海》西夏文和汉文对照双解辞典《蕃汉合时掌中珠》韵书《文海宝韵》等。 仁孝崇信佛教。天盛十一年（1159）仁孝派遣使者到西藏奉迎迦玛迦举教派的始祖都松钦巴。都松钦巴派大弟子格西藏琐布赍经像到凉州仁孝奉其为上师并组织人力大规模翻译他带来的佛经。仁孝还向西藏粗布寺敬献金缨络、金幢盖等佛塔饰物。仁孝时期佛教展到大规模的校经时期现存的西夏时期佛经中属仁孝时期校经的有《悲华经》、《佛说宝雨经》、《现在贤劫千佛名经》、《大方广佛华严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大宝积经》、《金光明最胜王经》等数十部。乾祐二十年（1189）仁孝派人请来宗律、净戒、玄密国师等在大度民寺举行盛会一次施散西夏文和汉文佛经达15万卷。 修订法典仁孝提倡以儒治国的同时十分注意加强法律制度的建设。天盛年间（1149—1169）仁孝专门组织人员编纂法典在修订旧有法律的基础上新修法典定名《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共2o卷用西夏文刻印颁布通行。这是一部参照唐、宋律令结合西夏实情包括民法、行政法、刑法、诉讼法、经济法、军事法等内容的综合性法典。仁孝在位时期为适应经济和文化飞1《西夏书事》卷36。 2《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展的需要进一步完善朝廷和地方的官制机构和吏治建设。人庆二年（1145）六月仁孝“下诏求直言”。天盛十年（1158）五月设立铸钱机构名“通济监”仁孝命监察御史梁惟忠掌监务所铸有“天盛永宝”钱等。天盛十四年十月仁孝为便于议事和顾问将朝廷行政和军事的脑机关移置于宫廷中。次年五月又颁禁止奢侈的诏令。仁孝重视吏治建设前朝重臣晋王察哥常倚战功作威作福其年七十犹妻妾成群任意抢夺民间宅园。生前仁孝奈何不得察哥死仁孝立即下令将其宅园归还原主。当时担任国相的任得敬之弟殿前太尉任得聪兴庆府尹任得恭二人倚仗其兄之势弄权、受贿。仁孝得到举报即罢其官。仁孝对鲠直廉介的官吏多重用、保护翰林学士焦景颜刚直不阿他在朝中当面怒斥和揭露权相之弟副都承旨任纯忠的奸行得到仁孝的支持并提升焦景颜官兼枢密都承旨。御史中丞公济见任得敬自恃国丈的身份擅权日甚上疏请仁孝罢斥其官。任得敬知此欲借故杀害公济仁孝恐其遭害即令公济致仕归乡。惩办佞臣仁孝对佞臣任得敬的忍让与纵容几乎导致了夏国的分裂和灭亡。任得敬本为宋朝西安州通判投降夏国后献女为妃以镇压夏国蕃部之乱和农牧民起义为进身之阶一路飞黄腾达由防御使、都统军进封西平公。入朝为尚书令中书令任国相更进爵为楚王。其出入仪从几乎与仁孝一样。天盛十七年（1165）五月任得敬图谋篡权分治准备把仁孝安置于瓜州（今甘肃安西）和沙州（今甘肃敦煌）一带自己窃据灵、兴地区把夏国一分为二。于是任得敬开始征民夫1o万大筑灵州城在翔庆军司的驻地修建宫殿。又派出使者携帛书去四川同南宋将领秘密联络。乾祐元年（117o）五月仁孝被迫接受任得敬的分治要求准备将夏国西南路及灵州罗庞岭分归任得敬让他另立王。仁孝在任得敬的胁迫下又派遣左枢密使浪讹进忠、翰林学士焦景颜出使金朝为任得敬请求册封。由于金朝的出面干预仁孝在金朝的支持和援助下与皇族亲信迅采取行动密令其弟仁友等诱捕任得聪、任得仁等。同年八月三十日仁孝设计诛杀任得敬及其族人党羽一举粉碎了任得敬的阴谋并遣使向金朝致谢。乾祐二年（1171）五月仁孝任命斡道冲为中书令不久又升为国相。 附金和宋仁孝在位时期正是辽亡金兴宋室南渡夏国处于金朝的包围之中仁孝采取附金和宋之策。这个时期夏国与金朝聘使往来十分频繁仁孝既要依附于金朝又要显示自己乃一国之主的身份。如大庆二年（1141）六月夏国枢密使慕濬与慕洧兄弟谋叛欲附金国被仁孝得知后捕杀。事后仁孝上表金熙宗告知此事金熙宗责同仁孝专擅之罪仁孝作例行的告谢。又如天盛元年（1149）金海陵王弑熙宗自立金遣告哀使到夏国仁孝不予接见并责问金使：“圣德皇帝何为见废？”金世宗时金朝先后关闭了同夏国的保安、兰州、绥德等榷场仁孝为恢复夏金边市贸易千方百计讨好金朝选派工匠织造“百头帐”献给金世宗。夏国继崇宗之后仁孝也向金朝请求割地。人庆三年（1146）正月仁孝又从金朝割让得到德威城（今甘肃靖远西）、定边军等沿边土地。夏国的疆域包括了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全部甘肃省的大部陕西省的北部内蒙古自治区的西南部青海省的东北部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一部分地区。仁孝时期是夏国疆域最为广阔的时期。夏乾祐二十四年（1193）九月二十日仁孝去世。仁孝在位五十五年寿命七十岁他在夏国皇帝中在位最久寿命最长。谥圣德皇帝庙号仁宗。第二节任得敬任得敬（？—117o）宋朝西安州（今宁夏海原西）通判。夏元德八年（1126）九月崇宗乾顺进攻西安州任得敬率民献城降夏乾顺命权知州事。大德三年（1137）任得敬有女年十七貌美使其弟得聪饰以进献乾顺纳为妃。又擢为静州防御使。 任妃庄重寡言待下宽厚有恩与乾顺曹妃并居相处融洽乾顺对她十分喜爱。任得敬自此蓄意使其女立为皇后常以货财贿赂朝中显贵及宗室掌权者并买通了御史大夫芭里祖仁。为此芭里祖仁向乾顺上疏言立后事疏中言：“古者天子娶后藩国来媵诸侯一娶九女。盖奉宗庙广继嗣阴教之职不可缺中宫之位不可虚也。伏见陛下两妃并立位号相夷而无嫡以统之则势必近争情且生妒岂所以防淫慝塞祸乱乎？今宜择簪绂名家勋庸世族素优才行配合坤仪庶儿上协神祇之心下副臣民之望。”1乾顺向众朝臣征询意见都奉承说门第才德谁也不及任妃。于是于大德四年（1138）八月乾顺命芭里祖仁持册立任妃为皇后。升任其父任得敬为静州都统军。 夏大德五年（1139）六月乾顺死子仁孝继位。仁孝尊任后与生母曹妃并为太后。大庆元年（114o）四月夏国夏州统军萧合达据城叛乱并联络辽朝旧部围攻灵州又攻陷盐州直接威胁都城兴庆府。合达遣人诱任得敬同叛任得敬善待来人尽得其虚实乃向仁孝请兵讨伐夏州。十月任得敬领兵至夏州“阴为部署外示闲暇”麻痹敌人。一日凌晨选精兵3oo突袭夏州捕捉烽卒继以骁骑5ooo疾驰入城尽获萧合达妻孥抚谕兵民开仓赈给。又领兵进攻盐州与从灵州赶来的合达相遇。任得敬挥众接战萧合达兵败北奔至黄河口不得渡被斩级。任得敬以功授以翔庆军都统军封西平公。 大庆四年（1143）西夏生严重的饥荒与地震灾害。威州、静州、定州等地相继暴部民起义。任得敬“遣官抚谕诸盗宥其恶解散余党诸乱渐平”2。对恃险拒守抵抗的部族乘夜兵突袭其寨擒其领安抚其族诸州之乱遂平。任得敬为此居功自傲在镇任意诛杀僚佐不听谏劝。此时任得敬已不甘心屈居州下更图谋入朝参政。人庆四年（1147）五月得敬使人上表请求入觐仁孝欲许御史大夫公济上疏阻止：“窃见戚臣任得敬上表请朝其心盖为干政地也。从古外戚擅权国无不乱得敬虽属懿亲非我族类能保其心之不异乎？惟陛下察之。”1中书令濮王仁忠亦言其不可。任得敬又暗中令任太后授意朝臣为他说项任太后慑于濮王仁忠1《西夏书事》卷35。 2《西夏书事》卷35。 1《西夏书事》卷36。 的威严从不敢在朝中提起此事。人庆五年（1148）仁忠死天盛元年（1149）七月任得敬以金宝珠玉贿赂宗室晋王察哥请促成入朝事在察哥的斡旋下仁孝即令任得敬入朝为尚书令。晋王察哥权倾朝野任得敬百般谄事二人十分相投。此后任得敬越来越受宠于仁孝。次年十月仁孝又进封得敬为中书令。天盛八年（1156）四月晋王察哥死。九月仁孝封任得敬任国相大权独揽无所顾忌；专横跋扈结党营私极力在朝中安插亲信。他安排其弟得仁为南院宣徽使得聪为殿前太尉得恭为兴庆府尹侄纯忠为枢密副都丞旨。得聪、得恭二人倚势弄权贿赂公行秘书监王举弹劾他们被罢了官。朝中大臣也多遭到排挤、打击和陷害。大臣蕃汉学教授斡道冲刚介梗直因得罪任得敬二十年不得志。御史中丞公济因上疏参得敬仁孝恐其被害令致仕归里。任得敬的倒行逆施连其女任太后也看不下去“屡戒不听日以盛满为忧”。天盛十二年（116o）三月任得敬又进爵为楚王出入仪从俨然与仁孝相同。他已经不把仁孝放在眼里对仁孝尊崇儒学十分厌恶。同年十月任得敬上疏仁孝“请废学校”疏称：“经国在乎节俭化俗贵有权衡。我国介在戎夷地瘠民贫耕获甚少。今设多士以任其滥竽糜廪禄以恣其冗食所费何资乎？”“望陛下一切罢之。”仁孝不予采纳。 任得敬欲谋篡权先进行分裂活动。天盛十七年（1165）五月他役使民夫1o万大肆修建灵州城以翔庆军监军司署为基础营建新的西平宫殿。欲以仁孝安置瓜、沙一带自己窃据灵、夏腹心之地。时逢盛夏溽暑役夫劳累不堪怨声载道。 任得敬分裂夏国采取各种方式试探金朝的态度。天盛十八年二月任得敬以旧属夏国庄浪族之陇逋、庞拜二门违命作乱向金朝告知将出兵讨灭金世宗不许。十月任得敬出兵袭击归附金朝的庄浪族吹折、密臧二族并掳其人畜、财物。次年三月夏国遣使贺金朝万春节以得敬弟武功大夫任得仁为贺节使意在了解金世宗对袭击庄浪族的反应。同年十二月任得敬生病仁孝遣使到金朝为任得敬请医治病。金世宗派医治愈后仁孝遣谢恩使任得聪至金致谢任得敬亦附表进礼物致谢。金世宗洞悉任得敬附表进物之意对夏国使臣说：“得敬自有定分岂宜紊越！”1遂辞谢不受。任得敬已知金朝不可依靠又于天盛二十年（1168）五月遣密使至四川约宋宣抚使虞允文兵夹攻西蕃以为己助。七月任得敬再以帛书约四川出兵时为夏兵所获仁孝疑其有异密献于金。 任得敬的篡权计划已迫在眉睫乾祐元年（117o）四月任太后死任得敬已无所顾忌。五月在任得敬的胁迫下仁孝允许“分国之西南路及灵州罗庞岭与得敬自为国”2并遣左枢密使浪讹进忠、翰林学士焦景颜到金朝为任得敬请求封册。焦景颜抗疏求罢行仁孝不许。 夏国使臣到金国金世宗知仁孝为任得敬所迫对夏使和朝中大臣说：“有国之主岂肯无故分国与人此必权臣迫夺非夏主本意。况夏国称藩已久一旦迫于贼臣朕为四海主宁容此耶？若彼不能自正则当以兵诛之不可许也。”1退还夏国贡物赐仁孝诏书诏书中称：“今兹请命1《西夏书事》卷37。 2《西夏书事》卷37。 事颇靡常未知措意之由来续当遣使以询尔。”1任得敬知封册不得始有惧心与弟任得仁、任得聪等密谋应变。仁孝此时恃金为助也暗中聚兵于乾祐元年（117o）八月三十日讨杀任得敬诛其党羽。遣使到金朝奏报。次年十一月在外驻镇的任得敬侄任纯忠逃往金国北境被当地部族杀死。外戚任得敬的阴谋彻底失败。 1《西夏书事》卷37。 第七十四章夏桓宗夏襄宗第一节夏桓宗安国养民附金和宋夏桓宗（1177—12o6）名纯祐。夏仁宗长子章献钦慈皇后罗氏生。 乾祐二十四年（1193）纯祐即帝位时年17岁。纯祐继位后大体奉行仁宗时期的方针实行附金和宋之策。夏和金朝聘使往来不绝天庆元年（1194）纯祐受金朝册封为夏国王。天庆四年（1197）在纯祐的请求下金朝允许复置保安、兰州二地榷场与夏国互市。天庆七年（12oo）正月纯祐因母罗太后患头中风疾病不愈遣武节大夫连都敦信等到金朝贺正旦时附奏向金朝求医。金派遣太医时德光、王利贞到夏国为罗太后治病并赐给药物。天庆八年十一月金夏生边界纠纷因金斩叛官耶律德寿后恐其余党复扰故集民夫疏浚连接夏国的边界濠堑纯祐因金犯界事十分震怒遣使提出责问金朝对此置之不理。 纯祐生性仁慈恭俭承父遗训治国有方。朝中大臣多耿介清廉之士。 天庆二年（1195）九月纯祐遣大臣宋克忠、吴子正到金朝贺天寿节金抚向使向夏使索贿遭到严正拒绝。夏国御史大夫、宗室嵬名世安一生廉洁清正刻苦自励。房舍简陋仅可遮蔽风雨。天庆三年十二月仁宗族弟仁友病死。仁友在粉碎任得敬篡权分国阴谋中有功进封为越王。仁友子安全生性残暴阴毒怀有野心。他向纯祐上表以其父的功绩请求承袭越王爵位。纯祐深知安全的品质为人不许其袭王爵反而降封他为镇夷郡王。安全由失望而生怨恨。他在皇后罗氏的纵容下逐渐把持朝政并图谋篡夺皇位。朝中大臣敢怒不敢言。南院宣徽使刘忠亮品质端庄处事以国事为重。他每见镇夷郡王干预朝政即义正辞严斥之决不妥协。安全以甜言蜜语拉拢他都遭到刘忠亮的严正拒绝。他预感到安全必将篡位在他自觉不久于人世时对其子思义说：“吾不能为国纾难负恩多矣宜布衣入棺以志吾恨。”1刘思义谨遵父亲遗命并从此不再做官。 纯祐治国颇重文教朝中多俊逸之士。天庆十年（12o3）三月纯祐于国中科举策士宗室齐王彦忠之子遵顼为进士唱名第一诏令其嗣齐王爵不久又擢大都督府主他就是后来的夏神宗。凉州人权鼎雄于天庆中举进士以文学知名于世纯祐授他翰林学士。安全篡位后弃官隐居不出。其时朝中有高氏三兄弟品德才学俱佳曾多次被纯祐派遣出使金国不辱使命金人号为“三俊”。 无力抵抗蒙古军纯祐时期蒙古部族兴起于北方草原蒙古部贵族铁木真的迅强大构成对夏国北方的严重威胁。天庆十二年（12o5）铁木真率领的蒙古军第一次向夏国动进攻。三月铁木真借口夏国收纳了蒙古逃人亦刺哈桑昆率兵攻入河西破夏国力吉里寨。并纵兵至瓜、沙诸州进行掳掠。四月蒙1《西夏书事》卷39。 古军在退兵时经过落思城又大掠人口、牲畜而去。纯祐对蒙古军的突然进攻束手无策只得任其蹂躏。待蒙古大军撤退后纯祐庆幸危机已过于是下令大赦。修复经过战争被毁坏的城堡改都城兴庆府为中兴府表示夏国经过大难之后必将中兴。同年十一月纯祐听到蒙古军进攻金国与金将河东监军完颜天骥相持不下即领兵也进入金境行数日一无所获后得报金兵被蒙古军击败遂遣兵救援知力不胜撤兵而还。 天庆十三年（12o6）正月二十日长久以来图谋篡位的镇夷郡王安全与纯祐的生母罗太后合谋动宫廷政变废黜了纯祐安全自立为帝改元应天元年。三月纯祐暴卒于宫中死因不明终年3o岁。谥昭简皇帝庙号桓宗。 第二节夏襄宗废主自立夏襄宗（117o—1211）名安全。仁宗族弟越王仁友之子。仁友处事深沉有器度颇得仁孝重用初封郡王。任得敬擅权误国仁友深自韬晦口不言国事。及仁孝谋诛任得敬奉命诱执任得聪、任得仁等党羽以功封越王。天庆三年（1196）十二月越王仁友卒安全上表桓宗诵赞先父之功意在嗣越王爵。纯祐知安全之品质为人不许封爵且降封为镇夷郡王。为此心怀怨恨因得纯祐生母罗太后之庇护常干预朝政并图谋篡夺皇位。天庆十三年（12o6）正月二十日安全在罗太后的支持下废黜纯祐自立为帝改元应天。对于夏国的宫廷之变金朝一直保持着沉默。应天元年（12o6）六月罗太后遣御史大夫罔执中奉表赴金朝表中称“纯祐不能嗣守与大臣议立安全”请求金朝给予册封。金章宗为此遣使赴夏国询问罗太后关于废立之事罗太后再次上表于金朝多方饰情请颁封册。至七月间此时纯祐已死安全篡位既成事实金朝顺水推舟遣使到夏国正式册封安全为夏国王。安全以隆重礼仪接待金封册使。此后金夏保持和好关系聘使往来不绝。 附金抗蒙安全在位期间由于蒙古兴起并犯夏国初行附金抗蒙之策。应天二年（12o7）秋成吉思汗得知安全废主自立的消息即兵进攻夏国破兀刺海城（今甘肃张掖东）四出掳掠。安全调集右厢诸路兵马抵抗。成吉思汗见夏国兵势尚盛不敢继续深入。又因粮草不继于次年二月撤退。 应天四年（12o9）三月成吉思汗再次率军从黑水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境）北兀刺海关口攻入夏国。安全命皇子承祯为主帅大都督府令公高逸为副帅领5万兵抗击。夏兵抵挡不住蒙古军的勇猛冲杀大败溃逃。副帅高逸被俘拒不投降以身殉职。四月蒙古大军再攻兀刺海城夏守将不战而降。夏将太傅西壁氏率亲军与进入城中的蒙古军巷战力屈被俘。七月蒙古军进围中兴府外卫之克夷门（今银川西北）安全派大将嵬名令公领兵5万抵御蒙古军。嵬名令公借地形之利命令部队自山坂急驰而下冲击蒙古军两军相持长达两个月之久。蒙古军设伏兵诱夏军出战夏兵中计败溃嵬名令公被俘被囚禁在土牢中。蓬垢面日食粗粝而气节凛然。成吉思汗多次派人劝降嵬名令公坚持不屈。直到一年以后安全投降蒙古嵬名令公才被放还夏国。 蒙古大军攻破克夷门后迅围困夏国都城中兴府。安全亲自督促将士登城守御。蒙古军久攻城不下至九月间天降大雨河水暴涨成吉思汗派兵筑坝引河水灌城城中百姓淹死甚众情势十分危急。安全派人向金朝告急求援。金朝大臣多以“唇亡齿寒”之义劝章宗出兵救援与夏国联合夹攻蒙古军。金章宗则以“敌人相攻吾国之福何患焉？”1拒不出兵。到十二月间因河水久灌中兴府城墙将溃圯。蒙古军所筑的拦河堤坝也多决塌水势四溢城外几成泽国蒙古军也无处安身才退走。成吉思汗遣被俘的夏国兀刺海守将西壁讹答到中兴府招降。安全走投无路只得献女向成吉思汗求和。 蒙古退兵后安全对金朝于夏国危难之时不出兵援助耿耿于怀想寻找机会报复。皇建元年（121o）八月安全派遣万余骑兵攻打与夏国交界之金葭州（今陕西佳县境）。夏金关系正式宣告破裂。夏金联盟的破裂使蒙古军得到各个击破的机会。夏国正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皇建二年（1211）五月新兴的黑塔坦国王白厮波起兵进攻夏国河西州郡安全亲自领兵迎战兵败又丢失公主遂遣使请以臣礼事塔坦王兵才退走。夏国累经兵事国势已十分衰落就在这一年七月初三日夏国又一次生了宫廷政变齐王遵顼废黜了安全继立为帝改元光定。安全被废一个月后八月五日也不明不白地死去。终年42岁。谥敬穆皇帝庙号襄宗。1《西夏书事》卷4o。 第七十五章夏神宗夏献宗夏末帝第一节夏神宗附蒙攻金夏神宗（1163—1226）名遵顼。夏宗室齐王彦宗之子。年少好学年长博通群书工于篆隶。夏天庆十年（12o3）三月桓宗纯祐实行科举策士遵顼以“廷试进士唱名第一”得嗣齐王爵不久又擢升大都督府主统帅军队深得纯祐赏识和重用。安全废纯祐篡位夏国面临蒙古军压境的危机。皇建二年（1211）七月遵顼动宫廷政变废黜安全自立为帝改元光定。时年49岁。 遵顼继位后一改桓宗时附金抗蒙的国策从开始攻金进而附蒙攻金并企图乘蒙古进攻金国的时机掳掠财物扩张领土。遵顼称帝伊始不但不按例遣使向金朝求册封反而立即出兵万骑攻打金朝的东胜城（今内蒙古托克托）金兵赶来救援夏兵退走。十一月遵顼乘蒙古军围攻金中都之时派兵攻入金朝的泾、邠二州进围平凉府（今甘肃平凉）当听到金朝已有防备并有援兵即将赶到遂匆忙解围而去。 光定二年（1212）正月遵顼向金朝派遣贺正使似有刺探虚实之意。 按照旧例夏使至金金允夏使于会同馆互市。夏使与金贵戚交易之事被金监察御史聂天骥奏知金卫绍王交易被禁并令夏使回。其时金已处于两面受敌的危急之中此次见遵顼派遣贺正使即于三月间也派遣使臣到夏国赐遵顼封册以求缓和与夏国日趋紧张的关系。遵顼对金赐封册未作出反应之前又一次出兵进攻金葭州被击退后乃于十二月间才遣使臣到金谢封册。 光定三年（1213）六月夏兵攻破金保安州围庆阳府杀州刺史与知府。八月又攻破金邠州降其节度使金朝驸马乌林答琳。十一月遵顼得知金卫绍王完颜永济被弑国中已乱遂出兵攻金会州夏兵于窄土峡、东关堡两战俱败。十二月遵顼出动数万骑兵攻破金巩州俘巩州节度使夹谷守中执而西进围平凉使守中谕降不从杀之。光定四年（1214）七月遵顼令左枢密使、吐蕃路招讨使万庆义勇遣吐蕃僧减波把波等赍蜡书二丸到南宋西和州（今甘肃和县境）岩昌砦约请宋制置使董居谊出兵夹攻金朝被董居谊拒绝。八月遵顼先令在夏国居住的金人乔成带信给金宣宗请制止金朝边吏侵掠夏国。宣宗知其为寻衅之言不予理睬。遵顼遂出兵攻金朝庆、原、延安诸州。十一月遵顼应金叛人程陈僧之请求出兵3ooo赴兰州救援。光定五年（1215）正月夏兵进入金境内武延川掳掠金境边吏也派兵扰夏境以为报复。遵顼借此机会遣兵攻金环州（今甘肃环县）。金宣宗害怕事态扩大立即下令对肇事者治罪。但遵顼不肯罢休出兵围金积石州（今青海贵德）城未能攻下接着又进攻环州。九月再次出兵援助金国叛人程陈僧与金兵多次作战互有胜负。破金西关堡。围第五将城。十月夏军攻金保安不下再攻延安又败乃集右厢精兵8万破金临洮府（今甘肃临潭境）退兵不守又转攻绥德境内之克戎、绥平诸地与熟兰砦。十二月遵顼派兵和金国叛将程陈僧一起再攻临洮府遭到金兵痛击又围定羌州再败。光定六年（1216）五月遵顼派工兵潜入金来羌城界河在此修筑折桥以便于攻来羌城桥修成后被金兵焚毁。又遣细作陈岊入金探虚实欲再攻临洮、巩州（今甘肃陇西）以图长安陈岊被金将抓获。七月金朝主动出兵怀安砦与环州兵分两路攻夏遵顼点集军队待命令不与金军作战金军恐有诈也下令勿轻进仅以少数兵偷袭阿弥湾夏军被杀数百人。八月夏军攻金安塞堡败；又战于鄜州之仓曲谷复败；三战于车儿堡再败。遵顼经数战不胜即遣人联络蒙古军队合兵攻打金延安、代州等地并攻陷潼关。十一月遵顼遣兵4万余骑围攻金定西城金兵奋力抵抗夏军死2ooo余人失马匹辎重无算。金朝连连遭到夏国进攻忍无可忍于这年十二月分兵两路起反攻。一路进入夏国的盐、宥、夏诸州；一路进攻威、灵、会等州。遵顼分道迎战金兵被阻不能前进。 当蒙古军对金国动进攻时夏光定七年（1217）正月遵顼以附蒙之国应征派兵3万骑随蒙古军进攻金平阳府（今山西临汾境）。金兵顽强抵抗蒙古军大败。夏于退兵时途经宁州（今甘肃宁县）被金将伏击也大败逃归。遵顼却不甘失败又重振旗鼓于五月间围金大北岔被击败。六月遵顼出兵赶赴兰州接应金叛将李平。七月又攻金黄鹤岔转围羊狼砦。九月夏军在马家平遭到金兵的袭击遵顼又遣兵攻掠绥德克戎砦。其时遵顼对金军的作战非败即无功而退；另一方面受蒙古军的役使征调疲于奔命。这时正逢蒙古大军西征花刺子模再次向夏国征兵。夏国经连年用兵兵民厌战朝议不愿再随蒙古军出征。这一年十二月成吉思汗亲率大军渡黄河进攻夏国迅围困都中兴府城破在即。遵顼见都城不保夏国危亡遂命太子德任守城自带亲随扈从逃奔西凉暂避。同时遣使臣向蒙古军请降。直到蒙古大军退走遵顼才又返回中兴府。经过这一次事变遵顼深感蒙古是夏国的最大威胁。由一意攻金改变为时而联金抗蒙时而联宋抗金的灵活外交政策以求自保。 联金抗蒙到联宋抗金光定八年（1218）二月遵顼重用主张联金抗蒙的秘书监苏寅孙擢升为枢密都承旨做出亲金抗蒙的姿态。三月遵顼写信给金朝请恢复绥德、葭州边境贸易与金重新和好。金宣宗以遵顼反复无常未允。遵顼因金不许互市立即勾引蒙古军由葭州犯金鄜、延二州被金兵击败。七月又攻金龛谷砦不胜。十一月夏国驻屯在质孤堡的军队遭到金军的偷袭。遵顼联金行动处处碰壁又想到与宋朝联盟共图金朝。光定九年（1219）二月与光定十年正月遵顼两次派枢密招讨使宁子宁到四川约请南宋方面出兵夹攻金。南宋利州路安抚使丁焴两次回信同意同夏国联兵抗金但都未能按期出师。就在这段时间内遵顼也未曾停止对金国的进攻先后出兵攻破金通秦砦、通秦堡及威戎砦、镇戎军、新泉城等堡寨要塞。金兵也乘夏国无备之时攻夏国隆州、破宥州、围攻神堆府（今陕西靖边境）。同年五月遵顼终于收到了宋四川安抚使安丙的复信定议宋夏同时出兵夹攻金国。八月遵顼如约出师遣兵万人攻破金会州金守将乌古论世显投降夏国。金宣宗命陕西行省与夏国议和被遵顼拒绝。九月又兵3万破西宁州围定西城。紧接又遣枢密院使宁子宁与大将嵬名公辅领兵2o万进攻金事重镇巩州城久攻不下宁子宁即派人入四川催促宋军出兵。宋宣抚使安丙命利州副都统程信督促张威、王仕信分道进兵攻克来远、盐川两镇及定边城与夏军会师于巩州城下。两军商约夏军野战宋军攻城。城仍久攻不克。两军死伤以万计只好退兵。在撤退途中夏军被金兵伏击伤亡甚众。十月宋将安丙再约夏军攻秦州遵顼惧于巩州之败不肯出兵安丙率军撤回利州。 重走附蒙攻金之路光定十一年（1221）三月蒙古军木华黎部由东胜州渡过黄河进攻夏国河西诸城堡夏国守将无力抵抗纷纷投降。面对蒙古大军压境遵顼急忙派监府塔海设宴款待蒙古将领并派塔哥甘普等率兵5万归木华黎指挥随蒙古军进攻金国。遵顼至此又回到附蒙攻金的老路上来。九月遵顼遣百余骑突入宋凤州欲强行邀宋将出兵攻金被宋将拒绝。十月蒙古将木华黎与夏将塔哥甘普引兵取金葭州进攻绥德破马蹄、克戎两寨。十一月攻安塞堡不克。十二月遵顼得报金宣宗将调集1o万大军进攻夏国兴、灵二州便先制人征兵数十万分三路进攻金朝使金边境地区遭到严重破坏。次年正月遵顼攻破金大通城逾月又被金兵收复。三月与金兵战于永木岭也未能取胜。六月蒙古将木华黎和右都监石天应率兵攻金陕西诸州向夏国借道遵顼立刻答应许其自东胜渡河进兵。九月夏攻克金德顺城。十一月蒙古将石天应约夏国出兵攻延州石天应与金兵作战败死于河中。十二月蒙古军再次约夏国出兵由河中葭州攻金陕西至质孤堡再次被金兵击败。光定十三年（1223）一月蒙古将木华黎进军凤翔遵顼又征1o万兵随蒙古军攻城金兵勇猛出击夏兵见势不可挡不告蒙古自撤兵而去。 遵顼昏愦无能却又刚愎自用附蒙攻金的政策步步失败一再误国。朝廷中以太子德任为竭力反对遵顼的错误政策。光定十三年（1223）四月遵顼令太子德任领兵进攻金朝德任不愿受命并进谏道：“彼兵势尚强不若与之约和。”遵顼笑着说：“是非尔所知也彼失兰州竟不能复何强之有？”1德任再三谏阻无效请求罢除自己的太子位允其出家为僧。遵顼恼羞成怒下令将德任软禁在灵州另遣将领兵攻金。 夏国累经战争兵员消耗财用匮乏处于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在这一年的五月夏国都城中兴府及灵州等地生严重春旱颗粒无收出现“饥民相食”的惨状。遵顼仍不顾百姓的死活继续准备要全力对金朝作战。在调集军队已经很困难的情况下遵顼仍于六月间乘金朝疏于防备之机调遣万人攻金陇安军。七月攻克金积石州。十月占领积石州的夏军遭到蒙古军的围困和抄掠以报凤翔之役夏军不辞而别之恨。因蒙古军闻金兵图其后才解围而去。蒙古兵退遵顼还不引以为戒又征集十二监军司的兵马准备孤注一掷进攻金巩州。御史中丞梁德懿上章谏阻痛陈遵顼误国的举措：“国家用兵十余年田野荒芜民生涂炭虽妇人女子咸知国势濒危。而在廷诸臣清歌夜宴舌结口钳。太子以父子之亲忧宗社之重毅然陈大计献忠言非得已也。一旦位遭废斥身辱幽囚宜乎？天垂变异岁告灾祲。臣望主上抚恤黎庶修睦邻邦召还青宫复其储位庶几臣民悦1《西夏书事》卷41。 服危者得安。”1遵顼对梁德懿的慷慨陈词十分反感当面给予痛斥令他辞官退休。 被迫退位遵顼反复无常的行为已失去蒙古成吉思汗对他的欢心与寄托多次遣使到夏国责令他退位。光定十三年（1223）十二月遵顼在蒙古军的威逼下被迫将皇位传给次子德旺改元乾定。遵顼做了夏国历史上唯一的太上皇。夏乾定四年（1226）遵顼死终年63岁。谥英文皇帝庙号神宗。 第二节夏献宗改附蒙为抗蒙夏献宗（1181—1226）名德旺。夏神宗次子。其兄长太子德任因反对神宗攻金之国策被囚禁于灵州。光定十三年（1223）神宗在夏国处于内外交困中被迫禅位给德旺。 德旺继位于夏国危难之际同年十二月改元乾定。即位之初立即改变神宗的附蒙政策试图对抗蒙古。乾定二年（1224）二月德旺听到成吉思汗率领蒙古军征西域未回遂遣使联络漠北未被蒙古征服的部落结为外援以共同抗击蒙古。当成吉思汗征西域回来听到夏国对蒙古有“异图”的消息决定调集大军再征西夏。五月成吉思汗亲率大军进攻夏国的沙州（今甘肃敦煌）遭到沙州守将籍辣思义的顽强抵抗沙州城坚守一月余不下。成吉思汗又遣将分兵攻银州（今陕西米脂境）。九月银州被攻破夏兵战死数万夏将塔海被俘牛羊物资被掳掠无算。在强敌蒙古军入境的危急时刻德旺接受右丞相高良惠的建议于十月间遣使奉表愿与金朝修好以为后援。但这一决定为时已晚银州失守后漠北未被征服诸部也已溃散被围困的沙州城在军民坚守半年之后城中牛羊马驼都被宰杀食用殆尽。德旺只得遣使到蒙古军中请降并答应以“质子为信”蒙古军才撤回包围沙州的军队。 乾定三年（1225）三月成吉思汗因德旺未如约遣质子派大臣孛秃到夏国问罪德旺仍犹疑未决。右丞相高良惠进言道：“两国相交忠信为主彼强吾弱势难背言。宜择宗室之贤者加以王号锡以车旗俾结蒙欢庶几稍纾国患。”德旺对此言不以为然说道：“我方修好金源共支北敌。任子一往受其束缚后悔何追？”枢密使李元吉也力劝德旺守信陈述利害：“蒙古虎狼虽恭顺不违犹恐咆哮其性。若反复无恒是自启兵端也。况金势浸衰自守不支焉能济我耶？”德旺仍不听依旧不遣质子把蒙古使臣敷衍遣回。1整饬国政联金抗蒙蒙古使臣孛秃走后德旺加强整饬国政与联金抗蒙的一系列举措。同年1《西夏书事》卷41。 六月德旺于国中求直言。殿中御史张公辅向德旺上疏陈说整顿国事的七项意见：一曰收溃散以固人心；二曰坚盟信以纾国难；三曰修城池以备守御；四曰明军政以习战守；五曰联烽堠以立应援；六曰崇节俭以裕军储；七曰观利便以破敌势。1概而言之就是要增强国力联金抗蒙。德旺对张公辅的上疏十分赏识擢升他为御史中丞。 乾定三年八月德旺派遣吏部尚书李仲谔南院宣徽使罗世昌尚书省左司郎中李绍膺等赴金朝与金朝订立和约。和约主旨是：金夏为兄弟之国夏朝以兄事金国；两国各用本国年号但金朝不向夏国赐岁币等。从此夏金重归于好。十二月德旺遣徽猷阁学士李弁赴金朝要求恢复双方互市在几经周折之后才签订互市协议。这一年十二月德旺向金国派出了因金夏构兵中断多年的贺正旦使。 德旺联金抗蒙对挽救夏国的危亡实际上已经是无济于事了。因为其时金朝也处于亡国的前夕兵虚财尽民怨尚自顾不暇根本无力援夏抗蒙。夏臣南院宣徽使罗世昌出使金朝回到夏国后多次对德旺说金朝援助不足恃要靠夏国自强。这时德旺又收留了成吉思汗的仇敌乃蛮部屈律罕子赤腊喝翔昆。罗世昌力谏德旺不听。罗世昌遂请求致仕归里。世昌家居银州已被蒙古军占领只好流落龙州（今陕西志丹境）知夏国将亡著《夏国世次》2o卷藏于家。 乾定四年（1226）二月成吉思汗亲率大军1o万从北路进入夏国境度沙碛深入河西攻破黑水城。四月蒙古军为避暑驻兵于肃州（今甘肃酒泉）北之浑垂山。五月招降肃州不下破城后尽屠城中军民。六月甘州被围蒙古军使人招降夏甘州守将曲也怯律副将阿绰等36人杀曲也怯律和蒙古军使人率城中军民浴血抵抗。城被攻破阿绰等人以身殉国。七月西凉府（今甘肃武威）又被攻破夏守臣斡扎箦战败投降。蒙古大军所到之处势如破竹城邑崩溃人民逃亡夏国危在旦夕。这时德旺惊忧交加已束手无策。继五月间神宗遵顼死后德旺也忧悸病亡。终年46岁。庙号献宗。第三节夏末帝夏末帝（？—1227）名睍。献宗德旺弟清平郡王之子生年不详。后封南平王。乾定四年（1226）献宗死被拥立为帝。继位后立即遣使赴金朝报哀以求取得金朝支持。金遣使赴夏国吊祭并把以前作战中掳掠的夏国人口遣还夏国。 其时蒙古大军分东、西两路向夏国都城中兴府逼进。八月蒙古军西路越过沙陀（今宁夏中卫）抢占了黄河九渡攻陷应里。十月蒙古东路军又攻破夏州。于是两路夹击形成钳形攻势指向夏国腹地都城中兴与灵州地区。十一月成吉思汗亲率大军围攻灵州末帝睍遣大将嵬名令公带领1o万兵马往救灵州。成吉思汗的骑兵在结冰的黄河上面驰骋冲杀战斗十分激烈夏军遭到惨败夏将佐里等战死灵州失守兀纳刺城也被蒙古军攻克。灵州城守将为神宗前太子德任被蒙古军俘虏坚贞不屈被处死。德任子惟忠年方7岁见城破父亲被杀也求从死蒙古将不忍杀害而留其性命。十二月蒙古军攻克盐州川四处搜索烧杀抢掠夏国居民幸免于1《西夏书事》卷42。 难者“百无一二白骨蔽野数千里几成赤地”1。成吉思汗攻取灵、盐二州后又遣大将阿鲁术督军进围中兴府。末帝睍遣兵驻扎于合刺合察儿地与蒙古军英勇作战两军相持不下蒙古军为此作长期围困中兴府的打算。末帝以中兴府被围事遣使赴金国请停止两国聘使往来。但转年夏宝义二年（1227）正月金哀宗却出乎意料地向夏国派来了贺正旦使节。夏国正忙于守城的军务使接待金使“馆燕皆不成礼”2。 夏宝义二年（1227）二月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大军南下渡黄河攻入金积石州随后又破临洮府及洮、河、西宁三州。其时夏国正处于“春寒马饥人瘦兵不堪战”境地。末帝睍忽听说蒙古军士有数万人患疫病欲乘机偷袭。后又得报蒙古将耶律楚材用攻破灵州时缴获的大黄治病使蒙古军无恙夏兵遂不敢出。三月蒙古军再次进攻沙州成吉思汗遣大将忽都铁木儿先招降州将州将伪降宰牛置酒犒劳蒙古军暗中设伏兵以待。忽都铁木儿险些被俘脱险后率蒙古军反攻沙州陷落。 末帝睍被围困在中兴府中眼看城被攻破国势濒危一筹莫展。他召来三朝老臣右丞相高良惠委以国事。高良惠“内镇百官外厉将士”坚守都城自冬入夏昼夜亲自巡逻。部属官吏都劝他保重他感叹地说：“我世受国恩不能芟除祸乱使寇深若此何用生为？”1终因年事已高劳累过度而死。末帝睍三次到他的灵前痛哭中兴府城中一片悲泣之声。 就在这一年的五月间成吉思汗回师隆德（今宁夏西吉境）因天气炎热到六盘山避暑。他见夏国已孤立无援还不出降就派御帐前千户察罕赴中兴府向末帝谕降又一次遭到拒绝。六月夏国又生了强烈地震宫室房舍塌毁瘟疫流行。被困已坚守半年之久的中兴府已是粮尽援绝；军民因患病无治已完全丧失了抵御和作战能力。末帝睍处于山穷水尽只好携同夏国的大臣李仲谔、嵬名令公等文官武将们奉“图籍”向蒙古军请降但提出宽限一个月的请求“以备贡物迁民户”而后亲“自来朝谒”。成吉思汗答应了末帝的请求。这时成吉思汗已患重病驻跸在清水县（今甘肃清水）西江养病。成吉思汗闻知夏国将献城投降立下遗嘱：他死后暂秘不丧以待末帝献城投降。宝义二年（1227）七月成吉思汗死于清水县行宫末帝睍献城出降皇室举族也随蒙古军晋谒行至萨里川都被杀害。蒙古军进入中兴府后夏国亡。 1《元史》卷1《太祖纪》。 2《金史》卷17《哀宗纪》。 1《西夏书事》卷42。 第七十六章金太祖1第一节起兵反辽金太祖（1o68—1123）即完颜阿骨打后改汉名旻。按出虎水（今黑龙江哈尔滨东南阿什河）女真完颜部人。完颜阿骨打开始活动在历史舞台上正是女真族由氏族制向奴隶制急剧转变的时期也是统一的女真族形成的时期。女真人完颜部自始祖函普以来历代祖先世为领。11世纪初昭祖石鲁时完颜部已形成为一个强大的部落并逐渐联合周围女真诸部组成部落联盟。阿骨打的祖父景祖乌古逎任联盟长时接受辽朝加给的“节度使”称号。阿骨打之父劾里钵、叔父颇剌淑及盈歌继任联盟长后东征西讨女真部落联盟日渐巩固和强大。 阿骨打是劾里钵的次子。史称他从小就力气惊人“甫成童即善射”。辽使曾见他张弓射群鸟连三皆中惊称为“奇男子”。既长状貌雄伟沉毅寡言笑而有大志。23岁初随父出征围攻窝谋罕城（今吉林敦化额穆镇东南）他身披短甲免胄马不挂甲在阵前行围号令诸军初露锋芒。颇剌淑任联盟长时纥石烈部麻产据直屋铠水招纳亡命拒不听命。阿骨打与兄乌雅束受命讨平之阿骨打并亲获麻产献馘于辽辽因其战功授阿骨打为“详稳”。盈歌任联盟长时阿骨打率军追杀温都部跋忒、破留可城、取坞塔城、伐萧海里战功赫赫。从此成为联盟领导集团中掌有军事实力的重要一员。 乌雅束继任联盟长后女真社会分化日渐严重。乌雅束七年时即辽乾统九年（11o9）女真地区生灾荒饥民四处流徙贫者难以为生卖妻鬻子以偿债强梁者纷纷上山为“盗”。面对这一局面欢都等人为安定当时的局面提出施以重法“为盗者皆杀之”。阿骨打则表示反对“以财杀人不可财者人所致也。”民之为“盗”是由于无法生存。因而提出“减盗贼征偿法为征三倍”；三年内不准催债三年后再议。乌雅束采纳了他的提议施行后使贫者得以生存缓和了社会内部矛盾既避免了女真贫苦部民的破产又保证了兵力来源联盟更加巩固壮大。 阿骨打杰出的军事才能是在女真族的反辽战争中显示的。 辽天庆三年（1113）乌雅束病故阿骨打继任联盟长称“都勃极烈”。次年六月辽授以“生女真部族节度使”称号。阿骨打未嗣位前在同辽的来往中已显示了他的才能。如他的父亲劾里钵临终前说过：“乌雅束柔善惟此子（指阿骨打）足了契丹事。”阿骨打继任联盟长后反辽重任自然落在他的身上。阿骨打是在女真人完颜部对内对外的实际作战中成长起来的军事统帅。 此时辽正处于天祚帝统治时期政治对女真部落的索取日渐增多引起女真人的强烈不满。早在辽天庆二年（1112）春时天祚帝至春捺钵（今吉林大安月亮泡一带）钩鱼接见附近各族头领在头鱼宴上命各部领依次歌舞唯阿骨打辞以不能谕之再三终不从。阿骨打归来后即着手准备反辽。辽天庆四年（1114）阿骨打遣蒲家奴前往辽朝索要逃入辽的纥石烈部勃堇阿疎。后又遣习古逎等入辽以索要阿疎为名探查虚实。得知1本章主要依据《金史》卷2《太祖纪》。 辽朝边备废弛但此时契丹贵族对女真的崛起已存戒心正调兵以备女真。阿骨打对部属说：“辽人知我将举兵集诸路军备我我必先制人无为人制。”遂大会僚属祭皇天后土、告辽朝罪状宣用兵之意号令诸部。同时派宗室子婆卢火征移懒路迪古乃兵派斡鲁和阿鲁招抚系辽籍女真派实不迭捉拿辽障鹰官。 九月阿骨打集诸路兵大会于来流水（今拉林河口西吉林扶余石碑崴子屯附近）得25oo人在此誓师伐辽数辽之罪有二：一曰有功不省而侵侮是加；二曰罪人阿疎屡请不遣。然后命诸将传梃而誓曰：同心协力有功者奴婢部曲为良庶人官之先有官者叙进轻重视功。违誓者身死梃下家属无赦。随后进军宁江州（今吉林扶余东南）。 刚进辽界与耶律谢十率领的渤海军遭遇阿骨打亲自射杀谢十辽军大溃女真战告捷士气倍增。十月一举攻克混同江东的宁江州。 阿骨打为在战略上达到彻底孤立辽统治者的目的采取分化瓦解的攻势。如：阿骨打暗中放回辽防御使大药师奴使其招谕辽人。又召渤海人梁福、斡答剌使之伪逃亡招谕其乡人曰：“女真、渤海本同一家我兴师伐罪不滥及无辜也。”还遣完颜娄室招谕系辽籍女真揭露契丹贵族的残暴统治。同时派人抚定东北边远地区部落达鲁古部、铁骊部、鳖古部等相继归附终于稳定了后方。 十一月辽天祚帝遣东北路都统萧嗣先副都统萧挞不也率步骑7ooo余人屯兵鸭子河（今吉林月亮泡以东、黑龙江肇源以西的一段嫩江）。阿骨打亲率甲士37oo人乘夜鸣鼓举燧而行黎明至河踏冰抢渡女真甲士仅渡过三分之一就与辽军遇于出河店（今黑龙江肇源西南）。适大风骤起尘埃蔽天阿骨打指挥将士乘风势击之辽军大溃。追辽兵于斡论泺杀俘辽兵及车马、兵器、珍玩不计其数。女真军接连攻下宾州（今吉林农安红石垒）、祥州（今农安万金塔东北苏家店）、咸州（今辽宁开原老城）。反辽战争初告成功。 阿骨打所领导的反辽斗争的性质前后是有变化的。战争开始诚如其致辽之罪申告天地时所说：“世事辽国恪修职贡定乌春、窝谋罕之乱破萧海里之众有功不省而侵侮是加。罪人阿疎屡请不遣。今将问罪于辽天地其鉴佑之。”这是所谓“辽主失道上下同怨”“重以吊伐之义”的反剥削、反压迫的正义战争。所以取得了成功。 第二节建金破辽在反辽战争中女真族由一个弱小的民族展成为当时东北地区屈一指的强大民族。阿骨打在反辽战争中实际上成为战争的军事领导者。因而氏族制度转化为国家机关的条件也日益成熟。正月初一阿骨打被拥戴为皇帝国号大金建元收国建立起女真族上层领导的金朝。 几天后阿骨打亲率大军伐辽在达鲁古城（今吉林前郭尔罗斯塔虎城）与辽戍边军交锋大败辽军。八月亲征黄龙府（今吉林农安）渡混同江（今第二松花江）。九月克黄龙府遂班师整顿。天祚帝得知东北重镇黄龙府失陷感到事态严重亲率7o万蕃汉军队征女真以期一举消灭。当时金军队仅2万人两军对阵于达鲁古城一带尚未交锋天祚帝因国内耶律章奴叛乱撤军返朝。阿骨打抓住战机挥军追至护步答冈（吉林榆树一带）辽师溃败。 金收国二年（1116）初渤海人高永昌据辽东京（今辽宁辽阳）反辽自称大渤海国皇帝据辽东五十余州。乘辽东局势混乱阿骨打以斡鲁统内外诸军取辽东京道。五月擒高永昌杀之夺得辽东半岛。同年十二月阿骨打受群臣上尊号曰“大圣皇帝”次年改元天辅。 在攻克宁江州后阿骨打对其氏族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确立适应奴隶制国家的统治体系与社会组织。如他改革了猛安谋克制度。猛安谋克源于女真族部落的围猎组织后来在对外战争中展为军事组织。阿骨打嗣位的次年下令“命诸路以三百户为谋克十谋克为猛安一如郡县置吏之法”。将女真族的村寨组织与猛安谋克组织相结合使之成为新的行政、军事和生产三位一体的地方行政组织。阿骨打建金国后这种军政合一的猛安谋克制度更为完善作为社会的基层组织对金朝奴隶制的巩固和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政治上改革原部落联盟的机构确立帝位去“都勃极烈”号改称皇帝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在中央建立了“勃极烈制”。这是具有女真宗族大奴隶主贵族联合执政色彩的国家最高行政管理的中枢。他先后以母弟吴乞买任谙班勃极烈总理国政又为储嗣。以原部落联盟的国相撒改为国论忽鲁勃极烈辞不失为阿买勃极烈（后改称阿舍、左勃极烈）斜也为昃勃极烈阿离合懑为乙室勃极（后改称移赉、右勃极烈）等。这种“勃极烈制”保留了氏族部落议事会制度的一些旧痕。在金太祖、太宗时期一直沿用这一制度。 在新占领地区也推行猛安谋克制度进行改编以适应奴隶制国家的迅展及对外战争。 建国之初阿骨打就提出一套依据女真族制度展奴隶制经济的施政方针除上述政治制度外经济上实行猛安谋克屯田制。在新取得的辽地除辽法省税赋务农积谷。诏女真人同姓不得为婚。天辅三年颁行女真字。随着统治范围的扩大为适应对各族人的统治阿骨打在一定程度上兼容了辽的封建政治经济制度成为日后金朝封建化的重要契机。 天辅二年和三年阿骨打一面休整军队一面与辽议和辽金使者往来十余次和谈终于破裂。天辅四年五月阿骨打亲自率军占领辽上京（今内蒙古赤峰巴林左旗治林东镇南波罗城）。随后与宋朝缔结“海上之盟”议定金宋夹击辽朝。 天辅五年（1121）十二月由于形势的变化阿骨打的反辽战争便由反剥削、反压迫的战争转变为谋求统一的灭辽战争。阿骨打动了第二次大规模的伐辽。他任命忽鲁勃极烈斜也杲为内外军都统并指出：“辽政不纲人神共弃。今欲中外一统故命汝率大军以行讨伐。” 天辅六年（1122）阿骨打开始攻取燕京。正月占辽中京（今赤峰宁城大名城）；四月占领辽西京（今山西大同）辽天祚帝逃入阴山。六月初一阿骨打亲率军征辽以弟谙班勃极烈吴乞买监国。八月阿骨打追辽天祚帝于大鱼泺。完颜昱、宗望追及石辇驿天祚帝战败逃遁。十二月金军分路出得胜口与居庸关至燕京（辽南京今北京）城下辽枢密院官员奉表投降。阿骨打率军入城。至此辽朝五京俱陷。辽虽有百万军队但仍然无法挽回局势辽政权迅随之瓦解。 在大举灭辽的战争中阿骨打为稳定原辽地的统治秩序采取了一系列因地制宜的措施。天辅六年十月、十一月一再下诏：凡避兵逃散的人民“罪无轻重皆免之”。“有能率众归附者授之世官”。“或奴婢先其主降并释为良。”文武官员“降者赦其罪官皆仍旧”。因之燕京及其周围许多州县不战而降。 天辅七年正月再次下令金军诸部将领：“今农事将兴可遣分谕典兵之官无纵军士动扰人民以废农业”。“秋毫有犯必刑无赦。”宗室完颜昂违命失众致多怨叛。阿骨打欲诛昂示众因大臣力谏杖之七十拘于泰州。同时阿骨打重视安抚流民和实行赎身制度。他下诏谙班勃极烈对原辽地百姓及返乡的流民“令所在有司深加存恤毋辄有骚动。衣食不足者官赈贷之。”凡在战争中“被掳及鬻身者并许自赎为良”。阿骨打很注意在降服的辽朝官吏及各族士大夫中选拔人才吸收他们参预政事。如阿骨打诏忽鲁勃极烈完颜杲（斜也）：“新附之民有材能者可录用之。”他特别重视注意录用知书达礼的儒生并改革本民族中落后的习俗禁止同姓为婚等。这些积极措施对于稳定当时局势和民心繁衍和展本民族为建立巩固金朝的统治秩序挥了作用。阿骨打吸收先进的汉文化不仅有利于金朝的统治也在客观上促进了女真族文化的进步。 四月根据宋金盟约灭辽后应将燕云之地六州归还宋。可是此前阿骨打下令金军早把燕地的金帛、豪族、工匠、民户席卷掳掠一空宋朝所得的燕京仅空城而已。但在班师返回的途中阿骨打病重。八月戊申于部堵泺西行宫去世终年56岁。三年之后即天会三年（1125）阿骨打之弟吴乞买（完颜晟）继承遗志擒获天祚帝辽朝终于灭亡。 阿骨打死后葬在上京宫城西南。金太宗天会三年（1125）谥武元皇帝庙号太祖。熙宗即位改葬和陵皇统年间改称睿陵。海陵贞元三年（1155）改葬于中都（今北京）西南大房山仍号睿陵。 第七十七章完颜宗翰完颜宗望完颜昌第一节完颜宗翰完颜宗翰（1o8o—1137）汉名宗翰女真名粘没喝汉语讹称为粘罕。金宗室撒改之长子。 宗翰祖父劾者是乌古逎（景祖）的长子与弟劾里钵（世祖）同邸而居。劾者主内劾里钵主外其后劾里钵继任女真部落联盟长。穆宗盈歌任联盟长时念劾者以长兄而不得立遂命其子撒改为国相。阿骨打建金称帝后任撒改为国论勃极烈。 宗翰17岁即随联盟军队四出征伐。阿骨打起兵反辽宗翰的建议多与阿骨打相合甚得阿骨打信任。女真军队大破辽兵后宗翰参与拥立阿骨打称帝。此后他一直随侍金太祖左右是金朝对辽战争中的一名勇将同时又辅助国论乙室勃极烈阿离合懑工作。天辅五年（1121）六月金太祖任宗翰为国论移赉勃极烈（职掌与乙室勃极烈同）成为金朝最高统治机构——国论勃极烈制度的成员之一。 天辅二、三年间金辽议和议和失败宗翰向金太祖两次提出兴兵伐辽认为：“辽主失德中外离心。我朝兴师大业既定而根本弗除后必为患。今乘其衅可袭取之。天时人事不可失也。”1金太祖接受宗翰的建议于天辅五年十二月命完颜杲都统内外诸军蒲家奴、宗翰、宗幹、宗磐诸人副之动第二次大规模伐辽战争。天辅六年攻下辽中京（今内蒙古赤峰宁城）后宗翰率偏师进逼辽北安州（今河北承德附近）与完颜娄室、徒单绰里合兵大败奚王萧霞末遂取北安州并驻军于此。随后遣完颜希尹出兵经略近地获辽护卫耶律习泥烈得知辽天祚帝在鸳鸯泺因杀其子晋王敖鲁斡致群臣离心而且其西北、西南两路兵马羸弱不可用。宗翰即刻遣使请完颜杲与其共同出兵进击辽天祚帝金兵西进大破辽兵天祚帝逃走金兵攻下辽西京（今山西大同）。宗翰抚定西京一带州县随即从金太祖攻取燕京。金太祖北返去世时命宗翰为西北、西南两路都统领兵追击辽天祚帝。 金太宗天会二年（1125）二月金将完颜娄室擒获天祚帝辽朝灭亡。 金灭辽后见宋衰弱宗翰与宗望等女真将领一再请求金太宗出兵攻宋。天会二年十月金太宗下诏伐宋。以谙班勃极烈完颜杲为都元帅统领金军。以完颜宗翰为左副元帅与完颜希尹、耶律余睹等率军从西京攻太原。以完颜宗望为南京路都统与阇母、刘彦宗等人自南京（平州）攻燕京进逼东京（今河南开封）。宗翰率军南下连取宋朔州、代州围太原府围攻数日不下遂留银术可率部分金军围太原宗翰率大军南下。天会四年兵至泽州（今山西晋城）宋所派使者至营方知宗望大军抵汴京宋割太原、中山、河间三镇议和。宗翰遂率军北返因太原宋军不降乃留银术可继续围攻太原宗翰返回西京。八月金太宗再次兵攻宋以宗翰为左副元帅以宗望为右副元帅分别从西京和保州南下先后攻克宋太原、隆德府、泽州、真定、临河、大名十二月两支大军抵宋汴京城下宋钦宗投降。次年四月金军俘宋徽宗、钦宗及宋宗室、财物北上北宋灭亡。 1本章主要依据《金史》卷74《宗翰传》、《宗望传》及卷77《昌（挞懒）传》。北宋灭亡后宋康王赵构即位于南京（今河南商丘）是为宋高宗。重建的宋朝廷史称南宋。天会六年（1128）七月金太宗下诏金军南下追击宋高宗。宗翰与宗辅所率东西两路大军南下会合濮州连取东平府、徐州金军直抵宋高宗所在的扬州。宋高宗闻金兵南下渡江南逃宗翰、宗辅坐镇江北宗弼率军渡江追击金兵虽未追及宋高宗但在江南大肆烧杀抢掠于天会八年（113o）二月带着大批财物从江南北返中原。天会十年宗翰升任国论右勃极烈兼都元帅成为金朝最高的军事长官。 金军为攻宋天会二年设元帅府以统领军队灭北宋后元帅府乃逐渐由单纯的军事机构向军政合一的地方统治机构演变具有任免官吏、司法、征税等权力控制着燕云诸州及北宋原统治的中原和陕西地区。元帅府下设两个枢密院宗翰以左副元帅掌云中枢密院驻西京；宗望以右副元帅掌燕京枢密院驻燕京。时人称之为“东朝廷、西朝廷”。天会六年宗望和燕京枢密使相继病死燕京枢密院并入云中枢密院从此整个华北都在宗翰的掌握之中。 灭北宋后金在开封立宋朝降臣张邦昌为帝号“楚”。南宋建立后张邦昌投附宋高宗。天会六年金军再次南下宋济南知府刘豫投降奉事挞懒意欲作傀儡皇帝挞懒也有荐刘豫为帝之意。宗翰的心腹高庆裔建议宗翰抢先向金太宗荐立刘豫为帝以免功归他人。宗翰依议行事天会八年九月刘豫得立号“齐”统治着金朝所占的原北宋统治地区。刘豫也从此投附宗翰使宗翰实际上仍控制着整个华北地区。 天会十年（1132）宗翰返上京。其时金太宗中风卧床不起皇储谙班勃极烈斜也（杲）也已死两年宗磐以己为太宗长子当立金太宗也无意立他人。宗翰谋立年幼的太祖嫡孙合剌（完颜亶）以其幼小易制。遂与心腹完颜希尹同宗幹（合剌养父）商议共同入言于太宗言之再三。太宗以此为祖宗法度宗翰等皆大臣义不可夺乃从之遂立合剌为谙班勃极烈。合剌即后来的金熙宗。 此后宗翰在中原地区的势力进一步展其实力甚至可与朝廷相抗衡。太宗在世时曾设法限制和夺取宗翰所控制的元帅府的某些权力。如天会十一年八月即下诏夺元帅府的任命官吏权改由朝廷选注。 天会十三年（1135）正月金熙宗即位他在宗幹等人的辅佐下废除朝廷的勃极烈制改行三省制以相位易宗翰一派的兵权。免去宗翰的国论右勃极烈兼都元帅职任太保、尚书令、领三省事封晋国王位居宗磐、宗幹之下。完颜希尹被免去元帅右监军职改任尚书左丞相兼侍中。高庆裔被免去西京留守职改任尚书左丞。萧庆被免去平阳尹职改任尚书右丞。至于韩企先在太宗朝即已被召入京任尚书右丞相。至此宗翰及其心腹丧失了军权又离开了他们所控制的华北地区完全被架空了。 两年后金熙宗以贪赃罪斩高庆裔并株连宗翰亲信多人。生性暴躁的宗翰坐视心腹亲信被杀无能为力未及一月便愤懑而死终年58岁。死后其心腹除韩企先外完颜希尹等人相继罢官被杀。 宗翰被金朝历代君主视为开国第一功臣死后熙宗追封他为周宋国王海陵王封他为金源郡王世宗改赠为秦王并改葬撒改、宗翰于帝陵西南二十里。 第二节完颜宗望完颜宗望（？—1127）汉名宗望女真名斡鲁补又译斡离不金太祖第二子。金建国前宗望每从阿骨打征战常在左右。 天辅五年（1121）十二月金太祖以完颜杲都统内外诸军以宗翰、宗望副之第二次大举伐辽。次年攻克辽中京后宗翰侦知辽天祚帝在鸳鸯泺请大军袭之。宗望随完颜杲率军出青岭辽天祚帝逃入阴山未能追及。其时辽秦晋国王捏里于燕京称帝金军新攻取的辽地民心不稳辽军残余势力仍强宗望遂返京请金太祖亲征。六月金太祖得知辽天祚帝在大鱼泺亲率精兵万人追袭。以蒲家奴、宗望为先锋领兵4ooo昼夜兼行至石辇驿追上辽天祚帝。此时金军所至者不满千人又疲乏不堪而辽军有2.5万人。金诸将以为不可战宗望则以为不战辽天祚帝又将再次逃遁遂战。天祚帝以为金兵少必败于是与嫔妃从高坡上下来观战辽降将耶律余睹见状带金军袭击天祚帝大惊立即败逃辽军溃败。宗望领军追击但辽天祚帝再度逃脱。 金军攻下燕京后金太祖以斡鲁为都统宗望副之领兵继续追击辽天祚帝于阴山、青塜之间。宗望分路偷袭青塜用绳拴着耶律大石（后为西辽帝）作为向导直至辽帝营地掳获天祚帝的嫔妃与诸子而天祚帝时在应州得免。辽帝知族属被俘领兵5ooo来与宗望决战又被宗望打败。直至天会二年（1125）天祚帝才被完颜娄室擒获辽朝灭亡。 天辅七年（1123）金太祖遵海上之盟将燕京、涿、易、檀、顺、景、蓟交给宋朝而以平州（今河北卢龙）为南京任辽降将张觉为留守。金军每破城邑往往将其民众徒往金朝内地致人情怨愤民心骚动这次将燕京给宋朝也迁徙其人。原辽枢密院官员左企弓等人经平州赴广宁张觉杀之而留燕京北徙之人据南京叛金。金太祖派阇母领兵讨伐被张觉打败。天会元年（九月改天辅七年为天会元年1123）十月金太宗命宗望前去指挥作战张觉战败逃往燕京附宋。南京守将张敦固既降复叛被宗望打败不得已投降。 天会三年（1125）金太宗下诏伐宋宗望统领右路大军自南京出兵军至三河县大破宋将郭药师的常胜军于白河郭药师战败投降。宗望自郭药师处尽得宋之虚实连破宋真定、信德诸重镇。天会四年正月率军渡过黄河取滑州进围开封。宋钦宗遣使求和议定宋割三镇予金书用伯侄礼以康王赵构、太宰张邦昌为质。二月宗望退兵孟阳。宋将姚平仲统兵4o万袭营被宗望打败。宋钦宗大恐遣使至金营讲明此事与朝廷无关宗望遂回师燕京。 至燕京宗望罢原由郭药师统率的常胜军。常胜军原为辽军辽末叛辽归宋又叛宋归金。宗望以其反复无常罢归本土命分置安肃、雄、霸、广信之地耕田为业。对不愿归田的不安份军士以搜检器械为名于松亭关杀之。六月以宗望伐宋有功任右副元帅。 八月金太宗再次下诏伐宋。宗望于保州会诸将命分取河北境内宋州县。十月至天定军（今山西平定）与宗翰等西路军将领相会确定直取开封后取两河未下州县的战略。宗望返真定率大军南下。十一月降魏县（今河北魏县境内）。诸军渡黄河连克临河县、大名县（今河北大名）、清德军、开德府（今河南濮阳）取胙城直抵开封城下。大败开封守军同时分遣诸将阻截宋各路援兵。未几宗翰军继至两军环城列栅分地攻取开封。闰十一月二十五日开封城破。十二月初二宋帝奉表降。 天会五年（1127）三月立宋太宰张邦昌为“楚”帝。四月宗望押宋徽宗宗翰押宋钦宗连同宋皇室宗族47o余人及从城中搜刮的大量金银财物、图书北还北宋灭亡。宗望率本路军返回燕京。 自天会二年宗望克南京（今河北卢龙）太宗即诏谕南京官僚小大之事必关白军帅（即宗望）无得专达朝廷宗望遂成为这一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随着金宋战争再向南扩展天会五年前后金已占领黄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太宗以元帅府统辖华北军政事务左、右副元帅分掌两河地区故时称“东朝廷、西朝廷”宗望以右副元帅领燕京枢密院辖河北。宗望统辖河北军政四年中得刘彦宗、张通古、赵元等原辽、宋官员的辅佐府州县官署缺员皆选汉人中勳贤有人望者任之。择良吏招抚境内避战乱保山砦者使归田业使得在战争中受到摧残的河北社会经济有所复苏。灭北宋后宗望曾主张放回俘获的宋徽、钦二帝但未为太宗所采纳。天会五年（1127）六月打毬中暑而病死。 宗望死后归葬上京。海陵王时迁帝陵于房山以宗望为开国功臣之一亦会葬房山。天会十三年追封魏王。皇统三年进许国王又徙封晋国王。天德二年赠太师加辽燕国王配享太宗庙廷。正隆二年例降封。大定三年改封宋王谥桓肃。 第三节完颜昌完颜昌（？—1139）汉名昌女真名挞懒穆宗盈歌（金太祖阿骨打叔父）第四子。少年时性粗暴稍长骁勇善战仍蛮横无赖部人苦之。金太祖时参与对辽作战。天辅六年（1122）随宗翰追袭辽天祚帝取辽群牧擒辽枢密使得里底及其子磨哥、那野。太祖亲统军追击辽帝以挞懒护卫辎重时奚路兵官浑黜不能安辑民众遂命挞懒代之为奚六路军帅。 太祖后期和太宗初年完颜昌全力经略辽中京道各郡县。其地多山险阻奚人与契丹人据险筑寨顽强抵抗。完颜昌先出兵攻打劾山古部奚人山寨攻克后杀且尽之。远近震动古、啜里、铁尼十三岩寨皆平很快抚定奚部及与南路相接的边界地区。接着攻打契丹遥辇昭古牙部击走昭古牙杀其部将又破降骆驼山等诸军降民千余户。败兴中府辽兵降建州。居住在兴中府与建州一带的遥辇各部皆降。完颜昌奉诏于其地设置猛安、谋克以遥辇九营为九猛安择人授以长官。自此终金一代契丹、奚人与女真人同以猛安谋克作为社会基层组织。举荐萧公翊为兴中府尹此后所占府州皆以契丹、汉官摄治。 天会三年（1125）金对宋开战完颜昌为六部路都统率部随宗望右路军攻宋。四年闰十月宗翰、宗望军皆至开封围城。他受命阻击宋援军于杞县破宋兵2万。又克拱州降宁陵破睢阳下亳州。五年北宋亡金军北还。完颜昌以功升元帅左监军率部徇地山东分遣诸将克单州、宗城、清平、临清、赵州、濬、滑、磁诸州与信德府自取密、祁、恩州。兵至济南刘豫以府降以刘豫为京东东·西、淮南安抚使治东平。以豫子麟知济南府。完颜昌以元帅左监军屯兵冲要镇抚山东诸事专决。 太宗初立张邦昌为“楚”帝不久为宋高宗所杀。太宗诏诸将复选一人立之。完颜昌有意荐刘豫为帝但为宗翰抢先奏请太宗立刘豫为帝号“齐”。从此刘豫转投靠宗翰完颜昌始与刘豫有隙。 天会七年（1129）完颜昌奉命与宗弼、拔离、马五分道南下追击宋高宗。完颜昌入宋淮南东路以秦桧为军事参谋兼随军转运使在楚州（今江苏淮安）受阻后绕路伐宋。天会八年宗弼在建康遭宋将韩世忠阻击完颜昌出兵接应宗弼军渡江北归。将秦桧纵归南宋。十年又纵王伦归宋令其俾结和议为内助。挞懒一直驻守山东经略南边主与南宋和议。天会十五年（1137）十月迁左副元帅封鲁国王。 次年金废“伪齐”完颜昌与宗弼受命以军前往。完颜昌执刘豫子、“齐”诸路兵马大总管刘麟宗弼执刘豫。废刘豫为蜀王迁临潢府。宋使王伦见完颜昌请将“齐”地（河南、陕西）归宋南北议和。天眷元年（1138）完颜昌与东京留守宗隽俱入朝。时朝廷宗磐（太宗子）位最尊以太师领三省事位在太傅领三省事宗幹之上太保领三省事宗翰已卒。完颜昌持兵权与宗磐、宗隽结党跋扈嗜利合议以齐地与宋使宋向金称臣。宗幹不能与之独抗争之不得遂以侍郎张通古为诏谕江南使归宋河南、陕西地。宗隽（太祖子）任左丞相兼侍中不久迁太保领三省事。三人在朝更加桀骜不驯专横跋扈。天眷二年（1139）七月熙宗与宗幹合力诛宗磐、宗隽。以完颜昌拥重兵暂释罪出为行台尚书右丞相解除其兵权。他至燕京愈骄肆不法。宗弼奏其初与宋交通而倡议割河南、陕西地与宋。八月熙宗下诏诛之。完颜昌闻讯即自燕京南逃欲投南宋被宗弼追获押至祁州（今河北安国）处死并杀其二子斡带、乌达補。 第七十八章金太宗1第一节灭辽、灭北宋、攻南宋金太宗（1o75—1135）汉名完颜晟女真名吴乞买。完颜阿骨打之同母弟幼年为叔父盈歌养子。 金收国元年（1115）七月阿骨打置国论勃极烈制以吴乞买为谙班勃极烈这既是席大臣又是储嗣实际上是阿骨打的主要助手和继承人。金初阿骨打亲征辽朝即以吴乞买居守京城代总朝政为副2。天辅五年（1121）阿骨打动灭辽战争凡军事、司法案件皆由吴乞买从宜处之吴乞买理事持重使阿骨打征辽时无后顾之忧。 天辅七年（1123）八月金太祖病死于班师途中。九月吴乞买继帝位即金太宗改当年为天会元年。 天会初各项制度草创政权尚不稳固。尤其是辽天祚帝逃亡在阴山一带辽在各地的残余势力仍很活跃这是对金朝的潜在威胁。金太宗决心继承太祖遗志清除辽残余势力全力穷追天祚帝。天会三年（1125）二月大将完颜娄室擒获天祚帝于余睹谷辽朝遂亡。金朝削封其为海滨王送往长白山东筑城居之逾年而卒。 灭辽后金朝即把矛头对准宋朝又动了战争。十月金太宗借口下诏伐宋部署军事力量建元帅府以谙班勃极烈杲兼领都元帅坐镇京城分兵两路直取宋东京开封。西路军由左副元帅宗翰统率出大同攻太原在太原受阻。东路军由宗望统率出平州（今河北卢龙）在白河大败宋军。宋燕山府守将郭药师举城降金为金军先导顿时长驱直入。天会四年正月渡黄河围东京京师可危。宋徽宗禅位于太子是为宋钦宗自己离东京出逃。宋钦宗被迫与金将宗望签约修好割让太原、中山（今河北定州）、河间（今属河北）三府增岁币并尊金帝为伯父。金退兵后宋朝中原各地守将据城抗金。八月金太宗再次下诏左副元帅宗翰、右副元帅宗望仍分西东两路伐宋。宗望东路军出保州（今保定）取中山、真定（今正定）进围宋东京。宗翰西路军出西京（今山西大同）下太原、隆德（今长治）。闰十一月两军汇合于宋东京城下宋钦宗出降北宋亡。天会五年三月金朝立原宋朝太宰张邦昌为傀儡皇帝国号楚。四月金军俘宋徽宗、钦宗二帝北还。 金朝占领黄河流域后各地抗金斗争纷起。天会五年（宋建炎元年1127）五月宋康王赵构即帝位（高宗）重建宋朝（南宋）。天会六年七月金太宗下诏追击逃往扬州的宋高宗。金军分二路一路由完颜娄室统领攻打陕西；一路为左副元帅宗翰与右副元帅宗辅合兵南下进攻扬州。天会七年至八年金军追击宋高宗渡过长江攻入江浙、赣、湘等地宗弼率领的先头部队直取临安（今浙江杭州）、越州（今绍兴）、明州（今宁波）一直追到昌国（今定海）。由于江南军民的顽强抗金女真族将士不适应江南水土气候难以深入。金军在大肆掳掠之后北撤而使江南的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 娄室经略陕西攻陷了不少城邑但仍无法制服。天会八年（宋建炎四1本章主要依据《金史》卷3《太宗纪》。 年113o）金太宗令右副元帅宗辅专征陕西刚从江南北撤的宗弼军也随征陕西。天会十一年（宋绍兴三年1133）陕西诸地大部分攻克金朝占据黄河流域的势力范围大体形成。 第二节政治经济政策金太宗即位之初尚沿用金太祖旧制。天会二年全部占领辽地后仍令诸将遵守太祖与宋订立的“海上盟约”将云州诸地交还宋朝。然宗翰、宗望等重要统帅与原辽朝旧臣力陈割云州之利弊金太宗才决意毁约并萌灭宋的意图。天会四年灭北宋金统治区扩展到黄河流域金朝的旧政策已不适应形势因而先采取在汉族地区恢复原有封建制度进而推动金政权封建化进程的改革方针。如：天会元年十月在燕云地区恢复科举制度开科取士。灭北宋后实行“南北选”用辽制取辽人宋制取宋人入选的封建士大夫被任命为汉区新恢复的州县官员。 同时金太宗对太祖原来实行“南北面官”的设想付诸实施并加以改革。天会四年将元帅府展为统辖中原地区最高军政机关下设燕、云二枢密院实行封建统治。不久兼采辽宋制度颁布以尚书省为的三省制逐步取代枢密院制。天会六年八月以州郡职员名称及俸给因革诏中外统一了原辽宋两地府州县官制。天会八年九月立刘豫为傀儡皇帝国号“齐”管辖河南、山东、陕西承用汉制度不变。 金太宗以杲、宗幹、韩昉等人在中央议礼仪、兴库序逐步建立健全各种封建行政机构。天会二年设大理寺四年置宣徽院五年设昭文馆各种司、府、寺相继建立。天会八年前后已出现六部中的礼部、吏部。到天会十年勃极烈制度的职能已生重大变化谙班勃极烈杲亦于两年前病卒人员需要补充。于是金太宗对勃极烈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和调整按照汉制立皇储的原则以太祖嫡长孙合刺（即完颜亶、熙宗。其父宗峻早逝）为谙班勃极烈不预政事。宗磐（太宗长子）为忽鲁勃极烈宗幹为左勃极烈、宗翰为右勃极烈。其地位相当于尚书令左、右仆射。勃极烈制演变为国家最高军政决策机关和审议机关其他职能则为各种封建机构所取代。天会十二年以三省六部制度取代国论勃极烈制的条件基本成熟但未及全面推行。金太宗在女真族及契丹、奚等北方民族中仍沿用女真奴隶制并不断完善女真奴隶制经济。女真猛安谋克部民实行牛头地授田制度每耒牛三头为一具限民口二十五受田四顷四亩有奇。初授田大约无最高限额纳税又无固定额只是视国家需要随时而征之。天会三年以岁稔国家无储积以备女真部民之饥馑诏令每一牛具地岁纳粟一石由各谋克立廪贮之。五年诏女真内地每一牛具赋粟五斗。在此前后规定官民占田无过四十具既在经济上给女真等族以优惠地位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猛安谋克贵族兼并土地。金代女真奴隶制土地制度最后形成直至金中期女真奴隶制度崩溃时仍无大变化。 在结束对辽、北宋的战争之后北方地区历经战争浩劫户口稀少各族人民因饥荒战乱或自鬻为奴或被掠为奴国家财政收入受到很大影响。金太宗继金太祖赎免女真族完颜氏奴婢之后在各族中实行更大范围的赎奴工作。天会二年（1124）正月诏勃堇完颜阿实赉：同姓之人（完颜氏）中自卖为奴尚有未复者“其悉阅赎之”。四月“诏赎上京路新迁宁江州户口卖身者六百余人”。七年（1131）又诏金朝各地各族军兴以来良民被掠为奴、为驱者听其家属赎之。并多次下诏和遣使各地敦劝农功禁止内外官、宗室私役百姓。避役之民以微直鬻身权贵之家者悉出还本贯。权贵之家胁买贫民为奴者一人偿十五人诈买者一人偿二人皆杖一百。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女真军功贵族扩大奴隶制的趋势加强了朝廷权力。但对女真普通奴隶主则实行保护其奴隶制的政策。天会九年太宗诏新徙戍边户匮于衣食有典质其亲属奴婢者官为赎之。户有二、三口者以官奴婢益之使户为四口。将被转卖的奴婢赎回仍置于旧主的奴役之下。灭辽、北宋后将大批汉人分配诸军充赏。金太宗时期女真奴隶制仍在展着。 天会十一年金太宗下诏迁大批女真人入居中原“令下之日比屋连村屯结而起”1散居华北各地仍实行猛安谋克行政组织所居止处皆不在州县筑寨处村落间猛安、谋克府亦在其内。金朝对女真与汉人实行双重统治体系的地方政体结构基本形成有金一代没有改变。 金初无都邑。金太祖于马上建国无暇建筑城池宫殿所居皆茅舍皇室所在曰“皇帝寨”。天会二年金太宗令汉人卢彦伦规划筑京城于阿什河畔（金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白城子）。起乾元殿、明德殿、明德宫和庆元宫等数千间大屋日役数千人逾年而成其规模与中原州县城邑大体相当。 自天会十年以来金太宗一直患病在身。天会十三年（1135）正月病逝于明德宫终年61岁。谥文烈皇帝庙号太宗葬于和陵。皇统四年（1144）改号恭陵。海陵王贞元三年（1155）十一月改葬于大房山仍号恭陵。 1《大金国志》卷8《太宗纪》。 第七十九章金熙宗金熙宗（1119—115o）即完颜亶女真名合刺（又作曷刺马）。金太祖嫡长孙。父宗峻为阿骨打嫡长子母蒲察氏。幼年丧父后为伯父宗幹收为养子。宗幹崇尚汉文化延请著名儒生张用直教授读书。少年完颜亶聪颖慧达贯综经史喜文辞尽交文墨之士又受学于昭文馆直学士汉人韩昉。及长怀有大志深受太宗所钟爱。天会十年（1132）四月被立为国储谙班勃极烈。天会十三年（1135）正月太宗去世亶即帝位是为金熙宗。天会十五年十二月改次年为天眷元年。 第一节官制与文化改革金熙宗在位期间对女真社会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如废除“勃极烈制”改用汉官三省六部制。原来的三位勃极烈改授地位相当的太师、太傅、太保衔妥善解决了女真宗室大贵族与汉官制的矛盾。天眷元年（1138）正式颁行封建官制及换官格将原来女真和辽、宋旧官职依照新定的官制统一换授。制定封国制度按照功勋等第授封爵、勋级、食邑。这一时期官制基本承袭唐、宋、辽制又融入某些女真族特点。三省最高长官是三师领三省事。尚书省设左、右丞相平章政事左、右丞参知政事其下设左、右司与六部。以左丞相兼门下侍中右丞相兼中书令。三省以尚书省为中心三师领三省事与左丞相均任女真贵族右丞相以下参用汉人、渤海人、契丹人其数量和地位远不及女真人。 在地方官制改革方面把金初万户、都统（军帅）司与兵马都总管府三种路制统一为封建制性质的兵马都总管府路。划全国为十九路路下设府、州、县州分三级即节度、防御、刺史。路、府、州官兼管军政这是女真族军政一体的特点在汉官制中的延续。县官只管民政。女真族居住区路下设万户路及猛安、谋克三级机构与汉族地区府州县自成两个系统。 完备京城制度。天眷元年以京师号为上京曰会宁府。改旧上京为北京曰临潢府。命少府监卢彦伦扩建京城修筑宫室建敷德殿（朝殿）、宵衣殿（寝殿）、稽古殿（书殿）。其后又修建了凉殿、太庙和社稷坛。皇统六年（1146）继又大规模扩建城分南、北使皇帝、贵族、平民三者分地而居。 制定礼仪。金熙宗以前君臣之礼不严。天眷中设仪卫将军始有内廷之禁亲王以下不能佩刀入宫。天眷二年三月命百官详定仪制。以后百官朝参用汉式朝服。皇统五年（1145）又颁行《皇统新律》“大抵皆依仿大宋其间亦有创立者”1这是金代的第一部成文法典。 为提高女真民族文化水平金熙宗改进女真字造“女真小字”笔画较为简省。天眷元年正月正式颁行与完颜希尹所创女真大字并用。九月诏百官诰命女真、契丹、汉人各用本字渤海同汉人。此外金熙宗对各族文化兼容并蓄尤其重视儒学以儒家思想作为治国指导思想。这使金朝加向封建化政权展。 1《大金国志》卷12《熙宗纪》。 第二节锐意革新的统治前期金熙宗执政初女真宗室大贵族派系纷争十分激烈。都元帅完颜宗翰专权华北有独霸一方的倾向。金熙宗即位时就注意加以调整以相位易兵柄。改任宗翰为太保、领三省事位于太师宗磐、太傅宗幹之下罢免其都元帅之职以解除兵权。宗翰的一派如完颜希尹、高庆裔、萧庆等人皆任宰执不再用于外。天会十五年因贪赃罪尚书左丞高庆裔被诛宗翰愤闷而死希尹也被罢相。受宗翰支持的刘豫伪齐政权被废改封刘豫为蜀王徙于临潢府（今内蒙古赤峰林东镇）。另设行台尚书省于汴京（今河南开封）。天眷元年（1138）九月改燕京（今北京）枢密院为行台尚书省。不久二行台合一。 当时太师领三省事完颜宗磐、尚书左丞相（不久升任领三省事）完颜宗隽左副元帅完颜昌结党把持朝政专横跋扈力主与宋和议让出河南、陕西之地以使宋朝称臣。金熙宗不得已从之。为制约宗磐一派的势力天眷二年完颜希尹复相。金熙宗依靠太傅领三省事完颜宗幹尚书左丞相完颜希尹都元帅完颜宗弼先后诛杀宗磐、宗隽、完颜昌等人。天眷三年命都元帅完颜宗弼率重兵夺取河南、陕西之地。又因宗弼之请杀完颜希尹和尚书右丞萧庆至此女真贵族间的派系争斗才基本结束。 皇统元年（宋绍兴十一年1141）领三省事完颜宗幹病卒熙宗任完颜宗弼为尚书左丞相兼侍中、都元帅、领行台尚书省（时领三省事空缺）集朝廷与地方军政大权于一身把握朝政。秋宗弼率大军渡淮伐宋以兵逼迫宋朝划淮水为界。十一月金、宋达成和议史称“绍兴和议”。所议内容包括：（1）宋向金称臣“世世子孙谨守臣节”金册宋康王赵构为皇帝。（2）划定疆界东以淮河中流为界西以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为界以南属宋以北属金。宋割唐（今河南唐河）、邓（今河南邓州）二州及商（今陕西商州）、秦（今甘肃天水）二州之大半予金。（3）宋每年向金纳贡银、绢各25万两、匹自宋绍兴十二年开始每年春季搬送至泗州交纳。绍兴和议确定了宋金之间政治上的不平等关系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此后二十多年双方未生大的战争。 为复苏北方社会经济金熙宗在天眷三年（114o）下诏罢东北汉人、渤海人猛安谋克制度和汉、渤海官员的猛安谋克世袭职完全恢复州县村社制度同时收回汉族与渤海族官员手中兵权。同时也采取一些经济措施。先后“以禁苑隙地分给百姓”1；“罢来流（水）、混同（江）护逻地以予民耕牧”2；以京西鹿囿赐农民等。中原久经战乱经济凋敝若遇灾年卖身为奴者比比皆是。因此皇统四年（1144）又下诏官给绢赎为良放还其乡。数派廉访使至诸路询访民间考查府州官员以下劝课农桑、平理狱讼、治理地方状况。这些措施使北方残破的社会经济开始复苏。3金太宗末年曾迁部分女真人散居汉地以加强统治。金熙宗废刘豫伪齐后在皇统元年（1141）淮水以北大片土地割让金朝后又将大批的猛安谋克南徙实行屯田女真、契丹与奚人徙居中原与汉族百姓杂处计其1《金史》卷4《熙宗纪》。 2《金史》卷47《食货志·田制》。 3《金史》卷7o《思敬传》。 户口给以官田使自播种以充口粮。其受田办法有二：一为受牛头地“每耒牛三头为一具限民口二十五受田四顷四亩有奇”1。实行于女真人较集中的聚居地比屋连村处汉人州县之间猛安谋克官府亦在其中。二为计口授地每口授田三十至五十亩不等春秋量给衣马若遇出军始给其钱米。具有军事屯田的特征。前者为猛安谋克传统的奴隶制经营方式后者则是由奴隶制大家庭聚种向封建的个体经营的过渡形态。凡屯田之所自燕山之南淮、陇之北皆有之多至6万人。中原地区也形成汉人州、县、村社与女真（包括契丹、奚等北方民族）猛安（比防御州）、谋克（比县）、村寨并行的双重行政统辖体系。自此有金一代未尝改变成为金朝政治制度的一大特色。这也为女真族接受汉文化进而完成自身封建化提供了极好的客观条件。 第三节统治末年的荒政与被害金熙宗初即位时尚有意革新。完颜宗幹与完颜宗弼相继秉政用汉人宰执韩企先、韩昉等人议礼仪、班爵禄、制新律成一代之典。金朝封建制度多于此时建树。既而又弭战事、划疆界与宋南北对峙。然而好景不长。金熙宗在后期却怠于朝政不思进取。皇统六年（1146）韩企先卒皇统八年（1148）宗弼卒皇后裴满氏（悼平后）乘机干政无所忌惮。朝官往往因依附悼平后而不断升迁如完颜亮（海陵王）官至领三省事、兼都元帅。熙宗受皇后掣制加之自皇统二年太子济安夭折后数年继嗣不立而郁郁寡欢常纵酒怒。有人入谏他借故狂饮。有一次因酒醉竟下令处死户部尚书宗礼。对左右大臣、侍从也随意打骂乃至手刃杀人。皇统九年十、十一、十二月之间先后杀死亲王、大臣、嫔妃十数人甚至皇后裴满氏亦不能幸免。如此暴残百官震恐人人危惧。 完颜亮虽然得宠于皇后但金熙宗对其极为不满。因翰林学士张钧起草的诏书中用词不当熙宗迁怒于完颜亮。皇统九年（1149）四月贬其为领行台尚书省事。不久又追回任为平章政事。完颜亮返回京师后与被熙宗杖打过的右丞相完颜秉德、尚书左丞唐括辩、大理卿乌带共密谋欲废熙宗。十二月初九日夜他们三人联络寝殿小底大兴国、近侍护卫十人长仆散忽土在寝殿把熙宗刺死。熙宗在位十一年遇害时年31岁。 金熙宗死完颜亮自立继位。金熙宗被降封为东昏王葬于皇后裴满氏墓中。贞元三年（1155）改葬于大房山蓼香甸女真亲王墓地。金世宗大定初追谥武灵皇帝庙号闵宗陵曰思陵立庙祭之。大定十九年升祔太庙增谥弘基纉武庄靖孝成皇帝。大定二十七年改庙号熙宗。大定二十八年迁葬于峨眉谷仍号思陵。 1《金史》卷47《食货志·牛具（头）税》。 第八十章完颜宗弼完颜希尹韩企先1第一节完颜宗弼完颜宗弼（？—1148）汉名宗弼女真本名斡啜又作兀术、斡出、晃斡出。金太祖第四子。 阿骨打起兵反辽时宗弼尚未成年。金建国后对辽战事频繁宗弼异母兄宗峻、宗幹、宗望、宗辅都是金军重要将领骁勇善战对他产生强烈的影响。天辅五年（1121）十二月金太祖动第二次大规模反辽战争宗弼初次披甲随叔父国论忽鲁勃极烈都统完颜杲（斜也）出征。 天辅六年（1122）正月金军克辽中京（今内蒙古赤峰宁城）宗翰得知辽天祚帝猎鸳鸯泺完颜杲与宗翰分兵两路袭辽天祚帝时宗弼与宗望在完颜杲军中。军过青岭知不远处有辽兵三百余宗望带领宗弼、马和尚率百骑追击交战中宗弼矢尽遂夺辽兵士枪独杀八人生擒五人。宗弼初次参战就显示出人的勇猛令女真将士刮目相看。 金太宗天会三年（1125）十月金兴兵伐宋军分两路西路军由左副元帅宗翰统领。东路军由都统宗望统领宗弼在东路军任行军万户。东路军自平州（今河北卢龙）出兵十二月攻占燕京（今北京）随即连克中山、真定、信德。四年（1126）正月宗望遣宗弼取汤阴县城破俘宋兵3ooo人。东路军强渡黄河宗弼率先锋3ooo骑近逼开封闻宋徽宗出开封南逃宗弼选骁骑百名追之未及。金兵围开封宋以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与金等条件求和金军返回燕京。同年八月宗弼再次随右副元帅宗望南下。翌年四月金军攻下开封宋徽宗、钦宗二帝降北宋灭亡。 天会五年（1127）六月宗望病卒宗辅继任右副元帅。十二月宗辅受命平定淄、青（山东境内）抗金武装宗弼在其军中。进入青州宗弼败宋郑宗孟的数万军队克青州。既而攻临朐在临朐附近宗弼先破赵成领导的抗金武装随后大败宋黄琼军占领临朐。天会六年正月宗辅军回师渡青河之际受宋军3万多人的袭击宗弼击败之杀万余人。宗辅留宗弼屯守河间府自己率军返燕京。 天会六年（1128）七月金太宗下诏追击逃在扬州的宋高宗宗弼率本部随宗辅军南下。宗辅军自河北出宗弼率其部为先锋先后攻占濮州、开德、大名等地。天会七年初宗弼升任元帅右监军。 宗翰、宗辅派挞懒、宗弼、拔离、马五分道南下宋高宗自扬州南逃。宗弼入宋淮南西路进兵宋归德府将攻之宋守将出降。宗弼一路所过州县一击即破或不战而降一直打到长江北岸占领宋江北重镇和州（今安徽和县）。宗弼欲从采石矶渡江在渡口遭到宋知太平州郭伟的阻击一连三日均不得渡。宗弼便转向马家渡大败守军斩宋统制陈淬。十一月宗弼率军渡江击败杜充所率宋军攻下建康分派诸将徇近地宗弼亲率大军取宋广德军路、湖州（今属浙江）至临安府（今杭州）。宋高宗闻临安不守又奔往明州（今浙江宁波）。宗弼派阿里、蒲卢浑为先锋领精兵4ooo追袭宋高宗；又派讹鲁补、术列取越州。阿里军连破宋军逼近明州宋高宗登船逃入海上。宗弼随后率军赶到取明州城阿里、蒲卢浑泛海至昌1本章主要依据《金史》卷77《宗弼传》、卷73《完颜希尹传》、卷78《韩企先传》。国县（今浙江舟山岛）捉获宋明州太守赵伯谔得知宋高宗已取道温州逃往福州又入海追击受到宋海上水军的阻击才退兵。宗弼率军返回临安。天会八年（113o）二月宗弼声称搜山检海已毕带着从江南各地掠夺的大量金银财物沿运河北还。临行前将具有几百年文明的临安古城付之一炬。沿途继续烧杀抢掠江南人民遭到一次空前的浩劫。 三月宗弼军至镇江遭到宋将韩世忠的阻截。韩世忠水师战船高大扼守江口金军无法通过。金军虽然兵多但船小而少又不善水战交战数十回合金军损失惨重双方相持四十八日宗弼仍不能渡江只好溯江西上开往建康行到黄天荡宗弼军循老鹳河故道一夜开凿一条三十里长的大渠通到秦淮河才得以逃回建康。 韩世忠追至建康以战船封锁江面。宗弼张榜立赏招人献破海船渡江策一王姓福建人贪赏献策：海船无风不动以火箭射其篷帆不攻自破。宗弼连夜赶制火箭。二十五日丽日无风韩世忠的船队停在江上不能动宗弼令将士驾小船射火箭中其篷帆宋水师被烧死、淹死的将士不可胜数韩世忠和少数将士在瓜步弃舟从6路逃回镇江。 五月金军自静安镇（今南京西北）渡江北归北返时放火焚烧了建康城。北返途中宗弼军遭到宋岳飞部的袭击金军损失惨重。宗弼从江南北还后便主张不再南下攻宋足见黄天荡之役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从江南北归不久天会八年（113o）九月金太宗调右副元帅宗辅统帅陕西诸军攻打川陕宗弼率本部奉调前往。金宋两军战于富平宋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集结重兵与金军对峙宋军是金军几倍。宗辅以宗弼为左翼都统娄室为右翼都统。双方交战后宗弼的左翼军一度陷入重围大将韩常流矢中目怒拔去其矢以土塞创跃马奋呼搏战加上右翼娄室军竭力死战宗弼的左翼军才突出重围。宋经略使赵哲见金军复振临阵脱逃宋一路军败随之全军溃败金军大获全胜占领陕西大部。 富平之战后不久完颜娄室病故。宗辅以宗弼为右翼都统阿卢补为左翼都统分别招降陕西尚未攻下的州县。天会九年（1131）正月宋泾原、熙河两路均为金所攻占宗辅返回燕京宗弼成为陕西金军统帅。 十月宗弼率军自陕西取四川途经和尚原（今陕西宝鸡西南）遭到扼守和尚原的宋吴玠、吴璘军顽强抵抗金军溃败宗弼身中流矢将士死伤大半这是宗弼从军以来最惨重的失败。天会十一年十一月宗弼再次兵击败吴璘军夺取和尚原。十二年（1134）二月率军攻打入川门户仙人关被宋吴玠军击败退兵凤翔府（今陕西凤翔）。三月宗弼由陕西返回燕京。天会十三年（1135）正月金熙宗即位立即着手对金的政治制度进行改革宗弼是辅助熙宗进行改革的重要人物之一。 天会十五年（1137）宗弼升任右副元帅、封沈王。十一月废“伪齐” 政权将政令收归朝廷。废刘豫为蜀王于汴京设行台尚书省。 天眷元年（1138）领三省事宗磐、宗隽在朝廷专权外结左副元帅挞懒将河南、陕西地割还宋朝。对此宗弼在朝内支持宗幹等人坚决反对。二年熙宗以谋反罪诛宗磐、宗隽解除挞懒兵权。拜宗弼为都元帅封越国王。三年挞懒与宋人交通受赂事熙宗命宗弼诛挞懒加封他为太保兼领燕京行台尚书省。因宗弼之请熙宗又动对宋战争出兵夺回原交还宋朝的河南、陕西之地。由于河南、陕西各地守将大多是金、“齐”旧官金军攻来纷纷迎降。一月之间金军攻取河南、陕西大部宋岳飞等部退到颍昌（今河南许昌）以南地区宗弼顺利进驻汴京。宗弼企图趁势占领淮河以北地区又挥军南下在顺昌（今安徽阜阳）败于宋刘锜部在郾城、颍昌大败于岳飞部宗弼险些被俘。形势对宋朝极为有利岳飞也乘胜进兵大有收复河南进攻河北之势。但宋高宗下令岳飞班师于是宋军全部撤出河南。 九月宗弼入朝是时熙宗南巡到燕京左丞相完颜希尹亦在随行百官之中。宗弼欲还元帅府（驻祁州）饯行宴会上希尹与宗弼言语相忤宗弼大怒。次日向皇后裴满氏辞行时详述其事言希尹有不轨言行。宗弼走后皇后向熙宗奏明熙宗派人追回宗弼许宗弼诛希尹。遂杀希尹及其二子又杀了希尹的心腹右丞萧庆及子。翌年宗弼升为左丞相兼侍中仍任都元帅领行台尚书省事。 金夺回河南、陕西后行台尚书省从燕京迁到汴京主要掌管原“伪齐”统治地区。宗弼在行台革除“齐”弊政采纳范拱的建议、减旧税三分之一百姓得以复苏。又令原“齐”诸军将士解甲归田人情大悦。厉行文治选拔能吏讲求财用器重文人。选名士十余人备官属。涿州范阳人赵元在行台凡十年吏事明敏宗弼深知之行台或有事上相府宗弼必问“曾经赵元未也？”其见重如此。宗弼选拔信用的蔡松年、曹望之、许霖、张之周等直到海陵王、世宗朝都是理财名臣。北方社会经济得到一定恢复。 宗弼扶植的汉官大多数是原宋朝旧臣他们与金初重用的原辽朝汉官韩企先、孟浩、田珏等人有矛盾。皇统元年五月宗幹卒不久宗弼返京师辅佐熙宗任蔡松年为刑部员外郎开始在朝廷扶植新汉官集团。皇统六年右丞相韩企先病卒田珏被宗弼排挤出朝。七年六月又借故杀田珏、奚毅等多人孟浩等34人被指为同党迁徙海上。尚书省为之一空。宗弼扶植的新汉官集团代替了旧汉官集团。 宗弼自天眷三年（114o）顺昌、颍昌大败后并未放弃与宋划淮为界的打算。因宗弼之请熙宗下诏代宋。皇统元年（1141）二月克庐州。与宋军战于柘皋镇大败。各自回兵。宗弼利用宋宰相秦桧除掉大将岳飞敦促宋高宗割地议和。九月宗弼先放回扣留的宋使者两人表示愿意议和随后又亲率大军渡淮河破泗州、濠州等地。宋高宗遣使表示愿意接受议和条件。皇统二年（1142）二月双方正式签约时为宋绍兴十二年史称“绍兴和议”（或称“皇统和议”）：两国东以淮水西以大散关为界淮水上游的唐邓二州和西面商、秦二州的一半割让给金朝。南宋向金称臣输纳岁币银、绢二十五万两、匹。 皇统二年三月宗弼进为太傅。皇统七年九月又进为太师、领三省事、监修国史、都元帅、领行台尚书省事、越国王独掌军政大权。自皇统和议后宗弼始终坚持“南北和好”政策主张待时机成熟后再一举灭宋。因而直到海陵王南侵（1161）二十年间金宋边界几无战事这对双方经济、文化的展都有积极的作用。皇统八年（1148）八月宗弼进《太祖实录》。十月病卒。封梁王谥忠烈。 宗弼一生对金朝贡献甚大。他既是一代名将在金宋战争中屡建战功又是一代名相辅佐金熙宗完成改革大业。金世宗论金代名臣时说：“宗翰之后惟宗弼一人。” 第二节完颜希尹完颜希尹（？—114o）汉名希尹女真名谷神又译兀室、悟室、骨舍。女真完颜部人欢都之长子。 辽朝末年阿骨打起兵反辽希尹是重要谋士之一。在反辽战争中希尹或随阿骨打或随撒改或与诸将征伐屡立战功。女真反辽初战告捷希尹即与宗翰自撒改军前来向阿骨打致贺并劝立国称帝。辽天庆五年（1115）阿骨打称帝改元收国元年金朝建立。 希尹为人缜密多智通晓本族祖先之法度女真人称其“萨满”以为通神人的智者。金初女真无文字赋敛调刻箭为号与邻国往来文书皆用契丹字。随着金朝日渐强大迫切需要符合女真语言的文字于是太祖授命希尹创造女真字。他依仿汉字楷书因契丹字制度（拼音字）合女真语言创制女真字。天辅三年（1119）八月制成颁行为金朝官方通行文字后世称为“女真大字”。并选女真儿童入学学女真字。金朝中期著名贤相纥石烈良弼、纳合椿年等即是第一批学女真字者。女真字的创制和使用对促进女真族社会的展具有积极的作用。 天辅五年十二月金朝又大举灭辽希尹在宗翰军中。此后一直是宗翰的重要亲信情同手足。破中京时希尹招降辽西节度使讹里刺。次年从宗翰于北安州（今河北承德西）大败辽奚王萧霞末。希尹在古北口（今北京市密云东北）大破辽兵斩获甚众。希尹为宗翰军的先锋追天祚帝于五院司、白水泺（今内蒙古察右前旗黄旗海）、乙室部等地。辽帝以轻骑遁去希尹遂攻取西京（今山西大同）。太祖以宗翰为西南、西北两路都统希尹随其驻西京。天会初年宗翰入朝议事希尹权西南、西北两路都统主持日常政务。天会二年（1124）辽天祚帝率诸军5万出夹山南下攻取州县至武州遭到希尹军阻击辽兵溃败天祚帝逃往山金司。不久希尹获悉天祚帝欲南逃投宋遣娄室率精兵邀击直到擒获天祚帝辽朝灭亡。 天会三年（1125）十月金建立元帅府大举侵宋希尹任元帅右监军与左副元帅宗翰率西路军自西京取太原趋开封。翌年再伐宋掳宋徽宗、钦宗二帝以归。天会七年宗翰、宗辅受命追击宋高宗赵构希尹率军攻至扬州屯兵江北以接应在江南作战的宗弼等军。其后驻西京的元帅右都监耶律余睹谋反希尹先觉察未及举事而败漏余睹伏诛。 天会十年（1132）希尹随宗翰入朝。议及立储嗣与宗翰、宗幹力请立完颜亶为谙班勃极烈太宗纳之。天会十三年（1135）完颜亶即位是为金熙宗。熙宗在宗幹等人支持下以三省六部制取代国论勃极烈制度进行全面的政治制度改革。任宗翰为太保、领三省事希尹为尚书左丞相兼侍中加开府仪同三司。由西京返回上京（今黑龙江阿城白城子）参与金朝政治制度的改革工作。 希尹长期跟随宗翰但是对汉文化的态度两人却截然不同。金兵入汴众将争取府库珍异财物希尹则先收宋朝图籍。自扬州返西京后适值宋朝遣洪皓为大金通问使宗翰扣而不遣希尹爱其才使其至家中教授子孙读儒家经典近十年。入京任相以来朝廷立官制议礼乐取前朝封建制度初多因革辽制。希尹与宗宪等人主张应参用唐、宋、辽三朝制度结合女真实情改革而制。熙宗和宗幹嘉纳之。 天会十五年（1137）六月熙宗为翦除宗翰势力以贪赃罪诛宗翰亲信尚书左丞高庆裔。不久宗翰愤郁而卒天眷元年（1138）希尹乞致仕不许罢相降任兴中府尹。以东京留守宗隽继任左丞相兼侍中宗隽与太师领三省事宗磐、左副元帅挞懒结党专横跋扈于朝廷。为压制其势力天眷二年（1139）正月熙宗重新起用足智多谋的希尹为左丞相兼侍中封陈王。六月郎君吴矢谋反。希尹与宗幹借机以吴矢词及宗磐、宗隽构成其谋反罪。希尹设计谋伏兵宫内因其朝会悉擒杀之。希尹第三子挞挞劲勇有智力兼数人适时承诏于殿堂上执宗磐手而杀之。太保、领三省事宗隽亦被捕杀。 天眷三年（114o）九月希尹随熙宗南巡至燕京。宗弼收复河南、陕西地亦至燕京朝见熙宗。希尹与宗弼酒后口角因宗弼奏请以“奸状已萌心在无君”之罪名处死希尹其子同修国史把答、符宝郎漫带同时被杀。挞挞已于前一年病卒。 皇统三年（1143）金熙宗察希尹实无奸状死非其罪恢复其名誉赠以开府仪同三司、邢国公。世宗时追谥贞宪。 第三节韩企先韩企先（1o82—1146）辽兴中府（今辽宁朝阳）人先世蓟州玉田（今属河北）。辽中书令韩知古九世孙。生长于辽朝世宦之家。天祚帝乾统年间进士及第。辽亡后入仕金朝为枢密副都承旨、转运使。枢密院官员初驻广宁府（今辽宁北镇）天会三年（1125）徙于燕京。及云中枢密院建立韩企先转入宗翰麾下宗翰请任为西京留守。天会六年（1128）燕京枢密使刘彦宗病卒右副元帅宗辅统率的东路军转战江南、陕西等地。于是燕京枢密院并入云中枢密院。韩企先代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知枢密院事凡华北地区选授、调、租税皆禀承元帅府旨意行事。 天会初谙班勃极烈完颜杲与国论忽鲁勃极烈宗幹掌朝政劝太宗改女真旧制用汉官制度。此后开始出现零星的如大理寺等机构。同时准备在枢密院试行官制改革。天会四年（1126）制定尚书省及以下诸司府寺等汉官制。由于对北宋战争全面爆拖延而未付诸实行。天会六年（1128）韩企先任知枢密院事着手改革官制以尚书省为中心的官制取代原以中书省为中心的枢密院制。天会七年官制初行韩企先迁尚书左仆射兼侍中封楚国公。通过韩企先等人的努力新官制实行于华北地区。 天会七年以后官制改革步伐加快。八年建立六部中的礼部与吏部。 十二年召韩企先入上京任尚书右丞相协助完颜宗幹主持汉官制的全面改革。韩企先博通经史知晓辽朝制度参照唐、宋制度或因或革损益旧章金朝典章制度多出其手。太宗末年勃极烈制度已由职能包罗万象转变为最高决策机关和审议机关原有的行政、司法、军事职能分别为汉式封建机构所取代。熙宗即位后废除勃极烈制度颁行“天眷官制”确立三省六部制从而完成了金政权的封建制改革。 熙宗即位韩企先仍任尚书右丞相。时三省初立官员缺乏韩企先拔擢一时贤能安置于各个部门。同时以培植奖励后进为己任推贤纳良甄别人物许多汉、渤海、契丹优秀人物入仕台省。熙宗与辅弼大臣宗幹等人每有重大政事必与韩企先谋议。 皇统元年（1141）封濮王。皇统六年（1146）二月病卒终年65岁。世宗时追谥简懿。 第八十一章海陵王海陵王（1122—1161）即完颜亮。字元功女真名迪古乃金太祖庶长子完颜宗幹之次子。儿时受业于名儒张用直好读书。及长举止端严。史称他外若宽和而城府深密人莫测其际。但“为人僄急多猜忌残忍任数”1。 第一节弑君夺位金熙宗天眷三年（114o）完颜亮18岁以宗室子为奉国上将军在叔父都元帅完颜宗弼的帐下供职。时宗弼奉诏取宋河南、陕西地完颜亮任行军万户。军还迁骠骑上将军。皇统四年（1144）进阶龙虎上将军不久出任中京（大定府后改北京今内蒙古赤峰宁城西大名城）留守迁光禄大夫。 完颜亮任地方官后“专务立威以厌伏小人”逐渐显露出他急躁猜忌的性格。驻中京的猛安萧裕（奚人）倾险敢决完颜亮与之结纳每与论天下事野心勃勃。萧裕揣其志附和说：“诚有志举大事愿竭力以从。”1完颜亮亦以父宗幹乃太祖长子己乃太祖孙自是遂生觊觎皇位之心。皇统七年（1147）五月入京任同判大宗正事加特进。十一月迁尚书左丞全力揽持权柄安插心腹为省台要职擢萧裕为兵部侍郎（后改同知南京留守事又改北京留守2成为完颜亮的亲信谋士）。皇统八年六月为平章政事十一月又晋升为右丞相。 金熙宗前期得宗幹、宗弼等人辅佐推进女真社会的封建化划定疆域其时经济得以复苏。老臣先后故世熙宗对宗室贵族仍较重用完颜亮是宗幹之子自幼一起长大故格外受到重视入京仅一二年就位至右丞相。此时皇后裴满氏干预朝政操纵一切。完颜亮便依附皇后裴满氏。皇统九年（1149）正月升任都元帅掌握了金朝兵权。完颜亮生日熙宗赐物皇后亦附赐。熙宗对他的依附于皇后裴满氏有所察觉但由于皇后对完颜亮十分赏识无可奈何。三月又晋升完颜亮为太保、领三省事。完颜亮上靠皇后下结权贵举荐女真显贵子弟为官以取得他们的支持。完颜亮的行为引起左丞相宗贤等人的不满。四月翰林学士张钧草诏忤旨被诛宗贤奏其受完颜亮指使。熙宗盛怒之下贬完颜亮为领行台尚书省事。 完颜亮由上京（今黑龙江省阿城白城子）往汴京（今河南开封）上任途经中京与留守萧裕约定若于河南起兵举事萧裕将结诸猛安以应之。行至燕京（今北京）南良乡熙宗又召其还上京授平章政事。皇统九年十二月初九完颜亮与左丞相完颜秉德、驸马唐括辩、大理卿乌带等合谋刺死熙宗自立为皇帝并改元天德。 第二节巩固政权进行改革1《金史》卷5《海陵纪》。 1《金史》卷129《萧裕传》。 2《金史》卷129《萧裕传》。按时无“南京”可能是中京参见卷5《海陵纪》。海陵王即位后为稳固以非法手段获得的皇权先对与自己合谋弑君的人封以高官以奖励他们拥立之功。完颜秉德被任为左丞相兼侍中、左副元帅唐括辩被任为右丞相兼中书令乌带被任为平章政事忽土、阿里出虎分任左、右副点检大兴国为广宁府尹。同时严厉镇压敌视他的朝廷重臣诛杀领三省事兼左副元帅、曹国王完颜宗敏（太祖子）、左丞相兼都元帅完颜宗贤。罢太傅领三省事萧仲恭、尚书右丞完颜禀、参知政事萧肄等。对处于观望中的朝官则加以笼络如太师、领三省事完颜勖等二十人均加官进爵。经过一番调整海陵王初步稳定了政局。但女真宗室贵族的几种政治势力仍对海陵王构成巨大的威胁。如领三省事宗本等太宗子孙自熙宗即位以来一直心怀不满暗中集结力量与太祖一系子孙明争暗夺伺机夺回皇位继承权。又如左丞相完颜秉德的祖父宗翰是在海陵王父亲宗幹和熙宗的逼迫下愤郁而死的他与海陵王谋杀熙宗时本意并非要立海陵王为帝又与海陵王的政治主张不同一旦有机可乘可能还会谋反。天德二年（115o）四月海陵王以宗本与秉德谋反罪命人在上京、东京、中京、汴京等地同时动手杀了领三省事完颜宗本、判大宗正府事完颜宗美、东京留守完颜宗懿、中京留守完颜卞等太宗子孙七十多人；领行台尚书省事完颜秉德（先于天德二年正月贬为此官）及其弟特里、乣里等完颜宗翰子孙三十余人；并且累及宗室子弟五十余人唐括辩也被斩。为了压制宗室勋旧大臣十月海陵王又以谋反罪诛杀平章政事完颜宗义等完颜杲（太祖胞弟曾任谙班勃极烈、都元帅）子孙百余人；前工部尚书谋里野、御史大夫完颜宗安及族人；在汴京杀领行台左丞相左副元帅撒离喝。此外对太皇太妃萧氏（太祖妃）强加对宗义等人谋反状“知情不举”的罪名杀萧氏及其子任王隈喝。 经过两次大规模的清洗朝廷高官中宗室贵族所剩无几。与此同时海陵王大批任命普通女真人中有才华的人和通晓封建典章制度的渤海人、契丹人和汉人为官打破了自太祖建国以来朝廷大权为女真族宗室贵族所垄断的局面三省宰执和最高军事机构都元帅、枢密使中除了他的胞弟完颜兖外无一名宗室完颜氏人。海陵王采取这种用人方针目的是为维护和加强皇权争取封建地主阶级的支持扩大政权的基础。 接着海陵王在熙宗改革的基础上开始对金朝的政治制度进行大规模的改革。 天德二年（115o）十二月废除汴京行台尚书省政令统一于朝廷。同时废除元帅府设置枢密院作为最高军事机构。枢密院受尚书省节制枢密使、副不直接统兵。兵兴临时设元帅府兵罢则省使军权掌握在皇帝手中。 天德三年仿照中原制度设国子监以教育生员。改革科举罢太宗以来的“南北选”制废除儒学的“经义科”以词赋、法律取士以词赋为正科法律为杂科。 天德二年改定猛安谋克继绝法。三年罢免女真族世袭万户废除上京路下的女真万户路改置节度使改变了贵族子孙相继揽一方权威的状况加了女真族封建化的进程。 天德三年使张浩扩建燕京城（今北京）兴修宫室并下诏迁都。贞元元年（1153）三月迁都燕京。并效仿辽五京制度改燕京为中都汴京为南京大定府（原中京）为北京辽阳府为东京大同府为西京。金朝五京制度始完备。 同时在中都附近的大房山（今北京西南）营建山陵贞元三年五月将太祖、太宗的棺木由上京迁葬大房山帝陵。正隆元年（1156）十月又将始祖以下十帝灵柩迁葬大房山四时祭祀。海陵王强令上京女真世家大族迁往中都为彻底断绝女真大贵族返回上京的念头正隆二年八月罢上京留守司。十月下令毁坏上京旧宫殿、各大贵族的宅邸和寺院将之夷为平地分给各猛安谋克为耕地。这对女真奴隶主大贵族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随着迁都大批女真猛安谋克迁入中原。海陵王对众多的猛安谋克进行了整顿、合并在中原各地实行括地按照牛头地和计口授田的方式分配土地给各猛安谋克。女真人与汉人杂居往往将土地出租给汉人促使女真猛安谋克内部封建制生产关系迅展。 海陵王重视吏治提拔、重用善于理财的人于是形成君臣讲求财用之风。海陵王以前金朝没有铸钱只是借用辽、宋铜钱。贞元二年（1154）由户部尚书蔡松年主持复钞引法印制、行纸币名为“交钞”。正隆二年（1157）始铸铜币面文为“正隆通宝”。这促使北方社会经济进一步恢复、展。 正隆年间海陵王再次大幅度改革官制正隆元年（1156）颁行“正隆官制”罢中书、门下二省止设尚书省。尚书省置尚书令下设左、右丞相左、右丞参知政事。废原平章政事官。自省而下设院、台、府、司、寺、监、局、署、所各统其属以修其职。职有定位员有常数。正隆二年八月又置登闻检院掌奏进告尚书省、御史台理断不当事。权力高度集中君主集权制进入新的阶段。金朝的政治制度至此基本上确立此后不再有重大的改革。 第三节动侵宋战争与被杀海陵王曾言有三志：国家大事皆自我出；帅师伐国执其君长问罪于前；得天下绝色而妻之。正隆官制改革后一志已遂愿。此后海陵王越好大喜功妄自尊大。曾为一图像作诗曰：“自古车书一混同南人何事费车工？提师百万临江上立马吴山第一峰。”1自以为兴兵二三年即可灭南宋统一江南以称正统。自熙宗皇统和议以来金宋已多年不见战火双方社会经济都得以迅恢复、展。海陵王时金朝的实力不及宋朝当务之急是与民休息展生产增强国力。但海陵王不顾国情民力决意动大规模的灭宋战争。 正隆三年（1158）命左丞相张浩、参知政事敬嗣晖营建南京（今河南开封）宫室夷平原宋朝的宫殿重新建造务求豪华壮丽。 正隆四年（1159）正月罢金宋边境凤翔、唐、邓、颍、蔡、巩、洮、胶西榷场。二月召谕宰执准备伐宋。命工部尚书苏保衡在通州（今北京通县）监造战船。派使臣到各路籍兵凡猛安谋克户、部族和州县的渤海人年2o岁以上5o岁以下者全部纳入军籍听候调遣。父母年迈兄弟多亦不许留一子。三月又派人到各路总管府督造兵器。四月令各路原贮藏的兵器一律送往中都。八月大括天下骡马。官至七品只许留一马。共征1《大金国志》卷14《海陵焬王纪》中。 调马骡56万余匹令被征马户代为饲养。 正隆五年（116o）七月签各路汉军。除中都、南京两路外其余每路签汉军1万。并调集上年所籍的各路猛安谋克军共24万大军。同时调集征调的马匹。诏河南诸州县贮粮皆供军队。骡马所到之处无草料海陵王则曰：时禾稼满野可放牧田间民间储蓄尚多再岁不获亦无妨。为筹集军资提前征收五年税又加收菜园税、户税、养马钱四方所造军器材用皆赋于民。在海陵王横征暴敛下民不聊生纷纷起来反抗暴政。 先沂州临沂人开山赵领导当地农民揭竿起义起义军展到3o万人。随后山东、河北、山西以至中都附近人民相继起义大者连城邑小者保山泽。正隆五年三月海陵王遣都水监徐文等率舟师九百浮海去镇压海州东海县（今江苏连云港市南）张旺、徐元领导的起义军命之曰：“朕意不在一邑将试舟师耳。”1六月东海起义军被镇压。此时北方爆了以撒八、窝斡领导的契丹农牧民大起义声势浩大遍及西北诸路。海陵王即帝位后的后宫生活日益放荡糜烂广益嫔御。贞元元年（1153）三月亲选良家子一百三十余人充后宫。宗室、百官家眷中有姿色者海陵王亦千方百计明抢暗夺。 海陵王无视金朝政局动荡不安正隆六年（1161）二月自中都出南巡六月抵南京。自议南伐以来凡极谏的大臣非杖即杀。及至南京皇太后徒单氏（宗幹的正室）亲自出面劝阻竟被海陵王杀于宁德宫。此后朝廷上下无人敢谏南伐。 同年九月海陵王亲自督大军南下。金军兵分四路海陵王亲率一路以枢密使完颜昂为左领军大都督、尚书左丞纥石烈良弼为右领军大都督随海陵王取庐州（今安徽合肥）。工部尚书苏保衡为浙东道水军都统制率水师直趋临安。太原（今属山西）尹刘萼为汉南道都统制率兵出蔡州（今河南汝南）。河中（今山西永济西）尹徒单合喜为西蜀道都统制由凤翔取散关驻军待命入川。徒单贞别将兵2万入淮阴（今江苏淮阴西南）。 十月初八海陵王大军渡淮河连克庐州、和州（今安徽和县）。刘萼汉南道军取通化军、蒋州、信阳军（今河南信阳）。徒单贞取扬州。苏保衡浙东道水师在胶西（今山东胶州）陈家岛遭到宋将李宝水师的突然袭击几乎全军覆没。 金军渡淮前一日东京留守完颜雍（太祖孙）动政变称帝于东京即金世宗。次日世宗下诏废黜海陵王改元大定。海陵王闻知后仍继续南进。十一月海陵王大军在采石矶（今安徽马鞍山市南）渡长江为宋都督府参谋军事、中书舍人虞允文所督宋军打败金军将士死伤无数战船损失过半。于是移师瓜州（今江苏扬州南）。此时军心涣散将领不愿渡江作战但海陵王一意孤行勒令将士次日（二十七日）渡江。次日拂晓兵部尚书耶律元宜等众将领动兵变海陵王在大帐中被乱箭射死去世时年39岁。 海陵王被杀后都督府将灵柩置于南京班荆馆。世宗大定二年降封为海陵郡王谥曰炀。葬于中都大房山鹿门谷诸王墓地大定二十年诏降为海陵庶人改葬于山陵西南四十里处。 1《金史》卷5《海陵纪》。 第八十二章金世宗金世宗（1123—1189）女真名乌禄即位后更名雍。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之孙完颜宗辅之子。生长于金上京13岁丧父由母亲哺育成人。母李氏出身于辽阳渤海世族知书明礼教子有方。完颜雍自幼习诗书具有较高的汉文化修养。又精骑射“国人推为第一每出猎耆老皆随而观之”1。熙宗皇统年间完颜雍以宗室子例授光禄大夫封葛王为兵部尚书。 海陵王天德年间历任会宁牧（上京会宁府）判大宗正事中京、燕京留守济南尹。贞元初任西京（今山西大同）留守。三年（1155）改任东京留守进封赵王。正隆二年（1157）按例降封郑国公进封卫国公后又徙封曹国。 第一节统治初期完颜亮（海陵王）因弑熙宗夺得帝位故深忌宗室不委以宰执并严加监视。完颜雍为保全自己多献珍异以消除海陵王疑忌。尽管如此海陵王仍派心腹高存福任东京副留守以伺动静。正隆六年（1161）海陵王兴师南下攻宋境内反战情绪高涨西北爆了撒八领导的契丹农牧民大起义东北各地契丹、奚人纷纷起兵响应。咸平府（今辽宁开原）谋克括里领兵攻陷韩州（今吉林四平西北）据咸平将攻东京。完颜雍命人打造兵甲以备抵抗时海陵王命婆路（今丹东附近）总管完颜谋衍以兵属完颜雍镇压起义。括里见东京城旌旗蔽野不战自退。高存福则以完颜雍筹军备密报海陵王言完颜雍图不轨。完颜雍得知甚感危急。加上海陵王杀徒单太后等女真贵族完颜雍得知后更加紧张。完颜雍母舅兴中府（今朝阳）少尹李石以病还居乡里多年是完颜雍心腹谋士和得力助手他建议“先除高存福然后举事”1。十月南征万户、曷苏馆女真猛安完颜福寿等人所率女真兵不愿南下攻宋自辽东南进至山东时率兵2万逃回哗变杀高存福等人拥戴完颜雍为帝改元大定是为金世宗。十二月进据中都。 金世宗即位之初时局极不稳定。当务之急有三一是建立一个稳固的统治集团；二是镇压西北契丹人民大起义；三是结束与南宋战争。世宗以海陵王为鉴调整、纠正海陵王之失采取了如下措施。 先在用人上采取兼容并举的政策。不管过去受海陵王重用还是受排挤；对世宗是拥护还是曾经反对又降附的人；也不论是女真宗室贵族还是汉人、渤海人等只要有才能一视同仁予以任用。海陵王时太傅、尚书令张浩大定二年（1162）入朝仍封为太师、尚书令。金世宗对他说：“卿在省十余年练达政务故复用卿为相当自勉毋负朕意”1。北面都统纥石烈志宁、白彦敬等率重兵于西北镇压契丹起义又曾谋议进攻完颜雍部连杀完颜雍派去的使者九人。海陵王被杀后他才降服。世宗以其为将才不计前嫌仍令其统兵委以重任。纥石烈志宁屡立战功官至枢密使、右丞相。由于用人政策深得人心很快理顺了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结束了混1《金史》卷6《世宗纪》上。 1《金史》卷86《李石传》。 1《金史》卷83《张浩传》。 乱的局面。世宗在位三十年宰执官中宗室完颜贵族有7人非宗室女真人15人汉族14人契丹、渤海2人。基本上纠正了前朝帝王人为地排斥某一集团的弊政做到唯才是举人尽其用。 其次调集重兵围剿西北地区的契丹农牧民起义军。大定元年（1161） 十二月窝斡称帝建年号天正并领导契丹起义军转战临潢府与泰州（今吉林洮安一带）之间声势浩大屡败金军。大定二年（1162）世宗任仆散忠义为平章政事兼右副元帅、纥石烈志宁为元帅右监军统率诸军倾精锐部队全力镇压窝斡军。六月于花道、袅岭一带决战起义军损失惨重。八月于山后奚地再败起义军所破之处尽杀其男子以其妇女童孺分给诸军。窝斡残部北走沙陀。世宗在派兵镇压的同时不断遣使招抚诱降许诺降者不问从奴婢、良人罪无轻重并行免放。有官品者和率众归降者仍与官赏依本品量材叙用。奴隶并放为良。捕获窝斡者猛安加三品官授节度使谋克加四品官授防御使；庶人加五品官授刺史。并晓谕金军将士能捕杀窝斡者加特进授真总管（正三品）。这些措施分化瓦解了起义军中意志薄弱者安远大将军斡里袅、猛安七斤、蒲越等人先后降金。九月窝斡为部下稍合住和神独斡所擒送往金营被杀。镇压契丹起义后金世宗下诏罢契丹猛安谋克其户分隶女真猛安谋克。并将参加起义的契丹人户尽徙女真内地与女真人杂处接受女真官员的直接统治。在此前后金世宗平定了河北、山东、河东等路北方各族人民起义很快恢复了封建统治秩序。 第三尽快结束与南宋的战争。海陵王被杀金军北还金世宗吸取海陵王穷兵黩武的教训将被征南侵的军士放免还家于金宋边界屯兵1o万由都元帅完颜昂经略边事。又派使臣与宋和谈。时南宋孝宗即位主张抗金收复失地拒绝和谈。大定三年（宋隆兴元年1163）南宋以张浚为统帅兴兵北伐欲收复失地。此时金世宗已镇压了契丹起义调左丞相仆散忠义、左副元帅纥石烈志宁统率重兵反击北进的宋军宋军连败。五月两军大战于符离（今安徽宿州）宋军惨败。宋孝宗遣使求和。四年十月金世宗命仆散忠义、纥石烈志宁再次出兵连取濠（今凤阳东北）、庐（今合肥）、和（今和县）、滁（今属安徽）等州。宋再次遣使求和闰十一月和议基本达成。五年（宋乾道元年1165）正月双方正式议和史称“隆兴和议”。议定边界仍依“绍兴和议”所定宋割让战争初期所占海（今江苏连云港市海州区）、泗（今盱眙西北）、唐（今河南唐河）、邓（今属河南）、商（今属陕西）、秦（今甘肃天水市）等州给金宋向金称侄皇帝不称臣岁币减为2o万两绢减为2o万匹。媾和以后三十余年双方无大战争。 第二节金代“治世” 金世宗在政治制度上基本沿用海陵王时的成制统治政策和方针则与海陵王不同。海陵王纯尚吏治金世宗则务施宽政虚心纳谏。他屡次下诏内外大小职官上书直言谕宰执有言即言毋缄默以自便。急于求贤选拔人才。世宗即位前任地方官多年深知州县之职最为亲民当得贤材用之。郡守选人虽资叙未至而有政绩廉能者亦升用之以励其他官吏。究心于吏政。分职官为廉能、污滥、不职三等而黜陟之。诏御史台：自三公以下官僚善恶邪正当审察之。命御史分路刺举善恶以闻。不仅劾罪亦要举善。对暗察明访皆著政声者进官旌赏。职官犯赃罪轻则降职重则收监虽国内大赦亦不叙。以贪赃罪降官者再犯除名永不叙用。 同时又进一步修订官制和礼仪制度海陵王时尚书省宰执为7人并废熙宗时的平章政事官职。世宗增设为9人复平章政事官职。更定铨注县令丞簿格、定试令史格诏给内外职事官兼职俸钱进一步完善了官僚机构。世宗虽倾心于汉文化但又不愿抛弃女真文化。于是采取措施利用、吸收汉文化以提高女真民族的文化水平。大定四年以女真大、小字译儒家经史颁行之。在京师设女真国子学诸路设女真府学择猛安谋克子弟为学生入学学习。十三年开设女真进士科以策、诗取士。制猛安谋克官员皆先读女真字经史然后许承袭官职。金朝护卫亲军皆任女真宗室贵戚之子十年出为五品职官。世宗以女真人径居达官不知民间疾苦令教以读书使其知仁义道德所在。金太祖、太宗时多以武功任高官世宗则认为：起身刀笔者虽有才力可用其廉介之节终不及进士。但在同时世宗又千方百计避免女真族完全汉化令女真人毋得译为汉姓改汉姓或穿汉服。卫士有不习女真语者并勒令习学此后不得说汉语。他对皇太子及诸子说：“汝辈自幼惟习汉人风俗不知女真纯实之风至于文字语言或不通晓是忘本也。”1他担心女真人完全汉化非长久之计。于是在大定二十四年（1184）以太子完颜允恭监国世宗带诸子及官员返上京女真内地以提倡女真人弘扬女真文化勿忘旧俗。并令有司委各猛安谋克官于农闲时督部人习武备练骑射。 金代以农为本世宗采取措施以保护和展农业生产。平定契丹起义、结束对南宋战争后裁军归农诏元帅府诸新旧军以6万留戍余并放还。大定二年（1162）即诏谕“盗贼或避赋及避徭役在他所者并令归农及时农种无问罪名轻重并与原免”2。后又诏复各地流民还乡官给以田。地狭处则将召辑的流民安置于他乡种田。开始时每年遣官劝各地猛安谋克农事；后来恐有烦扰令各地职官劝督必令自耕精勤农务以给自足。弛放牧地令民开垦。牧畜毁坏民农桑虽亲王、公主及势要之家亦由地方官立加惩断。同时除海陵王时弊政蠲免苛捐杂税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若逢灾年屡免租税减免劳役。大定四年（1164）命张弘信等24人（一说13人）分路通检诸路物力；五年立诸路通检地土等第税法。在此基础上征收物力钱使各族人民的负担相对均平一些同时增加了朝廷的税收。 自大定二年起世宗逐步放免寺院二税户和部分奴婢为平民。寺院二税户原是辽代寺院的封建领户金初多沦为奴隶。世宗下诏凡二税户有佐证说明身份者皆放免为良。平定契丹起义后放免了一大批契丹的奴婢、驱奴为平民。二十二年立限放免限内娶良人为妻所生男女为良。十七年时诏：海陵王时大臣无辜被戮家属籍没为宫奴婢者并释为良。当然这仅是局部解放奴隶和农奴为一般农民对女真猛安谋克的奴隶制则仍实行保护政策禁止其出卖奴婢。1与宋和议后金朝恢复和增设了与南宋、西夏的榷场定榷场香、茶罪赏法。输入物品以茶、丝织品、药材、米为大宗输出物品主要是人参、貂1《金史》卷7《世宗纪》中。 2《金史》卷6《世宗纪》上。 1《金史》卷8《世宗纪》下。 皮、北珠、绢罗。 曾一度罢诸路关税。取消金银矿税听民开采。大定二十年定商税法“金银百分取一诸物百分取三”2。 随着女真族封建化的日益展猛安谋克组织已经极为混乱。世宗为维护女真旧制大定二年“定世袭猛安谋克迁授格”3。大定七年、二十年又两次新授猛安谋克。十五年遣吏部郎中蒲察兀虎等1o人分行诸路再定猛安谋克户规定每谋克不过三百户七谋克至十谋克置一猛安。二十四年又授诸子以猛安谋克世爵。猛安谋克是一种父子相承的世官制度。为维护女真贵族的权利世宗规定猛安谋克官员犯罪可惩罚不得轻易夺官。宗室贵族中有不任官者为施恩泽大定十二年授以散官。十七年又授年高者以官职。 在经济上猛安谋克户长期蒙受国家优遇往往骄纵富家尽服纨绮酒食游宴贫者争慕效之不亲稼穑土地或令汉人租佃或听凭荒芜一部分女真人日益贫困。世宗为保证女真人生计一再拘括汉人田地分配给女真猛安谋克户令其合家聚种。仍极力维护女真奴隶制的“牛头地制度”并以计口授地作为牛头地的补充形式。然而女真族奴隶制已经走向崩溃世宗的种种措施不过使女真族走上了保有本民族特点的封建制道路。 世宗大定年间由于政局相对稳定经济有了展仓廪有余人民生活较为安定文化也昌盛起来。故被后人誉为金朝的“小尧舜”。大定二十九年（1189）正月世宗病故于中都福安殿终年67岁。章宗时谥为圣明仁孝皇帝庙号世宗葬于兴陵。 第三节完颜允济完颜允恭完颜允济完颜允济（又作永济）（？—1213）小字兴胜金世宗第七子。大定十一年（1171）封薛王、滕王。世宗朝历任秘书监、刑部尚书、殿前都点检。章宗朝封潞王、韩王、卫王。历任安武军节度使、兴平军节度使、昭义军节度使判彰德府（今河南安阳）事、平阳府（今山西临汾）事。泰和八年（12o9）章宗卒无嗣子允济即位年号大安即卫绍王。 章宗末年金朝从鼎盛走向衰落宦官、嫔妃和近臣擅权已肇其端卫绍王庸弱无能无力整顿朝纲政治日趋。 大安三年（1211）成吉思汗兴师攻金。卫绍王一面派粘合合打去求和一面派平章政事独吉思忠等人行省边地率军抵御。八月野狐岭（今河北张家口西北）、宣平（今宣化西北）之战金军主力被消灭主帅完颜承裕逃到宣德（今宣化）。蒙古大军长驱直入十月包围中都（今北京）。卫绍王接受主战派建策死守中都蒙古军屡攻不下解围北退。至宁元年（1213）秋成吉思汗再次兴兵进攻金朝直抵居庸关（今昌平西北）金朝国势岌岌可危。这时金朝宫廷生政变右副元帅纥石烈执中杀卫绍王立完颜珣为帝是为金宣宗。宣宗即位后降封允济为东海郡侯贞祐四年（1216）2《金史》卷49《食货志》四。 3《金史》卷6《世宗纪》上。 追复卫王谥曰绍。 完颜允恭完颜允恭（1146—1185）女真名胡土瓦后赐名允迪、允恭。世宗嫡长子排行第二。大定元年（1161）世宗即位于东京（今辽宁辽阳）封胡土瓦为楚王置亲王官属。二年赐名允迪立为皇太子。他专心学习儒家经史常与诸儒讲习经史受业于著名儒生郑松行事遵儒家礼仪。八年改赐名允恭。世宗对他甚为爱重每逢生辰或至东宫或设宴内殿。二十四年三月世宗北巡上京以允恭居中都（今北京）监国。凡遣使、祭享、五品以上官及重大军国事需遣使驰奏；六品以下官及其余常事听太子允恭裁决。居守一年有余勤勉政务凡启禀刑名亲自披阅慎断曲直。二十五年（1185）六月患暴病七日而卒终年39岁。十一月葬于大房山谥曰宣孝太子。大定二十九年金章宗即位追谥庙号显宗祔于太庙陵曰裕陵。允恭大定元年选纳刘氏（辽阳人）入东宫。三年生子吾暏补即金宣宗。大定四年纳妃徒单氏封为皇太子妃；七年生子麻达葛即金章宗。 第八十三章金章宗金宣宗金哀宗1第一节金章宗金章宗（1168—12o8）即完颜璟女真名麻达葛。金世宗之孙宣孝太子完颜允恭嫡子。大定八年夏完颜允恭携家室随世宗行猎于燕山之北七月完颜璟生于麻达葛山（今河北崇礼境内）世宗即以山名之。 完颜璟之父完颜允恭居东宫二十余年主张学汉制专心儒家经史好诗文善丹青。其母徒单氏亦喜诗书尤好老、庄言行必合于礼。完颜璟自幼受有教养的父母熏陶文学造诣也较深他的诗纤巧绮丽词有南唐李后主风韵书法专学宋徽宗“瘦金体”。著名汉人儒士徐孝美、张、许安仁先后为之侍读。大定十八年（1178）封金源郡王时年11岁。允恭择通儒学的女真学士完颜匡、仆散讹可教之女真语言文字。大定二十五年（1185）六月允恭暴病卒世宗大恸后遂着意培养完颜璟。十二月封原王、判大兴府（今北京）事让他学习政事以考察才干。完颜璟在任上断事得当能以女真语审女真诉讼以汉语断汉事深得世宗赞赏。大定二十六年四月赐汉名璟。五月拜为尚书右丞相亲闻朝议习知政事。十一月诏立为皇太孙。二十八年世宗病重又诏为摄政。二十九年（1189）正月世宗病卒遗诏完颜璟继帝位是为金章宗时年22岁。 金章宗承世宗治平之世继续原定治国方针使金朝政治、经济、文化都有所展堪称为“鼎盛时期”。 在章宗即位之初曾下诏拟全面解放寺院奴隶和官、私奴婢。寺院奴隶原为辽“二税户”金初沦为奴隶。大定二十九年（1189）十一月始议彻底解放二税户派大兴府治中乌古孙仲和、侍御史范楫分别检括北京路（今内蒙古赤峰所属旗县原辽朝内地）和中都路（二路为二税户较为集中的地区）二税户凡无凭验其主自言或因通检而明身份者其税半输官、半输主（地位相当于驱即农奴）而有凭验者悉放为良。明昌元年（119o）六月仅北京路就放免二税户约17oo百户1.39万人。 大定二十九年二月也开始着手解放官奴婢和私奴婢。先将完颜宗辅（尧）（世宗父追谥睿宗）、世宗和章宗父完颜允恭（追谥显宗）的奴婢悉放为良。五月制诸饥民卖身已赎放为良复与奴生男女并听为良。明昌元年（119o）三月驱婢所生子女官府给钱四十贯赎以为良。同时逐步解放宫籍监户及奴婢。明昌二年二月更定奴诱良人法。进一步废除奴隶制和限制奴隶制残余势力的展。 自世宗中期以来女真族的奴隶制急剧向封建制转变。章宗改世宗限制女真封建制展为肯定女真封建制的政策采取相应的措施使女真猛安谋克组织由以牛头地土地分配制度为基础的家族奴隶制转变为以计口授地为经济特征的封建军屯制度形成具有女真族特色的封建制。泰和四年（12o4）九月“定屯田户自种及租佃法”1标志着女真封建制的最后完成。此后猛安谋克仍属于诸路并在提刑司（后改按察司）内设安抚判官专管猛安谋1本章主要依据《金史》的《章宗纪》、《宣宗纪》、《哀宗纪》及卷1o6《术虎高琪传》、卷1o9《完颜素兰传》。 1《金史》卷12《章宗纪》四。 克。 为适应女真社会向封建制的转变金章宗制定了一系列法令。明昌六年（1195）定猛安谋克镇边后放免者授官格。承安五年（12oo）定猛安谋克军前怠慢罢世袭制、定猛安谋克斗殴杀人遇赦免死罢世袭制、定管军官受所部财物辄放离役及令人代役法。泰和八年诏更定猛安谋克承袭程试格。限制女真猛安谋克的特权并有条件地取消猛安谋克的世袭权。这样不断地削减女真猛安谋克的特权加强了封建政权对他们的控制。泰和六年十一月诏听任屯田军户与所居民互为婚姻允许女真人与汉人通婚以缓和各民族之间的磨擦和矛盾。章宗以前女真猛安谋克入仕只有武功与门荫二途。明昌年间令猛安谋克举进士试以策论及骑射以定其科甲高下以促使官僚集团中女真族与中原汉族士大夫日趋同一。 随着女真、契丹奴隶制的废除金朝的封建化程度也不断提高章宗时各项制度更加法典化。明昌五年（1194）诏用唐、宋故事置所议礼乐。明昌六年礼部尚书张等编《大金集礼》礼乐寝备。明昌初设应制举及弘词科以待非常之士于是金朝取士七目：词赋、经义、策试、律科、经童、女真进士、制举弘词全备。又修刑法泰和元年（12o1）十二月新修律成共12篇563条为3o卷名为《泰和律义》。又完备官制如承安二年（1197）设军器监三年置提刑司后改按察司。四年置审官院。泰和四年（12o4）定考课法。八年创设近侍局提点。并加强对朝廷和地方官员的监察考课。 明昌、承安年间是金朝极盛时期经济繁荣人口增长仓廪充实。到泰和年间已有户8oo余万口5ooo余万。明昌二年全国储金12oo余铤银5o.2万余铤儒风丕变学校日盛章宗下令35岁以下的女真亲军必学《孝经》和《论语》。章宗本人汉文化造诣很深女真、契丹、渤海族中都出现著名的文人如完颜é、萧贡、移刺履、王庭筠等人。自然科学亦有显著成就数学上的明有天元术天文历法方面制造出水秤、影仪、简仪为后来元代大天文学家郭守敬造景符、简仪时所据。明昌三年建成卢沟桥（在今北京西南）是华北地区最长、建筑结构与艺术性最高的石拱桥。 然而在这极盛时期已孕育着危机承安、泰和年间金朝开始转衰。由于章宗是以皇太孙继帝位他颇疑忌世宗诸子置王傅、府尉官加以检制。明昌四年十二月郑王永蹈以谋反被诛。自此诸王禁限愈严。增置诸王司马检察门户出入。六年章宗猜疑镐王永中有反意亦诛之。二王的子孙皆禁锢。皇族内部的倾轧必然是走向政治衰落。既而妃李师儿得宠其兄弟皆擢显近势倾朝廷。因附依李妃位至宰相的胥持国与李妃互为表里专擅朝政。章宗后期近侍弄权尚书省权力减少朝纲不正政治已见端倪。章宗在位时北方连年遭受自然灾害水、雨、雹、旱、蝗灾之外大地震两次黄河决口三次并改道。造成流民增多土地荒芜税收减少。然而统治阶级奢靡之风依然滋长。章宗为满足女真猛安谋克屯田户对土地的贪求承安五年命枢密使完颜宗浩等人于中都、山东、河北等地括地3o余万顷其中多有民田。夺民田而与军户腴田沃壤尽入势家瘠恶者乃付贫户。无益于军而有损于民。 章宗初期北方有阻卜、广吉刺等南犯。为抵抗侵扰明昌三年（1192）在西南、西北路沿临潢（今内蒙巴林左旗南）至泰州（今吉林洮南东）开筑壕堑（金界壕）。六年命左丞相夹谷清臣、右丞相完颜襄率军回击阻卜进犯大败阻卜。承安三年（1198）命完颜宗浩率军北伐广吉刺亦大败之。北部边警暂解。 金章宗坚持世宗以来的南北和好的方针与南宋和平相处。宋宁宗时韩侂胄为相倡议兴兵灭金不断出兵攻扰金边。泰和六年（12o6）五月韩侂胄请宋宁宗下诏出兵北伐金章宗也正式出师应战。十月以平章政事仆散揆兼左副元帅、枢密使完颜匡为右副元帅率兵14.5万分九路迎击宋军。宋军全线溃败。金朝由防御战转为进攻战攻取宋宜城（今属湖北）、和州（今安徽和县）、成州（今甘肃成县）、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凤州（今凤县东）、真州（今江苏仪征）等地。金朝虽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但损失亦重有意议和。泰和七年韩侂胄被杀宋朝主和派掌权。泰和八年金宋和议达成时为宋嘉定元年史称“嘉定和议”和议规定金宋改称伯侄国岁币由银、绢2o万两、匹增至3o万两、匹外加犒军银3oo万两。金军从占领的地方撤回仍维持金、宋原边界。 由于连年自然灾害和不断的对外战争使财政收入日益减少军备开支不断增加。为解决财政困境章宗一面加紧对农民征收赋调征军须钱开始收醋税。一面钞和宝货结果钞价日跌物价踊贵艰于流通造成国虚民贫经济更趋衰落。 泰和八年（12o8）十一月章宗得病卒于中都福年殿终年41岁遗诏皇叔卫王永济即帝位。次年改元大安。卫绍王大安元年（12o9）正月谥完颜璟神武英孝皇帝庙号章宗。二月葬于道陵。 第二节金宣宗（附术虎高琪） 金宣宗金宣宗（1163—1224）即完颜珣女真名吾暏补。金世宗之孙宣孝太子完颜允恭庶长子章宗同父异母兄。完颜珣自幼受汉族封建教育读儒家经史喜作诗文。其母刘氏性聪慧最喜佛书。受父母影响完颜珣性格“宽仁大度”好学又善谈论多与文学之士交游赋诗饮酒。18岁时封温国公加特进。大定二十六年（1186）赐汉名珣。二十九年进封丰王加开府仪同三司累判兵部、吏部判彰德军（后升为府今河南安阳）等职。章宗时进封翼王、邢王、昇王赐名从嘉。 至宁元年（1213）八月权右副元帅纥石烈执中（胡沙虎）与其党动政变弑卫绍王。丞相徒单镒等人以昇王完颜珣是世宗长孙劝执中立为帝。于是遣人迎于彰德府。九月完颜珣至中都即帝位改元贞祐复用旧名珣是为金宣宗。 金宣宗即位时朝中权臣柄政蒙古大军又进逼中都。他本人无力整顿朝纲只能依赖纥石烈执中拜为太师、尚书令兼都元帅封为泽王使之操纵了国政。十月蒙古军兵临中都城下元帅右监军术虎高琪率军迎战两次战败。术虎高琪知必为纥石烈执中问罪乃自率乱军入中都围执中于宅第纥石烈执中逃命时被杀。宣宗赦术虎高琪之罪以为左副元帅拜平章政事后官至尚书右丞相。术虎高琪为相后专固权宠擅作威福附己者用不附己者斥。他虽擅权却得到宣宗的信任所以宣宗屡称继世宗之志其结果正是相反金朝陷入衰乱之中。 面对蒙古军队的强大攻势金宣宗放弃积极抵抗的主张而是执行投降、逃跑之路线。他即位后马上遣使向蒙古厚贿求和。贞祐二年（1214）三月接受蒙古的条件：献纳童男女各5oo名绣衣、御马3ooo件、匹大批金银珠玉献公主（以完颜永济之女为岐国公主归蒙古主）。和议成蒙古暂时退兵中都解围。 金宣宗以国蹙财用匮乏中都不可守乃决意迁都于南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朝中有的官员和太学生力陈不可迁都以中都是国之根本弃之南迁北方皆不能守。若迁都辽东、关中皆强于开封恃险备御可为后图。然而宣宗认为大计已定不可中止。五月十一日下诏南迁。十八日金主与六宫仓促离开中都迁往南京（今河南开封）。南迁极大地动摇了民心也增大了蒙古主的戒心。七月蒙古军再次南下。贞祐三年五月蒙古军攻克中都并兵袭南京。至此金朝全境大部分陷于战火之中。 面对蒙古军的进攻金初骁勇善战的女真军队已变得毫无战斗力宣宗只得令人组织契丹等乣军和收纳各族人组织“忠孝军”、“忠义军”作为抵抗蒙古的军事主力。结果是不久乣军叛金义军无作战能力又不听从统制。兴定四年（122o）宣宗只得又招纳汉族地主武装于河北、山西等地封建九公各有封疆守土抗蒙以为南京北部的屏障。金朝抗蒙斗争出现暂时转机但仍无法避免最终灭亡。 兴定元年（1217）术虎高琪劝宣宗伐宋。宣宗亦欲在南方扩张以谋立足。于是在兴定元年（1217）四月兵南下攻宋至六年（1221）连续多次用兵。西面攻打过大散关及附近州县遭到宋军及抗金义军的顽强抵抗虽有小胜但损失很大结果分散了北面抗蒙古的兵力反而得不偿失。 金宣宗的南迁仅以重兵屯驻河南以自固不顾北方州县的安危因而大失人心致使驻守在东北的金朝将领和汉族地主与金朝分裂他们为了保存自己而降附蒙古。贞祐二年（1214）锦州（今属辽宁）张鲸、张致兄弟聚众十余万叛金杀节度使自称王在木华黎率蒙古军攻入东北后也降附蒙古。在此之前契丹人耶律留哥叛金与蒙古军联结自称辽王成为蒙古军攻占东北地区的帮手。贞祐三年（1215）女真人辽东宣抚蒲鲜万奴叛金独立建立大真国改元天泰称天王。金朝在东北的统治已分崩离析。 遭受蒙古军蹂躏的中原汉族人民为了抗蒙自保并反抗金朝的统治到处团结起义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红袄军大起义。最初以山东杨安儿、李全等抗金的起义军为中心很快扩展到河北、河南、山西等地。宣宗调集兵力镇压起义军但各地起义军前仆后继连绵不断沉重地打击着金朝统治集团。 元光二年十二月（1224年1月）在金朝处于内外交困国势日衰之时金宣宗忧郁成病而死终年61岁。死后谥圣孝皇帝庙号宣宗葬于德陵。术虎高琪术虎高琪（？—122o）又作高乞。金西北路（今内蒙古多伦、正蓝旗一带）女真人。 金世宗大定二十七年（1187）术虎高琪入京城充护卫后任十人长。章宗朝出任河间都总管判官、武卫军钤辖、迁宿直将军升任建州刺史改同知临洮府事。泰和六年（12o6）金宋交战期间屡建战功。与彰化军节度副使把回海于巩州一带防御宋军击退宋军的进攻。又与知府事石抹仲温入宋界作战。其后宋李孝义率步骑3万攻秦州高琪赴皂角堡击宋军宋兵列阵山谷间以战车为左右翼掩护弓弩手迎战交锋五次宋军越战越勇。于是高琪将骑兵分为两部分轮番出击使宋军不得喘息蒲察桃思刺乘机率兵摸上后山自山驰下与高琪合击大破宋军。 卫绍王大安三年（1211）高琪官至泰州刺史、镇州防御使权元帅右都监统领乣军率三千人入卫中都（今北京）。 宣宗贞祐元年（1213）高琪迁元帅右监军。时蒙古军南下他奉诏自镇州（今河北怀来附近）移军守御中都以南地区行至良乡（今北京南）遇蒙古军不得前进返回中都加入京城保卫战。与蒙古军交战高琪每次出击都被击败。把持朝政的太师、尚书令兼都元帅纥石烈执中（胡沙虎）警告他说：“汝连败矣若再不胜当以军法从事。”高琪出战又败自度不能免罪。十月十五日高琪率所将乣军入中都城内围纥石烈执中宅第杀执中持其级诣阙待罪。宣宗虽由纥石烈执中援立即帝位但不满他专权跋扈也有意除掉他。于是赦高琪罪升任左副元帅。不久拜平章政事始掌军政大权。 蒙古军的强大攻势令金宣宗恐惧他不思抗御之策一心想投降、逃跑。一面派人与蒙古议和同时商议迁都。元帅左都监完颜弼奏请弃中都迁往南京开封阻长淮拒大河扼潼关以自固。左丞相徒单镒反对认为聚兵积粟固守京师才是上策。术虎高琪也主张守中都由他转交给宣宗的元帅府官员李英的上书主张中都有居庸关犹如秦之崤、函蜀之剑门若撤居庸兵国势遂去。建议去居庸关组织军民抗击蒙古。宣宗虽接受守居庸关的建议命李英招募抗蒙古军民守关却不许出兵邀击成吉思汗北返军队。虽然百官士庶皆力言不可迁都但宣宗南迁意已决。贞祐二年（1214）五月离开中都迁往南京开封。 南迁后术虎高琪逐渐取得宣宗信任。这时的金朝经济日趋衰败战争浩劫和自然灾害的侵袭更使田畴荒芜饿殍遍野民不聊生。高琪为相后改变世宗以来务行宽厚的政策专尚吏事上下苛察专横逐利除通常所纳赋税之外又计口、计税、计物计生殖之业而加征赋税从而加剧了社会矛盾。 随宣宗由河北入河南的金朝主力军不下数十万高琪以重兵屯驻河南守南京开封以自固不顾华北、东北州县残破各族人民惨遭蒙古军队的蹂躏无意出兵华北抗击蒙古收复失地。贞祐四年（1216）十月蒙古大军取潼关至嵩州、汝州一带台院令史高嶷上书请命平章政事高琪为帅统兵抗击以稳军民之心。被高琪压下不报。御史台也上奏称蒙古军知京师（南京）屯宿重兵故去攻击州县。若朝廷仅以守京城为重中都之危又将再现。请以陕西兵扼拒潼关选京师勇将精兵互为犄角之势且战且守。高琪则以“台官素不习兵备御方略非所知也”。奏请宣宗拒纳宣宗对高琪言听计从一再失去抗御蒙古的战机。 贞祐四年十二月术虎高琪进官尚书右丞相。高琪奏请整修加固南京里城。此时河南人民为养活大批官僚和军队及其家口已不堪负担。连宣宗也认识到“民力已困此役一兴病滋甚矣城虽完固能独安乎？”遂罢是役。 术虎高琪掌握的乣军在宣宗南迁之后不愿再为金朝作战叛金降蒙古。高琪想重新掌握兵权遂积极劝说宣宗攻宋以扩疆土。兴定元年（1217）四月宣宗遣元帅左都监乌古论庆寿、签枢密院事完颜赛不经略南边金宋绝交。十月右司谏许古上疏谏宣宗与宋议和主张采取积极抗蒙古的政策与宋议和以建中兴之功。宣宗命许古起草议和牒文以示宰臣高琪说：“辞有哀祈之意自示微弱不足取。”遂搁置不问。集贤院谘议官吕谘言当议和高琪斥之为狂妄无稽。十二月平章政事胥鼎上书言出兵攻宋六不可以为只当遴选将士分布近边州郡敌至则追击去则力田以广储蓄。国用丰饶自可恢复先业成中兴之功。高琪无视所言利弊说“大军已进无复可议”。 兴定元年（1217）宣宗下诏攻宋兵分两路。东面初以乌古论庆寿、完颜赛不为统帅开始连败宋军于陇山、七里山等地攻占光山、罗山、定城等县但在枣阳为宋军内外夹攻所败。兴定二年再围攻枣阳被宋击败。兴定三年至五年金再次动空前猛烈的攻势以完颜讹可为统帅金宋双方互有胜负。西面兴定元年由秦、巩、凤翔三路并进元帅完颜承裔等取宋大散关侵四川破天水军。兴定二年焚大散关屯边隘。四月又破大散关攻入西和、成、阶等州得粮九万斛钱数十万军需无数。兴定三年被宋张威击退。宣宗多次出兵攻宋遭到宋军及抗金民兵顽强抵抗虽有小胜但终不能南下。金朝兵力梢耗很大北面无力抗击蒙古南面侵宋拓疆又不成金朝统治已处在摇摇欲坠之中。 术虎高琪任宰相以来专固权宠擅作威福附己者用不附己者斥凡言事忤意皆欲置于死地。贞祐初年中都书生樊知一诣高琪言乣军不可信恐生乱。高琪以刀杖决杀之自此无人敢言军国利害。若大臣中有才能但不附己或才能与己抗衡者高琪便对宣宗阳称其才使于河北抗蒙古阴置之死地。兴定二年（1218）宣宗召集百官议河北、陕西守御抗敌之策高琪心忌之不用一言。高琪擅权严重威胁了宣宗的权威因而宣宗对高琪也感到不满。贞祐三年（1215）应奉翰林文字完颜素兰见宣宗密奏：“高琪本无勋望向以畏死擅杀胡沙虎（纥石烈执中）计出于无聊耳。妒贤能树党与窃弄威权自作威福此贼灭乱纪纲戕害忠良实有不欲国家平治之意。”请宣宗除之。宣宗听后说：“以乃大事汝敢言之甚善。”并嘱素兰“慎无泄也”。兴定二年高琪主张筑开封里城言“正使（蒙）兵来臣等愈得效力。”宣宗言：“与其临城曷若不令至此为善。”表示了对高琪不用群臣守御河北、陕西之策而欲修筑南京里城的不满。 兴定三年（1219）九月宣宗次子平章政事英王完颜守纯欲揭高琪罪状密召右司贝外郎王阿里、知案蒲鲜石鲁刺、令史蒲察胡鲁商议。石鲁刺、胡鲁把此事告诉尚书省都事仆散奴失不奴失不却告知高琪。英王守纯惧高琪及其党羽势力未敢行事。不久高琪使家奴赛不杀其妻并归罪于赛不送开封府杀之以灭口。事被觉后宣宗便以此为由诛高琪时为兴定三年十二月（122o年1月）。 第三节金哀宗金哀宗（1198—1234）即完颜守绪初名守礼女真名宁甲。金宣宗第三子。泰和中授金紫光禄大夫。宣宗即位封遂王授秘书监改枢密使。贞祐三年（1215）庄献太子完颜守忠卒次年正月完颜守绪被立为太子仍控制枢密院事。元光二年十二月（1224年1月）即帝位改元正大是为金哀宗。为了拯救濒临灭亡的金朝哀宗采取了一系列应变措施任用一批抗击蒙古有功将帅分掌军政。迅停止与宋战争正大三年（1125）与西夏议和集中兵力抗御蒙古军三年秋至四年七月金朝出兵河东连续收复平阳（今山西临汾）、太原（今属山西）等重镇。在陕西抗御蒙古军也屡战屡胜。西夏灭亡后蒙古拒绝金朝的求和金朝仍面临着严重威胁。成吉思汗在军中病死使金朝暂时有一段喘息时间。正大六年（1229）八月窝阔台继大汗位又统领蒙古军的主力大举攻金。金军虽殊死作战但城池多陷。九年（1232）正月金与蒙古于钧州（今河南禹州）三峰山决战金朝的主要将领大部战死金主力军全部败溃。蒙古军长驱开封哀宗与开封军民合力守城又遣使去蒙古军营求和蒙古兵北退。天兴元年（1232）十二月哀宗迁往归德府（今商丘南）。翌年又迁往蔡州（今汝南）蒙、宋联合出兵围蔡州。天兴三年（1234）正月戊申夜哀宗传位末帝完颜承麟（宗室）。次日蔡州城破哀宗自缢于幽兰轩。末帝承麟也为乱兵所杀金朝灭亡。 第八十四章完颜陈和尚郭蝦■1第一节完颜陈和尚完颜陈和尚（1192—1232）原名彝字良佐小字陈和尚。丰州（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人。父完颜乞哥章宗泰和年间与宋战争以战功授同知阶州军事。不久战死于嘉陵江。 金宣宗贞祐初年蒙古军攻入中原占领丰州时陈和尚二十余岁曾被蒙古军俘掳供役于蒙古大帅帐下。其母仍留居丰州由族兄完颜斜烈奉养。年余后陈和尚以省母为由请还丰州大帅遣一军卒监视同至丰州。陈和尚与兄斜烈劫杀监卒夺马十余匹奉母南逃归金。不料被蒙古兵觉合骑追击。他们弃马走小路得以逃脱。母年高不能行走载以鹿角车兄弟共輓南渡黄河归金。宣宗闻知以斜烈有世爵（猛安谋克世爵）授都统陈和尚试补护卫宣宗知其有才未几转为奉御。 不久完颜斜烈出任行寿（今安徽凤台）、泗（今江苏盱眙西北）元帅府事奏请陈和尚自随诏充任宣差提控从军。斜烈敬贤下士辟太原王渥（字仲泽）为经历。王渥文章论议与金末名儒雷渊、李献能比肩很受斜烈重视。陈和尚极聪慧爱好文史。在充护卫居禁中时就有秀才之誉。王渥教他《孝经》、《论语》、《春秋》、《左氏传》尽通其义。军中无事则窗下作牛毛细字如一介书生。正大二年（1225）斜烈罢帅改任总领陈和尚随兄屯守方城（今属河南）。斜烈卧病军中事由他代掌将领李太和与方城镇防军将葛宜翁相殴诉于陈和尚葛宜翁理屈陈和尚令军士杖之。葛宜翁性格暴躁凶悍以理屈受杖感到受到耻辱竟郁郁而死遗言要妻子为他报仇。其妻上诉台省言陈和尚泄私忿杀其夫并于龙津桥南积薪言不治罪陈和尚则以谢夫。于是陈和尚下狱台谏官怀疑他曾在禁卫又握兵权一定横恣违法出了人命请施斩刑。但证据不足一直不能决断。陈和尚在狱中十八个月聚书而读坦然处之。正大三年斜烈病愈受命提兵守西边。不久去世。哀宗以斜烈之故赦陈和尚令其为金朝建功立业。 陈和尚出任紫微军都统。正大四年（1227）转任忠孝军提控。忠孝军是由回纥、乃满、羌、浑以及中原人被俘掠避罪来归者组成情况复杂较为难制。陈和尚治理有方皆俯听命。所过州邑秋毫无犯每战则先登陷阵疾若风雨是一支劲旅。正大五年（1228）蒙古军进攻大昌原（今甘肃宁县东南）总帅平章政事完颜合达问谁可为前锋陈和尚应声而出。他已沐浴易衣誓决一死战率忠孝军四百骑力战破蒙古兵八千之众三军将士奋勇参战取得了大昌原之捷这是金蒙战争以来金朝打的第一次大胜仗。陈和尚论功第一授定远大将军、平凉府判官世袭谋克一时名震朝野。陈和尚和他率领的忠孝军为诸军所倚重。正大七年蒙古真定万户史天泽率领河北蒙、汉军围攻卫州（今河南汲县）陈和尚随平章政事完颜合达副枢密使移刺蒲阿救援他率忠孝军为先锋击败蒙古军解卫州围。正大八年蒙古不台部攻陕西兵至潼关他率忠孝军往救大败蒙古军追至倒回谷（今陕西蓝田东南）。陈和尚在获释后的四五年间屡立军功官至1本章主要依据《金史》卷123《完颜陈和尚传》、卷124《郭蝦■传》。御侮中郎将。 陈和尚为人刚直不阿副枢密使移刺蒲阿虽为金军统帅但无远谋。经常率兵到附近蒙古军占领地抢掠人口、牲畜搞得将士人疲马乏军中将士无人敢谏止。陈和尚私与同僚说：“副枢以大将军为剽略之事今日得生口三百明日得牛羊一二千士卒喘死者则不复计。国家数年所积一旦必为是人破除尽矣。”有人告诉蒲阿。一日诸将酒会酒行至陈和尚蒲阿问：“汝曾短长我又谓国家兵力当由我尽坏诚有否？”陈和尚饮毕慢慢说：“有。”蒲阿见他面无惧色只得作罢。 天兴元年（1232）完颜合达、移刺蒲阿驻邓州欲与蒙古军决战但蒙古军统帅拖雷避开金军主力分道趋开封。正月完颜合达、移刺蒲阿率领骑兵2万步兵13万自邓州急赴开封陈和尚亦在军中。蒙古军采取避实就虚、灵活多变的战术不断邀击北上的金军金军将士一路作战疲惫不堪。进至钧州三峰山（今河南禹县西南）适遇大雪军士三日未食披甲僵立在雪中枪槊结冻如椽。蒙古军则利用时机充分休息然后全线进击金军损失惨重。最后蒙古军有意让开一条通往钧州的路放金军北走乘势夹攻金军全军覆没。移刺蒲阿被擒完颜合达与完颜陈和尚率金军残部数百骑败入钧州（今河南禹县）。 蒙古军攻入钧州陈和尚与军士顽强进行巷战最后被俘。蒙古军帅令其投降陈和尚宁死不屈先斫足折胫后豁口至耳喷血而呼至死不绝。时年41岁。 同年六月哀宗为表彰完颜陈和尚的忠烈诏赠镇南军节度使塑像立褒忠庙刻石立碑纪其事迹。 第二节郭蝦■郭蝦■（1192—1236）又名郭斌。会州（今甘肃靖远南）人。父祖世为保甲射生手。金宣宗时他与兄郭禄大以善射应募从军。兴定初年郭禄大因功迁遥授同知平凉府事、兼会州刺史赐姓颜盏镇守会州。他随兄在会州军中。兴定四年（122o）西夏军攻打会州郭禄大遥射西夏主兵将领一中其吭杀之。夏军破城郭蝦■与兄一同被俘誓死不屈。夏人爱他们的射技囚入牢。兄弟两人伺机出逃事泄郭禄大被杀郭蝦■独自逃归金。迁官两阶遥授巩州（今甘肃陇西）钤辖再授同知兰州军州事。兴定五年（1221）西夏步骑万余人攻入定西郭蝦■领兵击败之斩7oo获马5o匹以功迁同知临洮府事（今甘肃临洮）。元光二年（1223）西夏数十万步骑攻打凤翔府（陕西凤翔）元帅赤盏合喜以郭蝦■总领军事。郭蝦■巡城时见西夏将领坐胡床指挥作战一箭射杀之击退夏兵。升遥授静难军（今陕西彬县）节度使。不久改任通远军（治巩州）节度使授山东西路斡可必刺谋克。自熙宗罢汉、渤海人猛安谋克以后只有女真、契丹、奚等族高官显贵才能授猛安谋克世爵。金宣宗末年为嘉奖战功卓著的将领汉、渤海等各族人皆可授此世爵。故郭蝦■受此殊荣并遍谕缘边诸郡。同年冬与巩州元帅由瑞收复会州他率骑兵5oo自州南山而下射死守城夏兵数百人夏人震恐出降。被西夏占领近四年的会州重归金朝。 金哀宗正大元年（1224）田瑞据巩州叛金。哀宗诏陕西两行省并力讨平郭蝦■率军先登巩州城斩5ooo余级平定叛军以功迁遥授知凤翔府事、本路兵马都总管、元帅左都监、兼行兰、会、洮、河元帅府事。 天兴元年（1232）开封粮尽累召援兵不至将帅缺人蒙古军随时可能围城哀宗弃开封至归德府（今河南商丘）。次年又从归德府迁到蔡州（今河南汝南）。蔡州地处淮水支流汝水上南与宋接壤无险可守。哀宗虑孤城难保拟迁往巩昌府（即巩州）以粘葛完展权参知政事行省事于巩昌。元光三年（1234）正月蔡州城破哀宗自杀。粘葛完展闻知率众守城以待金朝继立的皇帝。绥德州帅汪世显遣使约郭蝦■并力攻粘葛完展郭蝦■严词拒绝。汪世显率兵攻破巩昌劫杀粘葛完展降蒙古军并遣使者二十余人劝郭蝦■降均被拒绝。 金亡后西部府州无不归降郭蝦■力守孤城近三年之久。蒙古窝阔台汗八年（1236）十月蒙古大军并力攻城。郭蝦■自度城不能保仍决一死战集州中所有金银铜铁杂铸为炮以抵抗蒙古军。杀牛马慰劳将士又庐舍积聚以示决心。日夜血战拼死抵抗蒙古虽兵众亦无法很快拔城。蒙古军攻城愈紧军士死伤甚重。城将破郭蝦■命在州廨积薪集家眷和将校妻女于一室闭门焚之。城破郭蝦■率兵鏖战士卒战至弓尽矢绝便挺身入火。郭蝦■独自在大草堆上以门扉掩护二三百箭射敌箭无不中。矢尽投弓剑于火中而死。城中无一人投降。郭蝦■殉难时年仅45岁。后来当地人民为纪念他立祠祭之。 第八十五章李全武仙崔立1第一节李全李全（？—1231）金潍州北海（今山东潍坊）人。他是金末地方武装集团的领。因生于乱世经历复杂被人视为传奇人物。 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五月金朝迁都南京（今河南开封）蒙古军再度南下在山东、河北等地大肆掳掠。金朝统治者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无力抵御蒙古军南下依然对境内人民横征暴敛加重剥削。为反抗金朝的黑暗统治在山东、河北一带爆了规模很大的红袄军起义。 早在章宗泰和、大安年间山东就有益都（今属山东）人杨安儿（本名杨安国）领导的起义。宣宗南迁前夕杨安儿起义军日益壮大以青、潍、密、莒诸州为中心活动地区扩展到整个胶东半岛。贞祐二年（1214）杨安儿称王置官属改年号天顺。李全喜习武弓马矫捷善使铁枪人称“李铁枪”。至宁元年（1213）蒙古军进攻山东李全之母、长兄皆为乱兵所杀。李全为复仇遂与仲兄李福聚众数千起兵响应杨安儿攻打临朐（今属山东）进取益都。起义队伍迅展刘庆福、国安用、郑衍德、田四、于洋、于潭等都归李全指挥。李全与杨安儿、泰安（今属山东）人刘二祖领导的起义军成为当时红袄军起义的三支主力。 蒙古军北撤后金朝廷遣宣招使仆散安贞率重兵镇压山东、河北红袄军。以完颜霆（原名李二措）、黄掴阿鲁答率金朝精锐部队“花帽军”来攻杨安儿所占州县相继失陷。十二月在阑头滴水败杨安儿。杨安儿与其党汲政等乘船退往即墨入海欲至岠嵎山（今山东栖霞东北）。舟人曲成贪赏钱千金引金军袭击杨安儿。杨安儿坠水死其余部由妹杨妙真（人号四娘子）与母舅刘全统领并奉杨妙真为领称“姑姑”。时刘二祖亦被金军所败遇害其残部霍仪、彭义斌先后领导其残部继续与金军作战。李全也险些被金军所擒为保存余力决定退保东海（今江苏连云港东南）。刘全、杨妙真等率万余人与李全会合。李全与杨妙真在磨旗山（今山东莒县东南）结为夫妇。不久彭义斌率领的刘二祖余部也来归附李全。 金兴定元年（1217）宋宁宗下诏伐金并招安各路义军。宋嘉定十一年（1218）正月李全等人附于宋。宋朝集中各路义军分两路攻金。李全袭破莒州（今山东莒县）擒金守将蒲察李家别将于洋克密州（今山东诸城）。其兄李福也克青州。宋朝廷始授李全为武翼大夫及京东副总管的称号。四月金招抚副使黄掴阿鲁答又夺回密州李全战败。接着李全又兵败莒州。九月李全出兵围海城反攻密州擒黄掴阿鲁答、夹谷寺家奴进而攻克寿光、邹平、临朐等县。解送阿鲁答于楚州（今江苏淮安）。李全等人归宋后受楚州节制。这年冬天李全军徙屯淮阴的龟山。 继李全之后红袄军将领石珪、夏全、时青等相继率军附宋抗金使金朝受到极大的威胁。兴定二年十二月金宣宗派开封府治中吕子羽联络试探议和。遭到宋朝拒绝。宣宗下诏命左副元帅、枢密副使仆散安贞辅太子完颜守绪大举攻宋。 1本章主要依据《金史》卷118《武仙传》、卷115《崔立传》《宋史》卷476、477《李全传》以及《金史》的有关纪传。 兴定三年春金兵攻下宋成州、凤州和兴元府。仆散安贞大军围攻宋安丰军（今安徽淮南）及滁（今安徽滁州）、濠（今安徽凤阳）、光（今河南潢川）三州。淮西告急。宋将李庆宗在濠州战败损失兵马3ooo。金军前锋游骑到达采石杨林渡建康震动。时宋淮东提刑知楚州贾涉负责节制忠义军他命李全、李福断金兵后路并报帅司调各路义军分头出击。李全率东海军与金兵在嘉山遭遇获小捷。进军盱眙时与杨安儿余部季先等部鼎立以御金兵。李全部至涡口（今安徽怀远）正遇号称“卢鼓槌”的金将纥石烈牙吾答率军渡淮河。李全与别将鹿仙袭击之金兵溺于淮水者数千俘获甚众。接着又与金驸马阿海激战于化湖陂斩金将数人并获阿海逃走时遗下的金牌李全一直追击到曹家庄。在其他各处金军亦遭到沉重打击只好退兵自是金兵不敢至淮东。此次战胜李全晋升领达州刺史衔杨妙真封令人。秋李全回潍州扫墓时闻知附金的益都府卒有反金归宋之意。 据益都山东诸郡附其势。于是李全临青州城（今山东益都）劝说早日附宋。尚迟疑李全只带数人入城与相见置酒交谈甚欢结为兄弟。遂附表将所辖山东青、莒、密、登、莱、潍、淄、滨、棣、宁海、济南等二府九州版籍归宋。宋廷授为武翼大夫京东安抚使兼总管。李全也升为广州观察使、京东总管徙屯淮东军事重镇楚州（今江苏淮安）。 金兴定四年（宋嘉定十三年122o）八月李全合军北渡黄河袭击金东平府（今属山东东平）因金行省蒙古纲率军固守不得改为夹汶水立寨。在汶水被金东平副帅幹不搭击败兵力损失多半不得不退回楚州。当时南宋朝廷称附宋的北方抗金义军为“北军”虽然授以官号只是利用他们抗金但又行分化抑制的政策。因恐惧他们造反竟封锁淮水不许北军南渡。这样各路义军无法联合起来共同抗金增强防御能力反而使他们逐渐变为地方割据势力。李全也因此由农民起义军将领蜕变为扩张个人势力的野心家。当季先被诱杀后宋朝制置使贾涉欲收编其部但季先部下裴渊等人拒不受编拥石珪为统领。贾涉又决定把其部瓜分为六以分化忠义军势力但遭到拒绝。李全闻知请率部讨伐石珪。贾涉以李全部逼石珪就范石珪却率众降附蒙古。李全乘机吞并原季先的涟水忠义军。 金兴定五年（宋嘉定十四年1221）李全以胶西（今山东胶县）地处南北商业、交通的冲要之地便使兄李福守据之。初李全诱商人至山阳（今江苏淮安）以舟师俘其货没收一半归己然后使商人自淮转海至胶西。李福贪鄙竟规定往来商人皆须用李氏舟、车税其半乃听商人往金诸郡贸易。同时他见辖境内六盐场利厚恃李全之势力提出将六盐场分其一半。许他恣意取盐不分场。李福怒扬言要与李全提兵取级。诉之宋制置使贾涉李福伏兵邀击于是向蒙古请附。贾涉以此责李全李全率兵急攻弃地而逃李全遂占领青州（今山东益都）从此青州成为李全又一据点。随后李全又以收买军校的手段趁宋朝调动官员丘寿迈初摄帅事吞并了原来由贾涉掌握的帐前忠义军。在此期间李全官升领承宣使、保宁军节度使。 金宣宗元光二年（宋嘉定十六年）十一月宋廷以许国任淮东安抚制置使。许国到任后压制北军凡北军与南军（即南宋军队）有争执无论曲直皆罪北军裁扣朝廷犒赉北军的物资十之七八。李全时驻青州不肯参谒许国数致厚餽邀李全议事。及李全前往参谒许国时又倨傲自大。许国的幕僚章梦先亦对李全手下的大将刘庆福傲慢无礼使李全等人极为不满。李全返回青州后（李全与杨妙真分驻青州与楚州）决意除掉许国。于是遣刘庆福还楚州与忠义军统领王文信计谋趁许国晨起莅事刀箭攻之许国在亲兵的护卫下登上城楼缒城逃命家眷悉被杀害。刘庆福手刃章梦先报前日无礼之仇放火烧了官府积蓄尽为乱兵所夺。未几许国在途中自缢而死。楚城之乱使宋廷震动丞相史弥远恐再生变故姑且息事不问。授徐晞稷继任淮东制置使令他屈意安抚李全。李全得刘庆福的报告一面传牒原刘二祖部的彭义斌称许国谋反已伏诛尔军并听我节制。一面自青州至楚州佯责刘庆福不能压制忠义军的内讧迎徐晞稷入城。徐晞稷对李全以礼待之方相安无事。 彭义斌对李全的行径极为不满杀李全派来的送牒人。李全率兵攻打恩州（今河北武城北）被彭义斌所败。彭义斌一直坚持抗金兵、御蒙古对李全不顾全局扩张个人势力的行为十分痛恨。彭义斌打退李全的进攻后又出兵进攻金真定府败金将武仙部众扩大到数十万人。他致书宋朝沿江制置使赵善湘欲剿平李全然后出兵收复中原。但宋朝惧李全的势力未能采纳。于是彭义斌无奈自率众向北拓地攻克真定经西山（太行山）与蒙古将孛里海等军相望。可是在与蒙古兵于内黄（今属河南）五马山的激战后兵败被俘最后慷慨就义。 金正大三年（宋宝庆二年1226）九月蒙古将孛鲁率军入山东欲招降李全李全不从。孛鲁下令攻打青州李全未能击退蒙古兵于是婴城自守。城内原有军民数十余万人被围困一年之后仅剩数千人。此时粮草亦尽牛马亦食尽不得已于次年五月出降。孛鲁奏闻成吉思汗令便宜处置李全乃以李全为山东淮南、楚州行省。 这期间驻守楚州的李福与刘庆福生内讧。两人互相猜忌矛盾日深。 李福杀刘庆福纳其去见宋廷驻楚州将帅姚翀。姚翀见楚州军乱深为惊恐。他乘夜只身逃出楚州后死于去明州（今浙江宁波）的途中。宋廷以楚州军乱为教训于是议论轻淮重江遂改楚州为淮安军视若羁縻州。李全部众以军粮不继多有怨言。国安用、、阎通、邢德等五人均想立功以邀宋廷恩眷。他们对宋廷不钱粮认为是因李福谋反所致乃议杀李福以献。于是起兵杀李福与李全次子。至杨妙真府邸杀一妇人误以为是杨妙真将级函送京师。朝廷檄文告知盱眙军彭■及总管张惠、范成进、时青并兵进驻楚州尽杀李全在楚州的余部。 李全得报恸哭力告蒙古将孛鲁请允许其率军南归。李全回到楚州时张惠、范成进已杀彭■降金朝王义深已逃亡。国安用杀、邢德向李全赎罪。李全杀时青并其军。此后李全以丰厚的待遇募兵不限南北人。又大治舭■船自淮及海相望。李全表面归附于宋朝以取宋朝钱粮。实际上阴附蒙古往往贸易货物输入蒙古又遣人焚烧宋御前军器库以销毁宋朝兵备。他治舟师以图东南地区。金正大七年（宋理宗绍定三年123o）八月大阅舟师数日。当李全糴麦船通过盐城县时宋知扬州翟朝宗令兵士夺之。李全大怒以捕盗为名率水6军数万直■盐城攻入城城内所贮公私盐货尽为其所有。李全又上书宋廷言捕盗入城安民宋廷加李全为两镇节度使罢翟朝宗官改任赵璥夫摄事。李全仍不撤兵一面加紧造舟招募水手。一面要挟宋廷将沿江制置使赵善湘、淮东总兵岳珂等人罢官。李全行径令宋朝无法接受于是宋决意出兵讨伐李全。 李全公开与宋敌对欲先取通、泰二州然后渡江攻取宋京师。占领泰州（今属江苏）后进取通州、扬州在湾头为宋军所阻。李全目标在攻占三城便筑长围与宋军展开了长达半年多的对峙战。初期李全小胜。自宋绍定四年（1231）正月李全军一再被宋军击败。宋削李全官职罢钱粮。因军队给养不济攻城不得欲战不利主力损失惨重李全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正月十五趁李全不备宋将赵范、赵葵用计诓李全出营帐堵塞退路李全被迫逃走北至新塘陷入数尺深的泥淖。宋制勇军赵必胜等追及用乱枪刺死。 杨妙真小名四娘子。金末红袄军著名领杨安儿之妹。善使枪自称“梨花枪天下无敌手”。金贞祐三年（1216）杨安儿被杀后刘全收集余众奉称杨妙真为“姑姑”统领其部。至磨旗山（今山东莒县东南）与李全部会合。后杨妙真与李全结为夫妇。她是李全的得力助手。金兴定六年（1222）李全占据青州后以杨妙真统兵驻楚州她不仅善骑射有武艺而且多计谋能统兵。当时楚州是宋朝淮东重镇宋淮东安抚制置使亦驻在楚州。双方时有摩擦多由杨妙真从中周旋。金元光二年（宋嘉定十六年）宋淮东制置使贾涉出城劝农暮归入城门李全部忠义军阻道杨妙真得知后骑马驰出城门令忠义军让路使贾涉入城避免了与宋朝官员的正面冲突。同年十一月许国继任淮东安抚制置使此人对李全扩张个人势力极为不满主张压制李全势力的展进而削弱他的兵力。因此初到任杨妙真至城郊迎迓许国辞而不见。杨妙真既知许国意图便以军校自备以保存自己的实力。宝庆元年李全遣刘庆福自青州归楚州与杨妙真共同计谋杀许国及其幕僚迫使宋朝另遣官员改变对北军的政策。北军称李全“恩府”杨妙真“恩堂”。 金正大三年（1226）李全被蒙古军围困于青州达一年之久。这期间人传李全已死宋淮东制置使刘琸欲乘机消灭驻在楚州的杨妙真及其统领的部众。令夏全（原刘二祖部下北军的重要将领之一）将重兵陈于楚州城外。杨妙真临危不乱请夏全入城酒肉款待转仇为好。夏全反出兵围刘琸于州治刘琸夜半缒城只身逃往扬州。夏全逐走刘琸后杨妙真又将他拒之门外夏全只好出楚州后投附金朝。 李全在楚州的兵力赖杨妙真得以保全。但在李全降蒙古青州刚解围楚州李福与刘庆福内讧。刘庆福死后李福又逐宋将姚翀杨妙真亦助李福杀姚翀二妾。宋朝因此不再供北军钱粮引起北军众将不满共议杀李福和杨妙真献给宋朝。于是众将帅兵攻入杨妙真府宅杀李福、李全次子以及一妇人误以为杨妙真实为李全侧室刘氏以及家人和府兵数百人。杨妙真乘乱逃脱回到李全身边留在楚州的余部皆被杀戮。 金正大八年（1231）李全兵败而死。余部议还淮安（楚州）以杨妙真主之后在湾头一战被宋军再败损失惨重。五月淮安等五城俱为宋军攻破。杨妙真及其余部据守大城她对郑衍德等人说：“今事势已去撑拄不行。汝等未降者以我在故尔。杀我而降汝必不忍。若不图我人谁纳降？”次日杨妙真北渡淮水与养子李璟返回山东老家继任金益都行省居数年而死。李全在淮安、淮阴的余部或为宋所灭或降金。 李全子李璟。袭父职治益都行省山东三十年。依违于蒙宋之间元世祖即位后加授江淮大都督。中统三年（1262）叛蒙七月济南为蒙古军攻破李璟被俘处死。 第二节武仙武仙（？—1234）金威州（今河北井陉北威州）人。 ------------ 43 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在蒙古军的打击下金都南迁山西、河北、山东等地相继失陷。武仙率乡兵据守威州西山抗蒙古自保远近归附者日众很快成为有影响的地主武装。不久金宣宗诏授武仙为权威州刺史。兴定元年（1217）三月金将石海据真定（今河北正定）叛金武仙领兵破真定斩石海降其部众。宣差招抚使惟宏为他请赏于是真授威州刺史兼真定府治中权知真定府事驻守真定。未几迁洺州防御使兼同知真定府事遥授河平军节度使。兴定四年（122o）授任知真定府事兼经略使遥领中京留守权元帅右都监。 蒙古南下攻金北方有不少有志之士、土豪聚众守土抵抗。金宣宗为使北方地主武装成为保卫开封的北面屏障均授他们以官职镇守本土。贞祐四年（1216）右司谏术甲直敦提出了封建河朔的建议。兴定三年（1219）太原失守河北州县不能自立。金宣宗召集百官商议对策兵部尚书乌林答与等21人提出：“河朔诸州亲民掌兵之职择土人尝居官、有材略者授之急则走险、无事则耕种。”宣徽使移剌光祖等三人进一步建策：“当募土人威望服众者假以方面重权。能克复一道（路）即以本道（路）总管授之。能悍州郡即以长佐授之。必能各保一方使百姓复业。”宰臣们主张置公府行封建。兴定四年（122o）二月宣宗封建九公各有封疆。活动在河北、山西、山东等地势力较大的地方官吏、地主武装领九人均晋封公爵划定管辖州县。武仙被封为恒山公管辖真定、中山府（今河北定县）、沃州（今河北赵县）、冀州（今河北冀县）、威州、镇宁（今河北获鹿）、平定州（今山西平定）、抱犊寨（今河北获鹿西）、栾城、南宫县等地。此外封沧州经略使王福为沧海公（在今河北东部）、河间路招抚使移剌众家奴为河间公（在今河北中部）中都东路经略使张甫为高阳公（在今天津一带）中都西路经略使靖安民为易水公（在今北京以西地区）辽州从宜郭文振为晋阳公（在今山西太原一带）平阳招抚使胡天作为平阳公（在今山西临汾一带）昭义军节度使完颜开为上党公（在今山西长治、晋城一带）山东安抚副使燕宁为东莒公（在今山东益都一带）。九公除划定所管州县外如能收复邻近州县亦听管属。九公皆兼宣抚使阶银青荣禄大夫赐号“宣力忠臣”总帅本路兵马署置官吏征敛赋税赏罚号令得以便宜行事。在九公中武仙财富兵强号称最盛为九府第一。 兴定四年八月武仙在真定附蒙古军。蒙古大将木华黎以部将史天倪任河北西路兵马都元帅武仙副之驻真定凡六年。后武仙与史天倪不和欲南投金朝金朝闻知招之。正大二年（1225）武仙杀史天倪以真定附金。但被蒙古将笑乃■击败自真定奔金南京（今河南开封）。兴定五年（1228）金哀宗复封他为恒山公置府卫州（今河南汲县）。兴定七年武仙率军收复蒙古占领的上党被蒙古援军击败退保卫州。未几蒙古军围卫州哀宗遣平章政事完颜合达副枢密使移剌蒲阿率兵救援卫州解围。徙武仙屯守鹘岭关扼金州路（今陕西安康西北）。 兴定八年十一月蒙古进兵峣峰关由金州向东进军。哀宗下诏诸将屯军襄、邓武仙由荆子口赴邓州（今属河南）与完颜合达、移剌蒲阿军会合以图阻止蒙古军攻打开封。天兴元年（1232）正月在三峰山（今河南禹县西南）两军大战金军败绩主力丧失殆尽。武仙仅以四十余骑逃至南阳留山收溃军得1o万人屯守留山及威远寨立官府聚粮草修器仗兵势稍振。三月开封被围哀宗以武仙为参知政事、枢密副使、河南行省。召他与邓州行省完颜思烈合兵救援。八月行至密县东遇蒙古大军不得前进暂时按兵眉山店遣使报完颜思烈阻涧结营待军至共进。思烈急欲赴援不听行至京水被蒙古军击败。武仙退回留山哀宗再召则请缓行不奉召。邓州宣差总领黄掴三合降蒙古诈以书约武仙取裕州武仙出兵应约三合与蒙古军乘机夹击之武仙兵败柳河转走圣朵寨招纳溃军散卒。天兴二年（1233）金哀宗已弃开封迁归德府（今河南商丘）再迁蔡州（今河南汝南）。武仙尚拥兵1o万当时是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三月以圣朵寨军食不足移军邓州。邓州仓禀亦乏于是分军至新野、顺阳、淅川就食民家。武仙到顺阳与唐州守将武天锡、邓州守将移剌瑗相掎角。不久移剌瑗附宋将武仙的虚实尽告宋。宋将孟珙率兵5ooo袭武仙军于顺阳武仙率军卒五六百人击败之生擒统制、统领数十人获马千余。金哀宗曾数次遣使召武仙勤王护驾七月再遣近侍兀颜责武仙赴蔡州诏曰：“朕平日未尝负卿国家危难至此忍拥兵自恃坐待灭亡耶！”将士闻知相视哽咽皆愿赴难。武仙欲保自己实力又恐军心有变于是与将士歃血盟誓众军士心鼓舞。不久武仙以军粮少恐不能到蔡州先攻取宋金州夺粮安顿老弱然后赴蔡州迎哀宗西上不晚为由令军卒自淅川溯流而上谋取金州山路险阻水流湍急老幼溺死者不计其数军士多逃亡。武仙无奈半路而回仍徘徊不赴蔡州。 天兴三年（1234）正月蔡州城破哀宗自缢金亡。武仙军将士大怨且粮尽遂全军瓦解。武仙仅带随从十余人北渡黄河五月在泽州（今山西晋城）为戍兵所杀。 第三节崔立崔立（？—1234）金将陵（今山东德州）人。原为游民金宣宗兴定四年（122o）前后蒙古军南下崔立投依上党公完颜开（金末封建九公之一）地主武装并以功授任都统、提控阶至遥领太原知府。哀宗正大初年入京请实授官品为选曹所驳每每以未至三品官而不满。 天兴元年（1232）正月金军与蒙古军战于三峰山几乎全军覆没。三月蒙古军围攻南京（今河南开封）金朝岌岌可危崔立出任安平都尉。十二月哀宗弃南京逃往归德府（今河南商丘）将南京托付给参知政事完颜奴申、枢密副史完颜习揑阿卜留守崔立被授以京城西面元帅。 自蒙古军围城开封内外不通米价高涨每升银二两百姓粮尽饿殍相望甚至有人相食者。完颜奴申和完颜习揑阿卜没有恢复之策只知死守。百官士庶之中议论立荆王完颜守纯（宣宗之子）监国以城降蒙古或可以自活。崔立抓住这个时机于天兴二年（1233）正月与党徒孛术鲁长哥、韩铎、药安国等人动政变率甲士2oo人攻入尚书省官邸杀二相同时杀点检温屯阿里、谏议大夫左右司郎中乌古孙奴申等数人。出谕百姓曰：“吾以二相闭门无策今杀之为汝一城生灵请命。”在尚书省集百官商议立亲王监国之事崔立言卫绍王太子完颜从恪的妹妹（公主）现在蒙古军中可立从恪监国。于是勒兵入见太后传令召从恪为梁王监国。崔立自称太师、军马都元帅、尚书令、郑王弟崔倚为平章政事崔侃为殿前都点检其党孛术鲁长哥为御史中丞韩铎为副元帅兼知开封府事折希望、药安国、张军奴、完颜合达并为元帅师肃为左右司郎中贾良为兵部郎中兼右司都事凡除拜任官皆以监国为辞操纵内府之事。 随后崔立遣使至蒙古军前投降蒙古大将不■到青城（开封城西南）崔立服御衣仪卫往见以父事不■。回开封后悉烧京城楼橹以示实降蒙古将帅大喜暂时按兵未入城。崔立政变降蒙古欲仿金初刘豫之事做蒙古的傀儡皇帝乘时僭窃将梁王与宗室近族皆置宫中派心腹看守限制出入。以供军备为辞尽括开封城内金银横征暴敛讯掠惨酷郕国夫人及内侍高祐、随驾官吏家属多人被杖死亦有不堪楚毒而自尽者。仅七八日就死上万人城内人人切齿痛恨。四月崔立将两宫、梁王、荆王及诸宗室驱赴青城。蒙古兵入城时崔立正在城外蒙古兵先入他的家中掠取妻妾、宝玉。崔立闻知大恸亦无可奈何。 崔立的行径引起金朝官吏的痛恨都尉李崎山西人妻有姿色崔立每欲强夺；又受崔立妹婿折希颜的折辱于是建杀崔立之谋。他联合都尉权东面元帅李贱奴安平都尉司千户李伯渊共议杀崔立之策。六月传闻附近有宋军李伯渊等人乘夜放火烧外封丘门以恐吓崔立。翌日晨约崔立前往视察及还李伯渊伴送崔立还二王府途中杀崔立又斩杀折希颜、苑秀将崔立尸体系马尾号召众人说：“（崔）立杀害劫夺烝淫暴虐大逆不道古今无有当杀之不？”万口齐应：“寸斩之未称也。”于是斩崔立级悬木上望承天门祭哀宗随后籍抄崔立家。 第八十六章蒲鲜万奴第一节金末辽东统帅蒲鲜万奴（？—约1233）金女真人。金末元初东夏国的创建者。 金章宗时初为尚厩局使。泰和六年（12o6）宋韩侂胄以恢复中原为名分兵三路伐金。蒲鲜万奴以右翼都统从都统完颜赛不攻宋赴溱水（汝水支流今名臻头河）阻击宋皇甫斌率领的中路军。适值溱河水涨宋兵扼桥相拒。完颜赛不决定指派蒲鲜万奴与完颜达吉不乘夜黑分左右两路渡河大败宋军。随后蒲鲜万奴率兵至真阳路（今河南正阳）断宋军后路与诸军追击至陈泽（今河南固始县陈集）斩2万级获战马杂畜千余。溱水一战击溃宋中路军金军乘胜连下淮南诸州县进至长江北岸。宋东路军后退西路军向金朝奉表投降宋廷震恐。于是金宋再签和议（即嘉定和议）。蒲鲜万奴因军功晋爵一级。 金卫绍王大安三年（1211）七月成吉思汗兵南下攻金。卫绍王遣平章政事独吉思忠、参知政事完颜承裕统兵迎战。乌沙堡之战金军大败蒙古军乘胜南下。蒲鲜万奴被调往北线任监军随招讨使纥石烈九斤（一说完颜九斤）至野狐岭抵御蒙古军。双方大战于獾儿嘴（今河北万全西北）因主帅九斤指挥失误金军溃败南逃至会河堡（今河北怀安）再被蒙古兵大败。金朝损兵折将士气难以复振金朝灭亡于此役已见端倪。 卫绍王末年金北边千户耶律留哥（契丹人）在东北起兵叛金攻略城池屡败前来镇压的各路军队。契丹人耶的起兵响应起义军迅扩大众至十余万人。起义军推耶律留哥为都元帅耶的为副元帅营帐百里威震辽东。至宁元年（1213）卫绍王命完颜承裕为元帅右监军、兼咸平路兵马都总管率军6o万去东北剿灭耶律留哥蒲鲜万奴亦在军中。此时耶律留哥已投附蒙古面对金朝重兵自度抵挡不住驰表闻于蒙古请求援兵。成吉思汗命按陈等率骑兵1ooo援留哥。双方激战于迪吉脑儿（今辽宁昌图附近）耶律留哥以侄安奴为先锋横冲金军加上蒙古骑兵相助完颜承裕与蒲鲜万奴等金将抵挡不住遂溃败留哥俘获甚多。三月留哥自立为辽王改元天统都广宁（今辽宁北镇）声势益大。十月金朝廷生政变卫绍王被弑金宣宗即位授完颜承裕辽东宣抚使蒲鲜万奴为咸平路招讨使不究前次丧师之罪令其治兵效力。不久承裕卒以万奴为辽东宣抚使成为辽东地区最高军政长官。 金贞祐二年（1214）宣宗欲招抚耶律留哥遣退守盖州的知广宁府温迪罕青狗往广宁招谕留哥啗以重禄留哥不从。青狗见留哥势盛妻子亦陷广宁反留下来臣侍留哥。金宣宗大怒遂派遣新任辽东宣抚使蒲鲜万奴率领大军讨伐耶律留哥。双方战于归仁（今辽宁昌图）北细河上金军大败。蒲鲜万奴收散卒败走东京（今辽宁辽阳）耶律留哥进占咸平尽有附近州县遂以成平（今辽宁开原）为都城号中京。金宣宗在蒙古咄咄逼人的攻势第二节东夏国的兴亡贞祐二年五月金宣宗弃中都（今北京）南迁南京（今河南开封）。 成吉思汗一面大兵再围中都一面派遣木华黎率军攻打辽西从而切断了东北与金朝廷的联系。面对蒙古军不断进逼蒲鲜万奴与其他的东北金朝将官不是精诚合作共同对敌而是互相猜忌、倾轧。早在万奴任咸平路招讨使时见东北路招讨使完颜铁哥兵强马盛乃以咸平与耶律留哥辖地相邻征完颜铁哥骑兵2ooo、泰州军3ooo及其户口充实咸平铁哥不遣。及万奴继任辽东宣抚使即治铁哥罪下狱杀之。北京留守奥屯襄、宣差蒲察五斤上表称蒲鲜万奴有异志朝廷应治罪万奴限制其势力展。蒲鲜万奴由于归仁之败颇不自安。两将上表益恐宣宗治罪于他。此时木华黎大军正在进攻辽西连拔惠和（今辽宁建平北）、金源（今辽宁朝阳大青山西）、和众（今辽宁凌源西）、龙山（今辽宁喀左南）等15城进而包围北京（今内蒙古宁城）。贞祐三年（1215）正月北京守将宣抚使兼留守奥屯襄被杀二月城破。接着蒙古军占领兴中府（今辽宁朝阳）。蒲鲜万奴决定不复听命金朝主动出击扩大自己势力范围以图在东北立足。三月、四月、五月、九月万奴多次出兵攻取咸平、沈州（今辽宁沈阳）、澄州（今辽宁海城）南下取宜风、易池（今辽宁盖县一带）。耶律留哥侦知万奴四处出兵东京城内防守空虚乘机攻破东京副帅可特哥掠娶万奴妻李仙娥。万奴复取东京其时辽东猛安谋克人多投附之。于是在贞祐三年十月据东京自立称天王国号大真（史称东真）改元天泰。都东京统辖东京附近州县及成平路部分地方。 贞祐四年（1216）七月木华黎大军占领辽西后东渡辽河连克苏、复、海三州一直挺进到鸭绿江下游取婆府路大夫营。蒙古军所到之处旨在掠夺财物一扫而过辽东诸城望风而降。十月间木华黎大军过东京时蒲鲜万奴亦递降表并按照蒙古军的规定以子帖哥为人质至蒙古给事于御营。蒙古军对举城投附者予以重用并多保留原有势力驻守原地。拒降者皆杀戮无赦。因而蒲鲜万奴降蒙后仍拥有原来的实力并有一定的独立性。率众十余万人遁入海岛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兴定元年（1217）正月万奴率部出海岛转战于鸭绿江下游一带破大夫营败金守将元帅于哥下。适时蒙古军已撤出辽东木华黎被调往中原。万奴子帖哥亦从蒙古返回辽东于是万奴杀蒙古留守（监军）耶律捏儿哥叛蒙古自立。 以辽东不宜固守蒲鲜万奴率部北上攻取隆安府（今吉林农安）金守将辽东、上京等路宣抚使兼左副元帅蒲察移剌都弃城逃往开封。接着万奴全力攻打上京（今黑龙江阿城之白城子）由于金守将元帅完颜承充及其女完颜阿鲁真率军顽强抗拒万奴几次动进攻均未能攻克。于是他放弃上京向东进军进入易懒路、频路地区。六、七月间改国号为东夏年号仍为天泰建都开元（一说在今黑龙江宁安东京城即原渤海上京龙泉府；一说在绥芬河下游双城子即今乌苏里斯克）并置南京（今吉林延吉东）、北京两个陪都。 东夏国的政治、军事、经济与文化皆承用金朝制度朝廷设尚书省六部地方设路、府、州、县与猛安谋克。辖境东至日本海北界黑龙江西起张广才岭东西南到曷懒路南界（今辽宁铁岭一带）。 蒲鲜万奴建立东夏国时期金朝在东北的统治已经崩溃辽东行省退处婆路（今辽宁、吉林东部和朝鲜东北部）一隅。耶律留哥部于贞祐四年（1216）生内乱。趁耶律留哥赴蒙古朝见成吉思汗之机乞奴、金山等推耶斯不称帝于澄州（今辽宁海城）国号仍为辽。不久耶斯不被部下所杀乞奴监国。留哥引蒙古兵击败乞奴乞奴逃往高丽。耶律留哥徙居临潢府占据以广宁为中心的辽西地区。经过这次变乱耶律留哥已不能与蒲鲜万奴相匹敌。蒙古正与金朝角逐中原又用兵西夏无暇分兵辽东。蒲鲜万奴虽叛蒙古自立但没有与蒙古生正面冲突因此蒙古对东夏国没有采取军事行动双方相安无事。 乞奴率残部入高丽境后内讧迭起不到三年时间生四次自相残杀后来喊舍成为领这支既不统一又无节制的近十万部众在高丽境内辗转骚扰各地京城屡遭威胁。兴定二年（1218）东夏、蒙古、高丽三方联军讨伐喊舍。蒲鲜万奴遣东夏国元帅胡土率兵2万成吉思汗派元帅哈真和扎剌率兵1万与临潢的留哥部众约8万人；高丽助兵4o万围喊舍部于江东城。翌年正月喊舍自杀余部投降。 金正大六年（1229）窝阔台即蒙古大汗位亲率大军攻金。正大九年（1232）钧州三峰山之战蒙古消灭金军主力占领了黄河南北大部分地区。随后兵锋指向东夏国天兴二年（1233）蒙古皇子贵由、诸王按赤台、国王塔思统帅大军取道高丽攻入东夏国。九月围困蒲鲜万奴于南京城陷万奴就擒被杀。蒙古军很快占领了开元、恤品（今绥芬河流域）两路。 第八十七章元好问第一节名震京师“元才子” 元好问（119o—1257）字裕之号遗山。鲜卑拓跋氏后裔。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州）人。 元好问是金元之际的著名诗人、文学家、史学家。其父元德明善诗赋累举不第终生未仕教授过乡学自号“东岩”著有《东岩集》。元好问出生后七个月就过继给二叔元格、婶母张氏。4岁开始学习认字读书。7岁入小学8岁学作诗被人誉为神童。11岁元格官冀州（今河北冀县）在那里元好问受到翰林侍读学士路铎的赏识。路铎字宣叔为文尚奇诗篇温润精致。指点元好问作文章。14岁元格调官陵川元好问受业于泽州宿儒郝天挺（字晋卿）。从学六年博通经史尤工诗。 贞祐二年（1214）金宣宗南渡迁都开封。为避兵祸元好问举家迁往河南福昌（今河南宜阳）后转徙登封。此时元好问与当时金朝诗文名家赵秉文、冯璧、雷渊、李献能、王渥、崔遵、王著等人交游或拜师或为友尤以辛愿、李汾和李献甫为知己。元好问经常与诸人游山水名胜诗酒酬唱诗歌创作极丰对景抒情借古讽今饱含着深沉的家国之忧。其中《箕山》、《元鲁县琴台》等诗篇深得礼部尚书赵秉文的赞赏以为近代无此佳作。于是名震京师被人目为“元才子”。 金宣宗兴定五年（1221）元好问科举及第但因科场纠纷被诬为“元氏党人”他愤然不就选任。三年后（1224）元好问又得到赵秉文等人贡举参加考试得中宏词科被任为权国史院编修留官南京（今河南开封）。自哀宗正大三年起历任镇平令、内乡令、南阳令。天兴元年（1232）擢尚书省掾。不久升任左司都事又转任尚书省左司员外郎。 第二节崔立碑事天兴二年（1233）蒙古军围开封元好问在围城中。金哀宗以“亲征”之名逃出京城兵败卫州后逃往归德府（今河南商丘）。朝中无主诸军帅不听调遣朝野已有立荆王完颜守纯（宣宗子）监国以城投降蒙古的议论。两位留守大臣完颜奴申和完颜习捻阿不只知死守全无应对之策。趁官民失望、愤怒之际安平都尉、京城西面元帅崔立率兵作乱杀二相及十多位官员以城向蒙古请降。 崔立投降蒙古后自认为有免开封屠城之祸拯救一城生灵之功胁迫朝臣为其立碑歌功颂德。元好问、王若虚、刘祁等都被迫参加撰写碑文磨掉宋徽宗所立“甘露碑”的字迹刻上碑文。几天后蒙古兵入开封大肆抢掠碑立否不知结果。此事史称“崔立碑事”或“甘露碑事”。因撰写崔立记功碑文有涉“名节”问题元好问一生常为此所扰。 第三节战俘生涯天兴二年（1233）四月元好问随两宫、皇族宗室、百官被蒙古兵押往青城。五月又被押送北渡黄河羁管山东聊城在聊城近两年的时间里一家十口居住在至觉寺一间不满方丈的小屋内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这期间金哀宗在蔡州自缢金朝灭亡。元好问写了许多诗篇记下了他的所见所闻和所思其中有对金哀宗之死和金朝灭亡的沉痛哀悼有对金朝君臣的无限思念有对蒙古兵暴行的斥责有对北方难民的同情还有对崔立叛逆的鞭挞。由于元好问的诗文名气很大山东名人豪士多与他交往后来结识了蒙古东平路行军万户（当时山东最高长官）严实被严实招为幕客声名日隆而交游益广。他与严氏父子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后来他的文集也赖严实之子严忠杰而刊布流行。 窝阔台汗七年（1235）元好问迁往冠氏（今山东冠县）在此居留三载。由于羁押限制放宽又得到严实的部下东平左副元帅兼分治大名府路同知兵马都总管事、行军千户赵无锡的照顾生活有所好转。 第四节北方文坛盟主在山东六年中元好问在文学上最重要的贡献是完成了《中州集》的编辑工作（一说是于1249年完成）。他为“不可令一代之迹泯而不传”收集金代25o名作家21oo余诗词。除卷金章宗和其父显宗完颜允恭之外为每位作者立传开创了断代诗史的新体例将论诗、论史与作品汇集一处以诗存史对后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窝阔台汗十一年（1239）元好问携家返回故乡秀容。作为北方文坛盟主他认为“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几及汉唐国亡史作己所当任”。遂以史学自任大约在窝阔台汗十三年（1241）他曾去顺天（今河北保定）张柔（蒙古顺天帅世侯与好问为姻亲）处表示愿修金史欲借阅《金实录》。早在金哀宗天兴二年（1233）张柔率蒙古兵入开封时独入史馆取《金实录》与秘府图书北归。此时张柔奏请蒙古皇帝得到允许但为乐夔所阻未成。于是元好问愤自修金史筑“野史亭”以治史。元好问平生有三大嗜好：游山玩水、交友、饮酒。此后几二十年周游于齐鲁燕赵晋魏之间往来四方游山访友采访遗逸有所得辄以寸纸细字亲为记录虽甚醉不忘。所过之处“铭天下功德者尽趣其门”。其迹益穷其文益富其名声益著。元好问利用撰写碑铭、记、序等记述史事杂录近事至百余万言以文存史为撰写《金史》积累了大量的材料。 乃马真后二年（1243）元好问还曾应耶律楚材之邀到燕京为其母苏国夫人撰写祭文和父亲耶律履撰写碑文。元好问与耶律楚材关系很好。早在金天兴二年（1233）蒙古军占领开封时元好问向蒙古国中书令耶律楚材上书请他保护资助金朝秀民才士衍庆公孔元措、状元王纲、王鹗、李治、张仲经、麻革、杨奂、张德辉、李谦、徐世隆、刘祁兄弟、程思温兄弟、乐夔等54人酌加任用。此次元好问应召赴燕京的另一目的是想获得一些有关金史的重要材料。 由于种种原因元好问生前未能实现自己修成金史的愿望但他的著作《壬辰杂编》、《中州集》、收入《遗山文集》的各类文章以及积累的金朝君臣言行资料为元代修金史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故《金史·元好问传》称“纂修金史多本其所著云”。 元好问的诗作五言诗风格高古沉郁七言、乐府不用古题别出新意歌谣长短句清新豪放慷慨悲歌有幽、并古风。内容上反映了当时北方人民在连年战乱中的苦难饱含着深沉的忧国忧民之情。语言优美而不尚浮华奇崛而绝无雕琢之病继承了中国诗歌优秀传统“上薄风雅中规李杜下配苏黄”被誉为一代宗工。 元好问还长于书法精于鉴赏书画、金石文字、古物通晓历算、医药、佛、道曾辑录有中药验方《元氏集验方》传之子孙。蒙哥汗七年（1257）九月卒于获鹿寓舍时年68岁。 第八十八章数学五代十国时期各地方政权连年征战社会动荡不安但数学教育仍在以不同的形式继续进行并有一批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为数学知识的传播和数学的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据史籍记载后唐明宗天成五年（93o）宋延美“明算科及第。是年明算五人而延美为之”1。这说明当时重视数学教育而宋延美作为中试的五人之显然有较高的数学水平。又如后梁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裴迪“明筹算”2后晋与后汉并州（今山西太原）人聂文进“善书算”3南汉韶州曲江（今广东韶关）人薛崇誉“善《孙子》、《五曹算》”4黄钟骏《畴人传》卷4引《南汉书》载晚唐与南汉周杰“尤精历算”等等这些人无疑都是有较高数学造诣的官员。当时一些天文学家如后晋马重绩撰修《调元历》后周及宋初王处讷撰修《明玄历》和《应天历》后周王朴撰修《钦天历》等也必定掌握较复杂的数学知识。现存敦煌数学文献中有一部分为五代时的作品从中可以了解当时民间数学教育的一些内容。 在隋唐五代数学教育不断推广和数学知识逐渐积累的雄厚基础上两宋时期的中国数学取得了多项突破性进展并逐步走上了中国传统数学展的顶峰。这一时期出现了贾宪、秦九韶、杨辉等杰出数学家撰写了《黄帝九章算法细草》、《数书九章》、《详解九章算法》、《杨辉算法》等数学名著取得了诸如贾宪三角、增乘开方法、大衍求一术、垛积术、会圆木、纵横图等重要的数学成就此外在筹算简捷算法方面也有许多新成果为珠算的产生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算法条件。 在辽、金、西夏等统治地区数学也有一定程度的进步。如辽金天文学家贾俊、杨级、赵知微和耶律履等曾分别撰修辽《大明历》、金《大明历》、《重修大明历》、《乙未历》等都要用到不少数学知识。史籍记载当时通晓数学的人也为数不少尤其是在金朝统治的山西、河北地区中国数学家创造了一种普遍的列方程的方法即“天元术”从而为元代在天元术、四元术等方面取得重大成就奠定了基础。 第一节贾宪三角贾宪是北宋时期的杰出数学家。关于他的生平现在仅知他是当时著名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楚衍的弟子曾以寄禄官左班殿直至司天监（后改太史局）任等官职撰有《黄帝九章算法细草》9卷、《算法古集》2卷但都已失传。据有人研究贾宪《黄帝九章算法细草》约写于天圣元年（1o23）至皇祐二年（1o5o）之间1。从南宋数学家杨辉《详解九章算法》所附《九章算法纂类》（1261）记载的该书部分内容可知其中提出了著名的“开方作法本源”图以及立成释锁开平方法、立成释锁开立方法和增乘开方法等。1《册府元龟》卷869。 2《旧五代史》卷4。 3《新五代史》卷3o。 4《宋史》卷481。 1钱宝琮主编：《中国数学史》科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145页。 图1开方作法本源图开方作法本源图（图1）1是一个由数字构成的三角形数表现称“贾宪三角”因见于杨辉著作故亦曾称“杨辉三角”实际上即指数为正整数的二项式定理系数表。杨辉曾明确指出：这个图系“出释锁算书贾宪用此术。”图下五句说明文字的意思是说图中各行数字为开方过程中的各项系数以及具体的开方方法。元代数学家朱世杰《四元玉鉴》记载的“古法七乘方图”（图2）又在贾宪三角中增添了许多连线更进一步表示出二项式（x＋a）n展开式各项系数之间的关系。贾宪三角是数学史上的重大现它在数学的许多领域都有极其重要的应用。15世纪中亚数学家阿尔·卡西（a1—kashi）也曾给出二项式定理系数表此后这张图表又被德国数学家阿皮安努斯（1527）施蒂费尔（fe11544）意大利数学家塔尔塔利亚（1ia1556）和法国数学家帕斯卡（bsp;古法七乘方图讨论过并被西方数学家称为“帕斯卡三角”但这些数学家都比11世纪的贾宪晚很多年才获得这一成果。 杨辉《九章算法纂类》还载有贾宪立成释锁开平方法和开立方法。“立成”是唐以后天文学家对推算各种数据时所用数表的通称“释锁”在宋元数学家著作中则指开方和解数字方程。因此贾宪的立成释锁法应是利用一种数表来解决开平方、开立方乃至开高次方问题的方法而这种数表很可能就是他提出的开方作法本源图。但据《九章算法纂类》所载其演算步骤则与《九章算术》少广章开平方术和开立方术基本相同。 第二节增乘开方法贾宪的又一重要数学成就是根据开方作法本源图的构造原理创造了增乘开方法。用这种方法开平方和开立方要比《九章算术》少广章的方法简便得多并且其运算原则可以推广到求任何高次幂和高次方程正实根的近似值。贾宪用此法解决了求x2＝ax4＝a等的近似值问题。在宋代有不少数学家对解方程问题进行研究。如据杨辉《田亩比类乘除捷法》所载刘益在《议古根源》（全书已佚杨辉书收有其二十多个算题）中提出了“正负开方术”所论方程系数可正可负取消了以前对方程系数只允许为正整数的限制并讨论了x2-ax＝a和-x2＋ax＝a（a＞oa＞o）的数值解法把方程论（包括增乘开方法）推进了重要的一步。但是总的说来这些工作属于初创还不够完整和系统。 南宋数学家秦九韶创造性地继承和展了前人的先进成就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正负开方术程序成功地将增乘开方法运用于求一般高次方程：aoxn＋a1xn-1＋a2xn-2＋.an-1x＋an＝o（an＜oao≠o） 的数值解。他在《数书九章》中列举了二十多个解方程问题次数最高达十次；除一般方法外还讨论了“投胎”、“换骨”、“玲珑”、“同体连枝”1见中华书局影印本《永乐大典》卷16344所收杨辉《详解（九章）算法》。等特殊情形；并将其方法广泛应用于面积、体积、测量等方面的实际问题从而在高次方程数值解法问题上达到了当时世界数学的最高水平。 增乘开方法的特点是在演算过程中自下而上随乘随加求出各项系数进行方程变换逐步求出方程正根的各位数字其演算程序具有很强的机械性可以毫无困难地转化为计算机程序。在西方关于高次方程数值解法的探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直到18o4年意大利数学家鲁非尼（ffini）才创立了一种逐次近似法用以解决数字高次方程解的近似值问题并为此获得了意大利科学协会颁的金质奖章而在1819年英国数学家霍纳（.）才提出与增乘开方法演算步骤基本一致的算法后被称为“霍纳法”。但是他们已经比秦九韶晚了五百多年并且其原始方法也没有秦九韶法简捷明确。在现代一些计算数学著作中已将这种高次方程数值解法改称“秦九韶法”。 第三节大衍求一术大衍求一术是中国古代数学家用于解决一次同余组问题的方法。这类问题与历法中关于“上元积年”的推算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中国古代天文学家们假定远古时有一年的十一月初一甲子日夜半又恰好是合朔和那一年的冬至并把这一时刻定为历法计算的称为“历元”。从该年到编历年所经过的总年数就叫做“上元积年”。已知编历年实测冬至时刻和十一月初一合朔时刻推算上元积年就是求解一次同余组问题。西汉历法中已有上元积年的数据但没有算法的记载。由于当时问题比较简单所以其算法也不会太难。南北朝时期《孙子算经》中的“物不知数问题”（亦称“孙子问题”）是最早见于中国数学文献的一次同余组问题但其解法很不完备。随着天文历法的展天文学家对历元又提出了“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等要求于是推算上元积年的条件更为复杂求解有关同余组也就需要更高的技巧。显然从两汉到宋朝的千余年中一定会有很多天文学家和数学家曾研究并很熟悉一次同余组的解法但可惜的是在有关文献中除一些数据外却没有更多的记载。南宋数学家秦九韶系统地总结和展了前人的贡献在《数书九章》中创立“大衍求一术”提出关于一次同余组问题的相当完整的理论和算法并且推广其应用范围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杰出成就。他所著的《数书九章》曾称《数学大略》、《数学九章》全书18卷分9类每类9题共81个应用问题其内容涉及天文历法、土地面积、勾股测量、建筑工程、田赋户税、商业贸易、货币金融、军事活动等丰富内容是一部可与《九章算术》相媲美的数学名著。 《数书九章》所载大衍求一术的大意是设要求解一次同余组：x≡ri（modmi）（其中i＝） 秦九韶把求最小正整数x的问题归结为求出一组数ki使之满足条件：kimmi≡1（modmi）（i＝） 其中m＝m1·m2·.·mnki称为“乘率”。于是一次同余组的最小正整数解x=（r1k1mm1＋r2k2mm2＋.＋rnknmmn）—pm（p为非负整数） 这就是现在数论中著名的“孙子定理”。秦九韶详细论述了用辗转相除推算ki的方法由于运算的最后一步要出现余数1因而称为“求一术”。他又进一步将其与《易经·系辞》中的“大衍之数”附会起来而称之为“大衍求一术”（现在一般通指一次同余组解法）。此外他还分别讨论了模数m1、m2、.、mn两两互素和不互素的情形并给出了相应的变换方法。在欧洲直到18、19世纪著名数学家欧拉（1er1743）和高斯（c.18o1）等才对一般同余组解法进行了深入研究获得与秦九韶相同的结果并且对模数两两互素的情形给出了严格的证明。这已经是秦九韶以后5oo年的事情了。在数学史上上述定理过去称为“中国剩余定理”现多改称“孙子剩余定理”或“孙子定理”。 第四节垛积术在中国古代对于一般等差数列和等比数列很早就有了初步的研究成果如《九章算术》、《张丘建算经》等都提出了一些有关等差级数求公差及求和的公式。北宋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又创“隙积术”开始研究某种物品（如酒坛、圆球、棋子等）按一定方式堆积起来求其总数问题即高阶等差级数的求和方法。设一个长方台垛的上广（顶层宽）为a（个物体）长为b下广（底层宽）为net层则沈括的结果相当于得到长方台形垛积物体总数：s＝ab+(a+1)(b+1)+(a+2)(b+2)+.+[a+(n-1)][b+(n-1)]＝n6[(2b+d)a+(2d+b)net6(c-a).关于这个结果沈括仅说：“予思而得之”1但他没有详细说明是用什么方法求得这一正确的长方台垛公式的。南宋数学家杨辉在《详解九章算法》和《算法通变本末》中丰富和展了沈括的成果提出了诸如snnnnsnnnnn=++++=++=++++++=++12361211361o1216122222ll,之类的菓子垛和三角垛求和公式。沈括、杨辉等讨论的级数与一般等差级数不同它们前后两项之差并不相等但是逐项差数之差或者高次差相等。对这类高阶等差级数的研究沈括称为“隙积术”杨辉之后则一般称为“垛积术”后来成为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吸引不少数学家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如元代数学家朱世杰就得到了一系列更复杂的高阶等差级数求和公式并把垛积术与招差术（高次内插法）联系起来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清代数学家顾观光指出：“堆垛之术详于杨氏、朱氏二书而创始之功断推沈氏。”1《梦溪笔谈》卷18。 2第五节会圆术沈括在数学上的又一重要贡献是创立“会圆术”3给出了中国数学史上最早的由弦和矢的长度来求弧长的近似公式。如图3设圆的直径为dbe弦长为netbsp;矢长为vbde弧长为s则沈括的结果相当于得到了公式s≈netbsp;vd.这是一个近似公式但在一定范围内使用还是比较简便的。他同时还得出一个由矢长和半径求弦长的公式。虽然沈括并没有说明他的证明方法但这两个公式很容易从《九章算术》弧田术及勾股定理推导出来。会圆术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在中国数学史上最早提出了关于弧、弦、矢之间的关系问题此后一些数学家继续对这一新课题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不少新成果。如元代郭守敬、王恂等人在《授时历》中反复应用沈括的会圆术并根据相似三角形各线段间的比例关系在推算“赤道积度”（太阳赤经余弧）和“赤道内外度”（太阳赤纬）方面创立了一种新的方法。就数学意义而言这种新算法相当于球面三角学中求解球面直角三角形的方法。 第六节纵横图纵横图亦称幻方是把从1到n2的自然数排列成纵横各有n个数并且使同行、同列及同一对角线上n个数的和都相等的一种方阵。纵横图是中国古代数学中由来已久的比较特殊的内容之一。《数术记遗》载有“九宫算”甄鸾注称：“九宫者即二四为肩六八为足左三右七戴九履一五居中央。”这实际上是一个三行纵横图各行、各列及两条对角线上的数字之和都等于15。“九宫图”后世通称“洛书”其起源当早于汉代同时它也是世界上现在已知最早的纵横图。南宋杨辉在《续古摘奇算法》中列出了n＝345.1o行的各种纵横图如十行纵横图称为“百子图”等并对一些纵横图的构造方法进行了研究。如洛书数的构造方法是“九子斜排上下对易左右相更四维挺出”等。此外他还记录了聚五图、聚六图、聚八图、攒九图、八阵图、连环图等圆形或环形的新型数字组合图这些都可说是纵横图的进一步演变和展1。丁易东《大衍索隐》也收有与杨辉攒九图和连环图相似的图。明清时期一些数学家如程大位、王文素、方中通、张潮、保其寿等对纵横图进行深入研究取得了更加丰富多彩的结果。过去2顾观光：《九数存古》卷5。 3《梦溪笔谈》卷18。 1参见李俨：《中算家的纵横图研究》见李俨《中算史论丛》第一集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纵横图大多是作为开动脑筋启智力的一种数学游戏而现在则已成为组合数学的重要内容在程序设计、图论、组合分析等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第七节筹算算法的展中国古代数学在筹算的基础上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但是作为主要计算工具的算筹也还存在不少缺点特别是使用不便演算度和效率不可能很高。例如筹算乘除法要把算筹摆成上中下三层演算时要不断拿上拿下一根根移动相当麻烦。所以当时天文学家和数学家乃至财会人员作比较复杂的计算有时要把算筹摆满一桌子即所谓“置筹盈案”。可想而知用四五寸长二三分宽的小竹棍摆一个十几位的数字所占的地方就已很可观了。随着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展日益需要进行大量繁杂的计算并且要求算得快和算得准因此原有计算方法甚至计算工具都越来越不能适应实际需要改进算筹和筹算的迫切要求迅提到日程上来。对筹算方法的研究和改进先是从简化乘除运算开始的。早在8世纪的中唐时期以《夏侯阳算经》名义流传至今的《韩延算书》就记载了把多位数乘除通过身外添减等转变成乘以或除以单位数的方法。北宋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提到了求一、上驱、搭因、重因、增成之类筹算的简捷算法并且指出：算术“见简即用见繁即变不胶一法”1概括地说明了当时这样一种趋势。南宋数学家杨辉对筹算算法的展有突出的贡献。杨辉字谦光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生平不详曾在浙江做过地方官员撰有《详解九章算法》附《九章算法纂类》共12卷（1261）《日用算法》2卷（1262）《乘除通变本末》3卷（1274）《田亩比类乘除捷法》2卷（1275）《续古摘奇算法》2卷（1275）后三种一般合称《杨辉算法》。在杨辉的著作中系统地叙述了以加代乘和以减代除的各种方法其中“加法代乘”有五法“减法代除”有四法如加一位、加二位、重加、隔位加、连身加、减一位、减二位、重减、隔位减等。他还介绍了唐宋相传的求一代乘除法并编成易于上口的歌诀。如求一乘法歌诀是“五六七倍之数不走。二三当折半遇四两折纽。倍折本从法实即反其有”1用这种方法把乘数的位变成1然后再用加一位、加二位等方法来计算。对于除法也有求一歌用来简化运算。但通过求一除法歌诀以减法代除进行除法运算实际上并不简捷所以后来被归除歌诀所代替。杨辉《乘除通变算宝》中还载有九归歌诀、化零歌以及除数是两位数的飞归歌诀等。如九归古诀是：“归数求成十归除自上加。半而为五计定位退无差。”杨辉在这四句古诀的基础上又添注了三十二句新口诀使之更加明确。像杨辉算书里记载的歌诀形式在13、14世纪宋、元、明三代是很流行的。当时不仅用这种诗歌形式提出问题而且1《梦溪笔谈》卷18。 1见杨辉《乘除通变本末》中的《乘除通变算宝》。 用来说明算法。这种便于记忆和掌握的形式后来更加简明和完善。它反映了筹算算法的展也促进了珠算的产生而它本身也逐渐演变成后人熟知的珠算口诀。 在唐宋时期还有一部《谢察微算经》。《新唐书·艺文志》载《谢察微算经》3卷《宋史·艺文志》作谢察微《蒙算经》3卷对这部算经的年代现在还难以确定。有些学者认为这是五代时的作品并据此书残存部分“用字例义”中提到与算盘有关的用语如中、算盘之“中”、脊、进、退、上、下等推断五代时已经有了珠算2。但是这部分内容是否为《谢察微算经》原有的内容尚有疑义并且现在还没有掌握元代之前已有珠算的任何一条可靠记载所以对这类问题尚有待进一步的考证与研究。 除上述各项数学成就外在诸如四舍五入法小数记法联立方程组解法已知三角形三边求面积的公式棋局总数计算运筹思想与实践等方面两宋时期的数学家们也都作出了相当出色的贡献。 第八节数学教育两宋时期官府对数学教育事业曾给予了一定的重视但几起几落争议不休。北宋初期算学曾与文、武两学并列设有算学博士但一直未开办正式的学馆。宋神宗元丰七年（1o84）诏令通算学者可于吏部就试合格者授予地位很低的官职并令秘书省刊刻算经十书以备学习之用。宋哲宗元祐元年（1o86）曾派人选址准备建造算书馆但是由于找不到合适的教员并且有人反对说将来“建学之后养士设科徒有烦费实于国事无补”于是作罢。直到宋徽宗崇宁三年（11o4）国子监始立算学设博士4人和其他职员8人计划招收26o名学生。学习教材是《九章》、《周髀》、《海岛》、《孙子》、《五曹》、《张丘建》、《夏侯阳》等。考试分上、内、外三舍（三级）上舍合格者可授予通仕郎、登仕郎、将仕郎等初级官阶。崇宁五年（11o6）初算学被撤销而在同年底却又得到恢复。大观三年（11o7）还搞了一次封祀历代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的礼仪活动如封张衡为西鄂伯祖冲之为范阳子刘徽为淄乡男等并打算绘像从祀但也由于有人反对而未正式进行。大观四年（11o8）又撤销算学算学生并入太史局。政和三年（1113）复置算学仍用算学馆旧址并令地方上仿照执行其教育制度与元丰、崇宁时相同。宣和二年（112o）再次撤销了算学馆及有关的官职。由上所述可以看出北宋时算学馆的兴废交替比较频繁这种情况当然对数学展是不利的。到了南宋时期官办数学教育事业就更趋衰微了。但另一方面官办数学教育毕竟培养了一批通晓数学的人才并对民间数学传习产生了一定的鼓励和示范作用这还是应该肯定的。 在数学教材方面北宋元丰七年（1o84）刻印算书时唐代十部算经中的《缀术》已经失传因而只刻印了九部并且据考证其中《夏侯阳算经》并非原著而是唐代中期的《韩延算术》这部书由于卷上第一章引用了夏侯阳的一句话而被误认为《夏侯阳算经》。元丰年间所刻《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孙子算经》、《五曹算经》、《夏侯阳算经》、2李迪、冯立升：《〈谢察微算经〉试探》见李迪主编《数学史研究文集》第三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张丘建算经》、《五经算术》和《缉古算经》这九部算经是最早的官刻本数学书籍可惜在清初就已全部亡佚。南宋绍兴九年（1139）刻书兴学但未刻印算书。一直到南宋嘉定六年（1213）鲍澣之在福建汀州学校主持翻刻北宋本九部算经时又补入《数术记遗》1卷。到了清初南宋所刻算书也仅存《周髀》、《孙子》、《张丘建》、《五曹》、《缉古》、《夏侯阳》和《九章》7种孤本其中《九章算术》仅存5卷。这些书幸得传留至今。宋刻本十部算书基本上是以李淳风等注释本为基础的并且其绝大部分内容通过各种途径流传下来为我们保存了宝贵的数学史料这就是我们现在可以见到的《算经十书》。 从隋唐到宋元官府兴办的数学教育事业日趋衰落而民间数学教育却有所展。在敦煌千佛洞现的算书和算表记载了算筹记数、乘法口诀、四则运算、面积、体积等实用算术方法。这些著作大多是唐末宋初的作品从中可以反映当时民间数学教育的一些内容并表明当时所用教材并非都是官府统一刊布的算经。到了宋元时期民间数学教育更为流行如李冶曾在河北元氏与获鹿两县交界处的封龙山隐居讲学并进行数学研究。在元代数学家和天文学家郭守敬少年求学时的河北磁县紫金山形成了一个以刘秉忠、张守谦、张易等为中心的成就卓著的学派数学也是这个学派教学与研讨的领域之一。元代数学家朱世杰更是“以数学名家周游湖海二十余年”“四方之来学者日众”。他的《算学启蒙》是一部很好的数学入门书其中还包括“天元术”等当时数学的最新成果。特别是南宋之后刻印的数学著作中出现了歌谣形式的数学问题和算法口诀更能说明数学的传授已经走出官学的大门逐渐深入到了民间。此外还应提到的是杨辉在《乘除通变本末》中给出了一个“习算纲目”这是学习一般民用和商用数学的一份切合实际的教学大纲其中提倡循序渐进与熟读精思注重培养和提高计算能力等。这个“习算纲目”是我国数学教育史上的一篇重要文献。 第八十九章天文学第一节珍贵的天象记录宋代很重视天象观测为了避免天文观测人员谎报、漏报、错报天象同时也为了提高司天监人员的责任心除司天监外还在皇宫内再设天文院也进行天象观测并于次日清晨用以核对司天监的报告。于是司天监与天文院两边的天文观测人员都不敢懈怠故天象记录多而详细有些记录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1oo6年在豺狼座爆了一颗新星据研究这颗星最亮的时候达到—9.5等即当时的亮度约相当于满月亮度的十分之一。这次爆所留下的遗迹是一个射电源仍为现代天文学家所关注。关于这颗新星的爆宋代留下了较详细的记录。如《宋史·天文志》载：“景德三年（1oo6）四月戊寅周伯星见出氐南骑官西一度状如半月有芒角煌煌然可以鉴物历库楼东。八月随天轮入浊。十一月复见在氐。自是常以十一月辰见东方八月西南入浊。”《宋会要辑稿·瑞异一》载：“（景德三年）五月一日司天监言：先四月二日夜初更见大星色黄出库楼东、骑官西渐渐光明测在氐三度。” 另一颗新星更为著名就是1o54年爆的天关客星。《宋史·天文志》记录是：“至和元年五月己丑（客星）出天关东南可数寸岁余稍没。”《宋会要辑稿·瑞异一》记录是：宋仁宗至和元年（1o54）七月二十二日“守将作监致仕杨惟德言：伏睹客星出见其星上微有光彩黄色。”同书记宋仁宗嘉祐元年（1o56）三月“司天监言：客星没客去之兆也。初至和元年（1o54）五月晨出东方守天关。昼见如太白芒角四出色赤白凡见二十三日。”现代天文工作者根据这些历史记载和当前这颗新星遗迹的状态确定了这颗新星的类型。他们从所记载的星的位置最大亮度从最亮到看不见所经历的时间分析出它的爆机制和爆后的演化。现在已知天关客星的遗迹是一个美丽的蟹状星云星云中还有一颗中子星。它是一个强射电源有强x射线辐射、γ射线辐射和红外辐射等。这些都引起现代天体物理学家的极大兴趣。 沈括有一条天象记载也受到现代科学家的高度评价。《梦溪笔谈》所记载的是宋英宗治平元年（1o64）的一次陨石降落：“常州日禺时天有大声如雷乃一大星几如月见于东南。少时而又震一声移著西南。又一震而坠在宜兴县民许氏园中。远近皆见火光赫然照天许氏藩篱皆为所焚。是时火息视地中只有一窍如杯大极深下视之星在其中荧荧然良久渐暗尚热不可近。又久之其窍深三尺余乃得一圆石犹热其大如拳一头微锐色如铁重亦如之。”短短不到2oo字将陨石降落的整个过程写了出来对声、光、色、温、地点、过程、形状、重量、密度和降落时间等作了全面详细的描述。 第二节天文仪器的制造宋代制造过许多大型的天文仪器。如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正月来自四川的民间天文学家张思训设计并于次年制成一台水转浑象通称“太平浑仪”起楼高一丈有余。这台浑象改水力推动为水银推动以解决冬天因水流凝冻迟涩而影响仪器运转度的问题。与浑象运转联动的报时装置胜过东汉张衡及后来的一些同类仪器小木人也增加到十多个。《宋史·天文志》载：“七值神左摇铃、右扣钟、中击鼓以定刻数。每一昼夜周而复始。又以木为十二神各值一时至其时则自执辰牌循环而出随刻数以定昼夜长短”。七值神即七曜值日实际上这是一个带有日历显示的时钟是采用星期制的报日和报时装置。其中由金、木、水、火、土加日、月表示七值周期以金曜日为七值周期之。这种记日制度早在唐代《符天历》和五代时期的《调元历》中已经使用宋代建隆四年（963）起行用的《应天历》中也有七值内容。此外在一天之内又分十二辰由十二神轮流出现报出时辰而时初、时正和刻数则分别由铃、钟、鼓声报出。张思训的仪器继承和展了唐代一行和梁令瓒的成果并对后来的仪象设计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也因创制仪器有功而升任司天浑仪丞。 宋太宗至道元年（995）天文学家韩显符制成一台供观测用的铜浑仪通称“至道铜候仪”。大中祥符三年（1o1o）他再造一台相类似的浑仪专门用于司天台培养观测生的教学。此外皇祐三年（1o51）舒易简、于渊、周琮等人制成黄道浑仪；熙宁三年（1o7o）沈括、皇甫愈等人制成熙宁浑仪。这些仪器每台用铜量都在两万斤左右各自有一些新的创造。如皇祐浑仪它的时间分划一改在地平环上刻度的旧制而改刻在固定的赤道环上正确反映了天体位置随时间变化的规律。熙宁浑仪简化结构从计算上去解决月亮在白道上的位置将浑仪上的白道环取消使用方便而且提高了测量的精度。 天体周而复始不断地在天穹运动不同时刻它们的位置不同因此在使用浑仪观测天体时相应地也要有良好的计时仪器客观需要提出了提高漏刻精度的要求。天圣八年（1o3o）燕肃明莲花漏在多级漏壶（上匮和下匮）的最后一级漏壶（下匮）上部开孔（分水孔）使壶中的水位恒定地保持在孔下多余的水由孔经注水筒（竹注筒）流入减水盎。由于末级漏壶水位恒定所以漏水均匀提高了计时精度。皇祐初期舒易简、于渊、周琮等人又在莲花漏的基础上再加一级恒定水位的平水壶从而使漏刻的精度进一步提高。 宋代最为精巧的天文仪器当推苏颂领导研制成功的水运仪象台。元祐元年（1o86）苏颂奉旨校验天文院和太史局两处的新旧浑仪考察中他现同一台仪器由不同的人去操作所得测量结果不同他们“各指得失终无定论”。于是他想制造一种以水为动力浑仪和浑象联动并能与天同步运动的仪器。另外一行、张思训已将这种仪器与报时装置集为一体所以新的仪器还要同时解决报时问题。苏颂先遇到的困难是缺乏参考资料正如他自己所写：“张衡之制史失其传；开元旧器唐世已亡”本朝“太平浑仪自思训死机绳断坏无复知其法制者”所以制作新仪必须重新设计。经过苏颂与精通数学、天文学并有巧思的吏部守当官韩公廉等人的反复研究和精心设计新仪从元祐二年（1o87）开工制造三年制成木样经鉴定和检验后据此正式铸造铜仪。元祐七年（1o92）这座中国古代最宏伟、最复杂的天文仪器建成宋哲宗赐名“元祐浑天仪象”后人通称“水运仪象台”。 苏颂实现了将浑仪、浑象和报时结合于一体的设想整座仪器使用水力为动力经变、传动和控制使三部分仪器联动并能跟踪天体运行。仪器总高约12米宽约7米分上、中、下三层底层是动力与传动装置和报时钟中层密室中转动着的是浑象上层为浑仪。浑仪上的望筒可对准并可自动跟踪天体而随望筒运动的三辰仪时圈则可指示出时间的变化此外浑仪所在小室的屋顶可以启闭这与现代天文台上的望远镜转仪钟与活动圆顶作用相同。 水运仪象台的报时部分也精巧绝伦。它共分五层其中三层用于白昼报时两层用于夜间报时共有承担报时职能的木人254个每个时辰分时初与时正分别由左门小人摇铃和右门小人敲钟报出每至一刻由中门小人击鼓。第二、三层的木人分别举辰牌与刻牌当非正点辰刻没有报时声的时候可从牌上看出当时的时辰与刻数；第四、五层的木人敲钲以报更没有报更声的时候可从木人所举更牌上看出更次。水运仪象台的整台仪器由水提供动力自动运转。它的又一项重要明是其“天衡”装置它类似于近代钟表的擒纵器（卡子）控制着仪器使之均匀运动。 国际科学史界对水运仪象台的评价极高认为它是现代钟表的祖先。关于它留下了较详细的记载特别是其机械结构、装配图等都收于苏颂所著的《新仪象法要》一书中。 苏颂还制造过另一台大型天文仪器据《玉海》记载它是一架假天仪“大如人体。人居其中有如笼象。因星凿窍如星以备。激轮旋转之势中星、昏、晓应时皆见于窍中。星官历翁聚观骇叹盖古未尝有也。”据研究这台仪器的主体是用竹条制成的球体很像一个圆形笼子。表面上再用不透明的纸绢裱糊并按星宿位置校算开孔1。人坐在密封的球内球面上小孔透过来的光如同夜空中的繁星。这种便于演示和观察天体运行的仪器可以说是今日天象仪的鼻祖。 宋代制造的天文仪器数量众多精密复杂并有不少创新这是中国古代天文学展进入高峰的重要标志。 第三节恒星测量与星图恒星测量是天文学的基础工作而星图则是观测恒星的记录和查找恒星的一种工具。中国古代的星图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天文学家作为认识和记录天空中星官位置而绘制的星图另一类是多为装饰用的示意性质的星图。五代吴越钱元祐墓及其妃子吴汉月墓后室顶部各有一块石刻星图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天文图。这两幅星图的直径约1.9米比后来南宋苏州石刻天文图大了一倍刻星各约18o颗左右虽是示意性质但位置比较准确。 宋代是进行全天恒星观测最多的时期先后进行过七次较大规模的恒星测量。如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976—984）作了二十八宿距度测量。又据《文献通考》和《玉海》记载宋仁宗时曾查阅开国之初的恒星记录见“止截二十八舍及大角至屏星四十二官”并查知这次测量是因为现当时的观测值与唐一行所测不相同为了占考“灾祥之度”进而实测了这些星其结果与开元年间的测值相差两三度甚至五度。大中祥符三年（1o1o）韩显符1王振择：《中国最早的假天仪》见王振择《科技考古论丛》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278—286页。等用其制造的浑仪又补测了外官星的位置。 景祐年间（1o34—1o38）再一次测量了二十八宿距度及周天恒星。当时宋仁宗下令要编一部新的星占书《景祐乾象新书》为使历代诸家占语与当时天象相符所以要求重新测量恒星位置主持测量的则是韩显符的授业学生杨惟德。这次测量比以前测量的星数要多。《景祐乾象新书》中曾列有一张周天星座入宿、去极度数表可惜这份星表已经失传仅在《宋史·天文志》中载有其中关于二十八宿距星的实测结果。皇祐年间（1o49—1o54）周琮等人用所铸黄道铜仪重测二十八宿及周天恒星。这次观测所使用的仪器刻度精确并且改进了漏刻因而取得了极有价值的成果。这些观测结果后来被收入北宋王安礼重新修订删改的《灵台秘苑》一书。其内容包括345个星官的距星的入宿度和去极度。这是我国现存明末以前所收星数最多的一份星表。 元丰年间（1o78—1o85）又进行一次恒星测量测量精度也比较高。这次测量的成果被绘成星图并刻石保存下来这就是现存苏州博物馆的著名的苏州石刻天文图。图碑高2.6米上半部为星图外径91.5厘米下半部为天文图碑文总共刻星1431颗。原图为绍熙元年（119o）黄裳绘制南宋淳祐七年（1247）由王致远刻石成碑。该图将中原地区可见星空展现在一幅图中不但星位准确而且二十八宿、三垣、十二次、内规、赤道、外规、分野、星官联线、星官名称都刻得清清楚楚。苏州石刻天文图是研究宋代全天星空的宝贵资料。明代正德元年（15o6）的江苏常熟石刻天文图则是根据苏州石刻天文图经订正翻刻而制成的。 北宋的重要星图还有苏颂《新仪象注要》一书中所附的五幅星图。据研究这些星图也是实际观测的结果就画法而言则属于两种不同的投影系统。其一是两幅赤道带横图及一幅北极区圆图按天区分别画出全天恒星图上用经线将二十八宿隔开。这种系统避免了盖天式圆图在南纬星区的失真问题较科学地表现出全天星空。另一系统是将整个天球沿赤道剖开北半天球以北极为心画一圆图南半天球以南极为心另画一圆图而南极附近恒隐圈内的星空在北半球的北宋都城汴京（今开封）是看不见的所以图上空着留待补充。这种形式新颖的全天星空表示法是苏颂等人的创。绍圣二年（1o95）再测二十八宿距度崇宁年间（11o2—11o6）又一次重测。上述几次恒星测量比较起来以姚舜辅等人主持的崇宁年间的测量目标最为明确这次测量是为编撰《纪元历》作准备的而所得测量结果也最为精确。如据研究其二十八宿距度误差的绝对值平均只有o.15度在没有望远镜的时代这实在是相当精确的测量了。 第四节历法五代时的历法据记载有后晋马重绩《调元历》蜀《永昌历》和《正象历》南唐《齐政历》后周王处讷《明玄历》和王朴《钦天历》等。其中也有一些创新如《调元历》不用上元积年《钦天历》在实际观测基础上对五星动态表的改正等。有些历法还在一定时期内为后世所沿用。 宋初沿用后周的《钦天历》此历原为王朴造于显德二年（955）。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因《钦天历》推验较疏诏司天监王处讷等别造新历。王处讷曾任后周司天少监。他曾指出过《钦天历》的不足并在952年左右编过一部《明玄历》。王处讷等受命后经三年而制成新历太祖为之作序赐名《应天历》建隆四年颁用。参与编修《应天历》的有来自伊斯兰国家的天文学家马依泽。1968年台湾罗香林教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中现了一套完整的《怀宁马氏宗谱》其中《志尚公弁言》提到：“吾族系出西域鲁穆。始祖讳系鲁穆文字汉译马依泽公遂以马授姓。宋太祖建极初召修历公精历学建隆二年应召入中国修天文。越二年成书由王处讷上之。诏曰可。授公钦天监监正袭侯爵。”“鲁穆”有些文献（如《明史·西域传》）亦作“鲁米”关于其具体为何处迄今尚无定论可能原属东罗马帝国现属叙利亚。由上述记载可见马依泽在撰修《应天历》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因而得授监正之职并袭侯爵。经研究《应天历》的历元适逢甲子、金曜日和朔旦冬至选在建隆三年前4825558年。《宋史·律历志》说它可“推定朔、弦、望日辰七直：日满七、六十去之不满者命从金星、甲子算外即得定朔、弦、望日辰星直也。”七直即七值或星值是日月五星七曜值日之义亦即推算星期序数。日满七去之就是从总日数中去掉七的若干倍可得到从金曜日起算的星期序数。由此可见应天历是引入七曜纪日法的这种以金曜日为历元采用星期制的方法与伊斯兰历相同因此这部分内容很可能是马依泽参与制历所作的贡献这项改革满足了日益增多的中国穆斯林的需要。 宋代民间研究历法十分活跃如熙宁七年（1o74）现所用历法与天象不合沈括就推荐了民间历法家卫朴编造新历。当时从宋仁宗天圣二年（1o24）起行用的《崇天历》历气后天而刚颁用了九年的《明天历》又历朔先天于是卫朴在《明天历》的基础上制成新历《奉元历》于熙宁八年（1o75）颁用。又如宋徽宗崇宁二年（11o3）现所使用的《观天历》气朔有错遂改用姚舜辅的《占天历》。但历官们认为《占天历》为民间私家所造未经考验不可施行于是姚舜辅在大量观测的基础上于崇宁五年（11o6）又制成《纪元历》并得以颁行。清代梅文鼎对《纪元历》有很高的评价说“宋历莫善于纪元”。这部历法的回归年、朔望月及其他一些数据都相当准确。此外姚舜辅还创造了确定太阳位置的新方法即在天亮前或黄昏后用恒星作参照定出金星的位置然后在既能看见金星又能看见太阳的时候定出金星与太阳的角距从而求得太阳在恒星间的位置。他还创立了新的计算公式以解决太阳的赤道经度与黄道经度的换算问题。 南宋初继续行用《纪元历》后又曾用《统元历》、《乾道历》、《淳熙历》和《会元历》。南宋宁宗庆元五年（1199）行用杨忠辅编制的《统天历》这是得到梅文鼎更高评价的一部历法有宋历“尤莫善于统天”之说。《统天历》有很好的实测基础节气、合朔、月亮过近地点与黄白交点的时刻等都定得比较准并在实测的基础上确定出计算改正值的办法。《统天历》的岁实（回归年长度）为365.2425日比现行公历采用同一数值早了384年。此外杨忠辅还现回归年长度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每年都有微小的变化并提出斗分差的数值改正方法。这也是天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现。《统天历》继唐曹士《符天历》之后也不用上元积年。《统天历》的上元是虚设的实际上废除了繁琐的上元积年计算这也是中国历法史上的一个进步。 北宋存在168年共颁行1o部历法南宋存在152年共颁行1o部历法换历比较频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天文历法研究的活跃。其中《应天历》、《纪元历》、《统天历》各有所长反映了两宋行用历法的特点和主要成就。 第五节气象知识五代及辽、宋、夏、金的一些史书尤其是《宋史》记载了很多宝贵的气象资料其中包含有关于大水、大旱、大风及雨雪、冰雹、雷暴、地震等灾害和特殊天气现象的丰富内容。宋代开始普遍编修的地方志及大量宋人笔记也有很多这方面的记载如沈括《梦溪笔谈》中对山东武城县一次龙卷风的形状及危害情况作了非常清楚的记述。这些资料对于研究我国气候变迁及气象变化规律具有重要的价值。南宋吕祖谦于淳熙七年（118o）正月初一到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在金华进行了近两年连续不断的物候观测。他在《庚子辛丑日记》中记录了二十多种植物的开花结果时间及一些虫鸟的初鸣和初到时间这是一份经实际观测获得的非常珍贵的物候资料。 降雨情况直接关系农业生产因而历代都受到人们重视。西汉时根据土、炭吸湿增重的不同而明了原始的天平式湿度计。宋代僧人赞宁在1o世纪则利用这种仪器来预报晴雨。宋神宗熙宁年间京师久旱沈括准确地做了一次降雨预报《梦溪笔谈》卷7对此有很生动的记述。他对当时空气中水气条件的分析与判断是符合近代气象科学原理的。 为了测量降水量的多少必须要有一种用具现在普遍使用的是雨量筒。南宋数学家秦九韶在其《数书九章》中列有“天池测雨”、“圆罂测雨”、“峻岭验雪”、“竹器验雪”等算题可根据盛水或积雪容器的形状及积水、积雪的多少计算出单位面积平地上的降水量。天池是古代防火贮水的容器用来测降雨量当可看作原始的雨量器。这种方法也是世界上较早的测定降水量的科学方法。 此外这一时期对一些气象现象也有了更正确的认识如《梦溪笔谈》中记载孙彦先对虹的解释是“虹乃雨中日影也日照雨则有之。”《梦溪笔谈》卷25提到：“江湖间唯畏大风。冬月风作有渐船行可以为备。唯盛夏风起于顾盼间往往罹难。曾闻江国贾人有一术可免此患。大凡夏月风景须作于午后。欲行船者五鼓初起视星月明洁四际至地皆无云气便可行至于巳时即止。如此无复与暴风遇矣。国子博士李元规云：平生游江湖未尝遇风用此术。”这里提到的关于风力日变化规律的气象知识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对行船安全也是非常重要的。苏轼《船■风》诗有句：“三旬已过黄梅雨万里初来船■风”并有序文说：“吴中梅雨既过飒然清风弥旬岁岁如此吴人谓之‘船■风’。是时海舶初回云此风与舶具至云尔。”对于梅雨之后的信风作了清晰的描述。 第六节辽、夏、金的天文学辽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其天文学也有两个主要的分支一是以历法服务于政权一是观天象以占吉凶。辽有历之始即采用中原历法此即天禄元年（947）至统和十二年（994）行用的后晋马重绩所编《调元历》。《调元历》是五代时期较好的历法但在后晋只行用了5年而在辽却行用了48年。该历不设上元以雨水正月中气为气。它的基础是《宣明历》和《崇玄历》马重绩称：“以宣明之气朔合崇元之五星二历相参然后符合。”1辽圣宗统和十三年（995）又颁用可汗州刺史贾俊所进《大明历》。有些学者认为其法取自祖冲之。这一时期辽、宋历日有所不同如叶梦得《石林燕语》、张邦基《墨庄漫录》等均记载苏颂使辽时曾现宋、辽冬至日先后相差一日。辽《大明历》本文已失传其内容尚有待于研究。《辽史·历象志》所载系全文照录《宋书》上的祖冲之《大明历》这显然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辽很重视天象有些天象记事今日看来也很有意义。例如《契丹国志》记载辽天祚帝天庆八年（1118）正月“是夕有赤气若火光自东起往来纷乱移时而散。”这是与太阳活动关系密切的极光现象其描述是很生动形象的。1971年在河北宣化掘一座辽墓现该墓室顶部有一幅彩绘星图星图直径2.17米中央为天极嵌有直径35厘米的铜镜一面镜周彩绘莲花莲花外为日、月、五星及北斗再外为二十八宿最外圈绘有黄道十二宫1。黄道十二宫是来自西域的天文内容但双子座、室女座图形上的人物又着辽服显示了辽代特点；莲花是佛教装饰；而二十八宿则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以天极为中心的盖图法也是中原传统因此这是一幅具有多民族色彩的星图。此外黄道十二宫的名称早已传入我国但在星图中表现出来据今所知也以这幅星图为最早。 西夏为党项族所建的政权。夏景宗李元昊之父西平王李德明曾向宋请历宋真宗将《仪天历》赐颁西夏至元昊又受赐《崇天历》可见汉历对西夏有深远影响。西夏仿宋制建有司天监并颁行过自制历法。《西夏书事》载：“曩霄（元昊）称帝自为历日行于国中”可能是参照汉历专门编制的西夏历法。另外西夏文书、碑文中常有两种纪年：十二生肖纪年和藏历纪年如有“阳火猴年”的碑刻因此当时西夏境内可能也有藏历流行这反映出吐蕃文化在西夏的影响。随着佛教的传播外来天文知识在西夏也有出现如西夏字典《蕃汉合时掌中珠》中有黄道十二宫名称这是来自西域的知识当然也可能是由中原辗转传入的。 《西夏书事》中还载有不少天象记事但多用于星占。如1o3o年“火星入南斗天子下堂走”。崇宗天仪治平三年（1o88）“太白昼见司天言：不利用兵梁乙逋不听”。崇宗永安二年（1o98）“月犯东井犯西肩北第二星太史奏：主兵丧梁氏不省”等。这些天象观测内容与星占方法明显地来自内地。 金在历法方面的成就十分突出。天会十五年（1137）金颁用司天杨级所造《大明历》“然其所本不能详究”1也有人认为此历依据的是宋代的《纪元历》经金司天监官员增改而成。后来由于日食预报屡屡不验诏命司天监赵知微重修《大明历》大定二十一年（1181）历成。这时翰林应奉耶律履也造了一部历法称《乙未历》。经过当年十一月望月食的检验证明赵知微历优于耶律履历和当时行用的杨级历于是得以颁用。重修《大明历》虽然仍以《大明历》命名内容却生了很大的变化。这部历法所用的基本数据相当精密例如回归年长度为365.24259日朔望月长度为29.53o59日。此外还创立了等间距三次差内插公式用于历法计算等等。这1《新五代史·马重绩传》。 1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等：《河北宣化辽壁画墓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8期。1《金史·历志》。 些都反映出金代天文学家在吸收中原历法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和展。 金对天象的认识也如中原统治者将天象作为与帝室政事相关的表象。 《金史·天文志》称：“金九主莫贤于世宗二十九年之间犹日食者十有一日珥虹贯者四五。然终金之世庆云环日者三皆见于世宗之世。”把与太阳相关的现象与皇帝的贤明联系在一起。金记录天象也颇详如《大金国志》记载金太祖天辅二年（1119）：“北方有赤气大三四围长二三丈索索如树西方有火五团下行十余丈皆不至城灭。”这则极光记事使人有如目睹对研究极光现象也是有价值的。 金对司天台的建设很重视。1126年底金人攻破北宋都城汴京将北宋灵台上的天文仪器掠往北方后在金中都（今北京）建成规模庞大的司天台所用仪器就是从汴京搬来的仪器。元初吴师道写过一《九月二十三日城外纪游》诗中描述了当时金天文台（清台）遗址的情形：“故桥旧市不复识只有积土高坡陀。城南靡靡度阡陌疏柳掩映连枯荷。清台突兀出天半金光耀日如新磨。玑衡遗制此其的众环倚值森交柯。细书深刻皇祐字观者叹息争摩挲。司天贵重幸不毁回荆棘悲铜驼”。尚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年金司天台的规模及盛况。 第九十章物理学第一节力学对大气压力（压强）的进一步认识及更广泛应用宋代时俞琰曾谈到：“予幼时有道人见教则剧烧片纸纳空瓶急覆于银盆水中水皆涌入瓶而银盆铿然有声盖火气使之然也。又依法放于壮夫腹上挈之不坠。”1把燃烧的纸片投入瓶里会使瓶里的一部分空气排出瓶外瓶内的压力由此减小形成负压。这时如将瓶子放入水中大气压力就会使水涌入瓶内。若用类似的方法则大气压力会使瓶子紧压在人腹部现在人们熟知的拔火罐其原理就是如此。 应用大气压强制作虹吸管和唧筒当时人也有许多记载。如：宋代曾公亮的兵书《武经总要》记述：“凡水泉有峻山阻隔者取大竹去节雄雌相合油灰黄蜡固缝勿令气泄推竹插水中五尺于竹末烧松桦薪或干草使火气自竹内潜通水所则水自（竹）中逆上。”1这与唐代杜佑在《通典》中所述的方法相似。在《武经总要》中曾公亮还记述用于灭火的唧筒：“唧筒用长竹下开窍以絮裹水杆自窍唧水。”2利用裹了絮的水杆的往复运动把水吸上来。这种唧筒实际上是后世活塞泵的前身。苏轼在《东坡志林》中也记载了这种设备：“蜀去海远取盐于井自庆历、皇祐以来蜀始创筒井用圜刃凿如碗大深者数十丈。以巨竹去节牝牡相衔为井以隔横入淡水则咸泉自上。又以竹之差小者出入井中为筒无底而窍其上悬熟皮数寸出入水中气自呼吸而启闭之一筒致水数斗。凡筒井皆用机械利之所在人无不知。”3可知唧筒已广泛应用于四川的井盐开采。对液体性质的深入认识这一时期对浮力的原理及应用有了更深的认识。《宋史》记载僧人怀丙打捞铁牛的故事就是借浮力起重的典型事例。“河中府浮梁用铁牛八维之一牛且数万斤。后水暴涨绝梁牵牛没于河募能出之者。怀丙以二大舟实土夹牛维之用大木为权衡状钩牛徐去其土舟浮牛出。”4怀丙的方法当为今人所使用的浮箱打捞法之肇始。 表面张力是液体的一个重要特性实质上是分子力的一种表现。汉代时人们对表面张力现象已有所认识。到了宋代人们将此现象应用于桐油质量的检验：“验真桐油之法以细篾一头作圈子入油蘸。若真者则如鼓面鞔圈子上；掺有伪则不著圈上矣。”1因存在表面张力的缘故纯净的桐油可附着在细竹篾圈上形成一薄膜而有杂质的桐油就不能形成薄膜。周密在1俞琰：《席上腐谈》卷上。 1《武经总要》前集卷6“寻水泉法”。 2《武经总要》前集卷16“守城”。 3苏轼：《东坡志林》卷4“井河·筒井用水鞴法”。 4《宋史》卷462《僧怀丙传》。 1张世南：《游宦纪闻》卷2。 《齐东野语》中还记载了一种以少许净水调开熊胆以去除眼球表面尘土的方法：“熊胆善辟尘。试之之法以净水一器尘幂其上投胆粟许则凝尘豁然而开。以之治目障翳极验。”这是由于熊胆溶于水后在水面形成薄膜膜的表面张力会将水面尘埃推开因此可用来清洗和除去眼球表面的灰尘。 对于液体浓度的测定这时也有了较为科学的方法这主要反映在检验盐卤的浓度方面。因为在制盐过程中确定盐卤是否有煎煮的价值就是根据其浓度来决定的。北宋初年赞宁在《物类相感志》中说：“盐卤好者以石莲投之则浮。”乐史记述了以1o个莲子来测定盐卤浓度的方法：“取石连（莲）十枚尝其厚薄全浮者全收盐半浮者半收盐三簾（莲）已（以）下浮者则卤未堪。”2说明浮起的莲子数目越多盐卤的浓度越大制盐价值越高。南宋姚宽记述：“予监台州杜渎盐场日以莲子试卤。择莲子重者用之。卤浮三莲四莲味重五莲尤重。莲子取其浮而直若二莲直或一直一横即味差薄；若卤更薄即莲沉于底而煎盐不成。闽中之法以鸡子、桃仁试之卤味重则正浮在上；咸淡相半则二物俱沉与此相类。”3这里说到莲子在浓度不同的盐卤中呈现不同的浮沉状态同时还记载了福建人用鸡蛋和桃仁测试盐卤浓度的方法。这一时期有关用莲子等测定盐卤浓度的记载还有许多可以见于吴仁杰《离骚草木疏》卷1、吴曾《能改斋漫录》卷15等。 第二节热学至迟在宋代我国已明了“走马灯”其灯上有“马骑人物旋转如飞”1。具体制作是在一个圆形或方形的灯笼中有一立轴立轴上方固定一叶轮。立轴底部的近旁装有烛座。蜡烛点燃后热空气上升推动叶轮转动从而带动立轴旋转。立轴中部交叉安装的两根铁丝的外端贴有纸剪的人马等亦随立轴旋转。因此人马的影子投射到灯笼上看起来“车驰马骤团团不休”2。走马灯在宋代的许多诗文著作中均有记述如范成大《石湖居士诗集》卷23《上元纪吴中节物俳谐体三十二韵》；姜夔《白石道人诗集》卷下《观灯口号十》之七；金盈之《醉翁谈录》卷3《京城风俗记》；吴自牧《梦粱录》卷13“夜市”条等。这种应用热气流而用作玩具的走马灯与现代的燃气轮机其根本原理是相同的3。 第三节声学固体传声和气腔共振在战争中的应用宋代曾公亮在兵书《武经总要》中总结了利用固体传声及共振效应在战2《太平寰宇记》卷13o“淮南道八·海陵监·刺土成盐法”。 3姚宽辑：《西溪丛语》卷上。 1周密：《武林旧事》卷2“灯品”。 2刘侗：《帝京景物略》卷2“城东内外·灯市”。 3参见刘仙洲：《中国机械工程明史》科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72页。争中进行侦探的方法——“瓮听”和“地听”：“瓮听用七石瓮覆于地道内择耳聪人坐听于瓮下以防城中凿地道迎我。”“地听于城内八方穴地如井各深二丈勿及泉令听事聪审者以新瓮自覆于井中坐而听之凡贼至去城数百步内有穴城凿地道者皆声闻瓮中可以辨方向远近。”1这两种方法与《墨子·备穴》及《太白阴经》、《通典》中所述类同是我国古代战争中一直使用的方法。此外《武经总要》还记述了另一种方法：“选聪耳少睡者令卧枕空胡鹿其胡鹿必以野猪皮为之凡人马行在三十里外东西南北皆响闻。”2这种方法实质上是以野猪皮做成的称为“空胡鹿”的卧枕代替瓮因此更加方便实用。沈括在《梦溪笔谈》中亦记述了以牛皮箭袋当卧枕能听见数里内的人马声：“古法以牛革为矢服卧则以为枕取其中虚附地枕之数里内有人马声则皆闻之盖虚能纳声也。”3振动的音乐效果我国古代很早就将乐钟铸成合瓦之形在先秦的著作中已述及编钟及其声特性。沈括在《梦溪笔谈·补笔谈》中指出：“古乐钟皆扁如盒（合）瓦盖钟圆则声长扁则声短。声短则节声长则曲节短处声皆相乱不成音律。后人不知此意悉为圆钟急叩之多晃晃尔清浊不复可辨。”沈括的这段文字解释了我国古代乐钟所以是扁形的道理是合乎科学原理的。因为钟的振动是一种复杂的板振动圆钟的振动衰减很慢在演奏中快敲击时声波易生相互干扰而不成音律；而扁钟的振动衰减较快演奏时可避免声波相互干扰的问题。 古代对于声音的效果亦很重视。比如为了得到较洪亮的声音在戏剧舞台下埋设大缸以期产生共鸣。南宋赵希鹄认为：“前辈或埋瓮于地上鸣琴此说恐妄传。盖弹琴之室宜实不宜虚最宜重楼之下。盖上有楼板则声不散；其下空旷清幽则声透彻。若高堂大厦则声散；小阁密室则声不达；园囿亭榭尤非所宜。若幽人逸士于高林大木或岩洞石室之下地幽境寂更有泉石之胜则琴声愈清与广寒月殿何异也。”1他分析指出了在不同的环境之中琴声传播的效果是不同的。 关于振动和共振及其实验“喷水鱼洗”是大约起源于唐宋年间的一种器物。现在已知的最早记载见于宋代何薳的《春渚纪闻》卷9“纪研·跃鱼见木石中”及王明清的《挥麈录·前录》。《春渚纪闻》提到晋出帝迁黄龙府曾献鱼盆“鱼盆则一木素盆也方圆二尺中有木纹成二鱼状鳞鬣毕具长五寸许。若贮水用则双鱼隐然涌起顷之遂成真鱼覆之则宛然木纹之鱼也。”并说：“至今句容人铸铜为洗名双鱼者用其遗制也。”《挥麈录·前录》则提到韩似夫使金国时金主命取磁盆一枚示之说是晋少主献给耶律氏的礼品“中1《武经总要》前集卷12“守城”。 2《武经总要》前集卷6“警备法”。 1《洞天清录集》卷1《古琴辩》。 有画双鲤存矣水满则跳跃如生覆之无它矣”。这两条所记当为同一物件但为木为瓷尚待考订。现今可见的铜洗外形似脸盆盆内底部刻有四条鱼。当用手掌摩擦这种鱼洗的双耳时水面会出现振动花纹四条鱼的口沟处甚至水花喷溅达尺余鱼洗亦出震耳的嗡嗡声。这种器物的振动实为板振动振动过程类似于圆钟的空气振动。喷水的原理实际上就是振动产生的四节线振波引起了水的激荡看上去就像鱼在水中跃动而水花喷溅一般。 沈括曾进行过弦共振的实验：“琴瑟弦皆有应声宫弦则应少宫商弦则应少商其余皆隔四相应。今曲中有声者须依此用之。欲知其应者先调诸弦令声和乃剪纸人加弦上鼓其应弦则纸人跃他弦则不动。声律高下苟同虽在他琴鼓之应弦也震此之谓正声。”1从现代振动理论可知外力频率与振动体固有频率成简单整数比时都能引起振动体的振幅增大即生共振。沈括的实验证明琴瑟的弦宫应少宫、商应少商或隔四相应事实上它们的振动频率比恰为1∶2或2∶3。周密在《癸辛杂识·续集》中也提到他所进行的类似的研究与实验：“琴间指以一与四二与五、六四与七为应。今凡动第一弦则第四弦自然而动。试以羽毛轻纤之物果然。此气之自然相感动之妙。”这里周密用“羽毛轻纤之物”也证明琴弦“隔四相应”的共振现象。 第四节光学关于针孔成像及圆球受光的认识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若鸢飞空中其影随鸢而移；或中间为窗隙所束则影与鸢遂相违鸢东则影西鸢西则影东。又如窗隙中楼塔之影中间为窗所束亦皆倒垂与阳燧一也。”1这里沈括指出了运动物体（“鸢”）通过小孔（“窗隙”）所成的像与其运动方向相反并将这一事实与楼塔通过小孔所成之像的倒立、以及凹面镜成像联系起来。 沈括指出：“日月之形如丸何以知之？以月盈亏可验也。月本无光犹银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侧而所见才如钩；日渐远则斜照而光稍满如一弹丸。以粉涂其半侧视之则粉处如钩；对视之则正圆。此有以知其如丸也。”2沈括根据自己实验和观察对之作了科学的解释。 球面镜成像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指出：“阳燧照物皆倒中间有碍故也阳燧面洼以一指迫而照之则正渐远则无所见过此遂倒阳燧面洼向日照之光皆聚向内。离镜一二寸光聚为一点大如麻菽著物则火。”1这里沈括认为凹面镜（“阳燧”）成像为倒像是因凹面镜具有焦点（“碍”）1《梦溪笔谈·补笔谈》。 1《梦溪笔谈》卷3“辩证一”。 2《梦溪笔谈》卷7“象数一”。 1《梦溪笔谈》卷3“辩证一”。 的缘故。他从实验结果总结了凹面镜的成像规律及其与焦点的位置关系：手指从镜面处向外移起初得到的是正立的（虚）像；手指将近焦点时镜中看不到像了（即此时成像在无穷远处）；手指再远移则生成倒立的（实）像。他在日光下进行的实验凹面镜反射的光会聚在离镜面一二寸的地方焦点很小。这说明当时磨制镜面的技术已相当高镜面的反射性能很好。沈括还指出：“古人铸鉴鉴大则平鉴小则凸。凡鉴洼则照人面大凸则照人面小小鉴不能全观人面故令微凸收人面令小则鉴虽小而能全纳人面。仍复量鉴之小大增损高下常令人面与鉴大小相若此工之巧智。后人不能造比得古鉴皆刮磨令平此师旷所以伤知音也。”2凸面镜成像为正立缩小的虚像。古人制镜时大镜铸得平一些小镜铸得凸一些。凹面镜照出人脸会稍大一些凸面镜照出人脸稍小些。小的镜子要照出人的整个脸。必须造得稍微凸一些。因此造镜时必须反复测量镜的大小来决定增减镜面的曲率以便使照出的人脸与镜的大小相称。沈括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 五代南唐谭峭在《化书》中对物体经面镜或透镜反射或折射后成像现象的论述也是很精彩的。 色散知识这一时期人们不仅对虹的成因有所了解并进而掌握了观察虹的角度、虹出现的位置和方向等。南宋蔡卞指出：“先儒以为云（薄）漏日日照雨滴则虹蜺生。今以水喷日自侧视之则晕为虹蜺。虽则虹生于地之气不晕于日不成也。故今雨气成虹朝阳射之则在西夕阳射之则在东。”1另外人们对于小水珠反射折射日光之后的色散现象亦有所认识。南宋程大昌写道：“凡雨初霁或露之未晞其余点缀于草木枝叶之末欲坠不坠则皆聚为圆点光莹可喜。日光入之五色具足闪烁不定是乃日之光品著色于水而非雨露有此五色也。”2光经过一些透明的天然晶体折射后也能产生色散现象。在北宋初年杨亿著《杨文公谈苑》一书中明确记载了菩萨石折射日光而产生色散的现象。由此寇宗奭《本草衍义》中写道：“菩萨石如水精明澈日中照出五色光如峨嵋普贤菩萨圆光因以名之。”3南宋时杜绾又写道：“菩萨石其色莹洁映日射之有五色圆光。其质六棱。或大如枣栗则光彩微茫间有小如樱珠五色粲然可喜。”1程大昌则指出：“《杨文公谈苑》曰：嘉州峨嵋山有菩萨石人多收之。色莹白如玉如上饶水晶之类日光射之有五色如佛顶圆光。文公之说信矣。然谓峨嵋山有佛故此石能见此光则恐未然也峨嵋山佛能现此异则不可得而知。此之五色无日则不能自见则非因峨嵋有佛所致也。”2从而否定了五色粲然与佛有关正确地认识2《梦溪笔谈》卷19“器用”。 1《毛诗名物解》卷2“释天·虹”。 2《演繁露》卷9。 3《本草衍义》卷4“菩萨石”。 1《云林石谱》卷中。 2《演繁露》卷9“菩萨石”。 到“此之五色无日则不能自见”。 关于透光镜沈括对透光镜的制造及透光机理有深入的研究。他写道：“世有透光鉴鉴背有铭文凡二十字字极古莫能读。以鉴承日光则背文及二十字皆透在屋壁上了了分明。人有原其理以谓铸时薄处先冷唯背文上差厚后冷而铜缩多。文虽在背而鉴面隐然有迹所以于光中现。予观之理诚如是。然予家有三鉴又见他家所藏皆是一样文画铭字无纤异者形制甚古唯此一样光透其他鉴虽至薄者皆莫能透意古人别自有术。”3沈括推测在铸镜的冷却过程中因镜的厚薄不同各部分冷却的快慢不同因而各处收缩率有差别使得镜面产生细微的曲率差异在反射日光时就会显示出背面图案。 第五节电和磁静电、静磁及物体的导电性张邦基在《墨庄漫录》中记述了孔雀毛的静电感应现象：“孔雀毛箸龙脑则相缀。禁中以翠尾作帚每幸诸阁掷龙脑以辟秽。过则以翠尾扫之皆聚无有遗者。亦若磁石引针、琥珀拾芥物类相感也。”1可见静电感应现象已在当时宫廷中得到应用。 这时期人们还认识到磁石的吸铁性（即磁力）可以不被其他物质（除铁磁物质外）所阻碍隔断。张君房在《云笈七籤》中指出：“磁石吸铁间隔潜应。”类似的记述甚多。 雷电是人们自古就进行观察的自然现象。此时人们已注意到不同性质的物体遭雷击后的情况不同。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内侍李舜举家曾为暴雷所震其堂之西室雷火自窗间出赫然出檐。人以为堂屋已焚皆出避之。及雷止其舍宛然墙壁窗纸皆黔。有一木格其中杂贮诸器其漆器银■者银悉熔流于地漆器曾不焦灼。有一宝刀极坚钢就刀室中熔为汁而室亦俨然。”2庄绰的《鸡肋编》卷下也有类似的记载。 磁偏角和磁倾角的最早记述地球近似为球形且地球的南北磁极与地理上的南北两极并不重合。在地球表面任何一点地磁子午线与地理子午线之间的夹角称为磁偏角；磁针指向与水平面之间的夹角称为磁倾角。北宋初年曾公亮在《武经总要》中记述了制造指南鱼的方法：“以薄铁叶剪裁长二寸阔五分尾锐如鱼形置炭火中烧之候通赤以铁钤钤鱼出火以尾正对子位蘸水盆中没尾数分则止以密器收之。用时置水碗于无风处平放鱼在水面令浮其3《梦溪笔谈》卷19“器用”。 1《墨庄漫录》卷1。 2《梦溪笔谈》卷2o“神奇”。 常南向午也。”1这里加热是使铁磁物质中的磁畴增加动能在地磁场作用下由混乱变为规则排列然后经过急剧冷却而固定下来。以鱼尾正对北极且略向下倾斜为的是最大程度地利用地磁感应使之磁化。这段话隐含了关于磁偏角与磁倾角的知识。沈括也指出：“方家以磁石磨针锋则能指南然常微偏东不全南也。”2这是对磁偏角的次明确记述。稍后在寇宗奭《本草衍义》、曾三异《因话录》中都有关于磁偏角的记述。 人工磁化制造磁体上引曾公亮所述制指南鱼的方法即是利用地磁感应磁化的方法。沈括所述的是利用摩擦感应磁化的方法即利用天然磁石的磁场作用使钢针内部的磁畴按磁石极性的方向规则排列从而使整根针显现出磁性。沈括还说到：“以磁石磨针锋则锐处常指南亦有指北者恐石性亦不同南北相反理应有异未深考耳。”3当时对磁体性质的了解还是很有限的。 指南针及其应用曾公亮所说的指南鱼在行军需要时可把它浮在水面上指示方向。但是这种磁化方法所获得的磁性很弱难以实用。沈括指出：“方家以磁石磨针锋则能指南然常微偏东不全南也。水浮多荡摇。指爪及碗唇上皆可为之运转尤但坚滑易坠不若缕悬为最善。其法取新纩中独茧缕以芥子许蜡缀于针腰无风处悬之则针常指南。”1沈括介绍的磨制磁针的方法简便易行且有实用价值。他还介绍了安置磁针的四种方法：“水浮”、置“指爪及碗唇上”和“缕悬”。当时水浮法应用较多曾公亮的指南鱼亦用此法但沈括指出了这种方法的缺点是“水浮多荡摇”。对于放在指甲上或碗口边沿上的方法虽然转动灵活但“坚滑易坠”。比较之下沈括认为在磁针中部涂一点点蜡粘上一根蚕丝挂在无风的地方即“缕悬”这是最好的方法。 沈括所述的水浮及缕悬法在稍后寇宗奭的《本草衍义》中亦有记述：“以针横贯灯心浮水上亦指南”；“取新纩中独缕以半芥子许蜡缀于针腰无风处垂之则针常指南。”2南宋陈元靓记载了当时流行的指南鱼和指南龟：“以木刻鱼子如母指大开腹一窍陷好磁石一块子郤以臈填满用针一半佥从鱼子口中钩入令没放水中自然指南以手拨转又复如出。”“以木刻龟子一个一如前法制造但于尾边敲针入去用小板子上安以竹钉子如箸尾大龟腹下微陷一穴安钉子上拨转常指北须是钉尾后。”1但这些当时多用于幻术。 1《武经总要》前集卷15“乡导”。 2《梦溪笔谈》卷24“杂志一”。 3《梦溪笔谈·补笔谈》。 1《梦溪笔谈》卷24“杂志一”。 2《本草衍义》卷5“磁石”。 1《事林广记》卷1o（此书有多种版本文字也多有不同）。 初期的指南针很可能并没有配以固定的方位盘装置。但是不久之后就展为磁针和方位盘联成一体的罗经盘或罗盘。南宋曾三异在《因话录》“子午针”条中说“地螺或有子午正针或用子午丙壬间缝针”这里的“地螺”即堪舆用的罗经盘。当时的罗盘一种是水罗盘即磁针横贯灯芯浮在水面上。北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记道：“是夜洋中不可住惟视星斗前迈。若晦冥则用指南浮针以揆南北。”2南宋朱继芳航海诗中也有“沉石寻孤屿浮针辨四维”的诗句。可见宋代已应用水罗盘于航海。另一种是旱罗盘上面所提到的在陈元靓《事林广记》中描述的指南龟可以说是我国古代旱罗盘的始祖。 指南针明之后很快就被应用于航海。这方面的记载甚多如北宋朱彧的《萍洲可谈》记载：“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3南宋赵汝适的《诸蕃志》也说：“舟舶来往惟以指南针为则昼夜守视惟谨毫厘之差生死系矣！”4吴自牧的《梦粱录》也称：“风雨冥晦时惟凭针盘而行乃火长掌之毫厘不敢差误盖一舟人命所系也。”5由此可见指南针在当时航海中的重要性。 2《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4“海道一·半洋焦”。 3《萍洲可谈》卷2。 4《诸蕃志》卷下“志物·海南”。 5《梦粱录》卷12“江海船舰”。 第九十一章化学第一节炼丹术两宋时期炼丹术仍很盛行。北宋时一些人依然热中于烧炼外丹如张邦基《墨庄漫录》卷3载：章盛于宋真宗时“炼丹一炉在翰林金丹阁日供炭五秤”至宋神宗熙宁元年“犹养火不绝”“其丹作铁色。”“张忠定公安道居南都炼丹一炉养火数十年。”炼丹持续时间之长可见其人迷恋之深。6游《老学庵笔记》卷9载：“（徽宗）宣和末又以方士刘知常所炼金轮颁之天下神霄宫名曰神霄宝轮。知常言其法以汞炼之成金。”蔡絛《铁围山丛谈》卷6载：宋太宗时得巧匠“造金带得三十条”。但是不少炼丹术士实际上是江湖骗子专以炼制伪金和伪银的方术骗人钱财搞得声名狼藉。尤为严重的是由于服食丹药中毒致死者屡见不鲜因而促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所谓神丹仙药的危害性并对炼丹术采取了严肃的批判态度。如沈括就曾明确指出对炼丹术“不可不戒”。《本草衍义》的作者寇宗奭也指出：“生金有毒至于杀人仍为难解”“丹砂但宜生服若炼服少有不作废者”“水银入药虽各有法极须审谨有毒故也。”甚至连“养火数十年”的南都张安道也是“丹成不敢服”结果使一位坚求服食者中毒致死。在这种情况下到了南宋时期从事烧铅炼汞的外丹术已明显衰落与此同时主张炼气养神的内丹术大为兴盛起来。 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的炼丹术著作。下面列举的几种是较有代表性的从中可以了解当时的炼丹设备、炼丹方法及炼丹术的展情况等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炼丹化学的成就具有重要的价值。 《丹房须知》吴悮撰成书于南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此书专讲炼丹的基本知识和注意事项如择友、择地、择井、造坛、造鼎、造炉、研磨、合药、采铅、用火、开炉、服食、禁忌等。书中虽字数不多但记载了一些重要的炼丹设备的图形如丹台、抽汞的蒸馏器、既济炉和未济炉、研磨器等。 《金华冲碧丹经秘旨》白玉蟾授孟煦撰成书于南宋理宗宣庆元年（1225）。此书对于炼丹设备的叙述很详细如石榴罐、水海等都是符合科学原理的。书中所载炼汞的“石榴罐法”等也很重要。其具体操作是在石榴罐中盛辰砂十两赤金（红铜）珠子八两磁瓦片塞口倒扑石榴罐在坩埚上埚内华池水二分。石榴罐与坩埚间合缝处用六一泥固济后加热石榴罐则其中的辰砂分解水银即溜入下面坩埚的醋里操作相当简便。曹元宇先生曾绘制了石榴罐炼汞示意图（图5）1。根据现代化学知识石榴罐中生的反应为：hgs＋netbsp;hg＋netbsp;的分解。曹元宇先生还曾集中介绍了中国古代炼丹家所用的各种设备（如图6—1o）1。1见曹元宇编著：《中国化学史话》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年版第255页。1曹元宇：《中国古代金丹家的设备及方法》见王琎等著《中国古代金属化学及金丹术》科学技术出版社1957年版。 《诸家神品丹法》玄真子孟要甫编撰。这是一部选录各家炼丹方法而编成的丹书。其中记载了许多重要的化学史料如原始火药的明等。又如“化庚粉法”是讲制金粉的方法。这种方法是先将黄金炼赤投入水银制成合金再加入食盐研细然后蒸掉水银再溶解掉食盐就留下粉末状的黄金了。这必然是炼丹家经过长期摸索和多次实验而取得的成就。 《庚道集》全书分为9卷是《道藏》中记载各种丹法最详细和篇幅最大的一部炼丹术著作集。它是由元或明人汇编收录了元代及以前的一些丹法而其中成书年代可考者多出于宋代。在《庚道集》所收录的南宋丹经《丹阳术》中不仅有对中国炼丹家炼得单质砷的更确切的记载而且对其形态和性质有明确的描述。所用的方法是将砒石（as2o3）与草木药或蜜混合密闭烧炼并明确记载所得产物“色如银”“如黑角色甚硬”或“如玉银相似可爱”。此外还指出可用它直接与赤铜点化丹阳银（砷白铜）。这是中国古代炼丹化学中最突出的成就之一。 第二节药物化学宋代的本草学也很达出现了《开宝本草》、《证类本草》、《图经本草》等著作。炼丹术在制药和化学方面的许多新成就也被收入这些本草学著作中为医学家所继承和扬。 例如《开宝本草》记载了“铁华粉”的制法：“取钢煅作叶如笏或团平面磨错令光净。以盐水洒之醋瓮中阴处埋之一百日铁上生衣即成粉矣。”这是醋酸铁的制法和药用的最早记录。关于石棉《证类本草》说它“如烂木烧之不燃石类也”。准确地描述了石棉的性质。《证类本草》和《苏沈良方》还记载了秋石的炼法。 密陀僧（pbo）是在唐代从波斯传入的。到了宋代《图经本草》记载了中国自制密陀僧的详细工艺：密陀僧“今岭南、闽中银铅冶处亦有之是银铅脚。其初采矿时银铜相杂先以铅同煎炼银随铅出。又采山木叶烧灰开地作炉填灰其中谓之灰池。置银铅于灰上更加火大煅铅渗灰下银住灰上罢火候冷出银。其灰池感铅银气置之积久成此物。今之用者往往是此未必胡中来也。”这种方法叫做“灰吹法”在11世纪流行于今广东、四川等地直到近代还仍然为炼银等工业生产所采用。 绿矾即水绿矾（feso4·7h2o）状如玻璃陶弘景曾误作石胆（cuso4·5h2o后称胆矾）。《图经本草》提出了鉴别绿矾的方法：“绿矾石五两取此一物置于铁板上聚炭封之。囊袋吹令火炽其矾即沸流出色赤如融金汁者是真也。看沸走汁尽去水待冷取出挼为末色似黄丹收之。”如此精要的化学鉴定方法就是按现代化学理论和化学实验来衡量也是科学的。同时这也是制备绛矾（fe2o3）的一种方法。 《图经本草》所载抽砂炼汞的工艺也很值得注意。此书水银条载：“出于丹砂者乃以山石中采粗次朱砂作炉置砂于中下承以水上覆以盎器外加火煅养则烟飞于上水银溜于下其色小白浊。”这里所说的“炉”为铁釜一类而所述“出于丹砂”的水银的煅养过程其化学反应式为：hgs＋fehg＋fes。 关于未济炉炼汞《丹房须知》中虽绘制有丹炉的形制但没有文字说明后世无法了解它抽炼水银的全过程。苏颂则在《图经本草》中作了详细的说明：“（水银）出自丹砂者乃是山中采粗次朱砂和硬炭屑匀内阳城罐内令实以薄铁片可罐口作数小孔掩之仍以铁线罗固一罐贮水承之两口相接盐泥和豚毛固际上罐及缝处候干以下罐入土出口寸许外置炉围火煅炼旁作四窦欲气达而火炽也。候一时则成水银溜于下罐矣”。这里具体详尽地记载了一种新的“未济式”由朱砂取汞的方法其中混进炭末也是一项重大的革新和进步为后世长期沿用。该反应为：2hgs+netbsp;cs2+2hg这种更有效、更经济的炼汞法表明中国古代炼丹家在炼汞方面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关于醋酸铅的记载也是很有价值的。《图经本草》提到：“又有铅霜亦出于铅其法以铅杂水银十五分之一合炼作片置醋瓮中密封经久成霜性极冷治风痰及婴孺惊滞药今医家用之尤多。”不仅明确地描述了醋酸铅的制备而且简要地说明了其性质与功用。 第三节冶金化学胆铜法的推广用胆水炼铜是我国古代冶金和化学史上的一项重要明创造。这种工艺是利用金属铁将胆矾溶液的铜离子置换出来还原为金属铜再熔炼成锭。对这一化学现象的认识远在西汉初年《淮南万毕术》中已有记载。《神农本草经》、《抱朴子·内篇》、《神农本草经集注》等书中也都有所记载。到了唐代这一反应被方士用来作为点金术的技艺。唐明皇时刘知古上《日月玄枢论》说：“或以诸青、诸矾、诸绿、诸灰结水银以为红银。”红银实际上是炼丹家炼得的纯铜。唐代炼丹家金陵子在《龙虎还丹诀》中也有多条以铁釜熬胆水炼制“红银”的要诀。 胆水炼铜成为一项生产工艺大约始于唐代末年或五代初期当时把这种铜称作“铁铜”。五代轩辕述在《宝藏畅微论》中指出：“铁铜以苦水浸至生赤煤熬炼成而坚黑。”1到了北宋年间由于铸钱需要大量的铜水法炼铜有了较大的规模。重要的胆铜产地有信州铅山、饶州德兴和韶州岑水等。沈括《梦溪笔谈》中关于信州铅山的胆水情况有一段著名的记载：“信州铅山县有苦泉流以为涧挹其水熬之则成胆矾。烹胆矾则成铜熬胆矾釜久之亦化为铜。” 关于胆水炼铜的方法《宋会要辑稿·食货》有详细记载：“浸铜之法先取生铁打成薄片目为锅铁入胆水槽排次如鱼鳞浸渍数日铁片为胆水所薄上生赤煤取出刮洗铁煤入炉烹铁凡三炼方成铜其未化铜却添新铁片再下槽排浸。”胆矾炼铜除了浸铜法外还有淋铜法即以水淋浸含胆矾的土然后以胆水浸铁。这两种方法各有优劣崇宁时游经曾作了比较：“胆水浸铜工少利多其水有限；胆土煎铜工多利少其土无穷胆水浸铜斤以钱五十为本；胆土煎铜以钱八十为本比之矿铜其利已厚。”1南宋建立后胆铜生产仍有很大规模如乾道元年（1165）胆铜产量为21万余斤。南宋后期由于胆水资源有限且质量欠佳胆铜生产便趋于没落了。但胆铜法作为一项重大的科学明和技术成就并且是后世水法冶金的先声应该给予高度评价。 黄铜的冶炼铜锌合金色泽金黄现在称为锌黄铜。在宋代以前曾叫做“鍮石”、“鍮铜”因颜色似金中国古代炼丹家也称它为“鍮石金”。2关于这种合金用品最可靠的记载出自梁代宗懔的《荆楚岁时记》：“七月七日是夕人家妇女结采缕穿七孔针或以金、银、鍮石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隋初苏元明所撰《宝藏论》中列举的药金也有鍮石金。到了唐代鍮铜已较普遍曾作为冠服等级的标志其价值在铜、银之间。 我国古代炼制这种合金最初是用炉甘石（即菱锌矿主要成分为znco3）点化。这种技艺与炼丹术有密切关系。这个炼制方法的最早记载见于孟要1见李时珍：《本草纲目》卷8“赤铜”。 1《宋会要辑稿》食货34坑冶。 2赵匡华：《中国历代“黄铜”考释》《自然科学史研究》第6卷第4期。甫汇辑的丹经《诸家神品丹法》卷6中的“日华子点庚法”：“百炼赤铜一斤太原炉甘石一斤细研水飞过石一两搅匀铁合内固济阴干。用木炭八斤风炉内自辰时下火煅二日夜足冷取出再入气炉内煅急扇三时辰取出打开去泥水洗其物颗颗如鸡冠色。母一钱点淡金一两成上等金。”日华子是五代末宋初的医药学家。其后不久崔昉所撰《大丹药诀本草》也简要记载：“用铜一斤炉甘石一斤炼之即成鍮石一斤半。”1及至宋真宗时民间以炉甘石点鍮铜的活动已相当普遍。宋以后的本草、炼丹及博物学著作中仍经常可以见到这种炼鍮法如《格物粗谈》、《本草纲目》、《天工开物》、《物理小识》等书都有记载。在明代冶炼这种合金的技术已逐步展为金属铜与金属锌直接合炼。 灰吹法炼银技术银在自然界中的含量不多且主要以辉银矿形式存在并多与方铅矿共生。中国古代的银大部分是从含银的粗铅中提炼出来的。由于银铅完全互溶且溶点较低古时炼银时加入铅使银溶于铅中实现银的富集；然后吹以空气使铅氧化入炉灰中实现银的分离。早在东汉时期炼丹家就明了以金银矿粉与黑锡（铅）共炼与提炼金银的“灰吹法”。1灰吹技术在唐代已被广泛应用。唐司空图《诗品》洗炼条有“犹矿出金如铅出银”的记载。据对唐邠王府和章怀太子李贤墓所出炼银渣块的化验和分析可知用的就是灰吹法。五代轩辕述《宝藏畅微论》中所说“倭铅可勾金”可能是指利用锌并由灰吹法来提炼金银。到了宋代《云麓漫钞》、《大冶赋》等著作对灰吹技术乃至完备的银冶程序都已有较详细的记载。赵彦卫在《云麓漫钞》中提到：“取银之法每石壁上有黑路乃银脉随脉凿穴而入甫容人身深至数十丈烛火自照所取银矿皆碎石用臼捣碎再上磨以绢罗细然后以水淘黄者即石弃去黑者乃银用面糊团入铅以火煅为大片即入官库俟三两日再煎成碎银每五十三两为一包。”这段记载概要地叙述了炼银的三个步骤：一是辨银脉与采矿这里所说的黑色矿脉应指辉银矿（ag2s）。二是碎矿与选矿三是炼银“以火煅为大片”即是灰吹法。灰吹法是古代比较先进的炼银方法。关于这种方法明代著作《天工开物》、《菽园杂记》等的记载更为翔实。 第四节蒸馏酒宋代之前人们饮用的多是由谷类酿造的米酒和葡萄酒。蒸馏酒是一种烈性酒它的明是造酒技术的重要进步。但其究竟出现于何时迄今尚无定论。据研究北宋时期中国可能已有。苏轼《物类相感志》提到“酒中火焰以青布拂之自灭”田锡（94o—1oo3）《曲本草》说：“暹罗酒以烧酒复烧二次入珍贵异香能饮之人三四杯即醉。价值比常数十倍。有疾者饮一二杯即愈且杀蛊。”这里提到的酒和烧酒可能就是蒸馏酒。1李时珍：《本草纲目》卷9“炉甘石”条。 1赵匡华：《狐刚子及其对中国古代化学的卓越贡献》赵匡华编《中国古代化学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93—197页。 南宋时期肯定已经有了蒸馏酒。宋慈（1186—1249）《洗冤录》卷4“急救方”载：“虺蝮伤人令人口含米醋或烧酒吮伤以吸拔其毒随吮随吐随换酒醋再吮俟红淡肿消为度。”《洗冤录》自序是书作于淳祐丁未即1247年。这种治疗蛇伤的烧酒应当是蒸馏酒。1975年曾在河北青龙掘到一套铸造于金世宗大定年间（1161—1189）的用于饮用蒸馏酒的铜制酒器。此外南宋吴悮《丹房须知》等著作记载有炼丹家使用的相当精美的蒸馏器这种蒸馏器自然可以用作制造蒸馏酒的设备。这些情况表明南宋时已有蒸馏酒是无可置疑的。 第九十二章地理学第一节地方志五代、辽、宋、夏、金时期由于多种政权并存政治上不统一经济上呈现出纷繁多样的地区特点。这一时期的地理学反映了这一现实特别是以区域地理研究为重点地方志得到了空前的展。当时不仅方志的门类和数量多而且出现了不少优秀的方志理论和创新的志书体例。如仅宋代32o年内就有方志1o16种。1除了传统的志、编、录、图经、图志外还有谱、统记、纪旧、故实、类考、会要、新录、记问、须知、类补、拾遗、私志等。宋代虽然尚未有关于方志理论的专著但在不少方志的序文和跋中开始从理论上阐明或探讨方志的性质、功用、编纂原则与方法这是宋以前所未见的。 宋代全国性总志有4o部今仅存5部即乐史撰《太平寰宇记》、王存等人撰《元丰九域志》、欧阳忞撰《舆地广记》、王象之撰《舆地纪胜》、祝穆撰《方舆胜览》。 宋代的方志约有976种今仅存29种1。其中受后人称赞的特色佳作如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多掌故；杨潜绍熙《云间志》繁简适中；施宿嘉泰《会稽志》条理井然；景定《建康志》图、表、志、传、考俱备为方志中的典型；高似孙嘉定《剡录》创大事记体例和地方文献书目；常棠绍定《澉水志》创村镇志；乾道、淳祐、咸淳年间纂修的《临安志》体茂事备可称名著；宋敏求的《长安志》继承了两汉述地派的传统记载的地理内容丰富。 第二节测量和制图的成就这一时期测量技术的提高对地图学的展起了促进作用。据曾公亮《武经总要》和李诫《营造法式》中的记载当时的测量仪器有水准仪、望标、望筒、指南鱼、指南针、地螺（罗盘）等。 熙宁九年（1o76）沈括创用了因地制宜进行地形测量的方法。他利用汴堤外取土筑堤时形成的旧水沟稍加改造分段筑堰截水使之形成梯级水渠。然后再分别测量梯级水渠的水位差其总和即为两地地势高下之数。他用这种分段筑堰的测量法实测了从开封到泗州淮口的地势差为19丈4尺8寸6分。沈括这项测量工作比俄国于1696年开始的顿河地形测量早6oo多年2。 宋朝统治者很重视地图绘制积极组织人力绘制新图。淳化四年（993） 诏画工集诸州图用绢一百匹合而画之为天下图藏于秘阁1此即著名的淳化《天下图》。大中祥符初命学士王曾修《九域图》3卷2熙宁九年1刘纬毅：《宋代方志述略》《文献》1986年第4期。 1刘纬毅：《宋代方志述略》《文献》1986年第4期。 2《沈括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8页。 1王应麟：《玉海》卷14。 2《宋史·艺文志》。 （1o76）又命沈括编制《天下州县图》（即《守令图》）经12年完成3。宋仁宗天圣元年（1o23）晏殊绘成《十八路州军图》4。除了《十八路图》外还有《十七路图》5、工艺装饰品性质的《殿御屏风华夷图》6。 关于地方行政、山川、河渠水利的地图单篇的较少一般都与图经、地方志等放在一起。就地区来说有《契丹地图》、《幽燕地图》、《河西陇右图》、《西州图》、《西域图》、《交广图》、《大辽国对境图》、《大金国按境图》等7。 外域地图有《海外诸域图》、《海外诸蕃地理图》。 专用地图有《鱼鳞图》、《导河形胜图》、《制置沿边浚陂塘筑堤道条式图》等。 此外还有城市地图如《长安图》各种宫殿图《平江图》《静江府城图》等。石刻地图有《九域守令图》、《禹迹图》、《华夷图》、《地理图》、《平江图》、《静江府城图》等。在石刻地图中以保存在西安碑林中的《禹迹图》和《华夷图》的制作年代最早（约1o81—1o94）。淳祐七年（1247）据王致远所得黄裳图上石的苏州《地理图》也很著名。约在1155年前后杨甲编绘的《六经图》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印刷地图。 宋代出现了多种地理模型如沈括用面糊木屑制作的地理模型蜡质地理模型木板地理模型1朱熹的胶泥地理模型2等。 第三节蓬勃展的水文学宋代对河湖水位的观测已有具体数据在都江堰离堆石崖上刻有十个刻度的水尺“水及六则流始足用过则从侍郎堰减水河泄而归于江。岁作侍郎堰准水则第四以为高下之度”3。南宋太湖地区出现了水则碑如吴江上立有两座水则碑长七尺有奇树立在垂虹亭北左右。左水则碑用来观测记录各年的水位变化。碑上共有七条横格一条横格为一则：“横七道道为一则以下一则为平水之衡。在一则则高低田俱无恙；过二则则极低田淹过七则极高田俱淹”。4它表明水位变化与不同地形上农田受水害的数量关系表明了建立水则碑的目的和通过水则碑了解水位长期变化的规律。右水则碑用来观测记录一年内各旬各月的水位变化。碑上刻有一年十二个月的名称每月又分上、中、下三旬。左、右两碑合并使用就可以了解当地短期（一年内）和长期两种水位变化情况。这种设计很科学在中国古代水文测量史上是一个创举。另外宋人从长江干流和支流上记录长江枯水位的石鱼题刻统计中得出石鱼具有“三五年或十年方一出”的周期性特点3《梦溪笔谈·补笔谈》卷3。 4《玉海》卷14。 5《通志》卷73。 6《玉海》卷91。 7《补五代史·艺文志》、《通志·艺文略》。 1《梦溪笔谈》卷25。 2《朱子文集·答李季章书》。 3《宋史·河渠志》。 4黄象曦：《吴江水考增辑》卷2。 的结论1。由于石鱼“出必丰年”因此人们把石鱼题刻称作“丰年碑”或“丰年石”。四川忠县汪家院子宋代洪水题刻则是目前所见最早的长江洪水题刻。 宋代由于对水位的观测比较仔细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防洪警戒水位的观念。大中祥符八年（1o15）六月诏：“自今后汴水添涨及七尺五寸即遣禁兵三千沿河防护”。后即成为定制。“旧制水增七尺五寸则京师集禁兵、八作·排岸兵负土列河上以防河”2。这里的“七尺五寸”水位即是现在水文站通称的“警戒水位”。 这一时期对于流水侵蚀与沉积作用有所研究并以沈括的成就最为突出。沈括继承了中国古代流水侵蚀理论并用之解释温州雁荡山的成因。他指出：“原其理当是为谷中大水冲激沙土尽去唯巨石岿然挺立耳。如大小龙湫、水帘、初月谷之类皆是水凿之穴。”接着他把流水侵蚀原理推广到解释所有不同岩性的沟壑特别是黄土高原沟壑的形成上。沈括通过考察以山崖上的化石为依据用流水沉积理论来解释华北平原的成因：“予奉使河北遵太行而北山崖之间往往衔螺蚌壳及石子如鸟卵者横亘石壁如带。此乃昔之海滨今东距海已近千里皆浊泥所堙耳。”3宋代海洋潮汐学的展体现在潮时计算与潮汐表潮汐成因理论和暴涨潮理论三个方面。 北宋张君房的新潮汐图表展了窦叔蒙的潮时表把窦表作了两处改进。一是横坐标由月相改为“分宫布度”即月亮在黄道上的视运动度数。二是纵坐标用时辰表示时间的同时又补充刻来表示即“著辰定刻”。这两处改进使张表比窦表精细很多。北宋燕肃则把理论潮时的推算推进了一步。他计算的潮时逐日推迟的时间分为大尽（一个月3o天）和小尽（29天）大尽3.72刻小尽3.735刻。北宋吕昌明编制的《浙江潮候图》是实测潮汐表具有实用价值。 张君房的潮汐成因理论受到葛洪、卢肇的影响主张潮汐是月亮和太阳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强调月球的主导作用。余靖、沈括主张月球是潮汐形成的主要原因批驳了卢肇。 燕肃关于暴涨潮与河口水下地形有关的理论是对潮汐学的一大贡献但他否认喇叭形河口对暴涨潮形成的重要作用则是错误的1。 李约瑟对中国宋代潮汐学的成就作了公正的评价。他指出：“在十一世纪中即在文艺复兴时期以前他们在潮汐理论方面一直比欧洲人先进得多。”2第四节旅行家及其游记五代、辽、宋、夏、金时期较著名且有游记流传后世的旅行家并不多这里仅简要介绍一些代表性的人物及其作品。 1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74。 2《宋史·河渠志》。 3《梦溪笔谈》卷24。 1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地学史组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第七章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2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第4卷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757页。张匡邺、高居诲与《行记》后晋天福三年（938）十二月张匡邺、高居诲奉命去于阗从灵州（今宁夏灵武南）出行两年到达于阗七年（942）冬返回。途经凉州（今武威）、甘州（今张掖）、肃州（今酒泉）、瓜州（今安西东）、沙州（今敦煌西）。归来后高居诲撰《行记》记叙他们这次出使时来往所见山川地理情况。原书已佚《新五代史·四夷附录第三》保存有部分内容。 胡峤《陷虏记》后晋天福十二年至广顺三年（947—953）胡峤随萧翰入契丹归来后撰《陷虏记》1卷记载契丹、室韦、黑车子等地的地理情况。 王继业《西域行程记》乾德二年（964）宋太祖赵匡胤诏沙门3oo人入天竺求舍利及贝多叶书王继业是其中之一。12年后开宝九年（976）王继业等人回国奉太宗诏择居四川峨眉山牛心寺把从西域带回的涅盘经一函42卷藏于寺中。王继业在每卷涅盘经之后分记西域行程。此记虽不甚详然地里大略可考世所罕见。范成大现后全文抄录收入《吴船录》中得以流传至今。书的内容是记载王继业游中印度、南印度时那里的地理、寺庙、城市等情况是现存宋代唯一一部记载印度地理的游记。 王延德《西州程记》北宋太平兴国六年（981）宋太宗赵灵派王延德出使高昌（今新疆吐鲁番）。雍熙元年（984）四月王延德回东京（今开封）向太宗报告出使经过及沿途见闻这就是《西州程记》又名《使高昌记》或《高昌行记》。书中对沙漠景观的描述有其独特的内容。其他如物产、民族、风俗、水文、历史、宗教的记载也颇为丰富《宋史·高昌传》全文收录。 沈括《使契丹图抄》《使契丹图抄》是沈括于熙宁八年（1o75）出使辽朝与契丹贵族谈判代北有争议地界时所作的沿途考察报告从书中可知辽的生产生活、气候、习俗、“捺钵体”的建筑等情况还记有沿途驿道的迂曲、方位和里程。此书是研究辽历史地理的第一手资料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范成大的三部游记范成大（1126—1193）苏州吴县人南宋著名诗人也是很有成就的地理学家和旅行家。《揽辔录》是范成大于乾道六年（117o）出使金朝时的日记体游记。原书已佚今仅存数页。记载了出使时走过的线路、地名、地理环境的变迁以及金朝的人事情况。《骖鸾录》是范成大于乾道八年（1172）出任静江府（今桂林市）知府时所记途中见闻如农业、手工业、物产、水利设施、集市贸易等。《吴船录》是范成大于淳熙四年（1177）自四川制置使召还取水路回故里吴县时写的游记对沿途经济、文化、自然环境、城市地理等作了逼真的描述具有较高的地理价值。 6游《入蜀记》《入蜀记》是6游于乾道六年（117o）去夔州（今重庆奉节东）任通判时以日记体裁记述沿途（今6省3o多个县市）的见闻。它可与范成大《吴船录》相媲美为南宋优秀游记之一。所记地理内容丰富如气象、气候、地貌、水文、水利、农业、动植物、州县建置沿革、城市地理、航运、风俗等。 乌古孙仲端、刘祁与《北使记》金朝兴定四年（122o）七月诏遣礼部侍郎乌古孙仲端出使蒙古晋见成吉思汗。不到一年返回。返回后由乌古孙仲端口述、刘祁记录成《北使记》。内容记述乌古孙仲端一行去中亚的路程、沿途地形、民族、历史、气候、物产、风俗、动物、语言文字、宗教等。 第五节边疆地理和域外地理五代、辽、宋、夏、金时期由于中外交通比较兴盛促进了边疆和域外地理的展。其中代表作有《萍洲可谈》、《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岭外代答》、《鸭江行部志》、《诸蕃志》等。 《萍洲可谈》3卷北宋朱彧撰宣和元年（1119）成书。内容是朱彧记述其父在广州做官时的见闻大部分讲广州市舶和蕃坊情况少部分记述高丽、三佛齐等地的地理。并次记载我国将指南针用于航海的事实。 《宣和奉使高丽图经》4o卷北宋徐兢撰。宣和五年（1123）路允迪、傅墨卿出使高丽徐兢为属官。他把使团的见闻3oo余条记录下来成此书。内容有高丽地理、物产、民情风俗、典章制度等。最后几卷记述中国与高丽的海上航线及航海技术其中也有使用指南针航海的史实。 《岭外代答》1o卷南宋周去非撰约1178年成书。作者为桂林通判此书记载他任期内的见闻分2o门。其中地理门讲广西地理外国门讲东南亚、西亚、东非各国的地理、交通、物产、风俗等。此外还有香门、宝货门、金石门等。写此书的目的是为了回答别人关于岭外事物的询问故名《岭外代答》。 《鸭江行部志》1卷金朝王寂（约1127—1193）于明昌二年（1191） 写成记载金朝上京（今黑龙江阿城南白城子）、东京（今辽宁辽阳）、北京（今内蒙古宁城西北大明城）三路地理可补《金史·地理志》的不足。《诸蕃志》2卷南宋赵汝适撰约1225年成书。作者为提举福建路市舶官闲暇时翻阅外国地图访问外国客商从他们那里得知各国的国名风土人情距中国的里程物产等。上卷叙述亚、非两洲共57国的地理及其与宋朝的关系。下卷叙述47种外国物产如香料、宝石、珍珠、动植物等。第六节沿革地理这一时期的沿革地理学有很大展主要著作有《通志》、《通鉴地理通释》、《通鉴地理考》等。 奇 书 网 w w w . q i s u w a n g . c o m 《通志》2oo卷南宋郑樵（11o3—1162）撰是一部纪传体通史。其中地理部分包括《四夷传》7卷《地理略》1卷《都邑略》1卷《食货略》2卷《灾祥略》1卷。与正史中的地理志、食货志、五行志相当。《地理略》、《都邑略》则是重要的沿革地理著作。特别是《都邑略》出于郑樵新创的体例为其精心之作其中叙述历代都市建设情形附带述及历代四裔都邑。 《通鉴地理通释》14卷南宋王应麟（1223—1296）撰元至元十七年（128o）成书。此书“以《通鉴》所载地名异同沿革最为纠纷而险要阸塞所在其措置得失亦足为有国者成败之鉴。因各为条例厘定成编”1是一部通贯千年的历史地理专著。王应麟另有《通鉴地理考》1oo卷惜已不传。 1《四库全书总目》卷47。 第九十三章生物学第一节动植物专著两宋时期是中国古代生物知识进一步积累和蓬勃展的时期。其主要标志就是出现了大量有相当水平的动植物学者其中尤以植物类居多如欧阳修《洛阳牡丹记》、6游《天彭牡丹记》、王观《扬州芍药谱》、范成大《梅谱》、刘蒙《菊谱》、蔡襄《荔枝谱》、韩彦直《橘录》、陈翥《桐谱》等。这些著作分别记述各种园艺植物的品种、历史沿革、性状特征和栽培方法等在生物学史上都具有重要价值。例如蔡襄《荔枝谱》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有关荔枝的专著全书7篇书中所记32个品种对其性状特征作了清楚的描述对于考证现代荔枝品种源流有特别重要的参考价值。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的观察是很仔细的如正确地指出荔枝有“间岁生”、“仍岁生”和“半生半歇”的结果习性。此书还记载了由于显著变异而产生的某些荔枝品种并指出岭南、四川、福建都产荔枝但以福建所产荔枝品质最好。据此书记载当时荔枝产量很高除供国内食用外还远销东南亚和日本等国。此外如宋僧赞宁《笋谱》可说是晋戴凯之《竹谱》的姐妹篇记述了94种笋；陈景沂《全芳备祖》前集27卷后集31卷等也都有丰富的植物学史料。在动物方面如专门研究鸟类的《禽经》相传为春秋时代师旷所撰晋张华注宋6佃始见引用。但从书中内容分析此书可能是唐宋时代的托名之作。书中载有鹞、鹡鸰、锦鸡等7o多种鸟分别记述各种鸟的名称、形态、身体结构与生活环境乃至迁徙及换羽的习性等但以描述鸟类的生态为重点。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鸟类生态学著作。此外这一时期的一些地区性动植物著作如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记载了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地动植物1oo多种宋祁《益部方物略》记载了四川地区的动植物等都有助于了解这些地区的动植物资源的情况。 南宋郑樵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较为科学的动植物志及图谱的编写原则和方法其中包括：（1）重视动植物名称的研究要“深究鸟兽草木之名”“得鸟兽草木之真”并以实物为准做到名副其实；（2）主张深入实地观察和采访。“不问飞潜动植”都要“明其品汇”“通鸟兽之性状察草木之精神”；（3）明确“图”与“说”的区别及其相互关系“图经也；书纬也”并指出“虫鱼之形草木之状非图无以别”特别强调图例对研究动植物的重要性；（4）凡著书虽采前人之书但不囿于汉唐诸儒议论必须“本乎心识”“自有所得”等等。1这些原则和方法显示出他反对因循要求创新的思想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 第二节动植物形态和生态知识这一时期关于动植物形态和生态的知识更为丰富和确切。如苏颂《图经本草》所附的动植物图都是按实物绘制的其中的动植物图谱多数可作为鉴定这些动植物的科、属、乃至种的依据。《图经本草》原书已佚但在唐慎微《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一书中保存了《图经1参见梁家勉：《中国动植物志的出现及其展》《科技史文集》第4辑上海科技出版社198o年版。本草》的部分植物图由此可以略窥一斑。唐慎微《证类本草》的药物图也是按实物绘图的产地不同而形异者则绘数图且每图都注有产地。动物形态一般只绘一图有些动物也绘有数图并注明产地。《经史证类备用本草》的图例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较完全的动植物形态图。这种按类绘图并可据图采集动植物的方法对以后动植物形态学的展也有较大影响。 由于宋代多次对本草学著作进行整理和修订促进了人们对野生植物的观察和了解。例如对于花的各部分名称及特点有了更准确的记载。如《图经本草》记载：漏卢“花黄生荚端”防风“五月开细白花中心攒聚作大房”蚤休（即七叶一枝花）“蕊赤黄色上有金丝垂下”等不仅对花的形状和颜色作了详细描述而且明确区分了花萼、花蕊、花丝、子房等反映出当时对植物形态有了进一步的辨别和认识。又如苏颂描述使君子的形态为“其叶青”“其茎作藤三月生花淡红色久乃深红有五瓣七、八月结子如拇指长一寸许大类栀子而有五棱”1。明确指出了使君子为藤本植物及其花色变化和果实形态。沈括描述钩吻：“其草蔓生如葛；其藤色赤节粗似鹤膝；叶圆有尖如杏叶而光厚似柿叶三叶为一枝如菉豆之类；叶生节间皆相对；花黄细戢戢然一如茴香花生于节叶之间。”1钩吻为缠绕茎叶对生黄花。沈括对其形态特点的描述是很生动和准确的。而利用植物的花和果实等繁殖器官的形色作为鉴别植物的依据是植物形态学的一大进步。 在这一时期植物谱录中根据所记载的植物名称和有关描述一般都能辨别其种属这在生物学上也是很有意义的。如陈翥《桐谱》提到白花桐是以其“花先叶而开白色心赤内凝红”的特征而命名的。由此可知他所说的“白花桐”是现在分类学上的白花泡桐。另外一种紫花桐其“花亦先叶而开皆紫色而作穗有类紫藤花也”根据这种形态特征可知“紫花桐”是现在分类学上的绒毛泡桐。陈翥还记述了白花桐的一个变种即“白花之小异者”2基本上反映了其种属关系。类似的认识和描述在宋代的各种专谱以及郑樵《昆虫草木略》等著作中都有突出的反映。 在动物学方面如《图经本草》载录有丰富的动物形态和生态知识。书中记载麝“形似獐而小其香正在阴前”3说明当时人们已观察到麝（雄性）鼠蹊有麝香腺。再结合书中所载麝、獐这两种鹿科动物的图形可以清楚地看出麝和獐都无角獐无香腺的形态特征。此书所载贝类等动物的形态也是相当准确的。关于动物生态和生活习性在《图经本草》中也有简要生动的描述。例如书中记载：“獐今陂泽浅草有之”1；熊“好攀缘”“上高木”“冬多入穴而藏蛰始春而出”2。把獐、熊生活环境和熊冬眠习性描写得十分清楚。又如对牡蛎的摄食方式和食性等也都有相当深刻的认识等等。此外在6佃《埤雅》、罗原《尔雅翼》、郑樵《昆虫草木略》等以诠释动植物名物为主旨的著作中对动植物种类形态和生态也都有不少翔实的记1唐慎微：《证类本草》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年版第239页。 1见胡道静校注：《梦溪笔谈校证》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o4o页。2潘法连：《桐谱选译》农业出版社1983年版。 3见唐慎微：《证类本草》第369页。 12分别见唐慎微：《证类本草》第386、371页。 载。 第三节遗传与变异两宋时期由于果木、花卉、观赏动植物等园艺业的展人们积累了更加丰富的遗传变异知识。 这一时期关于生物变异的记载是很多的。如蔡襄在《荔枝谱》中列举出荔枝品种的多样性和变异性。他说：“荔枝以甘为味虽百千树莫有同者”同一品种也存在着个体差异。刘蒙在《菊谱》中曾描述了菊花有35个品种。关于菊花的变异他说：“花大者为甘菊花小而苦者为野菊若种园蔬肥沃之处复同一体是小可变为大也苦可变为甘也。”沈括曾说“诸越则桃李冬实朔漠则桃李夏荣此地气之不同也。”3这些不仅反映出对生物变异的普遍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而且更明确地认识到生物的变异与生物的生活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 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在实践中利用能够遗传的显著变异主动地去培育新品种。例如北宋中期洛阳出现一种“潜溪绯”牡丹。它原出“潜溪寺”“本是紫花忽于丛中特出绯者不过一二朵明年移在他枝”1。这显然是一种突变。他如“御黄袍”、“洗妆红”等牡丹也都是由突变产生而由人工加意培育出来的。不仅如此当时的种花人还对用突变加选择去培育新品种的宝贵经验作出了总结。例如刘蒙《菊谱》中写道：“尝闻莳花者云：花之形色变异如牡丹之类岁取其变者以为新。”这反映出通过连年选择变异植株可以创造出新类型的朴素进化观也完全符合关于遗传、个体变异和人工选择是生物及品种类群不断丰富的基础这一现代遗传学的重要理论。北宋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还提到：“姚黄未出时牛黄为第一；牛黄未出时魏花为第一；魏花未出时左花为第一。左花之前唯有苏家红、贺家红之类皆单叶花当时为第一。自多叶（重瓣）、千叶花出后此花黜矣今人不复种也。”指出了重瓣和多瓣花都是从单瓣花逐步演化而来的。6游《天彭牡丹记》、刘蒙《菊谱》等专谱中也都有类似的记载。宋神宗元丰五年（1o82）周叙《鄞江周氏洛阳牡丹记》中提到：“间金千叶红花也微带紫而类金系腰。开头可寸。叶间有黄蕊故以间金目之。其花盖黄蕊之所变也。”这里说的是一种叫“间金”的多瓣牡丹开的红花稍带紫色很像另一个品种“金系腰”但在数层花瓣中夹杂着黄色雄蕊所以称“间金”。它的花瓣是由黄色雄蕊变成的从而科学地解释了花瓣增多的原因。这是世界生物学史上最早现雄蕊可以变成花瓣的文献记载2。第四节对大型真菌与微生物的认识和利用在显微镜问世以前“菌”的概念主要是指那些肉眼可见的大型真菌。 寇宗奭《本草衍义》中记载：“茯苓乃樵砍讫多年松根之气所生此盖根之3《梦溪笔谈校证》卷26。 1欧阳修：《洛阳牡丹记》。 2姚德昌：《从中国古代科学史料看观赏牡丹的起源和变异》《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卷第3期1982年。 气味噎郁未绝故为是物”“松既樵矣而根尚能生物乎？答曰：如马勃菌、五芝、木耳、石耳之类皆生于枯木、石、粪土之上精英未沦安得不为物乎”。1虽然当时还难以了解菌类的繁殖体（孢子）但这里明确指出茯苓是松根上腐生的大型真菌并把多种菌类的腐生习性作了科学的概括这种对菌类生物学特性的精辟论述是难能可贵的。苏颂《图经本草》进一步指出“茯苓出大松下附根而生无苗、叶、花实作块如拳在土底”2。这不仅说明茯苓是附生植物具有生长在松树下面的习性还描述了它是由堆积成团“作块”的菌丝组成的形态特点。此书还记有如何现和采掘茯苓的方法。如说“今茶人采之法山中古松久为人斩伐者其枯折槎枿枝叶不复上生者谓之茯苓”3即在砍伐多年且不再萌枝叶的老松树的枯折根株上可能有茯苓。遇有这种松树“即于四面丈余地内以铁头锥刺地如有茯苓则锥固不可拔。”4茯苓的利用也是历史悠久的。《图经本草》记载把茯苓制成末浸在酒和蜂蜜中封之“无泄气”冬五十日夏二十五日就成了“其味极甘美”的茯苓酥再制成手掌大的饼即可食用。茯苓是富有营养的食用菌近年来人们现从茯苓中提取的多糖对某些癌症有明显的抑制作用1。此外《图经本草》对猪苓、菰草、冬虫夏草等都有精彩的记述。 陈仁玉于淳祐五年（1245）写成的《菌谱》是中国最早的菌类专著。书中主要记载产于浙江的松蕈、竹簟、鹅膏等11种大型真菌并较详细地描述了这些真菌的形态、生长习性、生态等以及它们的可食用性。有的大型真菌还可资以鉴其种属2。此外《菌谱》还记有误食毒菌的中毒症状及治疗方法。如说“鹅膏蕈生高山中状类鹅子久而散开。味殊甘滑不减稠膏。然与杜蕈相混。杜蕈者生土中俗言毒气所成食之杀人”“凡中其毒者必笑解之宜以苦茗杂白矾勺新水并咽之无不立愈”。 这一时期特别是通过农业生产实践也积累了不少微生物学知识。如陈旉《农书》中较详细叙述了用粃糠、断槁落叶和由它们烧成的灰并与麻子饼一起沤制肥料的方法。陈旉在记述这一沤制过程时写道：“如作曲样候其热生鼠毛”3。表明当时已意识到肥料的沤制和用谷物酿酒有共同特点并描述了霉菌菌丝生长的情况。实际上这都是微生物的酵作用4。陈旉《农书》还提到：撒石灰泥中“以去虫螟之害”5即是用石灰消毒种子的方法。两宋时期的生物学成果是多方面的除上述者外如对白蜡虫、紫胶虫与五倍子蚜的研究、饲养和利用杜绾《云林石谱》对鱼化石的记载沈括、朱熹对螺蚌化石堆积的论述吴简、杨介、宋慈对人体解剖的认识等等也都获得不少重要现和杰出成就。此外关于辽朝、金朝等统治地区一些1见唐慎微：《证类本草》第297、296页。 2见唐慎微：《证类本草》第297、296页。 3唐慎微：《证类本草》第296页。 4唐慎微：《证类本草》第296页。 1赵根楠：《茯苓古今谈》《植物》198o年第5期第16页。 2苟萃华等著：《中国古代生物学史》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9页。3见万国鼎：《陈旉农书校注》农业出版社1965年版第45、56、27、31页。4苟萃华等著：《中国古代生物学史》第161页。 5见万国鼎：《陈旉农书校注》农业出版社1965年版第45、56、27、31页。动植物如海东青、牛鱼、跳兔、回鹘豆、西瓜、旱金花、铁脚草等的记述也丰富了这一时期生物学的内容。 第九十四章医药学第一节人体解剖的新进步关于请医学家、画工剖视绘制死刑犯人脏腑的人体解剖研究在宋代最有影响的是《欧希范五脏图》和杨介《存真图》等的绘制。叶梦得的《岩下放言》、赵与时的《宾退录》、范慎的《东斋纪事》、沈括的《梦溪笔谈》等对《欧希范五脏图》的绘制始末与内容均有记述。据《岩下放言》记载：“世传欧希范五脏图此庆历间（1o41—1o48）杜杞待制治广南贼欧希范所作也。希范本书生桀黠有智数乃与其党蒙干啸聚数千人声摇湖南。朝廷遣杨畋讨之不得乃以杞代。杞入境即为招降之说与之通好。希范猖獗久亦幸以苟免遂从之。与干挟其领数十人偕至。杞大为燕犒醉之以酒己乃执于座上。翌日尽磔于市；且使皆剖腹刳其肾肠因使医与画人一一探索绘以为图。”1中国著名解剖学家詹宝璋指出：“其所观察所记载虽未尽正确然比较已颇精密实九百年前一段最好的解剖记录也。”2其次是杨介的《存真图》。据考“崇宁间（11o2—11o6）泗州刑贼于市郡守李夷行遣医并画工往视决膜摘膏曲折图之尽得纤悉今较以古书无少异者”1。该书虽佚但其图式多为元、明医学家著作所引用。宋代进行人体解剖还有若干记录如：军医张济善于针灸“凡视一百七十人”还称言其用以观察针灸治疗疾病效果者。凡此种种虽皆行解剖于刑犯、饥疫者但其动机则无不涉于医学的研究。 第二节官修本草两宋时期共修成本草著作8o余部其中记载的药物品种总数达18oo余种比唐朝的《新修本草》增加了1o3o种。除私人所修的多部本草著作外由官府组织人力大规模编修本草成为这一时期药物学著作编撰的主流。开宝六年（973）宋太祖即诏令刘翰、马志、张素、吴复珪等九人修定本草。他们以唐朝的《新修本草》（659）为基础补正讹漏增加新药139种编成《开宝新详定本草》。次年又命翰林学士李昉及王祐等人重新校勘修正颇多改名《开宝重定本草》（974）简称《开宝本草》颁行全国。凡2o卷收药983种。嘉祐二年（1o57）又命掌禹锡、林亿、苏颂等人在《开宝本草》的基础上再次修定于三年后修定完稿成《嘉祐补注神农本草》21卷增加药物99种共收药物1o82种除印有监本外为普及还出了小字本。 嘉祐三年（1o58）宋朝廷曾命各郡将所产药物一律绘图注明开花、结实、收采季节及用途送往京师由苏颂等人负责整理。这是继唐朝之后又一次由官府组织的大规模的药物普查对鉴别药物真伪、统一名称等起了重要作用。嘉祐六年（1o61）苏颂根据各地所送资料编写的《图经本草》收药图933幅是我国有部分尚存最早的图文并茂的版刻药物图谱。 1陶宗仪：《说郛》卷29引《岩下放言》。 2詹宝璋：《中国解剖史》《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7年第1期。 1詹宝璋：《中国解剖史》《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7年第1期。 此后四川出现了两部由个人编著的本草著作。一是陈承在元祐年间（1o86—1o93）所著《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并图经》23卷现已佚。另一部是唐慎微所著《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 唐慎微（1o56—1o93）字审元原居蜀州晋原后住成都人称华阳人世医出身有医名医不重酬但求得方凡所阅读待人均以搜寻药方为务因此积累了大量经史和民间药物知识。他的《证类本草》在《嘉祐本草》及《图经本草》基础上增加新药476种并一一附图计收药物1558种凡32卷另收古今单验方3ooo余内容极为丰富使宋代药物学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在《证类本草》的基础上大观二年（11o8）宋徽宗命医官艾晟进行修订正式刊行名为《大观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大观本草》作为国家药典颁行全国。政和六年（1116）再次修订名《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简称《政和本草》。南宋绍兴二十九年（1159）又加修订名《绍兴校定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绍兴本草》。宋代官修本草有上述数次如此不断地官修、刻印、颁行对本草学的展和药物品种的统一起到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此外民间还有若干本草著作如《日华子诸家本草》（约成书于开宝中）、《本草衍义》（1116）、《宝庆本草折衷》、《履巉岩本草（122o）等均具有较大的代表性。 第三节官办医局与大型医方书的编撰王安石变法施行市易法由官府控制药品贸易于熙宁九年（1o76）由太医局设立“卖药所”崇宁二年（11o3）在都城已开设五所并另设专门负责药物炮炙加工的修合药所二处。此后分别改称为“医药惠民局”和“医药和剂惠民局”。约于绍兴十二年（1142）又改名为“太平惠民局”并且相继在淮东、淮西、襄阳、四川、陕西等地也成立了官办“惠民药局”。惠民药局的举办在历史上曾挥了积极作用。但后期由于官府的曾被人们讽刺为“惠官局”或“和吏局”。 在卖药所成立之前太平兴国三年（978）宋太宗即诏令医官奉献有效经验方太平兴国七年至淳化三年（982—992）令医官王怀隐、王祐、陈昭遇等汇编成大型方书《太平圣惠方》1oo卷分167o门收载医疗处方16834。该书有理论、有经验、有处方、有药效等是一部中医理、法、方、药俱备的官修药典。特别经庆历六年（1o46）选其精要辑为《圣惠选方》作为太医局等培养医生的教材达数百年之久。大观元年至大观四年（11o7—111o）宋徽宗诏令太医裴宗元、提举措置药局陈师文等合作编成《和剂局方》几经校订、增补绍兴二十一年（1151）以《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之名颁行全国。共1o卷收医方788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药局方之一。该书在数百年间占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地位。由于其用药偏于辛温之弊曾为医学家批评但有许多医方至今仍为医界所广泛运用。北宋末宋徽宗亲自组织医官编撰《圣济经》1o卷于政和八年（1118）编成诏颁天下学校以为课试命题的依据。与此同时还集中医官在广泛收集历代方书和民间经验的基础上编成《圣济总录》2oo卷分6o门收医方近两万集宋以前医方的大成。该书编成后未及刊行金人攻取宋东京该书刻板尽归于燕。金世宗大定中（1161—1189）取所获刻板重刊颁行故南宋未见此书流传。第四节创设校正医书局北宋建立后多次组织医学家修定本草校正补充医方开办国家医药惠民局等。与此同时为了广泛征集收藏和充实国家图书馆的医药书籍曾多次向全国出购求医药书籍的命令。早在北宋建立后的第十三年赵匡胤即诏令皇室和翰林医官“详校诸本草”修撰《开宝本草》对购求医药书籍提出了要求。太平兴国三年（978）宋太宗诏令翰林医官院各具家传经验方以献。太平兴国六年（981）命贾黄中等在崇文院编录、校正历代医书。在编录校正中深觉存书不丰于是由朝廷布诏令：凡捐献医药书籍“及二百卷以上者无出身与出身已任职官者亦与迁转不及二百卷伏给缗钱赏之”由此所集医书甚众。 天圣四年至七年（1o26—1o29）宋仁宗与辅臣论述卫生问题时提出：“世无良医故夭横者众甚可悼也？”张知白认为：“古方书虽存卑多舛谬又天下学医者不得尽见。”由此引起宋仁宗对校正和刊印医书的注意遂命集贤院校理晁宗懿、王举正等校正《素问》、《难经》、《诸病源候论》。景祐二年（1o35）又命世医丁度等校《素问》。皇祐三年（1o51）又命孙兆校《外台秘要》等。嘉祐二年（1o57）宋仁宗接受宰相韩琦建议：“医书如《灵枢》、《太素》、《甲乙经》、《广济》、《千金》、《外台》之类本多讹舛《神农本草》虽开宝中尝命官校定然其编载尚有所遗请择知医儒臣与太医参定颁行。”随后“令置校正医书局于编集院”命韩琦为提举命掌禹锡、林亿、张洞、苏颂等为局官。继韩琦任提举者还有钱象先等继林亿等局官者还有秦宗古、高保衡、孙兆、孙奇等名家。经过十余年许多名家的搜集整理、考证、校勘校正医书局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素问》、《伤寒论》、《金匮要略》、《金匮玉函经》、《脉经》、《针灸甲乙经》、《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等尚存宋以前重要医书均经校正医书局校勘正误。 第五节临床医学的进展从宋代太医局之医疗和教学体制可知其临床医学已分为大方脉即内科、小方脉即儿科、疮肿兼折伤即外科骨伤科、产科、眼科、口齿咽喉科、针灸科、金疮书禁即战伤与画符咒禁以及专治风疾等有时作九科、十科有时分为十三科。但以内、外、妇、儿科展较大。例如：内科除伤寒、杂病等有许多专著外还有专门论述脚气病的《脚气治法总要》（1o93）着重总结水肿治疗经验的《鸡峰普济方》专门论述肺结核病的《十药神书》等等。在外科骨伤科方面除出现许多专论外科疮疡疾病的综合性和专门外科疾病书籍外次出现了用外科命名书名的书籍如吴起予的《外科新书》及继而成书的陈自明《外科精要》（1263）。在妇科方面杨子建撰《十产论》（1o9o）对横产、倒产、臀产、碍产等各种非正常难产以科学的论述并详载了各种难产的助产方法。尤其所述转胎手法是医学史上异常胎位转正1李经纬：《北宋皇帝与医学》第五届国际中国科技史会议论文1988年8月美国圣迭戈。术的最早记载。陈自明所撰《妇人大全良方》（1237）24卷是妇产科学集大成的著作所论调经、众疾、求嗣三门全面系统论述了妇科诸种病证；胎教、候胎、妊娠疾病、难产、产后五门详论了产科诸种生理、病理和病证治疗等内容对中国妇产学展挥了巨大的影响。在小儿科方面其贡献和影响与陈自明齐名者可推著名儿科学家钱乙（1o53—1117）他从事小儿科学研究和疾病治疗四十余年积累了丰富的理论知识和临证经验撰有《小儿药证直诀》于重和二年（1119）经学生阎孝忠整理成书。该书在小儿生理上强调“五脏六腑成而未全全而未壮”指出小儿病理上“易虚易实”“易寒易热”等特点故在治疗原则的确定上主张“柔润”反对大泻、蛮补和痛击之法有着很高的科学依据。其他如眼科、口齿科、咽喉科等等方面也都取得新的进步。 第六节法医学的总结与提高中国法医学远在秦汉已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和一些理论认识此后不断有新的著作问世。宋代宋慈（1186—1249）所编撰的《洗冤集录》（1247）是一部集大成并影响人类法医学展的法医学专著。宋慈（1186—1249）字惠父福建建阳人进士出身先后三次出任提典刑狱官积累了丰富的执法经验对人体解剖验伤验尸现场勘察机械性死伤原因之鉴别自杀、他杀之鉴别自杀他杀动植物毒品急救解毒等等均有不少科学的论断。宋以后6oo年间“听讼诀狱皆奉洗冤录为圭臬”。在此期间虽然不断有新的法医学论著出现然无不以此为蓝本。并先后被译为朝、日、英、德、俄等多种文字出版成为许多国家审理死伤案件和研究法医学的重要参考书。 ------------ 1 题记本卷论述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到元顺帝退出中原的历史。大蒙古国建立于20年，这是蒙古人建国之始，也可说是蒙古人由许多分散的部落转向统一民族的重要标志。27年忽必烈又建大元国号，而原来的国号仍未废弃，全称为“大元大蒙古国”。元顺帝于38年退出中原。此后，元廷迁往漠北，继续沿用大元国号，史称“北元”。但元廷自中原的退出就意味着它在全国性统治地位的终结，而逐渐成为明代的一个地方民族政权，这将在本书第九卷加以论述。 本卷的主编是陈得芝同志。得芝同志，933年出生于福建霞浦县。95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90年同校研究生毕业。历任南京大学历史系助教、讲师、副教授、元史研究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他先后当选为中国元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蒙古史学会副理事长，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蒙元史、中西交通史的研究与教学工作。主要著作有《元朝史》（合著），并参与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蒙古地区部分图幅，发表有《元岭北行省诸驿道考》、《元察罕脑儿行宫今地考》、《忽必烈与蒙哥的一场斗争》、《十三世纪前的克烈王国》、《元代乌思藏宣慰司的建置》等论文七十余篇。他为本卷撰写了甲编序说的第二章第一、二节，第三章，第四章（与丁国范同志合写），第五章至第七章；乙编综述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的第一、二节，第四章，第五章，第十二章的第五节，第十三章；丙编典志的第七章；丁编传记的第一章第一节，第二章第四节，第五章第一、二节，第六章的第六节，第七章的第一、三、四、七节，第八章第一节，第九章第二节，第十一章第一、二节，第十二章的第二节，第十五章的第一、三节。 984年4月23日至28日，元史卷编写会议在南京举行，会上成立了由陈得芝、黄时鉴、邱树森、丁国范、姚大力五位同志组成的编委会。 黄时鉴同志，935年出生于上海，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 958年至979年任教于内蒙古大学历史系，979年迄今任教于杭州大学历史系，曾兼任杭州大学图书馆馆长。现为杭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杭州大学中外文化交流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元史、古代中西关系史。他主持编印《元代史料丛刊》，主编《解说插图中西关系史年表》，代表性论著有《lt;大元通制gt;考辨》、《阿剌吉与中国烧酒的起始》、《辽与“大食”》和《关于茶在北亚和西域的早期传播——兼说马可波罗未有记茶》等。他为本卷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十一章，第十二章；传记部分的第四章，第五章第三节，第六章第一、二、三、四节，第二十一章第五节，并审定了丙编的稿件。 邱树森同志，937年出生于江苏苏州。959年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93年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长期在南京大学任教并从事蒙元史研究，曾任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现任暨南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中国元史研究会副会长。著有《元朝史》（合著）、《妥欢贴睦尔传》、《元朝史话》、《回族文化志》等，主编《中国少数民族简史》、《新编中国通史》、《中国历代职官辞典》、《中国史学家辞典》等。他为本卷综述部分撰写了第九章，第十一章；传记部分的第八章第二节，第十三章第二、三、四节，第十四章，第十八章第二、三节。 丁国范同志，932年出生于江苏武进县。955年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90年同校研究生毕业。此后历任南京大学历史系助教、讲师、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副教授、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蒙元史。主要著作有《元朝史》（合著），参与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蒙古地区部分图幅。发表《元末社会诸矛盾的分析》、《释兀剌赤》、《关于元代的里甲制度》、《镇海族源辨》、《至元大德年间的赛梁秉政》等学术论文多篇。他为本卷撰写了序说部分第一章，第四章（与陈得芝同志合写）；传记部分的第一章第三节，第五章第四节，第九章第一、三节，第十二章第四节，第十三章第一节。 姚大力同志，949年出生于上海。98年获南京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98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博士学位。此后，历任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副系主任、系主任，中国元史研究会理事。993年应邀赴美国哈佛大学从事学术研究。专长蒙元史、中国北方民族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参加过《元朝史》部分章节的编写工作。代表性论著有《元代科学的行废及其社会背景》、《金末元初理学在北方的传播》、《论元代刑法体系的形成》、《从大断事官制到中书省》等多篇论文，有译著三种（合作）。他为本卷综述部分撰写了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和第三章的第五、六节；典志部分的第八章；传记部分的第二章第一、二、三节，第三章第二节，第六章第五节，第七章第二、六节，第二十章第一、二节。 参加本卷编写的同志还有刘迎胜同志，947年出生于河南获嘉县。98年获南京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985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民族研究所所长兼元史研究室主任，中国元史研究会秘书长，中国蒙古史学会和东方文化研究会历史分会理事。他曾于987年至988年获洪堡基金会资助在德国哥廷根大学突厥学和中亚学研究所任客座研究员，993年赴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从事研究。曾三次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的“丝绸之路”国际考察。研究领域包括蒙元史、西域史、中亚诸国历史文化、中外文化交流史等。主要著作有《西北民族史与察哈台汗国史研究》，并曾参加《元朝史》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中亚文明史”项目的编写工作，发表学术论文七十余篇。他为本卷撰写了综述部分的第三章第四节，第十章，第十二章的第一至四节；传记部分第一章第二节，第三章第一、三节，第五章第五节和第十一章第三节。 高荣盛同志，94年2月出生于江苏金坛市。970年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98年获同校历史学硕士学位。现任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从事中国古代史、元史的研究与教学。发表《元代海运刍议》、《郑和航海图三议》、《隋唐时代阴山地区的室韦》等多篇论文。他为本卷撰写了典志部分第一章第一、三四节，第四章第一、二、三节（与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同志合撰），第五章，第六章；传记部分的第二十章第三、四节，第二十一章的第一、二、三节。 叶新民同志，938年出生于吉林榆树县。94年毕业于内蒙古大学历史系，留本校蒙古史研究室（今蒙古史研究所）工作，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硕士生导师。从事中国古代史元史研究与教学工作。著有《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历史人物》、《元大都研究》、《简明古代蒙古史》（合著）等书，发表蒙元史论文二十多篇。他为本卷典志部分撰写了第十章。 史卫民同志，952年出生于北京。982年毕业于内蒙古大学历史系，984年获中央民族学院历史学硕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990年月至99年2月，在美国哈佛燕京学社访问研究。著有《大一统——元至元十三年纪事》、《元代军事史》、《元代社会生活史》、《元上都》（合著）、《元代政治制度史》（合作）等书，并发表有关论文三十余篇。他为本卷典志部分撰写了第九章。 桂栖鹏同志，957年出生于湖北黄梅县。982年毕业于兰州大学历史系，988年获杭州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现为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副系主任，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博士生、中国元史研究会会员。专长元史、中国古代文化史。发表有《萨都剌卒年考——兼谈lt;雁门集序gt;为伪作》、《蒙古族状元拜住事迹考略》、《关于标点本lt;曾巩集gt;的一则辑佚》、《元代江南租佃关系的进一步发展》等多篇论文。他为本卷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三章；传记部分的第十八章第一节。 张云同志，90年出生于陕西周至县。983年毕业于兰州大学历史系，988年获西北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993年获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曾任西北大学历史系讲师，现任职于中国藏学中心。专长藏族史、西北民族史，发表有关论文多篇。他为本卷撰写了综述部分的第三章第三节；传记部分的第十五章第二节。 王颋同志，952年9月生于上海。982年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989年获复旦大学历史系历史地理专业博士学位。后赴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现任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主要论著有《元代书院考略》、《元湖广行省驿站考》、《蒙古国汉军万户问题管见》、《陈氏安南国建置考》、《元史地理志资料探源》、《辽史地理志资料探源》等。他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十章第三节（与胡多佳同志合写）、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第七节，第十二章第一节。 胡多佳同志，950年出生于浙江上虞县。985年获南京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现任江苏古籍出版社副编审。发表有《早期蒙宋关系》等学术论文，参与编著《中外社会科技大事纵览》。他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七章第五节，第十章第一、二、四节。 尚衍斌同志，958年出生于山东鄄城县。982年毕业于新疆大学历史系，987年获同校历史学硕士学位，后任新疆大学历史系讲师。现为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生，中国元史研究会会员。研究领域为西域史、元史。著有《古代西域服饰研究》（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发表《元代畏兀儿亦都护官号考》、《高昌偰氏与中朝交往》等多篇论文。他为本卷序说部分撰写了第二章第三节。 沈仁国同志，93年出生于江苏江都县。987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硕士学位。现为江苏教育学院讲师，主要论著有《元代的俸禄制度》、《中国古代史简编》（合著）等，他为本卷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八章第三节，传记部分的第八章第三、四节。 郑忠同志，98年出生河北唐山。990年毕业于徐州师院历史系，993年获南京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现为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二章第三节，第七章第六节（与姚大力同志合撰），第二十章第四节。第十二章第三、五节（与王颋同志合作）。 郭英德同志，954年生于福建晋江。98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获博士学位。现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副教授，著有《世俗的祭礼——中国戏曲的宗教精神》、《明清文人传奇研究》、《痴情与幻梦——明清文学随想录》、《优孟衣冠与酒神祭祀——中西戏剧文化比较研究》、《明清传奇综录》等著作。他为本卷传记部分撰写了第十九章。 蒙元时期科学技术继续发展。本书科技小组撰写的稿件，仍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何绍庚同志总其成。他并为本卷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四章第三节中的制盐业、印刷业、造船与航海等部分；传记部分的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五章。 范楚玉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她为本卷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一章第二节；传记部分第十七章第一节。 华觉明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周卫荣同志，同所助理研究员。他们共同撰写了本卷典志部分的第四章第三节中的纺织业（与高荣盛同志合撰）、矿冶业、机械、建筑、兵器等部分。 张清建同志，四川师范学院讲师，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四章第三节中的陶瓷业部分。 杨文衡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撰写了典志部分第四章第三节中的水利部分，传记部分的第二十六章。 凌光、朱大为同志，石油部石油勘探开发设计院高级工程师，他们共同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四章第三节中石油天然气部分。 薄树人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撰写了本卷传记部分的第十六章第一、二节。 赵翰生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撰写了本卷传记部分的第十七章第二节。 廖果同志，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所副教授，撰写了本卷传记部分的第十七章第三节。 杜昇云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天文系和科学史中心副教授，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二十三章。 王冰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二十四章。 刘昌芝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二十七章。 李经纬同志，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二十八章。 本卷书成后，尚有目录编制、章节调整等方面需要加工，刘雪英同志做了不少具体工作。 本卷的特点是史料搜集得广，考核精审，立论平实，可说功力相当深厚。序说编对各方面的文献和研究概况，叙述甚为详审。民族史是本书计划中的重点。 民族史在一部通史中应如何安排，是一个大问题。在本书各卷中已按照具体情况做了相应的处理。本卷民族章是按照第四卷的办法处理的。 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是蒙元时期很重要的人物，按照本书通例，应分别为之立传。但本卷并未这样做，而是把比较重要的材料集中于综述中，这既可加强综述的纲领性地位，又可以为历史人物的活动提供时代的背景，以重现历史人物的面貌。为避免重复，此二人不另立专传。 如果说本卷在学术上有所成就，这主要应归功于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 这个研究室是著名元史专家韩儒林鸿庵同志创建的。鸿庵去世后，陈得芝同志继续负责，一直贯彻朴实治学的学风，在国内外学人中享有盛誉。我与鸿庵同志有半个世纪以上的友谊，本书倡议时，鸿庵曾参与筹划。今天，元史卷的完成也可以说是实现了他的遗愿。最后，感谢蔡美彪同志、刘乃和同志为本书题写书名。 白寿彝于北京995年7月24日中国通史第八卷甲编序说第一章汉文资料第一节基本史料《元史》《元史》20卷，明宋濂等撰。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38）正月乙亥（初四日），夺取元末农民战争胜利果实的朱元璋即皇帝位，建元洪武。同年八月庚午（初二日），明军占领元朝大都（今北京），元亡。朱元璋为把自己取得政权的经过说成是“奉天承运”、“绍百王之正统”，并为了总结前朝成败得失的经验，作为本朝统治的鉴戒2，乃决意仿唐朝以来新建王朝必组织一定人力，设局纂修前朝历史的做法，于当年十二月，命令宋濂，王祎等人纂修《元史》。 洪武二年（39）二月丙寅（初一），在南京天界寺（今南京朝天宫东）正式开局编写，至秋八月癸酉（十一日）结束，参加的人有总裁宋濂、王祎及纂修汪克宽、胡翰、宋僖等人，仅用了88天的时间，便修成了除元顺帝一朝以外的纪37卷，志53卷，表卷，传3卷，共59卷。由于编纂的时间太仓猝，缺乏顺帝时代的资料，全书没有完成，于是派欧阳佑等人到全国各地调集顺帝一朝资料，于洪武三年二月六日重开史局，仍命宋濂、王祎为总裁，率领赵埙，朱右、贝琼等5人继续纂修，经过43天，七月初一书成，增编顺帝纪0卷，增补元统以后的《五行》、《河渠》、《祭祀》、《百官》、《食货志》各卷，三公和宰相表的下卷，《列传》3卷，共计53卷。然后合前后二书，厘分附丽，共成20卷，也就是现在的卷数。两次纂修，历时仅33天。 《元史》正文由《本纪》、《志》、《表》和《列传》等部分组成。 早在忽必烈至元元年（24），原金朝状元王鹗就奏请纂修成吉思汗的实录了。此后，自成吉思汗到宁宗十三朝，代代都有实录，这是明初纂修《元史》的主要材料之一，《元史》47卷本纪除顺帝一朝之外，主要就是依据十三朝实录编撰而成。十三朝实录早已不存，幸赖《元史》本纪，尚得保存其部分内容，故本纪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元史》的58卷志和8卷表的史料来源，除顺帝朝部分之外，大体上是根据元文宗时所修的《皇朝经世见李善长《进lt;元史gt;表》。 2《宋濂目录后记》云“钦惟皇上龙飞江左，取天下于群雄之手，大统既正，亦诏修前代之史，以为世鉴。”可为证。 《元史》卷一六○《王鹗传》。 大典》编撰而成，而这部书现已大部分散失，只能从《元史》志表中略知梗概，因此，《元史》的志、表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元史》的97卷列传大体根据墓志、神道碑、家传、行述之类编写而成；部分列传的史料来源则为《元朝名臣事略》和今已不存的官修后妃功臣列传，也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在总体上不及本纪、志和表。 当然，《元史》由于其成书仓促等原因，存在不少缺点和弊病，遭致时人的不满和后来学者的讥议。朱元璋本人就曾命解缙进行修改，原编修之一朱右撰有《元史拾遗》，均可为时人不满的证明，不过因《元史》是奉敕纂修的，所以明人不敢推翻重修，只作了些补遗、续编之类的工作。清代部分学者对《元史》的讥议更多，如顾炎武指出《元史》有“一人作两传”的现象；“本纪有脱漏月者”，“列传有重书年者”；“诸志皆案牍之文，并无熔范”等等。钱大昕也指出“古今史成之速，未有如《元史》者，而文之陋劣，亦无如《元史》者”；“开国功臣，首称四杰，而赤老温无传。尚主世胄，不过数家，而郓国亦无传。丞相见于表者五十有九人，而立传者不及其半”；“本纪或一事而再书，列传或一人而两传”，等等2。 鉴于《元史》的成书草率和它所受到的种种指摘，自明朝以来就不断有人企图增续和重修，先后成书的有明代胡粹中的《元史续编》，清代邵远平的《元史类编》，洪钧的《元史译文证补》，曾廉的《元书》；民国以后屠寄的《蒙兀儿史记》，柯绍忞的《新元史》等。 《元史》的版本很多，最早的是洪武刻本，洪武三年秋七月《元史》修成，十月便已“镂版讫功”。嘉靖初年，南京国子监编刊二十一史，其中《元史》用的是洪武旧版，损坏的版面加以补刊，一般版心有嘉靖八、九、十年补刊字样，是为南监本。万历二十四年（59）至三十四年（0），北京国子监重刻二十一史，《元史》也在其中，是为北监本。清乾隆四年（739）武英殿又仿北监本重刻《元史》，是为殿本。乾隆四十六年（78），对辽、金、元三史的译名进行了谬误百出的妄改，挖改了殿本的木版，重新印刷，通称乾隆四十六年本，这是最坏的版本，毫无可取之处。道光四年（824），又对《元史》作了进一步的改动，重新刊刻，是为道光本。以后还有各种翻刻重印的版本，通常为治元史者所不取。935年，商务印书馆以99卷洪武本和南监本合配在一起影印出版，是为百衲本，此在通行各本中最接近于洪武本的原貌，为治元史的中外学者沿用了四十余年。97年4月，中华书局出版点校本《元史》，以百衲本为底本，用其他各种版本进行校勘，还吸收了前人对《元史》校勘的成果，并利用了大量的原始资料，校正了有关史文，这是目前最好的版本。 《日知录》卷二六《元史》。 2《潜研堂文集》卷十三《答问十》。 《元典章》本书全名《大元圣政国朝典章》，0卷，附《新集至治条例》，编者不详。元成宗大德七年（303），曾规定各地官府编类中统建元以来的“圣旨、条画及朝廷已行格例，置簿编写检举”，作为官吏遵循的依据。所以沈家本于光绪戊申（908）为《元典章》撰写的跋文中即认为“此书当日乃奉官刊布，以资遵守，非仅为吏胥之钞记”。但有人以为此书“殆吏胥所钞记，然主其事，似为坊贾也”。 本书是一部元朝法令公牍文书的汇编，上起世祖中统元年（20），下迄英宗至治二年（322）。分诏令、圣政、朝纲、台纲、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十大类，《新集至治条例》分国典、朝纲、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八大类，各大类之下又有门、目，目下列举条格事例，全书共有8门、47目、239条。 此书是研究元代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保存了大量的原始文献资料。书中具体生动地反映了元代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书中抄引的圣旨和中书省、御史台的文件，保存了元朝最高统治集团议决政务的记录，从中可以看出元朝政府决定和处理政务的准则、方法和过程。社会经济史料主要集中在户部各卷中，是研究元代经济极为宝贵的资料。有关土地买卖、租佃关系、会种科差、课税制度、手工业生产、商业贸易、元代币制、高利贷盘剥及农业政策和村社制度等情况，都有详细的记载、生动的反映。吏部各卷对元代各类官吏的官职、品级、职责、任免、升转、考核，各种公规，乃至文牍程式都有记载。刑部各卷提供了元代司法制度的详细资料，对研究元代法制史和社会史极有价值。本书可以补充和印证《元史》和其他史籍中的许多记载。 《元典章》文体独特，不仅使用一般书面语，词讼文字中又常用元代口语。此外，还有圣旨、令旨和省、台文件中使用以口语硬译蒙古语的特殊文体，其语法特征与汉语大不相同。有时在同一文牍中混用这些不同文体。这就为一般读者和初学元史者带来困难。今可参读亦邻真《元代硬译公牍文体》一文，作为打开《元典章》等史籍之门的一把钥匙。 《元典章》过去通行的是光绪戊申（908）北京法律学堂刊行的由沈家本作跋的刻本，世称沈刻本。惟此刻本错误极多，错字、漏字且不说，其中整段、整页脱漏者亦不在少数；陈垣据元刊本作《沈刻元典章校补》及《元典章校补释例》，勘正“伪、误、衍、脱、颠倒诸处一万二千余条”，读昌彼德《跋元坊刊本大元圣政国朝典章》，见台湾影印元刊本《元典章》后。见《元史论丛》第辑，中华书局982年版。 两书分别于93年、934年由国立北平大学研究所刊行。958年中华书局重印《元典章》沈刻本时，将两书收入，同时重印。 沈刻本时，当对照利用此书。972年，台湾故宫博物院已将所藏元刊本《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影印出版，为读者带来很大的方便。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元典章》研究班对该书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分别于94年和972年出版了校定本《元典章·刑部》第一册、第二册。 《通制条格》本书现存22卷，官修。元仁宗即位之初，允中书所奏，择“耆旧之贤、明练之士，时则若中书右丞伯杭、平章政事商议中书刘正等，由开创以来政制法程可著为令者，类集折衷，以示所司“，其大纲有三一《制诏》、二《条格》、三《断例》；另将错居于《条格》、《断例》之间的内容亦汇辑成《别类》。书成于延祐三年（3）夏五月，名为《风宪宏纲》，命监察御史马祖常作序。书成之后，又命“枢密、御史、翰林、国史、集贤之臣相与正是，凡经八年而是事未克果”，到英宗至治二年（322）才审定颁行，题名《大元通制》2。全书88卷，凡2539条。此书仅有第二部分《条格》的一部分流传至今，故名《通制条格》，现存的22卷是卷二至九（户令、学令、选举、军防、仪制、衣服），卷十三至二十二（禄令、仓库、厩牧、田令、赋役、关市、捕亡、赏令、医药、假宁），卷二十七至三十（杂令、僧道、营缮）。 本书的性质与《元典章》相似，亦是元朝法令文书的汇编，故其史料价值极高，研究元代历史尤其是各种制度时，必须参考此书。惟其通读的难度，也和《元典章》相仿。本书仅有原国立北平图书馆930年影印本，凡册。日本冈本敬二编《通制条格研究译注》3册（国书刊行会刊），将《通制条格》全部加以句读，然后译成日文，并详加注释。98年3月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黄时鉴点校本，用新式标点对全书进行分段点校，为读者通读本书，特别是难度很大的“硬译”公牍，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经世大典》本书全名《皇朝经世大典》，880卷，目录2卷，公牍卷，纂修通议卷。此书是元文宗时官修的一部政书。天历二年（329）冬，元文宗下令“参酌唐宋会要之体，会粹国朝故实之文”，命赵世延、虞集等主其事。次年（330）四月十六日开局，至顺二年（33）五月一日成书。全书分0篇帝号、帝训、帝制、帝系4篇为“君事”，由蒙古局担任纂修；治典、赋典、礼典、政典、宪典、工典篇为“臣事”，由虞集等编纂。 《经世大典》书成之后，仅有“缮写呈上”的写本，未有刻本，今不传。2孛术鲁翀《大元通制序》，《元文类》卷三六。 现据《元文类》所收《经世大典序录》可以略见各“典”的子目，而“政典”部分的若干类子目除序录外，还收录了一部分子目的内容，其中以“征伐”、“招捕”两类收录较多，内容涉及元朝的统一、民族关系、对外关系和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等方面。根据《元史》各志，可以略知是书的内容梗概。阅读《永乐大典》残卷中保存的《经世大典》残文，尚可窥见其部分内容，其中主要是出自《政典·驿传》类的“站赤”，出自《赋典·漕运》类的“海运”2，出自《宪典·仓库》类的“仓库”3。翻检《广仓学窘丛书》所收的《大元马政记》、《大元仓库记》、《大元毡罽工物记》、《元代画塑记》、《元高丽纪事》、《大元官制杂记》等篇，又可知道《经世大典》的部分内容，此篇都是清朝末年徐松和文廷式由《永乐大典》中钞出的，这些原文除《仓库》一卷尚存外，其余上述各卷如今亦已散失。此外，魏源《海国图志》（道光甲辰古微堂木活字印本）中尚转载有《元经世大典地图》一幅，据魏氏在说明中称该图“得自《永乐大典》，即《元史》地理志末附西北地名二页”。如今刊载原图的《永乐大典》业已不存，幸赖《海国图志》得以保存。 《经世大典》是元代官修的政书，其内容大都来自有关机构的档案，故其史料价值极高。惜保存至今的只是极少一部分。尽管如此，它仍然受到史家的高度重视。 近年来，台湾苏振申对《经世大典》作了较详细的研究，著有《元政书经世大典之研究》，由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印行，984年5月版。可供参阅。《元朝名臣事略》本书5卷，元苏天爵编。苏天爵本卷另有传。他曾预修《武宗实录》及《文宗实录》，其著作流传至今的，除本书外，还有《元文类》和《滋溪文稿》。另有《松厅章疏》和《春风亭笔记》等，都已散佚。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苏天爵此书“记元代名臣事实，始木华黎，终刘因，凡四十七人。大抵据诸家文集所载墓碑、墓志、行状、家传为多，其杂书可征信者亦采纳焉，一一注其所出，以示有征”，基本概括了本书特点。此书取材极广博，其中有不少碑传早已散佚，全靠此书保存下来，成为研究蒙元史的珍贵资料。清朝末年福建重刊姚燧《牧庵集》时，曾取此书“互相考证，借资审定”；缪荃孙辑元明善、阎复等人的文集，也从此书中搜集了许多资料。明朝初年纂修《元史》，取材于此书的更多，例如木华黎传，差不多全采用此书。又此书47篇事略，都是元朝前期的名臣，前4卷都是蒙见《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六——一九四二三。 2见《永乐大典》卷一五九四九——一五九五○。 3见《永乐大典》卷七五一一。 古人、色目人，其余是汉人（其中无南人）；而《元史》列传前32卷都是蒙古人和色目人，卷三十三以下都是汉人和南人，可见《元史》连列传的编次也是仿照此书的。 此书元刊本极少见。92年，中华书局根据元统乙亥（335）建安余氏勤有堂刊本重新影印，开头有韩儒林撰《影印元刊本国朝名臣事略序》，序文介绍了本书作者简况、史料价值和版本状况。这是目前最好而又容易找到的版本。过去通行的清乾隆武英殿聚珍版刊本，是依据《四库全书》于敏中家藏本刊印的，因为校勘不精，差不多没有一篇没有错字和脱文，脱文多的竟达千字以上，甚至因《赵良弼传》和《贾居贞传》中间有缺页，竟把两传并为一传，而且人名、官名、地名都遵照乾隆皇帝的谕旨，一律加以改译，给研究蒙元史的人带来很大的不便，对一般读者而言，更是莫大的障碍。《历代名臣奏议》本书共350卷，明黄淮、杨士奇等奉敕编。永乐间，朱棣命翰林编修黄淮、杨士奇等编辑此书，采古名臣奏疏之类，汇集以备观览。永乐十四年（4）十二月书成进览，命刊印，赐皇太子、皇太孙及诸大臣。是书所录自商、周迄于宋、元，分4门，名目过繁，然搜罗甚富，历代典制的沿革、政事的得失等，均可一一披阅而知。 本书搜集元代诸名臣的奏议，对了解和研究元代历史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本书所搜集的元代两种重要的奏议，一是元世祖末年“东平布衣”赵天麟所上的《太平金镜策》，今虽有元刊本8卷传世，但极罕见，一般读者很难有机会睹其庐山真面目，而本书中已加收录，散见于有关各门；另一种是大德七年（303）郑介夫所上的《太平策》，未见单刻本传世。单就这两种奏议而言，其涉及元代政治生活和经济领域的各个方面，内容广泛，如投下、驱口、匠户、钞法、盐法、军站、田制等，均有所论述，对了解元代各种制度，有很大的帮助。本书有明经厂刻本、明崇祯八年张溥删节本和四库全书本，以前者为最佳。张溥删节本非足本，重要内容如赵天麟所上奏文均遭删削，故此本价值甚差。上海古籍出版社已于989年0月影印出版此书的明永乐内府刻本（即经厂本），为学人利用此善本书提供了极大方便。 《国初群雄事略》明末清初，钱谦益编撰。本书共收集元末农民起义及地方割据势力计有韩林儿、郭子兴、徐寿辉、陈有谅、明玉珍、张士诚、方国珍、李思齐、扩参见陈高华《中国古代史史科学》页329，北京出版社983年版。 廓帖木儿、纳哈出、陈友定、何真等人的起兵或割据的史料，广征博引，使一些今已散失的资料得以保存下来，为研究元末明初历史的一部重要史籍。全书“采自诸书，抵牾处不改定，参差处不画一，仍是长编之例，实非刊定之书”。 从本书作者的生卒年代及书名用“国初”二字，即可知是书编成于明朝。其具体年代一说“大约编撰于明天启六年（2）前后”2。本书有钞本多种，各种钞本的分卷也不尽相同，有5卷、4卷、不分卷等。近人张钧衡校订是书，定为2卷本，收入《适园丛书年9月，中华书局出版了张德信、韩志远点校本（4卷）。是本以沈韵斋钞本为底本，参照清钞本和《适园丛书》本加以标点校勘。《出版说明》云“对书中所引资料，其书尚存者，均取原书校核；所注资料出处不够明确的，予以查补。凡钞本中因讹、舛、衍、脱而有乖文义者，加以改正，并作校勘记附在每卷之末。”“书中所引资料原书今已散失者，用有关史料校勘，不动原文，只在校勘记中说明。”因此，中华书局版为是书最好而又易得的版本。 《国初群雄事略》，《适园丛书》本，张钧衡跋。 2980年2月中华书局出版说明。 第二节行记《西游录》本书为上、下卷，耶律楚材著。耶律楚材，本卷下册别有传。28年，耶律楚材应成吉思汗之召至蒙古怯绿连河畔的大斡耳朵。次年春，随成吉思汗大军西征，往返西域凡7年之久。据《西游录·自序》说，他于戊子（228）驰传到燕京，很多人问他西域的情况，因著此书，以省应对之烦。本书未有“戊子清明日”题记一行，可见书成于22序》写于己丑（229），为书成后翌年刊印时所作。原刊本末有“燕京中书侍郎宅刊行”一行，表明系家刻自印之本。 全书分上、下两部分。第一部分专记自北京出发以及西域各城的情形；第二部分是专门抨击长春真人邱处机的。著名学者向达在校注本书时，于其未完之作《前言》中说“记地理和反道教的两部分都很重要。”他又指出，《西游录》、《长春真人西游记》二书，“都是十三世纪记述天山以北和楚河、锡尔河、阿姆河之间历史地理最早最重要的书。第八世纪中叶以后，关于天山以北以至于葱岭以西楚河、锡尔河、阿姆河一带，游历其地归而以汉文记载游踪的，绝无其人、其书。《宋史·高昌传》只凭王延德所记，略及北廷，如大食、拂林诸传不过得之传闻而已。到了十三世纪《西游录》、《西游记》二书，始首先对于上述诸地目识亲览所得，著成文字，公诸于世。”他还说“二书也是研究十三世纪楚河、锡尔河以及阿姆河地区历史的重要资料。”向达的《前言》系未完之作，故对本书第二部分的价值未及作评价。今就其内容看来，反映当时释、道两教的矛盾由来已久，斗争之激烈，跃然纸上，也可见当时释门中多方诋毁道家的一斑。《西游录》刊行以后，最早收录它的是元代盛如梓的笔记《庶斋老学丛谈》，但仅节录其西游地理的一部分凡八百余字。92年，日人神田信畅在日本宫内省图书寮发现一旧钞本足本，927年神田据以排印出版，后《六经堪丛书》曾据之重印，是为过去通常使用的足本。98年中华书局出版向达校注本，虽注释偶有疏忽之处，但仍不失为目前最佳而又易得的版本。 《北使记》、《长春真人西游记》《北使记》金乌古孙仲端撰，刘祁记。乌古孙仲端本名卜吉，字子正，《金史》卷一二四有其传。 本书记作者出使北朝（蒙古）、西域期间沿途的所见所闻，对山川地理、风俗人情、物产状况等均有记载，可供了解十三世纪二十年代的蒙古和西域见《知不足斋丛书》。 情况作参考。 王国维《古行记校录》四种曾收有此书，对书中磨里奚等几个部族名作了注解，见《王国维遗书》第十三册。此外，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及983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刘祁《归潜志》点校本，亦收有本书。《长春真人西游记》共2卷，为金元之际李志常撰。志常（93—25）字浩然，号真常子，又号通玄大师，是金、元之际全真道领袖邱处机（48—227，号长春子）的弟子，后掌全真道门（238—25）。己卯（29）冬，成吉思汗遣侍臣刘仲禄持诏至莱州（今山东掖县），敦请邱处机赴西域“问道”。次年正月，邱处机率门徒尹志平、李志常等8人启程，在燕京（今北京）、宣德（今河北宣化）等地盘桓多时。辛巳（22）春二月，离宣德，取道漠北西行，中经野狐岭（今河北万全膳房堡北）、抚州（治今河北张北）、盖里泊（今内蒙古太仆寺旗南）、鱼儿泺（今内蒙古达里诺尔），东北行至斡辰大王帐（今内蒙古新巴尔虎旗东），转西北行至陆局河（今克鲁伦河）入阔连海子（今呼伦湖）处，沿河南岸西行，又经窝里朵（当在杭爱山北麓）、阿不罕山（今蒙古科布多省东部之宗海尔罕山）北、金山（今阿尔泰山）、鳖思马（即别失八里）、昌八剌（即彰八里，今新疆昌吉）、阿里马（即阿力麻里，今新疆霍城东3公里之阿脱诺克）、大石林牙（即虎思斡耳朵，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西南布拉纳古城）等，复经霍阐没辇（今锡尔河）及其以西诸地，于同年月8日至邪米思干（即撒马耳干，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壬午（222）三月，复经碣石（今撒马尔罕以南之沙里夏勃兹地方），过铁门。渡阿母没辇（今阿姆河）东南行，于同年四月至大雪山（今阿富汗兴都库什山）晋见成吉思汗。五月返回邪米思干。八月，再抵成吉思汗驻地，入帐论道。九月下旬，三抵邪米思干。十月，离此东还。癸未（223）六月初渡碛。宿渔阳关（当即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北之吴公坝），复经丰州（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白塔镇）、下水（今内蒙古岱海）等地，于同年秋八月回到宣德，并于甲申（224）回到燕京；丁亥（227）七月，病逝。 邱处机死后，李志常写成《长春真人西游记》一书，以亲随其师西游之经历，记述所经山川道里和沿途所见风俗人情等见闻，并兼及邱处机生平，是研究十三世纪漠北、西域史地的重要资料。此书过去鲜为人知，乾隆年间钱大昕从苏州玄妙观《道藏》中钞出，并为之作跋加以表彰，才得到学术界的重视。近人王国维为之作校注，是目前较好而又易得的本子，见《王国维遗书》。 《蒙鞑备录》、《黑鞑事略》《蒙鞑备录》南宋赵珙撰。此书原题“朱孟珙撰”，误，王国维《蒙鞑备录笺证》已辨正。宋宁宗嘉定十四年（22），赵珙奉其上司贾涉之命，往河北蒙古军前议事，至燕京，见到总领蒙古大军攻金的木华黎国王。他将自己出使期间的见闻著录成书。全书分立国，鞑主始起，国号年号，太子诸王，诸将功臣、任相、军政、马政、粮食、征伐、官制、风俗、军装器械、奉使、祭祀、妇女、燕聚舞乐共7目，为研究当时蒙古国和幽燕一带的历史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史料。 本书现存最早版本是《说郛》本，92年刊行的王国维《蒙鞑备录笺证》是通行诸本中较佳而又易得的本子，见《王国维遗书》。 《黑鞑事略》南宋彭大雅撰，徐霆疏。大雅字子文，鄱阳（今江西波阳）人，宋嘉定七年进士，官朝请郎，出为四川制置副使。史书载其嘉熙四年（240）使北。淳祐三年（243）守重庆，蜀地残破，大雅重筑重庆城，以御利、阆，蔽夔、峡，为蜀根柢，人德之，为立庙。卒谥忠烈。据王国维《黑鞑事略跋》之研究，彭、徐二人分别于壬辰（232）和乙未至丙申（235—23）年间作为南宋使节的随员，前往蒙古大汗居留的草原。彭大雅是书状官，先将自己的使蒙见闻写成书稿，徐霆随使归宋，亦将其见闻记录编撰成稿。后二人相遇，各出所撰以相互参考，遂以彭著为定本，把徐霆的不同记载作为“疏”写在各有关事项之下，合成本书。书中顶格书写者为彭大雅原书，其低一格者是徐霆之疏。本书内容丰富，从多方面介绍了蒙古国的主要人物、地理气候、游牧围猎、人们的衣食住行、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历法和占筮、差发赋税、贸易贩贾、官制和习惯法、军事装备、行军扎营，布阵破敌、作战方法、军马将帅以及所属各投下状况等等。全书共分“其主”、“其子”等48条。所记内容为作者身历其境、耳闻目睹的记录，故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是研究十三世纪上半叶蒙古国历史的重要资料。王国维925年为本书作跋，指出“此书所贡献，当不在《秘史》、《亲征录》之下也”。本书通行诸本中以925年王国维笺证本为佳，见《王国维遗书》。 《纪行》、《西使记》《纪行》卷，张德辉撰。张德辉，《元史》卷一六三有传。他是金朝御史台的下级官吏，金亡后，为真定军阀史天泽幕僚，充当经历官。《元朝名臣事略》卷十载其事迹。247年，忽必烈在漠北潜邸召他北上询问当世事。德辉从中原北上，途经驴驹河（今克鲁沦河）、浑独剌河（今土剌河）、和林城及塌米河等地而达于忽必烈驻地。本书是他记录这次北上的经历及沿途所见所闻，对于当时蒙古族居住的大漠南北风土人情，生产和生活状况以及地理情况记述颇详，对研究蒙古国时期的历史和地理状况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本书原载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一○○《玉堂嘉话》卷之八，常见的有《四部丛刊》初编本。 《西使记》卷，刘郁撰。元宪宗蒙哥即位后，命其弟旭烈兀西征，征服木剌夷、黑衣大食及西亚大片土地。蒙哥九年（259）正月，常德（字仁卿）奉命驰驿西觐旭烈兀，他从和林出发，途经昏木辇（今蒙古与新疆交界处布尔根河）、龙骨河（今新疆乌沦古河）、阿力麻里（今新疆霍城西北）、忽章河（今锡尔河）、撒麻耳干、阿姆河等地，到达旭烈兀驻营地，往返共4个月。归国后口述其经过见闻，由刘郁加以记录而成此书。书后有“中统四年（23）三月，浑源刘郁记”。 常德的西使比起耶律楚材和邱处机来，要晚四十年左右，在此期间，经过蒙古的几次西征等重大历史事件之后，中亚的面貌有了相当大的变化。本书的有关叙述，为人们了解十三世纪中期中亚的情况提供了宝贵的史料。本书对旭烈兀西征的经过以及西亚等地的风土人情也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正可补其他汉文史籍之所缺。 本书原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九四《玉堂嘉话》卷之二。后被收入《古今说海》等多种丛书之中。王国维为本书作过校录，见《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古行记校录》。 《真腊风土记》、《岛夷志略》、《安南行记》《真腊风土记》卷，周达观撰。达观自号草庭逸民，温州路永嘉县人。元成宗元贞元年（295）六月，决定遣使者赴真腊，命周达观从行。次年二月离明州（今宁波），二十日自温州开船，三月十五日抵占城。中途逆风不行，于是年秋七月始达；大德元年（297）六月回舟，八月十二日回到四明，往返历时一年半左右，在该国居住约一年。他返国后，据其亲身见闻写成此书。 真腊即今柬埔寨。公元十至十三世纪为其文明最灿烂的时代，也称吴哥时代。本书便是反映吴哥时代情况的著作。它记载柬埔寨十三世纪末叶多方面的事物，所记凡城郭、宫室、服饰、官属、三教、人物、产妇、室女、奴婢、语言、野人、文字、正朔时序、争讼、病癞、死亡、耕种、山川、出产、贸易、欲得唐货、草木、飞鸟、走兽、蔬菜、鱼龙、酝酿、盐醋酱麴、蚕桑、器用、车轿、舟楫、属郡、村落、取胆、异事、澡浴、流寓、军马、国主出入共40则。前有总叙。书中城郭等则记载了国都中许多伟大的建筑和雕刻，此外，本书还广泛记述了当地人民的经济活动、生活状况、语言文字、宗教信仰、风俗人情等情况，是现存的关于柬埔寨中古时代文物风俗生活的唯一记载。夏鼐先生在本书《校注者序言》中指出，“连柬埔寨本国的文献中，也没有像这样一部详述他们中古时代文物风俗生活的书籍，所以研究柬埔寨历史的学者对它极其重视。”元廷元贞遣使真腊一事，《元史》不载，赖此书存其梗概；又《元史·外国传》未列真腊，此书可补其缺。本书对研究十三世纪元廷与真腊的通商等友好关系也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 本书的版本甚多，元末所刻陶宗仪《说郛》收有此书，盖为本书最早的刊本。夏鼐先生的《真腊风土记校注》（中华书局，98），以影印明刻《古今逸史》本为底本，对勘各本，并采中外各家之长，加抒己见，进行注释，是目前最好而又便于阅读的本子。 《岛夷志略》卷，原名《岛夷志》，现存诸本并作今名，当系明人抄本所改。作者汪大渊，曾两次随商船游历东西洋许多国家，所到地方，皆记其山川、习俗、风景、物产以及贸易等情况。至正己丑（349）冬，大渊路过泉州，适泉州路达鲁花赤偰玉立命吴鉴修《清源续志》（清源，泉州旧名），遂请熟悉东西洋诸地情况的汪大渊撰《岛夷志》，附于《清源续志》之后。次年，作者携《岛夷志》归南昌，单独刊印以广流传。 本书共分00条，除末条“异闻类聚”系抄撮前人旧记而成者外，其余99条皆记作者亲身游览，耳目所亲见之事，每条大抵记述一个国家或地区，有些条还附带提到邻近的若干地方。全书所记涉及的国名和地名达二百二十余个，其中有不少是首次见诸我国著录。本书涉及的地理范围，东至今菲律宾群岛，西至非洲。此书上承宋周去非《岭外代答》，赵汝适《诸番志》，下启明马欢《瀛涯胜览》、费信《星槎胜览》等书，其价值更超过了宋明诸作，因作者所记皆为亲历而非凭耳闻，所以，本书是研究元代海外贸易和十四世纪亚非各国史地的十分珍贵的资料，为中外学者所瞩目。从近人沈曾植开始，为此书作校注、翻释、考释者颇不乏人。此书及《清源续志》的元刻本均佚。98年中华书局出版苏继顷《岛夷志略校释》，集诸家之说，取长补短，择善而从，并考其未备，为最新研究成果。是目前较好的本子。 《安南行记》一作《天南行记》，卷，徐明善撰。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288）冬十一月，命李思衍为礼部侍郎，充国信使，以徐明善等为副使，同使安南。本书即记此次出使事。 本书有商务印书馆排印《说郛》本，宛委山堂《说郛》本题作《天南行记》。 《北巡私记》刘佶撰。作者元末供职于朝廷，跟随元顺帝一行仓皇北逃，并将此事美化为“北巡”，故名其书为《北巡私记》。全书记载自至正二十八年（38）闰七月至三十年正月，共十七月之事，所记多为元顺帝仓促北逃以及最后死去的经过，其中对逃亡的路线、途中的狼狈情状、统治阶级间的倾轧及腐朽劣迹等，均有生动的记载。关于这段史实，本书是现存的唯一汉文记载，且为作者所亲自经历，故有较珍贵的史料价值。柯劭忞于光绪戊申（908）得此书时，称之为“希世之秘笈”，“如获海外奇珍，自诧为平生第一幸事”。此言不无道理。本书有《云窗丛刻》本。 第三节其他史料《平宋录》、《庚申外史》《平宋录》卷，刘敏中撰。刘敏中历仕元世祖、成宗、武宗诸朝，《元史》有传。平生著述除本书外，尚有《中庵集》25卷，其中卷是碑铭、墓志、行状，有关元前期的资料十分丰富。 本书专记元朝征服南宋经过。常见有《守山阁丛书》本。 《庚申外史》权衡编。权衡，字以制，号葛溪，元末明初江西吉安人。 元顺帝至正年间曾隐居于河南漳德府一带28年。不应元聘，著书甚多。本书记元顺帝妥欢贴睦尔一朝历史，因元顺帝生于庚申年（延祐七年，320），称庚申帝，故书用此名。本书上起元统元年（333），下迄至正二十八年（38），全书用编年体写成。所纪史实，多为《元史》和其他著作所无，叙事生动、具体；由于作者在整个元末农民战争期间都在河南一带，对当时声势浩大的农民战争多耳闻目睹，故本书对研究元末农民战争以及当时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本书在地名人名及事件年月上，由于作者根据一时传闻记录，无文书可以检寻，故不免有所抵牾，这是本书的不足之处。 此书《宝颜堂秘笈》、《学海类编》、《学津讨原》、《海山仙馆丛书》、《豫章丛书》、《丛书集成》初编等均曾收入，各本文字互有异同。99年，中州出版社出版任崇岳《庚申外史笺证》，为读者提供了很大方便。 《明氏实录》卷，明杨学可撰。学可名敏，字学可，以字行，人号清风先生，四川新都人。曾拜元儒杜圭为师，博通经史。当其学成之时，适逢元末兵起，乃避居云南昆明，讲论六经。后复归西蜀，其时适当明玉珍强盛之时，明玉珍授他国子助教，他坚辞不受。入明以后，赴京诉老疾，辞归西蜀，继续从事教书工作。明刘惟德为之撰《清风先生传》。 本书记元末农民起义四川首领明玉珍及其子事迹始末，较之《明太祖实录》中的《明玉珍传》，次序大体相同而内容更详细，就具体史实而论则互有异同，兹举二例其一，关于明三其人，《明氏实录》称明三原姓万名胜，是明玉珍手下的一名战功卓著的人物，明玉珍称帝后复其姓名为万胜，拜为司马。但《明太祖实录》卷一六《明玉珍传》及张廷玉《明史·明玉珍传》均将万胜作“明二”。徐松在《明氏实录》校补中已指出后两书的这一错误，见《北京图书馆馆藏古籍珍本丛刊》。 见张奉书等《新都县志》卷十一《艺文》。 并说“明三为是”。其二，关于明玉珍对待宗教的态度问题，《明氏实录》与《明太祖实录》的记载亦互有异同，相同的是两书均称明玉珍曾“去释老二教”；不同的是《明氏实录》载明玉珍在去释老二教的同时一并去弥勒堂，而《明太祖实录》的记载则与此截然不同，说他是“去释老而专奉弥勒法”，这一问题既涉及明玉珍的宗教信仰及其对弥勒法的态度，又涉及他与元末南方红巾军的关系等方面的问题。由此可见，本书确有其重要价值，它既足与正史相互参考，又可订正如《明太祖实录》等史料价值很高的史籍的某些错误。此外，本书的成书年代，很有可能早于明建文时以方孝孺为总裁而编修的最初之《明太祖实录》。若如此，则本书更值得人们重视。加之作者为四川人，对明玉珍父子在四川的所作所为耳闻目睹，了解较深刻。这些均说明本书的史料价值较高。 本书原无注，清徐松据《明太祖实录》等为之校补，节省了后人翻检之劳，且在有些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收于《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第五集。此外尚有《学海类编》本等。983年，四川重庆发现明玉珍《玄宫之碑》，为研究明玉珍事迹及整理本书提供了新的资料。 《保越录》、《高丽史》《保越录》卷，徐勉之撰。本书记至正十九年（359）朱元璋与张士诚两部争夺绍兴事。是年，朱元璋遣胡大海攻绍兴，张士诚将吕珍据守，三月不下，胡大海退去。当时张士诚已降元，本书作者站在元朝的立场，褒张贬朱。但对战争经过，叙述颇详，可补史文之缺。 本书常见有《学海类编》本。 《高丽史》39卷，朝鲜李朝郑麟趾撰。作者奉王命修撰此书，书成于李朝文宗元年（明景泰二年，45）。全书用汉文写成，体例悉仿中国正史。全书计分世家4卷，志39卷，表2卷，传50卷，目录2卷，记载朝鲜历史上高丽王氏王朝的事迹。高丽王氏王朝起自98年，迄于392年，大体与我国辽宋金元时期相当。凡32主，其中熙宗至恭愍王凡主在位期间（200—38）约当成吉思汗兴起至元朝灭亡。本书为了解高丽与蒙古、元朝的关系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且对了解元朝的政治、经济、农民战争的活动等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资料。 本书有日本明治四十一年缩印三册本。957年朝鲜平壤影印三册本。 参见丁国范《杨学可及其lt;明氏实录gt;》，《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7辑，983年。第四节笔记《齐东野语》、《癸辛杂识》、《归潜志》、《山居新语》《齐东野语》20卷，周密撰。作者字公谨，自号草窗，又号弁阳啸翁、萧斋、泗水潜夫、华不注山人、弁阳老人等。祖籍济南。其曾祖泌，自济南迁居吴兴，至密四世。其家世代为官，本人在宋宝祐年间任义乌令；入元不仕，寓杭，居癸辛街，以南宋遗老自居，交游很广，故见闻甚博。是书用《齐东野语》之名，乃作者不忘祖籍之意。书中所记，多宋元之交的朝廷大事，很多可补史籍之不足，如“李全始末”，“端平入洛”，“二张援襄”等，都是很有价值的资料。本书以中华书局983年张茂鹏点校本最为方便。 《癸辛杂识》卷，这是周密寓居癸辛街时所写的另一部笔记。主要记载宋元之际的琐事杂言，这是区别于《齐东野语》的地方。书中所记如“襄阳始末”、“佛莲家资”、“方回”（降元宋臣）等条，史料价值甚高。本书以中华书局988年月吴企明点校本最为方便。 《归潜志》4卷，刘祁撰。作者为金末元初人。书名“归潜”，乃作者未仕元时，自署其居。本书一至六卷为金末诸人小传；七至十卷杂记轶事；卷十一记金哀宗亡国始末，保存了大蒙古国窝阔台汗攻灭金朝的宝贵史料。后元修《金史》，多采此书。本书以中华书局983年崔文印点校本最为方便。此外尚有《知不足斋丛书》本、《学海类编》本等。 《山居新语》本书4卷，一作《山居新话》，杨瑀（285—3）撰。 作者字元诚，号山居，晚年自号竹西居士。其五世祖自婺迁杭，遂为杭人。文宗天历间至京师，历仕广成局副使、中瑞司典簿。后至元六年（340）参预逐权臣伯颜之谋，以功超授奉议大夫太史院判官，继升同佥院事。至正十五年（355）起为宣政院判官，改建德路总管。十七年以浙东宣慰使致仕。二十一年七月卒。杨维桢《东维子文集》有其神道碑。本书是作者致仕退隐杭州时所作，书中有不少关于典章制度和政治活动的记载，对于了解元末史事颇为有用。常见有《武林往哲遗著》本。 《庶斋老学丛谈》、《静斋至正直记》、《遂昌山樵杂录》、《农田余话》《庶斋老学丛谈》3卷，盛如梓撰。此书辨论经史，亦间及朝野轶事。 盖作者犹及与元初故老游，故所记俱有根据。如刘好礼任吉利吉思、撼合纳、谦谦州、益兰州等处断事官期间，曾亲见北边昼长夜短之现象，即载于此书，常为研究北边历史地理者所引用。本书通常有《知不足斋丛书》本。 《静斋至正直记》4卷，一称《静斋类稿》，别名《静斋直记》，通称《至正直记》。前人以为此书系元孔齐著。其实本书作者应为元孔克齐。克齐字肃夫，号行素，一号静斋，孔子55世孙，荐授黄冈书院山长，召为国史编修，元末避兵居鄞之东湖，记其见闻，备得人情物态之详，对了解当时情况颇有参考价值。从所记内容可以得知，是书之成书年代当不会早于元顺帝至正二十五年（35）。书中关于文人逸事的记载，甚为精彩，如《松雪遗事》条即为一例。常见有《粤雅堂丛书》本、972年台湾世界书局影印清抄本。 《遂昌山樵杂录》郑元佑（292—34）撰。作者生于元中叶，上及见宋诸遗老，下及见泰不华、倪瓒（云林）等人。是书记述以宋代轶闻较多，有《学海类编》、《稗海》、《读画斋丛书》本。 《农田余话》2卷，长谷真逸撰。作者本名张翼，一称长谷真逸，吴人。是书多记作者亲身经历的元末及张士诚割据东南等史事，常为研究元末农民战争的学者所引用。通行有《宝颜堂秘笈》本。 《乐郊私语》、《草木子》、《辍耕录》《乐郊私语》卷，姚桐寿撰。本书系作者自桐江移居海盐后之作品，书成于至正二十三年（33），所记多平日耳闻目睹之事，全系条文式，各条互不联系。书中对杨完者苗军武装镇压农民起义及张士诚在嘉兴的活动记载较详，对研究元末江南农民起义有参考价值，其自称以“乐郊”名书之故为“天下土崩，余犹得拈弄笔墨，如此，海上真我乐郊也”。通行有《学海类编》本。 《草木子》4卷，叶子奇撰。作者为元末明初文人。其书凡8篇，自天文、地理、物象等皆一一辨析，其记元代故事，亦颇详核。研究元末农民战争者常引此书。通行有中华书局959年断句本。 《辍耕录》一名《南村辍耕录》，30卷。陶宗仪撰。宗仪字九成，号南村，元末明初浙江黄岩人，生卒年月不详。元末兵起，宗仪避乱松江华亭之泗泾，诸生买地结庐，命其宅曰“南村草堂”，由杜待制为之书额2。遂居以老。晚年闭门著书，作品甚多，世传除本书外，尚有《说郛》00卷，《书史会要》9卷，《四书备遗》2卷等。时人孙作（大雅）《沧螺集》中丁国范《lt;静斋至正直记gt;三议》，《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辑，98顷堂书目》卷十二《类》。 陶宗仪的生卒年月，其友孙作《沧螺集陶先生小传》及《明史·文苑传》等均未述及。924年，《通报》刊载法人伯希和《说郛考》一文，推测陶氏生年“或在320年前后”；938年，日本京都文化研究所《东方学报》第九册刊登渡边幸三《说郛考》一文，主陶氏为元至元元年前后生；93年月《大陆杂志》第2卷第期发表昌彼得《陶宗仪生年考》，考定陶氏生于延祐三年康熙）《松江府志》卷二四《第宅》。 有其传。 本书是作者避兵松江华亭期间，于耕作之余的随手札记，至正末，由其门生加以抄录整理，分类汇编而成。此书内容庞杂，“上兼六经百氏之旨，下极稗官小史之谈”；“凡之内，朝野之间，天理人事，有关于风化者，皆采录之”3。由于作者知识的广博，对元代掌故、典章制度的熟悉，尤其对元末东南地区农民起义等状况，更是亲身见闻，再加之本书取材广泛，从而使本书有颇高的史料价值，成为一部享有盛名的笔记。《辍耕录》相当大的一部分条目，系抄自前人或同时代人的著作，但这些被抄录的著作有些现已不存，它们的部分内容反而赖本书得以保存。如卷二一“宫阙制度”条，原当出自《经世大典》，但原书今已不存，仅见于此。又如卷一“氏族”等条，对元史研究有很重要的价值，可与拉施都丁《史集·部族志》部分相互参考，常为中外学者所引用。还有部分条目，如卷二七《旗联》、《扶箕诗》、卷二八《刑赏失宜》、卷二九《纪隆平》等，对研究元末农民战争有重要史料价值，一再为学者们所引用。此外，卷二四《黄道婆》等条，为了解元代生产状况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卷一九《射字法》等条目，则为研究元代松江方言提供了参考资料。总之，《辍耕录》的价值是多方面的。 《辍耕录》有元末刻本及明刻本多种。959年中华书局据武进陶氏影元刻本为底本，断句重印，读者称便。 3分别参见孙大雅《南村辍耕录叙》；邵亨贞《南村辍耕录疏》。 第五节政书《宪台通纪》官修，编于元顺帝至元二年（33）。本书系元代有关御史台的典章制度的汇编，主要记载世祖至元五年到顺帝至元二年的御史台建官定制、司属沿革、员额损益及有关诏敕等。为研究元代监察制度的重要史料之一。原书早佚，现存于《永乐大典》卷二六○八中。 《宪台通纪续编》，官修，本书亦为元代有关御史台的典章制度的汇编，主要收编后至元二年到至正十三年的典制掌故等文书。为研究元代监察制度的另一重要史料。原书亦早佚，现存于《永乐大典》卷二六○九中。 《南台备要》刘孟琛等撰。刘孟琛至正初为南台令史。本书是南御史台的有关典章制度的汇编。书中还保存了一些元朝政府策划镇压农民起义的档案资料，原书已佚，现存于《永乐大典》卷二六一○至二六一一中。 《秘书监志》卷，王士点、商企翁编。士点字继志，东平人。至顺元年起历任通事舍人、翰林修撰、秘书监管勾等职。企翁字继伯，济阴人。国子监贡士，至正元年由翰林典籍迁秘书监著作佐郎。两人于至正二年合撰此书。本书记述秘书监及其所属各机构的组织、规模、官吏、工匠的题名、待遇，天文阴阳人员的考试程式等。对编纂《大元一统志》的经过，本书亦有详细记载。此外，书中还登录了北司天台译写域外天文资料的名称。故本书对研究元代科学文化有很高价值，对研究中外文化交流也有重要意义。本书有《广仓学窘丛书年月，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高荣盛点校本，为本书最新而又方便的本子。 第六节地方志研究元代历史，地方志中的有关史料日益为学者们所重视。这类史料，在元代纂修的方志中固然较多地存在，在明，清两代编纂的方志中，也时有发现；它们的涉及面很广，山川形势、地理沿革、物产状况、经济生活、赋役制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地方组织、阶级斗争、名胜古迹、人物传记、艺文图籍等，无不与之有关。虽然就每一种具体的方志而言，其涉及面不可能如此广泛，它们之间的价值也各有差别，但就总体而言，则确是如此。其中有些史料既不见于明初官修的《元史》，甚至也不见于元人的文集。如果说史学界前辈陈垣先生当年曾主要依据元人文集的有关史料而撰成其名著《元代西域人华化考》，则可以预料在今后的年代里，将有人依据方志中有关元代的史料，写出别开生面的论著。当前的关键是我国现存方志卷帙浩繁，这一宝库中的有关史料尚有待人们认真去发掘。这里只能将现存的元代方志分别介绍于下。 《大元大一统志》官修。至元二十二年（285），忽必烈下令“大集万方图志而一之，以表皇元疆理无外之大”，“诏大臣近侍提其纲，聘鸿生硕士立局置属，庀其事”，具体由秘书监负责此项工作。秘书监于至元二十三年试图根据“汉儿田地里”原有的文字图册450册，加上“回回图册”，将其合成“一个图子”。至元二十四年，又得到了湖南秀才虞应龙编成的《统同志》稿本，其数量颇为可观，达两驿船之多，再加上在其他各地采集到的图志，进行综合添改，于至元三十一年（294）完成了此书的大部，“编类天下地理志书，备载天下路府州县古今建置沿革及山川、土产、风俗、里至、宦迹、人物，赐名《大一统志》”。凡483册，计787卷。但边远地区的有关资料这次并未收齐，因而这些地区的图志也未编出。成宗即位后，遵其祖父忽必烈的遗愿，继续这项编纂工作。在他即位不久，云南、辽阳等边远地区陆续“报到沿革及各处州县多有分拨陆改不同去处”，乃以集贤大学士卜兰禧、昭文大学士秘书监岳铉主其事，于大德二年（298）二月编成云南等处图志通计58册。次年，又编成辽阳等处图志并至元《大一统志》全部目录共计8册。大德四、五两年，又对原已编就的787卷《大一统志》进行仔细校勘并添改沿革，在此基础上组织人力抄清。直到大德七年（303），才最后完成了这部卷帙浩繁的巨著，共00册，300卷，定名为《大元大一统志》，书中并有“彩画地理图本”。 本书的编纂时间前后长达8年之久。本书是一部地方总志，涉及面广，《大元大一统志》的编纂情况，均见《秘书监志》卷四《纂修》，《广仓学窘丛书》甲类第一集。《元史·地理志》多取材于此书，《大明一统志》当亦以此为蓝本。 此书所引事迹，如大都寺观之壮丽，古迹之纷繁，多他书所未见。书中延安路狄青、韩琦等人事迹均出《宋史》，但与今本《宋史》多不合，因其所据是元初所修《宋史》，而非现存的元末脱脱所修的《宋史》所致。此书于元至正六年（34）曾有刻本，今仅存其残本。明万历进士焦竑《国史经籍志》卷三称“《元一统志》一千卷”，表明此书当时尚散失不多。魏源《海国图志》载“闻国初昆山徐尚书修一统志时，元一统志尚存，而灾于传是楼之劫。”2本书散失经过，于此可见一斑，金毓黻曾有辑本并加考证，收在《辽海丛书》内。后赵万里又加辑录，分成0卷，名《元一统志》，9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云南志略》、《至元嘉禾志》、《大德昌国州图志》、《大德南海志》《云南志略》卷，李京撰。京字景山，河间人，大德五年（30）任乌撒（今云南威宁）、乌蒙（今云南昭通）宣慰副使，参与了镇压当地少数民族起义的活动。作者在其任职期间，“周履云南，悉其见闻，为《志略》四卷”3。原书早佚。陶宗仪《说郛》收有卷，为“云南总叙”和“诸夷风俗”两部分，并非完本。但就其内容而言，仍然很有价值，因为它是元代有关云南民族状况的较为详尽的文献。 本书现存《说郛》本以商务印书馆本较佳，而《说郛》宛委堂本虽亦收有此书，但内容较少。 《至元嘉禾志》32卷，徐硕纂。硕曾任嘉兴路教授。此书修于至元甲申（284），至戊子岁（288）刊行。此书记元嘉兴路事。嘉禾为宋秀州（后改嘉兴府）郡名。全书凡43门，序次甚详。“其时江南初入版图，惟沿革、城社、户口、赋税、学校、廨舍、邮置数门稍有增改，其余大率沿宋《志》之旧文耳。”本书有清道光十九年（839）刊本，《四库全书》本等。 《大德昌国州图志》7卷，冯福京修，郭荐纂。福京，潼川（今四川三台）人，昌国州（今浙江定海）判官。荐，乡贡进士，鄞县教谕。书成于大德二年（298）七月，原本卷首有三图，故名图志，今图缺而志存。全书分为8门《叙州》、《叙赋》、《叙山》、《叙水》、《叙物产》、《叙官》、《叙人》、《叙祠》。多记当代事，然较简略，对了解当地赋税、学校、寺观及其占地状况等均有史料价值。 2《海国图志》卷二，道光甲辰古微堂木活字印本。 3虞集《云南志序》，《道园学古录》卷五。 钱大昕《跋至元嘉禾志》，《潜研堂文集》卷二九。 此书有《四库全书》本、《宋元四明六志》本。 《大德南海志》陈大震、吕桂孙纂修。书成于大德八年（304）。原书20卷，已散佚，现残存元大德刻本5卷（卷六至十），其中有关元代广州的赋税、物产以及舶货等记载很有价值，特别是卷七《舶货》后附“诸蕃国”名，是研究当时海外交通的珍贵史料。本书除上述残存的元大德刻本外，《永乐大典》残卷中亦保存了该志的部分内容，主要见于卷一九○五至一九○七，《广·广州府》门。 《延祐四明志》、《至顺镇江志》、《齐乘》、《至正四明续志》《延祐四明志》20卷，袁桷（2—327）等撰。桷字伯长，号清容居士，元庆元鄞县（今浙江宁波）人，自大德初年起，历任翰林国史院检阅官，国史院编修官，集贤直学士，翰林直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等职，“朝廷制册，勋臣碑铭，多出其手”。《元史》卷一七二有传。书成于延祐七年（320），分《沿革》、《土风》、《职官》、《人物》、《山川》、《城邑》、《河渠》、《赋役》等2考，每考各系小序。作者熟悉风土掌故，本书材料较丰富，考证较精审，为当时所推重。 原书20卷，现缺卷九至十一。有《宋元四明六志》本、《四库全书》本。 《至顺镇江志》2卷，俞希鲁纂。希鲁字用中，永嘉平阳（今浙江平阳）人。从其父德邻侨寓镇江。曾官从仕郎，衢州路江山县尹。宋濂为其撰《俞先生墓碑》。此书前列郡县表、官制表，次分地理、风俗、户口、土产、田土、赋税、山水、神庙、僧寺、道观、学校等27门，研究元史的同行们认为这是元代编得最好的一部方志，对于研究元代地方政府组织、城市经济、赋税制度、宗教活动都很有好处。例如，书中关于也里可温教的记载，就是珍贵的史料。 本书常见的版本是道光二十二年（842）丹徒鲍氏刻本，990年江苏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齐乘》卷，于钦纂。钦字思容，益都人，历官国子助教，兵部侍郎，益都路总管。时人柳贯为之撰《于思容墓志铭》。此书所叙以益都、般阳（治今山东淄川）、济南三路为主，附述高唐、禹城、聊城、东阿等州县，分为沿革、分野、山川、郡邑等库简明目录》称本书“首尾淹贯，而叙述不冗不漏，在元代地志之中，极为有法。”其实此书着重古今沿革，对当代制度等则甚为简略，为人们提供的史料并不多。 见《宋文宪公全集》卷三一。 见《柳待制文集》卷十一。 本书有元至正刻本及明刻本，常见的有乾隆四十六年（78）刊本。 《至正四明续志》2卷，王元恭纂。元恭字居敬，号宁轩，真定（今河北正定）人。至元六年（340）任庆元路（治今宁波）总管，续补《延祐四明志》而撰此书。书成于至正二年（342），内容有沿革、土风、职官、人物、城邑、山川、河渠、土产、赋役、学校、祠祀、释道、集古等类，其中关于“市舶物货”的记载，为研究海外贸易的重要资料。本书有《宋元四明六志》本。 《至正金陵新志》、《昆山郡志》、《无锡县志》、《析津志》《至正金陵新志》5卷，张铉纂。铉字用鼎，光州（今河南潢川）人，奉元路学古书院山长。书成于至正四年（344），分地理图、山川志、官守志、田赋志、兵防志等7门。本书详于历史沿革，其他部分比较简略，但其中关于元代官制、兵制的记载，具有参考价值。 本书有元刻本、元刻明修补本传世。《四库全书》亦收有此书，惟书名误作《至大金陵新志》。 《昆山郡志》卷，杨譓纂。作者浦城（今福建浦城）人。元昆山州州治即今江苏太仓，系当时一个新兴的港口，此书载有关于海运和市舶的资料。常见版本为《太仓旧志五种》本。 《无锡县志》4卷，王仁辅纂。作者字文友，梁溪人。他刻苦读书，颇有学问，里人倪昭基延以教其弟瓒。是书成于至正元年（34），四库馆臣谓其“不著撰人名氏”，“是明初所修也”。未必正确。南京图书馆有旧抄本，谓是书作者为“元巩昌王仁辅”，共3册。 《析津志》熊梦祥撰。梦详字自得，江西丰城人，人称松云道人。元末，以茂才异等荐为白鹿书院山长，授大都路儒学提举、崇文监丞，以老疾归，年九十余。作者出任崇文监期间，不但有接触大量内府藏书和文献资料的机会，而且可周览大都（今北京）及所属地区的山川名胜，对当地作实地的考察，为撰写本书创造了条件。 元大都旧称为析津。析津本古冀州之地。辽时改称南京析津府，治析津宛平（即今北京西南）。故本书为最早记述今北京地区的一部专门志书，是研究这一地区地理、历史的宝贵资料。书中对元大都的城池、坊巷、官署、庙宇、人物、风俗、学校等都有较详细的记载。惜原书早已亡佚，今由北京图书馆善本组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从《永乐大典》等古籍中辑佚而成，名《析津志辑佚》，983年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可窥其梗概。 第七节诗文集《元文类》、《天下同文集》、《元诗选》《元文类》70卷，本名《国朝文类》，苏天爵编。本书是元代最重要的一部总集，编者生平事迹可参见《元朝名臣事略》条。苏天爵以20年的努力，“搜摭国初至今（元顺帝即位之初——引者）名人所作，若歌诗、赋颂、铭赞、序记、奏议、杂著、书说、议论、铭志、碑传，皆类而聚之凡得若干首，为七十卷”。其编选与取舍的原则如下“然所取者，必其有系于政治，有补于世教，或取其雅致之足以范俗，或取其论述之足以辅翼史氏，凡非此者，虽好弗取也。”全书共收诗、文八百余篇（其中大半为文），按文体分作43类。时人陈旅评论说，“百年文物之英，尽在是矣”。 《元文类》对于元史的研究有极重要的参考价值首先，不少元代的重要文献，赖其保存，如史料价值极高的《经世大典》现已不存，但我们从《元文类·经世大典序录》可以略见各“典”的子目，甚至部分“政典”的内容，如“征伐”、“招捕”等即是显例；又如元代著名文人王鹗、李谦、阎复、元明善、宋子贞等的文集今均不存，他们的部分作品赖此书得以保存；再如，著名政治家耶律楚材的神道碑和我国历史上杰出的科学家郭守敬的行状，也仅见于此书。第二，是书收有当时著名文人姚燧所作碑铭、墓碣四十余篇，而现存姚燧《牧庵集》的文字经过清朝四库馆臣的妄改，使人感到不知所云，现赖此书得以恢复其部分原貌，故《元文类》又有校勘的价值。 本书版本通常以《四部丛刊》影印至正二年（342）杭州路西湖书院刊大字本为佳而易得。 《天下同文集》前甲集50卷（缺7卷，实存43卷），周南瑞编。南瑞字敬修，安，乡贡进士，《元史》无传，此书编成于元成宗大德年间，所收诗文限于元代前期，内容不如《国朝文类》丰富，但其中有些诗文亦为他书所无，如黄文仲《大都赋》，有助于了解元代政治中心大都的情况；赵壁的《大藏新增至元法宝记》，有助于了解元代佛教的情况。本书有《雪堂丛刻》本。 《元诗选》清顾嗣立（5—722）编。嗣立字侠君，江苏长洲（今吴县）人，博学工诗，曾被召入京分纂宋、金、元、明四代诗选，一生博览群书，著述繁富。全书分初集、二集、三集，每集又按天干分为十集，惟癸集为全书附后之总编，因此初、二、三集均无癸集。本书为规模最大的一部元诗总集，但仍属选编而非全集性质。编者当时通过各种途径据以采择的元人专集几近四百家，如今不少诗集已经散佚，赖此书得以保存其部分。 本书有顾氏秀野草堂刊本，987年中华书局标点本（已出初集、二集、以上均见陈旅《国朝文类序》。 三集共册）。 《遗山文集》、《湛然居士文集》、《陵川集》、《许文正公遗书》《遗山文集》40卷附录卷，金元好问（90—257）撰。作者字裕之，号遗山，祖系出自拓跋魏，太原秀容（今山西析州市）人。金兴定五年（22）进士，官至左司员外郎。金亡不仕，构野史亭，以著述存史自任，元末修《金史》多采之。元好问于金末在学术上名重一时。本书凡诗4卷，文2卷，其中记序、碑铭志碣甚多，保存了金末元初人物和事件的丰富资料。通常有《四部丛刊初编》本。 《湛然居士文集》4卷，耶律楚材撰。本书是别人据楚材作品而汇编成集，最早编成于公元233年，共9卷；系当时中书省都事宗仲亨辑录，这9卷就是现在本书的前9卷，写于公元233年以前。后来又有人补辑了公元233—23年的作品，是为本书的后5卷2。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二九则谓“《湛然居士文集》十四卷，中书都事宗仲亨辑。” 全书以诗为主，也有一些序、疏等文章，反映了作者的部分经历、个人的真实思想和当时的社会状况。因此，是书为治元史者研究耶律楚材的思想和十三世纪初我国北方和西北史地等，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资料。例如，向达在其校注《西游录·前言》中指出耶律楚材自西域东归，“并不如旧史所说扈驾归和林，而是另走天山北面长春西行的那条路。由阿里马北行过阴山至不剌城，由不剌城而东经轮台、北庭、高昌，出伊州，出大漠，以至肃州”。向先生在作出这一结论时，即参考了《湛然居士文集》卷八《万松老人评唱天童觉和尚颂古从容庵录序》、《辨邪论序》、卷十三《糠孽教民十无益论序》及卷三《过夏国新安县》诸篇。谢方在其点校《湛然居士文集·前言》中，也指出了“文集中还保存了不少不见于”正史的重要史料。如关于窝阔台的医官郑景贤的事迹，就是一例。本书中耶律楚材的西域诗，是作者亲至其地身历其境而写成的，具有很高的价值，是我们研究西域地区民族历史的重要史料。 本书过去通行的是《四部丛刊》本，此外尚有《渐西村舍》本和据它排印的《丛书集成》初编本。另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著录《湛然居士集》35卷，今未见，不详何人所辑。《千顷堂书目》卷二九已记载是书35卷“缺七卷至十二卷，又缺二十二卷、二十三卷”。钱氏撰《补元史艺文志》时，殆亦未见此35卷之全貌。中华书局于98年出版本书的谢方点校本，以《四部丛刊》本为底本，校以上述诸本，书后收有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金史》卷一二六有其传，甚简略，郝经为之撰《遗山先生墓铭》，见《郝文忠公陵川集》卷三五。2参见谢方点校《湛然居士文集·前言》，页，中华书局98年版。 王国维《耶律文正公年谱》等作为附录，为目前最佳而又最易得到的版本。《陵川集》39卷，郝经（223—275）撰。本书全称《郝文忠公陵川集》。郝经字伯常，泽州陵川（今属山西）人。家世业儒。曾为忽必烈藩邸旧臣和重要谋士之一。世祖即位，以郝经为翰林侍读学士，充国信使使宋，被宋相贾似道扣留于真州（今江苏仪征）达年之久，至元十一年（274）始得还朝，翌年卒。《元史》卷一五七有传。本书对研究忽必烈即位前后的政治形势以及元朝各项制度的建立等方面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常见有清乾隆三年凤台王氏刻本、清道光八年增补重刻本。北京图书馆藏有明正德二年李瀚刻本，收入馆藏古籍珍本丛刊第9册。 《许文正公遗书》2卷，许衡（209—28）撰。衡字仲平，号鲁斋，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历任国子祭酒、中书左丞、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等职。本书中的《时务五事》、《汰冗官疏》等奏疏，对研究元初政治情况很有价值。通常有清乾隆五十五年怀庆堂刻本。北京图书馆藏有明万历二十四年江学诗刻本《鲁斋遗书》4卷，收入馆藏古籍珍本丛刊第山先生大全集》、《秋涧先生大全集》、《藏春集》、《雪楼集》《紫山先生大全集》2卷，胡祗遹（227—293）撰。作者字绍开，号紫山，磁州武安（今属河北）人。于世祖朝历任户部员外郎、右司员外郎、太原路治中、河东山西道提刑按察副使、荆湖北道宣慰副使、济宁路总管及山东、浙西提刑按察使等职，以精明干练著称，所至颇具声誉。《元史》卷一七○有本传。其在朝廷和地方为官期间，对政事颇多建言，均收入文集，是了解世祖朝的政治和社会状况的重要史料；书中之序记碑铭，亦可据以考证史书，本书常见有《三怡堂丛书》本，惜其中有关北方民族之专名已被妄改，给读者带来诸多不便。另北京图书馆藏有清乾隆翰林院抄本。 《秋涧先生大全集》00卷，王恽（227—304）撰。作者字仲谋，号秋涧，卫州汲县（今属河南）人，北方儒士。历官世祖、成宗两朝，生平凡五任风宪，三入翰林，遇事论列，随时记载，故著述甚多。《元史》卷一六七有本传。本书是了解世祖、成宗两朝政治、经济、典制及农民起义等的重要史料，如《中堂事记》载世祖中统初政务甚详；《乌台笔补》记任职御史台时的言事文稿一百五十多条；《玉堂嘉话》则是对翰林院典制沿革的追记；《论草寇钟明亮事状》为研究农民起义的学者经常引用。又，本书自卷四十七至卷六十一，共收行状、传、墓志铭、碑铭、碣铭共84篇，涉及人次，在这些人中，《元史》有传者仅0人，其中大部分均为不见于《元史》记载的地方官吏，其事迹可补正史之缺者甚多。如程瑞为定宗、宪宗时奉命至襄汉间的互市官，《浑源刘氏世德碑》记刘祁、刘郁事详于他书等均是证明。本书常见有《四部丛刊》初编本，系商务印书馆当年据明弘治刊本影印。985年4月，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编辑出版《元人文集珍本丛刊》亦收有此书，系据元至治刊本之明修补本影印而成，虽间有残损不清处，仍可供校勘文字之用，颇为珍贵。 《藏春集》卷，刘秉忠（2—274库》馆臣谓“原书十卷，今佚其杂文四卷，惟诗仅存”。现存作品多是作者随从忽必烈在藩府和进攻大理时的咏唱，对了解元初社会有一定参考价值。本书有《四库全书》本；北京图书馆藏有商挺（元世祖时期的名臣）编集之《藏春集》明刻本，收入馆藏古籍珍本丛刊第9册；南京图书馆也藏有清钞本。另985年台湾《元人文集珍本丛刊》亦收此书，系依明天顺刊本过录之旧钞本影印。 《雪楼集》30卷，程钜夫（249—38）撰。作者本名文海，号雪楼，又号远斋，建昌南城（今江西南城）人。为出身南人儒士之名臣，受忽必烈重用。曾预修成宗、武宗两朝《实录》。本书涵诏制册文0卷，序记书文5卷，内容丰富，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如《平云南碑》、《拂林忠宪王神道碑》、《济南公世绩碑》等为治元史者所经常引用。本书常见有清宣统庚戌（90）阳湖陶氏涉园刊本。台湾孙克宽曾撰《程钜夫与其雪楼集》一文。《牧庵集》、《石田集》、《吴文正公集》、《圭斋集》《牧庵集》3卷，姚燧撰。姚燧字端甫，号牧庵，《元史》有传。燧之学得于许衡，是当时的著名理学家和文章巨匠。许多名臣世勋、官宦富室之家都争相求他撰写碑铭墓志、记序之文。泰定元年（324），江西行省刻其文集，未全收，今北京图书馆所藏清抄本或即出此。至顺三年（332），门人刘时中刊行其全集50卷，久佚。今本系清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有记序59篇，碑铭墓志家传行状等88篇，及诏制诗词经义等文，约当其全集十之六七，惟其非汉语人、地名等均被改译，至不可识，需用《元文类》及抄本或其他资料比照改正，始可利用。 《石田集》5卷，马祖常（279—388）撰。祖常字伯庸，先世为雍古部人。自仁宗朝至顺帝朝，历任监察御史、翰林直学士、礼部尚书、参议中书省事、江南行台中丞、御史中丞、枢密副使等职。在职期间，曾劾罢权相铁木迭儿，参加修撰《英宗实录》。 本书因作者所居号“石田山房”，故名。其包括诗赋5卷、文0卷、附录3篇（虞集撰《桐乡阡碑》、许有壬撰《马文贞公神道碑》、《石田山房记》），保留着许多研究元史的重要史料，其中《建白一十五事》及杜瑛、元明善、忙兀的斤、伯颜、燕铁木儿等碑铭，均可补正史之阙。元人苏天爵编撰《元文类》，选其文集中篇章多达2篇。还间有一些反映民间疾苦的诗作，如《石田山居》、《室妇叹》等。现存版本有至元五年（339）扬州路儒学刻本，系苏天爵编次祖常诗文，请于御史台，交付扬州路学所刊行的。另有明弘治六年（493）熊翀刻本，凡5卷，附录卷，是清《四库全书》所依据的本子。通行的版本是古书流通处影印的《元四大家集》本。 《吴文正公集》00卷，吴澄撰。又名《支言集》，为其孙吴当所编。 前90卷文，后0卷诗，其中纂言部分是元代理学研究的珍贵资料，而碑、铭、表、志部分，诸如董士选、洁实弥尔、伯都（忙兀氏）、邓文原神道碑，岳元镇、赵思恭、邢聚、述哥察儿墓碑，董文用、张弘刚墓表等，均可补正史之阙，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有些碑、铭还保留了许多宋、元道教的宝贵资料。 有明永乐四年（40）、宣德十年（435）刻本，《四库全书》所收即此本。另有明成化间刊行的《临川吴文正公集》49卷本，乃是将百卷本归并而成。通行的版本为清乾隆五十一年（78）万氏刻本，题为《草庐吴文正公全集》47卷，卷首卷、外集3卷。 《圭斋集》卷，欧阳玄撰。欧阳玄，字原功，号圭斋，浏阳（今属湖南）人，宋欧阳修之后。延祐间举进士第，任太平路芜湖县尹。致和元年（328），除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官。文宗时，参预纂修《经世大典》。顺帝时修宋、辽、金三史，为总裁官，官至翰林学士承旨。 关于此集，揭傒斯序称原本44卷，为欧阳玄门人王师模所辑。有诗流者3卷，鈆中者0卷、驱烟者5卷、强学者0卷、述直者3卷、脞语者3卷。而宋濂序则谓原集多至一百余册，毁于兵火，仅存辛卯至丁酉七年之作24卷，由其孙佑持编。两本皆已失传。今存本为其宗孙铭、镛编辑，于明成化七年（47）由刘圩刻印。明清各本皆据以重刊。通行有《四部丛刊》影印明成化本。《圭斋集》所存碑、铭、制、表虽不多，但所涉及的皆为欧阳玄同时代的重要人物或事件。 《清容居士集》、《揭文安全集》、《滋溪文稿》、《金华黄先生文集》《清容居士集》50卷，袁桷（2—327）撰。袁桷出身南宋官僚世家。成宗大德后，入居翰林长达30年。泰定初，辞归。袁桷文章“博硕伟丽、文风风流”，制册、勋臣碑铭多出其手。所著有是集与《延祐四明志容居士集》凡辞赋2卷，诗4集，文34卷。所撰碑铭、墓志、行状、传记达八十余篇，均可用以补证史事，是研究元代中后期政治、文化的重要文献。通行版本为《四部丛刊》影印元刻本。 《揭文安全集》4卷，补遗卷。揭傒斯撰。傒斯（274—344），字曼硕，富州（今江西丰城）人，元后期著名文士。幼年家贫，刻苦读书，延祐初，以程钜夫、卢挚荐，入翰林国史院为编修官。此后，又历仕集贤学士、翰林直学士、侍讲学士等职。文宗、顺帝朝，先后参与编修《经世大典》和辽、金、宋三史，并任修辽、金、宋三史的总裁官。至正四年（344），《辽史》成，傒斯因寒疾卒。傒斯诗文，为时人所称道。他与当时虞集、范梈、杨载并称为“元诗四大家’。是集共收傒斯诗4卷，制、表、序、记、碑、志、杂文8卷，续集2卷。其门人燮理溥化校录，传世者仅见钞本。补遗一卷不知何人所补。集中多记元成宗朝至宁宗朝时事，史料价值较高。通行有《四部丛刊》影印乌程蒋氏密韵楼所藏旧钞本，所录诗文较他本完备。另有《四库全书》本、《豫章丛书年上海古籍出版社还出版了《揭傒斯全集》。 《滋溪文稿》30卷。苏天爵撰。因其藏书之滋溪书堂而得名。原为37卷，今诗稿7卷已佚而余30卷。系苏天爵任江浙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时，其属掾高明、葛元哲所编。集中所收碑志、行状、传等凡08篇，叙事详明典赅，对研究元代典制、人物、史传略者，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是一部研究元代中后期政治文化的重要文集。 《滋溪文稿》有北图元刊本，但仅存5卷（二十六至三十卷）。《四库全书》亦有收录。常见有《适园丛书》本。 《金华黄先生文集》43卷，黄溍撰。黄溍（277—357），字文晋、晋卿，婺州义乌人（今属浙江）。延祐二年登进士第，授台州宁海县丞，转诸暨州判官，压抑豪强，平反冤狱，颇有政绩。后调任翰林应奉、同知制诏、兼国史院编修官，升翰林直学士。至正十七年卒。 是集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初稿3卷（内诗2卷和文卷），为黄溍未及第时所作，临川危素所编次。另一部分为续集40卷（诗3卷，文37卷），为其登第后所作，门人宋濂、王祎编次。集中行状、碑铭、墓志、世谱、家传达22卷之多，其中拜住、也速带儿、答失蛮、合剌普华、刘国杰、董士恭、董守简、揭傒斯等人的神道碑，王都中、韩性、许谦、袁易、杨仲弘等人的墓志铭以及《答禄乃蛮氏先茔碑》、《马氏（月忽难）世谱》等，均可补史传之阙，对研究元代中后期政治文化史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本书常见有《四部丛刊》、《续金华丛书》本。又有明嘉靖九年刻《黄文献公集》乃虞守愚、张俭据危素所编23卷本删订重刻。《四库全书》所录以及清代所刊刻者均出此本。 《道园学古录》、《道园类稿》、《至正集》《道园学古录》50卷，虞集（272—348）撰。虞集“平生为文万篇”，然而稿存者仅十之二三，传世凡5种。即《道园学古录》50卷、《道园类稿》50卷、《道园遗稿》卷、《翰林珠玉》卷、《伯生诗续编》3卷。元代皆有刊本。《道园学古录》是至正元年（34）由虞集的幼子翁归及门人李本等人搜集整理，由他自己亲自审订类目编定而成并交付福建廉访副使斡玉伦徒刊刻的，书名亦为其亲题。是集分在朝稿20卷、应制录卷、归田稿8卷、方外稿卷，共计50卷。 《道园学古录》是研究元代中后期政治、经济、文化史的一部重要的元人文集。集中保存着大量有价值的碑、铭、墓志、行状、传、记、序、题跋、制诏等史料，内容丰富，为史学工作者所借重。如对于仁宗朝奸臣铁木迭儿之专权跋扈，虞集在贺胜、杨朵儿只、张珪等三人的神道碑、墓志铭中所记甚详。他以当时人记当时事，屡赞三人刚直不阿，对研究仁宗、英宗二朝的政治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其序、跋部分也是研究宋元文学、艺术、理学的重要材料。此外，《道园学古录》中还保存着许多有关南方道教的资料。虞集家居江西，深受当时龙虎山道和建康（今南京）茅山道的影响，并与玄教宗师吴全节等道士有着密切的交往，还为他们撰写了诸多碑板记事之文，多见于方外稿中。台湾学者孙克宽在《元代文化之活动》一文中提到《道园学古录》的价值时这样说“《道园学古录》全集的价值，仍在传志碑铭、序跋之文。尤其是方外稿的全部文章，皆是元代道教史的宝贵资料”。陈垣先生在他的《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一书中，以《道园学古录》中的《岳德文碑》与吴澄所撰的《天宝宫碑》相佐证，考订了宋元之际大道教派产生和发展的状况。再有，虞集在《道园学古录》中对元代典章制度也有别具特色的注释，对研究元代政治制度有重要价值。 《道园学古录》的版本有明景泰七年（45）郑达、黄江翻元刊本，常用的《四部丛刊》初编本即据此本影印。 《道园类稿》50卷，是虞集传世5种文稿之一，刊刻于《道园学古录》之后。至正六年（34），当时任职于江西湖东道肃政廉访使的虞集门人刘沙剌班，以所流传的《道园学古录》“字画差小、遗逸尚多”为由，责成临川郡学重新刊印，将《道园学古录》中的在朝稿、应制录、归田稿三部分中的篇目混合，按碑、铭、序记、题跋、应制等文体重新分卷，而删除方外稿，总成50卷，是为《道园类稿》。欧阳玄为其作了序。 尽管删除了方外稿，但对于元史研究者来说，《道园类稿》无论从数量上还是在价值上都不次于《道园学古录》。首先，《道园类稿》按类编次，分类清晰，在篇目安排上优于《道园学古录》，其次，从史料内容来看，《道园类稿》总共300多篇诗文中，《道园学古录》所未收的多达443篇，其中重要的碑铭、序记、题跋等文字达4篇，就史料价值而言，《道园类稿》和《道园学古录》是相辅相成、并存不废的。关于《道园类稿》在元史研究上的价值，台湾学者刘元珠曾作过专门的论述。 《道园类稿》自元至正六年初刊以来，即属罕见的古籍。在重刊的次数和流通方面都不及《道园学古录》。清乾隆间敕修《四库全书》时，《道园类稿》虽经地方官进呈，但却未被采用。现存版本有元抚州路儒学本，北京图书馆馆藏，不全，卷十七至二十配清抄本。南京图书馆馆藏册清抄本附补遗一卷陈琦、李昌隆、黎久序。台湾中央图书馆有明初复刊元抚州路儒刘元珠《lt;道园类稿gt;在元史研究上的价值》，（台）《食货月刊》，第卷第、2期合刊。学刊本，现收入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刊印《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五、六辑中。 《至正集》8卷，许有壬（287—34）撰。有壬，延祐二年进士，自仁宗至顺帝诸朝历任内外职近五十年，顺帝时官至中书左丞，为元后期名臣，《元史》有传。其文章、词赋均臻上乘，与欧阳玄齐名，为时人所重。本集系在世时其门生所编，似未刊刻，流传不广，《元史》本传亦不详其卷数。现存明、清抄本及《千顷堂书目》所著录皆8卷，《四库全书》即据抄本收录。宣统三年聊城邹道沂始用家藏抄本石印，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所刊《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将此本影印收入。有诗词赋33卷，序记4卷，碑志2卷，公移4卷，其余为题跋、赞、颂等文。碑志多载重要人物及官署，公移22篇皆建言时政，尤以英宗时所上《风宪十事》、泰定初所上《正始十事》议论剀切，涉及当时诸多重要政事。 许有壬又有自编《圭塘小稿》3卷（圭塘为其所居安阳别墅名），别集2卷（其弟有孚编），续集卷（五世孙颙编），附录卷。多有《至正集》未收诗文，如《怯烈公（镇海）神道碑》等重要碑志。 第二章蒙、藏、回鹘文资料第一节蒙古文资料蒙古文资料包括用畏兀字蒙古文和八思巴字蒙古文写成的两类。 畏兀字蒙文资料畏兀字蒙古文创制于成吉思汗时代。据《元朝秘史》第203节载，成吉思汗建国后，任命失吉忽秃忽为大断事官，命他“把一切领民的分配和判断的案件都造青册写在上面”，并下令“[凡]失吉忽秃忽向我建议拟定而写在青册白纸上的，直到子孙万代不得更改”。可见青册（-debter）是蒙元前期最重要的档案文书，可惜没有保存下来。《世界征服者史》记载说，成吉思汗命蒙古人习学畏吾字，把所颁札撒（jasaq，法令）书写在卷帙上，称为札撒大全，保存在为首宗王的库藏中，每逢新汗登基、大军调动或诸王大会，就拿出这些卷帙，依照上面的话行事。这就是汉文史料所载的“太祖金匮宝训”或“祖宗大札撒”。《大札撒》原本今已不存，只在汉文和波斯、阿拉伯文史料中保留有其中的一些条款2。 《元朝秘史》最重要的蒙古文资料自然是始编于228年，后又增补了续编部分的《元朝秘史》——这是明初（洪武年间）译者根据原文书首题记“忙豁伦纽察脱察安”（ol-ui’uфatobá’a，蒙古的秘史）转译的书题。许多学者认为其真正书名应是原文首行的“成吉思合罕纳忽札兀儿”（iggisqaqa-uhuja’ur，成吉思汗的根源）。此书无疑是用畏兀字蒙古文写成的，原本保存在元廷档案中，后为明人所得，用汉字音译全文，逐词旁注词义，并分段（共282段）加上汉文节译。由于原本早已佚失，这部明初汉字音译本就成为此书现存唯一的完本；因其译音用字非常规范，可据以较准确地了解和恢复原文。此外，元、明间应当还有原文抄本流传在蒙古地区，但今已不存，幸有清初成书的罗卜藏丹津《黄金史》（蒙文）从某一抄本采录了全文的大约三分之二，虽有不少抄误、脱漏和改动之处，但仍是我们认识原文的最好依据。本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德国学者海涅士、苏联学者柯津、日本学者白鸟库吉、法国学者伯希和、匈牙利学者李盖提、澳大利亚学者罗依果先后发表了原文（根据汉字音译）的拉丁字音译本。987年，我国学者亦邻真在充分研究汉字音译本和《黄金史》所抄录的原文，以《世界征服者史》汉译本上册，页28。 《元史》卷一三六《拜住传》；柯九思《宫词》注。 2参看梁赞诺夫斯基《蒙古诸部习惯法》，929年哈尔滨出版（英文本）；拉契涅夫斯基《成吉思汗的札撒及某问题》，第2届国际亚洲学会报告集。 及中古蒙古语诸文献的基础上，完成了《元朝秘史》的畏兀字蒙古文复原工作（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刊行），这是本书第一部完善的复原本。本书有各种文字译本多种。今列《元朝秘史》文献要目如下明初翰林译员《元朝秘史》——忙豁仑纽察脱察安，汉字音写、汉文傍译及总译8k-3hneoЧnhгncxhe俄文译本（据汉文总译） 907（日）那珂通世《成吉思汗实录》日文译注本935拉丁字音写本94dermog-ole德文译注本94拉丁字音写及俄文译本94（日）小林高四郎《蒙古の秘史》日文译本943（日）白鸟库吉《音译蒙文元朝秘史》拉丁字音写、校注本947o-bhiya近代蒙文译本949smogls拉丁字音写及法译（前六卷）本949（土）hmedtemirmogllarigizlitarihi土耳其语译本950（伊朗）tarih-isirri-yemoghula波斯文译本（据elliot法译） 95（中）谢再善《蒙古秘史》汉文译本955捷克语译本95（中）谢再善《蒙古秘史》汉文译本（据damdisure） 957oЧoo新蒙文译本（97年再版改订） 90-（中）姚从吾、札奇斯钦汉字蒙音蒙古秘史——新译并注，汉文译注本92匈牙利文译注本93themogolsadotheriees英文译本（前十卷） 970-7（日）村上正二《モンゴル秘史——チンラス·カン物语》日文译注本下列诸译本据括注者外，均系据汉字音写蒙文译出。有号者为重要文献。本表参阅了原山煌编《元朝秘史文献目录》，日本蒙古学会，978年。 97smogols拉丁字音写本97-83toryofthemogds英文译注本972ethisr-toryofthemogols（附）拉丁字音写本ンンチ979（中）道润梯步《新译简注蒙古秘史》汉文译注本98（中）巴雅尔《蒙古秘史》古蒙文复原、近代蒙文译本982fthemogols英文译本987（中）亦邻真《元朝秘史》（畏兀体蒙古文）复原本碑铭及其他现存最早的畏兀字蒙古文资料是225年所立的一块石刻（国外学者称之为“成吉思汗石”），文仅5行2个词，述成吉思汗西征归来，大聚会时，移相哥（成吉思汗弟合撒儿之子）射中远的。其后有240年河南济源紫微宫碑上的三行蒙文24年贵由汗谕教皇信（波斯文）上所钤蒙文印玺；257年外剌部驸马所立释迦院碑上的蒙文碑记；259年、2年和28年的少林寺圣旨碑等。至元六年（29）颁行蒙古新字即八思巴字以后，规定凡元廷诏敕及其他官文书均用新字。但在其他场合，特别是蒙古地区和各汗国，仍继续通用畏兀字蒙古文。现存文献有碑铭、汉籍和佛经的蒙文译本、牌子、伊利汗文书等。中外学者对这些文献分别做过大量研究（详本书“元史的研究年，匈牙利学者李盖提所编的《蒙古语文献汇编》（moumetaliguaemogoliaeolleta）第二部《前古典时期文献，1，3和4世纪》于布达佩斯出版，此书收集了世界各地发现的畏兀字蒙古文遗物六十多件，原文均用拉丁字音写，并说明其形状、来源、保存地和年代，附有参考文献书目。这是迄今最完全的一部蒙元时代畏兀字蒙古文文献总汇。983年，北京民族出版社出版了我国学者道布编辑、注释的《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汇编》（蒙文）。 八思巴字蒙文资料八思巴字的正式名称是“蒙古国字”（初称蒙古新字）。忽必烈即位后，鉴于辽、金朝都制有“国字”，遂令国师八思巴制作蒙古字，以代替原先借用的畏吾字拼写蒙古语，并作为通用字母译写各民族文字。八思巴及其助手们依据藏文字母，参照蒙古语音、汉语语音并仿汉文方体字型加以改造，制成字母4个，至元六年下诏颁行，定为“国字”。此后，凡诏敕及诸王后妃令旨、懿旨，印信、牌符文字，省、部、台、院的奏章及行移文书事目等，规定都要用蒙古字书写，为此在中央置蒙古翰林院，各机关都设了蒙古必阇赤。大都设蒙古国子学（上都设分学），诸王位下、各蒙古千户及各路均设蒙古学校，用蒙古字译《通鉴节要》等典籍作为教材推广教习。用八思巴字拼写蒙古语虽比用畏兀字更准确，但因字形繁难，且各音节分开，把多音节的蒙古语词割裂了，很不便识读，故难于推广应用。至于用八思巴字拼写汉语或其他民族语言，就更难通行了。因此，其实际使用范围很有限。现存文物，有八思巴字蒙古文和八思巴字拼写汉语的圣旨、令旨、帝师法旨（绝大多数为碑刻，只有少数文书原件）、官印、牌子、钞币、碑额文字、崖刻、器皿题字，以及居庸关石刻、元顺帝上皇太后尊号玉册、《孝经直解》蒙译本残页等。此外，还有为译写汉字需要而编的《蒙古字韵》和《百家姓蒙古文》。 早在上世纪中叶，学术界就开始注意到八思巴字文物资料的价值并进行研究。近几十年来，我国学者韩儒林、蔡美彪、亦邻真、照那斯图，国外学者伯希和、鲍贝、阿尔托、李盖提、福赫伯、博森、小泽重男等人，都在考释八思巴字蒙古文文献方面作出了贡献（详本书“元史的研究年出版的鲍ockв；英文本改书名为《八思巴字蒙古文文献》themogoliamoumetsihhags-pasript，iesbade，957）一书，刊布并译释了十余件圣旨和牌子，研究了八思巴字蒙古文的正字法、语音学和词态学特点。97年，李盖提所编《蒙古语文献汇编》第三部《八思巴字文献》（moumetseeriturehhagspa，budapest）出版，此书汇集了元世祖至元顺帝时代的圣旨、令旨、懿旨2件，牌子4件，居庸关石刻及其他文物多种（均用拉丁字译写，并有简短介绍），收罗颇富。照那斯图《八思巴字和蒙古文献》第二册《文献汇集》（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99），收圣旨、懿旨、令旨、法旨等碑刻、文书27件，牌符4件，书籍残页2件及居庸关石刻等，是目前最完全的元代八思巴字资料汇集。我国各地现存的碑刻、文书及其他文物尚多，近年陆续有新发现，有待于专家们作进一步的研究。 其中，305年怀宁王海山赐给乌思藏沙鲁寺的令旨为原件（意大利藏学家图奇发现，刊布于其所著《西藏画卷》第2卷，由伯希和作考释），其余均为碑刻。 第二节藏文资料藏文资料有综合性通史、教法源流、世系、传记、文集，以及档案文书、金石碑刻等，相当丰富。 《红史》元代是藏族史学发展成熟时期，其代表性成就无疑首推公哥朵儿只（u-dgahrdo-rje，309-34）所著《红史》（蒙古语书名hu-ladeb-ther，藏语作deb-tberdma-po）。公哥朵儿只出身噶尔氏贵族，至治三年（323）任搽里八万户（乌思藏十三万户之一，地在今拉萨东南）万户长，至正十二年（352）让官于其弟，出家为僧。他博学多才，著述甚丰。《红史》始撰于34年，成书于33年。全书内容次第为.从世界开创至释迦牟尼诞生的传说王统、佛教的建立和传承、印度王统；2.汉地历史简述周至唐、唐朝帝系及唐代吐蕃（据译成藏文的《资治通鉴·唐纪》及《唐书吐蕃传》摘录）、梁至南宋灭亡；3.西夏历史；4.蒙古王统——至元顺帝失国（元末部分系后人所增补）；5.吐蕃王统——至朗达磨被杀和吐蕃分裂；.佛教在吐蕃的后期弘传、纳里速（今译阿里）王统及其地佛教的传播；7.萨斯迦世系与历任帝师、本钦、都元帅；8.吐蕃佛教的传承；9.噶当派传承；0.噶举派各派的传承——达波、加尔麻（噶玛）、伯木古鲁（帕竹）、必里公（止贡）、搽里八（蔡巴）。最后以元成宗护持吐蕃僧人诏书作结。所载吐蕃各教派历史尤详于元代，是研究元代西藏史的最重要史料；有关南宋和元朝历史部分也有一些不见于他书的珍贵资料，如宋少帝在元英宗时被害于萨斯迦，元顺帝即位前的皇位空悬期间由燕铁木儿摄政等。《红史》是藏族史学中第一部综合性的通史著作，其体裁为后来的藏文史籍所承袭。9年，锡金甘托克出版了此书排印本；94年，日本学者稻叶正就、佐藤长的日文译本（有校注）在京都出版。98年北京民族出版社所出校注本，系我国学者东嘎·洛桑赤列利用北京和西藏所存九种本子校勘整理而成，根据西藏档案馆存的两种写本增补了国外刊本所缺的40页内容，并征引汉、藏文资料详加注释，是目前最完备的版本，陈庆英、周润年汉译本（西藏人民出版社，988）即据此译出。 《佛教史大宝藏论》元代著名高僧布思端所著《佛教史大宝藏论》（亦名《善逝教法史》，bde-gshegsbsta-pai-hoshbyug），记述印度和西藏佛教的历史、来藏的印度高僧和西藏译师名单及所译经典目录，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有郭和卿汉译本（民族出版社，98）。 《汉藏史集》明、清时期藏族史学更加繁荣，出现了大批各种类型的著作。其中对元史研究具有特殊重要价值的是班卓儿藏卜（stag-tsha■-rdzo■-padalhbyor-■za■-po）所著《汉藏史集》（rgya-bod-yi-yig-tsha■）。作者为后藏达仓宗人，生平不详。此书著于434年，但“汉地之王统”一篇，记事迄于景泰五年（454）。其体裁与《红史》基本相同，而记述史事更为详细。特别是元朝时期，除叙述蒙元历朝皇帝外，还记载了元朝的行政制度（中央各主要机构和各行省），在吐蕃的括户和驿站的设置，乌思藏十三万户的建置及其户口数，伯颜丞相和桑哥丞相的传记等。与《红史》比较，所载萨斯迦派和伯木古鲁万户的历史以及西藏与元廷的关系，均更详尽；还增加了沙鲁万户、达那宗巴（当即《元史》所载之熬笼答剌万户）的历史和江孜法王世系等内容，也主要是记述元代史事。作者生活年代去元不远，得以利用许多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如现已大部分散失的《大元通制》、乌思藏宣慰司档案文书等，以及遗民故老口述的亲身见闻，因而所载元代史事就更为丰富、可信，且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原始资料。《汉藏史集》传本甚少，985年四川民族出版社据我国藏学家王尧提供的国外抄本铅印出版，有陈庆英汉译本（西藏人民出版社，98）。 《青史》、《新红史》软奴班（gzho-u-dpal，39—48）所著《青史》（deb-t-hers■o-po），成书于478年，记事止于47年。全书分5篇（sabs），是一部大型著作。第一篇述释迦族起源和佛教的建立、吐蕃王统（迄于朗达磨诸子）、汉地王统（周至明成化年间，包括蒙元帝系），第二、三篇述佛教在吐蕃的后期弘传和密藏的翻译，第四篇述萨斯迦派历史及历任帝师、本钦、都元帅事迹，第五篇以下述吐蕃各部教法的传承。作者为乌思（前藏）地区一寺庙住持，曾受教于各派名僧，博学多才。他利用了大量文献，包括寺庙志、高僧传记、古编年史以及《红史》、布思端《佛教史大宝藏论》等，取材宏富。此书大部分内容是各部教法传承，含有大量元代西藏高僧的传记和各派、各寺庙的历史，十分珍贵。所载史事、人物的年代，较他书更为详细、准确。《青史》著成后即付刊刻，原版于乾隆末散失了一部分，复刻新版。俄人藏学家列里赫译为英文，附有详细索引，分两册，于949、953年在加尔各答出版（theblueals，royalsiatisoietyo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了铅印本。有郭和卿汉译本（西藏人民出版社，985）。 锁南札思巴（bsod-ams-gras-pa，478—554）所著《新红史》（deb-ther-dmar-pogsar-ma），成书于538年，体裁仿照《红史》，而叙事简要。此书主要特点在于不是按教派，而是按各地方政治势力来分别叙述，除依藏文史书体例略述印度、吐蕃、汉地、西夏、蒙元王统外，逐个记载了萨斯迦、牙不藏、加麻瓦、必里公、思答笼、伯木古鲁及琼结、仁蚌等20家地方大小势力，尤详于伯木古鲁，对我们了解元代乌思藏十三万户的情况和元末明初伯木古鲁（明译帕木竹）地方政府兴盛的历史非常有用。有图奇的英译本（罗马，97）和黄颢的汉译本（西藏人民出版社者喜宴》、《西藏王臣记》史家巴卧·祖拉称瓦（dah-bostsug-lagphre-ba，504—5）于54年写成的大型著作《智者喜宴》（mhas-pa■idga■-sto，民族出版社98年原文刊本），综合叙述西藏教法史和政治史。作者充分吸收各类文献，大量抄引在注释中，因而资料尤为丰富。成书于43年的五世喇嘛的名著《西藏王臣史》（bod-yideb-therdpyid-yirgyal-mo■iglu-dbya■s。有郭和卿汉译本，民族出版社，983），从历史传说起一直写到明末顾实汗入主西藏。书中分别叙述了萨斯迦派、蔡巴（搽里八）噶举派、止贡（必里公）噶举派和帕竹（伯木古鲁）噶举派的政教史，以及仁蚌巴等十余家地方贵族、大臣的世代事迹，是研究元代西藏史必须利用的资料。 其他资料元代以降，西藏各教派和各地贵族出于维护本家势力的需要，编出了大批世系宗谱和先贤传记等类著作。其中著名者如《朗氏宗谱》（rlas-yipo-tibse-ru，详细记载伯木古鲁派和掌握此派政、教大权的朗氏家族历史）、《萨斯迦世系》（sa-syagdu-rabs，最详细的萨斯迦派历史，且收录有元朝诏诰和萨斯迦高僧章奏、文告等档案文书）、《沙鲁世系》（zha-lugdurabs）、《萨斯迦班智达传》、《布思端译师传》（bu-stolo-tsa-■bahiram-par-thar-pa）、《历辈噶玛巴简传》（hos-rjearma-■pasu-hphrerim-byo-hyiram-tharmdor-bsdus）等，都是很重要的元史研究资料。此外，有两部晚出的教法史，也是不可少的参考资料一是松巴堪布，名也摄班珠尔ye-shesdpal-hbyor）的《印度、汉地、西藏、蒙古佛教史，如意宝树》（hphags-yulrgya-aghe-pobodda■sog-yul-du■dam-pahihos-hbyu-huldpag-bsamljo-bza，748年成书），搜罗资料极为丰富，书中的《方格年表》（rehu-mig），自027年至74年，每年皆列有史事，是研究西藏史最佳的工具书；二是89年蒙族僧人固始噶居巴—洛桑泽培（gu-shri-da-bu-pablo-bzag-tshe-‘phel）所著的《蒙古佛教史》（horhos-■byu），对藏传佛教与蒙古的早期关系有详细的记载。此书同时有蒙文本，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藏有其抄本，990年，陈庆英、乌力吉根据藏、蒙文本译为汉文，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在西藏地区还保存有许多元代的档案文书，这是最珍贵的原始资料。沙鲁寺所藏十一件帝师法旨，经意大利藏学家图奇收入其所著《西藏画卷》（tibtaaitedsrolls，罗马，949）并译为英文，已为学界所熟知。在萨斯迦寺和其他寺庙保存的此类资料还有待于进一步发掘利用。此外，还有印章（如“白兰王印”）等各种实物资料。 第三节回鹘（畏兀）文资料八世纪时，七河地区的突骑施人最初用粟特文字母拼写突厥语，其后回鹘人在此基础上创制了回鹘文，主要在西迁到天山东部地区的回鹘人（元代改译为畏吾、畏吾儿或畏兀、畏兀儿）中通行，直到十五世纪，以后逐渐被用阿拉伯字母书写的维吾尔文完全取代。 现存回鹘（畏兀）文资料，大别之可分为宗教文献和世俗文献两类。前者有佛教、摩尼教、景教的经典和宗教歌诗、故事；后者有历史、文学作品，医学、历法、语言书，碑刻，以及二百多件官私文书，包括谕令公文（主要是有关赋税徭役的）和私人间的钱物借贷契约，土地和人口的买卖、典当、租种契约，养子过继文书，货物贸易合同等等。可以确定属于十三、十四世纪蒙元时期的回鹘（畏兀）文官私文书在0件以上，这是研究元代畏兀人历史，特别是社会经济状况的第一手珍贵资料。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以来，随着回鹘（畏兀）文文献的不断发现，中外学者陆续刊布文献的原文、译写和翻译，发表研究论文。重要者有俄国拉德洛夫的《回鹘语文献集》（928），马洛夫的《古突厥文献》，德米特里耶娃等编的《亚洲民族研究所藏突厥语手稿文献概述》一、二（95，975），德国米勒编的《回鹘文献研究》4卷（908—93），班额、冯加班合编的《吐鲁番突厥语文献》卷（929—934），前东德科学院编的《柏林吐鲁番文献丛刊》中的回鹘文献各册，法国出的《伯希和中亚考古丛刊》中的回鹘文文献册（97），我国学者冯家昇与他人合撰的《回鹘斌通卖身契三种》（《考古学报》，958），耿世民的《维吾尔族古代文化和文献概论》（983）。冯家昇、耿世民以及俄人吉洪诺夫、基比罗夫、马寥夫金、伯恩斯坦，德人勒柯克、茨麦、冯加班，日人护雅夫、山田信夫、庄垣内正弘、梅村坦等许多学者，对各种文书分别作了深入研究，在他们的论文、著作中也刊布了多件文书的译写和译文。9年京都出版的《西域文化研究》第四册刊有羽田明、山田信夫编的《龙谷大学所藏回鹘资料目录》以及多篇有关研究论文。987年以来，新疆《喀什师院学报》连续刊载袁丁的《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选注》；李经纬的《吐鲁番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选注》汇集了08件文书（即将出版），是目前国内收罗最多的一部回鹘文书集。 蒙元时期的回鹘（畏兀）文碑铭，有《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在甘肃武威），《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碑》（在甘肃酒泉），《有元重修文殊寺碑铭》（在酒泉）。耿世民、卡哈尔、刘迎胜先后对这些碑铭作过研究介绍。 美国学者克拉克所著《十三—十四世纪东突厥斯坦畏兀儿世俗文书概论》（975）中说，在其研究的4件文书中，可断定是十三—十四世纪遗物的有0件。这还没有囊括所有已发现的文书，七十年代以来陆续又有新的发现。 第三章国外资料第一节波斯文资料三部蒙古通史十三世纪蒙古征服的结果，使所有说波斯语、用波斯文的地区都处于蒙古统治之下，先后受大蒙古国的阿姆河行省和元世祖之弟旭烈兀建立的伊利汗国的统治达一百多年（河中地区受察合台汗国的统治，时间更长）。波斯文化素称发达，留下了大量有关这个时期的历史文献，其中最重要的是三部大型史书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拉施都丁主编的《史集》、瓦萨甫的《瓦萨甫史》。 《世界征服者史》作者志费尼（‘la’ual-di‘ta-mali-i-juayi，22—283），呼罗珊志费因（今伊朗霍腊散省内沙布尔西北）人。其祖任花剌子模国财政大臣（sahib-dia）；父巴哈丁，233年为蒙古人所俘，被呼罗珊蒙古长官成帖木儿录用为财政官（仍称sahib-dia），其后一直在阿姆河行省担任此职。志费尼以大臣子出任阿姆河行省长官阿儿浑的书记，曾三次随阿儿浑入朝，前两次皆中途折回，第三次于252年复抵达蒙古首都哈剌和林，至253年秋返回。在蒙古逗留期间，他开始撰写《世界征服者史》（ta’rih-i-jaha-gusha）。此后，他跟随旭烈兀讨灭木剌夷（亦思马因派）和报达哈里发国。259年被任命为报达副长官，直到去世，可能因公务繁忙，20年以后就不再继续写他的著作了。其书始于蒙古兴起，只写到257年灭木剌夷国，还有若干拟定的章节没有写，是未完成的著作。书分三部分，第一部述蒙古建国及其征服畏兀儿、西辽和花剌子模，窝阔台至贵由时期的蒙古政事和拔都西征；第二部述花剌子模兴亡史和统治波斯的历任蒙古长官（成帖木儿、阔里吉思、阿儿浑）事迹；第三部述蒙哥登基和旭烈兀西征，木剌夷兴亡史。作者精熟中亚历史，且所记载的大部分是亲身见闻，故非常详细、确实，尤其是成吉思汗西征、旭烈兀西征和蒙古对波斯的统治等部分。作者亲睹蒙哥登基后对政敌窝阔台、察合台两系诸王大臣的无情镇压，这段史事在《元史》中多被删略或隐瞒，所以他的详尽记载更是珍贵。此书一直以抄本流传，本世纪初，伊朗学者卡兹维尼以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最古的290年抄本为底本，用其他多种抄本进行校勘，于92、9和935年先后出版了一、二、三卷波斯原文集校本（《吉伯丛书·旧编》第十六号，伦敦）。英国波斯学家波义耳据此译为英文，并加详细注释（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958）。何高济据英译本重译为汉文（上、下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98）。 《史集》主纂者拉施都丁（rashidal-difadlllah，247—38），哈马丹人，先任伊利汗阿八哈（25—282年在位）御医，后为合赞汗（295—304年在位）赏识，擢任宰相，辅佐合赞汗进行政治、经济改革，政绩甚著。完者都汗（304—3年在位）时期，仍任宰相，权位益隆，诸子并任地方长官。37年，因政敌进谗，被不赛因汗（37—335年在位）罢黜。次年处死。拉施都丁于300年奉合赞汗旨主持编纂蒙古历史。307编成进呈，复依完者都汗之命增编世界各民族历史和舆地图志，3年完成。全书定名为《史集》（jamial-taarih），按原书总目录，分作三卷（mojalad）。第一卷为蒙古史，系奉合赞汗旨所修，完者都汗钦定称为《合赞汗祝福史》（tarih-imubara-ighazai），分两章（bab）第一章——蒙古、突厥诸部族志；第二章——成吉思汗先世纪，成吉思汗纪，窝阔台合罕、术赤、察合台、拖雷、贵由汗、蒙哥合罕、忽必烈合罕、铁穆耳合罕纪传，旭烈兀、阿八哈、帖古迭儿、阿鲁浑、海合都、合赞六代伊利汗传。第二卷也分两章第一章为完者都汗传；第二章为世界史，包括古代波斯诸王、穆罕默德和历代哈里发、波斯诸穆斯林王朝（哥疾宁、塞尔柱、花剌子模、法儿思、木剌夷）以及乌古斯、中国、犹太、拂朗、印度诸民族史。第三卷为《诸域志》（saaral-qalim）。现存各种抄本均无第三卷和第二卷中的完者都汗传，可能并未编成。927年，土耳其学者托甘在伊斯坦布尔topapisarayi图书馆发现了《史集》的一个附编的单独抄本，称为《五世系谱》（shu‘ab-iajgaa），包括阿拉伯、犹太、蒙古、拂朗、中国五民族，可能原是第二卷的附录。 《史集》是伊利汗国的官修国史，拉施都丁及其助手们利用了伊利汗宫廷档案如《金册》（ltadebter，可能就是元朝颁发给各汗国的《实录》）等，以及波斯、阿拉伯历史著作如《世界征服者史》、伊本·阿昔儿的《全史》等，还征询于任职伊利汗国的蒙、汉及其他民族官员，收集了大量书面和口头资料，尤其是熟悉蒙拉施都丁《史集》刊本、译本表年代译校者书名出版地内容jamiel-tevarih;s旭烈兀汗传原文校订、法文译注本he,,3n部пetockoгoxeoлoгnckoгooщectв(简称族志俄文译注本8同上同上部族志原文校订本88同上同上成吉思汗先世及成吉思汗纪(至即位)原文校订及俄文译注本888同上同上成吉思汗纪(即位至死)原文校订及俄文译注本900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卷一上、下《太祖本记译证》成吉思汗纪汉文译文;元太宗至成宗纪原文校订本940arljahgeshihte■■z■-h■’sausdemta’rih-i-mub■ra-i■■z■■desra■■dal-d■lodo合赞汗传原文集校本94同上ta’rih-i-mub■ra-i■■l■■desra■■dal-d■;geshihtederilh■eb■■■bisgaihatu,raha阿八哈汗至海合都汗传原文校本(附德文摘要旭烈兀汗至合赞汗传俄译本947邵循正《剌失德集史忽必烈汗纪译释(上)》(清华学报)元世祖纪(前半)汉文译注95arljahhistoiruiverselledera■■dal-d■:histoiredesfras,leide拂朗史原文校本、法文译注本t.部族志俄文译注本同上t.上成吉思汗先世及成吉思汗纪俄文译注本.Щ,ky旭烈兀汗到合赞汗传原文集校本及俄文译本n元太宗至成宗纪俄文译注本(artoftheism■‘■l■shistory)tehra亦思马因史原文合校本部族志原文集校本续表年代译校者书名出版地内容部族志原文集校本95rash■dal-d■’shistoryofidiathehague印度史原文影印本99同上diegeshihtederoguzedesra■■dad-d■ie乌古思史原文刊本97同上thehiageshihtedesra■■dad-diie中国史原文刊本isha,eyor元太宗至成宗纪英文译注本元太宗纪原文集校本983余大钧、周建奇《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第一卷第二分册(据俄译本)，北京部族志、成吉思汗先世及成吉思汗纪985同上同上，第二卷(据俄译本)，同上元太宗至成宗纪汉文译本98同上同上，第三卷(据俄译本)，同上旭烈兀汗至合赞汗传汉文译本古典故和元朝制度的孛罗丞相给了拉施都丁以最大帮助。这使得此书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特别是《部族志》一章，一一记载了蒙古高原上的所有部族、部落，正好弥补了汉文史料对十至十三世纪这一地区记载的贫乏；有关蒙古兴起和蒙古早期历史的记载，也远较汉文史料详细。《史集》有多种抄本传世，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各国学者先后出版了各部分的原文校勘本和译本（见表）。 《瓦萨甫史》t’arth-iassaf是瓦萨甫（shihabal-di‘bdllahsharafshirazi，24-334）所著《地域之分割与岁月之推移》（itabtajziyatal-msaratazjiyatal-’sar）一书的简称。作者为泄剌失人，担任伊利汗国税务官，得到宰相拉施都丁的赏识和庇护。他编撰此书，意在续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故始于257年旭烈兀灭木剌夷后进兵报达之役，体裁亦仿志费尼书。32年，因拉施都丁之荐，谒见完者都汗于新都孙丹尼牙，呈献其书并献颂辞，由此获得“御前赞颂人”（assaf-ihadrat）的赐号，此后即以号行。此书初为四卷，第一卷述蒙哥之死，元世祖、元成宗两朝暨旭烈兀、阿八哈、帖古迭儿三代伊利汗时代史事；第二卷述伊利汗阿鲁浑时代暨法儿思、罗耳阿塔毕史；第三卷述伊利汗海合都至合赞时代暨起儿漫、德里算端史；第四卷述元成宗之死，武宗、仁宗暨伊利汗合赞后期和完者都汗时代史事，并于卷末采志费尼书简略补叙成吉思汗至蒙哥前四汗史。328年，又续编成第五卷，述伊利汗完者都后期、不赛因汗时代（迄于328年）暨窝阔台、术赤和察合台后裔史事。《瓦萨甫史》是以伊利汗国为主体的大蒙古国全史，面面俱到，其所载元朝与海都等西北诸王的关系尤为可贵。但作者声称要用华贵文体写作，目的不单是记述史事，更在于树立文采的典范，以致铺陈过当，反使史事淹没在满纸华丽词藻之中。有853年孟买刊全书石印影本，极佳。85年，维也纳出版了哈默尔校订的第一卷原文及其德文译本。 伊利汗国时期的其他历史文献《纳昔儿史话》（tabaqat-iasiri）作者术兹札尼（mihajb·sirajmuhammadjuzjai93—？）先仕于呼罗珊之古耳朝，蒙古入侵后逃奔德里苏丹国，任法官。书成于254—20年，共23章，述阿拉伯帝国及波斯、印度穆斯林王朝史，最后写到蒙古的入侵。有关成吉思汗蒙古军在阿富汗地区的战事，记载最为详细，多有不见于他书的资料校订本（第，7—23章，加尔各答英译本（第7—23章，伦敦，98）。 《完者都算端史》（ta’rih-iuljaitusulta）哈沙尼（bu’lqasim’bd-llahal-qashai）著。作者自称是《史集》的真正作者。此书为伊利汗完者都一代之详细编年史，包括了有关这一时期察合台汗国的史事。有99年德黑兰刊本 《拉施都丁书信集》（muatabat-irashidi）系其秘书所编集，主要为拉施都丁写给他的担任各地方长官的儿子们和其他官员的有关政治、财政事务的信件，是研究伊利汗国史极重要的第一手资料。有苏联学者法林的俄文译本（莫斯科，97）。 《兀外思史》（ta’rih-ishaihuais）胡特比·阿哈里（bubaral-qutbial-hari）著。作者为阿塞拜疆人，生活于十四世纪前、中期。此书著成后呈献于札剌亦儿朝算端兀外思（355—374年在位），故名，像其他穆斯林史书一样，此书也是从亚当讲起。其蒙古王朝史部分，前半取材于《史集》等书，愈接近作者的时代，独立的叙事渐多，对伊利汗国后期及其后继者札剌亦儿朝历史以及阿塞拜疆地区的史地记载尤详，伊利汗国与钦察汗国的关系和钦察汗国史事也有很多记载。仅有一种抄本传世，最后一部分（第34—84页，即伊利汗国和札剌亦儿朝历史部分的英译本，并附刊原文（海牙，954） 《命官文书规范》（dastural-atibfita‘yial-marateb）纳黑乞瓦尼（muhammadahhiai）编。编者可能是伊利汗不赛因朝宰相吉雅太丁（拉施都丁之子）下属书记员，吉雅太丁奉旨命他集伊利汗国的官文书，历30多年，至3年始完成，呈献于札剌亦儿朝兀外思算端。除序言、结语外，分两部，第一部为书简，第二部为任命文书范例，计收蒙古长官、宰相及财政长官、伊斯兰圣职者三类任命书95件，是研究伊利汗国制度史的第一手资料。有苏联学者阿里札德校订本（分三卷，莫斯科史》（ta’rih-iguzida）可疾维尼（hamd-llahmustaufiqazii年成书。第四章波斯诸穆斯林王朝史，含蒙古王朝，除主要依据《史集》外，还参考了其他二十多种史籍，也属于当代人所著史书。有布朗的原文摹写本和英文节译（2卷，莱顿一伦敦，90，93）。 《心之喜》（uzhatal-qulub）可疾维尼的另一部著作，339年成书。是蒙古时代的波斯地理志，详载各州行政区划、城乡情况及税额、道里等，非常有用。有斯特朗治的原文校订与英译本（2卷，莱顿—伦敦，95，99）。这个时期还有多部波斯各地方史志留传下来，如《也里史志》（ta’rihama-iharat，作者saifiherai）、《泄剌失志》（shiraz-ama，作者ibzarubshirazi）等。 帖木儿朝时代的史书帖木儿朝时代编纂的许多史书，也有不少重要的蒙元史资料，特别是有关察合台汗国和伊利汗国的史料。著名的有尼咱马丁·沙密（izamal-dishami）的《胜利之书》（zafarama，404年写成）和撒剌法钉阿里（sharafal-di’liyazdi）的同名著作，两书都是帖木儿的传记，前者有eatilugal的土耳其文译本（安卡拉，949），后者有etisdelaroix的法文节译本（delft，723），以及法文本的英文重译本（伦敦，723，译者阴历史选》（mutahabal-taarihmu‘ii）作者为muial-diatazi，编年史，可能利用了蒙古文或畏兀文史料，所载察合台史事较他书为详（有关察合台汗国部分已译为俄文，收入《吉尔吉斯史资料》，莫斯科，973）。 哈菲兹·阿布鲁（hafiz-ibru，沙哈鲁汗廷史家）的《全书》（majmu’a-ihafiz-ibru）为通史著作，其伊利汗完者都、不赛因至札剌亦儿朝后期的波斯史部分，已由.bayai以《拉施都丁史集续编》（dhail-ijamial-taarih-irashidi）之名刊行（德黑兰，93），并译为法文，加上注释后出版（《伊朗蒙古诸王编年史》，巴黎，93）。 《贵显世系》（mu’izzal-sab）著者佚名，内容为成吉思汗系和帖木儿系诸王世系及其后妃、诸大臣姓名表，其成吉思汗世系是以拉施都丁之《五世系》为根据编的，或疑此书亦哈菲兹所作（作者称系奉沙哈鲁汗之命编纂），经后人增补。 迷儿宏（mirhad433-498）《洁净园》（raudatal-safa），通史著作，其第五、六卷分别为蒙古史、帖木儿朝史。其外孙宏达迷儿（hadamir，475-535）于十六世纪前期也编有一部通史，题为《旅行者之友》（habibal-siyar），其第三卷为蒙古时代至524年的历史，此书有mdefremery法文节译及注释本（《突厥斯坦与河中的蒙古诸汗史》，巴黎，853）。祖孙二人都是也里（明译哈烈，今阿富汗赫拉特）著名史家，他们的著作于察合台汗国事记载较详。 第二节阿拉伯文史料《全史》伊本·阿昔儿（’izzal-dibual-husayliibal-thir，0-234）著有《全史》（amilal-taarih）。作者精通历史，著作丰富。编年史巨著《全史》是其代表作，分2册，始于人类开创，迄于23年。第2册中记述了220年以来蒙古入侵河中、波斯、美索不达米亚、谷儿只等地战事，是最早记载蒙古西征的穆斯林史书，属于同时代亲身见闻的记录（多得自目击者的讲述），十分可贵。俄国学者齐曾高曾将这一部分译为俄文，收入《金帐汗国历史资料》之第卷（圣彼得堡，884）。 《札兰丁传》奈撒维（shihabal-dimuhammadal-asai）著有《札兰丁传》（siratal-sultajalalal-dimagubiri）。作者为呼罗珊之奈撒人，与花剌子模高官有往来，熟悉其国事，且目睹蒙古之入侵。223年蒙古军班师东还后，花剌子模算端札兰丁从逃亡地印度返回波斯，复兴破败之故国，奈撒维被任为书记，自此追随札兰丁直到他败亡（23）。此书著于24年，从花剌子模算端摩诃末在位后期写到札兰丁之死，所载多亲身见闻，尤详于呼罗珊地区情况，是记述蒙古攻灭花剌子模的主要史料的校本及法译（2卷，巴黎，89，895）。 《苏拉赫词典补编》札马勒·哈儿昔（jamalqarshi230-？）的《苏拉赫词典补编》（mulhaqatal-surah）是留传至今唯一的元代察合台汗国人所著的历史。作者出生在阿力麻里，先仕于该城主、哈剌鲁首领昔格纳黑的斤及其继承者，23年移居可失哈耳，从事宗教、文化活动，曾游历锡尔河流域各地，并在海都处服务过。282年，他用波斯文编译了十一世纪词典家朱哈里（jauhari）的阿拉伯文词典，称为《苏拉赫词典》（al-surahfial-lughat），其后又用阿拉伯文撰写了《补编》（完成于十四世纪初）。书中简略叙述了蒙古早期（前四汗）史，而对海都和察合台汗国史则有较详细的记载，还分别记述了牙老瓦赤、麻速忽的生平、政绩，以及当时阿力麻里、可失哈耳、和阗、忽毡、费尔干纳、察赤、巴耳赤邗、毡的等地的情况及其显贵、名流（主教、学者）的事迹，正好弥补了汉文和波斯文史料对中亚地区、特别是这一地区社会状况记载的不足。由于是当时当地人亲身见闻的记录，更加可贵。十九世纪末俄人安德烈夫在中亚发现此书抄本，转送彼得格勒亚洲博物馆。巴尔托德据此抄本节录、校订，收入所著《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第一卷《史料》中，此后学者都通过这个节录的刊本利用该书资料，未有他种文字译本，最近才由华涛译为汉文并加简单注释（载南京大学《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0、期，98、987）。 《伊本拔图塔行记》作者拔图塔（304—377），摩洛哥丹吉尔人，325年开始游历世界，到麦加朝圣后，游历了阿拉伯半岛、波斯各地、叙利亚、小亚细亚、君士坦丁堡、钦察汗国、河中。333年至印度，在德里留居八年。242年奉德里算端之命随元朝使臣来朝，未及登舟而船因风漂没，遂辗转马尔代夫、僧加剌、马八儿等地，大约245年始从朋加剌乘船至泉州。在游历了广州后，复从泉州北上大都，但大概只到杭州即折回，347年还印度，随即返回故里。后摩洛哥国王命他口述旅行见闻，由书记官术札伊笔录，著为旅行记。由于卷帙浩繁，此书一直以节本流传，有多种欧洲文字译本。十九世纪中，法国人在摩洛哥发现其全文手稿，由德弗列麦里等校勘并译为法文，分四卷出版（巴黎，853—858）。吉伯据此本译为英文，作了详细注释（剑桥，95—97，未完）。拔图塔行踪几遍大蒙古国全境，对所到之处都有详细记述，其中国行记部分记载了泉州、广州、杭州、大都等城以及所经沿途各地状况，尤详于这些地区的穆斯林情况；对中国与印度、波斯湾和阿拉伯交通、贸易往来，也有不少极可贵的记载。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据玉尔《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一书中的英文摘译本，译出了一部分关于中国的内容。近年，马金鹏将埃及出版的阿拉伯原文本译为汉文（《白图泰游记》，宁夏人民出版社，985），为全译本，但错误较多。 埃及的历史书埃及的马木鲁克王朝（250—57）于259年击败旭烈兀西征军，从蒙古人手里夺取了叙利亚；其后，又多次与伊利汗国发生冲突和战争，并力图和钦察汗国建立联盟以对抗伊利汗国。马木鲁克王朝与波斯、钦察蒙古王朝频繁的敌对和友好关系，使这个时期的埃及历史家对蒙古有相当多直接或间接的了解，并载入他们的著作。当然，这些著作对我们的主要价值在于记载了蒙古与埃及的关系。其中重要的有诺外利（al-uayri，279—332）所著《应用于文学各门之成果》（ihayatal-rabfifuual-dab），为马木鲁克朝三大百科全书之一。分五部，第五部为教俗历史，始于亚当传说，迄于十四世纪初。其蒙古史部分取材于《札兰丁传》、《全史》，价值不高，而所载埃及与伊利汗国关系史事，则系其亲身见闻，翔实可信。 乌马里（ibal-umari，30-349）著有《眼历诸国行记》（masalial-absarfimamalial-amsar）。书中所载贵由汗与拔都的冲突、阿里不哥即位后曾得到西北宗藩的承认等内容，可补其他史籍之缺，极为可贵。德国学者莱西（.leh）于98年出版了此书阿拉伯原文摘录与德译文合璧本，题为《蒙古世界帝国——乌马里在其lt;眼历诸国行记gt;中对蒙古帝国的描述》（韦斯巴登）。 第三节欧洲文字资料《蒙古史》普兰诺·卡尔平尼（giovaideplaoarpii，80-252）著有《蒙古史》（historiamogalorum）。作者出生于意大利中部佩鲁贾附近之laoarpii。他是方济各会创始人圣方济（saitfraisdassisi）的弟子，先后在德意志、西班牙担任大主教，学识渊博，忠勤教务，为建立北欧、西欧的方济各会作出很大贡献。此书是他245—247年作为教皇使节出使蒙古汗廷（出使经过见本书《中外关系》章）归来所写的报告，分九章，前八章分别记述蒙古的地理、人民、宗教、习俗、国家、战争、被征服国家、对付蒙古人的方法，第九章叙述其往返路程和在蒙古宫廷的情况。这是欧洲人根据亲身见闻所写的关于蒙古的第一部详细报告，同时人文森特（vietdebauvais）的百科全书式名著《大鉴》（speulimajoris）第四部《史鉴》（speulumhistoriale）中收录了其部分内容。原书抄本传世者有五种。十六世纪以来出有多种刊本和译本，重要者有839年达维扎克（d’veza）的拉丁原文校订与法文译注合刊本（巴黎地理学会《旅行记与回忆录丛刊》）；903年必兹里（的原文校订与英译合刊本；929年温加尔（ygaert）的原文校订本（《中国方济各会》siiafraisaa第卷，佛罗伦萨。最好的原文刊本）；930年里希的德文译注本；955年道森（.daso）编《出使蒙古记》所收英译本；957年莎斯齐娜的俄文译注本（对9年马列英mдenh俄文译注的订正和补注）；95年贝凯与韩百诗的法文译注本。此外，普兰诺·卡尔平尼使团的随员波兰人本笃（beedit）也著有一篇简短的出使记，附录贵由汗致教皇信的拉丁译本，达维扎克首次将巴黎国立图书馆藏此件抄本与前述《蒙古史》一起刊行。《东方行记》卢勃鲁克（guillaumederubruquis）著有《东方行记》（itierariumadartesorietales）。作者出生于法国佛兰德尔之rubruquis村，生卒年不详。他是法国国王圣路易身边的许多方济各会教士之一，248年从圣路易东征（第7次十字军东征年奉命以传教士身份前往蒙古探明虚实。255年回到塞浦路斯，圣路易已回法国，大主教命他留在阿克尔（re，今以色列海法地）讲授神学，将蒙古之行写成书面报告，派人送呈国王。这篇很长的报告书（即《东方行记》）详细记述了其往返行程和所历各地山川湖泊、城郭以及蒙古、钦察阿兰、不里阿耳、畏兀儿、吐蕃、唐兀、契丹等各民族情况（他最早指出“大契丹”即中国的居民就是古代所称之seres人），对蒙古人的衣食住行、风俗、信仰、政治、军事等各方面情况记载得尤为详细，特别是着重报告了拔都斡耳朵、蒙哥汗廷及蒙古国都哈剌和林的情况，记载了所见所闻的许多重要事件和人物。报告之末他要求到法国面见国王，大概获得了准许，因为不久后罗杰·培根（rogerbao）在法国曾遇见他并听他谈了蒙古之行，培根在其著名的《大著作》（ousmajus）地理门中大量收录了他的报告书内容。原书抄本现存者有五种，相互差别不大，应是同源。自599年哈克鲁特首次刊布其部分内容（拉丁原文与英译）以来，出了多种原文刊本和译本，重要者有839年巴黎地理学会《旅行记与回忆录丛刊》原文校本（最早的全文刊本）；900年柔克义的英文译注本（含普兰诺·卡尔平尼行记的译注）；前述929年《中国方济各会》第卷所刊原文校本；934年里希的德译本；前述《出使蒙古记》中的英译本和莎斯齐娜俄文译注本（道森编的《出使蒙古记》有吕浦、周良霄的汉文译注本，983年出版）。985年出版的克劳德与卡普勒（laudeetreeappler）法文译注本吸收了前人（主要是伯希和的《中亚与远东基督教徒研究》）的成果，是最新、最好的译本。 《寰宇记》马可波罗（maroolo，254—324）著有《寰宇记》（ledi-visametdoumode）。马可波罗旅居中国达7年，游历了很多地方（详见本书《中外关系》章），29年从泉州启程回国，295年返抵故里。次年，他参加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海战，被俘，在热那亚狱中讲述其东方见闻，同狱比萨人鲁思梯切诺（家）笔录成书，298年完成。同年获释回家，因其东方旅行经历和拥有巨大财富而声名显赫，被称为“百万”（ilmilioe）。其书原稿使用法、意混合语写成（已佚），传抄中又出现拉丁语、意大利语及其他欧洲语译本，现存各种文字抄本达数十种，相互歧异甚多，其中最接近原稿文字者为巴黎国立图书馆藏b.本，最古老、最完整者为西班牙托莱多图书馆藏哲拉达（zelada）拉丁文抄本。十五世纪以来出版的各种文字本子也数以百计，最重要者有玉尔的英文译注本（伦敦，87年初版，903年戈迪埃改订本）；伯内德托校订本（佛罗伦萨，928）；穆勒、伯希和合作完成的诸本集成、英译本（伦敦，938）。汉文译本有四种，以冯承钧译本《马可波罗行记》（据沙海昂法文译注本译出，93）最通行。传教士书信本书多采用伯希和、穆勒英译本，书名则仍沿用冯译本作《马可波罗行记》。来华方济各会教士书信（十三世纪末十四世纪初先后奉教皇之命前来中国传教的孟特戈维诺、安德鲁、帕列格里纳都曾写信给本国教友，报告其经历与见闻），是了解元代中国天主教会情况的最重要第一手资料。梵蒂冈和巴黎国立图书馆藏有这些书信的写本。方济各会史家瓦丁发现了这些书信，编入其巨著《方济各会年鉴》；玉尔据瓦丁书译为英文，收在所著《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一书（8年初版第卷）中。道森编《出使蒙古记》也收有这些书信的英文译本（据《中国方济各会》第卷所刊拉丁原文）。 鄂多立克、马黎诺里行记鄂多立克（odoriofordeoe，274或28—33）著有《旅行记》。他出生于意大利弗留里省的ordeoe，年轻时即进入乌弟纳的方济各会僧院。大约于34年开始到东方游历传道，先在亚美尼亚、波斯各地过了7年，32或322年由忽里模子乘船到达印度西海岸之塔纳（taa，元代译作靼拿），再到俱兰（今奎隆），乘船到马八儿，由此渡洋东来，经苏木都剌、爪哇、占城等国，到达广州。他从广州到泉州，由此北行经福州、杭州、金陵、扬州、临清等城，到达大都。在大都居住了3年，然后由陆路西行，经东胜、甘肃诸地，取道波斯北境（原木剌夷国）回到故乡。330年5月，他在帕度亚（adua）口述旅行经历和见闻，由教友威廉（illiamofsolaga）用质朴的拉丁文笔录下来。此书有很多种拉丁文、意大利文、法文抄本传世。十六世纪以来出了多种刊本，最好的是928年出的《中国方济各会》版拉丁文校订本。有玉尔的英文译注本（收在《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初版第一卷，8），戈迪埃的法文译注本（巴黎，89）。清光绪十五年（889），留学意大利的郭栋臣将鄂多立克旅行记译为汉文并加注释，刊于武昌，名《真福和德里传》，后香港《公教报》重印其译文。最近，何高济根据玉尔译本译成汉文（98年中华书局出版）。 马黎诺里（giovaidamarigolli）著有《东游回忆录》。他出身于意大利佛罗伦萨的贵族世家，生卒年不详。为当地圣克鲁契（sataroe）方济各会僧院教士。338年奉教皇本笃十二世之命出使元朝（见本书《中外关系》章），353年回到阿维尼翁，向教皇（英诺森六世）呈递了元顺帝的书信。354年，他被任命为意大利南部小城比西纳诺（bisigao）的主教。同年，他受到前来意大利接受教皇加冕的德皇卡尔四世的赏识，被聘为皇家牧师，遂从皇帝至布拉格，奉命重修《波希米亚编年史》。次年，在编撰此书第一部“世界史”开头部分世界创造之后讲到伊甸乐园，随即插入了他本人的奉使元朝回忆录，记述其往返行程和所历各地见闻。其中，关于阿力麻里基督教情况，他在元廷受到的接待和汗八里（大都）基督教情况，“蛮子”（江南）地区和刺桐城（泉州）情况，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此书仅有一种完全的古抄本（十四世纪末十五世纪初）传世，藏于布拉格，但在威尼斯另有一摘抄本（十五世纪），包含了其有关亚洲记述的所有最重要内容。820年，德人梅纳特首次将马黎诺里的东方旅行记述辑录出来，加以整理和注释，刊于《波希米亚科学学会论文》第7卷，始显于世。有玉尔的英文译注本（编入《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8年初版第2卷），张星烺从玉尔书中摘译了一部分，编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其他资料在罗马教廷和欧洲各国档案以及中世纪各种史籍中还保留有大量蒙元史史料，包括书信（如各国君主和教会有关蒙古问题的通信，教皇致蒙古诸汗的书信和给来华教士的命令书底本，蒙古方面来信的原文和译件，来华教士写信给教友的书信），使者的报告和旅行记，有关与蒙古通使和交涉的记载等。例如245年教皇英诺森四世派多明我会教士阿塞林（sseli）和西门（simo）等出使波斯西境蒙古军统帅拜住营地，西门在归来后著有题为《鞑靼人史》的报告书，原书已佚，幸而同时人文森特的《史鉴》收录了其大部分，得以保留下来。伯希和所著《蒙古人和教廷》第二章对这份史料进行了精密研究；理查德从《史鉴》中辑编出西门的《鞑靼人史》（simodesait-que-ti，histoiredestartares，拉丁原文校订、注释，《十字军史有关文献》7，巴黎年法国国王圣路易派多明我会教士安德鲁（dreoflogjumeau）率领使团出使贵由汗廷，庄维尔（joiville）的《圣路易传》和其他同时代史籍对此次出使有详细记载，大量引述了安德鲁的出使报告。伯希和在《蒙古人与教廷》中也有一节专门研究这些重要史料。前已提及的温加尔神甫所编《中国方济各会》第卷除普兰诺·卡尔平尼、卢勃鲁克行记外，还收入了许多重要档案资料。伯希和在得到此书后，进一步研究有关蒙元时期历史的拉丁文史料，其成果《中亚与远东基督教徒研究》（遗著之一，973年，巴黎）旁征博引，包含有丰富的以前未曾被利用的原始资料。最近，哥肯扬和斯维尼将几种有关蒙古进兵东欧的拉丁文史料译为德文并加注释，汇编为《蒙古风暴——目击者和同时代人的报告》（985年出版），其中包括大约23—237年旅行到蒙古人统治区的玉连（julia）写给意大利佩鲁贾主教的信（这是欧洲人对蒙古西征的最早报导）、匈牙利一教区两位副监有关蒙古入侵的详细记载、匈牙利国王别剌四世、主教及贵族写给教皇等的书信。 第四节亚美尼亚文资料《海屯行记》系小亚美尼亚国王海屯一世（hethumi，224—29在位）赴蒙古朝见大汗的往返旅程记载。小亚美尼亚（西利西亚）是小亚细亚东南部的基督教国家，244年归附蒙古，成为臣属国。254年春，海屯一世遵从拔都之命亲身入朝蒙古大汗。他与随臣经大亚美尼亚、谷儿只境，过高加索山，5月至拔都营帐（伏尔加河下游）谒见，然后渡扎牙黑河（今乌拉尔河）东行，9月到达蒙哥汗廷（哈剌和林）朝见、贡献，得到蒙哥颁赐的庇护诏书；月离汗廷西还，经畏兀儿、河中地区、波斯北境、阿塞拜疆和大亚美尼亚，行程8个月，回到本国。这篇《行记》收录在其随员、历史家乞剌可思·刚扎克（iraosofgadja，20—272）所著的《亚美尼亚史》中，因记载行程尤其是回途所经各地地名甚详，作为十三世纪东西交通和中亚地理的重要资料早就受到学者的注意，先后被译成俄、法、英、德各种文字。以前，布莱资奈德的英文译注（收在《中世纪研究》第卷，90）最通用，有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收）、唐长孺（《海桑东游录》，载《国学论衡》，935年）汉译本。94年波义耳在《中亚杂志》发表的英文译注，利用了9年出的乞剌可思《亚美尼亚史》原文精校本，并吸收了巴托尔德、伯希和、米诺尔斯基、哈密尔顿等人的新研究成果，是最佳译本（有何高济汉译本，98年中华书局出版）。《亚美尼亚史》乞剌可思的《亚美尼亚史》是蒙古征服时代亚美尼亚历史家的多部同类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书中除收有上述《海屯行记》外，还有得自亲身见闻（乞剌可思本人曾被蒙古人俘虏）的关于蒙古征服西亚史事以及蒙古人面貌、习惯、语言等多方面情况的珍贵记载。其他历史家如瓦尔丹（vardavardapet，200或20—约270）、斯蒂潘（stephaorbelia）、森帕德（sem-padofoetable）等人的亚美尼亚编年史著作也都含有不少有价值的蒙元史史料。都洛里埃的《亚美尼亚史家所载之蒙古人》（《亚洲杂志》858、80）摘译乞剌可思、瓦尔丹书有关章节为法文；帕特卡诺夫的《根据亚美尼亚史料的蒙古史》（1，2，873，874）摘译乞剌可思、瓦尔丹、斯蒂潘书中有关部分为俄文；从十几种十三到十四世纪亚美尼亚编年史及其他文献手稿中辑录有关资料译为俄文，编成《关于蒙古人的亚美尼亚史料》（92，莫斯科）。 《引弓民族史》另一种重要的亚美尼亚文史料是格里哥尔·阿堪赤（gri-gorofa，250—335）的《引弓民族史》。帕特卡诺夫于870至87年出版了此书的原文刊本和俄文译注本，题为《僧侣马迦基的蒙古史》，但根据的是一种很晚的有破损的手抄本。晚近，布雷克与弗莱利用耶路撒冷亚美尼亚修道院收藏的更好的古手稿（写于27年，有870年刊本）为底本进行校订，出了新的原文与英文译注合璧本（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949）。据其考订，此书著者并非马迦基，而是格里哥尔；他不是蒙古征服事件的目击者，其书主要取材于著名亚美尼亚长老、史家瓦纳堪（vaaavardapet，乞剌可思和瓦尔丹的老师，曾被蒙古人俘虏）的一部已佚历史著作，并加进了他自己掌握的资料。书中着重记述了蒙古西征军统帅绰儿马罕、拜住和伊利汗旭烈兀、阿八哈对西亚各国的征服和统治，尤详于谷儿只、小亚美尼亚史事，迄于海屯一世去世（27）和其子列昂三世（leo3，29年奉阿八哈汗之命嗣父位）在位初年。《东方史精华》历史家海屯（hethumpatmih）著有《东方史精华》（lesfleursdeshistoiredelaterred’oriet）。海屯是小亚美尼亚王海屯一世之侄，格里哥斯（grigos）公国王公，305年向国王海屯二世交还封国，出家至塞浦路斯为僧。不久赴法国阿维尼翁晋见教皇，教皇克力门五世授以普瓦提埃（oitier，在法国西部）修道院，308年于此去世。其书系307年著成于普瓦提埃（以法语口授），分0章，包含亚洲诸国志、蒙古诸汗史、圣地及东方基督教情况三部分，对蒙古与小亚美尼亚关系记载尤详。有多种法文、拉丁文抄本。玉尔曾摘译其第一部分中的“中国”章为英文，编入《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刊本有90年巴黎出版的《十字军历史家丛刊（亚美尼亚文献2）》本。 第五节叙利亚文史料《东方总主教雅八剌哈与巡视总监列班扫马传》十四世纪前期一位佚名聂思脱里派教士所著。列班扫马（r，230-294），大都人，基督教聂思脱里派教士，大约在275年与其弟子、东胜洲人马忽思（marqos，245-37）决意同赴耶路撒冷朝圣。他们循陆路西行，至蔑剌哈城（今伊朗东阿塞拜疆省马腊格），谒见了正在该城的聂思脱里教会总主教马儿·腆合，得到他的谕令，参观了报达（巴格达）和西亚许多地方的修道院与先贤圣迹，但因伊利汗国与马木鲁克王朝的敌对关系，未能去耶路撒冷。马儿·腆合授马忽思为“契丹”与汪古教区主教（易名雅八剌哈yahbhllaha），列班扫马为巡视总监，命他们东归主持教务，但由于中亚有战事而中途折回。28年马儿·腆合亡故，马忽思被选为总主教（称雅八剌哈三世），他一直得到伊利汗的优遇，在聂思脱里教会事业中发挥了特殊作用。列班扫马于287—288年奉阿鲁浑汗之命出使拜占廷（君士坦丁堡）、罗马教廷、法国（巴黎）和英国（至当时英王爱德华驻地、法国西部之波尔多）；从欧洲归来后，先后主管桃里寺（tabriz，伊利汗国都，今大不里士）、蔑剌哈教堂，293年至报达辅助总主教。此书佚名作者应是雅八剌哈身边的亲信教士，所撰“雅八剌哈三世传记”叙事甚详；其述他们师徒二人由大都至西域各地的旅行经历和列班扫马的欧洲之行，出自列班扫马的旅行记（由波斯文节译为叙利亚文）。第一个原文刊本是888年由贝占神父（.bedia）在巴黎出版的；895年法国学者夏博出了法文译注本。同年，贝占得到更好的抄本，又出了第二版（修订本）；928年出的布治英译本，系据贝占修订本与其他抄本校勘后译成，题为《中国皇帝忽必烈汗的僧侣》，有一篇很长的绪言，引用其他史料（如把·赫卜烈思《教会编年史》关于两位僧侣系奉忽必烈之命西来朝圣的记载），对本书内容作了扼要考述，并略叙东方聂思脱里教派情况，但译文无注释。958年又有彼古列夫斯卡娅的俄文译注本。 《叙利亚编年史》与《教会编年史》把·赫卜烈思（barhebraeus，22-28）著有《叙利亚编年史》和《教会编年史》。把·赫卜烈思，阿拉伯语名阿布·法剌兹（gregorybu’l-faraj），犹太人，出生于马拉提亚（在今土耳其东部）。父为医生，243年曾服务于一蒙古将领，次年举家迁居安条克。把·赫卜烈思7岁为修士，历任阿勒颇等地雅各派主教，20年以后在伊利汗国从事宗教活动，升任总主教（maphria），并成为伊利汗宫廷医生。他学识渊博，精通叙利亚、阿拉伯、希伯来诸语及科学、文学各科知识，有著作三十余部，最有名的就是这两部历史著作。《叙利亚编年史》叙述从创世迄于当代的政治史，包括蒙古诸汗史；有关蒙古的记载除利用同时代波斯、阿拉伯史料外，多基于亲身见闻，十分可贵。《教会编年史》主要记述安条克及东叙利亚教会、雅各派、聂思脱里派的历史，也有不少有关蒙古的珍贵史料。前者有789年出的叙利亚原文与拉丁文译本（莱比锡），932年出的布治英译本（含原文，题为《格里哥里·阿布·法剌兹编年史》，伦敦）；后者有872—877年出的原文与拉丁文译本（鲁文）。 第六节俄、日文资料俄文资料十三至十四世纪蒙古对俄罗斯各公国的征服和钦察汗国（金帐汗国）的统治，在当时俄罗斯各公国、各城市的编年史著作中留下了大量记载。记载较多者有《诺甫哥罗德编年史》、《拉甫连齐耶夫编年史》、《伊帕齐耶夫编年史》、《尼康诺夫编年史》、《罗戈日编年史》等。十九世纪后期以来，俄国陆续出版《俄罗斯编年史全集》（Пoлknxлetoпncen），卷帙浩繁，检索颇难。尼柯拉叶甫娜编集了一部《十二—十四世纪俄罗斯编年史故事》（莫斯科，98），摘录蒙古统治时代主要史料译为新俄文并加注释，便于参阅。 日文资料元代为日本的镰仓幕府（92—333）中后期和南北朝（33—392） 前期，这个时期的日本史籍十分丰富，包括朝廷、幕府和诸家贵族的记录、寺院文书、地方史志、僧传及高僧著作、私家著述等许多类。有关元朝与日本外交、战争及民间交往的记载，散见于各类史籍中。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编集的《大日本史料》第四编和第五编是镰仓时代史料，第六编是南北朝时代史料，用编年体，逐年辑录，注明出处，便于查检。 至元十一年（日本龟山天皇文永十一年）和十八年（日本后宇多天皇弘安四年）的两次元朝侵日战争是元代中日关系史中最重大的事件。日本方面的主要史料有《八幡愚童记》、日澄的《日莲圣人注画赞》和竹崎季长的《蒙古袭来绘词》。文永、弘安两役期间，京都石清水八幡社举行诵坐祈祷，祈求保佑战胜来犯之敌，《八幡愚童记》旨在记载此事以说明祈禳之功。此书著成于弘安之役不久，主要利用从战地送达京都的战情报告，详细记述了两次战役的经过，史料价值很高，唯作者居于京都，不谙九州地理，常有讹误。《日莲圣人注画赞》第五篇《蒙古来》内容与前书大略相同而较简约，其资料来源也是送到京都的报告文书。竹崎季长（竹崎五郎兵卫尉）是肥后国御家人，文永、弘安两役中战功卓著的武将，为传扬其功勋，令画家土佐长隆父子二人作战况图卷，自撰词文，记其亲身参加的历次战斗始末，地点、战况均翔实可信，无疑是元代中日战争最重要的第一手史料。图中对元军将卒、战船、服饰、兵仗、战法等都有生动描绘，尤为可贵。明治二十四年（89），山田安荣搜集有关文永、弘安两役的文书、日记、朝野记录等各类史料，编成《伏敌篇》两册，甚便参阅。 僧人语录、诗文集和传记中包含了大量元代中日经济、文化交流的宝贵资料。由于来元日僧和赴日元僧基本上都是搭乘商船来往的，他们的记录就反映了当时中日间贸易之繁盛。至于这些记录在反映中日文化交流方面的史料价值，那更是不言而喻的。 第四章明清两代的元史著述第一节明代的元史著述据《明史·艺文志》和《千顷堂书目》，明人的元史著述有二三十种，但多半不传。洪武初年设局纂修的《元史》由于仓促成书，缺漏、谬误甚多，刊行后不久，曾参与史局的朱右就另撰《元史补遗》2卷，惜其书佚。洪武二十三年，解缙因代人草疏为被处死的李善长讼冤而遭解职，朱元璋令他居家著述十年，后解缙致书董伦言及此事，谓“《元史》舛误，承命改修，及踵成《宋书》，删定《礼经》，凡例皆已留中。奉亲之暇，杜门纂述，渐有次第”。据此知解缙曾奉旨改修《元史》并已进行了一部分，但似乎没有完成，其稿亦失传。永乐初，胡粹中（名由，以字行）撰成《元史续编》卷，据称他“以《元史》详于世祖以前攻战之事，而略于成宗以下治平之迹，顺帝时事亦多缺漏，乃作此以综其要”2。其书用编年体，全仿《通鉴纲目》体裁，大书提要，小字分注，间附议论，起世祖至元十三年，迄顺帝至正二十八年，实际上是续明初陈桱的《通鉴续编》，不能称续《元史》。资料基本上取自《元史》，增益甚少，议论每多迂腐，价值不高。现存有永乐间刊本及诸抄本，四库全书本。成化间商辂等编《续资治通鉴纲目》，元代部分即以此书为本。其后，薛应旂、王宗沐各编有《宋元资治通鉴》，所采之书甚少，尤略于辽、金、元，仅备一体裁而已；其他如王洙《宋元史质》、周复浚《元史弼违》等书，皆无足取。唯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立题颇当，能综括有元一代政治、经济、文化上的重大事件，不失为初学者有用的参考书；取材虽大体不出《元史》，但也略有补充，如《治河》篇全文收录了欧阳玄的《至正河防记》，《律令之定》篇摘录了郑介夫的奏议。此外，冯从吾著《元儒考略》4卷，以《元史·儒学传》为主，兼采志乘资料附益之，略具一代学术专史梗概，有一定参考价值，清初全祖望续纂《宋元学案》时当利用了此书。王光鲁编《元史备忘录》，分谱系、氏族（转录自《辍耕录》）、诸臣、重名、俚名诸篇。其“诸臣”篇将《元史》所载蒙古、色目重要人物（杂入耶律楚材等数名汉人）按仕历时间先后编为名单，分列于诸帝之下（自“太祖诸臣”至“顺帝诸臣”），再分为创业、守成、推戴、文翰、奸臣、反臣等类，名下各略举主要事迹。这种分类方法后为清代史家采用。元代蒙古、色目人同名者颇多，此书“重名”篇一一辑出，注明其身份，为清代汪辉祖编《三史同名录》所取法。 总的说来，明代的元史著述成就不大，因为《元史》是本朝太祖诏修的官史，明人虽然不甚满意，也不敢多加非议或立意重修，受其拘限，故难有《明史》卷一四七《解缙传》。 2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创新。入清以后，学者不再有此顾忌，对《元史》的阙失作了严厉批判。中国传统史学最重综纪一代的“正史”，纰漏百出的《元史》实在不餍人望，于是重修一部元代信史便成为史学家们努力的主要目标。 第二节清中叶以前的元史著述《元史类编》康熙间，邵远平著成《元史类编》42卷（99年进呈）。邵远平，康熙三年进士，官至翰林侍讲学士、詹事府少詹事，曾参与纂修《一统志》。其高祖邵经邦于明嘉靖间著有《宏简录》一书，本意欲续郑樵《通志》，而仅编成唐、宋、辽、金诸朝纪、传，远平继高祖之业续编了元代纪、传，故又称《续宏简录》。其书以《元史》为基础改编，自谓曾兼采《元文类》、《经世大典》、《元典章》及元人文集以补其缺遗。卷一至十为本纪，卷十一至四二为列传，无表、志，凡天文、地理、律历制度和诏令按年编入诸帝本纪，故本纪特详；列传仿王光鲁《元史备忘录》之例分类，并增补了十余人，其中有赵天麟、郑介夫传，分别收录了二人所上《太平策》的主要内容；正文之下酌加注语考订异同。不过，邵氏并没有全面搜罗史料，当时能见到的资料而他没有见到的还有很多，其著书目的也仅在于续“祖录”，而不是重修一部元史。此外，清初学者孙承泽编有一部《元朝典故编年考》（0卷），将元代重要史事分年编次，除《元史》外，还采取文集、说部资料作了补充，其第九卷收录了2卷本《秘史》的末两卷（续集）总译，指出这是蒙古人所编记，可“补正史之所不载”。 钱大昕对元史学的贡献真正立意改造《元史》、重构新史的第一人是乾嘉学派代表人物、史学大师钱大昕。本书第十卷别有传。他学识渊博，在许多方面都有重大建树，对史学的贡献尤大，而以元史研究的成就最为突出。可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史料的发掘，多种重要元史史料的价值都是经他慧眼发现、表章而显于世。如《元朝秘史》明初即有刻本，但一直没有受到史家的足够重视，乾隆十三年（748）万光泰曾据总译改编成《元秘史略》2卷，却谓其“文不雅驯，好述委琐之事”，将大量重要记载视为“荒诞”而删略。钱大昕得到了从《永乐大典》中抄出的5卷本《秘史》抄本（洪业推测可能就是他本人抄出，见所撰《蒙古秘史源流考》），即据以补正《元史》，屡屡引述，在《跋元秘史》一文中指出元初史事唯《秘史》所载得其实，“论次太祖、太宗两朝事迹，其必于此书折其衷欤。”对其重大史料价值作了高度评价。后他又得见明刻2卷本，著录于《元史·艺文志》，并提出《秘史》可能就是元代内廷秘笈《脱必赤颜》之说。《长春真人西游记》收在《道藏》中，知之者鲜。钱大昕在苏州担任紫阳书院院长（788—804）期间，乾隆五十九年（794）到玄妙观阅读《道藏》，发现了这部重要史料，立即借来抄出，并写了一篇跋，指出其“于西域道里风俗多可资考证者”，从此这部长久湮没无闻的子部附庸之书才一跃成为史部的要籍，先后有著名学者徐松、程同文、沈垚、洪钧、王国维等作了考释。《元典章》作为元政府的文书汇集，史料价值之高无与伦比，而四库馆臣竟谓其“多案牍之文，兼杂方言俗语，浮词妨要者十之七八，又体例瞀乱，漫无端绪不足以资考证”，乃仅存目而不予收录，可见时人对其重要性并无充分认识。钱大昕早已留意此书，从友人处得到一抄本后，即作跋绍介，特引其中一“俗语”（硬译体）公文以证明其价值。据日人岛田翰《访余录》记载，905—90年他到江浙一带访书，曾见到有钱大昕疏注的《元典章》抄本，这些疏注写在书的“行间栏上”，“多未发之秘”，可见钱氏对《元典章》曾做过仔细研究，惜此本今已失传。此外，经他表彰而得到史家重视的还有《圣武亲征录》等史籍。广泛搜罗金石文字资料是钱大昕在发掘元史史料方面特别值得称道的功绩。他搜集的元代金石资料达四百多件2，为其中25件撰写了跋文，用金石文字与《元史》及其他文献记载相参证，发现了很多可以补充或订正《元史》的资料（见《潜研堂金石文跋尾》）。二是《元史》的考订。《二十二史考异》00卷是钱大昕的主要史学著作，也是乾嘉学派代表性的考史名著，其中考订《元史》（卷八六——一○○）占5卷。后复得三十余条，收入《诸史拾遗》卷五。他以多方面（音韵、金石、舆地、典制、历算）丰富的学识对原书逐卷审核，或勘同、录异，或纠谬、补缺，所发明者不胜枚举。此外，他的《金石文跋尾》和另一名著《十驾斋养新录》中，补正《元史》者也甚多。三是《元史稿》的编撰。重修一部元代信史是钱大昕的最终目标。他在《元史艺文志自记》中说，任职翰林院时，以《元史》“冗杂漏落，潦草尤甚”，拟仿范晔（著《后汉书》）、欧阳修（著《新唐书》、《新五代史》）之例“别为编次，更定目录，或删或补，次第属草，未及就绪。归田以后，此事遂废，唯世系表、艺文志二稿尚留箧中”。据其自编《年谱》，乾隆五十六年“撰元氏族表四卷，补元艺文志四卷”条下其曾孙庆曾的补记“其余纪、传、表、志多已脱稿，惜未编定。是年精力少差，先以氏族、艺文二稿缮成清本。”可见他重修元史的工作已完成了大部分，只是没有最后定稿，这就是道光年间其侄孙钱师璟《钱氏艺文志》所著录的“《元史稿》百卷，在金陵汪氏处”，905至90年间岛田翰在江浙访书，还见到过其“残本二十八巨册”（缺卷首至卷二五），系“钱竹汀手稿本”。此后下落不明，“或云藏山东某氏家”。传世者只有他生前定稿的《元史艺文志》（80年刊）和《元史氏族表》（80年刊）两篇。元代蒙古、色目氏族“考稽尤难”，《辍耕录》之《氏族》篇所列蒙古72种、色目3种，“见于史者仅十之三四，而译字无正音，记载互异”，钱大昕博采正史、杂参见方诗铭等著《钱大昕》，页23，上海人民出版社98年版。 2见《潜研堂金石文字目录》。 见方诗铭等著《钱大昕》页27引范希曾《南献遗征笺》。 史、碑刻、文集、题名录等资料，审其异同，其蒙古诸氏族主要根据《秘史》记载厘定，由于他精音韵之学，又懂蒙语，族名、人名的勘同多数准确。在《史集·部族志》传入中国之前，能有这样的成绩诚为难得。此外，他还著有《元诗纪事》，也已失传。 其他史家的著作同时代著名史家赵翼（727—84）的主要著作《二十二史札记》3卷中，第二九、三○两卷为元史札记。此书与钱大昕的《二十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同为乾嘉史学的代表性名著，但赵氏治史方法与钱、王不同。他自谓“家少藏书，不能繁征博采以资考订”，又认为不可据稗乘以驳正史之讹，是以“多就正史纪传表志中，参互勘校”。这种以本书证本书的方法用之于漏误特甚的《元史》，虽然也能发现一些问题（如相互歧异，记载不实等），但就考订而言则显然很不足。不过他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这就是善于抓住一代重要的政事、制度及其特点，运用归纳法将有关史料综合条贯，列举多证加以阐明，并作出评论，所论述的都是元代“有关于治乱兴衰”的大事。故钱大昕誉之为“洵儒者有体有用之学”。 同时代史家考订《元史》者还有汪辉祖（730—807），所著《辽金元三史同名录》40卷，卷十六至三五为元史（又“总录”、“附录”4卷收异史同名者，亦多元人），以蒙古、色目及契丹、女真人名为主，凡纪传表志所见同名（含异译者）悉予收录，按韵部编次，注明出处，并加考证。他的更重要著作是《元史本证》50卷（80年成书），因系尽据《元史》本书之文相互参证，故名，包括“证误”23卷，“证遗”3卷，“证名”史》出于众手，又草草交差，未加互校审订，自相歧异处甚多。作者对全书作了仔细校勘，凡记载歧异者辨其正误，本篇漏略者取散见他篇资料补之，同名异译者一一辑出（如《同名录》例），共得三千数百条，就校勘而言比钱大昕《考异》更加完备。但因《元史》本身疏漏太甚，用“本证”方法受到很大的局限，难免有许多失误、漏校之处。 嘉、道之际，先后有祁韵士（75—85）著《皇朝藩部要略》（蒙古诸部）、《西陲总统事略》（述新疆诸部），徐松（78—848）著《西域水道记》、《新疆事略》等书，都涉及元代史事地理。徐松还撰有《长春真人西游记跋》，考订所载金山以西地理；并拟重修元史，但未成。与徐氏同时稍晚的大学者龚自珍（792—84）和沈壵（795—840）也致力于西北史地研究。龚自珍通满、蒙、回、藏语，曾撰《西域置行省议》，并着手编撰《蒙古图志》，已完成一半，惜其手稿及所搜集资料并毁于火，仅存拟进呈表和序文数篇。沈壵著有《新疆私议》、《西北地名杂考》、《西游记金山以东释》（补徐松之未备）等文（均收入《落帆楼文集》）。他们开始摆脱乾嘉学派烦琐考据的局限，首重于经世致用，尤为重要的是开启了晚清学界研究西北史地的风气，对此后元史研究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第三节鸦片战争后的西北史地与元史研究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边患日益严重，遂有更多学者致力于边陲史地的研究，期收经世致用之效。而要明确新疆、蒙古及其相邻境外诸地的沿革，自以研究蒙元时代最重要，如梁启超所说“大抵道咸以降，西北地理与元史学相并发展，如骖之有靳，一时风会所趋，士大夫人人乐谈，如乾嘉之间竞言训诂音韵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另一方面，出于认识世界的迫切需要，外国史地著作被译成汉文者逐渐增多，中国学者从中了解到前人未详的元代西北宗藩国的历史，并且知道域外还有许多元史史料可补中国史料之缺，于是开始注意搜集和利用，逐渐突破前人所受的局限，把元史研究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魏源与《元史新编》最早利用境外资料研究元史的是主张向西方学习的进步思想家魏源（794—857）。他与龚自珍同以讲求经世之学闻名，并且也很注意研究西北史地，在其名著《圣武记》中对新疆、蒙古给予了特别的重视。84年，林则徐将自己主持译编的《四洲志》嘱托他扩充改编为《海国图志》。在编撰此书时，他读了许多外国史地著作，始“知元代西域远徼皆西北接鄂罗斯、西南连五印度，与今西洋夷接壤”（《拟进呈lt;元史新编gt;表》），疆域甚广，遂撰《元代征西域考》、《元代西北疆域考》等文。鉴于旧《元史》的疏漏，他在编成《海国图志》后，就着手重修元史，“采四库书中元代各家著述百余种，并旁搜《元秘史》、《元典章》、《元文类》各书参订旧史”，西域事则补充以外国书中资料，著成《元史新编》95卷，但未及完全定稿就去世了。后其族孙魏光焘觅得原稿，托邹代过、欧阳俌校定，到905年才完成、刊行。其书本纪4卷，世祖以下袭用邵远平《元史类编》；志32卷，表7卷，其中《艺文志》、《氏族表》全取钱大昕书；列传40卷，按开国、世祖、中叶、元末四个时期人物主要事迹分类编次（如功臣、相臣、武臣、文臣等），并增立了《太祖平服各国》、《太宗宪宗平服各国》、《中统以来屡朝平服诸藩》诸传，多叙漠北、西域史事，以明元代疆域所至之广。其所补充外国资料主要在这些传中，自谓“西北疆域，颇如指掌”，邹代过也盛赞其“俾穷荒绝域，数百年如堕云雾者豁然得睹”（《元史新编跋》）。其实魏源所见外国之书都是一般的史地著作（如马礼逊《外国史略》、玛吉士《地理备考》），没有什么史料价值，不过他第一个突破中国史料的局限，并首创西北诸传，其“开榛莽而启津途”之功仍不可没。 其他西北史地与元史学者的成就同时以精于西北史地之学著名的学者还有张穆（805—849）和何秋涛（824—82）。张穆应祁巂藻之请复核其父祁韵士所著《皇朝藩部要略》，觉得应有地志与之“相辅而行”，遂著《蒙古游牧记》卷，按蒙古各盟旗分述其山川、史迹，其中涉及元代蒙古历史地理者甚多，每有精辟的参证。书未及完稿而病卒，由何秋涛整理、补充而成，859年刊行。张穆还从《永乐大典》中录出《元秘史》总译部分，与他本校勘后刊入《连筠簃丛书》，使之得以广泛流通。何秋涛亦究心时务，以为俄罗斯地与我国北境相近，和边防关系甚大，而未有专书论述，乃采官私载籍著《北徼汇编》，初仅卷，后复广泛搜罗有关俄罗斯和新疆、蒙古、东北三边区历史地理以及中俄交涉的史料和中外著述，扩编为80卷，858年进呈，咸丰帝赐名《朔方备乘》。其中与元史有关者有历代北徼诸国、诸王、将帅传的元代部分和《元代北方疆域考》等多篇。何氏还在张穆协助下出了《圣武亲征录校正》。 张、何以后，清末民国初，从事西北史地与元史研究（时称“道咸时学”）的学者更多，他们中在元史方面贡献大者有李文田、洪钧、丁谦、柯劭忞、屠寄等。李文田（834—895）的主要著作是《元朝秘史注》5卷（据《连筠簃丛书》本），利用了很多宋金元明史籍以及清人西北史地著述以考释史事、部族、地理、人物。由于所据的仅是不完全的总译，李氏又不通蒙古、西域语言，而颇多错误，但在提供考证资料方面至今仍有一定参考价值。作为第一部《秘史》注释，它在这部重要史籍的研究上占有一定地位。当时著名学者文廷式（85—904）也很注意研究《秘史》，他为李注书增补了许多有价值的眉注。李文田编撰的其他元史书有《西游录注》、《圣武亲征录校正》、《和林金石录》（据俄人拉德洛夫所编《蒙古古物图谱》录出）等。在他之后研究《秘史》的还有施世杰（著《元秘史山川地名考》）、高宝铨（著《元秘史李注补正》）、丁谦（下详）等人。 丁谦（843—99）是晚清著名的舆地学者，尤精于西北历史地理研究。自汉至唐各史之西域传和历代西域纪行之书他都做了考证，而特别着重于元代，著有《元秘史地理考证》（附《元史》特薛禅、曷思麦里、郭宝玉诸传地理考证）以及《长春真人西游记》、《西游录》、《西使记》、《张德辉纪行》、《经世大典图》等书的地理考证，并撰《元太祖成吉思汗编年大事记》、《元初漠北大势论》等文。他自谓其考证西域地理乃“合中西各史书，参互推究”，观其所撰元史诸篇，“西史”、“西图”资料主要就是用了洪钧的《元史译文证补》和《中俄交界全图》。当时我国边疆图籍出了不少，丁氏搜罗殆遍，又得洪钧书译介之外国资料相参证，因而能比前人有所进步。不过他涉及的范围太广，又缺乏必要的语言学修养，错误颇多。 岛田翰《访余录》称他曾见过黄丕烈所撰《元朝秘史疏证》，其言似不可信。同时代对蒙元史有研究的著名学者还有沈曾植（850—922）和文廷式。他们都是光绪进士，长于史学，喜治元史和西北史地。沈曾植初任职刑部多年，后任总理衙门章京。时俄人雅德林切夫、拉德洛夫发现了元和林城及其附近唐元碑刻，拉氏编为《蒙古古物图谱》4册（892—899年出版），驻华俄公使送了一部给总理衙门，沈曾植为其中的阙特勤碑写了一篇跋文。他的蒙元史重要著作有《蒙古源流笺证》、《岛夷志略广证》（据新旧各图及中外学者著述考证南洋各地古今地名、航路）和《元秘史注》。文廷式任职翰林，由编修升侍读学士。时《永乐大典》大部分尚存，他从中抄辑出不少元代文献，如《大元官制杂记》、《大元仓库记》、《大元毡罽工物记》等，后被王国维刊入《广仓学宭丛书》中。沈、文都是维新人物，拥护变法，并曾赴日考察，学术眼界也宽。文氏在日本结识了内藤虎次郎，受其托抄录了一部《元朝秘史》寄给他，那珂通世遂据以将汉字音译蒙文转译为日文。当时研究元史诸家中还有曾廉（857—？）。他长期在家乡湖南邵阳教书，思想极端保守，反对戊戌变法。902年客居贵州后从事于改编元史，著成《元书》02卷，9年刊行，另有《元史考证》4卷。他虽取同乡先贤魏源的《元史新编》为蓝本，而宗旨却与魏源以来诸家致力于广搜中外史料、考订史实以补正《元史》者全然不同，自称欲继孔子作《春秋》之志，申明纲常大义。其书主要依据《元史》，作了大量删节，仅少数重要儒臣列传及忠义、孝友、列女等传按其编纂宗旨增补了许多内容（如忠义由85人增至0余人，列女由07人增至0余人），所发议论亦多迂腐。此书无论在资料上和方法上都与时代进步背道而驰，在重修元史诸书中最无价值。 第四节清末民国初的三部元史著作洪钧《元史译文证补》洪钧（839—893），同治七年（88）状元，官至内阁学士，光绪十三年（887）任出使俄、德、奥、荷四国大臣，十六年归国，迁兵部左侍郎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出使前，他已致力于元史和西北史地研究，驻欧期间，乃加意搜访外国资料。适其时欧洲蒙古史研究兴盛，多桑《蒙古史》（法文）、哈木耳《金帐汗史》和《伊利汗史》（德文）、哀德蛮《史集·部族志》德文节译本和《不动摇的铁木真》（德文）、华而甫《蒙古人史》（德文）、贝勒津《史集·部族志》和《史集·成吉思汗纪》俄文译本、霍渥士《蒙古史》（英文）等名著先后出版，获得如此丰富的珍贵资料使他欣喜异常，遂假使馆译员之助译成中文，“愈读西书而愈有兴味”，于是在驻欧的后两年中即肆力著述，撰为《元史译文证补》。归国后继续修订整理，不幸未及全部定稿而病卒。临终前他将已定稿的清本托付沈曾植和陆润庠，而将稿本交其子洪洛保管。不久，洪洛亦病故，稿本散失。陆润庠于光绪23年（897）将清本刊行，目录上分30卷，其中0卷有目无书，当在散失之稿本中。本书第一卷《太祖本纪译证》上、下为全书主要部分，约占四分之一，正文为《史集》之《成吉思汗先世纪》与《成吉思汗纪》的详细节译，并采同书《部族志》一些资料补入，复据汉文史料及其他外国资料考释其部族、人物、史事、地理，分注于正文之下。第二至二五卷（存5卷）分别为《定宗宪宗本纪补异》、《后妃公主表补辑》以及术赤和拔都以下诸金帐汗、阿八哈以下四代伊利汗、阿里不哥、海都、哲别、西域（上、下，述花剌子模及蒙古对该国的征服和统治）、报达、木剌夷补传，主要取材于多桑书，兼采中西史料补充编成，仍夹注考证文字。第二六至三十卷（缺卷）为《地理志西北地附录释地》、《西域古地考》、《元世各教名考》和《旧唐书大食传考证》。洪钧本熟谙元史和西北史地，又得见大量域外史料和俄人所绘较为精确的《亚洲俄罗斯及其邻地》图（他将此图译出改绘为《中俄交界全图》，光绪十六年刊行），有同如鱼得水，故多能发前人之所未发。但他所据贝勒津俄译《史集》有很多缺陷，其余诸书皆后人著述，加以译者缺乏专业修养，故错误不少。尽管他的域外史料译述今天已经过时（有了更完整、更准确的译本），其考证文字则仍具有参考价值。 《元史译文证补》的面世使治元史的学者眼界大开，宛若在他们面前展现了一个新的世界，于是洪钧开创的利用域外史料与汉文史料互补互证的方法成为我国蒙元史研究的新潮流，谈元史者几乎无人不称引“西史”，大抵皆据洪书，可见影响之大。 柯劭忞《新元史》柯劭忞（848—933），光绪十二年（88）进士，历任内外官职。尤喜治元史，任职翰林时，即从《永乐大典》中抄辑出很多元史资料，自此不断搜集，博访私家藏书及元碑拓片，所得甚富，多有稀见者，复得洪钧书及其他东西学者著述，遂决意重修元史。入民国后，更专心著述，94年起入清史馆任总纂、馆长，仍继续编撰元史，至920年成《新元史》257卷，含本纪2卷，表7卷，志70卷，列传54卷。次年，大总统徐世昌（柯氏同年进士）颁令列为“正史”。《新元史》利用了明清以来诸家研究成果，包括新出之屠寄的《蒙兀儿史记》，被认为是集大成之作。此书以取材广泛、内容丰富著称，尤其是列传部分比旧史增加了很多，除根据《秘史》及“西书”资料增立者（如东西道诸王、初兴将帅、西域诸国等传）外，主要是采录文集之碑传墓志和金石文字；诸志则采《元典章》及《经世大典》遗文作了许多补充。然而，其于旧史所增删改动之处都不注明出处，读者不知其所据为何，以致惮于利用，虽然后来刊行的他的遗著《新元史考证》中说明了所补资料来源，但只有很少一部分，不足以弥补这一最大缺陷。所用外国资料除大部分采自洪书外，还增加了一些新译的内容，如洪书有目无文的《部族考》篇（当据俄译《史集·部族志》译编，稿本佚亡），柯氏称他“据未译本辑补”，收入《译史补》卷六，但他所据的并非《史集》，而是哀德蛮《不动摇的铁木真》一书之导论（根据《史集》及其他资料略述蒙古部族），其译名多有错误，柯氏据以补缀新史之《氏族表》，难免造成许多错误，所以他的新译资料也难以完全凭信。此外，译名混乱、考订不审之类问题甚至比旧史还多，是以其书不足为据。 屠寄《蒙兀儿史记》屠寄（85—92），光绪十八年（892）进士。二十一年，奉命到黑龙江查办漠河金矿，事后被留任黑龙江舆图局总办，主持编绘《黑龙江舆地图》。早年他就曾用心研读过《元史》、《秘史》及其他蒙元史籍，这时为研究黑省（当时省境包括呼伦贝尔地区）沿革，更广泛地搜集有关史料和诸家著述，并亲率属员进行实地测量，“测绘所及”除黑省外还旁涉奉天、吉林、内外蒙古及俄境毗连之地，因而对以前研究者不甚了然的蒙古初兴史事及东道诸王分封之地理有了更真切的认识，益感《元史》之疏漏与前人研究之不足。在编绘黑龙江舆图的同时，研究兴趣开始转向蒙元史。二十五年，舆图告成，并著《黑龙江水道记》等书。在此期间，还撰有《元秘史地理今释》、《元秘史注》（稿本在南归途中遭劫失落），自谓略胜前贤。二十六年，因俄人入侵，绕道蒙古南归，沿途仍留意考察地理风俗。后相继担任京师大学堂正教习、奉天大学堂总教习、淳安知县等职，公务之暇，肆力编撰《蒙兀儿史记》。93年辞武进县知事职，“自是一意著述，朝夕寝馈于蒙兀儿史者，前后凡五年”。从9年起，先后三次将先写成部分在常州自家刻印，并继续撰写、修订，全书未完成而病卒。其子孝宦将已刊及未刊稿本汇总整理，于934年刊行，共28册，0卷，含本纪8，列传29，表2，志。内4卷有目无文，包括初刻本已有的两篇列传；另据屠寄后人所藏稿本，尚有已写成的40篇列传未刊入2。《蒙兀儿史记》的优点，一是广泛利用中外史料和前人研究著述，增述了大量旧史所缺内容，除对旧史纪传表志作了很多补充外，还增立列传四百余人及西域诸国传、蒙古色目氏族表。其外国资料除采洪钧书外，还用了多桑《蒙古吏》“原书”、美国学者乞米亚可丁（jeremiahurti）的三部著作——《蒙古人史》、《俄国的蒙古人》和《南西伯利亚旅程》，俄人所著《蒙古泉谱》、《马可波罗行记》、那珂通世《成吉思汗实录》等等；二是对史料和前人著述进行了仔细考订，择善而从，订正了旧史及前人著作中的许多错误；三是增订内容皆注明出处，对资料的取舍、考订皆说明根据，使读者得以审辨、复核；四是统一译名，这是治元史最难之事，屠寄所用的译名（主要用《秘史》）及其勘同虽不尽妥当，但颇能自成体系，其失误之处因注有出处，亦便于读者审订。屠寄本人不通外文，所用外国资料除洪钧书外都是靠朋友（如周秉清为他译述多桑书）和儿子（孝实译乞米亚可丁书，孝宦译英人新著《史家之历史》等）为之翻译，这些资料多非原始史料而是出于后人著述，本身就有不少讹误，而译者又非元史专家，难免错上加错，故多有不确切之处。屠寄缺乏科学的语言学修养，在非汉语名词对音勘同上错误颇多，如以“主因”为“朱邪”、“斡脱”即“犹太”之类。有不少考证不够严谨，牵强武断，如误从《蒙古源流》成吉思汗祖先来自吐蕃之说而断定《秘史》所载腾汲思海即青海湖之类。尽管有这些不足之处（如同洪钧一样主要是受时代的局限所致），《蒙兀儿史记》仍是重修元史诸书中最好的一部。 见其子屠孝实等撰《先君敬山先生年谱》。 2参见余大钧《论屠寄的lt;蒙兀儿史记gt;》，《元史论丛》第3辑。 第五章二十年代以后元史研究的进步第一节王国维、陈垣、陈寅恪等在元史研究上的卓越成就洪钧、柯劭忞、屠寄诸家的元史研究固然比前人进了一大步，但他们受时代和自身条件的局限，语言工具和研究方法都有很大缺陷，与当时外国东方学家的蒙元史研究相比，显然落后了一段距离。其著述的内容和形式仍未能跳出旧史学的窠臼。民国初年以来，在西方汉学的影响下，研究元史的学者遂另辟蹊径，采用新方法进行专题的深入研究，突破了数百年来补缀或重修《元史》的老路。开辟新路径的是史学大师王国维（877—927）、陈垣（880—97）和陈寅恪（890—99）。他们都通晓外文，兼精中西之学；他们在蒙元史研究方面的卓越成就，标志着我国这一学科的发展开始进入一个新时期。王国维898至900年在沪工作期间入东文学社攻习英、日文和哲学等科，是为“治新学之始”。90年以老师藤田丰八和罗振玉之介助赴日留学，旋因病归。他初治西洋哲学，90年后改治文学史，尤倾心于古典戏曲研究。其名著《宋元戏曲考》（92）被公认为这一领域的“开山之作”，书中对元杂剧和南戏的渊源、时代与作者、结构、文采等诸方面作了精辟的考述，也可以说是他有关元史的第一部论著。9年他随罗振玉流亡日本（9年回国），自此转向经史和古文字研究。承晚清西北舆地之学的余绪，王国维也十分重视西北史地和民族史研究，而善于利用考古发现新资料，借鉴外国东方学家成果，运用严密的科学方法，使他的成就大大超过了前辈。他还将徐松、文廷式从《永乐大典》中抄出的元《经世大典》遗文《大元马政记》等六种（各一卷）以及出自元刊本的元《秘书监志》（卷）抄本编刊入《广仓学宭丛书》年王国维受聘为清华研究院导师后，专注于蒙元史研究，短短两年多，出了大量卓越成果。论文有《鞑靼考》、《萌古考》、《南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黑东子室韦考》、《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金界壕考》、《蒙古札记》等，还撰有《耶律文正公年谱》以及多种元代史籍的序跋。其《鞑靼考》依据对宋辽金和蒙古史籍记载的对比分析与地理考证，精辟地论证了辽金史所载之“阻卜”即是鞑靼。《萌古考》一文广泛搜集汉、蒙文和域外史料，对唐代至成吉思汗建国前蒙古部落晦暗不明的历史活动作了考述，指出蒙古部（唐蒙兀室韦）早先所居之地望建河即额尔古纳河，《金史》于用兵蒙古事多所忌讳，而所征之广吉剌、合底忻、山只昆实皆蒙古部落（弘吉剌、合答斤、散只兀）。《黑车子室韦考》论证此为室韦一部之名，即唐之和解室韦，并考述了此部于唐末叶南迁的史实。金朝为防御北方诸游牧属部而修筑的界壕边堡曾在蒙金关系和蒙古兴起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蒙古地区的重要历史遗迹。《金界壕考》最早全面研究了其修筑过程、各段走向以及沿线边堡军镇和部族的地理方位，为后来的考古和历史地理研究者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文献。《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考证此名应即金朝的乣军，列举大量资料对金元之际乣军的情况和“乣”字的读音作了缜密的分析，把这个问题的研究大大推进了一步。 王国维早先就十分注意搜集整理蒙元史史料，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用很多精力从事校勘、注释，完成了《蒙鞑备录笺证》、《黑鞑事略笺证》、《圣武亲征录校注》、《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刘祁北使记注》、《刘郁西使记校注》等多种，不仅为后学者提供了这些重要史料的完善校本，而且对诸书所载人物、地理、史事、年代、制度、风俗等都有精辟的考释。如考定《蒙鞑备录》作者应为赵珙而非原题之孟珙，《亲征录》载西征事系年皆晚一年，辨明屠寄以《西游记》所载宣差阿里鲜即札八儿火者之误，考证鱼儿滦即达里泊，浑独剌河（土拉河）西之契丹故城（在喀鲁哈河东）应即辽代之镇州可敦城，以及关于窝鲁朵城（古回鹘城，即哈剌八剌哈孙）、鳖思马（别失八里）城及其东之三小城、西辽都城虎思斡耳朵（即《西游记》之大石林牙）的考证等等，精采之处不一而足。这些史籍校注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与上述论文同为对元史研究的重大贡献。此外，他还有二十多种有关蒙元史的未完成遗稿和古籍校、批。若不是昆明湖水过早淹没了这位旷世学术巨子，其嘉惠于后学者必将更多。陈垣早年就具有深厚的史学根柢，93年入京从政后，利用北京藏书丰富的条件，阅读益广，且见政局日益混乱，乃渐潜心于治学和任教，自922年出任北大研究所国学导师和京师图书馆馆长后，一直在北京著名大学工作。97年，他准备撰著一部中国基督教史，首先研究的课题便是当时国人还不甚明了的元代也里可温，完成了第一篇史学论文《元也里可温教考》。此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更广泛搜集有关汉文资料，分5章作了全面的考述，正确指出也里可温是“元时基督教之通称”。文章发表后，当即受到中外学界的重视。此后，他在宗教史、元史、历史年代学、校勘学等方面连续出了大量研究成果。元史方面的主要论著有924年完成的《元西域人华化考》，93年完成的《沈刻元典章校补》和《校补释例》，933年完成的《元秘史译音用字考》，以及《十四世纪南俄人之汉文学》（927）、《耶律楚材父子信仰之异趣》（929）、《马定先生在内蒙发见之残碑》（英文，938）等。长达十万言的《华化考》，对这一元史上极重要而前人未曾留意的课题作了充分研究，旁搜博引正史、文集、笔记、碑刻等书近200种，“材料丰实、条理明辨，分析与综合二者俱极其工力”（陈寅恪序中语），至今仍是元史研究者必读的参考书。《元秘史译音用字考》考察了《秘史》的版本源流和汉字音写及汉译年代，以细密的方法分析了其译音用字规律，是《秘史》参见余大钧《从王国维的蒙古史研究论王国维学术研究的基本特点》，《内蒙古大学纪念校庆二十五周年学术论文集》。 国外学者卡法罗夫（巴拉弟神甫）、伯希和、穆勒对此也先后作过一些研究。研究的重要文献。他以925年从清宫发现的元刻本《元典章》校补错漏甚多的沈家本刻本（908）计达一万二千多条，其校勘极为精细，为研究者提供了这部重要史料的较完善本子。他的另一部名著《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94）利用大量文献、碑刻资料，对金元之际北方全真、大道、太一三派道教作了全面考察，揭示了其思想、宗旨和在当时的政治、文化及社会生活多方面的影响。 陈寅恪自幼就接受中、西学教育（其祖父是清季以推行新政、新学著称的陈宝箴），90年起留学柏林大学、苏黎世大学、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哈佛大学等欧美著名学府达十余年，专攻比较语言学和佛学；925年起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文史哲三系教授，并曾兼职于北京大学和中央研究院，解放后一直执教于中山大学。他通晓梵文、中亚古文字和多种东西方语文，在隋唐史、宗教史、西北民族史、敦煌学、古代语言与文学等许多领域都有重大贡献。其研究《蒙古源流》的四篇论文作于930至93年，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收入《金明馆丛稿二编》，以蒙、满、汉文诸本对校，旁征博引大量汉、藏、蒙文资料相考证，纯熟运用审音勘同方法考释，甚多发明。其中《灵州宁夏榆林三城译名考》考定蒙文名turmegei即灵州，temegetu为榆林，irghai为宁夏（今银川），订正了前人的误说；《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考察了蒙古先世历史传说的演变及其来源，揭示出其“逐层向上增建之历史”的实质。此外，他的《元代汉人译名考》（929）一文，根据《至元译语》所载，并取波斯文《史集》、蒙文《秘史》和其他汉文资料为证，充分证明元代蒙古人称汉人为“札忽歹”。陈寅恪的蒙元史著述虽少，但已足以作为我国蒙元史研究开始进入以直接利用多种文字史料和运用新方法为特征的新时期的标志。 同时代学者张星烺（888—95）是研究中西交通史的专家。他曾留学美国、德国。93年开始翻译玉尔的英文译注本《马可波罗行记》，923年发表了《导言》部分，929年出版了译本第一册（原书第一卷的大半），但此后未再续出；937年又出版了他据beedetto意文本的英译本重译的行记全文（书名《马哥孛罗游记》）。还撰有《中国史书上关于马黎诺里使节的记载》（载《燕京学报》，928）。他最重要的著作是《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册（930），分载历代中国与欧洲、非洲、阿拉伯、亚美尼亚、犹太、伊朗、中亚、印度之交往，其中元代部分占有较大比例。此书汉文资料搜罗甚广，外国资料则主要取材于玉尔的《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98年戈狄埃增订本）等书，玉尔书中所辑资料及其考释大部分都被译出编入，甚便读者，唯考证颇多失当。岑仲勉（88—9）受晚清西北史地之学的影响，从事这方面研究，著述甚富。其涉及蒙元史者有《蒙古史札记》、《再谈钦察》、《耶律希亮神道碑之地理人事》、《元初西北五城之地理的考古》等多篇。冯承钧（887—94）从二十年代起致力于法国汉学家著作的翻译和中西交通史、蒙元史研究，二十多年中所译名家专著、论文近百种（其中尤以伯希和的著述为多），多是学术价值很高、专业性极强的研究文献。其译名和考证文字的准确译述需要有多方面丰富的专业知识，决非译书匠所能办到。可以说，他的译著（还加有不少补充、订正）本身就是一种专门家的研究工作，对我国学术的进步贡献甚大。他在蒙元史方面的译著有《多桑蒙古史》（93年）、沙海昂译注本《马可波罗行记》（93），伯希和的多篇文章以及格鲁赛《极东史》中的蒙古部分（译本名《蒙古史略》）、布哇的《帖木儿帝国》等。此外还翻译了伯希和的名著《蒙古与教廷》。他自己编著的蒙元史书有《元代白话碑》和《成吉思汗传》，并发表有《辽金北边部族考》、《元代的几个南家台》、《评元秘史译字用音考》等论文。所译论文后汇编为《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九册，957年又出版了他的论文集《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 第二节姚从吾、韩儒林、翁独健、邵循正等在元史研究上的贡献王国维、陈垣、陈寅恪三位大师的研究范围都很广，蒙元史只是其中一个方面，而且从事的时间都不长。在他们奠定的基础上，三十年代崛起的一批以蒙元史为主要研究领域的杰出学者，把我国的蒙元史学科推进到新的高度。其中最著名、对以后的蒙元史学界影响最大者有姚从吾（894—970）、韩儒林（903—983）、翁独健（90—98）和邵循正（909—972）等。姚从吾于922至934年留德期间（除929至93年在波恩大学工作外，均在柏林大学），曾从汉学家傅朗克、蒙古学家海尼士等学习，并钻研名史家兰克等人的著作，深受兰克治史方法的影响。此时他就开始了蒙元史研究，译出柯劳斯的《蒙古史发凡》（载《辅仁学志》，929），撰《金元两代史源的研究》（载siamajor，933）。归国后任北京大学、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949年后执教于台湾大学，并创办辽金元史研究室，开创了台湾地区的蒙元史研究，造就了不少人才，贡献甚大。他毕生锲而不舍地在辽金元史的广阔领域中耕耘，著述宏富。其蒙元史著述有《辽金元史讲义·元朝史》（《全集》第四集）及专题论文数十篇（收入959年自编之《东北史论丛》及后来门人所编《全集》第五、六、七集）。专题论文研究的课题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蒙古人的政治制度与文化，如《成吉思汗时代的沙曼教》，《成吉思汗窝阔台汗时代蒙古人的军事组织与游猎文化》，《说元朝秘史中的篾儿干》，《旧元史中达鲁花赤初期本义为“宣差”说》，《说蒙古秘史中的推选可汗与选立太子》等多篇；一类是蒙古统治中原的政策演变和汉人的因应态度，如《金元全真教的民族思想与救世思想》，《忽必烈对于汉化态度的分析》，《成吉思汗信任丘处机及此事对保全中原传统文化的贡献》，《忽必烈汗与蒙哥汗治理汉地的歧见》，《元世祖崇行孔学的成功与所遭遇的困难》，《元好问上耶律楚材书与其中五十四人行事考》等多篇。蒙元史料的整理与研究方面，最重要的贡献是他与札奇斯钦合作完成的《蒙古秘史新译并注释》，这是第一部我国学者据汉字音写蒙文译成汉文的全译本，在《秘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此外还出版了《耶律楚材西游录足本校注》和《张德辉岭北纪行足本校注》（并收入《全集》）。无论《讲义》或专题论文，都贯穿着他重视史料批判的治学方法，从文献资料的分析入手，与史事的考述紧密结合起来，列举多证以阐明一事一理，头绪清楚。他对历史上中原汉文化与边疆民族文化的文汇融合有独到见解，提出“国史扩大绵延观”，这与他兼治辽金元三史显然有很大关系。 韩儒林在北京大学就读时，得到陈垣、陈寅恪教授的指点，开始研读外参见萧启庆《姚从吾教授对辽金元史研究的贡献》，《元代史新探》，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983年版。 国东方学家的著作，深为他们用比较语言方法考释西北史地的成就所吸引。933年赴欧留学，先后就读于比利时鲁文大学、巴黎大学和柏林大学，从伯希和、海尼士等进修蒙古史、中亚史，并学习拉丁、波斯、蒙、藏、突厥等各种语言文字。其间，他着重研究唐代突厥文诸碑，相继完成了《阙特勤碑》、《苾伽可汗碑》的译释和《暾欲谷碑》的翻译。93年回国，先后任教于辅仁大学、燕京大学、华西大学、中央大学（949年改南京大学）。940至943年间，在抗战后方的艰难条件下，发表学术论文达二十多篇，多半是蒙元史中名物制度的考证文章。他在940年写的《元史研究之回顾与前瞻》中指出，元史史料中，人、地、部族、制度等名称有待考证者甚多。洪钧、柯劭忞、屠寄诸家虽然融合中西史料改编元史，使元史学面目一新，但他们所用的域外史料都是假手他人从西方学者的译文和著述中转译而来。重要的域外元史史料多为波斯、阿拉伯文，字形与音点最易讹错，如果不用其他史料（主要是汉文史料）与之比勘，则各类名称很难定其写读。西人译文中未经考订随意译写的错误很多，依赖重译必然跟着出错（还加上原译不误而译人不懂专业致误者）。因此他主张“必须阅读史料所在之原文，与汉文史料作比较之研究”，相互订正、发明，始可扫除洪钧以来元史著述中的大量谬误。他的《成吉思汗十三翼考》、《蒙古氏族札记二则》（《辍耕录》蒙古七十二种，雪尼惕与合卜秃儿合思的译名）等篇就是采用《史集》波斯原文与汉文史料“直接互校”的方法，从历史学和语言学两方面进行考释，订正了中外史料和前人著述中的许多讹误。关于十三翼组成及蒙古氏族，《史集》的记载远详于汉文史料，但贝勒津、哀德蛮之刊、译本中部名、人名每有舛误，洪钧重译舛误更多，韩文据波、汉、蒙文史料一一勘同。《蒙古答剌罕考》一文追溯此号源于柔然而为突厥人袭用，考证蒙古答剌罕之号最初系授予对大汗及其子孙有救命之恩者，并考察了其享有的种种特权，以及元、明、清时期的演变。《蒙古的名称》一文将唐代以来此名的二十多种异译分为五组，分析了不同译写的音值及其语言来源，指出“蒙古”一名是根据女真语译写来的。《爱薛之再探讨》一文主要利用前人未能辨认而被忽视的《牧庵集》中爱薛一家追封制，将四库馆臣改译的名字一一复原，据以考证其世系行实，发覆补缺者甚多。其名物制度考证之精当多类此。五十年代以后，韩儒林以大量精力从事教学行政、培养人才和科研组织工作，95年创立了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并开始招收研究生，977年创办了《元史与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980年发起组织了中国元史研究会，并任会长。期间仍著述不辍，先后撰有《元朝中央政府是怎样管理西藏地方的》、《耶律楚材在大蒙古国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元代的吉利吉思及其邻近诸部》、《关于西北民族史中的审音勘同》多篇论文，主持了《中国历史地图集》蒙古地区图幅的编绘和两卷本《元朝史》的编纂。982年出版了自编论文集《穹庐集》；988年出版了由其门人整理的《韩儒林文集》。 翁独健在燕京大学历史系读书时即受洪业、陈垣教授的影响开始研究元史，932年完成学士论文《元田制考》；继入同校研究院，935年提交毕业论文《元代政府统治各教僧侣官司和法律考》，对前代著述中的疏误补正甚多；同年赴哈佛大学留学，938年以《爱薛传研究》获哈佛博士学位。此文充分利用中外史料，周密地研究了爱薛的家世、生平，其在蒙元朝廷的地位和影响，以及当时的社会背景。此后他转到巴黎大学，就教于伯希和，进一步学习了从事蒙元史研究必须的各种语言文字和方法。939年回国，先后任教于云南大学、燕京大学。这期间，他发表的重要论文有《新元史、蒙兀儿史记爱薛传订误》，通过缜密的考证，订正柯劭忞、屠寄二书谬误达十余处；《斡脱杂考》，对元代史料中所见“斡脱”一词的用法作了全面研究，指出除少数情况下用于译写ordu（斡耳朵）和oto（又译月脱，意为进酒，元代汉译“喝盏”）外，斡脱系指元代的官商，此词源于突厥语ortaq（意为合伙），所谓“斡脱钱”即斡脱们营运的官本钱债，从而纠正了洪钧以来诸家以斡脱为犹太的误解；《元典章译语集释》，列举职官制度译名33个，考释了达鲁花赤、札鲁忽赤、怯里马赤、必阇赤、怯薛等名称；《蒙元时代的法典编纂》，考察了从成吉思汗建国至元朝灭亡的法典编纂和颁行过程及其历史背景。解放后，他出任北京市教育局长，兼任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历史系领导工作，晚年发起成立中国蒙古史学会和元史研究会，并被选为会长、副会长，为培养人才、组织和指导我国民族史、蒙元史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由他主持并亲自参与的重要研究成果有多种，其中影响最大者当推《元史》的点校、《蒙古族简史》的编写和波斯史料的汉译。 邵循正在清华大学研究院攻读近代史时，受陈寅恪指教和影响开始钻研蒙元史。934年赴欧留学，先在巴黎法兰西学院、东方语言学院从伯希和专攻蒙古史，并学习波斯文及其他东方语文，继转入柏林大学继续研究。93年回国，任教于清华大学历史系（抗战期间在西南联大），952年转入北京大学。留学期间，他就着手搜集和研读波斯文蒙古史料，回国后不久即发表了《元史、拉施特集史蒙古帝室世系所记世祖后妃考》，直接用《史集》（blohet刊本）、《贵显世系》（写本）原文与《元史》比勘，互证互补，是为继陈寅恪之后我国学者直接利用波斯文史料研究元史的第一篇重要论文。另一篇论文《有明初叶与帖木儿帝国之关系》也是用波斯文与汉文史料比较研究的方法写成。其后他从事于《史集》第二卷波斯原文（据blohet刊本）的翻译和注释，947年在《清华学报》发表了《剌失德集史忽必烈汗纪译释》（上）；其余《蒙哥汗纪》、《忽必烈汗纪》（下）和《铁木耳合罕本纪》的译释生前未曾刊布，后由其门人整理这部分残稿收入《邵循正历史论文集》。《译释》诸篇以汉文和其他文字史料与波斯原文对勘，订正了原文中许多译名的讹误，使得各种文字史料得以互证互补；并旁征博引阐释涉及的种种名物制度，多有卓见，表现了深厚的历史学和语言学功底。此外，他在多年从事蒙元史教学和研究中还有不少创见，惜多未成文。982年《元史论丛》第一辑收集到他四十年代前期所写的四篇论文一并发表，其中《元代的文学与社会》和《蒙古的名称与渊源》曾在报刊上登载过，《语言与历史附论马可波罗游记的史料价值》和《释atigaiaigai》是未刊手稿。在这些文章中，他以丰富的历史学和语言学知识对许多译名作了精当考释。五十年代以后他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与研究，但也讲授蒙元史并指导这方面的研究生和青年教师，晚年参与并指导《元史》的点校，作出了贡献。韩、翁、邵三位学者有许多共同点都是在陈垣、陈寅恪等先生影响下走上蒙元史研究道路，都在三十年代出国深造，而且均曾受业于伯希和；都通晓多种东西方语言文字，善于借鉴国外东西方的学术成果和研究方法（特别是历史语言比较方法）；研究的基本路子都是利用各种文字史料进行比勘，着重名物制度的考证，纠正洪钧、柯劭忞、屠寄元史著作中的谬误。他们的研究代表了三十年代以后我国蒙元史学科发展的主导倾向。同时代的另一些学者则注意于元代政治、社会和经济史的研究，也有不少重要成果。第三节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蒙思明于93年发表《元代的阶级制度》一文，938年以《元代社会阶级制度》为题作为《燕京学报专号》刊行。这是我国学者详细研究元代社会结构和社会矛盾的第一部著作，资料之丰富，论析之全面，都远超过箭内亘的《元代社会三阶级》。作者利用的各类史籍达二百多种，其中仅文集就有六七十部，就一项专题研究而言，搜集之广，为前所未见。全书分五部分，分别论述了宋、金社会原有之阶级（作者将地主与贫民称为“经济阶级”），元代的种族四等制（作者将此称为“种族阶级”），两种阶级系统之冲突及其混合，混合后元代社会阶级之实况，元末革命及元代阶级制度之崩溃。作者认为阶级形态之决定力实为经济关系，故元代之种族阶级制日渐被经济势力“潜移”，但终未能根本破坏。虽然所用“种族阶级”、“经济阶级”二名未必妥当，但建立这一观点的论述是有说服力的。《实况》是本书主体部分，分为贵族官僚僧侣地主富商联合组成之上层阶级、各种户计之中间阶级、奴隶与佃户组成之下层阶级三类。92年作者在此书重版的前言中对这种划分方法作了自我批判，不过此书是以例证资料丰富见长，分析欠当并不影响它的参考价值。这篇前言还对元史上的一些问题发表了新的看法，如认为元代阶级的矛盾与民族矛盾基本一致，不能说那一种是主要矛盾。 吴晗主要以明史研究的卓著成就享有盛誉，其有关元史的著述都是与明朝的兴起相联系的元末农民起义及其历史背景——元代社会、政治状况和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研究。93年他连续发表了《元代之社会》、《元帝国之崩溃与明之建国》、《元明两代之匠户》三文，939年发表《投下考》。94年发表的《明教与大明帝国》，提出大明国号出于明教（摩尼教）之说。他认为元末红军宣传的“明王出世”，典出明教的《大小明王出世经》，韩林儿既称小明王，则韩山童必自称大明王，其徒众亦为明教徒；朱元璋本小明王部下，其部曲多红军，为迎合民心，故用“明”为国号。此说曾长期为史学界所采纳，影响颇大，近年才受到质疑。94年，又发表《元史·食货志·钞法补》。以上诸文皆收入《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第二卷（98）。其名著《朱元璋传》对元末社会与农民起义也有详细论述。 其他不同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也撰写了许多有价值的蒙元史论文。唐长孺著有《巴而术阿而的惕斤传译证》、《蔑儿乞破灭年次考证》、《蒙古前期汉文人进用之途径及其中枢组织》等，后文对前四汗时期中书省和燕京行尚书省的职掌、官称作了考证，指出太宗时的所谓中书省、尚书省“实为汉人习惯上之称谓。中书为治汉回文书之机构，其省官正称应是必阇赤；尚书省为治汉地财赋及刑政之机构，其省官正称应是札鲁火赤”。这无疑是确切不易之论。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著有《元福建行省建置沿革考》、《元陕西四川行省沿革考》。元初行省因事而设，置罢分合无常，治所屡易，名称多歧，《元史》地理、百官二志均有误。谭文搜集纪传及其他资料加以考定，理清了两省建置变易的年代和名称。其晚年所撰《元代的水达达路和开元路》，订正了《元史》所载“合兰府水达达路”之误，考述了两路的设置年代的辖境。三十年代，社会史、经济史的研究受到重视，这与当时进行的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有关。除上述蒙思明、吴晗的著作外，陶希圣撰有《元代江南的大地主》、《元代西域及犹太人的高利贷与头口搜索》（按作者误以“斡脱”为犹太）、《元代佛寺田园及商店》、《元代弥勒白莲教会的暴动》等文，鞠清远撰有《元代的寺产》、《元代系官匠户研究》及补篇等。全汉升所撰《元代的纸币》一文，以丰富的资料论析了钞法的演变和崩坏，有较高参考价值。 杨志玖于三十年代末开始从事元史研究。其时他先后入中央研究院和北大当研究生，师从向达、姚从吾，选择了元代回回人作为研究课题，写成论文《元世祖时代汉法与回回法之冲突》（未刊），并相继发表《回回一词的起源和演变》、《赛典赤赡思丁生年问题》、《元代回汉通婚常例》等文。据他分析，回回一名初出于民间对回鹘的谐音俗称，十三世纪前期的汉文文献里，它与回鹘（回纥）同被用于泛称西域民族，这是因为回鹘西迁的地域很广，而且在人种、语言上与中亚其他突厥人基本相同，不易辨别。随着西域各地人大量东来，人们知道了回鹘人与其西面信奉伊斯兰教的各族人不同，必须加以分别，于是至迟在元世祖时期的公文诏令中，就很明确地用回回专称伊斯兰教徒，而称回鹘人则用新译名（畏兀儿或畏吾儿）取代这一唐时的旧译，从此确定下来。不过文人笔下仍常混用旧名，所以《元史》中还能见到称回回人为回鹘（回纥）的情况。在搜集回回人资料时，他发现了《经世大典·站赤》著录的一个文件，记载遣三使者由海道前往阿鲁浑大王处事，三人的名字与《马可波罗行记》所述同行西还的阿鲁浑汗三使者完全一样；同时，波斯史料中也有阿鲁浑遣使来元求婚于故妃亲族，使者带回阔阔真公主及大汗礼物的记载。他将新发现的史料与西方史料相参证，推断马可波罗离华时间应为29年初，撰写了《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一段汉文记载》，发表在94年的《文史杂志》上。此文的意义不仅在于上述准确的考证，更在于证明了马可波罗的记载及其经历的真实性。四十年代他发表的重要论文还有《新元史阿剌浅传证误》。五十年代以来，他主要在元回回人问题、马可波罗问题、探马赤军问题三个方面作了研究，发表论文二三十篇（大部分收入其论文集《元史三论》，985）。 三十至四十年代，还有一些学者从不同的侧面对元史上的若干问题作了研究，如王崇武关于朱元璋和元末红巾军的几篇论文，刘铭恕关于色目人的起源、户口青册等问题的论文，以及文献学家、科技史家、文学史家所写的各方面专题论文，都有一定参考价值。 第六章建国以来的蒙元史研究第一节蒙元史研究的新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史学工作者积极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努力运用科学的历史观来研究历史，蒙元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这一学科的主要领头学者翁独健、韩儒林、邵循正、杨志玖等继续在高等学校从事研究和教学，在培养人才和组织、指导研究工作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后来在蒙元史领域最活跃的一批学者多出于他们门下。六十年代中期以前，一些大的研究项目在他们主持下已着手进行，如《元史》的校点，元朝断代史的编撰，域外史料的翻译等。这个阶段的重要学者还有余元庵、蔡美彪、刘荣峻、贾敬颜、方龄贵等。余元庵于949年发表《元朝秘史远箭近箭官号新释》、《元史志、表部分史源探讨》等文，五十年代著有《成吉思汗传》和《内蒙古历史概要》。蔡美彪参与范文澜主持的多卷本《中国通史》编写，着重研究辽金元史，注意收集和研究元代汉、蒙文碑刻，出版了与罗常培合著的《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和他整理考释的《元代白话碑集录》，并发表多篇研究元代戏曲史的论文。此后他在八思巴字碑刻等文献的考释和蒙元制度、文化诸方面研究上又取得很多新成果。刘荣峻以多年精力译出符拉基米尔佐夫的经典名著《蒙古社会制度史》，原著广博精深，译者下了很大功夫，为研究者提供了一部准确的译本。贾敬颜擅长考证和文献研究，发表多篇考释蒙古名物制度和研究蒙古部族的论文（部分成果收集在《民族历史文化萃要》一书中），并完成了《圣武亲征录》的校注。方龄贵在考释元杂剧中的蒙古语词和搜集、研究云南元代碑刻方面作出了很多贡献，其所编《元朝秘史通检》是研究者很有用的工具书。一批共和国建立后培养的年轻学者也相继发表论文，并在老一辈学者指导下参与研究工作。 这个阶段的蒙元史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元末农民战争及与之相关的元代社会矛盾问题，古代蒙古社会性质问题，人物评价问题（主要是对成吉思汗的评价）。三个方面都发表了不少论文，大部分出自年轻学者之手，研究方法和理论分析都面目一新，其中不乏资料充实、论证精细的专题研究。几项重要的蒙元史研究项目均已在进行中，包括近代史研究所通史组承担的《中国通史》和历史研究所宋元史研究室承担的《中国史稿》元史部分，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承担的《元朝史》专著等。 “文革”开始，正常的学术活动基本停顿，仅有个别项目在几年后恢复工作，《元史》的校点和《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就是在那时的政治运动夹缝中进行的。十年动乱结束后，蒙元史研究很快就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大量具有较高水平的研究成果相继发表。研究领域大大扩展，不再局限于农民起义、社会性质、人物评价几个课题。严谨治学、实事求是的学风得到发扬，注重广泛收集资料，进行详尽的考释辨析，作深入的创造性的专题研究，不务空言。有更多的学者善于利用民族文字及外国文字史料与汉文史料相互考订、补充，这是我国蒙元史研究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随着研究工作的蓬勃开展，研究队伍不断扩大，涌现了一批基础扎实、学风端正的新一代年轻学者（多数是“文革”后培养的博士、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南开大学历史系等单位都拥有多位蒙元史研究者，形成研究中心。979和980年，在翁独健、韩儒林等倡导下先后成立了两个主要蒙元史研究学术团体——中国蒙古史学会和中国元史研究会，编辑出版了会刊《元史论丛》和《蒙古史研究》，集中发表较高质量的专题论文，并出版报道国内外研究情况的《通讯》。两个学会都召开了多次学术讨论会，并举办国际学术会议，对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和合作起了很大作用。 五十年代以来，台湾地区的蒙元史研究也有很多成就，这首先应归功于其开创者姚从吾。姚氏早期弟子、毕业于北京大学的著名蒙古族学者札奇斯钦，在七十年代寓居美国之前任教于台湾大学。他着重研究蒙元前期的蒙古制度文化及其与中原文化的相互影响，主要著作有《蒙古史论丛》（上下册）、《蒙古的社会与文化》，并与姚从吾合作完成《汉字音译蒙文蒙古秘史译释》，在元代蒙藏关系史研究方面也很有贡献。同时有另两位学者成果也很丰富孙克宽主要研究汉文化在蒙元治下如何延续及其影响，著有《元代汉军与汉文化研究》、《元代汉文化的活动》以及有关南北道教、儒学等方面的数十篇论文；袁国藩的著述涉及蒙元前期制度、习俗、政治、人物等多方面。与大陆情况相似，进入六十年代以后，一批卓有成就的第二代、第三代学者相继崛起，他们中许多位出于姚从吾门下。有些人后来虽寓居海外，仍经常回岛内讲学、发表论文和出版著作，其中以萧启庆成就最为显著。 蒙元史是一门世界性学科。由于涉及多种语言文字以及制度文化的多样性等特殊困难，过去我国学人以此为专业者较少，研究者人数和许多方面研究成绩反不如外国。建国以来，蒙元史研究有了很大发展，基本上改变了这种落后状态，不仅成果数量居各国之冠，总体学术水平也已进入世界前列。李治安、王晓欣所编《元史学概说》一书（989）对各方面研究成果已有详细评述，本章仅择要介绍，略加补充。 第二节史料整理与研究汉文史料数百年来，学者们对明初官修《元史》做了大量校订工作。由翁独健主持，主要由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周清澍、亦邻真等多位学者承担的《元史》点校本，不仅总结了前辈学者的成果，还利用大量文集、碑刻和域外史料，增添了数以千计的校勘条文，为研究者提供了最佳版本。姚景安根据此本编了一部《元史人名索引》，利用前人成果尽可能地勘同辨异，甚便读者。《元史》漏误甚多，订正补缺不是点校本的任务，翁独健提出“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工作，就是搞一个史实订误”。这个工作更艰巨，需要做大量细致的研究，近年来许多专题研究实际上都是围绕这个目标进行的。 翁独健还提出“进一步搜集和整理”史料的任务，如《元典章》的整理，《经世大典》的辑佚，专题史料的辑录，碑刻资料的汇集，蒙文和其他文字史料的研究与翻译等。这些工作都已陆续有了成果。专题资料辑录方面最丰富，出版有陈高华的《元代画家史料》，杨讷、陈高华的《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杨讷的《元代白莲教资料汇编》，胡昭曦、唐唯目的《宋末四川战争史料选编》，黄时鉴的《元代法律资料辑存》等。元代史籍的点校也出了很多种，如《通制条格》（黄时鉴）、《吏学指南（外三种）》（杨讷）、《庙学典礼》（王廷）、《秘书监志》《高荣盛）以及《湛然居士集》、《增订湖山类稿》、《揭傒斯集》等多部诗文集。赵万里的《大元一统志》辑本和北京图书馆善本组的《析津志辑佚》部分恢复了久已散佚的这两种重要史籍。史籍的注释是更艰苦的研究工作，先后出有向达的《西游录校注》（未完本）、苏继顷的《岛夷志略校释》、夏鼐的《真腊风土记校注》、陆峻岭的《异域志校注》、贾敬颜的《圣武亲征录校注》、萧启庆的《元统元年进士录校注》、任崇岳的《庚申外史笺证》、缪启愉的《元刻农桑辑要校释》等。碑刻资料的辑注有蔡美彪的《元代白话碑集录》。这里所谓“白话”，指的主要是按蒙古语结构，用当时的口语、俗语将蒙文文件直译为汉文，元代史料（特别是《元典章》）中此类文体的公文非常多，较难理解。亦邻真撰《元代硬译公牍文体》，从蒙文语法结构和某些特殊用语的蒙汉文对应上作了阐释，为阅读这些史料提供了方便。 蒙文史料一类是史书出了7种《元朝秘史》的新译（或加注释）、复原本，其中谢再善汉译本（95）系据达木丁苏隆新蒙文本译出；姚从吾、札奇斯钦译注本（90—9）据汉字音写蒙文重译，姚氏还发表了多篇考释文章；亦邻真的畏兀儿字复原本加有简要的注释（蒙文），并附有一篇关于版本、文献及复原方法的详细导言。其他蒙文史书，有留金锁翻译的《十善福白史》，朱风、贾敬颜的《汉译蒙古黄金史纲》等。另一类是碑刻、文书资料元代使用两种蒙古文字，都留有遗物。道布汇辑了一部《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汇编》（983），收集文献22件，附有新蒙文转译和简要说明。八思巴字蒙文资料比较丰富，蔡美彪做了许多搜集、研究工作，发表《元代圆碑两种之考释》，《泾州水泉寺碑译释》，《河东延祚寺碑译释》，《元代开化寺碑译释》等多篇文章。照那斯图汇辑了一部《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99），收集碑刻、文书达40件，并撰写了《南华寺藏元代八思巴字蒙古语圣旨的复原与考释》等多篇译释；他与道布合撰的《河南登封少林寺出土回鹘式蒙古文和八思巴字圣旨碑考释》，对新近出土的同一块碑上所刻的宪宗九年、中统二年、至元五年、皇庆元年四道圣旨（前三道为回鹘式蒙文，后一道为八思巴字蒙文）作了详细的语言和历史的研究译注。亦邻真《读27年龙门禹王庙八思巴字令旨碑》在注释中讨论了若干古蒙古语语法问题，对鲍培的译注作了订正。 藏文史料藏学家东嘎·洛桑赤列利用十余种刊、写本进行校勘，完成了重要史籍《红史》的校注本，根据西藏档案馆藏写本增补了国外刊本所无的四十多页，尤有价值；其注释参阅了多种藏文史料，注明出处，便于查检。此书已由陈庆英、周润年译为汉文。整理出版或译成汉文的其他藏文史籍还有《青史》、《汉藏史集》（有陈庆英汉译本）、《智者喜宴》、《萨迦世系》、《朗氏宗谱》、《佛教史大宝藏论》（即《布顿佛教史》、郭和卿汉译本）、《西藏王臣记》（郭和卿汉译本）、《新红史》（黄颢汉文译注）、《蒙古佛教史》（陈庆，英、乌力吉据藏、蒙文两种本子合译）等。藏学家王尧发表《山东长清灵岩寺大元国师法旨碑考释》，对这通在内地发现的藏文碑文作了研究。 畏兀儿文及其他文字史料元代畏兀儿文（回鹘文）碑刻、文书存世者也有不少。五十年代冯家升发表《元代畏兀儿文契约二种》和《回鹘文斌通（善斌）卖身契约三种》二文，是我国学者在这方面最早的研究成果。此后，耿世民对多种文书、碑刻作了研究，相继发表《几件回鹘文文书译释》、《回鹘文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研究》、《重修文殊寺碑译释》等多篇文章。刘迎胜、卡哈尔进一步研究高昌王世勋碑，发表了新的校勘和译注。在中国各地还发现了不少元代的阿拉伯文、波斯文、拉丁文碑刻，其中泉州发现者最多。五十年代吴文良曾编有《泉州宗教石刻》一书，984年又出版了陈达生编的《泉州伊斯兰教石刻》，收集各类石刻二百多件，主要是元代阿拉伯文碑铭，有图版、原文及汉、英译文。 域外史料在翁独健的倡导和组织下，域外史料的翻译取得很大成绩。与《元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波斯文史籍《世界征服者史》和《史集》，前者由何高济据英译本译出，后者由余大钧、周建奇据俄译本译出，均经翁独健审校。这两种具有相当高水平的汉译本的出版，实现了史学界多年的愿望，对蒙元史研究水平的普遍提高起了很大作用。其他波斯文、阿拉伯文蒙元史史料还有不少。韩、翁、邵等前辈学者曾提出，要创造条件，积极开展直接用这些史料原文与汉、蒙文史料互校互证，并出版从原文翻译过来的本子。现在已经有一些学者具备了这个条件，正陆续出成果，如刘迎胜研究察合台汗国史的多篇论作中就大量利用了《完者都史》等波斯文史籍资料，华涛将札马勒·哈儿昔的《苏拉赫辞典补编》的阿拉伯原文节录本译为汉文，马金鹏据阿拉伯文本译出《伊本巴图泰行记》。其他文字史料的译本还有何高济译的《海屯行记·鄂多立克东行录》（据英译本），吕浦译、周良霄注的《出使蒙古记》（含卡尔平尼、卢勃鲁克行记及孟特戈维诺等信件，据道森编英译本），耿升、何高济译的卡尔平尼、卢勃鲁克行记（据英、法文译本）。蒙元史外文史料语种很多，要全面翻译过来还有很大距离，不仅需要懂这些语文，还要有相当程度的专业训练，个别译本水平不高往往是因为专业知识不足之故。 第三节通论性著作和工具书的编撰一般中国通史著作元代部分多比较薄弱，这主要是因为元史难点多，若非专家执笔，难免左支右绌。由蔡美彪、周良霄、周清澍撰写的《中国通史》第七册和由陈高华执笔的《中国史稿》第五册元史部分则以崭新面貌呈现于读者之前。两书都是建立在坚实的专门研究基础上的综合贯通著作，各有特点。《通史》篇幅较大，故许多方面能展开论述，尤其对元代各项制度的因革，元中期政治史，边疆各民族（特别是蒙古、藏族），都有详细、精辟的考述。《史稿》受篇幅限制，以简约明快为特点，精择典型史料讲清史实，阐明论点，其社会经济一章为作者最专长领域，尤显精采。两书都有不少独到见解。韩儒林主编，陈得芝、邱树森、丁国范、施一揆等著的《元朝史》（上、下册）是一部较大型的断代史专著，对元代史作了全面的论述，其特点一是能广泛吸收国内外重要研究成果，并注明有关论著所在，便于读者作进一步研究时查阅，这是综合性著作应该做到的；二是在若干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引证中外史料较为丰富，并对许多名物制度和史实作了必要的考证，能就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本书被认为“大体上反映了当前中国的元史研究水平”。此外，邱树森、黄时鉴分别出版了简明的《元朝史话》。台湾李则芬出了一部四册的《元史新讲》。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元史》分册（韩儒林主编，985） 和《中国历史大辞典》的辽夏金元卷（蔡美彪主编，98）是目前最佳的元史工具书。两书都是我国元史专业研究者的集体工作成果。前者有一百八十多条，包括人物、制度、经济、文化、中外关系、史籍各方面，释文较详，并有一条元朝史总述，可作为研究元史的入门书。后者条目3000条，包罗甚全，释文简明准确，知识量相当大。此外，陆峻岭编的《元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周清澍编的《元人文集版本目录》，方龄贵编的《元朝秘史通检》，都是很有用的工具书。 第四节政治史研究历史人物和政治事件研究。研究成吉思汗的论著甚多，其中重要者有韩儒林、杨志玖、亦邻真、周良霄所撰诸文。他们都深入论析了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建立国家的历史背景及其对蒙古民族形成与发展的贡献，并探讨了蒙古统治者进行征服战争的原因和影响，在指出征服战争给各民族（包括蒙古族自身）带来危害的同时，从历史发展角度作了分析，认为蒙古灭夏、灭金对中国多民族国家由分裂局面走向再统一和进一步发展起了积极作用，西征客观上促进了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邵循正、周清澍分别著文考证成吉思汗生年，以充分证据考定为2年，否定了55年或7年之说。蒙元前期其他人物和事件的研究，主要有陆峻岭、何高济合撰的《从窝阔台到蒙哥的蒙古宫廷斗争》和杨志玖、刘迎胜关于“定宗征拔都”记载的阐释，都结合中外史料考述了成吉思汗死后蒙古统治集团围绕汗位争夺不断发生的或明或暗的斗争。蔡美彪《脱列哥那后史事考辨》据汉文、波斯文史料考定她应是太宗六皇后，订正了以前提出的大皇后说，并论析了她与耶律楚材、镇海等大臣的关系和在蒙古国政务中的作用。对失吉忽秃忽、镇海、耶律楚材和牙老瓦赤等主政大臣，都有学者作了专题研究，尤以对耶律楚材的研究比较深入，有韩儒林、余大钧所撰论文和黄时鉴写的传记。萧启庆《元代蒙古四大家族》详细考述了开国功臣木华黎、博尔术、博尔忽、赤老温四家的起源、封建及其后裔的政治地位，并列有相当完备的世系、仕进等表。蒙金战争时期，中原各地出现了一批地方武装头目，蒙古统治者在他们归降后即命为世袭管领本境军民长官，形成类似藩镇的大小“世侯。到何之撰《关于金末元初的汉人地主武装问题》，分地区考察了地方武装势力的兴起、归向和在蒙古统治下的地位与作用。孙克宽分别论述了真定史氏、藁城董氏、保定张氏三家事迹。 忽必烈及其在位时代向来是蒙元史研究的重点。总论其一生功业和一朝史事的主要有周良霄所撰《论忽必烈》和《忽必烈》传记（98）。专题的研究涉及许多方面。萧启庆《忽必烈潜邸旧侣考》对其藩府侍臣、谋士班子的集结过程和不同类型作了细致分析。这些人物多是后来辅佐他立国中原，“遵用汉法”，建立元朝的重臣，其中刘秉忠、廉希宪、郝经等都有学者写过专论。陈得芝、王廷合撰的《忽必烈与蒙哥的一场斗争》，考察了忽必烈即位前与其兄大汗蒙哥在中原汉地控制权和统治方针上的矛盾与分歧，以及因此引发的阿兰答儿钩考事件。白钢、孟繁清研究了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的斗争，都认为获得汉族地主阶级，依托中原雄厚的人力、财力优势，是他得以战胜阿里不哥的主要原因。关于李璮叛乱事件，孙克宽、周良霄等作了专题研究，周撰《李璮之乱与元初政治》指出这一事件对忽必烈政策的变化有重大影响，尤其是从此怀疑汉人的忠诚而转向重用西域人。其他中外学者也多持这一看法。关于忽必烈与海都、都哇的战争，刘迎胜发表多篇论文，利用波斯文史料与汉文记载相比勘，对史事作了详细考述。关于以乃颜为首的东道诸王之乱，主要有姚大力、叶新民的研究，姚文考证战事地理尤详。有关忽必烈行“汉法”的论文很多，以姚从吾的研究最为详尽。论者多充分肯定行“汉法”的进步作用，同时也指出其局限性（为维护蒙古贵族特殊权益保存了许多蒙古旧制），白钢《关于忽必烈“附会汉法”的历史考察》一文尤其强调后一方面。对其重用阿合马等“聚敛之臣”理财，多数学者仍持传统的批判态度，认为阻抑了汉法，加重了剥削。萧启庆著《西域人与元初政治》分析了西域人得势的原因、汉人的态度和对元代政治的影响。丁国范、黄时鉴先后撰文研究以太子真金为代表的汉法派与权臣阿合马的斗争。 有关蒙夏、蒙金、蒙（元）宋战争的研究，以后者成果最丰富，先后出了三部著作陈世松、匡裕彻、朱清华、李鹏贵合著的《宋元战争史》（988），李天鸣的《宋元战史》（台湾，988），胡昭曦等著的《宋蒙（元）关系史》（992）。专题研究比较重要的有陈高华的《早期宋蒙关系与端平入洛之役》和胡多佳的《早期蒙宋关系》。 元中期政治史的专题研究不多。萧功秦《论元朝皇位继承问题》和周良霄《蒙古选汗仪制与元朝皇位继承问题》对忽必烈以后统治上层各派势力争夺皇位的斗争作了系统考察，都认为蒙古忽里台选汗旧制的保留是造成纷争不断的重要原因。萧功秦《英宗新政与南坡之变》和匡裕彻《拜住及其新政》围绕英宗与丞相拜住被杀事件考察了行汉法与反汉法派的斗争。有关元后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社会矛盾和农民战争，论著甚多，讨论的问题有元代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何者为主，以及相关的元末农民战争性质问题，红巾军与白莲教、明教的关系，朱元璋政权性质的转化等等。近十年来，研究更深化，注重史实的考证和专题论析。重要论文有杨讷的《“扶箕诗”不是农民军的口号》、《天完大汉红巾军史述论》、《元代的白莲教》，邱树森的《元末红巾军的政权建设》、《韩山童、刘福通首义颍州考》、《彭莹玉事迹考略》，韩志远的《白鹿庄起义说辨伪》等。杨讷考证红巾军领导者为白莲教徒，“明王出世”的宣传和“大明”国号均出自白莲教经典，与明教无关，订正了前人误说。四川发现的明玉珍墓“玄宫之碑”提供了一些新史料，与史籍记载有异，胡昭曦、刘孔伏撰文作了研究。邱树森著《妥欢贴睦尔传》（99），全面论述了元顺帝生平及元后期史事。 政治、军事制度研究。李涵《蒙古前期的断事官、必阇赤和燕京行省》论证断事官（扎鲁忽赤）是蒙古国政务主管，燕京行省是由此发展来的统治汉地的政务机构；必阇赤本怯薛中主文书者，太宗时因承担征赋任务而分化出来，成为政务机构“中书省”。前此札奇斯钦曾撰文分论扎鲁忽赤与尚书省、必阇赤与中书省的关系，立论相近。另一篇重要论文为姚大力的《从大断事官制到中书省论元初中枢机构的体制演变》，认为忽必烈即位后建立的中书省，乃是从以断事官及其辅佐必阇赤构成行政中枢的蒙古旧制向中原王朝体制（直接仿自金尚书省制）的实质性转变，尽管仍保留有某些蒙古成分。关于其他朝廷机构，有李涵、杨果对枢密院的研究，郝时远对御史台监察制度的研究，达力扎布对宣徽院的研究，张帆对翰林国史院的研究等。台湾学者杨国藩所著《元代中央政治制度》全面论述了省、部、台、院等各种机构及忽里台、内廷会议、朝议等各类政事制度。关于行省制度，有台湾学者丁昆健、袁国藩的概述性论著。王廷《元代行政地理研究》考述了腹里（中书省直辖）、辽阳、陕西、四川、江西、江浙诸省沿革。杨讷的《元代农村社制研究》和台湾王民信的《元朝的录事司考》是两篇研究下层地方制度较深入的论文。 实行投下分封制是元朝的一大特点，周良霄《元代分封制度初探》和台湾洪金富的《从投下分封制度看元朝政权的性质》对此作了总体研究。周文认为太宗分封中原州邑民户后实行投下五户丝制，对蒙古旧制而言是进步，但对中原则是历史的倒退。洪文认为分封制是“蒙古人的公产私产观念在国家组织形态上的反映”，太宗以后的投下食邑化政策并未能贯彻，元代投下始终与州县制并存，没有完全中央集权化。李治安的专著《元代分封制度研究》对草原兀鲁思分封和中原食邑分封、投下私属人口、宗王出镇制度等问题作了全面的详尽论析，有不少独到见解。陈得芝《元岭北行省建置考》也讨论了成吉思汗的子弟分封与功臣千户分授，认为两者性质完全不同，前者才是封主，后者则是地方长官。 元代官员的选用，要害之职多授予有“根脚”的勋贵之家，一般官员则以吏出身者为多。许凡《论元代的吏员出职制度》及其所著《元代吏制研究》对吏员的类别、等级、职能和升迁规定作了详细论述。元太宗时曾举行过一次儒士选试，其后直到仁宗时才正式恢复科举取士制度，杨树藩有一篇总述的论文《元代科举制度》。姚大力撰《元代科举制度的行废及其时代背景》更深入探讨了科举长期停罢及延祐初恢复的原因，元代科举的作用及其局限等问题，并对一些史实作了考证。 怯薛制是蒙元军政体制的核心，萧启庆的《元代宿卫制度》作了总体研究，尤详于世祖即位后的演变及其政治上（决策中的作用和出任官职）、经济上的特权。叶新民《关于元代的四怯薛》主要是考订四怯薛长的承袭世系和轮值日期。关于蒙元初期的军事组织，史卫民撰有《元秘史九十五千户考》和《蒙古国时期左右翼千户沿袭归属考》，前文认为成吉思汗初组千户当如《元史·术赤台传》所载只有5个，后文主要考证木华黎所统攻金军队的组成。他的另两篇论文对元代侍卫亲军的组织、职能、建置沿革作了系统研究。姚家积《元代的“驱军”与军驱》认为卫军中的色目诸卫主要是由放免色目俘奴组成。学界对探马赤军的意义、组成、职能等问题曾有各种不同阐释，杨志玖撰《元代的探马赤军》和《再探》、《三探》诸文进行深入探讨，贾敬颜、黄时鉴亦著文讨论，这是元代军制研究进展最大的一个课题。唐长孺、李涵合撰《金元之际七万户》，论述蒙古灭金前后汉军诸万户的设置；黄时鉴、王廷先后撰文讨论其设置的时间、数目等问题，互有歧见。萧启庆《元代的镇戍制度》就此制建立原因、镇戍军的分布、统辖系统和军士轮戍制作了全面论述。陈高华《论元代的军户》考述了军户的种类、来源、赋役义务、轮换制与奥鲁制。贾敬颜《奥鲁制度与游牧民族》认为此制源于游牧民的社会组织。 元代法律制度的研究，重要论文有姚大力《论元朝刑法体系的形成》和黄时鉴《lt;大元通制gt;考辨》。姚文从元初对金泰和律的沿用、改造和废除考察了元刑法体系形成的三个阶段，并揭示了其包含汉、蒙、回多元因素的特点；黄文不同意元代无成律的通行说法，论证《大元通制》就是一部完整系统的法典，基本精神和模式都是承袭唐律而来的。 第五节经济史研究户籍与赋役制度。元代户籍分军、民、匠、站、僧道、儒、医等等种类，台湾学者黄清连发表两篇论文，全面考察了诸色户计的划分及其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陈高华《元代户等制略论》论证元代有户等制度，并探讨了户等与赋役和财产的关系。他还对军户、站户分别作了研究。萧启庆《元代的儒户》详细考述其设立经过、数目、权利与义务以及出路问题，指出其地位略同宗教教士，优于军站民匠，所谓“九儒十丐”并非事实。李景林《元代的工匠》讨论了匠户的来源和地位。元代户口资料极不完备，邱树森、王廷合撰的《元代户口问题刍议》推断最高时当达900万户，近9000万口。还有学者作了更高的估计。关于赋役制度，华山撰有《元代赋役制度考略》，文中对李剑农《宋元明经济史稿》有关部分提出商榷。陈高华的《元代税粮制度初探》就此项主要赋税的演变作专题深入研究，订正了《元史·食货志》记载的多处疏误，考明北方丁税、地税是以不同户计为征收对象，即民户纳丁税，僧道站匠验亩纳地税，全科户每丁所纳粟应为二石而非三石，并讨论了江南田赋（两税）的一些问题。他还对《食货志》失载的役法与和雇和买分别作了考述。多数学者论述投下五户丝赋制，均以王恽《中堂事记》为依据，认为每五户纳丝额由一斤增为二斤始于中统元年，但郝经的《河东罪言》已讲到每五户纳丝二斤，陈得芝《蒙元史读书札记》指出郝经这篇奏议应作于宪宗五年，五户丝增额当在宪宗时。关于课税，陈高华的《元代盐政及其社会影响》和高荣盛的《元代的茶叶生产和茶政》分别研究了盐、茶的生产、流通和盐课、茶课征收办法及课额的变化。 土地制度与租佃关系。经济史家梁方仲撰有《元代的土地制度》，总论各种土地占有状况，认为官田比前代增加，农民失去土地，对地主阶级的依附加强了。韩国磐《试论金元官田的增多》得出相同结论。高荣盛《元代江南官田刍议》具体分析了江南地区官田的种类、数量和租率，估计三行省共达20万顷以上。孟繁清《元代的学田》论述学田的设置、租佃关系和赋役，以及寺院、地主对学田的争夺。李景林研究了寺院土地占有状况。郭庆昌、马明达、王廷、周继中等先后对屯田作专题研究，讨论了屯田的分布、来源、种类、经营方式、屯户义务等问题。罗贤佑《元朝蒙古贵族的庄田》对此类庄田的来源（赐田、投献与侵夺）、管理（各地“田赋总管府”和庄官）作了论述。施一揆《元代的地契》介绍泉州丁氏族谱中发现的8件土地买卖文书，考释了元代田宅买卖过程。陈高华《元代土地买卖的过程和文契》利用更多文书资料对此作了进一步研究。刘和惠《元代徽州地契》刊布了安徽博物馆的3件藏品并作了分析。 农业、手工业生产。多数学者认为蒙元前期农业受到战争的严重破坏，世祖时逐渐恢复和发展。师道刚等所撰《从三部农书看元朝的农业生产》论证元代农业确有长足进步，工具的改进尤为显著。史学通、周谦、洪用斌对元代棉花生产与棉纺业地域的扩展和技术的进步都有详细论述。与农业相关的元代水利建设，金曰寿发表过一篇总述文章。邱树森《元代河患与贾鲁治河》专论元末黄河的治理，对贾鲁的治河思想、方法、工程技术作了论析。梁方仲《元代中国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根据对八个手工业部门生产力的考察，认为比宋代有所发展，有力反驳了倒退说。郑天挺《关于徐一夔lt;织工对gt;》考定此文所记为元末杭州丝织业雇佣劳动情况，是研究元代民间手工业的重要资料。冯家升《我国纺织家黄道婆对棉纺业的伟大贡献》详细论述了元代棉纺工具与技术的重大进步。刘新园、白彬发表多篇论文，对瓷器生产，特别是景德镇青花瓷器的官局经营管理、生产技术和图画风格等作了一系列深入研究。范金民《元代江南丝织业述论》认为元代江南蚕丝生产有了新发展，民间丝绸业已普遍化，设在建康、镇江、杭州、苏州的官营织局规模甚大，产量、质量都很高。 商业、都市与交通。元代全国统一，国内贸易有很大发展，但除几部综合性著作外，尚无深入的专题研究。海外贸易的研究，主要成果有陈高华、吴泰合著《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对市舶制度、官本船贸易、舶商经营方式、输出入商品以及贸易关系的国家，政府的控制等作了全面论述。关于都市的专题研究，主要有陈高华著《元大都》，他与史卫民合著的《元上都》，以及贾洲杰《元上都的经济与居民生活》和叶新民论述上都官署、宗教、交通的系列文章。潘念慈《关于元代的驿传》对驿传制度作了全面概述。陈得芝《元岭北行省诸驿道考》主要考述连结中原与漠北的帖里干、木邻两条站道，并论及和林通往吉利吉思和西域的站道。周清澍《蒙元时期的中西陆路交通》对通西域诸驿路有更详细的考述。李逸友据亦集乃古城发现的文书，对另一条通往西北的重要驿路“纳邻道”作了考述。郭毅生研究了辽阳行省驿道，王廷、祝培坤研究了湖广行省驿道，蔡志纯、洛桑群觉等研究了元代吐蕃地区设置的驿道。开通南北大运河和开创江浙至直沽的海运是元代的两大建树，赖家度《元代河漕和海运》对此作了概述，章巽《元海运航路考》和高荣盛《元代海运试析》是两篇较深入的研究论文。高文论述海运兴衰的全过程，对管理机构、海运船与船户有较详细论述。陈得芝《论元代海外交通的发展》从港口增加、交通范围扩大和航海知识进步三方面作了分析，并据《元秘书监志》的记载说明元人利用了波斯、阿拉伯人的航海图说知识。第六节思想文化史研究哲学思想。唐宇元发表了一系列论文，研究元代主要理学家许衡、刘因、吴澄的思想和朱学、陆学合流问题，其分撰的《宋明理学史》上卷第三编《元代理学》集中了这些研究成果。陈高华的《陆学在元代》着重讨论了朱陆合流问题。姚大力《金末元初理学在北方的传播》详细论析了程朱学说的北传及其与蒙古统治者和北方各思想流派的关系。萧功秦《元代理学散论》从理学的“适应力”角度考察了其在蒙元时代的社会政治作用。研究其他思想家的主要有任继愈最先著文表彰《长期被埋没的民主思想家邓牧》；容肇祖撰《刘基的哲学思想及其社会政治观点》，认为其世界观基本上是朴素唯物主义，仅有时表现出神秘主义倾向。邱树森撰《邓牧和他的lt;伯牙琴gt;》、《刘基和他的lt;郁离子gt;》，作了更深入的研究。 宗教。孙克宽发表多篇文章，全面研究了蒙元时代的各派道教。郭旃《金元之际的全真道》深入论析了邱处机及其门人投机的政治态度和在战乱时局下的特殊作用，并涉及元初的佛道之争。陈智超《金元真大道史补》利用新资料详细考述了此派盛衰历史及其思想理论。扎奇斯钦《十三世纪蒙古君长与汉地佛道两教》详细论述了蒙古诸汗与佛道关系的演变，认为蒙古人基于萨满教泛神观念，采纳各种宗教为汗祈天祝寿；其所以最尊崇喇嘛教，是因为他们与吐蕃人在文化类型上的相近。陈高华《元代佛教与元代社会》对佛教各派的消长、僧籍、僧官制度以及寺院组织有全面论述。陈得芝《论元代的“诗禅三隐”》考述江南禅僧圆至、本诚、大忻三人的生平和思想，对江南士人由儒入佛的现象作了分析。刘迎胜《元代西北地区的佛教》利用畏兀儿文书和中外资料论证元代佛教在西北地区仍有相当势力，以哈剌火州、哈迷立为中心，最西分布到海押立。杨讷的长篇论文《元代的白莲教》，对这一源于净土宗的佛教宗派的产生、教义、传播、组织及其与官方和农民起义的关系诸方面都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它并非民间秘密宗教，亦未与明教合流。丁国范《元代的白云宗》论述了另一非正统佛教宗派。周良霄《元和元以前的基督教》是这一课题主要研究成果，在总论元朝对基督教（也里可温）的政策和管理之后，按地区考察了基督教的分布和活动。刘迎胜《蒙元时代中亚的聂思脱里教分布》就周文所未及的畏兀儿、阿力麻里、海押立等地基督教情况作了考述。杨志玖《元代中国伊斯兰教派试析》指出当时中国穆斯林中有大量什叶派，苏菲派也很盛行。陈达生《泉州伊斯兰教派与元末亦思巴奚战乱性质试探》据对碑刻、方志、族谱资料的分析，认为此次战乱是泉州穆斯林逊尼派与什叶派争夺市舶权的斗争。刘迎胜对泉州元清净寺碑所记伊斯兰教诸职名作了考释。 教育。元代各类学校数量甚多，有关资料相当丰富，但学者多注重儒人地位、出路和学田等问题，对教育本身的专题研究很不足。关于书院的论文稍多，王廷《元代书院考略》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更详细论述了书院的类型、分布、数量、学田、课程，以及山长的任命等问题。马明达对“三皇庙学”——医学教育作了研究。 史学。官修宋辽金三史是元代的主要史学著作，有关三史的论著很多。 从元代史学成就角度讨论的主要有刘凤翥、李锡厚合撰的《元修宋辽金三史再评价》和邱树森的《脱脱和辽宋金三史》。前文认为元人摒弃大汉族正统观念，为辽金两朝单独修史，较完整地保存了辽、金原始史料，使后人得以全面了解当时的中国历史。许多学者对马端临《文献通考》和胡三省《资治通鉴注》的思想和在史学史上的地位作了分析评论。 文学艺术的研究，重点为元曲，论著甚多，其次为书画、诗文。科学技术方面，以有关天文历法和郭守敬的研究为多，其次为农书与农业技术、数学、水利等。这里不再一一介绍。 第七节民族和边区史研究蒙古史研究主要研究课题有蒙古族源、早期蒙古社会性质、蒙古国家的建立及其制度和元代的蒙古地区等方面。亦邻真《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通过文献资料的考订和语言的比较研究，论证构成蒙古族的核心部族是“原蒙古人”，即室韦—鞑靼人，他们属于古东胡诸后裔的一支。作者还分析了十至十二世纪“尼鲁温蒙古”各氏族的分衍，认为这些“氏族”实质上是草原贵族通过掳掠别部人口编成的比邻公社，原始的氏族制度已经瓦解了。同作者《关于十至十二世纪的孛斡勒》一文论证孛斡勒（汉译“奴婢”）是游牧经济中的早期农奴，而非奴隶；“斡脱古·孛斡勒”一词，在蒙汉文合璧《竹温台碑》中对应于汉文“元勋世臣”，是升入贵族阶层者的美称（原意为“老奴婢”）。六十年代曾对蒙古建国前后的社会性质问题进行过热烈讨论，多数研究者主张建国前处于父权制氏族公社阶段，建国后直接过渡到封建制。后来，高文德在专著《蒙古奴隶制研究》中提出蒙古从十世纪开始形成奴隶制，成吉思汗建立了统一的奴隶制国家。但研究者对此尚有不同意见。关于蒙古高原各部族的研究，有周清澍的系列论文《汪古部事辑》四篇，分别考察了其族源、统治家族世系等，认为此部应源于回鹘；陈得芝《十三世纪前的克烈王国》探讨了蒙古建国前漠北最强大的克烈部的族源、地域和历史活动，认为此部与唐中叶迁入漠北的“九姓鞑靼”有渊源关系；此外，姚从吾《说元秘史中的蔑儿乞》，札奇斯钦《说元秘史中的亦乞烈思》，姚家积《蒙古人是何时到达三河之源的》，白拉都格其《弘吉剌与特萨禅》等文，都分别对各部族作了较深入研究。周清澍《元朝的蒙古族》全面论述了元代蒙古族的社会经济和阶级状况。陈得芝的《元岭北行省建置考》（上、中、下）对元代蒙古地区的政治史和军事、行政机构的设置作了系统考述。同作者还有《元岭北行省诸驿道考》、《元称海城考》、《元察罕脑儿行宫今地考》等历史地理考证文章；其《元外剌部释迦院碑札记》考征了立碑人八立托驸马和外剌部居地，并对中原佛教在蒙古的传播作了考察。 韩儒林的《元代的吉利吉思及其邻近诸部》和周清澍的《元朝对唐努乌梁海及其周围地区的统治》考察了蒙古西北境诸部的历史。杜荣坤、白翠琴《试论斡亦剌部十三、十四世纪政治经济的变化》论述了此部归附蒙古后由氏族向封建制的转化。过去论者多低估元代蒙古人对汉文化的接受程度，甚至认为采取抵制态度。萧启庆先后撰写《元代蒙古人的汉学》及其续篇《再探》和《论元代蒙古人的汉化》三文，搜集大量资料，详尽地考述了元代蒙古人特别是入居内地者研习汉文化的背景与原因及其汉学造诣，所列蒙古儒者、文学家、书画家达百人以上，并对蒙古人在观念、礼俗方面吸取汉文化的情况作了考察，证明熟谙汉学的蒙古人为数甚多，旦有与日俱增趋势，有力地纠正了前人旧说。 藏族史研究元代藏族史的研究成绩十分突出。959年韩儒林发表《元朝中央政府是怎样统治西藏地方的》，对统辖吐蕃地区的宣政院、分镇吐蕃的亲王奥鲁赤家族和乌思藏十三万户名称与方位作了系统考述，为此后研究奠定了基础。其后，周清澍撰《库腾汗——蒙藏关系最早的沟通者》，论述了阔端与西藏首领的关系。陈得芝《元代乌思藏宣慰司的设置年代》讨论了世祖以乌思藏赐八思巴为“供养”的时间、乌思藏行政机构的建置和萨迦本钦的职名等问题。同作者还撰有《元代内地藏僧事辑》，对胆巴、沙罗巴、辇真吃剌思等人事迹作了考述。陈庆英精通藏文，除译出《红史》、《汉藏史料》等重要藏文史籍外，还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论著，主要有《元朝在西藏所封的白兰王》、与史卫民合撰的《蒙哥汗时期的蒙藏关系》、与王辅仁合著的《蒙藏民族关系史略》、《元代乌思藏本钦纪略》等，诸篇均能充分利用藏文史料，多有发明。藏族学者仁庆扎西发表《元代中央王朝中的藏族宰相桑哥》，据《汉藏史集》的记载考证桑哥为藏族噶玛洛部人，并对他的政绩作了肯定的评价；此外他还撰有《西平王府今地考》、《西平王与吐蕃的关系》等近十篇论文（均收入《仁庆扎西藏学研究文集》，989）。沈卫荣专事元代藏族史研究，连续发表《元朝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统治》、《元代乌思藏十三万户行政体制研究》、《略论元与元以前的沙鲁派》、《元代西藏佛学大师布敦的生平及其著述》、《论元代乌思藏十三万户的建立》等多篇论文，成绩引人注目。著名藏学家王森所著《西藏佛教发展史略》是全面研究藏传佛教的代表性著作，对元代西藏各教派及其与元廷的关系有详尽的考述，在总体研究上迄今还没有人能超过。 西北地区各族史研究畏兀儿等族与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也有显著进展。程溯洛《宋元时期高昌回鹘初期农业封建社会的若干特征》和张承志《元代畏兀儿内部状况》利用畏兀儿文文书与其他史料相参证，考述了畏兀儿地区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经济状况、阶级关系。程氏另一篇文章《元代维吾尔人对祖国文史的贡献》叙述了入仕元廷的畏兀儿文人事迹。张氏《关于阿力麻里、普剌、叶密立三城的调查及探讨》对三城方位及其在蒙古统治西北地区格局中的重要性作了考察和分析。耿世民、张广达合撰的《唆里迷考》据一份新出土的回鹘（畏兀儿）文文献，结合穆斯林史料及汉文史料，考定前人未能确知方位的“唆里迷”实即焉耆的另一个名称。刘迎胜《元代曲先塔林考》考证了该地方位和元朝于此设置元帅府的意义。有关其他西北民族的研究论文有杨志玖《元代的阿儿浑人》，陆峻岭、何高济《元代的阿速、钦察、康里人》，陈高华《元代的哈剌鲁人》，华涛《穆斯林哈剌鲁人、阿儿浑人早期史研究》，白钢、史金波《论元代党项人在河西的活动》和史金波《蒙元时期党项上层人物的活动》等。刘迎胜着重利用波斯文史料与汉文史料相参证，对察合台汗国史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发表《早期的察合台汗国》、《至元初年的察合台汗国》、《元朝与察合台汗国的关系》、《察合台汗国的分裂》、《元末的察合台汗国》、《lt;史集gt;察合台汗国末年纪事补证》等十余篇论文，填补了我国这一方面研究的空白。 东北和西南各族史研究东北各族研究，有姚大力的《元辽阳行省各族的分布》、王廷的《元代极东北三族杂考》和杨保隆的《浅谈元代的女真人》。三篇文章分别对女真、兀者野人、吉里迷、骨嵬等各族的分布地域及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作了论述。关于西南各族，方国瑜《元代云南行省傣族史料编年》利用大量方志及土官族谱资料以补正史，对史事、地理多有精当的考订，迄今仍是研究元代傣族史最好的著作。杜玉亭《元代云南土官制度》认为元朝统治西南各少数民族的这一制度对促进国家统一和这些地区的社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杜玉亭、陈吕范的《忽必烈平大理是否引起傣族的大量南迁》以充分论据否定了这一误说。杜氏所著《元代罗罗斯史料辑考》较全面搜集了有关史料，考订亦多新见；其《忽必烈与云南》对元朝设立云南行省和实行土官制度作了高度评价。罗贤佑《略论元朝与西南各族土酋大姓的关系》较全面地讨论了元朝统治西南各族的政策。方龄贵近撰《大理五华楼元碑的发现及其史料价值》是他多年搜集和研究云南元碑资料的一部分成果，他已将这些珍贵资料汇编为一册，并发表了部分碑文和注释。 回族史研究杨志玖除论文集《元史三论》所收十余篇有关论文外，近年续有新作，并正在收其研究成果汇总、扩充为《元代回族史稿》一书，绪言和第一章《回回一词的起源和演变》、第二章《回回人的东来和分布》已在《回族研究》杂志上连续刊载。白寿彝主编的《回族人物志》（元代卷）收集回族史专家撰写的重要回回人传记二十多篇，考说详明，并附原始资料。赛典赤在元初政治特别是云南的治理上起过重大作用，其后人也一直居于高位，所以有关的论文很多。陈得芝《元代回回人史事杂识》也讨论了赛典赤早年事迹以及《元典章》所载“禁回回抹杀羊做速纳”文件等问题。刘迎胜发表有《3—8世纪回回世俗文化综考》、《lt;回回药方gt;与中国穆斯林医学》、《lt;回回馆杂字gt;与lt;回回馆译语gt;研究》等文。有关泉州回回人的研究较多，此不赘述。 第八节中外关系史研究周一良主编的《中外文化交流史》（987）由专家分国撰写，其中中缅、中印、中意、中朝、中泰、中国与越南柬埔寨老挝、中国与阿拉伯诸篇对元代都有较多叙述，是目前最好的一部概论性著作。专题研究情况简单介绍如下。 元与日本、高丽关系王启宗撰有《元军第二次征日考》和《元军第二次征日前夕情势的分析》二文；余又荪撰有《元代之中日贸易》；陈有和撰文讨论了《忽必烈侵日的原因及历史影响》，认为导致了元末至明代的倭患；方安发、孙国珍分别对元代中日贸易和文化交流作了论述；陈高华《十四世纪来中国的日本僧人》从诗文集中辑录了二十多名来华日僧资料，很有参考价值。萧启庆《元丽关系中的王室婚姻与强权政治》全面考述了联姻的背景、实行情况及其对高丽的影响，认为它是蒙元强权政治的产物，旨在以公主下嫁加强对高丽的控制；郝时远撰有《蒙古东征高丽概述》；朴真奭《元与高丽的科技交流》叙述了棉花、火药、印刷术传入高丽及其影响。 元与东南亚诸国关系吴紫金《元代我国与印尼的友好关系》叙述了成宗至顺帝朝2次爪哇来使情况及中国移民对印尼社会进步所起的作用。陈高华《元代中泰两国的友好关系》引用《玩斋集》中的《四明慈济寺碑》一段记载证明泰国史家关于暹王坤兰甘亨（敢木丁）曾访问元朝的说法是可信的；邹启宇、尚芳分别撰文进行讨论尚文认为来访者当是敢木丁之子。凌纯声《元代在缅设置缅中行省考》是一篇较深入的专题研究；高荣盛《元代中缅关系略述》，对元缅战争经过、入缅道路和设官置府作了进一步考察。吴景宏发表了长篇论文《元代中菲关系之探讨》。 元与印度、伊朗、阿拉伯关系桑原骘藏《蒲寿庚考》首先揭出了《东国通鉴》（实本于《高丽史》） 中一段关于印度王子孛哈里投奔元朝的记载，陈高华从《中庵集》中发现了此人的更详细资料《景义公不阿里神道碑》，证实和补充了《高丽史》的记载（见所撰《印度马八儿王子孛哈里来元新考》）；刘迎胜进一步考证此不阿里之祖贯“西域哈剌哈底”即《马可波罗行记》所载之alatu，《大德南海志》之加剌都，今波斯湾口南岸（阿曼境）古城qalhat，并论述了当时中国、印度、波斯湾间的交往（见所撰《从lt;不阿里神道碑gt;看南印度与元朝及波斯湾的交通》）。元与波斯关系，刘迎胜撰有《旭烈兀时代汉地与波斯使臣往来考略》；任荣康的《元初的元伊联盟与中亚交通》考述了元与伊利汗国的关系和往来交通路线。元与阿拉伯的关系，在多篇通论历史上中阿关系的文章中都有论述，其中以纳忠《中世纪中国与阿拉伯的友好关系》较详；叶文程《宋元时期泉州港与阿拉伯的友好往来》主要根据新发现的海船等考古资料作了研究。李希义撰文介绍了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图塔来元经历及其行记；沈福伟发表《元代航海家汪大渊周游非洲的历史意义》，认为元人所绘世界地图上非洲图形之准确与此有关。但此说依据不足。 元与欧洲的关系余大钧所撰《最早来到蒙古高原的罗马教皇使节普兰·迦儿宾和他所写的lt;蒙古史gt;》，对此次使节及其奉使报告书的版本、内容作了详细介绍。罗贤佑撰有《元代意大利旅行家鄂多利克》。陈得芝《元代中国与欧洲的交往》概述元代中欧关系，提到元人朱德润《存复斋文集》所载延祐间“佛林国使来”，认为可与西史所载罗马教皇遣教士安德鲁等来大都协助孟特戈维诺传教一事相印证。马可波罗研究最为学者所重视，著述甚多。余士雄收集诸家论文三十余篇，汇编成《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大体反映了八十年代以前的研究状况。杨志玖继发现《经世大典》的有关重要资料之后，又撰写了多篇论文，进一步研究马可波罗在中国的种种经历，有力驳斥了认为马可波罗未至中国的说法（诸文均收入《元史三论》）。黄时鉴《关于马可波罗的三个年代问题》考证了其离华、抵波斯和在威尼斯与热那亚战争中被俘的年代日期。王廷《马可波罗游记中的几个地名》认为tigiu应为通州，vugue应为侯官。陈得芝《马可波罗在中国的旅程及其年代》考证其由大都前往云南和到扬州、镇江、泉州的经行路线与年代，认为他只走过这两条驿路，行记中的南京、襄阳两地显为插叙，并未亲至。蔡美彪《试论马可波罗在中国》认为马可波罗在中国期间习用波斯语文，他不是作为色目官员，而是作为一名色目商人在中国各地以至南海诸国从事商业贸易。 第七章国外的蒙元史研究第一节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蒙元史研究西方学者的早期著述国外的蒙元史研究，可以上溯到十七世纪欧洲东方学初兴阶段。其时，法、英、意、德、荷等国都已拥有相当数量的东方文献，一些著名大学先后开设了阿拉伯语、波斯语、汉语、土耳其语等东方语课程，创立了科学研究的条件，并出现了第一批东方学家。曾是东方历史上最强盛、并对欧洲发生过很大直接影响的蒙古帝国的历史，自然成为东方学家们十分注意的研究领域。法国的东方学居于领先地位，收藏的穆斯林文献写本和汉文文献最为丰富，东方语言、文化的研究起步也最早。十七世纪法国产生了第一部蒙元史专门著作，这就是克鲁瓦（etisdelaroix，22—95）所著《古代蒙古和鞑靼人的第一个皇帝伟大成吉思汗史》。克鲁瓦通晓土耳其、阿拉伯和波斯语，曾任法国国王的土、阿语翻译，熟悉穆斯林文献。他根据波斯、阿拉伯文史料和欧洲旅行家的行记，用十年功夫译编成此书，分四册，内容包括成吉思汗传以及其继承者（迄于十七世纪）的略传，古代蒙古人的风俗、习惯和法规，蒙古、突厥、钦察、畏兀儿及东西方鞑靼人的地理。书末附有所据穆斯林作者和欧洲旅行家著述名录及生平简介。此书于作者死后十五年即70年在巴黎出版，722年伦敦出版了英译本。克鲁瓦是最早利用穆斯林史料编著蒙元史的西方学者，开创之功不可磨灭。后来多桑在这方面又前进一大步，达到了更高的成就。 十八世纪法国的汉学有很大发展，汉学家通过汉文史料的译编和利用，在蒙元史研究上作出了新的贡献。这个时期的来华耶稣会士以法国人居多，且都具有很好的学术修养，热心于研究和传播中国文化。耶稣会士宋君荣（.gaubil，89—759，722年来华）就是一位十八世纪最优秀的汉学家、科学家和历史家，他毕生不知疲倦地研究和翻译中国的经籍和历史。时邵远平《续宏简录》（即《元史类编》，99年成书）新出不久，他将此书前十卷本纪译为法文，题为《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元朝诸帝史》，739年出版于巴黎。耶稣会士冯秉正（demailla，9—748，702年来华）则译《通鉴纲目》、《续通鉴纲目》为法文，编为《中国通史》3卷，777—785年在巴黎出版。其中第九卷为元朝史，除据《续纲目》外，还参考了《元史》。宋、冯二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是不识汉文的西方学者获得元朝史知识和利用汉文元史史料的主要依据。 同时期，法国汉学家德基涅（deguiges，72—800）完成了五卷本巨著《匈奴、突厥、蒙古及其他西方鞑靼人通史》，75至824年先后在巴黎出版。其第三卷为蒙元朝史（757），第四卷为帖木儿朝史（758）。德基涅通汉文、阿拉伯文，因而能直接利用大量原文资料，书中还对蒙古史上的重大问题如成吉思汗征服战争的原因和性质提出了值得注意的见解。此书是西方学术文献中第一部系统地研究中亚游牧民族历史的名著，尽管其资料和见解在今天看来多已过时，但在蒙元史研究文献中仍占有要重地位。沙皇俄国自十六世纪末越过乌拉尔山向西伯利亚进行扩张，十七世纪中叶先后侵占了额尔齐斯河至叶尼塞河及贝加尔湖东、西各部，并开始了对这些地区和蒙古地理、民族、物产的调查。十八世纪，帝俄科学院组织了大规模的西伯利亚考察。考察团成员密勒指导史料的搜集工作，并著有《西伯利亚诸王国志》（750年圣彼得堡出版）；菲舍尔根据密勒搜集的资料著《西伯利亚史》（78年圣彼得堡出版德文本）。二书都含有卫拉特和布里雅特蒙古历史的内容。被聘为帝俄科学院教授的德国博物学家帕拉斯（参加了西伯利亚考察，他通过译员的帮助收集卫拉特史料，编纂了《蒙古族历史资料汇编》（2卷，77、80年圣彼得堡出版），此书曾是西方学者研究蒙古史的基本资料之一。俄人还在西伯利亚、蒙古等地收集了不少蒙古文文献写本和刻本，为以后俄国蒙古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对俄国的蒙元史研究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是，根据727年签订的中俄“恰克图条约”，允许俄国正教会派传道团驻在北京，每十年轮换一批，并许派留学生来华学习。俄国早期的著名汉学家都出在这些人中，他们在蒙元史籍的翻译和蒙元史研究上有很大贡献。 蒙元时代欧洲旅行家的东方行记早已受到学者们的重视。英国史家哈克鲁特的名著《英语民族主要海陆路旅行与发现》（598—00修订版，25年urhas氏增补版），就包含了卡尔平尼、卢勃鲁克、鄂多立克等人的行记。其后又有贝热伦（bergero，34）的法译本，彼特（ietervadera，70）的德译本及其他多种英、法、德文译本，多是基于哈克鲁特书的英译和原文。用察合台文写成的阿布哈齐的《突厥世系》，先后被译成德文（7，780）、法文（72）、俄文（770）和英文（780），此书有关蒙古早期史的记载多含传说成分，史料价值不高，但由于是最早译成西文的蒙古史籍，故在当时很受重视。 十九世纪是东方学重大发展时期，一方面是由于科学的进步，语言学、历史学、人类学都形成了新的研究方法和科学体系，尤其是比较语言学对东方学的推动最大；另一方面，欧洲列强的殖民扩张政策，不仅促进了西人对东方历史文化的研究，也使他们易于获得更丰富的东方文献和实物资料。作为东方学若干分支（汉学、蒙古学、伊斯兰学等）交汇的蒙元史研究，因此也有了显著进展。 法国法国学者雷慕沙（belrémusat，788—832）和德国学者克拉普罗特是十九世纪前期杰出的东方学家，新研究方法的代表者。雷慕沙幼眇一目，资质聪慧，精通汉语，兼晓其他东方语言，23岁即著《中国语言文学评论》年创设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座，担任首任教授直到去世；822年创立法国亚洲学会并任其机关刊物《亚洲杂志》（jouralsiatique）主编。820年出版了专著《鞑靼诸语言研究》（reherhessurleslaguestartares）第一卷，涉及满、蒙、维、藏诸语。 蒙元史研究方面，发表了一系列专题论文《基督教君王特别是法国国王与蒙古皇帝的政治关系》（载《皇家研究院论文集》822、824）；《哈剌和林城及中世纪鞑靼诸不明地理考》（《皇家研究院论文集》，824）；《波斯蒙古王朝创立者旭烈兀之西征（摘自续宏简录）》（载《亚洲杂志》，823）；《蒙古诸王撒里答》；《蒙古将军速不台》；《畏兀儿大臣塔塔统阿》；《鞑靼大臣耶律楚材》；《海山》（以上诸文皆载于829年出版的论文集《ouveauxmelagessiatique》第2卷）。 他还将周达观《真腊风土记》译为法文，89年巴黎出版。对中国宗教史，尤其是佛教（包括西藏佛教）史也很有研究，并写过论述萨满教的文章。克拉普罗特的研究领域也很广，主要有中国的佛教和满文文学等方面。 其有关蒙元史的论著都发表在《亚洲杂志》上（法文）《马可波罗所记澉浦港和剌桐港研究》（824）；《关于马可波罗行记中的天德州》（82）；《马可波罗所记中国西部诸省地理考释》（828）；《关于纸币之起源》（822）；《拉施都丁史集有关元代中国的记述译注》（833）；《亚美尼亚王海屯行记译注》（833）；《十三世纪蒙古入侵谷儿只、亚美尼亚概述（亚美尼亚史料译注）》（833）。 雷慕沙和克拉普罗特的著述显示，他们已将汉文史料与波斯文、拉丁文、亚美尼亚文等各种文字史料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开创了蒙元史研究的新局面。 欧洲尤其法国浓厚的东方学研究风气和巴黎图书馆丰富的东方写本收藏还培育了另一位十九世纪前期杰出的蒙元史学者——多桑（m.d’ohsso，779—85）。多桑是君士坦丁堡出生的亚美尼亚人，其父仕于瑞典王国，任外交官，也是历史学家，784年离土耳其赴巴黎之任，在那里一直居住到807年去世。多桑从小在巴黎受教育，后亦任瑞典外交官，先后为驻巴黎（至84年）、海牙、柏林公使。他精通欧洲诸国语及土耳其、波斯、阿拉伯、亚美尼亚语，又得以利用巴黎所藏东方文献，具备了研究蒙元史的优越条件。在西方学者中，他第一个最全面地检查了有关蒙古史的穆斯林文献，充分利用了波斯、阿拉伯以及拉丁、亚美尼亚等各种文字史料，并利用了宋君荣、冯秉正翻译的汉文史料，用法文著成四卷本《蒙古史》。其第一卷初版于824年，后又据施密特的《蒙古源流》德译本、俾丘林的《元史》前三卷俄译本作了较大补充，全书于834至835年在海牙—阿姆斯特丹出版。第一卷述蒙古起源、诸部族及成吉思汗一代史，第二卷述窝阔台合罕至元顺帝之元朝全史，第三、四卷述波斯之蒙古王朝（按历世伊利汗顺序）史。他把丰富的原始资料组织到系统而完整的叙述中，并标明出处，因此，长期以来此书一直是学者们了解蒙元史全貌和有关资料（特别是波斯、阿拉伯文重要史料）的主要参考书。多桑书无疑是十九世纪最优秀的、划时代的综合性蒙元史著作，俄国东方学家巴托尔德称誉说“汉学家们的蒙古史著作无一能与多桑书相匹敌”，并非溢美之辞。当然，多桑不懂汉文，未能更广泛利用汉文史料，是此书最大的缺陷；此外，他所用的一些穆斯林文献不是最好的写本，人名、地名、部族名的译写也不太规范，这是早期西方蒙元史著作的普遍毛病（我国清末民初学者通过这些著作接触域外史料，译名常因此致误）。他没有设立专章叙述察合台汗国和钦察汗国史，还不能算做完整的蒙古帝国史。现在，一些最重要的穆斯林史料如《世界征服者史》、《史集》等，已有了经过校勘的刊本和译本，研究者们不再取材于多桑书，但多桑书以其系统性和材料宏富，仍不失为蒙元史研究者最好的入门书。 与多桑同时的法国东方学家卡特麦尔是波斯文、阿拉伯文史籍的卓越研究者，拉施都丁《史集》研究的先驱和典范。他先后在法兰西学院和东方语学校担任教授，初研究伊斯兰埃及史，后主要从事波、阿文史籍的校勘和翻译，成果甚富。83年，他的《波斯的蒙古史》第一卷，由法国国家印刷局出版于巴黎，这是拉施都丁《史集》“序言”及“旭烈兀传”的波斯原文校勘和法文译注合璧本，加上一篇长达百数十页的《拉施都丁生平和著作》论文。其语言学和历史学注释达五百余条，极其丰赡，利用了大量波斯文及其他文字史料和前人研究成果进行阐释考订，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其中很多条注释实际是篇幅相当长的专题研究。《汉学书志》作者戈狄埃谓，893年曾听说法国国家出版局准备出版此书之第二卷，但后来未见问世，可能已经散失。此外，卡特麦尔所著《马木鲁克算端史》（837），对蒙古与埃及的关系有较详细的论述，并将埃及史家马克利齐《诸王国志绪言》的部分内容译出收入书中。 一些法国学者研究蒙元时代西方使节的旅行记和元与罗马教廷的关系。824年，菲鲁萨继德国学者梅纳特刊布罗马教皇派往元朝的使臣马黎诺里的旅行记（820）之后，发表了研究论文《马黎诺里行记释》（《地理学会会刊》）。83年，雅克也发表《元朝与阿维尼翁教廷外交关系诸考》（《亚洲杂志》）。他还刊布了330年前后驻伊利汗国孙丹尼牙城主教让·柯拉的《大汗国记》拉丁文写本部分内容（《亚洲杂志》，830），后来玉尔即据此译为英文，收入其名著《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这方面最好的成绩是839年出版的达维扎克（d’veza）用莱顿、巴黎和伦敦所藏写本合校的卡尔平尼行记《蒙古史》，随同刊布了其从行者本笃（beedit）关于卡尔平尼出使的简短报告，并译为法文，加了很有价值的注释，为后来的研究者所重视。东方学家都劳里埃和布洛塞先后研究了有关蒙元史的亚美尼亚文史料，前者著《亚美尼亚史家所记载的蒙古人》（《亚洲杂志》，858），后者著《两位亚美尼亚史家——乞剌可思·刚札克和乌黑塔内·乌尔哈》（圣彼得堡）870），两书都含有《海屯行记》的法译。德弗列麦里（.defremery）和桑吉涅底合作的《伊本拔图塔行记》全文校勘、法译本（853—858）使人们第一次获睹这部重要史料的全貌，其功甚大。 《马可波罗行记》当时已出了很多版本。85年，法国汉学家颇节又刊行一种新版本。这是首次依据巴黎帝国图书馆所藏出自马可波罗本人赠送给谢波哇领主迪博之原本的三种抄本整理而成，除异文校勘和说明外，还加了丰赡的历史、地理注释，利用了大量《元史》及其他汉文史籍资料进行考证。此书不仅在版本学上很有价值，在马可波罗行记的史地研究上也前进了一步。但他错误地考证马可波罗就是《元史》所载元世祖时的枢密副使孛罗，而且，特为加上一个汉文书名《忽必烈枢密副使博罗本书》，长期地误导了后来的研究者，甚至附会日甚，直到927年才由伯希和彻底纠正。颇节在八思巴字研究方面也有贡献。他继雷慕沙和贾柏莲（德国）、施密特（俄）、伟列亚力（英国）之后，于80年著文介绍了爪哇泗水发现的八思巴字钱币（载《亚洲杂志》）。82年，他又将《元史·八思巴传》和陶宗仪《书史会要》中有关八思巴字一节译成法文，并通过与藏文、梵文、蒙文字母对照，构拟出八思巴字母的音值，著成题为《八思巴蒙古字字母表》的长篇文章（载《亚洲杂志》）。这是到当时为止最有份量的八思巴字研究论文。 戈狄埃（heriordierl849—925）和沙畹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的杰出东方学家，他们在蒙元史研究上也有很大贡献。戈狄埃在89至87年以美国一商会职员身份驻上海期间开始从事东亚史地研究，88年就任巴黎东方语言学校教职，后与著名荷兰东方学家斯勒格（gustavshlegel）一同创办了东方学专门刊物《通报》（890）。他著名的成绩是编纂了《汉学书志》（其中著录了迄至十九世纪末西人有关蒙元史的几乎所有著译书目）、《日本学书志》、《印度支那学书志》以及专著《中国及其对外关系通史》。有关蒙元史研究方面，主要是增订了玉尔的《马可波罗书》（903年再版本和920年的《注释与补遗》）和《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93—9年再版本）。此外，他还撰有《元代中国与中亚的基督教》（《通报》，97）等论文。汉学大师沙畹，889伯希和《评沙海昂译注本lt;马可波罗书gt;》，《通报》，927。 年起在法国驻华使馆任职，开始从事《史记》的翻译；893年起就任法兰西学院汉学教授。他一生著述宏富，除《史记》（部分）法译外，主要集中于中西交通（如西域求法高僧行记的译注）和西域史（如《西突厥史料》等）的研究。辽、金、元史方面的研究，有《宋人使辽、使金行记译释》（原题《到辽、金的中国旅行家》，载《亚洲杂志》，89，898），《居庸关刻石初释》（《亚洲杂志》，894），《元代中国碑铭与官文书》（即白话圣旨碑文和文献研究，《通报》904、905、908）等。其《中国的旅行家》一书含有元代耶律楚材、长春真人、张德辉、常德等人旅行记的简单介绍。此外，895年，波拿巴亲王（roladboaparte，leprie）刊印了法国所藏元代畏兀字和八思巴字文献（石刻、信件、钱币等）的原件或拓片，根据这些材料，德维里雅撰有《蒙-汉文碑铭考释》（《亚洲杂志》，89），德鲁恩撰有《波拿巴亲王所刊元代钱币释》（同上）等文。 89年，列昂·加恩（leoahu）出了一部长达530页的《亚洲史导论突厥人和蒙古人，从起源到405年》。其中99—400页是讲蒙古人和蒙古统治下的亚洲。加恩是一位作家，叙事生动，可读性很强，但他对东方的语言和历史却缺乏较深的了解，未能理解资料，随意解释并加以引申，因而错误很多。 俄国第九届北京俄国正教会传道团（80—82）团长雅金甫·俾丘林（nknhфnчynh，777—853）是俄国汉学的奠基人，杰出的汉学家和蒙古学家。在北京居住的十四年中，他广泛研究了中国的语言、历史和文化，并搜集了大量中国典籍。但因沉湎于研究而怠忽职守，被判流放，82年召回任外交部译官。他著译甚丰，主要有《蒙古志》（828）、《十五世纪至现代之卫拉特史概述》（834）、《中亚古代各族史料汇编》（中国历代正史中部分四裔传的俄译，85）等。他将《元史》前三卷即太祖、太宗、定宗、宪宗本纪译为俄文，并据《通鉴纲目续编》相应部分增补，编为《成吉思汗皇室前四汗史》（829），俄国和西方研究蒙元史的学者长期以此书为采用汉文资料的主要来源。此外还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的许多刊物上发表多篇有关蒙古史的论文。因其业绩，被选为帝俄科学院通讯院士和巴黎亚洲学会会员。 同时期的俄国东方学家、科学院院士施密特以其对东方语言特别是蒙古语以及蒙古历史文献的精湛研究而享有盛名，被授予法国和英国东方学会特别名誉会员荣衔。他著有最早的《蒙古语语法》（83）及《蒙德俄辞典》（835年，他发表了研究中亚诸族特别是蒙古、藏族古代宗教、政治文学形成史的论著；同年，又将雷慕沙所公布的伊利汗阿鲁浑和完者都致法国国王腓力四世信件原文（畏兀儿字蒙古文）译为德文并作了语言学评注。施密特最有名的著作是蒙文本《蒙古源流》的德文译注本，名为《东蒙古及其诸王室史》（圣彼得堡，829），与蒙古原文对照，极便利用。这是最早的，也是极好的《蒙古源流》欧文译本，其注释具有相当高的学术水平。他还写有译释225年移相哥刻石铭文（《科学院论集》第2卷，833）和研究八思巴字蒙古文（他称为“方形字”。载《帝国科学院历史学部通报》，848）的文章。 北京俄国正教会传道团成员柯瓦列夫斯基被认为是俄国蒙古学的奠基人之一。他于828至832年在外贝加尔、蒙古和北京从事考察研究，为学习东方语言加入了正教会传道团，在北京居住了3年。他对蒙古语言、文学和历史都有研究，曾编集了两卷本《蒙古史料集》（喀山，83—837）。其主要贡献则是编纂了三卷本《蒙俄法辞典》（喀山，844—849），这部辞典收词完备，质量上乘，至今仍是学习古蒙文的重要工具书。他还著有蒙古史、蒙古文学史等书，惜已不存。杰出汉学家和东方语言学家瓦习理是840—850年的北京传道团成员。在北京十年间，他研究了汉、蒙、藏、满诸语言和中国的儒、佛、道、伊斯兰教史，由于通汉、藏文（这一点同时代学者中无人可比），其佛教研究的成绩尤为突出，所著《佛教其信条、历史和文献》（2卷，857，89）非常有名，被译成多种欧洲文字。他的蒙元史研究成绩主要是将《蒙鞑备录》译为俄文，并对蒙古古史及其与金朝关系作了详细阐述，题名《十至十三世纪中亚东部历史》，载于《帝俄考古学会东方部著作集》第四卷（859）。这个时期在蒙元史史料研究方面贡献最大的当推汉学家卡法罗夫-巴拉弟神甫（Пллдnnkфoв，87—878）。他也是于840年成为北京俄国正教会传道团成员，后来担任了两届传道团团长，在北京居住了30年，对中国的语言、历史和宗教（尤其是佛教）都做了深入的研究。他将极其重要的三部蒙元史汉文史料译成了俄文（）《元朝秘史》的汉文总译，题为《关于成吉思汗的古代蒙古故事》（载于《北京俄国正教会传道团成员著作集》第四卷，8），这是《秘史》最早的欧洲文字译本；（2）《长春真人西游记》（同上，88）；（3）《圣武亲征录》译注，题为《关于成吉思汗的古代中国故事》（载于《东方文集》第一集，877）。此外，他还翻译了张德辉应召赴漠北的《纪行》并加注释（《帝俄地理学会西伯利亚分部报告书》第9-0册，87）。这些重要汉文史料的译介应该大有助于欧洲的蒙元史研究，但由于俄文的限制，被利用面不太广。而较晚的俄国东方学家布莱资奈德用英文发表的论著，在西方学界影响更大。布氏生于里加，8至883年担任俄国驻北京使馆医生期间，研究汉学和中国植物学。时英国玉尔的名著《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和《马可波罗书》新出，促使他以浓厚兴趣研究中世纪中西交通和西域史地。他以玉尔书未能直接利用丰富的汉文史料为憾，遂加意搜集和研究有关汉文史料特别是旅行记，在874到877年间发表了一系列论文，887年汇集并增补为两卷本巨著《基于东亚史料的中世纪研究》。书中含有耶律楚材《西游录》、乌古孙仲端《北使记》、《长春真人西游记》、《常德西使记》、《辽史·天祚帝本纪附耶律大石传》、《元史·耶律希亮传》等重要汉文史料的译文及详尽的注释。此外，还转译了《史集》（据多桑书）的部分内容和亚美尼亚文史料《海屯行记》等。其注释引用大量俄国和西方的史料、地理和科学考察报告以及其他学术著作，对涉及的史事、地理和物产进行考释，至今仍很有参考价值。 这个时期俄国东方学家也开始注意研究和利用波斯文、阿拉伯文蒙元史史料。840年，喀山大学教授、德国人哀德蛮将拉施都丁《史集》中的《部族志》译成德文（有删节）刊行，书名题为《古代突厥、鞑靼和蒙古诸民族概况》。后来，他又根据《史集》之《成吉思汗本纪》以及译成俄文的有关汉文史料（如俾丘林的《前四汗史》和瓦习理所译《蒙鞑备录》等），著《不动摇的铁木真》（德文，莱比锡，82）。另一位杰出东方学家格里戈里耶夫（b，Гntoъeв）通晓波斯文、蒙古文等多种东方语言，在他还是彼得堡大学学生时（834），就将帖木儿帝国历史家宏达迷儿的《历史概要》（波斯文）译成俄文出版，题为《从古代至帖木儿时代的蒙古史》，并作了语言学和历史学注释。这部译著作为最早译成俄文的穆斯林史料，得到了俾丘林的肯定评价。此后格里戈里耶夫继续从事蒙元时代史特别是金帐汗国史、中亚史和钱币学的研究。他的论文《论游牧民族与定居国家的关系》（875）分析游牧民入侵定居地区的原因，提出了游牧经济特殊条件下为解决牧地不足而形成相邻民族一浪推一浪向外扩展的观点，被称为“推动论”。他还写过一篇有关八思巴字起源的通讯（《亚洲杂志》，8）。 对波斯文蒙元史史料研究贡献最大的是俄国杰出东方学家贝勒津他是哀德蛮的学生，精通阿拉伯、波斯和突厥语，有可能直接从穆斯林史料入手进行研究。他的最大功绩是出了拉施都丁《史集》的原文刊本和俄译本。在从事这项巨大工程之前，他先出了一部“预备性著作”《东方历史家丛书》（849—854），并对金帐汗国史进行了研究，撰有《从可汗诏敕看金帐汗国的内部制度》（850）以及论述蒙古对俄罗斯的第一次入侵和拔都侵俄之役的文章。他的博士论文《术赤兀鲁思的内部制度纲要》也是基于诸汗诏书研究而完成的一种重要著作（载《帝俄考古学会东方部著作集》第年，其《史集》第一部分《部族志》俄文译注本出版（《帝俄考古学会东方部著作集》第5卷）；8年，刊出《部族志》波斯原文校注本（同上书第7卷）；88年，出版了《史集》的《成吉思汗纪》从述其先世至他即位前部分的俄文译注与波斯原文校注本（同上书第3卷）；888年，出版了《成吉思汗纪》从即位至去世部分的俄文译注和波斯原文校注本（同上书第5卷）。作为《史集》中最重要部分《部族志》和《成吉思汗纪》的最早刊本和完整译本，贝勒津书的译文在他那个时代无疑具有相当高价值，出版后数十年中一直为研究蒙元史的学者所利用。他的注释，特别在语言学方面，至今仍有参考价值。但他所根据的底本是最差的一种抄本（即原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藏57年抄本），他又未能直接利用汉文史料进行校勘，大大影响了其校、译的质量。 稍后，在蒙元史穆斯林史料研究方面作出贡献的俄国学者还有齐曾高曾他广泛搜罗该时代阿拉伯文（主要为埃及马木鲁克朝史籍）和波斯文著作中的有关资料，辑录、编译为两卷本《金帐汗国史资料汇编》。第一卷阿拉伯文著作选辑（原文和俄译文）出版于884年，包含有伊本·阿昔儿的《全史》、乌马里《眼历诸国行记》、诺外利书、拔图塔行记、埃及马木鲁克朝算端哈剌温传、贝巴尔思传等等，至今仍十分有用（因为其中几种尚无其他文字译本）。但第二卷波斯文著作选辑迟至94年才由他人整理出版。 早在十九世纪初期，亚美尼亚亲王阿古丁斯基（rgutis-y）就将乞剌可思《亚美尼亚史》中所收录的《海屯行记》译为俄文（《西伯利亚杂志》822，克拉普罗特法译本即据此转译）。后来，俄国学者帕特卡尼扬（.Пtkhnrh，即Пtkhoв，833—889）进一步研究亚美尼亚文蒙元史史料，870年在彼得堡刊行由他整理的《引弓民族史》原文；其俄文译注本也于次年出版，题为《僧侣马迦基蒙古史》。自此这部重要史籍始为西方学者所知。他还选辑多种亚美尼亚史家著作，译编为两册《亚美尼亚史料中的蒙古史》（873、874）。 十九世纪中，有许多俄国人深入中国蒙、藏、新疆等地区进行自然、物产、民族、历史、语言等各方面的考察，他们在蒙古搜集了不少历史文献，发现了多处古迹和文物，写下了大量旅行记和考察报告，其中不乏有关蒙元时代的历史、地理资料。最重要的是88年在额尔古纳河支流昆兑河上游找到的225年移相哥刻石（最早的畏兀字蒙文实物资料）。889年雅德林切夫发现了元和林城及其附近唐代与元代碑刻，890年拉德洛夫考察了和林及土拉河、鄂尔浑河一带的古城废墟和碑刻。892至899年拉德洛夫出版了《蒙古古物图谱》4册，展示所发现的古迹、文物图片，并标明地图位置，极为有用。以前，中外学者曾对蒙古国都位置以及相关的历史地理问题做过许多探索，多未中鹄的，和林城及其附近古遗址的发现，使元代蒙古历史地理研究跨入了一个新时代。蒙古学家波兹德聂也夫（两次进行实地考察，892至893年完成了从恰克图到北京、从科布多到库伦的纵横蒙古旅行，收集了大量蒙文史籍。其所著旅行记《蒙古与蒙古人》（2卷，89、898），对《秘史》及其他古代蒙古史籍、传说均有论述。其中记录了许多漠南北的元代古迹和遗物。 十九世纪俄国的蒙元史研究，还应该提到毕业于喀山大学的布里亚特族学者班咱罗夫（Дoжnh3oв，822—855）。在极短促的一生中，他留下了多篇佳作，如《黑教蒙古人的珊蛮教》（84），《两种中亚字母》（关于八思巴字母的研究，848），《叶卡德琳诺斯拉夫省发现之蒙古文银牌考释》（848），《蒙古汗敕令“牌子”考》，《蒙古名称考》与《论卫拉特与畏兀儿》，《移相哥碑铭考释》（85）等。他的所有论文于955年逝世00周年时由语言学家桑热也夫结集出版。 杰出的俄国东方学巨子巴托尔德其学术生涯与法国的戈狄埃、沙畹一样都是跨世纪的。他精通波斯、阿拉伯、突厥文，在著名伊朗学家门下受过严格科学训练。89年他调彼得堡大学任副教授，第一部著作《成吉思汗帝国的形成》（授课讲义）就在《帝俄考古学会东方部札记》第五卷刊出；同年，又发表了评论法国加恩所著《亚洲史导论》的文章，反映他在学术上已经成熟。他把蒙元时代的中亚史定为自己的重点研究课题，为此广泛搜集波斯、阿拉伯和突厥文史料——大多数是抄本，编成《原文资料选辑》，作为其预定著作《蒙古入侵时代的突厥斯坦》的第一编，于898年出版。900年，其第二编即本人著述也完成出版。巴托尔德治学极其严谨，坚持在尽可能全面搜检史籍和严格审查史料的基础上进行著述，做到言必有据，据必确切。为了弄清蒙古西征前中亚的历史背景，他用大量精力根据原始资料研究蒙古时代以前的中亚史，以致这一部分竟写到占全书的五分之四，弄成“文不对题”（见作者前言），因此在928年出版英译本时，书名改为《迄至蒙古入侵的突厥斯坦》。本书绪论部分详细介绍史料（分“前蒙古时期”、“蒙古入侵”、“欧文著作与文献”三部），第一章为“河中地区地理概观”，第二章为“迄至2世纪的中亚”（从穆斯林征服至哈剌汗朝衰亡），第三章“西辽与花剌子模”，第四章为“成吉思汗与蒙古人”（从蒙古建国至成吉思汗之死，主要述其西征），最后附有大事年表与参考书目。93年，莫斯科开始刊行巴尔托德著作全集，《突厥斯坦》作为第一卷首先出版，并增补了作者生前未定稿的第五章（从227年成吉思汗之死至29年的中亚史）。98年出的英译本第三版也据此增加了第五章。巴托尔德未能直接检查和利用蒙、汉文史料，尽管他充分利用了多种蒙、汉文史料的译本，难免有若干不当之处，伯希和曾著《评注》一文提出修正意见。但除此之外，此书在利用穆斯林史料方面可说十分完美，堪称是蒙元史和中亚史的划时代巨著。 898年，巴托尔德还出了一本《七河史纲》（七河地区指巴尔喀什湖以南、锡尔河上游纳林河以北之地）。二十世纪初期，他发表了大量中亚史、伊朗史、伊斯兰教史著作，著名者如《中亚史四讲》、《中亚突厥史十二讲》载《通报》，930年。冯承钧译为汉文，收在《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三编。等，都是高水平的学术成果。 其他西方诸国德国学者很早就重视东方语言的研究。贾柏莲在838年发表《一个古代蒙古碑文的研究》（《东方艺术杂志》第2卷期），公布了从赵涵《石墨镌华》中抄录的八思巴字“重阳万寿宫碑”，并加转译和注释。这是西方最早研究八思巴字文献的文章。840年，他又撰《古代蒙古碑文补释》（同上第3卷），对前文作了补充、订正。奥地利东方学家哈默尔-普尔格施塔勒85）曾任驻奥斯曼帝国外交官，后为宫廷官员，帝国科学院院长，通突厥、阿拉伯、波斯语，对土耳其史、蒙古史均有很高造诣。832年，帝俄科学院悬重赏向国内外学者征求金帐汗国史著作，哈默尔于835年以其所著《钦察之金帐汗国史》应征，虽然得到基本肯定的评价，但却没有获奖。840年，他自己出版此书。842年，他又出了另一部蒙古史著作《伊利汗国史》。两书都是最早的元代西北汗国史专著，恰与多桑书和卡特麦尔书几乎同时问世，标志着这个时期欧洲蒙元史研究的长足进展。他的另一贡献是将波斯文《瓦萨甫史》第一卷译为德文，85年于维也纳出版。 872年，维也纳大学教授沃而甫（ottoolff）出了一部《蒙古或鞑靼人史》，篇幅也很大。此书叙事从蒙古兴起至窝阔台合罕之死和拔都从中欧班师，尤详于拔都西征之役（征服钦察、斡罗思和入侵波兰、匈牙利等国的战事）。其后，又有巴希菲尔德写了一本小册子《蒙古人在波兰、西里西亚、波希米亚和莫拉维亚》（889），专述24年战事。斯特拉哥什著有《24—242年蒙古对中欧的入侵》（893），可补沃而甫书之不足。 蒙元时代西方旅行家的行记也早有德文译本，十九世纪这方面的主要成绩是布列克（.bure）所译，经诺依曼补充、订正的马可波罗行记译注本（845年初版，855年补订本）。 德国东方学家胡特于898年出版了清代蒙古学者用藏文著作的《蒙古佛教史》的德文译本，这部重要史籍始为西方学者所知，并被广泛利用于元代史研究。胡特将此书作者误认为是济美日多尔吉（济美南喀），后人多沿其误，直到晚近才被订正。 这个时期在蒙元史研究方面有贡献的英国学者主要是亨利·玉尔（heryyule，820-889）和霍渥士rth，842—92）。玉尔于840至82年在印度英军中服役，后任总督秘书。他对东方历史地理，特别是中世纪旅行记，有很广泛、深入的研究，成为哈克鲁特学会会员。其名著《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2卷，8），始于鄂多立克行记的研究，后扩大到其他有关中国的中世纪旅行记和地理资料。在长达253页的“绪论”中，叙述了从上古直到十七世纪初的中西交通史（含蒙古西征和元代的中西交往），并附录有古希腊、罗马及中世纪西方作者有关中国记述的摘译。本文部分分别译出意大利旅行家鄂多立克的《东游录》，来元天主教教士（孟特戈维诺等人）的信件、《史集·忽必烈纪》有关中国的记载（主要据多桑书转译），十四世纪前期佛罗伦萨商社代理商帕哥罗提（egolotti）《诸国志》所载从塔纳到中国之路及中国诸地贸易和货物情况，教皇使者马黎诺里的《东行回忆录》、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图塔旅行记的中国和印度部分，以及十七世纪初鄂本笃的中国行记。每篇前面都有详细的作者、版本和研究情况的说明，译文注释亦较详赡。此书后经法国学者戈狄埃修订、增补改为四卷（93—9年出版），至今仍是研究中西交通史（特别是元代）的重要参考书。玉尔的另一名著《马可波罗书》（87年初版，874年再版修订本）是当时最权威的马可波罗行记英文译注本，与88年出版的马斯登（marsde）英译本相比竟有天壤之别。其注释详明，考证颇多精当，超过了同时的颇节。此书后亦由戈狄埃修订、增补，更趋完善（920）。 霍渥士年轻时代在印度殖民政府工作，后任英国下院议员，考古学会会长。他是一位人种学家和历史学家，虽然不通汉、蒙古、波斯等东方文字，却有志写一部完整的蒙古史，并相信凭他的史学素养，利用转手资料（欧洲学者著作以及所译东方史料），也可以完成。他的确极其广泛地阅读了几乎所有前人的著述和译著，前后用数十年之功，终于写出了四大卷（分五部）巨著《九至十九世纪蒙古史》，第一卷为中国的蒙古史（87），第二卷为俄国的蒙古史（880），第三卷为波斯的蒙古史（888），第四卷为附录与索引（928）。此书可以视为汇集了迄至十九世纪欧洲蒙古史研究成果的综合性著作，在时间和地域跨度上包罗最广，叙述亦颇详，重要地方注明出处，不失为了解蒙古史全貌的参考书。但由于作者的蒙元史学术修养和语言知识不足，所用资料全出于转手，阐述史事也多因袭前人，少有新意，从学术性方面衡量远逊于先前的多桑书。霍渥士还发表过几篇蒙元史论文，如《成吉思汗及其祖先》（880）、《钦察的白帐汗国》（878）等。 此外，在上海的英国牧师伟列亚力（.ylie）对元代八思巴字蒙文碑刻做过一些研究。他在上海发现一件八思巴字碑刻，将拓本寄往伦敦，并著文介绍（《汉蒙文古碑铭》，载《皇家亚洲学会中国分部会报》，855），其后又相继写了《关于一件八思巴字蒙古文碑铭》（《亚洲杂志》，82）、《论居庸关古石刻铭文》（《皇家亚洲学会杂志》，870）等文。他还写了一篇关于北京元代天文仪器的文章（《第三届国际东方学会议论文集》，87）。这个时期，发表过有关蒙元史论著的英国学者还有奥尔良（中国两个鞑靼征服者史》，854），格伦威尔德年元征爪哇之役》，《中国评论》，875—87，为《元史·爪哇传》的英译，877），布舍尔古蒙古都城上都》，《皇家亚洲学会杂志》，875年，兰-蒲耳出了一本《不列颠博物馆藏蒙古钱币》（馆藏东方钱币目录第六卷），绪论中叙述了蒙古历史，特别是伊利汗国史，并公布了伊利汗国、金帐汗国和察合台汗国的钱币目录和图版。奥立佛研究了察合台汗国史，发表有《察合台蒙古人》（《皇家亚洲学会杂志》，888）、《察合台蒙古人的钱币》（《孟加拉皇家亚洲学会杂志》，89）。 波斯文史料的翻译，有拉维尔弟的术兹札尼《纳昔里史话》英译本（《亚洲伊斯兰诸王朝史》，88）和罗斯的海达儿《拉施德史》英译本（《中亚蒙人史》，898） 美国著名东方学家柔克义的主要研究领域和业绩虽然是在藏学方面，但他学识广博，对宋、元时代的中西交通也有精湛的研究。他和德国著名汉学家夏德合作的《诸蕃志》英文译注本十分有名。他在900年完成的《卢勃鲁克东行记》英文译注本（含卡尔平尼行记，伦敦哈克鲁特学会出版）注释详明，利用了大量欧洲中世纪历史文献和前人研究成果，有很多精辟的考证，迄今为止仍是研究这两种行记最好的著作。 第二节二十世纪的蒙元史研究本世纪初期，涌现了一批卓越的蒙元史研究的带头人，本世纪中叶许多有成就的蒙元史专家多出于他们门下。随着学术研究的日益深入，东方学各学科析分愈细，学者们的研究领域更加专门化。但由于蒙元史涉及的民族甚多，地域甚广，因而又具有多学科的特点。一方面，汉学、蒙古学、藏学、伊朗学以及欧洲中世纪史的专家都有不少与蒙古史有关的著述；另一方面，优秀的蒙元史专家也多兼通数门语言和若干学科的知识。 法国东方学大师伯希和（.elliot，878—945）是本世纪蒙元史研究领域无可争辩的最有成就、影响最大的权威，这是由于他不仅汉学造诣极高，而且兼精蒙古、突厥、西藏、印度、伊朗、印支等学。渊博的语言和文献学知识加上异常的天才和勤奋，使他在极广的研究领域中几乎无往而不获。伯希和毕业于法国东方语言学院，曾受业于沙畹。899年为印支古迹调查会（不久改为河内法国远东学校）研究人员，后任教授。其间多次来我国搜集图书资料。90至908年在我国新疆、甘肃考察古迹，从敦煌千佛洞等处劫走大量珍贵的古文书、写本、木简及绘画等文物。9年成为法兰西学院教授，直至去世。925年起担任《通报》主编，935年当选为法国亚洲学会会长。伯希和的主要研究领域一直是古代中亚史和中西交通史，其最重要阶段正是蒙元时期。从本世纪初至去世的四十多年中，他写下了大量研究蒙元史的论文、著作、札记和书评，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在他去世后陆续出版的。概括地说，他的研究主要是围绕以下几种重要史料展开的。一是《元朝秘史》，涉及书名、成书年代、版本和相关的其他蒙文文献，以及古代蒙古语、名物、制度的考订等方面。主要论文有《元朝秘史的蒙文标题》（《通报》，93）、《今已不发音的3、4世纪蒙文中的h字首词》（《亚洲杂志》，925）、《元秘史旧蒙文中的一段讹误》（《通报》，930）、《阔阔·迭卜帖儿与户口青册》（同上）、《释‘站’》（同上）《秘史蒙古原文中的两处脱漏》（《亚洲杂志》，940）、《忽卜赤儿》（《通报》，944），以及畏兀字和八思巴字蒙文碑铭、文书的研究。其《秘史》拉丁字转写及法译本（译文仅有前卷，即第—85节）于949年出版。二是欧洲使臣、教士的报告和相关的东西方文献，由此研究蒙元与罗马教廷及欧州国家的关系和元代基督教情况。主要论著有《唐元时代中亚及远东之基督教徒》（《通报》，94），《蒙古人与罗马教廷》（《东方基督教评论》，923、924、928），《中亚和远东基督教徒研究》（973年出版，有关卡尔平尼、卢勃鲁克、雅八剌哈与列班扫马、汪古部基督教的研究札记）。三是《马可波罗行记》，从他学术生涯之初便开始研究此书（904年出版的《交广印度两道考》中就有这方面内容），后期倾注大部分精力于此。938年，他与英国东方学家穆勒（moule）合作完成的基于zelada抄本的拉丁文合校本，和基于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法—意混合语原文抄本并用多种版本校订、增补的英文译本（书名从zalada本作desriptiooftheorld）在伦敦出版，这被公认为研究者必用的最完善本子。伯希和的马可波罗行记注释虽未全部完成预定条目，但已形成为一部煌煌巨著，在他去世多年后由韩百诗负责整理，按字母顺序排列，分两卷出版于巴黎（otesomaroolo，第卷，959；第2卷，94）；973年出版了第3卷索引。全书共有38条，每条均首列各种版本的异写并考其正误，有很多条文长达数十页甚至百余页。诚如韩百诗在“前言”中所说“这已不再是马可波罗行记的注解，而是展现了他极其博大精深之学识的专题论文集。”四是《圣武亲征录》的译注，只完成一部分，95年出版于莱顿，题为《成吉思汗征战史》第一卷。其中一部分出于韩百诗之手，署名二人合著。注释中包含有蒙古诸部落、人名、地理以及成吉思汗建国前漠北历史的详细、精辟的考证。 伯希和的蒙元史研究重要著作还有《高地亚洲》（93），《金帐汗国史札记》（巴黎，950），在902年译注本基础上增订的《真腊风土记》译注本（未完成，95年由戴密微、戈岱司整理出版），《卡尔梅克史评注》（巴黎，90）。他写了大量书评，其中《评lt;王国维遗书gt;》，（《通报》，929）、《评巴托尔德著lt;突厥斯坦gt;》（同上，930）、《评lt;长春真人西游记gt;aley英译本》（同上，93）、《库蛮》（《亚洲杂志》，920，评班额与马迦特合著之《东突厥方言研究》），都是有关蒙元史的精辟考证文章。 同时代的东方学家伯劳舍从895年以来在巴黎国家图书馆写本部从事波斯、阿拉伯文史料的整理、编目和校勘工作，著有《拉施都丁蒙古史导论》（90），并刊行了以本馆所藏抄本为底本的《史集》第二卷波斯原文校勘本（9）。这个刊本尽管由于底本不佳和伯劳舍的东方语造诣不高而多有讹误，但长期以来没有更好的新刊本替代它，所以一直是最方便于研究者使用的本子。 以擅长编撰综合性著作闻名的东方学家格鲁塞开始是治希腊史的，后兴趣转移到亚洲历史文化。他知识广博，尤善于吸收和总结诸家研究成果，取其精华，有机地组织到自己的综合性著作中去，因而他的书往往能反映有关学科已达到的研究水平。他的这一类著作很多，蒙元史方面主要有《草原帝国阿提拉、成吉思汗、帖木儿》（从匈奴到清朝平定准噶尔，主要部分为蒙古史，939）、《蒙古帝国》（第一阶段成吉思汗建国前的蒙古、蒙古国的形成和后来的变迁，94）和《世界征服者成吉思汗传》（944）。此外，他的《远东史》（929）和《中国史》（942、943、947）等书都含有元代史内容。 伯希和时代法国的蒙元史研究达到顶峰，此后就逐渐下降了。能继承其事业者为数不多，其中佼佼者是他的学生韩百诗上述伯希和的许多种重要遗著都是由他整理出版的，其功甚大。他从942年起在东方语言学校教授蒙古语，编有《蒙古书面语语法》（94）；后为高等实验研究学院教授，95年以后为法兰西学院教授，恢复了伯希和创立的中亚历史文化课程，并建立了中亚研究中心（974），从而使法国的中亚语言学、考古学研究传统得以维持。他的蒙元史研究成果主要有《元史卷一○七宗室世系表》译注（945）和《元史卷一○八诸王表》译注（954），两书对检索蒙元史重要人物家世、履历十分有用；《马可波罗寰宇记》法译本（955）与《卡尔平尼蒙古史》法译本（与bequet合译，95）；《成吉思汗》（973），此是一部学术水平和文笔俱佳的传记作品；与伯希和合著的《圣武亲征录译注》；《明代蒙古史文献》（97）。其重要论文有《蔑儿乞部伯颜传初释》（《亚洲杂志》，953）、《谦河札记》（同上，95）、《关于叶尼塞河上游的三个部落乌思、合卜合纳思和帖良兀》（同上，957）、《元代高丽史札记》（《通报》，957）、《关于“成吉思汗石”》（高等中国研究所论文集，90）、《汉、蒙文史料和拉施都丁书所载成吉思汗以前之蒙古历史》（《中亚杂志》，970）、《圣路易与蒙古人》（《亚洲杂志》，970）等多篇。 奥班夫人也是伯希和的学生，继从韩百诗学习，但她的研究方向注重于近现代蒙古史和蒙古社会史。90年，她为拉契涅夫斯基的《元史刑法志》法译本编制了一部索引。972年，在《蒙古研究》第3卷发表《内蒙古和中国的蒙古人目录学基础》，长达58页，是当时唯一有关内蒙古的西文书目。她在974年发表的《蒙古的汉学蒙古人民共和国对0—4世纪中国的研究状况》（载《宋史研究通讯》9），系统介绍了蒙古的考古、历史、《秘史》及其他蒙元时代著作。 让·理查德（jearihard）是中世纪史专家，他在蒙古与西方关系的研究上很有建树，撰有《教廷与波斯蒙古人关系的起始》（《亚洲杂志》，949），《3、4世纪前往蒙古的使团》（《天主教使团全史》第卷，95），《蒙古与拂郎》（《亚洲史杂志》，99），《蒙古的最后通牒与伪信西方与鞑靼人的战争动机》（《中亚杂志》，973）等多篇论文。 此外，五十年代以来突厥学家巴津关于突厥—蒙古语的比较研究，人种学和蒙古语言学专家阿马雍关于蒙古语和习俗的研究，都有参考价值。研究叙利亚教会史的专家j所著《蒙古伊利汗国时代的叙利亚基督教徒》（鲁文，975），分十章分别叙述伊利汗治下的雅各比派教士事迹，并研究了与其他宗教的关系。此书史料十分丰富，可视为伊利汗国宗教史。 前苏联苏联继承了沙皇俄国辽阔的领土——它几乎全部都曾处在蒙元帝国的统治之下——和与蒙古的特殊关系，因而蒙元时期史研究继续受到重视。成就最著者除巴托尔德外，当首推杰出蒙古学家符拉基米尔佐夫（符氏904至909年就学于彼得堡大学东方学系，是著名东方学家科特维奇、鲁德涅夫和巴托尔德的学生。92至93年他赴巴黎、伦敦搜集资料和进修，听过伯希和的课。95年起在彼得堡大学任教。曾先后多次到蒙古进行语言、民族学及历史与考古调查。他早期的著述主要是调查报告和语言、民间文学方面的文章，但一开始就有志于写蒙古人的历史，阐述其社会制度（90年日记语，见符拉基米尔佐娃为亡夫遗著《蒙古社会制度史》所写的前言）。922年，他出版了第一部蒙元史著作《成吉思汗传》。书中充分利用了他称之为“成吉思汗及其战友们的英雄史诗作品”的《元朝秘史》以及其他多种东西方史籍，资料丰富，文笔生动，是一部很好的传记读物，因而先后被译成法、英、日、土、汉等多种文字。此后他陆续发表了多篇语言学、历史学的考据文章，有关蒙元史者有《见于蒙古文献中的帖卜一腾格里》（《苏联科学院报告乙辑》，924），《关于达延汗称号》（同上丙辑，924），《关于在伊利汗阿鲁浑诏书中见到的一个词》（同上乙辑，929），《蒙古语那可儿》（同上），《蒙古称号别乞和别吉》（同上丙辑，930年又两次到蒙古考察，并根据文献记载试图在肯特山（即元代不儿罕山）探寻成吉思汗的葬地（见927年发表之《库伦城、库伦地区及肯特山区的民族语言调查》的“古迹探考”一章），尽管没有发现，但其地理位置的判断是非常准确的。经过长期的研究积累和深思熟虑，最后两年他集中精力撰写《蒙古社会制度史》，但最后一部分没有写完就不幸病故，这部遗著于934年出版。作者从草原游牧民经济的研究出发，进而阐明蒙古社会民族结构、阶级阶层关系和政治组织的演变，时间跨度从十一至十八世纪初，但重点是蒙元时期。在缜密研究的基础上，他创立了“游牧封建制”理论。此书是他毕生研究成果的结晶，以其资料丰富、观察敏锐、考证精细和富有创见，被公认为最优秀的、里程碑式的著作，标志着古代蒙古史研究跨入了从经济视点深入考察社会结构和形态的新阶段。它被译成多种外文，成为蒙元史研究者必读之书。 蒙古学家柯津（o3nh，879—95）的蒙元史研究论文有《关于蒙古诸伊利汗外交文件译释问题》（《苏联科学院通讯》，第七期，935）、《有关成吉思汗的一系列史诗传说片断》（《列宁格勒大学学术集刊》，20卷第期，939）等篇。他的主要成果是根据《元朝秘史》汉字音写原文，用俄文字母转写，并译为俄文，于94年出版。但其俄文音写水平不高。专门研究蒙古法律的梁赞诺夫斯基发表了一系列论著。其代表作为《蒙古诸部习惯法》，原载《亚洲通报》5、52（923，924），后合刊为单行本（哈尔滨，929）。此书收集了散见于《世界征服者史》、《史集》、马克利齐书等各种史籍中的成吉思汗大札撒条文，以及后代的卫拉特法典、喀尔喀法典等资料，极便参阅。他的有关论文还有《中国法对蒙古法的影响》（《中国社会、政治科学评论》，93）、《元代的蒙古法与中国法》（93）、《古代蒙古文化与法律对俄国文化与法律的影响》（同上）、《成吉思汗大札撒》（《哈尔滨法学院学报》0，938）等篇。 苏联学者的蒙元时期史研究更多偏重于金帐汗国史方面，研究的问题大体承袭沙俄时代传统，有拔都征俄之役、金帐汗的诏敕和钱币、古遗址发掘、俄罗斯编年史的有关记载以及蒙古制度文化对俄罗期的影响等。本世纪初期这方面的代表性学者为维谢洛夫斯基其论著多出在革命前，有《毗邻萨莱之古里斯坦所在地考》（907。古里斯坦为金帐汗国铸造钱币的重要地方）、《有关金帐汗颁赐俄罗斯僧侣之诏敕的一些考释》（909）、《金帐汗国史札记》（9）等。革命后续有新作。沙俄时代已开始进行的金帐汗国都城萨莱（拔都萨莱与别儿哥萨莱两城）的考古发掘，获得了大量珍贵的实物资料，对文献资料相对贫乏的金帐汗国史研究是极有力的促进。940年，纳索诺夫（的专著《鞑靼人与俄罗斯》（蒙古统治俄罗斯政治史）出版，作者主要依据俄罗斯编年史资料，并利用了译成俄文的东方文字史料。在此之前，雅库鲍夫斯基（和格列哥夫合著了一部“3—4世纪术赤兀鲁思形成和兴盛期的历史纲要”，题为《金帐汗国》（937年初版，94年再版）。雅库鲍夫斯基先后就学于彼得堡大学历史系（93年毕业）和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924年毕业），深受巴托尔德的影响。他是造诣很高的中世纪中亚史、西亚史专家和考古学家，曾主持昔格纳黑、玉龙杰赤等古城的发掘。他撰写的这两个废城的考古报告（分别载929和930年的国立物质文化研究所《通讯》和《通报》）以及《别儿哥萨莱手工业的起源问题》（同上《通讯》，93）、《东方封建制度——金帐汗国都城别儿哥萨莱》（932）等论著，都表现了他善于把文献记载与考古资料结合起来进行历史研究。在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上，他对《金帐汗国》一书作了大幅度的修订，增加了第三篇《金帐汗国的衰亡》，950年出第三版，改名《金帐汗国及其衰亡》（余大钧汉译本作《兴衰史》）。952年，此书获斯大林奖金。此外，他有关蒙元史的著述还有《不花剌的答剌必叛乱》（《东方研究所丛刊》，93）、《—3世纪蒙古史研究概述》（载《俄国东方学史纲要》，953）等篇。 93年，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制订了一项宏伟的研究计划——出版《史集》第一部（蒙古史）的全文集校本和俄文译注本。由杰出的伊朗学家罗马斯凯维哥（omckeвnh）主持其事，组成了一个很强的班子，分工进行。在此以前出过的各种刊本都不完全，而且使用的底本不佳，该所研究者利用最早、最好的伊斯坦布尔抄本和也是很好的古老抄本塔什干本作为底本，取伦敦、巴黎、德黑兰、列宁格勒及东方学研究所五种抄本参校，质量自然能超过前人。工作程序是先编定原文的集校稿，再据以译成俄文。鉴于当时此书之第三卷即波斯的蒙古诸汗纪除卡特麦尔刊布的旭烈兀纪外都没有刊本，工作就先从此卷开始。由于注释工作难度极大，准备在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另出单独的注释卷，原文校本和译本都只脚注重要的异文。此卷原文由阿里札德（лn3дc）校编，经罗马斯凯维哥审订，交阿伦德斯（pehд）译为俄文，于939年完成。因战争影响，该译本到94年才出版，而其原文集校本则迟至957年才面世（与译本合刊）。952年，第一卷的俄文译注本分两册出版。第一分册（ehoв）；第二分册（成吉思汗先世及成吉思汗纪）由斯米尔诺娃译注，汉学家潘克福（参加了注释工作。此卷的原文集校本只出了罗马斯凯维哥、赫塔古罗夫和阿里札德校勘的第一分册（95）。第二卷（元太宗至成宗纪）的俄文译注本（译者维尔霍夫斯基他与潘克福合注）于90年出版，原文集校本只刊布了由阿里札德校勘的太宗窝阔台合罕纪部分（980）。第一、二卷的注释，利用了一些汉文及其他文字史料和前人研究成果，许多名称和语词的解释有参考价值，但一般都比较简单。由于不能充分利用汉文史料进行校勘，因而有不少处采取了讹误的写法，可以订正而未能订正，译本亦从之而误。尽管有这些不足之处，这部集校本和译本仍是研究者最方便使用的好本子，是苏联学者对蒙元史研究作出的巨大贡献。 十九世纪以来，在沙俄政府扩张政策的背景下，俄国学者不断地深入蒙古和中亚各地进行多方面调查，出了大量对研究这些地区古代历史也很有参考价值的调查报告（如普尔日瓦尔斯基、格鲁姆格济迈洛、彼甫佐夫、波塔宁、克列门茨等人的著作）。革命后，这种调查仍继续进行。因此，他们对蒙古、中亚地区古代遗迹和文献的发现，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学者。对蒙元史研究来说，除上世纪末和林城的发现外，最有意义的就是907至909年柯兹洛夫考察队在额济纳沙漠中发现了黑水城废墟，找到了大量珍贵的西夏及元代文书和其他遗物（著有《蒙古、安多和哈剌和托废城》至92年，柯氏又率领考察队进行了纵贯蒙古的大规模考察。这次考察的成果，除震惊世界学术界的诺颜乌拉匈奴墓葬的发现外，在南杭爱省找到元代屯戍漠北的一支侍卫亲军所建之“宣威军”城，同样具有重大价值；对黑水城的第二次发掘也有不少新发现（有《923—92年蒙古旅行日记》，949）。 948至949年，考古学家吉谢列夫领导苏蒙联合考古队对回纥故城哈剌·巴剌哈孙和蒙古国都和林城进行考古发掘，弄清了和林城的街区、建筑物布局，特别是万安宫遗址情况。957至9年，他又率队考察、发掘了额尔古纳河西支流乌鲁伦圭河北岸、希尔希尔河口附近的一座元代古城，和古城西北、昆兑河旁的元代宫殿遗址。希尔希尔古城位于“移相哥刻石”所在地之南数里，可以肯定是移相哥或其后王（齐王）所建的王府城，昆兑宫殿也应属于他家。同时，苏联考古学者还在图瓦自治共和国发现数处蒙元时代古城或居民点遗址，并进行了发掘，其中，乌鲁克穆河支流厄列格斯特河旁的登一帖列克古城，城内有官衙、手工作坊、汉式房屋等遗址一百多处，城外有灌溉渠道及耕作遗迹，吉谢列夫认为应即元代益兰州等五部断事官的驻所——益兰州城；此外，克穆齐克河旁的废墟可能与元代谦谦州有关。上述这些考古成果，由吉谢列夫主持合编为《古代蒙古城市》一书（95），非常有用。 953年，苏联出版了多卷本《苏联史纲》的—3世纪卷，其中对蒙古西征有很详细的叙述，系由中世纪史专家帕舒托等人撰写。95年，帕舒托又出版了一部个人专著《俄罗斯人民争取独立的英勇斗争（十三世纪）》，内容不限于蒙古征服俄罗斯，还包括中亚地区。蒙古史专家莎斯齐娜以研究十七世纪俄蒙关系史著名，但她也从事蒙古文历史文献和蒙元史史料的研究。这方面的成果有十七世纪蒙古编年史《沙拉图吉（黄史）》的原文校勘和俄译本（957），9年出版的马列英（拉丁语专家）《卡尔平尼行记》和《卢勃鲁克行记》俄译本的补注本（957），《中世纪蒙古文学中的成吉思汗形象》（载于《鞑靼、蒙古人在亚洲和欧洲》，970），罗卜桑丹津《黄金史》的原文校勘和俄译本（973）等。 著名藏学家、蒙古学家列里赫（.roerih，902—90）曾就读伦敦、巴黎等地著名大学，师从列维、马伯乐、米诺尔斯基诸大家，通晓梵、巴利、波斯、藏、蒙、汉等语言，从930年滞留印度到957年归国，主持苏联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的藏学研究，论著甚富，涉及蒙、藏语言、历史、宗教诸方面。有关蒙元论文有《蒙古时代的阿兰军》（《著作集》，97），《3、4世纪的蒙藏关系》（《西藏学会学报》，973）等多篇。 六十年代以后，苏联研究蒙元史的学者不多，其中成绩最著者为蒙库耶夫他的汉文程度很高，着重利用汉文史料研究蒙元史。其研究工作开始于钻研两部宋人出使蒙古的报告《黑鞑事略》（载《东方学问题》90年第五期）和《关于lt;蒙鞑备录gt;与lt;黑鞑事略gt;——3世纪中国旅行家关于古代蒙古的记载》（载《中国——日本历史与语言学》年，他以《有关3世纪蒙古史的一些重要汉文史料的翻译和研究》论文获得副博士学位。其后继续发表《3—4世纪蒙古史的主要汉文史料》（载《东方诸国的现代学》第卷关最初几个蒙古汗的汉文史料》（耶律楚材神道碑的翻译与研究，95），《蒙鞑备录》俄文译注本（975）。专题研究论文有《论3世纪前半期最初几个蒙古汗在中国政策上的两种倾向》（载《布里雅特综合科学研究所集刊》第8辑，92），《论3—4世纪蒙古牧民的经营方式》（同上第辑，95），《3—4世纪蒙古和中国经济状况问题》（载《亚洲民族研究所简报》第7辑，95），《黑水城发现之两件蒙文印件残片》（载《蒙古研究》，970）等多篇。 着重研究元末农民起义的博洛甫柯娃撰写了一系列论文《红巾军起义与朱元璋的兴起》（《亚非人民》9年第2期），《红巾军起义最初阶段的郭子兴—朱元璋集团》（载《亚洲民族研究所简报》，93），《论4世纪中叶中国人民反对蒙古征服者的斗争》（载《鞑靼—蒙古人在亚洲与欧洲》，970）等。其专著有《中国的红巾军起义》（97）。 克恰诺夫是著名的西夏史专家，对蒙夏关系和蒙古征服西夏的战争有深入的研究，除专著《唐兀国史纲》（98）外，还撰有《关于成吉思汗征服后唐兀人历史命运的几点看法》（《亚洲民族研究所简报》第7辑，95）、《蒙夏战争和西夏的灭亡》（《鞑靼—蒙古在亚洲和欧洲》，970）等篇论文。此外，他还著有《lt;元史gt;中关于3世纪吉利吉思移民的记载》（《吉尔吉斯共和国科学院通报》社会科学类，93），《征服世界的铁木真的一生》（977）。 维克托罗娃着重于成吉思汗建国以前蒙古历史的研究，著有《蒙古民族起源的最初阶级》（副博士论文，9）、《古代蒙古游牧民阶级社会的形成》（《前资本主义历史问题》第卷，98）、《蒙古人民族起源与文化渊源》年，中国学者举行成吉思汗诞生800周年学术讨论会，某些苏联学者也有反映，发表了迈斯基写的《论成吉思汗》（《历史问题》92年第5期）和帕舒托等人写的《成吉思汗及其遗产》（《苏联历史》92年第5期）等文。970年，苏联出了一部名为《鞑靼—蒙古人在亚洲和欧洲》的论文集，所收论文除上面提到的以外，还有《统一蒙古国家的形成与成吉思汗》（桑达格撰），《南宋的灭亡》（斯维思托诺娃撰）、《蒙古封建主在中国东北统治的建立》（麦里柯夫撰）、《3—4世纪中国蒙古诸汗的社会经济政策的一些问题》（杜曼撰）等。耶果罗夫的专著《3—4世纪金帐汗国历史地理》（莫斯科，985）利用了大量俄国编年史及考古资料，其历史简述第一部分终于忙哥帖木儿，第二部分至400年。此书主要内容是城市发展研究，分为六个时期。此外还论述了政府机构和军事地理。末附所有已知遗址的细目，极为有用。 德国十九世纪后期至本世纪初，著名汉学家夏德格鲁伯奥托·弗兰克（ottofrae，83—94）等人的卓越成就标志着德国的汉学（含满、蒙、藏和西域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格伦威德尔（.gruedel）和勒柯克（.vodeleoq）在吐鲁鲁等地考察的丰富收获也对德国汉学的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本世纪上半叶，继承前人事业并在蒙元史研究上作出大贡献的学者，首推海尼士（erihhaeish，880-9）。 海尼士受业于格鲁伯和夏德，通汉、满、蒙、藏语。904年，他以博士论文《汉文版lt;蒙古源流gt;与蒙古原文的比较》奠定了后来主要研究方向的基础。接着，他在中国武昌、长沙担任军校教官共7年，并继续其汉学研究。二十年代以后，历任哥廷根大学、莱比锡大学、柏林大学和慕尼黑大学汉学教授。其间，除在汉语和中国古代史方面陆续有著述外，他倾注了大量精力研究蒙元时代的历史与文献，特别是《元朝秘史》。93年，开始著《关于lt;元朝秘史gt;的研究》。经过多年工作，完成了这项研究课题，主要成果分三卷先后出版第一卷为《元朝秘史》汉字音写蒙古原文的复原（937）；第二卷为《元朝秘史词典》（939。每词均列出其见于各节的不同语法形式和释义，并引有重要例句）；第三卷为德文译注本（94）。此外，还撰有多篇研究《秘史》词汇、语法特点以及复原问题的论文。他的其他蒙元史著述还有《成吉思汗的最后一次出征及其去世》（载《大亚细亚》第9卷，933），《蒙古统治时代中国寺庙的赋税优惠权》（940。其第二部分为八思巴字碑铭），《蒙古世界帝国的文化政策》（942），《伊利汗阿鲁浑和完者都给法国国王腓力的信》（《东方》第2辑，949。序论、译写、翻译和注释），《两个王朝的灭亡232—233年与38—370年目击者的报告》（99，为《录大梁事》与《北巡私记》的摘译，briht编刊）等。 拉契涅夫斯基（.rathevsy，899—99）是著名蒙元史专家，三十年代就以对元代法律制度的卓越研究为学界所推崇。他先从海尼士学习汉、蒙、满语，924年入法国东方语学校，次年入巴黎大学，成为伯希和的学生。在伯氏指导下，他以《元史·刑法志》研究作为博士论文课题。937年，其成名之作《元代的法典》（《元史》卷一○二、一○三《刑法志》一、二的法文译、注，和一篇长达99页的论述元代法律制度的“绪论”），作为“高等中国研究所丛书”第四种在巴黎出版，伯希和为之作序。此书迄今仍是元代法律史研究的最优秀著作之一。950年起，他在柏林洪堡大学东亚研究所主持蒙、汉语讲座，并任所长，继续从事蒙元史研究，先后发表《蒙古大汗与佛教》（《亚洲研究》，954），《元代中国立法中的蒙古处罚法制》（《中国——阿尔泰研究》，9），《论中国立法的蒙古影响》（第25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论文，93），《失吉忽秃忽》（《中亚杂志》，95），《关于蒙元时的“投下”一词》（《蒙古研究论集》，9），《室韦是蒙古人吗？》（《汉学论集》，9），《中国大汗宫廷的蒙古祭礼》（《蒙古研究》史、祭祀志》摘译并详细注释），《忽必烈》（《世界史名人传》，973），《成吉思汗札撒及其疑难问题》（国际阿尔泰研究学会论文，974）等多篇论文，以及与学生合编的《元代史学术语字典》（医学部分高龄时，他完成了最后一部力作——《成吉思汗其生平与事业》，于983年出版。此书被学界推崇为迄今最优秀的一部成吉思汗传记。 施普勒主要从事伊利汗国史和金帐汗国史研究。伊利汗国史方面，他在前人（多桑、哈默尔）基础上，进一步搜集和研究了大量波斯文、阿拉伯文及其他文字史料，包括前人未曾利用的一些原始抄本，用新的体裁著成《蒙古人在伊朗伊利汗朝的政治、行政制度和文化》（939年出版，955年修订再版），分别对政治史（大蒙古国前四汗及历代伊利汗）、蒙古统治下的伊朗各大区史、宗教、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赋税、外交、法律、军事组织、公共设施和日用生活等各方面作了扼要阐述，征引原始资料非常丰富，内容充实，书末附有详细的史料和研究文献目录。此外还撰有一本简略的《伊斯兰诸国史蒙古朝代》（948）。金帐汗国史方面，943年出版了他的《金帐蒙古人在俄罗斯》专著（95年增订重版）。975年，他在第4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提出题为《定居社会中的游牧主义金帐汗国》的论文。他的另一部对读者十分有用的书是《蒙古史3—4世纪东西方史料选辑》（98年出版，972年英译本），分“帝国的建立”、“欧人眼中的蒙古人”、“波斯之伊利汗朝”、“中国的蒙古诸汗”、“金帐汗国”诸类，编集了除汉文史料外的各种文字重要史料。此外，他还用法文写了一本非常好的通俗读物《历史上的蒙古人》（9年出版，972年英译本）。 汉学家傅海波（herbertfrae，94生）是近几十年德国研究中国史的权威学者。他从952年起成为慕尼黑大学教授，后任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继海尼士主持该校的汉学研究，一度出任过驻香港领事。他偏重于利用汉文史料研究元代史，著述丰富，涉及面很广。主要论著有《赵孟頫》、《桑哥》（《汉学》，940，942）、《阿合马》（《东方》，948）、《蒙古统治下中国的货币与经济元代经济史文献》（949）——主要是阐释汉文资料，并讨论了忽必烈的货币政策和至元、至大、至正三次货币改革；《拉施都丁lt;中国史gt;汉学注释》（《东方》，95）；《蒙古诸帝能读和写汉文吗？》（载《大亚细亚》新集3，952）——引证大量元人文集资料说明元中后期的英宗、文宗、顺帝等已具有一定程度的汉文化修养；《吐鲁番发现的一件元代蒙古历书残片》（94）；《蒙古帝国时代的中西交往》（载《香港分部杂志》，9）；《lt;饮膳政要gt;中的非汉语名词补注》（《中亚研究》，970）；《蒙古统治下的中国史学历史在涵化中的作用》（《蒙古研究》，974）；《从部落首领到天下皇帝元朝的合法化》（978），以及多篇考释元代蒙文文书残片的文章。近年，他仍著述不辍，续有新作问世。著名蒙古学家海西希是近三十年德国蒙古学的领头人，他主要研究清代和近现代蒙文历史、文学和宗教文献，成就卓著，但涉及蒙古古代史的著述很少。970年，出版了他和意大利藏学家图奇合著的《西藏和蒙古的宗教》一书，其中蒙古宗教部分由他撰写，用两章专述早期的萨满教和元代佛教在蒙古的传播。982年海西希从波恩大学中亚语言文化研究所所长职位退下来后，由其学生萨加斯特（.sagaster）继任。萨加斯特兼通蒙、藏文，主要研究蒙文史籍和蒙藏宗教、文化关系，有关蒙元史的著述主要有《白史》德文译注本（97）以及研究拉西彭楚克及其所著之《大元水晶鉴》（文载《中亚研究》4，970），讨论搠思吉斡节儿是否译过《五护经》（载oloulsy2，973）等篇论文。 海西希下面的另一位重要学者是威尔斯主要擅长蒙古历史语言研究，六十年代以来发表多篇这方面论文。98年出版了他主编的涵盖史料、语言与文学、宗教、艺术和历史各方面研究的《蒙古历史与文化论集》，其中他本人撰写了蒙古语言概述（讨论到元代色目人使用的语言，认为是波斯—突厥混合语），窝阔台至蒙哥时代的蒙古帝国及其与西方的关系，以及西北三汗国历史；成吉思汗和元代的历史由ampfe和trauzettel分别撰写；veroiaveit撰写了蒙古自古至今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以及明、清蒙古史。这三位也是波恩大学蒙元史研究的骨干。藏学家h撰写了该书的元代西藏部分，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成绩很大，尤其是对元朝皇帝赐西藏诏旨的研究。 哥廷根大学是德国中亚和东亚研究的重要中心，该校突厥学和阿尔泰研究的领头人德福以其四大卷巨著《新波斯语中的突厥语和蒙古语成分》（93—975）蜚声世界。德福对阿尔泰语系诸语和波斯语都有很深造诣，因而能采用历史比较语言学方法，考察蒙古和帖木儿时代及其以前新波斯语的历史源流。此书不仅是语言学的杰作，也是研究蒙元时代名物制度的优秀著作，是蒙元史研究者极好的工具书。他对《元朝秘史》的蒙文语法也有专门研究（文载《中亚杂志》，955），此外还撰有《蒙古秘史成书年代考》（《德国东方学会学报》，3，93）、《拉施都丁书中的蒙古人名》（《中亚杂志》，、4，970）等论文。该校另一位蒙元史研究者是傅海波的学生罗斯纳他在94年以题为《元代法律中的“十恶”罪》的长篇论文获得博士学位。他对元代史汉文史料很熟悉，研究路子颇似其师。 藏学家和蒙古学家舒伯特（j，shubert）于950年应聘到莱比锡大学任教，959年继任该校东亚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蒙古文化史。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到蒙古进行了一系列学术考察，其中一项是专门寻找成吉思汗墓地，虽未达到目的，但写成了一部对蒙古史研究很有参考价值的考察报告《不儿罕山之旅》（93）。根据考察的收获，他还写了好几篇研究的论文《乌德犍山的观念与位置》（《乌拉尔—阿尔泰年刊》，35，94），《古代蒙古史上的历史性场所考》（关于成吉思汗大斡耳朵所在地曲雕阿兰的考证，载《东方学报》（华沙），30，9），《不儿罕山即肯特山考》（《民族学博物馆年刊》29，973）等。莱比锡大学另一位研究蒙元史的学者陶贝著有《丹津札巴的lt;心箍注释gt;》（957），《lt;蒙古秘史gt;的一种不熟悉版本》（974），以及《秘史》的新译注本（989）。 拉契涅夫斯基的学生维茨主要从事蒙古及阿尔泰系语言研究，编过一部《蒙古秘史逆序词典》（99）；海德除与其师合编《元代史学术语词典》外，还著有《元朝重新推行科举考试的斗争》（972），《中国科举取仕原则与蒙古游牧征服者》（98）等；巴尔克曼研究从古代至清代的蒙古史。他们都是现在柏林洪堡大学的蒙元史研究骨干。 德国学者对元代汉文史料的研究值得注意。有一组学者致力于《蒙鞑备录》与《黑勒事略》的译注。这工作由海尼士开始，其学生等继续进行，brih的德文译注本，译、注均称上乘（罗意果著文评介，载《华裔学报》曾撰有《元代的驿传》（950年哥廷根大学博士论文，954年出版）等文。《元史》第二、三卷（太宗、定宗、宪宗本纪）由ramosi译成德文，于97、979年先后刊载于《中亚研究》（zetralasiatishestudie）上，其注释偏重于历史。回鹘历史语言研究专家冯加班（.vogabai）所著《850—250年的和州回鹘王国》（9）和《9—4世纪和州回鹘王国的生活》（973），利用大量回鹘文文书，是目前有关元代畏兀儿史研究的最佳著作，很有参考价值。 英国本世纪初，英国杰出伊朗学家布朗计划刊行《史集》全书。908年，他在《皇家亚洲学会杂志》上发表《关于拉施都丁lt;史集gt;全刊本的建议》，详细分析了全书内容，对原书目录进行调整，仍按其顺序重新划分卷、编、章，提出了一份新的目录设计（参见本书“史料”篇）。其刊行计划没有实现，但所设计分卷方法比较合理，为后来刊行和翻译《史集》的学者所采用。布朗的代表性著作是四卷本巨著《波斯文学史》，其第三卷《蒙古统治时代的波斯文学史》（920），对了解这个时期的波斯文史籍极为有用。 东方学者穆勒（moule，873—957）以研究中国的基督教和《马可波罗行记》闻名。他出生于杭州，父为教士，剑桥大学毕业后再到中国任传教士（889—908），回国后仍任教职，后为剑桥大学中国语文和历史教授。从94年起，相继在《皇家亚洲学会杂志》、《通报》等刊物上发表有关元代基督教（聂思脱里教、罗马天主教）历史文献、遗迹以及马可波罗的研究论文，其中有多篇关于元代杭州（行在）的研究。其名著《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出版于930年，考述唐代以来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兴衰，四分之三为元代东西方文献的研究。938年，出版了他和伯希和合作完成的《马可波罗寰宇记》拉丁文汇校本和最完善的英译本。 著名伊朗学家米诺尔斯基的代表性著作是中世纪波斯文地理名著《世界境域志》的英译本和丰赡的注释（937年初版，970年经博思活斯编订再版）。原书虽然是十世纪的作品，而米氏注释涉及的内容却十分丰富，对研究中亚古代诸部落及历史地理极为有用。米氏还发表过一些研究蒙元时期史的论文，如《高加索研究阿兰都城麦怯思和蒙古的远征》（《东方与非洲研究学校学报》4，952），《木克里库尔德斯坦的蒙古地名》（同上，957）等。汉学家威莱（.aley）出版了《长春真人西游记》英文译注本（93），远胜于布莱茨奈德的旧译；他还撰有《元朝秘史札记》（2个段落或名称的考释，《东方与非洲研究学校学报》，90），《蒙古秘史及其他片段》（同上史》汉文音写本部分段落及有关资料的英译和解释）等。 在蒙元史研究方面成就最大的是波义耳年，他通过了由米诺尔斯基指导的研究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的学位论文，958年完成并出版了这部重要波斯文史籍的英文译注本（2卷本）。他虽不懂汉文，但能充分利用欧洲东方学家的元史研究成果，作出详细、丰赡的注释。《世界征服者史》只写到蒙哥时代为止，波义耳认为，拉施都丁《史集》的第二卷记述窝阔台至元成宗时代历史，内容正可补前书之未备，于是接着将《史集》的这一部分先译成英文，题为《成吉思汗的继承者》，97年出版。不过他没有利用此时已可得到的最早、最好的伊斯坦布尔抄本，却用了布洛晒刊本为底本，虽然他也知道这是一大缺憾，并尽量参照维尔霍夫斯基俄译本补进了一些布氏刊本脱漏段落以图补救，但仍不免受到批评。此译本的注释和前书一样吸收了大量前人（特别是伯希和的）研究成果，但比较简单。此外，从五十年代以来，波义耳还发表了三十多篇蒙元史研究论文，其中重要者有《克烈部的夏、冬营地》、《窝阔台合罕的四季行宫》、《海屯行记译注》等等，977年汇编为论文集《蒙古世界帝国》。波氏还是《剑桥伊朗史》第五卷《塞尔柱朗和蒙古伊利汗史》的主编。波氏从950年起到978年去世，一直在曼彻斯特大学任教。93年“英国蒙古学会”成立，他当选为第一任主席。 蒙古学家鲍登（重点研究清蒙古历史与文献，著述甚丰。 他的《黄金史》（ltatob■i，小黄金史）拉丁字复原与英文译注本（955）也是蒙元时期史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此外，还写过《元代马政札记》（与札奇斯钦合作，95）及有关蒙古狩猎、礼俗等方面的文章。宗教史家道森编译的《出使蒙古记》，收了卡尔平尼、卢勃鲁克及其他欧洲使者的蒙古行记，以及来元天主教士的信件（955，编译），译文明白通畅，收集最全，便于利用。吉布（gibb）将伊本·拔图塔行记全文译为英文（未出全）。 波义耳的学生杰克逊（.jaso）是晚近英国的主要蒙元史研究者。 ------------ 2 七十年代以来，他发表了多篇高水平的专题论文，如《忽必烈登基之再探讨》（《英蒙学会杂志》第2卷第期，975），《马哈木·秃忽鲁统治时代（325—35）的蒙古人与德里苏丹》（《中亚杂志》，9，975），《蒙古帝国的瓦解》（《中亚杂志》）等。尤其最后一文，全面探讨了成吉思汗家族各宗支、各汗国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内讧，通过将《史集》和《元史》的记载与埃及、亚美尼亚及其他史料进行比较研究，对许多重要史实作出新的考释，是极见功力的佳作。最近，他在莫尔根合作下完成了《卢勃鲁克东游记》新的注释译本（990）。莫尔根也是长于蒙古帝国史研究的学者，撰有《波斯的蒙古军》（《伊斯兰》，5，979）等多篇论文；其所著《蒙古人》（98）被认为是继多桑之后比较成功的综合性著作，第一篇为史料概述，第二至第七篇为蒙元史，尤其是第六篇蒙古西征、波斯的蒙古史，是他的强项，第八篇简述元以后之蒙古。不过译名多据波斯文转写，有不少错误。 此外，还有一位内蒙古人奥农（urgugeoo），是四十年代末拉铁摩尔带到美国去的蒙古青年之一，他与其他三个蒙古人在拉氏领导下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组成一个研究组，出了一些书和文章。奥农是主要研究蒙古历史的，后转到英国里兹大学任教，并主持那里的蒙古研究项目，最近出版了其《元朝秘史》的英文译注本，名为《成吉思汗的历史与生平》。他还是现任英国蒙古学会的副主席。 美国本世纪初，继业已名震东方学界的柔克义之后，美国又出了一位优秀的汉学家和东方学家劳费尔劳氏通汉、藏、蒙、满、梵、波诸种东方语，其主要研究领域是中亚、西藏史及中国与伊朗关系史，但也写过一些有关蒙古、阿尔泰语系及元代史的论文，如《不儿罕》（《美国东方学会杂志》3，97），《珊蛮一词的起源》（《美国人类学家》多立克到过西藏吗？》（《通报》，94）。这时，美国的东方学整体上还大大落后于欧洲。除劳费尔外，与蒙元史研究有关的学者值得一提的仅有做过驻俄国、波兰等国外交官的寇尔丁年，他出版了两部书，一部名为《蒙古人历史》，一部名为《蒙古人在俄罗斯》，篇幅都较大，但内容一般。 著名蒙古学家拉铁摩尔二十年代开始崭露头角，他在北蒙古旅行中得到了罗卜藏丹津的《黄金史》残卷，后归伯希和，对《元朝秘史》研究起了很大推动作用。他写了大量文章和书，主要是有关中国北部边疆及蒙古政治、历史和地理的，很有影响。曾将928至958年发表的此类文章编为《边疆史研究》论文集（92）。但他的论著偏在近现代，蒙元史方面只写过一些概述性文章。 本世纪中叶以来，美国的蒙元史研究有了很大发展。成就卓著的代表性学者之一是哈佛大学的柯立夫二战前他曾在法国从伯希和学习，并在北京住过一段时间，在我国学者协助下研究《松漠纪闻》，又获得了不少蒙汉文合璧碑铭摹本，这成为他日后主要研究方向的基础。从948年起，他连续在《哈佛亚洲研究杂志》上发表研究元代蒙汉文碑铭、伊利汗给教皇和法国国王的蒙文信件以及其他蒙古文献的论文，还编刊了重要蒙文史籍罗卜藏丹津《黄金史》（952）和《蒙古源流》（95）。他翻译和注释的《元史八邻部人伯颜传》（《哈佛亚洲研究杂志》，95）多达百余页，是一篇很有份量的元史研究论文。他研究的面很宽，著述丰富，还撰有《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汉文史料和抵达波斯的波斯文史料》等多篇其他课题的文章。主要由于柯立夫卓有成效的工作，使哈佛大学在五六十年代成为举世瞩目的蒙元史研究中心，吸引了许多国外学人前往深造。柯氏积多年之功研究完成的《元朝秘史》英译本已于982年出版，但其注释卷尚未见问世。 马丁比柯氏略早。三十年代他在绥北考察，发现了元代汪古部的多处墓葬，著有《关于归化城北聂思脱里遗迹的初步报告》（《华裔学志》，3，939）。其后相继在《皇家亚洲学会杂志》上发表《蒙古与西夏的战争》（942），《成吉思汗的第一次侵金战争》（943），《蒙古的军队》（同年）等文。950年，出版了专著《成吉思汗的兴起及其征服华北》（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 四十年代末，老资格的比利时蒙古学家田清波神甫（.mostaert，88—97）和苏联蒙古学家鲍培（.oppe，897—992）先后移居美国，对美国的蒙元史研究推动很大。田清波从90年到鄂尔多斯传教，一住二十多年，精通蒙语及蒙古事务；后在北京天主教会工作，948年定居华盛顿附近。数十年中，他撰写了大量研究蒙古语言、部族和文献的著作与论文，尤其是鄂尔多斯研究更是独步天下。到美国后，他与柯立夫有密切的合作关系，曾协助从事蒙古史籍的编刊和伊利汗信件的研究，并为《黄金史》、《蒙古源流》和《水晶念珠》三书撰写了专篇绪论。他还发表有长篇的《关于元朝秘史的一些段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3，950；4，95；5，952）等重要文章。鲍培战前已是苏联的著名学者，在蒙古语言、文学及元代八思巴字蒙文文献研究方面卓有成就。949年赴美后，一直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执教，吸引和带领了一班美国的蒙古研究者，如克拉德、法夸尔、克鲁格等人。他继续发表蒙古语言、文学方面的研究论文，特别在《元朝秘史》中的古典蒙古语和八思巴字文献研究方面作出很大贡献，先后出版了《蒙古书面语语法》（954），《蒙古语比较研究导论》（955）及《八思巴字蒙古文碑铭》（957，即94年所出之俄文本《方体字》的英文修订本，由其学生克鲁格编译）等著作。 克拉德主要研究蒙古游牧民社会组织、血缘关系和封建制度等问题，五十年代以来发表了多篇这方面的论文。法夸尔主要研究清代蒙古史，元史方面发表过《元代的官印与花押》（《华裔学志》，25，9），《元朝政府的结构与职能》（载兰德彰编《蒙古统治下的中国》，98）等文。克鲁格著有《蒙古秘史的年代学与书志学》（《蒙古学会学报》，5，9）和《蒙古源流》的英译本（97），他的主要成绩是在蒙古语言、文献和卫拉特蒙古研究方面。出于伯希和门下的著名中亚史专家、匈牙利人塞诺尔（dsior），在英国剑桥大学执教十余年后，于92年来到美国印弟安那大学，创立了乌拉尔-阿尔泰学系和内陆亚洲研究所，使该校成为世界著名的内亚研究中心之一。塞诺尔的蒙元史著述，有关于《卡尔平尼行记》中的蒙古词语、完者都致法王信以及蒙古与欧洲关系的研究，《论蒙古的兵法》等多篇。他编纂的《欧亚中部研究导论》（93）文献目录对蒙元史研究也极为有用。移居美国的老一辈著名学者还有中国的洪煨莲，他于94年应聘赴哈佛大学执教，是该校深受敬重的汉学权威，他并不专门研究元史，但95年在《哈佛亚洲研究杂志》发表《元秘史流传考》，凭其版本目录学的深厚根柢对《秘史》与相关史料的相互关系进行缜密考察，无疑是这方面的权威之作。他的另一篇文章《钱大昕的三首元史诗》（《哈佛亚洲研究杂志》，9，95）也触及许多重要的元史问题。中国蒙元史专家札奇斯钦移居美国后受聘于杨伯翰大学，并继续从事蒙古史、元史研究，988年出版的英文版《蒙古研究论集》中收入了他历年发表的《元代马政诸考》、《蒙古诸汗为何接受西藏佛教》、《元代的中国佛教与道教》等多篇重要论文。早年就移居美国的比利时神甫塞雷斯是研究明代蒙古史的著名前辈学者，他有关明初内地的蒙古人，明朝前期与蒙古的关系，以及《华夷译语》等文献的著述，对蒙元史研究也很有参考价值。 五十年代初哈佛大学博士出身的舒尔曼对元代经济史有出色的研究。他将《元史》卷九三、九四《食货志》译为英文，加以详细注释，于95年出版。同年，发表了《3世纪的蒙古贡纳制》（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这是一篇精密研究元代蒙古差发赋敛（lba-quboiri）制度在中国、波斯和斡罗思的实践及演变的高水平长篇论文。他还著有《阿富汗的蒙古人》（92）和《元代的政治组织问题》（第25届国际东方学大会论文，93）等。但此后即未见有新著述问世。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汉学家牟复礼对中国思想史、制度史都很有研究。元史方面的著述有《元代的儒者隐士》（right编《儒士》，斯坦福大学出版社，90），《陶宗仪生平诸考》（东京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二十五周年纪念文集，954）等篇。其著名论文《中国主义的发展评魏特夫东方主义论》（《远东》，3卷期，9）也涉及元史中的一些问题。 陈学霖于97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在华盛顿大学（西雅图）任教，是六十年代以来美国中国史学界十分活跃的学者。其主要研究领域为金元史，著述颇丰。元史方面的主要论著有《刘秉忠忽必烈朝的佛—道政治家》（《通报》，53，97）、《lt;汝南遗事gt;绪论》（《宋史研究通讯》，0，974年，他参与发起召开“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思想”学术讨论会，编辑了一部此次会议的论文集《元代思想与宗教》（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982），集中收入了他本人的长篇论文《马端临史学思想中的“通”、“变”》。他与罗意果、萧启庆合编《元代人物传》，撰写了王鹗、杨桓、姚枢、杨维中等传（先后刊登于《远东史集刊》）。其近作又有《元大都建城传说》（98年南京大学国际元史讨论会论文）、《王文统“谋反”事件与元初政局》（台湾中央研究院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989）等。劳延煊是92年的哈佛大学博士，其学位论文为王恽《中堂事记》的译注。其后又发表《元朝诸帝的季节性狩猎生活》、《金元诸帝游猎生活行帐》（载台湾《大陆杂志》2∶3，27∶9，93）、《lt;饮膳政要gt;中的非汉语名词诠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9，99）等文。现任教于俄亥俄州立大学，主要研究元代南方文人的思想与生活。 近二十年来，美国涌现了一批有成就的蒙元史研究者。窦德士重点研究元代中后期史，撰有《弥勒教起义的转折与明朝的建立》（《亚洲学会杂志》，29，970）、《从蒙古帝国到元朝》（《华裔学志》，30，972—973）、《郑氏义门元末明初的社会组织与理学》（《哈佛亚洲研究杂志》，34，974）、《元后期浙江的儒学、地方改革与中央集权》（载《元代思想与宗教》，982）等论文。其所著《征服者与儒士元后期的政治变化》（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97）详细阐述了元中叶以后铁木迭儿、燕帖木儿、伯颜、脱脱等人为首的政治集团围绕“儒化”政策及争夺权力展开的复杂斗争及其对元代政治的影响。 罗沙比偏重于内陆亚洲史，尤其是明朝与西域关系史的研究。在元史研究方面也有不少著述，发表过《忽必烈与其家族的妇女》、《元明时代的女真人》、《元代早期的穆斯林》（此文载兰德彰编《蒙古统治下的中国》，98）等论文。他参与组织978年召开的“0—4世纪东亚多国关系”学术讨论会，主编了一本此次会议的论文集《hiaamogequal-0至4世纪中国与其邻国》（983），并撰写了“导论”。其后他把撰写一部《忽必烈传》作为自己的重点研究计划，为此翻译了《元史·世祖本纪》，并仔细搜检《史集》、《高丽史》及其他多种文字史料广泛参阅各国学者的研究成果，经数年努力，于988年完成并出版了这部蒙元史上最重要人物的长篇传记。罗沙比的汉文相当好，此书在资料利用方面，在忽必烈统治思想和政治、经济政策的分析方面，无疑都比以前爱宕松男（94）和李唐（978）写的忽必烈传前进了一步，从历史转变角度提出了一些独到见解。但撰写一部完善的忽必烈传记难度相当大，书中对发生在忽必烈朝的复杂的政治派别斗争和重大制度变革还缺乏全面、深入的研究。陆宽田（luate）于972年以《元代的藏蒙关系》获南卡罗来纳大学博士学位。他还先后发表过《元朝皇族的藏语名字》（《蒙古学会学报》0卷期，97）、《成吉思汗征服西藏是虚构还是真实？》（《亚洲史杂志》，8，974）、《木华黎评传》（《宋元研究报告》，4，978）等文章。979年，出版了一部大型专著《游牧帝国500年至500年的中亚史》。这是自格鲁塞《草原帝国》出版40年来第一部西方学者写的同类著作，蒙元时期史是此书的重点部分。作者广泛利用了这40年中各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使本书内容较前人著作显得更为新颖。但由于涉及面很广，作者对其中许多专门问题难免研究不足，因而失误之处颇多。洪金富在《哈佛亚洲研究杂志》（98）上发表一篇书评，详细指摘了书中主要因误引、误解史料（特别是汉文史料）造成的错误。兰德彰着重元代思想文化史研究。他于974年在普林斯顿大学通过的博士论文题为《蒙古统治下的金华学派》。其后又发表长篇论文《虞集和他的蒙古主子》（《亚洲研究杂志》，48，978），研究了虞集与元文宗的关系及其在当时文治政策中的作用；《元代政治思想中的法律、治国策和lt;春秋gt;经》（载《元代思想与宗教》），主要讨论元代学者对传统法律和经世治国思想的研究。 陈恒昭于973年以《至元新格》的复原及元代法制研究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此文979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法制传统》，第一部分元代法制研究，第二部分《至元新格》的复原及其英译。这是一部元代法制史研究的力作。葛德卫为97年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元代理学家吴澄》。其后又发表有《吴澄理学思想中的古典主义》（《宋元研究集刊》，4，978），《吴澄的尊德性与道问学》（载《元代思想与宗教》）等文。爱尔森着重蒙元前期（前四汗时期）史的研究。979年他在明尼苏达大学获博士学位，学位论文是研究蒙哥汗时代大蒙古国的政治和经济，后经增补、修订，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987），题为《蒙古帝国制度大汗蒙哥在中国、斡罗思和伊斯兰国家的政策》。此书分别论述了蒙哥汗的中央集权政策和手段、户口编籍、税收以及兵力的征集，各部分的研究均有相当深度。他的语言条件很好，得以利用尚无译本的几种重要波斯文史籍（《五世系》、《木因历史选》、《完者都史》等）和广泛搜检俄罗斯编年史资料。他的几篇专题论文——《蒙古在斡罗思的括户》（《哈佛乌克兰研究》，5，98）、《3世纪元朝与吐鲁番畏兀儿》（罗沙比编《hiaamogequal》，982）、《西征的序幕27年至237年蒙古在乌拉尔—伏尔加地区的军事经略》（983），研究都十分精细，颇多新见。 安迪考特·韦斯特年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其博士论文为《元代的区域和地方政府》，989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为《蒙古在中国的统治元代的地方政府》。她的其他著述还有《元代早期的决策与人事管理状况》（“0至4世纪中国皇权统治的演变”学术会议论文，982）、《元代中国的商人团体斡脱》（98年南京大学国际元史讨论会论文）等。刘元珠在哈佛大学从柯立夫攻习蒙元史，以《元史·奸臣传》的研究获博士学位，后在威尔斯利学院任教。撰有《虞集lt;道园类稿gt;在元史研究中的价值》（南京大学国际元史讨论会论文，后刊于台湾《食货月刊》卷、2期合刊）、《蒙元儒吏关系延祐开科与抑吏》（《庆祝王锺翰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993）等。 日本日本的蒙元史研究始于十九世纪末。以前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基本遵循中国传统史学方法，这时开始学习西方，许多学者赴欧美考察、留学，并邀请欧洲学者来日讲学，积极引进欧洲的东方学，在著名高等学府创办史学科和研究机构。于是，出现了一批早期的新派“东洋史”学者，他们利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方法，加上传统的汉学优势，使日本的东方史研究获得划时代的进步。同时，日俄战争后，日本取代了帝俄在我国东北地区的特权，加紧推行侵华政策，成立了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学术调查部，招罗许多学者为之服务，对东北和蒙古的历史和现状进行调查研究。特别是三十年代大规模侵华战争爆发后，适应占领和统治中国的需要，进一步加强了满蒙史和辽金元史研究（吸取所谓“异民族统治中国”的经验）。日本对东北、华北（包括内蒙古）广大地区的占领又使其学者有条件深入各地进行调查，获得了更多资料。在上述历史背景下，日本的蒙元史研究后来居上，迅速跃居世界前列。 著名汉学家那珂通世（85—908）是日本蒙元史研究的开山祖师。其友人三宅米吉也是中国史专家，通晓多种西方语文，88年赴美、英考察，带回很多西方书籍，对他们共同创建日本的新“东洋史学”起了重要作用。89年那珂出任东京大学文科大学讲师，主要研究兴趣转向蒙古史。文廷式访日，与那珂及另一位著名汉学家内藤虎次郎（8—934）结识，应内藤之求于归国后将一部《元朗秘史》（顾广圻抄本之转抄本）寄赠之。90年那珂得到此书，用数年之功据汉字音写之蒙文原文译为日文，并利用大量汉文和外文史料（主要从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及多桑《蒙古史》转引）加以详细注释，907年以《成吉思汗实录》书名出版。其译文较准确，注释中对名物制度、事件多有精辟考证，成为日本蒙元史的奠基性名著。《那珂通世遗书》还收入了他的其他蒙元史著述。 内藤虎次郎的研究领域很广，成就卓著。元史方面的著述有《蒙文元朝秘史》（目睹书谭，902）、《蒙古开国之传说》（93）、《宪台通纪考证》（97）、《地理学家朱思本》（920）、《元末四大画家》（920）等篇（参见山根幸夫、大岛立子编《元代史研究文献目录900—970》。以下所列日本学者著述皆见此书及野泽佳美的续编97—988，不一一注出发表期刊名和出版社名）。 白鸟库吉（85—942）毕业于东京大学史学科，后一直在该校任教授。899年出席在罗马召开的国际东方学家大会，提出著名论文《匈奴、东胡民族考》。后两度赴欧研究并搜集图书资料。905年创立“亚细亚学会”（后改名东洋协会学术调查部），909年出版刊物（寻定名《东洋学报》）。908年组织了满铁历史研究部，重点研究朝鲜、满洲历史地理。他本人的研究领域是东北亚、蒙古和西域诸族历史、语言和文化，著述上百种。丰富的研究成果和积极的组织工作使他成为日本“东洋史”学界的领导人物。其与蒙元史有关的著述主要有《蒙古民族的起源》（907。此文中改变原来主张的匈奴为突厥说而提出匈奴为蒙古说）、《室韦考》（9）、《释lt;高丽史gt;中所见之蒙古语》（929）等。他以多年之功完成的《音译蒙文元朝秘史》在943年出版。后人编辑了他的《全集》。 继那珂之后，专事蒙元史研究、成就最著者是箭内亘（875—92）。 他毕业于东京大学史学科，继入大学院深造，908年加入白鸟领导的满铁历史研究部，到中国东北进行实地考察和搜集资料。94年起在东京大学任讲师、教授。重点研究蒙元制度及历史地理，主要论文有《满洲之元代疆域》（93）、《元朝怯薛考》、《元代社会之三阶级》（9）、《蒙古国会“忽里台”考》、《元世祖与唐太宗》（97）、《鞑靼考》（98）、《元朝斡耳朵考》、《元代之东蒙古》（920）、《元朝之官制与兵制》（92）、《元朝牌符考》（922）等，考证精审，多有创见。其蒙元史著述均收入论文集《蒙古史研究》（930），至今仍为元史研究者的重要参考书。 继白鸟之后，研究北亚、中亚诸族历史与语言的巨擘是羽田亨（882—955）。他也毕业于东京大学史学科，受白鸟影响着意攻习阿尔泰系及伊朗系诸语言；继入京都大学大学院深造，后在该校任教，做过京大总长、东方文化研究所所长。羽田语言学造诣甚深，利用了当时在西域和蒙古发现的各种文字新资料，在西域文明史、东西文化交流史、突厥、回鹘史诸方面都有开拓性研究，著述甚丰，几可与同时的伯希和相比。其蒙元史论文有《蒙古驿传考》（909）、《lt;元朝秘史gt;中所见之蒙古文化》（97）、《元朝对汉文明的态度》（928）、《关于元朝的海青牌》（929）、《元朝驿传杂考》（930）、《关于蒙古的斡脱钱》（93）等多篇。后人编刊有《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957）。 早期日本著名“东洋史”学者在蒙元史方面有重要著述的还有藤田丰八（89—929），著有《岛夷志略校注》（9）、《宋元时代之海港杭州（附上海、泉州）》（9）等；桑原骘藏（870—93），著有《蒲寿庚事迹考》—3（95—97，935年出单行本，有陈裕菁汉译本《蒲寿庚考》）；田中萃一郎（89—923），撰有《关于元代官吏的任用法》（95），并译多桑《蒙古史》为日文（99，上卷；全译本出版于933年）；市村瓒次郎（84—947），撰有《金元之际的道教》（929）、《元朝之实录与lt;经世大典gt;》（930）、《元清两代统治中国之政策》（939）等文；中山久四郎（874—9），撰有《蒙古时代之回回人考》（95）、《lt;算学启蒙gt;与元代之关税与货物》（9）、《元版8史略与其正统观》（938）等文；稻叶岩吉（87—940），撰有《元秘史汉译年代辨疑》（9）、《元寇之新解释》（938）等文；池内宏（879—952），发表过多篇研究元与高丽关系的高水平论文（97—930年间），其巨著《元寇之新研究》（93）利用大量日本史料与中国、高丽史料对勘，考说详明，是研究蒙古侵高丽、侵日战争最完备的著作；他还有《元代地名开元之沿革》（922）、《元代之怯怜口》（929）等文。此外，考古学家鸟居龙藏（870—953）对东蒙古辽金元遗址的调查，津田左右吉（873—9）等满铁调查部人员关于辽金元时代东北与蒙古历史、地理的研究，对元史研究者都有参考价值。 有高岩（884—98）是较早就重视元代社会、经济和法律研究的学者，发表有研究元代海运、钞法、奴隶、科举、农民生活、法律特点、有关婚姻之法律、司法制度—以约会制为中心、僧侣与社会、财政经济与社会、诉讼审判制度等十多篇论文，并撰写《东洋中世史》（939）元代部分。青木正儿（887—94）是日本研究元曲的泰斗，著述甚丰。和田清（890—93）是杰出的明代蒙古史专家，其著名论文如《内蒙古诸部落的起源》（92）、《明初之经略蒙古》（930）、《兀良合三卫研究》（930、932）、《北元世系考》、《扩廓帖木儿之死》（933）等，都涉及元代蒙古部落及地理；还撰有《元代开元路考》（928、933）、《元征东都元帅府考》（93）等文。959年出版了他的论文集《东亚史研究·蒙古篇》。著名东方学家石田干之助（89—974）研究领域广泛，注重西方学者成果的介绍，元史方面也撰有《关于蒙古西征的二三疑问》（94）、《文永之役蒙古军所用“铁炮”考》（97、98）、《关于lt;至元译语gt;》（934）、《元代工艺家尼泊尔王族阿尼哥之传记》（94）等多篇。岩井大慧（89—97）偏重元代宗教史研究，重要论文有《元初帝室与禅僧之关系》（92，主要研究中观、海云师徒投附蒙古及成吉思汗对禅僧的优待）、《元代喇嘛僧与初夜权》（932）、《元代之珊蛮教》（935），《成吉思汗即位与巫觋》（950）等篇，其他方面的著述有《元代经济史上之一新资料》（93）、《元代之东西交通》（939）等文。青山公亮（89年生）早先研究元与日本、高丽三边关系，三十年代后着重蒙元统治制度的研究，主要论文为《成吉思汗时代的所谓汉官（特别是“行省”）考》（933）、《元朝地方行政机构之一考察》（940，重点研究路府州县达鲁花赤），专著《元朝尚书省考》（95）。此外，有蒙元史撰述的还有著名学者石浜纯太郎（主要论文有《元朝秘史蒙文札记》、《元朝秘史考》等）、神田喜一郎（主要论文有《元昭宗“宣光”年号考》等）等人。 三四十年代，日本蒙元史学界涌现了一批学者，二战以后他们继续在这个领域努力耕耘，获得更大成就，成为日本蒙元史研究的台柱和领头人物。这一代学者总体上比前辈研究的面更广，开辟了许多新的课题，论文和著作的数量大大增加，学术水平也有很大提高，把日本的蒙元史研究推进到新阶段。 安部健夫（903生）三十年代初就在元代法制研究方面作出成绩。930年北平图书馆影印出版了残存的《大元通制》“条格”部分，次年，安部在《东方学报》（京都）上发表《lt;大元通制gt;解说》一文，论证它是继承“古律”（唐、宋律，特别是金泰和律）制定的元代法典，并指出其意义在于标志着元朝从“蒙古至上主义”转向“中华至上主义”的演变。932年他又发表《lt;元史·刑法志gt;与“元律”之关系》，驳正浅见伦太郎提出的《刑法志》来源为所谓“元律”的误说。950年，他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时任所长）组织并主持《元典章》研究班，着手对其“刑部”部分进行会读研究，参加人员先后有岩村忍（组长）、田中谦二、山崎忠、宫崎市定、吉川幸次郎、田村实造、佐伯富、藤枝晃等，959年出版了第一批研究成果《元典章研究》（《东方学报》特刊），并先后编印了《元典章索引稿》多册（油印）。这项工作持续到94年，也就是安部去世（959）后五年才出版了最后成果《元典章·刑部》校定本第一册（岩村忍、田中谦二校定。第二册于972年出版）。安部发表的蒙元史研究重要论文还有《元代“投下”语原考》（938）、《元代包银制研究》（954）、《读lt;元典章gt;札记三则》（958）和《元代知识人与科举》（959）等篇，后人编刊了一部他的论文集《元代史研究》（972）。他还专长西域史、清史，其名著《西畏兀儿国史研究》（955）中，元代畏兀儿史是重要组成部分。 岩村忍（905生）前期的著述有《3世纪东西交涉史序说》（939）、《蒙古的欧洲远征》（94）、《蒙古史杂考》（943）、《马可波罗研究》（948）等几本书和《拔都卒年考》（940）、《lt;元史·速不台传gt;之西征纪事》（94）、《元朝奥鲁考》（942）等论文，着重在蒙元与西方关系的研究。950年参加组织和领导元典章研究班，此后主要研究元代法制与经济史，前者有《元朝之笞杖刑》（952）、《元朝法制中的人命赔偿——烧埋银与私和钱》（953）、《lt;元典章·刑部gt;之研究——刑罚手续》（954）和《元代之肉刑》（94）等几篇论文，后者有《五户丝与元代地方制度》（92）、《元代纸币之膨胀》（94）两篇力作。98年京大人文科学研究所出版了他的专著《蒙古社会经济研究》。 吉川幸次郎和田中谦二是继青木正儿之后的著名元曲专家，在这方面都有丰富著述（主要是元杂剧的研究、译释）。吉川的长篇论文《元诸帝之文学》（—5，载《东洋史研究》943—944）最早注意到蒙古皇帝乐于学习汉文化并具有一定汉文水平的事实（后来德国傅海波对此作了更完备的研究）；参加《元典章》研究期间，撰有《lt;元典章gt;中的汉文吏牍文体》（954）。田中谦二兼通蒙文，安部去世后由他主持《元典章·刑部》的会读，撰有《lt;元典章gt;中的蒙文直译体之文章》（92），引用大量元代蒙汉双文碑刻及其他白话（主要是戏曲、）资料，分析与直译文23体相对应之蒙文语法意义，对理解元代此类文献极有帮助。后对此文作了修订，与上述吉川文合刊，作为《元典章·刑部》校定本的附册。宫崎市定是日本中国史学界的权威，研究领域极广，著述等身。其有关元史的重要论作有《宋元之经济状况》（938，《东洋文化史大系》之一节）、《宋元时代之法制与裁判机构——lt;元典章gt;编成之时代、社会背景》（954）、《以元朝治下的蒙古官职为中心之蒙汉关系——恢复科举之意义再探》（95）等篇，还撰写了几种大型中国史著作的宋元部分。田村实造的研究领域为辽金元清北族诸朝史，特别是辽史。三十年代他曾参加内蒙古辽代遗址考古调查（后著有《辽庆陵》），找到乌丹城附近的汉—蒙文元碑（竹温台碑和张应瑞碑），撰文作了介绍（《蒙古学》，937）；并参与东亚研究所组织的所谓“异民族统治中国事例”的撰写。其蒙元史论文有《元札鲁忽赤考》（930），《阿里不哥之乱——从蒙古帝国到元朝》（955）、《蒙古族开国传说与移居问题》（94）、《lt;元朝秘史gt;中所见之蒙古族谱系——朵奔篾儿干与海都》（95）等多篇。其代表性著作是《中国征服王朝之研究》（中册，[金、元]，97）。山崎忠精通蒙古语，所撰蒙元史重要论文有《别里哥文字考》（954，《元典章》研究之一）和《有关保护道教之元白话碑——与八思巴字蒙古文并存之二、三资料》（955），均载《东方学报》；还有多篇研究《华夷译语》的论文，惜其早亡（95），未能继续其研究。藤枝晃三十年代末写过几篇研究马可波罗行记的论文，后来他主要从事敦煌学研究，成就很大。 小林高四郎（905生）前期主要研究《元朝秘史》及相关蒙古史籍，发表了一系列论文，94年出版了《秘史》译注本，并出了两种《黄金史》译注本（940、94），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则是954年出版的总结性专著《元朝秘史的研究》。此外，还撰有关于斡脱钱、怯怜口、投下等问题的研究文章（935—938年），翻译了符拉基米尔佐夫的《蒙古社会制度史》（942）。他从国外带回伊斯坦布尔本《史集》及其他多种波斯文史籍抄本摄影，947年撰《拉施都丁书所见民俗学资料》一文，对“金册”、蒙古世系和各部落起源传说作了细致研究。958年，受京都大学元典章研究班工作的启发，他与小竹文夫协同组织东京的一批中青年元史研究者（岡本敬二、小林新三、长濑守、大薮正哉、海老泽哲雄等）开办中国刑法志研究会，首先进行《元史·刑法志》的专门研究，90年完成后，又接着研究《通制条格》，94年出版了他和岡本敬二合编的《通制条格研究译注》。在此前后，还发表有《成吉思名字考》（与佐藤诚合撰，957）、《元代东西文化交流》（970）、《元代法制史上的“旧例”》（977）等文和一部成吉思汗传记年出版了其论文集《蒙古史论考》。 青木富太郎（908生）对元明清蒙古史都有研究，蒙元史方面的著述前期有《元朝初期之社会形势》（934）、《蒙古忽里台考》（935）、《蒙古兴起时期游牧民之掠夺》（93）、《元初行省考》（938、940）、《元代的羊马抽分》等论文和《蒙古之民族与历史》（94）一书，战后发表过《古代蒙古的幼子继承制》（955）、《元代色目人之活跃》（9）等文和《马可波罗旅行记》日译本（954、983）。 这一代日本蒙元史学者中，成果最丰硕者除上述岩村忍、小林高四郎外，当推村上正二和爱宕松男。村上正二（93生）三四十年代间就在《史学杂志》、《东方学报》等著名刊物发表研究元代之斡脱钱、元世祖朝之财政政策、元代兵制、“投下”之意义、奥鲁制度、达鲁花赤、泉府司与斡脱、地税等问题的论文十余篇。战后数十年来著述不辍，出了许多新成果，重要论文有《成吉思汗帝国建立之过程》（95）、《蒙古朝治下封邑制的起源》（特别研究“莎余儿合勒”、“忽必”、“奄出”相关问题，92）、《蒙古部族社会之珊蛮氏族》（93）、《蒙古部族的族祖传承》（特别研究部族制社会的构造，94）、《蒙古帝国建立前之游牧诸部族》（以《史集·部族志》为中心的研究，95）、《宋金战争期间之太行义士》（979、98）等多篇，并为几种大型世界史、亚洲史著作撰写蒙元史部分。他的《蒙古秘史》译注本（第卷，970；第2卷，972；第3卷，97），特点着重于史事、制度的考释，在《秘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最近出版了他的自选论文集《蒙古帝国史研究》（993），从数十篇论文中仅精选9篇收入，可见其对学术的严谨态度。 爱宕松男（92生）的元史研究也是从三十年代开始，战前先后发表有关元代之录事司（93）、色目人（937）、都市制度（938）、李璮之乱（94，此文着重考察其政治意义——蒙古统治下的汉地封建制向州县制的转化，并首先对汉人世侯问题作了研究）、海运（942）、元朝对汉人的政策（943）等方面论文十余篇，出了一本忽必烈传记（94）。五十年代以来他的主要元史研究成果一是马可波罗研究，发表过几篇论文（关于在元年代、地名的考订），出版了《马可波罗行记》的译本（954、97，名为《东方见闻录》）；一是元代经济史研究，重要论文有《元朝税制考——税粮与科差》（95），《斡脱钱及其背景——3世纪蒙元朝银的动向》上、下（973），《元朝斡脱资本之进入南海贸易》（979）等多篇。988年出版了《爱宕松男东洋史学论集》第4集（元朝史）。他还有契丹史、中国陶瓷史等方面的著作。 三十年代开始从事蒙元史研究的学者还有驹井义明，撰有《蒙古乞颜氏考》（937）、《成吉思汗称号考》（940）、《起辇谷考》（94）、《论元宪宗》（942）等多篇论文，著作有《蒙古史序说》（9）。藤野彪，主要著述为五十年代发表的《元代的迁转法》（95）、《关于朱清、张瑄》、《元代的行大司农司——世祖朝之经理》（953）以及《元朝的金融政策》（955）、《元朝的经理》（957）等篇。 还有几位同时代学者在蒙元史研究方面有重要著述。鸳渊—（89生，研究满蒙史），撰有《元征东行省考》（929）、《八思巴字所记元代汉字字音》（930）、《蒙古诸部之起源与蒙古种族问题》（954）、《初期蒙古族之法的规制》等论文。植村清二（90生），撰有《关于lt;元朝秘史gt;之“跋”的疑问》（93）、《乃蛮小考》（9）等文，其最重要的成果是长篇论文《察合台汗国的兴亡》—4（94、942刊载于《蒙古》）。樱井益雄，撰有《汪古部族考》、《怯烈考》（93）。蒙古语言学家服部四郎，三十年代曾在呼伦贝尔进行语言调查（写有研究报告），他将《元朝秘史》翻译为蒙文，但只出了第一卷（939），重要的是完成了一部《lt;元朝秘史gt;中表示蒙古语之汉字的研究》（94）；还发表了几篇就其《蒙文元朝秘史卷一》与小林高四郎的讨论文章（940），以及《元秘史音译本源典八思巴字说》（95）等论文。研究中西交通史的专家前岛信次（903生），五十年代发表有《忽必烈副枢博罗考》、《泉州波斯人与蒲寿庚》、《泉州蒲氏兴起年代考》、《元末泉州与回教徒》、《元代哈的大师考》等文，并译出《伊本拔图塔行记》（955）。山本达郎，对元初侵略安南、占城、缅甸的战争以及与诸国的关系做过系列研究（939—94）。以研究中国法制史著称的仁井田升，有多篇有关元代法制的论文《元明时代之典当契约研究》（938）、《lt;元典章gt;之成立与lt;大德典章gt;》（940）、《元代刑法考》（94）、《元明时代之村规与佃作证书》（98）等。三十年代，一批日本考古学者在“东亚考古学会”的组织下，深入内蒙古各地进行多次调查，主要成果有水野清二、江上波夫所编《内蒙古长城地带》（935）和原田淑人所编《上都——蒙古多伦诺尔的元代遗址》（94）。原田淑人和驹井和爱都撰有元上都城遗迹的发掘调查报告（938、940），江上波夫撰有《百灵庙鄂伦苏木元代汪古部王府址之发掘调查》（942）、《汪古部之景教及其墓石》（95）等文。研究东方基督教史专家佐伯好郎撰有《内蒙古百灵庙附近之景教遗迹考》及续考（《东方学报》，939、940）。 前田直典（95—949）是一位极聪敏、勤奋的学者，939年东京帝大东洋史学科毕业后即疾病缠身，仍顽强不息，短促一生中写下了多篇高水平的论文。关于元代钞法，有《元纸币的式样》（943）、《元代之货币单位》、《元代钞的发行制度与流通状态》（944）和《元代纸币的价值变动》（947）构成对元钞法全面的研究；其《元朝行省的成立过程》（945）一文对蒙元时代行政机构作了精细研究；《十世纪时代之九族鞑靼》（948）是他研究从回鹘汗国灭亡到蒙古国建立这段历史时期漠北诸部族历史的第一篇论文，提出了许多极有价值的创见，惜因早逝而未能完成这一重要课题的系列研究。尽管他的著述不多，但被公认为是最优秀的元史研究者之一，973年出版了他的论文集《元朝史研究》。 佐口透（9生）着重于蒙元时代中亚史特别是察合台汗国的研究，撰有《伊斯兰世界之察合台兀鲁思》（94）、《察合台汗及其时代》、《4世纪大汗国与西方三王家的连带性——察合台兀鲁思研究》（942）、《蒙古统治时代之畏兀儿》、《元代中亚站赤考》、《元代塔里木南边地带》（943）等一系列论文。五十年代后主要研究清代中亚史，元史方面的重要著述有《蒙古帝国中之庸兀人》（950）、《蒙古帝国与西洋》（977，《东西文明之交流》丛书中的一种），并出了多桑《蒙古史》全书新译本（—，98—979）。 护雅夫的研究领域为古代北亚史，特别是突厥史和蒙元史。后一方面的重要著述有《探马赤部族考序说》、《元初之探马赤部族》（944）、《那可儿考》、《那可儿序说》（952）、《lt;元秘史gt;之“斡孛黑”语义考》（955）、《元代畏兀儿土地买卖文书一通》（93）等论文，著有《游牧骑马民族国家——“苍狼”的子孙》（97），并出了卡尔平尼、卢勃鲁克行记的译本（9、979），参与编撰大型世界史著作中的《北亚史》（98）。 野上俊静专长于元代佛教史特别是喇嘛教研究，四十年代以来发表有关于元代之功德使司、佛道两教之争、宣政院、上都之佛教、帝师、佛教徒与释囚问题、喇嘛教与汉人佛教、喇嘛教与民众等一系列论文，均收入其论文集《元史释老传之研究》（978）。窪德忠是道教史专家，对金元道教特别是全真教很有研究，撰有《金元时代道教概说》（943）、《金元道教团之性质》（95）、《初期全真教的发展过程》（954）、《元代佛道论争研究序说》（94）、《全真教之成立》（9）、《元代佛道关系——以lt;至元辨伪录gt;为中心》（987）等论文。研究中国科技史的专家薮内清，四十年代以来发表了多篇有关元代科学技术的论文，他主编的《宋元时代科学技术史》（97）汇集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科学研究班成员在天文历法、数学、农业、医药、军事等专门领域的研究成果。 二战之后继踵而起的蒙元史学者中，本田实信的成就十分引人注目。 949年他毕业于东京大学东洋史学科，继入大学院攻读蒙古史，开始了从波斯原文翻译《史集》的宏伟工作，并依据《史集》与《秘史》及其他汉文史料对勘，撰写了《成吉思汗十三翼考》（952）、《成吉思汗的千户》（953）两篇论文，取得突破性进展。其后到剑桥大学攻读伊朗学，获得博士学位，研究领域扩展到伊朗中世史特别是伊利汗国史。发表论文有《伊利汗国之iqta制》、《合赞汗之税制改革》、《成吉思汗之军制与部族制度》（9）、《蒙古人之誓词》、《3、4世纪波斯语文献中之突厥、蒙古语》（95）、《阿母河行省考》（97）、《蒙古之游牧官制》（982，主要依据伊利汗国末期文献《有关官职任命之书记规范》研究营帐官yurthi与掌管遗失物bularghuhi）、《札剌亦儿朝之蒙古异密》（983）、《孙丹尼牙建都考》（987）等多篇；《史集》译注工作继续进行，已完成《部族志》部分（刊印中）。著名蒙古语专家小泽重男对中古蒙语有精深研究，五十年代以来发表了多篇考释《元朝秘史》用语的论文，其巨著《lt;元朝秘史gt;全释》（5册，984、988）着重语言学的考释，把《秘史》研究水平大大推进了一步。岡本敬二是东京中国法制史研究会进行的《元史·刑法志》研究和《通制条格》研究两大项目的主要参加者，并是这两部《研究译注》的主编。此外，他还撰有《元代之怯怜口与媵臣》（953）、《元代之法律》（9）、《lt;吏学指南gt;之研究》、《lt;元史gt;学规篇分?析》（92）、《元代之奴隶制》（98）等多篇论文。胜藤猛参加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元典章研究班的工作，其间撰有重要论文《关于元朝初期的胥吏》（958）。后与岩村忍合著《大蒙古帝国》一书（95），并著有《忽必烈汗》（9）、《成吉思汗——草原世界帝国》（972，“人与历史丛书”之一）两部传记，以及《旭烈兀西征》（97）等论文。井之崎隆兴对汉人世侯做了两方面的专题研究，分析了河北和山东地区两种类型的世侯（954）以及世侯在元朝建立过程中的作用（9）；他还撰有《元代“社”制的政治考察》（95）和《元代竹专卖及其意义》（957）。山口修主要研究元朝侵日战争（9）及相关日本史料，著有《蒙古袭来——元寇之真实记录》一书（94）。伊藤幸一就元朝建立前后蒙古族的社会经济——畜牧、矿业、货币、土地所有制（游牧社会的封建制）、“森林之民”等问题写了几篇论文（955—93），出了一本《蒙古社会经济考——以元朝成立期为中心》（95）。 丹羽友三部主要研究元代官制，著述颇多，先后发表阐述元代地方行政系统、行省制度、达鲁花赤、御史台和地方监察机构以及监察官分巡制度、仓库制度、枢密院和行枢密院、俸禄制度、诸寺监机构等备方面论文十余篇，并校订、译注了《宪台通记》（98、99，分两篇刊载于《三重法经》）。此外，他还撰有《lt;岛夷志略gt;成立年代考》（953）、《元代中国爪哇交涉史》（书、953）以及研究元征爪哇问题的三篇论文（954、972、974）。其后，牧野修二在元代官制研究方面更为深入、细密，先后发表有《十道宣抚司——忽必烈政权集权化的布局》（95）、《元朝中书省的建立》、《关于元代升官规定之一考察——特别是汉、南人路府州县官的情况》（9）、《元代勾当官体系之研究》—5（972—97）等论文。《勾当官》一文经补订于979年出了单行本，分五章考察了见习吏员、司吏、书吏、典吏、令史与掾史，是对元代吏制中最重要部分的系统、深入的研究。他又研究元代教育，撰有《元代之儒学教育——以教育课程为中心》、《关于元代庙学书院之规模》（979）、《元代生员之学校生活》（980）等文。近年发表的论文有《成吉思汗攻金》—3（98—988）和《金末元初士人的转变》（987）。宋史专家柳田节子着重于乡村各阶层地位及其赋役负担研究，兼及元代，撰有《元代乡村之户等制》（977）、《元朝治下农村社会之回民》（98）等文，其代表作《宋元乡村制研究》（98）对了解元代乡村社会结构很有帮助。 海老泽哲雄曾参加《元史·刑法志》的集体研究，并撰写《有关“约会”的记录》（92）。他研究的课题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蒙元制度，发表有关于封邑制度（92、9）、探马赤军、蒙古军人与汉人奴隶（9）、投下制度（97）、怯怜口（99）、东道三王家（973）以及僧道免税问题（98）等论文多篇；二是蒙古与西方的关系，撰有《蒙古帝国·西域交涉史上的一个问题——关于野里知吉带致路易九世信》（97）、《论蒙古帝国的对外文书》（979）、《所谓“蒙古使节”访问路易九世事件》（980、《关于285年阿鲁浑汗致教皇信》（982）和《蒙古帝国对外文书管见》（987）。 吉田顺一着重古代蒙文历史文献和蒙古游牧经济及社会制度的研究，著述颇丰，主要论文有《元朝秘史之历史性》（98）、《罗卜藏丹津黄金史引用之秘史》（972）、《阿萨拉格齐史与秘史》（978）、《—3世纪蒙古人之游牧与狩猎》（98）、《蒙古帝国时代蒙古人的游牧与转移》（983）等多篇，并撰文就游牧封建制问题和魏特夫的“征服王朝论”提出自己的见解。萩原淳平的主要研究领域为明代蒙古史，蒙元史方面也有几篇重要论文《木华黎王国的成立过程》（978）、《木华黎国王麾下探马赤军考》（977）和关于这个问题的《再论》（982，与杨志玖讨论）、《成吉思汗陵墓与鄂尔多斯——以忽必烈的蒙古政策为中心》（987）。 大薮正哉对元代的宗教（主要是佛教）政策和法规做了一系列专门研究，论文课题包括有关僧人的出家与度牒法令、僧尼犯罪问题的规定（为《元史·刑法志》研究之一）、民间信仰的法令、僧人税粮与词讼的规定、和尚头目、江南之佛寺道观等各方面。其《元代法制与宗教》一书（983）汇集了上述研究成果。竺沙雅章对宋元佛教有精细的研究，撰有《元代白莲宗之一考察》（980）、《宋元代之慈恩宗》（983）、《宋元代杭州寺院与慈恩宗》、《宋元版大藏经考》（984）、《宋元佛教与庵堂》（987）等多篇论文。稻叶正就是研究西藏史和藏传佛教的专家，他与著名藏学家佐藤长合译了重要的元代藏文名著《红史》并加诠释（94），此外还发表有《元帝师考——以lt;红史gt;为史料》（90）、《有关元帝师的研究——以系统和年代为中心》（95）、《元代五台山之佛教》（92）、《元喇嘛僧胆巴考》（93）等论文。藤岛建树也主要从事元代宗教的研究，先后撰文论述了元朝统治者的崇佛、后妃的佛教信仰、统领佛教的中央机关宣政院及其与权臣的关系、集贤院与正一教、元朝政治与佛教、禅僧中峰明本、笑隐大昕、全真教在蒙古政权治下河东地区的发展等问题。此外还撰有《元朝治下汉人一族之进展——藁城董氏》（98）。 近二十多年，日本又连续出现了许多有成绩的蒙元史研究者。植松正侧重于元代法制与江南地区的研究，相继发表了《关于江南豪民朱清、张瑄——以其被诛与财产抄没为中心》（98）、《汇辑lt;至元新格gt;并解说》（972）、《关于元初江南的征?税体制》（974）、《元代条画考》—8（978—983）、《有关元初法制之一考察》（98，着重研究其与金制相关者）、《元代江南地方官的任用》等论文，并编制了《元典章年代索引》（980）。其《条画考》汇辑散见于诸书的元政府历年所颁各类条画，按时间先后编排，并加说明，为研究元代各项政策法令提供了便于利用的资料。原山煌的研究领域为蒙古史，主要论文有《北亚游牧民族史研究之一视点》（97）、《蒙古狩猎考》（972）、《关于蒙古游牧经济之脆弱性》（982）以及关于《元朝秘史》版本等问题的研究论文多篇，并编集了一本收录很全的《元朝秘史有关文献目录》。大岛立子主要研究元代政治与诸色户计，撰有《元朝统治汉族之一考察——以军户为中心》（97）、《元末农民叛乱的背景——江北地区的情况》（977）、《元代户计与徭役》（980）、《元代的儒户》（98）、《元代湖广行省的统治——以对溪洞民的政策为中心》（985）等论文；最近出版的著作《蒙古之征服王朝》（992），第一篇综述元朝前期史和统治机构，第二篇研究了元朝的税制和诸色户计中的匠户、军户、儒户，这一部分是作者多年研究的着力点。太田弥一郎研究重点也是户籍与赋役制度，论文有《元代的汉军户及其农业生产》（974）、《元代站户的形态——以马站户和水站户为中心》（977）、《元代之种佃户》（979）、《元代之哈剌赤军与哈剌赤户——探马赤户之理解》（98）、《元初之合户制与课税户》等多篇。 池内功对汉人世侯作了更全面和深入的研究。其系列论文《蒙古经略金国与汉人世侯的形成》—4（980—98）搜集了河北、山东和山西地区四十多家大小“世侯”资料，修订了爱宕松男所列“世侯分布表”，并一一分析了他们归降蒙古的方式和在蒙古攻金中的作用。《李全论》（977）、《史氏一族与蒙古攻金》（980）和《阿里不哥战争与汪氏一族》（98）分别考察了三家世侯的不同背景、地位及其与蒙古统治者的关系。相关论文还有《忽必烈政权的成立与其麾下汉军》（984，研究忽必烈建立以汉军为主的直属军的原因以及汉军在战胜阿里不哥中的作用）等。松田孝一对分封制度作了多项深入的个案研究，利用波斯文史料与汉文史料相比勘，取得了突出成绩。其《蒙古的汉地统治制度——以分地分民为中心》（978）、《元朝的分封制——以安西王事例为中心》（979）、《旭烈兀的东方领地》、《云南行省的成立》（980）诸文研究了蒙古贵族的汉地食邑分封和宗王封藩出镇制度；《海山之出镇西北蒙古》（982）和《灭里帖木儿及其势力》（988）研究了漠北地区镇边宗王的权力和阿里不哥家族受封的蒙古军民。 杉山正明着眼于大蒙古国的构成——成吉思汗子弟分封和东西道诸兀鲁思的研究，论文有《蒙古帝国之原像——以成吉思汗一族分封为中心》（978）、《忽必烈政权与东道三王家》、《豳王出伯及其谱系——元明史料与波斯文lt;贵显世系gt;的比较研?究》（982）、《两支察合台家族》（983）、《34年前后之元西境兀鲁思札记》（987）等多篇。他在波斯文史料的搜集方面花了很多功夫，以波、汉文史料对勘方法研究蒙古史，故能多有创获；在本田实信主持的《史集》译注工作中他起了很大作用。此项工作的另一重要参加者志茂硕敏专长于伊利汗国史研究，主要论文有《合赞汗政权的核心群》（979）、《伊利汗国建立后的原“阿塞拜疆军政府”军队》（980，即拜住所统蒙古镇戍探马军）、《合赞汗死后伊利汗国蒙古诸势力的消长》（98）、《伊利汗国的蒙古人》（984）等篇。作者利用《史集》、《瓦撒夫史》、《完者都史》、《史集续编》、《史选》、《也里史》等多种波斯文史籍，非常详细地论列了来到伊朗的蒙古军各部万夫长、千夫长及其后裔在伊利汗国历史演变中的地位和作用。研究伊利汗国史的还有北川诚一和井谷钢造，撰有论述蒙古征服和统治波斯、谷儿只和鲁迷苏丹国的论文。加藤和秀在察合台汗国史研究方面很有成绩，主要论文有《察合台汗国的建立》（978）、《怯别与牙撒兀儿——察合台汗统治体制的确立》（982）等篇。研究元代蒙古地区和西域诸兀鲁思史的还有堀江雅明，发表论文《蒙元时代的东道三兀鲁思研究序说》（982）、《帖木格斡赤斤及其子孙》（985）、《霍格欣德尔碑与宣威军城址》（988）；村岗伦，论文《昔里吉之乱》（985）、《海都与中亚——以塔剌思大会为中心》（988）；福岛伸介，论文《关于2—3世纪蒙古社会中的“兀鲁黑”——作为亲族构造论之外婚集团分析》（985）；宇野伸浩，论文《槐因·亦儿坚考——蒙元朝之森林诸部族》（985）、《蒙古帝国之斡耳朵》（988）。 片山共夫对怯薛组织进行了一系列专题研究，发表的成果有怯薛轮番制、怯薛职掌、怯薛与元朝官制、怯薛出身者的门第、昔宝赤、必阇赤、玉典赤和八剌哈赤等各个课题的论文；其他方面的论文有《从阿合马被暗杀事件看忽必烈朝政治》（983）、《元代的士人》和《元代的乡大夫》（984）。大叶升一主要研究军事制度，论文有《元代的侍卫亲军——以蒙古、色目人军队为主体》（979）、《关于蒙古军队的编成》（980）、《蒙元朝的称海屯田》（982）、《元代的探马赤军》（984；又《再论》，988）、《蒙元朝的军队组织——以指挥系统和编成方法为主》（98）等多篇。莲见节发表有《元朝治下的蒙古地区——以“所部”、“投下”与“爱马”为中心》（980）、《探马赤考》、《lt;元秘史gt;所见之“阿勒斤赤”?与“莽来”》（982，按两词皆意为“头哨”）、《蒙古军的移动与“奥鲁”》（985）、《lt;史集gt;左翼军与木华黎军的编成问题》（988）诸?文，研究重点为蒙古军制。井户一公则就侍卫亲军的成立、诸卫的设置、侍卫亲军的构成与军官问题分别撰文作了论述（982、983、984）。 森田宪司注重利用碑刻资料，撰有《元前期石刻中所见之科举制度用语》（982，主要研究“前进士”问题）、《围绕济南路教授李庭实考察碑文撰者教官阶层》（983）、《李璮叛乱之前——根据石刻史料》（988，此文对《元史》李传有重要的补正）等文。西尾贤隆主要研究佛教史，撰有《元代江南统治中的佛教》（97）、《元代的丛林经营》（973）、《元代的童行》（975）、《元代的中峰明本及其道俗》等文。北村高也发表有这方面文章《元朝色目人也里迷失的佛教活动》（98）、《高丽王王璋之崇佛》（985）等。 蒙古从本世纪二十年代初开始，蒙古国语言、文学、历史等学科的研究逐步发展，四十年代以来更有显著进步。 92年，札木扬在车臣部一个永谢布台吉家发现了罗卜藏丹津的《黄金史》，查姆察兰诺撰《7世纪的蒙古编年史》一文作了详细介绍和研究（载《苏联东方学研究所著作集》，93），937年此书木刻本在乌兰巴托出版。这是蒙古研究史上的一项重大发现。满、汉文蒙古史料的翻译工作有组织地进行，先后有《圣武亲征录》、《元史》、《元典章》的蒙文译本（部分）。最重要的成绩是达木丁苏隆将《元朝秘史》（根据汉字音写蒙文，参考俄人柯津转写本）译成了现代蒙文书面语（947年出版；957年又以“新文字”即斯拉夫字母蒙文出版），并将见于《黄金史》而《秘史》原本没有的内容补入相应段落。达木丁苏隆是一位杰出史学家和文学家，他还著有《蒙古文学简史》（957年出版，已有汉译本），书中对《秘史》及有关蒙元时代的其他历史文学作品如《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等作了较详细评介。 五十年代，蒙古和苏联学者合作编著了第一部《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954年俄文版，955年蒙文本）。蒙古方面参加者主要有锡林迪布、达木丁苏隆、纳察克多尔吉、彭楚克诺尔布、普日勒等。95年，蒙古、中国、苏联联合发起由三国学者合作编著一部多卷本蒙古通史，先后在乌兰巴托和莫斯科召开了讨论会，拟定了详细提纲和分工计划。后中、苏两国学者没有参加撰写，由蒙古国学者于9至95年间独自编纂完成了三卷本《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9至99年出版。第一卷第二部分是蒙古兴起迄于十六世纪的蒙古诸部。纳察克多尔吉撰写了第一篇第二章蒙古封建国家的形成，第三章成吉思汗的征略，第二篇第一章窝阔台时代的蒙古帝国，第三篇第三章元代的蒙古地方，以及第四篇十四至十六世纪的蒙古三章，承担份量最多。伊西札木茨撰写了第二篇第二章贵由和蒙哥时代的蒙古帝国，第三篇第一章元朝的建立（与合撰），第二章十三世纪后半叶、十四世纪前半叶的元朝，第四章西北三汗国，第五章蒙古帝国的灭亡。比拉撰写了第三篇第六章蒙古帝国的对外关系，第七章十三—十四世纪的蒙古文化和第四篇第四章封建割据时代的蒙古文化。各章作者也就是蒙古国的主要蒙元史专家。普日勒兼长历史与考古，着重辽代至元代的研究。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他进行了一系列重要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包括苏联学者吉谢列夫领导的和林城等处发掘），收获甚丰。所撰《蒙古境内的辽代城市和居民点》（载《蒙古考古集》，莫斯科，92），全面介绍了土拉河支流喀鲁哈河旁青托罗盖故城（辽代镇州）及其东、西二小城，克鲁伦河上游温都尔汗西之二故城，中游之巴尔斯和屯一号故城等十余处辽代城寨遗址，并对照《辽史》等汉文史料作了考证。这是他五十年代发表的一系列考古报告的总结。他还撰有《关于克鲁伦巴尔斯故城的发掘与研究》（据载为顺帝北迁时所建）、《关于蒙古和民主德国联合考察团的工作》（介绍成吉思汗曲雕阿兰大斡耳朵的发掘，载《苏联考古学》2卷期）、《契丹人及其与蒙古人的关系》、《蒙古古代及中世纪城镇简述》、《成吉思汗石题铭》、《0—世纪斡难——怯鲁连诸部》、《8—2世纪斡难——怯鲁连蒙古人》等多篇文章。根据考古和历史地理调查，他写了一本《秘史地名考》（958），其中一些地名的古今勘同颇有参考价值。 纳察格多尔吉三十年代末就开始从事蒙古史研究，成果相当丰富，研究领域包括元代至清代各个时期，在档案资料的发掘和社会制度的研究方面很有建树。有关蒙元史的主要论著有《成吉思汗继承者诸汗时期蒙古帝国的封建分裂》、《论lt;白史gt;》、?《蒙古封建制的经济基础》、《游牧封建制度的特点》等多篇，并翻译过一部分《马可波罗行记》。他还与锡林迪布合撰了《喀尔喀史》（93）。近年他完成了专著《成吉思汗传》（99），正接着进行《忽必烈传》的撰写。 伊西札木茨的研究领域包括外蒙古地区古代从匈奴至蒙元各个阶段历史。蒙元史方面的主要论著有《论蒙古民族的形成》、《蒙古统一国家的建立和封建制度的形成》、《蒙古封建国家及其形成的条件》等多种。近年蒙古国正着手重编蒙古通史，这一工作就是由他主持的。 比拉着重蒙古文化史研究，通晓藏文。著有《蒙古的藏文著作》、《关于公哥朵儿只lt;红史gt;的几点评论》、《古代蒙古历史编纂?学的一些问题》、《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科学》等。最近出版了他的论文集《蒙古历史、文化和历史学研究》（东京，994）。 五十年代曾在北京大学留学，汉文甚好。他主要从事元代蒙古史研究，著有《蒙古萨满教简史》、《lt;元史gt;的蒙文翻?译》、《元代蒙古史的一些问题》、《3—4世纪的蒙汉关系》等多篇。其专著《3—4世纪的蒙古》（莫斯科俄文版，983）是他在973年所著《元代蒙古》的基础上扩充而成，特点是广泛利用了汉文史料和中国学者研究成果（约达二百种）。近年他着手修订这部著作，以便更多地吸收各国学者特别是中国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 语言、历史学家仁钦精通欧洲语文，五十年代初以来在欧洲刊物上发表了很多论文（主要用法文写成）。其有关蒙元史者有《不儿罕哈勒敦名称释》、《乌兰巴托国家博物馆藏三方八思巴字铜印》、《汉蒙文蒙哥汗祝福碑考释》等，还写过多篇研究蒙古印章学以及萨满教的文章。 《秘史》研究受到蒙古国学者特别重视，除老一辈学者达木丁苏隆外，成绩最多者应推嘎丹巴，他从六十年代初以来陆续发表《秘史》的整理、研究成果，引人注目。 959年在乌兰巴托召开了第一次国际蒙古研究大会，此后每五年召开一次，并改称国际蒙古学家大会（987年第五992年第六届大会都有我国学所谓“蒙哥汗祝福碑”即元宪宗七年外剌部驸马八立托所立“释迦院碑记”，系955年蒙古学者那木南多尔吉发现并著文作了初步研究，同时达木丁苏隆亦撰文进行考释。此碑现存蒙古国家博物馆。者参加）。蒙古史是会议的主要议题，对蒙古国和世界各国的蒙元史研究和学术交流都起了推动作用。大会秘书处编辑的《国际蒙古研究通报》，刊登各国学者的论文和研究动态报导，现已出版了0期。 其他国家匈牙利从十八世纪开始就有许多学者热心于研究匈牙利部落的东方起源，至今不衰。他们多着重匈语与蒙古语、突厥语的比较研究，取得了可观成绩。本世纪出了一位卓有成就的东方学家李盖提把该国的东方学、特别是蒙古语言、历史研究提高到先进水平。928—930年间，他在蒙古（长城——戈壁间）访问，住喇嘛庙，深入研究了南部和东部蒙古语言，并搜集了大量蒙、满、藏、汉文写本（后赠与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93年旅行阿富汗，找到并研究了当地的蒙古人及其语言。939年他创立了布达佩斯大学内陆亚洲讲座，第一个开设了蒙、藏文课程；后又创办《匈牙利科学院东方学报》（taorietalia），该刊成为国际东方学核心期刊之一；并编辑出版《匈牙利东方丛书》。李盖提的最大贡献是蒙元时期蒙文文献的整理、翻译与研究。92年他完成并出版了《蒙古秘史》的匈文译注本；其后编刊系列《蒙古语文献丛书》，其中有他的《蒙古秘史》拉丁字转写本（97）、《八思巴字文献》（972）及《索引》（973）、《前古典文献（畏兀字）》（972）、《编入罗卜藏丹津lt;黄金史gt;中的lt;蒙古秘史gt;畏兀字原文》（拉丁字转写，974）等多种。他还撰有《元文宗的蒙古名字》（《通报》，930）、《蒙文lt;萨迦格言gt;一件中世蒙文文献》（948）、《评韩百诗lt;元史诸王表译注gt;》（《东方学报》，955）、《八思巴字lt;百家姓gt;》（同上，95）、《八思巴字lt;萨迦格言gt;残页》（同上，94）、《乞剌可思书中的蒙古词汇》（同上，95）、《lt;秘史gt;中的祖先献祭》（同上，973）等多篇论文。 李盖提的学生有几位在蒙古学上也很有成就。贝塞擅长蒙古语，特别是喀尔喀和布里亚特方言研究，并撰有《关于古代蒙古人名》（《蒙古研究》，974）。他晚年从事于《秘史》中的人名和部落名研究，据悉其著作即将出版。罗纳·塔思（.roa-tas）在塞格德创立了阿尔泰研究讲座，发表过很多篇关于阿尔泰系语言、宗教、社会生活等方面的论文；其主要著作有《西藏—蒙古研究蒙古的藏语借词和古藏语方言的发展》（9）等。卡拉继承其师的布达佩斯大学内亚研究讲座并兼任匈牙利科学院阿尔泰研究室主任，研究领域颇宽，主要在语言方面，其契丹、女真语研究的论著水平颇高；有关蒙元史的论文有《云南王阿鲁的蒙古文碑铭》（《东方学报》，94）等篇。乌莱·克哈尔米（.uray-ohalmi）开始从事蒙古武器史研究，后转向历史民族学、民俗与神话研究，她的《与lt;蒙古秘史gt;民族学内容相似的西伯利亚情况》（《蒙古研?究》，970）、《草原游牧民武器装备的历史分期》（同上，974）等论文都涉及蒙元史。此外，劳林茨着重蒙古、民间故事（主要是《格萨尔》）研究，涉及蒙元史者有《lt;蒙古秘史gt;?中的历史叙事诗》（《4届国际阿尔泰学常会论文》，975）等文。他还写过一本《蒙古史》，初用匈牙利文，后译为法文。 瓦沙里的《金帐汗国》一书（布达佩斯，98）对文化、蒙古军队、国家和社会作了全面考察，精彩之处是提供了关于蒙古法与伊斯兰法、蒙古与突厥习惯法并存的重要资料（这是作者专长的领域）。但书用很少人能读的匈文写成，又无注释及文献目录，是很大缺陷。 波兰杰出的东方学家科特维奇在蒙元时期史研究上有很多贡献。他于上世纪末彼得堡大学东方学系毕业后，长期在俄国担任东方事务官职和彼得堡大学教职，讲授蒙、满语并从事研究。923年转到波兰的大学任教，开设蒙、满语及中亚游牧民族史课程；同年出任波兰东方学会会长（直到去世），后又任该会《东方学报》主编（927—939）。有关论著主要有《蒙古与畏兀儿关系的一些新资料》（《东方学报》2，924），《关于lt;元朝秘史gt;的版本》（俄《亚洲博物馆东方学?部纪要》，925），《额尔德尼召的蒙古碑铭》（俄《人类学与人种学博物馆论文集》5，925），《雷慕沙发现的波斯伊利汗信件旁注》，《再谈波斯伊利汗信件中的一些词》（原载933、93年《东方文丛》4、0，重刊于《东方学报》，950），《阿尔泰研究丛稿》（“关于驿传的名称”，“关于突厥、蒙古、满族之称号”两则，载《东方学报》2，93）等。 科特维奇的学生列维茨基专注于八思巴字与古代蒙古语研究，所著《方体字蒙文碑铭》（937）、《4世纪汉字译写的蒙古语lt;华夷译语gt;研究》（949）和《突厥语与蒙古语研究》（《东方学报》5，949。突厥—蒙古若干词语的比较研究）都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惜英年早逝。其学生卡鲁任斯基在蒙古语研究方面也有很好成绩，并出版了《蒙古秘史》的波兰文译本（970）。 捷克本世纪出了两位著名的东方学家卡尔·雅恩（arljah）和普哈（.oueha）。雅恩（90—985）在其故国和德国、荷兰、奥地利等国都工作过，长期担任维也纳大学东方研究所教授，国际性东方学期刊《中亚杂志》主编。他精通波斯、阿拉伯和突厥语，最大的贡献是《史集》的校勘和译注，先后出版了这部最重要波斯文史籍几个部分的校勘本和译本《合赞汗传》原文集校本和德文序言（伦敦，940）、《阿八哈汗至乞合都汗传》原文校勘本和德文摘要、索引（布拉格，94；海牙，957）、《拂朗史》原文校勘和法译本（莱顿，95）、《印度史》原文影印本连同其所撰有关论文（海牙，95）、《乌古思史》刊本（维也纳，99）、《中国史》刊本（维也纳，97）。此外，他还发表有《伊朗的纸币蒙古时代伊朗文化史、经济史之一研究》（捷《东方学》，938）、《关于怯失迷儿和蒙古人的札记》（《中亚杂志》，95）、《amalashri——拉施都丁的“佛之生平与教言”蒙古时期佛教的一种史料》（同上）、《关于蒙古人世系的一个印度传说》（haristeria，95）、《关于伊朗蒙古史波斯文史料之一研究》（《第五届国际阿尔泰研究常会论文》，93）、《拉施都丁对中国文化的一些观念》（《中亚研究》，970）等多篇富有学术价值的论文。普哈（90—98）从948年起一直在东方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到退休（970），并在查里斯大学开设讲座，在布拉格外语研究所讲授蒙、藏文。955年到蒙古进行了学术考察，他的研究领域包括印度学、藏学和蒙古学，尤以蒙古学方面的成就最大，特别表现在对《蒙古秘史》的研究。这方面的主要论文有《成吉思汗的谱系》（《亚洲研究》，954）、《lt;蒙古秘史gt;中的音节重复、头韵、词源和古蒙古部落名称》、《唐兀人阿沙敢不》、《lt;蒙古秘史gt;中的两个地名》（以上三篇均载《中亚杂志》，955），《马札儿、马答撒里、马察罗亦——lt;蒙古秘史gt;之一考释》（匈《东方学报》，955）、《内陆亚洲的纪年法》（《中亚杂志》，92。包括有一张西藏、古突厥、印度和蒙古历法的对应表》，《作为4世纪蒙文诗的居庸关两段蒙文碑铭》（同上，93）、《论第一部蒙古法典的内容与重建》（《蒙古研究》，970）等。其代表作《lt;蒙古秘史gt;丛考》（布拉格，95）就古代蒙古各类名称及其词源、成吉思汗的谱系、蒙古军队组织与战术、日常生活和社会组织、十三世纪蒙古文化特别是《秘史》中的韵文，以及《秘史》作者（认为是失吉忽秃忽）和原文（认为最初用汉文写成）等问题分别作了讨论，这是他研究《秘史》的总结性著作。同年还出版了他的《秘史》捷文译本。 芬兰十九世纪前期卡思特伦开始研究蒙古（布里雅特）语言和宗教。本世纪前期出了位卓越的东方学家兰史铁至92年间，他三次到蒙古作学术考察，收集了不少古代资料，特别重要的是发现了突厥文《回鹘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即磨延啜碑）和《九姓回鹘爱登里罗汨没密施合毗伽可汗碑》，同时期还考察了阿富汗和伏尔加河蒙古人。90年起在赫尔辛基大学任教（其间99—929年出任驻日本外交官），开设古蒙古语等课程。兰氏的最大贡献是阿尔泰系诸语尤其古突厥——蒙古语的比较研究，著作宏富。与蒙元史有关的论文主要有《吐鲁番出土的蒙文信件》（909）、《蒙古文方体字残片》（《芬-乌格尔学会杂志》，9）、《蒙古时代的聂恩脱里教遗迹》（934年在芬兰东方学会的讲演，发表于《芬-乌格尔学会杂志》，95）、《古代突厥与蒙古称号》（939年在芬-乌格尔学会的讲演，发表于同上杂志）等篇。所编大型《卡尔梅克词典》和《蒙古语词源字典》（935）对蒙元史研究者也是很有用的工具书。 兰史铁的学生阿尔托（etialto，97生）出色地继承了其师的事业，950年获博士学位后一直在赫尔辛基大学任教；958年起任比较语言学教授，主要为梵语和印-欧语言学，但也以很多精力从事阿尔泰系诸语特别是蒙古语研究。整理编辑老师遗著（三卷本巨著《阿尔泰语言学导论》、《卡尔梅克民歌集》等多种）是他的一大贡献。他本人的著述也很丰富。从四十年代起就开始研究《秘史》，发表有《lt;元朝秘史gt;研究史略述》（《芬-乌?格尔学会杂志》，95）等文，并完成了《秘史》的芬兰文译本（未刊）。其他有关蒙元史的论文主要有《曼纳海姆所得蒙文方体字残页》（《东方研究》，952。本文最早发现此件木刻八思巴字蒙文残页是《萨迦格言》的第一页左下角，并指出这一残页首次证明了元代八思巴字用于印刷）、《蒙文方体字〈萨迦格言〉的第二张残页》（《芬-乌格尔学会杂志》，954）、《成吉思汗的名号与印玺》（匈《东方学报》，93）等多篇。丹麦893年，哥本哈根大学教授陶木生 以解读通古突厥文碑文的划时代成就奠定了丹麦东方学的国际地位。其后，格伦贝克（aaregrobeh，90—957）从事突厥学、蒙古学研究，有不少重要著述。他曾参加938—939年的蒙古考察。长期担任哥本哈根大学教授，开设蒙古语等课程，与他的学生克鲁格（美国学者）合著了一部《古典（书面）蒙古语导论》（955）。 意大利三十年代，由杰出藏学家杜齐发起创建了意大利中东远东研究院，杜齐担任副院长、院长，先后创办研究院院刊《亚洲研究》（siatia，935—943）、《东方和西方》（950—978）并担任主编；从950起又主持编辑出版《罗马东方丛书》。中东远东研究院及其刊物、丛书成为意大利东方学的中心机构和园地。杜齐的藏学论著达百余种，成就之大无与伦比。所撰西藏宗教与历史的著述中有不少涉及蒙元史的内容，尤其是其三卷本巨著《西藏画卷》（罗马，949），收入了许多种重要藏文史料，包括沙鲁寺2件元代文书（原文与英译）、《萨迦世系》、《沙鲁世系》、《如意宝树》等等（英文摘译）；第一卷开头就是一篇很长的《3至8世纪中部西藏简史》，对元代西藏有较详细论述。 杜齐的学生毕达克也是著名藏学家，他在蒙元史尤其是元代西藏史研究方面有更多成绩。他曾对蒙元朝与西方的关系作过研究，撰有《赴蒙古汗廷的教皇使者卡尔平尼》（《东方与西方》，955）、《蒙古帝国的意大利商人》（《亚洲杂志》年在“0—3世纪东亚多国关系”学术讨论会上提出了长篇论文《西藏与宋和蒙古的关系》（收入罗沙比编的会议论文集hiamogequals，加州大学出版社，983），从此对元代西藏史研究产生了浓厚兴趣，连续发表《元代中国的藏族政治家桑哥》（匈《东方学报》，980。此文最早据《汉藏史集》资料指出桑哥出身于藏族噶玛洛部落）、《蒙古在西藏的括户》（《纪念黎吉生西藏研究文集》，980）、《西藏边境地区的元朝机构》编《西藏研究》，慕尼黑，988）、《元代关联西藏的诸王》编《印度-西藏研究》，990）等论文。990年出版的专著《中部西藏与蒙古人》（《罗马东方丛书》第5种）是他这方面研究的总结性成果。此书对蒙元朝统一西藏的经过（元与萨迦关系的建立）、统治制度（宣政院、帝师、行政机构、本钦、括户、赋税、万户、驿站）和萨迦权力的兴衰等作了全面考述，其最大价值是利用了大量藏文史料，包括意大利中东远东研究院图书馆所藏的数种木刻本和手稿。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远东系教授罗意果（igorderah·iltz，）是目前国外蒙元史研究成果最丰硕、贡献最突出的专家之一。他兼精蒙、汉语文和历史，善用语言比较方法。9年以《3世纪蒙汉文化的接触——耶律楚材研究》获澳国立大学博士学位，此后一直以蒙元前期史为主要研究方向，研究重点之一是汉蒙文化接触的相互影响与演变，其耶律楚材研究，尤其是长篇论文《蒙元早期华北人物述略》（《东方经济史社会史杂志》，9）可视为这方面的优秀代表作。此文全面、深入地考察了蒙金战争期间契丹、女真、汉人士大夫（官僚、士人、宗教首领等类）和地方武装头目的背景、动向以及他们在蒙古灭金和统治华北中的作用，有许多很有见地的中肯论析。他还完成了耶律楚材《西游录》的英文译注本，注释很详细。另一个研究重点是《元朝秘史》和早期蒙古国家。95年他就写过一篇《蒙古秘史年代考》（载《华裔学志》），97年起连续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远东史集刊》上发表其《秘史》英文译注，至985年刊载完毕。其注释兼顾历史和语言，最突出的特点是广泛吸收各国（包括中国）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不啻为读者提供了一份详细的研究文献目录。972年出版了《秘史》的拉丁字转写和用计算机做出的最全索引，极便读者。这方面的重要论文有《论成吉思汗帝国的思想基础》（《远东史集刊》，973）、《罕、合罕和贵田印玺》以及近年发表的《成吉思汗/合罕称号再探》（《庆祝鲍培教授九十寿辰论文集》，989探》一文回顾了前人关于成吉思汗称号的各种解释，最后根据新获得的语言学证据，即九至十世纪的一件叶尼塞古突厥文墓铭中的igis一词（法国学者巴津于985年才确定了此词的正确读法），证明“成吉思”之号来自这个突厥词，意为“凶猛的”、“强硕的”、“坚固的”；在讨论“合罕”一词时，罗氏详细引述了伯希和未刊手稿《4世纪的一部阿拉伯—蒙古词汇和一部汉蒙词汇》中有关此词的注释及其他论著中的论述，将伯希和的见解概括为六点，作了评介。此外，他主编的《金元人文集传记资料索引》（3卷，970—979），除文集外还收罗了元代政典、别史、游记、方志、金石、释道史著等类书，较前人同类索引书更为齐备。他与萧启庆、陈学霖共同编撰（并邀约其他学者参加撰稿）的《元人传记》（yuaersoalities），陆续在《远东史集刊》刊出，第一部分（成吉思汗至忽必烈时期）已完成出版。 由于蒙元史学科的世界性特点，很多国家都有学者从事研究。如伊朗学者对波斯文史料和伊利汗国史的整理与研究，阿拉伯国家学者对阿拉伯文史料和蒙古与阿拉伯世界关系的研究，印度学者对蒙古帝国前期入侵印度诸役以及察合台汗国、伊利汗国与印度关系的研究，朝鲜、越南、缅甸、印尼等国学者对蒙元朝与本国关系的研究，都各有特色。韩国资深学者高柄翊撰有《4世纪高丽—蒙古关系的一个方面》（第一次亚洲历史学家国际会议论文，90）、《伊斯兰教徒与元代社会》（《历史学报》，9）、《蒙古—高丽之兄弟同盟的性质》（《白山学报》、99）、《3世纪蒙古征服与统治的模式》（第三次东亚阿尔泰学会议论文，970）等论文。金浩东是专长内陆亚洲史研究的中年学者，在汉城大学东洋史学研究室编的多卷本《讲座中国史》第三卷（989）中撰写了《蒙古帝国的形成与发展》一章，并撰有《前期蒙古汗国的继承斗争与部族政治的特征》（《东洋史学研究》，990）等文。中年学者李玠奭专事蒙元史研究，撰有《元代儒户之一考察》（《东洋史学研究》，982）、《元好问士大夫意识之一考察》（《高柄翊先生问甲纪念史学论丛》，984）、《蒙古帝国成立期之商业一考》（庆北史学》，98）《郭畀〈云山日记〉之一考察》（同上，99）等文。加拿大的蒙古研究者于975年创办了加—蒙学会的蒙古研究杂志《加—蒙评论》（由萨斯喀彻温大学出版），发表各国学者的论文。加拿大从事蒙元史研究的学者有斯各特（.sott）、施文林等人。斯各特有关蒙元史的论文有《北蒙古的契丹居民成吉思时代前社会、文化史之新资料》（《加—蒙评论》，975）、《两种已刊金帐汗诏书集书评》（同上，讨论俄国学者贝勒津和普里舍尔科夫9年出版的《颁给斡罗思总主教的可汗诏敕》）等篇；施文林通汉、蒙文，主要研究中国古代诗文，元史方面撰有《耶律楚材在撒麻耳干》（《加—蒙评论》然居士集》中河中城诸诗的译释）等文。 第八章本卷编写旨趣以上所述当前可供蒙元史研究的海内外资料，非常丰富。而在马克思主义原则指导下的蒙元史研究，也开前所未有的局面。在这样的基础上来写蒙元史，应提出新的要求。在文字的表述上，也应给更广大的读者提供尽可能的方便。 蒙元时期的中国史，是继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之后，民族重新组合的第二个时期。我们没有使用普通所谓民族融合的概念，这是因为，融合是一件十分复杂而又需时长久的事情。民族之间在同一个地区互相往来，一直互通婚姻，都很难说是实现了民族融合。但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拆散了一些民族共同体，又另外组合了一些共同体，说组合是可以的。组合有利于融合，但历史的意义不一样。蒙元时期，因为战争多，交通发展，商业、旅游也发展，民族的迁徒分散和重新组合，都是显而易见的。这是蒙元时期民族关系上的重要现象，论述这些现象，是本卷应该担负的任务。但是要详细去说明有关各民族的原有状况及后来的流转变迁以至对当时和后来的影响，是一件很艰巨的任务，我们只能量力而行，还不能一下子解决很多问题。 蒙元的武力是显赫的，它使用武力的破坏性也是很显然的。另一方面，在农业、手工业和文化的发展上，也都有显著的成就。物质和文化的交流也空前高涨。如何评价蒙元时期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的地位，是需要结合史实，予以全面考虑的，单独强调哪一个方面，都是不公平的。 蒙元史编写中很麻烦的问题，是译名的不统一。我们在编写中努力做到译名的统一，但仍有不少不统一的地方，一时难以解决。这也要实事求是，不应强求一致。 乙编综述第一章国号、年代和分期第一节国号和年代元朝的历史，从成吉思汗建国漠北算起，到元顺帝退出中原、大都被明朝占领为止，首尾3年（20—38），历4帝。 20年，金朝封授的“诸乣总帅”、蒙古部首领铁木真，在兼并漠北各部后，于斡难河（今鄂嫩河）之源称帝建国。铁木真受群臣所上尊号，称“成吉思汗”（is-qa），国号为“大蒙古国”（holulus）。元朝人把这一年视为本朝肇建之始。成吉思汗建国后，就开始进行征服邻国的战争，占领了中原和西域广大地区。229年，窝阔台继承帝位。这时，成吉思汗子、弟诸支宗王各有封国（ulus），封国之君皆称汗（qa）号，于是共尊窝阔台为“合罕”（qagha），即大汗。此后，元朝每代皇帝都拥有这一尊号。235年，窝阔台在斡儿寒河（今蒙古鄂尔浑河）旁兴建哈剌和林城（简称和林），作为大蒙古国的都城。 20年，忽必烈即帝位于漠南开平城（其王府所在地，今内蒙古正兰旗东北）。他采用“汉法”，对蒙古国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以前，蒙古诸帝都未立年号，只用十二生肖纪年（汉文文书中或直译鼠儿年、牛儿年，或改为干支），忽必烈参照“前代之定制”建元纪岁，以即位当年为中统元年。中统四年（23），升开平城为上都，次年，以燕京为中都（272年升为大都，今北京），政治中心从漠北转移到中原汉地。至元八年（27）采纳刘秉忠等汉人文臣的建议，建国号为“大元”。《建国号诏》中说“诞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绍百王而纪统。肇从隆古，匪独我家。”表明建号是遵循中原“古制”行事，进一步确定本朝的正统地位。诏书又称，《圣武亲征录》作“察兀忽鲁”，《元朝秘史》作“札兀惕忽里”。按察兀（■a’ut～ja’ut）即辽、金用以概称北边诸属部人之“乣（音札，兀ut为蒙古语复数字尾）；忽鲁（quru-quri），《金史·百官志》释云“犹总帅也”。可知察兀忽鲁即“诸乣总帅”之意，当是临时授予的非正式官衔。参见蔡美彪《乣与乣军的演变》，《元史论丛》第2辑。 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十九载“蒙人既侵金国，乃自号大蒙古国。”元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一大元辛未年（2）下记云“大蒙古国号始建。”按蒙古侵金始于2年，在此之前，对金仍奉岁贡为属部，金朝亦以一部族视之，故其国号不闻于中原。及大举攻金，始以敌国身份相交涉，遂用大蒙古国号，并非此年才“始建”国号。元欧阳玄《高昌偰氏家传》（《圭斋集》卷十一）209年畏兀儿国相劝其主挈众“归大蒙古国”，说明2年之前已有此号。元初汉文史科中尚有“大朝蒙古国”、“蒙古大朝国”（或仅称“大朝国”）等名，都是同一蒙文国号的不同汉译。参见萧启庆《说“大朝”元朝建号前蒙古的汉文国号》，（台北）《汉学研究》，第3卷第期，985年。本朝“舆图之广，历古所无”，像汉唐那样以初起之地或始封之邑为名，都不足以显示其盛大，于是取《易经》“乾元”之义，以“元”为国号。“元也者，大也。大不足以尽之，而谓之元者，大之至也。”元朝建号以后，大蒙古国之名在汉文文书中不再使用，但并没有废除，蒙文文书中仍用此号，通常是与汉名国号并称，写作dai’holulus（大元大蒙古国），或dai’holulus（称为大元的大蒙古国）2。元朝建号后五年（27年），占领南宋都城临安（杭州），宋恭帝降；又三年，消灭南宋最后一支抵抗力量，完成了全国统一。 忽必烈以后，又经过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文宗（其前有明宗，后有宁宗，但在位时间极短）、顺帝诸朝的统治。元顺帝时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极端尖锐化，终于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元朝的统治迅速土崩瓦解。至正二十八年（38），朱元璋在应天府（后改南京）称帝，建立明朝。同年闰七月，明军逼近大都，元顺帝逃往上都；八月，大都被明军占领。两年后，元顺帝死于应昌（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达里诺尔西），太子爱猷识理达腊继位，退到和林。他和他的继承者们仍称大元和大蒙古国号，明人称之为“北元”。名义上，元朝还没有亡，但从全国范围看，元朝的统治已在38年被推翻，由明朝取而代之。 《经世大典叙录·帝号》，《元文类》卷四○。 2参阅柯立夫年的汉-蒙文忻都公碑》，《哈佛亚洲研究杂志》2，949年。 第二节分期元朝一百六十余年历史，大体可分为四个时期，每个时期各有特点。 一、前四汗时期（太祖、太宗、定宗、宪宗，20—259）。（）这个时期，蒙古统治者不断地进行大规模的征服战争，时间长达半个多世纪，地域从朝鲜半岛直到东欧，建立了空前庞大的世界帝国。（2）大汗的政令、军令行于全境，整个大蒙古国基本上维持着统一局面，但西北各汗国逐渐出现分裂的倾向。（3）政治中心在漠北，保持以蒙古本土为主体、对辽阔的被征服地区实行统治的体制；其统治方式和剥削方式虽因不同地区社会经济基础的差异而有一些变化，但基本上是推行蒙古制度。 二、忽必烈时期（20—294）。（）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帝位之争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西北各汗国进一步独立化，原属大汗政府直接管辖的西域各地区也分别被他们所控制，大汗只能统治蒙古本土和原金、宋、西夏之境以及大理、吐蕃、畏兀儿诸地区；尽管忽必烈的大汗地位最后得到了各支宗王的承认，但大蒙古国实际上已分裂了。（2）忽必烈推行“汉法”，改革旧制，立年号，置省部，定都邑，建国号，确立了以中原封建王朝的传统制度为主干的中央集权体制。忽必烈的政治、经济改革，使长期遭受战争破坏的中原社会经济逐步恢复。但为了保证蒙古贵族在政治上的优势地位和经济上的特权，又保留了不少蒙古制度，两种制度的矛盾冲突，使得采用“汉法”的进程出现起落反复现象。（3）灭南宋后，忽必烈继续进行野心勃勃的海外远征，又多次出兵讨伐北方蒙古诸王的叛乱，征调频繁，军费浩大，不得不增加剥削，因而未能在大统一后给人民以较长期的休养生息机会，影响了社会生产的发展。 三、元代中期（包括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文宗诸朝，295—332）。（）成宗时期，内外战争基本停息，政治上继续奉行忽必烈的采用“汉法”政策；仁宗、英宗进一步实行改革，如广用儒臣，恢复科举，颁布《通制》，经理田赋，限制投下权力等。虽然改革屡遭挫折，但终究造成不可逆转的趋势。（2）统治集团内部各派的争权夺利和行“汉法”与反“汉法”的斗争交织在一起，每一次的皇位的交替都伴随一场激烈的政治上甚至军事上的争斗，到文宗即位初竟发展为大规模内战。政局不断动荡削弱了元朝中央政府的统治地位。 四、元代末期（顺帝朝，333—38）。（）统治集团的日益严重，军政废弛，吏治败坏，脱脱当政时虽然力图更新政治，但已难于挽回颓势。（2）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极端尖锐化，终于爆发了红巾军大起义，元朝统治土崩瓦解。 第二章疆域与政区第一节疆域元朝的疆域，名义上应包括“大汗之国”和西北各“宗藩之国”2——伊利汗国、察合台汗国、钦察汗国和窝阔台汗国3的统治区。至元二十二年（285）元世祖诏修全国舆地图志，主持其事的秘书监臣奏称“如今日头出来处、日头没处都是咱每的”，宜将秘监所得“回回图子”（指西域地图）与汉地、江南各省舆图“都总做一个图子。”4据许有壬《大元一统志序》云“我元四极之远，载籍之所未闻，振古之所未属者，莫不涣其群而混于一。”5《元史·地理志·序》谓元之幅员“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有难以里数限者矣”。并附载了西北各宗藩位下所属城邑、地区名称。现存元人绘制的舆图，也都包括有西北各汗国之地，尽管画得十分粗略。这反映了元朝人是把西北各汗国视为本朝“大一统”疆域范围之内的。 成吉思汗开始的征服战争，把大蒙古国的统治地域西面扩展到多瑙河、小亚细亚和两河流域，东面到朝鲜半岛，南面到西藏地区和南中国海，北面包有西伯利亚。元世祖忽必烈以前，大蒙古国全境是统一在大汗的统治之下的。成吉思汗分封其弟拙赤、合撒儿、合赤温、铁木格斡赤斤和别里古台于蒙古的东部地区，分封其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于阿勒台山迤西，形成大蒙古国内的几个宗王封国。大汗直接统治怯绿连河至按台山地域；所征服的中原汉地和中亚、波斯地区，分别设置了统治机构，形成由大汗政府管辖的三个大地方行政区，在汉文史料中分别称为“燕京等处行尚书省”（以燕京为治所，统治中原汉地）、“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以忽毡为治所，管辖畏兀儿地至河中地区）和“阿姆河等处行尚书省”（以途思为治所，管辖阿姆河以西之地）。除上述三大地方行政区外，宪宗时代还可能在斡罗思之地也委派了大汗政府的代表，增置第四个行政区。但是由征服建立起来的如此庞大的帝国，各地区之间距离遥远，民族、文化背景各不相同，很难维持长久的统一。宪宗时期，分裂的倾向就出现了。 中统年间（20—24）持续四年的争夺皇位战争，是大蒙古国历史的转折点。元世祖忽必烈依靠中原汉地雄厚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战胜了据有蒙古本土的阿里不哥。忽必烈的胜利使他的全蒙古共主的地位得到了所有宗王名见《史集》波斯文mali-i-qa’a，为元朝政府直接统治地域。 2名见《元史·文宗纪》。 3元武宗时，窝阔台汗国灭，其地一部分归属元朝，一部分为察合台汗国所并。4《元秘书监志》卷四。 5《至正集》卷三五。 的承认，但实际统治范围却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是西北各汗国的独立化和半独立化。其次，在争位战争中，忽必烈为取得旭烈兀和察合台后王阿鲁忽的，以大汗名义将阿姆河以西直到密昔儿（埃及）界上的所有蒙古军队和“大食百姓”委付给旭烈兀掌管，将阿勒台山以西直到阿姆河的所有百姓和部落委付给阿鲁忽掌管，阿勒台山以东直到海滨则由自己掌管。这虽然是战争中的权宜之计，而且只意味着划分“掌管”和“防守”区域而不是划分领地归属，但从此以后，原由大汗政府管辖的波斯和中亚两大行政区，实际上分别成为伊利汗国和察合台汗国的统治区。斡罗思之地距离蒙古国中心甚远，早已处在拔都家族控制之下，大汗政府在那里的影响力很小，忽必烈以后完全成为钦察汗国的属境。于是，元朝政府直接统治的地域就只限于中书省直辖诸路、各行省以及宣政院所辖吐蕃地区。元世祖时期还基本上保持着对东部天山的畏兀儿地区和塔里木盆地诸绿洲的统治，但西北叛王海都、都哇多次侵扰并曾短期占领过这些地区；成宗以后，大部分被察合台汗国所据，元朝仅保有哈迷立（哈密）之地，用以安置忠于朝廷的一支察合台后裔。《史集》第2卷，汉译本页299。下引《史集》未注版本者皆据汉译本。第二节都城、两都制度成吉思汗的大斡耳朵设在怯绿连河上游的曲雕阿兰之地（今蒙古国肯特省温都尔汗西南）。235年，太宗窝阔台始于鄂尔浑河上游旁建哈剌和林城（今蒙古国哈尔和林）为国都，并建立四季行宫于和林周围。252年（元宪宗二年），忽必烈受命统领漠南汉地，遂南驻金莲川（滦河上源，今河北沽源县至内蒙古正兰旗一带）。其地本辽、金皇帝避暑之“凉陉”，原名曷里浒东川，因遍地生长金莲花，金世宗改名金莲川，于此建景明宫为驻夏行宫。金莲川地处蒙古草原南缘，又东近“松漠”（大兴安岭南端，西拉木伦河源之森林地带），是驻夏和狩猎的好处所。其地理位置也十分重要，北与游牧诸部落牧地相连，南隔重山就是燕京地区，是中原与北方民族进行物产交易的场所，辽、金均于此置有榷场。金朝于此置桓州为边防重镇西北路招讨司的驻所。忽必烈在金莲川建立藩府，广招人才，讲求治术，奠定了立国中原的基础。25年，命书记刘秉忠相地建城为永驻之基，遂选定桓州东、滦河北龙冈之地建造了开平城，移藩府于此。20年三月，忽必烈于开平城召集诸王贵族选汗大会，被推举为大汗，开平成为临时的汗廷所在地。四月，阿里不哥也在和林宣布即大汗位，形成南北两汗争立局面。阿里不哥虽据有国都，名分上暂占优势，但军事和经济实力完全不能与据有汉地的忽必烈相抗衡。自太宗窝阔台时代以来，每年都从汉地运送大量粮食和各种物资到哈剌和林，那里军民的生活需求赖以维持。忽必烈切断了汉地对哈剌和林的例行物资供应，立即就使阿里不哥陷入绝境2。军事连连失利，宗藩也不再听命。僻在漠北的哈剌和林地位十分脆弱，不再适合作为已统有中原和西域广大地区的蒙古国的国都。忽必烈既已在中原汉地奠下了政权的基础，当打败阿里不哥、占领哈剌和林后，就不再把汗廷迁回本土，而选择了燕京作为新都。 早在即位之前，忽必烈就曾与亲信部属商议建都之地。霸都鲁建议“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燕京是辽代五京之一的南京，自金海陵王贞元元年（53）迁都于此，改名中都，它一直是金朝的政治中心。蒙古占领后，复称燕京，成为蒙古国汉地统治机构的首府——“燕京等处行尚书省”的治所。中原汉地民丰物阜，远优于漠北本土，在蒙古国所有统治地域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以忽必烈为代表的有见识的蒙古《辽史·太祖纪》三年（909）二月，“置羊城于炭山北，以通市易”。炭山即滦源之大马群山。《金史·地理志》载北羊城置有榷场，“以易北方牧畜”，应即辽之羊城。据王恽《中堂事记》，察罕脑儿南半日程有榷场峪，“盖金初南北互市之所”，当即此羊城榷场，应在今沽源附近。2《史集》汉译本第2卷页9、29。 《元史》卷一一九《木华黎传附霸都鲁传》。 贵族认识到，随着蒙古国从一个草原游牧的国家发展成为统有中原的“大朝”，政治重心势必要转移到中原。而以前朝政治中心燕京为新朝都城，正是这一历史趋势的必然选择。忽必烈从即位初年起就驻冬于燕京2，并设置了开平至燕京完备的驿路系统；中统二年开始修复燕京旧城，指定了中央政府——中书省的衙署，又封皇子真金为燕王、领中书省事；同时着手营造燕京宫室3。这表明忽必烈即位之初就已决定定都燕京。同时，塞北草原城市开平对忽必烈联系与控御漠北本土的诸王、贵族势力，保持蒙古人的优势地位和游牧生活习惯来说，仍具有燕京不能替代的作用。于是形成了南北两都的格局。中统四年（23）五月，正式将汗廷所在地开平定为上都；五年八月（改至元元年），改燕京为中都。《建国都诏》称中书省奏“开平府阙庭所在加号上都外，燕京修营宫室，分立省部，四方会同，乞亦正名”事。准奏，可称中都路。其府号大兴。 元代的两都制度从此确定。 定都以后，即大规模进行两都宫室、城郭的扩建、改建，由太保刘秉忠主持。至元三年（2），拆迁汴京熙春阁建材至上都，于宫城内建大安阁，是为举行即位大典及其他重大典礼的正殿。上都城西草原中，仿漠北旧制建立宏大的帐殿失剌斡耳朵（又称棕殿），主要为举行诸王、贵戚、大臣等大宴（诈马宴，即只孙宴）之所，上都西南和东南分别建立行宫——西凉亭（即察罕脑儿行宫，今河北沽源北小红城）2和东凉亭（即只合赤八刺哈孙，今内蒙古多伦县北）为游猎驻跸之所。至元四年，开始中都城的全面改建，不用金中都旧城址，而于其东北另建新城，历时十年，先后建成新宫城、诸殿堂和皇城，十三年全城竣工，并先于至元九年就改中都为大都，定为首都。中统四年以后，两都巡幸形成定制，元代诸帝皆遵循不变。一般是每年二月或三月从大都北上，八月或九月自上都南还。仁宗时多推迟至四月启行北巡，八月即返抵大都；到顺帝时，四月至八月成为固定的北巡时间，驻跸大都的时间延长到八个月。皇帝北巡期间，除后妃、怯薛外，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及其他中央官署的主要官员也从至上都，设衙理事，而留副职若干员居守大都，重要军政事务需急驿奏报上都朝廷处理。也就是说，有元一代，朝廷中枢夏、秋季在上都，冬、春季在大都，保持着游牧民族行国的习俗。在上都期间，除通常政务外，还要举行“国俗”的祭天、祭祖，诸王贵2《元典章》兵部《禁使臣条画》录中统三年三月圣旨，内有“年前为杀退阿里不哥，大军回程燕京住冬”语，知自漠北还师即至燕京住冬。 3《元史·世祖纪》载中统二年十二月“初立宫殿府，秩正四品，专职营缮”，当为在开平和燕京营造宫室而设。中统四年三月亦黑迭儿请修琼华岛，说明燕京宫室营建工作已在进行。参见陈高华、史卫民《元上都》，吉林教育出版社988年版见陈得芝《元察罕脑儿行宫今地考》，《元史论集》页9—80。族大朝会（忽里台quriltai）、大宴（即诈马宴～只孙宴）和颁赐，以及大猎等活动。这些活动体现了上都在联系和控御漠北本土诸王、诸千户势力方面的特殊政治作用。大都和上都各置留守司，掌守卫宫阙、都城，内府营缮、御用车帐及殿庭诸器物供应等事。大都留守司和作为地方行政机构的大都路总管府分别设置，上都留守司则兼路管府事。两路各辖若干府、州、县。第三节中书省和诸行省中书省元世祖即位后，采用汉制建立中书省为全国最高行政机构。中书省初置于开平汗廷，而分宰臣于燕京置行中书省，左、右部亦分置。当时忽必烈政权的实际控制地域主要是中原汉地，燕京原是汉地统治机构的首府，且已被选为建都之所，忽必烈从即位初年起就驻冬于此，所以设在燕京的行中书省与作为地方统治机构的前“燕京等处行尚书省”及以后分设的外路诸行省有所不同，实际上是中书省的分署，如中书右丞相史天泽所说“虽分两省，其实一也。”大约在中统三年忽必烈驻燕京期间，中、行两省自然合并2，此后不再见“燕京行中书省”名称。 立中书省后一月（中统元年五月），随即设置了十路（又称十道）宣抚司，“以总天下之政”。十路（道）为燕京路、益都济南等路、河南路、北京等路、平阳太原路（河东南北路）、真定路、东平路、大名彰德等路、西京路、京兆等路（陕西四川等路）。每司分领一路或数路，遣藩府旧臣出任宣抚使、副，为朝廷特命使臣，监督和处理地方政务（财赋、刑罚、吏治、农桑等），大体如唐代前朝的巡察、安抚等使或宋初的宣抚使。2当时的主要目的在于整饬各路政治以稳定社会和征集钱粮以供北征粮饷，属临时差遣性质。但宣抚司无处置军务之权，使、副又多数没有宰臣职衔，不足以应付发生叛乱或社会治安等方面特殊情况，于是在一些地区改置行中书省。中统二年十一月，罢十路宣抚司。三年十二月，又立十路（道）宣慰司，分领未置行省的诸路，为中书省派出机构。 第一个在外路设置的行中书省是秦蜀行省（陕西四川行省）。中统元年五月，京兆宣抚使廉希宪到任时，阿里不哥已遣亲信大臣刘太平等“行尚书省事”于陕，联络六盘山及四川蒙古军帅，欲据有其地。希宪采取果断措施捕杀刘太平等，并征调秦、巩等处诸军进入六盘，发仓库金银充军赏，同时遣使入奏，自劾越权之罪。忽必烈赞赏他善于行权应变，并根据需要于同年八月将京兆宣抚司改置为行省，以希宪为中书右丞，行省事。此后，又相继以中书省宰执大臣行省事于其他地区，或授予进征军帅或地方官员宰执之衔，皆称行省，其中有的是临时性建置，有的则成为常设的地方最高统治机构。几经置废分合，最后稳定为十个行中书省，分统除中书省直辖诸路以外王恽《中堂事记》，《秋涧集》卷八一。 2参见前田直典《元朝行省的成立过程》，《元朝史研究朝名臣事略》卷十《尚书刘文献公》。 2姚燧撰《姚枢神道碑》载，至元二年姚枢奏章称忽必烈即位后“即用历代遗制，内立省部，外设监司”。所谓监司在这里即是指十路宣抚司。 的各大地区，形成了“都省握天下之机，十省分天下之治”的行政区划格局。吐蕃地区直属中央机构宣政院统辖，故不置行省机构，但也被视为一个行省。这样，元朝全境共划分为十二个一级政区，即中书省直辖、十行省及吐蕃之地。行省全称为“行中书省”；在设立尚书省主持政务期间，改称“行尚书省”。简称“省”。省（一级政区）的下属政区为路、府、州、县四等。一般是路领州、县（路的“亲领县”），州领县；府或隶于路，或直隶于省，下领州、县，或只领县；州隶于路、府，有些直隶于省，有些无属县。距离省治远的地区，置宣慰司，作为省（行省）的派出机构，分道领属若干路府州县。宣慰使不兼帅职，不与军政；边远地区则置宣慰司都元帅府，使皆兼帅，次之为宣抚司、安抚司、招讨司、长官司等。路、府、州、县按人口多寡、地土广狭分为上、中、下三等。 诸行省各省建置沿革及辖境分述如下（各省所辖路府州县数，据《元史·地理志》）中书省直辖地又称“腹里”，即内地或中心地区的意思。统27路2、8州；路辖府3，路、府辖州9，路、府、州辖县34。除省直辖者外，分置山东东西道宣慰司（治益都路）及河东山西道宣慰司（治大同路）。辖境包括今河北、山东、山西三省及内蒙古部分、河南一部分地区。 陕西行省中统元年，立秦蜀行省（又称陕蜀行省、陕西四川行省），治京兆。至元二年，移治兴元（今陕西汉中）。三年，移治利州（今四川广元）。五年，还治京兆。八年，再移治兴元。同年，罢陕西四川行省，以京兆诸路直隶都省，四川另立行省。九年，复立行省于京兆。十年，以皇子忙哥剌封安西王，分藩京兆，镇抚秦陇川蜀河西之地，立王相府治之，遂罢行省。十七年，罢安西王相府，复立陕西四川行省，仍治安西（又称安西省。安西即京兆，十五年改；皇庆元年又改为奉元）。十八年，分省四川，本省治陕西。二十年，罢，改置京兆宣慰司。二十二年，再立陕西四川行省。二十三年，分立为陕西、四川两省，遂为定制。统4路、5府、27州；路、府辖州2，路、府、州辖县88。置巩昌等处总帅府分领陇西诸府州。辖境包括今陕西省及甘肃、内蒙古部分地区。又，宣政院辖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下属河州路、脱思麻路及诸州，《元史·地理志》亦载入本省，为两属地区，盖藏、汉杂居之地，汉民事务由陕西行省处理。 四川行省中统及至元前期，四川三分之一以上地区（南部）尚在南宋统治下，蒙古（元）先后置东、西川都元帅府、四川行枢密院等军事机构以许有壬《送蔡子华序》，《至正集》卷三二。 2泰宁、宁昌二路应属辽阳省。 行经略，行政上隶于京兆之行省（见上述）。至元八年，罢陕西四川行省，陕西诸路直隶都省，始立四川行省，省治由兴元移成都。十年，亦罢，改置东、西川两行枢密院，掌攻宋军事，行政上归安西王相府统领。十六年，尽取四川地，分置四道宣慰司；并立四川行省，寻罢，仍归安两王相府统领。十七年，王相府罢，复立陕西四川行省。十八年，分省四川。二十二年，又并为一省。二十三年，再分设为独立的四川行省。省治成都，二十五年移治重庆，二十七年还旧治。成宗大德三年又一度罢行省，改立宣慰司，寻复。统9路，3府；路辖府2，路、府辖州3，军，路、府、州辖县8，此外尚有诸“蛮夷”安抚司、长官司、千户所。分置四川南道宣慰司（治重庆路）、叙南等处宣抚司（治叙州路）。辖境包括今四川省大部及湖南、湖北、陕西小部分地区。 甘肃行省中统二年，派中书省重臣行省事于中兴府（今宁夏银川）。 至元三年罢，改置宣慰司。八年，复立；十年，又罢，当因其时置安西王相府统辖秦陇川蜀河西之地。十八年，由陕西四川行省（至元十七年罢王相府后置）分置中兴、甘州二行省分治河西之地。二十二年，罢甘州行省，立甘肃等处宣慰司，隶中兴行省。二十三年，复立甘州行省，自此又称甘肃行省；二十四年，罢中兴行省，以中兴府隶甘州行省。三十一年，立行分省于宁夏府路（至元二十五年改中兴路为宁夏府路）。元贞元年，罢宁夏行省，并入甘肃行省。省治甘州。统7路，2州；路辖州5。辖境包括今甘肃、宁夏，以及内蒙古西部。 辽阳行省中统元年，立北京（今内蒙古宁城县西）等路宣抚司；二年，分置开元（今辽宁开原）等处宣抚司，寻仍隶北京。二年末，罢北京宣抚司，留开元宣抚司。三年，置北京宣慰司；次年，罢开元宣抚司。至元元年，始立行省于北京；二年，罢北京行省，仍立宣慰司以控制东北诸州郡。三年，置东京、广宁、开元等路宣抚司（治开元）分领辽东地。六年，立行省于东京（今辽宁辽阳）；八年，移治北京。十五年，罢北京行省，改立宣慰司；开元宣抚司亦改为宣慰司。二十三年二月，廷议以东北地区诸王所部杂处，宣慰司位轻，不足镇御，乃罢北京、开元宣慰司，立东京等处行省；同年七月罢，恢复北京、咸平（开元）宣慰司。二十四年十月，因乃颜叛乱，廷臣以东京（辽阳）等处“人心不安，宜立省以抚绥之”，又立辽阳等处行省，统辽东、辽西诸路，遂为定制。省治辽阳，大德至延祐间曾一度治懿州（今辽宁阜新东北）。统8路2、府、州；路辖州。本省东部所辖为女直（又《元史·百官志》谓“二十三年徙置中兴省于甘州，立甘肃行省”。此据《本纪》。《元史·世祖纪》至元八年七月，以国王头辇哥行尚书省事于北京、辽东等路。2《元史·地理志》作7路，其中东宁路以高丽西京置，至元二十七年还高丽，见《高丽史·地理志》；又，辽阳省属泰州，延祐二年升为泰宁府，三年升路，泰定中赐诸王买奴为封地，《元史·地理志》列于中书省属路中；延祐四年，于亦乞列思驸马昌王封邑懿州地分置宁昌府，寻升路，为同部驸马宁昌郡王封称“女真”）、水达达、兀者、吉烈迷诸部落，其境广袤，东濒海，南至长白山，东北抵黑龙江口奴儿干地，置若干万户府千户府或总管府。全省辖境包括今辽宁、吉林、黑龙江以及内蒙古部分地区，乌苏里江以东、黑龙江以北地区。 河南行省中统初，置河南宣抚司，寻改宣慰司。至元二年，命平章政事赵璧行省事于南京（汴梁）、河南府（洛阳）、大名等路，盖为处理李璮乱后罢世侯、置牧守等事宜的临时派遣。至元五年，为准备攻宋，始立河南等路行省。十年，罢行省，置荆湖、淮西二行枢密院，分掌攻宋军事；置河南宣慰司掌地方政务，并负责二行院军需。二十八年十二月，以沿河以南、大江以北为中原腹心，其地冲要，需置省以控治之，乃立河南江北行省，治汴梁（开封）。次年正月，遂罢河南宣慰司，以汴梁、河南、襄阳、南阳、归德诸路、府并隶行省，又划湖广省属荆湖北道宣慰司（所辖江北部分并割湖广省辖德安、汉阳、信阳益之）、江淮省属淮西道宣慰司（并割湖广省辖蕲州、黄州二路益之）及淮东道宣慰司归之。统2路，7府，州；路、府辖州34，路、府、州辖县82。分置荆湖北道宣慰司（治中兴，今湖北江陵）、淮东道宣慰司（治扬州）；其淮西道宣慰司大德三年罢。辖境包括今河南省及湖北、安徽、江苏三省的江北地区。 云南行省宪宗三、四年，灭大理国，尽取其八府四郡三十七部，俘其王段兴智。宪宗封兴智为“摩诃罗嵯”（梵语“大王”），使仍统领其旧土，置宣抚使监之，并设立十九个万户府及诸千户分治其地。兴智死，弟段苴日继任。中统元年，置大理总管；四年，置元帅府于大理，段氏权力渐被削夺。至元四年，封皇子忽哥赤为云南王，统辖云南全境，并立大理等处行六部掌政务。七年，都元帅宝合丁毒杀忽哥赤。平乱后，另遣宗王镇之，分三十七部为三路，各置总管、达鲁花赤。十年，以赛典赤为平章政事行省云南，次年莅任，遂立云南等处行省，治善阐（改为中庆路，即鸭池城，今昆明）。诸万户、千户、百户均先后改置为路、府、州、县。其后，在先后征服的广南西路、元江、车里、金齿、八百媳妇诸部及征缅中所得之地又设置了若干路、府，皆隶云南行省。辖境广袤，统40路、3府（含边境诸甸军府、元帅府等）；路辖府4，辖州55，县32。分置乌撒乌蒙宣慰司（治乌撒路，今贵州威宁）、罗罗斯宣慰司（治建昌路，今四川西昌）、曲靖等路宣慰司（治曲靖路，今云南曲靖）、临安广西元江等处宣慰司（治临安路，今云南通海）、大理金齿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治大理路，今云南大理），及丽江、广南西路、威楚开南等宣抚司。辖境包括今云南全境及四川、贵州和缅甸、泰国、老挝、越南部分地区。 湖广行省至元十年，元军取襄、樊，立荆湖行枢密院镇襄阳。十一年，邑，《志》亦列为中书省属路。此二路地原在辽阳省境，《经世大典·站亦》泰州与宁昌站均为辽阳省所辖驿站，未见改属记载，故应仍属辽阳省。 改为行中书省，指挥攻宋军事，是为军前行省。同年十二月，取鄂州，行省丞相伯颜统大军东下，留右丞阿里海牙等分省于鄂州，规取荆湖诸地，又称鄂州行省。十二年，阿里海牙取宋荆湖北路首府江陵，奏请命大臣置省领之，遂以中书右丞廉希宪行省于江陵，称荆湖行省，或荆南行省（江陵旧为荆南府）、江陵行省；阿里海牙还驻鄂州，仍行省，主攻宋军事。其年冬，阿里海牙移军进取荆湖南路，十三年初，克潭州（今长沙），署省治之（又称荆湖南路行中书省）；六月，复立行省于鄂州。秋，移兵攻广西。十四年春，廉希宪以病召还朝，江陵行省当随之而罢，改置荆湖北道宣慰司。三月，湖广行省（当因进兵广西，故荆湖省又称湖广省）言“广西二十四郡并已内附，议复行中书省潭州，置广南西路安抚司于静江。”遂置省潭州，并鄂州行省入潭州行省，统荆湖、广西地，称湖广行省（或潭州行省、湖南行省，或仍称荆湖行省）。十八年，迁省治于鄂州（大德中改为武昌路），置湖南道宣慰司于潭州。二十九年，割荆湖北道及靳、黄等州隶河南江北行省。统30路，3府、3州、5安抚司，3军；路辖府3，辖州7，路、府、州辖县50。分置湖南道宣慰司（治天临路，即潭州），广西两江道宣慰司都元帅府（治静江路，今桂林），海北海南道宣慰司（治雷州路，今广东海康），八番顺元宣慰司都元帅府（治顺元，今贵阳）。辖境包括今湖南、广西，海南及贵州大部分、湖北小部分地区。 江浙行省至元十三年，灭南宋，于临安设两浙大都督府，不久罢，改立行省，始置于临安，同年改治扬州，称江淮行省，统两淮、两浙地。二十一年，移治杭州，改称江浙行省。二十三年，还治扬州，复称江淮行省。二十六年，再徙杭州。二十八年，以两淮地改隶河南江北行省，遂仅治两浙、江东，称江浙行省。大德三年，罢福建行省，改立福建道宣慰司都元帅府，隶江浙行省。统30路，府，2州；路辖州2，路、府、州辖县43。分置浙东道宣慰司（初兼都元帅府，后省。治庆元，今浙江宁波）、福建道宣慰司都元帅府（治福州）。辖境包括今江苏南部、安徽东南部、浙江、福建二省及江西部分地区。 江西行省至元十四年置，治隆兴（今南昌）。十五年，并入福建行省；未几，复置省于赣州。十六年，还治隆兴。后曾罢福建行省，以其地来属，不久又分出。统8路、9州，路属州3，路、州属县78。分置广东道宣慰司都帅府（治广州）。辖境包括今江西大部及广东省。岭北行省漠北蒙古本土为诸王（主要是拖雷系）封地和诸千户牧地。忽必烈战胜阿里不哥后，至元三年，皇子那木罕封北平王，出镇漠北。八年，那木罕移镇西北。九年，至元十五年始置于福州，未几移置泉州。十七年，福州复置省，同年并入泉州。后又分置，二十年泉州省并入福州，并一度立省于漳州。二十一年，以中书省言，将福建省与江浙省合并，而置分省于泉州，寻复为独立行省，治福州。二十八年，罢省，改为福建道宣慰司，隶江西行省。二十九年，复置。大德元年，改为福建等处行省，徙治泉州；复为福建行省，仍治福州。 立和林转运司。十四年，叛王昔里吉入据漠北，忽必烈遣同知枢密院事伯颜丞相及中书右丞别乞里迷失率蒙、汉诸军北征，即以行枢密院主持平叛及漠北军政事务。乱平，十八年或十九年初，立和林宣慰司为中书省派出机构。二十一年，被叛王拘禁的那木罕获释还朝，改封北安王，仍镇漠北，置王傅府掌军需及本位诸事。和林宣慰司仍掌政务。二十六年，西北诸王海都入犯并占领和林，伯颜丞相兼知枢密院事统兵北伐，收复和林，置行枢密院镇之。二十九年，北安王那木罕死，改以皇孙甘麻剌封晋王出镇漠北；另以亲王抚军称海（今蒙古国科布多东）以御海都。大德十一年，西北诸王之乱已平，抚军怀宁王海山回朝即位（武宗），为加强对漠北本土的统治，罢和林宣慰司都元帅府，立和林等处行中书省，于和林城置和林路总管府，为行省治所；并置称海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分治西部地区。皇庆元年，改为岭北等处行省，和林路改为和宁路，仍为行省治所。岭北行省统有北边等处，包括和宁路、称海宣慰司所辖军民，诸王所部及北边诸部落。《史集·铁穆耳合罕纪》载晋王统领之区为哈剌和林、赤那思、昔宝赤、斡难、怯绿连、谦谦州、薛凉格、海押立以迄于吉利吉思边境的诸地区和名为不儿罕·合勒敦的成吉思汗大禁地。大体与行省辖境吻合。其西境原以阿勒台山与窝阔台汗国为界，窝阔台汗国灭亡后，大部分辖地被察合台汗国所并，唯分封在也儿的石河地区的窝阔台第七子灭里一支后王归附大汗，封阳翟王，仍守原封地，应在晋王及岭北行省统领范围内，故西境扩及也儿的石河。又成吉思汗所封八邻万户，牧地为“直到也儿的石河的森林地带”。行省北境为今叶尼塞河流域吉利吉思及其附庸昂可剌部之地、今贝加尔湖东西豁里、秃马惕、巴儿忽诸部地（元朝于此置火里秃麻道官牧场）。东境原为斡难、怯绿连河流域，与东道诸王封地接。乃颜叛乱平定后，东道诸王亦被置于晋王统御之下，但岭北行省的领境当止于呼伦贝尔地区。路、宣慰司下不置州、县，盖所管为军兵、工匠、商人、屯田民、仓库吏卒及儒、释、道诸色人等，各有所司。诸王所部蒙古人户，置千户、百户治之。 宣政院所统吐蕃三道——至元元年，置总制院，掌全国佛教，兼治吐蕃之事。二十五年，改立宣政院。其所统吐蕃地区，分置三道宣慰司元帅府（一）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当置于至元元年，治河州路（今甘肃临夏），辖河州路、脱思麻（mdo-smad，今青海东部）路及诸州、宣抚、安抚、招讨等司、万户、千户，又称脱思麻宣慰司。（二）吐蕃等路宣慰司都元帅府，设置年代不详，辖朵甘思（mdo-hams，今四川西部及昌都地区）及碉门、鱼通、黎雅等地诸州、诸宣抚、安抚、招讨等司、诸万户府、千户所。（三）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司都元帅府，当置于至元十六年至十八年之间，治萨斯迦（今西藏萨迦），辖乌思（前藏）藏（后藏）纳里速古鲁孙（阿里）三区域，乌思藏置十三万户府，今西藏自治区全境地。具体情况参见本书《民族》章“藏族”条。 第三章民族第一节蒙古族成吉思汗建国后，被统一在蒙古国治下的蒙古高原各部落，以蒙古部人为核心，开始结合成为一个民族共同体——蒙古族。 成吉思汗将各部落人户一律按千户制重新编组，共为95个千户，分授由他直接任命的千户长管领，并重新划定了各千户的牧地。一部分千户是由千户长原属部民，或收集离散的同部落人组成的，大部分则是由不同部落人口混合组成的。千户制（千户、百户、十户三级划分）成为蒙古社会组织的普遍制度，从而废除了先前的部落、氏族组织，进一步打破了部落、氏族界限，这在蒙古民族形成中起了最重要作用。原来的部落或氏族名称仍存，但不再是作为社会组织，而是作为出身姓氏的标志。《史集·部族志》所载“称为蒙古人”的各部落和元人陶宗仪《辍耕录》之《氏族》条所列“蒙古七十二种”（其中因异译而重复者约占三分之一），大体反映了构成元代蒙古族的基本成分。按《史集》的分类。他们出自原先的三种类型部落。第一类是“尼鲁温蒙古人”，即传说阿兰果火（成吉思汗十一世祖脱奔咩哩建之妻）在丈夫死后感天光所生三子的后裔分衍出的部落或氏族，其名称见于记载者约三十个（《史集》和《元朝秘史》所载互有歧异）。这一类部落或氏族是大约九至十世纪之际迁到斡难河上游不儿罕山地区的一支蒙古部落发展而来的，他们被认为是出于同一祖先的血缘亲族集团，是成吉思汗氏族的亲族（uruq），互不通婚。不过，在其发展过程中，实际上已吸收了不少其他部落（包括蒙古和非蒙古部落）的成员。第二类是“迭列列斤蒙古人”，指尼鲁温蒙古以外的各蒙古部落，见于记载者有兀良哈、弘吉剌及其分部（亦乞列思、火鲁剌思等）、许慎、逊都思、伯牙乌等十余部。其中有的（如弘吉剌）也发展成有众多分支的大部落集团，有的则逐渐衰落，很早就沦为尼鲁温蒙古的附庸。这些部落与尼鲁温蒙古人没有亲族关系，可以互通婚姻，如弘吉剌部自古就是成吉思汗氏族的姻亲。以上两类蒙古部落（参见本书综述第一章《蒙古氏族世系表》）是构成蒙古族的主体，他们的语言成为蒙古民族共同语的基础。第三类是先前不称为蒙古人的其他蒙古语族部落，见于记载者也有十余部（但《史集》归入此类的一些部落，如帖良古、客思的音等，显然不是蒙古语族部落）。其中，札剌亦儿、塔塔儿、蔑儿乞、斡亦剌等，都曾是强大的、有众多分支的部落集团。札剌亦儿人应是最早西迁的一支原蒙古人（室韦——达怛人）部落，分布于克鲁伦河至鄂尔浑河之间，有十分部，人户极众。其名见《辽史》记载，称“阻卜札剌部”，为当时漠北强部蒙古各千户一般以始封千户长之名为名，史料中也出现有某一部名之千户或某部，只是指其千户长及主体成员的部落出身，并非部落组织。 之一，但大约在辽代后期他们被辽军击溃后便一蹶不振，其余部被尼鲁温蒙古人征服。塔塔儿、蔑儿乞历来是蒙古的敌部，成吉思汗灭此两部后，掳其余众为奴，后来就分属于各千户。斡亦剌部首领主动归附成吉思汗，被准许以原部民组成四千户，明初发展成西蒙古瓦剌部族。此外，《辍耕录》所列“蒙古七十二种”中还有克烈和乃蛮，他们是成吉思汗建国前蒙古高原上最强大、社会发展水平最高的两个部落集团（已略具游牧政权雏形），但其族属迄今尚无定论。克烈人很可能与最早进入漠北草原中部的原蒙古人——“九姓达怛”有渊源关系，《史集》也说他们是“蒙古人的一种”（au‘iazmoghul）。迁入漠北草原的蒙古语族各部落都在不同程度上受突厥族影响而改变其原来面貌（包括其人口成分、经济、文化、语言、风俗诸方面），克烈人是突厥化程度最深的一部。乃蛮人则更可能属于突厥语族。这两大部落集团被蒙古征服后，大部分被成吉思汗的部属“各各分着掳了”编入了千户。居住于漠南阴山地区的汪古部也属突厥语族，原为金朝守卫西南路边墙，归降蒙古后，编组为五千户。汪古人不在“蒙古七十二种”之列，但在元代也逐渐蒙古化了。 成吉思汗将一部分蒙古百姓分配给诸弟、诸子，又划分了他们各自的封地范围。诸弟封在蒙古最东部，北起也里古纳河，南至兀鲁灰河，分属于他们的诸千户军民也就定牧于这个地区（后来幼弟斡赤斤势力扩展到大兴安岭以东，其所属蒙古军民当有一部分东迁其地），原来居住在该地区的弘吉剌、亦乞列思部众则南迁到这两家贵族的新封地辽河中上游流域。分配给诸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的诸千户军民，随着蒙古国疆域的扩大和西北三汗国的建立，都离开本土分别迁入各汗国境，走上了不同的地方化道路；幼子拖雷和庶子阔列坚所得诸千户军民，则仍留在漠北。大部分千户由成吉思汗亲领，按地域分为左、右翼，各置万户长统之。《史集》记载说，左、右翼诸千户都是由拖雷继承，传与其诸子，但又说按蒙古体例，“这些军队服从于掌管老营和登大位的那个后裔”2。据此可知实际上应是大汗直属千户，只是由于从宪宗蒙哥起汗位一直在拖雷家族手中，两者才被混淆起来。左、右翼诸千户中，八邻部人豁儿赤为首管领的几个千户被置于最西北额尔齐斯河林木百姓之地；木华黎所领札剌亦儿三千户，术赤台所领兀鲁部四千户和忙哥所领忙兀部一千户都是攻金主力，这三家诸千户被封在辽东、西地区，与弘吉剌部三千户、亦乞列思部二千户合称“五功臣投下”；有四千户被窝阔台分给了其子阔端，随他迁到河西地区；汪古部五千户则仍居漠南阴山地区。除以上二三十个千户外，其余左、右翼千户（约占全蒙古千户数一半）《史集》第卷第一册，汉译本页207。参见陈得芝《十三世纪以前的克烈王国》，《元史论丛》第3辑，98年。 拖雷分五千户只见于《秘史》，阔列坚分四千户仅见于《史集》。 2《史集》第卷第二册，汉译本页382。 都分布于漠北草原。幼子拖雷家族按“守产”体例封在蒙古本土，漠北诸千户大概实际上多数是分属于拖雷后裔诸王了。以上所述是元代蒙古人的分布和领属关系的大致情况。随着蒙古国的向外扩张，多次从各千户中签调军队，大规模的远征往往十分抽二，遣发到中原和西域去征战和镇戍，于是又有大批蒙古人迁入汉地、波斯等地区。但是“根本千户”多数仍留在蒙古，由于人口繁殖，不但不可能被抽光，而且户口还会不断增加。忽必烈曾下令清点东道诸王（成吉思汗诸弟）家族人数，合赤温家族达00人；斡赤厅家族更多达700人，其所属五个千户繁衍成一支庞大军队3。元后期分藩漠北的郯王彻彻秃（蒙哥后裔），“所统军四十八万，其将帅皆素所信任之亲王”，应该就是漠北的蒙古诸千户军。据此大致可以推知当时漠北地区的蒙古人户数。 在蒙古扩张战争中，大量外族人被掳掠到蒙古地区，成为诸王和各级那颜的奴隶或属民。如蒙古攻金初期，河北降民十余万家被“迁之漠北”（《元史·史天倪传》）；西征中，在撒麻耳干城就掳获有工艺者三万人，在玉龙杰赤城所掳者更多达十万人以上，分给了诸王、诸将2。此类记录，不胜枚举。有元一代，大批汉军、钦察军等各族军队被调到蒙古地区征战和屯戍，工匠、农民被签发到漠北者亦为数不少，此外还有商人、教士、文人等。长期留居蒙古的大量外族人，后来也逐渐融入了蒙古族。 元代蒙古族的最上层是成吉思汗家族——各支宗王。“太祖初建国时，哥哥弟弟每（aqa-de’u，意指亲族成员）商量定取天下呵，各分地土，共享富贵。”家产制观念延伸于国家，全部人民和国土被视为他们扩大了的家产，按其继承法在家族成员中进行分配，各有一份子（qubi）。每个宗支后裔诸成员又对他们先人分得的并不断增加（人口自然增殖和对外掳夺所得）的家产进行再分配，于是诸王各拥有多寡、广狭不等的百姓和封土，各有自己的斡耳朵和怯薛（亲卫军）。他们属于最高统治家族，是主宰蒙古族人民的主子——额毡（eje）。大汗是国家首脑，又是全体成吉思汗家族的大宗主；每宗支也各有本家族的“为长”宗王，同时也是本藩国或封土（ulus，ayimaq）之主——但需得到大汗的认可。各支宗王有权利共同推举大汗和参预军国重事的议决，派代表参加国务（这被视为他们的共同产业）的管理，同时也有义务向大汗贡纳，应调率本藩兵参加大征战。次一阶层是各级那颜（oya）——诸千户长、百户长以及怯薛执事官等。在分封给诸王蒙古民户时，同时也就把管领这些民户的千户长、百户长分别赐给诸王为其家臣（伴当，oor）。那颜们被授予统治本管千、百户百姓的权力，平时治理民、刑政务，有征伐则领兵作战；他们的职位是世袭的，除非犯罪而被剥夺。这3《史集》第卷第二册，汉译本页7—72。 危素《夏侯尚玄传》，《危太朴续集》卷八。 2《世界征服者史》汉译本上册，页40、47。 种地位使他们得以占有比一般牧民更多的牲畜、奴隶和更好的牧场，战争中分取更多的战利品，有殊功者还可得到特别赏赐的私属人户。那颜也属于统治阶级，但与王子们有君与臣、主与仆的严格身分差别，和蒙古建国以前的氏族贵族之被称为那颜是不同的。他们的地位只是来自因功劳或才能被授予的官职，不管其原来出身是贵族或是平民，身分上都成为成吉思汗家族的属民，不可与主子“齐等”。授予他们管辖的百姓并不是分配给他们的“份子”（qubi）家产；他们只是为王家征敛本管百姓差发，不能将百姓据为己有，并且要和百姓一起承当差发。因此，笼统地把诸王和千、百户那颜都称为“领主”是不妥当的。当然，由于千户长、百户长的官职是世袭的，编在一定的千、百户内的百姓不许任意改换单位，上下级之间、官民之间形成相对固定的依附关系，久而久之，一些权力和领属稳定的那颜可能向真正的领主地位转化。 平民——“白身人”（duriyigu’u），即蒙古牧民大众，是被统治阶级。他们被编组入各千户、百户，隶属于成吉思汗家族成员，人户的分封全登簿籍——“青册”（oodebter），确定了严格的人身依附关系，不得脱离所归属的主君，也不得擅离所在的千、百户，违者要被处死；宗王和那颜们也不许收留不属于自已和不在己管内的军民。即使是大汗，若未经宗亲商议就夺取宗王的人民，也被认为是违背体例的（见《秘史》第28节）。普通牧民拥有的资产多寡不等。泰定元年（324）的一个政府文件说，凡有马驰达二十匹，羊达五十只者，就是有能力负担驿站差役，无需补贴的民户了2。这大概是中等牧民的财产标准，少数富者无疑要超过这个水平，但贫者在普通牧民中应占多数，如至元二年（25）检核诸王兀鲁带（阔列坚孙）部民“贫无孳畜者”，竟达三万多户。富裕牧民由于有能力提供军、站诸役装备，往往被选为怯薛，或任什长，通过为大汗或诸王效力升入那颜阶层。贫民则经受不了繁重差役或天灾袭击而倾家荡产，甚至鬻子女为奴婢。处在最底层的是奴隶（bo’ol）。奴隶在蒙古建国前早已存在，建国后，蒙古统治者在对外扩张战争中掳掠了大量外族人口，多数归诸王和那颜们占有，奴隶数量要远比以前的氏族贵族时代多。战士——平民中一部分人也占有少量奴隶。奴隶用于放牧、手工业生产、顶替最苦的主家差役及其他家内劳动。《黑鞑事略》记载太宗时代的蒙古社会情况说“其马野牧牧者谓之兀剌赤，回回居其三，汉人居其七。”江西人佟锁住被元军掳去后辗转卖到草原地区，主人命他放牧二千只羊，早出晚归，羊有死、伤、逃逸者，他都要遭到鞭打3。他的遭遇具体反映了当时蒙古社会中奴隶的状况。 蒙古人承担的赋税徭役称为albaqubiri，前者有强迫性义务的意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汉译本上册，页34；《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纪》，卷三四《文宗纪》。2《经世大典·站赤》，见《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一。 3张养浩《驿卒佟锁住传》，《归田类稿》卷十一。 思，可能主要指差役，后者意为“科敛”（见《秘史》旁译），可能主要指有定额的赋税，如羊马抽分。但两者很难截然分别，不如看作总称一切赋役的词组更合适，在元代汉文史科中称为“差发”。《黑鞑事略》记载说“其赋敛谓之差发。赖马而乳，需羊而食，皆视民户畜牧之多寡而征之。”“其民户皆出牛、马、车仗、人夫、羊肉、马奶为差发。盖鞑人分管草地，各出差发，贵贱无有一人得免者。又有一项各出差发为各地分站中之需，上下亦一体，此乃草地差发也。”蒙古人最繁重的差役是兵役和站役。民年十五以上即为军士，平时牧养，一有调发，即需出征，所需武器、马匹、车牛及其他装备和食物，都由当役者提供及在所属千、百、十户百姓内摊派；蒙古遍置驿站后，大抵每个千户承当一站之役，提供所需人夫、牛马车仗、毡帐、饮食等，是蒙古牧民极沉重的负担。牧民赋税主要是羊马抽分，太宗时定制马、牛、羊及百才各取一，牝畜及十头亦取一，定宗时规定“马、牛、羊群十取其一”，后来又定为及百取一，及三十亦取一，少于此者免2。蒙古牧民的羊马抽分由所属各千户委人征集，中央机构宣徽院总管其事。此外还有不少“不时需索”，如诸王、那颜赴朝会及婚丧等事，所需人夫、物品无不从各千户百姓中征取。 元代蒙古族的主要经济部门是畜牧业。元朝统治者以弓马之利取天下，对马政尤为重视，择全国宜牧之地设立官牧场十四道，由太仆寺总管，专供御用及诸王、百官公需之马及马乳，其中六道分布在蒙古高原及辽河北草原地带，规模都很大，史称“太仆之马，殆不可以数计”，“马之群或千百，或三五十”，其牧者亦置千户、百户，父子相承任事（《元史·兵志》）。官牧场除牧马外，还牧养大量羊只。大牧主拥有的马牛羊也数以万计，役使牧奴分群而牧，如上述佟锁住一人牧二千头羊即是一例。多数牧民只有少量牲畜，各以个体家庭为单位放牧，各千户均有指定的牧地范围，千户长指定下属百户的牧地，百户长再指定下属十户的牧地。人们只能在指定的地域范围内“行逐水草”，按季节转换牧场。随着人口的繁衍和牲畜头数的增长，需要扩大牧场。太宗窝阔台曾命管牧地官员（utu’u■i）于无水荒原查勘可以改造为牧场之地凿井，使百姓分住到更宽广的地方。后来元朝政府又不止一次在漠北浚井。牲畜的增加和牧地的扩展，是元代蒙古畜牧业发展的标志。不过，当时的畜牧业经济是很脆弱的，无法抵御大自然灾害，因大风雪或干旱而使牲畜大量死损、人民饥饿流亡的事屡见记载。 蒙古族的手工业主要是制作弓矢和其他武器、马具、车帐、毛毡、皮革、奶酒、乳酪等作战及牧猎生产用品和生活必需品。除诸王、那颜们有可能役使众多奴婢（多为掳掠来的外族人）集中进行生产外，普通牧民都是自给自参见亦邻真《读27年龙门禹王庙八思巴字令旨碑》，《内蒙古大学学报》93年第期。2《大元马政记》；《元朝秘史》第279节；《史集》第2卷汉译本，页0。普兰诺·卡尔平尼《蒙古史》，见《出使蒙古记》汉译本，页2。 足的家庭手工业。蒙古妇女在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中起很大作用2。大批外族能工巧匠进入蒙古地区，带来了锻造、纺织、建筑等各种先进技术，对蒙古人必有相当影响。蒙古族的商业不发达，基本上是用畜牧业产品与农业地区进行交换。贵族们通过掠夺和从汉地封邑可得到大量农产品和手工产品，也用掠夺和剥削所得金银向贩运商人购买，普通牧民只能用牲畜、毛皮等来交换。到蒙古地区进行贩运贸易的主要是西域商人，如成吉思汗在西征前曾命诸王、大臣各派二、三商人组成一支450人的大商队，赴花剌子模贸易，全是回回人。蒙古人不善经商，贵族们只是把银两交给回回人做买卖而收取利息，中原汉族商人也有贩运粮食及其他物品到蒙古贸易的。蒙古地区农、工产品缺乏，统治者欢迎外族商人贩运过来，在交通运输和价格上都给予优待，如许其乘驿，所贡物品付给优厚的赏赐，使蒙古成为对商人最有吸引力的地方。元代蒙古地区的农业因地理、气候条件限制，自不能与农业地区相比，但无疑是历史上空前发展的时期。镇海城附近早在成吉思汗时代就兴办了屯田，和林建城后，其地也开始有耕垦种植2。247年张德辉在蒙古看到，克鲁伦河“濒河之民杂以蕃汉亦颇有种艺，麻麦而已”，土拉河之西有“弓匠积养之地”，和林川“居人多事耕稼，引水灌之，间亦有蔬浦”，其西北忽兰赤斤之地“乃奉部曲民匠种艺之所”3。后来，元朝政府更在岭北行省大办军队屯田，垦地达400顷。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是外族人，特别是汉人，但也有一部分蒙古人。元贞元年（295），晋王甘麻剌奏“塔塔儿部年谷不熟”，诏命宣徽院赈之（《元史·显宗传》）。是知镇守克鲁伦河上游大斡耳朵的晋王部内蒙古人已从事耕作。克鲁伦河上游地区可能很早就有农业，早在22年邱处机经过其地时，蒙古人就送给他黍米一石五斗。上引张德辉的记载更是有力的证明。后来元朝政府两次增给晋王屯田户及农具田种，说明该地农业规模还不小。大德中（297—307），和林宣慰副使郭明德建议“于蒙古诸军拣其富庶强壮者戍边，贫弱者教之稼穑，俟其有成，如汉军以相资养，置田官，起仓廩。”至大元年（308），和林行省左丞相哈剌哈孙即命“择军中晓耕稼者杂教部落”2；至大三年，因漠北贫民依赖赈济费官粮过多，和林省官上奏，诏命“给赐农具田种，俾自耕食”（《元史·武宗纪》）。可见农业生产在漠北蒙古人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广。漠南地区在辽、金时代本有少量农业，弘吉剌、亦乞列思等部人迁到漠南后，当亦有从事耕作者，如《大元马政记》即载有弘吉剌、亦乞列思种田户。在阴2《卢勃鲁克东游记》，见《出使蒙古记》汉译本，页3，2；《黑鞑事略》。《世界征服者史》汉译本上册，页9。 2《元史》卷一二○《镇海传》；《长春真人画游记》；《世界征服者史》汉译本上册，页248—249。3《张德辉纪行》，见王恽《秋涧集》卷一○○。 苏天爵《郭明德神道碑》，《滋溪文稿》卷十一。 2刘敏中《顺德忠献王碑铭》，《中庵集》卷四。 山之北的汪古人中，农业有更大的发展，如最北边的沙井总管府辖境之民本来“少耕种”，府判官汉人徐善卿“劝民力穑，而民生滋厚”3。至于进入汉地的蒙古人，从事农业者当更多。至元元年（24），即有旨命蒙古户种田；二年，浚西夏中兴（今银川）古渠，凡良田为僧所据者，听蒙古人分垦；二十一年，枢密院奏“前遣蒙古军万人屯田，所获除岁费之外，可粜钞三千锭。”（《元史·世祖纪》）。 元代蒙古族文化的发展是以前蒙古高原各族历史上任何时期都不能比拟的。畏兀字蒙古文的创制无疑是蒙古文化史上最重大的成就。有了文字，遂能用以登录户口和判断的各类案件，编成北方游牧民族史上最早的政书《青册》；用以整理蒙古习惯法和建国以来的法令，编纂成第一部蒙古法典《大札撒》；用以记载蒙古历史传说和成吉思汗父子君臣轰轰烈烈的创业事迹，写出第一部不朽史书《元朝秘史》，为丰富世界文化宝库作出了杰出贡献。畏兀字蒙古文在元代蒙古族中有相当程度的普及，以致八思巴字蒙古文创制之后，它仍然为蒙古人广泛使用，在应用中进一步完善，并出现了第一部蒙古语言学著作——搠思吉斡节儿的《心箍》。根据迄今已发现的元代碑刻、符牌和文书等资料，在漠北、漠南及其他蒙古族聚居地区，以及西北诸汗国蒙古人中，都通行畏兀字蒙古文。至元十九年，刊行了用蒙古畏兀字所译《资治通鉴》（节要）（《元史·世祖纪》）。延祐五年（38），仁宗命翰林承旨阿怜帖木儿将赵孟頫为《农桑图》（杨叔谦作）所配的说明诗“用畏吾儿文字译于左方，以便御览”。可见在八思巴字颁行之后，元朝诸帝熟习者仍是畏兀字蒙古文。八思巴字是忽必烈下令作为蒙古国字推行的，用于书写诏敕及其他所有政府公文证件，也用于学校教育，翻译汉、藏文化典籍以供蒙古人学习。当时各地方蒙古字学教授蒙古语言都是用八思巴字，使用范围也相当广，对蒙古人学习汉、藏文化和汉藏人学习蒙古文化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元代蒙古族在史学、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方面都有很多成就（详本书文化章），尤为突出的是广泛吸收他民族文化，使本族文化大大丰富起来。蒙古人最早的老师是畏兀儿人。由于畏兀字母被用于书写蒙古语，许多畏兀儿学者文人被征召为大汗或诸王、后妃、公主、驸马的文学侍臣（必阇赤）和子弟的字学教授。忽必烈自动即是习学畏兀文字，立国中原后，仍以畏兀儿人备顾问并为其子孙之师2。可见畏兀儿文化对蒙古人有很深的影响。进入中原后，汉族文化成为他们学习的主要内容。早在太宗五年（233），就于燕京设立学校，选蒙古子弟8人专学汉人言语文字。忽必烈即位后，为3陈旅《赠沙井徐判官诗序》，《陈众仲文集》卷四。 赵孟頫《农桑图叙》，《松雪斋文集·外集》。 2马祖常《蓟国忠简公神道碑》，《石田集》卷十三；程钜夫《武都忠简王神道碑》，《雪楼集》卷七；《泰国先墓碑》，同上卷八。 培养更多的本族统治人才，正式设立国子学，选随朝百官、近侍子弟入学；又置用蒙古语文（八思巴字）教学的蒙古国子学，教授四怯薛及各“爱马”（诸王之部）官员子弟。前者教学内容主要为儒家经典，后者用《通鉴节要》蒙文译本为教材。漠南、北各路皆依中原例设置儒学，各爱马也有设儒学教授的。但漠北蒙古人仍循本俗，行收继（庶母、叔婶、兄嫂）婚，未受汉族礼法约束。而久居中原的蒙古人则受汉文化薰染日深，有的建屋藏书，延师教子，还有一些蒙古人投到著名儒士门下拜师求学。元仁宗恢复科举取仕，也促使更多蒙古子弟弃弓马而习文儒。通过中央和地方的官学教育，造就了一大批通晓汉文化的蒙古文人学者2。许多汉文典籍被译成蒙古文，成为蒙古族文化的组成部分。西域文化和吐蕃文化对元代蒙古族的影响也不可忽视。 蒙古统治者对各种宗教采取兼容并蓄政策。本族古老的萨满教（蒙古语称萨满巫师为“孛额”bo’e）仍是其基本信仰，有元一代，源于萨满教的各种“国俗旧礼”未尝废弃，由蒙古巫觋主持祭天祀祖等仪式。但其他宗教也被蒙古人接受，首先是佛教。汉地的禅宗僧人最早受到成吉思汗的礼遇，吐蕃高僧与蒙古人也很早就有接触。太宗甫建和林城，就在城内兴建了佛寺。宪宗评论各种宗教，比喻为手之五指，而谓佛教有如掌心，置于首位。257年外剌部驸马八立托所立的《释迦院碑记》说明，地处蒙古北部、萨满教最盛行的外剌部（斡亦剌）人也接受了佛教。忽必烈封八思巴为帝师后，吐蕃佛教更居于所有宗教之首，为蒙古人所崇奉。除皇帝有帝师外，诸王身边也请有吐蕃高僧为师；吐蕃各教派与蒙古皇室各家族分别建立了供施关系。通过佛教的传播，吐蕃文化对蒙古族产生了深刻影响。八思巴向皇太子真金传授佛教的《彰所知论》，给予蒙古人“以历史之新观念及方法”，开了后来蒙古历史著作将祖先传说与吐蕃联系起来的先河2。一些吐蕃典籍被译成了蒙古文，现存有《萨迦格言》的八思巴字蒙文译本刊印本残页。不少蒙古人取了梵文或藏文名字。在漠南北各蒙古人聚居地区兴建了很多佛寺，还有一些蒙古人出家为僧。相比之下，道教虽然也受到蒙古统治者的尊重，在蒙古地区也兴建了道观，但在蒙古人中的影响要比佛教小得多。在蒙古建国前，基督教聂思脱里派已经在克烈部、乃蛮部和漠南汪古部中传播，有大量信奉者。出自克烈部的拖雷正妻唆鲁禾帖尼就是虔诚的聂思脱里信徒，蒙古大臣中也有多人，因而聂思脱里派基督教在蒙古国得以享有很高地位并拥如汉人郑暄被派到赤那思山大斡耳朵（原晋王部）担任儒学教授。见《张蜕庵诗集》卷一。2关于元代蒙古人汉文化，参见傅海波（herbertfrae）《元诸帝能读写汉文吗？》，《siamajor》3，952；萧启庆《元代蒙古人的汉学》，《国际中国边疆学术论文集》，台北985。关于蒙古人接受西藏佛教的原因，参见札奇斯钦《蒙古诸汗为何接受西藏佛教》，载《蒙古研究论丛》（杨伯翰大学，988），页83—93。 2参见陈寅恪《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金明馆丛稿二编》，页5—25。有众多信徒。随着克烈、乃蛮、汪古等部人分散到各处，其传播也更广。据马可波罗记载，东道宗王乃颜及其若干部民就是信奉基督教的。在和林城、汪古人所居阴山地区以及河西、辽东等地，都建有基督教教堂。罗马天主教随许多欧洲人被蒙古军俘迫东来也传入蒙古，后经元成宗初来到大都的教皇使者孟特戈维诺努力，得以建立教堂，在各教中有一席之地，但因聂思脱里派阻挠，它在蒙古人中没有什么影响。伊斯兰教被钦察汗国、伊利汗国和察合台汗国的蒙古人接受（尤其是伊利汗国合赞汗更宣布伊斯兰教为国教，排除了其他宗教），同时随着大批回回人的东来传入蒙古本土。拉施都丁《史集》记载，忽必烈子安西王阿难答及其蒙古民皈依伊斯兰教。元秘书监曾专为阿难答印造回回历（见《元秘书监志》），似可证明拉施都丁的记载。不过，正如信奉基督教（聂思脱里派）的唆鲁禾帖尼同时也护持佛教和道教一样，阿难答对其他宗教同样并不排斥，在他统治下的陕西地区，佛寺、道观也得到了周到的保护。由于伊斯兰教教规习俗与蒙古人很难调和，在元朝境内的蒙古人中影响并不大。 第二节回回“回回”之名最早见于北宋沈括在鄜延路经略使任上（080—082）所作的凯歌词中，指的是西北地区的回鹘人，这可能来自当时陕西民间口语的音变。十三世纪前期的一些汉文文献中，把天山东部的高昌回鹘和其他中亚突厥语民族和国家，包括突厥王朝（如花剌子模）治下的非突厥人，都统称为回纥或回回。大概是因为从十世纪以来回纥人已成为西北地区的主体民族，与中原的交往又最多，而毗邻的中亚突厥人和他们在种族、语言上相近，中原人不易区别，遂概称为回纥（转音为回回）；又因为中亚突厥人及突厥王朝治下的人民绝大多数信奉伊斯兰教，这个名称也成为对伊斯兰教徒的称呼。但那时天山东部的回鹘人并不信奉伊斯兰教（主要信佛教）。元初人已知道他们与中、西亚信奉伊斯兰教的各族是不同的，且当时已有更符合际读音的新译名“畏兀儿”，于是，至少从世祖时代起，“回回”一名就被专用于指称信奉伊斯兰教的中、西亚人，而不使用会和畏兀儿人混同的“回纥”之名2。“回回”有时也被用作西域人的代称或泛称，如犹太被称为“术忽回回”3，来自叙利亚的基督教徒爱薛被称为“回回爱薛”等，但这并未改变此名作为伊斯兰教徒专称（等于当时的另一译名“木速蛮”——波斯语musulma的音译）的基本意义4。 元朝境内回回人的来源主要是成吉思汗西征以来中亚、波斯、阿拉伯各地被俘东来的工匠和其他平民，归降蒙古的贵族、官员及其族人、部属，先后签调来的军队，被征辟入仕于元的学者，以及来中国经商因而留居的商参见杨志玖《回回一词的起源和演变》，《元史三论》页47—48，人民出版社，98鞑备录》称高昌回鹘为回鹘，又称扎八儿火者为回鹘人，后者实是伊斯兰教“圣裔”——阿拉伯人；《长春真人西游记》把从高昌回鹘直到花剌子模国之人概称为回纥；《黑鞑事略》则概称为回回，其指称范围还包括抗里（即康里）、克鼻稍（即钦察，自注云“回回国，即回纥之种”）、胫笃（即印度，自注云“黑回回”）。但与邱处机同时的耶律楚材不用回纥之名称花剌子模及其国人，而只称西域、西胡，或许他更了解他们与回鹘人的差别。 2234年元太宗圣旨中已有回回之名，但尚难断定是专指伊斯兰教徒。据王恽《为在都回回户不纳差税事状》（《秋涧集》卷八八）及至元八年《户口条画》（《元典章》卷十七），252年括户时，回回人已作为一类户计登记入籍，与畏兀儿人户区别开来。《户口条画》将伊斯兰教寺院称为“回回寺”，可见回回作为伊斯兰教徒的专称已经确定。不过，在文人著作中每每仍用回纥之名，也许还有人不清楚其间的差别，故王恽特别说明“回纥今回回”（《秋涧集》卷九五）。 3《元典章》卷五七《禁回回抹杀羊做速纳》；《元史》卷八《世祖纪》。4上引《元典章》文书所讲事件亦见拉施都丁《史集》（第2卷汉译本，页34）记载，汉文文书中的“回回”相应波斯文作musulma。又高启《元故婺州路兰溪州判官胡君墓志铭》（《凫藻集》卷五）载“文宗入位，杀故相回回倒剌沙，命人下江南搜其党，至常熟，民告回回百余人匿海渚杀猪会饮谋乱，君为释言回回不食猪，民言诈也。”足证其专指穆斯林。 人。蒙古军每攻取一地，照例要签括有技艺的人徙往蒙古以供役使，并掳掠妇女、儿童为奴。史料只记载了少数几个地方签括工匠的数目撒麻耳干3万人，玉龙杰赤0万多人，马鲁和你沙不儿各400人。其他地方所括工匠为数必亦不少，如不花剌人，“以佃巧手艺入附，徙置和林”2。这些回回工匠或隶属大汗政府，置局、院管领，或分配给诸王贵族领有。后来，他们中的大批人又被遣往中原汉地立局造作，如太宗时，回回工匠3000户被徙置抚州之荨麻林（今张家口西洗马林），他们多是蒙古西征时从撒麻耳干签括来的。同时还有300余户“西域织金绮纹工”被迁到弘州（今河北阳原）3。据马可波罗所见，从天德州（即丰州，今呼和浩特东）到宣德州（今河北宣化），沿途许多城堡的居民都有伊斯兰教徒，从事织造纳失失（波斯语asij，织金锦缎）等织物，他们无疑都是回回工匠4。至于被掳为奴的妇女、儿童，为数当亦甚多，蒙古诸王、将领都拥有数量不等的回回奴婢。据《黑鞑事略》记载，蒙古人的牧奴中，回回人居其三，汉人居其七。太宗时在汗廷中很有权势的法蒂玛，就是蒙古军在徒思城（tus，今伊朗马什哈德）所掳的妇人5。元世祖时的回回宰相费纳客忒人阿合马，出身为察必皇后媵臣，也就是弘吉剌贵族的家奴，很可能原本是攻取费纳客忒（今塔什干南）时掳获的幼童。在成吉思汗西征中，花剌子模有些地方的贵族、官员慑于蒙古军威，率族人和部属投降。他们中有一部分人被带回蒙古，后来又派往中原汉地出征或担任地方官，如不花剌的赛典赤家族、巴里黑的伯德那家族等。蒙古人还将所占领地区的大量青壮年强迫编入军队，派蒙古将官监b领，驱使他们去打头阵。如攻打撒麻耳干时，就使用了从讹答剌、不花剌等处强征来的人数众多的签军；攻下撒麻耳干后，除签括工匠3万人外，又从青壮年中挑选同样数量的人编为一支签军；攻打忽毡城堡时，集中了各地的签军达5万人之多；拖雷攻取呼罗珊诸城期间，又从当地人中征发了大量军士充当前锋。这些回回军士当有不少随蒙古军东来，并在灭夏、灭金、灭宋战争中被遣往前线，从而进入中国各地。中亚、波斯和阿拉伯商人历来就是沟通东西方的陆、海“丝绸之路”上最活跃的人群，进入伊斯兰时代以后，其势更盛。早在蒙古兴起之前，西域回回商人就经常往来于蒙古高原和西域、中原各地，操纵着不善经商的游牧民与定居农业地区间的贸易3。蒙古建国后，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汉译本上册，页40、47、207。 2朱德润《中政院使贾公世德之碑铭》，《存复斋集》卷一。 3《元史》卷一二○《镇海传》。 4《马可波罗行记》，伯希和·穆勒英译本页8。 5《世界征服者史》汉译本上册，页288。 《史集》第2卷汉译本，页340。 2《世界征服者史》汉译本上册，页23、3、40、08、85、87。 3《蒙鞑备录》“其俗既朴，则有回鹘为邻，每于两河博易，贩卖于其国。”此处“回鹘”当兼指高昌由于诸部已经统一，交通大道上设置了驿站，成吉思汗还颁布法令（札撒）保护和优待商人，发给他们凭照，因此商旅往来更安全方便，而且蒙古人对锦缎、布帛等商品的需求增加，买价甚高。利之所在，商人来者益多。许多回回商人充当了蒙古贵族的“斡脱”，从大汗到诸王、公主、大臣都把银两交给他们做本钱经商或放债，而收取利息。28年，成吉思汗命诸王、大臣各派出属下二三人，组成了一支450人的商队到花剌子模国贸易，他们全都是回回人（木速蛮）。随着蒙古对东西方各国的征服，中国和中、西亚伊斯兰世界同处于蒙古统治之下，元朝皇帝是全蒙古的大汗，统治中、西亚的察合台汗国和伊利汗国是元朝的“宗藩之国”，如同一家，有驿道相通，商旅往来方便且不受限制，于是东来的回回商人为数更多。其中很多人乐于中国的风土、物产，又享有元廷对他们的种种优待政策，遂留居不返。 元朝回回人中，有小部分是唐、宋时代寓居中国的波斯、大食（阿拉伯）人的后裔。他们多数是商人，聚居于沿海通商口岸如广州、泉州、杭州等地，并在这些地方建立了伊斯兰教寺院，可见其人数不少。2南宋末年投降元朝的泉州提举市舶使蒲寿庚，就是寓居广、泉已历数世的大食富商的代表人物。入元以后，他们仍在海外贸易中扮演重要角色，且续来者甚多。他们主要居住于泉州、广州等港口城市。元代从西域入居中原和江南各地的信奉伊斯兰教的人中，还有很多哈剌鲁人和阿儿浑人，他们通常以本部族名称见于记载，不称回回人。哈剌鲁即唐代突厥诸族之一葛逻禄部，八世纪后期从金山迁居天山西部，后来成为哈剌汗朝的主要军事力量，并改宗伊斯兰教。2年，伊犁河哈剌鲁部落归附蒙古；在蒙古占领原西辽境土时，其他哈剌鲁军队和部队也相继降附。哈剌鲁人被征发从蒙古军西征及灭夏、灭金、灭宋，由此大批入居内地，在元代政治、军事和文化上都有重要地位。阿儿浑（又译阿鲁浑、阿鲁温、阿剌温等）是塔拉斯至八剌沙衮一带操突厥语的部族，蒙古占领其地后，征发此部人组成阿儿浑军从征花剌子模，后随蒙古军东来，太宗时与撒麻耳干等处所掳工匠并徙居荨麻林和丰州以东诸地，其后一部分人又因出征或仕宦而移居中原、江南各地2。哈剌鲁人与阿儿浑人在回鹘及中亚信奉伊斯兰教人，如扎八者火者。《元朝秘史》（82）还记载了经商于蒙古各部的回回人阿三。 《世界征服者史》上册，页9；《史集》第卷第二册，页259。 2关于唐宋时代波斯、大食人寓居中国的情况，参见桑原骘藏《蒲寿庚考》第二，陈裕青汉译本。兴建于宋代的伊斯兰教寺有广州之怀圣寺（参见白寿彝《跋重建怀圣寺碑记》，《中华学术论文集》，98年），泉州之圣友寺、清净寺等（参见庄为玑、陈达生《泉州清真史迹新考》，《世界宗教研究》98年第3期），扬州之礼拜寺（见《嘉靖维扬志》）。 《长春真人西游记》载，自昌八剌（今新疆昌吉）“西去无僧，回纪但礼西方耳”。即信奉伊斯兰教。又载，当时阿力麻里的哈剌鲁首领即是木速蛮。 2《元史》卷一二二《哈撒纳传》，卷一四二《撤里帖木儿传》；《马可波罗行记》英译本页8—83；元代虽不归入回回人户一类（阿儿浑人与回回通婚者很多。大约到元末也被认为属回回类），但同为伊斯兰教徒，当也是形成中国回回民族的一部分来源，故附带提及。从上述可知，元代回回人的民族成分主要是中、西亚信奉伊斯兰教的突厥人、伊朗人和阿拉伯人。在元朝政府的户籍和其他官方文书上都被归为回回人一类，标志着中国的回回民族开始形成。 元代回回人属色目人的一种，在经济上享有仅次于蒙古人的优越地位。 蒙古统治者为抑制汉人、南人，重用色目，许多回回上层人物成为蒙古国和元朝的高官显宦。著名者如花剌子模人牙老瓦赤，从窝阔台汗末年到蒙哥汗时代（除乃马真皇后称制期间外）一直担任统辖中原汉地的断事官；大商人奥都剌合蛮以扑买中原课税，被窝阔台任命为提领诸路课税所官；世祖时的赛典赤父子、阿合马，武宗至仁宗时的合散（一译阿散）、泰定帝时的倒剌沙、乌伯都剌等人，都位至丞相、平章，掌握朝廷大权。在其他中央衙门和地方政府中担任要职的为数更多。至元二年（25）元朝定制以蒙古人任各路达鲁花赤，汉人任总管，回回人任同知；五年，下令革罢汉人任达鲁花赤者，但回回人已任的仍旧；次年又规定，准许任用回回、畏兀儿等色目人为达鲁花赤。以镇江路为例，世祖至文宗时期的2任达鲁花赤中，有回回5人；所属录事司和各县达鲁花赤中，回回居三分之一左右。 回回商人在元朝的国内外贸易中势力尤大。他们的活动地域遍及全国各地，且深入至极北的吉利吉思、八剌忽（在今贝加尔湖地区）等部落。元人说，其“大贾擅水陆利，天下名城巨邑，必居其津要，专其膏腴”。据中统四年（23）的户口登记，中都（后改大都）就有回回人户2953户，其中多是富商大贾势要兼并之家。在泉州、广州、杭州等对外贸易港口城市，唐宋以来就有不少大食商人寓居，入元以后，由于元朝统治者倚重木速蛮商人经营海外贸易，他们的势力更盛。泉州大食人蒲寿庚，南宋末任市舶提举，叛宋降元后，官至中书左丞，为福建行省长官，其子蒲师文任宣慰使左副元帅，父子世掌市舶，富贵冠一时，蒲氏女婿回回富商佛莲，拥有海舶80艘，家产仅珍珠就有30斛。元朝皇室常以虎符、圆牌、驿传玺书授予木速蛮商人，遣他们赴西域各国购买奇珍异物；他们贩运来的奇珍异物上献后，又索要巨额“回赐”（价值），称为“中卖”，成为元朝财政的一项沉重负担。从中亚、波斯各地迁来的大批回回工匠，被编入元朝政府或诸王贵族所属的工局，从事纺织、建筑、武器、造纸、金玉器皿、酿酒等各种行业的劳作。他们生产的“纳失失”最著名，是缝制元朝宫廷宴飨礼服“只孙服”的主要原料，专门织造纳失失的荨麻林匠局，就是窝阔台汗在位时以回回人匠3000户所置，其中大部分是撒麻耳干人；同时设置的弘州（今河北阳原）纳失失局，领有西域金绮纹工300余户，教习从中原各地签括来的工匠织造纳失失。元世祖时，伊利汗阿八哈遣来的回回炮匠阿老瓦丁、亦思马因等，所并参见杨志玖《元代的阿儿浑人》，《元史三论》，页22—23。 造回回炮（抛石机）能发射50斤重的巨石，比中国原有的抛石机优良，于是元朝政府从全国各地签括匠人，成立回回炮手军匠万户府，在他们指导下制造、使用回回炮。西域木速蛮工匠的迁入，促进了中西手工业技术的交流和元代手工业的发展。 元代是中国多民族文化交汇融合的重要时期，回回人为元朝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一方面，他们带来了伊斯兰国家的天文学、医学、地理学、建筑术、文史音乐等多方面的科学文化知识，并制造了一套西域天文仪器。元朝政府特立回回司天台，掌观测衍历，以札乌鲁丁为提点，集中了一批木速蛮天文学家在其中工作。由于元代全国各地都有许多木速蛮居民，回回历也成为元朝通行的历法之一。在元朝宫廷和民间都有不少木速蛮医生，用本国的医术和所谓“回回药物”治病，常有奇效，被称为“西域奇术”。元朝中书省礼部属下设有常和署，专一管领回回乐人，回回乐也成为中国音乐一个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回回人久居中国，学习汉族文化，出现了许多杰出的学者、文学家和艺术家。如赡思丁、萨都剌、高克恭、丁鹤年等，他们的作品也是中国文化遗产中的瑰宝。 回回人世代保持伊斯兰教信仰及其制度和习俗。元朝统治者对各种宗教采取兼容政策，因其俗而治其民。根据成吉思汗的“札撒”，给予伊斯兰掌教人员答失蛮等以免除赋役的优待；伊斯兰教的礼拜寺（mesjid，元代音译密昔吉，俗称回回寺）和佛寺、道观一样得到朝廷的保护。回回人的宗教活动和生活习俗都不受限制。元朝政府设置“回回哈的司”（哈的，qadi，阿拉伯语，伊斯兰教法官），掌管回回人的宗教事务及刑名、词讼诸事，使自治其徒。至大四年（3）元仁宗即位后，罢回回哈的司属，规定“哈的大师止令掌教念经，回回应有刑名、户婚、钱粮、词讼并从有司问之”。天历元年（328），因回回大臣倒剌沙等拥立泰定帝子，与元文宗对抗，文宗下令罢回回掌教哈的，并命各地追究倒剌沙的同党，回回势力受到一次较大打击。但不久文宗即诏谕中外“凡回回种人不预其事者，其安业勿惧。”可见这只是一次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不涉及宗教或民族斗争。元末来中国旅行的摩洛哥人伊本·拔图塔报道说，当时中国每城都有回回人的居住区，各有一主教（shaihal-islam）总管有关教民的一切事务，一“哈的”掌审判（大概回回人自相诉讼仍由哈的决断是非）；各地回回人都在自己的居住区建有礼拜寺，以为祈祷之所。据至正八年（348）中山府（今河北定县）《重修礼拜寺记》碑文载，当时“回回之人遍天下”，“近而京城，外而诸路，其寺万余”。回回移民散居在中国各地，编入当地户籍，另为一类，通称回回户。元朝廷规定，除答失蛮等掌教念经者外，一般回回民户，需与其他民户一样负担赋役。回回人长期与汉族人民相处，经历数代，受到汉文化日益深刻的影响。他们习汉语，读儒书，并仿效汉人的姓氏字号定姓立名，自元中叶以后逐渐普遍。但在接受汉文化的同时，他们仍保持自己的宗教习俗，世代不易，区别于其他民族的居民，后来形成为中国的回族。 第三节藏族藏族，藏文作bod，蒙文作tobed，元代沿用前朝“吐蕃”之名。元代藏族分布的地区包括朵甘思（mdo-hams，今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东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和青海省西南部一带）；朵思麻（mdo-smad，今青海东部、甘肃西南部藏族地区）及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dbusgtsagmgah-rissor-gsum，今前藏、后藏和阿里地区）三部分。北与察合台后王封地及甘肃行省相接，南与印度、尼婆罗和云南为邻，东界陕西、四川两行省，西南与迦湿弥罗相连。 元朝对吐蕃地区的经营蒙古军最早进入藏族聚居区是在22至227年的灭夏战争期间。成吉思汗在灵州击败西夏主力后，分兵进围中兴府（今宁夏银川），自率一军南下，攻占了积石（今青海循化）、西宁、洮（今甘肃临潭）、河（今甘肃临夏）等州。这些地区的吐蕃部落或有归蒙古者。23年拖雷率右翼军假道宋境攻金，掠阶州（今甘肃武都）、文州（今甘肃文县）等地，兼及吐蕃东北部边缘的部落。 235年，窝阔台封次子阔端于西夏之地，并命统军攻南宋四川。阔端率军先取金未降之秦（今甘肃天水）、巩（今甘肃陇西）等州，金巩昌便宜总帅汪世显、熙河节度使（治临洮）蕃部首领赵阿哥昌等降，以阿哥昌为叠州（今甘肃迭部）安抚使，招集蕃部。这是蒙古最早任命的吐蕃官员。23年宗王穆直（察合台子）与先锋按竺迩分兵取宕昌、阶、文等地，招降吐蕃酋长勘陁孟迦等十族，皆赐以银符。 239年阔端派将领道尔达进兵乌思藏热振和杰拉康两寺，不久即退出，向阔端报告乌思藏各教派的情况，建议任命宗教首领管理其地。244年道尔达再次入乌思藏，召萨斯迦派首领萨斯迦班智达公哥监藏（sa-syapaditau-dgahrgyal-mts-ha，简称萨班sa-pa，82-25）来见。萨班奉召，即携其侄八思巴（hhags-pablo-grosrgyal-mtsha，235-280）、恰那朵儿只（hyag-ardo-rje，239-27）启行，24年到达阔端驻地凉州。这时阔端正在和林参加贵由即位大典，次年回到凉州，遂与萨班议定归附条款，由萨班号召乌思藏、纳里僧俗首领归降蒙古，这为元代中央在吐蕃地方建立行政体制奠定了基础。萨班的信中，先申明蒙古军威和对归顺者的优待政策，然后传达阔端的令旨，要点有（）各地世俗首领官仍原职；（2）任命萨斯迦首领为达鲁花赤，赐金、银符；各地方官员处理政务应请示萨斯迦金字长官，不得自由行事；（3）各地编出籍册，开列官员名单、俗众人数与贡物定额，一式三份一进呈，一交萨斯迦、一由本地官员保管；由朝廷遣官与萨斯迦官员共收国赋。信末还开列一长串蒙古人喜爱的金、银、象牙、珠宝、兽皮、羊毛等物。会见后，萨班与二侄仍居留凉州，奉命传法。八思巴随伯父学法，恰那则习蒙古语，阔端命恰那着蒙古装，后赐之以女，受封白兰王。在萨斯迦的带动下，乌思藏纳里诸地归附蒙古。对未归附者，蒙古人继续用兵。 25年宪宗蒙哥即位，命和里■统吐蕃等处蒙古、汉军“仍前征进”，深入到今拉萨北的达木地方。253年，忽必烈征大理，取道四川西部的吐蕃之地，渡大渡河，直抵金沙江，收服了这一带的许多部落。 与此同时，蒙哥还下令在乌思藏括户，并将本地区各地方指定分授给宗王。藏传佛教其他派别的上层人物根据这一分封分别依附蒙古王室必里公受到蒙哥的保护，搽里八受到忽必烈的保护，伯木古鲁、雅里不藏思八托庇于旭烈兀，思答笼剌则依附阿里不哥，且分别接受封赐土地与人户，建立臣属关系。在吐蕃东部极具影响的噶举派喇嘛噶哩麻巴哈失，为同萨斯迦的八思巴争夺在朝廷中的宠信，展开激烈斗争。他也在忽必烈南征大理的行军途中受到召见，但不肯留随，而北依蒙哥可汗。2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尊八思巴为国师，赐玉印。命恰那管理吐蕃地方事务。27年恰那死于萨斯迦地方，元廷趁机对吐蕃统治方式作了调整，加强了朝廷的统治权。 对吐蕃的管理吐蕃地方归属中央政府管辖之后，元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与制度实施管理一、在朝廷设立宣政院宣政院初名总制院，即释教总制院，设立于至元元年（24），“掌释教僧徒及吐蕃之境而隶治之”，以国师八思巴领院事，其长官院使（初置二人，后增至十人）或以朝廷大臣兼领之，位居第二者由帝师辟举担任。至元二十五年，尚书右丞相兼总制院使桑哥“以总制院所统西番诸宣慰司军民财谷，事体甚重，宜有以崇异之，奏改为宣政院”（《元史·桑哥传》）。宣政院为从一品衙门，与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同为朝廷机构，铨授官吏和处理所掌大小机务均可径奏皇帝，不必通过中书省。其用人“军民通摄、僧俗并用”。吐蕃有军政大事，则设行宣政院前往办理，且与枢密院同议而行。宣政院是管理吐蕃地方的最高行政机构。 二、宗王分镇与帝师的统领忽必烈即位后，继续实行蒙古的分封制度，至元六年（29）封第七子奥鲁赤为西平王，出镇吐蕃之地。奥鲁赤死后，其子镇西武靖王铁木儿不花、孙搠思班相继承袭。至洪武三年（370）明军取河州，元镇西武靖王卜纳剌以所领吐蕃诸部归降明朝。元代吐蕃地区有《萨班致蕃人书》，分见《萨斯迦全集》和阿旺公哥索南《萨斯迦世系史》。巴卧祖拉陈瓦《贤者喜宴》，民族出版社98年版。 事，常由奥鲁赤及其继承者受命处理。 在元朝廷加强集权、藩王权力相对削弱之后，吐蕃地方的军民财赋转由朝廷设置的直辖行政机构宣政院管理。镇西武靖王不能直接处理地方军政事务，而必须将意见陈告宣政院，由宣政院议拟处理办法，上奏皇帝，请旨决定。由于吐蕃地区佛教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元世祖竭力扶持首先归附且有巨大势力的萨斯迦派首领。至元六年八思巴制蒙古新字成，升号帝师大宝法王，领宣政院——管理吐蕃地区的最高机构。故有“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于西土”之说。在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至今还保存有许多元朝皇帝圣旨和帝师法旨，足以证明。帝师法旨都是以“皇帝圣旨里”抬头，表明系奉旨行令。自世祖以后，元朝历代皇帝都置有帝师。有元一代的十三四任帝师除两三人出身不明外，其余皆出自八思巴的款氏家族（七人）或门徒（四人），至于款氏家族成员被封为国师、国公，司徒、司空，乃至尚公主封王者，为数也甚多。 三、地方机构在吐蕃地区，直接管理地方事务的是宣政院属下的三道宣慰司都元帅府；宣慰司下，设有宣抚司、按抚司、招讨司、万户府、千户所等，在邻近内地的蕃汉杂居区则置路府州县。 （一）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所辖主要是朵思麻地方，约在至元初设置。至元六年割巩昌都总帅府所领河州路（治河州，今甘肃临复）、朵思麻路（设有总管府和军民万户府等）隶之。至元五年至八年，又先后割巩昌都总帅府所领安西州、洮州、岷州来属。积石州置元帅府（在今青海循化），贵德州（治今青海贵德）置达鲁花赤、知州等。礼店文州元帅府（治礼店，今甘肃礼县东北），中统初，按竺迩子赵国宝所招文州吐蕃首领勘陁孟迦入朝，赐金符，立文州吐蕃万户府，赵国宝以元帅兼万户府达鲁花赤。松潘叠宕威茂州宣抚司，阔端曾以吐蕃首领赵阿哥昌为叠州安抚使，及松、潘、岩、威、茂等州各部相继来降，遂合置一安抚司辖治之；至大二年（309）宣政院依镇西武靖王和朵思麻宣慰司的建议，改安抚司为宣抚司，迁治茂州汶川县。 （二）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管辖吐蕃朵甘思之地，并辖有四川黎州（今汉源）、雅州（今雅安）等州县，以及奔不招讨司、奔不儿亦思刚和赤思马儿甘万户府等。元初，曾置碉门（今四川天全）等处安抚使、鱼通（今四川康定东）等处达鲁花赤等官，以招谕、镇抚这一带的吐蕃部落。至元二年（25）建吐蕃哈答城（一作匣答，在今四川乾宁北）遣军戌守，十三年以之为宁远府。十五年以吐蕃李唐城为李唐州。至元二十年，又割成都路所领黎、雅两州属吐蕃招讨司。大德二年（298）并吐蕃、碉门安抚司、运司为一，改称“碉门鱼通黎雅长河西宁远军民宣抚司”并置“朵甘思哈答李唐鱼通等处钱粮总管府”为掌管钱谷的机构。 《元史》卷二○二《释老传》。 （三）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简称乌思藏宣慰司，纳里速古鲁孙元帅二员，乌思藏各地方万户十一（其中二万户府各置达鲁花赤一员），千户四，管民官二。吐蕃史籍多记元在乌思藏置十三万户（hri-sorhu-gsum）。 乌思藏宣慰司大约设置于至元二十年之前。本钦（dpo-he）是朝廷任命的管理乌思藏十三万户的行政长官，多出于帝师荐举。其治所在萨斯迦。第一任本钦释迦藏卜是在八思巴为帝师时，由忽必烈皇帝敕授乌思藏三路军民万户之印，使任本钦。这是元朝在吐蕃本土最早设置的最高行政长官，时在至元五年。这一年元朝派官在乌思藏清查户口、土地，按万户制划分行政区域，任命各万户长，计有十三个沙鲁（zha-lu）田地里管民万户，在今西藏日喀则南数十里的霞炉地方。搽里八（tshal-pa）田地里管民万户，在今拉萨东郊蔡贡塘。 乌思藏（dbus-gtsag）田地里管民万户，应即萨斯迦本钦直辖的万户，《贤者喜宴》作“lha-sde-gzhug-pa”。出密（hu-mig）万户，在今日喀则西南曲弥地方。 敖笼答剌万户，所在不详。 伯木古鲁（hag-mogru-pa）万户，治聂乌东城（sdhu-gdog-rtse），在今乃东县。 加麻瓦（rgya-ma-ba）万户，在今墨竹工卡县西南甲马之地。 札由瓦（bya-yul-ba）万户，在今隆子县东南加玉地方。 牙里不藏思八（gyah-bzag）万户，在今乃东县境。迷儿军（必里公bbri-gug）万户，在今墨竹工卡东北止贡地方。 拉堆绛（la-stod-byag）万户，在今昂仁一带。 拉堆洛（la-stod-lho）万户，在今定日一带。 绛卓（byag-hbrog）即香万户，在今日喀则东北香曲流域。 俺卜罗（yar-hbrog）即思答笼剌万户，在今羊卓雍湖一带。 十三万户初设应为实指，后成为对乌思藏地方政区分划的概称，其间有消长变化。最高长官是万户长，皆由朝廷任命，其下属有千户长、百户长、五十夫长等。 四、置驿与籍户至元元年（24），在吐蕃设置了驿站，这一任务是由答失蛮完成的。他受元世祖之命，仿照汉地设置驿站之例，从朵思麻的丹底水晶佛殿（今青海化隆境内）起，经朵甘思、错多桑珠、后藏，最后到萨斯迦寺，共置27个大驿站。其中朵思麻7个，朵甘思9个，乌思藏地区个。驿站的乌拉差役由各地人支应。置驿保障了元朝中央与吐蕃地方联系的《元史》卷八七《百官志·宣政院》及达仓巴·班觉藏卜《汉藏史集》等。参见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987年版。 《汉藏史集》，四川民族出版社985年版。 畅通。设在吐蕃地区的驿站并不归属各万户府，而是由宣慰使司中朝廷委派的官员管理。280年左右，萨斯迦本钦公哥藏卜违抗中央，元世祖派大臣桑哥率军入藏查处。平息叛乱后，桑哥一面在吐蕃留下部分蒙古军驻守各地，一面对驿站作了一些调整，即由蒙古驻军负责乌思驿站事务，原来的站户只提供食品、用具和药品等，不再远戍应驿。为了保持驿路畅通，元朝中央屡次拨款赈济站户。 与置驿相伴的重要政策是籍户，而籍户之目的是征收赋税、摊派差役与划分行政机构。籍户有三次一在28年，一在287年，一在335年。藏史记阳土龙年（28）初，由朝廷派来金字使者阿衮与弥林二人对俗民、土地及人户进行了清查。此后二十年（287）由大衙署派来的和肃与乌努汗二人，与本钦软奴旺术一起，按照大清查的规定统计了户口。“从上部纳里速古鲁孙到沙鲁万户的辖地以上，是由阿衮与弥林二人清查的，从这以下到必里公万户辖地以上，是由司徒阿什杰等清查的”。清查的结果是乌思藏四茹及纳里速古鲁孙共有三万六千四百五十五户，其中乌思地方有二万七百六十三户，纳里速及藏地方有一万五千六百九十户。另有不属乌思藏地方羊卓万户的十六部份，计七百五十户。当时把吐蕃的民户分为僧户和俗户两大类，籍户是不包前者的。据谓，吐蕃的每个万户各有寺院属民四千户，贵族属民六千户。另有一部分民户既不在万户之内，也不归寺院管辖。因此，当时统计出的人户比实际人口要少得多。吐蕃人户的统计办法是有六根柱子面积的房子，有可种十二蒙古克种子的土地，有夫妻、子女、仆人共六个人，乘畜、耕畜与乳畜三种牲畜，山羊、绵羊计二十四头，方可称为一个霍尔堆，五十个霍尔堆称为一个达果（马头），两个达果为一个百户，十个百户为一个千户，十个千户为一个万户。 元朝在吐蕃采取的诸项制度使朝廷有效地实施了对吐蕃的统治，并进而对吐蕃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吐蕃经济的发展元代吐蕃地区的经济主要是新兴的封建庄园经济，其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大大小小的农奴主与广大农奴之间的矛盾，奴隶制残余依然存在，但社会生产较前有较大的发展。 庄园，藏文叫“溪卡”（gzhis-ha），它肇始于奴隶制瓦解后各地封建势力的各自为政与互为仇雠。由于这些大小不等的地方武装拥部自主、互不统属，形成无数个相对独立的军事和经济单元。它的消长依其军事与经济实力的变化为转移，由于吞并或联合，逐渐形成势力更大的地方权力组织，军事与生产密切结合，自成壁垒。在生产方面，由于旧的奴隶制秩序的瓦解，《汉藏史集》，四川民族出版社985年版。 起义的奴隶已获得更大的人身自由，统治者也不得不采取新的封建经营方式，发展生产以充实经济实力，保存自己并伺机扩大势力范围。 在封建农奴主庄园发展的同时，寺院经济也发展起来。由于吐蕃地区封建制的确立与藏传佛教的形成相辅而行，在经济上也出现了二者同步发展的局面。双方相互依持，相互利用，寺院封建主的统治政策，在精神上感召人们承认并服从新的统治者，各封建主则捐献土地庄园给高僧大德，增强了寺院的经济实力。高僧收徒传法多要接受大批财产作为报酬，这也使一部分僧人成为拥有财富的僧侣贵族。于是在吐蕃就存在着另一大经济势力与社会阶层——寺院经济与僧侣贵族。 在蒙古军入藏前，吐蕃地方的必里公、古尔摩、萨斯迦之拉德雄巴、搽里八、俺卜罗、牙藏、伯木古鲁及汤卜赤等十一个教派势力，均派各自的使者分别投靠蒙哥汗、阔端、薛禅汗、阿里不哥及旭烈兀，向这些蒙古王子“请求桂本（sgos-dpo）之职”。“桂本”即“私有庄园管理人”或“贵族领主”。 乌思藏十三万户的确立，首先是以其经济实力为基础的，它们的消长，除政治因素之外，经济实力是其核心依据。搽里八派是在搽里溪卡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萨斯迦之受蒙古推重，不仅是因为萨班之德高望重，更重要的还是其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款氏贵族在斯塘开设商市、建立民舍，在仲堆、仲麦、达托、芒卡支钦、藏地中部和谷地、上下复甫地区及达纳等地建立有溪卡，在北方的琼地、克甫索、贡支及卡尔甫等地建立了众多的牧场，在热索放牧马群。 元代吐蕃的庄园分为两类，一是归贵族所有，一是归寺院所有。管理人称“溪聂”（gzhis-gyer），负责溪卡大小事务。庄园的主要劳动者是农奴。寺院溪卡叫“衮溪”（dgo-gzhis）或“却溪”（hos-gzhis）。寺院的属民由寺院领主管理，如果万户长为教派领袖，则集政教大权于一身，也兼管贵族庄园。寺院溪卡受到元朝中央的特别保护，元代藏汉文圣旨法旨均表示了对寺院的优待政策，即其财产不得侵犯，且免纳赋税。如八思巴在至元四年（27）赐给却顶寺的法旨，即令“无论何人俱不得征派兵役、赋税、劳役三者，不得征收商税，不得索要饭食及乌拉差役，不得在寺院住宿”等。帝师辇真监藏晓谕乌思藏宣慰使的法旨亦谓诸官员“不得倚势欺凌，征收前所未有之差税、食物、乌拉，不得随意征派牛马，不得干涉俗人出家为僧不得派僧差”等。寺户不仅从事农业、牧业，而且也从事商业贸易，是元代吐蕃经济很重要的一部分。僧差、僧税虽有其名，往往通过皇帝或帝师的优礼诏书被免除，这些负担自然转嫁到普通农奴的身上。 贵族所属庄园叫“格溪”（sger-gzhis）或者“桂溪”（sgos-gz-his），《萨斯迦世系史》，民族出版社985年版。参见黄颙《元初对西藏人口的普查及其经济意义》，《中国民族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985年版。 属民称“弥德”（mi-sde）。贵族溪卡由“桂本”或“格本”管理。农奴从事生产，其权益也受到元廷一定程度的保护，但对贵族和中央有纳贡应驿的义务。元代籍户即是为征税、派差与置驿提供依据，这些均由贵族所属的俗民来承担，同时他们还对寺院承担一定的劳役。 元廷对帝师赐有庄园土地，使其成为吐蕃地方的封建主。据《汉藏史集》载，“在河州的热布卡地方，有属于囊索管辖的庄园，在城墙根有叫做拉哇城的，再往下有叫典康溪的庄园，这些是按照圣旨奉献给上师八思巴的份地，不负担府库及驿站等汉地、吐蕃的任何税赋差役，不在编籍之内。据说有可下五百蒙古克种籽的土地”。在帝师之下，乌思藏宣慰使司及下辖的诸万户、千户，吐蕃等处、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及安抚司、招讨司、元帅府等长、使，也因拥有一定数量的庄园而成为大小不等的农奴主。 元代吐蕃地方的经济在中央政府的管辖下较前有了新的发展。社会的安定、封建庄园制的进一步发展，势必为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在雅鲁藏布江流域农区，主要种植青稞，这是吐蕃人的主食与岁贡物品之一。藏史记载吐蕃地方在山谷地区是以牧业经济为主，在河谷地区是农业经济为主，反映了亦农亦牧农牧并举的特点。在吐蕃的人口调查中，作为一户的标准即包括有一定的土地、一定数量的马驴牛羊。牲畜既是农业耕种的得力助手，交通运输的优良工具，而且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主要食物。在吐蕃人的纳税项目及朝廷对吐蕃地方的救济物品中均有马牛等。而支应驿站少不了马匹、驮畜、乳畜与肉羊。 吐蕃人的家庭手工业也有一定的发展，牦牛尾制作的帐篷以及羊毛制成各种织物，不仅种类增多，而且质量更加精美，如“毛布”、“花毯子”、“藏地哔叽”、“氆氇”等，均颇受人们喜爱，其中乌思藏的细氆氇尤为驰名，还是上贡的佳品。坐垫和围裙也是常用而大批制作的物品。至于金、银、象牙、珍珠、银珠的加工及藏红花、木香、牛黄、虎、豹、水獭皮张、麝香等均很有名，既作为上贡物品，又有一部分进入市场。吐蕃人对僧人或亲友也常以披风、坎肩及各种金银加工品或丝毛制品相赠，其生产与加工规模自然很大。 元代吐蕃的商业与集市贸易也十分发达。由于农牧业的发展、手工业的进步，为商业的繁荣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在各教派和封建领主的庄园上，形成大大小小的贸易网点，大多以寺院为中心，宗教节日或年节成了开展商业活动的大好时光。从而也推动了新的城镇的产生与政治中心的形成。交换的物品主要是农牧及土特产品、加工物，包括丝毛制品、刀剑、金银首饰等佩带物。 元代继承宋代以来吐蕃地方与内地的“茶马互市”传统，且由于吐蕃成为中央政府辖下的一个地方机构，双方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贸易的次数与数额均有增加。277年，元军取四川以后，在碉门、黎州设榷场与吐蕃贸易。以后，大批吐蕃官员与僧侣陆续来到内地，以朝贡的方式获得厚赐或采购货物，以至于给驿站带来沉重的负担。以各种方式开展的民间私营贸易也有增无已。 吐蕃的文化元代吐蕃的文化事业较前有所发展，这与元朝廷的扶持、吐蕃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各民族相互联系的加强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语言文字方面，萨班与八思巴叔侄贡献最大。萨班是一位学富五明的学者，在与阔端商定吐蕃归附蒙古的条件后，他应阔端之请留在凉州，从事佛教传播工作。他感到当时蒙古人所使用的畏兀字母有不完备的地方，无法标注、翻译一些梵文、藏文，便对此加以改革。他在畏兀字的基础上增以藏文表音字母，形成一套新的字母。这套字母是否被纳入畏兀体蒙古文字，尚不清楚，但它对蒙古文字的改进所产生的影响却是不可低估的。后来，在元文宗时代，国师搠思吉·斡节儿进一步改进畏兀体蒙古文字，即是以萨班的改革成果为基础的。 八思巴在元代的政治与文化方面的影响更大。就文字而言亦复如此。其事见八思巴传。 在文学方面，藏族长篇史诗《格萨尔王传》大约形成于元代。据目前的统计，已发现的口头说唱本、木刻本和手抄本共有六十多部，约一百五十多万行，一千五百多万字。这是中国文学史及世界文学史上罕见的史诗巨作。它是藏族民间长期流传下来的群众性创作，通过英雄格萨尔王抑强扶弱、降妖除魔、安辑百姓的伟大业绩，来展示复杂动荡的社会生活与人们的理想。萨班的《萨迦格言》一书，元代就被译成蒙古文，是藏蒙人民喜爱的文学作品。它以劝世修身为内容，共分九章，包含四百五十七首格言诗，使用四句七音节格律。内容涉及治国之道、处世哲学等方面，颇富哲理性，成为格言体作品的典范之一。其蒙古语译本残页已被发现。 元代藏族史学也有长足发展。寺院都很重视对珍贵文献的保管，在萨斯迦寺有专管文书的官吏叫朋你克。各教派均记录、保存本门诸高僧大德的著述与事迹，成为后代撰写教法史的基本材料。十五卷本的《萨斯迦全集》是萨斯迦五祖的全集，其中包含有重要的原始资料。元代藏族学者读史、撰史之风兴起。赞巴拉多室利衮读汉文史籍而记“汉地由周至唐的历史”与“汉地由梁至南宋的历史”。汉族译师胡将祖将宋祁和范祖禹执笔所写的《唐书·吐蕃传》和《资治通鉴·唐纪》译为藏文，并由喇嘛亦邻真乞剌思刊行。《红史》是现存最古老的藏文史籍之一，由搽里八的公哥朵儿只于34至33年写成。公哥朵儿只原是搽里八的万户长，任职28年，曾朝见过元帝，后来出家为僧，受封为司徒，他著《红史》除利用各种藏文资料及上述汉文搽里八·公哥朵儿只《红史》，民族出版社98年版。 材料之外，在撰写“西夏历史”时，还利用了西夏禅师喜饶益希记载的西夏资料，撰写蒙元历史则利用了蒙古文史书《蒙古秘史》，并对史料做了初步的考定，表现出良好的学风。该书先写印度教法史，继写汉地、西夏、蒙古与吐蕃诸王统史，再写教派史，此一体例对后代藏史作者的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出身于佛学名门的布思端（290—34）的《佛教史大宝藏论》（善逝教法史）也是元代的史学名著。完成于332年，全书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阐述正法之功德、经义，对佛教基本教法、教义及经典之内容、意义与修炼方法、礼拜仪式作了简要说明。第二部分叙述印度和藏族地区的佛教史。第三部分是来藏弘法高僧与西藏大译师名录及藏文大藏经《甘珠尔》、《丹珠尔》目录。该书开辟了“教法史”体例的先河，在目录学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元廷对佛教的提倡与推动了佛学研究与佛教事业的发展。至元十七年（280）十二月丙申，忽必烈敕令镂板印造帝师八思巴新译戒本五百部，颁降诸路僧人。泰定元年（324）七月“以畏兀字译西番经”。藏文大藏经的编纂尤为佛学界一件盛事。这就是在搽里八万户长公哥朵儿只主持下，由被邀请的布思端校勘那塘版《甘珠尔》等藏区所有经藏，以金银汁书写的二百六十余部经籍——《搽里八甘珠尔》，被藏族学者尊为范本。萨斯迦派的萨班、八思巴、萨班高足胆巴，噶举派的噶哩麻巴哈失、乳必多吉等，均是元代著名的宗教家。至元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285—287），藏族经学大师远丹巴、释速端然等5人，与天竺及内地，北庭高僧一起校勘藏汉经籍，吸收了藏文《东塘丹迦宫目录》和《桑耶钦浦目录》的内容，编出《至元法宝勘同总录》，首次将密教经典与显教大乘经并列，是前所未有的壮举，有助于藏汉思想文化交流，也包含了藏族学者对我国佛教文化事业的贡献。元代吐蕃地区佛教的发展也推动了寺院建筑业的发展。各种建筑、绘画、雕塑艺术都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提高，各类的艺术风格得到更好的吸取利用。如搽里八的领主噶德衮布即请汉族巧匠修建汉式佛殿，在萨斯迦所建的新寺也是中原汉式风格。现存的拉当寺弥勒佛，沙鲁寺的莲花生等雕刻，多用写实手法，与元代汉地雕塑相近。萨斯迦寺的黄金塔，则是由尼泊尔建筑师阿尼哥率工匠完成的。沙鲁寺的几幅“供养天”壁画，也是在尼泊尔、印度艺术影响下创造出来的，已具成熟的“江孜派”风格。元代吐蕃的佛教绘画与雕塑艺术也逐渐传入内地，如元成宗时，京师创建万宁寺，“中塑秘密佛像，其形丑怪”，即是藏传密教的内容。 在科学技术方面，印刷术很快从内地传到吐蕃。公哥朵儿只的祖父葛德衮布在元世祖时曾七次去内地，回藏后在搽里八设立了印刷场。据称，《红史》所利用的汉译资料即是在325年由亦邻真乞剌思刻印的。可惜至今未有实物加以证明。医学是五明之一，为高僧必习之学问，萨班即通晓医术，并以高超技艺为阔端治愈痼疾，而获尊信。《萨斯迦世系史》记其善知诸医之术，对于日常用药和定时用药之仪轨、病之法相、相面、盘诘，触病观察及药剂学均有研究，其术犹如药王。布思端本人也精于医术，且撰医学著作。元代的贡品中有广木香、牛黄、胭脂红、茜草等药材，是当时吐蕃人对药物已有较深入认识的证明。元代吐蕃的天文历算也较前有所发展，开始出现了自己的关于时轮历的著作，有数百种之多。他们还吸收了以寅月为正月的纪月法，称为“蒙古月”，后来又吸收了汉历的二十四节气等。让回多吉（284—339）和布思端都有论述时轮历的专著。 第四节畏兀儿族畏兀（吾）儿人的主体是唐代回鹘人的后代。回鹘人原居于漠北，回鹘汗国时代，已有一些回鹘部落迁居到今天山以北和河西一带。公元840年，回鹘汗国灭于黠戛斯，大批回鹘人和其他铁勒部民自漠北逃至西域，其中有一支迁居到今天山东段南北地区，宋辽金时代的汉文史料称之为高昌回鹘或西州回鹘，这就是后来畏兀儿人的前身，在元代以前的穆斯林史料中，他们又被称为“九姓”（toghuzghuz）。哈迷里人在元代不属于畏兀儿，自成一个系统。今新疆南部塔里木盆地周围绿洲地区的居民也不被视为畏兀儿人，元人像称呼哈迷里人一样，根据其所出地称呼之，如斡端人、龟兹人等。金灭辽后，辽宗室耶律大石率部迁中亚，建立西辽，畏兀儿成为其属部。畏兀儿的贵族大臣除了袭用本部头衔外，还接受西辽封号，以为荣耀。畏兀儿文化对西辽有相当影响，西辽末帝直鲁古曾召畏兀儿唆里迷城人哈剌亦赤北鲁为诸皇子之师。西辽属部乃蛮人延请畏兀儿人塔塔统阿为乃蛮王主持文书记事，并掌印玺钱谷诸事。 直鲁古统治末年，畏兀儿亦都护月仙帖木儿死去，其子巴而术·阿而忒·的斤年幼，西辽命太师僧少监至其国，驻于火州城。20年，成吉思汗建蒙古国，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亦都护杀少监叛西辽。事成后遣使成吉思汗表示降服。不久，蔑儿乞残部脱脱诸子逃入畏兀儿境，巴而术派兵将之驱走，并遣使报告蒙古宫廷。2年，巴而术应召携贡物至漠北，成吉思汗使与诸皇子齿，列第五，并许嫁以皇女也立安敦。畏兀儿成为蒙古属部后，除了亦都护应岁时进贡珍宝方物、遣贵族弟子入质以外，成吉思汗还在畏兀儿的一些城市设置达鲁花赤，直接管辖。 十三世纪以前，蒙古人文化较为落后，畏兀儿知识分子遂成为他们的老师。成吉思汗曾命令诸皇子就学于畏兀儿学者哈剌亦哈赤北鲁。畏兀儿因很早就主动依附蒙古，所以有元一代，畏兀儿人的地位很高。 元定宗贵由死后，成吉思汗家族内部在确定皇位继承人问题上产生尖锐分歧。蒙古亲贵之间的这场皇位之争也延及畏兀儿贵族之中。失烈门等人派八剌必阇赤（balabitihi）与撒连地联络，引诱撒连地参加他们反对蒙哥即位的叛乱。撒连地等人的密谋被泄露出去。宪宗即位后下令处死撒连地，其弟斡根赤（ogeh，即玉古伦赤）受命承继亦都护之号。 蒙哥死后，拖雷家族内爆发阿里不哥与忽必烈争位的内讧。中统元年，河西阿里不哥之军战败后，于同年冬十月自沙州赴伊州（哈迷里），入畏兀儿境抵别失八里。哈剌不华军在北庭仅驻守三月，次年三月，又向西行至昌八里城。四月至仰吉八里西马纳思河，离畏兀儿境，沿马纳思河谷而下行一月，五月乃至贵由封地叶密里城。忽必烈于河西大败阿里不哥军后，很快亦踵哈剌不华之迹，将势力伸入畏兀儿地。 阿里不哥之乱平定后，朝廷对畏兀儿地的政治统治也渐渐恢复，至元三年，忽必烈命死去的的马木剌的斤之子火赤哈儿的斤为亦都护，统治畏兀儿地。阿里不哥之后，海都成为威胁朝廷在西北统治的主要势力。尽管元廷采取了许多措施，海都等叛王还是迅速把战火烧迸畏兀儿地区，火赤哈儿亦都护被迫放弃别失八里。此后亦都护家族的统治再也没有回到北庭，畏兀儿地区变成了元朝和西北叛王争夺的场所。 至元十二年（275）都哇及其弟卜思巴（即上文提到的不思麻）率大军进围火州，在此之前，他们击败了阿只吉、奥鲁只等统领的军队。都哇军围城六月，城中食且尽。亦都护不得已献出女儿也立亦黑迷失别吉，换取都哇退兵。战后火赤哈儿亦都护入朝，世祖妻以定宗女巴巴哈儿公主，又赐钞2万锭，并以火赤哈儿保卫火州城的事例教训诸皇子。由于别失八里已陷敌，火州城安全受到威胁，火赤哈儿只得再度东迁，移居哈迷里。不久西北叛王兵突至，猝不及防，火赤哈儿战死。 灭宋后，元廷腾出手来对付西北叛王，大批蒙古军、汉军、探马赤军进入西北。别失八里及其周邻地区又归入朝廷手中。自至元十七年开始，戍守别失八里的是都元帅綦公直。他在那里建立与太和岭相连接的驿站30个，并设置冶场，鼓铸农器，使军士屯田。就在元军事力量涌入畏兀儿境的同时，元廷开始在这里建立了直接统治，至元十五年，在畏兀儿地设立提刑按察司，次年又命畏兀界内计亩收税。至元十七年再于其地设交钞提举司，不久改畏兀儿断事官为北庭都护府。 就在元朝的军队一批一批进入畏兀儿地区，元廷不断加强对这里的统治的同时，海都等叛王的军队仍不断深入掳掠。至元十七年，禾忽之子秃古灭入掠火州城民，抢劫粮食。至元二十二年（285）元廷因总兵于西的诸王阿只吉失律，改由丞相伯颜代领其职。次年，海都袭来，至别失八里附近的洪水山，伯颜率元军迎战海都，结果失利，都元帅綦公直亦被俘。至元二十九年，别失八里一带发生混乱，忽必烈降旨命康里大将明安讨之，明安在别失八里附近对叛军的战斗中获胜。由于双方的军队在畏兀儿地区反复争夺，当地人民被迫两面进贡，生活极为困苦。 元灭宋后，大批元军涌入葱岭以东地区时，拜延八都鲁之子兀浑察从征斡端。至元二十六年，元廷罢斡端宣慰司元帅府后，兀浑察所部并未移驻内地，至元三十年（293），兀浑察死，其子袭职，被授以“曲先塔林左副元帅”，这应是统领曲先附近塔里木河流域驻军的武职。成宗朝初年，元廷仍控制着畏兀儿地区。不过，由于元朝放弃了斡端等今塔里木盆地西端和西南端的据点，畏兀儿地区除了在北方受到从阿力麻里和霍博、也迷里方向的威胁以外，在天山以南曲先以西方向也受到压力。为了增强对畏兀儿地区的防卫，元贞元年（295），元廷同时设立北庭都元帅府和曲先塔林都元帅府。然而此时元廷已无意恢复它昔日在畏兀儿地区的地位，故一面增强驻守屠寄认为此战发生于至元二十二年（285）。 当地的诸王术伯的力量，一面尽量避免与海都、都哇在这一带地区冲突。与元朝企图在畏兀儿地区维持现状的打算相反，都哇一直没有放弃侵占畏兀儿全境的打算，至元十二年以来，他在葱岭以东地区始终保持着进逼的势头。面对畏兀儿地区从一面受敌变为南北两面受敌的现实元廷不得不取守势，步步后退，双方的这种一进一退的战略态势一直保持到304年蒙古诸汗国约和前夕，这时火州已不再为元戍边诸王所及，都哇也把火州完全看成自己的领地。 火州并入察合台汗国后，都哇家族在畏兀儿地区扶植了自己的亦都护，并设置官守、征收赋税。从《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和《经世大典图》可以看出元朝廷与察合台汗国在河西方向辖地的分界在火州和哈迷里之间，但火州仍然与元廷保持着特殊的关系。哈剌火州有义务向朝廷贡献葡萄酒，年年不断，订有长例。贡酒者，除了火州的官员之外，还有当地的富民大户。延祐年间，元朝与察合台汗国之间再度爆发战争，战事除了在也儿的石河以南直到塔剌思一带展开外，也波及到畏兀儿地区。火赤哈儿亦都护死后，亦都护家族避居甘肃永昌，与畏兀儿之地政治上已没有什么联系，延祐三年（3），元仁宗封纽林的斤为高昌王，设王傅之官。其王印行诸内郡，亦都护印行诸畏兀儿境，领兵火州，复立畏兀儿城池。这一连串行动无疑与元军战胜也先不花有关。不过，元朝在获胜后很快撤回境内，永昌的亦都护家族也没有在畏兀儿地区站住脚。至顺元年（330）九月，元廷在火州“复立总管府”，这应是一个代表机构。尽管畏兀儿地区已被察合台汗国所并，但当地制度仍深受汉地制度影响，许多贵族仍拥有源自汉语头衔。察合台汗国所立亦都护别帖木儿称为丞相，他手下人分别称为右丞，左丞，并且位次也是右高于左，同于内地。 元代畏兀儿人主要信奉三种宗教，佛教和基督教聂斯脱里派。唐代回鹘人迁居安西后，一面继续崇奉摩尼教，一面接受了当地流行的佛教。古代波斯地理学家葛尔迪齐（gardizi）提到高昌回鹘时说，他们的可汗本来是摩尼教徒，但在其城里和国内也有迭屑教徒及袄教徒和佛教徒。元代文人欧阳玄记载道“高昌王有印曰‘诸天敬护护国第四王印’，即唐所赐回鹘印也。言诸天敬护者，其国俗素重佛氏。因为梵言以祝之。”2宋初，王延德使高昌归来后提到，高昌有佛寺五十余区，皆唐朝所赐颜。寺中有《大藏经》、《唐韵》、《玉篇》、《经音》等。近人在吐鲁番发现的大量高昌回鹘时代的回鹘文佛经残卷，足以说明当时其地佛教的盛况。 至十三世纪二十年代，邱处机西行，在别失八里、昌八里城都看到当地的佛僧和佛寺。入居汉地的畏兀儿人中佛教徒也很多，比较著名的有高昌人马尔丁奈兹（martiz）《葛尔的齐书中有关突厥的两章》（gardizi’stohaptersotheturs），载rhivumeurasiaemediievi，982，2，见页34。 2《高昌偰氏家传》，《圭斋文集》卷十一。 舍兰兰3、畏兀儿族翻译家别失八里人安藏4、别失八里人大乘都5、畏兀儿人阿鲁浑萨里、其子乞台萨里、其孙阿鲁浑萨里等。值得一提的是畏兀儿人迦鲁纳答思，他“通天竺教及诸国语”，以畏兀字译西天、西番经论，“既成，进其书，帝命锓版，赐诸王大臣”。迦鲁纳答思译经所在地是北京的白塔寺，锓版印出的经典除了分赐给汉地的诸王大臣，也赐给已在察合台汗国统治下的畏兀儿地区的贵族。近人发现的编号为ym4（u4759）号畏兀儿文书，就是一份迦鲁纳答思翻译的佛经刻本残卷。元廷颁赐到畏兀儿地区的，还有蒙古文佛经。除了畏兀儿地区的贵族从元廷受赐佛经以外，连高昌寺院内的燃灯续明之费也由内地供应。迁居永昌的亦都护家族周围所聚居的畏兀儿人也留下了一些佛教文献。有元一代，佛教是畏兀儿人中的主要宗教。这种情况直到明代中叶以后才改变。 聂思脱里教传入畏兀儿的时间不可考。在蒙古时代，“迭屑”（tersa） 是波斯、中亚对聂思脱里教徒的称呼。邱处机朝见成吉思汗途中，路经畏兀儿地时，宿轮台（今为乌鲁木齐北）之东，迭屑头目来迎，说明当地存在着有组织的聂思脱里教团体。上世纪在俄属七河流域发现的聂思脱里教墓地中，有数方墓石的铭文写明死者的籍贯，其中有一方墓石的墓主是畏兀儿人2。 畏兀儿人使用回鹘文，这种文字在元代称为畏兀儿文。这是回鹘人840年西迁以后逐渐采用的一种文字，它的字母取自粟特字母，与其他阿拉美系统的字母一样，每个字母都分为开头形、中间形和结尾形。敦煌发现过元代的回鹘文木活字，这说明当时曾用活字版来排印回鹘文书籍，回鹘文对我国历史上一些北方民族的文化发展产生影响。据文献记载，辽代人迭剌创造契丹小字时就受了回鹘文拼音的影响，而契丹文又对金代女真人创制女真文产生过影响。蒙古灭乃蛮后，蒙古族开始用回鹘文字母拼写蒙古语，此后经过改制，成为今天通行的老蒙古文和托忒体蒙古文。十六世纪末，满族又在蒙古文的基础上创造了满文。元代畏兀儿文使用的范围并不限于畏兀儿地区，随着蒙古征服者的扩张，金帐汗国、察合台汗国都把畏兀儿文作为官方文字之一来使用。明代的帖木儿帝国也使用过这种文字。直至十七世纪（康熙年3《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二。 4程矩夫《秦国文靖公神道碑》，《雪楼集》，卷九。 5程矩夫《秦国先墓碑》，《雪楼集》，卷八。 《元史》卷一三四《迦鲁纳答思传》；茨默（eterzieme）《论古回鹘文佛教诗》（zurbuddhistishersstabreimdihtugderalteuigure），载《匈牙利东方科学院文献》（taorietaliademiaesietiarumhugariae），24卷第2期，975年；黑尼士《柏林之吐鲁番蒙古文收集品》（mogoliladerberlierturfa-sammlug）一、《一份32年的佛经印刷品残片》metvojahr33），载d，953年，第3号，柏林，954年7月。 2佐伯好郎《景教之研究》，页840，第83号墓石。 间），甘肃酒泉还用畏兀儿文刊刻佛经，清初朝廷致新疆地区的官方文书也用这种字书写。 第五节云南各族白族云南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见于元代史籍的各种土著居民，有白人、罗罗、金齿百夷、么些、斡泥、吐蕃、峨昌（今阿昌族）、撬人（今独龙族）、依人（今壮族）及土僚等等。 白人为今白族先民，是以南徙入滇的古代氐羌族当中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一些族系为主体，并融合了汉魏以后移入南中的汉族大姓爨氏以及其他汉族人口逐渐形成的民族共同体。南北朝以后，它以白夷见诸史乘，而与乌蛮（即分布在云南的另外几支氐羌后人）相区别。元代又称他们为阿僰、爨僰（寸白）、白人。其分布地区，以中庆、威楚、大理、永昌为主，东至普安、曲靖，北至丽江，南及元江。他们多居住在坝区，以农耕为生，“多水田，谓五亩为一双，山明水秀，亚于江南、麻麦、蔬、果颇同中国”（李京《云南志略》）。白人在云南各少数民族中文明程度最高，以至元代入滇的中原汉人，亦认他们为“汉之遗裔”。尤其是城镇或附近地区的白人，在与汉族的交往中风俗逐渐接近汉族。所以明人将大理“近城汉、僰人风俗”不加分别地相提并论（《云南图经志书》卷五）。元时世居中庆晋宁的白人王惠，临终时遣训子孙“忠孝丧礼一则古，毋从僰俗”2。这个例子，既反映了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的白人对中原仪文之制的仰慕，同时也说明流行的“僰俗”毕竟还保持着若干固有的特点。在《云南志略》中，李京这样描写当时的白人风俗男女首戴“次工”，制如中原渔人之蒲笠，差大；编竹为之，覆以黑毡。亲旧虽久别，无拜跪，惟取“次工”以为馈。男子披毡椎髻。妇人不施粉脂，酥泽其发，青纱分编，绕首盘系，裹以攒顶黑巾；耳金环，象牙缠臂；衣乡方幅，以半身细毡为上服。处子孀妇，出入无禁。少年弟子，号曰妙子。暮夜游行，或吹芦笙，或作歌曲，声韵之中，皆寄情意。情通私耦，然后成婚。居室多为回檐，如殿制。食贵生，如猪、牛、鸡、鱼，皆生醯之，和以蒜泥而食。 每岁以腊月二十四日祀祖，如中州上冢之礼。六月二十四日，通夕以高杆缚火炬照天，小儿各持松明火，相烧为戏，谓之驱禳。佛教甚盛，戒律精严者名得道，俗甚重之；有家室者名师僧。教童子，多读佛书，少知六经者。段氏而上，选官置吏皆出此。民俗，家无贫富，皆有佛堂，旦夕击鼓恭礼，少长手不释念珠。一岁之中，斋佚名《大理路兴举学校纪》，见方龄贵《大理五华楼新出元碑考释》一，《云南文物》982年第2期。 2李源道《王惠墓志铭》，转引自《新纂云南通志》。 戒几半。诸种蛮夷不知事神佛，惟白人事佛甚谨其俊秀乾，颇能书，有晋人笔意市井谓之街子，午前聚集，抵暮而罢。交易用棋子，俗呼作■，以一为庄，四庄为手，四手为苗，五苗为索。人死，俗尸束缚令坐，棺如方柜，击铜鼓送丧，以剪发为孝，哭声如歌而不哀。既焚，盛骨而葬其贵人被服，近年虽略从汉制，其他亦自如也。 上引史文提到白人在六月二十四日晚缚火炬照天、持松明相烧驱禳，是有关火把节的最早文献记载。这一习俗至今仍在白族及西南其他少数民族中流行。明清以往，关于火把节的记载颇多附会臆想之说，反不如李京所述朴实无华。 白人的语言，按现代语言学分类法，属于藏缅语族彝语支。自汉魏至元代，白蛮的语言中吸收了大量汉语借词。所以唐人樊绰曾说“言语音，白蛮最正”，其“名物或与汉不同，及四声讹重”（《蛮书》卷八）。所谓“或与汉不同”，实际上说明了其颇有一部分名词能与汉语的相应词汇相通。据李京记载，白人语穿衣曰衣衣，吃饭曰咽羹茹，樵采曰拆薪，帛曰幕，酒曰尊，鞍■曰悼泥，墙曰砖垣，等等。我们无法知道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诸如此类的词汇，在白语中是否只有汉语借词一种形态，但白语基本语汇大量吸收汉语借词，乃是一个明显的事实。这一点无疑使白人极便利于利用汉字和在汉字基础上稍加创造的若干新方块字来记录白话，从而形成所谓僰文。到元代中后期，僰文已在云南地区相当流行了。 罗罗罗罗即乌蛮，是现代彝族的先民。元时乌蛮诸部仍大多都有各自的部名，而罗罗则是对他们的统称。南诏乌蛮七部落中有号鹿卢蛮者，当即罗罗一名的来源。蒙古人又在这个名称之后加上复数后缀-s，汉语音译为罗罗斯，专门用来指集中居住在今四川凉山自治州和西昌地区的罗罗人；元置宣慰司于其地，称罗罗斯宣慰司。乌蒙、乌撒地区也是罗罗人的集中居地。此外，惟其农业大体上还处于刀耕火种阶段。李京记载元代罗罗风俗说男子椎髻，摘去须髯，或髡其发。左右佩双刀，喜斗好杀以轻死为勇。马贵折尾，鞍无■，剜木为镫，状如鱼口，微容足趾。 妇人披发，衣布衣，贵者锦■，贱者披羊皮，乘马并足横坐。室女耳穿大环，剪发齐眉，裙不过膝。男女无贵贱皆披毡跣足虽贵，床无褥，松花铺地有疾不识医药，惟用男巫，号大奚婆，以鸡骨占吉凶，酋长左右斯须不可阙，事无巨细皆决之每岁以腊月春节，竖长杆，横设一木，左右各坐一人，以互相起落为戏。 游国恩《火把节考》，《西南边疆问题研究报告》第期。 金齿、百夷金齿、百夷都是今傣族先民，其俗尚以金、银、漆等来涂饰牙齿，因而很古以来就被称为金齿、银齿、黑齿等。元代的回回人和蒙古人用波斯语zar-dada称之，亦即金齿之意。很明显，金齿并不是这个民族的自称，而是他族的外称。实际上，唐代的裳魔，明代的歹摩，都是傣勐一音的异译，这才是“金齿百夷”部的自称。李京说“西南之蛮，白夷（即百夷）最盛。北接吐蕃，南抵交趾。”行省的西南及东南边地是他们的主要居住区。南诏、大理时代，这一带的傣族先民大体上可以今澜沧江为界分为两部分，西部称为金齿（或黑齿等），东部称白衣（即百夷）。入元以后，金齿、百夷之称经常混用，已不复区别。西南的金齿百夷，由大理金齿等路宣慰司管辖，东南地区诸部则归隶于临安道宣慰司。八百媳妇2、七十城门甸等部居民，都以百夷为主。 百夷诸部多从事农业经济。其地多桑柘，四时皆蚕；由于气候宜于作物生长，土地又肥沃，虽“地利不能尽，然多产牛、羊、鱼、果”（钱百顺《百夷传》）。大多数金齿部落元时还没有使用文字，只是刻木为约。 百夷妇女特别能吃苦耐劳。据《云南志略》，她们“长眉睫，不施脂粉，发分两髻，衣文锦衣，连缀河贝为饰。尽力农事，勤苦不辍。及产，方得少暇。既产，即抱子浴于江，归付其父，动作如故”。由于居地偏南，风土下湿上热，金齿百夷“多起竹楼，居濒江，一日十浴”。“交易五日一集，旦则妇人为市，日中男子为市，以毡布茶盐互相贸易”。百夷诸部到明代后期才开始奉佛。其在元代惟信巫祝而已。 至正之初，随着元朝廷和云南行省统治势力的衰弱，麓川（今云南瑞丽）百夷土官思可发举兵抗命，“盗据一方，侵夺路甸”。据傣文《麓川思氏官谱》，知思可发为土语音译，其意即擒白虎之王。元明官方文献多以死可伐名之，是一种诬称。兵起之后，邻近诸部“相率纳贡”。元廷曾几次派兵往征、下诏招谕，都不见效。至正十五年（355），思可发归降元廷。此后，他实际上长期控制麓川四周“三十六路”之地（《明太祖实录》卷一五五），“虽奉正朔、纳职贡，而服用制度，拟于王者”（《百夷传》）。一直到洪武中，他才为明朝重新招抚。 么些元以后，这种以金饰齿的俗尚在有些百夷部落中演变为“殁后金镶二齿而葬”。见何孟春《复永昌府治疏》。 参见尤中《云南古代民族》，云南大学历史系民族史教研室978年4月油印本，下册。2“八百，世传部长有妻八百，各领一寨，因名八百媳妇”。见《明史》卷三一五《云南土司传》三。么些即今纳西族先民。其称谓在《华阳国志》中作摩沙夷。自南诏、大理以往，他们一向以丽江为聚居中心。其“地凉，多羊马及麝香、名铁，依江（指金沙江）附险，酋寨星列，不相统摄”（《云南志略》）。么些人最早被蒙古征服。元廷先设察罕章宣慰司治其地，后又以金沙江为界，分之为东、西五城池，分别隶属于北胜府（今云南永胜）和丽江路。元初的么些大姓有和氏、木氏等。察罕章管民官一职曾由和氏担任，木氏是其属下。至明初，木氏势力寖大，其后代写成的《木氏宦谱》一书，遂将元代的察罕章管民官之职安到自己的祖先木良（即麦良、阿良）头上。 关于么些人的风俗，《云南志略》的描写如下善战喜猎，挟短刀，以一磲。少不如意，鸣钲喜相仇杀，两家妇人中间和解之，乃罢。妇人披毡、皂衣，跣足，凤环高髻；女子剪发齐眉，以毛绳为裙不事神、佛，惟正月十五登山祭天，极严洁，男女动百数，各执其手，团旋歌舞以为乐。俗甚俭约，饮食疏薄，一岁之粮，圆根2已半实粮也。贫家盐外不知别味。有力者尊敬官长。每岁冬月，宰杀牛羊，竞相邀客，请无虚日。一客不至，则为深耻。人死，则用竹箦舁至山下，无棺椁，贵贱皆焚一所，不收其骨；非命死者则别焚之。其余颇与乌蛮同。 斡泥斡泥亦作和泥、禾泥等，与现代的哈尼为同名异译，主要分布在临安西南（今元江流域），其西与百夷聚居区相接。他们多巢居山林极险处，而与河谷平坝地区的金齿百夷以及山居的其他部族错落杂处。李京记其习俗云“家有积，具以一百二十索一窖，藏之地中。将死，则嘱其子曰，我平日藏若干，汝可取几处，余者勿动，我来生用之。” 临安西南的斡泥散布地区，实际上是民族杂居区。在上面叙述的白人、罗罗、金齿百夷、么些等族的主要聚居地区内，同样存在着其他民族杂居其间的情况。例如以么些为主要居民的丽江地区，“蛮有八种，曰磨些（即么些），曰白，曰罗落（即罗罗），曰冬闷，曰峨昌，曰撬，曰吐蕃，曰■”。峨昌即今阿昌之异译。撬与俅音近，今云南贡山县西部的独龙江，上游仍称俅江（发源于西藏察隅县东）。撬人应即俅江流域的居民，后来逐步南下，徙至独龙江一带，今称独龙族。■人即今傈僳族先民，傈为专名，僳当是少数族语音译，音为人或族，■与傈实同名异译。■人居地在“兰州冰琅方国瑜《中国历代疆域图西南地区考释》第二册，94年，昆明，油印本。2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圆根，即蔓菁也。” 《元一统志》卷七，赵万里辑本。 山外”，即今云南兰坪西碧罗山（怒山）外的怒江流域。另一方面，除其主要聚居区之外，白人、百夷、罗罗等族也有许多部落散布于行省各地。其中罗罗的分布尤为广泛，从行省腹地到边远地带，其足迹几乎随处可见。 土僚、蒲人李京在《云南志略》中所提到的云南土著，还有土僚人和蒲人。“土獠（即僚）蛮，叙州南、乌蒙北皆是。男子及十四五，则左右击去两齿，然后婚娶。猪羊同室而居。无匕箸，手搏饭而食。足蹈高橇，上下山坡如奔鹿。妇跣足高髻，桦皮为冠，耳附大双环，衣黑布，顶带锁牌以为饰。出入村麓，望之宛如猿猱。人死则以棺木盛之，置于千仞巅崖之上，以先坠者为吉。山田薄少，刀耕火种。所收稻谷，悬于竹棚之下，日旋捣而食。常以采荔枝、贩茶为业云。”该地区土僚男子以击齿为成年标志的习俗，一直保留到明代。其东亦溪不薛地面的葛蛮，也有悬棺折齿之俗。他们都是古代僚族的后裔。土僚是构成近代僮族的成分之一；而葛蛮即今仡佬族先民。“蒲蛮，一名朴子蛮，在澜沧江迤西。性勇健骑马不用鞍。跣足，衣短甲，膝颈皆露。善用枪弩。首插雉尾，驰突如飞。”他们是今天布朗族的先民。 蒙古、回回元代云南民族构成中还增加了两种新的成份，这就是蒙古人和回回人。 云南的蒙古人，有一部分是随云南王、梁王以及其他诸王一起迁去的人户，更多的原是蒙古军户，他们或者在路经云南远征边区邻国的往返途中留镇其地，或者是被直接调来镇守云南的。元亡后，当地的蒙古军户逐渐和汉人军户一样，与编户齐民参错相处，绝大部分被汉族或别的民族同化了。只有在个别地方，他们仍相对集中地聚居，达数百年，同时还一直保留着对祖先的记忆。例如元政府曾于临安西“曲陀、阳关之原”置都元帅府，以重兵戍之，在这里屯住了一支蒙古军队。他们的后代，包括曾任都元帅的阿喇帖木儿蒙古右旃的后裔，至今仍聚居于通海县西的儿个相邻的自然村中，约有四千多人。关于蒙古人被周围民族同化，可以举今丽江巨甸纳西族中以“元”为姓氏的家族为例。他们本来是蒙古人，羼入纳西族后即以“和”为姓氏，而且忘记了自己的祖籍。清嘉庆年间，云贵总督罗琅玕从他们祖坟的塔形蒙古文墓碑了解到这个家族祖籍蒙古，以后他们才将姓氏从“和”改为“元”明嘉靖《四川总志》卷一三；田汝成《行边纪闻》。土僚、仡佬等族击齿悬棺的风俗，已为考古资料所证实。参见《四川珙县洛表公社十具“一人”悬棺清理简报》，《文物》980年第期。李泰《都元帅府修文庙碑记》，《新纂云南通志》卷九四《金石考》一四。2。 元代云南回回人的来源有二。一是镇戍云南的色目军队。如至元二十二年十月，“遣雪雪的斤领畏兀儿一千户戍合剌章”（《元史·世祖纪》）。又如延祐二年，“立乌蒙军屯。先是云南行省言，乌蒙乃云南咽喉之地，别无屯戍军马，其地广阔，土脉膏腴，皆是古昔屯田之迹，乞发畏吾儿及新附军屯田俱遏，至是以之为户，军五千人，为田一千二百五十顷”（《元史·兵志》）。二是跟随在云南任职的色目官员一起迁去的色目人户。今云南各地纳、赛、丁等十余姓回族都以赛典赤·瞻思丁为先祖，虽然出自传闻，但亦可反映出当时与色目官员一起来到云南、后来又羁留在这里的回回人，其数目是不小的。 2转引自杜玉亭、陈吕范《云南蒙古族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979年版，页29。第六节东北各族元代居住在辽阳行省的民族或部族，有汉、蒙古、契丹、女真、水达达、兀者诸部，吉里迷、骨嵬等等。辽王朝曾经把大批汉人强行迁徙到中京（今老哈河上游）、东京（今辽宁辽阳）等地区，广置头下军州，这是东北汉族人口迅速增加的一个重要因素。元代辽阳行省的汉族人口比较集中地分布在辽河流域和渤海湾东西地区。辽河流域东面的渤海遗族，在元朝属于“汉人”八种之一，大概逐渐融合到当地的汉族、女真等人口当中，极少再见于史籍。在元与高丽的交界地段，还有一些高丽族聚居区。高丽西京（今平壤）守将洪福源归降蒙古后，招集其北界诸州人民内迁，被安置在辽、沈之间，即以洪氏为管领高丽军民长官（后称总管）。这些高丽人后来就一直留居其地。 驻牧于辽阳行省的蒙古人，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跟随份地在这里的诸王勋臣一起迁徙来的蒙古部众，如斡赤斤后王部（洮儿河北）、木华黎国王、兀鲁、忙兀等部（西辽河南北）的部众，以及从云南调到东北的营王所部等。他们主要分布在行省西部的草原地带，另一来源是先后被遣往该地区担任镇戍的蒙古军。这部分蒙古人分布的面更广一些，但其戍守重点，仍是以辽河流域为中心的行省南部。元明之际，辽河以南的蒙古部众溃败离散，它北面的蒙古人先后跟随纳哈出、阿札失里等人降明。进入东北地区的蒙古人仍从事游牧畜牧业，也有一部分转向农业生产，如至元二十八年“以乃颜、合丹相继叛，诏给蒙古人内附者及开元、南京水达达等三万人牛畜田器”（《元史·世祖纪》）。所谓内附，似指这些蒙古人从乃颜之地迁入辽阳省直辖境内。 契丹辽河流域曾经是契丹故地。在金代，除留居故地者外，还有部分契丹人陆续被金政府从西北路或西南路强制迁徙到这里。金后期，耶律撒八、耶律窝斡起义失败后，金政府解散了所有的契丹猛安谋克，甚至下令“辽民一户以二女真户夹居防之”（《元史·耶律留哥传》）。成吉思汗起兵朔漠时，东北的契丹人乘机在耶律留哥率领下反金，数月聚众至十余万。耶律留哥西觐成吉思汗后，不愿归附蒙古的契丹部众辗转进入高丽。29年，他们在蒙古军和蒲鲜万奴派遣的东女真军队围攻下败绩，降众五万余。其中有极小部分人留在高丽，后来，高丽政府下令专置“契丹场”以居之；大部分随蒙古军西返，属驻扎在临潢附近的耶律留哥统辖，以后又随留哥后人徙至广宁等姚燧《赵椿龄墓志铭》“东京当高丽、倭奴用兵之冲，其间渤海、女直、契丹错居，俗各异宜”，见《牧庵集》卷二八。 地。在此之后，这批契丹遗民逐渐不见于史籍。 由上所述可知，元代江北地区的契丹人，实际上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在入元时早已被离散部落，杂处于它周围的汉、女真或其他诸族之中，因而逐渐被后者所吸收。另一部分，诸如辽江乡兵中契丹军或留哥所部，尚能保持或重新恢复了聚族而居的状态。然而无论如何，至迟到元明之际，这一部分契丹人当也融合到它周围的民族之中而不复存在了。 女真·水达达金代东北地区的女真猛安谋克，大约不下二三十万户（《金史·食货志》载明昌四年上京、蒲与、速频、易懒、胡里改等路猛安、谋克户有十七万六千余户。此外尚有咸平、东京等路之女真人户，数目不详）。其中上京地区是他们的重点屯防区之一。金元鼎革之际，蒙古军队攻逼于西，蒲鲜万奴招聚女真部众自立于东，东北女真人的分布重心略呈东移趋势。元辽阳行省的女真人，基本上可以分为三大部分。 一是从辽阳（今辽宁沈阳）地区以南直到达辽东半岛南端的女真人，其中一部分是辽初被耶律阿保机强迫迁去的。史载“阿保机虑女真为患，乃诱其强宗大姓数千户，移置辽阳之南，以分其势，使不得相通。迁入辽阳著籍者，名曰合苏款，所谓熟女真者是也”（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政宣上卷三）。元哈思罕万户府、千户所之名，即得诸合苏款。在辽河两岸，金咸平、东京、北京，包括半岛地区的“系辽籍”熟女真，受汉文化影响较深，文明程度是比较高的。 其次，在“熟女真”的东北方向，散布在长白山西麓北至松花江上游和中游，以及牡丹、绥芬二水流域的女真诸部，元代属开元路境。辽金之际，他们被称为生女真，以与系辽籍女真相区别，或谓其“非熟女真、亦非生女真也”（《三朝北盟会编》政宣上卷三）。其经济文化的发展，虽比原来系辽籍的女真诸部稍落后一步，不过在金元两代，他们由于早和汉、渤海等民族的互相融合或影响而逐渐扩大农耕生产（《金史·食货志》载明昌四年上京等路猛安谋克户7万多，岁牧税粟达25万多石，户均.4石，可见农耕规模不小）。至少是到元代，他们与其南面的所谓“熟女真”，恐怕差别已经不很大了。 其三，由此继续往北、东北，在东北松花江、混同江的两岸及其周围的深山茂林中生活的通古斯语族诸部，构成了元代称为女直水达达（或水达达女直）和兀者诸部的主体。水达达（鞑靼）一名首见于南宋彭大雅232至233年的北使记录《黑鞑事略》，在列举蒙古“残虐诸国”、“已争而未竟者”时，提到蒙古“西南曰斛速益律子”，小注云“水鞑靼也”。斛速益律《元史》卷一四九《耶律留哥传》；《高丽史》卷一○三《赵冲传》、《金就砺传》。子为斛速益律干之误，是蒙语usuirge的音译，意为“水百姓”。这种斛速益律干，是指东女真以北、黑龙江沿岸的通古斯语族各部，当时尚未宾服蒙古。彭大雅说他们在蒙古西南，所记不确。可见水达达一名，至少在窝阔台时代已经出现。它实际是斛速益律干的汉语意译。这时候，达达亦已用指蒙古2，惟尚未专属之。入元以后，达达的涵义日渐专一；同时水达达作为非蒙古族而使用达达名称的既定特例，亦竟与元朝相始终。不过，为说明水达达与达达的一般内涵之间的区别，元人在许多场合都以女直与水达达连称，或谓女直水达达，或谓水达达女直，用以指明水达达的真正族属。 水达达居住在混同江（今松花江及松花、黑龙江会合后之黑龙江）南北之临江滨水区域，元置水达达路辖之；大多数人仍然过着“逐水草为居，以射猎为业”的牧猎生活，也捕鱼为食。从经济发展的水平来说，要比它南面的女真诸部更落后一步。到明中叶，当它南面的女真部落已基本上变成熟女真时，它们尚处在生女真阶段。明《开原新志》有云“其脑温江（嫩江）上自海西，下至黑龙江，谓之生女真。略事耕种。聚会为礼，人持烧酒一鱼胞，席地歌饮。少有忿争，则弯弓相射。可木（在黑龙江、松花江汇流处下游不远）以下，以桦皮为屋，行则驮载，止则张架以居，养马弋猎为生。”2这种所谓“略事耕种”、“养马弋猎”的生女真，显然就是元朝时候的水达达各部。 兀者分布于辽阳行省北部的通古斯语族居民，还有被统称为吾者、兀者或斡拙的诸部。满语森林一词，清代译写为乌稽、窝集等，当即源于兀者。兀卡尔平尼、卢勃鲁克、瓦萨甫、阿布载肥达等人都提到过他们听到的有关su-mogal（译写形式不尽相同）的传闻。突阙语su译言水。穆斯林史料中的sumogal，似指水达达女真而言，当即usuirge一名流行于中亚的对译名词。欧洲人对东亚更加隔膜，所以卡尔平尼说它曾与“大蒙古”（yeemogal）、蔑儿乞（merit）、克烈一起，组成蒙古的四部（fouratios），自称塔塔儿。卡尔平尼所说恐与水达达无涉，指的实际上就是蒙古塔塔儿部。 2窝阔台时写给高丽国王的牒文，有“皇帝太国土里达达每，将四向周围国土都收了”等语。见《高丽史》卷二二《高宗纪》。 《元史》卷五九《地理志》二。按地理志作“合兰府水达达路”，误。水达达路的设置当在至元二十三年前不久，辖桃温、胡里改、斡朵怜、脱斡怜、孛苦江五万户府（后胡里改、斡朵怜改属开元路）。参见谭其骧《元代的水达达路和开元路》，《长水集》，页309—34。又《元史》卷三四《文宗本纪》载至顺元年九月，“辽阳行省水达达路，自去夏霖雨，黑龙、宋瓦二江水道，民无鱼为食”。知其人亦业捕捞。 2《大明一统志》卷《外夷》引《开原新志》。 “乌稽者，汉言大林也”，见高士奇《扈从东巡日录》；“窝稽，盖大山老林之名”，见曹廷杰《东者部人之得名，盖因其出没于大山老林之故。清代仍不用之以为部族名称者，如东海兀哲部、窝稽部等皆是。 《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上“金之壤地封疆，东极吉里迷、兀的改诸野人境。”同书卷七三《完颜晏传》“天会初，乌底改叛乃命晏督扈从诸军往讨之。至混同江，谕将士曰‘今叛众依山谷，地势险阻，林木深密，吾骑卒不得成列，未可以岁月破也。’声言俟大军皆集而发。乃潜以舟师浮江而下，直捣其营，遂大破之。”从以上记载可以知道，金乌底改诸部的分布大势，约略是在黑龙江下游直抵奴儿干地区的沿江及大片深山密林之中2。所谓乌底改人，当即包括元代的水达达和兀者等通古斯语族诸部在内3。元顺帝时期，由于政府向极东北诸部勒索海东青无度，激起水达达和兀者的反抗。这次起义时断时续，前后共经过近十年才最后失败。至正十五年，元廷复立兀者野人、乞列迷等处诸军万户府于哈尔分之地4，当即镇压此次起义后的善后措施之一。哈儿分在黑龙江下游，元明两代皆置驿于此。明代亦一度因仍元朝旧制，在此设置过兀者野人、乞列迷、女直军民万户府。此外，明兀良哈三卫之一的福余卫，其蒙古名称曰我着，当亦得名于兀者。嫩江中游的这部分兀者人，或许和肇州的水达达人一样，都是在元初平定乃颜之乱以后从东面迁来的。 在大山中的兀者部落，多以射山为猎，作为主要生活来源。少数沿江滨水者，或亦以捕捞为业。与水达达相比，兀者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可能更低一些。所以元代史料更多地拿兀者和野人相连称。元朝后期有一个东北籍人明里帖木儿，并不是兀者部人而自号“北野兀者”，被当时人看作是甘“以贱形加全人”。这件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兀者诸部文明程度较低的事实。骨嵬元代史料也记载了库页岛上的通古斯族居民，即骨嵬人。骨嵬既是部族北边防辑要·艮维窝稽水源合考》。 2按明《奴儿干永宁寺碑》谓本朝设都司于其地，实系继承“辽金时故业”，足证金朝壤地之极东北，已到达东北亚这一段临海地区。 3据《华夷译语·女真译语》“人物门”，女真语野人作“兀的厄·捏儿麻”。乌底改一名当与兀的厄同源，很可能是金代女真人对黑龙江下游地区通古斯语诸部的统称。元代的兀的哥人，其名称来自乌底改，所指似即兀者的一部分。 4据《经世大典序录·招捕》，大德年间，元政府即置管兀者、吉烈迷万户府于其居地。吴师道《北野兀者赞并引》，《吴正传文集》卷十一。按明里帖木儿家族自其高祖时即迁居北野山，所以他自称“北野兀者”。其父暮年“每怀乡土之念”，故死后“还葬柳城”以遂其愿。是知北野山在营州柳城。见黄溍《明里帖木儿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七。 名，也是地名。它与唐代的窟说、屈说2，明代的苦夷、苦兀3，以及近现代的库页，均为同名异译。元代文献提到的骨嵬岛居民，有吉里迷、亦里于、骨嵬三种。关于吉里迷，详下文。亦里于在通古斯语中原意为鹿。用作部族名，意即使鹿人，其族属未易确言。而以骨嵬命名的部族，当为该岛的主要土著居民。在唐代，这里的主要居民是通古斯语族的靺鞨；近现代，岛上除了南部的阿努依人（虾夷人）、近海岸地区有部分基里亚克人（即吉里迷人）外，其主要土著仍为通古斯语诸部。由此可以推想，元代的骨嵬人也是说某种通古斯语的民族。他们大概不像以捕捞为生的吉里迷人那样擅于造舟，所以有时还得坐着吉里迷人制作的“黄窝儿”船，从骨嵬岛浮海来到奴儿干。至元元年，黑龙江下游的吉里迷人报告“其国东有骨嵬、亦里于两部，岁来侵疆”，世祖命征东招讨使塔匣剌征之，因海流风势难渡而罢。十年，塔匣剌在弩儿哥（即奴儿干）从当地人处得知，须俟冬月赛哥小海（今鞑靼海峡北部）渡口结冻，方可冰上前去，遂奏请进征，不准。二十一年，诏命征东招讨司进讨骨嵬，可能因为不成功，次年又任命了两个招讨使，决定出兵万人往征。二十三年，征东招讨使塔塔儿带、杨兀鲁带率兵万人、船千艘征骨嵬，结果如何不明。大德年间，骨嵬人多次越海劫掠，招讨司官军追之不及。至大元年，骨嵬王善奴等遣人来请求归降，每年贡纳异皮2。 吉里迷辽阳行省界内的古亚语族（alaeo-siatigroup）居民有吉里迷人。 吉里迷之名始见于金。上引《金史·地理志》已明言他们当时居住在金朝版图极东北的奴儿干附近。元代史料除了黑龙江下游沿岸直到奴儿干地区的吉里迷人之外，还提到了骨嵬岛上的■因吉里迷。自金元迄于近现代，吉里迷人的分布地域似未发生重大变动。他们在清代志书中被称为济勒弥“其在混同江口西至黑勒尔，则济勒弥部居之”2。在描写东西伯利亚的同时代的沙俄或其他国家的探险家著述之中，他们被称为基里亚克（gilya）人。2《唐会要》卷九六“靺鞨，亦谓之屈说”。按《唐韵》，说一音弋雪切，与悦通。窟说、苦夷、库页音近，应是通古斯语族各部的读法；而骨嵬、苦兀恐怕反映了蒙古语民族对这个名称的发音。3《奴儿干永宁寺碑》，《满洲金石志》卷六；《大明一统志》引《开原新志》。见《大英百科全书》“萨哈林”条。 2《经世大典序录·招捕》。“黄窝儿”一译“广窟鲁”，是一种“头置枒杈，木根如鹿角状，两舷荡桨，疾行江中”的“五板船”。见《辽东志》卷九《外志》。关于征骨嵬事，见《元史》卷五、六、八、十三、十四《世祖纪》及《经世大典序录·招捕》记载。 《经世大典序录·招捕》。 2《吉林通志》卷一五。按黑勒尔河，在今苏联哈巴罗夫斯克边区博格罗勃斯戈耶附近。这个地区，康熙《皇舆全览图》一排二号作elerbira；乾隆《内府舆图》（即“十三排图”）六排东二作和勒尔比拉。现代苏联学者又称之尼夫赫（ivh）人，这个词在其本族语言中原意为“人们”。 《元史·兵志》载，中统四年十一月，“女直·水达达及乞列宾（即吉里迷）地合签镇守军，命亦里不花签三千人，付塔匣来领之”。塔匣来即次年征骨嵬之征东招讨使塔匣剌。据此知管辖吉里迷地之征东招讨司应置于中统四年，后设置于奴儿干之地。行政管辖上，其地隶于水达达路。元代重犯流放到该地。 元代文献有关吉里迷人生活和社会状况的记载，很不详细。据明《寰宇通志》卷一一六引明东北地志《开原新志》佚文“乞列迷有四种，曰曩家儿、富里朞、兀剌、纳衣。性柔刻贪狡。居草舍，捕鱼为食。不梳刷。以溺盥洗。父子不亲，夫妇无别。无知揖拜，不识五谷六畜，惟狗至多。乘则牵拽把犁，食则烹供口食。婚嫁娶其姊，则妹以下皆随为妾。死者夸腹焚之，以灰骨夹于木末植之。”同书又记载骨嵬岛上的吉里迷人说“男少女多。女始生，先定以狗，十岁即娶。食惟腥鲜。”这些记载中的吉里迷习俗，有相当部分一直保留到近现代。 元代吉里迷人的状况当亦大略相同。吉里迷人虽然多与水达达等通古斯语族的部众错居在黑龙江下游两岸，但两者的区别还是十分明显的。不仅所说的语言不同，而且经济生活也绝不相类。 基里亚克人的食物主要靠捕捞鱼类和海兽，没有农业；只驯养驹，以狗拉雪撬为交通工具，也食肉表皮；丈夫将妻子、妻子的妹妹和自己兄弟的妻子概称为ahbxau，而且对她们都拥有丈夫的权利，这种婚姻状态似即古吉里迷人“娶其姊，则妹以下皆随为妾”的遗风，不过家庭形式上是一夫一妻制。此外，他们还保留着制作特别的木板船的传统技术。参见《大英百科全书》“基里亚克”条；《苏联大百科全书》“尼夫赫人”条；托迦列夫《苏联民族志》基里亚克人部分。 第四章蒙古的兴起第一节蒙古部落的起源及其社会的发展蒙古部落的名称最早出现于唐代。那时，在狃越河（今洮儿河）以北，西至俱轮泊（今呼伦湖）周围，东至那河（今嫩江），北至黑龙江的地域内，分布着许多许多被统称为“室韦”的大小部落，其中有一个“蒙兀室韦”部。蒙兀就是蒙古（mogqol）的唐代音译。《旧唐书·北狄·室韦传》记载大山之北有大室韦部落，其部落傍望建河居。其河源出突厥东北界俱轮泊，屈曲东流，经西室韦界，又东经大室韦界，又东经蒙兀室之北，落俎室韦之南。 大山指今大兴安岭，望建河即今额尔古纳河。根据这段史料，蒙兀室韦部的居地应在额尔古纳河下游东南的大兴安岭北端地区。十三世纪蒙古人的历史传说称，他们的祖先原来居住在名为“额尔古纳昆”（erguequ，qu意为山崖）的地方2，应是指额尔古纳河附近的山林地带，和汉文史籍所载唐代蒙兀部的居地正可以相互印证。 大约在唐代后期（九世纪下半叶），蒙古部落从兴安岭山地向西面的草原地带迁移。随部落的分衍，所占地盘逐渐扩大，有一部分迁到了鄂嫩河、克鲁伦河、土拉河“三河之源”的不儿罕山（今肯特山）地区。成古思汗的先世就属于这部分蒙古部落。 元代史籍记载下来的蒙古人祖先传说，反映了古代蒙古部落繁衍和迁徙的历史过程。《元朝秘史》一开头就讲述蒙古人的起源，说是有一奉天命降生的苍色的狼（孛儿帖赤那，borte-hio）和一白色的母鹿（豁埃马阑勒，qo’ai-maral）相配了，渡过腾汲思海子，来到斡难河（鄂嫩河）源头的不儿罕山立下营盘，生了个儿子名巴塔赤罕。传到第十一代，有兄弟二人，兄都蛙锁豁儿有四子，迁移出去成为朵儿边部（dorbe，意为四）；弟朵奔蔑儿干娶豁里秃马惕部女子阿阑豁阿为妻，生二子，其后裔各成一部。朵奔死后，阿阑豁阿感天光而孕，又生三子，长不忽合塔吉，后裔为合答斤部（名见《金史》，作合底忻），次不合秃撒勒只，后裔为撒勒只兀惕部（名见《金史》，作山只昆，元代又译散只兀，珊竹）；幼子孛端察儿，后裔为孛儿只斤部，从这一支又分衍出约二十个氏族或部落。孛端察儿就是成吉思汗的十世祖，《元史·宗室世系表》称为“始祖”。 《史集》记载了另一种起源传说。据传远古时蒙古部落在与他部战争中南宋初洪皓最先指出蒙兀即蒙古。其《松漠记闻》云“盲骨子，《契丹事迹》谓之朦古国，即唐蒙兀部。” 2拉施都丁《史集》第卷第一册，页25。 被屠灭殆尽，只剩捏古思、乞颜两名男子和两名女子，逃进额尔古纳昆山地中，在那里长久地生息繁衍。他们的后裔形成为各个氏族（斡孛黑oboq），从这些氏族又分出许多支族，由于人口众多，山地狭隘不能容纳，就迁到了广阔的草原。后来所有的蒙古部落都源出于最初的捏古思和乞颜两人的氏族。《史集》记载成吉思汗先世谱系也追述到孛儿帖赤那，但说他是一个部落首领，从他下传八代到朵奔伯颜（《秘史》作朵奔蔑儿干）；因他们出于乞颜氏族，所以这个部落在古代就称为乞牙惕（iyat，iya的复数）。他们的牧地在斡难、怯绿连（克鲁伦）、土兀剌（土拉）三河之源不儿罕山。朵奔之妻阿阑豁阿在夫死后感注氏族部落序号，下接第二表。世代序号，第二表同。天光连生三子，“重新开创”了一个氏族由这三子的后裔繁衍出来的各部落称为“尼鲁温蒙古”（尼鲁温意为腰，据说指其皆出于阿阑豁阿贞洁的腰所生之子），他们是同一血统的亲族。其他部落则通称为“迭列列斤蒙古”（意谓一般的蒙古人）。 ------------ 3 附注:1.《史集》又列29.doban,3o.qnut,,33.qingqiat于尼鲁温蒙古诸部中.2.qongqotan,sunit,qarqas,i1jit,kekuman,otonaut,aru1at等部亦列于八鲁剌思同源诸部中。 “三河之源”不儿罕山即肯特山地区原是突厥语民族的居地。蒙古部落迁到这个地区后十分可能通过征服或其他途径吸收了不少留在当地的突厥语族人口从而使本身的民族成分生变化；在经济文化方面更受到突厥族的深刻影响。上述蒙古人的苍狼白鹿始祖传说当是承袭了高车、突厥人的狼祖传说的一部分展而来的；感天光生贵人的神话也和畏兀（回鹘）人天光照树诞生可汗的传说有一定关系1。当蒙古部落还居住在大兴安岭山林中时狩猎是他们的主要生产活动；迁居鄂嫩河流城和肯特山地区后他们从当地突厥语族居民那里学习了从事游牧畜牧业的丰富经验2由原来“射猎为务”“捕貂为业”“用桦皮盖屋”（《隋书·北狄·室韦传》）的森林狩猎部落转变为饲养马、牛、羊逐水草放牧居“黑车白帐”的草原游牧部落。《史集》记载说成吉思汗的七祖篾年土敦（据《秘史》、《元史》为八世祖）之妻莫孥伦拥有的牲畜多到不可胜数聚拢起来时从山顶到山脚下的河边都布满了3。篾年土敦、莫孥伦生活的时代约在十世纪末十一世纪初相当于辽圣宗时期。《契丹国志》也记载辽时的“蒙古里国”人民过着逐水草、食肉酪的生活“以牛、羊、马、驼、皮、毳之物与契丹交易”足见此时蒙古部落的游牧经济已有相当展能够提供远过自身消费的大量牧畜和皮、毛等畜牧业产品用于和邻人进行交换了。 随着蒙古部落游牧经济的展氏族共有制被突破了。传说阿阑豁阿死后四个大儿子把家私——牲口（adusun）和食物（ide’e）都分了欺侮幼弟孛端察儿不给他一份子。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牲畜和其他财产早已为家庭所私有儿子继承父母的财产已成为社会通则。私有制刺激了家庭财富的积累一部分人的财产日益增多成为富者（伯颜bayan）而大部分则成了贫穷者（牙当吉古温i-gu’un）。掠夺邻人是强有力者增加财富的重要手段。孛端察儿兄弟共同掳掠了兀良哈部扎儿赤兀惕氏族的一群百姓“因这般头口（adu’un畜群）也有了茶饭（ide’e食物）、使唤的（harantutqar人口、仆人）都有了”1。《契丹国志》说当时1参见韩儒林：《突厥蒙古之祖先传说》《穹庐集》页374—388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2史料记载室韦人“无羊”蒙古语的绵羊一词（qonin）就来自突厥语。蒙古畜牧业术语中突厥借词特别多说明他们是从突厥语族人民那里学会畜牧业的参见亦邻真：《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元史论集》页418。 3《史集》第1卷第二册页18。 1《元朝秘史》第38节总译。 北方达打（塔塔儿）等部皆“以部族内最富豪者为领”蒙古部的情况也是如此。孛端察儿之孙篾年土敦带有突厥语官号“土敦”（tudun）的头衔当是部落领他家就拥有多不胜数的牲畜。后来被辽朝军队打败的札剌亦儿部从克鲁伦河溃退侵入蒙古部牧地生了冲突篾年土敦诸子被杀。其孙海都（成吉思汗六世祖）长大后率部复仇灭札剌亦儿部尽掳其妇幼为奴。札剌亦儿是人数众多的大部落（《辽史》作“阻卜札剌部”）因此这次战争的胜利意义很大它使海都的威望和势力大为扩大“拥有了难以数计的妻妾、部属、羊群和马群”2。《元史·太祖本纪》说海都被立为“君”自战胜札剌亦儿后“形势寖大四傍部族归之者渐众”。 海都长子拜姓忽儿和次子察剌哈宁昆相继袭为部落领“宁昆”（《秘史》作“领忽”）即辽朝的属部、属国官官号“令稳”之音讹。察剌哈长子直拿斯继任为领称想昆必勒格“想昆”即辽高级属部、属国官官号“详稳”地位相当于节度使。当时漠北各部都在辽朝统治之下辽朝除设置西北路招讨司等北面边防官府进行控制外又置北面部族、属国官、“命其酋长与契丹人区别而用”（《辽史·百官志》）。察剌哈父子生活的时代约为十一世纪下半叶即辽道宗时期。《辽史·道宗本纪》太康十年（1o84）两次记载“萌古国遣使来聘”可见蒙古部亦通贡使于辽朝故其领被命为属部属国官。中原王朝的封授无疑大大加强了他们的政治势力使他们得以朝廷命官的身份管领本部百姓成为高踞于普通部落成员之上的“那颜”（noyan老爷官人）。察剌哈父子由此身价百倍子孙世袭官人地位成为蒙古部最有势力的一家贵族称泰赤乌氏（tayichi’ut源于汉语“太子”）。拜姓忽儿之子敦必乃薛禅也管领一部分部民势力不下于察剌哈家族。其子葛不律罕（成吉思汗曾祖《秘史》作合不勒合罕）继想昆必勒格之后统辖了全蒙古百姓称汗号；他的子孙以远古始祖氏族的名号为标榜称乞颜氏。 随着草原贵族势力不断壮大普通部落成员的地位日益低落成为贵族的属民。他们中不仅有迭列列斤蒙古各部落的成员（占属民的多数）也有同属孛端察儿后裔的尼鲁温蒙古一些氏族的成员这些氏族由于势单力薄不得不依附强有力的贵族受其统治。例如据《秘史》记载为海都幼子抄真斡儿帖该后裔的斡罗纳儿、晃豁坛、雪你惕等氏族成员后来成了泰赤乌和乞颜两家贵族的部属《史集·部族志》竟把他们列入迭列列厅蒙古诸部中但另一处又说他们也属于尼鲁温蒙古这种氏族起源不清的情况正反映了他们地位的跌落。在一次泰赤乌氏贵族推举领的会议上因争执不下请一个出身斡罗纳儿氏的老人表意见他回答说：“我是低贱的哈剌出（qarachu下民）有什么权利说话？你们众主公。请口吐贤明良言使2《史集》第1卷第二册页22。 我们哈剌出能如驹得乳得遂得生养足矣。”1可见属民（哈剌出）不但没有被推举为领的资格也没有推举领的权利。属民虽受贵族的统治但还具有不完全的人身自由有自己独立的家庭经济可以脱离原来所属的贵族而别投他部。他们是社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同时又是战士的主要来源所以一家贵族势力的强弱主要取决于他所控制的属民有多少。 游牧畜牧业的生产者能提供过自身消费的许多产品因而使用奴隶劳动成为有利可图的事。蒙古部进入草原地区后很快就出现了掳掠别部人口为奴的现象如上述孛端察儿兄弟掳掠了一群兀良哈百姓于是家中就有了供驱使的仆役。后来海都消灭了札剌亦儿部落这些札剌亦儿人除被屠杀者外都成了海都及其诸子家庭的奴隶。古代蒙古社会的奴隶（孛斡勒bo’o1）被称为“门限的奴隶”（bosoqa-yinbo’o1）“家门的梯已奴隶”（e’uden-uemnetbsp;bo’o1）说明他们是各个主人家庭的私属人口。他们的子孙也世袭奴隶的身份祖祖辈辈与主人家保持主奴关系。被海都俘虏为奴的札剌亦儿人的子孙祖祖辈辈就成为海都后裔的奴隶一直传到成吉思汗时。著名将领木华黎就是这些札剌亦儿人的后代幼年时即被送到成吉思汗家服役“教永远做奴婢者若离了你门户呵便将脚筋挑了心肝割了”2。成吉思汗还有一个奴隶是四世祖敦必乃掳来的奴隶的后裔因此成吉思汗说他是“我祖宗以来的奴婢”1。奴隶可以成家立业拥有自己的一些财产但必须附属在主人门下不得擅离；要为主人提供种种无偿劳动。为了维护对属民和奴隶的统治与奴役为了进行日益经常的战争蒙古贵族建立了隶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在贵族身边集结了一帮效忠于他们个人的侍卫——那可儿（nokor伴当）他们有的出身于属民有的出身于奴隶还有来自别部的投靠者都与各自的主人结成特殊的隶属关系受其豢养为之冲锋陷阵出生入死。势力强盛的泰赤乌氏和乞颜氏贵族还组织了护卫军——土儿合兀惕（turqa’ut）和怯薛（keshig）它的核心就是由那可儿组成的。这是与贵族具有特殊关系侍奉他个人的队伍而不是氏族内部的人民武装。那可儿和护卫军的产生进一步强化了贵族的权力并促使他们更频繁地去进行掠夺和兼并战争以获得更多的财富和奴隶控制更多的属民。 古昔的父系血缘氏族——斡孛黑（oboq）早已解体了代之而起的是另一种性质的氏族虽然仍称为“斡孛黑”但实际上是以人数不多的显贵家族为主人（额毡ejen）统治着许多出身于不同氏族的属民（哈阑haran）和奴婢（bo’o1）的社会单位。原来氏族长老的地位为贵族家族长所取代以他们的名字或尊号作为“氏族”之名。贵族户家长将属民和奴隶作为家产1《史集》俄译本第1卷第二册页57。 2《元朝秘史》第137节总译。 1《元朝秘史》第18o节总译。原文为：“你是我高祖家门的梯已奴婢我曾祖的门限奴婢。”分配给成年的儿子们诸子各继承一“份子”（忽必qubi）再扩展形成新“氏族”。为了共同对付外敌的侵略或进行掠夺战争出于同一父或祖“氏族”贵族的许多子或孙“氏族”贵族往往结成联盟推举最有势力的一家贵族为长。久之有些弱小的“氏族”贵族不仅属民被强大贵族所兼并就连他们本身也成了强大贵族的附庸甚至沦为属民。成吉思汗十世祖孛端察儿后裔（尼鲁温蒙古的一支）诸“氏族”的分衍和泰赤乌、乞颜两大贵族势力的形成就是这一历史展过程的证明。 草原贵族拥有各种尊号如“土敦”、“太子”、“薛禅”（senet善射者）、“巴阿秃儿”（勇士ba’atur）等等他们被属民称为“那颜”。他们已脱离了游牧生产劳动而以统领部众从事战争和掠夺为职。草原贵族制的展必然导致各部贵族之间争夺蒙古高原霸权的激烈斗争。正是各部贵族的争霸战争把蒙古高原推向统一从而结束了草原贵族制时代。 第二节蒙古高原诸部的争战与成吉思汗的统一十一、十二世纪的蒙古高原上还分布着其他几个强大部落：塔塔儿部（tatar）分布在呼伦湖、贝尔湖附近地区。《史集》记载说塔塔儿部在古代就非常著名由于那时他们十分强大并统治了许多部落所以其他不同名称的部落全都被称为塔塔儿。公元732年建立的突厥文《阙特勤碑》最早记载此名作“三十姓tatar”显然就是对当时汉文史料所载室韦诸部的统称。可见tatar也应是室韦诸部之一大概因为这个部落最邻近突厥而且比较强大所以突厥人用它的名称来概称室韦诸部而汉文文献中则沿用北魏以来的名称把他们总称为室韦。后来回纥人沿用了突厥人对他们的称呼。到九世纪中叶这个名称才传入中原译为“达怛”1。回纥汗国败亡后被突厥、回纥人统称为“达怛”的室韦各部落大批西迁成为蒙古高原上的主体民族汉文文献中也逐渐普遍地使用达怛（又译达靼、鞑靼、达打等）一名泛称北方各部落了。 塔塔儿人有六个部落共七万家。其中最强大、尊贵的是秃秃黑里兀惕部（tutuq1i’ut）tutuq就是汉语“都督”大概是唐朝时此部领曾授都督官号故其后裔所统部落称“都督之部”。塔塔儿人的势力比蒙古部更强大但各部之间时常互相争战只是在与别部作战时才暂时联合起来。他们先后臣属于辽、金王朝辽、金常利用他们去攻打其他反叛的属部。当蒙古部反金时塔塔儿人就站在金朝方面先后把蒙古咸补海罕、斡勤巴儿合黑等领捕送到金朝处死因此与蒙古部结下极深的仇恨。他们与克烈部也经常处于敌对之中。 克烈部（kereit）分布在土拉河、鄂尔浑河和杭爱山一带是辽、金时期蒙古高原上最强大的一部。据《史集》说克烈人是蒙古人的一种。《辽史》把他们称为“北阻卜部”“阻卜”是辽朝对达怛人的另一称呼；十一世纪哈拉汗朝学者马哈木·喀什噶里的《突厥语词典》也指出当时于都斤山（今杭爱山）一带的居民（即克烈人）是达怛人。克烈人可能是最早迁入漠北草原的达怛—室韦部落吸收了大量突厥族人口因而突厥化程度最高。他们的社会展水平也远比蒙古部为高在辽时就形成强大部落联盟其领称汗号但服属于辽封为“大王”（夷离堇）。十一世纪初克烈汗率其臣民二十万信奉基督教聂思脱里派。辽大安五年（1o89）克烈领磨古斯（即《秘史》所载马儿忽思不亦鲁黑汗）被任命为“阻卜诸部长”不久他联合漠北各部举兵反辽历时八年才被镇压下去。磨古斯子忽儿札胡思继位其营帐设在窝鲁朵城（回纥汗国故都）分封子弟于辖境东西部。1见李德裕：《赐回鹘温没斯特勒等诏书》《代刘沔与回鹘宰相颉于伽思书》（二书均作于842年）《会昌一品集》卷五、八。 他死后诸子争位长子脱里（即王罕）阴谋杀害了继承父位的弟弟台帖木儿太子和不花帖木儿夺取了汗位。 克烈人与东面的塔塔儿部西面的乃蛮部和北面的蔑里乞都经常相互争战脱里幼年时就先后被蔑儿乞人和塔塔儿人捉去当奴隶。后来乃蛮部可汗又支持脱里之叔古儿罕、弟也力可哈剌与他争位占领克烈部许多地方脱里遂与蒙古部贵族也该（成吉思汗之父）结成联盟打败敌人恢复汗位。自此势力日盛。1196年他协助金朝镇压塔塔儿部叛乱被封为王遂称王罕。 乃蛮部（naiman）分布在阿勒台山东西西至额尔齐斯河东至杭爱山。《辽史》作粘八葛部《金史》作粘拔恩部。乃蛮人可能是突厥语部落。《元史·地理志》说相传乃蛮部最初居住在谦河（今叶尼塞河上游）之地据此推测他们可能是唐代后期南下的一支黠戛斯部落展成的。 十世纪时乃蛮部被辽朝征服。金朝前期他们臣属于西辽直到金世宗时（1161—1189）才归附金朝金封其可汗为大王。在十一、十二世纪的漠北诸部中乃蛮部最为先进较早就建立了初具规模的国家机构设有统兵的将领掌印的文官并采用了回纥文字。十一世纪后期乃蛮贵族为争夺汗位生内讧：亦难赤汗死后长子拜不花继承汗位因金封大王故称太阳罕（“太阳”为“大王”之音讹）。其弟不亦鲁黑汗亦自立。于是乃蛮部分裂为二势力受到削弱。 蔑儿乞都（merkit）分布在色楞格河和鄂尔浑河下游一带有三个分支部落故称“三姓蔑儿乞”。蔑儿乞人与蒙古部同属蒙古语族也是达怛—室韦人的一支。《辽史》中写作梅里急又作密儿纪为辽朝的属部。“其俗骁勇善骑射诸族颇惮之”1。蔑儿乞部与蒙古、克烈为邻时常相互争战。 斡亦剌部（oirat）分布在叶尼塞河上游乌鲁克姆河和库苏古尔泊一带。 《史集》记载说斡亦剌人的语言是蒙古语只是与其他蒙古部落的语言略有不同2。可见他们也是蒙古语族部落之一。斡亦剌部大概有四个分支部落多数居住在森林地区社会展水平要比其他部落低。斡亦剌部领号“别乞”（beki）为萨满（巫师）头目的称号说明萨满教在部民中占有很高地位。 汪古部（ut）分布在漠南阴山（大青山）之北《辽史》及宋人著作中称之为“白达达”（白鞑靼）。汪古部的民族成分很复杂有突厥人、回纥人、达怛人可能还有党项人但突厥族无疑居于多数；其统治家族自称是沙陀突厥贵族、唐末雁门节度使李克用的后裔。辽时为属部之一辽亡后归附金朝为金守卫西南路界壕边墙蒙古语称边墙为unku故名汪古部1《元史》卷一三四《阔阔传》。 2《史集》第1卷第一册页193。 3。汪古部人共有四千车帐以游牧为主略有农业。他们与中原地区的接触远比漠北各部密切社会展水平也较高。 在贝加尔湖东西至叶尼塞河上游一带还分布着许多森林部落蒙古人称之为“林木中百姓”（槐因亦儿坚hoi-yinirgen）。他们是八剌忽（barqut）、豁里（qori）、秃马惕（tumat）、不里牙惕（buriyat）、憾合纳（qabqanas）等部。叶尼塞河上游的吉利吉思部（即唐代黠戛斯）本来势力甚强但到十二世纪时历经西辽、乃蛮等多次攻击加以内部分裂已经衰弱了。 与塔塔儿、克烈、乃蛮等部比起来蒙古部兴起较晚势力也较小。辽时他们还是一个分散的部落“不与契丹争战惟以牛、羊驼、马、毛、毳之物与契丹为交易”（《契丹国志》）所以没有引起辽朝的重视至称之为“远萌古国”。直到辽道宗时（十一世纪后期）其领察剌哈还只得到小部族官“令稳”的官职；到他儿子想昆必勒格（《元史》宗室世系表作直孥斯）袭任才升为“详稳”。不过从这时起蒙古贵族得以借助辽王朝的声威号令部众把各个分支部落纳入管辖之下势力日益强大起来。 葛不律罕继任领“管辖了全蒙古百姓”。其时正值辽亡金兴金朝把主要兵力用于经略中原攻打宋朝这对蒙古部势力的展非常有利。金帝闻葛不律罕强盛遣使招其来朝葛不律罕在金帝面前颇不恭敬。金帝因他拥有众多部众不欲为此引起敌对未予加罪且赠金、玉、衣服遣归部但因臣僚建言此人不宜纵还又遣急使将他捕获。葛不律罕脱身后设计杀金使臣从此蒙古部与金朝为敌屡屡攻扰边境地区1。金朝史料记载天会十三年（1135）“萌古斯扰边”遣太师领三省事宗盘、尚书左丞相完颜希尹统兵破之大获其牲畜2。南宋史料亦载此事1当即指葛不律罕反金事件。葛不律罕死后由想昆必勒格之子咸补海（《秘史》作俺巴孩）继承汗位。咸补海罕被塔塔儿人捉去送到金朝处死临刑前传命其子哈丹太子等和葛不律罕之子忽图剌等统领部众为他复仇。结果忽图剌罕被推举为全蒙古大领他骁勇无比统率全蒙古部众连年与金朝和塔塔儿部作战。据当时南宋方面的记载自绍兴五年（金天会十三年）至十六年（金皇统六年）即1135至1146年间蒙古部与金朝有多次战争最后金朝不得不遣使议和将西平河（疑即克鲁伦河）以北二十七团寨割与蒙古册封其酋长为国王。到绍兴三十一年（金正隆六年1161）金帝完颜亮在给宋朝的公文中说近来蒙古等部“又复作过比之以前保聚尤甚众至数十万”23《史集》第1卷第一册页23o。 1《史集》第1卷第二册页42—444853—54。 2《完颜希尹神道碑》《满洲金石志》卷三。 1《建炎江以来系年要录》卷九六绍兴五年。 2《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二九。王国维疑此系完颜亮拒绝南宋使臣入境的借口非真有其事。但据《元朝这和忽图剌罕兴兵复仇的时间大体符合。忽图剌罕兄八里丹（把儿坛）之子也该在与塔塔儿人作战中俘获塔塔儿领帖木真兀格等适其妻月伦兀真（兀真即汉语“夫人”）生下长子遂取名铁木真（1162）。 咸补海罕死后泰赤乌氏贵族为推举领生内讧争议不决最后由咸补海的侄子塔儿忽台当了领。他们仍与乞颜氏结成联盟拥戴忽图剌罕为全蒙古大领共同对付金朝和塔塔儿部。但在忽图剌罕死后联盟即趋于瓦解未能产生出一个共同的大领。不久乞颜氏领也该被塔塔儿人毒死（117o或1174年）各家贵族分崩离析也该部众多投奔泰赤乌氏乞颜氏势力中衰。铁木真母子兄弟陷入了困境而泰赤乌氏贵族又乘机来袭抓走铁木真。贵族间为了夺权夺利亲族相残这种事在克烈、乃蛮、塔塔儿等部早已生现在在蒙古部内也出现了。 铁木真得到泰赤乌氏一家属民的救助脱出罗网。他知道要抵抗泰赤乌氏的压迫必须寻求更强大势力的庇护于是立即投靠父亲也该的“安答”（anda意为契交义兄弟）、克烈部领脱里尊之为父表示臣属。从此他开始积聚力量收集旧部众。 三姓蔑儿乞人来袭抢去他的妻子、家人他请求脱里和蒙古札只剌部贵族札木合帮助共同起兵攻打蔑儿乞大获全胜不仅夺回妻子、家人还掳掠了大批财物和奴隶。这次战争大约生在118o至1184年之间1。由于战争的胜利铁木真的力量逐渐壮大起来遂脱离札木合迁到克鲁伦河上游的桑沽儿河旁独立建营。原来的部属和一些尼鲁温部落纷纷来归；各家乞颜氏贵族如葛不律后裔长支主儿乞氏的薛彻别乞太丑忽图剌罕之子拙赤和按弹也该兄聂坤太子之子火察儿、弟答里台斡赤斤等也都向铁木真靠拢重新结合成乞颜氏贵族联盟共同推举铁木真为领（据《蒙古源流》此事生在1189年）。铁木真经乞颜氏贵族会议推举为汗后立即建立了自己的护卫组织命亲信那可儿博尔术、弟合撒儿、别里古台等为长分设了带弓箭的、带刀的、掌驭马的、掌饮膳的、管放牧羊群、马群的、掌修造车辆的守卫宫帐的等十种职务都命其亲信那可儿担任组成了一支隶属于自己的精悍队伍。 当时蒙古部中泰赤乌氏贵族“地广民众号为最强”（《元史·太祖本纪》）他们自然不能容忍乞颜氏重兴于是联合札木合起兵三万进攻铁木真。铁木真方面组成十三翼军队抵抗其中第一、二翼为母亲月伦兀真和他自己率领的族人和部属第三至十一翼为乞颜氏各家贵族率领的族人和部属十二、十三翼为与他联合的旁支尼鲁温部落。从十三翼的组成可以秘史》及《史集》其时确有蒙古忽图剌罕兴兵复仇之事。 1据《史集》记载铁木真妻孛儿帖被掳时已怀孕后获救回来的路上生下术赤（第1卷第二册页68—69）。《蒙古源流》说铁木真与孛儿帖成婚是在1178年。孛儿帖生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四子和五个女儿。窝阔台生于1186年知术赤生年至迟不得晚于1184年。 看出当时铁木真领导下的乞颜氏贵族联盟的结构。两军大战于桑沽儿河附近答兰版朱思（da1anba1jus）之野铁木真羽翼初长难以抵敌率部退到斡难河的一个狭地中1。这就是著名的“十三翼之战”。泰赤乌氏虽胜但“内无统纪”那颜们互争权力对部众十分残暴“攘其车马夺其饮食”而铁木真则极力笼络人心厚待部民因此照烈、兀鲁、忙兀等尼鲁温蒙古部落都脱离泰赤乌氏归附铁木真。 1196年塔塔儿部叛金金章宗命丞相完颜襄统兵讨伐塔塔儿溃败向斡里札河（今蒙古东方省乌勒吉河）逃奔。铁木真闻讯即向脱里汗报告于是脱里率领克烈军铁木真以“为父祖复仇”的名义征集蒙古部军相从进至斡里札河攻破塔塔儿堡寨获其领“尽掳其车马粮饷”。完颜襄以他们助征叛部有功承制授与脱里王号自此称王罕；授铁木真“札兀惕忽里”（ja’ut-quri诸乣统领）官号。斡里札之战和金朝的封赏大大提高了铁木真的威望和权力。从此他可以用中原王朝任命的部族长官身份统辖部众号令诸家贵族了。回军后他就以违背结盟誓约不肯出兵为父祖复仇还乘机偷袭他的老营等理由击灭乞颜氏长支贵族主儿乞氏夺取其部民从而消除了联盟内最有资格与他争夺权位的一家势力。 12oo年铁木真会同王罕进攻泰赤乌败之于斡难河北杀塔儿忽台。 接着又随从王罕进兵呼伦贝尔草原攻打合答斤、散只兀、朵儿边、塔塔儿、弘吉剌等部大掠其部民、牲畜。12o1年札木合纠集泰赤乌氏残部和上述呼伦贝尔地区诸部贵族。结成一个松散的联盟共推札木合为“古儿罕”（gur-qan众汗之汗）谋攻铁木真。铁木真得到报告起兵迎敌战于海剌儿河（海拉尔河）支流帖尼火鲁罕之地击溃札木合联盟。12o2年春进攻答兰涅木儿格思之地（在今贝尔湖南）的塔塔儿部落灭之。秋他与王罕又共同击败了乃蛮不欲鲁罕的进攻。在攻打塔塔儿之前铁木真布了两条命令（札撒jasaq）一是战胜时不许贪财事定后均分所得财物；二是战斗中兵马退动至原排阵处要返回力战（防止冲乱本军阵脚）违者斩。这实际上就是规定了任何人都要服从他统一军令战利品应当由他统一分配论功行赏。这是铁木真就任联盟领后的第一次立法其意义在于提高汗权限制各家贵族。果然按弹、火察儿、答里台斡赤斤等乞颜贵族不遵命令按老规矩随意抢掠被他派那可儿责罚没收其所得财物分配给众军。长期以来铁木真一直臣事王罕追随他东征西讨巧妙地依托着克烈的势力来壮大自己一一清除了蒙古部内的敌对贵族消灭了东部地区各强大部落。铁木真的势力日益壮大引起王罕及其子亦剌合鲜昆的疑忌札木合、按弹等蒙古部贵族也力劝王罕除掉他。以前铁木真曾为长子术赤向亦剌合之女求婚遭到拒绝12o3年春王罕父子计议伪许婚约邀铁木真来饮“布1关于十三翼之战的结局《史集》和《圣武亲征录》都说铁木真获胜但《元朝秘史》却记载他被迫退入斡难河的哲列涅狭地。后者较近真实。 浑察儿”（buqu1jar定婚宴）乘机谋害铁木真得到按弹弟也客扯连的家奴巴歹和启昔礼的密报慌忙整军备战。王罕谋泄兵来攻双方战于合兰真沙陀之地（当在今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北境）铁木真虽经反复苦战终因寡不敌众退到哈拉哈河旁的建忒该山整顿败散军马仅得四千六百骑然后转移到班朱泥河（当在克鲁伦河下游之南）休整。当时他处境极为艰难至射野马为食汲浑水以饮。遂与追随他的忠实那可儿们宣誓：“使我克定大业当与诸人同甘苦。苟渝此言有如河水。”（《元史·扎八儿火者传》）后来“同饮班朱泥河水”作为成吉思汗艰苦创业的佳话载入史册。 王罕获胜后愈益骄傲轻敌。其部下蒙古贵族札木合等密谋杀他被觉即逃奔乃蛮。铁木真元气渐复探知王罕在折折运都山正搭起金帐宴饮欢娱毫无防备于是率军偷袭围攻王罕营帐经过三天三夜激战击溃其主力王罕狼狈西逃入乃蛮部境被乃蛮边将所杀。亦剌合逃到西夏被逐又辗转至曲先（今新疆库车）之地亦被当地人所杀。克烈部众尽被铁木真所并。至此他完全征服了东起大兴安岭、西至杭爱山的所有部落“帝业”基本上奠定了。 克烈的灭亡震惊了乃蛮部统治者12o4年自恃强大的太阳罕决定出兵攻打蒙古并遣使连结漠南的汪古部但汪古部领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却将乃蛮使者缚送铁木真。铁木真得到汪古部的报告立即议定对策将军马集中在哈拉哈河旁进行了整顿按千户、百户、十户统一编组委派了各级那颜并建立了一支护卫军。然后率军逆克鲁伦河西进布阵于萨里川（在克鲁伦河与土拉河两河上游之间）。太阳罕除率领乃蛮本部军外又收罗了札木合等一批蒙古、克烈败散的贵族蔑儿乞部领脱脱斡亦剌部领忽都合别乞亦领兵来助兵力甚多但军纪涣散内部矛盾重重太阳罕又懦弱无能。当乃蛮军进至鄂尔浑河之东的纳忽昆山时蒙古军亦至札木合等见铁木真军容甚盛麾下“四骏”（博尔忽、博尔术、木华黎、赤老温）、“四狗”（不台、哲别、者勒篾、忽必来）骁勇无比知难以取胜即离太阳罕散去。乃蛮军大败太阳罕受伤被擒不久死；其子屈出律率残部西逃投奔其叔不欲鲁罕。铁木真乘胜进兵至阿勒台山征服了乃蛮部。札木合逃亡到倘鲁山（今唐努山）被跟随他的五个那可儿捕送铁木真处死。 灭乃蛮太阳罕后铁木真立即兵北攻三姓蔑儿乞其领脱脱逃奔乃蛮不欲鲁罕蔑儿乞部亦被征服。 第三节大蒙古国的建立铁木真统一蒙占高原各部落12o6年春于斡难河源头举行大聚会（忽里台quri1tai）建九斿白旗即帝位。出身晃豁坛氏族的巫师阔阔出（号“帖卜腾吉里”意为上天代言人）上言：“如今地上称为古儿罕的各国君主都被你征服其领土都归你治下因此你也应该有普天下之汗的尊号。上天旨意你的称号应为成吉思汗。”“成吉思”的意思南宋人赵珙说是“乃译语天赐二字也”（《蒙鞑备录》）拉施都丁《史集》说是蒙古语“坚强有力”。近人多采伯希和之说：此字源于突厥语tengiz意为“海”成吉思汗意即像海一样广大的皇帝1。最近的研究证明此字当来源于古突厥语netgis意为“可怕的”、“强健的”1。成吉思汗以本部落名称为国号称“大蒙古国”。从此统一在大蒙古国治下的漠北各部百姓尽管各有自己原来的部落氏族名称都以“蒙古”为总名逐渐融合为统一的蒙古民族共同体。 大蒙古国的统治制度在成吉思汗灭克烈之后就开始建立建国后进一步完善。主要有以下几项：一是千户制。全国百姓（游牧民）统一按十进制编组分千户、百户、十户三级共划分为九十五个千户并划定各千户的牧地范围分别授予建国有功的贵族和那可儿们世袭管领封他们为千户那颜。千户的编组原则一种是那些始终忠诚地联合或附庸于成吉思汗的部落领（如弘吉剌、亦乞列思等姻族兀鲁、忙兀、八邻等尼鲁温蒙古部落）或主动归附者（如汪古部的阿剌兀思惕吉忽里、斡亦剌部的忽都合别乞）均获准仍“统其国族”（即本部人民）但需按统一编制组成若干千户；少数功勋卓著的那可儿（如木华黎）也被允许收集业已分散的本部落人民组成千户。另一种是由不同部落的人民混合组成的如泰赤乌、蔑儿乞、塔塔儿、克烈、乃蛮等人数众多的大部在被征服后其部民都被“分与了众伴当”加上这些伴当（那可儿）们在战争中各自“收集”（掳掠）来的人口编组为千户。前一类只占少数后一类是多数、千户体制既是大蒙古国的军事单位同时也是地方行政单位完全取代了旧时代的氏族部落组织。千户百户那颜是大汗任命的军事和行政长官如有过失或不忠诚大汗可将他们治罪剥夺其职务另授予他人。全国百姓都是成吉思汗皇家的臣民他们被划归各千户“著籍应役”在指定的牧地范围内游牧不得擅离所部。在千户之上设左右翼两个万户为最高统兵官所有千户（除分给诸子弟者外）部分属这两个万户。二是怯薛机构。12o4年与乃蛮作战之前成吉思汗着手“整顿军马”1伯希和：《马可波罗行记注》页298—3o1。 1罗依果：《成吉思、合罕称号再探》海西希、萨加斯特编：《鲍贝教授九十寿辰论文集》页281—2881989年。 在原有怯薛组织的基础上建立了一支护卫军包括八十名宿卫（客卜帖兀勒kebte’u1）七十名散班（土儿合兀惕又译秃鲁花turqa’ut）四百名箭筒士（火儿赤qorchi）。建国后将护卫军扩充为一万名包括箭筒士一千名宿卫一千名散班八千名散班从千户、百户、十户官员和白身人（都里因古温duri-yingu’un）的儿子中挑选有技能、身体健壮者充当；千户之子可带伴当（随从）十人百户之子伴当五人十户及白身人之子伴当三人。各级那颜必须遵令将自己的儿子送到成吉思汗身边服役不得躲避或以他人代充。这显然含有征调掌管兵民的那颜子弟入质以便更有效地控制他们的意义所以元人又将秃鲁花译为“质子军”。护卫军的职责是守卫大汗金帐和分管汗廷的各种事务。规定宿卫值夜班箭筒士和散班值日班各分四队轮番入值每番三昼夜故总称为“四怯薛”。护卫军还是由大汗直接掌握的最精锐的部队凭此足以“制轻重之势”（《元史·兵志》）故又称为大中军。成吉思汗任命最亲信的那可儿博尔忽、博尔术、木华黎、赤老温（四骏、四杰）四家子弟世袭担任四怯薛之长。怯薛职务的分工有火儿赤（qorchi佩弓矢者）、云都赤（u1duchi带刀者）、札里赤（jar1iqchi书写圣旨者）、必阇赤（bichigchi书记）、博尔赤（ba’urchi厨子）、古儿赤（sugurchi尚供衣服者）、昔宝赤（siba’uchi掌鹰者）等十多种。诸怯薛执事官作为大汗的侍从近臣地位在外任千户那颜之上。怯薛不仅是大汗的亲卫军和宫廷（王室）事务机构而且具有政府的职能在大蒙古国的军政事务中挥了很大作用。 三是设置大断事官。成吉思汗建国前曾命异母弟别里古台担任断事官（札鲁忽赤jarquci）“整治外头的事”审断斗殴、偷盗、诈伪等事件。12o6年建国时任命养弟失吉忽秃忽为最高断事官（大断事官）主持分封民户和惩治盗贼、诈伪等事把分配给宗室诸王和划归各千户的民户数、判决的案件都记在青册（kokodebter）上任何人不许更改。大断事官就是大蒙古国中央的司法行政长官所以被称为“国相”后来汉人就把失吉忽秃忽（又译胡土虎）称为胡丞相。直到元世祖初年大断事官一直保持着中央最高行政官（丞相）的地位。在他之下设有许多僚属组成断事官机构。诸王也各置断事官管理本部百姓。 四是制定札撒。札撒（jasaq）就是“命令”、“法令”的意思。古代蒙古人中有许多“古来的约孙”（yosun意为道理、规矩、缘故元代通常译为“体例”）它包含了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种种社会习惯和行为规范。当贵族（那颜）成了统治者他们就可以对部人号施令于是就有了札撒。在各部贵族激烈地相互攻战、兼并争夺蒙古高原霸权的时代旧的社会秩序日益崩坏“子不从父教弟不听兄言夫不信其妻妻不顺其夫长不护其幼幼不奉其老慢视约孙不遵札撒以致犯上作乱欺窃风行盗贼不宁”因此成吉思汗深知要绥服嚣嚣众民必须“用极严厉的札撒来建立秩序智者勇者使为统将捷者巧者使掌后营（奥鲁a’uruq）愚者贱者亦授以执鞭之役遣就畜牧”1使人们各得其所各安其位。建国前后他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和训言（必里克bi1ik）。在1219年西征前举行的大聚会上又“重新确定了训言、法令和古来的体制”下令全部写在纸卷上编定为《大札撒》1。后来每当新大汗即位或诸王朝会共议国家大事都要先捧出《大札撒》诵读遵照其中的有关条文行事。元人说：“凡大宴世臣掌金匮之书必陈祖宗《大札撒》以为训。”2《大札撒》是大蒙古国的法典原书虽已失传但中外史籍保留了它的许多条款如那颜们除君主外不得投靠他人不得擅离职守违者死；构乱皇室挑拨是非助此反彼者处死；收留逃奴不归还其主者死；盗人牲畜者九倍偿还不能偿还者以子女作抵。此外还有许多保护草扬、水源、马匹以及宰杀牲畜方法的规定等等。 五是分封子弟。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后原来分别隶属各部贵族的所有“有毡帐的百姓”都成了他的“黄金家族”的臣民和产业在编组为九十五千户之后他按照蒙古社会家产分配的体例给诸子、诸弟和母亲月伦太后各分配一“份子”（忽必）百姓。《元朝秘史》和《史集》记载的子弟分民（分军）数差别较大如下表所示（见第36o页）：两书记载何以歧异还难于求得确当的解释。《元史·博罗欢传》载：“昔太祖分封东诸侯其地与户以二十为率乃颜得其九忙兀、兀鲁、札剌儿、弘吉剌、亦乞烈思五诸侯得其十一。”按五诸侯所部蒙古民共13ooo户如斡赤斤（乃颜先祖）分民为1oooo户则适成十一比九（56％比44％）可见《秘史》所载1《史集》第1卷第二册页354。 1《史集》第1卷第二册页272。 2《元诗选》三集戊集柯九思《官词》注。 《元朝秘史》《史集》备注子弟名分民数千户长名(部族)分军数千夫长名(部族)长子术赤9ooo忽难(格尼格思)、蒙古兀儿(失主兀)、客帖(许慎？)4ooo蒙古兀儿、忽难、旭失台(许慎)、拜忽(许慎)次子察合台8ooo合剌察儿(把鲁剌)、木格、亦都合歹、阔客搠思(巴邻)4ooo合剌察儿、木格(弘吉剌)及另二千户(佚名)三子窝阔台5ooo亦鲁该(札剌儿)、迭该(别惕)4ooo亦鲁该、亦剌黑秃阿(逊都思)、答亦儿(晃豁坛)幼子拖雷5ooo者台(忙兀)巴刺(斡罗纳儿)继承成吉思汗自领左右翼军及中军共1o1ooo庶子阔列坚4ooo忽必来(把鲁剌)、脱斡邻(捏古思)弟合撒儿4ooo(后被夺仅留14oo)者卜格(朴剌亦儿)(后逃离合撒儿)1ooo又增1oo弟合赤温之子按赤台2ooo察兀儿孩(兀良哈)3ooo兀只合失？(乃蛮)、某人(兀良合)续表《元朝秘史》《史集》备注子弟名分民数千户长名(部族)分军数千夫长名(部族)幼弟斡赤斤母月伦太后1oooo曲出(蔑儿乞)、阔阔出(别惕)、冢率(那牙勤)、豁儿5ooo3ooo(斡罗纳儿二千)、(别惕一千)、(札只剌等部人二)庶弟别里古台15oo自为一千户长(左翼)《元史》本传赐蒙古百姓3ooo户分民数应是可信的。但《史集》的记载系根据“经过研究后的可靠材料”以及《金册》（a1tandebter）的记录其准确性也无可怀疑。《秘史》记载了一个故事：分民之后萨满阔阔出（帖卜腾格理）向成吉思汗进谗说：“长生天的圣旨神来告说：‘一次教帖木真管百姓（兀鲁思）一次教合撒儿管百姓。’若不将合撒儿去了事未可知。”于是成吉思汗当夜将合撒儿抓起来月伦太后得到报告连夜赶来怒责他残害亲弟这才救了合撒儿一命。但过后成吉思汗还是瞒着母亲将合撒儿的百姓夺走只留给14oo。这个数目与《史集》记载的合撒儿分军数相近不过合撒儿分民被夺是由于特殊原因不能说明两种主要史料所载其他子弟分民数的不符。可能成吉思汗后期对初次分民作了普遍调整《秘史》记载是前者而《史集》则反映了后期的情况。 成吉思汗给诸子、诸弟划定了封地范围。诸弟封在蒙古东部称为“东道诸王”。合撒儿——阔连海子（呼伦湖）和海剌儿河之北也里古纳河流域；与斡赤斤封地相近。合赤温子按赤台——金边墙附近合兰真沙陀与兀鲁灰河（今东乌珠穆沁旗乌里勒吉河）地区。斡赤斤——蒙古最东部捕鱼儿海（贝尔湖）哈剌哈河流域至海刺儿河之地。别里古台——斡难河与怯绿连河中游一带。术赤、察合台、窝阔台三家封地都在阿勒台山之西称为“西道诸王”。拖雷“幼子守产”继承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和国之中心蒙古本土之地。术赤于1218年领兵征服吉利吉思至亦必儿失必儿等部即以其地授之后来复授以也儿的石河以西包括花剌子模至不里阿耳以及这个方面马蹄所至之地而吉利吉思地区则授予拖雷家。察合台封地为畏兀儿以西、伊犁河、楚河、塔剌思河流域、原哈刺鲁与西辽之地以阿力麻里为其统治中心。窝阔台所封为阿勒台山原乃蛮之地及叶迷立、霍博等处以叶迷立为其统治中心。诸宗王封地系游牧地区所征服的定居地区则作为黄金家族的共有财产由大汗政府管辖。 子弟分封与千户那颜的封授性质不同后者只是国家的地方军政长官成吉思汗“黄金家族”才是真正的主子。各支宗王所得的分民（忽必亦儿竖）即为各自的家产管领这些百姓的千户那颜也成为他们的家臣。拥有分民和封地的各支宗王即建立了各自的“兀鲁思”——大蒙古国之内的“宗藩之国”。诸藩王（汗）奉大汗为宗主其后王继立需得到大汗的认可同时他们也拥有共同推举大汗、参与大兀鲁思重大事务的议决及享受共有财产一份子的权利。 六是创制文字。蒙古人起初没有文字“凡命令遣使往来止是刻指以记之”（《蒙鞑备录》）。成吉思汗建国前后逐渐采用了畏兀儿字母来书写蒙古语创制了畏兀儿字蒙古文。《元史·塔塔统阿传》记载成吉思汗灭乃蛮时俘虏乃蛮的掌印官塔塔统阿见他怀抱金印问此何用回答说：“出纳钱谷委任人材一切事皆用之以为信验耳。”成吉思汗知他深通文字就命他教子弟学习。除乃蛮人外克烈人可能也有懂得和使用畏兀儿文的他们在蒙古文字创制中也起了作用。后来更有许多畏兀儿人成了蒙古诸王贵族的书记官和教师。有了文字才可能记录表册编定《大札撒》布命令制作印玺编纂史书（《元朝秘史》）。蒙古族的文化从此有了划时代的展。 第五章蒙古国的强盛第一节成吉思汗时期蒙古的兵力和战法以成吉思汗家族为的蒙古统治阶级把掠夺和征服视为最光荣的事业。蒙古高原各部统一后富饶的邻国就成为他们继续进行掠夺战争的目标成吉思汗曾对为争夺继承权而争吵的儿子们说：“天下地土宽广河水众多你们尽可以各自去扩大营盘征服邦国。”1又曾训示诸将：“男子最大之乐事在于压服乱众战胜敌人夺取其所有的一切骑其骏马纳其美貌之妻妾。”2强烈的掠夺是蒙古统治者不断进行对外战争的根本原因。 成吉思汗拥有的军队数量据《元朝秘史》记载有九十五个千户加上一万名最精锐的护卫军。《史集》记载的蒙古千户数目略多于此。如按每千户提供一千名兵员计算兵力共有十万数千人。《黑鞑事略》记载说蒙古之俗一夫有多妻“成吉思立法只要其种类子孙繁衍”人口自然增殖很快。同书又说蒙古军出征老小尽室而行“亦多有十三、四岁者问之则云：此皆鞑人调往征回回国三年在道今之年十三四岁者到彼则十七八岁皆已胜兵”。可见实际兵力应过每千户一千兵员之数。在攻略诸国过程中又吸收了归降的军队并驱使被征服地区人民为兵使军队数量大大扩充。据《蒙鞑备录》记载成吉思汗“起兵数十万”西域史家载成吉思汗西征军达六十万1这个数字显然过于夸大但也反映了兵力确有大量增加的事实。蒙古军的武器装备在攻略诸国过程中也得到改善除原有的弓箭刀枪外又从中原和西域俘获许多制作利器、甲盾、攻城之具、炮火等各种武器的工匠“百工之事于是大备”（《黑鞑事略》）这使蒙古精锐的骑兵如虎添翼。金哀宗说：“北兵所以常取金胜者恃北方之马力就中国之技巧耳。”（《金史·完颜娄室传》） 史称成吉思汗“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蒙古军在他指挥下创造了许多独到的战术。每进兵必先精骑四向哨探远哨一二百里探明左右前后虚实如某道可进某城可攻某地可战某处可营某方有敌兵某所有粮草刺探得实急报大营。其驻营整然有法前置逻骑分番警戒；大帐前后左右诸部军马分屯布置疏旷以便刍秣且可互相接应。野战中则利用骑兵的灵活迅著重分散作战；一般以十分之三兵力为前锋摧坚陷1《元朝秘史》第255节。 2《史集》第1卷第二册页362。 1术兹札尼：《纳昔儿史话》参考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英译本页4o4。阵三五骑一组决不簇聚以免为敌所包敌分立分敌合立合聚散出没极为灵活“来如天坠去如电逝”称为“鸦兵撒星阵”往往能以较少骑兵击溃众多敌军；攻打敌阵每以骑队先行冲突前队冲不动后队继之同时布兵于敌阵左右后方待合围后一齐冲击；若敌阵坚固则使牛马搅阵或迫降俘为牺牲品施行硬攻使敌纷乱、疲惫；敌阵一动即乘乱长驱直入鲜有不克。或兵力少则布疑兵以恐敌；或用设伏之法佯败而走弃辎重金银诱敌逐北中伏常能全歼追兵。其攻坚城常先扫清外围村镇然后集中兵力团团围困立栅建堡绝其外援以弓箭、炮石器械昼夜连续轮番攻打使敌疲惫；或决堤水淹或挖地道入城。采用的种种战术“有古法之所未言者”（《黑鞑事略》）。 当然蒙古军所以能所向披靡不仅由于兵力之强战法之精还因为被攻略诸国自身的弱点。上引金哀宗的话仅看到敌人强大的一面却没有反省自己的只是说对了一半。 攻西夏建国前一年（12o5）成吉思汗就对西夏边境动了第一次掠夺性进攻破力吉里寨、经落思城掳掠了大量人口、牲畜。12o7年第二次侵入西夏夏国集右厢诸路军抵抗蒙古军不敢深入退回。12o9年第三次大举攻夏。夏襄宗安全以太子承祯为主帅、大都督府令公高逸为副率五万军队抵敌被蒙古军打败高逸被俘不屈而死。兀喇海城守将出降蒙古军长驱直入攻打夏都中兴府（今宁夏临川）外卫要冲克夷门与嵬名令公所率西复守军相持两月乘守军戒备松懈设伏擒嵬名令公攻下克夷门进围中兴。成吉思汗下令引河水灌城因外堤决倒灌蒙古军营遂撤围遣使入城谈判。安全被迫献女求和年年纳贡。 攻金迫使西夏臣服后成吉思汗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进攻金朝。早在建国之前他对金朝的政治、兵备松弛、内部矛盾严重等情况就有所了解。契丹人与金朝有灭国之仇又备受欺凌早思报复；汉人在金朝统治下处境更坏。因此当蒙古势力日盛时就有不少契丹、汉人投奔北方。如受金章宗派遣出使克烈部王罕的契丹人耶律阿海乘机与成吉思汗结交向他透露了金朝“不治戎备俗日侈肆亡可立待”的情况后又携弟耶律秃花同往蒙古即留北不归。12o8年金章宗死卫王永济继立。以前成吉思汗曾到净州（今内蒙古四子王旗西北）进贡永济奉诏受贡因此成吉思汗见过他知他庸碌无能。永济即位后遣使传诏蒙古。成吉思汗见此等庸碌之人也能做中原皇帝由是更轻视金朝不肯跪拜受诏乘马北去。永济怒策划讨伐蒙古。成吉思汗得到金乣军领的密报决定先制人以替祖先复仇（蒙古咸补海汗等领曾被金朝以叛乱罪处死）为借口于1211年春亲统大军攻金。 蒙古军主力由金西北路边墙突入破乌沙堡、乌月营。金西北路统军主帅完颜承裕畏敌从抚州（今河北张北）退到宣平（今张家口西南）于是昌州（今内蒙古太仆寺旗九连城）、桓州（今内蒙古正蓝旗北）、抚州尽失。金军三十万守野狐岭（今河北万全膳房堡北）成吉思汗挥师猛攻金军大败溃退浍河堡（今河北怀安东）被蒙古军追击“死者蔽野塞川”史称“金人精锐尽没于此”。这就是著名的“野狐岭之战”。成吉思汗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率领另一军队由西南路边墙进入金境汪古部领阿剌兀思剔吉忽里献关导蒙古军攻掠净州、丰州（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白塔镇）、云内（今年蒙古托克托东北）、东胜（今托克托）、武州（今山西五寨北）、朔州等城。1212年蒙古乘胜攻取宣德（今河北宣化）、德兴（今河北涿鹿）并继续攻取山后诸州金威宁（今内蒙兴和北）防城千户刘伯林降。成吉思汗攻西京（今山西大同）为流矢所中撤兵。先锋哲别攻东京（今辽宁辽阳）突入城中大掠而还。 1213年成吉思汗会集大军再入野狐岭进至怀来与完颜纲、术虎高琪率领的金军激战获胜追击至居庸关歼敌无数。这是蒙古攻金以来的第二次大胜利。因居庸关防守坚固成吉思汗采用迂回包抄战术留下少数军队攻关自率主力驰向西南由紫荆口（河北易县西）突入陷涿、易等州；遣哲别率精骑奔袭南口内外夹攻取居庸关。遂分兵包围中都（今北京）。命术赤、察合台、窝阔台率右路军循太行南下掠河北西路、河东南、北路抵黄河；弟哈撒儿、斡赤斤率左路军掠蓟、平（今河北卢龙）、滦诸州；自与幼子拖雷率中路军掠河北东路、山东东、西路亦抵黄河。这三路军队像梳子一样将黄河以北八路之地来回梳了一遍“凡破九十余郡所过无不残灭。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金帛、子女、牛羊马皆席卷而去屋庐尽毁城郭丘墟矣1”。1214年春三路军会合包围中都遣使入城索贡。金宣宗（1213年金元帅胡沙虎弑永济立宣宗）献永济女歧国公主及大量金帛、童男女求和成吉思汗引兵退出居庸关。同时命木华黎与驸马孛秃等攻取辽东、西诸地。五月金宣宗南迁汴京驻守中都附近的金乣军哗变降蒙古于是成吉思汗遣大将三模合拔都、石抹明安（野狐岭之战中归降的金将）等率军南下再围中都并攻取、招降其旁近州县。1215年五月占领中都成吉思汗遣失吉忽秃忽等入城检视帑藏金银珠玉锦缎尽数运往大营。以札八儿火者为“黄河以北铁门关（居庸关）以南天下都达鲁花赤”与石抹明安共同镇守中都。 1216年春蒙古大军退回漠北。次年成吉思汗封木华黎为太师国王1《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十九“鞑靼款塞”条。 命统领札剌亦儿、弘吉剌、亦乞烈思、兀鲁、忙兀五部十二千户、混合编成军一千和汪古部军一万以及吾也而、耶律秃花所统契丹、女真、乣汉诸军（包括石抹也先、石抹孛迭儿、刘伯林、史天倪等部降蒙地方武装）专征金朝。授予木华黎代表大汗权威的九斿白旗许承制行事。木华黎在燕、云地区建立了军事统治机构汉人称之为“都行省”；又从所统诸部蒙古军中抽调军马组成五部探马赤军任命其部将率领充当先锋和镇戍部队。他遵照成吉思汗“招集豪杰戡定未下城邑”的旨意广泛招纳各地官僚、土豪利用他们去扩大占领区。凡纳土归降、扩地有功者都按其实力和地盘授予大小官职许其世袭管领原来的地区或新占领地区军民兼辖僚属自辟。当时金朝在黄河以北的统治已陷于崩溃各地土豪纷纷聚宗族、集丁壮结寨自保并乘乱争夺地盘扩大势力。在蒙古的进攻和招诱下这些地方武装头目多纳土归降并率部跟随蒙古军攻略其他州县。金朝也采取笼络土豪的政策凡能拒守或收复失地者即授为当地长官并封其中九人为“公”。于是这个时期黄河以北的蒙金战争主要表现为双方土豪武装之间的争城夺地形成拉锯状态。1223年木华黎攻凤翔不克回师途中死于山西闻喜其子孛鲁袭职继续攻略河朔诸地。在河北蒙古军与史天倪部于122o年攻真定（今正定）招降金“九公”中势力最大的恒山公武仙遂以天倪为河北西路兵马都元帅镇其地武仙为副；1225年武仙杀天倪叛蒙附金蒙古军逐武仙复取真定以史天泽袭兄职守之。易州张柔于1218年降蒙先后略取真定以东深、冀以北三十余城辟地千余里授河北东西路都元帅1227年自满城移治保州（今保定）。在山东原红袄军领李全于1218年投宋以宋朝名号克服诸州县；益都、长清严实等均降宋进取河北东路沧、清等州严实进取大名、彰德诸府州一时山东全境及河北部分地区皆为宋有。122o年严实叛宋降蒙木华黎授他为山东西路行省攻取东平以为治所故又称东平行台。1221年因与李全不和也投降蒙古。1226年蒙古进兵山东济南土豪张荣以所统济南、淄州降蒙授山东行省、都元帅。同年李全攻占益都捕解送南宋孛鲁亲统蒙古军攻之；次年李全力竭出降孛鲁授以山东淮南楚州行省仍治益都。至此河北、山东尽归蒙古。只有山西太原、平阳等地蒙、金双方反复争夺直到窝阔台攻金时期才完全占领。 收服西北诸部成吉思汗建国不久就招服了贝加尔湖东西的八剌忽、豁里、秃麻等部；又遣使至吉利吉思部招谕其王进贡方物表示臣服。后因豁儿赤那颜至秃麻部选美女激起反抗；1217年成吉思汗遣大将博尔忽统兵讨伐又被秃麻人利用深山密林设计捕杀遂再遣将征讨始平定。在讨伐秃麻部时成吉思汗征兵于吉利吉思部遭到拒绝乃于1218年遣长子术赤统兵征讨吉利吉思。术赤先收复了“八河”（今乌鲁克穆河上源）之地的斡亦剌部遂渡谦河（今叶尼塞河上游）征服乌斯、撼合纳、康合思、秃巴思、不里牙惕等部进取吉利吉思追至亦马儿河（今鄂毕河）尽降之。其西的客失的迷、帖良古、失必儿等部皆降。 别失八里（今新疆济木萨尔）和高昌（今土鲁番地区）的畏兀儿海押立和阿力麻里（今新疆霍城西）地区的哈剌鲁都是西辽属国深受西辽的欺凌压迫。当12o8年蒙古大将忽必来率军扫荡盘踞也儿的石河的乃蛮、蔑里乞残部时畏兀儿亦都护巴尔术阿儿忒的斤见蒙古势盛遂于12o9年杀死西辽派驻其国的少监归降蒙古。忽必来遣使招降哈剌鲁部哈剌鲁领阿儿思兰汗也杀西辽少监于1211年入朝成吉思汗。 乃蛮屈出律汗逃亡到西辽都城虎思斡耳朵（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西南）骗取了西辽皇帝直鲁古的信任被招为驸马。121o年他利用西辽内乱的机会勾结叛军擒拿并废黜了直鲁古篡夺西辽帝位。屈出律篡位后倒行逆施多次焚掠可失哈耳（今新疆喀什）迫害穆斯林杀害阿力麻里的哈剌鲁领斡匝儿激起人民极大的愤恨。1218年成吉思汗遣哲别率军征讨屈出律屈出律从可失哈耳出逃所部将卒多被当地人民杀死狼狈逃到巴达哈伤的撒里桓（sari-qo1）之地哲别尾追而至当地居民将屈出律捕获交给蒙古军。哲别杀屈出律班师回蒙古西辽境土遂尽归蒙古。这样大蒙古国的境土就与中亚花剌子模国接界了。 西征花剌子模花剌子模是阿姆河下游的古国都城玉龙杰赤（今土库曼斯坦库尼亚乌尔根奇）十一世纪中叶降服塞尔柱帝国塞尔柱算端任命突厥族侍臣阿奴思的斤为监督。十一世纪末花剌子模沙（shah波斯语“国王”之意）被杀阿奴思子护都不丁被任命为花剌子模长官袭用花剌子模沙的称号子孙世袭。1141年西辽击败塞尔柱算端花剌子模沙又向西辽称臣纳贡。其后利用塞尔柱帝国衰落之机据有呼罗珊西部；十二世纪末灭塞尔柱算端势力扩展至波斯西部。12oo年花剌子模沙摩诃末继位又征服了呼罗珊东部的古儿朝。12o9年杀西辽索贡使臣并吞了撒麻耳干地区的西辽属国西哈剌汗朝；次年在塔剌思河畔打败西辽军。至此摩诃末成为穆斯林世界最强大的统治者。他自称算端用武力迫哈里正式加封未成；兵攻西辽取其西境锡尔河上游沿岸诸城并策划进一步向东扩张。1215年他派遣一使团到东方探听蒙古与金朝的战争情况。成吉思汗接见了使者表示愿与花剌子模友好通商并遣使回访同时组织了一支四百多人的商队前往花剌子模贸易。1218年商队抵达花剌子模边城讹答剌（今哈萨克斯坦锡尔河中游东之齐穆耳）该城长官哈只儿只兰秃贪图商队财物竟诬为间谍将他们尽加杀害夺其货物。一名幸免于难的骆驼夫逃回蒙古报告成吉思汗愤怒至极遣三使者问罪又被摩诃末杀一人二人剃须后驱逐出境。于是两国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了。 1219年夏成吉思汗统领二十万大军越过阿勒台山在也儿的石河驻夏后即进入花剌子模国境分兵四路：命察合台、窝阔台围攻讹答剌术赤率一军沿锡尔河而下攻取毡的、养吉干等城阿剌黑那颜率一军攻取锡尔河上游忽毡等城及费尔干纳地区自与拖雷统领中军径趋河中。摩诃末闻蒙古军已过锡尔河慌忙从新都撒麻耳干退到阿姆河南岸。122o年二月成吉思汗攻陷不花剌；三月进围撒麻耳干攻五日拔之。遣不台、哲别等统兵三万追击摩诃末。摩诃末在蒙古军紧紧追逼下辗转西逃最后遁入宽田吉思海（里海）南岸附近一个岛上大约在122o年底病死传位于其子札兰丁。 122o年秋后成吉思汗命拖雷率领一支精锐部队渡过阿姆河攻取呼罗珊地区诸城到1221年夏马鲁、你沙不儿、也里等城被相继攻陷。术赤、察合台、窝阔台三兄弟被派去攻打玉龙杰赤经过几个月的激烈战斗始攻克玉龙杰赤。成吉思汗自统大中军攻取忒耳迷等阿姆河沿岸诸城后于1221年初渡过阿姆河取巴里黑进围塔里寒寨连攻七个月拖雷率军来会才攻克。此时花剌子模沙札兰丁在哥疾宁重新集结了约十万军队进屯八鲁湾川打败了失吉忽秃忽率领的三万蒙古军声势复振已被蒙古占领的一些呼罗珊城市纷纷起义响应杀死蒙古戍将。成吉思汗会合诸路军队越过大雪山（兴都库什山）进攻札兰丁而札兰丁却因部下诸将争权夺利纷纷离散势力转衰不敢抗击蒙古军退却到申河（印度河）。十一月成吉思汗在申河北岸一举击溃札兰丁军札兰丁逃入印度。1222年春、夏蒙古军继续攻略申河一带地区镇压呼罗珊诸城叛乱。秋末成吉思汗回师撒麻耳干在西域诸城设置了达鲁花赤镇守官；冬启程东还1225年春回到蒙古。不台、哲别率领蒙古军完成了追击摩诃末的任务后继续抄略波斯中西部诸城。1222年春攻入谷儿只（格鲁吉亚）、失儿湾等地由打耳班（今格鲁吉亚巴库西北捷尔本特）越过太和岭（高加索山）进入阿（又称阿兰高加索北麓的伊朗语族部落）、钦察（突厥语部落分布在里海至黑海之北东罗马人称之为库蛮俄罗斯人称之为波罗维赤）之境先后将阿、钦察诸部各个击破遂驻冬于钦察之地。钦察领玉里吉向斡罗思（俄罗斯）伽里赤王密赤思老求援伽里赤王约集斡罗思诸王公到乞瓦（基辅）会商决定与钦察人联合起来抗击蒙古遂杀死不台、哲别派来的议和使者。1223年五月蒙古军与斡罗思、钦察联军会战于阿里吉河（今乌克兰共和国日丹诺夫市北）之东斡罗思诸王公互不团结不能协同作战终被蒙古军一一击溃。不台、哲别统兵抄掠斡罗思南部诸地后东还经亦的勒河（伏尔加河）又攻掠不里阿耳国然后由里海、咸海之北返回蒙古。灭西夏成吉思汗西征时西夏曾拒绝派兵从征。后见成吉思汗远征长期未回以为有机可乘即与金朝约和共谋抵抗蒙古。1226年成吉思汗统兵再度侵入西夏攻下黑水城、肃州、沙州、甘州、西凉府等城。夏献宗德旺忧惧而死其侄晛继位。十二月蒙古军进攻灵州击溃嵬名令公统率的十万援军西夏兵力损失殆尽。1227年春成吉思汗派一部分军队围攻中兴府自己率军南下进金境攻陷临洮府等城驻夏于六盘山。七月病死。蒙古军围攻中兴半年余城中食尽夏主晛出降蒙古诸将遵照成吉思汗遗命杀晛西夏亡。 成吉思汗后妃据说有五百左右大部分是从各部落、各国掳来的。大皇后四人分主其四大斡耳朵：正宫皇后孛儿帖弘吉剌氏生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四子；二皇后忽兰蔑儿乞氏生阔列坚甚得成吉思汗喜爱与四嫡子同授蒙古分民1236年得河间府分民4593o户为分邑其子忽察封河间王；三皇后也遂、四皇后也干塔塔儿氏姊妹也干生一子早夭。他妃所生主儿赤台、兀鲁赤无嗣。《史集》把金卫绍王女也列为大皇后之一无子。 第二节窝阔台时期窝阔台即位窝阔台生于1186年曾从父攻金、西征、灭西夏。据载他为人敦厚有智略。在攻打玉龙杰赤之役中由于察合台与术赤不和指挥不统一蒙古军受到很大损失成吉思汗遂命窝阔台指挥他巧妙地调解了二兄的矛盾攻克了该城。《元朝秘史》记载成吉思汗西征前夕也遂皇后请在四个嫡子中指定一个继承人术赤与察合台生了争执于是二人共推敦厚的窝阔台议遂定。《史集》则记载成吉思汗在灭西夏时因气候不良而感重疾遂召诸子嘱咐后事宣布立窝阔台为继承人并命他们都立下保证文书1。成吉思汗死后由幼子拖雷监国。1229年拖雷召集诸王、大臣在怯绿连河上游的大斡耳朵举行选汗大会。虽然成吉思汗生前曾指定窝阔台为继承人但拖雷却掌握着绝大部分蒙古百姓和军队拖雷的态度起初暧昧不明并无坚决推戴之意窝阔台不得不一再推让给他因此自夏至秋聚会多时“议犹未决”。最后拖雷和察合台（时术赤已死）才决定共奉窝阔台即大汗位。从他开始采用“合罕”（qaghan）称号因此元朝文献中有时称之为“合罕皇帝”而略其名。 窝阔台即位后采取了几项重要措施：一是颁布《大札撒》宣布谨遵成吉思汗成宪；对以前犯罪者概予赦免今后有违犯法令者必依法严惩不贷。一是制定了蒙古牧民的牲畜税法“有马百者输牝马一牛百者输牸牛一羊百者输羒羊一为永制”（《元史·太宗本纪》）。一是建立仓库贮藏缎匹、银锭、弓矢、甲胄、粮食等物以供赏赐由各处（按即各千户）征调看守仓库人员（ba1aqanet守谷仓者）应役。一是各千户划定的牧地和水源应注意保护各千户要选派看守营盘人员（nuntuqnet）管理。由于人民繁衍牧地不足特派掌营盘官到沙漠（川勒chu1）地带掘井引水以扩大牧场。一是建立驿传制度设置了通往中原和西域的驿道由各千户派站赤、兀剌赤选地设立驿站；规定使臣需由驿站行走不得骚扰沿途百姓；任命了总管站官。一是制定了中原汉地和西域的税制分别任命耶律楚材和牙老瓦赤主管。 灭花剌子模蒙古大军东归后藏匿在波斯中部的札兰丁之弟嘉泰丁复出收罗了一批离散的花剌子模旧部据有伊拉克阿只迷地区（亦思法杭省）自立为王但许多花剌子模旧部仍拥护札兰丁。札兰丁得到这个消息立即从印度返回1《世界征服者史》上册页212—214。 波斯先到起儿漫据有起儿漫的嘉泰丁部将八剌（本西辽人塔剌思战役中被花剌子模军俘虏后当了大官）向他表示归顺；法儿思省长官将他迎入境内以所部兵归之。于是札兰丁率军抵亦思法杭嘉泰丁及其臣僚向他投降（1224）。随后他又征服了阿塞拜疆遂据有波斯南部及中、西部以亦思法杭和桃里寺（大不里士）为都城重建了濒于灭亡的花剌子模帝国。1229年窝阔台得到札兰丁复兴的报告即遣绰儿马罕率领三万军队急进征123o年冬抵阿塞拜疆。札兰丁惊慌失措忙弃桃里寺逃入木干草原在蒙古军的追击下东奔西窜1231年八月在迪牙别克儿（在今土耳其东部）地区的山中被当地库尔德族人杀死花剌子模残余势力终被消灭。札兰丁败亡后起儿漫、法儿思的统治者都归附了蒙古呼罗珊地区一些响应札兰丁的地方头目很快被一一镇压。灭札兰丁后绰儿马罕率领西征军镇戍波斯西部立营于木干草原（今里海西南、阿拉斯河下游南）频频出兵攻略旁近诸地谷儿只、大阿美尼亚均被先后征服。 灭金窝阔台把消灭金朝作为要目标。成吉思汗临终前曾定下了灭金的战略。“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兵唐、邓直捣大梁。金急必征兵潼关然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疲弊虽至弗能战破之必矣。”1此时蒙古已占领了黄河以北大部分地区金朝固守黄河一线并据有山西一些地方；在陕西地区金朝固守凤翔西、北诸州尤其是1228年大昌原一战金军获胜防务加强蒙古军更难进展。窝阔台要执行成吉思汗的包抄战略必先攻取陕西。123o年他与拖雷统兵南下经山西渡河入陕径趋凤翔。金哀宗命屯兵于阌乡的完颜合达、移剌蒲阿出关救援合达等出潼关与蒙古军主力相遇慌忙退回。1231年春蒙古军攻下凤翔金陕西行省弃京兆迁民于河南潼关以西尽为蒙古所据。夏窝阔台大会诸王、将领于官山（今内蒙古卓资县北）议定分兵三路攻金：窝阔台统中路军由山西南下突破黄河防线趋汴京；拖雷统右路军由宝鸡入汉中借道宋境沿汉水达唐、邓以成包抄之势；另一支左路军由山东入河南夹攻。1232年初窝阔台攻陷河中府遂由白坡渡河进屯郑州。拖雷军向宋借道未成强攻入大散关破兴元（汉中）等城遂沿汉水而下进入邓州。金朝果调屯兵潼关之东的完颜合达、移剌蒲阿驰守邓州。拖雷避开金军主力轻骑趋汴京合达等亦率金军急赴汴京1232年二月至钧州（今河南禹县）南三峰山拖雷趁金军疲惫不堪起攻击大败金军擒移剌蒲阿合达走入钧州。拖雷挥师破钧州杀合达遂与窝阔台会师。金潼关守将献关降蒙。河南许多1《元史·太祖本纪》。据同书《拖雷传》此策系降人李国昌言于拖雷拖雷又以告太宗。州县也相继被蒙古军攻陷。 四月金哀宗乞和以亲王为质。窝阔台、拖雷北还留不台围攻汴京。汴京军民顽强抵抗以震天雷、飞火枪等火药武器击退蒙古军的进攻。蒙古遣使者入城谕降又被金将士杀死。但当时汴京城中河南北各地难民日益增多粮食不足加以入夏后瘟疫流行死者达九十余万人外援又被蒙古军堵绝。1233年初金哀宗出奔归德（今河南商丘）元帅崔立杀汴京留守献城降蒙。夏金哀宗又弃归德逃到蔡州（今河南汝南）蒙古都元帅塔察儿率蒙古军及河北世侯史天泽、张柔所部汉军围之。蒙古又遣王檝出使南宋约宋出兵共同灭金。宋京湖制置使史嵩之遣襄阳守将孟珙率军进入金境取邓州、唐州等地。冬孟珙率领宋军二万粮饷三十万石至蔡州协助蒙古军攻城。1234年春蔡州破金哀宗自杀金朝亡。 颁条令建都城1234年夏窝阔台在鄂尔浑河上游之西的达兰达巴（da1an-daba七十岭）夏营地举行诸王百官大会颁布了一系列新条令主要内容是“立朝仪”对朝会和宫禁护卫制度作了进一步的规定。如“当会不赴而私宴者斩”；出入宫禁从者限十人；军中凡十人置甲长听其指挥；万户、千户、百户、甲长按尊卑行列下级不得越上级前行；“诸公事不当言而言者”论罪；等等。早在窝阔台即位时就由耶律楚材制定了仪礼于是皇族及百官开始有列班朝拜的礼节。到这时朝会仪制更趋完善大汗权威进一步提高。 成吉思汗在位时代其宫帐（斡耳朵ordo）存庐朐河行宫（即克鲁伦河上游曲雕阿兰之地的大斡耳朵）萨里川之哈老徒行宫、土剌河之黑林行宫1。西征前夕在鄂尔浑河上游之西也建立了一处行宫1。窝阔台即位后就常驻于鄂尔浑河上游一带这个地区位置居中历来是漠北游牧政权的政治中心所在。1234年始命工匠于达兰达巴之地建造了可容千人“永不拆除”的大帐殿就是著名的大金帐（昔剌斡耳朵）2。明年又集汉族及其他民族工匠于鄂尔浑河上游旁建筑哈剌和林城郭、宫殿。城南北约四里东西约二里开四门城内有南北向和东西向大街各一条通至城门；街两旁有店肆、作坊、寺院和官员邸宅。宫城建于城西南隅称万安宫其建筑式样全仿中原宫殿规制。哈剌和林城规模虽小却是当时威震世界的大蒙古国都城住有来自东西方各民族的官员、将卒、能工巧匠、商人和各种宗教的僧侣各国使臣往来也很频繁从这里有驿道南通中原汉地西至钦察和波斯地区。 1《元朝秘史》第264节。 1即《长春真人西游记》所载大斡耳朵。 2《史集》第2卷页7o。 除都城外窝阔台还设有四季行宫其春季驻地在哈剌和林北七十余里的揭揭察哈湖旁命回回工匠在那里建造了迦坚茶寒殿；夏季驻地在月儿灭怯土即大金帐所在之地；冬季驻地在汪吉河（今翁金河）那里建立了大围猎场；秋季驻地在曲薛兀儿湖附近3。 括户、分民、制订新税法自蒙古占领金中都之后开始逐渐改变攻金战争初期那种春去秋来、唯事抄掠的做法所得城邑委任官员（主要是归降的当地土豪）管辖让人民能继续从事生产由当地官员自行征敛向蒙古统治者交纳贡物和提供军需。窝阔台即位后耶律楚材建议实行赋税制度123o年建立了燕京、宣德、西京、太原、平阳、真定、东平、北京、平州、济南等十路征收课税所由耶律楚材总管其事。初定征收总额为地税粟四十万石商税盐、酒、矿冶等银五十万两调帛八万匹。征税原则是以户计出赋调但当时蒙古政府并未掌握所占汉地的户口数各地土豪归降时申报的属下民户数目多不实且因战事变动很大根本不能作为征税依据所以最初当是将总额分配各路交纳。1233年窝阔台遣宣差勘事官阿同葛括中原民户得七十三万多户。这次括户很不准确因为战乱中人民流散转徙未著籍者很多而且蒙、汉贵族、将领多俘掠人民为驱口“往往寄留诸郡几居天下之半”1严重侵害了国家的赋税。1234年灭金后全面编籍户口的条件具备了于是窝阔台下令再次括户派大断事官失吉忽秃忽为中州断事官主持其事。1235年（乙未年）分遣官员赴汉地各路括户规定“不论达达（蒙古）、回回、契丹、女真、汉儿人等如是军前掳到口在家住坐作驱口；因而在外住坐于随处附籍便系是皇帝民户应当随处差主人见更不得识认”2就是说不管是蒙古或回回、汉人贵族将领凡战争中掳掠的人口随主家居住服役者仍为其驱口登记在主人户下而寄留诸郡者则一律籍为编民。民户一律在现居州县入籍僧、道、驿户、匠户分别登记应属诸人的驱户也附在本使户下通行立籍。“敢隐实者诛、籍其家”（《元史·董文炳传》）。许多蒙、汉将领不得不交出一部分掳掠的人口。次年六月括户完成共籍得一百一十多万户称为乙未户籍（参看本书《户籍、赋役》篇章）。 窝阔台根据蒙古分封制度将所籍中原民户按地区分给诸王、贵戚、勋臣。成吉思汗诸子：术赤位下平阳路四万一千多户；察合台位下太原路四万七千多户；窝阔台身为大汗长子贵由主持封国贵由位下分得大名路六万八千多户又给次子阔端位下东平路四万八千多户；拖雷位下真定路八万多3波义耳：《窝阔台大汗的四季行宫》收入其论文集《蒙古世界帝国》；陈得芝《元和林城及其周围》《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3辑1978年。 1宋子贞：《耶律楚材神道碑》《元文类》卷五七。《元典章》卷五七《户口条画》。户阔列坚位下河间路四万五千多户。成吉思汗诸弟：哈撒儿位下般阳路二万四千多户合赤温子按赤台位下济南路五万五千多户斡赤斤位下益都路六万二千多户别里古台位下恩州一万一千多户。诸公主及木华黎以下诸功臣也都分赐各地民户多少不等。此次分民共计七十六万多户总称为投下户分地遍及中原大部分地区。其余民户则统属国家。按照蒙古制度封主可以自治其分邑自征其分民这与中原汉地高度展的封建经济和中央集权制度是不相适应的。因此耶律楚材建议：“若树置官吏必自朝命；除恒赋外不令擅自征敛”。遂命各投下只设分地达鲁花赤监临由朝廷置官征赋按其应得分额颁给（即五户丝）。但蒙古贵族“裂土分民”的传统制度观念十分顽固总是把分地分民视为私产不时遣使直接征赋需索财物或签括投下民户为私属人口。 在括户、分民的基础上由耶律楚材主持制订了新税法包括税粮、科差和诸课三项。税粮：一般民户纳丁税每丁二石驱丁五斗1；工匠、僧道等户则验田亩纳地税。科差：每二户出丝一斤输于政府；五户出丝一斤输于投下称为五户丝。此外还有应付使臣往来、军马调遣及其他公用之需的负担大抵“逐时计其合用之数科率民户”烦扰甚大于是史天泽在真定实行总括其数按户等统一征银的办法成为后来包银制的滥觞1。诸课：商、盐等税。1238年诸路课额银一百一十万两。次年回回商人奥都剌合蛮以加倍之数（二百二十万两）扑买中原课税遂命他领诸路课税所事于是对中原人民的剥削更加沉重。 汉地统治机构的建立1217年成吉思汗命太师国王木华黎统蒙、汉诸军征金并统辖所占领的各地区称“都行省承制行事”于是在汉地建立了军政府的统治。燕京行省都元帅石抹咸得不（石抹明安子）、北京都元帅吾也而、宣德元帅太傅耶律秃花、西京留守刘伯林、平滦（兴平）行省都元帅塔本等各路长官都归其统辖。随着占领区的扩大又6续任命了许多地方军民长官大者辖城邑至数十小者或仅一城、数村之地大抵都沿用金朝的政区和职名授以行省元帅、节度使、招抚使、总管等等官职领某府、某州、某县事自治其所领兵民。同时在一些地区设置了达鲁花赤。窝阔台即位后出于攻金战争的需要立汉军三万户——刘黑马（刘伯林子）、萧札剌、史天泽使分统诸路军；其他势力较大的地方武装头目也由大汗授为千户。其后又增立严实、张柔、张荣等为万户诸万户下属将校亦给以千户、百户职名。各地军民长官在向蒙古统治者履行纳质、从征和贡献义务的条件下即可自治其1《元史·食货志》原作“每丁岁科粟一石驱丁五升”当误。参见陈高华《元代税粮制度初探》。1《黑鞑事略》徐霆笺；《元朝名臣事略》卷四《平章鲁国文贞公》。 境兼领兵、民、钱谷并世袭其职一方当时称他们为“世侯”。耶律楚材在建立十路课税所后又奏请将兵、民、财之权分开使不相统摄以限制世侯的权力但实际上不能实行。 1231年窝阔台南征途中驻西京耶律楚材奏上诸路课税所征收的钱谷大有成效。为加重其权遂仿中原官制“改侍从官名”以耶律楚材为中书令粘合重山为左丞相镇海为右丞相授予中书省印并下令各路事务需先报告中书省。但这时的中书省其实只是大汗怯薛中主行文书的必阇赤机构的汉名耶律楚材只是汗廷中负责行于汉地文书的必阇赤长虽然奉命主管汉地财赋却并没有建立起独立于军政府的汉地最高统治机构。 1234年失吉忽秃忽受命担任中州断事官“主治汉民”（《圣武亲征录》）。蒙古国以断事官（札鲁忽赤）治政、刑为政府长官。忽秃忽即是以大汗政府长官身份分治中原汉地以燕京为其治所当时汉人称之为燕京行尚书省（或称燕京行台）。按照蒙古制度所征服的定居地区作为“黄金家族”的共有财产由大汗政府设官统治各支宗王也派代表同任断事官“参决尚书省事”1但以大汗所命者为长。自此以忽秃忽为头的“燕京行尚书省”作为蒙古统治汉地的最高政府机构统辖中原各地户口、赋税、刑法诸事皆属之。中州断事官（燕京行尚书省）设置以后即实行“画境之制”对地方行政区进行调整。原来汉地世侯各凭实力占据地盘大者如东平行台严实“所统有全魏有十分齐之三鲁之九”2小者则一府、一州之地或有二侯；各世侯辖境往往犬牙交错行政区划极其纷乱。经过调整割出一些大诸侯如严实、张柔、史天泽等的部分辖地同时也将一些邻近州县拔属他们又归并了一些畸零州县基本上恢复了旧有的路、府建置。划境的结果增置了许多路、府至窝阔台末年燕京行尚书省所统有二十余路。另一项主要措施是1236年各路、府、州、县遍置达鲁花赤位在地方长官之上。通过上述三项措施蒙古统治者向着实现对中原汉地的直接统治跨进了一大步。各地世侯的权力并没有削除（这要到忽必烈罢世侯、行迁转后才实现）但已受到限制他们的行省、都元帅、节度使等五花八门的职名先后罢去改为路、府总管及州、县“军民长官”、“次官”的统一官称。 失吉忽秃忽主管中原汉地大约到1239年。1241年窝阔台改命牙老瓦赤主汉民公事为中州断事官（燕京行省长官）。 长子西征1235年窝阔台召集诸王大会决定征讨钦察、斡罗思等国命各支宗1姚燧：《李恒家庙碑》《元文类》卷二一。 2元好问：《严实神道碑》《遗山集》卷二六。 室均以长子统率出征军万户以下各级那颜也派长子率军从征。诸王以术赤子拔都为以老将不台为主帅。1236年秋灭不里阿耳。1237年春灭钦察；秋进兵斡罗思攻取也烈赞（梁赞）城。次年分兵四出连破莫斯科、罗思托夫等十余城合兵围攻弗拉基米尔大公国府陷之。1239年灭高加索山北麓之阿国攻入斡罗思南境；遣使至乞瓦（基辅）谕降被杀。124o年拔都亲统大军围困乞瓦四周架炮猛攻。其王米海依畏敌先已逃入孛烈儿（波兰）名将德米特尔领导乞瓦军民进行了英勇抵抗城破德米特尔受伤被捕拔都嘉其忠勇赦之不杀但乞瓦军民则遭到残酷屠掠。蒙古军攻陷乞瓦后继续西进攻占伽里赤其王逃入马札儿（匈牙利）。 1241年春拔都分兵两路一路由诸王拜答儿、大将兀良合台率领攻孛烈儿；一路由拔都、不台率领攻入马札儿。拜答儿一军破散多米儿城抵克剌可夫孛烈儿王弃城遁蒙古军焚毁其城遂入西里西亚境。西里西亚侯集孛烈儿诸军与来援之捏迷思（德国）军联合抗敌激战于里格尼茨被蒙古军击溃。里格尼茨之战使欧洲诸国十分震惊感受到蒙古入侵的严重威胁。但由于教皇和德国皇帝的尖锐矛盾未能采取一致的对策。蒙古军获胜后又攻入莫剌维亚南下与拔都军会合。拔都军在撒岳河（当即《元史》所载郭宁河）畔击溃马札儿军进拔佩斯城（当即《元史》所载马茶城）分兵四出抄掠。有一支进至维也纳附近的诺依施达。冬拔都大军渡过秃纳河（多瑙河）攻陷格兰城。1242年初遣诸王合丹率一军追击马札儿王别剌四世。不久窝阔台死讯传来拔都率军东还1243年初到达伏尔加河下游的营地。从此拔都就在这里立国建萨莱城（今阿斯特拉罕附近）为国都。统有东起也儿的石河西至斡罗思的辽阔地域史称钦察汗国（因以原钦察部地为中心而得名）。 攻宋早在成吉思汗进兵金朝时蒙古与南宋就有了交往成吉思汗深知宋、金是世仇企图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以攻金因此派使臣到南宋通好但遭到南宋边境守臣的拒绝。大约在122o年蒙古使臣再次来宋次年南宋始遣使报聘。1227年蒙古军曾入掠宋四川关外地；1231年拖雷率军强行假道宋汉中地攻金又抄掠四川北部诸州县。其后双方使节往返达成联合灭金的协议宋遣兵、粮助攻蔡州灭金双方相约以陈州、蔡州为界1。1234年（宋端平元年）六月南宋朝廷想趁蒙古大军北归之机收复河南1《宋史·贾似道传》。按：蒙古遣王檝使宋要求出兵助攻金究竟有何许诺？宋遣邹伸之报聘前往蒙古“审实”所审者何事？由于记载缺乏均难确考。《宋季三朝政要》谓蒙古“许以河南”归宋似不可信（参见陈高华：《早期宋蒙关系和端平入洛之役》《宋辽金史论丛》第1辑）。地草率出兵占领了业已残破不堪的汴京、洛阳等城结果遭到蒙古军的反击大败而归。于是蒙古以南宋“开衅渝盟”为借口开始了攻宋战争。事实上不管有没有“端平入洛”事件蒙古灭金后的下一步目标就是进攻南宋。 1235年窝阔台以皇子阔出、阔端分统东、西两路军侵入宋境。阔出与宗王口温不花、国王塔思、大将察罕、汉军万户张柔、史天泽率领东路蒙、汉军取唐、邓、均三州（三州守臣皆金降将蒙古军至即叛宋降蒙）攻破枣阳、光化掠襄樊、郢州等地。1236年又攻掠光、随、郢、复、德安、荆门等州军襄阳宋守臣游显降蒙。蒙古军进攻江陵被宋军击退。次年口温不花、察罕与张柔率军入淮西破光、蕲等州攻黄州、安丰均不克损兵折将而归。于是又遣使臣入宋要索岁币银绢。1238年秋谈判还在进行中而察罕复率蒙、汉诸军猛攻庐州（合肥）遭到宋军的英勇抗击损失将卒、兵械无数退回。所占京西、湖北诸州军先后被南宋收复被迫降蒙的襄阳军兵亦执游显反正。在东线探马赤军元帅阿术鲁攻取金亡后被南宋收复的归德府及淮河以北诸州县；1241年蔡罕率军取寿州遂渡淮而南再攻安丰被宋军击退。这样宋、蒙东部边界基本上回复到原来的宋金旧界——淮河一线。 阔端与宗王穆直、大将达海甘卜、按竺迩、刘黑马等率西路诸军攻四川。1235年破关外诸州进攻鸡冠隘败还。遂转攻秦、巩之地金巩昌便宜总帅汪世显降率部从蒙古军攻蜀。1236年阔端分兵两路再入宋境。穆直与按竺迩分军下阶、文、龙、茂、威诸州趋成都；阔端与达海甘卜等统主力军由武休关攻入取兴元、利州破剑门关沿嘉陵江而下入阆中遂向成都进军。十月下旬蒙古诸军攻占成都继而分兵四出抄掠。此次进兵使四川“五十四州俱陷破独夔州一路及泸、果、合数州仪存”（《宋季三朝政要》卷一）。不久阔端率大军退回留达海甘卜统蒙古及刘黑马、汪世显等部军继续经略四川；命夹谷龙古带镇守兴元以为攻蜀基地。蒙古大军退出后南宋虽然很快就收复了成都和被攻陷的各州县但仍不断遭到达海之军的攻掠。1239年秋达海军大学入蜀进攻东川地区击溃扼守万州的宋军顺流而下攻破夔州（奉节）径趋三峡。南宋急调长江中、下游军队至上游抵抗达海率军撤回。1241年秋达海又率军攻蜀进至成都宋守将开城降四川制置使陈隆之被俘。蒙古军取成都后四出抄掠连破西川地区二十余城“搜杀不遗僵尸遍野”。 第三节贵由时期乃马真皇后摄政1241年冬窝阔台在汪吉河附近冬猎后因饮酒过度而死。时正宫皇后孛剌合真已故六皇后乃马真氏脱列哥那通过巧妙手段获得察合台等宗亲赞同摄掌国政。脱列哥那原是蔑儿乞部领之妻蒙古灭蔑儿乞时被窝阔台收纳。她在诸后中地位本不高但其他皇后无子而她生贵由、阔端、阔出、哈剌察儿、合失五子1又机智多谋遂成为最有权势的皇后。摄政后她以滥行赏赐博取宗亲贵族、那颜们的欢心专擅国政达五年之久。她宠信回回妇人法蒂玛（蒙古军从波斯所俘侍奉宫廷）使其得以干预朝政；中原事务则委任给商人奥都剌合蛮等。因旧怨欲捕杀汗廷大臣镇海和燕京行省牙老瓦赤二人被迫逃到阔端处河中地区长官麻忽也投奔拔都处寻求庇护；呼罗珊地区长官阔里吉思被处死。她将“御宝空纸”给予奥都剌合蛮凡奏准之事辄令必阇赤书旨行下若不肯书写则断其手。耶律楚材以宣旨事属必阇赤长掌管有责任审其宜否乃据理力争不能止抑郁而死。这个时期诸王也遣使四出恣意要索政事大坏。1243年成吉思汗幼弟斡赤斤见汗位空悬萌生觊觎之心率领本部兵趋向和林。脱列哥那大惊一面调兵防备一面遣使询问斡赤斤起兵原故自称侄媳词意卑恭。斡赤斤自知争位师出无名又闻贵由已从西征军中回到叶迷立遂引兵退回本部。 竒 書 蛧 Ｗ Ｗ ω . q í s ú Ｗ à Ｎ Ｇ . c o Ｍ 窝阔台有七个儿子（上述五人加上业里讫纳妃子所生合丹、灭里二人）以阔出最受宠爱曾有意立为继承人而阔出于1237年先死其子失烈门育于宫中遂指定皇孙失烈门为继承人。但脱列哥那意欲让长子贵由继位她遣使召集各支宗王和将领来和林举行忽里台（大会）推选大汗长支宗王拔都因贵由在西征时曾蔑视他的统帅地位结下了仇怨乃托辞病足不来赴会。直到1246年春东、西道诸王和各大臣、将领才在和林附近的达兰达葩之地失剌斡耳朵等处举行忽里台与会诸王、百官经长期商议以失烈门尚年幼乃同意共推贵由为大汗。七月贵由在汪吉宿灭秃里之地的行宫即大汗位。 贵由的短暂统治1《史集》第1卷第二册页7—12。但明初人陈桱《通鉴续编》载太宗长子合西歹为“二皇后孛灰所生”。合西歹即合失《元史》、《史集》皆谓为第五子；孛灰即《元史·后妃表》之二皇后昂灰。录此存异。又《元史·宪宗纪》载：“分迁诸王于各所蒙哥都（阔端子）及太宗皇后乞里吉忽帖尼于扩端所居地之西。”屠寄据此推论阔端为太宗三皇后乞里吉忽帖尼所生（《蒙兀儿史记》卷三七《漠北三大汗诸子列传》）。 贵由即位之初大权仍操在脱列哥那手中后数月脱列哥那死他才亲政于是立即处死了法蒂玛和奥都剌合蛮；镇海、牙老瓦赤随阔端赴选汗大会职位得以恢复；耶律楚材子铸袭父职为必阇赤长。贵由还下令拘收其母及诸王滥的牌印禁止无限制搜括。但由于他把与拔都的斗争放在第一位并不注意改善政治征索泛滥的现象未能有效制止政事继续恶化。1247年贵由派野里知吉带（一译宴只吉歹窝阔台时大断事官）为征西军统帅命诸王各于所属军队中签十分之二从征并授予野里知吉带统辖阿姆河以西各地区和所驻蒙古镇戍军的全权他人不得干预。前此除木华黎以外没有第二人拥有这么大的权力。这一异常举动明显含有对付拔都的意图因为此时拔都的势力已扩展到高加索地区而贵由则特别指明这个地区应归野里知吉带管辖1。 1248年初贵由假称到叶迷立养病率领护卫军西行真实目的是去攻打拔都。拖雷妻唆鲁禾帖尼识破其意图遣急使报知拔都于是拔都也起兵东来迎敌。三月贵由抵达横相乙儿之地（今新疆乌伦古河上游河曲处）突然死去当时传说他是被拔都派来的奸细毒死一说是在与拔都弟昔班酒后斗殴中被打死1。贵由正后斡兀立海迷失回到了叶迷立自己的斡耳朵。拔都一方面按习惯请她摄政一方面以长支宗王身份遣使召集各支宗王、那颜们到他的驻军地阿剌脱忽剌兀（在海押立附近）开会商议推举新汗。唆鲁禾帖尼命长子蒙哥率诸弟及家臣赴会但窝阔台系诸王除合丹外都借故拒绝参加察合台后王也蒙哥系由脱列哥那之命得立故与窝阔台家族采取同样立场。大会按拔都的提议推举蒙哥为大汗。斡兀立海迷失派那颜八剌为代表与会提出应尊照窝阔台遗命推举失烈门继位遭到拔都、蒙哥诸弟及其亲信那颜的反驳于是窝阔台、察合台两系诸王以选汗大会应在成吉思汗大帐举行为理由不承认这次推举的合法性。蒙古统治集团内部为争夺汗位展开了激烈的残酷的斗争。 1参见杰克逊：《蒙古帝国的瓦解》《中亚杂志》221978年。 1参见杰克逊：《蒙古帝国的瓦解》《中亚杂志》221978年；杨志玖：《定宗征拔都》《元史三论》页67—76。 第四节蒙哥时期汗位的争夺蒙哥拖雷长子太祖三年十二月（12o9年1月）生据说当时晃豁坛部萨满预言其“后必大贵”故取名mongke（意为长生）。幼时养于太宗二皇后昂灰斡耳朵及长授分民；1232年拖雷死后归藩邸领其部民。1235年参加“长子出征”征服伏尔加河下游的钦察部又率军攻斡罗思也烈赞城（今梁赞）拔之。 他与拔都关系密切在其支持下被推举为大汗只是由于未得到宗亲、大臣的一致承认还未举行正式即位大典1。拔都、蒙哥等决定明年在成吉思汗大斡耳朵重新举行选汗大会。拔都命弟别儿哥等率领军队伴随蒙哥回蒙古以武力为后盾迫使诸王来会。窝阔台、察合台两系当权者和部分诸王继续抵制会期一再被拖延。到1251年六月拔都指示不再等待他们于是在克鲁伦河上游曲雕阿兰大斡耳朵举行大会到会的东、西道诸王、百官共奉蒙哥登基。从此大蒙古国汗位由窝阔台系转移到拖雷系。当新汗登基庆典正在进行时失烈门与贵由之子脑忽、合剌察儿之子脱脱合谋以朝会为名率军来袭进至萨里川之地（土拉河上游与克鲁伦河上游间）。蒙哥的鹰夫克薛杰路遇失烈门车队现车中暗藏兵器知有异图急驰回大斡耳朵报告。蒙哥遣大断事官忙哥撒儿、弟旭烈兀、末哥等率军前往拦截将三王及其部属带到大斡耳朵审讯失烈门的一个部属在严刑拷打下供出了三王的密谋。于是一场对政敌的血腥镇压开始了。三王部属那颜七十多人先被处死参与密谋的大臣合答随即被捕杀；察合台孙也孙脱与失烈门等同谋率军为后应见事败弃军投降亦被拘囚。接着蒙哥命大将不怜吉歹率领十万军队开赴阿勒台山进向畏兀儿与海押立之地；命不花率军二万进驻谦谦州显示进攻姿态同时派使臣传令窝阔台和察合台两家未赴会诸王、后妃即来朝。斡兀立海迷失抗命即被捕送和林与失烈门之母一同处死。又遣使逮捕贵由所派波斯统帅野里只吉带和察合台孙不里送给拔都处置命合剌旭烈（拥戴蒙哥的察合台长孙）回本藩处死也蒙哥取代其位。镇压扩大到贵由朝的大臣和各地区依违两端的官员连与成吉思汗同饮班朱尼河水、立有卓著功勋的三朝元老镇海也被杀害；耶律铸也险遭杀身之祸因忽必烈说情才得幸免。畏兀儿亦都护萨伦的党于斡兀立海迷失与其同谋的部属一起被杀。至于失烈门和脑忽则被遣到攻宋前线随军效力不久亦被害。在这次汗位争夺中蒙哥毫不留情地清除异己计被杀的诸王、后妃和那颜达三百多人以致主持审决的大断事官忙哥撒儿病死时那些被害者1刘秉忠于125o年上忽必烈书中说：“君上兄也；大王弟也。思周公故事而行之在乎今日。”可见虽然未举行正式即位大典从拖雷家族方面看来阿剌脱忽剌兀大会的推举仍然是有效的。的家人恨恨地咒骂：“尔亦有死耶！”1对窝阔台家族最严厉的惩罚是削夺其封国（兀鲁思）瓜分其地不立藩主“他们的军队除阔端诸子的以外全被夺走并分配掉了”2。阔端与拖雷家亲善其河西封地仍予保留其余未卷入逆谋的窝阔台系诸王合丹、灭里、海都等各分得一部分属民和领地贵由幼子禾忽仍守其叶迷立斡耳朵。蒙哥用这种爪分的办法使窝阔台家族不能形成威胁其汗位的力量。整顿统治机构与革除弊政在清除贵由朝异已诸臣的同时蒙哥对中央和地方统治机构进行了整顿。以原藩邸断事官长忙哥撒儿为全国大断事官（汉人称之为右丞相）以孛鲁合为大必阇赤（汉人称之为左丞相）“掌宣号令、朝觐贡献及内外闻奏诸事”置分掌中原汉地和西域等地区事务的必阇赤为之副凡赋税征收、官职授予等事悉归之下属有汉文、波斯文、畏兀儿文、藏文、唐兀文等各种文字的书记并设置了掌管和林官阙、帑藏、斡脱、祭祀、医巫、卜筮、驿传等各部门的官员。1蒙古本土以外诸地仍划分为三大区域设置行政机构以牙老瓦赤、布智儿、斡鲁不等任“燕京等处行尚书省事”管理中原汉地以讷怀、塔剌海、麻忽等任“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事”管理畏兀儿地至河中地区；以阿儿浑为“阿母河等处行尚书省事”管理阿姆河以西波斯诸州。他们的蒙古职名实为各大区之“也可扎鲁忽赤”（yekejarquchi）即大断事官并置必阇赤官职多员为其副下属也有许多佐吏与大汗朝廷的组织相仿。针对窝阔台末年以来法度不一、政治败坏的情况蒙哥采取了一些措施企图革除弊政。凡前朝及诸王滥之牌印、诏旨、宣命一律收回；今后诸王未经请示朝廷不得颁涉及各地方事务的令旨不得擅招民户；对诸王、使臣驰驿限定马匹数目不许沿途夺要民马和索取过规定的供应；商人不得骑用驿马；重新登记各地区户口和规定赋税诸官员不得额外多征。然而由于所任用的官吏们多是原来的贪赃之徒新政未见成效甚至“旧弊未去新弊复生其为烦扰又益剧甚”2。 汉地括户1《世界征服者史》下册页68o—691；《史集》第2卷页245—251；卢勃鲁克《东行记》；道森编《出使蒙古记》页165、166；《元史·忙哥撒儿传》。 2《史集》第2卷页13；波斯文合校本页2o莫斯科198o年。 1《元史·宪宗纪》；《史集》第2卷页263—264。 2郝经：《立政议》《元文类》卷十四。 中原汉地自窝阔台末年以来差徭甚重加上军马调使臣烦扰官吏贪残斡脱钱盘剥民不能当逃亡日多乙未年的户籍又陷于混乱。蒙哥即位后刘秉忠向受命分镇中原汉地的忽必烈建议“宜比旧减半或三分去一就见在之民以定差税招逃者复业再行定夺”（《元史·刘秉忠传》）。可见逃亡者已占原籍的三分之一以上。为保证政府的财政收入和兵源补充1252年（壬子年）蒙哥下令对民户“从新再行抄数”。办法是：一就各路、州、县见住民户（包括原籍及寄居逃户）登记入籍原籍民户已逃者削去；二查核投下户数禁诸投下不得擅招户计；三按乙未年规定核实驱户其寄留各地不在本使户下附籍者收为系官民户；四包括乙未年未抄数之河南、陕西、辽东西等地区。抄数结果称壬子户籍比乙未旧籍增加二十多万户（其中河南、陕西、辽东西诸路占十七万多户）。由于主持括户的燕京行尚书省工作马虎抄数以后户口争端层出不穷逃亡、影占现象继续生因此1255年再申严令。到1257年（丁巳年）又进行了一次户口编籍称丁巳户籍。括户之后又相继在宗亲贵族中进行了分土分民。拖雷家族受益最多忽必烈除受京兆分地外复益以怀孟路一万一千多户旭烈兀受彰德路二万五千多户拖雷庶子末哥、拨绰也分别受五千、三千多户。此外太祖诸斡耳朵、太宗诸子及一些千户都各得分民多寡不等。 在西域各地区也同时进行了括户。命阿儿浑登记其所辖阿姆河行省户口赋税并命他在完成后前往拔都的都城协助进行括户又派必阇赤别儿哥括斡罗思户口1。 征服吐蕃和大理早在成吉思汗灭西夏和窝阔台时代攻伐南宋四川的战争中蒙古军就进入了吐蕃最东北部地区征服了一些部落。124o年分封在凉州的阔端遣部将朵儿达率军进入乌思藏不久退回。1244年阔端再遣朵儿达入藏召请最有影响的宗教领之一萨斯迦派座主萨斯迦班智达（简称萨班）于是萨班携侄八思巴和恰那朵儿只同来凉州。1247年萨班与阔端议定了乌思藏归附蒙古的条款遂致函宣谕各教派、各地区僧俗领这是乌思藏被纳入蒙古国治下的开始。蒙哥即位后命和里■“统土蕃等处蒙古、汉军仍前征进”（《元史·宪宗纪》）。藏文史料除记载这一支征土蕃军外还记有另一支由朵儿伯台率领的军队于1252年奉旨进兵2完成了对这个地区的征服。次年蒙哥遣使至乌思藏清查户口划定地界3并将富庶的必里公派辖（拉1《史集》第2卷页274—275；《元史·宪宗纪》；参见杰克逊：《斡罗思括户考》。2参考毕达克：《中藏与蒙古》页12—13。 3见八思巴于1252年初致乌思藏僧侣信（收在《萨斯迦全集》转引自王铺仁陈庆英：《蒙藏民族关系史》页22；毕达克：《中藏与蒙古》页12）。 萨东北止贡）划为自己的“供养地”（分邑）搽里八派辖地（拉萨附近）划为忽必烈的供养地伯木古鲁派辖地（山南乃东县）划为旭烈兀的供养地分别与这些教派结成领属性质的特殊“施供关系”。不久又先后任命了这些地区的万户长。西藏地区自九世纪中叶吐蕃王国崩溃以来一直处于分裂割据状态达四个世纪至此各地区（教派）割据势力都服属于蒙古在蒙元朝统治下统一起来。 蒙哥即位以后命忽必烈出镇中原汉地并领兵进征南宋。自窝阔台末年以来蒙古攻宋战争一直没有进展。南宋以孟珙守京湖招兵练卒建立巩固的防务在襄阳“以舟师横截汉水”使敌兵不得渡又在光州、黄州、蕲州和安丰间的大别山地区设立大小山寨分兵把守；余玠守四川令诸州择险要之地构筑山城迁治于内屯兵聚粮扼守要道相互呼应。忽必烈深知南宋防守严密一时无法正面进攻于是奏请先取大理从侧后包抄南宋。1252年秋忽必烈率领蒙、汉诸军及藩府侍从启行以大将兀良合台总督军事。次年夏驻六盘山；秋出临洮取道吐蕃之境（今四川西部）分三路进兵。冬蒙古军渡过金沙江降服了麽些（今丽江纳西族）诸部进围大理城。大理国王段兴智与权臣高祥杀蒙古谕降使者出城抵敌大败弃城遁去。忽必烈入城后接受张文谦、刘秉忠等人意见通令禁止屠杀并命姚枢搜访大理图籍。1254年春留兀良合台领兵继续攻略大理国未服诸部以刘时中为宣抚使自率其余军队北还。其年秋兀良合台军围善阐（又称押赤今昆明时段兴智逃至此）炮、纵火攻城。城陷段兴智逃至昆泽被俘。到1255年大理国五城、八府、四郡之地相继被蒙古征服置十九万户府分治之。云南自八世纪中叶南诏割据以来历五百余年至此也被并入蒙古治下从而使云南地区与内地复归统一对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展有重大意义。 旭烈兀西征花剌子模算端札兰丁被消灭后阿姆河以西至叙利亚边境大部分地区都归入蒙古统治之下唯据有祃拶答而（今伊朗马赞德兰省）的“木剌夷国”（亦思马因派宗教王国）和报达（巴格达）的“哈里国”（阿拔斯朝）尚未征服。1252年蒙哥命旭烈兀出镇波斯并统兵征讨未服诸国先锋元帅怯的不花率部先行。次年十月旭烈兀从蒙古出1256年渡阿姆河会同怯的不花军攻打担寒山要塞吉儿都怯堡（今伊朗damghan城西）。亦思马因国教主鲁克奴丁遣其弟请降并被迫下令吉儿都怯守将出降但不肯亲身来见旭烈兀。旭烈兀率军分四路并进围攻麦门底司堡架炮轰击鲁克奴丁力穷出降。旭烈兀命他谕降阿剌模忒等城堡尽毁之即派兵将他押送到和林蒙哥不见命押回波斯途中被军兵所杀。归降之亦思马因人也被蒙古军屠灭殆尽。 1257年旭烈兀进兵报达命波斯镇戍军统帅拜住（绰儿马罕的继任者）率其军为右翼经毛夕里（伊拉克摩苏尔）南下合围。先遣使至报达谕降遭到哈里谟斯塔辛的傲慢拒绝使臣亦受辱逐回。1258年一月蒙古诸军抵报达四面同时猛攻报达东门先被炮石击毁官民逃出城者尽被屠杀。二月初谟斯塔辛遣其子及官员至旭烈兀营求降但为时已晚蒙古军继续攻城谟斯塔辛不得已亲率诸子及大臣们出城投降。蒙古军入城后肆行焚掠、屠杀十余日据载报达军民在蒙古军攻城和城陷后的烧杀中死难者达八十万人。不久哈里谟斯塔辛父子也被处死。旭烈兀从报达回驻哈马丹其年秋移驻蔑剌哈（今伊朗东阿塞拜疆马腊格）和桃里寺（今伊朗东阿塞拜疆大不里士）后来即建都于此。他遣使向蒙哥报捷献上一部分战利品其余金银财宝运储于蔑剌哈附近乌米亚湖旁新建的城堡中。 1259年秋旭烈兀分兵三路攻入叙利亚次年一月破阿勒颇城叙利亚算端纳昔儿弃大马士革打算逃亡密昔儿（埃及）后被蒙古军捕获。大马士革长官献城投降。这时使者送来蒙哥的死讯旭烈兀率军回波斯留先锋怯的不花统率二万军队继续征进。七月密昔儿马木鲁克朝算端忽秃思（原为大臣篡位自立）杀蒙古谕降使者进兵巴勒斯坦；九月与蒙古军大战于阿音札鲁德怯的不花战死蒙古军全军覆没。密昔儿乘胜占领大马士革、阿勒颇和叙利亚全境杀蒙古所置官吏蒙古西征的势头被阻止了。忽必烈治理中原与蒙哥征宋蒙哥原来的部署是以忽必烈镇中原并统兵专征南宋旭烈兀镇西城并统兵专征木剌夷、哈里等国。派两个亲弟分别控制帝国的两翼显然是为了确保全国权力掌握在拖雷家族手里巩固其从窝阔台家族夺取来的汗位。忽必烈早已留心汉地事务并在藩府中聚集了一批汉族谋士受命后即移驻于漠南金莲川之地（滦河上游原野）继续广招人才访求治国之方藩府谋士刘秉忠、姚枢等人向他报告“汉地不治”的严重情况和对宋战争的诸多失策主要是“军将惟利剽杀”以致南宋人不愿降附而且造成沿边一带“城无居民野皆榛莽”使战争缺乏坚实的后方基地。忽必烈根据谋士们的建议奏准设置了邢州安抚司、河南经略司并在关中封地置陕西宣抚司荐举名士及藩府侍臣任长、次官惩办贪残官吏约定法制奖励农桑均平赋税。河南地处对宋战争前沿奏以史天泽、杨惟中、赵璧为经略使不令燕京断事官干预其事；命经略司于唐、邓、汝、蔡、颍诸州设立屯田以广积粮储并修复襄阳、光化、均州等处城堡充实边备与宋襄樊防线对峙为经久之计。 忽必烈在三个地区实行“新政”成效颇著很得中原人心但不免侵害了惯于肆意征索的贵族们的利益。1256年他又在滦河上游筑开平城营建宫室。藩府势力日益壮大必然引起蒙哥的疑忌一些贵族、大臣们又不断进谗谓“王府得中士心”“王府人擅权为奸利事”（当指将财赋输于王府）这样蒙哥与忽必烈之间在汉地政策和权益上的矛盾终于爆了。1257年蒙哥派遣大必阇赤（左丞相）阿兰答儿和刘太平等到陕西、河南“钩考”钱谷审查和迫害两司大小官吏实际上是打击忽必烈藩府势力迫使忽必烈交出了邢州、河南、陕西三地区的权力撤销三司。同时蒙哥决定亲自统兵征宋并解除了忽必烈的兵权令他“在家休息养病”改派宗王塔察儿统领左翼进攻京湖、两淮自统右翼军进攻四川以幼弟阿里不哥留守和林。 1258年四月蒙哥驻夏六盘山；七月进分兵三道入蜀攻拔苦竹隘（隆庆府）、鹅顶堡连取长宁山城、大获城（阆州）、运山城（蓬州）、青居城（顺庆府）、大良城（渠州）及巴州等城。原在四川的都元帅纽璘打败宋四川制置使蒲择之对成都的进攻乘胜攻取云顶山城；蒙哥入蜀后他即留密里火者、刘黑马守成都率军攻叙州大败宋守军突破马湖江防线沿江而下趋重庆下游封锁江面以堵截南宋援蜀之军。1259年初蒙哥大军入合州遣使至钓鱼城谕降被守将王坚所杀。蒙哥大军进围钓鱼城王坚率军民奋勇拒守蒙古军连攻五个多月不克损兵折将七月蒙哥病死蒙古军撤围北还。 塔察儿率领的左翼军于1257年秋进攻樊城不克退回。此后一年多除四出抄掠外一城未取毫无战功。次年十一月蒙哥不得不命忽必烈出来统率左翼军攻宋。忽必烈在罢兵闲居期间日与谋士商议大计待时而动。接到出师之命即欣然从开平南下1259年春会诸王于邢州接收兵权。但他并不急于进兵先召名士宋子贞、商挺、李昶、杜瑛等访问政治得失及攻宋之计。七月始至汝南遣大将霸都鲁先行；下令军中戒诸将毋妄杀毋焚掠；命杨惟中、郝经等宣抚江淮并遣官督办粮秣。八月蒙哥死于合州的消息传来忽必烈以兵马已动决定继续进兵渡淮而南沿途未遇重大抵抗到达黄陂临江而阵。九月初弟末哥从合州遣使至军前报告蒙哥死讯并请北归忽必烈不愿无功而还亲自指挥诸军由阳逻堡附近强渡长江驻南岸浒黄州。越日进围鄂州守将张胜、高达奋勇抵抗吕文德率援军从重庆东下突围入城鄂州防守益坚；贾似道以丞相兼制各路军马援鄂统一指挥守御。蒙古军围攻近二月不能破军中乏食疾病者十四五。十一月忽必烈妻察必合敦遣使至军前报告阿里不哥已派亲信大臣征兵于漠南北并以脱里赤为断事官行尚书省事于燕京有夺取汗位的企图请忽必烈返。此时统领诸路援鄂大军的宋右丞相兼枢密使贾似道却不敢乘忽必烈陷入困境之际起反攻反而遣使求和愿割江为界岁奉银绢各二十万（两、匹）。忽必烈顺势许和撤围北还留霸都鲁统领一部分军队驻江北待命。奉旨从云南北上会合的兀良合台军于十一月抵潭州（长沙）宋湖南制置使向士璧坚守久攻不下。忽必烈撤军北还时特派兵接应兀良合台军随后渡江北撤蒙古攻宋战争至此暂告一段落。 史称蒙哥“刚明雄毅沉断而寡言不乐燕饮不好侈靡”“凡有诏旨必亲起草更易数四然后行之”1。“下令鸠括符玺督察邮传遣使四出究核徭赋以来民瘼；污吏滥官黜责殆遍。其愿治之心亦切也。”2但他固守蒙古旧制不愿变通而任用的管理汉地主要官员仍然是贪残之徒又由于与忽必烈的利益冲突撤销了行之有效的几个地方的改革致使汉地的治理状况未能改善。长期围困合州不知变更战略也是他军事上的一大失策。 蒙哥正后忽都台生长子班秃、幼子玉龙答失；他妃生子阿歹、昔里吉、辩都3。 1《元史·宪宗纪》。 2郝经：《立政议》《陵川集》卷三二。 3《史集》所载蒙哥子无辩都。此据《元史·宗室世系表》。 第六章元代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重建和忽必烈时期的元代社会第一节忽必烈建国及其与阿里不哥的争位战争126o年初从蒙、宋前线匆匆北返的忽必烈抵达燕京。他在燕京附近驻扎了将近三个月。蒙哥汗亲征时留镇漠北的阿里不哥竭力诱使忽必烈回到草地好逼迫他就范再名正言顺地登上大汗宝座。忽必烈则清楚地意识到在阿里不哥鞭长莫及的情况下自己在控制和调动进入汉地的蒙古军及汉军方面拥有莫大的优势与便利。因此他不肯轻易离开经营有年的中原而贸然北上。双方间使臣往返交涉不断矛盾日趋激化1。126o年4月中忽必烈拘禁阿里不哥派往燕京的心腹脱里赤先制人在新筑成不久的开平城宣布即大汗位。 拥戴忽必烈最积极的宗王是成吉思汗幼弟斡赤斤的孙子、在东道诸侯中居长的塔察儿。他曾因攻宋无功而返受到蒙哥汗的严厉训斥2。早在事态还相当微妙时忽必烈就派廉希宪到军前结欢于塔察儿相约“若至开平当推戴无为他人所先”。这为日后由塔察儿“率先”从而诱逼在场的其他宗室“相继劝进”安排了最关键的一着1。合辞推戴的诸王还包括移相哥（合撒儿子）、忽剌忽儿（合赤温孙）、合丹（窝阔台子）、阿只吉（察合台曾孙）等。一度滞留于汉地军中的蒙哥子阿台这时已北投阿里不哥没有与会。 践祚次月忽必烈以《即位诏》颁行天下。诏书明确宣布：“祖述变通正在今日”。它表明了新政权参用中原王朝的传统体制以改变“文治多缺”局面的决心。又次月复以建元中统诏天下更明确地强调新政权之为中朝正统、“天下一家”的地位2。 建国之始最早的新行政机构是统辖中原汉地政事的燕京路宣慰司。翌月以王文统、赵璧为中书省平章政事但这时候的“中书省”似乎还不像是国家正式的中枢机构建制也极不完备。倒是燕京宣慰司所属的各路宣抚司则渐次创置；不久就进一步完善为十路宣抚司的建制。主持各路宣抚司的官员大多是汉人（包括祖居中原的契丹人）出身的政治家少数是汉化程12《成吉思汗的继承者们》页249—253、247。 1《元朝名臣事略》卷七《平章廉文正王》引廉氏《家传》；元明善：《廉希宪神道碑》《元文类》卷六五。 2《元史》卷四《世祖纪》。 度很高的色目人如廉希宪、赛典赤等。中统元年七月升燕京宣慰司为燕京行中书省王文统、赵璧并以中书省平章领行省事它实际上承担了当时朝廷临时行政中枢的职能。中统二年敦促南宋履行鄂州城下之盟的移宋三省牒文就是以燕京行中书省的名义颁布的3。 与此同时忽必烈又毫不迟疑地着手征调和组编忠于他个人的精锐部队用以保卫大汗戍守北方各地尤其是燕京、开平一线心腹地区。由于蒙哥的怯薛大军在扶柩北归后大都滞留于漠北忽必烈便在潜邸宿卫的基础上迅扩充、重建大汗的怯薛部队1。此外他还多次征集各地兵员很快组建起拱卫京畿的侍卫亲军。统领侍卫亲军的是多年跟随他出生入死的亲信董文炳等将领。立国之初“目前之急虽纾境外之兵未戢”（《元史·世祖纪一》）。为防范阿里不哥朝廷亟命“诸路市马万匹送开平府”“诏燕京、西京、北京三路宣抚司运米十万石”至漠南沿线很快完成了扼守大漠南缘、伺机渡漠远征的战前部署。为了集中力量先征服阿里不哥忽必烈在中统头两年对南宋的背约行为也采取极为克制的态度。他虽在蒙宋交界线“置江淮、江汉两大都督东则李璮开府益都；西则史权开府邓州与宋扬州、襄阳两别帅犄角”2。但他的意图只在镇边并不急于攻宋。国信使郝经被拘不过遣官诘问而已；宋私商违禁越境买卖“诏宥之还其货听榷场贸易”；甚至当南边将士求战心切“皆以举兵南伐为请”时忽必烈也只是下一纸诏文虚称当待“秋高马肥水6分道而进以为问罪之举”藉以慰抚军心。 忽必烈在漠南抢先即位完全打乱了阿里不哥的预谋。后者只得匆匆于126o年夏季在驻夏据地阿勒泰山中召集留守漠北份地的诸王宗戚举行大会并在会上被拥立为大汗1。出席大会的有察合台子哈剌旭烈的寡妻兀鲁忽乃妃子、察合台孙阿鲁忽、窝阔台孙覩尔赤（合丹子）、海都（合失子）、术赤孙忽里迷失和合剌察儿、蒙哥子阿台和玉龙答失、塔察儿子乃马台、别勒古台之子等。这样就出现了两大汗相抗衡的局面。站在阿里不哥一方的有影响的东道诸王似乎很少但他从西道诸王那里获得的支持又要多于忽必烈。尽管当时正在经营西亚的皇弟旭烈兀和立国伏尔加河流域的拔都后王别儿哥态度都不无暧昧之处然而替旭烈兀留守漠北份地的他的儿3王恽：《中堂事记》中《秋涧集》卷八一。 1据《元史》卷五《世祖纪》中统三年十月“命百家奴所将质子军入侍命不里剌所统固安、平滦质子军自益都徙还故里”。这些由质子军组成的怯薛部队当是在围攻李璮时被派出去的。怯薛军能远离大汗出征证明它在当时已有相当规模。 2姚燧：《孙显神道碑》《牧庵集》卷二四。 1拉施都丁说忽必烈即位于是年夏季中期不确；但他说阿里不哥在其阿勒泰夏营地称汗则与《元史·世祖纪》谓四月“阿里不哥潜号于和林城西按坦河”相合。很可能他是在自己的夏营地得到忽必烈称汗的消息只好于匆忙中就地举行大会以应变。 子药木忽儿最初是支持阿里不哥的。而别儿哥冲制的钱币上刻有阿里不哥的名字更表明钦察汗国在阿里不哥失败前一直认为只有后者才真正代表了蒙古大汗的统系2。 成吉思汗直系各支宗王的政治态度对忽必烈颇为不利。为改变此种局面忽必烈先派支持自己的察合台后王阿必失哈（阿只吉长兄）急驰西北企图用他控制察合台兀鲁思的政局使之与中原汉地势力为犄角拑制漠北。阿必失哈一行在途经河西时为阿里不哥的军队截留察合台兀鲁思落入阿里不哥派去的阿鲁忽之手。不久阿鲁忽和旭烈兀渐与阿里不哥生隙。忽必烈抓住时机以明确承认二者在各自势力范围内的既有权益为条件争取他们对自己的支持。他宣布自阿姆河西至马木鲁克疆界的塔吉克地面当归旭烈兀统治守卫自阿勒泰山至阿姆河之地则由阿鲁忽镇守1。至此除术赤后王早已分治于钦察草原之外突厥斯坦西部及河中地区、波斯和呼罗珊也正式从大汗直接领有的国土中分立出来成为中央汗廷的守藩之国。建国次年忽必烈与西道诸王的关系基本和解遂使他得以全力对付阿里不哥。126o年秋阿里不哥兵分两路大举南下。东路军由旭烈兀子药木忽儿、术赤后王合剌察儿统率自和林逾漠南进。西路军由阿兰答儿统领直指六盘山意在接应从四川前线退屯该地的蒙哥攻宋主力这支军队在蒙哥死后曾归阿台节制阿台投奔漠北后一直控制在阿里不哥的大将浑都海和哈剌不华手里。阿里不哥的左路军以宗王为帅而且直接威胁汉地政治经济中心燕京因此忽必烈亲自领军逆之而以移相哥、纳邻合丹（当为合赤温孙）为其前部。移相哥军击溃药木忽儿和合剌察儿阿里不哥难以继续立足和林匆匆退到由他继承的拖雷分地吉里吉思。忽必烈大概是循帖里干道顺利进至和林2。其时约在当年初冬。当时和林城的残破或许相当严重所以到达不久忽必烈便南至汪吉河（今翁金河）冬营地以为短期休整3。阿里不哥生恐忽必烈乘胜追击乃遣使假意求宥并称待马力稍复再赴阙谢罪。忽必烈深以汉地政局为念遂留移相哥镇漠北自己冒严寒逾漠南返。南指六盘山的西路军虽为偏师但它牵动川蜀关陕使那里本已化险为夷的形势又紧张起来。原来早在廉希宪受命宣抚京兆、四川时屯兵观望于六盘山的浑都海就企图联络阿里不哥遣往关中的刘太平、霍鲁怀及川蜀军中亲阿里不哥的将领难。廉希宪当机立断捕杀刘太平、霍鲁怀以处于弱势的秦巩世侯汪家的军队拒阻浑都海“但张声势使不得东”。浑都海果然中计“闻京兆有备遂西渡河趋甘州”采取了“重装北归以应和2参见杰克逊：《蒙古帝国的瓦解》《中亚杂志》卷221978年；施普勒：《蒙古人在伊朗》页61—62。1《成吉思汗的继承者们》页255—256。 2关于帖里干道参见陈得芝：《元岭北行省诸驿道考》《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辑1977年。 3《成吉思汗的继承者们》页254。 林”的下策。关陕之危竟得安然解脱1。可是当阿兰答儿提兵与北归途中的浑都海会师之后这支军队重又折返东向并派人约结陇蜀诸将一时“人心危疑”朝士至有捐弃两川、退守兴元之议2。两军兵锋初接朝廷方面又先失利遂愈使“河右大震”。这时候忽必烈增派的诸王合丹（窝阔台子）、哈必赤（合撒儿子）等率师与汪惟良、八春等“合兵复战西凉大败之俘斩略尽”。阿兰答儿、浑都海被擒杀。关陇遂安。 中统二年二月诏命燕京行省及各路宣抚使北上开平会议军国大政。 三月末燕京省官毕集开平。本年夏季除检核钱谷、充实省部、擢用辅弼外朝廷还为中央和地方官府制定了若干具体的行政条款行政中枢既经调整扩充更明确地分为两个班子以史天泽、张文谦等人留中王文统、廉希宪等行省事于燕。秋又置大司农官并置十道劝农使司“为之使者皆取于故国老人、君子长者亲行田里谕以安辑教之树艺”3。 溃败远遁的阿里不哥歇息于吉利吉思；至1261年秋天元气稍有规复又举兵东来。他事先遣使向移相哥伪称率众来归使移相哥疏于防备因而突袭成功。移相哥大军溃散和林城再次失守。十月忽必烈率诸路汉军与蒙古诸王所部再度北征。两军相遇于昔木土脑儿之西1阿里不哥先因所部外剌军队溃败撤兵。待阿台率领的后继部队赶到阿里不哥回军再战。其右翼被击败左、中两翼与忽必烈军鏖战至夜仍不分胜负。自是双方引军后退相峙于大碛南缘。是年冬末忽必烈师还“诏撤所在戍兵放民间新签军”（《元史·世祖纪一》）。形势似乎缓和下来。1262年据守和林的阿里不哥因粮饷不继而由他派往察合台兀鲁思的阿鲁忽又拒绝听命截留他征集的货物因此愤而移兵西讨阿鲁忽。阿里不哥自知一旦挥兵西指和林终将不守所以临行指令和林城诸长老许其举城归降忽必烈军。阿里不哥西徙后忽必烈所部果然不战而收复和林。 1262年冬阿里不哥在击败阿鲁忽后驻营于阿力麻里。他肆行杀掠伊犁河流域为之残破不堪。1264年春阿力麻里大饥军心愈亦涣散。阿里不哥计出无奈被迫向忽必烈输诚。长达五年的汗位纠纷由此结束。这次纷争客观上为蒙古军事贵族中主张“祖述变通”以“补偏救弊”的一派把统治中心从碛北移至漠南从而更加便利于他们采纳汉法加强对中原的统治提供了一个适逢其时的契机。 1《元史》卷一二六《廉希宪传》；卷一五九《商挺传》。 2《元朝名臣事略》卷七《平章廉文正王》引《家传》。 3虞集：《赵思恭神道碑》《道园学古录》卷四二。 1昔木土脑儿耶律铸作析木台见《双汉醉隐集》卷二《析木台》诗自注。拉施都丁作shimu1tainaur。是为蒙语shimughu1tainaur的音译意谓有蚋的湖。箭内亘将它与张穆《蒙古游牧记》中著录的阿巴噶纳左旗境内之苏而禄都相勘同见箭内氏：《蒙古史研究》页599。 第二节李璮之乱与封建主义统治制度的完善李璮之乱据拉施都丁说1262年当阿里不哥出和林西讨阿鲁忽后忽必烈曾亲率部队进至和林。正值此时汉地变起他被迫疾驰南返。拉施都丁所谓汉地变起无疑是指中统三年二月爆的李璮之乱1。忽必烈亲征一事汉文史籍无可印证。但这世侯称反已成为远较阿里不哥之乱更直接影响到汉地政局的头等大事则至为明显。李璮是当时汉地实力最强大的世侯自其父以来统治山东东部达三十余年。他长期利用地处蒙宋之间的特殊位置和与蒙古皇族的特殊关系（娶塔察儿之妹为次妻）培植和扩展自家势力。忽必烈即位后他仍借口防备南宋“挟敌国以要朝廷而自为完善益兵计”。他朝觐不至岁赋不输私市军马擅会子反状日益明显2。当时由于北边战事未了忽必烈一再对李璮采取姑息的策略。中统三年初乘朝廷与阿里不哥战争之机李璮密令纳为质子的李彦简窃归随即歼涟、海三城蒙古戍兵称反献城于宋勒兵趋益都。驻益都的原宣抚副使王磐出奔济南。益都陷。李彦简逃离阙下时李璮反迹已暴露无遗忽必烈因而问计于姚枢。姚枢回答：“使璮乘吾北征之衅留后兵寡濒海捣燕闭关居庸惶骇人心为上策；与宋连和负固持久令数扰边使吾疲于奔救为中策；如出兵济南待山东诸侯应援此成擒耳。”忽必烈问：“若是贼将何出？”枢对：“出下策。”1因此李璮一难忽必烈在部署讨伐用兵时即诏令济南路万户张宏修城备战。很可能这道诏令未到济南李璮已兵临城下。张宏所部“城守之卒数不满千”只好偕同祖父济南公张荣脱身北上半道接到忽必烈在相隔两天以后布的另一道诏令命诸王合必赤总督诸军讨璮。张宏于是为合必赤前导调头回兵济南。从山东、河南、河北诸路调集的汉军毕会济南地区。不久又诏命史天泽专征节度诸将。大军先树栅凿堑围济南城继而又筑环城六十里围之李璮自是不复得出2。 李璮起兵前曾与其他世侯有所联络满以为这些对蒙古统治同样心怀不满的军阀会响应他。结果却是应者寥寥。大世侯如史天泽、严忠范等都服从忽必烈的调遣来进攻他。其实这些世侯投靠蒙古已久相互间早已结成了俱荣俱损的利益关系；而忽必烈又与以前诸汗不同颇得中原人心并且依托汉地人力物力的支持战胜了漠北阿里不哥势力进一步把汉人世侯笼络到1邵循正：《剌失德丁集吏忽必烈汗纪译释》《清华学报》第14卷第1期。2张起岩：《张宏行状》记张宏条上李偰“逆迹等十事”见《元文类》卷五o。1姚燧：《姚枢神道碑》《牧庵集》卷十五。 2张起岩：《张宏行状》《元文类》卷五o；《元史》卷五《世祖纪》二。自己周围。他们既已在新政权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又怎么肯轻易冒险称叛？为求南宋支持李璮起兵后立即献涟、海诸城于宋表示归顺。宋将夏贵应李璮之请由蒙宋边境向北推进占领亳、滕、徐、宿、邳等州另一支宋军约由海路绕过山东半岛在滨州海滩登6克利津等县转战至沧州3。但是北进宋军随即遭到蒙古军和汉军合力堵击被迫节节南退。进至滨州、沧州等地的宋军亦因势单力薄难以有所作为。这样困守济南的李璮所部五六万人完全陷入了坐以待毙的孤军境地。 济南围城之役始于中统三年夏四月之初。李璮日夜拒守近四个月城中粮草难以为继最后至于“人将相食”的地步。至七月下半月人心涣散。李璮自知大势已去。“分付众人出各讨路去”。自己手刃爱妾乘舟入大明湖投水。因水浅不死被攻入城内的大军擒获旋即被史天泽等擅杀于军前。明日“天泽等引军东行未到益都城中人已开门降”。 加强封建主义统治的措施对忽必烈而言李璮事件的生表明自金末以来尽专中原兵民之权的大小世侯无疑是新王朝有效地巩固和强化自身统治的极大障碍。虽然公开称叛的只有李璮和个别响应者但曾与李璮互相交通、非议朝政的诸侯为数并不少。为“潜销诸侯之横”以除后患忽必烈当机立断以“惩青徐之乱”为由采取了一系列削弱世侯势力的措施：一、在各地实行兵民分治的制度避免地方长官集军、民之权于一身。 中统三年十二月诏“诸路管民官理民事管军官掌兵戎各有所司不相统摄”（《元史·世祖纪二》）。至是诸路军民总管正式转变为只理民政的官职即路总管。诸侯如真定史氏、保定张氏等都一度被削去军权保留的都是文职。 二、至元元年（1264）十二月罢各地管民官世袭立迁转法收世侯符节易地为官；死后其子孙按荫叙法授官而不再承袭父职。 三、对一家有数人居于要职的汉地世侯规定兵民之权不可聚于一门诸侯总兵者其子弟勿复任兵事。制下史天泽子侄同日解兵符者十七人。朝廷宣称这是“务裁诸侯权以保全之”1。 四、中统四年五月立枢密院以皇子真金兼判枢密事统一调度侍卫亲军和各地的蒙古、汉军万户。由是确立了千户、万户——统军司（分立于河南、山东）或元帅府（立于东西两川等地后亦改为统军司）——枢密院的指挥系统把军权集中控制在中央政府的手中。 上述措施的推行不仅较为有效地抑制了汉地世侯的割据势力同时也3《元史》卷一四八《严忠嗣传》；卷一四七《张宏略传》；卷五《世祖纪》二。1《元史》卷一四八《董文用传》；卷一五五《史天泽传》；卷一四七《张弘略传》。在行政和军事两大系统内使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各主要环节基本上得以互相衔接整合为一体。在这样的基础上中统后期和至元之初忽必烈加快了按中原封建王朝的传统模式进一步完善新政权的步伐。中统四年升开平府为上都。至元元年下诏按前年议定给官员俸禄颁公田考殿最定官吏员数分品从官职。同年改燕京为中都定中外百官仪从设翰林院。二年依诏命省并州县共省并地方建制二百二十余处。三年正式实施对京、府、州、县、司官吏颁给官俸职田的制度2。四年始于中都东北营建新都城。八年十一月下令禁行自国初以来用以折抵量刑的金朝刑律《泰和律》；以建“大元”国号诏颁天下。九年改中都为大都确定以大都为国家都。从此中书省、御史台、枢密院均置于大都省台大员随皇帝巡幸上都时则置分省、分台于彼。两都畿辅成为国家的“腹里”之地。忽必烈明确宣布：“山以南国之根本也”（《元史·董文炳传》）以之与“太祖皇帝肇定区夏视居庸以北为内地”两相对照1。可以看出忽必烈的观念与乃父乃祖相比已经生了多么深刻的变化。 在北方的封建统治秩序渐趋稳定的同时攻取南宋逐渐被提上元朝政权的议事日程。 2《元史》卷六《世祖纪》三。又据《元史》卷九六《食货志》四最初议定“禄科之制”事在中统元年、二年。 1袁桷：《华严寺碑》《清容居士集》卷二五。 第三节南宋的灭亡与江南的统一1259年末忽必烈与贾似道在鄂州订立城下之盟蒙古退兵。贾似道向宋廷隐瞒了议和、纳币之事以所杀获俘卒上功谎称“诸路大捷”、“江汉肃清”。之后长期甘弱幸安的宋廷对来自北边的严重威胁置若罔闻“从容如常时”2仍然沉溺于穷奢极欲之中南宋政权的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贾似道擅权无上集百官议事时居然厉声斥问他们：“诸君非似道拔擢安得至此？”时人至有“辇毂谁知有赵皇宫廷也只说平章”之讥3。被誉为“真将才”的刘整受统帅吕文德、俞兴忌恶构陷被迫北降“蒙古由是尽得国事虚实”。甚至当襄阳已下元军“旦暮斧斤不绝整兵练众意在渡江”之时宋朝的方面大员中仍有人认定“渔舟如叶江涛渺然”北兵自然攻不破“长江天堑”4。朝廷大权掌握在这样一班将相手中遂使宋朝爱民一城一地的英勇抗战终于不能挽回亡国的命运。 刘整降蒙后向忽必烈建议：“攻宋方略宜先从襄阳。”至元五年忽必烈命阿术、刘整督军攻宋军重镇襄阳“张平宋本”。元军于汉水东岩的鹿门山和白河口等筑堡以逼襄樊。由于守城之战素为宋所擅长元军意在以长围久困克复之故于同年立河南行省经理屯田就便供给襄樊前线。六年命史天泽至前线经画。史天泽用张弘范建言“城万山以断其西栅灌子滩以绝其东”（《元史·张弘范传》）。七年又筑实心台于汉水中流置弩炮于其上与夹江堡相应；继而复筑围城完全切断了救援襄阳的6路。同时由刘整选卒七万日练水军以济己之短。宋人援襄之兵多次失败。八年宋将范文虎率舟师十万来援至鹿门山大败船舰百余及辎重全部落入元军之手。九年宋将李庭芝又遣民兵都统张顺、张贵自襄阳西北清泯河乘舟突入重围接应襄阳。张顺、张贵先后战死襄樊之围仍不得解。是年元军对樊城实施攻坚战。 襄阳和樊城隔汉水南北相望。宋人列木植江中贯以铁索上造浮桥互相应援。冬元军断木沉索焚毁浮桥绝两城间的联络并用回回炮猛击樊城。至元十年正月樊城破。襄阳守将吕文焕见大势已去即向元军投降。到这时为止宋军苦守襄阳尾达六年。时论对吕文焕出降虽有“须知李陵生何若张巡死”的批评但对他兵尽力竭不得已而出此之举仍寄于同情之心。汪元量在《湖山类稿》的《醉歌》中唱道：“吕将军在守襄阳襄阳十年铁脊梁。望断援兵无消息声声骂杀贾平章。” 攻克襄樊之后阿术奉命移军略淮东游弋扬州城下。直到这时候忽必烈仍未最后下定一举灭宋的决心。十一年元月阿术入觐坚请兴师平江2语见王应麟向朝廷的上言见《宋史》卷四三八本传。 3《宋史》卷四二四《李伯玉传》；刘壎：《贾似道》《水云村泯稿》卷四。4吴莱：《张定传》《吴渊颖集》卷七。 南。诏令相臣会议史天泽也力主平宋。在几经犹豫以后忽必烈终于接纳了阿术、刘整等人的建言。他遣使潜入宋境到信州（治今江西上饶）龙虎山问天命于张天师当即在此前后1。 至元十一年三月元廷调兵数十万以伯颜、史天泽（寻以疾还）、阿术、吕文焕行省荆湖由江汉图宋；以合答、刘整、董文炳等行省淮西（八月改为行枢密院）驻扎正阳“南逼江断其东西冲”；以淮东地区地元军授大将察罕统一节度配合攻宋构成三路进兵态势而以伯颜一军为主攻。七月伯颜等将领陛辞忽必烈叮嘱他要效法曹彬“不杀”而取江南。九月伯颜亲自领军自襄阳沿汉水趋郢（今湖北钟祥）揭开大举灭宋的战幕。 时宋军在郢州聚重兵十万夹汉水而城铁索横江阻遏元军水师。伯颜弃城不攻由藤湖绕过郢州复舟行汉水长趋直入于十二月抵达汉口。宋淮西制置使夏贵以战船万艘列置江中戍重兵于江北重镇汉阳军、阳逻堡与江南鄂州互为应援力图阻拦元军从这里入江东下。伯颜麾军佯攻汉阳扬言将由汉口入江同时暗遣别骑倍道袭取沙芜计成。元军遂从汉水下游开坝导水接通沦河下游水域使舟师得以由此进入大江。而后又佯攻阳逻堡别遣精兵溯流西屯于青山矶对岸；至夜抢渡大江占青山矶起浮桥引大军绝江而南。夏贵闻元军渡江大惊引麾下三百艘遁还庐州（今安徽合肥）。元军克阳逻堡南宋江汉守军士气瓦解汉阳、鄂州、德安（治今湖北安6）相继投降。 是年底伯颜留阿里海牙兵四万于鄂以规取荆湖自己与阿术领兵沿江东下。次年三月阿里海牙于洞庭湖口击溃宋高世杰军；四月攻取江陵荆湖北部州县多降。阿里海牙的这一胜利完全解除了伯颜“上流一动则鄂非我有”1的后顾之忧。忽必烈对攻宋能否成功信心不足伯颜南征后“使久不至”竟命杨恭懿入殿卜吉凶；济江下鄂之捷闻仍未完全消释其疑虑。他夜召姚枢入内说道：“朕昔济江而家难作天不终此大惠而归。今伯颜虽济江无能终此与否犹未可知！是家三百年天下天命未在吾家先在于彼。勿易视之。”直至阿里海牙下江陵他才放心地说：“东南之势定矣”2乃敢在京师排宴志庆。 伯颜与阿术自鄂州顺流而东仍以吕文焕为前军。宋沿江将帅多为吕氏旧部、门生每不战而降。十二年二月初元军进至安庆在这里与从正阳南下的董文炳会师又进至池州（治今安徽贵池）。南宋自鄂州失守阖朝震惊。贾似道迫于太学生及群臣的舆论压力只好亲自都督诸路军马集诸1危素：《送程南溟序》《危太朴文续集》卷一。又据郑元祐《遂昌杂录》潜往龙虎山者为“伯颜丞相先锋”尤宣抚其人“谍江南凡八年至以龙虎山张天师符录取信于世祖皇帝云”。1姚燧：《阿里海牙神道碑》《牧庵集》卷十三。 2姚燧：《姚枢神道碑》《牧庵集》卷十五；欧阳玄：《阿里海牙新庙碑》《圭斋集》卷九。路军十三万上表出师。他与夏贵会师江上复进至芜湖。这时候他还想以岁纳币与元军议和遭到伯颜拒绝。至元十二年二月伯颜自池州向东推进与宋军遇于丁家洲。伯颜部骑兵沿大江两岸掩杀举巨炮猛轰宋军阿术则驱船舰突入宋水师。宋前军孙虎臣战线动摇。夏贵见状不战而走以扁舟掠贾似道船对他喊道：“彼众我寡势不支矣！”贾似道惊慌失措下令退师。宋军全线溃败军资器械全为元军所获。伯颜军进至建康（今南京）不战而降镇江时近暑夏遂遵旨驻兵建康、镇江休整。五月伯颜奉召赴阙议事攻宋战争稍有间歇。 入秋宋沿江制置使赵晋、枢密都承旨张世杰等陈舟师于镇江水面邀元军会战。宋水师“舳舻连接旌旗蔽江”每十船为一舫连以铁锁以示必死。时伯颜北觐未归元军由阿术指挥分兵逆战。元军以火延烧宋师篷樯宋军大溃董文炳军追张世杰至海。自此战后宋人基本上失去与元军正面交战的能力。江北扬、泰等州江南常州等地虽都婴城固拒达数月却已无法阻止元军南进的破竹之势。 八月伯颜还军前。十一月伯颜以阿术驻瓜洲绝扬州之援余部分军三道动总攻。右路以步骑自建康趋广德军四安镇由独松关（在今浙江旧余杭西北九十里）包抄临安；左路以董文炳、范文虎率水军从京口循大江蹈海绕行入杭州湾；伯颜自率中路水6诸军沿运河历常州、无锡、平江（治今江苏苏州）、嘉兴趋临安。无军强克常州后实行屠城“城内外积骸万数至不可计。井池沟堑无不充满。仅余妇女婴儿四百而已”1。自元军下建康宋廷“举朝相顾失色”“台谏哭声震天”2。大臣们相率“接踵宵遁”以至“朝中为之萧然”。贾似道被罢黜后宋廷以王瀹、陈宜中为相并都督诸路军马。寻复以二相论事不合免王瀹相位改任留梦炎与陈宜中。陈宜中当危难之秋竟“以王师务宜持重”为辞拒绝文天祥、张世杰以勤王之师与敌决战的建言一意向元朝求和甚至不惜晋用降元将领吕文焕的侄子吕师孟（吕文德子）为兵部侍郎以求和议。这时候陈宜中主持下的宋廷几度遣使至日益逼近宋都的伯颜军前乞求罢兵表示愿意称侄如不许称侄孙亦可再不许甚至只求封一小国。但这时元军灭宋之意已决不许和。 至元十三年正月元三军毕会于临安府郊外。张世杰、文天祥坚请三宫入海愿率众背城一战。陈宜中沮之说太皇太后谢氏献传国玉玺及降表于伯颜军前。当夜陈宜中便遁温州。张世杰眼看临安不守亦在此时移师定海（今浙江镇海）抗命拒元。宋度宗子益王赵昰和广王赵昺在廷臣保护下潜出临安府渡浙江（今富春江）趋婺州（治今浙江金华）经温州由陈宜中等相拥入闽。是月阿里海牙破潭州（治今湖南长沙）招降湖南1危素：《昭先小录序》《危太朴集》卷七。 2王义山：《徐卿孙事状》《稼村类稿》卷二八。 诸郡。元廷诏阿术所部李恒从逊都台趋江右立都元帅府于江州（治今江西九江）经略江西。这样就使元军从荆湖至浙东完全连成一片。 二月伯颜遣官入临安视事籍府库收百官符印遣散禁军。三月伯颜入临安依旨押送全太后与宋少帝赵北上留阿剌罕、董文炳领行省事忙兀台镇浙西唆都镇浙东。谢太后因疾暂留南方后来也被押到大都。赵先受封为瀛国公后入吐蕃学佛号合尊大师一号木波讲师英宗时被毒死；全太后则入庵为尼。 是年五月逃到福州的6秀夫、张世杰、陈宜中等拥益王昺为帝进广王昺2为卫王。临安投降前使于伯颜军前遂被羁的文天祥在北解途中逃脱这时也辗转来投赵昰。流亡小朝廷力图凭借福建规复两浙和赣南。江西、两浙地区闻闽廷颁诏亦“在在起应蜂屯蚁附”1。秋张世杰以十万大军攻建昌（今江西南城）败绩。文天祥先开府南剑（今福建南平）至冬遂引军西趋次汀州（今福建长汀）遣军攻宁都、雩都（今江西于都）等地。这时候元大军沿处州（今浙江丽水）、建宁（今福建建瓯）、邵武一线由浙东入闽张世杰、陈宜中等却不敢组织抵抗奉赵昰及卫王昺从福州蹈海至泉州。时宋军尚有17万人并民兵3o万、淮兵万人。宋军因征用船只与闽广招抚使蒲寿庚冲突蒲叛宋降元二王又从泉州逃到潮州海面飘泊。不久移至甲子门（在潮、惠二州交界处海岸）。 至元十四年正月江西元军入闽趋汀州。文天祥退至漳州界内移入梅州（今梅县）。五月他逾大庚岭复入赣南连破诸邑势稍振；八月文天祥被元将李恒袭破于兴国损军2o万妻妾子女亦被元军追获；是冬转战至南岭屯戍。元军下汀州后进兵广东二月复取广州。四月南宋小朝廷辗转移驻官富场（今深圳西南）。秋元军一路由塔出统率自江西再逾大庾岭入广东；一路由唆都统率自泉州之西攻入广东小朝廷移至广州湾内的秀山寻又出逃到井澳（即今澳门以南诸小岛所在洋面）遇风舟败军士死过半。继而避追兵入海至七洲洋（今海南岛以东海域）欲直航占城由陈宜中扁舟先往联络而大队未行。次年春往驻洲岛（在今湛江外的洋面上）。四月赵昰死于洲张世杰、6秀夫等拥八岁的卫王赵昺为帝。六月张世杰率军收复雷州（今广东海康）失败乃奉帝昺移师至广州湾内新会南百里洋面上的崖山扼险自固。张世杰余部尚有士卒万人舟八百余艘。在此前后文天祥至州府东南海滨的乾溪山（船澳）上表自劾兵败江西之罪再次请入朝仍不许。他只好在潮、惠一带领残军坚持抗元。 元廷在至元十五年五月末获知赵昰死而赵昺立。六月张弘范、李恒率水6军二万赴闽广灭宋残部。元军由赣南出兵入广。是年冬张弘范至潮阳前军击溃自潮阳走海丰的文天祥军擒文天祥。这时候元军已从宋降卒口中1姚燧：《虎益神道碑》《牧庵集》卷十四。 确知赵昺在崖山。至元十六年正月张弘范大军由海路自潮阳港径往崖山途中命囚系随军的文天祥修书招张世杰文天祥乃书《过零丁洋》诗授之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名句。 至元十六年二月六日张弘范、李恒两军会合后对宋崖山水师起总攻激战经日宋兵全军溃败。6秀夫杖剑趣妻子入海随即负幼帝昺自沉；张世杰率十六舰趁夜间突出重围欲奔交趾再图恢复途中遇飓风舰败溺死于海。 临安降元后淮东、四川许多地方仍坚持抗战。守卫扬州的李庭芝拒绝遵从太后命他归降的旨意声言奉命守城而未闻有奉命投降者。但不久扬、泰诸州相继失陷；四川泸州、重庆及东川诸州于至元十四年末十五年初亦被元军占领。十六年初坚持抗战三十多年的合州也被迫投降。南宋版图至此全为元有。 第四节西北边地的争夺与北方、东北边疆的巩固西北边地的争夺中统、至元初期元朝西北边地的形势经历了几度急剧而复杂的变化。忽必烈和阿里不哥的汗位之争极大地便利了察合台兀鲁思势力的迅扩张。阿里不哥在委命阿鲁忽为察合台兀鲁思汗的同时把统辖西至阿姆河东岸的西域绿洲城邦的权力授给了阿鲁忽；原来由大汗派驻该地区的官员和军队现在也都改属阿鲁忽。不久当阿鲁忽改换门庭归命于忽必烈时后者又重申了阿鲁忽业已在手的上述既得权益1。阿鲁忽在解除了阿里不哥的威胁后即乘术赤后王与旭烈兀之间生战争的时机出兵占领和劫掠阿姆河中游属于术赤后王的重镇讹打剌。接着他又借大汗在不花剌括户的机会残杀术赤后王在该城的五千属民霸占了他们的财产和妻女2。这就迫使术赤后王别儿哥决定支持正在向他求援的窝阔台后王海都与阿鲁忽相抗。海都是窝阔台子合失的儿子或许是成吉思汗家族中唯一不喝酒（包括马酒）的成员1。蒙哥汗夺得汗位的时候窝阔台系诸王势力遭到严重的打击。他们在阿勒台山外的份地被分割为若干小块分授给未参与反对蒙哥的窝阔台子孙们。海都也在这时候徙封海押立（在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塔迪库尔干东北）开始暗暗地重集自己的兵力。中统末年海都利用术赤后王与察合台兀鲁思之间的矛盾依靠别儿哥的支持起而反抗阿鲁忽。汗位危机平息以后忽必烈意图收回对阿勒台以西的控制权。恰在这时海都的势力展起来而且与术赤后王结为联盟这不能不引起忽必烈对西北局势的关注。至元初忽必烈把自己相信的察合台诸王八剌派往察合台兀鲁思企望通过他加强大汗对西北政局的控制。他还遣铁连出使钦察之地力图离间术赤后王与海都的关系。至元三年（1266）六月又任命皇子那木罕为北平王至漠北镇守增强对阿里不哥系诸王的监视弹压同时也为从蒙古高原出兵西北边地作好了军事准备。在这个时期忽必烈还一再诏命海都驰驿入觐。鉴于窝阔台系诸王遭受蒙哥清洗报复的教训海都对忽必烈的朝觐之命充满疑虑因此托辞不至。很难说他对祖父曾据有的大汗宝座有多少觊觎之心但他坚持自己作为窝阔台后王有权控制一块相对独立的分地声明将1参见刘迎胜：《察合台汗国史纲》博士论文南京1984页117至12o。这个时期畏兀儿的归属颇不易确言大概处于相对中立的状况无论忽必烈和阿鲁忽、阿里不哥都未能有效地控制它。见安部健夫：《西畏兀儿国史的研究》页7o。 2见巴托尔德：《蒙古侵寇前的突厥斯坦》页49o至516225。 1巴托尔德：《蒙古侵寇前的突厥斯坦》页491。 在自己“所至之处”服从大汗2。忽必烈与海都在互相猜忌之中日趋敌对。至元五年海都一部游弋东趋入岭北驰突蒙哥子玉龙答失所统巴邻部众3。这很可能只是偶然事件但马上被驻扎在蒙古高原的忽必烈军队视为海都称叛的信号。于是漠北元军出兵“逆败之于北庭又追至阿力麻里则又远遁二千余里上令勿追”1。直到这时海都似乎还力图避免与忽必烈军正面开战因此才会从阿力麻里西撤。 海都的西奔引起了当时的察合台兀鲁思汗八剌的疑惧。八剌深恐海都就此西渡锡尔河夺取河中因此急忙出兵拦截两军在锡尔河畔相遇生大战。八剌先胜海都在获得术赤后王的援兵后再度出战大败八剌。八剌军退至河中预备整军再战。 为了避免河中城郭地区遭到更大破坏海都遣合丹（窝阔台子）的儿子钦察去与八剌约和。1269年春术赤兀鲁思、察合台兀鲁思和窝阔台兀鲁思三方会盟于塔剌思河。三方议定：互结为“安答”；河中地区三分之二划归八剌剩下三分之一属于海都和蒙哥帖木儿；诸王各自退回山地和草原不得进入城郭地区不在农耕地上放牧牲畜也不向城郭居民滥行征；农耕定居区域的管理仍由麻忽负责；为了增加八剌的牧场、土地和军队将由海都派兵援助八剌西越阿姆河去侵夺伊利汗阿八哈的疆域。翌年开春八剌便从河中西攻呼罗珊。伊利汗阿八哈在也里（今阿富汗赫拉特）附近设计大败八剌军。八剌败退河中不久死去。察合台孙聂古伯（撒里班之子）被海都立为察合台兀鲁思的新汗察合台兀鲁思沦为海都的附庸。海都取得对突厥斯坦和河中的支配权后对元朝的态度逐渐强硬起来开始了与元朝在天山南北两路直接对峙和争夺的阶段。 至元八年忽必烈命北平王那木罕建幕庭于阿力麻里。十年那木罕趁察合台汗聂古伯与海都不睦往征之。聂古伯死不花帖木儿（察合台第七子合答海之子）继位为察合台汗寻亦死。八剌之子都哇遂立。此两汗均由海都援立。十一年元廷置畏兀儿断事官；增斡端、鸦儿看（今新疆莎车）水驿并“诏安慰斡端、鸦儿看、合失合儿等城”（《元史·世祖纪五》）。十二年正月诏追拘海都、都哇金、银符凡三十四道。 拘收牌符更加激化了双方的冲突。大约十二年夏季窝阔台系诸王禾忽（贵由子）沿塔里木沙碛南缘进至蒲昌海（即罗布诺尔在今罗布泊西）一带断元朝通向巴达黑伤山地的驿路1。 2《马可波罗行记》伯希和、穆勒英译本页447。 3《成吉思汗的继承者们》页26。巴邻一名英译本写作narin。 1《元史》卷六三《西北地附录》原文作“世祖逆败之于北庭”。忽必烈亲征于其他有关史料无征率领这支军队的应当是北平王那木罕。“北庭”此指岭北。 1至元十三年正月元廷派往巴达黑伤采玉者“道经沙州值火忽叛”不克西行。见《元史》卷九《世祖纪》六。 都哇和他弟弟不思麻率兵围攻别失八里应当也在这时候；他们很可能是与禾忽分道征进即沿天山南麓、塔里木沙漠北缘东袭然后越过天山直至别失八里城并一度攻占此城。是后不久畏兀儿亦都护就从残破的别失八里南徙移治于哈剌火州（在今新疆吐鲁番以东）2。针对海都、都哇东进的形势元廷派昔班出使海都谕之罢兵。十二年七月又诏安童以行中书省、枢密院事增援阿力麻里助那木罕镇边。海都被昔班说动“退军置驿”；而这时安童已经率部“先克火和大王部曲尽获其辎重”（《元史·昔班传》）。 北方的平定那木罕所部除斡赤斤曾孙札剌忽、阔列坚孙兀鲁歹以外全部是拖雷系诸王的军队包括对忽必烈夺取汗位心怀不满的昔里吉（蒙哥子）、药木忽儿和明理帖木儿（均为阿里不哥子）等等。至元十三年那木罕所部脱帖木儿（拖雷孙岁哥都子）先叛继又诱引昔里吉、药木忽儿等实行兵变。叛王们推昔里吉为大汗械系那木罕、阔阔出（忽必烈庶子）和安童分别把他们送到术赤后王忙哥帖木儿和海都处并欲与二王结盟以抗元朝。可是海都除了乘元军前线大本营瓦解、叛师东移的机会夺得阿力麻里空城外并不热心于与这位新“大汗”配合行动。昔里吉于当年冬天兴师东逾阿勒台山回到拖雷系诸王份地所在的岭北地区。途中他们又与另一支叛王撒里蛮（蒙哥孙、玉龙答失子）的部众相合并。这以后几年里元朝在北线的战事主要是在岭北地区展开的。 至元十四年春叛军从他们的吉利吉思、谦州大本营南进结集在和林北面鄂尔浑河、土拉河一带。夏漠南元军击溃驻牧应昌的翁吉剌贵族只儿瓦台响应昔里吉的叛乱后绝漠增援和林地区。七月伯颜奉诏统领岭北诸军平叛。元军在土拉河、鄂尔浑河连胜叛军。昔里吉等败退吉利吉思。至元十五年元军在唐麓岭（今唐努山）以南巡弋逐渐形成对吉利吉思的军事包围。十六、十七两年双方不断交战元军一度进至位于叛王巢穴的谦河（今叶尼塞河上源）、兀水（今叶尼塞河上游支流乌斯河流域）一带。这2据危素《忻都公神道碑》：“亲王都瓦、不思麻□[阿台不花]从亦都护火赤哈儿宣力靖难已而北廷多故我弗安仍迁国火州。”见《陇右金石录》卷五原文所缺或为“叛”字。又据《元史》卷一二四《哈剌亦哈赤北鲁传》传主之裔月儿思蛮袭独山城（今新疆奇台在别失八里之东）都督兼达鲁花赤。“后因军帅札忽儿台据别失八里尽室徙平凉”。柯绍忞以为札忽儿台为都哇暂据别失八里时的守帅安部健夫是之。都哇陷别失八里的年代正当那木罕驻军阿力麻里都哇不大可能沿天山北麓进征只能由南麓绕行。由高昌女僧舍蓝蓝八岁（至元十三年）时生“海都之叛国人南徙”可以推知都哇东趋与禾忽的行动大致同时。见《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二《舍蓝蓝八哈石传》；《畏吾儿国史的研究》页93至94；《新元史》卷一三六《哈剌亦哈赤北鲁传》。 时叛军已失去继续作战的能力。连叛王中最号强盛的脱帖木儿亦“以兵屡动而弗战士马离散众皆怨忿”1。于是叛王之间生了内讧。昔里吉和撒里蛮互相攻杀。至元十九年他们先后赴阙谢罪长达七年的昔里吉之乱遂告结束。至元十七年术赤后王忙哥帖木儿病死。翌年脱脱蒙哥继位为金帐汗将被拘质的那木罕遣回2。十九年昔里吉乱平。元廷因改封北平王那木罕为北安王。看来那木罕东归以后主要驻扎在岭北。突厥斯坦方向的经略大约在这前后已由察合台诸王阿只吉负责3。岭北局势渐趋平静岭西地区却又在酝酿一场新的战争。至元十五年以后元政府不断向别失八里增兵力图收复天山南路诸城。海都也逐步改变已恪守多年的拥兵观望立场。至元十七年禾忽子秃古灭袭攻哈剌火州劫掠附近地区。八年刘恩率元军击败海都部将进据斡端；翌年又击退前来攻城的海都系诸王。二十年海都遣八把率众三万攻斡端刘恩以众寡不敌破围退师。元军虽然丢失了斡端但从二十一年元朝的“游击军”曾进至可失哈儿一带的事实判断至少北道的曲先（今新疆库车）这时仍被元军控制着1。 可能就是在收复斡端之后海都再次向元廷表示愿意和解遣回了拘禁于窝阔台兀鲁思的安童和石天麟2。二十一年三月那木罕、安童相继回到漠南。但元朝不甘心轻易放弃天山南路。海都方面未获得预期反应。二十二年都哇、不思麻领兵十二万击败诸王阿只吉进围畏兀儿亦都护所驻之哈剌火州。围城之战持续六个月。城中食尽。火赤哈儿亦都护献女求和。都哇解去3。元廷遂派伯颜西巡取代阿只吉负责别失八里军事。二十三年海都以偏师袭阿勒台山地区自率主力由阿力麻里东进在马纳思河（今玛纳斯河）与元军交战击溃元军掩杀至哈密力之地。畏兀儿亦都护火赤哈儿这时屯驻于哈密力战死。此后亦都护移治甘肃永昌。海都不久退回。元1黄溍：《刘国杰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五。 2据志费尼书忙哥帖木儿于128o年7月施行刺穿喉部疮疖的手术不久死去。他的弟弟脱脱蒙哥于1281年8月即位。他释放那木罕当在此之后。见施普勒：《金帐汗国史》页62至63。至元十七、八年《元史》有颁赐那木罕“所部”及“位下”的记载应与这时尚被拘禁的那木罕无涉。3至元十八年四月因阿只吉请置太和岭至别失八里新驿三十。太和岭即今恒山在山西北部正是察合台王封地所在。是知上述驿站是出镇突厥斯坦的阿只吉为加强自己与封地的联系而要求开设的。至元二十二年初又请准在别失八里设驿以便行客往来。见《元史》卷十一《世祖纪》八卷六三《地理志》六“西北地附录”；《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八。 1至元十九年诏戍别失八里的綦公直分军戍曲先。而进至可失哈尔的兀浑察“游击军”可能就是从戍曲先的部队中调拨的。见《元史》卷十二《世祖纪》九；卷一二六《綦公直传》。2据《元史》卷一五三《石天麟传》天麟被长期拘禁在海都处渐与其用事臣相亲“因语以宗亲恩义及臣子逆顺祸福之现海都闻之悔悟”。石天麟自1256年北使被拘28年始得释是恰在至元二十年。3见虞集：《高昌王世勋碑》《元文类》卷二六。汉文碑传多系此事于至元十二年。但多学者认为它应生在二十二年似是。 军重戍于畏兀儿之地。斡端也再度回到元朝控制下。二十四年西北相对平静但东北地区爆了斡赤斤后王乃颜的叛乱。 东北边疆的巩固斡赤斤份地位于以哈剌哈河流域为中心的蒙古高原极东地区这就极便于斡赤斤向哈剌温山以东今松嫩流域扩展自己的势力。窝阔台时期斡赤斤镇守辽东反映出他的份地扩至哈剌温山东面的事实已为大汗所承认1。蒙哥死后斡赤斤孙塔察儿以率先推戴忽必烈建功因此获得忽必烈的恩宠。塔察儿一家在辽东的势力日渐坐大。他甚至派人到高丽“收拾民户”2。 塔察儿孙乃颜为斡赤斤后王时建于今通肯河支流毕剌河源以西的乃颜城（在今黑龙江拜泉县以南中兴镇东南）应为斡赤斤家族在哈剌温山以东份地的统治中心3。忽必烈开府金莲川以后原来驻牧于开平附近的札剌亦儿、兀鲁等部被移至辽西一线4。以后五部成为从东北部护卫两都的重要力量。至元三年二月调整辽东建制立东京、广宁、懿州、开元、恤品、合懒、婆娑等路宣抚司。不久又设行省统辽东诸路。至元十五年复改为宣慰司。至元后期乃颜反状日益明显；二十三年以宣慰司“望轻”重建行省于辽东先治东京（今辽宁辽阳）寻徙治威平（在今辽宁开原县）。辽东设省虽不到半年就被撤销了仍然成为催乃颜之乱的直接原因之一。二十四年四月乃颜联合哈撒儿后王势都儿、合赤温系诸王哈丹秃鲁干等举兵称乱。叛军的活动东线从水达达地直指辽河流域西面一度达克鲁伦、土拉二河。元朝如不能迅控制事态展就很可能会形成东、西道诸王夹攻岭北、连兵南下的危险局势。因此乃颜难次月忽必烈就亲自率师北征。元军偏师沿哈剌温山东侧北进；忽必烈所部由应昌（旧城在今达尔泊西南）出缘哈剌温山西侧东北行；戍守杭海岭（今杭爱山）的土土哈则奉命1蒙古宗王的份地与宗王出镇之地并不相互等同。但宗王出镇地区一般都是份地所在的那个地区。2《高丽史》卷二八《忠烈王世家》一。 3中央民族学院：《&1t;中国历史地图集>东北地区资料汇编》页215。据《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五“岁赐”至元十三年已有乃颜城。是乃颜之为斡赤斤后王或当在此之前。4《元史》卷五八《地理志》一：“上都路元初为札剌部、兀鲁郡王营幕地”。木华黎孙浑察1239年嗣位为国王乃即上京之西阿儿查秃置营见《元史》卷一一九本传。是处应即蒙古时期札剌亦儿驻地的中心。又木华犁曾孙硕德在忽必烈之初“自辽西召入宿卫”（见黄溍：《别里哥帖尔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五）。史文也谈到元代中叶木华黎后人“还镇辽西”（《彭群墓志铭》《危太朴文集》续集卷一）。是知札剌儿部在中统末年已移牧于辽西。兀鲁部当如之。忙兀部的祖墓地在“檀州西北太行山”（见姚燧：《博罗欢神道碑》《牧庵集》卷一四）。可见其早期牧地靠近札剌儿、兀鲁部后来大概也与二部一起东徙了。 疾驰东趋渡土拉河逆克鲁伦河而上肃清沿途叛军。 六月忽必烈“至撒儿都鲁之地。乃颜党塔不带率所部六万逼行在而阵”忽必烈贸然乘象临阵。“意其望见御驾即就降”。但叛军强弓劲射悉力攻象舆。忽必烈被迫下舆御马以汉军前列步战。塔不带惧中伏引退被元军掩杀大败而去1。元军进至哈尔哈河占领了乃颜的斡耳朵。这时乃颜屯兵于今哈拉哈河与其支流诺木尔金河交汇处之东的三角地带不里古都伯塔哈（-tubo1tagha的音译意为有鹰的山）。元军由玉昔帖木儿率领与乃颜决战于此当时“卯乌温都间天日为昼冥。僵尸四十里流血原野腥”2。乃颜军败出逃被元军追获于失列河流域。忽必烈下令将他处死。玉昔帖木儿逾哈剌温山北端的蒙可山追乃颜残部至那兀江（今嫩江）师还。乃颜败死后哈丹秃鲁干和其他东道叛王仍不断起兵作乱并两次进入高丽骚扰。至元二十九年元朝完全平息乃颜余部的叛乱中央政府对辽东地区的统治由此获得巩固。 忽必烈亲征乃颜的那年元朝西线宁静无事。但在次年即至元二十五年海都方面又拉开战幕。这次他们的兵锋直逼岭北。二十六年元朝岭北驻军在皇孙甘麻剌统率下与海都、都哇会战于杭海山元军战败东撤。海都军跟踪追击和林宣慰使、同知、副使等皆叛应之海都占领和林。七月忽必烈以七十四岁高龄亲征从海都手中夺回和林命伯颜镇守之。时断时续的岭北争夺战前后进行了五年。二十九年元将土土哈逐敌直至阿勒台山。岭北局势基本稳定下来。 元朝在西北的军事行动并没有获得很大的成果反而屡屡引海都为维护西北宗王的势力范围而起兵称乱。为削弱元廷对西北的军事压力海都一再进攻岭北。而当战火烧到岭北的时候要同时维持远离中原根据地的西域和岭北这两个地区的战事对忽必烈来说确实有些力不从心。岭北是“祖宗根本之地”。保住岭北对保持号令诸藩兀鲁思的大汗地位至关紧要。为了集中力量确保岭北元廷被迫收缩它在西北方向的战线。至元二十六年元朝撤出斡端。自此别失八里从元朝在西北地区的统治中心变为西北前沿的边城。忽必烈死后元朝虽曾再度在曲先设置都元帅府但不久就连同别失八里、哈剌火州一起被察合台兀鲁思占有至是元朝势力基本上退出中亚。从此元与西北诸藩也大体相安无事。 1《元史》卷十四《世祖纪》十一；郑元祐：《岳铉行状》《侨吴集》卷十二。2王恽：《东征诗》《秋涧集》卷五。卯乌温都蒙语mau’undur的音写译言歹山岭。第五节元朝前期社会经济的恢复与统治秩序的稳定社会经济的恢复忽必烈时代蒙古统治集团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夫争国家者取其土地人民而已。”战争破坏因而日益减少。“保守新附城壁使百姓安业力农”的方针获得部分实施1。在中原汉地元政府也采取一些相应措施来扭转长期战乱所造成的残破局面。元朝社会经济由战时的衰敝状态渐臻恢复乃至一定程度的展。这种恢复乃至展在全国各地区呈现出颇为明显的不平衡性。黄河中下游流域自金末以来迭经残破中统、至元之初山东又“中更叛乱”因而“多旷土”。至元中立司农司分道设劝农使负责在各地促进垦殖。这个地区的农业生产获得了较好的恢复和一定的展。“民间垦辟种艺之业增前数倍”2。长江中下游流域的襄、郢、东西淮之地是宋元长期对抗作战的地区战争破坏相当严重土旷民寡。元政府以免税优惠吸引鼓励百姓到那里耕植同时在两淮地区经营屯田。时人称“屯田之利无过两淮”3。这一地区农业经济的恢复从此后二十余年之间地价的迅上涨也可以看得相当清楚1。不过在忽必烈时期这里的生产显然还没有恢复到黄河流域那样的水平。宋元之间长期争夺的又一地区四川入元版图时土著之姓十亡七八户口凋零生意萧条。直到中元仍“遗墟败棘郡县降废几半”2。其经济的恢复与两淮、襄汉地区相比更为缓慢。 元朝对于江南的征服不可能不伴随杀戮与破坏。阿里海牙经略两湖留下不少残酷杀戮的记录；伯颜大军在长江下游也一度由于“利财剽杀是致降城四壁之外县邑丘虚旷土无民”3。江西闽浙一带亦因元军“左翦左攘数年未平”迭经战争残破。但是总的说来元军在灭宋过程中的破坏行动还是受到相当程度的节制。尤其是临安降附以后南宋朝廷下诏亟谓“根本已拔”“民何辜焉”指示各地“诏书到日其各归附庶几生民免遭荼毒”4。于是诸多未下州郡的守令得以心安理得地望风出降。因此在农业生产的基础原来就比较好的南方各地当时的社会经济基本上被1语见《元史》卷八《世祖纪》五。 2王磐：《农桑辑要序》《农桑辑要》卷。 3《元史》卷一oo《兵志》三；卷一七三《燕公楠传》。 1“河南民疏土旷田价至弱。虽有质鬻而契券阔略卤莽逮今民日生集从蓁灌莽尽化膏沃价倍十百。”见孛术鲁翀：《知许州刘侯民爱铭》《元文类》卷十七。 2揭傒斯：《彭州学记》《揭傒斯集》卷十一；袁桷：《史母程氏传》《清容居士集》卷三四。3姚燧：《姚枢神道碑》《牧庵集》卷十五。 4刘一清：《钱塘遗事》卷八“京城归附”条。 维持在南宋原有水平上下而没有受到太大的损害。忽必烈时期在江南推广棉花种植收效甚大。所以就某些方面而言元朝前期社会经济与南宋时期相比也有一些进步和展。 相对而言边疆地区的社会经济在元代前期表现出长足的进步云南的农业、水利和蚕桑这一时期都有很大的展；南诏以来流行于该地的“儒释文化”逐渐向内地的封建汉文化靠拢。漠北地区的富实繁荣也远较其他时代为甚。当然这种富实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漠南支援的结果。诚如虞集所说：“朝廷岁出金缯、布币、糇粮以实之。转输之事月日相继犹以为未足。又捐数倍之利募民入粟其中亦不可胜计。由是遂为殷富”1。 统治秩序的稳定元朝前期的社会经济恢复为元政府强化自己的统治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元王朝的统治秩序由是进一步获得确立与稳定。 元朝政治中心大都和上都所在的腹里是元王朝立国的根本之地。这个地区是蒙古、探马赤军的镇守重点。淮河以南广大地区主要由汉军、新附军戍守亦掺以蒙古探马赤军以相互制衡。其中临江沿淮之地是联结位于北方的政治中心和南方经济重心的关键地带因此是南方戍守的重点。元人所谓“各路设总管府以治民万户府以治军”2。就这个地区而言大致是不错的。军队多驻扎在城市近郊。各地城池的防御工事、城门都被拆毁以防被人利用来扼险固守对抗政府。大运河的贯通和海运的开辟则从经济上使北方和南方紧密地联合在一起。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行政控制至元二十年前后元廷改变了过去以行某处省事系衔派往地方行使中书省职权的作法将行省从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转变为最高一级的常设地方行政机构。元朝的行省经过至元二十七年的调整基本形成定制。中书省和行省以下的行政区划则为路、府、州、县。各地都有一些诸王勋戚的封地。除衣食租税外封主对这些地方行政事务还拥有一定的干预权。 社会的基层行政设施在城关为坊、隅在农村为乡、都。在构成一乡或一都的各自然村中还建立了“社”的组织以劝农桑。 蒙古统治者仿效金朝在用人方面先女真、次渤海、次契丹、次汉儿的作法分全国居民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蒙古人为“国族”。色目人在当时是指唐兀人、畏兀儿人及其以西诸族出身的人们。汉人指淮河以北原金朝境域内的汉族、女真、契丹、渤海人四川、云南两省人口以及高丽人等。南人又称蛮子指江浙、江西、湖广三省以及河南行省襄、郢、两淮等地的原南宋臣民。迄今所知元朝政府并没为四等人的划分颁布过专门1虞集：《送苏子宁北行诗序》《道园学古录》卷五。 2郑玉：《珊竹公遗爱碑铭》《师山集》卷六。 的法令。但它却反映在有关他们政治、法律地位以及其他权利和义务方面的诸多不平等规定中。忽必烈在位时期这种民族分化政策已经基本形成其后构成元王朝统治秩序的一个很大特点。 另一个特点是儒生在参预国家治理方面失去了宋金时那种优越的地位。直至中统、至元之初。儒学在北方仍由于历经事变、丧乱而不甚达连《资治通鉴》也是很难见到的书籍1。而这时候理学在南宋已经相当盛行了。南北的统一为儒学展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儒学著作之流入北方达到“捆载”而至的地步1。“北方贤士大夫官辙南迈者往往嗜古绩学考索研稽唯恐未逮”2。但是儒学在元代以前早成为入仕从政所需要的专业训练。对大多数人来说读书是为了做官。而元朝统治者却选择由吏入仕的途径解决中低级官僚的来源问题；江南平服后甚至公开拍卖官职以至“南方郡县官属指缺愿去者半为贩缯屠狗之流、贪污粮糟之辈”3。这就断绝了普天下读书人由儒学进身步入仕途的希望。因此他们当中“有去以技术鸣者有去而买贾取赢者有去而结绶于刀笔、辇金于纵横者”。当然也总有一些迂腐夫子“独匡坐蓬蒿环堵之中愦然而已”4。一部分儒生不甘寂寞企图通过“游学”结交名门求得一官半职。尤其是南方读书人“南士志于名爵者率往求乎北”5。但他们当中大多数只能失望而归。元人徐明善曾记载他与一位失意于求进的学者之间的对话说：“问其来几时曰‘久矣’。问其谒中州名士贤大夫曰‘遍矣’。问其遇合何如曰‘故吾尔’。噫！岂不命也。”6儒生处在这样的境遇中再加上元政府在赋税方面优遇儒户的规定经常不得贯彻他们的社会地位不能不受到很大损害以至当日戏台上竟有一官二吏、九儒十丐的谑语。学而优则仕的途径不能畅通也是元朝吏治从建国伊始就相当的一个重要原因。 元王朝的统治秩序仍然是在封建的社会关系基础之上建立起来。蒙古、色目贵族通过赐田、战争掠夺以及强占兼并等手段成为占有大片田地的封建地主。汉人和南人中的官僚、军阀也依附新朝政治势力扩大自己的封建权益。南方有许多大地主虽经改朝移代其经济利益并没有受到太大的损害。也有一些人还乘“江山易主”的机会投机家成了新的富豪大户。这些地主豪强与当地官员和军队长官结为亲戚友好“通家往来”1郑元祐记岳铉事迹谓“有以《资治通鉴》示者公见大喜即手钞成帙昼夜伏读”。其时当在中统、至元初叶。见《岳铉行状》《侨吴集》卷十二。 1袁桷：《安熙墓表》《清容居士集》卷三o。 2郑元祐：《吕氏春秋序》《侨吴集》卷八。 3程文海：《吏治五事·取会江南士籍》《雪楼集》卷十。 4徐明善：《耐闲说》《芳谷集》卷三。 5陶安：《送易生序》《陶学士集》卷十二。 6徐明善：《送黄景章序》《芳谷集》卷一。 共同欺压贫弱人户。蒙古军和汉军军户占有四顷免征赋税的“赡军地”。蒙古军户所占有的这部分地产主要来自政府分给他们的荒闲无主地。他们自己并不直接从事农作而将这些农田出租给汉族佃户或者由依附于他们的驱户及“种田户计”耕作。大量蒙古军户由此转化为中小封建地主。不过由于不善经营其中也有不少人很快又丧失了手中的土地。元代农业生产的直接承担者仍然主要是小土地自耕农以及私有土地和国有土地上的佃农。元代存在着数量巨大的依附人口称为奴婢、驱口或奴隶。在灭宋过程中“江南大州小邑四民子弟无少长悉为人所俘获。流离播迁之余可矜可哀益不胜道”1。掠民为驱的现象展到南方各地。元政府允许奴婢驱口的买卖并从中抽取税收。北方城镇多有人市“等级其坐贸易甚盛”2。奴婢驱口对本使有极强的人身依附的关系。使用于农业劳作的驱口一般有自己的家庭和个体经济。另外还有许多不事生产的家内奴婢其中一部分跟着主人享受奢侈的寄生生活。所以时人说“生子侄幸而天禀俊秀不入于工商必入于胥吏不入于胥吏必入为奴隶”1。 忽必烈在位三十余年元政府已注意到必须使百姓安居乐业才能巩固自身的统治。灭亡南宋以后元廷又宣布免除故宋繁冗的科差；公私逋欠一概不予追理。元朝征之于南方各地的正额赋税较之宋代有所减轻2。但由于吏治不清至元中叶以后又进行对外战争使兵役和徭役异常繁重再加上经济重心所在的南方地区生产关系未曾因为改朝换代的动荡而获得适当的调整以及历次“钩考”的负担最终被转嫁到社会直接生产者身上所以元朝前期的社会状况和阶级关系一直存在着若干紧张因素。至元中叶以后南方相继生了多起规模较大的起义。 至元十三年（1276）至二十年福建有陈吊眼、畲族女豪杰许夫人及黄华先后起义他们或与南宋残部相联合或用南宋年号这些斗争多少是在恢复宋朝的政治口号下开展的。至元二十年南方各地生的起义二百余起其中以广东爆的欧南喜、黎德起义规模最大。其兵众达二十万有舰八百艘。二十四年福建又有畲族钟明亮的举事。他拥众十万“声摇数郡江南、闽、广交病焉”3。起义持续五年之久才最终失败。二十六年江南生的起义达四百余处。二十九年广西僮族土官黄圣许起兵反元。这个时期生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许多起义反映出元朝统治之深入边徼之地是伴随着沉重的民族压迫和剥削而实现的。元人姚燧记述曾参与镇压这个起义的一位将领的史迹说他自宋亡于南海之后“与反虏剧贼战未尝1同恕：《张彦谌墓志铭》《榘庵集》卷九。 2郑思肖：《心史》卷下。 1胡祗遹：《送丁教授入官序》《紫山集》卷八。 2见周良霄：《忽必烈》吉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页125。 3刘璜：《李参政平寇碑》乾隆《南丰县志》卷三四。 岁释介胄”4。可见元朝前期各地变乱之多。这一时期江南人民起义如此之多的重要原因是由于忽必烈连年用兵海外（关于忽必烈时期的海外侵略战争参见本书有关中外关系章的专章）徭役异常沉重民不能堪。不过这些起义大多局限于较小的地域范围互相之间也很少呼应联系因此往往在较短的时间内就被元政府镇压下去。这时的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总的说来并没有达到十分尖锐的程度。 4姚燧：《王守信神道碑》《牧庵集》卷二三。 第六节“义利”之争与厉行“汉法”派的受挫阿合马当政与“义利”之争蒙古国初建于漠北草原时期部众兵牧合一分属于大汗各支宗王领有仅置千户、百户管领由扎鲁忽赤分治民政和刑罚赋敛史称“官制简古”。蒙古进入中原汉地等农耕城郭区域之后仅仅依靠如此“简古”的官制无法维持有效的统治。于是在蒙古体制所未曾涉及的那些规范领域内被征服地区的传统制度渐次恢复并且同被保留的那一部分蒙古旧制结合在一起逐渐形成一代新制。上述过程在中原汉地约始于十三世纪三四十年代；而中统及至元前期正是它加实现并臻于基本完成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忽必烈对以其“藩府旧臣”为主体的一批儒臣十分信任和重用。这些儒臣就其学术风气而言可以分为两派即保守宋金传注及文学遗风的东平派和信奉伊洛、朱子之学的理学派。 如果说在中统、至元前期汉法的实行只是填补蒙古旧制无法施行的那些方面的制度空缺那末在“纲纪粗立、朝廷粗安”之后进一步厉行汉法其主要内容就变为在观念层次上对控制着国家机器主要部位的蒙古统治者施行“汉化”以及进一步改革既定体制中的不合理部分了。以忽必烈为的蒙古统治集团对此并无迫切之感。现在国家的财政问题更吸引着他的注意力。但他与朝廷儒臣之间恰恰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很大的分歧。这种分歧与民族防范的心理以及其他矛盾交织在一起导致了忽必烈对儒臣和汉人的疏远乃至猜忌排斥。 早在中统年间由于李璮之乱牵涉到忽必烈倚信的王文统使忽必烈极为震动以至他对许多藩府旧臣和汉人军阀产生很大的猜忌。平灭李璮之乱后的一系列措施既有加强中央集权的意义同时也是出于对汉人的防范之心。王文统被杀后忽必烈转而重用出身回回的察必皇后宫帐侍巨阿合马把他“擢”为中书平章政事。此后他由制国用使而平章尚书省事又在尚书省并入中书省时夺得中书政柄逐步因“理财”得宠而得以控制朝政威福肆行。 阿合马当政近二十年。他的理财措施主要是整顿和增加盐、茶、商、酒醋等课税收入；经营鼓铸官为局卖；对各地帐籍进行“理算”追征欺隐、逋欠财赋。他在国家多事、急需用钱的情况下在社会经济能承受的范围内保证了国家的必要收入。盐引售价阿合马任前为钞十四贯至元八年上涨三贯。十三年灭宋因两淮、两浙盐产丰饶盐引价复降为钞九贯。阿合马当政时期钞币的行也较正常至元十二年前中统钞年行量从未过四十万锭。十三年以后因交钞行地域扩大到原南宋版图故有一年达到一百四十万锭；其余几年也不过八十至一百万锭。通货膨胀在这时尚处于温和阶段1。阿合马在理财方面所取得的成效始终与他和他的党羽贪横不法的罪恶相并行。阿合马一家“尽处要津”。凡向他献美女的都能获得高官厚禄。灭宋后更展到公开贩卖南方官职名曰“海放”。理算的对象本当是侵吞中饱的贪官和隐产逃赋的富豪这时则或因奉行过当或因委任非人往往流毒民间招致人怨。阿合马在任期间色目富商的权势也有很大展。儒臣面对上述情势竭力强调儒家学说关于“节用”与“爱人”的思想要忽必烈“不杂小人不营小利不责近效不惑浮言”2。他们在指责阿合马一系列措施的弊端和他的奸贪不法时全然否定了当时增加国库收入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甚至“讳言财利事”（《元史·卢世荣传》）。这样他们在将“义”与“利”的对立绝对化的同时把自己置于忽必烈增加财政收入的既定政策的对立面迫使后者进一步倒向阿合马等理财派。至元中叶以后随着藩府旧臣的日渐凋零和被调离忽必烈左右朝中汉人儒臣的势力便越来越小。 由于日益受到忽必烈的疏远一部分汉人儒臣转而依靠从小受儒学熏染的皇太子真金。真金曾在皇位继承问题上与那木罕生矛盾3。为了实现自己行“孔子之道”的政治抱负他与汉人儒臣紧紧地站在同一阵线中。而至元十九年阿合马被刺正好为真金推行自己的汉法主张提供了一个机会。至元十九年三月忽必烈动身赴上都度暑以后益都义士王著与高和尚等人与元廷内一批高级官僚互为呼应以真金之名率人进入大都击杀奉命留守大都的阿合马。王著旋被处死。消息传出大都城中贫民皆争相酤酒歌饮相庆燕京酒市三日俱空。这时在已参决朝政的皇太子真金力主下中书省被改组由蒙古元勋后裔和礼霍孙出任右丞相主持朝政。真金对和礼霍孙说：“汝任中书诚有便国利民者毋惮更张。苟或沮挠我当力持之。”他又对这时入朝任事的汉人儒臣们说：“汝等学孔子之道今始得用宜尽平生所学力行之。”（《元史·裕宗传》） 和礼霍孙的为政重点在清除阿合马党羽改革吏治汰废冗官——主要是裁撤阿合马当政时增设的许多理财机构。这个阶段真金“在中书日久明于听断四方州郡科征、挽漕、造作、和市有系民休戚者闻之即日奏罢”（《元史·裕宗传》）。但是和礼霍孙当政短短两年多国家收入便生了很大的问题。至元二十二、二十三年元政府行的交钞分别高达三百万锭。表明由于国家财政陷入崩溃迫使政府靠多印钞票来平衡收支。二十1参见李则芬：《元史新讲》第二册页551至552；第五册页1o8—112。2《元朝名臣事略》卷八《左丞许文正公》引《岁略考》。 3拉施都丁说忽必烈在考虑汗位继承人时一度倾向那木罕。那木罕被海都释放回来后对真金被定为汗位继承人的既成事实十分不满。据姚燧《白栋墓碑》《牧庵集》卷二六白栋曾为真金讲《左传》“郑伯克段于鄢”。真金听完这段叙述春秋时郑庄公与共叔段争国的故事后对人说：“是非空言意固有在也”。可见真金、那木罕兄弟间在汗位继承上确有矛盾。 一年十一月忽必烈罢和礼霍孙等人以这时由北南归的安童为相用桑哥推荐的汉人卢世荣（一名卢懋1）主持财政。 据《元史·裕宗传》卢世荣以言利进身“太子意深非之”。卢世荣本人曾向忽必烈诉说：“臣之行事多为人所怨后必有谮臣者臣实惧焉”并恳请丞相安童和忽必烈为他撑腰。这些迹象表明真金集团对于卢世荣曾多有制肘之处而安童作为蒙古大臣对卢世荣的态度也颇为暧昧。因此卢世荣理财不过阅四月。当他受到言臣参劾并在追查中又进一步暴露了擅升六部品秩、擅调兵马、紊乱选法等问题后很快被忽必烈罢职寻被诛杀。卢世荣的失败在于他身处尖锐的高层斗争中而没有找到真正有力的支持者。 “汉法”派受挫与桑哥理财在卢世荣罢废以后无论是太子真金还是右丞相安童面对通货膨胀、“百物愈贵”依然一筹莫展。至元二十三、二十四年是中统以来次物价大涨的时期。 早在卢世荣在位时御史台曾有人上书忽必烈谓天子春秋日高“宜禅位于皇太子”。真金听说此事后深为忌讳授意御史台截留这份奏书未。这件事被当时在职的阿合马党羽答即古阿散获悉遂乘间揭露之欲使真金失欢于忽必烈。做皇帝的人最恨的莫过于有人算计他的宝座。忽必烈闻讯果然“怒甚太子愈益惧”。事情虽因安童等人从中斡旋而平息下去二十二年底真金仍在忧惧中死去。他所网罗的一批汉人儒臣当然也不再会得到深忌于心的忽必烈的信重。这时候忽必烈身边几乎已经没有受倚重的汉人儒臣了。 至元二十四年初为挽救财政的恶化忽必烈复置尚书省以藏人桑哥为平章政事主持财政并将六部及天下行省从中书省划归尚书省统辖。桑哥执政后行至元钞以救钞制之混乱开浚会通河以利漕粮北运增加盐茶酒醋的税额遍行钩考追征逋负偷漏。到任三年后元政府印钞（至元钞）数量基本上被控制在每年五十万锭左右他的理财措施在稳定国家财政方面是有收效的。桑哥时规定的总税额此后维持数十年之久说明没有过分出当时社会所能承受的范围。忽必烈在重用理财之臣时对他们的专权黩货并非无所察觉。就在桑哥上台后不久忽必烈在对安童的谈话中说到“朕左右复无汉人可否皆自朕决”辞意未免有怅然之感。不久他就诏命南人程钜夫到江南访求“好秀才”。此后被征北上的南人儒士大多受任于宪台或者翰苑。置汉人儒臣于风纪之司遇有大政使其议论之遂成为有元1见欧阳玄：《高昌偰氏家传》《圭斋集》卷十一。 “家法”1。 桑哥在任四年“其奸赃贪暴著非一”不但引起汉、南人朝臣的强烈批评而且他的财富和权势也使一部分蒙古勋贵对他忌恶不已。至元二十八年忽必烈不得已诛杀桑哥以慰抚天下。下诏诛死之前忽必烈还向他问治理国政的人选2。可见忽必烈虽杀了他仍不无惋惜。至元二十八年桑哥被诛后元廷废尚书省政归中书。忽必烈中年以后因患足疾经常卧榻办公3。此时他力不从心已很少有二三十年前果敢进取的意志遇事往往迟疑反复。晚年他主要凭藉政治经验和手腕使蒙古色目大臣和汉、南人朝臣之间互为制约保持平衡以此维持朝政。至元三十一年正月忽必烈在大都病死时年八十岁。他的庙号为世祖蒙古语称作薛禅（senet译言贤明）合汗。 1吴澄：《送卢廉使还朝为翰林学士序》《吴文正公集》卷十四。 2见沈卫荣：《&1t;汉藏史集>所收“桑哥传”译注》《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9辑。3“上中岁多足疾。一日枢密院奏军务上卧画可。公（按指董文忠）在御榻伏枕而跽。”据传文言。他经常“日鸡一鸣而跽烛入而出”。见姚燧：《董文忠神道碑》《牧庵集》卷十五。第七章成宗“守成”与武宗时朝政的衰弛第一节成宗之立及其“持盈守成”的国策至元十年（1273）忽必烈依汉制册立真金为皇太子。二十二年真金去世以后没有再立皇太子。不过至元三十年（1293）世祖命真金幼子铁穆耳抚军漠北行前以皇太子旧印授之使其位居于数年前即已出镇岭北的兄长甘麻剌之上。忽必烈逝世之前又遣内侍谕真金遗孀向她推荐张留孙谓“张上卿朕旧臣必能善事太子”1。看来忽必烈确实有意要让铁穆耳继承帝位。但由于没有经过立诏建储的法定手续即使从汉制的角度说来铁穆耳的嗣君地位也不是必定无疑的。而若按照蒙古旧制大汗去世后则当由皇后临朝摄政再择期举行忽里台大会由宗室勋旧“协谋推戴”新汗登位。在这个过程中皇后的个人意志就很可能在新君人选问题上生重要影响。至元后期继察必以后被立为皇后的南必权势日大经常干预朝政“相臣常不得见帝辄因后奏事焉”（《元史·后妃传》）。南必有一子名铁蔑赤；世祖的其他儿子当时活着的也还有好几个人。忽必烈死后铁穆耳能否顺利地入继大统困难是很大的。 世祖病危之前显然已意识到身后帝位继承问题上的层层阴霾。三十年十二月他驿召待命大同的伯颜回朝。看来他决心循用中原王朝以顾命大臣宣布遗诏的故事来实现自己的意志。这时的中书右丞相完泽虽然曾任詹事府任长官是真金旧人但他是一个典型的圆滑世故的官僚很难期望会有刚毅果敢的作为；而伯颜是平宋战争的主帅这时又以知枢密院事掌天下兵权所以最终被忽必烈选为“扬命群王”的代言人1。三十一年正月伯颜抵达大都。自是他与中书平章政事不忽木便始终不离世祖左右。十天后世祖病死二人遂以顾命大巨的身份控制朝廷由伯颜“总百官以定国论”2；由不忽木主持引枢北葬等治丧事宜。现存史料完全没有提到南必皇后在这一时期的行动。但这时生的传国玉玺事件表明南必似乎并不甘心束手就范。她与顾命大臣之间可能经历了一场心照不宣的激烈较量。 至元三十一年年初木华黎后人持一玉石求售经鉴定竟是秦以来历代相传、刻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玺文的传国玉玺。因此在世祖“宫车晚出之后甫八日传国神宝不求而出于大功臣子孙之家由台谏耳目之1袁桷：《张留孙家传》《清容居士集》卷三四。 12元明善：《伯颜碑》《元文类》卷二四。 司直达于皇太妃（按指真金妃）御前”3。这件事很可能是伯颜及其支持者们精心安排的藉此把帝位将归于真金系的定策抢先昭示天下以正视听；同时也可以预防南必通过扣留世祖御印来干预选君。此后两个多月伯颜执朝政“守正体”一如平日等待铁穆耳从北边南返。 四月初铁穆耳和随同出征的知枢密院事、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赶回漠南。玉昔帖木儿立即成为临时执政集团最核心的成员之一。右丞相完泽不得预议机密只好结托真金妃打听消息。真金妃召伯颜、不忽木和玉昔帖木儿探问却受到玉昔帖木儿的一顿抢白1。这时候与铁穆耳竞争帝位的最强有力的对手应是他的胞兄、真金长子、出镇岭北的晋王甘麻剌2。玉昔帖木儿先制人在宗亲合议前私下逼迫甘麻剌说：“宫车晏驾已逾三月。神器不可久虚宗祧不可乏主。畴昔储闱符玺既有所归王为宗盟之长奚俟而不言。”甘剌麻虽然勉强表态：“皇帝践祚愿北面事之。”但他内心终究仍有些不服。后来经真金妃提议命兄弟两人当众比赛诵读祖宗宝训优胜者为大汗。甘麻剌因口吃竞赛失败。至此亲王间犹有违言者。“伯颜握剑立殿陛陈祖宗宝训宣扬顾命述所以立成宗之意辞色俱厉。诸王股栗趋殿下拜。”铁穆耳终得以继位为帝由真金妃亲手授以新现的传国玉玺并于四月十六日正式登基是为成宗。也直到这时他的拥立者们才如释大负。玉昔帖木儿说：“大事既定吾死且无憾。”伯颜则表示只愿“与诸王饮于宫前余非所知也”。南必皇后也参加了上都选汗大会。她与顾命大臣的冲突尚未展到你死我活的程度所以后来一直受后代祭祀。朝会结束后甘麻剌返回漠北晋邸洁实弥尔奉太后命送他就国。一路上洁实弥尔“亹亹俱道太祖皇帝、世祖皇帝宏模远范及往古近代所行善行美德可法可监者。显宗然之赐衣一。公还白太后大喜。成宗曰：‘汝善处吾兄弟之间’。”1这段史料表明铁穆耳和甘麻剌确因汗位之争曾有不快这在当时并不是什么秘密。 成宗即位后起用的军国重臣差不多全是忽必烈朝后期政府的原班人员2这就从人事方面保证了按世祖遗规实施“持盈守成”的国策3。成宗一朝3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六《传国玺》。 1据《元史》卷一三o《不忽木传》真金妃召三人问事是在世祖弥留之际。玉昔帖木儿答曰：“臣受顾命太后但观臣等为之。臣若误国即甘伏诛。宗社大事非宫中所当预知也”。惟据玉昔帖木儿碑传他随铁穆耳镇北直到“鼎湖上仙”才“奉銮驭而南”。因此真金妃召问三人之事只能生在铁穆耳南还之后。见阎复：《玉昔帖木儿耳碑》《元文类》卷二三。 2甘麻剌究竟是否与铁穆耳同出一母史文颇有含糊之处。见周良霄：《蒙古选汗仪制与元朝皇位继承问题》《元史论丛》第3辑1986年。 1吴澄：《洁实弥尔神道碑》《吴文正公集》卷三二。 2顾命大臣伯颜和不忽木受完泽忌恨似未重用。玉昔帖木儿仍守漠北。其他朝臣则大多为世祖末年择定人选。 守成政治的基本精神是对内外都强调宽宥“惟和”4。即位翌月成宗即决定罢征安南将年前被忽必烈拘留的安南国陪臣陶子奇释放回国遣使持诏抚慰；同时将至元三十年任命的安南行省平章刘国杰改授为湖广行枢密院副使。大德二年（1298）臣下用兵日本的建议亦被成宗拒绝。在西域方面元军防线到大德中叶也稍事退缩从火州撤至哈密以期减少西北藩王对岭北的侵扰。在此前后广西洞寨骚乱帅臣建言征讨枢密院已奏准兵廷议后仍追回成命遣人招谕。元贞、大德中叶以前从江南海运漕粮入京每年仅四十万石到七八十万石不等当时漕运能力已达每年百万石以上。漕粮减额北运的主要原因是“京畿所储充足”。可见中原农业经济当时相对稳定。在南方自平宋以后一时间新政未孚“如大病始愈必有余疾此才已而彼又见”5；“新官莅任数有重难之役并缘侵渔豪横吞噬之徒又乘间而出短于支拄者率身陨家毁”。直到元贞、大德年间这里的局势才逐步澄清“世道清平人获休息”1。完泽为相虽然尚苟且而不图进取但在当时情况下他凡事“处之以安静”毕竟还是收到了一定的成效。时人称赞最初举荐完泽的燕公楠“一荐完泽天下享和平清静之乐余十五年”2。由是可见元贞大德的“守成”政治在当时人心目中的估价。 第二节元贞大德间的朝政和社会“惟和”政治“惟和”政治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天下粗安的局势但自然不可能完全消除朝廷政争和社会对抗。在成宗从世祖手里接过来的中书省班底里相完泽“小心慎密”遇事敷衍推诿得过且过；其他成员则大都是精通回回法的理财家。至元时期的回回名臣赛典赤之孙伯颜世祖末年起入为中书平章政事中的第一人并被赐予其祖父的旧称所以史料中亦多称之为赛典赤。阿合马余党阿里也在世祖末年以待罪之身进入中书省。成宗即位后御史台想乘一新朝政的机会将他参罢但结果他仍在中书省臣庇护下“执政如故”。中书省的另一名核心人物梁德珪虽然是汉人却有一个回回名字梁暗都剌且曾“奉国朝旨学西域法”“钱谷出入高下若指诸掌”1。3“持盈守成”之语见张伯淳：《大德四年贺正表》《养蒙集》卷一。4“惟和”之语见张伯淳：《大德改元贺表》《养蒙集》卷一。 5许有壬：《刘国杰神道碑》《至正集》卷四八。 1吴澄：《游应斗墓表》《吴文正公集》卷三六。 2程钜夫：《燕公楠神道碑》《雪楼集》卷二一。按完泽在世祖后期已出任中书右丞相故此处谓天下清静“余十五年”。 1袁桷：《梁德珪行状》《清容居士集》卷三二。关于成宗、武宗朝回回人势力在政府中的上升见杨汉人儒臣在当时多讳言财利事对这些理财大臣视若仇雠遂利用御史台执掌风纪之司“朝廷之所甚尊宰相所不得而治贵巨大职莫之与抗”的特殊地位2不断寻找机会参劾“时宰”由此引起中书省臣的忌恨。省官与言官的冲突在成宗一朝至为激烈。 至元三十一年六月初成宗即位不到两个月御史台上言：“名分之重无逾宰相惟事业显著者可以当之不可轻授。”（《元史·成宗纪一》）另一名台官则声称：“陛下方虚心求治而大臣不肯任事。人主之职在论一相。今宰相员太多论议不一伯颜及先帝旧臣留以遗陛下宜亟相之”3。这些议论当然引起了中书秉政大臣的不快。袁桷《张留孙家传》载“成宗新嗣位时宰不快于御史台。成宗是其言让责中丞崔公彧”。据《元史》此事起于大德元年侍御史万僧诣架阁库取崔彧旧上奏章告于成宗御前说他“私党汉人李御史为大言谤佛不宜建寺”。成宗大怒教完泽等鞫问。崔彧大惧遂靠张留孙引荐疏通完泽和成宗近臣事方止息4。侍御史万僧显然是在“时宰”唆使下告崔彧的。从完泽周旋弥缝于两造之间看此处的“时宰”当指赛、梁等辈理财大臣而言。在处置省官与台官之间矛盾冲突的问题上成宗恪守世祖遗规即倚重省官理财同时也能容忍台官直言力求折中不偏。后来那种诛杀言官的情形在成宗朝始终没有生。成宗对西南边区的平定大德中叶随着守成政治稍见成效成宗渐起开边之心。大德二年（1298）缅国掸族势力日益强盛遂在土官阿散哥也兄弟等人率领下攻入缅都蒲甘翌年杀缅王及世子宗室等百余人。阿散哥也等人曾奉贡入朝向元政府报告废黜缅王的原因。但忠于缅王的地方官员和出逃的缅王王子都向元朝告阿散哥也兄弟在称乱过程中渺视元朝对缅国的宗主权。大德四年（13oo）元廷以阿散哥也擅自废立元朝册立的国王命云南行省平章政事薛兀儿、左丞忙兀都鲁迷失等率军一万二千取道永昌腾冲于十月间入缅作战宗王阔阔受命随行监军“以镇兵威”。十二月中元军围阿散哥也所守之木连城（缅名myin-saing）。元军围攻木连城达两个月。五年二月末“城中薪食俱尽势将出降”。从攻的云南行省参知政事高阿康（云南土官又名高庆）、宣抚使察罕不花、万户章吉察儿等收受阿散哥也重金贿赂以“天热瘴”为理由擅自引兵撤围班师。薛兀儿、忙兀都鲁迷失志玖：《元代回回人的政治地位》《元史三论》北京1985。 2吴师道：《上赵侍御书》《吴正传集》卷十一。 3黄溍：《徐毅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七。 4袁桷：《张留孙家传》《清容居士集》卷三四；《元史》卷一七六《李元礼传》。等实际上“皆受贼赂”因此制止不力也随后撤军1。据缅甸史书则记载元军入缅期间曾在叫栖地方帮助当地居民兴修水利工程并开凿了一条叫作撴兑（thinte）的运河。阿散哥也持金银礼物馈赠元军是对元军出力建设水利的答谢2。这年秋天阿散哥也兄弟赴阙请罪。元成宗杀高阿康、察罕不花但承认了掸族头领推翻蒲甘缅族王朝、统治缅国的事实。 蒲甘王朝的掸族举事时曾与八百媳妇相通。元西南边境小骚乱时起时绝。廷议征缅前后出镇云南的梁王“请自讨贼”要求出兵八百媳妇。大德五年二月。成宗以原荆湖占城行省左丞刘深及合剌带并中书右丞行云南省事率湖广、江西、河南、陕西、江浙五省军二万人趋赴云南与在云南、四川征调的军队会合出征八百媳妇1。这次军事行动在朝中引起很大的争执。中书省臣以“彼地出金”支持出兵。御史台臣则以“今其过恶未著师出无名；暑天瘴疠山路险远征行之苦转输之劳奚啻动百万众”为谏。久戌南方的宿将刘国杰提出若兵征南“必先积粮思、播、顺元”2。但成宗一意孤行坚持原议。结果为向刘深供给馈饷引起荆湖全省骚然。“溪洞险恶无木牛流马可运。率一斗粟数十倍其费始达”3。深军行至顺元（治今贵州贵阳）葛蛮（今仡佬族先民）土官宋隆济、水西（今贵州西北部）土官之妻蛇节乘刘深军沿途骚扰、民怨的时机举兵起事乌撒（治今贵州威宁）、乌蒙（治今云南昭通）、东川（治今云南会泽）、芒部（治今云南镇雄）、武定、威楚（治今云南楚雄）、普安等民族地区群起响应西南震动。刘深军被阻绝于深山雾谷之中突围后被迫放弃西进中途折回。沿路“诸蛮要击饥疫相仍。比至将士存者才十一二”4。成宗在朝臣坚请下诛刘深改用刘国杰平定西南各族。临行之前成宗命刘国杰署状若不克成功将籍其家1。是为大德五年十一月。直到大德七年春夏之际蛇节被俘杀宋隆济亦在此后不久被杀西南地区才渐次安定。平定西北边境在西北方面成宗朝继承了至元后期收缩畏兀儿地区的元军防线、腾出力量确保岭北的政策。元贞年间元军曾力图维持在畏兀儿地区与海都、都哇对峙的态势在天山南、北分别立曲先塔林都元帅府（当设治于塔里木河1《经世大典序录·征伐·缅国》《元文类》卷四七；《元史》卷二一o《缅国传》。2哈威：《缅甸史》姚楠译页122北京1957姚楠编译：《古代南洋史地丛考》页37。1《经世大典叙录·招捕·八百媳妇》。 2吴澄：《董士选神道碑》《吴文正公集》卷三二；程钜夫：《燕公楠神道碑》《雪楼集》卷二一。3吴澄：《李世安墓志铭》《吴文正公集》卷四二。 4刘敏中：《哈剌哈孙神道碑》《中庵集》卷四。 1许有壬：《刘国杰神道碑》《至正集》卷四八。 流域的库车城故名）、北庭都元帅府分别节度西域驻军。到大德中期在都哇紧逼之下元军已东撤到哈里迷（今新疆哈密）一线而将东至火州的畏兀儿之地完全放弃了。但对岭北元廷丝毫无放松之意。成宗从北边回朝继位后任命叔父宁远王阔阔出镇北总军。元贞、大德之际元军在加强吉利吉思防戍的同时从岭北逾金山溯亦马儿河（今鄂毕河上游）出攻八邻之地。这次行动很可能带有联合钦察汗东支挟制海都、都哇的性质2。大德二年冬阔阔出疏于戒备遭都哇偷袭兵败。成宗婿阔里吉斯马仆被俘处死。都哇获胜后退兵。翌年成宗遂令皇侄海山出总北边。五年秋元军与海都、都哇会战于金山附近的铁坚古山。元军先败海都。都哇后至两军再战。双方互有胜负但都受到重创。海都、都哇在会战中负伤前者不久即死去。 铁坚古山之战对于元与西北宗藩的关系有决定性的影响。海都死后次年即大德七年（13o3）都哇扶立察八儿为窝阔台兀鲁思汗。都哇即于同年“先众请和”。接着他以元廷支持为后盾向察八儿要求归还海都从察合台汗国夺去的草地并胁迫他与元廷约和。大德七年秋都哇、察八儿约和使臣到达元廷。接着他们又联合遣使到伊利汗、钦察汗王庭。翌年秋伊利汗完者都在木干草原会见钦察汗脱脱的使臣元与西北诸兀鲁思之间的约和至此完成。自从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位以来元朝西北边境的战火终于基本平息1。 成宗后期的“朝廷更政” 大德七年生的另一件震动朝野的大事是漕运两万户朱清、张瑄之狱受该案牵连的八名中书执政官同时被罢免。自从至元二十年海运漕粮的航线创通之后南漕米由海路达于大沽、辽阳者逐年增加很快促成了北方“开口待哺以仰海运”的形势2。创通海路的朱清、张瑄也因深受朝廷倚重而势力浸大。他们结交权贵广治田宅很快成为江南屈指可数的大富贵同时也招致了不少政敌和仇家。自世祖晚年起就不断地有人告朱、张。成宗元贞元年又有“飞书”言朱、张“有异图者”。朝廷照例释而不问。大德六年正月江南僧石祖造告朱、张不法十事。成宗命御史台诘问之狱成。朱清在被押解至京后惧受辱自杀张瑄被处死。 朱、张一案的真相至今尚难弄清。据王逢《张孝子诗序》当时成宗有疾由皇后卜鲁罕主朝政“枢密断事官曹拾得以隙踵前诬后信辄收之（按指朱、张）。丞相完泽奉先帝遗诏诤莫解”。按元史本纪成宗在大德2刘迎胜：《察合台汗国史纲》（博士论文南京1984）打印稿页254至259。1参见《察合台汗国史纲》页271至279。 2郑元祐：《边公遗爱碑》《侨吴集》卷十一。 六年二月“有疾释京师重囚三十八人”可见病得不轻。卜鲁罕杀张瑄父子或即生在这时1。朱、张案一直拖到翌年才了结。大德七年正月朱、张家属被遣京师。应当是在审理两家妻子的过程中中书省宰执受朱、张贿赂之事案。成宗一怒之下同一天罢免中书平章伯颜（赛典赤）、梁德珪、段贞、阿里浑撒里右丞八都马辛左丞月古不花参政迷而火者和张斯立八人。相完泽也遭到受贿的指控。虽然成宗对他释而不问但对完泽仍不免是重大的刺激。完泽死于是年闰五月上距成宗罢相不到半年距离他全力支持的征八百媳妇总帅刘深受诛不到三个月。他的死当与政治上的挫折引起的内心忧惧有关。 根据梁德珪的行状传记罢相一事乃卜鲁罕皇后乘成宗卧疾时所为2。与梁德珪同时受黜的八都马辛、伯颜等人都是卜鲁罕党羽是成宗死后力图支持卜鲁罕摄政的核心人物。他们之被罢黜不大可能是出于卜鲁罕的制命。一日罢八相差不多等于中书省的大清洗事关重大；恐怕也不是皇后敢于轻易处置的。这件事只能是成宗圣心独断的结果。袁桷所言不过是为传主饰讳而已。 究竟是一些什么因素促成了元成宗这一异乎寻常的激烈举动？因为缺乏充分记载现在难以详细了解。但是强调宽宥“惟和”的守成政治逐渐酿成纲纪松弛、政事懈怠“实惠不及于民”的积弊1肯定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元人往往将赛典赤、梁德珪主持下的理财政策与阿合马、桑哥等劣迹相提并论。御史台在成宗新命中书省臣后声称：“自阿合马、桑哥、赛、梁辈相继秉政2拾余载轻用官爵重贪财货滥放冗员沮坏选法。奸邪得位遂为天下无穷之害。”2差不多与此同时刘敏中在他的奏章里也异口同声地说：“至元乙亥（1275）之后老奸巨蠹继踵用事即今吏弊连根株、民病成膏肓实由宰相之私有以使之耳”3。赛、梁的理财措施似乎远远没有到阿合马、桑哥时刻剥天下的程度。但在完泽的姑息纵容之下元贞、大德年间“惟和”政治的效果确实是恤民不足而吏治日坏。一方面是选法紊乱职官员额迅膨胀。仅徽政院除官一两年内即多达一千五百人4；另一方面则是行政效率普遍低落政务壅滞乃至民间对官吏执行上司政令有“一紧二慢三休”之讽5。国库用度不支则靠挪用钞本来填补缺1《梧溪集》卷四下。或以为朱、张死于大德七年。此说亦无确证。据《元史》本纪大德七年被遣送赴都者系朱、张“妻子”、“家属”并不是他们本人。 2袁桷：《梁德珪行状》《清容居士集》卷三二。 1见郑介夫奏议（即著名的《太平金镜策》）《历代名臣奏议》卷六七。2《通制条格》卷六《保举》。 3刘敏中：《九事》《中庵集》卷十五。 4苏天爵：《李守中墓志铭》《滋溪文稿》卷十一。 5郑介夫奏议《历代名臣奏议》卷六七。 额导致钞法逐渐进入慢性危机。成宗本人颇为迷信大德中叶“数有星变及风水之灾”6可能也促使他下决心厘清朝政。大德七年三月以“慧星见”诏遣使臣循行诸道宣抚天下7。朱、张贿赂权贵一事恰巧在这时案于是引出成宗对中书省进行大清洗的事件。它被看成是成宗后期“朝廷更政”的一个标志1。主持“更政”的相则是曾以中书左丞相职位辅助过完泽的哈剌哈孙。哈剌哈孙晋位右丞相以后精选州郡守令定官吏赃罪十二章及丁忧、婚聘、盗贼等制禁献户及山泽之利。不过“更政”的实际成效并不很大。大德八年九月被罢相的八人中有四人复入中书。成宗晚年疾病连岁“权移中闱。群邪交扇势焰翕忽。王（按指哈剌哈孙）以身维之奸不得逞事无以挠”2。哈剌哈孙能做到的不过是维持朝政使之不致大坏而已。 6《元史》卷二o《成宗纪》三。 7郑元祐：《岳铉神道碑》《侨吴集》卷十二。按郑氏误系与遣宣抚使事于大德五年此从《元史》本纪。 1袁桷：《王构行状》《清容居士集》卷三二。 2《元史》卷一三六《哈剌哈孙传》；刘敏中：《哈剌哈孙碑》《中庵集》卷四。第三节大德末年的汗位危机和至大“惟新” 皇位之争元成宗有数子唯德寿太子为卜鲁罕皇后所出3。大德九年（13o5）六月成宗在病中册立德寿为皇太子。甫半年德寿先于成宗死去无后。卜鲁罕皇后为此痛心疾地问帝师胆巴说：“我夫妇以师事汝至矣。止有一子何不能保护耶？”4嗣后仅一年多成宗也去世了生前未再立皇太子。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定继承人更加激起汗位觊觎者之间的激烈角逐。 成宗后卜鲁罕在大德后期干政多年与中书省、枢密院里的许多回回大臣深相结纳。他们与皈依伊斯兰教的成宗堂弟、安西王阿难答之间也有不同寻常的关系；后来的仁宗甚至宣称阿难答与成宗后有私通情节。因此卜鲁罕打算内而操纵朝议外而倚重阿难答手中的兵权临朝称制并起用阿难答辅国。而阿难答本人也因手握重兵欲以世祖嫡孙的身份争夺皇位。双方为了共同对付出镇漠北的海山和他弟弟爱育黎拔力八达而结为联盟被当时的汉人儒巨称为“回邪诪张势挟中闱”1。为了试探舆情卜鲁罕等人几次召集馆阁会议。朝中汉人儒臣大多对回回势力集团存有戒心所以往往持冷淡态度。畅师文在朝议时“■言：‘此宗社重事讵宜苟且。’众皆默然。又曰：‘余病矣请归调治。’遂拂衣而起”不出视事。何玮也以“此非臣敢知“为辞抵制与议。“丞相阿忽■变色以则天为言。公曰：‘彼有庐陵王何可同也。’”2争夺皇位的另一方是海山兄弟。海山长年总兵北边在大德年间与西北藩王的几次硬仗中战功卓著又是真金嫡孙颇得在漠北作战过的诸王将领的拥护；海山弟爱育黎拔力八达则雅重儒术从成宗朝起就在身边聚集起一批汉人士大夫或倾心汉文化的蒙古、色目侍臣被中原和南方汉族士人看成振兴文运的希望所在。卜鲁罕显然早就对海山母子染指皇位存有戒备。大德九年十月她以中宫秉政出爱育黎拔力八达母子于怀州企图通过割断他们与朝廷中枢的联系来限制其行动1。 3《贵显世系》谓成宗四子；《史集·铁穆耳合罕本纪》提到其中两个且明言唯德寿太子出于卜鲁罕氏。《元史》卷一一四《后妃传》谓德寿为弘吉剌氏失怜答里所出。惟传文中“大德三年十月立为后。生皇子德寿早薨”一语当系衍文。失怜答里死于铁穆耳即位前大德三年立为皇后者实卜鲁罕。见传记校勘记8；陈得芝：《&1t;史集>铁穆耳合罕本纪》汉译文《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4辑。4杨瑀：《山居新话》卷一。 1刘敏中：《哈剌哈孙碑》《中庵集》卷四。 2许有壬：《畅师文神道碑》《至正集》卷四九；程钜夫：《何玮神道碑》《雪楼集》卷八。1大德九年十月正是德寿太子病笃之时。卜鲁罕在这时逼答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母子出京可能就是为了按照蒙古旧俗大汗死后例应由皇后摄政主持召开选立新汗的忽里台大会。但卜鲁罕企图控制朝议以遂其私的行动表明元皇朝确立的中央集权官僚政治体制已在相当程度上腐蚀了漠北旧制。处于皇权制约的官僚中枢的权力在皇权暂时中断的情形下非但没有消失或弱化反而对整个政治结构具有了更关键的影响力。最终掌握着这种影响力的右丞相哈剌哈孙多年以来一直处于若明若暗地与卜鲁罕相对立的地位现在成为阻止卜鲁罕得逞的重要因素2。成宗死后哈剌哈孙立即秘密地遣人通知在漠北的海山和在怀州的答己及爱育黎拔力八达。这时卜鲁罕已下密制切断通往漠北的驿路。受哈剌哈孙之命北趋报讯的康里脱脱通过其兄阿沙不花疏通通政院改署手中驰驿文书的日期使先于卜鲁罕下谕之日遂得乘驿马往海山处告警。自是哈剌哈孙悉收京城百司符印封府库“称病卧阙下内旨日数至并不听文书皆不署”（《元史·哈剌哈孙传》）。既“称病”而又“卧阙下”一方面可以沮泥卜鲁罕动员行政中枢的权力资源号施令、筹划临朝称制的计划另一方面又防止了皇后集团以左丞相阿忽台取而代之控制中书省。哈剌哈孙的行动取得了掌御印的典瑞院太监董士恭的全力支持。史称成宗死后“亲王有觊觎神器者亟欲得符玺。公横身坚守至废寝食”1。哈剌哈孙等人坚持在中书省守值凡三月“未尝一至家休沐”耐心等待反击的时机成熟。 戍守和林的海山接到成宗去世的消息后曾准备立即离开大军回朝。后因乞台普济以漠南事宜“难以遥度”为劝遂暂时缓行以观局势2。大德十一年率军自金山前线东返的海山抵达和林召集岭北诸王勋戚大会诛杀与阿难答通谋的合赤温后王也只里与会宗亲大臣合辞劝进。海山这时已获悉答己与爱育黎拔力八达先至大都决计在和林窥视动向“俟宗亲毕会议之”。 他依仗手中握有重兵因此对于帝位志在必得而不稍疑3。与卜鲁罕、阿难答和海山相比爱育黎拔力八达的最初行动显得最为迟疑不决。他的汉预先断绝其干预嗣君人选的可能性。据瓦萨夫书成宗曾欲按蒙古旧俗纳寡嫂答己为妻遭卜鲁罕反对。则她驱答己母子至怀州也可能与此事有关。又据黄溍《柏铁木儿家传》答己母子还一度由怀州徙云中。但其他文献未见有相关记载尚待深考。见《黄金华集》卷四三。 2萧功秦：《论元代皇位继承问题》《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7辑。1黄溍：《董士恭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六。董士恭原任典瑞院少监。大德十一年中书省欲升其位下者为太监成宗不允命擢董士恭为太监。中书省的原议或与卜鲁罕集团加紧控制内廷的策划有关。 2姚燧：《史公先德碑》《牧庵集》卷二六。 3《元史》卷二二《武宗纪》一。海山部下都力主以武力为后盾强夺汗位。床兀儿很早就对海山誓：“臣先父士土哈受知世祖恩深义重。臣之种人强勇精锐臣父子用之战无不克。殿下亟宜归定大计以副天下之望。”见虞集《句容郡王世迹碑》《元文类》卷二六。 族侍臣们尽管从中原王朝立嫡立长的皇统观念出把阿难答称为“庶子”、“支子”但即使作为真金嫡传、“裕皇贤孙”“次序居长”者也应是海山4。如按蒙古传统则新君当选又必持强大的军事实力作为后援这也是爱育黎拔力八达根本缺少的。只是由于不甘心等卜鲁罕“邪谋得成以一纸书召还”而使母子束手就擒的命运他才在接到哈剌哈孙的密报后几经犹豫勉强赴都。大德十一年二月下旬答己母子回到大都。爱育黎拔力八达立即派李孟装扮成医生入皇宫探视称病坚卧的哈剌哈孙取得秘密联系。卜鲁罕这时已定于三月初三御殿听政并谋以伪贺爱育黎拔力八达生日拘禁答己母子。直到这时爱育黎拔力八达仍意存观望在幻想等海山带兵到京再行举事。李孟等人反复以“得时弗为”、“临机不断”将遗祸天下劝谏爱育黎拔力八达遂同意“以卜决之”。李孟唆使卜者但言以祯吉爱育黎拔力八达这才决意行动乃在阿难答难前一天“振袖而起”从大都郊外寓所秘密驰入禁中。哈剌哈孙诈称海山遣使至京约阿难答、卜鲁罕、阿忽台等入朝议事遂将他们全部拘捕。爱育黎拔力八达以实力最弱的一方而得以“廓清宫阙”关键在于他取得了朝廷官僚中枢的支持和配合。 原来以清君侧的名义“入造内庭”的爱育黎拔力八达一旦清除卜鲁罕集团之后禁不住对近在手边的皇位产生垂涎之心。站在他一边的诸王阔阔出、牙忽都等人都进言：“今罪人斯得太子实世祖之孙宜早即大位。”他的师儒李孟亦“尝劝皇弟（按指爱育黎拔力八达）以自取”1。颇不安份于枯坐内宫的答己太后深知爱育黎拔力八达“天性孝友”比海山更易于受她控制所以也倾向于让前者践帝位。这时答己托阴阳家推算言“重光（指至元十八辛巳年海山生年）大荒落有灾旃蒙（指爱育黎拔力八达出生的至元二十二乙酉年）作噩长久”遣近臣往谕海山试探他的反应。海山在和林一心等待漠南派人迎他就位想不到等来这样一套星命休咎的说教立即命驰抵不久的脱脱疾还京师表示自己已决意继承帝位并将阴阳家所传谴责为“近日任事之臣”动摇大本的“奸谋”。接着海山本人亲率大军分三道南下1。 面临海山强大的军事威慑答己母子及大都诸臣被迫改变原来的想法向武宗明确表示宗王大臣推戴之意。大德十一年五月海山会答己、爱育黎拔力八达于上都在忽里台大会上就任新汗是为武宗。 至大“惟新” 4《元史》卷一三八《康里脱脱传》。按真金次子答剌麻八剌诸子中年岁最长者为阿木哥。但他不是答剌麻八剌正妃答己所出故以答己长子海山为“大太子”。 1《元史》卷二四《仁宗纪》一；卷一七五《李孟传》。 1《元史》卷一三八《康里脱脱传》。 武宗自幼由党项人乞台普济抚育元贞、大德初虽一度受李孟辅导却很快就奉命戍北“捍御边陲勤劳十年”。他入继大位以后朝廷中枢用人差不多都在西北从征的蒙古、色目将领中挑选。崇儒右文的哈剌哈孙最初仍留任中书右丞相但两个月以后就被改调为新成立的和林行省左丞相2。这班新君臣似乎已感悟到大德后期以来元代社会所面临的政治和经济问题正在逐步恶化所以他们要调整成宗的“重简守成”国策。武宗施政可以用“惟和惟新”四个字来概括即在政治上强调对贵族官僚“溥从宽大”专从滥封泛赏的角度去加倍挥成宗的“惟和”精神在经济上则恢复忽必烈立尚书省综理财用的措施“诞布惟新之令”3。两方面的选择同样深刻地反应出海山君臣对儒家文化十分隔膜的文化背景。 即位之初对诸王勋戚行朝会赏赐武宗不但坚持按成宗称汗时赏额锐增的先例放而且对先前会于和林时“已蒙赐与者”也重复颁结果给者未及半而两京府储已虚。其后请赏者仍络绎不绝；财赋不支只好用滥封爵位的办法作为补偿。世祖时非嫡系子孙不封一字王至武宗时其例遂大破晋封一字王多达十五六人。除魏王阿木哥和宁王阔阔出是世祖直系后人外其他十数人如越王秃剌、豳王出伯、定王药木忽儿、寿王乃蛮台等全是疏族甚至驸马也封了一字王。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负责大臣的员额这时候也比前朝大增。枢密院从世祖朝六员、成宗朝十三员激增至三十二员1。还有更多的“遥授”职衔。当时人记载说“今天子即位加恩近臣佩相印者以百数”2。宿卫马谋沙以“角斗屡胜”即遥授平章政事3。这种情况并不是个别的“微至优伶、屠沽、僧道有授左丞、平章、参政者。其他因修造而进秩以技艺而得官曰国公、曰司徒、曰丞相者相望于朝。自有国以来名器之轻无甚今日”4。选法的混乱必然会促成吏治的紊乱。朝廷制诏变更不常“甚则朝出而夕改于事甫行而止者随至”5。地方官吏往往擅自离职营干私事。云南行省丞相铁木迭儿私离职守赴都竟以答己懿旨贷免复职。朝中正在讨论的未决事宜也经常泄露到民间。甚至“诏2据《元史》本传哈剌哈孙罢相原因是因为他反对秃剌以皇室疏属晋封为一字王（越王）因而受秃剌谗谮所致。事实上哈剌哈孙倾向儒学很可能在与爱育黎拔力八达协谋挫败卜鲁罕集团后同李孟等人一起参与过谋立爱育黎拔力八达为帝的密议因此海山对他不甚信任。据《元史》卷一三六《拜住传》英宗时初修的《仁宗实录》追述大德十一年事“不书右丞相哈剌哈孙定策功惟书越王秃剌勇决”。实录所据当即武宗时已删定的内府秘乘。由此亦可见海山的态度。 3语见《至大改元诏》《元史》卷二二《武宗纪》一。 1《元史新讲》第3册页349至354。 2揭傒斯：《送程叔永南归序》《揭傒斯集》卷八。 3《元史》卷二二《武宗纪》一。 4张养浩：《上时政书》《归田类稿》卷二。 5张养浩：《上时政书》《归田类稿》卷二。 稿未脱而奸民已复群然诵之”6。 ------------ 4 在经济方面的“惟新”政策酝酿了两年之久方始出台。大德十一年九月武宗曾下诏立尚书省以脱虎脱、教化、法忽鲁丁立省政俾其自举官属并铸尚书省印。因为遭到御史台的反对这项诏令似乎没有实施。拖了一年多自大德六年以来一直在急上涨的物价仍无止息迹象至元钞贬值展到很难收拾的地步。武宗这才决心专任尚书省整顿财用时在至大二年（13o9）八月。最初由中书右丞相乞台普济兼任尚书右丞相不久又擢升脱虎脱出任此职与三宝奴、乐实等人一起受信用之专主持财政改革。至大二年九月诏行“至大银钞”以新币一两准至元钞五贯、白银一两、赤金一钱。按官方原定的兑换价格以至元钞二贯准花银入库价一两、赤金入库价一钱；因此新币的行实际上是通过由政府明令宣布至元钞贬值一倍半的方法把通货膨胀的患害转嫁到私人用户身上。新钞行用后面额一贯的中统钞只抵至大银钞一两的二十五分之一名实严重不符因此颁行至大银钞同时废中统钞限一百日内赴库倒换。至大银钞的面额有以文、十文、百文、两计者共十三等1。以文为单位的通货作为小额辅币在民间日用品的零售方面使用甚为广泛但厘钞因为流通过于频繁最易昏烂既不便于民印刷和行也不经济。大概就是出于这些原因三年正月元廷又决定行用铜钱行“至大通宝”其一文准至大银钞一厘并以历代铜钱与至大钱相参行用。在币制改革的敏感时期以行用信誉稳定的金属辅币来平抑小额零售商业领域内物价的过份波动应当是一项具有积极意义的经济措施。 自从至元二十年由朱清、张瑄创通漕粮北运的海路以后七八年之内从江南海运到北方的漕粮就由不到十万石剧增至一百五十万石。大德后期海运粮更达到一百七八十万石。至大二年尚书省理财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把海运粮数量再次大幅度提高。二年运出二百四十六万石至者二百三十八万石；三年运出二百九十二万石至者二百七十一万石。海漕的运输成本比6运节省十之七八比之河漕也节省十之五六1。海漕粮主要来源于南方官田岁入（部分出自分赐给诸王贵戚的赏田由政府以钞“酬值”）。对京畿地区粮食供应的明显增加使政府能够通过控制粮价保持市面的基本稳定从而缓解币制改革对社会生的冲击。 尚书省其他的理财政策包括增加盐引价格（每引增至大银钞四两按至元钞计每引比元贞年间增加七贯）；开酒禁立酒课提举司；增加江南6张养浩：《上时政书》《归田类稿》卷二。 1《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改造至大银钞自二两至二厘定为十三等”。据此其面额等次应为一两、二两；一百文、二百文、三百文、五百文；一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二厘、三厘、五厘。1“河漕视6运之费省什三四；海道视6运之费省十七八”。见丘浚《大学衍义补》卷三四《漕挽之宜》下。 富户高收入税；凡收入五万石粮食以上者每石输二升于官；追征各地逋欠钱粮；拘收外任官职田改颁禄米以“拘田之米”补京畿米粟不足2。这些做法与至元时期尚书省的举措颇为相似却不如那时偏激。 尚书省臣执政的重点是通过各种途径开辟财源以增加国入。这一点与儒家传统中占统治地位的只注重节流的观点正好相悖。儒臣们主张兴利不如除弊；“利源不可启以其一启而不可复塞也”1。因此他们从尚书省初建就一直通过各种方式批评和阻挠这些理财措施的实行。 至大四年正月武宗死于大都年三十一岁。爱育黎拔力八达以武宗册立的储君身份入主朝政罢尚书省。至大“惟新”政治全面推行不到一年半便遭到废止。 成宗、武宗两代元朝统治大体上是在忽必烈时期奠定的汉法、蒙古法和回回法三种成份微妙平衡的基本格局下实现的。当时和后世的儒臣文人忌恶武宗信任的敛财之臣断言忽必烈的祖制在至大年间“稍有变更”。实际上武宗的尚书省几乎是照搬了至元年间尚书省的各种措施执行时还温和得多所以武宗的“惟新”其实还是力图在不改动前代制度体系的基础上去缓和逐渐加剧的社会和经济危机。武宗以后元代诸帝中除了泰定帝以外差不多都留下了翰墨手迹2。证明他们的汉文化素养与漠北四汗和世祖、成宗、武宗相比都要高得多。因此正是从爱育黎拔力八达开始元代政治中进一步汉化的趋势明显增强它最初似乎表现出可能冲破前代体系格局中汉、蒙、回回法的原有平衡从而使制度一新的迹象；但随着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反复较量最后演变为一系列粉饰文治的行动。中元历史的下一个阶段就是遵循着这样的线索展的。 2至大时对外任官改颁禄米的标准远低于各品秩的官员原来获得的职田租额并且阻断了他们对职田租户的额外勒索。这一措施因损害了大部分官僚的切身利益而遭到强烈反对。见沈仁国：《元代的俸禄制度》《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2-13辑合刊本1989—199o年。 1许有壬：《谨正堂记》《至正集》卷三六。 2据《经世大典·叙录·御书》真金尝有临帖字迹“藏之东观以示子孙。迨夫仁宗皇帝、英宗皇帝时有宸翰宠赐群臣。传至钦天德圣至德诚功大文孝皇帝（按指文宗）则辞章之粹、书法之圣度越前代帝王矣”。顺帝书法亦精详下文。参见《元文类》卷四一。 第八章从变通祖述到粉饰文治第一节皇庆延祐间汉法的再推行及其波折“崇文右儒” 由于爱育黎拔力八达“武奋清宫”、“文参定策”的功迹元武宗在即位的翌月朔旦即立之为皇太子面授金宝又遣太尉丞相塔思不花持节授予玉册并约定“自是兄弟叔侄世世相承”1。以后武宗渐萌改储之心。至大三年武宗身体不适委托三宝奴召集亲信议更改储副事宜。三宝奴以叔侄相授难以凭信为理由主张重立海山长子和世■为储君。这时早已受答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母子拉拢的康里脱脱慨然以“三宫协和”为己任竭力反对违背前约遂罢议。次年正月武宗死。爱育黎拔力八达终于熬过四年潜龙蛰居的艰难时日顺利继位是为仁宗。 仁宗长年生活在汉地。从十岁左右起就与海山一起在著名的师儒李孟辅导下学习儒学。海山镇北以后李孟更成为仁宗早年朝夕不离的导师。大德年间起跟随仁宗的其他侍臣除汉人儒士如陈颢、王结等人外还有很多是色目、蒙古人。但他们大多数也都对汉文化和儒学有较多的了解和同情。仁宗被册立为皇太子以后新入东宫的侍巨大多数是汉人当时已以文名为天下知的姚燧亦以七十岁高龄起为太子宾客。在这种崇文右儒的风气激荡下仁宗的汉文化素养应明显地高于在他之前的元代诸帝。书法至少从两宋以来就被视为中原皇帝最重要的修养之一仁宗有“御书除官制”传世似是最早掌握了书法技艺的元朝皇帝。1作为这样一个文化背景与武宗完全不同的君主主持朝政伊始仁宗即将武宗的施政方针完全否定。武宗死后两天他就下令罢尚书省“百司庶政悉归中书”（《元史·文宗纪一》）。又过了四天以“变乱旧章流毒百姓”的罪名诛脱虎脱、三宝奴、乐实等尚书省主要官员五人。尚书省的理财措施大多被汉儒看作是“回回法”。因此汉人对诛杀西域人三宝奴最感痛快。当时人作诗志喜有“受尽君恩弄尽权富倾御府贵熏天”“富1阎复：《皇太子册文》《元文类》卷十；《元史》卷一三八《康里脱脱传》。1袁桷：《仁庙御书除官序》《清容居士集》卷十七。按当时人的看法“帝王德业虽不系乎书然寸心之微众欲攻之。不惑声色则荒游畋。万机之暇诚绝众欲。深宫静己寓意于书。心正笔正出治之源于是乎清矣”。足见书法在某种程度上被看作万乘之君正心诚意所必需的一种基本修养。见许有壬；《恭题伯颜奎章阁记赐本》《至正集》卷七一。据传南宋第二帝孝宗以书法优秀才被高宗选为帝位继承人。是知将书法看成培养帝德的基本训练在当时是何等流行的观点。贵转头成鬼扑奸谀到死带奴颜”等句其矛头都针对着三宝奴2。三月仁宗正式即位。即位诏中宣布：“除枢密院、御史台、徽政院、宣政院各依旧制其余诸衙门及近侍人等敢有擅自奏启中书政务者以违制论”；“至元三十年已后诸衙门改升韧设并多余员数非世祖皇帝之制者从省台分拣减并降罢”1。翌月又下诏废至大银钞和至大铜钱恢复中统钞的行和使用。至此武宗以“惟新”为核心的全部措置几乎在两三个月内被扫荡干净。仁宗初执国政确实取得了“风动天下”的表面效果2。 自从忽必烈之后元朝诸帝的政治率以遵行世祖成宪为标榜。被仁宗斥为“辄意变更”祖制的至大年间钞币改革在实行当初也曾被说成是“乃循旧典”的行动。仁宗对武宗朝政的批评集中在变易至元、大德之政这一点上。实际上尽管武宗时期选法混乱、机构膨胀干扰了官僚政治的有效运转和正常机能但在其他方面它并没有触动忽必烈遗规的基本格局。真正在一些更带有根本性的方面企图改变忽必烈汉、蒙、回回法相参用的统治体制的倒是仁宗自己。不过这些作法深合儒臣和一部分汉化较深的蒙古、色目官僚们的心意所以不但不受谴责且多被美化成为“兴滞补阙”的创设。前期汉法的再推行仁宗前期汉法的再推行主要围绕两个侧重点开展。一是力图抑制诸王贵戚们基于草原分封制而获得的权益进一步加强皇权；二是想用儒术澄清吏治强化中原式官僚政治的运作程序。至大四年冬诏罢诸王断事官蒙古人犯盗诈者令所隶千户鞠问。皇庆二年（1313）四月废除诸王份地达鲁花赤由封主自辟的旧制以流官任之；诸王位下所辟降为副达鲁花赤。有鉴于武宗以镇北亲王的军权夺取帝位仁宗遂命驸马丑汉出总北军加封为安远王；对居庸关的军事守备亦显著加强。这些措施应当含有暗中防范业已镇北多年的晋王势力坐大的用心。至于澄清吏治的关键环节则是严禁近侍干政整顿选法登用儒士。至大四年七月诏谕省臣：“朕前戒近臣毋辄以文记传旨中书。自今敢有犯者不须奏闻直捕其人付刑部究治。”（《元史·文宗纪一》）延祐元年（1314）六月敕内侍自今只授中官不畀文阶。十月又敕由吏入仕者晋官止于从七品。也就在这一年元朝举行了实行科举制度后的第一次乡试。与他之前诸帝相比仁宗用儒抑吏的倾向可以说是至为鲜明。 自从十三世纪三十年代元朝灭金迄于仁宗复科科举取士制度在中原2刘壎：《三宝奴伏诛》《水云村泯稿》卷五；尹廷高：《三宝奴丞相故宅》《玉井樵唱》卷中。1刘敏中：《皇庆改元岁奏议》《中庵集》卷十五。按姚燧所撰仁宗即位诏载《元文类》卷九其文稍异于《元史》卷二四《仁宗纪》一所载。惟二者均未录诏书所附条画。因此上引条款仅见于刘敏中奏议。2《元史》卷一七六《刘正传》。 汉地停废几达一个世纪（河北、山东从十三世纪初即因被蒙古攻占而未行科举）；江淮以南自宋亡以后废科亦已三十余年。元朝用人制度高级军政官员率多出自勋贵子弟即所谓“方今出宰大蕃、入为天子左右大臣者皆世胄焉”1；中下级官员很大一部分都由吏员晋升“中土之才跻是者十”2。从忽必烈时代开始虽然历朝几次议行科举但它总是被视为不急之务。中原传统的封建官僚体制向来靠儒学培植根基。“世胄”中除了少数几家汉人世侯的后人外大多数是蒙古、色目人；而选拔吏员的实际标准经常是“吏廉无才不若亡廉而才”1。所以随着政纪日渐废弛拔擢儒士以补“季劳用人”的积弊在汉人儒生乃至部分汉化的蒙古、色目官员中间成为越来越普遍的话题。仁宗个人的文化背景使他受到这种观点的强烈影响。所以他一登基就宣布：“朕所愿者安百姓以图至治。然匪用儒士何以致此？”（《元史·仁宗纪一》）至大四年七月诏“勿限资级”拔擢儒生任国学、翰林、秘书、太常及儒学提举等文职“虽白身亦用之”。皇庆二年十一月以行科举诏颁布天下。每三年开试一次分乡试、会试、殿试三道。按右、左两榜分别取录“国族暨诸部”和汉、南人士子。考试科目分经义疑、古赋诏诰章表、时务策论三门。“经疑经义以观其学之底蕴；古赋诏诰章表以著其文章之华藻；复策以经史时务以考其用世之才”2。元朝科举取士的规模相当有限对于改变当时的官僚构成并没有多大的作用。但是科举制度在废止数十年之后被仁宗恢复对整个社会都生震动性的效果。尤其是处于压抑状态中的士人更把它看作“文运将兴”的标志。因此在他们的感觉中延祐复科“如阳春布获阴崖冰谷荄粒无不翘达”3。科举考试一以程朱理学对儒学经典阐释为判卷标准也推动了理学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普及。 在整顿吏治方面的另一项努力是编纂有关国家政制法程的各部类单行法总成一书。元朝行政立法长期根据因时立制、临事制宜的原则用条格、断例等形式个别颁布。各级政府机构均置“格例簿”“遇事有难决则搜寻旧例；或中无所载则比拟施行”1。随日积月累针对各种具体问题颁的格例越来越多于是出现新旧相悖、冗杂重出的现象致使行政紊乱极大地增加了官吏任情玩法、用谲行私的便利。仁宗时始对现行格例加以类集折衷、整理增删以期统一法制。延祐三年夏书成分“制诏”、1刘岳申：《送吴澄赴国子祭酒序》《申斋集》卷一。 2陶安：《送马师鲁引》《陶学士集》卷十五。 1杨维桢：《送范致道序》《东维子文集》卷五。 2郑玉：《送唐仲实赴乡试序》《师山集》卷三。 3徐明善：《送汪子中序》《芳谷集》卷二。 1孛术鲁翀：《大元通制序》《元文类》卷三六。同卷有马祖常《风宪宏纲序》。此书所载系御史台“训辞”。或以为是即成书于延祐三年的《大元通制》前身此误。 “条格”、“断例”、“别类”四部分。是书编成后又命朝臣审定虽然终仁宗之世未及颁行但它却为英宗朝颁布天下的《大元通制》奠定了充分的基础。 后期的政治弊端皇庆、延祐之初汉法的再推行从一开始就处在答己太后集团的掣肘之下。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之一铁木迭儿武宗初任宣徽使时就与答己关系非同寻常。至大元年铁木迭儿被外调江西、云南。后来他擅自“离职赴阙”偷偷回到了答己身边最后以皇太后旨“得贷罪还职”。武宗一死答己趁仁宗尚未即位从兴圣宫降懿旨抢先召铁木迭儿回京并用为中书右丞相。这年春天答己以“内降旨除官千余人”“徽政、宣徽用人率多罪废之流”（《元史·仁宗纪一》）。太后这种纵情私欲、浊乱朝政的行为用儒家学说关于端坐宫闱、“母仪天下”的规范来衡量相差实在太多。她与仁宗所信任的儒臣之间的潜在对立毫无疑问是存在的。 仁宗对答己母后的态度颇有微妙之处。他对答己肆行威福心中肯定怀有不满。延祐元年敕内侍只授中官很大程度上当针对内降旨除授而。皇庆二年初太后起用的中书右丞相铁木迭儿“以病去职”。是年十二月以归葬父母规避铁木迭儿的李孟还朝仁宗立即以中书平章政事之职复授之。事隔不到半年铁木迭儿复为相李孟即行乞退。延祐元年末李孟虽仍拜为中书平章但似乎只是为了以中书执政地位主持策试进士的科举考试自此以衰病不任事。仁宗出于无奈又起用御史中丞萧拜住为中书右丞寻升平章政事期以牵制铁木迭儿1。中书省内这种变动不居的人事更替曲折地反映出帝、后之间对官僚中枢的暗中争夺。 汉族文人多把仁宗对答己的曲意退让奉承为“孝养顺承惟恐不至”称赞他“视虞舜而不愧”2。但是除了仁宗个性的孝顺以外促成帝后之间妥协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实际是他一意改变叔侄相继的先约要把皇位传给自己儿子的私心。延祐二年十一月仁宗迭经犹疑之后终于下决心采取行动遂封武宗长子和世■为周王；次年三月又置周王常侍府命随周王道经陕西、四川之云南就藩。和世■到陛前入辞赖伯铁木儿向仁宗力谏方得“留燕饯而后行。道途委积百尔所须皆为之豫备”3。和世■行至陕西遂利用关中驻军动兵变分军攻潼关、河中府。已而以内部不和退兵；1《元史》卷二o五《铁木迭儿传》；卷一七五《李孟传》。皇庆二年正月铁木迭儿从中书去职据黄溍《伯帖木儿家传》是传主向太后叩头力陈的结果。见《黄金华集》卷四三。2苏天爵：《高昉神道碑》《滋溪文稿》卷十一；许有壬：《庆云赋》《至正集》卷一。3黄溍：《伯帖木儿家传》《黄金华集》卷四三o。 和世■“盘桓屯难草行露宿”狼狈西奔到金山投靠察合台后王1。在遣周王出京的同年年底仁宗便迫不及待地立自己的儿子硕德八剌为皇太子并于次年闰正月诏告天下。汉文记载都将仁宗胁迫和世■离京就藩、改立己子为皇太子的行为归咎于答己集团或云“兴圣诸臣定谋禁中”或云“丞相铁木迭而欲固位取宠乃议立英宗（按即仁宗子硕德八剌）为皇太子”。无论如何仁宗改储的意图亟须母后的赞同而且事实上也获得了答己太后这一方的支持。他为此不可能不付出某些代价。差不多与此同时在河南、江南等地实施的“经理法”由于蔡五九起事而宣告失败。这一挫折也促使他在政治上趋于消极转而向后党妥协。 延祐经理本来是仁宗推行改革的重要经济措施之一是要通过核实田土占有状况来甄别隐占考较田粮。延祐元年冬遣张驴等人分道经理江浙、江西、河南三省田粮“诏江南东、西道及浙西道民先自实土田”2。由于当时各地吏治“郡县并缘以厉民”因此“经理考核多失其实”3。奉行过当的结果“自实土田”演变为括田的暴政有些地方甚至撤毁民庐“夷墓扬骨”以虚张顷亩。延祐经理的惨烈于“赣为甚宁都又甚”4。二年四月蔡五九在宁都州起兵反元进围州城烧四关转攻福建；至九月方在江浙、江西两省元军合剿下失败。由于怨言腾沸仁宗被迫下诏凡在三省经理中查出的漏隐田土免征租税三年。五年又下诏罢河南新括民田依旧例输税。江西部分地区后来亦因民众反抗而免征新税。尽管这次经理所确定的土田亩积在很多地方还是被登入籍册作为后来的征税依据但延祐经理在当时人们印象中仍是仁宗在位期间的一项重大劣政。由于上述种种原因的综合影响元仁宗即位之初那种一新政治的锐气到延祐二、三年间逐渐悄然退失。他本是一个好酒之徒1又颇为迷信2。这时他的个性更在内心矛盾的浸逼下变得乖戾多疑。哈剌乞台氏人回会“尝朝仁宗皇帝别殿。见近臣疾[趋？]出公徐入玉色殊不怡。左右无一存者公退拱立。上默然以手命公辟户。久之复手命阖户。又久之命公取某物敬奉以前。公出左右入。翌日平章萧拜住入朝。上若曰：‘朕端居深念忧形于色左右望走。然回会色不变。彼望走者皆内愧于心者也。回会自信1许有壬：《晋宁忠襄王碑序》《至正集》卷三四。 2李存：《送李总管序》《俟庵集》卷十六。 3危素：《余姚州经界图记》《危太朴文续集》卷一；黄溍：《倪渊墓志铭》《黄金华集》卷三二。4刘岳申：《孙正臣墓志铭》《申斋集》卷九。 1仁宗在东宫为皇太子时萧■曾上《酒诰》。“盖当时近习多侍上燕饮故公以是训陈之”。见苏天爵：《萧■墓志铭》《滋溪文稿》卷八。 2“延祐间都城有禁不许倒提鸡犯者有罪。盖因仁皇之乙酉景命也”。按仁宗生于酉年属鸡故有是禁。见杨瑀：《山居新话》。 无愧朕亦信之。’”3仁宗对近臣的猜忌或不实但他所谓“端居深念忧形于色”确实是自内心的自言。在这种心态下原先颁定的一些措施甚至有收回的。延祐四年六月敕诸王、驸马、功臣分地仍旧制自辟达鲁花赤。诸王的滥封滥赏又逐渐开始。延祐五年礼部奉旨铸三公等印竟达二十六颗。早在延祐三年编定的制诏格例汇集延宕多年不克颁行也反映了仁宗后期政府工作效能的疲软。 在帝后矛盾缓和的同时省台冲突又显得激烈起来。延祐四年六月内外监察御史四十余人以御史中丞杨朵儿只为参劾中书省右丞相铁木迭儿受上都民张弼贿赂六万贯强使上都留守贺胜释其殴人至死罪行并盗视国史、占夺晋王田产、受伊利汗合儿班答使人钞十四万贯等事。仁宗闻奏震怒于宫廷“击碎太师印散诸左右”1。铁木迭儿惧走匿太后近侍家中有司无法捕拿。仁宗为此不乐者数日。此案最后以铁木迭儿罢相了结。但是铁木迭儿居家未逾年又起为太子太师。可见最高统治层内部一旦互相妥协以台臣为代表的朝廷舆情即使再有声势亦不能真正匡救时弊。仁宗晚年倦于政事关心硕德八剌的顺利继统甚乎其他一切。早在仁宗即位之初已为硕德八剌置四宿卫。延祐六年六月以至大年间隶于仁宗的东宫卫军左卫率府（后改中翊府又改御临亲军、羽林亲军）万人隶皇太子硕德八剌。甫逾月又以由者连怯耶儿（译言黄羊川）万户府等军人组编的右卫率府（延祐五年建）隶东宫。八月、十月复以授皇太子玉册、郊祀诏天下。应是在此前后仁宗甚至向近臣放出空气说：“朕闻前代皆有太上皇之号。今皇太子且长可居大位。朕欲为太上皇与若等游观西山以终天年不亦善乎！”2这些异乎寻常的举动表明仁宗迫切地希望硕德八剌能平稳地继承帝位甚至想在自己生前就看到这一天。 延祐七年正月仁宗死年三十六岁。硕德八剌在皇祖母答己的扶持下继承皇位。少年气盛的英宗在太皇太后和她的幸臣铁木迭儿死后力图一伸平生抱负厉行新政终因果于刑戮使朝内外保守势力普遍产生怨惧心理遂招致权臣弑宫的历史悲剧。 第二节至治新政和南坡之变至治新政元英宗自出生以后便一直在他父亲仁宗的身边长大。他所接受的儒3刘岳申：《回会墓志铭》《申斋集》卷八。此时萧拜住已为平章政事故当为延祐三年六月以后的事情。 1危素：《月鲁帖木而行状》《危太朴文续集》卷七。 2危素：《月鲁帖木而行状》《危太朴文续集》卷七。 家的说教相比较而言算是很充分的所以颇思大有为于天下。但他又是元代唯一的一个在临朝执政前未经过任何困厄磨砺的皇帝。他要实现自己的志向主观条件并不很有利客观上的阻力和障碍也相当大。仁宗一死答己太后便以太皇太后之尊制出中宫把被罢了相的铁木迭儿重新调入中书省出任右丞相。铁木迭儿复相后“睚眦必报”对从前弹劾过他的人肆行威福予以打击1。英宗本人缺乏象忽必烈和仁宗那样的既有声望又足可信赖的潜邸侍臣班子这时候差不多处于孤立无援、“孑然宫中”的境地2。所能托付者一个是与他同样迂阔而不谙世故的年轻宰相拜住另一个则是暗藏祸心的妻舅铁失3。至治新政在这样的形势下开场即使没有铁失弑宫的突事件其结局也是可以想象的。 自延祐七年正月仁宗去世直到至治二年（1322）秋从元朝中央政府的政令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两个不同政治派别的施政倾向及其互相冲突。仁宗死后第三天英宗尚在“素服寝于地日歠一粥”的居丧期间答己便故伎重演抢先命铁木迭儿为右丞相。翌月铁木迭儿即与内朝相为表里夺前中书平章政事李孟所受秦国公印命四川拘捕行省平章赵世延到京并以违太后旨之罪杀前御史中丞杨朵儿只、中书省平章萧拜住。与此同时与答己集团关系密切的黑驴、木八刺、赵世荣等人则相继从外省调入中书任职。这样仁宗时期曾与答己和铁木迭儿相对抗的汉法派中坚分子在英宗即位之前就遭到了答己的清洗幸免于祸的汉人儒士也在淫威慑逼之下箝口摇手不敢再多出议论。答己还想进一步扩大清洗的范围通过徽政院使向英宗“请更朝官”。英宗显然不满太皇太后的作为回答说：“此岂除官时耶？且先帝旧臣岂宜轻动。俟予即位议于宗亲、元老贤者任之邪者黜之可也。”（《元史·英宗纪一》） 延祐七年三月英宗即帝位于大都。此后在有关朝廷中枢机构的人事安排问题上帝、后双方长期争持不下。铁木迭儿以赵世延尝劾其奸诬以不敬下狱请杀之并究省台诸臣。英宗不允私下对近臣说：“顷铁木迭儿必欲置赵世延于死地。朕素闻其忠良故每奏不纳。”（《元史·英宗纪一》）铁木迭儿又以和市织币薄恶请免右丞高昉英宗还是不允。时而仍有后党得逞的迹象。最早揭张弼案的上都留守贺胜即于英宗继位以后两个月被后党乘隙奏准以“便服迎诏”罪弃市。英宗的态度有时也很强硬。贺胜坐弃市的同月有告岭北平章阿散（原中书左丞相）、新任中书平章黑驴、徽政使失列门等谋废立英宗不待鞠状命悉诛之。他估计此案很可能与答己有关所以急忙将案犯诛杀了事一则除去太皇太后的几名心1苏天爵：《马祖常墓志铭》《滋溪文稿》卷九。 2许有壬：《纠锁南疏》《至正集》卷七六。 3许有壬在泰定朝所上《恶党论罪》中称铁失“妹为君配已正位次先帝待之情过骨肉”。见《至正集》卷七六；屠寄：《蒙兀儿史记》卷十九《可八剌传》卷一五三《氏族表》。腹二则也阻止了案犯旁牵蔓引致使帝、后矛盾进一步表面化。 尽管有后党的在在牵制英宗登基之后还是急切地希望有所动作求收效以逞快一时。他下诏由吏入官秩止从七品恢复了仁宗时曾经公布但又很快收回的规定；命京师势家与民均役；课回回散居郡县者户岁输包银二两；罢僧、工、伶滥爵及建寺豢兽之费禁僧人驰驿；禁献珠宝；此外还有一大批官僚机构被压低品秩有的干脆被撤罢；为了增加收入又增两淮、荆湖、江南东西道田赋斗加二升。但是这些措置的实际效果究竟如何不是没有问题的。据《元史》本纪延祐七年六月“罢徽政院”。半个多月之后又有罢章庆司、延福司、群牧监的记录。章庆等司都是徽政院所属司署。如果撤销徽政院的前令能够顺利实施就不会再下诏罢章庆等司。这第二次诏令是否落实也有疑问。据《元史·百官志五》章庆司、群牧监与徽政院的其他许多所属机构一样是在答己死去的次年（至治三年）才撤销的。看来英宗的诏旨有一些在京城之内都不克实行。关于罢建寺之费等规定更被他本人热衷营造的行为所破坏。延祐七年十一月诏“各郡建帝师八思巴殿其别视孔子庙有加”。这应是在全国范围修建帝师寺的开始1。这一时期的其他营建项目也不少甚至已到“民劳役巨”的地步2。至治二年（1323）月权臣铁木迭儿和太皇太后答己相继死去。英宗感受到的政治压力顿时减轻他推进新政的决心也大为加强。十月英宗擢升木华黎后人拜住为中书右丞相虚左丞相之位而不拜以示对拜住信任之专；次年五月又以铁失独署御史大夫事与专任拜住用意相同。这时两人还已分别兼领左、右钦察卫和宗仁卫事以及左、右阿卫和中翊卫事。军政权力的高度集中也隐约反映出英宗身边堪受信用的人似乎不是很多。自十月以后英宗新政的主要措施包括：1.大量起用汉族官僚和士人张珪、王结、王约、吴险等人都被召擢。“士大夫遭迸弃者咸以所长收叙；文学之士则待以不次之除”。为召起虞集朝廷遣使赴蜀未遇；求之江西又不见；时虞集方省墓吴中使至乃受命趋朝1。可见当时朝廷起用儒臣心情之迫切。2.推行“津助赋役法”即在各地确定一部分田亩“使应役之人更掌之收其岁入以助役费官不得与”。在苏湖地区“凡民田百亩令以三亩入官为受役者之助”。此处所谓“入官”仅指在各义上被征用为官田实际上助役田多被分配到承当差役的各人户归他们经营（自种或招佃）以1据吴澄：《抚州路帝师殿碑》“仁宗皇帝命天下各省各路起立帝师寺以示褒崇。今上嗣服再颁特旨。圣心眷注俾加隆于文庙不与其余不急造作同”。则此命初颁似在仁宗时。见《吴文正公集》卷二六。但元代大量记载表明各地奉朝命建帝师殿、寺乃在英宗时。参见柳贯：《温州新建帝师殿碑》《柳待制集》卷九刘鹗：《重修帝师殿记》《惟实集》卷二。 2吴师道：《至治四御史诗成宪甫廉使征赋》《吴正传集》卷十。 1黄溍：《拜住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四；《元史》卷一八一《虞集传》。其收入作为当役补贴2。3.至治三年正月诏令朝臣听读审议仁宗时编纂的累朝格例并将延祐二年以来新颁格例类集增补入内。二月遂定名《大元通制》颁行天下所收断例、条格、诏赦、制令凡二千五百三十九条。是书条格和断例部分的篇目和编排分别依照金《泰和律令》和《泰和律义》。《大元通制》中的许多条款在形式上虽然属于临事制宜的个别指令或纪录公文但它们作为单行法对处理类似事务具有普遍的法律效能。因此《大元通志》是具有法典性质和权威的官方政书对于统一元朝的政制法程起了积极的作用也体现了元廷通过颁布法典来加强它作为一个中原王朝的正统形象的用心。4.清算太后集团遗毒澄清吏治。至治二年十一月答己死后甫两月英宗再次出“罢世祖以后冗置官”的诏令。翌日即罢去徽政院。按徽政院原是侍奉皇太后的机构答己死后撤罢徽政院本来理属当然但在当时情况下减罢“徽政院断事官、江淮财赋之属六十余署”（元史·张珪传》）这一行动难免带有雷厉风行、倾其巢穴的政治色彩。与此同时拜住把原先受铁木迭儿压制而未加追究的“诳取官币”案重新提出来遂诛杀当时尚在世的铁木迭儿之子八里吉思以及刘夔、囊加台仆铁木迭儿父祖碑追夺其官爵及封赠制书他的另一个儿子锁南也被黜职。 所谓诳取官币案的缘起是浙民吴机（一作吴机孙）以贿交权贵谓宋高宗吴皇后为其族祖姑有旧赐汤沐田在浙西愿以献朝。司徒刘夔上其事又与铁木迭儿、铁失等相串通奏赐官币十二万五千锭偿其直却暗中瓜分了这笔巨款。朝廷命官“驰驿至浙西疆其田则皆编户恒产连数十万户。户有田皆当夺入官浙西大骇”1。这件事经本道廉访司闻台被铁木迭儿、铁失等阻挠不上闻。一两年之后台臣复鞠之遂以田归原主刘夔、八里吉思等坐死余者论罪有差惟铁失以亲联天家而获特赦1。但他从此疑惧日甚终于在半年后手弑英宗于南坡行帐。 南坡事变英宗对铁失的宠信似乎并未因他涉及诳取官币案而马上改变。以铁失独署御史大夫事就表在事后两个多月的至治三年五月。但是到六月形势突然生了变化。由于拜住等人将铁木迭儿的“过恶”反复陈奏英宗对这个死去已近一年的权臣的憎恶竟急剧加深而不能自抑。他的怒火开始2《元史》卷二八《英宗纪》二；卷一八五《干文传传》。郑元祐论元末助役田说：“二十年间田贸易主屡迁而役悉仍旧殊为民病”。助役田被当役户作为私产变卖表明“津助赋役法”确曾在各地推行。见《元童遗爱碑》《侨吴集》卷十一。惟碑文说征助役因比例为“亩什抽一”似不可信。1刘基：《宋文瓒政绩记》《诚意伯文集》卷六。 1《元史》卷一三六《拜住传》。按八里吉思之名见黄溍《拜住神道碑》《元史·拜住传》作八剌吉思。《元史·英宗本纪》写作宣政院传八思吉思此名中前一个“思”当为“里”之讹。泄到被视为铁木迭儿“奸党”的那些朝臣包括先已宣布赦免不究的铁上。此时恰逢英宗在上都夜寐不宁。“惧诛者”于是唆使番僧建言作佛事禳灾希冀作佛事而获得大赦。但拜住却声色俱厉地责备番僧：“尔等不过图得金帛而已又欲庇有罪邪？”铁失等人把拜住的话理解为英宗又要惩治“有罪”的暗示。“闻之益惧乃生异谋”（《元史·拜住传》）。八月英宗在从上都南还途中驻跸南坡。铁失以所领阿卫兵为外应先杀拜住又入行幄刺杀英宗。自答己死后重新推行的至治新政不到一年复遭中止。从表面上看来南坡之变完全是一次难以事先预料的突件。但它的生又与英宗的个人性格以及当时的蒙古—回回贵族与汉法派之间的斗争形势具有某种程度的必然联系。虽然汉族文人经常喜欢按照儒家观念将元英宗的形象理想化英宗的个人性格却绝非如此单纯。或许恰恰是由于长期受太皇太后的压抑他似乎比在他之前的任何一位皇帝都热衷于表现天子的威严。史称“英宗临朝威严若神；廷臣懔懔畏惧”1；又称当时“禁卫周密非元勋贵戚不得入见”2。但是在“威严若神”的虚名下处处受制于答己反过来更增加了英宗的心理挫折结果只好迁怒于臣下。因此英宗朝“大臣动遭谴责”3与以前诸朝讲求“惟和”对臣下宽纵有余的政风完全不同。另一种泄的方法是酗酒酗酒又往往以乘醉杀人收场。时人记载一个被冤杀的艺人史骡儿云：“至治间蒙上幸。上使酒纵威福无敢谏者。一日御紫檀殿饮命骡弦而歌之。骡以‘殿前欢’曲应制有‘酒神仙’之句。怒叱左右杀之。后问骡不在。悔曰：‘骡以酒讽我也。’”4英宗曾为宪台谏修寿安山佛寺而杀观音保、锁咬儿哈的迷失杖窜成珪、李谦亨引起轰动朝野的“四御史”之狱。这可能也是在狂怒不可自制的情形下做出来的事情。延祐七年七月“回回太医进药曰打里牙给钞十五万贯”；十二月“修秘密佛事于延春阁”（《元史·英宗纪一》）。按打里牙为波斯语taryak的音写译言鸦片；元末宫廷曾流行男女双修、恣情房中的“秘密佛法”英宗朝修“秘密佛事”似乎表明藏传佛教的这一套教理当时业已传入元廷。那末英宗这种狂暴多变的习性是否与他可能服用鸦片或者纵情声色的放荡生活有什么关系呢？ 英宗这种个性使他难以在自己身边聚集起真正积极维护新政的政治势力同时却把越来越多的人推向自己的政敌一边。答己、铁木迭儿死后他不但没有利用时机示以宽恕争取缓解与太后集团党羽的关系而后再伺机各个击破反而自以为对立面已经瓦解因此继续对他们任情用法。铁失敢以臣子弑君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看出了蒙古诸王勋贵已经对英宗产生普遍1苏天爵：《董守简墓志铭》《滋溪文稿》卷十二。 2黄溍：《拔实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五。 3黄溍：《答失蛮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四。 4王逢：《史骡儿引》《梧溪集》卷四。 的怨忿。南坡之变生时“宗戚之中能自拔逆党、尽忠朝廷者惟有买奴”。这条材料生动地说明英宗当时已经何等孤立1。因此即使他不死于南坡至治新政又能推行到何种程度也是容乐观的。 1《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纪》一。《元史·英宗纪》有两年未提到朝廷对诸王颁岁赐之事。如果这不是因疏忽而失载则是英宗对待宗亲勋戚刻薄寡恩的又一例证。 第三节晋邸继统与两都之战晋邸继统自从忽必烈建国以后元朝虽然一直没有放弃“王政”（即宗王出镇制）与“省政”（即行中书省制）并用的制度但是由于国家行政职能现在主要是通过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来实现的蒙古诸王对日常行政事务的干预毕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不过当大汗去世需要选举和拥戴新汗的时候他们仍然拥有不可忽视的传统权力特别是在先帝没有按汉制册立皇太子时就更是如此。仁宗和英宗父子在位十余年与接近权力中心的蒙古诸王中大部分人的关系都已相当疏远。当铁失与他们秘密串联的时候他们似乎都同意在英宗之后拥戴真金长子甘麻剌的次子、镇守漠北四大斡耳朵的嗣王也孙铁木儿作为新君。至治四年六七月间铁失决计以孤注一掷的刺杀行动来中止英宗对他的追究和诛罚遂遣急使至土剌河行营将谋逆计划密告晋王和他的亲信倒剌沙并相约“事成推大王为皇帝”。也孙铁木儿立即囚禁来使遣人往上都告变；未至南坡之变生。不久诸王按梯不花、前太师月赤察儿（曾佐甘麻剌镇边）之子淇阳王也先帖木儿奉皇帝玺绶至漠北。九月也孙铁木儿在“其余争立的哥哥兄弟也无有”的情形下于克鲁伦河畔即大汗位后人多以泰定帝称之。帝位异常顺利地从真金次子答剌麻八剌系转到他的长子甘剌麻系既是因为晋邸具有“宗盟之长”的地位并且重兵在握而且也因为倾向于蒙古本位文化的“迤南诸王大臣”对于仁宗和英宗以牺牲他们的既得利益来推行汉法的政策深为不满。除此以外也孙铁木儿个人历武、仁、英三朝“不谋异心不图位次依本分与国家出气力行来”（《元史·泰定帝一》）所以在蒙古贵族中的口碑应当也比较好。 也孙铁木儿对南坡之变的直接参与者采取了相当策略的作法。与即位诏一同公布的大赦宣布十恶中除杀祖父母、父母妻妾杀夫不赦外其余如谋反、大逆、奴婢杀主等罪概赦不问1。被赦的罪行中包括儒家最为不容的谋反、大逆和最为蒙古人所见恶的奴婢杀主。这些罪名历来与杀祖父母、父母等一样“自世祖皇帝时分不拣那个赦里不曾放来”2。泰定帝的诏赦别出心裁显然意在宽慰铁失等人。因为当时乘舆尚在数千里外“各贼雄据两都或握兵权或操省印或在宪台布满要地号令百姓”因此“故以宽恩而释其疑使恶逆之徒有以自安不至狂肆”1。最初表的1许有壬：《正始十事》《至正集》卷七七。 2《元典章》卷三《圣政·霈恩宥》引至大四年三月十七日中书省奏议。该年正月初五元廷因武宗不豫实行大赦曾宣布连十恶罪一起赦宥。仁宗即位之后中书省以上引奏文入闻遂下制收回成命重新宣布十恶不在赦免之列。 1许有壬：《正始十事》《至正集》卷七七。 中枢官员中即包括谋害英宗的主犯也先铁木儿（任中书右丞相）、铁失（知枢密院事）等。十月在行帐诛也先铁木儿、铁失弟锁南、英宗宿卫士秃满等以原左丞相、晋邸旧臣旭迈杰为右丞相并遣他先行南下主持政务。这时候铁失还在大都以执国命的重臣自居与泰定帝派来的使节一起以新帝即位告祭太庙。据云在仪式进行过程中“阴风北来殿上灯烛皆灭良久方息。盖摄祭官铁失、也先帖木儿、赤斤帖木儿等皆弑君之元恶也”2。旭迈杰等到达大都后又按泰定帝已颁旨诛杀铁失、赤斤铁木儿等人并戮其子孙籍其家产。十一月中泰定帝由北边抵达大都。这时逆臣中的恶差不多已都诛杀。对其他案犯大概原来都有从宽之意。比如铁木迭儿次子锁南因“亲与谋逆”断杖决。但是制命甫下“物议喧腾”最后也被定为死罪同时处死的还不止他一人3。不过这次事件牵涉到的人太多泰定帝抱定的宗旨是“逆党胁从者众何可尽诛”（《元史·张珪传》）。尤其是对于与谋的诸王最后都以流远处置一个没有杀。 也孙铁木儿是在元朝最高统治集团刚经历了一次大变故之后的困难形势下君临天下的。仁、英两朝汉法的再推行打破了世祖制定的汉法、蒙古和回回法兼而用之的平衡格局由此引起各种政治势力的不满。泰定年间又是一个自然灾害频繁的年代。西北连年雨雹、地震其影响达于荆湖北部地区东南从浙东到苏北沿岸不断生海溢华北则时而雨雹山崩时而旱蝗。也孙铁木儿先立年号曰泰定末年改元致和表明他的政策重心是要用惟和来求稳定。 为了弥平内部疮痍在即位之初他就将英宗朝被流徙远地及遣还原籍的“诸王官属”二十四人调回京师前朝被冤杀和流远的御史台官亦多被昭雪存者召还录用已死者追加赠封。被远徙的诸王也都获赦还部。宗王图帖睦尔（即日后的文宗）、阿木哥分别从海南和大同召还京师；同时他又将自己的外侄女八不沙送往西北作和世■（即日后的明宗）之妃。辽王脱脱在英宗末年矫旨擅杀宗亲不花即里等百余人；台丞奏请治罪但最终被泰定帝宽宥受厚赐后放还辽东。这个时期出镇内地的宗王也比前朝增加如以买奴为宣静王镇益都以宽彻不花为威顺王镇湖广以阔阔不花为靖安王镇陕西等。按时人理解“王皇子视封建置行中书省、廉访司视中国”1宗王出镇被视为一种分封建藩的制度形式在内地扩大这种制度实际上是以损害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为代价而增加诸王的权益。 在财政方面泰定帝仍用世祖成法用回回人理财。尽管汉族儒臣对“时相多西域人”颇为反感2但是他们毕竟在灾变连年的情况下大体维持了经2陶宗仪：《辍耕录》卷二《贼臣摄祭》。按也先铁木儿已在漠北被泰定帝处决未与大都告庙事。3《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纪》一；许有壬：《纠锁南状》《至正集》卷七六。1刘岳申：《云南中庆路儒学新制礼器记》《申斋集》卷六。 2苏天爵：《孛术鲁翀神道碑》《滋溪文稿》卷八。 济的稳定。这时继续采用南粮北运的办法来平抑京畿物价稳定民间市场。泰定三年海运粮总数达三百三十七万石实到三百三十五万石是为元代抵京海运粮的最高纪录1。 自延祐三年以往元政府一直通过压低钞币行额来抽紧银根控制物价上涨。延祐六年、七年大概是因为政府财政状况恶化突然增加钞币行额来弥补收支亏负结果引起又一次通货膨胀。这次涨风一直延续到英宗末年。泰定朝继续实行显著减少印钞数的措施结果物价逐渐跌落到延祐六、七年以前的水平有些物品甚至还低于腾贵前的价格水平。为增加政府收入这时还实行入粟拜官的制度。盐引的官定价格仁宗初年涨到一百五十两钞一引泰定二年居然又下跌到钞一百二十五两到四年后的天历年间才恢复旧价。旧史家评定泰定年间是“天下无事”的“治平”时期从经济方面来说是很允当的。 在竭力平息蒙古、色目人怨情的同时泰定帝实际上也敏锐地意识到儒臣和一般汉族民众的感情态度对于增加或削弱王朝政府的合法性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力。汉人儒臣对元英宗及其丞相拜住的追思和仰慕乃是当时一种很普遍的情绪。张养浩这样描写他回忆起英宗“御容”时的心情：“封章曾拜殿廷间凛凛丰仪肃九关。回桥山泪成血逢君不忍问龙颜。”2泰定帝作为一个具有更多的蒙古文化个人背景的君主要在这样的气氛当中取得朝中汉人的拥护是很不容易的。尽管他不太听得进汉人儒臣的各种建言但在表面上对他们仍相当尊重。张珪有病诏常见免拜跪并赐小车得乘至殿门下。英宗留下的旧臣王约等人泰定间仍以“三老”受到尊礼奉诏商议中书省事。自世祖以来太庙岁仅一祀；英宗复古制一岁四祭。时太常院臣请裁择泰定帝说：“祭祀盛事也。朕何敢简其礼命仍四祭。”不过庙祀仪式十分繁琐复杂尤其是夏、秋两祭英宗时尚沿用原先为孟冬卜日大祭而设计制作的法服“被服夹衣外降拜跪往往暑气蒸郁流汗沾濡”。泰定帝不肯学元英宗亲祀宣称“朕遵世祖旧制其命大臣摄之”1。科举取士这时也遭到主政大臣的反对“惴惴几坠”但泰定帝终于还是保留了被汉人看重为“国家文治正在于此”的这项制度2。由名儒向皇帝进讲帝王之道的作法则在泰定元年展成正式的经筵制度“始以省、1天历二年运粮352万石惟至者仅334万石不及本年度到京粮数。 2张养浩：《赠李秘监至治间画御容》《归田类稿》卷二o。 1《元史》卷二九、三o《泰定帝纪》一、二。柳贯：《请添造单罗法服状》《柳待制集》卷七。按柳贯所记为摄礼仪的状况。天子新祀当亦如此。 2据许有壬：《送冯照磨序》此事生在泰定帝即位当年。《元史》卷一七二《曹元用传》提到宰执有停科举庙享、只存冬祭之仪系于泰定二年记事后。但这段文字似乎也可理解为是对泰定二年前有关史事的追述。 台、翰林通儒之臣知经筵事而设其属焉”3。以吴澄、邓文原、虞集、王结等名士担任进讲官执经以从。 然而虚崇儒臣的措施即便是表面文章也仍然是很有限的。“当国得君”的大臣多是与汉文化隔膜颇深的蒙古、色目人“日趋禁中固宠苟安兼旬不至中堂”。泰定间省台冲突又一次趋于尖锐。中书参政杨廷玉以赃墨败御史台奉旨收捕之。左丞相倒剌沙诬以“罔上”欲置台臣于重辟以泄私憾。张起岩三上奏章抗辩“事乃得释犹皆坐罢免还乡里”。中书省甚至以“星悖地震”奏准大赦宣布要重新擢用“自英庙至今为宪台夺官者”4。这个时期的省台冲突依然曲折地反映着蒙古回回势力与汉法派之间的斗争。与他们在仁宗和英宗时期高涨的情绪相比汉人儒臣在泰定一朝始终怀有难以言状的受挫感大多数人的政治态度都相当消极。 两都之战真正对泰定帝具有吸引力的一项中原王朝制度是册立皇太子制。泰定元年三月泰定帝在册封皇后八不罕氏同时立年幼的长子阿剌吉八为皇太子并命朝臣摄祭太庙以告。致和元年（泰定五年二月诏下改当年为致和元年）七月泰定帝死于上都。半个月后阿剌吉八便以储君名义与皇太后联名降旨谕安百姓。他的正式登基似乎只剩下一个时间问题。但到八月初燕铁木儿抢先在大都动政变两都之间争夺帝位的斗争很快演变为遍及北部中国的内战。 燕铁木儿是元武宗漠北旧部中最受宠信的武将床兀儿之子。武宗夺得帝位之后床兀儿继续在岭北带兵燕铁木儿则以宿卫身份随驾南下。仁宗朝燕铁木儿袭左卫亲军都指挥使到泰定朝更兼佥枢密院事。这时候仁、英宗两朝大受削弱的武宗旧人的子女中渐生用世之志者绝不仅燕铁木儿一人。虞集提到哈剌拔都儿说其先人在武宗朝当政之日哈剌拔都儿“兄弟尚幼。及其长也慨先世之遭逢伤事变之不易思愤忠鲠以报国家未尝一日忘也”1。他们所谓“报国家”实际上就是抱着“天下者我武皇之天下也”的观念2要把帝位夺还海山系。致和元年泰定帝以染疾罢猎不久即赴上都度夏。这时留守大都的燕铁木儿不仅直接掌握着左卫亲军以及由其同族统率的钦察卫侍卫亲军而且身居“总环卫事”的要职有权调度拱卫京畿的其他宿卫部队。他与随驾北巡的同党相约一旦泰定帝去世就在上都和大都同时行动用政变方式迎立武宗后人即位。泰定帝死后上都3许有壬：《赦赐经筵题名碑》《至正集》卷四四。 4《元史》卷一八二《张起岩传》、《宋本传》。 1虞集：《跋哈剌拔都儿充奎章阁捧案官制》《道园学古录》卷十。 2语见《元史》卷三一《明宗纪》。 局面迅被拥立皇太子的倒剌沙控制燕铁木儿同党在上都难的计划没有实现1。但在大都政变行动按原计划顺利实施。 八月四日黎明燕铁木儿与西安王阿剌忒纳失里（忽必烈子奥鲁赤后人）集大都百官于兴圣宫兵皆露刃。燕铁木儿号于众曰：“武皇有圣子二人孝友仁文天下归心大统所在当迎立之不从者死。”乃手缚平章乌伯都剌等数人众皆溃散。于是燕铁木儿与阿剌忒纳失里入守内庭宣言遣使迎武宗太子入京封府库拘百司印分处腹心调宿卫军严守皇宫和京畿诸要害；燕铁木儿自居禁中夜则更迁无定所。未几又命人分别诈称图帖睦尔及和世■的赴都使臣扬言两太子已先后启程“旦夕即至”。大都形势基本被他左右“中外乃安”2。 泰定帝病死时武宗长子和世■仍羁留在察合台后王封地。虽然燕铁木儿“宣言已遣使北迎帝”但他是否真心希望和世■入居帝位实际上很难说。他曾紧急任命过一批宿卫军官以待调遣。“既受命未知所谢注目而立乃指使南向拜众皆愕然始知有定向矣”3。可见从一开始燕铁木儿便属意于武宗次子、这时刚移藩江陵的怀王图帖睦尔。政变当日奉命南迎图帖睦儿的明理董阿等人虽然迟至八月中旬方至江陵但先行的报讯急使八月六日已驰驿到达图帖睦尔处。十四日亦即明理董阿等人抵江陵次日图帖睦儿立刻从藩府北上经河南汴梁由伯颜扈从于二十七日赶到大都。差不多与图帖睦儿抵京同时上都方面兵分四路实施对大都的军事行动。梁王王禅、诸王失剌、诸王也帖木儿分别领军直逼居庸关、古北口和辽东迁民镇（今山海关）；湘宁王八剌失里等则绕道山西再向东回攻紫荆口同时可能还带有与拥护上都的陕西军队互相接应的意图；辽王脱脱、左丞相倒剌沙等人仍留守上都。这种对拱卫大都的长城诸关隘实施同时突破、然后从四面包围大都的战略确实严重地威胁着防守兵力十分有限的大都集团。但是把兵力分散在长城一线东西千余里的上都军队如果各自为战互相间缺少配合和精确呼应那么也很容易被集中相对优势的大都军各个击破从而使全线攻势陷于瓦解。 燕铁木儿似乎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除了分出一部分兵力把守长城各关以外他把最能作战的主力集中在自己的直接指挥之下采用迅转移奔袭的方式往返转战于最需要增援的那些战略要地。九月初大都主力先出师居庸关击败关外的王禅迫使他稍事后退。三日辽东军破迁民镇后由东向西挺进。燕铁木儿立即从居庸关星夜赶赴三河、蓟州（今北京市蓟县）一线进行拦截。王禅见大都军主力东去又整军来攻于十六日破居庸关。燕1上都难稍晚于大都事未果行而谋先泄。倒剌沙杀诸王秃满、宗正札鲁忽赤阔阔赤等十八人制止了一场未遂政变。 2《元史》卷三一《明宗纪》；卷一三八《燕铁木儿传》。 3《元史》卷一三八《燕铁木儿传》。 铁木儿闻讯遂留脱脱木儿屯蓟州堵击辽东军自率主力西返。二十日他与王禅先头部队遭遇于榆河流域遂为争夺横跨榆河的红桥生激烈的交战王禅部退至榆林河北。二十二至二十六日凌晨两军在红桥北面的白浮之野（在今河北昌平东北）日夜激战王禅指挥失当连续两夜被燕铁木儿用计惊扰在黑暗中自相攻斗又遭到燕铁木儿的掩杀终于全军溃败。居庸关方面的战事平息。 二十六日上都兵破古北口。燕铁木儿立即乘白浮决胜之威倍道兼行在白浮山以东百余里的石槽堵截由古北口西南行的上都军大获全胜。上都官兵降者万余人残部北逃被燕铁木儿前锋逐出古北口。 古北口解危前后在蓟州阻击辽东军的脱脱木儿以兵力单薄战败。二十八日上都军进据通州（今北京通县）逼近大都。但这支辽东军在通州逗留不进竟长达两天之久遂使燕铁木儿得以从古北口率师南救于十一日黄昏赶到通州。辽东军被燕铁木儿奇袭败绩放弃通州。十月五日它在后撤到通州东南的枣林获得后续部队增援又与追军激战至晚仍败绩被迫从古北口退至长城以北。燕铁木儿遣偏师尾追未及。 取道山西迂回包抄大都的西路军在燕铁木儿赴援通州同时于十月一日攻破紫荆关五日游骑进逼大都南城。燕铁木儿留下部分军队防卫古北口自己再次领军昼夜兼程循北山而西。六日大都方面月初从通州遣往紫荆关增援的四千精兵赶到良乡南与上都军激战忽剌台受创。翌日燕铁木儿又自率主力趋近良乡西路上都军闻风溃散紫荆关复安。从山西分兵南攻冀宁（今山西太原）的湘宁王八剌失里这时已克服该城但是因为围攻大都的四路军队中已有两路完全溃败退至古北口外的辽东军这时也已丧尽原先的锐气湘宁王孤军深入既难以进一步扩大战果更不可能直接影响千里之外的大都战局所以攻占冀宁对上都方面来说至多只是一枝无果之花。十月十一日退出长城的辽东军经过整顿再次破古北口南进。燕铁木儿遂由大都领军往迎在檀州（今北京密云）南与上都军会战再溃之。至是上都方面出攻大都的四路军队全部瓦解。 随着上都方面的军事行动渐次受挫驻牧辽东的东道诸王中一部分起先居于观望立场的人逐渐倒向大都方面。屯防辽东的东路蒙古军元帅府元帅不花帖木儿是燕铁木儿的叔父1他在策反东道诸王方面应当起了一定的作用。齐王月鲁帖木儿（合撒儿后王）、不花帖木儿聚集的若干左手诸王及其将领进围上都。这时候上都兵力差不多已完全消耗在分道南攻的战事中辽王脱脱等勉强整军出城应战兵败；脱脱被斩杀于阵前梁王王禅脱遁。倒剌沙被迫奉皇帝宝玺出降（不久即被诛杀）阿剌吉八失踪。 两都之战虽然只是蒙古、色目高级贵族集团之间的一场内争但是由于1东路蒙古军元帅府于至顺元年（133o）六月改为东路钦察军万户府。据是则这支驻军或以钦察族人为主干。 他们掌握着中央政府和各行省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控制权所以还是把大半个中国拖进了内讧的旋涡。当时各行省的倾向可以分为三个类型。一类如河南、江西、湖广等省被坚决支持大都的官员或诸王所控制。河南行省平章政事蔑儿乞氏伯颜十五岁即入藩邸为武宗侍臣。武宗即位后成为政府中枢的军政要员。但他自仁宗朝起就差不多一直外放所担任的虽然也是行台长官、方面大员等要职毕竟失去了在朝官“密近天光”的优越地位。燕铁木儿难大都后受命南迎图帖睦尔的特使明理董阿道过河南时以所谋密告伯颜。伯颜当即表示：“此（指图帖睦尔）吾君之子也。吾夙荷武皇恩委以心膂。今爵位至此非觊万一为己富贵计大义所临曷敢顾望。”明理董阿遂拘执行省平章曲烈、右丞别铁木儿伯颜“集行属明告以故。于是会计仓廪、府库、谷粟、金帛之数乘舆供御、牢饩膳羞、徒旅委积、士马刍■供亿之须以及赏赉犒劳之用靡不备至。不足则檄州县募民折输明年田租及贷商人货资约倍息以偿。又不足则邀东南常赋之经河南者输止之以给其费”（《元史·伯颜传》）。可见大都方面通过伯颜不仅调动了河南甚至还调动了东南地区的经济资源来支持对上都的战争。伯颜本人在图帖睦尔赴大都途经河南时亲自勒兵扈从北行。在此之前他已以“权署官摄其事”的方式将亲信安排到各郡县牢牢控制了河南局势。到九月底、十月初河南更成为抵拒响应上都的陕西军队东指京畿的重要屏障。湖广行省平章政事高昌王铁木儿补化、镇武昌的威顺王宽彻不花可能早与图帖睦尔有密切交往所以也在燕铁木儿难之初即拥护大都。江西行省亦因两平章倾向燕铁木儿而成为大都集团的积极支持者。 另一类行省则对两都之争持消极观望的立场。大都传檄各地时江浙行省平章换住、高昉等态度暧昧燕铁木儿原拟“锁系行省宰臣”后来因为担心民心震骇易生他变遂改为“给官舸”召省臣五人入京另任亲信明理董阿为江浙平章；高昉在赴都途中受惊而死1。上都方面也遣人从海上到杭州活动虽然被行省当局戮于市但仍不免“人心汹惧”可见局势并不稳定2。由于明理董阿的监临江浙行省始终没有公开称兵而在大都从该地征调军队和物资时它也还是基本服从的1。这与大都政权采取了尽可能不激新对抗的正确策略当有一定的关系。甘肃行省亦因省臣分裂为支持大都、上都的两派互相僵持而反侧不安。直到两都之战结束当地局势才渐次明朗。四川和云南的情形可能更特殊。西省宰臣虽然都无疑站立在武宗系一边但他们都欲拥立武宗长子和世■为帝而对燕铁木儿集团偏向图帖睦尔的种种迹象极其敏感和警惕。所以两都之战进行过程中四川和云南对1黄溍：《史惟良神道碑》《黄金华集》；苏天爵：《高昉神道碑》《滋溪文稿》卷十一。2释大䜣：《送张子安序》《蒲室集》卷七。 1据大䜣：《送张子安序》当时江浙行省因为“北方用兵”而“供给繁剧”。从江浙调军往援潼关未至而复遣还的记录见《元史》卷三二《文宗纪》一。 大都集团的观望多于支持。图帖睦尔即位以后两省先后起兵失败。实际上他们都是站在和世■一边反对图帖睦尔—燕铁木儿集团的。 最后一个类型如陕西、辽东等省是上都集团的坚决支持者。辽东行省的军队是围攻大都的主力部队之一已见前述。陕西行省驻军差不多与上都军同时采取行动。其中路于九月二十五日入潼关进据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西）。北路于九月末从大庆关渡黄河破河中府（治今山西永济）河东郡县守官多弃城而走。惟是后两路军队进展迟缓。北路在十月十五日方至晋宁（今山西临汾）虽与自北而南的湘宁王八剌失里互为呼应但这时京畿地区的战事业已结束陕西军继续东进其势不过强弩之末而已。十月下旬北路军以余勇进至潞州（今山西长治）此后军心懈怠终在十一月初投降。中路军的情况亦相类似。它在十月末破虎牢关（在今河南荥阳和巩县之间）十一月上旬进逼汴梁（今河南开封）。这时全国局势已基本稳定。大都政权乃遣使传檄放散陕西军以示宽宥。屯于汴梁至虎牢关一线的陕西中路军闻诏“各已骇悟”（《元史·阿礼海牙传》）终而从汴梁撤军返陕。陕西南路军出兵更晚于十月中旬末取武关十月下旬至十一月间向南攻占邓州、襄阳。是军亦于十一月中旬末奉大都诏命罢兵撤还。两都之战的余烬至是始告熄灭。 燕铁木儿凭借他出色的政治谋略和卓越的军事才干将帝位夺归海山系后海山长子和世■及次子图帖睦尔之间争夺皇位的暗斗便立即突现出来。燕铁木儿既然居功自傲、一心以专任独署的权臣自期就必定要从巩固自己权势的角度出竭力干预新君人选。于是与南坡之变同样惊骇朝野的血腥杀戮事件再一次在元朝宫廷生。 第四节明文之争和至顺年间的“文治” 明文之争燕铁木儿自大都难之初即属意于出藩江陵的武宗次子图帖睦尔为帝位继承人。虽然他“且宣言已遣使北迎”武宗长子和世■于北边后来又矫称和世■使者南来“云周王从诸王兵整驾南辕旦夕即至矣”但两都之战结束前大都政权并没有真正派使者去邀约过和世■南还。当时由大都通往漠北不一定非取道上都。因此燕铁木儿的这种作法很难用两京道路不通来解释应当别有用心。图帖睦尔到达大都的翌月（致和元年九月）燕铁木儿即以“人心向背之机间不容”为谏示意图帖睦尔抢先即位。五天之后图帖睦尔在大都称帝以当年为天历元年同时宣布“谨俟大兄之至以遂朕固让之心”（《元史·明宗纪》）。 上都克复后图帖睦尔迫于元仁宗在大德末年“推奉圣兄、谦居储2” 的前例遣使往迎和世■。寄居于西北宗藩封地的和世■这时刚满三十岁。根据叔侄相继原则他本应是仁宗的帝位继承人却被逼迫流落北徼因而博得北方宗王的普遍同情；仁、英两朝加强汉法而引起的草原贵族的不满心理可能更刺激起他们要把和世■推上大汗宝座的政治动机。所以当大都使者抵临时“朔漠诸王皆劝帝（按指和世■）南还京师”。和世■在一片拥戴声中飘然启程于天历元年（1328）底东至金山。岭北行省平章泼皮、出镇北边的武宁王彻彻秃相继西驰奉迎。和世■已完全陶醉在这番太平景象中。天历二年正月末他在事先没有告知图帖睦尔的情况下仅仅经过扈行的察合台宗王以及在场的其他漠北诸王、大臣合议就在和林之北即皇帝位。 但是和世■似乎过高地估计了漠北舆情在决定嗣君人选方面的影响力。他一心以为自己可以重演乃父武宗在皇弟“肃清宫闱”之后从漠北南返即位的历史故事却忘记了武宗作为总兵北边的统帅是以三万精兵相扈从的强大武力为后盾而取得帝位的。和世■并没有直接控制强大的军队只有贴身卫士一千八百多人1；察合台后王燕只吉台虽然与他一同南返但是也未见有重兵随行1。和世■欲凭极其有限的政治资源去染指大都集团几经1天历二年八月“赐明宗北来卫士千八百三十人各钞五十锭怯薛官十二人各钞二百锭”。《元史》卷三三《文宗纪》二。 1天历二年三月和世■在从和林前往上都途中曾说：“诸王察阿台今亦从朕远来”。九月文宗“赐武宁王彻彻秃金百两钞币有差”。彻彻秃当时尚在京师与他一起受赐赏的“西域诸王燕只吉台”应当就是扈从和世■到漠南而尚未北返就藩的“诸王察阿台”即察合台后王燕只吉台。见《元史》卷三一《明宗纪》卷三三《文宗纪》二。又据《元史》卷一三九《乃蛮台传》传主曾奉命送太宗旧铸皇兄之宝于浴血奋战才到手的皇位前途本来就不容乐观。但他对此毫不经心任情举措终于导致杀身之祸。 四月携带玉玺北迎和世■的燕铁木儿一行至行在入觐。这个左右大都局势的盖世功臣现在要当面试探一下新君对他的态度。和世■虽然宣布“凡京师百官朕弟所用者并仍其旧”对燕铁木儿“仍命为中书右丞相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监修国史、答剌罕、太平王并如故”但是却削去了他手中的大部分兵权没有将图帖睦尔原授的知枢密院事一职重新委任给他2。与和世■一同流亡的孛罗和哈儿秃儿则分别被任命为御史大夫和中书平章政事。五月复选用潜邸旧臣及扈从士受制命者八十有五人六品以下二十有六人。很明显如果和世■临朝燕铁木儿很难会有君恩独厚的宠遇；随明宗入京的新贵必定要来分享由他出生入死才争得的胜利成果甚至逐渐将他排挤到权力集团中的次要地位。这是他不能接受的。对图帖睦尔来说一经即位为帝原先的“固让之心”也逐渐销蚀。可是因为已有前言昭示天下他的心情十分矛盾。天历元年十一月迎接和世■到京即位的批使臣离开大都。仅仅十几天以后图帖睦尔又下令为自己的元妃卜答失里造皇后玉册、玉宝。次年正月和世■的使者抵达大都。图帖睦尔在明知大兄已决意南归的情况下仍抢先完成以册命皇后告于南郊、太庙以及在大明殿册封皇后的一系列仪式。当时朝臣中有人建言：“陛下已诏天下让位于大兄。今立后是与诏自相违也。”图帖睦尔闻奏“嘉其直赐金织文币以旌之。后闻之亦有金币之赐”1；惟册后典礼仍照行不误。不过至少直到五月下旬图帖睦尔自大都北行、亲迎和世■的前后他还是准备恪守让位诺言的。出后第三天他在途中“置江淮财赋都总管府秩正三品隶詹事院”（《元史·文宗纪二》）。这个机构初建于元朝灭宋之后掌宋谢太后、福王献纳产业及贾似道等人田地所纳赋税原隶属皇后中宫于大德八年（13o4）罢废。图帖睦尔在此时恢复江淮财赋府的建制并将它改隶东宫官署詹事院显然是为自己日后以皇太子身分控制这笔重要的财产资源预作准备2。 图帖睦尔用了一个多月才走完从大都到上都这段沉重的路程。在上都停留或有二旬再取原路趋赴旺忽察都（在今河北张北县境是为大都至上都驿路的大拐角处武宗时建行宫于兹故名中都）与和世■会面。八月一日和世■抵达旺忽察都。次日图帖睦尔见大兄于行宫。和世■设宴待察合台后王燕只哥■（即燕只吉歹）此当为天历二年燕只吉台返回封地以后不久的事。2《元史》卷三一《明宗纪》。据燕帖木儿碑传和世■对他的委命还包括统帅左、右及龙翊卫钦察军的大都督之职。 1黄溍：《拔实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五。 2图帖木儿出前一日和世■立他为皇太子的诏命才抵达大都。复冒江浙财赋都总管府应在兹后才决定所以图帖木儿才会在路上仓促表。 皇弟及诸王、大臣。兄弟欢合的场面前后未满五天和世■即于八月六日“暴崩”。图帖睦尔“入临哭尽哀。铁燕木儿以明宗后之命奉皇帝宝授于帝”遂簇拥图帖睦尔疾驱还上都一路上“昼则率宿卫士以扈从夜则躬擐甲胃绕幄殿巡护”3。八月十五日图帖睦尔在返回上都的第六天再次勿匆即位是为文宗。 明宗和世■在天历之变中暴卒的详情可能已永远成为历史的秘密。和世■之子妥欢贴睦尔亲政后为撤文宗庙主诏告天下曰：“文宗稔恶不悛当躬迓之际乃与其臣月鲁不花、也里牙、明理董阿等谋为不轨使我皇考饮恨上宾。”1按也里牙为仁宗朝权臣铁木迭儿女婿曾任崇福使封秦国公后因赃被黜。天历初他与妻弟锁住等投靠大都集团复被起用为太医院使。和世■即位后为报复铁木迭儿离间宗室、胁迫他出京的前嫌命流锁住等人于南方。也里牙很可能因为担心株连遂受人唆使利用职权向和世■进毒。至顺元年（133o）也里牙得复秦国公爵位其姻亲锁住亦再仕为将作使应即文宗对他们参与谋杀和世■的奖赏。但同年七月锁住、也里牙等人“以坐怨望、造符录、祭北斗、咒咀”伏诛与之有牵连的明宗旧人索罗等亦一起被杀。屠寄认为“也里牙景教徒必无造符录、祭北斗事盖不便论其本辠虚构狱辞以饰观听耳”2。这很像是文宗的一次杀人灭口的行动。燕铁木儿则应是旺忽察都事变的直接主使人惜乎史文阙略只有存疑。 至顺年间的“文治” 文宗的汉文化修养过在他之前的所有元朝皇帝。他的书法“落笔过人得唐太宗晋祠碑风遂益诣”3。他还会作画所绘“万岁山画”草图“意匠、经营、格法虽积学专工所莫能及”1。他曾经转辗流落于江南、海南和荆湖对当时民情也应有相当的了解。不过文宗却处在一个很难有所作为的时代。天历年间连续两次重大的变故致使蒙古色目上层人心离散。两都战后遭籍没财产的官员贵族在百人以上；对隔绝在围城中的上都官员后来虽然停止追究但很多仍被削去官职不复任用2。明宗被弑蒙古朝官中即有人“移疾不出”3有诸王、高级官员甚至西域名僧参与的3《元史》卷三三《文宗纪》二卷一三八《燕铁木儿传》。 1《元史》卷四o《顺帝纪》三。月鲁不花、也里牙《元史·文字纪》分别作玥璐不花、野里牙。2《蒙兀儿史记》卷一一七《也里牙传》。 3许有壬：《恭题太师秦王奎章阁记赐本》《至正集》卷七。 1释大䜣：《恭题文宗帝御画万岁山画》《蒲室集》卷十三；《辍耕录》卷二六《文宗能画》。2黄溍：《史惟良神道碑》《黄金华集》卷十三。 3黄溍：《拔实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五。 “谋不轨”案接连生有的迳以“明宗太子”为号召。天历元年四川平章政事囊加台举兵实际上是“欲翊戴明宗”；和世■一死文宗担心原已诏赦的囊加台复举事立即以其“指斥乘舆坐大不道弃市”4。云南行省丞相也儿吉尼是武宗旧臣乞台普济之子本人亦曾扈武宗镇北。天历元年文宗即位后两次召也儿吉尼入朝不至。他不大可能站在上都一边反对武宗后人；抗命不至当是出于效忠和世■的立场。二年三月也儿吉尼大概犹疑动摇想要投奔文宗故被云南诸王及其他省官黜斥取道八番赴大都。六月明宗南归途中曾“赐驸马脱必儿钞千锭往云南”。直到明宗暴死、文宗再即位之后云南诸王秃坚等才最后改变观望态度于至顺元年正月公开称兵5。战火弥漫整个滇东北元廷先后调四川、江浙、河南、江西、陕西、朵甘思、朵思麻等处军队历时年余方始平乱。自忽必烈朝以来蒙古高层内部的躁动不稳以文宗朝为甚。所以陈思谦在至顺元年“建明八事”除了“正君道”外最先提到的就是“结人心”；虞集为殿试拟制策亦以“劝亲亲体群臣同一风俗协和万邦”为问1。 可是文宗在天历之变中涉嫌太深甚至不可能像泰定帝那样采取脱立场通过“诛逆”来收拢人心。这就迫使他只有完全倒向燕铁木儿不惜进一步养成他的震主之威依恃他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至顺之年诏燕铁木儿“宜专独运以重秉钧凡号令、刑名、选法、钱粮、造作一切中书政务悉听总裁”（《元史·燕铁木儿传》）。所谓“时省台诸臣皆文宗素所信用同功一体之人”（《元史·虞集传》）其实不过是以这个颇具才干的独夫为核心的同气相求的权力小集团。文宗为曲意交好燕铁木儿竟听凭他取泰定帝妃为夫人前后尚宗室女四十人甚至将自己的儿子寄养于燕铁木儿家又以燕铁木儿子为己子。由这班社会基础异常狭隘的“同功一体之人”施政自然不易求得政治的兴盛。 社会经济也在这时遇到较为严重的困难。天历时关陕地区“饥馑疾疫民之流离死伤者十已七八”2。江西和岭南等地则连年低温。“天历之元年冬十二月江西大雪。于是吾乡老者久不见三白少者有生三十年未曾识者。明年大雪加冻大江有绝流者小江可步又百岁老人所未曾见者。今年（按指至顺元年）六月多雨恒寒虽百岁老人未之闻也。”“两年之雪大兴所无。去年之冻中州不啻过也；六月之寒则近开平矣。有自五岭来者皆云连岁多雪”1。江浙的海运粮也连续几年因民饥而不克征满旧额4宋濂：《危素神道碑》《宋学士集》卷六一；《元史》卷三三《文宗纪》二。5天历二年十月文宗诏：“云南、八番为囊加台所诖误反侧未安者并贳其罪。”可见云南称兵虽晚举事原因则与四川囊加台同。 1《元史》卷一八四《陈思谦传》；卷一八一《虞集传》。 2同恕：《西亭记》《榘庵集》卷三。 1刘岳申：《送萧太玉教授循州序》《申斋集》卷二。 乃至需要江西、湖广等省分漕米“以纾江浙民力”可见灾情同样不轻。由于政治和经济环境的限制文宗临朝四年间只好专心着意以追求振兴文治的表面效果为满足。通过建立奎章阁学士院和修撰《经世大典》他将当时几乎所有的名儒都笼络在自己周围用虚崇文儒的手段来收揽汉地民心。 奎章阁是元代大都皇宫内收藏文物书画、图书宝玩的殿阁在兴圣殿西廊。天历二年文宗建奎章阁学士院于此设大学士、侍书学士、承旨学士、供奉学士等职。文宗的意图是欲借此标榜自己以儒治国。他曾诏谕奎章阁诸学士说：“朕以统绪所传实在眇躬夙夜忧惧自惟早岁跋涉艰阻视我祖宗既乏生知之明于国家治体岂能周知。故立奎章阁置学士员日以祖宗明训古昔治乱得失陈说于前使朕乐于听闻”（《元史·文宗纪三》）。学士院还专设授经郎二人为蒙古贵族子弟传授经学。但是这种聊备顾问式的问对“无益时政”讨论率多不切近务事实上文宗也不准许他们议论时政明白宣布：“若军国机务自有省院台任之非卿等责也”（《元史·虞集传》）。因此奎章阁学士院虽有为朝廷以儒治国张本的虚名实际上却变成聚集名人学士入侍燕闲观览经书鉴赏文物的场所。奎章阁诸臣的真正身份其实并不是君主的政治智囊团不过是一批才识诣的“文学之士”而已2。 奎章阁学士院建立的当年即受命与翰林国史院官一起采辑本朝典故准唐宋会要纂修《经世大典》。翌年二月以纂修事专属奎章阁学士院燕铁木儿为国史例监修。至顺二年五月书成凡君事四篇（帝号、帝训、帝制、帝系）臣事六篇即治典（吏部典志）、赋典（户部典志）、礼典（礼部典志）、政典（军事方面的典志）、宪典（刑部典志）、工典（工部典志）总共88o卷。分别节录中央、地方官府的有关文件于各篇目之下但删去吏牍繁词由蒙文文书译为汉语者多重加润色由直译体改为汉文文言。通过纂修这样一部大规模的官颁政书来强化“示治平之永则”1的正统形象。 史载文宗在建康（今江苏南京）作藩王时“日以酒韬晦”2。他死于至顺三年八月年仅二十九岁“隐亏天伦”的负罪心理和好酒的性情应是损害他健康的重要原因。次年权臣燕铁木儿也因纵欲过度病死。但是元代政局为天历之变的惯性所推动继续遵循原来的轨道行进六七年之久。长期积聚的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和更为广泛普遍的社会对抗促使元代社会进入它的后期。 2《元史》卷一八二《谢端传》。 1《经世大典序录》《元文类》卷四o。 2大䜣：《王可毅历仕记》《蒲室集》卷十。 第九章元朝统治的衰败与元末农民大起义第一节元朝统治的衰败至正新政至顺四年（1333）妥欢贴睦尔即帝位。从此元朝进入元顺帝统治的最后36年衰败时期。 年仅13岁的妥欢贴睦尔面临着年复一年造成的积重难返的政治局面：权臣擅权、吏冶、财政空虚、社会动荡。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深感社会危机的严重因而力图推行新政实现中兴以摆脱危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铲除权臣伯颜是当务之急。 文宗图帖穆尔与权臣燕铁木儿相勾结一手制造了旺忽察都事件把兄长明宗和世剌毒死。文宗临终前嘱咐道：“昔者晃忽叉（即旺忽察都）之事为朕平生大错。朕尝中夜思之悔之无及”（权衡《庚申外史》）。他决意传位给明宗长子妥欢贴睦尔。当时权倾天下的燕铁木儿担心事情败露决定封锁文宗遗诏传位给明宗次子懿磷质班是为宁宗。年仅7岁的宁宗在位53天后得病而死。燕铁木儿千方百计阻扰妥欢贴睦尔继位直到燕铁木儿病死妥欢贴睦尔才登基称帝。当年翊戴明宗、文宗夺位的伯颜起而代之拜中书右丞相进封秦王在与燕铁木儿子、左丞相唐其势争夺权势的斗争中取胜。此后伯颜“独秉国钧专权自恣变乱祖宗成宪虐害天下渐有奸谋”（《元史·伯颜传》）。他的官衔加起来总共达到246字“势焰熏灼天下之人惟知有伯颜而已”（《元史·伯颜传》）。 伯颜秉政达7年之久。在当时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形势下元朝统治出现了严重的动荡不安。为了在这种不稳定的社会条件下求得个人权利的绝对稳定伯颜推行了一系列“变乱祖宗成宪”的政策。这些政策归纳起来主要有：先排斥汉人、南人加强民族压迫措施。他下令禁止汉人、南人习蒙古、色目文字以阻止他们参与政权机关的管理活动并于至元元年（1335）宣布废除科举以防止汉人、南人通过科举入仕。在中书省内汉人、南人遭到前所未有的排斥。至元二年以来只有王懋德、许有壬、傅岩起分别担任过左丞和参知政事其中许有壬为了争论废科举事丢掉了参知政事的职务。当至元三年先后爆广东朱光卿、河南棒胡起义后伯颜竟提出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的主张尽管这一荒谬的建议是无法执行的但是已暴露出伯颜集团对汉人、南人的仇视和歧视心理。与此同时对汉人、南人还实行了禁军器、刷马匹等防范措施。 第二对蒙古统治集团内部的异己者实行排斥、打击。伯颜出身蔑儿乞部该部曾被铁木真击败部众大多被俘为奴故伯颜幼时曾为剡王彻彻秃家奴。剡王彻彻秃为宪宗蒙哥第三子玉龙答失之孙立有军功地位显赫。伯颜擅权剡王自然是他的障碍但伯颜每见到剡王仍呼之为“使长”。“伯颜至是怒曰：‘我为太师位极人臣岂容犹有使长耶！’遂奏剡王谋为不轨杀剡王并王子数人。”（《庚申外史》）妥欢贴睦尔不准杀剡王伯颜强行传旨行刑。世祖忽必烈第九子脱欢之孙宣让王帖木儿不花和威顺王宽彻普化也被伯颜矫旨贬斥。 第三滥纸币大肆敛财。至元三年（1337）行纸币75万锭比顺帝即位前一年的至顺三年（1332）增加5o％以上。伯颜把大量钱财攫为己有仅得赐田一项就达1万多顷。所以时人说：“天下贡赋多入伯颜家”（《庚申外史》）。后来伯颜被贬有人题诗于壁云：“百千万锭犹嫌少垛积金银北斗边可惜太师无运智不将些子到黄泉。”1由于伯颜倒行逆施使整个社会动荡不安湖广、四川、江西、江浙等行省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起义连绵不断。至元三年（1337）正月广州增城县民朱光卿动起义石昆山、钟大明率众响应称“大金国”改元“赤符”；四月归善县民聂秀卿、谭景山私造军器以宗教为号召拜戴甲为定光佛并与朱光卿联合朱光卿虽被镇压但其余部一直活动了三年之久。与此同时河南汝宁信阳州爆棒胡起义。棒胡本名闰儿因好使棒人称“棒胡”与其徒百余“以烧香惑众妄造妖言作乱焚陈州屯营于杏岗”（《元史·顺帝纪二》）。他们显然是白莲教徒。以后又有胡山花、辘轴李、棒张等起兵响应直到次年四月棒胡等被俘杀起义才失败。同年四川合州大足县有韩法师起义。至元四年（1338）六月福建漳州路南胜县李志甫领导畲民起义；江西袁州（今宜春）爆彭莹玉及其徒周子旺起义子旺称周王改国号旋被镇压。至元五年十一月还生了河南省台掾史范孟等假传圣旨、杀行省平章月鲁帖木儿等人、自称河南都元帅的事件受牵连者以千百计。 至元六年二月伯颜的侄儿脱脱在妥欢贴睦尔支持下动政变伯颜被贬至南恩州阳春县（今属广东）病死于龙兴路（治今江西南昌）驿舍。清除伯颜是符合当时社会展要求的。自元朝建立以来附会“汉法”与抵制“汉法”在蒙古统治集团内部虽然一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但推行“汉法”已是不可逆转的社会潮流。伯颜擅权以来排斥汉人废除科举采取民族压迫政策是元朝后期一场罕见的抵制“汉法”运动显然是逆社会潮流而动的不得人心的举动。脱脱的政变是得人心的人们称此举为“拔去大憝如剔朽蠹”1。 伯颜被逐后妥欢贴睦尔命脱脱之父马札儿台为太师、中书右丞相脱1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七《讥伯颜太师》。 1杨维祯：《杨公神道碑》《东维子文集》卷二四。 脱为知枢密院事也先帖木儿为御史大夫。马札儿台热衷于经商敛财半年后下台。至元六年十一月脱脱出任中书右丞相。当时“天子图治之意甚切”（《元史·苏天爵传》）把大权交给脱脱脱脱立即大刀阔斧地废除伯颜“旧政”推行一系列新政史称“更化”2。主要措施有：第一恢复科举取士制。脱脱任相后仅一个多月即恢复科举制度。这一措施对于笼络汉族士大夫、消除伯颜排儒带来的民族隔阂心理有一定作用。脱脱又大兴国子监蒙古、色目、汉人三监生员达到三千余人。 第二置宣文阁开经筵遴选儒臣以进讲。文宗时置奎章阁一时精英荟萃文采焕然。文宗卒后奎章阁无人顾问文士四散。脱脱上台后改奎章阁为宣文阁主要用作宫廷教育在翻译古籍、编撰史书等方面起了不小作用。脱脱又选儒臣欧阳玄、李好文、黄溍、许有壬四人进讲。至正九年（1349）冬宣文阁改为端本堂。 第三恢复太庙四时祭及其他礼仪制度。 第四调整蒙古统治集团的内部关系。正式为剡王彻彻秃昭雪；召还宣让王贴木儿不花、威顺王宽彻普化使返回所属领地；功臣博尔术四世孙阿鲁图正广平王之位。 第五开马禁、减盐额、蠲逋负减轻对人民的控制与剥削。如减盐额方面河间盐场自至正二年（1342）起免余盐3万引；两浙盐场自至正三年起额盐量减少1o万引；福建盐场自至正三年起免余盐3万引。另外对地方官提出六条标准制定《守令黜陟之法》“六事备者减一资三事备者平迁六事俱不备者降一等”（《元史·顺帝纪四》）。 第六修撰辽、金、宋三史。自至正三年四月起修至四年三月完成《辽史》四年十一月完成《金史》五年十月完成《宋史》。《金史》、《宋史》成书时脱脱已辞去相位但脱脱在决定三史“各与正统各系年号”的编史方针和筹措资金、组织班子方面其功不可没。 自从脱脱在妥欢贴睦尔支持下推行新政以来元朝统治集团的主要人物作风大有改变。妥欢贴睦尔用心攻读圣贤书裁减宫女、宦官节省御膳、御装关心政治常在宣文阁与大臣商谈国事。广大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因受到重用多“知无不言言无顾忌”（《元史·苏天爵传》）欢呼“至正宾兴郡国贤威仪重见甲寅1前”2准备在“至正中兴”中一显身手。脱脱因为推行“更化”政策朝政为之一新“中外翕然称为贤相”（《元史·脱脱传》）。至正四年五月脱脱辞相。由博尔术四世孙阿鲁图出任右丞相；七年正月由别儿怯不花任右丞相；当年十二月朵儿只任右丞相；九年闰七月脱脱复相。其间共5年多妥欢贴睦尔仍有励精图治之志2黄溍：《史公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六。 1指延祐元年是年次开科。 2欧阳玄：《试院倡唱》《圭斋集》卷二。 也继续推行一些新政但从整体来说元朝的政治已不可挽救加之天灾频仍人民起义愈益强烈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这段时间内妥欢贴睦尔起用的三相能力较差威望远不如脱脱。故新政大多由妥欢贴睦尔亲自过问。这段时期内推行的新政主要有：第一颁行《至正条格》。自英宗颁布《大元通制》以来二十余年间一直未曾修订过新的法律“以致诸人罪状议拟有轻重之殊每罚一辜或断一事有司引用不能偏举事至于斯深为不便”3。故妥欢贴睦尔命平章政事阿吉剌监修新律于至正五年十一月成赐名《至正条格》。第二定荐举守令法。妥欢贴睦尔深知当时官吏素质下降因而制定新法凡选转某人为官他都亲自过问予以审查意欲选拔一些无劣迹的清廉之士为地方官。 第三遣奉使巡行天下。至正五年十月下诏曰：“遣官分道奉使宣抚布朕德意询民疾苦疏涤冤滞蠲除烦苛。体察官吏贤否明加黜陟有罪者四品以上停职申请五品以下就便处决。民间一切兴利除害之事悉听举行”（《元史·顺帝纪四》）。于是调遣大批高级官员分巡全国各道意图改变贪官污吏状况开创廉政建设新局面“然奉使者类皆脂韦贪浊多非其人。惟四川一道得王士熙（即王守诚）、武子春（即武琪）稍振纪纲余皆鼓吹而已”（《庚申外史》）。 第四举逸隐士沙汰僧尼。推行新政以来朝廷颇感人才缺乏。在修撰三史和奉使巡行天下时注意采访山林遗逸推荐到京任职。“隐士无求于朝廷而朝廷有求于隐士”（《庚申外史》）成为当时的名言。 自后至元末到至正九年脱脱复相的近9年时间内妥欢贴睦尔励精图治大有中兴之意。其中前4年由脱脱主持更化政策主要是废除伯颜旧政调整与汉族地主阶级的关系巩固蒙古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加强文治这一目的基本上达到了；后5年主要由妥欢贴睦尔亲政新政的内容主要是完善法制、加强廉政、选拔人才这一目的基本上没有达到。综观至正新政的内容基本上没有触及遏制土地兼并、解决财政危机等更尖锐的问题。即使至正新政全部成功地推行了也改变不了元朝整个政治肌体败坏、大厦将倾的局面更不可能出现一个“中兴”的奇迹。 开河与变钞至正新政没有解决社会危机。妥欢贴睦尔不得不于至正九年（1349）闰九月召回脱脱命他复为中书右丞相。脱脱重新执政后面临着一大堆极其棘手的问题。 至正四年五月大雨二十余日黄河暴溢北决白茅堤（今河南兰考东北）、金堤。沿河郡邑如济宁路（治今山东巨野）的单州（今山东单县）、3苏天爵：《乞续编通制》《滋溪文稿》卷二六。 虞城（今河南虞城北）、砀山（今属安徽）、金乡（今属山东）、鱼台（今山东鱼台西）、丰（今江苏丰县）、沛（今江苏沛县）、任城（今山东济宁）、嘉祥（今属山东）曹州（今山东菏泽）的定陶（今属山东）、楚丘（今山东曹县东南）、成武（今属山东）大名路（治今河北大名南）的东明（今山东东明东南）东平路（治今山东东平）的汶上（今属山东）等州县均遭水患。黄河泛滥如此严重受害地区如此之广阔是河患史上所罕见的。更由于政府没有采取果断治河措施水势不断北侵。到至正八年正月河水又决先是淹没济宁路继而北侵安山（今山东东平西）汇入运河延袤济南、河间不仅运河有中断之势而且河间、山东两盐运司所属几十个盐场也有淹没的危险。大都赖以生存的粮食和生活用品元朝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盐税将会急遽减少。 更为严重的是河患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不安。河南、山东等河泛区“所在盗起盖由岁饥民贫”大批流民涌入长江下游“沿河盗起剽掠无忌有司莫能禁”。全国其他地区的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起义也是此起彼伏其中山东私盐贩郭火你赤起义福建汀州连城县罗天麟、陈积万起义湖南吴天保领导的瑶民起义台州黄岩盐贩方国珍起义辽东女真人锁火奴和兀颜拨鲁欢反元云南死可伐起义等影响最大。监察御史张祯惊呼：“灾异迭见盗贼蜂起若不振举恐有唐末藩镇噬脐之祸”（《元史·顺帝纪四》）。妥欢贴睦尔曾制定《守令黜陟之法》和《荐举守令法》又遣奉使巡行天下意欲改变官贪吏污的状况。结果收效甚微贪污、贿赂之风随着社会矛盾的尖锐更加严重。朝廷像哈麻这类奸臣“自藩王戚里皆遗赂之”（《元史·哈麻传》）。地方官更是天高皇帝远其向民征钱各有名目有所谓拜见钱、撒花钱、追节钱、生日钱、常例钱、人情钱、赍钱、公事钱等等1。就是号称清廉的廉访司官员也是声名狼藉。至元八年十月御史台承认：“近年以来江南各道廉访司书史奏差间有不务守慎恣尚贪饕滋长奸恶废坏纪纲。若不严为立法无以效劝将来。”2民间甚至作诗嘲笑廉访司官员：“解贼一金并一鼓迎官两鼓一声锣。金鼓看来都一样官扔穗贼不争多。”时人叶子奇说：“及元之将乱上下诸司其滥愈甚。”3赋役沉重且不均这是造成广大人民不满的重要原因。此类情况江南尤其严重。福州崇安共有5o都纳官粮6ooo石“其大家以五十余家而兼五千石细民以四百余家而合一千石。大家之田连跨数郡而细民之粮仅升合。有司常以四百之细民配五十大家之役故贫者受役旬日而家已破”（《元史·邹伯颜传》）。福州也是役法不均官府常常“聚数百人于庭鞭笞拷1叶子奇：《草木子》卷四下《杂俎篇》。 2《南台备要》《永乐大典》卷二六一o。 3《草木子》卷四上《谈薮篇》。 掠责成于一二日之间吏巧法与豪猾表里贫民受抑无诉”1。浙西则以赋税重而闻名。至正间平江路长洲县（今江苏苏州）“地下水悍岁赋五十万硕民避其役不啻如猛虎”2。广大农民的极度贫困是促使元末农民起义爆的根本原因。 面对这疮痍满目的社会其实是没有任何灵丹妙方可以把它治理好的。 黄河听其泛滥钞法任其混乱社会危机势必加深人民起义迟早会如同烈火一般燃起；立即开河变钞解决财政危机使灾民重返家园在脱脱看来这是摆脱危机的唯一良策。但脱脱对人民群众对元朝统治的极度不满估计不足更不会估计到开河变钞成为农民起义的导火线。 变更钞法的原因一是国库严重空虚入不敷出。世祖至元后期以来财政渐见拮据因而纸币行量猛增。大德以来开始动用纸币准备金；武宗至大时动用钞本更为严重又行至大银钞使之五倍于至元钞同时恢复使用铜钱；仁宗即位加以整顿钞法罢至大银钞与铜钱但又大量印钞曾连续四年每年印数在2oo万锭以上官定钞银比值只及中统初的1/2o。日积月累印的纸币到至正年间形成了巨大的压力。二是伪钞横行。元代钞法对造伪钞者一律处死但冒险者仍为数不少“坐罪虽曰匪轻获利自是甚重”3。历年印造的伪钞几乎流通于全国愈积愈多对钞法具有很大的破坏性。 至正十年（135o）四月左司都事武琪向脱脱建议变更钞法吏部尚书契哲笃对他的建议表示支持。他们提出以楮币一贯文省权铜钱一千文为母而钱为子。脱脱原则上同意这一方案。为慎重起见脱脱会集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及集贤、翰林两院官进一步商议。经过激烈争论压制了不同意见决定变更钞法。 变钞的具体办法一是印造“至正文钞”（实际上是用旧日的中统交钞加盖“至正交钞”字样故又称“至正中统交钞”）新钞一贯合铜钱一千文或至元宝钞两贯两种钞并行通用而中统交钞的价值比至元宝钞提高一倍。专置宝泉提举司“每日印造不可计数。舟车装运轴轳相接交料之散满人间者无处无之。昏软者不复行用”（《元史·食货志五》）。二是行“至正通宝钱”与历代旧币通行形成钱钞通行局面并以钱来实钞法。 至正十一年（1351）新钞与通宝同时行“行之未久物价腾踊价逾十倍”“京师料钞十锭（每锭5o贯）易斗粟不可得”“所在郡县皆以物货相易公私所积之钞遂俱不行”（《元史·食货志五》）。到至正十六年时纸币“绝不用交易惟用铜钱耳。钱之弊亦甚且钱之小者1吴海：《故王将军夫人孙氏墓志铭》《闻过斋集》卷三。 2杨维桢：《长州县重修学宫记》碑存苏州孔庙。 3苏天爵：《灾异建白十事》《滋溪文稿》卷六六。 薄者易失坏愈久愈减耳”1。变钞本是以“钞买钞”的办法即用新钞来压低民间的至元宝钞达到增加国库收入摆脱财政危机的目的。结果由于新币行额过大广大人民群众加以抵制因而出现了恶性通货膨胀变钞的目的不仅没有达到政府的信誉却一落千丈。 黄河决溢后元廷在治河问题上一直犹疑不决因而延误了五六年之久。运河受阻盐场被毁饥民相食反抗不止形势十分严峻。脱脱复相后都漕运使贾鲁再次申述了自己的主张：“必疏南河塞北河使复故道。役不大兴害不能已”（《元史·成遵传》）。脱脱决定采取贾鲁的治河方案。但工部尚书成遵等出面抗争认为黄河故道不可得复并说：“济宁、曹、郓连岁饥馑民不聊生若聚二十万人于此恐日后之忧又有重于河患者”（《元史·成遵传》）。双方争论十分激烈。脱脱治河决心始终没有动摇。 至正十一年四月初四日妥欢贴睦尔正式批准治河下诏中外命贾鲁为工部尚书兼总治河防使汴梁、大名13路民15万人庐州（今安徽合肥）等地戍军18翼2万人供役。四月二日开土七月完成疏浚黄河故道工程开始堵塞黄河故道下游上段各决口、豁口修筑北岸堤防。八月二十九日放水入故道。九月七日贾鲁用船堤障水法开始堵水工程至十一月十一日终于使龙口堵合“决河绝流故道复通”1。贾鲁在治河工程上取得了成功。 然而农民领袖韩山童、刘福通等果然用开河机会动了农民起义。时人作诗云：“丞相造假钞舍人做强盗。贾鲁要开河搅得天下闹。”2又有《醉太平小令》称：“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3时人把开河变钞看作是农民起义爆的根源。其实元朝社会矛盾的激化由来已久非一朝一夕之故开河变钞只是元朝社会矛盾总爆的导火线而已。 第二节元末农民大起义起义的爆和暂时挫折贾鲁开河后农民领袖韩山童等决定抓住这一时机动武装起义。 韩山童是河北栾城人出身于北方白莲教世家。其祖父韩学究为白莲教主。武宗时禁白莲教韩学究被谪徙广平永年县。白莲教渊源于佛教净土宗1孔齐：《楮币之患》《至正直记》卷一。 1欧阳玄：《至正河防》。 2《草木子》卷四上《谈薮编》。 3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三《醉太平小令》。 的弥勒净土法门得名于五世纪初东晋庐山慧远之白莲社。南宋初昆山（今属江苏）人茅子元创立白莲宗即白莲教。该教信奉阿弥陀佛认为死后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该教要求徒众做到三皈（皈佛、皈法、皈僧）、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主张素食。元朝建立以后白莲教进一步得到展。“南北混一盛益加焉。历都过邑无不有所谓白莲堂者聚徒多至千百少不下百人更少犹数十”1。至元十七年（128o）江西都昌杜万一利用白莲教“妖言惑众”动武装起义之后白莲教徒起义屡有生。武宗时白莲教被禁。仁宗时恢复。韩山童成为北方白莲教主后即以“弥勒佛下生”和“明王出世”为号召“河南及江淮愚民皆翕然信之”（《元史·顺帝纪五》）。在韩山童的周围拥有刘福通、杜遵道、罗文素、盛文郁、王显忠、韩咬儿等一批骨干他们积极“倡言天下大乱”煽动起义反元。治河开工前韩山童等凿好石人一个只开一眼在其背上镌刻“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14个字预先埋于黄陵岗同时散布民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元史·河渠志三》）。至正十一年（1351）四月下旬开河民工挖出独眼石人消息传出人人惊诧以为天下真要大乱了。 五月初韩山童与刘福通等聚众3ooo人于颍州颍上县（今属安徽）杀黑牛白马誓告天地宣布起义。韩山童布文告称：“蕴玉玺于海东取精兵于日本。贫极江南富称塞北。”1假托南宋卫王赵昰走崖山、丞相陈宜中走日本来达到“复宋”的目的。刘福通又鼓吹山童系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国主；刘福通自称是南宋将刘光世的后代当辅之2。起义军打出了“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的旗联3。很明显起义爆后韩山童等用鲜明的政治口号来代替宗教迷信作为号名。所谓“贫极江南富称塞北”揭露了广大汉族劳动人民的贫困和蒙古、色目贵族搜刮掠夺财富的社会现实把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结合在一起。至于“复宋”的口号则迎合广大汉族人民心理是达到阶级斗争的一种手段和策略。正当起义军汇集在一起誓告天地之时地方官闻讯突然袭击韩山童被捕牺牲妻杨氏、子林儿逃奔武安（今江苏徐州武安山）。刘福通冲出重围率起义军于五月初三占领颍州（今安徽阜阳）大起义正式爆。起义军头裹红巾作标志称红巾军；起义军多为白莲教徒烧香拜佛故又称香军。 红巾军占领颍州后妥欢贴睦尔十分惊慌立即遣枢密院同知赫厮、秃赤率“素号精悍善骑射”的6ooo名阿军及各路汉军又令河南行省徐1刘壎：《莲社万缘堂记》《水云村泯稿》卷三。 1《草木子》卷三上《克谨篇》。 2何乔远：《名山藏》卷四三《天因记》。 3《辍耕录》卷二七《旗联》。 丞相派兵协同镇压。这三个元将“但以酒色为务军士但以剽掠为务”无心恋战。双方对阵后赫厮见红巾势大扬鞭高呼：“阿卜！阿卜！”（快跑！快跑！）迅逃跑了。刘福通据朱皋（今河南淮滨东南）攻破罗山、真阳（今河南正阳）、确山等地进兵舞阳、叶县。九月刘福通占领汝宁府及息州（今河南息县）、光州（今河南潢川）等地众至1o万。 颍州起义成功后对全国各地人民群众鼓舞很大。北方地区响应起义的主要有徐州李二和濠州郭子兴。 邳县（今江苏邳县北）人李二又称芝麻李于至正十一年（1351）八月与社长赵均用（一作赵君用）、彭大及其子早住等起兵占领徐州从之者十余万人也以“烧香聚众”称红巾军。未几占领徐州近县宿州、五河、睢县、虹县、丰、沛、灵璧、安丰（今安徽寿县）、泗县等地。十二年二月定远（今属安徽）富豪郭子兴与农民出身的孙崖、俞某、鲁某、潘某等起兵攻占濠州（今安徽凤阳东北）郭子兴称元帅亦以红巾为号。闰三月贫苦农民出身的朱元璋投奔郭子兴为亲兵。 南方白莲教领们也立即抓紧这个时机动起义。彭莹玉是南方白莲教主至元四年动袁州起义失败后逃匿于淮西民家。“淮民闻其风以故争庇之虽有司严捕卒不能获”（《庚申外史》）。 他奔波于江淮、江西、湖南、湖北一带化名彭翼、彭国玉又称彭和尚教徒称之为“彭祖”敌人诬之为“妖彭”其徒遍及南方各地。至正十一年夏彭莹玉起兵于淮西1。八月麻城（今属湖北）铁工邹普胜、罗田（今属湖北）布贩徐寿辉等起兵于蕲州（今湖北蕲春南）他们宣传“弥勒下生当为世主”烧香拜佛也头裹红巾故亦为红巾军。十月攻克蕲水（今湖北浠水）。并以此为都建立政权国号“天完”（压倒“大元”之意）改元治平推徐寿辉为帝邹普胜为太师。 天完政权是元末农民起义中建立最早的农民政权行政和军事机构均仿元制。中央设中书省（又称莲台省）下设六部；地方有行省；军制有百户、千户、万户、总管、统军元帅等及其相应管军机构。自至正十二年（1352）正月开始天完军队分兵四出：丁普郎、徐明达攻克汉阳、兴国（今湖北阳新）邹普胜克武昌、龙兴（今江西南昌）曾法兴克安6（今湖北钟祥）、沔阳（今湖北沔阳西南）、中兴（今湖北江陵）欧普祥克吉安陶九克瑞州（今江西高安）陈普文克吉安周伯颜入江西、湖南、广西王善攻福建。彭莹玉这时也与天完军会合与项普略（又名项甲、项奴儿）东去九江入安徽激战于徽州（今安徽歙县）过昱岭关破杭州在杭州“不杀不淫招民投附者署姓名于簿籍”1。旋因元军反扑弃城去苏南又转战于徽州等地最后退至瑞州。红巾军所过之处所在农民纷纷响应“不旬1陶安：《繁昌县监邑铁仲宾功绩纪》《陶学士文集》卷十七。 1《辍耕录》卷二八《刑赏失宜》。 日众辄数万皆短衣草屦齿木为杷削竹为枪截绯帛为巾襦弥野皆赤”（《元史·魏中立传》）。 南方红巾军的重大胜利是与他们的政治口号分不开的。据记载至正十二年（1352）四月江西宜黄的红巾军领涂一、涂佑新城红巾军领童远攻占建宁（今属江西）、泰宁（今属福建）不久入邵武（今属福建）“扬言‘摧富益贫’以诱村氓从逆。凡窭者之欲财贱者之欲位与凡子弟之素无赖者皆群起趋之。旬日间聚至数万掠富民家散入山谷搜劫无获免者”1。“摧富益贫”这一针对当时社会上贫富不均而提出的战斗口号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所以南方起义队伍的展异常迅猛。 与此同时江淮起义军在赵普胜（双刀赵）、李普胜（李扒头）领导下于至正十二年春渡江南下克无为入繁昌占领铜陵、池州进围安庆再下湖口、彭泽势如破竹号称百万水师。 在北南红巾军起兵后不久河南、湖北一带则有“南锁红军”和“北锁红军”。至正十一年十二月王权（又名布王三）、张椿等攻占邓州（今河南邓县）、南阳（今属河南）称“北锁红军”又攻占唐（今河南唐河）、嵩（今河南嵩县）、汝（今河南临汝）、河南府（今河南洛阳）进逼滑（今河南滑县东）、浚（今河南浚县）。明年正月孟海马等攻占襄阳（今属湖北）称“南锁红军”旋克房（今湖北房县）、归（今湖北秭归南）、均（今湖北均县西北）、峡（今湖北宜昌）、荆门等州。 面对红巾军起义的浪潮元朝廷加紧了对汉人、南人的防范。规定凡议军事汉人、南人官吏必须回避。脱脱上奏妥欢贴睦尔：“方今河南汉人反宜榜示天下今一概剿捕。诸蒙古色目因迁谪在外者皆召还京师勿令诖误。”2同时元廷又用卖官、募捐等办法来求助于富豪巨商组织和支持地主武装——义兵。河南沈丘畏兀儿人察罕帖木儿和罗山人李思齐纠集地主武装至万人元廷授察罕帖木儿汝宁府达鲁花赤李思齐汝宁府知府；淮东豪民王宣募得丁壮达三万人之多号称“黄军”。此类地主武装农民起义地区处处皆有他们配合元军使红巾军遭受很大损失。后来元廷在许多地方设置义兵万户府“募土人为军免其差役令讨贼自效。因其乡人自相团结号‘毛胡芦’故以名之”（《元史·顺帝纪六》）。 元廷将中原红巾军视为心腹之患不断派出重兵血腥镇压。赫厮、秃赤率阿军镇压失败后又于至正十一年九月派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以知枢密院事与卫王宽彻哥率诸卫兵十余万前往河南；十月又增派知枢密院事老章至河南。十二月元军破上蔡俘杀红巾军将领韩咬儿。十二年三月元军陷汝宁。红巾军偷袭驻守沙河岸边的知行枢密院事巩卜班军杀巩卜班元军退数百里。不久也先帖木儿再驻沙河某夜军中夜惊也先帖木儿尽1嘉靖《邵武府志》卷二黄镇成撰碑。 2《庚申外史》；《元史》卷一八四《韩元善传》。 弃军资器械、粮草、车辆率残兵退至朱仙镇。当时官军之由此可见一斑。 至正十二年（1352）八月脱脱亲率大军出征徐州芝麻李。九月破城元军进行大屠杀芝麻李被俘杀赵均用、彭大、彭早住等率余众奔濠州郭子兴。脱脱命贾鲁围濠州贾鲁不久病卒。次年五月元军撤围。彭早住称鲁淮王赵均用称永义王势力在郭子兴之上。十四年彭、赵东去盱眙、泗州等地。 南锁红军和北锁红军活跃于南阳、襄阳及汉水流域一带拥众达十余万。元廷遣四川行省参知政事答失八都鲁等分路“围剿”。至正十二年五月答失八都鲁陷襄阳布王三被俘杀北锁红军先被镇压。十四年正月答失八都鲁再陷峡州（今湖北宜昌）南锁红军也被镇压。 南方红巾军虽分兵四出夺取许多城池但所得多不能守。北方红巾军受察罕帖木儿、李思齐“义兵”牵制脱脱又荡平了徐州芝麻李北锁红军被答失八都鲁镇压使南方红巾军失去屏障。于是南方各省元军从四面八方前来“围剿”。赵普胜、李普胜率领的江淮水师因孤立无援退守巢湖自保。至正十三年（1353）十一月元江西行省右丞火你赤破瑞州彭莹玉等惨遭杀害。十二月江浙行省平章卜颜帖木儿、南台御史中丞蛮子海牙、四川行省参知政事哈临秃、左丞秃失里、西宁王牙罕沙等联合进攻天完政权都城蕲水城破天完政权四百多名官员被屠杀徐寿辉等遁入黄梅山和沔阳湖中。至此南北红巾军经过最初两年的战斗虽然摧毁了许多元朝地方政权对元朝统治和各地地主富豪打击十分沉重但敌人的势力仍然十分强大红巾军又牺牲了韩山童、彭莹玉这样的杰出领袖因而遇到了暂时的挫折。 起义再起和最后失败正当红巾军处于劣势之时至正十三年正月泰州白驹场（今属江苏东台）盐贩张士诚与其弟士义、士德、士信及李伯升等18人杀多次窘辱过士诚的弓兵丘义及诸富户募集盐丁起兵。四月攻破泰州拥众万余。五月克兴化。未几又克高邮。十四年正月士诚自称诚王国号大周改元天佑。九月妥欢贴睦尔命脱脱出师高邮。脱脱总诸王各爱马、诸省各翼军马董督总兵、领兵大小官将号称百万“旌旗累千里金鼓震野出师之盛未有过之者”（《元史·脱脱传》）。十一月元军抵高邮士诚大败退入城中不出。元军分兵破、盐城、兴化等地。高邮被围城中不可支日议投降事但又恐罪不能赦不敢投降。十二月妥欢贴睦尔突然下诏削去脱脱兵权顿时引起一场混乱百万元军不战自溃形势生急遽变化。 元廷自己制造的这场动乱是元朝政治、妥欢贴睦尔走向堕落的必然结果。先是脱脱复相之前康里人哈麻、雪雪兄弟屡次在帝面前为其美言脱脱复相后深为感激升哈麻为中书右丞。不久哈麻与脱脱生矛盾降为宣政院使于是对脱脱怀恨在心。他偷偷引进西天僧教妥欢贴睦尔运气术哈麻妹婿集贤大学士秃鲁帖木儿亦荐西蕃僧伽磷真所教者名“演揲儿”汉语“大喜乐”。大喜乐是一种宗教舞蹈又是一种气功。秃鲁帖木儿利用这种运气及房中之术诱导妥欢贴睦尔进行淫乐。秃鲁帖木儿又荐老的沙等1o人号称“倚纳”。这些“倚纳”用高丽宫女为耳目专门刺探公卿贵人家的命妇市井街坊的良家妇女引入宫中供妥欢贴睦尔和这些“倚纳”淫乐。妥欢贴睦尔与推行至正新政时判若两人全然不顾皇帝尊严与这些男女相与亵狎甚至男女赤身寻欢作乐。其淫乐的秘室即筑于宣文阁之旁称之为“皆即兀该”汉语“事事无碍”的意思。又在上都修穆清阁有房数百间亦为大喜乐的场所。当时“君臣宣淫而群僧出入禁中无所禁止丑声秽行虽市井之人亦恶闻之”（《庚申外史》）。脱脱对此亦深恶痛绝欲将哈麻除之。哈麻获悉后百般挑拨皇后、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与脱脱兄弟的关系。脱脱出征高邮后妥欢贴睦尔任命哈麻为中书平章政事哈麻唆使监察御史奏劾脱脱和也先帖木儿罪行故妥欢贴睦尔下诏削脱脱兵权命谪迁云南镇西路（今腾冲西）家产籍没。十五年十二月哈麻矫旨遣使鸩死脱脱于云南贬所。 高邮战役是元末农民战争的一个转折点。“大军百万一时四散其散而无所附者多从红军铁甲一军入襄阳号铁甲兵者是也”（《庚申外史》）。从此元廷再也没有力量纠集如此众多的兵力来镇压起义军只能主要依靠地主武装来维护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农民起义军则以此为转折重新积聚力量组织队伍掀起规模更大的武装斗争。 至正十五年（135o）二月刘福通迎韩山童子林儿于砀山夹河在亳州（今安徽亳县）正式建立宋政权改元龙凤立林儿为帝号“小明王”。以杜遵道、盛文郁为丞相罗文素、刘福通为平章福通弟刘六为知枢密院事。不久因杜遵道专权被福通杀死福通自任丞相加封太保。宋政权的机构建设逐步完善中央有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中书省下设六部；地方设行中书省先后曾建立过淮安行省（平章赵均用）、江南行省（平章朱元璋）、益都行省（平章毛贵）、曹州行省（平章武某）、辽阳行省（平章毛居敬、潘诚、关铎、沙刘二等）行省下置府、县；管军机构与天完政权同。 宋政权建立后元廷命答失八都鲁为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代替太不花为中原地区元军总指挥。答失八都鲁率军进驻许州长葛（今河南长葛东北）为刘福通军所败士卒奔溃。十五年九月答失八都鲁至中牟收集溃散士卒刘福通突然劫营大获辎重并俘其子孛罗贴木儿。但红巾军又遭元将刘哈剌不花袭击孛罗帖木儿又被救回。刘福通命其将赵明达取嵩（今河南嵩县）、汝（今临汝）、洛阳北渡孟津至怀庆路（今河南沁阳）河之北大为震动。元廷不得不自豫南调察罕帖木儿来应战赵明达战败。十二月答失八都鲁进攻太康进围亳州刘福通使小明王避兵于安丰自领兵与答失八都鲁战于太康、亳州击退元军亳州得安。 至正十六年（1356）九月刘福通分兵出击动了著名的三路北伐意欲一举包围大都推翻元朝。 西路军由李武、崔德率领。他们出潼关克陕、虢（今河南灵宝）扼崤函转攻晋南。十七年初李武、崔德转攻陕西下商州（今陕西商县）攻武关。二月夺七盘进据蓝田前锋直抵灞上进逼奉元路（治今陕西西安）分兵攻占同（今大荔）、华（今华县）诸州。陕西省台连连告急元廷不得不命察罕帖木儿、李思齐、刘哈剌不花等前去救援西路军败走兴元（今陕西关中）。闰九月刘福通增派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等入陕与李武、崔德汇合自兴元转攻秦（今甘肃天水）、陇（今陕西陇县）据巩昌（今属陕西）败于察罕贴木儿西路军溃退。次年一部分西路军在李喜喜率领下南下四川改称“青巾”被徐寿辉部将明玉珍逐走。至正二十年（136o）五月李武、崔德向李思齐投降。 东路军的统帅是毛贵。他原是赵均用的部将。至正十四年赵均用与彭早住等高濠州东去盱眙、泗州后进据安东州（今江苏涟水）与元将董抟霄激战于北沙、庙湾、沙浦等地大败元军于泗州。十六年三月扬州地主武装“青军”头目张明鉴逐走镇南王孛罗普化孛罗普化奔淮安。不久王宣所部“黄军”反。十月赵均用联络青军、黄军围攻淮安杀镇南王孛罗普化而据之。宋政权命赵均用为淮安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毛贵奉赵均用命转战于安东、海宁、沭阳、赣榆一带。十七年初元将也攻海宁毛贵夺其战船由海道入山东。二月毛贵取胶州（今山东胶县）击毙元山东宣慰使释嘉讷。又下海转攻益都益王买奴逃遁遂下滨州（今滨县北）。四月克莒州（今莒县）。短短二三个月内尽有山东州县。元廷急命湖广行省左丞相太不花知枢密院事孛兰奚及董抟霄等出兵镇压毛贵；又命答失八都鲁攻曹州盛文郁部防止盛部与毛部势相联结。为防止毛贵北上急从太不花、答失八都鲁等三处军马内择其精锐守河北。七月元镇守黄河义兵万户田丰响应毛贵起义克济宁路（治今山东巨野）。是年冬驻棣州（今山东惠民）的义兵千户余宝杀知枢密院事宝童起义。负责镇压山东农民军的总指挥纽的该一直龟缩于东昌（今山东聊城）不敢出战。次年正月田丰取东平。二月毛贵克济南。至此山东几乎尽为红巾军所有。宋政权在山东设益都等处行中书省命毛贵为平章。毛贵立宾兴院选用官吏又于莱州大规模屯田官民田十止收二分生产大有展（《元史·顺帝纪八》）。毛贵把山东建成后方稳固的基地然后挥师北上。 至正十八年（1358）二月毛贵兵至河北南皮魏家庄杀河南行省右丞董抟霄。又连克清（今河北青县）、沧（今河北沧州东南）二州据长芦镇。三月克蓟州（今天津蓟县）至郭州枣林、柳林（均在今北京市境内）元枢密副使达国珍战死。毛贵兵进逼大都“京师人心大骇在廷之臣或劝乘舆北巡以避之或劝迁都关陕众议纷纷”（《元史·刘哈剌不花传》）。当时形势对红巾军非常有利答失八都鲁已病死其子孛鲁帖木儿与察罕帖木儿互相攻伐京师十分空虚。但由于中路军作战失利未能突破山西、河北元军防线从而与东路军汇合攻大都致使毛贵孤军深入在柳林败于元将刘哈剌不花不得不退师济南。十九年四月从淮安来山东投奔毛贵的赵均用杀害毛贵。七月毛贵部将续继祖自辽阳回益都又杀赵均用。山东各地红巾军虽奉毛贵子小毛平章为帅但实力大受影响。而田丰自称花马王王士诚称扫地王田丰与王士诚为争夺地盘互相攻伐。至正二十一年（1361）夏察罕帖木儿开始进攻山东红巾军并州军出井陉辽、沁军出邯郸泽、潞军出磁州怀、卫军出白马以及汴梁、洛阳诸军水6俱下分道并进。自率主力军渡孟津逾怀庆直抵山东相继占领冠州（今山东冠县）、东昌。八月察罕帖木儿遣其子扩廓帖木儿及其将阎思李、关保、虎林赤由东阿造浮桥渡河田丰率2万人夺桥未成元军占领长清。田丰屡败不得已降元察罕帖木儿报请元廷授以山东行省平章职。田丰招降棣州余宝、东平王士诚、东昌杨诚。八月元军下济南南取泰安北攻济阳、章丘东略沿海诸州县红巾军节节败退。察罕帖木儿因镇压红巾军有功升中书平章政事、知河南山东行枢密院事。十月元军进围益都。二十二年六月田丰、王士诚设计杀察罕帖木儿重返红巾军队伍回到益都。扩廓帖木儿袭父职继续围攻益都。是年十一月元军破城田丰、王士诚被俘杀守将陈猱头以下二百余人被俘后送京师处死。山东红巾军全部被镇压。 中路军是曹州盛文郁的部队。至正十七年（1357）九月由关先生（关铎）、破头潘（潘诚）、冯长舅、沙刘二等率领逾太行山入山西取泽州之陵川、高平。闰九月克潞州（今山西长治）在冀宁路（治今山西太原）遇阻。十八年春毛贵率东路军北上直趋大都。为加强侧翼力量阻止元军来援命其将王士诚、续继祖自益都出兵攻怀庆克晋宁与中路军配合势力大增。于是中路军决定分兵两路：一路攻绛州（今山西新绛）；一路由沁州（今山西沁县）攻冀宁、大同等地。时毛贵进逼大都失利察罕帖木儿在晋南伏击中路红巾军取胜。六月关先生、破头潘由辽州（今山西左权）转攻冀宁意欲从保定、定州（今河北定县）突破元军防线失利改向晋北。十月关先生等从定州转攻大同、兴和（今河北张北）等地。十二月关先生等克上都。红巾军在上都烧毁元帝驻夏的宫阙后再克全宁路（治今内蒙古翁牛特旗）焚鲁王府。进而攻取辽阳行省府辽阳路（治今辽宁辽阳）。宋政权遂于此处置辽阳行省命毛居敬、关先生、破头潘、冯长舅、沙刘二等为平章。红巾军进入东北后元守军一触即溃而关内元军则仍有一定实力为此他们决定进攻高丽。高丽王与元廷有特殊关系而且派军进入中原镇压红巾军。至正十九年（1359）二月中路军致书高丽王准备进攻高丽。十一月中路军前锋渡鸭绿江。十二月毛居敬率红巾军攻占义州、静州、麟州、西京（今朝鲜平壤）。以后转战于西北沿海诸州。二十一年九月关先生、破头潘、沙刘二等再入高丽一度攻占开京（今朝鲜开城）迫使高丽恭愍王逃奔福州（今朝鲜安东）。次年初关先生、沙刘二等战死余众在破头潘率领下退回辽阳四月破头潘在辽阳被俘。中路军至此全遭失败。 宋政权分兵三路后元廷不得不分散兵力对付各路红巾军因而为刘福通亲率的中央红巾军解除了元军的压力。至正十七年六月刘福通攻汴梁（今河南开封）不克。八月转攻大名、卫辉等路很快占领豫北、冀南广大地区屡败元将答失八都鲁元廷对答失八都鲁十分不满“颇疑其玩寇失机使者促战相踵”红巾军伪造与答失八都鲁通和书“遗诸道路使者果得之以进”（《元史·答失八都鲁传》）。答失八都鲁得知忧愤而死子孛罗帖木儿继之。十八年五月刘福通克汴梁并定为国都实现了使“宋”政权名副其实的宿愿。这时宋政权出现了鼎盛的局面。《元史》称：“造宫阙易正朔号召群盗巴蜀、荆楚、江淮、齐鲁、辽海西至甘肃所在兵起势相联结”（《元史·察罕帖木儿传》）。红巾军也自称：“慨念生民久陷于胡倡义举兵恢复中原东逾齐鲁西北函秦南过闽广北抵幽燕悉皆款附。如饥者之得膏粱病者之遇药石。”1当时元朝主要兵力仍然集中在北方地区尤其是靠镇压红巾军起家的察罕帖木儿、孛罗帖木儿、李思齐等军阀势力全力以赴围剿北方红巾等各路军队所以北方红巾军在摧毁元朝统治的斗争中作出的贡献和牺牲是不可估量的。 由于三路北伐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或先后遭致失败或远离宋都汴梁宋政权很快从鼎盛开始逆转。至正十八年七月察罕帖木儿移军洛阳孛罗帖木儿进攻曹州。十一月曹州失陷曹州行省武宰相、仇知院牺牲。十九年初孛罗帖木儿北上代州（今山西代县）、丰州（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云内（今内蒙古土默特左旗东南）驻军大同切断中路军与汴梁的联系。二十年五月察罕帖木儿移军虎牢分兵南路出汴南攻陷归、亳、陈、蔡北路出汴东置战船于黄河内略曹州南据黄陵渡又陕西、山西各路元军把汴梁包围得水泄不通。八月汴梁失陷刘福通护韩林儿冲出重围逃奔安丰。至正二十三年（1363）二月张士诚遣将吕珍攻安丰小明王急向朱元璋求救朱元璋不顾张士诚、陈友谅东西夹击的危险亲率大军北上救出小明王、刘福通安置于滁州。至此宋政权已经名存实亡。至正二十六年（1366）十二月朱元璋称吴王前夕其将廖永安迎小明王、刘福通至应天途经瓜步将他们溺死1。 1郑麟趾：《高丽史》卷四一《恭愍王》四。 1《国初群雄事略》卷一《宋小明王》引《通鉴博论》《明太祖实录》卷十二称：“吕珍攻刘福通于安丰入其城杀福通等。” 高邮战役后南方红巾军也利用这一机会重振旗鼓。黄陂渔民出身的倪文俊在重建天完政权中起了重要作用。至正十五年（1355）正月倪文俊克沔阳在汉川鸡鸣仪大败元军威顺王宽彻普化之子报恩奴、接待奴、佛家奴战死。不久倪文俊又连克襄阳、中兴（今湖北江陵）、武昌、汉阳俘威顺王子歹帖木儿及王妃等。元廷见其势大下诏招抚因谈判不成倪文俊杀威顺王子。元廷命答失八都鲁等守蕲黄命太不花为湖广行省左丞相总兵湖南全力剿捕红巾军。十六年正月天完建都汉阳徐寿辉仍以邹普胜为太师命倪文俊为丞相改元太平。是年天完军东入浙江西取襄阳南克湖南常德、澧、辰、衡、岳诸州。赵普胜率巢湖水师克枞阳、池州、青阳等地并两度围攻安庆。十七年九月倪文俊企图谋杀徐寿辉篡夺帝位失败后自汉阳奔黄州（今湖北黄冈）被其部将陈友谅所杀。倪文俊的部队全归陈友谅所有。 陈友谅出身沔阳谢姓渔家因赘于陈氏故改姓陈曾在县衙任贴书之职。元末兵起与弟友仁、友贵聚众起义投奔天完政权充任倪文俊部下簿掾累官至统军元帅。杀倪文俊后夺得天完政权军权率军重点进攻东南。至正十七年底沿江而下在小孤山大败元军。十八年正月与赵普胜等联军攻破安庆杀元淮南行省左丞余阙等。此后连克龙兴、瑞州、邵武、吉安、抚州、建昌、赣州、汀州、信州、衢州等路。使天完政权成为南方各支起义军中拓地最广、实力最强的武装力量。但陈友谅与倪文俊一样篡权野心强烈。为此他于至正十九年九月杀害唯一可与之匹敌的赵普胜。是年底又逼迫徐寿辉徙都江州乘机伏杀徐寿辉部属自称汉王改元天定。二十年五月陈友谅挟徐寿辉攻占太平。闰五月杀徐寿辉于采石自称皇帝改国号为大汉年号大义仍以邹普胜为太师以张必先为丞相张定边为太尉兼知枢密院事。 陈友谅篡位后“其将士皆离心且政令不一”（《明太祖实录》卷九）。赵普胜、徐寿辉旧部纷纷离去。而陈友谅则把矛头指向应天（今江苏南京）的朱元璋企图联合已经降元的平江张士诚对朱元璋东西夹击。张士诚未敢出兵。陈友谅称帝后不久即沿江而下直奔应天结果在龙湾中计大败逃回江州。朱元璋乘胜连克太平、安庆等地赵普胜旧部张志雄徐寿辉旧部、驻守袁州多年的欧普祥浮梁（今江西景德镇北）守将于光等投奔朱元璋。二十一年陈友谅多次反扑失败朱元璋占领江州陈友谅逃奔武昌。陈友谅饶州守将吴宏、建昌守将王溥、龙兴守将胡廷瑞等均以城降朱元璋。二十二年吉安孙本立、曾万中龙泉彭昌中等降朱元璋。这时陈友谅已面临众叛亲离、“疆土日蹙”的局面。二十三年陈友谅不顾一切动了鄱阳湖大战终于自取灭亡。 陈友谅杀害徐寿辉篡夺政权后天完旧将明玉珍宣布与陈友谅“不与相通”在四川形成割据。明玉珍是随州（今湖北随县）梅丘里平林聚农民。元末兵起后被当地富豪推为屯长组织武装结寨自保。至正十三年冬投奔徐寿辉授为统军元帅守沔阳。十七年秋占领重庆徐寿辉授为陇蜀行省参政。十八年败李喜喜“青军”于普安（今四川剑阁）、广元天完升玉珍为陇蜀行省左丞。十九年四月克嘉定（今四川乐山）败元四川行省平章朗革歹等杀右丞完者都进克成都、隆庆、潼川。从此元朝在四川的统治宣告结束。二十年闰五月陈友谅弑徐寿辉称帝“友谅使来宋主（即徐寿辉）崩弑外闻乃斩使焚书三军缟素为宋主丧附膺哀悼殆不堪忍自是议讨友谅移檄四方会兵三峡谥宋主曰：‘应天启运献武皇帝’庙号世宗犹舜之宗尧也”1明玉珍又“立寿辉庙于城南春秋奉祀”2对寿辉表示十分忠诚。二十一年七月明玉珍称陇蜀王。二十三年正月明玉珍称帝国号大夏改元天统仿周制设六卿以戴春为冢宰万胜为司马张文炳为司空尚大亨、莫仁寿为司寇吴文仁、周兴为司徒刘祯为宗伯废释老二教上奉弥勒赋税十取其一“农家无力役之征”3。明玉珍曾出兵陕西、云南、贵州等地但多不能守以后很少出兵重于防守。二十五年明玉珍更六卿为中书省、枢密院以戴春为左丞相万胜为右丞相尚大亨、张文炳为知院邹兴等为平章。二十六年春明玉珍病死遗言：“汝等同心协力但可自守慎勿妄窥中原亦不可与各邻国构隙。”又说：“元虏未逐余志不能遂也。”4子明升即位年仅1o岁。 高邮之战使张士诚转危为安。脱脱在前线罢兵权后元军大乱张士诚乘机出击扩大地盘并且拒绝元廷的多次招安。至正十五年（1355）底淮东大饥士诚遣其弟士德占领通州（今江苏南通）渡江克常熟。次年二月攻占平江路（治今江苏苏州）。士诚改平江路为隆平府将政权机构从高邮迁来。又分兵连克无锡、常州、松江、湖州、杭州占有富庶的长江三角洲。这时淮西朱元璋已攻占集庆（今江苏南京）势力向东扩展朱、张双方在镇江形成对峙。至正十七年朱元璋军连克长兴、常州、泰兴、江阴、常熟等地张士德在常熟被朱元璋军擒获。“于是士诚北有淮海南有浙西江阴、长兴二邑皆其要害。长兴据太湖口6走广德诸郡；江阴枕大江扼姑苏、通州济渡之处。得长兴则士诚步骑不敢出广德、宣、歙；得江阴则士诚舟师不敢泝大江上金、焦。至是并为我（指朱元璋军）有士诚侵轶路绝”（《明太祖实录》卷五）。张士诚战场上屡战屡败。割据台、温、庆元地区的方国珍奉元朝之命进攻张士诚。在内外交困、腹背受敌的情况下张士诚接受元朝招安妥欢贴睦尔降旨授士诚为太尉。 张士诚降元后继续与朱元璋争夺地盘双方在江南地区大体上维持原1刘桢：《玄宫之碑》1982年明玉珍墓出土。 2杨学可：《明氏实录》。 3杨学可：《明氏实录》。 4杨学可：《明氏实录》。 来态势但在苏北、鲁南、皖北一带张士诚利用宋政权衰败之机把势力一直扩张到济宁、濠州一线。元廷为解决京师饥荒于至正十九年九月不惜以御酒龙衣赐张士诚以换取海运粮。从至正二十年到二十三年（136o—1363）张士诚和方国珍一个出粮一个出船每年海运粮11万石至13万石不等解往大都从而延长了元朝的反动统治。张士诚集团也是一伙新生的地主分子他们割据平江后“无不志在良田美宅”1“诸公经国为务畜声伎购图画唯酒色耽乐为从民间奇石名木必见豪夺诸公宴集辄费米千石”2。张士诚“经岁不出门不理政事”3其弟张士信有“后房百余人习天魔舞队珠金玉翠极其丽饰”（《明太祖实录》卷二十）。至正二十三年（1363）二月士诚遣吕珍进攻宋政权最后据点安丰朱元璋救出小明王、刘福通才使他们幸免于难。九月士诚自称吴王遣使赴京请命妥欢贴睦尔不允。元廷又遣户部侍郎博罗帖木儿、监丞赛因不花到平江催海运粮士诚不允双方关系断绝。江浙行省的元朝官员也被士诚排挤。此后张士诚集团更加腐朽堕落灭亡之时也指日可待了。 自从至正十四年（1354）高邮战役后北南红巾军都从起义的低谷走了出来展开了规模更大的反元武装斗争。北方红巾军分兵三路北伐对元朝在北方的统治予以沉重打击并为南方红巾军的展和朱元璋队伍的壮大创造了条件。南方红巾军战绩辉煌按实力本可担负起推翻元朝的历史重任但陈友谅篡权后急遽蜕变最后众叛亲离自取灭亡。非红巾军系统的张士诚、方国珍乘天下大乱之机割据一方叛服无常早已失去农民起义的性质。朱元璋稳扎稳打逐步壮大最后担负起推翻元朝、统一全国的历史使命。 1乾隆《苏州府志》卷十《田赋》三。 2长谷真逸：《农田余话》卷上。 3长谷真逸：《农田余话》卷上。 第三节朱元璋削平群雄朱元璋是濠州钟离太平乡孤庄村人出身于十分贫苦的农民家庭。至正四年（1344）春淮河上游瘟疫流行他的父、母、长兄相继病故他掩埋了他们的尸体后入寺为僧后来游方化缘饱受社会黑暗之苦深知人世艰辛。至正十一年（1351）红巾军起义爆“初起汝颍次及凤阳之南厢。未几陷城深高城隍拒守不去号令彰彰”（《御制皇陵碑》）。元璋目睹“元将至略民为俘邻境骚动”（《天潢玉牒》）遂决意投奔郭子兴部红巾军。他作战勇敢足智多谋被郭子兴视为亲信。 至正十三年（1353）元军解围后郭子兴与徐州帅赵均用、彭大父子失和。朱元璋意识到掌握军队的重要性。至正十三年六月朱元璋到家乡钟离“倡农夫以入伍不逾月而众集”（《御制皇陵碑》）共达七百余人其中有幼时相好徐达、邵荣、周德兴等人。加上后来入伍的邓愈、常遇春、胡大海等至正十五年兼并的巢湖水师俞廷玉、俞通海父子廖永忠、廖永安兄弟桑世杰、张德胜等都是朱元璋队伍的骨干。他们出身贫苦勇敢善战反元坚决。朱元璋队伍中虽然兼并过不少地主武装但并不影响它的红巾军本色。 郭子兴提拔朱元璋为镇抚、总管。十五年三月郭子兴死。四月宋政权任命郭子兴子天叙为都元帅子兴妻弟张天佑为右副元帅朱元璋为左副元帅。从此这支部队正式归宋政权统辖。五月朱元璋兼并部分巢湖水师后开始南渡。六月取采石、太平。定远人冯国用曾向朱元璋建议：“金陵龙盘虎踞帝王之都先拔之以为根本然后四出征伐倡仁义收人心勿贪子女玉帛天下不足定也。”（《明史·冯国用传》）太平知府陶安也说：“金陵古帝王都取而有之抚形胜以临四方何向不克。”（《明史·陶安传》）朱元璋决定东取集庆（今江苏南京）。是年七月、九月两攻集庆失利郭天叙、张天佑被叛将出卖俘送元军杀害。十六年三月朱元璋亲率大军三攻集庆一举攻克杀元江南行台御史大夫福寿改集庆路为应天府。遂分兵取镇江、金坛。七月宋政权升朱元璋为枢密院同佥。不久宋政权在应天设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命朱元璋为平章。 朱元璋占据应天后东有张士诚倚江南之富庶争夺江浙地盘；西有陈友谅凭长江中游地利时时兵来犯。陈、张沆瀣一气以消灭朱元璋为己任。朱元璋要坐稳应天在两强夹缝中立足是相当困难的。 朱元璋的成功在于他采取了正确的战略方针这是当时其他武装所不可企及的。 朱元璋注意延揽人才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入据金陵采纳了冯国用、陶安之献策；克徽州问计于老儒朱升有“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之对；征浙东胡大海引荐青田刘基、浦江宋濂、龙泉章溢、丽水叶琛等“四先生”。至正二十年（136o）五月陈友谅进攻应天朱元璋左右意见分歧“献计者或谋以城降或以钟山有王气欲弃据之或欲决死一战不胜而走未晚也”。刘基奋然曰：“先斩主降议及奔钟山者乃可破贼尔。”1然后提出战略方针：“士诚自守虏不足虑。友谅劫主胁下名号不正地据上游其心无日不忘我宜先图之。陈氏灭张氏势孤一举可定然后北向中原王业可成也。”（《明史·刘基传》）朱元璋非常注意采纳这些有识之士的精辟见解使自己的队伍稳步展。 在军事上采取了先陈后张的方针。徐寿辉为天完皇帝时双方并无矛盾只是至正十五年（1355）时巢湖水师将领李普胜企图兼并朱元璋军失败被杀促使水师分裂俞廷玉等归朱元璋赵普胜等归天完在皖南青阳、石埭、潜山一带小有磨擦。朱元璋重点进攻应天周围的徽、婺、湖、信等州以稳住南方阵地迫使张士诚不敢来犯。至正二十年（136o）后他把主要精力用于对付西线陈友谅战线逐渐推向皖西、江西利用陈友谅篡位引起的内部矛盾大量纳降徐寿辉、赵普胜的旧部进一步孤立陈友谅。 在政治上朱元璋始终利用宋政权作屏障保持与宋政权在政治上的一致朱无璋军克婺州（今浙江金华）开设浙东行省于省门立两大黄旗两旁立两牌。旗上书云：“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牌上书云：“九天日月开黄道宋国江山复宝图”1。这与韩山童、刘福通“直抵幽燕之地重开大宋之天”的口号是一脉相承的。尽管朱元璋早已独自展但始终寄名于宋政权之下。至正十九年五月小明王升元璋为江南行省左丞相。二十一年正月小明王封元璋为吴国公。二十三年二月元璋亲去安丰救出小明王、刘福通安置在滁州二十四年朱元璋称吴王其纪年仍用龙凤榜文命令仍称“皇帝圣旨吴王令旨”。朱元璋非常善于用纵横捭阖的手段来缓冲敌人的压力或调整自己的部署。至正二十一年八月察罕帖木儿用兵山东招降田丰、王士诚等势不可挡。朱元璋遣使北上与察罕通好并说：“吾今遣人往与通好观其所处何如然后议焉。”（《明太祖实录》卷九）用尽了韬晦之计。 在经济上朱元璋初期采用抄掠地主财物、强令百姓岁纳寨粮的政策。 后期为长久计他放弃抄掠、强纳寨粮的办法采用承认农民夺田或占田鼓励开荒为己业“给民户田”（刘辰《国初事迹》）收取田租的政策；同时大力开展军屯、民屯在应天近郊、江阴、衢州等地屯田收效十分明显。在赋税方面采取轻徭薄赋至正二十四年（1364）称吴王时“赋税十取一役法计田出夫”（《明史·食货志二》）；商税也低由十五取一降至三十取一；盐税从十取二降至二十取一。为展贸易至正二十一年（1361）于应天府设宝源局铸大中通宝钱流通。 朱元璋的统一战争是从至正二十三年（1363）开始的。屡败于朱元璋的1黄伯生：《诚意伯刘公行状》《诚意伯文集》卷。 1《国初群雄事略》卷一《宋小明王》引俞本《皇明纪事录》。 陈友谅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这年四月陈友谅特制数百艘大舰“舰高数丈外饰丹漆上下三级级置走马棚下设板房为蔽置舫数十其中上下人不闻相语舫箱皆裹以铁”。他选择了朱元璋率军北上救援小明王尚未回师之机兵号称6o万“载其家属百官空国而来”（《明太祖实录》卷十二）。陈友谅军攻洪都（今江西南昌）。洪都城原先紧靠赣江朱元璋考虑在先已将城墙改建为离江岸3o步。友谅军来攻大舰无法靠近城墙只得登岸围城。洪都守将是朱元璋的侄子朱文正他率军死守85天为朱元璋准备水军迎战陈友谅于鄱阳湖赢得了时间。七月朱元璋亲率2o万大军来援陈友谅退至鄱阳湖。 鄱阳湖之战是中国古代军事史上规模空前的一次水军大会战。陈友谅人众、舰大朱元璋人少、舰小双方差距悬殊。但朱元璋深知他的部队士气高涨上下一心；而陈友谅弑主篡权“唯知巨舰未知军心哐怯”（《明太祖实录》卷十二）。朱元璋看准了陈友谅的弱点一开始就采用火攻。七月二十一日双方激战于鄱阳湖开始朱元璋军无法靠近巨舰朱元璋也险遭不测。后来他采用火攻利用风势火枪焚毁陈友谅战舰2o余艘。二十二日朱元璋组织敢死勇士驾驶满载火药等易燃物的小舟冲向敌阵乘风纵火焚其舰船数百。友谅弟友仁、友贵及平章陈普略等许多重要将领被焚死。“烟焰涨天湖水尽赤死者大半”（《明太祖实录》卷十二）。据统计是日陈友谅将士被焚溺致死者达6万人朱元璋军溺死者7ooo余人。经二十三、二十四两天激战陈友谅不得不退入草鞋山。八月陈友谅“粮绝势困”“进退失据”准备逃奔武昌。二十七日在向湖口突围时中矢死。张定边等乘夜用小舟载其尸及子陈理逃回武昌陈理继位。 至正二十四年（1364）二月朱元璋率水6大军征武昌陈理降大汉割据政权灭亡。 朱元璋的下一个目标是平江张士诚。灭张战争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占领苏北、淮河流域诸城镇；第二阶段占领江南地区诸城镇；第三阶段围攻平江。即所谓“先取通泰诸郡县翦其羽翼后转取浙西”1的战略部署。至正二十五年（1365）十月朱元璋布文告指责张士诚“假元之令叛服不常启衅多端袭我安丰寇我诸全连兵构祸罪不可逭”（《明太祖实录》卷十五）。令徐达、常遇春等于次年四月前全部攻占士诚在苏北和淮河流域的地盘。 至正二十六年（1366）五月朱元璋布著名的《平周檄》。这篇檄文虽仍用“皇帝圣旨”和“龙凤”年号却完全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污蔑红巾军“根蟠汝、颍蔓延河、洛。妖言既行凶谋遂逞焚荡城郭杀戮士夫荼毒生灵无端万状”（祝允明《野记》）。又罗列张士诚八大罪状但口气也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的。这年八月朱元璋命徐达、常遇春率师1《国初群雄事略》卷四《汉陈友谅》。 2o万攻张士诚。至十一月朱元璋军已占领湖州、杭州、绍兴、嘉兴等地形成对平江的包围。士诚的重要将领吕珍、李伯升、张天琪、潘元明等纷纷投降朱元璋。十一月朱元璋用叶兑“锁城法”攻平江分兵把守平江各门、各方四周筑长围困之又架木塔（名曰敌楼）三层监视城中动静每层施弓弩火铳又用襄阳炮日夜攻击。张士诚死命坚守。二十七年六月张士信在闾门督战时挟妓寻欢被炮火击中身亡。九月城破周仁（隆平府太守）、潘元绍（士诚婿）等降张士诚率军巷战最后自经未遂俘送应天自缢死。张士诚割据政权被消灭。 朱元璋军在攻克平江、灭张士诚后即遣军分两路进攻方国珍。方国珍于至正八年（1348）与其兄国璋、弟国瑛、国珉起兵反元不久受元招安。十一年红巾军起义爆后又反。其后据有庆元（今浙江宁波）、温、台等地屡受元朝封官官至江浙行省参政。至正十八年（1358）底朱元璋克婺州（今浙江金华）招降方国珍朱元璋授其为福建行省平章。但方国珍又同时接受元江浙行省平章职后又升为丞相封衢国公。至正二十七年（1367）方国珍北通元将扩廓帖木儿、南交福建陈友定以对抗朱元璋。九月朱元璋将朱亮祖、汤和、廖永忠来攻方国珍日夜运珍宝准备下海逃跑。元璋军连克台、温、余姚、上虞、庆元方国珍逃入海中。十一月方国珍被迫投降。 与此同时朱元璋命胡廷瑞为征南将军何文辉为副将军率军南下福建征陈友定。陈友定本为驿卒因镇压红巾军有功累升至福建行省参知政事。至正二十五年（1365）元置福建行省分省于延平以友定为平章“于是闽中八郡皆其所守”（《明太祖实录》卷二五）。元璋军势如破竹于洪武元年（1368）正月进围延平友定自杀未遂俘送应天处死。 此后朱元璋南征北伐同时进行。至洪武元年六月湖南、广东、广西全为明朝所有。南方之地仅剩四川明升、云南梁王把匝剌瓦尔密。明朝灭元后四川、云南才6续归明。 第四节元朝的灭亡扩廓与孛罗之争自至正十五年脱脱被害至二十八年元政权退出大都十余年间妥欢贴睦尔为声色所好更加厌于朝政。起用右、左丞相凡十余人或为奸佞小人或为军阀武夫或为无能之辈结果都祸国殃民加了元朝的灭亡。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旷日持久而扩廓帖木儿与孛罗帖木儿之间的斗争既是一场拥兵自重的军阀之间的争斗又是宫廷内部争权白热化的表现。 脱脱死后哈麻拜中书左丞相其弟雪雪为御史大夫。“国家事尽归其兄弟二人矣”（《元史·哈麻传》）。哈麻谋立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事泄遭贬途中被杖死。妥欢贴睦尔起用搠思监主政搠思监贿赂公行贪声著闻甚至印造伪钞政治更加黑暗。而妥欢贴睦尔与秃鲁帖木儿等十“倚纳”益加放肆行大喜乐演天魔舞又热衷于自行设计、自行建造房屋和龙舟对政事益加厌恶。皇太子与其母奇皇后一直谋求内禅使宦官朴不花喻左丞相太平太平不允终于被皇太子和搠思监逼令自杀。搠思监与朴不花“构相表里四方警报及将臣功状皆壅不上闻”（《元史·搠思监传》）。他们根株盘固气焰熏灼内外百官趋附之者十九。又宣政院使脱欢与之同恶相济为国大蠹。朝内大臣恨之入骨纷纷上疏弹劾。御史大夫老的沙是妥欢贴睦尔的母舅意图利用群臣弹劾朴不花来达到排挤政敌的目的引起皇太子和奇皇后的不满便唆使妥欢贴睦尔将他封为雍王逐回高丽。老的沙行至大同跑到孛罗帖木儿军中躲避。于是一场以孛罗帖木儿和扩廓帖木儿为主角的新的内讧即将爆。 元末军阀争权争势始自察罕帖木儿和答失八都鲁。答失八都鲁出身于蒙古珊竹带氏的功臣世家自以为是正宗蒙古贵族；察罕帖木儿出身内迁的畏兀儿家庭以布衣集义兵凭战功成为统帅很不甘愿位于答失八都鲁之下。答失八都鲁总制河南军马但在冀、鲁一带屡战屡败；察罕帖木儿奉命由关陕入河南再入冀、鲁侵占了他的势力范围。答失八都鲁忧愤而死后其子孛罗帖木儿总领其军退守河北井陉口后进驻大同与察罕帖木儿争夺冀、鲁之地双方之间屡有争战。至正二十年（136o）九月朝廷命以冀宁（今山东大同）交孛罗帖木儿察罕帖木儿不从双方又展开交战元廷命各还本镇。 至正二十年（136o）察罕帖木儿在山东被起义军田丰、王士诚刺杀其养子扩廓帖木儿袭父职。这时孛罗与陕西军阀张思道（又名良弼）相联结。至正二十三年（1363）六月孛罗乘扩廓忙于山东战事南侵扩廓守地并遣将竹贞袭据陕西。扩廓亦不示弱遣部将貊高合李思齐兵攻竹贞竹贞战败投降扩廓。 自从老的沙留在孛罗帖木儿军中后军阀之间的交战与宫廷内部的矛盾开始结合起来。右丞相搠思监、宦官朴不花与皇太子结成一伙以扩廓帖木儿为外援强令孛罗交出老的沙孛罗不遣。二十四年三月搠思监、朴不花遂诬称孛罗与老的沙图谋不轨由妥欢贴睦尔下诏削孛罗官职令其解兵权归四川。孛罗知道此诏非皇帝本意遂拒不奉诏。朝廷下令命扩廓帖木儿出兵讨伐孛罗。这时宗王不颜帖木儿等出面上书替孛罗辩解且很快出兵与孛罗会师。妥欢贴睦尔怕局面不可收拾降下圣旨“以搠思监屏诸岭北朴不花窜之甘肃以快众愤。孛罗帖木儿等悉与改正复其官职”（《元史·搠思监传》）。然而诏书虽下而搠思监、朴不花仍留居京城。这样孛罗进兵京师就找到了借口。四月孛罗派秃坚帖木儿率军进攻京师。秃坚本为知枢密院事因得罪皇太子逃奔孛罗军中避祸。秃坚兵入居庸关败京师军至清河皇太子逃奔兴（今河北承德西）、松（今辽宁赤峰西）京师空虚。妥欢贴睦尔命达达国师、蛮子院使去秃坚军营劝解秃坚声称必得搠思坚、朴不花妥欢贴睦尔被迫交出二人孛罗杀之。秃坚帖木儿浩浩荡荡率军入京师妥欢贴睦尔以孛罗帖木儿为太保、中书平章政事兼知枢密院事守御大同；秃坚帖木儿为中书平章政事退出京师。 是年五月皇太子回宫后忿怒不已命扩廓帖木儿调动军队分道进攻孛罗。扩廓命白锁住守京师命貊高、竹贞为中道、关保为西道合击孛罗于大同扩廓亲驻太原调督诸军。七月孛罗与秃坚、老的沙等以“清君侧”名义再次进攻京师皇太子逃到太原。孛罗等入京师妥欢贴睦尔命孛罗为太保、中书右丞相节制天下兵马；老的沙为平章政事；秃坚帖木儿为御史大夫。孛罗主政后杀“倚纳”秃鲁帖木儿、波迪儿等罢三宫不急造作沙汰宦官减省钱粮禁西蕃僧人佛事并多次遣使请皇太子还朝使者至太原均被拘留。 至正二十五年（1365）三月皇太子在扩廓帖木儿军中下令调遣岭北、甘肃、辽阳、陕西各地军队共讨孛罗帖木儿。孛罗调兵抵御败绩于是郁郁不乐终日与老的沙饮宴荒淫无度酗酒杀人喜怒无常人皆畏之。妥欢贴睦尔对孛罗的行为也极为不满密令威顺王宽彻普化子和尚刺杀孛罗。和尚雇杀手于七月二十九日刺杀孛罗帖木儿老的沙携孛罗家眷逃遁至秃坚军中与秃坚共奔赵王王傅府（今内蒙古达茂联合旗阿伦斯木）鼓动赵王起兵赵王缚老的沙、秃坚二人送至朝廷。孛罗帖木儿党至此被彻底清除。 当妥欢贴睦尔密谋杀害孛罗之时扩廓乘机进攻大同取之。皇太子联络也先及魏、辽、齐、吴、豫、豳诸王准备进京。皇太子在太原时想用唐肃宗在灵武称帝的故事自立扩廓等不从。现在进京奇皇后传令扩廓以重兵拥皇太子入城企图威胁妥欢贴睦尔让位。扩廓知其用意兵至京城3o里处即下令分散不入京师皇太子怨恨在心。既入京妥欢贴睦尔命老臣伯撒里为右丞相扩廓为左丞相。居两月扩廓请南还视师。二十五年闰十月封扩廓为河南王总天下兵。十二年六月抵河南驻军彰德（今河南安阳）调遣诸将准备南下江淮。但关中李思齐、张思道、孔兴、脱列伯四将各怀异见要求别立一军不受调遣。他们共推李思齐为盟主各令本部曰：“一戈一甲不可出武关王保保（扩廓别名）来则整兵杀之。”（《庚申外史》）扩廓遣其将关保、虎林赤西攻张思道于鹿台而思齐与思道合兵抗之双方相持一年前后百战胜负未决。 至正二十七年（1367）八月妥欢贴睦尔见诸军互伐不得不下诏命皇太子亲出总天下兵马。又命扩廓以其兵自潼关以东肃清江淮；李思齐以其兵自凤翔以西进取川蜀；秃鲁以其兵与张思道、孔兴、脱列伯等取襄樊；王信以其兵固守山东。诏书虽下皇太子竟止之不行扩廓等也拒不受命。扩廓自恃兵强日益跋扈又杀皇帝派来调解的诏使天下奴其部将貂高、关保十分不满宣布脱离扩廓。两人又罗列扩廓罪状上奏朝廷并兵攻扩廓。当时皇太子用侍御史李国凤等计立大抚军院总制天下兵马专防扩廓。是年十月扩廓被免职以河南王食邑汝州（今河南汝南）其所总诸军分由各将统领。 至正二十八年（1368）朝廷命左丞孙景益分省太原关保驻兵防守。 扩廓遣兵攻占太原尽杀朝廷所置官。妥欢贴睦尔下令削夺爵邑令诸军共诛之。于是一场新的军阀混战又重新开始扩廓退守平阳（今山西临汾）双方相持良久。这时明兵已到达河南思齐、思道率兵西归而貊高、关保进攻平阳甚急。扩廓夜袭其兵营俘貊、关二将。妥欢贴睦尔见扩廓势大立即罢大抚军院下诏复扩廓原职领兵准备南讨。 自扩廓、孛罗构兵以来元廷整整花费8年时间用于内耗之中。这8年中朱元璋从容备战次第削平群雄最后挥师北伐。元廷的统治为它自己挖掘了坟墓。 明师北伐和元朝灭亡至正二十七年（朱元璋吴元年1367）十月朱元璋在消灭了张士诚割据势力后即着手挥师北伐。他对徐达等说：“自元失其政君昏臣悖兵戈四起民坠涂炭。予与诸公仗义而起初为保身之谋冀有奠安生民者出。岂意大难不解为众所附乃率众渡江与群雄相角逐遂平陈友谅灭张士诚闽、广之地将以次而定。尚念中原扰攘人民离散山东则有王宣父子狗偷鼠窃反侧不常。河南则有王保保名虽尊元实则跋扈擅爵专赋上疑下叛。关陇则有李思齐、张思道彼此猜忌势不两立且与王保保互相嫌隙。元之将亡其机在此。”又提出北伐的战略部署：“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户槛。天下形势入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则彼势孤援绝不战可克。既克其都鼓行而西云中、太原以及关陇可席卷而下。”（《明太祖实录》卷二五）朱元璋的这一席话充分说明他对全国形势和战局了如指掌以后形势的展果然不出他所料。在长期的战争环境里和激烈的战斗中朱元璋已经锻炼成为一名杰出的军事指挥家。 是月二十一日朱元璋命中书右丞相徐达为征虏大将军中书平章政事常遇春为副将军率25万大军由淮入河北取中原。临行又召见诸将士叮嘱他们“所经之处及城下之日勿妄杀人勿夺民财勿毁民居勿废农具勿杀耕牛勿掠人子女”（《明太祖实录》卷二五）。二十三日布北伐檄文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明太祖实录》卷二五）的口号这一口号对当时的汉族地主阶级有很大的号召力对分化瓦解蒙汉各族上层贵族联合统治的元政权起了很大作用。 北伐的第一步是“先取山东撤其屏蔽”。十月二十四日徐达率军抵淮安遣人往沂州招谕王宣、王信父子。察罕帖木儿死后王宣父子利用扩廓帖木儿打内战的机会攻掠山东全境。徐达派人招降后王宣父子投降王信被授予江淮行省平章政事。未几王宣父子复叛王宣被徐达镇压王信逃遁。徐达率军先后克复营州、滕州、益都、东平、兖州、济南、济宁、密州、登州、莱州、东昌等地。由邓愈率领的偏师也由襄阳北略南阳进展顺利。 至正二十八年（1368）正月朱元璋即皇帝位定国号为明建元洪武。北伐的第二步是“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洪武元年二月徐达等率师进入河南后先进攻汴梁。当时元汴梁守将李克彝、陈州（今河南淮阳）守将左君弼、安丰守将竹昌均屯兵汴梁。左君弼原是天完政权汴梁行省脑长期占领庐州（今安徽合肥）至正二十四年（1364）降元。明军抵达陈桥时左君弼率先投降李克彝奔河南（今洛阳）。明军占领汴梁次第攻克河南各州县。同时由冯宗异率领的偏师攻克陕州（今河南三门峡西）扼潼关西略华州（今陕西华县）以防李思齐军。五月朱元璋抵汴梁召集诸将确定北进大都方略。 七月二十九日山东诸将自益都、徐州、济宁会师东昌前锋分兵渡河。闰七月初二日徐达等自汴梁兵自中滦渡河进取彰德、磁州、邯郸。十一日徐达会诸将于临清。十四日常遇春克德州。北伐的第三步“进兵元都”正在顺利进行中。 这时妥欢贴睦尔如梦初醒。闰七月十九日罢大抚军院复扩廓帖木儿官职命其出援京师勤王御敌。扩廓故意自平阳绕道大同尽管元都危在旦夕他依然观望不进。 闰七月二十日明军下长芦趋清州。二十三日徐达兵抵直沽水6两路向大都进。元中书右丞相也望风逃遁元都大震。二十七日妥欢贴睦尔命淮王帖木儿不花监国命庆童为中书左丞相同守京城。二十八日夜半妥欢贴睦尔率三宫后妃、皇太子、皇太子妃等开健德门北奔上都左丞相失列门等扈从。八月初二日徐达等率至大都攻齐化门命将士填濠破城而入执淮王帖木儿不花、左丞相庆童等杀之。至此统治了百余年的元皇朝终于被推翻。明朝改大都为北平府。 妥欢贴睦尔于八月十五日至上都。当时元朝残余势力仍不可忽视。扩廓帖木儿拥数十万军屯驻山西李思齐、张思道等盘踞陕西辽阳有兵1o万梁王把匝剌瓦尔密守云南。明廷视扩廓帖木儿为头号劲敌陕西李、张已有“2志”（刘佶《北巡私记》）故克大都后不久明军即兵分两路进攻山西迫使扩廓撤至甘肃、宁夏。洪武二年（1369）正月妥欢贴睦尔命扩廓为中书右丞相。四月元军见明军主力西攻陕西遣将分道攻北平被常遇春击败。六月妥欢贴睦尔逃奔应昌（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西）。常遇春克上都徐达在陕西也势如破竹李思齐投降。至明年四月扩廓帖木儿由宁夏北奔和林残元势力基本上退至漠北。四月二十八日妥欢贴睦尔因患痢疾病死于应昌。朱元璋“以帝知顺天命退避而去特加号曰顺帝”（《元史·顺帝纪十》）。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继位为其父谥号惠宗。五月明将李文忠来袭应昌爱猷识理达腊退居和林改年号宣光。和林的残元政权史称“北元”。 第十章西北宗藩在元代的汉文史籍中常常把钦察汗国、伊利汗国、窝阔台汗国和察合台汗国的统治者统称为“西北诸王”。他们在名义上尊奉元朝皇帝为宗主以“宗藩之国”自居1但实际上具有半独立或独立的地位。这些汗国与元政府的关系虽然有亲有疏但毕竟不同于今天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大体上说伊利汗与元皇室同为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的后裔他们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察合台汗国和窝阔台汗国与元朝政府的关系经历了复杂的变化过程而钦察汗国与元朝相距最远早已有独立化的倾向又因海都割据势力的阻隔与元朝的关系相对而言比较疏远。由于蒙古贵族的军事扩张蒙古与世界各地的民族、国家生了关系。蒙古牧民也因之大批迁往西北宗藩诸国。上述西北诸汗国的历史既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又是中国史的一部分也是蒙古和西北民族历史的一部分。 1《元史》卷三五《文宗纪》四。 第一节察合台汗国早期的察合台兀鲁思察合台是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汗国由察合台的封地展而来。察合台和他的继位人通过侵夺大汗的土地使其兀鲁思向半独立化方向展成为统治东达今吐鲁番、西及阿姆河、北接花剌子模和塔尔巴哈台山、南临印度的强大势力对我国西北地区和中亚的历史展有重要的影响。 成吉思汗于12o6年攻灭乃蛮之后开始分封诸子据《元朝秘史》节242记载察合台分得8千户属民；而据《史集》记载察合台得4ooo人其中包括一个巴鲁剌思千户和一个宏吉剌忒千户1。察合台的始封地在今天山以北的草原地区。随着西辽的灭亡和西征的胜利蒙古国的版图迅扩大。成吉思汗又为其年长的诸子在原有封地的基础上指定了新的封地。据波斯史家志费尼记载：“察合台得到的土地从畏兀儿之边（hudud）伸展到撒麻耳干和不花剌其居地在阿力麻里附近的忽牙思”2即畏兀儿以西的草原地带。 宗王将兵镇边徼襟喉之地为元代制度。成吉思汗回师后察合台受命留在西域成为镇守回回之地的亲贵诸王3。察合台的封地与其所戍守之地互相邻接在西域形成了自己的特殊势力。察合台汗国日后能展成一支与其他蒙古诸汗国相抗衡的力量即肇源于此。 当时的西域定居民族聚居的绿洲农耕城郭之地最为富庶。这些地区所得的收益按蒙古人古老的习惯由成吉思汗氏族成员共同分享。其办法是把这些地方的民户按一定比例分配给各支亲贵。波斯史家瓦撒夫记载阿姆河以北名城不花剌的编民有1.6万人其中5ooo人属于拔都、3ooo人属于拖雷之妃唆鲁禾帖尼余下的8ooo人称为“大中军”（u1uqqo1）属于大汗1。除了宗亲诸王蒙古将领亦可因战功在中亚受赐封邑。例如忽必烈大将伯颜之祖父阿剌“平忽禅有功得食其地”（《元史·伯颜传》）。忽禅即忽毡为牙剌瓦赤驻地今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忽毡州府忽毡市（列宁纳巴德市）。 蒙古大汗除了与其他贵族共享当地收益外还负有管理这些地方的责任向各城派驻大臣或达鲁花赤。《元史》记载镇守撒麻耳干的有契丹人1《史集》汉译本第1卷第1册页376—377。但在同书第2卷（汉译本页172）中拉施都丁又把这个宏吉剌忒千户称为扎剌亦儿千户。 2《世界征服者史》可疾维尼波斯文刊本卷1页31并见同卷页226汉译本页45、272。这个忽牙思应该就是《耶律希亮神道碑》提到的“换扎孙”。 3王国维：《黑鞑事略笺证》。 1《瓦萨甫史》哈默·普尔格施塔勒波斯文原文及德译合璧本页94维也纳1856年。耶律阿海父子耶律楚材提到镇守不花剌的有女真人蒲察元帅父子等。见于波斯文史料的除了牙老瓦赤、麻忽父子外还有镇守阿姆河以北地区的大臣哈扎儿不花（khazar-buqa）驻于那黑沙不城（nakhasbab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东南之卡尔希）的丞相大夫（netg-tai-fu）和不花脱沙（buqatusha）。中亚东部草原地区的城市如阿力麻里等也有达鲁花赤1。 察合台的禹儿惕和军队都在中亚又以皇子的身份出镇西域而中亚城郭绿洲之地的统治权却属于大汗。成吉思汗死后察合台吞并朝廷在西域的辖地的野心日益滋长《史集》记载了一起事件：在窝阔台时代察合台擅自出一道令旨变动阿姆河以北地区几个州郡的长官受命镇守其地的大臣牙老瓦赤立即上报太宗降旨斥责察合台命他陈明原委。这件事一方面反映了察合台虽然贵为出镇西域的皇兄亦无权干预邻近的朝廷辖地的政务同时也反映出西北诸王与朝廷之间的力量对比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化。在太宗时代除了牙老瓦赤、丞相大夫等朝廷命官治理着中亚的城郭农耕之地以外、察合台王府中另有一批官员其中最重要的大臣是伐阇罗（vazir）2、阿迷的（amid）和撒迦吉（sakkaki）。伐阇罗的真实姓名现在已不清楚人们只知道他是汉人（khitayan）被蒙古军掠获后起初在察合台的一位汉医那里做侍仆。汉医死后他成为蒙古贵族的牧奴。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受到察合台的赏识被委以官职并被称为伐阇罗。据《史集》记载伐阇罗身材矮小相貌平常但为人勇敢、机智才华出众能言善辩其地位高于察合台斡耳朵内诸大臣他甚至擅自处死过察合台之子的妃子。察合台死后他很快被处死3。伐阇罗的经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被蒙古贵族掠至中亚的汉地文人的遭遇。 阿迷的自成吉思汗时代起就追随察合台受到信用。成吉思汗曾把花剌子模沙摩诃末算端的两个女儿赐给察合台察合台又把其中的一个转赐给阿迷的。阿迷的当时主要的政敌是撒迦吉。撒迦吉起初因阿迷的等人的推荐才成为察合台的大臣。由于他才学出众、学识广博很快得宠于是引起阿迷的的嫉妒两人之间的明争暗斗愈演愈烈起初是阿迷的被免职后来又官复原职而撒迦吉则反过来遭到囚禁最后死在狱中1。投降蒙古的回回1《元史》卷一五o《耶律阿海传》；《湛然居士集》卷五《赠蒲察元帅七》并见卷六《瓦萨甫史》第1卷波斯文原文及德译台璧本德译页25。《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册39页29—3o。 2vazir源于梵文vajra意为金刚杵。 3《史集》第2卷汉译本页184—187。 1宏达迷儿：《旅行者之友》德弗雷麦里波斯文节刊本及法文节译合璧本《突厥斯坦和阿姆河以北地区的蒙古汗史》（.defremeryparis1853）人的地位与伐阇罗等汉人相似他们在蒙古宫廷里的地位同样是不稳定的稍有得罪蒙古主子之处就可能被处死有些人还成为蒙古贵族之间互相争斗的牺牲品。 阿姆河以北之地是中亚回回人的经济文化中心花剌子模王朝统治阶级的战败和蒙古军的屠杀政策没有能使人民的抵抗停止下来。邱处机记载了当时人民反抗蒙古人的斗争2。蒙古统治建立后这里成了蒙古贵族榨取财富的主要对象除此而外当地人民还要负担沉重的军役和徭役。在这种情况下1238年不花剌爆了反抗蒙古统治者的起义。起义的领导人是一位名叫塔剌比的制筛匠他利用宗教活动作为掩护短时间里就动了大批群众很快控制了不花剌。人民起而响应杀死了许多投靠蒙古人的显贵幸存的慌忙出逃。起义人民把塔剌比尊为不花剌的算端。不久蒙古军到来起义军奋勇迎战杀敌近万击退了蒙古人塔剌比战死沙场。人民推举塔剌比的兄弟继续领导起义。蒙古人战败后迅集结力量卷土重来起义军终于被击败。蒙古军下令把不花剌的百姓不分男女老幼统统赶出城去准备依例屠城。只是在牙老瓦赤向窝阔台奏报之后不花剌才得以保存下来1。在整个蒙古国时代察合台兀鲁思的汗位继承人都是由大汗指定的。察合台的嫡长子是抹土干（moetuken）他受到成吉思汗的宠爱在西征时死于兴都库什山以南的八米俺城下时适逢其子合剌旭烈诞生成吉思汗和元太宗窝阔台都曾确定合剌旭烈为察合台之位的继承人。1242年察合台死去合剌旭烈继立。1246年定宗贵由即帝位后为了扩大自己在蒙古亲贵中的势力借口“舍子传孙为非”废合剌旭烈另立抹土干之弟也蒙哥（yesu-）为汗2。 贵由死后拖雷家族在术赤家族的支持下向窝阔台家族夺权宣布立拖雷子蒙哥为帝是为元宪宗。合剌旭烈站在蒙哥一边；也蒙哥则支持窝阔台家族与他同谋的察合台系的宗王还有也孙脱和不里等人。不久窝阔台后裔宗王以武力反抗蒙哥的企图被现也孙脱因牵连受到囚禁。其他与此有关的察合台后裔宗王贵族也受到了严厉的处置。合剌旭烈受命归国执掌兀鲁思他在途经按台山时死去蒙哥命其未成年之子木八剌沙（mubarakshah）即位合剌旭烈之妃兀鲁忽乃监国。 蒙哥将朝廷管理西域的机构定名为阿姆河等处行尚书省（治阿姆河以南地）和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所管辖的地区包括：阿姆河以北地区、忽阐河以东草原、畏兀儿地、忽毡、可失哈耳、毡的、花剌子模、拔汗那等。 页6o—63。 2《长春真人西游记》《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册39。 1《世界征服者史》汉译本页128—133。 2《世界征服者史》汉译本页322。 1259年元宪宗蒙哥死于四川其同母弟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之间爆了争位战争。双方都意欲借助察合台汗国控制西域的土地人口。忽必烈派出了察合台后裔阿必失哈赴察合台汗国但途中为阿里不哥的军队截获送赴漠北处死。忽必烈之军在和林之战中获胜后阿里不哥退居谦州处境恶化遂以大汗的身份派察合台后裔阿鲁忽归兀鲁思夺位并为他征集军队、筹集军饷。阿鲁忽至察合台兀鲁思驱逐监国哈屯兀鲁忽乃自己即位于阿力麻里1。他利用原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的官员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之间无所适从的机会把他们收归己有力量迅壮大使察合台汗国一跃而成为控制蒙古国中部的一支强大势力。 阿鲁忽把为阿里不哥筹集的粮秣军资据为己有引了他与阿里不哥之间的斗争。阿鲁忽向忽必烈表示归顺。忽必烈把东自金山、西及阿姆河的广阔地区交给阿鲁忽防守。这是蒙古国皇帝第一次承认察合台汗国对这一地带的实际控制权。 阿鲁忽死后木八剌沙未经朝廷许可重新掌权引起忽必烈的不满下诏派出另一位察合台后裔八剌归国夺权。八剌是蒙古国皇帝沿用成吉思汗旧例而指派的最后一位察合台兀鲁思汗。他以阴谋手段把木八剌沙赶下台。此后察合台汗国逐渐脱离朝廷的控制其新汗不再由蒙古国大汗指定。 八剌在察合台汗国站住脚之后力量急剧地展起来把朝廷派驻斡端的大将忙古带驱走并在忽阐河沿岸击败海都海都在钦察汗蒙哥帖木儿的援助下重新起兵打败了八剌使察合台汗国的控制区局限于阿姆河以北地区。1269年察合台汗国与钦察汗国和窝阔台汗国达成协议确定阿姆河以北地区赋税收入的三分之二归察合台汗国。次年八剌在海都的支援下渡阿姆河入侵伊利汗国在也里城下被伊利汗阿八哈击败被迫退回阿姆河以北地区。八剌不久死去海都乘机控制了察合台汗国指定察合台后裔聂古伯为汗不久又立不花帖木儿为汗。 都哇家族的统治1282年海都立八剌之子都哇为汗1。都哇在即位之前已经是察合台汗国内实力强大的诸王曾先后入侵处于元朝控制下的别失八里和火州并与海都联合在漠北与元朝展开反复争夺。在大德五年（13o1）于金山地区进行的帖坚古山会战中都哇曾被元军射伤。 帖坚古山会战的次年海都死去。都哇暗中向元朝驻守在哈剌和林边境的安西王阿难答派出使臣向元成宗表示臣服请求朝廷罢兵。成宗同意约1《瓦萨甫史》哈默·普尔格施塔勒波斯文原文及德译合璧本德译页29。1扎马勒·哈儿昔：《苏拉赫词典补篇》华涛汉译本南京大学《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1辑1987年。 和。获得元廷支持后都哇与察八儿等聚会到会诸王一致认识到与朝廷进行长达数十年的战争是“自伤祖宗之业”。大德七年（13o3）元廷与西北诸王达成和议设驿路开关塞这是当时举世瞩目的一件大事。诸蒙古兀鲁思之间的约和有异于一般的国际间的和平条约它是源出于同一祖先的蒙古民族所建立的几个汗国之间互相协商的结果。自阿里不哥之乱后各蒙古兀鲁思虽已各自立国近半个世纪但各汗国的统治者仍然认为他们之间的纷争是成吉思汗后裔间的内部事务可以通过协商来解决。 海都去世后都哇在元成宗的支持下逐步削弱并最终灭亡了窝阔台汗国使阿姆河以北和忽阐河以东草原统一在察合台汗国之下。13o6年都哇死去其子宽彻继立在位仅两年。至大元年（13o8）宽彻去世后汗国生内乱都哇之子也先不花正驻于哥疾宁其余诸子年龄尚幼汗位为不里之孙塔里忽夺去。塔里忽为非都哇系诸王他继承汗位的合法性受到蒙古贵族的怀疑。八剌之孙月鲁帖木儿（.rugtemur）公开反对塔里忽认为汗位应归于都哇诸子。月鲁帖木儿得到了其他察合台后裔的支持还得到了包括察八儿在内的窝阔台系宗王的支持他起兵反抗塔里忽但兵败被杀1。同时其他宗王在拔汗那起兵反对塔里忽也被击败。都哇之子怯别与塔里忽部下大臣兀赞（uzan）把阿秃儿设计袭杀塔里忽。事成后怯别向武宗海山奏报了推翻塔里忽的消息。13o9年夏怯别召集忽里台大会决定由兄长也先不花即位。也先不花为褒奖怯别允许怯别从整个兀鲁思的富人中为自己择定私属人口并委派他为拔汗那、阿姆河以北地区、渴石和那黑沙不的统治者。 窝阔台汗国灭亡后其大部分领土并入察合台汗国邻近也儿的石河的土地则为元朝占有。也先不花同元朝大将脱火赤丞相（tughajijinsank）谈判希望划定彼此在边境地带的草场但未能达成协议遂拘留元朝和伊利汗国的过往使臣察合台汗国与元朝再度生冲突。延祐元年（1314）也先不花入寇元朝属地脱火赤丞相和钦察大将床兀儿突入察合台汗国境这时驻守哈迷立的诸王南木忽里亦向火州方向出动。先是察合台汗国驻于哥疾宁的诸王倒的火者（dadkhaja）部下诸将勾结伊利汗国谋叛伊利汗队乘势渡阿姆河深入察合台汗国。也先不花在东方败于元朝戍边军丧师失地遂决心向伊利汗国掠地以弥补损失。于是出动屯驻于阿姆河以北地区和忽阐河以东草原的全部精锐迎战一举击败伊利汗并进入呼罗珊之木儿加布河流域草原。 次年（1315）床兀儿击败察合台汗追出其境铁门关。“战于赤麦千之地转杀同匝”1而脱火赤的军队则劫掠了察合台汗国在塔剌思的斡耳朵。这里提到的铁门关不可能是阿姆河以北之地渴石附近的铁门当1《完者都史》页53—54页147—148。 1虞集：《句容郡王世绩碑》《道园学古录》卷二三。 指阿力麻里附近的铁木儿忏察赤麦千可能是忽章河中游赛蓝附近的nett（今哈萨克斯坦奇姆肯特州府奇姆肯特市）。也先不花急招西征军东回。 就在察合台汗国陷于两面受敌的时候伊利汗国生了牙撒兀儿的叛乱活动。牙撒兀儿出自不里家族其父不合帖木儿曾被海都择立为汗。叛乱失败后他出逃伊利汗国被置于呼罗珊巴忒吉思草原守边。他在那里展自己的势力后来他利用伊利汗完者都死去其子不赛因汗新立之际又在伊利汗国动叛乱最后被伊利汗国和察合台汗国的联军消灭。 也先不花死后怯别于延祐七年（132o）继立适逢元英宗即位。他立即着手修复与元廷的关系派被也先不花扣留于其境数年的元廷出使伊利汗的使臣拜住归国转达罢兵的愿望1双方终于恢复和平。 怯别约死于泰定四年（1327）其弟燕只吉台袭位。燕只吉台与朝廷保持着密切的往来元政府多次赏赐金钱、钞币、海东青等。朝廷还专门派遣木华黎后裔乃蛮台将元太宗时代所铸察合台金印“皇兄之宝”护送至其境赐给燕只吉台。燕只吉台在位仅3年先后继立的是其弟笃来帖木儿、答儿麻失里。 答儿麻失里的名字取自梵文意为法吉祥但他却是察合台汗国第一个公开宣布摒弃佛教接受并推广伊斯兰教的汗。他长期生活于察合台汗国的西部改变察合台汗国之汗每年东巡的习惯。驻牧于汗国东部以不赞（buzun）为的蒙古贵族指责答儿麻失里废止了成吉思汗的札撒掀起了叛乱活动于1334年夺取了汗位答儿麻失里被杀2。但是中亚蒙古人同化于当地民族的过程并没有因此而停顿下来。 汗国的分裂不赞为确保统治大杀亲族引起骚乱回历736年（1335—1336）被大臣们杀死继位者是其兄弟敞失。但他不久死于与其兄弟也孙铁木儿之间的争夺权力的斗争。也孙铁木儿时国内政局混乱他的统治也很短暂。察八儿降元后其境内的窝阔台系诸王都成了察合台汗国的贵族他们的势力并未被消灭取代也孙铁木儿汗的是窝阔台系诸王阿里他的统治也不长久。最后牙撒兀儿之子合赞算端（qazansu1tan）即位。在诸王们自相残杀争夺汗位的斗争中非成吉思汗系统的异密和地方诸侯的势力展起来。 十四世纪四十年代初察合台汗国内威胁汗权的非成吉思汗系异密的主1袁桷：《拜住元帅出使事实》《清容居士集》卷三四。 2宏达迷儿：《生命之旅之友》德弗雷麦里法文摘译本《阿姆河以北地区和突厥斯坦的蒙古汗史》巴黎1853年页13—15；《伊本拔图塔游记》马金鹏汉译本页3o4；乌马里：《眼历诸国行记》克劳斯·来西德译本页117—119。 要代表是阿姆河上游以北地区的巴鲁剌思合札罕（qazaghan）。合札罕家族的权势的威胁迫使汗使用极端的手段来维护统治。合赞算端汗于回历746年（arbeh）平原并展开会战。在激战中合札罕被射中眼睛被迫败退合赞算端汗同年在哈儿昔驻冬遭合札罕进攻战败被杀。 合札罕以臣弑君得手后操纵汗位扶立傀儡稍不顺意便废旧立新。 察合台汗国陷于分裂各部诸王纷纷独立。合札罕从成吉思汗后裔中所择定的汗名义上是正统汗但实际上只是控制阿姆河以北地区的西部汗合札罕控制朝政达13年之久回历76o年（1359）在一次出猎中被刺杀。他死后其子米儿札乌巴都剌（mirza’abd-a11ah）继承父位继续控制朝政依旧任情废旧汗立新汗。另一支巴鲁剌思氏（即后来跛子帖木儿所源出的那一支）贵族领哈只与勒都思部贵族拜延联合。兵向西部汗王都撒麻耳干进攻杀死了前来迎战的帖木儿沙和乌巴都剌。勒都思氏贵族乘势在阿姆河以北地区称王。各诸侯纷纷裂土割据当时著名的诸侯有渴石的哈只·巴鲁剌思忽毡的巴也只（baiezid）巴里黑的勒都思氏贵族不花等而合札罕的势力并未被消灭其子忽辛等又重新聚集了一支军队时而入侵阿姆河以北。 在合赞算端汗与阿姆河以北地区诸侯作斗争的时代汗国东部最有势力的贵族是蒙古朵豁剌惕氏家族他们控制着今天山以南和拔汗那之地。合札罕死后在各部诸侯纷纷割据的风潮中朵豁剌惕家族也派出人员于1346年找到一个年轻的贵族名叫脱忽鲁·帖木儿（tuq1uqtemur）并宣传他是也先不花汗的儿子。1348年秃忽鲁·帖木儿被立为汗。脱忽鲁·帖木儿即汗位后不久便皈依了伊斯兰教并下令一向保守的察合台汗国东部蒙古贵族也皈依伊斯兰教。脱忽鲁·帖木儿利用扶立自己的朵豁剌惕家族的大臣播鲁只死去的机会把世袭的职位封授给播鲁只尚未成年的儿子忽台达（kudai-dad）将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脱忽鲁·帖木儿汗统一了包括畏兀儿在内的东部地区不久以后就展成足以与合札罕家族控制下的正统汗（西部汗）相抗衡的东部汗。 1359年阿姆河以北地区陷于混乱巴鲁剌思贵族塔剌海（taraghai） 之子异密帖木儿乘乱收集部属与周围的诸侯进行兼并战争。脱忽鲁·帖木儿汗于回历761年（136o）春率大军齐集于拔汗那向阿姆河以北之地挺进。巴鲁剌思部的哈只见东部军势大便向呼罗珊退却。时塔剌海已死其子帖木儿统领部民与东部军的前锋约和。东部军同意保存巴鲁剌思氏的势力把渴石城及其附属地区仍旧交由帖木儿控制并在其余各城置城守和达鲁花赤以后东还。 不久留驻于阿姆河以北地区的脱忽鲁·帖木儿的将领之间生内讧帖木儿乘机聚集力量又成为强有力的割据势力。回历762年（1361）脱忽鲁·帖木儿再度出兵西征阿姆河以北地区慑于东部军的威势原先在东部军主力撤退后背叛、或原先出逃而拒不投降的诸部领纷纷向脱忽鲁·帖木儿降附。脱忽鲁·帖木儿却以严厉手段对付之但宽容了帖木儿。同年冬脱忽鲁·帖木儿进入阿姆河上游地区进攻另一支巴鲁剌思贵族、合札罕之孙忽辛（husain）。东部军尾随忽辛追击至昆都士劫掠了直至兴都库什山一带之地并于彼处驻夏。1362年夏末东部军返回占领撒麻耳干脱忽鲁·帖木儿留其子亦里牙思火者（i1yaskhaja）镇守此地他本人东返。 帖木儿投向忽辛活动于八达哈伤边境。与东部军在阿姆河上游石桥大战。东部军兵力达五万之众占有压倒优势却败于帖木儿和忽辛。帖木儿乘胜西进至铁门不久迫近渴石。脱忽鲁·帖木儿置于渴石的达鲁花赤弃城逃走帖木儿重占渴石。此时脱忽鲁·帖木儿的死讯传至军前但帖木儿的军队已经开来亦里牙思火者无法东返继位被迫匆忙迎敌结果战败被俘。帖木儿释放了亦里牙思火者及其诸将后占领了撒麻耳干时为回历765年（1364）。 亦里牙思火者东返后即汗位而在阿姆河以北地区忽辛则扶立宽彻的后裔阿的勒（’adi1）算端为汗。次年春亦里牙思火者再度领兵西进。帖木儿与忽辛联合迎敌两军相会于忽阐河畔距察赤城不远处在滂沱大雨中血战亦里牙思火者失败。东部军的失败引起了帖木儿和忽辛两支巴鲁剌思贵族联盟矛盾的激化东部军利用这个机会动进攻获大胜。帖木儿向后溃退渡过阿姆河避居于巴里黑而亦里牙思火者则进至撒麻耳干城下。城中守军和居民顽强奋战东部军久攻不克同时军中流行瘟疫马匹大量倒毙不得不撤围而去。亦里牙思火者退回东部后逐渐大权旁落被朵豁剌惕氏贵族哈马鲁丁阴谋杀死1。自脱忽鲁·帖木儿开始东部蒙古贵族花费五年时间进行的统一战争以失败告终。察合台汗国东部在明代演变为西域各“地面”而西部则逐渐展为帖木儿帝国。 1海答儿：《剌希德史》（tarikh-irashidi）英译本页15—37；宏达迷儿：《生命之旅之友》法译本页1o1—1o2。 第二节钦察汗国钦察汗国在《经世大典图》和《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中称为“月祖伯所封地”在非汉文文献中又称金帐汗国或术赤兀鲁思由成吉思汗的长子术赤的封地展而来。成吉思汗生前分封诸子、诸弟时术赤得到的土地是：自也儿的石河以西直至蒙古军队马蹄所及之处。术赤在世时其实际统治地域包括扎牙黑水（今乌拉尔河）以东的草原和阿姆下游的花剌子模北部和忽阐河（今锡尔河）下游汇入咸海处。 成吉思汗西征时哲别、不台率领的蒙古军曾越太和岭（今高加索） 侵入钦察草原。1235年术赤次子拔都率军西征降服了扎牙黑水以西、也的里河（今伏尔加河）流域的钦察、不里阿耳等部和斡罗思（俄罗斯）迫使斡罗思各公国称臣纳贡并继续向东欧扩张。1241年元太宗窝阔台去世后拔都回军至也的里河建立钦察汗国其统治地域东起也儿的石河、西至斡罗思、北达今北极圈一带南越太和岭（今高加索山）直至伊朗之地。钦察汗国幅员极为辽阔境内民族众多社会展水平不一。花剌子模、也的里河流域、克里米亚、太和岭以北等地区住有花剌子模人、不里阿耳人、莫尔多瓦人、阿人、希腊人和斡罗思人他们从事农业、工商业。也的里河下游的拔都撒莱、别儿哥撒莱花剌子模的玉龙杰赤、克里米亚的答黑、迦法和阿海（今亚海）畔的阿夫等城是东西贸易的中心。而草原上的康里、钦察、突厥蛮（土库曼）诸族则过着游牧生活。随拔都西迁的蒙古人为数不多居住在草原上向各地及斡罗思各公国派出八思哈（镇守者）监领并征收贡赋。他们逐渐被周围的操突厥语诸部同化。 拔都建都于也的里河下游的拔都撒莱城（今苏联阿斯特拉罕附近）。拔都的十三个兄弟的封地分布于汗国各地形成了隶属于钦察大汗的半独立兀鲁思。其中拔都的兄长斡儿答及其后裔据有今西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形成白帐汗国势力最大。蒙古贵族统辖的万户、千户、百户和十户既是行政单位又是军队编制。 术赤系诸王与窝阔台系诸王宿怨很深拔都曾拒赴议立元定宗贵由的忽里台大会。贵由即位后企图以武力消灭拔都的势力派出大将野里知吉带赴阿兰（今高加索以北）一带去逮捕拔都的属员而他本人则借口赴叶迷立养病率大军随后西行。拔都下令反抗野里知吉带从拖雷妃唆鲁禾帖尼处得知贵由的动向亦率军东行以为备。贵由行至忽木升吉儿突然死去以拔都为的术赤系诸王与拖雷家族结成联盟召集忽里台大会推举蒙哥为帝。并派遣其弟别儿哥率军赴漠北拥立蒙哥蒙哥登基后为报答拔都拥立之功双方以塔剌思河为界分治蒙古国。别儿哥得受赐谷儿只地。 拔都逝世于1255年其弟别儿哥（1257—1266年在位）继立。虽然钦察汗国是第一个获得实际上半独立地位的西北宗藩政权但在名义上钦察汗国仍然尊奉蒙古大汗为宗主。126o年忽必烈和阿里不哥各自召集忽里台大会分别宣布即皇位。在四年的争位之战中别儿哥表面上保持中立向双方遣使劝和1但实际上阿里不哥得到了别儿哥的支持2。当时的钦察汗国境内的不里阿耳的钱币上铸有把阿里不哥称为大汗的铭文。 察合台兀鲁思汗阿鲁忽利用受命为阿里不哥征集军需补给之际把麻忽统治下的原蒙古国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辖地西部据为己有排挤术赤家族的势力。1262年饮察汗国与伊利汗国之间为争夺太和岭（今高加索）以南地区生战争术赤后王无力东顾。别儿哥只得听凭察合台汗国在中亚扩张。别儿哥与密昔儿（今埃及）的马木鲁克王朝建立联盟加剧了钦察、伊利两汗国的矛盾。1264年阿里不哥投降后忽必烈曾遣使请别儿哥东来参加聚会商议赦免阿里不哥。别儿哥表示同意并决定参加聚会但最终并未能成行3。 1266年拔都之孙忙哥帖木儿（在位至1282年）即位得到忽必烈的正式册封4忽必烈数次派遣铁连出使要求双方夹击海都。据铁连回来报告忙哥帖木儿曾表示：“祖宗有训叛者人得诛之。如通好不从举师以行天罚我即外应掩袭剿绝不难矣。”（《元史·铁连传》）据《瓦萨甫史》记载忙哥帖木儿曾于1268年出兵进攻海都。此战可能与铁连出使有关。但察合台汗国在西北地区的扩张损害了术赤家族的权益。在对付察合台汗国的问题上海都与忙哥帖木儿找到了共同的语言双方由对立转为结盟。在忙哥帖木儿的帮助下窝阔台汗国占领了一些本不属于窝阔台家族的地盘1。在海都与八剌争夺今锡儿河中游地区的战争中忙哥帖木儿派出军队与海都共同作战取得了胜利。 1269年钦察、窝阔台与察合台三汗国召开塔剌思忽里台会达成了共同反对拖雷家族控制的元朝和伊利汗国并划分各自在阿姆河以北地区的势力范围的协议。至元十三年（1276）元朝驻守阿力麻里的军队中的诸王蒙哥之子昔里吉叛变劫持统帅忽必烈之子那木罕和丞相安童把他们送赴钦察汗国境。1284年脱脱蒙哥嗣位钦察汗国改变对元朝的政策。至元二十一年（1284）那木罕、安童等人才获释返归2。脱脱蒙哥表示服从朝廷愿意东来参加朝会3。脱脱蒙哥（1282—1287）和秃剌不花（1287—1291）两汗在位时钦察汗国的大权落到宗王那海手里直到13oo年脱脱汗（1291—1313）击败那海汗权才得以恢复。 1《史集》汉译本第2卷页299。 2《史集》汉译本第2卷页296。 3《史集》汉译本第2卷页31o—311。 4《史集》汉译本第2卷页311。 1《史集》汉译本第2卷页14。 2据《元史·世祖纪》那木罕于1285年3月到达大都。 3《史集》汉译本第2卷页317。 钦察汗国的东部藩属术赤长子斡儿答家族白帐汗封地原先与大汗的直辖地相连。海都兴起后隔断了元朝与术赤家族领地的直接联系。与海都接壤的白帐汗系宗王古亦鲁克为争夺汗位投靠海都、都哇。古亦鲁克的对手伯颜曾遣使元朝要求双方联合作战。元朝的军队攻击海都从谦州深入钦察汗国控制下的亦必儿·失必儿之地（今俄罗斯鄂毕河中游地区）。13o2年脱脱汗和伯颜出兵2万与元成宗的军队联合进攻都哇和察八儿。此后钦察汗国长期与元朝维持友好关系。 十四世纪初海都死后察合台兀鲁思汗都哇改弦易张主动向元廷请和最后促成了包括钦察汗国在内的蒙古诸汗国间的约和1。至大元年（13o8）元武宗遣月鲁出使钦察汗国册封脱脱为宁肃王。 1313年忙哥帖木儿之孙月即别（在位至1341年）即位元仁宗遣使例行册封。元仁宗时元朝与察合台汗国之间再度生大规模边境冲突战端重启。为防止腹背受敌察合台兀鲁思汗也先不花曾遣使月即别挑拨元朝与钦察汗国的关系要求钦察汗国站在察合台汗国一边共同反对元廷遭到月即别汗的拒绝2。元廷与月即别之间使臣往来频繁。133o年成书的《经世大典图》中录有钦察汗国地名1o个。1336年月即别遣使元朝要求领取份地岁赐以赈给军站。1337年元政府专门设立总管府执掌术赤后王平阳等处份地岁赐每年按额给。月即别在位时伊斯兰教在亦的勒河下游广泛传播钦察汗国的国势亦达到极盛期。今乌兹别克族即得名于月即别的名字。 月即别之子扎尼别（1342—1357）时代钦察汗国开始走下坡路。1357年扎尼别被杀汗国内乱时起。23年间钦察汗更替了二十余人万户马麦利用这种混乱的局面掌握了朝政。1371年以后斡罗思各公国停止缴纳贡赋。138o年马麦征讨斡罗思战败。同年白帐汗脱脱迷失在篡夺察合台兀鲁思汗位的帖木儿的支持下击败马麦成为钦察汗从此汗位转入白帐汗家族。1382年他攻占莫斯科强迫斡罗思诸公国重新纳贡。脱脱迷失强大起来以后与控制中亚的帖木儿生冲突双方在1389年到1395年间进行了三次大战。帖木儿攻入伏尔加河流域和克里米亚诸地击败了脱脱迷失钦察汗国的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 从十五世纪二十年代起钦察汗国6续分裂出失必儿汗国（西伯里亚汗国）、喀山汗国、克里米亚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等突厥化的蒙古政权钦察汗统治的疆土被称为大帐汗国。148o年钦察汗阿黑麻进攻斡罗思在斡罗思大公伊万三世的优势兵力前退却。15o2年大帐汗国灭亡。 尽管钦察汗国与元朝相距遥远元代中国内地与钦察汗国统治下的各民1参见刘迎胜：《元代蒙古诸汗国的约和及窝阔台汗国的灭亡》《新疆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2哈沙尼：《完者都史》（qashanitarikh-iu1jaytu）1969年德黑兰罕伯莉波斯文刊本页145—146页175。 族之间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却比过去历史上任何朝代都要密切。早在元太宗窝阔台时代蒙古国就设置了从都和林到伏尔加河下游地区的驿路。当时的使臣只要持有元政府给的金、银牌符就可以通行无阻。据往来于途的欧洲商人记载从钦察汗国的塔纳（tana.今苏联罗斯托夫南顿河河口南岸）有商路通达元朝的甘州、杭州等地。这条路虽然艰难但对于商贾、过客来说是相当安全的1。十四世纪上半叶塔纳城的商业相继操纵在热那亚和威尼斯商人手里。许多欧洲商贾从这里出到中国贸易。从匈牙利、甚至从意大利来的商人不用去中国在钦察汗国都城别儿哥撒莱就可以买到中国的丝织品1。考古学者在原钦察汗国统治区各地现了许多中国产品。如萨拉托夫附近现的中国式丝织对襟衫别儿哥撒莱出土的带有汉字铭文的铜镜等2。 除了从汉地输入手工业制品以外还有不少中国工匠被征或随商队来到钦察汗国从事劳作。根据学者们研究撒莱和钦察汗国其他城市现的元代铜镜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从中国输入的（带有汉字铭文）另一类则是本地生产的（带有阿拉伯字铭文）3。这不但说明中国的铜镜受到当地人民的喜爱而且也说明汉族工匠把中国的制镜技术带到这里并教会当地工匠掌握了这门技术。 在蒙古西征中有很多钦察人、阿人归附、被俘或为质来到中国。他们为蒙古贵族牧马、捣制马乳或充当兵卒。其中少数人起家行伍爬上统治阶层成为蒙古统治者镇压各族人民的工具在元代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长期定居中原、江南的钦察人、阿人后来逐渐接受汉族文化与汉族融为一体；而另一部分则与蒙古族融合在一起了。 元代还有不少斡罗思人被迁至蒙古高原和中原各地。他们中有的充当工匠、兵丁有的成为奴仆。至顺元年（133o）元政府下令将这些斡罗思人收聚起来达万人之多组织了一个“宣忠扈卫亲军万户府”在元大都附近拨地1oo顷让他们屯田4。这样大量的欧洲人移居中国在历史上是空前的。 1柏格罗提：《通商指南》此据玉尔：《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页292。1《金帐汗国兴衰史》汉译本页122。 2《金帐汗国兴衰史》汉译本页122。 3同上书页141及版图33—34。 4《元史》卷一oo《兵志》；卷三四《文宗纪》三。 第三节窝阔台汗国窝阔台是成吉思汗第三子。按蒙古人的风俗诸子成年之后除了幼子继承父业以外其他诸子均从父亲那里获得一部分财产（蒙古人称为“忽必”qubi此言“份子”）各自营生。穷苦的百姓是这样贵为可汗的家族也是这样。在成吉思汗分封宗亲贵戚时窝阔台同其兄术赤和察合台一道从父亲那里得到了一部分土地和军队形成了自己的兀鲁思窝阔台的始封地在霍博（今新疆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和叶迷立（今新疆额敏县一带）。成吉思汗死后窝阔台继承了父位是为元太宗。其原有封地叶迷立一带成为长子贵由的营地次子阔端封于河西。窝阔台利用手中的权力把成吉思汗留给幼子拖雷的一部分军队划归阔端引起了拖雷家族的不满。1241年窝阔台死去其子贵由继承皇位即元定宗。贵由死后皇位为拖雷之子蒙哥夺去皇位转入拖雷家族。 蒙哥即位的忽里台大会受到窝阔台家族的抵制。阔出之子失烈门与贵由子脑忽等人密谋突袭蒙哥营帐事泄失败受到严厉制裁。失列门、忽察和脑忽被配中原和高丽充军；畏兀儿亦都护萨伦的被处死。窝阔台即皇位时与会诸王曾立约：皇位永属他的后嗣。后来以海都为的窝阔台系宗王因为这个事件指责拖雷家族违约夺权长期与元廷为敌。 蒙哥对其他窝阔台家族的成员加以优待：阔端仍保持其河西封地其子蒙哥都和窝阔台三皇后乞吉忽帖尼则居于阔端封地之西；窝阔台第六子合丹封于别失八里；窝阔台第七子灭里封于也儿的石河（今额尔齐斯河）流域；窝阔台第四子哈剌察儿之子脱脱占据其祖父的始封地叶迷立一带；海都则得到了海押立（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塔尔迪·库尔干以东）。占据窝阔台汗国大斡耳朵的是元定宗贵由之子禾忽时禾忽年幼由乃马真后少娣主斡耳朵。但这些措施并未能安抚窝阔台家族海都曾长期扣留蒙哥使臣石天麟。在中统年的战乱中合丹的后裔及海都支持阿里不哥。阿里不哥率兵入西域讨伐背叛他的察合台兀鲁思汗阿鲁忽时禾忽与阿鲁忽结盟联兵抵御入侵被阿里不哥打垮。海都乘机取而代之把窝阔台系宗王的力量网罗到自己部下。阿里不哥失败后海都在钦察汗别儿哥的支持下与察合台汗国在中亚角逐。他利用阿鲁忽死去木八剌沙新立之际控制了包括察合台汗国大斡耳朵附近的阿力麻里在内的整个忽阐河以东草原；并在钦察汗蒙哥帖木儿的支持下在忽阐河流域击败继木八剌沙而立的八剌迫使八剌背叛忽必烈与之结盟并把势力伸及阿姆河以北地区。在东北方他在占据阿力麻里以后不久便向忽必烈的军队动进攻但被击败。 奇_书_网_w_w_w_._q_i_s_u_w_a_n_g ._c_o_m 八剌入侵伊利汗国失败后于1271年死去海都变察合台汗国为附庸四出扩张。在东方与元朝进行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战争夺取了今天山以南大片土地并数度侵入漠北甚至攻取和林；在北方支持白帐汗国内的分裂势力；在西方与伊利汗国磨擦不断；在南方海都之子撒班驻于哥疾宁之地濒临印度盛极一时。大德五年（13o1）海都在按台山帖坚古之地与元朝军队展开大战使元朝军队遭受重大损失。 帖坚古山之战后海都病势日重把兀鲁思诸事托附给都哇后不久死去。都哇违背海都遗愿在海都诸子中选择了较为懦弱和易于控制的察八儿为窝阔台兀鲁思汗把窝阔台汗国变为自己的附庸引起了窝阔台家族宗亲诸王的分裂。都哇对反对者各个击破使察八儿更加依赖他。 大德七年（13o4）都哇与察八儿、明里帖木儿等诸王协商决定改变与元朝为敌的政策以承认元成宗为成吉思汗大位的继承人为条件换取元朝承认他们在西北地区立国的合法性。元成宗立即响应终于达成了和约。元成宗、都哇与察八儿共同遣使伊利汗国向新即位的合儿班答（完者都）诏告和平。 元朝虽然与窝阔台汗国实现了和平但对察八儿仍存戒心希望削弱窝阔台汗国。元成宗采取扶持都哇的政策怂恿都哇向察八儿掠地并许诺都哇占有他从窝阔台汗国夺回的土地。都哇与元廷合作一步一步地削弱窝阔台汗国。海都在世时驻于阿姆河上游的是其子撒班斡兀立（sarbanughu1）其属下除窝阔台系诸王以外还有都哇之子忽都鲁火者（qut1ughkha-jah）等。都哇未经撒班斡兀立同意便命己子也先不花为忽都鲁火者禹儿惕及军队的统领并先制人派军进攻撒班但都被击败。最后也先不花亲自渡阿姆河攻击终于取胜撒班只得向宿敌伊利汗国投降。 回历7o5年（13o5—13o6）海都之子沙（shah）斡兀立与站在都哇一边的拙赤合撒儿系诸王牙撒兀儿和长史（jinkshi）之间在撒麻耳干到忽毡之间一再生冲突。牙撒兀儿和长史利用都哇出面调停、对方等待开会不设戒备的机会率领大军奔袭一举击败沙和八八的军队。两年中都哇6续控制了阿姆河以北地区至哥疾宁之地对窝阔台系诸王或收其兵权或迫使他们听命于己以各种手段夺取了原先在海都控制下的大片土地和大批军队使窝阔台汗国进一步削弱。 同时元朝驻于漠北的大军也从按台山方向威胁窝阔台汗国的侧背察八儿陷于两面受敌的境地率十万军从也儿的石之地出动至按台山以为备时为大德十年（13o6）七月。元军海山所部军队先动攻击乘胜追至也儿的石之地策动察八儿军中的蒙哥之子明里帖木儿叛变使察八儿驻守在按台山、也儿的石河境的大军顷刻瓦解察八儿后妃、营帐和数十万部众均为元军所获。察八儿只得向都哇请降1。 察八儿投降都哇后他在阿力麻里附近的禹儿惕被转赐于海都之子仰吉察儿斡兀立。都哇还把贵由的禹儿惕委之于降元后又叛逃归来的贵由曾孙秃苦灭。窝阔台系诸王的势力仅限于也儿的石河之西的叶迷里、阿力麻里一带及塔剌思河流域。都哇在阿力麻里附近的忽牙思草原召集忽里台大会都哇1《元史》卷二二《武宗纪》一；《元朝名臣事略》卷三《太师淇阳忠武王》；《完者都史》页37—39。当着与会蒙古诸王三百六十余人之面列数察八儿之“罪状”宣布废黜他另立海都之子仰吉察儿为窝阔台兀鲁思汗2。其时应为大德十一年（13o7）。察八儿虽然被仰吉察儿取代但元廷仍把他视为窝阔台兀鲁思汗。在察合台、窝阔台两汗国之间元政府的基本政策是安抚宽彻、孤立察八儿。大德十年海山击败察八儿时得降众十余万口元政府置归降诸部于金山之阳即称海城一带而元军则驻于金山之北以割断归降部落与察八儿的联系一旦有变亦便于击敌。元廷的这一行动使察八儿等十分惊恐欲奔宽彻宽彻不纳。察八儿去留无所只得归降元但仍不断寻机复国。 宽彻死后察合台汗国统治集团内部陷于混乱激起了窝阔台系宗王复国的愿望。察八儿利用这个机会纠集军队进攻位于忽牙思草原的察合台汗国大斡耳朵怯别溃不成军。不久怯别得到包括海都之子沙在内的其他诸王的援助再度与察八儿交战获大胜。察八儿和仰吉察儿被迫越亦列河仓皇向东北逃窜途中仰吉察儿被毒杀察八儿投奔元朝窝阔台汗国最终灭亡。窝阔台汗国灭亡后许多窝阔台系宗王留在察合台汗国内在政治生活中一直起着重要作用。十四世纪三十年代末窝阔台系诸王阿里取代也孙铁木儿汗成为察合台兀鲁思之主。十四世纪四十年代扎剌亦儿贵族合札罕择定窝阔台家族的答失蛮为察合台汗国傀儡汗。 2《完者都史》页4o。 ------------ 5 第四节伊利汗国伊利汗国1是元朝西北诸藩之一其极盛时代领土东起阿姆河和印度河与察合台汗国和印度为邻；西临地中海领有今小亚细亚半岛的大部分与埃及和欧洲相望；北至太和岭（高加索）和花剌子模与钦察汗国接壤；南濒波斯湾和阿拉伯海。为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之子旭烈兀所建。都城先后在蔑剌合（今伊朗阿塞拜疆之马腊格）、桃里寺（今伊朗阿塞拜疆大不里士城）和算端城（今伊朗阿塞拜疆苏丹尼耶）。 十三世纪二十年代蒙古西征时成吉思汗本人曾攻至波斯东部的呼罗珊地区追击花剌子模沙的蒙古军征服了波斯北部的大部分地区。蒙古国时代阿姆河以南地区先后由畏兀儿人阔里吉思和乃蛮人阿儿浑治理治所设在途思城（今伊朗马什哈德附近）。1251年元宪宗即位后统治波斯的蒙古地方政府被称为“阿姆河等处行尚书省”。蒙哥派其弟旭烈兀征服今里海南岸的亦思马因教派和报达（今伊拉克巴格达）城的黑衣大食哈里。旭烈兀在西征时尚不是独立的君主只是负责一方军政事务的蒙古宗王其手下的军队系从其他诸王投下抽调而来。 蒙哥死后蒙古国内爆的忽必烈、阿里不哥争位之战使统一的蒙古国瓦解。1262年钦察汗别儿哥与旭烈兀为争夺太和岭地区的阿塞拜疆生战争。1264年阿里不哥投降忽必烈遣使征询有关处置阿里不哥等叛王的意见同时正式封旭烈兀为统治阿姆河直至叙利亚和密昔儿间疆土之王称伊利汗。一个新的蒙古汗国——伊利汗国在西亚出现。伊利（i1）乃突厥语义为“从属”这个封号表明波斯的蒙古汗国是一个宗藩政权。旭烈兀派遣使臣来中国表示赞同忽必烈关于处死从叛诸将、赦免阿里不哥的建议并愿意与别儿哥等西北诸王一起前来出席忽里台大会。1265年旭烈兀卒终于未能实现前来参加忽里台大会的诺言。 在西北诸藩中伊利汗国与元朝的关系最为密切。各代伊利汗的袭封都以得到元朝皇帝的批准才为合法。旭烈兀死后诸王、大臣们奉其子阿八哈嗣位。阿八哈不敢正式就位只权摄国政同时遣使报丧。直至元世祖忽必烈于127o年遣使持诏来到波斯传旨命他继承父位后他才重新举行登基大典。现存1279年阿八哈颁的一张敕令上盖有汉字“辅国安民之宝”方印当是忽必烈颁赐给他的王印。阿八哈即位后始定都于桃里寺以蔑剌合为陪都。忽必烈大举攻宋征兵四方阿八哈遣回回炮手阿老瓦丁、亦思马因等入汉地应命回回炮术因之传入中国。中统二年（1261）忽必烈特1i1“伊利”是突厥语本义为“臣服、服从”这个词在唐代音译作“伊利”。近代以来有些中国学者把伊利汗国称为“伊儿汗国”。在元代非汉语词汇中的尾辅音-1很少用汉字“儿”来音译所以“伊儿汗国”不符合元代译音用字规律。兹取《元朝史》和《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元史分册》的译法称为伊利汗国。 置随路打捕鹰房总管府专掌拨赐给旭烈兀位下的中原户计。至元十二年（1275）阿八哈遣使奏请将这些民户献给朝廷。 拖雷家族控制蒙古国东、西两端最为富庶的汉地和波斯的行为引起了窝阔台、察合台两系宗王的不满。1269年钦察、察合台和窝阔台三汗国诸王会聚于塔剌思议定察合台汗国向阿姆河以南展。时波斯境内地位最高的察合台裔宗王是捏苦迭而（negudcr）八剌派出使者至其处希望他能指挥手下军民脱离阿八哈营垒。但事机败露阿八哈立即调兵遣将以武力消灭了自己后方的异己势力。 八剌要求伊利汗国让出也里至阿姆河和申河之间的土地遭到拒绝后于127o年率领大军渡阿姆河进入呼罗珊。伊利汗国守军向祃桚答儿溃退。入侵军队的主力进至木儿加布河与也里河流域而其前锋前出至你沙不儿一带。阿八哈闻知后立即调集大军东趋迎敌到达也里之北的八忒吉思（badghis）草原。为避免流血阿八哈倡议约和许以割让哥疾宁至申河之间地以换取八剌的军队撤出呼罗珊但被拒绝。阿八哈遂以计谋引诱八剌的主力进入也里城附近的设伏地区。两军会战的结果以察合台汗国的惨败而告终1。 八剌死后察合台汗国陷于混乱。阿八哈出动大军攻入阿姆河以北地区和花剌子模。1273年初阿八哈军陷不花剌城在大肆杀掠之后掳掠大批人口向阿姆河退去。1282年阿八哈卒其弟帖古迭儿继立称阿合马汗。1284年阿八哈之子阿鲁浑以其父受大汗册命汗位当属己为由在伊利汗国权臣不花的支持下起兵推翻帖古迭儿后遣使入朝奏报。1286年忽必烈遣使臣斡儿都海牙命阿鲁浑继承汗位并封不花为丞相。于是阿鲁浑也按照惯例举行了正式即位典礼。在1289年阿鲁浑汗致法国国王的国书开头写道：“长生天气力里大汗福荫里阿鲁浑谕佛浪国王”。信中凡言及“长生天”及大汗的名字时都抬头写。可见伊利汗所颁公文的通常格式仿照汉地式样。信上也盖着阿八哈的“辅国安民之宝”印玺。1284年元廷使臣蒙古朵儿边氏人孛罗丞相和佛林人爱薛抵达波斯参见新即位的阿鲁浑汗。孛罗在元朝曾担任过御史中丞、大司农卿、枢密副使等要职。阿鲁浑留孛罗在汗廷参议政事而爱薛则回到元朝2。阿八哈、阿鲁浑父子为夺取叙利亚之地采取与基督教诸国结盟的政策与拜占庭帝国联姻并遣使赴罗马教廷及英法等国建立友好关系。阿鲁浑死于1291年其弟海合都即位他另有剌麻（喇嘛）教名“亦邻真朵儿只”在藏语中意为“大宝金刚”。海合都挥霍无度滥行赏赐国库空虚。主管财政的丞相撒都鲁丁和一些官员穷于应付建议仿效元朝钞法行纸币以解决财政危机。海合都采纳此议1见《瓦萨甫史》第1卷德译本页131—137141—143；《史集》第3卷汉译本页72—128。2见程鉅夫：《拂林忠献王碑》《雪楼集》卷五；《史集》俄译本第3卷页116。汉文史料未言及爱薛在使团中的地位；《史集》把爱薛的名字放在孛罗丞相之后称“怯里马赤”（通事）。命孛罗丞相说明钞法。于是海合都下令在孛罗的指导下于都城桃里寺印交钞行用全国。规定凡拒绝用钞者、伪造交钞者、私用金银铸币贸易者处以极刑1。伊利汗政府还在全国各地设立钞库负责昏钞倒换等事务。所制钞为长方形上面印有8个汉字中间圈内印钞值其下为海合都的剌麻教名。钞法的推行遭到了商人的反对造成市场瘫痪行用不久即废。至今波斯语中还保留着“钞”（netbsp;1295年伊利汗国权臣谋杀海合都奉诸王拜都（旭烈兀庶子塔剌海之子）为汗。阿鲁浑之子合赞起兵夺取汗位得到元成宗的承认。现存13o2年合赞汗致法国国王的国书上钤用汉字“王府定国理民之宝”方印当是元政府颁赐给伊利汗国的另一颗王印。1296年（元贞二年）元成宗派遣拜住出使伊利汗国被合赞留在身边服务后来又派他回元朝奏事2。1298年合赞遣使入朝元成宗将旭烈兀位下历年应得的岁赐交使臣带回。13o4年元成宗又专置管领伊利汗国位于汉地的投下的机构“大都等路打捕鹰房诸色人匠都总管府”其官属都由合赞任命。后来元朝精简机构废除了许多官府但照顾到伊利汗“远镇一隅”在朝廷没有其他代表机构因此这个都总管府“存而不废”3。合赞为取得当地封建主和伊斯兰教徒的支持宣布他本人和伊利汗国境内的蒙古人都改宗伊斯兰教自己起名为麻合麻（muhammad）并大力进行改革颁行新的土地、赋税、驿站、货币等制度限制蒙古贵族和官吏对人民的横征暴敛伊利汗国的农业、工商业得到展财政收入增加。他还鼓励展科学文化在都设立天文台命丞相拉施都丁编纂了一部在当时空前的世界通史《史集》因此被誉为贤君。合赞汗时伊利汗国与密昔儿的马木鲁克王朝为争夺叙利亚曾生多次战争。13o4年合赞卒其弟合儿班答继立号为完者都汗迁都于新建的算端城（今伊朗阿塞拜疆苏丹尼耶）。合赞汗在位其间元成宗与都哇和察八儿达成和议共同遣使伊利汗国诏告。这次蒙古诸汗国间的约和对当时的国际形势有很大的影响伊利汗国甚至以此为资本要求欧洲信奉基督教诸王国与之联合共同对付埃及的马木鲁克王朝。完者都在致法国国王美菲利普（phi1ippe1ebe1）的信中就提到了这次约和此信至今还保存着1国书上盖有汉字“真命皇帝和顺万夷之宝”的方印。这当是元廷颁赐给完者都的一颗新印。13o8年（至大元年）元武宗遣脱里不花等1《史集》汉译本第3卷页135。 2袁桷：《拜住元帅出使事实》《清容居士集》卷三四。 3《元史》卷八五《百官志》。 1黑尼土（erinetisch）：《关于蒙古伊利汗阿鲁浑和完者都1289年和13o5年法国国王美菲利普的信件》载oriens卷21949年；田清波、柯立甫（dfc1eaves）：《伊利汗阿鲁浑、完者都128neto1jeifuaphi1ippe1ebe1）麻省剑桥1962年。 2o人出使波斯。1313年（皇庆二年）元仁宗又派拜住去合儿班答处议事2。根据波斯史臣哈沙尼的《完者都史》记载当察合台汗国也先不花汗下命阻断中西6路交通后被察合台汗国扣留的往来于途的元朝和伊利汗国的使臣有好几批足见汉地与波斯之间交往之频繁。 至大、至治年间察合台汗国与元朝和伊利汗国之间的关系重趋紧张。 察合台汗国驻于哥疾宁的诸王倒的火者（dadkhaja）部下诸将勾结伊利汗国谋叛伊利汗队乘势渡阿姆河深入察合台汗国。察合台汗国统治者一直对元朝和伊利汗国的关系保持着警惕伊利汗国重臣阿必失哈自元廷归国途中为也先不花所获泄露了元朝西北戍军的备战活动为也先不花重启战端提供了借口他派军队越阿姆河攻入呼罗珊直至以脱火赤丞相和土土哈为的元朝军队再度动攻势迫使察合台汗国从伊利汗国撤军回师东援才改变了伊利汗国的败局。 1315年察合台汗国生内乱拥有重兵的诸王牙撒兀儿反叛失败后逃入伊利汗国寻求庇护。伊利汗国把他们安置在与察合台汗国隔阿姆河相望的呼罗珊地区企图利用这批降将守边。完者都死后其子不赛因继立。牙撒兀儿于回历718年（1318）夏末以“清君侧”为由向部将下达了西进的计划不久其军抵达祃桚答儿而前锋则深入到担寒（damgham今伊朗北部达姆甘）。不赛因向察合台汗国求援怯别派出军队前来合歼了这支叛军。不赛因嗣位后还都桃里寺。1324年（泰定元年）泰定帝遣称海屯田万户府达鲁花赤帖陈、近侍忽都帖木儿出使伊利汗国当是宣告即位事1。同年不赛因遣使朝贺并为其权臣出班向元廷请封。泰定帝派遣使节去波斯授出班“开府仪同三司、翊国公”并赐银印、金符。这是继不花之后元政府再次直接授官于伊利汗国大臣。出班专擅国政诸子皆居要位。不赛因杀出班三子出班举兵叛乱兵败被杀。 1335年不赛因死后伊利汗国迅瓦解各地蒙古贵族纷纷自择贵族拥立为汗互相攻战。1355年钦察汗国的扎尼别汗攻入桃里寺操纵朝政的出班后裔努儿失完不知所终。一些贵族也纷纷自立形成割据局面。134o年据有报达城的蒙古贵族哈散（扎剌亦儿氏）自立为汗其子歪思汗于1358年攻占阿塞拜疆等地移都桃里寺史称扎剌亦儿王朝十四世纪末为帖木儿攻灭。 伊利汗时代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得到空前展的时期。随旭烈兀来到西域的有不少精通汉地天文历数的学者其中有一位名叫屠密迟（译音）的人被称为先生。波斯著名的天文学家纳剌丁·途昔奉命编纂《伊利汗天文表》时曾向他学习中国的天文推步之术1。有不少中国学者在伊利汗国2《拜住元帅出使事实》《清容居士集》卷三四。 1《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纪》。 1布洛晒：《蒙古史导言》页1oo莱顿191o年。 任职他们带去了各类书籍。伊利汗合赞命丞相拉施都丁编纂《史集》时曾谕令他搜集有关中国的历史著作。精通天文历法的中国学者李大迟、倪克孙（译音）应召参加编修工作并为拉施都丁讲解中国的干支纪年法。伊利汗时期中国的医术大量地传入波斯。不少中国医生在伊利汗廷服务。旭烈兀本人很喜欢中国医生为他治病。主持编纂《史集》的拉施都丁丞相就是一位医生。1313年在拉施都丁的主持下把中国著名医学家王叔和的著作《脉经》译成波斯文题名为《伊利汗的中国科学宝藏》。此书至今尚保存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图书馆中。 驿传制度在伊利汗国得到了普遍推行。早在1239年窝阔台时代镇守西域的畏兀儿大臣阔里吉思就已在自己的辖区内普设驿站1。合赞即位以前伊利汗国的驿传制度产生了不少弊病造成驿路的严重阻滞人民普遍不满。合赞下令整顿驿传设立专供勾当军国重事的使臣乘驿往来。伊利汗政府还在全国主要道路上每3程（farsang约18公里）置一站每站备健马15匹。使臣需持有金印牌符方许乘驿2。合赞汗的这些措施同元朝整治站赤的办法基本相同。 “牌符”制度也在元朝传入伊利汗国伊利汗政府授予各级将领、地方官员和使臣不同等级的牌符作为其权力或身份的凭证。诸算端（诸侯）、灭里（州的长官）佩圆形大虎符地位略低的牌面略小些。使者驰驿则给以圆牌上著“官牌”字样完成使命后须交还。各边区长官需遣使乘急递铺马递送紧急军情者也给3至5面圆牌。现在波斯文的“牌子”（paiza）这个词就来自汉语。 1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英译本第二册页5o1—5o2。 2《史集》汉译本第3卷页46o—463。 第十一章文化的展元代哲学思想、文学艺术、史学等文化领域既有承上启下的特点又有许多创造性；而元代疆域辽阔、民族众多在文化展上又充分体现了多元性。 第一节哲学思想理学的继承和传播理学始于北宋周敦颐中经程颢、程颐集大成于南宋朱熹它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理学是在儒家经学、道教与佛教相结合的基础上孕育展起来的理学家们把反映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三纲五常加以理论化系统化成为全社会的共同秩序和宇宙的规律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理他们使三纲五常上升到世界本体的高度这在儒学的理论思维上形成了一套比汉唐儒学更加成熟的唯心主义体系。理学日益成为维护封建制度的思想工具“时君世主欲复天德王道之治必来此取法矣”（《宋史·道学传》）。蒙古贵族占领北方地区后面临着如何来统治这个原来是封建机制运转下的高度达的农业社会的问题。在耶律楚材、杨惟中、姚枢等儒士的帮助下蒙古统治者逐渐懂得了利用儒学思想的重要性。在金和南宋对峙时期“南北道绝载籍不相通”理学著作在北方流传不多。太宗七年（1235）蒙古军队占领德安（今湖北安6）杨惟中、姚枢等从俘虏中挑出江汉先生赵复请到燕京建太极书院请他讲授其中。赵复以其所记程朱所著诸经传注选取遗书八千余卷又著《传道图》、《伊洛挥》等书对程朱理学的书目、宗旨、师承关系作了全面介绍。姚枢、杨惟中等从其学窦默、郝经、许衡、刘因等也因读了这些书尊信理学。故全祖望说：“河北之学传自江汉先生曰姚枢、曰窦默、曰郝经而鲁斋（许衡）其大宗也元时实赖之。”1南方的理学家都是朱熹、6九渊的继承者。朱熹的弟子黄干门下有金华、江右两支：金华一支有何基的弟子金履祥、许谦等人入元后多隐居不仕；江右一支有饶鲁及其再传弟子吴澄。而6学人物则以陈苑、赵偕、郑玉为代表。 元代理学家中其政治态度与理学的特点不完全相同。许衡、郝经、窦默等积极用世官位很高在理学上只是“承流宣化”不重玄奥。刘因、吴澄、许谦等人闭门冥索高蹈不仕理学学说趋于幽玄。6学人物多屏迹山野不改6学“自识本心”的宗旨。这些理学家中以许衡、刘因、吴澄最有影响称为元代三大“学者”许衡、刘因被称为“元之所以藉以立国者也”2。 元代理学虽然继承了宋代理学的基本原则但也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先从朱6之争趋于朱6“和会”。南宋时朱、6两派就如何获得天理的方法开展过争论从“鹅湖之会”到“无极而太极”之争始终无法调和。入1《宋元学案》卷九o《鲁斋学案》。 2《宋元学案》卷九o《静修学案》。 元后朱、6对立的气氛消失元代朱学系统的人物为了更好地推行理学遂避繁就简纷纷兼取6学直识本心的简易方法。如许衡自问自答地说：“人与天地同是甚底同？指心也谓心与天地一般。”1这里所谓的“天地”是指宇宙本体亦即天理。而“心与天地一般”也就是人心就是天理因而“人心本自广大”2故“心之所存者理也”“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3。这与6九渊的天理在心中心具天理是一个道理。吴澄虽然认为由于人的气质不同形成人性的善恶而接近朱熹的见解但在如何去恶从善、恢复天地之性上并没有沿着朱熹格物穷理的方法而是直接从自身去现善端扩充善端。他说：“所谓性理之学既知得吾之性皆是天地之性即当用功其性以着其性能认得四端之见谓之知随其所见保护持守。”“今不就身上实学非善学也”4。这种所谓“得吾之性”“就身上实学”是吸取程颢的“识仁”到6九渊的自识本心的方法。他反过来批评朱熹格物穷理的“道问学”是“偏于言语训释之末”的烦琐。6学人物在坚持自求本心的同时也吸取朱学一些内容。如由宋入元的郑玉就大谈所谓“即气以明理”“即理以明气”和所谓“天地之大人物之繁孰能出于理气之外哉”5。明显地吸收了朱熹的理气观。 总而言之元代理学家中除一部分坚持朱、6学统的门徒外多数朱学和6学的人物如许衡、吴澄、刘因、郑玉、史豪卿、徐霖、胡长孺、许谦等总结了南宋时朱、6之争的教训认为朱学过于“支离”而6学过于“空谈”各走极端这种学统难以为继他们主张打破门户之见兼取各家之长如朱学的笃实“下学”工夫6学“简易”本心论互相补充。这种“和会”趋向正是明代王学的先声。所以元代理学实为宋明理学的过渡环节。 第二许衡的治生论具有进步意义。 许衡提出“治生最高为先务”思想重视民生日用。他认为理学的理、道含有“日月常行”之则道不是“高远难行”应当接近“众人”他把“民生日用”的“盐米细事”视为道和义。他说：“大而君臣、父子小而盐米细事总谓之文；以其合宜之义又谓之义；以其可以日用常行又谓之道。文也道也只是一般。”1这就使过去空谈性命的理学与实际有所接触对吃饭穿衣有所重视。许衡进一步提出了“治生”论。“（许衡）言：为学者治生最为先务。苟生理不足则于为学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进及作1许衡：《语录》下《许文正公遗书》卷三。 2许衡：《中庸直解》《许文正公遗书》卷五。 3许衡：《语录》下《许文正公遗书》卷二。 4吴澄：《答人问性理》《吴文正公遗书》卷二。 5《宋元学案》卷九二《草庐学案》。 1许衡：《语录》上《许文正公遗书》卷一。 官嗜利者殆亦窘于生理之所致也”2。许衡以满足人的“生理”即物质生活前提来谈“治生”这同程朱“行天道遏人欲”的思想不尽一致。朱熹说为学之道先在于正人心、明天理而许衡认为“治生最为先务”把“旁求妄进”、“作官嗜利”的原因归之于“生理不足”而不是朱熹所谓利欲昏弊的结果。许衡的治生论为明清时代进步思想家所继承和展。 第三刘因的“返求六经”和“古无经史之分”的经学思想是明清经学思想的滥觞。 刘因认为六经是理学之根本。他说：“六经自火于秦传注于汉疏释于唐议论于宋日起而日变学者亦当知其先后不以彼之言而变吾之良知也。近世学者往往舍传、疏释便读（宋）诸儒之议论盖不知议论之学自传注、疏释出故先传注而后疏释疏释而后议论始终原委推索究竟”1。他经过“推索究竟”之后指出理学出自汉唐训诂训诂又本于六经故六经为根本。唐代韩愈、李翱尤其是宋代理学家们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架于六经之上视为理学主要经典。他们只就四书矜谈妙语空谈心性几与佛道相比。刘因认为《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要返溯六经这是博与约的关系不先求六经之博而先求语、孟之约是颠倒了关系。“世人往往以语、孟为问学之始而不知语、孟（乃）圣贤之成终者”“未说圣贤之详遽说圣贤之约不亦背驰乎！”2刘因的返求六经的思想在当时不失为一种比较清新的思想。刘因还认为六经中的一些经就是历史。认为“古无经史之分诗、书、礼、春秋皆史也。因圣人删定笔削立大经大典即为经也”3。这无异是把儒家一直奉为传世的经典贬为普通的历史记录剥落了经典的神圣意义。这些言论对明代的王阳明“经史无异”、李贽“经史相为表里”乃至清代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点是有一定影响的。 还应该特别指出的是理学成为官学始自元代。早在赵复北传理学之时忽必烈曾在“潜邸”分别召见过赵复、窦默。忽必烈“问以治道默以三纲五常为对。世祖曰：‘人道之端孰大于此。失此则无以立于世矣’”（《元史·窦默传》）。许衡等人则以程、朱之书“倡其乡人学者寝盛”（《元史·许衡传》）。到仁宗时正式制定科举条格“专立德行明经科。明经内四书五经以程子、朱晦庵注解为主”1。苏天爵说：“迨仁庙（仁宗）临御肇兴贡举网罗俊彦其程试之法表章六经。至于《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专以朱子之说为主定为国是而曲2郑士范：《许鲁斋先生年谱》。 1刘因：《叙学》《静修集》卷一。 2刘因：《叙学》《静修集》卷一。 3刘因：《叙学》《静修集》卷一。 1《通制条格》卷五《学令·科举》。 学异说悉罢黜之。”2由于把朱熹的《四书集注》定为官本理学成为官学势必影响到整个社会的读书、讲学之风上自帝王贵族下至儒生庶民崇儒风气大盛。真金太子、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英宗硕德八剌、文宗图帖睦尔、顺帝妥欢贴睦尔都有较深的儒学修养。他们还提倡蒙古、色目贵族子弟研习汉文化。元代少数民族中儒家学者甚多著名的有党项人高智耀畏兀儿人廉希宪康里人不忽木钦察人泰不华回回人伯颜师圣、瞻思汪古人马祖常等。 “异端”思想和无神论思想元代著名“异端”思想家邓牧（1247—13o6）字牧心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南宋亡后他怀着极为悲愤的心情四出漫游决心不仕晚年隐居余杭大涤山中的洞霄宫。他自称“三教（儒、佛、道）外人”以表明不列入任何正宗行列。他的哲学思想在《伯牙琴》中得到了充分表露。 邓牧的宇宙观与理学不同他在《伯牙琴·昊天阁记》中说：“太极之动生阳而静生阴。阳轻清上为天日月星辰雷电风雨丽焉；阴重浊下为地丘陵山岳、川泽江海丽焉。阳变阴化其气冲和则为人。其两间莫不存主宰者焉。”“主宰者”是谁？邓牧认为既不是“无极”也不是“理”而是“玉皇上帝陛下”。他强烈反对元朝之统治以无情抨击“君”和“吏”泄自己的感情。他认为皇帝是“以四海之广足一夫之用”的最大的掠夺者和剥削者官吏是“与虎豹蛇虺均为民害”。他幻想重新出现“天下无乐乎为君”的尧舜社会这个社会“君民间相安无事”“废有司去县令听天下自为治乱安危”“君子道高而愈谦德尊而愈恭”1。既无盗贼又无战争人人自食其力。这种虚无飘渺的空想当然是不可能实现的。但他对主义的批判则孕育着古代民主思想的精华。 元末武进（今江苏常州）人谢应芳字子兰他是一位致力于破除世俗迷信和宗教信仰的无神论者。所著《辨惑编》共分死生、疾疠、鬼神、祭祀、淫祀、妖怪、巫觋、卜筮、治丧、择葬、相法、禄命、方位、时日、异端十五目这十五项都是当时社会上流行的迷信思想和活动他“引古人事迹及先儒议论一一条析而辨之”。他认为人有病“务求医药不事祈祷”不要信鬼神反对淫祀；他反对迷信风俗对丧葬流行大作佛事、择葬惑于风水之说一一指出其弊端斥巫觋、卜筮为妖妄对于相法、禄命、阴阳五行三术以及方位、时日等忌讳迷信也一概加以反对；至于佛、道宗教他一概斥之为“异端”“古之为异端邪说者众矣若老庄仙佛之流自秦汉以来惑世尤甚！”谢应芳生活于十四世纪科学水平不达的时代面对宫廷、2苏天爵：《伊洛渊源录序》《滋溪文稿》卷五。 1见《伯牙琴》中的《君道》、《吏道》篇。 民间广泛的世俗迷信、宗教活动敢于著书立说公开鼓吹无神论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第二节文学艺术元曲元代戏曲艺术有很大展元曲是元代具有创造性的文艺品种之一。元曲包括散曲和戏曲（杂剧和南戏）而杂剧以其艺术上的创造性、内容上的现实性成为这个时代文学艺术的代表。 一、散曲散曲分小令和套数两种体裁。小令源于唐末五代。通常以一只曲子为一相当于一单调的词但可以将这只曲子再重复一遍也可采用“带过曲”的方式即续写一二个宫调相同而音律衔接的曲调。每句用韵并加衬字形成腔格固定、表达自由的特色。由不同曲牌同一宫调的若干支小曲联缀成套称为套数或散套。散曲共有六宫十一调共十七宫调：正宫、中吕宫、道宫、南吕宫、黄钟宫；大石调、小石调、南平调、般涉调、歇指调、商角调、双调、商调、角调、宫调、越调1。散曲曲调来源很广泛有来自民间的“里巷之曲”又有北方、西域少数民族的“胡夷之曲”。明人徐渭云：“今之北曲盖辽、金、北鄙杀伐之春壮伟狠戾。武夫上马之歌流入中原遂为民间之日用。”（徐渭《南词叙录》）明人王世贞则云：“曲者词之变。自金、元入主中国所用胡乐嘈杂凄紧缓急之者词不能按乃更为新声以媚之。”（王世贞《曲藻序》）可见元散曲是继承宋金人词吸引民间俗曲和少数民族乐曲而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新体文艺。 元人杨朝英编《朝野新声太平乐府》和《阳春白雪》选录元人散曲传世至今。明人朱权编《太和正音谱》收录元散曲家187人另有“词林英杰”15o人除董解元为金人外共336人。前期曲家有关汉卿、马致远、张养浩、卢挚、王和卿等人后期曲家有刘致、张可久、乔吉等人。元代少数民族曲家人才辈出见于记载的有畏兀儿人贯云石、全子仁回回人马九皋（马昂夫、薛昂夫）、萨都剌、丁野夫、兰楚芳、赛景初、沐仲易、虎伯恭、王元鼎、阿里西英、阿里耀卿、大食惟寅等康里人不忽木、金元素、金云石等女真人奥敦周卿、王景榆、李直夫等蒙古人阿鲁威、杨讷等。其中不忽木之词朱权评为如“闲云出岫”马九皋之词如“松阴鸣鹤”。而贯云石尤以散曲闻名《朝野新声太平乐府》收其作品甚多其号酸斋与号甜斋的曲家徐再思齐名。后人将他们的作品合辑为《酸甜乐府》。朱权评其词如“天马脱羁”姚桐寿称其“所制乐府散套骏逸为当行之冠即歌声高引可彻云汉”（姚桐寿《乐郊私语》）。 二、戏剧元代戏剧包括杂剧和南戏两大系统。 1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七《燕南芝庵先生唱论》。 杂剧是我国历代歌舞艺术、讲唱伎艺长期展而形成的新的戏曲形式。 我国戏剧产生于唐代。自宋开始一些大城市就曾建立勾栏、瓦舍许多民间艺人在里面进行说唱表演。金中都的院本就是宋代市民文学的继承和展。元杂剧是在金院本和诸宫调基础上逐步形成的。 元杂剧把歌曲、宾白、舞蹈动作融合在一起实际上是一种综合性的戏剧艺术。它以（唱）为主唱词由同一宫调的套曲组成句尾入韵并有科（动作）、白（念白）相配合表述剧情。每一出剧通常分为四折剧前或两折之间可加“楔子”。演出时由一个演员（正末或正旦）演唱到底其他演员只作配合的科白。杂剧初盛于山西、河北大都（今北京）是前期杂剧创作和演出的中心。玉京书会等是大都创作剧本和唱本的团体。据《录鬼簿》、《录鬼簿续编》、《太和正音谱》等书记载元代杂剧作家约有二百多人剧目六百余种现在一百五十余种。最著名的剧作家是关汉卿他被誉为“编修师”、“杂剧班头”自称“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通五音六音滑熟”（关汉卿《石伏志》）。明代臧懋循在《元曲选序》中说他“躬战排场面傅粉墨以为我家生活偶倡优而不辞”。他共创作了63个杂剧剧本现存曲目俱全的12个科目残阙的3个。其中《窦娥冤》、《单刀会》、《拜月亭》等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王实甫的《西厢记》《录鬼簿》中称之为“天下夺魁”。马致远的《汉宫秋》、白朴的《墙头马上》、郑光祖的《倩女离魂》、纪君祥的《赵氏孤儿》等都是这个时代的名剧。关、马、郑、白明代以后被誉为“元曲四大家”。元代还涌现了不少成就卓著的少数民族杂剧家女真人李直夫（蒲察李五）编有《虎头牌》等12种蒙古人杨讷编有《刘行》等18种回回人丁野夫编有《赏西湖》等5种。也有反映少数民族社会生活的剧本如吴昌龄等编有《老回回探狐洞》等多种。著名杂剧演员有朱帘秀等回回女演员米里哈歌喉清婉亦负盛名。南戏又称“戏文”原是浙江温州一带的地方剧宋徽宗宣和年间开始流行到南宋时已很兴盛。明祝允明说：“南戏出于宣和之后南渡之际谓之温州杂剧。”（祝允明《猥谈》）入元后“南戏”被当作“亡国之音”而遭受歧视。元中期后由于杂剧转衰南戏得到展。南戏也由唱词和科诨组成。唱词多采自宋词和里巷歌谣其曲调除民间曲调外还有大曲、曲破、佛曲、舞队、影戏、鼓板、唱赚等但不限宫调不限折数一剧演唱也不限一人比较自由灵活。同时它的声腔也有了展“腔有数样纷纭不类。各方风气所限有昆山、海盐、余姚、杭州、弋阳”。昆山腔是元末形成的“善南曲之奥”的昆山人顾坚起了很大作用（魏良辅《南词引正》）。海盐腔的创者是畏兀儿人贯云石“今世俗所谓海盐腔实于贯酸斋源流远矣”1。 现存宋元南戏剧本残本十余种见于记载的存目约17o种。南戏作家也1王士禛：《香祖笔记》卷一。 有书会如温州有九山书会平江（今苏州）有敬先书会、九山书会等杭州有古杭书会等。高则诚的《琵琶记》在艺术上有一定成就；《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被称为“四大传奇”。 诗词和民歌元代诗词。后人评论说：“元诗尤繁富观诸作者多宗温（庭筠）、李（商隐）间学长吉（李贺）其病为纤浓为繁缛。”“元诗矫宋流弊而失于多学晚唐然其佳者则婉转惆怅附物切情工整而流逸清新而秀丽虑周藻密而不涉于粗疏意深韵远而不失之径直”1。 元初诗坛北方以耶律楚材、刘秉忠、许衡等为代表风格淳朴；南方如方回宗江西诗法戴表元力主变宋代静细清新句法。 元代中期进入了元诗的繁荣时期。“大德延祐间松雪（赵孟頫之号） 尔雅风流实为倡始”2。继而虞集、杨载、范亨、揭傒斯号称“诗歌四大家”。他们的作品讲究典雅清丽内容多为应酬闲逸之作比较空泛。这一时期回回人马九皋、萨都剌的诗颇负盛名。尤其是萨都剌的诗敢于触及时事表露自己内心的爱憎如南坡之变、天历之战、明宗暴卒、黄河决堤、农民起义等等均有诗篇反映《鬻女谣》、《江南怨》、《征妇怨》等深刻暴露了官府的和民众的苦况。萨都剌的现实主义诗风为元代诗坛带来了新的风气其后出现了许多现实主义的诗人和作品。萨都剌亦善词他的两寄调《满江红》的词——《登石头城》和《金陵怀古》就是豪迈而带感慨抒情而又写景的好作品。 元朝后期的诗坛以杨维桢最著名其诗号称“铁崖体”其七古歌行追求新异竹枝词清新通俗。作品中不乏现实主义作品如反映盐民悲惨生活和揭露盐商骄奢淫逸的《盐商行》等又有讽刺张士诚一伙新生地主分子的不少诗篇。王冕的诗也有不少揭露元末社会矛盾的如《伤亭户》、《江南妇》等。哈剌鲁人乃贤、回回人丁鹤年等也有许多很好的诗篇。民歌。元代民歌丰富多彩流传至今的有一百多。民歌的作者大多没有留下姓氏但他们仇视封建压迫的心情十分强烈对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却加以同情和赞颂。元代劳动人民创作的民歌是我国文学史上的宝贵财富。 贪官污吏是人民最直接的掠夺者和压迫者。元代民歌中相当一部分是讽刺贪官污吏的。按元朝惯例廉访司官员巡视州县时用金鼓迎送其音节是二声鼓一声锣；起解杀人盗也用金鼓其音节是一声鼓一声锣。由于官吏“赃污狼藉”在老白姓看来官与盗一个样。有民歌云：解贼一金并一鼓迎官两鼓一声锣；1顾奎光：《元诗选序》《元诗选》卷。 2陶瀚、陶玉禾：《元诗总论》《元诗选》卷。 金鼓看来都一样迎人与贼不争多。有些民歌把矛头直指当时的最高当权者。后至元初“太师丞相伯颜专权蠹政贪恶无比”。其侄脱脱动政变将伯颜贬到南恩州（今广东阳江）途至南昌卒寄棺驿舍有人题诗于壁云：百千万锭犹嫌少垛积金银北斗边。 可惜太师无运智不将些子到黄泉。脱脱上台后力图通过“更化”政策挽救时局但社会矛盾已无法缓和农民起义即将爆。浙江温台地区流行一民谣称：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在广大群众看来脱脱主持的“开河”、“变钞”是元末农民起义的导火线。在一《醉太平小令》说“开河变钞祸根源”；另一诗则说：“丞相造假钞舍人做强盗。贾鲁要开河搅得天下闹”1。民歌也是起义军用来动员群众的工具。众所周知的“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就是韩山童、刘福通等农民领袖散布的。起义爆后人民群众则通过民歌来表达他们对起义军的热爱。至正十五年（1356）松江流行的一民歌极其生动地描绘了起义军占领松江时人民群众欢欣鼓舞的心情：满城都是火府官四散躲；城里无一人红军府上坐。2书画元代没有画院画家多是士人因而摆脱了南宋画院形式主义的习气逐渐形成写意的画风。写意这是画家通过自己的作品来抒写孤傲清高的情趣。开一代风气的大画家赵孟頫就主张“不求形似”3。元末画家倪瓒在自题画墨竹中说：“余之竹聊以写胸中逸气耳！岂复较其似与非叶之繁与疏枝之斜与直哉！”4这种写胸中逸气而不求形似的风格正是元代绘画的特征。赵孟頫是元代书画的巨匠。元代陶宗仪称：“孟頫以书法称雄一世画入神品。”5他提倡人物画要继承唐人技法山水画要学五代人董源、巨然。他作画精于山水、木石、花竹、人马并以书法笔调写竹用“飞石”法画1叶子奇：《草木子》卷四上《谈薮篇》。 2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七《讥伯颜太师》。 3黄溥：《闲中古今录》。 1叶子奇：《草木子》卷四上《谈薮篇》。 2陶宗仪：《辍耕录》卷九《松江官号》。 3汤垕：《画鉴》引赵孟頫《〈人马图〉跋》。 4倪瓒：《跋画竹》《清宓阁全集》卷九。 5陶宗仪：《辍耕录》卷七《赵魏公书画》。 石自成清腴华润的风格。他的书法用笔圆转流美骨力秀劲世称“赵体”“篆、籀、分、录、真、行、草书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元史·赵孟頫传》）。他的书画对当时和后世影响很大。 回回人高克恭也是元代负有盛名的画家。他学画“始师二米（米芾、米友仁）后学董源、李成墨竹学黄华大有思致。怪石喷浪滩头水口洪琐泼染作者鲜及”1。时人将他与赵孟頫并提有“近代丹青谁最豪南有赵魏北有高”2之说。 在赵孟頫、高克恭之后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称“元四家”。黄公望善画山水设色以浅绛居多气势雄伟。吴镇善画山水竹木笔力劲爽墨气淋漓能画出山川林木峥嵘郁茂景气。倪瓒之画常有很多题跋抒画家的胸中逸气。王蒙为赵孟頫之甥山水画融各家之长而独创一格。此外钱选善人物花鸟任仁善人物鞍马王冕善梅竹著有《梅谱》一卷。书法与赵孟頫齐名的是康里人巎巎“善真行草书识者谓得晋人笔意单牍片纸人争宝之不翅金玉”（《元史·巎巎传》）。畏兀儿人边鲁、的颜不花回回人丁野夫、萨都剌亦善画。畏兀儿贯云石、边鲁、沙剌班、盛熙明善书法盛熙明有《书法考》八卷；回回人瞻思、赛景初钦察人泰不华善书法。 元代壁画艺术成就很高。除敦煌安西榆林窟保存有元代壁画外北方许多古寺里还留有不少遗迹。山西洪洞县广胜寺明应王殿元代杂剧演出壁画为人们提供了十分生动的杂剧演出情况和舞台设计、服饰等珍贵资料。山西永济县永乐宫壁画是中国和世界绘画史上罕见的巨制其中三清殿《朝元图》一套朝谒道教最高尊神元始天尊的壁画全部构图计人物286个每一人像高达2米以上在形象造型和构图设计上都达到了相当卓越的水平勾线劲紧有力而又宛转自如流动飘荡而又严谨含蓄绘画技法极为精湛成熟。 1陶宗仪：《书史会要》卷五。 2张羽：《临房山小幅感而作》《静居集》卷三。 第三节史学《元朝秘史》的修撰《元朝秘史》蒙文名《忙豁仑·纽察·脱卜察安》（mongqo1-unnihunet即蒙古秘史）。它是蒙古族的第一部历史、文学巨著。原文是畏兀儿体蒙古文作者佚名。书后说“鼠儿年七月写毕”从书中内容看当成书于十三世纪中期。 《元朝秘史》根据古代蒙古族的民间世代传说生动地记载了蒙古族的起源、成吉思汗先世谱系、蒙古社会生活、阶级状况突出描写了成吉思汗早年的艰难经历和在逆境中的奋斗、蒙古国家的建立及其南侵西征的过程以及窝阔台汗继位后的事迹。内容涉及到当时蒙古的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组织、政治军事制度、部落战争、社会意识等各个方面是研究早期蒙古历史、文学最重要的典籍。 “脱卜察安”（又译“脱卜赤颜”）是藏于宫廷的“秘文”“非可令外人传者”（《元史·虞集传》）。到元世祖时始立翰林学士院兼国史院负责修撰各朝实录而“脱卜察安”的修撰可能更为机密且窝阔台汗之后仍有续修。文宗时曾召翰林学士承旨阿邻帖木儿、奎章阁大学士忽都鲁笃弥实将所谓妥欢贴睦尔非明宗之子事“书其事于《脱卜赤颜》”（《元史·虞集传》）至顺三年（1332）五月又“命朵末续为《蒙古脱卜赤颜》一书置之奎章阁”（《元史·文宗纪五》）。现存的《元朝秘史》是明初四夷馆的汉文本用汉字音写蒙古语原文逐词傍注汉译并分段作了节译题名《元朝秘史》。汉译部分只是《脱卜察安》的一部分。《脱卜察安》原文早已散失。 辽、金、宋三史的纂修世祖中统二年（1261）王鹗请修辽、金二史世祖命左丞相耶律铸、平章政事王文统监修后又诏史天泽监修。南宋亡后又令史臣通修三史。仁宗延祐年间也曾诏修三史。但终因义例未定一直未能定稿完成。 顺帝至正三年（1343）命中书右丞相脱脱修三史任三史都总裁铁木儿塔识、太平、张起岩、欧阳玄、揭傒斯、吕思诚为《辽史》总裁官铁木儿塔识、太平、张起岩、欧阳玄、揭傒斯、李好文、杨宗瑞、王沂为《金史》、《宋史》总裁官。是年三月三史同时起修四年三月完成《辽史》四年十一月完成《金史》、五年十月完成《宋史》。 三史是各族史学家共同劳动的结晶。都总裁脱脱虽未亲自写史但他在组织写作班子、拨江南原南宋学田作修史经费、确定三史各为正统的原则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元朝建立后辽、金、宋三史谁为“正统”问题一直争论不休有的主张辽、金为北史宋太祖至靖康为宋史建炎以后为南史；有的主张以宋为世纪辽、金作载记；又有人主张宋、金都不是正统。“脱脱独断曰：‘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议者遂息。”（权衡《庚申外史》）这一决定确定了平等对待三史的基本原则它符合辽、金、宋三朝互不统属的历史状况也符合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客观实际具有进步意义。三史的具体工作以欧阳玄出力最多他从选择史官、汇集史料到制立三史凡例亲撰论、赞、表、奏等贡献最多。康里人铁木儿塔识担任三史总裁官“多所协赞”；修史官中有畏兀儿人廉惠山海牙、沙剌班（汉名刘伯温）哈剌鲁人伯颜唐兀人斡玉伦徒、余阙钦察人泰不华等少数民族史家这是二十四史编撰队伍中所仅见的。 三史按历代正史体例但各有自己特色。如《辽史》有《营卫志》为各史所无其中保存了契丹早期的户籍、兵籍、土地制度、部族组织等史料；《辽史》又有《部族表》将与辽有关的周边各族按年月把交往情况列入年表中这是创举；《金史》本纪第一卷《世纪》记太祖以前先世第十九卷为《世纪补》记追尊诸帝也有其特点。辽、金二史各附有《国语解》一卷将契丹、女真两族有关的官制、人事、物产、部族、地理、姓氏等名称加以注释。《国语解》不仅是阅读辽、金二史的重要工具也是今天研究契丹、女真文字的重要依据。三史在编纂方法、史料取舍上也存在不少问题如一人两传、纪传不符、译名不一、各史互异、传闻之误等《宋史》则显得繁芜其卷帙浩繁为二十四史之冠。 私家史学著作元代私家史学著作十分丰富其中以胡三省的《资治通鉴注》、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苏天爵的《国朝名臣事略》最为著名。 胡三省（123o—13o2）字身之天台（今属浙江）人。南宋亡后他隐居山中继续《资治通鉴》的注释工作。 从南宋宝祐丙辰（1256）开始胡三省即“大肆其力于是书”以《资治通鉴音义》、《释文》各本乖异刊正《广注》97卷著《论》1o卷临安失陷后书稿散失。在隐居期间“复购得他本为之诠始以考异及所诠者散入《通鉴》各文之下；历法、天文则随目录所书而附注焉。迄乙酉（1285）冬乃克彻编。凡纪事之本末地名之同异州县之建置离合制度之沿革损益悉疏其所以然。若《释文》之舛谬悉改而还之著《辨误》十二卷”（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胡三省的注释具有极高的学术水平同时又充满了民族感情。他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对故国的哀痛隐晦曲折地或借古讽今地抨击元朝的统治。 马端临（1254—1323）字贵与饶州乐平（今属江西）人。他是南宋右相马廷鸾之子宋亡后隐居不仕。由于唐杜佑的《通典》门类分得过宽且只写到天宝年间。他花了2o年功夫著成《文献通考》348卷。《通考》共分二十四门即：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祀、宗庙、王礼、乐、兵、刑、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舆地、四裔。其中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等五门为《通典》所无其余十九门则在《通典》基础上离析其门类加以充实而成。凡天宝以前史实作拾遗补缺天宝以后至宋嘉定五年（1212）作续编。“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俾宜之纪录凡一语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其载诸名传之纪录而可疑稽诸先儒之论辨而本当者研读覃思悠然有得则窃著己意附其后焉。”（马端临《文献通考序》）可见他在史料甄别、取舍上十分严肃而且对许多重要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文献通考》是《通典》的进一步丰富和扩大是研究宋和宋以前中国历代典章制度的一部巨著。 苏天爵（1294—1352）字伯修真定（今河北正定）人。文宗天历间完成《国朝名臣事略》15卷。他根据诸家文集中有关元朝开国功臣、文臣、武将、学者的碑文、墓志、行状、家传及其他材料编成木华黎、耶律楚材等47人的事略。其编纂方法颇为创新将上述资料按年按事选辑分段注明出处取详去简删除重复及芜词使之完整成传。每传前有提要概述传主氏族、籍贯、简历、年岁等传主先祖事迹在正文用小字摘注；文中涉及的事件、人物有它书可补充的也用小字注出。该书取材有据引文达一百三十余篇保存了今已不存的若干文集中的名篇因而具有很高史料价值。苏天爵还编有《元文类》7o卷收录元代名家诗、文八百余篇。 译著元代是各族人民互相交流十分活跃的时代。在人们日常生活、政府行政、文化交流等方面需要用语言进行交往因此元朝政府十分重视双语教育。一方面要使少数民族本民族语言不致“断绝”；另一方面又要使少数民族尽量掌握汉语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更好地处理日常事务。 元朝政府于至元六年（1269）八思巴蒙古新字颁行之后在诸路置蒙古字学。八年立京师蒙古国子学从随朝官员、怯薛台、蒙古汉人官员家选子弟俊秀者入学。命翰林院译《通鉴节要》为蒙古字习学。至元二十四年（1287）曾任过回回译史的中书省右丞麦术丁提出“亦思替非文字的人少有。这时一二个人好生的理会得存我则些少理会得。咱每后底这文书莫不则那般断绝了去也么？教学呵怎生？”1他的要求得到批准。二十六年置1《通制条格》卷五《亦思替非文书》。 回回国子监学从百官及富人子弟中选取生员。亦思替非文字即阿拉伯文。蒙古国子学和回回国子监学培养了大量政府部门中的译史为各族之间沟通语言起了不少作用。元朝统治者也非常重视蒙古、色目人掌握汉语。如蒙古人伯必之子阿八赤曾入蒙古学真金太子问其读何书阿八赤以蒙古书对真金曰：“我命汝学汉人文字耳其亟入胄监。”（《元史·裕宗传》）顺帝子爱献识理达腊初学畏兀体蒙古字后入端本堂由名儒李好文等教授《端本堂经训义》、《大宝龟鉴》等汉文书他善书法也善诗。 为适应各族之间文化交流的需要元代涌现了一批文字学家和翻译家。 汪古人马祖常将《皇图大训》、《承华事略》翻译为蒙古文（《元史·马祖常传》）。回回人察罕精通中国历史典故曾译《贞观政要》、《帝范》为蒙古文又译蒙古文《脱卜赤颜》为《圣武开天纪》、《太宗平金始末》为汉文（《元史·察罕传》）。汉人鲍信卿是著名的蒙文专家元贞初曾选编史传中的故事及时务切要者二百五十余条译为《杂目》又编蒙古、畏兀儿语法为《贯通集》、《联珠集》、《选玉集》等1。 1王祎：《鲍信卿传》《王忠文公集》卷十七。 第十二章宗教的兴盛第一节佛教蒙古统治者最先接受的佛教似为中原汉地的禅宗。1214年蒙古军陷宁远（今山西五寨北）禅僧海云当时只有13岁曾于“稠人中亲面圣颜”1。1219年成吉思汗在西域传诏命海云及其师中观统汉地僧人免其差2。1242年海云又北觐忽必烈说佛法大意3。蒙哥汗时期中原佛教势力迅从金末所遭受的惨重打击中恢复和展起来。大致在此前后吐蕃佛教（通常称为喇嘛教）亦开始渗入蒙古宫廷。元代佛教各派当中吐蕃佛教在朝廷的地位最高；就全国而言最为流行的仍是禅宗；同时从佛教派生的白云宗白莲教等教团在南方也拥有越来越多的徒众。 至元初元政府设总制院以掌浮图氏之教至元二十五年改称宣政院。 在江南地区初置诸路释教总统所领佛教事。至元二十八年立江南行宣政院治杭州不久遂立总统所。此后江南行宣政院迭经废置。至顺年间废行院立广教总管府于各地凡16所隶于宣政院。府设总管以僧人为之又设达鲁花赤一职僧俗并用。元统二年（1334）又废广教总管府复置行宣政院于江南。地方上的僧官有僧录、正副都纲、僧正等一般由政府任命僧人担任。度牒出家须由官府批准实际上私度僧尼也很普遍。据宣政院统计至元二十八年时全国有寺院24ooo余所经过登记的僧尼凡21万余人。 元代设有帝师一职领宣政院事既是吐蕃地区的政、教领也是全国佛教的最高统领。帝师的法旨行于全国各地僧寺。帝师而外元廷还封若干“西蕃僧”为国师。建藩于云南等地的诸王也往往到吐蕃延请僧人为“王师”。出身于唐兀族的吐蕃僧人杨琏真迦曾总摄江南诸路释教。见于记载的云南诸路释教都总统节思朵、积律南巴等人都是吐蕃人。吐蕃佛教僧人凭借其政治势力在内地据有不少规模很大的寺院。一些吐蕃僧人以传授“房中运气”的“大喜乐”、“秘密法”之类向蒙古宫廷取媚固宠；同时在中原、江南等地也化度了少数信奉者。 总的来说在内地流行的佛教基本上还是从宋、金流传下来的各派。 宋代寺院已经分为禅、教（指天台、法相或称唯识、贾或称华严等宗1）、1《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一；《海云传》。当时南进的蒙古军右军统帅是术赤、察合台和窝阔台。海云所见当为窝阔台。 2《至元辩伪录》卷三。 3《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一《海云传》。 1《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二《普觉英辩传》云：“教自隋唐以后传者各宗其说遂派而为三：由止观之门观假而悟空观空而趋中以和于实相为天台宗；会缘入实即俗而明真者为贤宗；穷万有之律三大派。元人把各派特点扼要归纳为：“佛宗有三曰禅、曰教、曰律。禅尚虚寂律严戒行而教则通经释典。”2入元以后禅僧德辉于1265年重编《百丈清规》（此清规最初由初创禅院的唐代后期僧人百丈怀海制定）；律僧省司等编成《律苑事规》（成于1325年）；教僧自庆编成《增修教苑清规》（成于1347年）。三类寺院的内部规定都进一步制度化“固各守其业”（《元史·释老传》）。至元二十五年（1288）元廷集“江南教、禅、律三宗诸山至燕京（即大都）问法”。据《佛祖统纪》这次廷辩的结果“使教冠于禅之上”1。但不论是在南方还是北方社会此后最为流行的仍然是禅宗中的曹洞和临济两家。 曹洞宗在元初北方势力较大。著名的万松行秀（1166—1246）在金元之际成为出入于儒释之间的北方文士领袖他著述甚富《从容庵录》6卷为其举扬曹洞宗风的重要代表作。万松弟子福裕（12o3—1275）后来在西京主持少林寺。福裕一系乃是元代曹洞宗的主要继承者之一。 临济宗的传播最广。北方的临济宗以海云印简（12o2—1257）一系最为有名因而后来被元廷封为“临济正宗”2。南方的临济宗宋元之际亦大盛。雪岩祖钦（？—1287）、高峰原妙（1238—1295）、中峰明本（1263—1323）师徒相继阐扬宗风。这三个人可以说是有元一代禅僧的代表人物。元朝统一云南以前在大理白人及汉人中流行的佛教“皆西域密教初无禅讲宗也”3。在云南密教僧人称阿叱力（或阿阇梨梵语anetbsp;的音译）或称轨度僧有妻子。至元中叶禅僧雄辩（善阐李氏）、大休相继归滇或入滇当为云南传入禅宗之始。其后有云南僧人玄鉴东来问法于中峰明本“一闻师言便悟昔非洞法源底方图归以介道而殁于中。吴鉴之徒画师像归国南诏”。“至中庆城四众迎像入城由是兴立禅宗奉师为南诏第一祖”1。据陈垣先生考证玄鉴初访中峰后曾经返滇。后又重访中峰以至于死。玄鉴原是教僧访明本后改教为禅遂成为云南禅宗第一祖。此后阿叱力教虽在云南继续长期存在但禅宗势力也开始在云南展起来。 元代的教、律各家也产生了一些著名僧人。如天台宗的玉冈蒙润（1275数。昭一性之玄有空殊致而同归乎中道者为慈恩宗。”慈恩宗亦即法相宗。2刘仁本：《送大璞玘上人序》《羽庭集》卷二。 1《佛祖统纪》卷四八《大藏经》卷四九。这段记载可与宋本《中峰道行碑》所谓“时尊教抑禅”之说相映证。然据《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二《云峰高妙传》经过廷辩教僧仙林“辞屈上大说众嚎乃息。禅宗按堵如初”。恐怕是曲笔。 2赵孟頫：《临济正宗之碑》《松雪斋集》卷九。 3《重建玉案山筇竹寺记》《新篡云南通志》卷九二《金石考》十二。1宋本：《中峰道行碑》；祖顺：《中峰和尚行录》。俱见于《中峰广录》附录。按宋本所撰碑又孱入郑元祐：《侨吴集》卷十二某些文句略有小异可参见。 —1342）华严宗的真觉文才（1241—13o2）法相宗的普觉英辩（1247—1314）、云岩志德（1235—1322）律宗的光教法闻（126o—1317）等。临坛大德律师惠汶（126o—1232）传戒法于河北等地“两河之间、三监旧邑从化者盖以万数。锱素相率而求戒法幢幢接迹于途”2。 由佛教派生出来的两个道门即白云宗和白莲教在元代也拥有不小的势力。白云宗是北宋末由洛阳宝应寺僧孔清觉（1o43—1121）在杭州白云庵起的一个教团提倡素食念佛所以又称白云宗。它援引天台教义攻击禅宗在宋代一直被当作异端而受到禁止。入元以后白云宗为政府承认得以公开活动势力展很快。其中心在杭州普宁寺。延祐七年（132o）复被官方作为异端邪说取缔此后逐渐绝迹。 白莲教渊源于佛教净土宗的弥陀净土法门其创始人为南宋初年的吴郡昆山僧人茅子元。他所创立的白莲教并不要求门徒出家可以娶妻生子在家出家所以在下层社会中得到迅的传播。至十三世纪二三十年代已经是“处处有习之者”1并在宋亡之前已经传到了北方。 元代白莲教的展比较曲折。元朝统一后一部分白莲教徒在杜万一的领导下于宋亡后次年曾举兵起义。起义失败后白莲教仍然取得合法地位。庐山东林寺在元成宗时一再受到政府的封赏从而推动了该教在全国的空前规模的展。但元政府内部对白莲教一直存在两种意见。因一些地方白莲教徒的骚乱活动武宗在继位之初（13o8）下令“禁白莲社毁其祠宇以其人还隶民籍”（《元史·武宗纪》）。后因镇江妙果白莲寺和尚普度赴大都通过国师感木鲁（即哈迷立）人必兰纳识里向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活动并为此上书武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后下旨恢复白莲教的合法地位。这时其信徒不但有下层百姓还有社会上层人士。寓居大都的高丽国王也皈依白莲教并在其国内创建寿光寺白莲堂。但英宗即位后又于至治二年（1322）下令限制白莲教的活动。在民间白莲教徒的数目一直不断增加。到元末白莲教为红巾军起义所利用2。 元代佛教典籍的流传颇具时代的特点。吐蕃藏经在这时传入内地。其中有一部分是从汉译佛典重译的但也有相当部分直接译自梵文。由是出现了对汉文藏经和藏文藏经进行比较研究的目录学著作即吉庆祥的《至元法宝勘同总录》1o卷。同时有部分藏文佛典在这个时期译为汉文被吸收到汉文藏经中。武宗时期继八思巴字创制、改进之后由大德29人译藏文经藏为蒙文可惜其刊本今已不传。在汉文藏经的刊印方面至元时期元政府对金代传下来的大藏经板（系以北宋版大藏经为底本雕造）加以校补雕刊印36藏颁行各方。白云宗僧人、杭州普宁寺住持道安、如一、如志等2《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二《惠汶传》。 1《佛祖统记》卷五五《事魔邪党》引良渚语。 2参见杨讷：《元代的白莲教》《元史论丛》第2辑1983年。 起刊刻的藏经称为普宁寺本6o1o卷。自宋季开始雕造的碛砂版藏经也在元代完成共63oo余卷。据新近表的资料元代后期还曾刊印过官藏1。1童玮等：《元代官刻大藏经的展》《文物》1984年第12期。 第二节道教宋室南迁后在北方活动的道教主要是太一、大道（蒙哥时期改名为太真）、全真等诸派及浑元教等。其中正一为宋以前旧教派而全真等则为宋室南渡后北方新创教派。 全真道由道士王喆于金朝中期所创追随他为展全真道作出重要贡献的是其七大弟子。全真教宣扬道、儒、释三家合一兼而修之故号全真。金末元初全真道及时投效蒙古统治集团因而后来居上获得了比太一、大道诸教以及佛教、儒学等远为优越的地位以至能在三四十年内在北方长期维持“设教者独全真家”的局面2。蒙哥在位时期生了两次佛道辩论全真道士两次遭到失败。其结果不但使道教的地位降至释教之下而且也稍稍改变了全真道在北方道教诸派中一门独尊的状况。全国统一以后活动于南宋故土的旧道教符箓各派继续流行于江南各地；在北方传播的仍然是全真、真大等教而以全真道的势力最大。 道教势力在世祖至元年间又经受了一次严重的打击。蒙哥时曾勒令道教归还被他们霸占的佛寺二百余所。到至元十七年“僧人复为征理”。据释教声言全真教徒殴击僧徒诬僧人纵火声言焚米三千九百余石。这场官司仍以道教失败告终全真道士被诛杀、剿刖、流窜者达十余人。释教乘势要求朝廷追究曾经蒙哥禁断、但尚流行于世的道教伪经。元廷遂于次年命释门诸僧、翰林院文臣偕正一天师张宗演、全真掌教祁志诚、大道掌教李德和等人会集长春宫考证道藏诸经真伪。释道辩论达数十日之久结果除《道德经》外其余道教经典悉被判为伪经。释教敦促朝廷再次下令焚经忽必烈说：“道家经文传论踵谬非一日矣。若遽焚之其徒未必心服。彼言水火不能焚溺可姑以是端试之。俟其不验焚之未晚也”。他命令道教诸派各推一人佩符入火“自试其术”。张宗演等人惊慌失措承认“此皆诞妄之说。臣等入火必为灰烬实不敢试但乞焚去道藏”。忽必烈于是下令除《道德经》外其余道教诸经一概焚毁并禁止醮祠遣使晓谕诸路遵行1。这次打击祸及南方道流其影响过蒙哥时局限于北方的焚毁道藏之举。不过《道德经》外“其余文字及板本化图一切焚毁”的诏令并未完全执行。由于正一道人张留孙通过太子真金向忽必烈恳请道经中之“不当焚者”或“醮、祈、禁、祝”等仪注皆得保存2。忽必烈末年又撤销对醮祠的禁令“凡金箓科范不涉释言者在所听为”。当时由于桑哥等权臣沮遏这道诏旨只在京师公布“而外未白也”。成宗即位以后又将2王恽：《真常观记》《秋涧集》卷四o。 1《圣旨焚毁诸路伪道藏之碑》《至元辩伪录》卷五。 2虞集：《张留孙墓志铭》《道园学古录》卷五o；袁桷：《张留孙家传》《清容居士集》卷三四。它重新颁行天下1。道教这才从焚经厄运中喘过一口气来。自蒙哥时候起全真、真大、太一等教门宗教领袖的掌教地位均由朝廷任命或加以承认。入元以后更由此展为一项特殊的制度：“国朝之制凡为其教之师者必得在禁近号其人曰真人给以印单得行文书视官府。”2各宗掌教的人选由本宗上层推定后经皇帝批准赐印有时也直接由皇帝委派本宗中深孚众望者担任。在南方世代居住在龙虎山的第三十五代正一天师张可大南宋季年已受敕提举三山（龙虎山、阁皂山、茅山）符箓。忽必烈攻鄂时他曾对来访的蒙古秘使预言“后二十年当混一天下”3。忽必烈灭南宋后对可大之子三十六代天师张宗演倍加宠渥命其主江南道教。此后嗣位的历代正一天师也都经过元廷的认可受真人之号袭掌江南道教事4。成宗时三十八代天师张与材又受封为正一教主主领三山符箓。江南道教符箓各派遂正式并于正一道门之下。正一天师就是正一掌教。惟元廷仍许其住在龙虎山不像北方三派掌教“必得在禁近”。 元政府除了对各派掌教竭力加以控制外还设置专门机构对“教法” 以外的事务特别是涉及国家与道教之间关系的各种有关事务加以干预和管理。在中央以道教隶集贤院；地方上各教门郡置道官一人领其徒属用五品印。宫观各置主掌。元代道官主要有道录、道正、道判、提点等。道官虽多由道士充任但一般由政府任命。地方上的道官衙门和宫观之间有时也会生冲突。 元代道教人物中最著名的自然是长春真人邱处机。邱处机是全真道创始人王喆七弟子之一。他曾奉成吉思汗召请远赴中亚。他死后全真掌教尹志平（1169—1251年）、李志常（1193—1256）在促成本宗的全盛方面显示了经营大家的才干在他们的主持下全真道进行了几项大规模的活动。其中包括为邱处机举行显耀的葬礼；大兴土木、广建宫观乃至筑道院于和林；在终南祖庭会葬祖师王喆并扩建重阳万寿宫；刊行道藏；在广度门徒的同时竭力争取朝廷的信任和支持。另一个值得一书的人物是真大道第九传掌教张清志。在八传掌教岳德文死后张清志归丧大都天宝宫“丧毕潜遁”。数年后为徒众推举曾任掌教。因不堪谒请逢迎而隐去。后因找不到合格的继任者朝廷遣使寻访给驿致之。张清志度不可辞只得入京但他舍所赐驿乘徒步赴京。到达大都以后深居寡出。贵人达官来见常告病不出1姚燧：《长春宫碑》《牧庵集》卷十一。 2虞集：《岳德文碑》《道园学古录》卷五o。 3《张可大传》《汉天师世家》卷三（载《续道藏》）；宋濂：《张天师世家传序》《宋学士文集·翰苑别集》卷六。 4下述史料明显地反映了张天师须经朝廷认可的事实：“延祐三年丙辰张国梁（张与材）仙逝以印、剑授之（按指其子嗣成）命袭教。开府张宗师（按指张留孙）闻于朝。仁宗遣使至山命主教事。”见《张嗣成传》《汉天师世家》卷三。 但对于社会贤良却宁愿徒步去见1。随着元廷对道流的利用和笼络其上层率多趋炎附势肆行威福早已忘记了刻苦自励、淡泊寡营的标榜2。张清志的行止与他的同道相比应该说还是高出一筹的。 由相传为张道陵后裔世代相袭的正一道天师的居处龙虎山宋代已成为官定的正一道祖山。元代正一道另外还有两个著名人物即张留孙（1249—1322年）、吴全节（1266—1346年）师徒。张留孙信州（今江西上饶）贵溪人。少时入龙虎山学道。正一天师张宗演奉忽必烈之命北觐时选留孙等从行。与北方的全真、真大等清修派别不同正一诸派都持符箓念咒作法大概更容易得到蒙古贵族的信从。元廷选正一道士留住大都诸人以“北方地高寒皆不乐居中”。最后留下了奏对称旨的张留孙。张留孙以法术为皇室驱邪禳灾渐受眷隆。至元二十五年元廷以其预议掌管道教的集贤院事实际上把他推上了南北道教诸派钦定盟长的席位。此后他主盟道坛三十余年受玄教大宗师印视二品领集贤院事位大学士之上进入元代品秩最高的道官之列1。张留孙死后至元年间由他推荐入京师的吴全节继任玄教大宗师。吴全节深通儒术在“学问典故”方面一直是张留孙的顾问。张留孙、吴全节与朝中许多较有地位的儒臣保持着比较融洽的关系。除主盟道教外他们亦经常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与议国政“国家之政令得失、人才之当否、生民之利害、吉凶之先征苟有可言者未尝敢以外臣自诡而不尽心焉”2。这个阶段正一道对元廷的政治影响似乎过了全真等教派。吴全节死后继任玄教大宗师的是其弟子夏文泳（1277—1349）。 由于蒙古帝国版图辽阔道教随着被蒙古人征的汉人传播到遥远的边疆。十三世纪二十年代阿力麻里的道教徒曾设立三坛。和林城的一所道观“三灵侯庙”一直存在到元末。和林遗址额尔德尼召至今存有至正九年（1339）所立的“三灵侯庙之碑”1参与建设这所道观的有各民族的人。元代刊刻的道藏《玄都宝藏》是由全真道在其全盛时代主持完成的“全真之教以识心见性为宗损已利物为行不资参学、不立文字。自重阳王真人（即王喆）至李真常（即李志常）凡三传学者渐知读书不以文字为障蔽”2。为了争取道流正宗的地位扩大传道手段全真掌教尹志平决定命披云真人宋德方主持刊藏。前后设经局27处以管州（治今山西静乐）所存《大金玄都宝藏》为基础搜求遗佚加上全真道人的著述一并刊刻1吴澄：《天宝宫碑》《吴文正公集》卷二六；虞集：《岳德文碑》《道园学古录》卷五o。2参见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卷二《宋流之贵盛》等节。 1虞集：《张留孙墓志铭》《道园学古录》卷五o；袁桷：《张留孙家传》《清容居士集》卷三四。2虞集：《河图仙坛之碑》《道园学古录》卷二五。 1其碑文曾收入《和林金石录》但与原碑文有一定出入。见刘迎胜、史卫民、斯钦朝克图：《“草原丝绸之路”考察简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3辑1992年页119—14o。2王磐：《张志敬道行碑》《陕西金石志》卷二五。 入藏。是役起于1239年告竣于1244年6续印造了一百数十部。元刊道藏共计七千八百余卷约比《大金玄都宝藏》多一千四百卷。可惜道藏刊成后不久便遭到蒙哥时代和至元十八年焚经之祸。经板和相当一部分经书被毁。明正统道藏《缺经目录》所著录者绝大多数系因元代焚经而致亡阙。元代南方一些较大的道观也保存了部分道藏。其来源大都是从两宋幸存下来的《政和万寿道藏》刊本。 第三节伊斯兰教从唐代开始伊斯兰教即在留居中国沿海地区的波斯、阿拉伯商人中流行。泉州的“圣友之寺”、扬州的礼拜寺（明代重建今存）及其创建者补好丁（今译普哈丁）之墓（地在今扬州东关对河）都是两宋时期伊斯兰文化的见证。但迄于两宋其传播规模一直很有限。蒙元时代中亚各族居民大批徙居内地其中有相当部分是伊斯兰教徒。伊斯兰教就是在这个时期传播到全国各地的。 伊斯兰一词最早见于汉籍似为金代当时译称为移习览1。但该词尚未见于元代汉文史籍。伊斯兰教徒元代一般音译为木鲁蛮或木蛮2汉文史籍经常称他们为回回人。 关于回回的名称元初王恽曾记录“宋克温说”云：“回鹘今外五（按即畏兀儿）；回纥今回回；今人以名不佳改之”3。其实回纥、回鹘在唐代原本是一个概念只不过使用先后有别。到了宋辽金时代“回纥”及其另译“回回”被用来专指中亚人。而回鹘则继续指西迁的那一部分回鹘人即后来的畏兀儿人。 “回纥”（回回）从指回鹘人转为指中亚人主要是因为宋朝疆土局限于内地宋人对西域的了解远逊于唐代。而西迁后的回鹘地处中西交通的要冲所以宋人把途经回鹘入汉地贸易、操与回鹘人类似语言的西域人都视为回鹘人统称之为“回纥”即回回。这应是用回回指中亚人的原因。元代中国的版图包括中亚元人对回鹘人与中亚其他民族的区别甚为清楚所以“回回”、回纥成为专指西域人的名词而回鹘、畏兀儿则指唐代西迁天山东部地区的回鹘人的后裔。 在元代回回主要指伊斯兰教徒其所遵行的伊斯兰教法律称为回回法；但回回所指也包括其他西域人如聂思脱里教徒等。犹太人有时被称为“术忽回回”信奉东正教的阿人被称为“绿睛回回”吉普赛人被称为“罗里回回”等。到后来甚至古希腊人、古罗马人都被称为“回回”。但在大多数场合下回回人还是指伊斯兰教徒。元代徙居中国各地的回回人是今回族先民的主体。 元朝境内的回回人主要来源于蒙古西征时从中亚、波斯等地俘掠的工匠或平民先后签调来的军队入任于元朝的官员和学者来中国经商因而留1《金史》卷一二一《粘割韩奴传》：“大定中回纥移习览三人至西南招讨司贸易”。这三个西辽属部部民当为伊斯兰教徒所以史文作“移习览三人”。览字属谈韵以-m收声用移习览译写is1am其音正合。 2阿拉伯语mus1im（今译穆斯林）的波斯语形式musa1man的音译亦作菩萨蛮见朱彧：《萍州可谈》卷二。 3王恽：《玉堂嘉话》卷三见《秋涧集》卷九五。 居的商人也包括前代即已寓居中士的波斯、大食人后裔。回回构成了色目人中的绝大部分政治上很受蒙古统治者信用不少人在中央衙门或地方官府担任要职。他们在国内外贸易中势力尤大。其“大贾擅水6利天下名城巨邑必居其津要专其膏腴”1。中统四年户口登记时中都（即后来的大都）已有回回人约三千户多为富商大贾、势要兼并之家。当然更有大量的回回下层即工匠、平民等被括入官府或诸王贵族的匠局从事纺织、建筑、兵械、造纸、金玉器皿等各种行业的劳作例如专造纳失失的荨麻林（今河北张家口西南洗马林）匠局就是窝阔台时期以回回人匠三千户建置起来的其中大部分是撒麻耳干人2。东来的回回人乐居中土“皆以中原为家江南尤多不复回故国也”1于是造成“元时回回遍天下”的局面2。另一方面绝大多数回回人都固守伊斯兰教教规“居中土也服食中土也而惟其国俗是泥也”3；“虽适殊域传子孙累世不敢易焉”4。这两方面的因素再加上元政府的宗教兼容政策促成了伊斯兰教在全国的传播。按照“教诸色人户各依本俗行者”的原则5元政府在中央设立了回回哈的司由哈的大师（阿拉伯语qadi意为法官）领之依回回法掌本教门的宗教活动、回回人的户婚钱粮等词讼以及部分刑名之事。仁宗即位以后“罢回回合的（按即哈的）司属”（《元史·仁宗纪一》）下令“外头设立来的衙门并委付来的人每革罢了者”6。根据上引史料回回哈的司在“外头”有“设立来的衙门”也就是说它曾在各地设有相应的地方机构。它们应当是由各地的回回大师或掌教哈的主持的。皇庆以后回回哈的司所属各地方机构当在革罢之列元廷企图收回哈的大师处断回回人刑、民等公事的权力7。哈的大师的职掌被限制在“掌教念经”等纯属宗教活动的范围内到文宗时候又有“罢回回掌教哈的所”的诏命（《元史·文宗纪一》）。伊斯兰教在元代虽已传播到全国各地但它基本上限于在回回人中间流行。此外出嫁或者被卖给回回人的汉族及其他民族的男女当亦有一部分信奉了伊斯兰教。元朝移居西北的蒙古人受周围环境的影响先后改宗伊斯兰教而居于汉地的蒙古诸王贵族中信奉伊斯兰教的则为数不多其中最著名的是忽1许有壬：《哈只哈心碑》《至正集》卷五三。 2《元史》卷《百官志》；卷一二二《哈散纳传》。波义耳在《成吉思汗的继承者》页276误sima1i为sina1i所以他说“地名无考”。 1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上《回回沙碛》。 2《明史》卷三二三《西域传》。 3许有壬：《哈只哈心碑》《至正集》卷五三。 4吴鉴：《重修清净寺碑记》《泉州宗教石刻》页22—23。 5《元典章新集》《刑部·回回诸色户结绝不得的有司归断》。 6《元典章》卷五三《刑部》十五《哈的有司问》。 7《元典章》卷五三《刑部》十五《哈的有司问》。 必烈之孙阿难答。阿难答是安西王忙哥剌之子。安西王所统的关陇河西地区是回回人的聚居地。司天少监每年要把推算写造的回回历按时送呈忙哥剌以使他向封领内的回回人颁布使用1。阿难答从小由回回人抚养长大。至元十七年他嗣位为安西王后使所部15万蒙古军队的大多数人改信伊斯兰教2。直到元末明初回回人“居甘肃者尚多”（《明史·西域传》）。伊斯兰教很早就分裂为若干派别。现存元代描述内地穆斯林的史料多出自汉人之手对穆斯林内部的派系似乎注意不多。但如果我们仔细搜寻仍然能现一些资料可反映元朝境内伊斯兰教各派的活动及其相互关系。泉州“圣友之寺”中回历71o年（131o—1311）的阿拉伯文题铭提到愿安拉“宽恕阿里派者宽恕穆罕默德和他的家属”。这说明泉州有什叶派活动很可能“圣友之寺”就是一所什叶派清真寺。此外泉州的穆斯林有崇拜灵山圣墓的风俗与苏菲派教义吻合。根据伊本·拔图塔的叙述神秘主义和苏菲派在元代业已传入中国3。元代穆斯林中常见的术语“迭里威失” （darvish）也是苏菲派所特有的。 从公元十世纪起波斯语为东部伊斯兰世界文学语言的地位逐步得到确立到蒙古兴起时代中亚已经普遍使用波斯语了。在蒙古国时期和元代从西北方面涌入中国境内的回回人中相当大部分亦来自上述地区。因此元朝境内尤其是北方伊斯兰教的文献和文物留下了明显的波斯文化痕迹。在哈刺和托回回寺遗址现的碑文是波斯文山东曲阜出土的1235年圣旨碑后有一行异域文字被沙畹认为是八思巴字实际上也是波斯文1。蒙古国故都和林也有一块立于1339年的波斯文碑。元朝政府公文中有关伊斯兰教的专用词汇亦有相当一部分是波斯语辞如答失蛮（danishmand指回回文人）、迭里威失（darvish指苏菲派托钵僧与之相应的阿拉伯语为faqir未见于元代汉籍）、纳麻思（波斯语namaz译言礼拜相应的阿拉伯语为sa1at亦未见于汉文史籍）等2。 清真寺是回回人宗教活动的场所也是穆斯林经济生活和文化水平的反映。入华的回回人很早便开始建寺。元以前的清真寺主要分布于中国沿海地区入元以后北方和内地的清真寺才越来越多。目前中国最古的清真寺是广州的怀圣寺。大食人苏莱曼公元九世纪中叶到广州时已看到那里有清真寺。南宋岳珂1o岁居广州时（十二世纪末）怀圣寺已立于珠江边。元至1见《秘书监志》卷七至元十五年十月十一日公文。 2《成吉思汗的继承者》页324。 3见田坂兴道：《伊斯兰之传入及其在中国的展》页773东京1964年。1参见沙畹：《蒙古时代汉诏令碑铭及文书》第21件《通报》19o8年页3o7—3o9；伯希和：《中国的阿拉伯文古碑铭》《亚洲杂志》1913年。 2见田坂兴道：《伊斯兰之传入及其在中国的展》页1251—126o东京1964年。正十年（135o）所立之《重建怀圣寺之记碑》也提到此寺建于唐代3。泉州也是清真古寺较多的地方据那里的“圣友之寺”大门甬道北面石墙上的阿拉伯文题记记载此寺建于回历4oo年即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oo9—1o1o）；据泉州《重立清净寺碑》记载清净寺始建于南宋绍兴元年（1131）。 元代回回人修建的清真寺很多。至正八年中山府（今河北定县）《重建礼拜记》曰：“今近而京城远而诸路其寺万余俱西向以行拜天之礼。”1其辞虽有夸张之处但也反映了元代伊斯兰教徒的建寺活动遍于全国的事实。上述广州怀圣寺、泉州“圣友之寺”、清净寺在元代都得到维修。元末吴鉴的《重立清净寺碑》提到“今泉造礼拜寺增为六、七”现今现的泉州清真古寺遗迹除了上述“圣友之寺”和“清净寺”以外还有涂门外津头埔的所谓“宋也门寺”、南门的所谓“元穆罕默德寺”、东门外东头乡的“元纳希德重修寺”和所谓“元无名大寺”等2。此外大都（北京）、杭州、扬州、定州、开封等地都有回回人所建的寺院。俄国人柯兹洛夫等人还在元亦集乃路治（哈剌和托在内蒙额济纳旗东）现十四世纪的礼拜寺址及波斯文残碑3蒙古国都城和林遗址的1339年的波斯文碑提到了当地的经学院4。这些都证明元代回回人一直在各地进行兴教建寺的活动。 元代从6路和海路入华的回回人之间有比较明显的区别。自唐宋以来不少波斯、大食商人从南海坐船来中国贸易寄居在南方的对外贸易港。入元以来回回人继续从海路入华并定居于沿海港市。例如至大年间重修泉州“圣友之寺”的阿合马即为耶路撒冷人5。与从6路入华的回回人不同他们的文化更多地体现了阿拉伯色彩。近数十年来在泉州现了许多元代伊斯兰教文物如回回人墓碑、礼拜寺碑铭等有相当一部分是阿拉伯文的1。在其他地方也现过阿拉伯文的元代伊斯兰教文物如广州怀圣寺的元末的阿拉伯文碑铭、扬州的元代阿拉伯文墓碑、北京牛街清真寺内的元代阿拉伯文墓碑等。惟此类文物在泉州尤其集中。至正年间的泉州《重修清净寺碑记》提到了清净寺内的四种教职：“摄思廉（shaikha1-is1am）犹华言主教也；益绵（amin？imam？）犹言主持也；没塔完里（mutaa11i）犹言都寺也；谟阿津（mu’azzin）犹言唱拜也。”2均3《广州伊斯兰教古迹研究》页5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孙贯文：《重建礼拜寺记碑跋》《文物》1961年第8期。 2庄为玑、陈达生：《泉州清真寺史迹新考》《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3集。3参见伯希和：《中国的阿拉伯文古碑铭》《亚洲杂志》1913年页179注2。4刘迎胜、史卫民、斯钦朝克图：《“草原丝绸之路”考察简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3辑1992年。 5见《泉州宗教石刻》页21。 1参见《泉州宗教石刻》页1—26。 2吴鉴：《重修清净寺记》《泉州宗教石刻》页22—24。 为阿拉伯语的音译与沿6路入华的回回人习用波斯语明显有异。泉州的“圣友之寺”在建筑上表现出明显的大马士革风格与中国境内众多的汉式清真寺截然不同。 第四节基督教和其他宗教聂思脱里教基督教中最早传入中国内地的是唐代的“波斯经教”又称为景教或大秦景教。它就是在431年的以弗所宗教会议上被判为异端、后来在波斯王朝庇护下展起来的基督教聂思脱里派。其教堂名为“波斯寺”3。九世纪中叶以后由于唐政府的取缔景教在内地趋于灭绝。辽金时代汉人径以原名的音译“聂思脱里教”称呼之4。元代又称为“秦教”很可能是“大秦教”或“大秦景教”的略称。 辽金时期景教在中国西北民族中广泛传播。先后信奉景教的有居于蒙古高原中部的克烈部居于金界壕附近的汪古部从契丹边地西迁中亚的浑部居于按台山至也儿的石河地域的乃蛮部公元84o年西迁后定居在东部天山南北的畏兀儿人的一部分和占据亦列河、垂河及塔剌思河的哈剌鲁人的一部分等操突厥语的民族。入元以后在西北边地由于信奉聂思脱里教的诸强部相继为成吉思汗并灭其部民随蒙古军散居全国各地它又重新传入内地。 元代早期文献沿用在中亚流行的波斯语称聂思脱里教徒为迭屑（tarsa）。在有关聂思脱里教的蒙古语和汉语文献中更经常出现的是也里可温一词。用八思巴字拼写的该词蒙文复数形式为erke’ud1用指聂思脱里教、它的教士或其信徒。也里可温的辞源尚不甚清楚2。近代鄂尔多斯南部的蒙古族居民中有名为erkud部落尚保持用香油抹死者身躯、以尸身为十字形等聂思脱里教徒的习俗。他们以erkud为部名很可能就是元代的聂思脱里教遗民3。 元代管领也里可温教门的政府机构是至元二十六年（1289）建立的宗福司秩从二品“兼领马儿·哈昔、列班、也里可温、十字寺祭享等事”（《元史·百官志五》）。马儿·哈昔是叙利亚文mar（译言圣）hasia（译言使徒）的音译是对聂思脱里教大德（主教）的称呼在其他汉文史料中它有时也被译写为马里·哈昔牙1。列班系叙利亚文rabban的音译原意为3《唐会要》卷四九天宝四年九月诏。 4黄溍：《马氏世谱序》《黄金华集》卷四三。 1见《石墨镌华》卷六。 2erke’un波斯语拼写形式作arkaun阿儿马尼文（亚美尼亚文）作ar-khaun。一般认为它源于希腊文erkou它可能是由聂思脱里派基督教徒或由东罗马皇帝支持下的东正教会的阿儿马尼信徒传到中国的。3田清波：《鄂尔多斯志》《辅仁大学学刊》卷九。 1见梁相：《大兴国寺记》《至顺镇江志》卷九；夏鼐：《两种文字合璧的泉州也里可温（景教）墓碑》《文物》1981年第1期。 法师、律师乃是对聂思脱里僧侣的敬称2他们与其他宗教教士一样享有蠲免差的优惠。分布在全国各地的也里可温掌教司一度达到72所。崇福司是否被授权管领天主教的传教活动目前还不太清楚。聂思脱里教是从西北地区重新传入内地的所以元代西北地区仍是聂思脱里教徒比较集中的地区此外大都乃至江南沿海各地也有许多信徒。 唐兀很早就是聂思脱里主教驻节地区之一3。当聂思脱里教士列班扫马（rabbansauma）和磨古思（markus）在前往耶路撒冷朝圣途中经过唐兀府时受到当地居民的热烈迎送。“因为唐兀居民是热烈的信教者他们心地纯洁。他们向两位教士赠送各种礼物同时也接受后者的祝福”4。史料还提到1281年左右的唐兀主教名为沙卜赫兰（isha’-sabhram）5。聂思脱里教在唐兀地区的传播颇为繁盛据《马可波罗行记》在甘州、肃州、凉州、阿拉善等地都有信教者分布其间。 克烈部败亡之后汪古成为东方信奉聂思脱里教的最著名的部族。因此鄂多立克（odoric）把他经过的汪古居地附会为在西方传闻已久的约翰长老之国马可波罗也说阿剌忽思剔吉忽里的曾孙、当时的汪古部长阔里吉思驸马是约翰长老后裔。在阔里吉思家族的王府所在地即元德宁路治的土城遗址中掘出了十字石等聂思脱里教的遗物。 汪古部居地内的另一个聂思脱里派信徒的据点似乎是东胜。西行朝圣的聂思脱里二教士之一磨古思就是东胜地区的聂思脱里大辅教（arnetie1）的儿子。磨古思后来被选为巴格达聂思脱里教总主教。阔里吉思的伯父君不花和父亲爱不花就驻扎在东胜附近他们曾企图把这两个西行的教士留在领地内。1自汪古部居地东行至内地数日程间也散布着不少聂思脱里教徒。卢勃鲁克曾提及西京有聂思脱里主教所指当为金代西京即大同2。大同以南的平阳、太原等地都居住着若干聂思脱里教徒3。 大都是元代的政治中心因而成为基督教各派争相开展活动的地区。聂思脱里教徒在大都势力颇大。大教附近房山三盆山十字寺遗址一直保留到现2《景教研究》页894。 3在十三世纪中叶的聂思脱里主教驻节表中就列出了唐兀教区。见玉尔：《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第1卷页178注。 4《忽必烈汗的僧人》页138、159。 5《忽必烈汗的僧人》页138、159。 1《忽必烈汗的僧人》页135。东胜原书作kashang伯希和根据鄂多立克提到位于汪古居地的tozang等理由认为此处之k系t之讹。 2参见周良霄：《元和元以前的基督教》《元史论丛》第1辑。 3至元四年二月“除军、站、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儒从等户外诏遣官佥平阳、太原人为军”。见《元史》卷九八《兵志》一。 代。天主教教士孟特·戈维诺（monte-neto）在他的信中谈到这里的聂思脱里教说一种自称为基督教但其行为极端违反基督教教义的聂思脱里教徒的势力在这里是如此之大以致他们在允许奉行另外一种仪式的基督教徒保持自己的信仰方面没有任何余地他们不许传播任何别的教义。聂思脱里教徒千方百计地败坏这位教皇使臣的声誉甚至把他说成是侦探、骗子和谋杀者。这种情况维持了四五年之久1。比孟特·戈维诺晚到大都的彼列格林（pregrino）书信证实了孟特·戈维诺的叙述2。 大都的聂思脱里教徒中不乏政治上的显赫者。奉克烈部聂思脱里教徒、拖雷王妃唆鲁和帖尼之召东来的叙利亚人爱薛为其中之一。他出身聂思脱里世家曾领崇福司事。他对于穆斯林势力的竭力攻击显然带有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宗教矛盾的色彩3。在江南地区传播聂思脱里教最重要的人物是操突厥语的撒麻耳干人马薛里吉思。他于至元十四年任镇江府路总管府副达鲁花赤。在任期间他先后建教堂7所其中一所在杭州。镇江的七所寺院的“常住”田产共计官、民田七十余顷。记录马薛里吉思事迹的梁相《大兴国记》是迄今所知反映元代汉族人对于聂思脱里教认识的唯一书面文献。其略曰：“愚问其所谓教者云：教以礼东方为主与天竺寂灭之教不同。且大明出于东四时始于东万物生于东东属主生。故混沌既分乾坤之所以不息日月之所以运行、人物之所以蕃盛一生生之道也故谓之长生灭。”梁相还描述了聂思脱里教寺院的十字架说“十字者取像人身揭于屋、绘于殿、冠于、佩于胸四方上下以是为准”4。镇江一带是江南聂思脱里教的一个重要基地这里还有其他人修建的若干所十字寺。另据鄂多立克报道与镇江一江之隔的扬州也有三所聂思脱里教十字寺。 据马可波罗说杭州只有一所聂思脱里教堂它无疑就是马薛里吉思建立的样宣·忽木剌（叙利亚语umura译言寺院）汉名大普兴寺。入明以后位于荐桥东的这所“十方寺”废址被改成了“三太傅祠”1。天主教士在杭州也有若干活动。 江南地区的聂思脱里教有官员专门管理。元代聂思脱里教虽然散布到各地但人数并不多而且在蒙古人看来与波斯传来的明教（摩尼教）似乎没有多大区别所以元政府曾命信奉聂思脱里教、操突厥语的汪古部贵族为官驻节泉州专掌“江南诸路明教、秦教”2。 1《出使蒙古记》页224—227。 2同上书页232—233。 3参见周良霄：《元和元以前的基督教》《元史论丛》第1辑。 4《至顺镇江志》卷九《僧寺》。 1田汝成：《西湖游览志》。 2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页46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 除上述主要地区而外其他地区亦有基督教徒的分布。如押赤（今云南昆明）城居民中就有若干是聂思脱里教徒。辽东地区的聂思脱里教徒一度相当集中以致乃颜叛乱时曾将十字架画上战旗以蛊惑人心。他失败之后当地基督教徒备受凌辱或被迁徙内地。元代辽东古城遗址中聂思脱里教遗物的现似乎可以证明后来那里仍有基督教徒在活动着。 天主教与东正教元代罗马天主教与中国已有接触。蒙古西征远达东欧使罗马教廷为之震动。法国国王和教廷曾遣使元定宗贵由和元宪宗蒙哥的政府。此后中国与欧洲之间的联系一直保持着。蒙古西征中所掳回的战俘、军队、工匠等人口中有一些西亚、东欧的东正教徒和天主教徒他们定居在蒙古本土和汉地他们信仰的宗教也随之东来。不过当时天主教在中国的影响要远小于聂思脱里教派。 1294年孟特·戈维诺等人受教廷派遣来到大都。他在大都努力活动使罗马天主教赢得了一批信徒。经孟特·戈维诺受洗的天主教徒不下于6ooo人。他在大都建立了好几个天主教堂。随蒙古军东来定居于大都的阿兰人原来信奉希腊正教这时也皈依孟特·戈维诺其人数在三万以上。汪古部部长阔里吉思原先信奉聂思脱里教在孟特·戈维诺影响之下率很大一部分部众皈依了天主教并在当地建造起一座华丽的天主教堂。但他的行为遭到其兄弟的反对。在阔里吉思被西北叛王都哇俘杀后那些改从天主教的汪古部众又重新被聂思脱里教派所争取1。13o7年7月罗马教廷继委任孟特·戈维诺为大都大主教暨全东方总主教之后又派遣了一批教士来中国其中热拉德（gerard）、彼列格林和安德鲁（andre）三人抵达中国。 孟特·戈维诺死后大都大主教阙任。一部分在大都的阿兰显宦联名上书罗马教皇要求他派一位大主教来2。这件事生在元顺帝在位时。实际上罗马教廷后来任命的大都大主教始终未曾抵达大都。 另据鄂多立克报道与镇江一江之隔的扬州也住有若干天主教士3。 现代在扬州现了1342年拉丁文墓碑证明当时该地确有天主教士在活动。鄂多立克所言不诬。泉州是天主教在江南的活动据点。自十四世纪初开始即由孟特·戈维诺向该地派遣主教。自此至元末担任泉州天主教主教之职者先后为热拉德、彼烈格林和安德鲁。他们受到当地富裕的天主教徒慷慨赠予和友好接待1。安德鲁死于1326年葬泉州。他的墓也已在泉州现2。1《出使蒙古记》页225。 2同上书页224—227。 3《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页123。 1《出使蒙古记》：页233—234。 孟特·戈维诺曾经翻译了部分天主教经文但恐怕不会是译成汉文。聂思脱里教的文献据十三世纪末叶阿儿马尼及nisibis京城大德著录共存三百余种3。但迄今为止除了敦煌现的唐代景教文献的汉文译文以外没有任何迹象可以证明有哪一种曾在元代被译成汉文4。这个事实也有助于伯希和的下述论断即元代的基督教大致可以说不是汉人的基督教而是阿兰人、突厥人以及少数蒙古人信仰的宗教5。 犹太教从宋代起就有相当数量的犹太人定居在今开封。他们把自己的教士称为“满剌”把希伯来文老师称为“五思达”这两个词分别是波斯语mu11a和ustad的音译。由此可见他们应来自波斯或中亚可能是落籍不归的西域商旅的后裔。这部分犹太人在开封有自己的社区保存了自己的宗教“一赐乐业教”即“以色列教”。金代大定三年（1163）开封的犹太人在俺都喇（’abda1-a11ah）的组织下开始修建了“祝虎院”即犹太教教堂。清代现的明弘治二年（1489）《重建清真寺记》碑文中提到开封犹太人曾于元至元十六年（1279）“重建古刹清真寺”即上述始建于金代的祝虎院。元代这座重建的犹太教堂“坐落土市字街东南四至三十五丈”1。开封的这所“祝虎院”中供奉着数部手抄《摩西五经》的古羊皮卷本。开封的犹太人在元代似未产生什么重要的人物大约他们并没有与混在随蒙古军东来的回回人中的犹太人生很密切的关系。 犹太人在元代被称为术忽或主吾与“祝虎”同为波斯语juhud（意为犹太人、犹太教徒）的音译有的时候也被称为术忽回回。蒙古人并不注意区别回回人中的伊斯兰教徒和犹太教徒把他们视为一类人。在一般情况下蒙古人对回回人和犹太人的宗教信仰采取放任态度不予干涉。但这种宽容的政策以不损害蒙古统治的尊严为限度。 回回人和犹太人以抹喉法宰羊而蒙古人则采用开膛法屠羊。从回回人和犹太人的观点看来以蒙古开膛法宰杀的羊不洁故他们不肯吃蒙古人做的饭。这种态度引起蒙古朝廷的震怒成吉思汗曾下旨斥责他们声称西域2《泉州宗教石刻》页29—3o。 3《景教研究》页422。 4吐鲁番出土的畏兀儿文马太福音残碑可能是十三世纪遗物。见马洛夫：《古突厥碑铭》页131—138。在叙利亚文的聂思脱里教文献中也只有现于北京故宫午门楼上礼拜式前后唱咏赞词抄本残卷被部分学者认为是十三世纪的遗物。见《景教研究》页414—416。 5伯希和：《中亚及远东的基督教徒》《通报》1914年。 1参见江文汉：《中国古代基督教及开封犹太人》页21o上海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该碑存开封博物馆。 诸地均为蒙古征服绝不允许西域人不食蒙古“茶饭”并禁止以回回法抹杀羊只。在元朝政府任职的回回人、犹太人和斡脱商人为数很多势力颇大。成吉思汗的法令并没有得到完全的执行。他们乘驿旅行时往往还是不肯吃站户按规定为他们宰杀的羊“非自杀不食”沿途骚扰百姓叫苦不迭。至元十六年一些西域人从八里灰、吉里吉思地区来到内地向元廷进贡海青。因途中不食蒙古站户预备的饭食要自行宰羊引起站户不满事态扩大。忽必烈下旨严斥回回人和犹太人的这种行为1。在杭州也有相当数量的犹太人他们中有许多在砂糖局中供职。大约是蒙古西征时带来的一批掌握制糖技术的犹太人。这部分犹太人的后裔在明代仍然在杭州生活并在那里也建了一所“祝虎院”即犹太教会堂。 摩尼教摩尼教是在唐代传入中国的“安史之乱”以后传入漠北回鹘汗国。回鹘因协助平乱有功成为内地摩尼教的保护者。公元84o年回鹘西迁以后回鹘人把摩尼教带入今吐鲁番一带地区。内地的摩尼教虽遭唐政府禁断但并未绝灭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的民间流传。因为摩尼教崇拜光明所以又称为“明教”。元代泉州华表山建有摩尼草庵庵中塑有“摩尼光佛”像明末何乔远在其《闽书》中曾有著录此寺至今犹存。明教在元代得到政府的承认但元廷对波斯传来的明教和聂思脱里教并不详加区分曾命操突厥语的汪古部贵族为官驻节泉州专掌“江南诸路明教、秦教”2。温州也是一处摩尼教徒集中的地方。那里有一所“潜光院”是一所明教寺院。元末陈高曾经提到它并指出“瓯闽人多奉”明教教徒们“斋戒持颇严谨。日一食昼夜七持诵膜拜”。有一些知识分子学习明教经典隐居于此1。明初朱元璋于洪武三年（137o）下旨禁“左道”时明教与白莲教、白云宗同被禁止2。洪武七年公布的明律重申了此项禁令3。但摩尼教并未因之绝迹泉州的草庵仍受到官府的庇护；而建宁的明教寺院也直到弘治二年（1489）才为当地知府拆毁4。 1《元典章》卷五七《刑部》十九《禁宰杀》；此事亦见于《元史·世祖纪》至元十六年十二月丁酉条和《史集》。并参见陈得芝：《元代回回人史事杂识》《中国回族研究》第1辑1991年。2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页46。 1陈高：《竹西楼记》《不系舟渔集》卷十二。 2《明太祖实录》卷六四。 3《明律集解》卷十一《礼律》。 4《嘉靖建宁府志》卷十一《祀典》卷十七《学校》。参见杨讷：《元代的白莲教》《元史论丛》第2辑1983年。 湿婆教（印度教） 元代文献中未现有关湿婆教的记载。本世纪三十年代以来泉州曾多次现元代湿婆教雕刻遗物共2oo余方特别是近年来屡有新现。1984年底学者们在泉州通淮门城墙附近现一方湿婆教石刻。该石呈长方形体积为47x57x22厘米石质为辉绿岩。其主体部分刻成屋形方龛龛顶正中为一钟形纹饰屋脊顶层饰有狮子头像屋宇下左右各刻有一根多层相迭的莲花柱龛内正中雕刻着一塔状磨盘承托在盛开的莲花之上。塔状磨盘左右各有一神像头戴宝冠、颈项上饰念珠腕上套有镯环以同样姿式坐在莲座上。这里的神像应为印度教破坏之神湿婆（siva）或其追随者而龛内的塔状磨盘则应为湿婆最基本的化身林加。湿婆教认为破坏之后必然要创造。湿婆虽然是破坏之神但也有创造能力；林加（即男根）是其象征。此石刻属于湿婆教建筑外观饰物常嵌在内殿的层楼顶上。五十年代初期吴文良曾收集到类似的龛状石1。湿婆教的神像在泉州一带现得不少。 1985年以后泉州又征集到多件湿婆教石刻。其中有“花朵式”柱头两方。一方为25x98x98厘米前后两面各雕有莲瓣及十字形花朵两侧花朵对称向下垂。另一方为26x86x86厘米形制与前一块一致。泉州出土的花朵式柱头很多都为南天竺式样具有犍陀罗艺术的风格。1985年在泉州南门附近现了希腊式柱头石；1989年在鹿园灵山附近现了葫芦状柱顶石。另外还在筑路施工中现过石横枋两端雕有花纹左侧有眼镜蛇相交的变形图案右侧长方形框内雕有海棠花边缘雕有科形莲瓣。此石当为廊柱柱头檐之间的横向梁枋。这类横枋1988年还现过一件。 1956年吴文良曾在泉州五堡街豆芽巷现过域外文字的碑铭2。后经印度学者和日本学者辨认为泰米尔文3。泉州的这些印度教石刻证明元代这里曾经存在着湿婆教寺院4。 在泉州活动的湿婆教徒主要应是从南印度的马八儿泛海而来的商旅。马八儿又称南毗国宋元明时代与泉州的海上联系十分密切。据赵汝适记载宋末有南毗国人时罗巴智力干父子居于泉州城南。泉州城南正是大批湿婆教石刻和上述泰米尔文碑文的出土地点。可以设想时罗巴智力干父子是当时居于泉州的湿婆教徒社团中1《泉州宗教石刻》图111—114。 2《泉州宗教石刻》补图1、2。 3（印）萨布拉玛尼恩：《中古时代中国的泰米尔人聚居地》载《南印度研究》马德拉斯1978年版（.subzamahiam：atami1nete-dieave1netstudiesmadras1978）；辛岛升：《13世纪末南印度与中国之间的交流——围绕泉州泰米尔石刻与&1t;元史·马八儿等国传>》昭和63年汲古书院。 4杨钦章：《元代泉州与南印度关系新证》载《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的成员。 第五节萨满教萨满教（shamanism）是原始巫教的通称。此名最早的汉译见于南宋徐梦莘所著《三朝北盟会编》卷三据载兀室“奸猾而有才自制女真法律文字”“变通如神”其国人称之为珊蛮“珊蛮者女真语巫妪也”。清代通译为“萨满”。《新唐书·黠戛斯传》载黠戛斯人“呼巫为甘”（甘唐音kam）此即麻合木·可失合里《突厥语辞典》著录之qam（意为萨满）1。《元朝秘史》所记蒙古巫师之号为“孛额”（bo’e）译为“师公”、“师巫”即男性萨满2。他们被认为具有能通神灵的自然力经过一番装神弄鬼的宗教仪式显示神灵附身宣布神灵对所求问之事的回答。卢勃鲁克根据其在和林的亲身见闻记述了蒙古巫师的请神情况：“他们在夜间把想求问魔鬼（神灵）的人集合在他们的帐幕里并把煮熟的肉摆在帐幕当中。做[请神]祈祷的那个巫师（cham-kam）开始反复念咒并用手里拿着的鼓猛烈地敲打地面（即跳神动作）。终于他进入狂状态并把自己绑起来（显示神灵附身）于是魔鬼（神灵）就在黑暗中降临了；给他供上肉食他就给予各种回答（传神言）。”1萨满教的基本信仰观念是万物有灵。据载古代蒙古人对日月、水火、山川土地等一律崇敬在进食以前（特别是早晨）把食物和饮料先供献给它们。正是出于萨满教的这种自然崇拜观念在他们的心目中宇宙万物至高无上的主宰是头顶上的“长生天”（eri）。“其俗最敬天地每事必称天；闻雷声则恐惧不敢行师曰：天叫也。”“正月一日必拜天重午亦然”。“其常谈必曰：托着长生天底气力皇帝底福荫。彼所欲为之事则曰：天教恁地；人所已为之事则曰：天知着。无一事不归之天自鞑主至其民无不然。”2人们是如何知道天意的呢？一是由能与天神通言的萨满（孛额）传示一是通过占卜。志费尼记载说他“从可靠的蒙古人那里听到”当铁木真收服诸部、事业鼎盛时出了一个人此人常在严寒中赤身露体走进荒野和深山回来宣称：天神跟我谈过话他说：“我已把整个地面赐给铁木真及其子孙名他为成吉思汗。”蒙古人把此人叫做“帖卜·腾吉里”3。《史集》记载此人就是晃豁坛部族长蒙力克（铁1韩儒林：《突厥蒙古之祖先传说》《穹庐集》页285。此名亦见卡尔平尼《蒙古史》和卢勃鲁克《东行记》（《出使蒙古记》汉译本页12、22o）。 2《元朝秘史》第181、272节。参见村上正二译注本第2册页32o注4；罗依果（igorderanetbsp;节译注。（《远东史集刊》31页62—63列有关于孛额和占卜者（to1genetbsp;《出使蒙古记》页22o；柔克义（rockhi11）英译本《卢勃鲁克东行记》页246。2《蒙鞑备录》；《黑鞑事略》。关于阿尔泰诸族的eri天神崇拜jean-pau1roux著有长篇专题论文作了精细研究文载《宗教史评论》149（1955）、15o（1956）、154（1958补注）。3《世界征服者史》汉译本上册页4o。 木真的继父）之子阔阔出人称帖卜·腾格理据说他习惯于在隆冬时节到最寒冷的地方（在斡难——怯绿连之地）裸坐冰上凝冰被他的体温融化升起一些蒸气蒙古人就说他骑着白马上天去。他曾屡次对铁木真说：“最高的主（即‘长生天’）让你统治大地”；12o6年铁木真在斡难河源大会诸王群臣时他又宣示天意说：“最高的主命你采用成吉思汗的称号。”1据多数学者解释帖卜·腾格理（teb-eri）有“真正天上的”、“极神圣的”之意以teb（突厥语tev）加于“天”字之上表示“尤其”、“特别”的强调意义2大概相当于汉籍中的“天人”、“神人”。《元史·宪宗本纪》载宪宗初生时（12o9年初）“有黄忽答部（按即晃豁坛部）知天象者言帝后必大贵故以蒙哥为名。蒙哥华言长生也”。此人应即阔阔出“知天象者”疑即teb-eri的汉译。阔阔出无疑是当时蒙古萨满的领。卢勃鲁克《东行记》中就记载有蒙古巫师能知天象预言日蚀、月蚀的时间宣布行事吉、凶的日子为新生儿预言将来的命运等等。从《元朝秘史》（第244—246节）的记载看来成吉思汗建国之初阔阔出权势甚大他竟纠集其七个兄弟吊打成吉思汗之弟合撒儿又向成吉思汗进谗说：“长生天的圣旨有关于汗位的神告：一次铁木真掌国一次合撒儿掌国。如果不掩袭合撒儿（把他预先除掉）事未可知。”挑起了成吉思汗兄弟的激烈冲突。后来“九种言语的百姓”都聚到阔阔出处连成吉思汗御马所人员和斡赤斤的百姓也有许多投向阔阔出斡赤斤派人索讨反遭殴打斡赤斤本人也被迫向他下跪认错。这样成吉思汗才决心除掉他暗示别里古台在角力时把他弄死了。这个事件说明萨满在当时的蒙古社会中有很大的影响力萨满领竟敢与皇室相抗衡。经过这次打击他们的势力显然被削弱了但在蒙古人中他们仍居于受敬畏的地位并且继续以其宗教方式在军政事务中挥作用从大汗到一般民众对由萨满之口所宣示的天意都不敢不遵。汉文、蒙文、波斯文史料都记载1232年窝阔台从中原北还途中患病甚重命萨满们（bo’es）占卜他们声称这是金国的山川之神因蒙古军掳掠人民、毁坏城池而作祟一定要用亲人做替身才能免祸结果拖雷代兄承难喝下萨满念过咒的水而死。拖雷之死事颇蹊跷很可能是窝阔台利用萨满编造山川之神作祟的鬼话逼他服了毒水除掉这个掌握着大多数蒙古军队、威望极高因而危及他的汗位的亲弟。在蒙古历史上用这种手法害死政敌的事例并不少见。 十三世纪的东西方史料对蒙古人的占卜都有详细记载。《黑鞑事略》载：“其占筮则灼羊之枚子骨验其文理之逆顺而辨其吉凶天弃天予一决于此信之甚笃谓之烧琵琶。事无纤粟不占占不再四不止。”据《蒙鞑备1《史集》第1卷第一册页273—274；第二册页2o8、347。 2关于此词的意义和构词法学者们意见不一。参看柯立甫（eri》（《乌拉尔—阿尔泰年刊》391967）.罗依果：《元朝秘史译注》第244节（《远东史集刊》26页75—76）。录》其方法是用铁椎烧红钻羊骨扇视其裂纹以定吉凶和汉人龟卜相似。《元朝秘史》（第272节）“占卜”作abit1aqu（动词）伯希和谓此字来自于“肋扇”（《秘史》第1257节：qabirha[r]《至元译语》：合不合儿）即烧钻肋骨为卜；“烧琵琶”即烧钻琵琶骨为卜（肩胛骨《至元译语》作“答娄”即蒙语da1u故占卜者称da1unetbsp;节）中“占卜”又称为to1ge（名词动词作to1ge1egu）是指卜卦用的签子如小树枝、小棍子之类故占卜者称to1genet1。耶律楚材所以受到成吉思汗的器重主要是因为他知天文、善占卜。有一次他准确地测算了月蚀的时间成吉思汗大为惊异说：“汝于天上事尚无不知况人间事乎。”于是每次出征必令他预卜吉凶自己也烧羊骨以符之1。可见蒙古人对占卜的重视。 古代阿尔泰各族都把地和天并奉为最崇拜的神祇。《蒙鞑备录》说蒙古人“最敬天地”《元朝秘史》中就常见到天地并提。早年铁木真在王罕、札木合协助下攻打蔑里乞人获胜感谢他们道：“因罕父和札木合安答的协力伴同因天（eri）地（qajar）添气力有威势的天神指示着母亲地神（ekeetugen）导引着”才灭绝了仇敌蔑里乞人（《秘史》第113节。又第255节作otogeneke）。卡尔平尼记载说蒙古人称其神为itoga。马可波罗说蒙古人有神名为natigay（nacigay）是保佑其子女牲畜的地神甚受崇敬；他们各供奉一神于家中用毡布制作神像及神妻神子之像食时取肥肉涂神及神妻子之口。卡尔平尼的itoqa和马可波罗的natigay当即上引《秘史》之ekeetugen（一作itugen1362年之《忻都公碑》蒙文作utugen）的讹读或讹写。此字和eri（天、天神）似乎同为古阿尔泰语相应含有“地神”的意义古突厥人的圣地于都斤山（突厥文碑作otuken或utugen）亦即此意。蒙古人加上eke（母这里是加于神祇的尊称）称为“地母神”。蒙古语的udaghan（女萨满）可能就是由此演变来的2。 天上的日、月地上的山、川诸物都是萨满教崇敬的对象。《秘史》中有ekenaran一词即“太阳母亲”（日神）；当人们向天祈祷时要面朝着太阳。卡尔平尼记载说：“当天空出现新月或月圆时他们便着手去做他们愿意做的任何新事因此他们称月亮为大皇帝（按：其实是神的意义卡尔平尼此处有误解）并向它下跪祈祷。”这和《蒙鞑备录》所载“其择日行事则视月盈亏以为进止月出之前、下弦之后皆其所忌见新月必1关于蒙古语之“占卜”参看伯希和：《突厥语和蒙古语中带和不带q—（k）字的形式》《通报》371944年。 1宋子贞：《耶律楚材神道碑》《元文类》卷五七。 2参看班咱罗夫：《黑教或蒙古人的萨满教》《班咱罗夫著作集》页48—99；伯希和：《中亚史地丛考》（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五编页12o—126）及《马可波罗行记注》页791—792（natigay条）；村上正二：《蒙古秘史译注》第一册页2o7—2o8注（17）。 拜”是完全吻合的。这种信仰在古代阿尔泰诸族中似很普遍如匈奴人“举事而候星月月盛壮则攻战月亏则退兵”突厥人“候月将满辄为寇抄”1；回鹘可汗徽号之“爱登里”（aitengri）即“月神”之意2。如同突厥人以于都斤山（今杭爱山）为圣地一样蒙古人也尊崇其祖先始兴之地三河（鄂嫩河、克鲁伦河和土拉河）之源的不儿罕山（burqanqa1dun）。《元朝秘史》（第1o3节）记载铁木真早年遭到三姓蔑里乞人袭击躲进不儿罕山得以脱难。下山后他捶胸告天感念不儿罕山救了他的性命许愿要每早祭祀、每日祷告让子子孙孙都要遵行说着将腰带挂在项上帽子挂在手上捶着胸向着太阳下跪九遍洒奠祷祝了。他和他的子孙无疑都遵守着这个誓言。据《元史》记载宪宗二年（1252）始用中原礼乐祀天于日月山由学士魏祥卿、徐世隆和燕京行尚书省郎中姚枢等率领东平路征召、训练的礼乐人五十多名赴漠北行宫祭毕遣还；四年宪宗又“会诸王于颗颗脑儿之西乃祭天于日月山”；七年秋“驻跸于军脑儿洒马乳祭天”3。所举行的祭天仪式当是“合祭昊天后土”并以祖宗配享（见《元史·祭礼志·郊祀》）。“日月山”应是漠北时代大汗“郊祀”的地方忽必烈迁都漠南后就改在桓州西北望祭了。“日月山”显然是汉人给起的名称今地何在颇难索考。从上引资料看似应在颗颗脑儿之西或军脑儿附近。颗颗脑儿疑即《秘史》第89节“不儿罕山前的古连勒古山内的桑沽儿小河的合剌只鲁之阔阔纳兀儿”。桑沽儿河即克鲁伦河上游支流僧格尔河；古连勒古山（《亲征录》作曲邻居山）即蒙元诸帝葬地起辇谷1也就是鄂嫩河和克鲁伦河之源不儿罕山（肯特山）之南派；军脑儿（gunnaur深湖）为克鲁伦河上游西著名的“撒里川”（sa’arike’er）中一湖明人金幼孜《后北征录》载撒里川之地有元宫殿及祭坛遗址。据此则所谓“日月山”似即不儿罕山或其一部分（郊祀处）。无疑不儿罕山是蒙古人萨满教信仰中极尊崇的神祇（地神？）。 火在萨满教信仰中占有很重要地位。据卡尔平尼记述蒙古人禁忌用刀子接触火或在火旁用斧子砍东西认为这样会使火遭到杀害；他们相信火能净化万事万物因此使者或王公们到他们那里时都被强迫携着带来的礼物从两堆火之间通过以便加以净化（卢勃鲁克也有类似记载并谓所有死者之物也都要用火来净化）2。凡“遭雷与火者尽弃其资畜而逃必期1《史记·匈奴传》；《隋书·突厥传》。参看《出使蒙古记》页73注（11）。2伯希和：《中亚史地丛考》引史莱格（1ege1）说（《哈剌·八剌哈孙回鹘碑的汉文碑铭》1896年。按即“九姓回鹘[爱]登里汨没密施合毗伽可汗圣文神武碑”）。 3《元史》卷六八《礼乐志》；卷七二《祭祀志》；卷三《宪宗纪》。 1亦邻真：《起辇谷及其它》（1986年国际元史学术讨论会论文·南京）。2《出使蒙古记》页11—13217。 年而后返”3以为神灵示儆。火还有表示家灶、家产的意义。成吉思汗给家族成员分封民户时因其叔答里台斡赤斤曾追随王罕反对过自己准备不给他分份子博尔术、木华黎和失吉忽秃忽谏道：“这就像熄灭掉自家的炉火（o’er-unqa1iyan）坏了自己的帐房一般。”4当时蒙古习俗由幼子守家产（诸兄长大后都分出去自立门户）在家庭中拥有特殊地位故幼子称为“火王”（灶王）意思是掌管家灶（家产）之主不过此词当时不用蒙古语的qa1而借用突厥语的ot-tegin音变为ot-net（斡赤斤）。蒙古人把ot（女神火）认为是幸福和财富的赐予者各家各户的保护者把火炉也看作神圣的地方因为没有火家也就失去存在价值了。1此外阿尔泰民族中还有其他一些习俗和萨满教信仰有关如婚姻、生育、疾病、丧葬、服色等。元朝统治者采用了中原的仪礼制度但还保留了许多“国俗旧礼”祭告用蒙古巫觋（萨满）。虽然一部分蒙古人（主要是社会上层）接受了佛教或景教多数人民仍保持着原始的萨满教信仰和习俗。东北边远各族（女真、水达达、兀者、吉里迷等）也都信奉萨满教。3《黑鞑事略》。 4《元朝秘史》第242节。 1班咱罗夫：《黑教或蒙古人的萨满教》《班咱罗夫著作集》页72—76。第十三章中外关系第一节高丽十世纪初新罗王朝衰微朝鲜半岛又分裂为三国。918年后高句丽将领王建推翻其王自立建国号高丽定都松岳（开城）先后并、灭新罗和后百济完成统一。王氏高丽典章制度皆仿唐朝与宋、辽、金朝都有频繁交往。到第23代高丽王王■（高宗1213—1259年在位）时蒙古兴起于中国北方。 1216年东京（辽阳）一带的反蒙契丹贵族金山等率部窜入高丽攻城夺地四处寇掠。1218年成吉思汗以追剿契丹叛人为名遣哈真、札剌率军进入高丽。王■命其枢密院使赵冲等领兵与蒙古军共灭契丹寇遂与蒙古相约“两国永为兄弟”每年遣使通贡。1但此后蒙古统治者连年遣使到高丽索取贡物诛求无厌。如1221年使者著古与奉皇太弟斡赤斤命至高丽索贡獭皮一万领细绸三千匹细苎二千匹绵一万斤墨一千只笔百管纸十万张以及其他诸物2。蒙古使者骄横贪婪任意要索“撒花”激起高丽人的愤怒。1225年著古与在索贡归国途中被人杀死两国关系随之断绝。 1231年窝阔台命撒礼塔统兵侵入高丽其麟州都领洪福源降导蒙古军攻陷此境四十余城进围王京。蒙古使者持诏入城诘责高丽杀使之事令其投降1；又索取“好金银、好珠子”及其他大量贡物并命送王公大臣之子女来献。王■遣弟侹至蒙古帅营请降以大量金、银、衣、马、器皿为献撒礼塔许之乃置京府州县达鲁花赤72人于其境21232年初班师还。二月蒙使都旦（契丹人）至王京声称来“都统高丽国事”竟欲入居王宫。因蒙古屡逼纳贡和进送王公贵人子女■遣使奉表入朝并致书撒礼塔申述难以应办的原因撒礼塔怒拘使者其逃回者遂传言蒙古将再举入侵3。七月■依从权臣崔■的决策迁都江华岛遣人往北境诸城杀达鲁花赤令人民入山下海躲避对蒙古采取了抵抗的态度。八月撒礼塔奉旨再征高丽洪福源收北境州县遗民来附遂长驱直入王京遣使到江华岛诘责高丽王抗命迁都令其出6。撒礼塔领兵继续南下攻掠各地拔南京（今汉城）十二月进至处仁城被守城者射死。蒙军遭到高丽军民的抗击又失主帅1《高丽史》卷二三《高宗世家》壬辰年十一月答蒙古官人书；卷一o三《赵冲传》、《金就砺传》。2同上卷二二《高宗世家》。 1窝阔台诏书全文载《高丽史》卷二三为硬译白话文体。 272名达鲁花赤的配置情况不明当是置于所攻取之北境诸城。参见箭内亘：《蒙古之高丽经略》《（蒙古史研究》页471）。 3见《高丽史》卷二三《高宗世家》壬辰年九月、十一月答蒙古官人书。不得不撤回留福源屯西京（平壤）。1233年窝阔台诏谕王■数其拒命、杀使、迁都、不上民数等五“罪”4高丽不理仍乘势出兵收复西京等地洪福源领降民逃居辽、沈间。1235年窝阔台遣唐古与洪福源等领兵入高丽自此连续多年抄掠各地。1239年召还唐古军诏命王■入朝■遣王族佺代他赴蒙古朝见。1241年■又以王族綧称己子与贵族子弟1o人入质于蒙古（綧后居辽东领高丽降民）。其后双方使节仍频频往来基本上保持了和平关系。 1247年贵由以高丽“岁贡不入”为由又遣军入侵次年还。1253年蒙哥以诸王也古统兵大举入侵高丽迫令王■出6迎降■不得已派次子淐入朝。蒙哥仍不满意1254年初召还也古以札剌儿带为征东元帅代之。这一年蒙古军在高丽肆行杀掠“所掳男女无虑二十六万六千八百余人杀戮者不可胜计所经州郡皆为煨烬”1。此后札剌儿带军连年留屯高丽多次出兵攻掠其南境各地和进逼江华岛对岸坚持以国王出6迎降和派王太子入朝为退兵条件。高丽朝中意见不一迁延至1258年数代专揽国政的权臣崔氏被推翻才决定遣太子倎入朝。1259年倎赴四川军前朝见至六盘山闻蒙哥死而止。忽必烈由鄂州北上倎迎谒于汴梁随从同往开平。126o年二月高丽来报老王已故（王■死于上年六月）赵良弼和廉希宪都建议宜立■为王遣送还国彼必感恩臣服是可以不烦兵而得其国2。忽必烈纳其言立即派兵护送王■回国继位令他“完复旧疆安尔田畴保尔家室”“永为东藩”并宣布对以前反抗过蒙古的高丽官吏、军民“罪无轻重咸赦除之”。忽必烈即位后又传旨允准王倎的请求：撤回留屯其境的蒙古军和送还被掳的高丽人。并授予王僙封册、虎符和高丽国王印。 王僙（不久改名禃高丽元宗126o—1274年在位）嗣位后多次或亲身入朝或派世子愖入朝又频频遣使入贡。但高丽权臣势力仍盛出6还都之事一再拖延又以战乱之后民生凋敝为由请求暂免置驿、籍户、出军、输粮等臣服国应履行的义务。忽必烈出于当时形势需要对高丽采取怀柔政策给予宽容。至元六年（1269）六月高丽权臣林衍动政变逼禃让位于王弟淐。时世子愖入朝未归闻变诉之于忽必烈。忽必烈命从王綧、洪茶丘（福源子）所管高丽民户中签军马三千从愖“赴其国难”并下诏责林衍擅废立召其来朝；命头辇哥国王与赵璧行省于东京以兵压境。十一月林衍被迫恢复了王禃的王位禃随即入朝于是蒙古军停。当林衍废立时高丽西北面兵马使营吏崔坦聚众起事以诛林衍、复前王为号召杀西京留守及州县官以西北境6o城归附蒙古。至元七年（127o）正月诏改西京4《元高丽纪事》记载此诏最详。 1《高丽史》卷二四《高宗世家》。 2赵良弼的建议见《高丽史》卷二五《元宗世家》；廉希宪的建议见《元史》卷四《世祖纪》卷一二六《廉希宪传》唯记于世祖即位之后则不确。 为东宁府（后改东宁路）划慈悲岭为界以坦为总管遣忙哥都为安抚高丽使率兵镇之。禃请求归还其地不许。至元二十七年（129o）始罢东宁路还属高丽1。至元七年二月禃至燕京为了取得忽必烈的信任和保持王位上书请下嫁公主于其世子又主动要求派兵助其讨灭权臣、还都旧京并请置达鲁花赤。忽必烈命东京行省头辇哥国王和平章赵璧率军护送禃还居王京以脱朵儿为高丽国达鲁花赤至于请婚一事则待其国安定后再议。五月禃与头辇哥等至王京榜宣布还都传令召林衍和迁江华岛吏民回京。时林衍已死子惟茂继掌国政欲抗命不从被拥护还都的朝臣所杀于是妃嫔、官民人等相继离岛迁回王京。守备江华的“三别抄”（左、右及神义别抄。“别抄”是权臣当国时挑选骁勇之士组成的特别部队成立于蒙古入侵之初）力图阻止还都被王禃下令解散其领裴仲孙另立王族温为王率部退据珍岛成为叛军至元八年被蒙古和高丽军击破。其余部在金通精率领下遁入耽罗岛据有其地至元十年被平定元置耽罗国招讨司辖之（后改置军民都达鲁花赤总管府又改为军民安抚司成宗即位后还属高丽）。王禃还都后即遣使为世子愖请婚并命愖两次入朝。至元十一年（1274）五月忽必烈以亲女忽都鲁揭里迷失下嫁王愖。不久禃死诏遣愖归国袭位授“驸马高丽国王”（后改名昛又改名昛高丽忠烈王1274—13o8年在位）。在他之后直到元朝末年的六代高丽王除忠穆、忠定二王死于未成年时外也都娶元公主（虽然都是宗王之女但按元制亦称公主）。通过这种政治性的婚姻联结元朝达到了进一步控制高丽的目的自联姻后未再生重大反元事件。公主在高丽享有极高地位和很大权力广泛参与政务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环；高丽王也得以凭借驸马身份提高在元廷和本国的地位终元一代保持了本国的局部主权1。从至元七年王禃还都起元朝就设置了高丽国达鲁花赤常驻王京其后又以忻都、洪茶丘领东征元帅府军驻镇高丽。十五年王賰入朝奏告元军特别是洪茶丘部扰民乱政请求召还忽必烈从其请并罢置高丽国达鲁花赤。十七年为再举进攻日本立行省（征东行省又称征日本行省）仍以高丽为基地聚兵、造船、屯粮。王賰请求授他行省丞相之职“行省凡大小军情公事必与我商量然后施行”忽必烈即予允准授为中书左丞相行征东省事。征日失败后行省罢。二十年复立征东行省仍授賰征东行省左丞相与丞相阿塔海共同规划再举征日事。其后征日计划未能实行而征东行省建制则仍保留成为统辖高丽的机构但元朝不派行省官就以高丽国王为行省丞相得自辟僚属；高丽原有的政权机构和各项制度也基本不变。大德三年（1299）哈散出使高丽回朝言王昛（即王賰）不能服众朝廷应派官共同治理平章暗都剌奏请增置行1参见池内宏：《高丽元宗朝的废立事件与蒙古占领高丽西北境》《白鸟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1925年。西北境（东宁路）地还属高丽事见《高丽史》卷三十《忠烈王世家》卷一三o《崔坦传》。1参见萧启庆：《元丽关系中的王室婚姻与强权政治》《元代史新探》页231—262。省官遂遣阔里吉思为征东行省平章耶律希逸为左丞直接参与掌管高丽政务。五年初经王昛一再请求罢朝廷所置官。以后没有再改变高丽政制元朝册立每代高丽王时均授予征东行省丞相职衔使自治其国“有宗庙蒸尝以奉其先也有百官布列以率其职也其刑赏号令专行其国征赋则尽是三韩之壤唯所用之不入天府”1。可见征东行省的性质与元朝国内地方一级政区各行省是不同的。当然高丽对元朝仍需履行藩属国义务如纳贡、质子、置驿等元朝统治者仍不时以种种理由干预其国政直接或间接地压迫和剥削高丽人民。 至大元年（13o8）王昛死世子謜（忽都鲁揭里迷失公主生蒙古名益智礼不花高丽忠宣王）继位改名璋。皇庆二年（1313）璋传位于世子焘（蒙古懿妃生蒙古名阿剌讷忒失里高丽忠肃王）自己则以驸马身份留居大都封沈王后又将沈王封爵传给侄子暠。王璋在大都筑万卷堂“以书史自娱”其府中有不少高丽文士侍从并与赵孟頫、姚燧、阎复、元明善等元朝著名文臣常有交往。他在继位前居元廷时曾参与拥立武宗退位后仍不免卷入朝廷政争延祐七年（132o）英宗即位后被流放到吐蕃萨斯迦“学佛”泰定帝即位后始召还。 沈王暠得宠于英宗谋夺高丽王位屡在元廷指控王焘导致元朝对高丽国政的进一步干预。至治三年（1323）王暠的党羽柳清臣等上书中书省请立省于高丽比内地元朝为了稳定东藩未予采纳1。但王焘屡受沈王之党的攻击和元廷的质讯不得不于至顺元年（133o）请求传位于世子祯（蒙古名普塔失里高丽忠惠王）。祯品行恶劣继位后荒淫无度至顺二年即被罢黜其父焘复位。后至元五年（1339）焘死祯复位仍暴虐荒淫至正三年（1343）被元廷押解流放到揭阳次年初行至岳阳病死（或云被毒死）。元以其子昕（亦怜真班公主生蒙古名八思麻朵儿只高丽忠穆王）继为高丽王时仅八岁。至正八年昕死元朝以祯庶子蚳继位（蒙古名迷思监朵儿只高丽忠定王）。十一年诏废蚳别立祯弟祺为高丽王（改名颛蒙古名伯颜帖木儿高丽恭愍王）。时奇皇后之兄辙恃势得任高丽政丞（国相）专横跋扈颛甚愤之至正十六年乘元朝困于国内农民起义之机诛奇辙及其党羽停用至正年号并兵攻元境夺回双城等地。元朝声称要进行讨伐又罢黜王颛而另立逃亡大都的王璋庶子塔思帖木儿为高丽王但均无力付之实施不得不宣布恢复颛王位。从至正十九年起红巾军一部由辽东多次进入其境攻城略地二十一年陷其王京颛南迁以避之。次年高丽军收复王京击溃红巾军其余部退回辽东。但王氏高丽至此也已1姚燧：《高丽沈王诗序》《牧庵集》卷三。 1《高丽史》卷一二五《柳清臣传》。据《元史》卷一七八《王约传》载至治三年“朝廷议罢征东省立三韩省制式如他省”命中书省讨论王约言其不可应守世祖旧制丞相拜住称善遂不行。立三韩省之议当即出于柳清臣。 衰微不堪3o年后被在与红巾军作战中兴起而逐渐掌握大权的李成桂所取代。 有元一代中国与高丽的经济、文化关系在特殊历史条件下有很大的展。来元高丽人比以往各代都多其中有不少精通汉文的文人学者和高僧他们与中国文人交往密切相互切磋唱和元人文集中此类诗文屡见不鲜。高丽早有儒学学者皆知孔孟之书。元世祖前期程朱之学才在中国北方兴盛还未传入高丽。高丽儒士白颐正在大都得而学之东还后李齐贤等先从他师受。至元二十六年元置高丽国儒学提举司以其本国著名学者安珦为提举珦从高丽王入朝得朱子书十分钦慕晚年常挂朱子像以致敬遂自号“晦轩”1。理学于是传入高丽。高丽名臣李齐贤2长期在元陪侍王璋广泛结交元廷著名儒臣文士学问大进有《益斋集》传世被认为是高丽时代的优秀古典作品其中有不少歌咏中国历史、景物和风俗民情的诗篇。元仁宗恢复科举后高丽（征东行省）依制选送士人参加会试即使未能及第元廷亦授予官职或归国即可凭此资历而获显官；亦有举进士者如元统元年（1333）进士李谷御试对策“大为读卷官所赏”擢汉、南人榜第二甲第八名即授翰林国史院检阅官3。有不少入元为质子的高丽世家子弟或其他侨寓人员后来出仕于元朝或竟世代留居不返。元代有大量中国文化典籍输入高丽。如延祐元年（1314）高丽王焘遣官赴元购书得经籍1o8oo卷而还；元仁宗又赐书籍4371册（17ooo卷）皆宋秘阁所藏者1。此外佛、道、医、卜各类人员的交往也很多。 元与高丽的经济交流除数量相当大的贡赐物品外民间贸易往来也甚为达。元时木棉由中国传入高丽传为佳话。据载至正二十三年（1363）高丽人文益渐使元取棉籽十余枚归令人种植虽仅一枚得生但得籽百余枚于是年年加种又有一胡僧教以缫织之术于是棉花种植与棉布纺织不到十年就遍于全国2。 1《高丽史》卷一o六《白文节传》；卷一o五《安珦传》。 2《高丽史》卷一一o有其传。 3《元统元年进士录》；陈旅：《送李仲父使征东省序》《安雅堂集》卷四。《高丽史》卷一o九《李谷传》谓其为文典雅高古有《稼亭集》行世。 1《高丽史》卷三七《忠肃王世家》。 2《李朝实录·太祖康献大王实录》七年六月条。 第二节日本日本与中国自古交往密切尽管唐末停派“遣唐使”以后官方关系衰减但民间贸易和僧侣的往来却更趋繁盛。南宋中叶兴起的武士政权——镰仓幕府（1186年建立）在对华贸易和文化交流方面仍采取积极态度特别是热衷于引进中国的禅宗日本与南宋的民间交往极其频繁。然而由于此时中国南北分裂而中日间的交流早已改取横渡东海直航两浙（主要是明州——今宁波）的南路不再走经由朝鲜半岛西岸到辽东或山东的北路3加上日本政府对官方外交的冷淡因而与统治北中国的金朝几无交往1也没有和代金而起的蒙古生接触。直到至元七年（127o）日相营原九成在《赠蒙古国中书省牒》中还说：“蒙古之号于今未闻。”2蒙古前四汗时期对马蹄所不及的海国日本也未曾留意。至元二年（1265）高丽人赵彝向忽必烈报告说日本与本国邻近汉唐以来都通使中国可令高丽向导与之通使。忽必烈十分企慕中原盛世君主那种天下一统、万国来朝的功业即于次年遣黑的、殷弘出使日本命高丽王派官导送。使者至巨济岛高丽陪送官以海上风涛险恶劝止之遂折回。四年再遣黑的等出使高丽王派潘阜代替蒙古使臣去日本传书滞留太宰府达五月被遣还。五年忽必烈严令高丽王派大臣陪送黑的等赴日“期于必达”。使者抵日本对马岛被拒只捕得岛民塔二郎、弥二郎回朝复命。忽必烈让这两个日本人游览燕京后命高丽派使臣送其回国并传递了用中书省名义写给日本国的信。日本国相营原九成起草了复牒但被镰仓幕府否决未交付来使3。 七年末忽必烈以日本屡次拒使诏兵屯田于高丽“以为进取之计”同时遣赵良弼为国信使持国书去日本“招谕”。八年九月使团百余人至其国被阻留于太宰府西守护所不准赴京都。其官员屡次逼取国书良弼坚持亲到京都面见国王呈递只抄录副本与之。日本朝廷初拟答复但幕府仍采取断然拒绝态度。使团滞留至次年初返回日本守护所派弥四郎等十二人同来良弼还至高丽后命随员送他们到大都。忽必烈与朝臣商议后决定不予接见遣回并命赵良弼再使日本。十年春良弼仍不得要领而还。 十一年初元廷决定兵侵日命高丽造大战船三百艘“期限急迫3关于中日航路的改变参见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锡年汉译本页79—86；296—297。1《金史》中关于日本的记载仅见一处：“[兴定元年（1217）十二月]戊申即墨移风砦于大舶中得日本国大宰府民七十二人因■遇风飘至中国。有司覆验无他诏给粮俾还本国。”这显然是偶然被风吹到山东沿岸的日本商船。 2转引自池内宏：《元寇的新研究》页42—43。 3参见同上书引八代国治：《关于蒙古袭来之研究》载《史学杂志》1918年。疾如雷电民甚苦之”1；立征东元帅府以忻都、洪茶丘、刘复亨为都、副元帅聚兵高丽加造战船。十月蒙、汉军及高丽军共二万五千余人乘大小战船9oo艘合浦（今马山）侵袭对马、一岐两岛后进至博多湾攻击沿岸诸地；二十日于今津等港口上6日本守军进行了顽强抵抗死伤甚重而元军亦疲未能深入退回战船其夜博多湾台风起战船多坏只得仓卒撤还。此役生在日本龟山天皇文永十一年日本史上称为“文永之役”2。 至元十二年忽必烈遣礼部侍郎杜世忠等出使日本但一去即杳无音讯（他们于当年四月至日本九月被镰仓幕府杀害四年后逃回的高丽水手才报告了这一消息）。当时元朝正进行灭宋战争经略日本事暂时搁置。十六年尽取江南即准备再举征日命高丽及江南四省造战船并命南宋降臣范文虎筹划征日事宜显然意在驱使新附军由南路进取日本。范文虎受命后派属下周福、栾忠与一来宋日僧同去日本传递诏书同时奏请待所遣人回报日本是否从命再决定进兵。十七年初元廷获悉使臣杜世忠等已被害。范文虎所遣二人也一去不返（到日本不久即被杀）。于是决定进行大规模侵日战争特立行省专任其事大臣阿剌罕与高丽王王■任右、左丞相忻都、洪茶丘、范文虎右丞李庭左丞张禧参政；拟定方略：忻都、茶丘率蒙、汉、高丽军四万合浦范文虎等率新附军十万江南会师一岐岛共同进兵其国志在必取1。 十八年五月忻都、茶丘与高丽元帅金方庆率东路军四万多乘战船9oo艘出攻对马、一岐；六月初不待江南军来会即进至筑前志贺岛登6。日本已有防备在博多湾沿岸阵地构筑工事以精锐部队开进志贺岛与元军激战。元军未能取胜退屯鹰岛月末移军一岐。范、李、张等率江南军十万乘战船35oo艘六月十八日由庆元（今宁波）出航行七昼夜抵平户岛其先遣军至一岐约东路军来会。七月两军主力均进泊鹰岛（音译“打可岛”。或作“竹岛”系音讹致误）行省官商议进攻太宰府但他们果如临行陛辞时忽必烈所担心的那样相互不和议事争执不决以致“逗留不进”几一月2。八月一日夜半“飓风大作波涛如山”元军船多“缚舰为寨”紧靠在一起致相“震撼击撞舟坏且尽军士号呼溺死者如麻”3。忻都、茶丘、范文虎等将帅“各自择坚好舟乘之”弃军自归4。留下来1《高丽史》卷二七《元宗世家》。 2“文永之役”过程参见上引池内宏书第七章。 1忽必烈面谕征日行省诸臣云：“朕闻汉人言取人家国欲得百姓土地若尽杀其人徒得地何用。”可见此役旨在征服日本。据日本史料记载侵日元军还“为居住持世路（生活）具为耕作贮锄锹类”显然准备持久屯驻（参见《元寇之新研究》页291—293）。 2方回：《孔端卿东征集序》《桐江续集》卷三二。 3苏天爵：《赠长葛县君张氏墓志铭》《滋溪文稿》卷二一。 的元军大部分被日军消灭一部分被俘5。十四万多元军得归者仅五分之一大张旗鼓的第二次侵日之役（事在日本后宇多天皇弘安四年日本史上称为“弘安之役”）以惨败告终了。其后忽必烈又准备再征日本下令造船和拘刷水手激起受害最深的江南人民的激烈反抗朝臣也多言不利不得不中止。 至元二十年忽必烈遣提举官王君治与补陀寺僧如智持诏“宣谕”日本洋中遇飓风吹回补陀山。次年再遣江西行省参政王积翁与如智出使日本积翁拘任氏船以行途中又因事鞭之将至对马岛被任氏所杀。两次遣使均未达。大德三年（1299）元成宗遣补陀寺学识渊博的临济宗高僧宁一山（一山一宁）搭乘日本商船使日到达太宰府因是敌国使者幕府执权北条贞时下令囚禁于伊豆修善寺后知他是有道高僧即迎住镰仓建长寺（后被日本上皇邀主京都南源寺直到去世门徒众多）尊礼有加但对与元朝通使事则仍予拒绝1。 尽管元朝与日本交过战通使关系一直未能建立元代中、日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仍然十分繁盛双方政府都不但不加禁限且有意促成。至元十四年有日商持金来换铜钱元朝给予准许。次年令沿海官司通日本国人市舶。十六年日本大商船四艘载商人、水手二千余人至庆元经查明确是来经商的即许其交易而还2。从至元末年到至正末年的七十多年中中日间有商船（主要是日本商船）和僧侣等人员（他们大体都搭乘商船）来往、年份可考者即有近五十年而且往往一年中不止一批此外还有许多年份不明或失载者3。大德八年元朝“置千户所戍定海以防岁至倭船”1也可见几乎年年都有日本船来。由于经营中日贸易获利甚巨日本幕府为了筹集建寺经费和其他目的有时也批准派出官方商船如1325年为修建长寺、1328年为造镰仓大佛、1341年为建天龙寺所派商船即是2。 元代中日交通的主要港口是庆元这里置有市舶司掌对外贸易。庆元路属县定海（今镇海）是日本商船停泊之所经检查、抽分后即许日商登岸市4王恽：《泛海小录》（《秋涧集》卷四十）载：“大小船舰多为波浪剪触而碎唯句丽船坚得全遂班师西还是年八月五日也。”所记应即诸将逃归事。 5《元史·日本传》记载后来逃归的士卒于阊报告说被虏者达二三万人押至八角岛（博多）尽杀蒙、汉、高丽人而留新附军人为奴。但据日本史料所俘元军为数千人（参见《元寇之新研究》页314）。1见明代日本僧人周凤著《善邻国宝记》卷上所收如智亲撰之《接待庵记》。《元史》失载此次遣使。2周密：《癸辛杂识·别集》。 3参见本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页389—393《日元间商船往来一览表》页422—46o《入元僧一览表》。 1《元史》卷二一《成宗纪》。 2《日中文化交流史》页394—4oo；森克己：《日宋贸易之研究》页511—525（1948年出版）。易一时十分繁荣：“贾区市墟陈列分错咿哑争奇踏歌转舞”3。此外日本商船也时常开到福建贸易元中叶以后似乎逐渐增多故天历元年（1328）命江浙行省选廉吏征收“日本舶商至福建博易者”之税（《元史·文宗本纪》）。交易的商舶中国输出者主要是瓷器、香药、经卷、书籍、绘画、什器、绫罗锦缎以及铜钱等；从日本输入者主要有黄金、刀剑、木材、扇子、螺钿等。 来元日本人除商人外以禅僧为最多。禅宗在日本因得到幕府和武士阶级的尊崇而大为兴盛来华参礼禅学中心江南诸名刹（主要是“五山十刹”）和高僧大德在日本禅林中蔚为风气而商船往来频繁又为僧人来华提供了方便。据考仅史册留名的元代来华日僧就多达二百二十余人4。泰定三年（1326）元朝一次就“遣日本僧瑞兴等4o人还国”（《元史·泰定帝本纪》）即是明证。许多日本僧长期留居中国历访名山大刹或住寺进修从高僧习禅与文人结交切磋文学、书画1。他们中不少人不仅禅学精湛文章、书画亦佳。如古源邵元住元2o年居少林寺甚久其为该寺住持所撰道行碑（现存）文笔老练不亚汉人宿儒；雪村友梅（一山一宁弟子）住元2o年曾拜访赵孟頫切磋书艺其书法笔势雄浑使赵为之惊叹而当时赵的书画是最受日本人推重的2。同时有不少元朝高僧被邀请去日本最著名者如清拙正澄、明极楚俊、竺仙梵仙等人都留居日本直到去世。赴日元僧和来元日僧对展中日文化交流起了重大作用由他们传入日本的不仅有大量释藏、经史、诗文等典籍还有中国禅林和文士的风气和生活方式如日本的茶道就是由元代传入的“唐式茶会”展而来的。日本禅寺的兴旺和学习中国文化的热情促进了刻书业的展。元后期有大批中国雕刻工匠（主要来自闽浙）到日本从事刻版事业京都和镰仓“五山”以及他处禅寺刊印的书籍许多是出于他们之手。其中以莆田县俞良甫最有名在他雕版的《新刊五百家注音辨唐柳先生文集》卷终特刻上一段记载祖籍及在日侨居和刻书情况的题记甚为珍贵（此书现存东京静嘉堂文库）。 3袁桷：《马元帅防倭记》《清容居士集》卷十九。 4参见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页389—393《日元间商船往来一览表》页422—46o《入元僧一览表》。 1虞集：《晦机禅师塔铭》《道园学古录》卷四九；王逢：《赠日本进上人》诗《梧溪集》卷四。据元僧竺仙梵仙说当他在建康（今南京）保宁寺侍从古林清茂时住该寺的日僧就有32人（《竺仙和尚住建长寺语录》）。 2欧阳玄：《赵文敏公神道碑》《圭斋集》集九。 第三节安南、占城秦汉以来交趾为中国郡县之地唐置安南都护府治之。五代时交趾诸姓土豪相继称雄自主。968年丁部领削平诸豪始称帝建国国号“大瞿越”都华闾（今宁平）；其后李朝（1o1o—1225）迁都升龙（今河内）改国号“大越”。自立国以来一直与宋朝保持朝贡关系宋朝册封其帝为“安南都护交趾郡王”南宋时改封“安南国王”仍称其国为交趾或安南。1257年蒙古大帅兀良合台从云南遣使到安南“招谕”时安南陈朝（1225—144o）初兴国力颇盛国主陈煚（太宗）将使者投入狱中。1258年初兀良合台率军侵入安南陈煚撤离升龙蒙古军入据之但九天后就退回。其年煚子光昺（圣宗）继位派人到云南与蒙古通好兀良合台即遣讷剌丁前往谕其“内附”。 中统元年（126o）忽必烈即位后以孟甲、李文俊为南谕使至安南传诏许其“衣冠典礼风俗一依本国旧制”“已戒边将不得擅兴兵甲侵尔疆场乱尔人民”。三年安南使臣来贡方物并上书“乞三年一贡”遂封光昺为安南国王授虎符依其请定每三年一贡之例同时设置安南国达鲁花赤以讷剌丁充任往来其国督察（继任者先后有忽笼海牙、张庭珍、李元、合撒儿海牙等人）。1自此安南王依例纳贡和遣使入朝但对要求其履行君长亲朝、子弟入质等臣服“六事”以及索取儒、医、工匠等人员则托辞拒绝并且不肯拜跪受诏。至元十二年（1275）光昺又上表申诉达鲁花赤和来使“凌轹小国”请求免置达鲁花赤。十四年光昺子日煊（仁宗）继位遣使来朝。元朝因他“不请命而自立”不予册封只称为“安南世子”。次年遣礼部尚书柴椿等持诏至安南令其亲身“入朝请命”日煊以体弱不堪道途艰难为辞推托。十六年再遣柴椿、梁曾等前往传旨措辞严厉：“若果不能自觐则积金以代其身两珠以代其目副以贤士、方技、子女、工匠各二以代其土民。不然修尔城地以待其审处焉。”日煊仍托病不朝只令其叔陈遗爱随使巨入觐1。十八年使臣还奏忽必烈遂决意强行实施对安南的统治置安南宣慰司并将陈遗爱立为安南国王命宣慰使都元帅兼达鲁花赤卜颜铁木儿带兵护送回国。但当时元朝侵日新败还来不及作好用兵安南的准备宣慰司官兵被拒于境上遗爱归国后被害扶植1《元史》卷二o九《安南传》将光昺遣使上书和受封均系于中统二年又载赏赐及定贡例诏书于三年九月。按当时由开平通安南须出临洮经由吐蕃、云南之境“水6万余里”往返时间约需两年上下（见许有壬为曾在至元十二年出使安南的李克忠所撰神道碑《至正集》卷六一）。孟甲等于中统元年十二月奉旨出使其到达安南至早应在二年秋其年安南遣使入朝抵开平则当在三年秋。《元史·世祖本纪》载中统三年九月“安南国陈光昺遣使贡方物”“授安南国王陈光昺及达鲁花赤讷剌丁虎符”应即安南使臣抵达开平以及忽必烈册封安南国王并置达鲁花赤的时间。 1据《元史》卷一七八《梁曾传》柴椿等实于至元十七年赴安南十八年回还陈遗爱同来。傀儡国王的计划未能实现。 忽必烈在灭南宋后就把眼光放到海外目标不仅是通市舶之利还企图使海外诸国臣服。占城是通海外必经之地至元十五年福建（泉州）行省左丞唆都受命“经营海外”就派人到占城招谕。十六年占城使者来进方物元遣兵部侍郎教化的、总管孟庆元等出使谕其王来朝。占城国王失里咱牙信合八剌麻合迭瓦（srijayasinhavarmaha（ri）deva1265—1287）遣使上表称臣、纳贡十八年诏封其为“占城郡王”同时设立占城行省以唆都为右丞刘深为左丞亦黑迷失为参政准备在其境实行直接统治并以为出征海外诸国的前沿基地令占城备供军粮。十九年占城王子补的（即占城碑文之harijit=jayasinhavarman三世）1执掌国政不愿屈服于元朝。元遣万户何子志等出使暹国宣慰使尤永贤等出使马八儿舟经占城皆被扣囚。其年十一月占城行省唆都等率军进征由广州航海抵占城港（即新州其国都之港口今越南归仁）依海岸屯驻。占城军民修治木城架回回炮备御。唆都屡遣人招降都被拒绝二十年初令诸军船攻城经激战破之。占城王杀所囚元使退入山中聚兵立寨拒守凭山林险阻击败来攻之敌。元军受挫只能在沿岸立木城屯守。二十一年占城王遣使来大都上表请求召回唆都军愿岁贡方物而唆都已奉旨领兵北上与镇南王军会合攻打安南遂离占城。 至元二十年忽必烈决意大军征服安南、占城命荆湖行省主管其事将荆湖、占城二省合并为一。二十一年以皇子镇南王脱欢统领南征军声称假道安南往征占城令陈日煊出迎并纳粮助军。其冬脱欢率军侵入安南遭到兴道王陈国峻指挥的守军步步阻击。二十二年一月攻占升龙陈日煊率官属退往清化脱欢遣军追袭不能及。元军分兵攻略诸地日煊弟陈益稷等归降但陈国峻及其他坚决抗元的将领聚集了更多军兵和战船分屯要害之地针对元军势如风火迅猛而难持久的特点采取避免决战“不求胜”“如围棋然随时制宜”的策略使敌陷于困疲2。唆都军从占城进入安南至天长（今南定）遭安南军阻击未能如期与脱欢大军会合。五月暴雨疫作元军益困安南军乘机反攻升龙迫使脱欢率军撤出安南回军途中又遭截击死伤甚众大将李恒中箭死。唆都闻大军已回也向乌里（顺化）撤退被安南军前后追堵败死。 二十四年十一月脱欢复统大军海、6并进侵入安南进至升龙陈日煊撤往海上。二十五年二月脱欢引兵退屯万劫。由海路运粮来接济的船队1即因陀罗跋摩（indravarman）六世两名均见占城碑刻。又《元史》所载“占城国王保宝旦拿耶邛南拔占把地耶”及“占城国主孛由补剌者吾”似皆为此王之尊号非其名。参见马伯乐：《占婆史》冯承钧译本页83—84。 2《元史》卷十三《世祖纪》至元二十二年三月条所载荆湖占城行省请求增兵的报告；《大越史记全书》卷六《陈纪》所载陈国峻论对付元军的策略。 在绿水洋被安南军拦截击溃不能达元军粮尽兵疲又到处受到安南军民的进攻所占关隘皆失至三月只得全军撤回。安南军在白藤江布伏截击重创元军俘杀大将乌马儿、樊楫等行省右丞来阿八赤亦中箭死1。 安南、占城为免于再受战祸在元军退后随即遣使修好。元朝方面征南之役导致“公私烦扰郡邑骚然”尤其是湖广、江西等省供应船只、军粮赋役沉重民多离散或起义反抗2。忽必烈虽欲再次动兵终被廷臣谏止。元成宗即位（1294）后诏罢征南遣李■、萧泰登出使安南作为和平使者受到欢迎其国王陈日燇（英宗）也遣使朝贡恢复了传统邦交3自此使节往来不绝除皇庆年间（1312—1313）生的边界领土争端外基本上保持了和平友好关系。 元代中国与安南、占城的经济、文化交流虽然受到战争的不良影响但并未中断战后又有所展。安南陈朝儒学兴盛儒士地位提高来元使者多以儒臣充任他们按例要拜访翰林院赠送一份礼品从而与元朝文人学士结文学之交1。当时安南虽已创制了“字喃”（十三世纪初）但开科取士、著书立说仍用汉文科举考试也遵用元制。和宋时一样安南也向元朝求取儒学、佛教典籍得到了《九经》和《大藏经》。大德五年（13o1）安南使者因偷画大都宫苑图私购舆地图及受到元朝的责备。安南君臣有不少汉文化水平相当高如陈国峻不仅是军事家（著有《兵法要略》）诗文亦佳；黎文休仿《史记》体例著《大越史记》（1272年成书失传）；随陈益稷入元寓居汉阳的黎■善作诗词精熟载籍仿中国方志体著《安南志略》是现存其国人撰写的最早一部史地著作。因此元朝出使安南的使臣也选择善文辞、通典故者担任以免被轻视。他们往往撰诗文记其使事、见闻如至元二十五年出使的徐明善、至治元年（1321）出使的文子方都著有《安南行记》元统二年（1334）出使的智熙善著有《越南行稿》。元代入居安南、占城的中国人很多为当地经济文化的展作出了贡献。崖山之战前后就有不少南宋官员避难于二国。元优人李元吉从军入安南被俘后在其国传习元曲创作“古传戏”将杂剧传入安南；另一被俘从军医生邹孙传医术于安南其子承父业被越人称为“神医”2。安南、占城与元朝除传统的贡赐贸易外民间贸易也很活跃《岛夷志略》交趾、占城条记载了1《元史》卷一二九《来阿八亦传》；《元史》卷一六六《樊楫传》；卷二o九《安南传》；苏天爵：《李天佑墓碑》《滋溪文稿》卷十八。《元史》卷一三三《昔都儿传》亦详记脱欢第二次侵安南之役但误载脱欢于五月撤兵。 2吴澄：《刘宣行状》《吴文正公集》卷八八；程钜夫：《罗壁神道碑》《雪楼集》卷二o。3程钜夫：《萧泰登墓志铭》《雪楼集》卷一六；袁桷《萧泰登家传》《清容集》卷三四。1黄溍：《安南遣使入朝用故事奉贽纳谒于翰林其归也上介黎括以赠言为请赋诗四韵以遗之》《黄金华集》卷六。 2《大越史记全书》卷七《陈纪》。 当时的“贸易之货”和舶商贩易情况。 第四节缅、暹、罗斛、真腊缅国缅国蒲甘王朝（1o44—1287）与宋朝和大理国都有密切交往其东北境与大理的腾冲、永昌二府接界两边主要居民都是“金齿白衣”（掸即傣族）。忽必烈灭大理后腾冲、永昌之金齿诸部也相继归附。至元八年（1271）大理等路宣慰司因下属于额（今盈江干崖）金齿头人的导引派使者乞■脱因入缅“诏谕”但未能见到缅王只带了缅国使者价博同回送到大都朝见。十年忽必烈即遣勘马剌失里、乞■脱因等持诏出使缅国谕其王派子弟或贵臣来朝结果一去不返。据缅史记载因元朝使者入宫见缅王不肯脱靴被杀1。 十四年缅王（那罗提诃波蒂1254—1287）恨干额头人归附元朝并导元使入境派大将率马、步、象军四五万进至干额适大理路总管信苴日、蒙古千户忽都驻军南甸（今梁河）得干额头人告急即驰兵救援击退了缅军（缅史称此役为“纳桑安之战”因战地在缅边境ngasungan附近）。云南行省随即命都元帅纳剌丁率军入缅进至江头城（今杰沙）招降其东北境三百余寨因天热还师。 二十年诸王相吾答儿、云南行省右丞太卜、参政也罕的斤奉旨统领大军征缅分三道入其境攻占了江头城；次年初进攻其北境重镇太公城（今拉因公）并降服其他城寨12处皆留军镇戍。缅民曾奋勇抗击元军毙其大将冲溃其一部。但缅王畏敌遣使求和并从国都蒲甘南奔到勃生1。二十三年元朝立缅中行省以高昌王雪雪的斤为行省左丞相统军入驻缅国北境2遣招缅使怯烈诏谕缅王入朝。二十四年缅王北还先至卑谬（《元史》作昔里怯答剌为其梵名音译）拟在此召集军队后回都却被其庶子、卑谬侯提诃都（应即《元史》之不古里）毒杀3其嫡子三人及元云南王所遣使者亦被害。时蒲甘王朝各地藩臣多割据自立提诃都杀父后又与兄弟相攻（在攻打白古时毙命）云南王也先帖木儿乘机率军进征攻陷蒲甘。元军撤离后缅王子峤苴（即《元史》之的立普哇拿阿迪提牙）回到蒲甘继承了王位但已无力复兴业已覆亡的蒲甘王朝。他于至元二十六1哈威：《缅甸史》姚楠译注本页93115（注61）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1《元史·缅传》仅载缅王遣其盐井大官阿必立相请和。据缅国史料缅王于1285年（至元二十二年）遣高僧信弟达巴茂克使元说服了忽必烈下令停止向蒲甘进军（《信弟达巴茂克碑铭》译载《中外关系史译丛》第1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 2《元史》卷十四《世祖纪》十一；《信弟达巴茂克碑铭》。据此碑雪雪的斤入缅以僧侣随行（盖缅人信仰佛教）入缅后驻于太公城当即缅中行省驻地。 3哈威：《缅甸史》页95—96引《琉璃宫史》。 年遣使向元朝称臣纳贡元朝在所取太公城及迤北、迤东诸寨之地设置太公、蒙怜、蒙莱、木邦等路隶云南行省撤销了缅中行省4。 元贞二年（1296）峤苴遣子信合八的等入朝奉贡；大德元年（1297）成宗封峤苴为“缅国王”信合八的为“缅国世子”并赐其木连城（叫栖南）长官阿散哥也三珠虎符遣国信使教化迪与信合八的同入缅宣诏。阿散哥也之父原是缅国东面的掸族酋长迁居木连城后以女嫁前缅王之子得任叫栖长官；阿散哥也兄弟三人乘蒲甘王朝衰亡之机盘踞有上缅“粮仓”之称的叫栖地区成为实力最强的藩镇。元诏使至蒲甘缅王峤苴召集众臣听诏阿散哥也之弟二人均抗命不至。大德二年他们率军进逼蒲甘欲废峤苴峤苴命阿散哥也平息其弟之叛未成遂将他拘禁但因不敌叛军旋即释放。三兄弟合兵攻陷蒲甘执峤苴囚于木连城另立其弟邹聂为傀儡国王指控峤苴犯有劫夺登笼国送往元朝的贡品、欲杀“朝廷命官”阿散哥也等罪。三年太公路总管给云南行省送来有关缅国废立事件的情报谓阿散哥也兄弟作乱已杀害了缅王、世子及其亲属和臣僚在缅的国信使随员回回、畏兀儿、汉人百余也被害；逃到云南的缅王子窟麻剌哥撒八也向行省申诉请求出兵拯救。其年末阿散哥也又攻取马来城（今曼德勒）和阿真谷城（今新古）逼近太公城马来城长官（峤苴婿）也逃入元境报告。于是元朝决定出兵讨伐。四年十月以宗王阔阔监军由云南行省平章薛兀儿、忙兀都鲁迷失等征缅分省官统率元军侵入缅境；十二月围攻木连城守军进行了顽强抵抗。五年二月阿散哥也以金银礼物遍赂省官、诸将自辩无罪而元军亦惧天热瘴遂于三月全军撤回1。据缅史记载元军在叫栖帮助当地人民修筑水利工程开通墩兑运河阿散哥也的赠礼乃是对他们此举的感谢云2。元军退后掸族统治者仍用受他们操纵的缅王名义按例遣使纳贡元朝也不再干预其内政默认了他们在缅国的统治权。泰定年间（1324—1327）缅国生内争国主遣使来元乞师又请立行省于迷郎崇城（即马来城）皆不允（《元史·泰定帝本纪》）。后至元四年（1338）元于掸族王朝都城邦牙（阿瓦附近1312年阿散哥也之弟僧哥建都）置“邦牙等处宣慰司”但只是名义至正二年（1342）即罢。 蒲甘王朝覆亡之际下缅的八都马（今莫塔马）长官伐丽流兼并了白古（今勃固）建一独立王朝元代汉文史料称之为登笼国（见《经世大典叙4《经世大典·叙录》（《元文类》卷四一）载大德三年（1299）云南行省左丞奏称：“缅王（峤苴）归朝十一年未尝违分”知峤苴臣服元朝应在至元二十六年（1279）。据《明史·地理志》太公路置于至元二十六年；《元史·地理志》载蒙怜、蒙莱两路置于至元二十七年缅中行省即于其年罢（《元史·世祖纪》）。 1以上均据《经世大典·叙录·征伐》（《元文类》卷四一）。据缅史记载峤苴是被前王之妃与阿散哥也兄弟合谋骗至木连城加以囚禁见哈威《缅甸史》页121引《琉璃宫史》。2参见姚楠等编《古代南洋史地丛考》页37。 录》应即缅族称下缅孟族为ta1aing的音译后来迁都白古史称白古王朝）。大德初元朝遣使至其国二年国主遣舅父二人从元使奉贡入朝。据《岛夷志略》记载元代中国商船常至其国八都马、针路（今丹老）、淡邈（今土瓦）、乌爹（即白古）等港口城市贸易元朝货币中统钞在乌爹还可以与银钱、■子按一定比例兑换；又说其地“田沃稼茂”“诸物皆廉”“故贩其地者十去九不还也”说明当时有不少中国商人留居在那里1。暹国、罗斛暹国是十三世纪前期泰族建立的国家都城古台（今宋家洛）即泰国历史上的古台王朝。至元十九年（1282）元朝曾遣官出使其国舟经占城被扣留未能至。二十九年广东道宣慰司接到暹国王所进“金删”（国书）即呈送大都次年诏遣使“招谕”暹国。三十一年暹国王敢木丁遣使来贡成宗即遣使臣持诏赴暹“招谕暹国王敢木丁来朝或有故则令其子弟或陪臣入质”1。元贞元年（1295）元诏使已出又有暹国使者至大都上“金字表”请求遣使至其国（敢木丁不知道元朝已派出使臣）成宗即赐来使佩金符兼程赶上诏使同行。可见敢木丁对与元朝交往持主动积极态度。这次通使后暹国与元朝关系更为密切。《元史·成宗本纪》记载：大德元年四月“赐暹国来朝者衣服有差”；三年正月朔“暹番以方物来贡赐暹番世子虎符”；五月“海南古台诸番以虎、象及桫罗木舟来贡”；四年六月“暹国等国二十二人来朝赐衣遣之”。本世纪初泰国学者搜集中泰关系的汉文史料将至元三十一年“诏招谕暹国王敢木丁来朝”和大德四年“暹国（人）来朝”误译为“暹国王敢木丁来朝”和“暹国王来朝”丹隆亲王将这两条误释资料写进其所著《御著泰王史——丹隆·拉查奴帕亲王笺注》（1914年出版）中并认为正可与泰史传说中的国王帕銮（意为“光荣的君主”）到过中国宫廷的故事相印证因而主张敢木丁（即兰摩堪亨）于1294年、13oo年两次访问中国并带回中国陶瓷工匠展了泰国的陶瓷业（此据传说的帕銮故事）2。此说为后来许多著作采用也受到不少学者质疑。元末人贡师泰《玩斋集》卷九《四明慈济寺碑》中有一条与此有关的资料：泉州人杨秀“仕宋为监舶官入国朝尝使暹人以其主来朝”。有学者认为碑文中说的暹主就是敢木丁亦即《元1苏继顷：《岛夷志略校释》针路、八路马、淡邈、乌季诸条。参见陈炎《中缅文化交流两千年》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页19—21。 1《元史》卷十八《成宗纪》一至元三十一年六月条作“必察不里城主麻木丁遣使来贡”但下文称“暹国王敢木丁”。必察不时（petchapuri今碧差汶）为暹国属城敢木丁即泰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国王ramakhamheng。参见陈序经：《掸泰古史初稿》页158—174。 2参见邹启宇：《中泰关系史上的一个疑案》《历史研究》198o年第5期。史》所记大德元年的“暹国来朝者”但也有不同意见1。敢木丁是否来元尚难断定不过大德三年元旦成宗特赐虎符的“暹番世子”（当即敢木丁之子洛泰）很可能是本人来到了大都故待遇优于其他来贡“诸番”。据考敢木丁在位时间最晚可到1298年2洛泰启程来元应在该年五六月或许还未继位为王故称“世子”（也可能已继位而尚未得到元朝正式“承认”）。但大德三年他就以“暹国王”名分上言：“其父在位时朝廷尝赐鞍辔、白马、金缕衣乞循旧例以赐。”（《元史·暹传》） 根据现存记载成宗以后延祐元年（1314）、六年至治三年（1323）天历元年（1328）元统元年（1333）暹国都遣使来元“入贡”3实际交往可能多于此。《岛夷志略》所载元代中国商船前往贸易的海外“诸番”中就有暹国。 暹国之南的罗斛国（都城华富里）至元二十六年（1289）曾遣使来元“贡方物”。二十八年“罗斛国王遣使上表以金字书仍贡黄金、象齿、丹顶鹤、五色鹦鹉、翠毛、犀角、笃缛、龙脑等物”。元贞二年（1296）、大德元年（1297）、三年均遣使“来朝”、“来贡”（以上均见《元史》本纪）。《岛夷志略》“罗斛”条载；“其田平衍而多稼暹人仰之”（同书“暹”条亦载“谷米岁仰罗斛”）；其货币用■子“每一万准中统钞24两甚便民”可见当时元与罗斛贸易往来频繁中国商船至其地者多故有中统钞兑换当地货币的比率。元末暹国衰微至正九年（1349）被罗斛新兴的阿瑜陀耶王朝（135o年建都阿瑜陀耶——今曼谷北之犹地亚故称）兼并合为一国中国史籍称为暹罗1。 敢木丁从中国带回陶瓷工匠之说虽未必可靠但中国陶瓷生产技术在元代传入暹国则应无疑问。考古学者在古台古瓷窑遗址找到的瓷器多与河北磁州窑所出者相同而不同于早期当地人的产品说明当有中国陶瓷工在协助生产2。中国文化的影响还表现在古台王朝的碑铭中使用了干支纪年和纪日。此外周致中《异域志》说暹罗人“名姓皆以中国儒名称呼”这1陈高华：《元代中泰两国的友好关系》一文（载《光明日报》1978年4月6日《史学》）最先利用了这条资料并提出此说。邹启宇则认为如果敢木丁亲自来朝《元史》不可能漏载其名故不同意此说（见上引文）。还有人认为“来朝”暹主更可能是大德三年正月朔受赐虎符的暹国“世子”即敢木丁之子洛泰。（尚芳：《也谈素可泰国王来访问题》《历史研究》1981年第1期）。2据泰国学者对古台城玛哈塔寺院一块古碑的研究兰摩堪亨在位时间最晚只到1298年（大德二年）则洛泰应在此年（或更早些）继承了王位。参见邹启宇前引文（页183）。3前三次见《元史》本纪后两次见王东《暹国回使歌序》（《皇元风雅》卷二二）。1暹国“降于罗斛”的年代仅见《岛夷志略》记载。成书于元成宗时的《真腊风土记》中有“暹罗”之名显系元末明初人误改。最早著录“暹罗”之名者应为元末明初周致中的《异域志》。2陈序经：《掸泰古史初稿》页172；葛治伦：《1949年以前的中泰文化交流》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页5o5。 可能只是少部分人但也可见文化影响之深。 真腊真腊国元代除沿用汉籍中这一旧名（又作占腊）外还有按其自称译为干不昔、甘不察、甘孛智或澉浦只等名明代始译为柬埔寨。九世纪其国统一耶输跋摩一世在位时（889—9oo）建新都耶输驮罗补罗（即吴哥城）。真腊与宋朝多次通使贸易往来亦甚频繁。 《元史·世祖纪》载至元十八年（1281）十月“诏谕干不昔国来归附”所遣使臣应即同书《占城传》所载十九年十二月在占城唆都军中的“诏真腊国使”鲁蛮。《真腊风土记》说：“唆都元帅之置省占城也尝遣一虎符万户、一金牌千户同至本国竟为拘执不返。”按唆都率军至占城在至元十九年十一月鲁蛮可能是适于其时奉使回程途经占城但更可能是随唆都军前往或许就是周达观所记唆都派往真腊的使者。二十二年真腊与占城“贡乐工十人及药材、鳄鱼皮诸物”；二十九年有回回商人阿里愿自备船从征爪哇军前往占城、甘不察“招谕”诏准之但是否到达不明。元贞元年（1295）成宗遣使“招谕”真腊二年二月从明州启航七月至其国大德元年六月返回在真腊居留整一年。使臣随员周达观根据亲身见闻著《真腊风土记》对吴哥城及宫室、塔寺的宏伟建筑和精美雕刻对真腊的制度、习俗、语言文字、地理、物产、贸易以及人民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作了翔实的记载是吴哥时代柬埔寨历史最丰富的可靠资料1。其可贵之处还在于记载了当时中国至真腊的航路、贸易和大量“唐人”寓居其国的情况列出真腊人喜爱的中国货物有金银五色轻缣帛真州之锡镴温州之漆盘泉、处之青瓷器明州之席以及水银、纸管、麻布、雨伞等等可见元代与真腊贸易的繁盛。 此后元与真腊的官方交往见于记载者有延祐七年（132o）元遣马扎蛮等使真腊等国取驯象天历三年（1329）真腊国“来贡罗香木及象、豹、白猿”（《元史》本纪）。实际上当不止于此。《岛夷志略》记述作者随商船所历诸国对真腊记载尤详说明民间贸易是一直持续不断的。 1近代学者对吴哥城的考古研究证明周达观的记载准确真实参见夏鼐：《真腊风土记校注》。第五节爪哇及南海诸国元朝通使南海诸国始于灭南宋之后1。至元十四年元军取福建南宋主管市舶的蒲寿庚投降使元朝拥有了通海外的主要港口泉州和大量海舶以及熟悉海外交通、国情和贸易的人才。次年八月忽必烈以大将唆都与蒲寿庚并为中书左丞行省福建诏命他们：“诸蕃国列居东南岛屿者皆有慕义之心可因蕃舶诸人宣布朕意：诚能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从所欲。”（《元史·世祖纪》）十六年末又命朝臣与唆都商议“招收海外诸番事”并决定“诏谕海内海外诸番国主”（同上）。在此之前唆都已派治中赵玉出使爪哇（十六年十二月还其出使当在上年底）可能还通过蕃商向其他各国传达了上述欢迎“来朝”和允许自由互市的旨意于是十六、十七年相继有马八儿、俱兰、爪哇等国遣使来元。十七、十八年元朝先后派招讨使剌蛮和苫思丁等出使木剌由国（ma1ayu又译没剌由、麻里予儿等今苏门答剌东部之占碑此时为三佛齐国都所在故即指三佛齐国）招讨使杨廷璧等“招抚”海外各国宣慰孟庆元、万户孙胜夫出使爪哇1展开了频繁的外交活动。 爪哇是当时南海的强国杜马班（新柯沙里）朝国王葛达那加剌在位时（1254—1292）不仅将西爪哇纳入治下还征服了马都拉、巴厘岛并乘三佛齐（木剌由）衰落之机出兵往征迫使其臣服。因此元朝“招抚”海外诸国自然要以爪哇为主要目标。忽必烈认为只要征服了爪哇“其余小国即当自服”（《元史·亦黑迷失传》）。自唆都派赵玉出使爪哇以后元朝又多次派出使臣：至元十七年十月“遣使谕爪哇国”；十八年十一月“诏谕爪哇国主使亲来觐”（诏使应即宣慰孟庆元等）；二十三年七月“遣必剌蛮等使爪哇”（并见《元史·世祖纪》）。爪哇也有使者前来并曾进金佛塔（同上书至元十九年七月条）。但后来以右丞孟琪为诏使前往却被爪哇国王黥面逐回原因可能是胁迫其亲身入朝激怒了声威正盛的葛达那加剌2。 1元朝通使海外的最早记录是至元九年亦黑迷失“奉世祖命使海外八罗孛国。十一年偕其国人以珍宝奉表来朝。十二年再使其国与其国师以名药来献”。（《元史·亦黑迷失传》）。八罗孛国或以为即印度半岛南端西侧ma1abar海岸地带（名见马可波罗和伊本拔图塔行记）。但此时东南沿海港口都在南宋治下元使何由出海？实属可疑。 1《元史·世祖纪》载至元十七年十二月“以奉使木剌由国剌蛮为招讨使”十八年六月“奉使木剌由国苫思丁至占城船坏使人来言乞给舟粮及益兵”疑先后所记系同一次出使。又同书载至元十九年七月“宣慰孟庆元.使爪哇回”九月“招讨使杨廷璧招抚海外南蕃皆遣使来贡”此两使出使时间都应在十八年冬或更早。 2《元史》卷二一o《爪哇传》、卷一六二《高兴传》均未载孟琪出使年代萨努西·巴尼《印度尼西亚史》谓葛达那加剌于1289年黥逐元使孟琪（吴世璜汉译本页58）未知何据。二十九年忽必烈以爪哇辱逐诏使为由遣史弼、高兴、亦黑迷失（皆授福建行省平章）率军士二万海船五百艘往征（后实际出征军仅五千）。十二月由泉州启航三十年二月抵爪哇北岸之杜并足（今厨闽）马步军登岸6行水军仍乘舟进规定在八节涧（今泗水南）会师盖因其地上接杜马班下通大海“乃爪哇咽喉必争之地”。这时爪哇杜马班朝已于上年（1292）被其葛郎（谏义里）地方长官哈只葛当（即查耶卡旺1222年亡于杜马班朝的谏义里王室后裔）攻灭葛达那加剌被杀其婿土罕必喏耶避居麻喏巴歇（今惹班）收集旧部与葛郎对抗。元军至爪哇土罕必喏耶即遣其宰相献户籍、地图迎降。三月一日元军会师八节涧于此立营留部分兵力镇海口然后进兵。土罕必阇耶遣人报告元军统帅说葛郎军来攻其地请求救援史弼等即率军赴麻喏巴歇击退葛郎军。随即分兵三路与土罕必阇耶之军一同进攻葛郎都城答哈哈只葛当抵抗失败被迫出阵1。四月土罕必阇耶请求回麻喏巴歇取所藏珍宝入朝贡献史弼、亦黑迷失轻信其言许之只派二部将带二百兵丁护送。道中土罕必阇耶突然袭杀元将卒并纠集军队夹路攻击从答哈城班师的元军2。元军且战且行三百里退到海口慌忙登舟回国。元朝远征爪哇之役损兵折将三千余以失败告终。忽必烈对“爪哇得而复失”很不甘心竟准备出兵十万再征称“此事犹痒在心”3可见其征服多么强烈。 爪哇之役曾一度影响了中国与海外各国的贸易往来如至元二十九年因准备出征“暂禁两湖、广东、福建商贾航海者”（《元史·世祖纪》）。战后取消了禁海令传统关系很快恢复正常。据《元史》本纪元贞元年（1295）到至顺三年（1332）的38年中爪哇（土罕必阇耶建立的麻喏巴歇朝）遣使来元达11次此后则仅至正二十三年（1363）一次应是顺帝朝本纪记载缺略。至大元年（13o8）元朝还遣使臣不达达思送爪哇使归国致和元年（1328）元帝特诏“优护”爪哇国王扎牙纳哥。爪哇史料也记载麻喏巴歇高级将领阿迪查哇尔曼曾两次出访中国1当即《元史》所载泰定二年（1325）和至顺三年来元的爪哇国臣昔剌僧迦里也（僧迦剌）。延祐年间（1314—132o）元朝国师曾“附市舶往阇婆国觅藏”2。元时泉州等1对哈只葛当的处置有四种不同记载。《元史·爪哇传》谓其出降后元军统帅“抚谕令还”；《史弼传》则谓“并取其妻子官属以归”；《高兴传》载元军遭土罕必阇耶攻击后“遂诛哈只葛当父子以归”；爪哇史书《巴拉拉端》说他被关在戎牙路狱中写了一诗然后死去。事实当是元军从答哈班师时收他及其妻子俘虏带走关押于戎牙路不久就死于狱中。 2土罕必阇耶为何与帮助过他的元军反目为仇？《元史》只说他“既降复叛”《巴拉拉端》说是因为元军要把葛达那加剌的公主作为战利品带回中国（见前揭《印度尼西亚史》页63—64）。3许有壬：《刘国杰神道碑》《至正集》卷四八。 1前揭《印度尼西亚史》页7o。 2《江苏金石志》卷二o《昆山州重建海宁禅寺碑》。 地商人经常到爪哇贸易获利甚大爪哇商船也往来中国、印度贸易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图塔就是在泉州乘爪哇商船西还的3。 元朝与其他南海国家和地区也先后通使。至元十八年（1281）杨庭璧第二次出使俱蓝（详后）次年其归途顺访苏木都剌（今苏门答腊北部东侧八昔河一带）、那旺（与苏木都剌相邻今实格里或谓即《元史》另见之马答国）等国苏木都剌王土汉八的欢迎元使到来遣其臣哈散、里蛮入朝那旺王忙昂比也遣使从庭璧来元。同年元又遣阿耽招徕法里剌（又译别里剌、法而剌今苏门答腊北部东侧兰沙西北）、阿鲁（今苏门答腊东岸巴鲁蒙河口）等国。二十一年福建行省遣使者八合鲁思招徕南巫里（又译南无力今苏门答腊西北端哥打拉夜[大亚齐]）、法里剌等四国均各遣使“以方物奉表来贡”元朝“封法里剌王为郡王佩虎符”。二十三年南巫里、那旺、苏木都剌、丁呵儿（今马来半岛东侧丁加奴）、急兰亦带（又译吉兰丹在丁呵儿北）等十国“各遣子弟上表来觐仍贡方物”（以上均见《元史·世祖纪》）。二十九年亦黑迷失出征爪哇途中遣郝成、刘渊招抚南巫里、苏木都剌、法里剌、木剌由、毯阳（今苏门答腊东侧塔米阳河一带）等国皆遣使来元因暂时禁海其使者留居大都年余至三十一年遣还。元贞元年（1295）毯阳、法里剌、阿鲁三国酋长各遣兄或弟“奉金表来觐”（以上见《元史·成宗纪》、《亦里迷失传》）。 至元二十九年元朝遣宣抚使杨祥等入琉求（我国台湾）时曾有军船到过三屿（今菲律宾吕宋岛）当地人“饷以粮食馆我将校”；次年忽必烈打算遣使招三屿未成行。当时三屿人经常到泉州贸易其男子往往在泉州倾资文身回国后大受尊重“习俗以其至唐故贵之也”（《岛夷志略》“三岛”条）。至大元年（13o8）元朝还派使者米楫出使苏鲁国（今菲律宾苏禄群岛）。 元朝与南海诸国的通使、通商较南宋有更大展《大德南海志》和《岛夷志略》著录了相当多前代未见记载的国家和地区足证交往的范围更广泛。在前书中将南海诸“蕃国”分为“小东洋”（指菲律宾群岛及加里曼丹岛）、“大东洋”（指爪哇及其以东诸岛）、“小西洋”（指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岛）几个区域显然是以南海航路为中轴来划分的。这也说明元人的海外地理知识有了很大进步。 3《马可波罗行记》页368；《伊本拔图塔行记》《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第2卷页51o。第六节印度、僧伽剌元代前期印度北部处于德里算端国（12o6年建立）突厥-穆斯林诸王朝统治之下南部则并存着若干大小不等的印度教王国。到十四世纪初叶南印诸王国先后被德里算端国征服成为其直辖省份或附属国。 1222年初成吉思汗遣军追击逃入印度的花剌子模算端札兰丁及其部属攻掠了印度西北部一些地区。太宗、宪宗时期先后派遣蒙格秃、斡忽秃儿、答亦儿、撒里等率军征印度和怯失迷儿多次侵入木尔坦、拉合尔和怯失迷儿等地1。其后察合台汗国和伊利汗国都与德里算端国屡有接触从1279年至1329年有八次蒙古军侵入印度北部的记录而元朝则主要通过海路与印度半岛南端的马八儿、俱蓝交往。马八儿（ma’abar）阿拉伯语意为“渡口”指由印度渡到斯里兰卡岛之处即半岛南端东侧的海岸地带为潘底亚王国（pandya都城马杜赖）之境。十三世纪初潘底亚复兴摆脱了注辇王国的统治至中叶兼并了注辇国大部地区领土扩展到佩内尔河成为南印度强国之一。俱蓝（又译俱喃、阁蓝、故蓝今奎隆）位于印度半岛南端西侧马拉巴海岸为喀拉拉王国（kera1a十三世纪初从注辇王国统治下独立）的中心唐以来一直是东西海路交通的重要海港。《元史·马八儿传》说：“海外诸蕃国唯马八儿与俱蓝足以纲领诸国。”应是指其在海路交通上的重要地位而言。下面将元朝与马八儿（潘底亚王国）、俱蓝以及僧伽剌国（又译新合剌的音今斯里兰卡）使节往来的有关记载列一年表（未注出处者皆见《元史》）：至元十六年（1279）——马八儿遣使来献珍物。遣广东招讨司达鲁花赤杨庭璧招俱蓝。十七年——庭璧至俱蓝其国主令其弟书回回字表文交庭璧转进表示明年将遣使入贡。马八儿遣使上表贡宝物、犀、象。以哈撒儿海牙为俱蓝国宣慰使与庭璧同往其国“诏谕俱蓝国使来归附”。 十八年——哈撒儿海牙、杨庭璧于正月由泉州出航三月至僧伽剌因阻风改航至马八儿登岸欲借道由6路达俱蓝马八儿以路不通为辞（据其宰相不阿里私下向元使报告其时马八儿正准备与俱蓝交战）遂还。遣俺都剌出使马八儿杨庭璧再使俱蓝。 十九年——庭璧至俱蓝国主迎受诏书遣其臣祝阿里沙忙里八的奉表入贡；寓居其国的也里可温领兀咱儿撒里马、木蛮领马合麻亦遣使奉表同来进贡；因事适在俱蓝的苏木达国1宰相那里八合剌摊赤代其主打古儿遣使进表和贡品。马八儿国遣使以金叶书及土物来贡。 1《元史》卷三《宪宗纪》；《史集》汉译本第1卷页177—178第2卷页6o；第3卷页19；波义耳：《术兹札尼〈纳失里编年史〉所见阿富汗和印度的蒙古统帅》见其论文集《蒙古世界帝国》9。1伯希和以为苏木达即《元史》另见之“须门那”今印度迈索尔邦哈里比德见《马可波罗行记注》页83o。 二十年——以杨庭璧为宣慰使出使俱蓝等国；以金符赐俱蓝王瓦你。 马八儿遣僧撮及班入朝。 二十一年——亦黑迷失出使僧伽剌国观佛钵舍利。马八儿遣使贡珍珠等。 二十二年——遣马忽、阿里往马八儿求奇宝。 二十三年——马八儿、须门那（苏木达）、僧急里（僧伽剌）等国各遣子弟来朝贡。 二十四年——马八儿遣使进方物有奇兽一。俱蓝遣使不六温乃等来朝。亦黑迷失出使马八儿取佛钵舍利。次年至得其良医善药马八儿亦遣使来朝。 二十六年——马八儿进花驴二。 二十七年——遣桑吉剌失等往马八儿访求方伎士。 二十八年——马八儿遣使进花牛等。俱蓝遣马不剌罕丁进金书、宝塔、番布、药物等。遣礼部尚书阿里伯、侍郎别帖木儿、亦列失金出使马八儿其宰相不阿里率百人随元使入朝愿归附遂寓居泉州不返后成宗特授中书左丞商议福建行省事1。遣礼部尚书铁里、侍郎阿老瓦丁、不剌出使俱蓝。遣左吉出使僧伽剌。 二十九年——僧伽剌遣使入觐。 三十年——遣兵部侍郎忽鲁秃花等使俱蓝、僧伽剌、可儿纳答三国赐僧伽剌酋长三珠虎符。 三十一年——遣秃古铁木儿等使俱蓝。卜阿里使马八儿还。 元贞二年（1296）——遣岳乐也奴等使马八儿。 大德元年（1297）——赐马八儿国塔喜二珠虎符。 延祐元年（1314）——马八儿国主昔剌木丁遣其臣爱思丁来贡方物。 马八儿于1311年被德里算端国兼并置为一省任命穆斯林长官治理延祐元年遣使“来贡”的昔剌木丁应是德里算端所任命的马八儿省长而非“国主”。十四世纪初叶德里算端国通过多次军事征服将南印度完全置于统治之下；到中叶其国衰乱马八儿以及其他地区的穆斯林长官或印度王公纷纷叛乱自立。印度半岛的战乱和政局变化大概是大德元年以后元朝与这个地区使节往来骤减的一个原因但数十年中见于《元史》记载者只是延1《高丽史》卷三三《忠宣王世家》载马八儿国王子孛哈里因与其王有隙奔于元居泉州世祖以奸臣桑哥之妾高丽蔡氏赐之为妻。按刘敏中《景义公不阿里神道碑》载其先世西域哈剌哈底（今阿曼马斯喀特东ka1hat）人父寓居西洋国（指马八儿）得国王宠信使与诸弟齿掌国政。不阿里继父职仰慕中国主动遣使入贡并有意归附至元二十八年遂弃妻子产业携部属百人随元使来朝世祖赐妻蔡氏遂留居泉州成宗特授为中书左丞商议福建行省事。此不阿里即《高丽史》所载之孛哈里《元史·马八儿传》之宰相不阿里。参见陈高华：《印度马八儿王子孛哈里来华新考》《南开大学学报》198o年第4期。 祐元年一次与以前连年不断的频繁交往相对照殊为可疑很可能是史籍有所缺略。《伊本·拔图塔行记》就记载了一次不见于汉文史料的重要通使：1341年中国皇帝（元顺帝）派了一个使团到印度向德里算端（muhammadtugh1uq）赠送奴婢1oo名锦缎5oo匹以及麝香、珠袍、宝剑等物遣使目的是要求重建samha1地方（今谟拉达巴德西南桑巴尔）一座以前中国人常往朝拜后被算端军队破坏的佛寺。次年春算端遣伊本·拔图塔率使团（随同中国使臣）回访以男奴、印度歌舞女各1oo名精布（bairam）、丝料（juz）各1oo匹盛饰高马1oo匹回赠中国皇帝。使臣船只在古里（今喀拉拉邦科泽科德）港口准备出航时突遭暴风浪礼品尽没随员失散中国使臣改从俱蓝搭乘本国商船回国而拔图塔不敢回德里报告辗转去了许多地方三年后才从朋加剌（孟加拉）乘商船经苏木都剌来到泉州幸遇前中国使臣为他证明身份地方官奏报朝廷获准赴大都朝见不久仍由海路西还。 元代中国与印度、僧伽剌的贸易十分繁盛。忽必烈时期连年不断的使节往来有不少名义上是政治关系（如所谓“入贡”、“献方物”之类）实际上是贸易活动。此外还有史册未载的官、私贸易往来。马八儿宰相马因的曾对元使杨庭璧等说：“本国船到泉州时官司亦尝慰劳。”（《元史·马八儿传》）《马可波罗行记》载“蛮子”（中国南方）地方的商船常载货物至俱蓝、下里（今喀拉拉邦坎纳诺尔西北）等地可获巨利；马八儿地区出产的精货香料也大半运往“蛮子”地方销售。《元史·食货志》载元贞二年“禁海商以细货于马八儿、俱南（俱蓝）、梵答剌亦纳（在科译科德北）三蕃国交易”可见这三个地方是当时中国商人常往之处。元中叶以后中印间通使渐稀而贸易往来则仍很活跃。据《岛夷志略》和《伊本·拔图塔行记》所载元代后期情况俱蓝、古里、下里、梵答剌亦纳、马八儿、沙里八丹（今泰米尔纳德邦讷加帕塔姆）、大八丹（即伊本·拔图塔所记dahfatan今喀拉拉邦特利切里附近）、朋加剌等地都有中国商船前往贸易1342年伊本·拔图塔在古里时就见到港中停泊的中国船只多达13艘。通使和贸易关系是元代中印文化交流的主要渠道。元朝还遣使赴印度“访求方伎士”亦黑迷失出使马八儿“得良医善药”元成宗下诏给派去专为“取药物者”授会同馆使、副职衔（《元史·成宗本纪》）可见对引进印度医药十分重视。曾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起过最重要作用的中印佛教关系唐以后随着佛教在印度的逐渐消亡而日趋沉寂但并没有断绝特别是西藏地区与被称为“印度佛教最后据点”的波罗王朝（八至十二世纪。统有比哈尔和孟加拉地区）的佛教关系非常密切。到元代仍有一些印度僧人来到中国其中事迹较详者为那摩与指空。那摩北印度迦湿弥罗（怯失迷儿）人弃家隐居大雪山下修头陀行十三年善持咒大约在1235年与兄斡脱赤同被召至和林受到大汗及其宗族、大臣的礼敬。那摩曾劝大汗颁行宽宥诏书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蒙哥即位后封他为国师命掌全国佛教1253年奉旨南来中原驻燕京修复了多处残毁佛寺。当时中原佛、道争执那摩与主管中原佛教的少林寺禅僧福裕共同奏告道士刊造伪经诋毁佛教和侵占佛寺诸事并以佛教席代表身份参加了1255年在和林、1258年在开平举行的佛道大辩论。忽必烈与蒙哥不和那摩劝导忽必烈“宜加敬慎”在调解大汗兄弟矛盾中起了作用1。指空（苏那的沙野）据称是“中印土王舍城刹底里孙”（指出身刹帝利种姓）2如果他活到128岁的说法可信应生于1236年。八岁入那兰陀寺为僧十九岁南往楞伽国（即僧伽剌）吉祥山研究般若奥旨并游历南印度各地多年。后至吐蕃遇北印度僧人摩诃班特达同来大都；居未久西游安西王府辗转入蜀坐禅三年。继走罗罗斯地界至云南昆明尝坐夏龙泉寺书梵字般若经。又游湖广贵州元帅府官皆受戒苗、徭、僮、葛佬等诸洞蛮俱来请受戒但不容于湖广行省参政遂前往进谒皇帝经庐山至扬州守臣以舟送于大都。泰定元年（1324）至上都见帝旋即东游高丽参礼金刚山高丽王及众官劝请稍留乃出《文殊师利菩萨无生戒经》三卷传授其僧俗人众。奉旨还大都天历元年（1328）文宗命与众僧内庭受到众僧的窘辱排挤后众僧犯罪或诛或斥指空声名遂大显。元顺帝对他眷遇有加皇后、太子迎入延华阁问法。至元二十三年（1363）示寂3。指空久留大都“相传能前知号为3oo岁人敬之如神”4。在印度本国佛教殆已灭绝的元代上述两位印僧先后在中国竟大受尊礼不能不说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盛事。元代还有一位中国僧人赴印游历：忽必烈时期蜀僧元一游“西天”（印度）回以西天琢成玉石佛、贝多叶经及佛如来铁钵献帝诏安置玉石佛于万寿山供养以七宝函贮贝叶经“严加信仰”以佛钵“镇库藏”1。 1《大朝国师南无大士重修真定府大龙兴寺功德记》《常山贞石志》卷十五；《元史》卷一二五《铁哥传》。参见陈得芝《元代内地藏僧事辑》《中华国学》创刊号香港1989年。2危素：《文殊师利菩萨无生戒经序》《危太仆集》卷十。 3李穑：《梵僧指空禅师传考》《大正大藏经》史传部三；上揭危素文。4宋濂：《寂照圆明大禅师璧峰金公设利塔碑》《宋学士文集·銮坡后集》卷五。1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二。 第七节非洲、阿拉伯半岛元代中国与非洲、阿拉伯半岛许多国家或地区都有交往见于记载者有北非的密昔儿（埃及）2、麻加里（马格里布主要指摩洛哥）东非的弼琶罗（柏培拉）、马合答束（摩加迪沙）、层拔（桑给巴尔及相邻东非沿岸地）阿拉伯半岛的默茄（又称“天房”、“天堂”即麦加）、哑靼（亚丁）、瓮蛮（阿曼）等3。 当时非洲最强大的国家是马木鲁克王朝（1252—1517）统治下的埃及。 126o年伊利汗旭烈兀在攻取叙利亚后遣使招降埃及马木鲁克算端忽秃思杀使者出兵击败蒙古军于阿音扎鲁特（耶路撒冷北）乘势夺取了叙利亚。此后埃及与伊利汗国不断生冲突马木鲁克统治者利用伊利汗与皈依伊斯兰教的钦察汗的矛盾与钦察汗国结盟使节往来关系很密切。伊利汗国的蒙古官员和军队也有不少因内部矛盾而投奔到埃及。通过各种交往埃及人对元朝和各汗国情况有了相当了解在当时埃及史家的著作中留下了丰富的记载（参见本书《国外资料》章）。元代来中国的回回人数以万计其中也有埃及人。据伊本·拔图塔记载行在城（杭州）就有一家埃及大商人父名斡思蛮·本·阿凡（othmanbinaffan）已故诸子承父业这一家在城内建设了居住区和礼拜寺可见是经济势力很大的回回家族1。 宋代中国与东非地区已有直接交往元代有了进一步展。《马可波罗行记》在讲述摩加迪沙（此名曾长期被误认为马达加斯加）2一节中说大汗忽必烈曾遣使至该地诸岛调查种种奇闻异事其中一名使者被岛人扣留于是大汗又派人传旨命其释放使者；使者回国向大汗报告了诸岛情况并呈献了带回来的长达9o掌幅的异鸟之羽和重达14磅的野猪巨齿。马可波罗说他在元廷曾亲见这些珍物并作了测量所述之事是真实的。据此则忽必烈曾两次遣使到摩加迪沙一带。虽然汉文史料未载这两次遣使事但有一条重要史料可以证明元朝确实派使臣到非洲地区。《经世大典·站赤》载：[大德五年十二月]“江浙等处行中书省言：杭州路在城驿近承接使臣答术丁等2973年埃及法蒂玛王朝迁都于新建之开罗城。阿拉伯语为misra1-qahirah意为“得胜者之城”埃及遂被称为misr。宋代汉文文献译为勿斯里元代译为密昔儿或密乞儿、米西儿。3《大德南海志》载：“广为蕃舶凑集之所岛夷诸国名不可殚前《志》所载者四十余。圣朝奄有四海其来者视昔有加焉。”麻加里、弼琶罗层拔、哑靼、瓮蛮皆见所载“诸蕃国”中。或谓同书之“黑加鲁”黑为嘿之讹即宋人《诸蕃志》、《事林广记》之默伽腊《岛夷志略》之哩伽塔为maghrib译名若是则与麻加里一名重复。层拔即《岛夷志略》之层摇（拔之讹）罗。马合答束名见《经世大典·站赤》。 1玉尔：《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页496—497。 2《马可波罗行记》穆勒、伯希和英译本页431；伯希和：《马可波罗行记注》页779—781。钦赍圣旨悬带虎符前往马合答束番国征取狮豹等物往回应付二年分例；又爱祖丁等使四起正从三十五名前往刁吉儿取豹子希奇之物往回应付三年分例。”1马合答束即摩加迪沙。汪大渊《岛夷志略后序》称其所载诸蕃国地理风物“皆身所游览耳目所亲见”其层摇（拔）罗条的记述较《诸蕃志》更为准确并谓其地田瘠谷少“每每贩于其地者若有谷米与之交易其利甚溥”说明元代中国商船到达桑给巴尔一带东非沿岸地区贸易是确切无疑的。近百年来在这些地区不断现数量甚多的中国钱币（主要为宋钱）2和瓷器等遗物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早在唐宋时代中国人对北非西部即马格里布的情况就有所了解3但中国与该地区有交往的明确记载则出现于元代。大约在至正六年（1346）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图塔作为印度德里算端的使臣来到了中国。他由海路先至泉州得到当地官员的款待并获准游历了广州其后奉旨北上大都朝见。途经kanjanfu（建昌府？）时他见到了在这一带回回人中享有盛誉的学家、摩洛哥休达市人吉洼木丁（kiap;a1-din）原来就是他在印度已认识的布思里（a1-bushri）。此人曾随其舅父居德里年青而富学识德里算端因伊本·拔图塔的推荐欲用重酬把他留在德里但他执意来中国终于获得成功既显且富拥有男奴、女婢各5o名他向伊本·拔图塔赠送了奴婢各一名及大量礼物4。次年伊本·拔图塔由泉州乘商船回到印度不久即西还本国。后来由他口述著成的《行记》中详细报导了他在中国的经历和见闻尤其着重描述了泉州、广州、杭州和大都的情况。据他说当时中国的瓷器远销印度及其他海外国家并转销到了摩洛哥1。这部《行记》对摩洛哥人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了解中国无疑起了极大的作用。 元代中国的回回人极多按照伊斯兰教徒遵奉的五行仪（’ibadat）之一只要有能力都必须到麦加朝圣而后可称“哈只”。《岛夷志略》“天堂”（即麦加）条说：“云南有路可通一年之上可至其地”云南是元代回回人较多的地区赴麦加朝圣者当不少明初著名航海家郑和的父亲名叫马哈只可能就是曾赴麦加朝圣者之一。回回人在元代海外贸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的经商和朝圣活动无疑促进了中国与阿拉伯地区的交往。亚丁自古就是阿拉伯半岛与印度、中国交通的主要港口波斯萨珊王朝统治时期1《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九。 2元灭宋后即罢用铜钱有元一代仅至大、至正两次短暂铸钱并许与旧钱通用。经营海外贸易的商人多携铜钱（主要是宋钱）出海至元二十三年诏“禁赍金银铜钱越海互市”（《元史·世祖纪》）；三十年制订的《市舶则法》又规定“金银铜钱并不许下海”（《元典章》卷二二）可见私贩铜钱者未绝。3《通典》所录杜环《经行记》中的摩邻国有人认为即指马格里布但尚难肯定。《岭外代答》中的木兰皮国即1o56—1147年统治该地区的murabit王朝《诸蕃志》的“默伽猎国”即maghrib已成定论。4玉尔：《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页494—495。 1玉尔：《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页478。 ------------ 6 其地被称为samran（即贾耽《入四夷道里》所载之“三兰”）十世纪以后乃全用aden一名汉文史籍最早著录此名者就是《大德南海志》译作哑靼。 第八节欧洲元人把欧洲国家泛称为拂郎国（又作佛郎、富浪）系来自阿拉伯人对欧洲国家和人民的称呼farang（源于法兰克一名）。东欧诸国则另有斡罗思（俄罗斯）、孛烈兀（波兰）、马札儿（匈牙利）等译名。 1238年法国和英国国王收到叙利亚亦思马因人（伊斯兰教派）的求援信要求联合对付蒙古的入侵并报告了来势凶猛的蒙古人情况。但这个信息完全没有引起他们的重视。直到1241年蒙古军大举侵入波兰、匈牙利才使欧洲各国无比惊骇开始筹划对策。1245年3月教皇英诺森四世选派方济各会教士普兰诺·卡尔平尼（意大利人）和劳伦斯（葡萄牙人）分别率领使团去蒙古传递他写给蒙古皇帝和人民的信件（交劳伦斯送的信只要求善待使者及劝请皈依基督教普兰诺·卡尔平尼送的信上还谴责了蒙古对基督教国家和人民的侵略）。遣使目的主要是了解蒙古的情况及其意图。同年6月教皇在里昂召集宗教会议商讨对策估计蒙古还会再来进攻呼吁所有基督教人民加强防备。次年7月普兰诺·卡尔平尼使团到达和林附近的昔剌斡耳朵参加了贵由汗的即位大典其后两次被召见报告其使命。11月丞相镇海和八剌交给他们贵由汗答教皇的蒙古文诏书并逐字翻译让他们用拉丁文作了记录还交给他们一份此诏的萨拉森文译本以便教皇能找到人来解读原信。于是普兰诺·卡尔平尼一行启程回国1247年秋到达里昂向教皇详细报告了出使经过和所了解到的蒙古情况。贵由汗答教皇诏的波斯文（即所谓萨拉森文）本于192o年在梵蒂冈档案中现上钤有蒙文贵由汗玺内容是反驳教皇的指责声称他以长生天之命消灭违抗者和征服世界命令教皇及诸国王降服1。关于劳伦斯的出使情况史籍缺载。 在普兰诺·卡尔平尼回到里昂之前英诺森四世又派遣多明我会教士阿塞林、西门等持“致蒙古皇帝及人民书”（内容与前使所持者相同）出使。阿塞林一行于1247年5月到达蒙古西征军统帅拜住的营地——里海西、阿拉斯河中游北的阿兰之地由于拒绝向拜住行跪礼几被杀害幸大汗诏使野里知吉带的到来才得以免死。7月拜住让他们带着给教皇的复信返回并派两名使者（艾别和薛里吉思）和他们同往。次年蒙古使者抵达意大利见了教皇得到了教皇的复信后回还1。 野里知吉带被贵由汗任命为西征军最高统帅。1248年5月他派使者大卫和马可持书信往见法国国王圣路易（路易九世）以大汗名义谕告：蒙古将一视同仁保护拉丁、希腊、亚美尼亚等各族各派基督教徒。12月圣路易在塞浦路斯（当时他正率领十字军东征）接见了蒙古使者据大卫告知大汗及其母都是基督教徒这使他大受鼓舞次年初即派多明我会教士安德1伯希和：《蒙古人与教廷》第一章（页4—28）对普兰诺·卡尔平尼出使和贵由汗信作了缜密研究。1关于阿塞林等出使的研究见伯希和上揭书第二章ii页66以下。 鲁率使团携其书信和丰厚礼物随来使前往蒙古汗廷意欲通过宗教关系结盟。时贵由汗已死摄政皇后斡兀立海迷失在叶迷立（今新疆额敏）斡耳朵接见了安德鲁一行但只把他们视为来朝贡的使者她给法王的复信也只是命其必须每年进贡才能获得和平否则将被消灭。1251年4月安德鲁等回到圣路易驻地凯撒里亚（今耶路撒冷西北地中海岸）复命2。这次遣使的外交目的虽然没有达到但获得许多有价值的蒙古情报加以当时盛传拔都之子撒里答是个基督教徒3于是圣路易决定利用这个关系再次派人进入蒙古辖境。1253年初方济各会教士法国人卢勃鲁克奉命以单纯传教士的身分前往撒里答处随行者有教士、教会执事和译员各一人圣路易让他带给撒里答的信只是证明其身分请求准许留在蒙古境内传教实际上交待的任务是探明各方面情况随时详细报告。卢勃鲁克一行从地中海东岸先至君士坦丁堡渡过里海到达顿河下游撒里答营帐撒里答命其往见拔都（驻伏尔加河下游萨莱城）拔都派人送他们去和林朝见大汗蒙哥。其年底到达和林南大汗冬营地。次年4月随蒙哥至和林城。蒙哥多次召见卢勃鲁克询问来使目的和彼国情况他坚持自己不是法国国王的使者只为传教而来。在蒙古汗廷期间他曾奉命为皇家祈天祝寿并参加了一次宗教辩论。8月启程回国蒙哥交给他一封致法国国王信带回。 此后教廷和欧洲国家主要是与伊利汗国交往。王恽《中堂事记》载中统二年（1261）五月有“郎国遣人来献卉服诸物。其使自本土达上都已逾三年途有二海一则逾月一则期月可渡其舡艘大可载五十百人。其所献盏斝盖海鸟大卵分而为之酌以琼醑即温上嘉其远来回赐金帛甚渥”（《秋涧集》卷八一）。所载显然是欧洲来的“使者”但却不见于欧洲史料或许只是民间商人因没有留下旅行记录而湮没无闻。元朝设有通往伊利汗国、钦察汗国直到其最西境的驿路中国与欧洲的交通比其他历史时期要便利得多。据十四世纪上半叶的意大利商人帕戈罗提说当时从亚海东岸的塔纳到中国一路上无论昼夜都十分安全1。帕戈罗提长期受雇为英国王家所属佛罗伦斯巴尔底公司代理人他根据商人的报告写成《诸国志和商务指南》书中较详细记载了通往中国的途程（塔纳—阿斯特拉罕—萨莱—玉龙杰赤—讹答剌—阿力麻里—甘州—杭州—大都）及各地交易的商品、价格等可见元代欧洲商人来往中国者为数颇多。元人朱思本说：“西海（地中海）虽远在数万里外而驿使贾胡时或至焉。”（《贞一斋稿》卷一《北海释》）只是他们大多数未能留名史册而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因有旅行记传世成为妇孺皆知的世界历史名人。 2格鲁塞上揭书页422；柔克义：《卢勃鲁克东游记译注》导论页27—3o。3教皇英诺森四世从一位撒里答处来的祭司约翰口中获悉此事遂于1254年致信撒里答祝贺他皈依基督教（见柔克义上揭书页48注2）。圣路易在东方应有机会更早得到这个情报。1玉尔：《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页292。 马可波罗之父尼哥罗、叔马菲奥一同经营东方贸易曾居钦察汗国都城萨莱一年又到不花剌居住了三年之后随旭烈兀所遣入朝使者同来中国大约在1265年到达上都。忽必烈向他们询问了欧洲各国情况决定派一位使臣出使罗马教廷命尼哥罗兄弟随行。途中使臣因病留下将国书委托尼哥罗兄弟递送。他们于1269年抵达地中海东岸的基督教中心地阿克尔时教皇已死新教皇未立遂回威尼斯。1271年他们带了十七岁的马可波罗再到阿克尔谒见新教皇格里戈里十世要求回中国复命教皇派遣二名教士持其致大汗信同来后来二教士畏难不行将教皇信件委付尼哥罗代为呈递。父子叔侄三人由6路东行1275年到达上都从此留居中国达十七年。据马可波罗自述他得到忽必烈的信任曾奉使云南、江南以及海外马八儿等国并在扬州做过三年官。他们离开中国的时间应是1291年初随同伊利汗阿鲁浑派来元朝选妃的使臣兀鲁歹等护送选定的新王妃阔阔真由泉州乘船去波斯1。完成使命后他们于1295年回到故乡威尼斯。马可波罗只是元代来中国的无数西域商人之一他有可能如其自述所说曾充任过朝廷使者或某种官吏（元朝任用西域商人不乏其例）但主要活动应是经商或许是充当以官钱营运的“斡脱”因而能成为百万富翁。有幸传名后世的另一位元代来华欧洲商人是卢科隆戈（lunetgo）人彼得他是至元末与教皇使节约翰·孟特戈维诺一起到达中国的因在大都购地捐助建立教堂孟特戈维诺在写给教友的信中提到了他。 马可波罗所述忽必烈派其父、叔出使罗马教廷一事不见于元朝和教会史籍记载教廷档案中也没有现忽必烈让他们带给教皇的信。不过在伊利汗阿鲁浑1285年写给教皇的信中提到大汗忽必烈“已向神圣的主和父教皇送了礼物现在又诚心诚意想送教皇法服和香”1。似乎在此之前忽必烈与罗马教廷确有过使节交往。此外据这封信说法服和香是大汗给爱薛带到伊利汗国的阿鲁浑汗再派爱薛参加出使教廷将此作为大汗礼物送给教皇；大汗还诏谕伊利汗要善待和保护基督教徒。但爱薛1285年到波斯1287年就回到元廷回程走了两年（事详本书《爱薛传》）所以实际上不可能去过教廷；教皇有没有收到大汗赠送的法服和香也不得而知。 1287年阿鲁浑汗派遣聂思脱里教会巡视总监列班扫马出使拜占廷、罗马教廷、法、英等国谋求欧洲基督教国家协助他夺取“圣地”耶路撒冷。列班扫马告诉教皇尼古拉四世说忽必烈大汗“对罗马教廷和拉丁民族怀有热爱之情”并代表阿鲁浑汗请求教皇派几名教士前往蒙古宫廷1。于是1289年7月教皇尼古拉四世派遣学识渊博并已在伊利汗国传教多年刚刚返1参见杨志玖：《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一段汉文记载》《文史杂志》1卷第12期1941年；柯立夫：《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汉文资料及其到达波斯的波斯文资料》《哈佛亚洲研究杂志》361976年。1穆勒：《155o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郝镇华汉译本页123。此信保存在梵蒂冈教廷档案中。1《155o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页192引录的教皇尼古拉四世致忽必烈大汗信（梵蒂冈教廷档案）。回教廷的方济各会教士意大利人约翰·孟特戈维诺率领传道团持其致忽必烈大汗和阿鲁浑汗的书信前往东方。他们先住在伊利汗国都城桃里寺（tabriz=tauris）1291年孟特戈维诺与同事尼古拉和商人彼得结伴东行取道忽里模子由海路至印度马八儿留居年余（尼古拉在此去世）大约1293年由此乘船至中国1294年到达大都2。这时忽必烈已死孟特戈维诺向元成宗呈交了教皇信件获准留在大都从事宗教活动作为教皇的使节受到优待。据他后来写给教友的信中说他结识了王侯阔里吉思（即汪古部驸马高唐王）得到许多赠予还说服此王改宗了罗马正教。但他遭到聂思脱里派的攻击和诬陷（说他杀害了真正的教皇使者而冒充使者）因而常被审讯历五年之久始得昭雪。1299年他在大都建了一所教堂13o3年有科隆省日耳曼人阿诺德来到大都协助他工作13o5年大商人彼得（即与他同来中国者）捐资购地又新建了一所教堂。他学会了鞑靼人的语言文字将《新约》和《赞美诗》译出并绘制了圣经图画六幅加上拉丁、突厥（？）、波斯文注解以便传教还收养幼童4o名教以拉丁文和礼拜仪式先后接受他洗礼者达6ooo人（按：主要是入居中国的阿人）。13o5年他托从中国回去的威尼斯商人带信给教友报告其经历请求转达教廷请教皇派德才兼备的教士前来协助他。13o6年他又去一封信是由在东方传教的同会教士托连蒂诺人托马斯（他很可能来过中国）转达教廷的1。 13o7年教皇克力门获悉孟特戈维诺的传教业绩即任命他为汗八里（大都）及东方总主教授以统管这一新大教区和任命主教之权遣方济各会教士安德鲁（意大利佩鲁贾人）等七人（其中一人未行）持其谕令和致大汗信前来大都。他们途经北印度似曾逗留多时有三人病故安德鲁、帕列格里诺（意大利卡斯特洛人）、热拉德三人到达大都时间大约是1313年或稍后2。元代汉文史料中有一则关于仁宗年间欧洲使节来华的记载当与上述诸教士的到来有关。朱德润《存复斋文集》卷五《异域说》记道至正七年他寓居镇江时常州达鲁花赤岳忽难和平阳同知散竺台来访“自言在延祐年间（1314—132o）忝宿卫近侍时有佛■国使来备言其域当日没之地土地甚广有七十二酋长至正壬午间献黑马高九尺余即其地所产。来使四年至乞失密又四年至中州过七度海方抵京师。”所谓佛■国使很可能就是指教皇派来的安德鲁等人。据教会史籍记载1312年教皇又2孟特戈维诺在马八儿给教友写了一封信（1292或1293年）讲到从忽里模子到马八儿的航程（见玉尔前揭书页2o9—218）。他于13o5年从大都给教友的信中说在马八儿住了十三个月并谓到大都已十二年（同上书页197—2o3）。 1玉尔前揭书页169—17o页61；穆勒前揭书页2o8。 2安德鲁写给教友的信中讲到其到达大都的年代诸手稿皆作1318年但这个年代有误因信中说他在大都住了五年于帕列格里诺死（1322年）前四年迁到泉州。穆勒据此订正为1313年（见前揭书页222注1）。 派托马斯、吉洛姆和彼得（佛罗伦萨人）三名教士来中国1318年帕列格里诺写给教友信中提到这位彼得已在大都3。安德鲁写给教友的信中说教士们都得到皇帝赐给的一份“阿拉”（阿拉伯语’a1afah意为口粮）即元朝供应使臣人等的津贴（祗应）；皇帝准许各种人信仰自由因此他们可以自由地传教。孟特戈维诺得到新来教友的协助更积极扩展传教事业在著名的国际贸易港口城市泉州设立了教区派热拉德去担任主教寓居泉州的一位亚美尼亚富妇捐资兴建一座教堂。热拉德死又派帕列格里诺继任1318年他从泉州致信教友说还有三位教友在这里与他共事。不久安德鲁也迁居泉州并于1322年帕烈格里诺死后继任主教1326年他从泉州致信教友说他用所得津贴又兴建了一座教堂。据1946年在泉州现的安德鲁墓碑（拉丁文碑文末所刻年份为mxii）1他应是死于1332年葬在泉州。元代来往或寓居泉州的欧洲人为数不少上述帕烈格里诺信中提到在这里的拉丁人安德鲁信中提到有热那亚商人。据元顺帝时来华的教皇特使马黎诺里记载泉州有小教友会教堂三所还建有浴室和货栈供商人之用2。 大约1322—1328年间又有意大利教士鄂多立克（弗留里省波尔德诺内人）由印度航海来中国至广州继而北上游历了泉州、福州、杭州、金陵（南京）、扬州、临清等地到达大都留居三年后西行历东胜（今内蒙古托克托县）、甘肃、吐蕃（疑仅到过今青海境）等地区约于133o年春回到本国。 元朝后期与罗马教廷的一次重要交往在欧洲和中国的史料中都留下了记载。后至元二年（1336）元顺帝派遣一个使团持诏出使教廷。瓦丁《方济各会年鉴》著录有这道诏书文为：长生天气力里、众皇帝之皇帝圣旨：七海之外、日落之地拂郎国基督教徒之主教皇阁下：朕遣使臣拂郎人安德鲁及随行十五人往贵国以开辟两国经常互派使节之途径并仰教皇为朕祝福在祈祷中常念及朕仰接待朕之侍臣、基督之子阿人。再者朕使节归时允其带回西方良马及珍奇之物。 兔儿年六月三日写于汗八里同时大都阿人福定（知枢密院事）、者燕不花（同知枢院事）、香山（左阿卫都指挥使）等也上书教皇谓教皇之贤能使者约翰（孟特戈维诺）长期教导我等信仰天主今约翰已去世八年遂无导师指教恳求教皇3玉尔前揭书页171（据瓦丁《圣方济各会年鉴》）；道森：《出使蒙古记》页233。1见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页29—3o图版75。 2见玉尔前揭书页355。 派一德劭学富的使者前来并乞请教皇依皇帝之要求经常通使1。使团于1338年抵达当时教皇驻地阿维尼翁（法国南部）受到隆重接待并游历各地。教皇本笃派遣方济各会教士佛罗伦萨人约翰·马黎诺里率领一数十人的使团携其致元朝皇帝和钦察汗月即别的国书及诸多礼物赴元报聘于同年12月从阿维尼翁出在那颇利和元朝来使会合取道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境（经萨莱、阿力麻里等城还在阿力麻里建了一座教堂）东行至正二年（1342）七月抵达上都。马黎诺里使团所献礼物中有一匹骏马长一丈一尺三寸高六尺四寸（昂高八尺二寸）身纯黑后二蹄白“金辔重勒”“曲项昂神俊逸”。元顺帝大喜称为“天马”令在廷文臣赋诗作画于是“拂郎国贡天马”成为哄动一时的大事1。马黎诺里使团32人留居大都达三年受到优厚款待后顺帝回赠厚礼并给三年路途津贴遣还1346年由泉州乘船回国1353年到达阿维尼翁复命。 据西史记载早在1333年教皇似已获悉孟特戈维诺去世放任命方济各会教士尼古拉为汗八里总主教率2o名教士东来但他们途中留居于阿力麻里没有到大都教皇曾致信察合台汗国敞失汗感谢其对诸教士的优待。尼古拉死于1338年。大约134o年主教理查德等七人在阿力麻里被害2。此外还有一位德国教士于133o年之前在中国某地传教。教会史书还记载有一位泉州主教于1362年在某地被害3。 元代中欧交往的频繁促进了经济、文化的交流著名的中国印刷术和火药武器等就是在这个时期传入欧洲的。卢勃鲁克、马可波罗、鄂多立克、马黎诺里诸人的旅行记以及众多来华教士的报告大大增进了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从此他们确切地知道古来所传的“丝国”、“秦国”就是北称“契丹”、南称“蛮子”人口、城池众多、物产丰富、农工商达的中国。附表:1元顺帝诏书及福定等上教皇书皆见瓦丁《方济各会年鉴》著录此据穆勒：《155o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汉译本页283—284玉尔前揭书页314—316。 1《元史》卷四o《顺帝纪》；揭傒斯：《天马赞》《揭傒斯集》卷十四；周伯琦：《天马行应制作》《近光集》；欧阳玄：《天马颂》《圭斋集》卷一；吴师道：《天马赞》《礼部集》卷十一等。画家周朗所作《天马图》藏于内府历代相传清初耶稣会士宋君荣（gaubi1）还见过此画后下落不明（见伯希和：《唐元时代中亚和东亚的基督教徒》《通报》1914年）。 2穆勒前揭书页224注9；玉尔前揭书页338（《马黎诺里东游回忆录》）。3穆勒前揭书页222225注10。 丙编典志第一章农业、畜牧业第一节元代的重农政策元代初期江淮流域、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逐步恢复并有所展南方保持宋代的展水平一些边远地区得到开农业生产显著展。中期以后开始出现衰敝的气象。 元朝虽囊括了金宋旧土统治者面临的却是“地著务农者日减月削先畴畎亩抛弃荒芜”“中原膏腴之地不耕者十三四；种植者例以无力又皆灭裂卤莽”1的残败景象。在中原农业文明思想的影响下以忽必烈为代表的一批统治者为加强新政权的物质基础很快接受了“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元史·食货志一》）的观念全面而又雷厉风行地采取了一系列“重农”或“劝农”措施。这些措施的主要内容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先设立“劝农”机构建立相应的官员考绩制度。中统元年（126o）下令以各路通晓农事者充任随路劝农官次年朝廷设劝农司姚枢为大司农陈邃等八十人充劝农使分路督察。至元七年改立司农司左丞张文谦为司农卿专掌农桑水利再次派劝农官及通晓水利者分赴各地考绩地方官勤惰。二十五年在江南设行大司农司及营田司主持垦荒等事宜。二十九年劝农司并入各道肃政廉访司增佥员二兼察农事1。地方官员亦以“劝农”为要务一般都兼有劝农官的职衔2。与此相配合逐步制定了考绩地方官吏的制度。此种考核至迟始于太宗经略汉地时（《元史·张荣传》）中统五年又以户口增、田野辟、词讼简、盗贼平、赋役平等五事考较县尹。此后以上述标准迁赏和罢黜地方官员逐步形成制度3并在至元五年劝农官举察勤惰时对高唐州和河南陕县官分别作出升秩和降职的处置“自是每岁申明其制”（《元史·食货志一》）。元廷以“户口增田野辟”的标准倡导于上象董文用、燕公楠这类劝农大臣又以显著政绩表率天下于是地方官员多以督励农桑为己任许多官府衙门还一度绘有耕织之图“使为1胡祗遹：《宝钞法》一《紫山大全集》卷二二。 1劝农机构设置的基本情况可见《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有些设置的年代与其他记述稍有出入地方机构还作过一些调整此不赘。 2王祯：《农书》卷四《农桑通诀·劝农篇》；许有壬：《至正集》卷七四《公移》一《农桑文册》：“管民官提调廉访司体察”。 3《元典章》卷二《圣政》一《饬官吏》卷十九《户部》五《荒闲田地给还招收逃户》。吏者出入观览而知其本”4“劝农”形成一时风尚。 其次招集逃亡鼓励开荒。中统二年规定“逃户复业者”有权收回原有产业“合着差税”第一年全免次年减半然后再“依例验等”科征1荒闲之地则“悉以付民先给贫者次及余户”（《元史·食货志一》）。至元元年、十三年、十六年元廷多次下令拨给牛具种子让南宋“新附民”和贫民垦荒起科年限从三年展宽到六年杂役则并予免除。此外还制定出原主认领田产的年限弃田过期“不拣什么人自愿种的教种者”2。二十八年七月元廷招募百姓进一步开垦江南旷土每户限五顷官府放田券成为开垦者的永业田三年后征租（《元史·世祖纪十三》）。桑麻果树的栽植同样受到鼓励规定百姓垦辟的熟地从栽种桑树和杂果等树之日起算分别在八年和十五年后才“定夺差科”。对于“勤务农桑、增置家业”的农户则要求本处官司“不得添加差役”3。 为保证农民全力垦作元廷向江南地区颁布过“永为定例”的减免私租的规定4并于至元十三年、大德二年明文强调豪强势要不得强占田产、户计已占者必须归还或转拨无地百姓5。蒙元之际各地诸王军将或抢占大片农田“专放孳畜”或放纵牲畜“犯桑枣禾稼”或“辄入人家求索酒食”或“围猎扰民”忽必烈即位以来屡屡诏令禁止大量牧地得到清退6。同时通过下达禁令、颁布《户口条画》和设立阑遗监限止抑良为奴将权豪势要非法占有的奴隶1理为民籍散布各处的奴隶也被政府收编通过这些措施又从权豪势要手中夺回了大批劳动人手。 其三推广“锄社”互助设置“义仓”备荒。元政府将北方一些地区农户为生产互助而自组成的“锄社”加以推广其制规定凡民户五十家为一社社长由“高年晓事者”担任增至百家、不足五十家或地远人稀者则分别情况另行组社；田边树立木牌上书某社某人“社长以时点视劝诫”；社中的疾病凶丧之家由众人合力相助一社内如受灾民户较多则“两社4虞集：《纺绩图跋》《道园学古录》卷十一。 1《元典章》卷十九《户部》五《田宅·荒田·荒闲田地给还招收逃户》。2《元典章》卷十九《户部》五《荒田》。 3《元典章》卷二三《户部》九《农桑》、《栽种》、《开田栽桑年限》。4《元史》卷二o五《卢世荣传》：至元二十二年卢世荣奏准九事其七曰：“江南田主收佃客租课减免一分。”《元典章》卷三《圣政》二《减私租》：至元二十年十月定该年租税“十分中减免二分”。《元史》卷二一《成宗纪》四：大德八年正月“江南佃户私租太重以十分为率减二分永为定例”。5《元典章》卷十九《户部》五《田宅·民田·强占民田回付本主》卷二《圣政》一《重民籍》。6详《元史》诸本纪卷一o五《刑法志》四《禁令》卷九三《食货志》一卷一三四《撒吉思传》卷一三六《阿沙不花传》卷一三五《塔里赤传》卷一五一《奥登世英传》；《通制条格》卷十六《农桑》。1元代奴隶通称奴婢或驱口（郑所南：《心史》下《大义略叙》；陶宗仪：《辍耕录》卷十七《奴婢》）另分别情况又有军奴、军驱、重台、阑遗人口、孛兰奚和寺奴等称谓。助之”；社长的徭役予以免除地方官府不可另派科差。 至元六年各路、府、州、县建常平仓以平抑物价。同年每社置义仓一处社长主持丰年每丁纳粟五斗驱丁二斗无粟者可以杂粮代替；各社还应按规定“布种苜蓿以防饥年”；近水之家许凿池养鱼和鹅鸭家禽栽植莲藕、菱角等“以助衣食”（《元史·食货志一》）。 其四编修农书制定农桑之制组织、指导农业生产。在“重农”政策的推动下一批总结生产经验的农书纷纷问世官修的有《农桑辑要》、《农桑杂令》私人撰写的各类农书约十七种之多传世的有王祯《农书》、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6泳《吴下田家志》及《田家五行志佚文》、刘美之《续竹谱》、柳贯《打枣谱》。俞宗本有《种树书》、《田牧志》等五种其中以《农桑辑要》、《农书》和《农桑衣食撮要》影响最大是元代农技图书的代表之作。 其五元代建设水利的制度也非常周密中央设都水监下设河道提举司任用郭守敬、王允中等“以兴举水利、修理河堤为务”（《元史·河渠志一》）并责成劝农官及知水利者巡行督察。“农桑之制”十四条还对组织整治水利的事宜作出更明确的规定。 第二节元代的农业生产技术时宜地宜的掌握和风土限制说的突破生物和环境是密不可分的统一体。农业生产要获得丰收就要尽量避免环境不宜所引起的损失。这就必须掌握时宜和地宜。我国先进的华夏文化源于黄河流域。这里春夏秋冬季节性气候表现显著人们容易看到天时对于农业生产的影响而且很早就想办法来掌握农时并取得卓越成就。到元代在这一方面又有新的突破。王祯《农书》把“授时”放在全书第一篇说：“四季各有其务十二月各有其宜。先时而种则失之太早而不生；后时而艺则失之太晚而不成。故曰虽有智者不能冬种而春收。”1并指出须根据历法上的四时、十二月、二十四节气等来确定应当进行哪些农事操作。王祯《农书》对历法和授时问题作了一个简明小结绘出了“授时指掌活法之图”。它实际也是一种农事月历。值得注意的是图中强调了两点。第一“此图之作以交立春节为正月交立夏节为四月交立秋节为七月交立冬节为十月”1依节气定月可以正确地表现季节的变化。第二“按月授时特取天地南北之中气作标准以示中道非胶柱鼓瑟之谓。若夫远近寒暖之渐殊正闰常变之或异又当推测晷度（日影度数）斟酌先后”2指出图中所列各月农事只能适用于一个地区以此作为标准其他地区应按照纬度和其他因素酌量变更。 地宜问题古文献中谈到的较多。元代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有所展。第一对自然环境作较全面的分析。《农桑辑要》说：“谷之为品不一风土各有所宜。种艺之时早晚又各不同”又说“一州之内风土又各有所不同”。书中所说“风土”内容谈到土壤种类南北气候的不同以及地形怎样影响气候等反映作者已注意分析风土的多种多样性和影响风土的因素的错综复杂性。第二对全国地形气候作了大体的概述。王祯《农书·地利篇》：“尝以大体考之天下地土南北高下相半。且以江、淮南北论之江、淮以北高田平旷所种宜黍稷等稼；江、淮以南下土涂泥所种宜稻、秫。又南北渐远寒暖殊别故所种早晚不同。惟东西寒暖稍平所种杂错然亦有南北高下之殊。”第三王祯《农书》根据全国风土和农产情况绘成全国农业情况图。绘此图的目的是“审方域田壤之异以分其类参土化、土会之法以辨其种如此可不失种土之宜而能尽稼穑之利”。这是一种可贵的创举。可惜原图已经失传。第四最重要是风土限制说的突破。《农桑辑要》说：“苎麻本南方之物木棉亦西域所产近岁以来苎麻艺1王祯：《农书·授时篇》。 1王祯：《农书·授时篇》。 2王祯：《农书·授时篇》。 于河南木棉种于陕右滋茂繁盛与本土无异悠悠之论率以风土不宜为解。盖不知中国之物出于异方非一。以古言之胡桃、西瓜是不产于流沙、葱岭之外乎？以今言之甘蔗、茗芽是不产于牂柯、邛笮之表乎？然皆为中国珍用奚独至于棉麻而疑之。虽然托之风土种艺之不谨者有之；抑种艺虽谨不得其法者亦有之。”农业生产必须重视地宜但作物也有较广泛的适应性有人将地宜简单绝对地理解为以地区来划分是错误的。而如此明确地批判风土限制说则是始于元代。它反映出人们已不能满足于听任新作物在农业上自地传播而是要进一步大力促进新作物的引种和推广以及加强人的力量来改变自然。“谨于种艺”和“种得其法”就是加强人的力量的具体表现。 完整配套的农具以及旱地耕作技术的继续展元代王祯《农书·农器图谱》所记述的各类农具有一百零三种之多。由此可以看出元代推前可至宋代农具展的特点：一是省力、高效减轻劳动强度。如这时期明的耧锄“止一人轻扶入土二三寸其深痛过锄力三倍所办之田日不啻二十亩”。锄的深度、功效比一般人操锄要高得多。还有把播种和施肥结合在一起的“粪耧”系“于耧斗后别置筛过的细粪或拌蚕沙耕时随种而下覆于种上尤巧便也”。宋代出现的秧马主要是解除弯腰插秧的劳苦。而元代开始较普遍使用的水田耘耨工具——耘荡比手耘足薅的功效可提高一倍。二是耕地、耘锄、收获工具在大田生产上已较为配套应用。宋元农书中讲述南方水田的农具整地的已有：犁、耙、耖、碌碡、铁搭等；用作育秧移栽的农具有平板、秋绳、秧弹、秧马等；中耕的有耘荡；农田排灌的有翻车、筒车、戽斗、水转翻车、驴转翻车等。收获农具有麦钐、弹、笼和各种场上用具。还有若干农具是南北方水旱田通用的。三是农具专用化加强。王祯《农书》讲到犁地工具曾述及铧和■“■狭而厚惟可正用；铧阔而薄翻覆可使”。并引老农的话说：“开垦生地宜用■翻转熟地宜用铧”又说“北方多用铧南方皆多用铧”。说明了某类型农具适用的地区、范围和作业项目它如无齿耙、平板、耘荡、■刀等也是专用的农具。再就是耕槃、钩环等与软套的应用使役畜和耕具间的传动、转向灵活平稳力均。另外农具所用钢铁质料也有重要变化如镰、锄、铁搭等整个农具是锻制的熟铁刃部大都加钢大大提高了农具的质地。王祯《农书》的“农器图谱”实为我国农具史上的集大成之作。 《齐民要术》对我国北方旱地耕作技术作过精湛的总结经过六七百年后旱地耕作技术继续有所展。为保证耕作质量而提出一些精细的技术要求是犁、耙、耱、碌碡等工具配套后所必然出现的事。《种莳直说》、《韩氏直说》等农书中强调耕地不只要犁深而且要多耙、细耙。这样土壤上虚下实地力情况好；有油土四指多就能耐旱春季缺雨也可及时下种根土相接禾苗长得整齐少罹虫病。王祯《农书·垦耕篇》所记述的向外缴耕（套翻）和向内缴耕相结合的方法可保证田面平整避免漏耕现象利于操犁回转减少地头空走。这是了不起的技术创造和方法改革对后世有深远影响。王祯《农书》对麦、稻两熟田种麦前后的耕作安排除耕法与旱地耕作类似还总结有掘腰沟泄水的技术措施对降低冬作田地下水位促使麦根下扎提高产量有很重要的作用。 北方精耕细作技术的展还有许多方面如《种莳直说》中的种谷耘苗之法：“第一次曰撮苗第二次曰布第三次曰拥第四次曰复”而且指出一次功夫不到就要出现草荒和秕粒。收获和场上作业的技术也有不少进步《韩氏直说》讲麦熟要抢时间过时收割就会造成损失。收割后地里、场上都要采取防雨措施要精收细打。小麦收割后又要不误秋苗的锄治。王祯《农书》中所记载的农具场上用具占有很大比重这与收打技术的精细和希求高效有关。 棉花的推广及其种植技术明丘濬《大学衍义补》中说：“盖自古中国所以为衣者丝、麻、葛、褐四者而已。汉、唐之世远夷虽以木绵入贡中国未有其种民未以为服官未以为调。宋、元之间始传其种入中国关、陕、闽、广得其利”而其种植逐渐广泛形成了“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赖之其利视丝、枲盖百倍焉”。棉花分别从南路和北路引入大江南北一路从云南传入四川另一途径是自两广向北推进。长江下游于宋末元初植棉业展迅。胡三省《资治通鉴》注1中说：“木棉江南多有之以春二、三月之畮下子种即生。”黄河中下游棉花的种植不晚于元初。元初的《农桑辑要》记载说：“苎麻本南方之物木棉亦西域所产近岁以来苎麻艺于河南木棉种于陕右滋茂繁盛与本土无异两方之民深荷其利。”元政府大力提倡植棉至元二十六年（1289）曾在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等省设立“木棉提举司”为专门征集棉布的机构。其时每年征收棉布约十万匹。 宋代农书中叙述植棉技术的还很少到元代《农桑辑要》一书明确标出“新添栽木棉法”专条。具体技术措施除耕、耙施肥外尚有关于种子淘选、浸种、拌种、催芽技术棉花移栽保持稀疏适宜的留苗补苗措施；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控制生长免得无效蕾铃徒然消耗养分的整枝打顶去旁心技术以及关于收获适期的总结：“初收者未实近霜者又不可用惟中间时月收者为上”等。保存种子的方法则是“须经日晒燥带棉收贮临种时再晒旋碾即下”。上述棉花留种、种子处理、整枝打杈等技术措施至今仍有参考意义。 1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始于宋末元至元二十二年（1285）定稿。 园艺和蚕桑技术元人王结认为蔬菜不仅可以助味而且可以转卖赚钱救饥度荒1。有人则说“种蔬胜种稻”2。反映出蔬菜在农业生产中的地位大为提高。王祯《农书》中列有三十余种蔬菜并记述了栽培技艺。3书中虽讲葵为百菜之主“今南北皆有之”但没有具体叙述可能已为菘（即白菜）所取代。宋《图经本草》提到扬州有一种菘“叶圆而大”又有牛肚菘“叶最大”并说菘“今南北皆有之”。明确讲到白菜的是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说“扬州至正丙申、丁酉间（1356—1357）兵燹之余城中屋址遍生白菜大者重十五斤小者亦不下八、九斤”。另一广泛种植的蔬菜是萝卜。王祯《农书》说萝卜“在在有之’。《农桑辑要》中对萝卜的整地、施肥、播种、浇灌、窖藏等有具体的记述。总之这一时期叶菜类、根菜类、果菜类、笋、菌等各项蔬食的生产技艺已相当精细野菜也已为人们所注意。王祯《农书》等还记述了一些特殊栽培法以用马粪为热源栽培韭黄。在冬季挖掘韭根移藏于地屋中培以马粪。这种方法栽培的韭叶“不见风日其叶黄嫩谓之韭黄”它可以“比常韭易利数倍北方甚珍之”1。这是与屋内升火增温不同的生产韭黄的方式是这一时期的一项重要园艺技术明。王祯《农书》中还记载了风障栽培韭菜的方法：就原韭畦用秫秸夹防风篱障遮挡北风以改变韭畦的小气候提高地温、气温。至春韭芽可以早出。它已蕴含了现今风障阳畦保护蔬菜种植的主要内容。《务本新书》中还提到一种整枝打叶、控制蔬菜生长育的经验说在茄子“初开花斟酌窠数削去枝叶再长晚茄”。西瓜的留蔓条、去余蔓、掐除余花等技艺2对后世也有重要意义。 果树栽培管理和嫁接技术这时期有不少有价值的创造。王祯《农书》提出了一些果树以枝条萌芽状态为掌握宜栽期的经验标准如枣鸡口、槐兔目、桑虾蟆眼、榆负瘤等。截去果木主根在南方高寒地方种桔柚和北方寒冷地区种植果树以及拒霜雪、耐苦寒、防虫害等方面的技术比以前也有所展。王祯《农书》说“凡桑果以接博为妙一年后便可获利”把嫁接看作生产技术中容易见到经济效果的措施。并且从原则上论述了接穗、砧木的选用要求强调工具必须齐备技艺要精熟时间掌握要严格。书中还讲1王结：《文忠集》卷六。 2舒岳祥：《阆风集》卷三。 3王祯：《农书·百谷谱》“蓏属”、“蔬属”。 1王祯：《农书·百谷谱》。 2王祯：《农书·百谷谱》。 到六种嫁接法1其中身接、根接、枝接为古老的嫁接方式而靥接（相当现在的嵌芽接）、搭接（相当现在的舌接）、皮接（相当现在的腹接）则是此时期的创新。温革《分门琐碎录》所说的“脱果法”即采取压条法是于八月间以牛粪和土包在结果树枝条的鹤膝处状如大杯用纸袋覆裹麻皮缠绕任其开花结果；第二年秋试拆一包检视如果生根则切断本根另埋土中。此法是果树无性繁殖方面的一项创造。 宋元以来杭嘉湖地区开始成为我国东南最大的蚕桑基地。在栽桑技术方面《蚕桑辑要》和王祯《农书》对桑树嫁接技术均作了总结是我国现存古农书中关于桑树嫁接技术最完整的记载。在《齐民要术》以后六七百年间桑树栽培技术有了迅展和提高。一是桑树嫁接法由三种展为六种2；二是鲁桑南移至杭嘉湖地区后在当地通过自然选择和人为选择形成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新品种——湖桑3；三是对桑树的病虫害防治有了一定的认识4。在养蚕技术方面的成就：一是民间对蚕的良种选留更为重视《务本新书》说：“养蚕之法茧种为先开簇时须择近上向阳或在茧草上者此乃强良好茧”。二、对蚕卵的选择作用已从单纯的“浴卵”防治增健的角度进而从蚕卵生理方面考虑择优于腊八至立春冬季最寒冷季节把蚕种放在室外承受风霜熬炼此即所谓“天浴”是很有意义的创新1。第三《农桑辑要》把元代以前民间的养蚕经验总结概括为“十体、三光、八宜、三稀、五广”“十字诀”：“十体”即寒、热、饥、饱、稀、密、眠、起、紧、慢（谓饲时紧慢也）（《务本新书》）；“三光”是看蚕体皮色变化来确定养蚕技术处理的一个概括；“八宜”则概括了应注意蚕的饲养环境全过程（《韩氏直说》）“三稀”即下蛾、上箔、入簇（《蚕经》）；“五广”即一人、二桑、三屋、四箔、五簇（《蚕经》）。对蚕病生的环境诱因已经掌握了一般规律：“寒而骤热则黄软多病”（《士民必用》）；“蚕食湿叶多生泻病。食热叶则腹结头大尾尖”（《士民必用》）；蚕儿受饥则“气弱而生病亦眠迟而茧薄也”（《农桑辑要》）。 王祯《农书·农器图谱》中对养蚕常用器具绘出了较精致的图形使我们得以了解古代养蚕工具的全貌。“曲薄”或称“蚕箔”南方则用“蚕篚”（蚕筐）为盛蚕的主要工具；“蚕槌”是支架曲薄的木架；蚕盘与蚕架盘也为盛蚕器架为搁盘之用为长江以南蚕区的创制；蚕网和蚕杓网罩于盘上杓为匀蚕、匀叶器也都为南方劳动人民的创新。此外书中还介绍了簇具、茧瓮、茧笼、缫车等工具。 1王祯：《农书·农桑通诀》。 2王祯：《农书·农桑通诀》。 3《齐民四术·郡县农政》。 4《农桑辑要》引《农桑要旨》王祯：《农书·农桑通诀》。 1《农桑辑要·浴连》夹注。 元代的农书自耶律楚材建议改变“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野以为牧地”的政策后元朝统治者转而采取了兴办水利劝课农桑刊刻传布农书等措施所以元朝建国虽然不到一百年但在农学上还是取得了较大成就留传下了《农桑辑要》、王祯《农书》和《农桑衣食撮要》三部著名的农书。 《农桑辑要》为元朝司农司官颁的综合性大型农书。据王磐至元十年所写序本书至迟已于此年编写完成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官农书。元政府先后刊印了一万部颁给地方各级管农事的官员。今本《农桑辑要》出自《永乐大典》。《永乐大典》将七卷《辑要》并为二卷《四库全书》馆辑出时仍分七卷。今本《农桑辑要》的简目为：卷一典训、耕垦；卷二播种（即农作物栽培各论）；卷三栽桑；卷四养蚕；卷五瓜菜、果实；卷六竹木、药草；卷七孳畜（包括家畜、家禽、鱼、蜜蜂末附岁用杂事）。全书6万字体系完备规模较大引用典籍繁多一律标明来历注重实用。是书内容蚕桑占有较大分量对于苎麻、棉花的推广种植尤为重视除了详述其栽种技术并批判了过分强调风土不宜障碍新引进作物传播的唯风土说。 大德八年（13o4）元政府下令有关部门刊刻王祯所著的《农书》。王祯山东东平（今山东东平县）人曾任旌德（今安徽旌德县）、永丰（今江西广丰县）等县县尹。该书自序作于皇庆二年（1313）。《王祯农书》总计三十七集1十三万余言插图二百八十余幅。全书分为三大部分：《农桑通诀》可以说是农业总论开端列农事起本、牛耕起本、蚕事起本；接着是本论十六篇：授时、地利、孝弟力田、垦耕、耙耢、播种、锄治、粪壤、灌溉、劝助、收获、蓄积、种植（种桑及材木、果实）、畜养（养马、牛、羊、猪、鸡、鹅、鱼、蜜蜂）、蚕缫、祈极。《百谷谱》包括谷属（两集）、蓏属、蔬属（两集）、果属（三集）、竹木、杂类（所收都是经济作物）、饮食类并附备荒论。《农器图谱》分二十门：田制、耒耜、䦆锸、钱镈、铚艾、杷扒、蓑笠、蓧蒉、杵臼、仓廪、鼎釜、舟车、灌溉、利用（主要是利用水做动力）■麦、蚕缫、蚕桑、织纴、纩絮、麻苎末附杂录（二目：一是法制长生屋一是造活字印书法）。不仅有图并说明构造和用法。《农桑衣食撮要》元延祐元年（1314）成书。作者鲁明善维吾尔族人。此书系他在寿春郡（今安徽寿县）任监察官时编写的为农家历书性质的农书。全书分为十二个月每月列举应操作的农事。涉及范围很广包括农作物、蔬、果、竹木、畜牧、蚕桑、养蜂等兼及农产品加工、贮藏和酿造逐条说明怎样做法适合于一般农家实际应用其中有造酪、晒干酪、1王祯：《农书》王毓瑚校农业出版社1981年版。 造酥酒法显然系受到游牧民族饮食的影响。 除以上三部重要农书外另有几部兽医书流传不久即散失。《田家五行》及“拾遗”是专讲江南气象预测、占候的也有一些关于稻、麦开花特点的记述资料。 第三节元代农业的恢复、展与衰敝农业的恢复、展由于“重农”举措得力元代初期在土地开、水利兴修以及经济作物的推广栽培诸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效呈现出一派恢复与展的良好势头。反映元代前期这种面貌的记载非常丰富有些地区繁盛兴旺的景象甚至非常突出如陕西泾汾地区在蒙金之际的状况是“蓁莽榆棘连云蔽日”“千里萧条”“人迹几绝”经过招抚民众“稍稍归集■芜挽犁渐就耕业”然而“初皆食草实衣故书纸”。垦殖之后出现“马牛羊豕日加蕃息公私储蓄例致丰饶”（《陇右金石录·元重修王母官碑》）的景象。另一条材料证实了这种景象并非虚言：“晋地厚而气深田凡一岁三艺而三熟。少施以粪力恒可以不竭。引汾水而溉岁可以无旱。其地之上者亩可以食一人。民又勤生力业当耕之时虚（墟）里无闲人野树禾墙下树桑庭有隙地即以树菜茹麻枲无尺寸废者。故其民皆足于衣食无甚贫乏。家皆安于田里无外慕之好”1。宋元之际的两淮大片地区人烟断绝“荒城残堡蔓草颓垣狐狸啸聚其间”六七十年后人们见到的景象是“生聚之繁田畴之辟商旅之奔凑穰穰于视昔远矣！”2元代初期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展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大批荒废土地通过种种途径得到开。其中屯田是开填实大批荒闲土地的主要措施此项行动大概始于成吉思汗称汗后的十一至十三年（在阿鲁欢地区兴办称海屯田3）中原地区大概始于十六年（由木华黎部将兴办固安屯田）。开始是随营立屯解决军需忽必烈时逐步成为重农措施的一项组成部分展成遍及全国的规模空前的屯田。到大德年间全国屯田有一百二十余处1二十万顷左右约占全国垦田数的三分之一2。 屯田分两大系统中央所属枢密院、大司农与宣徽院屯田多在腹里地区。地方所属有各行省屯田有经略使司、提举司统领或路、府、州、县所辖屯田再有僻远地区的一些屯田点。“大抵芍陂、洪泽、甘、肃、瓜、沙1余阙：《青阳先生文集》卷三《梯云庄记》。 2孔齐：《至正直记》卷四《钟山王气》；6文圭：《墙东类稿》卷十二《故武德将军吴侯墓志铭》；杨翮：《佩玉斋类稿》卷二《含山县题名记》。 3《元史》卷一二o《镇海传》；许有壬：《圭塘小稿》卷十《镇海神道碑》。1《元史》卷一oo《兵志》三《屯田》记为九十余处此据《元史》卷二o《成宗纪》三。2屯田数梁方仲先生统计为十七万四千八百余顷（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乙编《唐宋元明清田地、田赋概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o年版）他依据的是《元史·兵志》所列数目缺漏之处自然很多故万国鼎先生认为当在二十万顷以上这个估计当更接近于真实；全国垦田数也参照万先生的估计（万国鼎：《金元之田制》《金陵学报》2卷第1期）。 因昔人之制其地利盖不减于旧；和林既西、四川等地则因地之宜肇为之亦未尝遗其利焉。至于云南、八番、海南、海北虽非屯田之所而以为蛮夷腹心之地则又因制兵屯旅以控扼之。”（《元史·兵志三》）地域分布之广前所未有。 北面除和林、称海之外更远有叶尼塞河上游地区的谦州屯田西南面深入到云南、广西边远地带；东北的肇州屯田万户府达黑龙江江口高丽境内也有十多处屯田；南面远及海南、海北。内地河南行省为数居次为腹里地区所谓“天下无不可屯之兵无不可耕之地矣！”（《元史·兵志三》）另一类开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这一带地势低洼土地肥沃河湖港汊密集南北朝时期已显示出明显的经济活力逐步成为全国的主要粮仓和财赋之区因而人民趋之若鹜人口密度很高土地与人口的矛盾也很突出。经过长期努力劳动人民逐步摸索出一些开土地的特殊形式。王祯《农书》对这些形式作了系统总结其中有“筑土作围”而成的围田（圩田与此相类）有在海边涂泥之上种植稗草而受斥卤“其稼收比常田利可十倍”的涂田有“似围而小”的柜田有用木材相缚其上积土浮于水面可得“收之效”的架田（葑田）。围田、圩田、沙涂田等经营形式宋元时代因多施行于湖泊地区所以也往往泛称湖田、湖地。以此类形式经营、开土地大致始于北宋南宋形成元代继续盛行。如松江曹梦炎占淀山湖大半湖田达九十三围、数万亩之多积粟百万石北人称“富蛮子”1。文宗赐给权臣燕铁木儿嘉兴、平江、江阴地区的芦场荡山和在沙涂沙地地带的圩田达五百余顷。在黄河流域的一些地带因河水“涸露”而形成“水泊淤地”称为“黄河退滩地”多为权豪抢占其数量也相当可观。 水利建设的成就亦较可观。《元史》归纳与农业有关的主要建设项目有：导浑河、疏滦水、浚冶河、障滹沱疏陕西之三白泄江湖之淫潦（主要指浙西水利工程见下）立捍海之横塘（指浙江盐官州捍海石塘）（《元史·河渠志一》）。此外还有许多重大项目未被列入如中统年间在太行山下开浚大河四道成广济渠附近五县农田三千余顷均获其利（《元史·河渠志二》）。至元元年郭守敬会同张文谦在西夏故地修复中兴州（治今宁夏银川市）的唐末、汉延二渠及西夏故境内其他水渠“计溉田九万余顷”2。二十六年起朵儿赤又用三年时间在中兴“塞黄河九口开其三流”使“赋额增倍”（《元史·朵儿赤传》）。至元十六年王志谨于今陕西户县、周至两县交界处引涝水开长渠二百余里使沿岸地区“了无干旱之患”（薛友谅：《开涝水记》）。游显曾在襄阳“复铁构壅湍水为渠”“溉稻田千数百顷”1。1长谷真逸：《农田余话》上。 2齐履谦：《知太史院事郭公行伏》载《元文类》卷五o。 1程钜夫：《江淮行省平章游公神道碑》《牧庵集》卷二二。 乌古孙泽任海南海北廉访使时浚故湖筑大堤“得良田数千顷濒海广泻并为膏土”（《元史·乌古孙泽传》）。赵世延在四川修都江堰“民尤便之”（《元史·赵世延传》）。张立道任大理等处巡行使曾为昆明池泄洪排水并“得壤地万余顷皆为良田”（《元史·张立道传》）。武宗时哈剌哈孙行省和林“浚古渠溉田数千顷”（《元史·哈剌哈孙传》）。衢州（治今浙江衢县）总管朱景周修复黄堰溉田数万顷（苏天爵：《滋溪文稿》卷十七《碑志》十一）。 兴修水利的主要在世祖、成宗两代此后亦续有修浚有的工程用工高达一百数十万如黄河于世祖、成宗、仁宗、文宗时多次决口工役屡兴至正九年（1349）采用都漕运使贾鲁“疏塞并举挽河东行以复故道”之策十一年动十五万民工二万士兵为时七个月左右达到预期目的（《元史·河渠志三》）。太湖流域的苏、湖、常、秀是财赋所出之地但地势低洼众水注入太湖水涝则须导水入海但湖河港汊之间权势占为农田围田又比比皆是一有水涝湖水渲泄受阻统一二十多年来水灾频历来是水利工程的重点地区。至元二年平江设都水庸田使司五年复立又罢。大德二年（1298）二月立浙西都水庸田司“专一修筑田围疏浚河道”。八年五月于平江立行都水监“直隶中书省”2。泰定三年（1326）又置都水庸田司于平江任仁等人围绕开江、围岸、置闸等主要问题展开热烈讨论。泰定八年、至正元年以及至顺、后至元年间多次兴役大规模开挖淤塞的通海河道。 水稻单位面积产量（元制）江浙地区上田五到六石中田三到四石下田二到三石1湖广地区上田三石下田二石2实际就是宋代（主要指南宋）所达到的水平。云南地区的水稻产量一般是二石（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陕西汉中地区栽种的水稻“收皆亩钟”3。由于水稻是典型的高产作物所以元代继续被引种到北方引植较早的如河北的蓟州（治今蓟县）、渔阳（治今天津市蓟县）地区4、甘肃河西走廊地区5、漠北称海地区2见明姚文灏编《浙西水利书·元书》之《复立都水庸田司》条及《立行水监》条。1南宋末吴地亩产为米三石山田米二石（方回：《附论班固计井田百亩岁入岁出》）《续古今考》卷十八。庆元路鄮山书院水田亩产二石有余（《延祐四明志》卷十四《学校考》）。从租额看江南一些地方官田每亩纳租一石半（《存复斋文集》十《买官田》）一些寺田的租额是三石三斗（《越中金石志》卷七《南镇庙置田地》）职田租米有达三石的（苏天爵：《太史院使齐公神道碑铭》《滋溪文稿》卷九）。某些地区官田平均每亩纳租有可能高达四石有余（详《续通考》卷六《田赋六》）。租谷出米率在百分之七十左右租率接三、七或四、六分成计元代多属对分制亩产稻谷量可按此推算出来。 2王炎：《上林鄂州书》《双溪集》卷二七。 3程钜夫：《兴元行省瓜尔佳公神道碑》《牧庵集》卷十六。 4虞集：《翰林学士承旨董公行状》《道园学古录》卷二o。 6、河南怀州（治今沁阳）及沁水流域。元末海运不通元廷在河南洼地置屯田八处并设都水庸田使司经营水稻种植。河北保定、河间、武清、景蓟等地原来分布大批水田至正十三、十五年在此基础上展屯田范围包括大都近畿的大片地区（西至西山东至迁民镇南至保定、河间北至密云、顺义）一度收到“岁乃大稔”的效果7。 经济作物的栽培也受到元政府的高度重视。按“农桑之制”十四条中的“种植之制”的规定每丁岁种桑枣二十株土性不宜可改种榆、柳等数量同；每丁至少种杂果十株（以成活为准）。所在官司必须如实上报否则即属有罪。由于栽种普遍所以《农书》提到楮树、榆树、漆树与桔、柑、荔枝等果木杂树的种植与经济价值。元代农书记载的染料作物中列有兰靛多种红色十种青绿色十种褐色十三种。竹是造纸、制扇、建筑的重要材料也广泛用于手工制作业“指地卖者省功而利少；煮剥卖皮者虽劳而利大”河南怀孟、卫辉、襄阳、邓州等处山中所长竹杆“不胜其数”怀、洛、关西等处平原“见有竹园约五百余顷”江西行省竹园可办课额达一千二百余锭。在这些官营竹园外尚有大量私营竹园散布于上述地区从而形成腹里、江南所求购的产品优势1。 清末以前的棉花有木本、草本之分它们分别从南北两道传入中国。宋代南道棉（以木本为主）从闽广进入两浙、江西2北道棉（主要为草本）进入河西走廊元代进一步进入内地据元初编定的《农桑辑要》说“西域所产”的木棉“近岁以来种于陕右”“滋茂繁盛与本土无异”因而“遂即已试之效令所在种之”3。尔后《农书》又说木棉本产自海南“诸种艺制作之法骎骎北来江淮川蜀既获其利”可见元代的棉花种植已推进到黄河、江淮流域以及四川地区。元代几部农书记录了从选5《元史》卷四《世祖纪》一：中统元年“给怀州新民耕牛二百俾种水田”；《元史》卷六五《河渠志》二《广济渠》：天历时期豪强拦截沁水“栽种水稻”。 6刘敏中：《丞相顺德忠献王碑》《元文类》卷二五。 7至正十三年立分司农司见《元史》卷九二《百官志》八《分司农司》卷一三八《脱脱传》。十五年又于“有田去处”置大兵农司下辖保定等处、河间等处、景蓟等处大兵农使司共有兵农千户所二十四处百户所四十八处。见《元史》卷九二《百官志》八《大兵农司》。 1《元史》卷二o五《卢世荣传》；《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课程·竹课》之《紫竹扇杆收买给引》、《竹货依例收税》、《腹里竹课依旧江南亦通行》。 2详漆侠：《宋代经济史》第四章《商业性农业、经济作物的展、多种经营的渐次展开》一、《棉花的种植及其向江西、两浙诸路的传播》。关于木棉、草棉的特性与传播可参考：11iotnotesonmarnetparis1959。沙比提：《从考古掘资料看新疆古代棉花的种植和纺织》载《新疆历史论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刘咸、陈渭坤：《中国植棉史考略》《中国农史》1977年第1期。 3《农桑辑要》卷二《论苎麻木棉》。 种、浸种、育苗、深耕、畦畛、锄治、去心、采摘等棉花种植、生长的各主要环节充分反映了棉花种植的普遍和技术的提高。 桑树是传统作物元代与粮食作物并重农书用大量篇幅予以记载。至元七年颁布的“农桑之制”十四条中的“种植之制”规定在土性适宜的地区每丁岁种桑枣二十株于是桑树种植遍及南北。宋代蚕桑业十分达的河朔地区仍保持兴旺的势头如广平路（治今河北永平县）“课树桑亿万计”1真定地区“千里桑麻绿荫城”2关中地区“田野桑树遍布”3。汾水流域与河南一带的农户于农居和农田周围种桑的情景十分普遍4山东滨州（治今山东滨县）由“田桑多荒”而“新桑遍野”5长江中游的蕲春县“学之闲田悉以种桑”6。云南爨、僰之人虽知蚕桑但未得其法张立道于至元初进入云南推广种制之法结果“收利十倍于田云南之人由是益富庶”（《元史·张立道传》）。在知州的倡导下江浙地区的海宁州（治今海宁西南）亦是一派“桑柘榆柳交荫境内”（《元史·臧梦解传》）的景象。 宋代的广南西路（治今广西桂林）、川陕路是苎麻的主要产区元初已推广到河南。山西地区土地亦适宜种麻麻布成为当地特色产品农民以此“贸易白银以供官赋”1。 元代产茶区主要分布于长江以南。宋代茶叶种植区域以成都府路、利州路、江南东西路、淮南路为主特别是淮南北宋时增设了十三处山场但两宋之际生很大变化山东、河南的大片茶树或是“恣民耕樵”或是“率多枯槁”（《金史·食货志四》）因此入元以后主要产茶区明显向南推移其分布可归纳为两种类型一是政府实行榷茶、征收茶课的江西等处榷茶都转运司下辖的若干产茶区：杭州、宁国、龙兴、建宁、庐州、岳州、鄂州、常州、湖州、潭州、静江、临江、平江、兴国、常德府、古田建安等处2。另包括四川即四川地区也遍布茶场3。第二种类型是皇室直接控制的茶1马祖常：《广平路总管邢公神道碑》载《元文类》卷六七。 2陈孚：《真定怀古》载《元诗选》二集丙集。陈孚卒于大德七年他回忆的应是元初期的景象。3《马可波罗行纪》11o章《京兆府城》冯承钧译本。 4余阙《梯云庄记》《青阳先生文集》卷三；乃贤：《颍州老翁歌》《金台集》卷一。5赵孟頫：《大元故嘉议大夫燕南北道提刑按察使姜公墓志铭》《松雪斋文集》卷八。6《说学斋稿》卷上《蕲春县兴学颂》。 1郝经：《河东罪言》《陵川文集》卷三二。 2《元典章》卷七《吏部》一《官制》一《资品》。榷茶都转运司的设置有一个过程此不赘但上列十六处榷茶区不久取消湖州、鄂州两处增列江州（《元典章》卷九《吏部》三《官制》三《场务官》）。十多年后罢去淮南仅有的庐州（《元史》卷二一《成宗纪》四）。至大元年又以龙兴、瑞州为皇太后汤沐邑“其课入徽政院”（《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茶法》）。元后期大概仅存七处（《元史》卷九七《食货志》五《茶法》）。 区它们负责上贡精绝品种。宋代在福建建安设“岁取上供”的官烘三十二采茶、制茶工两千多人4元代“掌供玉食”的宣徽院下辖的“常湖等处茶园都提举司”拥有七个提领所（乌程、武康德清、长兴、安吉、归安、湖汶、宜兴）加上另一个“建宁北苑武夷茶场提领所”（《元史·百官志三》）共拥有采茶、制茶工二万五千以上。除上述榷茶和贡茶的茶叶产区之外广州、云南等地也遍布茶场1。作为脱离农业而独立经营茶叶生产的专业户称为茶户、园户、磨户或山场小民2。茶叶除传统品种外忽思慧《饮膳正要》见记载的尚有河南的温桑茶3“出直北地面味温甘”的女须儿“出本土味甘涩煎用酥油”的西番大叶茶。 元代中期以后农业衰敝气象的显现蒙古贵族取金、宋而代之后虽给传统的农业社会注入了一些新的活力但就总体而言旧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积弊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并且还带来了一些新的落后因素。蒙元时代的农民遭受的压榨和剥削是多方面的（详参《赋役》部分）。就社会关系而言统治阶级由贵族、官僚、上层僧侣、大地主和豪商组成被统治阶级有包括自耕农在内的“诸色户计”有处于最下层的奴婢和佃农。元代奴婢数量空前增加但直接从事农业生产者所占比例不大所以元人认为“国家以农为重然人家耕种出于佃人之力不可不以佃人为重”4。作为农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佃户与主人之间的关系主要以契约形式构成但佃户对主人的隶属关系尚不见明显松动的迹象。元籍记载说浙江安吉一地主以好食鸡著称一日经过佃户家佃客投所好而烹鸡他凭几午憩鸡熟而主未醒佃客乃“侍候于旁”1；黄岩地方风俗“贵贱等分甚严佃户见主不敢施揖”（黄涛：《闲中今古录》卷二）。主人还可任意役使佃户及其子女干涉其婚姻。在河南陕州地区有的将少量荒远土地“夹带佃户典卖”称“随田佃客”甚至将佃客“计其3征榷川茶的机构于至元二十二年最后定名为四川盐茶运司它的分支机构遍布四川各地（《元典章》卷九《吏部》三《官制》三《局院官》）。 4参见华山：《从茶叶经济看宋代社会》载华山：《宋史论集》齐鲁书社1982年版。1如广州诸县都产茶（《大元一统志》卷九《广州路土产》）云南地区的茶叶是百姓主要贸易品种之一（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金齿百夷》）。 2散见于《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课程·茶课》等篇。 3《金史》卷四九《食货志》四称其“实非茶也”。 4陈元靓：《事林广记》卷八《人事类》（上）《治家法度·佃客须加宽恤》。佃人有庄客、佃客、浮客、租户、种户、种地人、地客、火客、屡人等多种称谓。 1孔齐：《至正直记》卷三《好食鸡》。 口数立契或典或卖不立身份与买卖牲口无异”2体现的是更为落后的生产关系。地租有分成租（从文献记载看对分制比较普遍）较多实行定额租制。佃户按所属主人的不同可分为三类一是官田佃户租额一般是一斗五升至三斗三升。二是职田佃户租米由六斗至一石甚或三石。三是私田佃户租米有三斗至一石谷有一石三斗至二石六斗其中如浙江地区的寺田少至四、五斗多至租米一石至三石二斗。按国家规定上田地租不过亩输三升上述租额至有过十倍者究其原因除地主“恣意多取”外另有值得注意之点即“吐退转佃”现象非常普遍3。官田往往由权豪势要承佃包租（称总佃）往下再有“分佃”者4另有帮助地主经理田租的管干（职田称提控总领）地租由此层层加码。职田佃户九品不下三五十户三品至五品七百户。私田佃户为数更多“富室有蔽占王民奴使之者动辄百千家有多至万家者”（《元史·武宗纪二》）。大护国仁王寺有佃户三万七千多户5而“杭州省里管着寺家的佃户约五十万户有余”6。高额地租加上各种敲榨苛索使大批佃户维持再生产的能力极其薄弱危难之际多举高利贷饮鸩止渴如大德八年江浙省臣即反映：“江南佃民多无己产皆于富家佃种田土分收子粒以充岁计。若值青黄未接之时或遇水旱灾伤之际多于田主家借债贷粮接缺食用”田主则“必须勒令多取利息方才应付；或于立约之时便行添答数目以利作本。才至秋成所收子粒除田主分收外佃户合得粮米尽数偿还本利更有不敷抵当人口准折物件以致佃户逃移田地荒废”1。 元代土地兼并、集中的程度十分严重。据《元史》统计贵族、官僚、寺院的赐田数分别为二千七百余顷、一万四千七百余顷和十六万七千余顷共十八万五千余顷2。如至大二年（13o9）赐鲁国大长公主祥哥剌吉平江稻田一千五百顷泰定三年（1325）赐伯颜河南田五千顷大承天护圣寺所得赐地至少在十六万余顷3。一般大地主占地的数额相当惊人如延祐年间松2《元典章》卷五七《刑部》十九《禁主户典卖佃户老小》。 3《通制条格》卷十六《田令·拨赐田地》。 4《元典章》卷十九《户部》五《田宅·官田·转佃官田》；《元史》卷一八四《王克敬传》；《元史》卷三六《文宗纪》五。 5程钜夫：《大护国仁王寺恒产之碑》《程雪楼集》卷九。 6《通制条格》卷三《户令·寺院佃户》。 1《元典章》卷十九《户部》五《田宅·种佃·佃户不给田主借贷》。 2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乙编《唐宋元明清田地、田赋概况》乙表25《元代的赐田》。梁先生仅依据《元史》统计而且赐田因时因政治原因变化尚有赐而拘收、转拨诸多因素故统计数目仅反映一个大概情况。 3至顺元年与至正七年两次赐给该寺山东土地数量均在十六万余顷可能是拘收后又拨赐或后一次是重复颁布似不应重复计算。 江下砂场瞿霆“有当役民田二千七百顷并佃官田共及万顷”（杨瑀：《山居新语》）。朱清、张瑄两家田宅“遍于吴中”4。因而元代前期的赵天麟指出在江南地区“贫家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荆楚之域至有雇妻鬻子者。衣食不足由豪家兼并故也”（赵天麟：《太平金镜策》）。后期名臣余阙也说：“吴人之兼并武断大家收谷岁至数百万斛而小民皆无盖藏。”5再如福建崇安地区共有田五十都（都是乡村中按一定土地数量划分的地域单位也是县以下的一个基层单位）税粮六千石而约占总户数十分之一的五十多户“大家”负担的税粮占去百分之八十三（五千石）其余十分之九的佃户仅纳粮一千石占百分之十七“大家之田连跨数郡而佃民之粮或仅升合！”（《元史·邹伯颜传》） 入主中原的统治者最初在政治上显示出一些振兴气象因而他们制订和规划的“重农”举措收到一定成效但不久局势逐步逆转大德元年前后一系列“妨农之役”已成为社会公害中央不得不申令罢免（《元史·食货志一》）。随着吏治的日益败坏原来行之有效的种种举措便明显走向自己的反面而一不可收拾如中期和后期的大臣都相继指出地方政府和劝农官名为“劝农”、“养民”其实却是“扰之”、“劳之”、“废之”1。前述苗好谦献“种莳之法”曾因收效显著而广为推行但到了延祐年间“有司不能悉遵上意大率视为具文而已”（《元史·食货志一》）。又如屯田据当时人揭示因“所用者多非其人”武宗以前已全面呈现“废弛”局面2。设置常平仓是保障农业生产正常进行的辅助性措施但忽必烈时代已名存而实废。生产工具的经营权由官府把持质次价高忽必烈时代已形成坑农图利的一大祸害农民叹道：“一铧废夺十农功办与官家多少利。劳形馁腹死甘心最苦官拘卖农器3！” 吏治败坏也给农业命脉所系的水利灌溉带来无穷灾难这方面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地方权豪的直接破坏他们在排灌系统地带或是围水起田或是起立碾硙图利使得原来兴建和疏浚好的灌溉系统的排洪渠道遭严重毁坏如在黄河流域遇到干旱河身涸露水泊淤地便多为势家所据“忽遇泛滥水无所归遂致为害”（《元史·河渠志二》）。广济渠修成后曾灌溉良田数万顷但后来豪民沿渠立堰起立碾磨河北保定清苑水塘也生类似情况结果是“沙塞堤圮”、“灌溉利绝”1。这类情况在江南水网地区更为严重如镇江路练湖（在今江苏丹阳市西北）豪势之家在湖中筑堤围田4陶宗仪：《辍耕录》卷五《朱张》。 5余阙：《宪使董公均役记》《青阳山房集》卷四。 1张养浩：《三事忠告》上《宣化第五·劝劳》；许有壬：《至正集》卷二四《公移》一《农桑文册》。2《元史》卷二二《武宗纪》一卷一五o《何玮（何伯祥子）传》。 3胡祗遹：《农器叹》《紫山大全集》卷四。 1《元史》卷六五《河渠志》二；刘因：《清苑县尹耶律公遗爱碑》《静修文集》卷四。耕种“侵占既广不足受水遂致泛滥”。吴松江是浙西太湖地区十分重要的通海排洪渠道；淀山湖上承太湖下经黄浦江东向入海也是太湖地区蓄水、排洪的自然湖泊但权豪势要不断占荡、筑堤为田每遇水旱必然泛滥成灾（《元史·河渠志二》。自然灾害在所难免但与政治结合起来后果就相当严重所以早在大德之初“妨农之役”屡兴不绝之时随之而来的情况就是“旱暵雨之灾迭见饥毁荐臻民之流移、失业者亦已多矣！”（《元史·食货志一》）元代中后期全国性的自然灾害层出不穷如至大元年（13o8）夏秋之间地震、风雨、饥荒、疫疠连作巩昌、归德、泰安、济宁、真定、江浙各地“庐舍荡析人畜俱被其灾”“死者相枕藉父卖其子夫鬻其妻哭声震野”（《元史·武宗纪一》）。次年益都、东平、东昌、济宁、河间、顺德、广平、大名、汴梁、卫辉、泰安、高唐、曹、濮、德、扬、高邮、滁等地“蝗蝝遍野百姓艰食”（《元史·武宗纪二》）。天历年间又因水、旱、疫等灾害陕西饥民达一百二十三万余口河南府路饥民二万七千余口江浙北部饥民六十余万口南部饥民十一万八千余户华北及黄河中下游饥民六十七万六千余户凤翔府饥民十九万七千余口（《元史·文宗纪一》）。元统二年和后至元三年京畿水灾饥民四十余万。江浙先后两次大灾饥民分别为五十九万和四十万（《元史·顺帝纪一、二》）。至正四年和五年大河南北先旱后疫“赤地千里黄尘飞麦禾槁死粟不熟”“民之死者过半”1全国主要经济区的农业生产由此出现较明显的衰敝气象。 1乃贤：《金台集》卷一《颍川老翁歌》及余阙后注（余阙文亦见《青阳集》卷八《书合鲁易之作颍川老翁歌后续集》）。 第四节畜牧业蒙古贵族以“弓马之利”取天下后其畜牧业向内地特别是向华北地区大力渗透而内地也以各种方式支援牧区经济在大统一的国度里形成农牧经济交相渗透的局面。然而由于元代频繁用兵、自然灾害的影响以及统治集团的滥行耗费使得有可能呈现展势头的畜牧经济很快陷入蹇涩、衰微的境地。 畜产品的巨额需求与来源大蒙古国建立以来庞大的国家机器对畜产品的需求比过去大幅度增加了。除蒙古、色目人的日常巨额消费外另有一系列特殊需求：一是统治集团的奢侈消费。以武宗登位时举办的忽里台聚会为例宴乐七日每日食用马四十羊四千另用马七百、羊七千挏乳洒地使斡耳朵附近“积乳之广有如银汉”1。一般朝会也得用一百零五辆车和九十匹马装载马奶提供饮用。 此外皇室祭祀、宫人出入、上都巡行等一系列活动都必须按例为皇帝和僚属提供大批马匹和肉食乳酪2。礼佛开支也相当惊人以延祐二年（1313）二月的一次统计为例各寺修佛事曾“日用羊九千四百四十”（《元史·仁宗纪一》）。皇室之外见于记载的有权臣燕铁木儿一次宴会要宰杀十三匹马（《元史·燕铁木儿传》）。后人还统计过宋室后、妃人等被俘后每日支取的羊肉达一千六百斤之多3。第二大需求是军事供给。元代频繁用兵因而在原有装备之外不断进行大规模征敛据《大元马政记》记载从忽必烈中统元年到泰定帝致和元年（126o—1328）期间曾多次以“和市”与“刷马”的名义征取马匹其中比较明确是出于军事目的而有数字记载的大约十二次数量达一百万头。第三大需求是为驿站配备牲畜。元代有驿站约一千五百处6站用马、牛、驴、狗、车有些水站用船也用畜力牵引必须常年维持的牲畜总数约分别为：马六万、牛一万、驴六七千另有作为“思”、消耗量更大的羊、猪之类4。第四大需求是赐予或赈济。元1《瓦萨甫史》转引自多桑《蒙古史》冯承钧译本第六章。 2《元史》卷一oo《兵志》三《马政》。本篇未注出处的内容多见于《元史·马政》及《大元马政纪》。3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o《金元二朝待宋后厚薄不同》。 4《马可波罗行记》97章《从汗八里遣赴各地之使臣铺卒》及其“注戊”。行纪称每站备马二到四百匹一半应役一半牧放休养总数在三十万匹。此说值得怀疑。众多材料表明有的驿站只有站马一二十匹仅大都等少数驿站有数百之数。大德年间留存的记录表明腹里、河南、辽阳、江浙、江西、湖广、陕西、四川、云南和甘肃十地的马匹总数在四万五千余头（《经世大典·站赤》载《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二——一九四二三）如果加上岭北、西北及通往吐蕃等地的驿站应不过六万匹。牛、羊等数量亦廷对贵族权豪不时赐予畜产品另因大漠南北战乱和自然灾害频繁出现了大批流民和饥民迫使元廷不得不时时以包括畜产品在内的各种财物相赈济。第五大项目是屯田所需大批耕牛。元代初期政府曾不断提供牛具种子鼓励人民垦荒这种措施更广泛地施行于屯田政府每设置一处屯田或每向屯田区派遣生产人员按例要配给牛具种子。全国屯田总数在二十万顷以上（见“农业”条）政府用各种方式组织、支拨的耕牛当在二、三十万头左右1。第六大项目是向手工业有关部门提供毛、皮、革、骨等原料。这类原料的提供固然不必以专项牲畜饲养为条件但无疑得以达的畜牧业为基础。 巨额的畜产品需求进一步强化了游牧民族对牲畜的法权观念。元律规定“诸盗驼马牛驴骡一赔九”盗窃各类牲口的主从犯都施以不同数量的杖责处罚而“盗系官驼马牛者比常盗加一等”（《元史·刑法志三》）。元廷对全国牲畜还实行统制性管理律文多次强调不得“偷宰”、“私宰”牛马特别严禁宰杀母牛、羊羔和怀孕的牲畜2马匹并严禁出口（《元史·刑法志四》）牛马病死也必须申报备案。 蒙元之际在征战中的大量卤获不仅充实了蒙古部队的军事装备也构成了日后蒙元政权的畜牧业基础。全国统一后为了保证浩繁的供给元廷制定了一些相应的制度与措施如建立规模空前的官营牧场1（分布状况见下文）以便为皇室提供“御马”、“供宗庙影堂、山陵祭祀”及“玉食之挏乳”。第二项重要措施是实施羊马抽分（忽卜绰儿）2。据徐霆所见“其地自鞑主、伪后、太子、公主、亲族而下各有疆界。其民皆出牛马、车仗、人夫、羊肉、马奶为差。盖靴人分管草地各出差贵贱无一人得免者”3。后来抽分比例逐步确定基本精神是按窝阔台与贵由时确定的标准详《经世大典·站赤》。 1二十万顷大概合今一千三百万市亩（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之《附录》二《中国历代度量衡变迁表》（丁）《中国步和亩的进位变迁表》之“附记”载汉武帝后亩的面积无大变但折合今亩列有两说一是o.69156市亩一是o.616o32市亩我们取其折中数o.65市亩）。而一头耕牛（有壮、弱之别水牛、黄牛耕作能力也不尽相同）在每个耕作季节大约耕作四十亩。另有旱地、抛荒地等因素因此我们对耕牛数采用保守性估计。 2《元典章》卷五七《刑部》十九《偷宰马牛》；《至元杂令·禁宰孕畜》见《元代法律资料辑存》黄时鉴辑点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1官牧场由专门机构管辖：中统四年于太府监下设群牧所不久升尚牧监又升太仆院改卫尉院卫尉院废后立司仆寺下辖于宣徽院后改隶中书省。 2《大元马政记》转引宋本《至治集》成宗时每年七、八月间派人分至下列十五处抽分：虎北口、南口、骆驼岭、白马甸、迁民镇、紫荆关、丁宁口、铁门关、浑源口、沙静州、忙安仓、库坊、兴和等处、辽阳等处、察罕脑儿。 3彭大雅著徐霆疏：《黑鞑事略》。 满一百或三十抽取一只低于三十者免抽。诸王在履行“租费”义务时采用的是每年缴纳“上供羊”的名义4征形式似有区别但具体内容尚不清楚。汉地的标准似有不同忽必烈时代的胡祗遹以“税羊并重”为题说：“既于每群内不计多少抽分讫羊又行收毛收皮纳税每遇造作复于民间取要”甚至“每活牛一头摊钞五百文、一贯”（胡祗遹《紫山集·杂著·民间疾苦状》）直到成宗大德八年（13o4）时汉地抽取标准才与蒙古人趋于一致5。其三在“遇征伐及边圉乏马”的情况下元廷便大规模实行“和市”与“拘刷”以“应仓卒之用”括取的数额更为浩大对象包括诸王、驸马、公主以及汉地的养马户、各级官员和驿站。所不同的是在紧急情况下元廷向诸王和市马匹时付出的钞币要高于其他。其四诸王在入朝或在通常情况下也时有贡献如至元三十一年五月（成宗在位）诸王亦里不花入朝“以瘠马输官”（《元史·成宗纪一》）大德八年十一月宁远王阔阔出“以马万五百余匹给军”1。皇庆元年和二年察合台后王贡马驼、珠宝等物（《元史·仁宗纪一》）至顺二年二月荆王也也不干“贡犛牛”（《元史·文宗纪四》）。至正十二年八月齐王失烈门“献马一万五千匹于京师”（《元史·顺帝纪五》）。对诸王的贡献元廷亦照例以高出一般和市标准的数额予以酬答因而与一般和市并不存在实质上的差别。诸王之外畜牧业比较达的地区可能也存在向中央进贡的义务或成例如云南行省于至元三十一年奉命转献给梁王的二千五百匹马可能就是该地“岁贡马”的定额（《元史·成宗纪一》）。 大漠南北畜牧业概况大漠南北的畜牧业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展过程。当蒙古人的祖先——蒙兀室韦的母族——室韦处于部落联盟阶段时其畜牧业还停留在“无羊少马有牛不用”（《新唐书·北狄·室韦》）的状态。大概从七世纪初开始附属于突厥的部分室韦人随同契丹、奚等北方部族迁入大青山地区。九世纪中叶以后室韦—达怛人又大批进入大漠南北于是受突厥、契丹和女真等族畜牧业和中原经济文化的影响蒙古人的畜牧业获得长足的进步。作为社会经济展重要标志的铁制工具的数量和种类有了进一步扩充1。畜产品中马成为占据要地位的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又是狩猎和战争的重要工具；羊的乳、肉、皮毛则成为牧民生活不可须臾或缺的生活资料；牛是仅次于羊的食物来源和交通工具；骆驼主要使用于交通特殊情况下可充作饮食4《元史》卷五《世祖纪》二载中统三年正月“忽剌忽儿（哈赤温孙）所部民饥罢上供羊”。5《元史》卷一九《成宗纪》二卷二一《成宗纪》四。 1《元史》卷二一《成宗纪》四。《大元马政记》未载该年和市事。 1《蒙古秘史》卷下卷二；彭大雅著、徐霆疏：《黑鞑事略》；多桑：《蒙古史》上册页151。之用。与此同时逐步形成了驾驭、畜养牲畜的技术特色。于是十至十三世纪初畜牧业已占据草原地区社会经济生活的主导地位并且漠北森林狩猎民也逐渐向游牧经济转化从而使蒙古畜牧业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据出使北方的宋代使臣所见“往来草地未尝见有一人步者。其出军头目骑一马又有五、六匹或三、四匹马自随常以准备缓急无者亦一、二匹”；“凡马多是四、五百匹为群队”；“彼国中有一马者必有六、七羊谓如有百马者必有六、七百羊群也”2。以十世纪后半叶的札剌亦儿为例该部物力达七十库伦（一千车为一库伦）以一车一马计算仅马匹一项就至少达七万头盛况可见一斑。到了窝阔台时代大漠南北的社会经济据说已达到“羊马成群旅不赍粮”（《元史·太宗纪》）的程度。 元朝统一后作为祖宗“龙兴”之地大漠南北在全国占有特殊地位元廷在立行省、派镇王的同时频繁调动内地人力财力、采取多项措施支援牧区经济。这些措施主要有以下几项先是不断派遣内地各族人民给予牛具种子进入牧区打井开渠在和林、称海、谦州、吉利吉思、五条河及杭海、金山之北等地大力兴办屯田。武宗、仁宗时期元廷还多次放农具种子令蒙古贫民“屯田以自赡”1并采取积草、储粮措施预防凶荒又责成内地制造合符规格的马槽定期提供给蒙古部民。而从内地调粮食钞帛赈济灾民和贫民的事例更是不胜枚举。这些举措对稳定、改善或复苏牧区经济多少起到一些作用。此外元廷又制定“重利诱商贾致谷帛用物”和“急募富商大家”致粟实边2政策使单一的游牧经济不断得到补给和改善。元人描述道：“和林百年来生殖殷富埒内地”3又说漠北地区“数十年来婚嫁耕植比于土著；牛羊马驼之属射猎贸易之利自金山、称海沿边诸塞蒙被涵照咸安乐富庶忘战士转徙之苦。”4就史料反映的情况看统一以后的草原经济获得了多方面的展这是一个新的特点。尽管记载畜牧业本身展状况的史料尚嫌不足但就这一特点而言入元以来草原畜牧业经济在一定时期、一定地区仍有相当程度的展这个结论是比较符合逻辑的5。 2彭大雅著、徐霆疏：《黑鞑事略》；赵珙：《蒙鞑备录》。 1《元史》卷二三《武宗纪》二卷二五《仁宗纪》二卷二六《仁宗纪》三。2虞集：《岭北等处行中书省左右司郎中苏公墓碑》《道园学古录》卷十五。3许有壬：《苏志道神道碑》《至正集》卷四七。 4虞集：《岭北等处行中书省左右司郎中苏公墓碑》《道园学古录》卷十五。5关于元代以来的草原畜牧业经济符拉基米尔佐夫持“急剧衰退”论（《蒙古社会制度史》第二编《中期（14—17世纪）蒙古人的社会制度——封建制度的兴盛》第一章《中期的蒙古人及其经济》刘荣焌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史社会史室1978年）此说得到中外学者的支持但也有持相反意见的而后者似乎多从兴办屯田、展工商业与强化畜牧业管理的角度予以阐畜牧业本身的展似未得史料的充分佐证相反史料更多反映了畜牧业衰退的趋势。尽管如此本文认为判断“展”与否不应片面牧地的分布蒙元时代的牧场、牧地的范围呈明显扩大的趋势。除大漠南北（包括窝阔台子阔端以西凉府为中心的“分子”）外牧地以比较大的规模向南北推进。牧地扩大的成因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皇帝和各大斡耳朵等名义下广建十四道官牧场。按其大体方位属于大漠南北的牧地有：“折连怯呆儿等处”1含千户十九个百户一个和其他牧地五处；“玉你伯牙等处”（从上都西北往南至张家口一带）2百户八个另有十处牧地。漠北中部两道自东向西：“斡斤川等处”千户六个另有四处牧地；“阿察脱不罕等处”共十一处牧地3。漠北至上都附近、陕西一道：“哈剌木连等处”4共十五处牧地。漠北怯绿连、斡难河至内蒙中部一道5：“阿剌忽马乞等处”百户七个另有四处牧地。贝加尔湖东西之地一道：“火里秃麻”地。甘肃境内一道：“甘州等处”共十二处牧地。此外河北北部有京津地区的“左手永平（治今河北卢龙）等处”（含七处牧地）和“右手固安州等处”6（含四处牧地）。“芦州”牧场（“芦”似应作“庐”在今安徽合肥地区）山东境内有“益都”牧场。云、贵有“亦奚不薛”牧场。南韩境内有“高丽耽罗”（指今南韩济州岛）牧场。大漠南北的官牧场均拥有多处牧地这些牧地都不集中成片而是散处各地；并且每一道牧场的牧地散布的地域比较广阔分布于原有的封地之间。并且往北新辟了火里秃麻牧场向南又在农耕区增置了一些牧场。 国有牧场牧养的牲畜有马、牛、驼、骡、羊以马为主。马匹“或千百或三五十”为群左股烙有官印号“大印子马”。从夏到冬“随地之宜行逐水草”十月返回本牧场。元廷于九、十月差太仆寺官往各处点视所产之驹烙上官印。各地牲口数造蒙、回、汉字文册存档、上报“其总数盖不可知也”。牧人称哈赤、哈剌赤“父子相承任事”设千户、百户管领。另有昔宝赤、火你赤等怯薛职官掌管牧场。如有三马病死牧人必须赔偿大局限于史料；并且我们总不能这样推论牧区获得了多方面的支持而无助于畜牧业的展。1折连怯呆儿即折连川在今吉林通辽市东北。各道牧场包含的地名一时多难考订这里仅从各道牧场中选出可以指出今地者以概见每道的大致范围和走向。 2其中桃山（太师月赤察儿所在桃山分出地）应在今张家口西北。 3两道均于怯鲁连置有牧地后一道有“成（称）海后”牧地。 4内“军脑儿地”在乌兰巴托东南面“云内州（治今内蒙土默特左旗西北）地”与“察罕脑儿地”（今内蒙太仆寺旗东南、上都附近）在内蒙“开成路黑水河地”应在今陕西周原南面。而“玉龙■彻地”似指今内蒙二连浩特附近的玉龙栈而非中亚境内的玉龙杰赤。 5阿剌忽马乞在今内蒙阿巴哈纳尔旗东北。 6内“青州”疑有误当作“清州”治今河北青县。 牝马一匹死二匹偿二岁马一匹死一匹偿牝羊一只“其无马者以羊、驼、牛折纳”。泰定年间还为皇家特需的黑玉面、赤花、赤玉面等“有毛色之马”（号“异样马”）“别赐牧地自为一群”。 元代一批宗王南下进驻各地是牧地扩大的又一重要原因。这些宗王们一般都拥有相当规模的围猎场所其中便包含一定数量的牧地。宗王们可分为军事出镇和因故留驻两种类型前者从忽必烈时代开始分封一般以各自的投下分地为基点分镇陕甘、云南、吐蕃、河西、江淮、漠北、辽东等要害地区（辖区往往有所变动）其中除去分镇漠北等地的宗王外南下的主要有安西王（驻京兆）、云南王和梁王（镇云南）、西平王（镇吐蕃）、镇南王（镇江淮）、威顺王（镇武昌）、宣靖王（镇益都）、宣让王（镇庐州）等。另有几名曾被放逐的宗王：仁宗分镇怀州文宗先后被安置在海南、金陵、江陵顺帝被安置在桂林。据《大元马政记》载陕西行省“无牧地”至元三十年曾为所拘刷马匹的交纳地点请示元廷答复是：“先有成言与阿难答（即安西王）。”同书记载江淮地区拘刷到的马匹按例交镇南王而云南的贡马也往往就地拨给云南王1。可见镇王一般都在辖地内置有牧地有的还采取种种手段大幅度扩充牧地2。 少数宗王因种种原因一度留驻位下分地较著名的有察合台曾孙阿只吉大王（驻管州治今山西静乐县）、贵由后人大名王（驻大名）、窝阔台后王小薛大王（驻汴梁等地）、别里古台后王霍历极（驻恩州治今山东恩城）等这些宗王同样保留原有的游猎风俗他们的牧地多数由朝廷颁赐并且“诸藩牧马地民不敢犯”。以小薛大王为例他的分地原在睢州（治今河南睢县）至元二十八年朝廷特赐潞州一带作为他的牧地3。搠只哈撒儿后人八不沙大王也是留驻宗王拥有包括牧地在内的“营盘地土”一万一千余顷4。值得一提的是诸王、公主、驸马多数留驻蒙古本土而遥领征服地区的分地但他们往往派遣“随营诸色户计”“前来随处看守庄子放牧头匹”5因而可以比较肯定地说为数众多的分地特别在中原、华北的广大地域内的分地中散布着许多贵族的牧地。 驿站也拥有牧地。据马可·波罗记述驿站站马一半应役一半留牧地牧养以一月为周期互相取代1。因而在有条件地带置有不得“侵冒”1《元史》卷十八《成宗纪》一。 2详袁桷：《郑公行状》《清容居士集》卷三二；《元吏》卷八《世祖纪》五卷一三五《塔里赤传》卷一五一《奥登世英传》等。 3《山右石刻丛编》卷三六《潞州学田记》。 4《通制条格》卷二八《扰民》；《元史》卷二一《成宗纪》四。 5《通制条格》卷二《户令·至元八年圣旨·诸王公主驸马并诸官员户计》。1《马可波罗行记》中册第2卷第97章《从汗八里遣赴各地之使臣铺卒》并见《剌木学本第2卷第2o章之异本”（注戊）。沙海昂注、冯承钧译商务印书馆。马匹一般由站户分散饲养在牧区和农牧交汇的“牧马草地”2的情况应该比较普遍。 以上列举了蒙元时代牧地形成的几个主要成因从中可约略看出全国牧地的分布状况而这种状况又与畜牧业的展水平基本一致即与各地牲畜的多寡基本一致。就全国范围而言北方、西北地区自不待言；江南地区“养马者少”所以牧地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北从《大元马政记》记载的“和市”及“拘刷”数额综合考察（“和市”、“拘刷”的对象不仅是汉地民户更主要的是诸王、贵戚乃至包括蒙古、色目人在内的官员、军士和站户）以马为主要标志的畜产品的数量最多的是腹里地区其中河北有大都、兴和、真定、河间、保定、大名、广平、顺德、永平诸地山东有益都、般阳、济南、泰安、东平、济宁、德州、淄莱、曹州、东昌、恩州、濮州、宁海、冠州、高唐诸地山西有冀宁、晋宁、大同诸地。河南行省有汴梁、卫辉、淮东、荆湖北道、汝宁、安丰、泸州、南阳、安庆、德安、归德等地。辽阳、陕西、湖广则次于上述地区。 畜牧业的影响及其衰败游牧民族的价值观念在蒙元时代影响深广。从文献和文艺作品反映的情况看畜产品已在全国范围内被当作“准折”财产的重要依据政府亦将“多养牸牛、母羊”作为劝农桑、正风俗的一项重要内容广泛号召“各县乡有宜畜牧去处”的“有力之家”“随时牧放如法栅圈”1因而寺院、官僚、地主甚至一般百姓比较普遍地从事牲畜的牧养从而为农业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然而蒙元时代的畜牧业也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或者说它虽是一个统治民族的优势但其规划与展又存在无法克服的弱点这可从以下两个主要方面体现出来。 先蒙元时代的畜牧业以官营和贵族经营为主建立全国性的统一政权后元廷虽然采取了一些措施改善牧区的条件但仅限于利用中原的人力物力弥补畜牧业的不足而没有象重视农桑那样从展经济角度着眼于农业与畜牧业的优势互补全面组织规划畜牧业的展当然更不可能注重生产关系的改善。忽必烈统治后期卢世荣看到了当时的供求矛盾提出一个大胆的规划这就是用官方财力在上都、隆兴等路组织币、帛到牧区贸易羊马选蒙古人牧养收取皮、毛、筋、角、酪酥等物给牧人二分区设置牧地的条件无疑更好一些。 2如“大同东胜州之吴滦永兴马牛三驿”就置有“牧马草地”（黄溍：《辽阳等处行中书省左丞亦辇真公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四）。 1王结：《善俗要义》之四《育牝■》见《吏学指南》（外三种）《元代史料丛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王结是元中期大臣大德年间曾任典牧太监仁宗即位时出为顺德路总管官止于翰林之职。元政府将他的这篇著述往各地予以推广。 官取八分；“马以供军兴羊以充赐予”（《元史·卢世荣传》）。卢世荣这一设想的积极意义在于通过承包方式将牲畜交给牧民放养从而使之摆脱对贵族的隶属关系2。这样元廷所必需的牲畜就有了可靠源。显然卢世荣的计划并未得到推行终元一代“军兴”与“赐予”这两项最大的畜产品支出是采取消极手段即通过大规模所谓的“和市”、“拘刷”等方式去实现的。官营与贵族经营畜牧业不但没有为元廷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还给农耕区带来了很大的骚扰与破坏。在征服中原前后由于生活和军马饲养的需要部队及其随营团体（奥鲁营）大量废耕田为牧地一些贵族与军将还乘势抢占、扩充牧地。后来随着大批军队的退出和统治的稳定这种势头在忽必烈时期得到遏制1并且元廷又多次颁布退还耕地的法令原先在农耕区的牧地呈现缩小的趋势2但如上文所述中原、华北地区仍然分布着一批牧场这些牧场由特权阶层经营并伴随大规模的围猎活动便不可避免地带有很大的破坏性：在抚州（即隆兴府治今河北张北）、宣德（治今河北宣化）、云州（治今河北赤城县北云州）、兴州（治今河北滦平西）、松州（治今辽宁赤峰市西南）和固安等农牧交汇区一线每年定期有官马、官驼前来放养（马从夏至冬驼自九月初到次年四月）。中原、华北地区牧地的马匹则随时纵放、散逸在广大农田之间因而牲畜“嚼食桑枣果木诸树”、“侵扰居民蹂践禾稼”3的事件不胜枚举而无法禁止。政府和诸王马驼有时还直接摊派民户饲养；国有马匹的饲料每年“征诸内地”造成“民日益病而有司赋之日益急”的局面又给内地带来极大的骚扰1。其次是政局与自然灾害的影响。元朝统一后大漠南北人口大幅度增加元廷通过设置屯田、展工商和南粮北调等措施并在实际上将汉地的畜牧业当作大漠南北的补充一时维持了牧区社会经济的相对稳定。然而2蒙元时期草原牧民对贵族和各级领的隶属关系进一步加强经济上他们必须承受国家与贵族军将的双重剥削。而被掳掠来的中原百姓实际处于牧奴的身份地位（张养浩：《驿卒佟锁住传》《归田类稿》卷一；苏天爵：《元故正议大夫佥宣徽院使用贞侯神道碑铭》《滋溪文稿》卷十七）。显然上述生产关系不利于畜牧业的展。 1如至元前期四怯薛官要求割大都近郊牧马察必皇后说：“向初到定都时若以地牧马则可今军蘸俱分业已定夺之可乎？”予以制止（《元史》卷一一四《察必传》）；至元二十八年安西王府仗势强夺的十多万顷民田也理退给农民（《元史》卷一五四《郑制宜传》）。另见《元史》卷八《世祖纪》五卷一三五《塔里赤传》卷一三六《阿沙不花传》卷一五一《奥登世英传》等。2《元史》卷二一《成宗纪》四：大德七年（13o3）正月乙酉“益都诸处牧马之地为民所垦者亩输租一斗太重减为四升。”益都诸处是废耕为牧最典型的地区之一元代前期垦田输租已得到政府认可这个事例无疑有很大的普遍性。 3除《大元马政记》外另可详见《元史》卷五《世祖纪》二卷十八、十九、二一《成宗纪》一、二、四等载籍。 1马祖常：《记河外事》《马石田先生集》卷八。 政局连续动荡而导致的战争和自然灾害的袭击很快打破了这种稳定与平衡也给畜牧业造成了直接的损害。 先说战争的影响。元初阿里不哥与乃颜的叛乱相继被镇压后接着是持续八年之久的海都、都哇的反叛。岭北行省建立后似给草原的安定带来转机但不到十年统治集团内部争夺皇位的斗争愈演愈烈大漠南北一次又一次地卷入战乱之中。政局动荡给畜牧业带来了两点直接危害第一元廷加紧了对战马的搜括。据《大元马政记》载世祖时期共刷马五次最后一次预定十万匹竭尽全力止得七万有余其结果“为刷马之故百姓养马者少”。尽管如此成宗登位后不久仍严令“除怀驹带驹马外（除此而外的牝马已列入征调之列）三岁以上（正常规定是四岁以上）皆刷”共十多万匹；文宗即位不久因镇压阿撤罕等叛乱拘刷二十五万余匹；到了天历前后两都之战爆期间又因“军事紧急”而“疾拘收”近六万匹。这样的“和市”、“拘刷”在泰定以前达百万匹之多。军情急迫对大漠南北以外几次大规模的征敛从另一侧面反映了漠北已无力为战争提供全部装备而竭泽而渔式的搜括又瓦解了在“边圉乏马”的情况下南部尚能提供一定补给的物质基础。第二战争加重了自然灾害的灾情更加剧了畜牧业的停滞与衰败。 自然灾害作为影响漠北畜牧业的主要原因这一点受到中外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1蒙元时代见于记载的主要灾情生在中统二年（1261）三月（和林至谦州一带火灾）2、至元二十四年（1287）（北边大风雪与连续七昼夜的“土雨”）（《元史·世祖纪十一》）、大德五年（13o1）七月（称海至北境十二站大雪）（《元史·成宗纪三》）、大德九年（13o5乞禄伦“大风雪”）3、延祐三年（1314）春（铁里干驿“风雪沙土”）4、延祐四年（1317）（朔方“风雪”）5、延祐七年（132o）七月（诸王告住等部火灾）（《元史·英宗纪一》）、至顺元年（133o）九月（铁里干、木邻等三十二驿旱）（《元史·文宗纪三》）和至顺二年（1331）八月（斡儿朵思之地“频年灾”）（《元史·文宗纪四》）。上述重大灾害往往都与战乱交织在一起如至元二十四年北边大风雪生时正值海都、都哇反叛并一度击败元朝漠北驻军控制了和林（《元史·马绍传》）。延祐四年周王和世■的支持者于关1最具代表性的是日本学者的观点见原山煌：《关于蒙古游牧经济之脆弱性的札记》《东洋史研究》41—21982；吉田顺一：《读原山煌&1t;关于蒙古游牧经济之脆弱性的札记>》《内6亚细亚史研究》111984；吉田顺一《蒙古游牧的?基础》《蒙古研究》11198o。 2王恽：《中堂事记》上《秋涧集》卷八o。 3虞集：《宣徽院使贾公神道碑》《道园学古录》卷十七。 4《经世大典·站赤》“延祐元年四月七日条”。 5虞集：《宣徽院使贾公神道碑》《道园学古录》卷十七。 中动兵变两个月后祸及和林这时亦正值漠北“大雪深丈余”6。6虞集：《苏公墓碑》《道园学古录》卷十五。 第二章土地制度与地租第一节土地制度元代土地大致可分为屯田、官田、寺观田和民田四大类。屯田和官田都是国有土地统称“系官田”；寺观田和民田为私有土地。“系官田”的显著增多1是元代土地制度上的一个重要特色。 屯田屯田实际上就是由封建政府直接组织农业生产这是中国古代经常实行的一种生产形式。元代屯田十分达其规模之大组织之密过了以前任何一个朝代。早在元太祖时期屯田已经出现。元太祖九年（1214）令镇海以征金所俘匠、民屯田于兀里羊欢（今蒙古吉尔格朗东南）之地。元太祖十六年（1221）木华黎麾下大将石抹孛迭儿镇守固安“令士兵屯田且耕且战”（《元史·石抹孛迭儿传》）。元太宗至元宪宗时期屯田逐渐推广例如元太宗七年（1235）平阳路（治今山西临汾）等地居民二千户屯田于凤翔（今属陕西）1；元宪宗三年（1253）立屯田万户府于邓州组织屯田（《元史·世祖纪一》）。元世祖时期在全国范围内大兴屯田“内而各卫外而行省皆立屯田以资军饷”（《元史·兵志三》）元代屯田达于极盛。元世祖以后元代屯田没有什么展而且逐渐遭到破坏元武宗至大元年（13o8）中书省臣便曾指出：“天下屯田百二十余所所用多非其人以致废弛。”（《元史·武宗纪一》）。 据《元史·兵志》所载元代屯田人户达二十二万余屯田总面积达十七万五千顷分布于中书省和十一个行省的七十二个司路府州2。 元代屯田的方式主要有军屯和民屯两种。 军屯是元代最重要的屯田方式其类型有二。一是镇戍边疆和内地的军队屯种自给。元人记载说：“世祖皇帝既定海内以蒙古军留镇河上与民杂耕横亘中原。”3所谓“与民杂耕”即屯种自给。二是设置专业的屯田军从事屯种。这是元代军屯不同于以往历代军屯的显著特点。屯田军户主要来源于汉军和新附军他们专事屯种以供军食一般情况下不任征戍。元朝统一之前专业的屯田军便已出现。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诏凤翔府种田户隶平阳军籍毋令出征务耕屯以给军饷”（《元史·世祖纪一》）。1参阅韩国磐：《试论金元时代官田的增多》《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1期。1姚燧：《程介福神道碑》《牧庵集》卷二四。 2参见王廷：《元代屯田考》《中华文史论丛》1983年第4辑。 3虞集：《曹南王世勋碑》《道园学古录》卷二四。 元朝统一后大量抽调汉军和新附军为屯田军屯田军遂遍布各地。 民屯即组织民户进行屯种其组织形式带有浓厚军事性质。从事民屯的人户另立户籍称“屯田户”。内地屯田户或来源于强制签充或来源于招募。边疆屯田户则主要通过迁徙内地无田农民而来。屯田户的生产资料如土地、牛种、农具等或由政府供给或自备。民屯的分布范围也很广泛规模亦大。 屯田土地的来源大致有四。其一是利用荒闲土地如两淮地区的屯田。这是最主要的一个来源。其二是利用前代的屯田如洪泽、芍陂的屯田。其三是以一般官田拨充如至元十三年（1276）以“系官田亩”拨充广元路（治今四川广元）民屯（《元史·兵志三》）；至元十九年（1282）以阿合马的没官田充屯田（《元史·世祖纪九》）。其四是屯户自备土地如鹤庆路（治今云南鹤庆）军民屯田的土地便都是屯种军、民的“己业”1。 元代屯田的管理分属枢密院和中书省两大系统。军屯总隶枢密院分隶各卫、万户府和宣慰司各卫和万户府之下设立专门的屯田千户所和百户所以管屯种。民屯总隶中书省分隶司农司、宣徽院及各行省具体管理或由所在地的路、府、州、县或由专门设立的屯田总管府、屯田署等。 元代大规模实行屯田促进了荒地的垦辟扩大了可耕地面积对边疆地区农业生产的展尤为有利。然而由于屯田生产带有明显的强制性加上吏治、经营和管理不善等原因屯田的经济效果却十分有限甚至入不敷出。这样元代中期以后屯田制就逐渐衰落。 官田元代官田是指屯田以外所有的国有土地。元代官田的数量颇为庞大过了前代。北宋元丰年间（1o78—1o85）有官田六万三千余顷1。北宋末年杨戬等括民田为官田计数三万四千余顷2。南宋除继承北宋在南方地区的旧有官田外又使官田数量有所增加。南宋末年贾似道行“公田法”在浙西地区强买民田三百五十余万亩（《宋史·理宗纪五》）。金代也有大量官田。金世宗一朝在河北、山东等地拘括民田总数达三十余万顷（宇文懋绍《大金国志》卷十二）。金宣宗时河南地区“民地官田计数相半”官田数量为二十四万顷（《金史·食货志二》）。金、宋亡后上述官田转为元廷所有成为元代官田的主要来源。此外宋、金两朝的贵族、官僚和军阀占有的土地也多变成了元朝的官田其数量自然不小。元代中后期1《元史》卷一oo《兵志》三。关于元代屯田土地的来源参见周继中：《元代屯田的组织与管理》《元史及北方少数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o辑。 1马瑞临：《文献通考》卷四《田赋考》四。 2马瑞临：《文献通考》卷七《田赋考》七。 封建政府又通过经理、籍没、接受呈献行“助役田”和购买民田等多种途径来搜括土地使官田日益扩大。 元代官田种类不一主要有一般官田、赐田、职田和学田四大类。 一般官田即封建国家直接占有的官田。元代的一般官田主要分布在江南地区元政府在这一地区设置了江淮等处财赋都总管府江浙等处财赋都总管府以及多种名目的提举司专责管理官田事务。一般官田的收入是元政府的重要财政来源江淮等处财赋都总管府便“岁集楮泉三百余万缗、米百余万石”1。 元廷在逐渐扩大官田的同时不断地将官田赏赐给贵族、官僚和寺院这便是“赐田”。元代赐田之举十分频繁赐田的数量也很大动辄以百顷、千顷计元顺帝至正七年（1347）一次赐给承天护圣寺的田土竟达十六万二千余顷2。据不完全统计元代历朝赐给诸王、公主的田土为二千七百五十顷赐给百官的田土为一万四千七百九十七顷赐给寺院的田土为十六万七千余顷3。元代赐田是元代土地制度中较为突出的现象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矛盾。泰定元年（132o）平章政事张珪上书指出：“天下官田岁入所以赡卫士、给戍卒。自世祖至元三十一年（1294）以后累朝以是田分赐诸王、公主、驸马及百官、宦者、寺观之属遂令中书省酬直海漕虚耗国储。其受田之家各任土著奸吏为庄官催甲斗级巧名多取；又且驱迫邮传征求饩廪折辱州县闭偿逋负至仓之日变鬻以归。官司交岔农民窘窜。”（《元史·张珪传》） 职田即官员的俸禄田。元代职田只分拨给路、府、州、县官员及按察司（后改廉访司）、运司、盐司官员其他官员则只支俸钞和禄米不给职田。官员职田的多寡随品秩高下而定。至元三年（1266）定北方路、府、州、县官员职田至元十四年（1277）定按察司官员职田今据《元史·食货志》的记载列其数如下：路官：达鲁花赤、总管上路各十六顷下路各十四顷；同知上路八顷下路七顷；治中上路六顷；府判上、下路同为一顷。 府官：达鲁花赤、知府各十二顷；同知六顷；府判四顷。 州官：达鲁花赤、州尹上州各十顷中州各八顷下州各六顷；同知上州五顷中州四顷；州判上州四顷中、下州同为三顷。 警巡院官：达鲁花赤、警使各五顷；警副四顷；警判三顷。 录事司官：达鲁花赤、录事各三顷录判二顷。 县官：达鲁花赤、县尹各四顷；县丞三顷；县尉、主簿各二顷。 按察司官：按察使十六顷；副使八顷；佥事六顷。 1陈旅：《江淮等处财赋都总管府题名记》《安雅堂集》卷九。 2《元史》卷四一《顺帝纪》四。 3参见梁方仲：《元代的土地制度》《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补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至元二十一年（1284）定江南地方官和诸司官职田其给付原则是比照北方相同职务官员的职田数减半。除依减半原则比照上列北方官员职田数可推知者外兹据《通制条格》卷十三《禄令》“俸禄职田”将不能比照推知者具列如下：路领官：经历二顷；知事、提控案牍各一顷。 府领官：提控案牍一顷。州领官：上州提控牍一顷；中州都目半顷。录事司官：巡检、司狱各一顷。 按察司领官：经历二顷；知事一顷。 运司官及运司领官：运使八顷；同知四顷；运副三顷；运判二顷半；经历二顷；知事一顷；提控案牍一顷。 盐司官：盐使、盐副各二顷；盐判一顷；正、同管勾各一顷。 政府规定的诸官员的职田数只是一个给付标准实际上官员违制多取职田和职田给付不足额甚至完全未曾给付的情况都是存在的1。职田的收入归现任官员所有官员离任须将职田移交给下任。 学田即官办各类学校所占有的土地。元代在中央设置国子学、蒙古国子学、回回国子学在路府州县设置儒学、蒙古字学、医学、阴阳学等。此外各地还有大量的书院。除国子学没有学田外上述其他学校都占有数量不等的土地其中各地儒学是学田的主要占有者。 元代学田主要从继承前代学田而来。南宋时期学田数量相当可观元初人估计南宋旧有学田“该钱粮三百余万贯石”2。金代的学田也为数不少金章宗时规定：“每名生员给民佃官田六十亩”3。元代统一前后学田为寺观、豪强所侵夺的情况比较严重尤以江南为甚。元中期以后随着元政府对学校的日益重视各地被侵学田逐渐得到了恢复。除沿袭和恢复旧有学田外元代学田有所扩大。第一不少旧有学校通过购置、官府拨给和私人捐赠等途径扩大了土地占有。第二元代在各路府州县新创立了蒙古字学、阴阳学等这些学校也通过官府拨给、购买等方式获取了一定的土地。第三元代好事之家捐田创设书院之风甚盛尤以东南为著且捐田数量不少。元人6文圭论及当时的学田情况说：“名都大邑学廪以千石计；偏方小县亦不下数百石焉”4。事实的确如此。 学田的收入按元廷的规定只能用于以下各项：（1）修理学舍；（2） 供春秋二丁朔望祭祀；（3）供给师生廪膳；（4）支付学官禄米和“贫寒老1《元史》卷一八三《王守诚传》；《元史》卷一二o《察罕传》《元典章》卷十五《户部》一《职田佃户子粒》。 2《庙学典礼》卷一《省台复石国秀、尹应元所献学田》。 3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五o《学田》四。 46文圭：《策问·养士》《墙东类稿》卷三。 病之士”的口粮1。 上述元代各类官田基本上都采用租佃制的生产形式。大多数情况是出租给贫苦农民耕种但在江南地区的一般官田和学田中包佃制也颇为流行。所谓“包佃”即承佃者充当“二地主”将租佃来的土地转手出租。元代的包佃者多为权贵、官僚和豪户。在一般官田中元政府公开允许包佃所以包佃的规模很大如两浙转运使瞿霆一家包佃官田达七十余万亩。学田租额相对较轻因而官僚、豪户趋之若鹜或巧取或豪夺包佃以渔利如嘉兴路（治今浙江嘉庆）儒学、镇江路（治今江苏镇江）儒学、铅山州（治今江西铅山）儒学等都有一部分学田落入了包佃者的手中。江南地区的一些学官也加入了包佃学田的行列元代姚燧曾经指出：“又有身为学官而自诡佃民一庄之田连亘阡陌名（各）岁入租学得其一己取其九。”2由于包佃学田的情况广泛存在影响了学校收入大德十年（13o6）元政府曾下令予以禁止但并未取得多大效果。包佃制源于宋代是封建租佃关系高度展的表现。元代一般官田和学田中包佃制依然兴盛是这些土地上封建租佃关系继续保持其展趋势的一种反映。对于官田元政府还允许佃户兑佃因而兑佃在元代官田中比较流行。所谓“兑佃”即转让租佃权这也是封建租佃关系复杂化的产物。在宋代官田中兑佃现象已不少见但未得到朝廷在法令上的许可。元政府规定：“佃种官田人户欲行转兑与人须要具兑佃情由赴本处官司陈告勘当别无违碍并写是何名色、官田顷亩、合纳官租明白附簿许立私约兑佃”1。官田的兑佃完全合法化了。 寺观田元代寺观土地名义上属于封建国家所有但除去政府拨赐的土地外寺观从前代继承来的土地及通过各种途径续占的土地其所有权都在寺观新增田土还要向政府纳税所以寺观土地一部分是私有土地。元代尊崇宗教故佛道二教鼎盛一时“自王公戚里百执事之臣下逮黎庶靡不稽响风奔走附集”2。随着社会地位的上升寺观的土地占有也显著扩张尤其所谓“佛门子弟”更充当了土地兼并的突出角色。许多寺观在前代便占有相当数量的土地入元后这些土地仍归其所有并受到元政府的保护。元政府又把大量官田拨赐给一部分著名寺观动辄数万甚至十数万顷急剧扩增了寺观的土地占有。寺观地主还采用各种手段大量攫取土地。一是购买如镇1《通制条格》卷五《学令·庙学》。 2姚燧：《崇阳学记》《牧庵集》卷五。 1《元典章》卷十九《户部》五《转佃官田》。 2黄溍：《衢州大中祥符寺记》《黄金华集》卷十一。 江甘露寺“复增市丹阳吕城膏腴田二十顷”3。二是强夺如元仁宗时白云僧总摄沈明仁强夺民田达二万顷（《元史·仁宗纪三》）。三是接受施舍这是元代寺观土地扩增的一个重要方式。终元一代建寺立观之风极盛至正年间有人指出：“近五十年间四方人民推崇佛氏大建佛刹十倍于昔”4。有寺观必有田土新建寺观的田土便大都靠施舍而来。不少官僚、地主不惜割舍巨额庄田兴建寺观以祈冥福如两浙都转运盐使司副使瞿霆割田二百余顷建天目山大觉正等禅寺、昆山（今属江苏）胥舜举割田十顷有奇创崇福观等等。至于旧有寺观接受施舍土地的也在在多有。除官僚、地主外也有一部分劳动人民不胜赋役之重将自己的小块土地献给寺观。 寺观地主大肆兼并土地的结果自然是土地占有的日益扩大“天下之田一入于僧业遂固不可移充衍增大故田益以多”1。元人傅与砺说：“大者一寺田至万亿小者犹数百千”2反映了元代寺观占田的一般状况。大都的大护国仁王寺占有土地一千零四十万余亩。江南地区占田千亩以上的寺观比比皆是。寺观土地在不少地区的土地总额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镇江路（治今江苏镇江）人均土地约六亩而僧尼占地达人均五十亩；昌国州（今浙江定海）的土地竟为寺观占去三分之一以上（《至顺镇江志》卷三；《大德昌国州志》卷三）。 寺观土地基本上采用租佃制进行生产寺观佃户的数量很大江南地区一度被冒入僧籍的佃户达五十万户有余（《通制条格》卷三）。一般寺观的田地都分设田庄派庄主、甲干、监收等管理佃户和收取田租。 民田民田包括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占有的土地地主土地所有制在民田中占有绝对支配地位。金和南宋时期大地主土地所有制已经充分展入元以后地主阶级的土地兼并活动并未受到遏止且有变本加厉之势。 蒙古贵族进入中原地区后成了土地掠夺中的重要势力。元朝廷将大量官田赐给贵族仅《元史》所载历朝赐给诸王、公主的土地达二十七万五千亩赐给其他蒙古勋臣、官僚的土地达一百四十七万余亩。蒙古贵族又以自己的特殊地位大肆侵占土地。元世祖时东平布衣赵天麟曾上疏指出：“今王公大臣之家或占民田近于千顷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孳畜。”1元3俞希鲁：《至顺镇江志》卷九《僧寺》。 4薛元德：《梅瞿先生作兴学校记》《江苏金石志》卷二三。 1吴师道：《金华县慈济寺修造舍田记》《吴礼部集》卷十二。 2傅若金：《新淦州建兴寺施田碑》《傅与砺诗文集·文集》卷三。 1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一《田赋考》引。 世祖第三子安西王侵占民田竟达三十万顷2。征南主将伯颜、阿术、阿里海牙都在江南地区据有不少土地（《元史·成宗纪二》）。蒙古贵族还通过接受投献的方式把官私田土变为己有。这种情况在元代相当严重以致元廷不得不规定“诸人亦不得将州县人户及办课处所系官田土、各人己业于诸投下处呈献”3。 汉族地主仍然是元代的主要土地占有者。金元易代之际北方地区出现了一大批拥兵自雄的汉族军阀他们乘机占有大片土地“断阡陌占屋宇跨州连郡又各万焉”4这批人是元代北方汉人中最大的地主。蒙元朝廷曾在北方地区6续签汉族富户为军户大量的汉人军户中有不少中小地主有些人甚至是“田亩连阡陌家赀累巨万”的大地主5。军户地主构成了北方汉族地主阶级中人数颇多的一个阶层。此外北方汉族官僚地主与平民地主也占有相当数量的土地。元朝灭宋虽然使一部分南宋宗室、官僚在失去政治地位的同时失去了经济地位也使一部分地主大家受到打击但大部分南宋旧家大族仍然是“其隆未替”1嘉兴（今属浙江）的“故宋大族”入元后仍“家富饶田连阡陌”2便是显例。不仅如此这些旧家大族还在扩大其土地占有如建康（今江苏南京）王氏在南宋“以致丰裕”到元代更“增益其田数十顷”3。江南地区的元朝新贵也大肆攘夺土地为元朝主持海运的朱清、张瑄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他们“势倾朝野江淮之间田园屋宅鬻者必售于二家”（长谷真逸《农田余话》卷下）以致“田园宅馆遍天下”4。土地买卖在元代江南地区仍然盛行不衰购买或强买是江南地主进行土地兼并的主要方式。强夺民田或用高利贷准折民田也是江南地区官僚、豪强兼并土地的重要方式这方面的事例在元代资料中屡见不鲜。通过种种兼并活动江南地主阶级的土地占有日益扩大到处都有田连阡陌的大地主。松江（今属上海）瞿霆“有民田二千七百顷”5；兰溪（今属浙江）姜思齐“环其居五里所凡山若田皆克有之”6；吉安（今属江西）贺良叔“有田入稻岁万石”7；崇安（今属福建）一县五十余户地主占有全2袁桷：《郑制宜行状》《清容居士集》卷三二。 3《通制条格》卷二《户令·投下收户》。 4郝经：《万卷楼记》《陵川集》卷二五。 5王恽：《上世祖皇帝论政事书》《秋涧集》卷三五。 1吴澄：《游应斗墓表》《吴文正集》卷七一。 2陶宗仪：《辍耕录》卷三八《废家子孙诗》。 3吴澄：《王子清墓志铭》《吴文正集》卷七六。 4陶宗仪：《辍耕录》卷十五《朱张》。 5杨禹：《山居新话》。 6宋濂：《姜泽墓志铭》《宋文宪公全集》卷十。 7陈旅：《东斋记》《安雅堂集》卷七。 县土地的六分之五8。土地的集中在平江路（治今江苏苏州）一带表现得最为突出“武断大家收谷岁至数百万斛而小民皆无盖藏”1。 由于地主阶级占据了绝大部分土地元代自耕农、半自耕农的人数甚少所占土地亦十分有限。大部分农民没有土地或只占有极少的土地因而成了封建国家和各类地主的佃户。 元代地主土地上的生产形式北方与南方有所差别。北方地区蒙古贵族、汉族军阀和军户地主在战争时期俘掠了大量驱奴一户占有驱奴甚至多达数百乃至数千。不少驱奴被用来从事农业生产因此北方地区有相当数量的地主土地是由驱奴耕种的。金代后期逐渐展起来的租佃制在金元易代之际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不过租佃制生产在元代北方地主土地上仍占有一定的地位。在南方地区租佃关系是占绝对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佃农是南方地主的基本剥削对象。至元三十一年（1294）江浙省臣奏称：“然江南与江北异贫者佃富人之田岁输其租。”（《元史·成宗纪一》）；大德六年（13o2）山南廉访司的一件呈文中也说道：“今江浙之弊贫民甚多皆是依托主户售顾或佃地作客过日。”2这些材料反映了元代江南地区租佃关系的普遍性。江南大地主占有佃户的数量很大“动辄百千家有多至万家者”（《元史·武宗纪二》）。地主阶级除对佃户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外还对佃户实行严重的人身压迫主佃之间有着较强的人身依附关系。南方地主土地上的封建租佃关系也有进一步复杂化的趋势其主要表现就是兑佃制在一些地区如扬州和江阴等地的流行。 第二节地租地租形态元代的地租与前代一样有劳役地租、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三种形态而以实物地租为主。元代地租较为突出的是实物地租中定额租制进一步展相对分成租制而言它已取得了支配地位。 劳役地租是一种原始的地租形态在租佃关系充分展的条件下它已经十分落后。元代劳役地租虽仍然存在但属于一种相当次要的地租形态主要存在于少数落后地区和官员的职田之中。劳役地租一般与实物地租并存即佃客按契约缴纳实物地租外还要为地主服各种劳役。元代的山南江北道所辖区域（今湖北西部）在宋代佃客的人身依附关系便十分强烈入元后这种情况没有改变因而佃客承担的劳役地租极为沉重“主户将佃户8虞集：《建宁路崇安县尹邹君去思之碑》《道园学古录》卷四一。 1余阙：《宪使董公均役记》《青阳先生文集》卷九。 2《元典章》卷四二《刑部》四《主户打死佃客》。 看同奴隶役使、典卖一切差役皆出佃户之家”1甚至出现了地主因为佃客“不伏使唤”而将佃客殴打致死的事例2。其他地区也有一些地主役及佃客人身的现象如江西一些地主令佃客代为进行法律诉讼即是。官员职田的佃户一般都要为之提供劳役。至大三年（131o）监察御史申某在呈文中说：“诸职官三品职田佃户有至五、七百户下至九品亦不下三、五十户出给执照不令当杂泛差役却令供给一家所用之费谓如倩借人畜寄养猪羊马草柴薪不胜烦扰。”1职田佃户不仅自己要供官员驱使还要为官员之家养猪、养羊供应马草柴薪这些无疑都是实物地租以外的无偿劳役。 实物地租是元代最主要的地租形态国有土地和私有土地均主要征收实物地租。封建实物地租有分成租制和定额租制两种形式。分成租制是实物地租的原始形态在我国古代早已出现。唐中期以后随着封建租佃关系的展定额租制也逐渐展了起来到南宋时期定额租制在租佃关系最为达的两浙路、江南东路等地区已颇为流行。元代的实物地租仍为分成租制和定额租制两种形式而定额租制获得了进一步的展占有支配地位。 在元代各类官田上定额租制占有绝对支配地位分成租制十分少见。 宋末贾似道所买浙西六郡公田三百五十余万亩为元代所承袭其地租形式也一仍宋旧全部采用定额租制2。承宋而来的其他官田以及通过籍没而得的大量官田也基本上采用定额租制如江浙财赋都总管府所辖朱清、张瑄籍没田土税粮皆有定额3；江西贵溪县“旧有没官田租七百余石田则荒而租自若”4。至于大规模包佃出去的官田自然都是定额租。官员职田分布最广数量亦大也普遍采用定额租制。江南行台的一位监察御史在呈文中说：“切照各处廉访司、有司官员职田虽有定例地土肥瘠有无不同主佃分收多寡不等人有贫乏时有旱涝官税、私租俱有减免之则例独有职田子粒不论丰歉多是全征”1。显然各地职田主要征收定额租只有定额租才可能“不论丰歉多是全征”。元代官田普遍采用定额租制的事实在元代有关减免租税的诏令中有着全面的反映。大德九年（13o5）诏：“江淮以南租税及佃种官田者均免十分之二。”（《元史·成宗纪四》）将民田赋税与官田地租相提并论说明江淮以南租税合一的官田租与民田赋税一样是按定额征收的否则便无法按同一比率递减。元代学田也基本采1《元典章》卷五七《刑部》十九《禁主户典卖佃户老小》。 2《元典章》卷四二《刑部》《四主户打死佃客》。 1《元典章》卷二五《户部》十一《禁职田佃户规避差役》。 2俞希鲁：《至顺镇江志》卷六《赋税》。徐硕：《至元嘉禾志》卷六《户口》。3宋如林：《嘉庆松江府志》卷二o《田赋志》；张铉：《至正金陵新志》卷七《田赋志》。4李存：《题余姚州海堤记后》《俟庵集》卷二三。 1《元典章》卷十五《户部》一《职田佃户子粒》。 用定额租制这在有关资料中可以得到充分的证实2。 元代民田和寺观田中定额租制亦普遍流行占有支配地位。这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得到说明。第一元人所拟的租佃契式和典卖田地契式反映了私有土地上定额租制的支配地位。《新编事文类要启札金钱》卷十一所载“当何田地约式”和“典卖田地约式”中关于地租的文句都是以定额租为模式草拟的。这些契式乃供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参照采用其文句自然是根据当时一般情况而拟这就说明当时私有土地上主要流行的必然是定额租制。第二元代资料中记载了很多私有土地征收定额租的具体事例江南各地均有而征收分成租的具体事例却很少见于记载。第三元人讲到田土往往以租计田不言亩数。如休宁（今属安徽）汪士龙抚妻侄至于成立“畀之田以租计百有五十”3；泰和（今属江西）萧如愚“尝捐田三百石助里人役费”4。类似的说法在载籍中时有所见甚至元代一些地主所立的田租碑也只刻租额而不刻亩步1。这种现象正是定额租制充分展的反映。分成租制在元代民田中仍占有一定的地位分租比例一般为对分。属婺州路（治今浙江金华）的浦江、东阳都有征收分成租的事例浦江“窭人无田艺富民之田而中分其粟”2；“东阳多宋贵臣族民艺其田者既入粟半复亩征其丝”3。婺州路一带是封建租佃关系相当展的地区这一地区的民田中分成租制仍占有一定比重其他地区的情况可以推知。徽州黟县（今属安徽）元末兵乱后“里无居人田皆荒秽不治”县尹周某“乃下令远近之民有能耕吾废田者比秋成十分其入耕者取其六田主收其四”4。这说明黟县一带在此之前必有分成租制而且分租比例高于六四分六四分租是特殊情况下降低了的一种比例。元代学田中也存在少量的分成租如：昌国州翁洲书院“涂田租谷每岁与佃户两平抽分”5；福州路儒学“兔壕庄田若干亩时升里田一百亩奇岁皆分其收之半”6。分租比例也都是对分。货币地租是由实物定额租转化而来的一种地租形态在宋代逐渐展起来入元后仍然保持着展的趋势。元代官田中货币地租颇为流行。江淮财赋都总府所辖田土“岁集楮泉三百余万缗米百余万石”7货币地租的数量和比重都极为可2参见孟繁清：《元代的学田》《北京大学学报》1981年第6期。 3陈栎：《汪士龙墓志铭》《定宇集》卷九。 4刘岳申：《萧明熙墓志铭》《申斋集》卷十一。 1如李遇孙编《续括苍金石志》卷四所载《汤氏义田碑》卷十所载《东山清修院耆旧僧舍田碑》。2宋濂：《王澄墓志铭》《宋文宪公全集》卷三一。 3宋濂：《蒋元墓铭》《宋文宪公全集》卷三四。 4赵仿：《黟令周侯政绩记》《东山存稿》卷三。 5冯福京：《大德昌国州志》卷二“叙州”。 6贡师泰：《福州路儒学核田记》《玩斋集》卷七。 7陈旅：《江淮财赋都总管府题名记》《安雅堂集》卷九。 观。昌国州（今浙江定海）“系官田、地、山、荡计二顷六十七亩”全部征收中统钞1；惠安县（今属福建）“公田之入每斛收钱百缗”2也都是官田征收货币地租之例。有些官员职田的地租也以货币折纳如福建廉访司职田地租“以地左不能致者以秋成米价输其值”3。学田中征收货币地租的情况尤为普遍。庆元、镇江、建康诸路境内绝大部分儒学、书院的租入中都有一定数量的货币地租。此外余姚州儒学、江阴州儒学、福州路儒学、邵武路儒学、太平路天门书院、戈阳县蓝山书院等学校也都征收数量不等的货币地租。一般说来在各种类型的国有土地中地、山、荡、砂岸、芦场等土地多征收货币地租水田则主要征收实物地租。元代民田中也有征收货币地租的情况。浦江（今属浙江）大地主郑氏有家规云：“佃人用钱货折租者新管当逐项收贮别附于簿每日纳家长。”（郑涛《旌义编》卷一）地主在家规中对“佃人用钱货折租”一事的管理特别作出规定可知佃户用货币折纳地租在当时决非罕见之事。货币折租虽然还是一种由实物地租到货币地租的转化形态但已属于货币地租的范畴。除货币折租外元代地主土地上还有典型的货币地租奉化（今属浙江）小方门戴氏墓山“有山租若干缗”4即为一例。虽然是山租但已不是实物的折价而是以货币定租额的、稳定的货币地租。 地租额与附加剥削元代实物定额租的征收在各种类型的土地上都显得相当复杂租额纷繁不一固不必说征收的主要物品又有收谷与收米之分各地使用的量衡器具也有一些差别因此很难作出全面的叙述只能勾勒其概貌。元代官田的地租剥削虽轻重悬殊但从总体上来说是相当重的。一部分采取包佃制经营的官田元政府规定的租额很低。例如淀山湖围田五百顷先以租粮七千七百余石包佃于人每亩租额仅一斗四升五合后燕铁木儿包佃时增至租粮万石每亩也不过二斗1。但是这种低额地租主要是优惠包佃的官僚、地主而由贫苦农民承佃的江南大部分官田则是“租额颇重”2。官田起征多以私租为额“以民间之私征输于州之公庾”3。官田的具体租额虽因土地肥瘠不同而有差别但其租率一般都高达百分之五十以上。吴澄指出：“惟豪民1冯福京：《大德昌国州志》卷二《叙赋》。 2宋濂：《雷机墓志铭》《宋文宪公全集》卷五。 3苏天爵：《齐履谦神道碑》《滋溪文稿》卷九。 4戴表元：《小方门戴氏居葬记》《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五。 1《元史》卷三六《文宗纪》五。 2俞希鲁：《至顺镇江志》卷六《赋税》。 3李存：《题余姚州海堤记后》《俟庵集》卷二六。 私占田取其十五以上甚矣其不仁也而近世公田因之亦十五以上”4概括地说明了元代官田的剥削程度。官田地租剥削的沉重在资料中有不少反映延祐年间（1314—132o）从民间购买而来的官田“岁纳亩粮须石半”5；松江地区“归附后括勘、经理及断没朱、张田粮比亡宋（指宋末公田—引者）又增一倍”1；海南地区“公田之入十倍常赋民不堪命”2。除正租外官田佃客还要受到沉重的附加剥削。元政府规定官田租税每正米一石加收“鼠耗粮”三升五合3。这是法定的额外剥削。其他附加剥削还有不少如浙西公田的佃户每亩纳米五升但“及至秋成催纳勾扰赴仓送纳又有船脚、加耗、仓用得米一石上下方可输正米五斗”4。各种附加剥削竟使地租额在实际上增加了一倍。在各类官田中职田的地租剥削尤为沉重例如：江西地区的职田“系亡宋不堪耕种田土”而职田官员仅正租就“每一亩勒要送纳上等白米六斗”5；福建廉访司的职田更至“每亩岁输米三石”6。附加剥削在职田中更是名目繁多以江西职田为例：除正租每亩白米六斗外又附加“斗面米”、“鼠耗米”以致“每一亩纳一石之上”还要征收“水脚、稻稿等钱”官府所差“祗候人等”更向佃户“勒要鸡酒”、“勾追钞两”7。如此盘剥佃户何堪！学田的地租剥削大致说来略低于民田和官田。不过具体情况也相当复杂学田租额的轻重即使在同一个地区内也有很大的差别较低的租额和较高的租额都是存在的。我们且看庆元路（治今浙江宁波）学田的情况：庆元路儒学田每亩收米一斗八升租额很低；定海县儒学田田主田土类别亩数租数(石)征收物平均亩额(石)资料来源贸山书院田1oo.5261.7谷2.65《延祐四明志》卷14慈湖书院田112.2149.5谷1.33同上甬东书院田17.545.5谷2.6同上庆元路儒学田139812527.7米o.18《延祐四明续志》卷7定海县儒学田2145718.2米o.335同上注：庆元路儒学田原定征米2o15.3石征谷1571.8石谷租折米征收1571.8石谷折征米512.4石表内所列租米数即将原征米数与谷租折米数相加而得。4吴澄：《题进贤县学增进田租碑》《吴文正集》卷五六。 5朱德润：《官买田》《存复斋文集》卷十。 1王艮：《议免增科松江田粮案》宋如林《嘉庆松江府志》卷二o《田赋志》。2揭傒斯：《送燮元溥序》《揭傒斯集》卷四。 3《元典章》卷二一《户部》七《收鼠耗分例》。 4俞希鲁：《至顺镇江志》卷六《赋税》。 5《元典章新集》《户部》《官员职田依乡原例分收》。 6苏天爵：《齐履谦神道碑铭》《滋溪文稿》卷九。 7《元典章新集》《户部》《官员职田依乡原例分收》。 每亩收米三斗三升五合慈湖书院田每亩收谷一石三斗三升租额也不算太高；贸山书院田和甬东书院田每亩收谷均达两石六斗以上即使按庆元路谷米相折大致三比一的不正常比例也相当于收米九斗租额就相当高了。庆元路学田的租额如此参差其他地区学田租额的复杂可以概见。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在某些地区的学田中出现了与米租（秋租）并行的麦租（夏租）而且纳入了地租正额1。除正租外学田中也有附加剥削如元末徽州路（治今安徽歙县）的学院田“每亩正米四斗五升每正米一石带耗七升正耗一石带脚一斗”2有“耗”有“脚”且份量不轻。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剥削从来就是残酷的元代的世俗地主和寺观地主自然也不例外。大德八年（13o4）元廷颁布诏书说：“江南佃户承种诸人田土私租太重以致小民穷困自大德八年以十分率普减二分。”3类似的诏书元廷曾颁布过多次究竟有多大的实际意义不难想象但由此可以说明江南地主对佃户的剥削是相当沉重的而且带有普遍性以致元政府不得不作出干预。元代私田的租额一般都不低。泰定二年（1325）绍兴（今属浙江）南镇庙买田一百余亩立碑刻租列有田亩等级和每亩租额其大致情况是：一等田每亩纳米七、八斗；二等田每亩纳米六、七斗；三等田每亩纳米五、六斗1。这样的租额即每1俞希鲁：《至顺镇江志》卷十一《学校》。 2彭泽：《弘治徽州府志》卷三《食货志》二《财赋》。 3《元典章》卷三《圣政》二《减私租》。 1杜春生：《越中金石记》卷八《南镇庙置田记碑阴》。 田主田土地点田土类别亩数租数征收物平均亩额资料来源说明绍兴义田山阴田12386.3米o.7《越中金石记》卷七购买民田绍兴义田会稽田4427.1米o.61同上同上杭州西湖书院乌程田2572o2米o.78《两浙金石志》卷十五同上长兴东岳行宫长兴田63.6米6同上长兴东岳行宫长兴田42米o.5同上余姚州儒学余姚田31.8米o.6《越中金石记》卷十莫景言助田杭州纯真观昆山田798419米o.5《松乡集》卷一浙西义役田浙西田11o3oo64ooo米o.57《正德姑苏志》卷四一富民助田句容大天王寺未详田1ooo8oo米o.8《江苏金石志》卷二一陈旺江阴田43.2米o.8《江苏金石志》卷二二无锡梁溪义塾无锡田1ooo5ooo米o.5《洪武无锡县志》卷四下强以德捐田新淦建兴寺新淦田3oo15o未祥o.5《傅与砺诗文集》卷三铅山州儒学铅山田2o1o米o.5《畏斋集》卷五徐氏拨入田张叔仁邵武田4o3oo秤=21石米o.5《叠山集》卷七注：表中“租数”和“平均亩额”的单位为石。据《宋史·律历志》一秤为十五斤；又据《汉书·律历志》一石为一百二十斤表中张叔仁田租米的秤、石换算即以此为标准。 亩纳米五至八斗大致说来也是元代江南私田中通行的一般性租额。试看下表（见上页）。表中所列各项田土分布地区很广每亩租额都在五到八斗之间。当然每亩收米五到八斗只是通行租额有些地主土地上的租额远远出了这一水准。例如：庆元路医学购买民田六点七五亩岁收米六石五斗每亩租米约一石1；余姚（今属浙江）善济寺的一块田土面积一点二五亩竟收租四石每亩租额为三石二斗2。某些地主不仅向佃户征收重额秋租还要榨取麦租如江阴（今属江苏）陈旺捐给佛会的四亩民田其地租就是“元各白米三石二斗夏麦四斗”3。除正租外地主还给佃户加以各种额外的盘剥如浦江地主向佃户勒取“佃鸡、佃麦”4；宁海（今属1王元恭：《至正四明续志》卷八《学校》。 2杜春生：《越中金石记》卷九《余姚普济寺舍产净记》。案：这块土地所征收的“租”是谷是米不得而知即使是谷其租额也是非常高的。 3佚名：《珠珍宝塔颖川郡记》《江苏金石志》卷二二。 4郑涛：《旌义编》卷一。 浙江）地主“田之租税俾佃者小民代输”5都是额外盘剥的典型例证。65方孝孺：《童贤母传》《逊志斋集》卷二一。 第三章户籍、赋役第一节户籍在封建社会中户口的增耗是社会生产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同时户口的统计与户籍的制定又是封建国家向广大人民征赋役的基本依据。秦汉以来户籍制度成为中国历代王朝的一项重要制度。蒙元时期户籍制度具有显著特色但其户口统计却比较混乱。 蒙古户籍制度蒙古建国时期已在草原地区建立起具有游牧民族特色的户籍制。12o6年成吉思汗建立起蒙古汗国创设了一整套政治、军事、经济制度。在这些制度中千户制极为重要而它正是与户籍制度紧密结合的。成吉思汗将全蒙古的百姓划分为九十五个千户任命功臣贵戚为千户那颜进行管理千户下辖百户和十户。蒙古统治者通过千户制对广大百姓实行控制将严格的户籍制度寓于其中。志费尼记载说：“自从各国各族由他们（指蒙古贵族—引者）统治以来他们依照习惯的方式建立户口制度把每人都编入十户、百户和千户”1。成吉思汗颁布的“札撒”规定：“人们只能留在指定的百户、千户或十户内不得转移到另一个单位去也不得到别的地方寻求庇护。违反此令迁移者要当作军士处死收容者也要受惩罚”2。汉文资料也记载说所有的蒙古百姓均按十百千万分编各有其长（《黑鞑事略》）。蒙古的户籍簿册称之为青册其登记的内容包括户口和财产。成吉思汗任命失吉忽秃忽为断事官其职责之一便是管理全蒙古的户籍。成吉思汗吩咐他：“百姓每分家财的事你科断着凡断了事写在青册上以后不许诸人更改。”3蒙古户籍制度与蒙古兵民合一的状态相适应其主要作用在于保证兵役的征。终元一代草原地区这种与千户制结合在一起的户籍制度一直没有改变。 汉地与江南的户籍整理蒙古建国后不久随即对金朝动进攻迄至灭金历时二十余年。在战争过程中蒙古军队的屠杀极为严重蒙古的诸王大臣及将校还大量掳掠1《世界征服者史》汉译本上册页34。 2《世界征服者史》汉译本上册页34。 3《元朝秘史》第2o3节。 人口为奴。幸免于杀掠的中原之民又多被迫逃亡“其民颠沛奔走无底止四民无所占籍”4。乘乱而起的地主武装借机采取各种方法收罗和控制人口。这种情况不利于蒙古统治者在中原地区确立稳定的封建统治。因此1235年元太宗窝阔台在中原地区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户籍清理。这一年岁在乙未史称“乙未籍户”或“乙未料民”。在乙未籍户以前1233年金朝灭亡前夕元太宗窝阔台已开始进行户口检括“以阿同葛充宣差勘事官括中州户得户七十三万余”（《元史·太宗纪》）。这次括户似乎没有建立起系统的户籍只是乙未年大规模籍户的先声。1234年金朝灭亡窝阔台再次下令括户任命失吉忽秃忽为“中州断事官”主持对中原户籍的全面清理至次年完成。这次括户进行了以下几项工作：（1）全面进行户口登记让流民就地著籍“敢隐实者诛籍其家”（《元史·董文炳传》）。（2）将社会职能不同、承担不同义务的人户在户籍上区别开来分别立籍划分了民、站、打捕鹰坊、屯田、僧、道等户计。（3）对驱口进行分检。窝阔台布圣旨规定：“不论回回、女真、汉儿人等如是军前掳到人口在家住坐做驱口因而在外住坐于随处附籍便系皇帝民户应当随处差。主人见更不得识认。如是主人识认者断按打奚罪戾。”1经过分检一部分驱口被收为国家编户。这次编户建立了较全面的户籍簿册初步划分了诸色户计标志着蒙古时期汉族地区户籍制度的建立。乙未籍户后由于“政烦赋重”2人户大量逃亡到元太宗十年（1238）就出现“逃亡者十四五”3的局面。针对这种情况1252年岁在壬子蒙哥汗“复下诏籍汉地民户”1在中原地区进行了第二次大规模的户籍整理。这次籍户重新进行了全面的户籍登记建立了“壬子籍册”2一方面将漏籍、析居、放良等户尽量登记入籍另一方面某些地方也将逃亡户据实削除。经过这次籍户诸色户计的划分已臻于完备在乙未籍户后出现的军户、儒户等重要户计都各自另立了户籍。 除壬子年大规模的户籍整理外元宪宗时期还进行过一些地区性的户口调查工作。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户籍的整理工作仍在不断进行。中统二年（1261）六月“括漏籍老幼等户协济编户赋税”（《元史·世祖纪一》）。中统三年（1262）五月“诏核实逃户、输纳丝银租户口实者赏之隐者罪之”（《元史·世祖纪二》）。至元七年（127o）五月元政府再次“括天下户”（《元4虞集：《赵思恭神道碑》《道园学古录》卷四二。 1《通制条格》卷二《户令·户例》。 2王恽《史天泽家传》《秋涧集》卷四八。 3宋子贞：《耶律楚材神道碑》《元文类》卷五七。 1《经世大典序录·版籍》《元文类》卷四o。 2《通制条格》卷二《户令·户例》。 史·世祖纪四》）对中原户籍开始了第三次全面整理。这次籍户除重新抄数户计外主要目的在于厘定诸色户计的户籍。至元八年（1271）三月蒙元政府颁行《户口条画》对诸色人户的户籍判定问题作了详细的规定供各级地方政府在编定户籍时参照执行。经过这次大规模的籍户户口的抄数至元七年便已完成而户籍的重新制定则完成于次年元代军籍中有所谓“至元八年之籍”（《元史·兵志》）当便是通过这次籍户而编制的。蒙元时期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户籍整理是至元二十六年到二十七年（1289—129o）在原南宋统治地区进行的。元军平宋之初令各地按原来的户籍申报了户口数但这与实际情况颇有出入1。此后元政府在南方地区也作过一些户口统计如至元十八年（1281）“括江南户口税课”（《元史·世祖纪八》）。到了至元二十六年二月元世祖“诏籍江南户口凡北方诸色人寓居者亦就籍之”（《元史·世祖纪十二》）。同年闰十月再次“诏籍江南及四川户口”（《元史·世祖纪十二》）。这次籍户主要进行了两项工作。一是阅实户口普遍进行丁口和财产登记“虽舟人、田客、侨游不遗”2并造出户籍簿册。一是依中原之例区分诸色户计分别立籍3。上述几次大规模的户籍整理形成了蒙元时期汉族地区的户籍体系。但是元代缺乏定期检核户籍的制度至元二十七年后再未进行过大规模的户籍登记故而元代户籍情况十分混乱。元朝前期已有人指出：“我朝之于军民一籍之后近则五、七年远者三、四十年略不再籍。孰富强孰贫弱孰丁口增加孰丁口消亡皆不能知”4。 诸色户计与户类、户等诸色户计的划分是元代户籍制度上的一个显著特色。蒙元政府将从事不同职业的人户在户籍上区别开来固定他们所承担的封建义务以满足统治者的不同需要统称诸色户计。色意为种类；计意为统计。元太祖时民户、匠户、站户以及僧、道户等户计的区别已经出现到元太宗乙未籍户时正式划分了诸色户计。此后诸色户计的划分日趋细密有民、军、站、匠、屯田、打捕、淘金、灶、矿、炉冶、运粮船、儒、医、僧、道、阴阳人、礼乐等二三十种。人数最多的几种是：（1）承担国家普通赋役的民户。这是元代最基本的一种户计占全部户口的大多数。（2）承担兵役的军户至元八年（1271）军户总数为七十二万户如果加上此后新佥的汉军户和平宋后籍定的南方新附军户元代军户总数当不下于百万户。（3）承担驿站徭1参阅徐硕：《至元嘉禾志》卷六《户口》。 2姚燧：《赵椿龄墓志铭》《牧庵集》卷二八。 3参阅张铉：《至正金陵新志》卷八《风俗志》；冯元恭：《大德昌国州志》卷三《叙赋·户口》。4胡祗遹：《军政·贫难消乏之弊状》《紫山大全集》卷二二。 役的站户。总数在三十万户以上。（4）从事官府手工业造作的匠户总数不会少于五六十万户。（5）从事官府盐业生产的灶户。总数为五万二千余户。（6）以读书为业的儒户总数约十一万余户。（7）为统治者“告天祝寿”的僧、道户。元代的所谓僧、道户大约是一处为一户如昌国州（今浙江定海）寺观四十三处至元二十七年籍为四十三户。每个寺观所有的人口多寡不等。至元二十八年（1291）天下僧尼二十一万三千余人。此后元代僧尼数不断增加到元代后期至少增加了一倍。道徒的数量也很大元初胡祗遹记载：“老氏之流男女三十万。”1民户以外的诸色户计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承担国家特定徭役的户计多由国家强制佥充如军、站、匠等户；一类是在精神方面为统治者服务的户计往往通过考试予以认定或依据职业予以籍定如儒、僧、道等户。这些户计由于都承担特殊的封建义务故都能得到或多或少的赋役减免。 不同的户计隶属于不同的管理系统。人户一经籍定为某种户计后便世代相承不得擅自改籍不得逃亡、迁徙和影占。兄弟析居驱奴为良也要依从原籍。不过由元政府决定或经过元政府允许的户计变更则时常生。佥民户为其他户计自不必说放罢其他户计为民户以及民户以外其他户计之间的变更都不少见。 元代的户类是因北方征赋役的需要而划分的只存在于北方地区。元世祖中统元年（126o）定户籍科差条例按当时的户籍情况将民户划分为元管户、交参户、协济户、漏籍户四类。元管户是指过去括户时已经登记入籍而后来又没有变动的人户。交参户是指过去曾经登记入籍后迁徙他乡在当地重新著籍的人户。协济户是指没有成年丁口只能协助主要税户承担赋役的人户。漏籍户是指过去从未登记入籍的人户。这四类人户在赋税的交纳上各有不同的定额在徭役的负担上当也有所不同。另外上述各类户中同一类人户的赋税负担也有差别因而又有丝银全科户、减半科户、止纳丝户、止纳钞户等名目。 户等制的实行由来已久宋金两朝都实行过户等制。元太宗时规定“诸差验民户贫富科取”元世祖至元元年（1264）将这种方法制度化参照前代遗法下令全面推行户等制。元代统一全国后又将户等制推广到南方各地（《元典章》卷二五）。 元代户等制的基本内容是：（1）按资产情况将居民划分为三等九甲三等为上、中、下每一等又分上、中、下是为九甲。实际施行时往往只分三等。（2）户等划定后都要进行登记编为鼠尾簿。除军户和匠户外其他诸色户计都同民户一起排定户等编在同一鼠尾簿内。（3）赋税和徭役的征派以鼠尾簿为依据（《通制条格》卷一七《科差》）。元代的户等1胡祗遹：《集真观碑》《紫山大全集》卷十七。 制与赋役制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特别是科差、杂泛差役、和雇和买的征派原则上都规定以户等为依据所以户等制在社会生活中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但是由于元代缺乏定期检核户籍的制度户籍的混乱和不实十分严重这便使户等的划分在很大程度上流于形式与实际情况不符1。 户口数量有关元代户口现存的统计数字很少且不够准确很难说明整个社会人口的变化情况。 1235年乙未籍户所得汉地人户为一百万四千六百五十六户2与金泰和七年（12o7）八百四十一万三千一百六十四户3的统计数相较户数减少了约百分之八十八。这个乙未籍户的数字与当时的实际户数肯定存在着差距一是这次籍户可能只包括金朝旧土的大部分；二是籍户不够彻底户口有隐漏；三是仍有大量的驱口及诸王、贵戚、勋臣的私属人口不包括在籍户数之中。不过上述差距不会特别大因为金朝末年战乱频仍户口的损耗确实是惊人的。河北地区“人民杀戮几尽其存者以户口计千百不一余”4。河南地区“兵荒之后遗黎无几”5。这里再举两个实例。磁州（今河北磁县）《金史》卷二六《地理志》载其户数为六万三千余户而蒙古征金之后“四境户版仅及千数”1减少了百分之九十八强。宁海州（治今山东牟平）金、元辖境全同《金史》卷二五《地理志》载其户数为六万一千九百余户而《元史》卷五八《地理志》载其至元七年抄籍数却只有五千七百余户减少了百分之九十强。 1252年壬子籍户的数字比乙未年增加二十余万户2应为一百二十余万户。这增加的二十余万户并不是人口增长的结果而是来自对户口的进一步搜括。乙未籍户的重要目的之一便是加强剥削籍户完成后蒙古政府以户籍为依据对中原人民进行肆意诛求。刘秉忠指出：“自忽都那颜断事之后差徭甚大加以军马调使臣烦扰官吏乞取民不能当是以逃窜。”（《元史·刘秉忠传》）在这种情况下户口是很难真正有所增长的。1参见陈高华：《元代户等制略论》《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1期。2关于这次籍户所得户数有关记载颇不一致。这里榷元史》卷九八《兵志》一的记载因为这段记载出于元太宗十三年斜烈的奏闻此时离太宗七年籍户不过六年时间而且其所载户数与宋子贞、刘秉忠等当时人的记载大致相符似乎最为可据姑从之。 3《金史》卷四六《食货志》一。 4刘因：《孙善墓志铭》《静修先生文集》卷十七。 5元好问：《杨奂神道碑》《遗山文集》卷二三。 1姚燧：《滏阳高氏坟道碑》《牧庵集》卷二五。 2《经世大典序录·版籍》《元文类》卷四o。 元宪宗时期（125o—1259）忽必烈以皇太弟的身分主管漠南汉地在汉族幕僚的影响下注意招抚流亡安定社会使中原部分地区得到了初步的治理。这样中原地区的户口开始缓慢增长。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天下户一百四十万八千四百九十九”（《元史·世祖纪一》）比壬子年的籍户数增加了近二十万户。这增加的约二十万户其中大部分当仍是搜括隐漏户口所得但也有一部分是人口自然增长的结果。 中统元年（126o）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以后立即着手对汉地的全面治理推行一系列汉法促进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展。其社会成效反映在户口统计数字中就是户口的不断增加。《元史·世祖纪》中保存了中统二年（1261）至至元十一年（1274）连续十四年北部中国的统计户数。这十四年中每一年的统计户数都比上一年有所增加大多数年份的增长率在百分之零点三至百分之二点二之间这大体上是人口自然增长的反映。 至元十三年（1276）元朝灭宋统一全国。《元史·世祖纪》虽然记载了这一年的南北总户数但南方户数乃据旧籍抄报1与实际情况颇有出入不足为据。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元代全国性的户口统计数皆告阙如直到至元末年才又出现了全国性的户口统计数表列如下：年代公元户数口数资料来源至元二十七年129o131962o658834711《元史·地理一》至元二十八年12911343o32259848964《元史·世祖纪十三》至元三十年129314oo276o《元史·世祖纪十四》注：至元二十八年户口原材料记载：“户部上天下户数内郡百九十九万九千四百四十四江淮、四川一千一百四十三万八百七十八。”表中所列此年户数乃将南、北户数相加而得。 上表所列户口统计数大致上是宋、金旧土的户口统计结果不包括蒙古部民、宣政院辖地（今西藏及青海、四川的藏族地区）和云南行省的户口。至元三十年后元代再没有较全面的户口统计因此至元三十年的统计户数是元代的最高统计户数较之宋、金合计二千一百八万三千九百六十五户2相差七百零八万余户。这个差额过大可见上列户口统计数字的不准确性。究其原因：先上列户口统计数字在统计对象上不包括“游食者”和诸王贵族的私属人口。大量存在的奴隶只附籍在主人名下不另立户其口数当也有相当的隐漏。湖广行省西南部四川行省南部的所谓“山泽溪洞之氓”也不在统计之列。 1参见徐硕：《至元嘉禾志》卷六《户口》。 2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十一《户口》二载南宋宁宗嘉定十六年（1223）有户一千二百六十七八百；《金史》卷四六《食货志》一《户口》载金章宗泰和七年（12o7）有户八百四十一万三千一百六十四。其次上列数字存在着统计上的误差。《元史·地理志》在绝大部分路、府及直辖州下开列户口属原南宋统治地区的江浙、江西、湖广、四川四行省及河南行省南部诸路、府、州所列户。 基本上为至元二十七年（129o）的抄籍数1。根据这些数字进行统计上述地区的总户数为一千二百三十六万一千八十总口数为五千六百八十五万六千八百二十四2。用表中所列至元二十七年的南北总户口数减去以上统计结果则这一年北方地区只有七十三万六千余户一百九十九万六千余口。这显然是不合实际的因为至元十一年（1274）北方地区便已有一百九十六万七千余户而至元二十八年（1291）户部统计的北方地区户数也为一百九十九万九千余户。由此可知上表所列各年户数都至少存在着一百二十余万户的误差。这个误差当主要存在于南方地区的户口统计上根据《元史·地理志》统计的至元二十七年南方地区户数竟比户部统计的至元二十八年户数多出近一百零三万户便是明证。 从至元十二年（1275）到至元末年北方地区的户口仍在持续增长但这在元政府的户口统计数字中未能得到如实的反映。根据元政府的统计数字从至元十一年到至元二十八年（1275—1291）的十七年间北方地区的户数只增加了三万二千余户年平均增长率只有百分之零点一。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一定数量的统计误差外主要是北方人户大量南流造成的。元人记载说：“昔江南平中土人士南走若水趋下家而占籍者有之衔命仕者又倍徙焉。”1至元二十二年（1285）“内地百姓流移江南避赋役者已十五万户”（《元史·崔彧传》）。随镇守军队南迁的军户在南流的北方人户中更占有很大的比例。镇江路（治今江苏镇江）有北方侨寓人户三千八百四十五户其中汉人军户三千三百六十七户2占百分之九十。因此若以至元前十一年间北方人户的平均增长率为参数我们有理由推测在至元十二年到至元二十八年间北方户口应该是增加了而其中的绝大部分流徙到南方去了。 这一时期的南方地区的户口总体上同南宋晚期大致相当。宋宁宗嘉定十六年（1223）有户一千二百六十七万八百一、口二千八百二十二万八十1少数地区用“至顺钱粮数”著户口阙。还有一些地区户口皆阙四川行省阙略最甚。2原材料中江浙行省的湖州路、松江府、铅山州、河南行省的襄阳路、高邮府均用“至顺钱粮数”著户阙口。此处统计湖州路户用《永乐大典》卷二二七七《湖州府志》（中华书局196o）所载至元二十七年户数二十五万七千三百二十替代；松江府户口用《正德松江府志》卷六《户口》（天一阁明代方志续刊本）所载至元二十七年户十六万三千九百三十六、口八十八万八千五十一替补；湖州路、铅山州、襄阳路、高邮府的口数则用所在行省的户平均人数（依《元史·地理志》所载户口计算江浙行省每户平均为四点九人河南行省南部每户平均为五人）乘以户数补入。 1许有壬：《葛世荣墓志铭》《至正集》卷五三。 2俞希鲁：《至顺镇江志》卷三《风俗》。 五3。以前文所列根据《元史·地理志》统计的至元二十七年（129o）南方地区户口数与之相较元户少三十万九千余口则多二千八百六十三万六千余。宋代的户口统计只计男口而不计女口1所以实际口数比统计口数要多一倍。这样宋嘉定十六年的实际口数约为五千六百四十四万元至元二十七年口数实际上较之多四十一万余。 不过元代南方各地区的户口分布颇不平衡。以《元史·地理志》所载至元二十七年南方各地户口数同《文献通考》卷一一《户口》所载宋嘉定十六年各路户口数相比照其结果是：江浙行省较宋增加了一百五十七万余户湖广行省和河南行省南部较宋增加了一百零四万余户江西行省较宋减少了四十二万余户四川行省则较宋减少了二百四十九万余户。上述状况的形成主要是由于宋元战争。元军灭宋在江浙一代由于战事进展迅大部分地区的户口损耗不大战后生产又很快恢复展加上北方南流人户主要集中于江浙一带故这一地区的户口增加最快。荆湖、广西和淮南地区在元军平宋过程中除少数军事要地因强烈抵抗受到较大的破坏外大部分地区受战争影响较小户口损耗不多经统一后的恢复和展户口便有了不小的增长。江西和广东（即江西行省辖区）是南宋残余势力从事抗元活动的主要区域战争过程较长故户口损耗也较大。如元军消灭南宋卫王势力一战便造成了“广东之户十耗”2的结果。至于四川地区宋元之间在此争战四十余年故户口损耗最大。虽然《元史·地理志》中四川不少路、府的户口阙载但四川户口的实际减少恐不下于二百万户。 元世祖至元以后元代的户口情况再没有较完整的统计数字可据只能根据零散的资料作一些推测。元代中后期中书省辖地的户口有较显著的增长其增长趋势可能一直持续到元顺帝至正（1341—1368）初年。例如：元文宗至顺元年（133o）济宁路（治今山东巨野）有饥民四万四千九百户为至元七年（127o）该地全部人户一万五百四十五户的四倍多；元顺帝至正十二年（1352）大名路（治今河北大名）有饥民七十一万六千九百八十口为至元七年（127o）该地全部人口十六万三百六十九口的四点四七倍。陕西、甘肃二行省及河南行省北部地区的户口在元代中期仍有增长如陕西凤翔府（治今陕西凤翔）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有饥民四万七千户为元宪宗二年（1252）该地全部人户二千八十一户的二十二倍。不过上述地区的户口增长可能只持续到泰定年间（1323—1327）。元文宗时期（1328—1332）统治集团内部争夺权力的战争和罕见的饥荒、疫疠在上述地区相继生造3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十一《户口》。 1关于宋代户口统计户多口少的原因史学界有“男口说”、“丁口说”、“漏口说”等多种说法这里采取范文澜等主张的“男口说”。参见范文澜：《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范文澜历史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竒_書_蛧_Ｗ_ω_Ｗ_._q_í_δ_Ｕ_ω_ǎ_й_g ._℃_o_m 2姚燧：《史格神道碑》《牧庵集》卷十六。 成了人口的剧减1。在至元以后一段时间中江南和淮南地区的户口可能仍处于上升状态但到元成宗大德末年（1297—13o7）这种上升状态大约已告结束。大德十一年（13o7）前后江南和淮南地区生特大饥荒许多地区还继疫疠其结果是“岁凶民流东南愈甚死者无算”2造成了人口的大量减少。天历二年（1329）前后江南和淮南地区再次遭受特大饥荒出现了“道殣相望”3的局面。这样从大德末年到至正初年江南和淮南地区的户口大概处在一种时而减少、时而恢复的状态很难有明显增长。四川地区的户口在元代中后期当有一定的增长。例如故宋绍熙府（治今四川荣县）元初“以其地荒而废之”到后至元四年（1338）有“居民二十万故立府治之”（《元史·顺帝纪二》）。 元顺帝至正时期政治大坏全国各地灾荒不断终于激起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大规模的战争延续二十余年。在这样的社会状况下全国各地的户口都急剧下降中原地区“积骸成丘居民鲜少”1；江南地区“人死兵戈者十七、八”2。 元代边疆地区的户口《元史》阙载有关资料也比较缺乏很难作出较准确的叙述。岭北行省地区成吉思汗时代在此设立了一百多个蒙古千户其户口因在战争中俘掠驱口和人口生殖而不断有所增加。大德末年窝阔台汗国大批降民迁入岭北至大元年（13o8）仰食于官的北来贫民达八十六万八千户3这其中有一部分是原来就居住岭北的拖雷系诸王部众而另一部分则来自窝阔台汗国。据以上情况推测岭北行省的人口当在两百万以上4。吐蕃地区的户口元政府在至元五年（1268）和至元二十四年（1287）两次派人进行清查。至元五年清查的结果是：阿里和后藏地区共有一万五千六百九十户前藏地区共有二万零七百五十三户前后藏之间的羊卓地区共有七百五十户总计三万七千二百零三户1。据《萨迦世系史》说当时每户为六人（夫妇二人、子女二人、男女仆役二人）2。据此推算则上述地区有二十二万三千余口。但是这次籍户在地域上限于乌斯藏宣慰司辖地1浦机：《与蔡逢原参政书》《闲居丛稿》卷一七；苏天爵：《韩永神道碑》《滋溪文稿》卷十七。2程钜夫：《王德亮墓志铭》《雪楼集》卷二一。 3王礼：《刘宗海行状》《麟原前集》卷三。 1《明太祖实录》卷一七六洪武十八年十一月乙亥。 2王逢：《读古节妇传》《梧溪集》卷四。关于至正时期的户口情况。参阅邱树森、王廷：《元代户口刍议》《元史论丛》第2辑中华书局1982年版。 3《元史》卷二二《武宗纪》。 4参见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下册页181—183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1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陈庆英译本页185—186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2阿旺·贡噶索南：《萨迦世系史》陈庆英等译本页1o8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不包括其他藏区在统计对象上可能也不包括牧民3故不能反映吐蕃地区户口的全貌。关于云南行省的户口大德八年（13o4）程钜夫撰《平云南碑》说是“见户百二十八万七千七百五十三”4。这个记载未必准确其中可能包含了一定的虚报成分。 3参见毕达克：《蒙古在西藏的括户》沈卫荣译《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1o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4《雪楼集》卷五。 第二节赋役北方赋税赋役征南北有异这是元代赋役制度的主要特点。元统治者因南北情况不同而采取不同的赋役征原则“大抵江淮之北赋役求诸户口其田（南）则取诸土田”5。赋役征的原则既不相同故南北赋税在内容上也有较大的差别。 北方赋税分为税粮和科差两大类。 税粮有丁税和地税两种不同形式。工匠、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儒户等纳地税。河西中兴路（治今宁夏银川）等三处人户也征收地税。军户、站户占地四顷以下者免税出四顷则出部分缴纳地税。地税的税额屡有变更。元太宗八年（1336）规定：“上田每亩税三升半中田三升下田二升水田五升”1至元元年（1264）改为白地每亩三升水田每亩五升。至元十七年（128o）确定不分白地水田每亩税三升。 绝大部分地区的民户和官吏、商贾都按成丁数缴纳丁税。丁税税额因户类不同而有差别：元管户中的全科户每丁粟二石减半科户每丁粟一石；协济户也是每丁粟一石；新收交参户第一年每丁粟五斗第二年一石此后每年递增二斗五升第六年全科二石。各类人户的驱丁均缴纳其主人的一半。元廷规定丁、地税不重复缴纳但由于土地买卖等原因造成土地所有权在丁、地税户之间转移丁、地税的缴纳实际上比较混乱并纳丁、地税的情况在元代前期便已经相当严重了2。无论丁税、地税除正额外还有“鼠耗”、“分例”等附加税“每石带纳鼠耗三升分例四升”（《元史·食货志一》）。 科差包括丝料和包银两项。丝料主要由民户负担供政府及诸王、贵戚、勋臣享用。缴纳丝料的民户有两大类。一类是历次分封给诸王、贵戚、勋臣的人户他们缴纳的丝料有一部分归于其封主元世祖时称“系官五户丝户”。一类是不属于封民的人户他们缴纳的丝料全归政府元世祖时称“系官户”。元太宗八年税制规定了丝料的基本内容：每二户出丝一斤输给政府每五户出丝一斤输给封主。因此丝料又称“二五户丝”缴纳给封主的部分称“五户丝”。宪宗时五户丝赋额提高了一倍。上述规定是针对分封人户而言的非分封人户的丝料负担应与之相当。元世祖时规定五户丝不再直接缴纳给封主而由政府统一征收后再行转支。具体情况见下表。包银又称包垛银也主要由民户交纳。元太宗时蒙古政府对汉民的5危素：《休宁县尹唐群核田记》《危太朴文集》卷二。 1宋子贞：《耶律楚材神道碑》《元文类》卷五七。 2参见陈高华：《元代税粮制度初探》《文史》第6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各种不时需索甚多为了避免随时科敛的烦琐真定丝料包银户类系官丝五户丝全科户二十二两四钱四两系官户止纳系官丝户上都、隆兴、西京等路户十六两大都以南户二十二两四钱全科户十六两六两四钱四两减半科户八两三两二钱二两元管户系官五户丝户止纳系官五户丝户十六两六两四钱交参户全科户二十二两四钱四两止纳丝户二十二两四钱漏籍户止纳钞户第六年全科二十二两四钱第一年一两五钱以后每年递增五钱至第六年全科四两丝银户十一两二钱四两协济户止纳丝户十一两二钱储也歹儿所管产细丝六十四两摊丝户摊丝六十四两其他户系官户复业户与渐成丁户第一年免科第二年减半第三年全科注：本表参照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上册页349之表制成。 守臣史天泽便“会其岁费”按户征银若干两1这便是包银的起源。 元宪宗二年（1252）蒙古政府将包银制度化推广到各路定为每户征银四两2。五年（1255）定为二两输银二两折收丝绢等物。到元世祖中统四年（1263）包银全部以钞输纳。当时钞二两值银一两故包银的征收额减少了一半。包银每户四两是指全科户而言其他人户的缴纳情况见上表。至元四年（1367）“敕诸路官吏俸令包银民户每四两增纳一两”（《元史·世祖纪三》）称为“俸钞”。元成宗时加科止纳丝户俸钞每户一两而将包银户的俸钞减为每户二钱五分。丝料和包银按户定额但实际征收时都是“验贫富品答均科”3。因此民户实际上的科差负担与定额颇不一致如包银有的上户纳至一百五十两4。可是元廷签中、上户为军、匠等户时却只按定额除豁科差逃亡人户的科差也要由见户分纳民间的科差负1苏天爵：《鲁国文贞公事略》《元朝名臣事略》卷四。 2姚燧：《滏阳高氏坟道碑》《牧庵集》卷二五；《元史》卷一五二《张晋亨传》。3魏初：至元九年七月奏议《青崖集》卷四。 4王恽：《论萧山住等局人匠编员事状》《秋涧集》卷。 担日益沉重。 江南赋税《元史·食货志》说：“取于江南者曰秋税曰夏税此仿唐之两税也。”夏、秋二税都是土地税以秋税为主。 秋税收粮其征收额各地区之间颇不一致同一地区也因土地肥瘠而有差别。湖广地区仿北方税制每亩三升5。其他地区“纳粮的则例有三、二十等不均匀一般”1大体是依宋代旧例。有的地区在二、三斗之间有的地区在三升上下最低的税额只有一升2。元仁宗延祐七年（132o）规定江南税粮就原额增加百分之二十3加重了江南的税粮负担。江南税粮也有附加税“依例每石带收鼠耗、分例七升”4。 夏税的征收情况比较复杂。《元史·食货志》载：“初世祖平宋时除江东、浙西其余独征秋税而已。”由此可知元朝平宋后最初只在江东、浙西两地继续征收夏税江南其他地区则废除了夏税。元成宗元贞二年（1296）“始定征江南夏税之制”（《元史·成宗纪二》）。这次加征夏税的地区为浙东、福建、湖广江西由于秋税交纳数额已较宋为重故仍免征夏税5。夏税的具体征收情况各地不尽一致。江东、浙西两地区的夏税大体上依宋代旧例一般按土地等级定税额而征收丝、绢、布等实物也有的地方折钞缴纳。元贞二年起征夏税的地区当是以秋粮为夏税基准其征收物品名义上以木棉、布、绢、丝、绵等物品为本色但实际征收中基本上都是以钞折纳的“秋粮一石或输钞三贯、二贯、一贯或一贯五百文、一贯七百文”（《元史·食货志一》）。 除土地税外江南个别地区也有丁税江西行省的广州路（治今广东广州）其所属各县民户的税粮中丁税都占有很大的比重清远县每丁税米五斗九升1。 江南地区也有科差一是江南户钞一是一度征收的江南包银。江南户钞是中原五户丝制的推广和变形。元世祖平宋后将部分江南民户封赐给诸王、贵戚每户纳中统钞五钱“准中原五户丝数”（《元史·世祖纪九》）这便是江南户钞。成宗即位之初江南户钞增为每户二两但所增加的一两5姚燧：《阿里海涯神道碑》《元文类》卷五九。 1《元典章》卷二四《户都》十《添科二分税粮》。 2参见陈高华：《元代税粮制度初探》《文史》第6辑。 3《元史》卷二七《英宗纪》一。 4《元章典》卷二一《户部》七《收粮鼠耗分例》。 5《元典章》卷二四《户部》十《起征夏税》。 1陈大震等：《大德南海志》卷六《税赋·税粮》。 五钱由政府支出民户的负担仍为五钱2。 南包银的征收始于延祐七年（132o）英宗即位之初。科征的对象是没有田地而从事商业、运输的人户数额是每户二两3。包银的征收在江南造成了很大的骚扰因而遭到不少官僚、儒臣和民间的反对故难以长期实行。至治二年（1322）十月“诏今年江淮创科包银全免之”（《元史·英宗纪二》）。此后江南包银实际上再未征收到泰定二年（1325）正式革除4。元政府在江南征收包银的同时向全国各地散居的回回、也里可温、答失蛮户起征包银每户二两折纳至元钞十一贯称回回包银5。江南包银行之即废但回回包银却一直征收到元末6。 江南赋税中还有一项湖广门摊。所谓门摊就是按户摊派之意。《元史·食货志》说：“初阿里海牙克湖广时罢宋夏税依中原例改科门摊每户一贯二钱（大德）三年又改门摊为夏税而并征之每石计三贯四钱之上。”此说不确。姚燧《阿里海涯神道碑》记：“初北上田租亩取三升户调岁惟四两。及定湖广税法亩取三升尽除宋他名征。后征海南度不足于用始权宜抽户调三之一佐军”。所谓户调当即北方的包银。所谓“抽户调三之一佐军”即包银四两的三分之一大致为一两二钱。由此可知湖广门摊的征收实始于至元十五年（1278）元军征海南前夕此时湖广税法已定初科门摊是为了弥补征海南的军费不足与夏税的罢废并无直接关系。这种湖广门摊实际上是包银在湖广的变相形态故元人直接将其与北方包银相提并论其赋税性质属于科差。但至元二十九年（1292）时湖南的一些地方官要求改变当地人户“除纳商税、酒醋课程外每一年滚纳门摊地亩一两二钱”的状况中书省议定：“自至元二十九年为头通行依额认办。除离城郭十里之内并镇店立务办课去处离城郭十里外乡村住坐不以是何计户计验各家实有地备均科许令各家造酒醋食用包容各家佃户再不重复纳税。”1这样湖广门摊便演变为一种按户摊派的酒醋课。大德三年（1299）后作为酒醋课的湖广门摊依然存在并未并入夏税2。诸色课程盐课、茶课、酒醋课、商税、市舶税等数十种税课在元代统称诸色课2《元史》卷十八《成宗纪》一。 3《元典章新集》《户部》《江南无田地人户包银》。 4《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纪》一。 5《元典章新集》《户部》《回回当差纳包银》。 6王元恭：《至正四明续志》卷六《赋役》。 1《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门摊课程》。 2《元史》卷二o《成宗纪》三。 ------------ 7 程。元太宗元年（1229）初定中原税法“以酒醋、盐税、河泊、金、银、铁冶取课于民岁定白银万锭六色均办之”1。后税额逐渐增至二万二千锭2。到元太宗十一年（1239）奥都剌合蛮扑买天下税课将税额提高到四万四千锭。到元世祖初年诸色课额达十余万锭3。全国统一后诸色课额仍不断加重。元政府以课额增亏作为办课官吏升降的标准更导致了课程征办上的苛征暴敛严重增加了广大百姓的负担。 盐课是诸色课程中最重要的一项“国之所资其利最广莫如盐”（《元史·食货志二》）。因此元政府对盐的生产采取垄断政策佥派专门的灶户熬波产盐在各地设盐运司或提举司加以管理灶户在指定的盐场中制盐生产过程受到严格的监督产品必须如数上缴给国家。对盐的销售元政府采取商运商销和官运官销两种形式。商运商销有“行盐法”和“市籴法”以“行盐法”为主。“行盐法”是商人向盐司或户部纳钱换取盐引凭盐引到指定的盐场或盐仓领盐然后运销各地。“市籴法”是商人到指定的地点缴纳粮食换引领盐运销。“市籴法”的实行主要是为了解决一些特殊情况下的粮食需要因而影响不大。在盐的商运商销中政府的盐税包含在盐引之中。官运官销主要是“食盐法”。元世祖时期行“食盐法”于部分地区元中叶在更多的地区加以推广到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才予罢废。所谓“食盐法”即按人口强行抑配盐额收取盐价。盐额不断加重元成宗时“口岁至五十斤”4结果是“民至破家荡产犹不充”5。此外元世祖时还一度在各地设常平盐局由政府直接卖盐。 元代的盐价元太宗二年（123o）规定每引重四百斤价银十两。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减为银七两。此后不断提高至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增至每引中统钞三锭。元文宗天历年间一年盐课总额为七百六十六万一千余锭。 元代茶课承唐宋旧制通过榷茶方式办理。元世祖时随着元朝领有产茶地区其榷茶制度日渐形成。至元五年（1268）榷成都茶。至元十三年（1276）榷江西茶。至元十七年（128o）立江西等处榷茶都转运司于江州（治今江西九江）总理江南各地茶税。在榷茶都转运使司下先后设立十五处榷茶提举司两处批引所分布于南方各地承办征收茶课的具体事宜。 元代茶叶生产除贡茶由官府经营外主要由民间经营。元代茶法主要承袭了宋代的“卖引法”。元代“卖引法”的实施情况是：茶商向茶司纳1《经世大典序录·盐法》苏天爵：《元文类》卷四o。 2宋子贞：《耶律楚材神道碑》《元文类》卷五七。 3王恽：《便民三十五事》“课程不再添额”《秋涧集》卷九o。 4刘敏中：《益都路总管刘公去思碑》《中庵集》卷二。 5郑元祐：《普达实立墓志铭》《侨吴集》卷十二。 钱为茶课领取买茶公据凭公据赴指定山场向茶户买茶然后向茶司缴回公据换取茶引凭茶引运销。茶商运茶到江淮地区以北卖须另向商税机构缴纳茶税。产茶区的茶户食茶也要缴纳茶课由政府确定数额“有茶树之家验物力多寡贫富均办”1。除“卖引法”外至元十七年（128o）曾一度推行按户摊派茶课的办法天历年间（1328—1329）一度由地方政府直接经办茶政2但都为时甚短影响不大。 元代茶课至元十三年（1276）定长引、短引之法长引每引茶一百二十斤收钞五钱四分二厘八毫；短引每引茶九十斤收钞四钱二分八毫。至元十七年（128o）废长引专用短引每引收钞二两四钱五分。此后茶课不断提高延祐五年（1318）竟增至每引收钞十二两五钱与上述情况相应茶课总额不断增大至元十三年仅一千二百余锭到延祐五年已剧增至二十万锭。（钞币贬值因素参见本书钞法章） 酒醋课的情况比较复杂因为元代酒政迭有变化。元太宗二年（123o） 始征酒课。次年蒙古政府在各地设立酒醋务坊场官实行酒由政府专营的“榷酤法”元世祖在位的大部分时期北方城市酒课仍行“榷酤法”大体情况是：由政府出备工本指定专门的人户为酒户造酒卖输纳酒课。至元二十二年（1285）改令酒户自备工本造酒由政府拘卖。元世祖前期北方乡村地区酒课由农民认办1具体情况不详。元朝灭宋后随即在江南全面推行官制官销的“榷酤法”由政府设立酒库备办工本选差专人造酒卖；后许乡民造酒；迄于至元二十七年（129o）前后才全面罢废“榷酤法”推行“散办法”2。 “散办法”在离城郭十里外的农村地面为按户摊派酒醋课“有地之家纳门摊酒醋课者许令造酒食用造酒卖者止验米赴务投税”。门摊酒醋课按户定额实际征收时则多以税粮或田亩多寡为标准。在城市地区“散办法”有多种形式：一是由居民摊纳；一是上户自愿认办；一是勒派役户包办；还有一种是由酒户或设肆之家办纳3。对于醋元政府的控制较松纳课即可自酿。至元二十二年（1285）免收乡村醋课。至元二十七年（129o）前后乡村醋课与酒课同行门摊。元代酒课除门摊酒课外主要采取税米即按米的数量征课的办法课率不断提高。实行“榷酤法”时酒课连工本1《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茶课》。 2虞集：《榷茶运司记》《道园学古录》卷三七。 1王恽：《为蝗旱求治事状》《秋涧集》卷八八。 2《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卷八“江南诸色课程”“乡村百姓许造酒”。青阳翼：《太平去思之碑》俞希鲁：《至顺镇江志》卷十五《刺守》；袁桷：《王吕柏里公神道碑》《清容居士集》卷二六；《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私造酒曲依匿税科断》。 3《吴兴金石志》卷十五《褚天祐墓碣》；郑元祐《道童公去思碑》《侨吴集》卷十一；《两浙金石志》卷十七《宋公去思碑》。 一起征收。至元十年（1263）米一石收钞四两内米价三两酒课一两1。至元二十二年（1285）米一石收钞十两当时糯米一石及酒曲等工本约为七两2则酒课为三两左右。同年改令酒户自备工本米一石收酒课五两。此外有的地区实行过按酒征课的办法如广州路（治今广东广州）“每坛税钞一贯”3。元代的酒课总额也是不断增大至元二十二年全国课额钞一千四百四十锭4；至元二十九年（1292）浙江、江西、湖广三省的课额即达钞三十六万锭5。商税也是元政府的一项重要收入由设在各地的税务机构负责征收。元太宗六年（1234）始征商税。至元七年（127o）定商税三十取一总额四万五千锭。至元二十六年（1289）大增天下商税额腹里为二十万锭江南为二十五万锭。此后商税额不断提高至元文宗时“视其初倍蓰不侔矣”6。市舶税是对海外贸易所征的税课起征于灭宋之后由市舶司负责征收。市舶税主要是货物抽分从1283年起细货十分抽一粗货十五分抽一。1293年市舶法则确定抽分以外另征三十分之一的市舶税。延祐元年（1314）将抽分率提高一倍细物十分抽二粗物十五分抽二。此外至元二十二年（1285）规定泉州、福州（当时置市舶司）等处抽分过的舶货贩往本省有市舶司的地区卖还要再加抽分细物二十五分抽一粗物三十分抽一。 金、银、珠、玉、铜、铁、水银、朱砂、铅、锡、矾、硝、竹、木等山林川泽之产元代皆“定其岁入之课”（《元史·食货志二》）。矿物的开采冶炼元代称为“洞冶”或由政府经营或由民间经营。政府经营者称系官拨户兴煽洞冶由政府在矿区设场置官佥派部分人户为淘金、炉冶等户按户或按佥派前的税粮数定出每户的课额（生产定额）1；民间经营者称自备工本洞冶由民户自备工本组织生产向政府缴纳课税。自备工本洞冶的纳课形式有定额制和抽分制以抽分制为主。抽分率金、银大致为十分之三2铁为十分之二3。上述诸课常有“呈献”而来呈献者往往妄献以要名爵所献非所产的情况在在有之。但元政府著定课额之后轻易不予改变。这样课额的办纳只有两种途径一是由签的淘金、炉冶等户1《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葡萄酒三十分取一》。 2程钜夫：《江南诸色课程多虚额妄添宜与蠲减》《雪楼集》卷十。 3陈大震等：《大德南海志》卷六《税赋》“酒课”。 4《元史》卷二o五《卢世荣传》。 5《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添办酒课》。 6《经世大典序录·赋税·商税》苏天爵：《元文类》卷四o。 1彭泽：《弘治徽州府志》卷三《食货》二《财赋》；张铉：《至正金陵新志》卷三下《金陵表》七；许有壬：《公移》“蒙山银”《至正集》卷七五。 2《元史》卷二八《英宗纪》二。 3《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铁货从长讲究》。 抽纳一是由地方官府向民户抑配其结果都是“民往往贵市入输”4。元代课程中还有“额外课”一类其名目《元史·食货志》所记有历日、契本、河泊、山场、窑冶等三十二种。其中有些课目是全面征收的有些则只征收于部分地区或个别地区。这些课入不在元代税课的定额之内故称“额外课”“然国之经用亦有赖焉”（《元史·食货志二》）。 役法元代的力役和职役合称为“杂泛差役”。杂泛就是力役也称夫役其基本内容是征人夫及车、牛从事工程兴造、河渠治理、官物运送等役作。差役就是职役基本内容是差派民户承充政府需要的部分职事。元代差役的项目严格地说只有六种即里正、主、隅正、坊正、仓官、库子。里正、主、隅正、坊正属基层行政职事。元代的基层行政区划农村为乡、都城市为隅、坊。乡设里正都设主隅设隅正坊设坊正设置的数目或一名或数名未有定制。里正、主、隅正、坊正的主要职责是为政府征办各种赋役也负责地方治安。仓官、库子是地方上各类仓库的职事负责看守、出纳官物。此外社长一职也具有差役的性质。社长本为劝农而设最初是“社众推举年高通晓农事有兼丁者”充当1但后来改为轮充并也承担为官府征办赋役的责任实际上就变成了一种差役。 杂泛差役在元代前期主要由民户承当其他名色户计大多可以免役。杂泛差役的科派按规定是“先富强后贫弱贫富等者先多丁后少丁”2。资产的多寡是科派的主要依据。但由于民户中投充其他户计规避差徭者日益增多影响了政府杂泛差役的科派后来元政府对免役的范围作了较大的限制。自大德八年（13o3）起元政府不断颁诏令限制免役大体内容是：除边远出征军人大都（今北京）至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境）自备使臣饮食的站户及僧道的部分土地（前朝旧有和皇帝赏赐的土地）可以免役外其余“不以是何户计都交随产一体均当”1。由于当时政治上的混乱元政府在不断重申其他各色户计须与民户一体当役的同时又时常颁布诏令给予某种户计以免役的特权反复无常。这种情况到元顺帝时期才告结束“一体均当”的原则在法令上得以贯彻。 夫役的科派对象为全体役户。有些夫役只在上、中户内科派如至顺三4柳贯：《仇锷墓碑铭并序》《柳待制文集》卷十。参见：黄溍：《揭傒斯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六；郑玉：《颂叶县丞平金课时估诗序》《师山文集》卷三。 1《元典章》卷二三《户部》九《劝农立社事理》。 2《通制条格》卷十七《赋役·科差》。 1《元典章》卷三《圣政》二《均赋役》。 年（1332）永嘉（今浙江温州）修海堤“俾大家之役于官者分任其事”2。大多数情况则是按税粮或包银数科派如至正十二年（1352）绍兴（今属浙江）修城“赋于有田之家俾随苗税之高低而致其力”3。 差役科派的对象主要为上、中户也就是地主和较富裕的自耕农。差役的派充办法各地不尽一致大多数地区是依据资产、户等或税粮数推排出应当役人户然后按资产等情况排定次序按次序先后轮充。有些地方则采取“随产定税”的办法将差役在全体役户中摊派按资产或税粮数的多寡决定当役时间的长短。 元代的派役原则虽然是以资产为依据但由于政治的和户籍的混乱赋役不均的情况极为严重按资产派役的规定往往成为具文。富户豪民往往通过投充免役户计、诡名析户和勾结官府胥吏舞弊等方式来逃避差徭其结果必然是“赋役常不及己而中、下户反代之供输”1。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止令贫难下户承当里正、主”2的状况。元代的杂泛差役是民间的一项沉重负担。夫役的承担者主要是贫苦农民、大规模的夫役征往往役及数万或数十万人且劳苦备至甚至性命不保。元成宗时征八百媳妇国“驱民转粟饷军。溪谷山洞之间不容舟车必负担以达凡数十日乃至。由是民死者亦数十万”（《元史·董士选传》）。其他夫役的情况不一定有这么严重但应役者“有妨农业废弃生理饥饿病困死于道途”3却是一种普通的现象。差役的负担是一种经常性的负担其危害更大。里正、主、隅正、坊正的主要职责是催征赋役如赋催征不齐必须赔偿。在这样的情况下当役者“破家荡产往往有之”4。仓官、库子看守官物如有损失也必须赔补故“多至破产”5。因此尽管也有人借承当里正、主等职役之机把持乡里甚至渔利自肥但大多数当役者都是“每岁差役争破家求免”6。由于差役的负担过重从民间到政府都采取了一些旨在减轻当役人户负担的方法如“义役”和“雇役”但这远不能解决沉重差役所带来的社会矛盾。 2黄溍：《永嘉县重修海堤记》《黄金华集》卷十二。 3黄溍：《绍兴路新城记》《黄金华集》卷十。 1虞集：《马煦神道碑》《道园学古录》卷十五。 2《通制条格》卷二《赋役·主里正》。 3《元典章》卷二六《户部》十二《主簿论差搬运人夫》。 4俞希鲁：《至顺镇江志》卷二《地理志》“乡都”。 5黄溍：《王文锷墓志铭》《黄金华集》卷三七。 6刘岳申：《清江王县尹去思碑》《申斋刘先生文集》卷七。 第四章手工业、工程手工业是蒙古贵族特别关注的一个行业。随着统一政权的建立一套从朝廷到地方官府的手工业系统逐步形成。蒙元时代的官营手工业十分达其规模、产量和分布之广均过前代。因为官办手工业局院几乎涉及和控制了军事以及统治阶级生活用品的所有领域所以民间手工业受到一定压抑而官办局院的管理也十分经济效益低下。但另一方面由于蒙古贵族将掳掠和收编来的各地工匠集中在手工业局院之中从事生产这就给工匠们交流品种、切磋技艺、分工协作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因而就总体而言元代手工业不仅品种有所增加生产水平也有相应的提高。 第一节工匠的来源及其地位手工业工匠主要来源于战争掳掠、拘括和征召。按照成吉思汗的命令凡对蒙古军队抵抗过的城池攻占后一律屠杀唯妇女儿童及工匠可以得免于是在长期征战中蒙古军队通过俘获、拘刷和征招搜罗了大批工匠如成吉思汗西征攻陷讹答剌、撒麻耳干、马鲁等城池时俘虏了大批能工巧匠其中仅撒麻耳干一地就获“有手艺的工匠”三万1。同样在攻掠保州、广宁（今辽宁北镇县）、河南诸地时也有大批工匠免于一死2。窝阔台经略金地时金朝军器局的工匠被整批俘虏北上又从中原“括其民匠得七十二万余户”（《元史·阔阔不花传》）。当南京（治今开封市）城降后令招集诸匠“一日应募者数千”3。太宗时诸王及功臣家还“争遣使十出括天下匠”4。蒙古国时期所搜罗的工匠以俘虏为主这些工匠大多数被带往已经略定的后方并且早在成吉思汗西征前就命田镇海屯田于兀里羊欢建称海城并设局安置所掳获的汉地工匠。同时派人率中原各族炮手军驻谦谦州成千汉地工匠被带到那里从事织造与锻作。工匠聚居之地还有和林东北的毕里纥部、西北的忽兰赤斤和土秃剌河等处。 在蒙古大军攻城略地期间“能夹锯”5者即可能混入匠人行列而免于一死因而滥竽充数者甚多匠人亦不时受到查核、整编这样匠人与匠户的名分实际上早已得到确认而且至迟在宪宗壬子（宪宗二年1252年）籍户时已立有匠籍的有关规定6。从至元八年（1271）籍户时的条文看匠户的构成主要指“系官诸色原籍正匠”与“改色人匠见入局造作者”另有“已收额当差”的“放罢贫难正军”和已有“上司改拨充匠明文”的附籍军民人等；属于壬子年籍户时在投下当差的“畸零无局分人匠”以及未附籍于各路的“投下蒙古户”与“寄留驱口人等习学匠人”如已具备用自己的“物料”或在本投下五户丝内“关支物料”从事手工业生产并向投下缴纳手工业品或钱物的匠人也在这次籍户时被确认为正式工匠反言之在这次籍户前尚有一批人员并不符合上述条件另包括自行“投充人匠”的漏籍户以1分见《世界征服者史》上册《征服世界的汗征讨算端的国土和讹答剌的陷落》、《撒麻耳干的征服》、《马鲁及其命运》。 2刘因：《武遂杨翁遗事》《静修文集》卷二一；《元史》卷一一九《木华黎传》卷一五o《何实传》。3胡祗遹：《德兴燕京太原人匠达鲁噶齐王公神道碑》《紫山大全集》卷二六。4姚遂：《怀远大将军招抚使王公神道碑》《牧庵集》卷二一。 5刘因：《武遂杨翁遗事》《静修文集》卷二一。 6如成吉思汗十九年（1224）在河南各地俘获了七百余名工匠孛鲁驻兵邢州时即从中“分织匠五百户置局课织”（《元史》卷一五o《何实传》）。壬子籍户时的有关名目可从至元八年籍户时的条文中窥中一班（《通制条格》卷二《户令·户例》：“系官诸色元籍正匠并改色人匠”、“诸投下壬子年元籍除差畸零无局分人匠”、“诸壬子年附籍军民人等别无上司改拨充匠明文”）。及“民匠打捕鹰房诸色附籍人等户下人口析居者”都投入了工匠之列不过这次籍户时都应改为普通民户充当政府差役1。 忽必烈即位以来曾多次招收漏籍、哈赤（蒙语牧人）民匠和析居、放良、还俗僧道等习学织造等事此后大规模籍招工匠有四次：至元十二年从招收的三十多万户江南工匠中“选有艺业者”十余万2；十六年三月“括两淮造回回炮新附军匠六百及蒙古、回回、汉人、新附人能造炮者”（《元史·世祖纪七》）至大都年终又“籍人匠四十二万立局院七十余所每岁定造币缟弓矢甲胄等物”3；二十四年又“括江南诸路匠户”（《元史·世祖纪十一》）。以上是系官工匠与军匠的主要来源。此外贵族和少数功臣投下所拥有的私属工匠他们来自朝廷的赐予和战争俘掠再就是拘括。民间工匠“轮次应当”徭役这可能是地方官府手工业工匠的一个主要来源。在庞大的系官工匠和军匠队伍中直接为统治者的奢侈消费提供服务特别是从事军器制造的能工巧匠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他们之中有一批人升为匠官或受到奖赏而绝大多数普通工匠的地位前后有一定变化。蒙古国及元代早期收编的工匠中的驱口身份虽为数不很多但他们离乡背井强行迁徙往往转死沟壑处境相当艰难。随着统治的稳定与户籍制的逐步完善匠户的处境也有相应改善。就待遇而言元政府对系官匠户实行“给之食、复其户”的1政策。“给之食”的待遇最迟始于窝阔台时期中统初始见具体记载但数额有些差别每名工匠有的月支米四斗、盐半斤有的仅得粮二斗五升2。至元二十五年又进一步作出较全面的统一规定：男、女十五岁以上为“大口”五至十四为“小口”五岁以下不在支请之列3“每户多者不过四口少者验实有口数正身（指当役工匠）月支米三斗、盐半斤。家属大口月支米二斗五升家属小口并驱大口月支米一斗五升；驱口小口月支米七升五合”4。至于“复其户”基本精神可能是“一丁入局全家丝银尽行除免”5但和雇和买及杂泛差役却不得免。包括匠人在内的投下民户最初可“不纳系官差”6但如按照大德七年役法的规定投下匠户亦须承当和雇和买与杂泛差役。系官匠户入局造作“皆须视其时月计1《通制条格》卷二《户令·户例》。 2《元史》卷一六七《张惠传》。 3王恽：《大元故正议大夫浙西道宣慰使行工部尚书孙公神道碑铭》《秋涧集》卷五八。1《经世大典·序录》“工典总序”《元文类》卷四二。 2王恽：《乌台笔补·论肃山住等局人匠偏负事状》《秋涧集》卷。3《通制条格》卷十三《禄令·大小口例》。 4《通制条格》卷十三《禄令·工粮则例》。 5王恽：《乌台笔补·论肃山住等局人匠偏负事状》《秋涧集》卷。6《通制条格》卷二《户令·户例》。 其工程日验月考”7并且匠户后代不得更籍其身份是世袭的但另一方面工匠并不是长期被拘禁于局院之中而是有自己的家庭和独立经济；在完成规定造作之外亦可用自己的工具和原料制作产品出卖以弥补官府供给之不足。 投下私属匠户和军户的隶属关系基本与系官户相类但符合匠人身份条件的“畸零无局分人匠”及“诸投下蒙古户并寄留驱口人等习学匠人”在履行向所隶属的贵族权豪缴纳手工业产品或钱物的义务后可“自备物料”或“于投下五户丝内支取物料”从事独立生产1他们与“轮次应当”差役的民间工匠类似人身依附关系相对要松弛一些。这里应进一步明确的是：所谓“匠户”系指怀有一定技艺的工匠所属的民户（“工”是一般生产者）工匠本人必须是编入中央各部门所属局院（其上往往设有“提举司”之类的行政机构）并入局从事生产的人员；因本人全日承当了国家匠役因而他和他的家庭才享受规定工禄待遇；这类局院一旦罢归地方匠户也就随之转成一般民籍（可轮番入局应差）而不享有原有的工禄。就总的情况而言匠役固然不甚自由工匠们多设法回避这项全日制徭役但若失去匠籍身份即“无既禀之给”所以这类工匠最终还是愿意“世为邑民奉公”2因而相对而言匠户的生活一般有低限度的保障。 属于国家管制的还有下列手工业工匠。 一、盐户亦称灶户、亭户、晒盐户。生产者称盐丁、卤丁、灶丁。北方地区因历经战乱佃户逃散盐户主要靠签和招募旧户复业；南方则大都由原有盐户从事生产缺额时靠签以作补充。盐户立有专门户籍不得改业；除刑事案件外其余由本盐司审理。盐场的基层组织是团、灶。每灶由若干盐户组成每团各围以矮墙有固定的居住与生产区。国家对盐户实施“依验多寡俵付工本口粮”即放“工本钞”以维持其最低生活和从事再生产的必要经费盐户则要向国家缴纳成品盐最终又免除不了科差、税粮甚至杂泛差役的负担。他们被严格编管起来立有专籍不得改业固定在盐场上作业地位与农奴相近。盐户有五万二千之多他们之中贫富差别很大：“富上盐户”要向封建国家承担义务但自己并不直接从事生产而是雇佣贫苦盐丁从事制盐；政府还利用他们控制、管理“贫苦灶户”因而后者承受双重盘剥几乎完全丧失独立的人格地位遭受相当严重的剥削与压迫。 二是茶园户。元代属于国家直接经营的茶叶生产机构之一“常湖等处茶园都提举司”领有二万三千多“茶园户”1其中无疑包括一批从事茶叶制7《元典章》卷五八《工部》一《造作》一《段匹·至元新格》。 1《通制条格》卷二《户令·户例》。 2《至顺镇江志》卷六《赋税·造作》。 1《元史》卷八七《百官志》。 作的手工工人。 三是冶户。冶户有窑户、矿户、炉冶户、铁冶户、银冶户等多种称谓但从事炼铁的专业户占据多数太宗窝阔台八年（1236）始立炉于西京（治今山西大同市）州县“拨冶户七百六十煽焉”。至元四年（1263）又以漏籍户一万一千八百、附籍户四千三百“于各处起冶”2。冶户隶于洞冶总管府、提举司或都提举司至元、大德年间顺德等处都提举司辖下有六千冶户是见于记载最多的一处铁矿区3。农具主要由政府生产营销因而各地也有一批从事该项生产的作坊与手工工匠1。 2《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卷八《课程·洞冶》；《元史》卷五《世祖纪》二卷七《世祖纪》四。3《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 1如至元四年五月礼部尚书马月合乃以括户三千“兴煽铁冶岁输铁一百三万七千斤就铸农器二十万事”（《元史》卷五《世祖纪》二）。阿合马当政时曾“议括民间铁官铸农器高其值以配民”（《元史》卷一五七《张文谦传》）。 第二节元代的官私手工业官府机构官营手工业主要包括工部将作院、大都留守司、武备寺等下属诸系统（含直接管辖的路织染局、杂造局等）和地方官府系统。 工部“掌天下营造百工之政令。凡城池之修浚土木之缮葺材料之给受工匠之程式铨注局院司匠之官悉以任之”所属生产性机构主要有：诸色人匠总管府“掌百工之技艺”。其下置有专门从事雕绘佛象、制蜡铸造、制作金银器皿、镂铁、琢磨玛瑙木石和髹漆等司局。 诸司局人匠总管府主要“掌毡毯等事”。辖有大都、上都和隆兴等四处毡、染局和剪毛花毯蜡布局。提举右八作司生产项目有“造作镔铁、铜、钢、鍮石”。诸路杂造总管府后改名工部尚书行诸路杂造局总管府有帘纲局。茶迭儿局总管府“管领诸色人匠造作等事”。有诸司局。大都人匠总管府辖有绣局（“掌绣造诸王百官缎匹”）、纹锦总院（“掌织诸王百官缎匹”）与涿州罗局（“掌织造纱罗缎匹”）。 随路诸色民匠都总管府初“掌仁宗潜邸诸色人匠”后隶工部有织造人匠、杂造人匠、大都诸色人匠提举司各一和大都等处织造提举司（后者“管阿难答位下人匠一千三百九十八户”）。 提举都城所置左右厢“掌修缮都城内外仓库等事”。 受给库“掌京城内外营造木石等事”。 符牌局（“掌造虎符等”）与旋匠提举司。 撒答剌欺提举司至元二十四年由练人匠提举司改组以札马剌丁率人匠与丝䌷同局造作。别失八里局“掌织造御用领袖纳失失等段”。 晋宁路织染提举司有提领所一织染局共十一分布晋宁、云内、河中、襄陵、翼城、潞州、隰州、泽州、云州等处。 冀宁路织染提举司、真定路织染提举司下辖开除局与真定路纱罗兼杂造局。 此外大都地区有窑场、皮货所四处；另有织染、纹锦、毛段等局近三十个主要分布于河北各地少数在山西、山东。 将作院“掌成造金玉珠翠犀象宝贝冠佩器皿织造刺绣段匹纱罗异样百色造作”所属生产性机构有三：诸路金玉人匠总管府“掌造宝贝金玉冠帽、系腰束带、金银器皿并总诸司局事”。辖有玉局提举司（置和林）、金银器盒提举司、玛瑙提举司（“领大都、弘州两处造作”）、阳山玛瑙提举司、金丝子局、鞓带斜皮局、瓘玉局、浮梁磁局（“掌烧造磁器并漆造马尾■籐笠帽等事”）、画局（“掌描造诸色样制”）、妆钉局、大小雕木局、宣德隆兴等处玛瑙人匠提举司、温犀玳瑁局、上都金银器盒局、漆纱冠冕局等。 异样局总管府领有异样纹绣提举司、绫绵织染提举司、纱罗提举司。 大都等路民匠总管府领备章总院、尚衣局、御衣局、御衣史道安局、高丽提举司、织佛象提举司。 中政院“掌中宫财赋营造供给并番卫之士汤沐之邑”所属生产性机构有中瑞司“掌百工营缮之役地产孳畜之储以供膳服备赐予”。领尚工署（“掌营缮杂作之役凡百工名数兴造程式与其材物皆经度之而责其成功”）其下又设玉列赤局（“掌裁制缝线之事”）、赞仪署（“掌车舆器备杂造之事”）、管领六盘山等处怯怜口民匠都提举司。另有掌怯怜口民匠“岁办钱粮造作”的翊正司江浙等处财赋都总管府下辖“掌织染岁造缎匹”的织染局、有关打捕民匠或怯怜口民匠的机构多处与金银场提领所下辖的银场、■炭场七处。 随路诸色人匠都总管府。中统五年招集析居放良还俗僧道“习诸色匠艺”立府管领生产性机构有上都诸色民匠提举司、金银器盒局、染局、杂造局、泥瓦局、铁局、上都葫芦局、器物局、砑金局、鞍子局、云州管纳色提领所、大都等路诸色人匠提举司（领双线局、大小木局、盒钵局等）、成制提举司（“掌缝制之事”）以及上都、大都貂鼠软皮等局提领所（领大都软皮局、斜皮局、上都软皮局、牛皮局、金丝子局、画油局、毡局、材木库、玛瑙玉局）、上都异样毛子局、上都毡局、上都斜皮等局、上都隆兴等路杂造鞍子局、真定路翼州杂造局与珠翠局。 管领诸路怯怜口民匠都总管府。召集析居放良还俗僧道编籍人户为怯怜口属中宫。生产性机构有织染局、杂造局、弘州衣锦院、丰州毛子局与缙山毛子旋匠局等。 天历二年改拨储政院属下两处：管领怯怜口诸色民匠都总管府（领典制局、杂造人匠提举司、杂造局等）；管领本投下大都等路怯怜口民匠总管府（领织染提举司等）。 江淮等处财赋都总管府。领杭州、建康、黄池三处织染局与陕西等处管领毛子匠提举司。 昭功万户都总使司。至顺二年立领文宗潜邸扈从之臣。生产性机构为织染杂造人匠都总管府下辖有织染局、绫锦局（召析居放良还俗僧道“教习织造之事”）、纹锦局（召漏籍人户教习织造）、中山局（召随路漏籍不当差人户“教习织造”）、真定局（“掌织染造作”）、弘州（治今河北原阳）、荨麻林（今河北万全西北）纳失失局（召析居放良等户教习织造）、大名织染杂造两提举司、缮工司（领金玉珠翠、大都织染、大都杂造三提举司）等。 大都留守司所属生产性机构有修内司“掌修建宫殿及大都造作等事”（有大小木局、泥厦局、车局、妆钉局、铜局、竹作局、绳局）；祗应局“掌内府诸王邸等异巧工作修禳应办寺观营缮”（有油漆局、画局、销金局、裱褙局、烧红局）；器物局（掌宫殿、城门、寺观营缮及御用各位下用鞍辔、忽哥轿子、帐房车辆、金宝器物“凡精巧之艺杂作匠户无不隶焉”。有铁局、减铁局、盒钵局、成鞍局、羊山鞍局、纲局、刀子局、旋局、银局、轿子局等）；犀象牙局“掌两都宫殿营缮犀象龙床卓器系腰等事”（有雕木局、牙局）；大都四窑场（“营造素白琉璃砖瓦”）与甸皮局等。武备寺“掌缮治戎器兼典受给”辖各处军器人匠局、司十五处军器局四处欠州武器局一处以及箭局、弓局、弦局、杂造局多处。 利用监“掌出纳（实际包括制作）皮货衣物之事”。有杂造双纲局（“造内府皮货鹰帽等物”）、熟皮局（“掌每岁熟造野兽皮货等物”）、斜皮局（“掌每岁熟造内府各色野马皮胯”）、染局（“掌每岁变染皮货”）等。以上系元廷主要直属手工业部门的设置、分布概况。诸工之中丝织品需求量最大因而在元廷直属手工业部门之外为适应“御用诸王众用”的“不时之需”又设“外道行省诸局”其生产上纳的织物称为“横造”1。这类地方手工部门主要指各路属织染局。“横造”之令往往非常急迫如至元二十三年江浙行省“檄列郡横造绮缎”便给各地造成极大的骚动2。各路织染局既为适应上级科差而设因而其规模生产情况因时、因地有所差别如四明（治今浙江宁波市）织染局于至元二十七年起盖泰定二年又扩建成土库、库前轩屋、门楼、厅屋与吏舍各三间前轩厅后屋一间染坊屋四间络丝堂十四间机坊二十五间打线场屋四十一间土祠一间共九十八间3。新安（治所先在安徽休宁后移歙县）织染局与打线场分置两地至元二十一年由宁国路织染局拨来生帛机五十张签拨人匠八百六十二户自当年立局岁造生帛三色共一千六百零一段。二十四年改造熟帛丝䌷（数与生帛同）共六色每季上纳。二十八年又添造宁国路丝䌷一百五十段4。 军器制造的基本体制是：至元初命统军司造兵器军器损坏由各万户行营“选匠自修之”武备寺同时负责军器储备（后来取代统军司负责武器造作）；“列郡设杂造局岁以铠仗上供”1地方杂造局主要承担中央不时之命如至元二十三年“朝命造五军甲”2就是由地方杂造局承当的。管理盐业的机构盐运司（有的又称转运司、提举司）“掌场灶榷办盐货”（《元史·百官志一》）设两淮、两浙、山东、福建、河间、河东、1《经世大典·工典·丝枲之工》《元文类》卷四二。 2虞集：《通议大夫签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事赠正议大夫吏部尚书上轻车都尉追封颍川郡侯谥文肃陈公神道碑》《道园学古录》卷四二。 3王允恭：《至正四明续志》卷三《城邑》、《公宇》。 4《新安志·织染局》见《永乐大典》卷一九七八一。 1《经世大典·政典·军制·军器》《元文类》卷四一。 2虞集：《通议大夫签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事赠正议大夫吏部尚书上轻车都尉追封颍川郡侯谥文肃陈公神道碑》《道园学古录》卷四二。 四川、广东、广海九处大都、辽阳等地设后有并有废。两淮、两浙、山东等盐运司之下又设若干分司盐运司或分司下又辖有若干盐场全国共有盐场一百数十处。盐场下又有团、灶之设灶由若干盐户组成。元代由国家直接经营的茶叶生产机构有宣徽院下辖的“常湖等处茶园都提举司”与“建宁北苑武夷茶场提领所”前者辖“提领所”七处（乌程、武康德清、长兴、安吉、归安、湖汶、宜兴）3。这些机构所辖范围遍及福建与江浙广大地区。太宗窝阔台八年（1236）立炉于西京从事铁矿冶炼其后元廷于腹里地区的交城县（属今山西）、平阳（治山西临汾）、河东（治今山西太原市）、顺德（治今河北邢台）、北京（治今辽宁宁城县西北大明城）、济南等地设洞冶总管府、提举司或都提举司掌管冶炼这些机构之下多辖有数处矿冶分炉。行省矿冶主要分布在江浙、江西与湖广诸地。因官冶效益低下元廷曾于大德十一年明文规定“听民煽炼官为抽分”其管理机构亦多“废置不常”（《元史·食货志二》）。 官营手工业生产概况元代中央和地方手工业局院分布的密度和广度是前所未有的。《经世大典》列官营手工业共二十二个门类实际不外土木工程、兵器、金工、玉工、丝枲、皮毛等几个大类内容涉及军器和统治集团消费的一切领域种类繁多机构庞大其名称一般称局、院、提举司、所等设院长、正副大使、提举、同提举、副提举、提点、提领等官员其下有管勾、作头、头目、照磨案牍、攒司、典史司吏、堂长和提控（后几类一般于匠户内差充1）。工匠在五百名以上者设提举、副提举、同提举三百至五百称院长、提领、提点一至三百户设大使、副使2。 官营手工业拥有充沛的物资原料和西域、中原各地的能工巧匠并通过集中生产、分类置局、技能培训和“给之食、复其户”等措施基本保证工匠“专于其艺”3因而不仅为手工业增添了一些新的品种而且生产出许多精美的产品。但封建时代官办事业的通病元代亦在所难免其中较突出的有三点：（1）各级官吏克扣原料、冒支工粮、夹带私造的情况十分普遍4（2）拥有人力物力绝对优势的官办手3《元史》卷八七《百官志》三。 1《彬江志·织染局》、《延平府志·织染局》见《永乐大典》卷一九七八一。2《元典章》卷八《吏部》卷二《循行选法体则》。 3《经世大典·工典·诸匠》《元文类》卷四二。 4如至元八年中都甲局官玉鲁等用劣质皮货造衣甲从中贪污（王恽：《弹甲局官玉鲁等抵搪造甲皮货》《秋涧集》卷九o）；大德四年和买丝货时各处官府与上下权豪之家“私下贱买不堪丝料逼勒交收高抬时估取要厚利”（《元典章》卷五《工部》卷一《选买细丝事理》）；延祐元年前兴和路二十六个局工业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所以生产不计成本经济效益低下。如杭州砂糖局原料来自处州质优价廉但糖价却高出民间数十倍无法生存只好停办1。河北綦阳一处官办铁冶“得铁甚鲜”如将冶户放还政府另以“和市”等名目所得购铁“可增官煽数倍之上”2此类事例不胜枚举因而一些官僚认为官营局院为“蠹财之尤者”力主“百工诸府可罢”3。（3）工匠遭受的压迫和剥削相当沉重：官办局院的工匠受到“日验月考”的严厉管制；官府往往依期强令地方造作骚扰民间4；奸吏乘势“因缘害众”“合著夫匠十名乃科百名以至数多则遍科”5；大多数工匠的劳动、生活条件相当恶劣匠役成为一项沉重的负担如时人曾描述织工的处境：“江南丝尽入机房欲此虚空彼富强。鞭挞别工皆学织程量计日完成章。惊心蟠龙愁应死泪手攀花痛不香。贫者只宜岩谷隐草纫槲叶当衣裳。”6工匠之苦莫过于盐丁、灶户：“课额日以增官吏日以酷。不为公所干惟务私所欲。田园供给尽鹾数屡不足。前夜总催骂昨日场胥督。今朝分运来鞭笞更残毒。灶下无尺草瓮中无粒粟！”7民间手工业贵族权豪1、官僚地主、民间作坊主与一般百姓也经营自己的手工业。 诸王、公主、驸马位下有一批“不纳系官差”的“匠人、打捕户、鹰房子、金银铁冶户”即可供贵族自行“拘收起移”的人匠民户2他们被收编在位下的“诸色民匠总管府”之类的组织管辖之下在位下的作坊内从的官员每年支取的工粮出应支数的六倍（《通制条格》卷十三《工粮》）。1杨瑀：《山居新话》。 2王恽：《秋涧集》卷八一《中堂记事》中。 3许有壬：《正始十事》《至正集》卷七七。胡祗遹：《政事》《紫山大全集》卷二一。4虞集：《通议大夫签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事赠正议大夫吏部尚书上轻车都尉追封颍川郡侯谥文肃陈公神道碑》《道园学古录》卷四二；程钜夫：《民间利害》《雪楼集》卷十。5胡祗遹：《民间疾苦》《紫山大全集》卷二三。 6郑思肖：《心史》上卷《江南丝》。 1诸王、公主、驸马和少数勋臣属下的手工业往往被认定为官办性质或则是官营手工业的一种补充。我们在这里将其定为私营性质的主要理由是：中央分拨给贵族的份地实质已转为贵族个人私有（是“忽必”或“莎余儿合勒”的延伸）他们在份地内所经营的手工业包括其财政收支比较严格地独立于中央与地方企业。即便是奉命出镇的诸王中央亦无权任意支配他们的企业与财产。与其他社会阶层一样贵族向中央提供的义务实质上属于差并不意味着中央可像对待地方手工业机构和财政那样可随意支配。这个问题可作进一步论证。 2《通制条格》卷二《户令·户例》；《元典章》卷二五《户部》卷十一《差·投下户丝银验贫富科》；《通制条格》卷二《户令·投下收户》。 事生产为贵族的奢侈生活服务。总的说来位下工匠的地位和处境与官营工匠相同但按照大德七年的规定位下匠户也必须承担杂泛差役、和雇和买的义务。此外少数勋臣自至元初户籍整顿后似乎也保留了自己的作坊和人匠。 贵族与官府经营的手工业品主要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满足他们的奢侈消费而民间手工业却为国计民生所系具有一定的经济活力和广泛深远的影响。这里将元代民间手工业的状况和特点归纳成三个方面作简略介绍。 其一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以纺织为主的家庭手工业具有普遍性。 中国封建社会里“男耕女织”是家庭经济结构的核心内容亦是农户生活必需品和完纳赋税的主要来源到了元代这种状况更具有普遍意义。王冕曾以《江南妇》为题描写江南田家的经济生活：“馌彼南亩随夫郎夜间绩麻不上床。绩麻成布抵官税力田得米归官仓”1。乃贤另以《新乡媪》为题真实而又典型地反映了中原民户的耕织生涯：“日间炊黍饷夫耕夜纺绵花到天晓。绵花织布供军钱倩人辗谷输公田”2。山西等地区农家多依靠种麻织布“贸易白银以供官赋”3。这种以女性从事织纴的家庭经营形式实际上也广泛存在于官僚地主之家。 元代家庭手工生产中所增添的棉纺织业是值得重视的。松江乌泥泾的棉纺织业在宋元之际还处于“厥功甚艰”的初级阶段。黄道婆返乡后教民织布“未几被更乌泾名天下仰食者千余家”4。由于棉纱和棉布的制作逐步推广因而迅成为影响国计民生的一项重要品种。至元十九年元廷规定税粮可“折输绵绢杂物”（《元史·食货志一》）二十六年四月“置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绵提举司责民岁输木绵十万匹以都提举司总之”六提举司虽不久罢去5但元贞二年（1296）新定征收江南夏税制度中又规定夏税“输以木绵布绢丝绵等物”（《元史·食货志一》）。到了致和元年（1328）三月当云南安隆寨土官籍三万二千民户归附时“定输布三千匹”（《元史·泰定帝纪二》）。朝廷还经常和市棉布等物赈济北方部民。由于棉纱和棉布的生产量越来越大所以在天历元年全国科差总数中征收的绵和布就分别达72o15斤和211223匹1。可见以丝、麻、棉织业为主要内容的家庭手工业不论在广度或深度上比宋金时代都有明显1王冕：《江南妇》《竹斋诗集》卷二。 2乃贤：《新乡媪》《金台集》卷一。 3郝经：《河东罪言》《陵川集》卷三二。 4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四《黄道婆》。 5《元史》卷十五《世祖纪》十二卷十六《世祖纪》十三。 1《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 展。 其二许多工商主和富有者投资手工业生产并且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商品经济的展在一些手工作坊中较普遍存在雇佣劳动。 由于官营矿冶业效益低下所以管理机构多废置不常金、银、铁矿常实行“听民煽冶官为抽分”的变通政策矿藏的采炼常承包给私人通过他们招用工人从事生产因而民间从事的矿冶业多实行雇佣劳动制如“尤善生殖”的江西人刘宗海开铁炉于金牛（在今安徽庐江县西北）“煽役者常千人”2。“治生教子三致丰阜”的李玉鼓铁煮矾“所居城市凡能佣力而无恒产者鱼聚水而鸟投林相率来归”3。在杭州城内的十二种职业中每一行业有12ooo户每户少至1o人多至2o、4o人“其人非尽主人亦有不少为供主人指使之人”4马可·波罗的这一直观印象说明元初杭州的许多手工作坊采用了雇佣劳动。 纺织业是封建时代历史悠久、展最快的一种行业唐宋以来这一全国性的生产中心已在苏杭地区形成。元代末期徐一夔在《织工对》中记载说：“余僦居钱塘之相安里有饶于财者率居工以织。每夜至二鼓一唱众和其声欢然盖织工也（余）进而问之曰：以余观若所为其劳也亦甚矣而乐何也？工对曰：吾业虽贱日佣为钱二百缗吾衣食于主人而以日之所入养吾父母妻子虽食无甘美而亦不甚饥寒于凡织作或极精致为时所尚故主人聚易以售而佣之直亦易以入。所图如此是以乎情者不自知其为劳也。顷见有业同吾者佣于他家受直略相似。久之乃曰：吾艺固过于人而受直与众工等当求倍直者而为之佣。已而他家果倍其直佣之。主者阅其织果异于人他工见其艺精亦颇推之。主者退自喜曰：得一工胜十工倍其直不吝也。”1在嘉兴永乐市南宋时濮凤后人“督课农桑、机杼之利”元大德年间其后人开设四大牙行“收织机产”“取绢者曰绢主售织者曰机户”2。湖州归安东林镇据称元代已设有十所绢庄收四方农户所产丝绢3。此外再参照马可·波罗对苏州地区的印象4便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广大苏杭地区的民间丝织业中和各地民办矿冶业中作坊主要采用工匠从事生产；双方以计日、计工受2王礼：《刘宗海行状》《麟原文集》（前集）卷三。 3胡祗遹：《李公墓志铭》《紫山大全集》卷十八。 4《马可波罗行记》第2卷第151章《蛮子国都行在城》。 1徐一夔：《织工对》《始丰稿》卷一。 2金准：《濮川所闻记》卷一《总叙·开镇源流》；胡琢：《濮镇纪闻》卷《总叙》；另参见同治《湖州府志》卷三三《舆地略·物产》下。 3参见同治《湖州府志》卷二二《舆地略·村镇》；光绪《归安县志》卷六《舆地略·区村镇》。4《马可波罗行记》第2卷第1o5章《苏州城》：苏州“有丝织物甚饶（居民）恃工商为生城中有许多富商大贾和富裕的市民”。 值的方式生联系；雇者与受雇者均可以酬值的多少作出选择。这无疑是一种古老的“包含着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的雇佣劳动”5。 其三在封建王朝的压抑下民间手工业不能充分展。 元代官营手工业局院遍布涉及手工业的主要领域使民间手工业产品丧失了大片市场。而民间能工巧匠或被大批拘刷或轮番入局按统治者的意志出卖自己的劳动与技能民间手工业又失去了大量的人力资源。 民营手工业生产受到种种限制。在产金之地“有司岁征金课正官监视人户自执权衡两平收受”。政府对铁产品实行严格管制流通也受到很大限制如“江南铁货及生熟铁器”曾“不得于淮、汉以北贩卖违者以私铁论”。酒类为国家榷货其生产不时受到限制如“诸私造晙鲁麻酒者同私酒法。杖七十徒二年财产一半没官”（《元史·刑法志三》）。生产面最广阔的民间纺织业主要受到两方面的摧残：一是政府通过赋税政策搜括大批民间丝绢、颜色。作为元初勃兴起来的棉织业也是如此至元十九年始以“棉绢杂物”折输江南税粮后又立六路木棉提举司向民间征收木棉十万匹因为民间承受不了这项重负二十八年不得不“罢江南六提举司岁输木棉”然而不久又恢复征收并且数额急剧增加（见前）。二是实行和买如至大三年（131o）规定每年从江西和买木棉布十二万匹1。政府以各种形式向民间征收丝、麻、棉等成品和半成品大大加重了手工业者的负担。从前面引证的王冕和乃贤的诗篇中可以清楚看出一般民户竭尽全力从事织纴也难于应付官府科差。《织工对》是一篇反映民间手工作坊生产状况的典型材料从中也可以看到雇工“手提足蹴皆苍然无神色”地在“老屋将压杼具四五具”的条件下从事劳作。民间手工业局促在狭小的规模中和艰难的条件下蹒跚而进。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页311注。 1《元典章》卷二六《户部》十二《和买诸物对物估价支价》。 第三节手工业工程的技术成就在手工业工程中有许多成就值得注意今分别论述如下。 纺织业民间纺织业的展元初元兵散居乡间重放牧而轻耕织对乡人屡有骚扰。农民只有在湖边、地角、山上种植桑树并且不得不关门闭户养蚕缫丝纺纱织布因此家庭纺织业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和影响。后来元代统治者为了能获得更多的丝帛逐渐重视农桑劝勉诏令屡见于文献。中统二年“令宣抚司官劝农桑”三年“禁戍军士毋纵畜牧伤其禾稼桑枣”1。大德年间又“申扰农之禁纵畜牧损禾稼桑枣者责其偿而后罪之”2。至元二十二年“诏以《农桑辑要》书颁诸路克勤厥职者以次升奖具怠于事者罢之”3。延祐五年司农丞苗好谦撰《栽桑图说》深受元仁宗赞赏并命刊行于民间行之五六年功效大著。元代中叶以后民间纺织业得到了相当普遍的展。 丝织和“纳失失”丝织业是元代官、私手工业和家庭副业的主要行业之一从事这项生产的大小手工业局院和作坊遍布全国主要产地集中在建康（天历二年改集庆治今江苏南京市）、平江、杭州、庆元、泉州、四川和中原等地；蚕桑业、丝织业与服饰业专门化分工的程序明显提高。 元代丝织业局院和作坊规模较大花色品种也十分丰富如建康有两处织染局其中东局管人匠三千六百户织机一百五十四张额定生产丝一万一千五百二斤八两缎匹四千五百二十七段1；镇江岁额品种有段匹、苎丝、暗花、素丝绸、胸背花与斜纹每个品种下多少不等分为枯竹褐、驼褐、秆草褐、橡子竹褐、明绿、鸦青等不同花饰；段匹额定为五千九百余匹其他少在三百有余多者近四千而宋代见于载录的仅绫、罗两顷岁贡在一二十匹到三百余匹2。1964年出土的曹氏（张士诚母）墓中出土有袍、袄、裙等衣着织物质地有缎、绫、绸等其中有件薄丝棉祆缎纹为五枚经缎纹心花五枚纬纹组织以连续曲尺云杂纹饰间以如意、珊瑚、玉钏、银锭等八宝图案纹31975年山东邹县李裕庵墓中出土一幅绛色绸云巾上部是一老寿星左右侧分别为小鹿与仙鹤中间为六行小字四十二个人物、1《续通志》卷五八。 2魏光焘：《蚕桑萃编》卷一。 3魏光焘：《蚕桑萃编》卷一。 1《至正金陵志》卷六《历代官职》。 2《至顺镇江志》卷六《赋税·造作》。 3《苏州吴张士诚母曹氏墓清理简报》《考古》1965年第6期。 鸟兽、花纹、文字同时织成4。独树一帜的集庆官纱也是当时的名品至正年间生产的“一色素净者”尤为精妙可作“暑月之雅服”5。此外顺帝赐给淑妃的大批锦缎有麒麟、鸾凤、白兔、灵芝、双角、五爪龙、万寿、福寿字等纹饰6。 元代浙江湖州出产的丝织品也极佳。有些织造过程要求严格甚至连缫丝所用之水也要经过慎重选择。如“归安之水宜茧丝”练漂出来的丝丝白如银。在南宋时有名的崇德狭幅丝织物到元时也增添了绫、罗、水锦、缂丝、绮绣等品种。魏唐的宓机绢也比前代更为匀净细密为画家所喜用。蜀锦生产仍很达品种也更加繁多。北方丝织业中有“燕人何失世以织纱縠为业与张进忠制笔齐名”1。 元代新引进了著名品种纳失失（织金锦来自波斯的一种织金锦缎）与撒答剌欺（来自中亚的一种丝织品）政府并设置专门管理织造的机构如“撒答拉欺提举司”下设有“别失八里局”“掌织造御用领袖纳失失等段”2。在新疆地区还曾设专局织造。197o年新疆乌鲁木齐盐湖一号古墓曾出土一件元代黄色油绢“辫线袄”肩、领、袖及襟边等处均有织金锦边饰至今仍可见其金线光泽3。纳失失是统治阶级的专用衣料。 元代丝织物加金极为盛行织金锦大量生产。织金苎丝在官办丝织业中占相当地位它是在宋锦的基础上展而来并可能受到当时为上层所嗜好的纳失失的启示和影响。元代的织金锦技艺包括两类：一是用片金法即在织造时把切成长条的金箔夹织在丝线中二是用圆金法即将金箔拈成的金线与丝线交织前者金光夺目后者牢固耐用但金色要暗淡一些。在集宁路遗址窖藏物中现的几件织金丝织品显现出了光彩夺目的效果4是元代织金苎丝的代表之作。马可波罗在西安、正定、土番州、宝应、南京、镇江等地也亲眼见到各种金锦丝绢。可能这类织物过于奢华只在上层使用所以元廷禁止在规定范围外织造、货卖销金产品1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技艺已从官营局院流传到了民间。 《梓人遗制》与织机薛景石字叔矩山西万泉（今万荣县）人是一位智巧好思的木工也是一位对纺织业作出重大贡献的专家。他认真总结前人成就并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集当时木工技术之大成编写了我国4《邹县元代李裕庵墓清理简报》《文物》1978年第4期。 5孔齐：《至正直记》卷一《集庆官纱》。 6陶宗仪：《元氏掖庭记》。 1朱彝尊：《日下旧闻》卷三九《补遗》引《宋元诗会笺》。 2《元史·百官志》。 3王炳华：《盐湖古墓》《文物》1973年第1o期。 4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元代集宁路遗址清理记》《文物》1961年第9期。1《元典章》卷五八《工部》卷一《禁治诸色销金》。 古代著名的木工技术专著——《梓人遗制》。《梓人遗制》原书内容非常丰富收有各种机械器具11o种现仅存《永乐大典》摘抄的“车制”和“织具”两部分共有机具14种。段成己在书序中概括地指出了《梓人遗制》的成就和特色：“有景石者夙习是业而有智思其所制作不失古法而间出新意砻断余暇求器图之所自起参以时制而为之图。”2在纺织机具方面这部著作描述了立机子（立织机）、华机子（提花机）罗机子（纱罗织机）和布卧机子（织造丝麻织物的木机）等织机的具体形制、尺寸并绘有各种织机的总体结构和零部件的详图。这部书是研究我国古代织机展史的宝贵资料。 《梓人遗制》中对华机子和布卧机子的结构论述详尽如书中记载的梭子的尺寸比以往更加规范化：梭子长一尺三寸到四寸中心宽一寸五分厚一寸二分中间开一梭眼以引导纬纱；织布机上开口、投梭、打纬三个主要运作程序也进一步完善因而可使织布的产量和质量都大为提高。山西的潞安州地区由于薛景石织机的推广应用原来已经非常达的纺织业更加兴旺以致与长江流域的江浙地区并驾齐驱有“南松江北潞安衣天下”的说法。 黄道婆与棉纺织业元初植棉和棉纺织技术在我国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广泛传播展。《农桑辑要》记载：“苎麻本南方之物木棉亦西域所产。近岁以来苎麻艺于河南木棉种于陕右滋茂繁盛与本土无异。二方之民深荷其利。”1王祯《农书》卷二一载：“夫木棉产自海南诸种艺制作之法骎骎北来江淮川蜀既获其利。至南北混一之后商贩于北服被渐广。”初传入的制棉工具和方法繁简不同。关于长江流域的制棉工具和方法艾可叔《木棉诗》有所描述：“收来老茧倍三春匹似真棉白一分。车转轻雷秋纺雪弓弯半月夜弹云。衣裘卒岁吟翁暖机杼终年织妇勤。闻得上方存节俭区区欲献野人芹。”其中只提到纺车、弹弓、织机等工具并说棉花是“野人芹”。可知棉织业传入长江流域尚不久。胡三省《通鉴注》“木棉”云：“木棉江南多有之土人以铁鋋碾去其核取如棉者以竹为小弓长尺四五寸许牵强以弹棉令其匀细卷为小篇就车纺之。自然抽绪如缫丝状不劳纫缉织以为布。自闽之来者尤为丽密。”可知这时候棉花已在江南种植不但已用铁鋋、弹弓这些工具而且对其的制作和使用也有些法则了。黄河流域（特别是陕西）的制棉工具和方法比较简陋《农桑辑要》记载的木棉加工技术是：待籽棉晒干后用铁杖一条长二尺粗如指两端渐细如擀面杖用梨木板长三尺、宽五寸、厚二寸做成床子。然后取棉子置于板上用铁杖旋赶出子粒即为净棉。全书只有碾去棉子的铁杖和木板其他工具一概不提显然较之长江流域还差。然而当时南方的2薛景石：《梓人遗制》段成己序《永乐大典》卷一八二四五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1《农桑辑要》卷二“论苎麻木棉”。 制棉工具和方法实际上也还是落后的陶宗仪说：“松江府东去五十里许乌泥泾其地土田硗瘠民食不给因谋树艺以资生业遂觅种于彼（闽广）。初元踏车樵弓之制率用手剖去子线弦竹弧置案间振掸成剂厥功甚艰。”1可见不仅劳动者很辛苦而且产品粗粝销售不好人民的生活还是得不到改善。 黄道婆是松江府乌泥泾（上海旧城西南九里）人年轻时流落崖州（海南岛南端的崖县）从当地黎族人民学会运用制棉工具的技能和棉布织造方法。成宗元贞年间（1295—1297）遇顺道海船回故乡把崖州进步的制棉生产工具和先进的织花技术也带到了松江。她在松江府以东五十里乌泥泾地方教人制棉传授“做造捍、弹、纺、织之具”又以崖州织被面法教妇女“错纱配色综线絜花”都有一定法则“以故织成被、褥、带、悦其上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粲然若写。”2一时乌泥泾和附近地方“人既受教竞相作为转贷他郡家既就殷”长江流域特别繁盛的松江棉纺织业就以黄道婆的卓越贡献奠下了始基。黄道婆死后松江人民感念她的恩德共同把她安葬并于顺帝至元二年为她立祠岁时祭祀。后因战乱祠被毁至正二十二年张守中迁祠于他祖父墓地南边并求王逢作诗以为纪念。明熹宗天启六年（1626）张之象塑其像于宁国寺。清嘉庆年间又有人在上海城内渡鹤楼西北小巷内为她修建了一座小庙1919年这座小庙还在3。 黄道婆在棉织业上的贡献是将黎族先进的棉纺织技术和内地原有的纺织工艺结合起来在制棉工具和织造方法上作出一系列重要的明和技术革新。如以前除去棉籽是由手剥她则创制了轧棉籽用的搅机；以前弹花用的是线弦竹弓她则代之以强而有力的绳弦大弓；她还设计出性能良好的三锭脚踏纱车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纺纱工具；此外她还改进了织造机具和提花技术从而使从碾棉籽、弹花、纺纱到织布的整个棉纺织技术和效率得到了全面的提高。在黄道婆传入崖州少数民族的制棉工具和方法的十九年之后即元武宗皇庆二年（1313）王祯在《农书》中对于捍（即轧花搅车）、弹（即弹棉椎弓）、纺（即纺车）、织（即织机）等纺织工具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其中有图并有解说。 黄道婆在松江地区传播先进的棉纺织技术之后长江流域的棉纺织业随之勃。乌泥泾在元初本是个“民贫不给”的地方可是后来由于制作棉织品而变得家户殷实。元以后松江一带成为全国棉纺织业的中心享有“衣被天下”之美誉。 棉布印染水平也在明显提高到至正年间松江地区从日本学会了印染1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四；王逢：《梧溪诗集》卷三；褚华：《木棉谱》《沪城备考》卷一。2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四；王逢：《梧溪诗集》卷三；褚华：《木棉谱》《沪城备考》卷一。3《松江府志》卷十八；包世臣：《齐民四术》卷五；《上海新建黄道婆寺碑文》《上海续志》卷十二。青花布“宛如一轴院画或芦雁花草尤妙”“青久浣亦不脱”。1麻织业宋代麻织业的基地在广南西路成都府路的成都府、邛、蜀、彭、汉诸地也有一定程度的展。到了元代随着植麻的北移麻织业也在河南、山西等地展起来。据《农书》记载采用不同原料和方法（有毛絁布法、铁勒布法、麻铁黎布法）可生产出不同的品种“比云南布或有价高数倍者”2。河南陈州、蔡州一带善织者一斤成布一匹次者一斤半一匹再次者二斤、三斤一匹其布“柔韧洁白比之常布又价高一二倍”1。山西出产的有大布、卷布、板布等品种。 织造工具也有显著改进。中原地区用水转大纺车“昼夜纺绩百斤”2。山西一带使用立机子、罗机子、小布卧机子打苎丝线经上使用的有掉籰座等机具3。 毡毯业毛织业是适应游牧民族生活需要而展起来的产业有蒙车、籍地、铺设、障蔽等用途。入主中原后宫廷、贵族和军队对它的需要量越来越大因而很多官营局院和投下作坊都从事毡毯的造作。 毡毯原料有羊毛、羊绒、驼毛、驼绒等约二十余种生产的毛织品有剪绒花毯、脱罗毯毡、入药白毡、雀白毡、红毡、白袜毡、回回剪绒毡等名目有六七十种之多。耗费的原材料数量也相当惊人如中统三年（1262）造大小羊毛毡三千二百五十缎计用荒羊绒毛十四万一千七十斤内白秋毛六万六千一百二十五万斤青秋毛六万七千五百七十斤黑秋毛五千六百二十五斤白绒毛一千七百五十斤另有羊筋二千斤羊头骨二百五十斤。另以至治三年（1322）成造的一条地毯为例长五十尺阔二十二尺五寸毡毯业的展由此可见4。大同元墓出土的毡帽、毡靴质地细致保存完好说明了元代的毡毯业不但有大量生产而且有着较高的工艺水平。 陶瓷业元代北方诸窑相继衰退而南方的江西景德镇异军突起一举成为全国最重要的瓷器生产地。元代瓷器的重大展主要反映在青花瓷和釉里红瓷器的烧制成功。青花瓷是运用钴料进行绘画装饰的釉下彩瓷器。制作过程是用钴料在瓷胎上绘画然后上透明釉在13ooc左右的高温下一次烧成。青花瓷最早产于唐代巩县窑在元代得到展并成熟起来。元青花造型博1孔齐：《至正直记》卷一《松江花布》。 2王祯：《农书》卷二二《苎麻门》。 1《农桑辑要》卷二《苎麻》。 2王祯：《农书》卷二二《苎麻门》。 3薛景石：《梓人遗制》载《永乐大典》卷一八二四五。 4《大元毡罽工物记》。 大画法娴熟色彩鲜艳是陶瓷技术史上最引人入胜的品种之一。釉里红是一种釉下彩在胎上以氧化铜为呈色剂作饰纹罩以透明釉后经高温烧制而成元代中期创烧于景德镇。釉里红烧成难度大元代的传世品不多釉色纯正者更是稀少。明宣德和清康熙、雍正时期的釉里红瓷器颇负盛名其成就便是在元代的基础上取得的。枢府器为元代景德镇的又一重要明。这种白釉印花瓷器胎体厚重釉呈失透状色白微青似鹅蛋色泽故称卵白。印有“枢府”、“太禧”字款的器物一般多制作精细釉色纯正造型工整。正如曹明仲在《格古要论》中所说：“元朝烧小足印花者内有枢府字者高。”这种卵白釉为元明清景德镇各类瓷器的高度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制茶业元代茶叶的制作技术基本沿袭前代江西等地区普遍采用的“水转连磨”则可能是在宋代“水磨”的基础改进而成的制茶工具1。从忽思慧《饮膳正要》载录的品种看紫笋雀舌茶与燕尾茶已见于前代其他新展、新制的品种主要有：金字茶系江南湖州“造进末茶”；范殿帅茶范殿帅当指范文虎2系江浙庆元路“造进茶芽”其味色“绝胜诸茶”；川茶、藤茶、夸茶“皆出四川”前二者似无可考。夸（亦作夸、胯）茶宋代已有而《元史·食货志》所谓“无从知其始末”的“建宁夸茶”当指此；孩儿茶出自广南；三玉川茶。宋景德年中期宋廷以两湖茶叶与北方实行茶马贸易。为了便于长途运销湖北用米浆粘合成饼状或圆柱体形状称帽盒茶（又名“工夫茶”）这是青砖茶的前身。但一般认为此茶至明代中叶才展起来其后“三玉川”茶庄压制的青砖茶在蒙古牧民中享有很高声誉3但金元时代的有关描述与该品种的性状一致4可见三玉川茶元代已流行朝野。另有几种加入一些营养成分制成的茶：枸杞茶先取枸杞五斗洁化而后“用雀舌茶展溲碾子茶芽不用”再将枸杞碾成细末；玉磨茶用上等紫笋与苏门炒米各五十斤筛净后拌和入玉磨内磨成茶；香茶用白茶（宋代茶书中常见也是贡茶中的上品）、龙脑、百药煎、麝香按一定比例拌和细研用熬成粥样的香粳米调合成剂印成饼状；炒茶。铁锅烧赤后以马思哥油（用牛奶“打取浮凝”的白酥油）、牛、茶芽同炒而成。还有“出1王祯：《农书》卷十《百谷谱》九《茶》。 2孔齐：《至正直记》卷二《宋末叛臣》“宋末叛臣范殿帅文虎”。 3庄晚芳、王家斌：《西北茶叶贸易研究》《农学研究》第3辑。 4李俊民：《新样团茶》：“春风倾倒在灵芽才到江南百草花。未试人间小团月异香先入玉川家”；萨都剌：《元统乙亥余除闽宪知事未行立春十日参政许可用惠茶寄诗以谢》（《萨都剌诗集》后集）：“春到人间才十日东风先过玉川家”。 直北地面味温甘”的女须儿茶；“出本土（指西番）味苦涩煎用酥油”的西番茶亦作西番大叶茶。元廷在分宁（今江西修水）等处设官营作坊“成造西番茶货”1西番大叶茶亦有可能在这里成造。值得一提的是茶叶在唐代已传入吐蕃与回鹘地区十至十二世纪继续传到吐蕃并到达高昌、于阗和七河地区而且可能经由于阗传到河中以至波斯、印度也可能经由于阗或西藏传入印度、波斯。十三世纪末蒙古兴起后中西海6交通大开茶叶随之进一步在中亚和西亚广为传播2。 制盐业食盐是人类生活的必需品盐业是我国封建社会中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支柱产业之一“国之所资其利最广者莫如盐”（《元史·食货志》）因此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盐业生产并且长期实行食盐专卖制度。在元代除四川的井盐业有所衰退外、福建、广东、广海、两淮、两浙、大都、河间、山东、辽阳以及河东（山西解州）等地的盐业生产都有所展制盐技术也有了显著的进步。据统计元代全国盐场有一百六十余所灶户、捞盐户等盐业劳动者五万余户天历年间全国盐产量达二百五十六万引（每引四百斤）远远过了宋代。 盐有海盐、井盐、池盐、岩盐、土盐等其中以海盐的产量最大是食盐的主要来源。海盐生产有煎、晒两法元代以前一般采用煎盐法。元至顺元年（133o）陈椿所著《熬波图咏》和明末宋应星《天工开物》对于这种方法作了相当详细和具体的记述。煎取海盐要根据盐田地势高下和沙土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大体上经过收集盐料、淋卤和煎炼等几个步骤。如有些盐田要先铺上稻麦秆灰和芦茅灰一寸左右压使平匀以吸收盐分然后到次日中午扫取灰盐再行淋卤和煎炼。有些盐田则不用灰压而是待潮水过后经半日晒出盐霜再扫起淋煎。如果盐田地势较低则要先挖深坑横架竹木上铺席苇再铺上沙子潮水过后盐卤淋于坑内即可取用煎炼。 淋卤是制取海盐的一个重要环节据陈椿《熬波图咏》所载其具体作法是：先掘一淋坑深二尺左右方边五六尺四周及坑底垒筑坚实以防泄漏。再在淋坑旁掘一深广约六尺的卤井。淋坑底下埋一小竹管与卤井相通。淋卤时在淋坑内用一担生灰铺底倒入灰盐再用一担生灰盖面上铺草把后用海水浇淋于是浓度较高的盐卤便流入了卤井。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所载淋卤法是先掘一深一浅两个坑浅坑约深一尺深坑约七八尺。浅坑上用竹木架以芦席席上铺以盐料（即扫来的灰盐、沙盐等）四周高起围成一个圈子再把海水浇入盐料中间盐料中的盐就随海水流入浅坑1《元典章》卷七《吏部》卷一《官制》一《资品》；《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茶法》。2黄时鉴：《关于茶在西北和西域的早期传播：兼说马可波罗未有记茶》《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后又流入深坑。这种制取卤水的方法比元代更为简便。为了解卤水含盐量宋代已出现了通过观察鸡蛋、桃仁或莲子在卤水中的浮沉以判断卤水浓度的简单方法。《熬波图咏》所载元代明的莲管试法用竹管盛装四枚挑选出来并经过泥浸处理的标准石莲根据其浮沉情形即可测定四等卤水使掌握卤水浓度有了更为科学有效和简便易行的测试手段。 盐卤制成以后便要进行煎炼。煎炼就是将盐卤置于铁铸或竹编的盐盘中加热蒸。随着水分的蒸盐卤渐渐浓厚最后析出固体食盐。收取食盐有两种作法一种是把水完全烧干一种是随时捞取食盐同时再加新卤水再蒸再捞连续出盐《熬波图咏》说：“如此则昼夜出盐不息比同逐一盘烧出干盐倍功省力。” 煎制海盐的方法出盐快效率也较高。但煎盐法所用的铁盘、竹盘不可能太大盐产量受到一定限制并且还要消耗很多的工力和燃料。为了克服这些缺点我国劳动人民又创造了晒盐法。早在唐、宋时期解州池盐已经采用了畦晒法即在盐池周围开辟盐畦将池中卤水导入畦中利用日光和风力蒸成盐。在元代福建的海盐生产先采用晒盐法“全凭日色晒曝成盐”1这在我国制盐史上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革新。到了明代晒盐法已为闽、广和长芦盐区所普遍采用但尚未推广到江淮和两浙所以徐光启曾上奏议“欲江淮、两浙尽行此法”2。 矿冶蒙古族在成吉思汗之前还不会炼铁只能用外来铁器改造兵器。元朝立国后设洞冶总管府、淘金总管府统辖全国坑冶又有出蜡局、鼓铸局、镔铁局武备寺掌管金属手工业和兵器制作。元代矿冶以官营为主由罪犯、在籍工匠服役。又设冶户、煽炼户、银户、淘金户按额纳课这种生产关系的倒退以及为防止民众反抗不准民间持有铁刃器的禁令严重阻碍了金属手工业的展。为增加收入元政府有时也不得不采取变通办法允许民间经营如王恽《论革罢拨户兴煽炉冶事》所建议的改冶户纳课为“自治窑冶煽炼官用铁货给价和买使官民两便”1。《续文献通考·征榷·坑冶》记载至治三年（1323）“金银冶听民采炼以十分之三输官”《麟原文集·刘宗海行状》记庐陵“大冶煽役者常千”说明民营矿冶仍有一定规模。虽然民间可以经营矿冶但并无保障朝廷随时可以收归官营如元贞二年（1296）“中书省奏罢百姓自备工本炉冶官为兴煽卖”。大德七年1《元典章》卷二二《禁治砂盐》。 2李杕编：《增订徐文正公集》卷二。 1王恽：《秋涧集》。 （13o3）“定各处铁冶课依盐法一体禁冶”2。但总的来说元代矿冶业仍有所展王恽《秋涧集》卷九十《省罢铁冶户》记载燕南北即有铁冶17处煽炼户三万余铁的年产量达16oo多万斤。除河北、山东、山西（元代称为“腹里”属中书省管辖）外铁产地主要是在江、浙、赣、湘、鄂等南方诸省。 元代的冶铁技术水平从陈椿的《熬波图》可略知一斑。《熬波图》记载当时化铁炉用瓶砂（碎陶瓷末）白墡（白色耐火土）、炭屑、小麦穗和泥修筑。这种混合料具有很强的耐高温和抗侵蚀的性能而且不易开裂是很好的耐火材料。书中所绘炼炉炉口小能减少热量损失上口小而下部炉膛大能使炉料顺行避免悬料事故；炉子下部收口使热量集中有利于熔铁。所以书中说其每化1斤铁只需用1斤炭这在当时条件下是很了不起的。机械王祯《农书》在《农器图谱》中详载农业手工业所用机具二百多种集中反映了宋元时期我国工农业生产中常用的机械装置及其成就。根据书中记载元代在机械制造方面也有很大进步如明了水转连机磨、水力大纺车、水转龙骨水车等一系列先进的机械设备。 水转连机磨这是一种构造比较复杂的新型水磨它用一个水轮带动几个磨同时工作。这种水力加工机械水轮高而宽是立轮要用急流大水冲动水轮。轮轴要求很粗但长度要适中。轴上按一定的间距安装三个齿轮每个齿轮和一个磨上的齿轮相衔接中间的三个磨又和各自旁边的二个磨的木齿相接。水轮转动通过齿轮带动中间的磨中间的磨又通过磨上的木齿带动旁边的磨。这样一个水轮能带动九个磨同时工作。 水力大纺车这是一种专门纺麻的纺车由以往的小纺车改造而成。其特点是：（1）用水作动力工作能量大；（2）纺纱的锭子多达到三十二枚因此生产效率很高。如以往的手摇或脚踏小纺车纺麻用五个锭子一昼夜不过纺二斤；而大纺车一天一夜能纺百余斤麻。因此纺麻的时候常常要集中多家的麻才能满足它的生产要求。由于设备先进“中原麻苎之乡皆用之”对纺织业的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水转龙骨水车这种水车装置和以往的水车差不多。它的动力机械装在水流湍急的河边先树立一根大木架在大木架中央竖立一根转轴轴上装有上、下两个大卧轮。下卧轮是水轮在水轮上装有若干板叶以借水的冲击力使水轮转动。上卧轮是一个大齿轮和水车上端轴上的竖齿轮相衔接。把水车装在河岸边挖的一条深沟里流水冲击水轮转动卧齿轮带动水车轴上的竖齿轮转动再带动水车转动从而把水从河中车上岸来。这一设2《新元史·食货志》。 备利用一对大的木齿轮把水轮的回转运动传递到水车的轴上带动水车进行工作是元代机械制造方面的一项重大成就。 印刷元朝建立后元世祖忽必烈相当重视刻书并曾拨专款刻印汉文典籍推动了印刷业的展。元代中央政府设有兴文署和艺文监广成局专门掌管刻书。如至元二十六年（129o）刻印的《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通鉴释文辨误》就是兴文署所刻书中最早和最好的两种。地方官府和各地书院刻书的也很多如九路儒学分刻的《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隋书》、《唐书》、《北史》、《辽史》、《金史》、《宋史》等九史杭州西湖书院刻印的马端临《文献通考》等都很著名。官府倡导于先私家随之于后民间以刻书为业的书坊也随之展起来。当时北方印刷业的中心是大都和平阳南方印刷业的中心是杭州和福建的建安、建阳所刻书籍风行全国。 元代在印刷技术方面的突出成就是王祯明的木活字印刷术。在北宋毕昇明泥活字印刷术前后曾经试制过木活字后来还有人试制过瓦活字和锡活字但由于木料的纹理有疏密沾水后高低不平并且易于与松脂蜡药相粘连不便清理取用而瓦字和锡字吸水性差使用水墨效果不好所以这些尝试都没有获得成功。王祯在认真研究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对木活字印刷方法提出了一系列改进措施较好地解决了其中一些具体的技术问题。例如选择硬质木板雕字用小锯锯开制成活字再用小刀四面修整使之大小高低整齐划一；排版时不用粘合药料而是排字作行用竹片夹持再用小木楔塞紧使之坚牢不动然后即可用墨刷印。为了拣字方便王祯还明了转轮排字架将木制单字按韵贮放在直径七尺的大轮盘上排字时转动轮盘以字就人有效地提高了拣字效率。《王祯农书》卷二二所附“造活字印书法”对这种木活字印刷术作了较详细的记述。王祯在任安徽旌德县令时曾请工匠刻制木活字三万多个并试印了他所撰写的《旌德县志》。全书六万余字不到一个月就印成了一百部。此后不久浙江广平人马称德在任奉化知州时曾试制木活字十万个印成《大学衍义》一书共2o册1。此外还有些人6续用木活字印书。但元代木活字印本今存者极少而且还存在争议但却有几百个当时的维吾尔文木活字流传下来。 套色印刷术的明是元代印刷技术的又一项成就。宋元时期无论是雕版印刷还是活字印刷的书籍一般都是墨印黑色。套色印刷通称“套版”大约是在十四世纪中叶明的。最初的套版仅为朱、墨两色。现存元末至元六年（134o）中兴路（湖北江陵）资福寺刻无闻和尚注解的《金刚经》其1《至正四明续志》卷七。 卷扉页老僧讲经图桌前的灵芝草用朱墨两色套印全书经文为红色注文为黑色。这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木刻套印本比欧洲要早一百多年。 建筑元大都和大都宫殿大都（今北京）是元朝的都这里自战国至唐代一直是北方的一个重镇辽曾在此建立南京金又扩建为中都。忽必烈即汗位后决定由上都（开平）迁都于此并于至元元年（1264）着手大规模的建设历时八年建成。明清时期的北京城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改建和扩充而成的。 大都的规划者是刘秉忠和阿拉伯人也黑迭儿丁。他们按古代汉族传统都城的布局进行设计但又有新的特点。城的平面接近方形南北长约74oo米东西宽约665o米北面二门东、西、南三面各三门城外绕以护城河。皇城位于大城（外郭城）南部的中央地区皇城中的南部偏东则为宫城宫城建在全城的中轴线上大城中的主要于道都通向城门主要干道之间有纵横交错的街巷寺庙、衙署和商店、住宅分布在各街巷之间。全城分为六十个坊但所谓坊只是行政管理单位已不是汉、唐长安那样的封闭式里坊1。 大都的水系是由杰出科学家郭守敬规划的。郭守敬（本卷下册别有传） 一方面主持疏浚了连接都城东西的运河——通惠河使南方物资可以通过运河直达大都同时又设计开凿了一条新渠即著名的白浮堰由北部山区引水并汇合西山的泉水流入瓮山泊（昆明湖）然后通向积水潭解决了通惠河的水源不足问题2。大都的排水系统也相当完善下水道全部用砖砌筑干道与支道分工明确计划周密。 元朝的宫殿是大都城中的核心建筑。皇城主要包括三组宫殿和太液池、御苑宫城位于全城中轴线的南端是主要宫殿所在。宫城之西是太液池池西侧的南部是太后居住的西御苑北部是太子居住的兴圣宫宫城以北是御苑。皇城正门承天门外有石桥与棂星门再南御街两侧建长廊称千步廊直抵都城的正门丽正门。皇城的东西两侧建有太庙和社稷坛。皇城有前后左右四座门四角建有角楼。宫城内有以大明殿、延春阁为主的两组宫殿。这两组宫殿的主要建筑都在全城的南北轴线上其他殿堂则建在这条轴线的两侧构成左右对称的布局。 大都的宫殿穷极奢侈使用了许多稀有的贵重材料如紫檀、楠木和各种色彩的琉璃等。在装饰方面主要宫殿用方柱涂以红色并绘金龙。墙壁上1阚铎：《元大都宫苑图考》《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1卷第2期193o年；王璧文：《元大都城坊考》《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6卷第3期1936年。 2侯仁之：《北京都市展过程中的水源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55年第1期。挂毡毯和毛皮、丝质帷幕等这是由于他们仍然保持着游牧生活习惯同时也受到喇嘛教建筑和伊斯兰教建筑的影响。壁画、雕刻也有很多喇嘛教的题材和风格。宫城内还有若干盝顶殿及畏吾尔殿、棕毛殿等是以往宫殿建筑中所没有的1。 宗教建筑（1）佛教、道教和祠祀建筑山西洪洞县的广胜寺是元代佛教建筑的重要遗迹。广胜寺分上、下二寺。上寺大部分已经明代重建下寺基本上是元代的建筑。下寺正殿重建于13o9年它的梁架结构有两个很大的特点。第一殿内使用移柱和减柱法以扩大殿堂内部的活动空间柱子分隔的间数少于上部梁架的间数所以梁架不能直接放在柱上而是在内柱上置横向的大内额以承载各缝梁架其内额长达11.5米。第二使用斜梁斜梁的下端置于斗拱上而上端搁于大内额上其上置檩节省了一条大梁。这种大胆而灵活的结构方法是元代地方建筑的一个重要特色也是木结构建筑技术的新展。 河北曲阳县北岳庙德宁殿和位于广胜下寺旁的水神庙也都是元代建筑的重要作品。水神庙大殿建成于元泰定元年但其余建筑已经后代重建。大殿为重歇山周围廊是元朝祠祀建筑大殿的一种典型。殿前庭院很大供当时公共集会和露天看戏之用。中国戏曲在元代有很大展许多公共建筑正对着大殿建造戏台成为元朝以来祠祀建筑的特有形式。 山西永济县永乐宫是元代道教建筑的典型也是当时道教全真派的一个重要据点。这一建筑群原来的规模很大现仅留存中央部分的主要建筑。永乐宫全部建筑均按轴线排列其中的三清殿体积最大前面的院落空间也最大；自此往后殿堂的体积和院落都逐渐缩小这也是传统建筑的常用手法。三清殿立面各部分比例和谐稳重而清秀仍保持宋代建筑的特点。屋顶使用黄绿二色琉璃瓦台基的处理手法很新颖是元代建筑中的精品。该殿的梁架结构和上述广胜寺大殿不同仍遵守宋朝结构的传统规整有序可能是元代官式大木结构的一种典型。殿内还绘有极精彩的壁画。这组建筑因位于新建水库范围内已全部按原状迁建至山西芮城县1。 （2）喇嘛教和伊斯兰教建筑由于元代统治者提倡喇嘛教因此元代喇嘛教建筑展得很快。萨迦寺和日喀则的夏鲁万户府是两个典型实例。萨迦寺建于公元十三世纪中叶分为南北两寺。南寺建在一个平坦的河谷平原上周围用厚墙围绕成为一个城堡式寺院大经堂布置在城堡中心周围是低矮的僧房；北寺建在山上其中包括萨迦地方政府的办公处。夏鲁万户府建于十四世纪中叶是一个行政统治据点也有城墙环绕夏鲁寺在城中占有三分之一以上的面积1。 1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一《宫阙制度》。肖洵：《故宫遗录》北京出版社1963年版。1杜仙洲：《永乐宫建筑》《文物》1963年第8期。 1王毅：《西藏文物见闻记》（二）（四）《文物》166o年第8、9期合刊1961年第1期。夏鲁寺的主要建筑是夏鲁杜康由门廊、经堂和佛殿三部分组成经堂很大中部凸起开设天窗以便采光。大殿前有用围廊环绕的庭院这种建筑的形制后代仍然沿用并展为“格鲁派”的“札仓”（经学院）的形制。 这一时期内地也兴建了若干喇嘛教建筑如至元八年由尼泊尔青年匠师阿尼哥设计建造的大都妙应寺白塔就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遗物。该塔高5o.86米全部砖造外抹石灰刷成白色。各部分的比例十分匀称虽塔身不用雕饰然而轮廓雄浑气势磅礴是喇嘛塔中最杰出的创作。 过街塔是喇嘛教的另一种建筑类型。在北京、桂林、镇江等地的遗物中以北京北部居庸关内镇的云台最为著名。云台现只存基座据考证原来上部有三座喇嘛塔。在云台的券石上和券洞的内壁刻有天神、金翅鸟、龙、云等喇嘛教纹样及六种文字的经文。这些雕刻都是高浮雕人物的姿态和神情都很雄劲各种图案有着生动跳跃的热烈气氛与汉族传统风格不同是元代雕刻中的优秀作品2。 元代伊斯兰教建筑部分采用中亚的形式如新疆霍城的吐虎鲁克玛札建于公元十四世纪矩形平面穹窿顶大门镶嵌白、紫、蓝色琉璃砖。元以降新疆地区伊斯兰教建筑仍旧继承着这种形式并结合地方传统加以展。另外从元代起已经出现了以汉族传统建筑布局和结构体系为基础结合伊斯兰教特有的功能要求而创造出来的中国的伊斯兰教建筑形式。现存明代初年建造的北京、杭州、西安等地的清真寺无论整体布局或单座建筑的处理都已相当完整成熟不难推测这种新型建筑在元代已经形成。水利运河隋朝开凿的南北大运河经唐、宋六百多年的变迁已有很大变化。隋唐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北宋以大梁（今开封市）为中心。元代由于开凿了通惠河、会通河和济州河使南北大运河不再绕道洛阳、开封大致成了直线缩短了许多路程。这条运河虽然在元代未能挥很大作用但却为明朝改造南北大运河奠定了基础。 济州河从任城（今济南市）开始到安山（今山东梁山北）为止。至元十九年（1282）十二月动工第二年八月完成。 会通河从安山开始至临清为止全长二百多里。至元二十六年（1289）正月动工至六月十八日完成历时仅四个月。由于工期短促工程质量较差河道开得浅窄木闸也不牢固第二年便闸坏河淤不能通航。于是又派人疏浚把木闸改为石闸。 通惠河从通州（今北京市通县）开始至大都（今北京）瓮山泊（今昆明2杜仙洲：《永乐宫建筑》《文物》1963年第8期。 湖）止这是通航段。引水段则起自昌平白浮村终于瓮山泊。全长164里1o4步。工程的勘测、设计和施工由元朝著名科学家郭守敬主持。至元二十九年（1292）春开工至元三十年秋竣工。至此京杭大运河全部建成全长17oo多公里1比隋朝的南北大运河缩短了1ooo公里。 治河元代建都大都离黄河较远2对河患长期采取消极的态度。直到黄河威胁大运河的安全时才不得不采取整治措施。在元代各次治河活动中最著名的是贾鲁治河。这次治河工程浩大成效显著对后世影响也较大。 至正十一年（1351）四月命贾鲁为总治河防使汴梁、大名等十三路民工15万人庐州等戍十八翼军2万人投入治河3。先疏浚黄河故道再堵白茅决口。经过7个月的治理十一月白茅决口堵塞成功河复故道南汇于淮东流入海。这次治河的经过、方法和经验被欧阳玄详细地记入《至正河防记》中。欧阳玄以前治河文献不载治河方法欧阳玄倡记载治河方法使后世治河者能从中得到借鉴。 元代还有沙克什的《河防通议》2卷讲治河的六个问题：河议、制度、物料、功程、运输、算法。是一本水利工程专著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它是在沈立《河防通议》（汴本）、建炎二年（1128）周俊《河事集》、金代都水监编的《河防通议》（监本）这三种著作的基础上整理改编而成是宋、金、元三代治河经验的总结。 元代王喜编《治河图略》1卷也很有特色。它以图为主附有图说。 叙述历代黄河河道的变迁及治理。“治河方略”、“历代决河总论”两篇陈述了编者的治河见解。 农田水利元朝的农田水利有一定程度的展。中统元年（126o）在谭澄主持下重修引沁灌区工程中的唐温渠。第二年由王允中、杨端仁主持又在沁水下游修建广济渠渠长677里经济源、河内、河阳、温、武陟5县“浇溉近山田土居民深得其利”浇灌民田三千余顷1。至元三年（1266）郑鼎主持“导汾水溉民田千余顷”缓解了当地“地狭人众常乏食”的困难局面2。元末李好文的《长安志图》“泾渠图说”是记载引泾灌区的专著记载了元代延祐五年（1318）至至正四年（1344）这26年间泾水与石川河之间的水利灌溉渠道现状和元以前的渠道遗迹。王祯《农书》则记载了元代江南地区各种农田水利工程及灌溉提水工具。如水渠、陂塘、堤堰、水栅、水闸、石笼、涵窦、阴沟、渡漕、水井等。工具有人力翻车、牛转翻1见《中国水利史稿》（中册）页269水利电力出版社1987年版。 2自金代起黄河改道夺淮入海。 3《元史·河渠志三·黄河》。 1《元史》卷六五《河渠志二》《广济渠》。 2《元史·郑鼎传》。 车、水转翻车、筒车等。任仁的《浙西水利议答录》1o卷阐述了他提出的治理太湖的理论3。主要论点是三个：（1）研究太湖水性；（2）三法（疏、堤、闸）并重；（3）通行管领一体整治。 造船与航海由于内河客货运量的增加和沿海新航线的开辟在宋代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全面进步的基础上元代造船业和航海业获得了高的展形成了中国造船史和航海史上空前繁荣的鼎盛时期。 元代的造船能力是很高的。如每年仅战船即可建造5ooo艘。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当时在武昌每年沿长江上下行的船只不下2o万艘行泉府司管辖的海船达15ooo艘。这些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数字从一个侧面突出地反映了元代造船业的达。除国内贸易和漕运外中国商船还完全承担了东南亚和西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外贸运输工作甚至出现了许多外国客商只乘中国海船的局面。 元代造船不仅数量大、种类多、性能好而且具备了建造大型以至巨型船舶的能力。《元海运志》称：“延祐（1314）以来如造海船大者千小者二千余石岁运粮三百六十万石。”这种大型海船载重量已达12oo吨。阿拉伯旅行家伊本·拔图塔在南洋见到的中国船其大者有12帆帆以竹片制成形如织席每艘船上有水手6oo人兵士4oo人且有随行供应船三艘。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谈到元代海船的构造时说泉州所造的大型海船船身用枞木或松木制造甲板上有舱房6o间左右船尾有一舵船上有四根桅杆其中二桅可随意竖倒。甲板下的船舱用厚木板隔开分成13间货舱隔舱板与船壳牢固地钉合在一起。这种水密隔舱结构既便于货物管理又可加固船体尤其是当个别船舱破损进水时可及时修补或继续航行而不致全船沉没从而提高了船舶的抗沉性能使人员和货物的航行安全得到了进一步的保证。 自宋代明指南针以后水罗盘很快便成为航海中普遍使用的最主要的导航仪器。根据指南针的针位确定的航线就是“针路”详细记述针路的专书或记录本称为“针经”、“针谱”或“罗经针簿”。针经一般都记明开船地点、航向、航程和抵达港口等内容有些还载有浅滩、礁石、暗礁、水草、沙洲等海上各种危险物的情况。现存最早记有罗经针位的著作是元代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如该书提到他出使柬埔寨时“自温州开洋行丁未针历闽广海外诸洲港口又自真蒲行坤申针过昆仑洋入海”。十四世纪成书的《元海运记》也明确指出“惟凭针位定向航船”。根据针经确定航线是元代在航海技术方面的一项重要成就并进而导致更加简明和科学的3王绍良、黎沛虹：《任仁及其治理太湖的理论》《中国水利》1984年第11期。航海图的出现。 元代在航海技术上的另一项进步是通过观测恒星的高度来确定船舶在大海中的方位。这种航海天文学方法叫做牵星术所用工具是牵星板。牵星板是一副十二块大小递减的正方形木板最小的边长约2厘米最大的边长约22厘米。另有一个四角刻有缺口的方形小象牙板。两者配合使用就可以测得所见恒星（如北极星）距离海平面的高度再算出船舶所在地的地理纬度。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记载了他搭乘我国海船经南海回国的情况其中说到航船由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后便有北极星高度的记载说明当时我国船工可能已掌握了牵星术。明代的李诩《戒庵老人笔记》、《郑和航海图》中所收《过洋牵星图》等比较详细地记述了牵星术、牵星板及其使用方法。 兵器元代的冷兵器以弓矢为主。在对外族的战争中元军不断吸取其他民族的兵器的特长因此元代冷兵器种类、形制复杂质地精良。单就蒙古兵而论蒙古以骑兵为主恃弓力强、带箭多取胜长短兵器则有可刺、可掷的标枪和近战用的刀、斧、剑等。蒙古人也很注意展抛石机成立了专门的“炮军”攻城时大量集中使用。如公元1236年攻金凤翔城时仅打城的一角就使用抛石机四百座。公元1273年元军攻襄阳用西域人亦思马音所造的抛石机射一百五十斤重的石弹《元史》描述它的威力说“机声震天地所击无不摧陷入地七尺”。后来人们称这炮为回回炮（亦称襄阳炮或西域炮）。回回炮比以前的抛石机有很大改进它能抛射一百斤以上的石弹而不用人拉绳子这对抛石机来说是一项重大革新。襄阳战后宋人也仿造回回炮。宋亡后元世祖忽必烈下令搜罗两淮能造回回炮的新附军六百人和蒙汉人到京师除大量制造回回炮外还造有十五梢、九梢、七梢、五梢、三梢等抛石机。另外蒙古人灭金以后也开始造弩据《元史》记载有神臂弩、折叠弩、神风弩等类其形制不可考据说神风弩可射八百余步类似宋代的床弩。 元代的火器在宋代的基础上续有展。蒙古人有火器大约是在公元1211年到1215年之间在几次对金作战和占领金中都（今北京）的过程中掳获了金人的火药、火器和制造火器的工匠从此开始了火器的生产和使用。如公元1218年至1224年成吉思汗西征时蒙古兵曾使用毒火罐、火箭、火炮等；公元1232年蒙古兵围攻金南京（今开封）及公元1233年进攻蔡州时都曾使用火器。灭金以后又获得金人制造震天雷的技术公元1258年蒙古兵攻报答（巴格达）时曾使用“铁瓶”可能就是震天雷之类的爆炸性火器。公元1274年和1281年元兵两次征日本均曾使用铁火炮。到十四世纪初元人在南宋明的突火枪和火筒的基础上进一步制成了金属管形火器。中国历史博物馆珍藏有元至顺三年（1332）制造的一具铜火铳长35.3厘米口径1o.5厘米重6.94公斤。这具铜炮是世界上已经现的最早的管形火器它比欧洲现存的最古老的火铳要早约半个世纪。到十四世纪中叶在全国农民大起推翻元帝国统治的战争中金属管形火器已普遍应用并已使用铁弹丸。如公元1335年焦玉向朱元璋献火龙枪数十件；公元1359年朱元璋与张士诚部战于绍兴双方均使用火筒；公元1366年徐达曾使用大量火铳攻打平江（今苏州）。金属管形火器的出现是兵器展史上的一项重大突破从此火器开始从根本上代替冷兵器并向近代枪炮方向展。 火药和火器的明对于世界文明的进程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在十三世纪上半叶蒙古军多次抵达西亚、波斯等地在交战中阿拉伯人得悉火箭、毒火罐、火炮、震天雷等新型火器进而掌握了火器的制造与使用。欧洲人则是从和阿拉伯人作战中学会制造火药和火器的。例如英、法等国是在十四世纪中叶才开始有了关于使用火药和火器的记载。恩格斯指出：“现在已经毫无疑义地证实了火药是从中国经过印度传给阿拉伯人又由阿拉伯人和火药武器一道经过西班牙传入欧洲。”1并说：“火药和火器的采用决不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是一种工业的也就是经济的进步。”2石油天然气在五代至两宋时期的石油天然气开利用空前繁荣的基础上元代又有新的进步。但由于这一时期战事频繁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石油天然气开利用水平的提高。 陕北延长是我国古代油苗记载最丰富的地区元代在这里诞生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采油井。《元一统志》记载：“延长县南迎河有凿开石油一井其油可燃岁纳壹百壹拾斤。”在延长附近延川县“西北八十里永平村有一井岁办四百斤入路之延丰库”。此外“石油在宜君县西二十里姚曲村石井中汲水澄而取之”。这些记载说明陕北的延长、延川、宜君等地至少在元代就有石油井并担负朝廷的“岁纳”任务。在此之前人们所取的油苗一般来源于天然油苗而开凿油井采油则以此为肇端。这是中国从简单采集油苗阶段进入到有意识凿井采油时期的标志说明当时人们已认识到石油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并且已掌握石油地质储藏的基本知识。这在石油开史上是一次质的飞跃。 在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政权后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中石油成为蒙古军队的有力攻战武器。如蒙古兵攻打花剌子模都城兀笼格未（乌尔坚奇1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页386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2恩格斯：《反杜林论》页164人民出版社197o年版。 keursandje）久攻不下于是在窝阔台指挥下利用石油放火焚烧终于攻入城内1。在后来的战争中蒙古兵屡用石油焚烧城池房屋使他们得以迅攻城掠地。另一方面由于连年战事生产受到很大破坏原来广布四川境内的盐井、气井这时所剩无几。如四川境内盐产地在五代和两宋时期近五十个元代已下降到十六个广汉（内江）陵州等盛产盐之地区已无盐业生产2同时四川天然气生产也趋于消亡。此外元代的匠籍制度对手工业者有种种限制和歧视也成为提高石油天然气开利用水平的障碍。1见《多桑蒙古史》。 2《四川盐法志》。 第五章商业与市镇第一节商业元代的商业展与商品流通客观上具备一些独特的有利条件。规模空前的统一局面、对外关系的开拓以及畅达四方的水6交通为中外商旅提供了“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的优越环境；纸币正式作为法偿币与白银等一起通行全国赋税政策又规定必须缴纳一定数量的钞币和白银耕织之家普遍用农产品和手工业品“贸易白银以供官赋”1这些都使商品化程度得以向深度和广度展。 更重要的主观因素是处于统治地位的蒙古游牧贵族和色目上层向来注重商品交换。这种“重商”观念对中原地区“重农抑商”传统形成了一次强大冲击。这在元廷的一些相关举措中便有明显反映譬如以输税为条件贵族官僚经商不存在任何限制。蒙古贵族还直接利用斡脱放债营利2并设立专门机构制订一系列条例保护斡脱的运营1。对外贸易6道早已通畅无阻对海外各国早在征服南宋的前一年便以“往来互市各从所欲”的开放姿态积极招徕后来又实行“官本船”（政府提供航船有时还给以较一般贷款轻四分之三的优惠作资本）选人出海直接参与海外贸易；作为专门从事海外贸易的“舶商’、“梢水”人等市舶司以下衙门不得“差占”他们的“家小”亦享有“除免杂役”的优遇；2贸易政策较之前代更显得宽松对进口货物一般只实行抽解不存在官方实行统制的“禁榷”政策条文。商税税率除一般能以传统的三十分之一为基本标准外又采取“重利诱商贾”措施将大都及蒙古本土的商税税率压低到四十分之一、六十分之一甚至“置而不税”3。在元廷的促动下各级政府也注意为商旅提供方便保护他们的安全甚至出现责令官、民赔偿其“失盗”物品的极端做法。上述有利条件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展市场面貌由此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粮食是进行区域贸易的大宗商品如江浙两淮地区在丰收之年往往以1郝经：《陵川文集》卷三二《河东罪言》。 2斡脱（突阙语ortaq）意为“同僚”、“伙伴”是进行东西长途贩运而结成商帮的西域商人的自称后来蒙古贵族即称他们为斡脱。详见翁独健：《斡脱杂考》《燕京学报》第29期1941年；爱宕松男：《斡脱钱及其背景》《东洋史研究》第32卷第1、2号。 11252年大蒙古国设专门机构命大臣掌斡脱事。至元二十年（1283）元中央立斡脱总管府各地设斡脱所。 2《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课程·市舶·市舶则法二十二条》。 3虞集：《岭北等处行中书省左右司郎中苏公墓碑》《道园学古录》卷五；《元史》卷十二《世祖纪》九；袁桷：《上都华严寺碑》《清容居士集》卷二五。 “羡余”“贩入外江船”“补添他郡食”4；北方地区常年依赖江浙、湖广等地的粮食供应每年通过大运河及海道北上的粮米达五百万石左右这些漕粮主要供应大都地区的统治者、士兵和官手工业工匠的消费并不时赈济北方牧区居民日用粮则大量依靠南商贩运并且“来的多呵贱来的少呵贵”1。上都、和林等地所需粮食除由政府调运补给外同时实行和籴由商人组织贩运。在大统一的国度内“周回万里无非牧地”（《元史·兵志三》）畜牧业生产盛况空前其中马匹多由政府以“和买”、“拘刷”等形式强购强征民间则普遍“私下其直卖之”（《元史·刘哈剌八都鲁传》）；羊是另一大宗畜产品“每岁得羔可居大群多则贩鬻及所剪毫毛作毡并得酥乳皆可供用博易其利甚多”2于是皮类及毛纺织等行业得到长足进步据《大元毡罽工物记》记载用畜产品为原料可生产毡毯品种达六七十个产品除供作官用外也大量进入国内、国外市场3。棉布与瓷器是元代商品构成中展势头强劲的品种。松江地区是棉纺织业的中心从事该业的民户达一千多家“人既受教竞相作为；转货他郡家既就殷”4“商贩于此服被渐广”5。元代瓷器质优量大仅景德镇一地就拥有民窑三百多座年产几十万乃至数百万件“窑火既歇商争取售”按照不同地区对品种和特订产品的需求瓷器从产地流向不同地区6同时又是一项外销的大宗产品。农业经济作物中的水果及手工业原料种植承前代而不衰经济价值亦较可观据《农书》记载楮树（其皮为造纸原料）“种三十亩者岁砍十亩三年以遍岁收绢百匹”；柞树“岁种三十亩三年种九十亩岁卖三十亩终岁无穷”；经营漆树的民户有的“资至巨万”。江浙之间广种柑树“利亦殊博”；两广、福建和四川盛产荔枝其中福建所产列为上品“一岁之出不知几千万亿水浮6转贩鬻南北外而西夏、新罗、日本、琉球、大食之属莫不爱好重利以酬之”。竹货是河南卫、辉、怀、孟一带的一项重要经济作物至元初官府以“抽分”等名义任意砍伐、拘卖“又致南北竹货不通”卢世荣执政后“罢各处竹监从民货卖收税”这项普通产品已成为区域易的重要商品1。 4王祯：《农书》卷十一《农器图谱》一《围田》。 1《通制条格》卷二七《杂令·构滞车船》。 2王祯：《农书》卷五《农桑通诀》五《畜养篇》十四《养羊类》。 3如马可·波罗盛称哈剌善城（银川）毛毡“所制甚多商人以之运售契丹及世界各地”（《马可波罗行记》第72章《额里哈牙国》冯承钧译本）。 4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四《黄道婆》；王逢：《黄道婆祠》《梧溪集》卷三。5王祯：《农书》卷二一《木棉序》。 6蒋祈：《陶纪略》。 1《元史》卷二o五《卢世荣传》；孛术鲁翀：《平章政事尚某神道碑》《元文类》卷六八；王恽：《辉竹属民》《秋涧集》卷九十。元代刑法中列有禁止卫辉等处贩卖私竹一款（《元史》卷五二《刑法志》因皇室权贵的酷好元代珠宝贸易大兴其来源一是令市舶司招集舶商从海外采办二是购求于西域商人其价“动以数十万锭”计2。对外贸易的总体水平过了宋代外贸港口最多展到七处至元年间又制订二十三条市舶条例外贸管理制度更趋完善；从事“官本船”贸易的商人和私商与日俱增交往贸易的国家和地区6路主要从钦察汗国经克里米亚达欧洲各国另又通过伊利汗国达阿拉伯各国。海路据汪大渊《岛夷志略》记载自菲律宾诸岛以南往西所至沿海国家和地区达九十七个比南宋赵汝适《诸番志》所载多出三十八个包括菲律宾诸岛、印尼诸岛、马来半岛、印支半岛、印度半岛、巴基斯坦及斯里兰卡岛、波斯湾沿岸、阿拉伯半岛、非洲北部及东部沿海地区最远达层拔罗（今坦桑尼亚桑给巴尔岛）。从庆元到高丽、日本的航路也畅通无阻。出口商品种类有纺织品、陶瓷、漆器、日用工艺品、矿产品和药材据马可·波罗所见元朝瓷器“运销全世界”今伊朗土耳其等国博物馆中保存有元代青花瓷考古工作者又在东非海岸（如格迪、奔巴岛、桑给巴尔岛、坦噶尼喀和基瓦尔群岛）和印度洋航线沿岸地区不断现一些元代瓷器或瓷器残片。1977年在南朝鲜木浦附近海底现元代中国海船装载瓷器、铜铁器数千件钱币七万枚其中瓷器每十件成一小包再分组装入木箱形成比较规范的海运包装1。进口货物有珍宝、香料、药品、纺织、珍禽异兽、富有特色的手工日用品等大类不下二百五十个品种。海外贸易被看作是“军国之所资”、“国家大得济的勾当”2所以政府全力营运至元二十六年行泉府司（兼管海外贸易的机构）所统海船达一万五千艘3而“挂十丈之竿建八翼之橹”的“富人之舶”也并不少见4市舶所入亦甚可观元代前期约占“岁入之数”中黄金总数的六分之一强5到了元代中期舶税收入（大概包括卖抽分货物及舶税两项在内）至少达钞数十万锭6而泰定帝时全国包银岁额亦仅十一万锭7。 上述情况反映出元代商业仍有相当程度的展。然而在社会与政治种三《食货》）说明官营竹场与官营竹货一直存在。卢世荣改革后政府也通过抽税方式再度听任民间转贩大批竹货。 2《元史》卷三o《泰定帝纪》二御史辛钧言。 1《在汉城看中国之瓷》载香港《大公报》1977年11月4日；李德金等：《朝鲜新安海底沉船中的中国瓷器》《考古学报》1979年第2期。 2《元史》卷一六九《贾昔剌传》；《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卷八《课程·市舶·市舶则法二十三条》。3《元史》卷十五《世祖纪》十二。 4任士林：《送叶伯几序》《松乡先生文集》卷四。 5参见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页187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6此据《元史》卷二六《仁宗纪》三估计。文称延祐七年正月壬午御史台臣言赐完者不花海舶税计钞数十万锭这应该是上年的舶税收入数并且是一个低限数目。 7《元史》卷一七五《张珪传》。 种弊端的作用下促进商业展的有利因素又往往产生种种负面效应从而在相当程度上造成元代市场的萎缩与畸形其中直接干预、扰乱市场正常运行的主要是特权阶层的活动。如色目富豪通过献卖珠宝、借贷金钱等手段满足蒙古皇族的不时解决政府财政上的燃眉之急换取的则是放高利贷、大规模参与扑买课税等方便。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上层以及汉人中的富商大贾也多享有经商特权。这样在商业中出现了一系列不正常现象：弊害丛生的官营商业遍及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特权阶层持玺书、佩虎符其活动深入到经商、贩运的全过程；元代还一度盛行人口买卖其情形过金代买卖双方只要讲清来历书写契券依例投税交易活动就获法律认可。这项交易最兴盛的北方地区“处处有人市数层等级其坐贸易甚盛”1。 此外还存在市场萎缩的一些重要因素。 大量被掠夺、检括来的手工业工匠集中在官府手工业局院中从事军工生产并几乎控制了日用工艺品生产的各个重要部门民间手工业为之相应萎缩；元代行的纸币开始时数量有限准备充足自阿合马当政后钞法日虚开支又不断增加二十多年间钞币“轻重相去至数十倍”（《元史·赵孟頫传》）。此后每况愈下元末纸钞形同废纸至使民间普遍以物货相交易。纸币逐步变成扰乱市场的因素。 再次出于政治防范与维护特权等需要元代还设置了一系列禁令如在江南地区规定“市井点灯买卖”只能在每夜禁钟前进行；江南铁货与熟铁器曾一度不允许贩往江、汉以北；“诸关厢户居停旅客”必须持有“官府文引”“可疑者”即“不得容止”；“诸经商或因事外出必从有司会问邻保出给文引”。海滨豪民“辄与番商交通贸易铜钱下海者杖一百七”；丝绵缎匹绫罗之类的优势手工业品也与人口、军器等一并当作禁品“不得私贩下海”1。这些禁令不同程度地抑制了正常商业活动的展开。 1郑思肖：《心史》卷下《大义略叙》。 1《元史》卷五二《刑法志》三《食货》、卷五四《刑法志》四《禁令》。第二节市镇早期的市是交换地点镇为军事戍守地展到宋代市、镇连称已成为工商业活动场所的一般性概念。广义的市镇包括都与路、府、州、县治所以及市镇、村集、市墟等若干层次。市镇是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元代的市镇较之宋、金时代有比较显著的展变化。 城镇人口、数量有较大增长。除都之外宋之府（含部分州）与元之路大致为两代地方最高一级城市宋代版图最广时设二十六路京府四府三十元代有路一百八十五个其中除去原燕云十六州、北方地区、西夏、新疆、西藏、云南等地元代地方最高一级城市的数量仍过宋代。城市管理制度也生引人注目的变化。宋代诸州县城镇人户按城镇户口编制管理说明当时工商业展引起城市管理体制的划时代变化。元代在城市中仍实行“分城市之居民成井邑之定制”的厢坊制2（分隅、厢、坊、巷等层次）但管理体制展变化更为显著：除四川、岭北、湖广、云南等行省的一些边远地区外路级治所均设录事司“掌城中民户之事”。该司作为一级行政机构与州、县并统于路。大都则设左、右警巡院“分领坊民事”下设四隅辖五十坊；南城区居民区划分为六十二坊后添设南城巡院管辖1（大同路、辽阳县元初均设警巡院改置路所后废罢）。原南宋都临安府曾于宋高宗时设九厢元改路后分设四隅录事司后并为左、右两处录事司2。元代一百八十五个路治所在地绝大部分设置专管城中民户事宜的机构无疑是为了适应中心城市民户增加、事务繁杂的需要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城市工商业的展程度。一批历史悠久的城市如北方的涿州、太原、奉元（今陕西安市）、开封西南地区的成都长江中游的江陵、九江等地其工商业在原有基础上仍有所展。原南宋都临安（杭州）继续保持“五方之民所聚货物之所出工巧之所萃征输之所入实他郡所不及”3的展势头。在北方地区新兴起谦州、称海、德宁等大批城镇并先后建成和林、上都和大都三个政治中心。大都地处金中都东北至元二十年（1283）竣工亦称新城旧城称南城。周长五十七里有余居民五十多万4。置十2《至顺镇江志》卷二《地理·坊巷》。 1《元史》卷五八《地理志》二卷二三《武宗纪》二；《元一统志》卷一《中书胜大都路》。2《元史》卷六二《地理志》五。 3徐一夔：《思政堂记》《始丰稿》卷十。 4大都拥有十多万户、五十万口是一般公认的数字（《元史》卷五八《地理志》一：至元七年统计中都路户十四万七千五百九十口四十万一千三百五十；《大元仓库记》载至元三十年“大都民有十万”；王恽：《秋涧集》卷二八《宫井七绝》：“波及都城十万家”卷八《日蚀传》：“都城十万家”；宋：《燕石集》卷八《三月一日杂诗四》写元中期大都风物诗：“寂寞东风十万家”；童冀：《尚斋集》卷五《追和东坡石炭诗韵奉简衍公》仍称明初“燕城居人十万家”。人口数按每户五口计算）。权衡《庚一个城门南面偏东的文明门外号称汇集南方百货的“舳舻之津’正南的丽正门外号称勋贵聚居的“衣冠之海”南面偏西的顺承门外为“南商之薮”西面偏南的平则门外为“西贾之派”1。城内有各种专门市集三十多处其中最繁华的三处：一在南面偏西的顺承门内为“人烟凑集”的羊市角头（简称羊角市）有羊、马、牛、骆驼、驴骡等市；二在今东四牌楼西南称枢密院角市；最繁华的斜街市位于全城中心（钟、鼓楼周围）有段子、皮帽、鹅鸭、珠子、沙剌（珠宝）、铁器、米、面等市。钟楼之北与文明、丽正、顺承三门以南尚有等待出卖劳力的“穷汉市”2。各门外和南城也是集市纷呈。管理大都商业市场的机构是大都宣课提举司各市分设提领或大使。元代中期大都商税为十万三千余锭仅次于江浙、河南二行省其余各行省的税收总数尚不及大都一市3。大都在辽（南京）、金（中都）的基础上展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其城市功能及辐射能力空前增大。它凭借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畅达四方的水6通道不仅沟通南北两大经济区而且往北连结上都、和林等地往东北经辽阳与松辽平原连成一片并进而联结欧亚“东至于海西逾于昆仑南极交广北抵穷舟车所通宝货毕来”4是一个国际性大都市。从大都出八达岭往北有东西二道通上都往西北可至和林。上都路辖一府、六州、十五县。作为陪都元政府曾6续制定政策扶持它的展“四方闻之商农日集都市”1“自谷粟布帛以至纤靡奇异之物皆自远至。宫府需用百端而吏得以取具无阙者则商贾之资也”2。上都地处物资贫乏的高寒地带两都巡幸制又使得它“官曹多合署贾肆不常居”3繁荣期主要在四到八、九月之间但元中期的商税收入已达到大都的十分之一（一万二千余锭）4工商业兴盛的景况可见一斑。和林这一政治中心的形成带动了漠北大片地区的经济展“数十年来婚嫁耕植比于土著牛羊马驼之属射猎贸易之利自金山、称海、沿边诸塞蒙被涵照”5。和林城内形成按行业分工的工商区东门为粮市西门为羊市北门马市南门为牛和车辆市6显示出牧区市镇的特申外史》上记顺帝后至元六年丞相脱脱言：“大都人烟百万”可能系形容扩大之词。1黄文仲：《大都赋》载《天下同文》前甲集卷十六。 2朱彝尊：《日下旧闻考》卷三八《京城总记》引《析津志》。 3《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商税》。 4程钜夫：《姚长者传》《雪楼集》卷七。 1虞集：《威宁井氏墓志铭》《口北三厅志》卷十三。 2虞集：《贺丞相墓志铭》《道园学古录》卷十八。 3周伯琦：《上京杂诗十》《近光集》卷一。 4《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商税》。 5虞集：《岭北等处行中书省左右司郎中苏公墓碑》《道园学古录》卷十五。6卢勃鲁克：《东方诸国旅行记》柔克义英译本p.22o—221。 点。元代市镇展还有几个值得注意的方面：其一在大统一条件下路、府、州、县等行政治所广泛分布、水6交通的空前拓展以及各地官手工业局院的分布不同程度地带动了大批市镇的兴起与展。其中尤以南北大运河与海运的全线打通而兴盛起来的一批城市更具有久远影响如真州（今江苏仪征市）宋代已取代扬州成为运河与长江衔接的重要口岸元代亦为“南北商旅聚集去处”办课总额在一万锭以上与杭州及其附近的两处一起成全国之最7；扬州“为南北之要冲达官显人往来无虚日富商大贾居积货财之渊薮”1；济州“高堰北行舟市杂荆吴客”“人烟多似簇聒耳厌喧啾”2；临清“每届漕运时期帆樯为林百货山集”“当其盛时北至塔湾南至头闸绵亘数十里市肆栉比”3；直沽口设有接纳运河与海运物资的漕运机构与粮仓延祐三年（1316）改为海津镇“兵民杂居久一半解吴歌”“一日粮船到直沽吴罂越布满街衢”4。刘家港所在的太仓州（今江苏太仓市）本为草莽之地成为海运的主要起运港口后很快就以“番汉杂处闽广混居”的“六国码头”5而著称。七处对外贸易港口全部在南方泉州已取代广州成为元代第一大港“番货、远物、异宝、奇玩之所渊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6伊本·拔图塔称为“世界上各大港之一”7。马可·波罗说：“印度一切船舶运载香料及其他一切贵重货物咸莅此港。是亦为一切蛮子（指中国南方）商人常至之港由是商货宝石珍珠输入之多竟至不可思议然后由此港转贩蛮子境内。我敢言亚历山大或他港运载胡椒一船赴诸基督教国乃至此刺桐港（即泉州）者则有船舶百余所以大汗在此港征收税课为额极巨”8。广州地位退居第二但仍是一派“万舶集奇货”9的繁盛景象不失为是“世界上拥有最优美市场的大城市之一”1。庆元港主要从事对高丽和日本的贸易7《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课程·盐课·新降盐法事理》卷九《吏部》三《官制》三《场务官·额办课程处所》。 1危素：《扬州正胜寺记》《说学斋集》上。 2《济宁直隶州志》卷三三《济州》。 3《临清县志·商业》引杨效曾：《临清小记》。 4傅若全：《直沽诗》《傅与砺诗文集》卷四；张翥：《读瀛海喜其绝句清远因口号数诗示九成皆实意也十》《蜕庵诗集》卷四。 5杨譓：《昆山郡志》卷一《风俗》；明桑悦：《太仓州志》卷一《沿革》一。6吴澄：《送姜曼卿赴泉州路录事序》《吴文正公集》卷十六。 7《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p486。 8《马可波罗行记》第2卷第156章冯承钧译本。 9吴师道：《送王正善提举广州市舶司》《吴礼部集》卷三。 1伊本拔图塔语见《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p.488。 “是邦控岛夷走集聚商舸。珠香杂犀象税入何其多”2。澉浦港在南宋后期建立的舶场的基础上进一步展成为“远涉诸番近通福、广”的要冲3。上海于北宋熙宁七年（1o74）建镇大观元年（11o7）设市舶务（司下面的分支机构）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棉纺织业的飞展至元十四年置市舶司至元二十七年“以户口繁多”置上海县下辖于松江府4。该港主要管理对高丽和日本的贸易造船能力雄厚并拥有大批舶商、梢水。潮州虽未设市舶机构但“舶通瓯吴及诸蕃国人物辐集”（周伯崎《肃政箴》）也不失为沟通海外的一个门户。 其二县以及县以下的镇、市墟、村集这类初级市场普遍比宋代有所展。《元典章·吏部·官制》载录了全国县级以上税收点（场务）的分布状况而更下一级的还有大量税收分点它们大都分散在镇、市或要道之处如镇江路丹徒县与丹阳县下属的若干务便设在谏壁镇、丁角镇、延陵镇、吕城镇等地。元代稽察基层地方治安的巡检司也多设在交通要道处这里往往是市、镇的所在地或集市交易的场所有的逐步上升为市、镇有的还升格为县级治所。集市的活跃充分显示出商品经济蓬勃展的趋势。元代中期官府担心在大都郊区“起立集场”会造成“走透课程”、“滋长盗贼”的后果下令“住罢”但集市仍盛行不衰这使官府认识到：“辇毂之下尚且奉行不至何况外路！”1在城市和工商业不太达的边远地区集市的作用更为突出如云南金齿地区“交易五日一集。旦则妇人为市日中男子为市以毯、布、茶、盐互相贸易”（李京《云南志略》）集市的盛行使得“各墟商税”2的征收成为场务官的重要职责之一3受到元政府的重视从中也可以反映出元代初级市场展的面貌。 其三在长江三角洲市镇展史上元代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马可·波罗从苏州南行进入杭嘉湖平原用“商业繁盛”、居民“皆良商贾与良工匠”、“恃工商为活”之类的字句表述沿途所见城镇的观感这种情形与经行中国境内其他地区的感受是决然不一样的。这一地域的典型市镇如嘉兴府嘉兴、秀水、桐乡之间的濮院镇前身为永乐市起名的原因据说是：“市中立四大牙行收积机产远方商贾旋至旋行无羁之苦因有永乐市之名”4；嘉兴王店镇因工部尚书王逵“构屋于梅溪聚货贸易因名王店”此后“日见殷庶遂成巨镇”（姚桐寿《乐郊私语》）。清代2张翥：《元音》卷九《送黄中玉之庆元市舶》。 3周达观：《真腊风土记》。 4《元史》卷六二《地理志》五。 1《元典章》卷五七《刑部》十九《诸禁》。 2《南宁志·赋税》见《永乐大典》八五o七《南宁府》二。 3《马可波罗行记》第2卷第15o章《苏州城》、第153章《塔皮州城》冯承钧译本。4金淮：《濮川所闻记》卷一《总叙·开镇源流》。 的一批方志也记述了嘉定南翔镇与黄渡镇、嘉兴罗店镇、吴江平望镇与黎里镇等市镇展的状况5肯定了元代在这批市镇展中的地位。 上述市镇的经营范围除了属初级形态的农产品外更多成分是比较先进的手工业品反映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与生产关系的展其地域可扩充到包括江西在内的长江大三角洲行业则以瓷器、丝织业与棉织业为代表。瓷器制造中心以景德镇为典型（见前）棉布“松江者佳”（徐硕《嘉禾志》卷六）松江所属沙冈、乌泥泾等地生产出“紧细若绸”、“粲然若写”的名贵品种1；浙江余姚、彭桥有“小江布”2。丝织业成为江南更普遍的行业如湖州归安县东林镇（又称商林镇明代改称双林镇）据说元代已设有十所绢庄收购四方农户所产丝绢3；嘉兴以永乐市闻名的濮院镇由南宋濮凤后人“督课农桑、机纾之利”元大德年间其族人开设四大牙行“收织机产”“取绢者曰绢主售绢者曰机户”4；元末钱塘相安里有位“饶于财”者以四五张织机雇佣十多个专为雇主工作而领取工资的工人工资以技艺的熟练程度而定因而熟练工人可较自由地选择“倍值者”5说明这种手工业作坊在当地分布较为广泛。散布在长江三角洲的这批市镇以其更大活力影响着商品经济的展。 5参见嘉庆《南翔镇志》卷一《疆域·沿革》、咸丰《黄渡镇志》卷一《建置缘起》、乾隆《吴江县志》卷四《镇市村》、嘉庆《同里志》卷一《地舆志·沿革》、嘉庆《黎里志》卷十二《杂录》。1宋如林、林溥：《松江府志》卷六《物产》引《云间续志》与《五茸志逸》。2唐若瀛等：《余姚志》卷九《物产》引《元一统志》。 3参见同治《湖州府志》卷二二《舆地略·村镇》；光绪《归安县志》卷六《舆地略·区庄村镇》。4金淮：《濮川所闻记》卷一《总叙·开镇源流》；胡琢《濮镇纪闻》卷《总叙》；另参见同治《湖州府志》卷三三《舆地略·物产》下。 5徐一夔：《织工对》《始丰稿》卷一。 第三节商人蒙古贵族很早就与商人结下了不解之缘。大蒙古国建立前成吉思汗结识了一位贩羊到也里古纳河来的西域商人后来又有一位“饶于财商贩巨万往来于山东河北”的回鹘人曾煽动成吉思汗南下用兵1。随着蒙古势力的扩展西域商人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影响越来越大1215年成吉思汗派往花剌子模的报聘团队便主要由西域商人组成。忽必烈平定西北诸王之乱还曾得到回鹘巨商阿老瓦丁兄弟的资助。后来汉地商人的地位也相应提高。元代以商人身份入统政柄的著名人物有奥都剌合蛮、乌马儿、桑哥与卢世荣等人。被称为“素无文艺亦无武功唯以商贩所获之资趋赴权臣营求入仕”（《元史陈祐传》）的卢世荣主持经济改革期间曾设立“经营钱谷”的“规措所”该机构“所有官吏以善贾为之”（《元史·世祖纪十》）。地方上也有类似情况如元后期庐州立义兵三品衙门“使者悉以富商大贾为之”有一巨商兄弟五人均获官任职2。商人既享有令人艳羡的优厚物质生活又摆脱了前代备受压抑的社会地位这无形中影响了人们的价值取向。河南人姚仲实索性弃官从商十年操贾又以百万之资上攀皇室。元政府曾在大都挑选数十名“皆富商”的“耆老”让他们出入宫廷参与重大朝典施予免役等特权姚仲实就被元政府选为“耆耋”之长3成为统治层中的座上宾。所以有些地区“十室之邑必有数家通货财而无数人能文学”4“工商浮侈游手众多驱垅亩之业就市井之末”5自然成了比较普遍的社会风尚。但统治阶级参与营利、放任行商的基本目的是满足自己巨额耗费和享受的需要当然不可能因势利导形成一套比较合理的运营机制相反商人的运营及其构成深受政治制度的制约。以政治权势为标准元代商人大体可划分为两大类第一大类由贵族、西域商人、官僚、上层僧侣和豪商组成他们在行商时受到官方多方面的庇护和优遇有的甚至不当杂泛差役、豁免或逃匿商税1取得持玺书、佩虎符、乘驿马的特权21彭大雅、徐霆：《蒙鞑备录》此回鹘人姓田王国维认为即田镇海（王国维：《黑鞑事略笺证》三载《大公报》史地周刊第135期）。 2余阙：《再上贺丞相书》《青阳先生文集》卷五。 3朱德润：《买公世德之碑》《存复斋文集》卷一；程钜夫：《姚长者传》《雪楼集》卷七。4叶子奇：《草木子》卷四上《谈薮篇》。 5马祖常：《建白一十五事》《石田集》卷七。 1不当杂泛差役主要施行于西域商贾（《元史》卷一三四《朵罗台传》；王恽：《为在都回回户不纳差税事状》《秋涧先生大金集》卷八八；苏天爵：《侍御史韩公神道碑》《滋溪文稿》卷十二）。豁免商税主要施行于上层僧侣（《通制条格》卷二九《僧道》；《元史》卷十七《世祖纪》十四卷二七《英宗纪》卷二九《泰定纪》卷三十《泰定纪》二）。 2《元史》卷二二《武宗纪》一卷二四《仁宗纪》一。 因此这些人的实际身份是官商合一亦官亦商气势相当显赫市场上则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第二大类是具有独立身份的大中小商人他们在行商过程中有程度不同地依附、甚至勾结官府的一面但即使是其中的大商人主要从事的还是相对正常的商业活动。其中的中小商人一方面时时遭受官府的种种盘剥（如以“和雇”、“和买”等名义向商人的强征强取另一方面又处于“有势之家占据行市豪夺民利”的不利地位。然而一当他们因此而“不敢往来”之时物价便“因而涌贵”3可见占商人绝大多数的这类普通商贩从事的正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商品流通是维系市场正常运行的中坚。 第一大类的各种特权商人和第二大类中的大商人把持着商业的重要部门从事的主要是高级商品和国民必需品的经营其范围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主要方面一是海外贸易。元政府侧重于抽解和征税海外贸易的实际运营者始终是商人。因海商动辄“赢亿万数”1故而“商者益众”（《元史·铁木迭儿传》）官僚以至元、大德时“政位显要”的朱清、张瑄为代表他们“以巨艘大舶交诸番中”“富过封君珠宝番货以巨万万计”（《辍耕录》卷五《朱张》）。朱清之子官至参知政事继父业为元廷从事海上粮食运输每年诈称漕粮沉没而将吞没资金“转入外番货买”（《农田余话》下）。僧侣、也里可温与西域商人亦“多是夹带俗人过番买卖”而获厚利2如回回人哈哈的从至治年间开始贷官钞“违制别往番邦得宝货无算”（《元史·文宗纪一》）。皇室贵族自不甘寂寞顺帝元统二年（1334）由中书省出面“请两艘船下番为皇后营利”（《元史·顺帝纪一》）。因海舶致富的巨商还有“南蕃回回”佛莲手中掌握八十艘海舶死后抄没家财“见在珍珠一百三十石他物称是”（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下）。泉州扬客从事十多年海外贸易“致赀二万万”（《夷坚续志》丁6）。嘉定大场沈氏“因下番买卖致巨富”3。定海人夏仲贤从事海外贸易仅数年“泉余于库粟余于廪而定海之言富者归夏氏”4。此外广东豪民于濒海构筑海堰“专商舶以射利”（《元史·卜天璋传》）浙江四明沿海居民占地利之便“有资累巨万者”5。二是珍异珠宝贸易。珍异珠宝是皇室贵族的嗜好专营权则主要被回回豪商所掌握因而“其兴贩营运百色侵夺民利并无分豪差役”1并且“持玺书佩虎符乘驿马3《通制条格》卷十八《关市·牙保欺蔽》。 1吴澄：《平章董忠宣公神道碑》《吴文正文集》卷三二。 2《元典章》卷二二《课程·市舶·市舶则法二十三条》。 3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七《金甲》。 4戴良：《元逸处士夏君墓志铭》《九灵山房集》卷十五。 5戴良：《一经斋记》《九灵山房集》卷十二。 1王恽：《为在都回回户不纳差役事状》《秋涧集》卷八八。 名求珍异既而以一豹上献复邀回赐似此甚众”（《元史·武宗纪一》）售出的珠宝“动以数十万锭”（《元史·泰定纪二》）如宪宗时回商献水晶盆、珍珠伞等物得价三万余锭2；成宗时回商以一两三钱一块的“红剌”石索价十四万锭3而所谓“押花大珠”一枚要价竟达六十万锭4；泰定帝时所欠珠室价达四十万锭相当于全国包银岁额（十一万锭）的近四倍。朝廷不惜重金购取珍玩无力偿还时竟以市舶番货或盐引垫支使回商利外获利。珍异珠宝的另一来源是由皇室招人直接至海外购求。中外舶商的货物被抽解之后可在规定地点卖因此销售珠宝的商人、店铺当遍及大都和沿海贸易港口。 三是经营斡脱钱和朴买课程。据载蒙古贵族虽黩货好财但“只知撒花”对于商贩、聚财几乎茫然无知因而大汗、诸王、公主等纷纷将财宝交给回商让他们去放债营利或从事买卖。回商将银子借贷于人年息一倍如无力偿还次年连息再翻一倍如照此推算一锭银子翻番十年即达一千零二十四锭这种高利贷被称为斡脱钱又称羊羔儿息蒙古贵族也称这些帮他们营利的回商为斡脱。大汗、诸王、后妃、公主提供的是他们的私有资本斡脱们利用这些资本从事商贩和放债获利的是贵族本人和回回商人而不是官府5但政府却指定专人、设立专门机构并制订一系列条例保护斡脱的经营所以斡脱倚仗政治特权肆行暴虐如扎忽真妃子派人到杭州索讨斡脱钱拿不出全部借贷人的花名和贷款数额依据便强指三人借贷三人又指告他人追征蔓引使一百四十余民户遭致横祸1。1238年至1239年真定路遭蝗旱被迫借斡脱钱交纳贡赋本利银达一万三千余锭2。124o年诸路官民欠斡脱银三百八十万两3相当于当时占领区三年半的课税。贵族和西域商人还乘百姓和地方官吏无力完纳赋税时借债、勒索如蒙哥时期磁州人民无力交纳包银斡脱便乘机以年息借额为条件出母钱“代输”来年无法赔偿又“易子为母”不到十年“阖郡委积数盈百万令长逃债多委印去”4。从窝阔台时开始虽一本一息的限令屡屡下达但并不能真正实行。贵族与西域商人利用斡脱钱营利同时助长了整个高利贷的恶性展官府利用放高利贷营息解决财政开支寺院、官吏、豪强地主与商人也乘势而上其结果“十千债要廿千偿债主仍须数倍强。2《元史》卷三《宪宗纪》。 3杨瑀：《山居新语》。 4《元史》卷一七o《尚文传》。 5斡脱的活动属私营商业范畴后来有望地方官府仿照这种方式营利但已不属斡脱或斡脱钱的本初性质。1程钜夫：《梁国何公神道碑》《雪楼集》卷八。 2王恽：《史天泽家传》《秋涧集》卷四八。 3《元史》卷二《太宗纪》。 4姚燧：《高泽神道碑》《牧庵集》卷二五。 定是还家被官缚且将贯百寄妻娘”5百姓为之倾家荡产沦为奴婢形成一项严重的社会公害。 扑买课税的恶例开于窝阔台时代。耶律楚材于123o年定中原课税额为银五十万两此后逐年增长1238年达一百一十万两次年回回豪商奥都剌合蛮通过翻译官安天合和宠臣田镇海的举荐提出以倍额扑买中原课税窝阔台不听耶律楚材的苦劝当即批准命奥都剌合蛮为提领诸路课税所官他在承包二百二十万两的税额之外最大限度地为自己营利当然必须额外课征因而“科、榷并行民无所措手足”（《元史·刘秉忠传》）扑买课税成了势要们致富的又一重要手段。耶律楚材时期又有刘忽笃马以银十万两扑买天下差涉猎丁以银二十五万两扑买天下系官廊房、地基、水利、猪鸡刘廷玉和一回鹘人以银五万两和一百万扑买燕京（大都）酒课和葡萄酒课扑买对象乃至天下河泊、桥梁、渡口1到了至元初年有西域商人“以增岁课为辞”甚至企图买进国库钞本2。国家大量税收的征收权被收买平民横遭盘剥西域商人和权豪势要由此中饱私囊。 四是买卖食盐。盐属于“榷货”除由国家实行官营外另实行给据卖引的商运商销制度。商人购买盐引（“行盐法”）或按指定地点纳粮换取盐引（“市籴法”）便成为有权经销食盐的专商持票赴仓支盐在官府指定的区域销售。盐商的豪富历来是有名的元代自不例外“人生不愿万户侯但愿盐利淮西头”“人生不愿千金宅但愿盐商千料舶”“盐商本是贱家子独与王家埒富豪”3。因而特权阶层、官吏纷纷钻营图利。政府规定诸王、公主、驸马位下的斡脱及官豪势要可“纳课买引赴仓支盐”但支盐时他们“搀越资次恃赖气力逼勒场官多要斤重”卖时又“把握行市”“增价鬻盐”4如一引盐官价十五两“官员、豪富、有气力的人每诡名儿教人买出盐来”高价出售至元十八年潭州和江西卖到一百八十两和一百七十两二十一年在大都卖到一百二十两1。元代每引盐重四百斤权贵仗势有的多取至七百斤2。主持盐政的官员乘势贪污受贿至元时两淮盐运使纳纳丁受商贾贿赂多付出的盐计钞二万二千八百锭3。文宗时权臣倒剌沙向姻亲长芦盐运司判官亦剌马丹借贷钞四万锭“买盐营利于京师”（权衡《庚申外史》）。顺帝时马扎儿台也借5方回：《听航船歌》《桐江续集》卷十三。 1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元文类》卷五七。 2《元史》卷一六三《马亨传》。 3杨维桢：《铁崖先生古乐府》卷五《盐商行》。 4《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课程·盐课立都提举司办盐课》；《元史》卷二五《仁宗纪》二。1《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课程·盐课·设立常平盐局》。 2《元史》卷十五《世祖纪》十二。 3《元史》卷十七《世祖纪》十四。 其子丞相脱脱之势“广贩长芦淮南盐”（《元史·文宗纪一》）牟取暴利。官府、权贵、豪商把持盐市紊乱盐法哄抬盐价百姓除“淡食”之外普遍购买“私相贩易”的“私盐”因此私盐贩子不时出没民间特别是“濒江并海”地带更是“私盐公行”（《元史·食货志五》）有的还私下煎煮进行武装“走私”贩卖4。 六是粮食贸易。元代南粮北调主要由官方通过海道和运河组织运输或通过市籴盐法指定商人运粮到指定地点（见前）另外还鼓励客商贩运。大都是粮食的集积地再由此分散到辽阳上都、大都等地区。因此大批粮商常年活跃在运河与北方高寒地区。其中权贵及富商大贾生意越做越大会通河中被三五百料的大船挤得水泄不通针对这种情况元廷于延祐元年二月立“隘闸”之法在沽头及临清各立一座石闸限制粮船宽度以防止二百料以上大船进入但财力雄厚的商贾权要又“改造减舷添仓长船至十尺甚至百尺”的五六百料大船增加运载量1。在大同一带有专门从事运粮“供饷北边”的商人其中有位商人仅盗窃的粮食即达数十万石2。元代经商致富的项目远远不限于上述几类如顺帝宠妃龙瑞娇用朝廷颁赐的巨额诸色锦缎立市货卖“京师官族富民及四方商贾争相来买”“岁得银数万”（陶宗仪《元氏掖庭记》）。文宗时赐予权臣燕铁木儿一所质库3从事典当业马扎儿台还在通州开酒馆糟坊耗粮日至万石4。大都与杭州亦有豪商酿造“价高而味薄”的劣酒牟利5。僧道、也里可温及答失蛮也普遍“将着大钱本开张店铺做大买卖”6。种植蔬菜也可财致富在大都市郊“治蔬千畦可当万户之禄”7。“江南田地里做买卖的人每”和“官司”人等还纷纷进入云南以“私■”交易当地的黄金、马匹8。商品经济的展促使商业的运营方式和内容逐步生变化这种变化在一些脱颖而出的商人身上得到体现这些商人或商业组织可归纳为以下三种类型其一出现了善于经营的商人和经营规模很大的商业组织譬如在蒙古军占据华北、中原时期河北清州高氏依据在盐粮买卖过程中积累的丰富经验掌握了市场经济的规律后来选中具有天时地利的长芦“中市而立权天4《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盐课》；《元史》卷一九o《瞻思传》；《元诗选》癸集壬卷下《福宁州谣》。 1《元史》卷六四《河渠志》一。 2《元史》卷一七五《敬俨传》。 3《元史》卷三四《文宗纪》三。 4权衡：《庚申外史》上。 5《元史》卷十三《世祖纪》十；《牧庵集》卷十四《平章蒙古公神道碑》。6《通制条格》卷二九《僧道·商税地税》。 7黄文仲：《大都赋》《天下同文》前甲集卷十六。 8《通制条格》卷十八《关市·私■》。 下之货”“四方贩负日受指画操其要因其势豫其时审其地人什常贫我五常富故言利者以高氏为师”1。仁宗时威顺王开设“广乐园”“多萃名倡巨贾以纲大利”（《元史·星吉传》）。扬州大商张文盛“从计然之木研得其精为大区广陵市中家童数百指北出燕齐南抵闽广懋迁络绎资用丰沛”2。像这些“以善经纪”而“积资至巨万计”3的商人在元代是比较普遍的。 二是牙人（有牙子、驵侩、牙保等异称）和牙行。这是沟通买卖双方收取一定佣金的经纪人是一种特殊的商人和行业。牙人有官有私按元律规定商品由他们每月评定一次价格如有变动亦须事先申报、核准后才能成交因而他们利用中介人的地位“侥幸图利”、“上下其值”4其活动具有强烈的封建色彩。然而也必须看到元代牙人、牙行广泛存在于城市乡村活动几乎渗透到各类商品交易、土地房产买卖乃至仆役的绍介等社会交易的所有领域从而开辟了大批隐形市场这一事实说明了元代商业展具有相当的深度和广度。并且由于一切货物的交易经由他们与卖主买主办理必要的手续然后成交纳税从而在一定程序上起到减少“诈冒昏赖”、“词讼纷纭”5的作用。就总体而言牙人在平息买卖纠纷、提供商品信息、促进产品走向市场方面的积极作用应该得到肯定。值得一提的是元代从事海外贸易的牙人（舶牙人）其职能很可能不限于为出海舶商作保而涉及中外官私商人和商品的介绍、经纪因而他们与宋代的牙人一样是较早出现的买办资本的经营者。 三是出现了这样一批商人其营运范围已不限于农产品和低级产品的营销和转贩如湖州等地出现一些“收积机产”的绢庄或牙行；钱塘相安里等地的“饶于财者”雇人从事机织（见“市镇”条）。矿冶业中有“尤善生殖”的江西永福人刘宗海“尝业铁炉于金牛（今安徽庐江县西北）大冶煽役者常千人”1；“治生教子三致丰阜”的李玉“鼓铁煮矾所居城市凡能佣力而无恒产者鱼聚水而鸟投林相率来归”2。在福建每当荔枝开花之时商人便“计株断之以立券”订购水果；有的商人雇佣“十百为群”的临时工从事染料作物的采摘3。在这里商业资本的投向无疑生了积极的转化有些还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产业资本。 1程钜夫：《清州高氏先德之碑》《雪楼文集》卷十九。 26文圭：《巽溪翁墓志铭》《墙东类稿》卷十三。 3陶宗仪：《辍耕录》卷十七《哨遍》。 4《通制条格》卷十八《关市·牙保欺蔽》。 5胡祗遹：《革昏田地榜文》《紫山大全集》卷二二。 1王礼：《刘宗海行状》《麟原文集·前集》卷三。 2胡祗遹：《李公墓志铭》《紫山大全集》卷十八。 3王祯：《农书》卷九《百谷谱》六《果属·荔枝》。 第六章运河与海运元大都“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于江南”（危素《元海运志》）因而划直修凿大都通往江南的京杭大运河以替代隋唐以来那条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旧运河已是势在必行。至元三十年（1293）新的大运河全线贯通此前纵贯胶州湾与莱州湾的胶莱河也开通试行。同时从江苏刘家港入海北上至界河口（今天津大沽）的海上运输也开辟全线通航。这些具有开拓性意义的创举将中国漕运史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第一节京杭大运河的全线贯通与整治划直和整改大运河的关键工程是将旧运河的中段东移到今山东境内再就是修通京、津地区的河道以直达大都。在漫长的运河通道上各段地势高下等等不一因而出于利用、调节水源的需要必须建立、改善坝闸体制元代在这些方面做了一定贡献或有益的尝试。 旧运河的残破按隋唐以来的惯例北上船只入淮后应向西南达盱眙再折向西北由通济水（汴水）抵开封。然而宋、金之际黄河屡次于河南决口下游剧烈变迁形成所谓黄河“夺淮入海”的局面：宋时汴水于开封西北的汴口入黄河黄河则由此折向东北从山东入海。改道了的金代黄河走向是从河阴（今河南荥阳东北）附近转东北入河南汲县东向入山东西境后折向东南经江苏徐州、宿迁、泗阳、清江东向入海。到了元代河南与山东之间的一段黄河进一步南移：从河阴向东历开封北转向东南经河南杞县后达徐州（下与金代同）。“夺淮入海”的交结点在今清江市之北；元初漕粮经达的所谓“中滦旱站”经黄河南移后正处于黄河北岸。这是宋、金、蒙元之际河道的重要变化之一。 河道的另一重要变迁是汴水的湮涸。 宋、金、蒙元之际兵连祸结战乱频仍漕渠亦遭厄运。北宋徽、钦二宗时期运河已逐渐失去原有作用；靖康年间金人南下汴京被围漕运中绝汴水“堤岸失防汴流久绝”“塞久不合干涸月余”1。金与南宋中分南北达数十年隋唐以来的大运河被拦腰切断这样到乾道年间南宋使臣北上沿途见旧汴水“河益堙塞几与岸平车马皆在其中亦有作屋其上”“汴河底多种麦”2已是一派残败景象。所以元代次漕运的船只进入清江亦即“夺淮入海”的交结点后即逆改道后的黄河（原淮河河道）西行至江苏宿迁、徐州后继续西进达“中滦旱站”再6运一百八十里到淇门（今河南汲县东北淇河与卫河交结处）进入御河（今卫河）最后接运至大都。 上述航道迂回曲折、水6转运诸多不便。南宋灭亡后寻求南北径直、便捷的漕路提上了日程至元十二年考察江淮至大都河道状况的郭守敬认为“宋、金以来汶、泗相通河道可以通漕”1于是在试行多渠道运1邓肃：《辞免除左正言第十六札子》《栟榈先生文集》卷十二。 2楼钥：《北行日录》卷下《攻媿集》卷十一。 1《元史》卷六四《河渠志》一。本篇所叙内容凡未另注出处者多见于下面两种材料：（一）《元史》输的同时元廷逐步于山东西部大力兴举了开挖新漕渠、划直南北大运河的工程。 山东西部的运河分两段进行。第一是开挖济州河。开挖济州河的最初动因可能是为了受纳“济宁等处田土子粒”以供皇家充作“酒材”之用。从事这项专业生产的屯田直属于宣徽院“尚珍署”因此工程的主持者为知尚膳院（宣徽院前身）事、宁夏人来阿八赤。这时的开凿由于工程尚未完全与旨在沟通南北漕运的整体需要相联系所以工程规模可能不大。至元十八年年底元廷又派奥鲁赤、刘都水及“精算数者”一人在原有基础上重新规划开凿二十年初步完工。济州河引汶水、泗水从济州（今山东济宁市）西北到须城安山（今山东东平西南）全长一百五十多里当时亦称“东平府南奥鲁赤新修河道”2这样漕路由淮河入泗水（今中运河）经济州河北达安山出大清河（今黄河下游）经东阿（在今山东东阿南）、利津入海漕船再循海岸北上入直沽（今天津市大沽口）转赴大都。但由于利津一带淤沙壅塞船只出海甚为困难只好改从东阿上岸6运到临清（在今山东临清南）后再搬粮下御河。至此除东阿和临清间一二百里的旱路外元代南北航运已大致沟通。 至元二十六年元廷采用寿张县（今山东梁山西北）县尹韩仲晖等人的建议派李处巽主持开挖接通济州河的运河工程从安山西南起分梁山泺（即梁山泊在今山东梁山、郓城等县间）的水源北流经寿张西北到东昌（今山东聊城）又西北达临清入御河。工程全长二百五十里历时六个月完成定名“会通”。至此南北航道全线沟通。黄河“夺淮入海”后北面的御河故道水势久已减弱会通河开通后黄河的部分水流由此进入御河北流入海御河因此有“北黄河”之称。 运河北段的工程主要在京津地区进行。郭守敬于中统二年（1261）上达的水利条陈中曾提议引水通入金代中都（元大都）东至通州旧漕河再南向开河至杨村（在今河北武清县）但通州至大都五十里之间水源匮乏仍难免6路转运之劳因此至元二十八年郭守敬又提议疏导昌平县白浮村神山泉过双塔、榆河再引一亩、玉泉诸水（在今北京昌平县境）至大都和义门（今西直门）入城汇为积水潭（亦名海子今什刹海）积水再东南出文明门（今崇文门）至通州高丽庄入白河。全长一百六十四里隔年河成赐名“通惠”这样漕船北上可一直开进大都城区往南可与白河至大沽河之间的通州运粮河接通。 元代划直大运河的工程在山东西部进行与此同时东部也开成胶莱河。该工程至元十七年提出动议次年作具体规划以“益都、建莱、宁海”卷六四至六六《河渠志》一至三；（二）《经世大典·海运篇》见于《永乐大典》卷一五九四九、一五九五o（含卷一五九五o中的《苏州志》）。 2《元史》卷六五《河渠志》二《济州河》条混载有胶莱河的内容今据诸籍订正。三州一年的赋税“入折佣直”至元二十年初步开成次年十二月第二次大规模疏凿其主体工程可能名“神山河”或“神山桥渠”1。工程南端起胶西县东陈村海口由此往东南凿引河通入胶州湾（入海口可能即明代麻湾海口）再由陈村海口趋西北先后达薛岛西十里的马家壕、高密县东北五十里的亭口河与胶河汇合再经平度州（治今山东平度县）西北七十余里入昌邑县界北端入海口在莱州西北七十里。元于此设朱王海口仓。工程总长三百余里2。 胶莱河凿成后曾一度形成一道自成系统的官方漕运路线：南面的起运点是今江苏苏北涟海平原的满浦仓（仓址在今淮安市北面、淮河南岸）往东循“夺淮入海”的黄河河道“易闸者七”进入涟海海口再傍海北上行进通过胶莱河继续傍渤海海岸“篙行”进入天津直沽。 运河的整治与分水点的选择以上是大运河的主体工程此外运河贯通后还针对各段出现的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整治或辅助性工程较重要的有至元三十年为解决通州运粮河供水不足在榆河（运粮河的主要水源之一）上源另开小渠增大流量。至正年间还在通州南高丽庄至西山石峡铁板之间开挖一新河全长一百二十余里深五丈宽十五丈使西山古金口水东流至高丽庄接通御河。不过金口水上源桑干河水质浑浊流湍势急沙泥易于壅塞河道不甚便于船只通行。扬州运河入元后废旧不甚通畅延祐四年议定疏浚河身达二千三百余里。江南运河也年久失于修浚元代重点施行了开挖镇江运河、同时疏治练湖的工程。一百三十一里长的镇江运河（在今江苏镇江市向南至丹阳市吕城坝之间的河段）“全籍练湖之水为上流”至元、大德年间曾对运河与练湖进行过整修但成效有限。泰定元年（1324）正月十七日运河分三段作坝挡水施工三月四日完工河面开阔至五丈底阔三丈深四尺加上原有二尺水深可积水六尺。随后又修补练湖漏缺将堤面增阔至一点二丈斜高增至二点五丈。同时增置“湖兵”按需启闭斗门向运河提供水源1。元代大运河是有名的“闸河”据粗略统计通惠河设闸十八处金水河四处会通河三十一处为节制诸水会于济州汶、泗河段上也置有河闸六处。通惠河上源设有“看闸提领”可见也置有河闸。此外宋代于楚扬1《元史》卷六五《河渠志》二卷十二《世祖纪》九。 2于钦：《齐乘》卷二《益都水·胶水》卷三《郡邑》。另据《重刊万历莱州府志》卷二《山川》条载明嘉靖年间山东巡海副使王献曾循元代旧道考察据以疏凿胶莱新河本文所述元代胶莱河道亦参考王献的考察记录。 1俞希鲁：《至顺镇江府志》卷七《山水》；《元史》卷十九《成宗纪》卷六五《河渠志》二。运河上置“斗门水闸”达七十九座2在江南运河河段宋代置有望亭（在江苏苏州西北）、五泻（在今江苏无锡市北）、吕城（今江苏丹阳市东南）、奔牛（在今江苏常州西北）和镇江等处河闸3这些旧闸入元后一般都应予以利用这样元代大运河上的河闸当在一百五十座以上。河闸与堰、坝的作用在于调节水量通行运舟。最初的闸是一种单闸相当于现在的节制闸堰是较低的挡水溢流的建筑物横截河中以抬高水位但运舟过堰最初须借助人力或畜力牵挽不如水闸灵便。宋代则进一步将单闸展为复式船闸即在水位明显相差的河段上设置两个或更多的闸门放闸积水必要时又启闸放水抬高下段水位使船只逐级上行；有时则在河侧附近造“归水澳”以达到蓄水备用的目的因而复式船闸更加省力、省时可进一步提高运输能力。宋代在江南运河中建置的船闸一般都有上下闸称“澳闸”1可视为复式船闸最著名的则是置有更多闸门的淮安、真州闸2。元代建有上下二闸的复式船闸在通惠河上有八处会通河中四处。建有上中下三闸的复式船闸共两处即会通河上的会通镇闸（在河北临清西南）与济州闸。这些复式船闸的形制有了一些新的展：一、较多采用在两闸间修建“月河”3的方式储积水源以取代宋代较普遍于河侧建造“归水澳”积储水源的方式从月河中放水下行应更为方便；二、今江苏沛县东面的金沟与沽头二闸处于会通河南端为防止大船进入会通河阻塞交通在这两处特设“隘闸”以防止宽船只入河（后来又在隘闸下岸立“石则”丈量大船的长度长也不得入河）但该处地势高峻旱天即水浅舟涩。对关键河段中出现的这个问题元廷相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将沽头隘闸调整到金沟大闸之南（当在河道岸侧）在金沟与沽头两座大闸间增置一道小型“运环闸”（实际构成了一组复式船闸）并在沽头闸与新迁隘闸之间选空地构筑一道“滚水石堰”（即有一定高度的石坝）使高于石坝的水流随时下行；另于金沟闸上添置木板积水月河内构建一道大型滚水石堰沽头闸月河内也改修一道大型石堰这样金沟闸内的积水可通过滚水石堰下行经下一道滚水石堰流至沽头闸内“水涨即开大小三闸水落即关闭大闸止于隘闸通舟”克服了高处水浅的困难船只得以逐级上行。 确保水源供给的另一关键是分水点的选择它要求根据自然条件选择2《宋史》卷九六《河渠志》六。 3上述江南运河的河闸均有上下闸其中镇江于南宋时置沿江五闸元天历二年（1329）予以重建称京口闸（见俞希鲁：《至顺镇江府志》卷十四《公廨》）。 1《宋史》卷九六《河渠志》六；嘉定《镇江志》引《四朝国史志》；张国维：《吴中水利书》。2详光绪《阜宁志》引山阳冯仲雨：《间园志遗》；《宋史》卷三o七《乔维岳传》；胡宿：《通江木闸纪略》；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二《官政》二。 3《宋史》卷九六《河渠志》六载：元祐四年于徐州吕梁、百步二洪“开修月河石堤上下置闸以时开闭通放舟船”。元代将这种“月河”的形制进一步推广使用。 一个理想点使之最大限度地汇集水源再让这些水源顺畅地分流到上下河道中去。元代大运河中段的分水点选在济州会源闸在这里向东北方向可通过■城（在今山东泰安西南）石堰节制汶水入汶水向西南流至济州与泗水相汇；济州的东南方面是泗水兖州闸的作用是节制泗水使之西南进入济州。会源闸的建造则使集结来的各路水源分流南北达到“临济鲁之交据燕吴之冲道汶泗以会其源置闸以分其流”的目的。不过从济州往西北至临清“地降九十尺”南至沽头“地降百十有六尺”1北高南低的地势使得会源闸水往北分流比较困难从技术角度考察这是会通河运载能力受限的原因之一。明永乐年间重新选择汶上县西南三十五里的南旺湖为分水点才妥善解决了原有的矛盾。 漕运的管理及运输概况在至元二十四年大规模实行海运前后元代主要施行海运与河、6、海联运的办法解决漕粮的北运。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漕运是在至元十三年（1276）。当时以伯颜为统帅的各路大军占领临安但宋将李庭芝、姜才等仍竭力坚守运河必经的淮东之地。元廷为调运粮食北上特地制造了一批轻捷的“鼓儿船”装载浙西漕粮“涉江入淮”由黄河逆水至中滦旱站搬至淇门入御河接运赴大都。所谓“涉江入淮”系指粮船北渡长江经瓜洲、扬州顺扬州运河北达淮安入淮河。此后一度着重于旧河运系统的整建：最初在大都设漕运司与提举司分别负责淇门至通州河西务（今河北武清西北、北运河西岸）、中滦经淇门至河西务的水6转运；扬州漕运司分管江南至瓜洲的运输瓜洲至中滦段的押运人员不属扬州漕运司管辖。南北数千里运司并列互不统属“粮道迟滞官物亏陷”。至元十九年在试行海运的同时元廷调整了上述管理体制：改设京畿、江淮两处都漕运司后者除继续管理江南至瓜洲的运输外另将属官一半于瓜洲置司另一半于中滦、荆山（在今安徽怀远西南）分置上下行司分段管领。每年要求运粮二百万石到中滦取回京畿漕运司的接收字据呈扬州行省备案。京畿都漕运司则统一负责中滦至大都的运输属官一半于大都置司另一半于中滦、淇门上下置行司将江淮都漕运司的二百万石粮食运赴大都。上述以中滦为转运点的南北运输线几经水、6搬迁困难重重实际年运量仅三十万石。于是次年初步开成济州河与胶莱河实行多渠道运输。应该指出至元年间扬州运河尚不甚通畅因此江南漕粮往往要6运至淮安然后一支往西北至中滦另一支逆改道后的黄河送至徐州再经济州河辗转北上；第三支是顺改道后的黄河东下出海口沿海岸行进通过胶莱河北上。为适应多渠道运输的需要元廷增设了淮安分司、济州分司（济州1揭傒斯：《重建济州会源闸碑》《揭傒斯集》卷十二。 都漕运司）和利津分司（胶莱海道运粮万户府）实行的纲运分短运与长运两种。 短运又称军搬、短搬分两段进行。南段由驻扎在吕城的军队运往瓜洲北段由汉军与新附军从瓜洲运至淮安。每个船队由二纲、三纲、四纲组成不等有管军千户、把总和百户负责押送另由驻扎在瓜洲的江淮漕运总司派奏差一员乘坐站船往来催督并在每只船上树一面白旗上书押运官姓名以约束官船的越轨行为。 长运由雇募的民船承运从瓜洲起运二纲、三纲、四纲不等也由一员奏差监督运至淮安后由淮安分司开闸放船进入改道后的黄河然后由中滦和济州分司派来的奏差各领纲船分运两路。 至元二十一年暂罢胶莱河运粮该运道水手、军人各五千充实到内河其他运道中次年又造漕船三千艘充实到通往济州河的运道中去。一般情况下以中滦为转运点的运输线年运量在三十万石左右济州运道二十万至三十余万石不等胶莱河为二十余万石至元二十二年曾达六十万石。在这前后以中滦为转运点的运输线已经罢废。至元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官方先后取消对济州河与胶莱河道的利用元代的南北运输逐步趋归于海道为主、大运河为辅的局面。 海运达以后的大运河对官方来说主要职能是运输食盐、茶叶、各地土产、手工业品及海外贡物并供使客往来。此外在官、私粮食运输方面仍起相当作用。官运方面可能是将中原、华北等地的屯田粮运往北方立于天津河西务的“都漕运使司”（见下）属下便有荥阳等三十一纲船九百余只船户八千余纲船主要分布于会通河东西的山东、河南境内运输量亦较可观1。 运河上的民运与商运相当活跃。在大都每年官方投放市场的粮食仅三四十万石其他“百姓食用的粮食多一半是客人从迤南御河里搬将这里来卖有”并且“来的多呵贱来的少呵贵”2为此元廷一方面多次颁布禁止官船、军人与势豪阻挠、刁难客船的法令另一方面为了保证官运的正常进行又不得不对达的商运加以限制。仁宗延祐元年（1314）针对权势、富商以四五百料大船驶入运河阻塞交通的弊端决定在会通河南北的沽头、临清两处设置“隘闸”以限制二百料以上、梁头阔八点五尺以上大船入闸。1《元史》卷八五《百官志》一与卷四一《顺帝纪》四记载荥阳等三十一纲“运粮三百余万石”而至正年间的两淮运使宋文瓒说世祖开会通河“岁运米至京者五百万石”我们认为这五百万石不应理解为运河的年承运数因为元代海道的年运最高数为三百余万石运河承运能力若与之相近甚至远过此数便无法理解元代漕粮以海运为主的基本事实也与前面列举的内河运输的常额相距过远。明代以内河漕运为主大运河真正挥作用亦在明永乐之后而明代运河的运载常额也只有四百万石。因此可以明确肯定的是五百万石应是包括海运在内的各运道运达大都或天津河西务的总数。2《通制条格》卷二七《杂令·拘滞车船》。 但私商“贪利”又改造减舷长船长度达八十至九十尺载重五六百料阻塞现象仍不时生因此泰定四年（1327）又于上述两处石闸下岸立“石则”以限制六十五尺以上的长船入闸。总的说来大运河凿通后“江淮、湖广、四川、海外诸番土贡粮运、商旅懋迁毕达京师”3在沟通南北交通方面起着不可取代的作用。 3《元朝名臣事略》卷二《丞相淮安忠武王》。 第二节海运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渤海至广东的沿海交通已经展开此后局部的、通贯南北沿海的交通渐趋频繁。两汉时代在今两广南部与越南境内设置了南海、郁林、交趾等七郡这七郡与北方的交通也主要取道海上。海上交通的展以造船技术与航海水平的提高为条件也与政治与经济等方面的实际需要相适应。与前代不同的是元代在东部海域实行全线通航先在漕运业中形成了以海运为主、内河运输为辅的格局。 海运线路的选择与航海技术的进步海运航线前后有三次变更：第一次航路。从至元十九年次粮运到至元二十八年新航路的开辟共沿用十年。开辟者为朱清、张瑄和罗璧航线大体是：从刘家港（今江苏太仓浏河镇）至海门黄连沙头（在今江苏启东东部海中）、万里长滩（在今江苏启东东部西南向呈长条形后来部分形成6地）经盐城（今属江苏当时濒海）历海宁府（治今江苏连云港西南）界可至莺游山（今连云港东北东西连岛）下入山东境由密州（治今诸城）入胶州（治今胶县）界放灵山洋（今青岛南、胶南以东海面）北至浮山（青岛附近）、劳山（青岛东北崂山）、福山（崂山县东）沿海岸达延真岛（今山东荣成沿津岛）东北转过成山（在今荣成成山角）最后进入天津界河口。该航线沿海岸航行迂回曲折“委实水路艰难深为繁重”航期长达两个多月。 第二次航路。至元二十九年由朱清聘请长兴（属今浙江）李福四“押运指引”路线是：从刘家港开洋转过撑脚沙（在今江苏常熟璜泾北江中）至三沙洋子江（在今江苏崇明西北后来大部分形成6地）东北至扁担沙大洪（今启东东南今已成6地）、万里长滩再往东北一千里至清水洋（在北纬34°、东经122°一带）、黑水洋（东经123°以东一带）过黑水洋可见延真岛。西北至成山与刘岛（今山东威海东刘公岛）、芝罘岛（在今山东烟台北）诸岛进入天津界河。该航道从万里长滩到成山一段取远海航行线路较为径直。一路便风半月可达目的地；风水不便仍需一个月或四十天以上。 第三次航路。至元三十年开辟从刘家港出过黄连沙转西东北取道成山“亦为不便”故“继为千户殷明略踏开生路”。这条新航道是：从刘家港出至崇明三沙东行入黑水大洋至成山以下大致与至元二十九年新航路同。航船至崇明三沙后即避开万里长滩直入黑水洋取远海航行顺风十日即可驶达。此后海运均取这条航道。 除上述主航道之外在福建至浙江、山东半岛或天津直沽至辽东、高丽之间还有一些海上支线1起运港口另有白茆港（在今江苏常熟市东北九十里）、庆元烈港（今浙江宁波市沥港）和福建长乐港（在今福建长乐县东）。元代海运江南粮分春、夏二运。新航道开辟前一般是正月集粮二月起航四月达直沽五月返航运夏粮八月返港。改道后航期缩短一般是三月起运。 在长达万里的运输线上水文地理比较复杂气候变幻莫测困难险阻不言而喻。为求得安全元人特别寄幻想于海神（天妃）但最实际的还是“高价召募惯熟梢工使司其事”。船工或“凭针路定向行船”或“夜对紫微星直上”。这些“惯熟梢工”和水手在几十年的航海实践中积累了一些宝贵的经验这些经验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仰观天象以卜明晦”即利用风雨雷电和日象对海洋气象和潮汐规律进行预测预报并编成口诀供船员记诵内容有“潮汐”、“风信”、“观象”等目“虽是俗说屡验皆应”。二是对中国东部海域水文地理进行了较详尽的勘察记录。其中如对避风港的选择、“点篙”以测沙礁的技术等等充分显示了水手们的聪明才智。三是确立港口导航制。至大四年（1311）十二月常熟州船户苏显与“老旧运粮千户”殷忠显、黄忠翊等鉴于刘家港北沙浅水暗提出导航方案：由苏显备私船两只作为号船“抛泊西暗沙嘴两处树立旗缨指领粮船出浅”并画榜晓示要求粮船于号船两边绕过观旗缨决定行止。江阴州夏港、陈沟等处也有浅沙暗礁延祐元年（1314）七月由江阴船户袁源、汤玙如上法指挥为船只的进出提供了方便。 海运的管理元代海运管理机构的建置相当完备它分为接运与海运两个系统（接运系统详下节）。海运机构建立的情况较为复杂它经历了设置、改善与确立三个过程：设置阶段（约从至元二十年到至元二十八年）。至元二十年次海运成功元王朝开始设立两所万户府朱清、张瑄分别任中万户和千户。至元二十四年因海运地位提高始立行泉府司“专领海运”又增设两个万户府。四年后由于行泉府司掌管者劣迹败露四万户府削减为以朱、张为的两所“海道都漕运万户府”。二府设官分职：“正官”包括达鲁花赤和正副万户“领官”包括经历、照磨、译史、奏差是具体管理人员。另有镇抚负责处理日常事务1。当时规定年运粮以十分为率张瑄六分朱清四分。张瑄所属有三十二名千户按地区划为八翼（后并为四翼）；朱1运粮至辽东、高丽的记载详见程钜夫：《元都水监罗府君神道碑铭》《雪楼集》卷四；黄溍：《江浙中书行省平章政事赠太平保安庆武襄王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四；《元史》卷十七《世祖纪》十四等。 1朱德润：《送海道镇抚莫侯北归序》《存复斋文集》卷四。 清所属有二十七名千户划为七翼（后并为两翼）“翼”的驻地全部分布在苏南沿海地区。 改善阶段（大德七年前后即13o3年前后）。至元三十年朱虞龙任海道都漕运万户提调香糯事（香糯为江南特色品种直接运到大都供皇宫酿酒等用）万户府至此增为三所。大德七年在一场中朱、张失势三万户府又并而为一开府于平江设达鲁花赤一员万户二员副万户三员。千户按地区划分驻地共十一处除浙江的温台、嘉兴、杭州外其余八处都在苏南沿海。 确立阶段（至大四年后即1311年后）。至大四年规定原有的十一处千户所并为七处“温台所”、“庆绍所”和“杭嘉所”分别置于温州路、庆元路（治今浙江宁波）和杭州“松江嘉定所”、“昆山崇明所”、“常熟江阴所”与“平江香莎糯米千户所”以及万户府都设于平江。 中书省是负责海运的最高机关江浙行省实施对海运万户府的直接领导并派行省官员监收漕粮提调海运。每次海运开航前万户府须由正官赴港口点阅粮船监督起航；各所千户则须分赴各仓监装漕粮并轮番下海督运。 元初海船的来源一是缴获南宋的战船二是收集沿海民船三是为内河漕运制造的官船四是利用大量战船此外还有朱、张实行包运后动起来的从事海运的民船以及他们的自备船。后来元王朝动“近海有力之家”造舟起运官方也“每三岁更造漕舟”1后两者是船队的主要组成部分。元末海船多强行征收成分更为复杂。投入运输的船只的最高数目见于记载的是至正三年的三千余艘2。 海船中水手组织分工的情况可以“总漕”楼船即最高指挥船为例船中有水手三百人。千户、火长是船中的“好家主”“事事辛苦不辞难”“火长”可能为五人（或十人）的士兵长兼掌罗盘负责导航；大工“驾舵如驾马数人左右拽长牵”是船中的舵手；碇手“在船功最多一个唱声百人和。何事深浅偏记得惯曾海上看风波”因而可能就是船主召募的“惯熟梢工”3。 从事海运的船户与水手元初主要由军人充任但早在至元二十年立两处万户府时其中一处即“以万户之无军有牌者除充”次年又动“近海有力之家”造船起运船户水手便向民丁的方向转变最终取官兵而代之。船户分属七处千户所其数“凡数万人”1如按明代海船每千石用水手十1柳贯：《柳先生文集·附录》《柳先生行状》。 2吴凤翔：《无锡县志》卷二三《祠宇》。 3贡师泰：《玩斋拾遗·海歌八》见《元诗选》二集戌集另见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四《火长》；黄时鉴：《火长》《历史研究》1978年第3期。 1朱德润：《送海道镇抚莫侯北归序》《存复斋文集》卷四。 五至二十人计2元代海运每三百余万石粮水手应达六万余人次春夏二运平均每期三万余人。但至大前有一期春运（岁运额在三百万石以下）用舟四百余艘水手竟达四万余人3。 海运的兴衰元代海运号称“一代之良法”但统治者对它的认识并非始即了然因而对它的筹划和组织也是逐步趋于完善的这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试行阶段。约从至元十九年初运到至元二十四年专管海运的“行泉府司”的设立在这期间海运的优越性逐步显露引起了统治者的重视。至元十三年元军攻陷临安后一方面调拨粮食北运另一方面把缴获的库藏图籍通过海道运往大都。此后元廷着重于传统的河运系统的整建并在山东境内修凿河道实行多渠道运输。 至元十九年丞相伯颜鉴于多年内河粮运的劳费始从至元十三年经海道搬运宋室库藏的旧例中得到启听从朱清、张瑄的建议通过海道运输漕粮当年由江淮行省制造平底船六十只行省又委托上海总管罗璧和朱清、张瑄另造船只再利用本处军人和官船召雇水手将江南各地的粮食集中扬州往东出海沿海道北上。这次初运粮食为四万六千石数目虽不足观却有了一个好的开端。与水6转运、河海联运过程中出现的不利因素相对比海运在经济上的效益非常明显此后海运量便从一二十万猛增到五十七万八千石。于是元廷逐步罢废一些内6河运及海河联运的航线采取多种措施特别是设立了行泉府司专管海运加强了海运的运输能力。（二）确立阶段约从至元二十五年“都漕运使司”和“京畿都漕运使司”的设置到大德年间。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委用朱清、张瑄专管海运漕运主要依赖海道岁运之数大幅增长。 前面提到元廷曾设立南北两处漕运司管理以中滦为转运点的漕运。 到了至元二十五年改在天津直沽河西务和大都分别设置都漕运使司前者接纳南来的粮食物资但实际主要接纳的是海上运来的粮食；后者把前者按纳来的粮物收入仓库。这实际是一套衔接海运的接运系统说明海运逐步成为主要运输方式于是其他漕运机构相继罢废。 在这过程中负责海运的官员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特别信任其中最著名的是崇明人朱清和嘉定人张瑄。他们原是南宋时的“海盗”入元后逐渐被重用至元二十年次海运成功分别授为中万户和千户次年又分别以2丘浚：《漕挽之宜》下《大学衍义补》卷三四；沈廷扬：《海道奏疏》（见于《崇明县志》卷十九《艺文志·奏疏》）。 3任士林：《江浙行省奏运海粮记》《任松下先生文集》卷二。 江东道和淮东道宣慰使之职兼领海道都漕运万户。忽必烈曾对丞相说过：“朱、张有大勋劳（指开创海运）朕寄股肱卿其卒保护之。”1“南人”如此受器重在元代并不多见说明他们确实为元廷解决了国脉所系的漕运大计。漕粮主要取自江南官田岁入在至元二十五年至大德七年这十五年中间除元贞、大德初因“京畿所储充足”而减额外岁运之数至元二十五年、至元二十六年分别为四十万石和九十三万石以后激增至一百四五十万石大德七年为一百六十五万石。海运漕粮满足了大都愈益增多的粮食需要。 （三）展阶段。约从大德末年至天历二年（1329）。这一时期南方漕粮征收的布局有所调整岁运之数继续大幅上升。 漕粮的征收地元初大致沿袭宋代即以湖广、江西和江浙地区的税粮充运。其中江东宁国、池、饶、建康地区的漕粮称为“上江粮米”常由海船逆长江而上装运；江西湖广的漕粮则用河船东运至真州兑入海船。这不仅耗费人力、物力而且海船逆长江上行困难很大。于是至大四年（1311）作出新的规定实物粮改从两浙地区征收海船停泊沿海港口就便装粮起运。这种“弃远就近”装粮的方法颇与已经形成的海运体制相适应效益明显“海漕之利盖至是博矣！”（《元史·食货志一》）。后来随着岁运之数的激增并考虑到两浙地区不断出现灾荒上述“弃远就近”装粮的原则也不得不有所调整具体办法是在集庆龙湾（今江苏南京下关）构筑粮仓（集庆仓或称广运仓）以集中沿江粮米再另拨河船往东运至开洋港口兑入海船1。粮食征集区域再次扩大同时又能避免海船逆江上行之难。岁运之数至大四年前在两百万石以下。延祐六年至天历二年间（1319—1329）除至治三年（1323）外均在三百万石以上天历二年达三百五十余万石这是元代海运的最高额。 （四）衰落阶段。从后至元元年到至正二十八年元亡（1335—1368）。 元朝后期海运业如同元代社会那样衰落破败百孔千疮“水旱相仍公私俱困疲三省之民力以充岁运之恒数而押运监临之官与夫司出纳之吏恣为贪黩兼以风涛不测盗贼出没剽劫覆亡之患自仍改至元之后有不可胜言者矣！”（《元史·食货志五》） 元末农民大起义后海运濒临衰歇“元京军国之资久倚海运及失苏州江浙运不通；失湖广江西运不通”1。为挽救危机元廷试图用就近屯田的办法另辟粮源但很快归于失败于是只得继续乞求于海运。 元末海运残局的维持一是依赖江浙的张士诚、方国珍二是福建的陈1王逢：《张孝子序》《梧溪集》卷五。 1郑元祐：《海道都漕运万户府达鲁花赤和尚公政绩碑》《侨吴集》卷十一；虞集：《两浙运使智公神道碑》《道园学古录》卷十三。 1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上《克谨篇》。 友定。 ------------ 8 方国珍兄弟于至正八年（1348）“亡入海聚众数千人劫运艘梗海道”。此后降于元元廷利用他维持海运。他虽时降时叛但从至正十九年起尚能“岁岁治海舟为元漕张士诚粟十余万石于京师”（《明史·方国珍传》）。张士诚于至正十六年据平江（今江苏苏州）次年降元。至正十九年元廷派专使来平江于方、张之间“往来开谕”使二人各具舟、粮结果“粮得入京者仅十一万石自是岁以为常”（吴宽《平吴录》）。据载至正十九年和二十年起运粮为十一万石至正二十一年和二十二年为十三万石。至正二十三年九月张士诚自立为吴王此后“元征粮不复与”并杀劝贡将领江浙海运至此绝。但福建陈友定仍忠于元廷一条从福建绕过江浙直通大都的海道得以一度通行一些地方官员也不时凑集一些粮食接济大都直至元亡。 第七章钞法第一节初期钞法与地方货币元朝沿袭金代钞法并进一步完备是中国古代纸币制度最盛行时期。元廷统一行纸币（通称“钞”）不限年月全国通行；元代大部分时期不铸造铜钱并禁止行用前代铜钱除少数地区外钞是唯一通用的法定货币。 中国纸币制度渊源于唐代的“飞钱”创始于北宋四川民间行的“交子”。四川交子不久收归政府行并逐渐扩大流通于陕西、河东等地区北宋末改称“钱引”。南宋时除四川钱引（后改称“会子”）外又行了东南会子、湖北会子、两淮交子等各有规定流通地域。四川交子（钱引）每二周年行一界后界行后前界即不再行用以旧换新；后来行用年限延长到四年、六年（即二界、三界并用）；到南宋中后期先后改为三年一界、十年一界最后不再立限永远行用。东南会子初不定界别后定为三年一界不久也延长行用期限到六年、九年（二界、三界并用）最后取消了期限。金海陵王贞元年间仿宋交子之法立钞引法（钞法）行交钞；初定行用期限为七年后取消期限只规定以昏烂之钞兑换新钞。宣宗时改变钞为贞祐宝券后又行贞祐通宝。宋、金纸币面值均为贯、文（钱币单位）自2oo文至1o贯十余种。宋交、会以旧换新扣纳纸墨费每贯3o文；金交钞昏新兑换工墨费15文。以上是宋、金纸币制度的大略。宋、金纸币均与钱并行流通。这个时期银被作为货币手段也逐渐盛行。 纸币制度实行后因朝廷滥军国经费皆赖以支用出多入少以致严重贬值宋、金均同而以金朝末年为甚“至以万贯唯易一饼”民间不肯用钞但以银市易。 蒙古初无货币只以羊马及其他畜产品进行物物交换。征服中原、西域后获得大量金银遂主要以银作为价值尺度和交换媒介征收中原差、税课亦以银为主。但纸币在中原行用已久成为主要货币虽弊病不绝仍便于贸易流通不可缺少。太祖末年（1227）博州（今山东聊城）地方长官何实遂以丝为本行会子（丝会）在本境行用“民获贸迁之利”（《元史·何实传》）。太宗八年（1236）汉人于元奏行交钞遂下诏印造行并采纳耶律楚材的意见鉴于金末钞法之弊行额不过万锭（5o万贯）。当时“法度未一”除大汗诏命行的交钞外“诸路各行交钞或同见银（以银为本位）或同丝绢（以丝为本位）”于本境行用大体二、三年一更换1。宪宗元年（1251）真定路总管史楫奏太后批准（真定路为太后封邑）立银钞相权法“度低昂而为重轻”真定银钞得以“变涩滞为通1吴澄：《刘宣行状》《吴文正公文集》卷四三；王恽：《史楫神道碑》《秋涧集》卷五四。便”并奉太后旨扩大流通于燕、赵、唐、邓间。同年刘肃任邢州安抚使亦行纸币以通民间贸易。三年忽必烈受京兆分地于京兆立交钞提举司“印钞以佐经用”（《元史·世祖本纪一》）。这些也都属于地方性货币。第二节钞法的整备与中统元宝交钞的颁行世祖中统元年（126o）七月为了革除诸路行用钞法之弊诏统一印造通行交钞以丝为本规定银5o两易丝钞一千两1。但通行交钞（丝钞）大概并未广为流通。同年十月就改印造行中统元宝交钞（简称中统钞）以银为本面额分1o文、2o文、3o文、5o文、1oo文、2oo文、3oo文、5oo文、一贯文、二贯文十等仍依宋、金旧制以钱数（贯、文）为单位。当时久已盛行用银为价值尺度故官私皆习惯以银单位称钞一贯为一两1oo文为一钱1o文为一分5o贯为一锭。法定银、钞比价为中统钞两贯同白银一两。同时又以文绫织造中统银货分一两、二两、三两、五两、十两五等每两同白银一两。但中统银货并未行用而以中统钞为唯一法定通货。中统元年钞法由燕京行中书省主持制订、实行主其事者为中书平章政事王文统世祖亲信谋士、掌书记刘秉忠亦赞行钞法。具体筹划者有左房省掾杨湜、交钞提举司张介、王涣等人燕京行中书省置交钞提举司为主管钞政机关。中统二年立中书省左三部（吏、户、礼）、右三部（兵、刑、工）由左三部领钞法以交钞提举王涣为左三部郎中；至元元年（1264）分立六部钞法归户部兼领仍以郎中提举交钞事。三年立制国用使司总领财政制府与户部没有隶属关系而钞法在其总领范围内乃别立诸路交钞都提举司独立于户部；七年罢制府立尚书省总领六部诸路交钞都提举司也于次年复归户部兼领。至元二十四年因行至元通行宝钞改交钞提举司为诸路宝钞都提举司仍隶户部。除都省（户部）所领交钞（都）提举司外还先后设置过陕西四川西夏中兴等路交钞提举司、江南四省交钞提举司分管地方钞政并曾置畏兀儿境内交钞提举司皆非常设。钞的印造中统元年燕京行中书省交钞提举司下设有印造局后改印造库（中统四年）、印造宝钞库（至元二十四年）。至元十三年因临时需要大幅度增加行量于济南宣慰司下设印钞局于大名置行户部掌印造次年皆罢。印钞初用木版从至元十三年起改铸铜版；钞版每年更新并毁去旧版。置元宝总库（又称元宝交钞库）掌料钞（新钞）收藏和关支；至元二十四年改称宝钞总库。燕京和各路置交钞库（又称行用交钞库）为兑换机关。中统末至至元初禁民间私下买卖金银必须赴官库兑换乃于燕京和各路置平准库大抵即原行用钞库立平准之法合称平准行用交钞库掌金银与钞兑换业务并昏钞新钞兑换；其未置平准者只称行用库。大德八年（13o4）开金银私易之禁许民间从便买卖遂革去平准之名1。 中统元宝钞法大略为：（1）不限年月诸路通行不堪行用的昏烂钞1“千”疑为“百”之误见吴晗《元代之钞法》。 1《元典章》卷二一《仓库·把坛库子》；《至顺镇江志》卷十三《公廨·行用交钞库》。可持赴官库倒换新钞每贯收工墨费3o文；（2）料钞到各钞库随同下相应数目的钞本银以为权衡诸人持银易钞或持钞易银即便依数支除收取工墨费外不得克扣迟滞；各钞库换到白银立簿登记即储库作为钞本；（3）一切科差、课税皆以钞为准并行收受；街市买卖金银丝绢粮斛等一切诸物亦皆用钞按法定银、钞比价行用；（4）各钞库倒下昏钞当即盖上毁钞印、点数记录封存每季一次解赴中书省或各行省的烧钞库由省官、监察官监督烧毁（后许非直隶省或行省的各路钞库倒到昏钞就便在其所隶各道由宣慰司、按察司官监督烧毁）；（5）阻滞钞法者论罪对印造行用伪钞规定了严厉的断罪条例初定凡造伪钞堪行用者为处死为从杖断不堪行用者为流远；至元十五年加重处罚不分从、堪用不堪用一律处死知情分买使用者、邻知情不报者亦依情节轻重杖断；挑钞（挖补钞值贯文改小为大如1oo文改为5oo文一贯改二贯之类）者亦依重轻杖断；（6）自中统钞行各路原行用旧钞一律停止使用民间持有者许赴钞库兑换。 中统钞行的初期十余年间印造数有限制每年常在八万锭左右多不过十余万锭少则二万余锭；所印料钞储于总库只是下各钞库兑换金银、昏钞一切经费不许借支；国用支出限在税赋所入额内量入为出；各钞库所积银本充实子母相权兑换流畅稍有壅滞即出银收钞使民无疑惑；一切科差、课税收纳及民间一切买卖专用钞而钞少难得遂“视钞重于金银”因此钞重物轻币值稳定“公私贵贱爱之如重宝行之如流水”“略无凝滞”1。至元十一年印数开始增加十三年猛增至一百四十一万余锭其后每年大多在一百万锭上下二十三年又增一倍达二百一十八万余锭。增印的起因是由于攻宋兵兴军费增加以及在新占领的南宋旧境推行钞法的需要。十三年灭宋后即行钞法于江南以中统钞易宋会子（中统一贯准宋会5o贯）并废宋铜钱禁止行用。 行用地区扩大自然需要大幅度增加中统钞行量。若能信守原行钞法注意权衡量入为出亦不致败坏。但以阿合马为的当政者自至元十三年后将各路平准行用库所储原本银及兑换到金银逐次尽数起移到大都以邀功败坏了银钞母子相权之法。使民间无从兑换成为无本虚钞大失民信；又不计出纳多寡印数没有限制“一切支度虽千万锭一于新印料钞内支”1“每一支贴至有十余万锭者”2大大岁入之数。于是民间无本虚钞日益多而日益轻物价因而腾贵。此外政府钞法部门带头轻视钞币而重物重银钞库官吏乘机图谋私利如加价预先定买物品妄增金银价格收买金银；又私下倒换多取工墨钱以图利而民间持昏钞到库却不能1胡祗遹：《宝钞法》《紫山大全集》卷二二。 1王恽《论钞法》《秋涧集》卷九。 2吴澄：《刘宣行状》。 即时兑换勒索添搭工墨才肯接受；更有钞库不按实际情况限定每日倒换昏钞数目甚至闭库不换民间昏钞日多买卖凝滞。如此推波助澜使得钞益轻而物益重钞值大贬。至元十八年王恽上书中说：“如今用一贯才当往日一百（文）”3物价腾贵达十倍钞的信用大失以致“诸人交易文契不以钞为则止写诸物不书价值”4。 自钞法渐坏朝野内外多有议拯救之方者。少数人主张开铜钱之禁恢复前代钱法与钞并行。多数人则认为钞法独行实便不宜杂以其他货币。他们提出的拯救之方大抵为：仍银本到各钞库以安民心；出金银收钞使流通钞数少而复重；量入为出不滥支用（如刘宣建议岁支宜限在每年差税收入钞数的五、七成）；以及昏、新钞及时兑换以便行用等。至元十九年中书省奏准颁行《整治钞法条画》大略为：（1）重申原来的兑换金银比价（银每两入库价钞一贯95o文出库价2贯；金每两入库价钞14贯8oo文出库价15贯）；（2）昏、新钞兑换每两仍收工墨3o文库吏人等不得习蹬、多取工墨或私下添搭倒换违者依数断罪；（3）严禁私下买卖金银及官吏将钞库兑换到金银不行登记私下添价倒出或假冒姓名用钞换出添价转卖违者治罪。但是对于保持钞库银本以信兑换、限制印造量和经费支用等根本问题却没有采取切实措施。事实上各钞库金银多已起移有去无回仍然是以钞易钞；钞的印造数在至元二十、二十一两年略有减少（年六十多万锭）后二十二、二十三年又陡增两倍以上；盐、茶引价格及米粟官定折价从至元十三年前后起又逐次提高了好几倍等于官方宣布中统钞的贬值。所以《整治钞法条画》规定的金银钞兑换及其比价完全是不能实现的空文钞法败坏、物价踊贵的情况未能制止甚至更加严重。如至元二十二年盐每引官价钞15贯（至元十九年前为9贯）“官豪诡名图利停货待价至一引卖8o贯”（《元史·卢世荣传》）。钞既虚金银私相买卖及官吏恃势倒买倒卖也难以禁止。时右丞卢世荣主持财政奉旨整治钞法率性解除金银私易之禁许民从便交易（实际上取消不切实际的官定平准比价）并采取增加岁课及官营酒、市舶、铁器立常平盐局实常平仓粮等办法平抑物价以救钞虚但未见成效钞愈虚物愈贵。 3王恽：《论钞法》。 4胡祗遹：《巡按即事口号》《紫山大全集》卷七。 第三节钞法改革与至元宝钞至元二十三年江南名士叶李被征召至大都。叶李献议改行至元钞法谓以一抵中统钞五造钞之费不增而可获五倍之利并进钞样遂诏命诸臣议更钞事。二十四年闰二月召集廷臣议论钞法决定采纳叶李之议。同月立尚书省综理财政以桑哥为尚书平章政事叶李为尚书左丞二人皆力主更钞者。三月尚书省奏准印造行“至元通行宝钞”（简称至元钞）面额分二贯、一贯、5oo文、3oo文、2oo文、1oo文、5o文、3o文、2o文、1o文、5文共11等颁布行用条画大略为：（1）至元钞一贯当中统钞五贯中统钞通行如故公私通用；新旧钞母子相权民间持中统钞赴库倒换至元钞以一折五并收工墨每贯3o文依数收换；（2）诸路仍置平准行用库买卖金银平准钞法银一两入库（买入）价至元钞二贯出库（卖出）价二贯5o文金一两入库价至元钞2o贯出库价2o贯5oo文；仍禁金银私相买卖违者金银价值没官并依数决杖有差；（3）包银及诸色课税并依旧额收纳中统钞愿纳至元钞以一当五；盐引则新旧各半收纳（每引价中统钞2o贯纳中统1o贯至元2贯）；（4）街市买卖诸物如用中统钞只依旧价卖不得疑惑陡添价值；质典田宅等交易文契并以钞为则不得书写斛粟丝绵诸物；（5）钞库官吏及收差办课人员在兑换、收纳中不得迟滞或刁蹬多取阻抑钞法；委各处管民长官每半月一次计点钞库见存金、银、钞若有挪用规取利息（如借贷、做买卖）者断罪；各路提调官吏不得赴库收买金银及多兑料钞。至元钞法所定金、银与钞比价正式由官方宣布了中统钞贬值为原值的五分之一（以银兑换价为准每两由2贯提为1o贯；按金价则贬至六七分之一）。虽然官定的金银兑换价提高幅度仍低于实际的物价涨幅但大体比较接近有可能借以恢复正常的兑换和钞法运转。 至元钞行后即销毁中统钞版从至元二十五年起停止印造中统钞。 至元钞法规定至元钞、中统钞并行流通政府原打算通过课税收纳中统钞将其尽数回收。当时行中统钞已近三十年印造极多至“省官皆不知其数”（《元史·世祖本纪》）民间流通量大难以急收于是二十六年闰十月桑哥奏请“宜令税赋并输至元钞商贩有中统料钞听易至元钞以行然后中统钞可尽”（《元史·世祖本纪》）。实际上未能尽收中统钞继续行用公私均仍习用中统钞数为准计值。 至元钞颁行的最初三年（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印数分别为1oo万、92万、178万余锭数目相当大当是出于兑换回收中统钞的需要。行用“未及期年已觉滞涩”（吴澄：《刘宣行状》）诸臣多有言新钞不便者关键仍在于能否保持金银作本称提和不滥支用二十五年世祖召桑哥面谕：“朕以叶李言更至元钞所用者法所贵者信汝无以纸视之其本不可失汝宜识之。”（《元史·桑哥传》）尚书省遵旨咨各行省“钞本根底休交（教）动者”1。二十七年桑哥又奏请将各路平准库兑换到的金银起运大都；次年桑哥诛尚书省罢中书省遂奏请依原颁钞法将金银留存各路钞库做钞本除已运大都者外未运者不再起运。世祖准奏1。至元三十一年各路平准钞库所贮银计有九十三万六千九百五十两（《元史·成宗本纪》）金数不详。大抵在至元钞颁行的初期六七年内各钞库存有一定数量金银作本以为权衡金银与钞的兑换制度基本上能够实行。至元钞的印造数得到控制从至元二十七年起降为5o万锭三十年再降为26万锭三十一年19万锭。钞值在至元二十四年调整以后基本上保持稳定物价涨幅不大。但是这个时期国家经费支出相当大“岁入恒不偿所出”以至元二十五年计之“不足者余百万锭”尚书省以钩考各省财谷征敛所得补之；次年桑哥以此法难以再用遂奏准用提高盐、茶引价（盐每引由中统钞39贯提为一锭茶每引由5贯提为1o贯）及增加酒醋税额办法来解决国用支出。二十九年十月丞相完泽奏：“一岁天下所入凡二百九十八万八千三百五锭自春至今凡出三百六十三万八千五百四十三锭出数已逾入数六十六万二百三十八锭矣。”（《元史·世祖纪十四》）。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就隐伏着钞法再次败坏的危机。 至元三十一年四月成宗即位以诸王驸马朝会加赐金、银甚多（金一加四为五银一加二为三）并增其江南分地户钞岁赐（每户5oo文增为2贯）。六月中书省奏：“朝会赐与之外余钞止有27万锭。凡请钱粮者乞量给之。”但金、银、钞赐与仍不绝。八月诏诸路平准交钞库所贮银九十三万六千九百五十两只留十九万二千四百五十两为钞母余悉运至大都（《元史·成宗本纪一》）这就使钞库平准机能大大削弱“金银有入而无出”兑换制度又遭破坏2。十一月中书省又奏：“国赋岁有常数今诸王藩戚费耗繁重余钞止一百十六万二千余锭”其他支用又三十余万锭“而来会诸王尚多恐无以给”。就是说当年税赋（按规定在六月至十一月征收）收入之钞也已被使用去三分之二以上所余之钞很难维持到来年税赋征收之时。元贞二年（1296）二月中书省又奏：“陛下自御极以来所赐诸王、公主、驸马、勋臣为数不轻向之所储散之殆尽”而“继请者尚多”仍需支赐世祖时代府库所积既被花用殆尽又入不敷出结果就不可避免地要动用钞本（库存料钞）了。大德二年（1298）二月成宗命中书省报告金、银、钞币岁入和赐与及其他一切支出之数右丞相完泽奏：“岁入之数金一万九千两银六万两钞三百六十万锭然犹不足于用又于至元钞本中借二十万锭。”三年正月中书省又奏：“比年公帑所费动辄巨万岁入之数不支半岁自余皆借及钞本。臣恐理财失宜钞法亦1《元典章》卷二o《钞本休擅支动》。 1《元典章》卷二o《存留钞本》。 2刘埙：《隐居通议》卷三一。 坏。”成宗命“自今一切赐与皆勿奏”（以上均见《元史·成宗本纪》）赏赐有所节制并停罢了海外战争的准备。但财政亏空已很严重做佛事、营建、中买珠宝等项冗费远较世祖时增多仍不得不借助于增印纸币支用至元钞年印造数大德三年大幅度回升至九十三万余锭六年又增至二百万锭。实际上不能兑换的无本虚钞再度泛滥物价踊贵。大德七年郑介夫上《太平策》谓其时“钞价贱物价贵昔值一钱今值一两”涨幅达十倍1。这虽然是夸大之辞但钞值大贬确是事实。据记载大德末银的时价每两为中统钞2o贯2比至元二十四年官定比价又高一倍。官府收课的银折价也定为1∶2o1。民间制造伪钞的犯罪活动日益猖獗按郑介夫较夸张的说法“今天下真伪之钞几若相半”因用本少而获利大“立法虽严终莫能戢”这也加重了钞法的败坏。由于“金银有入而无出”钞库无本称提加以钞日益轻金银与钞的兑换实际上陷于停滞大德八年干脆解除了金银私下买卖的禁令各平准行用库皆取消平准只称行用库。 1《历代名臣奏议》卷六七。 2《元典章》卷四三《杀死二人烧埋银》记大德十年事；又ap;书记银一ba1ish（锭）当钞2oba1ish所反映的正是成宗末年情况见页43。 1《元典章》卷二二《银中盐引》。 第四节至大变钞及其失败大德十一年（13o7）武宗即位诸王朝会依成宗例增赐金银。武宗原在漠北守边其皇位系通过政变而得对诸王、勋戚、军帅更加滥行赏赐以博取拥戴。八月中书省奏：“以朝会应赐者为钞总三百五十万锭已给者百七十万未给犹百八十万。两都所储已虚。”九月又奏：“常赋岁钞四百万锭各省备用之外入京师者二百八十万锭常年所支止二百七十万锭。自陛下即位以来已支四百二十万锭又应求而未支者一百万锭。”至大元年（13o8）二月中书省臣以赏赐等所用帑藏已空至预卖盐引以补之而一切经费尚需用钞82o余万锭乃奏称：“臣等固知钞法非轻曷敢辄动然计无所出今乞权支钞本七百一十余万锭以周急用。”（《元史·武宗纪》）据次年三月中书省报告至大元年适逢岁俭税赋收入不到原额一半而全年支出钞又达1ooo万锭。连续两年开支如此浩大朝廷无计可施只得动用巨额钞本这就势必大大加剧了大德年间开始的通货膨胀诸物踊贵钞虚数倍1。从元年十一月起中书省就一再以“国用不给”告急财政危机十分严重。 大德十一年末就有人提出改行银钞、铜钱中书省及枢密院、御史台、集贤、翰林诸臣集议以为不便。至大二年七月乐实（曾任山东宣慰使）奏言钞法大坏宜变更钞法并图新钞式以进又奏请设立尚书省主持新政。其议得到权臣脱虎脱、三宝奴等的支持被采纳。八月诏立尚书省以脱虎脱为右丞相擢乐实与三宝奴并为尚书平章政事。九月决定改造新钞称“至大银钞”下诏颁行。诏曰：“昔我世祖皇帝既登大宝始造中统交钞以便民用岁久法堕亦既更张印造至元宝钞。逮今又复二十三年物重钞轻不能无弊。乃遵旧典改造至大银钞颁行天下。至大银钞一两准至元钞五贯白银一两赤金一钱。随路立平准行用库买卖金银倒换昏钞金银私相买卖及海舶兴贩金、银、铜钱、绵丝、布帛下海者并禁之中统交钞诏书到日限一百日内尽数赴库倒换。茶、盐、酒醋、商税诸色课程如收至大银钞以一当五。颁行至大银钞二两至二厘共十三等以便民用。”（《元史·武宗纪》）遂罢中统钞只以至大银钞与至元钞母子相权行用并再次禁止金银私相买卖。诏书所定金、银与至大、至元钞兑换比价宣布了将至无钞贬值6o％（由2贯同银一两贬为5贯同银一两）中统钞随之贬值（25贯同银一两）。三年印造至大银钞145万余锭。自大德年间至元钞法渐坏朝野颇多主张恢复前代钱法以钱、钞相权并用。至大二年九月下诏颁行银钞后又下《行铜钱诏》（见《元文类》卷九）并命于大都立资国院为主管机关置山东、河东、辽阳、江淮、湖广、川汉泉货监六各处产铜之地置提举司十九。御史台奏言：银钞初行又兼1苏天爵：《高昉神道碑》《滋溪文稿》卷十一。 行铜钱虑有相妨；拘刷民间铜器甚急弗便。诏命与省臣复议。三年正月遂定行钱法立资国院及诸处泉货监、提举司。铸造铜钱两种小者称“至大通宝”面文为汉字楷书一文准至大银钞一厘；大者称“大元通宝”面文为八思巴字一文准至大通宝十文。历代铜钱悉依古例与至大钱通用；其当五、当三、折二并以旧数用之1。二月尚书省奏：今既行至大银钞乞以至元钞输万亿库收藏销毁其板只以至大钞与铜钱相权通行为便诏从之。遂罢印至元钞。八月以行用铜钱诏谕中外。 变更钞法和行用铜钱造成货币制度的更大纷乱和对人民更多的掠夺。当时中统、至元二钞行用已久行量甚大武宗即位后又滥支钞本达一千多万锭（《元史·武宗纪》至大二年九月）钞虚物贵已甚却仍未能从节用着手只图以倍数更大的新钞贬抑、取代旧钞并增加课税2来挽救钞法。在议更钞法时就有人提出：“今钞已虚数倍若复抑之则钞虚而物愈贵非法之善也。”3果然至大银钞颁行后因倍数太多（比至元钞高五倍比中统高二十五倍）轻重失宜钞币信用益虚物价更加腾踊4如成宗初年至元钞2钱可买盐4斤此时因盐课提高至元钞贬值还不够买一斤5。铜钱则“鼓铸弗给”乃许新钱与前代旧钱并用朝廷所新、旧钱尚有数而民间收藏者多至不可胜计新旧钱恣用实壅害钞法。 至大四年（1311）正月武宗死仁宗以皇太子身份行旨罢尚书省以“变乱旧章流毒百姓”的罪名诛脱虎脱、三宝奴、乐实等。三月仁宗即位。四月下诏废至大银钞、铜钱仍专用中统、至元二钞。诏书条画大略为：（1）停止印造至大银钞已至各处的料钞即日封存民间行使者听赴行用库倒换或预买次年盐引、交纳诸色课程以便回收；（2）恢复印造中统钞与至元钞并行凡官司出纳、百姓交易并以中统钞数为准计算；（3）大元通宝和至大通宝钱在诏书到后即日封存民间持有者限五十日内赴行用钞库倒换前代旧钱一律停止使用；（4）资国院及各处泉货监、提举司并行革罢其钱货点数收贮；（5）申严惩治伪造、挑补宝钞条例；（6）金银私易权宜开禁许从便买卖仍禁商舶收买下番。诏书中没有再定金银与钞兑换比价因为已不禁民间私相买卖。据皇庆元年（1312）中书省奏事盐课中收银部分（十分之一）的官定折价每锭银折中统钞25锭1与行至大钞时所定比价一样。 1《元史·食货志·钞法》；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下。 2如盐课价钞元贞二年已提到每引中统钞六十五贯至大二年改为至大银钞四两折中统钞一百贯。见《元典章》卷二二《盐袋每引四百斤》。 3苏天爵：《高昉神道碑》。 4《农田余话》上；《三场文选对策》六。 5《元典章》卷二二《盐袋每引四百斤》。 1《元典章》卷二二《银中盐引》。 至大银钞只行用了一年多铜钱行用则只有几个月自仁宗以后就专用中统、至元二钞。中统钞自至元二十五年即停止印造因钞值愈轻而印造本大虽法定与至元钞并用却未再印造原行者亦渐次昏烂收换殆尽主要行用至元钞；至大四年恢复印中统钞以后每年一般只印造1o万锭仍以行至元钞为主。至元钞印造数从至大四年至延祐元年（1311—1314）每年都在2oo万锭或更多些。数量这样大一方面固然有兑换回收至大钱、钞的需要但主要原因是当时帑藏已耗费殆尽而赏赐、营建、佛事、军需以及官爵泛滥等种种经费开支仍然十分庞大如至大四年十二月中书平章政事李孟所奏：“今每岁支钞六百余万锭又土木营缮百余处计用数百万锭内降旨赏赐复用三百余万锭北边军需又六七百万锭；今帑藏见贮止十一万余锭若此安能周给。”（《元史·仁宗本纪一》）亏空如此安能不多印钞支用。仁宗虽有志更新“然财散不可复收弊久未能损革”钞法之弊未见改善1。延祐元年（1314）因经用不给中书省集诸老商议皆谓若动钞本则钞法愈虚乃主张预买山东、河间来岁盐引及各冶铁货以补足当年用度又建议经理江南田粮查括其隐漏顷亩以增赋奏准施行。同年又因给军钱物不敷将盐引价由每引中统钞2锭增为3锭2通过这些措施增加了岁入避免了动支钞本。同时仁宗在改革旧弊、撙节经费方面也颇有成效财政情况有所好转。二年以平章李孟分领钞法。这一年至元钞印造数降为1oo万锭；三年至五年再降到4o万锭或略多。印造和支用得到控制钞值相对稳定了银钞折价每两保持在中统25贯3民间物价比至大时还有所下降4。 延祐六七年至元钞年印数陡增至148万锭。延祐七年末官定盐课银折价曾上升为每锭准中统钞4o锭5按此衡量钞值下跌了百分之三七·五但时间不长其后年印钞数又逐年减少泰定二至四年（1324—1327）均为4o锭。天历元年（1328）十一月中书省奏称因当年罢印钞本拟次年印造至元钞119万余锭中统钞4万锭；监察御史奏：“户部钞法岁会其数易故以新期于流通不出其数。迩者倒剌沙以上都经费不足令有司刻板印钞今事已定宜急收毁。”二年十二月定次年（至顺元年133o）“造至元钞45万锭中统钞5万锭如岁例”。似以延祐中期和泰定间的年印数为常额但至顺二、三年造“岁额钞本”至元钞分别为89万和99万余锭（《元史·文宗纪》）可见实际上没有确定的“岁例”大抵不过百万锭即属不逾常数。大约在至治三年官定银钞折价就回复到每锭银折中16文圭：延祐元年乡试策《流民贪吏盐钞法四弊》《墙东类稿》卷四。2《元典章》二二《盐价每引三定》。 3《元典章新集》《盐价》。 4据《元典章》卷二二《犯界食余盐货》延祐四、五年中统钞一贯可买盐一斤四两至二斤。5《元典章新集》《至治元年盐引十分中收一分银》；《元史·食货志·盐法》。统钞25锭直到至顺年间没有变化1。总的说来从延祐到至顺年间钞值没有大幅度的波动。 1许有壬：《正始十事》《至正集》卷七七；《元史·文宗本纪》至顺二年十一月辛卯日下记：“诸盐课钞以十分之一折收银银每锭折钞二十五锭”；《至顺镇江志》卷六《包银》条所记折价同。第五节至正变钞与钞法的崩溃元顺帝时期的印钞数记载缺略。从元统元年到至正十年变更钞法以前的18年（1333—135o）中仅《元史·顺帝纪》记有三年的印钞数即至元二年（1336）十一月壬申日下记：“印造至元三年钞本一百五十万锭”至元四年正月癸亥日下记：“印造钞本一百二十万锭”以及至正元年（1341）二月“印造至元钞九十九万锭中统钞一万锭”。同书又有至元六年二月朔“诏权止今年印钞”、至正元年十二月癸亥“以在库至元、中统钞二百八十二万二千四百八十八锭可支二年住造明年钞本”的记载据此推测没有记载的其他年份当是照常印钞的。元统年间苏天爵在《灾异建白十事》1中论及钞法谓所印钞已逾定额数倍钞日益虚物日益重因此主张行铜钱法与钞相权。至正三年揭傒斯在朝廷集议政事时又提出“当兼行新旧铜钱以救钞法之弊”的建议2。据至正六年的物价资料银每两为钞3o贯金每两钞6锭3比至顺时高百分之二十。这说明自顺帝即位以来钞虚物贵的情况日益突出钞法之弊又成为一大问题。 当时元朝政治已十分。至正四年的黄河决口造成中下游“方数千里”严重受灾随后又连年水旱使社会矛盾急剧激化各处饥民、流民不时起事国家税赋收入减少而经费开支却愈益浩大。九年脱脱复任中书右丞相亟欲有所作为而如何解决财政困窘便是一大难题。在这种背景下变更钞法之议又被提了出来。 至正十年四月左司都事武祺建议变更钞法。武祺前曾进言：“钞法自世祖时已行之后除拨支钞本倒易昏钞以新行用外有合支名目于宝钞总库料钞转拨所以钞法疏通民受其利。比年以来失祖宗元行钞法本意不与转拨故民间流转者少致伪钞滋多。”（《元史·食货志一》）遂准其言凡合支名目于总库转支。武祺之言并不符合世祖以来钞法的实际情况。考中统钞法初行曾规定“总库印到料钞除支备随路库司关用外一切经费虽缓急不许动支借贷”（王恽《中堂事记》）最初十余年遵行惟谨军国经费皆于差课内支使不轻易动用总库料钞故钞币行有节信用甚高流通亦畅。后当权者不计出入一切经费随意支用新印料钞以致滥印滥支造成通货膨胀。这是世祖后期以来历次钞法败坏的重要原因所以议者多反对动用钞本。为了反驳这种意见武祺还特著《宝钞通考》一书（今不存《四库总目提要》政书类存目有概略介绍）“历考中统以后八十余年钞法”大旨是申述其流转钞多则钞法通、少则钞法坏的显然是极为片面的观点。据此书所载统计数字数十年中总印钞59o5万余锭总支（投放）1《滋溪文稿》卷二六。 2黄溍：《揭傒斯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六。 3杉村勇造：《元公牍零拾》《服部先生古稀祝贺纪念论文集》。 562o余万锭总烧（昏钞）36oo万余锭则除库存28o余万锭料钞外尚有约2ooo余万锭在行用中怎么能说“流转者少”？显然由于当时财政困窘当政者想采取至元中阿合马的做法直接动用总库印到料钞支一切经费而不必受岁入的限制武祺遂曲为之说以迎合其意。但一味依赖动用钞本无异于饮鸩止渴必然导致钞法愈坏于是又提出变更钞法的主张。 其年十月吏部尚书偰哲笃也建议变更钞法。他们的方案大略是：改印新交钞并铸至正铜钱钱钞兼行以交钞为母一贯权铜钱一千文而钱为子；新钞、旧钞、至正钱、历代铜钱通用。诏命中书省、御史台及集贤、翰林两院集议。由于变钞符合丞相脱脱之意众皆唯唯不敢出一语独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吕思诚表示反对监察御史秉承当权者之意劾吕思诚狂妄。遂定变钞之议奏准颁诏实行。其法为：（1）行至正印造中统交钞（据现存实物其正面钞名仍为“中统元宝交钞”背面印“至正印造元宝交钞”字样及交叉钱贯图形）一贯权铜钱一千文准至元钞二贯；（2）铸造“至正通宝”钱（据现存实物正面文为汉字楷书背面上方有八思巴字地干纪年；又有折二、当三、当五、当十等大钱背面有八思巴字及汉字数码）与历代铜钱并用以实钞法；（3）至元宝钞通行如故。遂置诸路宝泉都提举司于大都（取代原诸路宝钞都提举司）下属有鼓铸局、永利库掌鼓铸至正铜钱、印造交钞。十一年十月又置宝泉提举司于河南行省及济南、冀宁（太原）等处凡九所江浙、江西、湖广三行省各一所1。 变更钞法后钞的印造数仅《元史·顺帝本纪》载有至正十二年正月和十三年正月各“诏印造中统元宝交钞一百九十万锭至元钞十万锭”以及十五年十二月“以诸郡军储供饷繁浩命户部印造明年钞本六百万锭给之”显然是记载有阙。至正钞、钱法实行不久果如吕思诚所料因新旧钞、钱兼行有轻重、虚实之殊造成了货币流通的混乱。时人王祎作《泉货议》云：“顷岁以中统交钞重其贯陌与至元宝钞相等并行京师复铸至正新钱使配异代旧钱与二钞兼用。其意殆将合古而达今而不知适以起天下人心之疑。夫中统本轻至元本重二钞并行则民必取重而弃轻；钞乃虚文钱乃实器钱钞兼用则民必舍虚而取实。故自变法以来民间或争用中统或纯用至元好恶不常。以及近时又皆绝不用二钞而惟钱之是用。”2据叶子奇《草木子》载至正印造中统交钞“料既窳恶易败难以倒换遂涩滞不行。及兵乱国用不足多印钞以贾兵钞贱物贵无所于授其法遂废。”这里指出了至正钞法败坏的两个原因：一是所用料纸极差“用未久辄腐烂不堪倒换”一是多印滥支钞值大贬。由于爆了大规模农民起义战事频繁军费激增而大片地区沦为争战之地或落入农民军之手使政府税赋收入锐减惟赖多印钞币以给之又需要广籴粮米诸物供给京1参见《元史》的《顺帝纪》、《食货志》、《百官志》。 2《王忠文公集》卷十二。 师还有奢侈的宫廷消费赏赐诸王贵族和维持庞大的官僚机构等各项经费均极浩大动辄十、百万锭是以“钞币倍出物重钞轻”1。虚钞泛滥钞值随贬所规定的一贯钞权铜钱一千文一开始就是不能兑现的空文到至正十二年一些地方一贯只值钱14文2。时人孔齐《至正直记》卷一历述钞法崩坏过程云：“至正壬辰天下大乱钞法颇艰；癸巳又艰涩；至于乙未将绝于用。遂有观音钞、画钞、折腰钞、波钞、糜不烂之说。观言钞描不成画不就如观音美貌也。画者如画也。折腰者折半用也。波者俗言急走谓不乐受即走去也。糜不烂如碎絮筋渣也。丙申（十六年）绝不用交易惟用钱耳。”可见至正钞法甫行二、三年即涩滞不通才七年竟化为无用之废纸。《元史·食货志》对至正钞法有一段很精当的概括：“行之未久物价腾踊价逾十倍。又值海内大乱军储供给赏赐犒劳每日印造不可胜计。舟车装运轴轳相接交料之散满人间者无处无之。昏软者不复行用。京师料钞十锭易斗粟不可得。既而所在郡县皆以物货相贸易公私所积之钞遂俱不行人视之若弊楮。”实行了近百年的元朝钞法就这样先于元朝的灭亡而灭亡了。 1朱德润：《送张德平序》《存复斋文集》。 2周霆震：《纪事》《石初集》卷五。 第八章职官制度第一节元代官制形成展的历史过程从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算起元代官制形成及确立的过程可以分为三个展阶段：以治理游牧部众为主要职能的草原官制阶段（12oo年起）；以草原官制为核心而对各征服社会施行军事—行政间接统治的混合官制阶段（121o—125o年）；继承中原汉制的基本形式、同时又保留着诸多蒙古旧制成份的中央集权的官僚制阶段（126o年起）。 12o4年在与漠北最后一个强大对手即乃蛮塔阳汗部会战之前业已奠定“合汗”地位的铁木真按千户、百户编制对所属游牧部众进行了统一整编。12o6年铁木真正式称汗遂在原先划分过的千户、百户基础上将大蒙古国的全体游牧民编入126个千户、百户组织里。在这种军事-行政联合的统治体制下很大一部分非孛儿只斤氏出身的旧部族贵族和成吉思汗功臣取得了“明安讷那颜”（han-unoyan译言千户长）或“札温讷那颜”（jaghun-unoyan译言百户长）的地位成为替黄金家族管理和指挥领属部众的军事-行政官员。这些职位一般可以世袭。 根据蒙古高原的游牧分封制对全体蒙古游牧民的领属权像家产一样在黄金家族的内部进行分配。成吉思汗诸弟诸子各分得一部分千户、百户作为领属部众从而建立起各自的兀鲁思（u1us由份民份地构成的具有一定自主性的政治单元）构成大兀鲁思内的“右手”诸兀鲁思和“左手”诸兀鲁思；大多数千户、百户则由大汗直接统领称为“在内的兀鲁思”（qo1-unu1us或译作中央兀鲁思“内地”）1。按成吉思汗规定无论是属于诸王兀鲁思还是中央兀鲁思的千户、百户那颜其职位的封授、褫夺或承袭都须由大汗亲自决定。但在诸王兀鲁思中这项权力后来实际上转移到该兀鲁思汗的手里。千户长之上又设左手、右手和中军三个万户长是为分别辖制东翼直到今大兴安岭、西翼直至阿勒泰山以及处于东、西两翼之间的中部诸千户的军事统帅。 在中央兀鲁思的汗廷内最高的执政官员是札鲁忽赤（“断事官”）。 蒙语札鲁忽（jarghu）译言法庭、听讼所以早期汉语公文也有将札鲁忽赤直译为“断公事官”、“勘事官”的。实际上大蒙古国时期的札鲁忽赤不止是司法行政官而且是“总裁庶政”全面负责户籍、赋役、狱讼和监察等事的最高行政长官。在断事官机构中协助札鲁忽赤草拟文书、计点财赋、1“在内的兀鲁思”（“豁■兀鲁思”）一词见《元朝秘史》第269等节。拖雷的份民份地似乎也被看作“在内的兀鲁思”中间一部分或与其幼子身份以及大汗汗位后来转移到他后人手里有关。大汗政令所及的中央兀鲁思和各支诸王的兀鲁思总称为“大兀鲁思”（u1us-ibuzurg＜yekeu1us）；同时相对于诸王兀鲁思大兀鲁思也用作中央兀鲁思的等义词。 校阅户口青册的则是称为必阇赤（bichikchi）的文书官。窝阔台三年（1231）“改侍从官名”大必阇赤分别被授予中书令、中书省左丞相、右丞相等汉语称号但它们不过是蒙古制度成份的官方汉语译名而已。草原体制下蒙古中枢机构的基本制度形式并没有改变。从后来的制度看在蒙古高原以外被征服地区领有份民份地的各支诸王也有权委任管辖本位下封邑事务的札鲁忽赤；他们还经常与大汗任命的治理该被征服地区的札鲁忽赤同署国事1。惟成吉思汗时代草原国家中是否已存在诸王断事官制尚不克知悉。除了断事官机构外怯薛也承担着大汗政府的部分重要功能。以千户长、百户长及富裕游牧民子弟及其随从构成的万人怯薛部队是由大汗直接指挥的一支极具机动性的庞大常备军和中央禁军。它按四番轮直、三日一更的次第警卫大汗宫帐并经管大汗冠服、弓矢、饮食、文史、车马、庐帐、府库、医药、卜祝诸事。蒙古制度不注重家政和国政的区别。大汗左右这些“服劳侍从执事之人”多以亲信身份参与到汗庭处理政务的各种活动中去。他们经常被委为特使到各地传达大汗政令或探访形势或者作为对外使节出访邻国。当值的四怯薛长官按例要参加御前会议参定国是。在札鲁忽赤机构里也有怯薛代表“奉官署事”。轮值怯薛长经常利用侍奉大汗的机会在各种非正式场合对大汗的人事、行政等各种决策施加影响。怯薛军还是大蒙古事、行政官员的储备队。 自121o年代后期末起随着成吉思汗对南面和西面各毗邻地区动的一系列大规模的军事扩张统治地域很快出了蒙古高原的范围。对西域的征服从一开始就在成吉思汗的亲自统率下进行军政事务由大汗直接决定；中原地区的经略则自1217年起交由木华黎全面负责。这样木华黎的“军政府”就成为全权统治蒙古本部以外地区的最早建立的一个最高级军事-行政机关。他当时接受的官号为“太师”、“国王”（《蒙鞑备录》作“权皇帝”）、“都行省”。他的行帐当设在今河北张北西南境的边城附近1。木华黎受命的时候对于中原汉地的军事征服还远远没有完成。他的职责中最主要的方面应当是军事性质的。他又拥有“都行省”的官号这表明他在行政方面也兼有号令各汉人世侯“行省”（详下）的权力。在此前后还有坐镇燕京的札八儿火者拥有“黄河以北铁门以南天下都达鲁花赤”的官号2。但他的监临范围实际上似仅限于旧金中都路地区。 1见《畿辅通志》卷一三九《金石》二“大佛顶尊胜陀罗尼幢”条；《元史》卷二《太宗纪》。11214年成吉思汗调整东道诸王份地时将札剌亦儿等五部移往漠南其中札剌亦儿幕地位于兴和（今张北一带）并那里建有其家族的墓茔地。1239年木华黎孙浑察袭位为国王乃“即上京之西阿儿查秃置营”。蒙语阿儿查秃（archa-tu）译言“有柏树”。今张北西南洗马林堡东北二十里有“怪柏山”（一名“桂柏山”）应即阿儿查秃之地也就是国王大帐所在处。见黄溍：《别里哥帖穆尔神道碑》《黄金华集》卷25；《口北三厅志》卷二“山川”。忽必烈即位后札剌亦儿等部迁牧于辽东。2《元史》卷一二o《札八儿火者传》。 对当时的蒙古贵族来说被征服地区的存在其要的意义就在于它可以变成财富和劳动人手的源源不断的来源地。因此在中原汉地差不多从征服之初就设有直接对大汗或木华黎军政府负责的、担负这方面职责的专门官员汉文史料多以“行尚书六部事”、“行六部”等名之按蒙古体例则其身份可能都是必阇赤。西征结束后成吉思汗从河中带回麻合没的滑剌西迷（即牙老瓦赤）“委付[他每]与[俺每的]众达鲁花赤一同教管汉地的百姓每”。牙老瓦赤之子麻忽则受命掌管天山以南及河中诸城池。两人都应是以大汗“宣差”的必阇赤身份主持上述地区的财赋征领等事的。窝阔台即位时分别以耶律楚材、牙老瓦赤负责中原及西域赋调不过是袭用乃父遗规而已。耶律楚材的署事地点当然是在燕京。 1234年春蒙古灭金；现在它亟有必要将对汉地的战时军事管制及时地转变为更制度化、更有秩序的常规统治。于是窝阔台汗在同年秋即将曾经长期担任大兀鲁思札鲁忽赤的失吉忽秃忽调至中原汉地正式建立了汗廷大断事官在汉地的分支机构“中州断事官”府署。1236年又在中原各地州县遍置达鲁花赤地位在州县守令之上。原先主持财赋征调的必阇赤现在成为燕京大断事官的属员和重要助手专以“行尚书六部事”的汉名属之。对中州汉地实行统治和财赋征收的职责遂从木华黎后嗣的军政府转移到燕京大断事官手中。元代汉人比附金朝旧制将燕京大断事官府署称为“行尚书省”、“行省”并将大断事官称呼为“丞相”“行省丞相”。在中原汉地拥有份民及封邑的诸王勋戚也有权任命各自的断事宫代表他们的利益赴燕京行省“会决庶务”。诸王断事官往往由诸王指派的其份地达鲁花赤兼任。 在窝阔台、贵由、蒙哥三朝燕京大断事官府一直是汗庭大断事官派驻中州的常设分支机构。汉地的地方行政虽然要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燕京断事官和当地达鲁花赤的约束但是总的说来大部分实权还是操在一批乘乱而起的“世侯”手里。他们中很多人迹于金末战乱中结寨自保的武装自卫运动或者由农民起义领袖转化而来或者是率军队归顺蒙古的旧金将领。根据蒙古制度两军争战之际能举州县之地降附者即用为守令；听其自辟僚属罪得专杀；其官职差不多可以世袭。这样的汉人“世侯”遍布于北部中国各地。他们在向蒙古大汗纳质、输赋、入觐、奉调随蒙古军出征等等条件下控制着地方上的行政、军事、财政、司法等大权。世侯中势力较大者亦多仿效金末的行台尚书省制将自己的统治机构称作行尚书省、行台或行省。例如以金山东西路为核心的严实即仿金东平行省称山东西路行省、东平行尚书省或东平行台；石抹咸得不则仿效金中都行省把自己的势力范围称作燕京行尚书省与中州断事官府署的汉名同。此外还有张荣的山东行尚书省（济南行省）、石天应的陕西河东路行台等等。因为它们的地域大体与金代作为地方行政区划的路的范围相当因此有的研究者称这些行省为“路的行省”1。世侯们的行省虽与中州断事官府署的汉语官号相仿佛但却从来没有人敢使用“丞相”的称谓；其主管财赋者也只称“行左右司”而不以“行六部”名之。 由上所述如果从“路的行省”及其以下各个行政层次去考察蒙古对中原汉地的政治统治体制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地方化的趋势。世侯们在各自势力范围内所采用的官制、行政区域划分、法律制度等虽然未尽统一但总的说来基本上是中原王朝的有关制度、尤其是亡金遗制的沿用。但是如果从高于“路的行省”的行政层次去观察各地世侯都被置于直接对大汗负责的中州断事官及其所属必阇赤的辖制支配之下同时蒙古政权还通过遍置于州县的达鲁花赤把它对华北地区的监控贯彻到直接治理民众的最低层次的地方政府。可见大蒙古国对征服社会的间接军事-行政统治乃是通过自上而下的蒙古制度与自下而上的当地制度之间相互交叉渗透式的结合来实现的。蒙古对畏兀儿和河中、对阿姆河以西广大被征服地区的统治与对汉地的统治差不多采取同样的方式。窝阔台初年蒙古本部以外的被征服地区被划分为中原汉地和西域两大部分。到他统治的末期又以阿姆河为界将西域分为东西两部分别派员统治。到蒙哥时代出现了这三个被征服区及其统治机构的正式汉文译名即燕京等处行尚书省、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辖有今新疆及其以西的河中诸城）、阿姆河等处行尚书省（辖阿姆河以西地区）。这后两个“行尚书省”像燕京行尚书省一样也是汗庭大札鲁忽赤派驻在被征服区的常设分支机构分别设立在别失八里（系从原先的忽毡迁至该地）和徒思城。穆斯林史籍往往称两处大断事官为“大异密（amir-ibuzurg＜yekenoyan）或者某某地区的“长官”（hajib波斯语）称必阇赤为“兀鲁黑必阇赤”（u1ughbitikchiu1ugh）是突厥语译言大或者khatib波斯语译言书记官）1；与汉地世侯地位相当的统治阶层则多采用“篾力克”（ma1ik波斯语地区世袭长官）的称号；派驻在各城池中的蒙古监临官则称作basqaq或者sahna蒙古语达鲁花赤或即来源于突厥语basqaq而sahna则是basqaq在波斯语中的对译名词。在三大断事官行署建立以后汗庭大断事官的权力就基本上局限于对漠北本部实施行政管理以及协调中央断事官与它的三个分支机构之间相互关系的范围。 因此大蒙古国在将其版图扩大到毗邻的诸农业社会的最初半个世纪里实际上是把草原体制下的蒙古式行政中枢直接引入三大被征服区利用大断事官制度和达鲁花赤制度来控制在各地一方的世侯或者篾力克由1前田直典：《元朝行省的建立过程》《元朝史研究》东京1973。1蒙哥时代“以阿儿浑充阿母河等处行尚书省事法合鲁丁佐之”。这个法合鲁丁在志费尼书中称为兀鲁黑必阇赤；与法合鲁丁处于相当地位的赛典赤在他的本传中称为燕京“行六部事”。见《元史》卷三《宪宗纪》；卷一二五《赛典赤瞻思丁传》；《世界征服者史》汉译本页617。此实现对于被征服地区的间接的军事-行政统治。这个制度体系在十三世纪六十年代又生了十分重大的变化。 1259年第四任大汗蒙哥在四川攻宋前线病死。留守漠北的幼弟阿里不哥与正在江汉指挥作战的他的哥哥忽必烈之间立即爆了长达四年的汗位争夺战争。忽必烈利用汉地军力财力和政治资源的优势最终夺得汗位。这一事件的历史影响极其深远。一方面帐殿远在伏尔加河流域的术赤兀鲁思曾经是阿里不哥的支持者从此演变成大汗政令所不及的一个独立政权；出镇波斯的宗王旭烈兀则乘机割据坐大展成为与大汗保持着“宗藩”名义的相对独立的兀鲁思1。另一方面在忽必烈以汉地力量为基础战胜并且重新控制漠北“祖宗根本之地”的过程中大汗的统治中心自然地从漠北转移到中原汉地这又大大促进了大蒙古国统治体制进一步接纳汉制影响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十三世纪六十年代后元代官制的演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生的。据《元史·世祖本纪》中统元年（126o）三月忽必烈即大汗位当日“以祃祃、赵璧、董文炳为燕京路宣慰使”；翌月朔日立中书省但似乎仅任命了王文统为中书平章政事张文谦为中书左丞。祃祃等三人的官号据同时代记载实为“行六部于燕”1。这正是燕京断事官所属大必阇赤的汉译官号。是知所谓“燕京路宣慰使”的辖制地域实际是整个中原汉地。惟当时未任命燕京大断事官恐怕由大必阇赤直接对王文统等人负责。忽必烈既没有完全恢复在此之前已存在几十年的燕京行尚书省建制也没有依照旧例给予受大汗委任接管汉地的大必阇赤以“行中书省”的名义这表明他从即位之初就试图突破大蒙古国的原有官制体系而进一步接纳汉法。这样的用心也反映在汗庭中枢机构的组建形式中。中统初年博尔忽曾孙、月赤察儿的胞兄木土各儿曾在开平行帐中担任“丞相”当时的丞相正是大断事官一职的汉语译称。文献提到土别燕部线真在中统初的活动时亦称他“线真丞相”他很可能也是忽必烈即位时委任的大断事官。但这时的大断事官其职权“惟专从卫宫阃诸事”与从前相比似乎受到了很大的限制2。另一方面在新成立的“中书省”中出现了过去不曾用过的中书平章政事、中书左丞、右丞等汉语官号这些直接指挥燕京大必阇赤的官员呈现出从大断事官机构中游离出来成为直接对大汗负责的朝中“执政”官员的趋势3。 1在名义上术赤后王仍长期称“汗”直到札你别汗（1342年即位）时代才改称“合汗”。这比旭烈兀后王合赞（1295年即位）使用“合汗”称号反而晚了半个世纪。 1王恽：《中堂事记》上《秋涧集》卷八o。此处引文通行的《四部丛刊》本作“（祃祃）初与越用行六部于燕”校以《四库全书》本当为“初与赵相（按指赵璧）行六部于燕”。2姚燧：《姚枢神道碑》《元文类》卷六o；《元史》卷一五五《史天泽传》；王磐：《史天泽神道碑》《畿辅通志》卷一一七。 3郝经：《便宜新政》《陵川集》卷三二。 这样一种从蒙古旧制到新的制度体系的过渡状态不过维持了很短一个阶段。忽必烈随即又对行政中枢体制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和改革。 中统元年七月忽必烈裁撤燕京路宣慰使司改立燕京行中书省原燕京路宣慰使祃祃、赵璧分别担任燕京行中书省丞相、行省平章政事行省建左右司为幕府司置郎官八员参佐机务并分别掌管左、右两房诸掾属及所司文牍事宜此外又置架阁库官、奏事官、客省使等各色省属掾吏。收储玉器、缎匹的万亿诸库、提举汉地交钞和榷货等事的专设机构这时也都直接隶属行中书省。为扩充机构的需要汉地十道宣抚使举荐的数十名通晓钱谷簿书的儒士吏员被驿召至燕听候任用。按中原王朝体制的框架构建中枢机构的意图至此获得最初的实施。 作为大汗中枢机构的分支先完成体制转换的燕京行中书省接着成为整个国家行政中枢向中原王朝制度体系过渡的重要依托。中统二年二月燕京行省大小官员与其直接下属汉地十道宣抚使奉诏北上。是年夏秋他们在开平与大汗的大必阇赤一起考校中原民户虚实议定钱谷大计；讨论和制定对稳定当时汉地政治秩序最紧要的若干施政条画；与此同时忽必烈在对燕京行省官员进行当面考察的基础上将在汗庭的执政班子和燕京行省的建制合并起来加以扩大进行比较全面的机构调整和人员充实。五月元廷对原先极不完备的中书省大加充实、扩展形成由中书省右左丞相（各两名）、平章政事、右丞、左丞、参知政事等组成的中书宰执会议（“都堂”）及其幕府机构左右司直接受命于都堂的两个并列的下属职能部门是左三部（后来分为吏、户、礼三部）、右三部（后来分为兵、刑、工三部）由它们分别承办例行政务。中书省扩建后不久又拟定将都堂及省府掾属分为两部分一部分随驾“留中”另一部分仍行署于燕京。中、行两省至迟在中统四年以前又再度合并并将脑机关驻地迁到燕京。 与前四汗时期的行尚书省、中书省不过是蒙古“国制”中大断事官行署、大必阇赤官员的汉语对译名称不同中统以后的中书省及行中书省（详下）对草原旧制来说完全是外来的制度成分。正因为在蒙古国制中原不存在可以与它们相对应的制度成分所以其机构及诸多官号只能以汉语音译的外来词汇形式进入当时的第一官方语言即蒙古语如qingjungshushing（行中书省）、netgjingshi（平章政事）、yiunetg（左丞）、samjing（参政）等。 与燕京行中书省相并列自中统元年起在汉地还设有另一个中枢分支机构即秦蜀行省（又称陕西四川行省）。它的渊源可以追溯到蒙哥汗于1257年从忽必烈手里收回关中后建置的“陕西行尚书省”。在燕京、秦蜀两大行省的辖区里还6续建立过一些从事征伐、括户、宣抚新降军民、颁行条格等专门任务的更带临时性的中枢分支也称为行省如山东行省、西夏中兴行省、北京行省、河东行省、南京河南府诸路行省、夔府路行省等等。中统后期随着燕京行省与中书省合并其辖境基本上转变为中书省的直隶政区当时称为“腹里”。在腹里以外的那些地方部分带临时差遣性质的中枢分支经过几番变动调整逐渐演变为固定派遣在各地的常设中枢分支。至元后期在较早平定的河南、云南、甘肃、陕西、四川、辽阳等地行中书省建制先后确立。最早的原秦蜀行省被细分为甘肃、陕西、四川等几个政区。在新征服的南宋地区则建立起江浙、湖广、江西、福建四个行省1。这些行省的长官不再以中书省官系衔行省也就在这个时期从中枢机构派驻地方的分支演变为中书省领导下的最高一级地方行政机构以及最高一级的地方政区。 行省以下的行政区划实行路、府州、县制。路是在金朝总管府路的建制基础上逐渐细分或增设而形成的。大体说来中统以前汉地路的建置基本上是沿金旧制而略有调整2。但这时的路还是一种军民兼管的单位。中统至元前期因为在腹里周边地区设路北方路分有较大的增加其性质则因李璮之乱的平定和军民分职而转变为地方的行政建制；平宋以后路作为府州的上级政区推广到南宋统治区南方（包括四川）原安抚司路的治所和其他经济文化较达的府级政区现在多被列为或升格为路级政区。云南建省以后也6续在那里设路为数多达三十余个过中书省直辖的腹里地区的路分总数。路的下辖政区分为三类。一类是靠近路治所在的直辖县；一类是路领州；还有一类是路领府地位比路领州略高。路领州、府都可辖县有些府还领有属州。此外还有少数府、州不隶于路而直辖于行省。府的建制（含路领府和省辖府在内）全国不过三十余个所以路的下级政区虽然府州并称其实主要还是州。 行省对所辖路分的控制也按远近的不同而有所区别。离省治较近（或离较近的腹里）的路分直接受行省（或中书省）政令调度；较远的路分则经由该行省（或中书省）派出的常设机构宣慰使司（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安抚使司等）分辖加强与上级机关间的联系1。宣慰使司管辖地区称为“道”。全国共设有二十余道宣慰使司或宣慰使都元帅府。 在中央和地方行政体系向中央集权化官僚制度过渡的同时由枢密院——都元帅府（或都万户府）—各地万户构成的军事指挥系统和由御史台、西台、南台及其所辖总共二十二道肃政廉访司构成的监察系统也在至元后1原属南宋旧境的长江中下游以北诸地至元二十八年被划归河南行省福建则在大德三年（1299）被撤并到江浙行省辖区。 2有些地位比较重要的世侯的控制的地区虽未达到所在总管府路的全境但蒙古统治者仍在他们的控制地区设立路的建置如史氏所在的真定路、张柔家族的顺天路（保定路）、张荣家族的济南路等等；也有世侯的势力范围出所在总管路的地面在蒙古推行“画境之制”时遭到分割如彰德路就是这样从东平严家控制区析置而成的。 1据姚燧《奎章阁记》宣慰使司的功能“与职民者省治之；职军者院临之”。则宣慰使司似乎还直接受枢密院节制。见《牧庵集》卷七。 期逐渐定型。至此元朝职官制度的基本形态遂得以确立并且差不多直到元末未再生重大变化。 第二节铨选制度关于元朝的用人体制元代中期的文人姚燧曾有过一段十分著名的叙述：“大凡今仕惟三途：一由宿卫一由儒一由吏。由宿卫者言出中禁中书奉行制敕而已十之一；由儒者则校官及品者提举、教授出中书未及者则正、录以下出行省宣慰十分之一之半；由吏者省台院、中外庶司、郡县十九有半焉。”2及至元末时人论及入官途径仍然说“以宿卫近侍次以吏业循资自此或以科举或以保荐”1。可见尽管自仁宗朝开始设立了科举取士的制度但有元一代铨补官员的基本格局并未因此生重大变化。 由上所述在从官僚候补者队伍中选用入流品职官方面元朝铨选制度具有以下三个不同于前朝的特点：（1）高级职位中有相当部分被由怯薛出职的世勋子孙所占据；（2）中、下级官员中的绝大部分乃至少数高级官员多由吏员出职甚至由官复吏再出职升任品级较高的官位；（3）元代前期一直没有设科取士后来虽然实行科举对整个官僚构成的影响也远不能与唐宋诸朝相比较。此外元朝铨选制度的另一个特点是优待蒙古、色目人。一般汉人、尤其是“南人”很少能进入高级官僚的行列；大多数挤进仕途的汉人、南人也只能淹于常调在中、下级官吏的职位上耗却一生。 除了从所谓“白身人”、或者不入流的品官（如学官）以及无品级吏员中选补入流品职官外铨选制度的另一个内容涉及到在职官员的流转升迁体制。在这方面元制的特点是外任地方官的升转度比随朝官员缓慢得多。这对于担任此类职官的汉、南人的政治前程当然是很不利的。 本文拟先叙述元代承担铨选职能的运作系统而后再分别介绍选补入流品职官以及在职官员流转升迁的各种规定。 主管铨选的组织系统据《元典章》卷七“内外诸官员数”条元代职官员数总共有2669o名。其中入流品职官2249o名内随朝官2o89人、京官5o6人、外任官19895人；有品级但不入流杂职官42o8人包括儒、医、蒙古学、阴阳诸学教授以及其他不系常调的杂职官员（如仓官、税务官、匠官等等）1。官员品级2姚燧：《送李茂卿序》《收庵集》卷四。按姚燧所说由宿士、儒官、吏职进入流品官的比率应当分别是1o％、5％、85％。则“由吏者十九有半焉”当改为“十八有半焉”。1朱德润：《送强仲贤之京师序》《存复斋集》卷四。 1《元典章》卷七《吏部》一《内外诸官员数》将朝官、京官、外任官称为“有品级”官员儒、医、蒙古学、阴阳学教授及不系常调官员称为“无品级”官员。按后一大类官员实际上亦有品级但不属流官设为九品每品又分为正、从二等。其中由九品上至六品的以敕牒委任由宰相押字称作“敕授”；由五品至一品则以皇帝亲赐命诰委任称作“宣授”；二品以上官均选自特旨故委任时多有诰词。 在理论上凡入流品职官都可能“自九品依例迁至正三品”；进入正三品以后则只能于本等流转非奉皇帝特旨无缘再进一步升迁。相当于正、从三品的职务如六部尚书、诸道廉访使、都转运使、路总管、蒙古军或汉军万户、元帅等都分布在直接秉承最高决策集团意志实施军国大政的最关键环节上。因此虽然正、从三品仍属于可以“依例”升迁的品秩范围但三品职官的委授已不属“有司所与夺”而必须“由中书取进止”呈请皇帝决断2。至于二品以上职官人选则按制度形式更是完全出自皇帝圣裁。元仁宗欲扶持朵儿边部世胄月鲁帖木儿使其接替哈散为丞相。为此他曾对一名亲信谈及自己的打算说：“哈散且老恐不能久总机务。欲令有才力者代之。月鲁帖木儿识量明远。二、三年间存加名爵俟其地位可及必大用之。”3许有壬追记自己在顺帝至正元年（1341）由中书省参知政事（从二品）迁中书左丞（正二品）时的情景如下：“至正改元四月十二日戊子皇帝御龙舟幸护圣寺。中书右丞臣帖穆尔达实、参知政事臣阿鲁、臣有壬扈行。乐三奏命右丞前特授平章政事参知进右丞、臣有壬进左丞。恳辞不允惶汗就列。”1除三品以上职官外皇帝当然也可以通过颁特旨的方式委授其他官职时人称为“别里哥选”（蒙语be1ge译言符验）以区别于常选。宫廷近侍经常利用别里哥选的形式矫旨除授以营私利。 三品以下职官的迁调事宜按定制当由中书省或吏部拟注。许有壬记载省部治铨政程序如下：“吏部治铨政而总于中书。从七品以下迄从九品听部拟注。正七品上则中书自除然核其功过、复其秩禄、定其黜陟必具于部而后登于省。汇貤为籍宰相具坐始共论。岁校一或再而不必其时。部则月为一铨。御史审可乃合其僚而拟注焉。誊上中书执政一、二人暨参议、左司复听都堂。地之远迩、秩之高下、用之从违按其籍而校听之。少戾则驳使后拟其皆合也。执政于手牍人署曰：‘准’乃入奏。奏可而后出命焉。底留掌故手牍则归于私家。此铨除故常大较也。”2三品以下职官的拟注权力虽在省部但皇帝仍保留了最高裁定权。对省部所奏选目一般情况下多为“奏可而后出命焉”不过也时而生被皇帝否决再议的事情有时候甚至于“中书奏迁不惬上意者去其大半”3。 只能在同类职官系统内流转升迁。因此本文分别将它们改称为入流品职官和不入流的杂职官。2《元史》卷八三《选举志》三。 3危素：《月鲁帖木儿行状》《危太朴文续集》卷七。 1见《至正集》卷十四。 2许有壬：《记选目》《至正集》卷三八。 3危素：《欧阳玄行状》《危太朴文集续集》卷七。 对闽广、川蜀、云南等边远区域内官员的铨注因为地理遥远所以经常由朝廷遣特使会同行省在当地拟注。据《元史·选举志》谓“每三岁遣使与行省铨注而以监察御史往莅之。”也有的元人声称是每年一次：“故岁必遣朝廷望官即其地如选部注授焉。省之远者曰湖广、曰江西、曰福建、曰云南。其最远莫如云南。故自三品而下皆得除拟奏而后出命视他省为最重。”1省部拟注的职官主要是外任民职官员和一部分随朝官属。随朝衙门中的枢密院、御史台、宣政院按忽必烈朝“成宪”得自行拟注所属官员以名闻朝廷而后受其职。管理宫廷或诸王私人事务的机构如徽政院、中政院等等其用人亦曾“依枢密院、御史台等例行之”（《元史·选举志二》）这些机构经常滥用得自除官闻奏的特权。大德三年（1299）徽政院除官竟达一千零五员之多。凡诸王分地与所受汤沐邑的达鲁花赤等官也许由本投下自举其人并在本投下分拨到州郡内互相迁调。元朝军官一般都是世袭的。军职官员的承袭、迁调等事由枢密院执掌。 元代有品级的流外杂职官种类很多。他们一般只能在同类杂职官内迁调。也有很多入流品职官借注流外杂职的这些人任满之后仍能回到流官系统“通理迁叙”。流外杂职也受宣敕。有些虽由各行省选拟仍需移文都省给降敕牒札付。因此流外资品杂职官的迁叙总的说来也归吏部、中书省辖理。 元代从未入仕人员中选除职官的途径主要有宿卫出职、吏员入仕、承袭或承荫、科举取士等项。以下分别介绍这些选官制度以及在选职官考满后的迁叙体例。 宿卫出职元代选用高级官员“以宿卫近侍”。这与蒙古人重视出身“根脚” 的贵族政治观念的影响有关。因为“近侍多世勋子孙”在当时人眼里“任才使能见用之亲切者惟公卿大人之子弟。见闻于家庭熟习于典故而又宿禁近密忽周慎出纳辞令有非疏远微贱、草茅造次之所能及者矣”1。终元之世“出宰大蕃、入为天子左右大臣者皆世胄焉”2。这些“世胄”当中绝大部分正是由宿卫出职而位致显宦的。 早在成吉思汗时期宿卫组织除了执役内庭、环卫帐殿以外就已承担着协助大汗和大断事官处理国务的职能。入元以后怯薛歹一方面继续保留1袁桷：《送陈景仁调官云南序》《清容居士集》卷二四；虞集：《送文子方之云南序》（《道园学古录》卷五）谓到云南铨注三品以下官每三岁一次。 1虞集：《左丞相平阳王公宣抚江闽序》《道园类稿》卷二一。 2刘岳申：《送吴澄赴国子监丞序》《申斋集》卷一。 着漠北旧制所赋予的参决政事的特权；因此虽然他们不带品级连散阶也没有但是其法律地位仍与历朝近侍宿卫很不相同。另一方面在同中原官僚制相协调的过程中由宿卫出职入仕也成为一条不成文的必行惯例。即“卫士在劳力干者其长荐闻即不次擢官”。元末怯薛歹迭理迷失几次将为长官所荐用“辄逊曰：‘某士齿长劳久宜先擢之。某不敢越也’。东宫素器侯（按指迭理迷失）。一日笑谓曰：‘黑头者（按指怯薛歹中的黑头少年）多为公矣。君年四十犹未仕将老宿卫矣？’命中书奏官之”3。是知以白身老于宿卫在当时是很少见的事。 由宿卫出职登仕者并不是完全离开怯薛组织去作官其怯薛歹的身份并没有改变。“诸省部官名录宿卫者昼出治事夜入番直”（《元史·刑法志一》）。因此他们“虽以才能受任使服官政贵盛之极然一日归至内庭则执其事如故至于子孙无改。非甚亲信不得预也”（《元史·兵志二》）。执役内庭在当时人看来乃是一种特殊的荣宠绝不是到外朝做官所能等同或取代的。很多重要的人事安排经常决定于皇帝与宿直的亲信之间的商讨并且由后者负责向外廷传达。危素记载欧阳玄进拜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一职的始末如下：“初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在宿卫。上问在廷儒臣乃以公（按指欧阳玄）姓名对。上曰：‘斯人历事累朝制作甚多朕素知之。今修三史。尤任劳勋。汝其谕旨丞相授爵秩用劝贤能。’明日大夫出遭丞相于延春阁下传旨既毕立具奏牍。”1近侍传旨拜官一向是元代铨政紊乱的重要原因之一。从上引史文亦略可窥见元代自内降旨封授的一般体例。 由宿卫出职为官其品秩高下的幅度颇大。四怯薛的长“及年劳既久则遂擢为一品官”。其他怯薛歹出仕担任要职的也很多。但是怯薛歹出职也并不一定都担任高官。例如随着管理内廷供养诸色事宜的各种专门机构6续建立原先专司各色职役的怯薛歹也可能被派到相应的机构中任职。元代主管御衣、尚鞶、尚饰等事的侍正府设奉御二十四员以四怯薛之古儿赤为之其品秩分别为从五品至从七品不等2。 由吏入仕元人吴澄说：“国朝用吏颇类先汉。至元间予尝游京师获接中朝诸公卿。自贵戚世臣、军功武将外率皆以吏身。”1高级官员大多出自半世袭化的蒙古、色目乃至较早投效元廷的汉人“贵戚世臣、军功武将”同时3林弼：《迭理迷失传》《林登州集》卷二一。 1危素：《欧阳玄行状》《危太朴文续集》卷七。 2《元史》卷八八《百官志》四。按怯薛中之古儿赤原系“掌内府尚供衣服者”与侍正府职掌相应。1吴澄：《赠何仲德序》《吴文正公集》卷十四。 仍有不少以吏身的“无根脚”的人员。而在中、下级官员中则出职吏员更占据了绝大部分乃至当时竟有人断言：“我元有天下所与共治出刀笔吏十九。”在国家行政运作中吏员作用的增强至少从北宋已经开始了。这种趋势在南宋虽然受到一定程度的压抑但在金统治下的北方却不断加强。元初制度多承袭金制加上蒙古征服北中国初期“郡县往往荷毡披毳之人捐弓下马使为守令。其于法意之低昂、民情之幽隐不能周知而悉究。是以取尝为胥曹者命具之文书上又详指说焉”3。甚至“司县或三员或四员而有俱不知字者。一县之政求不出于胥吏之手亦难矣”4。于是在铨选制度不曾完善而补注官缺的实际需要又相当迫切的情势下由吏出职补官的途径便自然畅通了。元代前期吏员逐级晋升、最终出职地方官的度有时极快。“才离州府司县即入省部；才入省部不满一考即为州府司县官”5。忽必烈朝之后由于官吏冗滥由吏入仕所需时日变得相当长。但是因为长期停科即使恢复科举制度后取士人数也过少对于一般没有社会背景的人来说通过吏职进入仕途仍然不失为较好的选择。所谓“科举废矣珥笔可也；学校具文矣衙前可也”1正是当时社会舆情的生动写照。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各路府州司县民家子弟多不攻书。虽曾入学方及十五以下为父兄者多令废弃儒业学习吏文以求进”2。元代吏员的名目多达数十种。广泛设置在路府州县行政机构中的吏员通称“司吏”。设于省台院（含行省、行台、行院）、六部、宣慰司等高级部门的则有“令史”其中省、台、院令史又分别称为“省掾”、“台掾”和“院掾”。令史和掾史作为高级吏职在元代又有“勾当官’之名。设置在中行各省检校所以及台察衙门里专司文书稽核的“书吏”很可能也属于勾当官体系。司吏、令掾史和书吏的主要职掌是负责呈复、制作或检阅各种文书案牍。案牍吏员在各种吏职中最为重要地位也最高。此外在中行省台院、六部及宣慰、廉访诸司还有专门负责传达记录政令的吏职即“宣使”和“奏差”。吏职中设员最为普遍地位又最低的是收、保管各种文书档案的“典吏”。上至都省、下至司县和各级行政机构及其直属的诸幕僚、职能部门多设有员数不等的典吏。除以上所列举蒙古语和回回语翻译是构成元代吏职的重要的特有成分。翻译吏员又可以分为“译吏”（书面译员）和“通事”（口语译员）两种。 关于吏员升迁途径的体例十分繁复。总的来说他们需要煞过十年左右2揭傒斯：《善余堂记》《揭傒斯集》卷六。 3危素：《送陈子嘉序》《危太朴文集》卷六。 4胡祗遹：《铨词》《紫山大全集》卷二一。 5胡祗遹：《时政》《紫山大全集》卷二二。 1徐明善：《冷东斋义役规约》《芳谷集》卷三。 2《元典章》卷十二《吏部》六《试补司吏》。 甚至更长一段时日逐级地从低级衙门属吏升到各种高级衙门中的吏职而后就可以由是出职担任品从不等的流官。一部分路府州司吏也可能在考满后出职担任没有品从的低级领官如典史、吏目、都目等升任提控案牍再由提控案牍入流品。兹据牧野修二《元代勾当官体系的研究》及王劲松《元代吏制研究》两书制成吏职升进示意图如下。图内标注1的环节仅为至元中叶以前实行的升转途径；凡标注2或3者则分别表示始自至元后期或武宗朝的新增环节。 上表所列只是择要简示案牍吏职升转途径和入官品从。元代由吏出职的实际情况、各种规定及其前后变化都还要繁复得1巡尉司系巡检司与县尉衙门的合称。2理问所是行省直属的司法机构。多。约略言之大概还有以下几点需要稍加补充说明1。 一是有些吏员出职入流之前必须按规定作一定任期的税务官、钱谷官等。此类杂职官虽有品从但不得入流而且事繁名微一般人都不愿就任。于是元政府利用吏员急于入流的心理将这些职务纳入某些吏员必经的出仕途径。中元以后路吏出职往往要先任钱谷官再转为无品从的低级领官经过典吏、吏目、都目、提控案牍然后入流品。从这样的安排也可以看出杂职品官的地位是如何低下。 二是除案牍吏职以外较高品级衙门的其他吏员如通事、译史、知印、宣使、奏差等也可以直接出职。中、行省、六部、台、院的通事、译史、知印其升进体例大略与令史同；宣使、奏差的出职品级要低一些。廉访司翻译吏职进入流官的品级要比案牍吏职（书吏）低一等。中书省的蒙古令史（蒙1这一部分叙述中参考王劲松、牧野修二两氏前引著作之处甚多兹不一一出注。古必阇赤）出职为正六品比非蒙古入省掾高出一等当然更体现了元代政治的特点。 三是职官充吏制度化。至元中叶都行省、台、院、六部、宣慰司等机构中先后定制部分地择用由职官转补的令史、宣使等吏员。都省掾从正、从七品流官内选用院（行院）、台（行台）、行省掾从正、从八品流官内选用宣慰司、六部令史由正、从九品流官选用取充宣使的职官级别各降低一品。武宗即位翌年（13o8）更明确规定在职官充吏的人数必须占据有关衙门所设吏职的一半。不久又宣布廉访司书吏亦需由正、从九品文资流官中选取一半。其他奏差、书吏、通事、知印等吏职也多必须于职官内选用一半。职官充吏的制度化从政府方面来说是为了提高在职吏员的素质同时也可以加强他们重新出职作官时的务实意识和能力。对那些甘愿已官复掾的人来说选择这条仕进之路只须熬满月日、出职为官则一跃可至六、七品比由从九或八品职官依例迁调还是要简捷可靠。因此虽然“官坐而治吏立而趋官九品亦有立而趋其前者吏虽大府崇秩其势不得不卑”但当时已“坐而治矣复立而趋者”依旧大有人在1。 四是由儒补吏。这里包括三种形式即岁贡儒人、诸生补吏、学官充吏。按定制岁贡儒人是指各路分每隔三年或二年向上级贡举“洞达经史、通晓吏事”并且“廉慎行止”的儒人一名左右充廉访司书吏（最初系充部令史）。诸生补吏的内容包括国子监贡举陪堂伴读生（在国子监内“佐贵游治业”的程度较高的陪读生）和优异的国子生出任随朝及廉访司吏职以及地方学校荐举肆业诸生担任地方官府吏职。元仁宗时曾企图进一步扩大推行由儒补吏的作法。“仁皇惩吏百司胥吏听儒生为。然而儒实者不屑为为者率儒名也”2。看来时人对这种惩治吏弊的方法评价并不太高。元代后期下第举人也可以受举为吏员。 由儒补吏的第三条途径是教官充吏。教官在元代属于流外杂职的一种。 由于儒生“入仕格例无不阶县学官而升”3在人多缺少的情况下要作到路府教授是非常不容易的；即使幸而受一命之宠依然很难指望得入流品。因此由教官补选吏职对于那些想借是途“出而致用”的人有很大的吸引力。按元制府州教授许补各部令吏。至于从学录、学正、教授中选用廉访司书吏的例子更是随处可见。 科举取士早在十三世纪三十年代蒙古政权业已就设科取士进行过初步尝试。但1许有壬：《送刘光远赴江西省掾序》《至正集》卷三二。 2许有壬：《跋高本斋诗稿》《至正集》卷七二。 3吴澄：《送周德衡赴新宁教谕序》《吴文正公集》卷十七。 是晚至元政权的最后五六十年科举制度才获得真正实施。当时人概括这个曲折的过程说元代科举是“倡于草昧条于至元议于大德沮泥百端而始成于延祐”1。 窝阔台九年（1237）八月诏中原诸路以论、经义、词赋三种考试儒生“其中选儒生若有种田者纳地税买卖者出纳商税开张门面营运者依例供差除外其余差并行蠲免与各任达噜噶齐、管民官一同商量公事勾当着。随后依照先降条例开辟举场精选入仕续听朝命”2。诸路考试均于次年（戊戌年）举行故称戊戌选试。 戊戌选试是在汉地出身的官僚耶律楚材、郭德海等人力主下举行的。据上引诏文原拟是后再辟举场“精选入仕”；另外对戊戌中选者除免去赋税外原规定还要授以地方性的议事官之职。由此看来它确实带有科举考试的性质。其后刘秉忠曾向当时尚是藩王的忽必烈建言有“科举之设已奉合罕皇帝圣旨”之语无疑指前引诏书而言3。但是窝阔台十年四月又下诏试汰僧道。实际上对儒生和对僧道的考试被一并施行主持诸道考试的试官如赵仁、田师颜等都是“三教试官”1。中试儒生除议事官、同署地方政事的规定也基本上没有实行。因此由汉地官僚苦心设计的戊戌选试在付诸实施的过程中从科举取士的初步尝试蜕变为“考试三教”的一个组成部分。 忽必烈朝围绕科举行废问题曾展开反复讨论。至元十年（1273）曾拟定过十分具体的程式其“条目之详具载于策书”2。《元史·选举志》说世祖时“事虽未及行而选举之制已立”当即指此而言。成宗、武宗时也一再议贡举“法度”但仍然没有结果。 自金亡北方停科迄于元代中叶复科科举取士制度在蒙元政权下停废长达八十年之久是为科举制推行一千三百余年间停废最久的时期。在此期间凡用人或由贵戚世臣、军功武将或由吏职杂途。这固然与蒙古统治者缺乏“以儒治国”的中原社会传统观念利用汉人和南人时主要以其“趣办金谷”、“勾稽朱墨”的能力的取才标准有关3同时也曲折反映了汉地社会舆论本身对金、宋两朝的读书人溺于奔竞场屋惟务诗赋空文结果以所谓“学术”误天下的厌恶和不满4。 元代中期以后蒙古、色目上层的汉文化素养逐渐获得提高。元仁宗为1许有壬：《秋谷文集序》《至正集》卷三五。 2《选试儒人免差》《庙学典礼》卷一。 奇_书_网 _w_w_w_._q i_s_u_w_a_n_g_._c_o_m 3《元史》卷一五七《刘秉忠传》。 1傅若金：《赵思恭行状》《傅与砺诗文集》卷十；虞集：《赵思恭神道碑》《道园学古录》卷四二。2苏天爵：《陕西乡贡进士题名记》《滋溪文稿》卷三o。 36文圭：《策问》《墙东类稿》卷二。 4谢枋得：《程汉翁诗序》《选山集》卷六。 整治吏弊下决心实行科举取士制度。皇庆二年（1313）朝廷颁布科举诏宣布次年开考。 元朝科场每三年开试一次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道。乡乡试取录名额分配表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小计辽阳5229河南559726陕西53513甘肃3227岭北3216江浙51o2843江西362231湖广371828四川1359行省十云南1225河东54716宣慰司二山东457都151o1o35上都64414真定等551121腹里东平等54918高丽1113合计757575753oo试为地方考试于八月举行。举人须从本贯官司推举但其资格限制似宽于列朝1。其科目蒙古、色目人二场即经问五条（至正时减为三条增奉经义一道）策一道；汉、南人三场即明经若干题、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策问一道。全国共设乡试科场十七处最多可取录三百人其名额见下表。乡试合格的举人在乡试次年二月在京师举行会试由礼部主持。会试科目与乡试同。会试最多可以取录一百人其中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各二十五名于会试次月在翰林院参加殿试。蒙古、色目人试时务策一道“汉人”、“南人”试策一道。殿试不再黜落仅据考试结果对会试合格者重新厘定等次分为两榜公布。“国人暨诸部”即蒙古、色目人作右榜1参见有高岩：《元代科学考》《史潮》第2卷第2期（1932）。 （蒙古人以右为上）“汉人”、“南人”作左榜。两榜为分三甲第一甲各一人赐进士及第任从六品官。这两个人按俗称都可以算是“状元”但按当时制度则“唯蒙古生得为状元尊国人也”1。 实行科举制以后国学生岁贡制度也部分地被纳入科试体系。所贡生员“每大比选士与天下士同试于礼部策于殿廷又增至备榜而加选择焉”（《元史·选举志一》）。顺帝年间例从国子监应贡会试者中取录十八人以为备榜2；此期间乡试也增取备榜授以州学录、县教谕等学职3。自延祐年科乡试以后元朝政府共举行科举考试十六届（后至元时期因伯颜废科停举两届）正榜取士凡一千二百人左右。其中后来升至三品及三品以上职位的约当百人。此外大部分人“例不过七品官浮湛常调远者或二十年近者犹十余年然后改官。其改官而历华要者十不能四五；淹于常调、不改官以没身者十”1。有元一代科举制度对官僚构成的作用和影响与它的前后王朝相比都是比较微弱的。 除了规模的狭隘以外元朝科举制度还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优待“国族”压抑“汉人”和“南人”。人数上占很少数的蒙古、色目人与人口众多的“汉人”、“南人”录取名额相等中选的机会就大不相等了。又按十六科取士总数最多可以有一千六百人。但实际录取人数只占额定高限的四分之三其中元统元年（1333）一科因政府加意于粉饰文治经复增会试中程者方才取士足额。其他各届科考乡试录取数即不足额会试复经淘汰得中者自然就不及百人之数。“汉人”、“南人”赴考者人数极多。如江西每岁就试的“南人”一般都在数千人2。但延祐元年和延祐四年乡试江西“南人”中选者分别为十八人、二十一人3。录取不足的原因很难以“南人”中缺乏合格人选来解释只能是因为蒙古、色目考生难以满选所以“汉人”、“南人”的选额亦必须保持一定空缺。可见此种不平等实际上还阻碍了科举规模的进一步展。 其次元朝规定的科举考试的科目有三。“经疑经义以观其学之底蕴古赋诏诰章表以著其文章之华藻复策之以经史时务以考其用世之才”4。1程端礼：《送朵郎中使还序》《畏斋集》卷四。 2《元史》卷九二《百官志》八《选举附录》。按、从国子监应贡会试诸生中取录的“备榜”人数似未包括在该年正榜取士人数中。姚大力在《元朝科举制度的行废及其社会背景》一文中将其纳入当年正榜取士人数中误。见《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1982）。 3苏伯衡：《送楼用章赴国学序》《苏平仲集》卷六。该引文所说比例淹于常调者占8o—9o％；能改官而“历华要”者则不足1o％。 1傅若金：《送习文质赴辟富州吏》《傅与砺诗文集》卷五。 2吴澄：《萧立夫墓志铭》《题延祐丁巳诸贡士诗》《吴文正公集》卷三八、卷二九。3郑玉：《送唐仲实赴乡试序》《师山集》卷三。 4郑玉：《送唐仲实赴乡试序》《师山集》卷三。 与前代相比最重要的变化是程朱理学被正式定为考试取士的标准。按朱熹的四书训说在南宋末年已被立于官学表明开始为政府所承认但当时它在儒家学统各派当中远未取得独尊的正统哲学的地位。宋末科试始许用朱注惟仅为允许采取的诸家学说之一。直到元朝颁布科举制度程朱理学才被政府定于一尊。凡“四书”和《诗经》均须用朱注《周易》主程、朱氏之说《尚书》以朱熹门人蔡沈阐释为主《春秋》用程颐私淑胡安国所传除《礼记》尚用古注疏、《春秋》许并用三传外其他儒家经典一以程朱理学的阐附会为本。元朝科学制度对于理学在中国社会的推广起了重要的作用。征召与承袭、承荫征召就是皇帝根据左右大臣的举荐将那些尚在野的闻人达士召入廷对授职录用。这种特旨征用的适用范围是很广的。如忽必烈前期董文忠荐真定人王思廉。“世祖问文忠曰：‘汝何由知王思廉贤？’对曰：‘乡人之善者称之也’。遂召见授符宝局掌书。”（《元史·王思廉传》）郭守敬以“习水利巧思绝人”为张文谦所荐。世祖召见面陈水利六事乃命之提举诸路河渠1。采取征召授官的方式有时是为了解决某些专门化的职务的人选问题；更多的时候则是出于朝廷为标榜自己“求贤若渴”、“野无遗才”的政治需要。元平江南以后命程钜夫以集贤直学士、侍御史奉诏求贤江南。程钜夫遍访南方名儒回京举荐约三十人。其中大多数人应诏至京“帝皆擢置台宪及文学之职”（元史·程钜夫传》）。此次征召则更明显地带有笼络江南知识界、稳定新附国土人心的意图了。 职官承袭制度主要是在武职系统里实行。虞集说：“国朝右武而尚功。将帅之家以世相继。下至部曲裨佐无异制也昔在世祖皇帝混一海内布爪牙于城于内外遐迩星列棋置联络相承。定其武功、统率之大小众寡以次受职。其子子孙孙勿俾废坠。非有大故未有绝而不续者。盖与国家相为无穷者也。”1军官子裔承袭的秩序为：“军官有故令其嫡长子亡殁令嫡长孙为之。嫡长孙亡殁则令嫡长孙之嫡长子为之。若嫡长俱无则以其兄弟之子相应者为之。”（《元史·选举志二》）元统一江南前期南方各地时有武装抗元的骚乱生了很多“叛乱贼人杀死军、民官”的事件。这时元政府曾颁布《民官承袭体例》规定凡阵亡民官其子孙可照依管军官体例降等承袭。该制度在大德年间由朝廷重申并明确规定了“降等”的法则：“民官每委实是阵亡了的呵那的每孩儿每根底比他那的勾当低二等委付；孙儿、兄弟每根底委付呵更比他的孩儿每低一等委付。”1《元史》卷一六四《郭守敬传》。 1《送索完赴建德总管序》《道园学古录》卷五。 2至元四年（1267）以前元朝管民官与武职一样由子孙承袭。惟自至元元年起民职官已推行迁转制度；民官依旧制承袭“有碍迁转体例”3。因此元政府在实行迁转制不久取消民官承袭改为用荫制度。至元四年对五品以上文职官子孙的承袭作出了规定。按兹时定制“职官荫各止一名”。“诸取荫官不以居官、去任、致仕、身故其承荫人年及二十五以上者听。诸用荫者、立嫡长子；若嫡长子有笃废疾立嫡长子之子孙（曾、玄同）；如无立嫡长子同母弟；如无立继室所生；如无立次室所生；如无立婢生子；如绝嗣者荫其亲兄弟各及子孙；如无荫伯母及其子孙。诸用荫者孙降子一等、曾孙降孙一等、婢生子及旁荫者各降一等。”1至元四年所规定的对用荫人除授的官品等级到大德四年（13oo）又有所改动。兹比较两种规定制简表如下2：取荫人(父)原有官品正从正从正从正从正从一一二二三三四四五五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至元四年规定正正正正从正从正从从七七七七七**九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用荫人(子)所获官品大德四年规定正从正从正从正从正从五五六六七七**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品从前引文书中有关用荫人的资格次序可知至元四年的承荫体例其适用对象主要是汉人之官。到了大德八年元政府又明文宣布“有根脚的蒙古人每子孙承荫父职、兄职呵皇帝识也者”；除此以外此前所立承荫体例也适用于色目人惟“色目比汉儿人高一等定夺”3。 如上所述有资格使其子孙用荫入流品职官的取荫者必须是从五品以上的职官。对六品、七品官员的荫子问题至元四年的规定中只提到“已后定夺注流外职事”。从至元十九年十二月的中书省文书规定“江淮致仕、身故官员子孙荫叙六品、七品子孙去行省于监当官任用并免应当暴2《元典章》卷八《吏部》二《民官阵亡荫叙》。 3《元典章》卷八《吏部》二《品官荫叙体制》。 1《元典章》卷八《吏部》二《品官荫叙体制》。 2参见牧野修二：《关于元代升官规定的一个考察》《东方学》卷32（1966.6）。表内至元四年规定品从见同上注；大德四年规定见《元史》卷八三《选举志》三。 3《元典章》卷八《吏部》二《职官荫子例》。 使”一款看1当时对腹里六、七品文官的荫子应当已有定例；江淮官员的类似待遇可能是参照腹里制度来决定的。今天尚可知悉的则是大德四年的定制。据此正六品子流官于巡检内任用杂职于省札钱谷官内用；从六品子近上钱谷官；正七品子酌中钱谷官；从七品子近下钱谷官。钱谷官即管仓库官根据所管仓储容量大小品从有所高下故有近上、酌中、近下之分；但无论何等品从均属杂职官只能在同类型的杂职资品流转不得入流所以地位是很低的。 元代文官荫子止于七品。八品、九品官无荫子资格。 职官迁转体制中统三年（1262）李璮之乱以后元廷采取果断措施撤罢汉地世侯分军民治之置牧守行迁转。至元元年（1264）九月中书省颁布了一个重要的文书即《职官新制》。这个宝贵的文献部分地保留在元代后期刊刻的一部家用类书《事林广记》里。其序言曰：“至元元年九月钦奉中统五年八月日圣旨：谕中书省节该以[所]降条格省并州县定六[部]官吏员数明分品从加散官授宣敕给俸禄定公田设仪从。仍三个月一次考功过为殿最以凭迁转施行。使为官廉能者知有赏贪污者知有罚。为民者绝侵渔之患享有生乐。今将本省会行条画逐一开列如后。” 关于迁转条例前引文书规定：“管民官三年一遍别个城子里换者。 诸王议将随处官员拟三十个月为一考较其功过以凭升降迁转。其达鲁花赤不在迁转之限。”1上述迁转规定的适用范围主要是州县地方官。至元七年五月即这个制度实行三年多以后尚书省奏：“管民官迁转以三十月为一考数于变易人心苟且。自今请以六十月迁转”（《元史·世祖纪四》）世祖是之。考课时间增加一倍中下级汉人官僚的政治待遇明显降低。 迁转体例的进一步更动当在至元十四年八月。这时候迁转对象扩大到随朝官、京官、地方官、匠官等各种职官系统对有关迁转的规定也作了进一步的调整和充实。这个规定的正式颁行或与其他相关规定一并构成一次大规模甄别在任官员的行动大约是在至元十七年三月；因此《元史·世祖本纪》在正月丙辰条下载：“立迁转官员法。凡无过者授见缺；物故及过犯者选人补之；满代者令还家以俟。” 至元十四年的《循行选法体例》其内容包括对于随朝官员、外任官员、随朝吏员、外路吏员、匠官的流转升迁规定凡五部分。凡随朝诸衙门官员三十个月为一考一考升一等。各行省、各道宣慰司当时属于中央的派出机1《元典章》卷八《吏部》二《职官荫子例》。《吏学指南》“世赏”条：“暴使谓给事于官者也。”1见《事林广记》别集卷一“职官新制”条。 构因而其官员的迁转同随朝衙门官。外任官员三周年为一考自从九品任上始或历三考或历两考方能升一等。自正五品升入四品除须历两考外还附加两考内须历上州尹一任或增加正五品一任的条件。正从四品不分内外任均通理八十个月与三品职事惟三品职非有司予夺。三品以上职不拘常调。上述外任官员迁转规定仅对汉、南人有效；达鲁花赤和回回官员可“另行定夺”不受此限。此外福建、两广、四川等省份当时视为“边远”、“烟瘴之地”。因而凡江西、陕西官员愿调川广等地者可予升一等的优待。诸管匠官属于杂职品官故自成系统止于管匠官内流转。每升一等也都要历两考或三考1。 至元十四年体例没有明确指出上都、大都等附廓路分的地方官是否被包括在“外任”官员中间。但从“大都总管府司吏、上都留守司吏”按“外路官吏”待遇来看他们恐怕被看作是“外任”官员的一部分。 这个升迁体例的最大特点从表面上看来似乎是重内任而轻外任。实际上外任中的蒙古、色目官员其升迁并不受上述制度的限制。真正受到压抑的乃是接受各种外任职务的汉人和南人。他们的升进度只有随朝诸衙门的蒙古、色目贵族和少数被视为亲信的汉族官僚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一2。 在职官迁转体例以及整个铨选制度的其他各个方面最受歧视的是所谓“南人”。属南宋版图的居民最后为蒙古所征服没有机会再跟随蒙古人一同去对别的地区从事大规模征服活动。于是依蒙古体例他们成为当时中国境内各地区居民中地位最低下的蒙古臣民。“若辽阳、甘肃、云南、女真、高丽举非九州之地西则巴蜀又出九千里外。今其人皆得与中原等。唯荆扬贡赋极饶文物极盛而朝廷鄙其人”3。因此元制“铨选优视中州人中州人遂布满中外夸耀于时。唯南人见扼于铨选。省部枢密、风纪显要之职悉置而不用仕者何寥寥焉”1。甚至在科举取士时也生因考官中有人反对将南人擢置左榜第一而终使当事人“以下第受屈名动京师”的事情2。在这种窘迫的情势下固然有人高蹈远引但也有大量的南人为求得一官半职四出运动。时人概括当时南来北往的游士谓：“南士志于名爵者率往求乎北北士志于文学者率来求南。”3在京师求仕的南人往往携带馈赠北人的腊鸡以至被北人称为“腊鸡”4。 1《元典章》卷八《吏部》二《循行选法体例》。 2参见牧野修二前引论文。 3陶安：《送金梅窗序》《陶学士集》卷十一。 1陶安：《送易生序》《陶学士集》卷十二。 2郑玉：《送王伯恂序》《师山集遗文》卷一。 3陶安：《送易生序》《陶学士集》卷十二。 4见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上《克谨篇》。 第三节俸禄元代的俸禄制度是在官制和财政税收制度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逐步创立的。官俸主要由俸钞和职田构成。和宋、金相比支俸项目已大为简化。大体上中央和行省、行台、宣慰司等官吏的收入全用俸钞支付这是前所未有的也是元代俸禄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5；府、州、县供职的官吏领取的是俸钱及职田的租入。 元代俸禄制度建立的过程元朝俸禄制度的建立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一、蒙古国时期；二、元朝前期的定制。 在第一阶段蒙古本部的官吏是没有俸禄的。一方面蒙古国家组织机构的行政职能还没有从浓重的军事色彩中分离出来蒙古国家也缺少一套完整的税收与分配制度；另一方面怯薛及千户、百户那颜能够不断从战争中掳掠大量财物、大量的私属人口这些也为那颜的生活提供保证。实际上蒙古人最初还没有俸禄的观念。正如徐霆所说的那样：“鞑人初未尝有除授及请俸；鞑主亦不晓官称之义为何也。”（《黑鞑事略》） 在蒙古国汉地统治机构中曾有部分官吏领取过俸禄。十路课税所（1231）及燕京行尚书省等机构建立后势必要给这些机构中无生活来源的官吏颁俸禄。根据现有资料早在太宗初年即令“课税所官二员支粮”1。史称耶律楚材“当国日久得禄分其亲族”（《元史·耶律楚材传》）。忽必烈潜邸里面受邀请或被推荐的藩邸旧臣也由忽必烈支给禄廪。不仅如此忽必烈在邢州、陕西、河南置安抚、宣抚、经略诸司也曾实施过包括俸禄在内的一系列政治措施。显然俸禄之制从太宗时开始即已零星地实行过。 到第二阶段世祖即位后俸禄制度才真正建立起来。《元史·食货志》载：“禄秩之制凡朝廷官中统元年定之。六部官二年定之。随路州县官是年十月定之。”中统三年初又命姚枢讲定条格定中外官俸。至元元年（1264）八月“诏新立条格省并州县定官吏员数分品从官职”。这项工作到至元三年已全部结束这年“十一月辛卯初给京、府、州、县司官吏俸及职田”（《元史·世祖纪三》）。同年“始颁将校俸钱以秩为差”（《元史·董文炳传》）。至元六年分县为上中下为三等。又定提刑按察司官吏之俸。至元七年增定军官、转运司官及经历以下吏员俸并规定：“运司依民官例于差内支给。”而对“投下保充路府州县官吏5元朝中后期由于通货膨胀加剧中央官吏的俸钱曾部分折支成米。 1《永乐大典》卷一九一四六《经世大典·站赤》。 其俸禄如王官。”（《元史·食货志三》）这样到至元七年内外官吏的俸禄已基本确定。 南宋灭亡后至元十五年定江南官吏俸禄、职田。至元二十年元政府给随朝吏员增俸百分之五十二十一年又按这个比例给“大官人每”增俸钱。在此基础上至元二十二年重定百官俸禄始于各品分上、中、下三等。视职事为差事大者依上例事小者依中例。至此俸禄制在新的基础上基本定型。 至元二十三年定江南诸路站官俸禄。桑哥执政时期给吐蕃官吏俸钱1。至元二十九年定各处儒学教授俸。这样元代俸禄制遂趋于完备。文官俸禄及其变化至元二十二年以前的百官俸钱数额没有完整的记载。据《秘书监志》保留的片断资料我们知道至元十年（1273）时秘书监（从三品）俸1oo两（中统钞下同）少监（正五品）75两令史17两典书、奏差1o两。《南台备要》记录了至元十四年南行台诸官吏俸钱数：御史大夫（从二品）2o8.33两令史、宣使2o两御史中丞（从三品）两架阁库管勾、侍御史（正五品）两译史、377..治书侍御史（从六品）55两令史、通事、知印3o两监察御史（正七品）5o两典吏、书吏12两都事（从七品）4o两库子8两按同品级比较至元十四年比十年有所增加。这主要是因中统钞贬值、物价上涨的缘故。至元十七年权停百官俸实施调整。至元十八年复颁中外官吏俸。由于小吏俸微物价上涨先对他们的生活构成威胁。至元二十年中书省提请给他们加俸奉旨议定：“省、院、台、部等衙门见勾当令史、蒙古必阇赤、通事、译史、知印、宣使、奏差、典史、祗侯人等俸给依准所拟自至元二十年七月为始先行支付。”俸钱的增幅为百分之五十；1而“各衙门官员元定见支各各俸例仍斟酌所掌事务繁简另行定拟。”2到至元二十一年六月宣布“增官吏俸以十分为率不及一锭者量增五分”3在给官吏调整俸禄的基础上至元二十二年元朝政府重新颁布百官俸禄其办法是“视职为差事大者依上例事小者依中例”兹将九品职官俸额制表如下（见下页俸额单位为中统钞两）。 1沈卫荣：《&1t;汉藏史集>所载桑哥传译注》《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9辑。1《秘书监志》卷二《俸秩》。 2《秘书监志》卷二《俸秩》。 3《元史》卷十三《世祖纪》十。 江南诸路站官的俸禄是至元二十三年确定的规定“于有根脚曾历仕入流北人内选取提领一员每月俸一十两”4。至元俸钱资品上中下俸钱资品上中下从一3oo25o正六7o65正二225215从六656o从二2oo185175正七6o55正三17516515o从七555o从三15o135125正八5o45正四1251151oo从八454o从四1oo959o正九4o35正五9o8o从九35从五8o7o三十一年江浙行省规定在鼠耗分例中撮一升以养赡仓官。至元二十四年江浙行省确定了各级教官的俸禄数额如下表：职名学粮(石/月)中统钞(两)路、府、州教授55书院山长、副教官、学正33学录22县学教谕1.51.5直学11儒学教谕21o至元二十九年正式定各地儒学教授俸其中“除江淮等处已有学粮去处不须支俸外”“各路每员月支一十二两散府每员支一十一两上州每员支一十一两中州每员支一十两”1。 在确定诸官俸禄的同时物价也在飞增长。桑哥为改变这种状况于至元二十四年行至元钞。此后物价腾飞虽基本平抑仍然持续增长。如至元二十八年上都米价比中统初上涨了二十倍。故赵孟頫说：“始造钞时以银为本虚实相权。分廿余年间轻重相去数十倍。”2赵氏之语虽为夸大之辞然较之米价知其不为虚妄。 物价上涨降低了官吏的生活水平对此至元二十八年忽必烈“谕中4《元典章》卷九《吏部》三《官制·站官》。 1《庙学典礼》卷四《教授俸例》。 2《松雪斋文集》卷《赵孟頫行状》。 书议增中外官吏俸”。同年十二月中书省臣又言：“中外官吏俸少似宜量添可令江南依宋时诸名征赋尽增之。”（《元史·世祖纪四》）但未见实施。成宗即位后罄世祖所储大加赏赐直接引起了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如大德三年河北道官定粟价比中统初上涨了五点七至八点九倍张孔孙、杨桓、何玮、阎复等人纷纷上书要求给官吏增加俸禄。于是从大德三年开始给小吏添给俸米其中“廉访司、转运司司吏、通译史俸钞依旧例支给每月添米一石。典差、典史验俸依例给米。总管府司吏、通译史、下州吏目拟支月俸中统钞八两、米六斗。散府诸州司吏、县典史月俸中统钞七两、米七斗。诸县录事司、巡检司司吏月俸中统钞六两、米六斗。仰各处官吏自大德三年（1299）正月为始按月依例支给。各路司、县司、狱典俸米与亲民司县司吏同”3。 从大德六年开始政府又希图以增钞币的办法来弥补财政上的亏空于是从大德七年起物价在元贞、大德初的基础上迅上涨。即便是折钞支给俸米的优惠价格也达到了每石二十五两为中统初期的十二点五倍。在米价较低的山东章丘县每石米的价格也比至元十九年上涨了一点九至二点一倍。物价在飞涨但绝大部分官吏的俸禄并没有增加他们靠日益贬值的俸钞实在难以维持生计。因此大德七年三月元廷才不得不增加官吏的俸禄规定“内外官吏俸一十两以下人员依大德三年添支小吏俸米例一两给米一斗；十两以上至二十五两每员支米一石；余上之数每俸一两为米一升扣算给付上都、大同、隆兴、甘肃各省不系产米去处每员拟支中统钞二十五两价贱者从实开坐各各分例”1。官吏月俸三锭以上的不给俸米。至大元年（13o8）十一月元廷宣布“增官吏俸以至元钞依中统钞数给之止其禄米”（《元史·武宗纪一》）。从至大三年正月开始元廷在汰冗官、省俸金的同时肯定至大元年颁布的俸禄政策将官吏俸钞改支至元钞（按：至元钞一两等于中统钞五两）并采纳郑介夫的建议将职田拘收入官。其具体办法是：“随朝衙门官员并军官每如今见请的俸钱内减了加五改换与至元钞住支俸米。外任有职田的官员三品的每年与禄米一百石四品的六十石五品的五十石六品的四十五石七品以下的四十石俸钱改支至元钞将职田拘收入官；又外任宣使、军官、杂职等官俸钱十分中减去七分余上七分改支至元钞两；随朝衙门、行省、宣慰司的吏员俸钱减去加五其余钞数与至元钞十两以下每月与俸米五斗；外任行的小吏每的俸钱依数改作至元钞俸米依旧与。”1由于“拘田支米”之制损害了外任民职官吏的利益遭到了诸臣的强烈反对仁宗即位之初即诏“外任职官公田俸钞并复旧制”。皇庆二年3《元典章》卷十五《户部》一《禄廪》。 1《秘书监志》卷二《禄秩》。 1《秘书监志》卷二《禄秩》。 重申了这一原则并加以补充规定“合得职田官员全无职田的改支至元钞；宣慰司、军官、杂职并诸司吏员人等自文字到日依先例改支至元钞”2。 废除“拘田支米”之制稳定了有职田官员的经济收入；但在俸钞不断贬值的情形下完全以俸钱为生的官员他们的生活就变得日益窘迫了。对此元朝政府不得不给这批官吏一部分实物俸即米粟以减轻通货膨胀对他们的冲击延祐三年规定：“外官无职田者量给麦粟。”（《元史·食货志四》）延祐七年“又命随朝官吏俸以十分为率给米三分”（《元史·食货志四》）。观《秘书监志》对秘书监官员俸禄的记载可知除奏差、典书、祗候俸钱太少无法折粟外其他官吏皆以十分之三的比率折了俸。 从至治元年到后至元二年官吏的俸禄没有变化。《元史·食货志》所载“内外官俸数”反映至顺年间的俸额其实就是延祐七年时在至大三年所定俸额基础上三分（3o％）折俸支米的俸数。后至元元年因“官吏并勾当里行的人每日月俸米不敷”遂令守朝衙门官吏“人等合得俸米每石折钞十五两将减了的价钱米钞相并支付”3。至此官吏折米之俸已上升至百分之三十七左右。在对朝内官吏折俸支米后政府于至正元年开始给行省、行台、宣慰司等无职田官吏添给俸米规定“一品者十石二品者八石三品者六石四品五品者四石六品以下二石于在官粮内支给；无粮去处每石折中统钞二十五贯”1。至正二十三年朱元璋攻占金陵后海运完全停止北方米价急骤上升。在山东莒城至正十八年大饥斗米值金一斤。至正十九年京师大饥米每石值银六百余两。至正末年京师料钞十锭易斗粟不可得。其时官吏除很少的一点俸米外俸钞如同废纸。随着元朝的灭亡元代的俸禄制也土崩瓦解了。 军官俸禄元朝的军队分宿卫和镇戍军两大系统。但按支取廪禄的类型来分则是宿卫中的怯薛为一系统其余的为一系统。 怯薛的支俸体系是独立于中原俸禄制以外的一个系统。因为它没有品秩所以不依品支俸。从成吉思汗时代到至元中期怯薛都保持着自行给养的旧例。从至元十八年八月始政府“给怯薛丹粮拘其所占田为屯田”。不过这只是一种临时措施到至元二十九年才“命宿卫受月廪宣徽院仍领之”（《元史·世祖纪十四》）。 大德七年元廷针对怯薛冗滥的情况汰除了滥请钱粮者规定父子兄2《元典章》卷十五《户部》一《禄廪》。 3《秘书监志》卷二《禄秩》。 1《永乐大典》卷二六o九《宪台通纪续集》页6。 弟世代相袭者才可给之。延祐二年政府正式定立宿卫支粮例。 此外怯薛还可得到各种名目的赏赐还有岁赐（例钱）及一定数量的草料、刍豆。 侍卫亲军及镇戍军官的廪禄是按等级或品级支付的。它的展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1）蒙古国时期到中统年间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军官皆无俸禄。（2）从至元三年到至元二十二年诸军官的俸禄由士兵力役及政府颁给的俸钱或肉、麦、米、酒等实物构成（军官领取分例到至元十七年停止）。 据《元史》记载至元三年董文炳与忽必烈密谋时曾说过：“‘将校素无俸给连年用兵至有身为大校出无马乘者。臣即所部千户私役兵四人百户二人听其雇役稍食其力。’帝皆从之始颁将校俸钱以秩为差。”（《元史·董文炳传》）这是汉军军官支使力役和取得俸钱的最早记载。李璮乱后忽必烈罢世侯行迁转对军队进行整顿。至元七年定军官等级万户、总管、千户、百户、总把以所统军士为差。同年秋七月初给军官俸。俸钱数不详。尽管军官已有俸钱但他们依然索要分例其中“万户羊肉三十斤麦三十斤、米三十斤、酒三十斤。千户减半。百户比千户减半”1。至至元十七年元朝政府方规定：“军官有俸休应副饮食。”2除俸钱和分例外蒙古军、汉军军官支使士兵在至元三年后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以致元朝廷不得不对此加以限制规定诸军官役使军人万户八名；镇抚、千户四名；弹压两名。多使者要受停俸停职的处罚3。 对于新附军军官虽在至元十一年曾定新附军官品级但到至元十二年“用兵日本倭国而军民之官廪禄未有定制”。至元十五年定江南官吏俸禄但新附军军官之俸或未定或未实行。于是至元十八年十一月元政府给扬州新附军将校钞人二锭1。显然至少到至元十八年对新附军将官无一完整的支俸制度。 至元二十一年元廷确定了汉军军官品级。至元二十二年重定百官俸上、中、下万户府军官的俸钱与上、下路、散府同品级的俸钱相同。上、中、下千户所军官的俸钱分别与上、中、下州的同品官吏的俸钱同。此外军官可支使一定数量的士兵军户之田四顷之内可以免税。 桑哥执政时为紧缩开支尝征军官俸。继大德七年给内外官吏依例添支俸米后大德八年政府依例给诸翼军官支俸米。至大三年又添军官俸其中在朝军官按减去加五的办法将中统改支至元钞等于增俸之三点三倍；外任军官将相当于原来的七成改支至元钞等于增俸之三点五倍。皇庆二1《元典章》卷十五《户部》一《禄廪·杂例》。 2《元典章》卷十五《户部》一《禄廪·杂例》。 3《元史》卷一o三《刑法志》二；《元典章》卷三四《兵部·占使》。1《元史》卷十一《世祖纪》七。 年仁宗又重申了这一政策。随朝军官可能在延祐七年依俸折米。其后直至元朝末年都没有变化。 职田北方外任民职官吏的职田是至元三年确定的具体数额还难以肯定。至迟在至元二十一年北方官吏的职田已如下表所示。由于至元三年至至元二十一年俸禄的调整从未提职田问题因此似乎可以认为该表中反映的数额大多数在至元三年即已确定。江南地方官职田定于至元二十一年。当年中书省据省南北外官吏职田表（顷） 官职达鲁花赤总管知府州尹知州同知治中判官推官经历知事案牍上路1616865441.71下路1414744411散府121264上州1o1o1o5中州884下州664警巡院5543官职达鲁花赤县尹县丞主簿县尉簿尉录事录判巡检上县44222中县44222下县442录事司332按察使副使佥事按察司1686(至元十四年定)(注：表示至元三年未定者“—”表示至元三年定而至元二十一年时不见记载者。)咨定议：“官员职田江淮闽广地土不同合依中原迁转官例每俸钞五贯给公田一顷。都省议得比及通行定夺以来比附腹里官吏职田体例于无违碍系官荒闲地内减半拨付。”1据《至顺镇江志》所载镇江府官吏至顺年间职田数可知官吏实得职田与上述规定基本接近并且南北官吏职田除至大二年“拘田支米”旋即恢复外其数额到元末都没有变化。由于元代钞币贬值情况十分严重职田租入成为地方官相对稳定的收入。 1《通制条格》卷十三《禄令》。 第九章军事制度按照元代人的说法“国朝大事曰征伐曰蒐狩曰宴饗三者而已”1。征伐离不开军队。蒙古建国初期制度简朴但军事决策和号令传达效率很高军事组织系统较为严密。忽必烈即位后“效行汉法”对军事组织进行调整达到了强化中央集权、适应统治全国需要的目的同时保留了游牧民族军事组织的基本特征。由忽必烈确定的军事体制基本上被后人承袭沿用到元朝末年。 1王恽：《大元故关西军储大使吕公神道碑铭》《秋涧集》卷五七。 第一节军队蒙古军蒙古国时期的军队主要分成蒙古军和汉军两大类。 蒙古军以草原各部的蒙古人为主体“其法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无众寡尽料为军”按十进制编组成十户、百户、千户“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2。千户是基本军事单位。十五岁以下的儿童被编组成“渐丁军”蒙古语称为“怯困都”军作为蒙古军的后备力量。在战争中6续被蒙古统治者招降和掳掠来的哈剌鲁、钦察、唐兀、阿、康里、畏兀儿、回回、阿儿浑等族人中的丁壮亦有不少“隶蒙古军籍”（《元史·也蒲甘卜传》）被编入蒙古军之中。 蒙古军平时分布在草原上驻牧战时临时招集。随着战争的展统治者需要一支蒙古军队长期留守被征服地区于是从蒙古各部中“签”了部分士兵组成专门用于镇戍的探马赤军。探马赤军官兵被派出去镇戍后仍与蒙古本部保持密切联系所以从体制上来说依然属于蒙古军系统。 为有效地控制刚刚统一起来的蒙古各部和确保蒙古汗廷的安全成吉思汗从蒙古各部中征调了一万名精锐士兵作为大汗的常备护卫军称为“怯薛”。怯薛由宿卫千户、箭筒士千户和散班八千户组成负责护卫大汗并操持汗廷的日常事务。怯薛分为四班每班由功臣博尔忽、博尔术、木华黎、赤老温或其后人充任怯薛长率领“怯薛歹”（护卫士）宿卫汗廷三日一换称为“四怯薛番直宿卫”。在战争中怯薛则是全军的中坚力量被称之为“也客豁勒”（大中军）。 汉军汉军是依附于蒙古政权的中原诸军的总称包括金朝降蒙的各种军队、中原各地的地方武装和早期降蒙的南宋军队。窝阔台即位后在中原民户中大规模签士兵补充汉军兵员于是有了“旧军”与“新军”的区别。旧军主要指降蒙的金军和地方武装新军当指从中原签的士兵。 汉军的编制最初比较混乱。太宗元年（1229）“置三万户、三十六千户以总天下兵”1将蒙古军的编制和官称用于汉军系统。各汉军万户统军人2《经世大典序录·军制》《元文类》卷四一。 1《元史》卷一六六《石扶狗狗传》。关于汉军万户的设置情况详见唐长孺、李涵：《金元之际汉地七万户》《文史》第11辑；黄时鉴：《关于汉军万户设置的若干问题》《元史论丛》第2辑；王颋：《蒙古国汉军万户问题管见》《元史论丛》第4辑。 数不等“大者五、六万小者不下二、三万”2。在蒙古统治者进行的战争中汉军也挥了重要的作用。 忽必烈即位后蒙古政权的统治重心由漠北草原移到了中原汉地。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忽必烈对军队组织体制进行改革逐步建成中央宿卫军队和地方镇戍军队两大系统确定了元军的编制和隶属关系。 侍卫亲军朝廷宿卫军队由原有的怯薛和新建的侍卫亲军组成。 忽必烈承袭了蒙古前四汗时期的怯薛宿卫制度四怯薛长仍主要由几位功臣的后裔担任。由于怯薛歹享有优厚的政治和生活待遇不少人想方设法“投充”怯薛歹使得怯薛歹的数量很快过了原来额定的一万人界限朝廷不得不经常下诏“沙汰”宿卫士先是把汉人、南人清除出怯薛但收效不大。文宗至顺三年（1332）将一万五千人宿卫士减至一万三千六百人实际上是对怯薛歹额的确认。 侍卫亲军组织始建于中统元年（126o）是忽必烈仿照中原王朝禁军制度组建的中央军队。第一个卫军组织沿承金制称为武卫军兵员三万人左右士兵来源于中原各汉军万户属下的军队。至元元年（1264）武卫军改名为侍卫亲军分成左、右两翼。至元八年左、右翼侍卫亲军改建为左、右、中三卫。至元十六年以后在侍卫亲军中按照不同的民族分类。原有的三卫军扩充成前、后、左、右、中五卫以汉军为主体称之为汉人卫军；后又6续增设了武卫（1289）、虎贲卫（1297）、大同侍卫（13o8后改为忠翊卫）、海口侍卫（13o9）等汉人卫军。同时将原来隶于蒙古军籍的色目“诸国人之勇悍者聚为亲军宿卫”（《经世大典序录·军制》）先后设立了唐兀卫（1281）、钦察卫（12861322年分为左、右两卫）、贵赤卫（1287）、西域卫（1295）、康里卫（13o8年设1311年撤罢）、左右阿卫（13o9）、隆镇卫（1312）、龙翊卫（1328）、斡罗思卫（1331）、威武阿卫（1333）等机构重编色目卫军。部分蒙古探马赤军也被编入侍卫亲军先后设立了蒙古侍卫（128o年13o3年分为左、右两翊）、宗仁卫（1322）等蒙古卫军机构。此外还设立了直接隶属于东宫或后宫的左都威卫（1279年始设东宫侍卫军1294年改为隆福宫左都威卫）、右都威卫（1285年设东宫蒙古侍卫1294年改为隆福宫右都威卫）、左卫率府（13o9年设卫率府1319年改左卫率府）、右卫率府（1319）等卫军。到元朝后期侍卫亲军的总人数在二十万至三十万之间其中汉人士兵约占三分之二。 元朝统治者组建的侍卫亲军使用了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根据军事或者政治的需要由朝廷下令在指定军队内选调精锐士兵集中到京城编2郝经：《与宋论本朝兵乱书》《陵川文集》卷三八。 组成侍卫亲军；这里面也包括从原有的卫军组织中分编出新卫的建置。汉人卫军和蒙古卫军的编组多采用此种方式。另一种是皇帝授权给某个有功之臣由他来征集同族人或同类人编组成新的卫军；色目卫军的组建多采用这种方式。前一种方式显然是受到中原传统军事制度的影响在中原立国的王朝大多从地方选军入卫京师。后一种方式则是受到早期蒙古军事制度的影响用编组蒙古千户的形式编组侍卫亲军有功之臣可以自己征集下属并实施管理。 怯薛和侍卫亲军虽然都是中央宿卫军队但在职能上有明确分工。怯薛负责皇帝的安全掌管宫城和斡耳朵（宫帐）的防卫一般不外出作战。侍工亲军则既要负责元朝两个都城大都和上都的安全以及“腹里”地区的屯守又是朝廷用以“居重驭轻”的常备精锐部队随时可以派出去作战。隶属关系上二者亦不相同。怯薛由怯薛长掌管直接听命于皇帝。侍卫亲军由各卫都指挥使司掌管除东宫、后宫卫军外均隶属于专掌军政的枢密院之下。兵员征集上的差异也很明显。怯薛成员主要来自蒙古各部侍卫亲军士兵则不仅来自中原、江南的汉军、探马赤军和新附军（南宋降军）原来附籍在蒙古军中的色目人和流亡的蒙古子女等亦是重要来源。按照元廷的规定充当侍卫亲军的必须是精锐士兵因此侍卫亲军成为元军的中坚力量取代了蒙古国时期怯薛作为全军“大中军”的军事地位。 元朝的地方镇戍军队由驻牧在草原上的蒙古军和分驻各地镇守的探马赤军、汉军、新附军等构成。 蒙古军一般不出戍草原以外的地区仍然保持着有战事传檄集合、平时散归牧养的状态。千户组织还是蒙古军的基本组织形式。在元廷与东北、西北蒙古叛王的斗争中北疆的蒙古军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探马赤军在中原等地区戍守的探马赤军在结束对南宋的战争之后被收聚到山东、河南、陕西、四川等要地屯驻并先后建立了山东河北蒙古军都万户府（1284）、河南淮北蒙古军都万户府（1287）、四川蒙古军都万户府（1289）和陕西蒙古军都万户府（1298）等机构分别置司于濮州（今山东郓城北）、洛阳、成都和凤翔专门管理探马赤军。 探马赤军人有了固定驻地后家属6续从草原牧区迁到中原农区逐渐与蒙古本部脱离关系。如哈剌鲁人伯颜“宋平天下始偃兵弗服乃土著隶山东河北蒙古军籍分赐刍牧在为编民遂家濮阳县南之月城村”。因为是举家南迁定居时间长久后游猎生活习俗逐渐改变“时北方之初至犹以射猎为俗后渐知耕垦播殖如华人”。这样的情况在当时应很普遍1。1详见陈高华：《读伯颜宗道传》《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o辑。探马赤军人的后代都隶于军籍儿童被编为“渐丁军”有时称“小厮蒙古军”（《元史·兵志二》）。除了在朝廷指定的山东、河南、四川、陕西地区屯驻外探马赤军还经常被签出征和分番镇戍江南、云南乃至西北地区。 新附军南宋灭亡之际大批宋军降元被元人称之为新附军或新附汉军、南军等。新附军内名号繁杂但都不是宋军原来的番号而是元人因军队士兵所具不同特点而起的名称如原来在南宋领取口券的军人被称为“券军”（又有生券军和熟券军的区分）；在手臂或手背上刺字的宋军被称为“手号军”或手记军、涅手军等；在江南地区召集贩卖私盐的盐徒为军称为“盐军”等等。当时有人说元廷得宋降军“兵卒百万”1显然有所夸大因为南宋末年隶于兵籍的只有七十余万人大部分被元军消灭或击溃。估计当时新附军的数量在二十万人上下其中手号军人有八万三千六百人盐军六千余人选入侍卫亲军的精锐南军士兵二万人。 自招到大批新附军人后元朝统治者即着手将其原有的组织系统打散分编到元军的中央侍卫亲军（主要是汉人卫军）和地方镇戍军队之中；或以蒙古、汉人、南人军官相参建立新的军府管领新附军人。每当有战事生总是先调各军中的新附军人出征不参战的新军人则要从事屯田和工役造作。经过多年的战争消耗和自然减员新附军数量日益减少。到了元朝后期新附军的名称亦很少有人提起数量可观的新附军被元廷的各种军事组织和纷繁战事“消化”掉了。 原来在江北立足的汉军宋亡之后大多南下分驻江南各地屯驻并6续建立万户府、元帅府等统军机构管领驻军。杭州、扬州、建康、镇江等地是过去南宋统治的中心地带自然成为驻戍元军的重点防守地区往往建置数个万户府于一地如杭州设四万户府扬州、建康、镇江设七万户府等。其他重要城市及边远地区亦多有万户府等设置。万户府的名称往往不是该府的屯驻地点而是属下军人的户籍所在地。如保定万户府先后驻军于南康、建康、武昌颍州万户府守杭州等等。江浙、湖广、江西、四川、陕西、甘肃等行省之下均设有十几个乃至几十个万户府、元帅府属下军队以汉军为主体参入新附军人和部分色目军人。有的军府民族成分比较单纯如庐州万户府“一军皆夏人”即唐兀人1。 其他军事组织1胡祗遹：《效忠堂记》《紫山大全集》卷十一。 1余阙：《送归彦温赴河西廉使序》《青阳集》卷四。 在地方镇戍军队中还包括“乡兵”一类的军事组织主要由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人组成。辽东有高丽军和女直军由依附元廷的高丽人和金朝灭亡后留在辽东的女直遗民编成。云南有寸白军又称爨僰军由云南土著民族爨人和白人组成。湖广有土军、黎兵、洞兵、徭兵等由今黎族、壮族、瑶族等民族的先民组成。福建有畲军由畲民组成。吐蕃地区的藏人编成吐蕃军。这些军队或由所在地区的万户府、元帅府兼管或设立专门的万户府、千户所等隶于宣慰司都元帅府之下。 元代军队的部署凸显出忽必烈等人的谋虑表现了内外相维、层层控扼的特征。大都、上都和“腹里”地区驻扎中央宿卫军队作为军事控制的核心。北面草原上的蒙古军和驻守在黄河南北、陕川要地的探马赤军合成一圈藩护中央的防线。在江南地区及沿边地区戍守的汉军及“乡兵”等则形成一道更大的防线。一旦生战争不但当地军队参战邻省军队和探马赤军等都可迅调来；如需要的话侍卫亲军亦可出征。探马赤军监视各行省的汉军等又有侍卫亲军作为后盾形成一套较严密的镇戍体系。 蒙古建国初期没有兵种的区别军队全为骑兵。招降到汉军之后有了步兵不久又将制造和使用攻城炮具的工匠、军人集中起来称为炮军或炮手军；各军中擅长水战的人也被编组在一起组成水军或水手军。入元之后炮军和水军受到高度重视尤其是水军的训练和扩编被纳入军队展计划之内并在灭宋战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除了在一些万户府中配备炮军和水军外元廷还设立了炮水手元帅府、炮手军匠万户府、水军万户府、水军元帅府等专门机构。这些机构和军队大多属于地方镇戍军队系统。调入都城的炮手工匠等则大多隶属于军器监（后改武备寺）。 上述各种军队都是元代的正式军队。此外还有一种“应募而集”“不给粮饷不入帐籍俾为游兵助声势掳掠以为利”的军队蒙古人称为“答剌罕军”汉人称之为“乾讨虏军”实际上是一种“无籍军”1。其成员多为“无赖侥幸之徒”拢民尤甚2朝廷曾多次下令收编与禁罢这种军队但到元朝末年还可见到它的踪迹。 元代军队的总数在文献资料中没有留下明确的记载这与蒙古统治者“以兵籍系军机重务汉人不阅其数虽枢密近臣职专军旅者惟长官一、二人知之”的制度有关“故有国百年而内外兵数之多寡人莫有知之者”（《元史·兵志一》）。 1魏初：《奏议》“至元九年二月十九日”《青崖集》卷四；《元史》卷七《世祖纪》四；《经世大典序录·军制》。 2姚燧：《平章政事忙兀公神道碑》《元文类》卷五九。 第二节军事指挥成吉思汗建国之后确定了蒙古军队的指挥系统。蒙古军队“自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各有长”（《黑鞑事略》）。十夫长又称为“牌子头”蒙古语作“阿儿班那颜”（“那颜”意为“官人”）百户长称为“札温那颜”千户长为“敏罕那颜”万户长为“土绵那颜”。有时还设五十户长称为“塔宾那颜”。由于千户是蒙古军队的基本军事单位所以千户除一些分赐给蒙古宗王（成吉思汗黄金家族成员）外都分编在蒙古左、右两翼军内。左、右两翼军各设万户长一名掌管本翼各千户的军队。在出征作战时蒙古大汗亲征宗王、万户长、千户长等听从大汗的直接指挥。受命指挥军队作战的蒙古宗王有权节制参战的其他宗王和各千户长官万户长和千户长则节制下级军官。 汉军的指挥系统初期比较混乱。成吉思汗西征时授命左翼蒙古军万户长木华黎统管中原汉军但部分汉军实际上听命于东道蒙古宗王（成吉思汗诸弟）。汉军军官或称都元帅、元帅或称节度使、留守、兵马都提控等。窝阔台汗即位后划一汉军编制按万户、千户、百户、牌子头授受汉军军官官职。在汉军万户之上设立统军都元帅多由探马赤军将领担任。都元帅掌管镇戍中原的探马赤军节制各汉军万户统一指挥前线作战。蒙古大军出征都元帅要督率属下军队参战接受大汗指定的宗王、万户长、千户长等前线指挥官的调遣。忽必烈即位之后为加强中央集权改变了蒙古国时期蒙古军分为两翼由万户长而下一统到底和都元帅节制汉军的指挥体制在中央设立枢密院作为掌管全政的最高机构地方统军机构几经变化后也基本趋于稳定形成了一整套制度。 枢密院设立于中统四年（1263）五月。按照忽必烈的规定全队均由枢密院节制“凡宫禁宿卫、边庭军翼、征讨戍守、简阅差遣、举功转官、节制调度无不由之”（《元史·百官志二》）。全国统一之后枢密院的职能更为明确大致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1.筹划军事部署。建立全事镇戍体系布置和调整各地戍军设置地方军府调集军队抵御蒙古叛王的攻扰镇压各地人民的反抗和动对外战争是枢密院议决军政的主要内容。 2.管理军队。自元军分为宿卫和镇戍两大系统后宿卫组织中的侍卫亲军各卫和掌管探马赤军的蒙古军都万户府由枢密院直接管领。其他镇戍军队各有军府所掌管均由枢密院节制、调动。全籍归枢密院掌管枢密院隔一定时间就要派官到各地查阅军籍检视各军。枢密院还负责对伤病贫乏军人的治疗抚恤和制定军事法令约束军队。 3.铨选武官。军官的选任、升迁、袭职、俸禄、赏罚等都由枢密院负责制定有关规定和具体实施。 4.军队的后勤保障。主要是措置军队屯田和制造、管理、调运武器装备为边防戍军提供粮饷、衣装。军队的通讯、马政等由中书省兵部负责不归枢密院掌管。 枢密院初设时只置枢密使、副使、佥书枢密院事等职。枢密使由太子兼领副使二员一为蒙古人一为汉人。太子兼枢密使为名义最高长官并不参决军务实际处理军务的是枢密副使。至元七年（127o）在副使上增置同知枢密院事一员作为枢密院的实际最高长官。至元二十六年（1289）又在同知枢密院事上设知枢密院事（知院）。此后皇太子兼枢密使太子位缺时枢密使为虚衔知院为枢密院实际最高长官下设同知、副使、佥院、同佥等职成为一朝定制。知院原设一员后来不断增加多时达十余员少时也有六员。知院大多由蒙古人充任少数色目人可以跻身其列。同知也基本由蒙古人、色目人包揽副使以下才参用汉人。枢密院主要官员由皇帝亲自择用属官由枢密院自身选择奏举依旨任用。 枢密院向皇帝奏报军情要务一般情况下不经过中书省。重大的军事决策皇帝要召集中书省和御史台等中枢机构官员与枢密院官一同商议。枢密院内的公文传递大多由枢密副使以下的官员负责受御史台官员监督检劾。皇帝夏季赴上都避暑枢密院官员大多从行只留副使或佥院一二员于大都暂司本院事。重要的公文和军情奏报都要转送上都由跟随皇帝的院官处理。 为了保证蒙古各部分驻的漠北草原的军政统一元廷常年以一员知院出镇漠北就地处理军务。有时在西北地区也派知院出镇。 忽必烈设立枢密院后在蒙古军的指挥系统中取消了左、右翼万户长蒙古军诸千户直接由枢密院节制调遣。蒙古国时期分封的蒙古宗王都拥有直属蒙古千户和封地。忽必烈改变了这种做法将自己的几个儿子分派到漠北、陕西、云南、吐蕃等地作为出镇宗王不再封给他们蒙古千户和封地只授以宗王节制当地军队的权力战时作为军队的最高指挥官。出镇漠北的宗王地位在出镇他处的宗王之上。后来宗王出镇成为制度其主要权限是镇戍征伐、监督军政而赋税军站等事务则皆由当地行省官员执掌也就是所谓的“镇之以亲王使重臣治其事”。出镇宗王由皇帝指派部分世袭罔替部分临时指派。 为控制汉军和统一指挥军队对宋作战忽必烈先将统管探马赤军和汉军的都元帅改为统军司不久又将统军司改为行枢密院或行中书省。统军司乃至行院、行省的官员都由皇帝任命具有指挥作战、调配军需物品、措置屯田戍守等权力。 全国统一之后行枢密院相继撤罢在全国分设河南江北、江浙、湖广、江西、四川、云南、陕西、甘肃、辽阳、岭北十个行省。各行省所设平章二员兼管军事总督本省军马。行省平章一般以蒙古人充任间或择用色目人汉人不得任职。行省内的镇守军万户府、元帅府等都是行省的下属军府。在远离行省中心的地区或少数民族聚居区设立宣慰司“掌军民之务分道以总郡县。行省有政令则布于下郡县有请则为达于行省。有边陲军旅之事则兼都元帅府”（《元史·兵志七》）。宣慰司都元帅府下一般设有固定军府掌管部分军队。各行省的军队调需经枢密院批准传旨。行省内的镇戍和屯田也要由行省官员和枢密院协商确定。 当某一地区生战乱先由枢密院传旨所在行省平章调派军队镇压如不奏效则传命附近行省军会剿。有时也在战事颇繁的地区设立行枢密院临时提调从各省调来的军队战事平复后则撤销。 元朝末年为镇压农民起义在地方设立枢密分院、兵马司等机构在中央设大抚军司都是一时的应急措施元廷中央枢密院主管全务、各行省平章掌管地方军政、行枢密院作为临时性军事指挥机构的机制基本没有改变。 第三节兵役制度元朝实行征兵制的兵役制度但其方式则因民族不同而略有区别对蒙古各部采用成年男子皆兵的办法征集士兵其他民族实行军户制度。 蒙古各部十五岁至七十岁的成年男子不分贵贱和家庭人口数量都有服兵役的义务。成年男子平时从事牧业生产或其他工作一旦战争需要或者“空营帐而出”全体出征；或者“十人抽一”、“十人抽二”抽调部分人出征。忽必烈在至元四年（1267）正月对抽调蒙古军作了更明确的规定：“签蒙古军每户二丁、三丁者一人四丁、五丁者二人六丁、七丁者三人。”（《元史·兵志一》）元廷依然保留了签渐丁军出征的做法并在至元十九年（1282）十月有了更明确的规定：“签渐丁军士遵旧制家止一丁者不作数凡二丁至五丁六丁之家止存一人余皆充军。”（《元史·兵志一》） 探马赤军是从蒙古各部中签出来的并定立了专门的军籍。中统三年（1262）三月有人向忽必烈奏报：“在昔太祖皇帝所集按察儿、孛罗、窟里台、孛罗海拔都、阔阔不花五部探马赤军金亡之后散居牧地多有入民籍者。国家土宇未一宜加招集以备驱策。”忽必烈特派人与诸路官员协同招集探马赤军人并规定“若壬寅（1242）、甲寅（1254）两次签定军已入籍册者令随各万户依旧出征；其或未尝为军及蒙古、汉人民户内作数者悉签为军”1。入军籍的人户就成为军户。至元八年（1271）又核定了一次探马赤军的军籍探马赤军户（或称蒙古军户）乃成为元代军户之一种。 蒙古统治者在中原汉人民户中签的士兵也都定立了军籍。宪宗二年（壬子1252）“签诸路军籍”所编军籍称为“壬子籍”2。宪宗四年“初籍新军”至第二年完成所定军籍称为“乙卯年（1255）军籍”3。以后又有“己未年（1259）查定军册”、“至元八年（1271）军籍”和“至元十一年（1274）军籍”4。列名汉军军籍的人户就是汉军军户。 世祖至元二十年（1283）二月“命各处行枢密院造新附军籍册”。这一工作历时数年才完成所以新附军的军籍均以至元二十七年（129o）为准列名军籍的人户就是新附军户。 凡被定入军籍的人按照政府的规定不得改为其他户计也就是所谓“天下既平尝为军者定入尺籍伍府不可更易”5。 1《元史》卷一六六《石高山传》卷九八《兵志》一。 2《元史》卷一三四《阔阔传》《通制条格》卷二《户令·户例》。 3《元史》卷一四七《史天倪传》《元典章》卷十七《户部》三《逃亡》。4《经世大典序录·军制》。 5《经世大典序录·军制》。 汉军军户的签是以民户的财产和劳动力状况为依据的。元代民户分为上、中、下三级九等军户一般来源于中户。各军户的财力和丁口情况毕竟会有很大差别针对部分军户无丁或无力服兵役的状况政府很快推行了正贴户制度。依据军户的不同情况可以二、三户或四、五户合出军一名出人当兵的户就是正军户又称“军头”；其他各户出钱资助称为贴军户。正、贴军户由政府指定不能随意改变。如果正军户缺乏可以当兵的合适人丁由有丁的贴军户顶替正军户改为出钱资助。一旦正军户中有了合适的人丁便要继续出军1。 探马赤军户和新附军户不实行几户合出一军的制度。某些探马赤军户原来拥有“驱口”（奴隶）。驱口释放为民之后按照政府的规定即成为旧主人的贴户出钱资助出军。新附军户均没有贴户。 军户世世代代都要服兵役不能改变。军人如果在出征或出戍时逃亡要到原籍勾取他的兄弟子侄来顶替。探马赤军户以“军驱”（奴隶）代服兵役为政府所明令禁止。所有服兵役的人都要以“正身”（本人）应役不能逃避或“雇觅”他人代役。 如果军人在阵前战死本户军役可以“存恤”一年病死者“存恤”半年到期继续出人服兵役。在战争期间军人没有假期。战争结束后出征军人通常可以放还“存恤”一年或数年。元廷还采取了“番直”或“更戍”（轮流休假）的方法给军户以“作养物力”的机会。世祖时规定侍卫亲军以“十人为率七人三人分为二番：十月放七人者还正月复役；正月放三人者还四月复役更休息之”（《元史·世祖纪十》）。文宗至顺二年（1331）二月做了一点改动“命番休各卫汉军十之二以三月一日放还”（《元史·文宗纪四》）。地方镇戍军大多“岁一更代”一年轮换一次但边远地区往来不便更代时间往往长得多二三年甚至六年才能休假一次1。 探马赤军人的军需装备主要由军户自备不足部分由政府补给。汉军士兵的冬、夏军装和武器由政府给并按月放口粮每人米五斗盐一斤。服装的不足部分、其他装备和开支由本军户和贴户凑齐定期送到军中称为“封椿”（或“封装”）钱。新附军人的装备全由政府供给口粮每月米六斗（比汉军高一斗）、盐一斤家属每月每人支粮四斗。 作为军户承担兵役的补偿政府在赋役方面对军户实行豁免和优待。元代百姓的赋役负担主要有税粮、科差、杂泛差役、和雇和买四项。汉军军户和探马赤军户从事农耕者免缴四顷地的十二石税粮；新附军户有土地的因国家已供给军人装备和口粮所以要按亩纳税。从事牧业的探马赤军户比一般牧民的“抽分羊马”（向政府缴纳一定数额的羊马）稍轻一些。1详见陈高华：《论元代的军户》《元史论丛》第1辑。 1《元史》卷九九《兵志》二。 一般牧民的畜群一百口即抽缴一口不到一百口的则满三十口即抽分一口。军户不到百口免抽。和雇和买探马赤军户不承担其他军户区别对待富有者承担贫困者可免。科差与杂泛差役军户均予豁免。 忽必烈即位后实行军民分治政策。原来的汉军奥鲁均从汉军万户的管辖下分出来先在各路设专职官员管理不久即规定各路、府、州、县的管民官兼领奥鲁。探马赤军中的奥鲁官仍负责管理军户事宜。建立蒙古军都万户府后各万户府之内专设奥鲁总管府千户所下设奥鲁官。元朝中期总管府与奥鲁官先后撤罢由都万户府下属的万府、千户所直接管理探马赤军户。军户的管理探马赤军军户归之于军队系统汉军军户归之于地方行政系统这种情况实际上是元朝政府推行民族歧视政策的表现。新附军军户由所在地的管军军官直接管理没有设置奥鲁。奥鲁的主要职责是调军人服兵役征取出征、出戍军人的封椿钱协助审理军户的“奸盗诈伪”等案件。 军户制的实行可以保证国家有稳定的兵源又可以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而使政府负担不致过重。但是军户制也有许多难以克服的矛盾。军役负担过重再加上军官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常常导致军人逃亡和军户破产。到了元朝中期这种情况愈来愈严重军户制受到破坏。到元末农民战争前夕军户制已经完全崩溃。 第四节军官蒙古国时期军官名号不一而且职位世袭属下军队大多数具有家兵的性质既不利于管理也有损于汗权的集中。 忽必烈针对这一状况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至元元年（1264）十二月“始罢诸侯世守。立迁转法”（《元史·世祖纪二》）。也就是说为防止汉军将领（即“诸侯”或称“汉人世侯”）拥兵自重不再承认他们世袭军职、世掌固定军队的权力军官均由朝廷调派由此改变了汉军掌握在私家手里的情况。探马赤军从蒙古军中分离出来后将领也经常调动军队不再是将领的私兵。 原来汉人世侯不但掌管军队还兼管所在地区的民政。中统三年（1262）十一月朝廷作出明确规定：“诸路管民官理民事管军官掌兵戎各有所司不相统摄。”（《元史·世祖纪二》）在对宋战争中作为临时性办法军官在江南南宋旧土兼理民政“凡以千户守一郡则率其麾下从之百户亦然”（《元史·兵志二》）。至元十五年（1278）三月重申军民异属之制南北划一军民分治只有草原上的蒙古千户仍然保持着军政合一的旧制。 世祖至元七年（127o）确定以管领军队多少区分军官等级。二十一年（1284）又规定了军官的品级、各军府设军官的人数以及军官所持的符牌标准。 万户府分为上、中、下三等。上万户府统兵七千人中万户府五千人下万户府三千人。侍卫亲军各卫与上万户府等级相同。万户府置达鲁花赤、万户、副万户各一员。侍卫亲军各卫置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有的卫设达鲁花赤。 千户所也分为上、中、下三等。上千户所统兵七百人中千户所五百人下千户所三百人。千户所置达鲁花赤、千户、副千户各一员。 百户所只分上、下两等。上百户所统兵七十人下百户所五十人各置百户一至二员。 百户之下设牌子头有时设“五十户”之职。 此外万户之下还有总管、镇抚等军职；千户之下有总把百户之下有弹压等职。 军官和民官一样亦有俸禄。成宗时由于在各地的民官都有职田乃规定在京官员增禄米。以后侍卫亲军军官大多有禄米各地军官则只有俸禄。 进入元朝之后民官不再持有符牌只有军官才能佩符牌。牌与符是一回事分为虎头金牌、平金牌、平银牌三等又称为虎品级军职武散官勋阶京官俸禄京官禄米地方军官俸禄正二品龙虎卫上将军金吾卫上将军骠骑卫上将军从二品各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元帅各处宣慰兼管军万户奉国上将军辅国上将军镇国上将军正三品卫军都指挥使、达鲁花赤上万户府达鲁花赤、万户招讨使副元帅昭武大将军昭勇大将军昭毅大将军七十贯七石五斗八十贯从三品卫军副都指挥使上万户府副万户中下万户府达鲁花赤、万户安远大将军定远大将军怀远大将军五十九贯三钱三分三厘六石七十贯正四品卫军佥事中万户府副万户各处宣慰副使、副都元帅广威将军宣威将军明威将军四十八贯六钱六分六厘四石五斗六十贯从四品下万户府副万户上千户所达鲁花赤、千户蒙古军都万户府奥鲁官副招讨使信武将军显武将军宣武将军二十五贯三钱三分三厘二石五十贯正五品卫军、上万户府镇抚上千户所副千户中千户所达鲁花赤、千户武节将军武德将军二十贯六钱六分六厘一石五斗四十贯从五品中万户府镇抚中千户所副千户下千户所达鲁花赤、千户各卫奥鲁官武义将军武略将军三十贯正六品下万户府镇抚下千户所副千户各卫副奥鲁官承信校尉昭信校尉二十贯从六品上百户所百户忠武校尉忠显校尉一十七贯三钱三分三厘一石五斗十七贯正七品屯田、弩军、海道运粮、炮手军匠百户忠勇校尉忠翊校尉从七品卫军经历万户府经历下百户所百户修武校尉敦武校尉二十五贯三钱三分三厘二石十二贯品级军职武散官勋阶京官俸禄京官禄米地方军官俸禄正八品蒙古军、卫军千户所弹压保义校尉进义校尉十二贯从八品卫军、万户府知事上千户所弹压保义副尉进义副尉二十贯六钱六分六厘一石五斗正九品从九品下千户所弹压一十二贯六钱六分六厘一石十二贯符、金符和银符。大致上是万户佩虎符千户佩金符百户佩银符。虎符还有三珠、二珠、一珠的区别三珠为最高只有上万户府达鲁花赤万户以上的掌军者才能给。符牌由政府颁军官升迁或去职后按规定都要交回原来持有的符牌。 和其他朝代一样元朝也实行勋阶制度。规定武散官三十四阶起于正二品终于从八品。军官实职、勋阶、品级与俸禄的情况特表列于前1。军官的承袭亦有了具体的规定。如果军官阵前战死其子孙本等承袭（按前辈原来的品级袭职）；如果病死降二等承袭；军官年满七十致仕子孙亦可袭职与病死者同等对待。承袭者必须年满二十岁按照规定要进行武艺和文化水平考核。由于承袭者可以是儿子也可以是兄弟或子侄承袭顺序不清楚经常生争执有的相争七八年不能解决。仁宗皇庆元年（1312）对此特别规定必须由嫡长子承袭其次是嫡长孙这是第一顺序。如果没有嫡长子孙或嫡长子孙不够承袭年龄则改由第二顺序即庶子、兄、弟、侄等承袭。嫡长子孙及龄后第二顺序承袭者要将职位交回他们手中。在实行军官世袭的同时还实行军官迁转的办法一般是以三年为满通行迁转但出征时要验功过决定升降。掌管探马赤军的军官升迁后原来的职位由他们的“弟侄儿男”继任；掌管汉军的军官升迁后留下的职务由他人继任。 1此表据《元典章》卷七《吏部》—《官制》、卷十五《户部》—《禄禀》《元史》卷九一《百官志》七、卷九六《食货志》四资料汇排。 第五节武器管理与后勤保障世祖中统二年（1261）七月设军储都转运使司负责兵器生产和输送。后军储都转运使司改为军器局。至元五年（1268）二月又改军器局为军器监。至元二十年（1283）军器监改名为武备监隶于卫尉院之下。次年武备监升为武备寺与卫尉院并立。大德十一年（13o7）至至大四年（1311）武备寺曾升成武备院后又改回原名。武备寺设卿、同判、少卿、丞、辨验弓官、辨验筋角翎毛等官。 武备寺是国家专门管理武器生产、贮存和放的机构下辖寿武库（衣甲）、利器库、广胜库（兵器）、军器人匠提举司、军器人匠局及甲局、弓局、箭局、军器局等几十个单位。 元朝政府对武器的管理很严格除了由政府组织的武器生产外任何人都不许私造兵器。中原、江南民间兵器一律拘收汉人、南人不得私藏衣甲和武器甚至弹弓、铁棒等都在禁用之列；违禁者轻则杖罚重则处死。汉军和新附军人只有在作战或出戍时才许持有武器用过之后就要缴纳仓库统一保管。蒙古军和探马赤军人则不受限制。元廷还规定了“汉儿城子里”官府贮放兵器的数量“每一个路里十副弓箭散府里、州里七副弓箭县里五副弓箭”由任职达鲁花赤的蒙古人和色目人监管1。 为了解决军队的粮食供应问题侍卫亲军各卫与各地镇戍军队都拨出部分士兵从事耕作从都周围到边疆地区“皆立屯田以资军饷”（《元史·兵志三》）。军屯按照军队组织系统进行管理设立屯田万户府、千户所等机构各级官员都是军官。每年年底都要对耕田亩数、粮食收成和耕畜情况进行考核优者受奖劣者受罚。被调充屯田军人的主要是汉军和新附军士兵。屯田所用耕牛、农具和种子大多由国家供给少数由军人自备。每个屯田军人耕种的土地没有统一标准因各地区不同的自然条件而定。屯田的收成大多数上缴国家少数留作口粮和种子。军屯对边疆地区的开和军事活动的实施有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军屯官吏贪污、压迫和屯田军人的消极怠工等因素军屯的经济效益较低歉收和无收的情况经常生。到了元代后期屯军大量逃亡多数军屯名存实亡。 元朝统治者十分重视骑兵的建设对马匹的繁殖、管理和调拨逐渐形成了一套制度。由政府设置、管理的牧场主要分布在蒙古草原和大都周围。“马之群或千百或三五十左股烙以官印号大印子马”（《元史·兵志三》）。管理牧场的机构原称群牧所后改名尚牧监、太仆院、卫尉院等最后定制为太仆寺（至元二十四年）直隶于中书省之下。太仆寺牧养的马匹一部分供军用一部分则用来满足皇家生活需要。每当遇到重大的军事行动政府即临时在民间“刷马”、“括马”、“和买马”。这些都是1《元典章》卷三五《兵部》二《军器》。 强制性的征调措施每次都规定需用马匹的数额按地区分配下去并拨一定的钱钞。从民间征用军马时蒙古人与各级官员可以得到一定照顾允许保留部分马匹；汉人与南人的马匹则往往全部征收（《大元马政记》）。通过这种办法来满足军马的需求虽然比较便捷但往往遭到人民的反抗引起很多矛盾。 为了保证庞大的军事机器运转政府每年还要拿出大量钱钞。支付军官俸禄、怯薛岁币、战功赏赐、边备和战争等所需的费用。政府为屯田军人提供牛具、种子组织武器生产赈济贫乏军人抚恤死亡将士家属等也要计入军费开支。维持一般的边备和军官、军队费用对朝廷已是一个不轻的负担一旦有较大战争生军费开支直线上升即所谓“军旅一兴费靡巨万”（《元史·叶李传》）。元廷财政状况一直处于比较紧张的局面之下与军费开支有着密切关系。 第六节站赤与急递铺成吉思汗建国后仿效中原的驿传制度在境内恢复或新建了一批驿站供来往使臣等使用。窝阔台汗时扩大设驿站范围建立了贯通整个大蒙古国疆域的站赤系统并初步制定了有关站赤的管理制度。忽必烈即位后尤其是统一全国后各地遍设驿站构成了以大都为中心的稠密交通网。据至顺二年（1331）成书的《经世大典》记载腹里、河南、辽阳、江浙、江西、湖广、陕西、四川、云南、甘肃等地共设驿站一千四百处左右加上岭北、吐蕃等处的驿站总数应在一千五百处以上1。驿站以6站为主据提供的交通工具不同分成马站、牛站、车站、驿站、狗站等；另有水站、海站等作为补充。两驿之间的距离从五六十里至百余里不等如相距路程较长则于中间置舍供使者休息称为“邀驿”2。 在驿站承当差役的人称为站户。站户是以民户中按一定财产标准签出来的。在蒙古各部中选择畜产多者应役；在中原、江南地区一般是按户等从中户里签。一旦被签为站户登记入籍后即世代相承不得改易。站户除按规定提供交通工具外马站出马夫水站出船夫部分站户还要向过往使臣提供肉、面、米、酒等。后一种供应蒙古语称为“思”原意为汤、汁汉文意译为“祗应”即使臣的饮食分例。各站所领站户数目不等多者二三千少者只有几十户一般为百余户至数百户。 驿站系统的功能是“通达边情布宣号令”（《元史·兵志四》）与军政要务的传达、处理关系密切。乘骑驿马和使用驿站车辆等都要有官府的证明或宗王的令旨。官府证明分铺马圣旨（又称铺马札子、御宝圣旨；铺马是站赤的另一种说法）、金字圆符（铁制又称圆牌）、银字圆符三种。“朝廷军情大事奉旨遣使者佩以金字圆符给驿其余小事止用御宝圣旨。诸王、公主、驸马亦为军情急务遣使者佩以银字圆符给驿其余止用御宝圣旨”《元史·刑法志二》）。站赤验符、旨给驿和供应思持圆符者有优先的权力。元廷对给驿范围规定严格“除朝廷军情急公事之外毋得擅差铺马”1。但贵族、高级僧侣、官吏等都千方百计觅取铺马圣旨和圆符享受免费供应的站马、思等利用当时最完善、最便利的交通体系其结果是给站赤带来过重的负担造成了“给驿泛滥”的困局。这种现象在元朝中、后期尤为突出。 管理站赤的中央机构世祖初年为中书省右三部至元七年（127o）设立诸站都统领使司至元十三年改名为通政院。至大四年（1311）罢通政1《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三。陈得芝：《元岭北行省诸驿道考》《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辑。 2《经世大典序录·驿传》《元文类》卷四一。 1《经世大典·站赤》“至元十年九月”条《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七。院以驿站事归中书省兵部掌管。同年复立通政院只管蒙古站赤。延祐七年（132o）恢复世祖时旧制全国驿站事务仍皆由通政院掌管。通政院设院使、同知、副使、佥院等官员。 除站赤外元廷还设置了专用于军政大事公文传递的急递铺系统。“十里或十五里、二十五里设一急递铺十铺设一邮长铺设卒五人”“转送朝廷及方面及郡邑文书往来”。“定制一昼夜走四百里邮长治其稽滞者”2。凡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公文及各地紧急重要公文用木匣封锁标明号码、日期等交给急递铺传送。各铺均要验件签押以保证递件的安全和传送度。和站赤系统一样急递铺不久亦面临“衙门众多文字繁冗急递之法大不如初”的局面不得不重申“省部台院急之事方置匣子遣”后来又规定了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宣政院等七十九种官衙的文书可以通过急递铺传送各投下总管府等二十种官衙的文书不许经由急递铺传送以减轻急递铺的负担。 2《经世大典序录·急递铺》《元文类》卷四一。 第七节军法成吉思汗颁布的“大札撒”中有不少内容是有关军队和战争的规定。 后人继续增补并使有关规定条例化军事法规初具规模。忽必烈效行“汉法”对军队体制进行改革军法的内容亦生了很大变化。忽必烈一朝颁布了一系列军事法令和法规嗣后诸帝6续补充至元文宗时编纂《经世大典》《宪典》中专列《军律》一篇即军事法规汇辑；同书《职制》篇中还有不少关于军官的法令条文。此外在《大元通制》的《条格》部分中有《军防》一卷也辑集了若干军事法规。 元代的军事法特别重视的是军人的服役办法、军队的纪律、军官的职责以及军法的执行和监督。军人逃避兵役要受到杖打甚至斩的处罚。军队纪律分为群众纪律和战场纪律两类群众纪律包括士兵不得骚扰民众不许放纵马匹等践踏农田不许在寺院庙观内驻军等规定；战场纪律包括不许临阵脱逃和越伍行动等规定；违反纪律者也要受到严惩。军官的考核标准是“治军有法守镇无虞甲杖完备差役均平军无逃窜”1。军官不许擅离职守违者治罪。军法的执行原来由军队自身负责军官对部属操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忽必烈改革军政后由中央到地方的监察机构亦实施对军官不法行为的监督。士兵犯法所在军府需核定情况后向上级机构申报如事关民间百姓还要与地方官府合审。由于军官（特别是蒙古和色目军官）享有种种特权军事法实际上很难严格实行。到了元朝中、后期军律松弛军纪涣散已经成为普遍现象。 元代军事制度的特点是将草原游牧民族的军事组织制度与中原封建王朝传统的军事制度融为一体既将蒙古军队的编制与作战方式等推广到其他军队中去又吸取了中原军制传统诸如建立专门军事指挥机构、设置了中央禁军、开辟军事屯田、实行征兵制等。为了保证蒙古统治者的特权地位元廷推行民族歧视与压迫政策围绕“蒙古本位”大做文章在军制中反映最为突出不同民族军官的不同待遇以及武器管理中的歧视性规定都是这种民族政策的集中表现。 1《通制条格》卷七《军防·军官课最》。 第十章元代投下分封制度分封制度由来已久。分封或封建虽历代用词相沿但其含义非一然则贯而通之可探见中国古史演进的一条脉络。周实行分封；秦统一中国废封建而置郡县；汉承秦制但仍封王；以后历代王朝若有封王其用意或有差别其权益或有大小但总由中央统制是中央集权统治制度的组成部分。从“封建”一词又演化出今“封建主义”的社会历史观念。中国实行分封的历史与中国封建社会展史的关系乃是人们十分关注的课题。而元代投下分封制度则是蒙元整个政治社会制度的重要一环。元代投下分封制度是一项有特色的重要制度它规模宏大持续时间长影响面广。分封的主要类型有草原兀鲁思、汉地五户丝食邑、江南户钞制。它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投下指诸王驸马勋臣所属的人户或封地1。投下领主享有政治经济特权建有独立的官僚机构对所属人户进行统治。有元一代朝廷对投下领主既给予支持和优遇又进行管辖和控制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的局面。这个分封制度对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有深远的影响。朝廷对投下无节制的赏赐虚耗帑藏造成财政困难。投下的横征暴敛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激化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 1“投下”一词语出辽代又作“头下”“投项”、“头项”等这是一个汉语词义即“头项之下”（周良霄：《元代投下分封制度》《元史论丛》第2辑。）投下蒙古语称爱马（ayimaq）据杨瑀：《山居新语》：“上亟命分其酒于各爱马”。原注云：“即各投下”。投下一词可以和分地、分邑、食邑、采邑、封邑、汤沐邑、食采分地等词通用（见蒙思明：《元代社会阶级制度》页116；周良霄前引文）。第一节草原兀鲁思的分封成吉思汗把大蒙古国看作是“黄金家族”的共同家产。“太祖皇帝初起北方时节哥哥弟弟每商量定：取天下了呵各分地土共享富贵。”1成吉思汗建国后不久先在自己的亲族中进姓名与成吉思汗的关系《元朝秘史》所载分民数《史集》所载分民数诃额伦母共1oooo户3ooo户铁木哥斡赤斤同母幼弟5ooo户拙赤合撒儿同母弟4ooo户(后减为14oo户1ooo户按赤台同母弟合赤温之子2ooo户3ooo户别里古台异母弟15oo户术赤长子9ooo户4ooo户察合台二子8ooo户4ooo户窝阔台三子5ooo户4ooo户拖雷四子5ooo户阔列坚次妻生子4ooo户合计445oo户28ooo户行了分封。 按照蒙古游牧贵族的古老传统每个儿子都可以从父亲的遗产中分到一份这就是“忽必”（qubi）蒙古语义为“份子”1包括人户和封地两个内容。成吉思汗采用“忽必”这一分封方式先给自己的母亲、弟弟和儿子分了人户。他们领受的人户见左表。 上表所列成吉思汗诸子诸弟受封户数虽然《元朝秘史》与《史集》记载有较大差异但它反映了成吉思汗通过“忽必”方式分封民户的基本史实2。 大约在1214年成吉思汗南征金朝以前分封了诸弟领地3。拙赤合撒儿1《元典章》卷九《吏部》三《改正投下达鲁花赤》。 1《元朝秘史》第23、2o3、242节。 2杉山正明认为《史集》所记成吉思汗诸子诸弟受封千户数大致与《元史·食货志》诸王食邑户数相应成正比。《秘史》的数字则完全没有这种对应关系因此《史集》所记较为可靠（《蒙古帝国之原像——成吉思汗家族分封》《东洋史研究》37卷1号1977年）。 3关于成吉思汗分封诸弟领地的时间王国维认为在西征以前。（《黑鞑事略笺证》王国维遗书本）杉山正明则认为成吉思汗分封诸子诸弟的民户和牧地是同时进行的都在12o7—1211年之间（见上引文）。的封地在也里古纳河（今额尔古纳河）、阔连海子（今呼伦湖）和海剌儿河（今海拉尔河）一带。铁木哥斡赤斤的封地与拙赤合撒儿的封地紧紧相连从额尔古纳河以东、海拉尔河以南一直到今贝尔湖、哈拉哈河一带后来又扩展到大兴安岭以东延伸到塔兀儿河（今洮儿河）、那兀江（今嫩江）、松花江流域。铁木哥斡赤斤封地哈拉哈河以南地区是合赤温后王按赤台的封地即在兀鲁灰河（今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乌尔盖河）和合兰真沙陀一带北接别里古台封地东至合剌温山（大兴安岭南脉）南抵胡卢忽儿河（在今内蒙古西乌珠穆沁旗）。别里古台的封地在斡难河、怯绿连河中游之地南与按赤台封地为邻。以上四家的封地位于蒙古高原以东故称为“东道诸王”。 西征以后成吉思汗再把蒙古高原以西的疆土分封给诸子。术赤的封地在也儿的石河（今额尔齐斯河）以西今咸海、里海之北远及钦察草原。察合台的封地在别失八里（今新疆济木萨尔境内）以西迄于阿姆河。窝阔台的封地在叶迷立河（今新疆额敏河）流域和按台山（今阿尔泰山）一带。以上三家诸王称为“西道诸王”。遵循“幼子守产”的蒙古习俗幼子拖雷继承了从克鲁伦河至按台山的成吉思汗的“大营盘”。 成吉思汗对功臣贵戚采取了“莎余儿合勒”（soyurqa1）的分封方式蒙古语莎余儿合勒义为“恩赐”。成吉思汗建国后采取这种方式委任了九十五个千户长。这种恩赐也给予主动归顺的部落领和驸马。一些强大的姻亲部族如弘吉剌、汪古等虽被分封为几个千户但它们基本上按照原来的部族形成独立的封建领地。 诸王的分地也称作兀鲁思（u1us）。这一蒙古语词意为“人众”也可译作“人民——分地”到后来兀鲁思又有“人民——国家”的意义了。成吉思汗对草原兀鲁思的分封奠定了大蒙古国分封制度的基础。 分封诸王的“忽必”和赐予千户长的“莎余儿合勒”两者虽在名分和权位方面有差别但它们的基本单位都是千户。千户是大蒙古国的基本军事、行政单位。千户之下是百户、十户。每个千户都有自己的牧地（蒙古语嫩秃黑nuntuq元译营盘草地）。据卢勃鲁克记述：“每一个领根据他管辖下人数的多少知道他的牧场的界线并知道在冬、夏、春、秋四季到哪里去放牧他的牛、羊。”1千户长在自己的“嫩秃黑”的范围内有权指定属民在一定的地域内游牧也可以封禁一定的地域。在千户管辖下的属民对领主保持着严格的人身依附关系。根据成吉思汗颁的大札撒“人们只能留在指定的百户、千户或十户内不得转移到另一单位去也不得到别的地方寻求庇护”2。属民要为领主承担沉重的赋税、差役和兵役。“其民户皆出牛马、车仗、人夫、羊肉、马奶为差。盖鞑人分管草地各1道森编：《出使蒙古记》吕浦译周良霄注本页112。 2《世界征服者史》上册页34。 出差贵贱无有一人得免者。”33《黑鞑事略》王国维遗书本。 第二节汉地五户丝食邑的建立随着蒙古贵族对外掠夺战争的展俘获的人口日益增多。如何管理这些人口是摆在蒙古统治者面前的一个迫切问题。当时蒙古贵族在华北地区采取了就地安置俘户的办法。“时诸王大臣及诸将校所得驱口往往寄留诸郡几居天下之半。”4不少州县民户就这样成了蒙古诸王贵族的私产。除蒙古诸王贵族占有部分州县和大批俘户外归附蒙古的汉人世侯也雄霸一方“诸侯世官擅生杀祸福、取敛封植之权故一方愚民不知有朝廷之尊而知有诸侯也”5。他们占有许多人户如在严实统治的东平地区诸将校各“占民为部曲户谓之脚寨擅其赋役凡四百所”（《元史·宋子贞传》）。蒙古贵族和汉人世侯私役人户的状况显然不利于蒙古汗廷对中原汉地的统治。窝阔台即位后任用耶律楚材着手整顿中原汉地的统治制度。于是建立十路课税所实行“以户计出赋调”的征税办法取得了成效。为了增加国赋就必须掌握中原汉地的民户数目。因此窝阔台进行了大规模的籍户。元太宗五年（1233）窝阔台“以阿同葛等充宣差勘事官括中州户得户七十三万余”（《元史·太宗纪》）。这是蒙古汗廷次在华北地区检括户口。元太宗六年蒙古灭金窝阔台布圣旨：“不论达达、回回、契丹、女真、汉儿人等如是军前掳到人口在家住坐做驱口；因而在外住坐于随处附籍便系是皇帝民户应当随处差。主人见更不得识认。如是主要识认者断按打奚罪戾。”1据此诸王将校寄留在各地州郡的其他俘户生口被国家收编为“皇帝民户”增加了蒙古汗廷掌管的人户。元太宗七年窝阔台命中州断事官胡土虎再次括户直到次年六月括户才结束“得续户一百一十余万”2。这次括户从乙未年开始进行故称乙未户籍。元太宗八年（1236）窝阔台在括户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的分封。“诏以真定民户奉太后汤沐中原诸州民户分赐诸王、贵戚、斡鲁朵”（《元史·太宗纪》）。这次分封的民户达七十六万七百五十一户。按当时所括户口一百一十万计算封户的比例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因为这年是丙申年故称丙申分封。 丙申分封确立了汉地五户丝食邑制度。窝阔台根据耶律楚材的建议规4宋子贞：《耶律楚材神道碑》《元文类》卷五七。 5胡祗遹：《论并州县》《紫山大全集》卷二三。 1《元典章》卷十七《户部》三《户口条画》。 2《元史》卷二《太宗纪》。关于癸巳（1233）和乙未（1235）两次籍户数记载颇多歧异学界看法也不一致。爱岩松男认为两次共籍到一百八十余万（见《蒙古人政权治下的汉地版籍问题》《和田博士颂寿纪念东洋史论丛》京都195o年）。洪金富则认为乙未年一百一十余万含癸巳年所籍七十三万余户在内（见《从投下分封制度看元朝政权的性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八本第四分册1987年）。 定封户缴纳的丝料由朝廷和领主分享封户成为“二税户”其办法是“每二户出丝一斤以供官用；五户出丝一斤以与所赐之家”1。即每一封户缴纳的丝料全额11两2钱中8两纳入国库3两2钱属于领主；在食邑内设立达鲁花赤“朝廷置官吏收其租颁之。非奉诏不得征兵赋”（《元史·太宗纪》）。元代的投下户按照规定除负担朝廷的兵、站诸役及提供部分丝料国赋之外还需向投下领主缴纳五户丝蒙古语称之为阿合答木儿。五户丝制构成元代投下制度的基本赋税形态2。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五户丝制不可能彻底贯彻执行。因为这一制度触犯汉人世侯和蒙古诸王贵族的利益。蒙古诸王贵族横征暴敛对分地民户勒索更甚。拔都汗对其分地平阳路民户的剥削就是最典型的例子“王府又将一道细分使诸妃王子各征其民。一道州郡至分为五、七十头项。有得一城或数村者各差官临督”。拔都还规定不收土产的麻布只收黄金“自卖布至于得白银又至于得黄金则十倍其费”3。许多民户倾家荡产转而逃散。 但是五户丝制比起那种“一社一民各有所主”的状况却是很大的进步。它是比较适合中原汉地经济基础的统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蒙古诸王贵族的权利对中央集权有所加强。 1宋子贞：《耶律楚材神道碑》《元文类》卷五七。 2周良霄：《元代投下分封制度初探》。阿合答木儿又作阿哈探马儿据王恽《中堂事记》其义为“投下五户丝料”。 3郝经：《河东罪言》《陵川文集》卷三二。 第三节忽必烈时期的投下制度1241年窝阔台死后在脱列哥那后执政和贵由统治时期朝政紊乱法度不一蒙古诸王贵族肆意搜刮汉地财赋较前更加严重他们擅招民户拘刷工匠许多民户承担不了沉重的赋役而逃亡。如邢州一地丙申年分封给启昔礼、把带两位答剌罕家时有民户一万四千多户到蒙哥初年只剩下五七百户。蒙哥即位后开始整顿汉地的混乱局面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括户。仅1252年（壬子年）所括户就比乙未年（1235）增加二十余万。蒙哥虽然通过括户抑制了投下的展但是他在位期间照样大封宗亲先后拨出至少1o9891户给予诸王后妃十五人9819户给予功臣十一人。这些诸王后妃功臣在汉地原无分地分民他们得赐民户等于汉地投下数目的增加。126o年忽必烈即位时“诸色占役者强半”1。因此整顿和改革投下制度已是摆在忽必烈面前的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 忽必烈对投下的整顿和改革主要采取以下一些措施：第一对五户丝制进行改革。规定投下丝料由有司征收受封者于中书省验数关支改变了过去就征于州郡的办法。按照规定“每户科丝二十二两四钱二户计该丝二斤一十二两八钱。其二斤即系纳官正丝由正丝、色丝各半。外将每户剩余六两四钱积至五户满二斤数目付本投下支用谓之‘二五户丝’。以十分论之纳官者七分投下得其三焉”1。 第二全面整理户籍布了许多有关投下的禁令。如至元元年（1264）颁行圣旨：“依着先帝圣旨诸王、公主、驸马并诸投下不得擅行文字招收户计。”2至元八年（1271）尚书省颁行《户口条画》对诸投下招收的附籍、漏籍、放良、还俗人户都按民户入籍并重申投下擅招人户的禁令。同时对投下的匠户、驱奴、放良人口等都作了详细规定。元代许多有关投下的禁令大部分是忽必烈时期先后制定的。 第三对投下封地行政建置进行了调整。忽必烈借平定李璮之乱的有利形势在原汉人世侯辖区内以较重要的诸王勋贵分地为单位采取分设、新立、改置及维持原状等方式众建路州尽可能使拥有较多封户的诸王贵族独占一路一州或在该路州占主导地位。所谓“分设”即初为一路现依投下食邑细分为若干路和直隶州如严实东平路一分为十。所谓“新立”是指元初并非独立的路州建置此时因投下封户所在从某些路州中割划、合并而来的新路州主要有般阳路、彰德路、卫辉路、广平路、顺德路、怀孟路、河南府路和宁海州。所谓“改置”是指与蒙古国时期相比较路的名称未变但辖区却因投下封民所在生划割改属等变动主要有益都路、1王恽：《史天泽家传》《秋涧集》卷四八。 1王恽：《中堂事记》《秋涧集》卷八o。 2《元典章》卷十七《户部》三《户口条画》。 济南路、真定路、大名路、河间路等。所谓“维持原状”是指金末元初已有路的建置因该路主要为某一贵族封户所在故得以维持原有的行政建置和辖区主要有京兆路、平阳路和太原路。通过这样的调整和变动使之大致具备了既为朝廷路州又系投下封地的食邑特征。 忽必烈对五户丝食邑进行了整顿和改革之后又将分封制度推广到江南建立了江南户钞制。平宋后规定诸王、驸马在江南分地里的民户每户交纳中统钞五钱称作“江南户钞”成宗时改为交中统钞二贯1。据《元史·食货志·岁赐》所载江南户钞项下所记分拨人户总计约达1936946户。当元军下江南时所收诸路户口累计为937o472户则封户占所收人户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多。这项分封的数字仍然不小它足以说明忽必烈继续执行窝阔台时代投下食邑化政策；但相对而言其规模有所缩减。至于五户丝改为户钞那是因为忽必烈定制在江南依亡宋旧例秋税征粮或可折钞后夏税征物也可折钞而未像在北方那样分派科差征收丝料和包银。 投下制度在忽必烈时期已基本定型忽必烈的后继者大体上遵循着他所制定的有关政策。后来成宗、仁宗朝先后对投下制度作过一些改革但没有收到明显的实效。元末皇权对投下控制日益减弱同时依附于皇权的投下分封制度也逐渐走向衰落。 1《元史》卷九五《食货志·岁赐》。至元二十年元廷规定：“诸王、公主、驸马得江南分地者于一万户田租中输钞百锭准中原五户丝数。”（《元史》卷十二《世祖纪》九）第四节投下的官署投下设置达鲁花赤始于1236年丙申分封。它是汉地五户丝食邑内的重要官职拥有很大的权力。投下达鲁花赤“许持选论委之专任之久比同封建嗣承世爵较常调为重”2。 投下达鲁花赤自成系统不同于朝廷官吏。按照元朝定制“郡县之官皆受命于朝廷惟诸王邑司与其所受赐汤沐之地得自举人然必以名闻诸朝廷而后授职不得通于他官盖慎之也”1。它不在“常选”之内“国朝诸宗戚勋臣食采分地凡路府州县得荐其私人以为监秩禄受命如王官而不得以岁月通选调”2。 投下领主以其私人任用达鲁花赤并且往往由一家“嗣承世爵”。例如西夏人昔里钤部自1248年出任贵由家的分地大名路达鲁花赤之后子、孙、侄五人先后继任直到至元二十九年（1292）这一家族中还有人担任这一职务3。这样的例子史料中还很多。 忽必烈即位后为加强中央集权在至元元年（1264）下令罢各投下达鲁花赤。事实上这一命令并没有收到成效。至元十九年（1282）中书左丞耿仁等上奏：“诸王公主分地所设达鲁花赤例不迁调百姓苦之。依常调任满从本位下选为宜。”（《元史·世祖纪九》）忽必烈采纳了这一建议但在实际执行中仍然阻力很大所以元廷在1293年、13o4年、1327年多次重申迁调投下达鲁花赤的诏令。仁宗延祐二年（1315）四月“敕诸王分地仍以流官为达鲁花赤各位所辟为副达鲁花赤”（《元史·仁宗纪一》）。但这一措施受到诸王投下的反对延祐四年六月仁宗只好收回成命“敕诸王、驸马、功臣分地仍旧制自辟达鲁花赤”（《元史·仁宗纪三》）。这说明罢投下达鲁花赤行不通置常选官员于投下官员之上而为正达鲁花赤的措施也行不通。在诸王、驸马的投下领地设立王傅府（也称王相府）对投下属民进行统治。按照元朝制度的一般规定“每位下各设王傅、府尉、司马三员而三员并设又寡不同或少至一员或多至三员者”（《元史·百官志五》）。王傅是王傅府之长统领分地内一切军政事务是正三品的内任官由朝廷颁印信、虎符。府尉仅次于王傅协助王傅处理府务是正四品的内任官。司马掌管兵戍征伐是正五品的内任官。在蒙古国时期投下领主就已设立断事官“时诸侯王及十功臣各有断事官”（《元史·博罗欢传》）。元朝建立后在诸王、驸马的分地内仍设有断事官1。仁宗曾2王恽：《塔必迷失神道碑铭并序》《秋涧集》卷五一。 1《经世大典·序录·投下》《元文类》卷四o。 2《经世大典·序录·岁赐》《元文类》卷四o。 3姚燧：《阿鲁神道碑》《牧庵集》卷十九。 1例如弘吉剌部的鲁王府设有断事官”（见胡祖广：《相哥八剌鲁王元勋世德碑》《巨野县志》卷二下令“罢诸王断事官其蒙古人犯盗诈者命所隶千户鞫问”（《元史·仁宗纪一》）。但在延祐三年（1316）又“增置晋王部断事官四员”（《元史·仁宗纪二》）说明诸王投下断事官的名额又有所增加。除王傅外在投下领地还设有许多名目不一的管理机构如钱粮都总管府、人匠都总管府、怯怜口都总管府等等。有的投下的管理机构十分庞大如弘吉剌部的官署“自王傅六人而下其群属有钱粮、人匠、鹰坊、军民、军站、营田、稻田、烟粉千户、总管、提举等官。以署计者四十余以员计者七百余”（《元史·特薛禅传》）。 元廷很注重对投下官署的管理皇帝对投下拥有最高主权投下领主的废立继承往往凭皇帝的诏令而定。元律规定：“诸投下官吏受赃与常选官同论。”“诸投下妄称上旨影占民户除其徭役故纵为民害者杖七十七没其家财之半。所占民仗一百七还元籍。”“诸王傅文卷监察御史考阅与有司同。”“诸位下置财赋营田等司岁终则会；会毕从廉访司考阅之。”“诸投下轻重囚徒并从廉访司审录。”“诸藩邸事务大者奏裁小者移中书。擅以教令行者禁之。”（《元史·刑法志二》）这表明朝廷对投下官员具有考核、监察和惩处的权力。但诸王投下非法隐占人户、欺压百姓等现象屡有生朝廷实际上无法控制。 中央管理诸王事务的机关为内八府宰相。大德十一年（13o7）十月“以旧制：诸王、驸马事务皆内侍宰臣所领命中书右丞孛罗帖木儿领之”（《元史·武宗纪一》）。内侍宰臣即是内八府宰相说明在武宗时已有内八府宰相。延祐六年（1319）月“敕诸王、驸马、宗姻诸事依旧制领于内八府官勿径移文中书”（《元史·仁宗纪三》）。可知诸王驸马事务中书省是无权参预的。内八府宰相品秩相当于二品。 o道光二十四年刊本）安西王府也设有断事官（见《元史》卷十七《世祖纪》十四至元三十年八月戊戌条）。 第五节投下领主的特权投下领主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拥有很多特权本质上是他们对汗权的某种程度的分享。 在政治上享有的特权表现在投下官的任用不同常选；投下官世袭罔替可以不迁转等等。也表现在参预国政方面。蒙古国时期他们已有参预国政的权力凡诸侯王各以其府一官入参决燕京等处行尚书省事如昔里钞部曾以大名路达鲁花赤兼充贵由系代表的身份同署燕京行尚节省事。元朝建立后这种参政权仍然延续下来。而且职高权重的中书省断事官多由诸王投下的代表充任大德十年（13o6）多达四十三员。 大宗正府是元廷统管投下诸种公事的机构秩从一品地位崇高。这里“以诸王为府长余悉御位下及诸王之有国封者”（《元史·百官志三》）。上述诸王投下在中书省、大宗正府等最高行政、司法、军事机构中都有代表参议政事的情况表明蒙古统治者视大蒙古国为皇室公产反映出诸王投下在元廷有很大的政治权力。 投下领主的经济权益大体上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岁赐。它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指五户丝和江南户钞二是指每年分赐诸王贵族的金银币帛。关于诸王投下的五户丝和江南户钞上文已述。这里着重叙述每年分赐诸王贵族的金银币帛。忽必烈即位后中统元年（126o）十二月赐诸王穆哥及帖古伦皇后等“自是岁以为常”（《元史·世祖纪一》）。忽必烈时期基本上按例颁岁赐。自成宗继位到元朝灭亡（1294—1368）《元史》本纪都没有按例颁岁赐的记载这是由于“朝会赏赐”渐次取代了固定岁赐的地位成为元朝中后期主要的赏赐手段。 第二不定期赏赐。除定期的岁赐外还有不定期的赏赐它包括立功有赏、喜庆有赐、朝会赐予及各种名目的赈济等。其中花费最大的是朝会赐予。如成宗元贞二年（1296）规定：“诸王朝会赐与太祖位金千两银七万五千两。世祖位金各五百两银二万五千两余各有差。”（《元史·成宗纪二》）武宗即位据中书省统计朝会应赐者为钞总计达三百五十万锭。朝廷以灾害、乏食等为理由对诸王投下赈济大量钱物更是屡见不鲜数额巨大。 第三一些与皇室关系密切的诸王、驸马在经济上拥有更多的特权。如安西王“凡河东、河南、山之南与陕西食解池盐地皆置使督其赋入悉输王府”1。文宗时以“淮、浙、山东、河间四转运司盐引六万为鲁国大长公主汤沐之资”（《元史·文宗纪二》）。 第四赋税收入。元代投下领主的赋税收入是他们经济特权的一个重要方面。虽然朝廷对投下的财政经常予以某些限制但投下领主拥有自己独1姚燧：《提举太原盐使司徐君神道碑》《牧庵集》卷十八。 立的财政权力建有专门管理财赋的机构。竹温台任鲁王府钱粮都总管府达鲁花赤时“十余年财货无悖入亦无滥岁节财用五十余万缗”2。在安西王的财政收入中“田亩之赋”也是其中重要的一项。 2揭傒斯：《竹温台碑》田村实造编《在乌丹城附近现的元碑》《蒙古学》第三册1937年4月。第六节投下户投下户大致可分为三类即草原兀鲁思封户、五户丝食邑户、投下私属户。 （一）草原兀鲁思封户这类投下户指成吉思汗时期分封给诸子诸弟的封户。他们是按着千户、百户、十户组织编制的对千户那颜有严格的隶属关系。他们拥有自己的牲畜和生产工具他们缴纳的赋税称作“忽卜绰儿”（qubcur）其税额大体上百者取一或三十取一（羊马抽分）。此外他们还要承担兵役、站役等“差身役”。 （二）五户丝食邑户这类投下户主要指窝阔台丙申分封及宪宗、世祖、成宗、仁宗、泰定诸朝在汉地进行分封的户口。在元代文献中出现的“皇帝民户”、“大数目户”、“大官数目户”等是指国家户籍；而“投下户”、“位下户”则专指投下户计二者泾渭分明截然有别。 五户丝食邑户的赋役大体上分投下赋和国赋两种。投下赋即五户二斤的丝料国赋包括二户丝和税粮、包银等其税目、税额又较投下赋为多。他们类似契丹投下军州的二税户。但元代五户丝食邑户多半来自皇帝自上而下的封授除由投下领主派遣达鲁花赤和通过官府转交五户丝外他们主要是与朝廷设置的官府生统治与被统治关系。 （三）投下私属户这类投下户指诸王投下的通过掳获、分封、招收、影占等手段占有的人户。他们被称作“怯怜口”即蒙古语ger-d（意为家中儿郎）的音译。郑麟趾《高丽史》卷一二三《印侯传》说：“怯怜口华言私属人也。”所以我们称这类人户为投下私属户。 投下私属户是朝廷“大数目”以外的人户属投下户籍。朝廷对这类人户也要进行管理。至元八年（1271）《户口条画》规定诸王公主驸马的投下私属“诸色人户”无论“附籍漏籍”必须是“官司明文分拨隶属各位下户数曾经查对不纳系官差别无更改者”才被朝廷承认是合法的。但有元一代诸王投下擅自招收各种漏籍、析居等人户作为私属户的现象经常生官方虽三令五申但收效甚微。 投下私属户大致包括“匠人、打捕户、鹰房子、金银铜铁冶户”1。他们主要承担投下领主的赋役义务不纳系官差专为领主服役。投下有各自的怯怜总管府或提举司管理投下私属户。 投下私属户同其他户计一样多从职业上进行分工。它分为投下工匠、投下打捕鹰房户、投下斡脱户、投下种田户、怯薛校尉诸名色。但因赋役名色及其与领主的亲疏各种投下专业私属户计的政治经济待遇也表现出多样1《元典章》卷二五《户部》十一《差·投下户丝银验贫富科》。 性。 第七节王爵承袭制度诸王投下王爵承袭制度始于成吉思汗时期。成吉思汗幼弟铁木哥斡赤斤被封为“国王”并赐“皇太弟宝”的印章。著名勋臣木华黎被封为“太师国王”赐誓券黄金印文曰：“子孙传国世世不绝。”驸马按陈和镇国也分别得到“河西王”和“北平王”等王号印章。 忽必烈时期确立了六等封爵印章制度即金印兽纽金印螭纽金印驼纽金镀银印驼纽金镀银印龟纽银印龟纽。大部分受封者加上了汉地式的国邑王号并仿照辽金制度有“一字王”、“二字王”等不同等级。按“祖宗之制非亲王不得加一字之封”（《元史·哈剌哈孙传》）。忽必烈时期“一字王”多授予正后所生的诸子后来直到真金长子甘麻剌的后裔。除血缘关系外主要是政治因素。忽必烈诸子多是出镇一方的军事统帅被授予最高王号这显然是元朝的一种政治怀柔政策。武宗以后争夺汗位的斗争日益激烈王号的授予与当时的政治斗争密切相关。王号授予自然是论功行赏的一个重要内容。 诸王投下的王爵承袭并没有明确的嫡长袭位的原则。庶子争嗣乃至继承王位的现象也时有生。有的是长子继承有的则是幼子继承有的则是兄终弟及叔侄传位。蒙古国时期大汗对宗王领主有废立之权。在脱列哥那皇后执政时期铁木哥斡赤斤死后的王爵继承要由皇后决定。“驰白皇后乃授塔察儿以皇太弟宝袭爵为王”（《元史·撒吉思传》）。元朝时期王爵的继承主要凭皇帝的诏令而定。例如：文宗天历年间木华黎五世孙朵罗台国王在两都战争中站在上都倒剌沙一边后兵败被杀文宗令其族侄朵儿只袭国王位。顺帝至元四年（1338）朵罗台之弟乃蛮台通过贿赂权臣伯颜遂得国王位。犯罪诸王削爵夺印或因谋反争位或因慢功失律。其被削夺者的子侄往往还能获得爵位。这既是一种安抚手段也是重新确定该宗支领的方式。 第十一章元代的法律中国古代的法律自成独立的体系。中国法律的起源可以上溯至夏商时代。中国法律的编纂一般以魏文侯相李悝造《法经》为起始但其原文已佚。1975年在湖北云梦秦墓出土六百多支竹简上面写有与秦律相关的文字包括一些律文这是迄今可见的中国最早的法律条文。然而秦法苛严不为后世所取效。汉代萧何设定《九章》后逐代增损因革至《唐律》而集其大成。《唐律》成为中华法典的范式后周赵宋以后大体沿用影响深远。 元代的法律前承唐以来中国封建法典的基本精神同时具有一些明显的特点。今就元代法律的编纂、《大元通制》的体系、《大元通制》的主要特征和元代的司法结构等四个方面作一概述。 第一节元代法律的编纂元代法律的编纂有一个展过程。 成吉思汗在12o6年建立大蒙古国后曾经颁行“大札撒”使自己的一些谕旨变成法律。但是从蒙古游牧社会上产生的“札撒”不适用于后来蒙古贵族逐渐征服的汉族农业社会蒙古统治者遂在治理汉地时6续颁行一些新的法令并往往在实际上借助于金《泰和律》。窝阔台灭金后在中国北部的广大地区沿用金朝的《泰和律》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忽必烈即位初期。 忽必烈即位不久大臣姚枢、史天泽、刘肃、耶律铸等6续议定了一些适合当时实际情况的新的条格。至元元年（1264）八月忽必烈颁行新立条格对于一些重大的国家事务作了规定如“定官吏员数分品从官职给俸禄颁公田计日月以考殿最”；“均赋役”“勿擅科差役”；“招流移”“劝农桑”“平物价”“凡军马不得停泊村坊”；“词讼不得隔越陈诉”“具盗贼、囚徒起数月申省部”（《元史·世祖纪二》）。但这个条格的详细内容已不得而知。至元八年（1271）二月忽必烈颁布了当时尚书省奏定的条画。同年11月他在宣布建国号为大元的同时禁行金《泰和律》。他这样做显然是在宣布元朝建立后不愿沿用亡金的法律同时也是为了不使汉人用《泰和律》处事徇私。 过了二十年忽必烈又命何荣祖编定《至元新格》并予以颁行。《元史》记载至元二十八年（1291）五月丁巳何荣祖以公规、治民、御盗、理财等十事辑为一书名曰《至元新格》。忽必烈命刻版颁行使百司遵守。《至元新格》全文已佚但我们还可从存世的《通制条格》和《元典章》见到它的九十六条内容。元人徐元瑞所撰《吏学指南》在解释“格”的时候曾列出十章：公规、选格、治民、理财、赋役、课程、仓库、造作、防盗、察狱。把尚存的《至元新格》九十六条与这十章名称对照分析以后可以看出这十章正是《至元新格》的十事。再把这十事十章与至元元年的条格内容相比较可见《至元新格》乃是至元条格的继承和展。 忽必烈命何荣祖编定新格时要他“简除苛繁始定新律”。尽管如此从《至元新格》的实际内容看它仅仅是格基本上没有《唐律》那样的条文。所谓“议事以制不专刑书”1。从中国法律编纂史的角度看这表明元朝在这个时候还没有完成法典的制订。 《至元新格》确实具有“简”的特点它是忽必烈在平定南方、统一南北后要求在治理方面弃繁就简的产物。但它的条文过简在许多情况下犹如无法一般；而且条格的十事分类本来也不能包括律的内容。官吏们“无法可检”“无法可守”遇到案件只好从“旧例”（即金《泰和律》）中1苏天爵：《至元新格序》《滋溪文稿》卷六。 去寻找依据。可是事过境迁“旧例”毕竟已不足为准绳。这就造成了治理的严重紊乱。所以在《至元新格》颁布后不久就不断有人建议再修一部较为完整的法典以便“上有道揆下有法守”2。 元成宗铁穆耳大德三年（1299）三月命何荣祖“更定律令”。第二年二月成宗又谕何荣祖曰：“律令良法也宜早定之。”（《元史·成宗纪三》）何荣祖选定了三百八十条这就是所谓《大德律令》。但据《元史·何荣祖传》这部律令没有颁行。武宗海山在位期间（13o8—1311）又曾考虑将“自太祖以来所行政令九千余条删除繁冗使归于一编为定制”（《元史·武宗纪二》）。但也没有编成。 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以后在修订法典方面又采取比较积极的态度延祐二年（1315）命中书平章政事李孟等纂集累朝格例以谢让为校正官参加审定。当时在一部分主张法治的儒臣们看来法律未定导致“推谳混于常流条令裒于书肆官不遍睹法无定科轻重高下逢其喜怒出入比附系其爱憎”1。这种状况是不能再延续下去了。可是仁宗时权臣铁木迭儿与这部分儒臣的斗争十分尖锐修律一事还是未能完成。 英宗硕德八剌即位以后修纂律令的事再次提上日程。至治三年（1323）正月英宗“命枢密副使完颜纳丹、侍御史曹伯启、也可札鲁忽赤不颜、集贤学士钦察、翰林直学士曹元用听读仁宗时纂集累朝格例”。二月“格例成定凡二千五百三十九条内断例七百一十七条格千一百五十一诏赦九十四令类五百七十七名曰《大元通制》颁行天下”（《元史·英宗纪二》）。这样就完成了元朝法典的编纂。它是一部完整的、系统的法典不再简单地是原来的《至元新格》的修改增补。 《大元通制》颁行以后十五年从后至元四年（1338）起元顺帝妥欢贴睦尔又命臣下对它进行修改。至正五年（1345）十一月又修成了《至正条格》并于次年（1346）四月颁行。《至正条格》共二九o九条条文比《大元通制》多一些但只是对《大元通制》的修订和补充而已。而且那时元朝已濒临危亡它恐怕不久也就毁于元末的兵火因而以后完全失传。 2胡祗遹：《杂著·论法定律》《紫山大全集》卷二二。 1欧阳玄：《对策》《圭斋文集》卷十二。 第二节《大元通制》的体系从上述元代法律的编纂过程可以看出《大元通制》乃是元代修订的第一部完整的施行了的法典也是部分保留下来而且能够考知它的总体结构的法典。而就编纂的体系而言它也是一部具有中国法制传统的完整的法典。中华法系展到唐代臻于成熟《唐律》成为中华法典的范式以后王朝修律的蓝本；律令格式的法典体系形成中华法系的基本传统。五代后周时编有《大周刑统》具体本文已佚。宋也修有《宋刑统》其结构和内容都继承《唐律》并加以补充。不过除了律（刑统）令格式宋代又有敕把一些皇帝的诏书编进了法典。金代的法典以《泰和律》为代表包括律义、律令、敕条和六部格式。律义相当于律律令相当于令。唐、宋、金三朝在法典体系方面的因袭关系是十分清楚的。下面让我们看一看元代法典的代表作《大元通制》的编纂体系。 从现存有关资料可以考知《大元通制》的主体由制诏九十四条、条格一千一百五十一条和断例七百一十七条（或七百一十一条）三部分组成。另有一部分称作“别类”（或作“令类”）显然不是主体后来改订《至正条格》时也不再提到。在三个主体部分之中制诏在编纂体系方面相当于宋代的敕、金代的敕条。制诏放在朝廷里备查实际上要求官吏们奉行的只是条格和断例。 条格原共三十卷。193o年北平图书馆影印了内阁大库明初墨格写本《通制条格》尚存的二十二卷缺卷一、卷十至十二、卷二十三至二十六。即使缺了八卷《通制条格》的面貌已可概见。元人沈仲纬所撰《刑统赋疏》记：通例条格祭祀户令学令选举宫卫军房仪制衣服公式禄令仓库厩牧关市捕亡赏令医药田令赋役假宁狱官杂令僧道营缮河防服制站赤榷货将《通制条格》存卷与《刑统赋疏》上所列的通例条格二十七个篇目进行比对前者缺的是祭祀、宫卫、公式、狱官、河防、服制、站赤、榷货而其余各篇的排列次序则是完全一致的。所以《刑统赋疏》上所列条格篇目无疑就是《大元通制》条格的篇目。这二十七个篇目与唐贞观令、永徽令、开元七年令开元二十五年令的三十三个篇目相比较有二十二个是相同的（个别的用词不同但含义一致）。与现存金泰和律令的二十九个篇目相比较更有二十五个是相同的。所以《大元通制》条格的基本内容正是唐—金法典体系中的“令”。不过除了“令”条格还包含了原来“格”和“式”的内容。可以这样说条格实际上是把唐以来的“令”、“格”、“式”混合在一起了。 关于断例问题要复杂一些。 宋时已在敕以外增编“断例”这些都是“断案事例”即判例而且在编纂时也是按律的十二篇分类的。元代又有展“断例”这个法律用词具有两种含义一是“断案事例”（或“科断事例”）二是“断案通例”（或科断通例）。具有第二种含义时“断例”正是“划一之法”也就是律。大德五年（13o1）徐元瑞撰成的《吏学指南》的“法例”部分这样解释：“断例——杜预曰：‘法者绳墨之断例非穷理尽性之书也。’”这里说的法自然就是律而不是其他。大德七年（13o3）三月“诏定赃罪为十二章”《元史·成宗纪四》）据《事林广记》至顺刻本这十二章后来就编入了《大元通制》的断例。元代文献还常称金《泰和律》的律义为“旧例”也是将“例”与“律”联系在一起的。 在元代“断例”这个词在两种含义上混用这在《元典章》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元典章》的条目用了三十八次“断例”其中有十八次意为断案通例十七次意为断案事例还有三次是编纂者企图把断案事例编纂为断案通例。而若把这十八次具有断案通例含义的“断例”与《唐律》进行比较就可现其绝大多数可以从《庸律》找到根据。当然也有一些这类断例是完全从元代社会的实际情况出而制订的。 就“断例”具有断案通例的含义而言《刑统赋疏》记述得十分明白：断例即唐律十二篇：名例（提出狱官入条格）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1这就是说《大元通制》的断例即为《唐律》的分作十二篇的律只是名例篇中的“狱官”被提了出来编入了条格。这“狱官”就是“狱官令”在《宋刑统》中有三条“狱官令”是编在“名例”篇的。而据上引《刑统赋疏》文字“狱官”也确是《通制条格》的二十七篇之一可惜原文今已不存。元人王与撰《无冤录》卷上“病死罪囚”项引述《通制》狱官条后说：“条格详明既有所守当奉行惟谨可也。”可以为证。 概而言之就编纂的体例来说《大元通制》的制诏相当于宋的敕或金的敕条；断例相当于唐宋的律或金的律义；条格相当于唐宋的令或金的律令并包括进了格、式。可见《大元通制》在编纂体例方面还是同唐、宋、金的法典体系有承袭关系的。为醒目起见我们列一表以示《大元通制》在编纂体系上与唐、宋、金的法典的关系：唐律令格式宋律令格式敕金律义律令六部格式敕条元断例条格诏制1名例原文作名令今改有关考证见黄时鉴：《&1t;大元通制>考辨》《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2期。 同前代相比《大元通制》的用词虽然有所不同但其编纂的体系还是一脉相承的。换言之《大元通制》的编纂体系是从唐、宋、金诸朝的法典体系演变出来的。对于这个基本情况元代后期的大学者吴澄在当时就已作了恰当的评论。他说：“《大元通制》颁降于天下古律虽废不用而此书为皇元一代新律矣。以古律合新书文辞各异意义多同。其于古律暗用明不用名废而实不废。何也？制诏、条格犹昔之敕令格式也断例之目一循古律篇题之次第而类辑古律之必当从虽欲违之而莫能违也。岂非暗用而明不用名废而实不废乎？” 1吴澄：《大无（通制）条例纲目后序》《吴文正公全集》卷十九。 第三节《大元通制》的主要特征从内容方面看《大元通制》具有如下的主要特征：一、《大元通制》承袭了唐以来中国封建法典的基本精神。这个基本精神集中体现在《唐律·名例》中的五刑、十恶和八议。这些内容《大元通制》几乎全部采用了有如《经世大典·宪典总序》所说：“名例者古律旧文也五刑五服十恶八议咸在焉。政有沿革法有变更是数者之目弗可改也。”2五刑是指笞、杖、徒、流、死唐、宋、金均用之《大元通制》也全部予以保留。关于笞、杖元时稍加宽宥一般减打三下据说元世祖忽必烈明示为“天饶他一下地饶他一下我饶他一下”。关于流刑《唐律》有三：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元初曾以杖代流不久恢复流刑。《元史·刑法志》列为：辽阳、湖广、岭北。《经世大典·宪典总序》说：“流则南之迁者之北北之迁者之南大率如是。”1总之是远迁。关于死刑《唐律》分绞、斩两种五代时曾有凌迟《宋刑统》又去掉凌迟。《大元通制》的规定如何？《元史·刑法志》列的是斩、凌迟处死。但《经世大典·宪典总序》却说：“至于死刑有斩无绞。”而《事林广记》至顺刻本中保存的《大元通制（节文）》则写明“死刑：绞刑、斩刑。”2《刑统赋疏》通例所引刑法也写：“死刑二等刑：绞、斩。”《元典章》卷三十九《刑部》卷一《刑制·刑法》的五刑之制表死刑一栏未填等别但下文引了《五刑训义》说明死刑分为绞、斩。记载颇有出入有待深入探究。 十恶即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封建统治者认为这些都是违反封建君主制、等级制和宗法制的不可赦宥的大罪。关于十恶《元史·刑法志》所载文字与《唐律》、《宋刑统》完全相同。《事林广记》至顺刻本的《大元通制（节文）》所记十恶之九“不义”是“谓杀本属路府州县官员及受业师傅又吏卒杀本属官长及闻夫丧匿不举哀释服从吉及改嫁他人者”3。把《唐律》、《宋刑统》上的“府主、刺史、县令”改作“路府州县官员”以符合元代的实际情况。八议即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是封建刑律对于封建统治阶级上层分子的维护列入“八议”的人犯罪量刑可以减免。有关条文《大元通制》也全部承袭了。 除了五刑十恶八议《大元通制》还增加了五服专条这是《唐律》和《宋刑统》都没有的。五服即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五种近疏亲属服丧的规定它们是中国封建社会宗法关系在礼仪制度上的反映。在制订《大元通制》时元朝统治者决定用律文在服丧仪礼方面维护封建宗法关系可1《元文类》卷四二。 2《事林广记》别集卷三中华书局1963年影印本。 3《事林广记》别集卷三。 ------------ 9 见当时汉族传统的封建宗法思想已在很深的程度上被元朝统治者接受。实质上中国古代封建宗法社会所提倡的贵贱上下有等尊卑长幼亲疏有别与蒙古游牧贵族的思想也是息息相通的。 二、《大元通制》的许多条文是按照元代社会的实际情况重新拟定的。 条格自不必说即使是断例（律）虽然按照《唐律》的十二篇目编纂但除了上述五刑、十恶、八议以外具体的条文都是与《唐律》不同的。如果把可以看作是《大元通制·断例》的内容即《元史·刑法志》中列于与《唐律》相同篇目下的条文与《元典章》中属于“断案通例”的“断例”同《唐律》条文相比对就可以看出《大元通制·断例》的基本情况是：甲一部分条文直接沿袭《唐律》的文字仅仅稍加变动；乙一部分条文可以看出与《唐律》的渊源关系但条文本身是重加修订的；丙一部分条文可以归纳进《唐律》某篇的某一主题但在条文上找不出直接的联系；丁一部分条文无论就主题还是文字来说都是新的。这就是元后期名臣揭傒斯说的刑部“所掌四法十二律皆仍其旧而其条置颇损益焉”1。 三、《大元通制》含有明显的蒙古因素。 所谓蒙古因素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蒙古法的因素另一类是蒙古社会的因素。当然这两类因素本身也是有内在联系的。 先说第一类蒙古法的因素也就是在《大元通制》中可以直接看到蒙古法——札撒的影响。 在军事方面主要的是两点：一是军队的编制采用蒙古的十进制这种制度在札撒中是见诸明文的。二是对军官的考核提出五个要求即“治军有法守镇无虞甲仗完备差役均平军无逃窜”2。这五条的主旨大意我们也可以从札撒中见到相应的记载。 婚制方面婚姻采用“各从本俗”的原则从而具有多因素的混合结构。蒙古婚姻从本俗所以对汉族的禁令蒙古可以例外。譬如汉族禁止“有妻更娶妻者”但由于札撒允许“一夫多妻”所以“蒙古人不在此限”3。反之汉族从本俗也就不允许汉族采用蒙古习俗。譬如蒙古实行“父兄弟婚”（子收父妾、弟收兄妻或兄收弟妻）这在元初曾影响到汉族但后来在法律上予以禁止。至于“递相婚姻者”以男方习俗为主但“蒙古人不在此例”就是说蒙古女子与他族人通婚仍可以用蒙古习俗在这里多少又表现了蒙古至上主义。 在宗教方面也可以见到两点明显的蒙古法因素。札撒规定：（1）对1揭傒斯《中书省刑部题名记》见于熊梦祥著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辑《析津志辑佚》页27—29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2《通制条格》卷七《军防·军官课最》《元代史料丛刊》黄时鉴校点本页112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3《通制条格》卷四《户令·嫁娶》前引黄时鉴校点本页47。 于各种宗教不舍此取彼不尊此抑彼一视同仁不分彼此；（2）免征托钵僧、诵古兰经者、法官、医师、学者、献身祈祷与隐遁生活者的租税和差役。而在《大元通制》中有关的条文也总是把“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并列的。至于租税和差役的免征有一个变化的过程。从《通制条格》卷二九“僧道”中可以看出入元以后的规定是：种田出纳地税做买卖出纳商税其余差役蠲免。 至于在刑罚方面蒙古法中的反映刑或同害刑在元代法典中是否存在影响论者颇有歧见。从现已掌握的史料看大体上说来蒙古法及其他法中的反映刑或同害刑因素似乎并没有进入元代法典。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某些影响还是存在的。例如《通制条格》收有一条：至元九年八月规定对皇帝的名字要避讳“那般胡题着道的人口里填土者”1。蒙古习俗原是不避讳的后来受到汉族仪制和法制的影响便要避讳了；但这里对于违犯避讳的人的刑罚“口里填土”却是蒙古式的。 另一类蒙古社会因素是指在蒙古族作为统治民族的情况下元代社会受到的原蒙古社会的影响而出现的与蒙古相关联的新的社会因素。这类蒙古社会因素比较多在《大元通制》中得到显著表现的有站赤、投下、驱口和民族等级等。 在唐、宋、金的律令中都只有关于驿马的个别条文而在《通制条格》中则专门列有“站赤”的篇目。可惜尚存《通制条格》卷帙中这一篇目缺失。现存《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五站字下所录《成宪纲要》有关驿站的文字中所载标明“通制”的文书十九条当即录自《通制条格》“站赤”部分。 蒙古的投下制度在至元八年三月的《户口条画》中得到充分的反映这个《户口条画》全文载入了《通制条格》卷二。从这条画的规定可见元朝的法典一方面确认投下制度的存在另一方面又限制和削弱投下主的权益。在至元八年的《户口条画》中对人户中的驱良也有详细的规定。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元朝法典承认蒙古贵族、官员和封建主占有驱口的合法性但基本上把得到法律认可的驱口占有限制在乙未、壬子二年（先是乙未年）括编户籍时的范围之内一般不允许乙未、壬子年编籍后的“良”变为“驱”；同时却承认在一定条件下的驱口放良。良贱不婚的禁令后来也有所松动。 元代社会存在着严格的民族等级。实际上的民族等级区分在蒙古时期业已存在。不过从现存法律资料看蒙古、色目、汉人、南人这四个民族等级的划分直到大德年间（1297-13o7）才确定下来。在《大元通制》中在官制、军务、刑法等若干重要方面民族等级的区分都有充分反映。有关内容可参见本编第八、九章在刑法方面的表现下文还要述及。 关于《大元通制》在内容方面的主要特征概要说来就是：它承袭了唐1《通制条格》卷八《仪制·臣子避忌》前引黄时鉴校点本页125。 以来中国封建法典的基本精神同时含有明显的蒙古因素；它是按照元代社会的实际情况进行编纂的。如果《大元通制》的这种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元代法典的二元性那末它正是元代社会的二元性在上层建筑领域的一个鲜明反映。 第四节元代的司法结构元代的司法结构是二元的蒙古“国俗”与“汉法”并存。 蒙古国原设的札鲁忽赤（断事官）有元一代始终存在。从中统元年（126o）起札鲁忽赤秩正三品御位下与诸王位下置三十一员；后屡有增减最多时达四十六员。至元二年（1265）置大宗正府“凡诸王驸马投下蒙古、色目人等应犯一切公事及汉人奸盗诈伪、蛊毒厌魅、诱掠逃驱、轻重罪囚悉掌之”（《元史·百官志三》）。后来才将汉人的刑名事务析出。致和元年（1328）进一步确定“以上都、大都所属蒙古人并怯薛军站色目与汉人相犯者归宗正府处断其余路府州县汉人、蒙古、色目词讼悉归有司刑部掌管”（《元史·百官志三》）。 “有司刑部”是另一元。忽必烈继位后推行汉法从中统元年（126o） 四月起建中书省设置六部。起先兵、刑、工为右三部至元三年（1266）刑部单设。刑部“掌天下刑名法律之政令。凡大辟之按复系囚之详谳孥收产没之籍捕获功赏之式冤讼疑罪之辨狱具之制度律令之拟议悉以任之”（《元史·百官志一》）。实际上在致和元年以前刑部所掌只是汉人以及后来南人的刑名事务。在司法方面刑部所拟的刑事案件最后呈中书省断决。元初的断案事例文献关于量刑往往先是“法司拟”而后是“部拟”最后是“省拟”。当时的法司当是检法一职或其专门机构的别称其职责是掌管和检拟金《泰和律》的有关律令条文至元八年后基本上被废除。 在地方上元朝在行省以下置路、府、州、县四级政府机构。司法裁判事务是各级政府的职责之一由各级政府的长官和正官聚会合议连署决定。在元代官方文书中这样的办事方式称作圆议（或圆坐）和圆签（或圆押）。例如在路这一级参与圆议和圆签的人便是长官达鲁花赤和总管正官同知、治中、判官和推官。路与散府均设有推官上路设二员下路与散府设一员。推官负责具体处理刑名事务如立案、调查、鞫问、拟刑等。州县的刑名案件凡出州县断决权限的也由路府推官负责审理。在路的经历属下还有一名办理刑案的司吏。各级政府判刑的权力“诸杖罪五十七以下司（录事司）县断决；八十七以下散府、州、军断决；一百七以下宣慰司、总管府断决。配流、死罪依例勘审完备申关刑部待报”1。对于地方上的刑狱中书省或行中书省有时派出审断罪囚官进行监督。 御史台纠察百官善恶政治得失当然也包括司法和裁判的是否公正确当。御史台所属的各道肃政廉访司有权复审地方上的刑狱事务和检查办案文书。刑狱违错百姓受冤可向御史台及其所属肃政廉访司呈诉。 二元的司法结构是元代社会二元性的又一个鲜明的反映。在这样的司法1《元典章》卷三九《刑部》一《刑制·刑法·罪各府县断隶》。 结构中民族等级制度突出地表现出来。一般的政府机关在执行司法职权时只能审断汉人和南人蒙古人与色目人犯法都必须由礼鲁忽赤进行审断（致和元年以后才有变化有如上述）。蒙古人与色目人犯有重罪一概由大宗正府审理而且必须由蒙古人对罪犯进行判决。量刑的轻重也因民族等级的不同而相差悬殊。例如同样是盗窃元代通例规定：“窃盗初犯刺左臂再犯刺右臂三犯刺项强盗初刺项”但蒙古人犯者不刺1。又如同样是杀人伤人一般律文规定杀人者死但蒙古诸王以私怨杀人仅判处杖刑和流放；蒙古人因争斗或酒醉杀死汉人征烧埋银断罚出征；而汉人只要殴杀蒙古人即予处死；而且蒙古人殴打汉人汉人不能还报只能陈诉否则将予以严惩。 由于元代社会诸色户计构成十分复杂在审判方面当时形成了一种约会制度。至元二年（1265）二月“总管府条画”已规定：“投下并诸色户计遇有刑名词讼从本处达鲁花赤管民官约会本管官断遣。如约会不至就便断遣施行。”2后来这种约会制度涉及僧、道、儒、医、灶、乐、军、探马赤、畏兀儿等各种户计。实际上凡民户刑案涉及其他户计管民官都必须约会该户计的本管官共同审理方能生效。在中国古代司法结构中这种约会制度是十分特殊的。 1《元典章》卷四九《刑部》十一《诸盗·强窃盗贼通例》。 2《元典章》卷五三《刑部》五《约会》。 第十二章元代的礼俗俗是社会生活习惯礼是对社会生活和人们行为的规范。所谓礼俗就是经由礼规范的社会习俗。一定时代、一定地域、一定国家、一定民族的礼俗往往具体而生动地反映了那个时代、那个地域、那个国家、那个民族的物质生活条件、社会关系状况和精神生活面貌。礼俗又具有明显的前后承袭关系和地域之间、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因此礼俗乃是人类社会历史活动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中国的礼俗展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殷代。周代时候礼俗已经形成比较完整的结构。《周礼·大宗伯篇》将礼分为吉、凶、军、宾、嘉五礼。军礼独缺因为军事是机密的。吉礼是祭祀的规范凶礼是丧葬的规范宾礼是交际的规范嘉礼是婚嫁的规范。中国的礼俗大多是同这些礼分不开的。自然在历史展的过程中礼俗也不断演变。历代王朝使中国封建主义的仪制得以逐步形成和完成。而悠久持续的文化传统则又使中国的社会生活具有自己独特的丰富多彩的岁时节序。礼俗的这些主要方面在元代其内容也是十分充实的。元代的礼俗还具有二元性一方面它基本上是中国传统礼俗的继承和展一方面它又含有浓厚、鲜明的蒙古民族礼俗的因素。下面分述元代礼俗的五个主要方面：祭祀、仪制、婚姻、丧葬和岁时节序。第一节祭祀“礼之始也以祭”。祭祀是中国古代礼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元朝的祭礼对象包括天地、宗庙、社稷、先农、先圣、岳镇海渎以及风师、雨师、雷师等。《元史·祭祀志》记述元朝的祭祀“稍稽诸古”同时无论是它的内容还是形式蒙古风俗的影响还是十分明显的。 元朝特别重视祭天这是直接与蒙古人信仰萨满教崇拜至高无上的“长生天”联系在一起的。“元兴朔漠代有拜天之礼。衣冠尚质祭器尚纯帝后亲之宗戚助祭”（《元史·祭祀志一》）。在文献中成吉思汗祭天的活动屡有所见。1254年蒙哥汗祭天于漠北的日月山。忽必烈即位以后先是在每年四月九日和九月九日两次祭天后认为这是亡金旧例改成每年六月二十四日祭天一次。这时元帝在上都所以元朝的祭天在上都举行。祭天时“又呼太祖成吉思御名而祝之曰：‘托天皇帝福荫年年祭赛者。’”（《元史·祭祀志六》）由于受汉族礼制的影响从忽必烈时候起在祭天的同时祭地。但由于在汉族祭祀传统中天地应当分祭还是合祭是个争论不定的问题元朝长期实施的仅仅是祭天的礼仪。 对于成吉思汗的祭祀窝阔台在即位以后已予以重视这是蒙古宗室祭祀祖先的开始并且形成了传统。忽必烈即位后在至元三年（1266）建成太庙基本上按照中国王朝的传统礼制进行祭祀十分隆重。但是元朝的太庙祭祀仍旧具有若干特色：（1）祭祀的祝文用蒙古文书写由蒙古巫祝宣读；（2）常馔以外增加了野豕（代替豢豕）、鹿、羊、葡萄酒、马湩以及其他野生禽兽；（3）在太庙作佛事。这种“郊庙之仪”按照传统也应由皇帝亲自举行。但是从忽必烈起元帝“亲享”的不多往往就由巫祝主持了。 由元帝遣使致祭的是社稷、先农和先圣。社指土地稷指谷类先农指农神。先圣包括三皇（伏羲、神农、黄帝）和宣圣（孔子）。对社稷、先农和先圣的祭祀是忽必烈在位期间逐渐制定的显然是他推行汉法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礼仪方面接受了汉族农业社会的产物以及作为汉族传统文化思想的第一位代表人物的孔子。忽必烈还曾亲自举行过祭孔的典礼。 对于岳镇海渎和风师、雨师、雷师的祭祀元帝也是遣使代祀。岳镇海渎的代祀始自中统二年（1261）。五岳四渎五镇四海分五道每道遣使二人蒙汉各一出玺书给驿以行秩祀有常。这是国典“诸王公主驸马辄遣人降香致祭者禁之”（《元史·刑法志二》）。这些祭祀同样沿袭了中国的王朝传统但也可以在蒙古风俗中找到若干相应的因素。例如成吉思汗由于藏在不儿罕山逃避蔑里人的追捕而保全了性命因此决定子子孙孙永远祭祀此山。契丹、党项等族的祭山习俗也可能对蒙古族生过影响。又如祭祀风师、雨师和雷师蒙古人是很容易接受的因为他们的萨满教信仰使他们本来就对风、雨、雷这些自然界施威的现象充满了神秘感和畏惧心理。元朝还祭星于司天台和回回司天台。 关于祭祀这里要记述一下太庙大祭祀时的“割奠”这是“国礼”是蒙古的祭礼。在祭祀时由蒙古博儿赤（司厨怯薛成员）跪割奠牲的肉置于太仆卿奉侍的朱漆供盘之上酹以马湩而后祭供。蒙古太祝呼帝后御讳致祭年月日数致祭物品最后读蒙古语祝文。礼毕以割奠之余撒在南门外名曰“抛撒茶饭”。凡是大的祭祀行割奠之礼以示隆重。 蒙古又有烧饭祭礼这显然直接因袭了契丹、女真的类似风俗蒙古语称为“亦捏鲁”（ineru）关于这种烧饭礼俗有人认为是殉葬有人认为是火葬有人认为是一种祭祀用于祭祖以及祭天。见于蒙古的有关资料有：《蒙古秘史》第7o节的记载在成吉思汗以前蒙古已有烧饭的习俗是祭祀祖先祭后分胙而食。普兰迦儿宾尼记载“他们把吃了马的骨头烧掉。妇女们也常聚到一起焚烧骨头为男人们的灵魂祝福”1。元末陶宗仪记载一次忽必烈举行丁祭（祭孔）“礼毕进胙于上。上既饮福熟其胙命左右均霑所赐”2。元代大都有烧饭园在蓬莱坊是皇家行烧饭礼的场所。每逢祭祀时“烧饭师婆以国语祝祈遍洒湩酪酒物以火烧所祭之肉而祝语甚详”3。从这些资料可见：蒙元的烧饭是祭祖祭孔烧饭由萨满教的师婆主持所用的牲畜其胙由祭者分食焚烧掉的原是骨头后来也有肉。烧饭也烧掉肉这可以看作蒙古贵族生活奢侈在祭祀活动中的表现。 元朝还有一些祓灾迎福的礼俗可以提一下。一是“游皇城”至元七年忽必烈听从帝师八思巴的建议在大明殿御座上安置一顶伞盖上写梵字金书称为：“镇伏邪魔护安国刹”。从此每年二月十五日宫内仪仗队要“迎引伞盖周游皇城内外云与众生祓除不祥寻迎福祉”《元史·祭祀志六》）。周游时出动数千人有庞大的仪仗、乐队和戏队尾排列三十余里大都的居民倾城聚观。同样的活动每年六月中在上都也举行一次。一是“射草狗”义为脱灾。每年十二月下旬选择一天在大都西镇国寺内“束秆草为人形一为狗一剪杂色彩段为肠胃”。先由显贵们交相射“射至糜烂以羊酒祭之”。而后由帝后及太子嫔妃射并且各自解下衣服“俾蒙古巫觋祝祭之”（《元史·祭祀志六》）。另一种脱旧灾、迎新福的风俗是：每年十二月十六日以后选定一日帝后及太子坐于寝殿用白黑羊毛为线把他们自顶至足缠系了由蒙古巫觋念咒语在银槽中烧米糠酥油以烟熏他们身体毛线断了纳入槽中。然后他们又用手撕裂数寸长的红帛“唾之者三并投火中”（《元史·祭祀志六》）随即解下衣服交给巫觋。从这些礼俗可以看出元代帝室的礼俗是相当落后的迷1道森编：《出使蒙古记》吕浦汉译本页1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2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丁祭》。 3《析津志辑佚》《古迹》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辑本页115。 信的色彩十分浓厚。 第二节仪制蒙古肇兴朔漠原有朝会燕飨之礼。朝会或称聚会译自蒙古语“忽邻勒塔”（quri1tai-quri1ta）原是部落议事会后演变成为宗王大臣会议商议征伐、继位等军国大事。朝会之际与会的人在一起宴饮蒙元时候成为皇帝赐予的燕飨由于规定与宴者穿同一颜色衣服又称“质孙宴”（质孙蒙古语义为颜色）或“诈马宴”（诈马波斯语义为衣服）。宴会进行的时候有“喝盏”之礼设专人高呼“月脱”（义为“请用”）大家敬酒。重大的宴饮往往持续数天时间最长的宴饮甚至达到六十余天。这种质孙宴起初只有皇帝才举办但后来宗王达官也有举办的。但朝会本身的礼仪是很简朴的直到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的时候只不过树起九斿白旗诸王们共上尊号而已。 在窝阔台继承汗位时耶律楚材依照中原王朝的传统制订了册立仪礼要求皇族尊长都列班就拜“降升分上下进退有低昂”1。参加会议的人“从头上摘下帽子把腰带搭到肩上”“九次以叩地”2。忽必烈即位以后至元六年（1269）年十月命刘秉忠、许衡等人制订朝仪服色从至元八年八月庆贺天寿圣节开始正式使用。“自是皇帝即位、元正、天寿节及诸王、外国来朝册立皇后、皇太子群居上尊号进太皇太后册宝暨郊庙礼成、群臣朝贺皆如朝会之仪而大飨宗亲、赐宴大臣犹用本俗之礼为多。”（《元史·礼乐志一》）至元八年十一月忽必烈改蒙古国号为元因而从这年开始使用的朝仪和燕飨可以说是汉蒙混合的仪制。中国王朝的传统礼与乐曲相辅相成。元廷的乐具有两个特点：一是混一前代各王朝的乐包括西夏、金、宋的乐以及回回乐；二是雅燕并用“大抵其于祭祀率用雅乐朝会飨燕则用燕乐”（《元史·礼乐志一》）。冠服车舆是中国仪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显示了封建等级的区分上下有别贵贱有章。元朝在这方面“大抵参酌古今随时损益兼存国制用备仪文”。所谓今者包括就所征服的四方诸国“因其俗之旧又择其善者而通用之”1。承袭前代的如冕服、公服、仪卫服色、器皿、帐幕车舆、鞍辔等等都有严格的等第下不僭上。同时规定“蒙古人不在禁限及见当怯薛诸色人等亦不在禁限”等（《元史·舆服志一》）体现了民族等级的差别。所谓“兼存国制”比较突出的有：质孙是蒙元特有的一色服“内庭大宴则服之”（《元史·舆服志一》）若是大宴数日每天换穿不同颜色的质孙。天子的质孙冬服凡十有一等夏服凡十有五等；百官的质孙冬服凡九等夏服凡十有四等。衣冠上缀有1耶律楚材：《和张敏之诗七十韵三》《湛然居士集》卷九。 2《史集》第2卷汉译本页3o、175。 1《经世大典·礼典总序·舆服》《元文类》卷四一。 许多珍宝而且大量使用高级丝绸和域外的纳失失（金锦）、怯绵里（剪茸）、失（回回精制毛织品）以及高丽罗等穷极奢华。质孙的制作也有一定的规制十分严格。象轿是元廷特有的乘舆始制于至元十七年（128o）。象来自西南以及域外马八儿、缅、占城、安南、交趾诸国的进献。见于《元史》本纪的献象记载共三十七次其中载有数目的十八次共八十八头；其余十九次若每次只作一头计共十九头总数也过了百头。元廷把得自贡献的象饲育于大都析津坊海子之阳。每年皇帝在大都上都之间“巡幸”时有蕃官骑象前导或御象以驾巨辇。象轿就是用象驾御的巨辇。为了维持这样壮观的象轿队伍当象不够用的时候元廷就遣使到占城、占腊、龙牙门等地去索取驯象。其他较具特色的仪仗还有驼鼓、骡鼓和马鼓等。 蒙元尚白这与契丹、畏兀儿等北方民族相同。最显著的事例是：成吉思汗建国时候树起了九斿白旗；他死后在他的陵地搭起了八个白帐供祭；元大都大明殿内的御榻上有白盖金缕褥御座上安置的镇邪伞盖也是白色的；元廷祭祀时用白缯作币；最隆重的质孙宴一律穿白色服装；进献于元廷的禽兽如果是白色的被认为更具敬意如白鹰、白马、白驼等。为什么蒙元崇尚白色？有人认为与敬重祖先有关系因蒙古人相传自己的祖先是苍狼和白鹿。有人认为与生活环境有关在蓝天白云之下白色的羊群是他们宝贵的财富而白色的马湩和牛羊乳又是他们日常饮食之源。也有人认为与萨满教信仰有关因为萨满教是崇尚白色的蒙古任别乞的人穿白衣坐白马。 蒙古又尚右这又与突厥相同。“其位置以中为尊右次之左为下”（《黑鞑事略》）。尚右表现在许多方面：成吉思汗分封宗族诸子的封地在老营右面诸弟的封地在老营左面；元朝太庙的神主的排列由左昭右穆改为右昭左穆；元朝丞相两员右丞相在左丞相之上又右丞在左丞之上；元宫中有三库御用宝玉、远方珍异隶内库金银、质孙衣段隶右库常课衣段、绮罗、缣布隶左库；在帐幕里男子坐右边妇女坐左边尊重男性；在行进时两骑相向交左而过表示谦顺；在进食时接他人递来的肉要用右手用左手就是相逆等等。 蒙古还崇尚九这个数字用九表示隆重这与汉族是一致的。除了九斿白旗以外崇九还表现在：成吉思汗给予功臣的特权之一是九次犯罪不罚；祭祀时羊鹿野豕等祭品一般常用九数或九的倍数；每年在上都祭天用马一羯羊八彩段练绢各九匹以白羊毛缠若穗者九貂鼠皮三除了貂鼠皮其余都取九数。 在蒙古传统的风俗中原有不少禁忌元代仪制建立以后禁忌避讳的事也有增加。蒙古原有的禁忌有：禁草生而■地者遗火而■草者拾遗者履阈（踩着门槛）者箠马面目者相与淫奔者（《黑鞑事略》）。由于害怕雷电春夏两季他们不在河中洗手汲水甚至不在原野上晾晒洗过的衣服。有的禁忌是与萨满教信仰联系在一起的例如禁止拿小刀插入火中禁止用小刀到大锅里取肉禁止在火旁拿斧头砍东西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做法会将火砍头。故意犯禁的人要被处死；不是故意犯禁可由巫师为犯者涤除罪恶。蒙古人认为火可以净化污秽和灾邪办法是烧起两堆火从中间通过。 忽必烈在仪制确定以后至元七年闰十一月“禁缯段织日月龙虎及以龙犀饰马鞍者”（《元史·世祖纪四》）。从至元八年起禁止器物饰金。原来蒙古贵族是喜爱器物上饰金的现在予以禁止是要显示皇帝的独尊。后来元顺帝时又有进一步的禁限。后至元四年（1338）“禁服麒麟、鸾凤、白兔、灵芝、双角玉爪龙、八龙、九龙、万寿、福寿字、赭黄等服”（《元史·顺帝纪二》）。至正四年十一月“禁内外官民宴会不得用珠花”（《元史·顺帝纪四》）。 中国历代王朝禁止称呼皇帝的名字皇帝死后追尊庙号各种文书要回避庙号的用字。蒙古前四汗时汗的名字是毋须回避的。贵族与平民之间也彼此直呼其名；汗死以后也没有庙号。不过有一些事例表明有的尊长已不允许下属冒犯自己的名字而王、妃死后避讳他或她的原来名字似乎渐渐成为习俗。前者最突出的例子是拔都把喝醉时提到他名字的不里砍头处死。后者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拖雷死后人们回避他的名字改称他为“大那颜”甚至把蒙古语中的“拖雷”（to1i镜子）改用突厥语同义词“库兹古”（kozgu）来表示。元朝制定朝仪以后至元九年八月明文规定“上位的大名字休题者那般胡题着道的人口里填土者”。以后成宗、武宗均予重申凡有犯者“教更改了者”1。延祐元年（1314）元廷再次规定表章文字必须回避御名庙讳。这样元朝的避讳便走上了中国传统的轨道。 元朝在至元三年开始对前四汗追尊庙号以后成为定制。元朝的庙号采用双重制即从忽必烈起每个皇帝死后都既谥一个蒙古语庙号又谥一个汉语庙号。如忽必烈的蒙古语庙号是“薛禅汗”汉语庙号是“世祖”。蒙古语庙号行用于元朝及诸藩国也就是以元帝为宗王的整个蒙古汗国；而汉语庙号则仅仅行用于元朝。这种双重庙号制度显然是元朝政治制度的二元性的一个鲜明反映。它在中国王朝制度史上是非常特殊的。 1《通制条格》卷八《仪制·臣子避忌》。 第三节婚姻元朝的婚姻礼制是在至元八年（1271）基本上确定下来的。这年二月忽必烈颁布的圣旨条画中有一款：“诸色人同类自相婚姻者各从本俗法；递相婚姻者以男为主蒙古人不在此限。”2这里包括了三项准则：第一尊重各族的婚俗各族的人自相婚姻各从本俗法；第二以男子为中心各族的人递相婚姻者以男方婚俗为主；第三以蒙古人为上他族男子与蒙古女子为婚不必以男方婚俗为主。 元代婚礼中值得特别注意的先是居于特殊地位的蒙古人的礼俗。一直到蒙古汗国建立以后蒙古人中间还流行“抢亲”的风俗。但同时议婚的风俗也很普遍。父亲可以为儿子向女方求婚若女方父亲同意就饮“布浑察儿”（许亲酒）。又有“不兀勒札儿”译称“许婚筵席”。“不兀勒札儿”这个词原意是“颈喉”这里实际上指羊的颈喉这个部位的骨头十分坚硬许婚筵席上吃这个部位的肉表示定婚不悔1。议婚要讲聘礼一般是以马示聘。但是成吉思汗认为“婚姻而论财殆若商贾矣！”（《元史·孛秃传》）他更注重婚姻的社会条件与政治基础。因而元代时候蒙古贵族与平民不相通婚；贵族之间彼此嫁娶称为“忽答”即姻亲；此外“安答”之间也互相嫁娶结成“安答忽带”即义兄弟姻亲关系。 元代蒙古人实行一夫多妻制。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蒙古社会已以男子为中心同时还存在着浓厚的原始婚姻制度的残余一方面是因为频繁的战争使大量男子丧生而同时又俘获了大量妇女。当时实行一夫多妻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蒙古人的蕃衍因而“成吉思立法只要其种类子孙蕃衍不许有妒忌者”（《黑鞑事略》）。至于一个男子娶多少妻子则有赖于他供养的能力。所以愈是显贵的人往往妻子愈多在蒙元时代的文献中一个贵族有几十个妻子的记载是屡见不鲜的。按照当时的风俗平民也可以娶有多妻。在多妻的情况下长妻的地位最高。但是妻以子贵如果长妻没有生子她的地位就可能低于她丈夫的其他生子的妻2。严禁与已婚之妇私通犯者处死。 元代蒙古人还实行收继婚制也就是“父死则妻其从母兄弟死则收其妻”（《元史·乌古孙桢传》）。这种婚制中国北方许多民族都曾实行汉文文献中称之为“蒸母报嫂”。蒙古兴起时和它邻近的女真、党项、畏兀儿等族也有这种习俗。因此在当时蒙古人的观念中这是顺理成章的。甚至成吉思汗死后他的宠妃木哥哈敦就被三子窝阔台娶去。而在窝阔台得到木哥哈敦以前他的二兄察合台也派人来说：“父亲遗留下的诸母和美妾2《通制条格》卷三《户令·婚姻礼制制礼》。 1后来没有许婚筵就改在结婚时吃“不兀勒札儿”表示好合。这个风俗延续至今。2《史集》第1卷汉译本页187。 之中把这个木哥哈敦给我！”1这种婚制在元朝封赠制度方面也有反映。元朝规定“再醮之妇”是不予封赠的但蒙古（以及色目）除外2。 至于在元代仍占人口多数的汉族的婚姻礼俗则基本上沿袭了原有的传统但也有若干变化。至元六年三月中书省户部议准“今后但为婚姻议定写立婚书文约明白该写元议聘财钱物若招召女婿指定养老或出舍年限其主婚、保亲、媒妁人等画字依理成亲庶免争讼”3。至元八年九月尚书省礼部呈准施行的婚姻礼制是依据“汉儿旧来例”并参照朱熹《家礼·婚礼》拟订的包括议婚、纳采、亲迎、妇见舅姑、庙见和婿见妇之父母七项。同时金代流行一时的“拜门”因为“蒙古婚聘并自来典故内俱无此陈例此系女真风俗”而“遍行弟去”4。 元廷对于一些特殊的婚姻问题也有明确的规定。如对于“驱良婚”也就是驱口与良人之间的通婚元廷明令禁止违者有罪。良人娶驱判徒刑二年；良妇嫁驱“则合做驱”1。如宋时在江淮已成习俗的典妻元廷认为是“薄俗”予以禁止；也禁止嫁卖妻妾2。又如指腹为婚宋金两代较为多见而元代的法律则予以禁止。 元代各民族的婚姻礼制虽然各从本俗但彼此之间不可能不生影响。比较明显的是汉族中有些人效法蒙古人多妻制“有妻更娶妻”对此元廷以至元八年正月二十五日为界限在此以前“准已婚为定”；在此以后申明禁止3不过有妻再娶妾仍被允准。 蒙古的收继婚制对汉族也有影响。而元廷对此的政策则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按至元七年的规定侄儿不得收继婶母。而按至元八年十二月颁布的圣旨“小娘根底阿嫂根底收者”4也就是准许兄收弟媳弟收兄嫂即使是小叔收嫂也被认为“难同有妻更娶妻体例”5。到了至元十二年兄收弟媳已在实际上受到禁止犯者刑杖。《元典帝》载有至元十四年刑部所准兄收弟媳刑断离之例以后遇有同类案件即以此例为依据审理6。至顺元年（133o）九月进一步下敕：“诸人非其本俗敢有弟收其嫂、子收庶母1《史集》第1卷汉译本页245。 2《元典章》卷十一《吏部》五《失节妇不封赠》。 3《元典章》卷十八《户部》四《嫁娶写立婚书》。 4在汉族的婚俗中“拜门”就是婿见妇之父母。女真的“拜门”别有含义是男女婚前生子后男子去女子家拜见女方父母执子婿之礼。 1《元典章》卷十八《户部》四《良人不得嫁娶驱妇》。 2《通制条格》四《户令》《典雇妻室》、《嫁卖妻妾》。 3《元典章》卷十八《户部》四《有妻许娶妾例》。 4《元典章》卷十八《户部》四《收小娘阿嫂例》。 5《元典章》卷十八《户部》四《叔收嫂又婚定妻》。 6《元典章》新集《户部·婚姻·兄收弟妻断离》。 者坐罪”（《元史·文宗纪三》）。这“诸人”明白指的是汉人、南人7。 另一方面蒙古人受到汉族婚姻礼俗的影响也有不再从本俗的。例如蒙古弘吉剌氏的脱脱尼年二十六岁时丈夫哈剌不花死了哈剌不花前妻有二子已成年尚未娶妻都想收继她。“脱脱尼以死自誓”“二子惭惧谢罪仍析业而居”（《元史·脱脱尼传》）。对这样的事元代官方未予干涉。 7《元史》卷一o三《刑法志》二《户婚》：诸汉人、南人、父没子收其庶母兄没弟收其嫂者禁之。第四节丧葬元朝在丧葬方面包括葬式、丧服、丧事和服丧也规定各从本俗。 蒙古族实行土葬但无冢富贵的人有棺但形制与汉族的棺不同“中分为二刳有人形其广狭长短仅足容身而已”（《元史·祭祀志六》）。殓用貂皮袄、皮帽靴靺、系腰、盒钵（后衍称荷包）都用白粉皮制成以车载棺运到葬地一路上由一蒙古巫媪骑马前行这匹马称为金灵马。到了陵地开穴所起的土块排列有序埋入棺后又依次掩覆。这是皇帝的丧式。从成吉思汗起这样葬入土中后当即驱马蹴平上面覆草不再修建陵墓。 因此他们的具体埋葬地点人们不得而知。《元史》称元帝均葬于起辇谷拉施都丁《史集》说是葬在不儿罕一合勒敦。这个地方蒙古语称horig或horigu1（突厥称gurup或quruq）意为“禁地”1。 几种文字的文献都记载蒙古人实行土葬时以死者生前的生活资料作为随葬品。普通的人随葬品只有帐幕、马匹、武器等。贵族的随葬品有金银珍宝。波斯文、阿拉伯文文献中都有蒙古领死后人殉的记载如志费尼记成吉思汗死后有四十美女殉葬。他又记载拔都葬时以“奴隶及妻妾殉”1。但是在汉文文献中不见人殉的载录这可能是因为汉人不预此事无由得记；也可能是因为这种人殉本来就并不普遍而在忽必烈推行汉法后已经废除。 蒙古对死者的哀悼祭祀有如下记载。成吉思汗临终前曾嘱咐不要丧举哀以便“使敌人不知我已死去”2。蒙哥汗死后灵柩被运回老营后“在四处斡耳朵中轮流为他举哀”3。《元史·祭祀志》记：“葬后每日用羊二次烧饭以为祭至四十九日而后已。”又记：“送葬官三员居五里外日一次烧饭陵祭三年然后还。”陵祭日子延长到三年可能是受到汉族丁忧之制的影响因为蒙古族是没有服丧三年的习俗的。 元代汉族的丧葬礼制沿袭了固有的传统而且把它更加牢固地建立在忠孝观念之上。《大元通制》成书“乃著五服于令”4在中国法制史上第一次把五服在法典中列有专条。五服即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五种近疏亲属服的规定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宗法关系在丧礼制度上的反映元朝统治者决定用律文予以维护和施行。汉族三年服丧丁忧之制在元代同前1此地究竟在何处有待进一步研究。现一说在克鲁伦河畔一说在肯特山。起辇谷是否即不儿罕一合勒孜也无定论。1oiparis1959。1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何高济汉译本上册页22o及225注（3o）所引瓦撒夫书上的记载。2《史集》第1卷汉译本页321。 3《史集》第2卷汉译本页271。 4《宪典总序》《元文类》卷四二。 代一样严格蒙古、色目“不拘此例”5。有的蒙古、色目人也进行效法。对此元廷在大德八年（13o4）曾规定可以允许但后来生争议在致和元年（1328）时曾予禁止。至元十五年中书省明文禁止汉族火葬以厚风俗。此外汉族居丧饮宴的活动在延祐元年也遭到禁止但蒙古色目人“可各从本俗”1不在禁例。 《析津志》记大都“城市人家”在佛寺火葬死者“烧毕或收骨而葬”。“孝子归家一哭而止家中亦不立神主。若望东烧则以浆水酒饭望东洒之；望西烧亦为上法。初一月半洒酒饭于黄昏之后。色目、大食等则各从本俗”2。这里所谓的“城市人家”没有说明其族属；下面说到色目、大食等可见当指蒙古族或汉族。这里的火葬是采用了佛教的典仪。而其他举止显然不象是汉族礼俗或者是蒙古的某些丧葬风俗进入了大都；或者是汉族受到了蒙古某些丧葬风俗的影响。 元代丧葬各从本俗元代文献也记载了一些部落、民族的丧葬情况：汪古部“遇父母之丧则■其面而哭”3。这种行丧■面的风俗多半是承自突厥的。伊吾庐人塔本卒“遗命葬以纸衣瓦棺”（《元史·塔本传》）。党项族有四种葬法：火葬沿袭羌人的风俗；土葬有棺柩墓地受到汉族的影响；天葬与契丹的天葬相似；水葬。畏兀儿族有土葬和火葬两种土葬有棺葬后有坟在死者颌胲上、上、肚脐上放有金子所以土葬当是富贵人家才采用。女儿、媳妇带白孝散头亲眷孩儿中做和尚的在肩胛上挂白财帛俗人散头。丧礼的全过程由和尚念经举行。“休似河儿使例行者搭麻花挂孝穿团头都仗穿带者”1。在云南地方原来盛行火葬“不为丧祭”。赛典赤治云南时推行了土葬“死者为之棺椁奠祭”（《元史·赛典赤赡思丁传》）。 5《通制条格》卷十《吏部》四《赴任程限等例》。 1《元典章》卷三o《礼部》三《禁沾居饮宴》。 2《析津志辑佚》《风俗》页21o。 3《出使蒙古记》汉译本页81注62。 1《元典章》卷三o《礼部》三《畏吾儿丧事使例》。 第五节岁时节序在岁时节序方面元朝也基本上沿袭历代形成的传统同时又包含一些蒙古的因素。1264年忽必烈颁布圣旨条画规定：“京府州县官员若遇天寿、冬至各给假二日；元正、寒食各三日；七月十五日、十月一日、立春、重午、立秋、重九、每旬各给假一日。”2在这些假日之中元正、寒食、七月十五、十月一日、重午、重九等都是传统的节日。下面对元代的岁时节序作若干叙述。 元旦庆贺的风俗始于汉高祖。自后历代皇家每逢元旦行朝贺大礼元朝未有例外。而民间有贺新年的风俗大约始自晋代相沿到元代也仍旧存在。元代在正旦朝贺以后百官脱去公服“与人相贺”相贺之时赠与手帕3。以后数日间士庶彼此往还迎送。在大都到十三日这天人们以黄米为糍糕馈遗亲戚。 正月十五上元观灯的风俗也始于汉代而盛行于唐、宋及其以后。元初忽必烈已在大都宫中挂灯赏玩。据说忽必烈本人穿制过珍珠垂结灯。宫中有一棵树忽必烈赐称“独树将军”上面悬挂诸色花灯。尔后每逢这个节日宫内衙门“进上灯烛、糕面、甜食之类”1。到武宗、仁宗之时此节大为兴盛。武宗在即位后的第一次正月十五日（13o8）命起灯山于大明殿后延春阁前蔚为壮观。在民间大都的市铺从十三日起开始悬灯一直到十五日或十六日。接下去元月十九日是燕九节大都士女倾城前往南城长春宫、白云观烧香祭祀道教全真教宗师邱处机的生日同时也宴游取乐；这个元初始有的风俗一直延续到清代。 周代已有修禊、寒食的风俗而清明则始于汉代唐、宋相沿以为节令。清明作为农历二十四个节气之一在三月间；清明前一日或两日是为寒食。元廷规定寒食放假三天自然就将清明这一天包括在内了。在这个节令里人们祭祖扫墓。古时有打球、斗鸡、秋千诸种游戏元时大都这类游戏仍行于宫闱以及达官贵人之家。贫苦的人盼望摆脱穷困在三月三日这天“竟以菽秀秕纽作圆圈自以此圈套其自足掷之水中云脱穷以讫”2。在佛教传入中国后相传四月初八是释迦牟尼的诞辰佛门信徒逐渐有浴佛会。元朝皇帝从忽必烈起信喇嘛教因而对浴佛会十分重视。“送香水黑糕斋食奉上有佛处咸诵经赞庆”3。典仪方面的特点是全部遵照喇嘛教的规则。 2《通制条格》卷二二《假宁·给假》。 3《通制条格》卷八《仪制·公服私贺》。 1《析津志辑佚》《岁纪》页211。 2《析津志辑佚》《岁纪》页217。 3《析津志辑佚》《岁纪》页211。 重午元时也简称午节在五月初五。这个相传纪念屈原的日子元廷“以为大节”。这一天宣徽院等衙门向元廷进献彩索、珠花金罗、酒醴、凉糕、香粽等物。在大都小商贩们制卖各种凉糕；此外市场上出售艾虎、泥大师、彩线等袋牌等大概与江南习俗相同。南方在这一天划龙船的风俗在元代依旧盛行；但至元三十年（1293）时曾一度因其“无益”且“聚众不便”而予以禁止。 七月初七是七夕节也称乞巧节、女孩儿节。此节相传的故事有牵牛星与织女星在鹊桥相会有唐明皇与杨贵妃在长生殿盟誓。在元代大都这一天士庶之家都架起大棚张挂七夕牵牛织女图备盛瓜、果、酒、饼、蔬菜、肉脯邀请亲眷、小姐、女流作巧节会。流传有关于元代大都建城乃是刘秉忠主持设计有“凡十一门作那吒神三头六臂两足”的传说1。在七夕节大都人民也迎二郎神赛愿。此外在上都这天命师婆选择吉日勒太史院在吉日“洒马戾洒后车辕軏指南以俟后月”2为大驾南返做好准备。 七月十五是中元节又叫鬼节是祭祀祖先、追念亡灵的日子元代放假一天。有关这个节日尚未见具体的、特殊的记载。 立秋这一天元代也放假。这天元廷有颇具特色的仪俗当时元帝还在上都山野已呈红叶侍卫进献红叶“上亦簪红叶于帽张乐大燕”3。在八月十五前后上都一带紫菊和金莲盛开从皇帝起元宫廷中人都簪这两种花于帽上由太史择吉日洒马■并设宴欣赏。九月元帝回到大都宫中还有菊节。至于汉族传统的过中秋节的内容在元廷生活中不见任何反映。看来蒙古族不过中秋在元时已经如此并不是从朱元璋推翻元朝后才开始的。这可能与他们的萨满教信仰和军事生活有关。中秋之时蒙古人常常是厉兵秣马准备出征；那天晚上以月为占候“月明为利即兴兵”“风雨冥为不利即不兴兵”1。在这种情况下无暇赏月。 重九。西汉已有在这一天食糕■饮菊酒的习俗东汉时已登高。重阳之名肇于三国之时而重九之称则始于东晋。重九赏菊元帝在这时已从上都回到大都在宫中举行菊节。登高与吃糕相连这天大都士庶以面糕相赠市上搭棚叫卖小贩甚至沿街叫卖。 十月一日以后时令谓为送寒衣节祭先上坟为之扫黄叶。在大都皇城东华门外元廷命武官开射圃赏年国典又称开垛场。先由太子三矢至高远名射天狼（俗呼射天狗）；而后宰执、诸王接着矢。射毕在别殿开设盛宴。这是蒙古仪俗。 1长谷真逸：《农田余话》卷上。 2《析津志辑佚》《岁纪》页211。 3《析津志辑佚》《风俗》页2o4。 1《心史·大义略叙》。关于观周原占侯参见《黑鞑事略》、《出使蒙古记》页12。十一月冬至日太史院进历有国子历畏兀儿字历和回回历。接着大都市中卖新历。新年将临宰相亲率百官恭贺向皇帝递献手帕进贡方物。士庶人家也互相祝贺。 十二月初八是佛成道日元人沿习煮食腊八粥不分僧俗不问贫富。 但佛门煮的是红糟粥官员、士庶煮的是朱砂粥并不一样。煮粥以后互相馈送帝师也向元帝进粥。元廷在年近除夕时由西蕃师以扇鼓持咒进行洒净、驱邪的仪式活动在宗教气氛中结束一年的生活。 图版目次一、成吉思汗像二、元世祖出猎图三、八思巴文圣旨四、九流百家街市图五、青花松竹梅纹炉六、刻丝牡丹团扇七、黄公望绘九峰雪霁图八、元戏曲演出壁画九、窝阔台合罕的即位庆典十、元帝给西藏的敕文十一、回鹘文定惠卖奴契十二、波斯人绘：中国人与波斯人贸易图十三、《世界征服者史》原波斯文版书影十四、赵孟頫、管道升墨迹十五、河南登封观星台十六、回回药方以上图版共十六幅分为两组。图版一至图版八为一组。其中图版一、图版二、图版三、图版四、图版七、图版八均选自《中华古文明大图集》第四部“通市”、第五部“社稷”、第六部“文渊”、第七部“世风”和第八部“颐寿”。图版五选自《故宫博物院藏瓷选集》文物出版社1962年版。图版六选自《中国图书馆丛书》卷三《辽宁博物馆》文物出版社、日本株式会社讲谈社1983年版。 图版九至图版十六为一组。其中图版十、图版十二、图版十五、图版十六均选自《中国古代史参考图录——宋元时期》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图版九、图版十三均选自《世界征服者史》之插图。图版十一选自《新疆出土文物》文物出版社1975年版。图版十四选自《三希堂法帖》卷三北京日报出版社1984年版。 ------------ 10 中国通史第八卷中古时代·元时期（下） 丁编传记第一章拖雷阿里不哥真金第一节拖雷（附唆鲁禾帖尼） 随父征战拖雷（to1ui1192？—1232）太祖成吉思汗第四子蒙古人在他死后避其名讳称也可那颜（yeke-noyan“大官人”）1世祖至元三年追谥景襄皇帝庙号睿宗2。母为大皇后弘吉剌氏孛儿台·旭真（borte-hujinhujin源于汉语“夫人”）在成吉思汗众多后妃中地位最尊主第一斡耳朵生四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被称为四曲律（ku1ug“骏马”、“豪杰”）。成吉思汗还有第五子兀鲁赤（三皇后生）、第六子阔列坚（二皇后生）地位低于大皇后所生四子。拖雷为嫡幼子按蒙古“幼子守产”习俗拥有特殊地位。 拖雷当是出生于1192年1。及长常跟随父亲征伐以勇于攻战崇尚武功著称。成吉思汗曾对诸子各自的特点作过评论说：“要追求勇敢、荣誉、武功、降国定天下的人可到拖雷麾下效力。”重大事务都与拖雷商议而后定称他为那可儿（nokor“伴当”）2。1212年蒙古军攻金德兴府（今河北涿鹿）失利拖雷与赤窟驸马（又译赤驹、赤渠）奉命率军往攻奋勇先登拔之并掠其旁近诸城堡后退出3。1213年秋成吉思汗亲统大军再攻金突破紫荆关分兵三路深入抄掠。拖雷随父统率中路军破雄、莫（今任丘）、河间、清（今青县）、献、沧、济南、益都等州、府北还围中都（今北京）迫使金宣宗献公主、纳币求和。 1219年秋成吉思汗西征花剌子模国抵其边城讹答剌（otrar今哈萨克共和国齐穆耳）分军略取各地。拖雷随父统率主力中路军直趋其腹心河中地区122o年2月攻取不花剌（bukhara）3月克其都城撒麻耳干1《史集》第2卷《拖雷汗传》谓其称号为也可那颜和兀鲁黑那颜（汉译本页19o）未言是生前或是死后的称号。“兀鲁黑”突厥语意为大与蒙语“也可”同义。最早记载这一称号的是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汉译本上册页178）。波义耳认为应是死后为避其名讳而用的称号（《志费尼书中的蒙古诸王称号》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91956）。《元史》卷七四《祭祀志》载至元十三年改作父祖金神主牌位睿宗主题曰：“太上皇也可那颜”。 2《元史》卷一一五《睿宗传》：“宪宗即位追谥英武皇帝庙号睿宗。”按：据《元史》卷六《世祖纪》及卷七四《祭祀志》尊谥庙号皆至元三年始定。宪宗时成吉思汗尚未有庙号岂有独上拖雷庙号之理？ 1拖雷生年史料缺载唯《元朝秘史》第214节有一段记事谓成吉思汗攻杀塔塔儿人时有一塔塔儿人逃脱窜入成吉思汗后营行帐中觅食乘机劫持了五岁的拖雷幸被部属救出。这次战争当是指金承安元年（1196）的斡里札河之役则拖雷应生1192年此与《睿宗传》所载“寿四十有□（此字缺）”合（按：拖雷死于1232年）缺字当为“一”。 2《史集》第2卷汉译本页5、196。 3此据《圣武亲征录》、《史集》（第1卷第2册汉译本页232）。《元史·太祖纪》作八年（1213）七月。 （samarqand）。驻夏于撒麻耳干西南那黑沙不（nakhsab今卡尔希）草原休整士马。秋成吉思汗部署了新的进兵计划：命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攻打花剌子模旧都玉龙杰赤（urgenc今土库曼共和国库尼亚乌尔根奇）自与拖雷率军越铁门关（撒麻耳干南约15o公里今布兹加勒山口）而南进兵阿姆河上游和呼罗珊地区（khurasan阿姆河西南兴都库什山脉以北地域）；又从蒙古诸军中抽选精锐士卒每十人抽一人归拖雷统率命他攻取呼罗珊诸城。 拖雷率所部军队渡阿姆河以别将领左、右翼自领中路军向呼罗珊中、西部挺进。1221年初取马鲁察（maruchaq今阿富汗巴拉木尔加布）等城沿木尔加布河进向马鲁（merv今土库曼共和国马里）。马鲁、巴里黑（ba1kh今阿富汗马扎里沙里夫）、也里（herat今阿富汗赫拉特）、乃沙不耳（nishapur今伊朗内沙布尔）四大城分别是呼罗珊四区域的中心城市十分富庶。当花剌子模算端摩诃末狼狈逃窜时（122o年冬）其大臣木只儿木勒克逃入马鲁取得该城贵族、军民的拥戴四周逃难民众纷纷前来投奔寻求庇护于是声势颇盛。他兵攻打归附蒙古的撒剌哈夕城（sarakhs马鲁西南）捕杀蒙古所任命的城长处死蒙古人派来的劝降使者；一支进攻马鲁的蒙古小部队也被消灭。1221年2月拖雷率军逼近马鲁遣先锋军4oo骑夜袭城外突厥蛮军如狼扑羊将7万多突厥蛮人完全击溃。接着蒙古大军到达将马鲁城重重围困拖雷亲率5oo骑绕城观察敌情侦知其城防坚固粮草充足遂决定起强攻并亲临战阵击退出战之敌。木只儿木勒克见抵抗、突围均无望只得献城投降。蒙古军入城后将军民驱赶到郊外从中挑选4oo名工匠其余尽行屠杀藏身沟洞幸免者不久又遭殿后蒙古军的杀戮死者共计7o万人1。烧杀掳掠之后拖雷下令将马鲁城墙、堡垒夷平任命了达鲁花赤和城长以治其地然后继续进兵。经徒思（tus今伊朗马什哈德）2攻占其四周村镇遂进向乃沙不耳。先是122o年6月哲别率军迫赶花剌子模算端摩诃末过乃沙不耳该城长官表示归顺并向蒙古军供应粮草、工役后谣传算端获胜遂抗命不服。脱哈察儿驸马率军（成吉思汗派出作为哲别、不台军后援的部队）来攻遭到城民抵抗脱哈察儿被射死。1221年4月拖雷大军至架抛石机猛烈攻城乃沙不耳长官派大哈的（法官）出城见拖雷求降被拒绝。经过三天激战蒙古军从打开的城墙缺口登城第四天占领全城对军民进行残酷的报复除4oo名被挑选出的有技艺者外其余尽遭屠杀所斩级堆积如山城池被彻底毁平。 这时成吉思汗遣使传旨命拖雷回师。成吉思汗率军于1221年初渡阿姆河取巴里黑进围塔里寒寨（ta1qan在巴里黑与马鲁察之间）久攻不克而花剌子模算端札兰丁（122o年底继承父位）已在哥疾宁（ghazna今阿富汗加兹尼）一带集结大军遂命诸子前来会师。拖雷军自乃沙不耳南下经忽希思丹地区（qohistan今伊朗霍腊散省南部）3一路掳掠进抵也里1此据伊本·阿昔儿《全史》。《世界征服者史》谓死者达13o多万人（汉译本上册页191）2徒思城在哲别、不台军追赶算端摩诃末经过时已降附不久从该地签取的附庸军造反杀蒙古所置达鲁花赤。哲别军留后部队及脱哈察儿所部军攻取徒思尽杀叛军（见《世界征服者史》上册页2o4—2o5）。3此据《史集》《圣武亲征录》作“木剌夷国”系因忽希思丹地区此时处在亦思马因派（正统伊斯兰教派视他们为异端称之为mu1ahid“迷途者”）宗教王国统治之下。 城。遣使入城招降被札兰丁任命的也里长官所杀遂下令攻城历八日也里长官战死。拖雷亲临城壕宣布如城民立即归降许其不杀。于是也里人献城投降除札兰丁军队12ooo人被屠杀外余皆获免。拖雷任命一马鲁察人为也里长官一蒙古人为达鲁花赤遂回师与成吉思汗会合共同攻克塔里寒。在该地驻夏之后即随父进攻札兰丁至哥疾宁札兰丁已离去追至申河边围歼其军札兰丁逃入印度。1223年班师东还。1226年拖雷与兄窝阔台随父征西夏。次年七月成吉思汗病死兄弟率诸军奉灵柩回蒙古。成吉思汗生前虽曾指定窝阔台为继承人但按照蒙古制度大汗需由忽里台（quri1tai“大聚会”）选举产生。同时按蒙古人的家产继承法父亲在世时大儿子们就各自分配一份家产（属民、奴婢、牲畜等）分立家业余下的全归长妻所生幼子继承这就是所谓“幼子守产”。据《史集》记载成吉思汗给术赤、察合台和窝阔台各分配蒙古军民4千户其亲自统领的左翼62千户右翼38千户和御前1千户以及他的诸斡耳朵和财产均属拖雷统领。又据《世界征服者史》记载术赤被封于从海押立（在今巴尔喀什湖东）至不里阿耳（今伏尔加河中游）之地察合台封于从畏兀儿国境至河中地区窝阔台的封地以叶迷立（今新疆额敏）、霍博（今新疆和布克赛尔）为中心而“帝国的中心”即从怯绿连河至按台山的蒙古本土则为拖雷的领地。因此在新大汗没有选出之前拖雷即以幼子的特殊地位暂时统治国家（“监国”）。当时燕京长官石抹咸得不极贪暴其亲属及势家子弟公然为盗贼强夺民财不与则杀之官府无可奈何。拖雷闻知即遣宿卫塔察儿和耶律楚材同往究治尽捕下狱诛恶16人燕京始安。辅佐窝阔台攻金1229年秋拖雷召集诸王、大臣于成吉思汗的大斡耳朵——怯绿连河上游曲雕阿兰之地召开忽里台推举大汗。窝阔台曾推让于拖雷说：“按照蒙古人的规矩和习俗幼子是家中之长代替父亲并掌管他的营盘和家室我怎能在他活着时就登上合罕之位呢？”1当时拖雷掌握着绝大多数蒙古军队他的态度有决定性作用所以尽管有成吉思汗遗命窝阔台也不得不虚示推让。会议多日未决耶律楚材向拖雷进言：“此宗社大计宜早定。”终于议决推举窝阔台为大汗。 123o年秋拖雷与长子蒙哥队窝阔台南下攻金拔天成堡入山西攻取了一些州县。当时蒙古军在陕西遭金军抗击进展不利金朝又派平章完颜合达、权参政移剌蒲阿行省于阌乡（今河南灵宝西）统重兵守潼关援陕西。于是窝阔台与拖雷率军渡河入陕连克韩城、蒲城进兵凤翔。1231年初大将不台攻潼关失败受到窝阔台切责拖雷以“兵家胜负不常”为之解命其立功赎过。完颜合达奉旨提兵出潼关以声援凤翔守军才二十里与渭北蒙古军接战拖雷引兵来援合达惧慌忙退回。二月蒙古攻克凤翔。降人李国昌向拖雷献策说：“金主迁汴所恃者黄河、潼关之险尔。若出宝鸡入汉中不一月可达唐、邓。金人闻之宁不谓我从天而下乎！”这和成吉思汗临终所授“假途（宋境）捣汴”的灭金战略不谋而合拖雷深以为然。其实这个战略早已酝酿123o年十一月蒙古军攻凤翔时曾派兵1《史集》第2卷汉译本页29—3o。 入侵宋凤州（今陕西凤县东北）一带“遗嫚书城下去”（所谓“嫚书”当指命其投拜为蒙古下书他国通常格式）其时宋朝方面已得到蒙古有“假途捣汴”意图的谍报1。1231年一月遣使者搠不罕等至武休关与宋“议和”并“索粮”；三、五月间破凤州入兴元（汉中）除抄掠外似还含有探路目的。五月窝阔台、拖雷回师避暑于官山（今内蒙卓资北灰腾梁）召集诸王、诸将大会商议攻金之计拖雷提出此策于是决定分兵三路：窝阔台率中军南下渡黄河由洛阳进；斡赤斤率左军由济南进；拖雷率右军由凤翔渡渭水过宝鸡入小潼关经宋境沿汉水而下约期次年春会师取汴京。 秋拖雷军由宝鸡出大散关。九月破武休、仙人、七方三关。遣搠不罕再入宋正式提出假道的要求并约宋合兵攻金被宋边将杀害。拖雷大怒责宋人“食言背盟”（宋朝曾遣苟梦至于1221、1223年两次出使蒙古通好并达成某种联合攻金的秘密协定）2遂挥师长驱入汉中并分兵进袭四川诸州县。兵临兴元（今陕西汉中市）遣按竺迩、李国昌见宋四川制置使桂如渊要求假道胁以“师压君境势不徒还。谓君不得不吾假也。”桂如渊本怯懦惧敌即向蒙古军“输刍粮”并遣百人为向导引之东进3。十一月出饶凤关由金州（治今陕西安康）沿汉水而东。金朝得报调完颜合达、移剌蒲阿军十五万及武仙等军至邓州防堵。十二月十七日起拖雷全军6续由光化渡汉水而北遣夔曲涅率千骑驰报窝阔台；金军亦进至邓州西禹山立营。二十三日战于禹山金军势众拖雷军不足四万乃分兵冲击金诸营甫战即退次日“忽不知所在”合达、蒲阿竟以“大捷”奏报朝廷。拖雷以少量兵力布疑阵牵制金军大部队分兵“散漫而北”。金军移营邓州城就粮拖雷军攻之相持三日即挥师北进。1232年一月二日合达等恐蒙古军乘虚奔袭汴京慌忙率全军离邓趋汴追蹑其后。拖雷命札剌率殿后军三千骑不时袭击金军被金军设伏打败乃罢札剌以野里知吉歹代之。时泌阳（今河南唐河）、南阳、方城等县已为蒙古军所破金军一路上粮饷无所取给艰难行进十二月至沙河（北汝河）。拖雷命失吉忽秃忽领五千骑袭扰金军通夜鼓噪“毋令彼得休息”。其夜雨次日转雪金军且行且战至钧州（今河南禹县）南25里黄榆店为雨雪所困三日不能进十五日前行至三峰山。这时窝阔台派来支援的口温不花、塔思军万余骑已至与拖雷军合围。十六日雪大作金军僵立雪中枪槊冻结军士有饿至三日者困惫至极。蒙古诸将欲待窝阔台亲至再起进攻拖雷以为“机不可失彼脱入城未易图也”遂下令诸军夹击之金军大溃“声如崩山”“血流被道”完颜合达仅以数百骑逃入钧州移剌蒲阿逃向汴京。次日窝阔台至战斗已结束。三峰山之战全歼金军精锐金朝濒临灭亡。1二月拖雷与窝阔台攻破钧州获合达斩之。又率军破许州（今河南许1魏了翁：《郭公（正孙）神道碑》《鹤山集》卷八二。 2参见陈得芝：《金亡前的宋蒙关系》《史学论丛》（南京大学）第1辑1978年；陈高华：《早期宋蒙关系和“端平入洛”之役》《宋辽金史论从》第1辑。 3元明善：《雍古公神道碑》《永乐大典》卷一o九。 1关于拖雷军渡汉水至三峰山之战经过主要根据《金史》卷一一二《完颜合达传》、《移剌蒲阿传》及《元史·睿宗传》。 昌）从窝阔台略取河南十数州。四月一同北还经真定、燕京至官山避暑。九月拖雷死于回漠北途中阿剌合的思（a1aq-qadas？“杂色山崖”）之地。《元史·睿宗传》记载六月间窝阔台病重拖雷祷于天地请代其死并饮下巫觋祓除衅涤之水；不久窝阔台病愈拖雷则得病而死。《史集》所载基本相同并记有拖雷祷祝之辞。《元朝秘史》（第272节）记述此事最详谓窝阔台病命师巫卜之称系金国山川之神因军马掳杀人民、毁坏城郭而作祟只有亲人替代可免于是窝阔台呼唤身边亲人有谁当时拖雷随侍表示愿替兄死请求照顾他的孤儿寡妇说毕取师巫咒水饮下而死。（《世界征服者史》则谓拖雷因饮酒过度得病而死） 拖雷有十子长妻唆鲁禾帖尼生蒙哥（长子）、忽必烈（第四子）、旭烈兀（第六子）、阿里不哥（第七子）四子。 唆鲁禾帖尼唆鲁禾帖尼克烈部王罕弟扎合敢不之女12o3年成吉思汗灭克烈后把她给拖雷为妻。王罕是蒙古兴起前漠北最强大的游牧部族领袖成吉思汗曾附庸于他称之为父；克烈部的文明程度也比蒙古部高从十一世纪起就信奉基督教聂思脱里派。因此唆鲁禾帖尼可以说是出身于当时最显赫的草原贵族之家。《史集》称颂她坚定、谦逊、贞洁、聪明有才能善于抚育子女、统御部众蒙古人称她为“赛因额客”（sayineke好母亲）。 拖雷去世后唆鲁禾帖尼掌管其家室和所属军民。窝阔台打算按照蒙古收继婚习俗让她嫁给自己的长子贵由她以只愿教养诸子成人为理由婉言拒绝。窝阔台未经与宗亲商议就以大汗地位决定把属于拖雷管领的逊都思二千户、雪你惕一千户授与自己的儿子阔端拖雷属下大臣失吉忽秃忽、宿敦、忙哥撒儿等不服诉于唆鲁禾帖尼要求提出质问她说服他们应该遵从大汗旨意而且所部财产充足不予计较。前一件事她坚定地维护了拖雷家族的权益和地位；后一件事则审时度势顾全大局不仅避免了内讧而且笼络了阔端使他后来站在她和拖雷诸子一边。唆鲁禾帖尼治家有方管教诸子遵守札撒。“她考虑到他们（诸子）和丈夫的军队的食品和装备之时建立了严格的核算措施使任何欺骗都不可能得逞。合罕（窝阔台）一切事情都同她商量不违背她所作出的决定而且不允许对她的命令作任何更改。”1窝阔台死后汗位空悬脱列哥那皇后称制法纪紊乱诸王多滥牌符征敛财物唯有她和诸子没有这样做从而赢得了声誉。她爱护属下臣民对过度征敛赋税、压榨百姓的税吏、达鲁花赤和军士加以严惩因而她领地内百姓的处境比其他诸王领地要好。1236年窝阔台分封汉地州县民户以真定路八万户属唆鲁禾帖尼。当时驻在真定境内的蒙古军奥鲁达数万口营帐所在骚扰百姓“伐桑蹂稼”破坏农业生产真定地方长官史天泽向她报告她立即下令把他们迁到岭北草原地区“由是军民息肩田里遂有生之乐”2真定成为当时中原汉地生产恢复最快、人口最多、治理得最好的地区。 唆鲁禾帖尼还十分重视宗教、文化注意收揽人才为己用。她信奉聂思1《史集》第2卷页235—236。 2王恽：《史公家传》《秋涧集》卷四八。 脱里派基督教但对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同样加以保护优待各种宗教的教士和学者1；对儒学和儒士也给予同等待遇十分器重各类有学问、有才能的人士。太一道长萧辅道才学宏富在中原汉地很有影响被请到蒙古忽必烈向他询问治道唆鲁禾帖尼授以懿旨封中和仁靖真人。她还征召真定名士李磐命他侍从幼子阿里不哥“讲读”（《元史·廉希宪传》）。当时真定路汉族知识分子被唆鲁禾帖尼和拖雷诸子征召到蒙古者特多。著名的基督教徒天文医药家、拂林人爱薛也是唆鲁禾帖尼遣使从西域招来的。她让这些各方面人才分别随侍辅佐诸子成为他们日后王霸之业的谋士和治国良臣。 蒙古贵族内部权力争夺十分激烈唆鲁禾帖尼以其深谋远虑和机智果断在拖雷家族最终夺取汗位的斗争中起了重大作用。她恩赐宗亲、犒赏军民“每人心中种下了感情和恩义”“获得了各方面的拥戴”2。同时又善于处理好和大汗窝阔台的关系得到窝阔台的尊重和信任军国重事都与她商议（这是因为大多数蒙古军队隶属拖雷家族在她掌管之下）。1246年来蒙古的教皇使者卡尔平尼根据亲身见闻记载说：“在鞑靼人中除皇帝的母亲外这个贵妇（唆鲁禾帖尼）是最有声望的而且除拔都外她比任何人都更有权力。”3窝阔台死后1汗位空悬达五年之久脱列哥那皇后欲立己子贵由为大汗而术赤家族之长拔都与贵由不和不肯参加选汗大会拖延之间成吉思汗幼弟斡赤斤也领兵来争汗位内战一触即而且朝政日益败坏。在这种情况下唆鲁禾帖尼决定同意推选贵由率诸子参加大会稳定了动荡局势同时也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声望和权威。但贵由即位后一直忌恨拔都尽力削弱拔都势力。1248年初贵由借口叶迷立的气候更适宜于他的病体率领军队离开都城和林向西进其实是出兵征讨拔都。唆鲁禾帖尼洞察其真实意图秘密派使者驰告拔都请他预防拔都立即起兵东进迎敌。这件事使拖雷家族和术赤家族的关系更加密切形成了反对窝阔台系的联盟。三月贵由死于西行途中传说是被拔都奸细毒死。拔都即以长兄（长支宗王）身份遣使邀请各支诸王、大臣到他的驻地召开忽里台商议推举新大汗。窝阔台系和支持他们的察合台系两支诸王多数拒绝到拔都地面赴会贵由皇后斡兀立海迷失只派大臣八剌为代表到会。唆鲁禾帖尼则命长子蒙哥率诸弟及家臣应召前往。从当时形势看拔都已在钦察草原立国似无东归争夺汗位之意而且术赤家族也不可能取得汗位而窝阔台后裔则是汗位的合法候1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页122—123）收有《赵州太清观懿旨碑》即是唆鲁禾帖尼赐太一道道长萧辅道“中和仁靖真人”称号、护持其所属道观的懿旨。汲县万寿宫也立有此懿旨碑（称《唆鲁古唐妃懿旨碑》）。据《世界征服者史》记载她捐银千锭在不花剌建立了一所伊斯兰教学校购地赡养聘师招生（汉译本页657）。 2《世界征服者史》汉译本下册页657。 1关于窝阔台之死《史集》有一段记载说唆鲁禾帖尼之姐亦巴合别吉（原为成吉思汗妃后赐怯台那颜为妻）有个儿子是窝阔台的宝儿赤（厨子）按照唆鲁禾帖尼的吩咐亦巴合每年要从自己的营地来宫廷一次并设宴款待大汗这一次她与其子一起向大汗献酒其夜窝阔台即因饮酒过多而死于是在皇后和大臣们支持下宫廷中流言蜚语说是亦巴合和其子在酒中下了毒。有些研究者据此认为窝阔台之死可能与唆鲁禾帖尼有关（见6峻岭、何高济：《从窝阔台到蒙哥的蒙古宫廷斗争》《元史论丛》第1辑）。 选人（推戴窝阔台为大汗时曾立有誓约）。拖雷家族虽有幼子宗支的特殊地位和雄厚实力但要取代窝阔台系则需要各支宗王尤其是长支的拥护。唆鲁禾帖尼极力结联拔都用意明显是要获得术赤系的支持从窝阔台系手里夺取汗位。果然拔都在会上极力赞誉蒙哥才能出众功绩卓著而且是继承成吉思汗家业的拖雷之子宜为大汗并指责贵由之立违背了窝阔台遗命意在证明其后人没有资格承继汗位。于是大会通过了拔都的提议推举蒙哥为大汗。窝阔台、察合台两家不承认这次推举唆鲁禾帖尼和蒙哥又遣使邀集各支诸王到成吉思汗大斡耳朵召开忽里台拔都派其弟别儿哥率领一支大军随同蒙哥前往大斡耳朵但窝阔台、察合台两家一部分人仍不肯应召大会拖延了两年。由于唆鲁禾帖尼的声望、地位以及她用殷勤和尊敬笼络宗亲多数诸王、大臣都应召前来终于在1251年六月举行大会共同拥戴蒙哥即大汗位。此后她为巩固汗位毫不留情地镇压反对者亲自下令处死了斡兀立海迷失。 1252年唆鲁禾帖尼病故。 第二节阿里不哥争夺皇位阿里不哥（ariq-boge？—1266）为拖雷正妃唆鲁禾帖尼幼子元宪宗蒙哥、世祖忽必烈和伊利汗国开国之王旭烈兀的同母弟。蒙哥南征时命他统率留在蒙古的军队和斡耳朵并有意让他继位。1259年秋蒙哥在四川合州城下死去大臣孛鲁合与阿兰答儿向阿里不哥献计：忽必烈与旭烈兀远征在外宜以留镇和林的有利地位抢夺帝位以免受制于人。阿里不哥召集诸臣会议决定立即行动起来命蒙哥旧臣阿兰答儿兵于漠北诸部并与浑都海等人谋取关陇；令刘太平、霍鲁海等人办集粮饷暗图秦蜀；命脱里赤为断事官行尚书省事于燕都按图籍号令诸道括兵于漠南诸州准备以武力为后盾称帝并遣使安抚忽必烈。蒙哥妃出卑三皇后向忽必烈通报了阿里不哥的活动。忽必烈立即遣使至阿里不哥与脱里赤处要求停止从诸部诸州征调军队。阿里不哥知阴谋败露为稳住局面一面再度遣使忽必烈告以已停止括兵另一面加紧称帝准备召请各路宗王会集漠北。忽必烈亦会集诸王大臣决定与之争位。遂与南宋达成和议于1259年底迅北归。忽必烈至燕京召见脱里赤下令释所集之兵。126o年三月忽必烈在开平会集东、西道诸王宣布即位置百官僚署建元中统。次月阿里不哥于和林西按坦河夏营地亦召集忽里台大会宣布称帝1。支持阿里不哥的有察合台后王合剌旭烈之妃兀鲁忽乃和察合台之孙阿鲁忽蒙哥之子阿台、玉龙答失等。拖雷家族内部一场争夺皇位的斗争爆了。 因阿里不哥势力的中心远在朔漠单以汉地武装难以消灭为争取察合台汗国的支持忽必烈于是派出不里之子阿必失哈、哈萨儿兄弟去察合台汗国夺取权力。阿必失哈行至河西遇阿里不哥军被缚送至漠北。 126o年夏两方使者往还因立场相差甚远未达成协议。其后传来旭烈兀、别儿哥等支持阿里不哥的传言。入秋时分阿里不哥以旭烈兀汗长子药木忽儿及其他宗王数人率左路军逾漠南进与忽必烈之先锋移相哥、纳邻合丹相遇阿里不哥之军大败。从阿里不哥不久退出和林以及忽必烈年底“自和林”归至燕京的记载看此战生的地点距和林不远。阿里不哥闻知败讯下令处死囚系的阿必失哈及随行使者2oo人。同年冬忽必烈率军亲征漠北攻至和林阿里不哥向其母后唆鲁禾帖尼的份地谦州溃逃。此前阿里不哥的大将阿兰答儿已率部前往河西与浑都海和哈剌不华汇合。 蒙哥死后征蜀的蒙古军先由蒙哥子阿台统辖阿台至漠北奉立阿里不哥后继由浑都海和哈剌不华统率屯驻于六盘山区。中统元年（126o）六月浑都海率军次灵夏渡河过应吉里城。转战以进积尸蔽野。七月至甘州。阿里不哥的大将阿兰答儿在甘州与浑都海和哈剌不华汇合率师至焉支山1。合兵后哈剌不华“以语不合引其兵北去阿兰答儿遂与浑都海1此据《元史·世祖纪》。据《史集》阿里不哥先称帝当他所诏旨被截获后忽必烈才称帝。见《史集》第2卷汉译本页293—295。 1危素：《耶律希亮神道碑》《危太仆文续集》卷二。这里提到的灵夏或为灵州应吉里或为应理州。焉支山《括地志》云：“一名删丹山在甘州删丹县东南五十里。”《元和郡县志》卷四十则曰：“山在县南五十里东西一百余里南北二十里水草丰美。” 合军而南”（《元史·商挺传》）。这支大军曾东向进取败忽必烈之军“河右大震西土亲王执毕帖木儿辎重皆就食秦雍”2。七月在忽必烈出漠北之前已令诸王合丹、合必赤、阿合马进讨。大军至山丹置营按兵不战者凡二月。俄大举至耀碑谷两军大战获阿兰答儿、浑都海杀之。阿兰答儿、浑都海死后其残卒与原先北去的哈剌不华合“推哈剌不华为主将十月至肃州与阿里不哥使者会后经沙州次伊州（今哈密）获宪宗所置守臣帖哥术”（《元史·脱力世官传》）于伊州北涉天山年底至别失八里。哈剌不华军一路西行为的是避从漠北南下的忽必烈大将札剌亦儿人阿剌罕的兵锋。败兵占据畏兀儿之地的北部。 谦州之地虽有少量农业但土地高寒所获有限并不足以维持大量军队的消耗。蒙古建国后和林以及漠北各地所需粮食、饮料自汉地以车载转运供应已数十年。阿里不哥退居谦州后军队给养生困难。忽必烈下令禁绝粮道阿里不哥之军陷于饥馑。依靠汉地粮秣既不可能只能转而求诸西方阿里不哥命令自己身边的察合台之子拜答里之子阿鲁忽归国即位。而且要他派兵沿阿姆河布防使旭烈兀不得东援忽必烈。 阿鲁忽来到阿力麻里后称察合台兀鲁思汗迅向阿姆河以北地区展。阿里不哥派出以不里台必阇赤（buriteibitik-netut）之子沙的（shadi）和也里可温（erkeg-un）为的使团至阿鲁忽处传达阿里不哥的旨意下令征集财物、马匹和各种器械。阿鲁忽为阻止启运这些财富寻找借口扣留使臣所征集的物资。不里台、沙的和也里可温等人现所征集的财物没有启运向阿里不哥报告阿鲁忽乃命囚系诸使没收其财物并召集大臣会议决定彻底与阿里不哥决裂投向忽必烈于是处死阿里不哥的使臣把全部钱财和武器装备据为已有并与窝阔台兀鲁思之主禾忽一起攻杀阿里不哥在忽只儿地所置镇守者唆罗海。 阿鲁忽背叛的消息传到时阿里不哥正在漠北与忽必烈大战。阿里不哥战败退至和林决定出师往攻阿鲁忽和林之地听忽必烈占据。阿里不哥西去后忽必烈进至和林近郊。中统三年二月因山东李璮叛蒙降宋忽必烈退兵解阿里不哥后顾之忧。阿里不哥全力西向讨伐阿鲁忽驱迫驻牧于叶迷立的阿鲁忽、禾忽之军西溃15oo里至孛劣撒里之地1。六月阿里不哥之兵继至再败阿鲁忽、禾忽兵于换札孙即察合台大斡耳朵虎牙思“僵死相枕”。 阿鲁忽退亦列河流域九月从河西退至北庭的阿里不哥之将哈剌不华率兵追至阿鲁忽、禾忽兴师抵抗于不剌之西5里处击败阿里不哥军杀哈剌不华及其族弟脱鲁火察儿尽歼其众并函其至忽必烈处报捷2。 阿鲁忽击杀哈剌不华后返军亦列河归居其诸斡耳朵中遣散其军不复设备。此时党于阿里不哥的蒙哥之子阿台突以后军至逾铁门（temurqaha1qa按即《西使记》之铁木儿忏察）之群山直指亦列（hi1a）河和阿力麻里以攻取阿鲁忽之兀鲁思。阿鲁忽之军散在他处仓促携其妃2苏天爵：《平章廉文正王》《元朝名臣事略》卷七。 1危素：《耶律希亮神道碑》。孛劣撒里原文作孛劣里《元史》卷一八o《耶律希亮传》作孛劣撒里从《元史》。今地无考。按其距离计算约已至垂河、塔剌思河流域。 2《耶律希亮神道碑》。《忽必烈汗纪译释》页99—1oo。《史集》对这次战斗记载如下：“阿里不哥之前锋哈剌不华至不剌城附近惕湖尼亚国王海屯一世的旅行》。 及右翼未败之军退至斡端、可失哈耳之地。阿里不哥踵进遂于亦列沐涟阿力麻里驻冬3。阿鲁忽、禾忽为阿里不哥战败后于次月（即1o月）至亦思宽（isikko1突厥语译言“热海”今伊塞克湖）。中统四年（1263）至可失哈耳城。此时阿里不哥之军渡亦列河而南阿鲁忽、禾忽则从可失哈耳率军东趋迎敌至浑八升。阿里不哥攻入今天山南路阿鲁忽再次失败。此时漠北之地已尽为忽必烈所据西域察合台、窝阔台两系宗王亦站在忽必烈一边阿里不哥的阵营逐渐瓦解麾下诸王大将纷纷借机脱其阵营。旭烈兀之子药木忽儿以欲往撒麻耳干治病为由于回历662年（1264年1月）先离开了阿里不哥1。 兵败而降1263年阿里不哥将阿鲁忽逐出亦列河流域后立帐于此肆意屠戮阿鲁忽的无辜的兵民大启衅乱使其诸将皆感寒心托词叛去者甚多。至元元年（1264）春阿力麻里大饥。阿里不哥毫不顾惜人民其士卒以小麦代大麦饲马而人民竟以刍秣为食饿死者甚众。当地回回长老亦多饥饿而死。人民无计群祷于天诉兵士残暴横行求上苍护佑。一日阿里不哥方纵游宴狂风忽起其朝会大帐（khaimeh）之钉数千尽拔帐柱亦折与会者皆伤。国相（arkan-idau1at）及诸大臣视为不祥之兆皆以为灾祸将降于阿里不哥于是决定背弃他相率引去。阿里不哥与阿台势力大衰众叛亲离无计可施率残存士卒留驻阿力麻里缺粮少食窘迫万状。 叛变之风从驻于亦列河的军队蔓延至阿里不哥留驻蒙古本土的宗王大将。蒙哥之子玉龙答失驻于阿勒台沙碛前扎卜罕沐涟（jabuqan-muran）河畔之地1。阿里不哥部下诸千户叛阿里不哥后行至此使人告之。玉龙答失同意投降忽必烈。且遣使至阿里不哥处索其父玉印。阿里不哥失察其情竟以予之。玉龙答失乃与诸千户率军投归忽必烈。阿里不哥在金山一线的防线土崩瓦解。 避居于斡端、可失哈耳之地的阿鲁忽见阿里不哥势衰乘危攻之。阿里不哥无兵可御不得已命原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大臣麻忽别乞护送兀鲁忽乃妃子返阿鲁忽处谋议罢兵但仍不能挽救败局只得投降忽必烈。忽必烈赦免了阿里不哥及追随他的宗亲诸王并遣使诏告西北诸藩王但其谋臣孛鲁合、秃满、脱忽思等皆被处决。 忽必烈曾讯问阿里不哥有关这场内战的是非阿里不哥并不认为自己即3《忽必烈汗纪译释》页1oo。铁门（timurqaha1qa）。《西使记》对此关记曰：“西南行二十里有关曰铁木儿忏察守关者皆汉民关径崎岖似栈道出关至阿里麻城。”1《忽必烈汗纪译释》页1o1；《史集》第2卷俄译本、英译本译作：药木忽儿“因某些轻微的病疼。要求阿里不哥许其离去称他将赴撒麻耳干医治。”（见汉译本页3o4）其离去事在阿里不哥越天山而南之前。药木忽儿赴撒麻耳干之事在《史集》之《旭烈兀汗传》和《阿八哈汗传》中还有记载兹不赘引。 1拉施都丁在叙述帖坚古（或译作迭怯里古波斯文写作tklkh）之战时提到了在帖坚古山之旁有net河流过即此河（拉施都丁的这段记载仅见维尔霍夫斯根据《史集》塔什干本和伊斯坦布尔抄本整理的刊本不见布洛晒刊本）。参见《史集》第2卷汉译本页19。在清内府地图中有札布干河在现代地图上或作匝盆河或作扎布罕河。 位为非法只承认忽必烈是胜利者。十四世纪四十年代马木鲁克史家乌马里在记录元朝帝系时把阿里不哥列为宪宗蒙哥和世祖忽必烈之间的皇帝2有如元天顺帝阿剌吉八与文宗图帖睦尔之间的关系。 2《眼历诸国行记》来西刊本阿拉伯文页2o—21；德译页1o4。第三节真金习儒学封燕王真金（1243—1285）元世祖忽必烈第二子母察必即昭睿顺圣皇后。出生时适禅僧海云在漠北为他取了个汉名。 125o年忽必烈命藩府侍臣、著名儒士姚枢为真金师使授以儒家经典并命木土各儿等为伴读。姚枢对真金“日以三纲五常先哲格言熏陶德性”1。1253年夏姚枢随忽必烈征大理改命窦默接任师职是为真金的第二位老师。与此同时忽必烈又命儒士王恂辅导真金为其伴读。从此王恂长期侍奉真金“每侍左右必明三纲五常为学之道及历代治忽兴亡之所以然”。“以正道经书”辅翊真金深受其影响。尝问“历代治乱”王恂“以辽金事近接耳目即为区别善恶而论著得失深切世用盖二十万言上之”2。1259年七月忽必烈与其幼弟阿里不哥开始争夺汗位的斗争。时真金与其母察必南迁居开平一带。同年十一月阿里不哥亲信官员阿兰答儿等“兵于漠北诸部脱里赤括兵于漠南诸州。阿兰答儿乘传调兵去开平仅百余里”。察必闻之遣人责问：“兵大事太祖皇帝曾孙真金在此何故不令知之。”阿兰答儿无言以对。 中统三年（1261）十二月忽必烈下诏封真金为燕王领中书省事。四年（1263）五月初立枢密院又以真金守中书令兼判枢密院事同时敕令两府大臣凡有咨禀必令王恂与闻。又诏王恂对真金起居饮食慎为调护非所宜接之人勿令得侍左右。王恂遵旨悉心辅侍。同年八月忽必烈又命燕王真金署敕。六天后刘秉忠、王鹗、张文谦、商挺等众谋士又向忽必烈建言；“燕王既署相衔宜于省中列置幕位每月一再至判署朝政”。为的是逐步将真金推上政治舞台。 至元七年（127o）秋真金受诏巡抚称海至冬还京。在此期间曾与诸王札剌忽及从官伯颜等论立身处世之道于是撒里蛮、伯颜、札剌忽等各陈己见真金则说：“皇上有训毋持大心。大心一持事即隳败。吾观孔子之语即与圣训合也。”（《元史·裕宗传》）表明了真金对儒家经典训条的认识水平及其思维方法。 与理财权臣之争十年三月十三日年已三十一岁的真金被正式册立为皇太子世祖遣伯颜持节授玉册金宝。时中书平章政事阿合马以理财得到世祖重用擅权专政以真金为的汉法派同以阿合马为的理财权臣派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参见本书阿合马传）真金被册立为皇太子在客观上加强了汉法派的力量。阿合马屡毁汉法为了搞垮教习人才的国子监他使“诸生廪食或不继”（《元史·许衡传》）逼得国子祭酒许衡无法执教只好请求回乡。十六年冬十月因李居寿和董文忠的分别奏请世祖“下诏皇太子燕王参决朝政凡中1姚燧：《中书左丞姚文献公（枢）神道碑》《元文类》卷六o。 2虞集：《书王赞善家传后》《元文类》卷三九。 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及百司之事皆先启后闻”1。从而使真金在临决庶务上又前进了一步至少在名义上是这样。 真金甚重儒臣关怀备至。十七年六月许衡因病请求回乡。真金一方面在忽必烈面前请求让许衡之子师可任怀孟路总管以养其老另一方面又遣东宫官前往许衡处晓谕说：“公毋以道不行为忧也公安则道行有时矣其善药自爱。”（《元史·许衡传》）。这里所说的“道”无疑指儒术和汉法“道行有时”之语表明了他对实行汉法的决心和信心。 同年礼部尚书南人谢昌元建议设立门下省以封驳制敕这正符合世祖使臣下相互检察以防奸欺的想法因而同意实行并有意让廉希宪任侍中。希宪畏兀人受汉文化影响很深以“廉孟子”知名。真金从防止权臣阿合马专权的角度也支持设门下省他派人对廉希宪说：“上命卿领门下省无惮群小吾为卿除之。”表明其决意清除朝中奸邪。但此事竟为阿合马所沮2。 是年十一月十九夜廉希宪卒。当其疾笃时真金遣侍臣杨吉丁问疾因问治道。希宪说：“君天下者二道用君子则治用小人则乱。臣病虽剧委之于天。所甚忧者大奸专柄群邪蜂附误国害民病之大者。殿下宜开圣意急为屏除不然日以沈痼不可药矣。”3这番话集中表达了汉法派急除阿合马的心愿对真金后来的决策和行动当有很大影响。 十八年二月世祖命真金抚军北边。以重臣伯颜从仍晓喻真金：“伯颜才兼将相忠于所事故俾从汝不可以常人遇之。”真金“每论事”对伯颜“尊礼有加”（《元史·伯颜传》）。密切了与掌握军权的大臣的关系。同年十月回到京师。 是年儒生李谦升直学士为太子左谕德侍真金于东宫向他陈十事内容为：正心、睦亲、崇俭、几谏、戢兵、亲贤、尚文、定律、正名、革弊。次年（1282）十月按察使王恽又向真金进《承华事略》二十目内有端本、择术、听政、抚军、崇儒、亲贤、去邪、审官等目。汉人儒士们的这些言论和主张与专以“理财”为务的阿合马等人的所作所为是全然不同的其中有些言论如亲贤、革弊、去邪、崇儒等实际上就是针对阿合马等人而的。真金赞同这些主张对阿合马的所作所为极为不满素“恶其奸恶未尝少假颜色”（《元史·裕宗传》）。据拉施都丁《史集》记载真金厌恶阿合马至极以致有一天用弓击其头并划破他的脸；朝见时世祖问他脸上何以如此他不敢明对诡言为马踢伤。适真金在侧当即责他羞言系被太子所打并当着世祖的面拳殴阿合马多时。《元史》和《史集》都记载说阿合马最畏惧真金。尽管如此真金反对阿合马的历次斗争均未能成功。究其原因是：真金虽以中书令参与政事“然十有余年终守谦退”不敢“可否君父之命”“惟有唯默避逊而已”（《元史·董文忠传》）。而阿合马却能恃世祖之信用飞扬跋扈。关键是阿合马的聚敛政策正符合了世祖的需要。 1《元史》卷十《世祖纪》七；姚燧：《佥书枢密院事董公神道碑》《元文类》卷六一。2按谢昌元建议立门下省一事的时间《元史》本纪不载同书《廉希宪传》系其事于至元十四年五月后及至元十六年之前；又同书《董文忠传》则系其事于至元十六年十月后及十八年之前。故权置此事于至元十七年。 3元明善：《平章政事廉文正王神道碑》《元文类》卷六五。 十九年三月十八日生了益都千户王著与高和尚等人合谋诱杀阿合马的事件（详见本书“阿合马传”）。时世祖方驻跸察罕脑儿当消息报来他大为震怒即派枢密副使孛罗等人弛驿大都王著、高和尚等被诛连同事件生时放王著、高和尚入宫的中书平章政事兼枢密副使张易也一并处死。但他很快现反阿合马的一派势力中有包括皇太子在内的蒙汉官员具有相当强大的力量；而阿合马犯有欺君之罪将商人们为大汗买来的巨大宝石据为己有；加以真金及诸汉官之进言乃尽得阿合马罪恶。世祖大怒说：“王著杀之诚是也。”并改命对阿合马及其同党严加惩处（参见本书“阿合马传”）。 阿合马死后世祖命和礼霍孙任中书右丞相真金对他说：“汝任中书诚有便国利民者毋惮更张。苟有沮挠我当力持之。”大力支持和礼霍孙改变阿合马时的政策。他又对儒士何玮和徐琰说：“汝等所学孔子之道今始得行宜尽平生所学力行之。”（《元史·裕宗传》）表明了他加紧推行汉法的决心和态度。然而真金实际上并无左右朝政的权力大权始终掌握在精明专断的其父手中。 二十一年十一月世祖又起用卢世荣“理财”命其任右丞。卢世荣自谓“其法当赋倍增而民不扰”（详见本书“卢世荣传”）。力主推行汉法的真金对卢世荣的言行大不以为然并持坚决反对态度他说：“财非天降安得岁取赢乎。恐生民膏血竭于此也。岂惟害民实国之大蠹。”加之真金“在中书日久明于听断四方州郡科征、挽漕、造作、和市有系民休戚者闻之即日奏罢”（《元史·裕宗传》）。卢世荣为右丞才四个多月即道监察御史陈天祥等人弹劾中书右丞相安童、翰林学士赵孟传等也都反对他的措施。忽必烈乃于至元二十二年十一月诛卢世荣。应当说这是真金及其汉法派的又一次胜利。但这时汉法派对形势估计得过于乐观认为真金威望日高“其大雅不群本于天性中外咸归心焉”（《元史·裕宗传》）忽略了与“理财”权臣派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禅位风波至元二十二年春经卢世荣重新起用的阿合马余党答即古阿散等找到了一个搞垮皇太子真金的绝好机会。在此以前南台御史曾封章上言：“帝春秋高宜禅位于皇太子皇后不宜外预。”真金深知忽必烈不愿禅位闻知此事后甚为恐惧御史台因秘其章不。但此事为答即古阿散等得知遂于忽必烈前奏请收内外百司吏案以大索天下埋没钞粮为名而实欲揭露此事乃悉拘封御史台吏案。御史台都事尚文将事情原委告知中书右丞相安童和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决定留秘章不与；次日答即古阿散乃上告忽必烈命大宗正薛彻干取其章。在这万分危急时刻尚文乃献计于安童及玉昔帖木儿二位“大根脚”人物以“先计夺谋”法抢先至忽必烈前陈述事情经过。不出所料忽必烈听到居然有人要他提前让位给太子大雷霆历声责问道：“汝等无罪耶？”丞相安童带头认罪说：“臣等无所逃罪但此辈名载刑书此举动摇人心宜选重臣为之长庶靖纷扰”。忽必烈怒气稍解1。形势遂趋缓和后答即古阿散等坐奸赃论死其同伙分别被诛杀、流放或没为1孛术鲁翀：《平章政事致仕尚公神道碑》《元文类》卷六八；《元史》卷一七o《尚文传》。奴。虽然如此真金竟因此而忧惧成疾于同年（1285）十二月死终年四十三岁。至元三十一年（1294）成宗即位追谥曰“文惠明孝皇帝庙号裕宗”。 真金有三子长甘麻剌（1263—13o2）至元二十三年出镇漠北二十六年召还封梁王出镇云南。二十九年封晋王复镇漠北“祖宗根本之地”守太祖大斡耳朵；次答剌麻八剌（1264—1292）即武宗、仁宗之父；第三子即成宗铁穆耳。由于世祖按中原传统制度仪礼册立真金为太子虽然他在继位前就去世但他的子孙一直被视为元朝皇位的正统继承人。 第二章拙赤合撒儿按赤台铁木格斡赤斤别里古台第一节拙赤合撒儿在统一蒙古的征战中拙赤合撒儿（netbsp;qasar1164—？）成吉思汗的同母长弟。他的本名原来是拙赤合撒儿是称号。合撒儿一词据拉施都丁说是猛兽的意思。《元朝秘史》78节有“合撒儿那孩”（gasarnoqai）一词蒙语“那孩”译言狗“合撒儿”旁译“狗名”全词的意思当作“猛犬般狗”。据此则合撒儿意谓猛犬。此种猛犬大概原产于唐代著名的“可萨”部（qasar）居地故移用该地名以称呼之。古代蒙古人多喜欢用称号互相指认而忽略本名。拙赤以合撒儿之称知名于世即其一例。后出的蒙古史料也有称之为合撒儿额真（ejen译言“主人”）、合撒儿那颜（noyan译言“官人”这个称呼见于满文本《蒙古源流》）乃至哈布图合撒儿（译言“箭法精湛的合撒儿”）的。1合撒儿从小就食量倍于常人因此生得魁伟强壮力大善射。在成吉思汗创业的过程中他与别里古台（成吉思汗异母弟）一起成为兄长最得力、最亲近的助手。记述成吉思汗早期活动的蒙文史料里经常出现“铁木真、合撒儿、别里古台三（个人）”或者“铁木真、合撒儿两个”这样的词语表明在“影外别伴当无、尾外别鞭子无有”的艰难岁月以及后来戎马倥偬的争霸草原时期他们曾经是如何相依为命1。 铁木真和合撒儿之间最早结成互相支持的特别关系是在他们的父亲也该去世寡母遗子被泰赤乌部抛弃以后。当时他们在斡难河畔过渔猎生活。据秘史记载铁木真、合撒儿在捕雀打鱼时经常为争夺猎获物而与他们的异母兄弟别克帖儿、别里古台生纠纷。这种争吵最终导致铁木真与合撒儿合谋将别克帖儿射杀在一座小山上。家族内部的冲突不久以后即因“黄金氏族”与敌对部落间的生死斗争趋于消解；别里古台很快弃去前嫌成为铁木真、合撒儿兄弟的忠心追随者。 射杀别克帖儿不久泰赤乌部举兵掩捕铁木真。这只是一场小规模的军事接触而且铁木真母子是被迫应战但它却是“黄金氏族”征服草原的第一次作战行动。合撒儿用他的强弓劲射保护了躲在密林和山崖内的母亲和诸弟妹。从此他和别里古台一样就把自己的政治命运与铁木真紧紧结在一起了。在铁木真不得不借助于他父亲昔日的“安答”（即相互立誓结拜的“契交”）、克烈部领王罕的权威和实力来收拢离散部众对抗敌对的蔑儿乞部的困难时期合撒儿和别里古台曾先后两次随铁木真去结欢王罕并代表铁木真出使札木合所部约他联合出兵攻打掳走了铁木真妻子的三姓蔑儿乞人。 在击溃三姓蔑儿乞之战中铁木真的威望大为提高团聚到他周围的部众越来越多。十二世纪八十年代末铁木真作为以乞颜氏同族集团为核心的兀鲁思可汗的地位似已确立。在建立自己的宫帐组织时合撒儿被任命为“云1《元朝秘史》第77、96、76、161节。成吉思汗本人也曾说过：“有别里古台之力、哈撒儿之射此朕之所以取天下也。”见《元史》卷一一七《别里古台传》。 都赤”即侍上带刀者。在可汗帐下带刀侍卫与带箭筒士同样是给予可汗最亲信人员的一种殊荣1。 关于十二世纪最后十年和十三世纪之初的合撒儿没有留下什么可以供我们追溯的史料。我们只知道当12o3年克烈部领王罕背盟、并用突袭方式击溃铁木真所部的时候合撒儿正在别处游牧没有和他的兄长在一起。从后来他以与铁木真不和的理由向王罕诈降、并轻而易举地使王罕信以为真的事情判断这时兄弟两人之间似乎确有某种隔膜这也许是由铁木真称可汗导致两人的地位日益悬殊而引起的。王罕在袭击铁木真的同时分军攻击合撒儿营地掳掠其妻子。当合撒儿得知率残众且战且退的铁木真已撤至班朱尼河时便立刻动身投奔铁木真。时铁木真残部“粮俱尽荒远无所得食。会一野马北来诸王哈札儿（按即合撒儿）射之殪。遂刳革为釜出火于石汲河水煮而啖之”2。共同面临的困厄再一次将他们联结在一起。同年秋天铁木真从重创中恢复过来决意讨伐王罕。行动前他将合撒儿的两名亲信派到王罕处伪传合撒儿的话说：“我满心想念我的哥哥但谁能说出他（该有多么）愤恨呢？”因此合撒儿表示他愿意归附王罕。这些话麻痹了王罕使他觉得铁木真的势力难以骤然恢复因此放心地架起金撒帐寻欢作乐。铁木真于是在合撒儿伪降的掩护下出奇制胜一举击溃王罕。 12o4年铁木真出兵征讨蒙古高原上最后一个强大的对手乃蛮太阳罕部。合撒儿又参加了这次重要的战争。札木合曾在阵前为太阳罕描写合撒儿说：“诃额伦母（按即月伦太后）的一个儿子用人肉养来身有三度长吃个三岁头口披三层铁甲三个强牛拽来也。他将带弓箭的人全咽呵不碍着喉咙；各一个全人呵不勾点心。怒时将昂忽阿的箭（按即镞头成叉状的远射箭）隔山射呵十人二十个穿透；人若与他相斗时隔着空野用客亦不儿名的箭（按即飞箭）隔山射呵将人连穿透。大拽弓射九百步；小拽弓射五百步。生得不似常人如大蟒一般名字唤作拙赤合撒儿。”1据拉施都丁说合撒儿在这场战争中为铁木真指挥中军。 12o6年铁木真统一草原诸部建“大蒙古国”称成吉思汗。在黄金氏族内部分民分地时合撒儿分得四千户早先被札剌亦儿部人孔温窟洼（即木华黎之父）当作私属献给合撒儿的者卜格仍作为千户那颜之一被委派给合撒儿。 与成吉思汗的冲突建国后不久成吉思汗与合撒儿之间又开始产生不和。据秘史记载合撒儿与其兄失和是由于他被当时势力很大的晃豁坛部告天萨满（“帖卜腾格理”）阔阔出欺侮后成吉思汗反而责备他无能。因此他一直三天不见成吉思汗。但事实似乎并不那么简单。阔阔出对成吉思汗说：“长生天的圣旨神来告说：‘一次教铁木真管百姓一次教合撒儿管百姓’。若不将合撒儿1《史集》第1卷第二分册汉译本页181。 2《元史·札八儿火者传》。班朱尼水当即今东经119°、北纬48°处的ba1ji泉子在流水哈勒哈河的穆果伊托河边。见村上正二《蒙古秘史译注》卷2页2o1—2o2。 1《元朝秘史》第195节。 去了事未可知。”在分民分地时成吉思汗诸子所得均多于其诸弟的份子。成吉思汗母亲当时就对此不满意不过没有作声。与成吉思汗血统相同又一直与他患难与共、同成大业的合撒儿自然是最有资格代表诸弟来表示这种不满的。阔阔出所传达的“一次教合撒儿管百姓”的长生天旨意实际上曲折地反映出蒙古国内部正在酝酿一场潜在的政治危机。成吉思汗听了这番话当夜就拘执合撒儿对他进行审讯。 这起冲突由于成吉思汗母亲月伦太后的及时干预才稍见缓解。月伦太后得到成吉思汗拘执合撒儿的消息后连夜动身赶往可汗营帐。《秘史》用生动的语言记述了月伦太后教训成吉思汗的场面她“盛怒盘坐出两乳置膝上问道：您见了么？这是您吃的乳。合撒儿何罪你自将骨肉残毁？初你小时曾吃了这一个乳。哈赤温、斡惕赤斤两个曾吃不了这一个乳。惟合撒儿将我这二乳都吃了使我胸中宽快。为那般所以铁木真心有技能合撒儿有气力、能射。但凡百姓叛的用了箭收捕了如今敌人已尽绝不用他了”1。 成吉思汗迫于母亲的压力当时释放了合撒儿。但后来还是暗中夺走了合撒儿的大半部众只留给他14oo名战士。委派到合撒儿处的者卜格也惧祸出走。月伦太后知道此事后郁闷而死。 1213年秋成吉思汗第二次大举伐金合撒儿率左翼军自金中都外围东趋取蓟州（今河北蓟县）、平州（今河北卢龙）、滦州（今河北滦县）及辽西诸郡而后又折回中都西侧在大口与成吉思汗诸子率领的右军及其亲自统帅的中军会师。翌年春陷于围城之中的金帝献女求和合撒儿随成吉思汗退出长城。就在这一年成吉思汗将弘吉剌部从原居地迁往业已完全在蒙古控制下的漠南草地而把斡难河下游、也里古纳河（今额尔古纳河）流域以及阔连海子（今呼伦湖）和捕鱼儿海子（今贝尔湖）以东草原封给合撒儿及斡赤斤两人作为份地。合撒儿的封地在北大体上以也里古纳河、迭烈木儿河（清图作特尔布尔河今得尔布尔河）、斤河（今根河）流域以及苦烈儿温都儿（今苦烈叶尔山在根河和特尔布尔河交汇处）为中心地带。合撒儿与斡赤斤两家份地的分界当在斤河和海剌儿河（今海拉尔河）之间。1214年调整东道诸王份地时合撒儿当仍在世。此后文献不再有关于他的记载。成吉思汗西征（1219）以前再次调整千户百户组织这时候合撒儿的份民已由他的儿子也苦、脱忽和移相哥来接受了。是知合撒儿的去世生在1214年至1219年间。 合撒儿诸子中也苦、移相哥和脱忽三人较有名其中移相哥最为显赫。成吉思汗曾为他立石纪事是为现存最早的一件畏兀字蒙文石刻（勒成于1225年）。他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位时站在忽必烈一边因而在元朝其后裔一直受到优遇。他的儿子势都儿虽参与乃颜之乱但势都儿之子八不沙后来仍被封为齐王其后人世世袭爵至于元末。 1《元朝秘史》第244节。 第二节按赤台（附哈丹） 按赤台按赤台（a1chidai）又译阿勒赤台、按只歹等1。成吉思汗同母次弟合赤温之子。合赤温早死。他的家支长期由按赤台掌理。因此成吉思汗按蒙古旧俗对诸弟诸子实行分封时合赤温系的份子由按赤台领受。该支份民最初被编为两个千户后来又调整为三个千户。他家的份地自1214年以后一直位于斡赤斤份地之南以兀鲁回河（今乌拉根果勒）流域为中心南接弘吉剌部驻牧地。 按赤台最早参与作战现在知道是在12o3年铁木真与王罕交锋时。123o年秋他随窝阔台合罕南征攻金。十月窝阔台在山西分遣按赤台随木华黎孙塔思国王往取为金军复得的潞州（治今山西长治）。按赤台在城克后即与主力汇合于十一月随窝阔台往征关中于1231年春围攻凤翔。逾月城破。蒙古军决定分兵攻金。拖雷率军由凤翔南下取道宋境汉中由南而北攻金唐、邓二州（治今河南唐、邓县）。窝阔台所率主力则折回晋北整编后重新南下在怀、孟（今河南沁阳、孟县）一线渡河。按赤台在窝阔台军中。1232年春窝阔台在白坡（地在今河南孟县）渡河不久接到拖雷已于年前渡汉水北进的消息即命按赤台与塔思等为前锋疾行南趋以接应拖雷。按赤台等勒部冒雪行军仅五六日即与拖雷会师于钧州（今河南禹县）之三峰山重创金军金朝所存精锐几乎在此役中全遭覆灭。 1233年按赤台受命偕皇子贵由、国王塔思至辽东征讨时叛时降的东夏王蒲鲜万奴。秋末万奴被擒。 1235年蒙古实施分头出击周边各邻国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皇子阔端和阔出分别率军两路攻宋。按赤台当时是否在攻宋军中尚难确知。但是到翌年冬季阔出死于军中这一支征宋部队的指挥官遂由按赤台出任。 1236年以后按赤台的事迹不很清楚。惟知蒙哥即位时他是参与拥戴大会的东道诸王之一。十年以后当忽必烈以皇太弟身份继任大汗时“塔察儿、也先哥（即移相哥）、忽剌忽儿、爪都率东道诸王皆来会与诸大臣劝进”（《元史·世祖纪一》）。这时代表合赤温系参加这一重要政治活动的宗王已是他的儿子忽剌忽儿（《元史·宗室世系表》作忽列虎儿）可是这时候按赤台似乎仍然在世中统元年（126o）十二月定诸王岁赐额“诸王按只带、忽剌儿、合丹、忽剌出、胜纳合儿银各五千两文绮帛各三百匹金帛半之”（《元史·世祖纪一》）。此处按只带无疑就是按赤台。 哈丹按赤台有子哈丹（qadan）亦称哈丹秃鲁干。据拉施都丁《史集》记载1阿勒赤台一名的蒙古语原型伯希和、韩百诗拟作e1chidei柯立甫、李盖提等人则拟构为a1chidai本文从后一说。《元史·宗室世系表》将这个人名写作按只吉歹点校者认为吉字“系元代衍误”甚是。它的另一种汉字书写形式按只歹、按赤台等颇易于与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名额勒只吉歹（e1chigidei译吉鸭子）的异写相混淆因为由于中间音节的颚音弱化（即e1chigidei＞e1chi‘idehi＞e1chidei）后者也可以用按只歹来写音。 按赤台之后合赤温后王先后由察忽剌、忽剌忽儿、哈丹、胜纳哈儿继任。但是据《元史·世祖纪》至元二十年（1273）三月“诸王胜纳合儿设王府官三员”。二十四年十月桑哥奏：“诸王胜纳合儿印文曰‘皇侄贵宗之宝”宝非人臣所宜用因其分地改为‘济南王印’为宜。”是则胜纳合儿曾由元廷赐印、设王府官似乎他在哈丹在世时即为合赤温后王。因此哈丹很可能只是合赤温系的一名一般诸王没有当过本兀鲁思汗1。 至元二十四年（1287）斡赤斤后王乃颜与哈丹等人举兵称叛。他们曾约当时在岭北戍军中的胜纳哈儿一同举事。胜纳哈儿欲以邀约岭北元军大将朵儿朵哈赴会之计将他拘捕因被土土哈察觉而不克成功。元廷命胜纳哈儿入京面觐。土土哈率军长途奔袭廓清漠北“中央兀鲁思”的东部遂将叛乱规模限制在大兴安岭西麓草原及辽东地区。 五月忽必烈下诏亲征乃颜。这时哈丹与乃颜一起盘踞在连接大兴安岭东、西两麓的战略要隘遣别军四出作战。六月元军进至哈儿哈河流域。哈丹率万人出战被元军前锋玉哇失击退。不久叛军主力在不里古都伯塔哈（在哈尔哈河与诺木尔根河交汇处三角地带）被元军战败乃颜出逃被俘。哈丹退至那兀江（今嫩江）上游附近迫于元军追击出降。元军南还复叛从那兀江一带四出抄掠与进征元军胶着相峙多月。 二十五年春哈丹乘诸王火鲁火孙在辽东比邻地区复叛渡那兀江大举南下。元军由皇孙铁穆耳、大将玉昔帖木儿统率与哈丹等部在贵烈河（今归流河）、托吾儿河（今洮儿河）一线会战。哈丹大败后退回那兀江。元军乘胜追击远至黑龙江两岸虽使哈丹溃不成军终不能将他擒获。 二十七年哈丹乘辽西地震复出不克得逞遂率残部东南走欲向高丽方面移动。夏秋两季叛军一直游动于从合兰河（今图们江）到宋瓦江（今松花江）上游诸水的山地间。入冬后哈丹再渡合兰水先后至海阳（今朝鲜吉州）、双城（今朝鲜承兴）一带接着又陷和州（今朝鲜通州）、登州（今朝鲜安边）。高丽军队多次出战不能胜之。自是年底起元廷几次派军队进入高丽追击哈丹。 二十八年正月哈丹进至交州道（今韩国江原南道）失利退走。三月欲逼攻王京（今朝鲜开城）被高丽军队和元援兵合力击退。五月元追军与哈丹战于禅定州、青州（今朝鲜北青一带）叛军大败哈丹与其子老的溃围遁去。老的终为元军捕杀哈丹下落不明。东道诸王之叛在翌年亦被完全平定。 1见屠寄：《蒙兀儿史纪》卷二二《合赤温传》。又从胜纳哈儿的印文“皇侄贵宗之宝”看他应比忽必烈低一辈乃按赤台之孙。《元史·宗室世系表》及拉施都丁书所记某世系恐怕不大可靠。第三节铁木格斡赤斤（附塔察儿） 早年事迹铁木格斡赤斤（u）成吉思汗幼弟。据《元temgeotnet&&朝秘史》他比成吉思汗小六岁故当生于1168年。铁木格为当日常见的蒙古男子人名同时代汉译又作忒木哥、忒没哥等；斡赤斤是称号又有斡惕赤斤、窝嗔、斡辰、斡陈等异写其中是突厥语借&&ot词译言“灶火”、“炉灶”；net译言“（可汗）子弟”。是则斡赤斤一词意谓“守灶火之子”。按蒙古旧俗子女成人后各携一份家产分户另立惟幼子留在父母身边将来由他继承家业。故多称守产幼子为斡赤斤。元代史料经常仅以斡赤斤称成吉思汗幼弟而不名之。大概就因为他经常以幼弟身份据守老营也许还要加上他生性懒散“早行睡的晚行起的”（《元朝秘史》第195节）在成吉思汗统一漠北的早期军事活动中似乎难得见到他的行踪。 12o4年铁木真得到乃蛮太阳罕部将要进攻他们的消息即在驻夏地帖麦该川（在洮儿河上游支流特们河流域）召集忽里台大会商讨对策。部下中有人主张待秋来马肥时再出兵。斡赤斤竭力反对以“骟马正瘦”为推辞贻误战机愤然宣布：“我的骟马每肥每有。这般言语（按指太阳罕等人轻侮蒙古部的言辞）听着如何可坐？”（《元朝秘史》第19o节）铁木真异母弟别里古台也力主乘乃蛮不备主动出击。铁木真遂决意及时进兵。在与太阳罕部进行的纳忽昆山决战中斡赤斤受命负责统带供铁木真阵前替换骑乘的从马。按蒙古旧制凡“亲御上马”之职“国法常以心腹”（《元史·别里古台传》）。可见斡赤斤受铁木真宠信之深。 12o6年铁木真统一蒙古诸部称成吉思汗。按千户一百户体制编组起来的全蒙古百姓连同他们的牧地按当时蒙古社会的制度被分配给成吉思汗兄弟、子弟等组成的黄金家族的各个成员。据《世界征服者史》斡赤斤与他的母亲诃额伦一起分得一万户游牧民；据《史集》则斡赤斤分得五千户诃额伦分得三千户。因为诃额伦死后这三千户仍由守产的幼子斡赤斤继承所以实际上他总共分得八千户至于他最初的营盘在哪里今已不得详考。 成吉思汗建国初期晃豁坛氏出身的阔阔出是一个很有势力的萨满术士传人被称为帖卜腾格理（teb-ei译言“告天人”）。阔阔出的父亲蒙力克很早就投靠铁木真后来又成为铁木真寡母诃额伦的后夫被铁木真称为额赤格（echige译言父亲）；阔阔出本人曾经代“蒙克腾格理”（eri译言“长生天”）立言授予铁木真统治全蒙古游牧民的权力。蒙力克父子建国时受命统率着一个千户的本部族人众1。帖卜腾格理却不满足继续收罗其他千户的游牧民。连斡赤斤的份民也有一些跑去投靠他。斡赤斤派人到阔阔出处要求收回走失的份民结果经受一番侮辱后被逐回。斡赤斤亲自前往交涉也被迫对阔阔出下跪悔过；事后他到成吉思汗前哭诉。在蒙力克父子奉命来见成吉思汗时斡赤斤和经他事先布置的三个力士1《元朝秘史》载录的九十五千户那颜中包括蒙力克的一个儿子脱栾扯儿必。据《史集》则这家人共统率三个千户或许是从12o6年时一个千户分解而成的。 根据成吉思汗的授意当场打死阔阔出。从此“蒙力克父子每的气势遂消减了”（《元朝秘史》第246节）。斡赤斤由此也巩固了自己在铁木真诸弟中最受兄长宠爱的地位。 从1211年起成吉思汗统兵南下攻金。1213年秋季蒙古分兵三路大举扫荡中原诸州县斡赤斤与合撒儿一起领左军破蓟州（今河北蓟县）、滦州（今河北滦县）、平州（今河北卢龙）及辽西诸郡。这次战役以后蒙古巩固了对长城以外松漠地带的占领。因此翌年弘吉剌、兀鲁、忙兀、札剌亦儿和亦乞列思五投下的营幕地被迁至漠南草原。与此同时成吉思汗诸弟的份地则全都调整到蒙古高原的东半部称为左手诸王或东道诸王。斡赤斤的份地“位于蒙古遥远的东北角在他们的那一边再也没有蒙古部落了”1。所指的地区当即今大兴安岭西麓、海拉尔河以南到哈拉哈河流域的大片地区。1221年长春真人邱处机奉召西行觐见正在西域作战的成吉思汗；途中曾参拜斡赤斤的大营。邱处机的行经路线是：“渡河（按即哈拉哈河）北行三日。四月朔至斡辰（按即斡赤斤）大王帐下。七日见。”复自斡赤斤大帐西行五日乃至呼伦湖。据此推测当时斡赤斤的大营盘大致可以确定在今新巴尔虎左旗之东的辉河畔2。 从幼子守产到争夺汗位的失败成吉思汗西征时期斡赤斤以幼弟身份留守漠北。当时全权负责经略中原汉地的木华黎名义上也在他节制之下。汉文史料称“皇弟斡真那颜统治中原”3；穆斯林史料中提到“他（按指成吉思汗）把契丹境内的土地分给他的兄弟斡赤斤那颜及几个孙子”1。这些记载实际上反映的正是此种历史情况。 蒙古和高丽的初期关系是在成吉思汗西征期间开始展起来。留守漠北的斡赤斤因为自己的份地靠近东北对于向高丽展势力表现出较大的兴趣。在这一时期他几次三番颁“皇太弟国书”到高丽招谕或“趣其贡献”或“察其纳款之实”。稍后几代的斡赤斤后王也往往持有相同的倾向。 成吉思汗晚年对斡赤斤的信任程度似乎有所减退。但成吉思汗死后斡赤斤仍然与拖雷、察合台一起作为最有资格的推戴新大汗的诸王在大朝会上主持了窝阔台登上汗位的典礼。根据拉施都丁的描写“察合台、拖雷和斡赤斤分别护持着窝阔台的右手、左手和腰部把他扶上了合罕的大位”2。 窝阔台在位期间未见斡赤斤参加南下攻金或出征西域的有关材料。这时候他的势力显然已经逾越大兴安岭扩展到山岭东麓草原乃至松嫩河川地区。因此当时南宋方面有关蒙古的情报说：“其头顶分戍则斡真之兵1《史集》第1卷第二分册页72。 2参见陈得芝：《邱处机》《中国地理学家评传》。另据《史集》斡赤斤后王塔察儿的营幕地在位于哈剌哈河流域的建忒该山区斡儿河畔。也许这是斡赤斤的另一处大帐所在。3黄溍：《合剌普华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五。 1《世界征服者史》上册页45。 2《史集》第2卷页3o。 在辽东。”（《蒙鞑备录》）大约半个世纪之后忙兀部贵族博罗欢提到东部草原诸王及投下的营幕地时说道：“昔太祖分封东诸侯其地与户臣皆知之。以二十为率乃颜（按指斡赤斤后王）得其九忙兀、兀鲁、札剌儿、弘吉剌、亦乞烈思五诸侯得其十一。”（《元史·博罗欢传》）博罗欢在这里完全撇开合撒儿、合赤温、别里古台等其他“东诸侯”不提表明他的这番话指的只是“东诸侯”在漠南草地和大兴安岭东麓的驻牧形势而并不涉及漠北蒙古本部的份地分配情况。博罗欢的话又表明到至元中叶今洮儿河流域及其以北已经被人认为是斡赤斤后王理所当然的份地。惟此种情势似不始于“昔太祖分封东诸侯”时大体上应是窝阔台时期斡赤斤势力扩张的结果。由于斡赤斤系后王在辽东占有大片份地因此终元之世他们在辽东政局中一直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1236年窝阔台在灭金并且复括中州户口的基础上以中原诸州民户分赐诸王勋臣。斡赤斤分得益都路及平、滦二州作为自己在华北的份地。上述地区居民总户数凡六万二千一百五十六户。他的份民在东西道诸王中仅次于窝阔台自己的儿子贵由和成吉思汗幼子拖雷位下的户数。 1241年窝阔台死。其子贵由及蒙哥先已奉召从西征途中东返但还未到达蒙古。皇后脱列哥那临朝称制谋以滥行赏赐邀取宗亲和大臣的拥护朝政混乱。斡赤斤欲乘人心浮动夺取汗位遂率大军从自己的兀鲁思趋向汗庭。脱列哥那闻讯后遣使质问同时打算西迁以避其锋。斡赤斤临事迟疑又闻贵由引军回朝已至叶迷立于是很快撤回自己的份地。1246年贵由汗即位宴饮一月后即委任蒙哥与术赤之子斡儿答审理这一起未遂的篡位事件正在参加忽里台大会的斡赤斤受审后被处死。 塔察儿塔察儿（taghanetbsp;年斡赤斤因篡夺汗位事件被处死。时只不干已死塔察儿尚未成年其同父异母兄帖木迭儿欲废嫡自立。斡赤斤藩府王傅撒吉思等人火驰告汗庭。摄政的乃马真太后脱列哥那遂定议“皇太弟玺”授予塔察儿由他继任斡赤斤兀鲁思汗1。执掌斡赤斤兀鲁思的最初几年塔察儿并没有在当时的政治史上留下多少记录。这可能是因为他还年幼望轻同时也多少与斡赤斤谋叛事件留下的消极影响有关。贵由汗去世以后塔察儿站在拔都一边支持拖雷的儿子蒙哥为大汗。尽管这样塔察儿在蒙哥即位大会上仍远不如斡赤斤在窝阔台即位大会上那样地位显赫。 斡赤斤后王逐渐恢复从前曾经享有过的威望是在蒙哥时代。1257年春蒙哥汗因猜忌皇弟忽必烈在中原汉地收揽民心将不利于己派亲信到汉地钩考并收回忽必烈节制汉地军事的权力。他新委任的汉地军事统帅正是塔察儿。是年秋塔察儿率诸军进围樊城适值霖雨连月攻城失利被迫班师。冬天忽必烈到漠北入觐与蒙哥释憾两人重议分道攻守的战略“以明年为期”。翌年春蒙哥命忽必烈统左翼诸路蒙古、汉军征鄂自将右翼由西蜀攻宋。塔察儿率部加入右翼曾在冬天“略地至江而还并1《元史·撒吉思传》。按传文中塔察儿庶兄之名作“脱帖”当即《元史》卷一o七《宗室世系表》中的帖木迭儿的异写。帖木迭儿系庶子故在世系表中列名于塔察儿之后。会于行在所”（《元史·宪宗纪》）。 1259年蒙哥在四川前线因伤染疾死去。塔察儿当随右翼征宋军班师。 在紧接着爆的阿里不哥与忽必烈的汗位之争中西道诸兀鲁思后王大都倾向于支持留守漠北大营的阿里不哥。忽必烈欲夺得汗位经济上依靠的是汉地的人力财力；政治上则主要依靠东道诸王的支持羽毛渐丰的塔察儿这时就成为忽必烈的要争取对象。除了在塔察儿袭爵为王时曾立下汗马功劳的撒吉思“力言宜协心推戴世祖”外（《元史·撒吉思传》）忽必烈又派亲信廉希宪专程“赐塔察儿饮膳”。廉希宪在塔察儿面前盛赞忽必烈“圣德神功天顺人归”而后力劝塔察儿说：“大王位属为尊。若至开平当推戴无为他人所先”1。到开平大朝会时塔察儿果然率先向忽必烈上书劝进。集议之初“诸侯王议未一”。忽必烈遂当众公布塔察儿的劝进书“书出而决”2。中统三年七月忽必烈专门下诏给塔察儿益都平州封邑岁赋金帛并以诸王白虎（塔察儿叔父）、袭剌门（塔察儿庶侄帖木迭儿子）所属民户、人匠、岁赋一并转赐塔察儿。这种特别恩宠当即是对塔察儿在关键时刻曾全力支持忽必烈的回报。 中统初年之后塔察儿应当是回到了位于辽东的份地。他似乎没有参加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争位战争。东西史料都提到中统二年忽必烈亲征漠北时曾有某个塔察儿参与著名的昔木土脑儿会战。此人在《元史·世祖纪》中明确记为“平章政事塔察儿”他是“宪宗朝世臣”、某千夫长之子3。而不是出自黄金家族的“皇太弟”后人。 中统、至元前期塔察儿的注意力大概主要集中于经营和加强位于大兴安岭两侧的本兀鲁思份地。从窝阔台在位时开始蒙古经略高丽一般都不动用斡赤斤系诸王的军队或许正是意在防他们就近渔利。但是塔察儿仍派人到高丽收拾民户擅自管领。可见他确实一直对高丽存有觊觎之心。至元十年（1273）元廷赈济塔察儿所属部饥民。翌年廉希宪行省事于北京。塔察儿曾向他及辽西“嗣国王头辇哥”（木华黎后人）等“传旨”。此后有关塔察儿的记载不见于史籍。 塔察儿死后斡赤斤兀鲁思汗位先后由其堂兄阿术鲁、孙乃颜（失儿不海子）继承。 第四节别里古台辅助太祖建国别里古台（be1gutei1167？—1256）又译孛鲁古带、别勒古台铁木真（成吉思汗）异母弟。父也该死后受蒙古部强宗泰赤乌氏欺凌部众被夺家境艰难诸兄弟以钓鱼捕鸟维持生计。一日别里古台与同母兄别克帖儿夺铁木真、合撒儿所钓之鱼铁木真、合撒儿怒射杀别克帖儿但答应他的请求不杀别里古台。此后别里古台一直追随长兄铁木真共渡难关重振家业。他“天性纯厚”“躯干魁伟勇力绝人”与合撒儿同为1《平章廉文正王》《元朝名臣事略》卷七。 2《丞相楚国武定公》《元朝名臣事略》卷二。 3王恽：《中堂事记》中《秋涧集》卷八一。 铁木真最得力的弟弟和伴当蒙古创业史上常将他们三人并提铁木真称帝后曾说：“有别里古台之力哈撒儿之射此朕之所以取天下也。” 当铁木真兄弟长大时泰赤乌领塔儿忽台率护卫军来袭诸兄弟与母亲逃入山林别里古台折树木扎寨拒敌保护寡母幼弟。铁木真前往弘吉剌部迎娶孛儿帖夫人他随从护卫。后又奉命至阿儿剌部邀请博尔术为伴当；随从铁木真至克烈部拜见王罕缔结父子之谊。三姓蔑儿乞人来侵抢走孛儿帖和别里古台生母别里古台又随长兄到王罕处求援并奉命往说札只剌部领札木合共同起兵攻打蔑儿乞。在王罕、札木合协助下铁本真兄弟率部进至不兀剌川（今恰克图附近）蔑儿乞部领脱脱驻地击溃敌人。别里古台愤恨生母被掠遇蔑儿乞人辄射杀之尽掳其妇孺为奴容貌好的妇女收为媵妾。 铁木真的力量逐渐壮大蒙古部众来附者日多遂建立起以乞颜氏贵族为核心的新“兀鲁思”共推铁木真为兀鲁思之主（u1us-unejen）称汗。随即组成直属于铁木真的护卫军分配了各种职务别里古台担任“掌驭马”的职（aqtachi）1。《元史》本传称他“掌从马。国法常以腹心遇敌则牵从马”。《太祖纪》称他“掌帝乞列思事。乞列思华言禁外系马所也”。都是同一件事。掌驭马和博尔术管领的带弓箭者（qorchi）、合撒儿管领的带刀者（u1duchi）同是当时所置最重要的职务（其他职务还有司车、司饮膳、司牧羊、司牧马等）。不久札木合率部三万来攻铁木真集诸部兵分十三翼以迎战别里古台就在铁木真直属的一翼作战。战后乞颜氏贵族在斡难河林中举宴铁木真家族（孛儿只斤氏）方面由别里古台主宴因祭祖后马湩的分配问题与薛彻别乞长支家族（主儿乞氏）生冲突膳者失丘儿遭到鞭笞；主儿乞氏方面主宴者播里又纵容盗取马缰者别里古台与之争被播里砍伤手臂。铁木真查究此事别里古台劝道：“虽伤了不曾十分重为我上头弟兄每休恶了。”2铁木真不听仍与主儿乞氏相斗殴从此结下仇怨。1196年铁木真约请蒙古诸部攻打世仇塔塔儿人主儿乞氏违约不至反乘铁木真出兵之机掠其后营。于是铁木真在战胜塔塔儿后回师来攻主儿乞氏兼并其部众遂得播里欲杀之因他是族叔又极勇武乃命别里古台与之角力别里古台按其示意将播里腰骨折断而死。 此后在与札木合为的诸部联盟作战中在攻打泰赤乌部、蔑儿乞部和塔塔儿部各次战役中别里古台都立有战功。12o2年灭塔塔儿后铁木真召集亲族会议决定为父祖复仇将所掳塔塔儿男子尽行屠杀妇幼各分为奴婢。别里古台出帐后不慎泄露了此谋于是塔塔儿人各抽刀子据寨拼死反抗使蒙古人遭受很大伤亡。铁木真因此严责别里古台不让他参与亲族机密会议命他管治外头的事审断斗殴、盗贼等案件也就是担任札鲁忽赤（jarquchi断事官）之职。《元史》本传说他“尝立为国相又长扎鲁火赤”其实是同一职务（元时汉人将蒙古的扎鲁忽赤称为丞相）。12o3年铁木真灭克烈部西部蒙古强大的乃蛮部主太阳罕闻讯决定出兵东征声称要灭掉“歹气息脏衣服的”蒙古人。次年春铁木真在帖麦该川（今哈拉哈河南）召集忽里台商议与乃蛮作战事有人认为春天马瘦1《元朝秘史》第124节。 2《元朝秘史》第131节。《元史·太祖纪》载其语云：“汝等欲即复仇乎？我伤幸未甚姑待之。”本传所记为：“今将举大事于天下其可以臣故而生衅隙哉！且臣虽伤甚幸不至死请勿治。”应待秋高马肥再进兵。别里古台说：“活着时自的伴当、弓箭若被人夺了济甚事！男子若死自的弓箭能与骨头一处卧呵岂不好！乃蛮人以为国大、百姓多口出大言咱每乘此出征夺其弓箭何难。若乘此出征他的多马群岂不安然撇下？他的帐房岂不空了抛弃？他的多百姓岂不往高处躲避？被他说了这般大话如何能安坐不动！”1铁木真采纳他的意见立即整军迎战大获全胜兼并了乃蛮国土和百姓。 兀鲁思分封大蒙古国建立后成吉思汗按照蒙古分家产的体例给诸弟、诸子各人都分配了草原游牧百姓（irgen）并划定了各自的份地（nuntuq＝yurt）。据《元朝秘史》别里古台分得15oo户1。《元史》本传则载“赐以蒙古百姓三千户”。然而根据《史集》的记载别里古台只是成吉思汗直属的左翼千户那颜之一属于“恩赐”（soyurqa1）管领一千户军民的官员之列而在分给诸弟、诸子的军民中没有他的一份（qubi）2。这两者差别很大：作为千户那颜只是大汗（或诸王）属下的世袭军民长官；如果是和合撒儿、按赤台（合赤温子）、斡赤斤一样分得了“份子百姓”（qubi-irgen）和份地那就成为东道诸藩国（u1us）之一。诚然别里古台不是也该正妻所生和成吉思汗同母弟合撒儿等人的地位有些差别但许多史料证明成吉思汗在分封诸弟时并没有把他排除在外。《秘史》记载说成吉思汗在指定窝阔台作为自己汗位继承人的同时命“合撒儿、阿勒赤歹、斡赤斤、别勒古台四个弟的位子里他的子孙各教一人管”（《元朝秘史》第255节）。其后推戴窝阔台即位、蒙哥即位3的忽里台大会别里古台都是以东道诸王一家之主的身份参加与合撒儿等三家具有同等地位。《元史》之《宗室世系表》及《食货志·岁赐》均列有“别里古台大王位”。《史集》记载其后裔瓮吉剌歹“现在合罕处管辖别里古台兀鲁思”1。足证别里古台在分封时同样得到份民份地。其蒙古份地《元史》本传记载：“以斡难、怯鲁连之地建营以居”“居处近太祖行在所南接按只台营地”。太祖行在应即成吉思汗大斡耳朵在克鲁伦河上游；按只台即按赤台（阿勒赤歹）其份地在合兰真沙陀和兀鲁回河（今内蒙古在乌珠穆沁旗乌拉根果勒）地区。据此知别里古台份地在克鲁伦河中游南北北至斡难河东近呼伦湖与合撒儿、斡赤斤份地接界。 蒙古建国以后别里古台的活动除参加推戴太宗、宪宗即位的大聚会外很少见于记载。1226年成吉思汗在征西夏军中时耶律留哥寡妻姚里氏来1《元朝秘史》第19o节。《元史·太祖纪》载其言为：“乃蛮欲夺我弧矢是小我也我辈义当同死。彼恃其国大而言夸苟乘其不备而攻之功当可成也。”与《秘史》文意基本符合。《史集》（第1卷第二册汉译本页2o3）所载与原意相差较大。 1《元朝秘史》第242节。但没有记载分给他的千户名。 2《史集》第1卷第二册《成吉思汗纪》汉译本页373375—378。拉施都丁还说“［因］他是也该另一个妻子所生在诸兄弟中提不到他［的名字］”（同上书页73）。3《史集》第2卷汉译本页242；《元史·宪宗纪》。《史集》记载参加蒙哥即位大典的是别里古台的儿子们但据《元史》参加此会的是别里古台本人。 1《史集》第1卷第二册“也该子孙系表”。 见请求让入质的留哥嫡子薛阇回部袭爵（辽王）统其官民。成吉思汗许之召薛阇谕曰：“朕以兄弟视尔父则尔犹吾子尔父亡矣尔其与吾弟勃鲁古台并辖军马为第三千户。”（《元史·耶律留哥传》）代薛阇入质的留哥次子善哥则奉命随从别里古台之子口温不花。可见耶律留哥所部契丹人此时已被授与别里古台管领了。时留哥家驻于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所部契丹人除聚居临潢外还散在辽东西广宁（今辽宁北镇）等地。1231年撒礼塔征高丽又收回一部分契丹人薛阇遂从临潢移驻广宁府。据此推断别里古台的势力可能是向临潢和辽东西地区扩展了。 1236年太宗分赐诸王、贵戚中原诸州民户别里古台得广宁府以及恩州（今山东武城东北）份民116o3户。 后裔事迹别里古台子女甚多见于记载者有三子（次序按《宗室世系表》）：也不花事迹不详。屠寄认为《元史·宪宗纪》所载1248年参加拔都召集的阿剌脱忽剌兀大聚会推戴蒙哥为“大汗”的也不花就是他（《蒙兀儿史记》卷二二）似未确。其子爪都在祖父别里古台死后继承为兀鲁思之主。126o年他与塔察儿（斡赤斤后王）、移相哥（合撒儿后王）、忽剌忽儿（合赤温后王）一同率东道诸王出席了开平城大聚会拥戴忽必烈为大汗并参加对阿里不哥的征战因此得到大量金、银、绢的赏赐；中统三年（1262）封为广宁王赐驼纽金镀银印；四年又受赐牛马价银631oo两。后来他随从北平王那木罕出镇西北至元十三年（1276）又赐银两；同年他参与了昔里吉为的诸王叛乱叛乱平定后他归降世祖塔察儿奏请将他处死世祖念他拥戴之功只削其王位剥夺其所领军民流放到汉地海岸边炎热之处派人监视。他在流放地过着自拾柴火为炊的艰苦生活直到死去（据《史集》）。爪都子帖木儿《元史·英宗纪》载至治三年（1323）七月“诸王帖木儿还自云南入宿卫赐钞二万五千贯”疑即是；《表》称他为“大王”当是恢复了宗王地位。 口温不花从太宗攻金1232年由白坡渡河后奉命与按赤台、塔思率万余骑与拖雷军会合参加了三峰山之战歼灭金军。1235年从皇子出征宋枣阳、光化军（今属湖北）等地获何太尉；次年奉诏北还。1237年复率蒙古军及汉军张柔、史天泽等部攻宋克光州（今河南潢川）进掠蕲州（今湖北蕲春）、随州、复州等地直至长江边的黄州（今湖北黄冈）。此后他大概没有再统兵。1248年张德辉向忽必烈陈言“兵无纪律纵使残暴”之害建议“更遣族人之贤如口温不花者使掌兵权”可见他治军较严汉人也将他视为贤者。其长子灭里吉台后裔封定王。次子瓮吉剌歹《元史·世祖纪》载至元二十六年三月“台州贼杨镇龙聚众宁海僭称大兴国诸王瓮吉带时谪戍婺州帅兵讨平之”。当即是他但谪戍原因不明1。《元史·成宗纪》载元贞二年（1296）三月“遣诸王亦只里（合赤温后王封济南王）、八不沙（合撒儿后王封齐王）、亦怜真、也里悭（答里真后1屠寄认为《元史·世祖纪》所载至元十三年正月“以瓮吉剌带、丑汉所部军五百戍哈答城”即此瓮吉剌歹。按元代蒙古人同名者甚多若是宗室一般加有“诸王”字样。此处未言其为诸王未可遽定故不取。 王）、瓮吉剌带并驻夏于晋王怯鲁剌（克鲁伦河）之地。”此瓮吉剌带无疑即口温不花之子。时晋王甘麻剌出镇漠北“祖宗根本之地”统领诸王之部而东道诸王值乃颜叛乱后地位降低皆受晋王统辖。据此判断瓮吉剌歹这时已恢复了管领本藩军民的地位。其子彻里帖木儿至元二十四年（1287）曾奉旨“节制诸军”当是参与平定乃颜之乱；据《表》他袭封广宁王但年月失载疑是与齐王八不沙同时受封（大德十一年13o7）。彻里帖木儿子按浑察致和元年（1328）八月来到大都即表示支持文宗；至顺元年袭封广宁王赐金印。 罕秃忽性刚猛知兵从宪宗攻蜀多立战功；回师道经河南招来流亡百余户悉以入籍。1257年宪宗曾增拨广平（今河北永年东）等处15o户为其份民。子霍历极因残疾不能出军世祖命居恩州份地以统本藩份民至大三年（131o）死。其后人留居当地成为恩州的一支别里古台家族。子塔出（又译塔术）性温厚谦恭好学通经文。《元史·文宗纪》载天历元年（1328）九月“诸王塔术、只儿哈郎、佛宝等自恩州来朝”后二人疑亦霍历极子（或孙）。又有“恩州诸王按灰”不知所出至元二十六年曾有旨验其部民贫者给赈武宗、仁宗时又多次给赐金、银及米延祐四年（1317）奉命出镇云南后来大概回到恩州；至顺元年（133o）十一月“坐击伤巡检张恭杖六十七谪还广宁王所部充军役”1。 1《元史》卷十五《世祖纪》；卷二二《武宗纪》；卷二四、二六《仁宗纪》；卷三四《文宗纪》。第三章昔里吉乃颜海都第一节昔里吉合谋反叛昔里吉（shiregi）为元宪宗蒙哥第四子其母为蒙哥妃巴牙兀真氏。在忽必烈、阿里不哥争位之战中昔里吉支持阿里不哥。至元四年（1263）秋因阿里不哥势衰与诸王玉龙答失、阿台等来降获忽必烈赦免。次年受封为河间王。阿里不哥之乱平定后诸王均表示臣服惟海都不来参加朝会在西北与察合台汗国展开激烈争夺并显露叛迹。为防患于未然忽必烈派子北安王那木罕率领大军前往西北昔里吉亦在军中。那木罕本人和其兄弟阔阔出所统辖的忽必烈家族的属民组成中军蒙哥和阿里不哥的子侄辈诸王等部民组成右翼集团。这些北边诸王在阿里不哥失败后被迫投降忽必烈阿里不哥诸子保留了封地但怨恨并未消除。至元五年海都叛乱举兵东进进攻玉龙答失部民扰乱畏兀儿地区被那木罕北征大军击败追至亦列河流域立帐于阿力麻里。 至元十二年（1275）受命辅佐那木罕的安童突袭贵由之子大名王禾忽的军队引起禾忽叛乱。叛军控制了河西走廊占有斡端和可失哈耳。同年都哇的军队兵临火州城下围攻达6个月之久元军被河西叛军阻隔得不到增援。这些动乱严重地动摇了元朝西北镇戍体系的稳定性直至至元十三年忽必烈灭宋后从南方调集军队开赴漠北进入河西才击败禾忽。此前那木罕军中的一些诸王们已露出骄兵难制的态势生拘杀朝廷使臣事件。忽必烈未举师问罪采取和解态度“选使往谕之”。畏兀儿人廉希贤奉使北边“布上意辞旨条畅”对方“悔谢为设宴”（《元史·廉希宪传附廉希贤传》）并赠礼物。至元十年（1273）北方诸王中已有人背叛进攻谦州执五部断事官刘好礼因刘好礼善应对方免一死。至元十三年秋（1276）因安童分配给养不公那木罕部下的脱脱木儿率部叛逃尚留在那木罕阵营中的昔里吉往讨1。脱脱木儿以阿里不哥失败后所受耻辱为辞煽动昔里吉叛元并许诺事成后帝位归于昔里吉。就在拥兵将领八鲁浑、粘闿等率兵叛逃宗王牙忽都追截的时候昔里吉起兵动叛乱拘系统帅那木罕、忽必烈子阔阔出和丞相安童擒获牙忽都使元朝在阿力麻里镇戍的这个重兵集团顷刻瓦解。叛乱诸王拥戴昔里吉为王。 元廷屯驻谦州的万户晃豁坛氏伯八报知脱脱木儿等人叛变的消息。不久脱脱木儿之军袭击谦州伯八阵亡。至元十六年刘好礼被叛王召至谦州次年率部出走经贿赂叛军千户后才得逃归。 昔里吉、脱脱木儿等人在拘系那木罕等人以后为增强与忽必烈抗衡的力量争取外援把那木罕、阔阔出送往术赤后王蒙哥帖木儿处而安童则被送往海都处1。海都并不急于利用这个机会而宁愿坐山观虎斗让拖雷家1汉文史料对脱脱木儿、昔里吉等人叛乱的时间有至元十二年（1275）、十三年、十四年等诸种不同记载。据耶律铸《双溪醉隐集》卷二《后凯歌词》自序以十三年为是。 1《史集》第2卷汉译本页313、317。但据汉文史料记载那木罕并非被囚禁于钦察汗蒙哥帖木儿处而是囚禁于海都处与被海都扣留十余年的朝廷使臣石天麟在一起。关于此的问题的讨论参见陈得芝：族内部自相残杀留下安童授以官职。 至元十四年昔里吉、脱脱木儿、药木忽儿、撒里蛮等集结部众分道东进扬言海都、蒙哥帖木儿与之联兵而来。东部弘吉剌部折儿瓦台起兵响应并劫掠先朝武帐。岭北为之震动。撒里蛮等将兵越杭海山东南深入今河套北被爱不花率领的汪古部军和土土哈率领的钦察军击败昔里吉、脱脱木儿、药木忽儿等率其主力越杭海山后继续东进于和林北渡斡耳寒河抵土兀剌河流域欲与弘吉剌叛军相会。元廷调集大军很快擒获了弘吉剌部叛折儿瓦台。以伯答儿、土土哈为的元军于土兀剌河畔打败了药木忽儿和脱脱木儿后与伯颜统帅的大军相会于斡耳寒河畔。元军渡河败脱脱木儿等原先被叛军擒获的宗王牙忽都从斡耳寒河前线脱归。由于驻守陕西的安西王忙哥剌部奉调漠北平叛后方空虚于是同年冬驻守陕西行省的六盘（今宁夏固原县南）的贵由之孙南平王秃鲁起兵响应昔里吉但很快被平定。 漠北失败之后脱脱木儿、昔里吉和撒里蛮等分别向也儿的石河方向逃窜但其势力仍然不小。吉里吉思处于叛王的控制之下外剌等部、盘踞按台山以西的窝阔台系宗王脱忽等也支持昔里吉。十五年岭北元军继续乘胜追击。正月土土哈军越过按台山西擒获叛军集团的将领扎忽台。五月别乞列迷失将兵由和林向西北击败外剌、宽彻哥思两部联军。同年底从征宋前线调回的大批汉军已云集和林一带岭北地区形势转危为安。 叛军的瓦解与失败十六年四月脱脱木儿领兵南下进袭杭海山东。元军大将别乞列迷失采纳刘国杰建议趁其“全军而来巢穴空虚”径率大军直捣谦州直至兀地面（今俄罗斯联邦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区南部）。待脱脱木儿回军时元军以逸待劳击败叛军脱脱木儿所部渡河而逃大批人马溺死在谦河之中元军“俘获生口畜牧万计”1。十七年春脱脱木儿纠合昔里吉、撒里蛮等拥众东来元军别乞列迷失、刘国杰所部击败之并沿唐五路（按即唐麓岭）追至按台山西。别乞列迷失虑叛军有伏兵决定撤回不久被朝廷处死。刘国杰部迫近也儿的石河侦知当地的窝阔台系宗王脱忽与昔里吉勾结元军偷袭得手又乘势进攻昔里吉再次获胜。 屡次失败使昔里吉集团内部诸王之间互相猜忌和怨恨最终爆内讧。 脱脱木儿在吉里吉思之战中失败辎重遭元军刘国杰部洗劫之后曾向昔里吉求援未能如愿。见昔里吉实力削弱脱脱木儿便同叛王集团中的撒里蛮结为同盟共同反对昔里吉他们相约事成之后帝位归于撒里蛮。此事被昔里吉的部将亦迪·不花侦知报信给昔里吉。昔里吉征集宗王诸将的军队迫近脱脱木儿和撒里蛮等但未能使他们屈服。昔里吉不得已宣布退位于是诸王们如约奉撒里蛮为帝遣使布告于术赤兀鲁思和海都处并派军追讨泄密的亦迪·不花迫其自杀。 拥立撒里蛮的行为虽然得到阿里不哥幼子明里帖木儿的支持但并没有得到叛王集团的一致认可阿里不哥之长子药木忽儿为反对集团的重要成员《元岭北行省建置考》（中）《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1辑1987年。1黄溍：《刘国杰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五；《元史》卷一六五《孔元传》。之一。脱脱木儿企图以武力迫使药木忽儿服从反被药木忽儿击败擒获。药木忽儿与昔里吉议决杀死脱脱木儿。 脱脱木儿被杀后撒里蛮自知实力弱于昔里吉自愿去帝号被昔里吉剥夺兵权夺去属民。撒里蛮的部下纷纷往投元军。昔里吉把撒里蛮送往术赤系宗王火你赤处路过忽阐河下游撒里蛮辖区时为撒里蛮部下所救。撒里蛮有意投降忽必烈袭击了昔里吉的辎重向元军报告。昔里吉闻讯召药木忽儿共同对付撒里蛮。但诸军阵前纷纷倒戈昔里吉和药木忽儿双双被擒。在押送往元廷的途中因遇叛王集团同党斡赤斤后裔宗王药木忽儿逃脱。撒里蛮受到忽必烈的礼遇而昔里吉则被放逐到南方。 第二节乃颜（附脱脱） 关于乃颜世系乃颜（nayan？—1287）成吉思汗幼弟铁木格斡赤斤后王。关于他的世次因为东西史料记载的歧异至今难以确言。伯希和认为：“乃颜世系几乎可以肯定如下即斡赤斤——只不干——塔察儿——阿术鲁——乃颜。”1《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分册和德黑兰波斯文刊本则分别将乃颜世次载录如下：俄译本：斡赤斤——只不（即只不干）——塔察儿——失儿不海——阿术鲁——乃颜——脱黑台；德黑兰刊本：斡赤斤——只不（即只不干）——塔察儿——？——乃颜——脱黑台2。 除《史集》外穆斯林史料《贵显世系》也将乃颜列为塔察儿后裔这一点应当没有什么疑问3。失儿不海后来率部逃往西道诸王海都的兀鲁思时间大概是在乃颜之乱失败后此人当拉施都丁撰写《史集》时仍然在世。《贵显世系》所载塔察儿后人中也有他。至于阿术鲁按《元史·宗室世系表》实为只不干兄斡端的长子与塔察儿是堂兄弟4。他之羼入塔察儿世系当是由于他继塔察儿之后担任过斡赤斤兀鲁思的汗。因此乃颜的世系应当是：塔察儿——失儿不海——乃颜——脱黑台。失儿不海一支或即因乃颜叛乱而不显故未见于《元史·宗室世系表》。 举兵称乱及其败亡见于文献的乃颜最早的活动是在至元七年（127o）元军在木华黎后人头辇哥指挥下进征高丽时。他继族祖阿术鲁担任斡赤斤兀鲁思汗的年代大约是在至元二十年前后。除了漠北份地以外斡赤斤诸王与元廷争夺对辽东地区控制权的斗争在乃颜时期日趋尖锐。随着乃颜反状日益明显元廷越来越担心治理辽东政事的宣慰司“望轻”不足临镇一方因此在至元二十三年（1286）二月罢山北辽东道、开元等路宣慰司将辽东的地方行政机构升格为“东京等处行中书省”（治今辽宁沈阳市）。翌月又北徙东京省治于咸平（今辽宁开原县）。东京行省虽然不满半年即撤销但仍然引起乃颜的不满。次年四月他联合合撒儿后王势都儿、合赤温系诸王哈丹秃鲁干等在漠北份地举兵反元。叛军的活动西面直达土拉河中游东面则从大兴安岭东麓洮儿河地区及松嫩流域向水达达居地乃至辽河流域扩展。这时候元朝与西北诸王海都、都哇的战争正在金山一线处于胶着状态。为防止东、西道诸王夹攻岭北、连兵南下的危险镇守漠北的北安王那木罕所部土土哈从驻地东行“疾驰七昼夜”在土拉河挫败乃颜叛党西掩的兵锋接着又沿1伯希和：《马可波罗行记注》页788。 2《史集》第1卷第二分册汉译本页6o后插页；德黑兰刊本页217。 3韩百诗：《元史宗室世系表译注》页39。 4《史集》德黑兰刊本也将阿术鲁列入斡赤斤后裔名单但未把他排在塔察儿一支的世系中与汉文史料颇有相合之处。 克鲁伦河而下破其后续部队万余骑。乃颜试图争取西道诸王接应由东向西打通岭北占领“国家根本之地”的战略计划在叛乱之初即告失败。大约与土土哈断然兵东进同时忽必烈决定亲征乃颜。二十四年五月他自率博罗欢所领五部军及李庭所领诸卫汉军由上都经应昌（旧城在今内蒙达来诺尔西南）沿大兴安岭西麓北上。北征蒙古军主力由玉昔贴木儿率领与忽必烈分道行进。六月初忽必烈抵达撒儿都鲁之地（当即今呼伦湖东南的沙尔土冷呼都克）。元军在这里先后与叛将黄海、塔不台、金家奴等叛军“众号十万”遭遇。元军在数量上居于劣势忽必烈却贸然乘象舆临阵“意其望见车驾必就降”。但叛军强弓劲射悉力攻击象舆。忽必烈被迫下舆御马命元军固营自守不复出战疑惑叛军。至夜李庭持火突袭敌阵。叛军惊溃忽必烈转危为安1。在漠北地区乘象督战是一件空前绝后的事情因此这个细节也被穆斯林史籍和欧洲人马可波罗记录下来了2。 撒儿都鲁之战后元军进至乃颜之地留下部分军队镇守哈尔哈河复选精骑扈驾至失剌斡耳朵（译言黄帐即斡赤斤后老营）。据王恽《东征诗》当忽必烈“长驱抵牙帐”时“巢穴已自空”。元军在这里获乃颜丢弃的“辎重千余”。率领蒙古军主力的玉昔帖木儿在击败叛玉哈丹后也赶到这里与忽必烈会师。 这时候乃颜已东撤到大兴安岭西侧哈尔哈河与诺木尔金河交汇处以东三角地带的不里古都伯塔哈山地（蒙语butubo1dagha译言“有鹰山”）3。该山位于联结大兴安岭东、西两侧的交通枢纽地带。元军在玉昔帖木儿指挥下追踪乃颜寻求与之决战。玉昔帖木儿以钦察将领玉哇失为前锋突骑先登陷阵力战以后军继之。叛军溃散。乃颜仓皇出逃至失列门林之地为元军追擒。忽必烈很快处死了乃颜。据马可波罗说乃颜是按照蒙古人传统的“教杀时血不教出”的方式来受刑的即经捆绑后裹进毡毯然后被反复拖曳抛甩受簸震至死。据《东征诗》乃颜被杀后“死弃木脔河其妻内一泓”。此处“木脔”是蒙语muren音译意为“河”。这个木脔河与失列门林所指当即一地。一般认为失列门林是蒙语siramuren音译意谓“黄河”即今西拉木伦河。 擒获乃颜后玉昔帖木儿领军又折回哈尔哈河扫荡呼伦贝尔草原。元军逆亦迷河（今伊敏河）而上北至海剌儿河（即海拉尔河）“溯河而上战于札剌马秃（今海拉儿市西面的扎罗木得）。之后元军又东逾大兴安岭北端蒙可山追乃颜残众至嫩江。九月玉昔帖木儿师还。忽必烈本人在元军擒杀乃颜时则应已从哈尔哈河逾大兴安岭缓缓东行此后即经由辽东班师。 元军在至元二十四年的军事行动虽然取得很大的成功但未能完全镇压东道叛王。逃窜到嫩江、黑龙江地区的合赤温系诸王哈丹秃鲁干索性以该地为其新地盘率余部继续与元廷相对抗。至元二十五年忽必烈命皇孙铁1郑元祐：《岳铉行状》《侨吴集》卷十二；《元史》卷一六二《李庭传》。王恽《秋涧集》卷五《东征诗》有“夜半机石万火随雷轰。少须短兵接天地为震惊前徒即倒戈溃败如山崩”等句当即描写此段。 2波义耳英译：《成吉思汗的继承者》页298；《马可波罗行记》伯希和、穆勒英译本页197。3这个地各在清代用满语译为“额尔占布尔古特图阿林”即ka1janburgu-dtua1in译言脱鹰山。见乾隆《内府舆图》七排东一；康熙《皇舆全览图》二排二号。 穆耳（即后来的元成宗）、大将玉昔帖木儿再度出征。战火从大兴安岭东西两侧一直延烧到高丽境内。直到至元二十八年末元军方始最终扑灭乃颜之乱的余烬。 乃颜死后参加叛乱而为元军俘虏的斡赤斤后王部众多被没入国家版籍有些还被强行徙置江南。元廷并在“乃颜故地”立肇州城（在今黑龙江肇州西南、松花江畔）迁西北吉里吉思等部东居又组织当地各族部众在该地区开垦。但是未直接参与叛乱的斡赤斤系诸王所部并未被元廷全部褫夺。塔察儿长子乃蛮带（乃麻歹）还率部参加了至元二十四年之后元军讨伐哈丹秃鲁干的战争。他在至大元年（13o8）受封为寿王1。这时斡赤斤后王的大帐可能就从大兴安岭之西的呼伦贝尔草原迁到了辽东。乃蛮带之后的斡赤斤后王则是他的孙子脱脱。根据马可波罗的记载乃颜举兵反元时曾将十字架徽记标上自己的战旗在他的军队中有大量基督教信徒。元赵世延《应昌路曼施山新建龙兴寺记》述及忽必烈出征乃颜之事时谓乃颜“离佛正法”1。另一则汉文史料也提到“叛始由惑于妖言遂谋不轨”2。元代蒙古人中间信奉聂思脱里教的人数相当多。因此所谓“离佛正法”的“妖言”在这里很可能就是指的被乃颜利用来进行反元动员的聂思脱里教。脱脱脱脱（toqto？—1328）塔察儿长子乃蛮带孙。乃蛮带所继承的斡赤斤系份地似乎位于辽东。他不但没有参与他的兄弟失儿不海及其子乃颜起的反元叛乱并且率部加入了元朝平定哈丹秃鲁干的战争。因此乃蛮带一支的势力并未由于乃颜之乱的牵连而受到削弱反而取代乃颜而成为塔察儿后裔中最有影响的宗王。祖父乃蛮带掌管斡赤斤家支的时期脱脱已经成为相当活跃的人物。元廷徙至东北的西北林木中百姓有一部分即归脱脱所有。大德末他还遣人拘括被忽必烈划归元廷版籍的乃颜叛众。 乃蛮带大约死于武、仁两朝交替前后。他死后继任斡赤斤兀鲁思汗的当即脱脱。延祐三年（1316）脱脱受封为辽王。乃蛮带的寿王之印则由其后裔中其他人袭受1。 脱脱在仁、英两朝以“位冠宗室”的地位肆行威福。至治末年他矫旨擅杀宗亲百余人分其羊马畜产。泰定帝即位后不顾廷臣反对对他实行宽宥予以厚赐放还辽东。泰定五年（1328）泰定帝死于上都。图帖睦尔（即后来的文宗）据大都称帝；泰定帝亲信大臣及东藩诸王中大多数人则拥立皇太子阿剌吉八于上都。脱脱是以梁王王禅、权臣倒剌沙为的上都集团中的骨干成员。 1《元史》卷一o八《诸王表》；卷一o七《宗室世系表》。《史集》也提到过塔察儿有一个儿子叫乃蛮台。 1见《口北三厅志》卷十三《艺文》二。 2《元史》卷二o三《靳德进传》。赵孟頫《靳德进墓志铭》则记作：“叛王惑妖言致谋不轨”见《松雪斋集》卷九。 1《元史》卷三五《文宗纪》四至顺二年（1331）三月寿王脱里出等七部之民居辽阳境者告饥。这个脱里出应为乃蛮带后人。卷一o七《宗室世系表》将“寿王脱里出”记为斡赤斤之子即乃蛮带从祖恐误。 在上都集团倾巢而出进攻大都时脱脱与倒剌沙留守上都。这时驻守辽东的东路蒙古军元帅不花帖木儿倒向大部领兵袭攻上都。脱脱在上都失守时被齐王月鲁帖木儿（合撒儿系诸王）斩杀于军中。 脱脱有子名八都。他在父亲败死的翌月曾聚党剽掠活动在宣德（今河北宣化）一带。文宗第二次即位以后命牙纳失里袭封辽王以辽王脱脱印赐之。元代最后一位辽王就是元亡后投降明朝并被明廷就用为泰宁卫指挥同知的阿札失里。牙纳失里与阿札失里两人的世系俱不详。 自脱脱以后辽王的营幕地应当就在辽阳行省的元泰宁路境内。该路在《元史·地理志》中被载录于中书省直辖的地区内。但据《经世大典·站赤》在辽阳行省辽东道宣慰司所辖驿站中有泰州站2其所在地正是日后建置泰宁路时的路治。《元史》卷二五《仁宗纪》二更明确地称该地为“辽阳省泰州”。可见从至元年间直到延祐时期这里始终隶属辽阳行省。明初此地的蒙古部众降附后被就地改编为泰宁卫。不仅统率该卫的指挥同知阿札失里被当时文献称为“故元辽王”泰宁卫的蒙古名称“往流”、“罔留”也表明这一部分蒙古人众原来是“属于王的人民”亦即辽王部民1。这就是说到元代中期以后斡赤斤兀鲁思汗的大帐一直是在大兴安岭东麓的洮儿河流域。 2《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二引《经世大典·站赤》。 1往流、罔留为蒙语ong1i’ut的音译译言“属于ong（王）的人民”。参见韩儒林：《元代的吉利吉思及其邻近诸部》《穹庐集》。 第三节海都聚集兵力称雄西北海都（qaidu1234—13o1）2是窝阔台乃马真后第五子合失之子。成吉思汗死后其斡耳朵仍旧维持海都自幼生长在那里。在元宪宗蒙哥即位风波中他没有参与谋叛活动。宪宗即位后于次年得海押立以为份地。海都对窝阔台家族汗位被夺十分不满。1256年蒙哥遣石天麟出使海都为其长期扣留于海押立。海都于其地逐渐聚集兵力达二三千人。 蒙哥死后拖雷家族内爆忽必烈、阿里不哥争位之战时执掌窝阔台兀鲁思的为乃马真后少娣及贵由之子大名王禾忽他们与背叛阿里不哥的察合台兀鲁思汗阿鲁忽一起同忽必烈结盟。海都力量尚小加入了阿里不哥的阵营。中统年中阿里不哥率兵入西域讨伐阿鲁忽。禾忽与阿鲁忽联兵抵御为阿里不哥所败窝阔台汗国大斡耳朵撤出叶迷立-火孛地区汗国内部亲阿里不哥的势力占了上风海都成为窝阔台汗国之主。阿里不哥失败后海都利用忽必烈倾全力灭宋无力西顾之际拒不参加诸王朝会继续与忽必烈为敌他逐渐把窝阔台系宗王的力量聚集在自己周围。 原先受阿鲁忽压迫的术赤家族的势力卷土重来与察合台汗国在讹打剌生冲突。海都利用这个机会来壮大自己采取与钦察汗国结盟的方针集中力量对付阿鲁忽。这样在阿里不哥之乱刚结束时在忽阐河以东草原就出现了以察合台汗国为一方以钦察汗国和窝阔台汗国为另一方相争的局面。海都与阿鲁忽对垒双方生了冲突海都战败向别儿哥求助。别儿哥要萨满为他卜测凶吉萨满告以大吉。于是别儿哥允诺以人力和财力援助海都。海都得援助后复与阿鲁忽作战杀其大将。阿鲁忽再以宗王率大军应战击败了海都。此战生的时间据宏达迷儿记载在阿鲁忽去世前一年1。 塔剌思忽里台盟会阿鲁忽死后不久海都利用木八剌沙初立之际夺取了察合台汗国大斡耳朵驻地亦列河流域阿力麻里一带及整个忽阐河以东塔剌思河、垂河流域的肥美草原势力开始强盛。1268年他开始与察合台兀鲁思汗八剌在忽阐河中游展开激烈争夺。八剌设置伏兵击败了海都。消息传到钦察汗蒙哥帖木儿处后他立即派出其叔别儿哥察儿率5万骑卒增援海都使海都得以收集溃军举兵再战终于获胜。八剌被迫向西退入阿姆河以北地区。为挽救败局阻击海都和别儿哥察儿的追击八剌在撒麻耳干和不花剌两城大肆搜括筹集军资。海都为保存阿姆河以北地区免遭战祸建议八剌和谈为八剌所接受。1269年春海都、八剌和代表钦察汗蒙哥帖木儿的别儿哥察儿聚议于2据扎马剌·哈儿昔记载海都卒于回历7o1年（13o1年9月6日—13o2年8月26日）时68岁。参见华涛汉译本载《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1辑。由此推算其生年应为1234年。1宏达迷尔称阿鲁忽逝于回历662年（1263—1264）误。据《史集》记载在玉龙答失投降忽必烈阿鲁忽乘机攻阿里不哥的次年即中统二年（1265）阿鲁忽死去。支持拉施都丁这一说法的还有《木阴历史选》：“在回历664年（1265—1266）他由于生病自然地死去他的墓地在阿力麻里。”塔剌思附近的草原。到会诸王结成按答决定共同反对占据蒙古国东西两端的拖雷家族由三方分享阿姆河以北地区的赋税收入：阿姆河以北地区的三分之二属于八剌海都和蒙哥帖木儿分享其余。三方约定采取措施保护阿姆河以北地区的经济：蒙古诸王的军队不得毁坏城市农田必须驻在远离农耕城郭地区的山区或草原窝阔台汗国的军队驻守在察合台汗国的牧场与阿姆河以北中心城市之间防止察合台汗国的军队违约进入上述地区；三方均不得在固定的份额以外再滥收捐税1。 塔剌思忽里台大会决定察合台汗国可越阿姆河南侵向伊利汗国掠夺土地人口海都则提供兵员支持。127o年八剌动入侵伊利汗国之战海都派出宗王察八惕和钦察率军支援并授意他们相机撤回。西征军攻入呼罗珊后察八惕和钦察先后退回使八剌孤军深入最后被阿八哈战败。 八剌在也里城下战败后察合台、窝阔台两汗国之间的力量对比生了变化双方名义上还互称安答但实际上八剌的军队给养一切仰赖海都海都也如主子对待附庸一样对八剌下达指令为他划定驻冬区域。八剌得到海都的给养后重新聚集力量于次年出动人马进至察赤之地追讨企图投奔忽必烈的诸王并派其弟牙撒兀儿出使海都要求援助。海都下令囚系牙撒兀儿召集诸王大将历数八剌的“罪恶”拟定乘机以武力解决八剌的计划暗中调集军队借口前来增援向八剌驻地开进很快包围八剌的营帐。回历67o年初（1271）八剌因心悸作在海都到来的当夜死去。八剌死后察合台汗国迅衰落察合台后裔诸宗王向海都表示臣服。海都利用这个有利时机变察合台汗国为附庸择定撒班之子聂古伯立为汗。阿鲁忽诸子、术伯、合班与八剌诸子对海都所为不满在不花剌到忽毡之间的地区进行反抗活动被海都击败。术伯和合班反抗海都失败后投向元朝受命驻防西疆一直受到信用。 举兵反叛在向西争霸的同时即至元五年（1268）海都举兵反忽必烈从阿力麻里东进至按台山进攻依附于玉龙答失的纳邻部民。受到那木罕的迎击。那木罕获胜后即向西展占据阿力麻里海都继续向西溃逃二千余里。至元八年（1271）那木罕建幕廷于阿力麻里。忽必烈为控制这一地区不断增强那木罕的力量除了补给装备之外还于至元十二年春诏丞相安童“以行中书省枢密院事从皇子北平王出镇北围”1。大军出动之前忽必烈派昔班出使海都诱使海都同意罢兵置驿但丞相安童违约对窝阔台后裔宗王禾忽动突袭尽获其辎重迫使禾忽举兵叛乱切断河西通达西域的道路占领今天山以南地区。同年（1275）都哇率大军围攻火州城因河西交通为禾忽叛军阻断斡端和可失哈耳等地也陷于禾忽之手元廷无法增援。火赤1《史集》第3卷俄译本页1o7—111；《瓦萨甫史》第1卷德译本页13o—132。塔剌思大会是一次没有大汗或朝廷代表参加的、西北诸王为调停他们之间的纷争及划分势力范围而举行的忽里台大会。会上西北诸王的言中所表达的成吉思汗的四个儿子同样尊荣应该各有兀鲁思的想法清楚地表现出阿里不哥之乱结束后立足于西域的术赤、窝阔台、察合台三系宗王对蒙吉国前途的看法这是标志着蒙古国最终分裂的一次重要事件。 1元明善：《丞相东平忠宪王碑》《元文类》卷二四。 哈儿亦都护只得纳女求和。 次年驻守在阿力麻里的元军中的以昔里吉为的一些诸王因丞相安童分配给养不均动叛乱械系忽必烈之子那木罕和丞相安童把安童送赴海都处、那木罕送赴蒙哥帖木儿处囚禁起来企图与海都结盟。但海都按兵不动打算坐收渔利。这一年昔班再次出使海都召海都入朝并威胁“苟不从”将出动“诸王蕃卫之兵”征讨。海都“辞以畏死不敢”。时忽必烈正忙于灭宋没有足够的力量用兵于西北派出铁连出使海都。铁连归来后报告：“海都兵繁而锐不宜战来则坚垒待之去则勿追自守既固则无虞矣”（《元史·铁连传》）。此议得到了忽必烈的批准。这就定下了元朝承认海都在扩张过程中获得的权益不主动对海都采取重大军事行动而在西北地区取守势的基本国策。在昔里吉侵入漠北时海都坐观其变至元二十一年（1284）海都还主动放回被扣押于其处的皇子那木罕和丞相安童以表示和平的诚意。 禾忽叛乱以后海都已把天山以南诸绿洲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与元朝展开了反复争夺元廷也无意轻易言退。至元十三年（1276）朝廷又开始向斡端一带派出驻军。元灭宋后朝廷腾出手来对付西北叛王至元十五年（1278）元戍军在阿老瓦丁的统领下再度回到斡端。至元中元廷不断对斡端一带戍军补给军事装备增派援军。因为沿天山南麓的道路为海都切断为了保证与内地的交通除了原有的水路驿站外元廷于至元十九年（1282）九月设罗卜等驿站使河西西行至罗卜沿今车尔臣河行顺今塔里木盆地南沿至斡端的道路畅通。至元二十三年（1286）元廷又在这条驿路沿线设立了怯台、阇缠等站进一步改善交通条件。元廷的这些措施未能阻止海都对斡端一带频繁袭扰。《元史》记载至元十八年（1281）刘恩奉命进驻斡端次年又有诸王合班、元帅忙兀带、不花帖木儿等至其地这几支军队曾在当地与海都集团中以兀庐、玉论亦撒、八巴等人为的军队反复作战并得到元廷的援兵终因不敌于至元二十年（1283）冬左右被迫撤回内地。至元二十六年（1289）朝廷决定放弃斡端。海都在西北地区的势力日益增长而元朝又难以在今塔里木盆地西南缘绿洲地区维持一支大军防其入侵这是元廷从斡端撤出的主要原因。 在元朝大力向西展的时代汉文史料上经常出现斡端、可失哈耳等地名而这一时期这些地名在穆斯林史料中则很少出现。元朝退出斡端后这一带的地名又重新在穆斯林史料中出现。据札马剌·哈儿昔记载十四世纪初海都曾命麻忽后裔治理可失哈耳。汉文史料和穆斯林史料对这一地区记载的时间上的互相衔接正反映了元朝与西北诸王对这一地区统治权交替的历史事实。 争夺漠北的失败至元二十四年（1287）的东道诸王之乱是海都彻底改变坐观漠北形势变化的契机。这年乃颜起兵叛乱海都允以1o万骑兵相助但未能实现。次年乃颜同党哈丹再叛海都大将暗伯率兵越按台山进犯叶里干脑儿（今蒙古西部艾里克湖）遭到元军将领阿里带的坚决抵抗。同年12月海都军再次进攻仍被元朝守军击退。至元二十六年（1289）昔里吉余党药木忽儿与明里铁木儿和海都联合大举入侵漠北攻占吉里吉思和漠北大片土地迫近和林。元朝和林守臣陷于惊恐之中北安王那木罕下令弃城至忽必烈亲征后方才收复和林。二十七年（129o）药木忽儿等进攻那木罕驻地元将朵儿朵怀败绩叛变。次年元朝将钦察亲军投入漠北西部战场兵锋直达吉里吉思之地。此后海都军在杭海岭、按台山屡为伯颜所破。至元三十年（1293）伯颜离任前诱敌深入再次取胜。次年元钦察亲军控制了吉里吉思之地元军再西行进入撒剌思河、阿雷河流域并沿此两河而下直至亦必儿、失必儿之地。成宗即位之初海都营垒中的药木忽儿与朵儿朵怀降元。 海都向漠北扩张之时为其势力极盛期。在南方海都之子撒班统辖的5万大军镇守今阿富汗之地与印度相望。在呼罗珊方向1289年伊利汗国大臣阿儿浑之子那兀鲁思背叛伊利汗国失败后投奔海都。在北方当时钦察汗国东部的白帐汗国生分裂其国宗王古亦鲁克（kui1uk）为争夺汗位投靠海都、都哇。白帐汗伯颜（bayan）受到海都、都哇的军事压迫于成宗登基之初向元廷遣使求援。海都为避免两面受敌派己子不颜察儿和沙等人驻守在伯颜与元朝控制地区之间以切断双方的联系。 大德三年（1299）元成宗下诏改组漠北元军指挥系统命海山出镇漠北。大德四年（13oo）元出动大军西击海都。8月海山“与海都军战于阔别列之地败之”元军乘胜西进。12月“军至按台山”1。大德五年（13o1）海都约都哇会攻驻营于按台山的元军双方于帖坚古山一带生激战。帖坚古山会战是元朝对海都、都哇进行的一场决定性大战。元朝出动了几乎所有驻在漠北的精锐之师未能击败海都、都哇。元军从帖坚古山战场撤退时海都尾追而来元军惊慌失措弃守和林。战后海都从前线返回不久于也儿的石河上游之泰寒泊因病死去。 1《元史》卷二二《武宗纪》并见姚燧；《乞台普济先德碑》《牧庵集》卷二六。第四章木华黎不台哲别第一节木华黎（附博尔术、博尔忽、赤老温） 开国功臣木华黎（muqa1i117o—1223）又作木合黎、模合里蒙古札剌亦儿部人世居阿难水（即斡难河今蒙古鄂嫩河）以东世代为蒙古孛儿只斤氏贵族的臣仆。其父孔温窟哇从铁木真平定蔑儿乞部出征乃蛮部屡立战功。在乃蛮军队追赶下铁木真马毙孔温窟哇以坐马接济铁木真以身阻挡追骑而死。 孔温窟哇有子五人木华黎为其第三子。木华黎“虎虬须黑面”1“沉毅多智略猿臂善射挽弓二石强”（《元史·木华黎传》）。约在1197年孔温窟哇将木华黎和不合两个儿子送给铁木真做“梯己奴隶”。后来他与博尔术、博尔忽、赤老温一起以忠勇辅佐铁木真号称“掇里班·曲律”（dorben-ku1uhud）意为“四杰”。 铁木真有一次与塔塔儿部对阵失利适逢大雪丢失牙帐卧草泽中木华黎与博尔术站在雪中整夜张毡遮蔽。又有一次铁木真等三十余骑行经溪谷遇寇突袭箭下如雨木华黎引弓三射中三人并解马鞍屏卫终于将寇击退。为声援克烈部王罕。铁木真派木华黎等与乃蛮部战获胜。12o3年铁木真与王罕分裂双方大战铁木真先败后胜反击时木华黎奉命选精骑夜袭王罕营盘王罕败逃后被乃蛮部人杀死。 在铁木真统一蒙古高原各部的战争中木华黎已经战功卓著。12o6年铁木真建大蒙古国称成吉思汗分封九十五个千户木华黎名列第三他的封地可能在后来的上都（在今内蒙正蓝旗）一带。成吉思汗对有殊勋的伴当给予殊赏他对木华黎降旨说：“忽图剌合汗即位在豁儿豁纳黑主不儿地方的繁茂的树下欢舞时你预告了上天的神示如今果然应验我已即了大位。”1封木华黎为国王并为左手万户即管辖东边直至哈剌温只都山（今大兴安岭）地方的万户。成吉思汗对木华黎等受封功臣们说：“国内平定汝等之力居多。我与汝犹车之有辕身之有臂也。汝等切宜体此勿替初心。”（《元史·木华黎传》） 从太祖南征1211年木华黎随成吉思汗攻金。这年秋天蒙古主力军连下桓州（今内蒙古正蓝旗）、昌州（今河北张北九连城）和抚州（今张北）木华黎正在军中。自抚州南下时金招讨使九斤（即纥石烈执中）、监军蒲鲜万奴等率大军号称四十万列阵于野狐岭北。木华黎说：“彼众我寡弗致死力战未易破也。”当即策马横戈大声呼喊攻入敌阵。成吉思汗遂麾军齐进大败金兵追击到浍河堡僵尸百余里。此战歼灭了金军的精锐部队。第二年木华黎率军克宣德州（今河北宣化）、并进攻德兴府（今河北涿鹿）。1《东平王世家》转引自苏天爵撰《元朝名臣事略》卷一《太师鲁国忠武王》。1《蒙古秘史》第2o6节。 1213年秋成吉思汗分兵三道攻掠黄河以北、太行东西各地。木华黎隶于成吉思汗与拖雷的中军经涿州（今河北涿县）、霸州（今河北霸县）进略棣州（今山东惠民）、滨州（今山东滨县北）、益都府（今山东益都）和密州（今山东诸城）等地。兵临涿州史秉直、史天倪、史天泽父子与萧勃迭率众归降木华黎承制任命史天倪、萧勃迭为千户。 1214年春夏之际木华黎从成吉思汗围困燕京迫金宣宗遣使求和。同年十月木华黎奉命征辽西和辽东。当时他手中已有一支由史天祥、萧也先指挥的契丹、汉军。他们进军至高州（今辽宁赤峰东北）卢琮、金朴以城降。不久锦州（今辽宁锦州）张鲸杀金节度使自立为临海郡王遣使来降。 1215年二月木华黎攻金北京（今辽宁宁城西）金守将银青率众二十万迎战败退守城为其将杀死乌古伦寅答虎等以城降。木华黎原想坑杀降将萧也先劝说：“北京是辽西重镇应当进行安抚以笼络人心。如今敌人一投降就坑杀以后怎么会有投降者？”木华黎听从了这个劝告以寅答虎留守北京并以兀叶儿为北京总管都元帅进行镇守。接着兴中府（今辽宁朝阳）吏民杀金同知兀里卜土豪石天应被推为帅来降木华黎任他为兴中尹、兵马都提控。 这年四月成吉思汗诏木华黎以张鲸总北京十提控兵从夺忽阑彻里必南征。木华黎密察张鲸图谋反叛令萧也先监其军。军进至平州（今河北卢龙）张鲸果然称病逗留谋叛遁去萧也先将张鲸捕杀。其弟张致遂叛据锦州占有平、滦、瑞、利、义、懿、广宁等州。木华黎率领蒙古不花、兀叶儿等出军讨伐逐一收复。七月红罗山寨主杜秀降木华黎奏任他为锦州节度使。八月木华黎遣史进道等攻克广宁府（治今辽宁北镇）。 1216年春张致攻占兴中府。木华黎先遣兀叶儿等攻溜石山堡下令说：“你们急攻溜石叛敌必遣兵往援我出其不意断其归路可以一战而擒获张致。”遂令蒙古不花屯永德县（兴中府以南偏东约八十里）东伺侯。张致果然遣张鲸子东率兵来援木华黎麾军在神木县（兴中府以南偏西约百里）东进行夹击大败敌军斩杀张东遂由开义县（在锦州东北）进围锦州。张致守城月余杀败将二十余人军心动摇其监军高益缚张致出降。木华黎诛杀张致接着又杀广宁降将刘琰、懿州降将田和尚。木华黎说：“此叛寇存之无以惩后。”对这些叛寇所占城市的居民除工匠优伶外也一概屠杀。进而又攻拔海州（即澄州今辽宁海城）、复州（今辽宁盖县西南）和苏州（即金州今辽宁金县）斩金将完颜众家奴。咸平宣抚蒲鲜万奴等率众十余万遁入海岛。 统领攻金1217年八月成吉思汗封木华黎为太师、国王、都行省承制行事赐誓券“子孙传国世世无绝”。成吉思汗分兀鲁、忙兀、弘吉剌、亦乞列、札剌亦儿五部军、汪古军以及契丹、女真、汉军共约十万军队隶属于木华黎麾下。其主要将领有怯台、木哥汉札、按赤、孛徒、带孙、火失勒、按察儿、孛罗、笑乃台、不里海拔都儿、阔阔不花、兀叶儿、萧勃迭、耶律秃花、刘伯林、史天倪和萧也先等。成吉思汗下谕说：“太行之北朕自经略太行以南卿其勉之”。将继续征金之事交给了木华黎。成吉思汗还赐以九斿大旗谕告诸将：“木华黎建此旗以出号令如朕亲临也。”木华黎随即建都行省于燕京（今北京）向燕南、山东进军。到年底已攻占大名府且东向平定益都、淄州（今山东淄博南约四十里）、潍州（今山东潍坊）、密州、莱州（今山东掖县）和登州（今山东蓬莱）。 1218年木华黎从燕京西出西京（今山西大同）经略河东（今山西境内）由太和岭攻入雁门关连下代州（今代县）、忻州（今忻县）、太原府、汾州（今汾阳）、霍州（今霍县）、潞州（今长治）、泽州（今晋城）和平阳府（今临汾）。 1219年木华黎遣萧特末儿等从西京出朔州（今朔县）攻下岢岚州（今岢岚）；遣谷里夹打等攻下石州（今离石）、隰州（今隰县）和绛州（今新绛）。至此木华黎已占有河东绝大部分地方。他在平阳屯驻重兵以拓跋按察儿为前锋元帅以李守忠权河东南路帅府事。 122o年木华黎经略河北西路。他行军至满城（今河北满城西）金真定府主恒山公武仙出降。木华黎以史天倪权知河北西路兵马事以武仙为副。史天倪劝说：“今中原粗定而所过犹纵兵抄掠非王者吊民伐罪之意”。木华黎遂下令禁止剽掠所得老幼都遣归田里“军中肃然吏民大悦”1。大军又南下攻克邢州（今河北邢台）、滏阳（今河北磁县）、相州（今河南安阳）、林州（今河南林县）。此时木华黎有“仁厚不杀”的名声金方归降者增多。 这年秋木华黎进驻济南东平严实籍所隶彰德、大名、磁、铭、恩、博、滑、浚等府州三十万户归降。黄龙岗之战木华黎麾下蒙古汉军大败金兵继克楚丘进围东平。这时蒙古不花一军又攻下怀、孟、卫等州。木华黎遂将攻取东平战事交给严实以严实权山东西路行省留梭鲁忽秃以蒙古军三千屯守自身北还趋攻洺州（今河北曲周西南等地）。临行他告诫严实：“东平粮尽必弃城走果若如此你即入城安辑勿苦郡县以败乃事。” 1221年四月东平粮尽金行省忙古弃城出奔受到梭鲁忽秃邀击而逃遁。严实进入东平在这里建立行省。当时木华黎弟带孙攻洺州未下遂遣石天应相助攻克。五月木华黎驻于野狐岭北。六月宋涟水忠义统辖石硅来降以硅为济、兖、单三州总管。不久益都张琳也来降以琳为山东东路益都、沧、景、滨、棣等州都元帅。郑遵以枣乡、蓨县降以遵为节度使、元帅。 八月木华黎至天德军（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由东胜州（今内蒙古托克托县）渡过黄河入西夏境内夏国李王请以兵五万归属。十月南下进入葭州（今陕西佳县）以石天应权行台兵马都元帅。从葭州南下经略陕北先攻取绥德、保安（今志丹）进而指向延安。在延安城东十五里山谷间木华黎允准蒙古不花三千骑兵以伏兵大败金行省完颜合达三万大军。合达走保延安木华黎围攻不下向南攻克洛川（今洛川东北）、鄜州（今富县）、坊州（今黄陵）、丹州（今宜川）。此时木华黎闻知金兵复取隰州遂由丹州渡河而东再克隰州并留合丑镇守石、隰间以田雄权元帅府事。南宁赵拱在1221年奉使蒙古国在燕京见到木华黎。他在《蒙鞑备录》一书中记木华黎“十年以来东征西讨威震夷夏。征伐大事皆决于己1《东平王世家》。 故曰权皇帝衣服制度全用天子礼”。又记“国王每戒所部将士如己兄弟只以小名呼之不许呼他国王”。 1222年七月木华黎令蒙古不花率军出秦陇以张声势并侦察山川险夷。他亲率大军出云中（今大同）攻下孟州（隶太原府）、晋阳（隶太原府）、霍邑（今山西霍县）等地。十月木华黎经绛州攻拔荣州（今河津西南）占有河中府以石天应权河南北路陕右关西行台扼守此军事要害。接着大军渡河西进攻下同州（今陕西大荔）、蒲城（今陕西蒲城）直趋长安。金京兆行省完颜合达拥兵二十万固守长安木华黎未能攻下遂分兵六千屯守又以兵三千断住潼关亲率大军西进连克乾、汾、泾、原等州急攻凤翔。但攻凤翔月余又不能下。木华黎于是驻兵渭水以南遣蒙古不花南越牛岭关攻略宋凤州而还。当时中条山侯七聚众十余万乘大军西进之际袭河中府石天应战死府城失陷由按察儿收复木华黎以石天应子斡可袭其父职。 1223年三月木华黎渡河还师至闻喜县病笃召其弟带孙说：“我为国家助成大业擐甲执锐垂四十年东征西讨无复遗恨第恨汴京未下耳！汝其勉之。”言毕而卒。其子孛鲁袭爵领军继续征金。1252年汉地编籍完成蒙哥汗分拔五户丝户时赐给木华黎家共39131户在东平。1281年忽必烈建江南户钞制时赐给木华黎家41o19户在韶州。至治元年（1321）诏封木华黎体仁开国辅世佐命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鲁国王谥忠武。至治二年命建木华黎祠于东平。 木华黎后人世袭札剌亦儿部领称国王；另一支封东平王。终元之世其子孙袭国王称号者共12人又有建国王旗帜者7人。四怯薛之一恒由木华黎后人为长。作为“大根脚”其后人起仕往往以一品至三品的高官为其第四代孙安童、第六代孙拜住与朵儿只均曾为相。 在元代功勋显赫、地位崇高的木华黎家族以“忠”与“武”为其家风。同时他们日渐儒者辈出至安童、拜住与朵儿只为相时均以维护汉法为己任成为蒙古贵族汉法派的重要代表人物。 博尔术博尔术（bo’orcu）又作孛斡儿出蒙古阿儿剌（又作阿鲁剌惕）部人生卒年代不详。其父纳忽阿儿阑已与也该结好。博尔术十三岁时即帮助铁木真从要儿斤部卒手中夺回八匹白马不久铁木真召他为伴当。大赤兀里之战铁木真下令殊死战斗博尔术“系马于腰跽而引满分寸不离故处”（《元史·博尔术传》）以胆勇受到嘉奖。营救孛儿帖博尔术也有一份功劳。有一次铁木真与泰赤乌部人作战被箭射伤了嘴博尔术与博尔忽救了他博尔术整夜用双手将自己的皮袄托在铁木真头上挡住大雪1。又与蔑儿乞部战时风雪迷阵博尔术曾到敌阵中间寻找铁木真。 约在1189年铁木真被乞牙惕诸族长推为蒙古东部的汗。他为了表彰博尔术与者勒蔑两人在他“除了影子没有伴当的时候做了我的影子”任两1此据《史集》。阎复《太师广平贞宪王碑》与《元史·博尔术传》记此事生在“溃围于怯列”以后并称“与木华黎张毡裘以蔽帝”。 人为众人之长1。后来王罕曾请求铁木真派“四杰”帮助他从乃蛮人手中夺回百姓和财物。这次出征时铁木真送给博尔术一匹名马用鞭抚弄一下它的鬣毛便会奔驰起来。12o3年败亡克烈部12o4年大败乃蛮部太阳罕博尔术亦均有战绩。直至12o6年建国四杰是铁木真“带在跟前”的军中主将。12o6年铁木真建国时分封95千户博尔术位居第二其分地当在阿勒台山（今阿尔泰山）附近；又任他为右手万户管辖西边直至阿勒台山地方。当时怯薛队伍扩充到万人博尔术是四怯薛长之一原由其弟斡格来所管的散班增加到一千名。成吉思汗称赞了博尔术的元勋大功特别指出博尔术与木华黎二人“赞助我做好事劝阻我做坏事我才能够臻于大位”。“今封你位于众人之上九次犯罪不罚”2。就在分封百姓时候成吉思汗因其叔答里台曾降顺克烈部而想杀掉他博尔术与木华黎、失吉忽秃忽一起谏言不能自破家室终于使成吉思汗息怒。 在12o6年以后成吉思汗与博尔术“君臣之分益密”3但博尔术的事迹今不得详知。他一直从成吉思汗到处征伐。西征时铁木真还有旨令察合台就教于博尔术博尔术“教以人生经涉险阻必获善地所过无轻舍止”4。铁木真予以肯。约1221年4月术赤、察合台与窝阔台攻占玉龙杰赤三人分了诸城和百姓未向成吉思汗进献成吉思汗大怒经博尔术与失吉忽秃忽的劝谏才消气训诫三子。在1226至1227年成吉思汗最后出征西夏时博尔术似也在军中。 搏尔术死于窝阔台在位之时具体年代不明。《元史·博尔术传》称：“博尔术志意沉雄善战知兵事太祖于潜邸共履艰危义均同气征伐四出无往不从。时诸部未宁傅尔术每警夜帝寝必安枕。寓直于内语及政要或至达旦。君臣之契犹鱼水也。” 博尔术死后子孙世袭万户与怯薛长久享尊荣。其子孛栾台在1252年得宪宗所赐五户丝户17333户于广平洺水。在1281年建江南户钞制时又得世祖所赐17919户于全州清湘。其孙玉昔帖木儿官至知枢密院事成宗即位拥戴最为有力。大德五年（13o1）追赠博尔术为推忠协谋佐运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追封广平王谥武忠。 博尔忽博尔忽（boroqu1？—12？7）又作孛罗忽勒蒙古许慎部人。约1197年孔温窟哇将木华黎和不合两个儿子送给铁木真时孔温窟哇的兄弟者卜格将自己在主儿乞部营盘里拾得的小孩博尔忽送给了诃额伦。诃额伦先后收养了四个得自敌方的小孩；她对儿子们说：“要让他们做白天的眼夜间的耳。”1博尔忽长大后成为铁木真的伴当初为不苦兀勒（掌膳者）、宝儿赤（司膳）后来当了怯薛以后又担任怯薛长。铁木真帮助克烈部王罕夺回百姓1《蒙古秘史》第125节。 2《蒙古秘史》第2o5节。 3阎复：《太师广平贞宪王碑》《元文类》卷二三。 4阎复：《太师广平贞宪王碑》《元文类》卷二三。 1《蒙古秘史》第138节。 和财物时搏尔忽已是铁木真派出的与乃蛮部作战的“四杰”之一。12o3年与王罕大战时窝阔台与博尔忽被敌军隔开窝阔台颈项中箭血在凝结博尔忽以口咂吮淤血沿着嘴角流下来救了铁木真的爱子。12o4年博尔忽与沉白奉命率军歼灭了蔑儿乞部。作为一员猛将博尔忽曾对成吉思汗表示：放出鹰鹘看它从空中用爪子击落灰鹤这是男子汉的最大快乐。 12o6年成吉思汗立国分封时博尔忽千户位列第十五又是右翼副万户长。成吉思汗并且称赞他“与我做伴听到招唤不曾落后”封他九次犯罪不罚1。 12o7年成吉思汗命博尔忽出征豁里秃马惕部。他进军时带着三人走在大军前面夜晚在密林中侦察前进被敌人捕杀。成吉思汗闻讯后大怒。想要亲征因博尔术与木华黎劝阻而止。不久成吉思汗命朵儿伯征服了这个部落。博尔忽留下的子女成吉思汗给予各种恩赐备加关怀。 博尔忽的子孙世袭千户为一怯薛之长。1252年宪宗赐其后裔五户丝户共4715户于保定、淇州、平阳和息州；1281年世祖又赐江南户钞4ooo户。据汉文史料子塔察儿、脱欢均有战功。 赤老温赤老温（net）又作赤剌温、赤老罕蒙古逊都思部人生卒年代不详号把阿秃儿（勇士）成吉思汗的“四杰”之一。 赤老温父亲锁儿罕失剌原是泰赤乌部人脱朵格的属民。铁木真少年时候曾被泰赤乌部捕获带上木枷后来他乘机逃跑途中得到过锁儿罕失剌一家人的帮助其子沉白与赤老温都促成此事。后来锁儿罕失剌为此不能再留在泰赤乌部便带着家人和部属投奔铁木真。从此赤老温成为铁木真的伴当两人结为安答（义兄弟）。 赤老温十分英勇。一次他在战场上落马却一跃而起徒步持矛打跑了敌骑铁木真惊叹说“我还没有见过这样的英雄！”1在战场上赤老温屡建功勋。有些战绩是“四杰”一起获取的如援助王罕、战败乃蛮等可参见博尔术传。 12o6年建立蒙古国时成吉思汗封锁儿罕失剌为千户那颜。成吉思汗感谢锁儿罕失剌一家救命之恩允准他们在薛凉格河地方自由营牧世袭居住九次犯罪不罚。 在12o6年以后史籍中便不再见赤老温的事迹。而《史集》则记赤老温之子宿敦那颜“是成吉思汗时代的右翼异密极为尊贵。在窝阔台合罕在位时他还健在并在拖雷汗和唆儿忽黑塔尼别吉诸子的左右。忽必烈合罕在位时他的儿子合术据有其位”2。所以赤老温可能早逝故后来功勋名声都不及其他三杰。但其子孙仍据有显贵的地位。宿敦那颜之子大多随旭烈兀西征并留居伊利汗国这可能也是赤老温一族在中国影响较小的原因。在中国1252年宪宗尚赐给宿敦那颜五户丝户1ooo户但后来忽必烈未再赐江南户钞予其后人。赤老温在中国的后裔以其五世孙月鲁不花最有声1《蒙古秘史》第214节。 1《史集》第1卷第一分册汉译本页284。 2《史集》第1卷第一分册汉译本页285。 名进士及第推崇儒学官至肃政廉访使。 ------------ 11 第二节不台（附兀良合台） 以勇猛著称的“四狗”之不台（subehedai1176—1248）又作雪不台、别台、别额台等蒙古兀良哈部人。其远祖已与敦必乃（或作屯必乃薛禅）相结纳至铁木真时已有五世。其先世世系为：高祖捏里必曾祖孛忽都祖合赤温父哈班。哈班有二子长为忽鲁浑次即不台。铁木真在班朱尼河时哈班驱群羊进献遇盗忽鲁浑与不台前来救援持枪刺杀哈班才脱险群羊终于献达。 不台以质子身份效力于铁木真先为百户长。他勇猛善战在铁木真统一蒙古高原各部的战争中已作为“朵儿边·那孩思”（四狗）之一而闻名漠北草原。在12o8年大蒙古国建立时他已是成吉思汗所封的95个千户长之一。1211至1215年间他是伐金战将1212年攻桓州率先登城获捷成吉思汗命赐金帛一车。1216年或1217年成吉思汗派他出征逃窜于畏兀儿以西的蔑儿乞残部。进军时不台令先行裨将阿里出带婴儿行进夜宿后留下婴儿就像是携家而逃的人。蔑儿乞部见后信以为真不加防备。不台大军进至垂河（今楚河）将蔑儿乞部击灭。此役《圣武亲征录》系丁丑即1217年而王恽《兀良氏先庙碑铭》与《元史·不台传》系于己卯即1219年。 据《史集》所记不台战败蔑儿乞部霍都时花剌子模摩诃末已率军进至锡尔河以东毡的一带。成吉思汗曾命不台若遇花剌子模军队当避免交战但摩诃末麾军进击不台被迫应战几乎将摩诃末俘获。又《兀良氏先庙碑铭》记“辛巳（1221）追灭里吉酋长霍都与钦察战于玉峪败之”。此纪年有误且“与钦察战于玉峪”事今难以详考。 从太祖西征从1219年起不台随成吉思汗西征。122o年春蒙古大军进攻撒麻耳干（今乌兹别克撒马尔罕之东）摩诃末弃城而逃不台与哲别等奉命追击。在渡过阿姆河追到你沙不儿（今伊朗东北境的尼沙普尔）以后不台与哲别一度分道率军攻掠亦思法来因、答木罕、西模娘、列夷等城。他与哲别在呼罗珊（今伊朗东北部的霍腊散）各地猛追穷赶迫使摩诃末遁入宽田吉思海（今里海）的小岛不久病死。在横扫呼罗珊各地后不台又随同哲别进军伊剌克阿只迷（或称波斯伊剌克）、阿哲尔拜占（今译阿塞拜疆）、谷儿只（今格鲁吉亚）、阿兰（即阿）和钦察大败钦察与斡罗思联军攻打不里阿耳具体经过可参见哲别传。 对于不台的西征战功成吉思汗表彰说：“不台枕干血战为我家宣劳朕甚嘉之。”并赐予宝珠和银罂。不台报告成吉思汗他曾释放告主人的“钦察之奴”。成吉思汗说：“奴不忠其主肯忠他人乎？”于是将奴杀了。不台奏请“以灭里吉、乃蛮、怯烈、杭斤、钦察诸部千户通立一军”获得允准。 1226年不台随从成吉思汗出征西夏攻下撒里畏兀儿的斤、寺门等部以及德顺、戎、兰、会、洮、河诸州。第二年他闻知成吉思汗死讯遂还师。 灭金主将1229年窝阔台即汗位以秃灭干公主下嫁不台。不久窝阔台决定南向伐金不台又是军中主将之一。123o年他参与攻潼关之役失利窝阔台加以责备但拖雷称“兵家胜负不常请令立功自效”。从1231年春天起他就在拖雷麾下效力作为大军的右翼先攻克陕西宝鸡入大散关而后绕道南宋境内的凤州（今陕西凤县东北）、洋州（今陕西洋县）、兴元（今陕西汉中）、金州（今陕西安康）、房州（今湖北房县）然后渡汉水向北兵锋直指汴京（今河南开封）。由拖雷、不台等完成了右翼的战略迂回运动后1232年正月窝阔台率中军在白坡渡过黄河东向攻下郑州两军对汴京形成钳形攻势。驻守潼关的完颜合达统率金主力军南下堵截拖雷未能得逞又奉金帝之命转向东北援汴。当蒙古军队进至钧州（今河南禹县）西北的三峰山时金兵围之数匝适逢风雪大作蒙古军队进击大胜金军三十五万精锐部队几乎全军覆没。关于如何对付合达大军拖雷曾向不台问以方略不台说：“城居之人不耐劳苦数挑以劳之战乃可胜也。”（《元史·不台传》）三峰山战役的胜利正是这个军事方略实施的结果。在三峰山战役以后金军已无力抵御蒙古军队很快攻占河南多数地方。三月窝阔台与拖雷北返命不台率军三万进围汴京经略河南。不台统诸道兵围攻汴京要求金方投降。金帝完颜守绪送曹王讹可为质并派使者议和但不久金方将士杀死蒙古使者和谈破裂。汴京一片混乱十二月时金帝逃离京城在1233年春节期间先渡黄河向北后又折回河南从长恒进至归德（今河南商丘县）。不久金汴京西面元帅崔立宣布投降不台在四月达青城接受崔立献送的金后妃、宗室和宝器。不台杀金荆王、益王等全部宗室近臣遣人送金后妃与宝器给窝阔台而后在四月二十日进入汴京。不台曾企图屠城被耶律楚材谏止。当时汴京已满城萧索饥人相食不台下令听任城内居民北渡黄河以就食存活。后金帝从归德逃奔蔡州（今河南汝南）1234年正月蒙古军与宋军相配合攻破蔡州金帝自缢而死金朝灭亡。蔡州之役不台虽未亲临前线但也是在他的统率下获胜的。 拔都西征军的先锋1235年窝阔台命诸王拔都、贵由、蒙哥等西征因不台识兵机有胆略选为先锋。钦察部大臣八赤蛮胆勇盖世听到不台率军前来逃到宽田吉思海中去了。1236至1237年冬天蒙古军诸王驻于哈班河谷派不台先进军不里阿耳和阿兰不久诸王也纷纷出军。约在1237年年底蒙古军队出现在靠近不里阿耳的斡罗思边境。拔都等率领的蒙古军队一度为斡罗思部主也烈班所败围攻秃里思哥城也未能得逞后由不台督战即掳获也烈班激战三日攻下秃里思哥城。蒙古诸军进而尽取斡罗思人的梁赞公国、弗拉基米尔公国和基辅公国以及阿兰、钦察、不儿塔、莫尔多瓦诸部。 1241年蒙古军队越哈咂里山（今喀尔巴阡山？）攻马扎儿部（今匈牙利）。不台为先锋与诸王拔都、呼里兀、昔班、哈丹五道分进。不台出奇计将马扎儿军队诱至淳宁河（今匈牙利东部的索约河）。不台在下流水深企图结筏潜渡绕出敌后。诸王在上流水浅又有桥遂先乘马涉河作战但因一些军队争桥受到敌人攻击。渡河后诸王因敌人尚众主张止步。不台说：“你们想回就自己回去我不到秃纳河马茶城（今多河布达佩斯）是不回去的。”这样不台进军至马茶城诸王也来了于是拔城而还。事后拔都责备不台迟渡淳宁河不台申明事由使拔都明了原委。后来拔都论及征马扎儿部事就说：“当时所获都是不台的功劳。”1242年窝阔台死讯传到西征前线后不台返回蒙古。1246年他参加贵由汗登基大典后即回驻秃剌河（今蒙古土拉河）自己的营地直至1248年去世。入元后他被追封河南王谥忠定。王恽所撰《兀良氏先庙碑铭》称：“公深沉有谋略善于用兵勇敢无前临大事有断。”1史载其子有二：一为兀良合台见下面附传；一为阔阔出为右翼千户长承袭父位。 兀良合台平定大理兀良合台（uriyangqadai12o1—1272）据王恽所撰《兀良氏先庙碑铭》是不台的长子。青年时代他已隶于成吉思汗麾下。作为功臣世家他曾受托抚养蒙哥后来分掌蒙哥王府的宿卫。1233年他随贵由汗东征在辽东战败金将蒲鲜万奴。拔都西征时他从征钦察、斡罗思（今译俄罗斯）、阿、孛烈儿（今译波兰）诸部。 《元史·兀良合台传》记“丙午又从拔都讨孛烈儿乃、捏迷思部”。 孛烈儿乃当即孛烈儿捏迷思系俄语heщeч的音译指称德国人。德国史籍记载在里格尼茨（liegnitz今波兰的legnica）战役下西里西亚公爵亨利希二世统帅的波德联军被蒙古人打得大败时在1241年也即拔都西征后期的史事1。丙午年为1246年《元史》此记年代恐有误。但此记史事却是汉文文献中所仅见者而且是关于德国的最早的汉文记录。 1248年贵由汗去世后汗位继承问题长久未决。术赤系和拖雷系诸王以及察合台系个别诸王在阿剌脱忽剌兀之地聚会以兀良合台为的一些大将也参加了。拔都推蒙哥得到兀良合台的支持他说“蒙哥聪明睿知人咸知之拔都之议良是”（《元史·宪宗纪》）。1251年夏诸王大臣在阔帖兀阿阑之地举行大会贵由皇后海迷失与窝阔台子失烈门等提出异议兀良合台又说：“此议已先定矣不可复变”（《元史·兀良合台传》）。蒙哥终于在此大会上正式继汗位。 1252年秋蒙哥汗命忽必烈征大理以兀良合台总督军事。忽必烈大军于1253年八月进至临洮（今甘肃临洮县）九月进至忒剌（今甘肃迭部县与四川若尔盖县接壤的达拉沟从忒剌起大军分三路进忽必烈亲率中路军兀良合台率西路军诸王抄合、也只烈率东路军。兀良合台从忒剌西南行经今四川阿坝草原自今甘孜南下理塘、稻城再折向西南越旦当岭进入云南。在降服摩些部以后此军渡过金沙江攻克丽江并继续南下攻占大理城北面的龙关。十二月十三日当中路军进围大理城时西路与东路1《秋涧集》卷五o。 1丁建弘：《“视线所窥永是东方”——中德文化关系》见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两军均已赶到。十五日兀良合台协助忽必烈攻破大理城。接着蒙古军四出略地。1254年春忽必烈班师北返兀良合台奉命戍守大理并分兵攻取大理附都善阐。在攻打罗部府时大酋高升拒战兀良合台将他大败于洟可浪山下。攻善阐沿地押赤城时因“城际滇池三面皆水既险且坚”炮攻火攻均未奏效兀良合台“乃大震鼓钲进而作作而止使不知所为如是者七日伺其困乏夜五鼓遣其子阿术潜师跃入乱斫之遂大溃”（《元史·兀良合台传》）。在昆泽俘获大理国王段兴智。敌方余众依阻山谷者兀良合台命裨将继续进击。但进至乾德哥城时兀良合台患病遂将军事委付其子阿术。1255年阿术奉父命又进取赤秃哥（今贵州西部）、罗罗斯（今四川凉山地区）等地。二年间平大理五城八府四郡以及乌、白等蛮三十七部。 1256年他奉命北上夹击四川宋军取道乌蒙抵马湖江（今金沙江下游）进军嘉定（今四川乐山）、重庆、合川与四川蒙古军会师后返回大理。 1257年兀良合台以大理平定遣使向蒙哥报捷并且建议在这里设治得到允准。他在这一带建立十九个万户府下设千户、百户确立了蒙古贵族的统治为后来云南行省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忽必烈攻下大理完成了蒙古对南宋的侧后大迂回；兀良合台在大理设治使蒙古后来南北夹击南宋时在西南有了一个可靠的基地。 就在1257年蒙哥汗决定大举伐宋。1258年二月蒙哥亲自率军进入西蜀同时命塔察儿、张柔攻长江中游在东面配合；又命兀良合台引兵北上约定于1259年正月会师潭州（今湖南长沙）。 1257年年底时兀良合台已从大理进入交趾战败其国主陈日煚并在陈日煚请求归附后班师。 在接到蒙哥军令后兀良合台即率四王骑兵三千蛮、僰万人攻入宋广南西道。在连破横山寨（今广西田东）、宾州（今广西宾阳）、贵州（今广西贵县）、来宾（今广西来宾）、象州（今广西象州）、柳州（今广西柳州）的一些关隘后经柳州以北的义宁、灵川、兴安、全州进入湖南。由于宋军截击兀良合台折向西北攻破沅州（今湖南芷江）、辰川（今湖南沅陵）再折东挺进于十一月中旬渡过湘江抵达潭州（今湖南长沙）城下。潭州宋军二十万迎战兀良合台挥师夹击破之。这时兀良合台得知忽必烈军已在进攻鄂州（今湖北武昌）遂围住潭州并派人向忽必烈禀告军情忽必烈遣军相援。闰十一月时忽必烈决定北返争夺汗位允许贾似道求和遣铁迈赤迎兀良合台于岳州（今湖南岳阳）。兀良合台自岳州抵鄂州；126o年二月他率领的军队在浒黄洲渡江北上与忽必烈大军会合。 126o年三月忽必烈在开平召集忽里台登上汗位。兀良合台在四月抵达上都支持忽必烈为汗。其子阿术自从攻大理起随父征伐屡立战功遂随忽必烈为宿卫后系元初一员主将。 第三节哲别开国功臣哲别（jebe生卒年不详）又作者别、只别原名只儿豁阿歹蒙古别惕部人。别惕部曾与泰赤乌等部在一起对抗铁木真哲别当时是泰赤乌部一个领秃答的部属。12o1年铁木真与札木合所率十一部联军会战于阔亦田地方哲别射伤了铁木真的白嘴黄马。在这次战役中铁木真拼死获胜泰赤乌部势衰哲别终于投奔铁木真。铁木真问射伤自己爱马的人是谁哲别一口承认并且表示：“倘若饶我赐我一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铁木真认为他很坦诚可以交朋友将他改名为哲别（意为箭镞）要他“就象我跟前的‘哲别’似的保护我”。从此哲别成为铁木真麾下的一员大将。12o2年铁木真征伐塔塔儿诸部时先立誓约说：战胜追击时不取遗物待事毕散。事后族人按弹、火察儿和答力台背约铁木真派哲别和忽必来二人去夺没他们掠获的全部牲畜和财物分给军中。 12o3年当铁木真初建怯薛时哲别已是一名重要成员。 12o4年铁木真进伐乃蛮遣忽必来与哲别为前锋。当时哲别与忽必来、者勒蔑、不台一起已以“朵儿边·那孩思”（四狗）闻名被形容为具有“铜的额颅、凿子似的嘴、铁的心、锥子似的舌”的凶猛战将。这一仗铁木真大胜擒杀乃蛮领太阳罕其子屈出律（古出鲁克）逃遁。 当12o6年铁木真建立大蒙古国接受成吉思汗称号编组千户时哲别是他委任的95个千户长之一。 从1211年起哲别在征伐全国的战事中屡建奇功。1211年冬哲别采用佯败返击的战术攻入居庸关游骑进至金中都（今北京）城外。金乣军来援哲别返袭群牧监驱其马而还。1212年冬哲别攻金东京（今辽宁辽阳）又施退兵回袭之计连退五十程而后留下辎重挑选快马日夜急驰突然袭击成功。1213年7月哲别攻取居庸关成吉思汗遂兵分三路大举伐金。 1218年哲别奉汗命进击据有西辽国土的乃蛮部的屈出律。针对屈出律强迫伊斯兰教徒改宗的做法哲别宣布“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信仰保持自己祖先的宗教规矩”1。于是他赢得了当地居民的支持。屈出律从可失哈耳（今喀什）出逃哲别追赶到撒里桓地方（即色勒库勒湖附近某地）将其歼灭。掳斩屈出律的是先期投向哲别的可散八思哈长官哲别令他持屈出律的头传示各地可失哈耳、押儿牵（今新疆莎车）、斡端（今新疆和田）诸城遂望风归附。凯旋归来哲别将掳获的一千匹白嘴黄马献给成吉思汗实现了他的一个诺言因为他当年投奔铁木真承认射伤白嘴黄马一事时还说过：“对我开恩我将带来很多这样的马。” 西征先锋1219年成吉思汗兵西征时哲别为先锋后以不台为援再后以脱忽察儿为援。兵指不花剌（今乌兹别克布哈拉）时哲别与不台均遵照1《史集》第1卷第二分册汉译本页253。 成吉思汗命令行进时先不惊动摩诃末；但脱忽察儿违命掳掠遂使摩诃末闻风逃逸其子札兰丁迎战失吉忽秃忽直逼成吉思汗大营。哲别与不台、脱忽察儿倒杀回来才使战局改观。 122o年春成吉思汗兵锋指向撒麻耳干闻知摩诃末南逃即命哲别、不台与脱忽察儿率领三万精兵穷追。成吉思汗降旨说：“朕命你们去追赶花剌子模沙算端直到将他们追上为止你们不擒获他不要回来。”“归顺者可予奖励给保护文书为他们指派长官；流露出不屈服和反抗情绪者一律消灭掉！三年内结束战争通过钦察草原回到我们的老家蒙古。”1哲别挥军渡过阿姆河的主源必阳札卜诃先进抵巴里黑（今阿富汗北境的巴尔赫）随即紧追到你沙不儿摩诃末又遁。哲别与不台分兵追寻哲别经过术维因、祃桚答而、阿模里和阿思塔剌巴忒等城对抵抗者均加杀戮在剌夷城与不台会合。摩诃末逃到阿模里答讷牙州的郊区与随行大臣们商议感到厄运难免只得遁入宽田吉思海（今里海）的小岛上栖身不久忧病而死。 哲别与不台继续率军抄掠伊剌克阿只迷（或称波斯伊剌克）诸州和阿哲尔拜占（今译阿塞拜疆）、谷儿只（今格鲁吉亚）等国。哈耳、西模娘、剌夷、忽木、撒札思、赞章、可疾云、篾剌合、哈马丹、纳黑彻汪、薛剌兀、阿耳迭比勒拜剌罕、吉阳札等城均遭残破。1222年春他们与谷儿只军队遭遇“哲别带着五千人埋伏在一个隐秘的地方不台带着军队冲上去。最初蒙古人败退谷儿只人追了上来。哲别遂从埋伏处冲出来将他们包围在中间一下子歼灭了三万谷儿只人”1。 在大胜谷儿只军后哲别和不台进取打耳班（一作铁门关今俄国杰尔宾特西）从此凿石开道越过太和岭（今高加索山）。北高加索的阿兰人与黑海、里海北边草原的钦察人联合起来抵抗蒙古人。哲别和不台派人通知钦察人说我们是同一部落的人而阿兰人则是我们的异己我们之间应该互不侵犯；同时给钦察人送去许多财物。钦察人信以为真撤了回去这样蒙古人战胜了阿兰人。接着哲别与不台又击溃松散下来的钦察人并且将原已送去的财物夺了回来。 钦察残部向斡罗思（即俄罗斯）国逃去乞援。斡罗思伽里奇侯密赤思老会同乞瓦侯小密赤思老等率领一支八万人的大军前来声援。哲别与不台又佯作退兵一连十二天斡罗思与钦察联军进行追击十分疲惫倦怠蒙古军队突然转身反击在阿里吉河畔马里乌波里附近大战获胜俘杀大小密赤思老时在1223年5月。接着他们抄掠答黑城热那亚商人的钱财而后东向攻打也的里河（今伏尔加河）上的不里阿耳国折向东南降伏乌拉尔地区的康里人最后经锡尔河北边的草原而与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军相会合。哲别在这次西征班师后不久去世其卒年未有确切记载。哲别诸弟之中蒙格秃-撒兀儿后来在拖雷处供职。哲别有七子后都在伊利汗国效力其幼子斡鲁思曾在阿八哈汗时任四怯薛之长。他的一个亲属拜住任至万户长曾征服小亚细亚但居功傲慢不逊后被旭烈兀汗召回处死。 1《史集》第1卷第二分册汉译本页288。 1《史集》第1卷第二分册汉译本页253。 第五章失吉忽秃忽忙哥撒儿耶律楚材镇海牙老瓦赤第一节失吉忽秃忽蒙古国的任最高断事官失吉忽秃忽（shigi-qutuqu）又译忽都忽、胡土虎、忽都虎、忽睹虎蒙古建国后第一任最高断事官汉人称为胡丞相。塔塔儿部人。《元朝秘史》记载金朝皇帝（a1tanqan）因塔塔儿人不服派王京丞相（即完颜襄）领兵剿捕溯斡里札河（今蒙古东方省乌勒吉河）追袭而来铁木真闻知约同克烈部长脱斡邻助攻塔塔儿破其营寨在抢掠中得一小儿献给母亲诃额伦收为养子取名失吉忽秃忽。据《金史》有关资料此事生在承安元年（1196）。但《史集》的记载与此不同说失吉忽秃忽是铁木真在路边拾到的婴儿交给其妻孛儿帖抚育长大。他死于忽必烈、阿里不哥争位期间（126o—1263）享年八十二岁。据此他应生于118o—1182年间到1196年已十五六岁《秘史》关于事件时间的记载显然不确他可能是在118o年代初蒙古部与塔塔儿部另一次战争中被铁木真得到的。他自幼生长在铁木真家中如同子弟忠诚勤劳十五岁时曾只身冒风雪追杀野羊深受铁木真赞赏成为其最亲信的伴当在统一漠北各部的战争中立下卓著功勋。铁木真——成吉思汗建国后封授诸功臣失吉忽秃忽被封为千户那颜恩准九次犯罪不罚并授为最高断事官（札鲁忽赤jarquci）掌管全国刑罚词讼及民户分封等政务。成吉思汗降旨道：“当［我］被长生天护佑着平定了普天下百姓的时候你给我做耳目把普天下百姓给母亲、我们、弟弟们、儿子们做份子百姓将有毡帐的、有板门的［百姓］都分别进行分配任何人不得我违背你的言语。普天下百姓做贼的、说谎的由失吉忽秃忽惩治应该处死的处死应该处罚的处罚。把所有百姓份子的分配和断案的事都写成文造为青册（koko-debter）；［凡是］失吉忽秃忽向我商量和议拟而写在青册白纸上的直到子孙万代不得更改更改的人要治罪。”1他断狱公正总是反复告诫犯人要讲实话不要因为恐惧而胡乱招认。他断案的方式奠定了后来蒙古断事官判决案件的基础。 1211年从成吉思汗攻金。1215年初率军略取燕、蓟诸州县招降金通州守将蒲察七斤。五月蒙古军攻取金中都成吉思汗遣失吉忽秃忽与汪古儿、阿儿孩合撒儿一同点视中都帑藏原中都留守哈答等取金帛为拜见之礼汪古儿、阿儿孩合撒儿受之独失吉忽秃忽拒不受谓哈答曰：“城未陷时寸帛尺缕皆金主之物；今既城陷悉我君物矣汝又安得窃我君物为私意乎。”遂将哈答及中都府库诸物解送成吉思汗大营并报告了拒受哈答献物之语成吉思汗以其知大体大加赞许1。后从西征1221年夏奉命率领三万军队去征服哥疾宁、可不里（今阿富汗加兹尼、喀布尔）等地。时花剌子模算端札兰丁据哥疾宁也里（今阿富汗赫拉特）诸侯灭里汗等附之势力复振进屯八鲁湾川（在喀布尔东北）。失吉忽秃忽率军追袭灭里汗至八鲁湾川之北。灭里汗与札兰丁会合有六七万军队与蒙古军激战二日。1《元朝秘史》第2o3节。译文参考亦邻真：《成吉思汗与蒙古民族共同体的形成》。1《圣武亲征录》；《元朝秘史》第252节。 失吉忽秃忽指挥失当又寡不敌众大败损失惨重与副将率少数幸免者退回大营。成吉思汗未加深责只是指出他以前总是打胜仗没有受过挫折应该从这次失利中吸取经验就会更谨慎更有作战知识（见《世界征服者史》）。 1231年大汗窝阔台与拖雷分统大军攻金失吉忽秃忽随从拖雷所统右翼军假道宋汉中地由南面攻入金境参加了著名的三峰山战役奉命率部诱金军入于不利之地得以聚而歼之。1232年窝阔台与拖雷北还诏失吉忽秃忽与塔思同统蒙古军攻取河南诸州县。 对汉地的治理1234年蒙古灭金后失吉忽秃忽被任命为“中州断事官”“主治汉民”在燕京设官署统领中原诸路政刑财赋。蒙金战争中所取汉地州县多委付归降的旧官或土豪管领由木华黎国王“都行省”（军政府）统辖至此正式设置了统治汉地的最高行政机构汉人称之为燕京行尚书省。他就任后的第一件事是编籍户口。蒙金战争以来汉地各路人民或死于兵燹或四散流徙或被蒙、汉贵族、将校占为驱口原有的户籍制度完全破坏。123o年大汗窝阔台采纳耶律楚材的建议开始对汉民实行“以户计出赋调”的征赋制度为保证国赋能如数征收大汗政府就需要直接掌握各地民户数目。1233年。窝阔台遣宣差勘事官阿同葛检括中原民户得户73万。但第一次括户很不完备各州县仍有大量户口被蒙、汉贵族、诸侯和将校占为私属。于是窝阔台命失吉忽秃忽重新进行括户下令：不论何人在战争中掳到的人口只有在主家住坐者才能算做本家驱口凡在外住坐寄留于各州县者都是皇帝民户一律就地编入民籍承当国家差。失吉忽秃忽等大臣主张按蒙古、西域之制“以丁为户”耶律楚材不同意指出中原历来无此制若果行之丁逃则赋无所出宜按户编籍定赋。几经争议终于采纳了耶律楚材的意见。僧、道得享有免除部分差的待遇失吉忽秃忽奉命对他们进行考试以甄别之凡通经文者即为僧、道户另行立籍以区别于民户不通者则与民一体承当差。僧海云被推举主持此事他向忽秃忽建议：为皇帝祝寿的人越多越好应从宽考试。忽秃忽又企图在括户时“印识人臂”竟把汉民视同牲畜幸被海云谏止没有实行这种荒唐野蛮的做法（见《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一）。1235年（乙未）分遣官员赴各路括户籍得燕京、顺天等三十余路共一百一十余万户称为“乙未户籍”。 按照蒙古制度所得汉地州县百姓也要分配给成吉思汗“黄金家族” 成员和赏赐给贵戚、勋臣。1236年失吉忽秃忽奏上所籍汉地民户后窝阔台即命他主持分土分民。他大体按照成吉思汗建国后各人所分得的蒙古民户数比例来“差次”其应得汉民户数奏报大汗窝阔台再按其功劳大小加以增损。据《元史·食货志》“岁赐”条记载统计此次分拨给诸王、贵戚、勋臣的汉民共76万多户（称位下户或投下户）其余民户统属大汗朝廷（称“大数目户”）。 蒙古统治者从123o年开始按耶律楚材建议在中原汉地征收地税粮、课银和丝帛但除此之外“每使臣经从、调遣军马粮食器械及一切公上之用又逐时计其合用之数科率民户”。大汗不时地差官到汉地定差。1235年宋使徐霆在燕京时正值失吉忽秃忽来任中州断事官主要目的就是搜括汉地财富。徐霆记载说：“见差胡丞相来黩贷更可畏下至教学行及乞儿行亦出银作差。燕京教学行有诗云：‘教学行中要纳银生徒寥落太清贫相将共告胡丞相免了之时捺杀因。’”（《黑鞑事略》）（捺杀因蒙古语naisayin意为“很好”）。1236年耶律楚材制定了新税法但对汉民的“不时需索”仍未停止。后来（1251）刘秉忠上忽必烈书中说：“天下户过百万自忽都那颜（即失吉忽秃忽）断事之后差徭甚大加以军马调使臣烦扰官吏乞取民不能当是以逃窜。”（《元史·刘秉忠传》）可知忽秃忽担任中州断事官后对汉地的剥削有增无减以致户口逃亡近半。差徭特重的原因还由于侵宋军兴军马粮草调频繁。1235年蒙古开始对宋战争忽秃忽副阔出太子统领东路军攻宋荆襄、两淮地区河北、山东诸路多困于赋调及军马供给。 1241年窝阔台命花剌子模人牙老瓦赤“主管汉民公事”即担任中州断事官。可能从这一年起忽秃忽不再担任官职此后他的活动即不见记载。1248年忽必烈召张德辉北上问以汉地政事“典兵与宰民者为害孰甚？”张德辉答称：“若宰民者头会箕敛以毒天下使祖宗之民如蹈水火为害尤甚。”并建议更遣“勋旧如忽都虎者使主民政若此则天下均受赐矣。”（《元史·张德辉传》）可见牙老瓦赤继任后搜括汉民更甚于忽秃忽。但他大概因年事已高没有再度出任汉地行政长官直到去世。 第二节忙哥撒儿拖雷家臣忙哥撒儿（eser？—1254）宪宗朝最高断事官。族出札剌亦儿部的分支察哈部落。其部落大约在辽代后期被蒙古部征服部人成为蒙古部贵族的世袭奴隶。忙哥撒儿的曾祖赤老温恺赤与兄孔温窟阿（木华黎之父）、弟者卜格均隶属合不勒罕（成吉思汗曾祖）的长支子孙主儿乞氏；成吉思汗灭主儿乞兼并其百姓遂转属成吉思汗。祖搠阿1精骑射号“默尔杰”（mergen善射者）从成吉思汗统一漠北有功。某次遇贼将战适二鹜飞至汗命搠阿射其雄者一而中贼惊走。从攻乃蛮部敌以精锐来袭搠阿按兵屹然不动敌不敢近。在与蔑儿乞部作战中成吉思汗兵溃搠阿与弟左右力战护卫后援兵至敌乃退。父那海事太宗亦能忠勤尽职灭金后因劳绩和世勋赐怀州（今河南沁阳）、洛阳分民175户。 忙哥撒儿事于拖雷屡从征战。123o年从攻凤翔立战功。拖雷死后继续奉侍其妃唆鲁禾帖尼及其诸子。1235年从拖雷长子蒙哥西征钦察、阿、斡罗思造舟济河伐山开道攻城野战皆能勤奋效力立功尤多；当蒙哥以所掳获宝玉分赐诸将时则谦退不欲得。又奉命送所俘、降钦察贵族回蒙古献于太宗。他极为效忠于拖雷家族办事勤劳尽责尤以严格执行札撒著称虽亲友有犯断处毫无偏私；唆鲁禾帖尼或其他妃子小有过失也能直言指摘。因此得到蒙哥母子、兄弟的器重朝廷和藩府老臣、宿卫对他也无不敬畏。于是蒙哥命他治理拖雷家份民他曾一度出任唆鲁禾帖尼份地真定路达鲁花赤。定宗时（1246—1248）升任藩府札鲁忽赤（断事官）之长。受命后他召集僚属4o人共议“当以何道守官”有西夏人和斡进言以剐羊为喻谓“札鲁忽赤之道在持平而已”当即为之入禀蒙哥称赞其言善和斡由是得以被蒙哥召见。可见他颇能识拔人才。 宪宗朝最高断事官定宗死后窝阔台家族与拖雷家族争夺汗位。次年（1249）拔都以长兄身份召集宗亲至其封地境内阿剌脱忽剌兀之地举行忽里台大会议立新大汗。忙哥撒儿随从蒙哥赴会。拔都先提议推戴蒙哥但定宗皇后斡兀立海迷失所派使者八剌（定宗朝必阇赤长畏兀人）提出：太宗曾言皇孙失烈门可以为君主应立失烈门。忙哥撒儿驳之曰：“汝言诚是然先皇后立定宗时汝何不言耶？八都罕固亦遵先帝遗言也。有异议者吾请斩之。”太宗确有遗命以失烈门（太宗第三子阔出之子）为汗位继承人但太宗皇后脱列哥那没有遵守遗命却立长子贵由为大汗（定宗）而且太宗也讲过蒙哥“可以君天下”故忙哥撒儿据此反驳八剌1。此次大会由于拔都兄弟与拖雷诸子联为一气通过了拥戴蒙哥为大汗的决定并定于明年在怯绿连河举行全体宗亲参加的忽里台大会共奉蒙哥登基。 1《元史》卷一二四《忙哥撒儿传》。《元朝秘史》载赤老温恺赤献两子统格、合失予成吉思汗为家奴无搠阿名。统格于建国后封为千户（即秃格）。 1此据本传。《元史·宪宗纪》载驳八剌者为拖雷庶子木哥言亦微异。由于太宗窝阔台后裔和察合台后裔一部分诸王仍坚持汗位应属太宗一系拒绝赴会登基大典拖延了两年。1251年夏多数宗亲齐集怯绿连河大斡耳朵遂不再等待奉蒙哥登基是为宪宗。忙哥撒儿被任命为百官之长——最高断事官（汉文记载称之为丞相）。失烈门和定宗之子脑忽、哈剌察儿（太宗第四子）之子脱脱、察合台之孙也孙脱等在密议之后也率领部属缓缓向大斡耳朵行进。宪宗有鹰夫克薛杰者途遇失烈门和脑忽的队伍偶然现其伪装运载酒食的所有车辆中都暗藏着兵器立即驰还报告。于是忙哥撒儿奉命与诸王旭烈兀、木哥等率数千骑前往堵截调查包围了到达萨里川（克鲁伦河上游之西）的失烈门、脑忽营帐把他们及其官员们押送到大斡耳朵。失烈门等声称系来朝觐否认有任何阴谋宪宗遂命忙哥撒儿主持对其官员们进行审讯。经过数天严密的调查审问由于他们的供词彼此矛盾被抓住破绽不得不供认确曾勾结起来图谋叛乱。按照宪宗旨意他将按只台等官员共77人处以极刑。随后到达的也孙脱、不里（察合台之孙）以及先后被拘捕的定宗皇后斡兀立海迷失及其大臣合答、镇海、八剌、畏兀儿亦都护等都由以忙哥撒儿为的断事官们进行审判；包括斡兀立海迷失、也孙脱之妃及诸大臣在内的几乎所有叛王的追随者都被处死不里被送给拔都处决失烈门等诸王则被流放到南方军前服役最后也难免被害的命运。还派出断事官到西域和汉地追查叛王之党就地处决。据1254年访问蒙古的法国国王使者卢勃鲁克报道此案被杀的蒙古贵族达3oo名之多1。忙哥撒儿处断涉及此案之叛王、后妃及诸大臣毫不留情将反对派几乎斩尽杀绝因而宪宗对他“委任益专”“有当刑者辄以法刑之乃入奏帝无不报可”。或有事入奏而宪宗寝卧未起即直趋宫帐前扣箭房2所言事皆获允准。宪宗又以所御大帐、行榻赐之可见其受宠信之深。宪宗朝初期蒙古国的政务多取决于他。 宪宗三年（1235）冬。忙哥撒儿饮酒致病而死3。至顺四年（1333）追封兖国公。他当政期间刑法苛严诛杀甚多虽兄弟姻亲亦不获免因而众人无不怨恨。死后怨家纷纷指责咒骂他“尔亦有死耶！”为此宪宗特诏谕其子历数其功勋予以慰勉。 忙哥撒儿有四子。长子脱欢任万户曾从宪宗南征四川。无后嗣。其余三子后人皆仕宦惟幼子帖木儿不花之子伯答沙最贵武宗朝任宣徽院使仁宗延祐四年（1317）拜中书右丞相英宗初（1321）以大宗正府札鲁忽赤出镇北方泰定四年（1327）拜太保天历元年（1328）因拥戴文宗功升太傅仍兼宗正大札鲁忽赤至顺三年（1332）死追封咸平王。 1道森编《出使蒙古记》汉译本页166。本段主要据《世界征服者史》。2箭房似指宫帐门卫处。据《元朝秘史》所载成吉思汗规定的宫帐宿卫法夜间不许任何人走近擅入者宿卫士得格杀勿论；有急事入奏需先告宿卫士一同至宫帐后启奏（第229节）。忙哥撒儿在宪宗寝卧时可径至帐前扣门奏事足见甚受宠信。 3此据《元史》本传。《史集》载宪宗征南宋时忙哥撒儿从征并死在那里（四川）（汉译本第2卷页155）。不确。据姚燧《高昌忠惠王神道碑铭》（《牧庵集》卷十三载：“岁辛亥（1251）宪宗立极诏忙哥撒儿为丞相昌国（孛鲁合）位其亚天下庶务惟决二人明年后二年忙哥撒儿卒。”所载虽较本传晚一年但亦在宪宗南征之前。 第三节耶律楚材1（附耶律铸） 身世和早年经历耶律楚材（119o—1244）字晋卿辽太祖阿保机长子东丹王突欲的八世孙。925年阿保机灭渤海国改渤海为东丹册封突欲为人皇王主持东丹国政。阿保机去世后突欲把帝位让给弟弟德光但仍对德光的猜忌感到不安从东丹投奔后唐皇朝936年被后唐国主李从珂杀害。耶律突欲是契丹皇族中最早接受汉文化的人之一他治理东丹时一概采用汉法他本人能用契丹、汉两种文字撰写文章。突欲的次子娄国后来担任政事令留守燕京在西山的玉泉定居。在辽金时代燕京是北方封建社会的经济文化中心有深厚的汉文化的基础。又是北方各族文化融汇交流的地方。长期定居在燕京的耶律氏世代受到汉文化的熏陶形成了读书知礼的家风。楚材的父亲耶律履是金朝著名学者兼精汉、契丹、女真文字曾译汉籍为契丹、女真文又参与编纂辽史以文章行义见知于金世宗、章宗官至右丞。耶律履精术数当耶律楚材出生时他私下对自己的亲人说：“吾年六十而得此子吾家千里驹也。他日必成伟器且当为异国用。”《左传》有言“楚虽有材晋实用之。”他就用这句话为这个新生儿取了名字。 楚材三岁时父亲去世在母亲杨氏的养育教诲下长大成人。自幼勤奋好学十三岁时开始学习诗书十七岁时已经“书无所不读”善文章。他“博极群书旁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及释老、医卜之说”。他很自负自命为“百尺栋梁”强烈地追求功名企图按照儒家学说来治理天下后奉特旨应试中甲科任为省掾。1213年他出任同知开州（今河南濮阳）事。1214年蒙古军在攻掠黄河以北大多数州县后围攻中都金宣宗屈辱求和并决定迁都汴梁（今河南开封）。宣宗让丞相完颜承晖留守中都设立燕京行尚书省。耶律楚材被任命为左右司员外郎。在燕京守城的日子里楚材“绝粒六十日守职如恒”。但是衰败的金兵抵挡不住蒙古的攻势次年五月中都终于陷落。 腐朽的金朝令人绝望兴盛的蒙古又大肆杀戮和掠夺。生灵涂炭时世艰难。楚材无奈弃功名而皈依佛教。 辽金时期佛教盛行燕京也是一个佛教的中心禅宗的曹洞宗在这里很有势力。楚材通过一位圣安澄公和尚的介绍到报恩寺向当时曹洞宗的宗师行秀（1166—1246）学佛。他在这位万松老人（行秀的号）处参禅三年懂得了“忘死生外身世毁誉不能动哀乐不能入”的道理万松印可他为及门世俗弟子法号湛然居士。万松主张“以佛治心以儒治国”对楚材的影响极大一方面让楚材领悟了禅机认识到佛法最为博大精深最终一切都以佛为旨归；另一方面也使楚材保存了入世的念头而为了入世必须践履儒家的学说。 在楚材的思想中有一个“大道”的概念。他把这“大道”同佛乘联系1本节主要依据耶律楚材：《西游录》《湛然居士文集》卷十四；《元史》的《太宗纪》、《耶律楚材传》；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元文类》卷五七；王国维：《耶律文正公年谱》《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罗依果：《耶律楚材：佛教理想家和儒学政治家》莱特·特维切特编《儒家人物记》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2年版。 起来了它是宇宙的本相人生的真谛历史的镜子光明的源泉。他写偈语把这“大道”比作海、镜、钟、烛启人们去领悟它。他本是信奉儒教的在把佛乘认作真理之源以后他仍然重视儒教的价值认为孔子的说教还是人世间的常道。所以他说：“穷理尽性莫尚佛乘济世安民无如孔教。用我则行宣尼之常道舍我则乐释氏之真知何为不可也。” 扈从太祖西征成吉思汗从开始征金的时候起就十分注意利用金国内部的矛盾尤其是女真统治者与契丹人之间的矛盾。金在亡辽以后对契丹人采取既箝制又笼络的政策但即使对于归顺的契丹贵族也还存有戒心不能充分信任。同时契丹人对金也始终存有隔阂甚至有复仇情绪。成吉思汗了解这一点竭力争取金方的契丹人倒向自己一边。金朝以契丹族为主组成的乣军的倒戈是他征金取胜的重要原因之一他麾下的契丹军成了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他还重用了一批契丹族军政人材他们成了蒙古国上层统治集团中的要员。攻占中都以后成吉思汗继续访求契丹宗室近族。他听到耶律楚材的名声就在1218年三月征召这个契丹皇族的后裔扈从西征。这时楚材在遭变参禅后对人生和功业已有新的考虑。他看清蒙古国方兴未艾势不可挡便决心依靠它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或者说决心用自己的思想行动来影响它的展进程。 1218年夏天楚材抵达怯绿连河（今克鲁伦河）畔的大斡耳朵。楚材身材魁伟美髯垂胸声音宏亮成吉思汗见后十分欣喜。成吉思汗说：“辽与金是世仇吾与汝已报之矣。”楚材却说：“臣父祖以来皆尝北面事之。既为臣子岂敢复怀二心仇君父耶？”成吉思汗很赏识楚材的话让他常在自己身边以便随时咨询。后来成吉思汗甚至不称呼楚材的名字而用蒙古语称作“吾图撒合里”（urtusaha1）意即“长髯人”。 1218年年底楚材扈从成吉思汗西征基本上随同大本营一起行动。他经常担任的工作有两件一是汉文书记二是星象占卜。此外他还在塔剌思城管理过河中豪民子弟屯田但为时不久。他对天象的解释和对人事的预卜深得笃信萨满教的成吉思汗的信任。据汉文史料的记载西征班师也是因为成吉思汗听了楚材对异象的解释。当成吉思汗进至东印度铁门关他的侍卫遇见一头怪兽鹿形马尾绿色独角。这头怪兽对侍卫说：“你的君主应当及早回去。”成吉思汗听到侍卫的报告感到奇怪询问楚材。楚材说：“这兽叫角端是‘恶杀之象’是上天派来告示陛下的。望陛下听承天心宽宥人命这是陛下‘无疆之福’。”成吉思汗听了这个解释第二天就下诏班师了。不过据波斯史料的记载成吉思汗班师是由于遇到了大山阻隔、气候不良和疫病流行。同时楚材实际上执掌天文历算的事。他从东亚来到中亚现地上的距离与天象的出现有直接联系。他从而提出“里差”（即现在所说的“经度”）概念并根据这个概念来“改作”历法编订了一部《西征庚午元历》。所以他是在中国先提出和使用“经度”概念的人几十年后苏天爵在此基础上又展出了“地方时”的概念。 自然楚材本人并不满足于充当占卜术士因为他的主要愿望是企图使成吉思汗采纳自己的一套以儒治国的方案。可是成吉思汗热衷于无休无止的军事征服只想维持大蒙古原有的社会政治制度对楚材的治国方案没有什么兴趣。因而楚材在西征途中甚至找不到“陈书自荐”的由头郁郁不得其志。 在河中楚材感到悠闲和寂寞。他竟然在兵燹后的中亚土地上过着读书操琴、艺圃耘蔬的生活。他时常怀念中原的友人和家人尤其是他的母亲。他和万松频通音讯以求精神上的寄托。有时与故友相逢便在殊景异情中畅叙欢饮。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与长春真人的交往。 与邱处机的交往和《西游录》1222年四月全真教掌教人邱处机奉成吉思汗的召请抵达大汗的行营。 耶律楚材和邱处机同在西域时往来较密切。他们两人一个是正当壮岁的佛教居士一个是年已垂暮的道教真人虽然如此当时在政治意向上却是共通的那就是力图使成吉思汗终止战争建立正常的统治秩序和社会生活。所以两人两域相遇后一度颇为融洽友好常常在一起交游。彼此唱和的诗句不在少数其中有一部分还保存在楚材的《湛然居士文集》和李志常所撰的《长春真人西游记》之中。但是两人的交谊后来竟破裂了。释道两家本不相类这个宗教信仰的矛盾后来在两人之间的关系上表现得很清楚。邱处机在1224年春回到燕京后大力展全真教势力这在当时条件下对于抚定乱离中的百姓、恢复中原的残破局面客观上起了一定作用。但与此同时道徒们拆毁佛寺改佛寺为道观排斥和打击佛教势力这就引起了佛、道之间激烈的斗争。楚材作为一个佛教信徒他自然站在佛门一边对邱处机偏袒全真教的言行进行了严厉的抨击。 当1225年春成吉思汗回到土兀剌河上老营时楚材还在西域这年他在高昌过冬。第二年成吉思汗亲征西夏时楚材已在大军之中。冬十一月蒙古方面攻下灵武将军们争着掠取子女财帛唯独楚材仅仅拿了几部书以及两骆驼驮的大黄。接着疫病流行他以这些大黄治愈了几万名军士。1227年七月成吉思汗去世第四子拖雷监国。不久楚材从西夏经云中（今山西大同）北返。这年冬天楚材奉拖雷之命为搜索经籍从漠北来到燕京。不断有人向他询问“异域”事情他烦于应付并鉴于当时佛道斗争的需要就撰著了《西游录》。 《西游录》分上下两部。上部是西征纪程下部集中阐述自己十件“不许丘公之事”对邱处机大加抨击所以这部分又是当时佛道斗争的重要文献。 楚材酷爱诗歌也喜欢写诗。他有一部《湛然居士文集》传世共14卷文章并不多大半是诗作。他在诗中经常抒自己忧国忧民、守穷待变的心情和不安疏懒、勉力功业的志趣。在西域的经历和感受也不时在他的诗作中反映出来。西域的景物和民情给了他许多诗意使他写下了一些情趣独具的诗篇在古代西域诗歌中占有重要地位。此外他的音乐禀赋也很高擅长操琴常常借弹琴来销忧禁邪陶冶情操。他喜欢弹名曲且弹时别具一格。例如他在冷气袭来的穹庐弹《离骚》“个中真味”确是与一般汉族士大夫不尽相同的。琴阮似是他最深的精神栖息之处。当他感到功业未就甚至诗书乏意的时候依旧以音乐伴随着他的身心。在艺术上他主张一切出于自然这自然甚至归诸“无”。“叩弦声自无中出得勾思从天外还。”这两句诗集中表达了他的艺术观。 1228年拖雷派宗王塔察儿为中使同楚材一起赴燕“穷治”“剧贼”。楚材查明这些强索财物的“剧贼”都是燕京长官石抹咸得卜的亲属和其他势家子弟。在楚材坚持下塔察儿同意处死了恶十六人。于是“巨盗屏迹”燕京的社会秩序很快安定下来。第二年春天楚材才从燕京返回漠北。 1229年秋天蒙古国的宗王和大臣们在怯绿连河曲雕阿兰地方举行忽里台（大会）讨论汗位继承问题。大会进行到第四十一天时才确定当天由窝阔台即位。这主要是根据成吉思汗的遗言办事但看来楚材的支持也有一定的作用。在窝阔台即位时楚材依照中原王朝的传统制订了册立仪礼要求皇族尊长都就班列拜从此蒙古国实行对汗的拜礼。 当窝阔台即位时蒙古国已是一个地域广袤、民族众多、社会形态多样的大帝国。成吉思汗热衷于不断的征服但他还来不及仔细考虑如何统治那些被他征服的文明程度较高的地区。现在这个问题摆到了窝阔台面前。尤其是为了治理汉地窝阔台是确实需要像楚材这样的人才的。 辅佐太宗治理中原窝阔台即位以后立即任命耶律楚材主持黄河以北汉民的赋调征收。楚材成了常在大汗身边的官员之一。他是一个有抱负、有主见的人也是一个敢于向大汗直言的人。他的意见对于窝阔台的治国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当时黄河以北平定不久老百姓常常“误触禁网”楚材主张予以宽宥使窝阔台下诏宣布自庚寅年（123o）正月朔日以前的事勿予治罪。123o年他向大汗条陈十八事主要内容是：“郡宜置长吏牧民设万户总军使势均力敌以遏骄横。中原之地财用所出宜存恤其民州县非奉上命敢擅行科差者罪之。贸易借贷官物者罪之。蒙古、回鹘、河西诸人种地不纳税者死。监主自盗官物者死。应犯死罪者具由申奏待报然后行刑。贡献礼物为害非轻深宜禁断。”窝阔台都加以采纳仅仅认为“贡献礼物”是贡献者自愿的事不必禁止。实际上当时所谓的“贡献”（即颇为风行“扫花”）形同强夺往往是军事势要强行索要的因而楚材的主张是深切时弊的。 关于如何治理中原当时在汗廷中生了激烈争论。当时由于战争的消耗和官吏的私敛国库已十分匮乏。近臣别迭等说：“虽得汉人亦无所用不若尽去之使草木茂畅以为牧地。”但楚材说：“夫以天下之广四海之富何求而不得？但不为耳何名无用哉！”他提醒大汗南伐需要充足的军需给养而中原的地税、商税、酒、醋、盐、铁、山泽之税每岁可得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余万石。窝阔台听从了楚材的建议让他去实行。楚材于是奏设十路征收课税使委托儒士担任正副使掌握各路征收赋税的实权。第二年春天汗廷又颂布劝农诏书使中原各地农民安于农业生产。这年秋天窝阔台来到云中（今大同）十路课税使把征收到的赋税簿册和金帛放在庭中展示。大汗十分满意向楚材赐酒拜楚材为中书令（主管文书的中央长官）。这次赋税是怎样征收的史籍缺载。据估计当时黄河以北汉民可征赋调的至少接近四十万户如果以四十万户计算那末平均每户承担银1.25两、绢o.2o匹、粟1石。这样的赋税是比较轻的。 楚材辅政的一大目标是企图削弱地方权贵的势力加强皇权。在蒙兴金衰的过程中地方豪强主要是汉人也有契丹、女真人。蒙古利用和依靠他们来建立在中原的统治他们从十三世纪二十年代起逐渐成为一方的新权贵。例如契丹将领石抹明安为燕京行省长官1216年病死后其子石抹咸得卜袭职长期把持燕京一带军政大权。由汉族地主武装势力的头目形成的汉人世侯在成吉思汗1227年去世时大大小小有四十几个。他们往往军政兼管官职世袭自辟衙署自委属官自征赋役自专生杀并且占有一批依附人口。他们对蒙古统治者承担两项基本义务：出兵从征和缴纳贡赋。他们的献纳是蒙古国重要财政来源他们的军队后在蒙古灭金亡宋的战斗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这些权贵独霸一方的状态从根本上说是不利于蒙古统治的巩固的。针对这个问题楚材一再建议实行地方上军民财分权“州郡宜令长吏专理民事万户总军政课税所掌钱谷各不相统摄”。窝阔台允准了他的建议。但是权贵们进行抵制和反对。石抹咸得卜甚至激怒皇叔斡辰大王上奏攻击楚材亲属在金方不宜重用。窝阔台未听谗言楚材更不为所动。但是由于当时迫切需要这些权贵们在攻金前线出力军民分职一事延缓实施楚材只是做到了“课税所掌钱谷”。军民分职这件加强皇权的大事直到忽必烈手中才得到解决。 耶律楚材采取的劝农性的赋税征收政策使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使蒙古的军需供应得到了切实保证从而使蒙古成功地进行了最后灭金的战争。而在灭金战争中楚材的两个特殊功绩则是保障生命和收容人材。面对战争中的残酷杀戮他总是力图保全更多的生命。当1233年正月蒙古军队行将攻占汴梁时大将不台主张按蒙古惯例对这个进行过抵抗的全国都城实行屠城。由于楚材在窝阔台面前力争不能得了土地而失了人民屠城之举才得以免行这一次就使在汴避兵的一百七十四万户免遭惨祸。蒙古对待汴京的这种宽大措施以后成为定例在攻取淮河、汉水流域诸城时也得到遵循。楚材还说服大汗解除了“居停逃民及给资者灭其家乡社亦连坐”的禁令。 在收容人材方面楚材奏准在汴梁挑选其中的“工匠儒释道医卜之流”使他们散居河北各地由官方给予赡养。在聚集汴梁的儒士中不乏贤能卓越的人物。当时一代名士元好问曾写信建议他对亡金士大夫能聚养任用因为他们都是“民之秀而有用于世者”。元好问还特别向楚材提供了一份五十四人的名单。楚材与元好问在思想上息息相通自然接受元好问的建议因而使一批人才得以保存下来。 以儒治国定法立制1234年蒙古灭金以后耶律楚材认为“以儒治国”的时候到了。他的“以儒治国”的方案在《西游录》中已有简要的记述那就是“定制度、议礼乐、立宗庙、建宫室、创学校、设科举、拔隐逸、访遗老、举贤良、求方正、劝农桑、抑游惰、省刑罚、薄赋敛、尚名节、斥纵横、去冗员、黜酷吏、崇孝悌、赈困穷”。由于他得到大汗窝阔台的器重他的方案的若干项目有了实施的机会。1235年窝阔台决定在和林建城修万安宫；部署伐南宋、征高丽和再次西征；下令括编中原户籍由中州断事官失吉忽秃忽主持。关于西征南伐楚材主张“各从其便”劝阻以回鹘人征南、以汉人征西的计划。关于括编户籍楚材反对依照蒙古和西域成法以丁为户按丁定赋而坚持遵循中原传统以户为户按户定赋。这些都得到窝阔台的支持和允准。1236年春万安宫落成窝阔台在这里对楚材大加褒赏。这年秋天失吉忽秃忽完成户口的括编主张按蒙古国俗实行分封得到窝阔台的准许。楚材向大汗陈述这样“裂土分民”的弊害使大汗同意封地设置官吏须出自朝命诸王勋臣除常定赋役外不得擅自征敛以限制诸王勋臣的分封特权。在这次括编户口的基础上楚材制订了如下的中原赋税制度：每两户出丝一斤以供官用五户出丝一斤以与所赐之家；上田每亩税三升半中田三升下田二升水田五升；商税三十分之一；盐每银一两四十斤。这个赋税制度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五户丝蒙古语称为阿合答木儿。凡是分封给贵族的人户每五户出丝一斤由政府征收然后给予该受封贵族此外贵族不得擅加征敛。这样蒙古原来的“裂土分民”的分封制在中原延伸时受到了相当大的限制也就削夺了蒙古游牧贵族在中原地区的许多社会经济特权。总的说来楚材拟订的这个赋税制度为有元一代的赋税制度提供了雏形。赋税的定额也是比较轻的有利于当时已遭破坏的中原地区休养生息。在遇到大的灾情时楚材还采取免征的措施。当然由于在征收时逃亡浮客的赋税要由留下的主户负担所以赋税的实征比定额要重。此外有杂泛差役更是随意性很大的。 同年楚材还制订了两项重要的政策。其一废止蒙古国原来的凡商贾失盗不获由当地民户代偿的规定。其二制止西域商人的高利贷盘剥活动。这种高利贷十分严重一年以本加倍算利以后每年连息加倍计算叫“羊羔利”或“羊羔息”。楚材奏准以官银贷还七万六千锭并且规定从今以后不论岁月远近利息达到债本一倍以后不再生息。这两项政策都是有利于减轻人民负担的。此外这年侍臣脱欢奏选天下室女大汗已下诏施行楚材阻止说这样做要骚扰百姓。大汗又要在中原收括牝马楚材也阻止说中原不产马这样做以后会为害百姓。他说服了大汗使百姓可以过比较安定的日子。 据史文记载1236年蒙古已印造和施行交钞但具体情况如何现在已不清楚。在这件事上楚材的主张是要以金章宗时“出钞为利收钞为讳”“至以万贯唯易一饼民力困竭国用匮乏”的教训为鉴戒。他建议“今印造交钞宜不过万锭”得到了窝阔台的支持。 在1237年上楚材又革除了贵族滥用驿站强索物品的弊病。楚材奏准给诸王贵戚给牌札凭牌札才能使用驿站；并制定“饮食分例”不许乘驿使者出规定取要供给。这年他陈时务十策：信赏罚、正名分、给俸禄、官功臣、考殿最、均科差、选工匠、务农桑、定土贡、制漕运“均切于时务悉施行之”。 这几年中楚材在文化教育的选拔人才方面也有一系列重要的措施。1236年他在燕京建立编修所在平阳建立经籍所主持书籍的编纂和刊行。1237年他奏准对儒士进行考试由刘中主持考经义、词赋、策论绪果有4o3o人中试。其中有千人原已沦为驱口中试后作为儒士获得自由。对中试者中间的干才更予以任用。这次考试有力地推动了教育活动的恢复。1238年他又支持杨惟中和姚枢在燕京建立太极书院请赵复等人为师教授儒家的经典。南宋名士赵复的讲学使程朱理学在北方传播开来。 耶律楚材在担任中书令以后的几年时间内一步一步地实施自己“以儒治国”的方案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做了许多事情。他的目的是要使新兴的蒙古游牧贵族采用汉族以儒教为中心的传统思想和制度来治理中原使战争不断的乱世转为和平的盛世使当时先进的中原封建农业文明得以保存并继续展。但是他这样做自然要触犯蒙古国某些统治阶层的权力和利益。他企图削弱地方权贵的势力就受到权贵的抵制和反对。不过大多数汉人世侯同他的矛盾还不尖锐因为他们大体上愿意支持他的“以儒治国”的方案。另一方面楚材同蒙古贵族中守旧势力以及西域商人势力的矛盾就显得更加尖锐激烈。这就是所谓“汉法”与“国俗”的矛盾。蒙古贵族守旧势力与西域商人势力竭力主张用“国俗”也就是用蒙古国原有的习俗和制度来治理中原他们与坚持汉法的耶律楚材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卓越的政治家“国俗”派势力不断在政治上中伤和攻击耶律楚材。除了前面已提及的由皇叔斡辰大王出面提出的责难外1237年阿散迷阿失告楚材私占官银一千锭其实这些银子是用于修缮宫殿的说“私占”完全是诬陷。接着有“中贵”（汗廷侍从）与人勾结杀人楚材拘留一个当事者“中贵”控告楚材“违制”。窝阔台一怒之下捆了楚材又后悔而把他释放。楚材抗辩：“陛下初令系臣以有罪也当明示百官罪在不赦。今释臣是无罪也岂宜轻易反复如戏小儿。国有大事何以行焉！”在楚材的正身直言面前“国俗”派的政治阴谋活动都未能得逞。 当时西域商人多半代为蒙古贵族经营商业高利贷所以他们之间有密切的利害关系。楚材限制高利贷的措施引起西域商人的强烈不满他们在一些蒙古贵族的支持下以扑买来破坏楚材制订的赋税制度。扑买就是以相等或出原税赋的银两买得某种税的征收专利权。到1238年时大商人的扑买已十分活跃。燕京刘忽笃马以银五十万两扑买天下差涉猎丁以二十五万两扑买天下系官郎房地基水利猪鸡刘庭玉以银五万两扑买燕京酒课一个回鹘商人以银一百万两扑买天下盐课甚至有人扑买天下河泊桥梁渡口。窝阔台只看到扑买可以立刻收到大宗银两竟也同意。但是扑买的人在得到征税专利权后自然要增加税额以牟私利。楚材抗争说：“此皆奸人欺上罔下为害甚大。”奏请罢除扑买。窝阔台不听中原课税原额为二万二千锭1239年商人奥都剌合蛮进一步以四万四千锭扑买。楚材立即指出这样做的话只能是“严役法禁阴夺民利”最后“民穷为盗非国之福”。他焦急万端反复争论声色俱厉。大汗不让他说下去。楚材叹息说：“民之困穷将自此始矣！”到了124o年大汗进一步任命奥都剌合蛮为提领诸路课税所官。 窝阔台晚年饮酒无度怠于政事。在这种情况下国俗派势力在汗廷中抬头耶律楚材逐渐不能真正主持朝政。1241年十月花剌子模人牙老瓦赤被任命主管汉民公事楚材的实权更见削夺。1241年十一月窝阔台去世皇后脱列哥那摄政。脱列哥那是站在国俗派一边的楚材虽然继续任职但已难以有所施展。不过只要力能所及他还是提出自己的主张。譬如脱列哥那借口天象有变企图使汗廷西迁楚材说这要动摇根本造成天下大乱阻止了这个行动。当时朝政实际上已掌握在奥都剌合蛮手里他向楚材贿赂五万两银子进行笼络遭到拒绝。奥都剌合蛮的行事楚材认为是不利于国家的一概予以制止。即使脱列哥那出来干涉楚材也不稍加让步。 楚材与摄政皇后直接生冲突他的心情自然极不痛快。正在这时候他的夫人苏氏亡故对他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的晚境很凄凉。1244年五月十四日终于与世长辞。 可是耶律楚材的对手们企图乘机对他进行清算。他死后不久有人谮言他在久居相位时贪污严重。脱列哥那命近臣到他的府第进行搜查但结果只现琴阮十余张以及书画、金石、遗文数千卷没有其他财物。事实证明他是一位既有重大事功又有严谨操守的大政治家。 忽必烈即位以后1261年十月二十日耶律楚材的遗体才遵照他本人的遗愿下葬于故乡玉泉以东的雍山即今北京西郊万寿山。 耶律楚材是十三世纪中国的一位大政治家和大学者。就他的政治活动而言在窝阔台时期他主持大蒙古国对中原地区的治理使蒙古游牧贵族在适应中原封建文明的道路上大大前进了一步。他以自己积极的活动促使大蒙古国居庸关内外的地方很有特色的联系在一起了。他的事业在他的晚年遭到挫折但后来又在忽必烈时期得到了恢复和展。耶律楚材的活动是适应着当时的历史趋势的因而他在历史上是一位值得肯定的人物。 耶律铸耶律铸（1221—1285）字成仲耶律楚材次子。他自幼聪敏秉承家教崇尚儒学善于赋诗属文更擅长骑射。但在宗教信仰方面他不似乃父笃信佛教而是周旋于释道之间甚至慕道者。好求仙信扶乩自号“独醉道者”“独醉痴仙”。 楚材卒后耶律铸嗣领中书省事时年二十三岁。他上言宜疏禁网采集历代德政合于时宜者八十一章进呈。1258年宪宗征蜀他奉诏率领侍卫从征屡出奇计攻克城邑。1259年宪宗死于合州阿里不哥据漠北与忽必烈争夺汗位他不顾妻、子在漠北毅然归向忽必烈。中统二年（1261）六月忽必烈拜他为中书左丞相。这年冬天扈从忽必烈自上都北征败阿里不哥于昔木土脑儿（在今蒙古苏赫巴托省南部）。其诗《雪岭》记此役：“折扬霆雷决雌雄霆激狂峰电埽空如席片飞何处雪扑林声振海天风。”1至元元年（1264）他“奏定法令三十七章吏民便之”（《元史·耶律铸传》）。这年八月“乙巳立山东诸路行中书省以中书左丞相耶律铸、参知政事张惠等行省事。诏新立条格：省并州县定官吏员数分品从官职给俸禄颁公田计月日以考殿最；均赋役招流移；禁勿擅用官物勿以官物进献勿借易官钱；勿擅科差役；凡军马不得停泊村坊词讼不得隔越陈诉；恤鳏寡劝农桑验雨泽平物价；具盗贼、囚徒起数月申省部。”（《元史·世祖纪二》）这个新立条格必有他参与其事。 他在山东历时不久。至元二年八月罢中书左丞相。至元四年三月复为中书左丞相；奉诏制成宫悬八佾之舞赐名“大成”。六月改任平章政事。五年又复为中书左丞相。七年再罢职。十年起任为平章军国重事。十三年受命监修国史。“朝廷有大事必咨访焉”。十九年（1282）在阿合马被杀以后再复为中书左丞相。 作为先朝旧臣耶律铸在忽必烈即位后屡罢屡起是当时政局多变在他1耶律铸：《双溪醉隐集》卷五。 身上的一种反映。他继承其父“以儒治国”的家教无疑是倾向推行汉法的。但是他与汉法派主流人物似乎只有同盟的关系。即使在台上他也位高而权不重这又与他不在意于积极用世有关他后来宁可醉酒赋诗以自娱自得。然而对于阿合马之流他是执意反对的。其《杂咏》一诗表示：“我虽不解事知时莫如我须为扇仁风吹灭权门火。”1至元二十年（1283）十月“坐不纳职印、妄奏东平人民聚谋为逆、间谍幕僚、及党罪囚阿里沙遂罢免仍没其家资之半徙居山后”。二十二年卒有子11人。至顺元年封懿宁王谥文忠。 耶律铸的诗集名《双溪醉隐集》今已不全。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辑编出6卷。他留世的诗及其注释是研究他的思想志趣的主要资料对于了解当时的名物史地也颇有参考价值。 1耶律铸：《双溪醉隐集》卷五。 第四节镇海追随太祖建国有功镇海（1169—1252）一作称海又作田镇海时人称田相公。畏吾儿人又一说为克烈部人。殆本族出畏兀儿又曾为田姓至漠北服属克烈部始氏克烈1。 镇海在蒙古建国之前就投属蒙古部领铁木真。12o3年春克烈部王罕出兵进攻铁木真战于合兰真沙陀之地（当在今内蒙东乌珠穆沁旗北境）。铁木真当时还处于劣势虽经苦战稍却王罕军终不免部众溃散只得带领少数人撤退；后溃军渐集点视军马仅二千六百骑。当他驻军于班朱尼河时“糇粮俱尽荒远无所得食”。只好射野马为食汲浑水以饮。铁木真与追随他的伴当们盟誓：“使我克定大业当与诸人同甘苦苟渝此言有如河水。”（《元史·札八儿火者传》）镇海亦与此盟是“同饮浑河水”的开国功臣之一。 12o6年镇海参加了蒙古开国大典“从宗王百官恭上太祖成吉思皇帝尊号”。成吉思汗分授诸功臣为千户、百户那颜镇海被授为百户。接着又随成吉思汗征乃蛮立有战功赐珍珠旗佩金虎符为阇里必（cherbi官名汉译“宰相”）。复从征西夏和金国在攻打金抚州（今河北张北）时与金军战矢中臆间裹疮复出战军声为之大振。1215年蒙古攻取金中都成吉思汗命他于城中环射四箭箭所及之处的园地邸舍尽以赐之。在战争中他先后俘掠人口以万计悉数上献。成吉思汗赐他“御用服器白金等物”。 1216—1218年镇海奉命辟兀里羊欢（《元史》作“阿鲁欢”）地为屯田立镇海城（又曰称海）戍守之即以所俘人民从事农耕和手工业生产1。后以其半不能耐寒者移弘州（今河北阳原）设局领之。在西征中俘得西域织金绮纹工三百余户灭金时又得汴京（今河南开封）织毛褐工三百户皆分隶弘州命镇海世袭管领。 成吉思汗西征花剌子模他留戍于镇海城掌管前后方转输、联络。1221年长春真人邱处机奉成吉思汗之召开始西行是年七月二十五日途经镇海城由镇海率百骑护送西行至大雪山（今兴都库什山）行在所成吉思汗问道于长春真人命镇海入金帐掌录奏对之言。由于他通畏兀儿文字这时他的职务大概已是大必阇赤。 123o年窝阔台亲自统兵攻金镇海扈从。1231年秋窝阔台至云中（今山西大同）仿中原官制将必阇赤机构称为“中书省”执事官耶律楚材、粘合重山和镇海也分别用中原官称镇海为“中书右丞相”（《元史·太宗纪》）。他主管畏兀文字书写的文书汉字文书则由耶律楚材掌管但正文之后、年月之前要由镇海亲写畏兀儿字云“付某人”以此为验否则无效2。1233年攻蔡州得金公主即以赐之。1236年分封中原民户赐恩州1参见丁国范：《镇海族源辨》《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o辑。1称海城当今蒙古科布多省东部宗海尔罕山北参见陈得芝：《元称海城考》《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4辑。 2参见《黑鞑事略》“其相”条下之徐霆疏。 民一千户为实封世食其赋为置官守是当时所称“十七投下”之一1。太宗朝的西域事务大臣窝阔台在位期间镇海是蒙古汗廷分掌西域事务的大臣。起儿漫算端归附蒙古后遣子鲁克那丁入朝蒙古汗廷受到窝阔台的宠幸。时算端已死窝阔台颁一道札儿里黑（圣旨）让他承袭其父之位和忽都鲁算端称号并命镇海当他的师傅。由于镇海的支持鲁克那丁得以统治起儿漫至贵由朝结束2。 畏兀儿人阔儿吉思担任玉龙杰赤蒙古长官（八思哈镇守者）成帖木儿的副手和侍从长成帖木儿派他入朝报告政务到达汗廷后他马上就找镇海作靠山镇海因阔儿吉思是畏兀人并在抵达汗廷就投靠自己遂给予支持和庇护使他得到合罕的恩宠载誉而归。 成帖木儿死诺撒耳继职阔里吉思仍任副手窝阔台遣使传旨命他入朝报告呼罗珊的政事。此次入朝由于镇海的支持阔儿吉思被任命为呼罗珊等地的长官合罕授予他一道札儿里黑派他查实当地多年来的产量及每人逋欠的赋税、差的数字还让他清查户籍不许他人干预其事。1239年阔儿吉思和成帖木儿子额■古帖木儿两派之间生争权纠纷上诉汗廷有旨命双方所有人赴朝。窝阔台命镇海等人鞫问历时数月在镇海的偏袒下窝阔台判定额■古帖木儿一方有罪阔儿吉思一方胜诉并授予他一道圣旨：阿姆河以西的所有州邑都委付他掌管。他又与镇海秘密议定不让与他同赴宫廷的任何一个人得到合罕的圣旨或牌子以便保持其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权力1。 汗位争夺中的牺牲者1241年太宗窝阔台死皇后脱列哥那临朝称制镇海与皇后的亲信法蒂玛有怨于是皇后欲捕镇海治其罪镇海察觉急逃往皇子阔端处在阔端保护下幸免于难。 定宗贵由即位“以镇海为先朝旧臣仍拜中书右丞相”（即大必阇赤）。遂治法蒂玛蛊惑进谗之罪投于河。贵由“天性疏懒”政事尽委诸合答和镇海。罗马教皇使节普兰诺·卡尔平尼至蒙古汗廷就由镇海负责接待和传达旨意。 1248年三月贵由死皇后斡兀立海迷失摄政。诸王公遣使向皇后建议：“因镇海始终是个忠实的人曾总握要务他可继续指导政事和颁札儿里黑迄至新汗被推立。”但此时的镇海在办事中既软弱又为难他的劝告不为斡兀立海迷失及其诸子所采纳。 宪宗蒙哥即位后镇海被视为叛王之党于1252年被处死。时年八十四岁。镇海信奉基督教聂思脱里派由于他是成吉思汗建国功臣虽然因为蒙古皇室的内讧被牵连处死但原封邑仍保留子孙继续在元朝做官。有子121“以功赐恩州一千户”系据《元史·镇海传》许有壬的《镇海神道碑》载为“三百户”。2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卷下汉译本页573。 1《世界征服者史》卷下汉译本页588—595；《史集》第2卷汉译本页83。人。要柬木为札鲁花赤佩金符；勃古思继承封邑从世祖征大理有功中统初为益都等路宣抚使后历任东平路副达鲁花赤济南等路宣慰使南京路达鲁花赤等职；阔里吉思其后裔脱烈、赫斯等都担任官职子孙繁衍颇多。 世祖即位后又以镇海旧部及降虏千人为贵赤（跑步者）以其孙一家为千户曾孙也里卜花为百户。 第五节牙老瓦赤主持西域政务牙老瓦赤（ya1avanetbsp;？—1254）突厥语意为“使臣”1花剌子模人2。又音译作牙剌洼赤（《元朝秘史》）、牙鲁瓦赤（《圣武亲征录》）、雅老瓦实（马祖常《萨法礼氏碑铭》）、麻合没的滑剌西迷（《元史·太宗纪》）、牙剌瓦赤（《元史·宪宗纪》）。在成吉思汗西征前他已与蒙古建立联系曾率领成吉思汗商使前往花剌子模。 灭亡花剌子模后牙老瓦赤及其子麻忽向成吉思汗进言管理城镇事受到蒙古贵族的重用受命与蒙古达鲁花赤一起治理不花剌、撒麻耳干、玉龙杰赤、斡端、可失哈耳、鸭儿看、曲先塔林诸地。牙老瓦赤父子废除了抽丁、强制兵役及额外捐税尽全力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经济。太宗即位后命西域人以丁计出赋调由牙老瓦赤主持驻费尔干那地区东部重镇忽毡为蒙古国驻西域最高长官。1238年不花剌城郊的制筛匠塔剌必动起义失败后蒙古军准备依例屠城牙老瓦赤屡次向太宗奏报请求赦免使全城得以保全。牙老瓦赤采取各种措施吸引流散人口重归不花剌以加经济恢复的度。其子麻忽在城中设立经学院收罗回回学者在其中进行学术研究使不花剌重新成为西域回回文化的中心。 主持西域政务期间镇守回回之地宗王察合台为扩大自己的势力曾擅自做主把牙老瓦赤管下的阿姆河以北地区的一个州划为他人所有。牙老瓦赤得知后上报朝廷太宗为之震怒下诏要察合台陈明原委。察合台被迫认错太宗为缓和矛盾以把该州赐给察合台了结此案。但察合台不肯善罢甘休迁怒于牙老瓦赤召见并怒斥之。牙老瓦赤试图通过察合台的王傅汉人伐阇罗调解关系但不得要领。 中州断事官1241年牙老瓦赤调离西域其职守由麻忽继之管辖东至畏兀儿南至斡端、可失哈耳北至阿谅里、海押立西及撒麻耳干和不花剌的广大地区。牙老瓦赤至燕京与刘敏主管汉民公事。刘敏曾受太宗诏行事有司不得与闻。牙老瓦赤初自西域来素刚尚气习于专权不欲与刘敏共事唆使其属忙哥儿诬刘敏以流言。刘敏出太宗手诏示之牙老瓦赤的气焰才有所收敛。太宗闻此事后下令追查核定事实后牙老瓦赤被罢免职务。但不久复授以职执掌财货。与牙老瓦赤在一起的尚有西辽贵族忽都不丁。 西域商贾奥都剌合蛮以言利得幸于太宗扑买中原银课牙老瓦赤不满于此。太宗死乃马真后称制奥都剌合蛮益得宠牙老瓦赤平素与乃马真后及其女侍法蒂玛不和乃马真后下令拘捕之。牙老瓦赤被迫托庇于驻于河1危素《古鲁公墓志铭》提到畏兀儿人达儿床（按成为“麻”字之误）吉而的之祖父耶儿·脱忽邻（yartoghri1）曾仕于成吉思汗为雅剌风（按应为“瓦”字之讹）赤。换句话说为成吉思汗使臣。屠寄不解雅剌瓦赤的词义把这个畏兀儿家族视为牙剌瓦赤的后裔。见《蒙兀儿史记》卷四六。2马祖常《萨法礼氏碑铭》称牙老瓦赤为于阗人可能是因为元中期以后牙老瓦赤之子麻忽的后裔居于可失哈耳的缘故。 西的太宗之子阔端处其职务被奥都剌合蛮取代。乃马真后向阔端索要牙老瓦赤被拒绝。麻忽避祸于拔都处。定宗贵由即位后奥都剌合蛮奸利事被处死。1247年牙老瓦赤被重新起用掌燕京行省董理中原财赋为也可扎鲁火赤治事于燕。麻忽亦重掌西域政务。 1251年蒙哥夺得帝位牙老瓦赤参与组织大忽里台大会制蒙哥大宴殿帐。在会商处置窝阔台系宗王谋反事时牙老瓦赤以亦西刊达儿（iskandar）国王1东征时诸将不听调遣亦西刊达儿国王之师阿黎西他塔黎西（aristat1is）2劝国王诛杀心怀2念诸将代以顺从鹰犬之事要宪宗从严处置此议被采纳。宪宗调整蒙古国行政机构时牙老瓦赤请宪宗降旨是否仍允许使用先朝断事官旧印汉官赵璧乘机夺牙老瓦赤印信。宪宗决定留用牙老瓦赤与不只儿、斡鲁不、覩答儿等充燕京等处行尚书省事赛典赤、匿咎马丁佐之；以麻忽与讷怀、塔剌海充任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事。其父子职位权势均得保留。在宪宗召集的讨论改革西域赋税的会议上阿姆河等处行尚书省事阿儿浑提出向百姓征收的各种税太多百姓因此流散躲避减免赋税宜按原牙老瓦赤所定忽卜出儿税办法征收不得额外摊派。此议为宪宗采纳下诏实行。1252年牙老瓦赤与不只儿“总天下财赋于燕”时“视事一日杀二十八人”刑法无常受忽必烈斥责。回历阴历652年3月（1254年4月21日—5月2o日）牙老瓦赤逝于燕京。 后裔事迹中统年战乱中麻忽依附于阿里不哥。阿里不哥势穷后转附阿鲁忽。至元初年阿姆河以北地区及忽阐河以东草原形成察合台、窝阔台、钦察三汗国分立的局面麻忽所属原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作为管理当地成吉思汗家族公产的统治机构被保留下来。1269年塔剌思忽里台大会后三汗国诸王一致确认阿姆河以北地区的赋税仍由麻忽负责诸王不得干预。127o年察合台兀鲁思汗八剌计划入侵伊利汗国呼罗珊地区命麻忽以清查伊利汗国帐册为由至波斯探查伊利汗国道路、军队情况。麻忽为防止意外沿途以金钱收买驿站人员。事毕后迅东归逃脱伊利汗国的追捕。至元初年察合台、窝阔台、伊利三汗国在阿姆河以北地区的反复争夺使当地遭到严重破坏此地最终为海都控制。麻忽竭力展贸易促使银币流通使经济逐渐恢复。麻忽回历阴历688年1o月（1289年1o月18日—11月15日）逝于不花剌葬于他所设立之经学院内。其子阿布·别克儿奉海都命承任父职称麻忽第二。1298年中去世后海都命其弟撒的迷失继位称麻忽第三。撒的迷失逝于13o3年海都子察八儿命麻忽另一子法合鲁·木勒克温于可失哈耳继立称麻忽第四。 牙老瓦赤另一子名阿里别随父入汉地。至元元年至至元三年为中书右丞次年为参知政事随同忽必烈南征为副都元帅进兵淮东。至元十二年（1275）破淮安、扬州诸地。江南平定后为江淮行省平章因不附权臣阿合马以擅命官八百员置左右司官铸银铜印违命不散防守军擅支官粮等罪名被诛杀。阿里别之子牙忽伯与哈剌鲁人也罕的斤同仕于云南。 1即希腊马其顿亚历山大名见《回回药方》。 2即希腊著名学者亚里斯多德名见《回回药方》。 第六章严实董俊张柔史天泽李璮汪世显第一节严实（附严忠济、严忠范） 严实（1182—124o）字武叔金末泰安长清（今属山东）人。幼时警悟略知诗书。成年后志气豪放喜交结好施与屡次因事入狱被“侠少辈”拚死救出。 在金衰蒙兴的乱世在蒙古、金、宋争夺山东的三角斗争中严实显露了他的军事才能而且表现出他善于随机应变的性格从而保存和展自己的实力。 1213年蒙古军队攻掠山东后北归金东平行台调民为兵任他为百夫长。第二年他击败灵岩张汝楫军的进攻升任长清尉。1218年六月权长清令。八月宋军攻取益都乘胜西进严实外出督租还时长清失陷不久即被收复。金行台听信谮言疑严实与宋人有谋以兵围长清。严实携家避于青崖崮宋于是授他为济南治中。严实乘机分兵四出略地太行以东均受其节制。122o年三月金河南军攻彰德（即相州今河南安阳）宋守将单仲求救益都逗留不行严实往救不及单仲被擒。经历此战后严实知宋不足凭恃。八月初金山东招抚高居实遣人招严实严实未予理会。这年秋天严实谒木华黎于军门献出所部彰德、大名、磁、洺、恩、博、滑、濬等州三十万户。木华黎承制任他为山东西路行尚书省事。接着他攻下曹州（今山东荷泽）、濮州（今山东鄄城北）、单州（今山东单县）。但其留镇青崖的偏将李信有罪惧诛叛降于宋杀害其兄与夫人杜氏。1221年他收复青崖擒诛李信；并进而攻占东平与石硅分而据之。1222年宋将彭义斌说青崖晁海叛掠严实家人又率军西下与严实盘旋。1225年四月彭义斌进围东平严实久等蒙古孛里海军不至遂与彭氏连和。彭严结拜为兄弟共攻河北但严实家眷被彭义斌留在东平。七月彭义斌下真定道西山与孛里海等军对阵严实乘机又与孛里海军配合大败宋军擒获彭氏；在此反复中严实留在东平的家眷也全遭彭氏部将杀戮。不久他又收复了先前丢失的州县。冬天蒙古主将带孙攻取彰德第二年攻取濮州、东平；1227年带孙、孛鲁攻取益都收降李全。在蒙古加紧经略山东的过程中严实都大力配合立有功劳；同时劝阻带孙等在彰德、濮州等地屠城使数万百姓免遭杀戮并约束部将毋敢妄行杀掠。从此严实成为蒙古治下集军民财权于一身的大的汉人世侯之一“有全魏有十分齐之三鲁之九”1。在1229年蒙古建汉军三万户以后他作为一个千户隶于史天泽万户麾下。 123o年四月严实朝见窝阔台大汗。窝阔台赐宴终日赐金虎符称他为“真福人也”。当时耶律楚材已向大汗条陈十八件事建议遏止世侯势力州县官吏必须奉汗命才可以征科差并定下诸路课税。但不久近臣别迭等主张将中原变为牧场楚材力言不可。这年十一月蒙古置十路征收课税使以张瑜、王锐使东平。严实对楚材此举颇为不满但后来听从幕僚宋子贞的劝告支持了这项财权上的变动基本上交出了征收赋税的权力使境内人户的赋税负担得以减轻。 1元好问：《东平行台元公神道碑》《遗山先生文集》卷二六。 1232年正月三峰山战役后蒙古增置汉军四万户授严实为东平路行军万户下属八个千户。增置汉军四万户是为了加灭金东平军队也参加了围攻归德等战斗但未立大功；同时严实则可能因年老而在灭金战争中事迹不显。 在灭金以后1236年窝阔台命怯烈台率领一支探马赤军镇守东平。同年蒙古在中原完成户籍的括编在此基础上制订赋税定额施行划境之制。当时投下势力与邻近世侯都企图乘机侵占严实地域因其部属王玉汝、齐荣显等力争而得以保住二十余城。1237年九月窝阔台诏令严实不再参与征伐。1238年蒙古勋贵企图在东平“裂土析民”也因王玉汝在窝阔台面前力争而得以避免。 严实及其后继者在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力图维持封建统治。为此他“辟田野完保聚”“以劝耕稼以丰委积”1236年以后进一步“贷逋赋以宽流亡假闲田以业单贫”1。也为此他开设幕府延纳流落在各地的士大夫。“东平严公喜接寒素士有不远千里来见者”2。在东平严氏幕府中著名的人物有张特立、康晔、刘肃、宋子贞、商挺、王磐、李旭、徐世隆等他们后来多半成为忽必烈时代的名臣。一代名士元好问也常去东平与严氏父子及其幕僚交往频繁。在蒙古灭金以后严实还率先开办东平府学兴学养士以元好问、王磐、康晔等为师受业者多至数百人其中孟祺、阎复、李谦、徐琰（此四人号称“四杰”）、夹谷之奇、李之绍、申屠致远和曹伯启等后来也成为大儒名臣。东平当时也是保存和恢复儒家礼乐的中心。 124o年严实病卒其子严忠济袭职。中统二年（1261）追封为鲁国公谥开惠。子七人名忠贞、忠济、忠嗣、忠范、忠杰、忠裕、忠祜。严忠济袭东平路行军万户、管民长官后“开府布政一法其父。养老尊贤治为诸道第一。领兵略地淮、汉偏裨部曲戮力用命”（《元史·严实传》）。他起初统领十七千户1255年奉命在山东括编新军二万余其弟忠嗣、忠范为万户。1259年从忽必烈征宋建功。126o年五月忽必烈听取姚枢“建监司以治诸侯”的建议立十路宣抚司即以姚枢为东平路宣抚使。当时。“诸侯惟严忠济为强横难制”姚枢到东平路后“置劝农、检察二人以监之”1。这年六月即诏严忠济等精兵一万五千人赴开平。1261年五月“诏罢东平路管民总管兼行军万户严忠济仍敕式戒诸路官寮无是效焉”2。六月以严忠范接任此职。在平定李璮之变时严忠范从征立功并与史天泽一起在军前擅杀李璮。接着忽必烈削夺世侯权力严忠嗣于1263年罢官家居。1265年二月严忠范被调至中枢任兵刑部尚书。这年闰五月以平章政事廉希宪行省事于东平、济南、益都、淄莱等路严氏在东平一带的地方的实权终于全被削夺。到了年底严忠范的尚书一职也被免去。 1元好问：《东平行台严公神道碑》、《东平行台严公祠堂碑铭》《遗山先生文集》卷二六。2苏天爵：《曹文贞公祠堂碑铭（有序）》《滋溪文稿》卷十。 1姚燧：《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元文类》卷六o。 2王恽：《中堂事记》中《秋涧集》卷八一。 第二节董俊（附董文炳、董文用、董文忠） 董俊董俊（1186—1233）字用章金真定藁城（今属河北）人。少年时种田成年后浏览书史擅长骑射。蒙古代金后河北大乱藁城令立靶募兵董俊挽强弓一中的受募领兵。1215年木华黎帅兵南下他率军投降此后成为一位著名的世侯。 竒_書_網 _Ｗ_w_w_._q ǐ_Ｓ_u_Ｗ_α_Ｎ_Ｇ_._Ｃ_ò_Ｍ 1219年董俊升任中山府（治今河北定县）事佩金虎符。他与金真定守将武仙对峙在曲阳大败武仙。122o年八月武仙穷蹙而降。木华黎授董俊龙虎上将军、行元帅府事驻藁城不久升左副元帅其部众号为匡。他曾对木华黎进言：“武仙黠不可测请加以防备。”1225年二月武仙果然杀史天倪反叛蒙古再投金朝。一时间藁城近旁州县大多改变旗帜董俊“险夷一节”1孤军坚守后更拥护史天泽为主帅攻克真定帮助史天泽稳定了河北局势。1232年他参与围攻汴京之役。1233年金帝逃奔归德他又追击围攻死于战阵。 董俊去世时已为蒙古立下汗马功劳。临阵作战他总是身先士卒勇气慑众；且器度弘远善战而不妄杀南下伐金时收归为奴者都纵放为民。作为汉人世侯他不是势大权重者但以忠孝著称当世。攻克汴京时他将儒士侍其轴延归藁城教授诸子。他曾说：“射百日事耳；《诗》、《书》非积学不通。”（《元史·董俊传》）子有九人：文炳、文蔚、文用、文直、文毅、文振、文进、文忠、文义。文炳、文用与文忠事功亦显。董文炳董文炳（1217—1278）字彦明董俊的长子。十六岁时丧父少年老成。1235年以父荫任藁城令虽年纪尚轻但明于听断以恩济威为属下折服。当时正值括编户籍凡敢隐实者诛籍没其家他竟使民聚口而居减少户数减轻了赋役负担。不久因抵制府官索求无厌弃官而去。 1253年秋董文炳率部下四十六人赶赴大理从征备尝艰辛受到忽必烈的表彰。从此追随忽必烈“有任使皆称旨由是日亲贵用事”（《元史·董文炳传》）。1259年随忽必烈中路军伐宋他率弟文用、文忠及敢死士兵在阳逻堡抢渡长江。126o年忽必烈即位他受命宣慰燕南诸道第二年擢任山东东路宣抚使。忽必烈组建侍卫亲军他被任命为侍卫亲军都指挥使佩金虎符。1262年参与平定李璮之乱围困济南时招得李璮爱将田都统缒城投降；接着任山东东路经略率亲军靖平山东乱局。后来忽必烈剥夺世侯权力唯董氏不予触动。 至元三年（1266）董文炳代史氏两万户为邓州光化行军万户、河南等路统军副使奏准始颁将校俸钱。七年改任山东路统军副使。九年迁枢密院判官行院事于淮西筑正阳两城（今安徽颍上东南、霍丘东北）夹淮相望作捣宋腹心之势。十年拜参知政事。这年元军大举伐宋他先在正阳挡住宋将夏贵的猛攻九月自正阳南下安庆（治今安徽潜山）。十一1李冶：《董俊神道碑》《畿辅通志》卷一七一。 年正月他与伯颜在安庆会师迫使宋守将范文虎归降又随大军顺江而下攻克当涂、采石。在十二年（1275）三月打下建康（今江苏南京）后他进驻镇江。在镇江战役中他又大败张世杰、孙虎臣的水军获战船七百艘宋军力从此穷蹙。 这年十月元军分三路进趋临安（今浙江杭州）董文炳居于左路。他下江阴（今属江苏）招张暄顺江出海进取澉浦第二年（1276）正月已占有盐官（今属浙江）。这时伯颜中军已抵临安城北张世杰企图使宋帝逃往海上但董文炳军绕出临安城南堵住了宋帝的入海之路。不久宋帝赵遣使上表投降。二月董文炳等人进入临安城“罢宋官府散其诸军封库藏收礼乐器及诸图籍取皇帝诸玺符上之丞相”1。三月伯颜班师诏令董文炳留守治事他使李璮将宋史及注记五千余册北送国史院。伯颜奏称平宋时怀徕安集之功董文炳居多。七月以董文炳为中书左丞。这时他与阿剌罕经略浙、闽并恪遵敕令“所过禁士马无敢履田麦”2一路攻取台州、温州、漳州、泉州、建宁、邵武等地。泉州蒲寿庚降他以蒲氏素主市舶宜重其事权解所佩金虎符相予。此事虽有专擅之罪但事后忽必烈不仅免予追究而且再赐他金虎符。 十四年忽必烈在上都召见董文炳派他到大都视事“中书省、枢密院事无大小咨即而行”3。董文炳留其子士选在上都宿卫本人即赴大都但不到中书省办公唯以平素威望抑制阿合马的专权用事。他说：“主上所托者在根本之重非文移之细。且吾少徇则济奸不徇则致谗谗行则身危而深失付托本意。吾是以预其大政而略其细务也。”4十五年夏董文炳已有病但仍加任佥书枢密院事。不久他病笃而卒。后赠平章政事谥忠献。子士元、士选均有事功。 董文用董文用（1224—1297）字彦材董俊第二子。十岁时父死由长兄文炳教育成人。藁城为庄圣太后唆鲁禾帖尼汤沐邑125o年董文用谒见太后于和林后入忽必烈藩邸主管文书“讲说帐中常见许重”（《元史·董文用传》）。 1253年董文用与其弟文忠从忽必烈征大理。1257年受命授皇子读经并召遗老窦默、姚枢、李俊民、李治、魏璠等于四方。1259年随忽必烈伐宋有功。 126o年忽必烈即位后董文用历任左右司郎中、兵部郎中与西夏中兴等路行省郎中。他主持开挖唐来、汉延、秦家等渠垦辟中兴、西凉、甘、肃、瓜、沙等州大片水田招徕四五万户授田种颁农具。当时宗王只必铁木儿属下在地方上需索无算凌暴官府他不畏权贵加以遏止。 至元八年（1271）忽必烈设立司农司董文用受命为山东东西道巡行劝农使他走遍山东各地劝农“五年之间政绩为天下劝农使之最”（《元史·董文用传》）。十二年（1275）丞相安童奏任他为工部侍郎以代阿1元明善：《藁城董氏家传》《元文类》卷七o。 2元明善：《藁城董氏家传》《元文类》卷七o。 3元明善：《藁城董氏家传》《元文类》卷七o。 合马私人纥石里。安童遭谗被派往西北边境他也受到诬陷但忽必烈不予理问。十三年出任为卫辉路总管佩金虎符。适逢灭宋后所得图籍、金玉、财帛等北运繁忙他会集旁郡立驿置法使运事不废又不伤民力。十六年免官归乡闲居读书赋诗。 至元十九年（1282）阿合马被杀后朝廷选用旧臣董文用受召为兵部尚书从此与闻大事。依照他的建议整顿了按察司机构。转任礼部尚书迁任翰林、集贤二院学士知秘书监。当时中书右丞卢世荣专权以聚敛为功无人敢言。董文用当面责问：“牧羊者岁尝两剪其毛今牧人日剪其毛而献之则主者因悦其得毛之多矣然而羊无以避寒热即死且尽毛又可得哉！民财亦有限取之以时犹惧其伤残也。今尽刻剥无遗犹有百姓乎！”（《元史·董文用传》）卢世荣竟不能对。 二十二年（1285）他受命出任江淮行中书省参知政事在杭州推迟修建佛塔以纾民困。第二年他为保养民力谏止用兵日本。二十五年改任御史中丞举用贤能之士胡祗遹、王恽、雷膺、荆幼纪、许楫、孔从道等十余人为按察使徐琰、魏初为行台中丞。当时桑哥专权他独不阿附且向忽必烈具奏桑哥奸状。后又迁任大司农、翰林学士承旨。二十七年受命为皇孙授经。三十一年（1294）忽必烈去世时亲信的汉人旧臣惟有董文用尚存。成宗铁穆耳即位后常召他入帐中问事升为资德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 大德元年（1297）董文用卒后封赵国公谥忠穆。 董文忠董文忠（123o—1281）字彦诚董俊第八子。1252年他入侍忽必烈潜邸次年从征云南。1259年从忽必烈伐宋渡长江围鄂州。126o年忽必烈即位后置符宝局董文忠受命为郎自此随事献纳备受亲信。忽必烈称他为董八而不呼其名。 至元二年（1265）安童为中书右丞相言事忤旨董文忠代为解释而得到允可。八年侍讲学士徒单公履欲奏行科举忽必烈召人廷议董文忠称诗赋无益于治国科举乃亡国余习阻止此事。十一年（1274）伐宋民困供馈他奏免常岁横征。后又请罢官卖农具之税。有诏盗者杀无赦他奏请当分罪之轻重不可一概处死。忽必烈怒杀罪犯他又敢奏请覆实辩诬平刑。阿合马柄政大立亲党他奏请召还廉希宪为相。十六年更奏请军国之事先启真金太子而后奏闻使太子负责视事。礼部尚书谢昌元请立门下省廷臣奏以董文忠为侍中阿合马称不可使“盗诈之臣”居其间意指文忠文忠忿加辩斥“且攻其害国之奸”（《元史·董文忠传》）。 至元十八年（1281）升典瑞局为监、郎为卿仍以董文忠任其职并佥书枢密院事。“留居大都凡宫苑、城门、直舍、徼道、环卫、营屯、禁兵、太府、少府、军器、尚乘诸监皆领焉”（《元史·董文忠传》）。原隶中书省的兵马司也改由董文忠掌管阿合马屡请夺还不能得逞。忽必烈对他极为信任曾对皇太子说：“竭诚许国能于大事多所建明者惟董文忠为然。”1此年冬十月病卒后封寿国公谥忠贞。 1《枢密董文献公》《元朝名臣事略》卷十四。 第三节张柔张柔（119o—1268）字德刚金末元初易州定兴（今河北徐水北）人世代务农。“少倜傥不羁读书略通大义工骑射尚气节喜游侠”（《元史·张柔传》）。1211年蒙古代金后特别是1214年五月金帝自中都（今北京）南迁汴京（今河南开封）后河北在战乱中盗寇蜂起张柔聚族党数千家结集在西山东流寨选壮士进行自卫从此形成一股远近闻名的地方势力。 金朝为了抵御蒙古竭力笼络河北地方武装。金中都经略使苗道润先授张柔为定兴令后升他为清州防御使后又遥领永定军节度使又兼雄州管内观察使权元帅左都监行元帅府事。1218年六月苗道润为贾瑀所杀张柔檄召苗氏部曲于易州军市川集会决意复仇得到拥戴。金廷闻知即任张柔为中都留守兼大兴府尹、本路经略使行元帅事。 正当张柔集绪军队讨伐贾瑀时蒙古大军已进入紫荆关。八月张柔率军迎战于狼牙岭马蹶被执遂以众降仍受任旧职。接着张柔作为蒙古的部将攻下易州（今河北易县）、安州（今河北安新西南）、保州（今河北保定）、雄州（今河北雄县）。贾瑀盘踞孔山抵抗因往山下汲水之道被切断终于投降张柔遂剖贾瑀之心以祭苗道润。 这年冬天张柔徙治满城。金真定帅武仙会兵数万来攻张柔大军不在帐下仅数百人竟以老弱妇女登城虚张声势亲率壮士出敌后大破攻城金军并乘胜攻克完州（今河北完县）。第二年（1219）春天张柔进而攻拔祁州（今河北安国）、曲阳和定州（今河北定县）。攻打定州时张柔与武仙之将葛铁枪战于新乐（今河北新乐东北）。他临阵颔中流矢击落二齿仍拔矢而奋战获胜。武仙遣藁城令刘成进攻张柔生擒刘成而后释放。武仙又会兵攻满城张柔亲自登城拒战再中流矢但仍带伤击败攻城敌军。到这年八月张柔再次大举进攻控制了深冀以北、真定以东三十余城以及许多山寨于是“威名震河朔”1。在满城张柔“定列数条劝民修治耒耜树艺桑麻”2恢复了这里的农业生产将这里建成自己的可靠地盘。在他的治下数千驱口被释为良民。 正是凭借了史天倪和张柔在河北的军力和地盘木华黎才在122o年经略河北西路时迫使金真定守将武仙宣布投降。武仙投降以后木华黎以史天倪为河北西路兵马都元帅行府事武仙为副。此后张柔当仍返驻满城在1221年曾出兵攻克中都南面的固安和信安（今河北霸县东）。在以后木华黎继续经略山东与陕西的军事行动中张柔似未在军前效力。《元史》本传称他“加荣禄大夫、河北东西等路都元帅”似未必有据不见于其他载录。但传文称燕帅孱赤台与张柔不和陷害张柔使中都行台“幽之土室”险遭杀害可知他一度颇不得志甚至处境危险。 1225年二月真定武仙杀史天倪反叛史天泽求援张柔才出兵战败武仙。以后他又分遣部将攻略彰德（即相州治今河南安阳）以及大名府路、山东西路一些地方这些军事行动都是在带孙和孛鲁的统率下进行的。蒙古在这年十二月授他为行军千户、保州等处都元帅。1226年他出兵从孛鲁攻1王鹗：《张柔墓志》《元朝名臣事略》卷六《万户张忠武王》引。 2王磐：《张柔神道碑》《畿辅通志》卷一六八。 益都迫使李全投降。 1227年春张柔以满城地窄不能容众移镇保州。保州在战乱中已荒废十几年“柔为之画市井定民居置官廨引泉入城疏通沟渠以泻卑湿通商惠工遂致殷富；迁庙学于城东南增其旧制”（《元史·张柔传》）。使保州重建成燕南一大都会。他自己也成为燕南的著名汉人世侯领治城镇三十有余、军队数万、民户十万。在治理地方时他信用儒士毛居节、贾辅等人颇获实绩。 1232年张柔参加伐金升任汉军万户。张柔对部众说：“吾用兵杀人多矣宁无冤者。自今以往非与敌战誓不杀也。”围攻汴京张柔军在城西北金兵屡出接战他横戈单骑陷阵所向披靡。当金帝渡河企图进围卫州时张柔等在沤麻冈（长垣西北）击败金兵迫使金帝返回黄河以南。1233年正月金帝奔归德（今河南商丘）崔立以汴京降张柔入城于金帛一无所取唯独进入史馆取走《金实录》并秘府图书并访求耆德及燕赵故族十余人卫送北归。接着他参与进攻归德金帝又奔蔡州（今河南汝南）。攻破蔡州城时他的军队率先攻入。在蔡州他俘获状元王鹗即解其缚待以宾礼。亡金士大夫投奔到他门下的也有一批。后来王鹗以及郝经、乐夔、敬铉等士子成为张柔幕府中的著名人物。王鹗教授张柔儿子读书达九年之久。一代名士元好问也与张柔有密切交往。 金亡后张柔入朝窝阔台大汗表彰了他的战功1授以金虎符。1235年春蒙古大举伐宋兵分中、东、西三路南下。这年十月窝阔台第三子阔出（又作曲出）所领中路军攻下枣阳时张柔夺外城并绕出敌后立功。接着他从太赤攻徐州与邳州（治今江苏邳县南）立功。1237至1238年间他参加了曹武（在今湖北京山东）之役、光州（今河南潢川）之役、黄州、（今湖北黄冈）之役与滁州（今安徽滁县）之役均有战绩。攻拔滁州时飞石中其鼻张柔裹疮复战率精锐先登。这时张柔主力军实际上是按照蒙古大军东略淮南的行动而转移到了东路。与此同时他的部将何伯祥率军在德安（今湖北安6）、郢州（今湖北钟祥）、复州（今湖北天门）以及沿江上下作战。但是这时蒙古代宋之举目标有限只是摧毁宋的地方行政机构掠夺居民和财物主要是一种惩罚性的军事行动有的地方攻占以后又被宋军夺了回去。 1239年张柔奉命以本官节制河南诸翼兵马征行事河南三十余城均属他管辖。在此后近二十年间他为蒙古守卫河南南部与安徽西北部的防线并不时出击威胁宋军。124o年诏令张柔等八万户伐宋攻占寿州（今安徽凤台）。1241年保州升为顺天府但张柔率军驻于杞县（今河南杞县之南）。124o至1242年间张柔不止一次从淮河中游渡河进略安丰（今安徽寿春）、和州（今安徽和县）、滁州、扬州等地迫使南宋竭力加强战略要地安丰的守备。1244年宋军收复寿州但第二年又被察罕与张柔的军队夺回。攻下寿州后张柔欲留兵守城察罕不从。在泗州（在今江苏盱眙隔淮河之北）战胜宋军后其部下夹谷显祖得罪反诬张柔一度被执留北方但得到大臣们的辩白保护而度过危难。此后张柔仍驻杞县不断进扰淮西与淮东一些州县对南宋的东线构成威胁。 1史文有载张柔此时升军民万户但时间上或有差误参见黄时鉴：《关于汉军万户设置的若干问题》《元史论丛》第2辑。 1251年蒙哥即汗位后张柔仍为军民万户。1254年他奉命移镇亳州（今安徽亳县）。亳州四面皆水他在这里“葺民居建府第城壁悉甃以甓又为桥梁以通归德人民坌集商旅舟车往来如承平时”1。他还在这里修复孔子庙设学授徒。 1259年蒙古大举伐宋张柔列于中军从忽必烈渡江进攻鄂州（今湖北武昌）。这年十一月忽必烈得知蒙哥死讯后北还命他总领蒙古汉军在白鹿矶建城以为久驻之计并遣将掠地千里南至潭州（今湖南长沙）。在这次伐宋战事中他的部将张果、王仲仁列于西路军随蒙哥征蜀；王安国、胡进、田伯荣、宋演从宗王塔察儿攻荆山。 126o年忽必烈即汗位张柔奉诏班师。张柔至上都朝贺时正值廷议削汉人世侯之权诸世侯请他出面阻拦但他上言表示对于世侯“请选老成之人监之便”1遂有十路宣抚使的设立。阿里不哥争位忽必烈北征诏张柔入卫至于庐朐河（今蒙古克鲁伦河）上后分其兵三千五百守卫京师以其子弘庆为质。1261年张柔以《金实录》献于朝廷并请致仕诏封他为安肃公命其第八子张弘略袭职。但1262年忽必烈讨伐李璮之变时仍召张柔与弘略率军出征。李璮求救于宋将夏贵夏贵从蕲州（今湖北蕲春）北上渡过淮河中游推进到亳州、徐州、邳州一带张弘略率军将他击退。参与李璮之变的王文统被忽必烈处死张柔是竭力支持的。李璮在济南被捕杀张柔也参与其事。李璮之变平定后忽必烈追问当时与李璮通信者现唯独张弘略的书信都以忠义相劝。忽必烈削世侯权时张弘略被解除军职但仍领兵宿卫京师。 至元三年（1266）加张柔荣禄大夫判行工部事主持大都的城建张弘略也佐其父为筑宫城总管。四年张柔进封蔡国公第二年去世。在元初汉人勋臣中张柔与史天泽一样都被称为“拔都”（英雄）。据载后来忽必烈曾说：“史徒以筹议不如张氏百战之立功也。”2后赠太师谥武康。延祐五年（1318）加封汝南王谥忠武。 张柔有子十一人除上面提到的张弘略外张弘范事功最显另有传。 1王鹗：《张柔墓志》《元朝名臣事略》卷六《万户张忠武王》引。 1屠寄：《蒙兀儿史记》卷五一《张柔传》。 2虞集：《淮阳献武王庙堂之碑》《道园学古录》卷十四。 第四节史天泽史天泽（12o2—1275）字润甫燕京永清（今属河北）人。其曾祖史伦因筑室土得金而有财逢金季乱世建家塾招学者纳豪士济艰困以侠义著称在河北诸郡组织清乐社四十余个每社近千人成为地方上一大豪强。其祖父史成硅、父亲史秉直均继承家业家风。1213年木华黎征伐河北、山东时史秉直率数千人到涿州（今河北涿县）降附。木华黎命史秉直管领降人家属驻屯在霸州（今河北霸县）任其长子史天倪为千户三子史天泽为帐前总领。史秉直又招附十余万家迁于北方；1214年从木华黎攻北京（今辽宁宁城西北）克之授北京“行尚书六部事”（按：即管领政务的官员）此后遂移家于北京1。史天倪在清乐社成员中选壮勇万人为义兵号清乐军以从兄史天祥为先锋。在木华黎麾下史氏一家屡建战功。 122o年木华黎在占有河东多数地方后折而经略河北西路金真定经略使武仙归降。木华黎以史天倪为河北西路兵马都元帅行府事武仙副之。史天倪劝木华黎禁止剽掠致使河北金将士归降者增多。1221至1224年间史天倪转战于河北、山东与山西各地。1225年武仙的党羽据西山腰水、铁壁二寨叛史天倪将叛军剿杀。武仙谋作乱设宴邀天倪而杀之。事变生时史天泽正护送母亲北归。府僚追到燕京告变史天泽即南还行抵满城招集到许多士马。孛鲁得到事变消息后命史天泽袭兄职为都元帅并派笑乃■将蒙古军三千赴援。 史天泽与笑乃■合势进攻卢奴。武仙骁将葛铁枪拥众万人拒战史天泽奋战败之生擒葛铁枪。接着史天泽连下中山（今河北定县）、无极（今河北无极）、赵州（即沃州治今河北赵县）等地并于当年六月收复真定。不久宋大名总管彭义斌与武仙联合谋取真定仍未成功；史天泽且斩杀彭义斌勇名大振。彭义斌亡南宋从此尽失河朔。数月后武仙潜结内应夜里斩关入城史天泽东奔藁城求得董俊援兵且笑乃■军也赶到旋即收复。笑乃■欲杀叛人史天泽说：“他们都是被胁迫而为并无该杀之罪。”在他的劝说之下全予释放。接着史天泽攻克武仙盘踞的西山抱犊等寨武仙遁去。史军南下进克相州（治今河南安阳）、卫州（治今河南汲县）。史天泽以真定为中心任用原金朝治下的儒士和官员缮城壁修武备招集流散存恤穷困几年之间颇有治绩。他在这里成为一大汉人世侯。 1229年窝阔台即大汗位朝议设立三大元帅分统汉军遂立三万户任史天泽为真定、河间、大名、东平、济南五路万户。123o年冬武仙复屯兵于卫州史天泽围而攻之金将完颜合达率十万军来援仍无济于事武仙逃逸卫州收复。而后天泽受命在东线削弱金的防守力量。1232年春窝阔台由白坡渡河诏史天泽出兵河南相会兵至三峰山之战已获大捷遂奉命略地汴京以东招降睢州（今睢县）、泰康（今太康）、柘城、瓦岗等地。1233年正月金帝自汴京出奔先渡河而北至黄龙岗令完颜白撒西袭新乡、卫州史天泽率轻骑进援获胜。金帝乘船东下进入归德（今商丘）。撒吉思不花不听史天泽劝告在睢阳背水而营全军覆没。金帝再逃入蔡州（今汝南）蒙古各路军队会集进攻史天泽在北路结筏潜渡汝水血战立功。1《史秉直神道碑》《乾隆永清县志》所收《永清文献》。 蔡州城破金帝自缢而死。 金亡后史天泽回到真定。当时赋税苛重尤其是为了交纳赋税借贷西域商人的债银一年以本加倍算利以后每年连息加倍计算称为“羊羔利”。史天泽奏请官偿一本息而止得到中书令耶律楚材的支持且普遍推行。1238至1239年间真定一带遇到蝗灾百姓又借债贡赋积至银一万三千余锭史天泽倾其家资其属下官吏也争相效法代偿债银。他又奏请以中户为军户上下户为民户按贫富定赋额获准后布告诸路为定制。真定达鲁花赤忙哥撒儿率领的数万蒙古军散处各地蹂躏庄稼史天泽也奏准使蒙古军徙居岭北保护了农耕生产。 灭金以后史天泽继续参加蒙古代宋的战事。1235年从皇子曲出攻枣阳（今属湖北枣阳）他先登力战而克。继攻襄阳（今湖北襄樊）他驱二舟勇士直捣峭石滩破宋守军犄角之势。1237年冬他从宗王口温不花围攻光州（今河南潢川）连破其外城、子城；再攻复州（今湖北天门）请督四十勇士攻破宋舟三千连成的“栅”敌惧而降。又攻寿春（今安徽寿县）史天泽独当一面击败夜出斫营的宋兵乘势连下滁州（今安徽滁县）、盱眙（今属盱眙）和宝应（今属江苏）等淮东州县。这些征战“虽会诸道兵共事其伐谋制胜敌忾树功未尝不在群帅之右”1。1241年史天泽引侄史楫见窝阔台因原系奉诏承袭兄天倪之职请解职还授与楫窝阔台嘉其让官别任史楫为真定兵马都总管。 1252年春史天泽入觐蒙哥大汗受赐卫州五城为分邑。当时“汉地不治”地方官的暴虐苛重的征派使许多地方再次生人口流散、土地荒芜的现象。在邢州（治今河北邢台）、京兆以及最后从金国夺取的河南这些情况尤其严重。忽必烈受命主持漠南汉地军国重事即以史天泽为河南经略使。史天泽到任后“选贤才居幕府以清其源；置提领布郡县以察奸弊。均赋税以苏疲困更钞法以通有无设行仓以给军饷人始免攘夺矣。立边城以遏寇冲民皆得以保全矣。诛奸恶以肃官吏立屯田保甲以实边鄙。利则兴之害则去之不一二年而河南大治”1。又以侄史权、史枢戍唐州、邓州屯田逼宋襄、樊。1257年蒙哥对忽必烈产生猜忌派阿兰答儿、刘太平等到陕西、河南钩考钱谷。阿兰答儿对河南官员罗织罪名但史天泽以勋旧而独见优容史天泽说：“我是经略使是非功罪理当我责今舍我而罪余人心何能安。”于是许多人得到开释。 1258年史天泽从蒙哥伐宋攻入西蜀。第二年夏兵围合州（今四川合川）的钓鱼山攻而不下。宋将吕文德挥船千余溯嘉陵江而上蒙古军迎战于三槽山（在今合川县南）西不利。史天泽奉命抵御分军为两翼跨江注射亲率舟师顺流纵击夺宋舰百余艘三战三捷追至重庆而还。七月蒙哥在前线受伤后去世史天泽和群臣奉灵柩北还。 中统元年（126o）忽必烈即帝位召史天泽问以治国安民之术。 史天泽上疏建议“立省部以正纪纲设监司以督诸路霈恩泽以安反侧退贪残以任贤能颁奉秩以养廉禁贿赂以防奸庶能上下丕应内外休息”（《元史·史天泽传》）。忽必烈命他到长江中游撤回军队事毕授他为河南宣抚使不久兼江淮诸翼军马经略使。 1苏天爵：《丞相史忠武王》《元朝名臣事略》卷七。 1苏天爵：《丞相史忠武王》《元朝名臣事略》卷七。 中统二年五月他受任为中书右丞相遂将先前所说治国安民之术次第施行。他主持中书省定省规十条使政务运作井然有序。1252年括户百万有余此时诸色占役者已过大半他奏准悉予罢除。税粮和科差他坚持以统一的标准征派。他在大臣们中间协调弥合挥各人的作用自称“天泽武臣何克负荷。但物务未安者老夫通译其间为诸君条达耳。相则何敢当。”认为自己只是充当诸宰臣与皇帝间通译（用蒙古语上传下达）的角色1。他善于“体时顺势通变制宜”使汉法在特殊的条件下得以推行。论者以为“中统至元初治”的出现史天泽出力甚多。 这年九月史天泽扈从忽必烈北征阿里不哥十一月在昔木土脑儿地方大败阿里不哥。 中统三年二月山东李璮动变乱从益都率军进据济南。忽必烈先命宗王哈必赤总督诸军南向讨伐；四月增派史天泽专征诸将皆受节度。史天泽到达济南对哈必赤说：“李璮诡计多端又有精兵不宜与他硬拚应当长期围困。”于是指挥各路将士开河筑环城将李璮困在济南。七月时济南城中粮绝军心溃散出降李璮投大明湖自尽未遂而被俘。史天泽、张柔、严忠济等立即将李璮在军前处死。接着大军东行益都闻风而降。李璮之变生后有人究其原因以为汉人世侯之权太重。史天泽于是奏称：“兵民之权不可并于一门行之请自臣家始。”这年十二月忽必烈在各路实行军民分职史氏子侄解除兵权者达十七人。不久其右丞相之职也被免去。 至元三年（1266）二月忽必烈以史天泽为枢密副使。四年六月复以史天泽为中书左丞相。五年九月仍以史天泽为枢密副使。六年诏命史天泽与驸马忽剌出主持进攻襄阳军务第二年因病回燕京。至八年正月史天泽告老未获允准；五月受任为平章军国重事特许仅预问大事。 至元十年二月宋吕文焕以襄阳降元；四月忽必烈决定大举代宋。十一年三月诏改荆湖枢密院为行中书省伯颜、史天泽并为左丞相率大军自襄阳水6并进。史天泽行至郑州（治今钟祥）遇疾返还襄阳随即又回到真定。忽必烈遣其子史杠与御医驰视史天泽临死奏言：“但愿天兵渡江慎勿杀掠。”死后元世祖诏赠太尉谥忠武。后累赠太师进封镇阳王立庙。 史天泽及其家族是蒙元初期河北最大的一支地方势力汉地世侯的要代表为巩固和展蒙古贵族在中原的统治立了大功。他是忽必烈推行汉法的主要大臣之一也是元朝唯一的官至右丞相高位的汉族显贵的代表人物。他与当时的多数世侯不同他从未奉仕于金或宋而在归附蒙古以后则一心相随到底。旧史称他“临大节论大事毅然以天下之重自任”“立论多出人意”“出将入相五十年上不疑而下无怨人以比于郭子仪、曹彬云”（《元史·史天泽传》）。他四十以后始折节读书酷嗜《资治通鉴》。他好贤乐善金亡后归依的名士颇多他均待以宾礼并在一起讲究经史推明治道。他对赋诗和写杂剧也有兴趣与一些杂剧作家来往密切元初真定杂剧的兴盛当与他的支持有关。史天泽有子八人名格、樟、棣、杠、杞、梓、楷、彬1均官至要职。 1王恽：《中堂事记》《秋涧集》卷八一。 1《新元史》卷一三八《史天泽传》列八人之名无彬有构。 第五节李璮李璮（？—1262）字松寿是元朝与金、南宋之交盘踞淮北山东的豪强李全之子；一说为李全养子因改姓更名并以李全原籍益都潍州（今山东潍坊）为己籍2。 1211年蒙古开始大规模攻金。山东各地豪杰纷纷乘势攻劫州县反金自雄。1214年李全起兵于潍州后与杨妙真所部红袄军合并转战于鲁南、山东沿海岛屿历数年。1218年春因岁饥乏食全率部渡河归附宋朝。此后他倚宋为后援乘“山之东河之北盗之区兵之冲也”的形势3往来胶西淮北伺机坐大。1222年李全进据益都始全力经营其地。1226年春末蒙古军灭活动于河北、山东的彭义斌部逼降拥众五十余万的济南军阀张荣后西攻益都。秋蒙古筑长围夜布狗砦断全粮道。李全婴城固守至翌年初夏终因粮尽举城向蒙古输诚4。未几留屯在南宋边地山阳（今江苏淮安）的李全所部被别支忠义军攻杀。全闻讯后向蒙古军帅孛鲁国王断指誓“归南必畔（宋）”遂受蒙古山东淮南楚州行省之职率军南下进据宋楚州（今江苏淮安）。他利用宋廷“内图进讨、外用调停”的姑息政策一面以“反正”之名向宋朝骗索饷粮一面则“岁贡于大元者不缺”依违两端据地自重达四五年。1231年全领军攻宋江北重镇扬州。军败全于退却途中骑陷泥淖不能拔被追兵乱枪刺死。 李全死后残部推全妻杨妙真权主军务退回山东。1232年“杨代入觐得绍夫职”1。因此主持华北财政的耶律楚材称她为“杨行省”。杨妙真领山东益都行省的时间似乎不长便引退辞任。益都行省之职即由李璮继承时在窝阔台汗前期2。1233年蒙古并委任散术台氏纯只海为益都行省军民达鲁花赤。 李璮受任前后其势力似尚局限于益都一路之地。蒙古灭金前一年“金人以海（治在今江苏连云港西南）、沂（今山东临沂）、莱（今山东掖县）、潍等州降”（《元史·太宗纪》）足见这时益都周围地区多不在李璮集团手中。然而此后不到十年他的势力就逐渐伸展到益都以东和东南的差不多整个山东半岛。据民国《牟平县志》卷九《昭武大将军总管万户姜房墓碑》（碑立于1255年）在碑主病死于124o年以后其长子和次子分别由“山东淮南等路行省相公李君、先少保（按此指李全）之子上表汗廷使袭胶（今山东胶县）、潍、莒（今山东莒县）、密（今山东诸城）、宁海（今山东牟平）等州总管万户及宁海州刺史之职”3。可见上述地域均已在李璮管领之下。2《元史》卷二o六本传：“或曰璮本衢州徐氏子父尝为杨州司理参军”。按1218年李全降宋；翌年宋廷命贾涉为淮东制置使并节制李全等部“忠义军”。据《齐东野语》卷九“李全”条贾涉因李全之请命参幕徐稷一子过继给李全更名为璮。 3程矩夫：《张荣世德碑》《雪楼集》卷十六。 4《元史》卷一一九《木华黎传》附《孛鲁传》；《宋史》卷四七六《李全传》。《元史》卷一《太祖纪》谓全降于丙戌（1226）十二月未确。 1许时献：《董进神道碑》《益都金石志》卷四。参见森田宪司：《李璮称乱前事迹考》《东洋史研究》47、3（1988.12）。 2李璮败死于1262年。《元史》本传说他“山东者三十余年”。是其袭职当在123o年代初。3参见森田宪司前揭文并参民国《牟平县志》卷九载《玄都观碑》。 不过他虽然保持着“山东淮南等路行省相公”的称号实际上未曾控制过位于淮南的宋朝边地。1252年李璮攻占宋北境的海州将州治从位于海岛的东海县移回旧址。蒙哥汗后期璮又出兵攻拔涟水相连四城与宋隔河相峙直逼淮南东路。是为李璮势力所至的最南线。 在处心积虑地拓大地盘的同时李璮采取各种方式巩固和加强对自己辖境的实际统治权力。益都民户在窝阔台朝丙申（1236）分封时被划为成吉思汗幼弟铁木格斡赤斤的份子。李璮娶斡赤斤后王塔察儿的妹妹为妻即应在丙申分封之后。通过政治联姻方式与黄金家族中“东诸侯”之长缔结起“肱脾相依”的关系1当为李璮在北方诸侯中表现最为桀傲不驯的重要原因。益都地处蒙宋对峙的战略要冲也经常被李璮利用来“恫疑虚喝挟敌国以要朝廷而自为完缮益兵计”（《元史·李璮传》）。蒙哥汗时期几次征调诸路兵李璮都“诡辞不至”。而他攻下海州之后却向朝廷要求从东平等路份运饷给军即使运输代价高至“率十石致一石”亦所不惜（《元史·商挺传》）。在辖地之内他还试图逐渐确立制度化的官制并修湮废多年的试院、文庙招聘儒生期望以秩序化的统治来延揽人心。 1259年蒙哥汗死于四川攻宋前线。黄金家族内部随即爆了忽必烈、阿里不哥兄弟争夺汗位的战争。中统年间世祖不得不以相当的兵力应付盘踞漠北的阿里不哥。李璮显然是想利用这种形势进一步巩固自己割据山东东路的地位与权益；他对世祖政权的违抗态度也越来越不事掩饰。126o年世祖亲征北边“群臣躬履牧圉”李璮蓄养精兵七、八万却独以御宋为辞“即不身先六军复无一校以从”。大汗回京以后诸侯纷纷朝觐惟李璮不至。中统二年（1261）正月璮以御宋为名擅自兵修益都城防以砖石筑墙外掘深堑围之。蒙古奄有华北之后普遍禁止诸路修置城壁李璮的举动确实是异乎寻常的。北方各地的马匹当时“无论军民概属括买”而此令独不及李璮地盘璮并散遣部下到辖境外以高价与政府争购军马。126o年以后北方各路通用中统钞惟璮境使用宋政府行的涟州会子。纳于朝廷的盐课也被他侵吞作括兵之用。中统初世祖尚无暇南顾因此对宋采取遣使修好的慎重策略不欲轻启边衅。但李璮却在淮边潜师侵宋想破坏国信使郝经的使宋之命。他与北方其他世侯之间窥测时势批评朝政的联络活动也相当频繁1。李璮与其同乡和岳丈、任中书省平章政事王文统之间更保持着密切的交通。他们之间的书信往来中曾有“期甲子”等语表明李璮早已向王文统透露过自己的预谋2。 中统二年（1261）冬世祖再次率军亲征漠北。李璮抓住这个机会策动叛乱。不料到十二月世祖即还跸燕京。但这时举兵称乱已如箭在弦上无容迟疑。三年正月底他用早已布置的私驿召回留质燕京的儿子李彦简三四天后即尽杀境内蒙古戍军宣布以涟、海等城献于宋公开称叛。李璮举事之前朝廷对他的用心即已有所察觉。粘合南合和张宏等人曾在事先向世祖进言谓李璮必反。由于当日北边未靖中原守备空虚世祖只能1郝经：《班师议》《陵川集》卷三二。 1《元史》卷一四七《张弘略传》：“李璮既诛追问当时与璮通书者独弘略书皆劝以忠义。”可见与璮通书者多有不属忠义之辞。 2《元史》卷二o六《王文统传》。按“期甲子”者未必如王文统本人解释是要李璮到甲子（1264）举事以“迟其反期”或即泛取“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之意暗指谋反等。对他专用安抚、姑息之策表面上不动声色。中统元、二两年之间元廷加璮为江淮大都督赐金、银符共六十余枚褒赏奖谕竟至再三。种种殊遇其实都是为了将他暂时稳住。三年初李彦简逃归山东世祖立即召谋臣姚枢入对要他预测李璮动向。可见朝廷对益都事态始终保持着高度警觉。根据姚枢的判断李璮举事之后有三种战略可供选择：“使璮乘吾北征之衅濒海捣燕闭关居庸惶骇人心为上策；与宋连和负固持久数扰边使吾罢于奔救为中策；如出兵济南待山东诸侯应援此成擒耳。”忽必烈追问“今贼将安出”姚枢断然回答：“出下策。”（《元史·姚枢传》） 事态的展完全证实了姚枢的看法。 二月三日李璮称乱时他本人似乎南在涟、海一线。璮事先虽已遣人向南宋纳款但晚至二月初一降书方递达临安。宋廷认为“情伪难凭”要李璮实献出涟、海以示诚信。李璮于初十致书宋廷保证“来意真确”在此前后宋朝方正式接收涟海诸城遂于二十四日诏封李璮为保信宁武军节度使、督视京东河北等路军马、齐郡王。这段交涉表明李璮在公开叛乱之前并没有与宋取得确实的联络；起事后即匆匆领兵北走益都、济南。自二月末至五月宋两淮边军乘李璮之乱在滕（今山东滕县）、徐（今江苏徐州）、邳（今江苏邳县）、宿（今安徽宿县）一线频频出攻。李璮也没有向南移兵以期与朱军腹背相倚。可见他向宋纳款仍是玩弄“挟敌国以要朝廷”的故伎根本没有认真考虑过“与宋连和负固持久”的策略1。另一方面李璮返益都不久即进据济南；此后顿兵济南达两月之久直至被元军团团围住。又可见他也根本没有奔袭燕京拒元北征之师于居庸之外乘中原人心未定以乱求变的胆魄。他采取的恰恰是姚枢所说的“下策”即出兵济南坐待山东诸侯应援。 李璮起兵之后便立即从涟海趋赴益都。初八日璮入据益都府库犒其将校。十七日元廷诏令山东各地修筑被拆毁的城垣以御李璮。这时河北山东各路世侯从征北的军队虽已班师南还但似乎还来不及回到各自原来的驻地。因此元廷只好指令他们“尽管内民为兵以备”2。同时命令济南万户张宏、归德万户邸浃、武卫军炮手元帅薛军胜等部主力会滨（治在今山东滨县东北）、棣（今山东惠民）割断在平滦（今河北卢龙）担任总管的李璮之子李南山（王文统女儿所生）与山东的联系而水军万户解成张荣实大名万户王文广东平万户严忠范所部则集结东平。二十日元廷又诏令汇集于滨棣、东平的军队分别由北、南两路向济南靠拢以期将李璮封锁在山东东路。但是李璮比元军抢先一步抵达济南。张宏守城之卒数不满千只好携祖父张荣弃城出奔。二十六日李璮占领济南。张宏在告变京师途中遇讨璮元军遂充前锋回攻济南。在益都一线相峙。他虽然也屡次出击元军但是总的战略意图都是用主力固守济南坐待北方世侯的响应。以致在最关键的几十天里他在军事上竟一无进展。 1黄溍：《跋宋朝遗墨二》《黄金华集》卷二一；《宋史》卷四五《理宗纪》五；参见周良霄：《李璮之乱与元初政治》《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4辑。 2中统二年十月中“命亳州张柔、归德邸浃、睢州王文干、水军解成、张荣实、东平严忠嗣、济南张宏七万户以所部兵来会”。是知诸侯主动多随忽必烈出征朔漠。翌年二月李璮兵临济南张宏守城之卒不满千人。是知从征漠北的汉车虽已南返却尚未回到本藩。 辽金以来以宋为正朔的观念在北方淡漠已久因此恢复宋室的号召很难有多少政治感召力；汉人世侯们亲眼看到了蒙古军队的作战能力也认识到诸侯之间实力均衡、互相牵制的复杂形势所以往往满足于大汗君临之下割据一方的实权和地位；在蒙古最高统治集团中世祖的确更被他们视为最适合于推行汉法的君主人选。因而尽管这些汉人军阀在平时的私下谈论里或有诽议朝政的不逊之辞但如果没有充分的把握他们绝对不肯轻易地举兵反抗元廷的。李璮称乱后即传檄各路结果只有太原路总管李毅奴哥达鲁花赤戴曲薛以及邳州万户张邦直（张荣子）响应1。其他人非但不起而支持而且多在元廷督责之下带兵参加对他的围剿。李璮把成功的赌注完全压在不切实际的空想上结果只能一步步地将自己引向坐而待毙的死路。 就在李璮顿兵观望的时候元廷逐渐完成了围攻济南的军事部署。四月初济南郊外已集结了“十七路人马”（《元史·王綧传》）高丽军队也奉调助攻。元军开始树栅凿堑围困济南。四月底诏右丞相史天泽专征山东诸将皆受节度。史天泽接受军前行中书省参议宋子贞的建议与前线统帅宗王合必赤商定急增深沟高垒“以岁月毙之”（《元史·史天泽传》）。五月初元军又在原有围城工事基础上进一步构筑环城。是月中旬济南被完全困死。从此李璮身陷孤城不复得出。六月初宋军曾由海路北上进攻沧、滨等州（均在今山东）是举或有接应李璮的意图但未克成功。除济南、益都等大城池外山东东路大部很快被元军规复。 重围之中的济南全力作围兽之斗将近一月士气逐渐衰落。李璮先“取城中子女赏将士以悦其心”。以后粮饷日渐不支又“分军就食民家其盖藏以继”。至六月中旬城内粮尽力竭。“甚至截屋檐拌盐饲马；已而亦无相将食人”。于是全城人情溃散。李璮本人也情绪低落“日复昏沉沉”。七月十三日璮勉强整军出战希冀突围。但因缺粮乏力被元军掩杀仓皇退回城内。守军由是6续“什佰相结、缒城以出”。至“十九夜一鼓、有大星坠于府治。李拈香而拜曰：‘李璮死于此’。于是坐庭中以镊摘去长髭。二十日早吩付众人出各讨路去”。是日城溃。璮自手刃爱妾乘舟自投城内大明湖中因水浅未死被元军捉获1。 李璮被擒后即被带到宗王合必赤帐前。史天泽向合必赤建言：“宜即诛之以安人心。”随即由史天泽等人会审李璮。据《前闻记》的描述当日的审问场面说：“严相公（指严忠范）问曰：‘此是何等作？’王（指李璮）答曰：‘你每与我相约却又不来。’严就肋下刺一刀。史丞相问之曰：‘何不投拜？’王不答。又问曰：‘忽必烈有甚亏你处？’王曰：‘你有文书约俺起兵何故背盟？’史唤黄眼回回砍去两臂次除两足开食其心肝割其肉方斩。”看来史天泽很担心李璮会更多地暴露北方世侯之间在私下窥测时局指摘朝政甚至语涉反意的隐密因此一反“慎密谦退”1李毅奴哥与戴曲薛以璮檄“传行旁郡”事觉被拘故山西未生实际军事对抗。见《元史》卷五《世祖纪》二；姚燧：《徐德举神道碑》《牧庵集》卷十八。张邦直在宋军攻邳州时可能曾与徐邳总管李杲哥一起出降。宋军退去后“杲哥自陈能保全州城’。元廷先原其罪十多天后即诛杀之。张邦直在四年后被处死。 1《前闻记》；《元史》卷二o六《李璮传》。又王恽《统神武颂并序》亦记曰：“癸酉（引按即十九日）有星蓬蓬■若矢石妖声堕空。因之出降群凶率同”。可见流星确实促成了李璮军心的最后崩溃。见《秋涧集》卷一。 的稳重作风在军前擅命处死李璮。 翌日史天泽即引军东行“未至益都城中人已开门迎降”（《元史·史天泽传》）。李璮之乱至此完全平息。 三齐叛乱牵涉到很多被世祖委以文、武要职的汉人亲信。中书平章王文统与李璮长期秘密沟通“有反状者累年”事后与其子王荛一同被诛。推荐过王文统的刘秉忠、张易、商挺、赵良弼等人都受到忽必烈的怀疑。商挺从关中被急召回都受到软禁和盘查；赵良弼更被“威刑临恐谴诃百至”1。至于史天泽在济南城下之日匆忙杀李璮灭口回朝后则以“擅杀自劾”2。忽必烈虽未加罪责但璮与汉地世侯们私下交通他心里显然是十分清楚的。事实上世侯中间走得最远的如济南张荣之子张邦直或即已在宋兵呼应李璮从南线动攻击时献邳州城投降过宋朝。在汗位争端尚未完全解决的情况下过分追究北方世侯与李璮之乱的关系可能把他们逼到公开与朝廷对抗的立场上去这会给世祖政权本身带来很大危害。因此世祖很快停止追究在政治上继续优容各地世侯以免迫使他们铤而走险；同时也充分利用他们害怕朝廷深究的自危心理裁削私家权力把这些一方的军阀变成中央集权的君主统治下的文武官僚。从中统三年起元廷先后在北方汉地实施兵、民分治罢世侯、置牧守、行迁转法易置汉人将领部属、将不擅兵等制度。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李璮之乱失败进一步促成世祖政权对华北各地统治的集权化过程。 1《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一商挺赵良弼条；姚燧：《姚枢神道碑》《元文类》卷六o。2王恽：《史天泽家传》《秋涧集》卷四八。 第六节汪世显（附汪德臣、汪良臣、汪惟正） 汪世显汪世显（1195—1243）字仲明汪古部人。汪古本阴山（今内蒙大青山）部族为金朝属部隶西京路故元人称汪氏出于“山西将种”；有一支汪古人徙居巩州盐川（今甘肃陇西）世显先人世为其长因取汉姓汪氏1。金贞祐二年（1214）世显以军功擢千夫长。巩州为金边防要地置元帅府统军戍守。正大二年（1225）元帅田瑞反陕西行省讨之世显时为巩州门将开城纳行省军遂平田瑞。转官先后授领同知平凉府事、领陇州防御使。六年改兼巩昌府（巩州升）治中转同知兼参议帅府机务佐知府兼总帅、巩昌行省（正大八年加授）完颜仲德招集陇右诸州散亡士卒数万移巩昌府治于石门山依险坚壁备御蒙古。天兴元年（1232）汴京危急完颜仲德奉旨率部赴援承制授世显便宜总帅代统军队留镇巩昌。三年初金亡秦州（今甘肃天水）元帅粘葛完展自称行省假造蜡丸诏书欲兼制巩昌世显不服攻杀完展并其军成为秦、巩最强大的势力但仍奉金朝正朔1。又数次遣使向南宋四川制置使赵彦呐请求“内附”（《宋史·赵彦呐传》）。明年（1235）蒙古太子阔端经略秦、巩兵临巩昌遣汪古人按竺迩谕降十月四日世显献所统诸城军民归降蒙古阔端赐以蒙古章服令仍任其旧官职。 世显降蒙后随即被派遣领本部兵从征南宋进攻大安军（今陕西宁强西北）境为宋兵所阻退回。1236年复从阔端攻蜀为前锋进至大安击溃南宋调来的思、播（今贵州北部）田氏、杨氏援军（苗军）；在阳平关与宋边防主力曹友闻军激战中单骑突阵及与后军会合大败宋军曹友闻战死蒙古军冲破了四川门户遂长驱而入。1237年春世显出其不意率部夜取遂宁（武信城）尽得其府库。接着进兵攻掠普州（今安岳）、资州（今资中）。1238年从都元帅塔海绀卜再入四川军至葭萌之南宋守将阻山为栅世显选精骑夺栅而入乘胜攻占资州进掠嘉定、峨眉等地而还。1239年秋复隶塔海麾下攻蜀破开州进抵万州。宋军列阵万州长江南岸世显乘夜伏兵上游而于北岸布舟为疑阵及战率伏兵乘革舟顺流而下袭破宋舟师追击于夔州（今奉节）过巫山为宋京湖制置使孟珙援军所阻。次年春蒙古军回师挟江两岸西进至涪州（今涪陵）世显奉命于江面架浮桥以渡军队两日而成。继而分领南道之军围攻重庆宋守军顽强抗击不能克以天气暑热退兵。其年秋赴和林入觐太宗嘉奖其功赐金符。 124o年世显与其他蒙古军帅再度率部入蜀。时宋四川制置使陈隆之置司于成都修完城池坚壁守御并向蒙古军下了战书；十月蒙古军围攻成都多日有宋将田都统（名显）约下城出降被觉世显急指挥将卒架梯攻城以救之田开此门内应蒙古军遂攻陷成都俘陈隆之。世显随即率精锐五百为前锋驰攻汉州（今广汉）三日后诸军皆至又攻三日守将王1王鹗：《汪忠烈公（德臣）神道碑》《陇右金石录》卷五。 1《金史》卷一二四《郭虾■传》。据姚燧《巩昌路同知总管府事李公（节）神道碑》（《牧庵集》卷二一）粘葛完展实为秦州帅。 夔驱火牛突围走城陷。十三年春阔端召世显入见论功授为巩昌便宜都总帅赐虎符统领秦、巩、定西、金（今榆中）、兰、洮（今临洮）、会（今会宁）、环、陇、庆阳、平凉、德顺（今隆德）、镇戎（今固原）、原（今镇原）、阶（今武都）、成、岷、叠（今迭部）、西和等二十余府州1军民财赋皆听其裁决。巩昌便宜都总帅府辖土之广为各地汉人世侯所不及汪氏成为在蒙古卵翼下一方的最大地方势力。不久世显病死。中统三年（1262）追封陇西公；延祐七年（132o）加封陇右王。有子七人。汪德臣汪德臣（1222—1259）字舜辅世显次子。十四岁入质于阔端赐名田哥常从狩猎以善射得到赏识。世显死（1243）阔端命其袭父职为巩昌便宜都总帅。其年秋领兵入蜀接援攻打泸州等处的蒙古军退还。时宋四川制置使余玠备御有方蒙古军进展不利。1245年德臣率部为前锋攻掠了东川的忠州、涪州（今涪陵）等地。次年蒙古分兵四路攻蜀德臣等攻打蓬州运山城（在今蓬安东南余玠所建移州治于此）地势险峻督步兵攻之守军以擂石阻击毙其坐骑其弟直臣也在攻拔外城战斗中丧生进攻受挫乃退兵。1251年夏余玠统领大军围攻兴元（汉中蒙古占领后于此设官置守立兴元行省）蒙古急各路军救援德臣集属下诸州兵昼夜兼程赶至兴元。余玠见蒙古援兵大至即撤围南还。 宪宗即位德臣入朝换赐新符印使仍任原职；所陈奏地方利病诸事都被采纳。针对南宋加强了防守并不时出兵北攻蒙古方面也采取了持久攻防的策略在沿边一带筑城积谷置军屯守作为攻宋前沿基地1。1252年德臣奉旨修复攻蜀战争中毁坏的沔州城城垣、房屋部署官属很快就完成。同年冬从都元帅太答儿出兵攻掠成都等地进围嘉定（今乐山）被余玠派来的援军击退；回师途中经左绵、云顶、隆庆、剑门等处都遭到宋军截击力战得还2。 1253年宪宗复令德臣修筑利州城（益昌）四川北部蒙古占领区的各处屯戍皆听其节制并令都元帅太答儿等协同建城可见十分重视。时忽必烈进兵大理道出临洮特召德臣入见报告利州建城事视为攻蜀大计3。德臣请求免徭役减课税运粮、屯田以充实利州贮备为持久计忽必烈皆许之并令置行户部（管理财赋的机构）于巩昌设漕司于沔州造纸币、盐引以通商贩实军储；又令临洮元帅赵阿哥潘等佐德臣建城。德臣奏准以兄忠臣权领总帅府事自己得以专心从事利州建城。于是择州东宝峰山修1按：史称汪氏所统24州。据《元史》卷六o《地理志》巩昌便宜都总帅府初统5府、27州之地除上引碑文所载者外尚有隆庆（今四川剑阁）、临洮、徽、金洋、河（今临夏）、利（今广元）巴、沔（今略阳）、龙（今江油北）、大安、褒、径（泾川）、邠、宁等府州即除陇右全境外尚包括大片四川北部地。 1据姚燧《姚文献公（枢）神道碑》（《元文类》卷六o）姚枢向忽必烈献此谋转奏宪宗被采纳。2王鹗《汪忠烈公（德巨）神道碑》及《元史·汪德臣传》记载此役都有缺略。据《元史·纽璘传》汪氏所部巩昌军属蒙古都元帅太答儿率领。关于进攻嘉定之役宋朝方面有更详细记载参见胡昭曦：《宋蒙（元）关系史》页19o。 3《元史》卷三《宪宗纪》误记此事于宪宗二年（1252）八月据《世祖纪》应为三年八月。筑城垣又荐弟良臣为巩昌军帅领兵屯利州嘉陵江南为外卫并屯田于白水。利州本宋边防重镇四川制置司曾一度置于此是通向蜀中的咽喉要地蒙古在此建城引起宋人惊惧采取不时出兵袭击的办法来阻扰；建城开始时一切都需重建后援又少十分艰苦。1254年春旱嘉陵江枯涩漕运困难粮食不继诸将提议放弃德臣杀乘马分食将士并出兵到邻近的宋嘉川（今旺苍）、阴平（今剑阁西北）、彰明（今江油南）等地抢粮先后得七万余石。不久后方（鱼关、金牛）水、6粮运皆至屯田麦亦有收成军心始安。在建城的同时他还以攻为守侵掠宋境使宋人不敢来犯。其年夏遣所俘宋将招降苦竹隘山城（隆庆府治今剑阁北）守臣南清献城降附近山寨也相继归附；四川制置使余晦遣将率兵数万到紫金山（今盐亭东）建城德臣乘其未就选精骑夜袭破其栅宋军败走。1255年宋人收复苦竹隘后两次派兵运送粮饷支援苦竹都被德臣袭夺可见其精斥候、善用兵。他招集流亡完善守备兴复农商在鱼关到沔水间涉渡困难处架设桥栈经过五年的经营不但守住了这一前沿战略要地还使利州成为“行旅通便市肆翕集”的名城。1258年1o月宪宗亲统大军攻蜀至利州巡视城郭十分赞赏德臣有胆识称赞他“身甚小而胆甚大”并说：如果不是守住此地让宋人先得那么四川咽喉之地就没有把握何时可以平定了（姚燧《汪忠臣神道碑》《元文类》卷六二）命立碑纪其功。 南征大军兵马极多须渡过嘉陵江和白水交会处水流湍急以船运渡要费许多时日德臣集工联舟为浮桥一夕而成兵马渡江如履平地又受嘉奖。遂领本部兵从宪宗南下。在攻取苦竹时德臣率将士鱼贯而登宪宗称赏其勇；奏请遣人招谕龙州（今江油北）其守臣不战而降。十一月攻拔长宁山城（潼川府治）诸将欲分掠其民德臣奏请安辑之；进至嘉陵江边乘舟顺流东下宪宗命他为御前先锋。抵大获山城（阆州治今苍溪东南）夺其水门守臣杨大渊降德臣奏请赦其以前杀使之罪以劝诱其他守臣归降宪宗采纳其言授大渊官命从征。进取运山城令杨大渊遣人招谕守臣张大悦降为之引见宪宗于是青居城（顺庆府治今南充市南）、大梁城（今广安东北）皆降蒙古军遂入合州。1259年宪宗亲自指挥攻打州治钓鱼山城（今合川县城东北）守臣王坚率军民顽强抵抗连攻五月不克。六月德臣选精兵夜登其外城马军寨杀寨主及守兵但遭到王坚反击而退。他又单骑亲至城下呼王坚名劝降几乎被城内射出的飞石击中因此染病不久死。中统三年（1262）追封陇西公。有子六人长子惟正袭职。 汪良臣汪良臣（1231—1281）世显第四子。十六岁就跟随兄德臣出征（攻蜀）为偏将。1253年德臣奉旨建利州荐他为巩昌军元帅领兵屯田于利州之白水（今白龙江）并守州之南为外卫以防宋人来袭。1258年宪宗统大军攻蜀良臣回巩昌掌理对南征军的资粮供应诏命权便宜都总帅府事。中统元年（126o）世祖即位于开平城弟阿里不哥也在漠北和林称汗兄弟争位。掌管陕西政务的大臣刘太平、霍鲁怀和屯驻六盘山的蒙古军主将浑都海等都拥护阿里不哥。五月世祖所遣陕西、四川宣抚使廉希宪至京兆（今西安）捕刘太平等下狱并遣使传旨命浑都海入朝浑都海不奉命杀使者起兵响应阿里不哥。时京兆无兵备希宪急命良臣率秦、巩之军讨伐浑都海。良臣起初还以未得诏旨为辞推托希宪随宜将自己所佩虎符、银印授之称奉有密旨命他为总帅统领陕西汉军守备沿河一带于是受命出兵。浑都海见京兆方面有备率部西去七月与阿里不哥所遣阿兰答儿统率的军队会于甘州（今张掖）即合兵东进并遣人策动陇、蜀诸将来势甚猛。良臣军与诸王合丹等及蒙古官八春统率的军队会合与敌军相拒于删丹（今山丹）。九月大战耀碑谷两军对阵时适大风扬沙白昼晦暗良臣乘机命军士下马持短兵冲敌阵左绕出阵后再溃其阵右而出八春军则从正面攻之大败敌军获阿兰答儿、浑都海解送京兆处斩1。此战粉碎了阿里不哥据有关陇地区的企图对世祖统治地位的稳固确立起了很大作用。 二年入朝于上都世祖盛赞其战功良臣谦称自己只是奉行统兵诸王的成算而已益受嘉奖诏就佩已给虎符授巩昌路同签都总帅（授官制文见王恽《中堂事记》）军民官皆听其节制。至元元年（1264）奉命代兄忠臣出领屯戍青居的巩昌军1。青居（顺庆府）是当时东川蒙古军大本营由巩昌总帅领本部军佐蒙古征南都元帅钦察同戍与大获山城（阆州）元帅杨大渊、运山城（蓬州）元帅张大悦、大良城（广安）元帅蒲元圭所部军联成一片合称东川四帅府。宋将昝万寿率战船2oo艘溯嘉陵江来袭青居良臣击退之。三年授阆、蓬、广安、顺庆等路征南都元帅与钦察同为东川四府最高统兵官。四年九月良臣以钓鱼城险绝难攻奏请在逼近其地的母章德山建立城寨以控扼钓鱼城宋军诏从之于是将青居巩昌军南移九十里夹嘉陵江东西筑武群、母章德两城（今武胜南）戍之“昼则出逻设伏夜则画地分守”；五年三月改母章德山城为定远城武群山城为武胜城。出兵攻重庆败宋将朱禩孙之军。六年授东川副统军。八年侄惟正顾念他多年在外领兵作战劳顿向朝廷请求由自己代替他于是良臣回巩昌。九年复授为巩昌便宜都总帅兼本路诸军奥鲁总管。 当时元朝已占领四川三分之二地区至元八年于成都分立行省治之。 九年四川行省也带儿统兵征建都（今西昌地区）成都防守虚弱签省严忠范又失于戒备宋嘉定知府昝万寿乘机来攻大败元军进入成都外城掳居民而去。忠范等省官竟弃城逃。十年世祖以良臣熟悉四川军事政治情势召入朝委以蜀事授为枢密副使、西川行枢密院事（时罢行省复立西川行院）遣赴成都。十一年世祖颁诏大举攻宋西川行院亦奉旨出兵攻嘉定等地并传诏招降嘉定安抚使昝万寿；万寿不从益修城壕缮甲兵凭险坚守。十二年良臣率军向嘉定诸山城起猛攻预计宋人在城外设有1本段据《元史》卷四《世祖纪》、卷一二六《廉希宪传》、卷一五五《汪良臣传》、卷一五九《商挺传》及危素《耶律希亮神道碑》（《危太朴续集》卷二）等综合写成。耀碑谷决战时间《耶律希亮神道碑》作八月《元史·世祖纪》作九月丙戌《李忽兰吉传》作十月。此从本纪。决战地点《李忽兰吉传》又作合纳忽失温（qanaqosi’un此言“墙嘴”）当是耀碑谷的蒙古名。1《元史·汪良臣传》缺载其调戍青居的年代。据姚燧《便宜副总帅汪公（忠臣）神道碑》（《元文类》卷六二）中统三年汪惟正还巩昌后忠臣“独保戍（青居）三年”入觐“以久劳于边代以忠惠（良臣）”是应为至元元年事。此与《李忽兰吉传》所载“至元元年令与同签总帅汪良臣还蜀守青居”正合。由于本传漏略以前史家都将良臣在东川的一段经历归入中统年间如战昝万寿攻重庆与宋将朱禩孙等成皆于《宋史》无征实误。 埋伏事先大搜山谷清除了伏兵遂进围嘉定歼灭出城逆战的宋军。五月昝万寿遣部将奉书乞降良臣为之保奏请免其死诏准之并授签书行院事。取嘉定后良臣与西川行院也带儿等统兵顺流而下招降了沿江紫云（今犍为）、叙州（今宜宾）、泸州（今泸川）诸城进围重庆。东川行院兵亦南下合围。良臣分领本部兵攻忠州并令部将到涪州策应以阻断下游宋军对重庆的救援。十三年宋合州安抚、制置副使张珏突围入重庆加强了防守并遣部将收复了泸州和涪州。元军久攻重庆不克解围而去。十四年良臣与西川行院诸军回师攻泸州自春至冬经过激烈战斗始破其城。十五年春再次围攻重庆张珏拒降率兵出城抗敌良臣与之战被射中四箭。次日诸将督军士猛攻宋都统赵安开城门迎降遂取重庆。张珏犹率兵巷战败乘舟遁被元军追获。良臣入城后禁士卒俘掠粟赈饥安辑人民。不久夔州等城皆降元朝占领了四川全境（仅钓鱼城至次年初始降）。四月诏令良臣率立功蒙、汉军官及降臣入觐1。十六年正月良臣奏言：“西川军官父死子继勤劳四十年乞显加爵秩。”诏从其请。时罢东、西川行院复立四川行省乃授良臣为中书左丞、行四川中书省事2。良臣陈奏治蜀十五事皆被采纳。回到成都后着手兴复遭受长期战祸严重破坏的四川地区。同年七月四川行省罢改授安西王相不受。十八年夏病卒。 汪惟正汪惟正（1242—1285）字公理蒙古名扎剌儿德臣长子。1259年德臣死于合州惟正奉宪宗旨至四川军中经伯父副总帅忠臣和巩昌军将校推奉、诸王乃蛮台认可权袭父职守青居。中统元年（126o）世祖即位正式授为巩昌便宜都总帅。时留戍青居的蒙古军帅乞台不花与浑都海相结欲起兵响应阿里不哥争夺汗位惟正遵照廉希宪传达的世祖旨意缚乞台不花斩之世祖嘉其功令统掌东川军事。二年入朝。三年奉旨还巩昌而由忠臣领兵与都元帅钦察戍守青居。同年率本部军平定西蕃部长火都的叛乱。 至元八年以叔父良臣出戍青居多年戎马劳顿奏请由自己替换他。 时良臣已于青居之南建武胜城以备御合州宋军惟正又在其地临嘉陵江作栅扼其水路夜悬灯笼于栅间中置火炬顺地势蜿蜒可照百步之外以防敌方夜袭。九年率兵攻掠忠州（今忠县）、涪州（今涪陵）破其七寨。伯颜统大军攻宋惟正奏请率部由嘉陵江出夔峡东下与伯颜并力取杭州。世祖命他仍留在四川攻略。十二年惟正及东川行枢密院（至元十年置巩昌军属之）其他各部军与西川行院军共同围攻重庆率本部兵夺其洪崖门俘宋守将。十三年略地涪州克山寨23所。 十四年三月奉旨自东川还镇巩昌。十五年请王土鲁乘安西王忙哥剌赴漠北平定昔里吉叛乱之机在六盘山动叛乱安西王相府令都元帅别带领兵讨伐以惟正为副。别带不习兵军行无纪惟正帮助他正部曲、1《元史》卷十《世祖纪》。原作汪惟正应为良臣。 2罢东、西川行院见《元史》卷八六《百官志》。《世祖纪》至元十六年正月分置川蜀四宣慰司复立行省当在同时。 肃行阵、严斥候。过平凉又选巩昌军精锐者补充。军抵六盘土鲁据西山惟正将别带所统安西军分为左、右翼、以巩昌军居中距敌一里许令军士皆下马持弓引满待敌突骑逼近齐射之。敌败走麾兵追击擒土鲁乱平。安西王还嘉奖其功。世祖召惟正入朝赐白金、锦衣加授开成路（即以安西王夏宫所在六盘山地区置今固原南）宣慰使。十七年十月王相府罢复立陕西四川行省惟正授中书左丞行陕西四川中书省事分省于四川。四川经过数十年战祸民无完居一闻马嘶辄奔窜避匿。惟正用心安抚人民渐安。 当时各地诸侯的世袭管领本境兵民之权早已被削夺独汪氏犹掌巩昌二十四州军民。至元十九年七月诏罢去惟正的巩昌便宜都总帅职衔收其制令、虎符而以巩昌路达鲁花赤别帖木儿兼巩昌平凉等二十四处军前都总帅府达鲁花赤。终于也削夺了汪氏的军权。二十一年七月惟正奏：“一门兄弟从仕者众乞仍于秦、巩州置便宜都总帅府仍用元帅印即其兄弟四人择一人为总帅总帅之下总管府令兼之。汪氏二人西川典兵者亦择其一为万户余皆依例迁转。”（《元史·世祖纪六》）世祖从其请于是汪氏权力又得到恢复。二十二年惟正调任陕西行省左丞入朝于上都奏准将巩昌军民站户因饥流入四川并被括为四川军站户者归还巩昌。还至华州病卒。 弟惟和授巩昌便宜都总帅。至元二十六年六月惟和奏：“近括汉人兵器臣管内已禁绝自今臣凡用兵器乞取之安西官库。”世祖曰：“汝家不与它汉人比弓矢不汝禁也任汝执之。”（《元史·世祖纪十二》）二十九年复授总帅兼府尹仍佩虎符。其所统州县虽有减少而原有权力基本上一直保留。 第七章刘秉忠赵璧王文统张文谦郝经姚枢许衡第一节刘秉忠忽必烈藩府谋臣刘秉忠（1216—1274）原名侃僧名子聪字仲晦号藏春至元元年（1264）还俗时改今名。先世瑞州（今辽宁绥中西南）人曾祖仕金为邢州（今河北邢台）节度副使祖泽遂定居邢州。父润122o年邢州归降蒙古后木华黎命官守之许便宜立都元帅府被推为副都统寻升都统。武仙乱定州帅署润为录事1以秉忠入质于帅府时年13岁。秉忠自8岁入学元帅以其知书命僚属教之文艺学业日进。17岁被辟为邢台节度使府令史。久之不愿困于为吏谓丈夫不得志于世间当求出世间事1238年初隐居武安山中学全真道；不久又入天宁寺为僧师命掌书记。同年秋因蝗灾乏食随师就食云中（山西大同）遂留居南堂寺研习天文、阴阳、术数诸书。 1242年禅宗高僧海云（印简）奉忽必烈之召赴漠北1路过云中携秉忠同行。忽必烈向海云“问佛法大意”秉忠侍侧应对称旨“论天下事如指诸掌”显示出博学多能得到这位蒙古王子的赏识。海云南还他被留在王府为书记随时顾问成为忽必烈最早的汉人谋士。张文谦说他“顾问之际遂辟用人之路”2此后忽必烈“好访问前代帝王事迹”慕“唐太宗为秦王时广延四方文学之士讲论治道终致太平”3于是屡次遣使到汉地征聘名士这与刘秉忠的参谋和推荐大有关系。 1246年冬秉忠得悉父病故次年春忽必烈特赠金遣使送他回乡葬父六月至邢州1248年冬十二月奉召还王府秉忠此行可能还负有征聘人才和了解中原政治情况的使命1247年经他推荐被忽必烈征聘到王府的就有张文谦、窦默、李德辉等人。据《王恂墓志》载：“岁己酉（1249）太保刘公自邢北上取道中山方求一时之俊召公（王恂）与语贤其才欲为大就之”4可见为忽必烈搜访人才是他此行的任务。125o年夏他根据回中原两年所了解的情况向忽必烈呈上万言治国策先阐明“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的道理接着报告了中原政治的许多弊端并提出改革措施。一是户口逃亡问题“天下户过百万自忽都那演（失吉忽秃忽）断事之后差徭甚大加以军马调使臣烦扰官吏乞取民不能当是以逃窜。宜比旧减半或三分去一就见在之民以定差税招逃者复业再行定夺”。一是官吏问题“官无定次清洁者无以迁污滥者无以降”可“定百官爵禄仪仗使家足身贵；有犯于民设条定罪”。“今百官自行威1张文谦《刘秉忠行状》（《藏春诗集》卷六《附录》）载：“事定之后署为本郡录事。”按：1225年降蒙后任河北西路副都元帅的武仙复叛据邢州何实率兵攻取之孛鲁命实镇守邢州（《元史》卷一五o《何实传》）。“事定”应即指此。 1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一海云传。 2张文谦：《刘秉忠行状》。 3《内翰王文康公》《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二。 4《元朝名臣事略》卷九《太史王文肃公》引。 福进退生杀惟意之从宜从禁治”。一是课税问题“今地广民微赋敛繁重民不聊生”“移剌中丞（耶律楚材）拘榷盐铁诸产、商贾酒醋货殖诸事以定宣课已不为轻。奥鲁合蛮（奥都剌合蛮）奏请于旧额加倍榷之往往科取民间民无所措手足。宜从旧例办榷更或减轻”。一是刑法问题宜“明施教令”教令不宜繁可“因大朝（蒙古）旧例增益民间所宜设者十数条足矣。教令既施罪不至死者皆提察然后决犯死刑者覆奏然后听断不致刑及无辜”。“禁私置牢狱”。一是当时很严重的高利贷问题“宜打算官民所欠债负若实为应当差所借宜依合罕皇帝（太宗）圣旨一本一利官司归还。凡陪偿无名虚契所负及还过元本者并行赦免”。此外还提出百姓纳粮就远仓所费大大过应纳之数“宜从近仓以输为便”“仓库加耗甚重宜令权量度为一法”；关西、河南宜设官抚治招民垦辟；以及设学校、养贤士、开言路、劝农桑、立朝省等多项建议1。当时他的故乡邢州情况特别严重从1236年邢州被分封给巴歹、启昔礼两功臣千户为食邑之后每年更迭派人（达鲁花赤）监领多不懂治理加上地当驿路使臣往来频繁征敛需索民不堪命。邢州人到忽必烈王府诉苦他与张文谦为之引见并进言：“邢州旧万余户兵兴以来不满数百凋弊日甚。”建议派贤能官员治理“或可完复”（按李谦撰《张文谦神道碑》载秉总、文谦之言为：“今民生困弊莫邢为甚救焚拯溺宜不可缓。盍择人往治要其成效俾四方诸侯效法于我则天下均受赐矣”）。乃推荐张耕、刘肃等人可用。时宪宗即位忽必烈受命统领漠南汉地采纳他们的意见承制以近臣脱兀脱（断事官）、张耕为邢州安抚使刘肃为商榷使李简、赵良弼佐之整顿吏治、财政招集逃亡恢复生产成为忽必烈实行汉法的第一个成功试点1。 1252年忽必烈奉命征大理秉忠从征参与谋议“决机制胜多与上（忽必烈）合”2；并劝请戒杀戮减少了对云南的战争破坏。如在攻下大理城时忽必烈因派去招降的使臣被害欲屠其城他与张文谦、姚枢同谏曰：“杀使拒命者高祥尔非民之罪请宥之。”（《元史·张文谦传》）于是大理得免受屠城。从大理班师北还后忽必烈驻金莲川之地（今滦河上游闪电河地区）1256年命秉忠选择地点兴建城郭宫室相中桓州（今年蒙古正兰旗西北）东、滦水北的龙岗占卜得吉经三年营建而成名为开平城。由于开平是忽必烈的“龙飞之地”刘秉忠又以精于占卜、术数学术能“通神明”著称故元代流传着他“借地于龙”（其地原有水池）、立铁幡竿以镇之的传说3。1259年从忽必烈攻宋“潜赞神机孜孜匪懈”。在围攻鄂州时宋相贾似道“以木栅环城一夕而办”忽必烈对侍从诸臣说：“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秉忠与张易遂推荐王文统是才智之士4。忽必烈即位后即用为中书平章政事。 1《元史》卷一五七《刘秉忠传》。 1刘秉忠、张文谦碑传都把言邢州事记在宪宗即位之前据《元史·世祖纪》应在1251年宪宗即位忽必烈受命领汉地后但所载言邢州事者为“答剌罕”。关于邢州之治并见《元史》刘肃、赵良弼传。2徒单公履：《刘秉忠墓志铭》《藏春诗集》卷六《附录》。 3参见陈高华、史卫民：《元上都》页23—24。 4《平章廉文正王》《元朝名臣事略》卷七。 辅助世祖立法定制忽必烈即位秉忠奉旨与诸儒议定各项制度。他居漠北多年又一直追随忽必烈熟悉蒙古的“祖宗旧典”于是糅合蒙古制度与中原传统制度初步制订了元朝的新制。凡立中书省改元中统置十道宣抚司颁布条画选用官员他都起了重要作用。忽必烈曾命官府于开平南山（命名南屏山）之胜地为他营建庵堂为静修之所1中统二年（1261）又赐怀孟、邢州田各5o顷。五年（改至元元年）命同议枢密院事。自入忽必烈王府以来二十多年他一直以僧人身份为谋主人称“聪书记”这时翰林承旨王鹗上疏谓其“效忠藩邸积有岁年参帷幄之密谋定社稷之大计忠勤劳绩宜被褒荣”建议“还其衣冠崇以显秩”。世祖欣然嘉纳即日命有司备礼册授为光禄大夫位太保参领中书省事诏命还俗改名秉忠聘窦默女为其妻2。 自中统二年在燕京设中书分省燕京实际上就成为第二个都城开平升号上都后燕京也于中统五年（至元元年）“正名”为中都。但旧城破坏较甚于是至元三年世祖命秉忠主持建造新都城以张柔、段天佑同行工部事负责建城工程。秉忠选定旧城东北旷地为新城址按中国传统的都城宫阙制度作了全面规划次年动工城垣、宗庙、衙署、坊市相继兴建。九年按照他的建议改中都为大都。 至元五年秉忠为避免繁琐事务辞去参领中书省事诏仍位太保。六年奉旨与许衡等议定官制其后就以此为准又主持制朝仪访知礼仪者练习征召儒生尚文等人在前金故老和许衡、徐世隆（太常卿）指导下“稽诸古典参以时宜”主要参照唐《开元礼》斟酌损益定为新制并按他的建议搜访乐师配备了音乐又选怯薛士习为执礼员。朝仪既定世祖观礼后十分满意秉忠又奏立侍仪司掌之从至元八年天寿节（世祖生日）开始举行此后凡即位、元旦、天寿节、诸王及外国使臣朝见、封册、上尊号、祭祀及群臣朝贺等典礼一律行朝会仪礼。以前太宗即位时耶律楚材曾初行朝仪但不完善未能改变蒙古旧俗至此始为定制。这是对蒙古朝廷制度的一项重要改革。 至元八年刘秉忠等奏请建国号。成吉思汗建国以来一直用“大蒙古国”国号世祖即位后统治中心转移到了汉地随着中原皇朝体制的逐步建立需要有相应的“美名”国号以表示其为“绍百王而继统”的中原新皇朝遂用秉忠议以为前代皇朝如秦、如汉以兴起之地为名如隋如唐以始封之爵邑为名都不足以表示本朝之伟大无比于是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建国号为“大元”（《建国号诏》）。 早在125o年所上万言策中秉忠就提出当时行用的《大明历》“日月交食颇差”应颁行新历。后来又建议修历但未及实行至元十一年八月卒于上都南屏山庵堂。十二年诏追赠太傅、仪同三司谥文贞。成宗时赠太师谥文正。仁宗时又进封常山王。 1张文谦：《刘秉忠行状》。据王恽《中堂事记》（《秋涧集》卷八二）中统二年刘秉忠已居于南屏山庵堂其建造当在中统元年或以前。 2王磐：《刘秉忠神道碑》《藏春诗集》卷六《附录》；张文谦：《刘秉忠行状》。学精术数道冠儒释秉忠侍从世祖3o多年不管是远征或两都巡幸他都随行受到特殊的信任。《元史·后妃传》载怯薛官曾奏请割京师外近地牧马已批准察必皇后想谏止先故意责备秉忠：“汝汉人聪明者言则帝听汝何为不谏。”连皇后进谏都要借重于他可见世祖对他确实到了言听计从的程度。秉忠兼备释、道、儒之学“通晓音律精算数仰观占候、六壬遁甲、《易经》象数、邵氏《皇极》之书靡不周知”1据称“时之知数（术数）者无出刘秉忠”（《元史·李俊民传》）。据王磐撰《神道碑》载他死后世祖嗟悼不已谓群臣曰：“秉忠事朕三十余年小心慎密不避险难事有可否言无隐情。又其阴阳术数占事知来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莫得与闻也。”（张文谦撰《行状》作“其天文卜筮之精朕未尝求于他人也此朕之所自知人皆莫得与闻。”）蒙古崇拜长生天“事必称天”以占卜辨吉凶“天弃天予一决于此”2。精于术数、占卜又深明治国之术两者相辅而行这正是刘秉忠比当时的其他僧侣和儒士更受蒙古皇帝亲信的重要原因。姚枢赞他“学际天人道冠儒释”学术上是“凿开三室混为一家”与世祖的关系是“情好日密话必夜阑如鱼得水如虎在山”3比之为三国诸葛西晋道安南朝（宋）“黑衣宰相”慧琳北宋象数祖师邵雍（据说能预言祸福）。王磐称誉他说：“辅佐圣天子开文明之治立太平之基光守成之业者实惟太傅刘公为称。”他在元朝建国立制中的确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先后推荐的人才很多尤其受到时人的称颂。元人还盛传他通秘术、行师用兵之际役使鬼神、多著奇效1。 秉忠诗、乐、书、画俱善有《藏春集》传世。无子以弟秉恕子兰璋为继嗣。 1王磐《刘秉忠神道碑》。 2《蒙鞑备录》；《黑鞑事略》。卡尔平尼和卢勃鲁克行记对蒙古人崇信上天和以占卜决事的情况也有详细记载。 3姚枢：《祭文》《藏春诗集》卷六《附录》。 1危素：《送郭真人还王笥山序》《危太朴集》卷八。 第二节赵璧从藩邸旧侍到中枢重臣赵璧（122o—1276）字宝臣金大同府（治云中即元大同）怀仁人。璧祖上历世不显母李氏尝自誓：“我若有子必令读书。”璧兄年长后学佛。璧稍知事李氏即使之从名师九山李微、金城兰光庭研习儒术“朝诵暮课”学业长进很快2。1242年二十三岁的赵璧被藩王忽必烈召至驻牧之处。当时渡漠北去的儒人不多赵璧以接对精敏受到忽必烈厚遇命王妃亲制衣服以赐见面时但呼“秀才”而不名之。他曾奉忽必烈教令驿驰中原征聘流落在各地的旧金名士至藩邸辅政；姚枢、王鹗等人就是由他罗致的。他还在漠北为蒙古生十人讲授儒书。这个时期他的蒙古语逐渐精熟曾奉命为忽必烈译讲《大学衍义》。忽必烈后来一直对他身为汉人而“能为国语深细若此”赞叹不已3。金末丧乱云代地接朔方赵璧居于此间或即有感于时势渐习北语稍后遂能因蒙古统治者与汉文化相沟通的需要而跻身新贵的行列。他的际遇并不完全是出于偶然。 1251年忽必烈兄长蒙哥即大汗位召赵璧问治。璧请“先诛近侍之尤不善者”。蒙哥闻之不悦。事后忽必烈对他说：“秀才汝浑身是胆邪！吾亦为汝握两手汗也”（《元史·赵璧传》）。是年他受命“总六部于燕”即担任负责主管汉地财赋行政的燕京大断事官行署（燕京行尚书省）的必阇赤。“总六部于燕”即行尚书六部于燕这是当时用来翻译燕京大札鲁忽赤助手大必阇赤的汉语官号。与他同时担任此职的还有回回人赛典赤、匿昝马丁等人1。 1252年忽必烈以燕京大札鲁忽赤昧于政事汉地不治乃因朝觐请分河南一地而试治之蒙哥许之。忽必烈遂命璧与“朝贵莽噶拉”2、汉人世侯史天泽为使经略河南。时河南甫罹兵乱民不聊生。有刘万户者贪淫暴虐。郡中婚嫁必先赂之得所请而后敢行；百姓多呼之为翁。璧至即按问恃势为虐的刘万户党羽董主簿立斩之。刘万户受惊吓卧病而卒。它若屏盗贼、造楮币、均赋税、立屯田。不二三年河南“以最治称”。 1257年蒙哥因忽必烈得汉地民心而忌之遣阿兰答儿钩考河南、陕西等忽必烈钤辖地区诸官府金谷。钩考官在河南百计罗织汴府官属无所逃祸。时莽噶拉以国族得免；史天泽是先朝勋旧也难以加罪。三名“河南经略使”中赵璧的处境最为险恶人为之惧。但他仍然镇定自若。每诣钩考官辩析文案都据理力争。钩考官怒则“端立拱竢；怒已复辨如初”。钩考结果谓璧勒扣“赏物”。忽必烈不得不出面相保代他归还所谓被克扣的财物；又把他调离河南去做忽必烈汤沫邑怀孟路（治今河南沁阳）的总管。1258年忽必烈统东路蒙古、汉军攻宋。璧受任为江淮荆湖经略使从行。2张之翰：《赵璧神道碑》《西岩集》卷十九。 3虞集：《赵璧谥议》《道园学古录》卷十二。 1蒙哥初年的燕京大断事官有牙老瓦赤、不只儿、斡鲁不等人。据《元史·赵璧传》时牙老瓦赤以先朝旧臣向蒙哥邀官蒙哥因璧之谏而不复用之。惟此事与其它文献记载不合。2“莽噶拉”是经清四库馆臣改写过的人名其蒙语形式当作ha1a（梵语manga1a）忽必烈有一个儿子也以该字为名元代译作“忙哥剌”。 翌年兵围鄂州（今湖北武汉）宋贾似道请遣近侍相议。璧请行遂在三千兵卒护送下至鄂州城登城与宋将议。贾似道托足疾不肯出见乃约再议而还。至秋蒙哥在四川前线受伤病死。忽必烈为争夺汗位与贾似道在鄂州城下议和之后班师赵璧随之北归。 至元年间的仕途波折126o年忽必烈即大汗位于开平。他亟须依靠汉地的财赋人力北讨与他争位的幼弟阿里不哥。但当时中原地区因“新供蜀兵府藏空竭”。因此在即位当天他就任命了三名总管汉地财赋行政的负责官员赵璧与祃祃、董文炳同在选中。他们的汉语官号《元史·世祖本纪》等称为“燕京路宣慰使”。惟据同时代的实录文献其职务实际上是“行六部于燕”也就是燕京大必阇赤。赵璧在蒙哥初年已经担任过此职所以现在大约是很得心应手的。碑传说他“经画馈运相继不绝”；“手校簿书得豪贵侵盗逋负钱数万计乘舆北征民不扰而军用足”。正因为他在供给北边用兵方面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中统元年（126o）七月建立“燕京行中书省”作为统领汉地政务的中枢分支机构时赵璧拜授平章政事。次年燕京行省官员奉诏赴上都议事。元廷在燕京行省基础上正式确定中书省编制又任命了一批新省官；继而又将新旧省官重行分划为“留中”和“行省事于燕”两部份。赵璧当仍分省于燕担任平章政事1。《元史·宰相年表》“平章政事”条载赵璧于中统元年任该职此实为燕京行中书省平章；同条中统二年、三年至元元年之下则漏载赵璧其人。 中统三年益都汉人世侯李璮叛。忽必烈调军往讨命璧行山东等路中书省事。他的职责主要仍是为合必赤宗王及史天泽指挥下的讨李军组织供需饷馈。故而战争结束后璧即回到中省李璮遗留下来的“益都路行省”建制则由撒吉思接管。李璮之乱牵连到他的姑丈、中书平章政事王文统。王文统与李璮结谋案引起忽必烈对朝中一批汉人“秀才”的猜疑。主持陕西行省政务的廉希宪、商挺等人也在这时受人诬告被召回朝廷。赵璧却在这当口向忽必烈进言谓王文统原系廉希宪、张易所推荐遂至大用。忽必烈闻奏夜不能寐以至夜半遣中使召见廉希宪。据记载廉希宪事迹的碑传资料赵璧此举乃妒希宪勋名使然。中间是否另有其他缘由今难确考。李璮之乱平定后元廷乘汉人世侯心怀余悸的时机削夺他们的兵权实行兵、民分治省并郡县行迁转法。至元二年（1265）闰五月赵璧行省于南京（即开封）、河南府（治洛阳）、大名、顺德（治今河北邢台）、卫辉（治今河南汲县）、彰德（治今河南安阳）、怀孟等地实施地方官制的改革历时二阅月而后回京报命。 至元二年八月忽必烈把阿合马专领的理财机构中书左右部并入中书省拜阿合马为中书平章政事由此引起中枢机构里人事的大变动。当时元廷免去了所有宰执重新予以任命。中书省里的汉人乃至汉化很深的色目人如廉希宪多被排除出来。赵璧从这时去职直到至元四年正月才有新的委任即担任枢密副使。按当时建制枢密院由太子真金兼使职置副使1王恽：《中堂事记》上《秋涧集》卷八o。大约中统、至元之交中、行两省即已合并。此后中省官员随忽必烈驻夏于上都者反而称为留在燕京的中书省本部的“分省”。两员实际掌握院事。赵璧以一个汉人出任如此重要的职务似乎是十分荣耀的事。然而他素无治军经验这时突然担任军职总令人觉得颇为蹊跷。他毕竟还是忽必烈最见亲信的少数几名旧人之一。因此虽然由于阿合马势力的上升而被挤出中书省忽必烈还是为他安排了这么一个足以显耀其身份地位的新职务。据其神道碑称命下之时“舆情为公郁”。说明时人也都十分清醒地看到这其实不过是赵璧在政治上失势的信号。 无论如何在此以后赵璧居然也真带起兵来。至元六年宋荆湖统帅吕文德遣人到元廷约降。忽必烈乃诏璧驰驿襄樊前线与都元帅阿术议可否；俄而命壁同行汉军都元帅府事。当时元军正在围困襄樊。宋将夏贵率兵五万、馈粮三千艘自汉水溯流来援。时值汉水暴涨阿术又卧病新野。赵璧恐夏贵乘夜潜进袭破围城的元军于是在元军结集区的南线据险设伏。璧往返督察衣不解带七昼夜；并深入元军前沿踏勘敌情。夏贵果然择夜奔袭而来。赵璧得报领单骑连夜山行赶回伏区从事临战动员。不久宋军抵达元军伏击处受到掩击又慑于元军大事张扬的声势不敢继续前进。至明阿术扶病勒大军至宋军溃退。璧率水军追贵舟师大败之。 七年因高丽权臣擅废国王另立忽必烈从襄樊召回赵璧改授中书左丞同国王头辇哥（木华黎后人驻牧辽西）行东京等路中书省事聚兵高丽。时高丽原国王已在元军支持下复位并赴阙面质。璧与头辇哥议密奏元廷建议遣兵将高丽王送归使复国于古京以安兵息民为上策。忽必烈从之。八年赵璧还国升中书右丞。十年复拜中书省平章政事。自四年以后他先被调出中朝而后又以低于中统、至元之初曾任文职的官位回到中书省直到这时才恢复原先的地位。 不过他重回中书省之时仍是以理财当国的权臣阿合马势力鼎盛之日。 所以神道碑说他因为“同列非其人忧深虑重食少事烦”。看来他虽然也想勉为其难地扭转当日时局但终究还是难以一施抱负。十三年七月赵璧死于平章政事任上。 赵璧的学风颇近辽金时北方习尚擅于词赋章表。忽必烈曾命数人作讨宋檄文皆不能称旨；乃召璧为之文成忽必烈有“惟秀才曲尽我意”之许。他在蒙古人眼里是一个“秀才”但其实却“刻意吏学以经济为己任”不像一般儒生那样唯务空谈再加上又较早地学会了蒙古语所以居然从一介平民变成“乘风云依日月佐命之人”。至元中期儒臣大都失势他仍能居中书右丞、平章政事的要职多年。这与他个人的才性也是分不开的。 第三节王文统谋略奇才李璮幕僚王文统（？—1262）字以道或云号云臾1金北京府路大定府人。大约生于明昌、承安间（119o—12oo）2。其家世无考早年经历仅知道曾中经义进士。按北京大定府于贞祐三年（1215）为蒙古所占中都也于同年陷落此后科举会试皆于南京（开封）举行。文统中进士似应在贞祐南迁之后时当已移居内地（益都？）。中举后似未曾担任朝廷官职故称“布衣”。据载他“少时读权谋书好以言撼人”（《元史·王文统传》）又曾“聚历代奇谋诡计为一书”3儒学名臣姚枢、窦默都曾指斥他“学术不正”4。从上述反对派对他的攻讦和显然含有贬意的记载中也可以看出文统虽然以经义中举其为学并不局限于儒家。其实这也是金朝季年北方许多知识分子的风尚不独文统一人为然如耶律楚材、刘秉忠都兼通天文、地理、术数、释道、医卜之学即使以经术闻名的窦默、许衡辈也曾“诸子百家、兵刑货殖靡不研究”5只不过文统志趣特在法家和纵横家而已。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谋略、经济之才无疑比纯粹的儒学更为积极和实用实未可厚非。 蒙古的连年进攻使金朝在河北、山东的统治陷于崩溃各地豪强乘时而起盘踞一方。当蒙古军到来时他们多纳土归降被蒙古统治者任为各地军民长官许世袭统治其境得自辟僚属当时称为世侯。身处乱世的知识分子或为寻求庇护以保全身家性命或为乘机施展才干建立一番事业纷纷投奔各地诸侯。文统“以游说遍干诸侯”起初没有得到赏识后往见益都行省（山东淮南行省）李璮“璮与语大喜即留置幕府命其子彦简师事之文统亦以女妻璮。由是军旅之事咸与谘决”1。李璮在当时各路诸侯中占有特殊地位自其父李全以来一直据有山东半岛根基深厚地理位置有利享有比其他诸侯更大的自治权；不仅“善用兵”且能重用士人参谋军事政务志向颇大。文统谋略群又与李璮结为翁婿成为其亲信谋主可谓如鱼得水当能施展雄才多有建树。但由于后来李璮的叛乱文统在山东期间辅佐李璮治军理民的事迹多湮没无闻。《元史》本传仅载：“〔李璮〕岁上边功虚张敌势以固其位用官物市私恩取宋涟、海二郡皆文统谋也。”按李璮辖境紧邻南宋部署有重兵的淮东路蒙宋开战以来蒙1laoyan-shuanthenetgshih-netotatedtras1ationithanintrodunetph.d.dissertationharvarduniv.1962；《秋涧集》卷十五有《郊送云叟公》诗当为中统二年上都作中有“因送行台振玉珂”句行台应指燕京行省时以平章王文统行省事于燕京。2王恽：《中堂事记》载1261年文统已“春秋高”当过六十岁。 3程钜夫：《薛庸斋墓碑》《雪楼集》卷九。 4《内翰窦文正公》《元朝名臣事略》卷八。 5《许鲁斋遗书》卷一三《考岁略》。 1《元史》本传。文统投奔李璮的具体年代不详。明人祝允明《前闻记》录李璮某部属所作《李郡王山东事迹》谓璮有六子“长崇山次备山、南山乃王夫人生嫡子封平州总管。”王夫人或即文统女但在娶王女之前李璮已有子彦简或其生母早亡故王女得为正室。王氏所生子在璮败亡前已出任官职据此推断文统设奔李璮的时间可能在124o年前后。 古统治者需要用他来承担东线攻防之责李璮也借此自重与蒙古朝廷讨价还价。蒙古朝廷多次要征调他的军队都被他以本境防务重（“以一路之兵抗一敌国”）、不宜分军为由巧言拒绝而且还多赐金、银符和银两让他奖赏所部有功将士。当时各地“诸侯”均出兵从征人民深受签军之苦独益都得免于征调。宪宗二年（1252）和七年李璮出兵从南宋手里夺取了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市西南）、涟水诸城既扩展了辖土又可以此向蒙古朝廷报功邀赏。文统为李璮出谋划策者必不止上述诸事从李璮势力的壮大忽必烈诸谋士对他的评价以及后来他被骤然重用看来他在山东治理军民方面应极有成效所以能声名远播。忽必烈与其藩府诸臣评论天下人才就谈到文统只有姚枢从正统儒学角度指责他“学术不纯”而对其才干却并无异辞。 宪宗九年忽必烈统兵攻鄂州宋右丞相贾似道亲督诸军守御。守城宋军一夜间就树起木栅环城阻挡住了蒙古军的进攻忽必烈十分赞赏以为贾似道之能对扈从诸臣说：“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刘秉忠和张易当即进言荐举：“山东有王文统才智士也今为李璮幕僚。”以问廉希宪希宪也说对文统才名早有所闻1。次年（126o中统元年）三月忽必烈即帝位四月设立中书省“以总内外百司之政”即起用王文统为中书平章政事。忽必烈原藩府中人才济济如刘秉忠、张文谦、廉希宪、姚枢、窦默、郝经、张易等都是多年追随他的亲信家臣谋士或早经聘问的名儒。按以往蒙古朝廷惯例新汗即位总是先委任亲臣掌理政务忽必烈却选择了与他关系疏远的汉人世侯李璮的幕僚王文统而且一下子就拔擢为主持国政的宰相原藩府旧臣张文谦、廉希宪、张易等反居其次（任左、右丞和参政）。这一方面固然出于忽必烈博大的用人胆略同时也因为王文统确实“材略规模朝士罕见其比”1。他的任相显然得到了忽必烈最亲信的谋士刘秉忠和家臣廉希宪等人的支持。 布衣拔擢受命秉政由诸侯幕僚一跃而为朝廷宰相是王文统生平的最大转折点。一方面忽必烈“授之政柄”、“委以更张庶务”使他得以尽其才智伸展抱负；另一方面也使他成为权力和派系不同政见斗争的焦点。 王文统是在关键的历史转变时刻受命掌政的。自蒙古进入中原以来四十余年一直未能建立起适应中原汉地的统治制度。太宗时耶律楚材力图逐步推行汉制改变蒙古的统治方式但受到极大阻挠其所定制度“见于设施者十不能二、三”。郝经把当时汉地不治的情况概括为：“法度废则纲纪亡官制废则政事亡都邑废则宫室亡学校废则人材亡廉耻废则风俗亡纪律废则军政亡守令废则民政亡财赋废则国用亡天下之器虽存而其实则无有。”宪宗时期“旧弊未去新弊复生”2。忽必烈即位始决意进行根本改革而“更张庶务”的责任就交给由王文统主持工作的中书省。中书省成立后的第一件大事是设置十路宣抚司。当时各路长官多世侯尽专兵1《平章廉文正王》《元朝名巨事略》卷七。 1王恽：《中堂事记》。 2郝经：《立政议》《陵川集》卷三二。 民财赋之权州县官吏皆其部属也是子承父职。数十年来他们上下相传自行其政视辖境为领地人民如私奴任意盘剥欺压。如平阳、太原路“官世守吏结为朋党侵渔贪贿以豪强相轧其视官府纪纲及民疾苦殆土苴然而贫弱冤抑终莫得伸”“赋役素无适从官吏狼狈为奸赋一征十民不胜其困故多逃亡”1即是典型情况。他们一方面对人民淫刑暴敛另一方面又隐漏户计侵蚀官赋将“合该纳官存留包银并丝料粮税等差私已用度以致民间俱各征足官司不得实用”2。因此各地户口减耗国家赋税严重受损。早在忽必烈即位前不少谋臣就提出改革地方统治制度、限制诸侯权力的建议。中统元年五月遂立十路宣抚司对各路诸侯实行监督整肃州县吏治旨在使人民安于田里国赋能如数征收。对宣抚司官的考核标准即是“户口增差办方为称职”3；先后所颁圣旨条画规定了宣抚司对所管地方官吏以及户口、财赋、刑罚等各方面政务的体究权责。宣抚使、副多以忽必烈原藩府旧臣出任或出于文统所荐举。宣抚司的设置虽不足两年（中统二年十一月罢）而治效颇佳。如平阳太原等路宣抚使张德辉惩办了特别恶劣的官吏数十人“搜剔吏弊遴选官属庶政一新”同时整顿赋役“阅实户编均其等第出纳有法数十年之弊一旦革去”当地老人称颂“六十年不期复见此太平官府”考绩为诸路之最4。其他宣抚司也都在改进吏治、安定社会、劝课农桑和均平赋役等方面作出了成绩。 第二件事是完善政府机构。中统元年七月立行中书省于燕京取代原燕京“行尚书省”掌理汉地政务王文统以平章政事主持行省工作。命各宣抚司选取儒士、吏员通钱谷者赴省任用置左、右司及其他各下属机构。二年初行省颁新政条画于各路宣抚司对税粮出纳、劝课农桑、刑罚治安、州县官吏考核黜陟等等地方政事都作了规定。三月文统奉召至开平遂与中书省诸宰执反复集议政务奏准施行主要有：置中书左（吏、户、礼）、右（兵、刑、工）部并定其职责任命了左、右部尚书；制订民事条画二十七款及各路宣抚司应行条画七款；内外新旧官员改授定制；制订中书省工作条例十条等。 第三件事是改革五户丝制度限制投下权利。太宗八年（1236）将中原州县民户分封给诸王贵戚勋臣（投下）在耶律楚材建议下实行五户丝制即每二户出丝一斤纳于国家每五户出丝一斤纳于投下（宪宗时增加为国赋每户一斤投下赋每五户二斤故称“二五户丝”）由朝廷设官统一征收每年按数颁给各投下此外不得擅自征敛。但实际上各投下都径自派官向份地民户征赋百般搔扰且往往额外多取。投下对份地的榨取和诸侯专权一样是当时最大的弊政。中统元年中书省议：“诸投下五户丝科自来就征于州郡”“如此是恩不上出事又不一于政体未便”遂奏准皆输燕京总藏每年令各投下派官到中书省按数支取1。此外中统二年中书省又对在诸路附籍的投下私属人户进行整顿甄别除某些特定的投下赋役外均1《宣慰使张公》《元朝名臣事略》卷十。 2《元典章》卷二五《包银从实科放》录中统元年宣抚司条画。 3王恽：《中堂事记》。 4《宣慰使张公》《元朝名臣事略》卷十。 1王恽：《中堂事记》。 令与民户一体承当差（同上）。这些措施无疑是对投下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 第四件事是钞法改革。太宗以来没有统一的货币制度各路都行钞币在本境使用十分混乱。中统元年在王文统主持下由中书省统一行“中统元室交钞”同时废除了各路所行钞币。因行新钞真定原行银钞之价顿亏文统采纳宣抚使刘肃的意见许各路之钞如数收换使百姓免受损害。文统对实行钞法极为谨慎日与主管部门交钞提举司及诸省官商议博采众议深为讲究利病制定了周密的制度并命各路宣抚司限期将所管地方“钞法有无阻滞及物价低昂与钞相碍于民有损者”及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因此中统钞法初行时信用很高流通甚畅既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又方便了民间贸易。1文统当政的两年间主要精力放在理财方面。忽必烈即位伊始就爆了与阿里不哥的争位战争军马调频繁军需粮饷供给浩大加以诸王朝会赏赐、设立新的军政机构、营造宫室都城等都需要大笔经费而当时库藏几无积储因此保证足够的财政收入是忽必烈新政权面临的紧迫大事。忽必烈将“凡民间差、宣课盐铁等事一委文统等裁处”授以管理财政的全权。文统的理财方针是“欲差办而民不扰”。当时主要的弊病是财赋制度混乱地方各自为政诸侯、投下征敛无度官吏贪赃作弊差不均多征少纳以致百姓逃亡者多国赋严重亏损。针对这些弊病中书省采取的措施主要是：通过立十路宣抚司、改革投下五户丝制和实行统一钞法将财权集中到中央政府手中；核实户口从实勘定各路差总额府、州、县、村逐级验户数物力科征张榜晓示差数目县榜需开具各村人户花名及其合纳差使负担合理均平不致隐漏或偏重；对各级官吏加强督责检查以户口增、田畴辟、赋役均、差办作为考核标准不称职或贪赃欺弊、侵损国赋者予以罢黜或治罪；定盐酒等税法申严私盐酒之禁并置互市于颍州、涟水、光化等处与宋人贸易禁军民越境私商使课税不致流失。文统的理财政策获得了显著成效。中统二年忽必烈召文统等行省官至开平集议政务并检查财赋情况命文统与前燕京行尚书省臣辩论中统元年民赋虚实、比上年（宪宗九年1259）多寡之数继而诸大臣会集中书省检查前省民赋“以上年比中元数多而所入者鲜以中元比上年户同而所入者广论辩者久之前省官屈服”前后政绩优劣遂较然分明1。就是说中统元年不但没有比上年增加赋额且有所减少。据记载行省本欲按丁巳（宪宗七年1257）户籍征赋李昶进言由于逃户很多这样做势必迫使现存人户替逃户补纳加重负担文统接受他的意见蠲免了逃户之赋2；中书左丞、行大名等路宣抚使张文谦也向王文统提出百姓疲弊已久又遇岁旱应该量免税赋终于说服文统“竟蠲常赋十之四商酒税额十之二”3。按中统元年宣抚司条款规定：“被灾去处以十分为率最重者虽多量减不过四分；其余被灾去处依度验视从实递减三分二分等科降差视此为差。不被灾去处1王恽：《中堂事记》。 1王恽：《中堂事记》。 2《尚书李公》《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二。 3李谦：《张文谦神道碑》《元文类》卷五八。 斟酌民户难易委实偏重去处虽多不过裁减一分。”4。尽管减免幅度较大但由于措置有法中统元年国家财政收入反而过了上年。燕京帑藏起运到开平后忽必烈检视内藏喜甚曰：“祖宗以来未有如是之多也。”5可以说做到了前代政治家提出的理财目标：“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任相两年中文统殚精竭虑为朝廷效力充分挥了他的政治才干忽必烈问以钱谷大计他“敷对明敏虑无遗策”这是因为他“凡军国大事皆有成算然后撮其要领使例相比虽纵横论难不出所预”。他兢兢业业勤于政务。主持行省工作与同僚“未明已即事过晡始散是早”；行钞法如履薄冰日与僚属讲究利病惟恐有失；下至薄书钱物细务也亲为规画指授掾属如诸路所造狐貉衣裘报上数目他教省掾用“棋方抹子”方法（类似古史臣编制年表之法）通类比附即可见估值高下孰省孰费。他决定和处理政务颇能倾听不同意见兼采众长并不刚愎专断如上述采纳李昶、张文谦意见量减民赋采纳刘肃之策许各路行用钞如数兑换中统钞即是显例。中统二年四月中书省诸宰执集议中央和地方政事（选官、户口、赋税及钞法等）意见颇纷歧文统曰：“何伤取其长便者用焉。”经反复集议始以所定军国大政上奏皆获允准。 治国方针的分歧与派系斗争忽必烈对文统的见识、才能和政绩极为赞赏至有相见恨晚之叹屡屡召见多所顾问。中统二年五月新拟中书省宰执人选忽必烈有意擢文统为丞相召宋子贞、张德辉、杨果等征询意见杨果等奏：“王文统材略规模朝士罕见其比然骤加登庸物论不无新旧之间。如史天泽累朝旧臣勋硕昭著若使宅百揆大厌人望令文统辈经画其间则省事成矣。”就是说文统才干群是无可否认的但因他是新进之人若擢为相会引起旧臣不满不如用史天泽可以服众而让文统等实际筹画政务。于是以史天泽为右丞相文统遂仍为平章政事忽必烈特慰之曰：“卿春秋高恐劳于奏请今后可运筹省幄若有大议须面陈者及朕有所咨访入见小事令人奏来不必烦卿也。”可见其对文统的敬重和信任。随后决定史天泽等一部分省官留在开平中省一部分省官以文统为行中书省事于燕京诏“管民官、管军官、鹰房、打捕、诸色造作一切大小公事并听行省从宜处置”。文统向皇后、太子辞行“太子慰奖甚厚有元老克壮谋猷之谕”；刘秉忠在南屏山迎送“待遇甚恭”1。 对任用文统当政窦默、姚枢等一帮儒学派谋臣自始就不以为然。忽必烈即位之初召窦默问有无如唐魏徵之人才默即推荐以深契程朱理学闻名的许衡但忽必烈未予任用却将政务委付给以权谋智略著称的王文统。文统受命于国用急迫之际自以理财为头等大事力求收实效故颇主功利之说这和窦、姚、许等人“以义为本”的主张正相对立。文统与忽必烈素无因缘而骤掌大政许衡则完全被冷淡有十多年顾问资格的窦默仅任翰林侍讲学士清职曾长期效力于藩邸、以治平自许的姚枢也只授东平路宣抚使4《元典章》卷二五《被灾去处量减科差》。 5王恽：《中堂事记》。 1王恽：《中堂事记》。 为此姚枢竟不愿入觐陛辞诡称：“文统新当国彼将以我为夺其位。”2于是由政见不同开始演变为权位上的矛盾。据载文统与中书左丞张文谦也有不和“文统素忌克谋谟之际屡相可否积不能平公（文谦）遂求出诏以本职行大名等路宣抚司事”3。文谦也是老资格的藩府侍臣对位居文统之下未必服气加以意见不尽一致难免生争执。但他也是实务派又与支持文统的刘秉忠为同窗好友而且文统也接受了他提出的量免灾区税赋的意见从《中堂事记》的记载看来他们合作还比较融洽未见他有不利文统的言论。 中统二年四月诸臣集开平文统以政绩（尤其理财方面）显著更受忽必烈器重几乎言无不从。五月新拟中书省宰执人选文统呼声甚高而姚、许等都没有被提名。大约就在这时窦默上书忽必烈谓“平治天下必用正人端士唇吻小人一时功利之说必不能定立国基本。为子孙久远之计其卖利献勤、乞怜取宠者使不得行其志斯可矣。若夫钩距揣摩以利害惊动人主之意者无他意在摈斥诸贤独执政柄耳此苏、张之流也望陛下察之”1。很明显地对文统进行了不指名的猛烈抨击。但忽必烈正倚重文统仍任为平章政事并特加慰勉使行省事于燕京。文统于开平私第置宴与诸官话别姚、窦、许皆应邀出席然而此时双方矛盾已十分尖锐。六月窦默与王鹗、姚枢等入朝时又在忽必烈面前指斥文统谓“此人学术不正久居相位必祸天下”。忽必烈问：“然则谁可相者？”窦对：“以臣观之无如许衡。”忽必烈颇轻许衡不悦而罢。姚枢、窦默都是忽必烈旧臣许衡名声颇大文统担心他们屡在帝前进言于己不利因奏以姚为太子太师窦为太子太傅许为太子太保“阳为尊用之实不便数侍上也”。窦默屡攻文统不中颇惧欲依太子以避祸与姚枢都接受了任命诏书独许衡以为不可：尚未正式立太子岂能先有师保。于是三人同辞新命退还诏书遂改以姚为大司农窦仍翰林侍讲学士许授国子祭酒。不久窦默、许衡均辞职归家2。文统赢得了这一回合权力斗争的胜利。中统二年下半年的政事也多有可道者如罢诸路所役民夫还之州县河南、怀孟等处军马牧地大部分听民耕垦核实新增户口和措置诸路转输法诏诸王、贵戚不得擅取官物和私自断决民间词讼修筑燕京旧城免民间赋税等等其中应有不少出于文统之谋画。 李璮之乱与文统之死中统三年二月三日李璮动叛乱使文统陷入了杀身之祸。在此之前济南路万户兼总管（世侯）张宏曾秘密向忽必烈揭李璮谋逆之迹十条其中与文统有涉者为：诏命市马诸路无论军民概属括买独不及益都；中统钞法诸路通行唯璮用涟州会子而以所中统钞到济南买物；山东盐课之额岁以中统钞计应纳三千五百锭减为二千五百锭中统元年本应恢复旧额2姚燧：《姚枢神道碑》《元文类》卷六o。 3李谦：《张文谦神道碑》《元文类》卷五八。 1《内翰窦文正公》《元朝名臣事略》卷八。 2《元史》卷四《世祖纪》一；《元朝名臣事略》卷八《内翰窦文正公》、《左丞许文正公》；《元史》卷一五八《许衡传》。 而未复继续侵用国家盐课又以取宋涟水请功邀赏留用本境岁赋。张宏认为：“平章政事王文统故璮参佐倘中外连构窥伺间隙以逸待劳此尤可虑。”并指出免益都市马一条尤可见文统与李璮交结因此建议“亟宜罢王文统”并调李璮从征漠北而择人代治益都。忽必烈以事属机密但令勿泄1。从张宏所揭诸条看来文统在中央当政确有偏袒李璮之处（如许用益都官银赏其本部军功命自领益都盐课等皆见《元史·世祖纪》）。据《元史》本传李璮乱后许多人揭“文统尝遣子荛与璮通音耗”忽必烈召文统质问：“汝教璮为逆积有岁年举世皆知之。朕今问汝所策云何其悉以对。”文统与李璮是翁婿关系有音信往来是情理中事说他“教璮为逆”则并无确凿证据。文统写成书面材料回答忽必烈的质问具体内容不详只知其中有“蝼蚁之命苟能保全保为陛下取江南”之语看来并没有承认上述指控。本传接着记载：“会璮遣人持文统三书自洛水（当为涟水）至以书示之文统始错愕骇汗。书中有‘期甲子’语世祖曰：‘甲子之期云何？’文统对曰：‘李璮久蓄反心以臣居中不敢即臣欲告陛下缚璮久矣第缘陛下加兵北方犹未靖也。比至甲子犹可数年臣为是言姑迟其反期耳。’世祖曰：‘无多言。朕拔汝布衣授之政柄遇汝不薄何负而为此？’文统犹枝辞旁说终不自言‘臣罪当死’乃命左右斥去始出就缚。”这段记载的头一句颇费索解柯绍忞仅于其下加“为逻者所获”（《新元史·王文统传》）仍未能解释李璮何以将文统写给他的三封信送还。信的内容未载只举出隐晦的“期甲子”（甲子为中统五年）一语。据文统自辩之言判断李璮很可能向他透露过反蒙的意图文统大概只是以隐约言辞含糊答之既没有明确反对（如果反对则可证明无罪）也没有表示赞成（如果赞成则无辞以自解）。不管出于什么动机他事先知李璮有反心而没有向忽必烈报告就足以构成有罪。但似不至于死罪故文统虽承服而不肯自言“当死”。忽必烈召窦默、姚枢、王鹗、刘秉忠及张柔等示以上述三封书信问“文统当得何罪？”诸文臣皆答：“人臣无将将而必诛。”“无将”语出《春秋公羊传》意谓不得企图叛逆（君亲）可见作为主要罪证的三封书信最多只能断为“有反状”（诛王文统诏书中语）找不出通谋造反的实证。只有张柔大声说“宜剐”忽必烈命诸臣“同辞言之”于是都说“当死”。二月二十三日遂以“同谋”罪诛文统及其子荛。文统虽因受李璮叛乱牵连而被处死但当时人多承认“元之立国规模制度.出于文统之功为多焉”。 1张起岩：《张宏行状》《元文类》卷五o。 第四节张文谦张文谦（1217—1283）字仲谦邢州（今河北邢台）人父英曾任邢州军资库使。文谦自少年与刘秉忠同窗意气相投。年渐长不愿仰衣食于父母欲习吏事为其父阻止乃专志于儒学。1238年参加蒙古国在中原举行的儒士考试中选得免本户徭役。 1247年因刘秉忠推荐被忽必烈征召到漠北“擢置侍从之列命司王府教令、笺奏”1也就是担任怯薛中办理文书事务的必阇赤。1251年他与刘秉忠共同向忽必烈进言建议选官治理邢州使之成为中原各地取法的榜样（参见本书《刘秉忠传》）；又对当时中原政务应当急行改革者提出了一系列建议。1252年从忽必烈征大理与刘秉忠、姚枢同谏止屠城。1259年从忽必烈攻宋复以“王者之师有征无战宜一视同仁不可嗜杀”为谏。九月大军抵长江北岸奉命备舟楫济师渡江遂进围鄂州；闰十一月忽必烈决定撤兵命文谦传谕诸将并命他降民二万北归。 126o年三月忽必烈即位立中书省以文谦为左丞与平章政事王文统共理政务。五月建年号为中统元年立十路宣抚司文谦以中书左丞兼大名、彰德等路宣抚使诏授虎符。这时汉地各路都由世袭地方长官管领各行其政当年六月卫州儒士王恽就上书张文谦说：“而今河朔数路怀、卫两州世官有晚唐擅据之强风俗近天宝涂炭之苦秽彰邻邑政出多门”盼他能以承宣之权“擿伏破奸”1。可见派出十路宣抚使实是推行新政整饬各路诸侯加强皇权的重要措施。宣抚使权责甚重故多以潜邸旧臣充任。《张文谦神道碑》说他出任宣抚使是因为在与王文统谋议之际常提了不同意见为文统所忌乃求出；临行对文统说：“天下生民疲弊日久岁属大旱若不量蠲税赋将无以慰来苏之望。”文统以为“世祖新即大位国家经费为数不赀且素无积储、何所供亿。”他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俟时和岁丰取之未晚也。”于是同意减免常赋十之四商、酒税额十之二。碑作于王文统被诛之后所载张、王二相间的矛盾未必是实录。文谦在宣抚河北诸路时辟儒生尚文为书记胡祗遹为员外郎杜瑛为提举学校官。中统二年春入朝还居中书省。四月他与王文统、廉希宪、张易等宰执官在开平共议选官、差、驿传、钞法等政务取得一致意见制定了各道宣抚司条画奏准施行；五月完善中枢政府机构设立左、右部分掌庶务世祖任命了中书省右、左丞相、平章、右、左丞、参政以及尚书等官并决定了诸宰臣留中（开平中省）和分省燕京人员文谦仍任中书左丞与右相史天泽等留中。三年世祖以阿合马领中书左、右部总管财赋阿合马提出有关事务由他直接奏闻不必报告中书。诏命廷议文谦指出：专人分管财用前代是有的但不报告中书却没有这个体例如果中书省不能查问财赋事难道要天子亲自管吗？世祖肯定了他的意见。皇子真金封燕王守中书令但未莅省署事文谦与刘秉忠等奏言：“燕王既署相衔宜于省中别置幕位每月一再至判署朝政。”于是真金入中书加强了朝廷的权力1。至元元年（1264）诏命文谦以中书左丞行省于西夏中兴（今宁夏银川）。1李谦：《张文谦神道碑》《元文类》卷五八。以下引文未注出处者皆见碑。1王恽：《秋涧集》卷六八。 1《元史》卷五《世祖纪》二；卷一一五《裕宗传》。 当地文化、民俗与中原不同政务还没有上轨道文谦寻得被俘为奴的四川儒士五六人释为良民教以案牍使任吏胥于是地方政府机构的事务渐有头绪；又命随他来的副河渠使郭守敬疏浚中兴府境唐来、汉延二古渠溉田九万余顷2使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展。三年回朝廷复入中书仍任左丞。时有诸权势之家告称有民户数千应归属他们为私奴朝廷议久不决文谦说：“奴与良法当以乙未户帐为断若已籍为奴或奴之而未占籍者归势家可也。自余皆国家良民必无为奴之理。”议遂定。四年调整中书省宰执官文谦降为参知政事。五年高唐人吴乞儿、济南道士胡王反高唐令郭侃讨平之逮系百余人奏闻世祖命中书省议处置办法文谦认为：“愚民无知为所诳诱杀恶三数人足矣。”得到丞相安童的赞同派他和断事官不花到济南裁决只诛为三人余皆释放。六年奉旨与刘秉忠、许衡同议定官制。 七年诏立司农司专掌功课农桑以文谦为司农卿。遂拟定条画奏立四道巡行劝农司其使、副定期分赴各路州县督促、检查农业生产及兴办水利等事；命地方长官皆兼劝农事岁终由司农司考核作为其治绩优劣的依据之一。又令农司诸官搜阅古今农书删繁撮要编纂成《农桑辑要》7卷以指导农业生产。在他领导下农司工作成效甚著“民间垦辟种艺之业增前数倍”1。又奏请立国子监荐许衡为祭酒选蒙古贵族、大臣子弟教之。时阿合马当政实行官铸农器高价配售于民；立行户部于东平、大名、专司印钞；立各路转运司掌课税害民干政。文谦在世祖前极论其危害。十三年改任御史中丞。阿合马忌监察机构碍事其年十一月趁省并衙门以汰冗官之机奏准并罢诸道按察司借此削弱御史台。已下诏文谦与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皆奏言不可罢诏复立之2。文谦自知他在御史台终为权臣所忌乃求避位十四年改授昭文馆大学士、领太史院事主管修历。十九年十二月授枢密副使拟议肃兵政汰冗员选练兵士而优恤其家皆未及实施次年三月病卒。 文谦早年曾从刘秉忠学习术数后来则尤善许衡笃志于义理之学在朝廷上始终支持许衡进其言、行其道。他与刘秉忠同为世祖潜邸亲信侍臣同以荐举人才和从征大理、南宋时劝勿嗜杀为时人称道。虽然智数不及秉忠而在推行汉法奠定世祖初年政局方面起了同样重要的作用。碑称他为人谦恭笃实慈祥乐易自奉若寒士无他嗜好唯聚书数万卷而已。子二人晏官至御史中丞；杲武备寺丞。 2此据齐履谦撰《郭守敬墓志铭》（《元文类》卷五o）。《张文谦神道碑》作“十万余顷”《元史》本传又改作“十数万顷”皆不取。 1王磐：《农桑辑要序》。 2《元史》卷八六《百官志》二：“［至元］十三年以省并衙门罢按察司。十四年复置。”卷九《世祖纪》六载至元十三年十一月癸丑“并省内外诸司”。李谦《王磐墓志》（《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二引）载此事于至元十三年冬谓因王磐奏谏按察司得以不罢。《元史》卷一六八《姚天福传》则谓玉昔帖本儿以天福之言入奏世祖诏复立之唯误记为至元十二年事。 第五节郝经治学态度和政治思想郝经（1223—1275）字伯常祖籍泽州陵川（今山西陵川）。生于许州临颖城皋镇（今河南许昌）。祖上八世均以习儒授课为业金末大家元好问即出自郝经祖父郝天挺门下。 郝经幼年适逢蒙古兵锋南下、中原残破离乱之际其父郝思温携家避居河南鲁山一带。在兵荒马乱中他家饱受战乱之苦。郝经九岁那年其母在一次逃难时藏身于地窖因乱兵以烟火熏燎洞口而几至丧生。郝经本人在颠沛流离中也几度“濒死”1。 1232年河南沦陷。郝经一家北渡黄河“先居于保后徙顺天”。在保州满城（今河北保定满城）时家境贫寒赁屋而居。十一年间竟搬迁十次。为维持生计其父原打算让郝经专治家事单供其弟读书。但其母认为郝经志向远大才堪造就力主其继续学业、扬家风郝经才因此不致辍学。 是时其父借铁佛寺南堂招童子开馆授业。郝经则承担起“负薪汲水”、“舂粟治菽”之类繁重家务同时在父亲指授下愤苦读“日诵二千言为课”夜则衣不解带握管缀录如是者五年2。 初读书时郝经喜好诗文。1238年蒙古统治者在中原次考试儒士。 郝经曾有心“决科文”应试。但父亲教导他说“汝学所以为道非为艺能也为修身非为禄养也”。郝经于是转而以“道德之理性命之原、经术之本”为其先务1。“上溯洙泗下迨伊洛诸书经史子集靡不洞究”为其一生奠定了坚实的学识基础并树立了“以复兴斯文、道济天下为己任”的远大抱负。他曾自述其志说“不学无用学不读非圣书不为忧患秽不为利益拘不务边幅事不作章句儒”2。 成年后郝经声名日著藩帅豪门交相征辟。1234年他二十一岁时应顺天左副元帅贾辅之邀到其府上的万卷楼中和堂执教家馆数年后又受聘到顺天军民万户张柔家中课读张氏子弟。贾、张二人均为当时较为注重文教的汉人世侯征战之余搜集了不少图籍秘录藏书不下数万卷。郝经在两府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恣意搜览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学识素养。 在这些年里郝经还北入燕京寻访金故都遗迹；南下曲阜朝拜儒学宗师故里。与流寓中原的一帮名士幕客交流得失、迭相唱和最终形成了他对时务大政的基本看法。 像当时一般的汉族士人那样郝经从亲身经历中对战乱带来的巨大破坏极为痛心。在他看来蒙古的征服使“金源以来纪纲礼义文物典章皆已坠没”“天下之器日益弊而生民日益惫”3。但他并不认为事已无可挽回他相信“天之所以兴不在于地而在于人不在于人而在于道在于必行力为之1《郝经年谱》《陵川集》卷。 2《北风亭记》《陵川集》卷二六。 1《铁佛寺记》《陵川集》卷二六。 2《志箴》《陵川集》卷二一。 3《思治论》《陵川集》卷十八。 而已矣”4。 ------------ 12 其次他也清醒地意识到蒙古作为当时寰宇之内最强大的力量君临中原是必须面对的现实。他相信蒙古是可以像元魏、辽、金那样“附会汉法”、“致治成化”的。而蒙古统治者只要“能用士”、“能行中国之道”便可以为“中国之主”1。但问题在于当时蒙古统治者“凭锋恃锐”“攻取之计甚切而修完之计弗逮”对生民百姓盘剥无度、竭泽而渔致使中原汉地民不堪命、疲敝已极。因此以“羽翼斯文”为终身使命的郝经期待着能“乘几挈会”用夏变夷以儒家的安邦经国之道去影响较为开明的蒙古统治者借他们之力“挽回元气春我诸华”2逐步使乱世走向治世。 郝经的治学态度和用世精神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汉族士人们的普遍观念受到儒林前辈元好问和赵复等人的嘉勉赞许。 召入藩府四上国策1252年“好儒术、喜衣冠”的忽必烈受命统领汉地开府伊始即着力罗致延揽人才。因其府中幕僚的大力推荐忽必烈便于1255年秋遣使召见郝经但第一次郝经并未应召而至而是草拟了一道名为《河东罪言》的奏议托使者带回。在此奏议中郝经以其故乡河东平阳府（时为拔都封地）为例陈述了汉地因蒙古贵族和地方胥吏“榜掠械系”、“殊求无艺”而失于治理的严重状况。提出了“轻敛薄赋以养民力简静不繁以安民心”等项应行改革的对策。其用意看来是在唤起忽必烈对下情的重视同时也想试探忽必烈有无从善举贤的诚意。 郝经的奏议显然触动了忽必烈。初召不至隔两月忽必烈又二度遣使征召郝经入见。这使郝经深为感激忽必烈的知遇之情他感到自己的才识有了用武之地因而不再犹豫毅然整装就道于1256年春上见忽必烈于漠南金莲川。 会面后忽必烈问其“咨以经国安民之道”。郝经先以历代圣王贤君“仁民爱物”之义赢得了忽必烈的赏识和器重。继而又“上立国规模二十余条”力劝忽必烈从长治久安着眼“以国朝之成法援唐宋之故典参辽金之遗制”“正纪纲立法度”“藻饰王化”“文致太平”1创“万世规模”。当忽必烈问及当务之急郝经复举“天下蠹民害政之尤者十一条上之”无不一一切中时弊。对此忽必烈皆以为然。但因忽必烈当时尚未掌握国柄且碍于对汉法持保守态度的大汗蒙哥未能即行采纳郝经的建策。尽管如此忽必烈对郝经的主张是心领神会的他对郝经说“时之一字最当整理。”“可行之时尔自知之”（《元史·郝经传》）。 果然几年之后中统建元“更张制度”郝经先前的一系列建议大都见之实行证明了他对忽必烈的重要影响。 1258年蒙古大举征宋宪宗自领一军入川蜀亲征命忽必烈统东道兵径趋江汉荆湖一路。忽必烈立召在乡侍亲的郝经随军从征以备顾问。但郝4《时务》《陵川集》卷十九。 1《与宋国两淮制置使书》《陵川集》卷三二。 2苟宗道：《郝公行状》《陵川集》卷。 1《立政议》《陵川集》卷三二。 经对这次贸然攻宋是持有异议的一路上他多次相机进谏表达了他对时局轻重缓急的全盘主张。 第一次在真定忽必烈听了郝经的劝谏后说“令师之出皇帝所命也一旦事定汝为吾使宋讲和通好以安百姓。”第二次是在路经濮州时忽必烈得到南宋令各路严防备边的谍报后交付部属商议。郝经明白表示：“古之一天下者以德不以力。彼今未有败亡之畔我乃空国而出诸侯窥伺于内小民凋弊于外经见其危未见其利也。”因此他劝忽必烈“结盟饬备以待西师”“修德简贤待时而动”。 郝经的议论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忽必烈的重视他委派郝经为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宣抚副使先行一步到江汉等地“布恩信、纳降附”。 行至唐、邓一带郝经得知宪宗一军在川蜀师久无功、进退维谷便又一次上书进谏从治国之道及战略的高度深刻剖析了此番出师不利的内在原因。他认为就根本而言失利在于连年用兵国力不济难以继续支撑规模浩大的征伐举动。而从军事战略上讲则是由于主攻方向的选择错误放弃了蒙古以往出奇制胜善于野战的特长而一味攻坚所致。为“救已然之失防未然之变”郝经建议：上策是息师抚民厚植根本待内部稳固后再行大举；如这条难以遽行退求其次也应及时调整战略步署“假西师以为奇而用吾为正”实行“三道并进”和“先荆后淮、先淮后江”的作战方略（《元史·郝经传》）。日后元朝的灭宋之战便大体遵循了这一战略思想再次证实了郝经的远见卓识。 然而在当时情况下郝经的奏议上报后未见采用忽必烈统领的东师一便不可收。八月大军行抵长江边。九月宪宗在川蜀殒命的死讯正式传至忽必烈军中1。忽必烈却仍无意北还又渡江包围了鄂州（今湖北武昌）。不料“攻城百余日而不能下”（《元史·张柔传》）在此形势下忽必烈还举棋不定再次召集部属会商以定行止。郝经因此第四次进言力主迅班师撤兵北归。在《班师议》中郝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忽必烈孤军深入“役成迁延”所处的险境及蒙古后方隐伏的重要内乱危机。为“销祸于未然”免蹈前人覆辙郝经力谏忽必烈“断然班师亟定大计”尽快北上夺取最高权力以稳定社稷人心。 郝经的忠告很快为阿里不哥括兵争位的急报所验证。至此忽必烈才终于下决心退兵北还弭平内乱。 使宋被囚著述不辍126o年忽必烈在开平登基建元中统。为稳定南部边界以专心对付阿里不哥的挑战忽必烈决定派郝经为国信使以翰林侍读学士的身份佩金虎符赴南宋“告即位且定和议”（《元史·郝经传》）。 临行前忽必烈赐酒并征询对军国大事的主张。郝经就应行急务草成《便宜新政》十六事条奏上闻。这些条款包括置省部、建监司、行宽政、明赏罚、2《再与宋国丞相书》《陵川集》卷三八。 1见《元史》卷四《世祖纪》一。按：郝经《班师议》中称忽必烈行至汝南时（约在八月）就曾听到蒙哥死讯。《成吉思汗的继承者》页229载忽必烈以为是谣传而未听信。故此处据《元史·本纪》所载九月宗王穆哥遣使来告为正式通报。 罢冗官、总钱谷等项内容其中以定都邑和建储2两条最为重要。前者建议将政治中心从漠北草原南迁至形胜之地的燕京以控制全国的局势；后者则建议仿照汉制预立储君以杜绝蒙古旧制在确立皇位继承人问题上一再生的危机。 由于郝经的建策大都事关紧要切合实际所以此后几年里得以次第施行对推动忽必烈政权向传统中原封建皇朝的转化起了积极作用。当然忽必烈“附会汉法”是出于历史的必然和众多汉臣共同影响的结果但郝经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无疑是不可忽视的。 中统元年（126o）四月郝经赍致南宋的国书出使这是他一生中担当的最重要任务然而在当时形势下绝不是一桩轻松的使命。据载派郝经使宋虽“出自圣意（指忽必烈）”但也是“时相王文统忌公（即郝经）重望”将其“排置异国”的一个阴谋。而郝经本人当时也有病在身所以有人劝他“称疾勿行”。然而郝经面对重任朗朗答道：“自南北构难江淮遗黎弱者被俘略壮者死原野兵连祸结斯亦久矣。”“吾读书学道三十余年竟无大有益于世今天下困弊已极”“虽以微躯蹈不测之渊苟能弭兵靖乱活百万生灵于锋镝之下吾学为有用矣。”1正是出于这种信念郝经“振衣束慨然启行”。 国使赴宋议和的消息传出“仗节即路之日百姓无不遮马快睹”热切表达了他们厌战思和的强烈愿望。目睹此景更坚定了郝经输平退师“坠仇崇好”的决心2。 郝经一行原打算自涟州经楚州（今江苏淮安）入宋。行至济南时主管山东淮南行省的李璮告诉郝经他先期派往南宋通报的两个人已为宋楚州安抚所杀。郝经他们若继续循原路向前恐怕会遭遇不测。郝经闻言毫无惧色但决定改道宿州五河（今安徽五河县）继续前行。 六月郝经行抵宿州遣副使移文于南宋要求对方接纳并安排入境日期。七月到达淮河北岸的五河口南宋才派去朱宝臣、秦之才来接洽。又拖了一个月才允许郝经等人在潘拱伯陪伴下入境登船南下。 船至昭信（今江苏盱眙）潘拱伯传达宋两淮制置使李庭芝的命令要求郝经出示国书被郝经严辞拒绝。 九月到达真州（今江苏仪真）郝经及其下属被带到忠勇营住下就不再允许他们前进一步了。忠勇营的布置宛如囚所“驿吏棘垣钥户日夜守逻”郝经从此失去了行动自由虽经一再交涉均不得要领。 十月宋置制使李庭芝致书郝经内称：“信使美意而来松寿（指李璮）乃怀奸以逞。”“幸我先备得以胜之以此知和殆类款我”1。郝经这才知道李璮挑起边衅制造事端给他的使命带来极大麻烦。于是他连忙作答申明他来通好议和是出自“主上圣意”与边将违诏启衅无涉。然而这种辩解很难打消宋人的怀疑。郝经又连连致书南宋皇帝、丞相和三省枢密院极陈和战利害希望南宋方面能认清形势抓住良机与北方达成和议。 书上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郝经不明其中底细但也知道和议无望1阎复：《郝公墓志铭》《静轩集》卷五。 2郝经：《再与宋国丞相书》。 1《李庭芝回（郝经）书》《陵川集》卷三二。 便多次要求南宋放他们归国却同样得不到任何答复。事实上郝经之所以被阻于真州淹留不进除李璮挑起事端引起的误解外更重要的是南宋当朝丞相贾似道为对上隐瞒上年他在鄂州向蒙古乞和私订城下之盟却伪报大捷的事实才有意将北方来使扣押在中途不令进退。 郝经馆留真州期间经历了严峻的考验。在漫长的囚禁岁月里其手下部属有经不住长期囚禁的折磨“殆无生意”“斗殴相杀死者”。宋方也几次派人游说甚至伪报蒙古内乱的“异闻”以图动摇瓦解郝经的意志。但郝经却顶住了压力始终不为所动。他对下属说：“一入宋境生死进退听其在彼屈身辱命我终不能。”所以当朱方一再劝降时郝经“与介佐束装露次庭者月余”坚请归国1。宋方不得已只好放弃了劝降的意图。在严密的监管下郝经不甘寂寞除上书数十万言与宋方交涉外还坚持笔耕不辍羁押真州十余年间共撰有《续后汉书》、《易春秋外传》、《太极演》、《原古录》、《玉衡贞观》、《通鉴书法》等著作不下数百卷。至元十一年（1274）六月世祖以南宋扣押国使郝经为由正式诏告天下兵灭宋。与此同时遣使赴宋“问执行人之罪”（《元史·世祖纪五》）。至元十二年二月元军进占建康（今南京）。宋相贾似道震恐连忙派人礼送郝经归元。至此郝经已彼扣留了十五年之久人也变得“龙钟皓”年老体衰。 在北上赴京途中郝经不幸染病忽必烈闻讯特派近侍、太医迎候照拂及到大都忽必烈又厚予赏赉慰劳有加。但郝经终于一病不起于当年七月病故终年五十三岁。 1《郝公行状》《陵川集》卷。 第六节姚枢早年经历与传播理学姚枢（12o1—1278）字公茂号雪斋敬斋。先人自后唐使辽遂居其地因以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为籍。姚枢的祖父和父亲都是金朝的中下级官吏。12o1年他生于汾（今山西汾阳）1。金末因父亲姚渊调任许州（今河南许昌）录事判官乃徙家于许。姚枢自幼读书刻苦自期甚高当时闲居许州的名士宋九嘉对他也倍加赏识称赞他有“佐王之略”。 1232年蒙古军攻破许州姚枢出逃至燕京（今北京）投靠杨惟中被荐北觐太宗窝阔台。这时漠北无汉人士大夫太宗喜其来甚重之。姚枢因此留居岭北多年。这段经历对他熟悉和了解蒙古风俗习惯和文化无疑是十分重要的。1235年皇太子阔出统兵攻宋姚枢受诏从杨惟中随军出征到汉地求访儒、道、释、医、卜、酒工、乐人等类人才。蒙古军破枣阳（今湖北枣阳）主将欲坑姚枢搜罗的各色专门人才。在他的全力保护下得脱逃入竹林间尽免于死。 阔出所部攻陷德安（今湖北安6）时姚枢从俘虏中访得江汉间的名儒赵复。二人相见于军中。姚枢“戎服而髯”赵复初疑为西域人经过交谈他对姚枢的才识十分赞赏乃出所为文数十篇相赠。赵复以九族殚残不复欲生但被姚枢强留于军帐中。当夜姚枢醒来现赵复床上惟存寝衣连忙起身出追“鞍马号于积尸间求至水裔”2见赵复脱履被仰天而号欲投溺而死。姚枢以“汝存子孙或可传诸百世”为辞苦劝赵复北上授徒。不久姚枢亲自护送赵复北至燕京。并协助杨惟中创立太极书院以赵复为师儒教授程朱理学从学者达百人之多。理学在北方由是传布日广从此姚枢本人也得以研读赵复所赠“程朱二子性理之书”并很快成为在北方阐扬理学的一个重要人物。 1241年姚枢被窝阔台任为“燕京行台郎中”。这时花剌子模商人牙老瓦赤担任总领汉地政务中州断事官汉人把这个官职称为燕京行台姚枢事实上就是中州断事官的幕僚机构成员。由于牙老瓦赤性喜货贿汉地世侯们惟恐获罪于他“竞以掊克入媚”。牙老瓦赤常从接受的贿赂中分出一份送给姚枢。姚枢洁身无门只好弃官而去携家小迁至辉州苏门（今河南辉县北）隐居。 在苏门他出资垦荒田数百亩修二水轮又诛茅为堂。置私庙奉祠四世堂龛别为室奉孔子及宋儒周敦颐等像潜心读书“衣冠庄肃以道学自鸣汲汲以化民成俗为心”。由于北方长期战乱儒家经典、尤其是理学书籍相当缺少姚枢不但亲自从事小学、四书的刊行而且还动员别人刊刻图书散到四方。这个阶段他与隐居在苏门附近的窦默、许衡等人过1据姚燧《三贤堂记》姚枢生于辛酉年即12o1年死于至元十五年即1278年。见《牧庵集》卷七。按《元史·姚枢传》谓枢卒于至元十七年（128o）。其所据当即姚燧《姚枢神道碑》。按碑文云：“明年（至元十四年）上以自九月不雨至于三月问可以惠利斯民者初公方奏事得疾忽跽不能言帝急命从臣扶出登车至家未更百日而愈。后三年疾再至昏然三日薨寿七十八。”元史作者将这段文字理解为十四年病三年后复致死由此推断姚枢死于至元十七年此误。2《姚枢神道碑》《牧庵集》卷十五。 从甚密经常聚集在一起朝暮讲习“凡经传、子史、礼乐、名物、星历、兵刑、食货、水利之类无所不讲”（《元史·许衡传》）。正是经过姚枢的介绍许衡这时最早接触二程、朱子著述。回到魏地（今河南魏县之南）后许衡曾感慨地对自己学生说：“曩所授受皆非今始闻进学之序若必欲相从当尽弃前习以从事于小学、四书为进德基”1。窦默后来回到肥乡（今河南肥乡）教书授徒也逐渐知名。苏门也因此成为当时北方理学传播的中心之一。名士王磐受窝阔台汗征召就曾将自己的全部学主转至姚枢处从学。 在世祖藩邸中姚枢的政治经历及其学识与名声不可能不引起“思大有为于天下”的忽必烈的注意。当时在忽必烈周围业已逐渐聚集起刘秉忠、张文谦、李德辉等一大批名流儒士。125o年姚枢也被召至漠北俾居卫从而不直宿。忽必烈时召与语。姚枢曾为书数千言殚精竭虑地劝说忽必烈采用汉法治理汉地“以二帝三王为学之本为治之序与治国平天下之大经汇为八目曰修身、力学、尊贤、畏天、爱民、好善、远佞”。又列时政要务三十条包括立省部、辟才行、举逸遗、慎栓选、汰职员、班俸禄等。这个时期姚枢日渐受到忽必烈的信任成为潜邸幕府中的重要谋士之一。 1251年6月忽必烈之兄蒙哥登上大蒙古国汗位。为了把天下控制在拖雷家族手里蒙哥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全权委托给忽必烈掌管。忽必烈为此大宴群下。众人都忘乎所以姚枢罢酒将出忽必烈遣人止枢问他：“倾者诸臣皆贺汝独默然何耶？”姚枢回答：“今天下土地之广人民之殷财富之阜有加汉地者乎？军民吾尽有之天子何为？异时廷臣间之必悔而见夺不若惟持兵权供亿之需取之有司则势顺理安。”（《元史·姚枢传》）忽必烈听后恍然大悟于是按照姚枢的建议把汉地政务交还蒙哥。从后来的事态展来看这种韬晦之计是十分必要的。 1252年姚枢向节度漠南军事的忽必烈建议在蒙宋交界地段屯垦戍边。他总结了自1235年阔出征宋以来蒙古军队的失误之处指出在历年征战中“军将惟利剽杀、子女玉帛悉归其家”所掠人民尽没为私奴不仅造成南民誓死抵抗的形势而且所下之地“城无居民野皆棒莽”军事战果根本无法巩固。因此姚枢建议变秋去春来、专事掳掠的军事行动为分屯要地以守为主亦战亦耕的长期战备等到积谷高廪边备既实就可以大举攻宋。此后不久忽必烈征得蒙哥同意“试治”河南、陕西姚枢的这一策略遂得以施行。当时立经略司于汴以忙哥、史天泽、杨惟中、赵璧为使屯戍军队耕战结合屯田唐、邓等州在西自襄邓、东至陈亳、清口、桃源一线布置重兵并构置工事与南宋边境上的重镇襄阳成犄角之势宋兵至则御之敌去则耕。又置都运司于卫转粟于河不一二年而河南大治。这一地区日后成为蒙古军进攻襄樊的根据地。 为了实施攻取大理、包抄南宋的战略计划1252年7月忽必烈统兵攻大理姚枢从行。大军行至曲先脑儿时忽必烈摆设夜宴。姚枢即陈宋太祖遣曹彬取南唐不杀一人、市不易肆事。翌日出行军时忽必烈在马上大1《姚枢神道碑》《牧庵集》卷十五。 声对姚枢说：“汝昨夕言曹彬不杀者吾能为之吾能为之！” 1253年蒙古军驻夏六盘山。姚枢受命以王府尚书身份宣抚京兆与杨惟中、孛兰等人共治关中史称“旬月之间民大和浃道不拾遗”。入秋以后姚枢复随忽必烈由陇西南进穿过吐蕃东部攻至大理城下。他先遣三使入大理诏谕。大理守将尽杀蒙古使节。但是忽必烈攻入大理城后依然饬令姚枢“尽裂帛为帜书止杀之令分号街陌”由是“其民父子完保军士无一人敢取一钱直者”。姚枢等人举曹彬事迹为止杀之谏似乎对忽必烈造成了十分深刻之印象。 1254年春忽必烈北归驻军六盘山。这时姚枢有病于是忽必烈又用他为劝农使协助关西道宣抚使廉希宪治理关中地区。姚枢不顾疾病缠身“身至八州诸县谕上重农之旨凡今关中桑成列者皆所训植”。自金末丧乱以来关中为战乱所残破“城郭萧条不见人迹”1。经过几年的治理政治、经济状况有所好转儒学教育也得以逐渐恢复。 蒙哥即位以来忽必烈在汉地势力和声望大大提高。1256年蒙古贵族中有人在蒙哥面前进谗言称“王府得中土心”王府人员“擅权为奸利事”2告忽必烈。本于对忽必烈的猜忌之心1256年蒙哥派出他的亲信、大必阇赤阿兰答儿到关中“钩考”钱谷。阿兰答儿倚仗大汗声威扬言除史天泽、刘黑马以外对汉地其他世侯和忽必烈委任的关中及河南官员们都有擅杀之权。忽必烈与蒙哥的矛盾呈现恶化的趋势。在关键时刻姚枢向忽必烈进言：“帝君也兄也；大王为皇弟臣也。事难与较远将受祸莫若尽王邸妃主自归朝廷为久居谋疑将自释。”当时忽必烈犹豫不决。第二天姚枢又一再敦劝忽必烈返回漠北以屈求伸。忽必烈思之再三终于断然回答：“从汝、从汝。”冬十一月他先后两次遣使见蒙哥表白自己归牧于岭北的心迹。得到蒙哥的诏许后忽必烈即驰归和林。兄弟相见忽必烈“立酒尊前帝酌之；拜退复坐。及再至又酌之。三至帝泫然上（忽必烈）亦泣下竟不令有白而止”。蒙哥于是敕罢钩考。 钩考虽然停止了忽必烈仍然被解除兵权留居岭北。然而一年之后（1258）由于进攻南宋的蒙古东路军的连连失利蒙哥不得不再次委任忽必烈率军南下。忽必烈仍以姚枢从行。南宋“贾似道闻公咨谋军中比为王猛”。 1259年蒙哥死于四川征宋前线忽必烈当时已逼近鄂州因为担心留镇漠北的幼弟阿里不哥欲谋称汗便匆忙在鄂州城下与宋订立和约随即北归。126o年春忽必烈在开平（会内蒙古正蓝旗东）举行忽里台大会即位称帝建元中统。蒙古帝国的统治重心从此由漠北转移到漠南汉地。 与元初权臣的矛盾忽必烈称汗不久阿里不哥也在和林宣布即位兄弟之间的争位战争便不可避免地爆了。以漠南汉地为基础与阿里不哥抗衡的忽必烈失却了黄金家族多年以来积聚在漠北汗庭的大笔财富作为凭依亟须通过增括中原财赋来支持新政权。在史天泽、张易等人推荐下元廷起用王文统为中书省平1《故宣差京兆府路田公墓志铭》《寓庵集》卷六。 2《平章廉文正王》《元朝名臣事略》卷七。 章政事由他主持更张庶务全面负责汉地的钱谷大计和行政事宜。王文统原来是益都世侯李璮的幕僚和岳丈。他曾在前朝以经义登第但同时又精权术擅机变不肯拘泥于儒家的纲常名节所以被窦默等人斥为“学术不正”。在理财治国的问题上他一反当时文章派和理学派儒臣们一致倡言的舒缓民力、“藏富于民”之类主张而把政策侧重点置于管理财赋增加国家收入方面这一点恰好深中忽必烈的心意。因此中统年间备受忽必烈宠信的朝廷重臣偏偏是善于理财“敷对明敏”的王文统而不是精于义理、言必称节用爱民的迂儒。 姚枢等人与王文统之间的门户之见似乎在中统之前双方就已有所冲突。中统元年（126o）忽必烈以潜邸旧臣为十路宣抚使分行中原汉地以安定各地政局姚枢受命为东平宣抚使乃以“文统新当国彼将以我夺其位”为由不陛辞直接之郡。二年七月（1261）元廷立燕京行中书省统领中原政务。十路宣抚使的建制约在这年撤除。或许应在此前后姚枢回到朝廷。倾心义理之学的儒臣们似乎在世祖面前进行过推翻王文统的活动。史载窦默曾与姚枢、王鹗等人在忽必烈面前批评王文统说不可让他久居相位并推荐许衡为相。这场政争的详情现在已难以确知关于姚枢在此时的行迹也没有直接的史料可资推究。但是在隐居苏门时期所结成的深交大约使他不会与窦默、许衡的活动完全无关。正因为如此王文统才会始终不移地把姚枢同许衡、窦默等人一起视为威胁自己地位的政敌来加以排斥于是讽奏以姚枢为太子太师窦默为太子太傅许衡为太子太保。太子师傅的地位不算不高。但对姚枢这样以治国平天下的佐王之材自期的人来说此举明显地有将他从权力中枢排挤出去的意图。姚枢遂以“皇太子未立安可先有太师”为辞拒授。同年八月被改授为大司农管理农桑、水利等务。中统三年春益都世侯李璮动兵变。早在正月底当李璮留质于燕京的儿子李彦简刚刚从燕京逃走时忽必烈便马上召姚枢问对要他预测李璮动向。根据姚枢判断李璮叛变后有三种战略可供选择“使璮乘吾北征之衅濒海捣燕闭关居庸惶骇人心为上策。与宋连和负固持久数扰边使吾罢于奔救为中策。如出兵济南待山东诸侯应援此成擒耳”。忽必烈追问：“今贼将安出？”姚枢断然对曰：“出下策。”事态的展证实了姚枢的观察和预见是十分敏锐、准确的。 李璮之乱生后王文统因有牵连被诛。此后忽必烈对汉人的疑惧心理日渐加深。另一方面行政中枢一时难以有足够的合适人选因此几乎与提拔阿合马同时姚枢于1263年正月被任命为中书左丞不久又带相衔先后行省事于河南、山西等地。中统、至元之际元廷乘平定李璮之乱断然改变中原世侯各擅其地的局面在各路置牧守行迁转军民分职。在实施这一重大的体制改变的过程中忽必烈急于求治措置失当一度出现“政令日改月异”的状况。朝中有人上言批评“中书政事大坏”1忽必烈闻后大怒是以举朝人心惶骇。姚枢遂上劝言书向忽必烈陈说保持政令稳定的必要性并进一步建议忽必烈“上答天心、下结民心”“睦亲族以固本建储副以重祚定大臣以当国开经筵以格心修边备以防虞蓄粮饷以待歉立学校以育才劝农桑以厚生”由以建成宏图远业。忽必烈怒为释。在担任中书左丞以后姚枢的政迹似乎并不十分显著。这或许与阿合马1据《元史》卷六《世祖纪》三当时有宋子贞曾上言：“朝省之政不宜数行数。”以“功利成效”固位取宠不无关系。至元元年阿合马即从领中书左右部“拜”中书省平章政事并由此逐步控制了政权中枢。至元五年姚枢以河南行省“佥省”之职又一次离开都到外地供职。他的具体任务主要是在河南经理屯田事宜为平宋张本。至元八年入觐十年官拜昭文馆大学士、详定礼仪使。十三年罢昭文馆姚枢乃改任翰林学士承旨。这时正是阿合马在朝廷中如日中天的时期姚枢就在翰墨词臣的位置上“明哲保身”一直到十五年病死。 在姚枢后人为他撰写的神道碑铭里称赞他“不固富贵进退礼敬故不取耻当时”。这段话实际上曲折地暗示出姚枢晚年的遭际并不十分理想。作为曾被忽必烈深为倚重的藩邸旧人自从中统以后他却始终没有在政坛上取得过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是为什么呢？ 当忽必烈还是藩王的时候他获得中土人心的主要活动是制止暴政安集流亡恢复汉地封建的政治秩序和经济生产同时为了在黄金家族中获取更有利的政治地位他也需要精通谋略的士人辅助他纵横捭阖。姚枢这样的儒生恰恰在两方面都适合忽必烈的需要。中统建元以后忽必烈对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关注与儒家讳于言利、一味主张节用爱民的偏执观点生抵触他只好到阿合马、卢世荣、桑哥一班“聚敛”之臣那里去寻求支持。姚枢曾被忽必烈斥为“不识事机”1应与这种大背景有密切关系。除了作为政治家而外姚枢亦颇以传播、显扬理学为己任对蒙古贵族常欲“以三纲五常先哲格言熏陶德性”结果反而使忽必烈留下“公茂善谈论物之圆者只说出柄来”2的印象。这恐怕也是使忽必烈后来对他逐渐疏远的原因之一。1《元史》卷二o五《王文统传》至元十二年伯颜灭宋捷报日至忽必烈命阿合马、姚枢等议行盐、钞法于江南姚枢去：“江南交会不行必致小民失所。”在元军已占宋地的情况下是否改行中统钞不仅是个经济问题而且事关大局。故姚枢之迂使忽必烈不满称其“不识事机”。2《中堂事记》《秋涧集》卷八一。 第七节许衡倡鸣程朱理学于北方许衡（12o9—1281）字仲平世人因其书斋名尊称为鲁斋先生。金河东南路怀州河内县（今河南沁阳）人。世为农家父名通寓居南京路钧州新郑县。衡生于新郑八岁入乡塾勤敏好学。十余岁从舅父当县吏者习吏事金朝兴建宣宗陵徭役繁重衡协助舅父分办见民生困苦而为吏者犹须承命督办差役遂不愿为吏决意求学。但这时金朝在蒙古进攻下已濒于崩溃人民颠沛流离无从求师指授遂依父母之命从占卜术士学习占候之术以为战乱中避难计。衡于占者之家见《尚书疑义》（疑即孔颖达正义）抄录而归从此着意研习儒家经典。 金开兴元年（1232）蒙古军略取河南诸州县衡被掳役属于某万夫长。万夫长南征（攻宋应在1235年）始得脱隐居徂徕山（今山东泰安东南）得王弼《周易注》昼诵夜思身体力行学识增进。后迁居泰安东馆镇再迁大名皆以教学为生。1238年蒙古太宗下令考试诸路儒士衡应试合格得入儒籍渐有声名。时窦默亦居大名以精针术闻名并通儒学衡与之交往共同研习经传、释老以及医、卜、诸子百家之说。1242年姚枢弃官隐居辉州（今河南辉县）之苏门衡闻枢得南宋儒士赵复传授的伊洛之学乃往求之因得读程颐《伊川易传》、朱熹《论孟集注》、《中庸·大学章句》、《或问》及《小学》等书深为信服抄录而还朝夕精诵并付之实践。他对众学生说：“昔所授受殊孟浪也今始闻进学之基。若必欲相从当悉弃前日所学章句之习从事于小学洒扫应对以为进德之基。不然当求他师。”他让学生不论大小都从《小学》入门彻底以程朱理学作为自己进修和教导学生的课程。从此许衡的学术思想和治学道路生了重大变化成为程朱理学在北方最专诚、最有力的拥护者和推行者。著《读易私言》成末署“戊申（1248）八月庚辰识于家塾”1。其间曾一度回故乡河内又至洛阳寻弟。庚戌（125o）举家从大名迁回乡中途闻河内政治仍苛虐遂停留苏门与姚枢邻居共同切磋讲习。不久姚枢应忽必烈征召北上衡独居苏门。 1254年忽必烈于份地京兆立宣抚司劝农兴教遣使征衡为京兆教授。衡应聘赴职来学者甚多其所著《小学大义》即此时教授学徒的讲义。次年由宣抚使廉希宪保奏令旨命衡为京兆提学再三推辞不受获准返回家乡（据《考岁略》）。 上《时务五事》疏中统元年（126o）忽必烈即位衡应召至开平朝见遂留居燕京。二年奉召再至开平。时忽必烈方倚重平章政事王文统秉政窦默上书言不可重用功利小人又面斥文统学术不正必将误国不宜久居相位2；忽必烈问谁可1《鲁斋遗书》卷六。《考岁略》谓“己酉先生年四十一是岁有《读易私言》”。又云“先生著述曰《读易私言》是先生五十后所作”。皆与此不合。 2据欧阳玄撰《许衡神道碑》（《斋圭集》卷九）窦默之言实出于许衡。为相默荐许衡忽必烈不悦而罢。文统疑许衡唱和窦默之说乃奏授默为太子太傅姚枢为太子太师衡为太子太保意在将他们搁置于虚位使其不能在皇帝左右参议中枢政务。衡以此事不仅不合义理（时太子尚未立）且在当时朝廷也不可能实行太子尊师的古制说服窦默相与力辞不受于是改授默为翰林侍讲学士枢为大司农衡为国子祭酒。当时尚未置国子学祭酒也是虚职衡受命后不久即称病辞去遂改命为怀孟路教官许还乡执教。 三年九月奉召至燕京寓居道观。时王文统已败姚枢、窦默均已起用独衡未有新任命。他不登权贵之门仅与姚、窦交往。至元元年（1264）初复还怀州。二年十月再召至燕（时已改中都）命入中书省议事但未授官职衡称病推辞。丞相安童素闻其名访之于寓所甚加敬重。三年二月忽必烈召见面谕他入省议事辅导安童若有所建言可先告安童转奏其“名分”（官职）俟朝廷斟酌授予。四月又召至上都询问政事衡遂奏上《时务五事》疏一曰“立国规模”论当行汉法方能长久统治；二曰“中书大要”论用人、立法之方；三曰“为君难”分别陈述了“践言”、“防欺”、“任贤”、“去邪”、“得民心”、“顺天道”六事；四曰“农桑学校”论须优抚农民劝课农桑自京师至州县皆立学校使仓廪充实人民皆知君臣父子之伦；五曰“慎微”论使臣下各安本分崇尚退让在上者则要慎喜怒守信用1。这篇奏疏引古证今指摘时弊提出对策论析比较透彻是许衡最重要的一篇政论。他的许多奏稿都自己毁弃独保存此篇。但面见后忽必烈仍未授以具体职务不久他就因病不再赴省获准回乡养病。 四年九月复授衡为国子祭酒；十一月征至中都备顾问。六年奉旨与刘秉忠、张文谦、王恂等同议朝仪官制取古今制度加以损益奏上。七年正月擢为中书左丞。他提出三条理由表示不敢承受一是非勋旧不足以服众；二是无德才不能当此重任；三是“臣之所学迂远于陛下圣谟神算未尽吻合陛下知臣未尽信臣未至直以虚名误蒙采擢。臣若不自度冒当圣眷其旋至悔咎必矣”。前二条都是虚文只有第三条说出了他的真实思想。当时忽必烈急于增加财政收入讲求功利对许衡大讲义理王道谓当期事功于三十年之后的议论不感兴趣以致在听取他的长篇奏疏时流露出倦意；而且至元三年置制国用使司七年初改立尚书省委任阿合马总掌财政、民政中书省权力已大为削弱。这都使许衡感到难以实行其政见。但他的辞职未获准许。五月他弹劾阿合马专权、害民数事；又言阿合马所委尚书六部官多用人不当。阿合马欲以己子掌兵政衡又言父子不宜兼掌兵、民、财三权为此在忽必烈面前与阿合马激烈辩论。在当时诸相臣中许衡确是尤为“切直敢言不以荣贵为心者”然而他的建议却都未被采纳施行由是忧惶日深病亦增剧遂力辞左丞职1。 掌教国子学至元八年三月改授为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在此之前忽必烈已选蒙1《时务五事》疏第五条后多删削《鲁斋遗书》所收者较《元文类》卷十三多出六则然文亦不全。1王恽：《论左丞许公退位事状》《秋涧集》卷八六。 古贵族子弟数人命衡教授衡荐召门生王梓等12人为伴读；至此正式设立了国子学（以南城旧枢密院为学址）增置司业、博士、助教各一员选随朝蒙、汉百官、近侍子弟充生徒。衡亲执教事以所召门生分任各斋斋长。开学以来他将家事尽付其子师可专意教学宾客来学中访问者一概谢绝。其所教授先以朱子《小学》一书讲书章数不务多而重在理解每每引证设譬浅显明了必使通晓而后已并问诸生“此章书义若推之自身、今日之事有可用否”欲其践行而不贵徒说。课余则令蒙古生年长者习朝仪、典礼小学生习跪拜揖让进退应对之礼节或投壶习射。为使蒙古生学习算术取唐尧至宋历代世次年数编为《编年歌括》命诸生记诵加减之1。这套教学内容和方法很适合初习汉文和儒学的蒙古学生对改变他们的蒙古旧习使其了解中原儒家文化和治国方法以培养统治人才起了很大作用。诸生中后来成为宰辅大臣者近十人各部官及地方长官者又数十人尽管他们的进身多由家世根脚并非因为有国子学学历但他们都喜欢炫耀曾在国子学受过许衡教导的经历。 至元十年二月元军取襄阳忽必烈意欲乘胜大举攻宋命诸臣议诸臣多纷纷献攻取之策许衡则主张“惟当修德以致宾服。若以力取必戕两国之生灵以决万一之胜负”2。表示不赞成用兵应用和平手段使南宋归降并以为用兵未必能操胜券。他的意见在朝臣中是绝对少数（连他的密友姚枢也赞成用兵南宋）未被采纳。这时当国权臣屡诋毁汉法国学生员的膳食津贴常被断绝一些学生离学而去使许衡倾心竭力从事的办学事业也难以继续。四月他奉旨到上都议事时即以年老多病先人未葬为理由请求还乡。忽必烈命诸老臣议其去留王磐认为国学事关国家大体“宜勿听其去”而姚枢、窦默则主张根据许衡的处世原则不应勉强挽留且归葬先人也是孝道应予允准。姚、窦与衡为密友竟赞成他去职可见他当时在朝中的处境确实不佳。获准回到怀州后他谢绝交往过着隐居生活。 仕途进退与学术成就十三年元灭宋南北统一忽必烈命太子赞善王恂主持改定新历以取代不准确的金大明历集南北日官共同从事。王恂等奏言：“今之历家徒知历术罕明历理宜得耆儒如许衡者商订。”诏召衡至京以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教领太史院事。许衡、王恂与实际负责制历工作的都水少监郭守敬（后改同知太史院事）一致主张应实测天体运行变化以为制历之本参考历代历法参别同异。遂制成仪表分遣日官赴各地测候。十七年新历成奏上赐名《授时历》。衡与王恂、郭守敬共著《授时历经》。其年八月因病获准还乡皇太子真金奏请授衡子师可为怀孟路总管以就便奉养。十八年三月病卒于家享年七十三岁。临终嘱其子慎勿请谥不可立碑“但书‘许某之墓’四字使子孙识其处足矣”。 许衡在当时儒士中声望极高而且胸怀治国平天下大志忽必烈又早闻其名屡次征召待遇不薄。然而他在政治上却并不得志。虽然官至宰辅大1《国学事绩》《鲁斋遗书》卷十三；虞集：《送李扩序》《道园类稿》卷二o。2欧阳玄：《许衡神道碑》《圭斋集》卷九。按《考岁略》云：“襄阳下上欲遂有江南先生以为不可其辞甚秘。” 臣（正二品中书左丞）但只当了一年多因为阿合马当权而难以有所作为；他的许多奏议均“未闻以次施行者”1终于不得不辞去政务。从儒家用世的立场出每次诏使来召他都欣然应命结果却都失望而还如此反复五进五退。究其原因正如他自己所说他的一套治国理论与忽必烈“未尽吻合”被视为“迂远”不切实用对他知之未尽信之未至只是因他声名甚著才一再征召不过备顾问而已。尽管如此他在促进忽必烈采用汉法和建立中原传统的仪文制度方面还是起了一定作用。特别是国子学教育对蒙古、色目子弟接受汉文化和培养了解中原文物制度的新一代统治人才有很大贡献。 许衡最重要的业绩是传承程朱理学于中国北方经他极力阐扬开始扭转了北方的学术风气从而为确立理学在全国学术上思想上的统治地位奠定了基础。 宋室南渡后伊洛之学的重心也转移到江南经朱熹集其大成确立了理学（道学）的宏博规模和完整体系成为理论上相当周密并能适应时代需要（因而具有很强生命力）的新学说。而在金朝治下的北方伊洛余绪虽存却不成气候一般学者为科举所左右唯知蹈袭章句注疏之学或究心于辞章声律偶有朱子之书传至北方但学者、知者、信者甚少加以佛学在北方知识界浸润颇深一些亦儒亦佛之士因南宋理学家力辟佛教更起而攻击和抵制之。迨赵复传程朱理学于北方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一时从学者颇多以为孔孟道统由此从南方又回到北方。但反对者也不乏其人在相当一段时期中未能普及。真正使程朱理学在北方得以推广并最终确立了不可动摇的地位者当推许衡。许衡生长于金未乱离之世只是从乡鄙下第老儒学些识字句读后来又自学了一些先儒传注之书并无师授故章句积习不深。及得读朱子诸书心领神会大为折服“冰释理顺美如刍豢”自谓“终夜以思不觉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从此他尽弃旧习专注于程朱理学以“倡鸣斯道为己任”1。就其理学思想而言他基本上都是祖述程朱特别是朱子之说加以通俗化的阐释。在写给其子师可的信中他说：“《小学》、《四书》吾敬信如神明自汝孩提便令讲习望于此有成他书虽不治无憾也。”2他教授学生一以朱子为主或问以他说则训之曰：“用功专主一家则心不乱。”3似是把朱子的“持敬”说就用到对待朱学的态度上。如果说他的理论有什么特色的话应该就在于他特别注重朱子有关伦理纲常的论述反复阐明正心诚意的重要性并强调身体力行的“践履”工夫大至君臣父子小至盐米细事都可以而且应该做到“遵道而行”不要因是小事而以为不足为要求从内心到仪容、从日常行事到治国平天下都应合乎“道”。他把“天理”（或“天道”）这一最高哲学范畴归结为“仁义五常”谓“德行是学问中大节目圣人言论句句是尊德性”（《语录》下）。这本来也是理学家的常谈不过在许衡尤为注重以此修己以此教人。欧阳玄撰《神道碑》颂之曰：“先生真知力行实见允蹈斋居终日肃如神明其为学也以明体达用为主；其修己也以存心养性为要；1王恽：《论左丞许公辞位事状》。 1《考岁略》；姚燧《送姚嗣辉序》。 2《与子师可书》《鲁斋遗书》卷九。 3《考岁略》。 其事君也以责难陈善为务；其教人也以洒扫应对进退为始精义入神为终；虽时尚柄凿不少变其规矩也。故君召辄往进辄思退。方世祖急于亲贤而先生笃于信己是以终无枉尺直寻之意。”这是对许衡一生事业、为人的较全面概括。他被推崇为朱子之后、在元朝特殊历史条件下承续道统的第一功臣。元人虞集说：“使国人（蒙古人——引者）知有圣贤之学而朱子之书得行于斯世者文正（许衡——引者）之功德大矣。”1是恰当的评价。后来元仁宗恢复科举规定蒙古、色目、汉人、南人经术考试均从《四书》出题并专用朱子章句集注使程朱理学成为元朝的官方学术主要是许衡极力阐扬的结果。 大德元年（1297）赠司徒谥文正。至大二年（13o9）加赠太傅追封魏国公。皇庆二年（1313）诏与宋九儒从祀宣圣庙廷。其著述存者有《读易私言》、《小学大义》、《大学要略》、《大学直解》、《中庸直解》及其他诗文和门人所编《语录》等均收在《鲁斋遗书》中。 子四人：师可历官河南按察副使卫辉、襄阳、怀孟路总管；师逊未仕；师孚早卒；师敬由御史历官吏部尚书、中书参政、国子祭酒、中书左丞、翰林承旨、御史中丞奉旨编帝训泰定二年（1325）书成诏译为蒙文更名《皇图大训》。 1《元朝名臣事略》卷八《左丞许文正公》引。 第八章廉希宪赛典赤·赡思丁安童不忽木第一节廉希宪忽必烈藩府近臣廉希宪（1231—128o）字善甫号野云畏兀儿人。曾祖牙儿八海牙祖吉台海牙世代为本国官。父布鲁海牙（1197—1265）幼孤家产尽为其叔所取依母家就学通晓畏兀儿文字精骑射。12o9年畏兀儿国归附蒙古1214年布鲁海牙被送蒙古充宿卫（怯薛）从成吉思汗西征忠勤服劳成吉思汗赐以西辽后族女石抹氏为妻。1229年奉命至燕京总理财币供诸王大会之需。1231年命为“燕南诸路廉访使”（当是汗廷派出的监督使者仿用中原官称）。拖雷妃唆鲁禾帖尼闻其廉谨指名要求太宗将他拔属自己派他管领本位下在燕京、中山的匠户；及得真定份地命为真定路达鲁花赤1并作为唆鲁禾帖尼位下的代表参与管辖中原汉地为断事官之一。世祖即位立十道宣抚司授真定路宣抚使。 希宪为布鲁海牙次子石抹氏生适布鲁海牙任“廉访使”遂以廉为姓。自幼生长在汉地习汉文化亦善骑射奉命与阔阔等同师事名儒王鹗。1249年中随父北觐入忽必烈王府为宿卫（怯薛）。好读书有一天正读《孟子》闻忽必烈召即持书入见问所持何书答曰《孟子》又问书中所说为何对以性善、义利之分爱牛之心扩而充之足以恩及四海。忽必烈嘉其言称之为“廉孟子”1。1252年从忽必烈征大理1254年师还时关中为忽必烈份地置宣抚司治之六月命他留京兆（今西安）任宣抚使2。上任后摧强破奸无所顾忌。有大商贷钱于人征息数倍希宪下令岁月虽久只需还一本一息；时有诏儒士为人奴者听赎身权豪不从命乃强制执行悉放为良。尤着意兴学遣使传忽必烈令旨征聘大儒许衡为教授复保举为京兆提学3。1257年因宪宗忌忽必烈在中原得势遣大臣阿兰答儿钩考关中钱谷宣抚司遂罢回王府。 力陈即位大计1259年从忽必烈攻宋请求以官钱赎军士所俘儒生释还家忽必烈许之得免为奴者达五百余人。宪宗死后阿里不哥谋争汗位遣断事官脱里赤于燕京括汉民为兵。忽必烈得报即从鄂州班师北还。希宪进言陈述“大计”大旨谓：殿下是成吉思汗嫡孙先帝母弟征大理、伐南宋都取得成1《元史·布鲁海牙传》将庄圣太后（唆鲁禾帖尼）向太宗求取布鲁海牙、授为真定路达鲁花赤事记在辛卯（1231）年“拜燕南诸路廉访使”之前。今按拖雷死于1232年由唆鲁禾帖尼向太宗要人应是拖雷死后事。《史集》第2卷《拖雷传》载拖雷死后唆鲁禾帖尼别吉要求把合罕的一个商人给她合罕吝啬不给唆鲁禾帖尼哭道：“我的心爱的（指拖雷）为谁作为牺牲？”于是合罕才满足了她的要求（汉译本页2o3）。又真定路于1236年才分给唆鲁禾帖尼为食邑在此之前她不可能任命真定达鲁花赤。1《元朝名臣事略》卷七《平章廉文正王》引高鸣撰《廉希宪家传》。以下引文未注出处者皆据《家传》。2同上；《元史》卷四《世祖纪》。 3许衡：《辞免京兆提学状》《鲁斋遗书》卷九。 功又招揽贤杰抚育黎民天下归心天意人心所向都很明显汗位非殿下莫属。忽必烈派他先行审察事变他探得阿里不哥已派刘太平、霍鲁海到陕西考虑到宪宗攻蜀时曾留大将浑都海率骑兵四万屯于六盘山攻蜀诸军还散处在陕蜀刘太平与诸将本有勾结等情况如果关右之地被其所据对忽必烈极为不利于是立即向忽必烈报告建议派赵良弼借口他事前往陕西探明情况。忽必烈要争夺汗位必须获得东道诸王的拥护因而先要结好于东道诸王之长塔察儿希宪自请为使带着礼物前往。他向塔察儿称颂忽必烈的功德威望天顺人归并说：“臣下论议已定。大王位属为尊若至开平当推戴无为他人所先。”塔察儿被说服答应依其言遂结约而还1。126o年春诸王大会于开平共议推戴阿里不哥未至犹豫间希宪进言：“阿里不哥掌握留守汗廷之权已有多年假使奸人奉他即位下诏来召我们就被动了。如果殿下先即大位颁布诏书他若迁延不来便名叛逆。时机紧迫宜早定大计。”于是忽必烈宣布即位。当时鄂州前线的军队还未撤还而与阿里不哥的战争已势不可免希宪又奏请遣使与宋息兵通好令诸军北归；封高丽质子王倎为高丽国王送之还国以睦东邻。皆被采纳。安定川陕赵良弼从陕西回来报告说：刘太平、霍鲁海已宣布行使大汗政权于陕西独收钱谷名为接济四川军实欲据有其地与六盘山相呼应而四川蒙古军帅亲属俱在漠北其心难测阿里不哥又分遣心腹替换诸将并向将吏给散金帛。事态十分严重。四月初世祖遣廉希宪与八春（断事官）、商挺为陕西四川宣抚使、副赵良弼为参议急驰赴任。五月一日刘太平等先入京兆三日希宪等亦至京兆出现了对立双方派来的长官人们莫知所从。希宪当即召集官吏宣布诏旨于是官府粗具民心稍定随即遣使往六盘宣诏。十多天后有急使自六盘来告：浑都海拒令已杀诏使并遣人急邀驻成都军帅密里火者、驻青居军帅乞台不花起兵来援且约刘太平等同时举事。希宪当机立断命万户刘黑马等捕刘太平、霍鲁海下狱接着遣刘黑马至成都诛密里火者命汪惟正（巩昌总帅时驻青居）诛乞台不花将虎符、银印授与权巩昌总帅汪良臣1命率汪家军并征秦巩等处诸军讨伐六盘府库银、帛以给军。又临时组织四千军队交八春统帅授以方略谓六盘兵精勿轻与战但张声势使其不敢来袭。闻有诏使来颁赦令希宪先将刘太平、霍鲁海处死然后接诏上书自劾停诏先杀及擅权命帅、调军、库等事。世祖赞许他知权变诏慰之曰：“朕委卿以方面之权事当从宜毋拘常制坐失事机。”四川蒙古都元帅纽璘军之奥鲁（留后家属营）在陕奥鲁官二人受浑都海重赏欲兵应六盘八春捕获二人并其从者请诛之希宪命尽释还安定了奥鲁营。其人感激愿效力遂征得骑兵数千以增益八春之军。浑都海率军自六盘西走甘州与从和林南下的阿兰答儿军会合后浩浩荡荡向东进兵同时派人联络陇蜀诸将又命纽璘之兄写信招纽璘形势又1姚燧：《阿里海牙神道碑》（《元文类》卷五九）载：“劝进之初诸侯王议未一惟一王蹋察耳尝有书帝忘其谁在也顾左右问。公曰：‘臣所有之’书出而决。”据此知塔察儿于大会之前曾有同意推戴忽必烈的约书应即廉希宪此行的成果。 1《家传》及元明善撰《廉希宪神道碑》（《元文类》卷六五）均作惟良误。趋危急人心浮动。希宪遣使申谕诸将晓以利害使他们改变了观望态度军队复安纽璘也奉召入朝。八月诏改陕西四川宣抚司为行中书省以重其权拜希宪中书右丞、行秦蜀省事商挺同签省事赵良弼为参议。不久汪良臣、八春及诸王军击溃敌军俘阿兰答儿、浑都海送京兆斩之秦陇平。希宪又奏请下令禁四川军吏虏掠降民违者本军千户同罪并禁贩卖人口；又放还所俘宋资州知州张炳震等令持书谕宋四川统帅缓和了双方关系四川局势得以安定。 中统二年（1261）春希宪奉诏还朝入中书省与诸宰执同议政务；五月新命宰执官授中书平章政事。原定与王文统同行省燕京因商挺遣使入奏谓“关陕重地大乱之后余风有未殄者非廉希宪不能镇抚中外”遂命仍行省秦蜀1。中统三年李璮叛后世祖对方面大臣颇怀疑忌中书平章赵璧言希宪与张易曾荐举王文统法应坐罪且关中形势之地希宪得民心又有商挺相辅不可不虑；又有蜀人费寅（降蒙后曾任兴元府同知犯法当死遇赦）恨希宪不起用他乘机告希宪与商挺在京兆修城聚兵、潜蓄异志九件事。世祖惑其言遣中书右丞粘合南合代希宪行省京兆并审查其事召希宪、商挺回京。经审查无验事解留任中书平章政事。建议罢世官行迁转法。至元二年（1265）闰五月行省事于东平、济南、益都、淄莱等路省并州县黜陟官吏惩办其尤不法者诸侯震悚。两月事毕召还朝。四年降为左丞。他在世祖面前能直言无讳不稍迁就如谏止罢免和审讯丞相史天泽谏止诛四川军帅钦察驳阿合马反对成立御史台之议。世祖命他受戒于国师（当指八思巴）他答以“臣已受孔子戒矣”不从命并解释说孔子之戒就是“为臣尽忠为子尽孝”世祖亦不能勉强。有诏释大都罪囚回回人匿赞马丁（宪宗朝燕京行尚书省官）为怨家所告在囚亦被释怨家又告世祖怒责释放匿赞马丁事。释囚时希宪适告假未署堂判这时急取堂判补署以示共同负责并以诏书中未言不释此人为理由当面抗辩。世祖愈怒希宪请罢职遂于至元七年正月和左相耶律铸同被罢1。居家四年但以读书、教子为务。监察御史王恽上书论其功绩、廉能建议起用使当一面之责未被采纳。 行省北京和荆湖十一年二月诏起为中书右丞、北京等处行中书省事。时有言头辇哥国王行省其地有所不便者故命希宪往镇谕之曰：“辽霫户不数万正以诸王、国婿分地所在居者行者联络旁午。明者见往知来见微知著塔察儿诸王素知卿能命卿往者当识此意。”其意明显是要他防东道诸王、驸马跋扈或生异心。希宪至北京（今内蒙古宁城西）察知有西域人自称驸马营于城外逮缚富家诬其祖曾借息钱逼其偿还。即遣吏捕驸马此人初尚踞傲竟直入省堂坐榻上希宪令曳下跪责以私狱违法始哀求免死头辇哥也为之说情稍宽待连夜拔营逃走。塔察儿使者来传令旨头辇哥1据王恽《中堂事记》。按《元史·世祖纪》载：中统三年三月“诏以平章政事祃祃、廉希宪参政商挺断事官员麦肖行中书省事于陕西、四川”。疑赴任在此之前又《家传》及《神道碑》均谓其还朝前即授平章政事误。 1罢职年月据《元史·世祖纪》。释囚事实在至元六年《元史》本传作七年误。站立希宪则坐而听旨说：“朝廷大臣没有为诸王起立的道理”。使者回报塔察儿亦不敢加罪。七月遂诏头辇哥毋署省事归其份地。鲁国长公主与驸马入朝途中狩猎征民牛车以载猎物征求需索其费达15ooo贯钞。希宪宴请公主不及其从者从者有怨言希宪说：“我天子宰相非汝庖者。”驸马怒而起希宪即进言：驸马纵猎不是国务而费民财无数我已遣使驰奏。驸马惊愕入告公主公主只得陪礼愿出钞如数偿还百姓请求不要入奏。 十二年阿里海牙攻取江陵奏请派朝廷重臣开府镇之。世祖急召希宪命以中书右丞行省荆湖1三品以下官可承制刻印版授奏入即制书正式任命。希宪至江陵阿里海牙率部属望拜郊外迎之二人职品相同而尊崇如此威信大立。当时元军取江陵未久秩序混乱士卒纵横剽掠商旅城门昼闭灯火禁严民心惊疑。希宪令各军归营非调不许辄出；开城门弛灯火之禁；录用原宋宣抚、制置两司幕僚宋官归降者使仍任旧职。于是政事初具人情渐安。宋人曾引水环城为守御计希宪令泄入江河得淹没之地数百万亩招民耕种许三年后减半收租。沙市有积米二十万斛未收入官籍即以赈公安县饥民。继而大兴学校亲临讲授撤官屋恢复竹林书院给书万四千卷来学者日增。由于他的德政声名远播思州、播州土官田、杨二氏及宋重庆守官赵定应（四川制使）均遣使越境前来约降宝庆、武冈、益阳等城也都送户籍向他归顺。他拒绝接受诸官献金但所献俘获男女则受之而释归被释者遂自称“廉民”。 十四年春符宝郎董文忠奏谓希宪有病不适宜江陵暑热之地1诏召还朝征扬州名医王仲明为其治病。时有南人谢昌元建议立门下省世祖采纳其言拟以希宪为侍中皇太子真金也加以鼓励后因阿合马言其不便未立希宪也从此闲居养病。十六年春诏命复入中书时病已渐重皇太子遣人探视并叩问治道。希宪曰：“君天下者二道用君子则治用小人则乱。臣病虽剧委之于天所甚忧者大奸专柄群邪蜂附误国害民病之大者。殿下宜开圣意急为屏除不然日以沈痼不可药矣。”当时阿合马当国得到世祖宠信希宪无力挽回其心境可知。十七年十一月病卒。为政清廉尊礼儒士希宪先后出主三行省都有突出政绩。在陕西则临危果断。弥伏祸乱在北京则抑强摧奸不畏亲贵在荆湖则广施仁政安抚新民。在中书七年能直身立朝对政务也有赞襄匡正之功时人王恽称其“临大事不可夺廉正有大臣风节”（《中堂事记》）“疾恶如仇进贤若渴”（《廉平章廉能合复用状》）。其为官清廉尤受时人称颂。在陕西三年荆湖两年归朝时都是“囊橐萧然准琴书自随”而已。当时派到南土的官员大多从南宋故官、富室那里索取（称为“撒花”）大量财富希宪拒受献金和他们形成鲜明对照。从荆湖归朝后有一次世祖问他有多少随从回答说只有一个弟弟相帮世祖笑道：“你的书生习气还一点都没有改变呀。”他厌恶奸邪1《元史》卷一四八《董文忠传》谓阿合马当国“惧廉希宪复入为相害其私计奏希宪以右丞行省江陵”。按当时希宪已不在朝堂说阿合马排挤他未必是事实。 1《元史·董文忠传》载其言“希宪国家名臣。今宰相虚位不可使久居外以孤人望宜早召还。”不礼权贵对儒士则极喜亲近加以善待。在中书平章任上时已授为行省、都元帅的宋降臣刘整诣门求见他不予理睬有意给以羞辱对刘整说：“此是我私宅汝欲有所言明日当诣政事堂。”不久又有被拘执而流落燕京、饥寒狼狈的南宋儒士持诗求见他立即命其弟铺设坐椅亲自出门迎入命内人备酒茶款待；诸儒士请求放其南归次日他就奏准放还。诸弟问他：刘元帅为皇上所倚任为何反菲薄之而对江南穷秀才却礼遇如此。他说：“我是国家大臣言动频笑系天下重轻。整虽贵卖国叛臣也故折辱之令其知君臣义重。若寒士数十皆诵孔子者也在宋朝不坐燕不与何故而拘执于此！况今国家起朔漠斯文不绝如线我更不尊礼则儒术且将扫地矣。”1先后举荐、辟用人才颇多如张础、同恕、孟祺、张雄飞、张孔孙等。喜读经文子弟都热心于学习汉文化成为元代著名的色目儒宦家族。子六人孚、恪、恂、忱、恒、惇均任高官恂官至中书平章政事恒官至御史中丞惇官至行省左丞。 1陶宗仪：《辍耕录》卷七《待士》。 第二节赛典赤·赡思丁从燕京断事官到中书平章赛典赤·赡思丁（saiyidaja11）一名乌马儿（umar）是别庵伯尔的后裔。“赛典赤”意为“尊贵的领袖”是对先知穆罕默德后裔的称号。“别庵伯尔”意为“天使”是对先知穆罕默德的称号。赡思丁于1211年出生于不花剌（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122o年成吉思汗西征时赡思丁年方9岁随其族人迎降或谓迎降蒙古军的是他的祖父。此说尚待进一步的考证。成吉思汗西征结束后他们随蒙古军队来到中国。 太宗时赡思丁袭父职为燕京断事官1251年宪宗蒙哥即位命塔儿、斡鲁不、察乞剌、赡思丁、赵璧等诣燕京抚谕军民以牙老瓦赤为燕京等处行尚书省事赡思丁、匿咎马丁佐之。大约在1253年赡思丁迁燕京路总管。在任期间多惠政擢为采访使专事物资供应。1253年皇弟忽必烈奉命南攻云南率师抵六盘山“他的军队正处于饥饿和无奈之时他［赛典赤］来到耍3衣男兄袄袢缫潜a1。因而大受忽必烈赞赏。后来忽必烈专门在蒙哥面前保举了他也受到蒙哥的慰抚和赞赏。从此赡思丁与忽必烈之间建立了一种特殊关系。忽必烈当时总管汉地军事在漠南金莲川（今滦河上源）建藩府招揽谋士奉命征讨有志于建立中原霸业所缺者多为财粮赡思丁（塞咥旃）主管燕京行省财赋“彼事宪宗常阴资朕（忽必烈）财用”（《元史·不忽木传》）助长了忽必烈的实力赡思丁的功绩忽必烈是念念不忘的。1256年蒙哥征蜀赡思丁仍“主馈饷供亿末尝阙乏”（《元史·赛典赤·赡思丁传》以下引文未出注者皆据传）。 燕京行省期间赡思丁除主管财赋外还按照忽必烈的令旨负责增修文庙和兴办学校。1252年忽必烈两次令旨命牙老瓦赤等众断事官增修文庙；三年六月作为燕京路总管的赡思丁奉令旨出包银增修文庙一新；四年五月忽必烈再次下令旨给赡思丁重申道士退出文庙及基地土由在京儒生主领1。 中统元年（126o）忽必烈即位由于上述特殊关系赡思丁受到了重用。这年立十路宣抚司赡思丁为燕京路宣抚使。二年六月入为吏户礼三部尚书；旋拜中书平章政事制辞曰：“两朝眷遇事凡精勤常办集于军前能经营于意外欲旌成绩宜处台司当奉至公用遵大体尽尔替襄之力副予委任之诚”2。忽必烈没有忘记当年在藩邸时许的愿于设置中书省之时使赡思丁成为第一个被起用的回回人。这段时间内赡思丁主要掌管财赋当时忽必烈以丝为本行交钞赡思丁对交钞的行有所控制因而使交钞信誉甚高。至元元年（1264）赡思丁出为陕西五路西蜀四川行中书省第一任平章政事在官三年增户9565、军12255、钞6225锭、屯田粮97o21石抑制和买钞331锭政绩卓著。中书省因此赏银5ooo两仍命陕西五路四川行院大小官属并听节制。 至元七年赡思丁从大军进攻南宋分镇四川驻军嘉定与宋军对垒。1《史集》第2卷汉译本页34o。 1《析津志辑佚》页199—2oo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2王恽：《中堂事记》下《秋涧集》卷八二。 次年元军国襄阳命各道进兵以牵制宋军赡思丁率将郑鼎等水6并进至嘉定获宋将二人顺流纵筏断其浮桥获战舰28艘。奉命行省事于兴元（今陕西汉中）专门负责粮饷供给。 至元十一年忽必烈召见赡思丁曰：“云南朕尝亲临比因委任失宜使远人不安欲选谨厚者抚治之无如卿者。”赡思丁遂拜为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兀良合台于1257年平云南后仍用段氏及当地领统治。“自兀良合带镇云南凡八籍民户四籍民田民以为病”（《元史·世祖纪九》）。他“委任非人政令屡变天庭高远人相闻知边鄙之民往往复叛”1。至元元年曾爆了舍利畏起义诸蛮亦变乱不常。至元四年忽必烈封忽赤哥为云南王镇大理、鄯阐、茶罕章、赤兔哥儿、金齿等处同时立大理等处行六部以阔阔带为尚书兼云南王傅又设大理等处宣慰司都元帅。但宗王、行政长官、军事统帅之间互相争夺权利。至元八年忽赤哥被都元帅宝合丁、六部尚书阔阔带等合伙毒死。事后宝合丁等虽被处死但忽必烈震动异常遂决定在云南建立行省命可靠的大臣去稳定云南大局。在这样的背景下终于选定赡思丁去担负这一重任。赡思丁受命后即遍求知云南地理者画出云南物产、交通、山川、城郭、关隘等图进呈忽必烈忽必烈赐钞5o万锭、金宝无算。 行省云南的卓著政绩至元十一年七月赡思丁抵达云南大理后即开始了一系列施政措施。 第一、创建云南行省。 当时的云南王为脱忽鲁。脱忽鲁以为赡思丁至必夺其权乃“具甲兵以为备”。赡思丁采用尊重宗王、释其疑忌的办法妥善地解决了这一矛盾。他遣其子纳剌丁先至王所说明“天子以云南守者非人致诸国背叛故命臣来安集之且戒以至境即加抚循今未敢专愿王遣一人来共议”。脱忽鲁遂派亲臣撒满、位哈乃去见赡思丁受到隆重接待并授两人为行省断事官参以行省事务从而打消了脱忽鲁的疑忌“由是政令一听赛典赤所为”。赡思丁十分重视了解民情调查社会存在的问题。“下车风动神行询父老诸生安国例民之要”1。“赛公初下车接见无虚日虽以一虚浆至必笑而纳之更厚其酬答。由是远近翕然俱来”2。他通过与民众接触了解到当时政出多门、主多役繁是造成人民痛苦的主要原因因此迅完善行省机构、统一号令是当务之急。行省建立后他命信苴日（段实）为大理总督收回段氏统辖万户以下官吏的权力使之权力范围仅限于大理地区。十二年他奏请忽必烈批准由宣慰司兼行元帅府事并听行省节制使行省成为全省最高军政机关；又使宗王权力得到限制使之行使对行省监督、建议及重大军事行动之指挥权。 在建置行省的同时赡思丁对云南全省的地方政权进行了改革。至元十二年他上奏忽必烈：“哈剌章、云南壤地均也而州县皆以万户、千户主之宜改置令长。”得到批准。于是改万户、千户、百户为路、府、州、县1李京：《云南志略》云南总叙条。 1赵子元：《赛平章德政碑》。《新纂云南通志》卷九二《金石考》。 2张洪：《南夷书》。 路设总管府设知府州设知州县设县户。云南全省“为路二十七府二属府三属州五十四属县四十七其余甸寨军民等府不在此数”（《元史·地理志四》）。从此云南地区的行政建置与全国统一起来置于元廷的直接控制之下结束了南诏、大理五百余年的地方割据状态。 第二、正确处理与少数民族和邻邦的关系。 云南地方居住着众多少数民族他们叛服无常历代统治者实际上都未能对他们实行有效统治。赡思丁采取了“力攻不如德降”1的政策逐步平定了云南各地少数民族的反抗。 罗槃甸位于今红河一带以元江为中心的阿棘诸部蛮曾参加过舍利畏领导的反蒙、段大起义至元七年后诸部又筑城反抗。至元十三年赡思丁率军亲征师次罗槃城诸蛮三日不降诸将请攻之赡思丁以为不可遣使以理谕之罗槃酋长虽表示降服但过了三日仍不降诸将奋勇请兵赡思丁又不可有将卒违令进攻赡思丁大怒急令鸣金止之召万户叱责之曰：“天子命我安抚云南未尝命以杀戮也。无主将命而擅攻于军法当诛。”罗槃酋长闻之曰：“平章宽仁如此吾拒命不祥。”乃举部出降。违令的将卒亦释而不诛。赡思丁的这一做法收到了积极的效果“由是西南诸吏翕然款附”。如至元十三年广南溪洞侬士贵及左江李维屏、右江岑从威等2ooo人归附；十五年招降临安、白衣、和泥分地城寨1o9所威楚、金齿、落落分地城寨军民322oo秃老蛮、高州、筠连州等城寨19所；十六年今贵州境内的八番、罗氏鬼国等归附计洞寨1626户1o1168。对于坚持武装反抗诸部则兵平定。 赡思丁十分注意团结和使用云南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刚到云南不久有士吏数人怨恨赡思丁便到京师诬告赡思丁“专僭数事”被忽必烈识破“即命械送赛典赤处治之”。既至赡思丁不仅不予治罪反而脱其械委之以官士吏皆叩头拜谢曰：“某有死罪平章既生之而又官之誓以死报。”上述罗槃甸土酋叛乱平定后“夷酋每来见例有所献纳赛典赤悉分赐从官或以给贫民秋毫无所私；为酒食劳酋长制衣冠袜履易其卉服草履。酋皆感悦”。 云南行省的各级官吏中云南当地的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占有很大比重。 大理国主后人更为优待。段实（信苴日）曾任大理路总管、大理蒙化等处宣抚使后又任大理、威楚、金齿等处宣慰使、都元帅云南行省参知政事等职。以后段氏子孙世袭大理总管迄至明初历11代。云南行省所设路、府、州、县基本上因袭大理国时期各土酋的统治范围各级官吏大都由本地土官、土酋充任。这些措施到明代就形成了完整的土司制度。 赡思丁还妥善处理了与邻邦的关系。兀良合台征服交趾（今越南北方） 后交趾“叛服不常”赡思丁遣使“谕以逆顺祸福”并与交趾结为兄弟交趾王大喜亲至云南赡思丁至昆明城郊迎之待以宾礼“遂乞永为藩臣”。至元十六年赛典赤·赡思丁去世时交趾王遣使者十二人来云南吊丧并为之致祭祭文中有“生我育我慈父慈母”等语使者号泣震野。对于侵犯云南的邻邦则坚决打击。至元十四年缅国蒲甘遣其将释多罗伯剽掠金齿（今云南德宏一带）赡思丁命万户忽都、总管段实出兵击退蒲甘军队“自后蒲甘不敢犯金齿”。 1赵子元：《赛本章德政碑》。 第三、恢复和展云南社会生产。 赛典赤·赡思丁到云南前农业生产不甚达“无秔稻桑麻”。为此赡思丁主要抓了屯田、水利和推广中原先进生产技术三件事。 至元十一年（1274）当他到达云南后不久即命爱鲁“阅中庆版籍得隐户万余以四千户即其地屯田”。后来置民屯于威楚、大理、金齿、永昌、鹤庆、中庆、曲靖、澂江、仁德、临安、建昌、会川、德昌等地仅中庆一地即有民屯八处。行省专设机构统辖官贷种子耕牛租赋约为原赋的五分之一并可根据各地具体情况折合金银、马牛缴纳。军屯在赡思丁去世后也逐步开展。据《元史·兵志》记载云南屯田达67567双又125o顷其中民屯约占三分之二军屯约占三分之一。 在兴修水利方面以治理滇池的工程最大、效益最为明显。滇池位于昆明城南方圆五百余里上流水源来自盘龙江、宝象河、海源河、银汁河、金汁河、马料河六河由于大理国后期战乱失修河道淤塞泛滥淹没农田。赡思丁亲身对地区进行调查制定治池方案。工程于至元十三年动工历时三年完工。工程分上、下两段进行上段对六河进行疏、蓄下段对海口扩、导。滇池修浚成功后为滇池地区的农业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得壤地万余顷皆为良田”（《元史·张立道传》）。 赡思丁十分重视对云南地区推广中原地区的先进生产技术。他设义仓以贷优良种子教民耕作方法；大理巡行劝农使张立道也教爨、僰等少数民族饲养蚕桑方法使之收利十倍于过去“云南之人由于益富庶。罗罗诸山蛮禀之相率来降收其地悉为郡县”（《元史·张立道传》）。 在这期间云南的商业、手工业和交通事业也有了明显的展。赡思丁采取“薄征税”、“兴市井”等措施展商业并尊重云南使用■（即贝）的旧俗经朝廷批准暂缓使用纸钞。定期的集市——亍子遍及城乡。手工业、采矿业展甚快马可波罗到昆明时见到这座城市为商人和工匠杂居之地。元政府在云南开采金、银、铁、铜等矿设云南造卖金箔规措所专营金制品。云南遍设驿站以中庆为中心可通黔、川、缅甸、安南、乌蒙、金齿、蒲、骠等皆通驿道。 第四、传播封建文化改变民间习俗。 为改变云南文化落后状况赛典赤·赡思丁从传播中原封建文化着手做了大量工作。他先于昆明、大理两地设儒学提举于昆明五华山右建文庙拨田五顷以供祭祀并于城外建社学。当时云南不少地方“俗无礼仪男女往往自相配偶亲死则火之不为丧祭”赡思丁按中原习俗“教之拜跪之节婚姻行媒死者为之棺奠祭”又“严乡师约以风俗正三纲明五伦”1。这些措施使云南的文化水平和民间习俗逐渐与内地趋向一致中原的儒学文化、生活风尚在云南广为传播。 赡思丁是虔诚的穆斯林在他治滇期间伊斯兰教在云南也广为传播。 云南昆明的南城清真寺、永宁清真寺就是赡思丁建立的。 至元十六年（1279）赛典赤·赡思丁病卒“百姓巷哭”下葬昆明北门。忽必烈“思赛典赤之功诏云南省臣尽守赛典赤成规不得辄改”。大德元年（1297）赠守仁佐运安远济美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咸阳王谥忠惠。 1《咸阳王抚滇功绩节略》。 后世的昌盛瞻思丁有子五人：纳剌丁、哈散、忽辛、苫丁兀默里、马忽。 长子纳剌丁随父去云南累官云南诸路宣慰使都元帅。至元十六年迁帅大理招安金齿、蒲、曲蜡、缅国3oo寨籍户12o2oo定租税置邮传立卫兵。父卒后于十七年迁云南行省左丞升右丞。二十一年进平章政事。在滇期间继承其父治滇政策罢除旧政定屯田课税设专官掌管裁行省地方机构削冗官定云南土官子弟入质京师制改善民族关系政绩卓著。二十八年进拜陕西行省平章政事。二十九年卒封延安王。子十二人长伯颜原名阿不别克儿世祖赐以伯颜平章之号故名。至元二十九年官泉州旋为河南江北行省平章世祖颇欣赏其理财才能擢为中书平章位为众平章之上世祖呼之为赛典赤。此后即与梁德圭（梁暗都剌）秉政达11年之久。大德十一年（13o3）成宗卒后因支持安西王阿难答夺取帝位失败被杀。次子乌马儿累官福建行省平章政事。至治元年（1321）任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领江淮等处财赋都总管府事时京师岁饥于明年春运粮55万石至京官民相庆卒于官。四子札法儿曾任荆湖宣慰使。五子忽先曾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六子哈辛曾任宣慰司副使后请旨赴长安守父墓。七子沙加曾任云南行省左丞。八子阿容曾任太常礼仪院使。九子伯颜察儿泰定间累官太保、中书平章政事。致和元年（1328）留守大都时泰定帝卒于上都金书枢密院事燕铁木儿在大都动兵变拥立武宗次子图帖睦尔为帝他因不从被籍没流窜死。顺帝时追封奉元王。纳剌丁后裔散居全国各地以云南、陕甘为多多改姓为纳、、剌、丁。 次子哈散历平安路同知、中奉大夫、广东道宣慰使都元帅。 三子忽辛至元初入宿卫后授兵部郎中历河南宣慰司同知、云南诸路转运使、两浙盐运使等。大德元年（1297）后进江东道宣慰使改陕西行台御史中丞再改云南行省右丞。在滇期间革除病民之政重建庙学保护农田改善与缅国关系说服诸蛮缴纳租赋使云南社会再次安定。八年改四川行省左丞累官至江西行省平章政事。 四子苫丁兀默里历官建昌路总管、淮东道宣慰使。 五子马忽历官云南宣慰使、云南行省平章政事。 第三节安童元勋后裔青年丞相安童（1248—1293）蒙古札剌亦儿部人木华黎三世孙。祖孛鲁父霸突鲁1；母弘吉剌氏世祖察必皇后之姊。1259年霸突鲁率蒙古军从忽必烈攻宋。宪宗死忽必烈得报阿里不哥谋夺汗位急从鄂州前线北还留霸突鲁总军务与从云南北上的兀良合台军会合后这支军队遂成为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位的基本力量。在此之前忽必烈曾与霸突鲁讨论形势之地霸突鲁建议选择燕京为国都可见他早就有立国中原汉地的见识。不久死于军中。 安童既是勋臣之后又与世祖有椒房之亲中统初就担任了怯薛长（第三怯薛由木华黎家世袭）时仅13岁。其母入宫见皇后时曾在世祖面前称赞他虽然年少而有辅国之才因为他常与大人讨论国事。中统四年（1263）世祖战胜阿里不哥获其党千余人欲尽杀之以问安童对曰：“两主争国彼安知有陛下？且甫定神器不推旷荡之恩顾奋私憾杀无罪人何以安反恻？”当时世祖与阿里不哥争位都是拖雷嫡子、宪宗亲弟本无所谓正统、叛逆之分对方将卒在法理上并无罪过而且阿里不哥尚未归降正需要以宽待政策招抚其支持者。因此世祖很赞赏他的意见对他才16岁就有如此老成的见识感到惊异。 至元二年（1265）安童出任中书右丞相。当时史天泽从中统二年起一直任右相但在李璮叛乱后世祖对汉人世侯权重当有疑忌。这一年他巡幸上都时召安童推荐的谋士崔斌征询“为治大体今当何先”斌答以“任相”并举安童、史天泽可为相。世祖默思间崔斌又奏：“陛下岂以臣猥鄙所举未允公议有所惑与？今近臣咸在乞采舆言陛下裁之。”遂立马扬言曰：“有旨问安童为相可否？”（《元史·崔斌传》）众欢呼万岁。这时安童才18岁推辞道：宋朝尚据江南如以臣为宰相恐贻笑各方使宋人轻视我们。世祖曰：“朕思之熟矣无以逾卿其勿辞。”遂拜相。这段插曲说明世祖以亲信怯薛长安童出任相是经过周密考虑的史天泽虽仍任右相但地位在安童下。安童拜相后即奏请燕王真金领中书省事又奏召许衡入朝亲自至旅舍拜访请教十分佩服。于是世祖命许衡入省议事特召见面谕：“安童尚幼苦未更事汝谨辅导。汝有嘉谟先告安童以达于我我将择焉。”1显然意在培养练达中原政务的蒙古大臣来主掌行政以免权力旁落。当时右、左丞相有五人（安童、史天泽、忽都察儿、耶律铸、伯颜）至元四年安童奏：“今丞相五人素无此例臣等议拟设二丞相1《元朝名臣事略》及《元史》本传皆以安童为木华黎四世孙元明善《丞相东平忠宪王（安童）碑》（《元文类》卷二四）载其世系为木华黎—孛鲁—塔思—霸突鲁—安童谓系本《东平王世家》与《事略》、本传一致。但钱大昕称其所见《东平王世家》所述世系与此异霸突鲁为孛鲁第三子与《元史·木华黎传》及黄溍《拜住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四）同（《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三）。同一《世家》而元明善所本者与钱大昕所见者有异同是元人而元明善、苏天爵与黄溍所载不同何者为是因《世家》已佚难以考核。今按塔思出卒年（1212—1239）若霸突鲁为其第三子则当生于123o年前后小世祖约15岁而娶世祖长后察必之姊年岁相差颇大情理不合似以《木华黎传》、《拜住碑》所载者为是。1《考岁略》《鲁斋遗书》卷十三。 臣等蒙古人三员惟陛下所命。”诏以安童为长史天泽次之其余蒙古、汉人参用员数勿过多。于是忽都察儿、耶律铸降为平章政事伯颜降为右丞2。安童又奏宜用老成人如姚枢等同议中书省事诏许之。姚、许等汉族儒臣原是世祖即位前就已征聘的人物和世侯势力也没有关系他们都主张实行儒家治国方针安童在他们的帮助下继续奉行采用汉法的政策。 与阿合马的矛盾但世祖急于财用自王文统被诛即委阿合马掌管财赋后拜中书平章政事兼领制国用使司。至元五年阿合马等密议立尚书省乃先奏安童宜升太师进为三公。诏命诸儒臣议商挺倡言：“安童国之柱石一日不可出中书若进三公是崇以虚名夺其实权也。”众皆和之事遂不行。至元七年立尚书省以阿合马为尚书平章言无不从。阿合马恃世祖信任凡事直接奏闻不通过安童又擢用私人不由部拟不咨中书。安童向世祖迸言：“臣近言尚书省、枢密院宣奏并如常制其宏纲大务从臣等议定然后上闻已有旨愈允。今尚书众务一切径奏似违前旨。”1又奏：许衡认为阿合马所用部官多不当。诏命尚书省遵前旨行事并责阿合马用人事阿合马辩言：“事无大小皆委之臣所用之人臣宜自择。”安童只得让步奏请“自今唯重刑及迁上都总管始属之臣余事并付阿合马庶事体明白。”（《元史·阿合马传》）世祖对两人所奏均予许可明显偏袒阿合马。九年尚书省并入中书省阿合马仍任平章政事继续专擅朝政；十年安童见阿合马擅权日甚忍无可忍乃奏其所任各部官和大都路总管府官多不称职请别加选择；其营作宫殿夤缘为奸亦宜诘问；又奏：“阿合马、张惠（中书右丞）挟宰相权为商贾以网罗天下大利厚毒黎民困无所诉。”世祖命进行审查阿合马抗辩说：“谁为此言臣等当与廷辩。”（《元史·阿合马传》）安童举出左司都事周祥中木取利罪状明白诏黜之。次年安童奏以董文用为工部侍郎取代阿合马所任命的私党纥石里阿合马之党益恨安童屡进谗言。于是世祖将安童遣往西北边境行中书省、枢密院事辅佐皇子北平王那木罕守边。由于世祖倚信善于“理财”的阿合马安童与阿合马的这场斗争失败了被调离了相位从此阿合马“独当国柄”更大树私党。 安童至西北边后兵讨伐窝阔台后王大名王禾忽又因分配给养不公引起诸王不满。至元十三年从那木罕戍边的宪宗子昔里吉动叛乱劫持了那木罕和安童将安童送到海都处拘禁。海都对拖雷家族的内争采取观望态度颇优待安童授以官职直到至元二十年才遣还二十一年回到元廷。 安童回朝时和礼霍孙任右相。自阿合马被杀“朝廷之臣讳言财利事”不符合世祖力图增加财政收入的要求。总制院使桑哥推荐卢世荣有才术能裕国而不损民。二十一年十一月诏命和礼霍孙等中书省官与世荣廷辩世荣论所当行之事头头是道辩胜于是世祖罢和礼霍孙等复任安童为中书右丞相以卢世荣为右丞。 2《元史》卷六《世祖纪》三。 1《丞相东平忠宪王》《元朝名臣事略》卷一。 归朝再相安童对世荣的诸项改革措施最初持赞成态度如整治钞法听民间从便买卖金银；罢各处竹课从民货卖收税；听民采江湖之鱼；改革由各站户供给使司饮食之弊除驿马外由官支给；又起用阿合马所用官员中有才而无罪者。但不久便有许多蒙、汉廷臣弹劾卢世荣“苛刻诛求为国敛怨”安童亦觉卢世荣有擅权行为且遭到许多人反对乃改变态度指责“世荣昔奏能不取于民岁办钞三百万锭数月即有成效。今已四阅月所行不符所言钱谷出者多于所入引用人紊乱选法”（《元史·卢世荣传》）。世祖令捕世荣下狱命安童与诸臣议其所行当罢者罢之当更者更之。安童再相后仍亲近儒士奏请起用老臣徐世隆、李昶。时宋儒叶李归隐富春江南台御史大夫相威奉旨求遗逸之士以其名奏上世祖大喜即授浙西道儒学提举叶李不欲受安童特致书恳请谓“先生在宋以忠言谠论著称简在帝心。今授以五品秩士君子隐见随时其尚悉心以报殊遇”（《元史·叶李传》）。叶李见丞相来书劝驾始就职。这时生了南台御史上章请禅位太子的风波世祖甚怒安童虽自承罪责但君臣间嫌隙已生。世祖欲倚近侍为耳目以监视群臣近侍辈遂恃势援引奸人擅署某人某官、某人某职径自奏闻付中书施行。安童将其中尤不合体例者搁置不行但顾虑有人借此告他不奉旨二十三年四月他故意将中书所拟漕司等官姓名上奏。世祖说：“平章、右丞（等职）固当取朕裁决其余皆卿事若一一相烦有失寄托之意。”安童乃乘机将近侍擅署官职事奏明世祖命今后若此者勿行1。 二十四年世祖决意立尚书省总理财政以桑哥、铁木儿为平章政事。 朝臣多有异议安童乃上奏道：“臣力不能回天乞不用桑哥别相贤者犹或不至虐民误国。”世祖不听。不久又升桑哥为尚书省右丞相总领政务中书六部也改属尚书致使中书省名存实亡。桑哥一派顾忌安童有威望力图将他排挤出中枢政府于是阴进谗言构陷其罪。其一乃颜叛乱平定后世祖命安童按问从叛诸王多所平反诸免罪者俟安童退朝争相迎谢至有执辔扶其上马者安童不理睬有人就告安童：“宗室虽有罪皆太祖子孙陛下族弟丞相虽尊人臣也奈何悖慢如此！”其二谓北安王（那木罕）以皇子僭祭岳渎安童知而不奏（后经证明安童其实不知情）。其三安童在海都处时曾接受海都所授官职。世祖对这一点很恼怒幸石天麟为之辩解说安童不拒绝海都所授官职是意在“释其疑心导其臣顺”（《元史·石天麟传》）这才使世祖稍稍息怒。二十五年安童见国家大政尽归尚书省中书职权全被剥夺遂屡次将中书省印上交世祖不许。二十六年被罢去右丞相职只掌怯薛。二十八年桑哥被诛世祖欲更换政府大臣燕公楠奏荐伯颜、不忽木等十人世祖又问谁可为相对曰：“天下人望所属莫若安童。”又问其次曰“完泽可”（《元史·燕公楠传》）遂拜完泽为相而不用安童。 三十年正月安童死于大都。安童两度出任相能荐用和亲厚儒臣崇尚汉法政刑宽平多次制止滥用死刑故有贤相之誉。但在任期间前1《元史·徐世隆传》；又元明善：《丞相东平忠完王碑》。 有阿合马、后有桑哥以理财受到世祖信任使他难以完全贯彻以儒治国的方针。子兀都带袭掌怯薛。孙拜住。 第四节不忽木仕历不忽木（1255—13oo）一名时用字用臣自号静得康里人。祖父海蓝伯父亲燕真1母亲是高丽人名叫金长姬2燕真幼时由拖雷妃唆鲁禾帖尼鞠养后来成为忽必烈的心腹。蒙哥与忽必烈有隙燕真曾劝忽必烈南征以缓和他们兄弟间的矛盾。蒙哥崩殂之后阿里不哥争位燕真统率忽必烈留部护送忽必烈的妻子南徙功劳很大。不忽木是燕真次子1幼年就读于国子学至元十四（1277）年任利用少监。十五年任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副使。十九年升任提刑按察使。二十一年参议中书省事不拜。二十二年擢为吏部尚书。二十三年改任工部尚书九月转刑部尚书。二十四年称病免职。二十七年拜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二十八年五月为中书平章政事。至元三十一年出为陕西行省平章政事将行留为昭文馆大学士、平章军国重事成宗元贞二年（1296）三月复拜该职。大德二年（1298）特命为行御史中丞。三年兼领侍仪司事。四年卒享年四十六岁。 不忽木深受汉文化的影响陈垣先生称之为“纯儒”2他廉正守职执法公允；不畏权臣敢于直谏；反对聚敛体恤百姓在当时深孚众望。崇儒尊长堪称“纯儒” 不忽木有很高的汉文化素养他谙熟古史崇儒尊长纲常观念浓厚是个完全汉化的“纯儒”。他幼年在东宫侍奉真金太子师从王恂。王恂北征后应燕真的请求忽必烈将他送入国子学中继师许衡。王、许皆为当时大儒不忽木受业门下自然深受影响甚至在性格特征上也像前辈大儒沉稳而敏瞻。许衡曾把历代帝王名谥、统系、岁年编纂成书教授学生不忽木都能牢记成诵。忽必烈考他时他竟背诵得不漏一字。至元十三年（1276）年他与同舍生坚童、太答、秃鲁等上疏提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继述历代学校制度。要求设立国学下列诸科“使其教必本于人伦明乎物理为之讲解经传授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本着儒家的纲常观念他极力反对“奴告主”、“子证父”认为这会坏风俗乱人伦断不可行。对于老师“其敬以素犹子事父”。因此许衡常常夸奖他说他将来“必大用于世”所以给他起名为“时用”字为“用臣”。不忽木还有深厚的文学素养曾有乐府行于世。 1海蓝伯、燕真《元史》皆有目录而实无传。赵孟頫《松雪斋集》卷七《文贞康里公碑》及《元史·不忽木传》都说海蓝伯有十子燕真为幼子但苏天爵所编的《平章鲁国文贞公》及姚燧所撰不忽木神道碑都说康里国质贵族子十人燕真年最少因此这“十子”是否都是海蓝伯之子殊难确定。2赵孟頫：《文贞康里公碑》《松雪斋集》卷七。 1苏氏所编《平章鲁国文贞公》引姚燧撰神道碑说“公（不忽木作者注）其元子”元子即嫡长子而赵氏及《元史·不忽木传》都说不忽木为燕真次子姑存之。 2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卷二。 力纠时弊极言直谏不忽木身为近臣劝谏时没有多大的顾忌但能蹇蹇匪躬知无不言确实精神可嘉。有一次忽必烈想看看国子生的书法当时不忽木才十六岁。“独书《贞观政要》数十事以进帝知其寓规谏意嘉叹久之”。至元二十三（1286）年土土哈多取国家编民增益他的军队中书佥省王遇验籍改正。土土哈便上奏忽必烈诬告王遇忽必烈大怒要杀王遇。不忽木劝谏道：“遇始令以钦察之人奴为兵未闻以编民也万一他卫皆仿此户口耗矣。若遇诛后人岂肯为陛下尽职乎？”忽必烈领悟王遇遂免死。又过了几年元军进攻交趾失利欲再次征伐。经不忽木劝谏忽必烈才罢去此役。忽必烈还曾在他面前夸赞塞咥旃（即赛典赤·赡思丁）的才能他便询问忽必烈忽必烈答道：“他侍奉宪宗时常在暗中用财物资助我这件事你父亲知道当时你还不曾出世不知此事。”不忽木说：“这是人臣怀有二心。现在假如有人用内府的财物私结亲王陛下以为何如？”忽必烈急忙挥手说：“卿不用说了是朕失言。”至元三十（1293）年有星犯帝座忽必烈忧虑重重当夜将不忽木召入禁中问他怎样才能消弭天灾不忽木便借机劝谏要忽必烈敬天之怒克谨天戒。成宗当政时凡“事有不可行公（不忽木）必侃侃正言援引古今复甚力上闻之悚然虽已成命数夺而止”1。史称他在“帝前论事吐辞洪畅引义正大以天下之重自任知无不言每侍燕间必陈说古今治要”（《元史·不忽木传》）。忽必烈在世时常常抚髀叹曰：“恨卿生晚不得早闻此言然亦吾子孙之福。”（同上）忽必烈弥留之际将一块洁白的玉璧交给不忽木说：“他日持此以见朕也”。 廉正守职执法公允不忽木曾任提刑按察使、刑部尚书等职他断案公允而且正人能先正己廉洁守职不羡钱财。至元十五（1278）年不忽木任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副使。有一次忽必烈派通事脱虎脱护送西僧往作佛事。还过真定时该僧无理将驿吏打得奄奄一息。当时喇嘛教势力很大西僧往往横行不法该僧又是忽必烈所遣所以状子告到按察使那儿按察使不敢受理。不忽木毅然受理此案将僧下狱。脱虎脱坚持要释放该僧辞气倔强不忽木下令去掉他的冠帽严厉训斥了他。脱虎脱逃进京城告到忽必烈那儿。忽必烈正色道：“不忽木素来刚正必定是你们犯了法。”至元十九（1282）年有人状告：净州守臣盗窃官家帑廪。净州本属河东山西道忽必烈却特召不忽木按问。至元二十三（12s6）年九月不忽木任刑部尚书时河东按察使阿合马用资财谄媚权贵私贷官钱答应用羊马偿官却抑取本部百姓的羊马偿还事觉遣使按治都无结果。及不忽木按问讯得阿合马违法事百余件阿合马因此而伏诛。 不忽木执法公正人无异词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本人廉洁而正直。桑哥当政对不忽木貌敬而实忌曾唆使西域商人诈为讼冤送给不忽木美珠一箧不忽木拒绝接受后知果为桑哥构陷之举。不忽本身体孱弱而消瘦1赵孟頫：《文贞康里公碑》《松雪斋集》卷七。 虽然为官多年家中素贫躬自爨汲妻织纴以养母。平居服儒素不尚华饰禄赐有余便散施亲旧。大德四年（13oo）不忽木卒家贫无以葬。成宗赐钞五百锭才了结丧事。 反对聚敛体恤百姓忽必烈在位期间曾先后起用阿合马、卢世荣、桑哥“理财”。不忽木属于拥护汉法的蒙、汉官员集团反对聚敛这是什么原因？不忽木早年师从王恂、许衡等人经常接受以民为本宽以待民等教育。许衡也极力反对阿合马敛财、专权年轻的不忽木耳濡目染自然深受影响。至元二十一（1284）年忽必烈召他参议中书省事。当时榷茶转运使卢世荣阿附桑哥说如用他理财国赋可增十倍。忽必烈就此事询问不忽木不忽木回答说：“自昔聚敛之臣如桑弘羊、宇文融之徒操利术以惑时君始者莫不谓之忠。及其罪稔恶著国与民俱困虽悔何及！臣愿陛下无纳其说。”（《无史·不忽木传》）由于物价腾飞国用不敷忽必烈急于敛财没有采纳他的建议他就辞去参议不拜。不久在蒙汉官员强烈反对下卢世荣理财很快失败。忽必烈安慰不忽木说：“朕很对不起卿！”并擢拔不忽木任吏部尚书。至元二十四（1287）年忽必烈又起用桑哥理财桑哥重新推行阿合马理财的办法收到了一些成效颇得忽必烈的信任却遭到拥护汉法的蒙汉官员的强烈反对。不忽木对桑哥聚敛深为不满曾几次在忽必烈面前与桑哥辩论。不忽木还对忽必烈说桑哥为相必败国事。忽必烈不听此后桑哥诬杀参政杨居宽、郭佑任刑部尚书的不忽木又出面力争因此桑哥深为忌恨曾指着不忽木对他的妻子说：“他日籍我家者此人也。”便借故陷害不忽木不忽木遂称病免职。同年彻里在忽必烈面前陈述桑哥奸邪贪饕误国害民的事实言辞激烈忽必烈大怒说彻里诋毁大臣有失礼体便令左右打彻里的耳光彻里却愈辩愈烈。于是忽必烈召问不忽木。不忽木说：“桑哥壅蔽聪明紊乱政事有人敢说他便诬陷他罪而杀害之。现在百姓失业盗贼蜂起乱在旦夕不杀桑哥深为陛下担忧。”月赤察儿等反桑哥的官员也纷纷乘机进言忽必烈乃命亲信御史台官勘验与桑哥辩论。桑哥被逮入狱中按问。桑哥败后麦术丁复请立尚书省专领右三部。不忽木在朝中责问他说：“阿合马、桑哥相继误国身诛家没前鉴未远奈何又欲效之乎？”事遂不行。 在反对聚敛之臣的同时不忽木也做了一些对百姓有益的事情。至元十九年到至元二十一年（1282—1284）间他曾出使河东道遇见饥民死徙相属就下令廪赈济数万人赖以不死。又有一次有人请征讨流求。为筹措军费计划在江南征收包银不忽木争辩说：“吾元疆理天下四表之间横目穷何所不至何资鱼虾之国始广土众民哉今江南履亩而税输酒醋课及他乡里门徭水马驿递又增包银则重敛矣民将不堪。”1事遂止。 不忽木夫人寇氏、王氏皆封鲁国夫人2。寇氏生子回回官至陕西行省平章；王氏生巎巎官至江浙行省平章翰林学士承旨尤善书法《元史》1苏天爵：《平章鲁国文贞公》《元朝名臣事略》卷四。 2《鲁国太夫人王氏墓志铭》《吴文正集》卷七三。 有传。二子均为元代名臣。 第九章阿合马桑哥卢世荣第一节阿合马阿合马（？—1282）元世祖时“理财”权臣。回回人其出生地在花刺子模费纳喀忒（今乌兹别克共和国塔什干西南锡尔河右岸）。早年投靠忽必烈皇后察必的生父按陈那颜后为察必皇后斡耳朵的侍臣1。 中统三年（1262）忽必烈始命阿合马领中书左右部兼诸路都转运使专委以财赋之任。是年生了李璮之乱主持中书政务的王文统因与李璮有牵连而被杀；阿合马等利用忽必烈对汉人的猜忌和“急于富国”、敛财心切的心理获得了在政坛初露头角的绝好机会。 阿合马于上任的第二年建言“以河南钧、徐等州俱有铁冶请给授宣牌以兴鼓铸之利”。又“奏以礼部尚书马月合乃兼领已括户三千兴煽铁冶岁输铁一百三万七千斤就铸农器二十万事易粟输官者凡四万石”。这是他“理财”之一法。 至元元年（1264）正月阿合马又倡言“太原民煮小盐越境贩卖民贪其价廉竞买食之解盐以故不售岁入课银止七千五百两。请自今岁增五千两无问僧道军匠等户钧出其赋其民间通用小盐从便”。这一主张在同年七月付诸实行1使解州盐课猛增了三分之二。增课是他“理财”的又一手法。是年十一月元廷罢领中书左右部并入中书省拜阿合马为中书平章政事进阶荣禄大夫。 至元三年（1266）正月元廷立制国用使司阿合马又以平章政事兼领使职。之后制国用使司提出了一系列的搜括措施初奏：“以东京岁课布疏恶不堪用者就以市羊于彼。真定、顺天金银不中程者宜改铸。”前者直接嫁祸于民后者势必加重百姓负担。十一月又奏：“桓州峪所采银矿已十六万斤百斤可得银三两锡二十五斤。采矿所需鬻锡以给之。”如此折算比例根据为何？史无记载采矿者当受其加紧榨取之害。而元廷对制国用使司的上述奏言则“悉从其请”。 至元五年廷臣密议立尚书省以阿合马主持为架空中书右丞相安童“乃先奏以安童宜位三公”。商挺等儒臣揭露其夺权之阴谋遂未得逞2。至元七年正月元廷罢制国用使司立尚书省又以阿合马为平章尚书省事。“阿合马为人多智巧言以功利成效自负”“咸称其能”。他又善争辩丞相线真、史天泽等皆非其对手。忽必烈急于富国乃“授以政柄言无不从”。阿合马恃忽必烈对他的信任竭力攫取权力以控制朝政。深受儒术与汉法影响的中书右丞相安童早已对其不满但“含容久之”至是安童对忽必烈说阿合马的尚书省违反常制遇大事不从安童等议定奏闻而径由“尚书省一切以闻”。忽必烈肯定了安童所言并指出：“岂阿合马以朕颇信用敢如是耶！其不与卿议非是宜如卿所言。”安童又奏：“阿合马所用部官左丞许衡以为多非其人然已得旨咨请宣付”在此情况下他建言“宣试其能否久当自见。”也得到忽必烈的同意。这说明1波义耳译：《成吉思汗的继承者》页288。 1《元史》卷四《世祖纪》一卷二o五《阿合马传》。本节后面引文未加注者均见此二处。2《元史》卷一二六《安童传》。 了阿合马的尚书省与安童为的中书省之间在权力和用人等问题上的矛盾是颇为尖锐的。同年五月尚书省奏括天下户口由于御史台的反对遂止。括户之目的是进一步搜括百姓钱财这是阿合马等的第三种“理财”手法。立尚书省之初忽必烈曾明令规定：“凡铨选各官吏部拟定资品呈尚书省由尚书咨中书闻奏。”可是在执行过程中“阿合马擢用私人不由部拟不咨中书。”丞相安童提出意见忽必烈令问阿合马。阿合马乃说：“事无大小皆委之臣所用之人臣宜自择。”其无视大汗圣旨目无中书已昭然若揭！安童无奈因请：“自今唯重刑及迁上路总管始属之臣余事并付阿合马庶事体明白。”忽必烈竟“俱从之。”安童之权力至此被夺殆尽。说明阿合马的飞扬跋扈是得到忽必烈的认可的关键是阿合马的聚敛政策正符合了忽必烈的需要。 至元九年正月并尚书省入中书省原来平章尚书省事的阿合马如今又摇身一变而成了中书平章政事。这次两省合并表面上是尚书省并入中书省实际上使阿合马得以进一步控制中书省。因如上所言安重中书省的权力本来就被夺殆尽了。 至元十年（1273）春三月尊崇儒术和汉法的真金被正式册立为皇太子这在客观上加重了汉法派的分量。 阿合马于推行搜括之法的同时千方百计破坏汉法史载“权臣屡毁汉法”（《元史·许衡传》）。可为证。至元十年他为了搞垮教习人才的国子监使“诸生廪食或不继”逼得国子祭酒许衡无法执教只好请求回乡。至元十一年十一月安童见阿合马擅财赋权蠹国害民。乃奏劾阿合马“凡所用非人请别加选择；其营作官殿夤缘为奸亦宜诘问”。忽必烈表面上“命穷治之”。实际上未有动作。相反安童却于次年七月被阿合马排挤出了中书省忽必烈命他以行中书省枢密院事从北平王出镇北方1。至元十二年九月阿合马等以为兴国用不足请复立都转运司九量增课程元额鼓铸铁器官为局卖禁止私造铜器。同年十一月阿合马奏立诸路转运司凡十一所。其搜括手法仍属故技重演。是年姚枢与徒单公履曾建言北盐药材“可使百姓从便贩鬻”。阿合马则反对他奏称“臣等以为此事若小民为之恐紊乱不一。拟于南京、卫辉等路籍括药材蔡州盐十二万斤禁诸人私相贸易。”其目的显然是不使财源流归百姓实为与民争利！忽必烈称：“善其行之。”先籍括而后由朝廷专卖乃阿合马之又一搜括手段。 至元十三年阿合马威权日盛恣为不法顾忌御史台揭其奸状乃奏罢诸道提刑按察司以撼内台。御史中丞张文谦奏复其旧使阿合马阴谋未能得逞。但从此张文谦自知为阿合马所忌力求离开御史台。明年忽必烈授之以昭文馆大学士。张文谦是忽必烈的潜邸旧臣汉法派的主要成员之一。 至元十五年四月中书左丞崔斌奏言“阿合马溺于私爱一门子弟并为要官”。忽必烈下旨“并罢黜之”。然而终不以此为阿合马之罪。相反忽必烈却称道“阿合马才任宰相”。同年七月忽必烈命崔斌迁江淮行省左丞。崔斌到任后“凡前日蠹国渔民不法之政悉厘正之仍条具以闻。阿合马虑其害己捃摭其细事遮留使不获上见因诬构以罪竟为所害”。1《元史》卷八《世祖纪》五；卷一二六《安童传》。 真金在东宫“闻之方食投箸恻然遣使止之已不及矣”（《元史·崔斌传》）。原来被崔斌奏劾免官的阿合马子忽辛、阿散等于是年十一月却又被复官。 约当至元十七年礼部尚书南人谢昌元建议设立门下省以封驳制敕。忽必烈“锐意欲行之”。围绕这一议题皇太子真金、忽必烈潜邸旧臣董文忠、深通儒术的廉希宪等汉法派与阿合马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较量。阿合马觉得于已“不利”极力阻挠最后竞由他获胜。（详见本书“真金”条）。至元十七年六月阿合马奏遣不鲁合答儿等检覆江淮行省平章阿里伯右丞燕铁木儿钱谷结果二人于同年十二月均遭诛。此事与当年崔斌任江淮行省左丞时厘正阿合马“前日蠹国渔民不法之政”不无关系；崔斌已被阿合马诬害而死与其同列的阿里伯、燕铁木儿当然也难逃阿合马的暗算与报复惜史无明载。 阿合马在位日久益肆贪横援引奸党骤升同列阴谋交通专事蒙蔽通赋不蠲众庶流移京兆等路岁办课至五万四千锭犹以为未实如此狂征暴敛搞得民不聊生致使天下怨忿。他又诬杀异己“内通货贿外示威刑廷中相视莫敢论列”。洛阳宿卫士秦长卿曾愤然上书忽必烈揭露阿合马为政擅权杀人并说：“观其禁绝异议杜塞忠言其情似秦赵高私蓄逾公家资觊觎非望其情似汉董卓”“请及未诛之为便”。（《元史·秦长卿传》）阿合马知道后任秦长卿兴和宣德同知铁冶事然后诬以折阅课额数万缗将他逮捕入狱籍没其家产偿官并使狱吏杀之狱中。诬杀异己是阿合马惯用的手法。特别是崔斌之死“天下怨之”。凡此种种表明了阿合马与汉法派之间的斗争已到了十分尖锐的程度。至元十七年十一月廉希宪卒其疾笃时皇太子真金遣侍臣杨吉丁问疾并问治道。希宪说：“臣病虽剧委之于天。所甚忧者大奸专柄群邪蜂附误国害民病之大者。”并进一步建议：“殿下宜开圣意急为屏除不然日以沈痼不可药矣。”1说出了汉法派欲急除阿合马的心愿。而当时作为汉法派的代表人物皇太子真金对阿合马的所作所为早已极为不满素“恶其奸恶未尝少假颜色”（《元史·裕宗传》）。 阿合马本人亦知其树敌和积怨太多所以他平日“极为小心和警惕常有卫士随从其寝处不为人所知”以防不测整日里提心吊胆。然而他终究未能逃脱灭亡的命运。至元十九年（1282）三月十七日益都千户王著与高和尚等合谋乘真金随从忽必烈在上都之机诈称皇太子还大部作佛事结八十余人夜入京城诱杀阿合马于东宫前时王著以所袖大铜锤击碎阿合马脑使之立毙。阿合马之同党郝祯亦被杀。消息很快奏到忽必烈面前。当他得报之初很快派枢密副使孛罗等人驰驿大都将肇事者王著、高和尚等诛杀。事先知情的枢密副使张易亦被杀。但忽必烈也知道在反阿合马的一派势力中有包括皇太子真金在内的蒙汉官员在内具有相当强大的力量加之阿合马犯有欺君之罪将商人们为大汗买来的巨大宝石据为己有；益以真金及诸汉官之进言尽得阿合马罪恶。忽必烈乃大怒说：“王著杀之诚是也。”并命将阿合马墓剖棺戮尸于通玄门外纵犬啖其肉。“百官士庶聚观称快”。子侄皆伏诛没入其家属财产。其妻引住处死妻四十、妾四百人分赐他人。可见在揭露阿合马的劣迹中以皇太子为代表的汉法1元明善：《平章政事廉文正王神道碑》见《元文类》卷六五。 派是起了作用的。 从阿合马“理财”过程中的所作所为可以确定其最终被杀实属必然只不过是时间的迟早和处死方式的问题罢了。纵观忽必烈朝的三个“理财”之臣没一人有好下场便是明证。就阿合马个人而言当他受宠于忽必烈时忽必烈虽称道他“才任宰相”但将其子忽辛仅作“胡贾”看待；当其失宠后忽必烈骂他为“奴”1。其所以能显赫一时仅是其搜括之法迎合了忽必烈“急于富国、敛财心切”的心理。他在忽必烈的心目中犹如一条走狗。识者有言走狗不走就要换狗。如今阿合马被杀而无法再“走”忽必烈当要寻找新的能充当这一角色的人物于是卢世荣、桑哥之流乃相继登场此是后话。 1波义耳译：《成吉思汗的继承者》页293。 第二节桑哥桑哥（e源于梵文的藏语名意为狮子？—1291）《史集》记载为畏兀儿人2藏文《汉藏史集》称他“出身于噶玛洛（bka-ma-1og）部落”3也就是吐蕃赞普赤松德赞时代（755—797）派驻脱思麻地区（mdo-smad今青海东部、甘肃东南部和四川西北部）、后来一直留居当地的吐蕃军队的后裔1。《元史》本传说他是胆巴国师的弟子“能通诸国语言故尝为西番译史”（即藏语译员）；据元人虞集记载他“本大浮图师之译者”2。《汉藏史集》的记载更详说他通蒙古、汉、畏兀儿、藏等多种语言在脱思麻地区汉藏交界之地拜见了帝师八思巴愿为上师效力八思巴将他收为译史。汉、藏文史料相印证说明他出身于藏族噶玛洛部落的记载是可信的。 桑哥谒见八思巴的时间可能是1253至1255年八思巴在脱思麻、朵甘思一带活动期间但更可能是至元初（1264）从上都回萨斯迦途经脱思麻时。《汉藏史集》记载说：“以后当他任古儿赤之职时因其见识广博得上师喜爱多次遣往皇帝驾前奏事。皇帝也因此人之学识和功德将他从上师处取来。”古儿赤（sugurchi）是怯薛执事中“掌内府上供衣服者”但从上文分析他并非世祖的怯薛而是八思巴的侍从。八思巴回到萨斯迦后大概是仿照蒙古的怯薛制度建立了自己的“刺让”（b1a-brang上师私邸）机构设置了13种侍从官其中就有掌内室和服饰之官（gzim-dpon）。很可能八思巴把他带到了萨斯迦成立“刺让”时让他担任了这个职务（同书又载八思巴的司茶侍从是桑哥好友亦可作为他曾任上师侍从的佐证）。其时胆巴当也在乌思藏。至元六年（1269）八思巴偕同胆巴和13侍从官回京师进呈所制“国字”（即八思巴字）；八年离京赴临洮居住而“以教门之事属之于”胆巴1。桑哥大概也是随八思巴来京并被世祖召用更可能是由八思巴推荐而担任了总制院的官员。《汉藏史集》记载他当官后在大都帝师居处梅朵热哇（me-tog-ra-ba意为花苑）旁建了一座向上师求法的佛堂因此被御史台按治下狱后世祖邀请八思巴同观歌舞八思巴乘机奏明桑哥被下狱事遂得释放。此事生在八思巴最后一次来京时即至元十一年可见桑哥在此之前已任总制院官。汉文史料记载桑哥初受戒于胆巴2可能是在胆巴主持京师教门事之后。八思巴于至元十三年回到萨斯迦十七年乌思藏生反对帝师和朝廷的骚乱八思巴被谋害。世祖遣“大臣”桑哥率领大军前往讨伐此时他已被重新任命为总制院官并升为院使。次年（1281）他率军到达乌思藏先后攻下叛乱者所据朗卓康马土城（在今康马县境）和甲若仓之城（在今江孜县境）处死叛、前任本钦功嘉藏卜2《史集》第2卷汉译本页346。 3《汉藏史集》陈庆英汉译本页179。 1参见毕达克（）：《元代的藏族政治家桑哥》《匈牙利东方学报》198o年；仁钦札西：《元代中央王朝的藏族宰相桑哥》《西藏研究》1984年第2期。 2虞集：《赵思恭神道碑》《道园类稿》卷四二。 1赵孟頫：《大元敕赐龙兴寺大觉普慈广照无上帝师（胆巴）之碑》；参见《红史》东嘎·恪桑赤列校注本注27o（陈庆英、周润年汉译本页214）。按胆巴随八思巴来中原后初诏居五台山寿宁寺至元八年留京师“王公咸禀妙戒”当即代替八思巴掌领宗教事务。 2《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二胆巴传记。 到了萨斯迦。他修建了东甲穷章寺其门楼采用汉地式样建造；在乌思藏各要害之地留下精兵镇戍并整治了驿站（令驻军负责驿站规定由乌思藏各万户人民供应马匹、食粮、帐篷及一切需用之物）然后班师回朝3。 此后桑哥更加受到世祖的宠信权势显赫以至侥幸之徒竞趋其门入贿求官。至元二十一年卢世荣以桑哥之荐白身进用被任命为中书右丞主持政务。二十二年正月桑哥奏请将杭州宋宁宗攒宫和宋郊天台折毁建造佛寺诏准之。不久卢世荣被诛而他的地位并未受到影响。中书省曾令一汉人市油（当为佛事所需用）“桑哥自请得其钱市之司徒和礼霍孙谓非汝所宜为桑哥不服至与相殴并谓之曰：‘与其使汉人侵盗曷若与僧寺及官府营利息乎？’乃以油万斤与之。”（《元史·桑哥传》）其后桑哥交上所营息钱表现了理财的本领。一天他在世祖面前论和雇和买事谈到这件事世祖益喜遂有意重用他给他更大的参预中枢政务之权。至元二十三年正月根据他的奏请诏命江淮释教总统杨琏真加遣送南宋宗戚谢仪孙、全允坚、赵沂、赵太一至京入质；七月命桑哥具列中书省宰执等官姓名奏进以定人选朝廷上有所建置以及人才进退都让他参与议决。作为掌管佛教和吐蕃事务的总制院使竟受命预议政府大臣人选此事颇不寻常表明世祖已决意用他主持政务了。适此时南士叶李被征召至京问以治道叶李也推许桑哥使世祖益信桑哥可以任相。 至元二十四年闰二月诏立尚书省分别任命了尚书、中书两省官以桑哥为尚书平章政事。中书右丞相安童奏请不用桑哥别相贤者不听。中书六部被改为尚书六部各行中书省也改为行尚书省统归尚书省领导；除任命行省官要与中书省议行外其余事务都由尚书省从便奏闻。同年十一月进桑哥为尚书右丞相仍兼总制院使（二十五年桑哥奏改总制院为宣政院仍兼院使）于是独揽了朝廷大权。 桑哥执政后相继采用了几项措施来解决财政问题。一项是更定钞法于当年三月颁行至元宝钞。另一项最重要、反响最大的是钩考中书省和全国各地钱谷。先检校中书省查出亏欠钞477o锭昏钞1345锭。桑哥志在严厉整治中书以张声威遂审问省官参政杨居宽自辩“实掌铨选钱谷非所专”桑哥令左右拳击其面责以用人不当。参政郭佑被责“多所逋负尸位不言以疾为托”也遭到殴辱。十月杨、郭二人均被处死。以失职之罪竟诛参政大员殊属苛重据说桑哥当总制院使时不少人走他的门路得内旨授官其中必须通过中书的有些被杨居宽裁掉裁不掉的也被记下其得官之由因此桑哥怀恨乘机报复1。当时凡仓库诸司无不钩考声势甚厉御史台吏王良弼与人议论说：“尚书钩校中书不遗余力他日我曹得尚书奸利其诛籍无难。”桑哥闻其言捕良弼以诽谤尚书省政事罪杀之籍其家。二十五年九月桑哥以钩考事重奏置征理司秩正三品专治合追财谷。十月又以各行省欺盗、亏欠钱谷必多除湖广省已委其平章要束木自查征偿外奏请派尚书参政忻都、户部尚书王巨济等省、院、台官12人理算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肃、安西（陕西）六省钱谷每省2人特授印章并给兵以备使令和护卫。于是钩考范围扩大到了全国（除云南、吐蕃外）各地普遍进行清查和追征积年逋欠钱粮期限严急。钩考的目的3《汉藏史集》汉译本页18o—181。有关年代参照毕达克《中藏与蒙古》页22—25。1姚燧：《杨居简墓志铭》《牧庵集》卷二八。 完全是为解决国用不足问题这在桑哥至元二十六年闰十月的上奏中说得很明白：“国家经费既广岁入恒不偿所出以往岁计之不足者余百万锭。自尚书省钩考天下财谷赖陛下福以所征补之未尝敛及百姓。”由于旨在多征钱粮所委任钩考官又多贪饕邀利之人行省承风严厉督责下属唯求增羡除责偿于亏、盗钱粮的官吏外势必主要逼取于百姓。特别是江南理算追征逋欠甚急“胥卒追逮”相望于道“民至嫁妻卖女祸及亲邻”扬州、杭州两地受害最惨“延蔓以求失其主者逮及其亲；又失代输其邻。追系收坐牢狱充牣掳掠百至”。被逼死者达五百余人1。钩考导致天下骚动江南“盗贼”蜂起达数百处可见桑哥所奏“未尝敛及百姓”实际上没有做到也不可能做到。 通过实行钩考追征逋欠钱谷只能暂时补足一下国用桑哥在至元二十六年闰十月上奏中就说：“臣恐自今难用此法矣”据他解释是因为“仓库可征者少而盗者亦鲜”其实当时“理算”出来的逋欠数目甚大“已征者数百万未征者数千万”（《元史·赵孟頫传》）但由于其人多死（或逃亡）实际上无法追征只好作罢。于是他提出又一项措施即增加赋税：盐课每引由中统钞3o贯增为5o贯；茶课每引由5贯增为1o贯；酒醋税课江南增额1o万锭腹里2o万锭；大增商税江南为25万锭腹里2o万锭；有协济户18万入籍以来只输半赋今增为全赋。此外海运江南粮是当时京畿地区粮食的重要来源桑哥执政后立行泉府司专掌海运增置上海、福州二海运万户府。二十五年十月他又奏请将次年海运粮数由过去每年三、五十万石左右增定为百万石同时奏请开浚安山至临清的运河（即“会通河”）将此段原6运夫放罢为民征其赋入以给开河之费。皆诏准施行。桑哥还提出了另两项增收节支的措施。至元二十五年四月他奏言：“扈从之臣种地极多宜依军、站例除四顷之外验亩征租。”准行之。“扈从之臣”系指怯薛占有大量土地而不纳地税现在令他们按军、站户体例占地过四顷的都要交地税。《汉藏史集》记载桑哥“对怯薛们实行限制”引起他们的忌恨当包括这件事。其年十二月他又提出：“有分地之臣例以贫乏为辞希觊赐与。财非天坠地出皆取于民苟不慎其出入恐国用不足。”世祖令：“自今不当给者汝即划之当给者宜覆奏朕自处之。”（《元史·世祖纪十二》）赏赐诸王贵戚（即“有分地之臣”）是当时一项巨大的财政支出在国用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桑哥不得不予以裁抑。按照桑哥的建议还收缴了安西王相府印。皇子忙哥刺之子阿难答嗣封安西王另一子封秦王桑哥认为一藩二王不妥遂诏罢秦王之封收还其印；东道诸王胜纳哈儿用“皇侄贵宗之宝”桑哥谓“宝”非人臣所宜用奏改授“济南王印”。以上几条都触及蒙古贵族以至皇室成员的权益桑哥也敢于提出并被采纳可见世祖对他的宠信程度。 至元二十五年十一月大都人史吉等请为桑哥立“德政碑”诏准之命翰林学士阎复撰文题为《王公辅政之碑》；次年闰十月碑成树于省前。又敕以秃鲁花（怯薛散班）及侍卫兵百人为桑哥导从并许其乘小舆而行。其宠荣为出身“大根脚”的蒙古大臣所不及。当时桑哥已掌握了铨调中央和地方官员的人事权但宣敕还由中书省颁给桑哥奏言不便世祖命“自1《元史》卷一七三《崔彧传》；姚燧：《彻里神道碑》《牧庵集》卷十四。有关钩考之害的记载还见于阿鲁浑萨里、乌古孙译、程钜夫、赵孟頫等人碑传。 今宣敕并付尚书省”因此权势益盛。据《元史》本传载他“由是以刑、爵为货而贩之”犯法、求官之人“咸走其门入贵价以买所欲。贵价入当刑者脱求爵者得纲纪大环人心骇愕”。但由于世祖正信任桑哥反对他的人都畏惧而不敢言。 至元二十八年正月世祖在大都东南的柳林（漷州北）狩猎随从怯薛也里审班（不忽木弟）、彻里（利用监卿）、也先帖木儿（御史中丞）等先控告了桑哥奸贪误国害民诸罪。彻里尤为激烈“言色俱厉”世祖怒责他“丑诋大臣失几谏体”命左右批其颊“血涌口鼻委顿地上”彻里仍辩不止声明自己与桑哥无仇只是为国家着想1。世祖召不忽木问不忽木也揭露桑哥蒙蔽皇帝紊乱政事诬杀言者等罪。怯薛长（宣徽院使）月赤察儿根据时任尚书平章的怯薛也答儿的密报也奏劾了桑哥2。正月二十三日桑哥被罢去相位交付审讯。指控他的一条罪状是“沮抑台纲杜言者之口又尝捶挞御史”。他上台不久就以诽谤尚书省和非议时政罪杀台吏王良弼和前江宁达鲁花赤吴德以压制群言。至元二十六年他奏告监察御史稽照尚书省左右司文簿多有遗漏提出应令监察御史到省部稽照署名于卷末若有遗漏则易于归罪。于是笞监察御史四人。此后御史到省部司吏持文簿置于桌上而去使御史陷于遍阅案卷一有疏忽即获罪纠弹之职尽废。南台侍御史程钜夫入朝上疏指摘宰相“惟以殖货为心”“立尚书省钩考钱谷以割剥生民为务所委任者率皆贪饕邀利之人。江南盗贼窃良以此也”（《元史·程钜夫传》）。桑哥大怒将他羁留京师并以御史台都事王约与程呼应奏请并诛二人因世祖不许而止。治书侍御史陈天祥奉命理算湖广钱粮上疏劾平章要束木凶暴不法要束木是桑哥的姻亲、党羽于是桑哥摘天祥疏中语诬以不道奏遣使逮捕入狱欲致之死直到桑哥事败才获释系狱达4oo天。监察御史周祚弹劾江淮行省官忙兀台等奸赃被反诬以他罪流放到漠北憨答孙之地妻子财产没官。这些事实说明桑哥确曾沮抑御史台。世祖令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审辩其事桑哥持御史已刷文卷来为自己辩解经反复勘验辩论终于辞屈。另一条罪状是他实行的钩考和变更钞法、盐酒课以及铨选制度。钩考本来是清查和追征各官府仓库侵盗、逋欠的钱粮主要是针对官吏贪污、失职的由于以多征为主旨层层严责实际上负担往往转嫁给到百姓身上成为害民弊政。课税增额自然是加重人民的负担但似乎并没有受到深究桑哥下台后课额也没有减少。最致命的罪状是他结党营私贪赃受贿“以刑、爵为货”。中书平章麦术丁和右丞崔彧奏劾他“当国四年中外诸官鲜有不以贿而得者。其昆弟故旧妻族皆授要官美地”（《元史·崔彧传》）。其妻族湖广行省平章要束木在他的庇护下贪暴不法莫敢谁何；其妻弟八吉由授为燕南宣慰使也受赂积赃；他还把巩昌总帅府改为宣慰司以弟答麻刺答思为宣慰使；江淮行省一批长官都是他的党羽利用钩考搜括民财受贿肆虐尤为严重。被揭出来的桑哥党羽还有其他一些人。这些所谓“党羽”大多是以贿赂桑哥1姚燧：《彻里神道碑》；《元史·赵孟頫传》。《汉藏文集》载世祖听了怯薛们控告丞相贪污的话说：“对怯薛如何压制朕知之与桑哥何干？你们受人贿赂跟在别人后面仅听说桑哥有财宝就找他的罪名这怎么行！”拒绝了他们的控告。 2元明善：《太师洪阳忠武王（月赤察儿）碑》《元文类》卷二三。《汉藏史集》也记载怯薛们控告桑哥得到了怯薛长的支持。 相结纳的。河间盐运使张庸纳官婢于桑哥成为他的亲信得以久居其位独盗官库钱达三千余锭。斡罗思、吕国瑞因入贿于桑哥、要束木得授八番罗甸宣慰使。麦术丁、崔彧还指控了一条：“大都高资户多为桑哥等所容庇凡百徭役止令贫民当之。”这些富户所以能受到他的庇护得免徭役自然是纳贿所致。关于桑哥受贿事也见于拉施都丁《史集》的记载。据载由于一些回回商人拒食蒙古人宰杀的羊肉世祖大怒下诏禁回回人抹杀羊（以断喉法宰羊）违者处死家产抄没以赏告者。这使回回人受到沉重的打击。其后回回达官贵人别哈丁、沙的左丞、乌马儿、纳刺丁、忻都左丞等以大笔金钱奉献给桑哥桑哥遂为之奏称：回回商人都走光了而且不再来关税收入不足珍奇货物也不能运来都是由于禁抹杀羊所致应该开禁。于是这条禁令得以废止。《史集》记载的这些向桑哥纳贿的回回达官贵人就是汉文史料所载肆虐江淮的桑哥党羽。二月二十五日世祖命彻里率怯薛三百余人抄籍桑哥家资“得金宝衍溢栋宇他物可资计者将半内帑”1。据《史集》载从桑哥家拿来两个箱子的珍珠和贵重物品世祖责问他：“你有这么多珍珠我曾向你要两三颗你都不给。”他羞愧地说：“这些都是大食达官贵人送给我的他们都是每个地区的长官。”世祖说：“为什么他们不把珍珠和贵重物品也献给我呢？你把一些粗毛衣带给了我而把金钱和无比贵重物品归了自己！”2《汉藏史集》也记载说世祖责问桑哥：“汉人织匠为我织成无缝衣服献给我两件你手中却有三件甚至过了我这不是你的罪过吗？”3于是桑哥贪赃罪被证实拘捕入狱；三月仆其“辅政碑”。其亲旧党羽先后受到惩办。七月诏诛桑哥。 1姚燧：《彻里神道碑》。 2《史集》第2卷：汉译本页349。 3《汉藏史集》汉译本页184。 第三节卢世荣卢世荣名懋字世荣以字行。大名人。阿合马专政期间世荣以贿赂进用为江西榷茶运使后以罪废。阿合马死后元廷之臣讳言财利事均不能符合世祖的财政需求。于是总制院使桑哥“荐卢世荣有才术谓能救钞法增课额上可裕国下不损民”。世祖召见“奏对称旨”。于至元二十一年（1284）十一月辛丑召中书省官与之廷辩右丞相和礼霍孙等辩论失败均被罢官世诅重新起用安童为中书右丞相以卢世荣为右丞并以卢世荣所推荐的史枢为左丞不鲁迷失海牙、撒的迷失并为参知政事前户部尚书拜降为参仪中书省事1。他上任的当天即奉旨中书整治钞法“官吏奉行不虔者罪之”。次日同右丞相安童奏对已被罢黜的阿合马专政时所用大小官员其间有才能的“宜择可用者用之”。世祖“诏依所言汰选毋徇私情”（《元史·世祖纪十》）。 十二月卢世荣先后提出几项财政改革措施被世祖采纳实行者有：一解除百姓私相买卖金银之禁听民间从便交易；二怀孟等路竹货系百姓栽植官府拘禁卖使民重困又致南北竹货不通今罢竹监从民货卖收税；三江湖鱼课已有定例贫民采捕恃以为生而官府到处拘禁今后听民采捕；四站户供给使臣饮食以致疲弊今后除驿马外其余由国家支给；五关于盐法每引价钞本只15贯国家未曾多收但“官豪诡名罔利停货待价”以致卖到8o贯贫民多不得食今“议以二百万引给商一百万引散诸路立常平盐局或贩者增价官平其值以售庶民用给而国计亦得。”六关于酒课“京师富豪户酿酒价高而味薄以致课不时输宜一切禁罢官自酤卖。”如此则“向之岁课一月可办”（《元史·世祖纪十》）。 二十二年正月卢世荣奏称他曾言除“天下岁课钞九十三万二千六百锭之外臣更经画不取于民裁抑权势所侵可增三百万锭”。尚未施行而内外多有非议他请求与台、院官面议。世祖让他直接奏陈于是他又提出几项具体办法：一“古有榷酤之法今宜立四品提举司以领天下之课岁可得钞千四百四十锭。”二钞法虚弊“莫若依汉、唐故事括铜铸至元钞及制绫券与钞参行。”三“于杭、泉二州立市舶都转运司造船给本令人商贩官有其利七、商有其三。禁私泛海者拘其先所蓄宝货官买之；匿者许告没其财半给告者。”四“尽禁权势所擅产铁之所官立炉鼓铸为器鬻之以所得利合常平盐课籴粟积于仓待贵时粜之必能使物价恒贱而获厚利。”五“宜令各路主平准周急库轻其月息以贷贫民如此则贷者众而本且不失。”六“可于各都立市易司领诸牙侩人计商人物货四十分取一以十为率四给牙侩六为官吏俸。”七“宜于上都隆兴等路以官钱买币帛易羊马于北方选蒙古人牧之收其皮毛筋角酥酪等物十分为率官取其八二与牧者。马以备军兴羊以充赐与。”卢世荣所言的“理财”诸法主要是官营（如酒、铁、海外贸易）或官商合营而官取其利之大部。世祖除对羊马官营放牧一条表示还要考虑外其余各条都准许付之实施。这些措施有不少确是“裁抑权势侵利”欲夺之归于政府同时也有过分征敛之处反对者必定不少卢世荣对世祖1《元史》卷二o五《卢世荣传》。后面引文出于此者不再一一注出。 说：“臣之行事多为人所怨后必有谮臣者臣实惧焉请先言之。”世祖让他放心谓“疾足之犬狐不爱焉主人岂不爱之”。嘱他“饮食起居间可自为防”。 卢世荣又奏请罢行御史台“改按察为提刑转运司俾兼钱谷”。尽管御史台及廷臣多以为不可世祖仍从其言。二月卢世荣又奏请立规措所经营钱谷。 卢世荣上任不到十天御史中丞崔彧即“言卢世荣不可为相”（《元史·崔彧传》）以忤旨罢职。皇太子真金从儒治角度对卢世荣“以言利进”大不以为然他说：“财非天降安得岁取赢乎。恐生民膏血竭于此也。岂惟害民实国之大蠹”（《元史·裕宗传》）。加上他的“理财”措施有许多因触犯了富豪势要的利益根本行不通何况他又是汉人在等级地位上比起色目人阿合马又低了一等使其更处于不利的地位。四月初在卢世荣所上的奏章中再次表明他内心的忧惧他希望得到丞相安童的更多支持并盼世祖能“与臣添力”。回说“朕知之矣”。并皆从其奏事1。 四月初八日监察御史陈天样就上章弹劾他过去有贪赃劣迹执政后所奏行者多无成效其中说到：“今取本人所行与所言已不相符者昭举数事：始言能令钞法如旧钞今愈虚；始言能令百物自贱物今愈贵；始言课程增添三百万锭不取于民而能自办今却迫胁诸路官司勒令尽数包认始言能令民皆快乐凡今所为无非败法扰民之事既及于民者民已不堪其生未及于民者民又难为后虑。”陈天样建议宜将卢世荣“本人移置他处量与一职待其行事果异于前治政实有成效然后升用未以为迟。”2世祖乃命安童集诸司官吏、老臣、儒士及知民间事者同卢世荣听陈天祥弹文并令他们二人同赴上都。到了上都之后在对质和审问过程中卢世荣承认了一些错误如“不白丞相安童擅支钞二十万锭；擅升六部为二品；不与枢密院议调三行省万二千人置济州委漕运使陈柔为万户管领”等。但加给他的罪名越来越大。同年十一月卢世荣被处死。 1《元史·卢世荣传》系此事于四月陈天祥上章劾卢世荣之前《元史》卷十三《世祖纪》十载陈天祥劾卢世荣罪恶之时为至元二十二年庚戌（初八日）。故本处置户世荣上章为四月初。2陈天祥：《论户世荣奸邪状》《元文类》卷十四。 第十章伯颜阿术阿里海牙张弘范李恒史弼高兴第一节伯颜征宋主帅伯颜（bayan1236—1295）蒙古八邻部人。曾祖述律哥图、祖阿刺从成吉思汗征战有功封为八邻部左千户及断事官。父晓古台袭职从宗王旭烈兀西征伯颜自幼在西域长成。 至元元年（1264）伯颜受旭烈兀委派赴大汗处奏事他的风度才干深受世祖赏识和器重被留在元廷为侍臣“与谋国事”。“建谋令才恒出庭臣上”。下属上报待决之事他往往“一语破其归要事以决”。二年出任中书左丞相后迁同知枢密院事成为元廷决策机构的核心成员1。十一年正月南宋的军事要地襄阳被拔除后世祖计议乘胜平宋的方略和人选老臣史天泽提议“可命重臣一人如安童、伯颜都督诸军”（《元史·世祖纪五》）世祖断然抉择由伯颜肩此重任。 三月改宋元交战前线的荆湖、淮西二行枢密院为二行中书省。伯颜和史天泽并拜为左丞相同领荆湖省事。不久根据史天泽的建议为统一号令淮西行省仍改为行院史天泽本人也因年迈体病辞职北还。遂专任伯颜“领河南等路行中书省所属并听节制”统一指挥除四川、淮东方面而外的征宋元军1。七月陛辞出征之际世祖面嘱伯颜以宋初平江南的大将曹彬为范例勿滥杀以争取宋人民心。 九月伯颜抵襄阳与前方将帅阿术、阿里海牙会合。按照蒙古的作战惯例元军分三道并进命“招讨使翟某（文彬）以兵一万由西石路老鸦山趣荆南府唆都以兵一万由东路枣阳掠司空山”2目的都在于分散宋军的注意力策应和配合主力作战。伯颜本人与阿术等统率包括步、骑、炮兵和水师的二十万大军沿汉水向东南方向推进。 元军趋汉江中下游的郢州（今钟祥）途遇大雨水潦行军艰难。伯颜命一骑前导“麾诸军毕济”。军抵郢州宋人在此夹汉水构筑新旧二城“恃江为固而兵精食足”江中又“横铁绳锁战舰”阻扼舟师往来。元军派兵袭城为宋守将张世杰所却。这时伯颜获悉下流黄家湾堡附有溪道藤湖至江仅数里可拖船入湖再转入汉江。伯颜深知用兵缓急元军此次出师旨在灭宋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既然郢州非旦夕可下为节省时间抓住时机他毅然决定舍郢不攻派兵直取黄家湾堡“破竹席地”（地上铺竹片以拖船荡舟由藤湖入江）成功地越过了入宋的第一道屏障。郢州宋军出兵来追伯颜亲自殿后手杀宋将挥师击溃了追兵。 十月元军路经沙洋、新城。宋军守将王虎臣、边居谊等进行了顽强抵1《元史》卷一二七《伯颜传》；刘敏中：《伯颜庙碑》《中庵集》卷一。下引文出《元史·伯颜传》者不再注明。 1《元史》卷一二七《伯颜传》。按：淮东元军时由博罗欢统率、节度。参见《元史》卷一二一《博罗欢》传。 2引文出自《元文类》卷四一《经世大典·征伐·平宋君》。按：招讨使翟某明张溥《宋史纪事本末》以为翟文彬此处从之。 抗。伯颜督军动强攻连克两城继续深入宋境。十一月宋复州知州降元伯颜约束诸将不得入城扰民当月下旬军至蔡店伯颜往观汉口形势见对方军在沿江一带严密布防宋将夏贵领战舰万艘分据要害江北渡口阳逻堡城防坚固江面上也有宋游击军扼守中流。“伯颜大会亲将议渡江”。军将马福献计“回舟沦河口穿湖中从阳逻堡西沙芜口入大江”（《元史·阿术传》）。但沙芜口已有宋军精兵驻防。对此形势伯颜先围攻汉阳声言由汉口渡江吸引夏贵移兵来援。尔后“遣阿剌罕率骑兵倍道兼行击破沙芜堡”控制是处江口对阳逻堡实行警戒。与此同时大军自江开坝引船入沦河“径趋沙芜遂入大江”。元军以战舰数千艘泊于沦河口数十万步骑屯驻于江北。“旌旗弥望”“宋人夺气”1。 阳逻大捷和丁家洲之役是时诸将要求从沙芜口渡江夺取南岸的宋军战船。伯颜未允命修攻具进夺江北要隘阳逻堡。守堡宋军“戮力死战”元军连攻三日不克战事呈胶着状态。伯颜同其最信任的副手阿术密商俩人不谋而合决定趁阳逻堡鏖战之机“泛舟直趋上流为捣虚之计”。计议停当伯颜遣阿里海牙督张弘范等攻武矶堡以吸引宋人的注意力同时以阿术率晏彻儿等溯流西上四十里对青山矶而泊阿术一军趁雪夜飞渡天堑抢占屏障南岸的沙洲架起浮桥“成列而渡”伯颜接报大喜急挥师攻克了阳逻堡。阿里海牙指挥的舟师也与宋将夏贵的水军大战江中宋军大溃1。是役宋军数十万众死伤几尽。更重要的是江防的突破意味着南宋失去了一道天然屏障沿江为之震动使其后的数十座城池不战而落入元军之手。 阳逻大捷之后伯颜采纳了副手阿术的建策决定先取附近的鄂、汉“以策万全”巩固所得的战果然后再向大江下游的蕲、黄等地展。元军兵临鄂州纵火烧毁了宋军的数千艘战船一时火光冲天鄂州、汉阳、德阳的南宋守官为元军的声威所吓倒“皆以城降”。伯颜安排了新附诸城的军民事务就地充实了军饷留右丞阿里海牙将兵四万镇守鄂州以进一步规取荆湖未下之地自己则与阿术率主力沿长江“水6东下”。 从占领鄂州截至至元十二年二月元军沿途一帆风顺未遇任何抵抗兵不血刃地进占长江下游的池州。沿江所过州郡黄州、蕲州、江州、南康、安庆等城相继迎降。 为挽救覆亡命运南宋朝廷派其丞相贾似道都督诸路军马十三万战船二千五百艘横亘江中摆出决战的架势在芜湖一带布防企图阻止元军继续东进。贾似道先遣使致书于伯颜重施故伎愿“约贡岁币”以换取元军退师北还。伯颜断然拒绝了宋方的请求并责贾似道前来面议。 和谈未成宋元两军在丁家洲一线（今铜陵附近）遭遇爆激战。伯颜“命左右翼万户率骑兵夹江而进”“两岸树炮击其中坚”。水师则在阿术带领下顺流直冲敌阵。面对排山倒海的进攻宋军在气势上已被压倒主1见《元史》卷一二七《伯颜传》、卷一二八《阿术传》、卷一二九《阿拉罕传》《经世大典·平宋录》。1见《元史》卷八《世祖纪》五及伯颜、阿术传；元明善：《伯颜勋德碑》。按：本节中“伯颜遣阿里海牙督张弘范等攻武矶堡以吸引宋人的注意力”一句系照《世祖纪》、《阿里海牙传》、《张弘范传》所载记述。伯颜本传系武矶堡为阳逻堡。 将夏贵先遁惊呼：“彼众我寡势不支矣。”贾似道闻之仓皇失措“急回棹走”。元军在伯颜指挥下乘胜追杀百五十里。宋军溺死无算“水为之赤”其他如战船、军资器杖、图籍印符也尽为元军所获。此战同阳逻之战一样重创了宋军主力南宋由此基本上失去了还手的能力同时也奠定了元灭宋的基础为元军直下临安扫清了道路。 兵下临安丁家洲之役后慑于元军声势江东、淮西的南宋诸郡太平、无为、镇巢、和州、溧阳、镇江、江阴、宁国等地的守官非逃即降。元军除分兵向江西掠地外主力则由伯颜统率以董文炳为前锋长驱直下顺利开进长江下游重镇建康（今南京）。 三月国信使廉希贤南下传旨“令诸将各守营垒毋得妄有侵掠”。 伯颜受命以行中书省驻节建康对部署作了一些调整以原淮西行枢密院的阿塔海、董文炳驻守镇江阿术则分兵北上攻扬州为下一步行动预作准备。是时江东时疫流行居民乏食。伯颜下令“开仓赈饥医起病”安定了社会民心。 四月世祖以“时暑方炽不利行师”命元军暂停进攻“俟秋再举”。伯颜则认为“宋人之据江海如兽保险今已扼其吭少纵之则逸而逝矣”。奏上许伯颜相机行事。但事实上元军还是放慢了进攻步骤作战重点暂时移到其他地区。 五月伯颜北上述职路过镇江时召集诸将计事；抵上都晋见世祖“面论形势”说服他准许元军继续对临安实行进攻。 八月伯颜进阶为中书右丞相后携招降宋室书南还调淮东都元帅孛鲁欢部元军“溯淮而进”。九月伯颜指挥淮东元军攻打淮安城拔其南堡。十月元军围扬州伯颜召诸将“指授方略”部署孛鲁欢（或博罗欢）等守湾头城堡。同月抵镇江罢行枢密院以阿塔海、董文炳同署行省事。显然元军这一阶段的行动着重于长江以北目的在于剪除淮东地区宋军对元军侧翼的危胁。 十一月元军恢复了对临安的攻势。伯颜决策分三道进兵最后会师于临安。其右路军由参知政事阿剌罕率步骑自建康出溧水、广德一线取独松关从西面掩击临安切断宋室逃往内地的道路；左路则由参知政事董文炳领舟师自江阴出长江口循海岸线入杭州湾堵截宋室从海道逃亡的路线；伯颜与右丞阿塔海节制诸军由中道的常州、平江（今苏州）、嘉兴一线直捣临安。 伯颜及其率领的中路军出后先抵常州。该城原已降元后又反正归宋推举姚訔为城守坚决抵抗元军的进攻。伯颜招降不成乃亲自督战攻城。宋军两次来援均被击败常州坚守两日而失守元军屠其城。此后元军在无锡、平江、嘉兴、湖州等地再未遇到有效抵抗。 十二月伯颜率师抵无锡遇宋使柳岳来见。柳以宋度宗去世不久“自古礼不伐丧”为由乞求元军退兵表示愿年年进奉修好。伯颜声称元军征杀是为宋长期拘留元使郝经而兴师问罪加之本年宋将又半道杀害元使廉希贤。如欲元军停兵不进除非宋廷纳土出降。完全封死了宋人苟安求存的侥幸之心。及伯颜师抵平江宋廷再次派尚书夏士林等前来乞和表示只要元军为宋廷留一条生路宋帝愿尊元帝为伯父“世修子侄之礼”。且岁贡银二十五万两、帛二十五万匹。伯颜毫不理会只是遣人将宋使逐回临安促降。十三年正月元军进至临安近郊皋亭山南宋皇室不得不遣临安知府与宗室奉传国玺及降表至伯颜军前请降。是时宋室谢太后及幼主赵尚留在临安宫中而宰臣陈宜中、张世杰等拥宋主兄弟益王赵、广王（后封卫王）下逃亡。伯颜急遣阿剌罕、董文炳等据守要津防止宋室再逃另派一支劲旅追捕益、广二王但追之不及而返。 伯颜对南宋皇室的投降事宜作了妥善安排。为维持临安正常的社会秩序他将大军驻扎于临近的湖州严禁军士入城扰民仅遣原宋降将持黄榜抚谕临安内外军民使之“安堵如故”。他带左右亲随巡视临安观察形势尔后派兵“分屯要害”保护宋室的宫庭、山陵。他命要员入城籍军民钱谷之数阅实仓库收诰命、符印罢宋官府改编三衙诸司宋军同时派遣新附降官分赴湖广、四川招谕未下州郡。整个受降交接过程井然有序避免了改朝换代之际常有的毁灭和破坏。 二月宋少帝率文武百官朝北拜交降表。三月伯颜正式入临安籍没宋室的礼祭器、册宝、仪仗、图书；留阿剌罕、董文炳治行省事继续经略闽、广自己则押解宋室君臣北上入觐。 出镇北境讨伐叛王平宋还都后世祖对其信赖更重曾面谕太子真金“伯颜才兼将相忠于所事不可以常人遇之”。因此当宋亡之后北方诸王不时作乱威胁到元朝安全时伯颜又肩负起镇守北疆的重任。至元十四年漠北迭传边警急报诸王昔里吉劫北平王那木罕、右丞相安童“胁宗王以叛”。忽必烈命伯颜统兵北征坐镇和林都督诸路军平乱。是秋伯颜率所部与叛军遇于斡鲁欢河（今鄂尔浑河）。两军隔水相持竟日伯颜令部下“牧马具食”以迷惑对方敌军果中计懈怠。伯颜掩其不备分军为二迂回包抄大破敌军。昔里吉由此一蹶不振。 十八年燕王真金领父旨巡抚北疆伯颜被指派随行日与太子“论天下事”以备顾问。真金也对其尊礼有加事实上伯颜是以其丰富的治军经验辅弼太子在实践中历练才干。 二十二年诸王海都与都哇联兵反叛西北边陲的别失八里与火州频频告急。伯颜再度受命取代失职的宗王阿只吉统帅西北边军。他的到来一度稳定了边防形势解除了都哇对火州的围困并恢复了屯田尽可能以当地资源来保障军需供给。次年伯颜指挥元军进军别失八里在洪水山击败叛军但因“追击浸远”后援不至而败绩。 二十四年春东道诸王乃颜将叛伯颜曾衔命深入其地探察。乃颜假意设宴款待阴谋伺机拘捕。伯颜察觉以智脱身。归来后又伴随忽必烈亲征乃颜。他所推荐挑选的汉军李庭、董士选部担当护驾宿卫在征战中“以汉法战”力却叛军。 乃颜虽灭海都对北疆的威胁却长期不能解除。二十六年伯颜以中书右丞相兼知枢密院事的双重头衔出镇和林。二十九年宗王明里铁木儿入寇。伯颜奉命进讨遇敌于阿撒忽秃岭。敌方居高临下飞矢如雨众军畏战不前。伯颜率先冲锋陷阵带动部属大破敌兵。次日他又乘锐追击歼敌数千。对待战俘他力戒祭旗的陋习并致函明里铁木儿促其感悟来归。伯颜久戍北土与海都周旋而未能彻底殄灭朝中便有人进谗说他作战因循保守“无尽寸之获者”甚至怀疑他与海都通好。终于使伯颜被撤换由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代行其职。临近交接时适逢海都又来进犯伯颜不因被谗而放弃职守他深知海都“邀之即遁”的习性决定诱其深入以便一鼓擒敌。所以交战后并不急于迎击而是一连七天“且战且却”。诸将不解其深意执意还军迎战。伯颜因已被解职难以约束部众只得任其改变战法结果又使海都逃脱。 南归前当时抚军巡边的皇孙铁穆耳特意向伯颜征询驭兵之道。伯颜诫之以酒色当慎、恩威并济、营驻循旧三条建议。 至元三十年（1293）冬忽必烈病重不起召伯颜自大同还都。次年正月忽必烈逝世伯颜遇变不惊镇定如常统领百官保持了宫中的安宁。皇孙铁穆耳即位于上都亲王中有人表示异议伯颜作为朝中重臣挺身而出“辞色俱厉”“陈祖宗宝训宣扬顾命”稳定了政局。成宗即位后升为太傅。 同年伯颜染疾仍扶病参谋、顾问政事。是冬十二月病故终年五十九岁。 伯颜一生治军严谨赏罚分明“诸文武将佐皆密悉其才用临事遣授各尽其当。故能所向无前动必有成。” 第二节阿术阿术（achu1227—1281）。蒙古兀良合部人祖不台、父兀良合台均为一代名臣宿将。 宪宗年间阿术就随父从军参与了蒙古军平大理从西面迂回包抄南宋的万里远征“率精兵作候骑”担任开路先锋屡建奇功1。在攻打押赤城（今昆明）时阿术“潜师跃入”；在乾德哥城（今澄江）“兀良合台病委军事于阿术”。阿术不负所望率部“搏战城上”破其城；攻不花合因、阿合阿因（在今曲靖境）阿术先登取其三城；攻赤秃哥山寨（在今昭通境）拔之乘胜进击鲁鲁厮国（即罗罗斯今西昌地区）、阿伯国皆大惧请降（《元史·兀良合台传》）。 宪宗九年（1259）兀良合台奉命率兵自西南方突入宋境以期北上与忽必烈所率的主力会师于湖南长沙。宋军在其境内邕州附近的横山寨、老苍关一线陈兵数万试图拦截蒙军的前进。阿术在其父指挥下“潜自间道”绕出其后“冲其中坚”大破宋军成功地突破了宋军的阻拦。此役战罢兀良合台一军进展顺利沿途“蹴贵州（今广西贵县）蹂象州入静江府连破辰、沅二州直抵潭州（长沙）城下”。不久随父撤军北还仍充先锋。在南宋境内阿术随父“转斗千里”“大小十三战未尝败北”（《元史·兀良合台传》）。在近十年的军旅生活中极大地锤炼和提高了自己的军事谋略和指挥才干。 世祖即位后阿术入宿卫。中统三年（1262）从诸王拜出、帖哥平定李璮之乱有功。同年九月由宿卫将调任征南都元帅驻扎开封。到任以后阿术恢复了淮北宿州建置并以此为基地“经略两淮攻取战获军声大振”1。 至元四年（1267）元廷鉴于以前的经验教训开始把攻宋的主要目标转向汉水中游的军事重镇襄阳。宋元双方投入大量兵力在此展开了长达五六年的争夺战。阿术作为襄阳之战的元军总指挥主持了对该城进攻的全过程。当年八月。阿术“观兵襄阳”驻马虎头山侦察其周围地形及宋军的布防情况。他带领一支精骑“入南郡取仙人、铁城等栅”退兵时避开宋军的拦截在中心岭“立虚寨设疑火”布下埋伏一次歼敌万余。 元军知襄阳城坚池深非强攻可下决定取长期围困之策“俟其自毙”。从至元五年起在阿术要求下世祖不断增兵襄阳尤其是增添长于攻山寨、水栅的汉军。为适应水战阿术奏请造舰数千艘练水军数万人。这不但加强了元军对汉江的控制而且为后来南下渡长江灭宋创造了有利条件。与此同时阿术指挥元军环绕襄阳修筑长围6续建造了白河口、鹿门、新城、楚山、百丈、漫河滩等城堡。甚至“筑台汉水中与夹江堡相应”有效地切断了宋军的水6援道完成了对襄阳的战略包围。其后几年元军主要采取了围点打援的战略战术屡挫来援的宋军。其中较大的战斗有至元六年的新堡、虎尾洲之战七年的万山堡、灌子滩之战八年的鹿门、百丈山、湍滩之战和九年的柜门关之战。这些战斗阿术大都亲自指挥重创了南宋的援军达到了孤立襄阳置之于死地的目的。这期间阿术还多次组织元军袭1《元史》卷一二八《阿术传》。下引文出此传不再注明。 1王恽：《兀良氏先庙碑》《秋涧集》卷五o。 击襄阳外围州郡掠地至复州、德安、荆山等处“俘万人而还”1。 至元九年元军攻破与襄阳夹江而峙的樊城外郛增筑重围逼之。但樊城仍可通过汉水中的浮桥与对岸的襄阳互通声气彼此支援。阿术听取了部属的意见派兵破坏了宋军植入江中保护浮桥的本栅、铁索火烧浮梁一举断绝了襄、樊之间的联系为最后攻克两城铺平了道路。是年十二月樊城陷落未几襄阳守将吕文焕举城出降。 十年世祖任命阿术与史天泽等行荆湖等路枢密院事于襄阳。次年正月阿术入觐与阿里海牙共同奏请趁势灭宋议久不决。阿术以自身的经历更进一步证实道：“臣久在行间备见宋兵弱于往昔失今不取时不再来。”终于使世祖下灭宋决心毅然增兵十万并晋升阿术为平章政事与丞相伯颜、参政阿里海牙等行中书省于荆湖组成征宋的指挥中心。 九月元军水6两路浮汉而下先抵达设防坚固的郢州。阿术从一俘民口中得知前有间道可绕过郢州便“与丞相伯颜议决意前进遂拖舟达（汉）江舍郢而去”2。 十月阿术带数十从骑作为殿后。行至大泽中突遇郢州的宋骑兵千人追袭而来阿术挺身迎战一举歼敌数百击退了宋军的追赶。 十二月元军行抵大江北岸。是时宋军在江中和两岸防守严密渡口及要害之处均在掌握之中。元军虽用阿术军将马福的建策将战船迂回沦河中入江但连攻三日仍未能克服战略要点阳逻堡。阿术建议伯颜暂停攻城而由他引“军船之半循岸西上对青山矶止泊自隙捣虚可以得志”。伯颜正好也有此意欣然同意他的建策。次日雪夜阿术率四翼精兵驾舟飞渡长江与巡江的宋军水师“血战中流”；登上靠近南岸的沙洲时又遇到宋军顽强抵抗。阿术与手下数十人“攀岸步斗（敌阵）开而复合者数四”终于占领了一块滩头阵地为大队人马渡江开辟了道路。 渡江后元军策划下一步进军方向。有人主张顺流东下直取下游的蕲、黄二州阿术却认为“若赴下流退无所据。上取鄂、汉虽迟旬日师有所依可以万全”。事实确如他所料天险失去之后汉阳、鄂州的南宋守将已闻风丧胆。元军西指兵临城下两城便拱手投降。这就保证了元军渡江后得以站稳脚跟尔后相机向下游扩大战果。而蕲、黄、江、池、安庆等州府也都慑服于元军的威势先后降附。 十二年正月元军前锋直逼芜湖。宋丞相贾似道拥重兵前来拒战。交战前先遣使至元军营中请和。适伯颜也接到诏令要他们驻守待命因而问计于阿术。阿术深感于以往元军得而复失劳师无功的教训力主拒和进兵。他提醒伯颜：“若释似道而不击恐已降州郡今夏难守。”并慨然表示“今日惟当进兵事若有失罪归于我。” 二月宋元双方数十万水6大军决战于丁家洲。激战之中阿术身先士卒、勇冠三军。“诸战舰居后者阿术促骑召之”。他索性“挺身登舟手舵冲敌船舢舻相荡乍分乍合”。在此同时他挥舞小旗指挥元军水师将校“并舟深入”“突入敌阵”大败宋军。 丁家洲大战使南宋元气大伤但在江北两淮地区宋军尚有一定的实力。 1参见《元史》卷六、七《世祖纪》三、四；卷一二八《阿术、阿里海牙传》；一二九《唆都帖木耳不花传》；卷一五九《赵璧传》；卷一六一《刘整传》。 2王恽：《兀良氏先庙碑》《秋涧集》卷五o。 尤其是驻扬州的淮东制置使李庭芝所部更是宋廷赖以支撑危局的主要力量。同年四月阿术奉命分兵北上围攻扬州。以掩护东进元军主力的侧翼阻止两淮宋军增援临安。 当月阿术军至真州（今仪真）在珠金砂（老鹳口）歼敌两千派兵树栅留守原地以确保元军粮道。进而又占扬州西南四十五里江边的瓜洲督造楼橹战具以防备宋军水师来袭。他的第三步棋是在扬州之南十五里的交通要冲扬子桥筑木垒据守既“断淮东粮道且为瓜洲藩蔽。”六月宋军两万人来争夺扬子桥为阿术所却损失甚重1。 七月宋将张世杰、孙虎臣出动大批战船进据焦山直接威胁元军占领的镇江、瓜洲。宋舟师“舳舻连接旌旗蔽江”每十船为一舫联以铁锁以示必死战。阿术见宋军势盛决定与镇江行院的阿塔海等联兵合作火攻宋军共同破敌。交战前阿术与阿塔海登上长江南岸的石公山先命水军万户刘琛率一军循江南岸绕出敌后尔后以刘国杰、忽刺出、董文炳分左中右三路齐头并进冲击敌阵并以张弘范作为后续部队随后跟进。战斗开始元军选强健善射者千人乘风以火箭分两翼夹射敌船的篷帆、樯桅。刹时“烟焰涨天”。宋军水师因舟船锁在一起欲战不得欲走不能完全陷入被动元军乘胜追至团山获敌船数百艘而“宋人自是不复能军矣”。阿术的战绩有效地策应配合了主力的正面攻势史称“伯颜所以兵不血刃而平宋者阿术控制之力为多”。 十三年二月淮西宋将夏贵举诸城降元唯有坚守扬、泰的李庭芝、姜才等誓死不降。阿术为防李、姜“东走通、泰逃命江海”更多方布控进一步收紧了对扬州等地的分割包围。他在扬州西北之丁村设障以扼高邮、宝应粮道。又在扬州和泰州之间湾头、新城两地驻屯精兵以断宋军东走之路。五月元军先拔新城扬州宋军出击湾头堡激战竟日仍被逼回。六月扬州宋军再次出动进攻丁村栅接应高邮米道又被阿术部下的精兵拦了回去七月扬州、泰州守城宋将开门投降李庭芝、姜才被执就义。元军占领两淮全部。 灭宋之后阿术与其他军将一样被调至北方镇压叛乱的诸王。 二十三年阿术奉命讨伐叛王昔剌木等凯旋而归。次年又受命西征病卒于哈剌火州（今新疆吐鲁番）。 阿术一生“南征北讨四十年间大小百五十战未尝败衄”1不失为一位难得的将才。 1参见《元史》卷八《世祖纪》五及阿术、张弘范、李璮、史弼、刘国杰等传及《宋史》李庭芝、姜才等传。 1王恽：《兀良氏先庙碑》《秋涧集》卷五o。 第三节阿里海牙阿里海牙（ariqqaya1227—1286）畏兀儿人。父阿散合彻业农。阿里海牙聪敏善辩立志建功立业遂弃耕就学习畏兀儿书。后投蒙古大将不怜吉带麾下不怜吉带使教其子忽鲁不花畏兀儿字又推荐给宗王忽必烈成为王府宿卫士（怯薛）1。1258年从忽必烈攻宋在进攻鄂州时奋勇先登为流矢所伤因功受赏。 中统二年（1261）授中书省左右司郎中。至元元年（1264）参议中书省事。二年佐平章赵璧行中书省事于南京、河南府、大名、顺德、洺磁、彰德、怀孟等路任签行省事实施罢世侯、行迁转政策。三年改领鹰坊兼领中都路阑遗。四年签制国用使司。 五年转同签河南行省事时立元帅府领兵攻宋襄阳别置行省掌签军、屯田、供饷诸事。次年以驸马忽剌出、左丞相史天泽出任行省平章统筹攻宋事宜阿里海牙专责入奏军机。八年授参知行省事。九年兼汉军都元帅与刘整共掌汉军从蒙古军都元帅阿术攻襄、樊破樊城外郭筑重围困之。襄阳宋将张贵乘夜以船出城顺流突战阿术、阿里海牙令军士于两岸积薪举火照江如昼率水师与战至柜门关擒张贵。行省议攻取之策与万户张弘范等皆言襄、樊唇齿相依是以难破宜先攻樊城断其声援则襄阳易取。十一月赴京以此策入奏获准；适回回人亦思马因等自西域来献所造巨石炮遂请求以回回炮助攻携同亦思马因等回军中。十年初攻破樊城；二月移攻襄阳仍炮击之声如雷霆所中无不摧陷守军惊乱。刘整以前曾至襄阳城下说降守臣吕文焕被伏弩所伤因此主张立毁其城俘文焕阿里海牙不同意自至城下再次劝降谓：“君以孤城御我数年今鸟飞路绝帝实嘉能忠而主。信降必尊官重赐以劝方来终不仇汝置死所也。”1并折箭为誓担保于是文焕出降奉旨偕同入觐。四月罢行省分立荆湖、淮西二枢密院真拜阿里海牙参知政事与左丞相史天泽、平章阿术同行荆湖枢密院事镇襄阳。阿里海牙与刘整不和诏命分领汉军。十一年正月阿里海牙奏言：“荆襄自古用武之地汉水上流已为我有顺流长驱宋必可平。”（《元史·世祖纪五》）并请增兵十万分三道进攻。世祖决意大举攻宋命丞相伯颜统军。三月改二行枢密院为二行省升阿里海牙为右丞与伯颜、史天泽、阿术及参政吕文焕同行省荆湖。九月荆省诸军襄阳顺汉水而下绕过防守坚固的郢州攻拔沙洋、新城降复州十二月四日进至汉口。宋淮西制置使夏贵等以战船万艘分据江边诸隘重点防守北岸要塞阳逻堡（即武矶堡）元军攻三日不克。阿里海牙奉伯颜之命率张弘范等部继续攻打阳逻诱宋军主力来援使阿术军得以出其不意从沙芜口渡江占领青山矶然后他乘宋军军心动摇起猛攻遂破阳逻堡宋鄂、汉江防完全崩溃鄂州、汉阳守臣相继献城降。 伯颜、阿术率大军沿江东进留阿里海牙仍行荆湖省事领兵四万镇鄂1姚燧：《湖广行省左丞相神道碑》《元文类》卷五九。按：宪宗元年（1251）遣不怜吉带那颜率1o万军队前往别失八里之境镇压察阔台、察合台两系诸王反对派（见《史集》第2卷汉译本页253）阿里海牙投不怜吉带麾下或在此时。又：忽鲁不花是忽必烈王府怯薛官中统二年拜中书左丞相疑本任怯薛必阇亦长。阿里不哥或系随忽鲁不花入为王府宿卫士。 1姚燧：《湖广行省左丞相神道碑》。 州以防遏上游使东进军无后顾之忧。十二年二月用签省贾居贞之议奏请乘势攻取宋京湖制司府江陵以保鄂州安全诏从之。三月率师进兵江陵适宋湖北安抚副使兼知岳州高世杰集诸州军二万、战船16oo艘欲攻鄂相遇于洞庭湖口击败宋军世杰降遣其招降岳州。四月至沙市以火攻破之屠其城；遣人谕降江陵宋京湖宣抚制置使朱祀孙、湖北安抚使高达等以城降遂入江陵遣使招降了湖北许多府、州以所得户口、财赋奏上并请授降官官职。世祖原来担心伯颜领兵东下阿里海牙以孤军戍鄂如果宋人荆、蜀连兵顺流而下人民起而响应就将使整个灭宋战略失败。今见此“小北庭人”竟能占领全荆从而使伯颜军“可无后虞”不觉大喜亲笔写畏兀儿字诏褒赏之。五月诏命中书右丞廉希宪行省于江陵阿里海牙还戍鄂州。七月奉旨进取湖南。十月率军攻潭州（长沙）遭到宋湖南安抚使兼知潭州李芾的顽强抵抗至十三年正月始破；诸将企图乘机虏掠提出由于潭州持久抗战应按例屠城阿里海牙采纳参政崔斌、郎中和尚的意见以屠城不符合世祖所谕“曹彬不杀”之旨说服诸将乃下令抚慰城民仓赈饥。遂移省治于潭州传檄招降了湖南诸州县。奉旨入朝上所得州县、户口。诏命进兵广西升平章政事行省于湖广。十一月率军入广西攻破严关进逼静江（桂林）遣使持世祖诏招降宋守将马暨焚诏斩使坚决抵抗元军攻打三十余日始克遂以静江与长沙不同“民性骜嚣易叛难服不重典刑之广西他州不可言以绥徕”下令屠城并杀所俘马暨等宋官1。接着分遣诸将略取广西诸州县还驻潭州。十五年镇压了湖广各地响应宋二王的起义并亲自领兵渡海攻取琼州谕降万安、吉阳等军。十六年入朝进献金35oo两银531oo两并携所招降八番酋长见帝请置宣慰司治之。十八年奏准复移省治于鄂州遂成定制。其后元朝出兵侵占城、安南立荆湖占城行省仍以阿里海牙为平章领之本省兵民出征；又命佐镇南王脱欢领兵攻安南。二十三年初入朝议征安南事拜安南行省左丞相未及行五月病死于上都。后追封楚国公至正八年（1348）进封江陵王。 阿里海牙在攻取荆湖南北路战争中将降民38oo户没入为私奴自置官吏治之岁责其纳租赋。湖北道宣慰使张雄飞请他将这些人户还归政府不从遂入朝奏其事诏还籍为民；至元二十年有旨命南台御史大夫相威检核阿里海牙及湖广省参政忽都帖木儿等所占俘丁32ooo余人并放为民。十九年相威又弹劾阿里海牙占降民18oo户为奴阿里海牙辩称系征讨所得；又自言功比伯颜要求赐养老户也受到御史的弹劾。（《元史·相威传》；虞集《姚天福神道碑》）。二十三年四月中书省平章要束木奉旨钩考湖广省钱谷阿里海牙奏请与要束木相互钩考贪贿事但不久他就病死世祖命钩考事依要束木之言行之。十二月要束木抄籍了他的家资并将他所庇逃民无主者千人去屯田。他还据有大量江南田土成宗时被收归国有。他在取湖广后罢宋夏税按中原例改科门摊每户一贯二钱比夏税增钞五万余锭造成湖广赋税比江浙更重的后果。 有子六人次子贯只哥之子小云石海涯以文著名。 1姚燧：《湖广行省左丞相神道碑》。 第四节张弘范张弘范（1238—128o）字仲畴祖籍河北易州定兴元初汉人世侯张柔第九子。他少承家训文武兼备。 中统初年张柔致仕张弘范之兄张弘略袭职任顺天路总管带领宣德等路诸军屯兵淮上。张弘范时年二十暂时代兄管理府事处事断案十分果敢干练对入境肆虐的蒙古军同样予以惩戒故所属吏民无不帖服。不久授御用局总管之职。 中统三年（1262）山东李璮叛乱张弘范改任行军总管随蒙古宗王合必赤赴济南平乱。临行之际张柔将自己多年军旅生涯中得来的作战带兵经验一一传授给他要他“围城勿避险地”带兵“无怠心”云云。及抵战场张弘范遵照父亲的指点择险地立垒设伏以诱敌。敌兵不明虚实果中计来袭为张弘范所歼。但李璮之乱平定后元廷为防范再度生类似事件决计削夺汉人世侯“兵民之权”并“罢大藩子弟之在官者”张弘范也依例在被罢之列。 至元元年（1264）张弘范因其兄入值宿卫而被起用继任顺天路管民总管之职。次年实行迁转法弘范奉调出任大名路总管。到任前他特意“微服行民间察其所患苦”1。这年大水漂没庐舍民生艰难难以缴纳租税。张弘范体恤民艰决定蠲免当年税收。元廷以其未经同意私自免税而“罪其专擅”。张弘范入见世祖申辩道：“朝廷储小仓不若储之大仓。”“今岁水潦不收而必责民输仓库虽实而民死亡殆尽明年租将安出？曷若活其民使不致逃亡则岁有恒收非陛下大仓库乎！”世祖悟不再追究他的责任2。四年七月张弘范由于“盗用官钱”的罪名而落职3。 六年元廷调集各路兵马围攻襄阳张弘范得以恢复兵权授益都淄莱等路行军万户率领原由李璮教练出的强兵悍将。他接受的任务是戍守鹿门堡以断绝襄阳宋军的饷道和来自汉水下游鄂州方向的救兵。张弘范研究了襄阳四周的地形和以往的战例认为元军的包围还有漏洞尤其是在汉水之中和襄阳以南接江陵、归、峡的道路尚未截断。因此他建言“宜城万山以断其后栅灌子滩以绝其东”以进一步孤立和隔绝襄阳。这一建议为帅府采纳从他的部属中抽调千人去万山筑堡驻守。万山城完工后一次张弘范与部下出城堡演练射技突与大队宋军遭遇。众将以众寡不敌要求回城拒守张弘范坚持与敌周旋击溃了宋军。 八年张弘范督军筑一字城迫近襄阳掩护元军袭破樊城的外郭次年在攻打樊城的战斗中肘臂中箭。他向主帅献策主张“截江道”切断襄阳从水上增兵樊城的通道实行“水6夹攻”。樊城若破襄阳也必破。次日他带伤指挥手下精兵奋勇争先力拔樊城襄樊之战结束他因功受奖。十一年元军大举伐宋。张弘范随主帅伯颜率军循汉江左岸南下参与了鄂西、武矶堡几次战斗。在元军跨越长江直至芜湖丁家洲一路作战过程中他都作为前锋“转战而前”“宣布威德所过降下”长驱直入建康1。1《元帅张献武王》《元朝名臣事略》卷六。 2《元史》卷一五六《张弘范传》下引此传不再注明。 3《元史》卷六《世祖纪》三。 1《元史·张弘范传》；虞集：《张弘范庙堂碑》《道园学古录》卷十四。十二年四月时刚入夏。世祖传令告诫征宋的前方将领“毋轻敌贪进”“少驻以待”。对此张弘范不表苟同他向主帅进言作战军务应根据实际来确定“缓急之宜而非可遥度。今敌已夺气正当乘破竹之势取之无遗策矣。岂宜迂缓使敌得为计耶？”他的见解深合丞相伯颜之意。所以其后伯颜赴阙觐见忽必烈时“面论形势”促使世祖批准元军继续进兵2。五月张弘范被调至江北驻守瓜洲受都元帅阿术节制担当拦截扬州宋军南进的任务。扬子桥一战辅佐阿术挫败了宋军夺路南下的企图。七月宋元两军水师大战于镇江焦山战斗中张弘范率一军从旁横冲敌船队促成了宋军的溃败。他因战功突出而获拔都（勇士）称号。 十月元军向临安动总攻。张弘范随中书左丞董文炳出长江取海道包抄临安与伯颜率领的主力会合于临安近郊。是时南宋朝廷为投降条件交涉往返迁延不决。张弘范奉命入城迫使宋帝上降表。 十三年浙东台州一带人民继续进行抗元斗争张弘范奉命绥靖其地。 他用恩威并济的手段诛其为者而宽大其余很快就平定了局势。 十四年平宋元军大部北调。张弘范被任命为江东宣慰使负责维持南方新附地区的安定。次年宋将张世杰等拥立益王赵昰、广王赵昺兄弟复辟宋室于南方沿海。闽、广一带群起响应“诸州应者十五郡县”。元廷正式授张弘范以蒙古汉军都元帅之职命其前往征讨。陛辞之际他请求“以蒙古信臣为帅”因为他深知此前无汉人统蒙古军的先例顾虑难以指挥无法保证成功。但世祖鉴于以往安丰之战中“委任不专”张弘范之父张柔与蒙古主将察罕捍格龃龉以至“进退失据”的教训断然决定把这次行动的指挥大权完全交付给他。为示信任还专门赐以尚方宝剑并当面交代“剑汝之副也。不用命者以此处之”。 张弘范衔命至扬州选调水6兵将两万人分道南征。他以李恒为副手由江西南下广东以其弟张弘正为先锋直趋闽、广。行前张弘范特意告诫其弟要勇敢作战谨慎从事表示自己不会因私情稍假宽纵。进军途中连拔三江寨、漳州、鲍浦寨等几座防守坚固的城堡致使其余“濒海郡邑皆望风降附”。宋丞相文天祥、礼部侍郎邓光荐也在五坡岭（在今海丰）被俘获。张弘范慑于文天祥的浩然正气将其礼送大都。 十六年正月张弘范由广东潮阳船下海搜寻宋室踪迹在甲子石林获两名宋谍从他们口中探知宋帝君臣的藏身之地在崖山（今广东新会县南8o里）。张弘范随率舟师追踪而至。 崖山系东西对崎的近岸小岛。宋人建宫室于岛上山麓。岛下“结巨舰千艘下碇海中。中舻而外舳（即船头向内船尾向外）大索贯之为栅”1。为防火攻“舰皆涂泥缚长木以拒火舟火不能炙”（《宋史·瀛国公纪》）隐然一座海上坚城。因崖山之北水浅“舟胶”（易搁浅）张弘范指挥元军船队由崖山之东转入大洋尔后由南面逼近宋人的水上基地。正式接手交战前张弘范“潜舟载骑兵登6焚其宫命乐总管立寨断其汲路”2使宋人失去了6上的基地和淡水供应在心理和生理上遭受沉重打击而困顿不堪。2按：《元史·张弘范传》载此事在至元十二年五月而《伯颜传》载此事在四月五月伯颜已奉旨赴阙。根据伯颜传改。 1《经世大典·征伐·平宋录》《元文类》卷二一。 2同上。 二月张弘范起总攻。他分军为四指挥诸将从东南北三面接近敌船自将一军居西南担当最难的一面。元军每艘船上均构造成楼于舟尾外覆布阵内藏甲士。张弘范命令各船以他船上的乐声和锣声为号令。乐作宋人闻之以为元军摆宴而放松了警觉。待元军舟师直犯其前宋军才放箭拒敌。元军按照命令皆伏盾不动直至舟将接突然“鸣金撤阵弓弩火石交作顷刻并破七舟”。元军“诸将乘乱皆殊死战自己至申声震天海斩获几尽”1。宋丞相6秀夫在绝境中背负幼主赵昺投海自尽宋朝最终灭亡。宋将张世杰率残余舟船败走交趾遇风坏舟死于海陵港“岭海悉平”。张弘范勒石纪功于崖山之阳而还。 十月张弘范班师回朝受到忽必烈接见慰劳甚厚。不久竟染疾身死年四十三岁。 1《经世大典·征伐·平宋录》《元文类》卷二一。 第五节李恒李恒（1236—1285）字德卿唐兀人。其先姓於弥后赐姓李。祖为西夏兀纳剌城守帅12o9年蒙古军来攻城陷不屈而死。父惟忠时方七岁为兵士所掠欲从死所隶将吏惊异执献宗王合撒儿因留养之。及嗣王移相哥继立追随进征中原。稍晚以为汤沐邑淄川路（今山东淄博市西南淄川）达鲁花赤佩金符。未几迁全家于所镇淄川县。至元十五年（1278）卒。 李恒于弟兄十三人中排行第四得王妃喜欢而认作义子。及长作为本位下代表被任命为行尚书断事官不久让职与兄改任淄州安抚司郎中。中统三年（1262）山东行省大都督李璮举益都、济南等路附宋他谋与其父赴京师告变事觉全家被收狱中。叛乱平靖后始被释放。四年授淄莱等路奥鲁总管佩金符并得赔偿损失家资。此后历任管军总管、副万户。至元七年（127o）擢益都淄莱新军万户受命率部南下。围攻襄阳府时他负责城西南万山堡的构筑。南宋守帅吕文焕派水军来袭他设伏击败之；十年移部围攻樊城自南面渡汉江登垣。 至元十一年九月从河南行省左丞相伯颜南征领部为后卫败敌追兵。十二月进次长江北岸的阳逻堡宋淮西帅夏贵遣子夏松等逆战；他领部陷阵流矢中额依然奋勇不退射杀敌主将。继而大军南渡与宋大军遭遇他领部作战击败敌主力乘胜招降鄂、汉阳等州、军仍随大军东下。十二年正月宋岳州安抚使高世杰遣部北窥图复失地他乃受命西还守镇鄂州安抚司。时地方豪杰聚众抗元行省檄令兵他敛部未动先遣使招谕得生口十余万使为良民仍禁约士卒掳掠所有馈献一无所受。三月他领部从荆湖行省右丞阿里海牙南征与万户解汝楫等共败高世杰军于洞庭湖口克岳州。四月移徇江陵府东南沙市拔之。宋湖北制置副使高达等以城降更江陵府为荆南安抚司留他镇守之。不久又徙控湖南冲要常德安抚司。 当年七月有诏李恒晋右副都元帅偕都元帅逊都台、万户武秀、张荣实、兵部尚书吕师夔等经略江西。九月开府于江州安抚司擒都统熊飞进围隆兴府（今江西南昌市）。南宋江西路转运使刘某诈降他窥破诡谋密为准备。有顷其锐兵突然来袭麾众聚歼之刘乃真降。至元十三年正月、二月间抚、瑞、建昌、临江等州、军皆降。三月又下吉、赣、南安等州、军宋广东经略使徐直谅亦遣部将梁雄飞赍蜡丸书以所部来附。五月返旆北上宋江西制置使黄万石举部以邵武军（今福建邵武市）归降。返驻隆兴安抚司而同僚有人觊觎财货诬富民通敌被害者已一百三十余家；他察其无罪为之争辩其余人被释。 同年六月宋左丞相陈宜中、枢密副使张世杰等聚兵福建图谋分道出师恢复浙东、江西。李恒因率部南向于建昌安抚司备御。镇抚孔遵以偏师出宁都县俘获逃亡乡民数人押解至营告同知易仲荣密报敌以虚实遂搜得南宋枢密使文天祥与当地故宦大家书札留戍将校因欲惩治以遂私利。他焚毁书札释放受牵连者。时江西故地多响应文天祥起兵抗元宋将吴2本节主要依据《元史》卷一二九《李恒传》；姚燧：《李恒家庙碑》《元文类》卷二一；刘岳申：《李恒庙碑》《申斋集》卷七；柳贯：《李恒新庙碑》《待制集》卷九；吴澄：《李恒家传后序》《吴文正文集》卷二四。 浚复取南丰等县张文虎进兵建昌恒率军击败之。十二月授同知江西道宣慰司事；加镇国上将军遥领福建道宣慰使又改江西道宣慰使。十四年三月宋右丞相文天祥军出广东围赣州安抚司连陷附近兴国、太和等县。他分遣部将应援自己则率主力转战永丰、庐陵等县扫荡敌部。宋军全线溃败他乘胜追击捕获文天祥妻、女及监军赵时赏等。七月授参知政事行省江西。九月与都督忙兀台、招讨高兴等会师南征；不久领部至梅岭出其不意地击败宋师。 至元十五年六月改授蒙古汉军副都元帅。十月率部克英德府及清远县闰十一月进入广州。因都元帅张弘范军未到他以主力据守偏师东取梅、循等州。十六年正月乃领部与张弘范军会合攻崖山恒负责围守北面。二月双方决战他先率军自北乘早潮退去动进攻。宋以劲卒殊死搏战相持至午时张弘范督师从南合击。宋军溃败枢密使张世杰等十六船突围。时已天晚风烟骤起弘范收兵他独与士卒尾追又降宋承宣使翟国秀等以功入觐。 至元十七年拜资善大夫、中书左丞行省荆湖。李恒到任后严令禁止掠鬻男女为奴婢犯者正其罪。澧州、辰川、沅州等路受灾饥馑居民至以子女易食；他开仓赈济存活者十万余口。时系猎户籍者数量颇多他奏请除保留一千户外其余仍散归地方。十九年上书辞去军职世祖即命其长子世安袭领本管万户。恒从镇南王脱欢攻安南率所部与大将乌马儿由水路进兵俘其建德侯陈仲；进陷天长府复率水师追安南王获船2oo艘。未几值盛夏连降暴雨江水横溢侵淹营地军中生病疫主帅遂决计班师行至南策江（今越南海阳市西北）左丞唐兀歹军遭伏击损失惨重；因改命他率部殿后杀退敌兵。一路追军数番逼近他且战且退至永平关膝中毒矢至思明州（今广西宁明县西北）毒身死享年五十归葬大都西永安山。二十八年追赠银青荣禄大夫、平章政事、谥武愍。至大元年（13o8）封滕国公。 第六节史弼史弼（1247—1318）字君佐一名塔剌浑蠡州博野县（今河北蠡县）人。曾祖彬率乡人投归蒙古。祖忠官工匠提领。父伯祥业农耕1。史弼体格魁伟膂力绝人尝举置四百斤重的石狮子于数步之外；精习挺槊又善骑射。潼关守将王彦弼招为婿；中统二年（1261）荐于左丞相耶律铸给侍省府。近侍火里台见其所挽强弓告于世祖召见试射远垛中的留为宿卫士遂通蒙古语言文字。尝奉旨计数军需、礼祠山岳以廉干闻名2。四年授金符、管军总管。至元六年（1269）从都元帅刘整攻南宋。出阵挑战射杀二将横刀前冲敌兵退却。十年分诸将为十二道围攻樊城他攻东北隅凡十四个昼夜终破其城。行省上其功升副万户。十一年从丞相伯颜南征。十月率部攻沙洋堡飞矢中臂奋勇不退及堡破凝血满衣袖因授金虎符。十二月大军驻阳逻堡前万户史格一军率先渡江为宋军所败；他领部继进击败宋军乘胜克武矶堡。论功第一进定远大将军。十二年五月元军驻瓜洲他受命领三千士卒立木栅于扬子桥头断敌粮道。六月率数十骑驰抵扬州诱其来攻；宋都统姜才果以一万余人乘夜来攻他一面向阿术告急并告戒营中镇静等其靠近始木、石击之又开堡门出战至天亮值主力援军到达合击遂大败守军姜才脱走擒副将。十三年四月移部泰州西北丁村堡截断高邮、宝应等军与扬州的联系。六月姜才等以步骑数千来攻他与大将苫彻共同抵御；兵少被困手斩数十人方出围。会援军赴到反攻宋军惊走。七月朱焕举扬州降他以数骑入与之接洽受降。 十四年授淮东淮西大都督改扬州路总管府达鲁花赤兼本军万户；不久迁黄蕲道宣慰使。十五年入朝升江淮行省参政、仍行黄蕲道宣慰司事。十七年都昌县（今江西都昌）杜万一、谭天麟起事自称天王、副天王；他率部前往平定杀其亲党而赦胁从。江州路宣课司征收米税商人闭市为奏罢之。十九年改浙西道宣慰使。二十年黄华在建宁路举兵诏令他辅大将不怜吉带往讨。二十一年师还逢连降大雨米价腾涌他开仓粮计十万石平价出粜。行省长吏欲加价他竭力反对并得再增十万石出粜。不久改淮东道宣慰使。迁签书沿江行枢密院事驻建康路（治今江苏南京市）。二十五年仍改浙西道宣慰使；二十六年浙东诸处生反元起义弼请率军讨之又改浙东道宣慰使。不久率部参预讨伐台州路（治今浙江临海市）杨镇龙复东阳县。拜尚书左丞行淮东道宣慰使。二十七年仍改浙东道宣慰使擒杀处州路（治今浙江丽水市）等地起义领吕重二、杨元六。 二十九年擢福建行省平章率军征爪哇国以右丞高兴、左丞亦黑迷失为副付金符一百五十钞、帛各二百锭、匹以奖励立功者。十一月他以本部五千人和其余应征各部自泉州后渚港登船经七洲洋、万里石塘至于占城国。翌年正月又历橄榄屿、假里马答山而抵达爪哇。时葛郎城（今1王恽：《史忠行状》《秋涧集》卷四七。据《行状》降蒙者为史忠忠之父名成与《元史》卷一六二《史弼传》异。 2王恽：《史忠行状》《秋涧集》卷四七。据《行状》降蒙者为史忠忠之父名成与《元史》卷一六二《史弼传》异。 印度尼西亚谏义里市）主哈只葛当攻杀国王哈只葛达那加剌又围其婿土罕必阇耶于麻诺八歇城（今印度尼西亚苏拉巴亚市西南）。二月元军驻八节涧他遣使招谕值土罕必阇耶来纳款并求援命偏将守护营地麾部三道以进。敌闻讯集主力于答哈城迎战元军胜哈只葛当被迫出降。四月命土罕必阇耶归国准备货物入觐不期其在道袭杀委派陪伴监视的万户担只不丁、甘州不花等二百人又集部下来袭。元军败他决定撤退因自率部断后且战且行始回到船上。六月归到泉州。十二月朝廷以是役士卒死者三千虽得价值五十余万贯的金宝香料和他物上献犹未足抵赎过失杖十七、籍没家资三分之一。 元贞元年（1295）起为同知枢密院事太师玉昔帖木儿奏请还其籍没家资。寻拜荣禄大夫、江西行省右丞。至大三年（131o）三月仍同知枢密院事1。延祐五年（1318）四月升平章2；又加银青荣禄大夫封鄂国公。1《元史》卷二三《武宗纪》二。 2《元史》卷二六《仁宗纪》三。 第七节高兴高兴（1245—1313）字功起一字显卿汴梁路蔡州汝阳县（今河南汝南）人。 高兴年少力大尚武尝在南阳山中遇虎神色自若一矢而毙。至元十一年（1274）冬偕八骑至黄州（治今湖北黄冈县）城投奔宋沿江制置副使陈奕为部将。十二年正月右丞相伯颜领南征大军至他随主帅出降授千户从攻宋行省上其功因得专将一军常充前锋。十一月次溧阳县（今江苏溧阳）阵斩大将三人授金符为管军总管。继至建平县（今安徽郎溪）境遂由间道袭夺独松关进至武康县（今浙江德清县西武康）擒捉了曾杀使者严忠范、廉希贤等的守将张濡。十三年二月他随参政阿剌罕、左丞董文炳等经略浙东招降建德府（治今浙江建德县东北梅城）。婺州（治今浙江金华市）已降又反推章焴为守；他率五千卒往讨克婺州擒章焴3。复进至衢州连胜宋军；追宋秀王赵与■至福安县敌据桥隔岸而阵他领部出其不意夺桥冲阵杀观察使李世达；宋军败斩三千擒与■父、子及小王二、裨将二获印五、马五百。未几往攻兴化军（治今福建莆田市）降其参政陈文龙、制置使印德傅等一百四十人、军兵三千、水手七千获海船七十八艘；以功迁管军万户。 十四年他佩虎符充衢、婺二州招讨使还守婺州。九月东阳县张念九、强和尚等袭杀宣慰使陈祐于新昌县兴率军讨平之。次年奉旨立行都元帅府于建宁（治今福建建瓯县）。政和人黄华、邵武人高日新、高从周等起兵讨降之。十六年入觐献江南所得珍宝；改辅国上将军、浙东道宣慰使赐西锦服、金钱鞍辔不久奉行省檄讨败海盗顾某、处州路（治今浙江丽水市）富某、漳州路王南慰等部。十七年诏以他为福建等处征蛮右副都元帅从都元帅完者都往平漳州路高安寨。十八年陈吊眼等聚众十万连五十余寨；他麾部攻击克十五寨。陈吊眼走保千壁岭他佯装和善至半山与交谈乘不备徒手将其擒捉。 二十年改浙西道宣慰使。黄华又起事有众十万；十月兴领兵与战于铅山县（治今江西铅山县东南永平）俘八千人转战分水岭取嘉禾县（治今福建建阳县）。黄华移兵攻建宁路他亦赶赴与福建方面军合遂决战获其将二。追逐至赤岩黄华返斗又败自投火死1。二十一年改淮东道宣慰使。二十三年拜江淮行省参政时江淮多处生反元斗争高兴率军讨平婺州路施再十；又接受总管许楫建议喻降徽州路（治今安徽歙县）2；仍任浙东道宣慰使。二十四年复拜江淮行省参政平林洪、柳分司等部。二十七年领军讨詹老鹞、林雄等部。又进师徽州路平汪十千部。二十八年行福建道宣慰使劝降漳州路欧南喜等部；召入朝擢江西行省左丞。二十九年迁福建行省右丞与平章史弼、左丞亦黑迷失等出征爪哇。 次年失败而还因他与释放土罕必阇耶事无关没有受处罚反得赐金5o两。三十一年赐号拔都鲁进福建行省平章。大德元年（1297）他建言3《元史》卷一六二《高兴传》。 1《元文类》卷四一《经世大典序录·政典·招捕》元明善：《高兴神道碑》。2《元史》卷一九一《许楫传》。 招取琉球仍为福建平海行省平章1。三年改江浙行省在任颇有善政2。八年授枢密院副使。十年同知枢密院事又改河南行省平章。十一年进行省左丞相仍商议行省事。病死追赠开府仪同三司、太师、上柱国封梁国公谥武宣。元统三年（1335）加封南阳王。 1《元史》卷十九《成宗纪》二。 2任士林：《高兴去思碑》《松乡集》卷一。 第十一章玉昔帖木儿月赤察儿土土哈床兀儿第一节玉昔帖木儿玉昔帖木儿（usutemur又译玉帖木儿1242—1295）蒙古阿儿剌氏（ar1at）成吉思汗建国功臣“四杰”之一博尔术之孙世祖赐号“月吕鲁那颜”（or1ug-noyan意为“能官”。or1ug又译月儿鲁、月鲁、玉吕鲁）遂常以此号代其名。父孛栾台袭博尔术职为右翼万户统领蒙古西部直到阿勒台（阿尔泰）山诸蒙古千户。窝阔台八年（1236）分授贵戚勋臣中原州县民户得广平路洺水县（今河北威县）份地民户17333户。 中统二年（1261）玉昔帖木儿2o岁袭父职后被召入朝为怯薛官宝儿赤（ba’urchi）掌内廷饮膳成为世祖的亲信侍臣。至元十二年（1275）出任御史大夫。当时御史台下属有七道提刑按察司分掌纠弹地方官吏奸邪、违法及检查各地方官府文卷等事。十三年因省并衙门诏罢各道按察司。玉昔帖木儿以监察御史姚天福之言入奏陈述设立按察司是为了扩大朝廷耳目防范非常系出于深远考虑不仅纠察地方官府而已不宜罢。世祖大悟即下诏复立按察司1。十四年置江南行御史台职在监察南方各行省官府。起初行台文卷令行省官检核十六年玉昔帖木儿奏称：这样做不便于行台执行其监察职能。乃诏改之。二十二年中书右丞卢世荣总领财赋受到世祖宠信奏请将各道提刑按察司改为提刑转运司兼领钱谷事（财政）凡刑名事报御史台钱谷事报户部呈中书省。玉昔帖木儿奏言：如按察司兼掌钱谷则其纠弹之职废矣此事应请丞相安童与朝廷老臣集议终于得以不改2。二十四年尚书省平章政事桑哥专擅朝政又提出应让各路管民官检核按察司文案以互相纠察并称这符合太祖圣旨“凡临官事者互相觉察”的旧制。世祖已准其奏玉昔帖木儿谏言：监察机构职在止息奸邪若如此则有伤监督之体。于是桑哥之议不能实行。玉昔帖木儿领御史台事达二十年多次阻止了权臣削弱监察机构的企图维护了台察的权力和职能。元朝制度凡军国重事多令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长官共议而行。 玉昔帖木儿除领导全国监察机构外还参与许多重大军、政事务的决策如与丞相伯颜等拟定江淮以南镇戍军的部署和屯戍体制西北边境防范叛王海都、都哇的军事布置兵镇压江南各地反元起义等等。 至元二十四年以乃颜为的东道诸王动叛乱世祖亲征玉昔帖木儿为前军主帅统兵先进击退敌军。与世祖会合渡哈剌河（今哈拉哈河）夺取乃颜之失剌斡耳朵（今新巴尔虎左旗东辉河旁）复率蒙、汉诸军追击乃颜擒之。世祖还都玉昔帖木儿奉命统领诸军继续征讨乃颜余党塔不台、金家奴等败之于海剌儿河追至蒙可山（当在今海拉尔河上游）、那兀江（今嫩江）皆擒之。二十五年乃颜余党诸王哈丹等复叛于辽东皇孙铁穆耳督诸军征讨玉昔帖木儿再任统兵官率军出征。初与哈丹军战于贴列可、木骨儿抄剌不利；八月会土土哈等部军进至贵列儿河（今归流河1《元史》卷一六八《姚天福传》。此传系罢按察司事于十二年据《元史·百官志》应为十三年事。又据同书《王磐传》权臣私以按察司不便欲乘汰冗官之机并罢之因王磐言得不罢。2阎复：《太师广平贞宪王碑》《元文类》卷二三；《元史》卷十三《世祖纪》十；卷二o五《卢世荣传》。 ——洮儿河上游支流）击败哈丹军又追击于托吾儿河（今洮儿河）、那兀江等处哈丹遁走。九月遣部将伯帖木儿往那兀江以东各处招集叛王所属蒙古、契丹、女真等百姓1。其年冬佯言驻兵休整以待来春进讨乘敌不备率军倍道兼进过黑龙江突袭叛王营垒杀戳甚众哈丹逃亡后奔入高丽。二十六年春班师以平叛功诏赐内府七宝冠带加太傅、开府仪同三司。先是西北诸王海都和阿里不哥子明里铁木儿相结于至元二十六年大举进攻漠北地区世祖以丞相伯颜兼知枢密院事统领漠北诸军讨之并留镇和林。二十九年秋海都又入寇廷臣中有人进谗谓“伯颜久居北边与海都通好因仍保守无尺寸之获”世祖诏召伯颜南还遣玉昔帖木儿代之出镇加录军国重事、知枢密院事命漠北诸王、将帅皆听其号令特赐步辇使乘以入宫“位望之崇廷臣无出其右”。三十年诏命皇孙铁穆耳“抚军”（总领诸军）于漠北以玉昔帖木儿辅之。玉昔帖木儿奏请将“皇太子宝”授予皇孙以重其权。他与铁穆耳结成更密切的关系。三十一年世祖病故玉昔帖木儿护送铁穆耳回到上都。宗亲大臣召开忽里台大会共议推举新帝继位晋王甘麻剌和铁穆耳在帝位继承上生争执以致世祖死后三个月还未能推举出新帝。玉昔帖木儿谓晋王曰：“神器不可久虚宗祧不可乏主。畴昔储闱符玺既有所归王为宗盟之长奚俟而弗言。”这就是说他利用世祖已将“皇太子宝”授予铁穆耳为理由迫甘麻剌放弃争位并拥戴铁穆耳。其实授“皇太子宝”并不是决定性因素主要还是由于铁穆耳和玉昔帖木儿总领军事的实力以及掌握朝政大权的伯颜丞相的支持使甘麻剌不得不屈从于是宗王勋戚大臣共推铁穆耳即帝位（是为成宗）。玉昔帖木儿以推戴之功进拜太师仍还镇漠北。 元贞元年（1295）冬玉昔帖木儿回朝商议边事备受恩宠。十一月病死于大都家中诏赐厚葬。大德五年（13o1）赠功臣封号追封为广平王谥“贞宪”。 有子三人。长木剌忽袭职为万户；至大四年（1311）仁宗特授知枢密院事；皇庆元年（1312）封广平王。幼脱脱哈（又译秃秃合、脱忒哈）延祐六年（1319）以勋臣之后由御史中丞进拜御史大夫七年英宗即位因曾谋废立罪被诛。木剌忽子阿鲁图至正间拜中书右丞相为元末名臣。1《元史》卷一三一《伯帖木儿传》；卷一五四《洪万传》；卷一一八《特薛禅传》。阎复撰碑称初战“两与敌遇皆败之”唯据《伯帖木儿传》贴列可之战显然是失败的。 第二节月赤察儿世祖朝怯薛长月赤察儿（ochicher1249—1311）蒙古许兀慎氏（hu’us-in）人成吉思汗建国功臣“四杰”之一博尔忽的曾孙。祖脱欢袭父职领右翼第二千户兼右翼军副万户1从蒙哥西征钦察、斡罗思有功。父失烈门从忽必烈征云南死于军（1254）。 月赤察儿六岁丧父由母石氏（金宰相之女）抚育成长事母孝敬。至元元年（1264）世祖追念其父从征而死召入朝见其容貌英伟举止端重奏对详明甚喜即命为怯薛执事官宝儿赤（ba’urci掌御膳者）。儒臣王思廉进讲《通鉴》等书世祖皆命他在旁听受。十七年任第一怯薛之长。次年以其执事敬慎熟知朝章授为宣徽使。元朝宣徽院是蒙古大汗怯薛职能与中原官制相结合的宫廷机构主要掌内廷饮膳朝会宴享兼及怯薛歹的选拔和廪给御位下畜牧蒙古人民差和诸部（爱马）赏赐、抚恤等事职权甚重故院使皆以最亲信侍臣如宝儿赤、怯薛长担任。出则为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长官；或由这些军政大臣兼院使。月赤察儿是元勋后裔又联姻皇室所以受到特殊的恩宠2。二十一年分拨武冈路绥宁县民5ooo户为其封户。二十六年海都攻占和林漠北危急世祖统兵亲征至于杭海（今杭爱山）。月赤察儿从征他以自己未有战功不如同是勋臣之家的安童、伯颜、玉昔帖木儿光彩乃请求出战。世祖劝慰他说：你亲佩弓矢日夜守卫宫帐保护了皇帝的安宁功劳就很大何必要自身上阵杀敌！可见其受宠眷之深。 二十七年尚书省右丞相桑哥方倚世祖专信委以朝政权倾内外凡中央、地方官员任命均由他决定但按制度委任宣敕仍由中书省颁遂奏言不便世祖即命以宣敕付尚书省掌握于是求官爵者纷纷到桑哥门下用重贿请托。尚书平章政事帖木儿在怯薛中为月赤察儿下属暗以此事告之月赤察儿遂奏明世祖其他大臣、内侍也多弹劾桑哥。次年一月乃诏罢桑哥治其罪；以月赤察儿能桑哥欺君贪赃之罪将没入桑哥之金、银、田产、别墅等赏之。同年都水监奏凿通惠河世祖急欲成功诏命四怯薛及京中诸府人都参加凿河分段负责刻日完工。月赤察儿亲自带领怯薛歹应役起了表率作用。他还荐举哈剌哈孙为湖广行省平章政事治绩甚佳可见有知人之明。三十年世祖以他为元勋后裔又有摧奸荐贤之功任命为知枢密院事并仍当宣徽使。 讨伐西北叛王三十一年成宗即位加开府仪同三司录军国重事、太保仍为知枢密1《元朝秘史》第2o2节所载成吉思汗始封95千户中有脱欢那珂通世以为即博尔忽子据此则脱欢于建国时别授千户非袭父职（见《成吉思汗实录》页324；屠寄《蒙兀儿史记》卷二八即采此说）。伯希和、李盖提、姚从吾等皆以《秘史》所载脱欢与其下之帖木儿合为一人之名氏族不明。此处从元明善撰《太师淇阳忠武王碑》（《元文类》卷二三）。 2月赤察儿尚斡赤斤孙女抹开公主、塔察儿孙女也逊真公主。 院事和宣徽使。大德四年（13oo）拜太师。当时海都、都哇统治窝阔台、察合台两汗国不承认元朝皇帝的大汗——宗主地位还时常进攻大汗属境。大德二年冬海都、都哇军来袭统领西北边防诸军的亲王阔阔出麻痹轻敌饮酒作乐疏于防守以致大败。三年成宗遣皇侄海山出镇称海、金山沿边取代阔阔出；晋王甘麻剌仍统漠北诸王之军共同防守。五年又把月赤察儿派到漠北以朝廷大臣身份作为晋王的副手指挥诸军。其年秋海都、都哇大举进攻漠北。元朝军队有五支月赤察儿指挥其中一支。先是海山之军与海都军战于帖坚古山（在札布罕河旁）获小胜但旋即陷入海都大军的包围之中力战突围后退至合剌合塔之地（当在札布罕河上游之东杭爱山南某处）。这时晋王、月赤察儿统率的军队开到五军会合与海都军大战互有胜负。不久海都因病撤军。都哇军后至在与元军作战中负伤亦退。这次战役虽然并没有如一些汉文史料记载的那样大获全胜终究是阻止了海都、都哇的猛烈进攻保卫了漠北地区。战后月赤察儿回驻原镇守之地。 战后一个月海都病死长子察八儿继立为汗窝阔台汗国生内争国势衰落。都哇自知已无力继续与大汗对抗先于大德七年向朝廷请和。月赤察儿派人向海山及诸王、将帅提出建议说：“都哇请降为我大利固当待命于上然往返再阅月必失事机。事机一失为国大患人民困于转输将士疲于讨代无有已时矣。都哇之妻我弟马兀合剌之妹也宜遣报使许其臣附。”（《元史·月赤察儿传》）众人都赞同他的建议于是先派马兀合剌去见都哇再遣使入朝报告此事。成宗赞扬月赤察儿“深识机宜”并许都哇和议命仍统治其察合台汗国。察八儿和叛附海都的阿里不哥之子明里铁木儿也遣使请和承认元成宗的大汗——宗主地位。次年元朝和西北诸叛王达成和议持续了数十年的内争终告结束。 由于海都之死和窝阔台汗国的内讧原先在海都领导下结合起来的西北诸王联盟解体了臣服元朝以后其属下各部军民纷纷离开他们投向朝廷都哇和察八儿又因领土争端生冲突。但明里铁木儿所部仍屯于金山（阿尔泰山）与察八儿连在一起对漠北地区的安全终究是个威胁。大德十年七月海山、月赤察儿出其不意动袭击率领大军越过金山俘获其诸王、驸马并家属人等；月赤察儿遣部将秃满铁木儿、察忽率兵万余深入其境获其部众。元军进至也儿的石河明里铁木儿和窝阔台后裔诸王秃满等被迫投降。时察八儿正领兵去抵抗都哇委托明里铁木儿照管其斡耳朵明里铁木儿投降元朝后就与海山、月赤察儿之军一起袭取了察八儿的斡耳朵、家属和部众达十余万人察八儿无奈投靠都哇。这次战役基本上摧毁了窝阔台汗国及其联盟者阿里不哥家族的势力。 拥立武宗建省和林大德十一年正月成宗死皇后卜鲁罕和一些诸王、大臣合谋立安西王阿难答为帝三月海山母答己、弟爱育黎拔力八达在一部分大臣支持下扑灭了后党。海山接到成宗死讯立即率领精锐军队从称海至和林迳自召集漠北诸王、勋戚大会定议拥立海山为帝并以三万大军扈从南来即位。月赤察儿当时是驻镇漠北地位最高的朝廷大臣在拥立海山的策划中起了很重要作用。五月海山即位（是为武宗）为赏其战功和拥立之功将察八儿之女燕铁木儿公主配他为妻并赐以世祖宴幕、成祖御辇及侍仆、乐工等；七月立和林等处行中书省以统领漠北全境任命他为行省右丞相特封淇阳王。诏书称：“卿（月赤察儿）乃国之元老宣忠底绩靖谧中外。朕入继大统卿之谋猷居多。今立和林等处行中书省以卿为右丞相依前太师、录军国重事特封淇阳王（因其曾祖博尔忽份地为辉军路淇州—引者）佩黄金印。宗藩、将领实赡卿麾进退。”（《元史·月赤察儿传》）可见授与了他节制漠北诸王、将帅的大权其势和分藩漠北的晋王相埒。十一月赐江南田4o顷。时赐田皆夺还官中书省以此提出异议。武宗有旨：“月赤察儿自世祖时积有勋劳非余人比宜以前后所赐合为百顷与之。”（《元史·武宗纪一》）并命浙江行省平章为他掌管赐田岁入。他是元朝第一个生前就获得王封的异姓大臣曾请置王傅虽因中书省言异姓王无置傅之例而被驳回但武宗对此亦未加深责足见其权位之重。 至大元年（13o8）月赤察儿遣使上奏：“诸王秃苦灭1本怀携2而察八儿游兵近境叛党素无悛心倘合谋致死则垂成之功顾为国患。臣以为昔者都哇先众请和虽死宜遣使安抚其子款彻使不我异。又诸部既已归明我之牧地不足宜处降人于金山之阳吾军屯田金山之北军食既饶又成重戍就彼有谋吾已捣其腹心矣。”武宗十分赞许他的计谋即命他移军于阿答罕三撒海之地（当在金山之北）。月赤察儿把大军部署在逼临窝阔台汗国边境上随时可以直捣腹心察八儿、秃苦灭甚惧欲投奔款彻款彻不敢接纳只得投降元朝。漠北边境得以安宁。至大三年复赐清州民17919户为其封户。 至大四年武宗死仁宗继立。月赤察儿自和林至大都朝觐仁宗宴之于大明殿礼遇优重诏仍太师并厚赐金帛。九月病故于大都家中。月赤察儿尚三宗王女有子七人。长子塔剌海为皇太子真金侍臣至元三十年任左都威卫使佩金虎符大德元年授徽政使仍兼前职四年兼枢密副使六年升同知枢密院事八年兼宣徽使十年升知枢密院事。十一年五月武宗即位拜中书省左丞相仍领枢密、徽政、宣徽三职及怯薛之长；不久加太保、拜中书右丞相。一人兼任最高军、政及内廷机构长官可谓荣宠显贵之极。至大元年再加领中政使。其年病死。第三子头武宗赐名脱儿赤颜斡赤斤孙女抹开公主所生幼侍武宗、仁宗兄弟；大德十一年武宗即位以弟为皇太子乃任太子府四怯薛之长；不久相继授徽政使1加右丞相；至大元年兼尚服使又加中政使拜太师兼前卫亲军都指挥使、阿卫指挥使、左都威卫使；二年兼知枢密院事；四年仁宗即位命嗣父怯薛长之职；皇庆元年（1312）诏佩父印嗣淇阳王爵。其余诸子皆供奉内廷。 1秃苦灭海都子。 1《太师淇阳忠武王碑》作宣徽使。按《元史》卷二二《武宗纪》一大德十一年六月丙午条有“徽政使■头等言”的记载。■头时侍仁宗母子当以《元史》所载为是。 第三节土土哈、床兀儿土土哈的祖先土土哈（1237—1297）钦察人祖先原为武平2北折连川3按答罕山部族伯牙兀惕氏。其地原为奚王牙帐所在地。伯牙兀惕氏属迭列列斤蒙古源出于蒙古乞颜、捏古思两始祖氏族。当是一支迁出额尔古纳昆山谷后南下进入奚地的蒙古人。约在辽末金初时离开故土万里西迁至位于押亦水（即今乌拉尔河的钦察语名称扎牙黑（jayaq）水的东部或南部突厥语读法）和也的里水（eti1今伏尔加河的突厥语名称）之间的玉里伯里山地区。降服了当地部落而统治之自号钦察但与也的里河下游的钦察人是两支不同的部族。玉里伯里纬度高夏夜极短日暂没即出。川原平衍草木盛茂。土地宜马富人有马至万匹者。土风刚悍其人勇而善战。 土土哈的五世祖曰曲年1土土哈四世祖曰唆末纳2曾祖曰亦纳思3。蒙古部的世敌蔑儿乞被击破后余众在霍都的率领下继续西奔投向定居于玉里伯里的亦纳思。成吉思汗遣使至玉里伯里求索霍都等人被拒绝。成吉思汗命将征讨。亦纳思年老国中陷于混乱。1237年亦纳思之子忽鲁蛮前往蒙古朝见元太宗其时拔都所率西征军中蒙哥之师已至其地忽鲁蛮之子班都察举族投降从军西征。忽必烈南征大理、伐宋班都察率部民百人从军侍左右掌军马。钦察特产黑马湩岁时以进色清味美号黑马乳。在蒙古-突厥语中黑为“哈剌”故其部人号曰“哈剌赤”中统年成乱班都察随忽必烈北征阿里不哥有功；土土哈弱冠随行亦立功。 长期征战漠北班都察卒土土哈受命袭职备宿卫长期征战于漠北。至元十四年（1277）昔里吉等动叛乱率兵越金山而东漠北诸部及前汗大帐皆被掠。土土哈率军征讨同年春三月败叛军将领脱耳赤颜于纳兰不剌之地。次月应昌弘吉剌部万户斡罗陈驸马之弟只儿瓦台响应昔里吉起兵叛乱脱脱木儿引兵东援途中与土土哈部相遇战不利退去。只儿瓦台陷于孤立不久被消灭。当年夏秋又败敌于土兀剌河、斡儿寒河流域夺回祖宗大帐。又受诏率钦察骁骑千人随大军北伐讨叛。至元十五（1278）年追昔里吉越金山擒叛将扎忽台又败叛将宽折哥等在战斗中受伤仍力战不退获敌辎重羊马甚众。因钦察军英勇善战忽必烈下诏收集散在诸王位下和成为奴仆的钦察人户给钞粟帛隶属土土哈组建钦察军并从中选勇建者入宿卫。冬入朝世祖召至榻前亲慰劳之赏赐有加并赐质孙服授以先皇武帐2武平之地在辽代称武安见《辽史》卷三九《地理志》及《契丹国志》林荣贵、贾敬颜点校本页2o9至金大定七年（1167）方改名武平。 3即《元史》中屡次出现的折连怯儿、者连怯耶儿、折连怯呆儿等为突厥—蒙古语jerenkeer之音译意为黄羊（羚羊）原。 1阎复：《枢密句容武毅王》《元朝名臣事略》卷三；按《元史》本传其名曰“曲出”。2约为也该同时代人活动于十二世纪七八十年代。 3为成吉思汗同时代人。 军中宴诸帅则设之。 至元十九年（1282）因功授昭勇大将军、领群牧司事。又授霸州方安县田命钦察种人屯田并增以亡宋新附军八百余名。二十一年（1284）赐金符划拨河南等路蒙古军弟子四千六百余人及其他财物和田产至元二十二年（1285）升枢密副使。二十三年元廷设钦察卫土土哈以枢密副使摄钦察亲军都指挥使。卫以下官属皆由土土哈从族人中择人任之。同年夏海都兵犯金山受命与大将朵儿朵怀率兵御敌。 海都攻入漠北时东道诸王乃颜起兵响应。土土哈集中兵力与乃颜叛党作战至元二十四年（1287）侦知东道诸王乃颜与元漠北驻军之阔列坚之子也不干、合赤温后裔胜剌哈要结谋叛奏报要求朝廷召胜剌哈入朝以夺其兵权。胜剌哈设宴邀朵儿朵怀与土土哈企图借机擒获之被识破不往胜剌哈计不得行元廷为防不测召胜剌哈入朝欲从东道往。土土哈向北安王那木罕建议防备胜剌哈与乃颜勾结不允取东道遂令取西道入朝。不久也不干叛变率所部兵东趋怯绿连河成吉思汗大帐以策应乃颜。 诸将欲先奏报朝廷再行出兵。土土哈否决此建议自率精兵为大军前驱日夜兼程疾行7日出其不意渡土兀剌河于孛怯岭大败叛军也不干仅以身免。元世祖亲征乃颜获大胜东道叛王属下的康里、乃蛮部民归降者均划给土土哈部并设立哈剌鲁万户府。散处安西王等诸王位下的钦察部民亦全部划归土土哈指挥。 同年十月乃颜余党重起土土哈扈从皇孙铁穆耳往讨。次月大军至海剌杀叛王兀塔海收降其属民。至元二十五年元军诸王也只里部众为叛王火鲁哈孙所掠遣使求救土土哈奉命从皇孙铁穆耳往援。夏五月双方在兀鲁灰之地1会战叛军败追至哈剌温山（大兴安岭）。夜渡贵烈河2再败之叛王哈丹仅以身免。辽东诸部悉平元廷乃置东路万户府镇守其地。诸王也只里妻以己妹塔伦。 以功受勋扑灭乃颜叛后元廷集中精力对付海都把防线从杭海岭推至金山。至元二十六年（1289）春从晋王甘麻剌征海都。同年夏军至杭海岭海都军已先据有利地形元军溃土土哈率钦察军苦战护卫晋王脱险。海都乘势进逼北安王那木罕被迫下令放弃和林。次月元世祖亲征漠北收复和林褒奖土土哈比之以成吉思汗班朱尼之战。归阙后世祖再次提及钦察军善战闻名于敌我之事。土土哈自知国制色目低于蒙古答称庆赏之典蒙古将士宜先之。世祖要土土哈勿推让并言蒙古人地位的确高于钦察人但战功并不如土土哈之旅。次日论功行赏先钦察将领。封以建康旧籍租户又以俘获之户一千七百赐之。命其一子为官督赋税。至元二十八（1291）年奏报钦察军数已盈万请战。受命率钦察军至汉塔海海都军原准备入寇闻知土土哈守边遂引去。次年秋元军在金山动攻势获海都部民三千余户。还驻和林。 至元三十年（1292）奉诏攻取吉利吉思至谦河。冰行数日尽收五部1今内蒙东乌珠穆沁旗乌拉根郭勒。 2今洮儿河上游支流归流河。 之众屯兵镇守之。以功授行枢密院印以便移文。同年五月海都为收失地引兵至谦河遭败迹叛将孛罗察被擒。 成宗即位知土土哈善战诏镇守北边无需专程赴朝会往返并予赏赐。元贞二年（1296）叛王药木忽儿与叛将朵儿朵怀来归衣食无着沿停抢劫边民惊扰逃匿山谷土土哈率军至金山玉龙海为备馈赠资粮安辑部众导叛王入朝。成宗亲解御衣赐之。大德元年（1297）迁同知枢密院事乃兼钦察亲军都指挥使。同年病卒有子8人。 床兀儿床兀儿（126o—1322）土土哈第三子。至元二十四年（1287）奉诏以大臣子从太师玉昔帖木儿军在百搭山战有功授左卫亲军都指挥使。至元二十六年（1289）杭海之役后扈从至和林兀卑思之山授钦察亲军都指挥使。大德元年土土哈逝后受命袭父职领北征诸军。 大德元年帅师逾金山攻入八邻之地。依附于海都的帖良古惕部在八邻之南的答鲁忽河边立营阻水而军伐木栅岸军士皆下马跪坐以待元军进攻矢不能及马不能攻。床兀儿命吹铜号角全军大呼声振林野。帖良古惕军不知原因以为元军将至争起坐马陷于一片混乱之中。床兀儿指挥军队抢渡奋师驰击大破敌军尽得其人马庐帐。元军还次阿雷河与海都所遣增援八邻部的孛伯相遇。孛伯立营于高山之上向床兀儿军起冲击。山高不利于马匹下驰孛伯马匹多颠踬。床兀儿乘势奋击之孛伯军大败仅以身免。 大德二年（1298）叛王都哇、彻彻秃等偷袭元军据守的火儿哈秃之地1据守此地者为汪古部驸马阔里吉思所率领的6千人。床兀儿、囊家歹等将帅为其左右翼。都哇军至时元军统帅阔阔出正与床兀儿、囊家歹等因饮酒作乐怠忽不设备消息传到时已烂醉如泥不能出战致使阔里吉思孤军被困战败被俘。当床兀儿的军队投入战斗时都哇等择高地卓帐。床兀儿选勇而能步战者从四面动猛攻都哇之军退去。大德三年奉诏入朝成宗命缚床兀儿、囊家歹至前怒斥之。还边后仕于海山麾下边政军事大计必咨询其意见。逢战钦察军常为先锋深得重用。 大德四年（13oo）秋窝阔台后裔宗王秃麦、斡鲁思犯边床兀儿迎敌于阔客之地。未待敌列阵钦察军已抢先动进攻直冲敌营。秃麦、斡鲁思等不敌向后溃逃。床兀儿军追逾金山而还。大德五年海都大举东犯率军越金山止于铁坚古山据高设营自守。床兀儿以钦察军猛攻诱使海都军离营入平川地元军力攻击败海都。都哇应约率军与海都相会与元军会战于兀儿秃之地双方大战元军不利钦察军驰入奋击大量杀伤敌军。战后朝廷派员与北边诸将帅会于赤纳思之地议论战况亲王以下至于诸军咸以为床兀儿当立功。安西王、晋王均赐以重赏海山除赐赏之外命尚楚王牙忽都之公主并将床兀儿战功上奏。成宗赐以御衣。 大德七年（13o3）床兀儿入朝成宗亲自表彰他累建大功。赏赐之外晋为枢密副使并以重金犒劳钦察亲军。海都死后都哇、察八儿、明里帖1应为蒙语qorqutu此言“有寨子”。见陈得芝：《元岭北行省建置考》（下）南京大学《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2—13辑。 木儿相聚而谋认为元朝边将土土哈、床兀儿父子等骁勇善战连年动兵死伤甚重愿请和通好。都哇等通过安西王遣使朝廷成宗立即响应明里帖木儿入朝床兀儿特为置驿北边以宁。大德十年晋同知枢密院事又晋知枢密院事。随同海山赴北边浑麻出海。 大德十一年（13o7）成宗去世床兀儿鼓动海山归朝抢夺帝位。海山纳其议即日南还。床兀儿率本部军护卫。武宗即位仍遣还北边封容国公赐银印。至大二年（13o9）入朝赐以大量财物加封为句容郡王赐金印。因床兀儿有足疾赐以世祖所乘安舆。不敢受固辞武宗特为制马轿使得乘之殿门下。 武宗朝末年元朝与察合台汗国因牧场纠纷关系重趋紧张。双方军队沿边对峙位于床兀儿右翼的为脱火赤丞相所率领的12万军队。而与之相对的是彻彻秃所率领的察合台汗队。察合台兀鲁思汗也先不花向驻于霍博和野孙漠涟的脱火赤丞相军队动突袭因走漏消息而未能得手。战幕拉开后也先不花有意求和除了向元仁宗遣使以外与床兀儿之间也使者往来不断。也先不花派出术里只出使床兀儿并借机侦察元军动静。床兀儿对军事行动计划严格保密使也先不花误以为所需要对付的只是脱火赤的12万军队床兀儿不会参战。结果床兀儿所部军突然投入战斗与脱火赤的军队协同大败也先不花。次年仁宗下旨命元军夺取察合台汗国大斡耳朵及其冬营地和夏营地战事迅扩大到察合台汗国境内。脱火赤、床兀儿率军深入察合台汗国驱敌达三月程之遥床兀儿于赤麦干（赛阑）败也先不花之弟也不干及忽都帖木儿追出其境越铁门（铁木儿忏察关）于扎亦儿之地大败察合台汗。延祐四年（1317）因年老召回。其子曰燕帖木儿、撒敦、答里。第十二章哈剌哈孙李孟铁木迭儿拜住燕铁木儿第一节哈剌哈孙家世与经历哈剌哈孙（harqasun1257—13o8）斡剌纳儿氏。曾祖启昔礼初为乞颜氏那颜也客扯连帐下马夫。金泰和三年（12o3）也客扯连及其堂兄阿勒坛依附于克烈部长王汗脱斡怜勒共谋以兵袭击铁木真启昔礼得知消息遂与另一帐下马夫巴歹连夜潜往告变。克烈部覆亡时铁木真恩赐以金帐和百姓加号“答剌罕”1。12o6年成吉思汗即位后授为千户那颜。其后参加对西夏王国和花剌子模的出征。1232年卒。祖博里察曾随拖雷率军迂回攻金。1236年得授邢州（今河北邢台市）为汤沐邑。父囊加台以近侍护卫蒙哥入蜀。1258年在军中病死。 哈剌哈孙二岁时丧父自此不妄言笑。稍长善骑射习蒙古字喜爱儒家学说。至元九年（1272）由勋臣裔擢宿卫百户袭号“答剌罕”。他供职唯谨慎世祖曾当面许以日后重用且叮嘱太子真金善遇之。十八年割钦州、廉州（今广西钦州市、合浦县）益其封户。二十二年拜大宗正（札鲁花赤）。当时郡县囚犯盗诈者都要报大宗正府裁决他到任后要求申移案牍完备略有疑缺者即勒令再勘。当年奏处死者仅六十人其余数百人则因大赦令得减免。西京路（今山西大同市）居民群殴系籍鹰房者三人被杀近臣某以事变上告。他受命处置只将为肇端者抵罪。京师有造伪钞者主审官故使攀附富民百余家他为之辩析开释。保定路5处旱灾当地百姓按规定要纳米于大都有人在畿内籴米输纳经管官借此为罪他为之开脱说：“舍贵就贱民便事集又何罪为？”均予释放。二十四年诸王乃颜叛乱他扈从大驾北讨曾以壮士三百败敌突骑1。不久桑哥以尚书右丞相秉政其家僮犯禁杀牛他不阿权贵竟置于法。桑哥奏以江淮等南方行省重案复谳事亦隶大宗正府借此因扰之。他上疏说这些地方相去数千里之遥兼领恐怕难免滋生冤狱。桑哥之议遂不行。 至元二十八年升荣禄大夫出任湖广行省平章政事。湖广所辖东接江西、广东西包八番、两江北涵湖北南及海南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素号难治。哈剌哈孙到职后审利病、度先后简僚佐抚兵民理财断刑井井有条。其地自宋时就有巨盗出没山野剽掠商旅他挑选士卒亲授方略平灭之。相邻江西行省所属江州路（今江西九江市）有豪民勾结官吏为害地方数年他遣人擒缚处以极刑远近震惊。二十九年他因入觐之机于世祖前力陈南方各行省重设行枢密院兵民分权吏员相结成党造成不便。当提到有人抱怨“风宪”官员干扰治理时他指出：朝廷倚重御史台、行御史台等进行纠察贪官污吏视为眼中钉故而肆以诽谤。三十年他返回行省府鄂州（今湖北武汉市武昌）。值平章政事刘国杰奉命调军出征安1韩儒林：《蒙古答剌罕考》一文指出：“迨蒙古勃起答剌罕之号始贵。专用以报私恩大体对可汗本人或其子孙有救命之恩者悉封以此号。其所享特殊权利中国所重视者为月脱、宿卫等礼仪回教史料所乐者则免除赋税等实惠。至于九罪弗罚则东、西史籍皆有记载”（《穹庐集》页18—46）。1刘敏中：《哈剌哈孙碑》《元文类》卷二五；黄溍：《也带儿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四。南国他戒饬将卒无扰民居适逢有抢夺鱼菜者即杖其上级千户。少顷有旨征湖南富民万家屯田实边；他度事非便暗地遣使往奏。属吏抱牍请署不答再请则嘱暂缓。数日后果然返使回报已经取消成命。迨广西道宣慰司请募南丹安抚司五千户屯田他认为屯田者系土著居民可以不劳士卒馈饷有余便极力赞成使相地立五屯供给牛、种及农具1。大德元年常德、澧州、辰州等路（今湖南常德市、澧县、沅陵县）江湖泛滥飘没房屋他即刻下令开仓赈济。湖南道宣慰使张国纪建议按南宋末年例增征夏税致百姓困顿他与御史台官一齐上奏反对有旨革罢。 大德二年（1298）朝见成宗于上都拜江浙行省左丞相。莅职七十日而革弊兴利七十余项2。召还朝拜中书左丞相。到任后罢斥言利之徒一以“节用”、“爱民”为务。有大事故必召引诸儒臣聚议。大都（今北京市）孔子庙未备国子学寄寓他署他为申奏建立挑选名儒施教以近臣子弟入学。五年云南行省左丞刘深倡议远征八百媳妇他竭力反对。成宗不听仍兵二万以往。半途终因将校勒索黄金、骏马逼使亦奚不薛女酋长蛇节等武装反抗衅起兵败。会有赦令有司议释罪魁刘深他力争竟置于法。七年转中书右丞相。鉴于当时普遍存在所用官吏非人的情况他主持遴选并核定贪赃罪罚及丁忧、婚聘、盗贼等制度禁止进献户口、山泽。每岁车驾巡幸上都他必留守大都。其时成宗多病中宫弄权幸臣党附；他身居要职尽力斡旋颇有匡补之功。十年加开府仪同三司监修国史得以置僚属；他奏修三朝皇后和宗室、功臣诸传。入冬成宗病重他内侍医药、外掌宿卫；为避免生意外他拒绝了诸王进宫省问的请求。 拥立武宗大德十一年正月成宗死；太子德寿前殇储嗣未立。中书左丞相阿忽台与安西王阿难答诸王明里帖木儿等合谋以成宗后卜鲁罕摄政谋立安西王阿难答。哈剌哈孙认为此非“祖宗法”属意于故太子真金第二子答剌麻八剌之子海山、爱育黎拔力八达兄弟。于是他收藏京城百司符印封闭府库称疾居阙而不署公文；同时秘密遣使北向告迎出镇漠北西境的海山南向延请被谪居怀州的爱育黎拔力八达。二月爱育黎拔力八达先至大都。三月卜鲁罕等决以二日后御殿他佯为同意却连夜差亲信与爱育黎拔力八达联络。翌日爱育黎拔力八达与诸王秃剌等率卫士入宫擒阿忽台、阿难答、明里帖木儿禁闭卜鲁罕后局势因而得到基本的控制。下个月他随答己、爱育黎拔力八达至上都。五月海山自北方至即皇帝位是为武宗。他以“定难”功加太保、录军国重事；未几又加太傅赐宅第一区而令其子脱欢入侍。七月因反对封秃剌“一字王”遭其谮言改任和林行省左丞相出抚漠北。既至杀偷盗来商者一人。值大风雪居民饥馁垂1又《元史》卷一六三《乌古孙泽传》：“岁饥［乌古孙泽］上言蠲其田租象州［路］、贺州官粟三千五百石以赈饥者既乃上其事。时[湖广]行省平章哈剌哈孙察其心诚爱民不以专擅罪之。”2《哈剌哈孙传》、《哈剌哈孙碑》皆作“视政七日”；但是据碑任命哈剌哈孙在大德二年九月而《元史》卷十九《成宗纪》载同年十二月“江浙行省平章政事答剌罕（咕剌哈孙）升［中书］左丞相”。以此疑“七”当作“七十”。政死；他奏请得钞七千三百万贯及布帛、牛羊等分遣使者四出赈济远的地方则置传车。有以子女易食者即官为赎回。近水处散给网罟使捕鱼充食。灾情过后他着力于展生产：疏浚古渠整治屯田修建仓库；一时间漠北号称大治。至大元年（13o8）赐大帐待遇如诸藩王。闰十一月积劳成疾卒享年五十二。归葬昌平县（今北京昌平西）。二年追赠推诚履正佐运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顺德王谥忠献。 第二节李孟仁宗潜邸文学侍臣李孟（1255—1321）字道复号秋谷元代中叶政治家。后唐皇室沙陀贵族后裔。先世居潞州上党（今山西长治）。祖父昌祚任金潞州税务同监归降蒙古授潞州招抚使佩银符1。父唐（1226—13o6）通蒙古语从军于秦、陇1248年以才能被兴元行省夹谷龙古带辟为掾自此长期在汉中担任幕僚职务遂迁居汉中至元八年（1271）退职家居。 李孟自幼力学博闻强记通贯经史善文章常纵论古今治乱兴衰之故有志用世。当时科举尚未恢复读书人谋求官职的主要途径是担任吏员李孟不愿由吏途出仕于是在家开馆教授生徒来学者甚多声名益著前辈名士大夫如商挺、王博文、刘宣、魏初过汉中皆与交往。至元十九年随父居四川（时李唐当就任四川行省幕职）行省拟辟为掾辟为晋原县主簿皆辞不就。时值权臣阿合马被杀主张行汉法的皇太子真金得以真正参决朝政支持新任中书右丞相和礼霍孙改革阿合马专权时的弊政起用儒臣；二十年刑部尚书崔彧又奏陈时政十八事中有广开言路多选正人以及博访耆儒硕望以重翰林之选等条被世祖采纳诏命中书省、御史台商议施行。朝政出现了革新气象。李孟以为施展其学识才能的时机已到乃赴京师受到行中书右丞杨吉丁器重推荐给真金召见于东宫未及擢用而真金死（至元二十二年）杨吉丁延请为家塾师1。翰林诸名公尝识其才呈请中书省授以馆阁之职但铨曹却拟为梓潼县主簿不受。二十三年李唐出任夔府路（治今四川奉节）总管府经历孟离京赴夔府省亲。二十八年随父还居汉中。 三十一年李孟在父亲敦促下再次北上求仕路过关中时成宗即位诏命各省采访世祖朝政事以备修史陕西行省留孟参与讨论编次送京进呈。皇太后阔阔真（真金妃）为孙子海山、爱育黎拔力八达（已故真金次子答剌麻八剌之子）选聘名儒为师李孟被推荐当选。大德三年（1299）海山出镇漠北。爱育黎拔力八达留京中孟“日侍讲读”甚得亲信和敬重召画工为之画象命集贤大学士王颙书其号“秋谷”二大字亲自刻匾并署名其上旁注“大德三年四月吉日为山人李道复制”1。成宗闻孟名诏授官职执政者以孟未尝登门拜谒沮格不行。成宗晚年疾病缠身朝政多决于皇后卜鲁罕及执政大臣。大德九年六月立卜鲁罕所生皇子德寿为皇太子。十月出于卜鲁罕之谋遣爱育黎拔力八达与其母答己出居怀州（今河南沁阳）。李孟仍随侍爱育黎拔力八达忠勤如故为他讲论古先帝王得失成败之理及治天下之法并引荐人才为其用。于是更加受到信任成为心腹谋士。出谋画策两定内难1刘敏中：《李唐神道碑》《中庵集》卷六。黄溍所撰《李孟行状》（《黄金华集》卷二三）亦作“佩银符”《元史》卷一七五《李孟传》作“授金符、潞州宣抚使”不取。1《元史·宰相表》无杨吉丁之名屠寄以为即成宗朝中书右丞相杨炎龙（《蒙兀儿史记》卷一三七《李孟传》）。 1姚遂：《李平章画像序》《牧庵集》卷四。 大德九年十二月皇太子德寿死。十一年正月初八成宗病故一场争夺皇位的斗争随即爆。自世祖依汉制册立皇储就赋与了皇太子真金一系继承皇位的正统地位。成宗别无其他嫡嗣真金长子甘麻剌一支已出封漠北“具有盟书愿守藩服”“不谋异心不图位次”2因而有资格继承皇位的只有答剌麻八剌嫡子海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成宗皇后卜鲁罕操纵朝政多年曾谋贬爱育黎拔力八达母子为了免遭报复并继续掌权不愿皇位落入海山兄弟手中遂与其党左丞相阿忽台、平章八都马辛、中政使怯列等策划先实行皇后临朝称制以安西王阿难答（世祖第三子忙哥剌之子）为辅掌握主动权然后拥立阿难答为帝。阿难答与诸王明里铁木儿已于成宗死前三日至大都参与谋划。朝中反对立安西王的一派以右丞相哈剌哈孙为他秘密遣使分赴漠北和怀州向海山、爱育黎拔力八达报告请他们回京城。爱育黎拔力八达犹豫未决李孟进言先指出安西王图谋皇位违背了“支子不嗣”的世祖典训继而说以利害谓形势危急而海山远在万里一旦安西王得逞下诏来召势将难以自保。经他启爱育黎拔力八达母子决计回京二月十六日至大都。哈剌哈孙守宿东掖门称病卧床以抵制皇后内旨爱育黎拔力八达遣李孟前往与他计议适逢皇后接连派人来探病孟假装医者从容上前为哈剌哈孙诊脉瞒过了皇后使者耳目。据《元史·李孟传》记载孟从哈剌哈孙处得知安西王即位日期已定即还报主张先制人尽快采取行动。同列意见不一有人认为皇后掌有玉玺可以调动四卫之士（怯薛）安西王侍卫亦多而殿下（爱育黎拔力八达）侍卫才数十人恐难成功不如等兄海山到来再行动。李孟分析说皇后之党违弃祖训欲立庶子人心必然疑惑不附殿下进入内庭晓以大义（指对宿卫之士）凡明白事理者都将舍彼而听命于殿下成功必有把握；如果失去了时机让安西王抢先即了位即使海山来到他岂肯拱手让位必将生内战。爱育黎拔力八达命以占卜决之卜者按照李孟的事先嘱咐只言大吉于是决计举事。据《武宗纪》、《仁宗纪》及《哈剌哈孙传》哈剌哈孙于三月一日夜遣人密报皇后已定于三日临朝称制的消息并提出不能等海山到来“当先事而”的主张。应该说后一种记载更具权威性哈剌哈孙以右丞相兼掌一部分宿卫并守宿宫内他的主意无疑起着决定性作用。但根据同时代人对李孟“定难”功勋的赞颂孟运筹定策不避艰险与嫌疑在这次政变中确是起了重大作用。传记所载事实是可信的很可能是在他与哈剌哈孙的秘密联络中商议了计策故敢于力主先期举事。三月二日爱育黎拔力八达率李孟等侍从、卫士由延春门入宫哈剌哈孙来迎立即控制了宫廷召捕阿忽台等诛之囚阿难答、明里帖木儿（后送上都由武宗下令赐死）贬卜鲁罕皇后出居东安州。 政变一举成功爱育黎拔力八达监国李孟被任为中书参知政事。孟久在民间备知民情其处理政务兴利除害悉皆得当；因抑绝侥幸之风引起群小人不满仍毫不退缩。然而随着政变成功而来的海山兄弟之间的皇位风波却使他陷入因窘恐惧。海山居长又因统军漠北手握重兵论名分和实力皇位自当优先属他。但在他还没有南还之前爱育黎拔力八达便在2见元文宗即位诏与泰定帝即位诏。甘麻剌是否真金元妃阔阔真所生嫡长子仍有疑问（参见周良霄：《蒙古选汗仪制与元朝皇位继承问题》《元史论丛》第3辑）。 朝中诸王、大臣和宿卫军支持下扑灭政敌先掌握了皇权当下就有诸王阔阔出、牙忽都等请爱育黎拔力八达早登帝位据《元史·仁宗纪》载他当即推辞表示无意“觊望神器”皇位应属其兄海山。但令人疑惑的是其母答己却请阴阳家推算两子星命以“问所宜立”“推算”结果兄凶弟吉即遣内侍以此传谕海山意在要他主动退让而拥立其弟1。可是海山野心勃勃一闻成宗死讯其部下大将就提出以武力为后盾来取皇位；三月至和林迫不及待地召集诸王勋戚大会商议推戴并向他们颁赏赐。对母亲的劝谕他极为恼怒竟指责为“近日任事之臣”的奸谋并表示皇位志在必得随即亲率大军南下。在这种情况下答己只得慌忙遣使迎请海山南来即位。李孟在这场皇位风波中的态度不明只是他作为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心腹谋士参与策划政变事成后又立即被任命为执政大臣不能不招致嫌疑。海山对“任事之臣”的指责充满杀机无疑使他深感震惧于是就在海山南来之际提出辞职说：“执政大臣宜出于嗣天子亲擢今銮舆在道臣未见颜色诚不敢冒当重寄。”爱育黎拔力八达不准他竟不告而别逃到许昌陉山中隐居。五月海山（武宗）即位果然就有人告说：“内难之初定也李孟尝劝皇弟以自取。”武宗察其诬不予追究爱育黎拔力八达也不敢再推荐李孟。避难隐居中他作有《寄东宫二》诗（东宫指爱育黎拔力八达武宗即位后立为皇太子兄弟达成妥协）1表达了对朝廷政争险恶的认识：艰危勤扈从俯仰尽周旋。小试屠龙技翻成抱虎眠。 脱钩鱼纵壑漏网鸟冲天。万事众今始灰心未死前。 十年陪顾问一旦决安危。自合成功去应惭识事迟。 长城何自坏孤注莫相疑辟谷求仙者高明百世师。 时隔两年多爱育黎拔力八达才在一次内宴上向武宗提起李孟定难之功遂命寻访之遣使召至京至大三年（131o）正月入见特授平章政事、集贤大学士、同知徽政院事只是虚衔清职。 就在这一年生了企图废储另立的风波。武宗滥行赏赐奢侈无度以致库藏空竭宠信脱虎脱、三宝奴、乐实等敛财之臣立尚书省任为宰执授以重权通过行至大银钞、增加税课等手段进行搜括。尚书左丞相三宝奴等恃宠专权惧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通过宦官李邦宁劝武宗另立皇子为皇太子并以“建储议急”亟召右丞相康里脱脱来议因脱脱反对而作罢1。三宝奴所说：“今日兄已授弟后日叔当授侄能保之乎？”可能就是武宗本人的忧虑此事背后必有武宗与其弟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之间复杂、微妙的权力斗争和政治路线斗争。至大四年正月武宗死爱育黎拔力八达立刻罢尚书省并以“变乱旧章流毒百姓”的罪名将丞相脱虎脱、三宝奴、平章乐实等处死随即任命李孟和太子詹事完泽为中书平章政事以掌政务；三月以储君身份无须通过忽里台推举形式直接宣布即位（是为仁宗）。在这段虽隐秘却十分激烈的斗争期间李孟一直居于京中与爱育黎拔力八达当有接触可是关于他的活动竟毫无记载。唯同时人姚燧（武宗时任太子宾客、翰林承旨）称颂他说当成宗死后和武宗末年“洪济于艰1《元史》卷一一六《后妃传》；卷一三八《康里脱脱传》。 1《元诗选》二集乙《秋谷集》。 1《元史》卷一三八《康里脱脱传》；卷二o四《宦者传》。 ------------ 13 嘉猷是赖两扶青天之红日”2；张养浩（武宗时任太子文学、中台监察御史）也明白说他“两定内难”3。看来他在保储和仁宗即位过程中也曾出谋画策起了很大作用。 入主中书施行新政李孟当政后针对当时的弊政之尤甚者进行改革主要有四项：一、节赏赐办法是“复其旧”4即按原行定例颁给削其额外增赐和停止滥赐。二、重名爵。大德以来名爵大滥封授三公者无数；又僧、道皆另署官府管理扰乱政事。孟奏请削夺滥冒名爵罢僧道官。三、核太官之滥费。宣徽院掌宫廷饮膳、宴飨及宿卫廪给等事太府监领左、右藏等内库掌其钱物出纳这些内廷机构收支不受政府核查欺冒、滥支情况十分严重。李孟提出应予核查。至大四年三月仁宗令太府监：“自今虽一缯之微不言于朕毋辄与人。”（《元史·仁宗纪一》）当是施行新政的一环。四、汰宿卫之冗员。元代四宿卫（怯薛）人数累朝增加同时由于充当宿卫士（怯薛歹）是做官的捷径诸色非蒙古人冒入者甚多成为财政的沉重负担。仁宗诏命分汰宿卫士汉人、高丽、南人冒入者还其原籍当出于李孟之议。这四项改革都触犯到贵族、近臣的利益虽蒙古大臣亦不敢议及李孟乃能挺身任之明知将有危险而不顾。他还奉命兼领国子监学亲诣国子学课督诸生整饬学政。建议：“四方儒士成才者请擢任国学、翰林、秘书、太常或儒学提举等职俾学者有所激劝。”仁宗采纳其议诏“自今勿限资级果才而贤虽白身亦用之”（《元史·仁宗纪一》）。并命李孟博选南北才学之士任职翰林。仁宗即位一年就颇多善政如选用儒臣重视教育（增国子生额及其廪膳等）整顿机构（至元三十年后新设、升级诸衙门及冗员分别裁、并、降、罢）撙节经费等等。这和李孟多年教学的影响和当政后的辅佐有很大关系。他曾说：“道复以道德相朕致天下蒙泽。” 当政才数月李孟便请辞平章职仁宗不允谓“朕在位必卿在中书朕与卿相与终始。”至大四年闰七月加封秦国公命装潢其画像填金刻匾摹前赐号及亲署令文臣作序、赞于其下。对一个布衣出身的汉族儒臣来说可谓备极荣宠。然而半年后皇庆元年（1312）正月李孟即告假归葬其父母于上党虽仁宗嘱其事毕还却延宕至十二月（三月葬事已毕）方回京并坚请辞政务终于获准解除平章政事实职保留原职衔、爵位留任翰林学士承旨。皇庆二年夏又缴还秦国公印绶。为什么李孟正当君臣相得之际却一再请求辞去相职？时人张养浩说是“公自以布衣致此惧弗克任。”1实际上应有更深一层原因。对李孟的改革“贵戚近臣恶其不利于已”只是碍于有仁宗支持不敢公然反对但朝中还存在着以皇太后答己及其宠臣、中书右丞相铁木迭儿为的另一强大守旧势力。他们处处掣肘新政反其道而行之。至大四年十一月李孟奏报了严重的财政状况：“今每岁支钞六百余万锭又土木营缮百余处计用数百万锭内降旨赏赐复用三百余万2姚燧：《［李孟］考赠韩国忠献公制》《牧庵集》卷二。 3张养浩：《李平章还山亭记》《归田类稿》卷五。 4许有壬：《秋谷文集序》《至正集》卷三五。 1张养浩：《李平章还山亭记》《归田类稿》卷五。 锭北边军需又六七百万锭。今帑藏见贮止十一万锭若此安能周给！自今不急浮费宜悉停罢。”指出营缮、赏赐仍为巨大支出。十二月中书省臣奏：“今官未及考或无故更代或躐等进阶僭受国公、丞相等职诸司已裁而复置者有之。今春以内降旨除官千余人其中欺伪岂能悉知！坏乱选法莫此为甚。”可见财政和官制方面的改革受到干扰（尤以“内降旨”为甚）并不顺利；反对新政的贵戚近臣有太后为之奥援不能不使无“根脚”汉人李孟深感处境艰危。这从他的《偶成》诗（疑作于归乡葬亲期间）中可以看出：日午山中道停骖进步难硷侵苔径滑风吹毳袍寒。 匡国终无补全身尚未安。一尊茅店酒强饮不成欢。 皇庆二年十月仁宗命中书省集议实行科举李孟亦预议。十一月颁《行科举诏》定于明年八月乡试又明年二月会试。当时科举停办已久恢复科举一事从世祖初年以来屡次议而不行直到仁宗时阻力仍然很大“大臣且笑且怒下而素以士名耻不出此亦复腾鼓谤议。赞其成者数人耳”1。在这些赞成者中李孟起了主要作用。他长期执教于潜邸使仁宗深受中原文化的薰陶形成“修身治国儒道为切”（仁宗语）的思想和重用儒者的施政方针；在与仁宗论用人之道时他提出了实行科举的主张：“自古人才所出固非一途而科目得人为盛。今欲取天下人才而用之舍科目何以哉。然必先德行经术而后文辞乃可得其真才以为用。”促使仁宗果断作出决策。延祐元年（1314）十二月他被重新任命为中书平章政事；二年春受命知贡举主持了元建国以来的第一次科举考试并担任廷试监试官。在《初科知贡举》诗中他得意地写道：百年场屋事初行一夕文星聚帝京。豹管敢窥天下士鳌头谁占日边名。宽容极口论时事衣被终身荷圣情。愿得真儒佐明主白头应不负平生。七月进阶金紫光禄大夫（正一品原为从一品光禄大夫）勋上柱国改封韩国公。 权奸的掣肘与迫害然而李孟第三次进入中书后在政务上似未能有所作为。右丞相铁木迭儿专权奏以孟分领钱帛、钱法、刑名。铁木迭儿怙势贪虐孟不附权奸但亦无力匡正。其《在朝思乡》诗有“中书三入成何事画里相看亦厚颜”句看来并非谦辞。延祐二年初御史台因水旱上奏议及“宰臣燮理有所未至”孟即请辞职以“避贤路”1。其后又屡次以衰病不能任事乞解政务。四年七月仁宗允其请免去平章政事复授翰林承旨。孟退居闲职后日以文史自娱。 延祐七年正月仁宗死已被仁宗罢去相位的铁木迭儿立即又被太后答己任命为右丞相重掌大权大肆迫害曾弹劾过他的大臣；以李孟前在中书共事时不肯附己乃谗构诬谤夺其所受封爵仆其先世墓碑并降职为集贤侍讲学士度其必不肯附就即可借以中伤之。孟竟欣然就职使权奸无从借口。从铁木迭儿一上台就把李孟作为迫害的对象来看他对铁木迭儿专1许有壬：《送冯照磨序》《至正集》卷三二。 1《元史》卷一七六《刘正传》卷二五《仁宗纪》二；《蒙兀儿史记》卷一三七《李孟传》将此事系于至大四年误。 权也有过抗争并非缄默容忍。至治元年（1321）四月孟病死于大都。时人蒲道原的挽诗中有“事有难为可若何”“磊落勋庸无复纪令人愤懑寄哀歌”句2。反映了他晚年的处境和对他遭受迫害的不平。 李孟才气跌宕落笔纵横所作诗传播甚广所进论议、奏章常自毁其稿。有《秋谷文集》今佚唯《元诗选》存其诗若干《山右金石录》有其文一篇而已。 2蒲道源：《挽秋谷平章》《闲居丛稿》卷六。 第三节铁木迭儿太后宠信铁木迭儿（temuder？—132o）蒙古人曾事世祖。成宗大德年间授同知宣徽院事兼通政院使。宣徽院掌宫廷饮膳等事铁木迭儿久任此职有亲近内宫之便得到武宗母答己太后的宠信。武宗即位后拜宣徽使至大元年（13o8）夏四月加右丞相1。后任江西平章政事；同年又迁云南行省左丞相。 三年十月铁木迭儿自云南擅离职守逃回大都遂为尚书省奏劾奉旨诘问。但不久从宫中传出皇太后答己的旨意铁木迭儿乃得以“贷罪还职”。四年一月在武宗海山刚死仁宗受育黎拔力八达尚未即位之时答己便急急从兴圣宫下旨召铁木迭儿回朝拜中书右丞相使其成为自己控制朝政的最得力助手。 三月十八日仁宗即位于大都欲改革弊政以儒术治国任命太子詹事完泽和李孟并为中书平章政事。然而母后答己却从后宫传旨命铁木迭儿为中书右丞相仁宗为不逆母意遂以铁木迭儿为相主持中书省事务。 皇庆元年（1312）铁木迭儿以病去职。仁宗于次年正月以太府卿秃忽鲁为中书右丞相。 延祐元年（1314）秃忽鲁以灾变乞罢相。仁宗以回回人哈散继相位哈散不敢当国自谓“非世勋族姓”请仁宗再任铁木迭儿。仁宗令哈散“启诸皇太后。与之印大事必使预闻”。显然这是太后答己的安排。夏四月复拜铁木迭儿为开府仪同三司、监修国史、录军国重事。九月即复以铁木迭儿为中书右丞相。 延祐经理仁宗新政在经济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增加国家的赋税。铁木迭儿入主中书省后除了竭力控制任用僚属的权力也集中朝中诸老臣共议补救国家赋税欠缺的办法而且主张以敛财的手段谋之。他说：“往者富民往诸蕃商贩率获厚利商者益众中国物轻蕃货反重。今以江浙右丞曹立领其事舟十纲给牒以往归则征税如制：私往者设其货。又经用不给动钞本则钞法愈虚；加赋税则毒流黎庶；增课额则比国初己倍五十矣。惟预买山东河间运使来岁盐引及各冶铁货庶可以足令岁之用。”又说“江南田粮、往年虽尝经理但多未核实可始自江浙以及江东、西宜先事严限格、信罪赏今田主手实顷亩状入官诸王、驸马、学校、寺观亦令如之；仍禁私匿民田贵戚势家毋得阻挠则国用足矣。”铁木迭儿的奏本符合解决财用不足的需要仁宗从之并于是年冬实行江南经理。十月铁木迭儿遣江浙平章张驴等人分道经理江浙、江西、河南三省田粮“制江南东西道及浙西道民先自实土田”1他们括田增税敲榨勒索1《元史》卷二二《武宗纪》一。至大元年四月铁木迭儿加右丞相事《元史》卷一一二《宰相年表》一不载。 1李存：《送李总管序》《俟庵集》卷一六。 无所不用其极。被派往江西的使臣昵匝马丁酷暴尤甚。仅信丰一个县就被他拆毁民房一千九百多间还到处乱挖坟墓充作新增田亩百姓们恨之入骨。当时各地吏治也十分“郡县并缘以厉民”因此“经理考核多失其实”2。 江南经理的惨烈“赣为甚宁都又甚”民不堪命延祐二年四月赣州人蔡五九遂在宁都举兵反抗进围州城烧四关杀贪官除污吏号令四方。铁木迭儿乃又遣张驴率兵往剿。蔡五九率众抵抗终因势穷力蹙被杀。 因延祐经理失败铁木迭儿“得罪斥罢”但他“更自结徽政近臣。复再入相恃势贪虐凶秽愈甚。中外切齿”（《元史·杨朵儿只传》）。延祐二年七月太后降旨铁木迭儿又被任命总宣政院事。十月又晋封为太师。中书平章政事张珪提出反对认为太师论道经邦须有才德兼备之相方足以担当此重任而“铁木迭儿非其人”。太后怒其言趁仁宗巡幸上都之隙令徽政院使失列门召张珪入见以杖击致重伤。张珪即缴还印信挈家眷离开大都。 跋扈朝中仁宗对答己母后处处袒护铁木迭儿在朝中肆行威福心中早已不满然而他却不断向太后曲意妥协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他有了改变叔侄相继的先约要把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硕德八剌的私心。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且不使武宗之后将来起而争夺帝位与太后、铁木迭儿势力相结盟达成暂时利益的一致是十分必要的。 延祐三年（1316）春朝中议建东宫铁木迭儿上奏议立仁宗之子硕德八剌为皇太子。实际上这也正是仁宗、皇后弘吉剌氏和太后答己的意思。是以这年冬十二月年仅十三岁的硕德八剌被立为皇太子“兼中书令、枢密使授以金宝”（《元史·仁宗纪二》）。 有太后的庇护、仁宗的放纵铁木迭儿在朝中更加肆无忌惮。他与失列门及嬖幸也里失班之徒相结纳凡宗戚、大臣忤己者“巧饰危间阴中以法忠直被诛窜者甚众”（《元史·张珪传》）。时参议中书省事韩若愚不阿附铁木迭儿遂为其所恨罗织若愚之罪。后因仁宗知其枉才未成冤案。延祐四年六月上都富人张弼杀人被下入狱中。他重贿铁木迭儿六万贯。铁木迭儿乃派心腹家奴潜至上都威胁上都留守贺胜令其释放张弼。贺胜不肯据实上奏。时侍御史杨朵儿只升任御史中丞对铁木迭儿在中书怙势贪虐常“慨然以纠正其罪为己任”闻张弼贿赂案遂邀集平章政事萧拜住及内外监察御史四十余人联合弹劾铁木迭儿极言铁木迭儿“桀黠奸贪阴贼险狠蒙上罔下蠹政害民布置爪牙威慑朝野凡可以诬陷善人要功利己者靡所不至”。并列举其六大罪恶即：取晋王田千余亩、兴教寺后壖园地三十亩、卫兵牧地二十余亩；窃食郊庙供祀马；受诸王哈儿班答使人钞十四万贯、宝珠玉带氍毹币帛又计钞十余万贯；受杭州永圣寺僧章自福赂金一百五十两；取杀人囚张弼钞五万贯；其子无功于国尽居贵显为害百端以致阴阳不和灾异数见百姓流亡。奏本证据确凿义正辞严2危素：《余姚州经界图记》《危太朴文续集》卷三二；黄溍：《倪渊墓志铭》《黄金华集》卷三二。结尾厉言铁木迭儿至今“恬然略无省悔。私家之富又在阿合马、桑哥之上。四海疾怨已久咸愿车裂斩以快其心。如蒙早加显戮以示天下庶使后之为臣者知所警戒”（《元史·铁木迭儿传》）。” 仁宗素恶铁木迭儿所为闻奏震怒“击碎太师印散诸左右”1下诏逮问。铁木迭儿惧“走匿太后近侍家中”有司不得捕之不久答己为其说情仁宗“恐诚出皇太后意不尽重伤咈之”仅罢免了铁木迭儿的相位。 此后铁木迭儿家居。延祐六年四月他被重起为太子太师又引起了以赵世延为的内外监察御史四十余人的联合弹劾认为他“逞私蠹政难居师保之任”但结果仍“以太后故终不能明正其罪”（《元史·铁木迭儿传》）。 延祐七年（132o）正月二十一日仁宗死英宗未及即位答己、铁木迭儿乘机夺取权力。二十五日答己从内宫宣旨命铁木迭儿“复入中书为右丞相”。几日后又擢旧日爪牙黑驴、木八剌、赵世荣等人从外省调入中书任职对仁宗时常与他们相对抗的御史台臣实施报复。二月十四日铁木迭儿派人逮捕了曾奏劾他十三条罪状的四川行省平章政事赵世延。二十七日夺前中书平章政事李孟所受秦国公印“仍仆其先墓碑”。二十八日又伙同其党羽徽政使失列门、御史大夫秃忒哈以违太后旨之罪枉杀曾弹劾过他的杨朵儿只、萧拜住二人。 答己、铁木迭儿及其党羽在朝中“日诛大臣不附己者”一时朝廷大臣在他们的淫威慑逼之下箝口摇手不敢再任何议论。铁木迭儿意欲进一步排除异己为中书左丞张思明劝止：“如今山陵甫毕新君未立丞相恣行杀戮国人皆谓阴有不臣之心万一诸王、驸马疑而不至将奈之何不可不熟虑也”（《元史·张思明传》）。铁木迭儿从其言。然而答己却未罢休几日后又通过徽政院使失列门传命英宗“请更朝官”以便进一步在朝中大树己党控制朝政。 英宗硕德八剌自小在父亲仁宗身边长大曾受过相当程度的儒家思想的影响颇思大有为于天下对答己对自己的束缚十分不满。所以当答己传命到来的时候英宗乃言：“此岂除官时耶？且先帝旧臣岂宜轻动。俟予即位议于宗亲、元老贤者任之邪者黜之可也。”（《元史·英宗纪一》）英宗不满答己、铁木迭儿的肆行威福但因为自己缺乏像忽必烈和仁宗那样的既有声望又有足可以信赖的潜邸侍臣班底基本上处于孤立无援“孑然宫中”1的境地所以未立即与答己正面冲突。延祐七年三月十一日他即位于上都尊皇太后答己为太皇太后进铁木迭儿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太师。二十五日又诏“中外毋沮议铁木迭儿”。但在有关朝廷中枢机构的人事安排问题上英宗与答己、铁木迭儿之间却开始了越来越明显的斗争。铁本迭儿有答己太后依仗愈加无所顾忌以为英宗小儿不足畏继续对以前弹劾过他的人打击报复。二十三日他奏请尽收李孟所受制命降为集贤侍讲学士欲以李孟推辞不往而治其罪后因李孟受到英宗的保护而未得逞。五月二日他设计陷害最早揭张弼贿钞案的上都留守贺胜加以“便服迎诏为不敬”之罪杀之。 1危素：《月鲁帖木儿行状》《危太仆文续集》卷七。 1许有壬：《纠锁南疏》《至正集》卷七六。 铁木迭儿对仁宗旧臣的擅杀更加剧了英宗与其祖母答己之间的矛盾。 五月十一日英宗以拜住（名相安童之孙）为中书左丞相遂开始对答己的党羽进行大规模的诛杀。二十日英宗将当时岭北行省平章政事阿散、中书平章政事黑驴及御史大夫脱忒哈、徽政使失列门、要束谋妻亦列失八等以“谋废立”罪而尽加诛戮并籍其家。答己之党“势焰顿息焉”（《元史·后妃传二》）。铁木迭儿也有所收敛。然而英宗与祖母之间的矛盾更加表面化。八月十日铁木迭儿摄太尉。时四川行省平章政事赵世延已被铁木迭儿下在狱中赵世延在仁宗时曾弹劾于他他复相后拘捕世延诱使诬告当年一同在御史台共事参劾他的人许以高官被世延严词拒绝遂蓄意致之死地。英宗每有旨赦免赵世延而铁木迭儿却“更以它事白帝”暗中指令刑部党羽威逼赵世延自裁。十二日铁木迭儿乃诬赵世延不敬“请杀之并究省台诸臣”。英宗自知此为铁木迭儿对赵的构害不允并私下对近臣说：“顷铁木迭儿必欲置赵世延于死地朕素闻其忠良故每奏不纳。”十一月铁木迭儿又因恶平章王毅、右丞高昉不附于己以在京诸仓储粮亏耗奏请诛杀二人。拜住乃进奏英宗言平章、右丞皆宰臣的副手宰相的职责是论道经邦不应当以金谷琐事来责怪他们。英宗免二人死罪。铁木迭儿遂恨拜住欲“谋中害之”。 劣迹败露不久铁木迭儿称病不朝。时拜住奉旨往范阳为其祖安童立忠宪王碑。 铁木迭儿闻言又趁机入朝临出才至内门便有人报之英宗。英宗乃遣人候门前向铁木迭儿赐酒传旨说：“卿年老宜自爱待新年入朝未晚。”（《元史·拜住传》）铁木迭儿遂怏怏而还。从此抱病不出但仍然操纵其朝中党羽为其通风报信。 至治二年（1322）拜住又参铁木迭儿二本一是司徒刘夔私买累代失业之田贿赂宣政使八里吉思托词田是卖给僧寺矫诏出库钞六百五十万贯偿付买田钱款。铁木迭儿父子及御史大夫铁失等“上下蒙蔽分受之。为赃巨万”。二是道士蔡道秦以奸杀人下至狱中私下打通关节贿赂铁木迭儿减免了死罪。英宗得拜住奏本命御史台鞫之尽得其情判刘夔、蔡道秦和八里吉思皆坐罪死刑未治铁木迭儿父子之罪。但八月十五日铁木迭儿终以老病惊恐死于家中。 铁木迭儿生前在朝中“恃其权宠乘间肆毒睚眦之私无有不报” （《元史·铁木迭儿传》）以至于“中外切齿”恨之。死后乃为御史盖继元、宋翼所参言其上负国恩下失民望生逃显戮死有余辜。英宗乃命毁所立碑追夺其官爵及封赠制书籍没其家。 铁木迭儿有子二人：班丹知枢密院事。子锁南尝为治书侍御史至治三年（1323）八月与铁失弑杀英宗十月被泰定帝以逆党诛杀。 第四节拜住英宗心腹拜住（baiju1298—1323）蒙古札剌儿氏。成吉思汗开国功臣木华黎之后名臣安童之孙。五岁而孤太夫人教养之令知文学者为之讲陈儒家孝悌忠信之说拜住“闻辄领解”1。“稍长宏远端亮有祖风”（《元史·拜住传》）。武宗至大二年（13o9）袭怯薛长。仁宗延祐二年（1315）拜资善大夫、太常礼仪院使。四年进荣禄大夫、大司徒。五年进金紫光禄大夫。六年加开府仪同三司每参议大政辄问是否合于典故。常延儒士咨访古今典章制度和治乱得失。余并如故。七年春三月英宗即位拜中书平章政事；五月升中书左丞相。时中书右丞相铁木迭儿“布置爪牙威慑朝野”与“威临三朝”的太皇太后答己相勾结“恃其权宠乘间肆毒睚眦之私无有不报”。英宗不悦其所为乃任拜住是职“委以心腹”（《元史·铁木迭儿传》）以牵制之。由于英宗对拜住的信任铁木迭儿一直到死“以拜住故不得大肆其奸虽百计倾之终不能遂”（《元史·拜住传》）。不久岭北行省平章政事阿散、中书平章政事黑驴及御史大夫脱忒哈、徽政使失列门等与要束谋妻亦列失八谋废立英宗召拜住谋命率卫士擒斩之其党悉平。 至治新政及其失败至治二年（1322）二月元廷置左、右钦察卫亲军都指挥使司命拜住总之。五月又以拜住领宗仁蒙古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事佩三珠虎符。秋七月敕赐拜住平江田万亩。凡此种种表明英宗对拜住恩宠有加。是年八、九两月铁木迭儿与答己相继病死这两个政治反对势力代表人物的消失为英宗和拜住实行政治革新提供了机会和条件。促使英宗实行改革的根本原因是当时面临的日益严重的社会矛盾至治二年一至九月全国各地水旱频仍加之霜、雹、蝗灾遍及山东、河北、四川、湖北及江南广大地区人民反抗斗争时有生。英宗为维护其统治乃决心进行改革。从至治二年十月起任拜住为中书右丞相1且不设左丞相以示信任与权力之专。拜住为英宗新政参与决策的主要人物和具体执行者。此后数月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主要内容如下：（一）大规模起用汉族地主官僚及儒臣。拜住“荐张珪复平章政事召用致仕老臣优其禄秩议事中书。不次用才唯恐稍后日以进贤退不肖为重务”（《元史·拜住传》）。接着吴元珪、王约、韩从益、赵居信、吴澄、王结等人都在短短数月内被擢任为集贤、翰林院及中书官职。英宗对拜住所推荐的赵居信、吴澄等“有德老儒”不仅深表赞同且进一步令拜住“更当搜访山林隐逸之士”（《元史·英宗纪二》）。 1黄溍：《中书右丞相拜住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四。 1英宗任拜住为中书右丞相的具体年月《元史·英宗纪》及同书《宰相年表》均载系至治二年（1322）冬十月；然《元史·拜住传》谓系“至治二年冬十二月进中书右丞相监修国史”。时人黄溍所撰《中书右丞相拜住神道碑》则系此事于至治二年“冬十一月”。兹从《元史·英宗纪》及《宰相年表》。（二）罢汰冗员。英宗从至治二年十一月起罢世祖以后所置官“锐然减罢崇祥、福寿院之属十有三署徽政院断事官、江淮财赋之属六十余署”（《元史·英宗纪二》）。后因被剌于南坡而未能完成这一改革。 （三）行助役法。元代农民劳役繁多负担沉重。至治三年四月英宗下诏“行助役法遣使考视税籍高下出田若干亩使应役之人更掌之收其岁入以助役费官不得与”（《元史·英宗纪二》）。《元史·干文传传》对此法的记载较具体：“会创行助役法凡民田百亩令以三亩入官为受役者之助”“文传谕豪家大姓以腴田来归而中人之家自是不病于役。”时人余卓在其所撰《松江府助役田粮记》一文中对当时上海县的田、粮、纳税及实米助役诸数额均有明确记载其文云：“上海计田七百一十六顷有奇粮二万九千有奇纳税二千七百有奇实米助役二万六千三百有奇。”1由此可证助役法对广大农民确实是有利的。 （四）岁减江南海运粮二十万石。至治三年夏六月拜住以海运粮比世祖时顿增数倍“今江南民力困极而京仓充满奏请岁减二十万石”（《元史·拜住传》）。英宗遂并铁木迭儿所增江淮粮免之。 （五）审定颁行《大元通制》。至治二年正月英宗命将仁宗时未最后审定完毕的法令编纂工作继续进行令枢密副使完颜纳丹、侍御史曹伯启、判宗正府普颜、集贤学士钦察、翰林直学士曹元用以二月朔会集中书平章政事张珪及议政元老率其属众共同审定并加以补充；书成“堂议题其书曰《大元通制》”2。凡二五三九条内断例七一七条格一一五一诏赦九四全类五七七颁行天下。全书共八八卷。此书是元朝“政制法程”的汇编。 英宗新政的各项措施特别是大规模任用儒臣和罢汰冗员势必引起元廷内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元代儒臣袁桷曾称拜住“选贤与能奸党滋惧”。英宗又曾对其大臣说：“今山林之下遗逸良多卿等不能尽心求访惟以亲戚故旧更相引用耶？”（《元史·英宗纪二》）这些言论和行动使元廷内既得利益集团中的一些人感到是对他们既得特权的莫大威胁。尤其是英宗拜住的对立面原中书右丞相铁木迭儿死后英宗说他“贪蠹无厌”下令“宜籍其家以惩后也”（《元史·铁失传》）。“时铁木迭儿过恶日彰拜住悉以奏闻”英宗乃命“夺其官仆其碑”（《元史·拜住传》）。至治二年十二月铁木迭儿子宣政院使八里吉思又坐刘夔冒献田地伏诛仍籍其家。次年二月刘夔及参与此冒献田地案的同佥宣政院事囊加台也被诛杀。铁木迭儿的党羽其义子铁失等甚为恐惧。至治三年六月他们阴诱群僧说：“国当有厄非作佛事而大赦无以禳之。”遭到拜住严厉斥责他说：“尔辈不过图得金帛而已又欲庇有罪耶？”铁木迭儿的党羽闻之更加恐惧。一场谋杀英宗和拜住的宫廷流血政变就迫在眉睫了。 铁失等为动宫廷政变需要物色新的靠山乃与晋王也孙铁木儿的心腹、王府内史倒剌沙“深相要结”。至治三年（1323）八月二日铁失等遣使至也孙铁木儿处告以准备动政变之谋并说事成之后推立也孙铁木儿为帝。五日铁失等乘英宗自上都南返到离上都三十里的南坡之时与知枢密院事也先帖木儿、大司农失秃儿、前平章政事赤斤铁木儿、前云南行省1余卓：《松江府助役田粮记》嘉靖《上海县志》卷八。 2孛术鲁翀：《大元通制序》《元文类》卷三六。 平章政事完者、铁木迭儿子前治书侍御史锁南、铁失弟宣徽使锁南等以及按梯不花等五个蒙古诸王共十六人利用铁失自己所统辖的阿卫兵为外应动政变先杀右丞相拜住然后杀英宗于卧所。 史称“拜住入相振立纪纲修举废坠裁不急之务杜侥幸之门加惠兵民轻徭薄敛。英宗倚之相与励精图治。时天下晏然国富民足”“而奸臣畏之卒构祸难云”。泰定初制赠清忠一德佐运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东平王谥忠献。至正初改至仁孚道一德佐运功臣余如故。 第五节燕铁木儿密谋政变拥立文宗燕铁木儿（e1-temur？—1333）钦察氏床兀儿第三子。自少年为宗王海山宿卫从镇漠北。大德十一年（13o7）从海山南还海山（武宗）即位授同知宣徽院事。皇庆元年（1312）袭父职左卫亲军都指挥使。泰定二年（1325）加太仆卿；三年迁同佥枢密院事。致和元年（1328）进金枢密院事。 致和元年春泰定帝在柳林围猎对得病还宫燕铁木儿即与诸王满秃等密谋待帝死后动政变拥立武宗子1。三月泰定帝北幸上都燕铁木儿留大都掌宿卫军。七月泰定帝死于上都燕铁木儿凭借掌握的大都兵权与居守大都的西安王阿剌忒纳失里等策划举事。八月四日率族党阿剌帖木儿及心腹17人持兵刃入兴圣宫召百官至宣布“祖宗正统属在武皇帝之子有不顺者斩”当即缚平章政事乌伯都剌、伯颜察儿、左丞朵朵、参知政事王士熙等有异议者下之狱；与阿剌忒纳失里共守内廷封府库收百司印召百官听命。随即遣前河南行省参政明里董阿等驰驿南迎被贬居江陵的武宗次子图帖睦尔入都密谕河南行省平章伯颜（武宗旧臣）拥立之意令他领兵护送并宣称已遣使奉迎流亡金山之西的武宗长子和世■。时朝省大臣多在上都燕铁木儿遂推前湖广行省左丞相别不花为中书左丞相太子詹事塔失海涯为平章政事前湖广行省右丞为左丞与原右丞赵世延等共掌政务另立政府同时调宿卫诸军严守宫廷及京畿诸要隘完全控制了大都局势。不久又令人诈称为和世■派来的使臣扬言和世■已率诸王兵南来“旦夕且至”以稳定人心1。与此同时在上都的中书左丞相倒剌沙与梁王王禅、辽王脱脱等宗室、右丞相塔失帖木儿、知枢密院事铁木儿脱、御史大夫纽泽等大臣结成拥护泰定帝太子的一派处死企图在上都起事响应大都的诸王满秃等出兵分道讨伐大都于是两都之战爆。 两都之战图帖睦尔在伯颜护送下急趋大都先遣使升燕铁木儿为知枢密院事；八月二十六日至京燕铁木儿奉天子车驾郊迎遂入居皇宫。燕铁木儿虽然声称同时奉迎武宗的太子但和世■多年僻居西北底细不明故实际上是打算拥立图帖睦尔当他任命诸宿卫军官时就命他们向南拜谢可见其意所在。九月初八不待和世■至他就率领诸王、大臣劝请图帖睦尔即位。十三日图帖木尔即位封他为太平王以太平路（令安徽当涂）为食邑赐金、银、钞及平江路（今江苏苏州）官田5oo顷又加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中书右丞相仍前知枢密院事。同月倒剌沙等也在上都奉泰定帝子阿剌吉八即帝位。 1《元史》卷三二《文宗纪》一。又据卷一八四《任哥传》泰定四年哥与平章政事（按：于英宗时任中书左丞泰定帝即位后改御史中丞寻被免职。其任平章政事在文宗即位后）曾密议拥立武宗子并以其谋告燕铁木儿得到了他的同意。可见早在泰定帝得病前他就与亲信密谋政变。1《元史》卷一三八《燕铁木儿传》。以下凡据本传者不注。 上都军由梁王王禅、诸王失剌、也先帖木儿等分别率领进向居庸关、古北口和迁民镇（今山海关）湘宁王八剌失里、诸王忽剌台等率另一路军绕道山西进向紫荆口对大都地区形成四面进攻的态势。九月初燕铁木儿亲率主力击退逼近榆林（居庸关外）的王禅军。不久因上都诸王也先帖木儿、平章秃满迭儿所部辽东军突破迁民镇关口西进复奉旨前往蓟州堵截十六日军至三河县得报王禅军已破居庸关乃留一部军守蓟州自率主力迅回师西向。二十日与敌前军遇于榆河激战却之追至红桥北于是两军隔江桥立营。后数日中与王禅军两次会战于榆河北白浮之野设计命将卒乘夜鼓躁钲鼓号角齐鸣敌营惊扰自相踏践、射击败走。二十五日追袭王禅军于昌平北杀敌数千降者万余；次日敌军溃散王禅逃入北山遂收复居庸关命将守之。 二十七日获悉上都军攻破古北口进掠石槽（怀柔西南）即遣弟撒敦领兵急往迎击自率大军继至转战至牛头山（怀柔南）俘其驸马孛罗帖木儿等上都军万余人降残部溃散被逐出古北口。二十八日上都也先帖木儿、秃满迭儿军攻占通州逼近大都燕铁木儿又麾师驰救十月一日黄昏赶至立即乘敌休息直捣其营敌不及应战退到潞河东二日后宵遁乃渡河追击进驻枣林（通州东南）；五日上都军复集来攻激战破之斩其阳翟王太平敌死伤惨重北遁。上都诸王忽剌台军于九月末攻入紫荆关十月初进犯涿州于良乡南打败大都军据卢沟桥而阵。七日燕铁木儿率军兼程西进人马皆且行且食急趋良乡在卢沟桥作战的大都军遂声言燕铁木儿军将至上都军惧退走；后此路军曾攻下冀宁（太原）而上都已败退至马邑湘宁王八剌失里、诸王忽剌台等皆被擒。十一日上都秃满迭儿军复入古北口燕铁木儿率军御之大战檀州（密云）南敌败其万户以所部军降秃满迭儿遁走辽东。十三日齐王月鲁帖木儿与东路蒙古元帅不花帖木儿（燕铁木儿叔）率军包围兵力空虚的上都倒剌沙等出降两都之战至此以上都的失败告一段落。此次内战上都方面拥有较多诸王、大臣的支持兵力颇强其四路军均曾先后攻入京畿但缺乏统一指挥未能配合而燕铁木儿则集中精兵由自己直接统率又富于谋略勇决善战虽往来奔驰救援均能以优势兵力各个击溃敌人保卫了大都的安全。赢得两都之战的胜利使燕铁木儿权势更盛。文宗下诏：“今后朝廷政务及籍没田宅赐人者非与燕铁木儿议诸人不许奏陈。”加号“答剌罕”使子孙世袭其号；许兼三职署事。十二月置龙翊卫分领钦察卫士以燕铁木儿兼都指挥使。天历三年（1329）正月立都督府（六月升为大都督府）统左、右钦察卫、龙翊卫及哈剌鲁、东路蒙古二万户府和东路蒙古元帅府亦命他兼统并授御史大夫。于是军、政、监察大权尽掌握在他手中。 参与谋害明宗文宗即位时曾宣布等长兄来到立即让位打败上都集团后就派官员北迎和世■。天历二年正月和世■从西北来到和宁地区岭北诸王、旧臣争先迎谒拥戴于是不等与文宗及其大臣见面就在和宁北即帝位是为明宗。三月文宗命燕铁木儿奉皇帝玺往见明宗；四月到达明宗驻地洁坚察罕（在和宁北本太宗春季行宫）献上帝玺明宗命他仍为中书左丞相封爵如故并宣布“凡京师百官朕弟所用者并仍其旧”。燕铁木儿奏请任命中书、枢密、御史台大臣于是明宗任命追随他的旧臣哈八儿秃等为中书平章政事、知枢密院事、御史大夫并向燕铁木儿及新任大臣谕示了一系列政令；同时立文宗为皇太子。燕铁木儿从明宗南行八月一日至旺兀察都（即中都今河北张北之北）次日文宗从上都来迎兄弟相见宴诸王、大臣于行宫。六日明宗“暴崩”燕铁木儿声称奉明宗皇后之命以皇帝宝授予文宗立即拥文宗“疾驱”还上都途中“昼则率宿卫士以扈从夜则躬擐甲胄绕幄殿巡护”八日抵上都。十五日文宗再即帝位。明宗之死事有蹊跷皇后八不沙、子妥欢贴睦尔（即元顺帝时已十岁）当时都在行宫必知其情朝野当亦有疑者但八不沙于次年即被谋杀妥欢贴睦尔被贬于高丽。直到后至元六年（134o）顺帝才公开颁诏揭露文宗“当躬迓之际乃与其臣月鲁不花、也里牙、明里董阿谋为不轨使我皇考饮恨上宾”（《元史·顺帝纪三》）。诏中没有提燕铁木儿但《元史·燕铁木儿传》则谓其“明宗之崩实与逆谋”（此系据权衡《庚申外史》）。胡粹中《元史续编》卷十载：“闻故老言：燕帖木儿奉上玺绶时明宗从官有不为之礼者燕帖木儿且怒且惧。既而帝暴崩燕帖木儿闻哭声即奔入帐中取宝玺扶文宗上马南驰。”可见他参与谋害明宗之事在元末广为流传且合乎情理当是事实。 权倾朝野文宗再次即位后更加倚重燕铁木儿。诏追封其父祖王号；以燕铁木儿既为右丞相乃不置左丞相使独掌政务诏告天下谓其功勋卓著“宜专独运以重秉钧”“凡号令、刑名、选法、钱粮、造作一切中书政务悉听总裁”诸王、公主、驸马、近侍和所有官员都不得越过他奏事；命艺文监刊行其《世家》；命礼部尚书马祖常撰碑文纪其功赐题《太师太平王定策元勋之碑》诏于红桥南为其建生祠树纪功碑并亲祀其生祠；命于兴圣宫西南侧为其建居弟；诏以其子塔剌海为养子；此外还多次赏赐田地、鹰坊、金银、宫女等。其弟撒敦授知枢密院事子唐其势宣徽使并赐号“答剌罕”一门权势盛极以致唐其势扬言“天下本我家之天下”（《元史·唐其势传》）。燕铁木儿掌握大权后“挟震主之威肆意无忌”让中书省臣奏请赐给自己安丰等路封户龙庆州之园池、水硙、土田嘉兴、平江等处田地占有了大量财富；取泰定帝后为夫人先后娶宗室女达4o人“后房充斥至不能尽识”“一宴或宰十三马”荒淫、奢侈至极。 至顺三年（1332）八日文宗死遗诏立明宗之子。为了便于控制朝政燕铁木儿乃立明宗次子年仅七岁的懿璘质班十月四日扶之即位是为宁宗。 宁宗仅做了四十三天皇帝就死了。于是文宗后临朝燕铁木儿又与群臣议立文宗子燕帖古思。文宗后不同意主立明宗长子妥欢贴睦尔。妥欢贴睦尔时年十三岁至顺元年（133o）被文宗流放于高丽一海岛中第二年又被迁居广西静江（今桂林）。燕铁木儿派人迎他入都并亲至良乡迎接陈述迎立之意妥欢贴睦尔因年幼且畏惧“一无所答”燕铁木儿疑忌深恐妥欢贴睦尔即位之后追究明宗被害之事所以迁延不立达六个月。在皇位空缺期间一切军国重事均决于燕铁木儿实际上拥有皇帝之权1。后燕铁木儿以荒淫过度身死妥欢贴睦尔才得于至顺四年六月即皇帝位于上都是为顺帝。 燕铁木儿虽死但其家族势力仍旧把持朝政。顺帝以其弟撒敦为左丞相、子唐其势为御史大夫。后至元元年（1335）三月又立其女伯牙吾氏为皇后。同年六月均为右丞相伯颜所杀至此燕铁木儿家族在元朝政治舞台上消失。 1公哥朵儿只：《红史》汉译本页28—29。 第十三章伯颜脱脱察罕帖木儿扩廓帖木儿第一节伯颜伯颜（bayan？—134o）蔑儿乞氏。祖称海为领军百户从宪宗攻宋合州钓鱼山死；父谨只儿仁宗时总领太后兴圣宫宿卫。伯颜年十五成宗命侍皇侄海山。大德三年（1299）至大德十一年（13o7）从海山出镇北边与西北叛王海都、笃哇战屡立战功。大德十一年成宗死海山率部南还争位大会诸王驸马于和林赐伯颜号拔都儿。 海山即位是为武宗授伯颜吏部尚书不久改任尚服院使又任御史中丞。至大二年（13o9）十一月任尚书平章政事特赐蛟龙虎符领右卫阿亲军都指挥使司达鲁花赤。 延祐三年（1316）仁宗命为周王（武宗子和世■）府常侍。其后历任江南行台御史中丞、御史大夫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陕西行台御史大夫等职。至治二年（1322）复任南台御史大夫。泰定二年（1325）又任江西行省平章政事。三年任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佩虎符节制江淮诸军1。 致和元年（1328）七月泰定帝死于上都武宗旧属燕铁木儿任佥枢密院事留守大都谋立武宗子为帝联结同党动政变拘杀异己严控枢密诸要害遣同党明里董阿等驰乘驿迎武宗次子怀王图帖睦尔于江陵并命以其谋密告伯颜使选兵以备扈从。伯颜立即响应筹集粮饷费用征民丁增置驿马补城浚濠修战守之具选募骁勇士五千遣往护卫怀王北行。同僚平章曲烈等持异议参政脱烈台谋刺伯颜都被伯颜处死。怀王至汴梁伯颜劝请即北上大都即位并亲自披坚执锐率军护送。同年九月怀王即位于大都是为文宗。伯颜以功特加银青荣禄大夫仍领宿卫寻加太尉进开府仪同三司、录军国重事、御史大夫、中政院使。天历二年（1329）正月拜太保加忠翊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明宗立任中书左丞相。明宗暴死文宗嗣位加伯颜储政院使。三年正月任知枢密院事。至顺元年（133o）文宗以伯颜功大特令凡饮宴比照诸宗王赐“喝盏”之礼并赐怯薛歹百人蔑儿乞百人阿百人为其宿卫又命尚世祖阔阔出太子女孙卜颜的斤。二年八月进封浚宁王并追封其先三世为王。三年诏建伯颜生祠于涿州、汴梁立碑记其拥立之功。八月文宗死同受顾命立明宗次子是为宁宗；拜太傅加徽政使。不久宁宗死复依文宗皇后意将明宗长子妥欢贴睦尔从静江迎入京。自文宗即位以来朝廷大权一直掌握在右丞相燕铁木儿手中伯颜地位虽仅居其次但在实际国务中作用不大。次年（1333）燕铁木儿死妥欢贴睦尔（元顺帝）即帝位伯颜以翊戴功拜中书右丞相、上柱国监修国史。元统二年进太师、奎章阁大学士领太史院兼领司天监、威武、阿诸卫。十一月进封秦王继领太禧宗禋院、中政院、宣政院、隆祥使司、宫相诸内府总领蒙古、钦察、斡罗思诸卫亲军都指挥使。中书左丞相、燕铁木儿子唐其势见伯颜独得势耻位居其下忿然说：“天下本我家天下也伯颜何人而位居吾上。”遂与其叔塔里蓄谋政变交结诸王晃火帖木儿。郯王彻彻秃告其谋。后至元元年（1335）六月伯颜捕杀唐其势及其弟塔剌海皇后伯牙吾氏为燕铁木儿女庇护其兄弟亦被逐出1马祖常：《敕赐太帅秦王佐命元勋之碑》《石田集》卷一四。 宫毒死。塔里举兵叛杀朝廷使者北奔诸王晃火帖木儿。伯颜率军讨之执塔里处死晃火帖木儿自杀。七月专命伯颜为中书右丞相罢左丞相不置。赐“答剌罕”之号子孙世袭。自此朝令悉归伯颜。中书平章彻里帖木儿议罢科举诸汉臣争之卒以伯颜支持此议科举竟罢。三年伯颜以广东朱光卿、河南棒胡等起兵反元奏禁汉人、南人不得执兵器并拘刷其马匹。甚至禁农家用铁禾叉以防造反。又诏禁汉、南人习学蒙古、色目文字；诸中央、地方衙门幕长并用蒙古、色目人皆出于伯颜。他还荒唐地提出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后因顺帝不从作罢。四年郯王入朝伯颜为子求婚王女遭拒极为不满又忌郯王位尊望重遂指使他人诬告其谋反捕王下狱查无实据后竟不待诏令擅自处决1。五年十月诏以伯颜为大丞相。 伯颜独秉国柄专权自恣益无所忌“诸卫精兵收为己用府库钞帛听其出纳”《元史·脱脱传》）势焰薰灼威权在顺帝之上以致“天下之人唯知有伯颜而已”（《元史·伯颜传》）。其官衔多达246字。顺帝深忌之。其侄御史大夫脱脱惧祸及己至元六年（134o）二月与顺帝心腹世杰班筹合谋乘伯颜出猎柳林之机将其黜为河南行省左丞相。三月诏徙伯颜于南恩州阳春县（今广东阳春）安置。伯颜在途中病死于龙兴路（治今江西南昌）驿舍。 1权衡《庚申外史》谓：“伯颜本郯王家奴也谓郯王为使长。伯颜至是怒曰：‘我为太师位极人臣岂容有使长乎耶？’遂奏郯王谋为不轨杀郯王并杀王子数人。” 第二节脱脱早年经历脱脱（toqto’a1314—1356）字大用蒙古蔑儿乞部人。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出生在一个地位显赫的蒙古贵族家庭里。伯父伯颜元顺帝妥欢贴睦尔即位后任中书右丞相独秉国政达八年之久；父马札儿台仁宗以来即居要职伯颜罢相后即任中书右丞相。 脱脱自幼养于伯父伯颜家中。稍长就学于名儒吴直方。直方字行可婺江浦江（今属浙江）人儒学素养很深曾与方凤、谢翱、吴思齐等名儒交游过。后出游京师任教于周王和世■藩邸和世■出走后改任上都路学正脱脱父马札儿台对他的智谋大加赞赏比之为诸葛孔明。于是延入府中教其子脱脱、也先帖木儿。吴直方是脱脱的启蒙教师后来成为脱脱的心腹幕僚。 少年时代的脱脱膂力过人能挽弓一石是一位显见的将才。但经吴直方的谆谆善诱他接受了许多儒家文化虽然不习惯于终日坐读诗书的生活他的进步依然是很明显的。脱脱善书画书法刚毅有力酷似颜真卿；画竹颇得妙趣。他受儒家思想影响最大的是用儒家标准做人他立下了“日记古人嘉言善行服之终身”（《元史·脱脱传》）的志向。 15岁时脱脱为泰定帝皇太子阿剌吉八怯怜口怯薛官。文宗图帖睦尔即位他渐被擢用天历二年（1329）任内宰司丞兼成制提举司达鲁花赤不久命为府正司丞。至顺二年（1331）授虎将、忠翊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妥欢贴睦尔即位后伯父伯颜有翊戴之功而独揽大权他亦随之飞黄腾达元统二年（1334）由同知宣政院事兼前职升同知枢密院事。至元元年（1335）在挫败前右丞相燕铁木儿子唐其势余党塔里、塔剌海等的战斗中立有战功拜御史中丞、虎符亲军都指挥使提调左阿卫进为御史大夫。 铲除伯颜伯颜是武宗海山的旧臣。致和元年（1328）泰定帝病卒后他支持燕铁木儿动政变是拥戴文宗图帖睦尔夺位的第二号大功臣。燕铁木儿死顺帝即位伯颜独揽大权。唐其势不满动兵变反被伯颜执杀。此后伯颜“独秉国钧专权自恣变乱祖宗成宪虐害天下渐有奸谋”（《元史·伯颜传》）。脱脱是伯颜的亲侄儿当然视脱脱为亲信曾企图以脱脱为宿卫以监视妥欢贴睦尔的起居。脱脱虽自幼养于伯颜家中但目睹伯颜倒行逆施势焰熏灼深感事态严重虑一旦事败伯颜有杀身之祸自己也会受牵连。于是一场以家族内部斗争为形式、关系到政权易人和政策变化的政变正在酝酿着。 开始脱脱与生父马札儿台进行商议。脱脱对其父说：“伯父骄纵已甚万一天子震怒则吾族赤矣。曷若于未败图之。”其父虽然也感到事态严重但不敢贸然付诸行动。脱脱乃问计于吴直方。直方曰：“《传》有之：‘大义灭亲。’大夫知有朝廷耳家固不宜恤。”脱脱曰：“事不成奈何？”直方曰：“事不成天也一死复何惜。即死亦不失为忠义耳。”脱脱顿足曰：“吾意决矣。”1吴直方引经据典为脱脱鼓气终于使脱脱下了铲除伯颜的决心。 进一步采取行动的关键是取得妥欢贴睦尔的支持和赞同。妥欢贴睦尔虽然年轻但并不甘心做傀儡脱脱测知伯颜擅权“帝患之”；伯颜矫旨擅杀郯王彻彻秃贬走宣让王帖木儿不花、威顺王宽彻普化“帝益忿之”；伯颜胡作非为“帝积不能平”。特别是至元四年（1338）脱脱获知伯颜与太皇太后卜答失里（文宗后）谋立燕贴古思（文宗子）而废妥欢贴睦尔把此事告诉了吴直方直方教他“以密告于帝令帝知而预为之防”（权衡《庚申外史》）。因而脱脱与妥欢贴睦尔之间是有共同思想基础的。但是在宫廷复杂的环境里在伯颜的淫威下妥欢贴睦尔未敢轻易表态私下派心腹世杰班、阿鲁对脱脱反复试测后才释去疑心表示支持脱脱采取行动。 至元五年（1339）脱脱曾两次准备下手均因准备不足而未下手。这一年脱脱与伯颜的矛盾实际已经暴露。十一月河南省台掾史范孟因不满其地位低下假传圣旨矫杀行省长官命原河南廉访使段辅居省中权事自命为河南都元帅。五天后事泄被杀。这件事因牵连廉访使段辅伯颜大怒命御史台臣上章言汉人不可为廉访使。作为御史大夫的脱脱与吴直方商议直方曰：“此祖宗法度决不可废盍先为上言之。”脱脱入告于帝故御史台臣上章被妥欢贴睦尔驳回。伯颜知出于脱脱大怒言于帝曰：“脱脱虽臣之子其心专佑汉人必当治之。”（《元史·脱脱传》）再加上脱脱增兵宫门的事使伯颜对脱脱愈益增疑。 至元六年（134o）二月伯颜约妥欢贴睦尔去柳林打猎妥欢贴睦尔托疾不去。伯颜遂邀太子燕贴古思同往。脱脱密告妥欢贴睦尔曰：“伯父久有异志兹行率诸卫军马以行往必不利于社稷。”脱脱遂与世杰班、阿鲁合谋以所掌士兵及宿卫士控制京师先收京城门钥由亲信列布城门下。当夜妥欢贴睦尔在玉德殿诏近臣汪家奴、沙剌班及省院大臣先后入见；中夜二鼓命太子怯薛月可察儿率3o骑抵柳林太子营连夜将燕贴古思接回京师；即起草诏书命中书平章政事只儿瓦歹奉诏前往柳林。诏书称：“伯颜不能安分专权自恣欺朕年幼变乱祖宗成宪虐害天下今命伯颜出为河南行省右丞相。”（《庚申外史》） 天明大都城门紧闭脱脱倨坐城门上等候。伯颜遣人来城下问故脱脱传圣旨曰：“诸道随从伯颜者并无罪可即时解散各还本卫所罪者惟伯颜一人而已。”伯颜要求入京向皇帝辞行不许。所领诸军见伯颜失势纷纷散去。伯颜无可奈何南下而去。三月命徙伯颜于南恩州阳春县（今属广东）安置其在途中病死于龙兴路（治今江西南昌）驿舍。 “旧政更化” 脱脱与伯颜的斗争虽然是元朝统治集团内部的争夺权利的斗争但其中包含着深刻的社会背景。自忽必烈推行“汉法”以来蒙古贵族内部围绕着继续推行“汉法”还是抵制“汉法”的斗争一直很尖锐。伯颜擅权以来排斥汉人废除科举采取一系列民族压迫政策是元代后期一场罕见的抵制“汉法”运动。脱脱虽为伯颜之侄从维护元朝统治的根本利益出他不1宋濂：《集贤大学士吴公行状》《宋文宪公全集》卷四一。 满伯颜的“变乱祖宗成宪”因而动了一场在皇帝支持下的政变驱逐了伯颜。这一行动是受到朝野官民普遍欢迎的有些士人称此举为“拔去大憝如剔朽蠹”1；百姓则痛恨伯颜专权贪赃当他卒于龙兴路驿舍后有人题诗于壁云：“百千万锭犹嫌少垛积金银北斗边可惜太师无运智不将些子到黄泉。”2伯颜被逐后妥欢贴睦尔命脱脱之父马札儿台为太师、中书右丞相脱脱为知枢密院事脱脱弟也先帖木儿为御史大夫。马札儿台上台后于通州置榻坊开酒馆、糟坊日至万石又贩运长芦、淮南盐、热衷于经商敛财。脱脱让参政佛嘉问向皇帝上奏章弹劾迫使马札儿台辞职“养疾私第”仍为太师。是年十一月脱脱出任中书右丞相。 脱脱上台后即大刀阔斧地废除伯颜“旧政”推行一系列新政史称“更化”。当时妥欢贴睦尔图治之意甚切对脱脱十分信任把国家大事交给脱脱处理。吴直方在帮助脱脱决策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国有大事、上命必定于公公亦慨然以泽被斯民为己任有知无不言言之丞相无不行天下翕然比后至元之治于前至元公之功居多”3。既然直方“言之丞相无不行”那么脱脱更化与“儒术治天下”就产生了必然的联系。 脱脱推行的更化政策主要内容有：第一恢复科举取士制。脱脱出任中书右丞相后仅一个多月即至元六年（134o）十二月正式宣布恢复科举。这一举措对于笼络汉族士大夫引导人们走读书入仕的道路对于消除由于伯颜推行排儒政策而带来的民族隔阂心理具有一定的作用。接着脱脱大兴国子监招收蒙古、色目、汉人三监生员达三千多人。 第二置宣文阁开经筵遴选儒臣以选讲。文宗天历二年（1329）曾创建奎章阁一时精英荟萃文采焕然。文宗卒后伯颜弄权奎章阁无人顾问文士四散一片凋零凄凉景象。脱脱执政后立即改奎章阁为宣文阁改艺文监为崇文监由康里人巎巎董阁事。宣文阁主要任务是宫廷教育。宣文阁设立后在经筵教育、修撰三史、翻译古籍、编撰史书等方面起了不少好作用。脱脱非常注意对皇帝进行传统的经史教育决定开经筵遴选儒臣欧阳玄、李好文、黄溍、许有壬四人为皇帝五月一进讲读五经四书。脱脱对妥欢贴睦尔说：“陛下临御以来天下无事宜留心圣学。颇闻左右多阻挠者设使经历不足观世祖岂以是教裕皇（即真金太子）哉？”于是从秘书监取真金所授书以进帝大悦。在这段时间内妥欢贴睦尔常在宣文阁用心读书了解历史上的前言往行写大字操琴弹古调“欣欣然有向慕之志”。由于皇帝重视儒学曲阜衍圣公升秩二品又下诏译《贞观政要》为蒙文让蒙古贵族子弟认真阅读。 第三恢复太庙四时祭。伯颜专权以来礼仪制度多有破坏现在一切按规矩办事。至正三年（1343）十月妥欢贴睦尔享于太庙按礼仪向其弟宁宗懿璘质班灵位下拜。 第四调整蒙古统治集团内部关系。伯颜为了自己的私利迫害、打击异己造成蒙古贵族内部不和。现在正式为郯王昭雪召还宣让王帖木儿不1杨维桢：《元故中奉大夫浙东慰杨公神道碑》《东维子文集》卷二四。2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七《讥伯颜太师》。 3宋濂：《集贤大学士吴公行状》《宋文宪公全集》卷四一。 花、威顺王宽彻普化让他们回到自己的领地功臣博尔术四世孙阿鲁图正广平王之位。这些措施对于维护蒙古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起了一定作用。第五开马禁、减盐额、蠲负逋减轻对人民的控制和剥削。伯颜曾下令汉人南人不得有寸铁禁百姓畜马脱脱下令罢禁元代财赋倚重盐赋广大灶户苦不堪言故脱脱减盐额河间盐场自至正二年始免余盐三万引两浙盐场自至正三年起免十万引福建盐场自至正三年起免三万引。此外还时而下令减免赋税、负逋如至正三年十月南郊礼毕大赦天下蠲民租五分。 第六整顿吏治。元末官贪吏污吏治败坏。脱脱上台后对地方官提出了新的要求创立六条标准“先是以五事备取守令至是取守令以常年仓得法凑成六事”（《庚申外史》）。又制定《守令黜陟之法》：“六事备者升一等四事备者减一资三事备者平迁六事俱不备者降一等。”（《元史·顺帝纪》） 主持“三史”的修撰脱脱在执政期间还主持修撰辽、金、宋三史。由于更化政策的推行伯颜专权时辞归的儒臣这时纷纷应召入国史馆脱脱受命为三史都总裁官以中书平章政事、康里人铁木儿塔识中书右丞太平御史中丞张起岩翰林学士欧阳玄侍御史吕思诚翰林侍讲学士揭傒斯为总裁官经过挑选淘汰确定了一批修史官他们之中除汉人外还有畏兀儿、哈剌鲁、唐兀、钦察等族的史学家。如此众多的少数民族学者参加修史这在全部二十四史中是仅见的。脱脱虽然没有秉笔修史但却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都总裁。他以江南三省前南宋的学田钱粮为修史费用解决了经费困难问题；辽、金、宋三朝谁为“正统”问题长期以来争论不休影响修史开展脱脱主张三史分别撰写各为正统一律平等对待“议者遂息”。 三史于至正三年（1343）四月开始修撰至正四年三月完成《辽史》脱脱命掾史仪礼鼓吹导从自史馆进至宣文阁甚为隆重。四年十一月《金史》成五年十月《宋史》成。三史总共只用了两年半时间除因有前朝修史基础外主要是因为脱脱这位都总裁官用人得当措施有力。《金史》、《宋史》完成之时脱脱已辞去相位故以中书右丞相阿鲁图、中书左丞相别儿怯不花为“领三史事”。 复相后的开河变钞脱脱第一次执政推行更化政策凡三年又七个月除因论证不足强行开大都金口河造成沙泥壅塞、民舍被毁、丁夫死伤、劳而无功外其他措举大体得当朝政为之一新汉儒们“知无不言言无顾忌”（《元史·苏天爵传》）皇帝用功读书注意节俭颇有“励精图治之意”（《元史·脱脱传》）脱脱治国有方“中外翕然称为贤相”。 至正四年五月脱脱因病辞相。七年六月马札儿台被右丞相别儿怯不花弹劾帝命徙甘肃脱脱力请同行以照料父亲遂居甘州（今甘肃张掖）就养。十一月马札儿台病死脱脱回京师。八年命脱脱为太傅负责东宫事务。 脱脱辞相后阿鲁图、别儿怯不花、朵儿只先后任右丞相。这段时间有5年多妥欢贴睦尔虽仍有励精图治之志也曾推出一些新政但从整体来说元朝政治已不可挽救。加之天灾频仍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起义此起彼伏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面对日益加深的社会危机妥欢贴睦尔于至正九年（1349）闰七月命脱脱复为中书右丞相。 脱脱复相后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下决心治理这疮痍满目的社会。当时摆在脱脱面前的有几大棘手的难题：第一河患引起的严重财政危机。 脱脱辞相后仅一个月即至正四年夏五月大雨二十余日黄河暴溢水平地深二丈许北决白茅堤（今河南兰考东北）。六月又北决金堤。沿河郡邑如济宁路（治今山东巨野）、曹州（今山东菏泽）、大名路（治今河北大名南）、东平路（治今山东东平）等所属沿河州县均遭水患。元廷对之束手无策以致水势不断北浸到至正八年正月河水又决先是淹没济宁路诸地；继而“北侵安山沦入运河延袤济南、河间将隳两漕司盐场实妨国计”（《元史·贾鲁传》）大有掐断元王朝经济命脉之势。运河中断将危及大都粮食和生活必需品的供应；水浸河间、山东两盐运司所属盐场将会使元廷财政收入急遽减少。本来已经空虚的国库面临着新的危机。 第二河患加剧了社会动荡不安。 自从河患生以来河泛区的饥民和流民纷纷起来反抗有的劫夺商旅有的打击官府所在有司无可奈何。全国各地不断爆起义；至正四年七月山东私盐贩郭火你赤起义活动于鲁、晋、豫一带；六年六月福建汀州连城县罗天麟、陈积万起义湖南爆吴天保领导的瑶民起义；七年十月全国生起义达二百余起；八年春台州黄岩（今属浙江）盐贩方国珍起兵反元；同年三月辽东锁火奴和辽阳兀颜鲁欢分别自称“大金子孙”起兵反元；九年冀宁（今山西太原）平遥等县有曹七七起义；十年江西铅山、真州（今江苏仪征）、泰州（今属江苏）均有农民起义。 第三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 脱脱去相后以右丞相别儿怯不花为的一派与脱脱父子有旧怨别儿怯不花、左丞相太平、御史大夫韩嘉纳、右丞秃满迭儿等1o人结为兄弟曾弹劾马札儿台使之远徙甘州。康里人哈麻与弟雪雪因其母为宁宗的乳母兄弟俩充宿卫士为妥欢贴睦尔所宠幸。脱脱为相时哈麻官任同知枢密院事对脱脱百般趋附。脱脱去相后遭到别儿怯不花等攻击哈麻在妥欢贴睦尔处竭力为之辩护。至正九年太平、韩嘉纳支持御史斡勒海寿列哈麻罪行劾奏妥欢贴睦尔不得已夺哈麻、雪雪官职而太平、韩嘉纳、斡勒海寿等均被贬官。未几脱脱复为右丞相为报答哈麻辩护之功对太平等人进一步打击报复使太平谪居陕西别儿怯不花谪居般阳韩嘉纳以赃罪杖流奴儿干致死秃满迭儿出为四川右丞途中被杀。脱脱重新召用哈府从此埋下了杀身之祸。 至于官贪吏污、纪纲废弛、赋役不均等已是积重难返的社会现象脱脱复相后根本顾不上去治理这些问题。当务之急是解决财政危机和治理黄河。 解决财政危机最快的办法是变更钞法。因为从至元后期以来纸币行猛增不断贬值以后历代大量印钞到至正年间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再加上伪钞横行钞法已经败坏不堪。至正十年四月左司都事武琪建议变钞吏部尚书偰哲笃支持变钞并提出了以纸币一贯文省权铜钱一千文为母而钱为子的方案。脱脱会集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及集贤、翰林两院官进一步商议。会上进行了激烈的争论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吕思诚反对最坚决但遭到了压制脱脱终于下决心实行变钞。妥欢贴睦尔批准了中书省的变钞方案下诏曰：朕闻帝王之治因时制宜损益之方在乎通变。惟我世祖皇帝建元之初颁行中统交钞以钱为文虽鼓铸之规未遑而钱币兼行之意已具。厥后印造至元宝钞以一当五名曰子母相权而钱实未用。历岁滋久钞法偏虚物价腾踊奸伪日萌民用匮乏。爱询廷臣博采舆论佥谓拯弊必合更张其以中统交钞壹贯文省权铜钱一千文准至元宝钞二贯仍铸至正通宝钱与历代铜钱并用以实钞法。至元宝钞通行如故。子母相权新旧相济上副世祖立法之初意。（《元史·食货志》）变钞的具体办法是：一印造“至正交钞”（实际上是用旧日的中统交钞加盖“至正交钞”字样故又称“至正中统交钞”）新钞一贯合铜钱一千文或至元宝钞二贯而至正交钞的价值比至元宝钞提高了一倍两钞则并行通用。二行“至正通宝钱”与历代旧币通行使钱钞通行并以钱来实钞法。 至正十一年（1351）新钞与通宝同时行结果很快就出现了通货膨胀。“行之未久物价腾踊价逾十倍”“京师料钞十锭（每锭5o贯）易斗粟不可得”“所在郡县皆以物货相贸易公私所积之钞遂俱不行”（《元史·食货志》）。变钞的最后结果是完全失败。 在实行变钞的同时脱脱决心治理黄河。 早在至正八年二月时元廷于济宁郓城立行都水监命贾鲁为行都水监使专治河患。贾鲁经过实地考察、测量地形、绘制地图提出二策：“其一议修筑北堤以制横溃则用工省；其二议疏塞并举挽河东行使复故道其功数倍”（《元史·贾鲁传》）。但他的建议未被采纳。九年脱脱复相后专门召开治河讨论会贾鲁以都漕运使身份再次提出自己的治河主张并进一步强调“必疏南河塞北河修复故道。役不大兴害不能已”（《元史·成遵传》）。脱脱当机立断取其后策。并不顾工部尚书成遵等抗争坚定地说：“事有难为犹疾有难治自古河患即难治之疾也今我必欲去其疾！”（《元史·脱脱传》）脱脱明知“此疾难治”也明知要冒巨大风险还是坚决地“欲去其疾”；他深知越是不治越是难治越难治饥民、流民问题越严重。脱脱是把治河当作制止“盗贼滋蔓”的重要手段来加以认识的。 至正十一年四月初四日妥欢贴睦尔正式批准治河下诏中外命贾鲁为工部尚书、总治河防使汴梁、大名13路民15万人庐州（今安徽合肥）等地戍军18翼2万人供役。四月二十二日开工七月完成疏凿工程八月二十九日放水入故道九月舟楫通行并开始堵口工程十一月十一日木土工毕诸埽堵堤建成。整个工程计19o天。贾鲁按照他的疏塞并举、先疏后塞的方案成功地完成了治河工程。 镇压农民起义然而就在贾鲁治河之时白莲教主韩山童等抓住时机凿好独眼石人一个预先埋于黄陵岗散布民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五月初韩山童与刘福通等在颍州颍上（今属安徽）动起义元末农民战争爆。 颍上起义爆后韩山童虽遭官府捕杀牺牲刘福通则在占领颍州成功后迅进据河南朱皋、罗山、真阳、确山、汝宁、息州、光州等地众至1o万。同年夏彭莹玉兵起淮西。八月邳县人李二（芝麻李）、赵君用、彭大及其子早住等占领徐州；麻城人、铁工邹普胜罗田人、布贩徐寿辉起兵蕲州（今湖北蕲春南）。十月徐寿辉克蕲水（今湖北浠水）建立天完政权。十二月王权（布王三）、张椿等攻占邓州、南阳称“北琐红军”；十二年正月孟海马等攻占襄阳（令湖北襄樊）称“南琐红军”。二月定远人郭子兴等攻占濠州（今安徽凤阳东北）。北、南、西三片地方的红中军几乎同时而起来势之猛为元廷所料不及。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暴风骤雨脱脱的心情是极其复杂的。当初廷臣议论治河时有人认为中原必乱脱脱把不同意见者压制下去后岂料中原果然大乱。于是急忙遣兵镇压结果事与愿违起义烈火越扑越旺。所以在议政时脱脱总是讳言这伤透脑筋的事。一日妥欢贴睦尔把脱脱召去怒责之曰：“汝尝言天下太平无事今红军半宇内丞相以何策待之？”脱脱汗流浃背一时竟无言以对。 丞相的对策主要有二：一是加紧对汉人、南人的防范。凡议军事汉人、南人官僚必须回避。一日脱脱奏事内廷事关兵权回头看到中书左丞韩元善、中书参政韩镛随后而来、脱脱立刻命守门人拦阻不得入。于是上奏妥欢贴睦尔：“方今河南汉人反宜榜示天下令一概剿捕。诸蒙古色目因迁谪在外者皆召还京师勿令诖误。”（《庚申外史》）有一次中书省吏员抱文牍题为“谋反事”送到脱脱处脱脱视其牍改题为“河南汉人谋反事”。这两件事说明在关系到蒙古贵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脱脱仍然要借助民族压迫政策来维护其统治的。二是采取血腥镇压方式。颍州起义爆后脱脱曾派枢密院同知赫厮、秃赤率阿军镇压结果大败而归；不久又派其弟也先帖木儿等率十余万军进兵河南结果在沙河不战而溃。脱脱还利用各地的地主武装——义兵来镇压起义军其中以河南沈丘的察罕帖木儿和罗山的李思齐最为凶狠对中原红巾军威胁最大。 至正十二年八月脱脱亲率大军出征徐州。当芝麻李等占领徐州后尽有徐州附近州县徐州地处黄河与运河交汇处因此红巾军切断了通过漕运对大都的物资供应。九月脱脱破徐州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芝麻李被杀。脱脱班师回朝妥欢贴睦尔加其为太师于徐州为脱脱建生祠立《徐州平寇碑》以著其功绩。 徐州红巾军被镇压后元军联合各地地主武装对北、南、西各部红巾军进行了疯狂的镇压使各路红巾军被迫转入低潮。 奇*书*网*w*w*w*.*q*i*s*u*w*a*n*g*.*c*o*m 统治集团的与脱脱贬死在一派至正中兴、天下太平的假相下元朝以妥欢贴睦尔为的统治集团进一步腐化堕落了政治更加黑暗。 脱脱复相后对哈麻兄弟深为感激提升哈麻为中书右丞。但脱脱对左司郎中汝中柏十分倚重引起哈麻不快脱脱改哈麻为宣政院使且位居第三于是哈麻对脱脱怀恨在心。哈麻为取悦于皇后奇氏和皇子爱猷识理达腊找脱脱商议授皇太子册宝礼事脱脱加以推托。哈麻善于媚上偷偷引进西天僧教妥欢贴睦尔运气术哈麻的妹婿、集贤大学士秃鲁帖木儿亦荐西天僧伽磷真来教“演揲儿”法（汉语“大喜乐”）使之修成房中之术诱导妥欢贴睦尔淫乐。秃鲁帖木儿与老的沙等十人结为“倚纳”引进公卿贵族家的命妇和街坊良家妇女到宫中供妥欢贴睦尔和倚纳们玩乐君臣全然不顾羞耻男女赤身作乐。丑声秽行著闻于外脱脱对哈麻一伙益加痛恨。这时脱脱利用战争停息之时对农业生产抓得颇为有力。至正十三年三月脱脱用左丞乌古孙良桢、右丞悟良哈台建议屯田京师地区以二人兼大司农卿自领大司农事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间北至檀、顺州东至迁民镇凡系官地及原管各处屯田皆引水利立法佃种合用工价、牛具、农器、谷种、召募农夫诸费给钞5oo万锭以供其用。当年收成甚佳。又于江浙、淮东等处立分司农司召募能种水田及修筑围堰之人各1ooo名为农师教民播种所募农夫每名给钞1o锭。 正当红巾军暂时失败之时泰州白驹场（今属江苏东台）盐贩张士诚于至正十三年初起兵攻破泰州、高邮。十四年正月张士诚据高邮自称诚王国号大周改元天佑。六月士诚破扬州南北运河再次梗塞。九月妥欢贴睦尔再命脱脱出师南征高邮。其诏书语句颇为恳切：“朕于丞相共理天下者也天下多故朕轸其忧相任其劳理所必致汝往。”脱脱总制诸王各爱马、诸省各翼军马董督总兵、领兵大小官将号称百万连“西域西蕃皆兵来助旌旗累千里金鼓震野出师之盛未有过之者”（《元史·脱脱传》）。十一月元军抵高邮双方战于高邮城外士诚大败退入城中不出。元军分兵破、盐城、兴化等地。 脱脱出师之前命汝中柏为治书侍御史以辅助其弟也先帖木儿代理朝政。汝中柏认定哈麻必为后患劝脱脱除之。脱脱犹豫不决命与也先帖木儿商议。也先帖木儿向来无能又认为哈麻曾有功于己不从。哈麻获悉后将脱脱拖延皇太子册宝礼等事挑拨奇皇后、皇太子与脱脱兄弟关系。脱脱出师后妥欢贴睦尔命哈麻为中书平章政事。哈麻大权在握即唆使监察御史袁赛因不花奏劾脱脱兄弟奏章称：“脱脱出师三月略无寸功倾国家之财以为己用半朝廷之官以为自随。又其弟也先帖木儿庸材鄙器玷污清台纲纪之政不修贪淫之习益著。”妥欢贴睦尔轻信谗言又害怕脱脱成为伯颜第二先罢也先帖木儿职又下诏削脱脱兵权。 诏书到达军中之时参议龚伯遂对脱脱说：“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 且丞相出师时尝被密旨今奉密旨一意进讨可也。诏书且勿开开则大事去矣。”脱脱曰：“天子诏我而我不从是与天下抗也君臣之义何在？”不从遂交出兵权由河南行省左丞相泰不花等代为总兵。客省副使哈剌答曰：“丞相此行我辈必死于他人之手今日宁死丞相前。”言毕拔刀刎颈而死。妥欢贴睦尔临阵易将高邮城下百万元军乱作一团“大军百万一时四散其散而无所附者多从红军铁甲一军入襄阳号铁甲兵者是也”（《庚申外史》）。高邮战役元军不战自溃是元末农民战争的转折点从此各路农民起义军转被动为主动重新掀起规模更大的武装起义。大约过了1o年后监察御史们上书说：“奸邪构害大臣以致临敌易将我国家兵机不振从此始钱粮之耗从此始盗贼纵横从此始生民之涂炭从此始。设使脱脱不死安得天下有今日之乱哉！”（《元史·顺帝纪》）脱脱先被安置于淮安路不久即命移置亦集乃路（治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十五年三月诏流于云南大理宣慰司镇西路（治今云南腾冲西）流也先帖木儿于四川碉门。脱脱长子哈剌章肃州安置次子三宝奴兰州安置家产籍没。十二月哈麻矫旨遣使鸩死脱脱于云南贬所时脱脱年仅四十二。二十二年平反昭雪诏复官爵并给复其家产。哈剌章、三宝奴召还朝封官。 脱脱是元朝后期蒙古贵族集团中少见的有见识、有能力的宰相。《元史》本传称他：“功施社稷而不伐位极人臣而不骄轻货财远声色好贤礼士皆出于天性。至于事君之际始终不失臣节虽古之有道之臣何以过之。”用封建史家的标准来衡量脱脱不失为善于治国的忠臣但从历史展的总体看他虽然推行了一些有利于社会展的措施但终究不能挽救垂死没落的封建王朝他的主要政治活动是徒劳的。 第三节察罕帖木儿察罕帖木儿（net-temur？—1362）字廷瑞。汉姓李又称李察罕。祖籍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北即元之别失八里）。曾祖阔阔台元初随军取河南以探马赤军户留居。祖乃蛮台、父阿鲁温皆居河南遂为颍州沈丘（今安徽临泉西北）人。察罕帖木儿自幼攻读儒书曾应进士举名闻乡里。 至正十一年（1351）五月北方红巾军动起义占领颍州（今安徽阜阳）、亳州（今属安徽）、罗山（今属河南）、汝宁（今属河南）等地。不数月江淮诸郡皆被红巾军占领。元廷派军镇压多大败而归。 十二年察罕帖木儿率先组织地主武装纠集当地数百人号称义兵。 并与罗山县典吏李思齐组织之地主义兵相合设计袭破罗山。时元廷官军破敌无方忽有地主武装收复城池因而大加赞赏授察罕帖木儿中顺大夫、汝宁府达鲁花赤李思齐汝宁府知府。自此元廷颇重视利用地主武装于河南、淮南等地立义兵万户府、毛胡芦（乡人自相团结之意）义兵万户府等“免其差役令讨贼自效”（《元史·百官志》）。察罕帖木儿义兵在朝廷支持下展很快得万人自成一军屯沈丘与刘福通部红巾军屡战告捷并迫使北方红巾军一度处于低潮。 十五年二月刘福通等自砀山夹河迎韩林儿至立为皇帝号小明王建都亳州国号宋改元龙凤起义进入汴梁（今河南开封）以南邓、许、嵩、洛诸府州皆为红巾军所有。察罕帖木儿驻戍虎牢（今河南荥阳西北）以遏制红巾军。十一月刘福通部红巾军北渡孟津破怀庆（今河南沁阳）。察罕帖木儿率军进战红巾军败退。朝廷以其功升中书刑部侍郎阶中议大夫。时驻荥阳苗军叛元察罕帖木儿夜袭之尽虏其众乃结营于中牟。未几淮西红巾军3o万来攻中牟营察罕帖木儿率众奋力抵抗红巾军不能支弃旗鼓遁走察罕帖木儿追杀十余里无数红巾军惨遭杀戮。 十六年升为中书兵部尚书阶嘉议大夫。九月刘福通遣李武、崔德等为西路军破潼关进克陕州（今河南三门峡西）、虢州（今河南灵宝东北）扼崤函。元河南行省平章政事答失八都鲁命察罕帖木儿、李思齐往攻察罕帖木儿率军西行乘夜取崤陵（今河南渑池西）。再攻陕州城坚不可拔转灵宝城（虢州）克之。李武、崔德渡河入山西克平6掠安邑察罕帖木儿追袭不舍。李武、崔德回师下阳津与元军相峙数月终因不敌退走。察罕帖木儿以功加中奉大夫、佥河北行枢密院事。 十七年初李武、崔德占领商州（今陕西商县）攻武关。二月夺七盘进据蓝田前锋直抵灞上进逼陕西行省府奉元路（今陕西西安）分兵攻同（今陕西大荔）、华（今陕西华县）。陕西省台连连告急。元廷急令察罕帖木儿、李思齐、刘哈剌不花等由陕州、潼关来援。红巾军再次遭到杀戮余党溃散逾南山转攻兴元（今陕西汉中）。朝廷对察罕帖木儿大加嘉奖授资善大夫、陕西行省左丞。闰九月刘福通增派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等由四川北上克秦（今甘肃天水）、陇（今陕西陇县）进据巩昌（今甘肃陇西）攻凤翔（今属陕西）。察罕帖木儿先分兵入守凤翔城然后诱红巾军围凤翔。红巾军不知是计重兵来围城察罕帖木儿自率铁骑昼夜急驰2oo里赴凤翔城外分左右两翼包抄城中元军开门而出形成内外合击。红中军大溃自相践蹂被杀者数以万计伏尸百余里。西路红巾军从此一蹶不振李喜喜南下川蜀李武、崔德转入宁夏。 十八年二月山东红巾军领毛贵开始挥师北伐进逼京师。元廷惶恐不安急征四方兵入卫命察罕帖木儿屯兵涿州（今属河北）。察罕帖木儿留兵戍清湫（今陕西眉县东南）、义谷（今陕西蓝田西南）屯潼关、塞南山口以防陕西起义军再起。自率精骑急赴河北。时关先生、破头潘等所率中路红巾军逾太行山破上党攻掠晋宁（今临汾）、冀宁（今太原）陷云中（今大同）、代州（今代县）又遣军南下。察罕帖木儿遣其将关保、虎林赤守上党关先生等克辽州（今左权）旋被虎林赤击退关先生等又占领冀宁。为遏制红中军南下之势察罕帖木儿遣兵埋伏于太行山南山关隘而自勒重兵屯闻喜、绛阳。红巾军果南下走南山遭伏击损失惨重。察罕帖木儿分兵屯泽州（今晋城）塞硫子城（今晋城南）屯上党塞吾儿谷（今黎城东）；屯冀宁塞井陉口（今平定东）以杜塞太行山通道。致使中路红巾军在山西无法活动逐离开山西北上转攻河北进军上都。察罕帖木儿进为陕西行省右丞兼陕西行台侍御史同知河南行枢密院事。顺帝妥欢贴睦尔对察罕帖木儿十分倚重下诏令其守御关陕、晋、冀抚汉、沔、荆、襄便宜行阃外事。 是年五月刘福通破汴梁宋政权迁都于此。北方红巾军虽未攻克大都但东自山东西至甘肃北达辽阳南方江淮、荆楚、巴蜀所在兵起势相联结宋政权势力出现鼎盛局面。察罕帖木儿不得不收缩兵力于晋、豫交界一带北塞太行南守巩、洛自将中军守渑池。时福通将周全攻洛阳察罕帖木儿出宜阳率精兵自新安来援。周全久攻不下退走。元廷拜察罕帖木儿陕西行省平章政事仍兼同知行枢密院事。 十九年初宋政权各路红巾军出击未达预期目的逐渐由盛转衰。时关先生等中路军破上都转攻辽阳；山东毛贵为来投奔的淮安赵君用所杀山东红巾军自相屠杀；西路军李武、崔德一支进宁夏路（今银川）。于是宋政权都城汴梁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五月察罕帖木儿开始调兵遣将进攻汴梁。自率大军次虎牢遣兵南道出汴南略归、亳、陈、蔡诸州；北道出汴东战船沿黄河水6并下略曹州（今山东菏泽）以南据黄陵渡（今河南兰考东）。又调陕西兵出函关过虎牢；山西兵出太行逾黄河会师汴梁城下夺取其外城。察罕帖木儿自屯杏花营（在汴梁城西）指挥各路军环城而垒把汴梁围得水泄不通。刘福通起义军屡次出战皆败外无援军内无粮草形势十分危急。八月城中食将尽察罕帖木儿与阎思孝、李克彝、虎林赤、关保等将商议分门而攻。入夜元军登城破关而入刘福通与数百骑护送宋主韩林儿自东门夺围而遁元军俘获皇后及起义军家属数万宋政权官员五千余人。元军夺取汴梁后起义军失去河南察罕帖木儿势力大振朝廷以功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兼知河南行枢密院事、陕西行台御史中丞。于是察罕帖木儿以兵分镇关陕、荆襄、河洛、江淮而重兵屯太行“营垒旌旗相望数千里。乃日修车船缮兵甲务农积谷训练士卒谋大举以复山东”（《元史·察罕帖木儿传》）。元军在战场上取得暂时胜利各军阀之间的矛盾也随之萌生。当时在中原屡与刘福通部红巾军争战的河南行省左丞相答失八都鲁出身于蒙古珊竹带氏功臣世家地位在察罕帖木儿之上但战绩远在察罕帖木儿之下察罕帖木儿自恃有功颇为不满。十七年十二月答失八都鲁因战绩不佳忧愤而死。子孛罗帖木儿任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总领其父原管军马在濮州（今山东鄄城北）、曹州有战功。二十年二月升中书平章政事又在兴和（今河北张北）一带击败中路红巾军朝廷命其总领一应蒙古、汉人诸军便宜行事。战功显赫的察罕帖木儿对年少气盛的孛罗帖木儿内心当然不服。朝廷为避免双方生磨擦命孛罗帖木儿守石岭关（今山东忻县南）以北察罕帖木儿守石岭关以南。九月孛罗帖木儿遣兵自石岭关围攻察罕帖木儿兵所守之冀宁旋又退屯交城。十月朝廷又命孛罗帖木儿守冀宁孛罗派其将保保、殷兴祖、高脱因欲进城冀宁守将不纳。察罕帖木儿派其将白琐住、陈秉直以兵来争被孛罗帖木儿部将脱列伯打败。二十一年正月顺帝命平章答失帖木儿、参政七十前往劝谕孛罗帖木儿遂罢兵回到原驻地。但双方结怨已经很深和解是不可能的。山东红巾军原来形势非常好。毛贵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有勇有谋的农民领袖加上元镇守黄河义兵万户田丰归附红巾军势力大增山东之地几为毛贵、田丰所有。毛贵北伐大都虽未成功退守山东后仍然局势稳定。但不幸毛贵为赵君用所杀毛贵部将续继祖又从辽阳赶回益都杀赵君用山东红巾军各部互相仇杀处于群龙无状态从此一蹶不振。这时山东红巾军中以田丰、王士诚两部势力最大王士诚原是毛贵的部将毛贵派他和续继祖参与中路红巾军进攻山西后来回到山东。田丰称花马王士诚称扫地王互相攻伐不已。察罕帖木儿占领汴梁后得知山东红巾军自相攻杀决定大举进攻山东。 二十一年六月察罕帖木儿在洛阳召集各路将领商定师进攻山东战略部署：并州军出井陉辽、沁军出邯郸泽、潞军出磁州怀、卫军出白马与汴、洛军水6分道并进。而自率精锐铁骑建大将旗鼓渡孟津经怀庆鼓行而东。七月占领东昌（今山东聊城）、冠州（今山东冠县）。八月察罕帖木儿师至盐河遣其子扩廓帖木儿、阎思孝等会关保、虎林赤等率精兵5万人进攻东平。元军由东河造浮桥渡河田丰派二万军夺桥关保、虎林赤且战且渡元军两败红巾军占领长清兵临东平城下。田丰遣其将崔世英等出战不胜。察罕帖木儿考虑到“田丰据山东久军民服之乃遣书谕以逆顺之理”（《元史·察罕帖木儿传》）。时田丰提兵穆陵关使人因答：“总兵如不信我心且不与总兵相见当为平沿海诸城然后相见未晚也。”察罕帖木儿大喜命田丰为前锋从元军东进东平王士诚、棣州（今山东惠民）俞定、东昌杨诚等皆降。察罕帖木儿以朝命授田丰为山东行省平章。 当时山东红巾军诸将会聚于济南决定出兵齐河、禹城以抗击元军。 察罕帖木儿分兵三路：北路攻济阳、章丘；中路由察罕帖木儿自率主力攻济南；南路攻泰安、益阳。察罕帖木儿中军渡大清河与红巾军战于分齐元军胜进逼济南城。时北路元军得齐河、禹城南路元军亦报捷。益都红巾军见济南危急遣兵来援与察罕帖木儿军战于好石桥败绩。元军乘胜攻围济南分兵取山东其他由红巾军控制的州郡。元军攻济南三月克之。朝廷拜察罕帖木儿中书平章政事、知河南山东行枢密院事陕西行台中丞仍旧。红中军失去济南后仅存益都一座孤城。益都为宋政权益都行省治所原由毛贵任行省平章毛贵被杀后众拥毛贵子为平章称小毛平章。小毛年幼无力驾驭诸部众山东各地红巾军各自为战。元军攻山东后各地败退之红巾军均会集益都作拼死抵抗。察罕帖木儿自济南东进围益都田丰于益都城西会见察罕帖木儿。察罕帖木儿命诸军环城列营凡数十处又大治攻具百道并进。益都守军全力拒守。元军又挖掘深沟筑长围引南洋河水灌城中。 二十二年元军围攻益都数月屡攻不下。时田丰扎营益都南门频往察罕帖木儿营议事“见其待朝廷使甚简傲又所施多术数无忠诚心田丰乃忿曰：‘我以山东地降汝又为汝平海上诸城之不同心者诚以汝为元朝中兴人物也今若此是汉室之曹操耳使汝为曹操我岂不可为之耶？’”至是年六月与扫地王“王士诚私谋曰：‘十五日察罕必巡围我预椎牛酿酒至日设席邀其一切幕官、大小部帅酒行汝选骁勇带刀若供给然两人夹一人以击鼓为之自察罕以下皆杀之。’”谋定察罕帖木儿于十四日日落后与从骑二人来田丰营。行前诸将以为不可往察罕帖木儿曰：“吾推心待人安得人人而防之。”又请以力士从行不许。察罕帖木儿先至义兵头目王信营中再至田丰营。王士诚“其人躁勇见察罕轻出意谓得间带刀入侍。田丰目之使退其人误以为使之行其所谋转身自察罕后挥刀中其肩。田丰知其不可止遂击鼓三通城中闻即开门纳田丰军遂拥察罕入城城中人复推察罕为主以拒朝廷。田丰不允。已而察罕死。”1察罕帖木儿被刺的消息传到朝廷朝野为之震动。据载善观天象的妥欢贴睦尔曾预言“山东必失一良将”。即驰诏察罕帖睦尔勿轻举使者未到山东而察罕已丧命了。朝廷诏赠推诚定远宣忠亮节功臣、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河南行省左丞相追封忠襄王谥献武。后改赠宣忠兴运弘仁效节功臣追封颍川王改谥忠襄食邑沈丘县。命其子扩廓帖木儿袭总其父兵拜银青荣禄大夫、太尉、中书平章政事、知枢密院事、皇太子詹事。 察罕帖木儿出身探马赤军户元末农民起义爆后作为色目地主阶级的一员深感切身利益受到威胁因而纠集武装组织义兵对抗起义军。他以治军有方作战勇敢使这支地主武装展成当时规模最大、对农民军镇压最力的地方武装力量。察罕帖木儿因此而跻身行省长官地主义兵改编为官军他本人也成为握有重兵的军阀。他是元末兵起以来支撑元朝统治的柱石也是血腥屠杀起义农民的刽子手。 1权衡《庚申外史》将察罕之死记于至正二十一年不确当为二十二年；又记察罕死于益都城中亦与《元史》本传等不同但《外史》记田丰、王士诚谋杀察罕过程之详为他书所不及。第四节扩廓帖木儿镇压山东红巾军扩廓帖木儿（u？—）本姓王名保保颍州沈丘kke-temr1375&&o人。察罕帖木儿之甥察罕无子养为己子遂更名扩廓。 至正十二年（1352）察罕帖木儿组织地主武装义兵与北方红巾军屡战屡胜累官至中书平章政事、知河南山东行枢密院事、陕西行台中丞兵力控制豫、晋、陕、鲁等地。扩廓帖木儿随父征战。二十一年四月奉其父命以皇太子副詹事身份贡粮至京师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亲与订约朝廷对察罕帖木儿不再存疑。八月察罕帖木儿总兵进攻山东红巾军命扩廓帖木儿与阎思孝、关保、虎林赤诸将率精兵5万攻东平迫使山东红巾军将领田丰、王士诚投降。后随其父破洛南、围益都。 二十二年六月察罕帖木儿在田丰军营中被王士诚刺杀诸将校惶惑不知所从军中亦颇有异论。察罕帖木儿旧将、同佥白琐住遂倡言曰：“总兵奉朝廷命讨逆寇总兵虽死朝命不可中止况令总制官王保保曾为总兵养子朝廷又赐其名扩廓若立以为主总兵虽犹不死也。”（《庚申外史》）于是率先下拜众亦皆拜人心始定。元廷起用扩廓帖木儿拜银青荣禄大夫、右尉、中书平章政事、知枢密院事、皇太子詹事仍便宜行事袭总其父兵。 扩廓帖木儿领兵柄后率诸路军急攻益都但城守益固于是挖掘地道以入。十一月破益都城中红巾军领二百余人被俘取田丰、王士诚之心以祭其父余众皆被诛杀。又遣关保取莒州于是山东红巾军全部被镇压。当是时东至于淄、沂、西逾关陕已无起义农民北方红巾军宋政权失去汴梁后退守安丰（今安徽寿县）既无兵力又失去号召力。扩廓帖木儿乃驻兵于汴、洛朝廷倚之为安。 与孛罗帖木儿的权力之争战争暂时停息后扩廓帖木儿与孛罗帖木儿之争立即激化。这场斗争既是拥兵自重的军阀之间的争斗又是宫廷内部争权的一种反映。 扩廓与孛罗之争根源在察罕帖木儿与答失八都鲁。至正十七年（1357） 十二月答失八都鲁忧愤而死后其子孛罗帖木儿曾与察罕帖木儿争夺冀宁（今山西太原）等地朝廷调解后双方各还本镇。二十二年六月察罕帖木儿在山东被刺后扩廓帖木儿总其兵。时孛罗帖木儿戍兵大同屡次派兵争夺晋、冀地盘并与陕西军阀张思道（又名良弼）相联结。张思道与李思齐在关陕为争夺地盘互相攻伐思道在孛罗支持下设伏兵于武功（今陕西武功）大败思齐。二十三年六月孛罗乘扩廓战事方休移兵汴、洛之机南侵扩廓守地遣其将竹贞袭据陕西。当时陕西行省右丞答失铁木儿与行台有矛盾。恐陕西为扩廓所有遂与孛罗相结引竹贞入奉元（今陕西西安）劫御史大夫完者帖木儿印并予拘留。扩廓亦不示弱遣部将貊高合李思齐兵攻之竹贞战败投降。 扩廓帖木儿为集中力量对付孛罗帖木儿采取纵横捭阖手段与据有江淮、势力不断壮大的宋江南行省左丞相朱元璋主动修好。早在至正二十一年八月时元璋就曾以都事汪河、钱祯去察罕帖木儿军中通好察罕帖木儿亦以书报聘元璋以前所遣使不返未予回聘。扩廓帖木儿总领其兵后于二十二年十二月派尹焕章送还使者自海道南下献马。朱元璋东有平江（今江苏苏州）张士诚。西有武昌陈友谅的严重威胁乃采取同样手段于次年正月遣汪河送尹焕章归汴致书扩廓曰：“不意先王捐馆阁下意气相期遣送使者涉海而来深有推结之意加之厚贶何慰如之。薄以文绮若干用酬雅意。自今以往信使继踵商贾不绝无有彼此是所愿也。”（《明太祖实录》卷一二）这种相互利用的关系于双方有利。一旦各自目的达到后这种关系就会破裂代之以兵戎相见。 宫廷内争与此同时元廷内部的斗争也日益尖锐。御史大夫老的沙哈剌鲁人顺帝母舅与宦官、顺帝后奇氏高丽同乡朴不花素不和为奇皇后和皇太子所恶。顺帝将老的沙遣回。老的沙途经大同留于孛罗帖木儿军中。而右丞相搠思监、朴不花与皇太子结成一帮依靠扩廓帖木儿为外援。皇太子屡次向孛罗索要老的沙孛罗不遣。二十四年三月搠思监、朴不花诬称孛罗与老的沙图谋不轨顺帝下诏削孛罗兵权、官职令其归四川。孛罗拒不从命。朝廷下令命扩廓出兵讨孛罗。这时宗王不颜帖木儿等出面上书替孛罗说情并与孛罗会师。顺帝怕事情闹大急忙下诏贬斥搠思监、朴不花孛罗官复原职。 诏书虽下搠思监、朴不花依然留居大都。这年四月孛罗帖木儿以此为由遣前知枢密事秃坚帖木儿率军进攻大都。秃坚帖木儿兵入居庸关朝廷命知院也先、詹事不兰奚迎战败归。皇太子见势不妙率侍卫军出光熙门东走古北口趋兴（今河北承德西）、松（今辽宁赤峰西）。秃坚帖木儿兵至清河。当时京师空虚城中大震诸官吏士卒奉命分守各城门。顺帝命达达国师、蛮子院使去秃坚帖木儿军营问明原委。秃坚帖木儿声称必得搠思监、朴不花。二使反复劝解不听。顺帝被迫交出搠、朴二人孛罗杀之。秃坚帖木儿浩浩荡荡率军自健德门进入京师顺帝赐宴慰勉仍以孛罗帖木儿为太保、中书平章政事兼知枢密院事守御大同；命秃坚帖木儿为中书平章政事退出京师。 是年五月皇太子出奔至路儿岭知孛罗、秃坚复职愤怒不已。遂命扩廓帖木儿调动军队分道进攻孛罗。扩廓乃命白琐住领兵3万守御京师以貊高、竹贞为中道领兵4万以关保为西道领兵5万合击孛罗于大同扩廓则至太原调督诸军。七月孛罗与秃坚、老的沙以“清君侧”名义再次攻京师。前锋抵居庸关皇太子统军迎于清河丞相也、詹事不兰奚屯军昌平锁住军亦抵京师然也军士无斗志琐住部将杨同佥在居庸关被孛罗军杀不兰奚战败逃走。皇太子见势不妙回到京师胁迫东宫官僚随他出走白琐住扈送皇太子由雄、霸、河间直奔太原。孛罗军抵健德门外本拟追袭皇太子因老的沙阻止未去。孛罗等3人进大都顺帝于宣文阁接见分别命孛罗为太保、中书左丞相未几进右丞相节制天下军马；老的沙为平章政事；秃坚帖木儿为御史大夫。八月顺帝加封孛罗帖木儿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太保、中书右丞相节制天下军马。孛罗主政后杀倚纳（与顺帝共习“演揲儿”进行活动的人）秃鲁帖木儿、波迪、哇儿祃等罢三宫不急造作沙汰宦官减省钱粮禁西番僧人佛事并多次遣使请皇太子还朝使者被皇太子拘留于太原拒不还朝。 二十五年三月皇太子在扩廓帖木儿军中下令曰：“孛罗帖木儿袭据京师余既受命总督天下诸军恭行显罚少保、中书平章政事扩廓帖木儿躬勒将士分道进兵诸王、驸马及陕西平章政事李思齐等各统军马尚其奋义戮力克期恢复。”（《元史·顺帝纪》）于是调岭北、甘肃、辽阳、陕西各地军队共讨孛罗。孛罗闻之乃将奇皇后幽禁于厚载门外诸色总管府中遣秃坚帖木儿率军进攻上都附皇太子者调也南御扩廓。也先驻兵永平举师倒戈遣人西联扩廓东联辽阳军声大振。也先袭孛罗将姚伯颜不花于通州虹桥斩姚伯颜不花。孛罗大怒自领大军出通州遇大雨三日而还。 孛罗在京郁郁不乐终日与老的沙饮宴荒淫无度酗酒杀人喜怒无常。顺帝极为不满密令威顺王宽彻普化子和尚寻找机会刺杀孛罗。和尚募得杀手6人于七月二十九日乘孛罗入宫时杀死于延春阁李树下老的沙逃奔孛罗家中携其母、妻及子天宝奴北遁与秃坚帖木儿会合。两人谋与赵王起兵被赵王灌醉缚送朝廷处死。 与各路军阀混战当顺帝在京密谋杀孛罗帖木儿之时扩廓帖木儿派其将关保取太原。皇太子联络也先及魏、辽、齐、吴、豫、幽诸王准备进兵京师。孛罗被杀后顺帝诏皇太子还京。原先皇太子投奔太原时就想用唐肃宗在灵武称帝的故事自立扩廓与不兰奚等不从。现在还京师奇皇后传令扩廓以重兵拥皇太子入城以胁迫顺帝让位。扩廓知其用意兵至京师3o里处即下令分散不入京师。皇太子怨恨在心。 既入京顺帝命老臣伯撒里为右丞相扩廓为左丞相。居两月扩廓请南还视师。闰十月顺帝诏封扩廓为河南王代皇太子亲征总制关陕、晋冀、山东等处并迤南一应军马诸王各爱马应该总兵、统兵、领兵等官凡军民一切机务、钱粮、名爵、黜陟、予夺悉听便宜行事。扩廓置分省官属随之南下其气派之盛大几与朝廷相等。 二十六年二月扩廓抵河南欲守父墓以终丧心腹幕僚孙翥、赵恒献策曰：“丞相受天子命总天下兵肃清江淮。兵法欲治人者先自治。今李思齐、脱列伯、孔兴、张思道四军坐食关中累年不调。丞相合调四军南出武关与大军并力渡淮彼若前顽不受调则移军征之。据有关中四军惟丞相所使不亦善乎！”（《庚申外史》）但各路军阀根本不服扩廓调遣：李思齐与察罕帖木儿同起义兵为扩廓前辈得调兵札后大怒曰：“乳臭儿黄犹未退而反调我耶！我与尔父同乡里尔父进酒犹三拜我然后饮汝于我前无立地处而今日公然称总兵调我耶！”张思道曾与孛罗结盟也拒不受命；孔兴、脱列伯等皆以功自恃各怀异见要求别为一军也不受调遣。四将各令本部曰：“一戈一甲不可出武关王保保来则整兵杀之！”（《庚申外史》）他们共推李思齐为盟主。扩廓遣关保、虎林赤西攻张思道于鹿台而思齐与思道合兵抗之。双方相持一年前后百战胜负未决。 北方军阀混战之际正是朱元璋削平群雄、统一南方之时。至正二十四年元璋灭武昌陈理汉政权后称吴王建百官拓地江北、淮东并准备大举东灭张士诚。二十六年五月扩廓军与诸军阀相持于关中自率中军由怀庆（今河南沁阳）屯彰德（今河南安阳）彰德积粮草达1o万顺帝颇疑扩廓有异志因屡催扩廓兵攻江淮。扩廓遣将攻徐州元璋将徐达分兵击退之。时元璋正兵征张士诚必须避免与北方交兵因而于七月又遣使致书扩廓分析形势陈述利害关系。扩廓面对关中诸军阀不敢寻衅江淮因而于十月遣其弟脱因帖木儿及貊高、完仲宜驻兵济宁、邹县等地名为保障山东实为防南师北上。双方均有避免两面作战的心态因而均十分谨慎虽在徐州生过磨擦但均未形成较大规模的交战。 二十七年扩廓继续增兵关中誓必决一雌雄李思齐、张思道等渐感不支使人求助于朝廷。朝廷因命左丞袁焕、知院安定臣、中丞明安帖木儿传旨令两家罢兵。孙翥进密计于扩廓曰：“我西事垂成不可误听息兵之旨。且袁焕贪人也此非其本意。可令在京藏吏私贿其家则袁必助我。”袁焕受贿后果对扩廓曰：“不除张、李终为丞相后患。”于是扩廓攻张、李益急。七月孙翥、赵恒又进计曰：“关中四军李思齐最强思齐破则三军自下矣。今关中兵将彼此相持不决所畏者惟貊高耳。宜急抽貊高一军疾趋河中自河中渡河驰凤翔覆思齐巢穴则渭北之军可降此唐庄宗破汴梁之策也。”扩廓从之。（《庚申外史》） 八月顺帝命皇太子总天下兵马动员所有兵力南下剿杀各地反元武装。诏书命扩廓帖木儿总领本部军马自潼关以东肃清江淮；李思齐总领本部军马自凤翔以西与侯伯颜达世进取川蜀；以少保秃鲁为陕西行中书省左丞相驻扎本省总本部及张良弼、孔兴、脱列伯各支军马进取襄樊；王信本部军马固守驻地别听调遣。“诏书到日汝等悉宜洗心涤虑同济时艰”（《元史·顺帝纪》）。这道诏书显然是脱离实际的。自至正二十二年元军先后占领汴梁、平定山东后立即代之以军阀混战可谓国无宁日。元朝的军事力量用于内耗。当时没有任何人有力量把各支军阀加以统一指挥。 诏书下后先在扩廓军内生兵变。貊高的部将多为孛罗帖本儿旧部将对扩廓本来就心怀不满。当部队行至卫辉部将夜聚商议道：“我为官军扩廓为总兵用我敌南军犹云可也。今者却闻檄我们粮星驰往河中渡河西趋凤翔李思齐乃官军也以官军杀官军如何？”于是动兵变胁貊高叛扩廓。貊高军攻破卫辉杀守御官余仁辅；夺彰德杀守御官范国英；引军至清化闻怀庆有备遂还彰德。貊高上奏曰：“人臣以尊君为本以尽忠为心以亲民为务。今总兵官扩廓帖木儿岁与官军仇杀臣等乃朝廷培养之人素知忠义焉能俛听命。乞降明诏别选重臣以总大兵。”（《元史·顺帝纪》） 与此同时关保也宣布脱离扩廓上书朝廷列扩廓罪状。关保、貊高皆察罕帖木儿老部将关保勇冠诸军功最高；貊高善论兵为察罕所信任。元廷对扩廓拒不南攻江淮而西攻关陕又跋扈不从命正欲削其兵权而找不到借口。貊高、关保上奏其罪状正好是个机会。这时皇太子用沙蓝答儿、帖林沙、伯颜帖木儿、李国凤计立抚军院总制天下军马专备扩廓帖木儿。顺帝以貊高等能倡大义赐号“忠义功臣”。 十月顺帝以扩廓帖木儿不受调遣、构兵仇杀免其太傅、中书左丞相职以河南王食邑汝州（今河南汝南）与其弟脱因帖木儿同居河南府（今河南洛阳）所有从行官属悉令还朝。凡扩廓所总诸军其主帐由白琐住、虎林赤领之；在河南者由李克彝领之；在山东者由也领之；在山西者由沙蓝答儿领之；在河北者由貊高领之。又命秃鲁、李思齐、张良弼、孔兴、脱列伯率兵东来准备南讨。扩廓帖木儿被迫交出兵权退军屯泽州（今山西晋城）。 正当元廷内部倾轧之时朱元璋在消失灭了劲敌张士诚割据势力后南征北战同时开始了。十月二十一日元璋正式下令命中书右丞相徐达为征虏大将军、中书平章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军25万由淮入河北取中原。十一月徐达6续占领山东州郡。十二月徐达军至济南元平章忽林台等遁去。守将以城降。所俘元将官送至应天（今江苏南京）元璋对杨左丞等曰：“王保保本一孺子承李察罕余烈骤得重权恢复山东、河南、北诸郡遽袭王爵遂萌骄纵之心岂有豪杰之见今王保保自除官职其麾下称左右丞、参政、院官不可胜数。而各处钱粮皆收入军中不供国用此与叛乱何异？名虽尊元实则跋扈。”（《明太祖实录》卷二八）这时的朱元璋已把扩廓帖木儿视为与“叛乱”无异的、专权跋扈的军阀。 至正二十八年（1368）正月朱元璋即皇帝位定国号为明建元洪武。明军北伐正按既定方针向大都逼近而元朝统治集团内部依然无止境地你争我斗。 正月元命左丞孙景益分省太原关保领兵守城。扩廓帖木儿立即遣兵进据太原尽杀朝廷所置官。二月皇太子命魏赛因不花及关保与李思齐、张良弼诸军夹攻泽州顺帝下诏削夺扩廓爵邑令诸军共诛之。扩廓自泽州退守晋宁（今山西临汾）关保据泽、潞二州与貊高合。三月明兵已至河南汴梁守将李克彝遁走洛阳。至五月明兵尽取河南察罕帖木儿之父阿鲁温以梁王金印出降。闰七月貊高、关保以兵攻扩廓于晋宁大败被俘。这时顺帝态度又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下诏称：“关保、貊高间谍构兵可依军法处治。”于是两人皆被杀。是月十九日顺帝诏罢大抚军院杀提议成立大抚军院的知大抚军院事伯颜帖木儿、李国凤等。顺帝还不自量力地作了一番军事部署：“命扩廓帖木儿仍前河南王、太傅、中书左丞相统领见部军马由中道直抵彰德、卫辉；太保、中书右丞相也统率大军经由东道水6并进；少保、陕西行省左丞相秃鲁统率关陕诸军东出潼关攻取河洛；太尉、平章政事李思齐统率军马南出七盘、金、商克服汴洛。四道进兵掎角剿捕毋分彼此。秦国公、平章、知院俺普平章（白）琐住等军东西布列乘机扫殄。太尉、辽阳左丞相也先不花郡王、知院厚孙等军捍御海口藩屏畿辅。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悉总天下兵马裁决庶务。”（《元史·顺帝纪》）接着顺帝即差哈完太子来督扩廓命其出援京师、勤王御敌扩廓得诏提军由晋宁向大同。有人劝阻曰：“丞相率师勤王宜出井陉口向真定（今河北正定）与河间也军合势可以遮截南军。若入云中（今山西大同）至燕京（即大都）沿途千里无乃不可乎！”扩廓曰：“我潜师由紫荆口出其不意岂不可以图胜？”其幕僚赵恒、曩元辉则曰：“朝廷开抚军院步步要杀丞相。乃要勤王我驻云中观其成败徐为计耳。”（《庚申外史》）当时元都已危在旦夕扩廓依然抱着观望态度拒不勤王。至二十八日明军势如破竹兵临大都城下当日夜半顺帝率三宫后妃、皇太子、皇太子妃及扈从官员开健德门北奔上都。八月初二明军入大都元亡。 拥兵抗明退据漠北顺帝逃奔上都后元朝残余势力仍不可忽视。扩廓帖木儿拥兵数十万屯驻山西李思齐、张思道等盘踞陕西辽阳有兵1o余万梁王把匝剌瓦尔密守云南。实力最强的当然是山西扩廓帖木儿明廷亦视其为头号劲敌。 明军占领大都后并没有立即出关追击残元因为山西扩廓帖木儿威胁不除将后患无穷。八月朱元璋命徐达、常遇春率师取山西。未几又派偏将军汤和、右副将军冯宗异（即冯国胜）增援。明军分兵两路：南路由冯宗异等率领扩廓部将平章韩札儿、毛义来攻与明将杨景战于韩店明军失利；冯宗异、汤和率师下潞州（今山西长治）。北路由徐达、常遇春率领九月下保定十月克真定元平章孙克义降。这时明军已形成对太原夹击的态势。在上都的元顺帝谋复大都心切命皇太子出屯红罗山（今辽宁兴城北）觊觎关内；为拉拢扩廓改封其为梁王仍为中书左丞相命其出兵攻大都。扩廓率军至保安拟经居庸关乘虚收复京城。徐达得知与诸将曰：“王保保率师远出太原必虚北平孙都督总六卫之师足以镇御。我与汝等乘其不备直抵太原倾其巢穴。则彼进不得战退无所依此兵法所谓批抗虚也。若彼还军求太原则已为我牵制进退失利必成擒矣。”常遇春又提出用精兵夜袭其营。明兵至太原扩廓自保安还军双方对垒列营二十余里相持3日徐达果然夜袭以扩廓部将豁鼻马为内应。扩廓仓猝不知所出匹马只鞋夜遁从者仅18骑。豁鼻马以城降。扩廓直奔大同。1明师乘胜追至大同于是猗氏、平阳、榆次、平遥、介休等地次第而下。山西尽为明军所有。时大同已为明军占领扩廓遂奔甘肃。 顺帝仍不死心继续谋复大都。至正二十九年（洪武二年1369）正月顺帝命也屯全宁（今年蒙古翁牛特旗西）拜扩廓为中书右丞相。四月明军主力攻陕甘顺帝以为有机可乘命也等南下攻大都。朱元璋急命常遇春从凤翔返北平（明改大都为北平）与副将军李文忠大败残元军队。六月顺帝见大势已去决定逃奔应昌（今年蒙古克什克腾旗西达来诺尔附近。）与此同时西线的明军也取得节节胜利。是年三月明军攻陕西。时元将李思齐据凤翔副将许国英、穆薛英等守关中张思道、孔兴、脱列伯、金牌张、龙济民、李景春等驻鹿台以保卫奉元（今西安）。明军入关后张思道、金牌张等逃至宁夏被扩廓帖木儿所执。明军轻取奉元常遇春、冯宗异下凤翔李思齐率所部十余万人西奔临洮（今属甘肃）。明军分兵攻临洮、兰州等地李思齐以临洮降甘肃大部分州县为明所有。五月徐达挥师萧关下平凉张思道弟良臣以庆阳诈降旋乘夜劫营伤明将薛显。徐达命诸将会师攻庆阳。七月扩廓命部将韩札儿破原州（今甘肃镇原）、泾州援庆阳。八月残元将贺宗哲攻凤翔脱列伯、孔兴攻大同以牵制明军脱列伯被擒孔兴逃绥德。庆阳被明军攻破良臣父子被杀。 庆阳之役后顺帝在应昌势孤力薄遂征扩廓帖木儿来援。十一月扩廓帖木儿上奏请顺帝移至和林（今蒙古乌兰巴托西南哈剌和林）勿以应昌为可恃之地。以后又多次催促但顺帝仍寄托希望于扩廓故迟疑不定。1《国初群雄事略》卷十一《河南扩廓帖木儿》引俞本《皇明纪事录》。扩廓则继续屯兵甘肃为恢复计作殊死斗争。十二月扩廓攻兰州俘明巩昌守将于光命于光至兰州城下呼降于光大呼“坚守”被扩廓杀死。至正三十年（洪武三年137o）正月扩廓久围兰州不下。朱元璋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李文忠为左副将军再征西北。他说：“王保保方以兵临边今舍彼而取元主失缓急之宜。吾欲分兵二道：大将军自潼关出西安攻定西以取王保保；左副将军出居庸入沙漠以追元主。使其彼此自救不暇应援。元主远居沙漠不意我师之至如孤豚之遇猛虎取之必矣。”（《明太祖实录》卷四八） 时扩廓已撤离兰州纵兵四掠。三月徐达兵至定西扩廓退屯本道峪（在定西西北）徐达进兵沈儿峪与扩廓隔深沟而垒立栅以逼之。明军粮储充足扩廓军粮乏。四月徐达命各卫士兵昼夜轮番掠扰残元军使之无法休息。初七夜令军士停止骚扰俟其军熟睡之际袭其中军擒获元郯王、文济王及国公阎思孝、平章韩札儿、虎林赤、严奉先、李景昌、察罕不花等官1865人将校士卒845oo余人获马1528o余匹驼骡驴杂畜无算。扩廓与其妻、子数人从古城北遁走至黄河得流木而渡入宁夏奔和林。至此残元势力基本上退至漠北。 同年四月二十八日顺帝卒于应昌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继位。五月明军兼程攻应昌爱猷识理达腊匆匆北奔和林。 洪武五年（1372）正月因扩廓帖木儿军常南下骚扰朱元璋决定出师北击。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由中路出雁门趋和林；李文忠为左副将军由东路自居庸出应昌；冯宗异为征西将军由西路出金、兰取甘肃。三道并共15万人。二月徐达命都督蓝玉先出雁门深入至漠北土拉河与扩廓帖木儿军相遇击败其众扩廓遁去。五月徐达大败死伤数万人。是役为明军与残元军战争中明第一次重大失利。六月冯宗异等西路军平甘肃扫除残元军事势力。左副将军李文忠等出居庸后进次胪朐河（今克鲁伦河）兼程至土拉河与残元太师蛮子哈剌章交战元军稍却。再至鄂尔浑河双方激战明军追至称海元军退去。是役两军胜负相当明军曹良臣、周显、常荣、张耀等战死。 六年六月扩廓遣兵寇雁门明指挥吴均拒之。十一月扩廓犯大同徐达击之擒其武平章、康同佥获马八千余匹。 朱元璋遣军深入漠北不能取胜扩廓又屡屡犯边因而转为和平攻势争取北元归降。洪武七年夏特遣李思齐至漠北劝谕扩廓帖木儿。扩廓待之以礼留数日遣归令骑士送至界上骑士辞思齐曰：“总兵有旨请留物以作遗念。”思齐曰：“我为公差远来无以留赠。”骑士曰：“请留一臂。”思齐知不可免断一臂与之还京而死1。九月元璋释放在应昌俘获的元顺帝孙买的里八剌；又赠爱猷识理达腊织金、文绮锦衣各一袭。但扩廓帖木儿始终不降。 洪武八年八月扩廓帖木儿病死于漠北。 扩廓帖木儿少年即随其养父察罕帖木儿征战父死以青年总领其父军、剿灭山东红巾军。此后即成为军阀互斗的主角且卷入元宫廷内部纷争耗时达五六年之久元之亡与其不无关系。然元亡后其臣拥兵不降者惟扩廓帖木儿。明军所向披靡徐达智勇双全独兵败漠北。朱元璋从不轻视1《国初群雄事略》卷十《汝宁李思齐》引俞本《皇明纪事录》。 扩廓“尝获其家庭厚恩以招徕之”（姚福《清溪漫笔》）。察罕帖木儿父阿鲁温死则厚葬之扩廓之妹以“名家贤女”收为第二子秦王妃。不可谓不优待有加。然扩廓终不降。故高岱论曰：扩廓“勇略善用兵以逋播垂尽之势犹能转斗千里屡挫不衰。徐达自入中原未尝少衄独陇右之克甚艰至多斩杀其部曲则扩廓之故也。暨其祚终运迄卒遁沙漠而不为亡国之俘此亦难能哉！我圣祖激励诸将尝曰：‘王保保天下奇男子也！’岂非深羡之耶。”1第十四章韩林儿刘福通徐寿辉陈友谅明玉珍张士诚方国珍陈友定第一节韩林儿韩林儿（？—约1367）栾城（今属河北）人出身于北方白莲教世家。曾祖父韩学究“以白莲会烧香惑众”大约在元武宗至大元年（13o8）朝廷禁白莲教时从栾城谪徙永年县（今河北邯郸东北旧永年）。父韩山童继为白莲教主宣传弥勒佛下生和明王出世以宗教宣传方式组织群众“河南及江淮愚民皆翕然信之”（《元史·顺帝纪》）。 白莲教渊源于佛教净土宗的弥陀净土法门得名于五世纪初东晋庐山慧远之白莲社。南宋初昆山（今属江苏）人茅子元创立白莲宗即白莲教。该教崇奉阿弥陀佛相信只要口念阿弥陀佛死后即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茅子元依据弥陀经典编写了《弥陀节要》宣扬“念念弥陀出世处处极乐观前”（《庐山莲宗宝鉴》卷二《离相三昧无住法门》）认为弥陀、净土乃是修行者明心见性的产物。白莲教的戒律要求徒众做到三皈（皈佛、皈法、皈僧）、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主张素食故其教徒被称为“白莲菜人”。正统的天台宗僧侣如志磐在《佛祖统纪》中把明教、白莲教和白云宗称为“事魔邪党”宗鉴在《释门正统》中说“此三教皆假名佛教以诳愚俗”。 白莲教在宋之前就传到北方。元朝统一后南北香火都很旺盛得到元朝政府的扶持。但自至元十七年（128o）江西都昌白莲教徒杜万一利用白莲教组织武装起义后此类情况屡有生终于导致武宗时被禁。仁宗时虽有所恢复但仍受到歧视而在民间则信徒愈来愈多。白莲教主在宣教时与明教、弥勒教甚至道教互相渗透。如元末红巾军起义前南北白莲教主都宣传“弥勒佛下生”韩山童则宣传“明王出世”。他们力图使苦难的民众相信一旦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了就迎来了光明的极乐世界。 元末社会矛盾极其尖锐特别是变钞、开河后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贾鲁开河后韩山童等决定利用这一时机动起义。他们散布民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同时暗地里凿一独眼石人在其背上刻上“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几个字埋在即将挖掘的黄陵岗附近的河道上。至正十一年（1351）四月贾鲁开河后不久民工挖出独眼石人消息不胫而走大河南北人心浮动。韩山童等借独眼石人来鼓动造反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五月初韩山童与其信徒刘福通、杜遵道、罗文素、盛文郁、王显忠、韩咬儿等聚众3ooo人于颍州（今安徽阜阳）颍上县杀黑牛白马誓告天地准备起义。韩山童布文告内有“蕴玉玺于海东取精兵于日本。贫极江南富夸塞北”（《草木子·克谨篇》）等语打出“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辍耕录》卷二七《旗联》）的战旗。山童还自称宋徽宗八世孙。这些文告和宣传无非是为了揭露当时社会的贫富不均用“复宋”来号召群众投入反元武装起义。但正当起义群众聚集一起宣誓起义时地方官突然派兵前来镇压韩山童被捕牺牲韩林儿与其母杨氏乘乱逃到武安山（今江苏徐州境）躲藏起来。 这时刘福通等冲出重围重新聚合起义军于五月初三日占领颍州城大起义正式爆。刘福通等击败前来镇压的元军迅占领今安徽、河南许多城镇。是年八月李二（芝麻李）起义于徐州；徐寿辉、邹普胜起义于蕲州（今湖北蕲春南）；十二月王权（布王三）等起兵邓州（今河南邓县）称“北琐红军”；十二年正月孟海马占领襄阳称“南琐红军”；二月郭子兴等起义于濠州（今安徽凤阳东北）。总而言之颍州起义后起义烈火迅燃遍大江南北起兵反元者“无虑千百计”。北方红巾军的义之功不可磨灭。 由于元朝军队和地主武装——义兵的镇压一度轰轰烈烈的起义形势迅转入低潮。刘福通领导的北方红巾军也受到遏制。至正十四年九月顺帝妥欢贴睦尔命右丞相脱脱率百万大军镇压高邮（今属江苏）张士诚因元廷内部倾轧脱脱在前线被削兵权元军不战自溃百万大军四散元末农民战争的形势生急遽变化。 至正十五年（1355）二月刘福通利用高邮战役后的形势再次掀起大规模的反元武装斗争。他将韩林儿自砀山夹河迎至亳州（今属安徽）立其为帝号小明王建国大宋改元龙凤以林儿母杨氏为皇太后。林儿号称宋徽宗九世孙故国号称宋以迎合汉族人民的民族感情表示“复宋”之实现；所谓“小明王”者是为迎合“明王出世”之预言以示黑暗已经过去光明来到。 韩林儿命杜遵道、盛文郁为丞相罗文素、刘福通为平章福通弟刘六为知枢密院事。不久杜遵道专权被刘福通杀死福通自任丞相加封太保。 宋政权很重视政权建设中央机构多仿元制设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和六部。为节制北方各路红巾军在那些占领一地而又比较巩固的地区宋政权设置行省机构现据史料可考者有江南、益都、淮安、辽阳、曹州等中书省；行省官制亦与元制同；行省以下地方政府则废除元的路一级机构即设有府、州、县。管军机构也自成系统有统军元帅府、管军总管府、管军万户府等均属枢密院管辖各行省另设行枢密院相应的军职则有百户、千户、万户、总管、统军元帅等。 宋政权建立后“林儿徒拥虚名事皆决于福通”1。林儿年轻无军事指挥能力与经验。刘福通从领导颍州起义以来四五年间身经百战面对元军主力冲破围剿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十五年六月元廷以河南行省平章答失八都鲁为中原元军总指挥被刘福通先后击溃于许州长葛（今河南长葛东北）、中牟红巾军渡河河之北为之震动。十二月元军进围亳州小明王避兵安丰（今安徽寿县）福通击败敌军亳州得安。十六年九月起刘福通动著名的三路北伐：西路由李武、崔德率领转战于陕甘；东路军毛贵曾兵抵枣林、柳林（均在今北京通县境内）元都人心大骇；中路军关先生、破头潘等由鲁入冀、晋北破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东）东进高丽。十八年五月刘福通破汴梁宋政权迁都汴实现了使“宋”名副其实的宿愿。宋政权历年战况详《刘福通传》。 作为宋政权的皇帝韩林儿负责下达诏书建立中央和地方军政机构任命各级官员。如龙凤二年（至正十六年1356）二月朱元璋克集庆（今1高岱：《鸿猷录》卷二《宋事始末》。 江苏南京）。七月宋政权立江南行中书省、江南行枢密院韩林儿以朱元璋为行省平章、郭天佑为左丞以后韩林儿又升元璋为行省左丞相、吴国公元璋虽不断壮大仍奉龙凤为正朔。益都行省约建于龙凤三年韩林儿任命毛贵为平章；淮安行省约建于龙凤二年韩林儿任命赵君用为平章；辽阳行省约建于龙凤五年初韩林儿先后任命毛居敬、潘诚（破头潘）、沙刘、关铎（关先生）等为行省平章；曹州行省约建于龙凤三年初武某为行省丞相。宋政权迁都汴梁后北方红巾军势力展至顶峰但从龙凤四年七月开始察罕帖木儿、孛罗帖木儿等开始大举反攻。当时三路北伐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反而造成兵力分散陷汴梁于无援之地。次年五月汴梁被围。八月汴梁城破刘福通护韩林儿冲出重围逃奔安丰林儿妻及诸官员家属数万人、官兵五千人被俘符玺、印章、官库被夺宋政权遭到严重破坏。 韩林儿到安丰后由于兵力丧失大半已不构成对元廷的威胁。察罕帖木儿把进攻重点放在山东红巾军方面。韩林儿名义上仍为宋政权皇帝因而曾多次下诏加封朱元璋官职而元璋直至龙凤十二年（至正二十六年1366）下达命令仍称：“皇帝圣旨吴王令旨”用龙凤年号。 龙凤九年（1363）二月张士诚遣其将吕珍攻安丰。安丰被围日久“城中人相食有尸埋于地而腐者亦掘而食之。或以井底泥为丸用人油炸而食之者”。（《国初群雄事略》卷一《宋小明王》引俞本《皇明纪事录》）。小明王在城中号泣刘福通遣人求救于朱元璋。刘基谏曰：“不宜轻出假使救出来当付何处？”（刘辰：《国初事迹》）朱元璋不听率徐达、常遇春等击吕珍。吕珍得到庐州左君弼支持极力拒守被元璋军击败吕珍与左君弼逃遁。朱元璋遂救出韩林儿与刘福通。元璋拟将林儿安置于应天（朱元璋占领集庆后改名）诸将亦议于中书省设御座奉林儿刘基曰：“彼牧竖耳奉之何为！”（《鸿猷录》卷二《宋事始末》）密陈“天命”所在元璋领悟。遂“设銮驾伞扇迎驻滁州创造宫殿居之易其左右宦侍待之甚厚”。是年三月三十四日小明王内降制书赠元璋三代：曾祖考九四公资德大夫、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右丞、上护军、司空、吴国公曾祖妣侯氏吴国夫人；祖考初一公光禄大夫、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上柱国、司徒、吴国公祖妣王氏吴国夫人；考五四公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中书右丞相、太尉、吴国公妣陈氏吴国夫人。 龙凤十年（1364）正月朱元璋在取得鄱阳湖大战胜利后即吴王位。 这时宋政权已名存实亡但元璋仍奉之为正朔。十二月十二日朱元璋在平定南方割据势力取得节节胜利之际命廖永忠自滁州迎小明王、刘福通至应天船至瓜步（今江苏南）将他们溺死。1韩氏君臣在元末农民起义中的作为史家历来有较公正评论。《国初群雄事略》引李文凤论曰：“元之不能以匹马、只轮临江左者以有宋为捍蔽也。韩氏君臣非特有功于中国其亦大有功于我明也乎！”《明史·韩林儿传》赞曰：“元之末季群雄蜂起林儿横据中原纵兵蹂躏蔽遮江、淮十有余年。太祖得以从容缔造者藉其力焉。帝王之兴必有先驱者资之以成其业夫岂偶然哉！” 第二节刘福通刘福通颍州（今安徽阜阳）人。元末北方红巾军领导人。 元朝末年由于权臣专权官贪吏污社会矛盾极其尖锐。北方白莲教主韩山童以宣传白莲教的方式广收门徒刘福通与罗文素、盛文郁、杜遵道、王显忠、韩咬儿等成为韩山童最早的一批信徒。他们鼓吹“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号召信徒等待时机推翻元朝统治。 至正四年（1344）五月大雨二十余日黄河暴溢水深达二丈许白茅堤、金堤先后北决沿河郡邑均遭水灾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了极大的苦难。“至正四年河南北大饥明年又疫民之死者半民罹此大困田莱尽荒蒿藜没人狐兔之迹满道”。由于河水溢入会通运河延袤济南、河间威胁两漕盐场直接影响到元廷国库收入右丞相脱脱决定采纳贾鲁的治河方案开凿自黄陵岗南至白茅、黄固、哈只口西至阳青村共28o里新河道然后塞南行之旧河道使黄河由新凿之河道至哈只口进入故道东去徐州合淮河入海。 至正十一年（1351）四月元顺帝任命贾鲁为工部尚书、总治河防使汴梁（今河南开封）、大名（今河北大名南）等13路15万民工及庐州（今安徽合肥）等18翼两万军队开始治河。韩山童、刘福通等抓住这一时机动农民起义。 五月初韩山童与刘福通、杜遵道等聚众三千人于颍州颍上杀黑牛白马誓告天地准备起义。刘福通等宣称韩山童为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国主；刘福通自称南宋将刘光世后代当辅之。正当起义即将举行之时县官派兵前来镇压山童被捕牺牲其妻杨氏、子林儿逃奔武安（武安山今江苏徐州境）。刘福通率众冲出重围于五月初三日攻占颍州大起义正式爆。由于起义军头裹红巾为标志故称红巾军或称红军；起义军多为白莲教徒。烧香拜佛故又称香军。 刘福通攻占颍州后犹如平地春雷震撼中原大地。“是时天下承平已久法度宽纵人物贫富不均多乐从乱。曾不旬月从之者殆数万人”（《草木子》卷三上《克谨篇》）。元廷亦为之震惊急命监戍治河民工的同知枢密院事赫厮、秃赤领阿军六千并各支汉军进讨刘福通军。赫厮、赤秃与河南行省徐左丞三人但以酒色为务属下军士但以剽掠为务赫厮望见红中军人多势众扬鞭大呼“阿卜！阿卜！”（蒙古语“走”之意）回头就跑元军不战自溃来自高加索北麓的阿人不服水土不习水战病死者过半。后来徐左丞被朝廷诛杀赫厮战死于上蔡。六月刘福通乘胜占据朱皋（今河南固始北）攻破罗山、真阳、确山进攻舞阳、叶县等地。九月刘福通攻克汝宁府（今属河南）、息州、光州（今河南潢州）众至十万。 刘福通起兵仅四五个月击溃了元廷派遣的赫厮、秃赤大军摧垮了一批地方统治机构占领了中原大片城镇元廷深感这是“心腹大患”。是年九月元顺帝以右丞相脱脱之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为知枢密院事与卫王宽彻哥率诸卫军十余万人前往镇压。十月加派知枢密院事老章增援也先帖木儿。十二月元军攻陷上蔡起义军最早的领导人之一韩咬儿被俘押送京师处死。江浙平章教化、济宁路总管董抟霄也攻陷安丰（今安徽寿县）。十二年正月刘福通将韩兀奴罕摆脱敌人围剿挺进河之北进攻东明。二月克滑、浚二州进克开州（今河南濮阳）出现了“红衣遍野呼声动地”（《万历濮州志》卷六）的壮观场面。未几为元军所败韩兀奴罕被擒。三月元河南行省平章太不花攻陷汝宁元知行枢密院事巩卜班率数万侍卫汉军、爱马鞑靼军屯驻汝宁沙河岸他们“日夜沈溺酒色醉卧不醒”刘福通乘其不备偷袭元营巩卜班战死元军退至项城。元廷命也先帖木儿为总兵率精兵3o万“金银物帛车数千辆河南北供亿万计前后兵出之盛无如此者”（《庚申外史》卷上）。也先帖木儿驻军沙河。某夜军中夜惊也先帖木儿尽弃军资器械、粮草、车辆仅收散兵数万人逃奔开封受到指责遂驻军朱仙镇。元廷命蛮子平章代之也先帖木儿径归京师仍为御史大夫。 北方红巾军义成功并抗击元军的围剿为全国各地不满元朝统治的广大劳苦大众树立了榜样也鼓舞着他们拿起武器投入推翻元朝统治的斗争。徐州芝麻李蕲黄徐寿辉湘汉布王三、孟海马濠州郭子兴等纷纷起义响应声势浩大的元末农民大起义全面展开。 至正十一年八月萧县人李二（因家有芝麻一仓饥荒时赈济饥民故称芝麻李）与社长赵君用（一作赵均用）、樵夫老彭及其子彭早住等亦以“烧香聚众”一举攻占徐州。未几占领徐州近县及宿州、五河、睢宁、虹县、丰、沛、灵璧、安丰、泗县等地众至十万。 同年十一月王权（又称布王三）、张椿等攻占邓州（今河南邓县）、南阳称“北琐红军”旋又占领唐（今河南唐河）、嵩（今河南嵩县）、汝（今河南临汝）、河南府（今河南洛阳）等地。翌年正月孟海马等攻占襄阳称“南琐红军”旋克房（今湖北房县）、归（今湖北秭归南）、均（今湖北均县西北）、峡（今湖北宜昌）、荆门等州。 至正十二年二月定远富豪郭子兴与农民出身的孙德崖、俞某、鲁某、潘某四人起兵占领濠州郭子兴等称元帅亦以红巾为号。 上述各支起义军起初均各自为战并未有相互的统属关系。徐州、濠州显然是韩山童传教的活动范围芝麻李、郭子兴等有可能共尊韩山童为教主至正十五年（1355）刘福通建立宋政权后这两支起义军统归宋政权领导因此可以纳入北方红巾军系统。江淮及其以南地区彭莹玉为白莲教主其徒邹普胜与徐寿辉动蕲黄起义建立天完政权统庐州、巢湖等地起义军为南方红巾军系统。布王三、孟海马的南北琐红军没有材料可以证明他们与南北方红巾军有什么联系。 脱脱在屡次出兵镇压刘福通起义军失利的情况下采取攻其两翼——徐州起义军和南阳襄湘起义军的战略以达到孤立刘福通部的企图。 至正十二年八月脱脱亲自督制诸处军马出师徐州。九月徐州城破元军大肆屠城芝麻李被捕杀赵君用、彭早住等率余众逃奔濠州。脱脱命贾鲁攻濠州。次年五月贾鲁病死后元军才撤围。彭早住称鲁淮王赵君用称永义王权在郭子兴之上。十四年彭、赵取盱眙、泗州旋二王火并彭早住死赵君用据淮安。濠州方面郭子兴与诸将不和其部将朱元璋南略滁阳另图展。 自至正十二年闰三月起元廷先后派四川行省平章咬住、四川行省参政答失八都鲁诸王亦怜真班、爱因班参知政事也先帖木儿陕西行省平章月鲁帖木儿豫王阿剌忒纳失里知枢密院事老章等分路围剿南北琐红军。五月答失八都鲁攻陷襄阳布王三被俘北琐红军被镇压。十四年正月答失八都鲁攻陷峡州南琐红军亦被镇压。 刘福通部红巾军自击溃也先帖木儿后虽未遭遇元军主力但其两翼有元军围剿其他红巾军而其占领区内崛起了两支地主武装。沈丘（今安徽临泉西北）畏兀儿人察罕帖木儿与罗山县典官李思齐各结集“义兵”合兵袭破罗山元廷分别授为汝宁府达鲁花赤和汝宁知府渐拥兵至万人屯驻沈丘屡败刘福通部红巾军因而牵制了刘福通部的进一步展。 至正十四年（1354）九月元廷因张士诚占领高邮（今属江苏）阻塞漕运再命脱脱出师征高邮。脱脱总制诸王各爱马、诸省各翼军马董督总兵、领兵大小官将号称百万。十一月军抵高邮士诚大败退入城中不出。元军分兵破、盐城、兴化等地高邮城中日议投降事。这时在京师的中书右丞哈麻乘机奏劾脱脱和也先帖木儿罪行顺帝下诏削脱脱兵权安置淮安路。诏书到达军营“大军百万一时四散”元军竟不战自溃。高邮战役是元末农民战争的一个转折点从此元军丧失了优势再也无力纠集如此众多的力量来镇压起义军只能主要依靠地主武装来维持元朝的统治。 刘福通利用战场上形势的急遽变化于至正十五年（1355）二月迎韩山童之子林儿于砀山夹河在亳州（今属安徽）正式建立宋政权改元龙凤立林儿为帝号“小明王”。杜遵道、盛文郁为丞相罗文素、刘福通任平章福通弟刘六任知枢密院事尊山童妻杨氏为太后。未几因壮遵道擅权刘福通命甲士挝杀之。杜遵道原为一名书生因建言“开武举以收天下智谋勇力之士”被知院马札儿台补为掾史“既而知不能行其业遂弃去”（《庚申外史》卷上）追随韩山童动农民起义。据说杜遵道与杨氏有染“自是专权怙势人皆嫉之”（《垄起杂事》）以致被杀。此后刘福通自任丞相加封太保成为宋政权的实际领导人、北方红巾军的总指挥。在往后长期的斗争中展示了他的军事和政治才能。 宋政权建立后元军把进攻矛头又集中到中原来。这年六月河南行省平章答失八都鲁率原属太不花的诸王藩将兵马进攻许州长葛为刘福通击败答失八都鲁退至中牟红巾军劫其营夺其辎重俘获其子孛罗帖木儿。但红巾军又遭元将刘哈剌不花袭击孛罗帖木儿被夺走。刘福通命其将赵明达取嵩、汝、洛阳北渡孟津至怀庆路（今河南沁阳）河之北大为震动。元廷不得不自豫南调察罕帖木儿来应战赵明达战败。十二月答失八都鲁进攻太康进围亳州。刘福通将小明王移置安丰次年三月自领兵与答失八都鲁军激战于太康、亳州击退敌军亳州得安。 刘福通在率领红巾军与敌人搏斗的同时十分注意利用宋政权的名义把北方各支农民起义军纳入宋政权统辖之下并建立地方政权。至正十六年二月朱元璋攻占集庆（今江苏南京）七月宋政权立江南等处行中书省、江南等处行枢密院任命朱元璋为行省平章；同年十月赵君用取淮安乃设淮安等处行中书省任命赵为行省平章。以后为了节制各路红巾军在那些占领一地而又较为巩固的地区继续设置行省机构。 为了分散元军对宋政权都城亳州的压力扩大战果从至正十六年九月开始刘福通派遣军队分路出击到至正十七年（1357）夏形成三路北伐的壮观局面而刘福通自率大军攻克汴梁北方红巾军进入鼎盛时期。 一、西路军早在至正十六年九月刘福通即遣李武、崔德进兵陕西破潼关元陕西行省参政述律杰战死。红巾军又克陕州、虢州（今河南灵宝）扼崤函。答失八都鲁急调察罕帖木儿、李思齐阻截李武、崔德折往晋南取平6、安邑（今山西运城东北）遭察罕帖木儿追袭红巾军溃散。十七年二月李武、崔德重振队伍占领商州攻武关取七盘据蓝田直抵灞上进逼陕西行省府奉元路（今西安）分兵攻同（今陕西大荔）、华诸州三辅震恐陕西省台告急。元廷命察罕帖木儿、李思齐、刘哈剌不花等来援红巾军败走南山入兴元。李武、崔德其后一直无战功曾受到刘福通斥责至正二十一年（1361）五月向李思齐投降。 至正十七年六月刘福通部署各路军马三路北伐命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组成西路军。十月红巾军取兴元克凤翔察罕帖木儿、李思齐击走之红巾军退入四川。是年底白不信等又攻入秦（今甘肃天水）、陇（今陕西陇县）据巩昌（今甘肃陇西）再攻凤翔。次年正月白不信败入四川。四月察罕帖木儿纠集陕西各路元军进攻巩昌李喜喜李喜喜败入蜀。败退到四川的红巾军改称“青巾”为徐寿辉天完政权的部将明玉珍所不容李喜喜又率余部到武昌投奔陈友谅。西路军在溃散时有一支起义军于至正十九年（1359）四月北上宁夏攻占宁夏路（今银川）活动于灵武等处。二、东路军至正十六年三月地主武装“青军”在其头目张明鉴率领下据扬州逐走镇南王孛罗普化孛罗普化逃奔淮南。不久由盐丁组成的地主武装“黄军”反叛朝廷。十月占据盱眙等地的赵君用联合青军、黄军攻占淮安杀镇南王。宋政权命赵君用为淮南行省平章。赵君用命其部将毛贵北上略海州（今江苏连云港西南）等地因元将也先来攻毛贵夺取海船由海道进入山东于至正十七年二月取胶州其后在不足两个月时间内连克莱州、益都、莒州等地。元廷急命湖广行省左丞相太不花、知枢密院事孛兰奚、同佥淮南行枢密院事董抟霄等镇压毛贵。七月元镇守黄河义兵万户田丰宣布起义克济宁路（今山东钜野）。刘福通命毛贵联合田丰尽取山东之地北伐大都。 是年冬元义兵千户余宝在棣州（今山东惠民）杀知枢密院事宝童起义而元廷在山东的元军总指挥太尉纽的该龟缩于东昌（今山东聊城）不敢轻易出动。至正十八年正月田丰克东平路使南北漕运中断而毛贵在益都西南的好石桥大败孛兰奚孛兰奚退至济南毛贵乘胜于二月初攻占济南。至此山东各地大部分被毛贵、田丰占领。 宋政权在山东设益都等处行中书省以毛贵为平章。毛贵立宾兴院选用故宫命姬宗周等分守诸路“又于莱州立三百六十屯田每屯相去三十里造大车百辆以挽运粮储官民田十止收二分冬则6运夏则水运”（《元史·顺帝纪》）。十分注意生产建设和经济政策为建设北伐基地作出了努力。 至正十八年二月毛贵挥师北伐进河北境。时升任河南行省右丞的董抟霄驻兵南皮之魏家庄毛贵兵至将其刺杀遂北克清、沧二州据长芦镇。三月克蓟州兵至通州枣林、柳林直逼大都。“京师人心大骇在廷之臣或劝乘舆北巡以避之或劝迁都关陕众议纷纷。”（《元史·刘哈剌不花传》）但毛贵孤军深入元军四方来援毛贵军败于刘哈剌不花退回济南。 毛贵北伐之时田丰夺取东平、济宁、东昌等地。所以尽管毛贵北伐未能成功但山东形势还是有利于红巾军的。 三、中路军至正十七年初宋政权丞相之一的盛文郁攻占曹州（今山东菏泽）与在山东其他地方作战的毛贵、田丰势相联结宋政权有可能在曹州建立行省。是年夏刘福通动三路北伐遂命曹州行省组织中路军。九月由关先生（关铎）、破头潘（潘诚）、冯长舅、沙刘二等率领的中路军逾太行山取陵川、高平克潞州（今山西长治）进攻冀宁（今山西太原）被察罕帖木儿所败退入太行山。 至正十八年二月东路军毛贵由河北进攻大都为分散敌军力量毛贵遣其部将王士诚、续继祖等自益都出兵进攻怀庆路杀元怀庆路总管王得贞。三月王士诚取晋宁路杀总管杜赛因不花并与关先生等所率军相合。刘福通命中路军分兵两路：一路攻绛州（今山西新绛）；一路由沁州出攻冀宁（今太原）、代州、大同“烽火数千里复大掠南且还”。此路的意向是北上与东路军形成对大都的包围但这时毛贵已在大都附近受挫退回山东故中路军北至大同后南还。可惜他们回军途中遭察罕帖木儿伏击。五月察罕帖木儿将董克昌收复冀宁。六月关先生、破头潘等克辽州（今山西左权）旋被察罕帖木儿将虎林赤击走而关先生军再克冀宁。九月关先生等攻保定不克转而攻克定州。十月占领大同北上进攻兴和（今河北张北）。十二月关先生、破头潘攻克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北）。上都为元廷夏都筑有宫阙官署中路军予以焚毁逗留七天中路军又攻破全宁（今内蒙古翁牛特旗）焚鲁王府进克辽阳。并以辽阳为基地准备进攻高丽。刘福通就在这时置辽阳行省任命关先生、破头潘、沙刘二等为平章。 至正十九年（1359）二月红巾军布致高丽王书称：“慨念生民久陷于胡倡义举兵恢复中原东逾齐鲁西出函秦南过闽广北抵幽燕悉皆款附。如饥者之得膏粱病者之遇药石。”（《高丽史·恭愍王传》）十一月红巾军前锋渡鸭绿江。十二月红巾军在毛居敬率领下攻占义州、静州、麟州、西京（今平壤）等地。翌年正月红巾军在西京战败退走。三月红巾军从海路进攻高丽西北沿海诸州旋退去。二十一年九月关先生、沙刘二、破头潘等率十余万红巾军渡鸭绿江攻朔州。十二月攻占开京（今开城）迫使高丽恭愍王南逃。二十二年正月高丽军收复开京关先生、沙刘二被杀破头潘率余众败退辽阳。四月辽阳行省兵邀击红巾军余众破头潘被俘。中路军残部投降孛罗帖木儿。 刘福通在动三路红巾军北伐的同时意图倚托益都、曹州两行省比较巩固的基地展开对汴梁的攻击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宋政权都城。至正十七年六月刘福通攻汴梁不下。八月取大名、卫辉（今河南汲县）两路形成对汴梁包围的态势。十月元廷增派知枢密院事达理麻失里攻雷泽、濮州被刘福通杀死节制河南元军的答失八都鲁被迫退至石村。“朝廷颇疑其玩寇失机使者促战相踵”。刘福通又使反间计“诈为答失八都鲁通和书遗诸道路使者果得之以进。答失八都鲁觉之一夕忧愤死十二月庚子也”（《元史·答失八都鲁传》）。其子孛罗帖木儿袭职退驻井陉。至正十八年五月刘福通再次进攻汴梁元守将竹贞逃遁福通据汴梁为都迎韩林儿居之。时毛贵虽进攻大都失利但山东形势甚好中路军转战山西西路军趋关中出现了鼎盛局面。《元史·察罕帖木儿传》称：“安丰贼刘福通等陷汴梁造宫阙易正朔号召群盗。巴蜀、荆楚、江淮、齐鲁、辽海西至甘肃所在兵起势相联结。”在这一形势下元河南行省平章周全以怀庆路降。刘福通命其进攻据洛阳的察罕帖木儿“守将登城以大义责全。全愧谢退兵刘福通杀之”（《元史·顺帝纪》）。 宋政权鼎盛局面没有维持多久很快生了逆转。至正十八年九月孛罗帖木儿统领诸军夹攻曹州。十月元军破曹州擒杀曹州行省武宰相、仇知院。曹州陷落使宋政权与山东红巾军联系切断。十九年初孛罗帖木儿北上代州、丰州（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云内（今内蒙古土默特左旗东南）驻守大同以切断宋政权与中路红巾军的联系。而察罕帖木儿一直以重兵驻守渑池、洛阳时刻准备对汴梁起进攻。宋政权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山东红巾军这时也生了逆转。毛贵北伐大都失败后返回山东与田丰配合其势仍很盛。至正十九年四月淮安失守赵君用逃奔毛贵竟阴险地把毛贵杀死。七月毛贵部将续继祖从辽阳回益都怒杀赵君用。山东红巾军自此一蹶不振这时王士诚也脱离中路军返回山东与田丰争夺势力田丰称花马王王士诚称扫地王互相攻伐。 至正十九年五月察罕帖木儿移军虎牢分兵南路出汴南攻陷归、亳、陈、蔡北路出汴东置战船于黄河内略曹州南据黄陵渡又陕西、山西各路元军包围汴梁。八月元军破汴梁刘福通奉韩林儿突围奔安丰元军俘获韩林儿妻及红巾军家属数万红巾军各级官员五千。至此宋政权虽曾布文告加封朱元璋官爵朱元璋名义上也仍奉龙凤为正朔所布榜文称“皇帝圣旨吴王令旨”但实际上宋政权已名存实亡。 至正二十一年（1361）夏察罕帖木儿向山东红巾军起总攻田丰、王士诚降之。十月察罕帖木儿进围益都毛贵部将陈猱头等坚持抵抗。次年六月田丰、王士诚杀察罕帖木儿参加益都保卫战。察罕帖木儿子扩廓帖木儿袭其父职继续围攻益都。十一月益都陷田丰、王士诚被杀陈猱头被俘送大都毛贵子小毛平章不知所终。接着莒州陷山东红巾军全部被镇压。在安丰的宋政权名义上只存下朱元璋的江南行省。 至正二十三年（1363）二月平江（今江苏苏州）张士诚乘安丰空虚之机遣其将吕珍进攻安丰。刘福通等进行了顽强的抵抗韩林儿急向朱元璋求救朱元璋亲率大军击败吕珍和支援吕珍的原天完政权的庐州（今安徽合肥）左君弼救出小明王和刘福通把小明王和刘福通安置于滁州。至正二十六年十二月朱元璋命廖永忠迎小明王、刘福通至应天（今南京）途经瓜步廖永忠将他们沉入水中溺死。 第三节徐寿辉徐寿辉一名真一蕲州罗田县（今属湖北）人原籍湖南。生平以贩布为业往来于蕲州（今湖北蕲春西南）、黄州（今湖北黄冈）一带。至正十一年（1351）八月于蕲州起兵十月建都蕲水（今湖北浠水）国号天完年号治平寿辉称帝成为南方红巾军名义上的领袖。 南方红巾军与北方红巾军一样信奉白莲教念弥勒佛燃香起兵后头裹红巾作为标志。南方白莲教主是彭莹玉。莹玉又名国玉、翼教徒尊称为彭祖俗称彭和尚敌人称之为“妖彭”江西袁州（今宜春）南泉山东屯庄农家子。1o岁时入附近慈化寺为僧会治病在民众中威望甚高“袁民翕然事之如神”。莹玉在农民群众中开展白莲教宣传活动并秘密组织武装起义。至元四年（1338）他与徒弟周子旺在袁州动起义失败子旺被杀他“逃淮西淮民闻其风以故争庇之虽有司严捕卒不能获”（《庚申外史》）。此后十余年间他在江淮等地继续宣传白莲教足迹遍及今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各地并在各地招收门徒策划武装起义。他以“弥勒佛下生当为世主”的宗教口号来鼓动群众起来反元其早期门徒多以“普”字命名。由于他坚韧不拔的努力不仅培养了一批农民起义的骨干而且为农民大起义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徐寿辉最初并非白莲教徒且缺乏组织能力但体貌伟岸。据《湖广总志》记载：当时在蕲、黄一带从事秘密策划反元起义的人物是麻城铁工邹普胜。至正十一年五月刘福通在颍州起义成功后邹普胜积极准备起义但需物色一位体态雄伟的人物以应“弥勒佛下生”之偈言。一日寿辉行山中获鉴铁1o斤。某日夜邹普胜梦见黄龙蟠其铁砧。明日寿辉携铁过之令普胜制■锄蹲坐铁砧上。普胜大异告之曰：“今天下尚须■锄治耶？当为炼一剑赠君耳。”（万历《湖广总志》卷九八《别传》）于是两人深相结谋举大事。是年八月邹普胜、徐寿辉起兵以红巾为号南方红巾军起义爆。九月起义军占领蕲水县及黄州路起义军将领倪文俊大败元威顺王宽彻普化及其子别帖木儿、答帖木儿于金刚台并执别帖木儿。起义军占领蕲水时元蕲州路总管李孝先不敌身死。十月徐寿辉以蕲水为都国号天完改元治平寿辉称帝邹普胜为太师。“天完”是压倒“大元”的意思表达了农民起义军誓死推翻元朝统治的决心。 天完政权是元末农民起义中建立最早的农民政权。它的行政机构多仿元制设有中书省（称莲台省）及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军制有百户、千户、万户管、统军元帅等职并有管军万户府、管军总管府、统军元帅府等管军机构。天完政权的建立标志着起义军有了自己的政治中心原来以宗教为纽带联系南方各地白莲教徒的状况将逐渐被政治关系所代替。 天完政权建立后南方各地起义形势展迅猛。天完红巾军分兵出征各地群众奋起响应。是年十一月天完军南下江西新建人邓南二聚众攻瑞州（今江西高安）被元军擒杀；同月天完军入宿松破太湖、潜山（均属今安徽）。十二月王权（布王三）起兵克邓州、南阳（均属今河南）称“北琐红军”后来占有今河南中部南部一带；均州郧县（今属湖北）人田端子聚众杀官吏旋被镇压。至正十二年正月孟海马占领襄阳杀元襄阳路总管柴肃这支起义军称“南琐红军”后奄有均、房、荆门、归、峡等地。由于各地群众蜂拥起兵形势对天完红巾军十分有利于是徐寿辉等决定派出各路红巾军分兵攻占湖广、江浙等地。 天完军攻目标是湖广行省府武昌。至正十二年（1352）正月丁普郎、徐明远克汉阳杨普雄克兴国（今湖北阳新）形成包围武昌的态势。是月邹普胜率主力军攻克武昌元威顺王宽彻普化、湖广行省平章政事和尚弃城走元顺帝下诏追夺宽彻普化王印和尚被诛。天完军夺取武昌后向湖北中部、西北部推进同时遣兵南下。曾法兴率兵克安6（今湖北钟祥）、沔阳（今湖北沔阳西南）、中兴（今湖北江陵）擒杀元安6知府丑闾、江陵守官山南廉访使卜理牙敦沔阳府达鲁花赤咬金自溺死。天完军与布王三的北琐红军、孟海马的南琐红军势相联结。 在江西的战斗十分激烈。邹普胜自率主力与彭莹玉等沿江而下夺取江西门户江州（今九江）元江州路总管李黼被杀。邹普胜挥师南下直抵江西府南昌南昌城高水深围城数周、激战54日不克红巾军退走。但南昌周围多被红巾军占领史普清占领新建、进贤等地。是时南昌以西多为天完红巾军所有张普宪连克宁州（今修水）、靖安等地；陶九、况普天、钟普高等克瑞州（今高安）、上高、新昌等地；欧普祥、陈普义克袁州欧普祥又西攻醴陵、茶陵陈普文下吉安。天完军分兵攻抚州取宜黄、乐安进克宁都、兴国、会昌、瑞金等地但多得而复失。 天完红巾军在江浙的战斗中最为壮烈。至正十二年二月项普略（又名项甲、项奴儿、项普寿）、彭莹玉在攻占江州后挥师南下克南康（今江西星子）、饶（今江西鄱阳）、信（今江西上饶）。四月克婺源、黟县、休宁、徽州（今江西歙县）。他们遇到休宁大地主汪同、程国胜、俞茂等组织的“义兵”的拼死抵抗。六月项、彭率军破昱岭关。七月攻克江浙行省府杭州路元江浙行省官员纷纷逃窜参政樊执敬自杀。红巾军纪律严明“不杀不淫”一面宣传“弥勒佛出世”号召人民参加红巾军“招民投附者署姓名于簿籍”一面把官府库藏没收归红巾军所有。元顺帝急令江浙行省平章教化、济宁路总管董抟霄从濠州（今安徽凤阳东北）前线撤围与江浙行省平章三且八一起攻打杭州的红巾军项、彭等被迫弃守杭州退回徽州敌人又扑向徽州。为摆脱敌人的“围剿”红巾军北上广德。九月克广德入湖州、武康、德清、吴兴等地。十月克常州夺取大地主王“佛子钱财其仓廪分给贫苦农民。又攻占江阴、宜兴、溧阳、溧水、丹阳、句容等地并遣军进逼集庆（今江苏南京）。因元军势大再返徽州项普略被俘牺牲彭莹玉在巢湖水师支援下再克徽州。直到次年春元军攻占徽州彭莹玉退到江西瑞州是年十一月元江西行省右丞火你赤破城莹玉与诸守将惨遭杀害。 至正十二年四月江西宜黄、新城（今黎川）的红巾军在涂乙、涂佑、童远等率领下进入福建建宁起义领应必达响应占领建宁、泰宁直入邵武。红巾军进入邵武“扬言‘摧富益贫’以诱村氓从逆。凡窭者之欲财贱者之欲位与凡子弟之素无赖者皆群起趋之旬日间聚至数万。大掠富民家散入山谷搜劫无获免者”（《邵武府志》卷二）。“摧富益贫”这是南方红巾军根据当时的社会现实提出的响亮口号这个口号有力地鼓舞了千千万万贫苦大众投入浩浩荡荡的起义洪流中去。这支红巾军分兵几路一支进取顺昌、将乐、万安围攻延平（今南平）、建安（今建瓯）、建阳等地；一支攻入浙东龙泉；另一部分红巾军在王善、江二蛮等率领下深入福建东部沿海攻克福安、宁德、福宁（今霞浦）等地。十三年春王善曾克罗源、连围攻福州。到这年春这支红巾军得地多被元军重新占领起义军领袖或杀或俘。 天完红巾军早在十二年二月便攻入今湖南境克岳阳、长沙。但在衡州（今衡阳）受阻。后来红巾军曾攻破常宁、道州（今道县）、宝庆（今邵阳）等地但均被元军收复。 南方红巾军利用北方红巾军抗击元军主力的有利形势于至正十二年初采取分兵四出的战略取得了预料不到的战果。“至正十一年寇起淮南自浙西、江东西、湖南北以及闽、蜀之地凡城所不完者皆陷”（余阙：《青阳集·合肥修城记》）。红巾军的胜利使所到之处的贫苦农民纷纷响应以致出现“不旬日众辄数万皆短衣草屦齿木为杷削竹为枪截绯帛为巾襦弥野皆赤”（《元史·魏中立传》）的壮观场面。 天完红巾军早期的胜利是与彭莹玉长期的秘密组织活动分不开的。蕲州起义爆后彭莹玉长期活动的根据地江淮地区“人多应之”以巢湖为中心形成了三支起义军：即赵普胜（即“双刀赵”）部金花姐、李普胜（即“李扒头”）部和左君弼部。金花姐牺牲较早左君弼活动范围不广赵普胜曾于至正十二年春率水师南下与天完军密切配合战功显赫。是年三月赵普胜自合山出与据无为的李普胜合兵攻繁昌由于繁昌监邑孛罗铁木儿顽抗赵普胜率舟师转攻铜陵、池州（今贵池）进围安庆。元急调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卜颜帖木儿、湖广行省平章政事也先帖木儿、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星吉、江南行台御史中丞蛮子海牙等部兵镇压原在武昌的威顺王宽彻普化也派兵助战。星吉等联合地主武装在安庆、池州、湖口一带与赵普胜水师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九月赵普胜开始进攻小孤山元军。据元军巡哨头目赵国用报告说：“哨见三江口有红巾反贼乘胜大小船只万余顺流而来；并江两岸步行贼徒不计其数水6相接。”（《永乐大典》卷二六一一《南台备要》）可见红巾军声势之大。当时星吉等虽据守小孤山、鄱阳口等要冲但很快就被红巾军击垮星吉也在鄱阳口被击毙致使元军在长江的驻防全线崩溃。赵普胜在鄱阳口大胜后连取湖口、彭泽等要地转而围攻安庆。十一月再克池州。至是年底赵普胜等占领了从繁昌到湖口的长江两岸包括宿松、太湖、潜山、枞阳、太平、石埭等地。元朝在“江淮以南郡县陷没者十七八”（《青阳集》卷二）。元安庆守将余阙惊呼：“红军纵掠江淮之南南方之地雄都巨镇诸侯王之所封藩臣臬司之所治高城浚隍、长戟强弩之所守环辄碎之鲜有固其国者。”（《青阳集》卷六）至正十三年赵普胜在沿江一带继续与元军激战并占领桐城等地击败向小孤山反扑的元军但先后11次攻安庆未下。随着天完军在各地的失守赵普胜率领的水师也受到巨大压力不得不退居黄墩等待时机再起。现在我们虽然没有证据说明巢湖水师一开始就是天完政权的属部但赵普胜、李普胜、左君弼等都是彭莹玉的门徒这是无疑的。彭莹玉在南方红巾军起兵后虽然没有担任天完政权的要职但他往来于各支起义军之中起到了别人无法起到的协调、指挥作用。巢湖水师活跃于江淮之间激成于长江两岸牵制了敌军主力对天完红军主力驰骋湖广、江西、江浙帮助是很大的。回顾至正十一年到十三年天完红巾军第一阶段的战史不难看出由于红巾军展过快士兵缺少训练组织松散徐寿辉等领袖人物没有制定出明显的作战部署听任各部流寇式的作战没有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因而当元军与地主武装结合起来后红巾军所占城池多不敌而失守。从至正十三年春天后南方各地红巾军普遍遭到元军和地主武装镇压天完红巾军由盛势转入低潮。是年十二月元军在卜颜帖木儿、蛮子海牙及四川行省参知政事哈临秃、左丞秃失里、西宁王牙罕沙等率领下向天完都城——蕲水起进攻蕲水陷落天完政权的四百多名官员惨遭杀戮徐寿辉等天完领导人“遁入黄梅山中及沔阳湖中”（《庚申外史》）。 至正十四年（1354年）以徐寿辉为的天完政权处于极为不利的形势下天完政权主要领导人被迫潜伏于山泽之间活动相当困难但他们并没有丧失信心而是积极恢复和组织力量等待时机掀起更大规模的反元斗争。这一点可从已现的治平四年（1354年）颁的“统军元帅府印”中得到证实。这方铜印证明了天完政权当时仍有自己的根据地并继续在委任各级将领。事实上当时仍有许多红巾军余部在活动如欧普祥在袁州史普清在奉新李普成、王普敬在瑞州周围。 高邮之战为天完红巾军再起提供了机会。至正十四年正月张士诚据高邮（今属江苏）称诚王国号大周。九月元顺帝命右丞相脱脱率百万大军前往镇压。十二月城之将下顺帝下诏削脱脱兵权“大军百万一时四散其散而无所附者多从红军铁甲一军入襄阳号铁甲兵者是也”（《庚申外史》）。于是天完红巾军乘机壮大队伍开始出击进入反元斗争的第二阶段。 至正十五年（1355）正月倪文俊攻克沔阳。文俊号蛮子黄州黄陂渔家子。他是蕲州起义最早的成员之一勇敢善战“用多桨船疾如风昼夜兼行湖江出人不意故多克捷”（《草木子》卷三《克谨篇》）寿辉命为统军元帅。天完红巾军处于低潮时文俊仍积极活动积聚力量故能抓住时机再起。及文俊攻克沔阳后实际上揭开了天完军第二阶段战史的序幕。 当时驻守湖广的元军主要是宽彻普化的军队。宽彻普化因武昌失守被夺王印后因镇压天完军立有战功至正十四年十二月元顺帝下诏还其印仍镇守武昌。文俊再起后宽彻普化命其子报恩奴、接待奴、佛家奴以大船四十余艘水6并进攻沔阳。兵至汉川县鸡鸣汊水浅船搁不能行。文俊以火筏尽焚其船接待奴、佛家奴败死报恩奴自杀随行妃妾为文俊所获。宽彻普化逃奔陕西。三月徐寿辉遣元帅扫地冯由安6攻襄阳元襄阳万户杨克忠投汉水死。五月元军复襄阳。倪文俊自沔阳克中兴元将朵儿只班战死。 面对天完红巾军的再起元廷重新结集军事力量以湖广行省平章政事咬住为总兵官领本省军马并江州苗军杨完者、黄州李胜等军守御湖广命章佩监丞普颜帖木儿、翰林修撰烈瞻招谕沔阳四川行省平章政事玉枢虎儿吐华等助之。元军在加紧军事进攻的同时不断采取诱降办法以分化瓦解起义军。七月倪文俊攻克武昌、汉阳。这时元军进一步大调动知枢密院事答儿麻监藏、四川行省左丞沙剌班、湖南同知宣慰使刘答儿麻失里屯兵中兴湖广行省平章政事桑哥、亦秃浑及秃秃屯兵襄阳参知政事哈林秃、王塔失帖木尔屯兵沔阳又命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从便调度湖广行省左丞卜兰奚所领苗军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卜颜帖木儿守御蕲州、黄州、兰溪等地。十一月元以湖广行省左丞相统领湖广、荆湘诸军镇压天完军。面对元军咄咄逼人的势态天完红巾军继续攻城夺池扩大战果。是月徐寿辉遣军克饶州、克都昌招降都昌“义兵”头目于光命为江东宣慰元帅镇守饶州。十二月天完军克婺源进军徽州路各县。 至正十六年（1356）正月倪文俊重建天完政权于汉阳迎徐寿辉入居改元太平。自任丞相以邹普胜为太师。同月天完军经过反复激战后占领徽州并由歙县东逾昱岭关一度攻占于潜、昌化。但这条战线上红巾军并不顺利汪同等地主武装夺回徽州及休宁、祁门、婺源、黟县等地。倪文俊自率大军进攻湖南取得巨大战果三月克常德五月克澧州、攻辰州（今沅陵）八月克衡州（今衡阳）十二月克岳州。次年二月倪文俊又破峡州占领鹿卢夫。天完统军元帅明玉珍开始进军四川。 与此同时巢湖水师也开始出击。至正十三年底赵普胜、李普胜退到黄墩后与俞廷玉父子、廖永安兄弟、赵伯仲兄弟及张德胜、叶升、桑世杰、华高等连水寨于巢湖由于与庐州左君弼不和赵、李急欲寻求同盟以求出路。至正十五年春原濠州红巾军郭子兴部将朱元璋自滁阳（今安徽滁县）取和州（今安徽和县）因城中乏食欲渡江取采石但苦于无舟楫。赵普胜欲与元璋结盟助其渡江但李普胜企图乘机杀元璋吞并其部队结果被元璋识破将李普胜杀死。赵普胜闻讯后率部分水师归附天完政权而俞廷玉等则投奔朱元璋巢湖水师生分裂。赵普胜率水师离开巢湖进驻枞阳南下夺取池州、青阳等地。至正十六年曾两度围攻安庆杀元怀庆县达鲁花赤伯家奴。 倪文俊虽然在重建天完政权上立下了巨大功劳但他经不起敌人的引诱曾经动摇过。早在至正十五年初在沔阳俘威顺王诸子、妃妾后元顺帝“特降诏招抚”（《草木子》卷三《克谨篇》）诱以官、禄文俊求为湖广行省平章政事因元廷中有人反对未成文俊遂杀威顺王诸子。之后文俊战功显赫更加居功自傲虽位居天完政权丞相仍不能满足其篡权野心。至正十七年九月倪文俊图谋杀害徐寿辉事败逃奔黄州其部下陈友谅处反被友谅杀死。友谅尽并其兵自称宣慰使旋称平章政事。这时友谅已实际上控制了天完政权的军权。 当时天完政权控制的范围主要有长江中游地区、洞庭湖周围和鄱阳湖地区北部加上进入四川的明玉珍部、控制袁州周围的欧普祥部和在池州一带活动的巢湖水师赵普胜部。在天完政权控制范围之外元军和地主武装仍有强大实力。但这时北方形势生了很大变化北方红巾军已经建立了宋政权吸引了元军的主力并动了三路北伐逐渐进入鼎盛时期。这一形势十分有利于天完政权兵出击元军在南方的各据点。 陈友谅杀倪文俊后的次月即至正十七年十月便率沔阳战船东下出征安庆与赵普胜、饶州祝宗汇合经过三个月激战于次年正月攻克元淮南行省左丞余阙负伤自刎终于打通长江从四川到今安徽的通道。友谅又进破南昌、瑞州分兵取邵武、吉安自率军入抚州破建昌、赣、汀、信、衢诸州。 战场上的胜利使陈友谅产生了强烈的权力欲。至正十八年夏徐寿辉准备将天完政权迁徙到南昌。“友谅忌其来不利于已不从寿辉不得已而止。”（《明太祖实录》卷八）可见这时的陈友谅根本不把徐寿辉放在眼里而徐寿辉只是徒具虚名的天完皇帝而已根本指挥不了握有重兵的陈友谅。陈友谅为了达到篡夺天完政权的目的先铲除了骁勇善战的赵普胜。 下一个目标是除掉徐寿辉达到登上皇帝宝座的目的。至正十九年十二月徐寿辉引兵汉阳仍欲徙都南昌。路经江州陈友谅伪装出迎阴设伏兵于城西门外。待寿辉入城后城门紧闭城外伏兵尽杀其部属。寿辉只身一人如友谅囊中之物。友谅遂以江州为天完都城仍保留寿辉帝号而自称汉王置官属大权独揽“寿辉但拥虚位而已”（《草木子·克谨篇》）。至正二十年（136o）闰五月友谅挟寿辉攻朱元璋部所有的太平城下友谅自以为天下无敌迫不及待谋杀寿辉篡夺帝位。次日遣人于采石舟中持铁挝自寿辉身后击其头致死。友谅以采石五通庙为行殿即位称帝国号大汉天完政权亡。 徐寿辉作为农民起义领袖论其能力和威望确不称职。故史书中说他“无他长”“木强无他能”（《明太祖实录》卷八）。诚然他缺少刘福通指挥千军万马与敌人浴血奋战的气概更无朱元璋纵横捭阖能在夹缝中生存壮大的谋略但他在天完近十年的战斗历程中仍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他是蕲黄起义的动者之一天完政权的建设者之一；他也制订过作战计划派遣将领四出掠地在反元斗争中态度是坚决的；他“资性宽纵”待人宽厚能团结各部故其亡后诸部将多不服陈友谅如明玉珍在蜀割据后立寿辉庙于重庆城南春秋奉祀。 第四节陈友谅陈友谅沔阳玉沙县人世业渔。本姓谢祖赘于陈氏因从其姓。少读书略通文义。曾担任过县衙小吏但非其所好。蕲黄起义爆后他慨然投奔红巾军为倪文俊统军元帅府的簿掾。从文俊攻城夺池有功升至领兵元帅驻黄州（今湖北黄冈）。至正十七年（1357）九月文俊谋弑天完帝寿辉不果逃奔黄州友谅乘机杀之其部众尽归友谅友谅自称宣慰使不久称平章政事从此握有天完政权的军政大权。 是时北方红巾军宋政权兵势大盛刘福通率师攻汴梁分军三路北伐元军主力被吸引无力南顾。陈友谅抓住时机在南方扩张地盘。是年十月友谅战舰东下与巢湖水师赵普胜部合兵进攻安庆。友谅直捣小孤山大败义军元帅胡伯颜兵临城下。饶州祝宗奉友谅命来援攻南门普胜军东门友谅军西门筑飞楼昼夜急攻。元淮南行省左丞余阙负伤自刎城中焚死者以千计。至正十八年正月城破。自至正十二年起赵普胜屡攻安庆不得至是城下自四川至池州长江上中游打通天完军威大增。 陈友谅攻占安庆后为扩大战果分兵进攻皖、浙、闽、赣各地。 赵普胜奉命东进与朱元璋争夺地盘。是年四月自枞阳兵夺回被占的池州俘朱军院判赵忠。普胜命别将守城自据枞阳水寨与元璋军战于建德等地。十九年四月元璋军夺走池州普胜破石埭、太平二县。双方争夺安庆尤为激烈朱军屡攻不下后调黑先锋领兵水6并进船至枞阳普胜于水中置铁索横截将黑先锋及所部擒获。 王奉国奉命于是年二月率军2o万攻信州（今江西上饶）。是役历时最久战况激烈。元镇南王子大圣奴、枢密院判官席闰等屯兵城中坚守。十九年正月元江东廉访副使伯颜不花的斤自衢州引兵来援天完军受挫。二月陈友谅弟友德率军驻信州城东攻城益急。三月王奉国分信州军攻衢州。六月奉国率军穴地百余处或架梯登城破信州大圣奴等战死伯颜不花的斤自刎。 邓克明、康泰等奉命于十八年五月攻邵武不克。克明原为新淦（今江西新干）义兵头目率众归友谅封为右丞遂转攻永丰、宁都、石城、汀州、宁化等县克崇仁、乐安等地据抚州。是年十一月克明由建昌分三道进攻福建破杉关。二十年初克邵武、汀州、延平等地闽地骚动。六月邓克明、康泰合兵围建宁不利。以后转战邵武、建宁等地不克还兵驻抚州。 陈友谅自率主力军主攻江西各州郡。十八年四月友谅自九江南下克龙兴路（今南昌）元江西行省平章政事道童、火你赤弃城遁走。友谅军再克进贤。同月友谅遣王奉国克瑞州（今高安）守臣临江同知给事中死之；进兵临江守臣定住降。五月遣熊天瑞克吉安路元参政全普庵撒里等逃遁。同月友谅克抚州路杀道童及达鲁花赤完者帖木儿。八月友谅围建昌路（今南城）元守臣王溥降。九月友谅遣熊天瑞、幸文才克赣州路元江西行省参知政事全普庵撒里、总管哈海赤死之。陈友谅在江西的攻势犹如风卷残云仅四五个月内便几乎占领了今江西全省。次年三月又遣兵占领襄阳。不久王奉国又得信州邓克明进兵福建赵普胜在安庆、池州顶住朱元璋部攻势。有利的形势使他威望大增篡夺最高权力的也急剧上升。 实现篡权最大的障碍是赵普胜。普胜是彭莹玉的门徒起兵早骁勇善战。早在至正十二、十三年间就曾率师百万与元军激战于江淮一带。以后取池州得安庆堪称天完政权东线的支柱。友谅对他有所忌又担心他投靠朱元璋故处心积虑欲除之。朱元璋亦因屡与赵普胜交锋不得胜遂施反间计买通其门客潜往友谅处离间陈、赵普胜毫无察觉“见友谅使者辄自言其功悻悻然有得失”（《明太祖实录》卷七）更加深了友谅的疑忌。十九年九月元璋将徐达、张德胜率兵自无为登6夜至浮山寨击走赵普胜部将胡总管进克潜山县。友谅决意借机杀普胜。乃诈以会军为名至安庆普胜不知其计具烧羊迎于雁汊登船见友谅友谅杀之尽并其军。 陈友谅杀赵普胜是天完红巾军的第一次大分裂而且对当时的战局生了巨大的影响。当时赵普胜的部众以枞阳为据点安庆、石埭、太平等地皆有其部属。朱元璋部数欲突破天完东线皆因普胜强悍不能取胜。普胜被杀后其部众心中不能平不愿为陈友谅卖命造成东线形势吃紧。普胜被杀后不久朱元璋将徐达轻取枞阳水寨威胁安庆。陈友谅不得不亲率主力稳住东线遂于至正二十年（136o）五月率军攻池州徐达、常遇春设伏兵于九华山友谅中伏士兵被杀万余人被俘3ooo人。这次池州大败是他谋杀普胜后得来的恶果。六月陈友谅杀徐寿辉篡权后兵攻朱元璋政权府应天（今江苏南京）在龙湾大败赵普胜部将张志雄率众投奔元璋。“张志雄者故赵普胜部将善战号长张尝怨友谅杀普胜。故龙湾之战无斗志。”（《明太祖实录》卷八）志雄又献计攻安庆未久果然取之。 陈友谅谋杀徐寿辉蓄谋已久。至正十九年十二月徐寿辉引兵汉阳决定徙都南昌路经江州友谅伪装出迎阴伏兵于城西门外待寿辉入城将城门紧闭尽杀寿辉部属于城外。于是以江州为天完都城挟寿辉号令各部。自称汉王立汉王府于城西门置官属大权独揽。次年五月亲率水军攻池州大败而归损失士卒万余人。闰五月率水军挟寿辉攻太平（今安徽当涂）擒元璋将花云杀之。友谅“既陷太平志盈满急谋僭窃乃采石舟中先使人诣寿辉前佯为白事令壮士持铁挝自后击碎其杀之”1。友谅残忍地杀死徐寿辉后急忙以采石五通庙为行殿将庙中神像颠倒置于门外不顾倾盆大雨群下冠服皆濡湿草草举行礼节于江岸遂自称皇帝改国号大汉改元大义仍以邹普胜为太师张必先为丞相张定边为太尉。 天完政权的灭亡和大汉政权的建立标志着南方起义的失败代之而起的是一个封建割据政权。 陈友谅在至正十七年掌握天完政权后就把争取和依靠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元故官作为巩固自己权力的措施。例如友谅攻下南昌后立即召辟名儒吴澄的孙子、曾任元肃政廉访使的吴当当时元廷已命吴当为江西行省参知政事友谅来聘后“当卧床不食以死自誓乃舁床载之舟送江州拘留一年终不为屈”（《元史·吴当传》）。友谅还在南昌亲自登门拜访元江南行台侍御史韩准卑躬屈膝地称：“吾向为县小吏已闻公名”。韩准不答“既去使人致糗公拒不受然竟不敢加害。”（吴海：《闻过斋集》卷五）在陈友谅的积极争取下不少地主知识分子和元故官投奔而来1《明太祖实录》卷八。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上《克谨篇》称友谅勒死徐寿辉于采石。其中著名的有黄昭和解开、解开之叔解观。黄昭曾任元兵部尚书与吴当一起镇压过江西农民起义；解氏是江西名宦之家解开曾嗾使陈友谅杀徐寿辉。陈友谅对地主阶级的政策受到一部分地主分子的赞赏曾任元进贤县尹的傅箕称友谅“以雄毅之姿英迈之略纠集群帅起兵汉、沔而威吴、楚。凡行师立署所至之处能者使才者用贤而有德者尊礼俾各遂其性无意于富贵功名者不强以职此所以轶群雄者也”（《同治南昌府志·人物志》）。陈友谅篡权建汉后更多的地主分子投奔而来“伪汉之在九江趋者日众”（王礼：《鹿遴原前集》卷三）。于是早期参加起义的一批农民军领袖如欧普祥等也和陈友谅一样蜕变为新的地主阶级利益代表者而投奔汉政权的元故官和地主知识分子在汉政权中的比例越来越大他们结合在一起压迫人民、剥削人民田赋数额有的地方高于元制一倍1。 陈友谅一伙也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他置鹿苑造镂金床有成群的后宫妃妾。 陈友谅杀徐寿辉后“其将士皆离心且政令不一”（《明太祖实录》卷九）。徐寿辉、赵普胜的旧部纷纷脱离大汉政权或自立或归附朱元璋。汉政权的实力貌似强大实际上已是十分虚弱了。 汉政权建立后元朝在南方的势力越来越小所以陈友谅除了派军队进攻福建邵武、建宁等地与陈友定争夺地盘外主要精力用在东线与朱元璋争雄上他倾尽全力意图一举全歼朱元璋军达到称霸南方的目的。但最后的结果却导致他自己的覆灭。 至元二十年闰五月陈友谅在采石仓促称汉帝后率舟师顺流而下锋芒直指应天。陈友谅为了这场战争命四川明玉珍出兵来会玉珍大怒“不与相通”；又遣使约平江（今苏州）张士诚东西夹击朱元璋“而士诚欲守境观变许使者卒不行”（《明史·张士诚传》）。尽管如此友谅舟师仍十倍于元璋。面对气势汹汹的敌人朱政权内部也出现意见分歧。“献计者或谋以城降或以钟山有王气欲奔据之或欲决死一战不胜而走未晚也”1。朱元璋采纳刘基的意见用计胜友谅。朱元璋的部将康茂才曾是陈友谅的故友元璋让茂才致书友谅愿作内应。友谅不知是计应约至江东桥连呼“老康”无应之者。友谅始知中计即与其弟友仁率舟千余向龙湾朱军伏兵四起内外合击友谅军大败溃又值退潮陈舟搁浅不能动杀溺死者无算被俘者达二万余人。其将张志雄、梁铉、喻国兴、刘世衍等皆降所造巨舰名混江龙、塞断江、撞倒山、江海鳌者百余艘及战船数百皆为元璋军所获。与此同时元璋遣其将胡大海克信州（今江西上饶）以牵制友谅。友谅兵败后逃奔江州朱军乘胜取太平、安庆。 龙湾大败后陈友谅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至正二十年七月陈友谅鄱阳院判于光、左丞余椿以浮梁（今江西景德镇北）降元璋。九月原天完政权大司徒、袁国公欧普祥因不满陈友谅骄恣以袁州（今江西宜春）降元璋友谅遣其弟友仁往攻之普祥大败其众俘友仁友谅派太师邹普胜去说和友仁得归。欧普祥是天完政权中老资格的勇将据守袁州已近十年“时江、楚诸郡皆为陈氏有袁扼其要害潭、岳、赣兵不得出友谅势大蹙”（《明史·黄彬传》）。 1《重修上高县志》卷一《艺文志》载瑞州上高田赋“伪汉陈友谅加一石为二石”。1黄伯生：《诚意伯刘公行状》《诚意伯文集》卷。 至正二十一年陈友谅企图进行反扑。五月派李明道攻信州明道被朱军俘获投降。七月友谅遣其将张定边攻占安庆。八月朱元璋亲率舟师攻陈友谅打出“吊民伐罪纳顺招降”旗号乘风溯流而上经采石直扑安庆命廖永忠、张志雄率舟师击陈军水寨进克安庆。长驱至小孤山友谅守将傅友德、丁普郎迎降。师次湖口追击友谅舟师至江州。友谅亲率兵督战大败而归夜半携妻子弃城逃奔武昌。元璋命徐达进兵追击徐达屯兵汉阳之沌口以遏制友谅沔阳战舰。元璋乘胜取南康（今江西星子）、蕲、黄、广济陈友谅江西行省平章吴宏以饶州（今江西波阳）降。九月陈友谅江西行省平章王溥以建昌（今江西南城）降。十一月朱元璋遣邓愈、吴宏攻抚州守将江西行省右丞相邓克明以抚州、建昌、临江、汀州等4路南丰、宁都、富三州临川、乐安等18县印诈降旋又逃归新淦；康茂才取瑞昌（今属江西）。十二月陈友谅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平章祝宗、同佥康泰等以南昌降。 至正二十二年正月宁州（今江西修水）土豪陈龙以分宁、泰新、通城、靖安、德安、武宁6县民兵2万降元璋；吉安土军元帅孙立本、曾万中与其弟粹中以城降；陈友谅江西行省平章彭时中以龙泉降。三月祝宗、康泰据南昌叛朱元璋将邓愈逃回应天元璋命徐达从汉阳出兵攻南昌次月克复。祝宗奔新淦依邓克明后被克明所杀函其降元璋；康泰走广信途中被俘送应天。八月陈友谅遣其将熊天瑞攻吉安守将孙本立战败走永新天瑞复攻永新执本立杀之。友谅命其知院饶鼎臣守吉安。十二月朱元璋将朱文正遣兵攻吉安饶鼎臣败走朱军复得吉安。 到至正二十三年（1363）时陈友谅的处境更为恶化众叛亲离疆土日蹙。是年四月气急败坏的陈友谅乘朱元璋北上安丰（今安徽寿县）救援小明王韩林儿尚未回师的机会大举进攻南昌。为了这次战争他特制大舰数百艘“舰高数丈外饰以丹漆上下三级级置走马棚下设板房为蔽置橹数十其中上下人语不相闻橹箱皆裹以铁自为必胜之计载其家属百官空国而来”（《明太祖实录》卷一二）。陈军号称6o万真是气势汹汹不可一世！岂知陈友谅此举犯了严重的战略错误朱元璋在陈友谅鄱阳湖兵败丧身后说道：“我不当安丰之行使陈友谅乘我兵之出京城空虚顺流而下捣我建康诚进无所成退无所守。友谅不攻建康而围南昌此计之下者不亡何待！”（刘辰：《国初事迹》） 南昌城原来紧靠赣江朱元璋考虑到靠江容易受水师进攻将城墙改建去江岸3o步。这次陈友谅来攻大舰无法靠城墙只好登岸围城。南昌守将是朱元璋的侄子都督朱文正文正与诸将分城拒守：参政邓愈守抚州门元帅赵德胜等守宫步、土步、桥步三门指挥薛显等守章江、新城二门元帅牛海龙等守琉璃、淡台二门文正居中节制诸军自将精锐二千往来应援以御敌。友谅攻城甚急牛金海、赵德胜等一些战将阵亡文正督诸将死守双方相持达85日。与此同时友谅遣将陷吉安、无为等地。七月朱元璋亲率舟师2o万大将徐达、常遇春、廖永忠、俞通海等皆随师出。友谅闻朱军来援即解南昌之围东出鄱阳湖迎战。于是爆了规模空前的鄱阳湖水战。 陈朱双方虽然实力悬殊但陈友谅戕主篡权大失人心他“唯知巨舰未知军心恇怯”（《明太祖实录》卷一二）。而朱元璋的部队上下一心士气高涨准备决一死战。而且战争的胜负还决定于战场上的指挥能力。陈友谅战舰虽大但用铁索连在一起转动不便；朱元璋战船虽小但机动灵活故战争一开始元璋就决定用火攻破敌。 七月二十日双方舟师相会于鄱阳湖中康郎山。友谅舰高船坚占有优势。元璋见势下令分舟师为11队用火器、弓弩攻击。二十一日元璋命俞通海乘风火炮焚友谅舰2o余艘杀溺者甚众元璋将韩成、宋贵等战死友谅骁将张定边攻击元璋所乘之舟而元璋舟又搁浅形势危急常遇春、俞通海来援方脱险战斗十分激烈。二十二日元璋命敢死勇士驾满载火药等易燃物的小舟冲向敌舰使友谅水寨中数百艘船被焚“烟焰涨天湖水尽赤死者大半”。友谅弟友仁、友贵、平章陈普略等皆被焚死。是日元璋将张志雄、丁普郎等亦丧身。此后连战数日友谅愈不利。元璋派出伏兵封锁鄱阳湖到长江的出口抢先驻泊左蠡而友谅亦移舟渚矶。相持3日友谅左、右二金吾将军率所部降元璋失此二将友谅兵力益衰。元璋乘机展开舆论攻势派人致书友谅重申共同反元、各安一方主张指责友谅挑起兵端造成损兵折将要友谅“听我指挥”。友谅“得书怒留使者不遣”下令杀所俘元璋军士。元璋闻之命遣返所有友谅战俘有伤者赐药疗之又再致书友谅劝其放弃抵抗。同时又遣将克蕲州、兴国等地。（《明太祖实录》卷一二） 八月友谅粮绝势困进退失据准备突围奔武昌。二十七日友谅率楼船百余艘趋南湖嘴不成转向湖口突破被流矢射中而死。明日其平章陈荣、参政鲁某、枢密使李才等率楼船军马降元璋得士卒五万余人。张定边及杨丞相、韩副枢等乘夜用小舟载友谅尸及其子陈理逃回武昌。 张定边到武昌后立陈理为帝改元德寿。至正二十四年（1364）二月朱元璋率水6大军征武昌陈理降大汉政权亡。 陈友谅是一个猜忌成性、刚愎自用、唯私欲是图的人。为了达到篡夺目的不惜杀害战友、国主其手段之残忍令其部众胆战心惊于是“人各一心上下猜疑”再加上其才略低下举措失当军事上终于一败再败导致覆灭。朱元璋在陈理投降后对群臣说道：“陈氏之政非为勇将健卒由其上下骄矜法令纵弛不能坚忍恃众寡谋致至于此。使其恃重有谋上下一心据荆楚之富守江汉之险跨豫章连闽越保其民人以待机会则进足以窥中原退足以抗衡一吾安得而取之？举措一失遂致土崩此诚可为鉴戒者也。”（《明太祖实录》卷一三）这段话是有道理的。 第五节明玉珍明玉珍（1329—1366）生于河南行省随县梅丘村（今湖北随县柳林）。本姓旻后因崇信白莲教（因鼓吹“明王出世”又称明教）而改姓明；一说名瑞字玉珍。家世务农曾当过巡司弓兵牌子头（实际上是一种差役）。他身高八尺“为人英武有大志不嗜声色货利善骑射”1。 元至正十一年（1351）夏秋之际刘福通等率北方红巾军起义于汝颍徐寿辉等率南方红巾军起义于蕲黄于是天下骚动群雄并起。玉珍家乡也不安定。“玉珍一日谓乡耆老曰：‘元君无道天下兵起荼毒吾侪将不免也。为之奈何？’耆老对曰：‘明公平日勇略人所信畏集乡兵屯青山量力审时大则进取小则自卫盍策之。’玉珍曰：‘善’。”1于是组织乡兵修栅治城分屯县南青山等诸要害结寨自保。其众达千余人玉珍被推为屯长。 徐寿辉已于至正十一年十月据蕲水（今湖北浠水）为都建国天完年号治平。十一年正月天完军攻克汉阳、兴国（今湖北阳新）、武昌、安6（今湖北钟祥）、沔阳、中兴（今湖北江陵）等地势力逼近随州。寿辉遣人招降明玉珍玉珍见大势所趋遂参加了天完红巾军队伍。寿辉待以殊礼授玉珍为统军元帅。命其率本部军马镇守沔阳隶元帅倪文俊部。 至正十三年（1353）天完红巾军所得多不能守元军加紧围剿。元军将领哈麻秃（或作哈麻都）屡攻沔阳明玉珍率部英勇抗击不幸被飞矢击中右目致使失明故人称“明眼子”。是年十二月天完都城蕲水为元军攻破徐寿辉等遁入黄梅山中和沔阳湖中。在沔阳湖中玉珍担负起保卫天完政权和领袖的重任。是时沔阳水涝连天民采菱、鱼为食处境相当困难。 至正十五年（1355）正月倪文俊重整旗鼓夺取沔阳城大败元威顺王宽彻普化。为扩大战果红巾军急需筹粮于是文俊命玉珍领兵万余驾斗船5o艘至夔州（今四川奉节）筹粮。时夷陵（今湖北宜昌）为天完参政姜珏所辖故玉珍得以往来巫峡满载粮食而归而四川人民亦未受到骚扰。明玉珍去四川筹粮的成功解决了天完红巾军的军需供应有力地支援了倪文俊在军事上的胜利为天完政权的重建立下了战功。 至正十七年（1357）春三月屯兵西平寨的义兵元帅杨汉领兵至重庆屯于江北。时镇守重庆的元四川行省右丞完者都正招兵买马欲扩大势力闻杨汉兵至遂遣人招纳。杨汉不知是计应邀谒见完者都被完者都用计于酒席间杀死。杨汉将士忿而起兵复仇不克于是掳夺船只顺江东下。适遇明玉珍于巫峡杨汉部众诉说被害事且言重庆城兵备单薄完者都与另一守将、四川行省左丞哈麻秃不和若回船出其不意攻之取重庆易如反掌重庆下则全蜀可图。玉珍犹豫不决。万户戴寿献计说：“鸟困投林人困投人。且明公修兵沔阳为民也哨粮于蜀亦为民也。不若分船为二以其半载粮还沔以济荒以其半因汉兵攻重庆事济则据之不济则归何损也。且此兵之出窥陇蜀据上流保荆襄开粮道一举三得幸勿他虑。”玉珍从之遂率兵与杨汉余部合兵至重庆。时蜀中承平日久忽见大批斗船1明玉珍墓出土之《玄宫之碑》见重庆博物馆编：《明玉珍及其墓葬研究》。1杨学可：《明氏实录》。本传引文多引自《明氏实录》下引此书者不另注。云集远近骚动。完者都见明玉珍军势大夜遁果州（今四川南充）哈麻秃仓促出战战败被执。玉珍轻而易举攻占重庆父老迎玉珍入城其军纪律严明城中安然如故远近降者络绎不绝。玉珍遣使献俘哈麻秃于汉阳徐寿辉寿辉大喜是年秋授玉珍陇蜀行省右丞。 至正十八年（1358）二月逃至果州的元四川行省左丞完者都与行省平章郎革歹、参政赵资率兵屯嘉定州妄图夺回重庆。明玉珍命其义弟明三（一作明二原名万胜湖北黄陂人）领兵围攻嘉定屯兵九顶山、大佛寺相持达半年之久不克。玉珍则率军由涪江西进。时北方红巾军宋政权西路军李喜喜（李仲贤）部在陕西作战失利后进入四川占领成都等地改称“青巾”。六月玉珍败青巾于普州李喜喜率青巾退至成都玉珍班师返重庆。明玉珍西进时曾驻军泸州其宣使刘泽民曰：“此间元进士刘桢字维国者有文章能政事历仕大名路经历因青巾李喜喜入蜀大肆杀戮隐居方山曷往见焉。”玉珍亲往拜访与之交谈后大喜曰：“吾得一孔明也。”遂邀至舟中与论国事拜为理问。 与此同时天完政权内部先后生了倪文俊、陈友谅的篡权活动。至正十七年九月倪文俊阴谋杀害徐寿辉不果逃奔黄州其部将陈友谅处友谅杀文俊兼并其军。友谅握有军权后排除异己不听天完主号令玉珍上表斥责友谅罪状。友谅遣刺客陈亨等潜入四川图谋杀害玉珍因不得近身而未能得逞遂乘玉珍出兵广安之机杀员外郎鲍玉等7人而逃遁。 至正十九年（1359）春青巾军李喜喜、王虎、郭成等被明玉珍军击败军队四散。其后部分士兵为明玉珍所收编部分士兵由李喜喜率领东投陈友谅。是年玉珍遣使进贡于天完徐寿辉拜玉珍为骠骑卫上将军、陇蜀省左丞相1。 至正二十年（136o）闰五月陈友谅杀徐寿辉于采石自立为帝建国大汉。遣使赴明玉珍处讣告玉珍“乃斩使焚书三军缟素为宋（天完）主丧拊膺哀悼殆不堪忍”（《玄宫之碑》）。又命其将莫仁寿领兵守夔不与相通立徐寿辉庙于城南春秋奉祀。 至正二十一年（1361）春明玉珍自领兵围嘉定九鼎山命明三率精锐直趋成都。时在成都的元平章买奴、参政韩叔享被青城农民军所执城市空虚由都事薛元理理署行省事。守城士兵皆新募者闻明玉珍军至大惊溃散。明三领兵进入省府掳郎革歹、赵资之妻顺流而归。郎革歹妻投江自尽赵资妻至阵前劝降被赵资射杀。玉珍挥师勇进元军大溃遂生擒完者都、郎革歹、赵资至重庆玉珍劝降不成杀三人于大十字街以礼葬之。此后明玉珍议进讨陈友谅移檄四方会兵三峡。至正二十一年十月明玉珍正式称陇蜀王不改国号不改元谥徐寿辉为应天启运献武皇帝下令曰：元朝运去中国豪杰并起而逐之。予本乡农因乱为众所推殆为自保岂敢图人。迩者义兵一起群丑底平湖、湘向化。顾兹蜀地久被青巾之乱莫有为之剪除者。予奉天诛罪岂能自安。已经殄灭凶徒幸而坐收全蜀是乃天意夫岂人谋！方今图为画一之规与民共享太平之治。诚恐百姓不知以予为争地杀人之师非吊民伐罪之举。予取尔蜀于青巾之手非取诸元。尔辈亦当复见中华文明之化不可安于元人之陋习也。更宜洗心从治慎勿取恶招尤。（《明氏实录》） 1此段记载仅见于《玄宫之碑》。 明玉珍称蜀王后以刘桢为王国参谋朝夕侍讲书史参与裁决政事。 刘桢竭力鼓吹明玉珍割据称帝。“桢一日屏人从容说珍曰：‘西蜀形胜虽小沃野千里。北有剑门可以窥陇西东有夔塘可以达江左。今民遭青巾之苦幸获扶养颇得苏息人心之归天命可知他日大事可举也。此时若不称大号以系人心军士俱四方之人思其乡土而去明君虽自保全蜀尚难况欲天下乎！’”刘桢屡劝之其左右戴寿、张文炳亦力赞之。玉珍终于决定加紧筹划称帝事宜。与此同时明玉珍派兵四出以图拓展疆土。至正二十一年九月遣兵下四川东部诸郡县元命四川行省左丞李思齐出兵思齐佯为出兵旋即退守凤翔。二十二年五月玉珍分兵攻龙州（今四川江油北）、青川北犯兴元（今陕西汉中）、巩昌（今甘肃陇西）诸路。 至正二十三年（1363）正月明玉珍即帝位建都重庆国号大夏改元天统。夏政权建立后主要措施和军事活动有：第一建立朝廷和地方行政机构巩固政权。 玉珍建国诏中称：“元以北人污我中夏伦理以之晦冥人物为之销灭”“昭显茂功成我文明之大治。”因而在立国规模上颇有复古倾向。其朝廷官制行周制设六卿：以戴寿为冢宰总理百官；明三复姓名万胜为司马掌军事；张文斌为司空掌工程；尚大亨、莫仁寿为司寇掌司法刑狱；吴友仁、邹兴为司徒掌土地户籍；刘桢为宗伯掌礼仪制度。置翰林院以牟图南为承旨史天章为学士太子明升朝夕受学；内设国子监教公卿子弟；外设提举司、教授所教养郡县生徒。立进士科科举取士。夏政权行周制官制名称皆不合时宜故于至正二十五年（天统四年1365）更六卿为中书省、枢密院以戴寿为左丞相万胜为右丞相向大亨、张文炳为知院邹兴、吴友仁、莫仁寿、邓元帅为平章江宝英为考政荆玉、商希孟为宣慰使。 在地方政权建设方面玉珍分蜀地为八道更置府、州、县官名府置官刺史、州置官太守县置官县令。其统治范围最盛时东至夷陵（今湖北宜昌）西到中庆（今云南昆明）南达播州（今贵州遵义）北抵兴元（今陕西汉中）。州县多所改置在少数民族聚居区设宣慰司、安抚司、军民府、镇边都元帅府等。 第二采取恢复生产等经济措施。 夏政权建立后制定“赋税十取其一农家无力役之征”的措施应该说在当时各农民起义军建立的政权中赋税是最轻的。北方红巾军宋政权将领毛贵在山东“官民田十止收二分”也较夏政权为重；陈友谅汉政权加紧搜括民脂民膏其所收田赋数额有的地方竟比元制高出一倍。明玉珍实行低赋政策有助于战乱中恢复农业生产。 明玉珍还很重视军队屯田。如天统三年（1364）冬守夷陵的姜珏在当地屯种置仓“以赡军用”。夏政权还行新的钱币一种为“天统通宝”一种为“天统元宝”均为小平钱作流通之用。 第三继续奉行弥勒教与天完政权保持政治上的延续关系。 明玉珍建大夏政权后下令废释、老二教上奉弥勒。这表明明玉珍在宗教意识上仍然一如既往以白莲教作为号召群众的宣传武器。同时这不仅仅表明明玉珍与天完政权在宗教意识上的继承而且是一种政治关系的延续。 第四继续展开反元武装斗争。 夏政权建立后明玉珍在军事上作了重要部署：置奉天征虏大将军府于汉中以进取陕右；置奉天征蛮大将军府于夷陵以进取友谅。这一军事部署充分表明了夏政权的军事斗争目标即巩固蜀地北取陕右与元军阀李思齐、张良弼争夺陕西；东塞夔门以对抗背叛天完的陈友谅。这一战略思想在天统三年（至正二十五年1365）明玉珍致朱元璋书中也有所表白：“区区人马二十万北出汉中东下荆、楚期靖残虏以安黎庶。” 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必须先巩固后方。故天统元年（1363）冬万胜领兵出汉中攻剌踏坎元普颜达失平章逃遁获其人马即报捷而还。这是一次试探性进攻当时主要军事行动还是用在安定后方上。天统二年春玉珍命万胜领兵11万攻云南由界入；司寇邹兴由建昌入；指挥芝麻李由宁番入。二月万胜屯兵金马山等待邹、李兵来会合两军却迟迟不至。而驻守云南的元梁王勃罗、云南省廉访司官员闻风逃遁万胜“遣使四方告谕招安继日赍宣牌面而纳降降者不可枚举”。万胜继续深入大理“初临乌蛮蛮酋纳款以供输；继次乌隆敌众望风而奔溃。遂由驿路直入滇池。士民冒雨以争降官吏叩头而请罪。一毫不犯万里皆安”。这支军队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四月元梁王傅官大都领兵来攻城万胜因孤军深入约兵又不至战士多病伤于是留逯水元帅府千户聂堇等领兵8ooo人与大都拒守同马自引兵而还。不久玉珍命万胜领兵攻兴元城（今汉中）围城三日不克而还。此次战争不胜后夏政权便采取保境自守政策不再轻易出兵进取。 天统三年（1363）春明玉珍对中央官制作了重大调整立中书省、枢密院。同时在军事部署上也作了调整以达到保境自守的目的。命平章邹兴镇成都平章吴友仁镇保宁（今阆中）平章莫仁寿镇夔关（今奉节）平章邓元帅镇通江参政江宝英镇播州（今贵州遵义）宣慰荆玉镇永宁（今四川叙永西南）宣慰商希孟镇黔南参政姜珏守夷陵。 第五采取与朱元璋修好的政策。 明玉珍在蜀称帝之时正是朱元璋崛起之日。至正二十五年（天统三年1365）朱元璋已在一年前灭亡汉政权并自立为吴王。这年秋天元璋遣其都司孙养浩到重庆与明氏结好元璋致书于玉珍曰：吴王奉书夏国皇帝。闻者得姜珏诰命文义妥贴。辛卯岁兵起蔡、颍有陈友谅恃其土地之广甲兵之强一旦区区之境不得已而应之三年遂灭。元人本处沙塞今反居中原是冠履倒置。足下应时而起居国上流区区有长江之险相为唇齿协心同力并复中原。事定之日各守疆宇。特遣使通好惟足下图之。 明玉珍接书后遣参议江严答聘其书曰：夏国皇帝奉书吴王足下。迩者元人运衰中原气盛天必降生豪杰驱逐元虏以为生民主是乃天意之有在也。第以中原人物解此者少尚为彼用殊为可恶。足下应运而兴目视赤子之涂炭想亦不忍也。区区人马二十万北出汉中东下荆、楚期靖残虏以安黎庶。特遣使奉复通好不敢后约唯高明谅之。 明玉珍与朱元璋在推翻元朝这一目标上有共同点因此采取通好政策这是很正确的。 天统四年（至正二十六年1366）二月六日明玉珍病卒享年仅38岁。在他病危时召臣下遗言曰：“中原未平元虏未逐予志不能遂也此殆天意。今西蜀险塞予没后汝等同心协力但可自守慎勿妄窥中原亦不可与各邻国构隙。”玉珍葬于重庆江北之睿陵。皇太子明升继位年仅1o岁尊母彭氏为皇太后垂帘听政。改元开熙。 明玉珍出身农家以地方武装保卫乡里旋即归附徐寿辉天完政权作为红巾军将领进据四川。陈友谅杀徐寿辉后割据四川称帝建立大夏政权。明玉珍始终继承天完政权反元目标不变躬行俭约保境安民展生产为此得到历代史家的好评。明初方孝孺说：“夏主幸致躬行俭约兴文教辟异端禁侵掠薄税敛一方咸赖小康焉历年虽不永民至今感叹焉。”明末查继佐也说：“以义终寿辉事颇正。顾减税、下贤留心礼乐郁然成文诸偏安之主不及也。”（《罪惟录》） 明升即位后诸大臣互相残杀。万胜与张文炳有隙密遣人杀文炳；玉珍义子明昭又矫旨缢杀万胜。明升起用刘桢为右丞相。平章吴友仁对杀万胜不服遣使与元将李思齐、张良弼通好明升调兵征伐皆败而还。丞相戴寿被迫杀明昭始和解。刘桢病卒大权由戴寿执掌戴寿屡次拒绝明使要求竟绝和好。洪武四年（1371）明太祖朱元璋命汤和、廖永忠等率舟师由东路傅友德等率步骑由北路取蜀。六月明升降夏亡。 第六节张士诚张士诚（1321—1367）小名九四泰州白驹场（今属江苏东台）人以“驾运盐纲船兼业私贩”（《辍耕录》卷二九《纪隆平》）为业。因平时受富户欺凌及弓兵丘义多次窘辱怀恨在心。 至正十一年（1351）五月刘福通领导的北方红巾军在颍州（今安徽阜阳）动起义其后徐寿辉起兵蕲、黄芝麻李起兵徐州郭子兴起兵濠州（今安徽凤阳东北）全国各地农民群众奋起反抗元朝黑暗统治。时有泰州人王克柔者“家富好施多结游侠将为不轨”（《辍耕录》卷二九《纪隆平》）事泄被高邮知县李齐收捕于狱。克柔好友李华甫、面张四谋劫狱以救克柔李齐遂将克柔解往扬州同时将华甫等招安任华甫为泰州判面张四为千夫长。张士诚得知李华甫有起事之谋遂与之共谋起义。至正十三年（1353）正月士诚与其弟士义、士德、士信及壮士李伯升等18人联合李华甫等起兵士诚等杀弓兵丘义及所仇富家焚富家庐舍引兵进入附近盐场时“盐丁方苦重役遂共推为主”（《明史·张士诚传》）。士诚率起义军行至丁溪当地土豪刘子仁集义兵抗拒士义中矢死。士诚奋击子仁溃逃入海士诚乘胜攻克泰州。 张士诚攻占泰州后元河南行省遣李齐前往招降被拘留。未几士诚与李华甫等意见不合生火并华甫等被杀其众亦被士诚兼并李齐乘机出走。行省派兵镇压不胜再派李齐往泰州说降“士诚因请降行省授以民职且乞从征讨以自效”（《元史·赵琏传》）。时元淮南江北行省参政赵琏驻军泰州命士诚治战船赴濠、泗镇压郭子兴部起义军士诚疑惮不肯见赵琏无备半夜兵杀赵琏等大掠官库进入得胜湖结寨进克兴化县。行省以左丞偰哲笃与宗王驻守高邮遣李齐守甓社湖。五月士诚派兵突袭高邮城内官员闻风逃遁。李齐急还救城城门已紧闭。此时士诚兵势大盛自泰州至兴化舟舰四塞北至宝应县锐不可挡。元廷下诏至高邮再次招降诏使不得入城行省命李齐前往被士诚杀死。其后元廷又遣盛昭等先后赴高邮招降均未成功。 六月元廷见屡次招降张士诚不成决定兵镇压。命淮南行省平章政事达识贴睦迩于淮南、淮北等处召募壮丁并总领汉军、蒙古军守御淮安。同月亲王完者秃进攻泰州时阵亡再命也先不花为淮西添设宣慰副使攻泰州；命淮南行省平章政事福寿攻兴化。有枢密院都事石普向元廷提出领兵3万定能攻克高邮元廷命为山东义兵万户府事招义兵万人（后减其半）南下占领宝应乘胜攻高邮城几乎被克因同行诸将忌其功不予配合使之孤军作战而卒于阵；元淮东宣慰司掾纳剌丁与其三子宝童、海鲁丁、西山驴在高邮前线亦因诸将领及阿军临阵逃遁而一家死于阵。元军不堪由此可见一斑。 元军屡攻高邮不能得手士诚已不感到威胁遂于至正十四年（1354） 正月正式建立政权国号大周改元天祐自称诚王。他下令放出元时入狱囚犯免去民逋征用儒士。春三月下务农桑令；四月下州县兴学校令。但元廷对张士诚的进攻并没有停止。十四年二月元以湖广行省平章政事苟儿为淮南行省平章政事率兵攻高邮。六月又命达识贴睦迩攻张士诚大败而归旋又命江浙行省参知政事佛家闾会同达识贴睦迩攻张士诚。但张士诚依然据有高邮等地。 就当时全国形势而言南北红巾军虽一度轰轰烈烈但多得地不能守元朝军队和各地地主武装虽受到猛烈打击仍具有一定的实力以致对起义军各个击破迫使南北红巾军转入战略防御阶段。而张士诚却在全国起义转入低潮时崛起于淮东且占据运河要道严重影响江南财富和粮食通过运河北运大都等于掐断了元廷的财源因而出兵高邮已迫在眉睫。 十四年九月元顺帝命右丞相脱脱亲自挂帅出师高邮。脱脱总制诸王各爱马、诸省各翼军马董督总兵、领兵大小官将号称百万出师之盛从未有过。由此可见元廷对夺回运河补给线何等重视。脱脱一路浩浩荡荡至十一月抵达高邮前线士诚兵力不济连战皆败“兵围邮日事攻击矢石雨注城中几不支日议降附又恐罪在不赦”（《庚申外史》卷上）。元军又连破、盐城、兴化等地高邮城破也指日可待。这时脱脱“以士卒劳苦视贼以釜鱼罟兔何可逃免姑俟明日进兵破之决矣”（长谷真逸：《农田余话》）。岂料京城里的佞臣哈麻一伙因与脱脱不和乘机唆使监察御史弹劾脱脱“出师三月略无寸功倾国家之财以为己用半朝廷之官以为自随”（《元史·顺帝纪》）。昏庸的元顺帝竟下令削脱脱兵权以河南行省左丞相太不花、中书平章政事月阔察儿、知枢密院事雪雪代将其兵。诏书到后前线元军大乱“诸军溃散叛而资寇者有之”（《农田余话》）。张士诚不战而胜客观上使高邮之役成为元末农民大起义的重要转折点。因为百万元军是元廷费了好大气力纠集而成的主力竟因临阵易帅不战而溃。从此元军主力丧失大半再也没有力量纠集如此众多的军队来镇压起义军而只能主要依靠地主武装来维持危局元朝对起义军的优势转而成为劣势；高邮之役的胜利成为南北红巾军重新组织力量掀起更大规模的反元武装斗争的转机。之后不久刘福通迎韩林儿于砀山夹河建大宋政权于亳州（今属安徽）；倪文俊连战皆捷重建天完政权于汉阳。 高邮之役后元廷又转而采取招安手法来对付张士诚。至正十五年（1355）四月命翰林待制乌马儿、集贤待制孙赴高邮招安士诚不降。五月元又命淮南行省平章政事咬住、淮东廉访使王也先迭儿赴高邮招安士诚亦未降。 是时江阴石牌有朱英（一作朱定）者聚众反元元遣江浙行省参政纳麟哈剌讨之。朱英得知张士诚据高邮乃遣人引张士诚兵南下。当时淮东遇饥荒士诚决意南下占领江南富庶之地。十五年冬士诚遣其弟士德率军自通州（今江苏南通）渡江次年正月破福山港福山有曹氏富甲县中士德率军纵掠一空。进破常熟。二月士德率三四千人攻平江（今江苏苏州）元江浙行省参政脱因、平江达鲁花赤哈散沙、平江总管贡师泰等兵败士德率军缘北门城而入遂据有平江城脱因被杀哈散沙自刎死贡师泰等逃遁。未几昆山、嘉定、崇明皆降。 至正十六年（1356）三月张士诚自高邮抵平江改平江路为隆平府据以为都以承天寺为王宫立省、院、六部、百司设学士员开宏文馆使将吏子弟、民间优秀子弟入学其中；设礼贤馆招四方儒士居之；籍户部田赋皆仍元旧免逋欠赐当年田租十之四及往年粟、帛给贫民；设郡劝农使、县劝农慰讲修水利。以阴阳术人李行素为丞相士德为平章蒋辉为右丞潘元明为左丞史文炳为枢密院同知锻工周仁为隆平太守。 周政权移到平江后军事上一度进展顺利。是年二月张军攻松江守将王与敬元帅降达识贴睦迩命苗军杨完者破城苗军“掠妇女劫货财残忍贪秽惨不忍言”。“苗军恣肆检刮截人耳鼻城中女妇多为淫污。房舍间有存者皆为焚毁靡有孑遗。居民两遭锋镝死者填街塞巷水为不流”（《辍耕录》卷三o《松江之变》）。四月士诚遣其将史文炳来攻城苗军逃遁。当地群众对元朝残暴统治极为不满曾对张士诚军队寄予厚望张军攻松江之前松江城内曾有民谣曰：“满城都是火官府四散躲；城里无一人张军府上坐”（《辍耕录》卷九）。后苗军蹂躏松江等地民谣曰：“死不怨泰州张生不谢宝庆杨”（姚桐寿：《乐郊私语》）。张军连克无锡、常州。七月破杭州元江浙行省平章左答纳失里战死左丞相达识贴睦迩逃遁。未几苗军杨完者又收复杭州。张军屡攻嘉兴皆败于苗军。 与此同时朱元璋已攻占集庆（今江苏南京）势力向东扩展与张军开始接触。六月朱元璋遣杨宪通好于士诚提出“睦邻守国保境息民”的主张。士诚踌躇满志根本不把朱元璋放在眼里得书不悦竟拘留杨宪不遣。七月张士诚遣兵攻镇江为朱军击败。元璋遣其将徐达攻常州士诚军大败张、鲍二将军被俘。士诚惧遣使孙君寿向元璋请和并愿岁输粮2o万石、黄金5oo两、白银3oo斤以为犒军之资。元璋复书谴责士诚士诚得书不报。 至正十七年（1357）三月已经降元的方国珍攻太仓、昆山士诚大败。而朱元璋连克长兴、常州、泰兴、江阴、常熟等地张士德在常熟被元璋军所俘士诚北有淮海南有浙西江阴、长兴二邑皆其要害。“长兴据大湖口6走广德诸郡；江阴枕大江扼姑苏、通州济渡之处。得长兴则士诚步骑不敢出广德、宣、歙；得江阴则士诚舟师不敢泝大江上金、焦。至是并为我（指元璋军）有士诚侵轶路绝”（《明太祖实录》卷五）。张士诚在战场上遭到巨大挫折。 造成战场上失利的根本原因是张士诚集团的蜕化变质。张士诚从泰州起兵不久就表现出动摇、投降的政治倾向。从李齐泰州说降到脱脱兵围高邮士诚集团都表现出十分动摇。到平江后这个集团的头目面对江南富庶之地开始追求钱财和享乐“凡有寺观庵院豪门巨室将士争夺分占而居了无虚者”（《辍耕录》卷二九）。他们本无推翻元朝的决心“士诚之士无日不在泰州、高邮”（《明太祖实录》卷一六）。他们向往的只是做割据一方的土皇帝。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周政权移到平江后就专门设学士员开弘文馆搜罗地主知识分子和元朝旧官吏为其服务。于是一批旧官吏、地主分子、儒生蝇营狗苟纷纷前来投靠“张氏继陷姑苏浙以西震恐有官资者多趋附之”（《始丰稿》卷三）。张士诚对这些人一律重用“士有至者不问贤不肖辄重赠遗舆马居室无不充足士之嗜利者多往趋之”（《明太祖实录》卷二）。一旦张士诚军事失利之后这些旧官吏、地主分子都纷纷劝说士诚降元。十七年八月张士诚请出投降他的原元江南行台御史中丞蛮子海牙赴杭州请降。士诚始要王爵江浙行省左丞相达识贴睦迩不许；士诚又请爵为三公遂授士诚太尉士德淮南行省平章政事士信同知行枢密院事其余头目皆授官有差。时士德已为元璋军所俘拘押于应天（今江苏南京）士德阴寄书于其兄士诚：“可降元朝以为之助”（刘辰《国初事迹》）后不食不语而死。因士德被擒元升士信为淮南行省平章政事。元命江浙行省参政周伯琦往平江授太尉诰“谕以大义士诚稽称臣”后伯琦留居平江不归。“然士诚虽降而城池、府库、甲兵、钱谷皆自据如故”（《元史·周伯琦传》）。张士诚降元后即与元军结合对朱元璋控制地区动进攻企图扭转军事上的被动局面。至正十八年（1358）五月士诚与苗军杨完者联手攻严州（今浙江建德）败归；其后屡攻江阴、常州遭失败。朱元璋为了进一步紧缩对张士诚的包围也于十月出兵克宜兴廖永安率水军入太湖被士诚军俘获而死。杨完者出师屡不利又强娶江浙行省庆童之女达识贴睦迩也对其不满因而与士诚密谋清除之。苗军无备士诚以出兵建德为名出杭州城北突袭苗军军营完者与弟伯颜兵败自杀达识贴睦迩与张士诚都除掉了心腹之患。 至正十九年（1359）朱元璋军与张士诚军在余杭、诸暨、江阴、湖州、建德、绍兴、杭州、常州等地展开争夺战。双方对诸暨的争夺最为激烈十九年正月胡大海夺得诸暨；六月士诚将吕珍来攻决水堰灌城大海反灌吕珍败退；次年九月再来攻城；二十二年三月张士信又率军来攻城。但直到二十三年秋朱张双方在江南地区基本上维持原来形势。而士诚则趁宋政权三路北伐造成苏北、鲁南空虚之机将势力扩张到济宁甚至连朱元璋的老家濠州也被士诚占领。 张士诚既受元朝名爵必受制于元廷。由于海运及河运中断至正十八、十九年京师生大饥荒。十九年九月元廷不惜以御酒龙衣赐士诚以征其海运粮。从至正二十年开始张士诚出粮方国珍出船至二十三年止每年运粮抵京师11万至13万石。这一行动无疑是为摇摇欲坠的元朝输血打气从而延长了它的统治。 张士诚一伙也是新生的地主分子。他们占据平江后特别是投降元朝后更加贪婪地追求财富和享乐。这一伙人“无不志在良田美宅”（乾隆《苏州府志》卷一o）“诸公经国为务自谓化家为国以底小康大起第宅饰园池畜声伎购图画唯酒色耽乐是从民间奇石名木必见豪夺诸公宴集辄费米千石”（《农田余话》卷上）。士诚本人常年不出门不理政事终日与一批地主文人、官僚谈古论今舞文弄墨；其弟张士信有“后房百余人习天魔舞队洙金玉翠极其珊饰园中采莲舟楫以沉檀为之”（《明太祖实录》卷二o）。其婿潘元绍“娶美娼凡数十”（《国初群雄事略》卷七引《铁崖泳史乐府》）。一些将领也极为腐化堕落“大将丧师失地亦置不问骄恣成习”（《隆平纪事》）。张士诚政权的权力实际上操纵在一些旧官吏和政客手里“士诚兄弟骄奢淫侈懈于政事又谙于断制权为元吏所窃”（《明太祖实录》卷二o）。这一伙新生地主分子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和运粮支持残元政权加紧对其控制区人民的剥削和压迫。以昆山一地为例“张氏以来比于前元多增粮额民以穷困输官不敷今催粮里长人等破家荡产累遭杖责监系囹圄受罪数月逃亡缢死不知其数”1。松江地方也是“数年间军旅之需殷而赋敛之役亟”2。他们已经完全从农民起义的队伍中叛离出来堕落成割据一方的地主政权。 至正二十三年（1263）二月张士诚遣吕珍突袭宋政权都城安丰（今安徽寿县）。宋政权自三路北伐失利后继而汴梁失守被迫退至安丰当时已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吕珍围安丰“城中人相食有尸埋于地而腐者1谢应芳：《吴府侯书》《龟巢稿》卷一二。 2高启：《送刘侠序》《高太史凫藻集》卷三。 亦掘而食之或以井底泥为丸用人油炸而食之者”3。刘福通遣人求援于朱元璋。元璋不顾陈友谅乘机进攻的危险毅然亲往救援吕珍败退小明王韩林儿和刘福通被救出后安置于滁州。元璋退兵后士诚军遂占领安丰。张士诚乘人之危夺取安丰是他投降元朝、与红巾军为敌的必然结果。之后由于陈友谅进攻洪都（今江西南昌）朱元璋与陈友谅展开鄱阳湖大战张士诚觉得机会来了。这年九月士诚自称吴王请求元廷批准元廷不准；元廷向士诚征粮士诚不与。此后他与元朝断绝了关系。 至正二十四年（1364）八月张士诚逼迫元江浙行省左丞相达识贴睦迩让位给其弟张士信达识贴睦迩无奈只好移居嘉兴不久被鸩杀。张士信当了江浙行省左丞相后只顾寻欢作乐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一切政事全由黄敬天、叶德新、蔡彦文三个文人掌管民众气愤地以十七字歌谣加以讥讽：“丞相作事业专用黄菜叶一朝西风起干瘪！”（《国初事迹》）至正二十三年冬张士诚为增加农业收入疏通常熟白茆塘群众编民谣曰：“好条白茆塘只是开不全若与开得全好与西帅歇战船。”（《国初群雄事略》卷七《周张士诚》）西帅指朱元璋可见张士诚统治区的人民对这伙新贵恨之入骨。 张士诚称吴王后为了突破朱元璋的包围曾派投降过来的原朱元璋部将领谢再兴进攻东阳（今属浙江）派李伯升率6o万大军四攻诸暨派张士信攻长兴都未获胜。至正二十五年（1365）月又派李伯升、谢再兴五攻诸暨又遭败绩。到这年十月朱元璋在灭汉政权后开始动削平群雄的大规模战争第一个目标就是张士诚。 朱元璋消灭张士诚的战争主要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占领张士诚在苏北、淮河流域的地盘；第二阶段是占领江南地区的城市形成对平江的包围；第三阶段是围攻平江。 二十五年十月朱元璋布文告指责“士诚启衅多端袭我安丰寇我诸全连兵构祸罪不可逭”（《明太祖实录》卷一八）。令徐达、常遇春、胡廷瑞、冯国胜、华高等率马步舟师水6并进规取淮东、泰州等处。到次年四月徐达等攻占了泰州、通州、兴化、盐城、高邮、淮安、濠州、徐州、宿州、沛县、邳州、安丰等地夺取了张士诚在苏北和淮河地区的全部占领区。五月朱元璋布《平周檄》列举张士诚八大罪状：“惟兹姑苏张士诚为民则私贩盐货行劫于江湖；兵兴则聚凶徒负固于海岛其罪一也。又恐海隅一区难抗天下全势诈降于元坑其参政赵琏囚其待制二也。厥后掩袭浙西兵不满万数地不足千里僭号改元三也。初寇我边一战生擒亲弟；再犯浙省杨苗直捣其近郊；尾畏缩又诈降于元四也。阳受元朝之名阴行假王之令挟制达丞相谋害杨左丞五也。占据江浙钱十年不贡六也。知元纲已坠公然害其丞相［达］失贴木儿、南台大夫普化贴木儿七也。恃其地险食足诱我叛将掠我边民八也。凡此八罪又甚于蚩尤、葛伯、崇侯虽黄帝、汤、文与之同世亦所不容。理宜征讨以靖天下以济斯民。”（《明太祖实录》卷一八）八月朱元璋令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师2o万进攻张士诚。至十一月徐达等先后攻占湖州、杭州、绍兴、嘉兴等地只有无锡仍为士诚部将莫天佑驻守朱军已形成对平江的包围。张士诚的重要将领吕珍、李伯升、3《国初群雄事略》卷七《周张士诚》引俞本《皇明纪事录》。 张天骐、潘元明等均投降朱元璋。十一月开始围攻平江。 围平江后朱元璋用叶兑的锁城法由徐达、常遇春、华云龙、汤和、王弼、张温、康茂才、仇成、何文辉等分兵驻守各门、各方之外城四周筑长围困之架木塔（名曰敌楼）三层监视城中动静每层施弓弩火铳又用襄阳炮日夜轰击。张士诚依仗城坚死命坚守。至正二十七年（1367）六月士诚数次突围未成士信于阊门督战中石炮死。九月徐达破葑门、常遇春破阊门士诚诸将周仁、潘元绍等皆降。士诚先令其妻妾自尽然后亦自缢气未绝俘送应天自缢死终年47岁。不久元璋军克无锡、常熟张士诚割据政权灭亡。 第七节方国珍方国珍（1319—1374）名珍（因避庙讳更名真）以字行其字又称谷贞。台州黄岩（今属浙江）人。“世以贩盐浮海为业”（《明太祖实录》卷八）身高七尺状貌魁梧脸黑而体白。 至正初黄岩有李大翁啸众反元出入海岛劫夺漕运舟杀使者。其地有蔡乱头起兵元命江浙江行省参知政事朵儿只班讨伐祸及平民。国珍仇家陈氏乘机诬告国珍与蔡乱头通国珍怒杀陈氏陈氏家属诉之于官官府追捕国珍“大恐屡倾资贿吏寻捕如初”遂与其兄国璋、弟国瑛、国珉等谋曰：“朝廷失政统兵者玩寇区区小丑不能平天下乱自此始。今酷吏借之为奸媒蘖及良民。吾若束手就毙一家枉作泉下鬼不若入海为得计耳！”（《国初群雄事略》卷八引《秘阁元龟政要》）遂与其兄、弟及邻里之惧祸逃难者逃入海中旬月间得数千人。他们劫掠漕运粮梗海道严重影响粮食海运。元廷命江浙行省参政朵儿只班率舟师捕之兵败反为所执。国珍逼迫朵儿只班为其请朝廷下招降之诏。元顺帝妥欢贴睦尔无奈授国珍庆元定海尉。国珍得官后返回故里但其所聚兵士不解势益暴涨。至正十年（135o）方国珍不受元廷节制四出劫夺。五月兵至大、小篑衍当元宣慰司命元帅扈海率万户孙昭毅等往捕溃于小澳扈海被俘。十二月方国珍入海攻掠沿海州郡。攻入温州焚烧漕舟登岸入镇海门官兵逃窜。次年正月国珍率舟退出港。二月元命孛罗贴木儿为江浙行省左丞总兵讨方国珍驻庆元（今浙江宁波）以泰不花为浙东道宣慰使都元帅分兵驻温州对国珍进行夹攻。未几方国珍再次进攻温州泰不华纵火筏焚之国珍逃去。孛罗贴木儿与泰不华密约以六月乙未合兵进讨国珍。孛罗贴木儿先期至大闾洋国珍夜袭官军赴水死者过半孛罗贴木儿被执反为国珍上书朝廷元廷遣大司农达识贴睦迩等至黄岩招降国珍兄弟投降元复授其兄弟官职有差。 至正十二年（1352）初徐州芝麻李起兵后展至十余万人阻塞南北运河元命逮鲁曾为淮东添设元帅前往镇压又命江浙省原募舟师守大江。方国珍心起疑窦又率舟入海反元。三月元台州路达鲁花赤泰不华兵扼黄岩之澄江国珍以小舸二百突海门入州港进马鞍诸山与泰不华激战泰不华与临海尉李辅德、千户赤盏等皆战死。国珍又北上袭击太仓刘家港烧海运舟船无数。闰三月元命左答纳失里为江浙行省左丞讨方国珍。五月元又命江南行台御史大夫纳麟给宣敕与台州民陈子由、杨恕卿、赵士正、戴甲等地主武装夹击方国珍。国珍率众攻台州城（今浙江临海）自中津桥直上登城南垣外水仙楼楼坍国珍兵纵火焚城外民居。六月国珍破黄岩克之。十一月元命江浙行省左丞贴里贴木儿总兵讨方国珍。 至正十三年（1353）正月方国珍率舟2ooo余艘登岸掠温州。元江浙行省官遣使至国珍船上招降。三月元再命江浙行省左丞贴里贴木儿、江南行台侍御史左答纳失里招谕方国珍。时元廷上下为招降方国珍事颇有分歧中书右丞相脱脱主征讨中书平章政事定住则主招降江浙行省都事刘基亦主“捕而斩之”。方氏兄弟为达到投降的目的重贿刘基为刘基拒收；又使人浮海至京师重贿省、院、台大小官员故有准贴里贴木儿等招谕方国珍之议。至是年十一月元廷授方国珍徽州路治中、国璋广德路治中、国瑛信州路治中。贴里贴木儿等设立巡防千户所纳国珍船散遣其徒众。国珍不从率其船13oo余艘仍据海道阻绝海运。 至正十四年（1354）四月贴里贴木儿、左答纳失里因方国珍降而复叛被御史台臣所劾。元命阿儿温沙为江浙行省右丞、恩宁普为江浙行省参知政事领兵讨方国珍。阿儿温沙等令各州县树栅捍江加紧备战但元兵入海遇国珍兵皆溃而归。方国珍依然横行海上曾北至太仓刘家港为元水军副万户董抟霄所败。九月方国珍拘执元帅也忒迷失、黄岩州达鲁花赤宋伯颜不花、知州赵宜浩为人质要挟元廷再次招安。 元廷为中原、江浙各地红巾军所困河运已经中断京师生粮荒而方国珍据海上海运亦中断京师粮荒愈加严重故元对国珍仍以招抚为主。至正十六年（1356）三月元以方国珍为海道运粮漕运万户兼防御海道运粮万户其兄国璋为衢州路总管兼防御海道事。时泰州白驹场（今属江苏东台）人张士诚在取得高邮之战胜利后已从苏北渡江南下据平江（今江苏苏州）为都占有苏南大片富饶土地元廷为之不安。十七年八月元廷升方国珍为江浙行省参知政事、兼海道运粮万户命其率兵讨士诚。国珍率兄弟诸侄等以舟师5万进击士诚昆山州士诚遣其将史文炳等御于明子桥国珍七战七捷。未几张士诚降元廷命方国珍罢兵。士诚“乃托丁氏往来说合结为婚姻于是两境之民稍息”。国珍还开府于庆元兼领温、台两州以兄国璋、弟国瑛居台州侄明善居温州留弟国珉为副手。 至正十八年（1358）底朱元璋的军队已东下衢州（今属浙江）、婺州（今浙江金华）逼近方国珍所据的庆元、温、台诸地。十二月朱元璋遣蔡元刚至庆元招降方国珍。国珍招集其兄弟谋曰：“方今海内虽乱而元运未终然惟建业善用兵威振远迩恐吾兄弟不足与抗。不如姑示顺从以观天下之势。”乃遣其子完为质子入侍元璋知其无诚意命完归去。（《明太祖实录》卷七、卷八） 至正十九年（1359）正月方国珍遣使奉书于朱元璋并献黄金5o斤、白银1oo斤、金织文绮百端。其书略曰：国珍生长海滨鱿盐负贩无闻于时。向者因怨构诬逃死无所遂窜海岛。为众所推连有三郡非敢称乱迫于自救而已。惟明公倡义濠梁东渡江左据有形胜以制四方奋扬威武以安百姓。国珍响风慕义欲归命之日久矣道路壅遏不能自通。今闻亲下婺城抚安浙左威德所被人心晾从。不弃犷愚猥加诲谕开其昏朦俾见天日此国珍所素愿也。谨遣使奉书上陈恳款或有指挥愿效奔走。言为定明神实临。（《明太祖实录》卷七） 三月方国珍遣郎中张本仁以温、台、庆元三郡献元璋且以次子关为质元璋命关返还。九月元璋授国珍福建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国璋福建行中书省右丞、国瑛福建行中书省参政、国珉枢密分院佥院。并令国珍“奉龙凤为正朔”以本部兵马城守俟命征讨国珍“欲不受业已降；欲受又恐受制”（《明太祖实录》卷七）真可谓“心持两端觇伺成败”因而提出借口“不奉正朔”“姑以至正为名”（《国初事迹》）。果然这个诡诈多端的两面派在地主政客刘仁本、张本仁等人的怂恿下接受朱元璋封职才一个月就又接受了元朝封他的江浙行省平章政事的官职。并于至正二十年（136o）至二十三年每年派出大批海船运送张士诚的十余万石粮到大都（今北京）去元顺帝大为赞赏封国珍为江浙行省左丞相赐爵衢国公。至正二十二年五月方国珍曾遣使至山东察罕帖木儿处并愿为之效劳适察罕帖木儿被田丰、王士诚杀察罕帖木儿养子扩廓帖木儿对国珍使臣“于礼特优”。 方国珍害怕朱元璋派军来攻伪装“惶惧谢罪以金宝饰鞍马献”（《明史·方国珍传》）。至正二十二年朱元璋部苗帅蒋英叛乱杀胡大海持大海级奔国珍国珍不受自台州奔福建。时方国璋守台截击之为蒋英所败国璋被杀朱元璋遣使吊祭。次年温州人周宗道以平阳降元璋方明善以兵争元璋参军胡深击败之进兵瑞安、温州。国珍恐请岁输白银3万两俟元璋下杭州城后即纳土归附。元璋遂命胡深班师。而国珍仍北通扩廓帖木儿南交福建陈友定企图形成犄角之势。 元廷对方国珍不断拉拢。至正二十五年（1365）以国珍为淮南行省左丞相。二十六年九月以国珍为江浙行省左丞相弟国瑛、国珉侄明善并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未几进太尉。至正二十七年（1367）四月朱元璋的军队攻克湖州、杭州进而围攻平江张士诚。“国珍拥兵坐视屡假贡献觇胜败为叛服计”。朱元璋见其反复以书数其十二过曰：“当尔起事之初元尚承平天下谁敢称乱？惟尔倡兵海隅。元官皆世袭子弟顾惜妻子其军久不知战故临阵而怯尔得鸱张于海隅。及天下乱尔遂陷三州之地扼海道之冲窃据山岛二十余年。朝送款于西暮送款于北此岂大丈夫所为尔过一也。吾下婺时四方强敌甚多岂暇用兵海岛与尔较短长。尔自怀惧遣子纳降。吾以诚心待人不逆尔诈即遣还尔子。尔乃诡诈多端不数年间迭生兵隙尔过二也。近者浙左会稽、浙右钱塘诸郡皆下尔阴蓄异志时遣人觇吾虚实尔过三也。未有衅端先起猜忌自怀反侧尔过四也。易交而轻悔尔过五也。扩廓贴木儿以曹操之奸将乌合之兵东奔西扰顿师之粮；又为李思齐、张思道逐出潼关三秦已失中原徐、邳、宿郡为吾藩篱大河为吾门户吾舟师往还如入无人之境。尔不能料中原事势顾且泛海交好声言击我。虚张声势以怨尤尔过六也。彼若仓卒有事尔隔海滨岂能应援败亡由尔；彼若无事交疏礼菁则豪杰之怨祸乱之生由此始矣尔过七也。尔兄弟无功于朝无恩于下民盗据海隅以势要君以私贿下坐邀民爵跋扈万状。今归于我而又不能善保富贵欲驱民于锋镝尔过八也。尔兵数出掠我并海之民。上帝好生下民思治乃违天虐民尔过九也。尔若有大志尽驱温、台、庆元之民与我较胜负此果决丈夫之志也。今不能此徒遣数舟狗偷鼠窃小举而兴大怨尔过十也。吾遣兵入浙下湖州军旧馆张氏将士尽皆降附遂捣姑苏对垒深沟民安如故。尔乃诱我海上土豪作乱近已平定匿其恶此岂良谋尔过十一也。福建陈友定奸诚待尔反自疑2辄以诈罔所谓言为定者何在？尔过十二也。”（《明太祖实录》卷二三） 是年七月朱元璋责令方国珍贡粮23万石同时又致函以威胁。方国珍惶惶不已日夜运珍宝集海船准备下海逃跑。九月朱元璋军攻克平江消灭张士诚割据势力后遣军分两路进攻方国珍。参政朱亮祖一路攻台州方国瑛败逃黄岩朱亮祖又攻温州方明善逃走亮祖分兵取瑞安自率舟师败方明善于乐清之盘屿追至楚门海口。征南将军汤和一路先取余姚、上虞进攻庆元方国瑛逃入海中汤和率师追击克定海、慈溪等县。十一月朱元璋再命廖永忠为征南副将军率舟师入海与汤和合击方国珍国珍见其诸将皆降黔驴技穷不得不纳款投降这股割据势力终于被平定。元璋军得其步卒92oo人水军143oo人官吏65o人马19o匹海舟42o艘粮1519oo石。 洪武元年（1368）正月方国珍至明京师叩谢罪明太祖朱元璋授其为广西行省左丞食禄京师洪武七年（1374）卒享年五十有六。 第八节陈友定陈友定（？—1368）一名有定字安国福州福清县人后徙汀州清流县明溪。幼孤帮佣于富室罗氏邻舍王氏妻以女使其习商贩因亏本充明溪驿卒。为人沉勇喜游侠乡人畏服。 至正十二年（1352）南方红巾军天完政权遣各路兵四出福建各地民众起兵响应。宁化有曹柳顺起兵据曹坊拥众数万遣其兵八十余人至明溪索马友定率众尽杀之。柳顺大怒率步骑千余奔明溪。友定募集赖政、孙通、胡璃等5oo人将当地老孺引入山寨大败柳顺军友定追杀至曹坊俘获曹柳顺以归。时汀州府判官蔡公安至清流募义兵友定请见公安令统所集民兵授为明溪寨巡检。后从福建佥都元帅吴按滩不花剿灭汀、延、邵、建诸山寨起义军以功升清流县尉、主簿、县尹再升延平路（治今福建南平）总管。 至正十八年（1358）五月天完元帅陈友谅遣其将康泰、赵琮、邓克明等进攻邵武。十一月邓克明占领汀州进围清流。陈友定驻兵于县前平安寨夜袭红巾军军营大败之追至宁化收复清流。乃修缮崆峡岭关寨及南北寨加以坚守。 十九年友谅移康泰取邵武邓克明攻汀州转略延平、将乐等地。元福建行省授友定汀州路总管率兵抵御红巾军双方战于黄土寨友定获邓克明将邓益克明败退。友定以功升行省参政。十一月陈友谅遣军破杉关友定力战友谅兵退却。 二十一年汉政权（陈友谅在至正二十年篡夺天完政权改国号为大汉）将领邓克明再克汀州转攻永丰、宁都、石城、宁化等县克宁昌破杉关攻光泽经顺昌以攻建宁（今建瓯）汉军于城西北立数十寨以铁炮、火箭、云车、机弩轮番攻击前后达半年之久城中食将尽元守将、行省平章完者帖木儿急檄陈友定解围。八月友定率数十骑突围入战焚橄榄山寨夺水南寨败克明军于菱角塘其将孙通等复建阳、崇安、浦城等县。克明退守抚州。友定寻复邵武诸县。 二十二年五月陈友定自延平南引兵水6并进一由顺昌出将乐一溯延平溪而上清流会攻汀州汉军败退。友定既复汀州萌生占有全福建之心于是威迫行省平章燕只不华“所收郡县仓库悉入为家资收官僚以为臣妾有不从者必行诛窜威镇闽中”1。 二十四年元置分省于延平以友定为平章。至是福建诸路及广东潮州俱由友定据而守之。唯泉州一带为亦思巴奚（波斯语isbah的音译意为军队由中亚穆斯林士兵组成）占有。至正十七年春义兵万户赛甫丁、阿里相率亦思巴奚占领泉州。十八年奉行省平章普化帖木儿命进攻福州廉司兵。二十年与兴化分省右丞苫思丁谋出兵兴化（今莆田）攻陈从仁。次年苫思丁杀从仁亦思巴奚进入兴化参与汉人割据势力互相攻伐。二十二年二月代表蒲氏（元初福建行省左丞莆寿庚后裔）势力的那兀纳（又译阿巫那）据泉州杀阿里丁。五月新任福建行省平章燕只不华杀赛甫丁于福州。那兀纳乘机扩充势力拒绝行省命官控制泉州、兴化清除赛甫丁余党。 1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卷一三《陈友定》引《秘阁元龟政要》。 二十五年二月陈友定攻朱元璋吴政权控制之处州（今浙江丽水）。吴政权参军胡琛往援友定遁去。胡琛追至浦城。四月胡琛克松溪获友定守将张子玉。五月朱元璋命指挥朱亮祖由铅山、行省左丞王溥由杉关会胡琛军进攻福建。六月亮祖克崇安进攻建宁时胡琛被执遇害。 二十六年四月亦思巴奚头目那兀纳遣其将白牌、马合谋、金阿里等攻兴化柳伯顺陈友定遣军与城中柳伯顺军夹击亦思巴奚军亦思巴奚军大败。五月友定破泉州擒杀那兀纳大肆杀色目人又蒲氏诸冢致使大批穆斯林逃离泉州迁徙乡间或他方多隐姓埋名以求生存。八月元中书左丞李国凤上其功升友定为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友定既为平章兵讨省内未服者远近闻风献城惟漳州总管罗良不服以书指责友定：“今郡邑之长君命也固不可以加害；百司之职君役也固不可以加窜。足下破郡邑为家资驱官僚为臣妾口言为国心实私耳。”（《龙飞纪略》）友定得书大怒“益兵攻之罗良巷战死之友定遂据漳州。元福建宣慰使陈瑞孙镇守福清州不服友定被执瑞孙愤骂不已遇害其妻及幼女皆投井死。崇安令孔楷因拒友定亦遇害。建阳詹斡结兵自保不从友定亦遇害”。是时“友定据全闽八郡之政皆用其私人以总制之。朝廷命官不得有所与”（《元史·失里弥实传》）。友定每年遣海舶运粮由海道经登、莱等州运抵大都虽得达者仅十之三四元廷大加嘉奖。 二十七年十月朱元璋在削平方国珍割据势力后命中书平章胡廷瑞为征南将军、江西行省左丞何文辉为副将军率安吉、宁国、南昌、袁州、赣州等卫军由江西取福建。十二月吴军度杉关取邵武友定守将李宗茂降；至建阳守将曹复畴降；吴将沐英破分水关克崇武；李文忠克浦城杀守将胡璃。是月朱元璋命征南将军汤和、副将军廖永忠、都督佥事吴祯等率舟师自明州（今浙江宁波）由海道攻福州驻师南台河口遣人入城招谕守将曲出、赖正孙、谢英辅等曲出杀使者吴师围西、南、水部三门曲出等遁去正孙、英辅逃奔延平陈友定处其余元臣多自杀死。汤和遣使招谕兴化、漳州、泉州诸路分兵攻略福宁等州县未附者。 洪武元年（1368）正月乙亥朱元璋即皇帝位国号大明建元洪武。 ------------ 14 壬辰胡廷瑞克建宁守将达里麻降。庚子汤和破延平执陈友定。先是友定大会诸将杀明招降使者置其血酒于壶中慷慨饮之誓众死守。汤和师至延平隔水而阵廖永忠渡水攻西门友定诸将请出战不许诸将屡请不已友定疑其部将萧院判、刘守仁有2心杀萧院判刘守仁被迫降明诸士卒亦多逾城夜遁。明将李文忠、胡廷瑞率部会师攻城益急。友定见大势已去饮药自尽其将白哈麻、谢英辅自杀赖正孙出降。明兵入城友定气未绝值大雷雨复苏械系送京师。友定子宗海自将兵来援其父亦被俘送至京师。朱元璋责之曰：“元纲不振海内土崩天命更革岂人力所能为。尔窃据偏隅负固逆命害吾参军杀吾使者6梁弗服欲何为哉！’友定对曰：“事败身亡惟有死耳尚何言！”父子均被诛杀。二月明兵取兴化、泉州、漳州、潮州诸路。友定余部金子隆、冯谷保等曾在将乐、清流、宁化等地据山寨反抗至是年七月均被平定。 陈友定出身贫寒曾为富户佣工。元末农民起义爆他因镇压福建当地起义群众有功从士兵升为军官从小军官又升至行省参政、平章。他以结集义兵、镇压起义群众起家成为割据全闽的土皇帝专权跋扈作威作福敌视农民起义、忠于元廷始终如一直至兵败被杀。 第十五章邱处机八思巴爱薛第一节邱处机金宋蒙三方争取的全真道领邱处机（1148—1227）字通密道号长春子世称长春真人。山东登州栖霞县人。幼年失母父娶继室抚育之。聪敏强记能日诵千余言久而不忘。金大定六年（1166）十九岁弃家遁居昆嵛山石门峪学道。次年闻重阳真人王喆在宁海州（今山东牟平）传道创全真庵道行甚高即前往拜谒礼之为师遂被留庵中掌文翰。其名、字及道号皆王喆所命。王喆本京兆咸阳儒生兼精武艺家产丰厚但文武两业均无成。正隆四年（1159）自称遇异人面授口诀不久弃家屏居终南刘蒋村修道。大定七年游山东得到宁海州富者马钰的尊信乃建庵授徒。其创立的道教新派因主张三教合一道、释、儒兼修倡言“屏去幻妄独全其真”故名“全真”。大弟子有马钰（号丹阳子）、谭处端（号长真子）、刘处玄（号长生子）、邱处机（号长春子）、王处一（号玉阳子）、郝大通（号广宁子）及马钰妻孙不二（号清静散人）七人。后全真道门以祖师王喆（重阳）与马、谭、刘、邱、王、郝并称“七真”。 大定九年冬马、谭、刘、邱四子从师至汴。十年初王喆死于寓舍遗命马钰（丹阳）掌教令邱处机师事之。四子遵师命同往王喆原修道处终南刘蒋村故庵（此处全真门人奉为“祖庭”）。十二年赴汴奉灵柩归葬刘蒋村为之守墓。十四年四子分处丹阳仍守祖庭长真、长生往游汴洛传道长春则西至磻溪（今宝鸡东南）凿洞以居日丐一食潜心修炼。二十年移居陇州（今陕西千阳）龙门山娄景洞率门徒数人继续苦修自谓至此道业始成。从居磻溪以来长春道誉渐著秦陇士人颇有与之结交者。二十二年丹阳归山东以关中教门事付处机。二十六年金陕西统军使夹谷清臣差官召他主持终南祖庭。此时全真道在陕右、河南北、山东诸地已拥有很多信徒声名甚大。二十八年初金世宗遣使者访求重阳门人长春应召至中都主持万春节醮事敕建官庵居之。都下亲王、公主及官民等多有来问道者金世宗也两次召见问以养生之术及“天人精微之理”。八月辞还途中在河南北各地传道数月创立卫（今辉县）、孟、洛阳等处道观数所。次年春回到祖庭。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东还栖霞故里；门人先已于其祖宅建长春庵后请于礼部命名为太虚观。 全真道提倡“除情去欲忍耻含垢”“以柔弱为本”不抗争勤耕作耐辛劳。这一套逆来顺受的哲学很有利于统治者因而受到赏识。但其势力展很快到处“什百为偶甲乙授受、牢不可破”形成宗教社团又引起统治者的疑忌。金章宗明昌初年即以全真“惑众乱民”下令禁罢。明昌六年又“沙汰道流”连终南祖庵也被没官。到承安二年（1197）经长春倾资纳粟金廷才许登、莱、陕右重立道观九所并赐额。全真道经过这些年的挫折后“稍微而更炽”道门复兴长春起了很大作用。泰和三年（12o3）刘处玄（长生子）死后邱处机成为最有威望的掌教领。他1本传主要依据《长春真人西游记》、尹志平《北游语录》、史志经《玄风庆会图说》卷一《龙门全真》等著作。 与金统治者结合起来“达官贵人敬事者日益多”定海军（莱州）节度使刘师鲁、邹谷皆与为友。大安三年（1211）他再次奉召赴都后因蒙古攻金而未成行。次年山东红袄军起义两年中展到数十万人夺取许多州县。贞祐二年（1214）金宣宗向蒙古求和后即派仆散安贞率军镇压起义时登州、宁海都在起义军手里仆散安贞请长春出面“抚谕”长春果然用说教平息了起义因而得到金朝的封号。 金宣宗迁都汴京后先已遭受蒙古军攻掠过的黄河以北地区更陷入蒙、金及各地土豪武装的争夺攻战之中战祸使人民处于极度困苦境地希望从宗教得到庇护以免兵燹之苦。在这种背景下全真道徒众大为增加成为北方最有社会影响力的宗教派别金、南宋和蒙古三方也都想争取它。贞祐四年长春居登州长春观金宣宗命东平监军王庭玉来请公主亦差官来请皆辞不赴。兴定二年（1218）移居莱州昊天观。这一年山东红袄军领李全、益都金元帅等归附南宋。兴定三年八月南宋命彭义斌、李全邀请长春南行众人以为南方重道他会接受邀请却也被推却。他说：“我之行止天也非若辈所及知。当有留不住时去也。”所谓“天”其实就是时势。此时金朝已衰弱不足依倚南宋比金更弱新兴的蒙古则势力强盛非金、宋所能抗衡。待机选择新的依托是长春审时度势、深思熟虑的结果。时机果然来到了。这年五月成吉思汗西征途中侍臣刘仲禄荐举长春“有保养长生之术”侍臣耶律楚材从三教“皆有益于世”、能帮助大汗“安天下”的角度也加以赞成。于是成吉思汗遣刘仲禄与蒙古2o人传旨邀请长春面见。仲禄等经半年跋涉先到潍州访得其门人尹志平同行劝驾十二月抵莱州。尹谓长春：“道其将行开化度人此其时矣。”此言正合其意遂决意应召北行。时年已七十岁。 晋见成吉思汗122o年正月长春与选定同行的弟子十八人从山东出二月抵燕京。 闻成吉思汗尚在西域惧年老不堪远行欲留在燕京等待班师后觐见。仲禄派使者去西域报告长春亦上表请求。八月应宣德路长官耶律秃花邀请至宣德（今河北宣化）。十月使者阿里鲜、燕京宣抚使王檝分别传达斡赤斤旨意请他西行时先到其斡耳朵。去西域的使者带来成吉思汗诏书敦请西行命仲禄善为护送。次年二月离宣德出野狐岭过抚州（今河北张北）向东北行；三月初一至鱼儿泊（今内蒙克什克腾旗达里诺尔）；四月初一至斡赤斤斡耳朵（今内蒙新巴尔虎旗东辉河旁）停留十七日转西北行过大海子（呼伦湖）沿6局河（克鲁伦河）南岸西行至其上游又西进入多山地区（土拉河之南）经契丹故城（辽镇州喀鲁哈河下游青托罗古城）度数河及山岭（鄂尔浑河上游东西）六月底至皇后斡耳朵；七月西南行过大山（杭爱山）西行至镇海城（在今哈腊乌斯湖之南）金公主及被掳章宗妃等并众多汉民工匠居此有城郭、耕作。镇海来见长春表示想留在这里过冬以待成吉思汗回镇海称奉有圣旨不许稽其行程愿亲自随从长春去西域遂留弟子九人于此选地建栖霞观；八月八日在镇海、仲禄护送下启行南越金山过大沙陀（准噶尔盆地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二十七日抵阴山（天山）北西行过二小城至憋思马大城（别失八里今新疆济木萨尔）；九月二日沿阴山北麓西行经诸城由大池（今赛里木湖）南越阴山二十七日至阿里马城（阿力麻里今新疆霍城西）；十月二日过亦列河（伊犁河）西行十六日至大石林牙（西辽故都虎思斡耳朵今古尔吉斯斯坦托克玛克东南）又十余日至赛兰城（今哈萨克斯坦奇姆肯特）南渡霍阐河（锡尔河）十一月十八日至邪米思干（撒马尔罕）。这时成吉思汗正击溃花剌子模王扎兰丁统兵溯印度河而上攻略诸地。又已届严冬长春获准留在邪米思干等待明年春天朝见。1222年三月阿里鲜从成吉思汗行营来传旨慰劳并告已回师命长春前往朝见。十五日启程南行二十九日渡阿姆河四月五日至大雪山（兴都库什山）行营。成吉思汗问：“真人远来有何长生之药以资朕？”答曰：“有卫生之道无长生之药。”成吉思汗嘉其诚实命以“神仙”称之。因该地生叛乱准其回邪米思干。八月七日奉旨再赴行营朝见。二十七日随成吉思汗回师北行九月一日渡阿姆河。十五日开始论道由耶律阿海（邪米思干长官）、阿里鲜、镇海、仲禄陪同听讲。阿海充当翻译成吉思汗命记其所论（当用畏兀字蒙文）并“誌以汉字”。自此行途中多次讲论关于长生之术以“减声色省贪欲”为言；关于治国之方则劝以戒杀戮敬天爱民择良吏治汉地等。月末至邪米思干。十月下旬扈从东还十二月末过霍阐河成吉思汗再次召见并集太子、诸王、大臣以长春先后奏对之语告之并谓“汉人尊重神仙犹汝等敬天我今愈信真天人也”。次年二月一再请求先行东还；三月获准命阿里鲜等护送并赐旨许汉地神仙门人并道观悉免差。五月初至镇海城栖霞观。取东南道南还六月二十二日到丰州（今呼和浩特东白塔镇）七月九日至云中（今山西大同）应阿里鲜请求派弟子尹志平持其谕书随之前往山东招谕未降人民。八月中回到宣德。又次年二月燕京行省石抹咸得不、刘敏等遣使者迎请居燕京天长观。 长春的应召西行使成吉思汗十分满意尽管他并无长生之药进奉仍给予极高的礼遇。在东还后还一再遣使传旨问候。居宣德时元帅贾昌来传旨问其回途食宿行旅是否安好“招谕在下人户得来否？朕常念神仙神仙无忘朕”。及入居燕京使者曷剌又来传旨：“神仙至汉地以清净道化人每日与朕诵经祝寿甚好。教神仙好田地内爱住处住。”后又命宣差札八（即都达鲁花赤札八儿）传旨表示思念之意并许随意居住“门人恒为朕诵经祝寿即佳”。于是行省及札八以北宫（即金宫城东北之琼花岛离宫）园池并其近地数十顷给之遂立道院于此。又重修和扩建天长观1226年完工。次年五月成吉思汗从秦州（今甘肃天水）遣道人王志明来传旨改北宫仙岛（即建道观之琼花岛）为万安宫天长观为长春宫“诏天下出家之人皆隶焉且赐金虎牌道家事一仰神仙处置”。其所以如此优待正如多次诏书所示主要是因为长春在汉地民众中有很大影响可利用他“招谕在下人户”“以清净道化人”使汉地人民归服和顺从蒙古的统治。燕京等处官员秉承旨意对长春备极尊礼；士人们也竞相逢迎拜谒、求名者不绝于门处于逆境者希望得到他的庇护。长春与其众弟子也利用蒙古大汗给予的特权大肆扩展全真道势力“教门四辟百倍往昔”甚至恃有圣旨、金牌驰驿四出宣称可通管僧尼或抑僧为道改寺为观种下了僧道矛盾尖锐的祸根。不过在当时蒙金战争正激烈进行的情况下长春“大开玄门遣人招求俘杀于战伐之际或一戴黄冠而持其署牒奴者必民、死赖以生者无虑二三钜万人”对保全人民减轻社会生产力受破坏的程度不能不说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全真道势力的扩展丁亥（1227）七月长春病死于燕京享年八十。遗命以门人宋道安提举教门事尹志平副之。金中叶时全真道初创本主除情去欲清静无为到长春时生了重大变化。尹志平说：“丹阳师父以无为主教长生真人无为、有为相半至长春师父有为十之九无为虽有其一犹存而勿用焉尝云：‘无为之道视之不可见听之不可闻行之率不可至都不若积累功行最为有效。’”（尹志平：《北游语录》）这一演变过程与全真道越来越受到统治者的重视正相应。在蒙、金、宋三方纷争中长春成为各方争相笼络利用的对象身价陡增。他选准了最强的蒙古一方为依托完全摒弃师父、师兄的无为思想提倡有为广招徒众扩大地盘和道观财产使全真道势力臻于极盛。其诗文有《磻溪集》、《鸣道集》、《大丹直指》等；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详载其西行旅程以及自奉召启程至去世期间的诗词、讲论；尹志平《北游语录》记载了他的重要议论；《玄风庆会录》1记载了他对成吉思汗“论道”的言论。 1《金莲正宗记》谓系耶律楚材所记。 第二节八思巴继任萨斯迦法主八思巴（hphags-pa1235—128o）又译思八、拔思、八合思巴。 乌思藏萨斯迦（今西藏自治区萨迦县）人。家族为款氏（hkhon）。1235年3月6日生于后藏昂仁的鲁孔地方。父索南监藏（bsod-nams-rgya1-mtshan）母觉卧公却吉。1244年镇守凉州的蒙古王子阔端致函萨斯迦派领萨斯迦班第达公哥监藏（sa-skyapanditakun-dgahrgya1-mtshan1182—1251简称萨班）邀其前来商谈吐蕃归附蒙古事宜。萨班从大局出接受邀请八思巴遂9—1267）启行前往1246年抵达凉州。其时阔端正在和林参加推举贵由为可汗的忽里台大会次年返回凉州。双方商订归附条款由萨班通告乌思藏纳里僧俗领。吐蕃正式归附大蒙古国。嗣后萨班做了阔端的供应上师留居凉州八思巴则随伯父学法恰纳着蒙古服学习蒙古语言并娶蒙古王公女为妻。 1251年萨班在凉州地方去世八思巴继任萨斯迦法主之位。次年蒙哥下令在吐蕃括户八思巴受命派格西朵儿只不鲁克（dge-bshesrdo-rjehbrug）与格西孙不（dge-bshessum-bu）率人配合金牌使者行动。同时蒙哥在吐蕃推行分封制萨斯迦仍为阔端及其后裔封地。 封为国师掌天下僧政1253年八思巴与受命经营漠南中原地区的忽必烈初次相会忽必烈接受其密续灌顶。随后忽必烈南征大理八思巴也在凉州主持萨班灵塔开光仪式之后回乌思藏拟从伍由巴大师受比丘戒。行至朵甘思从商客处得知伍由巴大师已去世遂折回。次年在阔端子蒙哥都王的陪同下与从大理班师北上的忽必烈相会于六盘山。忽必烈喜出望外“留下了萨斯迦人（即八思巴）［为他］授了灌顶结为施主与福田”（《红史》）。忽必烈赐给八思巴一道诏书（hjah-sabod-yig-ma）宣布保护寺院不受侵害号召僧人不可争官位、依恃圣旨欺凌他人应该“敬奉上天为我祈祷”（阿旺·公哥索南《萨斯迦世系史》）。 1255年五月八思巴前往河州从涅塘巴·扎巴生格、恰巴·却吉生格及雅隆巴·喇嘛绛曲监藏等人受具足戒。然后到内地从事宗教活动。1257年在佛教圣地五台山朝拜写下了《文殊菩萨名号赞》、《文殊菩萨坚固法轮赞》等诗及《听法广记》。 1258年佛道争执加剧忽必烈受蒙哥之命在开平城主持大辩论双方围绕《老子化胡经》真伪展开。八思巴参预其事位次那摩大师而名列第二以其雄辩之才为释教一方获胜立下功劳。会后道士樊志应等十七人被削为僧伪经被毁。八思巴声名渐著。同年著《道果法明鉴》阐述本派主张。 126o年忽必烈称帝建元中统封八思巴为国师“授以玉印任中原法主统天下教门”（王磐：《八思巴行状》）成为全国最高的佛教领。1264年元世祖立总制院而领之于国师。“总制院者掌浮图氏之教兼治吐蕃之事。”（《元史·桑哥传》）同年元世祖颁布诏书说明自己从八思巴处接受灌顶已封之为国师令掌天下僧政不可违背以及优礼僧人保证其寺院财产不受侵犯。 建立乌思藏行政体系创制蒙古新字至元元年（1264）夏八思巴与恰纳离开大都前往吐蕃受命建立乌思藏地方行政体系。至元二年（1265）元旦八思巴至拉萨在大昭寺向元世祖献辞遥贺新年春天抵萨斯迦。在萨斯迦修建了塔庙并为七座纪念前辈教主的灵塔树立伞盖、金铜法轮及金顶用金汁写制显密经典及般若等经二百余部同时还向名师大德求学问法增广见闻。 至元四年八思巴建立了“剌让”（b1a-brang）设置司礼官（gso1dpon）、掌内室与服饰之官（gzim-dpon）、司宗教仪式之官（mnetja1-dpon）、主文书官（yig-dpon）、司库官（mdzod-dpon）、司厨官（thab-dpon）、司引见官（hdren－dpon）、司座位官（gdan-dpon）、掌运输之官（skya-dpon）、掌马官（rta-dpon）、掌犏牛官（mdzo-dpon）、掌犬官（khyi-dpon）等十三名负责其起居与日常生活。 八思巴在吐蕃的几年间除了建立地方行政系统之外很重要的一项成果是创制蒙古新字。六年八思巴回到大都受到真金太子及王公大臣的欢迎。八思巴向元世祖献上了受命创制的蒙古新字。元世祖大悦随即颁行天下诏令：“自今以往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元史·释老传》）次年封八思巴为大宝法王大元帝师赐玉印。作为帝师八思巴向皇帝、皇后及太子讲经说法祈求福寿并广做佛事佑国久安。至元六年（1269）十二月八思巴率领僧人在太庙作佛事七昼夜。次年又在御座上置白伞盖上书金字梵书用以“镇伏邪魔护国安刹”（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集史》）。 萨斯迦派在乌思藏的影响至元八年八思巴离大都至临洮住夏并在当地建寺传法。十一年三月启程前往拉萨由真金太子率军护送帝师之职由其异母弟亦怜真（rinnet）代理。途中八思巴还多次写信给元世祖问安并祝贺元军攻克南宋诸城劝戒行善止杀。并向真金讲解佛教教义此即后来成书的《彰所知论》。十三年底抵萨斯迦乌思藏地方掌管教法的格西与管理各地事务的领都前来相会。次年正月在出密举行了有七万僧人参加的会真金太子以元世祖的名义充当施主扩大了萨斯迦派在乌思藏地方的影响。 八思巴在萨斯迦期间对乌思藏地方的官员重新作了任命免除了原来还是由他任命的公哥监卜（kun-dgah-bzang-po）的本钦（dpon-netg-btsun）代之。同时指定恰纳的遗腹子答耳麻八剌（dharmapa1a-raka1268—1287）为萨斯迦款氏家族与教主的继承人。这些措施在当时均引起一定的不满情绪。真金护送军返回后矛盾尖锐。《汉藏史集》记“由于本钦公哥藏卜做了背信弃义之事有人将此情奏报朝廷。皇帝顾念朝廷与萨斯迦派关系重大遂决定予以护佑派大臣桑哥（ha）为领率蒙古大军前往究查”。桑哥率蒙古军七万及朵甘思（mdo-khams）和朵思麻（mdo-smad）军三万人共十万人前往迅击败对抗者处死公哥藏卜。嗣后还拜见八思巴喇嘛。桑哥率军返回后不久128o年11月22日八思巴在萨斯迦中的拉康喇让中逝世终年46岁。“讣闻赙赠有加赐号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元史·释老传》）为之建大宰堵波于京师。至治年间（1321—1323）元英宗特诏郡县建庙通祀。泰定元年（1324）又以绘像十一幅令各行省为之塑像备极尊崇之礼。 帝师制度的沿袭八思巴是元代杰出的宗教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他的一生对巩固元朝在吐蕃地方的统治加强蒙、藏、畏兀儿、汉等民族的相互了解与团结维护国家统一保护佛教各派信仰自由繁荣文化事业等方面有过积极的贡献。由元世祖所确立的帝师制度也为元朝诸帝所沿袭直至元亡。这一制度规定：帝师由萨斯迦一派掌握；由皇帝任命总天下释教兼管吐蕃地方事务；荐举宣政院及乌思藏地方行政官员；为皇帝、皇子、后妃讲经说法祈福祷寿为护国安刹躬尽其力等。有元一代有帝师十四人简介如下：（1）八思巴（hphags-pa）126o—127o年任国师127o—1274年任元世祖忽必烈的帝师。（2）亦怜真（rin-net1238-1279或1282）八思巴异母弟萨斯迦款氏家族人。1274年八思巴前往乌思藏以其继任帝师直至去世。 （3）答耳麻八剌剌吉塔（dharmapa1a-raka1268—1287）萨斯迦款氏家族人白兰王恰纳朵儿只的遗腹子。1282年任元世祖忽必烈的帝师至1286年去职。1287年卒于朵甘思。 （4）亦摄思连真（ye-shesrin-net1248—1294）八思巴弟子之东支夏尔巴（shar-pa）系统。1286年继答耳麻八剌剌吉塔为元世祖忽必烈的帝师至1291年去职。 （5）乞剌斯八斡节儿（grags-pahod-zerhan-gsar萨斯迦新寺）传承西夏王室后裔。自1291年起先后为元世祖忽必烈、元成宗铁穆耳的帝师直到去世。 （6）辇真监藏（rin-net1258—13o5）八思巴弟子的东支传承。夏尔巴氏家族人为第四任帝师亦摄思连真之弟。13o4年任元成宗铁穆耳的帝师次年卒。 （7）相家班（sangs-rgyasdpa11267—1314）萨斯迦康赛传承帝师乞剌斯八斡节儿侄西夏王室后裔。从13o5年至1314年先后任元成宗铁穆耳、元武宗海山及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帝师。 （8）公哥罗古罗思监藏班藏卜（kun-dgahb1ogrosrgya1mtsnetbsp;年至1327年先后任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元英宗硕德八剌及元泰定帝也孙铁木儿的帝师。 （9）旺出儿监藏（dbang-phyugrgya1-mtshan？—1325）家族出身不详。自1323年至1325年先后任元英宗硕德八剌和泰定帝也孙铁木儿的帝师。或云其为前任帝师公哥罗古罗思监藏班藏卜去萨斯迦期间代理帝师。（1o）公哥列思八冲纳思监藏班藏卜（kun-dgah1egs-panetbsp;年先后任元泰定帝也孙铁木儿、元幼主阿里吉八及元文宗图帖睦尔的帝师。 （11）辇真吃剌失思（rin-netgrags－shis）家族出身生卒年不详。 《元史》卷三三文宗二及《元史》卷二o二均记其天历二年（1329）任元文宗图帖睦尔的帝师。 （12）公哥儿监藏班藏卜（kun-dgah-rgya1-mtshandpa1-bzang-po131o—1359）萨斯迦款氏家族人帝师公哥列思八冲纳思监藏班藏卜之弟。自1333年至1359年任元顺帝妥欢帖睦尔帝师二十七年。 （13）唆南罗古罗思（bsod-namsb1o-gros1332—1362）萨斯迦款氏家族人白兰王公哥儿列思八监藏班藏卜之子。1361年至1362年任元顺帝妥欢帖睦尔帝师。 （14）喃加巴藏卜（rnam-rgya1dpa1-bzang-po？）据《明实录》卷七七记洪武五年十二月庚子（1373年1月21日“乌思藏摄帝师喃加巴藏卜等遣使来贡方物”可知其曾任元顺帝妥欢贴睦尔的帝师（又见《明史》卷三三一《西域传》）。 第三节爱薛代父应召爱薛（阿拉伯语名‘即欧洲语之——耶稣的音译—isajesus1227~13o8）也称爱薛·迭屑·怯里马赤意为通事基督徒爱薛。1西域拂林（porumrom的突厥语读法指叙利亚地）人。出身于基督教聂思脱里派教徒世家。祖不阿里父不鲁麻失均有名望。窝阔台汗时有叙利亚聂思脱里派长老审温—列边阿答（simeonrabban-atasimeon为其名rabban-ata系叙利亚—突厥语混合称号意为师父、长老）者奉命从蒙古至西域传诏谕蒙古军帅勿滥杀无辜保护基督教徒。大约在贵由汗即位时（1246）列边阿答回蒙古朝觐2并推荐不鲁麻失的才能。在汗廷极有权势的拖雷妃唆鲁禾帖尼崇信基督教聂思脱里派又很注重收罗人才遂奏请遣使征召。不鲁麻失因年老“辞不能往”以子爱薛能继其家学通晓西域诸国语言和星历、医药之学乃极力推荐于使者让他代父应召。爱薛到蒙古后供奉于唆鲁禾帖尼母子甚受亲信得娶唆鲁禾帖尼的同族侍女（克烈氏亦信奉基督教）为妻夫妇一同当过蒙哥汗之女的傅父、傅母与拖雷家族的关系十分密切。“直言敢谏”反对阿合马爱薛“直言敢谏”忽必烈即位前对他就很器重后召侍左右能时进善言。中统三年（1262）春诏命燕京于二月八日（汉地佛教以此日为佛出家日）大做佛事临大街结五采流苏楼观集教坊百伎备法驾迎佛。爱薛谏曰：“方今高丽新附李璮复叛淮海之壖刁斗达旦天下疲弊疮痍未瘳糜此无益之费非所以为社稷计也。”二月十五日元世祖游燕京道观长春宫欲留宿爱薛又急入谏：“国家调度方急兵因民罢（疲）陛下能安此乎？”其言都得到嘉许。他不仅是从基督教的立场反对崇奉佛、道也是从国计民生利害的角度提出意见。如至元五年（1268）春元世祖大猎于保定之新安县（今安新）境多日人民疲于供应。他有意在世祖面前问供给之民：“得无妨尔耕乎？”世祖悟即日罢猎。自蒙古征西域以来有不少擅长天文历法和医药之学的西域人才被征召来华。中统年间由爱薛建议设立了西域星历、医药二司即命他掌其事。他创立了京师医药院至元十年改为广惠司（正五品机构后升正三品）仍由爱薛兼领。广惠司掌管修制御用回回药物及和剂为宿卫士及京城疲癃残疾、穷而无告者疗疾。至元十三年伯颜灭南宋班师阿合马以伯颜所赠礼物太薄诬告他私取宋玉桃盏元世祖下令审查爱薛叩头力谏事得解。时阿合马任宰相（中书平章政事）恃宠擅权专事聚敛回回人（木蛮）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势力甚大借机谋利侵害国家财富和百姓。朝中许多官员对此极为不满爱薛也加入了反对阿合马和回回势力的行列。至元十六年有回回商人从八里灰、火里（barquqori部落名今贝加尔湖附近）地区取海青鹰隼到大都贡纳所过之处拒绝食用供应给他们的别人宰杀的羊而索要活羊按伊斯兰教规的断喉法宰杀因而搔扰沿途百姓。此事触怒了元世祖下令回回人必须食1本传资料主要依据程钜夫《拂林忠献王神道碑》（《雪楼集》卷五）、《元史·爱薛传》。2有关列边阿答及爱薛事迹的西文资料参见伯希和《蒙古人与罗马教廷》页15—66。用任何人宰杀的羊肉不许按伊斯兰教规“抹杀羊”违者处死其奴仆告者放出为良并以其主人家口财物赏之。爱薛及其下属基督教徒正利用这道诏令压制回回人诱使他们的奴仆告密夺取他们的财富以致回回人一连四年不敢奉行其教法其经商者纷纷离开汉地不敢再来。后来回回人用重金贿赂丞相以商税减少、珠宝不至为由奏请解除了禁令1。 出使远域爱薛因通晓西域诸国语言曾数次被派遣出使远域。至元二十年四月又奉命副孛罗丞相出使伊利汗国并充译人（怯里马赤ke1emechi）。二十一年冬孛罗、爱薛一行抵达伊利汗冬营地阿兰草原（今阿塞拜疆共和国南境阿拉斯河下游）之满里牙行宫晋见阿鲁浑汗。大汗派出以显贵大臣为的高级使团在伊利汗国受到高度重视《史集》中作为大事予以记载；在梵蒂冈档案中有1285年阿鲁浑汗致教皇信的拉丁文本信中提到了大汗派来的使者iseternet“译人”）即爱薛怯里马赤。孛罗丞相被留在伊利汗国享有极高的地位和礼遇；爱薛则带着阿鲁浑汗献给大汗的礼物宝装束带等回朝。当时叛王海都、都哇正与元军在西北境激战（如至元二十二年进攻和州二十三年战于马纳思河攻彰八里、哈密力等地）爱薛途遇战乱与其他使团成员失散冒矢石出险境路上走了两年才回到大都。他以阿鲁浑所献礼物进呈报告了往返情形。元世祖对他的归来大加赞誉说：“孛罗生吾土、食吾禄而安于彼爱薛生于彼、家于彼而忠于我相去何远耶！”即拜平章政事固辞不受。二十四年六月擢为秘书监（掌管皇家图籍及阴阳并领司天台的中央官署秘书监的长官正三品）1。二十六年置崇福司“掌领马儿·哈昔、列班·也里可温、十字寺祭享等事”以爱薛为崇福司使（从二品）。“马儿·哈昔”是叙利亚语mar-hasia的音译、聂思脱里教派主教的称号（义为圣者）；“列班”即长老；“也里可温”系波斯人对聂思脱里教士的称呼（erke-’un似源于希腊文apν）元代通指基督教教士和教徒；“十字寺”是元人对基督教堂的称呼。崇福司是掌管全国一切基督教事务的中央机构品级次于掌管佛教的宣政院（从一品）与掌道教的集贤院相同（从二品）。基督教在元朝境内传播甚广自京城至诸路也里可温为数颇多从此开始和佛、道一样有专门官方机构管理有关他们的各类事情这无疑是爱薛为基督教势力争取到的地位和权益。爱薛及其子相继担任这个机构的长官。元世祖对爱薛日益亲信时常召见他也能提出许多利国利民的建议如谏止迁移原燕京南城居民以实大都新城请赐宿卫士庐舍下令禁止猎杀怀胎鹿及幼鹿设立广惠司给在京贫穷残疾者赈济、治病等。 秦国公之封至元三十一年元成宗即位加授爱薛翰林学士承旨、兼修国史荣衔优遇益隆。因其年老特赐腰舆乘以出入宫廷。大德元年（1297）遥授平1《元典章》卷五七刑部十九《禁回回抹杀羊做纳》；《史集》第2卷汉译本页346—347。1据《秘书监志》卷九职官题名（作海薛）。 章政事。大德七年以后元成宗久病国事多取决于皇后卜鲁罕爱薛常数月不得一入见。这几年屡有灾异皇后以爱薛知天象有时召见询问。他乘机进言力陈弭变之道辞语激切不被采纳。十一年元成宗死皇后谋立安西王阿难答遣内官到秘书监迫取仅供御览的秘文爱薛厉色拒绝表明了他在这场皇位继承斗争中的态度。元仁宗母子诛灭卜鲁罕和阿难答一党迎海山即帝位为元武宗。以爱薛为忠封秦国公。至大元年（13o8）六月爱薛病死于上都家中。 据程钜夫撰的爱薛神道碑有子六人：也里牙袭职为崇福使、领司天台事；皇庆元年封秦国公为权臣铁木迭儿之婿后以贪赃罢。天历元年（1328）命为太医院使。至顺元年（133o）复加秦国公同年以诅咒皇帝罪被诛。腆哈翰林学士承旨。黑厮光禄卿。阔里吉思同知泉府院事。鲁哈提举广惠司事。咬难为宿卫。另据姚燧《牧庵集》所载爱薛尚有一子名阿实克岱（原文应为阿台）先于也里牙任崇福使；其子蒙克特穆尔（原文忙哥铁木儿）为元武宗侍臣至大二年任尚书省左丞爱薛遂以孙贵追封秦国公。元仁宗即位后罢尚书省以“变乱旧章、流毒百姓”罪名惩治尚书诸臣忙哥铁木儿被杖流海南1。 1参见韩儒林《爱薛之再探讨》《穹庐集》页93—1o8。 第十六章札马鲁丁郭守敬第一节札马鲁丁关于札马鲁丁的史料札马鲁丁是十三世纪来华的元代回回天文学家。他把阿拉伯的天文历法知识介绍到中国并起编纂了《大元大一统志》为我国科学文化的展作出了贡献。 札马鲁丁是汉文音译。在元、明、清代的文献中就有不同译法。《元秘书监志》译作札马剌丁或扎马剌丁。《元史·天文志》作札马鲁丁。清代修《四库全书》时曾对汉文文献中一些民族的人名译法作了大规模的修改。札马鲁丁于此时被改作札玛鲁鼎。今取《元史·天文志》的译法统作札马鲁丁。 关于札马鲁丁的生年、祖籍或出生地以及其早年的活动史迄今未清楚。国外的研究者一般认为他来自波斯大不里士附近的马拉加城（今属伊朗）。当时统治波斯等地的蒙古伊利汗旭烈兀曾接受波斯天文学家纳剌丁·图西的请求从1259年起聚集了一批天文学家在马拉盖建造了一座著名的天文台。英国学者李约瑟等就认为札马鲁丁是在这座天文台工作的一位学者。后来他由旭烈兀或其后裔的派遣来到中国1。 对这一传统的说法日本学者山田庆儿提出过不同意见认为上述说法与中国的文献不合。他提出札马鲁丁可能是中亚细亚的布哈拉城（今属乌兹别克共和国）人2。 根据中国现存的史料札马鲁丁是元世祖忽必烈即位（126o）以前到中国的。《元史·百官志六》有记载：世祖在潜邸时有旨征回回为星学者。札马剌丁等以其艺进未有官署。忽必烈于1258年底起兵攻宋此后他一直处于繁忙的军政事务中。《元史·百官志》所记的情况不大可能生在1258至126o年之间。即使札马鲁丁是在这期间来华的那么他也不大可能是马拉加天文台的人。因为这座天文台当时还正在酝酿、筹组和开始建造。因此山田庆儿对传统说法的否定是有道理的。至于是否确实是布哈拉城人则由于中亚等方面的史料不足有待新的材料现时再断定。又《元史·世祖本纪》中提到：岁甲辰帝在潜邸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这里的“岁甲辰”是指1244年。当时忽必烈正是三十岁。所谓文学之士乃是泛指学者。这段记载表明忽必烈招请四方学者的起始年份是相当早的。因此推测札马鲁丁来华时间的上限可以早到十三世纪四十年代。下限则为忽必烈即位的前一年即1259年。较可能的是十三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或稍后。 据前引《元史·百官志》表明札马鲁丁来华后最初并没有正式的官职做了些什么工作也不清楚。不过忽必烈是不会让一位有才能的回回学者长期无所事事的。查《元史·食货志》有段记载：dnetbsp;山田庆儿：《授时历の道》株式会社みすず书房198o年版第48—53页。世祖中统二年（1261）是年三月又命札马剌丁籴粮仍敕军、民官毋沮。这位为元朝筹办军粮的札马鲁丁很可能就是那位《元史·百官志》中提到的“回回为星学者”。事实上以天文学家著名的札马鲁丁确实从事过与天文历法全然无关的工作。看来札马鲁丁是一位具有多种才干的人物。在蒙古汗国和元皇朝统治时期包括回回在年的色目人具有仅次于蒙古本族人的民族地位得到蒙古族统治者较大的信任和重用。因此委派这位回回星学者札马鲁丁担任极重要的筹粮工作是非常可能的也不足为怪。 札马鲁丁的天文工作最早的史籍记载是在至元四年（1267）。计有二条。一是《元史·天文志》称他在这一年造了西域仪象七件。另一是在《元史·历志》说他这一年撰进《万年历》得到元世祖的批准颁行。这两件工作无论哪一件都不是短时期内能完成的。由此可以肯定扎马鲁丁在1267年以前若干年就从事这两项重大的天文工作了。 此后史籍中对札马鲁丁的活动屡有记载。 至元八年（1271）元皇朝在上都（今内蒙正蓝旗境内）建立回回司天台札马鲁丁被任命为“提点”（即台长）。 至元十年（1273）札马鲁丁以回回司天台提点的身分被元世祖任命兼职为新设立的秘书监两长官之一。另一长官是汉人原任户部尚书的焦友直。秘书监的主要职责是掌管皇家收藏的历代图籍和阴阳从事皇帝特命的撰述任务等。而元代的司天台则因当时认为其工作关涉皇家机密故也被划为秘书监管辖。元代回回司天台和秘书监的主管人往往是兼任的札马鲁丁就是这一惯例的开始者。担任秘书监职务的人都是皇帝较信任之人。据《元秘书监志》记述札马鲁丁曾被引到万寿山（今北京颐和园中的万寿山）下的浴室里向忽必烈奏事。如果不是忽必烈十分信任他那是不可能这么做的。在他领导下的秘书监引进了许多波斯文和阿拉伯文的天文学、数学、星占学等方面的图书、器物其中著名的有欧几里得《几何原本》、托勒密《天文学大成》等著作还有大量阿拉伯的地图等。元代的秘书监是当时中国与阿拉伯科学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中心。 与此同时札马鲁丁官阶日升。他在任司天台提点时才是从五品官任职秘书监就一下子升到从三品。几年之后他又被宣授嘉议大夫职衔那是正三品的官位。至元二十四年（1287）他升任集贤大学士中奉大夫行秘书监事就成了从二品的大员。集贤大学士主管的集贤院职掌“提调学校征求隐贤召集贤良。凡国子监、玄门道教、阴阳、祭祀、占卜、祭遁之事”（《元史·百官志三》）都归集贤院管理。作为一个回回人札马鲁丁被任命为管理中国传统文化事务最高机构的主管领导这是一件很不平常的事。 在这段时间里札马鲁丁除了从事日常的天文工作和秘书监、集贤院的领导工作外还做了许多培养和提拔后进的工作。 札马鲁丁在后期还做了两项特别重要的工作。 其中一项工作完全与天文学无关。据《元史·百官志》记载至元二十四年（1287）“札马剌丁率人匠成造撒答剌欺与丝绸同局造作”。撒答剌欺是一种波斯或中亚地区的纺织品。此种织物的原料、结构及品质特点迄今我国学术界均未弄清楚。但它是一种美丽又高贵的织物则无疑义。《元史·百官志》记载称元廷因札马鲁丁的成功而“改练人匠提举司为撒答剌欺提举司”（《元史·百官志一》）。若非撒答剌欺有特殊的吸引力元廷是不会这样做的。《元史·百官志》并无明确记载札马鲁丁是否当了撒答剌欺提举司的提举事实上也不大可能当。因这提举才正五品而札马鲁丁当时已是从二品了官阶相差太远。无疑这个纺织机构应该是由他领导的。据《元秘书监志》的记载继札马鲁丁任秘书监的另一个回回天文学家可马剌丁兼任了撒答剌欺人匠提举。按照封建皇朝任命官吏往往重视循例的习惯来看札马鲁丁在这个因他的努力才得以创立的机构的领导地位是无可怀疑的。无论如何札马鲁丁把一种新的纺织技术介绍到了中国对中国纺织技术的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另一项工作严格来说则应与天文学有一定的关系。那就是至元二十二年（1285）他向忽必烈提出编纂全国地理图志的建议。这项建议得到批准其工作就在他的领导下开展。最后成果就是著名的《大元大一统志》。这部书不但在当时有重大的军事和政治意义而且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有关札马鲁丁的活动史书有记载的最后年头是在至元二十六年（1289）。《元秘书监志》记载他在这一年的两项活动。一条有关荐举人才一条则为编地理图志的人请支报酬及请求给他们提职。此后在元人的史料中再未现他的活动。清人钱大昕却提到《大元大一统志》于至元二十八年（1291）完成后由札马鲁丁及其助手秘书少监虞应龙两人一起进呈朝廷1。现尚不清楚钱大昕此说有什么根据。但据《元秘书监志》记载至元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五日以秘书监名义上奏的已不是札马鲁丁而是可马剌丁。由此看来札马鲁丁很有可能在此以前已去世了。至于钱大昕之所以还把他列为进呈《大元大一统志》的第一责任者当是因为札马鲁丁一直是编撰这书的主要负责人。 当然人们也可推测至元二十七年并非是札马鲁丁的卒年而只是他离开秘书监之年而已。这样他还是有可能与虞应龙一起于至元二十八年进呈《大元大一统志》。一般来说似乎没有什么理由要让札马鲁丁离开秘书监至少史书中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因此可能性较大的是札马鲁丁于129o年故世。 天文仪器的创制札马鲁丁一生中有三项业绩值得详细研究：造七件西域仪象、编制《万年历》、编修《大元大一统志》。 造七件仪象在《元史·天文志》有具体的介绍。此事曾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兴趣。今据迄今所见有关研究新成果叙述如下2：一、咱秃哈剌吉《元史》汉译为混天仪。根据有关描述知道这架仪器有一个地平环一个垂直于地平环的子午双环双环的中线即相当于观测地的子午线。这两组环互相固结不动。在子午双环之内还有一对较小的双环它们的中线则相当于天球上的赤经圈可以绕着天球的南北极作东西方向的转动。这些环圈1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史部地理类》见《二十五史补编》第六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841o页。 fnetgtheiridentifinettotheinstramentsoftheobservatoryofmaraghaisis1niversitypress1959pp.373—374。薄树人：《回族先民札马鲁丁的科学贡献》载《科学》杂志1986年第4期。 与我国传统的天文仪器浑仪的结构一致。但是在这套结构之内还有两个中国传统浑仪中所没有的环。《元史·天文志》对此是这样描写的：内第三、第四环皆结于第二环（即上述可转动的双环）又去南北极二十四度亦可以运转。凡可运之环各对缀铜方钉皆有窍以代衡箫之仰窥焉。 所谓有窍的铜方钉是指一块直立在各环面上的小方铜片。铜片上开了缝从缝中可以观测天体。由铜片所在位置可以在各环面刻度上读出天体的相应坐标读数。这种铜方钉实际上是一种观测用照准器其功用和古代浑仪中用来瞄向天体的那根细长管子——窥管相同只是其形制和使用方法不相同而已。既然咱秃哈剌吉的第三、第四环上装了照准器则它们应是能提供经度或纬度读数的环圈。从上引《元史·天文志》的描述来看它们应是黄道环和黄经环。黄经环的中央有一条极轴轴的两头套连在可转动的赤经双环上离南、北极各二十四度的地方。这两个套连结处的中心就是南、北黄极。黄经环可以绕着南、北黄极轴旋转。只要转动赤经双环使仪器上的南、北黄极摆到与天球上的南、北黄极相应的位置；再转动黄经环使天体处在黄经环面上；然后把黄经环上的铜方钉对向那个天体这时就可从黄经环刻度上读出铜方钉所在的位置读数这个读数就是天体的黄纬。至于黄道环则当是垂直地固结在赤经双环上且与黄经环的黄极轴也相垂直。这时黄道环与赤经双环相结而有两组结点这两组结点的两个中心点就分别是仪器上的冬至点和夏至点。它们分别离赤经双环中腰（即仪器上的赤道圈）的南和北各二十四度。转动赤经双环把黄道环摆到和天球上的黄道相一致的位置上移动黄道环上的铜方钉就可测读出天体的黄经。在现今的北京古观象台上还存有一件清康熙十二年（1673）制造的黄道经纬仪。除了这件仪器的可转动的赤经环只是单环而不是双环这一点外其他的结构大体与《元史》所描述的咱秃哈剌吉相一致。 咱秃哈剌吉是一种源自古希腊的托勒密式黄道浑天仪它与我国传统的赤道式浑天仪相比较在外形上大体相似都是在一个球面空间内由多层环圈所构成；但是两者的具体构成和功用则不相同。因此《元史》中把咱秃哈剌吉译成“混天仪”混字与浑字音近而字不同翻译者是颇为有心的。二、咱秃朔八台《元史》释为“测验周天星曜之器也”。从《元史》所作的具体描述来看这是件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明的天文仪器。西方学者称之为托勒密长尺。 咱秃朔八台有一根垂直立于地面的铜表高七尺五寸。表顶设有机轴。 轴上悬挂二根五尺五寸长的铜尺。外面的那根尺上附有同样长的窥管一根用来瞄准天体。两根铜尺的底端又都连在一根横尺上。整个仪器可以绕铜表转动而窥管则可以高低转动。这种仪器可用来测定任意方向上的天体的天顶距。窥管、始终置于铅直位置上的里面的那根铜尺及底下的横尺三者构成了一个等腰三角形其顶角即天体的天顶距。它可以由窥管所指示的横尺上的读数用三角学方法计算出来；也可以直接在横尺上刻出相应的顶角度数。托勒密在其名著《天文学大成》第五卷第十二章中介绍过这种仪器不过托勒密的铜表是三角形的而咱秃朔八台的铜表则可以是方柱形或圆柱形的更可能是圆柱形的。 三、鲁哈麻亦渺凹只《元史》汉译为春秋分晷影堂。据有关描述这台仪器是置于一座基本密闭的屋子里的只在顺东西方向的屋脊上开了一道缝让日光从缝中射入屋内。屋中有一座台台面南高北低与天赤道面平行。贴着台面放置一条铜的半圆环半圆的半径长达六尺。另有一根六尺长的铜条一头固定在半圆环的圆心上一头可贴在环面移动。当春秋分时太阳正处在赤道面上太阳光就正好照射到环面上观测此时的太阳位置便可求得准确的春、秋分时刻。与春秋分晷影堂相类似的仪器现在在印度的德里、斋浦尔等地还可以见到不过它们都是露天的。这些印度仪器是十八世纪初的印度天文学家摩诃罗阇·贾伊·辛格所造。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有这种仪器的照片称之为二分日晷（equinonetdia1）。但这是定节气的仪器称之为定时刻的日晷是不妥当的。 四、鲁哈麻亦木思塔余《元史》汉译为“冬夏至晷影堂也”。据有关描述这件仪器也是安置在房子里的。房子有五开间大。屋脊顺南北方向且上开一道缝。缝的正下方立一道墙。墙上挂一条长一丈零六寸的铜尺。又以挂尺之点为中心以尺长为半径在墙上画一仰天的半圆规环。环上标有刻度。墙底下还挖有一定深度的坑以便人可以站在铜尺的一端进行观测。每当太阳到达子午线时日光从屋缝中直射下来。转动铜尺对准太阳从半圆规环上可以读出太阳的地平高度或赤纬。因为冬、夏二至是太阳赤纬最小和最大的时刻所以使用冬夏至晷影堂即可测定冬、夏至的准确时刻。 这件仪器实际上就是后来在欧洲广泛使用的墙仪。《元史》虽然称之为用来测太阳定节气的但用该仪器测量任何其他天体的赤纬也是同样有效的。 五、苦来亦撒麻《元史》汉译为“浑天图”。从具体描述来看当是一种天球仪。它与中国传统的浑象无大差别只是其上所绘的当是阿拉伯天文学中的星座。六、苦来亦阿儿子《元史》汉译为“地理志”。历来的研究家一致认为这是地球仪。从《元史》的描述中可知这个木制圆球上画着白色的6地和绿色的江、河、湖、海。6地和海洋的比例为3∶7与现今的结论很接近。球上画有许多小方格用于计算道里的远近。但当然这些小方格并不是真正的方格而是经纬线所形成的网格。 早在札马鲁丁之前五百多年唐代的僧一行已提出了地球的纬度里差数据；之前四十多年蒙古汗国的耶律楚材也提出了在寻斯干（今乌兹别克共和国撒马尔罕）的纬度上的东西里差问题。但是统一的、比较科学的经纬度概念和明确的地球概念是在札马鲁丁的地球仪上第一次被介绍到中国的。可惜的是这些概念并未在元代的科学史上产生显著的影响。究其原因大概有二。其一这是置于回回司天台上的仪器其他学者能见到的极少。其二与这些新天文概念相联系的数学知识和计算方法没有翻译介绍过来即使别人见过这架地球仪也无法理解和运用这些全新的概念。 七、兀都儿剌不《元史》原文作“兀都儿剌不定汉言昼夜时刻之器也”。但据德国学者哈特纳的研究当时阿拉伯世界有一种天文仪器名叫a1-ustur1ab即后来在欧洲也风行过很长时间的星盘。此仪器名的词尾音应该是“不”拉丁文等欧洲文字也都如此。从《元史》有关具体描述来看这确是一件星盘。因此上述《元史》有关这件仪器的名称及说明是有讹误的。应当改正为：“兀都儿剌不汉言定昼夜时刻之器也。” 根据《元史》的描述札马鲁丁星盘上的观测照准器是一条铜条中间钉在星盘中心可以绕中心旋转。铜条二端各屈起一小块垂直星盘盘面。这二小块铜片上各有一个孔二孔的联线正好经过盘面的中心轴线。通过这二个孔就可观测太阳或恒星以确定时刻。这是又一种与中国的窥管形制不同而功用相同的观测照准器。 以上这七件西域仪象与中国传统的天文仪器相比除了少数相似之点外无论从结构、形制和具体功能来说都大有不同。而这些特色鲜明的仪器却对以后中国传统天文仪器的展没有重大的影响。其中的原因英国李约瑟认为“由于它们不适合中国天文学特有的体系——有天极并使用赤道坐标”（《中国科学技术史》）。例如托勒密式的黄道浑仪或长尺就很难使不采用黄道坐标系和天顶距的天文学家感兴趣。 李约瑟的分析确实有道理。不过还有一个至少是同样重要的理由那就是与这些仪器的运用极为相关的数学知识和计算方法的缺乏如欧几里得几何学、平面三角学、球面三角学等等都没有在当时被译成汉文。因此除了回回司天台上的工作人员外传统的中国天文学家就很难了解和使用这些仪器。关于这一点对比一下明末清初的情况就可明白。以星盘为例。它在明朝末年由欧洲耶稣会士再次传入中国。由于他们在中国学者的帮助下6续把《几何原本》等数学著作译成了汉文又在介绍星盘的同时也介绍了一些相关的数学知识因此星盘就很快被中国学者接受了。当时还有一位中国学者李之藻专门为之写了一部说明书名为《浑盖通宪图说》。 虽然对中国的传统天文仪器展没有重大影响但是却也不是没有任何影响。既然这七件仪器已在中国的司天台上安装那么不但在这个台上工作的中国天文学家会使用它们从事观测而且对这个台之外的天文学家也可能产生某种启和影响。例如当时的天文学家郭守敬在展传统的天文仪器时有两点当是从扎马鲁丁的仪器上借鉴来的。 其一是郭守敬在他的简仪、立运仪等仪器中废止了中国传统的观测照准装置——窥管而改成象扎马鲁丁星盘中一模一样的窥衡即一根贴着仪器刻度环面旋转的铜条两端立有两块带观测孔的小铜片（郭守敬称此铜片为立耳）。 其二是郭守敬在他的简仪的时刻盘上采用了传统的整个圆周分成1oo刻的制度（这是中国传统的制度）之后又将每1刻再分成36分而这是传统时刻制度中所完全没有的。它当是札马鲁丁仪器上所用36o°制度的衍生。因为1oo刻x36分刻=36oo分而36o°x1o分度=36oo分。且36o°或36oo分的刻度分划比传统的1oo刻或传统的1oo刻x6o分刻＝6ooo分的刻度分划较容易达到精密的程度。 《万年历》《元史·历志》载：“至元四年西域札马鲁丁撰进《万年历》世祖稍颁行之。”遗憾的是这《万年历》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历法？史书上没有留下一点儿具体的资料。 《元史·仁宗本纪》中提到皇庆二年十二月辛酉（1313年12月23日）“可里马丁上所编《万年历》”。可见在札马鲁丁初次进呈《万年历》之后至少一直行用到1314年而这大概也不会是这部历法行用的最后年份。在中国历法史上一部历法能行用到46年以上这寿命也就不算短了。 据《元秘书监志》记载至元十五年（1278）札马鲁丁在司天监的副手司天少监可马剌丁曾奉皇子安西王的命令每年推算、编撰回回历两本。又在《元史·食货志》上记有天历元年（1328）皇家卖的历日——即每年民用的历书——数字在总数3123185本历日中有回回历日5257本1。相比起来这个数字的确很小。不过既然回回历日在天历元年有卖当然其他年份也是会有卖的。照此说来元皇朝稍许颁行的是《回回历》。 历日或历书向使用者提供了他在一年中从事各种活动的一个时间坐标。作为国家政权来说它不可能容许一个国家内有二种不同的时间坐标因为这将引起整个社会的秩序混乱。除非国内有宗教信仰或生活习惯比校特殊的民族为了照顾这部分人民会允许他们使用特殊的、合乎其信仰和习惯的历日。但这必然只是限于这些民族内部的、小范围内的事。一当这些民族要从事出本民族范围的社会活动时他们就必须使用全国统一的历法否则将导致混乱。这样的行为规则在中国封建皇朝执行得更加严格因为中国的封建皇朝一向把“颁正朔”视作是自己的权力标志。所以元皇朝可以颁行万年历但这只是供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使用故称为“稍颁行之”。因此可以肯定元皇朝绝不会向这部分人民提供二种不同的历法否则岂不自找麻烦？这样看来札马鲁丁——可里马丁的万年历和《元史·食货志》上所说皇家卖的《回回历》历日应是一回事。 至于说到可马剌丁为安西王推算、编纂回回历两本一事则因为可马剌丁是札马鲁丁的下属（后来又成为札马鲁丁的接班人）故可认为札马鲁丁当时已将推算、编纂《万年历》的事交给了可马剌丁。安西王（忽必烈的第三子忙哥剌）封于至元九年卒于至元十七年。《元史·诸王表》称他被封后“出镇长安”。长安本是穆斯林聚居较多的城市又是与西北各地伊斯兰民族交往的要地。因此安西王自有必要早一点得知明年的回回历日故可能与可马剌丁私相交往要求尽早得到此物。不可能想象安西王会要求可马剌丁为他编二本与朝廷颁行的《万年历》全不相同的《回回历》。如果他要的历日与朝廷颁行、卖的历日不同那么第一他要了也没有用；第二他就犯了自行正朔的大罪。在他那样的地位这可是与不臣、谋逆相联系的罪名。这反过来也表明《万年历》与《回回历》当是一回事。 当然也有可能《回回历》和《万年历》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不过它们并不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历法而只是同一个历法下的两种形式不同的历日（历书）。比如说《万年历》是一种长达几年、几十年的历日就像现今市面可见的一些万年历一样。《万年历》中的“万年”两字只是表示所预推的历日年头较长。而《回回历》则是一种每年一本的历日这种历日除了《万年历》中也会有的各月历日安排；伊斯兰教的各种节日、礼拜日期；朔、望等天文现象之外可能还有关于日、月、五星的位置；合乎阿拉伯星占学的各种吉凶、宜忌等的历注之类等等。据《元史·食货志》的记载回回历每本售价和大历（即根据《授时历》编印的颁行全国的历日）每本售价一样都是纹银一两。可见两者的篇幅和刻印的工本是很相似的。 1《元史·食货志·额外课》。 总之《万年历》和《回回历》应是同一种历法所编的历日；两者的形式可能相同也可能不同。无论如何两者的历日安排是应当一致的。在承认历日安排一致的前提下也许两种历日（历书）的形式不一样的可能性更大些。 《大元大一统志》《大元大一统志》是一部官修的全国地理志书。从至元二十二年修起到二十八年进呈共成书七百五十五卷。其后因得到了云南、甘肃、辽阳等地的地图又加重修。重修工作由孛兰肹、岳铉等主持于元成宗大德七年（13o3）完成撰书一千三百卷。这前后两部书的绝大部分都已佚失。当代学者赵万里曾努力汇辑残存资料于1966年出版了《元一统志》辑本两册。辑者在序中指出是书曾引用了大量宋、金、元时代的地方志“此书存则无数宋、金、元旧志俱随之而存；此书亡则宋、金、元旧志亦随之而亡。此书学术上之重要性可见一斑。”不过赵万里序中未提及是书的编纂经过在给辑本署名时又只列了一千三百卷本的进呈者的名字因此现代的一般读者已不知道本书的编撰还有札马鲁丁的巨大功绩。 元末有位身居宰辅高位的学者许有壬曾于元至正七年（1347）为《大一统志》写过一篇序。序中说到当时的朝廷曾决定将这部书的七百五十五卷本刻印“以永于世”2。为此才有旨命他作序。他明确指出这部书是由札马鲁丁创议修撰的。 很幸运的是元代王士点撰的《元秘书监志》中记载有许多关于编撰《大一统志》的史料从这些史料中可清楚地了解到札马鲁丁在这项工作中所起的作用。 一、札马鲁丁是修撰《大一统志》的起者《元秘书监志》卷四中收录了至元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中书省的一道文书其中摘录有札马鲁丁的奏文：太史院历法做有。《大元本草》做里。体例里有底每一朝里自家地面图子都收拾来把那的做文字来。圣旨里可怜见教秘书监家也做者奉圣旨那般者钦此。太史院编历法是指编《授时历》一事。此历于至元十七年冬编成十八年颁行天下。故札马鲁丁在此称“做有”。《大元本草》之事鲜见本草史家提起。从文字语气推断当时似正在编纂中。何时编完最后定名是什么均尚无考。但肯定当时也应是件学术界的大事。札马鲁丁以编历法和编本草两件大事为说辞要求元世祖忽必烈批准秘书监也做一件大的编纂工作：把国家疆域内各地地图拿来做有关地域的文字介绍。此项要求得到元世祖的批准经由中书省交秘书监办理。 当时兵部为了掌握全国各地的地理情况也提出了由各行省提供所辖郡邑的图志及各路、京、府、州、县的沿革的要求。因此当札马鲁丁的奏章批回到秘书监后秘书监即提出由翰林院和兵部“各差正官与本监一同商量编类”。此意见得到中书省的批准。于是《大元大一统志》的工作便正式开始了。 1赵万里：《元一统志序》载赵万里辑校《元一统志》中华书局1966年版。2许有壬：《大一统志序》《至正集》卷三五。 二、札马鲁丁重视《大一统志》中的地图工作札马鲁丁非常重视地图的工作。他在给忽必烈的奏章中就强调：但是路分里收拾那图子。但是画的路分、野地、山林、里道、立堠每一件里希罕底。但是地生出来的把那的做文字呵怎生？ 从这一段话中可以看出在札马鲁丁的思想里是要以地图为本来写志书。而他的地图也主要着眼于地理景观。所谓路分是指元朝的一种行政区划——路的区域四至；所谓野地、山林是笼统地指路内的自然地貌；所谓里道是指路内外的交通道路而所谓立堠则是指古代沿交通要道设立的里程碑式的堠堆（五里一单堆十里一双堆）。至于所谓地生出来的用现代语言来说当是指当地的物产资源也可能还包括地面的重要建筑物。 值得注意的是札马鲁丁曾把大量回回地图带到了中国。他在至元二十三年三月初七日上的一道奏章中说道：如今日头出来处日头没处都是咱每的。有的图子有也者。那远的他每怎生般哩会的？回回图子我根底有都总做一个图子呵怎生？么道奏呵那般者么道圣旨了也。 札马鲁丁在这里说到他掌握有许多回回地图。这些图是当时的汉人看不懂的。他要把它们与原有的汉文地图总做一个图子。他的建议得到了元世祖的批准。这样一来我国引进了大量的西域地图不但大大扩充了地理知识而且随之也引进了阿拉伯的地图制图法。而这种有地球概念为背景的地图制图法与中国传统的计里画方的方法是不相同的。因此从中国地图学史和中国地理学史的角度来看札马鲁丁的工作也是具有很大意义的。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对《大元大一统志》的佚失就格外感到痛惜。 三、札马鲁丁为推进编篡工作而积极荐举人才后来任秘书少监并与他一起联名进呈《大一统志》的虞应龙就是经他推荐而从秀才被破格提拔上来的。 札马鲁丁为了加快工作进程曾多次尽力督促各方努力工作。他甚至还亲自过问为工作人员支请伙食费及对他们“从优升用”等具体的人事工作。由于札马鲁丁在《大一统志》的编纂过程中需要从事许多具体的学术工作和组织工作而参加本项编纂任务的绝大多数是汉人所以秘书监曾专门请求中书省批准给札马鲁丁配备了一名汉语翻译。仅此一事就可想见他和《大一统志》的关系有何等之深了。 第二节郭守敬生平事迹郭守敬字若思顺德邢台（今河北省邢台市）人生于元太宗三年（1231）卒于仁宗延祐三年（1316）是我国杰出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和水利工程专家。 郭守敬的父亲情况史传未载有可能是早逝。他是由祖父郭荣抚养成人的。郭荣是饱学之士尤精通数学、水利。在郭荣的教养下郭守敬从小勤奋好学。值得称道的是他在少年时代就养成了很强的动手能力。有当时人的记载1他曾根据书上的一幅插图用竹篾扎制出一架测天用的浑仪而且还堆土做了一个土台阶把竹制浑仪放在上面进行天文观测。他还曾根据北宋燕肃一幅拓印的石刻莲花漏图弄清了这种可以保持漏壶水面稳定的、在当时非常先进的计时仪器的工作原理。 当时忽必烈的重要谋士、大学问家刘秉忠因守父丧正在邢台西南武安县境的紫金山中结庐读书。从学者有后来的大数学家王恂。郭荣和刘秉忠是好友知此消息后就把少年郭守敬送到刘秉忠门下深造。这一段时间虽然不长但对郭守敬后来的一生事业却很重要。 刘秉忠守丧期满后回到了忽必烈身边。郭守敬则回到了他的家乡。这时的郭守敬已小有名声。在他成年不久忽必烈派来安抚邢台一带地方的脱兀脱和刘肃等起了整治开挖水流河道的工作并专门聘请郭守敬承担工程的规划设计。郭守敬依仗家传绝学再加上认真的调查勘测很快就弄清了因战乱而破坏了的河道系统。随后的疏浚整治工程使漫的水泽各归故道并且在郭守敬的指点之下一举挖出已被埋没了近三十年的石桥遗物。这项工程受到了时人的传颂。著名文学家元好问曾专门为此写了一篇《邢州新石桥记》1文中的郭生指的就是年轻的郭守敬。 126o年忽必烈登上了皇位。他任命刘秉忠的同学张文谦到大名路（今河北省大名县一带）等地任宣抚使。张文谦把郭守敬带在身边协助他办事。郭守敬所到之处做了许多河道水利的调查勘测工作。他还在大名召集匠人鼓铸了一套他少年时所探究的莲花漏不过大概他把作为装饰性的莲花作了改动因此改称为宝山漏。 中统三年（1262）春张文谦向忽必烈推荐了郭守敬。忽必烈即在开平府（后称上都）召见了他。召见时郭守敬向忽必烈提出了六项水利工程计划。由于他掌握了丰富的实际资料因而所提计划都很具体而有明显的说服力。忽必烈对他大加赞赏当即任命他为提举诸路河渠掌管各地河渠的整修和管理工作。次年他又升任银符副河渠使。 至元元年（1264）初夏忽必烈派唆脱颜与郭守敬二人去西夏一带视察河渠水道。几个月后又派张文谦作为朝廷的代表治理西夏（相当于今甘肃东部、宁夏、内蒙西部一带）。郭守敬在张文谦的领导和支持下修复了黄河中、上游许多被破坏了的渠道受到西夏人民的爱戴。当地人民曾在渠头上为他建立生祠。 1齐履谦：《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状》《元文类》卷五o。 1元好问：《遗山集》卷三三。 至元二年郭守敬升任都水少监。至元八年（1271）升任都水监。至元十三年都水监并入工部他被任为工部郎中。 这一年元兵攻克南宋都临安全国统一在望。忽必烈想起了已于两年前去世的刘秉忠曾在生前提出过的建议：改革历法编修新皇朝自己的历法。为此他下令设立太史局（后改称太史院）任命张文谦和另一位大臣张易主持；任命当时任太子赞善的王恂负责具体组织工作后正式任他为太史令。王恂除了调集大都、临安等地的天文官外还聘请了其他一些专家包括当时的理学家许衡和杨恭懿等。其中王恂的老同学工部郎中郭守敬则是最重要的一个他后来被任命为同知太史院事。据当时人记载参加修历的主要人员有明确的专业分工1。其中王恂负责历法的推算而郭守敬则负责仪器和观测。郭守敬在这项工作中挥了惊人的创造力明了十多件天文仪器把我国光辉的天文仪器制造传统推向了新的高峰。郭守敬还组织并亲自进行了大量的天文观测为新历提供了坚实的观测基础。 新历于至元十七年（128o）冬初步告成被定名为《授时历》并颁了次年的历书。但从至元十八年起几个主要的修历人员都先后去世或退休于是只好由郭守敬担负起了整理和总结新历资料的浩大工程。经过几年的时间他整理成《推步》（历法计算的步骤与方法）七卷、《立成》（各种天文计算表）二卷、《历议》（评议历代历法的各种得失及新历的优点所在）三卷等书从而使《授时历》得以流传后世。至元二十三年（1286）郭守敬被任命为元皇朝的第二任太史令。于是他把上述几种书以及《转神选择》二卷、《上中下三历注式》十二卷等书一并进呈朝廷。其后他还著有《时候笺注》（研究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的物候现象和人们届时应从事的政治和社会活动）二卷、《〈授时历）修改源流》一卷、《仪象法式》二卷、《二至晷景考》（研究历代用圭表测影定冬、夏至时刻的问题）二十卷、《五星细行考》五十卷、《古今交食考》一卷、《新测二十八宿杂坐诸星入宿去极》一卷、《新测无名诸星》一卷、《月离考》一卷等重要著作也都藏于官府。但这些书现都已失传令人十分痛惜。 至元二十八年（1291）有人提出利用滦河水道向上拉纤可到上都；又有人提出从麻峪经泸沟（即今永定河）往上可到上都附近的荨麻林（今河北省万全县西北）。忽必烈派郭守敬去调查。郭守敬调查表明这两种方案都是不可行的。在向忽必烈汇报时郭守敬提出了自己的十一项水利计划。其中第一项是提出修一条从大都到通州（今北京市通县）的运河以解决向大都运粮的问题。忽必烈对此极为重视并决定重新设立都水监由郭守敬领导把开凿运河作为要任务进行安排。至元三十年秋天这条全长一百六十多华里的通惠河工程全部完成。从此南来的船舶经大运河可以一直驶进大都城中。 此后郭守敬身兼天文和水利两方面的领导工作。至元三十一年他升任昭文馆大学士、知太史院事但仍然要他过问水利方面的工作。元成宗大德二年（1298）有人提议在上都西北的铁幡竿岭下开出一条宣泄山洪的渠道向南通往滦河。成宗把郭守敬召到上都商议。郭守敬根据地势和历年山洪资料指出这条宣泄山洪的渠道要宽到五十步至七十步（约8o—115米）。但经办此事的人认为郭守敬太夸大了就把他定的宽度缩减了三分之1杨桓：《太史院铭》《元文类》卷十七。 一。谁知次年山洪暴时果然因渠道太窄泛滥成灾还险些冲了元成宗的行帐。元成宗在避水时叹道：“郭太史真是神人呐可惜没有听他的话！”此后郭守敬的声望更高了。大德七年（13o3）元成宗诏令年满七十岁的官员都可以退休独对郭守敬因为许多工作都要依靠他故破例不准他退休。由此形成了一个新例：太史院的天文官都不退休。这样郭守敬就一直工作到去世。元仁宗延祐三年（1316）郭守敬去世享年八十六岁。天文工作上的贡献郭守敬在天文学方面的主要贡献有：制造仪器、从事天文观测和为《授时历》作整理定稿工作。 一、天文仪器的制造郭守敬为完成《授时历》工作创制了十二件天文台上用的仪器四件可携至野外观测用的仪器。这十二件天文台上用的仪器在郭守敬的门人齐履谦为他写的传记中全有记载每件还附有极简洁的一二句赞语1。但不知什么原因这篇传记中合计仪器总数为十三件。由此后世研究家颇为迷惑。但细检齐履谦所记叙及其他各种史料实为十二件。至于四件可携式仪器则在齐履谦也全部罗列。这十六件仪器中有九件在《元史·天文志》有较详细记载：简仪、候极仪、立运仪、浑象、仰仪、高表、景符、闚几和正方案。其中仅正方案被称为可携式仪器。 1.简仪这是郭守敬明的最重要的天文仪器。它是把中国传统的天文仪器浑仪加以简化、改造而成。浑仪是一种赤道装置。它由七八个同心圆环组成共分三层。外层古称仪起固定架构作用也可以测读地平方位角等读数。中层古称三辰仪包括赤道环、黄道环和白道环可以读取赤道度数、黄道度数和白道度数。内层是个双层的圆环古称四游仪。在这双层环中夹有一条两端开口、供瞄准天体用的窥管。四游环可以绕整个仪器的极轴旋转；窥管则可以在夹层中绕整个仪器的中心旋转。这样就可以把窥管瞄向星空中的任何一点。浑仪是中国古代在天文仪器方面的一大创造它在世界天文仪器史上也占有突出的地位。只是由于浑仪窥管外的环圈较多有相当一部分空间被遮蔽了使用效率受到一定影响。 郭守敬的简化是省去与黄道度数、白道度数有关的圆环。把测读地平方位角的圆环分离出来形成一架独立的仪器—立运仪。郭守敬的改造则是改造了同心结构把仪和三辰仪中的两个赤道环都移到四游环的南端用一组云柱架子斜托着它们。四游环转动轴的北端则用另一组云柱结成一个小圆环让圆环中心套着轴的北端。转动轴安装得和天球周日转动轴（也就是地球自转轴）相平行。这样就形成一种新形式的赤道装置。这种新形式的赤道装置后在现代天文望远镜中得到广泛运用。这是简仪成功的第一个事例。由于撤去了许多圆环在四游仪的上方一无遮拦观测范围和效率就有了增加和提高。 郭守敬对浑仪中的窥管也作了改革。传统的窥管是个细长的正方立柱管柱的两端开有圆孔。这种细长的中空的立柱体在加工精度上是比较困难的。郭守敬撤去了柱管的三个面只剩下一面可贴着四游仪环面转动。这一1齐履谦：《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状》《元文类》卷五o。 面就像一根尺子故改称窥衡。窥管两头开观测孔的小正方板现在是垂直立在那条尺上的故称为立耳。这样的构造比管子容易加工得多。 由于中国古代测量天体的赤道坐标位置时有自己的特点：相当于现代天文学上所谓赤纬的量中国古代用其余角——去极度来表示；相当于现代天文学上所谓赤经的量中国古代用入宿度（即待测天体与其前在二十八宿中某宿的距星的赤经差）来表示。前者在简仪中的四游仪上可以直接读出；后者在浑仪的情况下是采取二次观测法即把窥管先对准某宿距星从赤道环上读出四游仪所对的读数；然后快转动四游仪把窥管对向待测天体再从赤道环上读出此时四游仪所对的读数。前后两数相减可得天体的入某宿几度的数值。因为二十八宿的距星各有不同的去极度与待测天体的去极度一般来说也都不同因此即使是一个熟练的观测者在前后二次观测之间也都必须用相当一段时间。而天球是在不停转动的。这就使前后二次观测所得的差数并不是这两个天体之间真正的赤经差而是有一定的误差。针对这个情况郭守敬又在简仪上增加了二个部件。它们都是一条长尺称为界衡贴在简仪南部的二个赤道环上中心可绕着四游仪转动轴旋转。每根尺子的两端都用细铜线连接起来细铜线又穿过四游仪的北极轴端。于是二线一尺形成一个平面。观测时可以由两个人分别把一根尺的二条线对向距星或待测天体这样可以同时得到二个读数其赤经差的误差较之浑仪观测所得就可降低。就是在一人观测的情况下因为每次不需要瞄准一个点而是瞄向这个点所经过的线因此所需的瞄准时间也就少得多。这样也就降低了误差。 简仪的刻度也比较精细。古代浑仪刻度一般将圆周分成度或者365141oo刻。每度后来又可分成4等分每刻则分成6等分。这样古代浑仪的最小刻度数是度和刻（古时分刻为分刻即为分）。而简仪上的刻度则度分成等分；刻分成等分即最小读数是度或刻14161611o13616o1o11o136与古浑仪相比读数精度大大提高了一步。 简仪的二个赤道环是重叠在一起的。一个固定不动好像浑仪的仪中的赤道环上刻时刻制度。一个可以转动好象浑仪三辰仪中的赤道环上刻周天度数。为了增加可转环的灵活性郭守敬在二环中间装了四个滚柱这种机械装置可说是近代滚柱轴承的祖先。西方类似的明是郭守敬之后两个世纪的意大利大科学家达·芬奇所作出的。 2.候极仪古人早就知道北极星不在正北极点上在周日运动中北极星绕不动的北极画出一个圆。在安装浑仪时应把浑仪的转动极轴对准这个北极星轨迹的圆心。郭守敬明了候极仪专门用来作这件事。这件仪器的主要功用是校正仪器极轴的安装位置。故在简仪中就包容了它。在简仪南北极轴的大小两圆环中都有斜置的正交十字铜条十字中心就是极轴中心。北极一端的十字上叉处又置一小圆环圆环中有正置的正十字铜条。十字中心离北极轴中心有个固定的距离甲。简仪南极轴处也有一组斜置的正交十字铜条。其上叉处置一方铜板板中心开一小圆孔。圆孔中心和南极轴中心的距离也正是甲。因此从南端的方铜板小孔中心到北端小十字中心的连线正与四游仪的转动轴中心线平行。通过南端小方铜板的中心向北观测应看到北极星在北端的小圆环内。当北极星的轨迹所画出的圆其圆心正好和小十字中心重合时简仪的极轴就被安装正确了。否则就应加以调整。 3.立运仪这是把浑仪中的地平环分离出来而构成的一个独立装置。一个地平环水平地卧在地上（仪器底座上）另一个可转动的环立在地平环的中心名为立运环。立运环的转动轴就是从天顶到地平环中心的铅垂线。立运环上也附有一条窥衡可以用它来观测天体的地平高度（或天顶距它与地平高度互为余角）。至于地平方位角的测定问题则因没有史料留存故只能推测：或许它是和简仪相仿有一条界衡它的两端用细线和立运环转动轴的上端相连。转动界衡让二线与所测天体重合就可从界衡所在读得天体的地平方位角。也可能不用界衡而是从立运环的所在估读出天体的地平方位角。一般而言古代对于地平方位角和地平高度这样的量的测量精度要求不高因此从立运环所在进行估读也不是件不可以的事。现今史料所传这件立运仪是安装在简仪北部的云柱架下的。实际上它是一件简仪的附属装置。虽然如此这件能同时读出地平高度和方位角的仪器在古代世界还是很有意思的。直到清初西方传教士南怀仁在北京制造的6件仪器中有2件是分别测读地平方位角的地平经仪和测读地平高度的地平纬仪。在中国把二者功能合在一起的地平经纬仪则是法国传教士纪里安在康熙五十三年（1714）所制造的。 4.仰仪这是一台铜制的、中空的半球面形仪器形状像口仰天放着的锅。半球的口上刻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半球内面刻着与观测地纬度相应的赤道座标网。半球口上还用一横一竖两根十字交叉的竿子架着一块小板板心开一小孔孔的位置正在半球面的球心上。太阳光通过小孔在球面上投下一个圆形的像坐标网上立即可以读出太阳此时在天球上的位置。更妙的是当生日、月食时仰球上的日像或月像也相应地生亏缺现象。这时从仰仪上可以观测出日、月食生的方位亏缺部分（称为食分）的多少以及各种食相生的时刻等等。这件仪器后来传入了朝鲜朝鲜人民把带小板的十字竿改成一根尖顶的竿尖顶位置则正在半球面的中心。这件改造了的仰仪能更精确地测读地方真太阳时因而改名仰釜日晷。现今在汉城就还有这样的实物遗存。 5.浑象这是一台天球仪与现代常见的天球仪本质一致只是安放在一只方柜子中。方柜的面相当于地平面半个天球露在方柜之上。柜内有机轮系统可以用漏壶流水来推带使之与实际的天球作同步运转。这是对张衡所创的水运浑象传统的继承。 6.高表古代有一种测量二十四节气时刻的仪器叫做圭表。表是根垂直立在地上高八尺的竿子或铜柱。圭是从表足下往北延伸的一根平放的尺子大多为石刻。每天正午太阳投射出表影落在圭面上测量影子的长度可以推算出冬至和夏至的时刻等等。圭表是件简单而实用的仪器、但有个缺点主要由于空气中微粒尘埃的漫射使表影的顶端界线模糊不清这就影响了观测精度。 郭守敬将圭表加以改造使之成为原来表高的五倍故称高表。绝对数据增长到五倍同样的测量误差其影响就缩小了五分之四。关于这一点后世的天文学家也都认识到所以从阿拉伯世界到印度天文仪器巨型化的趋势是很明显的。这方面郭守敬是先行者。 郭守敬的高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表顶不是完全的实体实体只有三十六尺。在其顶上升起二条龙抬着一根水平的、直径三寸的横梁。梁心到表顶为四尺梁心到圭面为四十尺。郭守敬这样设计的缘故下文自明。 7.景符这是一件与高表相配合使用的仪器。一个座架斜撑一块宽二寸、长四寸的小铜板。铜板中心开一小孔。利用针孔成像原理使太阳光在小铜板背后成一光亮的像。把景符放在圭面上合适的地位当太阳过子午线时太阳和表梁在圭面上投出清晰的影子：一个个米粒大小的光点中间有一条纤细的黑线。测量从表足到那根黑线的距离这就是高表的影长。由于使用了针孔成像原理景符到圭面的距离很短这样阳光漫射使表影模糊的问题就解决了。 古代测量影长的读数精度只能到寸以下的分。再往下因为影端模糊的问题就不再有意义而且在刻度上求分以下的单位也很困难。郭守敬由于使用了景符测量的读数精度就可以到分以下的厘；厘以下还可估计到五毫。至于他在量度实践中使用的是什么方法可达到厘和估到五毫的精度则史无明文无可猜测。 8.闚几这件仪器也是配合高表使用的。古代圭表技术只能用于测量太阳影长月亮和星星的光太暗弱没有人想过用圭表来对它们进行测量。于是郭守敬明了闚几来从事这件古人所没有想到的事。 闚几是一张长六尺、宽二尺、高四尺的桌子。桌面上开一道长四尺、宽二寸的缝。缝两旁刻上尺、寸、分的刻度。把闚几放在圭面上人蹲在几下进行观测。几面上横放着二根长二尺四寸、宽二寸、厚五分的木条称为闚限。它们的两头各比闚几长出的二寸处又各往下增厚二寸。这样它们就可卡紧在闚几边上。观测时用于挪动南闚限使其北边沿和高表横梁的下边沿及待测天体的下边相重然后再挪动北闚限使其南边沿和横梁上边沿及天体的上边重合。折取二闚限位置的中线所在就可得到天体的表影数。不过要注意这里的表高就只有三十六尺。如果要求四十尺表的“影长”当然还要经过一定的折算。 重要的是据《元史·天文志》记载表明当时曾提到过用远隔两地的高表、闚几同日观测由此可以推算星、月离地面的距离。这样的测定在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只可惜当时的推算方法和实测事例都没有留传下来否则将为中国天文学展史提供许多重要的信息。 9.正方案这是一件所谓供行测即可以携带到野外用的仪器。是一块四尺见方厚达一寸的板。板四周开水沟放水可以调整仪器的水平位置。从板中心画一个十字直达边缘。以十字中心为心作十九个同心圆圆的半径从一寸起一寸一寸增加。最外第十九个圆则画成双重的以便中间画上刻度线。最内层的半径一寸的圆上做成一个高二寸的圆台。中心打洞洞内立表。表高一尺五寸冬至时则改为一尺高表；夏至时则改成三尺。改变表高的目的是使一年四季里中午表影一定会落在最内圆之外、最外圆之内。每天从日出开始监视正方案上表影的移动情况。每当表影正落到一个圆上时就记下记号。表影从西方进来到中午时影最短下午则影从东方出去。一般来说在一个圆上有二个记号。将这二个记号折取其中中点和圆心相连就得南北线。如果每个圆上都得到相同的南北线则这条线就是正确的南北线。当然做这种观测应当在太阳赤纬变化很小时效果较好。这主要是在夏至或冬至前后的若干天内若在春分或秋分日附近则太阳赤纬的变化较大此时只能使用正午前后少数几个圆上的观测结果。 有意思的是正方案也可以用来测定北极方向。把正方案侧立在已确定了的正南北线上。用某种方法测定当地的北极出地高度（也即地理纬度）。然后从十字中心斜引一线与水平横线所成角度和地理纬度相等则斜线所指即为北极。以后在安装其他仪器时极轴所指即以此正方案上的斜线所指为准。 以上九件在《元史·天文志》中有介绍的仪器研究的人较多大体对其结构、功能和使用方法都已有比较清楚的了解1。其他七件中有二件可从朝鲜《李朝实录》中找到一些史料。这二件中的一件是固定安装在天文台上用的叫星晷定时仪；另一件是所谓可携式的“行测之器”叫悬正仪。 1o.星晷定时仪根据齐履谦记述和赞语有人判断所描述的是具赤道式日晷。故提出星晷和定时仪是两件仪器1；其实齐履谦的记述有脱文失落了赤道式日晷的名称和星晷定时仪的赞语2。但从《李朝实录》卷七十七《世宗实录》十九年丁巳四月甲戌日条记载这些猜测都错了。星晷定时仪应是一件仪器《李朝实录》称之为日星定时仪。星晷定时仪中的“星晷”二字应理解作星和晷这个晷字作日影解而不作测日影定时刻的仪器器物解否则将和定时仪中的仪字意义重复。但星晷二字合在一起确实有这么一种器物。例如《明史·天文志一》中就几次提到星晷这种仪器。所以星晷定时仪一词确实容易引起误会。朝鲜学者改称为日星定时仪是很合理的。关于这件仪器的具体情况齐履谦留下的四句赞语：天有赤道轮以当之；两极低昂标以指之。 此外则无考。但在《李朝实录》中却有对日星定时仪结构的详细介绍此段文字转录于下：（日星定时仪）其制用铜为之。先作轮势准赤道有柄。轮经（径）3二尺厚四分广三寸。中有十字距广一寸五分厚如轮。十字之中有轴长五分半经二寸。北面剡掘中心存一厘以为厚中为圜穴如芥。轴以贯界衡穴以候星也。下有蟠龙含轮柄。柄厚一寸八分入龙口一尺一寸出外三寸六分。龙下有台广二尺长三尺二寸有渠有池所以取平也。轮之上面置三环。曰周天度分环曰日晷百刻环曰星晷百刻环。其周天度分环居外运转外有两耳经二尺厚三分广八分。日晷百刻环居中不转经一尺八寸四分广、厚与外环同。星晷百刻环居内运转内有两耳经一尺六寸八分广、厚与中、外环同。有耳所以运也。 三环之上有界衡长二尺一寸广三寸厚五分。两头中虚长二寸二分广一寸八分所以不蔽三环之画也。 腰中左右各有一龙长一尺共捧定极环。环有二。外环、内环之间勾陈大星见；内环之内天枢星见。所以正南北赤道也。外环经二寸三分广三分。内环经一寸四分半广四厘。厚皆二分。些少相接如十字。界衡两端虚处内外各有。定极外环两边亦有。以细绳通贯六穴而结于界衡之两端所以上候日星而下考时刻者也。 周天环刻周天度每度作四分。日晷环刻百刻每刻作六分。星晷环亦刻如日晷。但子正过晨前子正如周天过一度为异耳。 1参见潘鼐、向英著《郭守敬》第二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o年版。 1陈遵妫：《中国古代天文学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 2薄树人：《试探有关郭守敬仪器的几个悬案》《自然科学史研究》1982年第4期。3原文以“经”字代“径”字。下同。 上述文中把日星定时仪的大小、结构乃至一些细部都已说得很清楚可不必再作解释。唯一不太清楚的是捧定极环的二条升龙立在什么地方？所谓“腰中左右”究竟是什么涵义？此事幸得上引《李朝实录》原文之后还有一段铭文：“双龙挟轴擎定极环”。可见这：“腰中”就是“贯界衡”的轴。这两条龙当然不会站在界衡之上因为这样将要妨碍观测。应当是站在赤道轮中的十字距上的而且从器物本身平衡的考虑可以推知当是在子午向的那条铜距上的。 仔细推敲这段文字可以现日星定时仪与郭守敬的星晷定时仪可能有细节上的差别。这主要是指郭守敬的星晷定时仪中是“两极低昂标以指之”也就是说星晷定时仪中未必有一套定极环等等的结构而是用某种方法测定了北极方向之后用一根指标竿固定地对向它就行了。这样做当然不如有定极环可以随时观测校正仪器的极轴方向；反之它因为没有二条立龙故此仪器的使用范围要比日星定时仪来得宽广些。两者各有利弊。 11.悬正仪这件可携式仪器过去被推测为是一种校正仪器垂直方向的辅助仪器。1究竟具体结构是什么？中国文献中未查到资料。查《李朝实录》在卷七十七“十九年丁巳四月甲戌”条下记有戊午年春承旨金墩所作的一篇记。记中描述了世宗十四年壬子秋七月起世宗命大提学郑招、艺文馆提学郑麟趾、中枢院使李藏及户曹判书安纯等制造天文仪器修筑简仪台、报漏阁、钦敬阁等工程情况。还提到了当时所造的多种日晷。其中有一种称为悬珠日晷结构如下：方趺长六寸三分。竖柱趺北凿池趺南。画十字于趺北。悬锤于柱头与十字相当则不必水准自然平整。画百刻于小轮。轮经三寸二分。有柄斜贯于柱。轮心有窍贯一细线上系柱端下系趺南。线影所在便知时刻。 这是一台赤道式日晷只是用北高南低的一根线来代替通常的晷针罢了。令人感兴趣的是悬锤校正的设备和方法。在趺北画一个十字从柱头悬一个小重锤下来当它与十字中心相当就使仪器自然得以平整。这种装备和校正方法在天平日晷、定南日晷等仪器中曾多次使用。这应是郭守敬所明的悬正仪。正象郭守敬的候极仪成为简仪中的一个装置一样悬正仪也可以不是一件独立的仪器而是一件辅助装置。 此外还有玲珑仪、证理仪和日月食仪三种固定式仪器丸表、座正仪二种可携式仪器尚未有可考的资料以使研究者们得到肯定一致的结论。 12.玲珑仪关于此仪郭守敬当年的下属太史院校书郎杨桓写过一篇铭文1；明代叶子奇的《草木子》中也有一段关于玲珑仪的记载。根据这些记载有人判断玲珑仪是一种演示性的假天仪2。人进入仪器腹中去仪器本身是个中空的大圆球球面上凿着与恒星位置相应的孔。人在里面可以看到星星的东升西落。也有人认为这是件假天仪式的浑象天球的制作材料是与玉相类似的半透明的玻璃3。 有人根据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的札记认为这是一件精巧的浑仪4。更有1薄树人：《试探有关郭守敬仪器的几个悬案》《自然科学史研究》1982年第4期。1杨桓：《玲珑仪铭》《元文类》卷十七。 2李迪：《对郭守敬玲珑仪的初步探讨》《北京天文台台刊》第11期1977年7月。3山田庆儿：《授时历の道》みすず书房198o年版第2o7—2o9页。4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4卷第459—464页。人指出这件浑仪是明代仿制浑仪的母体5。据说晚清时来华的伟烈亚力（a1exandery1ie1815—1887）就认为利玛窦在札记中所描述的浑仪是玲珑仪6。后来德礼贤（dasqua1em.de1ia）在编辑《利玛窦全集》及研究利玛窦札记中所述在南京所见天文仪器那一大段文字时也将利玛窦所见到的浑仪释为玲珑仪1。但事实上这都是误解。利玛窦本人并未说过自己在南京所看到的那架精美巧妙的浑仪有个玲珑仪的名字。 有人详细分析了杨桓《玲珑仪铭》等较可靠的资料后认为只有解释作假天仪式的浑象才比较合理2。其中最主要的是对铭文中“十万余目经纬均布”“遍体虚明中外宣露”“人由中窥目即而喻”等句的理解就观测用的浑仪来说是非常困难的。 13.证理仪齐履谦赞语曰：“日有中道月有九行公则一之作证理仪。”所谓“证理”是指证明古人称月行九道实即一道的道理。至于如何用仪器来证明法因无线索无可推测。 14.日月食仪齐履谦赞曰：“历法之验在于交会作日月食仪。”这件仪器是用来验证历法的所以可能是一件具有实测性能的仪器。究竟如何尚待研究。 15.丸表据推测可能是一具新型的天球仪式日晷。在一个可携式天球上刻着时角一赤纬坐标网。天球赤道上安设一条赤道环。赤道环上装一根可沿环移动的、垂直天球面的晷针。当把这样的丸（天球）表（晷针）携到一个新的地点后先把丸表的极轴校正得与天的极轴相平行。丸表上的赤道环与天赤道平行。这时移动晷针当它的日影最短时从晷针所在的时角线即可得知地方真太阳时。 16.座正仪这当是一种校验大型仪器底座的水平位置是否正确的仪器。可能是从中国传统的水平仪展而来的。 以上十六件仪器都是郭守敬在为创编《授时历》的工作期间所明制造的。而在创编《授时历》工作前后他还制造并创作了一些天文仪器其中多数是计时器或与计时器有关的仪器。工作之前制作的仪器有：17.宝山漏这是根据燕肃莲花漏的原理建造的。 工作之后所制作的仪器有：18.大明殿灯漏又称七宝灯漏。作于元世祖晚年。此仪器《元史·天文志》有关于外形方面的记载。这是一架高一丈七尺的大型仪器有四层。顶层是代表日、月、参星、心星的四个神每天左旋一周。次层有龙、虎、鸟、龟四种动物像分布在东、西、南、北四方每到一刻就跳跃鸣叫。再次层有十二神分执时辰牌。到某个时辰该神就在四门通报。另外有一个人常以手指时刻牌上的刻数。最末层在四角上各设钟、鼓、钲、铙各有一人一刻鸣钟二刻打鼓三钲四铙。所有动力机构和主要传动机构都藏在一个柜子里用水来推动。 此器因较复杂也没有关于机械部分的任何说明流传下来故迄今尚未5潘鼐：《现存明复制浑仪源流考》6潘鼐：《现存明复制浑仪源流考》。 1何高济译《利玛窦中国札记》第4卷第5章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53页中译者注2。2薄树人：《试探有关郭守敬仪器的几个悬案》第2节“关于玲珑仪”《自然科学史研究》1982年第4期。 有人作过研究。 19.灵台水运浑天漏1制于元成宗大德二年（1298）。这又回到古代的水运浑象传统既有报时刻的部分又有演示天球周日转动的部分。这项仪器的复杂程度远较原来的要高。其中主要是有日月二环在随天球作周日转动的同时又要表演其在星空间的周期运动。因为日、月的运转度不同且日的视运行轨道——黄道与天球转动的赤道不在同一平面上这种机械结构就比黄赤道在同一平面时的结构要复杂得多。据有关史料记载这台仪器的机轮共有25个那的确比宋代苏颂《新仪象法要》所记的机轮要多。2o.柜香漏中国古代有焚香的习惯或为敬神礼佛或为去秽除臭。如果香制得均匀燃烧时空气相对稳定那么焚香可以作为计量时间的一种方法。南宋王应麟《小学绀珠》卷一“晷漏四法”条记道：“铜壶、香篆、圭表、辊弹。”这香篆就是香漏。因为把香制成曲折盘蛇形（以减少占地面积而又能燃多时间）有如篆字故称香篆。郭守敬把香放入柜中大抵是为了保持燃烧时空气流的稳定。至于其具体结构则无资料可考。 21.屏风香漏这当是把香篆放在屏风上的了。齐履谦说“以备郊庙”1大概这件屏风是在皇帝祭神、祀祖时放在神庙里的。郊祀庙祭时有一套复杂的礼仪其中多有时刻规定因此计时仪器是少不了的。使用屏风香漏则兼有计时和敬神的作用。 22.行漏这是供皇帝出行时随行用的。《宋史·舆服志一》记有一种行漏舆要用六十人来抬着走的。舆中的漏是一种很大的秤漏。郭守敬的行漏是个什么结构也因缺乏史料已无考。 综观郭守敬一生制造的天文仪器大多具有设计科学、结构巧妙、制造精密、使用方便的特点而且绝大多数都注意到仪器安装的校正装置。他的创作博得同时代和后世的高度赞扬。王恂是很高傲的人每见到郭守敬的新创作皆为之心服。三百年后利玛窦在南京看到几件明初从北京运到南京的郭守敬天文仪器赞叹说：“其规模和设计的精美远远过曾在欧洲所曾看到和知道的任何这类东西。这些仪器虽经受了二百五十年的雨、雪和天气变化的考验却丝毫无损于它原有的光荣”1。这几件仪器后又于清初运回北京。后来在十八世纪康熙、乾隆年间的几次工程中把郭守敬的作品都当作铜材熔化掉了。这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大损失。 二、天文观测郭守敬运用他改进、创造的天文仪器进行了许多精密的天文观测从而使《授时历》的编制有了可靠的观测基础。他所从事和领导的观测项目甚多。仅举几例来说明。 1.冬至时刻的测定冬至时刻是中国古代编算一年历日的起始时刻是极重要的基本数据。 郭守敬在大都运用4丈高的木表每天中午太阳到正南方时观测影长。然后运用数学方法推算出从至元十三年冬至到十六年冬至的时刻及这期间的三个夏至的时刻。这中间共利用了九十八组观测数据反复核较处理是很谨1此器在《四库全书》本的齐履谦《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状》中称为“灵台水浑莲浑天漏”。显然有误。1齐履谦：《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状》《元文类》卷五o。 1何高济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 慎的2。 他还从八百多年前的祖冲之所做的冬至时刻观测开始选取历史上比较可靠的六次冬至时刻的测定由此定出了一个回归年数值为365.2425日。此数值与南宋杨忠辅的《统天历》（制成于1199年）中的数值相同是祖冲之以来最精密的数值。郭守敬还进一步证实了回归年长度逐渐缩小的规律定为每百年往后减少万分之一日。此数虽较现代天文学测定的数值要大（约为后者的16.3倍）但却优于其前辈杨忠辅（杨忠辅的数值约为现代值的34.5倍）。 2.二十八宿距度和星表测定中国古代为了确定日、月、五星的位置和运动就在天空黄道、赤道带附近选取了二十八组恒星作为量度日、月、五星位置的相对标志。这二十八组星称为二十八宿。每组星中又选取一颗星作为标志星称为距星。这一宿的距星到下一宿距星之间的赤道度数（即这二颗星之间的赤经差）称为这一宿的距度。二十八宿的距度是中国古代天文学中的基本数据之一。从西汉太初改历时的唐都起到郭守敬为止中国历史上共进行了六次测定。以郭守敬的测定精确度为最高其误差的绝对值平均为o°.o75或4＇.5。 郭守敬还做过全天星表的测定工作。所谓星表通常是指具有坐标位置的恒星目录。中国最早的星表是分载于唐《开元占经》中的《石氏星表》。此表约共121颗星（今本《开元占经》佚失6星）坐标位置取中国式的赤道坐标系一入宿度和去极度。据研究此表测定于西汉中期约公元前78年1。其后唐、宋两代也都有过全天性的星表测定。其中以宋仁宗皇祐年间（1o51—1o53）所测星数为最大在中国古代283星官（星组）1464星范围内大约测定了将近36o颗星2。郭守敬的工作应当汇集在他的《新测二十八舍杂坐诸星入宿去极》一卷及《新测无名诸星》一卷两书中。遗憾的是这两书都已不存。从这留下的二个书名可以推想前一部书是当时有关中国传统的全部1464颗星的星表后一部则是出了中国传统星官范围的其他恒星。令人感兴趣的是郭守敬是选取的哪些无名星？根据什么原则选的？怎么称呼它们？这些星的选取和阿拉伯的星表是否会有某种关系？诸如此类的重大问题由于此书一佚均无法解答。 前一部书虽已佚但最近在北京图书馆藏有一部明代抄本《天文汇钞》收了一篇题为《三垣列舍入宿去极集》的文献。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以图的形式绘出传统星官中的267官1374星（其余16官89星当是某种遗漏）且在741颗星的边上注出了该星的赤道坐标位置。另有633星未注数据。对这份特殊形式的星表潘鼐认为是元代郭守敬所测无疑1。其理由：（1）其中列有二十八宿距度数值和黄道十二次宿度数值均与《元史·历志》所载《授时历经》中的数据相同2。（2）各种度值数据均采用百分制即1度分为1oo分。这与郭守敬的方法也相同。 对此有人提出过不同意见认为所载的不是郭守敬的数据而是其后2关于具体计算方法参阅潘鼐、向英著《郭守敬》第三章（一）第67—72页。1孙小淳：《汉代石氏星官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13卷2期1994年。2潘鼐：《中国恒星观测史》第3章第3节学林出版社1989年版。 1潘鼐：《中国恒星观测史》第七章第一节学林出版社1989年版。 2潘鼐：《中国恒星观测史》第七章第一节学林出版社1989年版。 一百年左右的明初人所为。其结论主要来自对741颗星的座标数据所作的数理分析；同时指出所绘的冬至、夏至点和春分、秋分点的位置也是明初的数值3。虽然他和潘鼐的结论不同但他也承认该书曾受到郭守敬的深刻影响。 3.四海测验中国古代历法都是以都作为计算基点。许多天文现象如日月交食的时刻、食分当地的昼、夜时间长度等等却是因地而异。在唐代僧一行在改历时就提出应派观测队到全国十三个地点进行天文观测以便使新历能适应全国的要求。元朝比唐朝疆域辽阔因而郭守敬奏请元世祖批准派出十四个观测队到全国二十七处地点观测。这次史称“四海测验”的部分结果在《元史·天文志一》有记载。有南海、衡岳、岳台、和林、铁勒、北海和大都七处各测出当地的北极出地高度（地理纬度）、夏至日中时八尺高表的影子长度（大都为四十尺高表的影长）以及这一天的昼、夜漏刻数（昼夜时间长度）。其余二十一处地点则只留下一项北极出地高度的数据。据对现今可考的二十处观测地点所测北极出地高度计算平均误差为o°.35。关于检验夏至日正午表影的数据以大都、和林、岳台三处可考的地点来说只误差几分（现代单位1度＝6o分）最大也仅13分。其精确度是比较高的1。 4.黄赤交角测定地球的赤道面延伸出去在天球上的投影也称为赤道或称天赤道。地球绕日公转的轨道面延伸出去在天球上的投影称为黄道。黄道和赤道之间有个交角称为黄赤交角。这是天文学上的基本数据。许多历法计算上的问题都要用到这个数据。郭守敬通过观测太阳一年中去极度的数据得到冬至去极一百一十五度二十一分七十三秒夏至去极六十七度四十一分一十三秒。这两个数据相减差数除以2即得黄赤交角为二十三度九十分三十秒。化成现代使用的单位则为23°33＇33″.9。运用现代历书天文学公式可推知当时的黄赤交角值应为23°31＇58″.o2。郭守敬的误差为1＇35″.9。古代的黄赤交角测定值中虽然有比郭守敬更精密的。例如北宋史序等人编撰的《仪天历》其误差只23″.9。金代赵知微的《重修大明历》误差也仅39″.o。他们都比郭守敬要精密。但郭守敬的观测在当时世界上已是非常先进的了。欧洲要直到三个多世纪以后才有可与郭守敬相比的观测出现。 5.一些历元时刻的测定在现代天文学上各种天文周期都有自己的起算点。这种起算点称之为有关的历元。当然在推定、编排一部天文年历或民用历书时都只能用一种历元为主而把其他历元都归算到这个指定的历元时间系统中去。在中国古代这些归算的目标和方法都比较特殊。实际上是推算出一个理想的历元这个历元是各种天文周期的共同。因此这个理想的历元一定离开现实生活的时代十分遥远。古人称之为上元。随着天文观测的进步各种天文周期的数值测定得越来越精确这个上元离开现实3孙小淳《〈三垣列舍入宿去极集〉提要》《中国科技典籍通汇·天文学卷》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1潘鼐、向英：《郭守敬》第三章第（三）节第79—86页。 2现代历书天文学关于黄赤交角e值的计算公式是由美国天文学家纽康（simonnenetb）于19o1年提出的公式为：e＝23°27＇o8″.26—46″.845t－o″.oo591t2＋o″.oo181t3式中t是从19oo年起算的儒略世纪数（1儒略世纪＝36525日）往过去为负。 也越来越远。例如金代赵知微的《重修大明历》中的上元离他的编历年份竟有8863万余年。如此巨大的数字要在历法编算中使用对古人来说是件极其费力的事。因此到郭守敬时代王恂等人就决定断然废除上元。他们改用至元十八年（1281）天正冬至（即至元十八年开始之前的那个冬至时刻实际上在至元十七年内）为其主要起算点。其他各种天文周期的历元均推算出与该冬至时刻的差距称为相关的“应”。由此形成一个天文常数系统。在这个天文常数系统中《授时历》提出了七应。这些应值的确定先必须依赖有大量的天文观测有的还须经过复杂的计算但郭守敬及其观测班子的工作则是个基础。 这七应是：（1）气应。这个数据的含义是从作为历元的那个冬至时刻与其一个甲子日夜半之间的时间距离。郭守敬等人历时三年多的对日影长度的观测共取得九十八组数据。并进而推算出这三年中的冬至及夏至时刻最后确定至元十八年的天正冬至为己未日六刻正。6日。按照现代理论的推算郭守敬等人测定的这个冬至时刻十分精确。（2）转应。历元时刻与其前面一次月亮过近地点时刻之间的时间距离。从所留数据得知郭守敬测定的那次月过近地点时刻在128o年11月3o.87日。用现代理论检验其误差为o.15日。这是历代测定中最佳结果之一。（3）闰应。历元与其前一次平朔之间的时间距离。（4）交应。历元与在其前一次的月亮过黄白道降交点时刻之间的时间距离。（5）周应。历元时刻太阳所在的赤道宿度位置与赤道虚宿六度之间的角度距离。这是7个“应”中唯一不是时间量的“应”。但因郭守敬等人把一个圆分成365.2575度其数值和太阳（实即地球）的一个恒星年（相对任一颗恒星太阳在天上绕行一周的时间）长度365.2575日完全相同。故周应虽然是个角度的量但却完全可以当作时间量来运算。郭守敬等测定在历元时刻太阳在赤道箕宿1o度。用现代理论检验其误差为o.22度。在古代诸历中准确度是比较高的。（6）合应。历元与其前一次五大行星平合时刻之间的时间距离。因为每颗行星的平合时刻各不相同所以合应实际上是5个数据。（7）历应。历元与其前一次的五星过近日点时刻之间的时间距离。这实际上也是5个数据。 以上十五个数据中除水星平合时刻和火星过近日点时刻这两个数据的误差较大外其他都是中国古代历法史上最精确的或近于最佳的。 三、《授时历》在《授时历》创作中郭守敬虽然有专业分工他负责制器和测验但与整个创作中的其他部分以及总体工作并非全然无关。《授时历》的编制是一件规模较大的集体工作。工作中既有专人分工负责也有重大问题的集体讨论。《元史》作者除了在王恂、郭守敬的列传中记叙了改历之事外还在许衡、杨恭懿等人的列传中也作了相当篇幅的叙述。这些叙述中都透露出《授时历》编撰工作的集体性。按照当代科学史家钱宝琮的观点甚至可认为早在刘秉忠、张文谦、张易等人同学的时代他们就对历法问题有过许多探讨1。 在估价集体工作的体制下郭守敬的作用时应注意的是：一方面郭守1钱宝琮：《授时历法略论》初刊于《天文学报》四卷二期1956年12月。收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编的《钱宝琮科学史论文选集》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52—376页。敬所分工负责的任务一定会吸收别人的智慧和劳动。例如关于全天恒星星表的测定就不是哪一个人所能独力完成的。至于在测定七应的工作中也离不开历法的推算和对数据的处理。另一方面则应该肯定在整个历法的创新和改革中也凝结着郭守敬的贡献和智慧。在新历颁行后不久主要骨干王恂等因先后去世或辞归2唯剩下郭守敬继续工作一人整理了《授时历》全部文稿。因此郭守敬功不可没。这也就是后人把《授时历》的成就都归于郭守敬的重要原因。《授时历》除了在天文数据上的进步之外在计算方法方面也有重大的创造和革新。主要特点有：1.废除上元积年这一点前面已述。 2.以万分为日法古代的天文数据都以分数形式来表示。例如《四分历》的回归年长度为日朔望月为日。这中的就称为日法。 西汉《太初历》或《三统历》取朔望月为日回归年则为日。 365142949994o4294381365385153914这两历就称81为日法。后人为区别起见又称《四分历》的4为岁日法而《太初历》的81则为朔日法。后世各历也都有自己的朔日法或岁日法。唐代李淳风在《麟德历》中曾明回归年和朔望月统一的日法但其用分数表示的方式一直未变。但这种分数方式难以立即比较数值的大小在历法计算中又需作繁杂的通分运算很不方便而且随着天文数据测定的进步古人实际上已逐渐明白无法用一个分数来完全准确地表达这个数据的值。因此从唐代开始就有人企图打破分数表达法的老传统。南宫说于唐中宗神龙元年（7o5）编的《神龙历》即以百进制为天文数据的基础。曹士于唐德宗建中年间（78o—783）编的《符天历》更明确提出以万分为日法。但《神龙历》未获颁行。《符天历》只行于民间被官方天文学家贬称为小历。到《授时历》中始以宏大的革新精神断然采用以万分为日法的制度使天文数据的表达方式走上了简洁合理的道路。 3.明正确的处理三次差内插法方法自隋代刘焯以来天文学家使用二次差内插法来计算日、月等各种非均的天体运动。但实际上唐代天文学家已现许多运动用二次差来计算是不够精确的必须用到三次差但关于三次差内插公式却一直没有找到只能用一些近似公式来代替。《授时历》明了称之为招差法的方法解决了这个三百多年未能解决的难题。而且招差法从原理上来说可以推广到任意高次差的内插法这在数据处理和计算数学上是个很大的进步。 4.明弧矢割圆术天文学上有所谓黄道坐标赤道坐标、白道坐标等等的球面坐标系统。现代天文学家运用球面三角学可以很容易地将一个坐标系统中的数据换算到另一个系统中去。中国古代没有球面三角学古人是采用近似的代数计算方法来解决问题的。《授时历》采用的弧矢割圆术将各种球面上的弧段投射到某个平面上利用传统的勾股公式求解这些投影线段之间的关系。再利用宋代沈括明的会圆术公式由线段反求出弧段长股关系的方法是完全准确的。它们与现今的球面三角学公式在本质上是一致的2王恂卒于至元十八年。许衡于至元十七年告病辞归次年卒。杨恭懿至元十八年辞归后即不再返回朝廷。张文谦于至元十九年拜枢密副使次年病故。张易于至元十九年受他人案件的株连而被处死等等。1。 以上这些计算方法上的成就主要应当归功于王恂但是其他学者也为此付出了劳动。特别由于郭守敬是《授时历》的最后整理定稿者使这些突出的天文学、数学成就得彰后世故其功不可没。 水利工程上的成就郭守敬生平的第二项事业是水利。其中最主要的有二项工程：修复西夏水利和开凿通惠河。 1.修复西夏水利所谓西夏水利是指西夏国都兴庆府（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府银川市）一带黄河两岸的水利设施。 这一带早在秦汉时起就6续开凿了许多河渠引黄河水灌溉由此构成一张水渠网成为西北地区重要的粮仓。但在元朝开国前历年征战严重毁坏了原有水利设施使此地九万多顷良田荒芜人民常年处于饥饿之中。郭守敬的有关修复水利工作主要据齐履谦的记述1。 郭守敬对原有的十二条正渠六十八条大小支渠“因旧谋新更立牐堰。役不逾时而渠皆通利”。整修原有的渠道使之焕然一新原有已损毁的牐堰也修补更新。总之这项工程大抵是因旧整修即令有新渠开挖、新牐堰的建立也不会很多。所以全部工程才能“役不逾时”干了不到一个季度“渠皆通利”。当然这也是因为涉及千百万人的生计大事上、下均望其成。投入和工效一定都是极高的。此事的成功对郭守敬来说在于他有组织大型工程的才能干的是造福人民的大好事因而人民才会在渠上给他立生祠。 2.通惠河的开挖元世祖把都定在大都（今北京）。为了供养大都臣民的生活保证帝王、贵族们的享用许多物资都要从南方运来其中粮食每年需要从南方征运数百万斤之巨。在金代就利用华北平原上的天然水道与自隋唐以来6续开挖修建的南方运河相连网建立了一个水上运输系统从南方往金朝中都（今北京）运送粮食。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这个系统的终点不是在大都而是在京东的通州。通州距离金中都和后来的元大都还有好几十里路。这一段路程就只能依靠6运。而6路运输的成本很高并且一到雨季道路泥泞难行牲口倒毙粮车陷在泥中运输效率极低。因此自金朝起人们就力图开凿一条从通州直达京城的运河以解决运粮问题。 通州地势低于大都。开运河只能从大都引水流往通州沿途筑一系列牐坝使南来的船逐级上驶。这样就必须在大都城周围寻找水源以保证运河的水量。大都城郊有西北方的高粱河西南方的凉水河其水量都很小不敷运河的用水。大都城北几十里处有清河和沙河虽有一定水量却因地形自然流向东南成为通向通州的温榆河的上游。大都城西几十里的浑河（今称永定河）水量在当时是相当大的。金朝时曾从京西石景山北面的西1钱宝琮：《授时历法略论》文中专有一节讨论弧矢割圆法见《天文学报》四卷二期1956年12月；收入《钱宝琮科学史论文选集》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1齐履谦：《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状》《元文类》卷五o。 麻峪村开了一条运河经过中都注入通州城东的白河。但因浑河中泥沙极多运河很快淤积；加之夏、秋洪水季节浑河水极其汹涌极易泛滥对运河两岸造成威胁。所以开凿了十五年之后又复把运河上游的口子填塞了。这个使命最终落到了郭守敬的身上。而郭守敬也不是一举成功的。 由于金朝开挖的运河正流经大都城墙的南面。以下往东到通州的一段完全可以利用因此所需解决的只是上游的水源。 早在元世祖中统三年（1262）郭守敬初见忽必烈时所提的六项水利工程计划中第一项提的就是此事。他计划把清河的上源中从玉泉山涌出后东流经瓮山（今万寿山）南面的瓮山泊（今昆明湖的前身）再向东的那一支流改道向南注入高粱河再进入运河。这项计划曾经实施。但因只是一泉之水只能用于增加大都城内湖池宫苑的用水量对航运则无裨益。 三年以后他从西夏回来又提出了修运河的第二个方案。这个方案是利用金人所开浑河的口子只是另在金人运河的上游开一道分水河引回浑河。当河水暴涨危及下游时就开放分水河闸口解除对大都城的威胁。同时考虑到浑河水携来的泥沙问题他撤去了运河上的闸坝以使泥沙自然运走。这种设想固然有其道理但大都到通州运河段的水位下降梯度虽比大都以上的运河段梯度较小却仍然是相当大的没有闸坝控制巨大的粮船就无法逆流而上。因此这个方案在至元十三年（1276）实施完成以后只对运河两岸的农田灌溉及放送西山砍伐木料的作业有所帮助。 此后郭守敬总结了两个方案失败的教训并在大都周围仔细地勘测水文和地形起伏情况。只是由于他又被调去修历才把此事搁下了。 至元二十八年（1291）有人建议利用滦河和浑河溯流而上作为向上都运粮的渠道。元世祖不能决断。派太史令郭守敬去实地勘查。郭守敬探测到中途就已现这些建议不切实际。他乘着报告调查结果的机会提出了许多新建议。其中第一个就是他已筹划多年的大都运河新方案。 这个方案利用他第一次方案中凿成的把瓮山泊流出的一支清河上源引向南面高粱河的河道。为了进一步扩充水源又把昌平县神山（今称凤凰山）脚下的白浮泉水引入瓮山泊。此后河水并不径直南下而是反向西引到西山脚下再沿西山往南沿途拦截所有原来从西山向东流入沙河、清河的泉水使汇成流量可观的水渠再经高粱河进入流向通州的运河。因为这些都是清泉水源泥沙很少运河下游可以无顾虑地建立船闸使粮船平稳上驶。元世祖对这一方案极为重视下令重设都水监命郭守敬兼管都水监事并调动几万军民于至元二十九年春天动工。开工之日忽必烈命丞相以下官员一律到工地劳动听郭守敬指挥。此举虽然只是个象征但却反映了元皇朝对这条运河的重视程度和郭守敬在水利方面的权威。整个工程只用了一年半时间全长一百六十多华里的运河连同全部闸坝工程就完成了。这条运河被命名为通惠河。而自昌平到瓮山泊的一段又特称白浮堰。从此以后南来的船舶可直驶到大都城中作为船舶终点码头的积水潭上登时桅樯如林热闹非凡。通惠河不但解决了运粮问题而且促进了南货北销繁荣了大都城的经济。 通惠河工程从技术上来说最突出的是白浮堰线路的选择。白浮泉的源地海拔约六十米高出大都城地势最高的西北角约十米。但因两者之间隔有沙河和清河两条河谷地带它们的地势都在五十米以下甚至还不到四十五米。因此如从白浮泉直线南下则泉水势必沿河谷东流而下进不了运河。如果用架渡槽的办法则也只能引白浮一泉之水起不了多大作用却费工甚巨。而郭守敬所选的线路虽然迂回却保持了河道较小的水位落差梯度且可拦截沿途所经的诸多水源使流入运河中的水能有较大的水量。因为从神山到大都城的直线距离有六十多华里（三十多公里）在这么长的路程上地形有几米的起伏那是很微小的。从这里可以看出郭守敬的地形测量技术实在是很高的。当代许多地理学家考察了白浮堰线路之后对郭守敬的成就无不交口赞誉。 光辉业绩郭守敬的毕生事业和主要成就虽在天文和水利两个方面但他却是位多才多艺的科学家在许多领域都有他的创造性的贡献。 他曾提出以海平面作为基准比较大都和汴梁（今河南省开封市）两地地形高下之差这是地理学上的一个重要概念—海拔的创始。 他在西夏水利工程结束后曾溯黄河之流而上探寻黄河的源地。由此他成为以科学考察本身为目的专程探求黄河河源的先驱者。他的探查结果没有记载流传下来。传世的第一部河源考察成果专著为都实所撰《河源记》此是至元十七年（128o）都实奉忽必烈之命专程考察河源的纪实。先前郭守敬的考察对都实肯定有相当的影响。 他在简仪中使用了滚柱轴承以使简仪南端的动赤道环可以灵活地在定赤道环之上运转。西方的类似装置是在二百年后才由意大利科学家达·芬奇明的。 他所创作的大明殿灯漏是第一架与天文仪器相分离的独立的计时器在中国钟表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他在景符、仰仪等仪器中反复运用了针孔成象原理。这在中国光学史上也是比较突出的成就。 这样一位有多方面杰出成就的科学家身后自然会得到后人的赞扬和敬仰。 新中国建立后人们对他更隆重纪念。1959年开馆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在门厅中陈列了他明的简仪元代展品中设立有他的胸像和事迹介绍。八十年代初在他的家乡建立了郭守敬纪念馆。在北京积水潭上的汇通祠中也陈列有关事迹和开挖通惠河的介绍。1962年邮电部就行绘有郭守敬像和简仪的纪念邮票共二枚1。197o年国际天文学联合会以郭守敬的名字命名月球背面的一座环形山其位置为134°8°n。1977年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把小行星2o12号正式命名为郭守敬星。中国天文学会受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的委托在八十年代举办过几届有关天文学前沿的世界性讲习班这些讲习班也是以郭守敬的名字命名的。 1《中国古代科学家》（第二组共8枚）编号纪921962年12月1日行。郭守敬像为第7枚简仪为第8枚。 第十七章王祯黄道婆忽思慧第一节王祯王祯的身世和劝农活动王祯《元史》中无传《山东省通志》也未载他的事迹只知他是山东东平县人。《东平县志》有“王构传”附带一笔提及：“同郡有王祯者为丰城1县尹著《农书》行世。” 王祯活动的时代正当元朝初期至中期。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改建国号为“大元”。他在未登大位前就已采纳耶律楚材等的建议重视农业生产。登位后即“诏天下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元史·食货志》）。同时采取一系列强有力的具体措施设置农业管理机构和官员。中统元年（126o）命各路宣抚司择通晓农事者充随处劝农官；中统二年立劝农司。至元七年（1278）“特设司农司劝课农桑兴举水利凡滋养栽种者皆附而行焉”（《元史·食货志》）。同年又颁布劝农立社条规十四条。此外还组织人编写和多次印《农桑辑要》一书。元皇朝统一江南后江南经济得以继续展东南地区北运大都的粮食逐年增加最多时达到三百五十多万石。经济作物棉花这时已推广到淮河和长江流域。随着全国农业的恢复和展迫切需要一部总结并指导南北方农业生产的农书。而元初编写的《农桑辑要》有很大局限性所记载总结的农业科技知识主要是北方黄河流域旱地农业的。王祯的《农书》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王祯的家乡东平位于山东西部是大运河和黄河交汇之处元初已文人荟萃。当时名士加王磐、李昶、徐世隆等都先后在东平设帐授徒培养了一批学有所长的人才著名的有宋衜、雷膺、魏初、徐琰、胡祗遹、孟祺、李谦等。孟祺于至元七年（127o）任山东西道的劝农副使也是《农桑辑要》的主要编纂者之一。这些人的思想和言行对包括王祯在内的东平知识界必然有所影响。王祯自元贞元年（1295）至大德四年（13oo）任宣州旌德县（今安徽旌德县）尹。在任期间他生活俭朴曾捐出薪俸兴修当地的学校、桥梁、道路教农民种植树艺施舍医药给有病的穷苦人。六年后调任信州永丰县（今江西广丰县）尹。由于王祯为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所以颇有好评人们称他“惠民有为”（《旌德县志》）。据《农书》他自称：“愚尝客居江淮”1“尝见于江浙农家”2“又见江南春夏之间用此挟贮泥粪”3均反映了王祯对当时的江南农业生产是非常熟悉的。 从《农书》的字里行间还可分析出王祯的思想品行。 先他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农本思想。《农书·自序》开头就说：“农天下之大本也。”又说：“古先圣哲敬民事也重农其教民耕、织、种植、畜养至纤至悉。”他遵循这种农本思想身体力行教民耕织。为了1此丰城应为信州永丰县（今江西广丰县）。 1《农器图谱集之一·田制门》“沙田”条。 2《农器图谱集之八·蓧蒉门》“筛谷拐”条。 3《农器图谱集之十二·舟车门》“划船”条。 总结经验他立志编写一部《农书》“不揆愚陋搜辑旧闻为集三十有七为目三百有七十。”戴表元为《农书》写序介绍王祯在旌德时劝农事迹：“丙申岁客宣城县闻旌德宰王君伯善儒者也而施德治。问之其法岁教民种桑若干株凡麻、苎、禾、黍、、麦之类所以时艺芟获皆授之以方；又图画所为钱、镈、耰、耧、耙、杷诸杂用之器使民为之。民初曰：‘是固吾事且吾世为之安用教？’他县为宰者群揶揄之以为是殊不切于事如是三年伯善未去旌德而旌德之民赖而诵歌之。”1二是重视和推广新的生产技术和农器。王祯在写作《农书》过程中重视对新明的农器和生产技术的搜集并表现出高度的热情。如在推荐民间新创可兼磨、砻、碾三用的水转轮轴时说：“一机三事始终俱备变而能通兼而不乏省而有要诚便民之活法造物之潜机。”2《农书》本身就是一部收集和推广当时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农器的科学著作。 第三反对虚文重切实致用。王祯认为进行“劝农”工作必须“加实意行实惠验实事课实功”；“以身率先于下”“亲执耒耜躬务农桑”这样农民才能“恳恳然劳之哉”。王祯反对当时劝农工作中不讲究实效徒具虚文的做法说：“今长官皆以劝农署衔农作之事己犹未知安能劝人？借曰劝农比及命驾出郊先为文移使各社各乡预相报告期会赍敛只为烦扰耳。”在《农书》中他从实用目的出着意比较南北方的农具、耕作和蚕桑方法等的优劣加以介绍交流推广。 第四同情农民反对统治者无止境的剥削。《农桑通诀之四·劝助篇》写道：“今夫在上者不知衣食之所自唯以骄奢为事不思己之日用寸丝口饭皆出于野夫田妇之手朘削脂膏以肥己”。指出高利贷残酷剥削农民使“其间有收刈甫毕无以糊口者”1。他宣传提倡北方农村中的“锄社”认为此可以挥小农互助力量的作用“以十家为率先锄一家之田本家供其饮食其余次之旬日之间各家田皆锄治间有病患之家共力助之名为锄社甚可效也”2。 综上所述可见王祯是一位具有正义感又较体恤民情和克尽职守的地方官吏。 《农书》对中国传统农学的展王祯《农书》对中国传统农学有重大贡献。关于写作时间《农书·杂录》“造活字印书法”中称：“前任宣州旌德县县尹时方撰《农书》”；“后二年予迁任信州永丰县是《农书》方成”；在“自序”中则记为“皇庆癸丑”。由此可知《农书》始撰于他任旌德县尹时到永丰县二年以后即皇庆二年（1313）才脱稿。明代和清代中期以前的官私书目都没有著录此书的元刻本但可以肯定的是此书在永乐年间（14o3—1427）被收入了《永乐大典》。明嘉靖九年（153o）山东布政使司根据一个抄本刻印这可能是此书完整的最早刻本。万历二年（1574）山东济南府章丘县县署又翻刻1戴表元：《王伯善农书序》。 2《农桑通诀之四·劝助篇》。 1《农桑通诀之四·蓄积篇》。 2《农桑通诀之三·锄治篇》。 一次。万历四十五年（1617）邓渼又据“嘉靖本”重刻行款有了改变插图略有删减。这刻本较稀见。在明代共刻过三次三种刻本均为同一来源。清代中期以前本书流传不多。乾隆时编纂《四库全书》收入本书称“库本”。“库本”比“明刻本”多一篇作者“自序”书的次序和内容都有些出入。“武英殿聚珍板丛书”也收入了本书这是清代的第一次印本系据“库本”参考“明刻本”改订的有的地方甚至与这两个版本都不同即后来流传很广的几种版本之祖本。晚清时全国上下提倡“实学”福建、广东、上海也都有翻刻。民国以后有1924年山东农业专科学校排印本。1937年商务印书馆排印本收入“万有文库”。新中国建立后有1956年中华书局铅印本仍用“万有文库本”纸型稍有修改1。1981年农业出版社出版王毓瑚校订本文字以“库本”为主用“嘉靖本”校补并参考其他版本此是迄今最好、也较接近《农书》原貌的本子。 王毓瑚校订的《王祯农书》内容大体如下：开头是王祯写的“自序”；接着是正文共计三十七集三百七十一目分《农桑通诀》、《百谷谱》、《农器图谱》三大部分；最后是“杂录”二目。 《农桑通诀》共六集二十六目。属农业总论性质。开卷根据古代传说等叙述农事、牛耕和蚕事的“起本”即历史渊源为中国古农书中所见。接着以“授时”、“地利”、“孝悌力田”三篇说明天时、地利的作用和人力的重要性。然后转入正题泛论农、林、牧、副、渔各业。农业生产中从耕种到收获止的一些共同基本措施如垦耕、耙劳、播种、锄治、粪壤、灌溉、收获；再有“种植”（种植树木）、“畜养”（包括马、牛、羊、猪、家禽、鱼、蜂）、“蚕缫”三篇作为农家副业。另有“劝助”、“蓄积”、“祈报”三篇。概而言之其主要内容贯穿着农本观念与天时、地利、人力共同决定的思想与《齐民要术》“序文”中“教民”的主导思想一脉相承。《百谷谱》共十一集八十三目。属农作物栽培各论。“谷属”十四目记述粟、水稻、旱稻、大小麦、黍、大豆等十五种粮食和油料作物的栽培、管理、收获、贮藏、利用的技术与方法。“蓏属”十三目介绍甜瓜、冬瓜、芋、萝卜、蔓菁、莲藕等十二种作物；“蔬属”十九目介绍葵、芹、芸苔、菌、蒜等二十种作物；“果属”十八目包括有梨、桃、梅、杏、荔枝、柑橙等二十三种果树。此外还有二十一种竹木、纤维、药材等经济作物的栽培、管理、收获、收藏以及利用的技术和方法。这一部分的资料来源主要根据《汜胜之书》到《农桑辑要》已有各种农书新增的只有十几条。后为“饮食类”原有“豳风七月诗说”、“食时五观”和“备荒论”三篇今仅存“备荒论”。从积谷仓和区田、柜田等积极防荒的措施谈起又列举了许多可以代粮用的野生植物最后是抄录的一些不可信的民间相传的所谓“辟谷方”。 《农器图谱》是全书的重点。收有插图共三百零六幅分为二十门（二十集）二百六十一目。田制门（十四目）、耕作工具耒耜门（十六目）、钁臿门（十二目）、钱镈门（十一目）等；收获工具铚艾门（十二目）、杷朳门（十五目）、蓑笠门（十目）等；蓧蒉门（二十目）即搬运工具；以及杵臼门（十目包括油榨）、仓廪门（十二目）、鼎釜门（八目包括炊1有关《农书》版本情况据王毓瑚校《王祯农书》“校者说明”缩写。具和盛具）、舟车门（九目包括田庐、守舍、牛室）、灌溉门（二十三目包括设备和工具）、利用门（十四目包括水利工具和水力设备）、麦门（八目收麦的特殊工具）、蚕缫门（二十目）、蚕桑门（十目）、织絍门（七目）、纩絮门木棉附（十二目包括制作丝绵和棉花加工）、麻苎门（十六目）。每一幅图均附有文字说明记述构造、来源、用法、演变和性能等等。并附有一段韵文或一诗赋有的录自前人作品但大半为王祯自己所作。这些图经过辗转复刻自然会有些走样但所绘的实物大体上还是精细正确的。 “田制门”包括的区田、圃田、圩田、沙田、涂田、柜田、架田等是一些特殊的土地利用和改良反映中国古代劳动人民为了温饱和生存在人多地少的条件下是如何千方百计找地种的。从丰富多样的农具图像中也看出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根据不同地区、不同需要而创造出不同用途的农具显示了农业技术的进步。还有少数不属农具范围的“梧桐角”（用梧桐叶卷成角形的哨子）、“薅鼓”（薅田时挂在村头树上敲击时能起召集和娱乐之作用）、“击壤”（一种农村老农玩的游戏）。此与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关系密切反映了当时农村的民俗风习。 王祯《农书》在中国农学遗产中占有重要地位。先是综合了黄河流域旱地农业和江南水田农业两方面的实践经验写成的。其次《齐民要术》奠定了中国古代农学体系的基础而《王祯农书》则是中国古代农学体系形成的标志比前者更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第三《农器图谱》篇幅占《农书》的十分之八把农具列为综合性农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则是从王祯开始的。此后的农书和其他书籍所记述的图绘农具多以此为范本。 多才多艺王祯多才多艺在机械学等方面也颇有明创造是一位出色的工艺学家。他所编的《农器图谱》把当时农业生产所用的各种器物分门别类详尽地用文字介绍一一绘有图样。有的已失传的农业机械他大力搜集加以复原如西晋时刘景宣制作的磨“奇巧特异策一牛之任转八磨之重”。此磨用力少而功效大但久已失传。王祯“寻绎搜索度其可用述此制度”名之为“连磨”1。东汉时杜诗明的水排可用水力鼓风来炼铁到元代时制法已不可考王祯也是特意“多方搜访列为图谱”。他对轮轴特别感兴趣在《农器图谱》中有“杵臼门”、“灌溉门”、“利用门”收集了五十七种与轮轴有关的生产工具。在此基础上他还创制出“水砻”和“水轮三事”。尤以“水轮三事”最为机巧王祯称之为“诚便民之活法造物之潜机”2。 创制木活字和转轮排字盘是王祯对印刷排字技术的一大贡献。王祯开始写《农书》因字数较多雕板印刷有困难他就请工匠创制木活字约三万多。其方法是先用纸写好字样糊于木板上刻字。刻后把每个字锯开用小刀修理成一样大小。然后一行行排字用竹片夹开来排满一板框用小竹片垫平木楔塞紧使每个字都坚牢不动。再于活字上刷墨铺纸用棕1《农器图谱集之九·杵臼门》“连磨”条。 2《农器图谱集之十四·利用门》“水排”条和“水轮三事”条。 刷刷纸就印出文字来了。这套活字他原计划用于排印《农书》后因故未用上。大德二年（1298）王祯用来试印《旌德县志》全书六万字不及一个月百部书都完成同刊板一样证明效率较高1。为了减轻排字工人的劳动提高工效王祯又明了“转轮排字盘”用“以字就人”代替“以人寻字”。排字工人坐着推转轮盘就可找到所需要的活字。王祯把这种先进的造木活字方法和排版印刷经验写成《造活字印书法》一文附于《农书》。此后有一位马称德在浙江奉化也用此法雕镂木活字十万个于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印成《大学衍义》等书。元代时木活字印刷还流传到少数民族地区敦煌千佛洞中就现过元代畏兀儿文木活字。明、清时木活字大为流行除排印书籍、家谱外还用于印行邸报。在中国古代印刷史上使用广泛仅次于雕板而远胜其他活字。毕昇虽试制过木活字但用于印刷书籍并把制造方法和经验写成专文的则是王祯。2《农书》所述“授时指掌活法之图”和“全国农业情况图”这也是王祯创。后一图的原图已佚书中的一幅是后人补画的。“授时指掌活法之图”是对历法和授时问题所作的简明小结。该图以平面上同一个轴的八重转盘从内向外分别代表北斗星斗杓的指向及天干、地支、四季、十二个月、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各物候指示的应该进行的农事活动。把星躔、季节、物候、农业生产程序灵活而紧凑地连成一体。王祯在对图的说明中强调两点：一是不依历书所载月份而用节气定月份即“以交立春节为正月交立夏节为四月交立秋节为七月交立冬节为十月”3。二是指出图中所列的各月农事只能适用于一个地区其他地区应当按纬度和其他因素而有所变更不能“胶柱鼓瑟”。这种把“农家月令”的主要内容集中总结在一个小图中简明了然使用方便确实是一种值得叹赏的创作。 王祯在文学上也有较高的素养。《农器图谱》一幅幅插图所附的一篇篇韵文和诗赋大多是他所作。有的写得颇有文采。徐光启评论说：“余读《农书》谓王君之诗学胜农学。”11《杂录·造活字印书法》。 2张秀民：《王祯》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编《中国古代科学家》科学出版社196o年版。3《农桑通诀之一·授时篇》。 1转引石声汉：《中国古代农书评价》农业出版社198o年版。 第二节黄道婆黄道婆对元代以后棉纺织业的展很有影响本卷丙编第四章中有所论及。有关黄道婆的“本事”各种官方史书均不载元以后的私家笔记、诗文杂著中略有提及内容大多相同。这些记载虽不很准确但却是我们了解黄道婆生平的重要资料。 黄道婆的生卒年月及名字已无从查考“道婆”两字无疑是后人对她的尊称。最早提到黄道婆事的是《辍耕录》作者是元末明初人陶宗仪。《辍耕录》成书于元末其载黄道婆生活于“国初”松江府东去五十里许的乌泥泾（时属上海县有的书称松江乌泥泾那是因上海县隶属于松江府之故）。正确地说黄道婆应是元代前期松江府上海县乌泥泾人。据与陶宗仪同时代人王逢的诗《黄道婆祠并序》所记黄道婆年轻时候不知什么原因曾远离故乡漂泊到海南的崖州（今海南省三亚市）在那里从事很长一段时间的植棉和棉纺织劳动掌握了一整套出色的棉纺织技术待至中年方才返归乌泥泾故乡。 乌泥泾毗邻东海在黄道婆离乡前这里农业极不达棉纺织技术更是落后。黄道婆回乡后看到家乡棉纺织生产的落后情况决意使之改变。她6续采取不少措施向家乡人传授在崖州学到的整套棉纺织技术结合内地传统的纺织工艺进行改革创造了一套新技术。至今可推断的技术革新有五项：1.改良棉种。用她从崖州带回的棉种培育出适合于当地种植的优良棉种取代了原有的质次种子。 2.改良捍棉机具。用双把手摇轧棉的搅车代替原有的用手剥脱棉籽。 3.改良弹弓。用檀木椎（或称槌）往来敲击四尺多长的绳弦大弹弓代替仅有一尺四五寸长的指拨线弦小弓。 4.改良纺车。缩小纺麻丝的三锭脚踏车竹轮直径调整踏杆支点和竹轮偏心距制成一手纺三根纱的脚踏三锭纺车代替手捻纺坠纺纱或单锭手摇纺车纺纱。 5.改良织造工艺。借鉴和汲取黎族织造“崖州被”的经验和方法展汉族民间固有的传统织造工艺；织布讲究“错纱、配色、综线、挈花”技法；被褥、带、帨等织物有“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等图案；创造了具有江南特色的“乌泥泾被”。这些织物具有独特的风格很快成为当时异常珍贵的品种称为“云布”风行一时。由于乌泥泾棉布销行日广千户农家和手工业者生活大获改善从而使乌泥泾很快变成了一个富庶的知名村镇。 黄道婆的棉纺织新技术对棉织业在与上海县相邻的松江、青浦一带的普及和上海地区棉纺织业日益繁荣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在黄道婆逝世后松江府地区很快成为全国植棉业的中心并赢得了“松郡棉布衣被天下”的赞誉。黄道婆创造的棉纺织新工艺长期流传于世。据清代褚华《木棉谱》记载：松江府地区普遍栽种的“杜花”和“紫花”均为黄道婆传下的棉种。盛行于明清两代匹值万金的棉织龙凤、斗牛、麒麟等袍服材料也是沿用黄道婆的方法生产的。 棉纺织业的展使松江府地区的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后人无不衷心感谢黄道婆的功德。民间传诵一歌谣：“黄婆婆！黄婆婆！教我纱教我布两只筒子两匹布。”表达了对这位出身劳动者的纺织家的敬仰和赞颂。乡人为她造墓树碑建祠塑像奉祀香火敬如神祗。如清代上海县城内一处黄道婆专祠碑文所记：“天怜沪民乃遣黄婆浮海来臻。沪非谷土不得治法棉种空树。惟婆先知制为奇器教民治之。踏车去核继以椎弓。花茸条滑乃引纺车。以足助手一引三纱。错纱为织灿如文绮风行郡国。昔苦饥寒今乐腹果”1此段文字真实地反映了黄道婆革新棉织技术的功绩和对当地经济展的深远影响。 1包世臣：《新建黄道婆专祠碑记》刊《安吴四种》卷二九。收入《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o年版页46。 第三节忽思慧忽思慧一译和斯辉生卒时间不详。蒙古族（一说为回回人）。忽思慧于元仁宗延祐年间（1314—132o）被选充饮膳太医一职至元文宗天历三年（133o）编撰成《饮膳正要》一书。由于有关史料缺乏该书成为考其生平的主要依据。从该书“虞集序”可知忽思慧尝为赵国公常普兰奚下属且两人关系密切。据《新元史·常齩住传》常普兰奚于延祐二年（1315）加金紫光禄大夫、徽政院使掌侍奉皇太后诸事忽思慧很可能即于是年被选任饮膳太医入侍元仁宗之母兴圣太后答己。《饮膳正要》成书之后专门进呈中宫供览受命担任该书刊刻、校正者又多为与中宫关系密切之人如拜住为中政院使张金界奴为内宰、隆祥总管等且“虞集序”中专有褒颂“圣后”之语故忽思慧当时应在中宫供职以膳医身份侍奉元文宗皇后卜答失里。忽思慧在元廷中主要是以饮膳太医之职侍奉皇太后与皇后。 营养保健学在我国古籍中称为“食疗”、“食补”等具有悠久的历史。历代帝王往往都很注重自身的医药养生食疗亦为所重。宫廷中食医机构与职官的设置可追溯及《周礼》。据《天官》章载就专门设置有两名为王家服务的“食医”专司宫廷饮食和齐、四季所宜。此后历代皆有类似制度与职官设置。至元代蒙古统治集团性喜豪宴食医与食官尤为偏重。自成吉思汗时就有食医之设如常普兰奚之曾祖父常资、祖父常兀迩笃就先后担任成吉思汗宿卫兼典御膳。元世祖忽必烈对饮食卫生尤为重视他“食饮必稽于本草”（《饮膳正要·虞集序》）设置有执掌饮膳的太医四人负责宫廷的补养调护之术饮食百味之宜且每日须将“所职何人所用何物标注于历以验后效”（《饮膳正要·忽思慧进表》）有较为严明的规章制度这对于总结食疗经验是十分有利的。出生印度的铁哥为忽必烈掌饔膳汤药深得信赖元世祖尝谓其曰：“今卿典朕膳凡饮食汤药宜先尝之”（《元史·铁哥传》）。铁哥即为当时的饮膳太医之一。元初名医许国祯之母韩氏亦曾以食医身份侍奉元世祖之母庄圣太后。 金元时期我国医学的展有两个较为突出的特点一是中外各民族医学的交融一是医药学术的争鸣与创新这不仅促进了食疗学的展也为食疗经验的继承与总结提供了特色各异的丰富资料。忽思慧长期担任元廷饮膳太医负责宫廷饮食调理、养生疗病诸事他重视食疗与食补的实践与研究得以有机会将元文宗以前历朝宫廷进用的奇珍异馔、汤膏煎造的技艺与经验加以及时整理总结他自称《饮膳正要》一书就包括了元世祖时“尚医之论著”（《饮膳正要·虞集序》）。他还继承了前代著名本草著作与名医经验中的食疗成就并注意汲取当时民间日常生活中的食疗经验。这些都构成了《饮膳正要》一书的丰富内容。 《饮膳正要》是一部珍贵的蒙元宫廷饮食谱也是现存最早的古代营养保健学专著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与史料价值。全书三卷约三万一千二百余字。内容大略可分为如下三部分：一是养生避忌妊娠、乳母食忌饮酒避忌四时所宜五味偏走及食物利害、相反、中毒等食疗基础理论；一是聚珍异馔、诸般汤煎的宫廷饮食谱153种与药膳方61种以及所谓神仙服饵方法24则；一为食物本草计米谷、兽、鱼、果、菜、料物等共23o余种2本文材料主要参考忽思慧《饮膳正要》上海涵芬楼影印本；明宋濂等《元史》；清柯绍忞《新元史》民国初得耕堂刊本；李经纬等主编《中国医药百科全书·医药史》卷上海科技出版社1987年版。并附本草图谱168幅。全书另有21幅精美插图为古代线描版画。该书的编撰工作曾得到集贤大学士、赵国公常普兰奚的直接支持。书成后于同年刊行惜元刻本久已失传今存有明经厂刊本及近现代影印的几种刊本。 忽思慧继承了前代食、养、医结合的悠久传统与食疗、养生的丰富经验尤其重视与承袭了唐代著名医药学家孙思邈的有关学术理论与见解。他着重论述了有病先以食养、不愈再取药疗及“保养之道莫若守中”等食疗理论强调了食疗在医药学中的作用与地位。书中选录的每一种药物与食谱、药膳方都十分重视和讲究其养生和医疗作用因此书中所载食品大多是具有补益与治疗作用的保健食品。他比较重视“以脏补脏”的食疗理论并在其食疗方中充分加以运用如以羊、鹿、猪肾治疗肾虚等等。除食疗方外忽思慧还注意汲取前代养生学各方面的丰富成果如在卷一“养生避忌”节中收集了前代养生箴言近6o则其中既有与饮食有关的如“凡热食有汗勿当风”、“夜不可多食”等也有如“节嗜欲、戒喜怒”、“远唾不如近唾近唾不如不唾”等其他方面的养生经验大多具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神仙服饵、气功导引方面的内容更反映了传统养生学的特色。书中所引用的前代有关养生的著述有《道书·八帝经》（1条）、《抱朴子》（8条）、《列仙子》（2条）、《神仙传》（4条）、《修真秘旨》（2条）、《孙真人枕中记》（1条）、《东华真人煮石经》（1条）等多种。 在中国食疗史上较为全面地论述食疗理论与应用的忽思慧可谓第一人。我国食疗的展源远流长至唐宋时期形成一个高峰出现了不少食疗专书而“千金”两方、《外台秘要》、《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等唐宋时的大型综合性医书中也收载了很多食疗方面的内容。但是这些专书与内容大多以食疗本草或食疗方剂的形式出现形式与内容均较单薄食疗理论的阐述也较零散。而忽思慧在食疗应用范围、食品性味与营养价值、饮食保健、饮食治疗、饮食卫生与宜忌、食物中毒及解救、食物烹调等各方面从基础理论到实际应用均有论述并且较前代有不少新的展内容涉及到了现代营养卫生学的各主要方面。尤其重视妇幼保健除继承了前代胎教学说外对“妊娠食忌”、“乳母食忌”等均列有专节论述。他新增补了不少不见于前代文献的药膳方。对饮食卫生他也很重视反复予以论述。如主张不食不洁或变质之物防止病从口入；又如“烂煮面软煮肉少饮酒独自宿”的主张对于当时的饮食习惯来说是很有现实意义的饮食卫生措施。忽思慧还在医学中先使用了“食物中毒”这一术语并列举了许多有效的解救食物中毒的方法有的沿用至今。 《饮膳正要》的学术成就与史料价值是多方面的。如以继承扬前代食疗学成就为经以广泛吸取汉、蒙、藏、维等各族人民各具特色的饮食经验为纬反映了当时国内各民族医药文化的交流与融汇。书中卷一列“三皇圣纪”一节条述伏羲、神农、黄帝等的传说这是历史悠久的传统汉族医药文化在书中得以延续的生动体现。书中尤其突出体现了蒙古族人民的饮食特点。如“聚珍异馔”节的食谱方中有78方用有羊肉、羊脏、羊骨及羊血等占全部94方的4/5以上其余16方中尚多有用马、鹿、狼、熊、雁等漠北常见动物者。这些食谱方的功效以温中益气散寒为主显然也与当时蒙古族人民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密切关系。蒙古族人民的主要饮料马奶在书中也颇多应用。书中专列“饮酒避忌”一节收集饮酒卫生经验33条尚有解酒毒法并设五味子汤、人参汤等代酒饮料这些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蒙古族人民的饮食风尚。而书中所载酥油、醍醐油、白酥油（马思哥油）、西番茶等则是具有藏族特色的饮食。另外卷二的“搠罗脱因”自注云“系畏兀儿茶饭”显系维吾尔族特色的食谱。卷三并称哈剌火者（今新疆吐鲁番地区）所产葡萄酒为最佳。 《饮膳正要》还充分反映了元代中外医药文化交流的史实。元代中外医药交流活动十分兴盛其中外来药物与方剂的输入是其重要表现形式之一。书中收载了大量外来药物如回回药物八担仁（巴旦杏仁）、必思答（开心果）、马思答吉（黄连木）、咱夫兰（藏红花）；来自东南亚与南亚的胡椒、草果、孩儿茶及来自朝鲜半岛的新罗参等。其中有的外来药物如孩儿茶未见于以前文献为《饮膳正要》所载；有的药物如咱夫兰等以前文献虽有个别记载但以《饮膳正要》收载为依据才标志着该药物已得到较为深入的认识与广泛应用。传入较早且已习用的胡椒之类辛香类药物在书中应用颇广而较为珍贵的新罗参也见于书中的五个方剂之中且如“铁瓮先生琼玉膏”一方中用量达24两可证当时输入量之多。书中所载的许多外来药物为《回回药方》、《本草品汇精要》与《本草纲目》等元及元以后的本草著述所收载并逐渐成为中国医学的常用药物。书中还收载了一些外来植物如回回豆子（豌豆）、回回葱（洋葱）、西瓜、苏门稻米等。 烧酒在医药中有着重要的应用价值在元代以前文献中很少见尤其未见有关于制作方法的可靠文献。《饮膳正要》卷三载有：“阿剌吉酒味甘辣大热有大毒。主消冷坚积去寒气。用好酒蒸熬取露成阿剌吉。”记述了阿剌吉酒的性味、功用与制法。从以好酒蒸馏而成的制法看显即后世所称烧酒故《饮膳正要》当为烧酒可靠史料的载文献。元代以后类似记载即多见而烧酒也逐渐成为中国各地的常见饮料。从现有资料看烧酒及其蒸馏制法有可能是在元代从东南沿海地区推广到中原地区并逐渐在全国广为流传饮用的。蒸馏法烧酒的传入和制作可谓中国酿造业的一个巨大变化。 外来方剂的传入在《饮膳正要》中也有反映。在中世纪的世界医学展史上糖浆制剂、果实浸剂等是阿拉伯医生在药物实用领域中取得的重要成就也是阿拉伯医药中习用的药剂。这类方剂宋金时即已传入我国在元代由于统治集团的喜爱颇为时兴。《饮膳正要》卷二“诸般汤煎”节中即载有这类制剂近2o种。这类制剂因所取果品不同具有不同性能与效用大多具有某种治疗作用但过量服用却可致病中性者则可充作饮料。如所载“五味子舍儿别”系取新北五味子与白沙糖一同加工熬煎成。舍儿别又译舍利别、舍里别、舍里八、砂哩别等为波斯语sherbet的音译（语源或来自拉丁文syrup药典译为“糖浆”）。成吉思汗时撒麻耳干名医也里可温撒必曾因进所制舍儿别医愈成吉思汗幼子拖雷病而被授予答剌罕封号并充任专司其法的“舍里八赤”一职。撒必外孙马薛里吉思尤精此术至元五年（1268）奉元世祖召进舍儿别获赏赉甚多并获专司其职的金牌并专为造舍儿别事赴云南闽浙等地。当时可能因果品取用之便其制造以东南沿海地区为甚并作为地方贡物而源源不断输入中原如据《至顺镇江志》、《续通考》等记载元时镇江、泉州等路每年均向元廷进贡不少舍儿别。这类制剂元代以后仍见流传如舍儿别至清赵学敏所著《本草纲目拾遗》一书中尚有记载。除上述回回方剂外《饮膳正要》还载有一些其他外来方剂如卷一所载“八儿不汤”、“撒汤”均自注云“系西天茶饭名”当为传入的古代印度饮食方。 《饮膳正要》卷三部分为食疗本草。忽思慧在“进书表”中说“本草有未收者今即采摭附写”收载了一些前代本草未载的药物如狼肉、黄鼠肉等还次提出海红一药的性味功效。《饮膳正要》还是现存唯一的元代本草图谱绘图形象生动准确168幅附图除录自北宋《本草图经》外尚新增有银杏、八担杏、草果等图。虽今传本为明重刻本但应仍大部保存了原刻风貌在元代本草著述少有流传至今的情况下弥足珍贵。书中引用的本草著述有唐苏敬等《唐本草》（即《新修本草》。3条）、唐孟诜《食疗本草》（3条）、宋《日华子诸家本草》（7条）、《食医心镜》（作者待考。1条）、《药性论》（作者待考。1条）及太清诸本草（当为道教本草著述。1条）等多为散佚不传的古本草有关引文对研究辑佚这些古本草著述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饮膳正要》还保存了部分元代风习与语言等方面有价值的史料足资考证。如描述元廷奢侈的食尚：“每日所造珍品御膳必须精制进酒之时必用沉香木、沙金、水晶等盏斟酌适中执事务合称职至于汤煎琼玉、黄精、天门冬、苍术等膏牛髓、枸杞等煎诸珍异馔咸得其宜。”（《饮膳正要·忽思慧进表》）书中丰富的元代宫廷食谱药膳方是我国饮食史、烹调史上宝贵的资料、很有进一步研究、开的价值。卷二“井华水”一条则追载了元武宗时内府御用之水必取邹店井水的由来以今观之其地井水水质佳良很可能与某些微量元素的含量有关。又书中有不少蒙汉对照的词汇如沙吉木儿-蔓菁根、答必纳-草龙胆、哈昔泥-阿魏、赤赤哈纳-北地酸角儿、白纳八-沙糖、阿剌浑-花鹅、儿-鸭、塔剌不花-土拨鼠等等也是研究民族历史语言学的有价值的资料。 在中华民族文明展史上少数民族作为大家庭的成员各自为华夏文化的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并涌现出不少优秀人物。忽思慧为其代表之一他的成就在我国食疗史与医药展史上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他编撰的《饮膳正要》具有较高的学术与史料价值值得我们重视与深入研究。 第十八章阿尼哥朱思本贾鲁第一节阿尼哥来自尼波罗的优秀工艺师阿尼哥（anigo1244—13o6）1尼波罗国（今尼泊尔）人为王室后裔2。其祖名密迪迩父名腊可纳。阿尼哥自幼诵习佛书并通梵文。有从事画塑业的同学读《尺寸经》他一听即能默记稍长大后就善于画塑和铸金为像。尼波罗国曾属于吐蕃王国九世纪玛剌（ma11a）王朝建立后仍与吐蕃保持着密切的往来。其国人擅长建筑、雕塑、绘画等工艺。中统元年（126o）元世祖忽必烈命八思巴建黄金塔于吐蕃以尼波罗国多良工诏书征召其国搜罗得8o人应征令推一人为领队阿尼哥自清任之时年仅17岁。遂率诸匠至吐蕃受命督役次年塔成请归八思巴奇其才劝其入朝乃为之祝收为弟子授以秘典并荐之元廷。元世袒遣使召阿尼哥至京问以“汝来何为？”答曰：“臣世家西土奉诏构塔于吐蕃者二载见彼土兵难愿至尊安戢之特为苍生来耳。”又问其能答曰：“臣以心为师粗知绘塑铸镂。”元世祖遂命他修补一尊针灸铜人像系窝阔台时王檝出使南宋时所得献进者关膈脉络皆备但年久损坏诸匠皆不敢承命修补阿尼哥请试为之于至元二年（1265）补成令诸匠折服叹为天巧。此后凡大寺庙建塔、造像及重要画塑、铸镂等工事多以委之。 至元十二年立诸色人匠总管府下统梵像局等18个司局授阿尼哥为总管1。时其妻尚留本国察必皇后遣人赐金。至元十三年特命中使携黄金5oo两乘驿往召之来京。至元十五年诏命阿尼哥还俗授光禄大夫、大司徒兼领将作院；以宋景献太子孙女妻之并赐景献太子所有之府库田宅。至元十六年因建圣寿万安寺塔成赐京畿良田万五千亩、农夫百人及牛具等物。元贞元年（1295）以建五台山万圣佑国寺皇太后阔阔真赐银万两并赐贵戚女为妻。次年崇真万寿宫建成诏为其设位置像2。元成宗大德十年（13o6）病卒于大都。至大四年（1311）加赠开府仪同三司、太师、凉国公谥敏慧。 建筑工艺上的非凡成就阿尼哥巧思绝人凡塔庙之建筑像设之铸镂、雕塑或绘织以及其余器1藏文《汉藏史集》载其名作e-ner-dga’。《元史》卷二o三本传谓“其国人称之曰八鲁布”其义不详。达斯《藏英辞典》有par-bu一词据schmidt《藏德辞典和藏文文法》同于梵文patra意为图画绘画未知是否即此。 2程钜夫：《凉国敏慧公神道碑》《雪楼集》卷七。以下未注出处者皆本于此碑。1神道碑作“至元十年立诸色人匠总管”据《元史》卷八十五《百官志》诸色人匠总管府系至元十二年始置其所属11司局除铸泻等铜局置于至元十年外其他1o局亦皆置于十二年。颇疑阿尼哥初授者仅为铸泻等铜局官两年后立诸色人匠总管府始授总管。 2崇真万寿宫系为张留孙所建江南龙虎山正一道教之道观建成于元贞二年见《元一统志》（辑本）卷一。阿尼哥像见程钜夫《题凉国敏慧公画像》《雪楼集》卷二五。 物之铸造刻镂无不精湛。仕元四十余年主持的大型工事有塔三座大寺九座祠祀两座道宫一座像设多出其手。著名者如西园之“凌空”玉塔、大圣寿万安寺塔（今北京白塔寺之白塔）五台山佛塔大都护国仁王寺之庄严佛像涿州护国寺及所塑摩诃葛剌（大黑天神）主从之像大都东花园寺所铸丈六金身佛像圣寿万宁寺所塑千手千眼菩萨及所铸五方如来大都和上都国学文庙所祀之孔夫子及十哲肖像元世祖和察必皇后之织像真金和其长妃阔阔真之织像等。此外还先后铸成内廷之大鹏金翅雕和尚酝巨瓮；制造了镔铁自运法轮元世祖行幸时用于前导；又创浑天仪及其他司天器物。阿尼哥对中国艺术的主要贡献其一为创作、传授了佛教造像的“西天梵相”至元七年建护国仁王寺时汉族巧匠刘元被召参加塑造佛像从阿尼哥学西天梵相得其神妙遂为绝艺成为仅次其师的元代最著名的塑像工艺家这种造像式样也日益盛行。其二设计建造了尼泊尔式塔最著名的就是现存元大都西城大圣寿万安寺“释迦舍利灵通之塔”建于至元八年高5o.9米砖造塔基上建二重复合式方形折角须弥座其上为覆莲承托之圆瓶形硕大塔身塔颈作圆锥形相轮状顶端华盖直径9.9米其周边悬挂36个铜质透雕之流苏和风铃其上之塔顶为一铜质小塔（原为一宝瓶）。因塔座、塔身通体用石灰粉妆故俗称“白塔”。 阿尼哥有子六人长阿僧哥授大司徒；次阿述腊任诸色人匠总管府达鲁花赤。 第二节朱思本遁世入道朱思本（1273—？）字本初号贞一江西临川（今抚州）人。生于南宋咸淳九年（1273）祖父以科举入仕任淮阴县令。父不仕。入元后家庭开始破落。至元十二年（1275）底抚州被元军占领。宋亡之痛笼罩着朱思本一家长辈们抱着与新皇朝不合作的态度坚决不仕元。长辈们厌世遁迹、薄视名利的处世心态对年幼的朱思本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年不满十四的朱思本曾到信州（今江西上饶）龙虎山学道。龙虎山是道教正一教派的中心自四代张天师起即据此山传教。元平江南时三十六代天师张宗演应召入觐元世祖忽必烈命其主领江南道教。后其徒张留孙留大都建崇真宫于两京专掌祠事并被授为玄教宗师。至元二十四年（1287）其徒吴全节至大都协助留孙处理教务。是时朱思本入山不久。以后的十余年间一直潜心学道以其相当高的文化素养在龙虎山的地位不断上升。元成宗大德三年（1299）朱思本奉玄教宗师张留孙命离龙虎山去大都成为留孙、全节的得力助手。这时朱思本却留下了这样的诗句：“胡为舍此去乃与尘俗萦人生有行役岂必皆蝇营。”（《贞一斋诗文稿·山中》）看来他早就下决心不做蝇营狗苟般的人更无意去追求权势。然而他却利用这一机会考察“山川风俗民生休戚时政得失雨潮风雹昆虫鳞介之变草木之异”1在科学上做出一番事业来。 游历考察二十年朱思本游历考察各地先后达2o年之久。这期间主要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大德三年（1299）离开龙虎山北上“登会稽泛洞庭纵游荆、襄流览淮、泗历韩、魏、齐、鲁之郊结辄燕、赵而京都实在焉”（《贞一斋诗文稿·舆地图自序》）；第二阶段从至大四年（1311）到延祐七年（132o）止是奉诏代祀名山大川时期即“奉天子命祠嵩高南至于桐柏又南至于祝融至于海”。这2o年间除了在大都一段时间外他的足迹遍及今华北、华东、中南地区真可谓“跋涉数千里间”。 第一阶段从龙虎山出北上大都的过程中这位久居深山、脱离群众的道士真正接触到社会对“人生休戚时政得失”始有了解。大德年间江浙一带经常遭遇大水灾民流亡失所死者不可胜计。朱思本目睹了人民受灾的悲惨情景他在《庙山九日》中写道：“良田没巨浸鱼鳖为鲜食；壮健多流亡老羸转沟洫”；在《东吴行》中写道：“今岁东吴遭海溢太湖涌波高百尺夏秋之间阴气凝十旬风雨韬阳精。吴江浙水不复辨仿佛蓬莱眼中见；稽天巨浸十六州良田茫茫蟠蛟虬。”在大水的侵袭下不知夺去了多少劳苦大众的生命“死者十七八存者多飘零”；“流尸日夜下水气为之腥”（《御河》）。大水之后扬州一带又生旱、蝗等灾和瘟疫。他在《广陵行》中写道：“去年春旱天无雷种不入士心已摧；夏秋日色烈如火万里良田俱草莱。”“今春雨滑动犁锄忍饥力作交相呼；奈何螟虫1许有壬：《朱本初北行稿序》《至正集》卷三二。 蔽天起所至草木无遗余。捕蝗作食已云恶疫疠无端扇余疟；死亡枕藉无人收赖有王宫为掩骼。” 难能可贵的是朱思本从江浙的大水和扬州的旱蝗中悟出了这是与封建官府的残暴统治分不开的。他在《御河》中揭露道：“守令肆豺虎里胥剧蝗螟”；在《南昌道中》写道：“见说田家更憔悴催科随处吏成群。”他还巧妙地把“庙堂”与“县胥里正”加以区别开来以达到痛斥贪官污吏的目的：“庙堂赈济颁良策宣阃爱民心甚力；县胥里正肆奸欺远者那能沾帝泽。”（《广陵行》）江南人民在遭受特大洪水之灾后能否完成数以百万计的海运粮朱思本深表担忧：“东南千万斛岁漕输上国；今兹民力竭何以继供亿。”（《庙山九日》）表达了诗人对元廷不顾民力衰竭、横征暴敛的不满。 大德十一年（13o7）吴全节被授为玄教嗣师。作为吴全节的助手朱思本有可能随从吴全节祭祀五岳四渎等名山大川。元成宗铁穆耳病死后元武宗海山夺位成功至大三年（131o）春元武宗特授布衣李孟为中书平章政事、集贤大学士、同知徽政院事。当时朱思本的诗作已在大都知识界中流传其才能李孟必有所闻。次年元武宗卒其弟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嗣位拜李孟为中书平章政事。李孟是一位很注意选用人才的政治家他十分欣赏朱思本的才学曾劝他返儒入仕但被朱思本婉言谢绝了。许有壬《朱本初北行稿序》中记述了这段事迹并加以评论说：“夫昔秋谷李公当国一见本初即劝其返初服本初以早奉父母父殁而不忍改也。使本初用世必烨烨可观不独诗岩文而已。秋谷之长于观人当益信于世也。”可见朱思本“厌世溷浊”的心态始终如一。 至大四年（1311）朱思本在谢绝了李孟劝他返儒入仕之后开始了长达1o年之久的考察活动。他周游各地名义上是代天子祭祀名山大川但同时也负有中朝大夫“每嘱以质诸藩府博采群言随地为图”的任务。这一任务正与他试图重绘新图以纠正前人地图的错误的想法相合。经过1o年的努力他终于绘成“长广七尺”的《舆地图》后刻石于上清之三华院。可惜此图已失传幸明代罗洪先所绘《广舆图》还保存了此图的概貌。 《舆地图》的绘制为了完成《舆地图》这一艰巨任务朱思本在实地考察、搜集资料、制图方法等方面都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一是实地考察。他在《舆地图自序》中说：每到一地“往往讯遗黎寻故道考郡邑之因革核山河之名实验诸滏阳、安6石刻《禹迹图》、樵川《混一郡邑图》”。他的考察是严格的科学实践先是“讯”即向当地父老乡亲询问古迹、口碑；其次是“寻”即寻找遗迹、遗址；三是“考”即考证郡邑之沿革；四是“核”即核实河流山川之名是否有误；五是“验”即根据自己的考核来验古地图所载是否相符。为了取得科学的结论他那孜孜不倦的治学精神为其同时代的文人虞集所称道：遇輶轩远至辄抽简载管累译而问焉。山川险要道径远近城邑沿革。人物、土产、风俗必参伍询诘会同其实虽靡金帛费时日不厌也不慊其心不止。（《道园学古录》卷四六《贞一稿序》） 通过实地考察对前人所作进行核对他现“前人所作殊多乖谬”因而进一步增强了他重新绘制地图的决心“思构为图正之”。 二是广泛吸收有关地理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朱思本善于从前人的著作中吸取有价值成果。在《自序》中他历举参考过的地理著作有《水经注》、《通典》、《元和郡县志》、《元丰九域志》等。当时正值《元一统志》编成。该书初由札马鲁丁、虞应龙于至元三十一年（1294）编成后由孛兰兮、岳铉等据新编的《云南图志》、《甘肃图志》、《辽阳图志》等增补于大德七年（13o3）成书凡13oo卷。该志所引资料江以南各行省大半取材于《舆地胜记》和宋、元旧志江以北大半取材于《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和金元旧志云、甘、辽则据新志。因此《元一统志》是汇集当时地理学最新成果的一部全国性地方志。朱思本既有中朝大夫命“随地为图”的任务因而得以随时“质诸藩府”查看当地政府部门所藏地理资料和地方档案、方志资料等当然也可以利用刚刚新编成的《元一统志》。有了这些条件《舆地图》的绘制就具备了更充实的基础。 朱思本不满足于汉文资料的搜集而且注意利用藏文等少数民族地理著作。例如为了弄清黄河河源及其流向里程“从八里吉思家得帝师所藏梵字图书而以华文译之与〔潘〕昂霄所志（即《河源志》）互有详略”（《元史·地理志》）。朱思本所译藏文图书中关于河源的记载《元史·地理志》中有部分摘录自源地火敦脑儿至汉地有较细记载是黄河上游所经之地的宝贵资料。据此可知朱思本也是一位精通藏文的翻译家。为了编绘较精确的《舆地图》在搜集材料方面他是不遗余力的。 三是重振“计里画方”的绘图方法。我国地图制作的画方之法始于魏晋。地理学家裴秀创造了“制图六体”法：即“分率”（比例缩尺）、“准望”（方位）、“道里”（实际里数）、“高下”、“方邪”、“迂直”（即地貌地形与实际里数的关系）。裴秀的《禹贡地域图》“以一分为十里一寸为百里备载名山都邑王者可不下堂而知四方也”（《北堂书钞》卷九六）。可知即以计里画方绘制的。此法到唐贞元年间得到贾耽的重新提倡。朱思本在《舆地图自序》中提到的《禹迹图》为伪齐阜昌七年（1136）四月所刻。从图中的唐代地名和绘图情况来判断很可能是据贾耽《海内华夷图》中的禹贡九州部分绘成的所用的画方绘法注明“每方折地百里”。可见计里画方法并未中断。朱思本在裴秀、贾耽的基础上重振此绘图法所绘《舆地图》比前代更为精细详尽图画上的山川湖泊、城镇区域注记也大大增加因此对计里画方的精确度要求更高。这种计里画方法经朱思本的提倡到元明两代又开始盛行。直到明末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传入西方的绘图法后更科学的经纬度才开始逐渐代替计里画方法。 形实可据“靡不精到” 明嘉靖年间地理学家罗洪先有志重绘天下舆图经过反复比较之后现朱思本《舆地图》是他见到的地图中最正确、最可靠的地图于是以朱图为基础加以增补扩大名为《广舆图》。他说：尝遍观天下图籍虽极详尽其疏密失准远近错误百篇而一莫之能切也。访求三年偶得元人朱思本图其图有计里画方之法而形实自是可据从而分合东西相侔不至背舛。于是悉所见闻增其未备因广其图至于数十。（《广舆图序》）霍冀在评价根据《舆地图》扩大而成的《广舆图》时特别强调了计里画方的优越性：计里画方者所以较远量迩经延纬袤区别域聚分拆疏数河山绣错疆里井分如鸟丽网而其目自张如棋布局而其罫自列虽有沿革转相易移而犬牙所会交统互制天下之势尽是矣！（《广舆图叙》） 朱思本对自己的《舆地图》也作有实事求是的估价。他虽然周游了全国许多地方但实际上也只是到今天的华北、华东、中南地区在当时的条件下也不可能走遍西北、东北、西南各边远地区。所以对自己考察过的地方他满有把握地说：“其间河山绣错城连径属旁通正出布置曲折靡不精到。”对自己没有去过的“涨海之东南沙漠之西北诸番异域虽朝贡时至而辽绝罕稽言之者既不能详详者又未必可信故于斯类姑用阙如”。这种科学态度堪称我国古代科学家的典范。 至治二年（1322）朱思本离开大都到江西玉隆宫。这时吴全节已嗣为玄教大宗师。泰定年间吴全节曾召朱思本去大都显然有意让思本成为自己的接班人。但朱思本仍然无意追求道官的高位数年后重返江西玉隆宫在那里过着隐居生活。约于元顺帝元统、至元年间病逝。 第三节贾鲁难得的工程技术人才贾鲁（1297—1353）字友恒河东高平（今山西高平）人。他自幼熟读经书谋略过人。元仁宗延祐、元英宗至治年间两度以明经考试名列乡贡前茅。泰定初年授为东平路儒学教授后历任宪史、行省掾等吏职升为潞城县尹。元顺帝至正年间起用为太医院都事。中书右丞相脱脱主修辽、金、宋三史召贾鲁为《宋史》撰修官。修成后他出任燕南山东道宣抚使的幕僚。 贾鲁有担任地方官的经历对民情及社会弊端相当了解也有志于改革时弊。当他因出色的政绩而被选为中书省检校官后即上书数万言指出由于管理不善粮仓数以万斛计的官粮遭到损失非妥善管理不可。后来在担任工部郎中期间又逐步积累了工程建设的实际经验了解到工部在管理上的种种弊端提出“考工十九事”建议改革天下营造百工。可见贾鲁是既有书本知识又有实践经验的难得的工程技术人才。 上“治河二策” 至正四年（1344）夏五月大雨二十余日黄河暴溢北决白茅堤、金堤（在今河南兰考东北）。沿黄河的州县济宁、单州、虞城、砀山、金乡、鱼台、丰、沛、定陶、楚丘、武城以至曹州、东明、巨野、郓城、嘉祥、汶上、任城等处均遭严重水灾。大水吞没了黄河两岸的农田庄稼淹死、饿死、病死的人民“不可胜数”。大批背井离乡的流民弃儿鬻女、剥树食皮、死尸遍野处境十分悲惨。大水继续北漫大有威胁会通运河漕运和冲垮山东盐场之势元顺帝不得不征求治河方略至正八年（1348）贾鲁被任命为行都水监筹备治河事宜。 贾鲁上任后以治河之事为己任。他沿着黄河屡次泛滥的中下游地段进行实地考察往返达数千里仔细测量地形绘制地图终于摸清河患的要害返回后向朝廷提出了治河二策：“其一议修筑北堤以制横溃则用工省；其二议疏塞并举挽河支行使复故道其功数倍。”贾鲁的治河方案完全是针对现实问题而提出的。 第一条“修筑北堤以制横溃则用工省”。此方案显然是针对元的财力以保住眼前漕运和盐场的安全为目的而提出的下策。修筑北堤用工实省然而山东境内的积水并非一朝一夕能够解决。古代鲁西南一带有许多湖泊由于千百年来黄河一直是从北河入海所以泥沙长期淤积几成平地。特别是金代初黄河改道后原来湖泊低洼之地渐成垦地。如梁山泊宋代尚绵亘一百余公里元代湖面日益缩小。这时的黄河北河地域内已经不再存在一个巨大的水系调节库。到至正九年（1349）五月时北溢的河水在沛县一带形成巨泊说明河水北溢后运河和大清河（今黄河下游下段）泄洪能力很弱洪水只能停留在入运河的沛县周国地区再慢慢地北漫蔓延面积越来越大受灾地区越来越广。所以筑北堤只能暂时阻止河水继续灌入运河。如果黄河中下游再遇到特大洪水新筑的北堤仍有被冲决的危险那时的灾情就更难控制了。 第二条“疏塞并举挽河支行使复故道其功数倍”。这是当时历史条件和科学水平下最有效的方案。黄河自南宋建炎二年（1128）杜充决堤河水由泗入淮到元顺帝至正八年（1348）已整整二百二十年北流的局面基本结束。如将黄河改道北流其工不是数倍而是几十倍费时不是数月而是几十年的问题。南行虽然存在类似问题但在当时情况下淮河的泄洪能力显然比大清河强。元代黄河几次大决问题主要出在汴梁至邳州段主流多在此间南北摆动。如能抓住这一要害在这一范围内疏通加深河床引水支流既能把积于山东的洪水改归黄河又能立即确保运河和盐场的安全。贾鲁治河的指导思想就是如此。 当时贾鲁的方案却未被接受。不久他调任右司郎中再改都漕运使。 贾鲁是很有抱负的每担任一项职务就会对所管辖的事物提出若干建议。在右司郎中任内他提出“时政二十一事”改任都漕运使后把在考察黄河时得到的第一手资料以“漕运二十事”提供给元廷。 疏塞并举复故道至正九年（1349）闰七月脱脱再次出任中书右丞相。这时黄河的灾情日益严重北溢的河水已侵入安山（今山东寿张东）泛入运河蔓延到济南、河间一带漕运和盐场均受到严重威胁。大都河间盐运司和山东盐运司所属运河两岸的盐场在全国制盐业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如果盐场被水冲坏元朝的财政危机将急剧上升。再加上黄河决堤四五年来以流民为主的农民起义一年比一年增多。脱脱深感问题严重所以抓紧治河大事展开讨论以求最佳方案。贾鲁以都漕运使的身分参加了制定治河方略的讨论会并重新把他的治河二策提出来。与会者众说纷纭提出了种种方案贾鲁坚定地认为：“必疏南河、塞北河使复故道役不大当害不能已。”脱脱力排众议当机立断取其第二策。 至正十一年春贾鲁一切准备就绪。治河即将开工之际工部尚书成遵、大司农秃鲁等“力陈不可”坚决反对治河主要理由是：（1）工程浩大难成；（2）害怕“盗贼”与挑河夫结伙起义。脱脱不为所动毅然下令施工。四月脱脱任命贾鲁为工部尚书兼总治河防使率汴梁、大名等民夫十五万庐州等处驻军二万开始治河于四月二十二日开工七月完成疏凿工程八月二十九日放水入故道九月舟楫通行并开始堵口工程。十一月十一日木土工毕诸埽堵堤建成整个工程计一百九十天。 贾鲁治河的方案采取疏塞并举、先疏后塞。整个工程分为三段：第一为疏浚故河第二为堵塞黄河故道下的上段各决口、豁口、修筑北岸堤防；第三为堵塞白茅决口。有关工程概况及技术措施如下：第一大工程是疏浚从黄陵岗到哈只口的黄河故道和凹里村到杨青村的减水河。由于河道的情况有高有低、有宽有狭必须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疏、浚方法。贾鲁指出：“疏浚之别有四：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减水河。生地有直有纡因直而凿之可就故道。故道有高有卑高者平之以趋卑高卑相就则高不壅卑不潴虑夫壅生溃潴生堙也。河身者水虽通行身有广狭。狭难受水水益悍故狭者以计辟之；广难为岸岸善崩故广者以计御之。减水河者水放旷则以制其狂水隳突则以杀其怒。”（《至正河防记》）具体施工是从白茅口南二里的黄陵岗向东开始的“辟生地（开新河）十里”到达南白茅又开河十里至刘庄村接入故道从刘庄至专固浚故道百有二里二百八十步从专固至黄固“垦生地八里”从黄固至哈只口浚故道五十一里八十步。这段干流工程共长一百八十二里。为防止以后堵口合龙后水势的狂怒特浚凹里村减水河：从凹里村向西开生地三里四十步分别不同情况拓宽旧河身八十二里五十四步至张赞店从张赞店到杨青村垦生地十三里六十步接入故道。这段减水河共长九十八里五十四步。两者全长二百八十里五十四步强。 第二大工程堵塞缺口、豁口修筑堤埽。至正四年河决后黄河故道两岸已是千疮百孔为使回河故道后不致出现决溢险情贾鲁在疏浚了故道和开凿减水河的同时或以后1先后筑塞了专固缺口和凹里减水河豁口处从哈只口至徐州三百余里修缺口一百零七处。同时又兴两岸埽堤工程北岸因地势低洼修筑护岸堤防高广不等通长二百五十四里七十一步其中白茅河口至曹州板城补筑旧堤长二十五里二百八十五步；板村至英贤村等处长一百三十三里二百步；稍冈至砀山县长八十五里二十步；亦思剌店缕水月堤长六里三十步。 第三大工程是堵塞白茅决口黄河勒回故道。这是决定治河成败的关键一役。八月二十九日开始向疏浚完毕的故道放水。在此以前贾鲁考虑到决口势大又正值秋涨汛期故在口门侧的北岸筑剌水堤二道总长二十六里二百步用作挑溜减弱口门溜势。又筑截河大堤十九里百七十七步其中在黄陵北岸者总长十里四十一步在口门西侧岸上筑土堤伸入水中修叠埽台系龙尾埽直抵龙口；黄陵南岸总长九里百六十步但剌水堤及截河大堤筑得较短“约水尚少力未足恃”。而决河势大南北广四百余步、中流深三丈余“水多故河十之八。两河争流近故河口水刷岸行洄旋湍激难以下埽。且埽行或退恐水尽涌入决河因淤故河前功遂隳。”（《至正河防记》）在此关键时刻贾鲁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新的“障水入故河之方”。九月七日贾鲁采用船堤障水法：“逆流排大船二十七艘前后连以大桅或长桩用大麻索、竹绠绞缚缀为方舟。又用大麻索、竹绠周船身缴绕上下、令牢不可破乃以铁锚于上流邦锤之水中。又以竹绠绝长七八百尺者系两岸大橛上每绠或锤二舟或三舟使不得下船腹略铺散草满贮小石以合子板钉合之复以埽密布合子板上或二重或三重又大麻索缚之急复缚横木三道于头桅皆以索维之用竹编笆夹以草石立之桅前约长丈余名曰水帘桅然后选水工便捷者每船各二人执斧凿立船尾岸上槌鼓为号鼓鸣一时齐凿须臾舟穴水入舟沉遏决河。”船沉后水溢入故河道“即重树水帘令后复布小埽土牛白阑长梢杂以草土等物随宜填垛以继之。石船下诣实地出水基趾渐高复卷大埽以压之。前船势略定寻用前法沉余船以竟后功舶堤之后草埽三道并举”（《至正河防记》）。由于用船堤障水加长了挑水的长度减轻了剌水堤回漩湍激对龙口的威胁。但由于水势过大堵口合龙极其惊险修至河口一二十步时“用工尤艰”。“薄龙口喧猛疾势撼埽基”将大埽冲裂冲陷“观者股弁众议腾沸以为难合”。这时贾鲁“神色不动1塞口工程西起凹里减水河东至徐州大体应在八月二十九日放水前修毕据《庚申外史》记：“八月十日（芝麻李、彭早住、赵君用等）佯为挑河夫日夜仓皇投徐州城。”可见当时徐州附近正在进行塞口工程。 机解捷出”命十余万人扎帮、运埽、叠埽终于在十一月十一日使龙口堵合“决河绝流故道复通”（《至正河防记》）。贾鲁在堵口技术上的重大创造——石船堤障水法取得了成功。 整个治河工程耗资是相当可观的。据统计所用木桩大者二万七千根榆柳杂梢六十六万六千根藁秸蒲苇杂草七百三十三万五千余束竹竿六十二万五千根碎石二千船绳索五万七千根所沉大船一百二十艘其余苇席、竹篾、铁缆、铁锚、大钉等等物资不计其数。总计用去中统钞一百八十四万五千六百三十六锭。工程如此浩大这在我国古代治河史上是不多见的。贾鲁在总结前人治河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把疏、浚、塞三者结合起来把汹涌泛滥的河水勒回故道保证了漕运和盐场的安全使黄河下游获得了相对的稳定。这一业绩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勒回故道工程虽然竣工了灾情严重的北河在农民起义打击下的元朝政权再也没有力量继续治理致使决溢接踵而来。因此贾鲁治河的效果又有很大的局限性。 治河工程结束后贾鲁以功拜中书左丞。至正十二年八月随从脱脱攻徐州芝麻李。九月元兵陷徐州芝麻李被俘杀赵君用彭早住率余众奔濠州。是年冬贾鲁奉命与总兵月哥察儿围濠州。至正十三年五月卒于军中。 第十九章关汉卿王实甫第一节关汉卿关汉卿生卒年不详约生活于123o年到13oo年前后。以字行号已斋。关于他的籍里《录鬼薄》记“大都人”（今北京市）熊自得《析津志》记“燕人”清姚之遂《元明事类钞》引《元史补遗》记“解州人”（今山西运城）《乾隆祁州志》记“祁州”（今河北安国县）之“伍仁村”人。当以大都说较为可信。《录鬼簿》记他做过“太医院尹”或在太医院任过职但无旁证。他和杨显之、梁进之、纪君祥、王和卿等杂剧、散曲作家交好与杂剧名艺人珠帘秀交往甚密。他经常出入歌楼舞榭过着玩世不恭、放浪形骸的生活有时还“躬践排场面傅粉墨以为我家生活偶倡优而不辞”（明·臧懋循《元曲选·序二》）参加戏剧导演和演出活动。《析津志》记他“生而倜傥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藉风流为一时之冠”可见他的性格风貌。关汉卿有一著名套曲《南吕·一枝花·不伏老》。作品通过生动的比喻和泼辣的语言描写了一个书会才人以“浪子班头”、“郎君领袖”自居坚持“攀花折柳”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面貌。在元代社会里作为书会才人鄙弃功名利禄不去做帮闲文人甘愿一生浪迹江湖与底层人民生活在一起表现出高尚的志节。关汉卿自豪地宣称：“我却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并强调：“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口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表达了他我行我素决不与当朝统治者妥协的精神。 关汉卿一生创作的杂剧约六十六种现存可以肯定为关汉卿创作的杂剧有十六种即：《窦娥冤》、《单刀会》、《哭存孝》、《蝴蝶梦》、《诈妮子》、《救风尘》、《金线池》、《望江亭》、《绯衣梦》、《谢天香》、《拜月亭》、《西蜀梦》、《玉镜台》、《陈母教子》、《鲁斋郎》、《单鞭夺槊》。此外《裴度还带》和《五侯宴》二种是否关汉卿所作尚有争议。另有《哭香囊》、《春衫记》、《孟良盗骨》等存有残曲。现存的关汉卿散曲有小令五十七套数十三篇残套二篇。 关汉卿是一个执着于现实的人始终积极关心现实社会坚定地站在受压迫受迫害者一边他的作品处处闪耀着民主的光辉。他的杂剧作品题材广泛有社会剧、爱情婚姻剧、历史剧、文人逸事剧等唯独没有宗教剧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他强烈的现实精神。 关汉卿的社会剧代表作有《窦娥冤》、《蝴蝶梦》、《鲁斋郎》等其中《窦娥冤》的思想成就最高堪称彪炳一代的悲剧杰作。《窦娥冤》的题材渊源于西汉刘向《说苑》卷五《贵德》篇所记“东海孝妇”的故事又见《汉书·于定国传》、东晋干宝《搜神记》卷十一《东海孝妇》。《窦娥冤》借用这一故事却是反映元代的社会现实表达了关汉卿的思想感情。剧中窦娥之父窦天章任“两淮提刑肃政廉访使”这一官名始见于至元二十八年（1291）则该剧当写成于是年稍后是关汉卿晚年的作品。 《窦娥冤》的戏剧冲突有三个依次递进的层面即社会冲突、道德冲突和意志冲突。先高利贷如羊羔儿息的经济剥削地痞流氓如张驴儿父子的社会恶势力糊涂官吏如州官桃杌的政治压迫这“三座大山”是造成窦娥冤案的直接原因、外在机缘。但关汉卿着力表现的并不是两种社会势力之间的冲突而是传统道德与不道德的现实的冲突。在杂剧中窦娥与张驴儿父子的冲突主要是守节守贞的传统道德同蹂躏节操、鄙夷贞节的不道德行为的冲突。只要读一读第一折中窦娥埋怨蔡婆婆的几只曲子（《后庭花》、《青哥儿》、《寄生草》、《赚煞》）对此就可以一清二楚了。张驴儿父子乘人之危以死相要挟强行入赘蔡家这种不道德的反常行为在杂剧里反而被表现成一种习以为常、屡见不鲜的正常现象传统道德遭到了强权的野蛮践踏。而窦娥与州官桃杌的冲突也主要是窦娥相信官府、愿意“官休”的道德行为同州官桃杌弃廉明如敝屣、奉贪酷如神明的不道德行径的冲突：“官吏每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结果道德被愚昧所吞噬窦娥被冤枉地判处了死刑。第四折中窦娥唱道：“我不肯顺他人倒着我赴法场；我不肯辱祖上倒把我残生坏。”窦娥冤案的根源主要不是别的竟然是坚守传统的道德！在不道德的现实社会中坚守传统的美德反而把人们推向火坑：“这的是衙门自古朝南开就中无个不冤哉！”这正是关汉卿对元代社会的深刻认识。 除了道德冲突以外关汉卿还以形象的笔触揭示了表现在窦娥内心的意志冲突即不安于现状与不得不安于现状、不相信天地鬼神与不得不相信天地鬼神、明知道德无用与不得不遵从道德之间的冲突。窦娥对自己三岁丧母、七岁离父、十七岁守寡的悲惨命运怨愤满怀难以抑止一出场就唱道：“满腹闲愁数年禁受天知否？天若是知我情由怕一待和天瘦。”但守节尽孝以修来世之福的愚昧认识又迫使她不得不安于现状她说：“我将这婆侍养我将这服孝守我言词须应口。”当窦娥蒙受冤屈时她情不自禁地诅咒天地鬼神的糊涂昏聩：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命更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正宫·端正好》） 但她还是对天下了三桩誓愿坚信“皇天也肯从人愿”。最后窦娥又不得不化作鬼魂亲自为自己诉冤。在窦娥心目中天地鬼神既昏聩得任意把无罪之民推向死境又聪明得足以为蒙冤之人昭显冤屈；天地鬼神的这种矛盾态度正是窦娥内心矛盾的形象表现。剧中一再渲染窦娥善良的道德品质以造成感天动地的艺术效果。但在窦娥内心深处却对传统道德的效用不无怀疑她说：“本一点孝顺的心怀倒做了惹祸的胚胎。”这并非无由而而是窦娥的心声。遵从传统的美德反而惹祸遭灾这竟然是活生生的现实！《窦娥冤》全剧最后窦娥的节、孝等道德情操终因窦娥感天动地的悲剧命运以及清官的秉公执法而得以高度的彰显这表现出关汉卿对仁政德治的理想社会的企望。元代社会传统道德的崩溃和涣散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深沉忧患和强烈悲哀也激了他们维系纲常、端正人伦的责任感。只有复兴道德教化才能挽救社会颓风成为一种时代意识。关汉卿正是把这种时代意识艺术化审美化为戏剧冲突借各个阶层人们在信守道德与适应现实的两难抉择中的困境来表现道德破败的社会危机和挽救危机的不懈努力。 类似的思想也表现在关汉卿其他社会剧的艺术构思中。《蝴蝶梦》里皇亲葛彪随意打死王老汉竟扬长而去还说“只当房檐上揭片瓦相似随你那里告来”。王婆婆的三个儿子为了替父报仇打死了葛彪却必须要一个儿子抵命。公理简直沦丧到了惊人的地步。这时王婆婆顾全大义宁可牺牲亲生儿子王石和来保全王老汉前妻的两个儿子。她的贤惠品德感动了清官包拯他“以情不以理”以偷马贼作替身抵死私放了王石和。传统的道德终究战胜了黑暗的现实。《鲁斋郎》里的鲁斋郎是个“为臣不守法将官府敢欺压”、“倚仗着恶党凶徒害良民肆生淫欲”的权豪势要他居然随心所欲地抢夺他人的妻子肆意蹂躏、公然践踏道德和法律。六案孔目张圭迫于强权屈辱地将自己的妻子送到鲁斋郎府内；而鲁斋郎却把被他蹂躏的铁匠李四的妻子“酬答”张圭“全失了人伦天地心”社会秩序完全反常了。后来包拯决心处斩鲁斋郎却不得不采用私自修改圣旨的办法瞒天过海骗过皇帝。在这些剧作中传统道德与不道德、反道德的现实的冲突同时在外部（人物与人物之间）和内部（主要人物内心中）展开因此显得极为复杂、十分激烈也颇为深刻。而关汉卿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丝毫不回避这种冲突反而淋漓尽致地描绘了这种冲突使人们在对冲突的艺术欣赏中认识现实的黑暗呼唤道德的力量。 关汉卿的爱情剧代表作有《救风尘》、《望江亭》、《拜月亭》、《诈妮子》等。这些剧作不是孤立地描写爱情也很少直接地、细致地描写青年男女缠绵曲折的情感而是将爱情同现实生活、社会矛盾紧密结合反映了种种社会现象揭露了种种社会问题因此包含了较为宽广的社会内容。《救风尘》的表层故事写的是妓女宋引章、商人周舍和书生安秀实的三角恋爱但是杂剧主角却是侠肠义胆的妓女赵盼儿。赵盼儿以大智大勇同奸诈狠暴的周舍进行了一番激烈的较量她利用周舍好色的弱点虚与周旋骗得休书“风月救风尘”终于使宋引章脱离虎口与安秀实终得结合。赵盼儿身陷风尘心灵却像水晶一样纯洁明亮并力图保持自己的尊严和人格这种鲜明的性格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望江亭》的矛头指向权豪势要杨衙内。太守白士中的妻子谭记儿为了维护自己的爱情和婚姻当杨衙内拿了皇帝的势剑金牌要来取她丈夫的级并企图娶她为妾的时候她毫无惧色乔扮渔妇以切脍献新为名在望江亭上尽情捉弄了杨衙内赚得他的势剑金牌从而粉碎了他的阴谋毒计。谭记儿老练、机智、勇敢、泼辣的性格和凭借智慧战胜恶势力的奇行异举可以与赵盼儿相媲美。 《拜月亭》歌颂了王尚书之女王瑞兰对爱情的坚贞指责了阻碍青年男女婚姻自主的封建的家长制度和门第观念同时也反映了乱离的时代和侵略战争带给人民的灾难。《诈妮子》写倔强高傲的婢女燕燕委身于答应娶她做“小夫人”的小千户却被小千户抛弃她为了争取自己的幸福大闹婚礼终使主人同意她做了二夫人。在这两部剧作中王瑞兰和燕燕的痴情都是通过婚姻所受到的社会性阻碍得以表现的。在她们的理想结局中也或多或少地笼罩着受污辱、受损害的阴影。这一点在那些描写妓女从良的杂剧如《金线池》、《谢天香》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关汉卿的爱情婚姻剧都是以女主人公为主角的。他以深切的同情态度和鲜明的对比手法刻划了一系列受压迫受迫害的妇女形象歌颂了她们追求幸福生活和反抗邪恶势力的精神。这些剧本中的女主人公大多闪烁着理想性格的光辉她们雄浑泼辣而又玲珑剔透悲壮沉郁而又乐观豪迈从大苦大难最终演化为大智大勇依靠自身的努力去争取幸福的生活成为中国古代妇女形象画廊中一组光彩耀人的形象。 关汉卿的历史剧主要有《单刀会》、《西蜀梦》、《哭存孝》等。这些历史剧继承了宋代说话艺术和杂剧艺术“多虚少实”的创作传统往往随意捏合史料对历史进行了再创作。因此这些剧作总是从现实出去缅怀历史英雄人物曲折地表达现实感受和时代精神借历史之酒杯浇心中之块垒流溢着悲凉的时代情绪。 《单刀会》是关汉卿的历史剧代表作写三国时东吴鲁肃邀请蜀国荆州守将关羽过江赴筵谋夺荆州关羽单刀赴会大义凛然平安返回。据《三国志·鲁肃传》的记载鲁肃为索取荆州与关羽相会并大义凛然地谴责刘备贪而弃义。“备遂割湘水为界于是罢军。”元代民间的《三分事略》平话却作了翻案渲染了关羽以英武风度震慑鲁肃。《单刀会》吸取了民间传说的内容强烈地肯定蜀汉正统并借肯定汉朝正统来肯定汉族的正统。作者通过索荆州和保荆州的斗争表达了主权不可拱手相送的思想。元代是蒙古族统治的时代舞台上演出这样的剧作无疑有助于唤起当时汉族人民的民族感情和复仇情绪。关羽义正辞严地宣称：“俺哥哥合情受汉家基业则你这东吴国的孙权和俺刘家却是甚枝叶？”还带着自豪的口气嘲笑鲁肃：“百忙里趁不了你老兄心急且里倒不了俺汉家节！”这种对“汉家”、“刘姓”的肯定和强调既表达了封建正统观念又包含着特定的民族感情和爱国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特殊的意义。剧中的关羽形象具有凡的勇武、冲天的豪情和凛然的正气不愧为一位盖世英雄。第四折开场关羽唱道：［新水令］大江东去浪千叠引着这数十人驾着这小舟为一一叶。又不比九重龙凤阙可正是千丈虎狼穴。大丈夫心别我觑这单刀会似赛村社！（云）好一派江景也呵！（唱） ［驻马听］水涌山叠年少周郎何处也？不觉得灰飞烟）灭。可怜黄盖转伤嗟破曹的樯橹一时绝鏖兵的江水犹然热好教我情惨切！（云）这也不是江水（唱）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 这两只曲子于雄壮之中透露出一股英雄的悲凉情怀：人生短暂而自然永恒“一世英雄”短暂而“千古事业”永恒。这是作者的主观情绪也是关羽的内心感受二者融为一体。 《西蜀梦》根据民间传说写关羽、张飞死后鬼魂向刘备托梦请求出兵报仇雪恨全剧充满强烈的复仇情绪。张飞被作反小军刺死关羽因糜竺、糜芳献城降吴而被杀叱咤风云的英雄却丧身于奸人之手作者对此悲愤不平。《哭存孝》更突出了这一点剧作写五代后唐勇将李存孝战功卓著对义父李克用忠心耿耿却受到小人李存信、康君立的诬陷含冤而死。其妻邓夫人哭祭亡灵李克用终将存信、君立车裂为存孝报仇。印证历史和传说无论是《旧五代史·义儿传》还是《五代史平话》都记叙李存孝之所以被诛杀是因为他反叛李克用。《哭存孝》的描写虽然不符合历史事实却有力地表达了作者对是非颠倒的社会的愤慨对阴险毒辣的小人的鞭挞和对英雄冤死的沉痛的惋惜。 元末明初贾仲明增补《录鬼簿》挽关汉卿的《凌波仙》词高度评价了关汉卿其人其作的成就和地位说：“珠玑语唾自然流金玉词源即便有玲珑肺腑天生就。风月情忒惯熟姓名香四大神州。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帅捻杂剧班头。” 先关汉卿以其毕生精力从事杂剧创作并参加了演出实践活动促使杂剧艺术体制趋于完备。明王骥德《曲律》说：“作北曲者如王、马、关、郑辈创法甚严终元之世沿守惟谨无敢逾越。”而关汉卿“初为杂剧之始”（明·朱权《太和正音谱》）具有草创之功对完备杂剧体制无疑贡献最大。不仅在外在形态如一剧四折、一人主唱等等方面关汉卿进行了可贵的探索而且在情节结构戏剧冲突的安排上关剧大多简洁、集中、激烈、机巧意匠惨淡而又流转自然处处都合乎戏剧艺术的基本特征和基本规律同时也处处都体现了中国戏曲的民族特征成为戏曲艺术的典范之作。王国维《宋元戏曲考》称：“关汉卿之《救风尘》其布置结构亦极意匠惨淡之致宁较后世之传奇有优无劣也。”这可作为对关汉卿杂剧情节结构的概评。 其次题材广阔无所限制丰富多样从而极大地开拓了中国戏曲多方面的表现功能。关剧继承了中国民间艺术的优良传统人物无分平民、显宦、英雄、闺秀、才子、妓女情节无分沙场争战、情爱波澜、豺狼横行、弱者抗争语言无分市井俗谑、雅士轻吟、深闺艳词、莽将壮言关汉卿几乎无不兼收并蓄。元周德清《中原音韵·序》说：“其备则自关、郑、白、马一新制作韵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语字畅语俊韵促音调。”更重要的是他写什么像什么让特定的情境和语言为刻画各种人物服务从而塑造了一大批身分不同、地位不一、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明王骥德《校注西厢记·自序》以王实甫与关汉卿比较说：“实甫以描写而汉卿以琱镂。描写者远摄风神而琱镂者深次骨b。”所谓“琱镂者深次骨b”说的就是关汉卿善于捕捉人物的内心隐秘将人物刻划得栩栩如生、维妙维肖。 《太和正音谱》评关汉卿杂剧语言风格“如琼筵醉客”即具有豪放不羁的艺术风格。从杂剧史的角度看关汉卿是本色派、豪放派的开创者同他艺术风格相近的杂剧作家前期有杨显之、高文秀、纪君祥、李直夫、康进之、李行道、孟汉卿、张国宾等后期有曾瑞卿、萧德祥等。王国维《宋元戏曲考》认为：“关汉卿一空倚傍自铸伟词而其言曲尽人情字字本色故当为元人第一”。此当为的评。 第二节王实甫王实甫天一阁本《录鬼簿》称他名德信。大都（今北京市）人。诸本《录鬼簿》都列入“前辈已死名公才人”可能由金入元。据元周德清《中原音韵·序》可知王实甫于泰定元年（1324）前已去世。明贾仲明增补《录鬼簿》有《凌波仙》词吊王实甫：“风月营密匝匝列旌旗莺花寨明颩排剑戟翠红乡雄赳赳施谋智。作词章风韵美士林中等辈伏低。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风月营”、“莺花寨”、“翠红乡”都代指元代官妓聚居的教坊、行院或上演杂剧的勾栏。显然王实甫是熟悉这些官妓生活的因此擅长于写“儿女风情”一类的戏。明陈所闻《北宫词纪》收《商调集贤宾·退隐》套曲署为王实甫作其中有“百年期六分甘到手数支干周遍又从头”可知其六十岁时已退隐不仕。但曲中又有“红尘黄阁昔年羞”、“高抄起经纶大手”则其又曾在京城任高官似与杂剧作家王实甫并非一人。 王实甫著有杂剧十四种现存《西厢记》、《丽春堂》、《破窑记》三种。《破窑记》写刘月娥和吕蒙正悲欢离合的故事有人怀疑不是王实甫的手笔。另有《贩茶船》、《芙蓉亭》二种各传有曲文一折。 《西厢记》是元杂剧中的著名作品据《录鬼簿》和《太和正音谱》当为王实甫作。明代中叶以后有人认为《西厢记》是关汉卿所作始见于明正德八年（1513）刊刻的都穆《南濠诗话》：“近时北词以《西厢记》为俗传作于关汉卿”；或说是关作王续始见于成化七年（1471）金台鲁氏刊本《新编题西厢记咏十二月赛驻云飞》所收无名氏《驻云飞》：“汉卿文能编作《西厢》曲调精”“王家增修补足《西厢》音韵周”；或说是王作关续始见于王世贞《艺苑卮言》：“《西厢》久传为关汉卿撰迩来乃有以为王实夫者谓至邮亭梦而止。又云至‘碧云天黄花地’而止此后乃汉卿所补也。”凡此数说皆不足征信。 《西厢记》描写崔莺莺和张君瑞的爱情故事取材于唐代诗人元稹的传奇《莺莺传》（一名《会真记》）。《莺莺传》写唐代贞元中相国小姐崔莺莺随母亲寄居于蒲州以东的普救寺的西厢院与张生生情爱后终遭遗弃。这个故事带有自传性质元稹的朋友杨巨源、李绅曾分别作《崔娘诗》、《莺莺歌》吟咏此事。到了宋代崔、张故事流行甚广。文人诗词以之为典事如晏殊《浣溪沙》词中借用《莺莺传》中的诗句“怜取眼前人”苏轼《赠张子野》诗中有“诗人老去莺莺在”自注用《莺莺传》事。而苏门文人秦观、毛滂则分别以崔、张故事为题材写了“调笑转踏”歌舞曲摒弃了“始乱终弃”的结局。稍后曾在颍州做过苏轼属官的赵令畤把《莺莺传》改编为韵散相间、可说可唱的鼓子词题为《元微之崔莺莺商调蝶恋花词》收载于其《侯鲭录》中。鼓子词同意王铚《传奇辨证》以《莺莺传》为“微之自叙”的说法删去原作中张生诋毁莺莺为“尤物”、“妖孽”和为自己“忍情”开脱的部分谴责悖义的元稹同情深情的莺莺并以莺莺被弃为憾事。同时或稍后崔、张故事也进入了民间说唱和戏剧领域。南宋皇都风月主人《绿窗新话》卷上有《张公子遇崔莺莺》元初罗烨《醉翁谈录》“开辟”中列有《莺莺传》。元初周密《武林旧事》所记宋“官本杂剧”名目中有《莺莺六么》明初陶宗仪《辍耕录》所记金院本名目中有《红娘子》和《拷梅香》可能都是演崔、张故事的。 在宋代以崔、张故事为题材的各种文艺作品的基础上金章宗时人董解元集其大成创作了《西厢记诸宫调》。由于当时流行于北方的诸宫调的伴奏乐器是琵琶和筝所以又称为《西厢弹词》或《弦索西厢》。《西厢记诸宫调》以莺莺和张生的相爱、私奔以至美满团圆代替了《莺莺传》的悲剧性结局以崔、张同崔老夫人的冲突代替了原作张生和莺莺的矛盾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了主题突出了反对封建礼教的思想意义。同时《西厢记诸宫调》又增饰了红娘、惠明和尚等人物增添了新的情节曲词也极为精彩动人为王实甫创作杂剧《西厢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崔、张故事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从《莺莺传》的“始乱终弃”到《西厢记诸宫调》的反对封建礼教经历了内容上的变革；从传奇、诗歌、鼓子词到诸宫调又经历了文体上的嬗递。 王实甫的《西厢记》描写了崔莺莺和张君瑞对爱情的热烈追求及其与封建礼教、封建门阀婚姻制度的矛盾冲突批判了封建礼教、封建门阀婚姻制度的虚伪性和不合理性歌颂了青年男女的自由而真挚的爱情表达了“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美好理想。 《西厢记》的突出之处在于对崔莺莺的思想、感情、心理作了十分细致而深刻的刻画。崔莺莺是相国小姐她深沉、含蓄既有外在的凝重又有内在的漏点。封建家庭的教养无法完全窒息她内心的青春情感她一出场就情不自禁地感叹：“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正是这种难以捉摸、无以名状的“闲愁”使她不由自主地对张生一见倾心“回顾觑生”“临去秋波那一转”。月下隔墙吟诗时她大胆地对张生吐露心声：“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于是她陷入情网之中而不能自拔饱尝着相思的痛苦“神情荡漾情思不快茶饭少进”“每日价情思睡昏昏”。同时她也越来越不满于老夫人的约束并迁怒于红娘的跟随她说：“俺娘也没意思这些时直恁般提防着人。小梅香伏侍的勤老夫人拘系的紧则怕俺女孩儿折了气分。”正在这时变生意外孙飞虎兵围普救寺索要莺莺。张生在危难之际仗义修书请好友白马将军杜确前来解围。老夫人当众许婚后来又出尔反尔让张生与莺莺以兄妹相称。这一事件实际上代表着一种机遇它既赋予崔、张的婚事以外在的合理性又赋予崔、张的爱情以内在的合理性。正是这种内在和外在的合理性成为莺莺敢于冲破老夫人的约束决心对张君瑞以身相许的潜在动力。第二本第四折她唱道：［离亭宴带歇指煞］俺娘呵将颤巍巍双头花蕊搓香馥馥同心缕带割长搀搀连理琼枝挫。白头娘不负荷青春女成担搁将俺那锦片也似前程蹬脱。俺娘把甜句儿落空了他虚名儿误赚了我。 但是冲破内在心理的樊笼毕竟比冲破外在人为的约束还要艰难于是就有了莺莺的“闹简”和“赖简”。“闹简”和“赖简”中莺莺所表现的“假意儿”不仅是为了试探红娘是否可靠张生是否真心更重要的是披露出崔莺莺要战胜传统的教养、女性的禁忌所应有的反复和艰难。在认可了爱情的合理性之后莺莺还不能不积蓄相当的心理准备以便承受这种爱情。莺莺和张生自由结合的事情暴露后老夫人以“俺三辈儿不招白衣女婿”为由逼迫张生上京应考求官“得官呵来见我；驳落呵休来见我”。他们的爱情又面临着新的危机。长亭送别时莺莺既忧虑张生考试落第婚事终成泡影更担心张生考取后变心另就高门自己被弃。她承担着如此沉重的精神重压离愁别恨“虽离了我眼前却在心上有；不甫能离了心头又早上眉头。忘了时依然还又恶思量无了无休。”甚至收到张生高中报喜的书信也未给她带来欢乐：“早是我只因他去减了风流不争你寄得书来又与我添些症候。”莺莺和张生最后的团圆实在是得之不易的。《西厢记》深刻地揭示了崔莺莺的恋爱心理即想爱而不敢爱不敢爱却不由得不爱；并且细致地展现了她内心的强烈要求逐步压倒、战胜外部的压抑、传统的禁锢和心理的樊笼的全过程。这样的恋爱心理及其展开过程是包含着深厚的社会内容和文化内容的。 《西厢记》里张生形象和红娘形象也十分生动。张生怀才不遇湖海飘零但他却重爱情甚于重功名在应试途中由于邂逅莺莺而留滞蒲东将“云路鹏程”丢在脑后。与《西厢记诸宫调》中张生主动提出进京求取功名不同杂剧将这一情节改为老夫人“逼试”这就更突出了张生“心不存学海文林梦不离柳影花阴”的心理特征。张生对爱情诚挚、执著而又专一甚而至于近乎痴傻前人评论张生形象就常说他是“志诚种”。张生的性格既机灵又忠厚有时还带些懦弱和傻气显得既“痴”且“呆”这就给这一形象染上了喜剧的色彩。红娘是崔家的家生婢女她对背信弃义的老夫人、仗势欺人的郑恒是反感的对莺莺和张生的恋爱是全力支持的。她有着过人的胆识和才干心直口快泼辣爽直不仅一手促成了崔、张的私自结合而且在紧要关头挺身而出向老夫人陈说利害维护崔、张的幸福。可以说没有红娘崔、张的婚事圆满结局可能是没有希望的。《拷红》这场戏之所以几百年来盛演不衰正是由于王实甫成功地塑造了红娘这一形象并通过红娘形象表达了人们对崔、张恋爱的支持和歌颂对纲常伦理的嘲讽和批判。红娘形象代表了正义、智慧和力量。此外剧中着墨不多的老夫人形象和惠明和尚形象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明人王世贞《艺苑卮言》说：“北曲故当以《西厢》压卷。”的确《西厢记》在艺术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西厢记》是我国较早的一部以多本杂剧连演一个故事的剧本。元杂剧一般是一本四折篇幅比较短小。《西厢记》突破了杂剧的体制以五本二十一折的长篇巨制演述崔、张故事而一折戏虽然多以一人主唱但也有若干折由数人轮唱体现出作者的创新精神。明人有见于此所以称《西厢记》为“传奇之祖”。 《西厢记》在《西厢记诸宫调》艺术描写的基础上进一步提炼、修饰情节单纯结构严谨而又波浪迭起悬念丛生。全剧围绕崔、张爱情故事主要设置了三对戏剧矛盾：老夫人和崔、张、红娘之间的矛盾崔、张、红娘三人之间的矛盾孙飞虎的叛军和崔家、张生及普救寺僧人之间的矛盾。三对戏剧矛盾中老夫人和崔、张、红娘之间的矛盾是贯穿全剧的主线而崔、张、红娘之间的矛盾则是作家描写的重点。全剧情节单纯而不贫乏连贯而不平淡波澜起伏变故迭生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在语言运用上《西厢记》堪称古代诗剧的一个范本。朱权《太和正音谱》评道：“王实甫之词如花间美人。铺叙委婉深得骚人之趣。极有佳句若玉环之出浴华清绿珠之采莲洛浦。”《西厢记》的语言往往既符合人物性格又适合舞台演出在戏剧性和性格化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张生的唱词爽朗热烈跟他热情而乐观的性格一致。莺莺的唱词则表现出大家闺秀聪慧、优雅而又深沉、多情的风度。红娘的唱词特别泼辣、爽快表现了她机敏、巧慧、侠心义骨的性格特征。在元杂剧作家中能够驾驭各种色调——豪放的、婉约的、本色的、华美的语言写情达意使剧中“人习其方言事肖其本色境无旁溢语无外假”（明·臧懋循《元曲选序》）像王实甫这样的作家并不多见。《西厢记》的语言构成以当时的民间口语为主体适量而自然地融化前人诗词文赋中的语句形成通晓流畅与秀丽华美相统一的艺术风格。《长亭送别》里崔莺莺一出场唱的三只曲子就历来为人称道：［正宫·端正好］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 ［滚绣球］恨相见的迟怨归去的疾。柳丝长玉骢难系恨不倩疏林挂住斜晖。马儿迍迍的行车儿快快的随却告了相思回避破题儿又早别离。听得一声去也松了金钏遥望见十里长亭减了玉肌：此恨谁知？ ［叨叨令］见安排着车儿马儿不由人熬熬煎煎的气有什么心情花儿靥儿打扮的娇娇滴滴的媚。准备着被儿枕儿则索昏昏沉沉的睡从今后衫儿袖儿都揾做重重叠叠的泪。兀的不闷杀人也么哥？兀的不闷杀人也么哥？久已后书儿信儿索与我凄凄惶惶的寄。第一只曲子融化了宋人范仲淹的《苏幕遮》词情景交融含蓄细腻；第二只曲子借景写情情溢于景；第三只曲子从文转白由雅而俗抑止不住地直抒胸臆。三只曲子紧扣莺莺的情感变化表情达意臻于化境。《西厢记》中的佳句美不胜收历来脍炙人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曾借林黛玉之口赞誉《西厢记》“词句警人余香满口”。 明清两代《西厢记》的刊本很多至今明刊《西厢记》尚存近四十种清刊《西厢记》也有近四十种。明刊本以弘治十一年金台岳家刻本《奇妙全相注释西厢记》为最早而以王骥德校本和凌濛初校本影响较大。明清之际金圣叹批改《西厢记》删去第五折以《草桥惊梦》作结现存的最早本子为清顺治间贯华堂刻《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此本在清代影响最大。第二十章刘因吴澄赵孟頫高克恭第一节刘因从专意“明道”到东京执教刘因（1249—1293）字梦吉保定容城人。父述性好儒学元世祖中统年间任武邑县令后以疾辞归。刘因三岁识书过目成诵六岁能诗七岁能文当与父亲有很大关系。 北方名儒砚坚落籍真定（今河北正定）后在那里授徒达十余年。刘因师从砚坚学业大进为同舍诸生中之佼佼者。宋金两代文坛注重“以辨博长雄”的词章和“诞漫坐杂”的经义“南北崇尚几无所分别”（《元朝名臣事略》卷一五）。中统年间前后经许衡、窦默、姚枢等人的提倡在南方被公认为“正学”的程朱学说也规模日广地传播到北方。刘因对早年研习的“训诂疏释之说”本来就心存疑惑这时更专心研读程朱诸书后成为在北方名声仅次于许衡的理学传人。 在刘因以性理之学名闻北方的初期他专以“明道”自任颇有“笃志独行”的意向。他的家境贫寒父母、祖父去世后长期无力安葬后来在朋友帮助下始克襄事。在《癸酉（1273）书事》一诗里他这样描写自己的经济状况：“娇儿索粟一钱空怪见家人不忍中。我不怨天贫贱我吾儿自合享吾穷。”（《静修集》卷一三）但他仍不愿苟合“不妄交接。家虽甚贫非其义一介不取”。全祖望在《书刘文靖公渡江赋后》一文指出：“公卿过保定者众闻因名往往来谒因多逊避不与相见”（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三三）。他所以不愿涉足政治很可能是因为在他看来“以元开创规模言之”“不足为辅”（《静修集》卷八）。至元中叶忽必烈长期倚信以“理财”固宠的回回大臣阿合马日益疏远“讳言财利事”的朝中儒臣。这应当是促成刘因采取脱于政治的处世态度的重要原因。他在七律《读汉高帝纪》里批评西汉初年的朝政轻视儒术：“规模自袭挟书律”“只知才到萧曹尽”（《静修集》卷二一）。其中所抒的不能不是对现实政治的感慨。刘因还反复以“夷皓”（伯夷和“四皓”）为诗作的主题也无非是在表露自己不合时则甘于隐沦、“名书丹阙非吾望”的心迹。他用诸葛亮“静以修身”的名言额所居曰“静修”大约也在此时。 至元十一年（1274）元朝下诏伐宋；大军浮汉入江水6并进顺流而下。不到两年宋亡。刘因颇伤宋朝为奸臣所误拘留元朝国使以挑兵衅终致国亡遂作《渡江赋》以哀之。他曾欲南游江湖览观南宋诸先儒名迹但未克成行反而北上易州（今河北易县）到当时辞官家居的何玮家馆课授徒。刘因自己说他所以同意去何家教书三年主要是因为那里藏书很多可以一遂“馆于藏书之家而肆其检阅”的宿愿何玮曾参与伐宋之役藏书中有不少是从南宋旧境携回的理学书籍这些书在北方不易搜寻。 至元十九年（1282）权倾一时的阿合马被杀元廷的政治斗争形势生了变化。被蒙古、色目和汉族高级官僚中的汉法派所一致拥护的新政治领袖、太子真金更加积极、直接地参与各种有关的政治活动一时间在汉族士人中引起对于“朝政更新”的强烈乐观情绪。也就在同一年真金因不忽木之荐以太子燕王守中书令下教召刘因赴都擢拜承德郎、右赞善大夫。这时的朝野对真金改革朝政的过度希望无疑也感染了刘因。他受教之后“即与使者俱行”。时真金建学宫中教近侍子弟读书。刘因抵京后遂受命接替前任王恂教学于东宫。未几因继母感风疾辞归省视；翌年母卒乃丁忧家居。 重归隐沦由真金所动的更新朝政的改革还来不及等刘因母丧服除就因与元世祖忽必烈政见不合而中途夭折。这次事件给予刘因很深的刺激使他对于元朝政治再也不抱什么希望而且反过来对于自己轻易应诏、一聘而起十分后悔。他想起汉初吕后以卑辞厚礼迎四皓以侍太子（即汉惠帝）使刘邦以为太子得天下人心如高飞鸿鹄“羽翮已就横绝四海”因而不敢废之另立的故事深感自己贸然卷入宫廷斗争的危险因此竟吟出“一读《鸿鹄歌》令人心胆寒”“出处今误我惜哉不早还”的沉痛诗句（《静修集》卷二《四皓二》）。在应征而起的六年前刘因写过一篇《退斋记》在文中婉转地批评在政坛上进退无恒认为许衡既然以“正道”自任出仕从政就不应复因道之难行而“以术自免”（《静修集》卷一八》）。对照刘因作《退斋记》的宗旨亦更可见他对于自己竟然蹈许衡旧辙追悔不已。关于刘因在继母去世后近十年中的隐居生活史料甚为缺乏。他有词《太常引》云：“红尘尽处白云堆里高卧对青山。风味似陈博休错比当年谢安。”（《静修集》卷一五）其中所反映的是这个时期里他的心境。他无疑仍以写作和教书为业。当时流传有《四书集义》一书是朱熹有关四书的问答与集注而为他人所汇辑者。刘因认为其太繁且有牴牾处于是另加采择阐撰成《四书集义精要》三十卷。他的身体一直不是很好。李谦在刘因居丧期间曾拜访他说他“形体癯瘁须颁白”（《静修集》卷）这时他不过三十五六岁。到四十二岁这年儿子又先他去世；这对他的精神和身体不免又是一次大打击。 至元二十八年刘因四十三岁。元世祖忽必烈杀权相桑哥“朝政又一更新”（苏天爵《滋溪文稿》卷八《刘因墓表》）。元廷以集贤学士的三品清要之职往征刘因。他绝不愿再仕乃以疾固辞。 刘因在疾病缠身的最后两三年内又写成《易系辞说》一书。至元三十年四月去世。元仁宗延祐年间赠翰林学士、资善大夫追封容城郡公谥文靖。其撰述流传至今者有《静修集》、《丁亥集》、《四书集义精要》、《椟蓍记》、《樵庵词》等。 第二节吴澄家居授徒的大半生吴澄（1249—1333）抚州崇仁人字幼清晚年又字伯清。友人程钜夫题其居屋为“草庐”人称草庐先生。 吴澄出生在颇为宽裕的普通家庭。祖父吴铎追求举业且好天文星历之学。吴澄的幼学蒙是在祖父指导下起步的祖孙之间的感情联系甚深。他十六岁时祖父赴抚州郡城参加乡试因未能通过一年后即溘然去世。十六岁那年他随祖父抚州之行对其一生产生有重大影响。从当时在抚州临汝书院讲学的著名理学家程诏开（若庸）那里他第一次接触到程朱学说。前十余年里他孜孜以求的一直是声对词赋、记诵词章之学“自以为所学止于是矣”而“不知科举之外他有所谓学也”。此行后他恍然大悟“先圣先师之所学者固不止是”（《吴文正公外集》卷三《谢缪守书》、《谢张教》）。从此较系统地阅读理学家的著述开始与程若庸的族子程钜夫相交往、切磋学问。 至元七年（127o）吴澄赴抚州乡试中选时年二十一岁。从他后来写给主考官等人的信札来看他虽也希望能在礼部试中式“得直言天下事于大庭亲策之晨”但志向不在仕途。吴澄的理想乃是“退而私居博考载籍力学圣贤”。翌年春他赴省试不利从此便断绝了角逐之念。下第这一年他纂次旧作题曰《私录纲领》收录他接触理学以来自内心生的感想杂识等从而将弃举业之决心表露无遗。此后他没有再参加南宋皇朝组织的最后一次科举考试。 直到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吴澄维持读书授徒的家居生活已长达十五年之久。有好几年他曾迁居乐安与当地的一名南宋贡士同隐居于布水谷。在此期间他校读考释《易》、《诗经》、《尚书》（今文尚书）、《春秋》、《仪礼》大小戴记、《孝经》等经典。 至元二十三年冬奉元世祖忽必烈诏命到江南寻访名士的程钜夫到达抚州。这时吴澄刚从居父丧期满释服。程钜夫命郡县迎吴澄至则强使出仕。吴澄以母老坚辞。程钜夫乃曰：“诚不肯为朝廷出。中原山川之胜可无一览乎！”南北统一后北游中原风物成为当时南人很普遍的向往。吴澄于是决定辞家出游。 他是享受着应征名贤的待遇乘驿北行的。至元二十四年春他抵达大都。程钜夫又一次力图劝他入仕仍以母老辞。他留在大都不过几个月终于在年底南归。他的态度与当时羁留在大都的许多南宋遗士有殊。北方文人送别他的诗章里慨叹道：“群材方用楚一士独辞燕。” 回到抚州以后他仍然过着授徒、读书的生活差不多又是十五年。在此期间他曾到宜黄义塾教书；后应担任福建闽海道肃政廉访使的程钜夫之邀去福州访问；几次游历龙兴（今江西南昌）在当地官学开讲“听者千百多所感”。他在布水谷耕读时所校定的诸经早由程钜夫之请被元廷誊录藏国子监崇文阁以备诸生览阅。 大德五年（13o1）恰是在他居母丧服除翌年元廷诏授吴澄应奉翰林文字、登仕郎、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这时他已不能再以母老为托辞了。在写给力荐他的江南行台御史中丞董士选的信中吴澄表示了对当时儒者苟求苟得“舐痔尝粪何所不至”的厌恶情绪并希望董士选理解他“以古之贤人君子自期则其出处进退必有道矣”（《吴文正公集》卷七《复董中丞书》）。但是不顾吴澄受诏不赴次年春天元廷仍督迫邑里具驿舟“敦遣”他赴京。吴澄被迫在秋季启行十月至大都。然而在他到达京师之前吏部已将去年授予他的官职作不赴任阙处理。很可能是这一缘故吴澄抵京不久即欲归还。无奈河冻不可行拖到下一年开春才得动身。 回到江西家中第二年又有江西儒学副提举之命仍不赴。几年之间他潜心于校定邵雍著述及古《葬书》订定《老子》、《庄子》、《太元章句》等书还曾到袁州（今江西宜春）授徒。大德末年江西行省为催请他赴学职先后遣人十余次文移往复凡数十吴澄仍以疾固辞不就。 国子监传道元武宗至大元年（13o8）元廷以国子监丞之职再诏吴澄。翌年春他在殡葬去世的次子以后由江西行省遣官礼请给驿舟赴任是年6o岁。在这个年纪步入仕宦生涯无论如何是太晚了。但是吴澄是以蜚声天下的学者到国家最高学府去指导诸生。这与他以接续道统自任的本衷并不抵牾。他接受官职的主要原因恐怕也在这里。 到职以后国子学的生徒六馆“翕然归向。公清晨举烛堂上各举所疑以质问；日昃退就寓舍则执经以从。公因其才质之高下而开导诱掖之。讲论不倦每至夜分寒暑不废。一时观感而兴起者甚众”（危素《吴澄年谱》《吴文正公集》卷）。 至大二年元廷立尚书省变更钞法、经理国用。原中书右丞刘楫以阿附脱脱、三宝奴等人改授尚书右丞。刘楫尝通《尚书·洪范》、《易经》之义近进者多敷言儒术以迎合之。刘楫殊欲借吴澄之名以自重但是吴澄执意不愿与之相过从。刘楫的一个门客自谓能致之两次拜访吴澄。吴澄先以疾为辞拒绝与刘楫交往；继之则回避不见客。门客逆知终不可致“归给其人曰：‘老儒未尝骑乘堕马折臂不能来矣’。乃止”（《吴澄年谱》）。元仁宗继位后尚书省臣伏诛阿附得进者皆斥罢。吴澄升任国子司业。这时新任国子祭酒的刘赓自渭“朝廷徒以吾旧臣故自台臣来领学士。主上作新斯文之意甚重吾岂敢当。司业大儒吾犹有所质问。时不可失师不易遇诸生其勉之”。国子监教学实际上由吴澄所掌似乎使他感到一展生平抱负的机会终于来了。他参考程朱诸儒关于课读诸生的奏疏、教法、私议等斟酌去取将国子监教学内容分为经学、行实、文艺、治事四门力主以课读讲习责督诸生反对季考月试的大学积分法。但是吴澄这一套主张与国子监内大多数同列的想法颇不相合。于是有人议论纷纷称引他问学须以“尊德性”为本的观点将他划入“6学”的阵营。自南宋以来朱、6两人的门下长期“依草附木”互相攻讦。元代官学尊尚朱熹学说。指吴澄为“6氏之学”就是公开声言他不宜居国子监师儒之职。吴澄慨然于自己的意见和合者寡又不屑于自辩乃于翌年化冻后决意辞归。国子监诸生及属吏追至通州（今北京通县）河上恳留不从。朝廷遣特使止之亦不肯再留。他第一次“窃禄”为官的经历就这样结束为时尚不足三年1。元仁宗1吴澄辞职不久他的学生和同事、国子博士虞集也由于相同的舆论压力离职而去。国子监内的这场斗争皇庆元年（1312）冬吴澄回到江西老家继续著书授徒。 延祐四年（1317）由于江西行省坚请吴澄被迫同意主持恢复科举以后的第二次乡试。同年元廷又以集贤直学士聘召他入京。吴澄拜命后久病不愈遂无行意。经虞集执意敦请才在翌年五月勉强动身。行至仪真复因疾作而辞谢任命；乃令使者回京复命他自己则暂住淮南后又在建康（今南京）、江州（今江西九江）等地滞留。他的《尚书纂言》完成于羁旅建康时；在江州寓于濂溪书院南北学者从之听讲者百余人。延祐七年回到家中从学的北方学者皆随之南趋。 至治三年（1323）元英宗以翰林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之职衔遣使臣到崇仁特聘吴澄。二月吴澄自家中启行正月到达大都。这时在大都庆寿寺内用泥金誊录佛经两部的制作工程已开始将近半年。七月元英宗在上都传敕命吴澄为“金书”《佛经》作序；并授意吴澄此役意图在于“一追荐列圣一祈天永命一为民祈福”。这是吴澄就新职后接受的第一道诏令。他却以生荐拔实乃“蛊惑世人”为由拒绝接元英宗旨意写序。元英宗可能来不及得到吴澄的答复就于八月初从上都回銮途中在南坡遇弑。序金书《佛经》之事也就不了了之。 这年冬天晋王也孙铁木儿即皇帝位。翌年初在大都开经筵。吴澄与中书平章张珪、国子祭酒邓文原同为讲官。今《吴文正公集》卷四四存留着一篇阐通鉴所载汉高祖约法三章的经筵讲义。在这篇讲义里吴澄开导长年出镇漠北、不谙汉地事务的泰定帝说：“大概天地的心只要生物。古来圣人为歹人曾用刑罚来不是心衷欢喜做来。孟子道：‘不爱杀人的心厮似。’前贤曾说这道理来。只有汉高祖省得这道理来汉家子孙四百年做皇帝。我世祖皇帝不爱杀人的心与天地一样广大。比似汉高祖不曾收服的国土今都混一了。皇帝依着世祖皇帝行可万万年太平也者。” 这样的“讲义”与他和其他学者之间的论学问对相比自然粗浅得多。但这些言辞出自一位七十多岁高龄、而且体弱多病的老学者之口在蒙古皇帝听来分量一定是很重的。据说泰定帝听讲后“大悦”。 泰定二年（1325）正月朔日吴澄因老疾不克朝贺复有南归之意。到闰正月翰林国史院设局纂修英宗实录他仍被指名与役。是年秋英宗实录修毕他便坚意离京。冬吴澄至家时已七十七岁。次年朝廷又有诏征澄不起。乃赐钞币等遣翰林编修送到家里以示优礼。吴澄写信给时宰说自己“虚老而已无才可称”乞“收还所赐”。 吴澄告老家居的晚年岁月有八年。疾病稍舒仍著述讲学不止。至顺二年（1331）他的长媳、孙、孙媳、一妹、一弟先后去世“半载之间凡五丧”（《吴文正公集》卷八）。次年五月他从崇仁迁到杭州郡城就养于三子吴京。他的最后一部撰述《礼记纂言》即完成于杭州客寓时。有的学者认为诸经纂述之中吴澄对《礼记纂言》“用功最勤”（《宋元学案》卷九二《草庐学案》）。 元统元年（1333）盛夏吴澄盛暑得疾终老去世。卒年八十五岁。 对朱6末学的匡砭是否具有中原士大夫抵制南儒控制国家最高学府的性质还值得作进一步的探讨。依后代儒学家的观点“有元一代以理学后先倡和为海内师资者南有吴澄北有许衡”（蒋：《吴澄从礼奏疏》《吴文正公集》卷）。这一评价是有道理的。在元代理学史上许衡和吴澄所起的作用和影响略有不同。许衡对理学在北方的传播具有开创之功吴澄没有这样的历史机遇。许衡兼有政治家和师儒的身份。尤其是中年以后他的主要志向毋宁说是通过直接参与政治来促使元政权进一步汉化并通过朝廷的政治权威来推行理学；只有在从政遭遇挫折时也才退而为师儒。吴澄则差不多完全以解惑传道自任即使在为时不长的仕宦期间他所接受的也只是学官或者国史词翰之职。就从学术的层面推广和扬理学内涵而言则吴澄花费的精力似乎又远远多于许衡。濂洛关闽之学的侧重点在于“独标性命之言”（江藩：《汉学师承记》）而不甚强调追究礼乐之源。此种倾向经朱学未流承袭扩大遂一演而成为徒习成说之风以至于“专守一艺而不复旁通它书掇拾腐说而不能自遣一辞；反俾记诵之徒嗤其陋词章之徒讥其拙”。吴澄对这种“嘉定以后朱门末学之弊而未有能救之者”深为感慨（《吴文正公集》卷二二《尊德性道问学斋记》）。他一生的学术活动可以说主要是为了针砭此种弊端并在以下两点形成显著的个人特点。 竒*書*蛧*w*Ｗ*Ｗ*.*q*Ι*s*ú*Ｗ*ǎ*Й*Ｇ*.*℃*Ｏ*m 一是按照理学的观点重新考校并阐释多种古代经典。在他看来这是在续朱熹的未成之志和未尽之言。经他先后校定和挥的古代儒家经典有《尚书》、《易经》、《春秋》、《孝经》、三礼、《葬书》等。儒家以外的《老子》、《庄子》、《太元章句》等书也曾由他订定意在“使智之过高者不至陷溺于其中凡下者不至妄加拟度于虚高”（《吴澄年谱》）。虽然他在经学方面的许多断制并不为后学所赞同。但程朱门人“深通经术者甚少。草庐五经纂言有功经术接武建阳。非北溪诸人可及也”。吴澄对元和元以后经学的展是起了重要的影响的。例如古文尚书宋人虽多已疑之。但“专主今文则自草庐始。是书（接指《尚书纂言》）出世人始决言古文为伪而欲废之”（《宋元学案》卷九二《草庐学案》）。 二是力图扬“明指本心以教人”的心学观点来纠正朱学末流拘滞于前贤的文义句读以求明道而不知反求诸身终使学问支离破碎而不得要领的时弊。吴澄的这个主张显然受到江西6学的影响。吴澄承认“6象山之学非俗学然与朱子同时而不能与朱子同道”（《吴文正公外集》卷三《谒赵判簿书》）。但是他不赞成像朱、6门徒中的大多数人那样各立标榜互相诋訾。他认为正像朱学在其末流手里正面临堕落成一种新的“俗学”的危险一样“今人说6之学往往曰‘以本心为学’而问其所以则莫能知徒习闻其名而未究竟其实也。夫6子之学非可以言传也况可以名偏求哉”（《吴文正公集》卷二六《仙城本心楼记》）吴澄强调明指本心以教人的主张并不是6象山所新创而是本之于孟子并且可以追溯到被载录在《孟子》中的“操舍存亡惟心之谓”这段“孔子之言”。因此“独指6子之学为本心学者非知圣人之道者也”（同上）。在提倡以本心为学的同时吴澄对象山后学那种率心由性流于空疏的偏失也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提出所谓不失其本心“非专离去事物、寂然不动以固守其心而已”。因此吴澄阐扬的以尊德性为主的本心说不是要排斥朱熹的“道问学”的功夫相反地是要将它贯穿在道问学过程的始终。也就是要求学生从文义句读入手但又不拘执于语言文字之末而能从对于外在“事物”的正确思考启自身内心的感悟内在地把握“万理之所根”。 吴澄最早接触理学是他在抚州郡城结识并师从程若庸的时候。程氏尝筑“道一书院”思和会朱、6两家。吴澄调和朱、6的主张可能受了程若庸的学术观点的影响。他和程若庸一样以朱学为其学术思想的基础不过是想吸收6学基本主张中的合理成分作为传授朱学过程中的方法论补充而已1。元代有些人以吴澄为6氏之学似乎不是一种单纯的误解而更像是在当时学术界人事冲突中用来对他进行排斥的口实。 1《宋元学案》卷九二《草庐学案》：“草庐之著书则终近乎朱。” 第三节赵孟頫赵孟頫（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湖州（今浙江吴兴）人。孟頫为宋太租子秦王德芳之后裔五世祖秀安僖王子偁、四世祖崇宪靖王伯圭。宋高宗赵构无子立子偁之子伯圭（孟頫兄后为孝宗）始居湖州。曾祖父师垂祖父希永父与訔均为宋代大官。母李氏生母丘氏。祖父早死无子由祖母收他为后。孟頫为第七子十一岁父死生母督学2孟頫自幼聪敏过人刻厉进取读书过目成诵为文操笔立就十四岁考中国子监。后任真州司户参军。 南宋灭亡后孟頫一度蛰居在家。生母丘氏说“圣朝必收江南才能之士而用。你不多读书如何乎常人？”因而愈加努力拜老儒敖继公研习经义学业日进声名卓著。吏部尚书夹谷之奇举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辞不赴任。至元二十三年（1286）十一月行台治书侍御史程钜夫奉诏搜访江南遗逸得二十余人孟頫名列其并单独被引见入宫。元世祖宠幸让他坐于右丞叶李之上有一御史中丞以前朝宗室子弟为由称其不宜荐举并近于帝王左右反而被逐出御史台。立尚书省元世祖命孟頫草拟诏书挥笔立就甚得赏识。诏集百官议法于刑部孟頫奉命前往。讨论到赃刑时会议拟定贪赃满至元钞二百贯处死孟頫指出：始造中统钞时以银为本虚实持平。二十多年来轻重相差已达数十倍今虽改为至元钞但二十年后至元钞值势必再次如同当年的中统钞。如果计至元钞抵法我怀疑失之过重。古代以米、绢二物为民生所必须称为二实。银、钱与二物相比谓之二虚。四者相较虽时有升降终究不会相距太远。因此以绢计赃最为适中。何况纸钞乃宋人所造行用于边远之地金人袭而用之皆出于不得已。现又要以此断人死命似大不足取。在大臣中有人以为他是前朝宗室刚从南方北上诋毁金人钞法必出于成见。刑部杨郎中便严词责难：今朝廷行用至元钞故犯法者以钞计赃。而你却以为不当岂不是想阻止行用至元钞吗？金人定钞法也与大臣共同商议难道就没有比得上你的人吗？孟頫说：法者人命攸关拟定时如失轻失重就会让人死于非命。我奉诏参与讨论认为有不当之处不敢不言。中统钞虚才改行至元钞难道至元钞就始终没有虚的时候吗？你不据理而言只想以势凌人是什么道理？杨郎中愧而致歉。 元世祖将以丞相之位安置孟頫初拟授为尚书吏部侍郎参议高明持议不妥。至元二十三年（1286）六月授奉训大夫、兵部郎中总理天下驿站。按至元十三年的规定使客饮食之费每年定为中统钞二千锭至此物价已上涨几十倍而使者征有司请事及外国贡献又日益增多。于是站吏乏供便强取于民僻县小市买卖几乎断绝而使客、站吏与小民仍纷争不已。孟頫乃请于中书饮食之费增为二万锭。至元钞法阻涩不行遣尚书刘宣与孟頫至江南问行省丞相慢令之罪对左右司及诸路官则可直接加以笞罚。孟頫认为鞭笞官吏有辱于士大夫力辞其任在桑哥的威逼之下不得已而成行但遍历诸郡未尝笞罚一人。还朝桑哥严加谴责而士大夫则交口称赞他的仁厚德行。王虎臣揭举平江路总管赵全不法诏遣虎臣往治。右丞2杨载：《大元故翰要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赵公行状》载《松雪斋文集》附录。除《元史》本传外其他内容多半取于此。 叶李力奏虎臣不宜元世祖不听孟頫进言：赵全在平江为政贪暴固然当治但虎臣在他之前任该路总管时多强买人田放纵宾客为非作歹赵全多次与他扞格双方结怨至深。王虎臣之罪侥幸犯于大赦之前若派他去问治必假公法而报私仇所问之罪纵然属实别人也会持不同看法。元世祖醒悟乃改遣他人。桑哥为丞相钟初鸣即坐尚书省听事六部官员后至者即遭笞罚。孟頫偶而后至按例将遭处治孟頫乃突入都堂上诉右丞叶李以刑不上大夫之论怒责桑哥从此仅笞六部以下官。此后孟頫有一次骑马行于东御墙之外因道路陡狭不慎落马跌入河中桑哥得知特奏请元世祖得准将御墙西移二丈有余。 至元二十七年五月拜集贤直学士、奉议大夫。该年七八月间地震北甚地陷涌黑砂水死伤数万人。当时元世祖北巡驻于龙虎台特遣平章阿剌浑撒里还京师召集贤、翰林两院官问以致灾之由并告戒勿令桑哥得知。此前由桑哥建言派忻都、王济等理算天下钱粮已征数百万未征达数千万州县为之特置牢狱逮捕拷掠械系者相望于道大家巨室破产者无数甚至逼妻女为娼。而使者四出征取更为急迫大批富人纷纷逃入山林官府又兵搜捕两河之间起事者数万人。此次大臣会议本可乘机指责当权丞相施政失当但桑哥气焰熏天一般人仅仅援引《经》、《传》及五行灾异之言泛泛而论所谓“修人事”、“应天变”的道理而不敢言及时政。孟頫与阿剌浑撒里私交甚密乃乘势与之相商：今理算钱粮民不聊生地震之变实由此而生。宜援引唐太宗故事大赦天下理算钱粮应尽数蠲免。阿剌浑撒里如言上奏获元世祖认可。诏书拟定后桑哥于都堂召会两院官员孟頫前读诏书阿剌浑撒里充当翻译读至除免逋欠条文时桑哥摇手说这决不是皇上的意见孟頫说拖欠者死亡已尽无从征取故未征钱粮均属虚数不在此时顺从诏书除免今后如有人说尚书有失陷钱粮数千万之责丞相何以自解？桑哥顿悟蠲免诏书得以下达。元世祖曾令孟頫比较留梦炎尚书与叶李右丞优劣孟頫崇留而淡叶。元世祖曰：梦炎在宋状元及第位至丞相。贾似道误国不道梦炎只是屈己附和无一言以悟主听。叶李布衣之士但能伏阙上书故叶李贤于梦炎。但叶李论事厉于声色盛气凌人刚直太过因而易招人怨。你不敢斥梦炎之非是因他是乃父挚友之故。于是让他赋诗以讥刺梦炎。孟頫诗曰：“状元曾受宋家恩国困臣强不尽言；往事已非那可说且将忠直报皇元。”后两言深得元世祖赞许。孟頫即以此事说动侍臣彻理：桑哥误国之罪甚于似道我辈不能言他日何以辞其咎？我乃疏远之臣言必不听侍臣中读书知义理慷慨有大节又为上所亲信者没有能过你的你当行仁人之事为万民除去残贼。彻理乃于世祖前极数桑哥之恶元世祖闻言震怒令卫士掌彻理双颊口鼻流血倒地片刻再问对答如初不久又有大臣进言元世祖醒悟处死了桑哥。 桑哥死尚书省废大臣多因罪被逐中书参政贺伯颜奏请早择辅相元世祖乃属意孟頫慰勉再三终力辞不受。元世祖再问翰林学士阎复、集贤学士宋渤能否称职孟頫答二人皆非相才。当日京师盛传孟頫已入中书为相日暮归第已是贺客盈门孟頫逊谢再三才稍稍散去。 元世祖在位曾多次有意重用孟頫并进而传旨特许他自由出入宫门寄以腹心。孟頫则自感身处要地势必遭人猜忌因此问及军国大政时他一如既往倾心直言但此后却更少出入宫中并力请调离京师。 至元二十九年正月授朝列大夫、同知济南路总管府事兼管本路诸军奥鲁。总管缺官他独署府事处事有方宦绩卓著。为政常以兴学为务。城东有膏腴田八顷两家相争数十年不决孟頫判为赡学田。夜出巡察闻读书声往往削其柱而记之次日派人赠酒慰勉能文之人亦必加褒美。三十年后该地俊杰之士号为天下之冠。佥廉访司事韦哈剌哈孙以苛虐著称孟頫未能顺随乃寻事中伤恰逢元成宗召他赴京预修《世祖皇帝实录》才免于其难。不久辞归乡里时值大德元年（1297）朝廷又授太原路汾州知州等职尚未到任又召还京师令书《藏经》书成后执政拟留他入值翰林孟頫力辞请归。大德三年八月改集贤直学士、行江浙等处儒学提举任满后于至大二年（13o9）七月转任扬州路泰州尹等职。时元仁宗在东宫正收用文武才士因而未到任又被召回次年十月授为翰林侍读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因与其他学士在撰写祀南郊祝文时意见不合告假而去。元仁宗即位升集贤侍讲学士、中奉大夫按从二品资历推恩封赠两代。 皇庆二年（1313）后又多次升迁至延祐三年（1316）七月授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按一品资历推恩封赠三代。元仁宗恩宠有加常常字而不名有所撰述往往密旨相召。与侍臣论文学之士将孟頫比为唐之李白、宋之苏轼并将他“乎常人”之处归纳为七个方面：帝王苗裔、状貌昳丽、博学多闻知、操履纯正、文词高古、书画绝伦、旁通佛老之旨而造诣玄微。中伤、离间者往往遭元仁宗斥责。六年五月力辞归乡。至治元年（1321）春元英宗遣使就其家书写《孝经》。至治二年六月去世与夫人管道昇合葬德清县千秋乡东衡山之原。追封魏国公谥文敏。孟頫博学多艺文学艺术开创一代风气。经学主治《尚书》尤精于礼、乐之学。对律吕之学也有精深研究颇得古人不传之妙著有《琴原》、《乐原》各一篇。篆法尊《石鼓》、《诅楚》隶书法梁鹄、钟繇行草崇二王晚年又受李北海影响各种书体冠绝古今天竺、日本均以收藏其翰墨为贵。手书佛、道书法有许多散于名山。诗赋文河清邃高古读来往往使人有飘然出世之感。至元年间诗人之中他与戴表元等人一起力扫南宋卑弱习气。他善于融篆籀之法于绘画之中竹石、人马、山水、花鸟无所不精无疑是一代画坛领袖。对世俗贬低界画的看法也有独到见解认为其他画科有时尚可杜撰瞒人而界画却更须具备功力法度。有记载说入元之后孟頫家事甚贫平时也常以字画收取润笔费用聊以自补。他还精于古器物、书法、名画的鉴定有关年代、作者、真伪望而知之百不失一。有《松雪斋文集》十卷、外集一卷传世。另著有《谈录》一卷。子三人雍、奕并以书画知名。 夫人管道昇字仲姬为孟頫同里聪敏过人能书善词绘画精于墨竹、梅、兰笔意精绝。元仁宗曾取其书法与孟頫及其次子赵雍的书法用玉轴精装钤上御印藏于秘书监说：使后世知我朝有一家夫妇父子皆善书亦奇事也！ 第四节高克恭高克恭（1248—131o）1字彦敬号房山。回纥人2祖父汉名乐道。父名亨字嘉甫对儒家经典与理学颇有研究且重操行达官名士交章举荐但他崇尚风雅不乐于仕途晚年退居大都房山生子五人克恭为其长子。克恭早年受父亲影响于经学奥义口诵心研“识悟弘深”。至元十二年（1275）起他先补各处掾吏后任户部主事以文雅置身于公卿大夫与魁儒硕彦之间渐以名闻。 至元二十二年、二十三年高克恭先后任河南道和山东西道提刑按察司判官二十四年升监察御史台臣称他处事干练持法有度纲条具举。次年桑哥为相选为右司都事次年改派江淮行省考核簿书施政号称“平恕”。还都后授为兵部郎中。不久桑哥被处死朝议称高克恭为端介练达之士选为江淮行省左右司郎中。在任期间定儒籍罢弊政荐才望。当时浙西公田多隐漏失实行省命高克恭检括。克恭认为江南每岁输粮四百万石浙西地区占三分之二其中公田七十五万一千顷有余办粮一百三十万石租粮是民田的近二十倍公田租赋特重其由源于宋代贾似道检括公田骚扰民间民田有限只好强行拼凑田有虚额官府不予蠲免于是负欠者众吏民交病应讲求良法不当再次骚扰。他的意见未被采纳。后来又有理财大臣奉朝命至杭州经理田粮增收浙东夏税瓯、婺一带深受其扰行省自执政以下皆顺旨画诺唯高克恭认为此举在重伤百姓拒不署名并烧毁了一批经理帐册。 杭州每年征调百姓看管官仓如遇奸利事件宫库折耗百姓变卖子女无法偿还。高克恭则另选州县受钱代服徭役的人夫承当服一年则升其任百姓得免于征调杭州此后便以此为常规。税务司往往列刑具于门用以惩办逃税人员克恭召见税司官吏问税入定数多少答称不足额定之数。克恭说：我将向上司明言但示此刑具加之以威不是称职的作为。次晨赴税司牙署见刑具已去而税入此后却反有盈余。至元末年江浙一带仍厉行火禁。克恭认为平民依赖手工维持生计如因火灾频而严禁夜间点火那末小民房屋狭小夜间又势必要点灯作业只好设法遮藏结果反倒使火灾频频作。因此他取消了这一条禁令此举深得杭民拥戴。 江淮行省易名江浙高克恭复归中书任郎中。元贞二年（1296）升山西河北道廉访副使。时畅师文仅任佥事位在其下高克恭上疏御史台列“不可居纯甫（畅师文字）之上者”三条力辞其任于是大德元年（1297）改选江南行台治书侍御史畅师文也升为他任时人多称克恭谦让之德。王敬父与克恭同历台、省之职情义款密但后来渐染放荡之习饮酒则往往出语诋毁使人难堪克恭毫不动意称“敬父趣尚高远不应以小过摈废”并力荐于朝。任职期间曾建言朝廷累颁诏旨议行贡举法但权臣卖官营私拔引同类阻碍施行致使天下乏才因此贡举法应立即施行。又言敦学校、选实才、汰冗官、增吏俸、慎刑狱等事同列多龃龉讥讪唯御史大夫彻里为之肯。大德三年调任工部侍郎进而转为翰林直学士。 1本传主要依据邓文原：《巴西文集·故太中大夫刑部尚书高公行状》。2元人著述多称其为西域人朱德润《存复斋集》卷十《题高彦敬尚书房山图》并称：“高侯回纥长髯客”；张雨《贞居先生诗集》卷三《高尚书山水仲川第请题横幅上》：“我识房山紫髯叟。”大德六年授吏部侍郎。次年河东（今山西）大地震高克恭被派赴平阳赈饥葬死审冤案平反若干事。大德八年改刑部侍郎。有人上告御史问案时有枉法行为元成宗命立案问罪。与御史联名办案的官吏为免受牵连纷纷袒护投诉者御史于是服罪后虽遇赦免但仍议加责罚。高克恭深察其事坚持联名办事者当与御史同罪其言与执政意旨不合但在朝廷辩论时克恭始终不改初衷。升任刑部尚书后又建言：修明刑罚本是教化人道的辅助手段而人道莫大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伦常秩序。而今子控父罪妇指夫罪弟证兄罪奴诉主罪拷掠成案大伤风化宜加禁绝。又在押囚犯每年死于狱中不下数百人这些都足以证明施政有碍于阴阳调和亟待改善。在刑部与同官论事不肯随声应和。不久改任大名路总管。 至大三年（131o）二月还京师将朝拜之际感风寒久治不愈九月初去世。一子名柜曾任秘书著作郎。 克恭生性坦荡平易与世落落寡合遇知己则倾心相交终身不疑。房山有田二顷此外身无余资。他身为色目世家但汉文化修养极高去世前还特命丧葬“用朱文公法”无疑是一位汉化的代表性人物。仕于南方时他酷爱钱塘山水余暇则呼僮携酒杖履登山留连尽日。画以山水、墨竹著称兼及兰惠梅菊1。山水始师二朱后学董源、李成、巨然墨竹学黄华集众家之长而“大有思致”。时人诗称：“近代丹青谁自豪南有赵魏北有高”2与赵孟頫南北相对为一代画坛领袖。画竹则独步于时后人有称：“前朝画竹谁第一尚书高公妙无敌”3。山水则主一代风尚所谓“世之图青山白云者率尚高房山”4。在江南做官时常与名士李仲芳、梁贡父、鲜于伯机、柳贯、虞集等交游切磋技艺与赵孟頫尤称至交经常挥毫合作。平时不轻于作画而喜于酒酣兴之际好友在侧为之铺纸研墨乘快为之《图绘宝鉴》的作者夏文彦称其画“怪石喷浪滩头水口烘锁泼染作者鲜及”可见他喜用泼墨写意画风形神兼备5气韵闲逸元气淋漓天真烂漫。去世后遗墨一纸价值百千缗因而出现了许多刻意临摹的作者传世赝品也比较多。他同时兼有诗名诗风“神韵胜”另有一派奇秀之气6《元文类》选西域诗人五家他的诗作在数量上仅次于马祖常。此外还精于书法、名画、古器物的鉴赏。文集有《房山集》一卷（《元诗选》）、《高尚书文集》（《式古堂画考》有王士熙跋）与《高文简公集》七卷（《千顷堂书目》）。 1学界多认为高克恭绘画题材仅限于山水、墨竹实际对兰、蕙、梅、菊等花卉也有涉及见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四七《题彦敬、子昂〈兰蕙梅菊画卷2张羽：《静居集》卷三《临房山小幅感而作》。 3善住：《谷响集·为陈仲孚题薛公远墨竹》。 4刘仁本：《羽庭集》卷二《题米元晖〈青山白云卷5自题画竹诗曰：“子昂写竹神而不似；仲宾写竹似而不神。其神而似者吾之两此君也。”（见王逢：《梧溪集》卷五《高尚书墨竹为何生性题》）此语亦得时人肯。 6柳贯：《柳待制文集》卷十八《题赵明仲所藏姚子敬书高彦敬尚书绝句诗后》；吴师道：《吴礼部集》卷十八《赵明仲所藏姚子敬书高彦敬诗》。 第二十一章赡思马祖常萨都剌迺贤虞集苏天爵第一节赡思赡思（1277—1351）1字得之大食人。祖父鲁坤随蒙古军东迁居丰州（治今内蒙呼和浩特市东白塔镇）窝阔台汗时官至真定、济南等路监榷课税使又迁居真定（今河北正定）。父斡直拜儒生为师不乐于仕途赡思九岁时能每日记诵儒家经传至千言。弱冠之年师从名儒王思廉博览群经涉猎宽广“见诸践履皆笃实之学”虽少壮之年已为乡里推重。 延祐初诏行科举有人劝他就试赡思笑而不应。不久侍御史郭思贞、翰林学士承旨刘赓、参知政事王士熙上章推荐。泰定三年（1326）以遗逸名义征至上都元仁宗于龙虎台召见甚得宠幸。当时倒剌沙擅权大批西域人阿附唯赡思避而不见倒剌沙屡次派人征召赡思乃以奉养父祖为由辞归乡里。 天历三年（133o）召入为应奉翰林文字元文宗在奎章阁召见问赡思有何著述。次日呈《帝王心法》元文宗见而称善。又下诏令参预修纂《经世大典》因与诸儒意见不合请求离去元文宗命奎章阁侍书学士虞集挽留赡思以母亲年迈为由力辞乃赐钞放还。至顺四年（1333）又命为国子博士适遭母丧而未赴任。 元顺帝后至元二年（1336）赡思拜陕西行台监察御史。他针对当时朝政情况密封上达奏章提出十条意见：“法祖宗、揽权纲、敦宗室、礼勋旧、惜名器、开言路、复科举、罢卫军、一刑章、宽禁纲”。当时正值权奸伯颜乱政赡思忠耿之言震惊朝堂。侍御史赵承庆慨叹：“御史所言切中时弊实乃天下百姓之福也。”有赡思亲属为陕西行省执政为非作歹赡思罗列其罪状予以查办该执政乃弃职夜逃恰逢朝廷下诏勿予逮捕问罪赡思仍杖罚其所宠幸之人。巡察云南时查办违法省臣该省臣即挂印而去远近为之震慑。 襄、樊一带有数千户流民聚居宋绍熙府旧地（今四川荣县）为求生计冒禁私开盐井并常常拦劫囚徒杀官府巡卒。赡思捕其领释放其他党羽。并为之上奏：“绍熙之地土地富饶利益丰厚所以流民趋之若鹜如将这批人放原籍又可能酿成边患应设置官府抚定。”元廷下诏以其地设置绍熙宣抚司。 后至元三年授佥浙西肃政廉访司事任间查办都转运盐使、海道运粮都万户、行政院等官贪赃罪行浙西郡县诸官赃迹有所收敛。浙西诸寺院以所谓道人、道民、行童名义私自招纳民户赡思认为这些民户出家既碍伦常又逃避官府赋役。后据勘察嘉兴一路出家者即达二千七百人乃提议将他们强制送归原籍供纳官府赋役借以宽松民力。朝廷认可并著入律令。后至元四年改佥浙东肃政廉访司事因病归还。 赡思历官台宪所到之所以昭雪冤案、利物利民为己任先后平反多项大辟之狱但对有碍伦理纲常的行为却量罪特严不予宽贷。例如他曾与五府官至贵州咸宁判案当地有一叫宋娥的犯妇与邻人张子文通奸。1本文资料主要依据《元史·赡思传》。 一日张对该妇说：我将杀你丈夫。宋娥随后将此语转告其夫。次日丈夫果然身亡。官府搜捕数日宋娥才将张子文之事禀告姑母。五府官认为宋娥不属合谋杀夫并且已有赦免诏令应予释放。赡思说：张子文杀人实际已得宋娥肯况且夫死将近一旬宋娥才吐露实情情节足以说明宋娥乃与张合谋后来自感不能始终相瞒方予举告罪在十恶之列岂可因下达赦免诏书而免罪？枢密判官说：“平反狱案免人于死乃阴德所在御史不必拘泥常法常规。”赡思曰：“你这是故出人罪并非平反冤屈。况且如欲以宽释刑犯而积阴德对死者又如何交待呢？”乃单独赴刑部议罪宋娥最后以同谋罪服刑。 至正四年（1344）授江东肃政廉访副使至正十年又召他赴京任秘书少监讨论治河事宜均称病不赴任。至正十一年病故于家终年七十四。后赠嘉议大夫、礼部尚书、上轻车都尉追封恒山郡侯谥号文孝。赡思淡于名利留心著述才学卓异对经学颇有研究尤精于《易》学它如天文、地理、音乐、算数、水利及外国史地、佛学也无不研习精到。家贫有时乃至困于饮食仍考订经传自相慰乐。著述有《四书阙疑》、《五经思问》、《奇偶阴阳消息图》、《老庄精诣》、《镇阳风土记》、《续东阳志》、《重订河防通议》、《西国图经》、《西域异人传》、《金哀宗记》、《正大诸臣列传》、《审听要诀》及文集三十卷。在《常山贞石志》中保存赡思的撰文五篇：《加号大成诏书碑阴记》（至治三年五月）、《哈珊神道碑》（至顺三年十二月）、《善众寺创建方丈记》（元统三年二月）、《龙兴寺钞主通照大师碑》（至正六年八月）、《龙兴寺住持佛光弘教大师碑》（至正六年八月）1。 1赡思通晓佛学及《常山贞石志》中现的赡思撰文据陈垣先生揭见陈先生著《元西域人华化考》卷四《文学篇》四《西域之中国文家》。 第二节马祖常马祖常（1278—1338）字伯庸。世出西域基督教聂思脱里派贵族辽道宗咸雍年间（1o65—1o74）迁居甘肃临洮。七世祖帖穆尔越歌积官至马步军指挥使人称马元帅。六世祖伯索麻也里束时辽亡被金兵掳至辽东久而释放迁静州（亦作净州今内蒙四子三旗西北）天山。五世祖习礼吉思一名庆祥字瑞宁金章宗泰和年间（12o1—12o8）选为尚书省译史贞祐（1213—1216）末随金宣宗南迁开封积官至凤翔府兵马都总官判官元光二年（1223）死于抗蒙战事。四世祖月合乃（即祖常之曾祖）随世祖忽必烈征宋官至礼部尚书。祖世昌行尚书省左右司郎中。父润同知漳州路事家于光州（治今河南潢川）。先世所任官职名称中因有马字便因以为姓2；后迁居静州之天山故为汪古部人。先世已致力于儒学曾祖月合乃“学问文献”已“过于邹鲁之士”1。从父马润开始始背弃基督教2。 马祖常七岁时已刻苦好学得钱全部购书。十岁随父至仪真（今属江苏仪征市）有一次见火烛倾倒延烧墙壁。他即用水湿衣扑灭父问为何独自灭火而不呼救。他回答说：“怕惊动长者”。少年时代他仰慕古学时蜀儒张■至仪真讲学他曾列数十条经史问题相质疑。延祐元年（1314）行科举列乡贡第一在参加会试的一百三十五人中又在一科之；廷对规定以蒙古人为他屈居第二。虽列右榜但文章学识也深为左榜中试者所叹服故名声隐然耸动京师。授应奉翰林文字、承事郎、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与袁桷、王士熙等互相切磋文字相交甚密。延祐三年冬拜监察御史。当时元仁宗在位已久但仍居东宫饮酒过节臣下常常乘机奏请而遂私欲祖常为之上书：视朝当御大明殿正衙；百官奏事当按朝仪三日二日一朝宰相、群臣依次奏对御史执简史官执笔缙绅佩玉俨立左右这样虽有怀奸利乞官求赏之人必不敢妄自出口；天子承天地祖宗之重当调进玉食；近侍进酒当行一献百拜之礼。元英宗为皇太子祖常又上书请慎选师傅辅导。时丞相铁木迭儿当权祖常先得知他违制盗观国史事因而与同僚上疏列其贪纵不法十事铁木迭儿赖太后庇护得免。祖常又上言中书参议孛罗、刘吉是丞相心腹交相贿赂；左右司都事冯翌、刘允忠依仗权势侥幸图进均被罢黜。秦州（治今甘肃天水）地震山移祖常上书言：山为不动之物而今居然移动原因是在野有当用而未用的贤才在朝有当言不言的奸佞。大臣为之惶恐均家居待罪。河西廉访使杜某将大赦后的杀人者作赦前原免大都路总管范某因家财被盗自行赴兵马司督问祖常认为前者肆意废法后者侵官失礼予以弹劾。又力荐遭铁木迭2《马氏世谱》（载黄溍《黄金华集》卷四三《世谱》）及《元史》卷一三四《月合乃传》称马氏始于迁居中国后的第二代（帖穆尔越歌）而许有壬《敕赐故资德大夫御史中丞赠摅忠宣宪协正功臣河南行省右丞上护军魏郡马文贞公神道碑铭（并序）》（载许有壬《至正集》卷四六《碑志》三）、苏天爵《元故资德大夫御史中丞赠摅忠宣宪协正功臣魏郡马文贞公墓志铭》（载《滋溪文稿》卷九《碑志》三）及《元史》卷一四三《马祖常传》均置于第四代因习礼吉思（锡里吉思）任金凤翔兵马判官而死节故“子孙历官以马为氏”陈垣先生（《元西域人华化考》卷二《儒学篇》二《基督教世家之儒学·马祖常》亦据以上材料归纳说：“则谓马氏始于四世也。” 1马祖常：《石田集》卷一《礼部尚书马公神道碑》。 ------------ 15 2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卷二《儒学篇》二《基督教世家之儒学·马祖常》。儿排挤的前中书平章萧拜住、左丞王毅、监察御史彻里帖木儿、中书参议韩若愚以及现任翰林承旨刘敏中、国子司业吴澄等。量刑定罪尤重仁厚平允当时规定汉人百人以上执弓矢行猎者处以极刑百人以下流远方微及一兔之获都有相应的罪名。对于这条禁例祖常认为：条格已有携带弓矢及聚众的禁令现又再作新规错综繁复诚恐愚民举手投足皆涉罪名。祖常的建议均据之以理因而多见于施行。延祐五年改宣政院经历不久辞归又召为社稷令奉命赴泉州以南罢杂事。 延祐七年正月元仁宗去世铁木迭儿复相屡次想加害于马祖常但又无隙可乘便将他调任开平县尹。开平为行都所在供给浩繁讼狱繁多意在因事而中伤祖常乃辞官退居光州以诗书自娱。以后丞相铁木迭儿死拜住入相召为翰林待制。泰定元年（1324）三月诏立太子不久重开经筵任典宝少监。泰定帝巡幸上都他以老成讲官的资格与王结、虞集等随行。次年拜太子左赞善任翰林直学士兼赞善。泰定三年考试大都乡贡进士次年任同知礼部贡举取士八十五人又充廷试读卷官。秋拜礼部尚书适值祖母丧丁忧南归请准以封妻恩让封祖母。不久起为右赞善又兼经筵讲官。泰定四年始至大都再入礼部。不久又辞官归乡。 天历二年（1329）元文宗两度遣使召至顺元年（133o）知礼部贡举取士九十七人；改燕王内尉又入礼部1。祖常在礼部选拔士人务求实学空言浮词一概不取故中选者有很多成为知名人士。升参议中书省事。是年十月元文宗举百年旷典亲祀南郊。祖常充读祝册官参定亲郊礼仪。诏令特准饲养驼马的卫士可借住百姓穴舍。祖常说：“卫士饲养驼马已有居处今不遵旧制细民徒遭惊扰。况且我官列三品尚无穴居何况细民？”获准恢复旧制。建德（治今浙江建德东北）有一百姓远游被杀。一年多后其妻因贫改嫁。不久案法司以不举告罪判妇罪。祖常说“事关纲常名教当从重论处张天下人妇之道”此议获准施行。至顺二年拜治书侍御史又升御史特赐犀带及文宗手书《奎章阁记》等。至顺三年转徽政院副使至顺四年拜江南行台御史中丞。六月元顺帝即位祖常应召与翰林承旨许师敬等赴上都共议新政转同知徽政院事。顺帝命儒臣进讲祖常又兼知经筵事。冬拜御史中丞。祖常三为台臣起居皆有礼法违纲者常遭摒斥。例如西台御史高坦于禁酤时弹劾同僚而面露酒色祖常判他苛细不持大体予以罢黜；山东佥宪巡行曲阜时有李经者向他陈告：自己不应贿赂衍圣公求为官属；另有孔氏举告衍圣公不法行为数条。祖常批曰：“李经自陈之事生于大赦之前；孔氏宗室自相告讦事涉名教不应张扬。”佥宪受理上案故引咎而去。江西佥宪任忙古带贪赃按制在山东东阿的田舍奴仆应当没官。祖常奏准转为孔府所有。祖常善于奖拔后进官至台臣举荐更多故礼部尚书宋本初至京师鲜为人知经祖常张扬其学因而声名大振。元统二年（1334）拜枢密副使上书言：军将子弟骄弱不堪任用而庶民却不乏挽强蹶张而老死草野之人当立武学、武举习武储材以备非常。所议未获答复辞归光州。又历拜江南、陕西行台中丞皆称疾不赴。后至元四年三月去世。葬光州之北平原乡西樊里。赠魏郡公谥文贞。祖常初娶常州录事判官之女索氏又娶河南镇守千户和尚之女怯烈氏。1《元史》本传与《至正集》载：“天历元年召为燕王内尉仍入礼部两知贡举一为读卷官时称得人。”兹据《滋溪文稿》。 子二人任行省检校官及秘书监著作郎等职。 祖常崇尚儒学曾出资赞助光州郡守修孔子庙又于淮南构筑别业名石田山房以耕读相标榜教授《孝经》、《论语》、《孔子》之说1。并建言：国族及诸部既诵习圣贤之书当敬事诸母以敦厚人伦。他文学造诣甚高曾慨叹魏晋以来文风卑弱故作文务去陈言专以先秦、两汉为法。文风宏赡精核自成一家。所作训诰文体富丽典雅勋阀贵胄褒赠父祖常有请托。尤善赋诗酬唱之外亦间有诸如《室妇叹》、《石田山居》等反映民间疾苦之作。诗风圆密清丽才力富健长篇巨制又显得磅礴奔腾含不受羁勒之气因而深获元文宗赏识曾说：“孰谓中原无硕儒乎？”《元文类》选录祖常诗文多至二十一篇为全集之冠。曾预修《英宗实录》翻译润饰过《皇图大训》、《承华事略》又编集《列后金鉴》、《千秋记略》进读。有《石田集》十五卷传世。另有《章疏》一卷（见于《千顷堂书目》）2。 1马祖常：《石田集·附录》。 2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卷八《结论·元西域人华文著述表》。 第三节萨都剌迺贤萨都剌萨都剌（129o？—1348？）一说是阿拉伯语sa’da1—a11ah的音译意为“真主之福”与其字“天锡”意合。号直斋回回人。祖父思兰不花、父阿鲁赤曾镇守云、代。萨都剌生于代州雁门（今山西代县西北）一说生于镇江（今属江苏）1。萨都剌早年家境清贫但资质拔颖敏。泰定四年（1327）登进士第。天历元年（1328）七月以将仕郎资历任镇江路录事司达鲁花赤任间多以风教为先他亲书录事司堂匾为“善教”用以自勤自勉。至顺二年（1331）七月调任江南行御史台掾史前后三年。在职期间他南至吴楚西抵荆楚北达幽燕、上都等地并与张雨、倪瓒、马九皋等人诗文唱和写出《满江红·金陵怀古》、《念奴娇·登石头城》、《登北固城楼》、《鬻女谣》等名作。 元统二年（1334）八月调任燕南肃政廉访司照磨（治所真定今河北正定）。次年初又调职。他曾作为监礼官陪集贤学士只儿合舟祭祀拖雷在真定的影堂又先后赴河间、沧州审察刑狱。后至元二年（1336）春他南行入闽就任闽海福建道肃政廉访司（治福州）知事途经徐州、扬州、平江、杭州、桐庐、兰溪、仙霞岭、崇安、建溪等山水胜地均留下诗篇。 后至元三年（1337）八月他再迁燕南河北道肃政廉访司经历升入从七品该年冬季到职。至此他一生创作了四百余诗词。可能他因体弱多病而较早去世。关于萨都剌的晚年尚有隐居武林（杭州）、寄情山水而莫知所终之说还有充任方国珍幕僚以及终于太湖司空山、太白山下之说等。萨都剌自称“名在儒籍”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为官清廉宦绩亦可称道他生性好游善写楷书主要成就在诗词创作。由于官职低微元人将他与贯云石、马祖常、余阙等并列但后人备极推崇列为有元一代词人之冠。因宦游南北故胸中包纳万里名胜风情又以北人气质涵融前代各家之长而不蹈袭前人。诗作诸体皆备文词雄健音律锵然具有一种清朗寥廓之气。诗词编有《雁门集》（有三卷、六卷、八卷、二十卷本）、《萨天锡诗集》十卷、《集外诗》一卷（毛晋刻）、《萨天锡逸诗》（日本刻本）及《西湖十景词》1。 迺贤迺贤（13o9—？）2字易之号河朔外史合鲁（葛逻禄）部人。合鲁部人东迁散居各地迺贤家族先居南阳（今属河南）。后其兄塔海仲良入1萨都剌《元史》无传事迹主要散见于他和与他同时代的诗文以及明清以来的著述中因而生卒年及履历有多说。张旭光《萨都剌生平仕履考辨》（载《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2期）与《回族诗人萨都剌姓氏、年辈再考订》（载《扬州师范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3期）也可存一说。1以上篇目转录自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卷八《结论》三《西域人华文著述表》。2生年见迺贤《金台集》卷一《徐敬伯哀诗》序迺贤与徐仁“同生年”而后者因病卒于庚辰（134o）年三十二故迺贤当生于13o9年。 仕江浙他随之迁居四明（治今浙江宁波）。迺贤先世可能是黄金家族姻亲3。其兄师事本乡儒者中进士后任职宣慰名重一时。迺贤则淡泊名利退居四明山水之间与名士诗文唱酬。为了扩大见闻他于至正五年（1345）离浙北上循运河达齐鲁之地再向西进入中原。十二月初二他从郏城（令河南郏县）、阳翟（今河南禹县）北上进入山西。次年至大都在那里旅居五年左右。北上的前一年黄河南北遭受巨灾次年又瘟疫肆虐民死者过半。迺贤以当时亲历见闻写成《新乡媪》、《颍上老翁歌》等长诗真实反映了当地“赤地千里黄尘飞”、“疫毒四起民流离”的惨状并透露出农民举义旗攻占州治“踞坐堂上如熊羆长官邀迎吏再拜”的史实1。北行期间他对沿途山川古迹、衣冠人物、断碣残碑以及宋金疆场之变更均留意察访并结合图经地志和耆老口碑详加考订每有感触便作诗歌述志言怀。在大都期间他广结名流对典章制度无不研习精到。至正十一年（1351）他经原路南下返回吴越。反映中原十万百姓被驱迫修河而再遭凌轹的《新堤谣》即写于归途之中。 返浙后常与友人泛舟鉴湖之上以诗酒自娱。有人为通达权贵而不惜重金贿赂每遇此事他必婉言谢绝曰：“赂不可黩周之可受也。”与朋友宾客言谈多以典故为题从不涉及官府之事。又乐于为朋友解燃眉之急因而颇有声望。江浙行省左司郎中刘仁本举荐他主持东湖书院意在使之获禄而解贫。但他却以全部学官所入修治庙宇兴建朱子祠堂延请学行兼得者训导乡里弟子本人亦登堂讲肄不辍。至正二十二年（1362）三月七日中书省上奏推举处士布达等四人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迺贤名列第三。次年循海道北上赴任。 至正二十四年陷于灭顶之灾的元王朝企图求助神灵的护佑派遣使者函香四出代元顺帝祭祀天下岳镇海渎迺贤作为熟知祭祀礼仪的清望文臣衔命南下浙闽。南镇礼成他取道福建再祀海渎。南行期间他仍未忘沿途观风采俗的传统。一反映元末民瘼吏弊的《枫亭女》可能写成于此期间。迺贤是位深受中原文化熏陶和影响的西域人士作为世家子弟他较严格地保持儒家操守身处末世而仍不忘报效元廷。在优游山水古迹的同时目睹社会疮痍和吏治的因而多次察访下情希图以诗讽谏匡正时弊在诗文中对百姓苦难的同情之心不时有所流露。他对邱处机劝阻成吉思汗杀生所起的作用甚为推崇因而钦慕道家迷恋于服食和外丹。传世诗作一百八十余篇吟颂道家者约占十分之一这在元代文人中是仅见的。当时浙人韩与玉能书王子充善古文迺贤长诗词并列称“江南三绝”。他博学能文气格轩翥五言短篇流丽而妥适七言长句宽畅而条达近体五七言精缜而华润；又善以长篇述时事故亦有“诗史”之称。著述有《金台集》、《河朔访古记》。后人又编有《迺前冈诗集》三卷（明万历潘是仁刊宋元四十三家集本）。 3袁士元：《书林外集》卷一《送马易之》：“外戚高攀桂”。 1迺贤：《金台集》卷一《新乡媪》、《颍上老翁歌》及余阙撰后记。 第四节虞集文章世家虞集（1272—1348）字伯生以书斋称“邵庵先生”。祖籍四川仁寿生于湖南衡州1。为儒学世家唐初名臣虞世南之后裔。曾祖虞刚简任南宋利州路提刑曾得程朱氏微旨著《易诗书论语说》“蜀人师尊之”（《元史·虞集传》）。祖父虞■因文学盛名为西南文望所宗。父虞汲任黄岗尉与吴澄交往甚密是南方理学草庐学派的讲友。母杨氏也“明于性理”（《元史·虞集传》）故虞集因袭家学三岁即知读书。 至元十二年（1275）元朝举兵南下战乱不已。虞汲一家避乱来到福州泉州地区。至元十七年（128o）虞汲一家还至长沙。虞集“始得书之摹本尽读诸经并通其大义”从此开始了对儒家经典的研习。至元二十一年（1284）又迁居江西崇仁父母为其求师临川谢仲直遂得以系统学习经易之学。吴澄对他的才华称叹不已视为契家弟子侍于身侧。 南宋名士遗老因避乱多流寓江西。虞集“游于诸公间备问前修格言考檄前代典故于旧家世系源委言若指掌”。其贤才遂为江西行省官员董士选所知。大德元年（1297）为董士选延请以宾客从行京师。虞集客授董氏学馆并以文章游于文臣儒士间得到当时的文章大家姚燧、程钜夫等人的称赞被视为“异日斯文之柄”。有些朝臣甚至称其“才堪御史”（赵汸：《虞集行状》）。大德六年（13o2）擢为大都路儒学教授从此开始仕宦生涯。 任职国子学大德十一年（13o7）武宗即位。虞集为国子助教。任职后即“以师道自任申国学之成法本圣贤之遗书通雅俗以性情”使国子诸生俱获其益。他馆之士闻其名也多相率请益为师。 至大四年（1311）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为元仁宗。元仁宗欲以儒术治国遂兴国子监先后拜刘赓、吴澄为国子祭酒、国子司业。虞集也升为国子博士。时吴澄倡“为学以尊德性为本”之说虞集亦言“惟学务修德勿以利禄使之进”。遂为朝中所非议甚至有“吴澄为6学非国学不可为国子师”之谤（《道园学古录》卷四四、四五）。皇庆元年（1312）吴澄投檄辞去。不久虞集也因力赞其说朝中谤甚孤立不可留。皇庆二年乃以病免留京师数月以私塾为业。 四朝文学名臣延祐元年（1314）虞集又回任太常博士。时拜住方为太常院使每问礼器祭仪等虞集皆尽心为言先王制作之本天理人情之实及古今因革治乱之迹。拜住遂雅重虞集更信儒者可用。延祐四年迁承事郎集贤修撰并主大都乡试。时朝中议论学校之治集谓“今学校之弊在于师道不立”“今1虞集：《欧阳元公待制潇湘八景图跋》《道园学古录》卷十一。 天下学官猥以资格授强加之诸生之上而名之曰师下州小邑之士无所见闻初无必为学问之实意师友之游从亦莫辨其邪正”“为今之计莫若使守令求经明行修成德者身师尊之至诚恳以求之”。其次“则求夫操履近正而不为诡异骇俗者确守先儒经义师说而不敢妄为奇论者众所敬服而非乡愿之徒者延致之日讽诵其书使学者习之入耳著心以正其本”。再“则取乡贡至京师罢归者其议论文艺犹足以耸动其人”。如此则师道得立。虞集之议诸朝臣称是。 延祐五年春元仁宗欲再起吴澄为集贤直学士乃遣虞集召吴澄于临川。吴澄因病不能行虞集遂返京师。六年虞集又拜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官秩正五品。元仁宗尝叹曰：“儒者皆用惟虞伯生未显擢尔。”七年元英宗硕德八剌继立欲大有为于天下用拜住为丞相。拜住用贤俊力荐虞集可大用。时虞集因服父忧归江西。至治二年冬才受命趋朝。三年八月受召与袁桷、马祖常同趋上都。八月五日南坡政变元英宗、拜住被铁失等弑虞集在途中折回。 泰定元年（1324）初考试礼部进士虞集为考官。他认为国家科举取士科目以程朱经注为主其目的为“一道德、同风俗”而“非欲使学者专门擅业如近代五经学究之固陋。”是年迁国子司业。泰定帝恢复经筵制度虞集受命讲授经筵为汉文进读。见润泽之际“陈圣学未易尽其要”“指时务尤难于极其情”每为反复斟酌以“通古今名物之辨”非辞达其意而不止。泰定帝见其气貌温和敷对恺切赐以中统钞五十锭。自此常从行讲经。泰定二年自国子司业上秘书少监。四年再考试礼部又拜翰林直学士奉议大夫知制诏同修国史。五月赴上都经筵。因讲罢议论京师恃东南海运竭民力事。集与同列蒙古讲读阿鲁威学士协同上奏言治理之法当为“宽远民、因地利”即以京师之东濒海数千里沃野、滩地“用浙人耕法筑堤捍水为田听富民欲得官者合其众分授以地官定其畔以为限能以万夫耕者授以万夫之田为万夫之长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情者而易之”。并主张减轻赋税“一年勿征也。二年勿征也。三年视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额于朝廷以次渐征之。五年有积蓄命以官就所储给以禄。十年佩之符印得以传子孙如军官之法”。他认为若能行之“则东面民兵数万可以近卫京师外御岛夷远宽东南海运以纾疲民；遂富民得官之志而获其用；江海游食盗贼之类皆有所归”。这是虞集一次非常重要的政论后元顺帝海口万户之设即宗此说。时朝中议之有臣以为“一有此制则执事者必以贿成”因而未能实行。 致和元年（1328）虞集以前职兼经筵官进阶奉政大夫后又兼国子祭酒。七月泰定帝病死于上都。八月留守大都的元武宗亲信燕铁木儿动兵变迎立武宗次子图帖睦儿为帝。九月图帖睦儿在大都即位是为元文宗虞集为作即位诏。文宗在潜邸时已知集以文辞知名即位后命仍兼经筵官。集以“先世坟墓在吴越者岁久湮没乞一郡自便”。文宗婉言相劝曰：“尔材何不堪顾今未可去尔。”不令其去。天历二年（1329）文宗在大都建立奎章学士院集被除为奎章阁侍书学士这是虞集得到的最高职位。他侍从文宗于奎章阁常常“辨色入直日未三刻始退就舍”1。时关中大饥百姓枕藉而死有些地方甚至数百里无人迹。文宗问以对策虞1欧阳玄：《送虞德修序》《圭斋集》卷八。 集认为大灾之余当重新振作应“遣一二有仁术知民事者稍宽其禁令使得有所为。随郡县择可用之人因旧民所在定城郭、修闾里、治沟洫限畎亩薄征敛招其伤残老弱渐以其力治之”。并趁机求借一郡相试左右大臣言虞集此举是欲辞去文宗遂罢其议。不久虞集又以祭酒之职事繁难于同时兼领求免此职文宗以奎章阁事最为切要特免祭酒之职。又求免同修国史之职不允。是年八月文宗迎明宗和世■于旺忽察都之地（今河北张北北）元明宗暴崩文宗立即返回上都再次即位。虞集趋上都奉命写即位诏。 至顺元年（133o）初廷试进士虞集为读卷官。二月文宗诏命奎章阁学士采辑本朝典故仿唐、宋会要修撰《经世大典》以虞集与赵世延同任总裁又特命燕铁木儿总监其事。虞集以“入侍燕间无益时政且娼嫉者多”与奎章阁大学士忽都鲁都儿迷失、撒迪等人一起辞职。文宗谕谓：所以立奎章阁是“以祖宗明训、古昔治乱得失日陈于前卿等其悉所学以辅朕志”。“若军国机务自有省院台任之非卿等责也。其勿复辞。”是夏文宗在上都欲立己子阿剌忒纳答剌为皇太子乃以明宗长子妥欢贴睦尔乳母夫言谓妥欢贴睦尔非明宗子并召令忽都鲁都儿迷失、阿嶙帖木儿书其事于蒙古国书《脱卜赤颜》上以虞集书诏播告天下。1秋赵世延因病告归虞集遂领《经世大典》总裁官之职并兼修治典事。至顺二年五月一日《经世大典》修成共八百帙。上进文宗后集乃以目疾求解职文宗不允。集又上章举治书侍御史马祖常自代御史中丞赵世安也为集请：“虞集久居京师又病目幸假一外任使得便医药他日后诏用未晚也。”文宗终不令其去并迁怒于赵世安言：“一虞伯生汝辈不容耶！” 至顺三年虞集拜翰林侍讲学士余如故。八月文宗崩。十月宁宗懿璘质班立。十一月宁宗崩。四年朝臣在上都议立顺帝妥欢贴睦尔有人言及书诏事虞集遂谢病归临川。有终隐之志乃在旧居处筑室每日以讨论旧学、咏诗读书引宾客、门生弟子徜徉山水之间为乐。元统二年（1334）顺帝遣使召虞集还朝因疾作不能行。后至元六年（134o）顺帝诏撤文宗庙。有人又以虞集诏书事告于顺帝顺帝不悦曰：“此我家事岂由彼书生耶！”1至正三年（1343）诏修辽、金、宋三史大臣欲以虞集任总裁终因老病、目疾难以前行而止。至正八年病卒。赠为江西行中书省参知政事封仁寿郡公。 虞集在当时文学儒士中享有盛名是以一时大典、制诏、册文多出其手。然而他并未得到文宗真正的信任仅被视为为皇权利益服务的词臣而已。虞1虞集书“顺帝非明宗子诏”事见《元史·虞集传》根据《元史·文宗纪》卷三四至顺元年（133o）八月文宗大驾才至京师御史台臣即请立燕王为皇太子文宗言俟燕铁木儿至共议之。是以知这之前（在上都时）文宗早有立皇太子意。故虞集书诏事当取在至顺元年。 1据《续资治通鉴》卷二o八《元纪·二十六·考异》云：“《元史·虞集传》以顺帝‘此我家事’之言系于元统二年按其时尚未追理文宗旧诏也。盖《元史》连书之失之限断今酌于至元六年。又《庚申外史》谓顺帝撤去文宗庙主。并逮当时草诏者。瞿宗吉《归田诗话》云：集已谢病在家以皮绳拴腰马尾缝眼夹两马间逮捕至大都则以文宗亲改稿呈上。帝览之曰：‘此朕家事外人岂知！’即脱脱亦为之言得释然两目由是丧明。宗吉所述近委老之言殆恶集者为之也。使文宗当日果有亲改诏书是为御笔改定其稿当藏之禁中岂得为集所藏留为他日地步耶？”所见甚是。另从虞集诗文来看是年虞集一直居在临川且目未丧明。 集亦知晓上层政治斗争的险恶故“每承诏有所述作顾问古今政治得失尤委曲尽言或随事规谏出不语人谏或不入归家悒悒不乐。家人见其然不敢问其故”。在文宗朝复杂多变的政局中尽管虞集小心谨慎但还是因其受到文宗所谓的“知遇之隆”而被许多人所嫉妒。一日虞集受命草封营都王制贵臣阿荣、巎巎因平素嫉集乃传谬言令集制封营国公制。虞集完稿丞相来索取现其误问其故虞集乃知是此二人所为即请重新易稿以进。后始终不言此事故人皆以为“集有雅量”。 虞集待人处世上亦讲求孝友。其弟虞槃早卒留下遗孤集抚育如己子。其孟兄虞采曾因管库输赋京师亏损数千缗虞集乃尽力借贷代为偿还无难色。其交友以“尚德”为准则2。遇“山林之士知古学者必折节下之。接后进虽少且贱如故己。”而对“权门显赫则未尝有所附丽”。归老后虞集家贫然“平时居口未尝言贫”1常受到邻里乡亲、故友门生的接济于其求碑跋、墓铭有求必应然却未尝苟作。尝有南昌富民伍真父富甲一方死后其子使人求虞集作墓铭并以中统钞五百锭为赠虞集不许而罢。 文章学术虞集于经学博洽精深在其著文立说之间每言6子、朱子“皆为圣人之道互相明”2。与吴澄、郑玉等人一样无门户之见。其为文好“穷拯本原研精探微”其诗赋亦是“质而不惺华而不靡”被时人列为“元诗四大家”之。著有《道园学古录》五十卷为其幼子翁归与门人李本于至正元年（134o）所整理编辑。 子四人长子安民知吉州路安福州；幼子翁归业进士。门生弟子著名者：苏天爵、王守成等。交游最厚者：袁桷、范椁、陈旅等。 2虞集：《跋山谷书萧济夫墓志后》《道园学古录》卷四o。 1赵汸：《跋刘郎中所藏邵庵先生戴竺图诗序》《东山存稿》卷五。 2虞集：《吴澄行状》《道园学古录》卷四四。 第五节苏天爵仕历与政绩苏天爵（1294—1352）真定（今河北正定）人。父志道曾任岭北行中书省左右司郎中在和林救荒有惠政。苏天爵由国子学生公试名列第一而入仕途。初任大都路蓟州判官守丧后调任功德使司照磨。泰定元年（1324）改任翰林国史院典籍官升任应奉翰林文字。至顺元年（133o）预修《武宗实录》。二年十一月升修撰又擢任江南行台监察御史。 当时“朝廷虑天下断狱之未审用中书御史台议遣官审覆”1。断狱未审实际上是豪民猾吏枉法害民。至顺三年苏天爵到湖北考察狱案遍历各地不辞劳苦“事无巨细必尽心焉”2。结果所平反者共八事所揭豪右与蠹吏勾结枉法者又数事治绩卓然声名远播。不久调入京师为监察御史道改奎章阁授经郎。 元统元年（1333）他复任监察御史在职四个月中“所劾五人皆权要所举百有九人则世臣耆德与一时之名流而于外官下吏草泽之士有弗遗也”3。所上章疏达四十五件“自人君至于朝廷政令、稽古礼文、闾阎幽隐其关乎大体、系乎得失者知无不言。”（《元史·苏天爵传》）后来黄溍读到这些奏稿感慨地说：“始知天下未始乏材。”（《黄金华集·读苏御史奏稿》） 元统二年苏天爵预修《文宗实录》迁翰林待制不久任中书右司都事兼经筵参赞官。后至元二年（1336）由刑部郎中改御史台都事。三年迁礼部侍郎。五年出为淮东道肃政廉访使。在淮东他的作为一如在湖北之时于是“宪纲大振一道肃然。”（《元史·苏天爵传》）不久又调回京师任枢密院判官。六年改任吏部尚书拜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复为吏部尚书升参议中书省事。他一如既往恪尽职守。 至正二年（1342）苏天爵任湖广行省参知政事迁陕西行台侍御史。 四年召为集贤侍讲学士兼国子祭酒。五年出为山东道肃政廉访使。这年十月元顺帝命奉使宣抚巡行天下他被召回集贤院巡视京畿道。顺帝诏书称“民间一切兴利除害之事悉听举行。”（《元史·顺帝纪》）他大力纠察“吏之奸贪”兴除者七百八十有三事纠劾者九百四十有九人。但此举得罪了当时的丞相1竟以不称职而罢归。七年顺帝察其受诬再予启用赴任江浙行省参知政事管理江浙财赋有条不紊。后又历任大都路都总管、两浙都转运使和江浙行省参知政事等职。十二年（1352）红巾军起义波及江东他节制军队进行对抗“以忧深病积遂卒于军中”（《元史·苏天爵传》）。 1刘基：《书苏伯修御史断狱记后》《诚意伯文集》卷六。 2黄溍：《苏御史治狱记》《黄金华集》卷十五四部丛刊本。 3黄溍：《读苏御史奏稿》《黄金华集》卷二二。 1至正四年五月右丞相脱脱已辞职以阿鲁图继任。据《元史》卷113《宰相年表二》至正五年十月以后除阿鲁图外左丞相为别儿怯不花平章政事为巩卜班、纳麟、伯颜右丞为搠思监左丞为董守简参知政事为朵儿只班、吕思诚。不知时相之中何人力主罢免苏天爵。才学横溢苏天爵官至从二品在元末国子学出身的儒士中可谓仕途畅达。时人赵汸论其宦迹称：“公为御史知无不言；持宪节以洗冤泽物为己任；参议政府屹然不阿；两典大藩皆勤于庶事。”2其所评论简约中肯。然而在元代儒臣中他更是一位学有根柢并在文献学和历史学方面有特殊贡献的人物。 他出身于真定有名的书礼世家。少年时他是名儒安熙的入室弟子受刘之学。后因为国子监生员又先后师从吴澄、虞集和齐履谦。“故其清修笃志足以潜心大业而不惑于他歧；深识博闻足以折衷百代而非同于玩物。”1元代末季秉承静修之学而建功立业者天爵实为殿军。其学林师友还有马祖常、袁桷、元明善、王结、张起岩、欧阳玄、成遵、黄溍、王沂、吴师道、许有壬、宋本、陈旅和赵汸等。 他有一个滋溪书堂。此书堂因筑于滋水北岸而得名他又因拥有此书堂而人称滋溪先生。除了家传藏书他在江南任职时又获万余卷以归于是在北方庋藏特富。这使他便于广涉博览。 “一代文献之寄” “天爵为学博而知要长于纪载。”（《元史·苏天爵传》）他三度供职史馆参与了《武宗实录》、《文宗实录》以及《经世大典》的纂修。他个人的传世名作是完成于天历元年（1328）的《元朝名臣事略》。此书凡十五卷载录四十七人除刘因外均是元初勋臣名宦。录入刘因显为变例无疑别有心寄不忍割爱。此书体例袭于朱熹的《名臣言行录》和杜大珪的《名臣碑传琬琰集》；但凡所征引一律注明来源使全书的可信性和可考性大增成为中国史部的别开生面的佳作。全书征引的墓志、碑传、行状、家传、言行录以及其他著述不下一百二十余篇其中一些篇章原文已佚赖以得传。论者以为后人再修此四十七人之传包括《元史》有关列传盖源于此。 在编纂《元朝名臣事略》的同时苏天爵搜辑了《元文类》一书凡七十卷完成于元统二年（1334）在至正二年（1342）刊印进呈。此书参照《唐文粹》、《宋文鉴》的先例精选元人名家诗文原作“若诗歌、赋颂、铭赞、序记、奏议、杂著、书说、议论、铭志、碑传皆类而聚之”1。采选的标准“最以载事为文章次之华习又次之”2；或说“所取者必其有系于政治或取其雅制之足以范俗或取其论述之足以辅翼史氏凡非此者虽好弗取也”3。全帙之采编历时达二十年。后人欲知元代史事文物确是非读《元文类》不可。 史称“于是中原前辈凋谢殆尽天爵独身任一代文献之寄讨论讲辩2赵汸：《治世龟鉴序》《东山存稿》卷二。 1赵汸：《滋溪文稿序》《东山存稿》卷二。 1陈旅：《元文类序》《元文类》卷。 2王理：《元文类序》《元文类》卷。 3陈旅：《元文类序》《元文类》卷。 虽老不倦。”（《元史·苏天爵传》）“一代文献之寄”的集中体现便是《元朝名臣事略》和《元文类》这两部作品。此外他又传有《滋溪文稿》三十卷赵汸序称：“其文明洁而粹温谨言而敷畅”；而《四库全书提要》作者则称其文“词华淹雅根柢深厚”“其序事之作详明典核尤有法度”。今加披览似可补充说：其碑铭行状多留史迹；其章疏论及台宪刑狱治事均出自实际揭示时弊。 除上所述苏天爵的著作尚有《诗稿》七卷、《松厅章疏》五卷、《春风堂笔记》二卷、《治世龟鉴》一卷、《刘文靖公遗事》一卷和《宋辽金三史目录》惜已不传；又有《辽金纪年》和《黄河原委》均未脱稿。 第二十二章数学宋元时期数学是中国古代数学展的高峰其成就和总体水平都处于世界数学的前列。元代的杰出数学家有朱世杰、李冶、王恂和郭守敬等名著有《测圆海镜》（1248）、《益古演段》（1259）、《算学启蒙》（1299）和《四元玉鉴》（13o3）。流传或部分流传至今的数学著作还有《丁巨算法》何平子《详明算法》贾亨《算法全能集》《透帘细草》《锦囊启源》等。重要成就是天元术和四元术、垛积术、招差术、弧矢割圆术和球面三角法、筹算、歌诀的完备和珠算的明等。 第一节天元术和四元术在古代数学中列方程和解方程是相互联系的两个重要问题。宋代以前数学家要列出一个方程如唐代王孝通运用几何方法列三次方程往往需要高的数学技巧、复杂的推导和大量的文字说明这是一件相当困难的工作。随着宋代创立的增乘开方法的展解方程有了完善的方法这就直接促进了对于列方程方法的研究于是又出现了中国数学的又一项杰出创造——天元术。据史籍记载金、元之际已有一批有关天元术的著作如蒋周《益古》、李文一《照胆》、石信道《钤经》、刘汝锴《如积释锁》等（朱世杰《四元玉鉴》祖颐后序）可惜都已失传。但在稍晚的李冶和朱世杰的著作中都对天元术作了清楚的阐述。李冶（1192—1279）原名李治字仁卿号敬斋真定栾城（今河北栾城县）人。生于大兴府（今北京市）。曾为金代词赋科进士钧州（今河南禹州市）知州元翰林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晚年隐居于河北元氏县封龙山下收徒讲学并勤于著述与元好问、张德辉交往密切时人尊称“龙山三老”。他在数学专著《测圆海镜》（12卷）中通过勾股容圆问题全面地论述了设立未知数和列方程的步骤、技巧、运算法则以及文字符号表示法等使天元术展到相当成熟的新阶段。《益古演段》（3卷）则是他为天元术初学者所写的一部简明易晓的入门书。李冶还著有《敬斋古今黈》4o卷、《敬斋文集》4o卷、《壁书丛削》12卷、《泛说》4o卷等前一种今有辑本12卷后三种已失传。朱世杰字汉卿号松庭生平不详。据《四元玉鉴》莫若序称：“燕山松庭朱先生以数学名家周游湖海二十余年矣。四方之来学者日众先生遂明《九章》之妙以淑后学。为书三卷名曰《四元玉鉴》”由此可见朱世杰当时已是声名卓著的数学家和教育家。所著《算学启蒙》3卷内容包括常用数据、度量衡和田亩面积单位的换算、筹算四则运算法则、筹算简法、分数、比例、面积、体积、盈不足术、高阶等差级数求和、数字方程解法、线性方程组解法、天元术等是一部较全面的数学启蒙书籍。《数学启蒙》曾传入朝鲜和日本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部书清代刻印所依据的是朝鲜翻刻本。朱世杰的代表作《四元玉鉴》记载了他所创造的高次方程组的建立与求解方法（四元术）以及他在高阶等差级数求和（垛积术）、高阶内插法（招差术）等方面的重要成就。美国科学史家乔治·萨顿（）在他的名著《科学史导论》中指出：《四元玉鉴》是“中国数学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同时也是中世纪最杰出的数学著作之一”。除李冶、朱世杰外赡思《河防通议》中也有天元术在水利工程方面的应用。 天元术是利用未知数列方程的一般方法与现在代数学中列方程的方法基本一致但写法不同。它先要“立天元一为某某”相当于“设x为某某”再根据问题给出的条件列出两个相等的代数式。然后通过类似合并同类项的过程得出一个一端为零的方程。天元术的表示方法不完全一致按照李冶的记法方程aoxn+a1xn-1.+an-1x+an=o可写成如下形式：表示方程各项系数均为筹算数码在常数项旁边记一“太”字（或在一次项旁边记一“元”字）“太”或“元”向上每层减少一次幂向下每层增加一次幂。方程列出后再按增乘开方法求正实根。天元术的出现提供了列方程的统一方法其步骤要比阿拉伯数学家的代数学进步得多。而在欧洲只是到了十六世纪才做到这一点。此外宋代创立的增乘开方法又简化了求解数字高次方程正根的运算过程。因此在这一时期列方程和解方程都有了简单明确的方法和程式中国古典代数学展到了比较完备的阶段。不仅如此继天元术之后数学家又很快把这种方法推广到多元高次方程组如李德载《两仪群英集臻》有天、地二元刘大鉴《乾坤括囊》有天、地、人三元等最后又由朱世杰创立了四元术。“四元术”是多元高次方程组的建立和求解方法。朱世杰在《四元玉鉴》中用天、地、人、物代表四个未知数然后根据已知条件推导出四元（或者二元、三元）高次方程组。这个方程组的表示方法是将其各项系数摆成一个方阵其中常数项右侧仍记一“太”字四个未知数一次项的系数分置于常数项的上下左右高次项系数则按幂次逐一向外扩展各行列交叉处分别表示相应未知数各次幂的乘积。解这个用方阵表示的方程组时要运用消元法经过方程变换（实际上也就是矩阵变换）逐步化成一个一元高次方程再用增乘开方法求出正根。在欧洲直到十八世纪法国数学家贝佐（é）才对多元高次方程组的消元法作了系统的研究。另一方面从e.bzout从四元术的表示法来看这种方阵形式不仅运算繁难而且难以表示含有四个以上未知数的方程组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中国代数学在这一时期确实展到了顶峰如果要再前进一步那就需要另辟蹊径突破新的难关了。后来清代的代数学的进展是通过汪莱、李锐等对于方程理论的深入研究和引进西方数学这两条途径来实现的。 第二节垛积术对于一般等差数列和等比数列我国古代很早就有了初步的研究成果。 北宋大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创“隙积术”开始研究某种物品（如酒坛、圆球、棋子等）按一定规律堆积起来求其总数问题即高阶等差级数求和问题并推算出长方台垛公式。南宋数学家杨辉在《详解九章算法》和《算法通变本末》中丰富和展了沈括的隙积术成果提出了一些新的垛积公式。沈括、杨辉等所讨论的级数与一般等差级数不同前后两项之差并不相等但是逐项差数之差或者高次差相等。对这类高阶等差级数的研究在杨辉之后一般称为“垛积术”。朱世杰对于垛积术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并得到一系列重要的高阶等差级数求和公式这是元代数学的又一项突出成就。例如朱世杰在《四元玉鉴》中提出了著名的三角垛公式：112111112prrrrprnpnnnnp!!+++-=.=++++ll其中p=1234。在这一串三角垛公式中后式恰好是把前式结果作为一般项的新级数的求和公式。又如岚峰形垛公式：11211121211prrrrprrnpnnnnppn!![]+++-=.=++++++ll·也是很精彩有趣的。他还研究了更复杂的垛积公式及其在各种问题中的实际应用。总结和归纳出这些公式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是有相当难度的。朱世杰究竟如何得到这些公式由于史料缺载至今尚不清楚。朱世杰《四元玉鉴》所载“古法开七乘方图”比杨辉所引贾宪“开方作法本源图”（贾宪三角）多出了平行于两斜边的许多斜线有些学者推测从这些斜线相连的数字关系可以得出一些有意义的结论其中包括推导出某些垛积公式1。1杜石然：《朱世杰研究》载《宋元数学史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三节招差术招差术即高次内插法是现代计算数学中一种常用的插值方法。在中国古代天文学中早已应用了一次内插法隋唐时期又创立了等间距和不等间距二次内插法用以计算日月五星的视行度数。但是太阳等天体的视运动并不是时间的二次函数因此仅用二次内插公式推算的结果仍不够精确。唐代天文学家一行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并列出一个包括三差的表格。由于当时数学水平所限一行还没有能够给出正确的三次差内插公式。元代天文学家和数学家王恂、郭守敬在所编制的《授时历》中为精确推算日月五星运行的度和位置根据“平、定、立”三差创用三次差内插公式这在数学上是重要的创新同时也把天文历法的计算工作推进了一大步。朱世杰对于这类插值问题作了更深入的研究。他在《四元玉鉴》中成功地把高阶等差级数方面的研究成果运用于内插法得到了一般的插值公式：fnnnnnnn!!,=+=+——+△△△121131223l并且明确指出公式中各项系数恰好是p=123.时的三角垛求和公式。上述插值公式在中国数学史上一般称为“招差术”其用途并不仅仅限于内插法。招差术与垛积术是密切相关的这两者可以互相推演。朱世杰掌握了三角垛公式因而易于推导出一般的内插公式。相反地利用招差术也可解决高阶等差级数的求和问题。因此朱世杰的垛积招差术将宋元数学家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推进到了更加完善的地步。在欧洲对招差术先加以讨论的是英国数学家j.格雷戈里（y167o）。此后不久牛顿得到了现在通称牛顿插值公式的一般结果。牛顿插值公式在现代数学和天文学计算中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朱世杰所现的公式与牛顿插值公式在形式上和实质上都是完全一致的而后者要晚三百多年。招差术的创立、展和应用是中国数学史和天文学史上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成就。 第四节弧矢割圆术和球面三角法古希腊、印度和阿拉伯国家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创用了球面三角法用来解决天文学方面的计算问题。隋唐之际印度天文学开始传入我国如《开元占经》所收《九执历》中曾介绍过印度的正弦表但球面三角法基本上没有引起中国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的重视。 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创“会圆术”把割圆术方法应用于推算弧、弦、矢的关系提出了一个由弓形中弦和矢的长度来求弧长的近似公式。他的结果相当于公式：其中为弧长为相s=netbsp;netbsp;为相应矢长d为圆的直径。王恂、郭守敬在《授时历》中根据相似三角形相应各线段成比例的关系并反复应用沈括“会圆术”创立了一种推算“赤道积度”和“赤道内外度”（即已知太阳的黄经度数求其赤经度数和赤纬度数）的新算法。这种新算法常被称为“弧矢割圆术”它与球面三角学中求解球面直角三角形的方法是类同的。在推算过程中他们还得到了一些新的关系式。这些关系式相当于下列的球面三角公式：sina=sinnetnetnetbsp;netbsp;netbsp;netbsp;2222aaa其中netbsp;为赤经a为赤纬a为黄赤交角。由于当时用于天文计算的中国传统代数学方法并不逊色并且会圆术公式误差很大采用圆周率π=3入算误差也很大所得结果并不精确所以王恂、郭守敬虽然开辟了通向球面三角学的途径但他们所引入的新方法并没有能够展起来。一直到十七世纪进行历法改革时由《崇祯历书》等引进西方数学之后球面三角法才在天文计算等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第五节中国数码和零的符号中国古代演算用算筹记录数量用一、二、三、四、十、百、千、万等汉字这是比较简明方便的。因此虽然商周甲骨、金文和秦汉简牍中曾出现一些按照算筹形象描绘下来的记数符号但在很长时期内并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用于记数和演算的数码。 由于社会和数学本身展的需要唐代已开始用数码记数宋元时期的数码已较完善而且其使用也更加普遍。现存最早记有数码的著作是唐代敦示36、1o8、126等其数码完全摹仿算筹摆放形式用空位表示零记数法也与筹算记数原则相同但笔划长短不等不如算筹记数那样整齐。北宋时尚未出现“o”号。 在十三世纪中国数学有了高度的展有些数学方法如高次方程数值解法等的演算程序比较复杂仅仅依靠文字说明难以讲清楚因此一些数学家便把解题过程的算草详细记录下来并写入其数学专著于是出现了较完整的中国数码。如南宋秦九韶《数书九章》和杨辉数学著作所用的数码是：筹记数法中一条横线或竖线代表五。金元时期李冶《测圆海镜》和《益古演段》、朱世杰《四元玉鉴》和《算学启蒙》在论述天元术时所用的数码则完全采用了算筹记数中九个基数的写法但笔画长短不齐并添设了一个零号“o”：零的符号在一套完整的数码中是必不可少的并且在数学中有重要的意义。有人认为中国数码中的零号是外国传来的其实并非如此。印度数码和阿拉伯数码早年曾传入我国如唐代天文学家瞿昙悉达在《开元占经》中曾介绍印度数码其中用一个圆点作为零号表示空位元代安西王府所藏铁制纵横图其数字均为阿拉伯数码其中也有“o”号但这些数码当时并未为我国学者所采用。中国数码中的零号是宋元时期我国数学家和天文学家自己创造的。新旧《唐书》、《宋史》等所载各家历法曾用“空”字表示天文数据的空位。为了避免误解宋代学者又仿照古代用方框“□”表示脱落文字的习惯用“□”来表示数据中的空位如南宋蔡沈《律吕新书》将林钟律管的律数118o98记作“林钟十一万八千□□九十八”将南吕律管的律数1o4976记作“南吕十□万四千九百七十六”等。后来为了书写方便方框“□”顺笔写成了圆圈“o”于是形成了中国数码中的零码。现在已知最早使用“o”表示空位的是金《大明历》其中有“三百o九”、“五百o五”、“二千o七”等等但《大明历》使用更多的仍是“空”字。直到宋元四大数学家的著作中才普遍使用了零码。 明代以后珠算术逐渐推广为区分算筹记数位数而采用的纵横相间制已无实际意义因而在需要用数码记数时除表示123的数码仍兼用纵横二式以防混淆外其他数码都单用南宋数码的横式明程大位《算法统宗》称之为“暗码”。后来暗码中很长时间的商用暗码（又称苏州码）：清末学制改革设立了新式学堂各地还有许多教会学校大多采用新编译的数学课本现在通用的印度-阿拉伯数码才逐渐传播开来。 第六节筹算歌诀的完备和珠算的明唐宋时期对于实用算术的研究是一个相当活跃的领域不少人积极从事筹算算法的改进尤其是筹算乘除法的简化工作并取得了一些重要的进展。如把筹算乘除需要摆放三层的摆法简化为在一个横列里演算提出了求一、上驱、搭因、重因、增成、身外加减、损乘、九归等等筹算乘除捷法并且其中一些方法还被编成容易上口和便于记忆的歌诀形式。到了元代这种简化筹算乘除法的歌诀经过不断改进而更加简练和完备。这一时期新编成的比较重要的歌诀有“化零歌”、“归除歌诀”、“撞归诀”、“起一诀”等如朱世杰《算学启蒙》记载有“化零歌”：“一退六二五二留一二五三留一八七五”即116oo625216o125316o1875===.,.,.当时一斤等于十六两这个歌诀就是以斤化两的算法。南宋杨辉也有斤价化两价的歌诀：“一求隔位六二五；二求退位一二五；三求一八七五记”显然朱世杰的歌诀更为顺口易记。《算学启蒙》还记载了36句的“九归”（除数为一位数的除法）歌诀如“二一添作五逢二进一十”“三一三十一三二六十二”等等也比杨辉的九归歌诀简单明确。此外在元代还很流行“归除”在做多位数除法时先“归”后“减”以简化除法运算。贾亨《算法全能集》记有算法歌诀：“唯有归除法更奇将身归了次除之。有归若是无除数起一回将原数施。或值本归归不得撞归之法莫教迟。若还识得中间法算者并无差一厘”其中提到的撞归诀和起一诀也趋于完善。如《丁巨算法》（1355）提到的撞归诀是“二归撞归九十二三归撞归九十三”元末何平子《洋明算法》已将其改为“见二无除作九二见三无除作九三”等等。以上这些口诀与珠算的口诀已经基本相同只不过当时还是用于筹算而已。根据这些口诀作除法时一念口诀便能立即得到商数。在这种情况下只要熟练掌握口诀具体计算本来可以变成相当简便的事情然而当时的计算工具却还是那些不很便于取用的小竹条因此手不应心的矛盾也就是计算工具与计算方法的矛盾显得更加突出了。由于社会经济的展迫切需要改进计算方法和计算工具而筹算口诀的完备已经提供了更为简便的计算方法于是一种崭新的计算工具——珠算盘便应运而生了。 珠算是在我国筹算基础上展起来的它的计算方法吸取了筹算方法尤其是筹算口诀的产生和改进对于从筹算向珠算的演变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至于珠算究竟是什么时候产生又是什么人创造的根据现有史料还不能作出确切的回答。南北朝时期的《数术记遗》中记载了多种记数方法其中的“珠算”并非后世的珠算但是否对珠算的产生有所影响则还须作更深入的研究。有人认为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里画有一个算盘但是原图并不很清楚难以确认是否为珠算盘。元中叶之后的一些文学和戏剧作品中已经提到珠算。元末陶宗仪《辍耕录》记载一条俗谚：“凡纳婢仆初来时曰雷盘珠言不拨自动。稍久日算盘珠言拨之则动。既久曰佛顶珠言终日凝言虽拨亦不动。”1明初刊刻的一本看图识字书《对相四言杂字》有算盘图共十档上二珠下五珠。这是目前现最早的算盘图。书中1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九。 所绘人物服饰为元代式样由此可知该书原刊于元代。另一方面南宋和元初的著名数学家秦九韶、杨辉、李冶、朱世杰等又都没有提起过珠算。因此珠算大约产生于元中叶以前不太久的时间。总的说来正像我们不能确切说明筹算是什么时候产生又是什么人创造的一样这种情况恰恰说明珠算和筹算都不是哪一个个人创造明的而是社会经济展的产物是广大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和日常生活中根据实际需要创造出来并逐渐加以改进和完善的。珠算盘和珠算术的明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作出的一项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突出贡献。 第七节中国与伊斯兰国家的数学交流中国和伊斯兰国家的接触很早的时候就已开始在宋元时期有了更进一步的展。在数学方面见于记载最早对于欧几里得《几何原本》有所研究的人是成吉思汗之孙蒙哥。《多桑蒙古史》称：“成吉思汗系诸王以蒙哥皇帝较有学识彼知解说eunetbsp;之若干图式。”1蒙哥是通过《几何原本》的阿拉伯文译本而了解古希腊数学的。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下令在上都设立回回司天台由著名天文学家波斯人札马鲁丁领导。回回司天台的主要任务是编制回历供我国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使用。明朝钦天监中仍设有回回科直到清康熙时才撤销专门编制回历的机构前后共设置四百余年。在这一时期伊斯兰国家的天文数学知识6续传入我国。据元朝王士点、商企翁著《秘书监志》记载当时回回司天台曾收藏有多种阿拉伯文数学书籍如：兀忽列的四擘算法段数十五部罕里窟允解算法段目三部撤唯那罕答昔牙诸般算法段目并仪式十七部呵些必牙诸般算法八部等。有些学者认为“兀忽列的”就是eunetbsp;的音译因此欧几里得《几何原本》15卷已在元代传入我国2。后三种著作中“罕答昔牙”意为几何学“呵些必牙”意为算法但究竟具体是哪些数学著作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证。元朝时阿拉伯数码也曾传入我国。1956年在西安市郊元朝安西王府旧址掘出五块铁板上面都刻画有用东阿拉伯数码表示的六行纵横图（亦称幻方同行、同列及同一对角线上的数字之和均为111见下图）。这类铁板可能是王府人员作为驱魔避邪用的器物。198o年上海浦东6家嘴又出土一枚可佩戴的玉挂上面刻有四行纵横图所用数字亦为东阿拉伯数码3。但是这种阿拉伯数码并没有被当时的人们所广泛使用至于其纵横图的来源则尚无人研究。在明西安出土的铁板刻文及据以译出的现代纵横图代的一些著作中还介绍了在伊斯兰国家通行的“土盘算法”“格子算”（又称“铺地锦”）球面三角法和角度的六十进制等。但总的来说中世纪阿拉伯数学在中国的影响远不如它对欧洲数学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在阿拉伯数学传入中国的同时中国数学自然也会传入伊斯兰国家。十三世纪中叶蒙古军队西进占领巴格达之后旭烈兀汗建立了马拉盖（今属伊朗）天文台并任命著名天文学家和数学家纳拉丁·图西主持工作编制了著名的《伊儿汗历表》。这个天文台拥有四名中国天文学家据记载“旭烈兀汗曾自中国携有中国天文学家数人至波斯其中最著名者为faomoun-dji博士即当时人称为先生（singsing）者是已。纳剌丁之能知中国纪元及其天文历数者盖得之于是人也。”1这些人除天文历法外也必定熟悉中国数学并且会把中国的数学知识传播给其他国家的数学家和天文学1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下册页91中华书局1962年版。 2严敦杰：《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元代输入中国说》载《东方杂志》39卷13号1943年。3王正书：《浦东6家嘴出土元代珍贵玉挂》载《文汇报》198o年12月16日。1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下册页91中华书局1962年版。关于fao-moun-dji冯承钧认为“后二字疑为蛮子之对音其人或者姓包姓鲍”也有人将其音译为傅穆斋。 家。此外中国数学曾对于印度数学产生过重要影响。八世纪之后印度数学知识不断传入各伊斯兰国家印度数学家如婆罗摩笈多等的著作被译成了阿拉伯文。现在在流传至今的中亚数学家的一些数学著作中仍然可以找到诸如与中国古代的十进位值制记数法、分数记法、四则运算、三率法、盈不足术、重差术、百鸡问题等极其相似的数学内容和算法这些很可能是直接从中国或通过印度这两条途径传入伊斯兰国家的。在十五世纪兀鲁伯修建了撒马尔罕天文台著名数学家和天文学家阿尔·卡西是这个天文台的主持人。在阿尔·卡西的名著《算术之钥》（1247）中有些数学内容如除法、开平方和开立方法、“契丹算法”、“百鸡问题”等都有吸收了中国古代数学成就的痕迹。尤其是高次开方法开方不尽时命分的方法：araraannnn+.++-,1以及二项式定理系数表（贾宪三角）等等更和宋元算书的内容完全相同1。而这些数学知识在当时除了宋元算书外还没有任何其他国家的数学著作提到过。因此有理由认为与古希腊和印度数学一样中国数学也曾给予阿拉伯数学以一定的影响。而阿拉伯数学在世界数学史上占有公认的重要地位它对欧洲数学的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1钱宝琮：《中国数学史》页22o—224科学出版社1964年版。 第二十三章天文学第一节天文学展盛况空前在元代占统治地位的蒙古族的经济、文化虽然都远落后于汉族但天文学并没有因统治者的更换而衰落却在宋代的基础上继续有所展并在许多方面过了前代将中国天文学推向鼎盛时期。 先元初制订的《授时历》在总体水平上大大过宋代。历法的基本数据更精密计算方法有进步并有一些新的创造。其次天文仪器的制造水平有所提高。宋代浑仪的制造已很精致元初为制订《授时历》而设计制造的天文仪器却有更多的创新特别是对浑仪作了革命性的改造。第三元代建立两所大型的国家级天文台各具特色仪器风格迥然不同为中国天文学史写下了新的篇章。第四继唐代一行之后元代再次进行了大规模的天文测量不但在全国布有许多天文观测站而且有的观测站拥有创新的大型仪器。第五继宋代大规模的恒星测量之后元代的恒星观测又取得新成就。 第二节元代天文学展的社会条件蒙古族有崇敬上天的习俗。虽然保留原始时期敬畏自然力的遗风形成不同的宗教信仰敬奉不同的神祗似乎是共同的特点但蒙古族的信仰却更集中于天。《蒙鞑备录》中记有“其俗最敬天地每事必称天”。《黑鞑事略》记其风俗“其常谈必曰托着长生天底气力无一事不归之天”。从其日常用语可知他们认为“天”是长生不死的是威力无比的能得到“天”的庇护和支持就有力量战胜各种困难。这类语言甚至常常出现在成吉思汗的诏书中。如12o6年成吉思汗任命失吉忽秃忽为善上断事官诏书称：“当［我］被长生天护祐着使天下百姓入轨就范的时候你要作我的耳目任何人不得违背你的话。”（《元朝秘史》） 天可见面不可及要想知道天是不是“庇护”着自己就得求助于卜师。这些卜师充当着为人们消灾祈福的重要角色从而受到普遍的敬畏。英国人道森《出使蒙古记》记录了蒙古人“对于预卜、预言、占卜、巫术、咒语等等极为注意当天空出现新月或月圆时他们便着手去做他们愿意做的任何事情因此他们称月亮为大皇帝并向它下跪祈祷”。书中还记录了人们为了免罪而付给占卜者许多钱。这些习俗是崇敬上天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成吉思汗在征战中带有许多星占家其主要任务是在重大军事行动前作出预卜。耶律楚材就是其中最受重视的一个天文星占家。“太祖十五年（122o）八月长星见西方楚材曰：女真将易主矣明年而金主殂。”（《新元史·耶律楚材传》）由于这次成功的预卜“帝出兵必命楚材卜”。耶律楚材是契丹族人博学多才旁通天文历算及医卜1219年跟随成吉思汗出征西域。在征伐祃旗时逢雨雪三尺他释为克敌之兆而解大汗的不吉之疑进兵果胜因而为成吉思汗所看重。另外两件事更使他威信日高122o年成吉思汗身边的西域天文星占家们说这年五月望傍晚有月食楚材根据自己的推算认为没有结果证明楚材是对的；他又推算出1221年十月望有月食西域人认为没有届时果然生日偏食。这两件事使成吉思汗非常信服地对耶律楚材说：“汝于天上事尚无不知况人事乎。”（《新元史·耶律楚材传》）天象预报的准确也使崇敬上天的蒙古族统治者对天文星占更加关注成吉思汗有时还亲自灼羊脾以验证楚材所卜。 为什么耶律楚材能知天上事呢原来他是用金《大明历》作的推算事实证明这部历法是一部好的历法。据《元史·历志》称“元初承用金大明历”《新元史·历志》也载：“蒙古初无历法。太祖十五年驻跸撒马尔罕城回鹘人奏：五月望月食。中书令耶律楚材以大明历推之。”看来蒙古帝国至迟在122o年左右是沿用金《大明历》的。 金《大明历》与南朝祖冲之《大明历》同名异历。金天会十五年（1137）颁用的《大明历》实际上是受宋代优秀历法《纪元历》的影响而编成的118o年又经过金代著名数学家、历法家赵知微重新修订水平更为提高。可以说汉族天文历法对北方少数民族天文历法水平的提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他们经过消化吸收并加以展后又产生了过《纪元历》水平的新历法。蒙古族统治者选用了金《大明历》使其最初的历法就很高。崇敬上天的习俗和传统思想以及成功地利用了《大明历》术是蒙古族早期领袖重视天文学的思想基础。 1251年成吉思汗去世由蒙哥即位。他的一个弟弟旭烈兀建立了东起阿姆河、西括小亚细亚大部地区的伊儿汗国。旭烈兀西征时不少精通天文历法的中国学者随军西征他们后来留在马拉盖天文台工作参加了《伊儿汗历表》的编纂并将中国天文历法介绍到中亚。他的另一个弟弟忽必烈总领漠南1256年在开平建立藩邸并征召回回天文学家为其工作1显然这种形势有利于中国和阿拉伯之间的天文学交流。 126o年忽必烈在开平继大汗位据《新元史·百官志》载这一年在开平设置了司天台。中统四年（1263）开平府升为上都至元四年（1267）著名天文学家札马鲁丁向忽必烈进献七件西域天文仪器。据李约瑟考证札马鲁丁可能是札马鲁丁·伊本·穆罕默德·纳贾里他曾表示不愿负责修建伊儿汗国都南面的马拉盖天文台2曾受旭烈兀派遣而来中国。忽必烈的皇弟拥有大型天文台和众多天文学家不可能不对忽必烈产生重要影响。忽必烈在至元八年于上都承应阙宫增置回回司天台。 元世祖忽必烈的重视是元代天文学继续展的保证。他不像他的祖父在征战中顾不上颁用新的历法尽管耶律楚材先后进献过《西征庚午元历》和《麻答历》但都未能采纳颁行。早在至元四年（1267）他就将西域人札马鲁丁进献的《万年历》在部分地区颁用1并积极准备组织编撰并不限于信奉伊斯兰教人使用的通用历法。因此尽管蒙古族过去是一个靠物候掌握时日的文化比较落后的民族但固有的习俗和形势的变化促使新的统治者重视天文历法为元代天文学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1《元史·百官志》：“世祖在潜邸时有旨征回回为星学者。” 2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还提到他也可能名叫札马鲁丁·伊本·马赫福兹现在巴黎还存有他作的有72颗恒星的星表手稿。dhamsnetdnetavo1iiipp.372-373。1《元史·历志》称“世祖稍颁行之”《新元史·历志》称“西域人札马鲁丁用回回法撰万年历帝稍采用之”。 第三节两所国家级天文台至元九年（1272）元世祖决定迁都改原中都为大都。到达大都后他网罗天文人才除原金朝、宋朝司天监的人员外还召来了一些当时著名的天文学家刘秉忠就是其中之一。刘秉忠曾创办书院从事数学、天文学的教育王恂、郭守敬等都师从于他。他向忽必烈提出改历建议并推荐了王恂和郭守敬等治历人才。郭守敬有句名言：“历之本在于测验而测验之器莫先仪表。”（《元史·郭守敬传》）他的话得到参加治历的同仁们的赞同也得到了元世祖的全力支持于是他为治新历先制新仪全力投入大都天文台的建设工作中。 至元十六年（1279）修建大都司天台地点选择在元大都东城墙下。据《元文类》卷十七杨桓的《太史院铭》可知这不仅是元代太史院的办公之处而且也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天文台。台高七丈分三层院墙长约123米宽约92米。最高层是观测台上有简仪、仰仪、圭表和玲珑仪；中间一层八个方位有八间房分别放置图书资料、星图、浑象、计时漏壶等是作观测准备和进行天文研究的专用工作间；下面一层是管理人员、工作人员的办公室以及仪器设备的储藏室可见其设计周密设备完善。 司天台最高层的仪器都是郭守敬设计制造的都是极为出色的天文仪器其中推简仪。简仪是对古代浑仪进行重大革新后面貌完全改变了的测量仪器。它不拘泥于用浑圆的外形表示天球不再是将天球上的大圆分层用圆环表示的古老形态。虽然它的测量结果仍与浑仪一样是天体的赤道坐标但其使用更为简捷方便。简仪至少有下列六种创新：（1）这是世界上第一台由高低支架构成的赤道仪贯穿于高低支架上的仪器转动轴就是极轴测量部分可绕极轴旋转。现代天体望远镜的英国式赤道装置其实就是从简仪结构中脱胎而来不同的只是置于极轴上的观测部分换成了望远镜；（2）简仪充分利用空间在高架下面安装有测量地平坐标的立运仪成为一仪多用的综合性仪器；（3）仪器附加有安装调整使用的附属设备如底座上有水槽可用于调整支架放置的水平有正方案可保证仪器的极轴调整在子午面内有候极仪可用于调整仪器的极轴高度使极轴与观测点的地理纬度一致；（）一改过去度的圆周分割法将一圆周分成分分为一43651436oo1o度是采用36o°分划度以下采用十进位的新划分法有利于提高分划精度；（5）在百刻环与赤道环之间装有四个可滚动的圆柱体由于加入滚柱轴承转动更为灵活；（6）仪器结构的变化是其中最重要的创新如与极轴一道旋转的测量部分只是一个四游环和一根窥衡彻底避免了浑仪多重圆环互相遮挡的弊病。其他较小的创新还有窥孔中加十字丝以提高对中精度、以窥衡代替望筒等。毫无疑问简仪是十三世纪世界上最杰出的天文测量仪器。第二件重要仪器是仰仪其主体是一个直径一丈二尺的铜半球像一口大锅凹放在一个平台内。半球球心位置安放一个可以转动的景符。景符是一块宽二寸、长四寸中间带有小孔的铜板阳光通过其上小孔可成像在球面上于是由球面上的刻度线可读出太阳的位置。尤其是观测日食时初亏的位置和时刻食既到生光以及复圆的全过程均可一一详记它改仰观为俯视减小了直视太阳时日光耀眼之苦而且不易疲乏可称得上是世界上第一台太阳投影观测仪。仰仪也是一种完全创新的天文仪器。 以上两件仪器《元史》中均有详尽记载。司天台上的另一件重要仪器是玲珑仪但《元史》中关于玲珑仪的文字却很少因此在学术界有两种互不相同的看法有人参照杨桓写的《玲珑仪铭》1中有“遍体虚明”、“人由中窥”和“十万余目经纬均布”理解为封闭球体上钻有十万余小孔人在里面观看的假天仪另一种意见认为它是一台浑仪。 大都天文台显然是一座规模巨大、工作人员众多、仪器精良、设计周密的天文台。但是在北方的上都还有另一座风格迥异的国家级天文台上都司天台。双台并重成了元代天文学的一大特色。至元八年上都回回司天台建成后秩从五品以札马鲁丁为提点。他所制造的七件西域天文仪器安置于台上。此台和这些仪器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是中国和阿拉伯天文学交流的产物。七件仪器名称如下：（1）咱秃哈剌吉（2）咱秃朔八台（3）鲁哈麻亦渺凹只（4）鲁哈麻亦木思塔余（5）苦耒亦撒麻（6）苦耒亦阿儿子（7）兀都儿剌不定关于这七件西域天文仪器结构与功能的较详细介绍请参见本卷第十六章札马鲁丁传。这些仪器明显具有西域特色与中国传统天文仪器有所不同其中“浑天仪”（咱秃·哈剌吉）极高三十六度而上都的纬度近42.5°因此它不会是为在上都安装使用而设计制造的。究竟为什么会这样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进献这些天文仪器是中外科学文化交流的重要事件。如果当时的元朝统治者能组织中国天文学家与西域天文学家一道对它们详加研究并将必要的阿拉伯文献译成汉语上都司天台及这些西域仪象显然能起更大的作用但忽必烈并未这样作回回司天台主要负责回回历书工作这些具有西域特色的新鲜仪器未能挥更大的影响。 1收于《元文类》卷十七。 第四节授时历据《元史》记载大都天文台上有郭守敬制作的仪器十三件。据说为了对它们加以说明郭守敬奏进仪表式样时从上早朝讲起直讲到下午忽必烈一直仔细倾听而没有丝毫倦意。这个记载反映出郭守敬讲解生动也反映出元世祖的重视和关心。接着郭守敬又举唐一行为编大衍历作全国天文测量为例提出今为编授时历也应作此工作他说“唐一行开元间令天下测量书中见者凡十三处。今疆域比唐尤大”应更多设观测点于“远方测验”（《元史·天文志·四海测验》）。 元代四海测验不少于二十七个观测点至今犹存的观测站之一在古人认为是“地中”的阳城此即今河南登封测景台（“景”字古代同“影”）又称元代观星台。登封测景台不只是一个观测站同时也是一个固定的高表。表顶端就是高台上的横梁距地面垂直距离四十尺。高台北面正南北横卧着石砌的圭石圭俗称“量天尺”长达一百二十尺。与通常使用的八尺高表比较新的表高为原来表高的五倍减小了测量的相对误差。郭守敬敢于在各观测站都使用四丈高表而不怕表高导致的端影模糊是因为他配合使用了景符通过景符上的小孔将表顶端的像清晰地呈现在圭面上。明嘉靖七年（1528）陈宣所撰《周公祠堂记》有“观星台甚高且宽旧有挈壶漏刻以符日景而求中之法尽矣。”以一台遗迹而想郭守敬当年四海测验之全貌可知这次测量对授时历的编算贡献很大。据今人研究仿郭守敬测量太阳高度的误差仅有1/3角分这比其后三百年欧洲最精密的天文观测还要精确它们为授时历提供了高精度的原始测量数据。 至元十三年（1276）元世祖诏命改治新历经过许衡、王恂、郭守敬等人四年的努力于至元十七年完成元世祖赐名《授时历》。王恂是以算术闻名于当时的元世祖命他负责治历。他谦称自己只知历数可负责推算但负责人要找一个深通历理的人于是他推荐了许衡。许衡是当时大儒于易学尤精接受任命以后十分同意郭守敬“历之本在于测验”的看法支持制造仪器进行实测。至元十八年（1281）《授时历》颁行天下许衡于同年病卒王恂已于前一年去世这时有关授时历的计算方法、计算用表等尚未定稿郭守敬又挑起整理著述最后定稿的重担成为参与编历全过程的功臣。 《授时历》是中国古代创制的最精密的历法。据《元史·历志》载郭守敬在授时历中考证了七项天文数据：（1）至元十三年到至元十七年的冬至时刻。 （2）回归年长度及岁差常数。如关于回归年长度的确定他收集了从大明六年（462）到至元十五年（1278）间八百一十九年的冬至时刻又从中选出六个较准确的数据求得一回归年长为365.2425日。此值与现行公历（格雷戈里历）值相同但在时间上要早三百多年。 （3）冬至日太阳的位置。 （4）月亮过近地点的时刻。 （5）冬至前月亮过升交点的时刻。 （6）二十八宿的赤道坐标。 （7）元大都日出日没时刻及昼夜时间长短。 此外他又计算出五项新的数据：（1）太阳在黄道上不均匀的运行度。 （2）月亮在白道上不均匀的运行度。 （3）由太阳的黄道积度计算太阳的赤道积度。 （4）由太阳的黄道积度计算太阳的去极度。 （5）白道与赤道交点的位置。 《授时历》采用的天文数据是相当精确的。如郭守敬等重新测定的黄赤大距（黄赤交角）为古度23.9o3o度约折合今度23°33′34″与理论推算值的误差仅为1′36″。法国著名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拉普拉斯在论述黄赤交角逐渐变小的理论时曾引用郭守敬的测定值并给予其高度评价。 在数学方面《授时历》的推算中使用了郭守敬创立的新数学方法。如“招差法”是利用累次积差求太阳、月亮运行度的这种计算方法原则上与167o年牛顿创立的内插法是一样的。又如“弧矢割圆法”是用来计算积度的（所谓积度可看成黄经或赤经的余弧）类似球面三角方法求弧长的算法。不仅如此他废弃了用分数表示非整数的作法而采用百进位制来表示小数部分从而提高了数值计算的精度。他不再花费很大的力气去计算上元积年直接采用至元十八年冬至为历法的历元表现了开创新路的革新精神。 在恒星观测方面郭守敬等不仅将二十八宿距星的观测精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而且对二十八宿中的杂坐诸星以及前人未命名的无名星进行了一系列观测并且编制了星表。如在《元史·历志·授时历议》中载有周天列宿度是至元十七年到至元二十三年间二十八宿距星的距度测量值。据潘鼐在《中国恒星观测史》中的研究元代二十八宿的测量误差很小其中房、虚、室、娄、张五宿的测量误差小于1′大于1o′的仅胃宿一宿实在是高水平的测量也是元代天文仪器精密的客观记录。除《元史》中的二十八宿数据外郭守敬还著有《新测二十八舍杂坐诸星入宿去极》一卷和《新测无名诸星》一卷惜已失佚。清代梅文鼎说曾见过民间遗本现在许多学者认为北京图书馆藏明钞本《天文汇钞》中的《三垣列舍入宿去极集》一卷就是抄自郭守敬恒星图表的钞本甚为珍贵。 第五节气候知识的应用元世祖忽必烈接受汉族谋臣的建议比较重视农业曾由官方颁印《农桑辑要》七卷及《农桑杂令》等书以提高农事中季节、气候变化对农业影响的认识。《授时历经》中专列气候一节将每一个月两个节气的各种物候详细列出以便掌握一些农事安排的时间。例如四月的记事有“蝼蝈鸣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靡草死麦秋至”。七月的记事有“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鹰乃祭鸟天地始肃禾乃登。”在有了精确的历法后继续列出物候主要目的是供农事参考。 《元史·五行志》中也载有部分气象气候资料此外还有一部具有很高实用价值的系统的天气谚语专辑《田家五行》。《田家五行》主要辑录农谚和老农之言编者为元末娄元礼霅川（今浙江吴兴）人。该书分上、中、下三卷每卷分若干类。上卷为正月至十二月类；中卷天文、地理、草木、鸟兽、鳞虫类；下卷三旬、六甲、气候类。其中包括天气、气候、农业气象、物候等方面的谚语共5oo多条而用天象、物象预测天气的则有14o多条中长期天气预报1oo多条。这些谚语适用于长江下游地区许多内容至今还可作参考。 气候知识水平的提高还表现在对气候规律的认识上例如对信风的认识。娄元礼《田家五行·气候类》有“凡春有二十四番花信风梅花风打头楝花风打末”将物候与信风结合。该书对寒潮或北方冷空气南下的信风记叙颇详“九月中气前后起西北风谓之霜降信。有雨谓之湿信未风先雨谓之料信雨”是下雨的预兆。但是“霜降前来信易过而善；霜降后来信了信必严毒。此信干湿后信必如之”告诉人们此信风晚了气候干湿。立冬后冷空气频频南下故有“立冬前后起西北风谓之冬信”。“月内风频作谓十月五风信。”同书也写了主旱的信风它生在梅雨以后书中写道：“东南风及成块白云起主半月舶风水退兼旱。”指东南或东北信风伴随着天空多淡积云的气候主旱。这些记载都反映出元代人们已能较好地应用气候知识了。 第二十四章物理学元代物理学总的水平与宋代大体相当在某些领域则有进一步的展和更深的认识。 第一节力学、热学和声学知识大气压力（压强）、水力及风力的利用元代利用虹吸现象制成的排灌器具已在农业生产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在王祯《农书》中有关于“连筒”的描述：“连筒以竹通水也。凡所居相离水泉颇远不便汲用乃取大竹内通其节令本末相续连延不断阁之平地或架越涧谷引水而至。又能激而高起数尺注之池沼及庖湢之间如药畦蔬圃亦可供用。”陶宗仪在《辍耕录》记载了元大都的宫廷园林中利用虹吸管及其他提水装置将水升高造成人工喷泉的情形：“万寿山在大内西北太液池之阳金人名琼花岛。中统三年修缮之至元八年赐今名。其山皆叠玲珑石为之峰峦隐映松桧隆郁秀若天成。引金水河至其后转机运大汲水至山顶出石龙口注方池伏流至仁智殿后有石刻蟠龙昂喷水仰出然后由东西流入太液池。”1农业生产中利用风力也很普遍。如在耶律楚材的《西域河中十咏》其六就有这样的诗句与自注：“冲风磨旧麦（西人作磨风动机轴以磨麦）悬碓杵新粳（西人皆悬杵以舂）。”2测定液体浓度的方法元代后测试盐卤的浓度多用莲子而且随着制盐业的展测定方法更加精细了。陈椿在《熬波图》中说到：“要知卤之咸淡必用莲管秤试。如四莲俱起其卤为上莲管之法采石莲先于淤泥内浸过用四等卤分浸四处：最咸■卤浸一处三分卤浸一分水浸一处一半水一半卤浸一处一分卤浸二分水浸一处。后用一竹管盛此四等所浸莲子四枚于竹管内上用竹丝隔定竹管口不令莲子漾出。以莲管汲卤试之视四管莲子之浮沉以别卤咸淡之等。”3这里所述的方法是：先把莲子分别浸泡在已知浓度的四种盐水中（咸水所占比例分别为1oo％、75％、5o％和33％）然后把这四种莲子浸入未知浓度的盐水中根据这些莲子的浮沉情况即可判断盐水的浓淡程度。这种方法十分合乎科学原理浸泡过的莲子恰如浮沉子可以定量地测出盐卤的浓度。 热胀冷缩实验1王祯：《农书》卷十八《农器图谱》十三《灌溉门》。 1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一“宫阙制度”。 2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卷六。 3陈椿：《熬波图》卷下“淋灰取卤”。 元代陶宗仪进行过热胀冷缩的实验。把一玉轴塞进另一加热后的玉的孔洞之中两者可以像“辘轳旋转无分毫缝罅”。他认为这是后一物体“煮之胖胀”的缘故。1振动的音乐效果我国自古就重视乐器的制作及其声学和音律学性质历代研究者不乏其人。宋代沈括科学地解释了古代乐钟所以是扁形的道理。元代吾丘衍在《闲居录》中也指出：“古人制乐皆用律尺九九九八十一分琴、瑟、钟、磬：箫、管等皆准之故八音克谐。后世琴瑟太长长则声缓；笙不用匏而用木木实而声过清；钟太圆圆则声清而摇故不协也。”这里已认识到琴瑟的弦不能太长否则声音过于低缓；笙不能用木制否则声音过于清亮；乐钟不能用圆钟否则声音清亮而不稳定亦即声波易相互干扰而不协调。1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三。 第二节光学实验针孔成像的实验研究元代赵友钦进行了关于针孔成像的大型实验1并总结在他的《革象新书》卷五的“小罅光景”一节中。先他利用壁间小孔成像观察日光、月光通过大小与形状不同的壁间小孔时所成（倒）像的大小浓淡随屏的位置而变化的情形。然后他设计并进行了大型实验：以楼房为实验室分别在楼下两个相邻房间的地面上各挖一个直径四尺余的圆井右井深四尺左井深八尺。根据实验需要左井中可另放一张四尺高的桌子。作两块直径四尺的圆板每块板上密插一千多支点燃的蜡烛放在井底或桌面上作为光源。两个井口分别用中心开孔的板遮盖。以楼板为固定的像屏。实验分五个步骤进行：（1）保持光源、小孔与像屏三者距离不变观察中心开孔甚小但大小稍有不同时两处的成像；（2）改变光源强度即改变点燃蜡烛的支数；（3）改变像距即另用两片大木板水平挂在楼板下作为像屏改变像屏的高度；（4）改变物距即移去左井中的桌子把点燃的蜡烛置于井底；（5）改变孔的大小和形状即更换盖在井口的中心开孔不同的木板。他详细研究了各种情况下成像的规律。关于针孔成像及照度实验（前四个步骤）的结果赵友钦指出：“景之远近在窍外烛之远近在窍内。凡景近窍者狭景远窍者广。烛远窍者景亦狭烛近窍者景亦广。景广则淡景狭则浓。烛虽近而光衰者景亦淡；烛虽远而光盛者景亦浓。由是察之烛也、光也、窍也、景也四者消长胜负皆所当论者也。”也就是说物距、像距、光源强度和孔窍都影响像的大小与浓淡。关于小孔成像和大孔成像（第五个步骤）的实验结果为：在光源为日、月的情况下因小孔“不足容日、月之体”故像“随日、月之形”；因大孔“可容日、月之体”故像随孔之形。在光源为“千烛”情况下因小孔“不睹一井之全”故像随千烛之形；因大孔“总是一井之景”故像随孔之形。赵友钦总结说：“是故小景随光之形大景随空之像断乎无可疑者。”即孔大时所成的像与孔的形状相同；孔小时所成的像与光源的形状相同。赵友钦的实验是中世纪最大型的光学实验其研究方法是科学的见解也是正确的。他通过一系列的实验对小孔（形状和大小）、光源（形状和强度）、像（形状和亮度）、物距、像距等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规律性的探讨。 关于圆球受光及视角的认识赵友钦也曾用实验模拟研究了月亮的盈亏。他指出：“若遇望夜则日月躔度相对一边光处全向于地普照人间；一边暗处全向于天人所不见。”之后月相逐渐变小“（日月）渐相近而侧相映则向地之边光渐少矣。”至晦朔“日月同经为其日与天相近月与天相远。故一边光处全向于天一边暗处却向于地。”之一后月相逐渐变大“（日月）渐相远而侧相映则向地之边光渐多矣。”最后他指出：“月体本无圆缺乃是月体之光暗1参阅王锦光：“赵友钦及其光学研究”载《科技史文集》第12辑页94—991984年；王锦光、洪震寰：《中国光学史》页79—91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版。 半轮转旋人目不能尽察故言其圆缺耳。”（见《革象新书》卷三的“月体半明”一节）他的解释很科学而通俗。 赵友钦在《革象新书》中还指出：“远视物则微近视物则大”（卷二的“天地正中”节）；“近视则虽小犹大远视则虽广犹窄”（卷三的“月体半明”节）。这些都是关于视角方面的问题其论述也是符合实际的。关于透光镜西汉时就已出现透光镜由于其特殊的光学效应很早就引起了人们的兴趣沈括《梦溪笔谈》中已有明确记载宋元之际周密的著作中也有关于透光镜的记述：“透光镜其理有不可明者前辈传记仅有沈存中（沈括）《笔谈》及之然其说亦穿凿凡对日映之背上之花尽在影中纤悉毕具可谓神矣！”1但是周密并未涉及透光镜的制作及原理问题。 吾丘衍在《闲居录》中写下了他的看法：“世有透光镜似有神异对日射影于壁镜背文藻于影中一一皆见磨之愈明。因思而得其说。假如镜背铸作盘龙亦于镜面窾刻作龙如背所状复以稍浊之铜填补铸入削平镜面加铅其上向日射影光随其铜之清浊分明暗也。昔徐生操示余因以告之。后数日家志行取去忽坠地而碎痕迹并见果不出所度云。昔沈存中（沈括）《笔谈》尝载此镜而不得其说因记之。”这段话反映出吾丘衍对于镜面材质不同而反射率有所不同这一透光原理的进一步认识同时他的解释及对其制作方法的猜测因一面透光镜“忽坠地而碎痕迹并见”而得到证实。 近年已通过实验证明铸制透光镜有多种方法如所谓“加热法”即如沈括所推测的在铸镜过程中因镜各部分厚薄不同造成冷却快慢不同使得各处收缩率有差别结果镜面产生细微的曲率差异；“补铸法”即如吾丘衍所记述的铸镜时先将镜面依背面的图案铸成空凹状然后以另一成份的铜填补铸入使得镜面的材质有所不同；以及“磨刮法”即镜铸成之后用磨刮的方法把镜面磨光使镜面亦形成微小的曲率差异。以上三种方法确实都能制成透光镜。 1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下“透光镜”条。 第三节电和磁物体的导电性元代时人们继续观察到不同性质的物体遭雷击后的情况。如杨瑀曾提到：“钱塘韩介石巨室也。延祐夏忽风雨骤至令庖僮往楼上闭窗。雨过不见此僮楼上寻之则已毙矣。因取所带刀而敛之绦鞘皆如故刀刃则销铄过半。事为《笔谈》所载：内侍李舜举家暴雷所震人以为堂屋已焚窗纸皆黔有一宝刀极钢坚就刀室中镕为汁而室俨然。二事皆相同此理殊不可强解也。”1元代人们仍只观察和记载了有关雷电的现象但还不可能从电学知识方面加以理解。 指南针及其应用元代也有类似于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关于磨制磁针和安置磁针的记述。如程棨在《三柳轩杂识》中写道：“阴阳家以磁石引针定南北每有子午丙壬之异。按《本草衍义》：磁石磨针锋则能指南然常偏东不全南也。其法新纩中独缕以半芥子蜡缀于针腰无风处垂之则针常指南。以针横贯灯心浮水上亦指南。然常偏丙位盖丙为土火庚辛金受其制所致故知是物类相感耳。”但没有更深的认识。 指南针在元代已成为海上导航最重要的仪器不论昼夜阴晴都要利用指南针来辨别方向。此外为海上航行还特别编制有“罗经针簿”船行某处应采用何针位都一一标识明白作为航行的依据。在《真腊风土记》（周达观著）、《海道经》、《大元海运记》等著作中都有关于根据罗经针位确定航线的明确记载。 1杨瑀：《山居新语》卷四。 第二十五章化学中国古代炼丹术到了元代人们已逐渐认识到丹家炼制的所谓“神丹仙药”大都含有各种有毒物质服食之后往往会使人生病甚至丧命因此对于炼丹术的热情大为降低传统炼丹术开始走向衰落。元代炼丹术著作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无法与唐宋时期相比。但是历代炼丹家通过炼丹实践所现的许多重要的化学变化规律连同他们的一些朴素的科学思想、丹药知识、炼丹设备、操作技术以及各种明创造等在元代仍然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展并被广泛应用于医药、农业、手工业、军事和日常生活中其中有些项目还经改进取得了不少新成就从而为化学知识的积累作出了新的贡献。 元末明初成文的《墨娥小录》是一部内容丰富的采访与读书笔记其作者很可能是陶宗仪。1此书尤其是卷十一“丹方烧炼”记载了不少有关化学知识的宝贵资料如提到两种抽砂出汞的方法第一种与周去非《岭外代答》所载生产水银的设备与操作过程基本相同。第二种抽汞法是：“朱砂不拘分两为末安铁锅内上覆乌盆一个于肩边取孔一个插入竹筒固济口缝合牢固竹筒口垂入水盆水内锅底用火。其汞有在乌盆上者扫取之亦有自竹筒流下者。每两可取七钱。”1这是升炼汞的一种新方法也是我国用蒸馏法生产汞的最早记载。这种方法操作简便产率又高因而逐渐取代了旧法并有所展。宋应星《天工开物》所载蒸汞法与此基本相同但已用大釜代替铁锅用铁弯管代替竹筒一次可以处理三十斤朱砂形成了相当大的规模。 《墨娥小录》卷十一还记有制轻粉法。轻粉即氯化亚汞（hg2c12）俗称甘汞为白色结晶难溶于水无毒。《墨娥小录》相当详细地记述了制取甘汞的原料配方、原料处理、设备装置以及适当掌握火候等操作要点。所用原料有汞皂矾（feso4·7h2o）或明矾［k2so4·a12（so4）3·24h2o］食盐（nac1）其化学反应式可表示为：2hg+2feso4hg2so4+2feo+so2hg2so4+2naneta2so4+hg2c12↑《墨娥小录》也记载了两种制粉霜法。粉霜即氯化高汞（hgc12）俗称升汞亦为白色结晶易溶于水有剧毒。其中一种方法是：“盐硝矾法：白矾三两枯白盐三两飞硝（kno3）七钱半或死或不死皆可。右一处入铁挑搅匀入汞三两用匙来去搅匀不见星为度待松了入五十两水火鼎封固。升打七鼎水干为度塞炉取出。”这里的“或死或不死”是指硝石是否预先熔融均可“升打七鼎水干为度”是指水火鼎（升华器）顶盖先后七次补充冷却水。《庚道集》卷二载“升粉霜法”配方所用物料为：汞一两食盐一两明矾一两（矾枯者用）硝六钱1。 我国炼丹家早在东汉（公元二世纪）时已经制得甘汞隋代时制得升汞1郭正谊：《明代＜墨娥小录＞中的化学知识》载赵匡华主编《中国古代化学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1《墨娥小录》卷十一北京中国书店1959年影印本。 1《庚道集》见《道藏》洞神部众术类。 而元代的配方则与前代有所不同用料简明升炼工艺也更为成熟。 《墨娥小录》卷二载“铜上镀金”法：“先以酸齑汁浸数日却以盐霜梅煮半日炭末炒干净烘干。水银轻轻涂过然后贴金金皆变白色火上烘热候金还元光珠打实。”这种方法的特点是先将铜器表面用酸处理干净然后涂上一层薄薄的汞使生成铜汞齑再在铜汞齑表面贴上金箔贴金后生成的金汞齑与铜汞齑互相渗透最后经过在火上加热蒸掉汞就会生成牢固的镀金膜。这种方法与以前采用的在铜器上涂抹金汞齑的方法不同可使镀金均匀又不浪费黄金是一种利用汞齑镀金的新工艺。《墨娥小录》卷六所载定量分离金银的技术和卷十二所载蒸馏香精法等也是值得称道的。如定量分离黄金法巧妙地利用银与硫在熔融状态时很快反应生成硫化银而金在熔融状态下不与硫起反应从而把银从金中除掉然后再用碳将硫化银还原成银。在这一过程中金银成分没有任何损失作到了金银的定量分离说明当时对金和银的化学性质已经有了相当清楚的了解。2大约成书于元代中叶至明代初期的《造化指南》、《纯阳吕真人药石制》、《轩辕黄帝水经药法》等著作已经注意研制以植物作原料的丹药以及各种植物对于传统丹药原料汞、硫、铅、砒等的伏、制作用。其中也论述了一些与炼丹术有关的化学知识。如《造化指南》称“朱砂伏于铅而死于硫硫恋于铅而伏于硇”“金公变化最多一变而化胡粉再变而成黄丹三变而成密陀僧四变而为白霜”（《本草纲目》卷八）。其中朱砂为硫化汞（hgs）砌为氯化铵（nh4c1）金公为铅的隐名胡粉为碱式碳酸铅［pb(oh)2·pbco3］黄丹为四氧化三铅（pb3o4）密陀僧为氧化铅（pbo）白霜为乙酸铅这段话反映了汞、铅、硫、硇砂等在一定条件下相互作用及进行化学反应的过程。 此外在《元秘书监志》卷七“回回书籍”条所列书目中有“亦乞昔儿烧丹炉火八部”。“亦乞昔儿”是阿拉伯文iksir的对音又译点金术。这一名词加上冠词就成为a1-iksir或a1iksire1iksir欧洲文字里的e1ixir和e1ixier就是这样演变出来的。“烧丹炉火”则是译名1。这部著作表明阿拉伯炼丹术已在元朝时候传入中国但其在中国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2郭正谊：《明代＜墨娥小录＞中的化学知识》载赵匡华主编《中国古代化学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1白寿彝主编：《回族人物志（元代）》第89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二十六章地理学第一节东西方地理知识的交流元代东西方交通盛况空前各类人员的交往频繁。在这种形势下人们的地理视野得到扩大地理知识得到展对西方各国的地理情况有较深的了解。同样西方各国对中国也有了进一步认识激起了对于中国文明的向往。 元代有许多西方旅行家来中国旅行。最著名的有意大利人马可·波罗（marcopo1o1254—1323）、鄂多立克（旧译和德理odorinetmarigno11i）摩洛哥人伊本·拔图塔（亦常译作伊本·白图泰ibnbattutah13o4—1378）。 马可·波罗是第一个把中国情况详细介绍到欧洲去的人1。他于1271年随父亲、叔父经中亚来到东方1275年到上都（多伦）后又到大都（北京）在中国住了十七年为元朝服务多年。1295年由海道回国。旅居中国期间他到过新疆、甘肃、内蒙、宁夏、河北、山西、陕西、四川、西藏、云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福建等省区和五十多个城市。回国后在战争中成了热那亚人的俘虏被关进监狱。在狱中由马可·波罗口述难友鲁思蒂谦诺（rustineto）笔录写成了举世闻名的《马可·波罗游记》。 另一位鄂多立克是意大利圣芳济各会教徒1316年开始东游由印度乘船来中国。1322—1328年在中国旅行。回国后由鄂多立克口述另一人笔录写成《鄂多立克东游录》。书中介绍了广州、泉州、杭州、北京等城市的地理风貌。 伊本·拔图塔是著名的阿拉伯旅行家。从二十一岁起遍游世界各地。 除地中海沿岸外还东至东欧、中亚、印度、锡兰、苏门答腊、中国等地。向西横越撒哈拉沙漠到达尼日尔河流域、苏丹、马里等地。历时28年行程12万公里。1346年他以印度苏丹使者的身份来到中国的泉州、广州、杭州、大都等地游览。回国后由伊本·拔图塔口述穆罕默德·伊本·米赞·凯洛比笔录1356年编成《伊本·拔图塔游记》又名《异域奇游胜览》。除了西方旅行者到东方来旅行外中国也有不少旅行者西往。他们有的走6路有的走海路。如耶律楚材、邱处机、常德等人的中亚、西亚之行周达观、汪大渊等人的航行南海都是比较有名的。 耶律楚材是元初的学者和佛教徒。1218年成吉思汗把他召至蒙古第二年随成吉思汗大军征西域。1224年东归1228年写成《西游录》第二年自己刻印行。由于印数少不久即成“人所罕见”的书今原刊失传。1926年日本神田信畅在日本宫内省图书寮现一部旧抄足本《西游录》是照元代原刊本抄录的。1927年神田据图书寮本排印出版。后来罗振玉又据神田本重印。1927年王国维又据神田抄本重抄现藏北京图书馆。198o年中华书局又将向达校注的《西游录》与周致中的《异域志》合刊。 《西游录》分上、下两部分。上部约15oo字记述耶律楚材随成吉思汗西行的经过描述了沿途地理风貌是研究十三世纪楚河、锡尔河、阿姆河地区历史地理的重要文献。下部约34oo余字专门攻击长春真人邱处机这1侯仁之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第39页科学出版社1962年版。部分内容没有什么地理价值。 邱处机是道教全真派道士山东栖霞人。少年时代父母早亡无机会读书。但天资聪明有志向学。19岁到山东昆仑山学道被重阳真人王喆看中命掌文翰。经过四十多年的修炼、学习邱处机成了闻名四方的北方道教领袖并曾被元太祖任命总领道教。1219年应成吉思汗之召前往两域途经宣化、和林、阿尔泰山、天山、楚河、锡尔河、阿姆河等地区1223年东归往返两年零七个月。西游时邱处机的弟子李志常将沿途见闻及邱处机的诗词言谈作了记录。回北京后很快将草稿整理成书名曰《长春真人西游记》。全书分上、下两卷约189oo余字。书稿当时未刊行历元、明两代无人过问。直到1795年钱大昕在苏州玄妙观阅《道藏》时现借抄一部才公开流传。道光年间收入《连筠簃丛书》及《皇朝藩属舆地丛书》以后又被译成俄文、法文、英文1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 此书的地理内容比耶律楚材的《西游录》丰富。在他们两人都旅游过的地方《西游录》没有描述或是描述简略而《长春真人西游记》则作了详细描述。 常德字仁卿元宪宗蒙哥九年（1259）奉命前往波斯朝觐旭烈兀。从和林出经蒙古高原、准噶尔盆地、渡伊犁河、锡尔河、阿姆河、到里海南面的纥立儿。126o年回国往返用了14个月的时间。他的行踪比耶律楚材、邱处机都远已到达伊朗高原西北部1。中统四年（1263）三月由常德口述刘郁笔录写成《西使记》。全书约25oo字内容比《西游录》丰富。如所记撒尔马罕的药物十数种“皆中国所无”当时地中海的采珠方法与中国类似等等。此外还介绍了印度的地理及物产。 周达观温州人自号草庭逸民。1266年左右生终年八十多岁。他出使真腊时是以钦使随员的身份去的并非朝廷命官2。1296年3月他随使团由温州出经过5个月到达真腊国都吴哥在吴哥停留约一年1297年7月回国。1297—1312年周达观写成《真腊风土记》。书中介绍了真腊国的名称演变随使团访问真腊的经过真腊的城郭、宫室、服饰、山川、村落、物产、宗教、文化、风俗、生产、贸易、交通、生活等。《真腊风土记》是现存最早全面介绍柬埔寨吴哥时期情况的专著。翔实可信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1819年被译成法文。 汪大渊字焕章南昌人生平不详。2o岁以后即参与商船航海前后两次分别到印度洋沿岸及南海诸岛国旅游游踪之广在清代中叶以前可居前列。1349年写成《岛夷志略》。全书收录域外地名达22o个有些地方的描述比《马可·波罗游记》详细。1888年以后该书先后被译成英、法、日等国文字。 还有一本《大德南海志》作者陈大震13o4年成书。原书2o卷仅见《文渊阁书目》著录。北京图书馆有残本6—1o卷其中只有第7卷物产篇附列舶货与诸蕃国收录地名较多是元代海外交通的宝贵文献1。 1陈正祥：《中国游记选注》第一集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79年版。1《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第376页。 2段立生：《关于＜真腊风土记＞的作者周达观》《学术研究》1985年1期。1姚楠：《岛夷志略校释前言》中华书局1981年版。 第二节地志元世祖时开始官修全国地理志。至元二十三年（1286）命札马鲁丁、陈俨、虞应龙等编纂全国地理志至元二十八年（1291）完成共755卷名曰《大一统志》藏之秘府2。元成宗时因得《云南图志》、《甘肃图志》、《辽阳图志》所以有人倡议增修后由孛兰肹、岳铉等主持于大德七年（13o3）完成定名为《大元大一统志》简称《元一统志》。全书13oo卷至正六年（1346）在杭州刻板印行。此书体例继承了《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的传统。所引资料基于各行省撰送图志大江以南各行省大多取材于《舆地纪胜》和宋、元旧志；大江以北各行省大多取材于《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和金、元旧志。 此书规模很大但由于民族矛盾的影响流传时间却很短促明朝官府拒不收管私家无力保藏因而很快散失。清代收集残本只遗留15卷。1944—1965年赵万里以《元史·地理志》为纲将元刻残帙、瞿本、袁本与其他文献所引文字汇辑成《元一统志》1o卷约45oooo字。1966年由中华书局分上、下两册出版3。 朱思本著有《九域志》8o卷于大德元年（1297）刻印刊行。此书明代以后没有重版原刻早已残缺难寻成为稀有珍本。朱思本在自序中说：“自嬴秦破九州为郡县中古以下迄而不改暇日因取郡集参考异同分条晰理一以《禹贡》九州为准的。乃以州县属府府属都省以都省分隶焉”1。可见他是把元代的省、府、州、县分隶《禹贡》九州。由于元代官修的《一统志》比《九域志》面世更早因此朱思本的这部私人著作在历史上没有挥多大作用。但他精心绘制的《舆地图》有很高水平并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元代地方志约1o余种如：至元五年（1268）于钦纂修《齐乘》6卷；至元二十五年（1288）单庆、徐硕纂修《至元嘉禾志》32卷；元贞二年（1296）骆天骧纂修《类编长安志》1o卷；大德二年（1298）冯复京、郭荐等纂修《大德昌国州图志》7卷；大德五年（13o1）李京纂修《云南志略》1卷；延祐七年（132o）袁桷纂修《延祐四明志》2o卷；至顺三年（1332）脱因、俞希鲁纂修《至顺镇江志》21卷；至正元年（1341）杨譓纂修《昆山郡志》6卷；至正二年（1342）王元恭纂编《至正四明续志》12卷；至正二年李好文纂修《长安志图》3卷；至正四年（1344）张铉纂修《至正金陵新志》15卷；此外还有佚名《河南志》4卷赡思《东阳续志》洪焱祖《新安后续志》以及《岁华纪丽谱》、《吴中旧事》、《平江纪事》等。在这些地方志中南方占多数北方占少数。其中尤以《长安志图》和《类编长安志》颇具特色。 《长安志图》与一般地方志的体例不同它是以地图和图说的形式组成。上卷原有15幅地图今存12幅无图说。中卷有5幅地图外加19篇图说。下卷有2幅地图8篇图说。图说详略不均差别很大字数少的1oo多字多的11ooo多字。如《图志杂说》53oo余字内容涉及龙山、北斗城、小2许有壬：《大一统志序》《至正集》卷三五。 3赵万里：《元一统志·前言》中华书局1966年版。 1王成组：《中国地理学史》上册第51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儿原、村名历史、出土文物、樊川、杜陵等名胜古迹的地理位置、规模、以及古迹之间的关系等。《泾渠图说》11ooo多字讲各渠的开凿历史灌溉面积渠道长度渠道配套工程等是一部水利工程专著。 骆天骧的《类编长安志》是记载长安州郡变迁、城郭迁移以及山川名胜沿革、宫室第宅、丘陵冢墓兴废的地方志。此书原刊本无存北京图书馆藏有明抄残本5册缺1—2卷。卷目录之前有《安西路州县图》一幅。此书体裁与一般地方志也不同除历史资料外又增加了金、元材料。特别是金、元诗文所载尤多。 《元史·地理志》和《元史·外夷列传》是元代中国地理和外国地理著作。《地理志》的范围只是以元政府管辖的各省、府、州、县为限与前代地理志差别不大。地名沿革追溯到唐代为止。《外夷列传》介绍了高丽、耽罗、日本、安南、缅、占城、暹、爪哇、瑠求、三屿、马八儿等国的地理位置主要内容则是记载各国与元皇朝交往的情况。《元史·食货志》中有部分经济地理内容如关于全国的矿产资源及其分布海运及其航线河运对外贸易与主要港口国内市场等都有较详细的记载。《元史·五行志》有部分气象气候、水文、地震资料如水灾的日期霜冻灾害雪雹灾害气候异常山崩地震等。 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有较丰富的地理资料。如盐、铁、矾、坑冶、漕运、气象气候、水灾、地震、中国地理、外国地理等。此外还表述了他本人的一些地理学观点。如关于建都条件问题马端临不同意过分强调客观地理条件主张客观地理条件应与国力配合都城才真正安全。如果国力很弱即使客观地理条件再好都城也会受威胁不安全。在河源问题上他赞同杜佑、欧阳忞对河出昆仑说的非议。 第三节官方次派人实地考察河源黄河之源自古以来就得到人们的密切注意公元前五至四世纪人们就已知道黄河源于今青海省出现了“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尚书·禹贡》）的记载。不过由于河源地区环境恶劣人迹罕至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专人实地考察过河源。 元代由于政治上的统一“薄海内外人迹所及皆置驿使使驿往来如行国中。至元十七年（128o）命都实为招讨使佩金虎符往求河源。都实既受命是岁至河州。“州之东六十里有宁河驿。驿西南六十里有山曰杀马关林麓穹隘举足浸高行一日至巅。西去愈高四阅月始抵河源。是冬还报并图其城传位置以闻”（《元史·地理志》河源附录）。这是中国历史上官方次派人实地考察河源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真正现了河源。 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翰林学士潘昂霄根据都实的弟弟阔阔出的口述写成《河源志》这是我国关于河源的第一部专著。与此同时朱思本从八里吉思家得帝师所藏梵字图书中也有一本记载河源的书并把它译成汉文。这本书与潘昂霄的《河源志》互有详略很有价值惜已佚幸在《元史·地理志》河源附录中保存了部分内容。 根据潘昂霄的记载黄河源出星宿海：“河源在土蕃朵甘思西鄙有泉百余泓或泉或潦水沮洳散涣弗可逼视方可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瞰灿若列星以故名火敦恼儿。火敦译言星宿也。群流奔辏近五、七里汇二巨泽名阿剌脑儿自西而东连属吞噬行一日迤逦东骛成川号赤宾河。又二三日水西南来名亦里山与赤宾河合。又三四日水南来名忽阑。又水东南来名也里术合流入赤宾其流浸大始名黄河”（《元史·地理志》河源附录）。 根据朱思本翻译的梵字本记载则黄河源在火敦脑儿西南一百多里即星宿海西南面的一条河流上。有人认为就是现在的喀喇渠1。梵字本写道：“河源在中州西南直四川马湖蛮部之正两三千余里云南丽江宣抚司之西北一千五百余里帝师撒思加地之西南二千余里。水从地涌出如井其井百余东北流百余里汇为大泽曰火敦脑儿。”（《元史·地理志》河源附录）除上述两种书外元人梁寅也写了一篇《河源记》2。内容与《河源志》相近但未及《河源志》详细。 上述三种关于河源的记载除河源外还记载有关河源地区的地理状况。如“土人抱革囊骑过之其聚落之处多编木如舟以济附以毛革中仅容二人”（《河源记》）“昆仑以西人简少多处山南。山皆不穹峻水亦散漫兽有髦牛、野马、狼、狍、羱羊之类”（《河源志》）“（河）自星宿海至汉地河南北小水旁注者众其山或草或石至积石始林木畅茂”（《河源记》）。《河源志》还对伏流重源的错误说法作了有力的反驳。这种求实的精神是可贵的。 1黄盛璋：《再论黄河河源问题》载《地理学报》22卷1期。 2载《梁石门集》卷一。 第四节地图元代最有名的地图学家是朱思本。他总结了唐宋以来的绘图经验利用当时能够看到的图籍加上他自己的旅游实践和对地图的钻研编成了著名的《舆地图》2卷。这部图影响很大是元、明、清三代舆图的重要范本。朱思本（1273—1333）字本初江西临川人。“学道江西龙虎山中从张仁靖真人扈直两京又从吴全节居都下尝以周游天下考核地理。竭十年之力著有《舆地图》二卷刊石于龙虎山上清之三华院惜今不传”1。此外还著有《九域志》八十卷《贞一斋杂著》一卷诗稿一卷等。在《贞一斋杂著》中有一篇《舆地图自序》自述其研究地理及绘制《舆地图》的经过：“予幼读书知九州山川。及观史司马氏周游天下慨然慕焉。后登会稽泛洞庭纵游荆襄流览淮泗历韩、魏、齐、鲁之郊结辙燕、赵而京都实在焉。繇是奉天子命祠嵩高南至于桐柏又南至于祝融至于海。往往讯遗黎寻故迹考郡邑之因革核山河之名实验诸滏阳、安6石刻禹迹图樵川混一郡邑图乃知前人所作殊为乖谬思构为图以正之。阅魏郦道元注《水经》唐《通典》《元和郡县志》宋《元丰九域志》皇《元一统志》参考古今量较远近既得其说而未敢自是也。中朝士夫使于四方冠盖相望则每嘱以质诸藩府博采群言随地为图乃合而为一自至大辛亥（1311）迄延祐庚申（132o）而功始成。其间河山绣错城连径属旁通正出布置曲折靡不精到。至若涨海之东南沙漠之西北诸番异域虽朝贡时至而辽绝罕稽言之者既不能详详者又未必可信故于斯类姑用阙如。嗟夫予自总角志于四方及今二毛讨论殆遍。兹其平生之志而十年之力也。后之览者庶知其非苟云。”（《适园丛书》第十七函） 从这段引文中知道朱思本查阅了许多历史文献先绘制各个地方的小图然后合成一幅全图从1311—132o年整整花了十年才完成。这是朱思本野外考察与书本知识相结合的产物地图精度过了前人。尽管如此朱思本的态度仍然很谦虚谨慎对那些他没有去过的边远地区对不熟悉的地区以及资料不足或资料不十分可靠的地区他不乱画而是宁缺勿滥以免影响后人。 朱思本绘图的方法据罗洪先《广舆图序》说：“其图有计里画方之法。”刘献庭也说：“朱思本舆图纵横界画以五十里为一方即裴秀准望之意也。”（《广阳杂记》卷2）《舆地图》的大小据罗洪先说是“长广七尺不便卷舒”。 元代另一部著名的历史地图集是李好文的《长安志图》。《长安志图》原有图22幅现存19幅。图幅大小不一比例尺与方位也不一致。主要内容是关于长安地区行政区划、城市、陵墓、宫殿、禁苑、名胜古迹和水利灌溉渠道共七类地图。其中最有特色的是水利灌溉渠道图它是水利灌溉渠道系统中最早的一幅地图。《长安志图》的绘制据研究在现存宋、元地图中处于中上水平。 此外元代还有两幅中国全图即李泽民133o年左右绘制的《声教广被图》和天台僧人清浚绘制的《混一疆理图》惜已失传。 1瞿镛：《铁琴铜剑楼书目》卷二二。 还值得一提的是元代出现了我国第一个地球仪。至元四年（1267）札马鲁丁在中国制造了一个木质地球仪七分水面用绿色表示三分6地用白色表示。又画江河湖海形成水系网络1。地球仪上绘有小方格用来计算道里远近。这些小方格显然是经纬线。地球仪上水6分布比例同现代所测得的比例基本一致。地球仪在中国次出现这在中国地理学史上是件大事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是由于封建统治阶级不重视在学术界影响不大这是非常遗憾的。 1《元史·天文志·西域仪象》。 第二十七章生物学在元代生物学知识又有了新的积累尤其是关于动植物生长规律的认识更为丰富和深化并被广泛应用于农业、园艺等生产活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这些进展相当集中地反映在元代三大农书：元政府大司农司编《农桑辑要》、王祯《农书》和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等著作中。 第一节植物生态知识植物的生长育情形与其生存环境（包括阳光、水分、土壤、气候以及植物相互间的状况等）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元代以前已有大量论述元代又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并积累了很有特色的实践经验。加王祯《农书》指出：“天下地上南北高下相半。且以江淮南北论之江淮以北高田平旷所种宜黍稷等稼；江淮以南下土涂泥所种宜稻秫。又南北渐远寒暖殊别故所种早晚不同。惟东西寒暖稍平所种杂错然亦有南北高下之殊。”对于南北不同纬度、东西不同海拔高度、气温、土质等与所宜作物及种植时机作了简要的总结。元代大司农司编撰的《农桑辑要》对于植物形成的生态影响也有类似的论述。该书新添栽木棉法说：“穊则移栽稀则不须。每步只留两苗稠则不结实。”1表明当时对阳光强弱与棉花生长的关系已有明确的认识和深切的体验。 动植物生活都离不开水。元末娄元礼《田家五行》记有“稻秀水浇”稻在“将秀之时得雨则堂肚大谷穗长；秀实之后得雨则米粒圆见收数”。“将秀之时”实际上是指水稻生长的抽穗期。近代植物学研究证实水稻抽穗期其生殖器官正在形成茎叶生长旺盛如缺水会使叶肉细胞失去膨压破坏植株水分平衡抑制植株上部节间生长妨碍花粉和子房的正常育最后穗小而粒少以致减产。“秀实之后”则是指灌浆期也是水分充足才有利于将茎叶制造的有机物质输送到籽实使得“米粒圆见收数”。说明当时人们对于水稻在抽穗期和灌浆期必须充足供应水分已有较清楚的观察和认识。雪水对植物生长有促进作用。《氾胜之书》、《齐民要术》等著作早已记载了古人对雪水的利用。元代鲁明善指出：“雪者天地之气五谷之精浸诸色种子耐旱不生虫。”2俞贞木也提到：“麦最宜雪谚云：冬无雪麦不结”（《种树书》）等对于用雪水处理各种种子使其耐旱和不生虫以及雪水对冬小麦增产的重要性等作了更为精当的记述。虽然雪水与普通水的不同及其影响植物生长的机理是现代科学才揭示清楚的当时人们还不能正确解释雪水促进增产的原因但他们通过生产实践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之谈和雪水浸种、积雪于田等方法无疑是十分可贵的科学见解和实用技术有着重要的实际价值。 植物生长与土壤状况密切相关。为满足植物生长需要和保持地力而采取的最重要的措施就是施肥。据王祯《农书》记载当时已有踏肥（厩肥）、火粪、苗粪、草粪、泥粪等多种肥料其中较早地提到了苗粪和草粪两个概念并指出绿肥在江南地区已普遍应用。此外元代已施用含有各种矿质元素的特种肥料这也是特别值得称道的。如《农桑衣食撮要》载种皂荚“有不结荚者凿一孔入生铁三五片用泥封之便开花结子”。金元之际成书的《种艺必用》以笔记形式记载了许多宝贵的民间生产经验明代很流行的《种树书》其很多内容就来源于这部著作。《种艺必用》载种茄子时“初见根处劈开掐硫磺一匕大以泥培之结子大如盏味甘而宜人”种芥子“治园可令土极细以硫磺调水泼之撒芥子于其上经宿已生一两小叶矣”种竹“择大竹就根上去三、四寸许截断之去其上不用只以1石声汉：《农桑辑要校注》卷二农业出版社1982年版。 2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王毓瑚校注本页132农业出版社1979年版。竹根截处打通节实以硫磺末颠倒种之地”。《种艺必用》又载“凿果树纳少钟乳粉则子多且美。又树老以钟乳末和泥于根上揭去皮抹之树复茂”。以上这些记载表明早在十三、十四世纪我国劳动人民已经认识到铁、硫、钙等矿物元素是植物生长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物质并设法用来促进植物的生长育和开花结果以及防治植物病害显然这是经过长期摸索和研究所获得的很有特色的突出成就1。 王祯《农书》载：“凡垦辟荒地春曰‘燎荒’（如平原草莱深者至春烧荒趁地气通润草芽欲根荄柔脆易为开垦）夏曰‘■青’（夏月草茂时开谓之■青可当草粪但根须壮密须借强牛乃可盖莫若春为上）秋曰‘芟夷’（其次秋暮草木丛密时先用䥽刀遍地芟倒暴于放火至春而开根朽省功）。”在不同的季节要采取不同的除草开荒措施说明人们对杂草的生长习性已有相当清楚的认识。 1周肇基：《植物生态生理知识的展》见苟萃华、汪子春、许维枢等著《中国古代生物学史》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第二节植物生理知识我国很早就已现植物的顶端优势现象并在实践中加以利用以控制植物的定向生长。《农桑辑要》卷二指出木棉“苗高二尺之上打去冲天心旁条长尺半亦打去心叶叶不空开花结实。”《农桑衣食撮要》也记载种木棉要“常时掐去苗尖勿要苗长高若苗旺者则不结。”这是棉花整枝时打去顶芽破除顶端优势的技术措施以促进分枝多结棉桃。现在修剪树木和花卉仍然根据不同情况常常采用这种方法。 植物营养生长到一定程度就会转向生殖生长。由于所要达到的目的不同人们有时需要植物作充分的营养生长因此就必须设法限制其转入生殖生长。如《农桑衣食撮要》栽种大蒜法：“候苗高尺余频锄浇灌拔去苔则结实肥大。”拔去蒜苔就是不让花苔继续生长消耗养分使营养集中供给鳞茎（蒜头）结实就会肥大。《种艺必用》指出：“凡果木未全熟时宜摘。若熟则抽过筋脉来岁必不盛。”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控制生殖生长的方法借以避免由于果实全部成熟而过多消耗营养成分以至影响树木来年的长势和结果。 随着嫁接技术在植物繁育生产实践中的广泛应用元代一些农书中出现了有关接木生理知识的进一步论述。如王祯《农书》指出：“一经接博二气交通以恶为美以彼易此其利有不可胜言者。”元初的《士农必用》也有类似的记载：嫁接之后“使之功相附丽二气交通通则变变则化向之所谓鄙恶者而潜消于冥冥之中。”近代园艺学研究表明植物嫁接后砧木和接穗在营养物质供应上和新陈代谢方式上都生相互交换和同化的关系。虽然当时人们还不可能在理论上有这样深入的了解但从王祯《农书》和《士农必用》的论述可见当时人们确已初步认识到嫁接后砧木与接穗之间有“气”互相交流和互相影响从而促进嫁接体的形质改变使原来不良性状“潜消于冥冥之中”所谓“功相附丽”“二气交通”也是相当简练和精彩的概括。《士农必用》还指出；“令接头之骨与树之骨相着肌肉与树之肌肉相着。木之津液行于肌肉之间如不相对着又不紧密多不活。”1这种解释也是符合砧木和接穗通过各自的本质部和韧皮部的营养输送而达到嫁接成活的机理。以上这些论述突出地反映了元代在关于嫁接成活生理机制和植物品质改良方面的朴素理论认识并且这种认识已经有了明显的深入和提高。 开花是高等植物的正常生理现象而根据不同目的采取各种措施以控制植物开花的时间和数量后世称为“变花催花法”这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又一项杰出创造其中也体现了对于植物生命活动规律的了解和掌握。如早在《齐民要术》中就已记载促进甜瓜多开雌花以便多结瓜的具体措施。金元之际的《种艺必用》指出：含苞欲放的花卉“用马粪浸水浇之当三、四日开者次日尽开。”除促进开花法外《种艺必用》还记载了抑制开花法：“月间菊含蕊时和根取掘一坑将菊倒垂在内用竹架起密铺竹叶片以角屑放根中四傍却用土埋之筑紧。于来年取以水洒暖取根渐开花如初埋每一二日以水洒少许养之。”这实际上就是改变菊花的外界环境条件有意识地控制生命活动尽可能降低其生理代谢水平并采取1引自石声汉《农桑辑要校注》卷三农业出版社1982年版。 防干、防冻和施肥等适当的保护措施待次年春季取出后洒水使它渐渐恢复生机开放花朵供人观赏。这种延迟菊花生长和开花的方法确实是一种别具匠心的明1。《种艺必用》还指出：“竹有花辄槁死。花结实如稗谓之‘竹米’一竿如此则久久举林皆死。其治之法于初米时择一竿稍大者截去近根三尺许通其节以粪灌而实之则止。”竹子开花往往导致竹林成片死去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足够的营养而及时施肥则是防治竹类开花和死亡的切实有效的措施《种艺必用》提出的方法是有实际意义的。《农桑辑要》引《博闻录》（南宋陈元靓辑录已佚）说：“银杏有雌雄。雄者有棱雌者有二棱须合种之。”银杏是雌雄异株的这里的“棱”指的是果实（白果）的棱道。这一记载是现在已知的现银杏有雌雄二性及其判别方法的最早资料。此外如《农桑辑要》所载甘蔗种植的选取种苗法苎麻栽培的有性繁殖和无性繁殖法等也都具有一定的植物生理学价值。 1周肇基：《植物生态生理知识的展》见苟萃华、汪子春、许维枢等著《中国古代生物学史》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第三节养蚕随着蚕桑业的展到了元代对蚕的生活习性有了更充分和深入的了解并相应总结出更为科学的饲养方法。如元初《务本新书》说：“蚕必昼夜饲若顿数多者蚕必疾老少者迟老”“若寒热不均后必眠起不齐”1最早论述到营养和温度对蚕的育的影响。该书还指出：“墙壁湿润多生白醭、贴沙之病”2“白醭”是蚕的硬化病中危害最严重的白僵病“贴沙”是指病蚕体小质弱行动迟钝往往呆伏于桑沙中而死这里说明了湿度对蚕的病的影响。王祯《农书》在这方面的记载也很多。如其中第一次记载了蚕的龄期因地区而不同“北蚕多是三眠南蚕俱是四眠”；蚕在各个龄期中体色的变化；蚕病的起因“凡叶不可带雨露及风日所干或涓臭者食之令生诸病”；以及调节温湿度的方法“自初生至两眠正要温暖。蚕母须着单衣以为体测。自觉身寒则蚕必寒使添熟火。自觉身热蚕亦必热约量去火。一眠之后天气晴明巳午之间暂揭起窗间帘荐以通风日。南风则卷北窗北风则卷南窗。” 1石声汉：《农桑辑要校注》卷四农业出版社1982年版。 2石声汉：《农桑辑要校注》卷四农业出版社1982年版。 第四节养蜂我国古代对于蜜蜂和蜂蜜的了解是比较早的。据考证甲骨文中已有“蜜”字可能还有“蜂”字《诗经》和《礼记》也都提到了蜂和蜜《神农本草经》已把蜂蜜和蜜蜡列为医药的“上品”。晋皇甫谧《高士传》和张华《博物志》则分别有关于东汉姜岐养蜂和蜂蜜收集方法的记载等。但总的说来由于资料所限中国早期养蜂史还不是很清楚。在唐宋时期及以后的著作中关于蜜蜂、蜂蜜及养蜂业的记载逐渐增多如宋代罗愿《尔雅翼》、程大昌《演繁露》、王元之《蜂说》元代大司农司编《农桑辑要》、王祯《农书》、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明代徐光启《农政全书》、宋应星《天工开物》以及清代郝懿行的养蜂专著《蜂衙小记》等对于蜂的种类蜜蜂的形态、生活习性、社会组织、饲养技术、分封方法蜂窠的清洁卫生天敌的驱除以及蜂蜜的收取和提炼蜜的色味与蜜源植物的关系等都作了比较科学的记述和讨论1。 《农桑辑要》新添“蜜蜂”一节载：“人家多于山野古窑中收取。盖小房或编荆囤两头泥封开一二小窍使通出入。另开一小门泥封时时开却扫除常净不令他物所侵。秋花凋尽留冬月可食蜜脾割取作蜜、蜡。至春三月扫除如前。常于蜂窝前置水一器不致渴损。春月蜂成有数个蜂王当审多少、壮与不壮。若可分为两窝止留蜂王两个其余摘去。如不壮除旧蜂王外其余蜂王尽行摘去。”王祯《农书》的记载基本与此相同仅增加一句话：“于家院扫除蛛网及关防山蜂、土蜂不使相伤。”中国古代食用的蜂蜜一直到明末还是野蜜多而家蜜少如宋应星《天工开物》所说：“蜂造之蜜出山岩土穴者十居其八而人家招蜂造酿而割取者十居其二也。”《农桑辑要》的“蜜蜂”一节则是我国关于养蜂法最早较详细的记载。其中提到招收野生蜂群进行家养的蜂巢设置：箱式（“盖小房”）和篓式（“编荆囤”）养蜂清扫管理过冬割取巢脾饲水根据工蜂多少和群势强弱决定是否选留蜂王和分蜂等说明当时人们已经相当清楚地掌握了蜜蜂的生活习性和种群生态等生物学知识。 元代生物学知识的积累除载于各种农书者外一些动植物谱录著作也是值得重视的。如李衎《竹谱详录》记有多种竹子的品种、形态、生态、产地、用途等并且附有很多插图是竹类研究的重要文献。柳贯《打枣谱》记有73种枣名及其性状、产地。王恽《宫禽小谱》介绍了17种鸟的形态和别名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论鸟类的专著。 1周尧：《对昆虫的认识和利用》见苟萃华、汪子春、许维枢等著《中国古代生物学史》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第二十八章医药学元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在医药卫生的展方面有一些颇具特点的卫生保健机构和医疗思想；在内外交流活动方面更富有开拓求新的精神。 第一节医事制度的继承与创新在12o6年蒙古国建立前后蒙古族医药卫生保健还处于较原始的状况。 虽然也积累一些医疗经验和技术如正骨技术、灸术、刺血放血术以及应用马奶酒等作为药物治疗方法等但治疗疾病大多由巫医所掌管。医与巫的界限尚不很清楚故卫生保健制度也是较原始的。 蒙古国建立后医事制度逐渐引起统治者的重视特别是元世祖忽必烈建立元朝后对医疗保健提出迫切要求得到迅展。这展主要是通过继承蒙族医药经验特别是汉族历代形成的先进医疗和卫生保健制度而实现的。忽必烈时期基本上形成了元代医事制度的完整系统。在此期间他还引进了阿拉伯医学和医事制度。 早在1237年元太宗窝阔台吸取宋代经验始于燕京等十余路设置了惠民药局以奉御田阔阔、太医王璧、齐楫为局官给银五百锭为规运之本择良医以疗贫民之疾。126o年元世祖忽必烈正式建立了太医院其官员为正二品掌医事、制奉御药物以及领各属医职等。1261、1263年忽必烈又先后建立了大都惠民局和上都惠民局其官员为从五品掌收官钱经营市药、修剂以惠贫病之民。1262年太医院使王猷、副院使王安仁提出关于“医学久废后进无所师友”提倡兴办医学教育的意见仿效宋徽宗创设“医学”进行医药生徒的培养教育提高医师医疗理论和技术水平。为了满足统治阶层蒙、回、汉族官员以及日益增多的回回士兵民众等的需要于127o年创设了“广惠司”（原名京师医药院）其提举为正三品级别仅次于太医院掌修治御用回回药物及和剂以疗诸宿卫士及在京孤寒者。广惠司的官员和回回医不断增加。忽必烈为了提高医生医疗水平淘汰不合格医生于1272年正式建立“医学提举司”专门负责太医以及各级医学人才的考校并负责校勘医籍指导各路医学及辨别药材等。1282年又正式建立了为太子保健服务的“典医监”等机构。1288年还在地方设立了“官医提举司”管理医户差役词讼等事务。1292年于广惠司下建立“回回药物院”职别从五品专门管理回回药事使阿拉伯医学在中国得到更广泛的传播。1294年又建立掌医监及广济提举司管理修合药饵以施贫民。至此元代的医事制度已基本形成并有较完整的医疗保健制度。元代的医事制度给予医官待遇和职务也是较高的这说明医药卫生在当时地位和作用。 第二节医学基础研究与营养学成就忽思慧忽思慧蒙古族营养学家。元仁宗延祐年间任宫廷饮膳太医主管宫廷饮食、药物补益等工作。他积十余年之经验吸收总结历代有关饮食营养、烹调技术、食品、食用药物、名医食疗用方等于133o年整理编撰成《饮膳正要》一书共三卷其内容极为丰富。对阿拉伯饮食、药用食物方面也颇多记述如：回回豆子（豌豆）、回回葱（洋葱）、回回青、回回小油以及必思答（开心果）、阿剌吉酒、舍尔别等数十种之多。并对上述食物和药物烹调而成的粥、汤、羹、浆等营养品和饮料作有介绍。如：舍尔别即糖浆类制剂是成吉思汗时由阿拉伯引入再由太医撒必仿制后来逐渐在各地生产。糖浆制剂既是美味饮品也被广泛应用于药剂。又如八儿不汤、撒汤等则是来自印度的饮食；马肫方（即膏子药方）也来自印度。《饮膳正要》在药物方面很注意对未收入本草书的药物采集研究如所强调：“本草有未收者今即采摭附写”。卷三分可作食用的药物为：谷、兽、禽、鱼、果、菜和料物七类计二百种。每种食用药物按药用介绍其性味、主治并重点论述食疗、饮食制作和饮食宜忌等。详见本书第十七章第三节忽思慧传。 杜本杜本（1276—135o）字清碧人称清虚先生清江（今属江西）人。 元天顺帝时召为翰林侍制兼国史院编修官。他专心增订敖氏十二舌苔图为三十六图并列治法与方药于1341年撰成《敖氏伤寒金镜录》为我国现存第一部舌诊专书。他使中医学舌诊水平有所提高每一病理舌苔图均记其证候、治法、方药以及若干鉴别方法等。 滑寿滑寿字伯仁河南襄城人。精于针灸医学对十四经学说尤有研究。 他提出并强调人体任脉与督脉应与十二经脉有着同等重要的学术价值这一见解和论证集中表述于《十四经挥》。关于十四经脉的注释、挥以及补记、说明各经脉所属经穴奇经八脉循行内容等对中医学理论展和针灸医学的丰富有重要贡献。另一重要贡献是1359年撰成的脉学专著《诊家枢要》书中就脉象在临床诊断上的学术价值和切脉辨证的方法以及各种不同脉象的主病等颇多独到见解对于指导临床诊断挥过重要作用。 王好古王好古（12oo—？）赵州人。尝任医学教授他在医学理论上较重视人体内在因素在病上的意义对药物学尤多研究于1289年积生平经验撰成《汤液本草》三卷。先叙述药性总论并引用李东垣《药性法象》及《用药心法》部分内容作为个人见解的依据和补充。其次按中药学传统分类法对临床最为常用的238种药物各按其归经的特点结合药物的气味、升降浮沉等理论加以挥切合临床医生的选择运用。 第三节医学争鸣与临床医学的展中国医学的展时有不同理论认识之间的学术争鸣和研讨但以起于金而盛于元和影响明代医学展的医学争鸣最富有代表性且对促进临床医疗理论和技术的丰富最为明显。 医学争鸣与学派形成宋代医学展在一段时间内十分强调儒学特别将其《惠民和剂局方》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医界甚至形成按证索方不求辨证的通弊这种情况越演越为普遍。故在金代的医学家不为宋代信条所惑结合临床实际提出：“古今异轨”“古方新病不相能也”的论点对古方特别是局方提出质疑认为要展医学必须结合现实提高治病效果。在这样的情势下出现了著名的四大医家。刘完素（112o—12oo）提倡运气学说强调：“不知运气而求医无失者鲜矣”认为传染病、流行病多由火热之毒而得故主张多用寒凉药物予以治疗并创造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方剂在治疗上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他被尊之为寒凉派代表。张子和（1156—1228）提出：“古方不能尽治今病”的论点批评了《惠民和剂局方》滥用温燥药物的弊端认为疾病多因实邪所致提倡：“邪去而元气自复”理论故于疾病治疗多用汗法、吐法和下法后世称之为攻下派之代表。他的学说源于刘完素而又有不同使医学上的汗、吐、下三法内容得到了极大的丰富。李东垣（118o—1251）提倡“人以胃气为本”强调“内伤脾胃百病由生”在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上十分重视人体消化功能的保护和恢复。他的学术思想的形成虽与其师张元素重视脏腑辨证有关更由于当时战乱频繁群众颠沛流离、食饮无常的生活环境和消化性疾病十分多见密切相关。由于他治疗多用温补脾胃之法故后世尊之为补土派之代表。朱丹溪（1281—1358）他在中医理论上提倡：“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认为用“古方治今病焉能吻合”对滥用温燥药的《惠民和剂局方》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更撰《局方挥》以纠其偏故在临床治疗上强调“滋阴降火”之法后世医家尊之为滋阴派。朱丹溪的学术思想和医疗技术对日本也有着很大的影响他们于十五世纪成立“丹溪学社”继承和扬其学术成就。 以上四大医家各成门户。著名于世的还有张元素、麻九畴、罗知悌、项昕、王好古、罗天益以及明代葛乾孙、倪维德、吕复、王履、戴思恭等。临床外科与骨伤科在临床外科与骨伤科方面元代也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其代表人物有齐德之、李仲南、范亦林等。齐德之曾任太医院太医、医学博士以精于外科而闻名于时。编撰有《外科精义》（1335年）3卷总论外科医理等35篇选录外科疾病常用方药145方并各予以简要的叙述。其理论简明其方药实用对中医外科学的普及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李仲南初尚养亲寿老建道院于栖碧山中因悟丹药之道远而尽心医学研究汇集前人医疗经验和自己心得尤以骨折、脱臼的诊断、整复和治疗更多特色1331年编撰成《永类钤方》22卷。该书中所述多种骨折、脱臼之整复和夹板固定治疗方法以及医疗器械、方药等均达到蒙古正骨术和中医正骨术的先进水平。就其时代而言或可视为军阵外科骨伤科一次比较系统的经验总结。约与李仲南同时的范亦林（1277—1347）出身世医曾任南丰医学教授家藏历代医书甚多经十余年整理研究撰成《世医得效方》19卷经江西医学提举司呈太医院至正五年（1345）刊行全国。该书于正骨科论述尤精所述正骨麻醉、正骨手法以及一些复杂骨折、脊柱骨折的复位和固定方法多有创新。元代骨伤科展所以先进还在于运用了骨关节解剖观察以提高治疗效果。例如武将赵匣剌左肩中矢镞不得出。钦察取死囚二人解剖其肩视骨节浅深知可出即为凿其创拔镞出之。又如创救战伤休克每用杀骆驼急以休克病人入驼腹、牛腹以急救之都是比较科学的方法。以上两书均系大型综合性医著以擅长外科、骨伤科而著名。 第四节各族医学家元代医学家中影响较大者尚可举出以下数人。 耶律楚材辽太祖之子耶律倍的第八世孙。耶律倍契丹族惧其弟继帝位而潜逃后唐以通辽汉文和精医药、砭■之术而闻名。耶律楚材在其母的教导下博极群书旁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及释老、医卜之术。成吉思汗定燕闻其名召见之用其所长。1226年“从下灵武楚材独收遗书及大黄药材既而士卒病疫得大黄辄愈。”又如1235年以“水土异宜疾疫将生”的意见改变窝阔台欲遣回回人征江南、汉人征西域的议决避免了军队水土不服和疾疫流行为蒙古军的医疗保健作出重要贡献。他深受赏识和重用成吉思汗每语近臣曰：“爱君忧国之心岂有如吾图撒合里（赐耶律楚材名）者耶。”（《元史·耶律楚材传》） 许国祯出身世医博通经史尤精医术。元世祖闻其名以医征至翰海留守掌医药。他曾以治愈太后、元世祖疾得信任和重用。126o年忽必烈继位始设太医院即任命许国帧为提点太医院事。1275年许国祯上疏言：“慎财赋建学校”等从而也加强了医学教育。国祯母韩氏亦以能医侍太后。子扆继家学博学精医进退庄重得元世祖喜爱赐名忽鲁火孙后继父职提点太医院事。外国使至帝必命扆与之语辞理明辨莫不倾服改尚医太监转正议大夫仍提点太医院事。可见元太医院事多得许氏父子之功而兴焉。蒙古族统治有以活人祭鬼神之习群臣莫敢言谏许扆独谏曰：“敬神善事也。因置人于死地臣恐神不享所祭。”（《元史·许国祯传》）帝即命释之。许氏父子直言相谏对改变蒙古族地区统治者的落后习俗挥了积极的作用。 邱处机号长春子养生学家。1219年应成吉思汗的诏求历四载始达雪山。每以如何得天下和长生之道相问“处机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及问为治之方则对以敬天爱民为本。问长生久视之道则告以清心寡欲为要。”或曰：“有卫生之道无长生之药”以劝之。深得成吉思汗的尊重和理解曰：“朕常念神仙神仙勿忘朕也。”（《元史·邱处机传》）邱处机著有《摄生消息论》。殁后褒赠“长春演道主教真人”封号。邱处机治国和养生的理论对成吉思汗是有较大影响的。他的养生学说对道教养生是一个展从而丰富了中医学卫生保健知识。 爱薛爱薛（1227—132o）西域弗林（约今叙利亚）人通西域诸部语工星历、医药深得元世祖器重。1263年命掌西域星历、医药二司事二司后改“广惠司”仍命领之对推行回回医药作出了许多贡献并在谏言改变统治者迷信鬼神、安抚民心等方面挥了重要的作用。1276年迁翰林学士承旨兼修国史仍领广惠司。1297年授平章政事。1312年封秦国公。五子鲁合继任广惠司提举。爱薛父子在中国推行阿拉伯医药学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高昌答里麻于13o7年任御药院达鲁花赤后迁“回回药物院”。回回药物院于1322年拨隶广惠司定置达鲁花赤一员大使二员、副使一员从其管理人员之多和职位之高可知其在当时医疗作用之大。现存之《回回药方》残卷或即来自回回药物院医方底本。 刘哈剌八都鲁刘哈剌八都鲁（？—1295）本姓刘业医世家。1271年元世祖根据近臣言召见重之后擢太医院管勾。善骑射奉谕随宗王别里铁穆耳征昔里吉叛。王妃有疾与药即愈。每以武功与医效而升迁元贞元年召为御史中丞。第五节中外医学交流元代时的中外医学交流在中国医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元代大量吸取阿拉伯医学并设立六个专门机构予以推广应用和研究这在中国医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中国传统医疗保健机构中也有外籍医生工作回回医生在民间行医卖药者更为普遍并得到人们的赞誉。有一诗写道：“西域贾胡年八十一生技能人不及。神农百草旧知名久居江南是乡邑。朝来街北暮街东闻掷铜铃竟来集。居人相见眼终青不似当时答木丁。师心已解工名术疗病何烦说《难经》。”1这位耄耋之年的回回老医生居中国江南多年以高明的医术和优质膏药治愈了无数中国人的疾病与伤折。此外元代时中国同高丽、日本、南海诸国及印度次大6也有着较多的医学交往。与日本交流多属民间性质多由僧侣和医学者往来。与南海诸国和印度次大6的交流则多以药材贸易的形式进行。 中外药材贸易在元代也有较重要的地位。元代的中外药材交流有三个主要途径：一为元统治者所辖地跨亚、欧、非诸汗国的“进贡”。诸王贡药甚多有的一年五次贡药有一次贡回回太医药“打里牙”价值十五万贯之巨。二为派专人出使采买如1273年诏遣札术呵押失寒崔杓持金十万两命诸王阿不合市药狮子国。1287年遣畏兀儿人亦里迷失使马八儿国次年归得其良医善药；又如129o年遣使桑吉剌失等人“诣马八儿国访求方使士”。第三种交流即商贾贸易。元代外商至中国作药材贸易者逐渐扩大特别是统一中国后海6交通繁盛来中国之商贾云集药材贸易在其买卖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当时对药材贸易也已有了较严格的管理不但有一定的市药城市且多配备辨别药材真伪的专门人员和论质议价的官员。如1275年元世祖曾命阿合马与姚枢徒、单公履、张文谦、陈汉归、杨诚等议行及贸易药材事。元代在广泛吸收外来医学和经验促进中外医药卫生交流等方面在中国医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 1王沂：《伊滨集》卷五。 ------------ 1 题记本卷论述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老时期明代的历史。 明代起于洪武元年（1368）亡于崇祯十七年（1644）。它是继秦汉、隋唐、宋元之后又一个统一的皇朝。明代有许多新的东西是以前所没有的这表明了它在历史上的进步。 封建的土地关系是封建制度的基础。它的变化尽管很小但触及到社会组织的根本。明代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不是很显著但动摇已经开始了。封建依附关系是封建化在人身上的直接反映明代的人身依附关系是逐渐向松弛方面展的。 农民的反封建斗争历代不绝但像明末农民大起义那样规模之大、范围之广、时间之长是前所未有的。这也透露了历史上的新消息。 明代兄弟民族之间的关系和中外关系其密切程度都过以往。在科学技术展上也不同于以往。我们对明代历史的研究必须放宽视野加深力度。尽管一时尚不能有太大的成果但前途是光明的。我们应当寄予极大的期望。 本卷主编王毓铨同志是明史的专家191o年生于山东莱芜。他于193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1946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1947年曾任美国古钱学会博物馆远东部主任。195o年回国后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陈列部主任1955年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1978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主任兼研究生院博士、硕士生导师。1989年以后任中国明史学会会长、顾问。他在明史研究上有丰厚的成果主要著作有：《ear1ynetage》（《中国古货币》）、《我国古代货币的起源和展》、《明代的军屯》、《莱芜集》。近年的主要论文有：《明朝徭役审编与土地》、《籍、贯、籍贯》、《历史研究必须实事求是》、《封建社会的土地具有主人的身份》、《纳粮也是当差》、《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议》、《明朝的配户当差制》、《户役田述略》、《明朝田地赤契与赋役黄册》等。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研究使他形成了关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史比较有系统而完整的观点。他对本卷的撰写有具体的考虑。 八十年代初多卷本《中国通史》各卷编写组6续成立。明史卷的编写小组也于1984年应运而生。当时的编写组成员有商传、毛佩琦、张显清、王天有、廖心一、任道斌等同志。1987年冬王毓铨同志和我一起在北京师范大学主持召开了编写工作会议确定了本卷的编写大纲和编写宗旨明史工作正式展开。 商传同志1945年生于北京。196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今都师范大学）历史系1978年至1981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谢国桢同志攻读明史。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社会史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副秘书长。著有《永乐皇帝》、《明代文化志》参加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明史卷》并表学术论文多篇。他为本卷撰写了序说部分第一章的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第五节；综述部分的第十二章；典志部分的第七章第九章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第十章的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第五节；传记部分的第五章第二节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三章第三节第十五章第十六章第四十章和第五十一章。 毛佩琦同志1967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1978至1981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师从尚钺同志攻读明清史研究生。现任国家文物局对外交流博物馆馆长兼党委书记教授主编《岁月河山》、《中国社会通史》（明代卷）并撰有论文多篇。他为本卷综述部分做了组稿、审稿工作并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四章和第四十八章。 张显清同志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1962至1965年在中国科学院师从吴晗同志攻读明史研究生。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办公室主任、研究员。著有《严嵩传》并撰有论文多篇。 王天有同志196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1978至1981年在北京大学师从商鸿逵、许大龄同志攻读明清史研究生。现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著有《〈明史职官志〉校注》、《东林党与晚明政治》并撰写论文多篇。 任道斌同志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谢国桢同志攻读明史研究生。现任中国美术学院教授著有《方以智年谱》、《赵孟頫系年》主编《中国少数民族美术史》表论文多篇。他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三十八章第二节、第三节第三十九章第二节第四十章第二节第四十一章第四十二章第四十三章第五十三章第二节。 廖心一同志1977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979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王毓铨同志攻读明史研究生。著有《明朝小通史》并撰有论文多篇。他为本卷撰写了综述部分的第四章、第六章；传记部分的第十七章第二节、第十八章、第十九章、第二十二章、第二十四章第一节、第二十七章、第三十一章。 除上述几位同志外参加本卷编写工作的同志依次如下：阿风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序说部分的第一章第四节。 林金树同志1964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著有《天启皇帝大传》并表论文多篇。他为本卷撰写了序说部分的第二章；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三章；传记部分的第十四章、第二十章、第二十一章、第二十六章、第三十章、第三十三章、第三十四章、第三十五章、第五十二章。 尹选波同志人民出版社编辑。他为本卷撰写了综述部分的第一章。 张美娣同志上海人民出版社副编审。她为本卷撰写了综述部分的第二章、第三章。 张英聘同志中国地方志办公室助理研究员。她为本卷撰写了综述部分的第五章第七章第九章（与王熹同志合作）；典志部分的第九章第三节、第四节；传记部分的第一章。 高寿仙同志北京行政学院副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综述部分的第八章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第五节。 王熹同志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副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综述部分的第九章（与张英聘同志合作）、第十章、第十一章。 范楚玉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她为本卷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一章；传记部分的第四十六章第一节。 梁勇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四章。 张兆裕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五章。 华觉明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周卫荣同志中国钱币博物馆副研究员。他们为本卷共同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六章第一节、第三节、第五节、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 杨文衡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六章第二节、第四节；传记部分的第四十六章第二节第四十七章第一节第五十九章。 何绍庚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六章第九节、第十节、第十一节、第十二节；传记部分的第五十五章并负责科技部分的通稿工作。 张清建同志四川师范学院化学系讲师。他为本卷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六章第十一节；传记部分的第五十八章。 李进尧同志中国矿业大学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六章第十三节。 凌光、朱大为同志石油部石油勘探开设计院高级工程师。他们为本卷共同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六章第十四节。 许敏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她为本卷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八章；传记部分的第二十四章第二节、第三节。 李松茂同志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伊斯兰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他为本卷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十章第四节；传记部分的第三章第三节。 邓建军同志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 张德信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二章第三节、第三章第一节、第十二章第二节。 张宪博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二章第四节。 马寿千同志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三章第二节（与韩新光同志合撰）、第五十四章第三节。 韩新光同志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五章第一节（与马寿千同志合撰）。 孙湘云同志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她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五章第一节。 江心力同志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她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六章第二节第十三章第一节、第二节。 杨怀中同志宁夏社会科学院名誉院长、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七章。 吕景琳同志山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十二章第一节。 李雪慧同志《中国检察报》编辑。他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二十八章、第三十二章第二节。 徐凯同志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二十九章。 张自成同志《中国文物报》编辑。他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三十六章、第三十七章、第五十一章第二节。 白崇人同志《民族文学》杂志副主编、编审中央民族大学兼职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四十四章。 蔡景峰同志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四十五章。 潘吉星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四十七章第二节。 谭天星同志国务院华侨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四十九章。 范中义同志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五十一章第三节。 林永匡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五十二章。 杨志清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五十四章第一节、第二节。 杜昇云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天文系和科学史中心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五十六章。 王冰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五十七章。 刘昌芝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六十章。 李经纬同志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六十一章。 刘雪英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她为本卷做了选图、编目和部分定稿工作。宫伟同志参与了本卷的部分摄图工作。 由于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够作者多有疏漏只有以后补上了。 本卷赖各位同志的努力终于完成。如果从1987年算起时至今日已有十年了。王毓铨同志在学术观点上同我颇多接近后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共事。我们曾经合作撰写了《说秦汉到明末官手工业和封建制度的关系》的文章对历史问题的看法彼此差异不多。毓铨同志因健康关系本卷的许多具体工作由商传同志协助办理有时我也参加点意见。如有错误尚望读者指正。 周振甫同志和顾诚同志分别为本卷上、下册题字在此表示感谢。 白寿彝1997年9月12日于北京中国通史甲编序说第一章文献资料第一节基本史料明实录明实录是明朝官修的“国史”是明朝最重要的官修史籍。明朝共修有十三朝实录：《明太祖实录》二百五十七卷；《明太宗实录》一百三十卷；《明仁宗实录》十卷；《明宣宗实录》一百十五卷；《明英宗实录》三百六十一卷；《明宪宗实录》二百九十三卷；《明孝宗实录》二百二十四卷；《明武宗实录》一百九十七卷；《明世宗实录》五百六十六卷；《明穆宗实录》七十卷；《明神宗实录》五百九十六卷；《明光宗实录》八卷；《明熹宗实录》八十四卷。 其中建文朝无实录《太宗实录》前九卷为《奉天靖难记》不书建文年号只写元、二、三、四年卷十上至卷十五记建文四年（14o2）秋七月燕王朱棣夺位后之事时未改元永乐革除建文年号称洪武三十五年。景泰朝实录附于《英宗实录》中虽未单独修纂却也未废年号。崇祯朝明亡故无官修实录。 明制新皇帝登极后即诏修前朝实录。历朝开局修纂实录均设监修、总裁、纂修诸官。礼部咨中外官署采辑史事并派遣官吏、国子生等分赴各地访求前朝事迹札送史馆。实录修成后誊录正副二本底稿于正式进呈前焚于太液池旁椒园。正本嘉靖前藏于内府嘉靖十三年（1534）后藏于皇史宬。副本初藏于古今通集库后改藏于内阁。 《明太祖实录》凡三修。《明史·艺文志》记：《明太祖实录》二五七卷。建文元年（1399）董伦等修。永乐元年（14o3）解缙等重修。九年（1411）胡广等复修。起元至正辛卯（1351）讫洪武三十一年戊寅（1398）尾四十八年。万历时允科臣杨天民请附建文帝元、二、三、四年事迹于后。1今所见之《明太祖实录》即三修本前二修本则均已不得见其书。 《明太祖实录》三修本成书于永乐十六年（1418）。自建文元年初修之始至永乐三修告竣二十年间三成其书。中经“靖难”之役燕王夺位政事、人事变动甚大因而引起对本书的各种议论加之历来史家多称颂建文“宽仁”不满于燕王夺位后对建文遗臣之杀戮故多指斥永乐中之三修“事皆改窜罪在重修”1。然而究其修纂史实并不尽如此。 《明太祖实录》初修于建文元年正月书成于建文三年（14o1）十二月前后凡三年。 当洪武晚年太子朱标病逝太孙朱允炆年幼诸王觊觎皇位藩衅已萌。洪武三十一年（1398）七月命曹国公李景隆突执周王废为庶人数日后便有“征江西处士杨士奇充实录纂修官”之命2。至建文元年正月正式开局修书则同月又废代王。四月湘王五月废齐王六月废岷王七月燕王朱棣起兵北平（今北京）“靖难”之役爆。建文三年十二月书成上呈时则燕王挥师南下战局已定。半年后燕师入南京。由此可知其一修《明太祖实录》始于“靖难”起兵之前夕终于燕王夺位之前夕大略与“靖难”之役相始终。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修成的《明太祖实录》中对于燕王及诸藩的记述自然会多有指斥之处。因此燕王夺位后“以前任知府叶惠仲等修《太祖实录》指斥靖难君臣为逆党论死籍没”3。 既然《明太祖实录》中有此记述燕王朱棣夺位后必然亟命修改建文四年（时改称洪武三十五年）十月下令重修《明太祖实录》此距燕王夺位仅三月而距建文一修成书尚不足一年。1利用这次改修《明太祖实录》以正其夺位之名这与当时大戮建文遗臣目的乃是一致的。 这次重修前后仅用了八个月至永乐元年六月即匆匆成书。全书一百八十三卷分写一百六十五册此即所谓《明太祖实录》二修本。2从修纂时间及过程来看这并非一次真正的重修而只是在原书基础之上将其中触犯忌讳之处作删改增订而已。这是出于当时形势所需“又成于急促未及精详”3。因此便决定了此书必然还将有第三次修纂。 《明太祖实录》第三次修纂始于永乐九年至十六年五月书成历时六年七个月。全书计二百五十七卷分写二百五十册又有《宝训》十五卷分写十五册。41张岱：《琅嬛文集》卷三《征修明史檄》。 2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监修实录》。 3《监修实录》作叶仲惠。今据《明史》卷一四三本传改。 1《明太宗实录》卷十三洪武三十五年十月己未。 2李景隆、解缙：《进实录表》影印本《明太祖实录》卷。 3《明太宗实录》卷一二o永乐九年十月乙巳。 4夏原吉：《进实录表》《明太祖实录》卷。 这次修纂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当时全体内阁成员几乎都参与了修纂工作；再是监修官姚广孝和夏原吉均直接参与修纂工作。 从这三次修书参与的人员来看虽然主要修纂者人数相当但情况却有所不同。一修、三修用人较为精当二修人数虽多却有不少挂名而实未与者。如《进实录表》中所列之王景、胡俨、杨荣、金幼孜等《明太宗实录》、《明史》等书均未记其与修之事。其领衔监修者李景隆才品均劣又多用监生、生员此为永乐之初史官乏人且当时在政局变动之后人心未定岂能尽心于考订编修国史。至三修之时朱棣已用胡广之言停止追治所谓“奸党”时当永乐盛世所用多为当时名臣着力于“访问考稽从实修纂、补遗、润色次第成书”1。因此三修本从内容上不仅较前二修丰富而且较前二修为好。 《明太祖实录》一修、二修本今均已不得见其书。《明太祖实录》二修书成即焚一修本为使不留改动之痕迹。但三修书成却并未焚二修本。是以二修本曾传至明末。明末清初顾炎武曾记：“闻之前辈老先生曰：《太祖实录》凡三修。一修于建文之时则其书已焚不存于世矣。再修于永乐之初则昔时大梁宗正西亭曾有其书而洪水滔天之后遂不可问。”2明实录中另一部被改修的是《明光宗实录》。 明光宗朱常洛在位仅一个月实录仅八卷但却经历二修。《明史·艺文志》记：《光宗实录》八卷天启三年（1623）叶向高等修成。有熹宗御制序。既而霍维华等改修未及上而熹宗崩至崇祯元年（1628）始进呈向高本并贮皇史宬。3《明光宗实录》的改修源于明万历以后的党争。据史载初修本出于周炳漠、张鼐之手而由叶向高裁定。“初天启时诏修《光宗实录》礼部侍郎周炳谟载神宗时储位臲■及‘妖书’、‘梃击’诸事直笔无所阿。其后忠贤盗柄御史石三畏劾削炳谟职。忠贤使其党重修是非倒置。”1对此叶向高早有所虑曾说：“光宗在位仅一月实录所载多潜邸时事然其间亦有干碍而难直书牵连而难尽书。脱稿日余与同官互阅皆以为允。而自余归后言者哄然以张差、进药、移宫三事为非是得旨改正。”2张差即“梃击”之主犯进药即“红丸”案。这明末三案是阉党与东林党冲突之焦点。待到天启四年（1624）魏忠贤大肆诛灭东林党人后便必然要改述其史事。朱国桢《皇明大政记》称：“光宗在位止一月。实录先上以‘三案’改修。盖仗魏逆之势恣行如此。先建议者黄承昊也把持涂改者1姚广孝：《与夏尚书》《明经世文编》卷十三。 2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三《答汤荆岘书》。 3《明史》卷九七《艺文志》。 1《明史》卷二五一《文震孟传》。 2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十三。 霍维华、谢启光、徐绍吉也。” 阉党所篡改以“三案”史事为主但光宗在位仅一月为太子时有“梃击”案即位后有“红丸”案死后又有“移宫”案贯穿其全部活动实属大事是非亦明。阉党所改之《光宗实录》“不为人采信明史馆不予传录故终于湮没无传也”3。今所见《明光宗实录》乃叶向高等原修本。明十三朝实录除《明太祖实录》、《明光宗实录》经重修外余皆无重修本。 清人徐乾学曾对明诸朝实录给予概论：明之实录洪、永两朝最为率略。莫详于弘治而焦芳之笔褒贬殊多颠倒。莫疏于万历而顾秉谦之修纂叙述一无足采。其叙事精明而详略适中者嘉靖一朝而已。仁、宣、英、宪胜于文皇正德、隆庆劣于世庙此历朝实录之大概也。4此为就明实录本身之比较而言至于明实录之史料价值则自明朝以来史家多有所议论且多批评之辞惟明史家王世贞及清人万斯同较为公允。 王世贞称：“国史之失职未有甚于我朝者也。故事有不讳始命内阁翰林臣纂修实录六科取故奏部院咨陈牍而已。其于左右史记言动阙如也。是故无所考而不得书国忸衮阙则有所避而不敢书。而其甚者当笔之士或有私好恶焉则有所考无所避而不欲书即书故无当也。”“虽然国史人恣而善蔽真其叙章典、述文献不可废也。”1万斯同虽对明实录“暗于大而明于小详于细而略于巨”2给予批评但仍对其有推崇之论：“吾少馆某氏其家有列朝实录吾默识暗诵未敢有一言一事之遗也。长游四方从故家求遗书旁及郡志邑乘杂家志传之文莫不网罗参互而要以实录为指归。盖实录者直载其事与言而无所增饰者也。因其世以考其事核其言而平心察之则其人之本末十得矣。然言之或有所由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则非他书不能具也。凡实录之难详者吾以他书证之他书之诬且滥者吾以所得于实录者裁之。”3明实录从《太祖实录》起便强调事直文简理明义彰对典章制度记述尤为详明成为后世研究有明一代典制的最主要史料。明实录的另一重要特点是收有重要人物传记其中虽间有隐讳失实之处但仍保留了较为丰富之史料成为后人纂修明史列传及研究这些人物和历史的重要资料。 对于明实录中保存的史料不同研究范围的人见解也不相同。总括来看明实录所记偏重于政治事件、制度而缺乏社会经济方面内容这是3影印本《明光宗实录校勘记》。 1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o《史乘考误一》。 2万斯同：《群书疑辨》卷十二《读太租实录》。 3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八《万先生斯同传》。 史官们囿于封建正史编修传统之必然结果。 《皇明宝训》《皇明宝训》与明实录一样亦为明代之官修正史。有明一代先后共修有十三朝宝训：《明太祖宝训》十五卷今存六卷；《明太宗宝训》五卷；《明仁宗宝训》二卷；《明宣宗宝训》五卷；《明英宗宝训》三卷；《明宪宗宝训》三卷；《明孝宗宝训》三卷；《明武宗宝训》二卷；《明世宗宝训》九卷；《明穆宗宝训》二卷；《明神宗宝训》十二卷今存十一、十二卷共十二页；《明光宗宝训》一卷已残存七页；《明熹宗宝训》四卷存五十三页。 明制宝训与实录同时修纂。其制始于永乐中三修《太祖实录》。夏原吉《进实录表》中称：谨撰述太祖圣神文武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实录二百五十七卷计二百五册宝训五十七卷计十五册谨伏阙上进。1表中所称宝训五十七卷今已不存。待到万历年间吕本校订刊行《皇明宝训》时《太祖宝训》仅存六卷自太祖至穆宗共四十卷。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有此刊本台湾影印出版。 所谓宝训即为皇帝语录按照内容分类辑录。这些内容实录中均有记述文字也尽相同不过将“上曰”之类改为“太祖曰”罢了。但是宝训集中了皇帝的言论又分类开列易检索易读作为“遗之子孙”的训条既实用又方便。 以《太祖宝训》为例卷一：论治道、敬天、孝思、谨好尚、谦德、经国、封建、兴学；卷二：尊儒术、圣学、褒功臣、教太子诸王、正家道、厚俗、议礼、兴礼乐、崇教化；卷三：任官、守法、求言、纳谏、去谗佞、却贡献、勤民、理财、节俭；卷四：戒奢侈、励忠节、报功、警戒、弭灾异、屏异端、评古、仁政；卷五：求贤、恤刑、赏罚、宽赋、恩泽、赈贷、保全功臣、礼前代、礼臣下、训将士；卷六：谕群臣、武备、驭夷狄、怀远人、1《明太祖实录》卷。 辨邪正、育人才、务实。共五十一目。此为有明一代宝训之开创后世所辑均依此体例仅分目略有不同而已。 明朝诸帝优劣殊分太祖、太宗（成祖）均以百战创业勤于政务；仁、宣守成弘治中兴亦有所建树言论中多有可取之处。至武宗、世宗、神宗、熹宗诸朝荒政怠国言行不一。所谓“宝训”不能反映其实史料价值也就较差了。顺便一点要说及的明朝皇帝训言、敕谕、批文均多白话“宝训”所用文言盖出自史官润饰之笔。 《大明会典》简称《明会典》前后共纂修三次第一次于弘治十年（1497）开始纂修弘治十五年成书于正德六年颁行；第二次于嘉靖年间续修五十三卷未颁行；第三次于万历四年（1576）重修至万历十五年修成为二百二十八卷。 会典修纂会典者汇集一代之典章制度也。其体例创于《明会典》。 “四库”收于“政书”类。历代典籍中“政书”一类推杜佑《通典》但其所记乃上起三代下迄唐中叶通述历代政治经济制度之沿革；唐人苏冕撰《会要》四十卷始有述一代典制之作今得见者宋人王溥《唐会要》。然而“会要”体旧作类书盖为检索之便述事简明。《唐会要》因所录史籍散佚不存而独具价值至两汉、三国及明之会要则俨然工具书。 《明会典》不同于《通典》及“会要”诸书。其专述有明一代之典章制度且经多次补纂删润备载诸典制之事例为当朝人修当朝典制最为丰富充实者后为清人所沿袭而作清会典及事例。《明会典》之修纂可溯源于明初。明人称：会典一书盖昉《唐六典》而加详焉。太祖初著《诸司职掌》至英宗复辟复命词臣纂修条格以续职掌之后。盖会典已权舆于此但未及成帙耳。1国初事简有《诸司职掌》为典章制度之依据。至英宗以后事例渐繁故修条格续于职掌之后一为明了典制之更迭依据且可条存事例为今后用据之本。 会典之正式开局始于弘治十年（1497）三月孝宗命徐溥、刘健、李东阳、谢迁充总裁官程敏政、王鳌、杨守阯充副总裁。当日又有内阁大学士徐溥等请赐所修书籍名目使“纂修者有所依据承行者易于遵奉”。“上命书名《大明会典》”1。 此为初修会典之始。此修先后凡五年至弘治十五年（15o2）十二月书成。实录记：1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重修会典》。 1《明孝宗实录》卷一二三弘治十年三月戊申。 纂修《大明会典》成翰林院进呈上御奉天殿受之。文武百官各朝服侍班行礼毕赐总裁等官少傅兼太子太傅户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刘健等宴于礼部命英国公张懋及六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侍宴。2典极隆重。即日孝宗亲为制序但未及刊行。 弘治十年敕修会典时内阁辅为徐溥故当时总裁官以徐溥为。次年春刘健进少傅兼太子太傅代徐溥为辅徐溥以目疾乞归逾年而卒。十五年《大明会典》成书刘健“加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与（李）东阳、（谢）迁同赐蟒衣”3。 此修因未及刊行内容不甚详。今正德会典基本便是弘治原书。今所存正德会典及万历会典前均有孝宗《御制明会典序》并有《纂辑遗书》与《弘治间凡例》。可知书凡一百八十卷所据有《诸司职掌》、《皇明祖训》、《大诰》、《大明令》、《大明集礼》、《洪武礼制》、《礼仪定式》、《稽古定式》、《孝慈录》、《教民榜文》、《大明律》、《军法定律》、《宪纲》。 弘治会典虽未刊行但它却开创了《明会典》的基本体例。以往于会典之体例或称其“盖昉《唐六典》而加详焉1”。或以为其仿《元典章》之旧体。此不过后人类比之法。依四库之分类《唐六典》列于史部职官类不入政书。《元典章》则并非尽以官署为纲且“体例瞀乱漫无端绪2”。不足与明会典相拟。 关于会典体例弘治间凡例已有明述：“本朝旧籍惟《诸司职掌》见今各衙门遵照行事故会典本职掌而作。”3又据明人所记天顺间已有词臣纂修条格以续职掌之后遂开会典之先例弘治开局修纂依此未变。会典刊于正德四年（15o9）正德《御制明会典序》称：朕嗣位之四年为正德己巳。检阅前帙不能无鲁鱼亥豕之误。复命内阁重加参校补正遗阙又数月而成。4可知此次刊行对弘治原书有所校补且时经数月。正德校刊会典始于四年五月：初纂修《孝宗实录》成命吏部查纂修官事例。既而又令查其中尝与修《大明会典》已升及守制未升者职衔、履历与到馆日期至是上之。诏纂修实录重事也其即照例拟升职等第以闻。且谓先年刘健等以编纂会典为名多所糜费已升之职俱革之。其书仍令大学士李东2《明孝宗实录》卷一九四弘治十五年十二月己酉。 3《明史》卷一八一《刘健传》。 1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重修会典》。 2《四库全书总目》卷八三《史部·政书类存目一》。 3《大明会典·弘治间凡例》。 4正德《御制明会典序》。 阳等复视更定务令明白。1此本为刘瑾专权裁抑文臣之举。同年为避刘瑾请迁南京之户部郎中陈洪谟记称：“初《大明会典》成内阁自李东阳而下至翰林、春坊皆升职。瑾以为破坏祖制宗书妄增新例毁其书悉追夺各官升职惟东阳不夺。”2东阳虽未夺官仍有降支俸禄之罚。降职者有梁储、靳贵、傅珪、朱希周、毛纪、潘辰、周文通、沈冬魁、张芮、毛澄、顾清、杨守阯、王华降俸者并有杨廷和、白钺、刘机。刘瑾干部拟降处以议未尽满意时得旨从之“仍谓吏部奏拟欺隐含糊法有未尽姑存大体不究”3。主要即为李东阳降俸为未能尽法。“瑾欲裁抑儒巨谓旧例纂修升秩为过故先革其所以升者而复加之以示己（瑾）恩”4。先是以修《孝宗实录》已有升赐事载四年四月实录至此旋降旋复均出刘瑾之意。 黜降之外陈洪谟有“毁其书”之记述殊可存疑。实录仅谓刘健等“多所糜费”。陈洪谟则记有“以为破坏祖宗制书妄增新例”云云。然观刘瑾降黜诸臣意不在书而在人似未必有毁书之举。且正德校刊会典始于四年五月成于同年十二月仅半载有余18o卷之巨帙若全部重修势难完成。当以原书为本另作校补而已。 今存正德刊行之《明会典》卷有弘治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孝宗御制序文及正德四年十二月十九日武宗御制序文。所列总裁官为大学士李东阳、焦芳、杨廷和副总裁官为吏部尚书梁储纂修官为翰林学士毛纪、侍讲学士傅珪、侍读毛澄和朱希周、编修潘辰等人。与刘瑾降黜诸人相核尚有多人未曾署名是弘治、正德两修会典参与之人亦稍有异。正德校刊会典卷目同于弘治原书并无新纂凡例事例亦仅记于弘治十五年（15o2）故后人记续修会典或有不记此修者。 会典续修见于嘉靖年间。嘉靖间续修五十三卷今不存其书。其间凡两续修一为嘉靖八年（1529）世宗敕谕内阁：“仍将弘治十五年以后至嘉靖七年续定事例照前例查出纂集校勘停当写成上进续修附入。”1一为嘉靖二十四年至二十八年又以阁臣严嵩之请续添新例。由此推知所修五十三卷当为原一百八十卷外增补之数。嘉靖间纂修凡例今存。其中可略知续纂内容：一、正原本之差讹补其脱漏并将弘治十六年以后事例随类附入。 二、变更事目有应分立之目有应合立之目有分类不当者有增立未尽者另有目下记事不详或失实者旧立目而今无其事者均予删补重订。三、将原有分类总注中不统一之处统一格式。 四、增补等制礼仪旧制不载则增立新目旧制变更者载于旧目之下。 134《明武宗实录》卷五o正德四年五月戊戌。 2陈洪谟：《继世纪闻》卷三。 1嘉靖八年四月初六《皇帝敕谕内阁》。 五、新立之坛庙冠服仪仗等制度各绘制成图随类附入。 六、增加世宗御制册告等文。 七、殿阁大学士旧载国子监之后当时已与师、傅同为大臣兼官故不隶衙门移列于师、傅之后。 八、更订南京各衙门事例混记于北京者。 此距弘治成书以嘉靖八年敕谕内阁时即已二十八年若以嘉靖二十八年续修成书时计则四十又八年所增事例应为不少。然当时所重在于更定祀典八条凡例之中仅一条为将弘治十六年以后事例随类附入。而嘉靖续修之可贵者亦仅在此。万历中内阁大学士张居正等上重修会典奏本其中有云：“嘉靖年间世宗皇帝尝命儒臣续修会典自弘治十五年至嘉靖二十八年而止已经进呈未蒙刊布。”1对于嘉靖间两修会典后人评价不高初则张永嘉、桂安仁、夏贵溪等为政以议礼诸臣续典自然强调以兴献王为宗及改定冠服祀制等因过于突出新制旧制反而简略不详。再修又以严分宜为总裁严氏只求取媚世宗紊礼逾法之处更多。又嘉靖时祀典太滥明人即已有所议论书成留于禁中不制序不刊后亦不传。 隆庆二年（1568）都御史孙应鳌奏请事例附入会典。万历初年又有给事中林景旸等复申前请。但因当嘉靖、隆庆两朝实录尚未告成“披阅校正日不暇给若复兼修会典未免顾此失彼”2。 至万历四年六月始有内阁大学士张居正、吕调阳、张四维合疏奏请开馆续修会典。是月神宗敕谕内阁择日开馆。此修至万历十三年完稿又二年至十五年二月上表进书前后十余年纂成万历《明会典》二百二十八卷。会典成书后期张居正病逝继有抄没之祸故重修之总裁列名阁臣申时行、许国、王锡爵副总裁礼部尚书沈鲤吏部侍郎沈一贯、朱赓礼部侍郎王弘海、张位、于慎行侍读学士徐显清等。纂修官有赵用贤、刘虞夔、刘元震、孙继皋、黄洪宪、曾朝节、刘楚先、张应元、6可教、杨起元、杨德政、冯琦、庄履丰、萧良有、王庭譔、余继登、沈自邠等。另有催纂、誊录多人。 此次重修工程浩繁几可与弘治初修相比。重修之举先将弘治、嘉靖两朝旧本再行校订补辑自嘉靖己酉（二十八年）以后事例补入补至稿成之万历乙酉（十三年）。旧体例以《诸司职掌》为本列历年事例于后然《诸司职掌》成于洪武二十六年而洪武事例有在二十六年之前者故改为类事编年凡《诸司职掌》所记改为洪武二十六年《大明令》则改写洪武元年《大诰》则称洪武二十年。其余颁降各书均依此例。户口赋税等项则例载洪武间数以记其始；次载弘治间数以记其中次载万历1万历四年六月十六日内阁《重修奏本》。 2万历四年六月十六日内阁《重修奏本》。 六年（1578）会计之数以别登耗。嘉靖间数字因增减无几略去。而涉及嘉靖间重大定制如三大营之设系嘉靖二十九年（155o）更定又大阅为隆庆三年（1569）创行其规制仪节皆备书不省。旧会典事例只以编年排述不便阅读改为以事分类以类分年其中再以圈隔开记述以便检阅。凡旧会典中以旧官署名立目者改以新名立目。经此次重修无论其内容、形式、体例均更趋完善。 清修《四库全书总目》得正德刊《明会典》一百八十卷而未见嘉、万诸续修本亦莫知其存佚却推而论之曰：“殆以嘉靖时祀典太滥万历时秕政孔多不足为训故世不甚传欤？”1据今所见正德、万历二会典相比较此推论失之偏颇。嘉靖时所续五十三卷抑或有祀典太滥之嫌万历会典二百二十八卷就史料价值而论诚在正德会典之上。 会典卷目《明会典》凡四修两次刊行。今得见者正德、万历二会典。 正德《明会典》一百八十卷。 卷一：宗人府；卷二至卷十五：吏部；卷十六至卷四十一：户部；卷四十二至卷一百五：礼部；卷一百六至卷一百二十六：兵部；卷一百二十七至卷一百四十六：刑部；卷一百四十七至卷一百六十三：工部；卷一百六十四至卷一百六十六：都察院；卷一百六十七：通政使司、中书舍人、六科；卷一百六十八：大理寺；卷一百六十九：太常寺；卷一百七十：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经局顺天府应天府；卷一百七十一：光禄寺、太仆寺；卷一百七十二：鸿胪寺；卷一百七十三：国子监；卷一百七十四：翰林院；卷一百七十五：尚宝司；卷一百七十六：钦天监、太医院；卷一百七十七：上林苑监、五城兵马指挥司；卷一百七十八：僧录司、道录司、神乐观；卷一百七十九：五军都督府；卷一百八十：锦衣卫、旗手卫、金吾前卫、金吾后卫、羽林左卫、羽林右卫、府军卫、府军左卫、府军右卫、府军前卫、府军后卫、虎贲左卫、金吾左卫、金吾右卫、羽林前卫、燕山左卫、燕山右卫、燕山前卫、大兴左卫、济阳卫、济州卫、通州卫。 万历《明会典》二百二十八卷。 卷一：宗人府；卷二至卷十三：吏部；卷十四至卷四十二：户部；卷四十三至卷一百十七：礼部；卷一百十八至卷一百五十八：兵部；卷一百五十九至卷一百八十：刑部；卷一百八十一至卷二百八：工部；卷二百九至卷二百十一：都察院；卷二百十二：通政使司、中书舍人；卷二百十三：六科；卷二百十四：大理寺；卷二百十五：太常寺；卷二百十六：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经局顺天府应天府；卷二百十七：光禄寺；卷二百十八：太仆寺；卷二百十九：鸿胪寺；卷二百二十：国子监；卷二百二十一：翰林院；卷二百二十二：尚宝司；卷二百二十三：钦天监；卷二百二十四：太医院；1《四库全书总目》卷八一《史部·政书类一》。 卷二百二十五：上林苑监、五城兵马指挥司；卷二百二十六：僧录司、道录司、神乐观；卷二百二十七：五军都督府；卷二百二十八：锦衣卫、旗手卫、金吾前卫、金吾后卫、羽林左卫、羽林右卫、府军卫、府军左卫、府军右卫、府军前卫、府军后卫、虎贲左卫、金吾左卫、金吾右卫、羽林前卫、燕山左卫、燕山右卫、燕山前卫、大兴左卫、济阳卫、济州卫、通州卫。 以二书卷目相比可知万历会典中吏部少二卷户部增三卷礼部增十一卷兵部增二十卷刑部增二卷工部增十一卷六科单立一卷太仆寺单立一卷太医院单立一卷合计共增四十八卷。 嘉靖间续修《明会典》补五十三卷与万历中所增卷数相近虽未得见其书然万历续修大致当以嘉靖续修本为依据万历《重修凡例》称：“遵奉敕谕将弘治、嘉靖两朝旧本校订补辑。”1亦盖指此而言故得万历会典则嘉靖会典大致可得之矣。《嘉靖间续纂凡例》记：“坛庙冠服仪仗等项制度凡奉钦定而旧所未有者各画为图随类附入。”2查万历《重修凡例》并无增补坛庙冠服仪仗诸图之记述可知今万历会典中得见之礼部诸图系增于嘉靖续修之时。 以往于嘉靖续修多有微词主要即认为其时祀典太滥。不仅卷数增加十一卷图增更多。先增加了冠服之图如冕、冕衣、下裳、中裳、大带、车带、革带系蔽膝、革带系佩绶、镇圭、鞋袜、皮弁、绛纱袍、红裳、中单等并有常服、燕弁冠服及皇后冠服、文武官冠服等。这样就比正德会典中只有公侯驸马伯及文武官员官服花样内容丰富了许多给后人留下直观资料并未有冗滥之感。 祀制之图正德会典中重视新旧之对比。列南京大祀殿、太庙、山川坛、社稷坛等旧图再列弘治间诸图。万历会典除诸祀祭之图外增加了各种祭器之图。祀典陈设之图也较前形象化。总之万历会典较正德会典在附图方面胜之一筹。 此外万历会典于兵部镇戍下载图二十幅其文称：“天下险隘要冲在职方皆有图本今不能尽载。而边事特重故载镇戍总图一九边图九其沿海及腹里地方夷蛮瑶僮之属所宜备御者咸著于总图焉。”1万历会典于兵部所增内容最多达二十卷。盖因嘉靖以后南倭北虏军事日繁制度变更事例屡增之缘故。以《各镇分例》辽东为例正德会典不述万历会典则记：“辽东孤悬千里国初废郡县置卫所以防虏寇。独于辽阳开原设自在、安乐二州处降夷。东北则女直建州、毛怜等卫西北则朵颜、福徐、泰宁三卫分地授官通贡互市寇盗亦少。嘉靖间虏入大得利去遂剽掠无时边人不得耕牧城堡空虚兵马彫耗战守之难1《明会典》卷《万历重修凡例》。 2《明会典》卷《万历重修凡例》。 1《明会典》卷一三三《镇戍八·图本》。 十倍他镇矣。”2其下事例以嘉靖年始屡次提及海西、建州、毛怜诸“夷”。清初修《四库全书总目》称未见万历会典或即因此而有意回避。若修四库时不见万历会典则修《明史》亦不见其书然《明史》诸志中录万历会典之处屡见而不鲜矣。 会典述例《明会典》作为一代之政书其修纂目的本为当时及后世提供遵循典制之依据所谓：“以昭一代之章程垂万年之成宪。”1故于修纂中力求“至精且当”不仅典制完备清楚且所引事例典型明了。故成为今日研治明代典章制度之要籍。 清修《明史》有关典章诸志如礼、食货、职官、兵、刑法、舆服、仪卫、选举等均以会典为重要依据其时虽称未见万历会典而诸志中文字间有抄录会典之痕迹。 会典之修纂不以它书为据其法“先令六部、都察院、通政使司、大理寺等衙门各委属官将所载各司事例再行检查校勘若有差错备细贴注明白送史馆改正”2。“其近年六部等衙门见行事例各令选委司属官遵照体例分类编集审订折衷开具送馆。”3再由史馆中纂修人员将各衙门上报材料选编成书。此程序与纂修实录相仿“凡修史则取诸司前后奏牍分为吏、户、礼、兵、刑、工为十馆事繁者为二馆分派诸人以年月编次杂合成之副总裁削之内阁大臣总裁润色”4。实录以编年成书会典以分类编集。由此可知会典之价值后世修史及考订史志多以会典为据兹述例于下。 《明史·选举志》记“监生历事”系抄录于《会典》：“凡监生历事吏部四十一名户部三十五名礼部十三名大理寺二十八名通政司五名行人司四名五军都督府五十名谓之正历。”而《会典》所记更详于此。六部名额中尚有“兵部二十五名刑部七十名工部二十四名”及“都察院六十三名”之数1。 又《明史·职官志》中“荫叙”之制原载于会典：“国初因前代任子之制文官一品至七品皆得荫一子以其世禄。”“凡荫叙洪武二十六年定。”《职官志》则将洪武二十六年误作十六年2。黄云眉教授作《明史考证》称：“类是者未遑概举。”32《明会典》卷一二九《镇戌四·各镇分例》。 1张居正：《张太岳文集》卷四十《请重修大明会典疏》。 2嘉靖八年四月初六《皇帝敕谕内阁》。 3万历四年六月二十一日《皇帝敕谕内阁》。 4王鏊：《震泽长语》。 1《明会典》卷二二o《国子监》。 2《明会典》卷六《验封清吏司·荫叙》。 3黄云眉：《明史考记）第493页。 关于都察院之设置《明史·职官志》记作洪武十五年（1382）。《明会典》则记：“国初置御史台十四年改都察院。”4其间相差一年。今查《明太祖实录》洪武十四年十月记：遣监察御史林愿孙荣等分按各道罪囚。明初所置御史台虽设有察院监察御史但未分道治事。设都察院后始分设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广西、四川、山东、广东、河南、陕西、湖广、山西十二道。此称“分按各道罪囚”则已设都察院无疑。5凡《明史》之抄自会典者照录则无误更改则错出如自永乐五年（14o7）起渐置蒙古、女直、西番、西天、回回、百彝、高昌、缅甸八馆之记述系据《明会典》卷二“提督四夷馆”。《明太宗实录》卷六五永乐五年三月癸酉仅记有“选国子生蒋礼等三十八人隶翰林院习译书置馆于长安右门之外处之。”6《明史》所能据者仅会典一书。 再如《明史》记会试之额称洪武乙丑、永乐丙戌至四百七十二人为明朝盛事。其会试之额数见于会典卷七七而永乐间取录四百七十二人则在二年甲申。修史志者疑甲申非会试之年臆改丙戌误为永乐四年。殊不知永乐夺位建文四年（14o2）乡试未行永乐元年补乡试二年始有会试。《明会典》诸卷目中以户、礼、兵三部内容最丰合为一百四十五卷其余三部及文武各官署合计不过八十三卷。户、礼、兵三部中户部虽二十九卷篇幅之多却过兵部四十一卷。其中所记田土、屯田、税粮、人户等项数字尤为可贵。 《明史·食货志》列“户口”其所记洪武二十六年（1393）全国户口一千六百零五万二千八百六十户六千零五十四万五千八百十二口。弘治四年（1491）户九百十一万三千四百四十六口五千三百二十八万一千一百五十八。万历六年（1578）户一千零六十二万一千四百三十六口六千零六十九万二千八百五十六。1此三年之数字均出自《明会典》但洪武二十六年所记户数有误会典记为一千零六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户。2弘治十五年（15o2）天下土田之数四百二十二万八千零五十八顷。《明史》中此数字抄自正德会典正德会典载当年民田三百六十二万九千六百零一顷七亩官田五十九万八千四百五十六顷九十三亩合计四百二十二万八千零五十八顷。但《食货志》又称：“官田视民田得七之一。”而实际当为“六之一”。3至于税粮之数万历会典有三个年份的统计数字一为“洪武二十六年各布政司并直隶府州实征夏税秋粮总数”一为“弘治十五年十三布政司并4《明会典》卷二o九《都察院》。 5《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七洪武十四年十月癸亥。 6《明太宗实录》卷六五永乐五年三月癸酉。 1《明史》卷七七《食货一》及校勘记。 2《明会典》卷十九《户部六·户口一》。 直隶府州实征夏税秋粮总数”一为“万历六年十三布政司并直隶府州实征夏税秋粮总数”。既有全国总数又有分征数额其夏税又分大小米麦丝绢麻苎棉钞等项秋粮分为米棉苎麻布绵丝钞桐油红花马匹等项。《明史·食货志·赋役》系本于此。其所列两税各项之外如称：“时苏州一府秋粮二百七十四万六千余石自民粮十五万石外皆官田粮。官粮岁额与浙江通省埒其重犹如此。”1秋粮二百七十四万六千余石除去十五万石民粮官粮当为二百五十九万六千余石。同年浙江通省秋粮二百六十六万七千二百零七石故称“官粮岁额与浙江通省埒”。 《明史·食货志·赋役》有述及匠户之制文称：“匠户二等：曰住坐曰轮班。住坐之匠月上工十日。不赴班者输罚班银月六钱故谓之输班。”2原文中有轮班误作输班之失中华书局点校本已作校正姑不论。而其所谓“不赴班者输罚班银月六钱”盖指轮班工匠而非住坐工匠。《明会典》记：嘉靖二十七年（1548）议准工役囚人“如果贫病不堪照例每月出办工价银一钱委官雇人上工不许额外多取”。此系住坐工匠。轮班工匠则“有愿出银价者每名每月南匠出银九钱免赴京”“北匠出银六钱”3。此为轮班工匠输罚班银之例。《明史》中所述不清且将二者混淆须以会典为据以正其误。 漕运之数《明史》记成化八年（1472）后始定四百万石之常额下有北粮南粮之数及兑运、改兑、折色又有加耗米入京通两仓之数凡五百十八万九千七百石。此段文字亦见于《明会典》而会典中又有各布政司、府兑运、改兑及加耗等详明数字不仅可补《明史》记述且可知四百万石之数其中兑运三百三十万石改兑七十万石并非大概之数而是以此数字为根本分派于诸布政司及诸府务求合乎此数。盖漕运之数定自总额再行分派。《明史》中不列各布政司及各府数额读之往往误以为漕运四百万石乃一大概之数。 述及改兑之议《明史》记：“至成化七年乃有改兑之议。时应天巡抚滕昭令运军赴江南水次交兑。”1《明会典》则于成化七年（1471）前记：“凡水次交兑宣德七年令官军运粮各于附近府州县水次江南民运粮于瓜洲、淮安二处交兑。河南所属民运粮至大名府小滩兑与遮洋船官军领运。山东粮于济宁交兑。”又记：“正统九年令江南漕粮于九江水次交兑。”2是改兑之议始自宣德七年（1432）非成化七年。至于《明史·食货志》中其他失误李洵教授《明史食货志校注》中多有精辟之论于此不1《明史》卷七八《食货志》。 2《明史》卷七八《食货志》校勘记十七。 3《明会典》卷一八八《工匠一》、卷一《工匠二》。 1《明史》卷七九《食货志》。 2《明会典》卷二七《漕运、漕规》。 复赘述。 《明会典》于礼部记述独详达七十五卷之多。明人重礼典《明史》称：“明太祖初定天下他务未遑开礼、乐二局广征耆儒分曹究讨。”3撰成《存心录》、《大明集礼》。洪武三十一年间所著可考见者还有《孝慈录》、《洪武礼制》、《礼仪定式》、《诸司职掌》、《稽古定制》、《国朝制作》、《大礼要议》、《皇朝礼制》、《大明礼制》、《洪武礼法》、《礼制集要》、《礼制节文》、《太常集礼》、《礼书》等。 自洪武以后礼制渐增。“永乐中颁《文公家礼》于天下又定巡狩、监国及经筵日讲之制。后宫罢殉始于英宗。陵庙嫡庶之分正于孝宗。暨乎世宗以制礼作乐自任。其更定之大者如分祀天地复朝日夕月于东西郊罢二祖并配以及祈谷大雩享先蚕祭圣师易至圣先师号皆能折衷于古。独其排众议祔睿宗太庙跻武宗上徇本生而违大统以明察始而以丰昵终矣今其存者若《明伦大典》则御制序文以行之；《祀仪成典》则李时等奉敕而修；《郊祀考议》则张孚敬所进者也。至《大明会典》自孝宗朝集纂其于礼制尤详。世宗、神宗时数有增益一代成宪略具是焉。”1观有明一代礼制之形成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一为洪武之初创而总结于弘治间；一为嘉靖之更定而总结于万历之世。留为成宪者则万历会典礼部之记述。 今查会典礼部所述更定者不论创于嘉靖间者有“冬至大祀庆成仪”、“皇嫔册立仪”、“皇子、皇女诞生命名仪”、“亲蚕仪”、“皇嫔冠服”、“分祀”、“祈谷”、“大享”、“雩祀”、“节拜”、“帝社稷”、“太岁月将”、“大禘”、“先圣先师”等二十余种其中有些后罢。 《明会典》虽详于礼典明人仍有批评：“仪制莫重于登极当以为乃居朝仪之后；宴莫大于庆成宜详止书大略；至封爵是国家重典并未一及。朝贺仪以皇上冠于太皇太后之前是矣。中宫虽配帝之尊而正外正内原自有别亦冠于太皇太后之前。均内也以妇先姑可乎？丧礼以皇太后居先是矣。然列孝慈皇后于章圣皇太后之后不已太甚乎？开天圣后乃不得居第七代藩国尊崇之后之前。虽仪注非实事宁不触目动心？”1此论不为无理然均属编纂体例不当非记述之误考读有明一代礼制仍当举会典。 会典于吏、户、礼三部之外尚有六部中之兵、刑、工及其他诸司衙门事例亦称详尽。如其中兵部所述自中叶以后兵事日繁京营制度及变更之驿递、马政诸项内容十分丰富。万历会典较之正德会典陡增二十卷盖3《明史》卷四七《礼志序》。 1《明史》卷四七《礼志序》。 1朱国桢：《涌幢小品》一《大明会典》。 亦由此。因篇幅所限不可备述。 以上所列多为会典之可取处至于其缺失之处自然在所难免。体例所限姑且不论即其记述事例亦间有断章取义述事不明者。如记永乐初设北京行部之事与其后设置行在六部相混淆使人误以行部职权同于行在六部则将管理北京地方行政之行部与设于北京之临时朝廷机构混谈。再如述及明初垦荒则与移民屯种混同记述易使人将民屯与移民垦荒误为一谈。此均属弘治后修史者于明初史事不甚明了又未加仔细考订之结果今之治史者不可不再考而明之。 《明史》《明史》三百三十二卷目录四卷共三百三十六卷。其中本纪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表十三卷列传二百二十卷。《明史》的卷数在二十四史中仅少于《宋史》居第二位。 《明史》为清代官修的前朝正史大学士张廷玉总裁成书。这部正史自清顺治二年（1645）下诏修纂到乾隆四年（1739）刊行问世前后长达九十五年为二十四史中修纂时间最长的一部。 《明史》卷帙多修纂时间长使其具有许多与诸史不同的特点。 《明史》的成书及其背景《明史》自开修到刊行历时将近百年百年修一史这实在是罕见之事。那么《明史》的修纂为什么会历时这样长久呢？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纵观《明史》的修纂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无绩可言的初修阶段。 《明史》的正式开馆修纂始于清顺治二年五月初二（1645年5月26日）。据清顺治朝实录记载当日以修《明史》总裁官内三院大学士冯铨、洪承畴、李建泰、范文程、刚林、祁充格等奏请正式设置副总裁官以学士、侍读学士詹霸等十一人充任并且选定纂修、收掌、誊录官。 此时正值清军入关之初立足未稳便急于诏修《明史》其目的是显而易见的。一是以此宣告明朝已亡而当时南京的弘光朝廷正与清朝隔江对抗修《明史》便是不再承认弘光的南明政权存在。二是以此笼络明朝遗臣通过纂修《明史》使那些降清的明朝汉族官员有一种情感上的寄托。 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开馆修史的条件是根本不具备的。虽然到五月十五日（6月8日）清军攻入南京南明弘光朝廷灭亡五月二十八日（6月21日）清廷宣布“平定江南捷音”但是实际上清军在江南遭到了军民的坚决抵抗尤其是清廷公布“剃令”后更激起江南百姓的抵制。其中著名的战斗有阎应元领导的江阴保卫战固守孤城达两月之久。 南明弘光政权覆灭后明臣黄道周、郑芝龙等奉唐王朱聿键于福州建立了隆武政权；与此同时张国维、张煌言等奉鲁王朱以海于绍兴监国；李自成农民起义军余部也与明总督何腾蛟结合抗清。到顺治三年（1646）明臣苏观生等奉唐王朱聿■在广州建立了绍武政权丁魁楚、瞿式耜等又拥立桂王朱由榔建立了永历政权。顺治六年（1649）张献忠农民军余部在孙可望、李定国率领下与南明永历政权结合成为抗清主力之一。 在清军占据的北方各地与南方抗清形势呼应山东、山西、陕西、甘肃义师纷起一些降清明朝将领也先后举旗抗清在全国范围内几次掀起抗清。例如顺治九年（1652）李定国率军收复宝庆、全州、桂林的战役迫使清定南王孔有德自杀。顺治十年至十一年明鲁王部下张名振、张煌言等率舟师攻入长江直抵南京近郊；郑成功亦率水军攻克舟山。这样的抗清斗争直到清康熙初年南明永历帝被吴三桂所杀郑成功、李定国先后去世始告一段落。 在这样战火纷飞、政局未定的情况之下要集中大量人力物力开馆修史是根本不可能的。 清康熙八年（1669）康熙皇帝拘禁权臣鳌拜开始亲政。然而此时政局又有新的变化。康熙十二年（1673）由于平南王尚可喜、平西王吴三桂和靖南王耿精忠撤藩而引了“三藩之乱”从此又开始了长达八年之久的战乱。直到康熙二十年（1681）十月吴三桂之孙吴世璠自杀。“三藩之乱”期间清廷集中全力平叛仍然无暇顾及《明史》的修纂因此顺治二年（1645）所下修纂《明史》的诏令实际只是一纸空文它的政策作用远远出了它修史的作用。 《明史》修纂第一阶段无绩可言的另一方面原因是史料的缺乏和人力的不足。当时不仅没有力量整理明朝的邸抄和档案而且在征求图书时献书者也极少就连最基本的史料明代历朝实录也不完整天启朝实录缺少七年以后部分崇祯朝因亡国而无实录。如此种种也限制了《明史》修纂工作的进展。所以直到“三藩之乱”基本平定之后清廷才有力量集中人力物力正式动手修纂《明史》其间已历时三十五年之久。 2.卓有成效的五十年。 “三藩之乱”虽然直到康熙二十年（1681）始告结束但是《明史》的修纂工作却并未等到此时而要略早几年。康熙十七年（1678）诏征博学鸿儒次年三月试博学鸿儒一百四十三人于体仁阁取一等二十人二等三十二人命纂修《明史》从这时候起正式动手修纂《明史》的第二阶段即告开始。 这时“三藩之乱”虽未平定但朝廷胜利之大局已定。康熙十七年（1678）八月吴三桂死后清廷便由以军事为主转向了追求进一步的政局稳定。康熙皇帝诏开博学鸿儒科和开修《明史》正是他炫耀文治、稳定人心之举。修纂《明史》是康熙皇帝用来笼络知名人士尤其是那些坚持明朝遗民立场不肯做清朝官吏的著名文人的一种手段。此时明亡已久决无复兴之可能这些遗民之情也只能寄托于修纂《明史》之中了。 康熙皇帝虽然表现出对修纂《明史》的重视但是他深知国家稳定之基础并非修书而在于经济。早在他亲政之初便“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曾书而悬之宫中柱上”1。待到三藩、台湾及准噶尔先后平定他更感到天下无事而以治理黄河为最重要。 正因为康熙十八年（1679）博学鸿儒科及其修纂《明史》只是康熙皇帝的一种政治手段所以其结果也必然会时重时轻迁延时日前后用了将近五十年时间直到康熙皇帝病逝雍正元年（1723）仍然未能完成这部官修的前朝史。 但是这时的情况与顺治二年（1645）下诏初修时已经大不相同。除了政局稳定经济也逐渐恢复到康熙后期更出现了繁荣盛世这些都为《明史》的修纂工作提供了良好条件无论从人力物力还是资料的征集方面都是前所未有的。因此这近五十年时间虽然未能完成《明史》的修纂但却是《明史》成书的关键阶段。我们今天所见《明史》之雏形便是在此时形成的。 到雍正元年（1723）为止先后完成了四部《明史》的稿本。一种是万斯同审定的三百十三卷本另一种是他审定的四百十六卷本这两种稿本都被称作万氏《明史稿》。此外还有王鸿绪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进呈的《明史（列传部分）》二百零五卷本这实际上是在万氏《明史稿》基础上删削而成的。到雍正元年（1723）六月王鸿绪又一次进呈《明史稿》包括纪、志、表、传共计三百十卷这便是王氏《明史稿》即后来刊刻的所谓《横云山人明史稿》。 3.最后成书阶段。 经历将近五十年断断续续地修纂《明史》成书的基本工作业已完成。 雍正元年（1723）王鸿绪进呈《明史稿》清廷重开史局以隆科多、王顼龄为监修张廷玉等为总裁在王氏《明史稿》基础之上增损成书。这次开局修《明史》虽有康熙年间众史家之努力及万氏、王氏《明史稿》为本但仍集中了数十人之力前后用了十三年时间方始告竣。 雍正皇帝的即位一向有“夺嫡”之说成为清初的一大疑案。尽管对此众说不一但康熙末年立储之争与雍正皇帝的即位则是历史事实。雍正皇帝是一位强权的皇帝。他登极后着手削弱诸王旗主势力打击“朋党”以至到骨肉相残。雍正皇帝也是一位追求功利的有为之君在文治和武功方面都要求有建树。因此在他即位之初便诏令开修《明史》也就不足为奇了。康熙晚年诸子为以自身的表现去求得继承皇位的机会便曾有过修书之举即陈梦雷侍读诚郡王允祉之邸所纂《古今图书集成》。陈梦雷后因雍正皇帝与兄弟相残受牵罹祸下场颇为不幸然而《古今图书集成》则于雍正年间继续编成刊行反而成为雍正皇帝彰文之举。 1《清圣祖实录》卷一五六康熙三十一年二月辛巳。 雍正皇帝即位之初即命开修《明史》的原因还在于可以由此表现其对父皇遗志的继承。康熙年间所修《明史》未成只好由雍正皇帝继续。 这一次开修《明史》贯穿了雍正一朝直到雍正十三年（1735）雍正皇帝去世乾隆皇帝即位。同年十二月修《明史》成大学士张廷玉进表持续多年的修史工作方告结束。乾隆四年（1739）正式刊行。《明史》终于得以问世。 《明史》的真正修纂是从康熙中到雍正末。这时正是清朝的鼎盛时期。尽管清朝统治者从其统治需要出在修史时为达其目的不可能给予真正的关心与支持但是由于社会长期稳定经济的恢复展文化的日趋繁荣在客观上为修史提供了有利条件使得修纂人员能够尽其所能使这部《明史》保持了许多诸史所不及的特点。 《明史》编纂体例举要《明史》是一部纪传体史书它的编纂体例沿袭了前朝诸史分为纪、志、表、传四种。《明史》虽然与前朝诸史同属纪传体史书也采用了相同的分述方式但是究其实际编纂内容与诸史并不完全相同。 1.本纪。 本纪共二十四卷：《太祖纪》三卷《恭闵帝（建文帝）纪》一卷《成祖纪》三卷《仁宗纪》一卷《宣宗纪》一卷《英宗纪》前后共二卷《景帝纪》一卷《宪宗纪》二卷《孝宗纪》一卷《武宗纪》一卷《世宗纪》二卷《穆宗纪》一卷《神宗纪》二卷光宗纪附于神宗后《熹宗纪》一卷《庄烈帝纪》二卷。 就卷数而论《明史》本纪所占不足全书十分之一若以字数而论则所占不及全书二十五分之一。由此可知本纪在《明史》中所占比例甚小这是《明史》编纂体例中的一个特点。本纪在纪传体史书中是以编年形式叙史的部分《明史》显然是将本纪作为全史之纲以简明扼要的方式列于全书之前使人在读阅这部史书之时先了解到有明一代历史之概况而不是使人在读阅本纪时便事无巨细尽览尽知。这应该算是《明史》修纂整体设计上的独到之处。 《明史》本纪的另一个特点是尊重史实不以明代官定史论为据。如建文帝年号于成祖夺位后革除其四年实录仅以元、二、三及洪武三十五年附于《明太祖实录》之后。《明史》中则专立《恭闵帝纪》一卷甚为得体。再如英宗削景泰帝号情形与建文事相似《明史》中亦处理得当。清代史家钱大昕曾论称：“其例有创前史所未有者。如《英宗实录》附景泰七年事称郕戾王而削其庙号此当时史臣曲笔。今分英宗为前后两纪而列景帝纪于中斟酌最为尽善。”1明洪武中懿文太子朱标因早逝而未及继位建文元年（1399）追尊为1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九。 孝康皇帝庙号兴宗。成祖夺位后废其帝号庙号复称懿文太子。是虽曾有帝号而未改元登极故不入本纪而入列传但其曾有帝号亦为史实又与诸传不同特于后妃传后诸王传前立传。与之同列者又有嘉靖皇帝之父兴献王朱祐杬。嘉靖中兴大礼议特尊其父为睿宗兴献皇帝也属仅有帝号而已。《明史》本纪不列兴宗、睿宗正与其以本纪为叙述有明一代历史之大纲有关。光宗即位于万历四十八年（162o）八月初一死于同年九月初一在位仅一月未及改元遂定以是年八月后为泰昌元年。《光宗本纪》于是附于《神宗本纪》之后未单立一卷仅以数百字述过不失为大纲之作。 《明史》本纪虽以时间长短为本分卷记史然而又不尽拘泥于此。太祖在位三十一年本纪则占三卷因其为开国之君。成祖在位二十二年本纪则占三卷虽可称因其夺位登极事属特殊则已有轻重之分。英宗二卷尚可因前后各有年号为由宪宗二十二年亦占二卷世宗四十五年神宗四十八年同样各占二卷庄烈帝十七年亦占二卷。可见诸人修史颇以史事轻重叙述此又符合其立纲之体。总的来看《明史》本纪分帝而述编年记事又不失为一个整体笔墨虽少却完整明了轻重适宜。《明史》本纪中一大令人遗憾之处是未能给南明诸帝立纪这是清初政治形势所决定的。清朝官修史书不仅不可能给南明诸帝立纪甚至于列传中亦不立传。清初私家修史妄谈及此则也难免于“文字狱”之祸。 2.志。 《明史》本纪之后即为志史家常说“读史必先读志”。《明史》志共七十五卷《天文志》三卷《五行志》三卷《历志》九卷《地理志》七卷《礼志》十四卷《乐志》三卷《仪卫志》一卷《舆服志》四卷《选举志》三卷《职官志》五卷《食货志》六卷《河渠志》六卷《兵志》四卷《刑法志》三卷《艺文志》四卷。 《明史》志之修纂依照天、地、礼、乐之顺序排述《天文志》出自汤斌之手。汤斌为清初廉正之臣于修《明史》颇有所建言。顺治初修《明史》时他曾应诏陈言请广搜野乘遗书以修《明史》且言：“《宋史》修于元至正特传文天祥之忠；《元史》修于明洪武亦著巴颜布哈之义。我朝顺治元、二年间前明诸臣亦有抗节不屈临危致命者与叛逆不同。宜令纂修诸臣勿事瞻顾昭示纲常于万世。”此下于所司招致冯铨等人攻击说他“夸奖抗逆之人”幸亏顺治皇帝赞许汤斌之言才未因此获罪。至康熙再修《明史》时汤斌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充任《明史》总裁因此《明史》中本纪、志、列传不少篇出其笔下。但汤斌颇重经学于天文则非其所长其所撰《天文志》较为难读。 《明史·天文志序》称：“自司马迁述《天官》而历代作史者皆志天文。惟《辽史》独否谓天象昭垂千古如一日食、天变既著本纪则《天文志》近于衍。其说颇当然因此遂废天文不志亦非也。天象虽无古今之异而谈天之家测天之器往往后胜于前。无以志之使一代制作之义泯焉无传是亦史法之缺漏也明神宗时西洋人利玛窦等入中国精于天文、历算之学微阐奥运算制器前此未尝有也。兹掇其要论著于篇。” 由此可知修纂《明史·天文志》的宗旨虽然仍抱对天文之轻视但也看到了明代天文学的展尤其是西方传教士带来的西洋天文学知识于中国传统天文学颇有裨补。《天文志》除第一卷叙述传统天文学与“西洋之说既不背于古而有验于天”者外还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从明太祖至崇祯皇帝其间仪象（即天文仪器）的展变化。第二卷与第三卷则记有明一代天文现象的变化除去日食已全部记入本纪之中外其余如“月掩犯五纬”“五纬掩犯”“五纬合聚”“五纬掩犯恒星”以至“星昼见”、“晕适”、“星变”、“流陨”等多有记录虽然难懂而泛浅仍有一定参考价值。 除去《天文志》之外汤斌还执笔了《五行志》和《历志》的编纂。 《五行志》即金、木、水、火、土其体仿《汉书》及前代诸史记自洪武至崇祯间所谓“祥异”之事。其三卷中卷为水如恒寒、恒阴、雪霜、冰雹、雷震、鱼孽、蝗蝻、豕祸、龙蛇之孽、马异、人痾、疾疫、鼓妖、陨石、水潦、水变、黑眚黑祥皆属之水。第二卷为火、木仿前史以恒燠、草异、羽虫之孽、羊祸、火灾、火异、赤眚赤祥属之火；仿前史以恒雨、狂人、服妖、鸡祸、鼠孽、木冰、木妖、青眚青祥属之木。第三卷为金、土仿前史以恒旸、诗妖、毛虫之孽、犬祸、金石之妖、白眚白祥属之金；以恒风、风霾晦冥、花孽、虫孽、牛祸、地震、山颓、雨毛、地生毛、年饥、黄眚黄祥属之土。 《明史·五行志》的编纂是不够成功的一是简单而缺漏太多如地震水旱等灾情；二是多有记述不确之处甚至记入传闻以增其神秘色彩所以史家多认为其“无大用”。1《历志》共九卷。明代历法由于崇祯时改用西洋新法而有所创新。其《历法沿革》一卷对朱载堉《圣寿万年历》、《律历融通》介绍较详后徐光启等督修历法重视西洋历法也多用文字。这当是《明史·历志》的一大特点。 《历志》的第二大特点是除表之外而有图与诸史不同。计有图五均附于《大统历法》之中。有“割圆弧矢图”、“侧立之图”、“平视之图”、“月道距差图”、“二至出入差图”。 全志以大统历为主计有二、三、四、五、六共五卷回回历法为辅计有七、八、九共三卷。《历志》述事虽详因涉于历法知识又有古今之别及明朝所用《大统历》与《回回历》之别颇为难读。 1柴德赓：《史籍举要》。 《历志》之后为《地理志》《地理志》共七卷。 明朝为我国历史上统一的朝代之一如《明史·地理志序》所称：“禹迹所奄尽入版图近古以来所未有也。”自明太祖统一全国后京师之外置十三布政使司及都指挥使司、行都指挥使司分领天下。成祖即位又增设交阯、贵州二布政使司而改北平为北京。仁、宣以后弃交阯而渐定为南北二京十三布政使司全国一统遂定。英宗天顺五年（1461）李贤等奉敕修成《大明一统志》九十卷为明朝全国政区之志书。而该书记述失误颇多。《明史·地理志》则“考其升降之差沿革之故具著于篇”而成。 七卷之中南、北两京一卷山东、山西一卷河南、陕西一卷四川、江西一卷湖广、浙江一卷、福建、广东、广西一卷云南、贵州一卷。南、北两京及十三布政使司各有总述记其沿革均以《禹贡》诸州为本。总述之后再以府、州、县分述。后附都司、卫、所之设置沿革内容颇为详尽可取然亦间有漏误之处后人有作考辨纠误者。 《礼志》十四卷吴苑所撰。礼、乐为历朝统治者所重视礼教为治民之本。礼仪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政治及社会生活状况。礼仪同时也被用作封建刑法的补充。明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朝代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化礼制也生了较明显的变化尤其是正德、嘉靖以后复有“礼崩乐坏”之势而所谓“礼崩乐坏”则正是社会变革之时。《明史·礼志》也就必然要反映出这方面内容。 《礼志》所述为吉礼即祭祀之典包括祀天地诸坛、诸庙等共六卷。次为嘉礼以宫中之礼为主附有地方“乡饮酒礼”共三卷有余。嘉礼之后为宾礼除来宾之礼外官民相见之礼亦属之列。宾礼附嘉礼后篇仅半卷。后有军礼一卷。再后则为凶礼三卷述陵寝丧制。正符古五礼之制。《礼志》的优点是叙述较详缺点是官民之礼过简且所述礼仪难于读明需与《明会典》诸书相参而读。 《明史·乐志》三卷主要记述有明一代乐器及乐章之制以礼为本乐随礼行。乐制所述并非明代音乐而仍为礼制而已。明代有音律家朱载堉为近代音乐创始之名人惜其所创非《乐志》所述。 《仪卫志》一卷《舆服志》四卷内容亦与礼制相关记述较详尽。 《明史》仿《宋史》体例《礼志》、《乐志》、《仪卫志》、《舆服志》均立而分述较前诸史所立更为全善。 《选举志》三卷所述颇有特点。其序言称：“选举之法大略有四：曰学校曰科目曰荐举曰铨选。学校以教育之科目以登进之荐举以旁招之铨选以布列之天下人才尽于是矣。” 因此《明史·选举志》卷为学校次卷为科目三卷则荐举、任官铨选考察。明初重荐举永乐以后；科目渐盛荐举日轻此种变化于志中叙述十分清楚其体例为制度与事例夹叙使人易读易懂一目了然。《选举志》出自6葇之手6葇进士出身又选博学鸿儒于选举关键自当有所体会故述史颇为得体。 《职官志》五卷为《明史》诸志中之重点。明初太祖朱元璋罢丞相升六部之秩成祖朱棣始设内阁中国历史上文官制度至此为一大变化时期又有宦官衙门之设与历朝不同其特点显而易见。 《明史·职官志》采取由朝廷至地方由文及武由内及边的记述方法。南北两京官署以北京为主南京官专立于后述记颇简。 其一卷所述为：宗人府、三公三孤、太子三师三少、内阁、吏、户、礼、兵、刑、工六部。 二卷：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詹事府、翰林院、国子监、衍圣公。 三卷：太常寺、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尚宝司、六科、中书舍人、行人司、钦天监、太医院、上林苑监、五城兵马司、顺天府、武学、僧道录司、教坊司、宦官、女官。 四卷：南京官、应天府、王府长史司、布政司、按察司、各道、行太仆寺、苑马寺、都转运盐使司、盐课提举司、市舶提举司、茶马司、府、州、县、儒学、巡检司、驿、税课司、仓库、织染局、河泊所、批验所、递运所、铁冶所、医学、阴阳学、僧纲司、道纪司。 五卷：公侯伯、驸马都尉、五军都督府、京营、京卫、锦衣卫、南京守备、南京五军都督府、南京卫、王府护卫、总兵官、留守司、都司、各卫、各所、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招讨司、长官司、军民府。 《职官志》中于内阁叙述不详而以六部为重是因六部为明代官制主体但明代内阁作用之大设置之突出实应多述。都察院系改原御史台而置为明代始置。都御史职关纪纲风宪尤其重要。又有巡抚之职为都御史外任并有经略、总理、赞理、巡视、抚治等名目；监察御史又有巡按之制。故此都察院置于第二卷之而所占篇幅最长此亦史笔之用心。 宦官专立一篇列于第三卷之末即在京诸衙之后。述十二监、四司、八局即宦官二十四衙门及诸库、房、厂、提督、守备、镇守诸职记述颇为清楚。如记提督东厂下记：“掌印太监一员掌班、领班、司房无定员。贴刑二员掌刺缉刑狱之事。旧选各监中一人提督后专用司礼、秉笔第二人或第三人为之。其贴刑官则用锦衣卫千百户为之。凡内官司礼监掌印权如外廷元辅掌东厂权如总宪。秉笔、随堂视众辅。各私设臣掌家、掌班、司房等员。”明代宦官之权势跃然于纸上。 且宦官之后另有评述文字由明太祖洪武十七年（1384）铸铁牌“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至永乐后中官四出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之专权直至明亡颇有总结。清朝以此为戒宦官遂无干政之机这实在是以史为鉴。 明代土司制度亦为当时一大特点故职官之尾专立土官文字虽然不多却给人以完善之感。 《明史·食货志》共六卷出自潘耒之手。其实潘耒所作实据王原《明食货志》而成。但据记潘耒对编纂《食货志》用力最勤“自洪武至万历朝实录之有关食货者共钞六十余本密行细字每本多至四十余纸少亦二十余纸他纂尚不在是”1。故人多认为潘耒曾作有食货之稿或为长编。后王原入史馆纂《食货志》即所见《学庵类稿》中的《明食货志》至于其是否曾用潘耒所纂就不可得而知了。 王原《明食货志》共十二卷：卷一：志序、农桑。卷二：户口。卷三：田制（附屯政）。卷四：赋役（附荒政）。卷五：漕运（附海运）。卷六：仓库（附马房、仓场）。卷七：盐法。卷八：钱钞。卷九：茶矾。卷十：课税。卷十一：上供采造。卷十二：会计（附俸饷）。 王鸿绪所上《明史稿》钞本中除将“会计”并入“上供采造”而存十一卷外内容与王原《明食货志》几乎完全相同。 《明史·食货志》共六卷。 卷一：户口、田制（附屯田、庄田）。卷二：赋役。卷三：漕运、仓库。卷四：盐法、茶法。卷五：钱钞、坑冶（附铁冶铜场）、商税、市舶、马市。卷六：上供采造、采造、柴炭、采木、珠池、织造、烧造、俸饷、会计。除去内容有所增减外基本略同。因此说《明史·食货志》系据王原《明食货志》而成。《食货志》将“明一代理财之道始所以得终所以失条其本末著于篇”1。自清朝以来论者甚为推崇但其实志中错误之处甚多且有文字过简不明之处待后尚有介绍故于此不赘。 《河渠志》六卷依旧史之例分河而述。黄河分上、下共二卷运河亦分上下而未足二卷附有海运半卷。《明食货志》中海运原附于漕运之后。淮、泇、卫、漳、沁、滹沱、桑乾、胶莱诸河共为一卷直省水利另为一卷。显而易见《河渠志》之目的不在于河渠而在于水利着重于河工和漕运。其内容与食货可互为补充。 《兵志》四卷记有明一代军政之详。卷记：京营、侍卫上直军（附皇城守卫、京城巡捕）、四卫营。第二卷记：卫所、班军。第三卷记：边防、海防（附江防）、民壮、土兵（附乡兵）。第四卷记：清理军伍、训练、赏功、火器、车船、马政。 明代兵制特点突出主要体现明太祖集权之用心。所谓“明以武功定天下革元旧制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外统之都司内统于五军都督府而上十二卫为天子亲军者不与焉”2。此系得唐朝府兵制之遗意而更为详密。 1杨椿：《上明鉴纲目馆总裁书》。 1《明史》卷七七《食货志序》。 2《明史》卷《兵志序》。 有明一代困于南倭北“虏”军事至为重要而形势所变又迫使军制屡更。其间沿革变化《兵志》中记述颇为清楚只第一卷内关于京营之记述与《职官志》互为交叉采用简述方法与之互为补充而已。 《明史·刑法志》仅三卷。明初太祖极重刑律后因循日久虽视为具文而明代刑律仍有其特点。《刑法志》三卷每卷无题类之别但卷即述有明一代之律文。第二卷再述法司及刑法执行情况。此卷内容本易与《职官志》诸法司重复而史官姜宸英撰写得体。《刑法志》第三卷最有特点开便称：“刑法有创之自明不衷古制者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是已。是数者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踵而行之至末造而极。举朝野命一听之武夫、宦竖之手良可叹也。”此卷记厂卫之事较详史论甚佳。厂卫为明代刑法中之大事洪武中行锦衣卫镇抚司狱末年废罢至永乐中复置且立东厂。立东厂事实录中避而不述是有所隐晦遮掩《刑法志》颇予详述此举甚当亦补《职官志》之所难述。 《艺文志》四卷出目录学名家黄虞稷之笔。黄虞稷撰有《千顷堂书目》于目录之学甚为博知。《艺文志序》另出倪灿之手文中申明本志体例仅录有明一代名家著述此与前史不同。“前史兼录古今载籍以为皆其时柱下之所有也。明万历中修撰焦竑修国史辑《经籍志》号称详博。然延阁广内之藏竑亦无从遍览则前代陈编何凭记录区区掇拾遗闻冀以上承《隋志》而赝书错列徒滋讹舛。故今第就二百七十年各家著述稍为厘次勒成一志。凡卷数莫考、疑信未定者宁阙而不详云。” 自《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之修搜罗历代图书考其存亡为目录学整理之大功业。《明史·艺文志》不采用此种修纂方法专取有明一代之书似简而实详确是颇有用心者。然智者百虑不免一失如其著录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四十卷乃宋人之作以其体例而论必为误录之书。 《艺文志》四卷依经、史、子、集排述。一曰经共十类：《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诸经》、《四书》、《小学》。二曰史共十类：正史、杂史、史钞、故事、职官、仪注、刑法、传记、地理、谱牒。三曰子共十二类：儒家、杂家、农家、家、兵书、天文、历数、五行、艺术、类书、道家、释家。四曰集共三类：别集、总集、文史。其经部收书目九百零五部史部一千三百十六部子部九百七十部集部一千三百九十八部共计收书四千五百八十九部。虽然并未能将有明一代图书尽收其中仍不失为一大功绩而为了解明代目录书籍之不可少者。 3.表。 《明史》表共十三卷其中《诸王世表》五卷《功臣世表》三卷《外戚恩泽侯表》一卷《宰辅年表》二卷《七卿年表》二卷。其中《七卿年表》为创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评《七卿年表》称：“盖取《汉书·公卿表》之意。明时阁部并重虽有九卿之名而通政、大理非政本所关则略之。南京九卿亦闲局无庸表也。”所谓七卿即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加上都察院都御史此为有明一代政体之本。另《宰辅年表》初列左、右丞相平章政事左、右丞参知政事至洪武十三年（138o）革中书省并左、右丞相左、右丞及参知政事遂止。自建文四年（14o2）成祖夺位后始改记内阁诸臣则实为内阁诸臣表。 《明史》诸表的最初修纂似与纪、志、列传同时进行王鸿绪康熙间增损史馆旧稿先成于列传二百零五卷始有先成列传之说。其雍正元年（1723）进呈《明史稿》时于诸表所改不大诸王表仍旧去功臣、戚臣、宦幸改大臣上为宰辅大臣中、下为七卿因此可知原稿中诸表俱备。诸表之修则并非依据《明史列传》表中所载可与列传记述互为补证。4.列传。 《列传》二百二十卷构成了《明史》之主体。共二十二类。《后妃传》二卷；《兴宗孝康皇帝（附皇后、吕太后）传》、《睿宗兴献皇帝（附皇后）传》共一卷；《诸王传》五卷；《公主传》一卷；诸臣传前并有明开国前群雄三卷共一百五十八卷；《循吏传》一卷；《儒林传》三卷；《文苑传》四卷；《忠义传》七卷；《孝义传》二卷；《隐逸传》一卷；《方伎传》一卷；《外戚传》一卷；《列女传》一卷；《宦官传》二卷；《阉党传》一卷；《佞幸传》一卷；《奸臣传》一卷；《流贼传》一卷；《土司传》中《湖广土司》一卷、《四川土司》二卷、《云南土司》三卷、《贵州土司》一卷、《广西土司》三卷计十卷；《外国传》九卷；《西域传》四卷。 《明史》列传基本沿旧史之体例但亦有其创新之处。《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六《明史》条提要中称：“列传从旧例者十三创新例者三曰《阉党》、曰《流贼》、曰《土司》。盖貂珰之祸虽汉、唐以下皆有而士大夫趋势附膻则惟明人为最夥。其流毒天下亦至酷。别为一传所以著乱亡之源不但示斧钺之诛也。闯、献二寇至于亡明剿抚之失足为炯鉴非他小丑之比亦非割据群雄之比故别立之。至于土司古谓羁縻州也。不内不外衅隙易萌。大抵多建置于元而滋蔓于明。控驭之道与牧民殊与御敌国又殊故自为一类焉。”应该说创设《阉党》、《流贼》、《土司》三类传确实符合于明史之实际情况这与诸表中创设《七卿表》有异曲同工之处。明代宦官之干政虽不及汉、唐诸朝有废立之举但外廷士大夫屈膝卑颜于阉宦而成一时之气焰则为亘古未有。《阉党传》所列四十六人属刘瑾党者七人余皆魏忠贤之党。读《阉党传序》可知史馆诸人于明亡之鉴深痛而慨然。然而与《流贼传》相比其感情又有所不同所撰《流贼传序》自唐赛儿起义论起直至李自成、张献忠之亡明文称：“自唐赛儿以下本末易竟事具剿贼诸臣传中。独志其亡天下者立《李自成、张献忠传》。”其中《李自成传》长达万余言为《明史》诸传中之最长者。从修史者角度虽主要为后人之鉴却因此而保留较为丰富的有关记载而未采取分散于“剿贼”诸臣传中。 《明史》列传之体例采用类传形式除以类分传外于诸臣传中亦因类分卷而未尽以父子及孙等为传。其方法即因事而分。如卷一二二有《郭子兴传》、《韩林儿传》、《刘福通传》虽亦为明建国前群雄之列而与群雄同明太祖朱元璋之关系不同归为一卷。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明玉珍合为一卷扩廓、陈友定、把匝剌瓦尔密合为一卷。诸臣中如徐达、常遇春单为一卷是功臣亦有别而分立。史臣为建文帝遗臣列传颇详甚至有传闻之人能列立传者尽量立传也是史臣寄托遗民之情的一种方式。 《明史》诸列传中亦多见以事附传之体例。如卷一《夏良胜传》附同下诏狱者万潮、陈九川、张衍瑞、姜龙、徐鏊、姚继岩传均连署进言谏止武宗南巡之人。卷二o六《马录传》附颜颐寿、聂贤、汤沐、刘琦、卢琼、沈汉、王科均嘉靖中“李福达之狱”受牵之人。如隆庆中御史庞尚鹏疏中称：“据李同之狱福达罪益彰而当时流毒缙绅至四十余人衣冠之祸可谓惨烈。”此附传后史官评论中所引述以为同事附传之由也。此类附传于《明史》中不胜枚举。 《明史》列传中《外国传》及《西域传》反映了当时与境外国家及部落地区等的联系保存了大量东南亚及中亚等地历史资料是研究这些国家历史及中外关系史的较好参考资料。 总之《明史》修纂日久又有前诸史修纂之经验成为二十四史中较好的一部尤其是隋、唐以后诸史中更为突出。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明史》中指出：“近代诸史自欧阳公《五代史》外《辽史》简略《宋史》繁芜《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洁叙事简括稍为可观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由此可见《明史》体例优于诸史者之大概。 《明史》评述《明史》体例堪称完善而优于诸史此已有公论。而作为一部纪传体官修正史就其记述有明一代历史而论则尚有优劣之评。 清人于《明史》推崇备至盖因官修而历四代始成书。清代史学家赵翼作《廿二史札记》于《明史》多有赞誉之文。他总括谈到《明史》的几大优点：一是修纂时间长。“盖阅六十年（按自康熙十八年始计算至乾隆初刊行止）而后讫事古来修史未有如此日久而功深者也。”二是动手时间早。“惟其修于康熙时去前朝未远见闻尚接故事迹原委多得其真非同《后汉书》之修于宋《晋书》之修于唐徒据旧人记载而整齐其文也。”三是详于考订。“又经数十年参考订正或增或删或离或合故事益详而文益简。且是非久而后定执笔者无所徇隐于其间益可征信非如元末之修宋、辽、金三史明初之修《元史》时日迫促不暇致详而潦草完事也执笔者不知几经审定而后成篇此《明史》一书实为近代诸史所不及非细心默观不知其精审也。”此三大特点也便决定了《明史》优胜之处。 清人对《明史》的评价固然有其道理。但近世史家普遍认为这是出于“清人对《明史》例不敢议”“正所谓其不敢贬斥者也”。“当清世为史学者又皆以尊重朝廷之故专就《明史》中优点而表扬之。”然而其实清人对《明史》之缺失自然亦有所见赵翼《廿二史札记》中已有所表述而近人对《明史》的评价更为公允兹就诸人之论简述于下。 1.《明史》的史料价值。 《明史》成书时间最长一方面固然由于清初形势所定同时也说明其搜集史料考订撰写之艰难。 《明史》史料之来源已见前述赵翼所谓“惟其修于康熙时去前朝未远见闻尚接故事迹原委多得其真”。而《明史》实始修于顺治二年（1645）则去明朝更近甚至尚有南明诸朝并存。赵翼言不及此一是顺治中并未认真修史二是要避南明事迹不谈。然而实际上顺治中已着手于史料的收集。 清初开局修《明史》确距明亡未远但有明一代二百七十余年则即使以顺治初修计算与明初亦有二百多年之遥所谓“见闻相接”只能是明末之事大约在万历以后。因此清初修史诸人从一开始便注重于史料收集。如汤斌于顺治中与修《明史》时便建言广搜野乘遗书。到康熙中大批人材入馆修史对史料的搜集和使用也就更上一筹。 就其史料价值而言总的来看《明史》是一部史料价值较高的正史。 《明史》的修纂带有遗民修史的味道。如大史家万斯同系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黄宗羲弟子被聘为《明史》总审定稿之人但他只同意以“布衣”参加修史不署衔不受俸完全是一种遗民立场。修史者的这种立场也就使得他们在修史过程中尽量保留明代历史内容以寄托遗民思故国之情感。 明初历史时隔久远修史时尽量照顾历史脉络存其真貌。如明代野史记有徐达病故之事称徐达有背疽最忌食鹅肉明太祖朱元璋赐之蒸鹅徐达流涕食之遂卒。后世史家多认为是无稽之谈。刘基之死则《诚意伯文集》中记有太祖圣谕之言归罪于左丞相胡惟庸“并谓其毒基至死云”。徐达、刘基之见忌见猜明人野史俱有所言虽不可尽信亦绝非无稽之谈。《明史》徐达、刘基二传中却只记太祖对二人始终恩礼毫无纤芥之疑。这是因为史官们感到明初功臣多不保全像徐达、刘基这样能保始终已属仅有之事因此而未加微词。而同时对徐达、刘基见猜忌之说亦非全部加以掩饰。《李仕鲁传》中便有刘基、徐达见忌之语。这也是一种记史的方法。这种情况在《明史》中非止一例。因此《明史》中的记述有时可以达到自证的效果。如建文逊国之事《恭闵帝纪》记：“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燕王遣中使出帝后尸于火中越八日壬申葬之。”既言不知所终又言出帝后尸而葬是存疑于此。其后又称：“或云帝由地道出亡。”但下文举正统间僧人杨行祥诡称建文帝之事。“自后滇、黔、巴、蜀间相传有帝为僧时往来迹。”则又将出亡事作传闻而记。然记建文逊国事非止此而已。《明史》卷三o四《郑和传》记：“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卷一六九《胡传》：“传言建文蹈海去帝分遣内臣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又遣胡“遍行天下州郡乡邑隐察建文帝安在”。而卷一一八《谷王朱橞传》记谷王言：“往年我开金川门出建文君今在邸中。我将为申大义事有日矣。”谷王虽欲以此言欺蔽众人但其身为金川门之变当事人更造此言足见建文帝并非焚死宫中。 在建文逊国一事上《明史》的记述亦有其变化的。近代史学家孟森（心史）先生作有《万季野明史稿辨诬》其中谈到《明史》旧本与今所见通行本的不同记述。旧本作建文焚死说并传此说之定于万斯同。民初修《清史》其《万斯同传》稿中专记此事一则。孟森先生在驳斥此说定于万氏的同时指出关于建文的断论取决于清初政治之需“朱三太子之案至康熙四十八年乃结。明崇祯帝之子坐以诈冒而戮之。馆臣定稿正在天下汹汹传有朱三太子之日。清廷必以朱三太子为妄传以安人心且便于弋获之后可以假冒定谳以除所忌。其用意与明成祖之对建文同。故于修《明史》而及建文亦必主张建文为焚死以见失国之君主或其子孙断无能隐遁在野之理。馆臣可有此希旨之举季野先生必无此媚世之心也”。但是到乾隆四十二年（1777）诏改《明史》本纪时“去朱三太子事已远既不虑天下复有思明之人亦不虑明复有系天下之望的裔”于是将文字改为存疑之说。由此亦可知一代修史之艰难。 再如记于谦之死系因石亨、曹吉祥诬以谋立襄王世子定罪。但《于谦传》中仅记遭石、曹之诬陷未提谋立之事。因此事为定罪之因谈及则须辨诬传文必繁且与襄王传重复因此记述于《襄王瞻墡传》中。英宗复辟后于皇太后阁中见襄王金符。乃因“土木之变”后欲召襄王而未果其符遂留阁中。顿知并非于谦等人于景帝病危时私取符相召于谦所蒙之冤也就不辩自白。 《明史》之所以有其较高的史料价值不仅因其记史求真得体还因其重于考订。至今能见史馆诸人文集之中尚存考辨文字。 以明太祖朱元璋死后燕王奔丧与否为例则朱彝尊时有专文辨证见《曝书亭集·史馆上总裁第四书》：“伏承阁下委撰明文皇帝纪。彝尊本之实录参之野纪削繁证谬屏诬善之辞拟稿三卷业上之史馆矣。昨睹同馆所纂《建文帝纪》具书燕王来朝一事合之鄙稿书法相违。彝尊愚暗非敢露才扬己暴人之短惟是史当取信百世讵可以无为有？故敢述其所闻复上书于阁下。”下有五段考辨文字一为建文初燕王入朝之不可信今所见《恭闵帝纪》已删去此说。二为成祖备礼葬建文之说不可信今亦不见于本纪。三为天下大师墓之不可信四为《从亡随笔》之不可信五为《致身录》之不可信均辨建文出亡之传闻。朱彝尊的论证均为修史所采纳。袁崇焕之被杀如今人所共知为一大冤案。但在明末清初之际世人并不知其实情。赵翼《廿二史札记》有《袁崇焕之死》：“袁崇焕之死今日固共知其冤。而在当时不惟崇祯帝恨其引我朝兵胁和（时帝怒甚欲族诛崇焕以何如宠申救免死者三百余口。见《如宠传》）即举朝之臣及京城内外无不訾其卖国者。杨士聪平心而论亦但言其罪不至此而不知其所以得祸之由。其所撰《玉堂荟记》云：己巳之变当时士马物力足以相当袁崇焕初至一战人心甫定。而袁于大珰少所结好毁言日至竟罹极刑。乃京师小民亦群以为奸臣卖国至有啖其肉者其蜚语皆出自内阉云。可见是时引敌胁和之说已万口一词。士聪虽略知谤言之出自中涓然究未知中涓何以有此说也。直至我朝修史时参校《（清）太宗实录》始知此事乃我朝设间谓崇焕密有成约令所获宦官杨姓者知之阴纵使去。杨监奔还大内告于帝帝深信不疑遂磔崇焕于市。于是《崇焕传》内有所据依直书其事而崇焕之冤始白。使修史时不加详考则卖国之说久已并为一谈谁复能辨其诬者。于此可见《明史》立传之详慎。是非功罪铢黍不淆真可传信千古也。” 这确实是修史者勤于考订的结果。 ------------ 2 2.《明史》的缺点。 《明史》尽管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又称“最为完善”之作。但它作为一部官修的正史，其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 赵翼作《廿二史札记》，已对《明史》中的缺失有所评论，只是出于对官修正史的顾忌，未敢加贬斥之辞。近世史学家柴德赓教授曾经指出“如‘周延儒之入奸臣传’一题下，应加‘不当’二字，才与内容符合，但却从略。‘刘基廖永忠等传’条，下未接‘疏舛’二字，‘乔允升刘之凤二传’下未接‘重复’二字，此正所谓其不敢贬斥者也。”赵翼原文虽然委婉，《周延儒之入奸臣传》中亦云“周延儒不过一庸相耳，以之入《奸臣传》，未免稍过此非以甚延儒之恶，转为延儒增其身份也。”《刘基廖永忠等传》一篇，则论其述史之不确。以朱元璋征陈友谅一役，《太祖纪》记“戊戌，克安庆。壬寅，次湖口，败友谅于九江，克其城，友谅奔武昌。”《陈友谅传》所记略同。《廖永忠传》加至安庆，破其水寨，遂克安庆。总之皆称先克安庆，后克九江。而《刘基传》中却记，师攻安庆，自旦及暮不下，刘基请径趋江州，捣其巢穴。按此说则江州之陷前，安庆未克。所记不合。与此相类，《张玉传》记东昌之役，成祖被盛庸军包围，力战而出。张玉不知，突出阵中欲救成祖，力战而死。而《朱能传》却称，成祖被围，张玉力战而死，朱能率周长等力战，救成祖出。张玉究竟死于成祖突围前还是突围后，二传所记不合。事虽并非关键，但确为述史不严谨之失漏。 《明史·卓敬传》记卓敬之被杀，称成祖欲活之，但功臣姚广孝与卓敬有隙，从旁进言劝杀。此乃据明人野史杂传，考其史实，广孝实未从成祖之柴德赓《史籍举要》。 师入南京，亦无从谗杀卓敬。《明史》记建文遗臣之事，为表彰忠义，较多搜罗，野史传闻亦有所采用，难免有误。 四川廖麻子、曹甫起义，曹甫之被杀所记亦有抵牾之处。《洪钟传》记其为廖麻子所杀，《林俊传》则记曹为指挥李荫所擒杀。 《乔允升传》记崇祯皇帝在位十七年，刑部易尚书十七人，并一一列举易人之事。《刘凤之传》中亦有此段文字，并且一字不改照录于传中。此二传一在卷二五四，一在卷二五六，相隔只两卷，不及订正。“盖卷帙繁多，纂修诸臣不暇彼此参订也。”至于书中此类错误不足之处更多不胜举，故史家多作考证文字。如地理设置，记兰州于成化十三年九月复为州，而实录则记在成化十四年四月复县为州。成都府南江，《明史》作正德十一年置，《大明会典》卷十六记为九年添设。如太仆寺之设置，《兵志》中记为设四十牧监。《职官志》、《大明会典》均作“十四牧监”。《兵志》中之“四十牧监”，系承袭《明史稿》中之误。北畿计丁养马，始行于永乐十三年十二月，实录中有记。《明史·兵志》记作十二年，恐为误以月作年，未经核订之故。 《明史·艺文志》史论颇为推崇，然其中失误之处亦不少，前举所录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四十卷，乃宋人之作，误入志中。再如所著录陈仁锡《周礼句解》六卷，据考体例文字多剽窃猥杂，系坊贾托名，而非出陈仁锡之手。修志人似未睹原书而录。顾起元《说略》亦同此，《艺文志》作六十卷，而顾起元自序记，全书只三十卷，志中误记六十。再如《艺文志》中著录杨慎《墨池琐录》卷、《书品》卷、《断碑集》4卷，而遗漏《画品》卷，估计也是成篇时未及仔细订正之故。 其述史不一之处，尚有表、传之不合。如吴悼王允熥之死，卷一○三《诸王世表》作永乐十三年卒。卷一一八《吴王允熥传》则作“永乐十五年卒”。《宰辅年表》汪广洋，洪武三年左丞。而《汪广洋传》则误记为右丞。李贤天顺元年为吏部右侍郎，则当依《李贤传》为左侍郎。又有志、传不合之处，如《徐光启传》记所进《日躔历指》一卷，《艺文志》作四卷；《通率表》一卷，《艺文志》作二卷。均不合。 此类小疵，不胜枚举。以《明史》三百卷之多，虽经修纂日久，难免有失误之处，众人成书，或有顾及不到，在所难免。而《明史》中真正失漏之处不仅在此，而在其有意隐蔽史实。 清初修《明史》，所以有须隐没之事实，即在于清与明本身之关系。其所隐没者有二一是隐没清末建国前曾臣于明；二是隐没清入关后南明诸朝廷存在之事实。 清朝的发祥，大概与明朝的建立同时。清以肇祖为追尊入太庙之始。肇祖即童猛哥帖木儿。先袭职为元朝万户，后归明朝，授建州左卫指挥，升至赵翼《廿二史札记》。 都督。清称都督孟特穆，追尊肇祖。据《明太宗实录》所记，明永乐间即有关猛哥帖木儿之记录。近代清史专家孟森（心史）先生曾对清之世系作有考订“清之初系，为明之建州左卫。始授左卫职之猛哥帖木儿，又因其姑姊妹中，有入明宫为妃嫔者，因内宠之故，至升都督职衔，清实录谓之都督孟特穆。”建州女真于明代入朝进见、上贡、袭替、改授及与周边之关系活动甚多，但此均清朝发祥后为明朝之臣的明证，为清廷所讳，因此在《明史》中不但不许见建州女真，而且凡是“女真”皆在所讳，“于是女真之服而抚字，叛而征讨，累朝之恩威，诸臣之功过，所系于女真者，一切削除之”。自古以来，凡于易代之际，以后代修前代之史，关系到新朝与旧朝之处，难免没有曲笔。但是一般来说，大都相涉年代不多，其掩饰之处，读史者也能意会其中缘故，从未有如明朝与清朝这样关系始终，“一隐没而遂及一代史之全部”者。 凡明朝文武诸臣，曾为督抚镇巡等官者，皆削其在辽之事迹。如王翱、李秉、赵辅、彭谊、程信等人，《明史》中均各有传，但其于建州有抚治或征讨之绩处，《明史》中均略去不述，间有一二语涉及，则不指明为何部落，以何原因启衅，其史实真相，无从观看。再如马文升，以抚安东夷，自著专书记其事，名《抚安东夷记》，书中主要记述成化时女真状况及其与明朝之关系，尤对海西女真多有记述。《明史》卷一八二《马文升传》亦记其“凡三至辽”之事迹，然读之却并不知其为建州女真之事，文词隐晦，只略述其曾于辽事有功而已。宦官汪直，与马文升不合，欲建功辽事，但其传中亦不作明述。据诸史家考证，《明史》中讳记女真之事，亦有疏忽之处，如《宪宗纪》及《汪直传》中，有伏当伽一名。伏当伽为其时建州女真一首领名，史官不知伏当伽为何部酋领，漏出其名，反彰其曲笔掩饰之实。 凡是明朝人中所长而必书之事在于建州者，则《明史》中削其人而不为立传。如顾养谦、宦官亦失哈等，因生平活动不可离辽东及建州之事，《明史》中遂无传。此外亦有明显删掉者。如卷二五七《王洽传》记“宣大总督王象乾与大同巡抚张宗衡争插汉款战事，洽及诸执政并主象乾策，定款议。详见《象乾、宗衡传》。”然《明史》无《象乾传》、《宗衡传》。《王象乾传》，万斯同所订《明史》列传中原有传，在卷三四八，王鸿绪《明史稿》亦有，在卷二二八。《张宗衡传》则分见两书卷三六四及卷二四一。显然为《明史》定稿时所删。 明初于黑龙江下游设奴儿干都司之事，《明史·地理志》中漏而不述，只见于《兵志》，称“洪武、永乐间边外归附者，官其长，为都督、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等官，赐以敕书印记，设都司卫所。”下列“都司一（奴儿干都司）”，再列卫三百八十四。所谓“边外归附者”，即女真孟森《明史讲义》第一章。 各部。至于蒙古、西番，则均直书其名。 《明史》中另一掩饰之处，则为南明诸帝。自崇祯十七年（44）李自成农民军克北京，随后清军入关，明朝即亡。几乎与清军入北京同时，南京建立弘光朝廷，此后又有隆武朝、绍武朝、永历朝及鲁王监国。永历帝朱由榔于康熙元年（2）为吴三桂所杀，或以为此系明亡之时。而孟森先生作《明史》末述《南明之颠沛》，最后有云“十一月辛卯（十六日），鲁王殂于台湾，明亡，时为清康熙三年此距崇祯之亡，又二十年矣。此二十年南明之史，《明史》亦予隐讳，不承认其帝号，而将其事记述于诸王传中，以示其仍为诸王而非帝统。 说到清初修史之讳，顺便可以略述清初之文字狱。清初著名文字狱，一为庄氏史案，罹祸者至七十余人，死者剖棺锉尸，生者延颈就戮，妻孥极边充军为奴。而观其原书，涉及清室并未有过分讪谤之语，惟于清兵入关之事，直书为“夷氛”、“夷寇”，于“奴酋（努儿哈赤）”名号，迹未加避讳。而于李成梁传中，称努尔哈赤为成梁所豢养“已而并杀教场及他矢于阿台城下。他矢子即清太祖也，以幼得不死，留置帐下。”此为清廷所最忌讳之事，庄氏及诸修史之人因遭大祸。此为涉及清入关前史事之文字狱。涉及南明诸帝的著名文字狱有戴名世《南山集》狱。戴名世，字田有，号褐夫，别号忧庵。清康熙间进士，官编修。留心有明一代史事，网罗散佚，走访明季遗老，考求遗事。著《南山集》，用南明永历年号，以存明朝统绪，为左都御史赵申乔所劾，论斩。凡为《南山集》作序者，如方苞等人，均获株连，达数十人之多。此则为清初又一文字狱大案。由此可知清廷这两大避讳是触及不得的。史官岂敢冒杀身之祸而必书其实？即使有此董狐之风，以清初文禁之严，又岂能留只字于官修史书之中？隐讳史实固然是《明史》一大缺失，又是必然结果。 谢国桢于明清史籍所知博深，其评论《明史》缺失，共列五点，除“毁灭不利清廷之史实”外，尚有四大点一是于明初事实记载不翔实。因清廷讳言明朝驱逐蒙古于漠北，亦犹如讳言建州女真于东北臣于明。又因史官为明末降清人士，对明初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尽略而不愿详记。二是记建文之事，讳言建文出亡，主张焚于火，以示亡国之君无生之理。此亦出清廷之需。三是除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外，其余农民起义，均只见于有关官员列传之中，且极尽歪曲之能事。四是《明史》出于东南文人之手，于江浙文人尤其是东林党人多立佳传。自明嘉靖以后，内阁柄政大臣，多为东南缙绅所操持，一脉相承，当时谓之“传衣钵”。《明史》对党籍中人，言之刺刺不休，与其他方面人物相比，记述不均，因之是非亦难得其平。 此为先辈学者见识，足资后世读史时体验之。 3.《明史》在史学史上的地位。 如何给予《明史》一个概括的评价呢？前面的评述，基本上还是就其自身内容而论，然而要给《明史》一个总的评价，就不得不把它放到历史中，放到整个中国史学史中去看。 白寿彝教授将明清时期划为中国史学史的第五个时期，他说“明清时期，是中国史学史的第五个时期。它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老时期。这时，生产力在继续发展，而生产关系却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新生产力的发展不够强大，还不能突破封建生产关系的桎梏。这是社会进程的一段微妙时刻，很容易迷惑人，使人给它作偏高或偏低的估计。我们说它衰老，不说它解体，就是说它已经失去了旺盛的生命力，但生命力还是有的，甚至还相当顽强。这种特点反映在史学上，一方面是因循保守气息的充斥，另一方面，是反映时代抗议精神的优秀作品在不断地问世。”在这样一个条件下问世的《明史》与它的编纂者们一样，被打上了深刻的时代烙印。 章炳麟在谈及明末清初浙东史学时说“自明末有浙东之学。万斯大、斯同兄弟，皆鄞人，师事余姚黄宗羲，称说礼经，杂陈汉宋，而斯同独尊史法。”因此《明史》虽然最后定刊于乾隆间，但并没有完全陷于考据学风之中。白寿彝教授指出“万斯同、全祖望对《明史》的工作，其兴趣在于保存明代文献，他们也还有清初学者那样的民族思想。”因此，《明史》虽然是二十四史的最后一部，但是它仍然继承了前代诸史的风格，这绝不仅仅表现在体例上，而且表现在述史的追求上。 但是，正如白寿彝教授所指出的时代特点所限，《明史》已无法像前四史那样去体现史家的思想，也无法像其余诸史那样相对少有避讳。史家们的艰难是在史德与现实中找寻出路。尽管如此，《明史》仍不失为一部历史巨著，它的完善是突出的，它的避讳难言是突出的，它反映出的史家们的艰难也是突出的。这也是清初史学的特点。“但这是社会变革中易于遇到的现象，这是社会变革的矛盾运动在史学领域里的反映，有的反映得明显，有的反映得曲折，有的为封建桎梏所紧紧掌握，有的是要挣脱封建桎梏而又苦于力量不足。”《明史》是中国封建官修正史的尾声，它同前朝诸史一脉相承。《明史》以后，中国封建传统正史便走上了日暮途穷的末路。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叙篇。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叙篇。 第二节私家著作明人文集《明史·艺文志》分经、史、子、集四部而为四卷，所录皆为明人的著作，其中经部收录书目九百零五种，史部一千三百十六种，子部九百七十种，集部一千三百九十八种，以集部为最多。四部之中，经、史多官修书，且史部又多方志，而集部皆属私著，可知其在有明一代的书籍中，占有极大的比例。集部又分为别集、总集、文史三类。三类之中，尤以别集为最，计有一千一百八十八部，一万九千八百九十六卷。总集类以部而计虽仅一百六十二部，但因系总录诗文，故亦有九千八百十卷之数。文史类者，即明人文评诗话之作，志中所录凡四十八部，二百六十卷而已。 明人文集，主要即指别集，是为集部中的主要部分。据《明史·艺文志》所载，明人文集超过千部，几近二万卷，数量之大，令人惊诧，但尚有漏而未收者，由此亦可略知明人文集之浩繁。 明建国之初，太祖文禁虽严，然而当时承元末的学风，文人士大夫们或敢于面对世事变革的现实，或避世而追求诗文唱和的雅兴，以一批由元入明的文人为先导，继之以一批后学，留下了为数颇多，且质量较高的文集。据《明史·艺文志》中所载，洪武、建文两朝文集40余种，其中不乏影响较大者。如宋濂《潜溪文集》三十卷、《宋学士文集》七十五卷；刘基《刘文成集》二十卷；杨维桢《东维子集》三十卷；高启《高太史大全集》十五卷；贝琼《清江文集》三十卷；方孝孺《逊志斋集》三十卷、《拾遗》十卷；练子宁《金川玉屑集》五卷；解缙《解学士集》三十卷、《春雨集》十卷、《似罗隐集》二卷。其中解缙虽入永乐朝，但其主要诗文均作于洪武、建文两朝间，况且他的身上依然带着浓厚的元、明之际的文人风气，当属元末明初学风尾声之代表，清修《明史》，目录名家黄虞稷将其收之于明初，实为卓见。 永乐以后，文风渐趋沉闷，文集成为官僚地位的象征，在通共五十余种文集中，以杨士奇《东里集》为代表的阁部大臣之作，成为当时文集之主流。此外较有影响的文集，也只有太子少师姚广孝的《逃虚子集》十卷，与志中未录的《逃虚类稿》六卷。 洪熙、宣德两朝文集仅二十种，较永乐朝而不及，成为明人文集的低谷。文化思想的禁锢得到了充分体现。 宣德以后情况开始有所变化，这时候的文集中既保持了永乐、宣德以来的身份特征，同时开始有一些名流、才子以及下野官吏的文集先后问世，文集的内容变得丰富起来。著名的有周忱《双崖集》八卷，后人集佚的于谦《于忠肃集》十三卷，李贤《古穰集》三十卷、《续集》二十卷，倪岳《清溪漫稿》二十四卷。也有像刘溥、姚绶之类名流才子的文集，如《草窗集》二卷，《云东集》十卷等；有像徐有贞那样罢职官员的文集《武功集》八卷；还有著名学者薛瑄、吴与弼等人的文集《敬轩集》四十卷、《康斋文集》十二卷。在五十余种文集中，能够包罗如此丰富的内涵，明人文集开始摆脱了那种官僚气，成为所有文人士大夫表现自我的一种形式。 这种变化的直接作用是明人文集在数量与范围方面的进一步发展。从成化到正德五十余年间，可考的明人文集已达二百种左右，从数量上已同洪武、永乐、洪熙、宣德四朝相埒，而著作者的范围则更远非前所能及。其中主要的文集有刘定之《呆斋集前稿》十六卷、《存稿》二十一卷、《续稿》五卷，周洪谟《箐斋集》五十卷、《南皋集》二十卷，陆釴《春雨堂稿》三十卷，罗伦《一峰集》十卷，陈献章《白沙集》九卷，胡居仁《敬斋集》三卷，夏时正《留余稿》三十五卷，陆容《式斋集》三十八卷，桑悦《桑悦文集》十六卷，丘濬《琼台类稿》五十二卷，李东阳《怀麓堂集》一百卷，程敏政《篁墩全集》一百二十卷，吴宽《匏翁家藏集》七十七卷（补遗一卷），何乔新《椒丘文集》四十四卷，沈周《石田诗钞》十卷，祝允明《怀里堂集》三十卷、《小集》七卷，文徵明《甫田集》三十五卷，王鏊《震泽集》三十六卷，杨廷和《石斋集》八卷，杨一清《石淙集》二十七卷，章懋《枫山集》四卷，李梦阳《空同集》六十六卷，康海《对山集》十卷，王九思《渼陂集》十九卷，何景明《大复集》六十四卷，徐祯卿《迪功集》十一卷，王守仁《阳明全集》二十二卷，黄省曾《五岳山人集》三十八卷。 除去这些正式的文集之外，宣德以后，以奏议为别集的情况也逐渐多了起来，比较有名的如《轩奏议》四卷，《姚夔奏议》三十卷，《余子俊奏议》六卷，《林聪奏议》八卷，《叶盛奏草》三十卷，《王恕奏稿》十五卷，《马文升奏议》十六卷，《刘大夏奏议》一卷，《杨廷和奏议》一卷，《杨一清奏议》三十卷。 到弘治中后期，社会风气的变化愈发明显起来，这本来是成化年间即已经开始了的变化，弘治初期因为孝宗与身边一批儒臣发起的整顿而暂时有所收缩，但是到弘治中期以后，这种收缩便不再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孝宗曾经为此而感到苦恼与困惑不解。所谓明朝中叶才士的傲诞之习，便是以此为发端的，这种风气自然也表现在这一时期的明人文集当中。像祝允明、桑悦、唐寅等人，虽然未曾入仕，但均有文集行世。而另一方面，由于科举取士的日趋成熟，入仕必由科举，一些进士出身的士大夫，将乡、会试三场试卷，亦多收入文集之中。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气，丰富了当时文集的内容，并且为嘉靖、隆庆以后的明人文集开创了先例。 嘉靖以后，进入了明人文集的高峰期，《明史》中将其分为嘉靖、隆庆和万历以后两个时段。从这两个时段明人文集的数量看，基本上是各占一半左右，均近四百种。这一时期，由于明朝人在文化思想和学术思想上的进一步解放，文集也进一步由官僚化走向了名流化。大多数文集不再是政治地位的炫耀，而是更加追求文人士大夫的本色。 嘉靖、隆庆年间的著名文集有罗钦顺《整庵集》三十三卷，吕柟《泾野集》五十卷，杨慎《升庵集》八十一卷，陆深《俨山集》一百卷、《续集》十卷，边贡《华泉集》四卷，王廷相《家藏集》五十四卷，湛若水《甘泉集》一百卷，毛伯温《东塘集》十卷，王以旂《石冈集》四卷，黄佐《泰泉集》六十卷，聂豹《双江集》十八卷，黄绾《石龙集》二十八卷，方献夫《西樵稿》五卷，霍韬《渭集》十卷，欧阳铎《欧阳恭简集》二十二卷，夏言《桂洲集》二十卷，严嵩《钤山堂集》二十六卷，欧阳德《南野集》三十卷，王艮《心斋文集》二十卷，王畿《龙溪文集》二十卷，徐阶《世经堂集》二十六卷，李春芳《诒安堂稿》十卷，范钦《天一阁集》十九卷，唐顺之《荆川集》二十六卷，罗洪先《念庵集》二十二卷，薛应旂《方山集》六十八卷，李开先《中麓集》十二卷，杨继盛《杨忠愍集》四卷，李攀龙《沧溟集》三十二卷，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一百七十四卷、《续稿》二百十八卷，谢榛《四溟山人集》二十卷，汪道昆《太函集》一百二十卷，高拱《高文襄公集》四十四卷，张元忭《不二斋稿》十二卷，徐渭《徐文长集》三十卷，归有光《震川集》三十卷、《外集》十卷。 万历以后的著名文集有张居正《太岳集》四十六卷，张四维《条麓堂集》三十四卷，俞大猷《正气堂集》十六卷，戚继光《止止堂集》五卷，海瑞《海刚峰集》十卷，申时行《赐闲堂集》四十卷，耿定向《耿天台文集》二十卷，顾宪成《泾皋藏稿》二十二卷，高攀龙《高子遗书》十三卷，屠隆《由拳集》二十三卷、《白榆集》二十卷、《栖真馆集》三十卷，冯时可《元成选集》八十三卷，汤显祖《玉茗堂全集》十五卷，罗汝芳《近溪集》十二卷，焦竑《澹园集》四十九卷、《续集》三十五卷，袁宏道《袁中郎集》五十卷，谭元春《岳归堂集》十卷，钟惺《隐秀堂集》八卷，董其昌《容台集》十四卷，张采《知畏堂文存》十一卷，张溥《七录斋集》十二卷，黄道周《石斋集》十二卷，张肯堂《莞尔集》二十卷，艾南英《天慵子集》六卷。 这里列举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略有代表性的而已，其实晚明的文集较前更加随意。霍韬、张居正、戚继光等人的文集中所表现的是政治人物与当时军政之关系；王艮等人则反映了泰州学派等学术思潮；顾宪成、张采等是晚明党社运动的中坚分子，他们的文集中带有浓厚的时政色彩；王世贞等人的文集则是明代史学的代表；还有袁宏道的公安派，钟惺、谭元春的竟陵派等文学流派；汤显祖的文集体现了一代传奇戏曲创作与反道学的思想。可以说，明代的文集发展到这时候，达到了它的顶峰。 明人文集虽多，但内容参差不齐。因为明人的文集中，一般都包括了作者大量的诗与为人作的墓志铭文字，及一些主要的奏疏，如果不是真正有影响、有思想的作者的话，有时往往都只有些应酬诗文，而绝无实际的内容，不过为作者其人充一充门面罢了。 私人修史私人修史，从中唐始兴，明中叶以后达到了高峰。当代的史学史学者们在谈到明朝私人修史的情况时说“到了明朝，尤其是正德以后，私人修史数量浩繁、体裁齐备、内容广泛，确是其突出的特点，也是前代无法比拟的。”就中国史学发展之趋势而论，诚然如此。然而明代的私人修史，亦有其发展的特点，即明初较少，弘治后始有所增多，至嘉靖、万历后而成其数量浩繁、体裁齐备、内容广泛之特点。 私人修史是由于史家们痛感正史的失诬，他们希望通过私人修史以正视听。而这种本来出自正义的做法，由于加入了史家自己的思想倾向，私人修史也就逐渐成为宣扬个人所持史观的手段。明朝中叶以后，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冲击之下，人们的思想更加活跃起来，他们寻求各种机会来表现自我，史学于是也成为了这种表现的方式之一。而这种现实状况所导致的直接结果是史家们不必更多地在前朝史中去寻求抒发的机会，他们完全可以几乎是无所顾忌地去谈本朝的历史。因此，不仅是私人修史，而且是修本朝史，成了明中叶以后史学的一大特点。 自然，明人也修前朝史，除去官修的《元史》之外，私人所修的前朝史还有薛应旂的《宋元资治通鉴》，冯琦的《宋史纪事本末》，张溥的《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和陈邦瞻的《元史纪事本末》等，也都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明朝是取代了蒙古族建立的元朝所建立的汉族地主政权，元朝的遗臣当中，尽管有人不肯与新朝合作，但是一般来说，他们却也不会从遗民的角度去追寻元朝的历史。于是修本朝史也就成为了士大夫们通史而知典的象征。 较早的明人私修国史有刘辰的《国初事迹》一卷。刘辰早年曾从李文忠幕下，建文中累官知府。永乐初以知国初事，与修《太祖实录》，因得私述国初史事。此为明人较早私著国史者，其后即不复多见，直至弘治以后才有所发展。其具代表性的著作有顾粦《国宝新编》与徐纮《名臣琬琰录》之类的史传。史传虽然是传统史学的基础，但是明人所作史传，重于记述，失于褒贬，缺乏明确的史家批评之眼光，资料性强，史论性差，虽然有颇高的史料价值，却绝非上乘之作。正德后，私人修史的风气渐浓，一批较有成就的史家也相应而生，如王世贞、薛应旂、焦竑、朱国桢等。 王世贞所著《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与顾璘《国宝新编》和徐纮《名臣琬琰录》等已有明显的不同。王世贞的这部传记不是一般罗列人物生平，而是比较明显地抒发了自己的政治史观。明朝自嘉靖以后，政出内阁，首辅地位尤重，因此首辅位置成为政争的焦点，王世贞有感于此而作首辅传，以示嘉靖以来明朝政治之关键及政争之根源。王世贞还不同于以往史家们人云亦云滥用史料的做法，开始对于史料进行考辨而作《史乘考误》，这种考证方尹达师主编《中国史学发展史》第二章第四节，第28页。 法与他对明代掌故的探寻，构成了他的治史风格，也使他成为明代史学最高水平的代表。待到李贽著《藏书》、《续藏书》，不仅强调了历史人物的政治作用，而且一改旧日的说法，在人物传中注入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从而使明代的史学走向了一个更新的高度。 焦竑，是万历年间翰林院修撰，并曾应聘与修国史，但未成书而事罢，仅成《国史经籍志》六卷，且书中讹误颇多，不为后人所重。然其因修史而辑成的《国朝献征录》一百二十卷，则成为有明一代内容最为丰富的人物传集。书中收入明建国至嘉靖中各类人物近四千人，分为宗室、戚畹、勋臣、内阁六部等朝廷官员及地方官员、王府官属、武职、义人、儒林、艺苑等。书中的人物传记多用行状、神道碑、墓志铭及旧传，实际上更像是一部资料汇编，但是其中所录人物之多，收集资料之全，均为前所未有者。 明代史家中，朱国桢也属著作甚丰者，曾作《皇明史概》一百二十卷，今虽不传，但有《皇明开国臣传》十三卷，《皇明逊国臣传》五卷，均为《皇明史概》中的内容，可见该书中人物传记系分类而作，且突出时段的特征，与《国朝献征录》不同。其中逊国之臣传，记建文遗臣事迹，是明人修史中较为系统记述“靖难之役”死难诸臣之私修史籍。朱国桢另著有《皇明大政记》三十六卷，以编年体记述自洪武元年（38）至隆庆六年（572）间史事，虽为后人批评其失于取舍，但叙事之详，仍多可取之处。 但明人修国史的代表作品还应当是郑晓的《吾学编》。《吾学编》六十九卷，以纪传体记述明史，自洪武至正德、嘉靖或万历，分记、传、表、述、考诸类。如《大政记》、《名臣记》、《同姓诸侯表》、《同姓诸侯传》、《地理述》、《百官述》、《四夷考》等，收集史料甚丰，也是明代私修的最为完整的一部史书。 尽管后人对明代史学的评价不一，但明代私人所修史书毕竟是明代私人著述中的一个主要部分，除去上述的史籍之外，还有如嘉靖间邓元锡的《明书》四十五卷、高岱的《鸿猷录》十六卷、徐开任的《明名臣言行录》九十五卷、张朝瑞的《忠节录》六卷、朱国桢的《皇明大训记》十六卷、娄性的《皇明政要》二十卷、王圻的《续文献通考》二百五十四卷、谢蕡《后鉴录》三卷、薛应旂的《宪章录》四十七卷、陈建的《皇明从信录》四十卷、尹守衡的《史窃》一百零七卷、何乔远的《名山藏》三十七卷、屠叔方的《建文朝野汇编》二十卷、宋端仪的《立斋闲录》四卷、祝允明的《野记》、茅瑞徵《万历三大征考》五卷、张萱的《西园闻见录》一百零六卷、张岱的《石匮藏书》二百二十卷等，这里就不再一一介绍了。 笔记明代的史籍中，最令人感到兴趣的便是野史笔记。野史笔记，旧作四部中的子部家类，其内容出于稗官、街谈巷议、道听途说，无所不录其中，内容博杂丰富，所述史事虽不必信，但反映当时社会生活、政治事件、人物活动、阶级斗争诸方面，均可补正史之不足，其价值早已为史学界所共认。明代的野史笔记，就其发展变化情况而言，大略可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元末明初，元朝的典章掌故、太祖建国之事迹，记载纷纭，此为明代野史笔记发展的初期。其主要代表作品有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三十卷，叶子奇《草木子》四卷。当时的士大夫们对于野史的兴趣远远超过了正史。他们在身历改朝换代的巨变之后，无不想将其所历记述下来。但是明初的文禁又使得他们不可能随意而作，因此这一时期的野史笔记，也就只能出于一些未曾追随新朝的士大夫之手。这些在后来被称之为“多杂以俚俗戏谑之语，闾里鄙秽之事”的作品，在当时却得到了士大夫们的极高的称许。孙作在为《南村辍耕录》所作序中写道余友天台陶君九成，避兵三吴间，有田一，家于松南。作劳之暇，每以笔墨自随。时时辍耕，休于树阴，抱膝而叹，鼓腹而歌。遇事肯綮，摘叶书之，贮一破盎，去则埋于树根，人莫测焉。如是者十载，遂累盎至十数。一日，尽发其藏，俾门人小子萃而录之，得凡若干条，合三十卷，题曰《南村辍耕录》。上兼六经百氏之旨，下极稗官小史之谈。昔之所未考，今之所未闻。其采摭之博，侈于白帖；研核之精，拟于洪笔。议论抑扬，有伤今慨古之思；铺张盛美，为忠臣孝子之劝。文章制度，不辨而明。疑似根据，可览而悉。盖唐宋以来，专门史学之所未让。孙作是在明初入仕为官的，而且官至国子监司业，史称其“为文醇正典雅，动有依据”2。他本人也曾著《东家子》十二篇，属于明初文人士大夫中的主流派人物。他对于《南村辍耕录》的称许，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士大夫中的普遍看法。 第二个时期是洪熙、宣德以后。经历明初文化控制与文人士大夫官僚化的过程，明代文化进入了一个寂寞萧条的时期，这一时期的野史笔记相对较少，其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叶盛的《水东日记》四十卷。这时的野史笔记与明初的风格已截然不同。叶盛以进士出身而官至吏部左侍郎，历仕正统、景泰、天顺、成化，是上层士大夫的代表。因此他的笔记着重于官场中的轶事，及朝廷制度。至于《南村辍耕录》所记述的那些“闾里俚俗”之事，他是决然不述的，所以史称“叶盛《水东日记》病其所载猥亵。”3不去记述“猥亵”之事，是要表现出士大夫的高雅与官僚的身份，这也就难免将自己限制了起来，虽然是在作野史笔记，却总是脱离不了当时那种“台阁体”的影响，缺少了野史笔记的味道。 黄瑜的《双槐岁钞》十卷，也属这一时期野史笔记的代表作品。黄瑜以《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一《子部·家类二》。 孙作《南村辍耕录序》。 2《明史》卷二八五《孙作传》。 3《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一《子部·家类二》。 景泰年间举人而任长乐知县，政治地位远不及叶盛，因而笔记中也较少叶盛那种大臣之体。据说他在县官任上多有惠政。手植槐树两棵，因以为称。官衙双槐下的作品，毕竟不能同辍耕树荫下的作品相比，《双槐岁钞》虽然较之《水东日记》有所不同，但也仍然未能突破当时的文风，追求于掌故制度，士大夫轶事，加之神怪之说，殊少社会生活的记述。这种情况到陆容的《菽园杂记》时始有所变化，除去朝野掌故之外，旁及了谈谐杂事。内容开始丰富了起来。而陆容的时代也较之叶盛等人稍晚，《菽园杂记》已是弘治年间的作品了。与之相埒的笔记还有王锜的《寓圃杂记》，开始涉及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内容，其中《吴中近年之盛》一文，记弘治年间苏州的变化，表现出士大夫们对于民间社会生活开始给予了注意。但是王锜更不同于黄瑜，他隐居故里终身不仕，这也就使其作品必然不同于那些官场中人了。 第三个时期是从正德、嘉靖直到明末。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发展较快，而经济繁荣的同时各种社会矛盾也日趋激化，人们的思想也十分活跃，野史笔记也处于兴盛时期。《明史·艺文志》中收录了明人笔记一百二十七部，其中大约一百余部是正德以后的作品，还有一些未曾收入，或者改入杂史类目之中。其中著名的有郎瑛《七修类稿》七卷，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八卷，陆粲《庚巳编》十卷，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三十八卷，朱国桢《涌幢小品》二十四卷，田艺蘅《留青日札》三十九卷，焦竑《玉堂丛语》八卷，顾起元《客座赘语》十卷，谢肇淛《五杂俎》十六卷，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十四卷，郑晓《今言》四卷，张瀚《松窗梦语》八卷，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三十卷、《补遗》四卷，李乐《见闻杂记》十一卷，于慎行《穀山笔麈》十八卷。 这一时期的笔记，无论是出自名臣宿儒之手，还是出自府县官吏、布衣的士大夫，与前相比，均改变了那种单纯追求掌故记述的做法，笔记的内容更多涉及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真正使人感到了明人笔记的丰富色彩。郎瑛的《七修类稿》分为《天地类》、《国事类》、《义理类》、《辩证类》、《诗文类》、《事物类》、《奇谑类》七大类，其中只有《国事类》与过去的笔记内容相近，其余六类中则多为《吴楚娶妇》、《蒙汗药》、《恶俗》等民间细屑之事。李乐的《见闻杂记》也以记述民间习俗风气等为长。其中记述晚明服饰的变化、市镇的典当行业、商界的牙人、地方官府的胥吏等等，都深入到了社会的细微之处，而其可贵的价值也正在于此。 至于叙述明代社会风俗的笔记，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与谢肇淛的《五杂俎》则是更为典型的作品。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自序中说道“余生长京邸，孩时即闻朝家事，家庭间又窃聆父祖绪言，因喜诵说之。比成童，适先人弃养，复从乡邦先达，剽窃一二雅谈，或与垅亩老农，谈说前辈典型，及琐言剩语，娓娓忘倦。”也就是说他的记述，既来自父祖前辈，又来自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序》。 垅间农民，加上他本人的经历所见，使这部野史笔记成为内容最为繁杂的作品。笔记中对于民间下层文化的种种记述，也反映了当时上下层文化的流动。《五杂俎》所述内容与之相近，而取舍则又有过之。谢国桢先生当年在《明清笔记谈丛》中曾将此二书作过比较，他说谈明代社会风俗的书籍，当首推沈德符所著的《万历野获编》和谢肇淛所著《五杂俎》。《野获编》涉及的方面过于广泛，有时但凭传闻，不甚确切，且有近于猥亵的地方。谢肇淛《五杂俎》则记载得比较谨慎，且有识见独道之处。《五杂俎》分天、地、人、物、事五部记述，内容极为广泛，多有涉及社会风俗之处。但谢曾任朝廷中级官员，叙事时不如沈德符那样无所顾虑，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张瀚的《松窗梦语》也是万历间的作品，他与沈德符、谢肇淛的情况不同，张瀚曾官至吏部尚书，是当时最高统治层的成员，此外，张瀚生活于江南地区，他的笔记中注意的不是异闻奇事，而是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内容。他虽然曾经作为朝廷要臣，但是作品中却并不追求那种漫述典故的卖弄，在《松窗梦语》中，包括了像《士人纪》、《三农纪》、《百工纪》、《商贾纪》、《时序纪》、《风俗纪》等十分丰富的内容，其中涉及江南地区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形况，更是颇具价值的记述。我们倘若将其与叶盛的《水东日记》相比，就不难看出明人野史笔记的前后变化了。 第四个时期是明末清初的时期。从天启、崇祯间直到清初，这一时期的野史笔记，大多着力于记述明末的社会矛盾与农民起义，或以清初的史事为主，其中有入清遗民的作品，也有清人的作品。但由于时代的变动，加之清初文字之狱的禁锢，野史笔记又走向了衰退，直到清中后期才重又兴盛起来。 专业类书籍在明代的私人著述中，还有一些属于各种专业类的书籍，如农业、水利、地理、医药及其他自然科技类的著作。这些书籍反映了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并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在这类专业书籍中，有关于农业方面的著作，如周定王朱橚的《救荒本草》、邝璠的《便民图纂》、俞贞木的《种树书》、黄省曾的《稻品》和《蚕经》、张履祥的《沈氏农书》、徐光启的《农政全书》。 有关水利方面的著作，有吴道南的《国史河渠志》、吴山的《治河通考》、潘季驯的《河防一览图》、王圻的《东吴水利考》、熊三拔的《泰西水法》等。 有关地理方面的著作，有徐弘祖的《徐霞客游记》、陈诚的《西域行程谢国桢《明清笔记谈丛》，第23页。 记》、马欢的《瀛涯胜览》、黄省曾的《西洋朝贡典录》、张燮的《东西洋考》、严从简的《殊域周咨录》、茅瑞徵的《皇明象胥录》以及艾儒略的《职方外纪》等。 有关医药方面的著作，除去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外，尚有李濂的《医史》、徐凤的《针灸大全》、缪希雍的《方药宜忌考》、汪机《外科理例》、王銮《幼科类萃》、薛铠《保婴撮要》、周子蕃《小儿推拿秘诀》等。 关于其他科技类的著作，还有利玛窦《几何原理》、熊三拔《简平仪说》、茅元仪《武备志》、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李之藻的《天学初函》、方于鲁的《墨谱》、程君房的《墨苑》等。 在这些专业著作中，最有价值的莫过于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徐弘祖的《徐霞客游记》、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与宋应星的《天工开物》。 徐光启《农政全书》六十卷，辑录了各种农学的文献二百二十九种，加以评注。全书分为十二项《农本》三卷、《田制》二卷、《农事》六卷、《水利》九卷、《农器》四卷、《树艺》六卷、《蚕桑》四卷、《蚕桑广类》二卷、《种植》四卷、《牧养》一卷、《制造》一卷、《荒政》十八卷。其中如《农器》等均有图谱。后人评论此书道“其书本末咸该，常变有备，盖合时令、农圃、水利、荒政数大端，条而贯之，汇归于一。虽采自诸书，而较诸书各举一偏者，特为完备。”徐弘祖的《徐霞客游记》十卷，书成于崇祯十四年（4）。全书采用日记方式，科学记述了作者从万历四十一年（3）至崇祯十二年（39）在各地进行地理考察的观察纪实。其中关于我国西南地区石灰岩地貌的记述，是世界最早关于岩溶地貌的科学文献。 李时珍《本草纲目》五十二卷。取神农本草以下诸家本草，汇集成书。 全书分为十六部，六十二类，一千八百八十二种，其中旧有者一千五百一十八种，由李时珍后补者三百七十四种。历三十岁，采书八百余家，三易其稿而后成。集本草之大成，无过于此书者。自清初刊行后，行医者无不家有一编。 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三卷。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综合科技著作。全书分十八篇，分别记述农作物的种植与收割加工、种桑养蚕、织染、制盐、榨糖技术，砖瓦、陶瓷、金属器物制作，车船制造，石灰、硫黄等矿石的烧制技术，采煤、造纸、榨油等技术，以及矿物的开采冶炼，兵器制作等。全书附有一百二十三幅插图，为后人留下了操作与机械的直观形象，反映了到明朝崇祯时期的科技水平状况。 明代的科技类书籍在浩如烟海的明人著作当中虽然不多，但是与前相比，仍是前所未有的丰富，而且出现了像《本草纲目》之类集前人大成的著述。因此可以说，明人的科技著作，是中国传统科技的一次全面的总结。明《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二《子部·农家类》。 代科技的另一个特征，是西方科技的传入，一批思想解放的士大夫在接受西方科技的同时，发展了中国传统科技，徐光启、李之藻的著作即属此类。因此又可以说，明人的科技著作，也代表了传统科技向近代科技的发展。 第三节地方志明代地方志的修纂地方志在明代史料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是因为地方志所包括的内容丰富，对于一个地方的历史沿革、政治建制、经济状况、社会风俗、重要人物、文献古迹都有颇为详细的记述，所以清代史学家章学诚说“方志乃一方全史”，也就是说方志就是一部地方史。中国历来有修地方志的传统，对此可以上溯到《越绝书》、《吴越春秋》、《华阳国志》等最早的方志修纂。据当今学者的研究统计，中国历代所修方志共有八千多种，十多万卷，而明清两代的方志即达六千四百多种，九万二千余卷，其中明代所修的地方志据估计达一千四百多种，一万二千余卷，也有人统计多达二千八百九十二种，总之明代的方志在中国历代方志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2方志的修纂虽然起源这么久远，而且从宋元开始更有了很大的发展，方志作为一种地方史书，在体例格式上都渐臻完备，但是方志作为一种地方史书的普遍修纂则始于明代，明朝人曾自称“今天下自国史外，郡邑莫不有志。”可惜的是，明代修纂的方志，今天已大都散逸。今存的明代方志据朱士嘉等所著《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仅有九百七十三种。这九百余种明代方志作为地方史所保存下来的大量珍贵史料，对于明史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此外，大量清代乃至民国时期所修的方志中，保存了相当数量的明代史料，也是明史研究必不可少的参考书籍。 明代的地方志包括有全国性志书即一统志，省级志书有各省的通志、总志，省以下有府志、州志、县志，县以下有镇志、乡志、里志，卫所有卫志、所志，一些特殊地方，如山、水、关隘、书院等亦多有志。 明初洪武三年（370）便修成了《大明志》，编类天下山川、州郡形势及各地降附始末，是为明代最早的全国性志书。而其时尚有多处未入版图，故虽有《大明志》，而未有一统。待到洪武二十七年（394），则云、贵（设都司未设布政司）、川尽入版图，于是再修成《寰宇通衢》。“时天下道里纵一万九百里，横一万一千七百五十里，四彝不与焉”2。其后又修成《洪武京城图志》一卷，即当时京城南京的图志。全国性志书与京城图志的修纂对于地方志的修纂无疑是一个鼓励，所以明代自洪武朝起，地方志的修纂便已开始进行。今天可以见到的洪武中卢熊所修《苏州府志》及《明史·艺文志》著录其所作《吴邦广记》五十卷等均为洪武中地方志书的代表作。此外，《章氏遗书》卷二八外集一《丁巳岁暮书怀投赠宾谷转运因以志别》。万历《满城县志》序。 2彭孙贻《明史纪事本末补编》卷一《秘书告成》。 还有如宋讷所作《东郡志》十六卷，虽然大多不存，但仍可知洪武中方志修纂之概况。洪武中为政严猛，卢熊为洪武中循吏仍不免坐累死，加之开国之初，经济尚未恢复，所以虽有修志之举而未普及。 成祖即位后，永乐十年（42）曾颁降“修志凡例”，见于嘉靖《寿昌县志》。十六年（48）下诏修纂天下郡县志，并命户部尚书夏原吉，内阁大学士杨荣、金幼孜等领其事。其时复颁纂修“郡县志凡例”共二十一条，见于正德《莘县志》卷首。 嘉靖《寿昌县志》载永乐十年所颁“凡例”十六项一、建置沿革分野，二、疆域城池里至，三、山川，四、坊巷乡镇，五、土产贡赋，六、风俗形势，七、户口，八、学校，九、军卫，十、口舍，十一、寺观祠庙桥梁，十二、古迹，十三、宦绩，十四、人物，十五、仙释，十六、杂志。其每项均有明确规定，如《坊巷乡镇》“据现在所有坊巷、乡都、村镇、保社之名载之。若古有其名，而今已无者，则于古迹下收之，仍要现其今在某处。”《土产贡赋》“凡诸处所产之物，俱载某州某县之下，仍取《禹贡》所赋者收之。有供贡者，载其上贡之数，或前代曾有所产而后遂无者，或古所无，而今有充贡者，皆据实备载之。若有所赋田亩税量，以洪武二十四年及永乐十年黄册田赋贡额为准，仍载前代税额，以见古今多寡之数。”《风俗形势》“凡天下州县所定疆域、山川，既有间隔，习尚嗜好，民情风俗，不能无异，宜参以古人之所论，与近日好尚习俗之可见者书之。”这些规定，对于方志的修纂不仅形成统一要求，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方志修纂中必应保存的史料的记述。正德《莘县志》所载永乐十六年凡例共二十一项，与前述凡例大同小异，估计很可能是修县志者对于永乐中官方颁行的同一凡例的不同记述，其中关于赋役、户口等记述下限，也均始于洪武二十四年，止于永乐十年。该志序中称“若夫条目之紊乱者，则依我国朝永乐十六年颁降纂修凡例与夫一统志参用之。”根据明人记述，永乐十六年下诏纂修天下郡县志，其后景泰中叶盛称“今欲成盛代一统之书，宜有资军国，益劝戒。如地理户口，类不可缺。必如永乐中志书凡例，充广之可也。”2显然永乐中颁行的方志修纂凡例，既为地方修志所用，也为修一统志所用，故郑晓以“天下郡县志”为一统志之续修，并有以夏原吉、杨荣、金幼孜总其事之说。若只是各地修志，则无须三人领其事。但永乐中修纂“天下郡县志”之凡例毕竟公布于天下，也可以理解为目的主要是为了对于地方修纂方志的控制，这当首先是出于永乐中所推行的文化政策。但是这种做法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明代方志的纂修。只是由于明初的社会经济状况的限制，各地方府、州、县还不可能将修方志这类地方文化举措放到首要日程傅振伦《中国史志论》，第44—48页。 2郑晓《今言》卷一。 之上，因此我们今天见到的明代方志主要在弘治、正德以后。也就是说，明代方志的修纂是到弘治以后才逐渐增多起来的。 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统计，明代已知的二千八百九十二种方志中，洪武至天顺年间所修二百五十七种，成化至正德年间四百六十种，嘉靖至万历年间一千六百二十二种，天启至崇祯年间六十六种。如果具体到每一个时期来看，明代方志修纂最多的时期是嘉靖朝，正德次之，弘治、万历又次之，修于天启、崇祯者最少。有些学者由此而得到的结论是；“明代修志，从正德起逐渐增多，到了嘉靖，掀起一个，万历以后又缓慢地转入低潮。”2万历以后修纂方志转入低潮，显然是与当时的政治局面的混乱有一定的关系。万历中期以后，矿监税使四出，怨声载道，民变四起，这自然会直接影响到地方上修志之举，再到天启、崇祯时，江河日下，亡国之象已然显露，修志之事更无从提起了。 明代地方志举要明代的全国性志书有《大明一统志》九十卷。明代全国性的志书始修于洪武初年，即前所述洪武三年（370）修成之《大明志》。至洪武二十七年（394）再修成《寰宇通衢》。但其时全国行政设置未定，因此成祖即位复有修志之意，故永乐十六年诏纂“天下郡县志”。至景泰中再议修志之事，并准依宋代《方舆胜览》为式。时人叶盛称“此赵宋偏安之物，况直为四六设。今欲成盛代一统之书，直有资军国、益劝戒。如地理户口，类不可缺，必如永乐中志书凡例，充广可也。”遂成《寰宇通志》。3然书成未刊，至英宗天顺三年（459）再令李贤等重修，虽称重修，其实是在其基础上略作改动而已。书成后更名《大明一统志》以示与景泰时所修之别，刊行天下。地方志书首为各省通志。明代各省均有通志，其重要者有成化《山西通志》十七卷，嘉靖《浙江通志》七十二卷，弘治《八闽通志》八十七卷，嘉靖《江西通志》三十七卷，嘉靖《山东通志》四十卷，嘉靖《河南通志》四十五卷，嘉靖《陕西通志》四十卷，嘉靖《湖广通志》二十卷，嘉靖《广东通志》七十卷，嘉靖《广西通志》六十卷，嘉靖《四川总志》八十卷，万历《四川总志》二十七卷，嘉靖《贵州通志》十二卷，正德《云南通志》四十四卷。各省通志载一省疆域、沿革、户口、田赋、风俗、物产、职官、学校、名迹、人物等，是了解各省历史的重要文献。 如嘉靖《浙江通志》七十二卷，嘉靖四十年（5）胡宗宪、薛应旂纂修。其时胡宗宪为浙江总督，未必真正参与修志之事，具名而已。薛应旂虽参见巴兆祥《明代方志纂修述略》。 2参见骆兆平《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考录》；朱士嘉《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考录序》。3郑晓《今言》卷一。 主修书之事，而真正修志者当另有儒士多人。该志薛序称浙江旧无通志。嘉靖乙未、丙申间，今少傅存斋先生徐翁视学于浙，始创为之。越十有六年辛亥，旂承乏浙中学政，至则问翁志稿，而掌故已凡几易，罔有知者，因慨钜典就湮，妄意修辑。乃博访旁搜，于故牍中得翁旧所录史传全文及各志铭，凡十有一册。因知薛氏所修《浙江通志》系本于徐氏原作而在其基础上扩充成书。书中卷一至十二为《地理志》，卷十三至十六为《建置志》，卷十七至十八为《贡赋志》，卷十九至二十为《祠祀志》，卷二十一至三十五为《官师志》，卷三十六至四十九为《人物志》，卷五十至五十二为《选举志》，卷五十三至五十六为《艺文志》，卷五十七至六十为《经武志》，卷六十一至六十二为《都会志》，卷六十三至七十二为《杂志》。由此可见各省通志纂修体例之大概。其他诸省通志列目不尽同，而所述内容基本相近。 各省通志之下，则为府、州、县志。终明之世，全国通计有府一百四十，州一百九十三，县一千一百三十八；羁縻府十九，州四十七，县六。如此众多的地方机构，各有其方志，且一些府、州、县志先后一修再修，其数量之多也就不足为怪了。 府、州、县志与各省通志体例相同，述事大同小异，或稍细于通志，而更具地方特色。以正德《姑苏志》（即《苏州府志》）为例可见其一斑。正德《姑苏志》六十卷，正德元年王鏊、吴宽纂修。其中卷一为《郡邑沿革表》，卷二至四为《古今守令表》，卷五至六为《科第表》，卷七为《沿革》、《分野》、《疆域》，卷八至九为《山》，卷十为《水》，卷十一至十二为《水利》，卷十三为《风俗》，卷十四为《户口》、《土产》，卷十五为《田赋》，卷十六为《城池》，卷十七为《坊巷》，卷十八为《乡都》，卷十九至二十为《桥梁》，卷二十一至二十三为《官署》，卷二十四为《学校》，卷二十五为《兵防》，卷二十六为《仓场》、《驿递》，卷二十七至二十八为《坛庙》，卷二十九至三十为《寺观》，卷三十一为《宅第》，卷三十二为《园池》，卷三十三为《古迹》，卷三十四为《冢墓》，卷三十五为《吴世家》，卷三十六为《平乱》，卷三十七至四十二为《宦绩》，卷四十三至五十八为《人物》，卷五十九为《纪事》，卷六十为《杂事》。 王鏊等的《姑苏志》是明代方志中的名作，在地方志中属列目颇细者，因此所保存的史料也详于其他一些地方志。除《姑苏志》外，明代方志中著名者还有如康海的《武功县志》，祝允明的《兴辽志》。其中康海的《武功县志》在编纂上与方志的习惯体例有明显区别，其全书仅三卷，二万余字，记事可谓简练明了，一反通常方志的记事杂芜琐碎，但也因此而“失去纂修志书征文备献的意义”。 府、州、县志是明代地方志的主体，也是明代地方文献中最受重视者。 《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考录·浙江省》。 谢国桢《史料学概论》，福建人民出版社985年版，第4页。 一般或由地方官员出面组织修纂，或请名人修纂。因此明代的方志一个主要特点是“许多地方志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结合本地特点，编制了比较罕见的篇目”2。如正德《琼台志》中的“平乱”，嘉靖《韶州府志》中的“洞寇出没”，嘉靖《清流县志》中的“盗贼”，嘉靖《南康县志》中的“十家牌法”和“乡约”，正德《琼台志》中的“破荒启土”，万历《嘉兴府志》中的“医药”，嘉靖《汀州府志》中的“窑冶”，嘉靖《建阳县志》中的“图书”，成化《新昌县志》中的“图像”等等。 明代方志的另一个特点，是在纂修思想上的创新。有些地方志修纂中主张“不志天文”（嘉靖《临安府志》），有的地方志主张“不书星野”（嘉靖《耀州志》），也有的纂修者反对修志中的记事芜杂，主张简练高古，如韩邦靖所编《朝邑志》，全书二卷仅五千七百余字，虽称文风高古，对于后世史家来说，却难有所取了。3府、州、县以下有乡镇志。明代中叶以后，乡镇志的修纂渐多，其体例基本遵循府、州、县志，而因记事范围相对狭窄，内容也相对为简。如嘉靖《澉水续志》，董穀纂于嘉靖三十六年，即为乡镇志中之名作。全书九卷，分为地理、职官、公署、贡赋、兵卫、祠宇、人品、杂记、艺文九门。在明代的地方乡镇志中，也有不依照这类体例的作品，如崇祯末仁和沈谦所撰《临平记》四卷，即全然不遵方志修纂之体，现存该书抄本仅三卷，卷一至二为《纪事》，卷三为《杂记》，全书所辑凡一百余条，末附临平十咏。分年记事，被后人称作“系乡镇志中之创例。”除乡镇志外，明代的方志中还包括有卫所志、山水志、风土志、海防志、古迹志等。这些专门类的志书，因为不属于国家行政区划，所以与一般方志体例上不尽相同。如嘉靖《雁山志》，志浙中雁荡山，全书分为山水、寺院、土产、诗文四类，虽仍志书之体而与省、府、县、乡之志迥然不同。再如崇祯年间僧人传灯所纂《幽溪别志》十六卷，记天台山幽溪，书分为形胜、开山沿革、重兴规制、宗乘、泉石、人物、金汤、檀度、福田、塔墓、古迹、著述、赠遗、余学等凡十六，从形式上近于县志，而内容集中于山水名胜，与地方志所记地方史事仍有相当大的不同。这类方志在明代方志中也占有一定比例，其中著名的如刘效祖《四镇三关志》、詹荣《山海关志》、冯世雍《吕梁洪志》、孙存《岳麓书院志》、乔世宁《五台山志》等。 从全国性的总志，到地方性的各省通志，各府、州、县方志，以及各地山水风土古迹等志，构成了明代方志的不同层次。这数以万卷计的明代方志，是今天明史研究必不可少的重要资料。 2朱士嘉《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考录序》。 3参见朱士嘉《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考录序》；谢国桢《史料学概论》等。洪焕椿《浙江方志考》卷十三《浙江乡镇志》。 明代方志的史料价值关于明代方志的史料价值，曾经有许多学者作过详细的论述。明代是中国方志纂修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它在宋代地方志修纂走向定型的基础上，又向前发展了一步，使之更趋完善。有些学者提出，明朝人在方志的修纂方面，已经开始涉及方志学的内容。明人对于方志修纂的不同意见的争论，如或尚繁或尚简，或主张史志为主从，或主张史志为表里，或修志以崇史学或修志以崇地理。虽则看法不同，这些争论与修纂中的尝试，对于明代方志的进一步成熟发展则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如明人杨一清称“国有史，郡有志志，史之翼也。”2又田秋云称“志也者，识也，郡之史也。”3张居正则称“州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4李东阳亦称“大则史，小则志，兼行而互证。”5如此种种，不胜枚举。这与清代学者章学诚所谓“方志乃一方全史”的看法基本是一致的。 强调方志的史学特点，就使得明代方志大都突出了记史方面的主要内容，而且大都于地方之事无所不载，从而被学者们称作是一种“地方性的百科全书”，并进而指出“无所不载这个传统之所以优良，是因为一部方志将一地的古今疆域沿革、自然条件、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教育、人物、异闻、琐事等等，分门别类，一一记载下来，就概括了一地已知的全部古今情况，要了解一地重要的人、物、事，只须从中查阅即可。这个任务是任何一部国史或任何一种类型的图书所未能承担，也承担不了的，只有千百部方志同时存在，才能予以完成。”这实际已经涉及了明代方志的史料价值。从今天史学研究的角度来看，方志记述的内容越细，在史料上保留下来的东西也就越多。作为一部省通志或者府、州、县志，都是不可多得的地方史研究史料，而同一地区或者相近地区几部省通志或者府、州、县志，甚至乡镇、山水、风土志，就构成了带有普遍性内容的史料，这就不仅可以作为地方史研究之用，而且能够作为一个时代更深入研究的史料依据，这也就是近年来地方志为愈来愈多的史学工作者所重视的原因。 对于地方志的研究，从清人章学诚开始被视为方志学，近年在方志方面的研究随着全国地方志修纂工作的开展而不断有所深入。935年朱士嘉所撰参见马楚坚《明清人物史事论析·略论明人修志主张》，江西高校出版社99年版。2嘉靖《九江府志》序，转引自马楚坚《略论明人修志主张》。 3嘉靖《思南府志》序。 4《张太岳集》卷七《刻滦州志序》。 5嘉靖《许州志》序。 参见黄苇《方志论集·论方志的继承和创新》。 《中国地方志综录》出版后，又于980年出版《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傅振伦《中国史志论》、黄苇《方志论集》都是对方志的专论之作，黄苇的书后并附有《历代诸家方志论文篇目选录》，为利用了解历代方志提供了方便。再有如骆兆平《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考录》一书，著录明代方志不下四百三十五种，现存者二百七十一种，散出者一百六十四种，为利用明代方志提供了线索。目前已经影印出版了《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选刊》共收一百零七种。台湾影印出版的地方志综录中，也包括了相当数量的明代地方志。而且对于明史研究来说，不仅明代方志，许多清代方志中的材料也都涉及明史研究内容，甚至民国时期的方志中保存的艺文、碑刻等，许多今已不存，也都为明史研究的重要依据。 从目前明史研究的发展趋向看，在政治史研究方面，一些学者开始从政治学角度去看国家控制的作用。这也就需要更加深入到地方基层政权及区域社会结构等方面进行研究，在这一研究过程中，地方志和档案成为必不可少的史料。如对于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研究，在正史往往根据当时官员们的报告，其中很难反映出真实的情况，而地方志中则往往根据地方经历的实际情况，虽然也多有对于农民军的污蔑不实之处，但与官修的正史相比在这方面的记述要相对真实可靠些。在经济史研究方面，尤其是对明代中叶以后商品经济发展方面的研究，无论是农业经济、土地制度、市场经济、手工业生产等，都离不开地方志中的资料。它比较起官修的正史，以及通考之类综述性史料具有更加细微的特点，从而使研究者们得到许多从正史无法得知的历史实际情况。明代方志的一个传统是对于地方赋役情况的较详记述，而且这些记述大都是根据各地赋役的实施情况，因此是研究赋役史必不可少的材料。再如明代各地移民屯种的情况以及屯田民田化等重大土地史方面问题，我们离开地方志就很难进行研究，而地方志中仅仅各地屯与社的名称之别，就足以使我们对当初屯民与社民的数量进行明确的比较了。至于文化史与社会史研究，要了解一个时代的社会与文化，要了解地方风俗、社会生活、社会结构以及当时社会政治的真实表现，不能仅仅凭藉官修史籍，而往往只有在方志、笔记和文集中才能够得到真正有价值的资料。当然，地方志中的许多材料出于当地士大夫之手，有些出于地方官吏或由地方官吏组织修纂，他们只能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进行编纂，这就不可避免带有相当大的片面性，甚至作伪的情况，但是由于地方志的编写不会像官修正史那样严格谨慎，因此在记事上也不会像正史那样有过多的忌讳，史学工作者往往也就能够从中找出那些反映历史真相的东西。 白寿彝教授在本书第一卷的“导论”中谈到历史文献的特点时曾经说过“我们应该知道历史文献的不足，同时也要善于利用历史文献。”他还说到历史文献的多重性问题“所谓多重性，第一，是说一种历史文献总是反映一定的历史现象，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第二，把不同的、有代表性的历史文献联系起来，观察规律性的东西。这就超出了一个一个的具体历史记载的范围了。这种性能不一定是文献本身所固有的，往往是史学工作者所赋予的。第三，文献不一定是死的东西，其中有不少是一直到现在还是有生命力的东西。”白寿彝教授还指出，历史文献中的具体记载在一般政治资料以外，还有思想资料、艺术资料、文学资料、科技资料等等。就这一点而论，在我们通常使用的历史文献中，地方志当属最为丰富的并且能够联系起来进行观察研究的材料，而且它在除去一般政治资料之外，也具有更加丰富的内容特征。 《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第294页。 第四节明代徽州文书档案对于契约文书的研究是当前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中国的契约文书源远流长，但由于种种原因，保存下来的并不多。因此，“汉简”的发现，“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发现都对中国史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就明代而言，虽然保存下来的正史、方志、文集以及官方档案汗牛充栋，但流传至今像“徽州文书”这样数量巨大、内容丰富的契约文书并不多见。 徽州文书的由来、收藏与整理徽州文书是指宋朝到民国徽州所属六县及与之相毗邻的遂安（今浙江淳安）等县遗存的契约文书。徽州位于安徽省南部，古称“新安”，从北宋宣和三年（2）开始正式置徽州，领有歙、休宁、祁门、黟、绩溪、婺源六县，历经元、明、清三代，一直到民国初年，其行政区划基本未变。明清时代，徽州商人遍及海内，“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2。徽州人经济实力的增长也促进了当地文化的繁荣，徽州人文荟萃，名人辈出，素有“东南邹鲁”之称。从南宋以来，徽州也是刻书、印刷业中心之一。 徽州境内多山，交通不便，“徽之为郡在山岭川谷崎岖之中”。地少人多，民鲜田畴，所以对地权尤为看重，非常注意保存作为地权证明的文书。特别是徽州地区宗族势力很强，非常重视祖先留下的家产，同时把这类文书视为祖先的文化遗产而加以收藏，借以维护家族财产2。且徽州特殊的地理环境，险阻天成，兵革少到，因此大量的契约文书得以保存下来。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和人民政府对历史文物是注意保护的。在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的重视下，徽州文书得以通过在屯溪设立的古籍书店流传到全国一些大的图书馆、博物馆与科研机构。包括北京图书馆、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经济研究所、上海图书馆、安徽省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以及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等单位。此外，徽州当地的一些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也有本节主要参考周绍泉的《徽州文书的由来、收藏与整理》（载《明代史研究》第20号，992年日本出版）和《徽州文书的分类》（载《徽州社会科学》，992年第2期）两篇文章上有关资料。2谢肇淛《五杂俎》卷四。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凤宁徽》。 2鹤见尚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收藏整理徽州千年契约文书》，载《中国史研究动态》995年第4期。曲翰章节译自日本《东洋学报》第七十六卷第一、二号。 大量收藏。据初步估计，流传出来的徽州文书大约有十万件以上3，仍然藏于民间的文书更是不可估计。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徽州文书并未得到很好的整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在六十年代曾经对其收藏的文书进行编目、编号。进入八十年代，一些收藏徽州文书的单位开始对其收藏的徽州文书进行整理出版。到99年底，已经出版的徽州文书资料有以下几种《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一辑，安徽省博物馆编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988年版。共收明、清两代徽州文书九百五十件。 《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990年版。共收宋元土地买卖文契十二件，明代土地买卖文契六百八十五件。 《徽州千年契约文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辑，花山文艺出版社99年版。该书为影印本，能显示出原资料形状，分上、下编，各二十卷。上编实收宋、元、明三代散件文书一千八百十一件，簿册五十七部。下编实收清、民国散件文书一千零十件，簿册三十三册。 《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张传玺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99年版。 该书所选录的宋、元、明、清文书绝大多数也是徽州文书。 以上已经整理、出版的徽州文书，仅占全部徽州文书的极小一部分。更多的徽州文书还有待于将来去开发利用。 徽州文书的分类徽州文书的内容相当丰富，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民俗等各个方面，按不同的形式可以有不同的分类方法。以徽州文书的现存形式分，可分为散件与簿册两类。所谓散件，就是由一张或二三张契约文书组成的一件文书，如土地买卖文书就多为一件白契或红契，有的附有一张推单或一张验契纸，有的既附有推单，又附有验契纸，这样的三张文书就成为一件文书。所谓簿册，就是装订成册的文书，有的簿册原本就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如鱼鳞图册、商业账簿、分家书等。有的则是因其内容相同或相近，后人将数量不等的散件文书抄录在一起成为簿册，如抄契簿、租底簿、诉讼案卷等。徽州文书就其来源、性质而言，可分为私家文书和官府文书。私家文书多属民间行为，如土地买卖中的白契、抄契簿、租底簿、入赘文约、商业合同、还文约等。这些私家文书有的不必经由官府，有的则属私下交易。官府文书是由官方制定或认可的文书，如布告、税票、执照、黄册、鱼鳞图册以3详见周绍泉《徽州文书的由来、收藏与整理》。这批文书主要为明、清两代，但明代文书究竟占有多大比例，是难以确定的。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保存的一万多件文书统计，明代文书占一半左右，而其他收藏单位的比例可能没有这么高，但现存的明代徽州文书数量仍然是巨大的。及土地买卖文书中加盖官印的红契、验契纸等。 从研究徽州历史文化的角度，可以将徽州文书分为以下几类。 土地文书。这是徽州文书中反映土地所有、土地所有权转移、土地经营方式及其他与土地有联系的文书统称。它反映出当时的地权变动与土地经营方式的演变。 土地文书中数量最多的是土地买卖文书。《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一辑、第二辑所选录的文书绝大多数为土地买卖文书。它包括卖田契、卖地契、卖山契、卖塘契、卖园契、卖屋基契等。这些文书有的加盖官印，成为红契，有的则属民间交易，为白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有“崇祯十三年休宁朱士达卖田官板契纸”。该契纸为县刷印，右上角顶格大字印有“直隶徽州府休宁县”，第二行印有“玄字拾柒号契纸产价xx”、“税银xx”，右下角印有“领契纸坊长、里长”。接着为填写契纸内容的方格。契纸左半部印有关于崇祯八年颁行官板契纸事和《大明律》“典卖田宅”条。最后左下部印有“右契纸付业户xx收执”，形式完整，印制精美。 土地买卖之后，按法律规定，要税契。《明律笺释》称“典卖田宅，照价多寡，纳税于官，官为印其契券，谓之税契。”这样官府才在双方书立的草契（白契）上加盖官印，发给税契凭证，承认和保证土地所有权的转移。徽州文书中保存了许多税契凭证。税契凭证因时代早晚又有税票、号纸、契尾、执照等不同名称和形制。徽州文书中保存最早的税契凭证是元朝至大元年（308）“徽州路祁门县谢良臣置产税票”，这是目前仅见的元代税契凭证原件。明初税契凭证承袭元制，税契凭证上都要写明买方用价多少买到某人田产验价收税，给付文凭及年月日等。例如，洪武二十四年“祁门谢翊先置产税票”徽州府祁门县税课局，今据西都谢翊先用价宝钞三贯四百文，（买）到在城冯伯润名下山地为业，文契付局印兑，除已依例收税外，所有文凭须至出给者。契本未降。右付本人收执。准此。 洪武二十四年七月日。攒典蔡斗生（押） 税课局（押）2明中期以后的税契凭证印制精美，并在其中引述《大明律·户律》中“典卖田宅”的条文，强调契尾是田土交易的凭证，对不税契者要严厉惩治。 徽州地区在土地经营方式上主要采取租佃经营，因此也保存着大量租佃《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第四卷，第457页。 《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第一卷，第8页。关于税契凭证，详见周绍泉《田宅交易中的契尾试探》，载《中国史研究》987年第期。 2《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第一卷，第32页。原契中多有简写、俗写之字，今以规范简化汉字录出；契中遗漏之字，用圆括号括起补上；契中错字，用方括号括起，后面用圆括号补上正字。残字或无法识读之字以方框标出。下引文同。 契约。例如，万历四十六年“汪子华佃山约” 汪子华今承佃到本都王家龙名下六保土名王兴住后并下坞山二号，里至小苗坞界，外至下坞界；里至石界合角山场，前去拨种松杉苗木。务要［变］（遍）山满密，无得抛荒。其苗两半均分。日后力分先尽山（主），无得变卖他人。如要不遵，甘罚白（银）伍钱公（用），仍依此文为准。（今）恐无凭，立此为照。 万历四十六年七月卅日立承佃人汪子华（押） 中见人汪福龙（押）一般来说，在租佃契约有住主屋、葬主山、投佃、违约受罚等内容的文书，特别是在称呼中出现“房东”、“房主”等字样的文书，都说明了租佃者的佃仆身份。但仅凭租佃契约有时并不能看出租佃者的身份地位、人身依附关系，因为佃仆租种其他人的土地所立租约与一般租约无异。 在徽州地区，租佃经营的结果之一就是产生了山场力分和田土力分。不仅租佃契约中经常提到关于“力分”的内容，而且还有买卖“力分”的契约。如“万历三十年祁门汪大銮卖力分契”2等。山场力分是山场租佃者在山场栽种苗木，等到苗木长大成材，其中包含着租佃者付出劳动应得的份额，即为力分。力分是租佃者自己的财产，可以将其出卖，但租约中大多规定出卖力分必须“先尽山主”。与山场租佃中的力分相似，在田土租佃中也有力分问题。这是由于租佃者对其所租佃土地进行改良、增加肥力等原因，从而取得了这块土地的租佃权，这种佃权即称为“力分田”域“粪草田”。地主要改变与原租佃者的关系，就要付给原佃户力分银方能实现，而佃户也可以将这种力分田出卖，这种买卖在清代又称为“小卖”。 除了以上几种土地文书外，还有土地典当契、土地批契、田土清白合同、土地对换文约、添价契、山场合业契、退契等。土地典当契是以土地为抵押物借款，它与土地买卖契不同之处在于规定了还赎期限，逾期不能还赎，便加批文成为卖契。土地批契是土地所有者将土地批给指定的继承人而立的文书，它多发生于家族内部、亲戚之间，是一种无偿转移。田土清白合同则是为了划清田土界线而订立的合同。土地对换文约包括对卖契、对换文约和对换合同三种形式，是业主为了经营便利而相互对换土地。 添价契是土地出卖者出卖土地之后的添价、加找行为。不仅未经官府的白契有添价行为，而且部分赤契书立之后，仍发生添价行为。添价契在明代并不多见，清代中后期较多。历史研究所所藏的“永乐二十二年吴中原卖契”附有“景泰二年添价契”。退契是买主将土地退回原卖主，“退”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买卖双方合意，同意退回；另一种是土地重复交易，造成纠纷，后买之人立退契将田土退还原卖主，如“正统八年祁门方寿原退还重复买山原件藏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2《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第三卷，第409页。 原件藏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地契约”。 赋役文书。明代对于赋役征收与田土经理已经达到相当成熟阶段，鱼鳞图册与黄册一经一纬，以保证国家赋役征收，杜绝田土之讼。 （一）黄册及其相关文书关于明代黄册，保存下来的原件十分稀少。但徽州文书中不仅发现了黄册原件2，而且也保存有许多与黄册有关的户帖、黄册底籍抄件、实征册、亲供册等，可以弥补黄册研究上史料的不足。 黄册源于洪武三年（370）实行的户帖制度，徽州文书中有一些户帖原件，如“洪武四年祁门汪寄佛户帖”3、“洪武四年祁门江寿户帖”4等。户帖中记有该户户名、乡贯、丁口、年岁以及该户事产。但户帖难以完全反映每户人丁、事产的变化，而黄册则在这方面弥补了户帖的不足5。黄册有两种形式，进呈朝廷的用黄纸为面为黄册，存留府、州、县的用青纸为面为存留册（又名青册）。而各里书手留底的草册，即为黄册底籍。徽州文书中的黄册底籍多为抄件，如永乐元年、十年、二十年，宣德七年祁门李舒户黄册抄底，万历十年大造二十七都五图黄册底7。这些抄件也是采取旧管、开除、新收、实在四柱式登记，与黄册内容基本相同。徽州文书中还有实征册，这是地方官吏为了保证赋役征收，另造的一种实际征税编徭时的实征册，历史研究所藏有“万历至天启休宁汪氏实征册”。 亲供册是造黄册之时，首先要各户亲供，依照黄册制度规定的内容将自家有关情况依式填写，形成亲供册，也称归户亲供册。安徽省博物馆藏有“万历玖年清丈二十七都五图归户亲供册”。 （二）鱼鳞图册及其相关文书鱼鳞图册是总图和清册（又称为分装册）的总称。徽州文书中保存下来的明清鱼鳞图册原件很多。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鱼鳞册为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前的龙凤经理鱼鳞册，该册载有田土字号、土名、都保、业主、田土面积、四至、佃户等，但没有总图。徽州文书中还有洪武、弘治等朝的鱼鳞图册，万历以后的鱼鳞图册更多，仅《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就选《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第一卷，第39页。 2赵金敏《明代黄册的发现与考略》，载《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99年第期。3《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第一卷，第25页。 4原件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5栾成显《明初地主制经济之一考察——兼叙明初的户帖与黄册制度》，载日本《东洋学报》第六十八卷第一、二号，987年版。 《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第一卷，第54—5页。 7原件藏安徽省博物馆。 《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第十一卷，第3—00页；栾成显《龙凤时期朱元璋经理鱼鳞册考析》，载《中国史研究》988年第4期。 有明代鱼鳞图册3部。鱼鳞图册又别称“保簿”、“田册”、“经理册”等，在土地买卖、典当文书中，常见“田土四至，不及开写，自有经理可照”，或“田土四至，自有保簿开载，不再开写”等语。鱼鳞图册编成以后，为了便于查阅，图保常将鱼鳞图册简化成“田土号簿”，只有田主姓名、亩步、字号以及田土四至，而无图形。这种“田土号簿”以田土字号排列，不限于一图、一都，有的是几都的数图田土收于一部田土号簿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有遂安县明万历吊号田土号簿。 与鱼鳞图册有关的文书还有归户册与归户票。归户册是将鱼鳞图册中某一户所有田土归纳到一起，此种册籍便于计算某一户田土总数，它是攒造黄册和实征册事产中田产的主要依据。编纂归户册的主要依据是归户票，现在所见到的明代归户票都是万历清丈以后的，如“万历十年吴彦能清丈归户票”、“万历十年汪保分亩归户票其他赋役文书，包括审定户由、条编由票、垦荒帖文、田土丈量单、推收单、承役合同等。 审定户由是为编审丁粮而印制的一种文书，它列有都图所在，户主姓名、籍别（是民籍还是军、匠、灶籍），户内成丁口数、不成丁口数，应纳官民米数等项。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有“万历三十年歙县吴鲁审定户由票”2。 条编由票是一条鞭法实行的结果，条编由票填注户主姓名，所在都、图、甲，籍别，成丁口数，应纳官民麦、丝、米、银数量，税粮和条编总银数等各项。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藏有“万历十六年歙县税收条编由票”。 垦荒帖文是官府发给垦荒者的文凭，以承认垦荒者的土地所有权。今将“永乐四年祁门谢能静、李胜舟垦荒帖文”抄录于下徽州府祁门县永乐四年四月十一日，据西都里长谢齐受申奉帖文，为开垦事，申乞得此案照先为前事已行体勘去后。今据见申，既已不系有额田土，拟合准令开耕，为此俟县令开前去，文书到日仰照各人所告田亩如法开耕，各为己业，候三年后收科，仍将该科税粮依期送纳毋违。须至帖者。一户谢能静李胜舟开田肆亩麦捌升伍合陆勺米贰斗壹升肆合（田土字号、四至略） 右帖下告人谢能静李胜舟准此永乐四年四月十一日对同（红批）开垦事帖（押） （押）帖文上盖有祁门县印，印文清晰。从这里可以看出，垦荒帖文的目的和作用《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第三卷，第84、00页。 2《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第三卷，第3页。 《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第一卷，第页。 主要有两个。一是防止垦荒者侵占他人纳粮田土；二是“该科税粮依期送纳毋违”。 田土丈量单。明万历时清丈土地，填写丈量单，其内填注都、图、甲，见业户名、田土土名，东西四至，原额田土类别、等则、亩数，新丈积步。丈量单前面印有该图公正姓名，后面印有“弓书算”姓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有“万历十年徽州商字叁佰伍拾号土地丈量单”。 推收单是土地买卖结束之后的推收过割所立的文书，由卖主立推单，言明该田亩步、税则、税粮数目，将其推入买主户内。同时由买主填写收单，内容相同，表明该由税粮由买主缴纳。推收单保留很多，如“嘉靖元年王奢卖山推单”2、“崇祯十年吴世顺本户推收票”3等。 承役合同。当一户不能独立承担里役，便采取几户联合承担的方式，即朋充，朋充各户要共同立一合同，即承役合同。如“万历八年洪时可等朋充合同”就是洪时可等人“因九甲程汝良扳充里役，自量一人不能承当，又恐人心涣散，众议将洪思南户承役，共立合同条则一样四纸，以便遵守。务宜同心一气，共承此役”，后面开列具体内容。 商业文书。徽州商帮是明清时代最重要的商帮之一，他们的商业活动留下了许许多多的文书资料，包括商业合同、商业账簿等。 商人在经商过程中要订立各种合同，用以筹集商业资金，确立经营原则，协商赢利分成比例与蚀本赔付标准。如“万历四十一年祁门郑元祜等立清单合同”就是一纸族内合伙股份式经商所立的蚀本赔偿清单合同。从中可以知道，郑元祜等五人以定股方式合伙拼买山林，“不期节遇风潮，漂散梱木。又遇行情迟钝，耽误利息，以致蚀本”。因此“照原合伙议定分［殳］（股），以作十二［殳］（股）均赔”2。从这些商业合同中可以看出当时商业的各十种经营方式与经营原则。 徽州文书还有许多商业账簿，如万历“货盘店总帐簿”、“程氏染店查算帐簿”（所列商业账簿均藏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清康熙时“程氏盘存收支总帐”，账面金额达十万两白银。又如祁门茶商胡廷卿光绪时的“采售茶叶总登”、“茶叶总登”等账簿达十余部，再加上其“进出总登”等日用收支账簿，总账簿就达二十七部，时间连续、资料完整。这些商业账簿是研究商业史难得的完整资料。 此外，徽州文书中还有一些与商业有关的文书，如田土买卖契约提及因筹资或经商失败而卖田、合伙经营加工磁土的碓房契等等。还有商人自述其盛衰的文书。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有关于明代商人张友兰一家盛2《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第二卷，第4页。 3《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第四卷，第42页。 《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第三卷，第2页。 2《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第三卷，第438页。 衰的文书，包括张友兰次子张明方写的“南京生意始末根由”和五子张明廉所写的“自叹”，从文中可以看出，张友兰一家可说是商、耕、学结合，他本人携长子、次子、五子在南京经商，而妻子和三子、六子在家务农，老四读书。他对诸子的这种安排，反映出当时商人的典型心理。从文中也可以看出，由于大量消费性开支（婚丧、讨丫头、造屋等）、诉讼费用以及析户分产使张家逐渐走向衰败。宗族文书。徽州地区宗法制发达，有关族田、祭祀、家法族规以及家产分析的文书很多，它们中的许多文书是以簿册形式保存下来，有的时间延续很长，达几百年，是研究宗族发展史的宝贵资料。这些文书主要包括抄契簿、租底簿、宗祠簿以及分家书、保产呈文等。 抄契簿又称誊契簿、置产簿、堆积簿等，是一个家族历年买进土地等的契纸抄存。安徽省博物馆收藏的“洪氏誊契簿”誊录了从明洪武二十年到万历三十三年间契约文书共227件。而历史研究所收藏的“凌氏置产簿”从明永乐十五年到清光绪九年，时间长达四百余年。 租底簿又称租谷簿，登录田税的又称租税簿。它是宗族族田出租所立租约的汇抄，它登录田土字号、亩步、租额、税额，是研究宗族族田收入的重要资料，也有许多反映租佃关系的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有明末“歙县怀忻公租簿”，簿中除记录地租收入外，还记录了田产进出、田地面积、约定租额、佃户抗租、更换佃人以及灾歉、抗灾等有关事项。 宗祠簿包括祀规、祭祀账目、修造宗祠账目等。祭祀账簿也有的称为祭祀簿。祀规又常成为族谱、族规、家法等的主要内容，也有的独立于族谱之外，单独成为宗族文书者。历史研究所藏有明代隆庆、万历，清代康熙“胡氏祀规及祭祀帐目”，明永乐到清乾隆休宁吴氏“向杲孟阳公叙历代祭祀簿”等等。 分家书又称阄书、分关书、标书、分家合同等。徽州文书中有许多分家书，既有一纸或数纸的散件，也有簿册。散件如“正德十二年吴珰等分家合同”、“万历十一年祁门枥山主人所立分家合同”2等。簿册如永乐至正统“李氏分家书”（藏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隆庆元年歙县“汪姓阄书”（藏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万历四十七年“程氏阄书”（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选收的关于分家书的簿册就达册。分家书分为家产所有者父和母共同押署、父或母同诸子共同押署、诸子共同押署三种形式。前一种多称作标单、标分单，后两种多称分书或分家合同。分家书的内容包括两部分一是分家原因与分家经过；二是关于所分家产和共有家产内容的记载。分家书一般经由族众、长辈详见杨国桢《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人民出版社988年版，第225—23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第一卷，第30页。 2原件藏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合议，按照习俗、惯例分割家产。 保产呈文是宗族借助官府的力量以保护族产不被盗卖而立的批文。它常常是由族长向官府申呈，由官府批文数语，借以保护族产。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有“嘉靖五年祁门李榤恳请执照以保产呈文”。 诉讼文书。徽州文书中保存着许多诉讼文书，有状文、传票、保书、提单、传唤信牌以及争讼帖文、息讼合同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例如“隆庆四年徽州府缉捕吴伯起传票”直隶徽州府为违判复害事，据歙县十七都三图民吴伯起状告前事，据此拟合就提，为此，票仰本县官吏照票事理，速拘犯人吴伯起正身，星火解府，以凭究问施行，毋得违迟未便。须至票者。空。 右票仰歙县准此隆庆四年三月廿八日比限月五日缴2又如“万历十年祁门谢荣生等状文”告状人谢荣生，告为公副不法事。土豪谢大义仗充公副，骗产无厌，买业不遵赤契，租产不验阄书，将身郡坑、吴坑基屋、坳上住前梨木坞口、栗树庄等田地，任势填图，注为己业。欺侄幼懦，主凶打压，伊亲李振儒证。切豪乘丈乱法，弱肉惶惶，乞天勒救，粘单上告。原告谢荣生被告谢大义干证李振儒、洪金胜、胡六保准万历十年正月初八日告状人谢荣生计开豪占身业田地基屋土名于后（略）通过这些诉讼文书，不仅可以了解明代的诉讼程序、诉讼文书形式以及官方执法情形，而且可以从中听到普通民众作为证人、原告、被告的声音，以此进入普通百姓的内心世界，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 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文书。这类文书包括卖身契、投主文约、应役文约、还文约、甘罚约、戒约以及缉拿逃仆的批文等。 明代的卖身契一般不直书卖身契，这是由于明朝限制庶民之家蓄奴，所以卖身契常以“投到文书”、“婚书”、“入赘文约”等类形式出现。例如“万历十六年潘应武卖仆婚书”七都立婚书人潘应武，今凭媒原用财礼银买地仆王天福男来法，年方拾壹岁，自愿出卖与《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第二卷，第32页。 2《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第二卷，第448页。原件四周花边，上方有“府票”二字，有朱文“徽州府印”整印一方，半印一方。 《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第三卷，第82页。 拾二都汪名下为仆。凭媒叁面［仪］（议）作时值财礼银贰两壹钱整，其银、婚约”等书当日两相交付。其仆出卖之后，一听买人随即领去用，日后长大娶妻完聚汪家住屋，并无回宗异说。今恐无凭，立此婚书为照。 万历十六年四月贰拾叁日立婚书人潘应武（押） 中见媒人吴囡儿（押） 李记囡（押）还文约、甘罚约、戒约等大多是农民、奴仆由于逃亡、拒主以及聚众倡乱等原因而被强制书立的文约。这些文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的阶级关系与阶级斗争形式。例如“万历十一年朱法等连名戒约”，就是朱法等二十二人“不服主公约束，纠众倡乱。经众家主公呈告官处治，蒙县主开恩，不深重究，押令当堂写立连名戒约。身等自知前非，悔过自新，磕求众家主仍复收留。嗣后永遵约束，小心供役，再不敢在外纠众抗拒”2。封建官府一方面镇压各种反抗斗争，另一方面也靠各种文约来约束反抗者，同时避免激化矛盾。 社会文书。这里所说的社会，是指当时民间成立的祠会、文会、“社” （村社之社）会、桥会、船会、商会等组织，它们保存下来许多“会书”，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收藏的明崇祯到清康熙的“汪氏上帝会簿”、明崇祯至清道光祁门善和里“世忠会各会清册”等，这些文书的内容很丰富，如“世忠会各会清册”记载了从明崇祯十七年到清道光十四年善和里的世忠会、元宵会、文昌会、关帝会、地藏会、张王会、正义会等会的会租、会规等内容，对于了解当地的风俗、民众的日常生活与信仰都是相当珍贵的资料。 徽州文书的史料价值徽州文书所包含的内容相当广泛，上面仅是就几个重要的方面加以简单的分类与说明，还有许多文书种类未能一一列举，其史料价值还有待于进一步发掘。 徽州除了保存下来大量契约文书之外，它也是一个“文献之邦”、“文物之邦”，大量的地方志、文集、族谱等流传于今，许多明清时代的民居、祠堂以及商业街道至今保存完好，所有这些文献史料、文物史料与契约文书相互印证，对于研究明清时代的徽州以至于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民俗等各个领域的特点，探索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发展规律，其意义将会是巨大的。正如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教授山本英史说的那样“明清农村社会状况与日本江户时代的农村状况相比，之所以还有许多不明了之处，恐怕与这些契《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第三卷，第204页。 2同上，第2页。 约文书未被充分利用有很大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后对徽州文书的期待将会越来越大。”山本英史《明清农村社会制度研究的现状与课题》，载《首届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五节其他明代档案史料明代史料中还有一些相对分散的档案材料，虽然数量不及徽州文书，但也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些档案材料包括明代的官方文书和民间文书两种，官方文书如明代的户帖、黄册、鱼鳞图册、题本奏本等官府公文、军职选簿、战报、邸抄、塘报、刑讯口供等；民间文书如买卖地契、买卖山塘契、婚书、占地契据、账簿等。 档案材料不同于一般史料，它的特点是具有较高的真实性。一般来说，除了有些官方文书在造作之初即已有所不实之外，其中大多数都较之后来所修纂的官私史籍更具有原始性特征，也就更趋于真实。档案史料的另一个特征是每一件史料的孤立性，因此在有些问题的研究中，或者在利用档案史料的同时参阅其他史料，或者所用档案材料必须具备一定的数量。 对于明代档案的收藏与利用早就引起了研究者们的重视，近年来，随着明史研究工作的开展，在发现和利用明代档案方面也有了较快的发展。但是由于明代现存档案不像清代档案那样丰富而且系统，除去徽州档案之外，一般都比较分散，而且尚未整理发表，因此在使用中还存在着一定的困难。明代档案保存相对较多的机构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孔府博物馆和辽宁省档案馆等单位。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明代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于958年时曾改为明清档案馆，980年恢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明清两代官方文书档案共七十四个全宗、一千余万件。但是其中绝大部分为清代档案，明代档案数量相对较少，仅三千余件，主要是天启、崇祯朝兵部档案，也有少量洪武、永乐、宣德、成化、正德、嘉靖、隆庆、万历、泰昌朝的官方文书。 这些明代官方文书档案并非明朝档案库中的旧存，而是清初为修纂《明史》征集到的明代档案。据清顺治朝实录，顺治五年（48）九月上谕，有命内三院征集明朝档案的记述“今纂修《明史》，缺天启四年、七年实录及崇祯元年以后事迹，著在内六部、都察院等衙门，在外督、抚、镇、标及都、布、按三司等衙门，将所缺年份内一应上下文移有关政事者，作速开送礼部，汇送内院，以备纂修。”（卷四○）再据康熙朝实录，至康熙四年十一月，又有上谕“前于顺治五年九月内，有旨纂修《明史》，因缺少天启甲子、丁卯两年实录及戊辰年以后事迹，令内外衙门速查开送，至今未行查送。尔部即再行内外各衙门，将彼时所行事迹及奏疏、谕旨、旧案俱著查送。”（卷十六）《明熹宗实录》缺天启四年、七年事迹，据传清初为阉党余孽冯铨所毁“《熹宗实录》成，藏皇史宬。相传顺治初，大学士涿州冯铨复入内阁，见天启四年纪事，毁己尤甚，遂去其籍无完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明代档案，主要即顺治、康熙两朝所征集之物，并存于清内阁大库之中。明朝档案于明亡时毁于宫殿官署之火，清初又经文字狱之销毁，故所存甚少，而征集于清内阁大库的档案，也同其他内阁大库档案一样遭到严重损失，存留下来的也就更为稀少了。 这些档案除天启、崇祯两朝之外的其他档案，多系949年后北京大学、东北图书馆及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移交而来的，因此在整理中也按照“北大移交”、“东北移交”、“人大移交”和馆存四部分编目。档案材料则按照朝别、年月和文种分类。这些明档种类繁多，包括有敕谕、诰命、题行稿、题本、奏本、奏疏、揭帖、奏表、呈、禀、启本、手本、塘报、咨文、札付、舆图、契约、税票、户口单、状纸、钞票、实录、圣训以及各种册簿等。其中绝大多数是题行稿、题本、奏本，大约占全部档案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这批明档多为天启、崇祯时兵部的文书，记录了农民军在陕西、河南、山西、安徽、湖北、湖南、四川、江西、甘肃、河北等地的活动情况，尤其是在农民军攻克襄阳建立政权后的情况记述得尤为具体。对于研究明末农民战争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中，还有两件稀见的南明弘光朝档案，其中一件是弘光元年（45）兵部右侍郎左懋第、太仆寺少卿马绍愉为“乞辨先帝太子真伪”和“请求归期”致摄政王的揭帖。但是由于这些档案数量相对较少，内容也相对分散，一般需要与其他史料参考使用。 类似的文书档案还分散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档案馆、博物馆和图书馆中，如中国历史博物馆、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等。此外，台湾的有关学术机构也保存了一定数量的明代档案。如张伟仁教授主编的《明清档案》，系整理历史语言所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现已出版的二百二十余册，四万余件档案，虽然称为明清档案，其实只包括清顺治元年至乾隆四十一年的清档，并无明代档案。此外，台湾故宫博物院亦藏有较多档案史料。主要是旧藏于清内府、军机处、内阁及史馆等四处的档案。依其类别可分为宫中档、军机处档、清史馆档、起居注、本纪、实录、诏书、国书、满洲老档及杂项档等十类，基本上均为清代档案。但其中亦有边疆档案及清入关前的满文老档逾万件（其中满文老档四十巨册），为研究清入关前与明之关系及边疆问题之重要档案史料。 此外，明代档案收藏相对集中之处还有山东曲阜的孔府档案和辽宁省档案馆的明代辽东档案。 孔府档案朱彝尊《曝书亭集·书两朝从信录后》。 孔子的后人作为特殊的世袭贵族，在任何朝代都保持了这种地位而没有受到改朝换代的影响。这一特殊的条件使孔府得以保存下来大量的档案材料，目前发现的留存下来的孔府明清两代档案总数约在二十万件以上。曲阜县文管会在国家档案馆专家指导下，对所有档案进行整理和妥善保护，将孔府档案整理分订为九千余卷，全部归类编号上架入箱。其中的明代部分主要集中于明中后期，除去少量成化、弘治至正德间的内容（包括了一些方志中的有关材料）外，大部分是从嘉靖十三年（534）至崇祯十七年（44），大约一百余年的各种文书档案。明档在孔府档案中所占的比重较少。 孔府的明代档案经整理后，共分作九大类，十余小类，据《曲阜孔府档案全宗类目索引》，其明代编目如下一、袭封荣典世职知县先贤奉祀二、宗族家谱资助族人三、属员庙廷官员府内官员经理租税人员学录四、徭役刑讼徭役刑讼孔氏族人属员庙户佃户船户五、租税祀田地亩钱粮房租集市六、宫廷朝贺进贡七、灾异八、资料九、文书其中资料部分包括一些与孔府相关的资料记录，如“明朝官服款式抄单”等，文书则为孔府中处理本府公务的稿簿，如票差某人为征收下属庄田租麦等事的票文。 孔府明档与清档相比虽然数量较少，但是在目前国内保存的明代档案中还是相对集中之处，而且“像这样的封建贵族地主的第一手私家档案，在中国为仅有，在全世界也不多见”。这就为我们通过研究这个具体而细微的宗法社会进一步去了解中国历史上的封建宗法社会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 明代辽东档案明代辽东档案，共一千零八十件，现经整理发表的有五百八十五件。这部分档案是在一种特殊情况下保存下来的。其中大部分是在949年春天，东北文物处的工作人员从沈阳故宫所藏的屏风和信牌套上发现的。这些档案经过工作人员的精心揭取修裱整理，习惯称之为“屏风档”和“信牌档”。少部分为北京故宫内阁大库的零散档案，后由罗振玉献给奉天图书馆，949杨向奎《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前言”。 年后曾收藏于东北图书馆（今辽宁省图书馆），现藏于辽宁省档案馆。这部分档案于985年，由辽宁省档案馆和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辑整理，为《明代辽东档案汇编》，由辽沈书社出版。全书共收入明代档案五百八十五件，分为四个部分一是辽东都指挥使司档案。档案所涉及时间从明洪武到万历末年，涉及内容包括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交通和民族关系等多方面，跨度相当大，内容相当广泛。但是由于这些档案被清朝入关前用作信牌套的衬纸，剪成椭圆形，造成材料的残缺不全。经过整理共收录军政、职官、财税、屯田、矿业、交通、马市、民族、司法、教育十类三百十六件。 二是山东等处总督备倭署、山东都司等档案。这部分档案多为明嘉靖年间关于山东军务及海防的公文。 三是崇祯年间部分兵部题稿。 四是洪武二十五年《明太祖实录》稿本。 这四部分中，除《明太祖实录》为稿本外，其余三部分内容都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除了这些相对集中的明代档案之外，还有不少散见于各地的明代档案，一些地方博物馆中还藏有像明代铺商的日记流水账之类十分重要的档案资料。目前全国三千三百五十六个各级档案馆和数量相近的博物馆等单位，保存了一定数量的档案材料，其中也应有一定数量是明代的。此外，还会有一定数量散落于民间及个人手中，这都需要档案工作者和史学工作者去进一步收集利用。 许多学者对于档案的利用日益重视，他们不仅指出“编纂和公布档案文献更是档案学和历史学在较高层次的结合”，而且提倡在对于档案的收集、整理、编目、鉴定和对档案文献的编纂和公布等等基础上，“利用馆藏档案作为主要史料来源，对某些历史专题进行较深入的研究，写出有关论文、专著等”。在这方面，早在五十年代后期，邓拓撰写《从万历到乾隆》一文时已经开始这样做了，他在文章中主要利用了有关北京门头沟矿地区一百座民窑，从明朝万历到清朝乾隆间的一百三十七张档案文书。六十年代初期韦庆远的《明代黄册制度》一书也是在对于明代档案利用的基础上完成的。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出版的《锡伯族档案史料》（上、下册）共收入了从明朝万历到清朝宣统间的满文档案六百四十七件，汉文档案九十五件，这些档案材料解决了关于锡伯族族源等过去未曾解决的问题，成为今天研究锡伯族历史必不可少的依据。 就目前的情况看，明史研究对于档案的应用与清史研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明代档案在数量上无法同清代相比，因此大多数明代档案不可能形成清代那样的系统化内容，而只能作为研究中的补充，韦庆远《明清史新析》《档案馆进行史学研究之我见》，第0—03页。同时也应该看到，到目前为止，明史研究工作者对于明代档案的开发与利用工作还做得很不够，还有必要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去不断加强。 第二章研究概况第一节近百年来中国学者研究明史的情况明史研究的兴盛明朝，自洪武元年（38）建国，迄崇祯十七年（44）灭亡，中经十六帝、十七朝，历时二百七十六年，跨越四个世纪。中国封建社会二千多年，明代约占七分之一。而且上承秦汉唐宋元，下启有清一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晚期。这时正值世界范围发生伟大变革的时代。欧洲一些国家已经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中国也开始由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明朝这段历史，在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辉煌灿烂的篇章，在世界历史上也占有突出的地位。中国封建社会，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岁月，到了明代，这种落后的封建社会制度已经面临解体，但可惜新的进步因素仍十分脆弱。因此，既有原先历史留下的深深烙印，又有自己创造的鲜明的时代特色。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君主主义皇权的高度发展与社会经济的空前繁荣，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权力结构、阶级结构、经济结构的一系列新变化。这些也是研究明史时必须注意的关键问题。 当然，也是明代历史最迷人的魅力。 明代，还是一个千姿百态、色彩斑斓的时代。 明太祖一举废除丞相制和中书省的大动作；中国古代史上最后一次人数最多的移民垦荒运动。永乐帝，第一次在中国创立内阁制度；迁都北京以及郑和下西洋的伟大壮举。 标志大明帝国由强变弱的“土木之变”。 由税粮“折色”而引发的中国古代实物地租向近代货币地租的过渡；东南地区率先掀起的农村经济结构的历史性变革；江南工商业市镇的兴起；“市民运动”的发生以及近代启蒙思潮的出现；欧洲现代科学技术传入中国和中西文化交流。 旷日持久的“国本之争”、“矿税使之争”、“万历三大征”、“东林党争”、辽东战争与“三饷”加派、明宫“三案”、中国古代史上最后一次规模最大的农民战争。 明太祖的雄才大略，明成祖的开拓进取，明武宗的风流韵事，明世宗的崇信道教，明神宗数十年不视朝，明光宗在位一月而死，明熹宗好弄斧锯，明思宗吊死煤山。 李时珍《本草纲目》、徐光启《农政全书》、宋应星《天工开物》、徐弘祖《徐霞客游记》等，在世界科技发展史上所处的领先地位及其对人类文明的卓越贡献。 如此等等，无不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 从近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说，明代又是中国外交史上的重要转折阶段。在这之前，中国始终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国力强盛，雄踞亚洲，威震世界，远近咸服。直到明代初年，中华帝国仍是声威远播，万国来朝。而到了明代正德年间，形势却急转直下，葡萄牙殖民主义者首先公然入侵广东，继之进占澳门，为列强侵略中国开了先例。使中国在国际交往中，从此由主动变为被动。 明朝历史画卷中所呈现出来的这些丰富内容、生动场面和深刻变化，历来深深地吸引着中国学者的注意力，使明史研究成为二十世纪中国古代史研究中最有成就的学科之一。同时，也引起了外国学者的浓厚兴趣，使明史研究越出国界，成为当今国际汉学研究中的热门课题。 现将近百年来中国学者研究明史的情况，概述于下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辑的《中国近八十年明史论著目录》（江苏人民出版社98年版）一书统计，从900年到978年共计出版明史研究著作七百余种、论文等万余篇。978年以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明史研究事业更加繁荣，论著更多，成绩更为显著。研究的领域，遍及明代的户口制度、土地制度、农业、水利、交通、手工业、商业、城市、赋役制度、金融货币、政权结构、阶级结构、军事、法律、农民战争、民族关系、宗教问题、社会风俗、历史地理、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学术思想、文学艺术、历史人物、海外华侨、对外政策等等。从研究的发展过程看，可以949年0月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界，分为两个历史时期，三个发展阶段。在此以前，为明史研究的启动时期。在此以后，为明史研究的发展时期。后这一时期，又可以七十年代末期为界，分为两个发展阶段。 949年前的明史研究从现有的资料看，在二十世纪国人研究明史的第一篇文章，是毋暇撰写的《明苏州知府姚善》，刊于《清议报》90年3月2议报》，是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以后维新派在日本创办的刊物，由梁启超等人主编。姚善（30—402）字克一，安陆人，举人出身。洪武三十年为苏州知府，为政持大体，不为苛细，又好礼贤下士。燕王朱棣起兵南下，姚善秘密联络江南松、镇、常、嘉诸府练兵抵抗。建文帝失败，姚善为燕王所俘，不屈而死。当时，《清议报》发表这篇文章的用意，显然是为了唤起国人研究明朝历史的兴趣，并鼓舞斗争勇气。自此之后，明史研究遂蔚为风气，成为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 严格说，中国学者对明史的研究，在明代已经开始。卷帙浩繁的《明实录》、《明会典》、《明经世文编》，以及明代所修的地方志书、明人文集、野史、笔记等等，都是明朝人研究明朝历史的结晶。明朝败亡以后，明史研究不仅没有中断，而且日益发展，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谈迁的《国榷》、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查继佐的《罪惟录》、傅维鳞的《明书》、陈鹤的《明纪》等，各有千秋，倾注了明末清初学人潜心研究明史的滴滴心血。而清修《明史》的行世，则可以说是清朝政府试图总结明代兴亡经验教训的集大成之作。对明清两代学者这种辛勤的笔耕，理应予充分肯定。如果没有他们的辛勤劳动，没有如此规模宏大的资料基础建设，后人研究明史不知要碰到多少困难。然而，在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由于时代局限，阶级偏见，他们仅仅是做了一些史料整理与编纂，并没有对明朝历史发展规律进行研究。无论是指导思想、研究方法，还是史学理论体系，都还存在着严重问题，有时甚至有意无意地歪曲历史的本来面目，从而增加了后人研究明史的难度。 从二十世纪初开始至四十年代末期为止，伴随着国内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逐渐变化，明史研究才慢慢摆脱封建传统研究模式的束缚，向着以近现代科学研究方法为指导的方向转化，逐步揭示了明朝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 在辛亥革命前夜，明史研究的主要内容，是评介明代志士仁人反对清朝统治的斗争精神，提倡民族意识。在史料整理方面，也主要以明末遗民的活动事迹为重点对象。辛亥革命以后至本世纪二十年代末，明史研究的重点课题开始转移。这时一些学者开始留意明代的政治与经济，把较多的精力用于研究明代的城市生活、党社运动、学术思想和对外政策。但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明史研究尚处于一种茫然状态，研究课题有所深入，而思想倾向、理论方向，仍没有跳出封建史家和资产阶级史家的研究路数及其所构筑的理论框架。 由三十年代开始，至四十年代末为止，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中国思想界发生了重大变化，明史研究也从此得以注入了新的积极因素。 第一，在研究课题方面接触到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并形成了各自的理论体系，造就了一批明史专门家，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学术论著。例如，孟森先生、吴晗先生关于明代政权结构与阶级关系变动的研究；梁方仲先生关于明代赋役制度的研究；朱东润先生关于大学士张居正与万历初年改革的研究（《张居正大传》，开明书店945年版）；谢国桢先生关于明清之际党社运动的研究（《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商务印书馆934年版）；容肇祖先生关于明代思想史的研究（《明代思想史》，上海开明书店94年版）；李文治先生关于晚明民变的研究（《晚明民变》，中华书局948年版）；傅衣凌先生关于区域经济史的研究，等等，均各具特色。在当时，已广为学界所崇。这些老一辈史学家治学勤奋，知识渊博，学风端正。他们的著作史料翔实、分析深刻、观点独到，在今日仍为广大读者爱不释手。如，谢国桢先生的力作《晚明史籍考》（北平图书馆，932年印行），上起万历，下止南明，其搜罗之广泛，考校之精详，向来为人们所叹服。自其面世以来，一直为治明史者所必读。多次重印，成为市场上的畅销书。 第二，在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两种思想的激烈撞击中，一些史学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去探讨、解释明朝历史上的某些重大课题。93年，吕振羽先生首先提出了明代已有“资本主义性工场手工业幼芽”的重要论断，为五十年代开展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大讨论，做了舆论准备和思想准备。944年3月，郭沫若先生发表的史学名文《甲申三百年祭》，第一次用马列主义的观点，评价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历史功绩，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开了先河。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筚路蓝缕，开创之功永不可没。他们的辛勤劳动和巨大付出，对我国明史研究逐渐走上正确轨道，兴旺发展，意义不可低估。 另外，这一时期在史料整理方面也有不少成绩。继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辑、商务印书馆承印的《明清史料》甲、乙、丙三编（甲编930、93年；乙、丙编93年）出版之后，江苏国学图书馆传抄本《明实录》，又于940年影印行世。《明实录》为明朝政府官修的一部重要历史文献，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是研究明代历史最重要、最基本的第一手资料。虽然这部传抄本存在不少问题，但有了它就便于同其他本子互相校勘、去伪存真、补缺求全。这两种大型史料的出版，为人们研究明史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 新中国建立后的明史研究949年0月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历史上翻天覆地的大事件。从此以后，神州大地面貌一新。明史研究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走上了以马列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正确道路。 学术研究的特殊规律，在于它不能忽视前人的研究成果，保持科学研究的连续性。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明史研究，是在前一时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此不必否认。然而，这一时期明史研究，无论是研究队伍发展之迅速、指导思想之明确，还是研究广度深度和总体水平提高诸方面，都是前一个时期所无法比拟的。量的变化增加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思想理论上质的飞跃，即运用马列主义观察、研究明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是明史研究划时代的转变，也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明史研究最主要的收获。 从五十年代初期开始至六十年代中期为止，广大明史研究者，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新的历史形势，站在新的，运用《明清史料》后来又陆续出版丁、戊、己、庚、辛、壬、癸诸编。 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方法，从掌握大量的历史资料入手，对明朝从建立到败灭的全过程及其内在原因，进行了全方位的深入研究，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成就，是对明史研究中的几个热点问题，如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对外关系诸问题，展开了比较深入的专题讨论（详见“关于几个专题的研究情况”）。这种讨论，以点带面，促进了整个明史研究出现生机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在有明一代史研究方面，有李洵的《明清史》（人民出版社95年版） 和李光璧的《明朝史略》（湖北人民出版社957年版）。《明清史》一书，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出版的第一部明朝通史专著。内容简明扼要，重点突出，基本脉络清楚。此书以阶级斗争为主线，固然有所欠缺，但不宜苛求，因为它是当时理论的主流。况且又具有拓荒性质，在普及明史知识，推动明史研究不断深入方面，无疑有着重要意义。 从横的方面看，在不少领域中有较大的开拓和发展。例如一、在社会经济史研究方面经济是基础。明代经济史是明史研究的重大课题，向来为治明史者格外重视。举凡大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具体到户口、土地、农业、手工业（包括盐业、矿业等）、商业诸部门的发展情况，以及经营管理方式、产品分配、赋役制度与变革、城镇、货币、对外贸易，都有人问津。而用力最勤的是农业、手工业和赋役。 农业，研究的重点有两个一是研讨明初的移民垦荒、军屯、商屯、兴修水利交通，及其在维护皇权中的历史作用；二是探析明代中后期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商业性农业的兴起，及由此而引发的农村经济结构的历史性变革，并进而阐明这种变革对中国由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轨的巨大推动作用。文章很多，而深浅不齐。吴晗《明初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载《历史研究》955年第3期），从农业生产的恢复、棉花的广为种植、工商业的发展三方面，论列了明初生产力发展的具体表现与原因，并与元代作了比较。认为它是元末农民起义推动的结果。 对于手工业，多数人都把视线投向江南苏、松、嘉、湖诸府的棉纺织业和丝绸业的发展沿革、生产规模、经营性质、原料来源、产品营销、经济效益，及其对当地农业、商业、城镇兴起、社会风气变化的影响。另一个重点，是研究明代手工业的发展趋势及其在海外贸易中的地位。一般认为，明代官营手工业的衰落，私营手工业的迅速崛起，都是发生于嘉靖、万历年间。人户和土地是皇权的物质基础。根据人户和土地征派的赋役是为官府经济。明代赋役名目繁多，而且多变，情况复杂，研究难度大。五六十年代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视野比较开阔，选题颇为广泛，有通论一代赋役制度的发生与演化，有专论某一阶段赋役的变迁，有综述一代户口制度和田土制度，有分论田赋、盐法、茶、马各个门类，有概述全国各地赋役状况，有具体透视某一区域赋役编派。从时间与内容看，多数偏重于明初赋役制度的建立、中叶以后的赋役改革、明末赋役制度的败坏。对于明初，更多的是研究“赋役黄册”与“鱼鳞图册”；明末，重点是剖析“三饷”（辽饷、剿饷、练饷）加派产生的背景及其危害。在这两方面看法比较一致。分歧较大的是关于赋役改革问题。当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由均粮、均田开始，最后归结为“一条鞭”法。对于“一条鞭”法，从它诞生之日起，人们就毁誉参半，评价不一，始终未能取得共识。（这个问题，将在后面加以详细介绍） 反映这方面研究成果的论文颇多，著作有李剑农《宋元明经济史稿》（三联书店957年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中国历史教研室《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957年版）；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三联书店90年版）、《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人民出版社95年版）、《明代江南市镇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957年版）；秦佩珩《明代社会经济史述论丛初稿》（河南人民出版社959年版）；陈诗启《明代官手工业的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958年版）；张维华《明代海外贸易简论》（上海人民出版社95年版）；王毓铨《明代的军屯》（中华书局95年版）；以及梁方仲《明代粮长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957年版）、韦庆远《明代黄册制度》（中华书局9年版）等，都较好地体现出这一阶段明代经济史研究的总体水平。 二、在历史人物评价方面明代时间长久，社会变迁激烈，经济文化比较发达，人才辈出。仅收入《明人传记资料索引》（台湾95年版）一书的，即有万余人。不少人对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明史各个领域中，这个领域可以说是人们最感兴趣的，研究成果也最多。从950至9年，仅中国内地公开出版的明人传记著作就有五十多种。专文论及的明代人物四百余人。用墨最多的有明太祖、明成祖、明英宗、明武宗、明世宗、明神宗、崇祯帝；郑和、魏忠贤；海瑞、张居正；戚继光、史可法、郑成功；李时珍、徐光启、宋应星、徐弘祖（霞客）；王守仁、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李自成、张献忠等。就多数人的评论意见而言，褒贬不一的人物不多。这里着重介绍对朱元璋和史可法两人的评价。 明太祖朱元璋是明朝开国皇帝，有明一代各种典章制度的奠基人，在明代历史上影响最大，始终是明史研究的热门课题，久盛不衰。以研究朱元璋的学术专著而论，早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就有绮云《明太祖风流史》（上海新华书局923年版）、陈醉云《明太祖》（中华书局93年版）、季柔《朱元璋》（上海抗战编辑社938年版）等书刊行于世。而最具权威的当推吴晗《朱元璋传》（北京三联书店95年版）。吴晗为著名的明史专家，三十年代已闻名学界。944年，他出版专著《明太祖》（重庆胜利出版社版），后经反复修改，949年以《朱元璋》为名，由新华书局公开发行。《朱元璋传》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经不断推敲写成的。全书虽只有二十余万言，但分析深刻，而且写得有血有肉，文笔生动流畅，可读性很强。从朱元璋的童年，写到他即位后的家庭生活。特点是突出明初的阶级关系与阶级斗争，以及他所制定的各项政策对后世的影响。是书在史料运用和学术观点上，存在一些缺陷，然就对朱元璋一生及其事业的全面估价，可以断言，至今仍无出其右者。这里顺便提一下，明史学界在评价朱元璋这位历史人物中，虽然没有尖锐的意见冲突，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不仅研讨的重点不同，他的身份和地位也时常随着气候的变化而时高时低，脸谱上的油彩不断变换。在五十年代，主要是探求他投身反元起义的作用及其政权性质转化的原因。到了六十年代中期以后，有文章认为他参加反元起义是以孔孟思想为武器，是一名蜕化变质的农民起义领袖，还有文章以为他是“投降派”。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更多的是批判他坐天下时如何强化君主主义中央集权，推行个人独裁统治。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重点则转移到全面分析他所强调的中央集权的正负面作用，肯定其在明初经济恢复中的积极意义。对其经济政策、整饬吏治、用人之道等亦多持肯定态度。认为他是一位有作为的伟大帝王。关于史可法的评价，之所以要作为一个特例提出来，是因为涉及到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和理论问题。众所周知，在我国封建社会里，曾经发生过无数次反抗封建统治的农民起义。那些为封建国家效劳的官吏，由于阶级立场和自身利益的驱动，都对农民起义怀着敌视的态度，污蔑他们是“盗”、“贼”、“匪”、“寇”，并积极参与镇压。这是其一。其二，我国又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在漫长的岁月中，各族关系的本质与主流是友好相处，共同生活在一个统一的大家庭里，互相交流，互相促进，共创伟大的中华文明。但由于各族的社会制度、历史、文化差异诸因素的影响，也有过兵戎相见、互相战争、争夺统治地位的现象发生。于是有些人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战争中的重要人物。对这些人如何评价，自然而然又成为历史研究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史可法（02—45），就兼具这两种情况。他既参加过镇压农民起义，又在明亡清兴之际，在东南坚决进行抗清斗争，反对满洲贵族入主中原、屠杀人民，因此被清朝政府杀害。由于后一种原因，所以在各种史书上和人民的心目中，史可法一直被认为是一名伟大的民族英雄，且已定论。意见分歧最早是从五十年代初丁正华《史可法是民族英雄吗？》（《历史教学》952年第5期）一文引起的。丁正华等人认为史可法不是民族英雄，而是历史的罪人。理由是他在政治舞台上十七年，“无日不以贼为事”，自始至终主张“安内攘外”，把绝大部分的时间与精力用于镇压明末农民起义。后来，他转为抗清，是被迫的。其转变过程是由怯于对外，勇于对内，转到放弃对外，全力对内，乃至企图联合外敌，共同对内。最后，因为联外失败，才勉强走上抗清的道路。即使如此，他还是内外并抗，以内为主。进入扬州以后，仍举棋不定，甚至准备逃跑。他没有降清，是为了顾全家眷。他做了一些值得称道的事情，但不是他一生中的主要部分。总而言之，史可法是至死没有明确的民族意识。他的死，不是殉民族，而是殉阶级，是不值得歌颂的。与丁正华等人的意见相反，多数人还是坚持史可法是民族英雄的基本观点。他们以为否定史可法是民族英雄的论据缺乏说服力，不光是史料有问题，更重要的是关系到在评价这类人物中，如何把握评价的方法、标准与理论问题。从本质上看，史可法的抗清是坚决的，为当时抗战派的一面旗帜。他的死，有力地推动了全国各地，尤其是东南人民的抗清斗争。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形势下，殉阶级与殉民族是不能截然分开的。承认他是民族英雄，不等于说他没有错误和反动的一面。镇压农民起义，甚至企图联合满洲贵族消灭农民起义军，无疑是他一个极大的错误，但决不能因此抹掉他的抗清事迹，掩盖他的大体和本质。他是作为民族英雄而死的。后来清政府对他追赠，是一种欺骗性的宣传，目的是为了消除他在人民中间的影响。如果以此否定史可法是民族英雄，更是站不住脚的。 总观五十年代初至六十年代中期的明史研究，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叫做“喜中有优”。喜的是明史研究与新中国各项事业同步前进，出现了划时代的转变，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忧，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重理论、轻史料的不良倾向。当时关于“论从史出”，还是“史从论出”的议论，就是一种反映。二最为严重的是，过分强调“阶级斗争”，“左”的思想影响时有所见。具体反映在选题长期偏重于农民起义问题，大量的精力都投入在这个方面，而又只讲其进步作用，忌讳分析其落后的一面。对于典章制度的研究，往往强调批判，而忽视继承。有时以至把政治史、文化史、社会生活史划为“禁区”，很少有人进行研究。经济史，也没有花大力气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进行综合研究。特别是在人物评价方面，往往偏于正面人物，而对他们的思想深处又不敢进行深入发掘，政治面孔大多公式化、概念化，忽略人物的个性特征、心理活动、私人生活，没有血肉，失去光彩。对于所谓反面人物，多数是不敢碰。其中，最大的失误是不能正确区分政治与学术的界限，有时甚至把两者混为一谈，挫伤了积极性，阻碍了学术的发展。直至使明史研究在六十年代中期以后陷入停顿状态。 从9年中期开始，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几乎在一夜之间迅速席卷整个中国。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明史研究首当其冲，深受其害。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这场“大革命”就是以明史研究为突破口而发动起来的。明史学界关于明代名臣海瑞的研究，在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曾经是很有生气的。然而，为时不久，风云突变。95年底，被称为“文化大革命号角”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那篇文章，借题发挥，公开点名批判吴晗。整个明史研究也被引入邪路，先是“横扫一切”，继而“评法批儒”。这种不正常的局面，直到七十年代末期才彻底改变。 978年后的明史研究及其成果978年以后，经过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实行改革开放，我国社会主义各项事业日新月异、阔步前进。科学研究事业日益振兴。明史研究也从此进入了全面、健康、深入发展的新阶段。 在这一阶段，由于广大明史工作者政治方向、理论方向、科研方向明确，无论是在史料整理、队伍建设，还是专题研究方面，都取得了空前未有的成就。 在史料整理方面。史料是研究的基础。现存的明朝史料，主要有这样几大类明朝政府官修的历史文献；明臣奏议；地方志书；明人笔记；墓志、碑刻、谱牒等。这些都是明史研究必不可少的原始资料。而由于这些资料，有的卷帙浩繁；有的内容庞杂；有的当时印数很少，加之年代久远，流传下来的就更少，一般很难见到。总之，是需要进行一番整理，或加以分类编排，或者是去粗取精，或是重新刊印，使之更好地为研究工作服务。自八十年代以来，由于研究条件逐步改善，明史学界广大同仁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除了重新校勘、出版一批明代官私著述之外，还对《明实录》进行分类整理。这项工作，始于五六十年代，如《〈明实录〉有关云南历史资料摘抄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郭厚安编的《明实录经济资料选编》，将分散在二千多卷的有关经济资料，一一按其不同内容分门别类摘录出来，分为户口、田地、岁入总数、田制、赋役、农业、工商业、盐务、漕运、财政八大类，每类之下再分若干子目，使用方便，节省了大量的劳动。另外，还陆续出版了《明实录人物传记选编》、《明实录广西资料选编》等。 在这里，特别要提出的是，谢国桢先生关于明代经济史资料的搜集与编辑。 谢国桢，这位著名的明清史专家、版本学家、目录学家，一生爱书成癖，懂书，懂版本，从年轻时代开始，就购得不少“难得而珍贵”的书籍，尤其嗜好明清野史笔记及汉魏以来金石砖瓦碑刻，于是渐渐“盈架累屋，俨然成聚”。谢先生年老而笔耕不辍。980年至98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上、中、下）就是从他搜集到的大量的明清野史笔记中摘录出来的。此书以马克思主义为统率，以抄录原文为原则，以明清野史笔记中涉及明代史事为主，兼及明清时代的诗文集、地方志和档册，间及近人著作，内容丰富、史料价值高，不少为稀世珍本，可以补正史之不足。对有些资料还间附按语，加以考证，堪称研究明代经济史难得的一部好书。从八十年代初开始，谢先生又以嘉惠学林的可敬精神，从其珍藏的众多书中，精选出《留青日札》、《梅花草堂笔谈》等十种，以“瓜蒂庵藏明清掌故丛刊”为名，交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其中，不少是孤本或抄本，为世罕见。出版时，谢先生逐一写跋，介绍作者、版本流传、史料价值及其他有关问题。谢先生的另一部作品是《江浙访书记》（三联书店985年版）。它是谢先生七十年代末以后不辞辛苦，南下访书的成果汇编。书中，分别介绍了南京图书馆、扬州图书馆、苏州图书馆、苏州元和顾鹤逸、常熟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宁波天一阁文物保存所、四川省图书馆等所藏的明人精辟之作，极富史料价值。武新立《明清稀见史籍叙录》（金陵书画社983年版），共著录明清两代稀世史书一百三十七种。内中，明人著作七十一种、明末清初人著作十七种、清人著作四十九种。一百三十七种中，刻本六十一种，抄本四十三种，稿本二十六种。多为不见于诸家著录的珍本。苏州博物馆《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98年版）、洪焕椿《明清苏州农村经济资料》（江苏古籍出版社988年版）、张海鹏等《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黄山书社985年版）、张正明《明清晋商资料选编》（山西人民出版社989年版）等，亦都颇具参考价值。在工具书编纂方面，有《中国近八十年明史论著目录》和《明史人名索引》。在队伍建设方面，主要有几件事成立专业研究机构；培养新生力量，注入新鲜血液，形成老、中、青梯队结构；创办专业研究刊物；举办学术研讨会，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989年8月，中国明史学会成立，是为明史学界的一件盛事，现有会员二百余人，公开出版《明史研究》。学会的成立，对于国内外明史界的学术交流，互通信息，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以下，着重介绍这一阶段学术研究情况。仅择加强总体研究、深化重点课题、抓紧薄弱环节、努力填补空白四个方面，予以综述。 一、加强总体研究在八十年代以前，对明朝历史的总体研究显得相当薄弱，只有《明清史》与《明朝史略》两部著作。八十年代以后，面貌焕然一新，色彩纷呈。先后出版了明清史大师孟森的遗著《明清史讲义》（中华书局98年版）；汤纲与南炳文合著的《明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985、99年版）；《中国史稿》编写组《中国史稿》第六册（明史）（人民出版社987年版）；傅衣凌主编、杨国桢与陈支平合著的《明史新编》（人民出版社993年版）；黄云眉《明史考证》（全八册）（中华书局979年起陆续出版）。论文集则有商鸿逵《明清史论著合集》（北京大学出版社988年版）；王毓铨《莱芜集》（中华书局983年版）；洪焕椿《明清史偶存》（南京大学出版社992年版）；黄冕堂《明史管见》（齐鲁书社985年版）等。以上专著或论文集所收，皆为作者得意之作，不乏宏论和新意，反映了十年代中国明史研究的最新水平。 二、深化重点课题所谓重点课题，主要是指明史研究中的重大课题，如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这些问题，从研究现状看，有的研究得深入一些；有的还没有很好开展。从八十年代以来，总的趋势是求新、求深。新，就是积极开拓新领域，讲求新内容、新材料、新观点、新方法，在某些方面有新的突破。深，就是要求有一定的深度，并对原来研究过的一些重点课题加以深化。根据以往的研究情况，需要深化的很多，这里只取社会经济史和人物评价。这两方面过去都下了不少功夫，但不少问题尚须进一步深入，加大研究力度。 从八十年代开始，社会经济史和以帝王传记为主体的人物研究，可以说是明史研究的两台“重头戏”，成果最引人注意。 （一）关于社会经济史。 每年发表的学术论文至少有一百余篇，著作亦是琳琅满目。韩大成《明代社会经济初探》（人民出版社98年版）、陈学文《中国封建晚期的商品经济》（湖南人民出版社989年版）、郑昌淦《明清农村商品经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989年版）、李龙潜《明清经济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989年版）、林金树等《中国明代经济史》（人民出版社994年版），分别从不同的侧面，对有明一代城乡经济的发展过程、水平、特征等，进行了一定的理论概括和分析。傅衣凌的《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982年版）、李文治的《明清封建土地关系的松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993年版）等，所论的内容也相当广泛，几乎涉及到各个经济部门，值得一读。 在分类研究方面，较起眼的有四.户口与户口统计。 户口，是封建国家征发赋役的重要依据。它的升降历来被认为是国家兴衰的标志。户口数通过户口统计显示出来。研究户口问题，是了解明代国情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关系到如何对待古代历史文献上的统计数字。按《明实录》的记载，明代人口数最多时为六千余万口（其中最高一次记录为七千余万）。而目前学界的研究结论，与这个数字大有出入。有人以为明末时人口已突破二亿大关或者接近二亿。对明代人口总数的这个估计是否可靠，看来还是难以定论，仍须进一步探讨。关于明朝的户口统计，王毓铨在《明朝人论明朝户口》（《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989年第3、4期）一文中，有精辟的分析。他认为只有明初的统计数，以及极少数办事认真的地方官编造的户口数，与实际大致相符，比较可信。就一般情况而言，《明实录》、明朝中央和地方政府所造的各种册籍，户口数字多有伪增、冒滥、隐瞒、脱漏诸种弊病，“有绝不可信者”，不足为据。并深入解释了造成这些弊病的各种原因。 2.赋役问题。 聚点在明代赋役的本质、“一条鞭”法评价、江南重赋三个问题上。唐文基《明代赋役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99年版），为系统研究明代赋役制度的一部学术专著，考察了明代赋役制度由建立、改革到破坏的全过程，提出明代赋役制度属于典型的封建课税制，具有明显的超经济强制和古老的原始性两个基本特征。并沿着三条轨迹演进因解决官田重赋，而导致国有土地私有化；因商品经济发展，而导致实物税和力役之征向货币税过渡；因赋役改革，而导致乡村里甲性质发生变化。 关于赋役的本质问题。它是关系到如何认识明代，乃至中国封建社会形态基本特征的一个理论问题。中国封建社会是怎样一步步走过来的，在二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发生过哪些变化，农民起义的主要原因是什么等等一系列问题，都与它有关。在这个问题上，王毓铨先生的观点，最为引人注目。他在《明朝徭役的审编与土地》（《历史研究》988年第期）、《籍·贯·籍贯》（《文史知识》988年第2期）、《历史研究必须实事求是》（《史学史研究》988年第3期）、《封建社会的土地具有主人的身份》（《文史知识》988年第期）、《纳粮也是当差》（《史学史研究》989年第期）、《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议》（《中国经济史研究》989年第4期）、《严嵩传序》（989年2月）、《明朝的配户当差制》（《中国史研究》99年第期）、《明史研究发刊词》与《户役田述略》（刊《明史研究》第辑，99年9月出版）、《中国历史上农民的身份》（见《莱芜集》）等系列文章中，从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是“王土”，（人）民是“王民”的基调出发，认为赋与役的本质，都是“役”，都是绝对强制的为皇帝纳粮当差。理由是土地和人民都是皇帝的“家业私产”；“人是属于别人的”、“没有自由的事实”，“人身依附关系统治着所有的人”。当差纳税者，都是“具有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而隶属于帝王的编户齐民”。他们“种朝廷田”，“纳朝廷税”，“种什么田地就得当什么差”，“纳粮也是当差”。这些都是他们的“本分”。“品官，无论他品级多么高，也还不过是皇帝的当差的”。“近代的土地税不是役，其中也没有役，而古代中国的封建田赋制是役，而且完全是役”。古代中国农民战争的起因，主要是由于役的压迫，“民逃，为逃役耳”。 关于“一条鞭”法的估价问题。“一条鞭”法出现于明代中后期。它的产生说明了什么？其内涵是否覆盖赋与役两方面？实际执行得如何？在中国古代赋役史上有没有积极意义？这些都是学者深感兴趣的问题，而又长期争论不止。明人对“一条鞭”法已有种种议论与见解，有肯定，有否定。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人以为它的推行，为田赋史上一绝大枢纽。它的设立，可以说是现代田赋制度的开始。由此田赋的缴纳才以银两为主体，打破了二三千年来的实物地租形态。其意义，不仅限于田赋制度本身，也反映出一般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以及赋法和役法的变迁。与一向的田赋制度不同，从此便形成了近代以至现代田赋制度上的主要结构（梁方仲《一条鞭法》，《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93年5月，第4卷第期）。 在五六十年代，总的倾向还是褒多于贬。认为它的产生虽然是为了缓解社会矛盾、增加财政收入，但它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明代赋役制度中一场改革的发展与总结。 到了八十年代以后，对一条鞭法的评价则多有歧异。一种认为它是明中叶以后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成果，具有抑制兼并和均平赋役的作用。是我国赋役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它把各种徭役折成银两摊入人丁、田粮之中，与田赋统一征收，简化了手续，使赋与役逐渐趋于一元化。同时，扩大了货币流通领域，削弱了人身依附关系，使广大农民获得较多的自由，以至离开土地，进入城市，有利于工商业发展。这是顺应当时整个社会商品经济发展潮流的。总之，一条鞭法的产生与施行，反映了封建制度的成熟，也说明社会生产力已经发展到一个新水平（参见王春瑜《张居正和“一条鞭法”》，《文史知识》984年第3期；樊树志《一条鞭法的由来与发展》，《明史研究论丛》第辑）。另一种看法，则大相径庭。以为一条鞭法只是役法改革，与田赋改革无干，也丝毫不包括“田赋折银”、“田则合并”以及田土清丈等。它的出现根本不是一种新生产方式萌芽所造成的，而主要是明中叶以后庶族地主土地所有制进一步发展的产物（余用心《明代一条鞭法的考察》，《西北师院学报》983年第2期）。还有人认为，一条鞭法并没有照顾到工商业者的利益，实行不久即出现种种加派，最后导致明末农民大起义。说明它根本没有解决社会矛盾，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是很微小的。 另外，历来治明史者多以为自从万历九年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以后，赋与役合二为一，皆“计亩征银”，开始实行货币地租。对此，近年来也有人提出异议，说从实行一条鞭法到明末“三饷”加派以前，国家财政收入仍以实物为主，白银收入所占的比例很有限。国家财政收入的构成也没有改变。对它不能作无根据的想当然的过高估计（吴慧《明清（前期）财政结构性变化的计量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990年第3期）。 关于江南重赋问题。这是明代经济史上乃至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明清以来，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在明代，赋税之重莫甚于江南，尤其是苏、松诸府。无论是税率与绝对量，还是按田亩与人口平均计算，都是如此。 到了五十年代，有人不同意这个结论。认为历来的评论者都指责明代苏、松诸府税粮太重的看法是不正确的。因为明初官田和民田在概念上与实际负担上，皆有明确的区分。如果看不到苏、松诸府存在庞大官田这一事实，而单纯从赋税数额同其他地区比较，得出苏、松重赋的结论是很不妥当的。除去极少数地方之外，根本不存在所谓重赋问题（周良霄《明代苏松地区的官田与重赋问题》，《历史研究》957年第0期）。 至于江南重赋的成因，过去多沿袭明人的某些记载和《明史·食货志》的说法，以为其源盖出于明太祖迁怒吴民为张士诚“死守”，故困以重赋，以示惩罚。目前这种观点已没有市场。其后，又有“纺织业发达”论，认为明太祖之所以敢于把江南苏、松、嘉、湖四府租额定得特别重，是因为他看到那里的纺织业特别发达，可以满足其剥削（王仲牵《明代苏松嘉湖四府的租额和江南纺织业》，《文史哲》95年第卷第2期）。八十年代以来，比较流行的是“官田重租”说与“社会经济发展”说。前者以为，江南重赋由来已久，而在明代主要是由于官田多，且官租尤为畸重。这也是时下多数人认可的一种普遍看法。后者以为，江南重赋并非完全由官田引起，也没有因官田的消失而减轻。它的存在，一方面是因为江南历来为财赋重地，在封建国家耗费日繁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削减；另一方面，它是伴随着江南农村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加重的。 对于江南重赋的影响与后果，归纳起来也有三种不同见解。一种说，因赋重而导致民困、逃亡，或沦为佃户和奴仆，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因赋重而迫使农民不得不以副补农，甚至以副业维持生计，从而强固了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延缓了自然经济的解体。另一种说，赋重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没有超越其承受能力，更没有导致经济萎缩，其富裕程度一直在全国名列前茅。再一种说，重赋固然造成当地农民的沉重灾难，但也造成了一批流入城市的无产者，并促使留在土地上的小农改变经营方式，发展家庭副业，增加收人，以抵挡重赋之压力。这样一来，就在客观上为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3.商业与城市。 对于商业，以往存在一些模糊认识，以为它不属于生产范畴，只是在流通领域中发挥作用。因而导致商业史研究成果寥寥无几。近些年来，随着观念的转变，商业意识的增强，商业史研究方兴未艾。明史学界对明代商品生产与商品结构、市场网络与商品营销、商路与商书、商人与商帮、物价、金融、货币流通等，都作了进一步深入探讨。还有文章剖析了明中叶文人“下海”经商的原因。 城市，是工商业中心和文化的摇篮。它的产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尺。七十年代末以来，古代城市史研究成为经济史中的热门之一。有关明代城市史的论文，平均每年达数十篇，成果显著。特点是由个别到群体，从对外貌的描绘进入其内部构成与经济功能的具体剖析，透视其时代特征。明代是中国城市由古代型城市向近代型城市转移的变革时期。明代的城市是怎样形成的？它有哪些类型、其内部阶级结构、各个城市的性质和特点，它的出现对整个社会、社会生活产生了哪些影响？城市内市民的生产与生活怎样？城乡之间的关系与城市之间的联系及其渠道是什么？中国城市与欧洲城市的主要区别在哪里？明代城市在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上占有什么地位？这些是明代城市研究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对此，相信不少读者已经在韩大成的《明代城市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99年版）一书中，找到比较明确而又满意的答案。是书从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上，用动态和比较的方法，第一次全面展示了明代各类城市的风采。可惜，这种总体研究的专著至今仍只有这一部。更多的学者还是把注意力放在江南市镇之上。这方面的论著甚为起眼，有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990年版）、梁淼泰《明清景德镇城市经济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99年版）、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群言出版社993年版），以及王家范《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其历史价值》（《华东师范大学学报》984年第期）、王宏钧等《明代后期南京城市的繁荣与社会生活的变化》（《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979年第期）、范金民《明代南京经济探析》（《江海学刊》98年第3期）等。另外，一个值得高兴的势头，是开展了对明代长城带城市的研究。如王长升与傅崇兰《长城沿线城市》（东方出版社990年版）、刘谦《明辽东镇长城及防御考》（文物出版社989年版）。 4.区域经济研究。 由个别到一般，是经济史研究的一种基本方法，也唯有如此才能进行综合研究。加之，我国幅员辽阔，东西南北地理条件不同，风俗各异，经济发展水平千差万别，开展区域经济史研究就更有必要，更有意义。自八十年代以来，区域经济史研究受到中外学者的格外重视，而视线集中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福建地区，并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及各自的优势，规划了不同的研究重点。对长江三角洲，以往已有相当的基础。这一阶段继续以农业、手工业、商业、市镇和人口问题为其主要对象。洪焕椿等主编《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南京大学出版社988年版）；罗主编、范金民与夏维中合著《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史》（南京大学出版社993年版）；范金民《江南丝绸史研究》（农业出版社993年版）等，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成果。论文方面，从翰香《论明代江南地区的人口密度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国史研究》984年第3期），为明代江南人口研究的一篇力作。此文对明代浙江、江西、南直隶的人口密集程度与影响作了深刻论述，并与西方各国加以比较。认为明代江南人口密度居全国之冠，在全国七分之一的土地上集中了全国百分之五十的人口。在十四世纪末已经高于十九世纪初欧洲经济发达、人口最稠密的英、法、德、意四国的平均密度。美国则直到十九世纪末仍比十五世纪前后的江南低得多。江南人口多，有助于提高农田耕作的集约化程度，促进多种经营与家庭手工业的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巨大压力，以致出现人口过剩状况，使相当多的人沦为奴仆，另外一些人流入城市，成为工商业人口；或流向华北、华中、西南等开发区。沦为奴仆是历史的倒退；而后两种流向有利于经济发展。 珠江三角洲区域研究，起步较晚，但发展快些。主要在商业性农业的始兴及对外贸易的开展诸方面下功夫。其成果有广东历史学会编辑《明清广东社会经济形态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985年版）、明清广东省社会经济研究会编辑《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987年版）等。福建区域史研究，主要是从社会调查、实地考察入手，把社会经济史研究与家族制度史研究紧密结合起来。陈支平《近500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三联书店上海分店99年版）、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992年版），就是这种研究方法的有力例证。（二）关于历史人物。研究历史人物的目的，是通过再现人物以折射其所处的时代特征、社会风貌，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这一阶段人物研究的最大收获，是重视真实性。对任何色调的人物，都尽可能保持其本来面目，努力克服以往那种公式化、概念化、脸谱化的不良倾向，力求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找出个性特征，给人以立体感。并把注重学术性与加强可读性结合起来。这种风气的转变，已经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应，并促进了明史知识的普及。另一收获，是敢于为明代帝王将相树碑立传，展其风采，论其得失。明代有十六位皇帝，过去只有《朱元璋传》。现在，十六位皇帝个个有传记，而且有的还有多部传记同时面世。将相研究方面，有张德信等《明代开国功臣传》（另名《明太祖周围的群星》，黄山书社989年版）、张显清《严嵩传》（黄山书社992年版）等。科技人物方面，奉献给读者的，有戴念祖《朱载堉——明代的科学和艺术巨星》（人民出版社98年版）等一批新书。缺点是，关于帝王传记的选题，似乎重复多了一些。 三、抓紧薄弱环节明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不少，最明显的莫过于政治史。长期以来，由于“左”的影响，对这方面的研究基本上只局限于阶级斗争，尤其是农民战争。八十年代以后，领域不断拓宽，而且思路对头，不带框框。政治的核心问题，是国家政权的性质及其组织形式。在明代，封建国家机器的运转，主要取决于皇权，以及阁权和宦权的互相制约。这也是本阶段明代政治史研究的重点所在。具体有（一）关于皇权问题。 明代皇权高度发达，肇基于洪武，至永乐时进一步强固。关于它产生的原因、经济基础、历史作用，诸家所见互有差别。有一种观点认为，明初皇权高度强化政治局面的出现，是庶族地主土地所有制和租佃契约关系的发展；农民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农民反抗斗争日趋激烈的客观形势，要求建立这样一个高度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以便镇压人民的反抗，强制他们为地主阶级交纳地租和服徭役。而不是为了对付元朝残余势力，不是因内部斗争威胁皇权的地位，更不是出于某个人的好恶心理（参郭厚安《关于明代主义中央集权高度强化的问题》，《西北师院学报》983年第4期；商传《试论明初主义中央集权的社会基础》，《明史研究论丛》第2辑）。关于皇权强化的经济基础，看法五花八门，至少有种。其中，有“小农经济”说，“地主制经济”说。关于它的作用，一种以为虽然它给人民生活与经济发展带来一些负面作用，但是，在明初特殊环境中仍具有进步意义。不仅有效抵御了北元残存势力的侵扰，而且使朱元璋可能对贪官污吏、豪强地主进行有力的打击。另一种则持基本否定态度，以为这种极端主义对经济、文化发展都是极为不利的。 明太祖钦定的各种法律，如《大明律》、《大诰》等，是明代强化皇权统治的另一种表现。对此，以往鲜有研究，空白点不少。近十几年来，也有不少文章予以认真探讨。而对实质各有不同解释。有人以为《大明律》的重要特点，是突出对地主阶级贪暴行为的防范与惩治；《大诰》则以法外重典惩办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犯法行为。这两个法律的基本精神，是一方面对勋贵豪强、文武官吏的不法行为进行打击；另一方面对遵守朝廷法令的农民，予以“休养生息”。它们能在明初得到相当认真的实施，主要原因就在于这种做法顺应了历史潮流，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为永乐、宣德年间国势的稳定铺平了道路。从总体上评价，积极方面是主要的，具有进步的历史意义。有人则认为《大诰》虽然以打击贪官污吏、地主豪强为主要内容，但是实际收效却很有限。不少人给予很高的评价，其实无论就朱元璋的目的、使用的手段与后果，都不值得作过多的肯定。因为明初政治并未因此而清明，劳动人民也没有从中得到实惠，真正受益的只是朱元璋本人（以上分别见张显清《从〈大明律〉和〈大诰〉看朱元璋的“锄强扶弱”政策》，《明史研究论丛》第2辑；陈高华《从〈大诰〉看明初的政治》，《中国史研究》98年第期）。 （二）关于内阁问题。 中国之有内阁制度，自明代始。关于内阁的研究，重点是探求它的性质及其与皇权、宦权的关系，论文居明代政治史研究之首，仅980至99年即达一百二十余篇。专著有王其榘《明代内阁制度史》（中华书局989年版）。明代内阁的权势与作用，因人因时而异。宣（德）、正（统）以前和中后期嘉（靖）、万（历）年间，“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主阁和严嵩、张居正为政时，宦官势力相对低落，阁权崇重。其他时期，内阁基本上处于无权状态。目前关于内阁的性质究竟是什么，似乎仍没有说清楚，多数以为内阁是皇帝的另一套秘书班子，代草诏令与票拟。也有人以为内阁是中枢决策机构，但对它经常不能正常运转，权归宦官的现象又无法加以说明。这些都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三）关于宦官问题。 关于宦官问题，首先要提到的是丁易的《明代特务政治》（北京中外出版社950年版）。它是一部专门研究明代宦官组织、特务机构的重要著作。对厂、卫的产生、组织、性质、作用、影响，一一作了深刻分析，至今仍无愧是明代政治史研究的上乘之作。在这个问题上，以前多把焦点对准宦官组织，与外廷阁、部、院的关系，以及宦官干政的根源、表现、特点和社会危害诸方面。这一阶段则多注意宦官插足社会经济领域、运用权力积聚资本的问题，并由此揭示封建皇朝自身的矛盾运动。如，王春瑜、杜婉言《明朝宦官与经济史料初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98年版）、《明朝宦官》（紫禁城出版社989年版）等。 （四）关于党社运动。 东林党的出现，是明代万历以后政治舞台上一个十分起眼的新现象，对中国近代政党的产生也有一定的影响。对这个问题的研究，集中于东林党争的性质和对东林党本身的评价。前一个问题，看法比较一致。后一个问题，从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到阶级基础，都有分歧。对其作用与意义的评价，意见尤为对立。有的说东林党是“现代自由主义者的先辈”、“代表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进步思潮”。有的则以为东林党不是“市民反对派的代表”，亦非地主阶级改革派。他们尊经重道的救世思想与政治主张，与万历初年张居正注重实效、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革新思想相比，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在资本主义萌芽已经产生、封建制度日趋解体之时，无疑是起了反动作用（刘志琴《论东林党的兴起》，《中国史研究》979年第3期）。也有的以为不宜全盘否定，说东林党是代表地主兼工商业者的利益。他们反对增加商税，主张惠商及民的思想与行动，顺应了当时商品经济发展大势，对其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应予肯定。 八 零 电 子 书 w w w . t x t 8 0. l a （五）其他诸问题。 对其他一些问题的研究，有王天有《明代国家机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992年版），对明代二百多年国家机构的设置、沿革、职能、实质、特点、运作机制、变化与原因等，一一作了粗线条的勾勒，穷其来龙去脉，究其利弊得失。内中，关于皇帝在国家政权的地位、内阁与丞相制异同、翰林院兴盛的原因、督抚制置立的意义、吏在各级机构中的作用诸问题上的见解，尤具学术价值。郑克晟《明代政争探源》（天津古籍出版社988年版），从南北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考索南北地主的斗争与关系，确有见地。第一章关于明初江南地主及士人对元朝怀念成因的剖析，更为精彩。李文治《明代家族制的体现形式及其基层政权作用》（《中国经济史研究》988年第期），从经济关系的变化，透视家族制在地方政权中的统治作用。认为在明代家族制发生的深刻变化，皆为中国地主经济体制的发展所制约，其最终根源是土地关系松懈。永乐都燕是明代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两京制从此出现。万明《明代两京制度的形成及其确立》（《中国史研究》993年第期）一文提出，在中国古代建都史上，两京制和多京制是一个突出的特点，而明朝在建国之初迁都则属罕见。明代两京制度自形成至确立，经历了初创、变化、确立三个时期，时达半个世纪。其间几经反复，呈现出错综复杂的情况。究其根本原因，实在于南北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明代两京制的最终形成与确立，反映了封建社会后期君主主义中央集权政体发展的根本需要。综观十多年来，明代政治史研究确有成绩，发展快，开拓了不少新领域。不足之处是，整体研究不够，显得有些零碎，对一代政治演进概貌以及各个不同阶段的变化情形，还是不甚明确。至今缺乏一部容量较大、而又分析深入的明代政治史，就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 四、努力填补空白填补空白，主要表现在文化史（包括社会生活史在内的大文化）的研究。文化，是观察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明水准的窗口。明代经济空前发达，思想活跃，文化繁荣，各种文学艺术竞放异彩。有一些在今日仍不失其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而在强调“阶级斗争为纲”的日子里，由于不能正确对待批判与继承的关系，惧怕封建文化影响，往往将其排斥于研究课题之外，致使其成为一个不大不小的空白点。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风气的变化，文化史研究也掀起了一股热潮。大至文化史与社会学史的相互结合、文化史与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对象，具体到商业文化、企业文化、军事文化、民俗文化、服饰文化、茶文化、酒文化等等，都被提上了研究日程。各种文化流派、文化生活，都成了研究的热门课题。就其研究成果而言，以下几方面稍高一筹。其一，从学术思想与文化流派的结合，考察明代文化的演变历程。如，陈宝良《悄悄散去的幕纱——明代文化历程新说》（陕西人民出版社988年版），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正式出版的第一部明代文化史专著。是书把握双向、纵横结合，对程朱理学的一统与明初文化的保守、明中叶王学崛起与市民文化、晚明实学思潮的形成与地主阶级的文化反思，进行了新的探讨，并描述了各个文化流派的特色。值得读者认真一读。 其二，从某一文化现象，透射整个时代风貌。如，第一本中国古代断代酒文化学术专著、王春瑜的《明朝酒文化》（台湾大东图书公司990年版），从人们最熟悉的“酒”，看一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与民情世态。王熹《中国明代习俗史》（人民出版社994年版）一书，通过对明代时令、年节、饮食、服饰、房舍、行止、器用、婚娶、丧葬、祀神祭祖、生产商贸、文化娱乐、陋习劣俗等各个侧面，勾画了有明一代物质生活从初期“俭朴”→中期“渐趋奢侈”→晚期“华侈相高”的转变过程，由表层的物质文化挖掘深层的精神文化，并进一步总结了习俗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正面作用与负面作用。 其三，探索明中叶以后社会风气演变的历史价值。不少论者以为，明代中后期社会风气的由俭到侈的转化，是商品经济进一步繁荣的反映。这一现象的出现，说明了人们视野的扩大，消费生活的更新，追求更高的物质与精神享受。这种时尚也促进了异端思潮的萌芽。但在另一方面，又使礼制日益失控，价值取向与道德标准变了样，人际关系冷淡。 另外，开展了地域文化研究与中西文化研究比较。 近年来的“文化热”，只是一种表象，事实上并没有真正热起来。或者说，没有从深层次热起来。究其缘由，大约有二一是基础薄弱。文化史的研究，离不开多学科的相互配合，必须具备综合性知识。从现有的研究力量看，这方面还有一些困难，有待今后继续努力。二是一些理论概念还没有很好弄清楚。仅就“文化”一词的界定而论，至今尚含混不清。例如，时下在各种场合，以及被各种传媒载体炒得沸沸扬扬的“饮食文化”这个提法，有些专家学者就大不以为然，表示难以接受。尤其是把“文化”的内涵不断扩充、膨胀；外延无限伸长，使“文化”一词成为包罗万象、无所不能装的筐筐，什么东西都可以贴上“文化”二字的标签，乃至“鬼”也变成了“文化”，叫做“鬼文化”。于是凡与“史”有关者，几乎都成了“文化史”。另外，在选题上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倾向。 明史研究之不足学术研究也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尤其需要具备比较安定的社会环境和一定的物质条件。近百年来，中国明史研究队伍由小到大，领域不断拓宽，课题逐渐深化，成果越来越多。而其发展过程则伴随着时代的脚步，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由于国家政策以及经济能力的诸多困扰，加之一些人指导思想问题没有解决，研究力量薄弱，学术成果有限。五十年代以后，指导思想、研究方法实现了时代跨越，得到了迅速发展。八十年代以来，出现了空前的繁荣，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上了新台阶，成绩相当可观。对此，举世公认，但也着实存在不少问题。例如，长期形成的重在“两头”（明前期与明后期），忽视“中间”（明中叶），以及重在东南沿海地区，忽视北方地区的现象，尚未根本改变。这当然不是说，要无视客观条件，均衡使用研究力量。而是说，要加大力度逐步摸清明代整个发展变化概貌，了解东西南北各地的基本情况。在研究课题的规划、实施方面，亦时常缺乏通盘考虑，全面安排，分步开展，等等。这些，似乎都有必要加以改进。另外，关于明代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目前也没有深入展开讨论。关于今后的发展趋势，可以比较明确地断言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经济史仍是热门，特别是城镇、商业、市场、人口、宗族与区域经济史；政治史必会得到进一步加强，特别是皇权、阁权、宦权三者关系及其对明代政治的影响，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地方政制的变化等问题；文化史经过这一时期的初步探索、深入反思，一定会再度掀起研究热潮，并有力推动关于家庭、妇女等明代社会史的深入研究。其他领域的研究，史料的发掘与整理，亦都会有新的收获。总之，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全民文化素质的日益提高，研究者自身知识的更新，研究方法的改进，手段的现代化，中国明史研究必将以新的面貌跨入二十一世纪。这是毫无疑义的。 第二节关于几个专题的研究情况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史学界曾就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重大问题，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进行了长时间的热烈研讨，收获不少。八十年代以来，又继续加以讨论。在这些研讨中，与明史密切相关的有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资本主义萌芽和农民战争三个问题。另外，为了便于叙述，明代对外关系问题也移入这里，一并加以介绍。 关于明代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封建社会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正确认识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是弄清包括明代在内的中国封建社会形态基本特征的关键问题之一。另一个关键问题是农民的身份与地位。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究竟是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还是地主土地所有制？简单说，就是公有制（国有制）还是私有制。 明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其田土制度分为官田和民田两大类。即《明史·食货志》所说的“明土田之制，凡二等曰官田，曰民田。初，官田皆宋、元时入官田地。厥后有还官田，没官田，断入官田，学田，皇庄，牧马草场，城堧苜蓿地，牲地，园陵坟地，公占隙地，诸王、公主、勋戚、大臣、内监、寺观赐乞庄田，百官职田，边臣养廉田，军、民、商屯田，通谓之官田。其余为民田。”研究明代土地所有制形式，必须从这两大类田制入手，对此大家没有不同意见。但具体到明代土地所有制的表现形式到底是什么，诸家所见就大为不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主要的有国有支配说。持此说者承认明代同时存在着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和地主土地所有制两种形式，但占支配地位的是国家土地所有制（或称皇族土地所有制）。只是到了嘉靖、万历以后，随着土地私有制（自由买卖）的不断发展，土地私有权的法律观念日益加强，土地国有制的形式才渐渐地不占支配地位。至清代初年“更名田”的立法，才最终标志着国有土地所有制的废除。私有支配说。这是一种比较普遍流行的说法。持此说者同样认为明代同时存在着上述两种不同形式。但在整个明代，就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经济实现而言，占支配地位的自始至终是地主土地所有制，而不是国家土地所有制。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产生的，因而也只能是它的补充形态。理由是，有了地主政权，才能出现土地国有，才能产生皇族。把皇族的产生及其土地所有参见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的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讨论集》上册，北京三联书店92年版；《我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历史研究》984年第期。制作为封建政权产生的基础，是倒因为果。明初官田的增加，不是国有土地所有制占支配地位的表现，而是地主土地所有制无限制发展引起的结果。也可以说，是国家土地所有制的衰落，使地主政权的财政基础削弱了，才用这种办法与地主进行对抗。赋役制度上，“赋役黄册”与“鱼鳞图册”的出现，同样是地主土地所有制高度发展的反映。 国有说。持此说者从土地和人民都是皇帝所有的基本观点出发，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根本就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问题。其主要论据是第一，中国封建社会，是“家长制封建社会”。这个社会的经济体制和权力体制的主要特征，是“政治权力支配经济权力”、“政治权力就是经济权力”。“起决定作用的是政治权力，不是经济权力”，是政权，不是资本。第二，皇帝控制着全国的主要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土地（包括矿产、森林、川泽）和人民。不存在土地私有制。土地和人民是归帝王所有。“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没有哪一位帝王及其官僚不说土地和人民是帝王所有”。土是“王土”、民为“王民”，全国的土地和人民都是皇帝的家业私产。土地、山林、川泽，“被帝王据为私有，便成为他们持以役使剥削人民的条件”。因此，“古代封建中国没有土地私有制”，皇帝是“最高最大的地主”。第三，皇帝用户役法把全国人民编制起来，驱使各种役户为之种田、造作、煮海、冶炼、经营各种生产，即服各种役，叫户役。编户齐民没有政治权力，皇家之法“保护的是藉以产生赋役的私人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权、使用权，而不是对它的所有权”。个体农户是“小土地占有者”，他们“种朝廷田”、“纳朝廷税”，绝对强制地为皇帝纳粮当差。土地是皇帝为役户执行其本分差役而给予或许其管业的。皇帝之所以使役户与恒产相结合，使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结合，其目的是为了产生赋役，为了办纳所需要的各种徭役。就是说，编户齐民对土地没有所有权。第四，封建社会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封建社会的田土还不是抛向市场，毫无封建超经济强制剥削牵挂，可以自由买卖的商品。第五，在明朝，有的地土禁止买卖，连典卖都不许，怎么能说得上编户民的地土，编户民对之有所有权。今人之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土地所有者，多力称编户民（各类役户的总称）占有的土地是他们私有的，各具有所有权，可以“自由买卖”。“须知封建社会的土地不是市场上的商品，它是一种手段”。通过这种手段能使佃种者（占有者）供办超经济强制的劳役。因为佃种者对它没有所有权，所以能被所有者朝廷禁止典卖。这是至今为止对明参见胡如雷《试论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对侯外庐先生意见的商榷》，《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讨论集》上册，北京三联书店92年版。另参见傅衣凌《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论纲》，上海人民出版社992年版；李文治《论明代封建土地关系》，《明史研究》99年第辑；姜守鹏《明清社会经济结构》，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992年版。 以上参见张显清《家长制封建社会论——记近年来王毓铨先生对明代及中国封建社会形态基本特征的论述》，《明史研究》第4辑，994年。 代及整个封建社会国家土地所有制最完整、系统的看法，也是八十年代以来关于“国有”说最明确的表述。 关于明代江南官田所有权诸说。官田为明代田土制度中之一种形式。 就数量言，全国以民田居多，但官田也占一定的比例。据《明史》统计，弘治时官田占全国田土总数的七分之一。而且影响很大，在国家财赋收入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它的出现，是明代土地关系发展的必然，也是封建国家与地主之间争夺地租分配的深刻反映。 明代官田，以江南苏、松诸府为最集中。 关于明代江南官田（包括各地官田）的所有制性质，在明、清两代已有不少人认为官田是封建国家的田土，民田是民间私人的田土，“官（田）者，官（官府）之所有，给民耕之；民（田）者，民自买卖者也。”“官田者，抄没入官，朝廷之田也。”“官田者，朝廷之有，而非细民之产；耕之者乃佃种之人，而非得业之主。”“官田，官之田也，国家之所有。而耕者，犹人家之佃户也。民田，民自有之田也。各为一册而征之。”“官田曰租，私田曰税。”虽然这些话说得如此明明白白，但是并没有为众人首肯。从那时开始，就一直存在着“国有”和“私有”两种不同说法，迄今仍无定论。八十年代以后，明史学界在探究明代“江南重赋”的由来和发展时，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研究，但依然不能取得一致的结论。 伍丹戈在论述明代均田、均粮运动时，对明代官田的起源、发展、种类、科则、负担、数量、比例、阶级关系以及官、民田土制度差别消失诸问题，从官田的变化、理论与实际脱离、官田买卖等方面，对它的所有权问题作了极其清晰的表达明代官田最初（明中叶以前）是“封建国家所有而不是民间私人所有”。然而这“也只是在理论上说得通，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因为官田如果确实属于封建国家所有，那末它至少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官田的使用人或占有者决不能将它作为商品出售，也不能独自转让他们的租佃关系；第二，使用官田的人向封建朝廷缴纳的是地租，而不是赋税，这一点应该得到公认，不能认为按照租额征收，就是负担过重。可是这样两个条件，就在明太祖籍没土地、设立官田的时候，在江南的官田上，也没有真正实现，顶多是有过不完全的实现”。“官田使用人将他们所占有的官田出卖，从理论上说，是不合法的，但是实际上他们都用出让租佃关系的方式来实行田土的售卖”。由此可见，“明代的官田，无论是在它的买卖上，或是在占有地租上，都不能充分体现出封建朝廷的所有权。官田已经不能成为这个封建朝廷实现它的意志的专有领域。特别是由于官田冒充民田出售和民田冒充官田出卖，官民田土到明朝中叶已经发生极大的混乱”。“中叶以后，官田和民田在实际上已经不再成为土地所有制上的不同种类，它们已经不能体现所有制上的差别；它们已经只是封建朝廷田赋负担上的不同种类，它们体现了赋役负担上的轻重。尤其是苏、松一带官田问题严重的区域，官田成了沉重的赋役负担的名称或标志”。 明代官田，各地皆有。而在政治上、经济上影响最大，闹得最凶的是关于苏、松诸府官田的问题。苏、松官田与其他地区官田的区别，主要是宋元两代遗留下来的旧额官田，以及明初新抄没的近额官田特别多。江南，又是明代田赋首重之区。因此，从明初开始迄清初数百年间，朝野各界对这个问题始终吵得不可开交，而争论的焦点还是官田的所有制问题。因而也成为明代经济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和浓厚兴趣，纷纷加入讨论的行列。除上述伍氏一说之外，还有其他多种说法。兹择两种于下一种与伍氏的观点基本相同。认为明代江南官田不是国有土地，是一种特殊的民田。它大量由民田转化而来以后，只是在形式上称为官田，并未改变其原来的民田性质，仍与民田一样可以自由买卖。因此，与其说它是官田，不如说它是具有官田色彩的民田，或者官田化的民田、重赋的民田更为合适。它和民田的区别，仅仅在于税粮科则不同，不在于所有制性质的差别。另一种以为从明初到明中叶，官田的“所有权是属于官府的”，是为国有土地，而非民间私人田土。它交纳的是官租，而不是税粮，或者说是地租和赋税合二为一。自明中叶官民田科则实行合并划一以后，官田的所有权性质才发生改变，大量私有化。 明初出现的某些买卖官田的现象，并没有改变其国有性质。不能以后期的私有化去否认前期的国有化。当然，也不可以前期的国有化去否认后期的私有化。 关于其他一些田土的具体形态问题，学界也有所讨论。李文治在《关于研究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的方法论问题》（《经济研究》93年第5期）、《明清时代的封建土地所有制》（《经济研究》93年第8、9期）、《从地权形式的变化看明清时代地主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99年第期）等论文中，围绕封建剥削关系这一核心问题，从理论与史实的结合上，深入分析了明代庄田、屯田的属性。认为庄田为土地私有制的一种形式。其中，勋戚庄田是一种具有官田形式的贵族私有制，庄田劳动者的全部剩余产品为庄园主所占有，最后它也向民田转化。 屯田的情况较为复杂，前后变化很大。虽然后来出现民田化，但总的说来属于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王毓铨《明代的军屯》（中华书局95年版），全面论述了明代军屯制度的产生、作用，军屯上的生产关系及其“民田化”的演变过程，体系严谨，史料丰富，论证周密。 在明代土地所有制形式研讨中，之所以会出现上述种种意见分歧，原因伍丹戈《明代土地制度和赋役制度的发展》，福建人民出版社982年版。以上分别参见樊树志《明代江南官田与重赋之面面观》，唐文基《明代江南重赋问题和国有官田的私有化》，同刊《明史研究论丛》第4辑；林金树《试论明代苏松二府的重赋问题》，《明史研究论丛》第辑；郭厚安《明代江南赋重问题析》，《西北师院学报》984年第期。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三个一是史料限制与对史料的理解问题。二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如何理解运用，各人认识不同。三是由于对明代土地问题研究不够深透。据粗略统计，论文仅数十篇，专著则只有数种。自永乐以后至嘉、万以前土地关系演变进程，可以说知之甚少；在地域上又多局限于江南一隅，对黄河以北广大地区的土地占有关系了解得更少；对各类地主和农民阶级各阶层的土地占有量也缺乏定量分析。官田的租佃关系性质也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关于明代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在中国封建社会晚期是否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这是关系到如何认识明代，乃至中国封建社会形态基本特征的一个重要问题。 这个问题，最早是93年由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吕振羽提出来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它被视为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也是我国史学界和经济学界最感兴趣的题目之一，曾经为此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较丰硕的成果。对外国史学界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从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先后发表了近二百篇学术论文。其中，直接与明代有关的约在百来篇。多数收集在957年、90年分别由三联书店出版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续编）；98年、982年分别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和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论文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还有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人民出版社985年版）。为了推动研究的深入展开，交流研究成果，980年至98年先后举办了四次以“萌芽”问题为中心的全国性学术研讨会。讨论的主要问题有萌芽出现的时间与标志。有没有萌芽？何时出现？其标志是什么？这是讨论的焦点问题。少数学者否认中国产生过资本主义萌芽。而多数学者主张中国出现过资本主义萌芽，只是在时间上有不同见解，有战国说、两汉说、魏晋说、唐宋说、元末明初说、清代前期说，而以明代中后期说居多。他们认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最初出现于明代中后期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地区。依据是，时至明代中后期，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内部已经发生了某些新的变化。虽然封建经济仍占主导地位，但是在江南等地，无论是手工业、农业、商业，还是社会风俗、文化生活、学术思想等各个方面，都可以普遍地看到这种新变化的迹象。例如手工业方面，随着十五至十六世纪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在纺织业中，织机和织工的数量有了明显的增加，工场手工业已经形成，“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资本主义雇佣关系业已出现，封建人身依附关系大为削弱。矿冶业内部，在嘉靖、万历年间官营矿业急剧衰落，民营矿业迅速发展。在手工业发展的推动下，农村商业性农业开始勃兴，有些地区甚至专门为手工业提供原料，生产的目的完全是为了进行交换，纯属商品生产。万历初年，一条鞭法的实行，加快了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的过渡，其实质亦是商品经济新发展的一种强有力的反映。私有土地日益扩大，以致出现了“经营地主”。商业方面，商品货币经济更加繁荣，白银广泛使用。具有近代城市性质的新型工商业市镇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国内市场网络开始形成。对外贸易获得新的发展。商业资本家与封建保守派之间在对外贸易上的激烈斗争，实质也是明代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生动反映。 五六十年代，对萌芽问题的研究重点放在手工业方面。八十年代以来，更多的是盯住农业方面及明中叶流民运动的社会性质。认为至迟在明代中后期，在江南等地已经产生了农业资本主义萌芽；明中叶的流民运动具有新的性质，带有原始资本积累过程的特征，“应被视为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正式开端”。对这种意见，也有人表示不敢苟同，以为明中叶还没有产生农业资本主义萌芽；流民运动也非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开端，根本没有超越封建生产方式的运行轨道。 还有一些人对明代萌芽说的种种解说，大不以为然。认为明代不存在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许多“萌芽”论者，都是无视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把非商品生产与商品生产混为一谈；把农奴式劳动当作雇佣劳动；把农村副业和行会手工业当作工场手工业，从商业资本引出了工业资本主义。这些都是片面的，贴标签的基础并不稳固。 关于明代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归纳起来大致有六种不同解释（）根本原因是由于存在着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它一方面残酷剥削农民，造成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牢固结合，并引起农民大量逃亡，为手工业提供大量廉价劳动力，从而使生产技术不能很快提高，生产工具得不到迅速改进。另一方面，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使许多作坊或工场手工业主把积累的资本用于购买土地，不能转为产业资本。（2）主要是取决于明朝政府的经济政策。它一方面以抑商、重税，摧残工商业；另一方面用垦荒、赈恤、招抚等手段，使小农经济得以勉强维持下去，保持自然经济结构。（3）主要是由于当时生产发展水平不高。明代旧的生产方式内部结构还非常牢固，小农业与手工业仍然紧密结合；地方性小市场在城乡还广泛存在；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三位一体。由此形成了从生产、流通到分配的一系列独特的内部结构。没有较高的生产力，就无法使之分解。（4）主要是由于当时封建社会本身的特征所造成的。生产力的发展还未形成突破旧的生产关系的条件；全国经济发展不平衡，落后拖住先进；人口众多的压力，以及封建主义制度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影响。（5）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封建国家统治力量强大，并有一整套封建主义思想体系。（）关键在于旧的生产方式和旧的思想影响太深，而新的因素十分脆弱。以上诸种说法，实质上是大同小异，不过是提法不同，立论的角度与侧重点有所差别而已。 关于今后的研究任务与方法问题。在讨论中，大家都深深感到明代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是一个非常有意义而又复杂的课题，非一时所能解决。通过各抒己见、互相切磋，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今后的任务还很艰巨。为使研究进一步深入下去，必须认真分析历史文献资料，避免对同一条史料有多样性的解释；还要努力发掘新材料，进行实地考察，取得更多的实证；尤其要进一步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萌芽”研究，不仅是一个实践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萌芽研究也就无从谈起。同时要改进研究方法，先从微观做起，把明代的国情、封建主义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明中叶雇佣劳动的性质，特别是江南等地手工业、农业、商业发展面貌，一个一个逐步摸清。对“萌芽”的概念运用，如“资本主义萌芽”、“资本主义生产萌芽”、“资本主义因素萌芽”、“资本主义生产因素萌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等等，究竟何种提法较为确切，最好也能尽量统一起来。因为概念混乱，所以有人以为，与其争论“萌芽”产生在何时何地，远不如探讨商品经济已持续地大发展，何以未能及早地瓦解封建制度，这样一个问题更为有意义。 对于研究方法问题，不少学者认为必须坚持量变与质变的统一研究；总体与地区、行业的统一研究；整个发展过程与各个方面、各个阶段发展的统一研究；中外比较研究。 关于明末农民战争问题有明一代，农民战争频繁。在洪武年间就爆发了一百多起农民起义。明中叶以后，随着赋役剥削日趋加重、吏治败坏、土地兼并盛行，农民起义更是此伏彼起，连绵不断。至明末终于发生了以李自成为代表、中国古代史上最后一次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进军北京，推翻了明朝统治。明史学界对明代农民战争的研究，主要精力也是放在这里。 最早研究明末农民大起义的两篇文章，分别为束世徵《明季流寇之成因》和于飞《关于张献忠的材料》。在这个领域内，具有开创之功的是郭沫若。944年初，他撰文《甲申三百年祭》2，揭露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歌颂明末农民起义的斗争精神，由此拉开了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明代农民战争史的序幕。五十年代以后，明末农民战争史的研究更上一层楼，成绩斐然。史料整理方面，有郑天挺等《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开明书店952年版，中华书局954年重印）、谢国桢《明代农民起义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98年版）等。专题研究方面，发表了近五百篇论文、著作十多部，对这次农民大起义的社会背景、主要原因、起义过程、纲领口号、战略方针、战术运用、重要战役、领袖人物、内外关系以及历史作用等等，作了分别刊于《史学杂志》927年7月第卷第3期、《民俗》929年2月第9于重庆《新华日报》944年3月9日至22日。 多层次、多角度的剖析。不少问题看法大体一致。有些问题意见不一，择其大者有历史作用。这个问题的争论，集中在总体评价与纲领口号两个方面。一种认为，明末农民大起义是中国农民战争史上规模较大的起义之一，发生于土地高度集中、赋重役繁的封建社会晚期，打击的目标是整个地主阶级。它推翻明皇朝，对于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有着重大的意义和影响。清初实行“更名田”，放宽赋役，从根本上看就是明末农民大起义的结果。另一种则以为在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不是历史前进的主要动力。明末农民起义，实际上也是起了破坏作用，是搞封建化和封建主义。还有人提出，李自成应对明末以后中国落后挨打负一定责任。不过这种看法只是极少数。 对于纲领口号的意见歧异，主要是出于对史料的理解问题。 如，对于“均田免赋”，一种认为，当时的历史实际和文献资料都充分证明李自成起义军不仅提出，而且在其管辖的区域内，的确实行过“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将没收官僚、贵族的土地交还给农民，不纳粮、不当差。使地主阶级占有的土地转变为农民所有，“均田免赋”是确有其事，也是明末农民起义不同于以往农民起义的一大特点。这个口号的提出和实践，反映了农民大众对土地的要求。如果把“均田”解释为平均赋役，就文献与史实而论，是所据极偏；就起义军的政策而言，是未究其本，失于臆断。另一种意见则针锋相对地提出起义军的“均田”根本不是“耕者有其田”，不是没收地主、贵族的土地归还农民耕种。在明代末年，“均田”是均平赋役的代名词。“均田免赋”也不是反映农民对土地的要求，而仅仅是减轻赋役。起义军的“割富济贫”政策，不意味着农民阶级重新分配封建地主的土地，而是为了分夺地主的“浮财”，没收他们的粮食、金银、衣物等可动之产，用以赈济贫民。由于明末清初查继佐把起义军的“且免徭赋”，说成“均田”，致使今人误为“耕者有其田”。这是没有领会史料的原意，离开了社会时代和阶级条件，只凭主观臆测，穿凿附会的解说2。 大顺政权的性质及其失败的主要原因。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是否反对皇权主义，反对地主阶级，反对封建制度？农民起义军能不能建立起自己的革命政权？这是五六十年代农民战争史研究中争论得最为热闹的问题。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包括张献忠的大西政权），常常成为争论者援引的一个典型例子。一种观点以为大顺政权的性质，基本上是封建的。从中央机构到地方政权，不仅成员绝大部分是原来明朝的官吏，而且他们几乎在所有的重要机构中居于领导地位。从其提出和实行的不淫、不杀、不掠、平买平卖、减免钱粮、割富济贫、均田等政治经济主张和口号来看，亦只限于对参见刘重日《明末均田口号质疑的质疑》，《历史研究》95年第2期；洪焕椿《论明末农民政权的革命化和封建化》，《南京大学学报》978年第4期。 2王守义《明末农民军“均田”口号质疑》，《历史研究》92年第2期。明朝政治的揭露和批判，不是针对皇权制度。他们的主张和宣传，只是对封建政治的刷新，不是对封建生产关系进行变革，他们实行的经济、政治纲领口号，只是相对减轻农民的负担，不是根本改变农民的经济地位和社会身份。这些都足以证明大顺政权不是农民阶级专政的革命政权。有人还提出，大顺政权是以孔孟思想统治的封建帝国。李自成建国称帝，礼遇任用地主阶级分子，组成主义皇权的政权机构，也是明末起义军性质转化的标志。另一种则认为它的领导者是农民革命领袖李自成，支柱是几十万起义军；地主阶级出身的文官不起决定作用；提出的斗争口号和推行的各项政策，固有封建性的因素，而本质是革命性的，打击的并非个别地主，代表的是农民的利益。农民革命领袖称王称帝，是敢于和地主阶级进行坚决斗争的表现，也是阶级斗争深入发展的反映。不能一看到农民领袖称王称帝，就以为是封建帝国，要具体分析是哪一个阶级的王和帝。把李自成称帝视为起义军性质转化的标志，更是不符合实际。 关于大顺政权迅速失败的原因，尤其多种多样。有说是由于清兵力量强大；有说是大顺军入京后，领导者为胜利冲昏了头脑，骄傲自满；有说是流寇主义的结果；有说是起义军在战略上没有东下占领江南富庶之区。还有说主要是没有根据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及时调整政策，停止对汉族官绅的打击，因而使之纷纷倒向满洲贵族一边，形成满汉地主阶级共同联合起来对付起义军。 另外，关于荥阳大会和李岩其人。这是在史实考辨方面，意见最为对立的两个问题。 荥阳大会。一种认为它是明末农民战争史上，乃至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召开荥阳大会和攻克凤阳，是明末农民起义军从分散、被动、消极防御转变为联合、主动、积极出击的转折点，是起义军整个斗争发展的里程碑。另一种则以为，所谓“荥阳大会”，纯属虚构，实无其事。 李岩其人。观点亦是明显对立。一种认为是确有其人，为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李自成的谋士、起义领袖之一。他提出不少进步的政策措施，为农民起义军的斗争作出了贡献。另一种持基本否定态度，认为在没有获得第一手材料之前，是决不能相信有李岩其人的。再一种是明确肯定史书上所记载的李岩，纯系“子虚乌有”。 明代农民战争史，在八十年代以前一直是明史研究中久盛不衰的领域。 其后，从总体上说已变得有些冷清，研究者日见减少。但仍有一些优秀作品问世。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984年版），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此外，还有方福仁《李自成史事新证》（浙江古籍出版社985年版）。关于李自成究竟是死于湖北九宫山，还是隐居于湖南石门的争论，孙祚民《试论李自成大顺政权的性质——再论关于“农民政权”问题》，《新建设》92年第3期。顾诚《论大顺政权失败的主要原因》，《北京师范大学学报》983年第期。更是远远没有结束。 关于对外关系问题我国与周边各国的交往，源远流长。到了明代，范围进一步扩大，接触日益频繁，关系更为密切，与亚洲、非洲、欧洲等地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广泛的政治联系、经贸往来、文化交流。同明史其他领域相比，对外关系史的研究，起步不算晚。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发展却很缓慢，至新中国成立以后情况才发生了根本变化，八十年代以后全面展开。 总观近百年来，明代对外关系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外贸易（包括民间私人贸易）、中国与南洋诸国的关系、郑和下西洋、“倭患”与抗倭战争、明末欧洲传教士东来的评价等五个问题。其中，以后三个问题最引人入胜，有时亦意见最为分歧。 明初郑和下西洋。这是十五世纪中国对外关系的一件盛事，是世界航海史上的伟大壮举。也是明代对外关系史研究的重点课题。本世纪明代对外关系史的研究，最初就是从这个题目做起的。904年，梁启超在流亡日本期间，在他创办的《新民丛报》上发表了一篇纪念郑和的文章《祖国伟大航海家郑和传》。当时，梁启超一方面继续宣扬改良主义路线，一方面提倡“史学革命”，传播西方资产阶级史学，主张用历史启迪国人，猛醒起来，为未来而奋斗。总之，他是一位有影响的人物。自此至949年为止，研究郑和的论著不断行世，至少有四十余篇（本）。内有向达《关于三宝太监下西洋的几种资料》（《月报》929年第20卷第期）；冯承钧译《郑和下西洋》（法国伯希和著，商务印书馆935年版）；吴晗《十六世纪前之中国与南洋》（《清华学报》93年第期）；郑鹤声《郑和出使之宝船》（《东方杂志》944年第40卷第23期）、《郑和》（重庆胜利出版社945年版）、《郑和遗事汇编》（中华书局945年版）；朱偰《郑和七次下西洋所历地名考》（《东方杂志》94年第42卷第2期）等。从这些题目不难看出，前辈史家对郑和是如何崇敬、于明代对外关系史的研究是何等执著追求。他们的开拓精神不仅令人佩服，而且也为后来郑和研究和整个明代对外关系史研究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后，各项事业迅速发展，郑和研究也上了新台阶。 在资料整理方面，郑鹤声等《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齐鲁书社983年版），汇集了郑和下西洋的各种资料，内容最为丰富。著作方面，亦是成绩喜人。其中，有朱偰《郑和》（三联书店95年版）、陶秋英《郑和下西洋》（上海四联954年版）、黄淼《郑和下西洋》（江苏人民出版社95年版），以及周钰森《郑和航海考》（中国航海技术研究会959年版）、朱监秋等《新编郑和航海图集》（人民交通出版社988年版）等。八十年代初，郑和研究会的成立和《郑和研究》的创刊，对郑和研究也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专题研究方面，对许多相关的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取得了重要进展. 关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与性质。 明清两代流行的传统看法，以“追踪建文”、“耀兵异域”两说居上风。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些传统说法已愈来愈引起人们的怀疑。除了有人以为郑和下西洋是为了牵制帖木儿帝国东侵之外，多数人都不以军事目的为然。而是把笔墨更多地花在明初的政治、经济、外交动态，从多视角探求郑和下西洋深层次的内在原因。具体有四种说法。（）国内“政治斗争需要”说。认为明成祖派遣郑和下西洋，主要是基于永乐初年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因为“靖难之役”胜利以后，建文帝的残余势力还比较强大，明成祖的统治地位仍不很稳固。他局部改变明太祖的对外政策，不断遣使出访各国，企图以此造成“万国来朝”的局面，以利于进一步瓦解建文帝的势力，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郑和下西洋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出现的，是明成祖为维护其权力统治的产物，与明初的社会经济发展并无因果关系。（2）“朝贡贸易”说。认为郑和下西洋的主要任务，是与各国进行官方贸易，即明朝政府以赏赐大宗物品的形式换回各国的贡品。这些贡品绝大部分都是奢侈品。这种朝贡贸易，是宋元以来海外贸易大发展的一种逆转，是违反商品经济规律的。其目的是为了巩固中央集权和封建制度。对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实质上起着一种严重的阻碍作用2。（3）“政治经济并重”说。认为郑和下西洋含有双层目的。一方面是为了“耀兵异域”，显示中国之富强，造成“万国来朝”的气派。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开辟通往西洋各国的海上交通，以适应对外贸易与各国入华朝贡的需要。（4）“前期政治”与“后期经济”说。认为郑和下西洋的性质，前后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前三次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后四次则以促进经济交流为目的。理由是，通过海路交通，发展与海外各国的友好关系，为明朝前期外交活动的主要内容，也是指导郑和下西洋“宣德化而柔远人”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决定了郑和前期出访的主要任务，是缓和中国与东南及南亚各国的紧张关系，建立这个区域的和平环境。而其后期的活动则表明他的活动主要是放在南亚以西的地区，以发展中国与亚非诸国的友好关系，促进相互间的经济、文化交流2。 2.关于郑和下西洋对明初经济的影响。 郑和下西洋发生于明代初年国力强大之时。对它在中国和世界航海史上冯尔康《郑和下西洋的再认识——兼论“下西洋”同封建政治的关系》，《南开史学》980年第2期。 2参田培栋《明朝前期海外贸易研究——兼论郑和下西洋的性质》，《北京师院学报》983年第4期。韩振华《论郑和下西洋的性质》，《厦门大学学报》958年第期；陈得芝《试论郑和下西洋的双重任务》，《历史教学问题》959年第3期。 2郑鹤声等《郑和下西洋简论》，《吉林大学学报》983年第期。的深远影响，学者们几乎没有异议，都作了充分的肯定。而在如何具体估价其历史作用，特别是此举对明初国内经济发展的作用，诸家所见则颇不一致。一种认为，明初社会经济的发展为郑和下西洋提供了可靠的物质基础，郑和下西洋的结果又反过来扩大了明朝的对外贸易，刺激了国内官手工业与民间私营手工业的迅速发展，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另一种则认为郑和下西洋进行的对外贸易，是以官营手工业为基础，属于封建国家垄断的商业，是封建主义的政治产物。其结果非但没有推动国内外贸易、促进手工业的发展，反而阻挠了商品经济的成长壮大，对封建自然经济起到了维护作用。 同时，也助长了中国封建统治者的虚荣、骄傲心理、固步自封，不利于中国的政治、经济革新。如果片面宣传这种“盛事”，势必不利于消除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 另外，还有不少文章分别就郑和的家世、宝船的建造地点与宝船形制、下西洋的次数及途经的国家，郑和下西洋开创了海洋时代，但何以未能促使中国人去完成“地理大发现”等问题，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考证和探索。对于“地理大发现”问题，有论者以为主要是由于郑和下西洋纯粹是为了扩大中国封建帝王的政治影响，这一性质和目的必然限制了人们的眼光，亦与当时中国人狭隘的和平观有关。 倭患与明中叶抗倭战争。日本，古称倭奴国，与我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有往来。至宋代以前，皆通中国，朝贡不绝。而元代则始终未相通。明兴元亡，倭寇不断入侵我国沿海地区，由此倭患频繁，危害不浅。洪武四年，明太祖以大国君王的风度，宣布日本等十五个邻国为“不征国”，希望与这些国家友好相处。而日本则贡、寇相仍，时而遣使入贡，时而入境扰害。明太祖不得已被迫实行“禁海”。然而，倭患并没有结束，甚至愈演愈烈，成为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一大祸害。也是造成明代中日关系始终不稳定的主要障碍。迄嘉靖年间，由于倭患空前严重，于是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倭战争。从而，又为明代中日关系史的研究增加了一个课题。 我国学者对明代倭患与抗倭战争的研究，历来比较重视，本世纪二十年代已有人问津。三四十年代著述益多，内中有李晋华《三百年前倭寇考》（上海国民外交委员会933年版）、陈懋恒《明代倭寇考略》（哈佛燕京学社934年版）、吴重翰《明代倭寇侵华史略》（商务印书馆939年版），以及《倭寇事略》（上海神州国光社94年版）等。从研究结论看，以往多数学者对“倭寇”与明中叶抗倭战争的性质并没有多大的意见分歧。八十年代初，有人撰文提出要“排除成见，用社会进步和阶级斗争的观点”，重新研究具有典型意义的嘉靖“倭患”问题，才引发了关于这个问题一场新的陈杭生《嘉靖“倭寇”探实》，《江汉学报》980年第3期。 争论. “倭寇”的成分问题。 这是研究明代倭患由来与抗倭战争性质的关键所在，可以说各种意见分歧都与之有关。关于倭寇的成分，早在明代就有不同见解。目前概括起来主要有下列几说。（）日本海盗集团。认为“倭寇”是十四世纪至十六世纪劫掠我国和朝鲜沿海的日本海盗武装集团。（2）主体是日本海盗。认为明代的倭寇情况复杂，既有日本无业浪人、走私商人，又有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从事海上贸易的民间商人与破产农民参与其内，但就其作用而言，主要成分还是日本海盗。（3）主体是中国人。认为元末明初主要是日本海盗。而嘉靖以后，由于日本海盗与我国私人海上贸易商人相勾结，以及破产农民的大量涌入，倭寇的成分已经发生了变化，真倭（日本海盗）为数极少，且不居主导地位。从首领到基本群众，都是中国人，或者说大部分是中国人。所谓“倭船”，也大多数是“中国船只”2。 2.倭患产生的主要原因。 一种认为，主要来自日本封建势力。由元初迄明末之所以产生倭变，有元、明两朝政治、军事诸因素，也有流民、奸徒、势家大族为了生活或贪图财货，而与外来的日本倭寇互相勾结。但是，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乃是由于当时日本国内封建割据势力对倭寇的所引起的。从倭寇船只的规模、侵略计划、人员组织与训练等情况来看，更是明晰无疑。如果没有日本封建藩侯和大寺院的，这一切都是不可想象的。对此，坚持实事求是的日本学者，也无不承认。 另一种则认为，主要是由于中国内部原因造成的。他们说，明中叶以后土地兼并所引起的军卫制度的破坏、海防的废弛，是倭患蔓延扩大的原因之一2。或者说，“主要原因不在日本，而在中国”3。 3.抗倭战争的性质与作用。 这是直接关系到当时中日关系以及如何看待广大人民群众反抗倭寇的一个重要问题。大体上有三种不同观点（）抵抗外来侵略的正义战争。根据是，倭寇的主要成分是日本海盗，他们又是由日本封建割据势力直接的。正是由于他们的侵扰，致使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人民生命财产及农业、手工业、商业遭到严重损失，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不抗击这种外来侵略劫掠活动，东南沿海的经济发展就得不到应有的保障。（2）中国内部的反封建斗争。认为嘉靖年间的所谓“抗倭战争”，压根就不是反抗外来侵略的战争。而是一场由中国沿海海商领导，有广大破产农民参加的反抗明朝2林仁川《明代私人海上贸易商人与“海盗”》，《中国史研究》980年第4期。郝毓楠《明代倭变端委考》，《中国史研究》980年第4期。 2李光璧《明朝御倭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95年版。 3李卓《试论日明勘合贸易的产生及其影响》，《南开史学》98年第期。政府海禁政策的斗争，是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代表资本主义萌芽的新兴力量反对封建保守势力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暂时减轻了农民的赋税负担，为“一条鞭”法的推行扫清了障碍。同时，迫使明朝政府部分放松海禁，促进了海上私人贸易和东南沿海地区的商品生产，为资本主义萌芽提供了有利条件，也符合世界发展的潮流。所以，明朝政府对这场斗争的镇压，只能说是历史的悲剧。（3）反对汪直海盗集团的国内战争。持此论者认为，挑起这场斗争的罪魁祸首是国内汪直海盗集团。因此，它实质上是由内祸引起的国内战争，但其性质不是资本主义萌芽与封建势力、新生势力与守旧势力之间的斗争。汪直一伙人，始终与日本等国的海盗相勾结，煽动并组织他们入侵我国东南沿海，进行劫掠活动，是历史的罪人。戚继光等爱国将领对他们进行镇压，是正义的行动，符合人民群众的愿望。 明末欧洲传教士东来的历史作用。明末欧洲耶稣会传教士来华，是中西关系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中国学者很早就从资料整理入手，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中国天主教传教史》（上海商务印书馆934年版）、《明史佛郎机吕宋和兰意大利四传注释》（张维华著，934年版）、《欧人东渐前明代海外关系》（谭春霖著，93年版）、《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徐宗泽著，949年版）等，就是其中的一部分研究结晶。五六十年代，着重就传教士东来的历史作用展开讨论。近十几年来，随着形势的变化，这个问题深受重视，出版了一批研究专著、论文。如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985年版）；江汉文《明清间在华的天主教耶稣会士》（知识出版社987年版）；张维华《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中编）（齐鲁书社987年版）；顾裕禄《中国天主教的过去和现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989年版）；李亚宁《明清之际的科学、文化与社会——十七、十八世纪中西关系引论》（四川大学出版社992年版）等。另外，还出版了一批译著。 欧洲耶稣会，明朝嘉靖十三年（534）成立于意大利罗马，创始人为反对宗教改革的西班牙人罗耀拉。明万历十年（582）耶稣会士、意大利人利玛窦由印度到达澳门，次年至广东肇庆进行传教活动，万历二十九年（0）到北京。继利玛窦之后，一批欧洲传教士相继来华。过去一般认为，利玛窦入广东肇庆之日为欧洲传教士在华传教之始。近年有人提出，在利玛窦到达澳门之前三十年（嘉靖三十二年，553年）葡萄牙人进入、租居澳门之时，当为具有近代意义的中西文化交汇的开始。有了欧洲传教士来华的活动，于是也就引出了如何评价他们的问题。 综观中国学者对耶稣会士传教活动的评价，在不同的时期内，把握尺度多有不同。八十年代以前，主要有三种意见一种是基本肯定，一种是基本否定，一种是主张“一分为二”。 黄启臣《十六至十八世纪中西文化交汇》，《社会科学战线）99年第期。肯定者认为耶稣会士本身虽是欧洲天主教反动势力的主要工具之一，但这一时期来华的传教士不是欧洲反动势力的代表。他们东来传教基本上是由于经济上的原因，反映欧洲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宗教活动，符合当时中国新兴市民阶级和资本主义萌芽的需要。这些传教士在传播西方科学文化知识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否定者说，当时侵入中国的耶稣会士，主要是以西方殖民主义为背景。 他们的任务和目的是为了打开侵略中国的大门，实行“门户开放”。他们也不是散漫的个人宗教活动，而是依据殖民主义国家统治者的命令，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侵略活动。不是传播科学，而是传播宗教，为殖民主义者的经济侵略服务，不利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他们本身也不具备传教士和科学家双重资格。 主张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者认为，在揭露他们东来负有为欧洲反动势力效劳的同时，当肯定其所带来的西方科学文化，对于当时长期停滞不前的中国科学文化的苏醒、重新焕发青春所注入的积极因素。 八十年代以后，总的趋势是评价较高，而且有不断拔高的倾向。但意见交锋依然存在。 有人非常强调耶稣会士来华传教的进步作用。他们认为必须把明末清初的传教士同鸦片战争以后的传教士区别开。明清之际东来者，在经济上、军事上、政治上诸方面都没有对中国构成大的威胁。他们的主要活动是传播宗教，通过各种交往使中西方有了初步的文化交流与认识。交往的双方是平等的。有的还进而强调他们在传播西方科学文化、介绍中华文明以及为中国造就科技人才等方面的贡献。并说其时东来传教士大多数是知识渊博的学者，他们一心传教、著书立说，在华数十年遵守中国法律，没有从事侵犯中国主权和有损于中国利益的活动。他们是进步守法的宗教人员。总之，他们在华的活动，都是无可非议的。正是由于他们的东来才造成了中国科学文化史上一个极为特殊的时期。 当然，也有一些学者不赞成这种看法。以为明清之交来华传教士具有政治上的反动性和科学上的保守性双重特点。指出耶稣会士是当时资本主义殖民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与西方殖民国家关系密切，利用宣传科学为殖民扩张服务，为入侵中国开辟道路。正是为了进入中国的大门，他们才被迫一再改变传统政策，其主观动机仍然是为了从思想上征服中国人，以帮助西方殖民主义为其主要目的。另一方面，利玛窦等人所代表的已经不是蔚为主流的近代科学与近代思想，对当时西方很多名著、名科学家的学说和理论，如哥白尼、培根、伽利略等，耶稣会士基本上没有向中国介绍。所以对西学东渐不能估计过高。有的还认为，当时中国处于闭关自守、对外妄自尊大的状态，这也决定了从整体上说，此时西方输入的科学文化，对中国社会所起的作用并不大。 此外，还有一些文章探讨了耶稣会士与中国士大夫的关系，以及他们向西方介绍中国物质文明和传统文化的过程。 第三章本卷编写旨趣明代在中国历史上有它特殊的地位，无论在经济上和文化上，都不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新秀，同时也呈现腐化的加深。 有明一代二百七十多年间，民族纠纷是存在的，但没有大的纠纷，从总的来说，民族关系是相对安定的。民族地区封建化的扩大和汉族作为全国民族关系中的主流进一步得到明确。我们对于这些说得都很不够，只是把一些主要的意思说出来了。 明代的中国是社会的先进力量要求更快发展，而旧的社会势力不断加紧压迫和剥削的时期，因而明代的社会矛盾是尖锐的，也是复杂的。我们说死的拖住活的，也正是这个时代的写照。但要把这种形势表述得更清楚，还有待于努力。 关于明史的研究，我们还处在新的起步阶段，有许多专题如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明代社会阶级分析、明代劳动人民身份的分析、明代政治体制的特点，还有一些特别题目如东林党问题、太监问题、八股文问题等，都很少研究，或根本没有研究。 中国人的航海活动，史书早有记载。秦始皇多次派人入海求仙，一次派男女三千人，在当时确有其事，并不会都是传闻。明代郑和七次下西洋，沟通了中外人物的往来，在文化上作出了不少贡献。中外交流的研究应该在我国历史研究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但现在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实在太单薄了。我们应该以积极开拓的精神，打破目前的局面。 乙编综述第一章明朝的建立与北元的覆灭元朝末年，蒙古贵族统治下的元皇朝陷入了空前的危机之中。农民起义的烽火燃遍各地，天下大乱，群雄乘势而起。在群雄中，朱元璋一系越来越强大，先后打败诸雄，并北伐中原，攻克元大都，推翻了元朝的统治，建立了明皇朝。 第一节元末天下大乱元朝末年，由于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政治愈来愈，民族矛盾空前尖锐，土地兼并严重，农民负担日益沉重，无法正常生活下去了，内心呼唤新的皇朝取而代之。人们的心声，通过民谣到处传播在浙江温州、台州等地区，不堪重负的农民公然在村头树起大旗，直书“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在河南，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天雨线，民起怨，中原地，事必变。” ------------ 3 1在河北有童谣预示着天下易主：“塔儿黑北人作主南是客；塔儿红朱衣人作主人公。”2在淮、楚地区则有童谣预示道：“富汉莫起楼穷汉莫起屋但看羊儿年便是吴家园。”3各地秘密教派则利用宗教组织宣传着改朝换代的思想。泰定二年（1325）河南息州人赵丑厮等倡言：“弥勒佛当有天下。”韩山童、彭莹玉等人则利用白莲教倡言天下大乱宣称“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号召徒众准备起事。 元朝末年天下形势已到了民怨鼎沸的程度元皇朝“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变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4开河变钞尤其是征汴梁（今河南开封）、大名（今属河北）等十三路民夫十五万人修复黄河故道直接导致了红巾军起义的生。原来元朝廷严禁集会在于害怕人们组织反抗而修治黄河则聚集了十五万怨夫他们不满于元朝的统治传诵着“石人一只眼1《元史》卷五一《五行志》。 2《元史》卷五一《五行志》。 3《元史》卷五一《五行志》。 4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三。 挑动黄河天下反”的民谣渴望有人带头造反。韩山童、刘福通等人乘机在黄河故道上埋下石人。不久民工在黄陵冈黄河故道上挖出了石人石人背上赫然写着十四个大字：“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石人背上的文字正与民谣相契合——天意如此不反待如何？ 至正十一年（1351）五月广平府永年县（今属河北）人韩山童以白莲教组织民众同刘福通一起在颍州聚集民众三万人歃血盟誓自称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国主树起了义旗：“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1并布讨元檄文。但是不久韩山童即被元廷捕杀刘福通则率众组成农民起义军出其不意地攻占了颍州。刘福通振臂一呼万民响应。附近贫苦农民“多乐从乱”2黄陵岗修河民工纷纷前来起义部队声势大振。至九月已占领了河南数县队伍展到十余万人。 刘福通红巾军起义揭开了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南北各地到处燃起了农民战争的烽火。在北方至正十一年（1351）八月李二（芝麻李）、彭大、赵均用等在徐州起兵占领徐州及附近郡县。至正十二年二月郭子兴、孙德崖等起兵于濠州（今安徽凤阳）。在南方至正十一年八月徐寿辉、彭莹玉、邹普胜等在蕲州（今湖北蕲春）、黄州（今湖北黄冈）起兵。十月建立了自己的政权组织以徐寿辉为帝邹普胜为太师倪文俊为统军元帅国号天完年号治平。至正十一年十二月王权（布王三）、张椿纠众起义攻占了邓州（今属河南）、南阳、河南府（今河南洛阳一带）等地区。他们这支队伍又被称为“北琐红巾军”。至正十二年正月孟海马等起兵攻占了襄阳、荆门、房州（今湖北房县）等地。他们这支队伍则被称为“南琐红巾军”。 以上数支起义队伍规模较大影响也较大。此外在全国各地尤其是山东、安徽、江苏、江西、浙江、福建、湖南、陕西等地小规模的农民起义不时生。 农民起义的广泛兴起引起了元朝统治者的恐慌元顺帝急忙调兵遣将疯狂镇压北方红巾军。至正十三年（1353）五月北琐红巾军被扑灭次年正月南琐红巾军也被扼杀。但是北方红巾军的主力——刘福通所部却越战越勇一再击败元军声势益壮大。至正十五年二月刘福通等人迎回了逃匿于砀山夹河的韩林儿（系韩山童之子）并拥立他为帝号小明王建国号大宋年号龙凤都毫州以杜遵道、盛文郁为丞相刘福通、罗文素为平章刘六（刘福通之弟）知枢密院事。 至正十七年（1357）刘福通红巾军分兵三路向元大都、元上都、关中地区大举进攻。东路由毛贵率领连破山东胶州、莱州、益都、滨州、莒州（今莒县）。至正十八年二月攻克济南并乘胜北伐抵达天津附近锋1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七。 2叶子奇：《草木子》卷三。 芒直指元大都（今北京）。元廷惊慌失措延臣“或劝乘舆北巡以避之或劝迁都关陕”1。但后来由于东路军内部自相仇杀自相削弱所攻克的州县又先后被元廷收复东路军也被元廷消灭。 中路军由关先生、破头潘、冯长舅、沙刘二、王士诚等率领连克山西、河北一些州县至正十八年（1358）关诚率部攻入元上都焚毁了元宫室。西路军由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等率领攻入关中地区。西路军在凤翔受到重创余部由李喜喜率领自号“青巾军”占领了成都等地。 宋军三路北伐给元廷以沉重的打击。至正十八年（1358）五月刘福通率领红巾军一举攻克汴梁大宋政权随即迁都于此。此时中原及其以北地区三分之二为红巾军纵横驰骋之地元朝的统治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但是红巾军三路北伐互不联系各自孤立作战分散了战斗力遭到了元朝军队的各个击破红巾军也受到了很大打击。至正十九年（1359）元廷集中兵力围攻汴梁刘福通率军坚守百余日在城内粮绝的困境下突围至安丰（今安徽寿县）。刘福通红巾军受到重创势力大减。至正二十三年（1363）投降元廷的张士诚派部将吕珍攻陷了安丰刘福通战死韩林儿被驰援而来的朱元璋接到了滁州（今安徽滁县）。至此龙凤政权结束。至正二十六年（1366）韩林儿又被朱元璋的部将廖永忠迎往南京途中被沉入瓜步江中。 元末人心思变刘福通率领红巾军应时而起纵横中原屡败元军沉重打击了元朝的统治隔断了元大都与南方之间的联系并直接造成了元廷内部军阀势力的壮大、割据造成了南方各地群雄并起。红巾军虽然失败了但它所造成的天下大势——军阀割据与群雄并起最终却灭亡了元朝。 1《元史》卷一八八《刘哈喇不花传》。 第二节群雄并起地主武装红巾军兴起之后元朝以其主力扑灭红巾军但是元军主力与红巾军也几乎同归于尽溃不成军。在这种情况下元廷只能依靠各地地主武装——“义军”、“乡军”和“民兵”。为此至正十四年（1354）二月元廷“诏河南、淮南两省并立民兵万户府”1。次年二月又诏“立淮东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于天长县统濠泗义兵万户府并洪泽等处义兵。听富民愿出丁壮义兵五千名者为万户五百名者为千户一百名者为百户”2。但是各地地主武装集团在响应元廷诏令起兵保元的合法外衣下在“拥元”的旗帜下乘机夺城夺地扩大自己的地盘展自己的武装力量。至正十四年（1354）以后逐渐形成了几支势力强大的地主武装：一是河南沈丘探马赤军察罕帖木儿（系汉人本名李廷瑞）和罗山典史李思齐纠集的地主武装。至正十二年（1352）察罕帖木儿在沈丘组织数百人的地主武装与罗山李思齐纠集的地主武装联合袭击了刘福通红巾军占领的罗山。其后这支武装在镇压红巾军中逐渐壮大连年在河南、河北、陕西等地镇压红巾军并逐步确立了自己的地盘。至正十七年（1357）李思齐占据了陕西察罕帖木儿占据了山西成为一支颇为强大的割据势力。二是元朝宿将答失八都鲁率领的“义丁”。答失八都鲁于至正十一年（1351）被任命为四川省参政率领本部探马赤军三千人出兵荆襄地区。次年又招募了襄阳官吏及逃亡的土豪组织的“义丁”建立了表面上隶属于官府的队伍形成了两万余人的强大武装集团。这支武装多次击败过红巾军先后镇压了南琐红巾军和北琐红巾军。至正十五年（1355）十二月在河南太康大败刘福通红巾军并进逼毫州。至正十七年（1357）十二月答失八都鲁死其子孛罗帖木儿继续统领这支武装。 三是福建陈友定的地主武装。陈友定曾经是贫苦农民充任过驿卒。红巾军兴起后他应官府的招募从军因镇压汀州、延平等地农民起义有功被任命为清流县尹。其后陈友定一再击败陈友谅军又被升为福建行省参政、延平分省平章。至正十七年（1357）泉州色目人赛甫丁、阿迷里丁反元自立陈友定又奉命征讨趁势占领兴化、泉州、漳州、潮州等地。陈友定虽然接受元朝所授官职但他割据八闽之地独占一方。 四是广东的何真至正十二年（1352）红巾军兴起之后他组织地主武装“义兵”镇压东莞等地农民起义后被元廷委任为广东道宣慰司都元帅。至正二十三年（1363）南海三山民邵宗愚率众攻陷广州何真率军收复了1《元史》卷四三《顺帝纪》。 2《元史》卷四四《顺帝纪》。 广州城升任为广东行省参知政事成为割据广东的武装。 反元群雄与此同时刘福通红巾军起义失败后红巾军内部也形成了几大反元集团。他们虽然共同反元但彼此之间也互相争斗势同水火。在这一意义上他们也是一股股割据势力。当时主要反元群雄有以下几支：陈友谅与“大汉”政权。陈友谅本是徐寿辉所部红巾军的部将。至正十七年（1357）天完政权内部生分裂丞相倪文俊阴谋杀害徐寿辉事泄率部逃往黄州。部将陈友谅驻扎于黄州乘势杀死倪文俊并有其众。至正二十年陈友谅攻占了太平杀害了徐寿辉于采石五通庙即帝位国号“大汉”改元大义。“大汉”政权势力较为强大雄踞于江西、湖广等地。明玉珍与“大夏”政权。明玉珍本是随州（今湖北随县）地主在元末红巾军大起义中纠集千余人结寨自保。至正十二年（1352）投归徐寿辉任统兵征虏大元帅。至正十七年奉徐寿辉命攻占四川至正十九年六月已占有四川大部被授予四川行省参政。陈友谅杀害徐寿辉以后明玉珍即与陈友谅决裂“斩［陈友谅］使焚书三军缟素为宋主（指徐寿辉）丧”1。至正二十一年攻下成都自立为陇蜀王。次年正月在重庆称帝国号“大夏”改元天统。明玉珍占有天府之国四川旁及贵州、湖广部分地区依恃四川天险雄踞一方。 张士诚和“大周”政权。张士诚是江苏泰州白驹场盐户出身至正十三年（1353）正月与其弟士义、士德、士信及李伯升等起事吸引了大量盐丁及贫苦农民参加队伍很快扩大至万余人先后攻下泰州、兴化、高邮等地。至正十四年张士诚在高邮称诚王国号“大周”建元天祐。张士诚占据高邮等地梗塞了元朝南北粮食运道成了元朝心腹大患。至正十四年九月元朝派遣中书右丞相脱脱率军百余万攻打高邮。张士诚率军英勇抗击脱脱屯兵于坚城之下一筹莫展。十二月元顺帝以“老师费财已逾三月坐视寇道恬不为意”2为罪名削夺了脱脱的官职和兵权。脱脱所部“大军百万一时四散”“其散而无所归附者多从红军（即红巾军）”3。此役之后元朝主力解体张士诚之势力大增。至正十六年（1356）张士诚率军南下攻占了江南之平江（今江苏苏州）、湖州、松江、常州等财富集中之地并改平江为隆平府建都于此。但张士诚于至正十七年（1357）降元被封为太尉从海道运粮入大都。同时仍割据一方并于至正二十三年自立为吴王其割据之地“南抵绍兴北逾徐州达于济宁1刘祯：《玄宫之碑》。 2《元史》卷四三《顺帝纪》。 3权衡：《庚申外史》卷上。 之金沟西距汝、颍、濠、洒东薄海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1势力非常强大。 方国珍占领浙东地区。方国珍是浙江黄岩人世以贩盐浮海为业。至正八年（1348）聚众反元不久被元廷招降为庆元定海尉。此后方国珍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摇摆于元廷与红巾军政权之间时叛时降雄踞于以庆元（浙江宁波）为中心的浙东地区。 但是无论是在元朝大旗下的北方地主武装还是势力、财力较大的陈友谅、张士诚虽然称雄于一时最终还是被崛起于濠州的朱元璋所灭。1《明史》卷一二三《张士诚传》。 第三节朱元璋的崛起朱元璋原名重八起兵后改名元璋字国瑞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人。至正四年（1344）春淮北大地旱、蝗、瘟疫并行四月朱元璋父、母、长兄相继死去孤苦无靠遂于九月入皇觉寺为和尚干些杂活。但五十余日后寺主封仓遣散僧众朱元璋再次失去了依靠做起了游方僧四处化缘乞食备尝生活之艰辛至正八年（1348）再次回到了皇觉寺。至正十二年二月定远人郭子兴与孙德崖等五人率众起义自称元帅攻占了濠州城。元廷派遣官军镇压并烧毁了皇觉寺。朱元璋再次失去了安身之地在友人“与其束手待毙不如起而抗争”的劝说下他于闰三月参加了郭子兴率领的红巾军。 朱元璋作战勇敢“匹马单戈日行百里”而且“度量豁达有智略”才能出众。从军不久即脱颖而出被郭子兴收为宗人待同子弟。其后郭子兴又将其义女马氏嫁给了朱元璋。从此朱元璋便被人们称为“朱公子”在红巾军中如鱼得水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 至正十三年（1353）六月朱元璋奉命回家乡钟离召兵扩大队伍。他以旧时伙伴和同乡徐达等二十余人为骨干招集了七百余人入伍朱元璋因而被任命为镇抚。朱元璋现郭子兴暗弱难以成就大业“无足与共事”乃决心展自己的队伍。至正十四年六月朱元璋将其率领的兵士交与郭子兴仅带领徐达、汤和、吴良、吴祯、花云等二十余名心腹至定远。不久即招编了张家堡驴牌寨民兵三千人收编了横涧山缪大亨义兵二万余人并用了近十天的时间加以整顿和训练形成了一支基本队伍。 朱元璋组建队伍后即率军南下攻占滁阳。经过妙山时结寨自保的冯国用、冯国胜兄弟率众来投。冯氏兄弟“俱喜读书通兵法”有政治、军事眼光。朱元璋同他们讨论天下大势冯国用从容献策：“金陵龙蟠虎踞帝王之都先拔之以为根本。然后四出征战倡仁义收人心勿贪子女玉帛天下不足定也。”1冯胜提出先占领金陵（今南京）建立稳固根据地然后征战四方夺取天下的方针投合了朱元璋的心意因此被任命为幕府参议计议征伐大事。 不久定远人李善长也来到军营求见。李善长“少读书有智计习法家言策事多中”1是一位难得的人才朱元璋委任他为幕府掌书记。朱元璋询问天下何时能平定李善长回答说：“秦乱汉高起布衣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杀人五载成帝业。今元纲既紊天下土崩瓦解。公濠产距沛不远山川王气公当受之。法其所为天下不足定也。”2李善长把1《明史》卷一二九《冯胜传》。 1《明史》卷一二七《李善长传》。 2《明史》卷一二七《李善长传》。 朱元璋视作“天命所在”的“天子”劝他以汉高祖为榜样就可以平定天下。这使朱元璋十分高兴更加信任李善长不仅让他参与机密而且让他协调文臣武将之间的矛盾协助考察各种人才量才委用。 七月朱元璋攻克了滁州。八月郭子兴率万余人来到滁州。他看到朱元璋已拥有三万人的武装且号令严明军容整肃十分高兴升朱元璋为总管。 至正十五年（1355）正月朱元璋建议攻取和州解决军粮问题。郭子兴于是任命朱元璋总和阳兵率张天祐、汤合等将士攻占和州。攻下和州后请将士“暴横多杀掠城中夫妇不相保”3。为此朱元璋召集诸将严肃军纪。他诫谕将士说：“请将自滁来多掳人妻女使民夫妇离散军无纪律何以安众。凡军中所得夫妇悉皆还之。”4朱元璋令行禁止雷厉风行第二天即将所掳妇女全部放还。此后朱元璋更加留意于军纪问题禁止杀掳掠夺因而他的部队更加得人心。 同年三月郭子兴病死朱元璋成了这支义军的领。这时刘福通在毫州建立了龙凤政权朱元璋不愿受制于人但自己势孤力单只得暂时接受龙凤政权的领导使用龙凤纪年但“事皆不禀其节制”1。 是年五月结寨巢湖的水军千余艘在廖永安、俞通海等人带领下投靠了朱元璋朱元璋因而拥有了一支强大的水军。这时常遇春、邓愈也归附了朱元璋。朱元璋势力大增决计攻取金陵建立自己的地盘。 六月朱元璋率部渡江拔采石占太平。朱元璋大军进入太平时李善长奉命将“禁约”榜贴于通衢士兵入城后军纪严明秋毫无犯城中肃然。儒士李习、陶安前来拜见朱元璋。陶安看到朱元璋兴奋地说：“我辈有主矣！”又建议说：“方今四海鼎沸豪杰并争攻城屠邑互相雄长然其志皆子女玉帛取快一时非有拨乱救世安天下之心。明公率众渡江神武不杀人心悦服以此顺天应人而行吊伐天下不足平也。”朱元璋又询问夺取金陵妥否陶安回答说：“金陵古帝王之都龙蟠虎踞限以长江之险若取而有之据其形胜出兵以临四方则何向不克？”2这一回答与冯国用、李善长的建议相同更加坚定了朱元璋夺取金陵的意图。朱元璋遂改太平路为太平府以李习为知府；置太平兴国翼元帅府自任大元帅以李善长为令史；登记乡兵扩大队伍；修城浚壕加强守御。这样太平成了攻取金陵的根据地和桥头堡。 七月朱元璋令张天祐率军攻打集庆（南京）未克。九月朱元璋再命郭天叙、张天祐攻打集庆再次受挫郭天叙、张天祐被俘杀。至正十六3《明史纪事本末》卷一《太祖起兵》。 4《明太祖实录》卷二。 1《明史纪事本末》卷一《太祖起兵》。 2《明太祖实录》卷三。 年（1356）三月朱元璋亲自率军攻集庆从太平出水6并进。先破江宁镇得降兵三万六千余人再破集庆城得军民五十余万。朱元璋改集庆路为应天府置天兴建康翼统军大元帅府以廖永安为统军元帅。七月置江南行中书省朱元璋兼总省事并建立了完整的统治机构。 攻下集庆城以后朱元璋信心大增自视为拯民于水火的真命天子布告示说：“元失其政所在纷扰兵戈并起生民涂炭汝等处危城之中朝夕惕惕不能自保。吾率众至此为民除乱耳。汝宜各安职业毋怀疑惧贤人君子有能相从立功业者吾礼用之。居官者毋横暴以殃吾民旧政有不便者吾为汝除之。”1不久他又对身边将领徐达等人说：“金陵险固古所谓长江天堑真形胜地也。仓廪实民人足吾今有之。诸公又能同心协力以相左右何功不成。”2朱元璋攻克集庆信心大增但并未盲目乐观。他清醒地看到张士诚在东南方、徐寿辉在西北方虎视眈眈；而“元将定定扼镇江别不花、杨仲英屯宁国青衣军张明鉴据扬州八思尔不花驻徽州石抹宜孙守处州其弟厚孙守婺州宋伯颜不花守衢州”3。当时的形势可谓群雄环伺不容乐观。因此攻下应天府以后朱元璋即开始攻占周边城镇巩固应天府的守御。至正十六年三月即攻下应天府的当月朱元璋即派徐达攻下镇江。六月又派邓愈攻下了广德。至正十七年四月朱元璋亲率大军攻下了宁国俘获了朱亮祖等将士十余万人。与此同时朱元璋遣使与张士诚通好但张士诚拘留了使臣且派兵攻打镇江。因此朱元璋在击退进攻镇江之敌以后又于至正十七年二月攻下张士诚占领的常州其后又派耿炳文、刘成攻下了长兴赵继祖攻下了江阴徐达攻下了常熟。获得了这些城镇即控扼了守卫应天府的军事要地使张士诚“侵轶路绝”1。 稳定了应天府的形势以后朱元璋开始向浙东展扩大势力。至正十七年七月胡大海攻克徽州十月常遇春克池州。至正十八年三月邓愈克建德十二月朱元璋亲率大军克婺州（今浙江金华）改为宁越府又改为金华府置浙东行省。至正十九年初胡大海克诸暨九月常遇春克衢州十一月胡大海再克处州（今浙江丽水）。这样元朝江浙行省的西部地区大部分为朱元璋所有。 这些地区的攻取不仅为应天府提供了屏障补充兵员和军事物资而且还获得了一大批文武人才。如浙东地区著名文士叶琛、章溢、刘基等被聘召至应天府朱元璋为之创建礼贤馆。攻克徽州时儒士朱升献上“高筑墙1《明太祖实录》卷四。 2《明太祖实录》卷四。 3《明史》卷一《太祖纪》。 1《明太祖实录》卷五。 广积粮缓称王”2之计为朱元璋所采纳。朱元璋不急于称王而是利用有利时机积极展自己的势力。直到至正二十三年（1363）北方红巾军在安丰失败朱元璋迎小明王韩林儿于滁州具有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势力才“张皇六师飞旗角亢”3。至正二十四年正月元旦朱元璋在应天府即吴王位公开树起了大旗。至正二十六年十二月朱元璋派廖永忠请小明王至应天府途中覆舟沉死小明王翌年改为吴元年。朱元璋自此割据一方势力日强踏上了统一战争之途。 2《明史》卷一三六《朱升传》。 3《御制皇陵碑》。 第四节扫平群雄北伐中原朱元璋的统一战争是以扫平群雄开始以北伐中原、攻下元大都（今北京）为结束的。这一战略是基于当时形势所决定的。 朱元璋在应天府建立了政权虽然夺取了周边重要城镇势力有了很大展但仍处在几个割据势力的包围之中。其中东北方是张士诚西南方是陈友谅东南是方国珍南方则为陈友定。这些割据政权不仅限制了朱元璋势力的进一步展壮大而且还时时威胁应天府的安全而张士诚财力雄厚陈友谅兵力强盛对朱元璋威胁最大。基于这样的形势谋士刘基献计说：“士诚自守虏不足虑。友谅劫主掠下名号不正地据上流其心无日忘我宜先图之。陈氏灭张氏势孤然后北向中原王业可成也。”1朱元璋采纳了刘基的建议。这一建议亦成为日后朱元璋统一天下的战略方针。 灭陈友谅。至正二十年（136o）陈友谅即向朱元璋统治区起了进攻占太平驻采石并联合张士诚夹攻应天府但张士诚并未出兵助战。陈友谅挥师南下朱元璋利用部将康茂才与陈友谅的故友关系设计诱使陈友谅进入埋伏圈中大败陈友谅并乘势收复太平、安庆、信州、袁州等地。次年陈友谅又兵夺信州、安庆又大败而回。朱元璋乘胜进击再败陈友谅于江州。这样陈友谅一再失利到至正二十二年龙兴（今江西南昌）、袁州、瑞州、临安、吉安等州县都被朱元璋占领而陈友谅“疆场日蹙”1。至正二十三年四月陈友谅乘朱元璋率兵援救安丰红巾军之机兵六十万巨舰数百艘载其家属百官空国而来先后攻取了吉安、临江、无为州进围洪都。洪都守将朱文正率领部众死守坚持了八十五天之久。到七月朱元璋与徐达、常遇春等主力部队二十余万人驰援。陈友谅被迫撤回率众至鄱阳湖迎战。七月二十一日鄱阳湖大战开始。经过连续数日交阵激战陈友谅部损失惨重左右金吾将军投奔朱元璋军心逐渐瓦解。陈友谅无奈率众退还武昌又遭朱元璋截击。八月二十七日陈友谅在混战中中流矢死其子陈理率败将残兵逃回武昌称帝。 九月朱元璋率军亲征武昌十月围城并占领了湖北诸境。次年二月朱元璋再围武昌陈理势穷计竭出降大汉亡。朱元璋设立湖广行中书省分兵略鄂、赣诸郡及广东韶关、南雄尽并陈友谅之地。 平张士诚。朱元璋消灭了陈友谅以后势力大增接着就把矛头指向了财力最富的张士诚。至正二十五年（1365）十月朱元璋布文告指责张士诚“假元之命叛服不常”“启衅多端袭我诸全连兵构祸罪不可1《明太祖实录》卷四。 1《明太祖实录》卷十二。 逭”2。接着派徐达总兵出征采取“先取通、泰诸郡县剪士诚肘翼然后专取浙西”3的策略先后攻占了通州、兴化、盐城、泰州、高邮、淮安、徐州、宿州、濠州、邳州、安丰等州县尽有张士诚江北之地因而切断了张士诚与元廷的联系绝其降元的阴谋。 至正二十六年（1366）五月朱元璋顺利完成第一步战略任务后准备大举扫平张士诚布了《平周檄》历数张士诚八大罪状劝谕张士诚文武部下弃暗投明号召百姓安业不动。八月朱元璋即以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众二十万讨伐张士诚。先后攻下了湖州、嘉兴、杭州、绍兴等地廓清了平江外围城镇从四面八方包围了平江城。张士诚数次突围失败只得困守孤城坚持了十个月城破自缢大周政权被消灭。 陈友谅、张士诚两大政权灭亡后南方方国珍、陈友定等较弱的割据势力已成瓮中之鳖惶惶不可终日。而朱元璋则挟其余威双管齐下一举消灭方国珍和陈友定。至正二十七年（1367）九月朱元璋以汤和为征南将军、吴祯为副将军讨平方国珍；同时命胡廷瑞为征南将军何文辉为副将军取道江西进攻陈友定。两路大军旗开得胜当年十二月方国珍即被迫投降；次年正月陈友定被俘这两个割据势力也被消灭了。 至此除四川明夏和广东何真两个小割据势力以外南方大片土地全在朱元璋的掌握之中。因此朱元璋有了足够的军力、财力北伐中原、统一天下。 攻克大都。元朝在北方的统治在红巾军的打击下已摇摇欲坠再加上统治阶级内部军阀混战军事力量进一步被削弱。可以说蒙古贵族的统治已经岌岌可危已无力镇压各地的反抗只能苟延残喘了。 鉴于当时的形势朱元璋在平定张士诚以后以主力部队北伐中原同时派两支部队讨灭方国珍和陈友定。至正二十七年（1367）十月朱元璋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领二十五万大军由淮河进入河北开始了夺取中原的北伐。 对于北伐朱元璋十分重视专门召集谋臣将领讨论方略。最后朱元璋提出了谨慎从事、逐步推进的战略：“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户槛。天下形势入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则彼势孤援绝不战可克。既克元都鼓行而西云中、九原以及关陇可席卷而下。”1朱元璋为北伐中原制定了战略并戒谕将士保持军纪同时布了檄文提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民族斗争口号；为了争取北方人民的支持檄文中保证大军所过之处“秋毫无2《明太祖实录》卷十五。 3《明太祖实录》卷十五。 1《明太祖实录》卷二六。 犯”对蒙古、色目人也“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2。至此北伐准备工作就绪了。 次年二月北伐军平定了山东接着分兵两路水6并进夺取河南先后攻克归德（今河南商丘）、陈州（今河南淮阳）、许州（今河南许昌）、汴梁（今河南开封）、河南（今河南洛阳）等地。四月元梁王阿鲁温降河南平。五月冯国胜、康茂才等率军攻克了陕州（今河南陕县）、潼关阻断了关陇地区李思齐武装集团与元朝的联系。至此元大都已失去了屏障和外援成了朱元璋囊中之物指日可下了。 五月朱元璋来到了汴梁从容部署了攻克大都的战斗。闰七月徐达、常遇春从汴梁挥师北上经彰德（今河南安阳）、广平（今河北永年）攻克临清。不久又攻克德州下长芦、直沽。二十七日夜攻克通州迫近大都。元顺帝闻报大惊次日夜仓皇逃往上都。八月初二日北伐大军克复大都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宣告结束。 朱元璋在北伐中原的进军途中于至正二十八年（1368）正月初四日即皇帝位国号大明建元洪武以应天府为京师册封马氏为皇后立世子朱标为皇太子李善长、徐达为左右丞相其他文臣武将也授予不同官职。2《明太祖实录》卷二六。 第五节北元的覆灭元顺帝逃往上都后于明洪武元年七月又被赶出上都逃往应昌（今辽宁克什克腾旗西达米诺尔附近）。洪武三年（137o）正月朱元璋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李文忠、邓愈为左副将军冯胜、汤和为右副将军统领大军兵分两路往征沙漠明军取得了沙儿峪（今甘肃定西以北）和应昌两大战役的胜利迫使元朝残余势力北撤。这时元顺帝已死其子爱猷识理达腊继位奔和林旧都蒙古尊号称必力克图可汗仍奉“大元”国号史称“北元”。 元势力虽退居塞北但对中原地区“犹有觊觎之志”1企图重新入主中原恢复元朝的统治。因此为了解除蒙古贵族对北方的压力统一大漠南北明朝几次派兵北征。 洪武五年（1372）正月朱元璋仍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李文忠为左副将军冯胜为右副将军兵十五万兵分三路远征岭北号为“清沙漠”。徐达率领中路军出雁门直捣和林李文忠领东路军经应昌赴岭北冯胜西路军进兵甘肃。明军此次远征岭北只有西路获胜中路主力惨败兵力大损。经过这一次战役朱元璋也感到蒙古军事力量一时难以全部平定就改变为以防御为主的战略此后十余年间明朝与岭北的元廷暂时处于对峙状态。在北方边境明朝与蒙古虽仍有战争但规模都不大。 洪武二十年（1387）明太祖命冯胜为大将军蓝玉、傅友德为副将军领兵二十万大举征讨盘踞在金山的纳哈出。纳哈出见明朝强兵压境遂向蓝玉投降部下诸将也相继降明。纳哈出降明后北元失去了辽东兵力意欲西迁。洪武二十一年（1388）四月蓝玉奉明太祖之命率十万大军再入漠北从大宁至庆州（今内蒙古林西）追击至捕鱼儿海（今贝尔湖）直捣元营杀元太尉蛮子元主脱古思帖木儿西逃。行至土剌河畔为其部将也迭儿所缢杀北元内部陷于混乱“部帅纷挈五传至坤帖木儿咸被弑不复知帝号”1。建文三年（14o1）鬼力赤杀坤帖木儿自称可汗废北元国号称鞑靼。蒙古分裂为三部势力各自为政。辽河、西辽河、老哈河流域（今在吉林、辽宁一带）为兀良哈部科布多河、额尔齐斯河流域及其以南的准噶尔盆地为瓦剌部处于兀良哈部和瓦剌之间的是鞑靼部它以和林为中心活动在鄂嫩河、克鲁伦河流域以及贝加尔湖以南地区。 1徐祯卿：《翦胜野闻》。 1《明史》卷三二七《鞑靼传》。 第二章明朝的兴盛自明太祖洪武开国经惠帝、成祖、仁宗、宣宗约六十七年是明代的前期。就明代的历史来说这是明朝的盛世。明太祖朱元璋注意到大乱之后休养生息对巩固政权的必要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招诱流亡农民垦荒屯田实行免税三年或永不起科制度；迁徙长江下游无业农民到淮河流域、边远地区、空旷地区开垦推行军屯制度注意水利的兴修提倡种植经济作物等等。朱元璋的这些措施使明朝初期的农业生产逐渐得到恢复和展。手工业和商业也得到恢复和展人口较前有所增加。 明成祖夺取帝位后迁都北京削除藩王势力进一步加强集权统治社会经济继续向前展。成祖继位之初继续推行屯垦和移民政策征收的粮食和布帛都达到很高的数量。在此基础上明朝廷与国内各少数民族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也加强了。从永乐七年（14o9）起朝廷分别在东北、西北、西南等地设有地方官司还在今西藏、青海地区设立了行政机构。明成祖至宣宗时还多次派遣郑和出航南洋群岛及印度洋一带航程远至非洲东岸的红海和麦加。这一航海纪录比哥伦布现美洲和达·伽马到达好望角要早半个多世纪。 成祖时宦官开始被赋予重大职责宦官权力越来越大。宦官权力的过大长期成为明代政治中的一个危险的毒瘤。 第一节明初政治明初的统一战争至正二十八年（1368）正月初四在北伐中原期间朱元璋正式建立了明皇朝建元洪武建都应天府。 洪武初年元在中原的统治虽已结束但退据上都的北元还具有一定的军事力量仍不时窥视着中原意欲卷土重来。另有无丞相纳哈出率二十万大军屯据东北夏政权据有四川元梁王据云南秦、晋、关、陇地区也有大大小小的武装力量。在这样的形势下朱元璋的当务之急无疑是继续征战消灭割据势力统一全国。 洪武二十年（1387）明军出动二十万大军以冯胜为大将军蓝玉、傅友德为副将军大举征讨东北的元丞相纳哈出。强兵压境纳哈出不敌降明东北的割据势力被消灭。洪武二十一年蓝玉奉命率十万大军入漠北追击北元势力在捕鱼儿海（今贝儿湖）杀元太尉蛮子元主脱古思帖木儿在逃亡途中为部将所杀。北元的威胁不复存在。 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命汤和、傅友德帅军分两路进击四川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便攻克重庆、成都夏主明昇降夏政权覆灭。 洪武十四年（1381）九月傅友德、蓝玉、沐英奉命出师征云南。当年十二月蓝玉、沐英攻克昆明傅友德率军攻下乌撒梁王在逃亡途中自缢而死。翌年二月大军攻下大理云南全境悉平。 经过长期征战朱元璋终于完成了统一大业奠定了明皇朝的稳固统治。 明初各项制度的改革与确立朱元璋不仅在战争硝烟中创建了明皇朝而且为了使朱明皇朝长治久安他在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制度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措施对于整个明皇朝的统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朱元璋先对国家官僚机构进行改革。洪武初年官僚机构基本上沿袭元代旧制。洪武九年（1376）朱元璋先宣布在地方上废除元旧制——行中书省的制度代之以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三司分别行使行中书省之职责三司既相对独立又相互牵制以防止地方势力过大而闹独立性的可能。是年除南京直辖区外全国共设立了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广西、四川、山东、广东、河南、陕西、湖广、山西十二个布政使司。洪武十五年平定云南后又增设云南布政使司。布政使司下属二级：府（州）、县。 洪武十三年（138o）朱元璋从诛丞相胡惟庸入手对朝廷机构进行了改革废除了中书省和丞相制朝廷政务改由六部分理并提高六部的品秩各部尚书直接听命于皇帝。 与政治改革相应朱元璋在军事制度方面进行了较大的改革。洪武初年朱元璋便与刘基研究创立了明代特有的卫所制度：军籍世代沿袭实行耕战结合平时屯耕战时出征；自京师至郡县皆立卫所在军事重地设卫次要地方设所。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在废除丞相制的同时也废除了统管全事的大都督府代之以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每府各设左右都督。都督府负责军队的管理和训练但无权调动军队。逢有战事由皇帝亲自任命军事统帅兵部布调令都督府长官奉命出征。经此改革朱元璋把军权牢牢抓在自己手里。 洪武年间还建立了严格的户籍制度。洪武三年（137o）明皇朝开始推行户帖制度规定：户帖“各书户之乡贯、丁口、名、岁以字号编为勘合用半印铃记”；“男女田宅牛畜备载”；“籍藏于部帖给之民。仍令有司岁计其登耗以闻”1。户帖制度的实行改革了元末户籍散失、赋役征无据的状况为明皇朝的赋役征收提供了依据。洪武十四年明皇朝又建立了黄册制度它比户帖制度更为详细管理也更为严密。洪武二十年又在全国范围内丈量土地制成《鱼鳞图册》用以核实田亩赋税以防隐漏。朱元璋十分注重法律的制定洪武年间曾颁行了《大明律》、《大诰》等一系列法典。早在吴元年（1367）朱元璋即命左丞相李善长为律令总裁官制定了《律令直解》其后几经修订至洪武三十年编纂成《大明律》正式颁行。《大明律》共三十卷四百六十条。它以唐律为蓝本简于唐律而严于宋律。朱元璋惩元代吏治之弊对官吏的贪污罪惩治特别严厉。《大明律》规定官吏贪污钱财六十两以上枭示众甚至有对贪赃者施以剥皮实草之刑。朱元璋执法相当坚决即使是皇亲国戚也决不姑息驸马欧阳伦因贩运私茶触犯刑律即被赐死；开国功臣汤和的姑父因隐田漏税而被治罪。朱元璋致力于明朝法律的制定欲给子孙留下一部“一字不可改易”的法典用以维护明皇朝的长治久安。 朱元璋在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等方面的一系列改革无疑对巩固明皇朝的统治有着重要的作用。然而朱元璋在这些改革中旨在加强皇权、加强统治的做法也给明皇朝的统治埋伏了危机。 封诸王戮功臣在加强皇权、加强统治的同时朱元璋又实行了分封制除长子朱标被册立为太子外他的二十三个儿子和一个从孙都被封为藩王分驻于全1《续文献通考》卷十三《户口考》。 国各个军事要地以“藩屏帝室”。这些藩王各置官属。护卫甲士少者千人多者至万人。如宁王朱权就藩喜峰口外的大宁“带甲八万革车六千”1俨然是一支不小的武装力量。分封制无疑与朱元璋力图加强皇权、加强统治的目的是背道而驰的。大臣叶伯巨当时就上书指出“裂土分封”会造成许多国中之国恐怕数世之后会形成“尾大不掉”的割据势力并以汉初吴王濞七国之乱和西晋末年“八王之乱”为鉴告诫朱元璋“分封逾制”祸患马上就会降临。忠言逆耳朱元璋非但不听叶伯巨之劝反而骂他是离间骨肉立即派人把他抓来关入牢狱。1叶伯巨所预见的分封之祸并未等到数世之后仅在朱元璋死后的第二年就应验了。 朱元璋为了子孙能坐稳皇帝的宝座处心积虑不惜大肆屠戮为他南征北战、出生入死的功臣大将。洪武十三年（138o）朱元璋以“擅权植党”的罪名处死胡惟庸事隔十年又以胡案株连李善长、6仲亨、唐胜宗、费聚、赵庸、郑遇春、黄彬、6聚、金朝兴、叶昇、毛麒、李伯昇等一大批大臣并宣布他们为奸党此案连坐受诛者达三万余人。三年以后又生了蓝党大狱。身经百战、屡立战功的功臣蓝玉为锦衣卫指挥蒋告谋反于是不仅蓝玉一族被诛还牵连到武臣曹震、张翼、朱寿吏部尚书詹徽等被诛者达一万五千余人。朱元璋利用胡、蓝之狱杀了四万五千人之多“元功宿将相继尽矣！”2此外屡建大功的朱元璋的亲侄朱之正亲外甥李文忠开国功臣徐达大将冯胜、傅友德等都无一幸免于难。朱元璋大肆杀戮功臣原本是为子孙计以防止功臣宿将居功自傲不利于子孙的统治不料在他去世的第二年其孙建文帝朱允炆却因他杀戮过甚而找不到可领兵御敌的大将最后为燕王朱棣所打败。 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把负责警卫的亲军都督府的仪鸾卫改为锦衣卫授以侦察、缉捕、审判、处罚罪犯的大权开了明代厂卫特务统治的先河。 朱元璋把封建展到了极端采用了种种令人指的统治手段实际上这恰恰暴露了其统治的极度虚弱和不得人心。 1《明史》卷一一七《宁王权传》。 1《明史》卷一三九《叶伯巨传》。 2《明史》卷一三二《蓝玉传》。 第二节“靖难之役”与永乐年间的政治惠帝削藩燕王起兵洪武三十一年（1398）五月朱元璋去世太子朱标早于洪武二十五年病殁皇位由十六岁的皇太孙朱允炆继承年号“建文”。 朱允炆即位后以兵部侍郎齐泰辅政任之为尚书；以东宫伴读、翰林撰修黄子澄为太常卿同参军国事。朱允炆“仁柔少断”登上皇位后更感到诸王以叔父之尊“各拥重兵”虎视眈眈对自己形成很大威胁。在与尚书齐泰、太常卿黄子澄密议后决定削藩以根除祸患。此时诸藩王中数燕王朱棣最年长、权势最大、军功最高就连精明过人的朱元璋在临死前也虑及燕王权势过大一再告诫：“燕王不可不虑。”为了对付燕王黄子澄建议先剪断燕王的手足。于是洪武三十一年八月惠帝朱允炆先从燕王的同母弟封藩开封的周王橚开刀将其废为庶人革去王封迁徙到云南。翌年四月封藩大同的代王桂以罪被废为庶人幽禁大同；封藩青州的齐王榑因罪被废为庶人囚于京师；封藩荆州的湘王柏闻变在王府而死。六月岷王楩亦被废为庶人徙置漳州。 诸王被削藩后燕王开始称病家居暗中则加紧练兵收罗异人术士赶制军器。六月惠帝得到密报燕王府旗校于谅等图谋不轨暗结死士便下诏切责燕王并将于谅、周铎逮捕处死。燕王即佯装疯癫走呼市中抢夺酒食甚而卧在土中竟日不起。然而暗中他却与谋士僧道衍加紧策划令护卫指挥张玉、朱能率勇士八百潜入府中守卫。此时北平都指挥使谢贵、布政使张昺已接到朝廷之命率兵包围了燕王府。七月燕王在端礼门埋伏了甲士设计诱杀了谢贵、张昺“遂夺九门”迅控制了北平。燕王朱棣正式起兵上书天子指斥齐泰、黄子澄为奸臣打着“清君侧”的旗帜号称“靖难”之师开始了长达四年的夺位之战史称“靖难之役”。大战四年朱棣即位朱棣起兵后“拔居庸关破怀来执宋忠取密云克遵化降永平。二旬众至数万”1。朱允炆急忙调兵遣将以长兴侯耿炳文为大将军率军十三万驻兵真定前锋九千人抵雄县。朱棣率师夜渡河袭雄县城破“九千人皆死”。此时耿炳文部将张保降燕备告耿军虚实燕王纵张保复归诱使耿军移师渡河。耿军刚移动燕兵骤至燕王与部将张玉前后夹1《明史》卷五《成祖纪》。 击“炳文军不得成列败入城”2。燕王大胜俘副将李坚等斩三万。耿炳文退回真定众尚十万坚守不出朱棣围城二日不下引兵往援永平。惠帝闻耿炳文败遂遣曹国公李景隆代领其军。李景隆合兵五十万进驻河间。李景隆是个膏粱子弟未尝习兵见阵燕王深知其底里根本就不把他放在眼里。燕王以世子留守北平诚其坚守勿战以牵制李景隆大军。自己则率军打败永平守军后北趋大宁挟制宁王权吞并了其属下八万骁勇善战的蒙古兵因而实力大增。李景隆久攻北平不克后又遭燕王回军杀来大败逃归德州。建文二年（14oo）夏双方再战于白沟河（在今保定与涿县之间）李景隆合兵六十万双方激战两日最后又以官军大败告终。李景隆逃回德州燕军追至李景隆再逃至济南燕军又围济南。都督盛庸和参政铁铉坚守济南城燕王攻城三月不克退师北归。 惠帝遂命盛庸代李景隆为大将军统帅诸军北伐。铁铉进为兵部尚书参赞军务。建文二年十二月盛庸、铁铉屯兵东昌（路府名治所在聊城）“背城而阵”1。燕王率军攻破沧州后在东昌与盛庸大军相遇。燕王率军直冲盛军左翼冲不动转而攻击其中坚盛军故意放开防线将燕军放入阵中“围之数重”2燕军为火器所伤甚众大将张玉也死于阵中。幸亏燕将朱能及时率骑救援燕王才得以突围返回北平。这一仗王师大胜史称：“自燕兵犯顺南北日寻干戈而王师克捷未有如东昌者。自是燕兵南下由徐、沛不敢复道山东。”3建文三年（14o1）中燕军与盛庸军多次激战各有胜负。燕军所据不过北平、保定、永平三府双方处于僵持状态。建文四年燕王得到南京空虚的情报决心南下“临江一决”。燕王麾师南下绕过铁铉驻守的济南攻破东阿、汶上、邹县、徐州渡过淮河攻克盱眙、扬州驻军江北。盛庸率军沿江御战几次皆失利溃败。燕军最终渡江攻进南京城。守卫金川门的李景隆和谷王朱穗开门迎降宫中火起皇后死于火中惠帝朱允炆下落不明。 建文四年（14o2）六月朱棣在南京奉天殿即位改翌年为永乐元年。 朱棣上台伊始便大开杀戒对不肯投顺的建文遗臣进行了残酷的屠杀。朱棣先公布了以齐泰、黄子澄为的五十余名的“奸臣”榜将他们逮尽杀绝并加族诛。名士方孝孺因为惠帝穿孝痛哭、拒绝为朱棣起草即位诏书被朱棣处以割舌和寸割的磔刑并被诛灭九族及其门生号为十族共八百七十三人。兵部尚书铁铉、礼部尚书陈迪、大理寺少卿胡闰、刑部尚书暴昭、右副都御史练子宁、左佥都御史景清等均因不肯屈从而被处以残酷2《明史》卷一三o《耿炳文传》。 1《明史》卷一四四《盛庸传》。 2《明史》卷一四四《盛庸传》。 3《明史》卷一四二《铁铉传》。 至极的剥皮、凌迟处死的极刑。同时被株连而死的不计其数后人称之为“瓜蔓抄”即连疏族远亲也不放过都在诛除之列。这个“雄武之略同符高祖”1的明成祖诛除异己的手段之酷烈较之乃父朱元璋杀功臣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朱棣奉行的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原则他在诛除异己的同时大大封赏“靖难之役”中的有功之臣。 疆域迈汉唐国名播西洋朱棣“少长习兵”“智勇有大略”“至其季年威德遐被四方宾服受朝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幅员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2。确实在朱棣统治的二十二年中这两方面的成就是不可抹煞的：一是明朝的疆域得到了极大的开拓和巩固；二是他多次派遣郑和出使西洋使得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出现前所未有的盛况。 明皇朝建立后北部的蒙古地区和东北境始终是多事之地。洪武年间明太祖为歼灭北元势力屡次征讨漠北直至洪武二十一年蓝玉追击到捕鱼儿海才消灭了北元的残余势力。永乐初年蒙古分为三大部：兀良哈部、鞑靼部、瓦剌部。三部之间不断生战争。永乐七年（14o9）二月朱棣遣郭骥出使鞑靼要求“相与和好”不料鞑靼杀死了使节。同年七月朱棣命淇国公丘福为大将军率师十万征讨鞑靼明军在胪朐河遭鞑靼骑兵包围全军覆没。永乐八年朱棣亲率五十万大军深入漠北远征鞑靼在斡难河大破鞑靼军鞑靼可汗本雅失里仅以七骑逃脱。本雅失里于永乐十年为瓦剌部所杀明朝廷遂封鞑靼阿鲁台为和宁王。永乐十九年（1421）鞑靼部又起兵骚扰兴和等地朱棣又多次率军亲征沉重打击了鞑靼部巩固了边防。 永乐十年（1412）瓦剌势力逐渐强大在杀死鞑靼可汗本雅失里后向明皇朝多所要挟并不断骚扰边庭阻遏明朝的西北通道。永乐十二年朱棣亲率三十万大军出塞征讨瓦剌在忽兰忽失温大败瓦剌军瓦剌顺宁王马哈木逃遁。翌年马哈木遣使向明朝谢罪恢复了对明的朝贡。 在东北永乐二年（14o4）朱棣设置了奴儿干卫七年又建立了奴儿干都指挥使司这是明朝廷管辖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的最高一级的地方行政机构。同时还开通了东西两条驿道保证文书传递、贡赋粮饷的运送。在西北永乐年间建立了众多的羁縻卫所如建于西北要冲的哈密卫朱棣先后封其领为忠顺王、忠义王并颁给金印、建筑王城待遇一如朱姓亲王。这些优抚政策无疑是有效的哈密卫的政务一直由明朝廷直接控制。 1《明史》卷七《成祖纪》。 2《明史》卷七《成祖纪》。 永乐年间明皇朝与乌斯藏交往密切相处很好。永乐四年（14o6）噶举派黑帽寺主哈立麻应邀到南京朝贡朱棣亲自接见设宴款待封其为“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赐印诰及金、银物等。永乐十一年萨迦寺喇嘛昆泽思巴亦应邀到南京朝贡明成祖封其为“正觉大乘法王西天上善金刚普应大光明佛领天下释教”赏赐无算。十二年格鲁派（黄教）创始人宗喀巴的弟子释迦也失入朝明成祖封授其为“辅国显教灌顶弘善西天佛子大国师赐之印诰”。永乐年间还开通了雅川（今四川雅安）至乌斯藏的驿路沿途设立了驿站。终明之世乌斯藏“奉贡不绝”。1在西南朱棣平息了田琛与田宗鼎之间为争夺职位而引的战乱增设了贵州布政使司加强了对西南地区的统治和开。 《明史》称：“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2故遣郑和等通使西洋。其实不论其初衷如何朱棣的这一举动客观上促成了郑和下西洋这一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促进了明朝与西南各国经济文化的交流加强了各国之间的友好往来。郑和七下西洋六次在永乐年间。他先后到达三十余国航程最远达非洲东海岸、红海海口。由于对外关系拓展的需要朱棣还在翰林院下开设了“四夷馆”以学习少数民族文字和外语。 然而朱棣的好大喜功、耀武扬威的性格也不免在处理外交事务上造成失误。永乐四年朱棣派兵入安南平定黎氏之乱后下诏改安南为交阯设立交阯布政司使之成为明皇朝的一个辖区。这一做法显然是违背了安南人民的愿望安南人民不断起来反抗。为了平定安南人民的反抗明皇朝屡屡遣军南征战争持续了二十多年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直至宣德五年（143o）才不得不宣布撤销交阯郡恢复安南。 迁都北京永乐十八年（142o）十一月明成祖诏告天下正式迁都北京。 朱棣因封藩北平又从北平起兵夺得帝位永乐元年正月即诏改北平为北京接着又改为顺天府并在北京设立行部。此后又多次迁徙直隶苏州等十郡和浙江等九省商民、山西居民来北京以促进北京经济的展。永乐四年下诏扩建九门、六部、诸司公廨。七年朱棣便借北巡之名居住北京在北京设行在六部而以太子监国南京。“命皇太子所决庶务六科月一类奏”1。永乐十四年“作北京西宫”。永乐十八年北京宫殿正式落1《明史》卷三三一《西域传》。 2《明史》卷三o四《郑和传》。 1《明史》卷七《成祖纪》。 成明成祖即下令以北京为京师将国都迁往北京。 明成祖迁都北京并不仅仅因为北京是其“龙兴之地”更重要的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认为北京“山川形胜足以控四夷制天下”。早在洪武年间朱元璋即有将国都北迁之意。而元朝建都北京近百年使漠北与中原地区加强了政治和经济上的联系。作为一个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朱棣的迁都与元朝从上都迁往大都同样都有出于长远的政治上的考虑。 永乐十九年（1421）鞑靼阿鲁台复叛不断骚扰兴和等地明成祖于永乐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三次率军亲征在最后一次亲征途中病死榆木川终年六十有五。 第三节“仁、宣致治” 永乐以后仁宗、宣宗采取了宽松治国、息兵养民的政策取代了明初以来的严猛政治在他们治国的十二年间成为明朝历史上少有的政治宽松、吏治清明的时期历史上称其为“仁、宣致治”。 仁宗治国明成祖于永乐二十二年（1424）七月病死于榆木川遗诏由皇太子朱高炽继位。同年八月仁宗朱高炽即位诏改翌年为洪熙元年。 朱高炽八月即位至第二年五月病死在位仅短短的十个月。然而在这十个月中朱高炽一反其父的所作所为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策。他一上台便宣布停止北征、宫使采买、营建工程及西洋宝船等劳民伤财之举。永乐年间这些盛大的活动频频举行是一笔巨大的财政开支郑和下西洋一次多达数万人如此大规模的出洋永乐年间即有六次；北征鞑靼、瓦剌南征交阯连年不断用兵这些无疑都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和苦难。仁宗刚即位就果断地停罢了这些糜费之举施行“恤民之政”这无疑是一项有利于社会休养生息的减轻人民负担的政策。 仁宗时期还进一步提高了阁臣的地位使内阁制度得到进一步展。 洪武十三年（138o）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后由于政务繁忙难以应付便置“四辅官”以协助处理政务但四辅官皆老儒不能胜任其职设置仅一年就罢废了。洪武十五年朱元璋仿宋制“置殿阁大学士以备顾问”但朱元璋是个猜忌心极重的帝王终洪武一朝这些大学士对朝政很少有参决权。永乐时期阁臣设置成为常制并明确阁臣的职责是“参预机务”内阁开始成为明代官僚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此时阁臣的官秩仅五品权位远逊于尚书。地位权力的限制使阁臣在政务决策中难以挥大的作用。永乐二十二年（1424）八月仁宗以杨荣、金幼孜、杨士奇、黄淮等正三品官员兼任大学士以此进一步提高了内阁的地位。其后仁宗又复设官品高达一品的公孤官虚衔并授之以内阁大学士使阁臣的权位远远高过部权。宣德时阁臣已获得票拟权开始直接参预处理国家政事阁权已相当于相权。1仁宗即位三月即下诏礼部将“建文诸臣家属在教坊司、锦衣卫、浣衣局及习匠、功臣家为奴者悉宥为民还其田土”2。当年朱棣残酷屠戮建文旧臣株连无数积怨甚深。连《明史·成祖纪》“赞曰”在颂扬他的卓越功绩时还不忘加上这样一句评语：“然而革除之际倒行逆施%德亦曷1参见汤纲：《明史》第三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4页。2《明史》卷八《仁宗纪》。 可掩哉！”仁宗的这一道诏令纠正了明成祖的残酷报复政策这多少反映了仁宗对这种报复政策所持的否定立场以及其实行“恤民之政”的决心之大。这也成为仁宣两朝推行文官政治的一个辅助措施。仁宗时还平息了与北部边疆鞑靼部、兀良哈部的战端恢复了往来边市贸易。 史称：仁宗“在位一载用人行政善不胜书。使天假之年涵濡休养德化之盛岂不与文、景比隆哉！”1尽管仁宗在位时间甚短但其所施行的政策却为宣宗一朝所继承以致后代史家将这一时期称之为“仁、宣致治”。 宣宗平汉王之乱洪熙元年（1425）六月皇太子朱瞻基即位诏改翌年为宣德元年。 宣宗即位一年后明皇室便又生内乱。宣德元年八月汉王朱高煦效仿其父的“靖难”之役上章指责仁宗违背洪武、永乐旧制诰封文臣指夏原吉等为“奸臣”在其封地乐安起兵对其侄儿宣宗朱瞻基难。然而朱高煦远没有其父来得幸运他曾命亲信枚青潜入京师约英国公张辅为内应而张辅反将枚青执送朝廷；他约山东都指挥使靳荣共同起事结果为山东布、按二司官觉察而阴谋败露。朝中无内应地方无援兵朱高煦一开始就陷于孤立之中。而宣德时的形势亦非建文初期所能比拟。宣德时期历经永乐、洪熙两代在朝廷中已形成一个较为成熟稳定的统治集团；而永乐时期明成祖一再削夺封藩诸王的实际权力和兵权使他们的力量不足与一镇相抗衡。这些都是宣宗战胜朱高煦的有利条件。 朱高煦公开举起反叛的旗帜宣宗决定派阳武侯薛禄帅兵征讨但召集群臣计议时大学士杨荣却力劝皇帝亲自出征户部尚书夏原吉也认为“荣策善”主张宣宗亲征。于是八月初十日宣宗命郑王瞻埈、襄王瞻墡留京居守亲自帅五军将士以阳武侯薛禄、清平伯吴成将前锋蹇义、杨士奇、夏原吉、杨荣等扈从向汉王所据的乐安城进。二十日宣宗大军至乐安城外将乐安城围得水泄不通朱高煦的护卫军见此阵势龟缩在乐安城中不敢出来。宣宗敕书谕降。二十一日朱高煦出降被解回京师禁锢于皇城内后被处死。宣宗胜利回朝对有决策之功的杨荣、夏原吉等大加赏赐。 任人唯贤息兵养民1《明史》卷八《仁宗纪》。 史称：“仁、宣之际惩吏道贪墨登进公廉刚正之士。”1这也是“仁、宣致治”局面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宣宗曾对臣属们谈到致治在于用人：君子进小人退人君大有为；小人进君子退人君就不能有所作为。“君子小人之进退人君之用舍”“有关世道如此岂可不慎？”1宣宗是个励精图治的有为之君他的致治用人的思想在宣德年间得到了切实的贯彻。宣德年间有几次较大的人事调动对宣德的政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宣德三年（1428）蹇义等一批元老年岁已大相继退职“两京六部堂官缺帝命延臣推方面官堪内任者蹇义等荐九人”2。这次被推荐的九名官员中就有政声卓著的都察院左都御史顾佐顾佐取代了贪墨被黜的都御史刘观后即“奏黜严暟、杨居正等二十人”同时荐举进士邓棨、国子生程富等四十余人堪任御史3。经过这一番整肃官吏的贪浊之风有所收敛朝纲肃然。宣德五年六月蹇义、杨士奇等先后推荐了况钟等九位知府。同年九月周忱、于谦等六位被荐任巡抚。 其中况钟任职苏州知府周忱巡抚南直隶苏、松等府县期间治绩最为突出。江南重赋租税积欠人民逋逃是由来已久的问题。至宣德初年苏州府积欠的税粮已达八百万石相当于全国岁入的三分之一以上。虽然从宣德初年起宣宗屡诏减赋但由于积弊既久并非几纸减赋诏令所能解决。周忱巡抚江南深入民间了解问题的症结所在。针对赋税不均的情况创立了“平米法”采取了平均分摊增耗、统一使用斛器的标准、减粮长三人为一人等具体措施均平赋税减轻了民户负担。针对赋税过重的情况周忱和况钟对苏州府的田税作了仔细的调查和精细的计算提出将其田租减去七十二万石后以为定制。明人张萱在《西园闻见录》中称道周忱任巡抚期间：“百姓不知有凶荒朝廷不知有缺乏。”“仁、宣致治”局面的出现与任用了周忱、况钟等一大批廉能之士是分不开的。 宣德年间还有一件值得称道的事是放弃了交阯采取了息兵养民的政策。自永乐年间出兵征讨安南黎氏把安南置为明皇朝辖下的交阯布政司后安南屡次起兵反抗明皇朝不断派兵征剿无岁不用兵用兵最多时达八十万交阯的战事成了明皇朝的一大历史包袱。宣德元年（1426）于洪熙元年（1425）二月出征安南的荣昌伯陈智兵败宣宗接到败报后已有意放弃交阯后两次在文华殿召见大臣商讨解决交阯问题的根本办法。但明皇朝在交阯经营了二十年之久“劳费多矣”一旦要放弃就连蹇义、夏原吉这样的股肱之臣也表示反对因此宣宗一时也未能痛下决心。宣德二年征讨交阯的安远侯柳升全军覆没征夷将军、成山侯王通接报后无心再1《明史》卷一五八《顾佐传》“赞曰”。 1《明史》卷一五七《郑辰传》。 2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九。 3《明史》卷一五八《顾佐传》。 战遂私自接受黎利的请和立坛为盟从交州退师。接着黎利以原国王陈氏三世孙陈暠的名义遣使上表明朝廷要求复国。宣宗欲藉此“罢兵息民”“遂纳其言”。十一月宣宗命礼部侍郎李琦、工部右侍郎罗汝敬等为使节“赍诏抚谕安南”“尽撤军民北还”1。至此明宣宗彻底甩掉了这个备受困扰的历史包袱进一步去施展他的息兵养民、安民求治的政策。 1《明史》卷九《宣宗纪》。 第三章明朝的中衰从宣德十年（1435）明英宗即位开始明朝经历了景帝、宪宗、孝宗、武宗、世宗、穆宗、神宗的统治约一百四十年。这一时期明皇朝由盛而衰皇帝信任宦官政局经常出现动荡；土地兼并日益加剧财政危机不断加深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规模不断扩大；蒙古族的瓦剌、鞑靼部不断骚扰对西北边防构成极大威胁；东南沿海倭寇不断侵扰由于政治腐朽使倭患日益严重。 明英宗即位时只有九岁他信任宦官王振使之成为左右朝政的重要人物以致在正统十四年（1449）在怀来城外的土木堡被蒙古瓦剌部也先所俘。由于兵部侍郎于谦等坚决承担了保卫北京的责任打败也先迫使其退出紫荆关保卫了京师的安全并使也先送回英宗。但英宗仍不悔悟他复位后继续宠信宦官并杀害于谦。英宗死后继位的子孙也没有吸取历史的教训政治经济状况并无好转。 由于朝廷的挥霍浪费军费开支的增多皇族、宦官及一些有权有势的地主对土地的大量侵占英宗以后逐渐增大了财政危机。明廷把这种危机转嫁到农民身上对农民的剥削压榨加重农民在遭受到无法忍受的压榨时只有纷纷起义。财政危机和农民起义规模之大反映了明代中衰的两个根本的问题。 世宗嘉靖年间（1522—1566）财政危机达到了极尖锐的地步入不敷出朝廷浪费很大世宗又好兴土木崇奉道教正赋所入不够就以各种名目搜刮人民加深了农民对朝廷的不满。穆宗、神宗时虽有张居正针对当时的迫切的财政危机采取了各种措施清丈全国土地推行一条鞭法从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但终不能防止官府各种临时加派。张居正采取的各种措施使明廷的腐朽政治有所改变但也与当权人物的利益有很大抵触不能推行下去。1582年张居正去世明朝统治的腐朽没落再也无法逆转。第一节正统至天顺年间的政治“土木之败”英宗被俘宣德十年（1435）正月宣宗病死于乾清宫终年三十八岁。皇太子朱祁镇即位是为英宗年号正统。 英宗即位时年仅九岁遵遗诏凡朝廷大政均奏请太皇太后张氏（仁宗诚孝皇后）而后行。张氏推心任能委政阁臣以先朝大臣英国公张辅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礼部尚书胡辅政嘱咐英宗遇事行动要与他们商议“非五人赞成不可行也”。因此正统初年“承仁、宣之业海内富庶朝野清晏”“纲纪未弛”1。然而随着张氏与杨荣、杨士奇等大臣先后去世与致仕明英宗渐渐信用宦官王振以致开启了明皇朝宦官擅权乱政的先例并直接导致了“土木之变”的惨败。 正统年间生了两件军政大事：一是平定麓川宣慰司反叛的战事；二是瓦剌南侵与明军在土木堡大战英宗被俘。 麓川之役生于正统二年（1437）云南麓川宣慰使思任先后攻打“孟定、南甸、干崖、腾冲、潞江、金齿等处自立头目”“势甚猖獗”1黔国公沐晟奏请兵征讨。正统三年六月朝廷派右都督方政、都督佥事张荣往云南协同镇南将军沐晟等率兵进讨。由于沐晟屡次不准出战方政独率麾下出战先胜后败沐晟怒其不听节制不援兵致方政全军覆没。沐晟后亦惧罪暴卒。 正统四年（1439）五月任右都督沐昂为征南将军充总兵官征兵十二万人讨思任。十一月沐昂率师“讨平师宗叛蛮”。思任致书云南总兵官表示愿向朝廷进贡谢罪。然而明朝廷却拒绝了思任的求和于六年正月由兵部尚书王骥督军十五万再兴麓川之师。十五万军队历时一年多捣毁思任的老寨思任逃窜缅甸。七年思任子思机“帅余众居者蓝乞入朝谢罪。廷议因而抚之王振不可”2。时“王振方用事喜功名以骥可属思大举”3。于是王骥三征麓川“老师费财以一隅骚动天下”。麓川战事延至正统十四年方始告竣历时十二年。明朝廷长期以来将大部兵力投入麓川之役而拒不采纳刑部侍郎何文渊、侍讲刘球的“罢麓川兵专备西北”的正确建议以致忽略了西北边防坐大瓦剌势力贻患无穷。 早在正统十年（1445）瓦剌也先就兵攻打哈密卫明朝廷只顾南边1《明史》卷九《英宗纪》。 1《明史》卷三一四《云南土司·麓川》。 2《明史》卷一七一《王骥传》。 3《明史》卷一七一《王骥传》。 战事对哈密卫忠顺王倒瓦答失里的求援置若罔闻坐失西域要道哈密卫。十一年也先又率兵攻打兀良哈三卫并要求大同镇守太监郭敬供应粮食英宗与王振只是命郭敬“毋见毋予粮”并不一兵一卒去救援兀良哈。瓦剌相继扫除了明朝西边和东边的屏蔽接下来便毫不客气地大举入攻内地。 对于瓦剌的南攻野心朝廷大臣也曾一再建言。正统六年（1441）刘球曾建言罢兵麓川北防瓦剌。八年又上疏：“迤北贡使日增包藏祸心诚为难测”1宜加强北边防务。但王振以其语刺己把刘球逮下诏狱令指挥马顺杀害并肢解了刘球。正统十年兵部尚书邝埜建议增兵大同巡视西北边务而英宗、王振只热衷于麓川兵事对瓦剌的咄咄逼人之势则视而不见。 正统十四年（1449）二月也先贡马“诈称三千人。王振怒其诈减去马价使回报”也先大怒借口明使曾许嫁公主使贡马送聘朝廷答诏“无许姻意”2遂于是年七月大举进攻辽东、甘州、宣府、大同等地。也先亲自率兵进攻大同大同兵失利塞外城堡率皆陷没。败报传至京城好大喜功的王振不知利害竭力鼓动英宗亲征瓦剌。吏部尚书王直、兵部尚书邝埜、侍郎于谦等“伏阙恳留”而英宗与王振执意不听。 七月十七日英宗命太监金英辅郕王朱祁钰居守京城兵部侍郎于谦留京代理部务以太监王振、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焚、户部尚书王佐等随从亲率五十万大军匆匆忙忙向西北进。十八日出居庸关过怀来至宣府。“连日风雨人情汹汹”“未至大同兵士已乏粮僵尸满路”1。八月初一日英宗大军至大同也先北撤欲诱明军深入王振以为瓦剌畏惧而退兵坚持要进兵北行。邝埜、王佐等见势不好力谏回銮王振不听。后太监郭敬将瓦剌的实力密告王振王振始惧下令班师。王振是蔚州人开始准备从紫荆关走到蔚州后请英宗驾幸其第后又怕大队人马损坏乡里庄稼所以行进四十里又改道东行。明军迂回改道当初十日退至宣府瓦剌骑兵已大批赶到。十三日英宗大军至土木堡离怀来城仅二十里“众欲入保怀来”而王振以辎重未至坚持留驻土木堡。十四日清晨瓦剌军逼近明军占据水源。也先从麻谷口动进攻都指挥郭懋与瓦剌激战一夜。十五日也先佯退遣使与明军讲和。王振见使者来议和急令移营就水明军刚移动三四里瓦剌骑兵遂四面围攻上来“铁骑蹂阵而入奋长刀以砍大军”明军“相蹈藉死蔽野塞川”“死者数十万”。张辅、邝埜、王佐等数百名大臣勇将战死护卫将军樊忠用棰捶死王振说：“吾为天下诛此贼！”最后自己也英勇战死。英宗在混战中突围不成下马盘膝而坐1《明史》卷一七o《刘球传》。 2《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二《土木之变》。 1《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二《士木之变》。 遂为瓦剌所俘。 土木堡惨败明朝皇帝被俘五十万精锐尽失二十余万骡马、衣甲器械辎重尽为也先所得。从此明军元气大伤也先则更加野心勃勃冀以一统天下。 景帝即位与北京保卫战明英宗被俘的消息传至京城朝廷内外一片恐慌“群臣聚哭于朝”1侍讲徐珵甚至提出南迁京师的逃跑主张兵部侍郎于谦挺身出来反对说：“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2于谦坚决抗战的主张得到吏部尚书王直、内阁学士陈循等一批官员的支持太监金英将徐珵叱出殿外。八月十八日孙太后命郕王朱祁钰监国。二十一日升任于谦为兵部尚书把备战御敌的重任交付给了于谦。 二十三日郕王临朝主政群臣请族诛王振以安人心王振党羽锦衣卫指挥马顺当堂叱骂群臣愤怒的人们再也忍耐不住当堂击毙马顺又打死王振同党宦官毛贵、王长随。面对血淋淋的场面郕王害怕想退回宫去于谦“排众直前”拦住郕王请其宣布“顺等罪当死”廷击马顺的官员俱不论罪；并将王振侄儿王山缚至刑场凌迟处死王振家族无少长皆斩。清除王振余党顺应了民心稳定了政局使得朝野能上下齐心共同御敌。九月初群臣请皇太后立郕王为帝以安人心孙太后准议郕王却惊让再三于谦坦荡地对郕王说：“臣等诚爱国家非为私计。王乃受命。”3九月初六朱祁钰即位是为景帝年号景泰遥尊英宗为太上皇。 于谦受命于危难之际《明史·于谦传》称：“当军马倥偬变在俄顷谦目视指屈口具章奏悉合机宜。僚吏受成相顾骇服。号令明审虽勋臣宿将小不中律即请旨切责。片纸行万里外靡不惕息其才略开敏精神周至一时无与比。”于谦增兵调援运粮、运兵械入京积极做好战备。同时还荐举了一批有军事才干的将领守卫重要关隘并请景帝奖励镇守宣府、大同有功之臣鼓舞了民心士气。 十月初三日瓦刺久攻宣府、大同不下便集中兵力大举进攻紫荆关、古北口进逼北京。初九日瓦刺军在叛降宦官喜宁的引导下绕小路越过山岭攻破了紫荆关。十一日瓦刺大军直抵北京城下。也先原以为“京城可旦夕下及见官军严阵待意稍沮”1。也先听从喜宁的建议用议和迎驾之计来试探明军的虚实遭到景帝和于谦的严辞拒绝诡计落空。十三日1《明史》卷十《英宗前纪》。 2《明史》卷一七o《于谦传》。 3《明史》卷一七o《于谦传》。 1《明史》卷一七o《于谦传》。 瓦刺从德胜门展开进攻明军事先已有准备埋设了伏军瓦刺军大败也先之弟“铁元帅”平章孛罗卯那孩也在此战中被火炮击毙。瓦刺军还在西直门和彰义门动了进攻。在西直门明军守将都督孙镗率军迎战城上火炮助战孙镗失利背靠城池拼死力战后有二路援兵适时赶到瓦刺三面受敌被迫退却。在彰义门副都督武兴率兵迎战瓦刺军前锋失败稍退明军阵中有数百骑想要争功跃进出阵扰乱了阵形瓦刺军乘机反攻明军败退武兴中箭死。瓦刺军追至土城遭到当地居民的阻遏随后明援军赶到瓦刺军仓皇退兵。也先攻城五日不下又得到各地援军将赶到北京的消息恐怕腹背受敌退路被断遂焚毁了明朝皇帝的陵寝殿退出塞外。北京保卫战获得了胜利明皇朝度过了一次严重的危机。 英宗复辟也先进攻北京城失败想要夺取明朝江山的野心受挫而且明朝立了新皇帝手里的王牌——英宗朱祁镇也就失去了利用价值无奈之下于景泰元年（145o）六月遣使与明朝议和表示愿送回英宗。景帝虑及皇位不保不愿接回英宗在于谦的劝说下最后应允讲和接回太上皇。 八月十五日景帝派侍读商辂率一轿二马将朱祁镇迎回北京进东安门举行授受帝位仪式后即将朱祁镇送进南宫禁锢起来。 景泰八年（1457）正月景帝病重大臣奏请复立英宗之子沂王为皇太子景帝迟迟不允。十二日景帝召石亨至病榻前商议事情石亨见景帝病势沉重遂与同党都督张、太监曹吉祥谋议与其复位东宫还不如请太上皇复位“可得功赏”1。十四日夜石亨等聚集在左副都御史徐有贞（即徐珵）家里密谋行动计划。十六日夜徐有贞“焚香祝天与家人诀曰：‘事成社稷之利不成门户之祸。归人；不归鬼矣。’”遂与石亨、张 、曹吉祥等会合夜四鼓开长安门纳兵千人直奔南宫。宫门上锁砸不开徐有贞命军士悬巨木撞门毁墙撞开门墙后即扶朱祁镇登辇入东华门至奉天殿升座英宗复辟。此次事件史称“夺门之变”。 英宗复辟的次日便逮捕少保于谦、王文学士陈循、萧镃、商辂等下狱治罪。石亨、徐有贞等诬陷于谦、王文等谋立藩王议罪处斩。徐有贞在英宗面前振振有词地说：“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1功高盖世、爱国忘身的于谦最后却成了宫廷政变的牺牲品。 英宗大封“夺门”有功之臣徐有贞先以原官兼学士入内阁预机务后又升任兵部尚书又加封武功伯；石亨被封为忠国公；曹吉祥提升为司礼太监、总督三大营；张封为太平侯。 1《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五《南宫复辟》。 1《明史》卷一七o《于谦传》。 徐有贞入阁以后得到英宗的宠信独揽内阁事权。同党石亨、曹吉祥渐生不满两人联合起来离间英宗与徐有贞的关系并暗中使人弹劾徐有贞专擅威权结果才当了六个月阁老的徐有贞被逮下锦衣卫大狱谪戍云南金齿直到天顺四年才被放回原籍苏州。 然而英宗对曹、石两人也心怀不满一是两人劣迹昭著强夺民田、冒功贪赏、纳贿卖官；二是除掉徐有贞后两人依恃兵权专横跋扈使英宗感到难以控制。吏部尚书李贤为英宗出主意让他独断乾纲将权力收归己有。天顺三年（1459）七月英宗召大同镇守石彪（石亨侄子）还京石彪指使千户杨斌入京保奏其留守大同这使英宗更加怀疑石亨叔侄心怀不轨便立即派人将石彪逮捕入狱后又将石亨下锦衣卫狱。次年二月石亨死狱中石彪等被处死。石亨门下冒“夺门”之功得官者四千余人悉被罢黜。看到石亨的结局曹吉祥、曹钦叔侄寝坐难安了。他们决定先下手为强密谋在天顺五年（1461）七月初二日由曹钦拥兵入朝曹吉祥以禁兵为内应废除英宗。当天夜里都指挥马亮从曹钦处逃出到朝房告曹吉祥谋反情况正在值夜的恭顺侯吴瑾、统率西征军的怀宁伯孙镗急书：“曹钦反”投入长安门宫内立即逮捕曹吉祥。曹钦失去内应进不了宫门在东西长安门纵火焚烧并杀死杀伤了东西朝房的官员孙镗急召西征军二千余人镇压战乱很快被平息曹钦兵败投井死。曹吉祥三天后被凌迟处死。史称这次事件为“曹石之变”。 天顺八年（1464）正月英宗病死终年三十八岁。 第二节成化至正德年间的政治宪宗怠政汪直掌西厂天顺八年（1464）十八岁的太子朱见深奉诏即位是为明宪宗诏改翌年为成化元年。 宪宗刚即位就生了都指挥使门达结纳东宫内侍王纶密谋由翰林侍读学士钱溥取代李贤辅政之事。门达在英宗晚年深得宠信而李贤时为内阁辅对门达统率的锦衣卫官校“恣横为剧患贤累请禁止帝召达诫谕之”1。门达因此衔恨入骨设计构陷李贤事情败露英宗也未处置门达。英宗病重门达蓄意勾结王纶欲除掉李贤。他们的阴谋被朝臣揭宪宗大怒结果王纶被斩钱溥被贬门达因他罪并“论斩系狱没其资巨万”2。而与此同时李贤则进少保、华盖殿大学士知经筵事。宪宗十分倚重李贤李贤也“以受知人主所言无不尽”1。但李贤辅政不久即于成化二年冬卒。 成化二年（1466）宪宗平反了于谦的冤狱。次年二月受于谦案牵连被贬逐的官员商辂被召回“命以故官入阁”。商辂上疏辞官宪宗挽留说：“先帝已知卿枉其勿辞。”2其时为宪宗所倚重的阁臣还有孜孜奉国数十年、“持正存大体”的彭时。彭时在成化七年上疏劝诫宪宗不要迷惑佛事浪费钱财；针对宪宗时形成的传奉官制度提出“传旨专委司礼监毋令他人以防诈伪”；针对宪宗荒疏朝政的情况提出要“延见大臣议政事”3。彭时的上疏都是切中时弊的然而荒怠的宪宗已听不进忠言。 宪宗不是一个励精图治、有所作为的皇帝。史称：“是时帝怠于政大臣希得见。万安同在阁结中戚贵畹上下壅隔。”4宪宗宠幸万贵妃进而又宠信万安。万贵妃原为孙太后宫女后入侍宪宗于东宫因其“机警善迎帝意”故深得宪宗宠幸。皇后吴氏仅因杖责万贵妃而被宪宗废去打入冷宫。宪宗出游万贵妃戎服前驱侍从在侧。宫中宦官用事亦要见万贵妃颜色行事“一忤意立见斥逐”5。万贵妃以父兄为锦衣卫指挥使侦伺百官统领诏狱控制朝官并通过阁臣万安与内阁时通声气把持朝政。翰林学士万安于成化五年入阁他通过各种关系与万贵妃叙上族谱1《明史》卷一七六《李贤传》。 2《明史》卷三o七《门达传》。 1《明史》卷一七六《李贤传》。 2《明史》卷一七六《彭时传》。 3《明史》卷一七六《彭时传》。 4《明通■》卷三三。 5《明史》卷一一三《万贵妃传》。 自称子侄以此博得宪宗的信用。 成化十三年（1477）春正月东厂之外又开设了西厂以太监汪直掌西厂。汪直是大藤峡瑶人朝廷镇压瑶民起义时被俘入宫初为万贵妃昭德宫内使。因汪直“年少黠谲上宠之”1。西厂刚一开张便罗织了数起大狱令臣民悚怵不已。建宁卫指挥杨晔（已故少师杨荣曾孙）被锦衣卫百官韦瑛告汪直听说其有“家资巨万”便不分青红皂白将他逮入狱中拷问至死。西厂设立仅四月阁臣商辂即连连上疏请罢西厂“疏入上怒曰：‘一内竖辄危天下乎！’”2太监怀恩传旨诘责商辂辂反问道：“朝臣无大小有罪皆请旨收问（汪）直敢擅逮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北门锁钥守备不可一日缺（汪）直则一日擒械数人。南京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汪）直辄收捕。诸近侍（汪）直辄易置。直不黜国家安得不危！”3怀恩将商辂的话如实上奏宪宗无奈只得令罢去西厂罪责汪直谪韦瑛戍宣府。然而罢西厂仅一月御史戴缙、王亿别有用心地倡言恢复西厂宪宗本来是不得已而罢西厂此时便乘机恢复西厂仍用汪直掌西厂。大学士商辂尚书薛远、董方等一批正直官员屡谏不听均遭排斥相继致仕离开朝廷。而与此相反阿谀汪直的朝臣都得到了升迁戴缙为尚宝司少卿后又擢升佥都御史；王亿擢为湖广按察副使；汪直的左右爪牙王越升任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学院事陈钺为右副都御史巡抚辽东。一时间汪直势倾天下其奉诏巡边“各边都御史畏直服櫜鞬迎谒供张百里外。至辽东、陈钺郊迎蒲伏厨传尤盛左右皆有贿”4。兵部侍郎马文升因对汪直“不为礼”又轻视陈钺遂被汪直陷害戍边。汪直“年少喜兵”在辽东杀害海西诸部入贡人员“焚其庐帐而还以大捷闻”1回京后宪宗给汪直记上大功并加其俸禄令其监督二十团营。巡按辽东御史强珍上疏弹劾汪直、陈钺等隐瞒军情坐失战机结果反被汪直等诬陷下锦衣卫狱戍辽东。 汪直把持西厂五年作恶多端后因与东厂太监尚铭争权尚铭在宪宗面前先告了他一状加之万贵妃、万安、李孜省等的嫉恶科道也交章论奏西厂苛察汪直遂失势。成化十八年（1482）八月御史徐镛上疏劾汪直欺罔罪斥责“汪直与王越、陈钺结为腹心自相表里。肆罗织之文振威福之势兵连西北民困东南天下之人但知有东西厂而不知有朝廷但知畏汪直而不知畏陛下”2。宪宗遂降汪直为奉御递逐其党王越、戴缙、陈钺1《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七《汪直用事》。 2《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七《汪直用事》。 3《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七《汪直用事》。 4《明史》卷三o四《汪直传》。 1《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七《汪直用事》。 2《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七《汪直用事》。 等。 成化后期宪宗好方术江西南昌人李孜省“乃学五雷法厚结中官梁芳、钱义以符箓进”3被授为通政使。太监梁芳谄事万贵妃“日进美珠珍宝悦妃意其党钱能、韦眷、王敬等争假采办名出监大镇。帝以妃故不问也”4。梁芳先后引进了李孜省、僧继晓进献方术与符箓。宪宗从迷信方术渐至宠信方士李孜省、僧继晓、梁芳等逐渐得干预政事。大学士万安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也争献房中术以固宠。成化二十三年（1487）正月万贵妃病死。八月宪宗病死年四十一。 孝宗求治成化二十三年（1487）九月皇太子朱祐樘奉诏即位是为明孝宗诏改翌年为弘治元年。 朱祐樘幼年的宫廷生活备受磨难。其母纪淑妃原为“蛮土官女”俘入宫中后因其“警敏通文字”授女史“命守内藏”1。宪宗偶至内藏因纪氏应对称旨遂得幸。万贵妃得知此事后处心积虑要除掉纪氏在宫女和太监的同情维护下纪氏病居西内生下朱祐樘秘而不宣。一直到成化十一年孝宗六岁时因悼恭太子病死宪宗为老而无子而悲叹太监张敏才将朱祐樘的身世道明孝宗遂被立为太子。纪氏被封为纪淑妃移居永寿宫不久在宫中暴薨。太监张敏也因惧怕而吞金死。孝宗即位后千方百计寻找外家故人并为其母立庙桂林府每念及其母“辄欷歔流涕也”。幼年的经历对孝宗影响很深。史称：孝宗恭仁俭朴能虚心纳谏而绝少“千金之子性习骄佚万乘之尊求适意快志恶闻己过”2的恶习这种个性的形成大概与明孝宗幼年的生活经历有一定的关系。 弘治年间最为史家称道的是“朝多君子”的盛况。确实弘治一朝任用了许多忠直有才干的名臣如王恕、马文升、刘大夏、徐溥、刘健、谢迁、李东阳等而一般情况下孝宗也能虚心听取大臣的正确意见对政事作一些必要的改进。在弘治君臣的共同努力之下弘治时期“海内乂安户口繁多兵革休息盗贼不作可谓和乐者乎！”1成化二十三年九月孝宗即位仅五天即斥责左通政李孜省、太监梁芳、万贵妃弟锦衣卫指挥万喜等并谪戍边。其后又罢斥了大学士万安。与此同时孝宗则召进了一批在成化年间遭到排斥陷害的忠直之士。 3《明史》卷三o七《李孜省传》。 4《明史》卷三o四《梁芳传》。 1《明史》卷一一三《孝穆纪太后传》2《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16《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十月孝宗召王恕为吏部尚书。王恕系正统十三年进士成化年间官南京兵部尚书历来以谠言忠直闻于朝。当时曾有歌谣称赞王恕忠直敢谏：“两京十二部独有一王恕。”2宦官怀恩亦由衷地称赞王恕：“天下忠义斯人而已！”3王恕在成化年间屡遭宦官构陷“帝亦衔恕数直言”4遂命王恕巡南畿遣他出京。成化二十二年王恕对起用传奉官事上疏极谏遭致宪宗不满遂离任致仕。王恕以“好直言终不得立朝”5。而在弘治年间孝宗对王恕委以重任倚为重臣。王恕掌吏部以后“不避权贵请谒路绝”6对当时的官场风气起了很大的整肃作用。王恕对朝政所提出的一些建议也多为孝宗所接受。王恕任吏部尚书直到弘治六年因与丘濬生矛盾而辞官。 弘治二年（1489）孝宗又擢任马文升为兵部尚书。马文升是景泰二年进士成化十一年任兵部右侍郎被汪直、陈钺陷害入狱谪戌重庆卫。汪直败后马文升复官成化二十一年召为兵部尚书后又受李孜省排陷调为南京兵部尚书。马文升在弘治时期任兵部尚书达十三年之久后又代屠滽为兵部尚书直至正德年间。史称马文升“任兵部十三年尽心戍务于屯田、马政、边备、守御数条上便宜。国家事当言者即非职守亦言无不尽”1。 弘治十五年（15o2）孝宗召两广总督刘大夏为兵部尚书。“大夏素以安内攘外为己任命下人心翕服”2。刘大夏是天顺八年进士成化年间任福建右参政曾因得罪中官被系诏狱后得怀恩力救杖二十而释放。刘大夏就任兵部尚书后明孝宗见了他问道：“朕素用卿而数辞疾何也？”大夏顿言：“臣老且病窃见天下民穷财尽脱有不虞责在兵部自度力不办故辞耳。”帝默然。过了两天孝宗又问刘大夏：“征敛俱有当何至今独言民穷财尽也？3”刘大夏答道：我在两广时见广西征铎木广东市香药所费皆以万计。于是孝宗下令取消这些奢侈的征取并下令天下“事当兴革者所司具实以闻”4。大臣忠直敢言孝宗能虚心纳谏这是弘治政治比较突出的一点。 在明中后期如孝宗那样始终“勤求治理置亮弼之辅召敢言之臣求方正之士绝嬖幸之门”5的皇帝可说是绝无仅有的无怪乎史家将其与汉文帝、宋仁宗并称。而孝宗一朝由于政治清明相对而言社会矛盾也相对得到缓和其时农民起义也较前朝后代少得多。然而弘治时期毕竟处于明中后期阶段前几朝积累下来的问题已严重地显现出来。如这时明初245《明史》卷一八二《王恕传》。 3《明史》卷三o四《怀恩传》。 1《明史》卷一八二《马文升传》。 235《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4《明史》卷一八二《刘大夏传》。 建立的户口赋役制度已遭受严重破坏世家豪族的大肆兼并土地导致国家控制的田地赋税大量流失财政匮乏兵饷不继宦官监军及滥封传奉官的问题都对弘治政治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弘治时期土地兼并趋势严重皇亲国戚占田请田动辄千顷甚至连宦官也占据了大量民田。弘治十年八月孝宗张皇后之兄寿宁侯“有河间赐地四百顷欲并其旁近民田千余顷得之且乞亩加税粮二分”1。因户部尚书周经奏言阻止孝宗未同意其加税的要求但千余顷民田后来仍为其所侵占。弘治十二年便生了寿宁侯与河间民构田的案件。十三年皇都近旁的河间民田已大部成为贵戚的庄田以致户部侍郎何进与巡抚高铨前往勘察时河间人民“冤声撼野至拥州县吏不得行”2。十八年又有巡抚保定都御史王璟“乞罢诸内珰田尽归之民”的奏疏。虽然对于臣下的意见孝宗大都予以采纳对这些夺田占田事件作了处理但同时孝宗本人又不断地封赐贵戚勋旧以大量的田地。这种矛盾的做法无疑又加剧了土地兼并的趋势。 土地兼并的加剧国家所控制的田地大量减少势必导致国家赋税收入减少。弘治时期的财政已相当匮乏以致“边圉多警许生员纳马入监有七千余名。川、陕荒歉守臣又具奏上粮入监通前共有数万余人”3。军费不足、荒歉救济竟然要通过滥收生员入监的办法来解决财政状况之拮据可见一斑。弘治十七年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奉使出行路经天津适遇旱灾一路上只见“挽舟者无完衣荷锄者有菜色。盗贼纵横青州尤甚。南来人言江南、浙东流亡载道户口消耗军伍空虚库无旬日之储官缺累岁之俸。东南财赋所出一岁之饥已至于此臣访之道路皆言冗食太众国用无经差役频繁科派重叠。京城土木繁兴供役军士财力交殚每遇班操宁死不赴。势家巨族田连郡县犹请乞不已。亲王之藩供亿至二三十万”1。弘治时期财政匮乏的状况及其导致原因李东阳的奏疏中都作了形象的描述和中肯详尽的分析孝宗看了颇为嘉叹将章奏交付有司。明中后期财政状况江河日下这是历朝积弊所致因循祖制的明孝宗企图在不变更“祖宗成宪定规”的前提下改变这种状况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宪宗成化末年宫中传奉官达干余人孝宗即位后即淘汰了大部分传奉官但由于孝宗囿于祖制不能下决心革除旧弊到弘治末年传奉官又增至八百余人。对宦官监军的问题兵部尚书刘大夏曾向孝宗指出由于监军宦官贪污纳贿克扣兵饷而导致兵饷常乏孝宗则认为“第祖宗来设此辈已1《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2《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3《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1《明史》卷一八一《李东阳传》。 久安能遽削之”2。孝宗有心求治也能听取臣下的意见但他因循守旧只能在陈规旧制的桎梏下修修补补不敢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因而弘治时期的政治经济状况并无大的改观。 弘治十八年五月孝宗病逝。临死前召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受顾命让他们尽心辅佐太子。 武宗荒嬉孝宗去世后十五岁的皇太子朱厚照即位是为明武宗诏改翌年为正德元年（15o6）。 年少的武宗“好逸乐”“好骑射”即位不久便信用以刘瑾为的宦官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时称之为“八党”。刘瑾等经常以“狗马鹰犬、歌舞角觝以娱帝”1武宗则乐此不疲。顾命大臣刘健、谢迁、李东阳以及户部尚书韩文等连疏请诛“八党”但刘瑾等八人在武宗面前跪地哭诉称司礼监太监王岳勾结阁臣欲加害他们武宗不辨是非反令刘健、谢迁致仕将王岳逐之南京命刘瑾入掌司礼监兼提督团营丘聚提督东厂谷大用提督西厂张永等并司营务分据要地。 武宗悉以天下章奏付刘瑾而刘瑾则日益诱导武宗戏玩娱乐。刘瑾往往“候帝娱则多上章奏请省决帝曰：‘吾安用尔为而一烦朕！’瑾由是自决政”2。 给事中吕翀、刘菃南京兵部尚书林瀚六科给事中戴铣十三道御史薄彦徽等上疏请斥权阉、挽留刘健等辅臣刘瑾即矫旨派遣缇骑将他们逮系锦衣卫狱责以廷杖除名为民。左都御史张敷华、工部尚书杨守随上言“八党”罔上诬下也被刘瑾革去官职。前朝老臣马文升、刘大夏也都被迫致仕。正德二年（15o7）三月刘瑾矫诏公布“奸党榜”将刘健、谢迁、韩文等五十三名反对“八党”擅权的大臣列为奸党并令群臣跪在金水桥南听其宣诫。 与此同时刘瑾不失时机地把同党亲信安插在重要职位上。正德元年十月他任命吏部尚书焦芳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预机务。二年三月又令内阁撰敕扩大镇守太监的权力使他们的地位悉如巡抚、都御史刑名政事都有权干预。同年四月河南钧州人刘宇通过焦芳的关系厚贿刘瑾以万金刘瑾大喜因而把刘宇提拔为兵部尚书。同年十月焦芳又向刘瑾推荐了陕西同乡张綵张綵得到刘瑾的赏识很快晋升为吏部尚书后又入阁取代了焦芳的地位。 2《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1《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三《刘瑾用事》。 2《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三《刘瑾用事》。 一时间刘瑾势倾天下“威福任情”。公侯勋戚以下不敢与之抗礼所上章奏都先具红揭投给刘瑾号称“红本”然后上通政司号称“白本”。章奏中皆称刘太监而不称其名。一次都察院奏本中写了刘瑾的名字刘瑾当堂高声怒骂吓得都御史屠滽率属下跪谢方才作罢。正德三年（15o8）六月二十六日早朝时在丹墀现一封状告刘瑾的匿名信刘瑾大怒当即令百官跪在奉天门下进行诘责直至第二天才予释放。其时正值酷暑有的官员竟至热渴而死。刘瑾还在东、西厂之外另设内行厂自己亲自掌管。内行厂较东、西厂更为酷烈“屡起大狱冤号相属”“一家有犯邻里皆坐”1使得道路惶惧人不自安。 刘瑾当政贿赂公行“凡入觐、出使官皆有厚献”2。给事中周鑰勘事归因无计筹措钱款纳贿而被迫自杀。刘瑾令“天下巡抚入京受敕输瑾赂。延绥巡抚刘宇不至逮下狱。宣府巡抚6完后至几得罪既赂乃令试职视事”3。及至正德五年刘瑾获罪抄家时抄出财物竟有金二十四万锭又五万七千八百两元宝五百万锭又一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宝石二斗金甲二金钩三千玉带四千等等。刘瑾在短短的五年内即搜括了如此巨大的财富可见其贪得无厌、贪贿索贿到了何等疯狂的程度。 对于刘瑾的擅权乱政武宗不闻不问整日沉湎于玩乐之中他在西华门别筑宫殿造密室于两厢称为“豹房”、“新宅”每日游乐其中。皇帝的荒嬉无度、宦官的恣意枉为致使原已危机四伏的社会经济不断恶化阶级矛盾不断激化农民起义接连不断。 正德五年（151o）刘瑾遣大理寺少卿周东度田宁夏周东为了向刘瑾献贿度田时以五十亩为一顷多征亩银并“征马屯租甚急敲扑惨酷”1激起戍卒将士的愤怨。藩王宁夏安化王朱寘鐇乘机起兵反叛争夺皇位。他设计袭杀了周东、总兵姜汉等颁布“清君侧”的檄文指斥刘瑾内外交结图谋不轨。陕西守臣将安化王刊印的檄文封奏朝廷刘瑾匿而不报。朝廷派前右都御史杨一清为提督泾阳伯神英为总兵太监张永监军率军西讨安化王。大军至宁夏安化王已被宁夏游击将军仇钺设计擒获。西讨途中提督杨一清乘机联络张永扳倒刘瑾。八月张永押解安化王至京向武宗献俘并呈上安化王讨刘瑾的檄文揭刘瑾意图谋反。武宗途命连夜逮捕刘瑾。武宗“亲籍其家得伪玺一穿宫牌五百及衣甲、弓弩、衮衣、玉带等违禁物”2不禁勃然大怒说：奴才果然要造反！于是将刘瑾下狱审讯六科弹劾刘瑾罪行三十余条将刘瑾凌迟处死榜示天下。 1《明通鉴》卷四二。 2《明史》卷三o四《刘瑾传》。 3《明史》卷三o四《刘瑾传》。 1《明史》卷三o四《刘瑾传》。 2《明史》卷一九八《杨一清传》。 刘瑾虽诛但明武宗声色犬马之所好却无丝毫改变。刘瑾之后他又宠信山西宣府人江彬。江彬初任蔚州指挥佥事以勇武著称。在幸臣钱宁的引见下江彬得到了武宗的赏识。一天武宗在搏虎时钱宁畏缩不前江彬却冲上去为武宗解了围武宗由是日益宠信江彬。 在江彬的诱导下武宗屡屡出巡。正德十二年八月至十四年二月武宗不顾大臣们的反对一连四次出巡。出巡宣府时江彬为武宗建镇国府第并将豹房的珍玩、女御全部运送到这里。江彬还随从武宗夜入民宅索取妇女。武宗在外乐不思蜀出巡的时间一次比一次长第四次出巡时间长达半年。 武宗的荒疏朝政纵乐无度频频出巡使得早已觊觎皇位的藩王江西宁王朱宸濠伺机而起。江西早在正德三年起农民起义就蜂拥而起朝廷派兵镇压屡平屡起。正德十四年六月十四日朱宸濠公然举起反叛的旗帜袭杀不依附于己的地方官集兵六万。七月初一日朱宸濠亲率大队人马“分五哨出鄱阳舳舻蔽江而下声言直取南京”。朱宸濠经过安庆时安庆知府张文锦等令军士登城大骂朱宸濠便急攻安庆。当时巡抚南赣都御史王守仁刚刚将围剿了一年的农民起义军镇压下去得到宁王叛乱的消息马上组织兵力攻打宁王的老巢南昌。七月二十日王守仁攻克南昌。久攻安庆不下的朱宸濠得到南昌被围的消息马上丢下安庆回援南昌。二十四日与王守仁部相遇于黄家渡激战三天朱宸濠大败妃嫔多投水死宸濠及其子皆被擒。 宁王之乱给了原本就想寻找机会出巡江南的武宗以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于是武宗不听群臣的谏阻于当年八月亲自率军平叛。军到涿州传来王守仁平叛的捷报。大学士梁储请武宗回驾武宗不允反令王守仁在原地候驾不必进京。武宗一路上游山玩水捕鱼捉鸟寻欢作乐直到第二年七月才到南京令王守仁重新报捷。八月武宗在南京设广场身着戎服“设大纛环以诸军”1令释放朱宸濠等然后与侍从等再行擒获作凯旋状。武宗北返途中照样玩乐不辍九月至清江浦在积水潭捕鱼时舟覆入水被侍从救出后得病不愈。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病死于豹房年三十一。 1《明通鉴》卷四九。 第三节嘉靖年间及万历初年的政治大礼议的风波武宗死后无子皇太后张氏（孝宗后）命太监张永、谷大用与内阁大臣商议后以宪宗之孙、孝宗亲弟兴献王长子朱厚熜继位。四月二十二日朱厚熜在奉天殿登上皇帝的宝座是为明世宗诏改翌年为嘉靖元年（1522）。朱厚熜以藩王入继大统史称其“多谋”而“刚愎”。确实年仅十五岁的明世宗绝非是不谙世事、任人摆布的少年天子从踏入京城之日起他便显示出君临天下的威势。四月二十二日当明世宗来到京城外的行殿时在即位礼仪上便与内廷和内阁生了争执。礼部官员具议请世宗依皇太子即位礼由东安门入居文华殿择日登极。世宗则认为自己是来继承皇位的应从大明门入宫在奉天殿即位拒绝行皇太子即位礼。内阁辅杨廷和“固请如礼部所具状帝不许”2。最后内廷与内阁只得让步。第一次较量世宗便以皇帝的权威压倒了内廷与内阁。 内阁辅杨廷和在武宗去世至世宗即位的三十七天内总揽了朝政。在这段时间内杨廷和做了几件为世人所称道的事：（1）颁布武宗遗诏罢威武营团练诸军革皇店遣还豹房番僧、少林僧、教坊乐人等放遣四方进献女子停止京师不急工务等。（2）收捕江彬。武宗死后平虏伯江彬拥重兵在肘腋间他自知“天下恶之”在反与不反之间正自犹豫。杨廷和适时提醒皇太后布懿旨谋划捕捉江彬为天下除去一大祸患。（3）草拟世宗登极诏书。登极诏书长达八千多言对时事多有兴革如诏复武宗朝因忠直敢谏而去任降调的官员裁汰锦衣诸卫、内监局旗校工役十四万多人减漕粮一百五十三万余石斥去恩幸得官者查禁各地镇守官科敛财物等。登极诏书的颁布不仅使“中外称新天子圣人且颂廷和功”1。无疑杨廷和所做的这几件事都是顺应民心、有利于巩固明皇朝统治的因此杨廷和在朝廷内外获得了极大的声望。声望加上权位资历使杨廷和在朝中的势力陡增亦使他能藉此与羽翼未丰的少年天子世宗相抗衡。 世宗与杨廷和的矛盾在即位礼仪上已显现出来以后在议定世宗生父兴献王主祀称号的问题上进一步激化。 世宗即位五天后令礼官集议兴献王主祀称号。礼部尚书毛澄请示杨廷和以后会同公卿台谏六十余名官员上疏：以世宗为入继之君应效汉定陶王、宋濮王故事“以孝宗为考兴献王及妃为皇叔父母”。世宗阅疏恼火地说：“父母可移易乎？其再议。”2毛澄等仍坚持前议杨廷和也亲自上言要皇帝服从礼部之议。明世宗坚决不从。此时观政进士张璁上《大礼2《明史纪事本末》卷五o《大礼议》。 1《明史》卷一九o《杨廷和传》。 疏》提出与杨廷和不同的“继统不继嗣”的论说明世宗得到支持很高兴即将杨廷和召来宣布要“尊父为兴献皇帝母为兴献皇后”。杨廷和也不肯让步“先后封还御批者四执奏几三十疏”1并公开声称：在这个问题上“异议者即奸谀当诛”2。到了十月间杨廷和见势不得已乃草敕下礼部称奉慈圣皇太后懿旨“本生父兴献王宜称兴献帝母宜称兴献后”3。明世宗暂时接受了这个妥协的结果。 嘉靖二年（1523）十一月南京刑部主事桂萼上疏提出应“循名考实称孝宗为皇伯考兴献帝曰皇考而别立庙于大内”4。这项提议当然是符合皇帝心意的但此时的明世宗还是有所顾忌地说：“此关系天理纲常仍令文武群臣集议可否？”5群官议论的结果有二百五十余名官员不同意改称名号认为“必以孝宗为考而后大宗为不绝”6。只有少数几个人附和桂萼的提议。三年春正月屡与世宗意见不合的杨廷和再次提出辞官世宗终于不再表示挽留并斥责他“因辞归咎非大臣道”7。与此同时世宗下令调张璁、桂萼等赴京集议。二百多名朝官仍坚持原议不肯退让。明世宗非常恼怒曾当面指斥内阁大学士毛纪说：“此礼当改尔辈无君欲使朕亦无父乎！”7毛纪等听后惶惧而退。 明世宗将二百多名朝官的反对看作是无君的举动而迂腐守。至武宗时镇守太监的权力大肆扩张与巡抚、都御史相侔有权干预刑名政事了。镇守太监多有贪污纳贿、克扣兵饷、延误军机、交结内宦等不法行状。张璁任辅期间裁撤镇守中官二十七人又革去锦衣卫官五百人并以京师亲军改属兵部。以后又6续裁革了浙江、两广、湖广、福建的镇守太监及一些地区的分守太监。这些大刀阔斧的裁革极大地打击了宦官势力。史称：世宗“尽撤天下镇守内臣及典京营仓场者终四十年不复设。故内臣之势惟嘉靖朝少杀云”1。 新政的另一重要内容是清查勋戚强占的庄田归田于民。自宪宗成化以来诸王勋戚依仗权势侵占民田之事屡见史载。即使政治较为清明的弘治时期孝宗张皇后的父兄也一再强占河间民田千余顷甚至连宫廷内宦也强占了大量民田。勋戚豪族的大肆兼并田地势必导致国家所掌握的额田大量减少和赋税的相应减少。嘉靖时天下额田已减少一大半国家的税收财政1《明史》卷一九o《杨廷和传》。 2《明史纪事本末》卷五o《大礼议》。 3《明史纪事本末》卷五o《大礼议》。 4《明史纪事本末》卷五o《大礼议》。 5《明史纪事本末》卷五o《大礼议》。 6《明史纪事本末》卷五o《大礼议》。 7《明史》卷一九o《杨廷和传》。 1《明史》卷三o四。 已无以为继。嘉靖八年（1529）世宗敕谕户部清查庄田对强占民田者俱还原主。嘉靖十年世宗听取了户部的建议下令查革王府以山场湖陂荒地为名强占的民田。此后又进一步下令只准许王府留用封国之初所请庄田此外不得议留。这些清查庄田、还田于民的措施虽不能从根本上抑制土地兼并的趋势但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已很紧张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嘉靖时期在一些地区不同程度地实行了赋役制度改革。嘉靖九年（153o）桂萼在入参机务期间曾上疏建策清查新增田地及编审徭役。世宗批准施行。这次改革因次年桂萼因病乞休归里而未能进一步展开。而桂萼所开创的将税粮与徭役各审定交银若干统一征收以求均平的“一条编法”的改革效果是显著的为后世的赋役制度改革提供了借鉴。 明世宗对外戚世袭封爵的制度作了变革并成为永制。嘉靖八年（1529）吏部方献夫奏称：洪熙以来始封外戚其后一门数贵传袭不已。建议自现在始已封爵的令终其身不得再承袭。今后皇亲驸马亦不得夤缘请封。这项制度经世宗裁定后成为永制即便是世宗之母蒋太后及陈皇后家亦不准承袭世爵。 明世宗所采取的这些改革新政在抑制宦官和外戚勋贵势力的展上颇有成效起了一些积极的作用。清查庄田还田于民对赋役制度的改革都旨在抑制土地兼并的展增加国家赋税收入均平人民的负担是利国利民的措施然而这些改革仅是在局部范围内且“数行数止”1未能全面而持久地展开因而它的成效也很有限。及至世宗中年“边供费繁加以土木、祷祀月无虚日帑藏匮竭。司农百计生财甚至变卖寺田收赎军罪犹不能给”2。财政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世宗崇道与严嵩揽权明世宗即位之初曾一度下令拆毁京师诸淫祠并没收了在正德年间赏赉无算的大能仁寺僧齐瑞竹的资财毁损了玄明宫的佛像。然而自嘉靖二年始世宗在太监崔文等人的诱导下开始崇信道教方术在宫中到处建醮日事斋醮。世宗崇道修玄愈到后期愈益崇信几乎到了执迷不悟的程度。嘉靖三年（1524）龙虎山上清宫道士邵元节被征入京。他在宫中祷雪应验世宗因之宠信不疑封其为“致一真人”在京城西建真人府并遣缇骑四十人供洒扫赐田三十顷免其赋役。嘉靖十五年加授其为礼部尚书。十八年邵元节死恤典同伯爵例。邵元节死后方士陶仲文得到世宗宠信。世宗先封其为“神霄保国宣教高士”后世宗得病既而痊愈世宗认为这是陶仲文祈祷之功故授其为少保、礼部尚书后又加授太傅食一1《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2《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品俸。数年之内陶仲文官至三孤可见道人术士在世宗心目中的地位。然而与之截然不同的是谏官的命运。嘉靖十八年九月明世宗竟欲令太子监国以便自己去静修炼道。太仆卿杨最上疏反对“帝览之大怒逮系镇抚司考讯久之死狱中”1。二十年正月御史杨爵上疏请禁除邪佞之术“帝大怒命镇抚司长系之”2。自此以后延臣再也不敢谏阻神仙祷祀之风愈演愈烈。 世宗中年以后“专事焚修词臣率供奉青词工者立擢卒至入阁”3。当时阁臣袁炜、严讷、李春芳、郭朴俱以善撰青词而入阁时人讥之为“青词宰相”4。其实“青词宰相”远不止这几位他如顾鼎臣、夏言、严嵩、徐阶也都以善撰青词而得到世宗的青睐。 嘉靖二十一年（1542）皇宫内生了一起宫婢造反之事明世宗差点被勒死。此后世宗便“移居西内日求长生郊庙不亲朝讲尽废君臣不相接独仲文得时见”。 世宗对道士方术长期宠信不衰但对内阁辅却时时防范权势稍盛便加抑制。嘉靖朝的内阁辅就如走马灯似地不断更换即使宠信如张璁、夏言也“罢相者屡矣”。阁臣方献夫“见帝恩威不测居职二岁三疏引疾”1。嘉靖朝任辅时间最长的是严嵩这与严嵩“一意媚上”善于见风使舵善于揣摩世宗的心理有很大关系。严嵩也是两度为辅。第一次是在嘉靖二十三年（1544）当时严嵩勾结给事中王交、王尧弹劾辅翟銮翟銮被削职为民而严嵩得以继任辅。但严嵩任辅后“事取独断不相关白”“吏部尚书许赞、礼部尚书张璧同入阁皆不预票拟事政事一归嵩”2。严嵩任辅仅一年“帝微觉嵩横”3于是又复用夏言。夏言复任辅盛气陵嵩颇斥逐其党嵩不能救。严嵩暗中勾结被夏言处罚的官吏并收买宫中太监而夏言则视太监为奴仆。如此夏言在世宗面前屡屡失意而严嵩则能及时得到情报了解世宗的喜怒心态讨得世宗的欢心。嘉靖二十七年（1548）夏言在计划收复河套一事上违忤了世宗旨意严嵩终于抓住机会设计诬陷夏言夏言被杀。严嵩第二次任辅长达十四年之久。这十四年中住在西苑的明世宗“不入大内大臣希得谒见惟嵩独承顾问御札一日或数下虽同列不获闻以故嵩得逞志”4。明世宗为防1《明史纪事本末》卷五二《世宗崇道教》。 2《明史纪事本末》卷五二《世宗崇道教》。 3《明史》卷一九三《顾鼎臣传》。 4《明史》卷一九三《袁炜传》。 1《明史》卷一九六《方献夫传》。 2《明史》卷三o八《严嵩传》。 3《明史》卷三o八《严嵩传》。 4《明史》卷三o八《严嵩传》。 止大权旁落也偶尔“间一取独断或故示异同欲以杀离其势”但严嵩往往能揣摩世宗心理“移帝喜怒”而不失5。严嵩柄政时间久了植党营私排斥异己对弹劾自己的官员必欲置之死地制造了不少冤狱；而其贪污纳贿、卖官鬻爵、广市良田等危害朝政的恶行更令天下人“罔不怨恨”。嘉靖四十一年（1562）方士蓝道行“以扶鸾术得幸”世宗向他问道：“今天下何以不治？”蓝道仙“假乩仙言嵩奸罪”1。御史邹应龙在阁臣徐阶的支持下上疏极论严嵩父子不法之事。对严嵩久握权柄、遍植党羽早已心怀不满的世宗遂藉此令严嵩致仕。严嵩致仕后世宗还一度“追念其赞玄功”要徐阶等效法严嵩助其崇道“同辅立修”2。 嘉靖四十五年（1566）十二月明世宗病死其子朱载堉继位是为明穆宗改翌年为隆庆元年（1567）。明穆宗在位六年醉心于玩乐挥霍使嘉靖以来“帑藏匮竭”的财政危机进一步恶化尖锐的社会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明皇朝的社会政治经济已到了不改革则无以为继的地步。 张居正改革穆宗于隆庆六年（1572）五月去世其子朱翊钧即位是为明神宗诏改翌年为万历元年（1573）。 登上皇位的明神宗只是一个十岁的孩子政务由穆宗陈皇后及神宗生母李贵妃主持。穆宗去世后阁臣张居正与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相结纳冯保素与辅高拱有郄在太后面前诉说高拱擅权不可容于是太后下旨将高拱逐出朝堂由张居正接任辅。陈皇后与李贵妃“内任冯保而大柄悉以委居正”3。 张居正是明皇朝最有权势的辅当时阁臣吕调阳、张四维皆“恂恂若属吏不敢以僚自处”。李贵妃在训责神宗时则往往说：“使张先生闻奈何！”神宗听了很害怕。当张居正父丧归乡时朝廷大事专门派人“驰驿之江陵听张先生处分”1。张居正还朝一路上守臣率长跪抚按大吏越界迎送身为前驱。道经襄阳、南阳藩王襄王、唐王俱抵郊外迎候设宴款待。史称：“帝虚己委居正居正亦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中外想望丰采。”2张居正在万历初柄政的十年中可以说是权侔帝王了。正是凭借着这样的权势张居正雷厉风行地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政策对明皇朝的旧政积弊进5《明史》卷三o八《严嵩传》。 1《明史》卷三o七《蓝道行传》。 2《明史》卷三o八《严嵩传》。 3《明史》卷三o五《冯保传》。 1《张文忠公全集》奏疏三《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 2《张文忠公全集》奏疏三《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 行了大刀阔斧的革新。 1.整顿吏治。为了改变“贪官为害”、“驱民为盗”、吏治的局面改变因循敷衍、没有实效的官场恶习张居正创立了“考成法”用以考核官吏的政绩。“考成法”规定评判官吏政绩好坏的标准以“安静宜民者”为上“沿袭旧套虚心矫饰者”列下考。其方法是逐级考核抚按以上述标准考核属吏吏部以之考核抚按一级朝廷以之考核吏部。如抚按不能悉心甄别、如实考核则抚按为不称职吏部应秉公汰黜之；如吏部未能精心核实处理则吏部为不称职朝廷宜秉公处置。逐级考核之外还有随事考成的制度即规定六部都察院及各衙门之间来往公文、传达处理均根据“道里远近事情缓急立定程期置立文簿存照”3。如有延误者各级官吏都有责举报。如此月考、岁考建立了严密的考核制度使得“纪纲法度莫不修明”4。张居正据考成法裁革了一大批庸懒无能的官吏奖励提拔了廉能有才干的官吏。考成法的实施也在组织制度上保证了其他各项改革措施的顺利推行。 2.经济方面的改革。（1）清理逋欠田赋。为了增加田赋收入缓解财政危机张居正不得不接二连三地下令清理积欠的租赋。万历元年诏令“自隆庆改元以前逋租悉赐蠲除四年以前免三征七”1第二年又规定拖欠七分之中每年带征三分。次年又规定“输不及额者按抚听纠郡县听调”2。张居正将之列为官吏考成的一项内容令“朝下而夕奉行”迅扭转了明皇朝财政窘迫的困境。至万历四年“太仓粟充盈可支十年”3“太仆寺亦积金四百余万”4。（2）清丈田地。为了解决长期遗留的“豪民有田不赋贫民曲输为累民穷逃亡故额顿减”5的社会矛盾张居正于万历六年（1578）下令在全国清丈田地并严令强宗豪民不得挠法否则严惩不贷。万历九年丈量完竣计田地的总额比弘治时期多三百万顷。这个数字中虽有个别官吏为邀功而改用小弓丈量以求田多的情况但清查出来的田地大部分是强宗豪民的田地则是毫无疑问的。史称清丈以后“豪猾不得欺隐里甲免赔累而小民无虚报”6。（3）赋役制度的改革。一条鞭法的赋役改革嘉靖年间在张璁的主持下曾在一些地区推行过但“数行数止3《张文忠公全集》奏疏三《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 4《明史》卷二一三《张居正传》。 1《张文忠公全集》奏疏三《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 2《明史》卷二二九《傅应祯传》。 3《明史》卷二一三《张居正传》。 4《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一《江陵柄政》。 5《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一《江陵柄政》。 6《明史》卷七七《食货一》。 至万历九年乃尽行之”7。万历九年张居正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了一条鞭法的赋役制度改革。一条鞭法的内容为：将赋役以及土贡方物等杂征皆合并为一项一律征银按人丁和田亩分摊；赋役额数以州县为单位原有赋役额不准减少；赋役额由地方官直接征收。一条鞭法统一了赋役简化了征收项目和手续减少了中间环节便于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强漏税和官吏贪污的弊病减轻了贫穷小民的负担保证了朝廷的田赋收入。史称：“赖行一条鞭法无他科扰民力不大绌”1。 3.整饬边防。鉴于明中期以来“虏患日深边事久废”“守备单弱” 的状况张居正竭力整饬边防擢用了一批有才干的将领守御边疆。如用名将李成梁镇辽小王子部众十余万数次入寇辽左均被李成梁力战击败。戚继光镇蓟门十六年边备修饬蓟门晏然。而在他之前十七年间“易大将十人率以罪去”2。史称由于张居正知人善任努力整饬边防故使这一时期“边境晏然”。 此外张居正在整理驿递、裁汰冗官、整理学校方面多所改革。 张居正是一个务实的改革家他的许多改革政策都是针对明皇朝历代积弊而制定的他的改革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由于吏治有了很大改变号令一下“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3；财政亏空变得绰有剩余；从“边事久废”基本达到“边境晏然”。然而在张居正去世后由于改革触及了一些权贵的利益遭致他们的怨恨和非议也由于其生前“威柄之操几于震主卒致祸身后”4。万历十一年（1583）三月张居正去世后九个月明神宗下诏追夸张居正的官秩并抄了他的家。张居正的改革成果也大多付之东流。直到崇祯年间后人又重新给了张居正及其改革以公正的评价：“故辅居正受遗辅政事皇祖者十年。肩劳任怨举废饬弛弼成万历初年之治。其时中外乂安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17《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1《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2《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 3《明史》卷一三《张居正传》。 4《明史》卷一三《张居正传》。 ------------ 4 第四章明朝的灭亡万历中叶以后明朝在政治、经济、军事、财政诸方面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危机日益削弱着明朝的统治促成和加了明朝的崩溃。 第一节皇室疯狂兼并土地土地兼并问题是贯穿于封建皇朝始终的大问题皇族地主、勋戚地主、官僚地主无不利用其特权地位掠夺土地万历年间皇室兼并土地尤其突出两次赐田藩王所占土地竟达六万顷之多。 明穆宗第四子朱翊镠于隆庆五年封潞王万历十七年（1589）就藩河南卫辉赐给豫、楚两地闲田和原景王府庄园共四万顷。所谓闲田不过是虚饰如河南地方“民多告瘁业无常主或因水旱饥荒及粮差繁并或被势要相侵及钱债驱迫不得已将起科腴田减其价直典卖与王府人员不曰退滩闲地即曰水坡荒地否则不肯承买。”1自明中叶以来这种情形相沿不改不同的是朝廷有时承认藩王乞请的是闲田即认可藩王对该田土的占有有时不承认藩王乞请的是闲田命藩王退还其田土或归于官府或归于原业主。明神宗赐田潞王显然是前者。 明神宗第三子朱常洵万历二十九年（16o1）封福王万历四十一年就藩河南洛阳就藩前明神宗命括地四万顷作为福府庄田大臣力争叶向高建言：“自景府而前诸王庄田并未出数千顷外独景府逾制皇祖一时失听至今追咎王奈何尤而效之？”1神宗不得已减为两万顷洛阳四周良田不足取山东湖广田补之。朝廷赐予潞府者名义上还是闲田对福王则是公然命抚、按拨给良田。 在土地兼并中失去土地的农民有的沦为佃户有的流亡他乡用革命手段夺回土地是明末农民战争的主要目标。 1徐恪：《修政弭灾疏》《皇明经世文编》卷八一。 1谈迁：《国榷》卷八二五月辛未条。 第二节万历年间的矿使税监和民变矿使税监的横征暴敛明神宗“好货成癖”。张居正死后他再无约束不放过任何机会聚敛钱财。臣僚们不断上本请他豁免房税停买金、珠减免织造。他一概留中不予理睬。万历二十四年（1596）坤宁宫生火灾扑灭不及连乾清宫一起烧为灰烬。修复两宫是一项很大的工程需要大笔经费。 在此之前有人报告阜平、房山等地有矿请派官开采因内阁大臣申时行、王锡爵等反对未能实施。但对于开矿取利神宗一直跃跃欲试。两宫火灾后府军前卫副千户仲春建议开矿以助“大工”正中他的下怀。神宗派户部郎中戴绍科、锦衣卫指挥张懋、太监王虎随仲春在京畿地区开矿由王虎总领其事。仲春得计锦衣卫和其他卫所的军官各衙门的下层官僚纷纷效仿争走阙下。神宗有请必准先后派太监到北直隶地区的真定、保定、昌黎、迁安、昌平、涞水以及山东、湖广、辽东、江西、浙江、陕西等地开矿开矿太监遍布各省。 万历二十六年（1598）神宗又向各通衢大邑派设税监。矿使、税监往往是二位一体主持开矿者同时兼征税收。此外有的太监专职征税：梁永为陕西税监马堂为天津税监（兼辖临清）杨荣为云南税监高宷为福建税监。 从万历二十五年（1597）到三十三年（16o5）各路矿使、税监共进银三百万两并不时奉献金珠、貂皮、名马等。在聚敛财富的过程中报矿者经常是无中生有矿使不管有无据其所报便招矿徒开采编富民为矿头并随意征用民夫。陈增在益都县境内开矿每天征用民夫上千人许多人无辜而死富民也很快成为盘剥的对象。税监则到处树旗建厂巧立名目穷乡僻壤米盐鸡豕无不征税。 奉派太监的骄横激起朝野官僚的激烈反对。吏部尚书李戴揭露矿使、税监聚敛财富以十分计算为皇帝所用的不过一分矿使税监本人私入腰包的二分他们的随从人员就地瓜分三分当地土豪恶棍中饱私囊占去了四分。凤阳巡抚李三才说：“陛下爱珠玉民亦慕温饱；陛下爱子孙民亦恋妻孥。奈何陛下欲崇敛财贿而不使小民享升斗之需；欲绵祚万年而不使小民适朝夕之乐？”1直把派遣税监、矿使比作暴秦。有些地方官吏对差派的太监采取强硬的措施。太监潘相去上饶县查勘矿洞事先通知知县李鸿希望有所照应。李鸿却禁止百姓供给食物违令者论死。潘相在山上奔走终日饥渴难忍疲惫而归2。像李鸿这样的官员在当时十分难得。官员1《明史》卷二三二《李三才传》。 2《明史》卷三o五《宦官二》。 公然对抗矿使税监是要准备吃苦的只要被指控阻挠开矿轻则降职罢官重则下狱治罪。 万历三十年（16o2）二月神宗患病一度曾想罢去矿使税监。他把辅沈一贯召入后殿谈及要把派出的内监全部传回：“矿税因大工权宜今宜传谕及各处织造陶器具停。”3沈一贯忙回内阁拟旨庆幸几年来的苦谏有了效果。谁知第二天神宗身体康复又派宦官二十多人到内阁追索前旨。 竭泽而渔的政策和令人指的暴行更激起了民众的强烈反抗。万夫所指人同一心武昌、苏州、景德镇、临清等地群众相继动“民变”驱除和制裁矿使税监。 武昌民变万历二十七年（1599）二月御马监六品奉御陈泰被派到湖广地区兼理矿税。他僭称“千岁”胁迫官吏纵容随从人员劫掠行旅、坑害商贾还闯入民家妇女。人心大恨到了“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的程度。一日陈奉从武昌去荆州商民数千人聚于途经之处投掷瓦石袭击陈奉一行势不可当。地方官吏拼死掩护陈奉才得逃脱。他非但不知感谢反而利用这一事件打击府、州官员。当其冲的是蕲州知州华钰因为他曾经鞭挞陈奉的仆从事件生时又不在现场有失维护之责；其次是襄阳知府李商耕他曾治办过陈奉的参随人员。华钰被关押了好几年李商耕被贬官其他受牵连的府、州、县官员有数十人。事后有人告兴国州民徐鼎等挖掘唐朝宰相李林甫妻墓得黄金万计。神宗闻讯命陈奉将这笔财富送进内库。陈奉有恃无恐在境内大掘古墓毒刑拷打被告刀剖孕妇溺死婴儿激起更大的动荡。这期间汉口、黄州、宝庆、德安、湘潭等处都生小规模的反抗。年底被辱诸生之妻赴官哭诉万余市民尾随其后。巡抚等衙门不敢受理愤怒的人群转向矿税监衙门以巨石为武器击伤了陈奉。官衙派甲士千人前来保护陈奉气焰复嚣张。他射火箭火炮烧毁民宅许多市民死于甲士手下造成严重的流血事件。 分巡武昌、汉阳、黄州三府的按察司佥事冯应京公开站在市民一边逮捕了陈奉的爪牙。事变后他愤然上疏陈述陈奉的十大罪状。结果他反被陈奉告倒贬官调职。万历二十九年（16o1）三月朝廷派缇骑到武汉捉拿冯应京进京问罪。陈奉得意之余在交通要道上张贴榜文罗列冯应京“罪状”。武汉市民聚众数万攻打陈奉宅第。陈奉躲进楚王府一个多月不敢出门。市民们抓住陈奉左右十六人投入长江；因巡抚支可大助恶市民又放火烧了巡抚衙门。 3谈迁：《国榷》卷三四。 武昌民变虽未使神宗有所改变但多少也使他震动加上太监内部的矛盾江西税监李道告陈奉侵吞财物神宗终于把他召回。 临清民变天津税监马堂和山东矿监陈增为抢夺地盘生争执。神宗为二人调解命马堂在临清征税陈增在东昌征税。临清州虽然属东昌府但处水6交通冲要一直是重要钞关。说起来马堂并未失利。 马堂到临清所带随从数百人非偷盗之徒即市井无赖。他们手持索链镣铐白日夺人资财遇有抗拒者乱加违禁的罪名锁起来就走。马堂还规定家僮告主人没收财物七分归官三分归告者。临清州中产之家多破产远近罢市抗议。一日万余州民放火烧了马堂的税监衙门击毙他的随从三十七人。守备王炀率士卒二十多人冲入背负马堂而出马堂的手下反告他肇事将他逮捕。王炀最后死于狱中。官府追拿参与事变的人州民王朝佐挺身而出自认难者英勇就戮。临清人民曾建立祠堂来纪念他。云南民变万历二十七年（1599）太监杨荣往云南采矿。他在云南虐待诸生结下了第一层怨；诬告云南府知府蔡如、赵州知州甘学书等将二人下诏狱结下了第二层怨；要丽江土知府退出他所管辖的地盘以便开矿结下了第三层怨。万历三十年（16o2）三月云南腾越（今云南腾冲）民众聚众起事烧毁厂房杀死税监衙门驻腾越代理人张安民。这是一个警告信号。但杨荣有恃无恐继续作恶杖毙民众。因为卫所军官不那么听话他把一个指挥使戴枷示众把另一个指挥使关押起来并扬言要把卫所军官全部逮捕使人人自危。 万历三十四年（16o6）三月指挥贺世勋、韩光大等率市民万人冲入杨荣府第放火烧房。在混乱中杀死杨荣将其尸投入大火。杨荣随从二百多人丧命。在诸多民变中税监矿使虽都像惊弓之鸟但只有杨荣当即被杀。他初到云南时密奏神宗说阿瓦、猛密等地有宝井一经开采每月可增加收入几十万这当然有很大的诱惑力。对于他的死神宗深感悲戚。 苏州民变孙隆是苏、杭织造太监署衙在苏州万历二十七年（1599）又受命带收该处税课。万历中期苏、杭织造不断增加征收已是不小的负担。织造太监对当地人民特别是对织工的盘剥已很严重；再兼税监孙隆更成为群众所痛恨的人物。万历二十九年（16o1）为反对加税苏州市民蜂拥而起包围了税监衙门杀死孙隆随从六人。孙隆狼狈逃往杭州。参加这次事变的主要是机工。神宗命抚、按衙门追捕“乱民”织工葛成（又名诚、贤）独赴官府一力承担。他被判死刑关在狱中但没有执行十多年后被放出。清朝初期苏州人民在苏州虎丘为他立了一块碑题名“吴将军葛贤墓”。 辽东兵变尚膳监监丞高淮出任辽东税使恣横不法每开马市强夺好马逼令驻军以高价购买次马吏民稍不合意全家受累。他甚至调动兵将干预军事。万历三十一年（16o3）夏高淮率家丁三百人打出将军旗号击鼓鸣金扬言要入京谒见皇帝。该队驻扎广渠门外京师大为震惊。大臣们说高淮擅离职守挟兵潜往京师是数百年来未有之事；他自称镇守协同关务也是荒唐至极。神宗不但不降罪反而存心袒护说高淮是奉他的命令行事使得高淮更无忌惮。他肆意召募死士出塞射猎与边将争功扣除军士粮饷山海关内外无不受害。 万历三十六年（16o8）四月前屯卫生骚乱士卒齐声呼喊：“愿食高淮肉而甘。”六月高淮派人去锦州等地向军户索贿军户愤怒杀来人聚众千余人围攻高淮衙门。高淮恐惧奔入关内告同知、参将逐杀钦使、劫夺御用钱粮在边民间造成更大的动乱。因局面完全无法收拾神宗才把高淮召回。 此外广东、广西、江西、陕西等地也先后生“民变”。 万历年间的民变遍布各地规模巨大动辄万人表明“市民”的力量有了很大的增长其中城市的劳动者（如机工）和商人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另一方面民变是市民各阶层和反对宦官集团的封建士大夫阶层的联合行动起重大作用的往往是诸生、乡绅或者受欺凌的中下层军官。 第三节争“国本”和“三案” 争国本立储是封建皇朝的头等大事因而被称作“国本”。明朝立储的原则是：有嫡立嫡无嫡立长。明神宗朱翊钧的皇后王氏无所出万历十年（1582）慈宁宫宫女王氏生下神宗的长子朱常洛万历十四年贵妃郑氏生下神宗的第三子朱常洵围绕着立长立幼的问题在明神宗和廷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神宗宠爱贵妃郑氏意欲废长立幼然而又虑召致廷臣反对故而迟迟不予立储。万历十八年（159o）在大臣们的强烈奏请下神宗不能不有所表示他说：“朕不喜激聒。近诸臣章奏概留中恶其离间朕父子。若明岁廷臣不复渎扰当以后年册立否则俟皇长子十五岁举行。”1这个诺言并没有兑现朱常洛在万历二十九年才被册立为皇太子时已二十岁。同时朱常洵封为福王神宗五子朱常浩封为瑞王六子朱常瀛封为桂王。 册立皇太子“国本”算是争到了危机却并没有过去。围绕着朱常洛即位前后所生的明皇宫的三个著名案件即反映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烈。 梃击案万历四十三年五月一男子手持枣木棍似疯非疯似癫非癫闯入慈庆宫打伤守门侍卫。他跑到前殿才被抓住。慈庆宫是太子居处有关官员认为“情境叵测”加意审讯。这个人叫张差小名张五儿居住蓟州。为什么要持棍闯宫他前后有几种说法。刑部十三司会审张差招供：他的同乡马三道、李守才让他跟随一个不知姓名的太监走答应事成给他几亩地种。到京后走进一处大宅院另一太监给他饭吃鼓动他闯进宫门对他说：撞着一个打杀一个如能打着小爷就不愁吃穿了。还说：出了事情自有人能相救。后来审出带张差入京的太监叫庞保。住大宅院内的太监叫刘成。司礼监和三法司在东华门前审问庞保、刘成他们至死不肯承认。 相当一部分廷臣认为此案与郑贵妃的兄弟郑国泰有关。也有人认为：“事关东宫不可不问；事连贵妃不可深问。庞保、刘成而下不可不问也；庞保、刘成而上不可深问也。”1从另一个角度说出了官僚们的疑惧。1《明史》卷二一八《申时行传》。 1《明史》卷二五o《孙承宗传》。 处境最窘迫的要属朱常洛了他即使心有所疑也不敢说出。 这就是“梃击案”。对此案的处理基本上根据朱常洛提出的原则：张差误入宫闱打倒内侍罪所不赦即刻处决。马三道、李守才等大逆扇惑判处流放。庞保、刘成从轻拟罪但后来在宫内被击毙。 红丸案万历四十八年八月神宗死太子朱常洛即位。这就是明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光宗皇帝年号泰昌（162o）。他即位不过十天便感觉身体不适找医官诊视。御医崔文昇开泄药朱常洛服用后下泄不止一昼夜达三四十次。接着鸿胪寺官李可灼至内阁自称有仙药称为“红丸”。事关重大阁臣不敢轻易决定。调查李可灼用药效果他同乡二人同时服用一恢复健康一病情更重。阁臣刘一燝说这不是万全之药不可轻用。但李可灼与中官熟识请他们代向皇帝启奏。朱常洛病重乱投医催取药来。服药后朱常洛渐觉舒畅连声称李可灼为忠臣。下午李可灼又进一丸。这一丸药却要了朱常洛的命他当晚就死去了。 此案称“红丸案”。崔文昇用泄药有人怀疑是郑贵妃主使。给事中杨涟说：“臣闻文昇调护府第有年不闻用药谬误；皇上一用文昇倒置若此有心之误耶？无心之误耶？”1他的话表达了这样的怀疑。李可灼进红丸许多人归罪于内阁大臣。朱常洛服药丧生不但不追究责任阁臣还赏李可灼白银五十两。御史王安舜说这是为了堵塞外朝大臣之口。红丸案成为朝中党争更加激化的原因。 移宫案朱常洛死长子熹宗朱由校即位年号天启（1621—1627）。朱常洛即位时郑贵妃为赎前愆选美女八名进献。其中选侍李氏最有宠。朱由校和他的弟弟朱由检都交给李选侍抚养。朱常洛死前册封李氏为皇贵妃李氏不满足要朱由校出面为她求皇后的封号没有成功。朱常洛死李氏仍住在乾清宫内年方十六岁的熹宗皇帝对她也有一番依恋之情。朝中大臣怀疑李选侍要垂帘听政心怀焦虑。 在杨涟的倡导下朝臣多人拥入宫内要求朝见新帝。李选侍藏起朱由校不让他与大臣见面。阁臣刘一燝大呼：“谁敢匿新天子者？”1气势逼人。李选侍无奈放出朱由校送他到慈庆宫暂时居住。御史左光斗说：李1《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八《三案》。 1《明史》卷二四o《刘一燝传》。 选侍“借抚养之名行之实武后之祸将见于今”2。朝臣要求李选侍马上移居他宫。 李选侍不打算搬出。她知道朱由校一当上皇帝就会搬进乾清宫。只要同宫她就能控制住局势。辅方从哲态度暧昧以为选侍搬迁不必太急。但主张李选侍立即搬迁的刘一燝、周嘉谟、杨涟、左光斗积极活动形成很大的舆论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李选侍被迫移至哕鸾宫。 此案称“移宫案”与“梃击”、“红丸”合称“三案”。 2《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八《三案》。 第四节东林党争争“国本”和明宫“三案”不但反映了皇帝和官僚集团的矛盾而且对争“国本”和“三案”的态度不同使得官僚集团中的党派之争日趋严重。统治集团中的反对派东林党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 东林党的领袖人物顾宪成是南直隶无锡人因推举阁臣违背帝意万历二十二年罢归。无锡城内东林书院是宋儒杨时讲学处。顾宪成罢官后得到常州知府欧阳东凤等人的支持修葺东林书院讲学其中。他的弟弟、进士顾允成及行人高攀龙（无锡人）、南京吏部主事安希范（无锡人）、南京礼部郎中刘元珍（无锡人）、南京工部主事叶茂才（无锡人）、御史钱一本（武进人）、国子助教薛敷教（武进人）或免官或归省同聚东林被当时的人们称为“东林八君子”形成了东林学派。 顾宪成等人在东林书院切磋学问教授弟子在学术上有一些成就。但东林学派基本上是一个政治团体他们关心朝政评议时局与各地官僚学者联系密切。顾宪成说：“官辇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边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无取焉。”1他为书院写了一幅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身在书院心怀天下以切磋学问求得修养的提高以抨击时政求得政治的清明这就是东林党的宗旨。在重大的政治问题上顾宪成等人都明确表示过自己的立场。 明中叶以后士大夫以不依附权臣、敢于批评内阁部院为清高。东林党基本上站在批评执政大臣的立场以清流自命。顾宪成去官以前与辅王锡爵对话王锡爵说：“当今所最怪者庙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顾宪成针锋相对地回答说：“吾见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耳！”1鲜明地表示出他的反对派立场。所谓反对派当然不是针对某一个人而是针对朝廷的政策。因此东林党人的概念也扩大了凡是批评朝廷的凡是为清流所承认的正派大臣辩护凡是主张在官僚考察中去奸留贤凡是在国本之争中批评万历皇帝和郑贵妃凡是在三案中敢于力争的都被视作东林党人。以东林书院为基地而形成的政治团体与其他地区反对朝廷政策的士大夫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浑然一体形成一股社会力量。顾宪成和江西吉水人邹元标、北直隶高邑人星被海内目为“三君”。 以清流自命的士大夫都希望名列东林。那些行有劣迹或被认为有劣迹因而不为东林接受的官僚因地域而分各立党派彼此为援与东林党人相对抗。这些官僚主要形成三大党派：一是山东人组成的齐党一是湖1《明史》卷二三一《顾宪成传》。 1《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六《东林党议》。 广人组成的楚党一是浙党。三党成员交往甚密一意攻击东林党今日指其乱政明日责其擅权。但后来三党的关系中出现裂痕力量削弱。 天启初年一些东林党成员6续被起用。星任吏部尚书邹元标、高攀龙先后任都御史由在野派变成在朝派。天启三年（1623）星等利用京察的机会尽力罢免浙、齐、楚党成员和品行不好的官员把东林党人及正派官员升至重要职位。有些官员不见容于清流便去投靠掌握大权的宦官魏忠贤后来被人们称为“阉党”。此后官僚集团内部的党争为东林党人与“阉党”之间的斗争所取代。 第五节魏忠贤专权魏忠贤是北直隶肃宁县的一名无赖子虽目不识丁但颇有心计。少年时在赌场上不得意家境日益贫困他一怒之下净身入宫改姓名为李进忠。地位改变后他才恢复魏姓皇帝赐名忠贤。初入宫时他管过甲字库结识了太监魏朝转为朱常洛的才人王氏典膳。王才人是皇长孙朱由校的生母。魏忠贤小心侍奉得到大太监的称赞。 明朝习俗宦官在宫中都有相好的女人结为“对食”。魏朝与朱由校乳母客氏原为一对但因闲暇不多魏忠贤乘虚而入。客氏移爱于魏忠贤感情日笃。朱由校即位后封客氏为奉圣夫人给田二十顷为护坟香火资。保持和客氏的关系不但是感情的需要而且是在皇帝面前邀宠的重要手段。魏忠贤先假传圣旨把魏朝排斥到凤阳去并在途中把他杀死。接着又除掉对手大太监王安。魏忠贤指使外朝弹劾王安把他降至南海子净军并派亲信在该地杀了他。 天启元年（1621）的冬天魏忠贤升司礼秉笔太监。魏忠贤不识字“例不当入司礼以客氏故得之”。1当时的司礼监掌印太监是王体乾地位虽在魏忠贤之上可他一切唯魏忠贤的马是瞻。另一秉笔太监李永贞更是魏氏死党。王、李二人颇通文义通过他们魏忠贤完全可以自如地处置大臣章奏。 魏忠贤还试图建立一支私人武装杀王安后设内标万人全副装备。 这支队伍在宫禁之内操练鼓声震天；一次试用枪铳不慎炸开几乎伤及前来观看的皇帝朱由校。御史刘之凤提醒朱由校说：“虎符重兵何可倒戈授巷伯之手？假令刘瑾拥甲士三千能束手就擒乎？”1这话的意思已很明白了。 天启三年（1623）魏忠贤提督东厂。东厂和锦衣卫是控制内朝、监视官僚系统的重要机构。万历时热衷于派遣官员向外勒取放松了对厂卫的管理。魏忠贤任事以来安排他的亲信田尔耕掌握锦衣卫许显纯掌握镇抚司屡兴大狱打击异己。他们派出大批密探四处活动；镇抚司狱中刑具齐备一旦被捉入狱则势难生还。 对于魏忠贤专权外朝官僚分为两大派反对魏忠贤的官僚称依附魏忠贤的官僚为阉党依附魏忠贤的官僚把反对魏忠贤的官僚通划为东林党。魏忠贤得势之初正是部分东林党人得到重用之时魏忠贤曾想笼络他们遭到严厉拒绝从此魏忠贤便与东林党形同水火。 天启四年（1624）六月副都御史杨涟上疏罗列魏忠贤的二十四大罪状包括拟旨内批、玩弄机权、翦除异己、兴狱滥刑等内容。要求把他交刑1《明史》卷三o五《宦官二》。 1《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一《魏忠贤乱政》。 部严讯以正国法。杨涟的奏疏掀起反对魏忠贤专权的。一两个月内弹劾章奏不下百余道。魏忠贤在惊恐之余忙采取应对措施。十月将星、高攀龙罢免十一月将杨涟、左光斗等削籍。天启五年三月伪造罪名将反对自己的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六人下狱星等十五人削籍。杨涟最为魏忠贤痛恨被施以各种酷刑土囊压身铁钉贯耳而死；左光斗、魏大中也被打得体无完肤与他同日而死。 依附魏忠贤的官僚趁势助虐其亲信阁臣魏广微撰《缙绅便览》一书把前阁臣叶向高、韩爌以下百余人列为奸党而把阉党王永光、黄光缵等六十多人列为正人。魏忠贤把这份名单当作用人的标准。新都御史王绍徽编纂《东林点将录》仿照民间流传的水浒故事中“三十六天罡”和“七十二地煞”列东林党名单。吏部尚书崔呈秀编《东林同志录》按词林、部院、卿寺、台省、部属顺序开列东林党人名单编《天鉴录》开列不附东林党官员的名单。魏忠贤对东林党人的打击迫害持续数年直到他垮台才停止。 魏忠贤的权势膨胀致有“九千岁”的称号。权势的无限度展也导致了他的灭亡。天启七年朱由校病死。因为无子他的异母兄弟信王朱由检被推上了皇位年号崇祯（1628—1644）。朝内外重新起对魏忠贤的攻击。朱由检召魏入宫命内侍宣读嘉兴贡生钱嘉徵劾魏忠贤的十大罪。魏忠贤知道大势已去在被配去凤阳的途中自杀。崇祯二年（1629）朱由检定逆案尽数驱除魏忠贤党徒。 魏忠贤专权是明朝宦官专权的最高峰它集中反映了明朝后期的政治危机。 第六节严重的财政危机对土地的大肆兼并和矿使税监的疯狂掠夺给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而明朝后期战事频繁用度巨大明朝廷不得不采取“竭泽而渔”的政策。 万历年间明皇朝四面用兵。中期有被称作“万历三大征”的宁夏之役、播州之役和援朝抗倭的战争；万历末年以后明朝与后金政权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战争。 宁夏之变虽涉及明朝与西北少数民族间的矛盾但其性质为边臣处置不当而引起的兵变由万历二十年二月变起到九月事平历七月之久。播州之变集中反映了明朝廷实施改土归流政策以后与西南土司政权的矛盾。万历二十一年和二十七年明朝两度对播州拥兵反叛的土司官用兵。援朝战争与宁夏之变、播州之变的性质不同是在日本侵入朝鲜的情况下明朝廷接受朝鲜国王的请求派兵赴朝鲜抗击倭军。援朝战争从万历二十一年开始到万历二十七年历时六年。 万历三大征的性质各不相同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都要耗费巨额的钱财。据统计明朝廷用于三项战事的白银过了一千万两。万历四十六年当辽东战争生已是库府空虚难以支应。当时大臣合议安排辽东的防务需军费百万但因筹措不及朱翊钧只准与十万且要延迟拨给。 明廷多方筹措军饷以应付战争之需。五个月后明廷议决除贵州外全国亩加征田赋三厘五毫后又加征三厘五毫。万历四十八年再增二厘。连续三年先后三增赋合计九厘共得银五百二十万两。这宗以“辽饷”名目加征的田赋被朝廷固定下来成为常赋。 崇祯十年与清军和农民军两面作战的明朝廷为了一举消灭农民军根据杨嗣昌“因粮加赋”的倡议再次加派。其主要措施是在旧额田赋的基础上每亩加粮而以每石折银八钱的比率输官计可得银近二百万两。加上民间田土溢额者核实输赋以充饷；按照事例富民输资为监生的银两以充饷；全国邮驿裁省的银两以充饷估计共可得银二百八十万两。这宗加派被称作“剿饷”。朱由检明确表示这次的加派是临时性的：“勉从廷议暂累吾民一年。”1可在第二年仍然征收了其半数。 崇祯十二年延臣议练边兵杨嗣昌筹划东而辽东、蓟镇中而畿辅西而陕西三边共练兵七十三万。练兵需饷遂于天下田土中亩加赋银一分计得七百三十余万两。这宗加派称作“练饷”。此后“练饷”又成为明朝廷的另一宗常赋。 辽饷、剿饷、练饷合称三饷。有御史称：“一年而括二千万以输京师1《明史》卷二五二《杨嗣昌传》。 又括京师二千万以输边”是亘古未有之事2。如果说万历年间的危机是因朱翊钧“非但内者不出且欲外者复入”3尚有回旋的余地那么到了崇祯年间则是外库内库俱空不依靠一宗又一宗的加派便无法维持。加派三饷是明朝廷将财政危机转嫁于小民的措施这些措施不过是剜肉医疮归根结底只是加了明皇朝的灭亡。 2《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3《万历邸钞》万历三十七年己酉。 第五章明代的农民起义第一节明初的农民起义明初从洪武到宣德的七十年间是明朝政治较为清明、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展的时期。元末农民大起义不仅以改朝换代而告结束而且冲刷了元末社会的痼疾为社会生产的展创造了前提。与此同时借助农民起义的力量而建立明朝的朱元璋也为革除元末弊政安定社会作了不少的努力从而缓解了紧张的社会矛盾。然而未经农民起义扫荡的地区地主豪强与广大农民的尖锐矛盾却并未因为明朝的建国而缓和反而由于战乱对经济的破坏地方官吏的胡作非为、横征暴夺而更加激化农民的负担并未减轻。在这种情况下各地无法生存的贫苦农民不断举行武装起义。这些起义遍布于大江南北生在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湖广、四川、陕西、山东和浙江等地。起义规模都不大有的只有几十人、几百人、几千人多的也有几万人、几十万人但却此伏彼起连绵不断次数不下四百次。白莲教起义的余波白莲教在下层人民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元朝末年以白莲教为号召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红巾军大起义。即使到明朝建国之初在白莲教活动的地区人民也多次利用白莲教组织动起义。 江西、湖广地区在元末农民起义时一直是徐寿辉、陈友谅割据政权的管辖地区。因此这里受白莲教的影响特别深。明朝初年这里的白莲教起义不断。洪武六年（1373）正月蕲州人王玉二聚众烧香密谋起义。同年六月罗田县人王佛儿自称弥勒佛降生鼓动民众起义。洪武十二年七月陈友谅旧部荆州孙谅等曾谋起义。洪武十九年福建将乐僧彭玉琳到新淦自称为弥勒佛大师烧香聚众作白莲会并与当地居民杨文、曾尚敬等共同密谋起义。彭玉琳称晋王置官属建元天定。洪武二十年袁州宜春县民李某自称弥勒佛九十九等纸号用“龙凤”印玺置日月袍、绿罗掌扇令旗等准备起义。第二年袁州府萍乡县民又用弥勒教宣传群众。这些起义有的在组织中有的在动后不久即被明朝政府镇压。 四川、陕西在元末也是白莲教盛行的地区。洪武十二年（1379）四月四川眉县（今四川眉山）“妖人”1彭普贵聚众起义杀死知县颜师圣。起义者声势日振先后占领十四州县屡败四川都指挥普亮明朝调遣四川威茂平羌将军丁玉率军镇压。七月间起义失败。洪武十四年又有四川广安1据汤纲、南炳文《明史》考证：所谓“妖人”可能系指彭普贵以弥勒教或白莲会来鼓动群众。州（今四川广安）人以弥勒佛“惑众”被捕斩。陕西阶州（今甘肃武都）人金刚奴自洪武初年就活动于沔县（今陕西勉县）西部地区以佛法“惑众”。洪武二十五年陕西又有徽州（今甘肃徽县）“妖人”聚众起义1。洪武三十年沔县人高福兴、田九成等聚众起义并与沔县西部金刚奴领导的起义部众合并到一起众至千余人。高福兴自称弥勒佛下世田九成称汉明皇帝建年号龙凤金刚奴号为四天王。起义军攻破山寨杀死官军又攻入略阳杀知县吕昌复攻入徽州（今甘肃徽县）、文县。明政府派长兴侯耿炳文、武定侯郭英统率四川、陕西都司明军数万人前去镇压。九月起义军主力部队失败高福兴被捕牺牲其部众三千人被俘。余部在金刚奴和仇占儿率领下一直坚持到永乐七年（14o9）。这次起义前后持续达二三十年之久。 河北、山东也是白莲教活跃地区。永乐十六年（1418）五月顺天府昌平县民刘化聚众起义自称是弥勒佛下世真定、容城以至山西洪洞等地百姓纷纷加入“皆受戒约遂相聚为乱”2。山东地区早在洪武三年（137o）青州（今山东益都）人孙古朴即聚众起义自号“黄巾”袭击莒州（今山东莒县）杀同知牟鲁。不久即遭镇压。永乐十八年二月青州地区又爆了唐赛儿领导的农民起义。唐赛儿是蒲台县农民林三的妻子她用白莲教组织群众自称佛母在山东益都、诸州、安州、莒州、即墨、寿光诸县活动。唐赛儿起义后占领了益都卸石棚寨打死了前来镇压的明青州卫指挥高凤起义军声势更为高涨。山东布、按三司连忙向明朝告急三月成祖即派安远侯柳升、都指挥刘忠率领京军前往镇压围攻卸石棚寨唐赛儿率众于夜间袭击明军突围都指挥刘忠战死。与此同时起义军别部宾鸿军攻下莒州、即墨约万余人围攻安丘在山东沿海备倭的都指挥卫青率骑兵来战起义军二千人被杀。与此同时明鳌山卫指挥王贵也在诸城获胜起义军被杀甚众。唐赛儿起义不到一月即遭镇压失败。成祖因未能捕获唐赛儿而惊恐不安他怀疑唐赛儿削为尼或混处女道士中就“命北京、山东境内尼及女道士悉逮至京师面讯”1既而“又尽逮天下出家妇女先后几万人”2可终究没有查出唐赛儿的下落。唐赛儿起义是明初规模最大的一次起义影响深远。 地方性的农民起义1《明史》卷一三o《耿炳文传》。 2《明太宗实录》卷二oo永乐十六年五月辛亥。 1李乐：《见闻杂记》卷一；《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三《平山东盗》；《明书》卷一六一《唐赛儿传》；《明史》卷一五八《段民传》。 2李乐：《见闻杂记》卷一；《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三《平山东盗》；《明书》卷一六一《唐赛儿传》；《明史》卷一五八《段民传》。 明初农民起义虽然遍及全国十来个省份从黄河两岸到珠江流域都有起义者的足迹但这些起义多局限于某一地区有的只限于一个县或几个县。 广东地区。洪武五年（1372）潮州民有千余人起义占领揭阳、潮阳两县后被潮阳卫明军镇压。洪武十二年潮州海阳县朱得原又聚众起义。洪武十四年海阳县民千余人又起义反抗直到洪武二十一年海阳县民还在曾水荫等率领下攻打州县。在广东明初起义规模较大的是洪武十四年广州人曹真和苏文卿联合山区里的单志道、李子文等人动的起义。起义者据险立寨有众数万人战船一千八百余艘占领了番禺、鹿步、清远大罗山等处又攻打东莞、南海及肇庆、翁源诸县声势浩大多次击败南雄侯赵庸步骑舟师的进剿后广东参政阎钝、千户张惠率军来援才镇压了这次起义。第二年广东又有领号称“铲平王”的起义众至数万人明廷派赵庸镇压了这次起义。 广西地区。洪武三年（137o）阳山县十万山寨人民聚众起义反对明朝统治被南宁卫明军所镇压。洪武五年南宁卫指挥佥事左君弼强征农民当兵激起三千多人的反抗。洪武八年广西桂平县大藤峡地区的瑶族、壮族人民因不堪忍受当地官府的横征暴敛而起义被柳州卫明军所镇压。到洪武二十八年瑶壮族人民又聚集数万人以更吾、莲花、大藤等寨为据点向都康、向武、上林等地展。明政府派征南将军杨文与广西都指挥使韩观率军镇压了这次起义。洪熙元年（1425）思恩县覃公旺与河池县罩公新联合忻城莫山洞韦万黄等起义；直到宣德年间起义者还在活动。 福建地区。洪武三年（137o）泉州惠安县民陈同聚众起义进攻永安、德化和安溪三县曾击败泉州卫军后被驸马都尉王恭军镇压。洪武五年同安县民吴毛狄聚众起义占据了县城。洪武十年泉州民任钧显起义攻占安溪县“夺县印而去”1。洪武十二年漳州府龙岩县民江志贤聚众数千人起义。洪武十四年福安县民聚众八千余人起义同年龙岩县民起义自立官署进攻龙溪县。 江西地区。洪武十六年（1383）永新、龙泉人民揭竿而起起义领袖自称顺天王曾打败江西都指挥同知戴宗仁率领的明军起义坚持到第二年三月才被申国公征南副将军邓镇所镇压。洪武二十二年赣州农民夏三举行起义众至数万人并与湖广地区农民相联络声势浩大。明朝特派东川侯胡海为总兵官普定侯陈桓为左副将军靖宁侯叶昇为右副将军率领三万三千五百人前往镇压起义被平定。宣德六年（1431）永新县艾长胞聚众起义抗拒官府杀死官吏。宣德九年永丰县民夏九旭率众三千起义在大盘山立营扎寨。夏九旭牺牲后起义部众由曾子良领导并聚集永丰、新1《明太祖实录》卷一一一洪武十年夏四月。 淦、安乐三县农民三万余人再次占据大盘山自称永顺王声势颇为壮观。湖广地区。洪武十一年（1378）六月湖广五开（今贵州黎平县）民吴奤儿动起义明靖州卫指挥佥事过兴率三百人前去镇压被起义军打败过兴父子被杀。十一月明朝以辰州卫指挥杨仲名为总兵官率军前往围剿起义军作战失利吴奤儿在人民的掩护下得以逃脱回到家乡秘密活动积聚力量。到洪武十八年六月再次起兵“称铲平王古州十二长官司悉应之号二十万”1。明廷闻讯大震急派信国公汤和为征蛮将军江夏侯周德兴、都督同知汤醴为副会合楚王的护卫队号称二十万大军将起义镇压。永乐七年（14o9）李法良在湘潭动起义。成祖即位后在北京修建皇宫所用木料多采自南方各省。永乐四年吏部侍郎师逵在湖南役使十万民工入山采木使不少人丧生。李法良起义后应役伐木的民工纷纷参加。起义军转战至江西安福县遭到明军堵截再至吉水被明军镇压。 浙江地区。洪武八年（1375）青田民叶保五聚众暴动处州卫与温州卫联合派兵镇压才平息下去。洪武十四年十月衢州、处州、温州三府吴达三、叶丁香聚众起义攻城略地众至四千余人。明廷命延安侯唐胜宗、都督佥事张德率兵往剿吴达三、叶丁香战败被俘起义失败。永乐二十二年（1424）浙江丽水、福建政和二县周叔光、王均亮聚众两千余人起义。宣德六年（1431）浙江丽水、青田陈才等率众二百余人起义“被甲持刀建旗鸣鼓往来旁近诸县”1。 四川地区。宣德二年（1427）四月松潘爆人民大起义众至“五万余人攻围松潘卫城转攻威茂、叠溪等处”2。并南下捣毁绵竹官署威震成都。明廷命都指挥佥事韩整、高隆并叙南卫指挥吴玉调集京师、陕西、贵州、四川等省兵力往剿。但宣德六年松潘又生起义。十月明朝以都督陈怀为总兵官遣都指挥邢安率兵围攻都指挥赵宁率兵往援镇压起义。邢安、赵宁皆战死3。 1谈迁：《国榷》卷八洪武十八年六月辛卯。 1《明宣宗实录》卷七五宣德六年春正月庚辰。 2谈迁：《国榷》卷二o宣德二年四月丙戌。 3《国榷》卷二一宣德六年十月甲辰。 第二节明中期的农民起义在明初社会经济恢复和展过程中一些社会问题和矛盾日益显露。洪武时太祖屡屡颁诏天下奖励农民垦荒然而当田地垦辟后富民兼并土地现象随之生。到洪武末年据户部奏报浙江等九布政司和直隶府州占田七顷以上的富民就有一万四千余户1。到明中叶土地兼并日益加剧“而为民厉者莫如皇庄及诸王、勋戚、中官庄田为甚”2。由于土地的集中及赋役、地租的苛重使破产失业的流民大量出现社会矛盾也因之尖锐起来。在明中期延续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农民起义连绵不断不仅起义的次数多涉及的地区广泛几乎遍及全国各个省区而且往往是一个平息不久又有新的到来之间间隔也很短其中以正统、成化、正德时期最为集中。 正统年间浙闽农民起义明代银矿的开采为官府所垄断。英宗即位后多次申令禁止民间开挖并划定封禁山区派重兵驻守。浙江、福建、江西三省交界处的仙霞岭即是禁区之一。但受生活驱迫的人民仍冒险进山“盗矿”官府派兵剿捕很容易激起矿工的武装反抗。 正统七年（1442）浙江庆元人叶宗留与王能、郑祥四、苍大头等聚众千人进入仙霞岭地区开采银矿遭到官府的追逐遂于正统十年举行起义进攻江西的永丰明朝调集南昌前卫广、铅二所官军及六县民壮前去镇压结果被起义军打得大败。后永丰知县邓容入山招抚王能等三十五人投降又帮助官军诱杀了郑祥四、苍大头等三百余人。叶宗留率余众逃出转移到处州（今浙江丽水）、云和、政和等地继续开采银矿聚众至数百人。正统十二年九月再次起义攻占政和县城复还庆元召得千余人活动在江西、浙江、福建三省交界地区势力展到数万人并派兵进占三省交通要道车盘岭以致“行旅断绝”1官府一筹莫展。 正统十三年（1448）二月福建佃农邓茂七率众在沙县暴动。邓茂七原为江西建昌人佃农出身初名邓云后至福建宁化改名茂七。福建的地主除了向佃户征取田租外还强迫佃户逢年过节时向地主交纳鸡鸭等“冬牲”。福建御史柳华整顿里甲组织将各乡编组设置总甲、小甲统领邓茂七被任为总甲。于是他便利用总甲的合法身份号召农民不向地主送“冬牲”不向地主送租谷地主告到县衙县里派出巡检来捕邓茂七杀了弓1《明太祖实录》卷二五二洪武三十年夏四月癸巳。 2《明史》卷七七《食货志一》。 1高岱：《鸿猷录》卷十《平处州寇》。 兵聚众起义。知县率三百名军兵前来镇压邓茂七起义军又把他们打得大败并杀了巡检和知县。附近州县人民积极响应不数日众至数万人。起义者进攻上杭、汀州、光泽顺流下邵武、顺昌攻占了二十余县。尤溪炉主蒋福成号召“炉丁”及村落贫民起义有众万余人攻占了尤溪县城。而后与邓茂七起义军会合占领了沙县并在这里建立农民政权邓茂七自号“铲平王”。 邓茂七起义后“东南大震”2。明廷即命都御史张楷监军以都督刘得新、陈荣任总兵、副总兵前去镇压途经浙江时与叶宗留起义军相遇。正统十三年（1448）十一月叶宗留率众与明军奋战不幸中流矢死。部众由叶希八率领继续打击明军声势渐振展到数万人并与福建邓茂七起义军互为声援此入彼出使明军两面应战。在福建邓茂七也积极向外展势力分遣别将由德化、永春、安溪进攻泉州邓茂七率部攻打建宁。八闽之地数月之间几乎为起义军席卷。起义者扩充到八十余万人。 闽浙农民起义军势力的不断展使朝廷惊恐万状于是正统十四年（1449）正月明朝增派宁阳侯陈懋为征南将军兼总兵保定伯梁瑶、平江伯陈豫为左右副总兵刑部尚书金濂总督军务太监曹吉祥监军率京营及江西、浙江诸处大军前往镇压。二月邓茂七亲自率兵进攻延平郡城不意陷入官军埋伏明军突起合法农民军遭到挫败邓茂七中箭身亡。邓茂七的侄儿邓伯孙及其妻廖氏率余部继续坚持战斗最后战败被杀。转战于浙江境内的叶希八迫于压力降明。 除了这两次大规模的起义外正统年间广东还生了黄萧养领导的起义。黄萧养是广东南海县人他被明政府以“盗贼”的罪名关在广州监狱。正统十三年（1448）九月黄萧养与狱中难友集体越狱成功遂举行起义“赴之者如归市”1旬月间势力展至万余人。次年六月黄萧养率部分水6两路围攻广州城长达三个月之久。后居住在山区的苗、瑶等少数民族也参加了黄萧养的起义。为了镇压这支起义军明朝调动了两广和江西数省的军队前往。景泰元年（145o）二月在大洲之战中黄萧养中箭身亡其部下或被剿或被抚一万名将士遭到屠杀。余部坚持斗争到成化年间才被镇压。 成化年间荆襄流民起义荆襄地区位于湖广、河南、陕西、四川四省交界处“川陵延蔓环数千里山深地广”1。长期以来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流亡到这里垦荒开矿2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九六《福建六》。 1毛奇龄：《后鉴录》卷八；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七《黄盗》。 1项忠：《报捷疏》《明经世文编》卷四六。 官府难以禁止。成化时这里流民的数量已达一百五十万人以上2。为了加强对流民的管辖明政府曾于天顺八年（1464）特增设湖广布政司参议一员专门负责处置荆、襄、南阳三府流民事宜。正当明政府进一步加强控制时成化元年（1465）河南西华人刘通（又名刘千斤）、石龙（又名石和尚）在湖广房县领导流民起义。刘通自称汉王年号德胜分设将军、元帅等官职附近流民纷纷响应众至四万人3。明政府急派工部尚书白圭、抚宁伯朱永以及湖广总兵李震等督军征讨。成化二年总兵李震率兵进山围剿起义军在梅溪附近大败李震军杀死都指挥以下军官三十八人。白圭见李震战败急调京营及江西、四川诸路兵马从南漳、远安、房县、谷城四路攻击。刘通、石龙力战不支被俘牺牲。 刘通、石龙所领导的流民起义失败后流民仍源源不断地进入荆襄山区。成化六年（147o）刘通的部下河南新郑人李原（又名李胡子）、小王洪等再次动起义。李原于这年十一月称太平王“往来南漳、内乡、渭南号召饥民至数万人”4。明政府派都御史项忠总督河南、湖广、荆襄军务与湖广总兵李震京营兵及神枪火器营前往镇压。项忠到襄阳后又增调永顺、保靖土兵共二十五万分八路进攻起义军1。同时遣人入山招诱流民出山复业削弱了起义军的力量。成化七年李原在竹山遭到明军袭击战败被俘。小王洪率众五百转至均州（今湖北均县）也被明军所俘。项忠对起义军和流民进行了血腥的屠杀“兵入尽草薙之死者枕藉山谷。其戍湖、贵者又多道死弃尸江浒。议者谓忠此役实多滥杀”2。然而项忠的滥杀并未解决荆襄的流民问题失业的农民“入山就食势不可止”3。到成化十二年荆襄地区的流民又聚集到几十万人之多。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祭酒周洪谟著《流民说》建议借鉴东晋时侨置郡县的办法处置荆襄的流民。明政府采纳了这一建策派都御史原杰经略郧阳开设郧阳府领七县抚辑流民。荆襄地区的流民暂时得到安抚。 正德年间各地农民起义正德年间武宗的荒怠和刘瑾的擅权使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农民的武装反抗斗争在较广泛的范围内展起来其中较集中的有河北、四川、江西三个地区而声势最大、影响最大的是刘六、刘七领导的河北农民起义军。2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一上《项忠传》。 3《明史》卷一六二《白圭传》。 4毛奇龄：《后鉴录》卷一。 1《明史》卷一七八《项忠传》。 2《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八《平郧阳盗》。 3《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八《平郧阳盗》。 四川农民起义。正德三年（15o8）冬四川保宁人刘烈率当地民众起义进攻陕西汉中等地。次年刘烈为乱兵所杀。正德四年十二月保宁人蓝廷瑞、鄢本恕和廖惠动起义。蓝廷瑞自称“顺天王”鄢本恕称“刮地王”廖惠称“扫地王”各地民众纷纷揭竿而起众至十万置四十八总管势力扩展到陕西、湖广地区1。正德五年初明政府派刑部尚书洪钟总督四川、陕西、湖广、河南四省军务会合四川巡抚林俊并调集石柱等地少数民族土兵前往镇压。廖惠攻克通江后在撤往龙滩河的战斗中被俘。蓝廷瑞和鄢本恕转至汉中正德六年初被陕西明军逼回四川。在东乡被明军围困蓝廷瑞和鄢本恕被俘起义军大部瓦解“四出奔逸山谷”2。余众在廖麻子领导下与曹甫、方四领导的另一支起义军联合继续战斗。曹甫是四川江津人方四是仁寿人他们于正德六年起义。两支起义军转战四川、陕西、贵州等地直到正德九年才被镇压下去。 河北刘六、刘七起义。河北地区是明朝的近畿密迩京师皇室和勋贵广置庄田农民的土地多被侵占。同时河北地区受马政之害尤烈。明初沿袭元制佥派今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地区的农民充当养马户喂养种马缴纳马驹后又令北京附近州县改养寄养马养马户负担很重时称“江南之患粮为最河北之患马为最”3。于是丧失土地而无法生活的农民往往聚集起来骑马驰骋在平原旷野上劫富济贫明统治者称他们为“响马盗”。武宗正德时为了安定京畿重地正德四年（15o9）九月明廷派出捕盗御史“分遣御史甯杲于真定殷毅于天津薛凤鸣于淮扬专事捕盗”1弄得人心惶惶。终于在正德五年十月文安人刘六、刘七在霸州率众起义。他们共推著名的响马交河人“杨虎为”2。京畿以南的固安、永清、文安等县“诸穷民响应之旬日有众数千人屡败官兵”3。不久文安生员赵鐩和他的两个弟弟也率五百人响应起义。 正德六年（1511）春起义军由河北攻入山东又由山东攻京畿众至数万人。他们兵分两路：一路由刘六、刘七、齐彦名率领一路由杨虎、刘惠、赵鐩率领。两路时分时合往来接应数月之间“破邑数百纵横数千里所过若无人”4。起义军所过之处人民“乐于供给粮草器械皆因于民弃家从乱者比比皆是”5。威震于河北、山东、河南等地势力所及1《明史》卷一八七《洪钟传》。 2《明史纪事本末》卷四六《平蜀盗》。 3《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五《北直隶·大名府田赋志》。 1《明史》卷一八七《6完传》。 2《明史》卷一八七《6完传》。 3高岱：《鸿猷录》卷十二《平河北寇》。 4《明史》卷一八七《马中锡传》。 5《明武宗实录》卷七四正德六年夏四月壬寅。 达于北直隶、南直隶山东、山西、河南、湖广以至江西。这年八月两支起义军联合进逼京师遭到明军的阻击于是转而南下。九月杨虎一路起义军破沧州进至山东山东诸郡县多为起义军所破。明朝命太监谷大用总督军务兵部侍郎6完提督军务加派京营军并增调宣府、大同、绥远边兵前往镇压。杨虎军突破明军包围南向进攻徐州不克。十一月至宿迁渡小黄河（黄河故道）杨虎不幸落水身亡。 杨虎死后众推刘惠为、赵鐩为副继续战斗。刘惠率军进入南直隶霍丘（今属安徽）大败明军。“当是时河、淮南北官吏望风遁”6人民纷纷参加起义共推刘惠为奉天征讨大元帅赵鐩为副元帅下设前、后、左、右、中五个都督分二十八营各树大旗为号。旗上大书“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混沌之天”。他们转战河南、湖广等地威震全国。正德七年（1512）赵鐩在江夏被俘押送京师处死。刘惠转至河南南召兵败纵火。 刘六、刘七率领的起义军于正德六年（1511）秋自河北进入山东连战连捷。次年他们再由山东攻入河北进抵香河、宝坻、玉田诸县转攻武清屡败明军对京师构成严重威胁。明朝重兵堵截刘六、刘七率众南下湖广。由于刘惠、赵鐩所率起义军已被明军镇压刘六、刘七孤军奋战。后刘六在黄州团凤镇兵败与其子投水自杀。刘七和齐彦名率众顺江而下直至南通活跃在九江、安庆到南通的长江沿岸“凡三过南京往来如入无人之境”1。这年八月起义军在南通战败刘七中箭投水自杀齐彦名英勇战死几百名起义军将士壮烈牺牲。 江西农民起义。正德五年（151o）前后江西各地爆了农民起义。其中抚州东乡有王钰五、徐仰三、傅杰一领导的农民起义饶州姚源洞（今江西万年县境）有汪澄二、王浩八、殷勇十领导的农民起义瑞州华林山（今江西高安县境）有罗光权、陈福一领导的农民起义赣州大帽山（今江西寻乌县南）有何积钦领导的农民起义靖安县越王岭玛瑙寨有胡雷二领导的农民起义2。他们在山谷间据险立寨遥相呼应声势甚盛。正德六年二月明廷派右都御史陈金总制军务调动南方数省军队前往镇压。在明军的胁迫下上述几支农民起义被先后镇压。但到正德十二年在江西南部与福建、广东交界的山区农民的反抗斗争又趋于活跃。“始则占耕民田后遂攻打州县”1“围攻城池敌杀官兵”2。明廷派遣右佥都御史王守仁为南赣巡抚提督军务前去镇压。到正德十三年南赣的几支农民起义先后被镇压。6《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五《平河北盗》。 1《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五《平河北盗》。 2《明史纪事本末》卷四八《平南赣盗》。 1《王阳明全集》卷一《添设和平县治疏》。 2《王阳明全集》卷九《攻治盗贼二策疏》。 嘉靖年间的农民起义嘉靖时进入明中叶以来逐渐展的社会矛盾仍在展财政窘困差徭日繁激起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和反抗。早在嘉靖初就有农民武装起义生尤其是嘉靖中期以后更为频繁。总计不下四五十次而且地区很广几乎涉及所有省区起义者除农民外还有盐徒、矿工和散兵游勇。有的规模很大人数达数万甚至十余万。规模较大的有：嘉靖元年（1522）十一月山东矿工王堂在青州颜神镇起义转战东昌、兖州二府进入河南和北直隶地区。次年正月杀河南明指挥赵太等三十余员官军八百余人。二月起义者遭到明军镇压。 嘉靖七年（1528）二月山西潞城县陈卿起兵屡败明军进剿累获战捷“千里内如暴风卷浪”3。十月明廷调集山西、河南、山东、北直隶四省官军镇压起义失败。 嘉靖三十二年（1553）七月河南柘城师尚诏聚众数千起义攻克归德府（今河南商丘）及柘城、鹿邑。八月攻太康县。九月攻打宿州计划东下取凤阳兵败于五河县。这次起义前后凡“四十余日破府一、县八杀戮十余万”1震动三省。 嘉靖四十年（1561）九月广东饶平县人张琏领导的起义军也活跃起来。他最初参加了郑八的起义郑八死后他与萧雪峰分领其众转战福建、江西间。嘉靖四十一年二月提督两广侍郎张臬奏请调狼兵十万与福建、江西官军会同镇压。五月张琏与萧雪峰战败被俘起义军三万余人被遣散。3毛奇龄：《后鉴录》卷三。 1《明史》卷二o五《曹邦辅传》。 第三节明末农民大起义天启、崇祯间随着明朝政治的日益经济剥削的苛重社会矛盾益趋激化各地农民起义再度兴起最终推翻了明朝的腐朽统治为一个新的皇朝的诞生铺平了道路。 徐鸿儒、于弘志的白莲教起义明末以秘密宗教组织的民众反抗斗争迅展。万历年间蓟州人王森传播白莲教自称闻香教主其教徒遍布北南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等省。万历四十二年（1614）王森在京师传教时被捕死于狱中。之后其弟子巨野人徐鸿儒继续组织白莲教信徒不下二百万。天启二年（1622）他联合景州（今河北景县）于弘志、曹州（今山东曹县）张世佩等图谋起义并约定中秋起兵。但因计划泄露遂于五月先期动。当地农民“多携持妇子牵牛驾车裹粮橐饭争趋赴之”1。徐鸿儒自称中兴福烈帝改年号为大乘兴胜元年。起义军很快攻克了郓城、邹县、滕县、峄县“众至数万”2屡败官军。其时于弘志在河北武邑、枣强、衡水等地起兵响应。又有刘永明聚众二万人不久与徐鸿儒队伍汇合起义声势大振。他们计划“南通徐淮、陈、颍、蕲、黄中截粮运北达神京为帝为王”3。经过半年多的战斗十一月徐鸿儒被部下出卖在邹县被捕押至京城杀害。徐鸿儒起义被镇压下去。 陕北农民起义的崛起明末的农民大起义是从陕西开始的。天启七年（1627）陕北灾荒严重澄城县知县张斗耀不顾人民死活“催科甚酷民不堪其毒”4。二月十五日白水王二率饥民冲进县衙杀死知县。之后各地农民、饥民纷纷响应。崇祯元年（1628）府谷王嘉胤、宜川王左挂、安塞高迎祥、汉南王大梁等相继举起义旗。其后陕西三边固原、延绥的饥兵也纷纷哗变。那些被裁减而无法生活的驿卒也揭竿而起。从崇祯元年至三年间各地暴动此伏彼起势若燎原烈火。最初各支农民起义虽展迅但彼此之间缺乏联系一般都各自为战。崇祯三年以后农民起义已波及到陕西几十个县1清康熙《剡城县志》卷九。 2《明史》卷二五七《赵彦传》。 3王一中：《靖匪录》。 4文秉：《烈皇小识》卷二。 甚至还扩展到山西参加起义的人数也越来越多并且各部渐有了“小并为大”1的联合趋势。 农民起义的展引起了明廷的重视。于是明廷在军事剿杀的同时采纳了陕西三边总督杨鹤的招抚建议对起义农民开展诱降活动。一时间陕西境内的起义农民相继接受招安。但是明廷的招抚政策只不过是伺机镇压农民起义的一个手段并不是真正地为民众着想。因此许多受招抚的起义领如王左挂、苗登云等惨遭杀害。这就迫使受招安的农民再次起义。杨鹤的主抚政策也以失败告终。明廷于是改变策略专派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前往围剿。留在陕西境内的农民起义队伍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余部亦纷纷进入山西。崇祯四年（1631）六月活跃在山西的王嘉胤在河曲被围长达六个月后在阳城为部下所杀。之后王自用联合了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马守应等“三十六营号二十万”2。明廷感到问题严重遂调集重兵在山西加紧围剿。崇祯六年夏王自用在河南济源中箭身亡3。王自用牺牲后各路起义军拥推高迎祥为领并于这年冬季从豫北渡黄河南下连陷渑池、伊阳、卢氏三县进入河南中部和西部在河南、陕西、四川、湖广等省区交界地带开展活动。 明廷为了遏止农民军的攻势于崇祯七年（1637）春命延绥巡抚陈奇瑜任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军务总督驻郧阳巡抚卢象昇与之配合以五省兵力围剿农民军。农民军连遭重创张献忠等奔向商雒李自成则被包围在汉中兴安的车箱峡。李自成采取伪降手段摆脱了困境并立即反戈出击声威大振。陈奇瑜被削职逮问。十一月明廷提升洪承畴继任总督山西、陕西、河南、湖广、四川五省军务。洪承畴调集重兵分兵四路向农民军合围准备聚歼高迎祥等。结果起义军避实就虚挺进湖广、河南。崇祯八年正月农民军在河南再次联合号称十三家七十二营“有二三十万之多”1。十五日农民军进抵凤阳放火烧毁了明皇陵和龙兴寺“事闻帝素服哭遣官告庙逮漕运都御史杨一鹏弃市以朱大典代之大征兵讨贼”2。从崇祯八年底到九年上半年明军与高迎祥的农民军主力展开了激烈的追逐战。明廷任湖广巡抚卢象昇总理直隶、河南、山东、四川、湖广等处军务“诏（洪）承畴督关中象昇督关外”3。九年正月高迎祥东下安徽围攻滁州旋又进入河南撤回陕西。七月中旬高迎祥率部至盩厔1彭遵泗：《蜀碧》卷一。 2《绥寇纪略》卷一。 3据汤纲、南炳文《明史》（下册）考证王自用之死有三说：死于济源；病死；为邓王已射杀。见第1145页。 1彭孙贻：《平寇志》卷一。 2《明史》卷三o九《李自成传》。 3《明史》卷三o九《李自成传》。 县黑水峪不幸陷入陕西巡抚孙传庭的埋伏激战四日战败被俘牺牲“余众歼散殆尽”4。高迎祥死后西北农民军一度处于低潮但不久以李自成、张献忠为的两大农民军在西北崛起。 张献忠领导的大西军张献忠字秉吾号敬轩陕西延安柳树涧人出生于万历三十四年（16o6）父务农兼小贩家境贫寒。幼年时他曾读过书青年时落魄无依常受欺压。崇祯三年（163o）四月张献忠在延安府米脂县率十八寨之众投奔王嘉胤号称八大王。崇祯四年六月王嘉胤被部下杀害张献忠一度就抚于总督洪承畴次年再起“叛入山西”1他与其他农民军领共推王自用为盟主。张献忠作战勇敢“临战辄先登于是众服其勇”2。崇祯六年冬在明军的压迫下张献忠进入河南转战陕西、河南、湖广、四川等地。 崇祯八年（1635）正月起义军十三家大会荥阳。张献忠随高迎祥连破河南、江北诸县进入安徽克颍州破凤阳烧毁了皇陵。之后张献忠独自率众东下庐州、舒城经湖广回到陕西。这年冬天张献忠又再次出潼关入河南。崇祯九年张献忠转战在陕西、河南、湖广一带。是年七月高迎祥被俘牺牲李自成亦连连受挫张献忠部遂成为明朝镇压的重点。崇祯十年张献忠联合老回回马守应等从河南进入湖广向襄阳起进攻湖广震动。次年春兵部尚书熊文灿总理南畿、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军务主张招抚农民军。在孤立无援、明军云集的形势下正月初九日张献忠在谷城向熊文灿投降。至此农民起义进入低潮。 张献忠受抚后始终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人不散队械不去身”3加紧操练积蓄力量。这同时也给了明廷一个暂时喘息、调整的机会。为彻底消灭这支起义军明朝兵部尚书杨嗣昌制定出“四正六隅十面网”的围剿计划。所谓“四正”是陕西、河南、湖广、凤阳“六隅”则是延绥、山西、山东、应天、江西、四川。合“四正六隅”为十面罗网各有侧重协同配合“随贼所向专任剿杀”1。 崇祯十二年（1639）四月杨嗣昌认为时机成熟遂与总理五省军务的熊文灿密谋调集陕西、四川边兵企图一举消灭张献忠。张献忠遂先制人五月于谷城再起。熊文灿以招抚失败被逮下狱处死。杨嗣昌被迫“自4孙传庭：《鉴劳录》。 1《明史》卷三o九《张献忠传》。 2康熙《陕西通志》卷三一《杂记·盗贼附》。 3康熙《吴桥县志》卷七《艺文》范景文：《抚剿未可轻信叛形业已渐张疏》。1杨山松：《孤儿吁天录》卷二。 请督师”2赶赴襄阳以左良玉为主力剿杀。玛瑙山一役张献忠大败遂采用“以走致敌”的策略奋战入川。崇祯十四年张献忠又挥师东出湖广一路乘胜直下二月初占领了襄阳杀死襄王朱翊铭和贵阳王朱常法“银五十万以赈饥民”3。杨嗣昌被迫自杀身亡。明朝改派陕西三边总督丁启睿督师追剿张献忠。张献忠在河南信阳战败率部由豫东入安徽。到崇祯十六年时张献忠驰骋于鄂、皖之间。 崇祯十六年（1643）五月二十九日张献忠攻占武昌沉楚王华奎于西湖“尽取宫中金银各百万辇载数百车不尽”4赈济饥民。张献忠占领武昌后改武昌为都城正式建立大西政权铸西王之宝自称“大西王”。所设官制有中央六部、五府京城设五城兵马司；地方有巡抚、守道、巡道、学道、知府知府以下设了二十一个州县的官员并且开科取士招揽人才。是年冬张献忠几乎占据了整个湖南进而向江西展。崇祯十七年西进四川。这年六月一举攻克了重庆处死了明瑞王朱常浩、四川巡抚陈士奇、重庆知府王行俭等。八月攻克了成都蜀王朱至澍及王妃投井自杀。十一月张献忠以成都为西京改王称帝国号大西定年号为大顺铸造大顺通宝设六部五军都督府等官。大西政权在其辖区进行严格的政治控制整顿吏治录用明降官和知识分子注意团结少数民族。没收官绅财产实行三年免征的赋税政策并向富商大贾征收钱粮。这些措施取得了民众的信赖。与李自成领导的起义军遥相呼应。 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军李自成陕西米脂县人出身于农民家庭。幼时曾为僧做过牧羊奴。 成年后充当驿卒有勇有谋“能得众”1。崇祯三年（163o）李自成在米脂起义投不沾泥义军。次年陕西农民军大部进入山西推王自用为盟主。李自成与其侄李过。“往从迎祥与献忠等合号闯将”2。六年五月王自用死后“其党归闯将无复称其号”3李自成的队伍得到了展。次年春李自成在汉中车箱峡以诈降奇袭明军总督陈奇瑜的合围声名始著。崇祯八年下半年李自成率部转战关中有众三四万人。崇祯十一年潼关之战后“自成尽亡其卒独与刘宗敏、田见秀等十八骑溃围”4遁2《明史》卷三o九《张献忠传》。 3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十七《张献忠陷襄阳》。 4彭孙贻：《平寇志》卷六。 1郑廉：《豫变纪略》卷二。 2康熙《延绥镇志》卷五《李自成传》。 3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六。 4《明史》卷三o九《李自成传》。 入商雒山中处境十分艰难。崇祯十三年张献忠谷城再起粉碎杨嗣昌军事围攻之际李自成率部“出商洛入豫”5。其时河南久旱饥民争相投附势复大振很快展到十余万人。这时一些失意的知识分子如宝丰县举人牛金星、永城算卜者宋献策、杞县人李信也加入农民起义军。他们为李自成出谋划策制定和推行了一系列很有见识的政策。他们针对当时民众的迫切要求提出了“均田免粮”口号主张免除不合理的赋税负担和加派把地主侵占的土地还给无地耕种的农民。这对起义军其后的展无疑挥了重大作用。 崇祯十四年（1641）正月李自成农民军攻克了洛阳活捉并杀死了福王朱常洵没收福王府中的金银财货和粮食物资布告示大赈饥民。由是“远近饥民荷旗而往应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绝一呼百万而其势燎原不可扑”1。与此同时他们还在豫西三府四十余州县之内“抚流亡通商贾募民垦田收其籽粒以饷军”2深得民众的拥护。 李自成攻克洛阳后企图乘胜进攻开封但明军严守开封三次围攻均遭失败。崇祯十五年（1642）底李自成率四十万大军由河南挥戈南下湖广。次年正月农民军攻克承天（今湖北钟祥）二月攻克襄阳改襄阳为襄京建立政权机构。李自成自称“奉天倡义大元帅”设丞相一人以牛金星任之。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政府分理政务。在地方上于要地设防御史以下府设府尹州设州牧县设县令。在军事上元帅之下有将军依次为：权将军、制将军、果毅将军、威武将军。当时征战各地的主力部队分中权亲军、左、右、前、后五营以正副权将军提督五营军事共设二十二将。同年六月张献忠在武昌建立政权李自成曾派人前去祝贺张献忠亦以重金回报。双方相约互为声援。 李自成夺取襄阳后明朝在中原已无精兵可与农民军作战。崇祯帝急于消灭起义军只好调动陕西的孙传庭部出关进剿李自成。崇祯十六年（1643）五月孙传庭总督河南、四川军务不久又进兵部尚书加督山西、湖广、贵州及南北军务。孙传庭遂以副总兵高杰为中军四川总兵秦翼明出商雒为犄角以延绥、宁夏总兵王定、官抚民为后劲总兵牛成虎、副将卢光祖为前锋会集河南。李自成利用孙传庭部孤军深入后援不继的弱点先在河南汝州切断明军粮道明军军心大乱郏县一战明军师饥自溃。自成“纵铁骑践之传庭大败”1。十月李自成乘胜追击在潼关击毙兵部尚书孙传庭连破华阴、渭南、华、商、临潼进攻西安。十月十一日李自成攻占西安城活捉秦王朱存枢杀死陕西巡抚冯师孔。接着分兵攻取陕西三5郑廉：《豫变纪略》卷三。 1郑廉：《豫变纪略》卷三。 2张岱：《石匮书后集》卷六三《盗贼列传》。 1《明史》卷三o九《李自成传》。 边所至风靡。至此湖广西北部、河南大部及陕西三边都在李自成控制之下。 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初一日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改元永昌造甲申历。封刘宗敏、田见秀等以下功臣为五等爵更定官制改内阁为天佑殿设大学士平章军国事以牛金星为之宋献策为军师以下设六部政府尚书、侍郎分理政务。地方上设省节度使、巡按直指使以及道防御史、府尹、州牧、县令等。 西安政权建立后崇祯十七年（1644）二月李自成率大军东渡黄河经由山西攻夺北京。所过之地严禁抢掠实行“平买平卖”、“公平交易”等政策。一路势如破竹“所过七十余州县无不开门迎降”1。三月初一日破宁武关七日下大同八日至宣府十四日抵居庸关十七日进围北京十八日入彰仪门进据外城。崇祯帝见大势已去自缢于煤山（今景山）。十九日李自成的大顺军占领了北京。 李自成起义军进入北京后在北京短短的四十余天里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巩固已取得的胜利成果。 稳定北京的社会秩序严明军纪禁止扰民。他下令“商贾仍令开市不闭军士掠杀者斩最轻者亦断手砍足”2。李自成进入北京后始终粗衣粝食保持农民本色不时“问民疾苦”3。 健全政权机构完善各项制度。大顺军进入北京后按照西安所拟定的官制健全了各种机构提高武官的地位大顺文官俱听武官节制。制定《永昌仪注》“条记官制、补服、朝见仪节以及各官往来礼柬之类皆具”4。接管地方。大顺军进入北京后占有了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及北直隶的大部分地区以及甘肃、青海、宁夏、湖广、江苏、安徽等省的部分地区。为恢复地方秩序李自成及时派出了一批地方官接管地方州县“所至无违者”5。 甄别录用明朝降官。大顺军入京后充实和加强政权建设。除以农民军将领为核心骨干外也录用了相当数量的明朝中下级官员。责令在京的明朝官员到指定地点进行登记凡三品以上不予录用；四品以下酌情录用。批选用九十六人后又6续录用。为求取人才大顺政权还开科取士。设置“比饷镇抚司”继续实行追赃助饷以大将刘宗敏主持。官吏一律按照品级高低定出银数多寡。 大顺军进入北京后对守卫山海关的吴三桂也进行了争取令其父吴骧1赵士锦：《甲申纪事》。 2陈济生：《再生纪略》。 3彭孙贻：《平寇志》卷十。 4谈迁：《国榷》卷一oo。 5李天根：《爝火录》卷三。 作书招引并派降将唐通携白银四万两前去劝降。但是野心勃勃的吴三桂以父受追赃拷索爱妾被掠为借口不惜勾引清兵向农民军反扑。四月十三日李自成率军六万东征二十一日抵山海关与吴三桂展开激战不料清骑兵突然袭击战斗失利撤回北京。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武英殿匆匆举行即位典礼“追尊七代皆为帝后立妻高氏为皇后。自成被冠冕列仗受朝”1。三十日农民军撤出北京。七月李自成经由山西进入西安。永昌二年（1645清顺治二年）李自成迫于清军追击转入湖广。同年四月年仅三十九岁的李自成遇害于湖北通山县九宫山。 明末农民大起义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空前规模的农民大起义最终推翻了明朝的封建统治。它历时十八年规模大势力所及达到全国十六个省区。参加人员广泛以农民为主体包括各个社会阶层。并提出了“均田免粮”、“平买平卖”的口号反映了农民平等平均的思想。另外农民军在军事组织、指挥战略和战术方面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附表明世系表1《明史》卷三o九《李自成传》。 第六章南明政权及各地的抗清斗争第一节清兵入关及大顺政权的抗清斗争清兵入关崇祯二年（1629）以后清兵多次进入京畿、山西围宣府入永宁攻大同破代州甚至屯兵于皇陵所在的天寿山1。其时清兵入关的目的主要是劫掠而不是占地每于饱掠后即退。这些军事行动对明朝君臣所造成的心理上的压力更甚于军事方面的压力。 崇祯十六年（1643）清帝皇太极死其弟多尔衮以摄政王的身份拥立皇太极第三子福临此举引起清政权内部的斗争在一段时间里不向关内用兵稍微减轻了明朝廷的压力。 对在西安建立的李自成大顺政权清政权曾试图与之结成反明的联盟但未得到响应。大顺军进入北京大顺政权取代明政权成为清军通向中原的最重要的障碍。 原明朝边将吴三桂的降清对清廷来说是绝好的时机。吴三桂在其父吴骧调入京师提督御营后继任镇守宁远的都指挥使封平阳伯镇守山海关至滦县、昌黎一线。崇祯十七年三月下旬吴三桂突然兵夺取已为大顺军控制的山海关。消息传到北京李自成认为山海关掌握谁手关系重大便亲率主力四十万进行征讨。吴三桂自知不敌派使者与多尔衮联系寄希望和清军联合作战。多尔衮答应出兵但他不承认所谓“合兵”同时要求吴三桂投降。吴三桂接受了投降的条件入清营见多尔衮髡称臣。清兵出动十余万由多尔衮统率吴三桂则充当了清兵入关的先锋。 山海关一片石之战先在大顺军和吴三桂军之间展开。多尔衮先按兵不动一来窥测大顺军的虚实并在作战中削弱其力量二来检验吴三桂的投降是否真心。直到恶战了两天双方消耗都很大吴三桂军已明显支持不住多尔衮才“使铁骑数万以白标为号绕出吴兵之右”1给予大顺军突然的冲击战场的形势立即生变化。在清兵和吴三桂军的合击下大顺军由优势转化为劣势损失惨重“虽刘宗敏勇冠三军亦中流矢负重伤而回”2。李自成不得不率败兵退回北京。吴三桂因功受赏清政权封他为平西王。李自成认识到山海关重要的战略地位但在思想上过于轻敌对吴三桂公然降清和清兵同吴三桂联合的形势没有充分的估计未做周密安排便仓1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六o《清兵入塞》。 1《明季北略》卷二十《吴三桂请清兵始末》。 2《明季北略》卷二十《吴三桂请清兵始末》。 促出兵导致山海关战役的失利。战后大顺政权面临严峻的形势清兵可以长趋直入大顺军分布数省一时难以召集。既无险可守又无足够的守城力量退出北京在所难免。问题在于是主动退出还是拒守不成再撤。李自成选择了前者。四月二十九日他在紫禁城内的武英殿举行了即位典礼然后运草入宫放火焚烧明朝的宫殿、太庙以及北京九门。大顺君臣离开北京经山西退回西安。 五月初多尔衮率清军一部进入北京。他一面派兵南下追击很快控制了京畿一面根据谋臣范文程和降清的明朝经略洪承畴的建议对明朝士大夫采取安抚政策在北京为崇祯皇帝治丧。降清的原明朝官僚不论是否与大顺政权合作过一律官复原职。被农民政权没收的明朝勋戚的赐田、家产尽数归还。这一政策对改变北京士大夫的态度稳定京畿的形势起了很大的作用。对于农民军多尔衮也采取了征讨与招降并举的方针。大同总兵姜瓖是原明朝将领这时先背叛大顺政权向清廷投降。镇守代州的将领唐通也是明廷降将在清廷招降下突然袭击李自成的重要战将李过拜表降清。镇守长治的平南伯刘忠虽然没有投降但在清军逼近时弃城而走晋南的防线随之崩溃。十月初一清顺治皇帝在北京举行大典。 清兵入关以后特别是清政权建都北京以后关内的政治格局和斗争形势生了重大的变化。大顺政权和大西政权都把抵抗清兵作为主要的任务。既没有投降清廷也没有投降农民政权的原明朝势力则纷纷打出复明的旗号拥立明朝宗室为帝建立起各自独立的政权。这些政权在很大程度上继续了明朝后期的官僚门户之争和的政治对大顺政权、大西政权持敌对立场。但在李自成和张献忠死后他们也希望利用存留下来的农民军力量。各地的抗清斗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的。 大顺政权的抗清斗争清政权移都北京以后大顺政权据有陕西被清政权视为第一大敌。摄政王多尔衮命英王阿济格及汉将吴三桂、尚可喜等攻取陕北命豫王多铎及汉将孔有德、耿仲明等由河南攻取潼关对西安形成夹击之势。两路清军中多铎一路进军迅潼关危急李自成、刘宗敏等亲率大顺军赴援与清军激战。从清顺治元年（1644）的年底到顺治二年的年初几经交手大顺军均处下风。与此同时北路清军也加快了进军度由陕北向西安逼近。李自成被迫将主力撤守西安。不久潼关失陷。 潼关一失西安无法再守李自成又一次弃都而走。李自成率军十余万人南下河南、湖广。从战略上考虑与东部的大顺军联成一气求得展也不失为一条出路。但受山海关、潼关战败和先后放弃北京、西安的影响大顺军士气低落产生了畏战情绪李自成本人在接连失败的形势下似乎也失去了驾驭全军控制战局挽狂澜于既倒的能力。在客观上陕西各路总兵中的原明朝将领纷纷降清只有高一功在榆林李过在延安仍然坚守阵地阿济格率师追击李自成没有后顾之忧来势很猛使李自成无暇进行通盘的战略考虑。 清顺治二年（1645）三月李自成部占领武昌撤离陕西的大顺军加上召集来的襄阳、荆州等地的大顺军合计二十余万还有相当的实力。但是阿济格抢先一步先是在武昌围城迫大顺军弃城而走接着在阳新的富池口打败大顺军。因此李自成的东进完全不是从容的战略转移而是力不从心的败退。四月大顺军老营驻扎九江附近为清兵攻破刘宗敏被杀宋献策投降牛金星逃匿。大顺政权面临崩溃东进的道路完全被堵断李自成不得不率余部折向西南。五月初李自成率义子张鼐及少数大顺军兵士行至湖北通山九宫山突然遭到地主程九伯组织的当地团练的袭击李自成在格斗中身亡。大顺军将领郝摇旗、刘体纯、李来亭坚持了长期的抗清斗争。郝摇旗、刘体纯在清康熙元年（1662）战死李来亨在巴东茅麓山一直坚持到康熙三年。 第二节弘光政权的建立和江南人民的抗清斗争弘光政权的建立明朝实行两京制度在朱由检自缢、北京城易主之后南京成为有实际内涵的另一个政治中心成为原明朝官僚最集中的地方。在南京很快展开一场拥立新帝的斗争。当时逃难到淮安城的有福王朱由崧和潞王朱常崧。凤阳总督马士英主张拥立朱由崧因为他是神宗皇帝的孙子而朱常崧是神宗皇帝的侄子。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侍郎吕大器、右都御史张慎言、詹事姜日广及原礼部侍郎钱谦益等主张拥立朱常崧理由是朱常崧比朱由崧贤明当立贤不立亲。马士英得到江北总兵高杰、黄得功、刘泽清、刘良佐的支持拥兵迎朱由崧进入南京先给他以监国的名义。1644年五月朱由崧即帝位年号弘光。户部尚书高弘图与史可法、马士英等被推入阁史可法仍掌兵部事马士英仍督师凤阳。 弘光政权坚持与大顺政权为敌的立场。当大顺军和清兵双双南下对南京都形成威胁时弘光政权把对付大顺军作为当务之急。史可法提出“目前最急者无逾办寇”1。马士英则认为坐视大顺军和清兵两虎相斗是当今上策。但在广大士民的眼里弘光政权是明皇朝的合法继承者清兵与大顺军的斗争基本结束以后清政权与弘光政权的矛盾突出起来弘光政权成为南方人民反抗清兵的一面主要旗帜。 另一方面尽管马士英和史可法反对大顺政权的立场是一致的具体的执政纲领却有区别。以史可法为的官僚集团包括许多东林党人他们主张实行比较开明的政治减轻人民的负担免去崇祯年间的加饷杂派。为了加强弘光政权的实力他们还仿效朱元璋占据应天时的做法兴修水利和开垦屯田。对待清政权他们的立场是“复故土以光祖业”号召四方义师勤王共守南京。在具体措施上史可法提出设淮安、扬州、庐州、泗州四镇固守设凤阳、徐州、滁州、四镇图攻督师驻扬州调度。 这些措施是对崇祯时期政策的否定反映了某种积极进取的精神。可惜的是弘光政权很快就压制了这种精神。以马士英为代表的另一个官僚集团对史可法等人持排斥的态度。他们把东林党人论不可立福王的书信奏告朱由崧又指使高杰、刘泽清等向南京施加压力指名要史可法督师。史可法无奈在朱由崧即位的第二天自请督师。朝政由马士英把持因投靠魏忠贤被列为逆党的原太常少卿阮大铖得到重用。他不但要为自己洗去恶名而且要为整个逆党翻案。明末党争在新的形势下重新炽烈东林党人受到打击吕大器、高弘图、姜曰广等先后被罢免。 马士英、阮大铖等人对清政权采取妥协议和的立场。他们派使臣北上谈1《史忠正公集》卷一。 判提出的议和条件是：第一于天寿山立陵改葬朱由检；第二割山海关以外地区；第三每年供给大清国钱币十万。江南士人痛恨马、阮之流视之为南宋时的秦桧。 作为明朝宗藩制度的代表人物朱由崧腐朽的本质很快就暴露无遗。他依靠马士英、阮大铖把一切朝政托付给马士英。他放纵马士英和内官勾结鬻官卖爵公开定价：武英殿中书一千二百两文华殿中书一千五百两布政司吏员五百两按察使司四百六十两以下不等。当时的民谣说：“金刀莫试割长弓早上弦。求田方得禄买马即为官。”1田指中官田成马即马士英。在生活上朱由崧追求奢华、享受。皇宫内悬挂着一副对联写道：“万事不如杯在手百年但见月当头。” 当时隶属于弘光朝廷的军队尚有相当数量。但在镇压明末农民起义中展起来的武臣成为不同于以往的新式军阀。他们不尊重朝廷不接受朝廷辖制相互之间也矛盾重重。 史可法督师淮扬一面布置防务一面试图经略中原命高杰北征收复河南失地。清顺治二年（1645）初睢州总兵许定国与清军勾结杀死高杰。史可法闻讯赶至徐州进行安抚以高杰外甥李本身提督高部。在回扬州途中得知黄得功部有异动他又忙派人加以宠络。不久左良玉兴师东进。弘光朝廷视其为寇制定“寇至则防寇寇去则防敌”的方针命史可法回卫南京。为处理内部纷争史可法疲于奔命不要说再次主动出击连部署有效的防御也不可能。 清军夺取陕西以后多铎一路开始东征在河南归德分兵一路向毫州一路向徐州。四月下旬经由毫州一路的清军逼近扬州史可法一昼夜赶回扬州指挥守城。他传令各镇兵马援守竟无人应命扬州总兵李栖凤、监军李岐凤拔营降清史可法更加孤立。清兵以大炮轰开城池他拔剑自刎未死为清兵俘获。多铎劝降史可法抱定“城存与存城亡与亡”的信念以身殉难。清兵进入扬州城进行了野蛮的屠杀。清兵屠城十日被杀的居民数十万扬州成为一座空城。史称“扬州十日”。 顺治二年（1645）五月清军占领南京。朱由崧逃窜在芜湖被俘。他被押进南京时百姓夹路唾骂投掷瓦砾表现出对他的轻蔑和痛恨。弘光政权仅维持了一年就灭亡了。 江南人民的抗清斗争江南人民的抗清斗争就是从反对剃开始的。 清兵占领北京时曾下令剃。为了避免与汉族人民的矛盾骤然加剧又宣布暂缓一年执行。占领南京以后清廷认为心理上征服广大汉族人民的1《明季南略》卷二《时语》。 时机已经成熟再次颁布剃令所征服的地区以十日为限“留头不留留不留头”。清兵以剃匠人随军挑担过市强制剃抗拒者砍头把头挂在挑担上示众。这种高压政策使被征服地区人民的反抗情绪更加高涨未被征服地区人民的抵抗更加顽强。苏州、松江等地群众组织乌龙会就以反对剃为宗旨遇有剃者立即处死。 江阴人民的抗清斗争也是从反对剃开始的。顺治二年六月多铎向江阴县派去县令限县民三日内剃。诸生许用倡言：“头可断不可剃。”四城内外响应者数万人用县中所存火药器械装备起来逮捕清守备官在城内搜寻奸细。明朝原典史阎应元被推举为指挥。他组织群众修缮城池制造火器箭弩准备迎敌。围城的清兵及降清的刘良佐部共二十多万人大规模进攻从七月初开始。江阴人民在阎应元、陈明遇等人领导下英勇作战击退清兵无数次进攻杀敌三王爷十八大将给以清兵从来未有的重创。八月二十一日江阴失陷阎应元、陈明遇等牺牲。为了报复清兵屠城三日杀人十七万之多。有人歌颂江阴人民“八十日戴效忠”“六万人同心死义”。1嘉定经过清兵与抗清义兵的反复争夺斗争十分激烈。顺治二年闰六月降清的明朝将领李成栋驻守嘉定城外委派官员推行剃令。南翔镇、石岗镇和王家庄等地人民纷纷组织民兵赶走了清朝官员打败了清兵占据县城。崇祯时曾任浙江右参政的官僚侯峒曾和进士黄淳耀被推举为领袖。在他们鼓动下义军守城十余日。城破后侯峒曾投池黄淳耀自缢。李成栋纵兵在城内进行了第一次大屠杀。清军退出后一个叫朱瑛的抗清人士重兴义师再据县城。七月下旬清兵攻破嘉定进行了第二次大屠杀。八月中旬一支明军反攻嘉定失败清兵进行了第三次大屠杀。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嘉定三屠”。 此后江南人民的抗清斗争还持续了很长时间不过已是在清朝统治下的反抗斗争与两个政权之间的对抗不属于同一性质。 1《明季南略》卷四《江阴纪略》。 第三节大西军的抗清斗争与大顺政权一样张献忠在四川建立的大西政权和大西军坚持抵制清政权、抗御清兵的立场。在大顺政权与南明弘光政权相继败亡后清军的注意力更多地转向西南。清朝廷一面向张献忠招降一面组织军事征讨。招降诏书说张献忠率众来归可优加擢叙。征讨的清军以肃王豪格为主帅郡王罗洛宏、贝勒尼堪等为大将。张献忠对清廷的招降置之不理而对于清军的征讨他决心抵抗却没有做出认真的部署。由于部将刘进忠的背叛使大西政权一开始便处于危难之中。 刘进忠为大西军将领驻守川北遂宁与汉中相望。清军汉中守将马科原是大顺军将领有一定的实力。张献忠告诫刘进忠不要轻动但他没有听从恃勇轻进袭击汉中被马科打败折兵大半。张献忠大怒下诏书责骂辞句严厉。刘进忠恐惧向清军投降充当清军入川的向导。在这同时四川的明军也向成都逼近。张献忠感到成都无法再守“乃拔营尽起相率走川北”1打算由四川进入陕西。 顺治三年（1646）十一月豪格率清兵入川一昼夜三百里动作神。通过对大西军俘虏的审讯清兵获知张献忠的动向而大西军对清军的情况则一无所知。当两军在西充县境内凤凰山隔水相望时张献忠还不相信清兵已至险些把报警的探兵杀死。在敌情极为紧张的情况下他亲自带七八名士卒不穿盔甲不携长枪出营观探虚实。结果被一支冷箭射中要害坠马而死。 张献忠之死标志着与明、清两代王朝相抗衡的大西政权的灭亡。但大西军在李定国、孙可望等人的领导下与南明永历政权联合继续抗清。李定国指挥的军队转战四川、湖南、广西、广东、云南等省清顺治九年（1652）攻克桂林使降清封王的孔有德畏罪自杀撤离长沙时击毙清军元帅尼堪使清廷大为震惊。另一路大西军在刘文秀率领下恢复重庆逼近成都在成都以北的保宁县包围了吴三桂使他险些丧命。大西军和大顺军一样在南明抗清斗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1《明季南略》卷十《张献忠乱蜀本末》。 第四节南明其他政权的抗清斗争弘光政权灭亡以后志在抗清复明的士大夫拥戴不同的藩王在南方各省又相继建立了几个政权。 清军攻下南京、弘光政权灭亡的消息传到浙江原籍鄞县的明末官僚钱肃乐联合号称六狂生的宁波秀才董志宁、6宇■、王家勤、毛聚奎、华夏、张梦锡等在宁波举义反清明定海总兵王之仁起兵响应。在这一事件的推动下余姚、东阳等地都出现抗清义军。余姚山中的一支义军号“世忠营”是由明末著名学者黄宗羲组织的。浙江义军和原弘光朝廷的官僚如总督江上军务的尚书朱大典、协理兵政的尚书张国维、总兵方国安等将流落在台州的鲁王朱以海迎到绍兴以监国的名义建立政权。在鲁监国的旗号下义军控制了福建的长乐、永福、兴化、海口、福安等地。朱以海一度入驻福宁州。清兵南下浙、闽鲁监国的军队接战不利所经营的地盘相继失去。大臣张煌言、武将张名振等奉朱以海占据舟山。顺治六年清军攻下舟山。朱以海沿金门、天台逃亡。顺治八年张煌言劝说朱以海去鲁监国名号接受永历政权的辖制。 清顺治二年（1645）闰六月差不多与鲁监国建立的同时原弘光朝廷委任的镇江总兵郑鸿逵、南安伯郑芝龙、礼部尚书黄道周、福建巡抚张肯堂等人迎奉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称帝改福建为福京福州为天兴府建元隆武由郑氏兄弟主持军事黄道周为辅张肯堂为左都御史政权粗具规模。隆武政权得到福建以外各地义军的拥护。明湖广巡抚何腾蛟招抚了李自成的部将李过、郝摇旗、袁宗第、王进才等及左良玉的旧部号荆、襄十三家军这时也投到隆武的旗帜下。 朱聿键“性率直喜诗书善文翰”1。崇祯八年他曾兴师勤王因未曾奉旨反遭弹劾禁锢凤阳。后被弘光朝廷赦免避难到浙江。他的品行和经历既不同于昏庸的朱由崧也不同于无所作为的朱以海本该有一番建树但是他既然被推上了皇帝的宝座对邻近的鲁王政权就不能不有所猜疑对明末农民军的余部就不能不有所忌讳。在隆武的旗帜下各派抗清力量无法联合起来朱聿键主要是依靠郑芝龙的军事力量。 郑芝龙原来是福建沿海一带的海盗头目后来接受明朝的招安。他虽然拥立朱聿键对兴复明室却并不热心。降清的明朝大臣洪承畴和他是同乡二人早就秘密勾结。 黄道周出师北伐是隆武政权下最壮烈的一幕。黄道周弟子散布江西他请求去江西募兵。朱聿键要郑芝龙助资助饷郑芝龙不与一钱。黄道周凭着朱聿键给的密札百道招来门下百人。闻风而至的群众达数千人没有武器便用农具、木棍装备起来号“扁担兵”。黄道周的夫人还组织了“夫1《明季南略》郑七《闽中立唐王》。 人军”作为后援。北伐军进至广信府准备攻打徽州。兵败黄道周被清兵抓去不屈而死。在他穿的袍子上有用血写的“大明孤臣黄道周”七个大字。 由于郑芝龙撤回仙霞岭守军南下福建的清兵得以直趋福州。驻守延平的朱聿键出奔。郑芝龙以征剿海寇为名弃朱聿键于不顾回到南安老巢。在位一年的隆武帝在汀州被俘死于福州。 郑芝龙不听他的儿子郑成功的劝告决意降清。使他失望的是清廷既没有对他封王也没有任命他为闽粤总督而是把他送到北京做了“寓公”后因郑成功始终不肯投降而把他处死。 隆武政权的大学士苏观生在朱聿键死后于广州拥朱聿键之弟朱聿■称帝建元绍武。绍武政权根本没有来得及和清军交手朱聿■等人还在练习朝仪的时候李成栋率领的清兵已打进广州城。这个政权只存在了四十天。隆武政权灭亡后原弘光朝廷的两广总督丁魁楚、广西巡抚瞿式耜等在肇庆拥立桂王府永明王朱由榔建立永历政权据有两广、湖广、云南、贵州、四川、江西等地。永历政权的主要地盘在广西由瞿式耜镇守桂林形势比较稳定。 永历政权是南明政权中历时最长的一个政权。大顺军余部在内的荆襄十三家军和张献忠的部将李定国、孙可望等先后归附永历政权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南明政权和明末农民军的联合抗清。何腾蛟、瞿式耜在明末官僚中是比较开明和讲求实务的人物在各派抗清力量中努力调和。然而在不同派系的官兵之间不同派系的农民军之间官兵和农民军之间矛盾重重不是靠一两个人的意愿和努力就可以化解。郝摇旗因受不了官军的歧视与刘体纯等仍屯兵于荆襄地区展为夔东十三家军永历政权无力节制削弱了抗清的力量。 顺治四年（1647）清朝在广东的大将李成栋和在江西的大将金声桓等分别在广州和南昌打出反清的旗号依附永历政权。李成栋派人接朱由榔还都肇庆与金声桓策划夺取赣州打开广东、江西通路。这一变局牵制了清军使永历政权得到了极好的展机会。何腾蛟的部将收复了全州（今全县）瞿式耜的部将围攻永州李过、高一功攻打长沙北上汉水间。但李成栋、金声桓二部未能实行协同作战的计划也未能与永历政权的其他力量联合作战只一年时间便被清军逐一击败。 顺治六年初荆襄十三家军内部矛盾尖锐何腾蛟在湘潭只有三十多名士卒守城。清兵乘虚而入何腾蛟被俘绝食七日后被杀。湖广的抗清武装失去了统帅全线崩溃。 顺治七年十一月清将孔有德攻陷岩关永历政权守将不是弃城逃跑就是出守阳朔桂林也差不多成了一座空城。瞿式耜、张同敞（总督张居正后人）置生死于度外秉烛危坐。清兵把他们关押在民舍二人赋诗唱和得百余题为《浩然吟》。十天以后清兵在独秀山下把他们杀害。 桂林丧失永历政权在广西无立足之地。朱由榔依附孙可望、李定国辗转于贵州、云南。孙、李二人争夺权位关系本来就不相睦现在要争夺对朱由榔的控制权矛盾更加激化。顺治十二年李定国奉朱由榔至昆明。孙可望由贵州进攻云南被李定国打败向清军投降。顺治十五年清军分三路攻云南清将铎尼的中路军迅抵达曲靖使昆明两面受敌。永历政权由昆明退到永昌（今保山）由永昌退到腾越（今腾冲）再由腾越逃入缅甸。李定国沿怒江设三道埋伏虽被吴三桂攻破总算遏住清兵穷追的势头。清康熙元年（1662）缅甸当局把朱由榔交给清军处置吴三桂用弓弦把他绞死李定国得到这个消息也悲愤而死坚持了十多年的永历政权灭亡。 第五节郑成功坚持抗清斗争及收复台湾郑成功在永历旗号下进行的抗清斗争和对台湾的收复是明清之际最重要的事件。郑成功本名森隆武帝见到他很是喜爱赐姓朱后来他就被称为“国姓爷”。郑芝龙降清他深以为耻举起“背父救国”的大旗招集义军。他的队伍开始用隆武年号后改用永历年号。郑成功将中左千户所（今厦门）改为思明州作为根据地积极筹备北伐。到顺治十五年（1658）为止他三次北伐九征闽、粤成为清廷在东南的心腹大敌。与此同时张煌言也屡次出师北伐与郑成功相配合。 顺治十六年郑成功自任招讨大元帅以张煌言为监军联合北伐。此次军事行动出动水6大军十七万分八十三营声势迅猛。义军在崇明岛登6以后破瓜洲、镇江包围南京震动江南。最终由于轻敌和指挥上的失误对南京的围攻被瓦解郑成功退回福建。向徽州进军的张煌言势孤力单被清军击败。张煌言返回浙东一带坚持反清斗争康熙三年（1664）被捕在杭州城外就义。 郑成功退回福建以后决定攻取在荷兰殖民者统治下的台湾岛作为反清的根据地。荷兰人进入台湾是在明天启四年（1624）他们先侵占台湾南部后来又从西班牙殖民者手里夺取了台湾北部。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台湾人民不断进行着反对荷兰殖民者的斗争。顺治十八年（1661）郑成功率领舰队渡过海峡直驶台湾经过几个月的战斗终于迫使荷兰殖民者投降。郑成功在台湾创建政府制定法律开办教育奖励生产对台湾经济和文化的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这一事件的意义不但在于郑成功父子以台湾为根据地又进行了二十年的抗清斗争更在于收复了被西方殖民主义者侵占的这块领土在中华民族反对外来侵略的历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 第七章明代军政体制的变化明太祖初即位沿袭元制但随着全国统一的完成又对原有制度一再变革使国家军政大权更加集中于皇帝地方军政也更集中于朝廷从而建立起一整套集权的政治体制。以后经过历朝施政变革使这套体制更加强化权力也更加集中。 第一节明朝的行政体制明初承袭元制设中书省总揽全国行政由左右丞相总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事务。在地方设行中书省统管地方行政事务。但随着形势的变化必须建立适应封建统治者需求的集权于上而适度分权于下的政治体制为安邦治国江山社稷永固创立坚实的基础。 中枢官制明初设中书省与丞相之职赋予丞相极大的权力对此朱元璋深为疑忌。为加强皇权明太祖遂于洪武十三年（138o）以左丞相胡惟庸谋反为借口罢中书省废丞相制提高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地位分任朝政直接由皇帝指挥以期“权不专于一司事不留于壅蔽”1。然而由于皇权高度集中却使皇帝所管政务大大增加。曾有人统计：“八日之间内外诸司奏札凡一千六百六十计三千二百九十一事”2。事务的庞杂使朱元璋感到“密勿论思不可无人”3。于是同年九月朱元璋依仿古制设置了四辅官称春、夏、秋、冬官用以佐理皇帝政务。春官、夏官各选耆儒三人每月三旬轮流任事秋官、冬官不专设由春官、夏官兼理。但任四辅官的王本等人“皆老儒起田家惇朴无他长”4不能胜此重任相继致仕。此制实行仅一年余。四辅官的设置时间虽短但它毕竟是朱元璋在废相后进行改制的一种尝试为改革官制运行积累了经验。 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又依仿宋制设立殿阁大学士。以礼部尚书刘仲质为华盖殿大学士翰林学士宋讷为文渊阁大学士检讨吴伯宗为武英殿大学士典籍吴沉为东阁大学士。大学士为皇帝的侍从文臣兼备咨询由文官兼任。但终洪武朝所设殿阁之职对国家事务“鲜所参决”5仅备顾问而已。 明成祖即位后参据此制简选翰林院文臣入文渊阁参预机务。侍读解缙、胡广编修黄淮修撰杨荣编修杨士奇检讨金幼孜、胡俨被简选入阁在皇帝左右参议朝廷政务成为皇帝的参谋。此后阁臣的设置成为常例。但这时的阁臣由于职位低下秩皆五品秉处政务虽有皇帝的支持而且明成祖也肯定他们“裨益不在尚书下”1然而其权力却远远不及六部1《明太祖实录》卷一二九洪武十三年春正月己亥。 2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二五《六科》。 3《明史》卷一三七《安然传》。 4《明史》卷一三七《安然传》。 5《明史》卷七二《职官志序》。 1《明史》卷一四七《解缙传》。 尚书。阁臣不得直接管理六部诸司事务诸司奏事也不得通告阁臣。 仁宗、宣宗时阁臣地位不断提高。仁宗刚即位就把阁臣的品秩从五品晋升为三品。同时在文渊阁之外另建弘文阁由杨溥负责亲自授给阁印。接着又加杨士奇等公、孤衔相继进为尚书。宣宗即位罢弘文阁。杨溥与杨士奇、杨荣、黄淮、金幼孜等同值文渊阁。文渊阁建于皇宫之内又称内阁以别于外廷。宣德元年（1426）三月晋行在礼部左侍郎张瑛为华盖殿大学士。次年二月再晋行在户部侍郎陈山为本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入阁。阁臣人数与成祖时相当。此时阁臣的职责虽无明确规定但在侍论经史、草拟制诰之外事实上已从多方面通过不同的形式参预朝廷行政监察、司法、军务以至对外事务等军国重事2。 宣德时期随着阁臣参政权力的不断增大体现内阁权力渐趋隆崇的突出表现是阁臣掌握了票拟权。票拟又称为条旨它是阁臣根据皇帝所示旨意草拟敕旨或对各部门各地方所上奏章提出批答意见供皇帝裁决参考经批红后颁示因而具有相当的决策权力。3虽然此时票拟只是内阁条旨的开端而且当时参与条旨的尚有支部尚书蹇义、户部尚书夏原吉“自正统后始专命内阁条旨”4。但这毕竟可以使阁臣取得处理国家政事的大权并且利用详审奏章加以票拟的机会压制六部。 这时阁权重于部权已有所肇启。宣德三年（1428）十月宣宗特命吏部尚书蹇义、户部尚书夏原吉停辍政务专备咨议“与三杨同心辅政”1。二人虽是有名望的老臣然而这种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便出现了三杨用事、政归内阁的趋势。此时“义虽掌铨衡辄依违其间无所匡拂时亦以此少之”2。与此同时内阁的内部体制亦有所变化。当时内阁权力集中在三杨手中“天下建言章奏皆三杨主之”3。其他阁臣的权力无法与三杨相比。三杨历事三朝受顾命辅立宣宗享有崇高的威望也最得宣宗的倚重。尤其是宣德六年以后随着其他阁臣的致仕、调任或病死内阁中唯有三杨三人而且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正统初年。这正如李贽所说：“我朝相业以三杨为然亦赖朝廷委遇责成之专。”4可见在当时内阁诸臣中虽然尚未有“辅”的名义但由于皇帝信任程度的不同阁臣资历的深浅阁臣间的主次等差已渐露端倪。 “辅”之名见诸史文是在天顺时。《明史》载：“终天顺之世李贤2参考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八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o7—1o8页。3参考关文、颜广文：《明代政治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4－25页。4黄佐：《翰林记》卷二《传旨条旨》。 1《明史》卷一四九《夏原吉传》。 2夏燮：《明通鉴》卷二一。 3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三《明内阁辅之权最重》。 4李贽：《续藏书》卷十《太师杨文定公》。 为辅吕原、彭时佐之然贤委任最专。”5这时明代内阁阁臣员额不固定少则几人多则十余人同称辅臣或辅相但实际上有主要柄政者习惯上称之为“辅”。一般说来辅以入阁先后资历深浅以及皇帝信任程度来确定。资深才高深受皇帝信任的阁臣被称为辅。其余的阁臣则称次辅、群辅。弘治、正德以后辅秉笔票拟与次辅、群辅差别更大。嘉靖时由于政归内阁所以阁臣不仅“朝位班次俱列六部之上”1而且辅地位日趋显赫。阁臣间为争夺辅地位相互倾轧愈演愈烈。嘉靖十六年（1537）增修内阁房舍使内阁成为阁臣经常的办公之所阁臣原备顾问咨议此时也得以更多地干预朝政“于是阁制视前称完美矣”2。到万历初年张居正任辅“威柄之操几于震主”3内阁辅的权势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也标志着内阁制度至此也展到高峰。内阁不仅与闻大政而且凌驾于六部之上“部权尽归内阁逡巡请事如属吏”4。但自张居正以后明代内阁即日趋衰落权力地位下滑已难以挥作用。地方官制明初秉承元制设行中书省统管地方军政事务。洪武九年（1376）明太祖着手整顿地方官制下令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习惯上仍称省负责本地区的行政、民政及赋役征收。与此同时设立了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分别管理司法、军事。三司不相统属各自直属朝廷。分权鼎立又互相牵制有力地加强了朝廷对地方的控制能力。布政使司之下的地方行政机构也由元朝的路、府（州）、县三级简化为府（或直隶州）、县（州）二级。 地方官制改革后全国除京师（南京）和少数民族地区外分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广西、四川、山东、广东、河南、陕西、湖广、山西十二布政使司。洪武十五年（1382）增设云南布政使司共十三布政使司。永乐元年（14o3）成祖改北平布政使司为北京。永乐五年置交阯布政使司。永乐十一年置贵州布政使司。宣宗宣德三年（1428）罢交阯布政使司。终明之世全国凡十三个布政使司两直隶。明初定都南京永乐十九年正式迁都北京南京作为留都遂有南北两京。北京在元时直隶中书省洪武元年（1368）分属湖南、山东两行中书省。次年置北平等处行中书省。洪武九年改为北平布政使司。永乐元年罢北平布政使司设顺天府。永乐十九年5《明史》卷一七六《李贤传》。 1《明史》卷七二《职官志一·内阁》。 2《明世宗实录》卷一九九嘉靖十六年四月癸亥。 3《明史》卷二一三《张居正传》。 4《明史》卷二二五《杨巍传》。 改北京为京师领八府一百三十三个州县。迁都北京后南京作为留都辖有十四府一百一十个州县。所属府、州、县皆直隶两京六部号称南北二直隶。除此之外在边远和少数民族地区设羁縻府州县及宣慰使司、宣抚司、安抚司、招讨司、土知州、土知县统管军民之政。 第二节军事制度五军都督府及卫所制明朝的军事机构几经调整、变革才固定下来。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朱元璋即置大都督府为最高军事机构以亲侄朱文正为大都督节制中外诸军事。洪武十三年（138o）罢中书省废丞相制也废大都督府设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五军都督府互不统辖分别管理京师及各地卫所和都指挥使司。都指挥使司（简称都司）是地方最高军事机构掌管一省的军政率其卫所隶于五军都督府。 卫所军是明朝的常备军按卫、所两级进行编制。朱元璋在起义过程中革元旧制创立了卫所制度。在他为吴王时就曾下令“革诸将袭元旧制枢密、平章、元帅、总管、万户诸官号而覈其所部兵五千人为指挥千人为千户百人为百户五十人为总旗十人为小旗”1。明朝建立后刘基“奏立军卫法”2于是“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3。在军事上重要的地区设卫次要的设所。洪武七年（1374）定卫所之制。大抵以五千六百人为一卫长官为指挥使管辖五个千户所。每个千户所为一千一百二十人长官为千户管辖十个百户所。每个百户所一百一十二人长官为百户。百户所下辖总旗二每个总旗下辖五个小旗每个小旗为十人。这样“大小联比成军”4构成明朝的基本军事力量。洪武二十六年（1393）定全国都司卫所共计都司十七留守司一内外卫三百二十九守御千户所六十五。永乐以后卫所之数屡有增改。 明初卫所军士的来源大抵可分为“从征”、“归附”、“谪”、“垛集”四类。“从征”就是原来参加农民起义军的诸将所部兵。“归附”就是元朝军队、元末各起义部队和割据势力部分向朱元璋投降者。“谪”就是因罪被罚充军者。“垛集”即征兵是卫所军队最大的来源。明初曾几次按一定比例征调民户从军或三丁抽一或五丁抽一。 卫所军士别立户籍称军籍。军籍和民籍的区分是极为严格的。军籍属于都督府民籍属于户部。卫所军士不受普通行政官吏的管辖在身份、法律和经济地位上都与民不同军和民截然分开。民户有一丁被垛为军他的一家便永远充军住在被指定的卫所。在卫军士除本身为正军外其子弟称为余丁或军余将校的子弟称为舍人。壮丁死亡或老病便由次丁或余丁替代。如果卫所军士一家已全部死亡那就必须到原籍勾取族人顶丁。洪武二1《明史》卷一二八《刘基传》。 2《明史》卷一二八《刘基传》。 3《明史》卷《兵志一》。 4《明史》卷九o《兵志二》。 十一年（1388）为了使卫所军有稳定的数额开始编造军籍黄册并规定同赋役黄册一样每十年编订一次以防军民户籍的紊乱军籍世袭民户一经签派为兵就永远不能脱籍。 卫所军士的操练平时由卫所军官负责一遇有警则拨给兵部派遣的总兵官统领。明初对卫所军士的训练要求很严。洪武六年（1373）议定《教练军士律》规定“骑卒必善驰射枪刀步兵必善弓弩枪”1。同时规定在京卫所每五千人中抽一千人每年轮流一次由指挥以下官领赴御前试验。在外都司卫所亦以此比例由千户以下官领赴京验试验试结果如“军士步骑皆善将领各以其能受赏否则罚”2。十六年令天下卫所善射者十选一于农隙分番较阅以优劣为千百户赏罚。边军则以本卫较射。永乐以后由于战事不多军士也就放松了训练。隆庆以后“规制虽立然将卒率媮惰操演徒为具文”3。 卫所军士也番上京师称班军。班军始于永乐年间。永乐十三年（1415）成祖令“边将及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各都司中都留守司江南、北诸卫官简所部卒赴北京以俟临阅。京操自此始”4。凡番上京师外军往往在农忙结束后抵京而在下次农忙开始前遣归。仁宗时因英国公张辅的建议调直隶及近京卫所军番上操备。不久又因京军少边军放还明政府又调山东、河南、中都、淮扬诸卫诣京师校阅。这时每年春秋番上军士达十六万人。但成化后班军在京多被用作营建土木或被势家占役以致班军往往逾期不至或逃亡或雇倩老弱以代。万历末年甚至“军不营操皆居京师为商贩、工艺以钱入班将”1。班军的作用至此完全丧失。 亲军、京军明初置帐前总制亲军都指挥使司以后屡经改制。洪武中期设锦衣等上十二卫以卫宫禁轮值宿卫不隶五军都督府而由上直卫亲指挥使司统率直属皇帝。永乐中增置十卫。宣德八年（1433）增置四卫共二十六卫。二十六卫中作用最大而与其他卫显著不同的是锦衣卫。锦衣卫设于洪武十五年（1382）前身为仪銮司负责直驾侍卫、巡察缉捕常以勋戚都督掌管。成祖时倚锦衣卫为心腹所属南北两镇抚司南理本卫刑名及军匠而北专治诏狱。凡问刑、奏请皆径达于皇帝。 京军或京营指驻扎京师以卫京城之军。明太祖定都南京集全国卫军1《明史》卷九二《兵志四》。 2《明史》卷九二《兵志四》。 3《明史》卷九二《兵志四》。 4《明史》卷九o《兵志二》。 1《明史》卷九o《兵志二》。 精锐于京师。遇兵事以京军为主力抽调各地卫军为辅。洪武中有留守等四十八卫。永乐迁都北京后以京师置于国防前线成为全国的军事中心增为七十二卫并定制立京军三大营有五军营、三千营和神机营。永乐八年（141o）分步骑军为中军左、右掖左、右哨称五军营。除统领在京卫所外还统领每年从中都、山东、河南、大宁各都司轮番到京师操练的兵士十六万人。三千营以边外降丁组成分为五司。神机营专用火器。永乐时征交阯得火器法立营肄习。提督内臣、武臣、掌号头官的设置同三千营。神机营的组织同五军营也分为中军左、右掖左、右哨五军。京军三大营在平时五军肄营阵三千肄巡哨神机肄火器。皇帝亲征时大营居中五军分驻步内骑外骑外为神机神机外为长围周二十里。 洪熙时始命武臣一人总理营政。当时京营是最精锐的部队。正统十四年（1449）土木堡之变时英宗为瓦刺所俘明朝京军几乎全军覆没。景泰时任用于谦为兵部尚书主持兵政选三营精锐十万人设立十团营于三营都督中推一人为总兵官以内臣为监军以兵部尚书或都御史一人提督。其余军归本营称为老家。以后营制屡变正德中还选团营精锐分为东、西两厅。到嘉靖年间随着军政败坏京营中占役、虚冒及舞弊行为十分严重以致营伍日亏军力衰耗走上崩溃的途径以迄明朝败亡。 勾军与清军明代军籍世袭其在役正军老疾或逃亡时即到原籍勾取继丁补役若正军一家全部亡绝则到原籍勾取其族人顶充。这就是所谓“勾军”。执行此项公务的称“清军官”所以清军与勾军经常并提简称为“清勾”。勾军之形成制度主要在于卫所军士的不断逃亡。 明代军士地位十分低下因为“谪”作为卫所军士的主要来源之一而且有相当数量。正如弘治时丘濬所言明初卫所军队“内地多是垛集边方多是有罪谪戍”1因此“人耻为军”成为当时人的普遍认识。明中期以后军职冒滥占役严重军士的地位更是每况愈下卫所军士逃匿日多。实际上在明代前期这种情况已很严重据统计从吴元年（1367）到洪武三年（137o）十一月全国逃军计有四万七千九百八十六名2。永乐时全国都司卫所的军额约二百七十万到正统时逃故的有一百二十余万3。弘治年间逃军已占军额总数的百分之六七十。弘治以后这种情况更加严重。 面对卫所军士大规模逃亡明朝采取了全国性的大规模清军整顿卫所1丘濬：《州郡兵制议》《明经世文编》卷七四。 2刘展主编：《中国古代军制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35页。3《明英宗实录》卷四六正统二年九月丙戌。 军伍的措施诸如清理全国的军籍编造清勾军册直至派遣清军官进行勾军等一系列制度。洪武十六年（1383）太祖命五军都督府檄外卫所逮缺伍士卒并特派给事中潘庸清理。洪武二十一年诏令卫所核实军伍有匿己子以养子代者不许。同年秋太祖命卫所著军士姓名、乡贯为籍具载丁口以便取补。又置军籍勘合分给内外诸军军士遇点阅以为验。然而清军、勾军制度的实施非但不能足军反而扰害百姓弊端百出。 到宣德时清军之弊已很严重。宣德二年（1428）定清军条例十一条榜示天下。第二年增为二十二条以期矫正清军之弊但积重难返无济于事。嘉靖时军伍更缺捕亡令愈苛有株累数十家勾摄经数十年者卫所制度已近完全崩溃。 募兵卫所制度和募兵制度是明代两种重要军事制度。明朝中叶以后由于卫所制的废弛军伍奇缺只好募民为兵。募兵无特殊户籍虽领饷银但不世袭也无固定驻地。正统二年（1437）始募所在军余、民壮愿自效者陕西得四千二百人人给布二匹日粮四斗。这样的民壮属地方军系召募而来。天顺时民壮鞍马器械由政府供给免本户粮五石、丁二丁。弘治二年（1489）明廷又定立佥民壮之法以增加地方兵力。弘治十四年因西北诸边所募士兵多不足五千明政府遣使以银二十四万两往募所募民壮有三十多万。嘉靖时再增数额。但以后民壮或调边塞或抽补军役而且占役、应募营差等弊端严重已失去原来防卫各地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正规募兵兴起。 募兵制端于正统末年。土木之变后京军溃丧几尽各地勤王兵又不能即刻到达于是派朝官四方募兵。然而募兵和民壮不同民壮是由地方佥平时定期训练余时归农调则官给行粮事定还家。民壮主要为警卫地方之用。而募兵则由朝廷派人召募入伍后按日饷。募兵之费由朝廷征银于民。战时和平时一样除退役外不能离开行伍。而且募兵必须由朝廷派人主持地方官不得擅募1。 最初募兵只在军事需要的情况下进行而且多充实沿边军事力量。嘉靖时东南沿海倭寇猖獗卫所军毫无抵抗能力。为有效抗击倭寇一些将帅纷纷募兵训练组成精锐部队。名将戚继光在浙江金华和义乌招募精壮三千人训练卓有成效在平倭战争中屡建奇功。名将谭纶亦募兵训练“纶亦练千人立束伍法未久即成精锐益募浙东良家子教之”1。同时还有南京兵部尚书张鏊为御倭而招募的振武营名将俞大猷招募的“俞家1参考陈群《中国兵制简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5o—351页。1《明史》卷二一二《谭纶传》。 军”等。此时募兵制不仅盛行东南沿海而且北边的边军乃至京营也逐渐用募兵来代替和补充卫所军。如嘉靖初年世宗令甘肃镇清行招募；嘉靖二十九年（155o）又令蓟镇于密云、昌平、永平、遵化募兵一万五千并遣御史在直隶、山东、山西、河南等地募兵四万分隶京军的神枢、神机二营。嘉靖以后明朝便以募兵为主力卫所军只留虚名置而不用2。万历末年女真族在东北崛起因辽东用兵明政府因此募兵更多国库日绌。募来的兵未经严格训练战斗力较差又不能按时饷结果也和卫军一样逃亡相继。天启时各地所募兵逃亡的日益增多。募兵制的弊端到明末已暴露无遗。 2《明史》卷二五一《蒋德璟传》。 第三节司法制度刑律的制定朱元璋惩元末法制松弛之弊对立法十分重视。吴元年（1367）十月即命左丞相李善长为制定律令总裁官参知政事杨宪、傅珪御史中丞刘基翰林学士陶安等二十人为议律官讨论制定立国安邦之法。是年十二月律令成洪武元年（1368）正月颁行天下。凡令一百四十五条律二百八十五条。令以记载诸司制度为主是律的补充。以后随着《大明律》的不断完善许多令条归并进律条。洪武六年夏刊《律令宪纲》颁之诸司。同年闰十一月朱元璋又命刑部尚书刘惟谦详定大明律。次年二月书成颁行天下篇目皆准唐律共六百又六条分三十卷。洪武二十二年（1389）八月以刑部奏言：“比年条例增损不一以致断狱失当。请编类颁行俾中外知所遵守。”1遂命翰林院同刑部官更定大明律使之趋于完备。至洪武三十年最后修定完成《大明律》颁行全国。 《大明律》颁行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偶事件和新的问题不断出现于是就临时制定条例加以处置。弘治五年（1492）七月刑部尚书彭韶以鸿胪寺少卿李鐩所请删定《问刑条例》。弘治十三年孝宗又令刑部尚书白昂与九卿议上《问刑条例》二百九十七条。嘉靖时曾进行两次修改。万历十三年（1585）刑部尚书舒化又重加修订并将《问刑条例》附于律后共三百八十二条“删世宗时苛令特多”2。崇祯十四年（1641）亦有议定《问刑条例》的建议然议未及行而明亡。 除《大明律》外洪武十八年（1385）明太祖又以皇帝的名义颁行《大诰》共七十四条。次年五月颁行《大诰续编》共八十七条。洪武二十年二月颁行《大诰三编》共四十三条次年又颁行《大诰武臣》共三十一条。《大诰》的内容是汇集官民犯罪的条例尤其是惩处豪强和贪官污吏的大量案例共一万多件。洪武三十年太祖“命刑官取《大诰》条目撮其重略附载于律”1。《大诰》中的例实际上成为律外之法起着补充、解释《大明律》的作用。《大诰》颁行后至全国要求“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徒流罪名每减一等无者每加一等。所在臣民熟观为戒”2。这一做法“意在使人知所警惕不敢轻易犯法”3以达到强化统治的效果。 1《明史》卷九三《刑法一》。 2《明史》卷九三《刑法一》。 1《明太祖实录》卷二五三。 2《大诰·颁行大诰第七十四》。 3《皇明祖训·祖训章》。 明孝宗时还命阁臣仿效《唐六典》的体例编纂记述明代典章制度的《大明会典》。其后武宗、世宗、神宗三朝都重行校刊增补编定《正德会典》、《嘉靖编纂会典》和《万历会典》。《大明会典》是明代的行政法典备载各级衙门的设置和职掌规定了各类行政机关的职责和职能是国家行政管理中的。 明律的基本内容和特点明初刑律包括律、令、诰等方面的内容但随着《大明律》的不断完善明代刑律逐渐过渡到以《大明律》及其条例为主。《大明律》共有三十卷四百六十条分名例、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七部分。刑分笞、杖、徒、流、死五等。法定的刑具有笞、杖、讯杖、枷、杻、镣等。从总的来看《大明律》整个法律体系比《唐律》完备也更严酷。它反映了如下特点：第一在对待谋反、谋大逆、谋叛、谋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等“十恶”的行刑上以及秘密宗教活动的处治比前代严厉而且残酷。对“十恶”罪人的行刑明律规定不分主犯、从犯一律凌迟处死。并且还扩大了“十恶”的范围。明律规定凡部民杀死所属知县、知州、知府；军士杀死百户、千户、指挥的均属“十恶”中的“不义”罪一概处以极刑。与此同时鉴于元末农民起义曾以宗教形式组织动《大明律》特定了“禁止师巫邪术”律条规定“为者绞为从者杖一百流三千里”。第二《大明律》增设“奸党”条规定：“若在朝官员交结朋党紊乱朝政者皆斩妻子为奴财产入官”严禁官员结党这是前代法律条文中所没有的。为了限制大臣专权《大明律》规定：“凡除授官员须从朝廷选用若大臣专擅选用者斩。”1将任用官员的权力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固定下来使之专属皇帝。与此同时《大明律》还规定：“凡诸衙门官吏及士庶人等若有上言宰执大臣美政才德者即是奸党务要鞫问穷究来历明白犯人处斩妻子为奴财产入官。若宰执大臣知情与同罪。”2禁止官员私相荐引结成朋党形成与皇权抗衡的力量。 第三经济立法的比重有所增加。明初为了恢复和展生产朱元璋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而且制定了在性质上属于经济立法的具体条款。如明律禁止盗卖、换易、冒认及侵占他人田宅若系强占最高可判处杖一百流三千里刑。对“占田过限”、“欺隐田粮”者也有惩治“其田入官所隐税粮依数征纳”。为了保证赋税、徭役的来源明廷特将居民划分为军户、民户、匠户和灶户四种。但明律规定军户、匠户、灶户平时不能随意流1《明律集解附例》卷二《大臣专擅选官》。 2《明律集解附例》卷二《上言大臣德政》。 动私自脱籍要受严惩。同时明律还限制养奴蓄婢的数量规定贵族功臣之家最多不得过二十人。一般庶民之家不许蓄养否则杖一百奴婢放免为良。如有诱骗和掠卖良人为奴婢则杖一百流三千里。另外随着明代商品货币关系的展为了适应工商业展的需要明律专列“钞法”如拒绝收受宝钞或制造、使用伪钞除追纳赔偿外并处杖刑。而在条例中又作了补充规定：“凡伪造宝钞不分从及窝主若知情行使者皆斩财产入官告捕者官给赏银二百五十两仍给犯人财产。”明律还以严法禁止犯“私盐”、“私茶”。并且明律还增订了《市廛》、《田宅》、《钱债》、《邮驿》、《营造》等编。以刑法推行经济立法这是明律根据时代的特点和需要制定的。 第四以严法整饬吏治。明初为了整顿吏治以重法治赃吏。《明律·职制律》中专列“受赃”名目共十一条。如严惩“枉法赃”明律规定一贯以下杖七十八十贯则绞。对御史犯赃的惩处规定“凡御史犯罪加三等有赃从重论”。在《大诰》中就列有许多重刑赃官的案例。明律对擅权失职的官吏的惩处也较为严厉。在条目繁多的失职罪中以失守、纵盗、监守自盗处罚最重。如对于监守自盗者不分从并赃论罪满四十贯即处斩。诉讼制度和审判制度明代朝廷司法机关是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称为三法司。即由刑部审判案件都察院纠察大理寺覆核驳正。明初刑部所属四司后扩充为十三清吏司分别受理地方上诉案件以及审核地方重案要案审理中央百官案件。刑部有权处决流刑以下案件但定罪以后须将罪犯连同案件送大理寺覆核再由刑部具奏行刑。流刑以上的重大要案的刑罚或经三法司或经九卿鞫讯最后由皇帝裁定。 明朝对刑事案件的审理军户与民户截然分开。军人案件的审理由都指挥使司及卫所千户、百户负责重要的要申报五军都督府或由兵部奏报皇帝请旨定夺。一般民户案件的审理则由州县正官主待初审若罪犯不服可逐级向上控诉但不许越诉洪武元年（1368）曾于午门外设置登闻鼓“日令监察御史一人监之。凡民间词讼皆须自下而上或府州县省官及按察司不为伸理及有冤抑机密重情许击登闻鼓”1。但由于越诉赴京上告者众多洪武十五年（1382）遂申明越诉之禁“凡军民诉户婚田土作奸犯科诸事悉由本属自下而上陈告毋得越诉违者罪之”2。洪武末年又下令凡越诉者配边远充军。宣德时规定“越诉得实者免罪不实1万历《明会典》卷一七八《刑部二十·伸冤》。 2《续文献通考》卷一三六《刑考二》。 仍戍边”。景泰时又规定“不问虚实皆口外充军”3。但对一些特殊地区又有特殊规定。如两京、两直隶及其所辖府县的上诉要由府直达中央。对于案件的起诉一般有两种方式一是举劾、自劾和告；二是告诉包括自诉、越诉、直诉和亲属代诉但禁止诬告对诬告加重惩罚。另外明律对各级衙门及官员接受诉讼也有规定应受理而不受理的要受到惩处但不应受理而受理的也予以禁止4。 明代审判狱囚罪犯各级司法衙门根据其职掌权限予以判处。审录判决重大罪囚也有诸多形式。明初凡有重大案件多由朱元璋亲自审讯谓之廷鞫。洪武十四年（1381）令刑部审议后议定入奏以四辅官、给事中、翰林院等会议覆核无异然后复奏论决。有疑议由四辅官封驳。次年罢四辅官议狱归于三法司。洪武三十年（1397）定会官审录之例五军都督府、六部、都察院、六科、通政司、詹事府间及驸马参加称“会审”。天顺三年（1459）英宗始令每年霜降后由三法司会同公、侯、伯会审重囚谓之“朝审”遂为定制。成化十七年（1481）宪宗始以司礼监一员会同三法司堂上官于大理寺审录重囚谓之“大审”并定制以后每五年举行一次。在南京“大审”由内守备负责。 此外又有“热审”、“寒审”、“春审”、“恤刑会审”。热审和寒审是为了防止未经审理囚徒因寒暑而大量死于狱中而设的制度。热审始于永乐二年（14o4）令轻罪犯人听候审判。后来又放宽到徒流以下。时间是每年小满后十余日开始至六月底一般以两个月为限。成化以后相沿成为制度开始定有重罪矜疑、轻罪减等、枷号疏放诸例。正德元年（15o6）热审之例通行两京地方皆依此例。寒审开始于永乐四年（14o6）十一月因天寒将杂犯死罪以下约二百人全部准予自赎遣。以后类似情况屡有出现。宣德四年（1429）冬以天气寒冷敕令南北刑官“悉录系囚以闻不分轻重”1。其后至嘉靖、万历年间皆有寒冬审理遣狱囚之例。但寒审作为定制迟至崇祯十年（1637）结果也寝而不行。春审始于宣德七年（1432）二月。宣宗阅三法司进呈系狱囚犯罪状审判案卷御批决遣千余此后偶或举行。恤刑会审指朝廷派官赴地方会审狱囚定制于成化十七年（1481）。规定每大审之年即遣部寺官分往各地会同巡按御史详审疑狱现原判过重的可以奏请减刑直至释放。 3《明史》卷九四《刑法二》。 4参考杜婉言：《明代诉讼制度》《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2期。 1《明由》卷九四《刑法二》。 第四节监察制度监察机构的设置朱元璋建号吴王设置官属依元制设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三大机构分掌行政、军事与监察。御史台之下亦仿元制设殿中司和察院。御史台置左、右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侍御史治书侍御史殿中侍御史察院监察御史等。朱元璋很重视御史台的作用他在命邓愈、汤和为御史大夫刘基、章溢为御史中丞时阐述了御史各官建立的意义。“国家立三大府中书总政事都督掌军旅御史掌纠察。朝廷纪纲尽系于此而台察之任尤清要”1。洪武九年（1376）罢侍御史、治书侍御史及殿中侍御史并诏监察御史巡按州县。洪武十三年废中书省及丞相制罢设御史大夫专设左、右中丞左、右侍御史同年五月罢御史台。洪武十五年更置都察院设左、右都御史与六部尚书并称七卿。都御史之下按当时的行政区划设十二道监察御史。建文二年（14oo）建御史府设御史大夫改十二道为左、右两院。成祖即位复旧制。永乐元年（14o3）改北平道为北京道。十九年罢北京道增设贵州、云南、交阯三道。宣德十年（1435）罢交阯道始定为十三道置按察司设按察使分别掌管地方监察事务。 明代监察制度的一个重要展是设立“六科给事中”。吴元年（1367） 承袭宋元旧制设给事中。洪武六年（1373）三月给事中开始分为六科即吏、户、礼、兵、刑、工以后隶属、员数、品级屡有变动。洪武十三年废中书省、罢丞相后六部作为独立部门直接对皇帝负责。六部地位的提高朱元璋又担心部权过重而威胁皇权因而于洪武十五年裁谏官唯设六科给事中以监察六部百司。永乐时定制六科为独立机构于午门外直房办事。六科给事中作为对朝中六部的监察机构和十三道监察御史作为对地方的监察机关同时并行称为科道。 此外明朝还建立了御史出使巡按地方的制度。洪武十年（1377）明太祖诏遣监察御史巡按州县名为巡按御史。洪熙元年（1425）又定巡按以八月出巡“大事奏裁小事立断”1权力很大管辖的范围也很广。洪武时为巡察风纪和处理地方突事件派遣亲信、重臣带宪衔出巡谓之巡抚。永乐以后由临时差遣向专设过渡成为固定官职并逐步演变为地方军政长官其以监察为主的职能也生了变化。 《宪纲条例》1《明史》卷七三《职官二》。 1《续文献通考》。 这是明代的监察法规。早在洪武年间朱元璋即以敕令的形式6续颁布了对监察机关的职权范围、施行规则等各项法律规定。曾先后制定了《宪纲》、《出巡相见礼仪》、《奏请点差》和《巡历事例》等条例。此后经建文帝、成祖、仁宗、宣宗历朝有所增补至英宗时条款已颇具规模。正统四年（1439）正式制定颁布了《宪纲条例》（简称《宪纲》）。《宪纲》对监察官的地位、职权、选用、监察对象以及行使权力的方式和监察纪律作了详细的规定。此后历朝6续有所增补。弘治时编纂成的《大明会典》把有关监察机关的法规条例汇总纳入其中。之后《大明会典》历经正德、嘉靖时重修万历时再修万历十五年（1587）正式成书。《会典》所载都察院法规和六科给事中法规不仅对监察职能、履行职务的效益等方面规定得极为详尽而且制定了具体的部门监察法规及施行细则。从体系上集两千年监察法律之大成而臻完备1。 监察制度的内容和形式明朝监察制度的内容是十分广泛的涉及到国家政务的决策与实施、官吏的任免与黜陟、刑狱的审决等方面。 第一政务监督。明代台谏对国家政令的制定和执行有“各陈所见直言无隐”2之责不仅可以参预议政而且在具体实施中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明代“朝廷有大政及推举文武大臣必下廷议”3。廷议是朝廷最高脑会议一般有内阁阁臣与九卿（六部尚书、都御史、大理寺卿、通政使）、科道官参加。会上凡行政决策均由“部院官陈述始末内阁辅臣即拟可否”“科道掌印官每次各轮二员随进如诸臣陈述未详议拟未当者许公同评正”1廷议结果奏请皇帝裁决。台谏官不仅参与廷议决策而且在决策过程中进行监督。与此同时台谏官对国家政务不仅可建言陈奏而且可以向皇帝进言履行“拾遗补过近侍之职”2。明朝规定凡“系重事特旨令科道记著者即时纠举不得隐漏”3。明代台谏官有广泛的言事权既可在朝廷上“露章面奏”也可以“退上封事以详析其可否”4进行评议1参见邱永明：《中国监察制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o6—41o页。2万历《大明会典》卷二o九《都察院》。 3《明史》卷一九九《李承勋传》。 1余继登：《典故纪闻》卷十八。 2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二九《求立纳谏》。 3万历《大明会典》卷二一三《六科》。 4胡应嘉：《重延纳广聪明以隆新政疏》《皇明疏钞》卷七。 甚至对皇帝也可以规劝谏诤“互相可否以求至当”5。 台谏官还负有监察朝廷文武百司的职责。明制凡六部及朝廷内外向皇帝奏请的章疏须经由六科给事中分类抄出加以审查“驳正其违误”6这是对国家行政监督的一个程序。对行政执行六科给事中和十三道监察御史也有监督之责。六部奉旨执行须到给事中处登记按时办理注销延期则予以参奏。十三道监察御史不仅监察地方而且还协管两京、两直隶各行政机构巡察刷卷稽察在京大小衙门的各类档案文件监控范围涉及一切政务这对提高行政效率具有重要作用。 第二监督百官。台谏官不仅参与铨选、考选各级官员的全部活动而且还有弹劾百官的权力。明代选授官吏“文归吏部武归兵部而吏部职掌尤要”1。但选用重臣不由吏部专权。明制规定凡大臣升迁必考满。考满不只由吏部负责台谏官也要参与。平时“若员缺应补不待满者”2往往采取廷推的方式即由廷议推举。如选用内阁大臣及吏部尚书等高级官员“会大九卿五品以上官及科道廷推”最后“皆请自上裁”3。科道官参与廷推可以推举人选也可行否决权。 明代考核文官由吏部和都察院参与科道官监督。官员考满到部由都察院及河南道监察御史考核“各出考语牒送吏部该司候考”4。武官五年一次考选兵部考察完毕由兵科咨访“有不职者连名具题参劾”5。考察分为京察和外察两种。京察最初是不定期地对京官进行考察到弘治时形成定制六年一考察。四品以上的京官上疏自陈向朝廷述职由皇帝裁决；五品以下官则由吏部与都察院主持考察。外官（即地方官）三年一次进京朝觐由巡按御史及按察司综合考察其为政功过以定黜陟。为保证考察顺利进行科道官有权对考察进行复查即所谓的“拾遗”。台谏官的监督对于裁汰顽劣、澄清吏治有积极作用。 另外弹劾百司、纠举官吏的不称职和非法行为也是台谏官的专职。 都御史及监察御史的举劾权尤重。举劾的形式可以“露章面劾或封章奏劾”6也可各陈所见公同举奏。 第三司法监督。明朝的最高司法机构为三法司：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刑部审理天下诸司狱案大理寺覆核驳正均须受都察院的监督审查。5刘定之：《题建言事》《皇明名臣经济录》卷二。 6《明史》卷七四《职官志三》。 1《明史》卷七一《选举志三》。 2《明史》卷七一《选举志三》。 3万历《大明会典》卷五。 4万历《大明会典》卷二o九《都察院》。 5万历《大明会典》卷二一三《六科》。 6《明史》卷七三《职官志二》。 ------------ 5 明制凡鞫重囚大案必须有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会审谓之三法司会审。洪武时确定会官审录制度令五军都督府、六部、都察院、六科、通政司、詹事府等部门的官员到场审录以后形成制度化。另外刑科给事中还把握了死囚的终审环节对于已经判处死刑的罪囚行刑前还须经刑科最终复核“有投牒讼冤者则判停刑”1并由“刑科三复奏得旨行刑”2。在地方上提刑按察司为省级执法机构同时朝廷派出的各道监察御史、巡按御史等都要参与地方要案的审理。洪武时差监察御史“分按各道罪囚凡罪重者悉送京师”。永乐时各省“死罪重囚至百人以上者差御史审决”3。府、县由知府、知县负责审理案件但要受到监察机关的严密监督。明制规定：“凡府、州、县轻重罪囚依律决断。违枉者御史、按察司纠劾。”4总之从中央到地方一切重大要案的审判台谏官都要参与“凡有疑狱必力争不已”5。台谏官对司法活动的参预和监督这是明朝监察制度的内容之一6。 监察机构的作用与缺陷明代监察制度十分严密都察院、十三道监察御史、六科各司其职又互相纠察由此构成了一张纵横交错的监视网络皇帝可总其纲监督协调着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转监察机构为维护皇权也起着良好的积极的作用1。监察机构加强了对各级官僚机构全面的行政监督包括朝廷行政决策、各级行政衙门的执行情况纠劾各级官员的失职和非法行为保障了行政机构职能的正常挥对于惩治朝廷的不法官员整肃纪纲澄清吏治有很大作用有利于社会秩序相对安定。 在官吏的选拔简任、考察等方面监察机构直接参预并予以监控。如在科举取士过程中十三道监察御史监临乡试、会试和武举。给事中在乡试中充任考试官会试、武举中任同考试官殿试时“掌科官充受卷等执事官”2。科举考试过程中出现的营私舞弊等现象御史、给事中可随时予以纠劾。在对官吏的考核、考察中也有台谏官的直接参预和监控这对于整肃吏治1《明史》卷七四《职官志三》。 2万历《大明会典》卷二一一《都察院》。 3万历《大明会典》卷二一一《都察院》。 4《明史》卷九四《刑法志二》。 5焦竑：《国朝献征录》卷八o《唐仁墓表》。 6参考张薇《明代的监控体系》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8—93页；张德信《明朝典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283—29o页。 1参见关文、颜广文《明代政治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61页。2万历《大明会典》卷二一三《六科》。 提高官员素质起着重要的作用。 台谏官谏天子纠朝廷树立了秉公办事的典范。但明代监察机构设置重叠权力重复而且监察官员权重品低大多数只有七品因此从其本身考察还存在着自身的缺陷。职权过重监察过苛影响了正常的行政而监察官员品秩很低官俸微薄又容易造成监察官员的贪赃枉法。所有这些都是造成明代监察机制严重失调的原因。 第八章明代社会经济的展第一节农业的展作为明代社会经济主体的农业尽管在经营方式和技术水准上仍处在比较落后的传统农业阶段但与前代相比其进步是十分明显的；人口和耕地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水利建设更受重视耕作技术有所改进商品性农业空前展经营模式有所转变这一切说明传统农业在明代仍是富有活力的其展潜力还很大。 明皇朝建立后朝廷颁行了一系列劝奖垦荒的政令并大规模地开展军屯、民屯和农田水利建设力图使因遭受长期战乱打击变得凋残不堪的社会经济尽快得到恢复。这些劝农政策收到了显著效果“中原草莽人民稀少”1的局面迅得以改观。洪武以后各种形式的垦荒活动仍不断进行耕地面积续有增加。据历朝实录记载洪武二十四年（1391）全国田地共三百八十七万四千七百四十六顷宣德八年（1433）为四百二十七万八千九百三十四顷弘治十六年（15o3）为八百三十万七千四百八十九顷到万历三十年（16o2）增至一千一百六十一万八千九百四十八顷1。与耕地增加的趋势相对应明代人口也增长很快尽管这种增长趋势由于人口登记中的严重偷漏在官方册籍中未能体现出来。据现代学者估测到万历后期明代人口总数很可能已达到一亿五千万以上2。在明代人们还更加深刻地体味到水利与农业生产的关系上自朝廷下至民间都为展水利事业作出积极努力特别是各地方政府和民间自行兴修的水利工程与日俱增其数目过了前此所有的朝代。由于铁的冶炼技术有所提高明代农具的质量得到改良在较高的人地比例的压力下人们更加追求集约经营不断探索提高粮食单位面积产量的技术和方法。到明代中后期番薯、玉米等高产作物传入我国农民的生存能力得到增强。 明代农业进步最突出的表现是商品性农业在明代中后期获得大规模展以生产粮食为主、家庭纺织原料为辅的自给自足性质的单一经营格局被逐渐突破农民越来越深地卷入市场网络之中。种植较广的经济作物推棉花和桑树江南和华北都形成了大面积植棉区蚕桑业则集中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福建、广东等地则利用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大力展甘蔗、荔枝、龙眼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颜料作物、油料作物以及茶树、花卉、果木、蔬菜、1《明太祖实录》卷三四。 1《明太祖实录》卷二一四、《明宣宗实录》卷一o七、《明孝宗实录》卷二o六、《明神宗实录》卷三七九。 2何炳棣：《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62页；王育民：《中国人口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7—459页。 药材、烟草等也在各处因地制宜地展起来。在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和城镇展导致的非农业人口增长趋势的促动下粮食生产也逐步被纳入市场网络之中并出现了粮食生产中心的移动。如江南原为粮食丰裕地区宋元以来有“苏湖熟天下足”之民谚但到明代中后期由于棉、桑等作物的广泛种植致使粮食严重匮乏只得从湖广、四川等地大量输入民谚也一变而为“湖广熟天下足”了。商品性农业的展使得明代中后期的乡村面貌有了较大改观一些面向使用价值的小生产者转化为追求交换价值的小商品生产者以粮食生产为主体的农业结构被与商品生产密切相关的经济作物以及加工这些经济作物的手工业为主体的新型农业结构所替代。这些变化虽然还是局部的、个别的没有导致中国传统经济结构的质的变化但却是这种质的变化的预兆其积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与市场经济日益密切的联系不仅改变了农作物种植结构还促使了农业经营方式的转变出现了农林牧副渔综合生产的雏形。如江南地区的一些土地所有者不再满足于把土地出租而是雇工经营全部或部分土地他们亲自管理生产非常注意作物配置和生产过程的合理化。苏州常熟谭晓的经营方式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他的经营规模很大并且获得实际的成功。据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四记载谭晓居住在水乡“田多洼芜”他趁乡民“逃农而渔田之弃弗辟者以万计”的时机低价购买了大量田地。他雇用百余名乡民为其劳动将低洼处皆凿为池四周围以高塍“辟而耕之岁之入视平壤三倍”。开挖出来的水池“以百计皆畜鱼”池上筑舍养猪、鸡鱼食其粪易肥。“塍之平阜植果属其污泽植菰属可畦植蔬属皆以千计”。连鸟凫昆虫之属也不放过“悉罗取而售之亦以千计”。上述出卖鱼、果、蔬菜、鸟凫昆虫等的收入“视田之入复三倍”。谭晓“家故起农”是个以农起家的富农后来大量购置低洼荒芜的土地综合利用全面展空间的使用非常巧妙、合理。可以说这已经是一处以商品生产为目的的、农林牧副渔综合生产的立体化经营的农场。此外在明代后期先向地主租佃土地、再雇工经营的“佃富农”经济模式在山区开过程中也已出现。 第二节手工业的进步明代手工业生产也取得明显的进步各个部门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产量不断增加不少工艺流程和技术得到改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展民营手工业日趋兴旺到明代中后期成为手工业生产的主体力量一些生产部门中还出现了规模化生产的萌芽。 明代手工业部门很多其中规模较大、进步较快的有矿冶、纺织、陶瓷、造船、造纸等。明代矿产品的种类比宋元时代有所增加包括金、银、铜、铁、铅、汞、朱砂、锡、煤、矾等其中铁冶的规模最大朝廷在江西、湖广、山东、广东、陕西、山西、河南、四川、辽东等地6续设立了铁冶所。洪武二十八年（1395）工部奏报“各处续开炉冶今已三年而内库现贮铁凡三千七百四十三万余斤”1可见各冶铁所冶铁额是很高的。洪武末期部分解除了对民间从事矿冶业的限制到英宗即位以后弛民间用银之禁听民自由采矿民营矿冶业进入大展时期。纺织业主要有丝织业和棉织业明代前期官营丝织业力量雄厚政府在北京、南直隶、浙江、福建、四川、山东分设多处织染局江南地区是官营丝织业的中心朝廷在南京、苏州、杭州都派有宦官督管织造事宜。民间机户明初即已存在中叶以后数量大增不仅存在于城市也存在于乡村并促使一批丝织业市镇的形成。棉织业的总体产量极高但生产比较分散自然经济的属性较重但在松江、苏州等地棉织业在明代后期也已展成为专业性的商品生产。陶瓷业所在多有但其中心当推江西浮梁县景德镇。明代前中期官窑占主导地位后期则由民窑唱主角制瓷技术已达到非常高的水平所制青花、祭红等品类的瓷器闻名遐迩。官营造船业在明代前期极达沿海设有许多造船基地。郑和下西洋所用宝船就集中体现了明代高的造船技术。中期以后随着民间海外贸易的兴盛民间造船业迅勃兴东南沿海出现了不少规模较大的民营造船厂。造纸业在明代达到了手工造纸的高峰浙江、福建、江西等地都有大量造纸作坊称为槽房有的槽房规模很大。在造纸业展的基础上明代印刷业的展度也十分惊人印刷书籍之多是以前各代无法相比的。明代中后期在手工业各部门普遍展的条件下若干手工业部门中出现了建立在雇佣关系基础上的规模化生产的萌芽这在丝织业、矿冶业、榨油业等部门中最为明显。从地域上看出现规模化生产萌芽的单位主要分布在江南及东南沿海地区。作为丝织业中心的苏州明代后期机户至少在三万家以上受雇织匠的数量当很可观。据《明神宗实录》卷三六一记载当时苏州“生齿最繁恒产绝少家杼轴而户纂组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矣”。也就是说其时“机户”雇用“机工”从事规模化的丝织生产已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这些机工完全脱离了生产资料成为一无所有的劳动1《明太祖实录》卷二四二。 者。他们与“张机为生”的机户即拥有生产资料的丝织业作坊主之间纯粹是一种货币关系。矿冶业以广东的冶铁业规模较大。“凡一炉场环而居者三百家。司炉者二百人掘矿者三百余汲者、烧炭者二百有余驮者牛二百头载者舟五十余艘”1。从开矿、烧炭、冶炼到运输形成了完整的生产线并且带有综合经营的特点。这些工场中的劳动者与雇主之间不存在依附关系基本上是“利其雇募”而来的自由劳动者。榨油作坊在中国农村和城镇中早就存在但一直规模很小并且大多属于家庭副业。直到明代后期才出现了一些拥有巨资、雇工很多的大型油坊。如浙江嘉兴府崇德县石门镇在万历年间有油坊二十家“坊须数十人间日而作。镇民少辄募旁邑民为佣。其就募者类赤身亡赖二十家合之八百余人。一夕作佣直二铢而赢”2。很明显油坊中的工人都是雇用而来的所谓“赤身亡赖”云云正说明这些雇工已丧失了土地脱离了官府户籍的束缚成为纯粹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无产者。每个油坊平均雇工达四十人规模相当大。1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五。 2康熙《嘉兴府志》卷十五。 第三节商业的繁荣在明代特别是中叶以后商品经济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得到快拓展出现了十分活跃的局面全国各省区都有不少人脱离农业生产转而从事工商业大小商人的数目迅增长。万历年间吕坤在《去伪斋集》卷二指出贫民“或给帖充斗秤牙行或纳谷作粜籴经纪皆投揣市井间日求升合之利以养妻孥此等贫民天下不知几百万矣”。由此可见从商者之众。正是由于这些商人的活动当时的国内各地方市场连为一体“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南楚瓯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1。这些转毂四方的商业经营者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及海外江南地区、东南沿海地区和运河沿岸地区尤为商贾聚集之处。市场上的商品种类为数极多。景泰二年（1451）大兴、宛平二县曾召集各行商人根据当时的市场价格制订出一个“收税则例”其中列举了二百三十余种商品包括罗缎布绢丝棉、巾帽衣服、陶瓷制品、文具纸张、矿冶产品、各种砂糖、日用杂货、药材以及各类农副产品2。很显然这份商品名单只是当时北京市场上的主要产品远远不能包括所有类别的商品如民生必需的粮食就未列其上。其实在商品货币关系已十分达的明代中后期任何东西都可能出现在市场之上。不过从远途贩运的角度来看除属于国家专控商品的盐和茶之外流通量和交易额最大的商品是粮食、棉花、棉布、丝和丝织品。随着商品经济的展明代的货币体系也生了转变明代前期一直被禁止使用的白银在正统以后取代纸钞和铜钱成为主币。白银的广泛使用既是商品经济展的产物又反过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展。 海外贸易的展在明代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明代前期朝廷严禁私人从事海外贸易朝贡贸易成为对外贸易的唯一合法途径。这种贸易形式在永乐至宣德年间臻于鼎盛在郑和下西洋的影响下海外各国纷纷与明廷建立朝贡关系。正统以降入贡国家日渐减少朝贡贸易趋于衰微如自弘治元年（1488）至弘治六年（1493）自广东入贡的海外国家仅占城、暹罗各一次。不过朝贡贸易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对外贸易的萎缩与朝贡贸易衰落的同时私人海外贸易队伍却逐渐壮大起来。在开展贸易的压力下经过激烈争论朝廷在隆庆元年（1567）部分解除海禁一直被视为走私的私人海外贸易取得了合法地位进入了一个新的展时期。输入中国的商品以海外各地的特产和香料为主也有暹罗红纱、番被、嘉文席、交阯绢、西洋布等少量手工业品。从中国输出的商品有生丝、丝绸、瓷器、铜器、铁器、食品、各种日常用具以及牲畜等其中尤以生丝、丝织品、瓷器为大宗。在商品经济和商业资本十分活跃的背景下明代中叶以后还崛起了一1李鼎：《李长卿集》卷二。 2万历《明会典》卷三五。 些地区性的商帮如徽州商帮、山陕商帮、广东商帮、福建商帮、江西商帮、洞庭商帮、龙游商帮等它们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会馆为联系场所相互帮助相互提携形成一支支颇有活力的生力军纵横驰骋于商界操纵着某些地区和某些行业的商业贸易在中国商业展史上谱写了极其光彩的一页。在这些商帮中论资本之雄厚、人数之众多、经营范围和活动地域之广阔当推徽州商帮和山陕商帮。徽商活动范围极广“尽天下通都大邑及穷荒绝徼乃至外薄戎夷蛮貊海内外贡朔不通之地”“足迹无或不到”1他们经营对象品类繁多有盐、粮食、木材、茶叶、陶瓷、纺织品、书籍、文房四宝等其中以盐起家者尤多开设典当铺、旅馆、仓库的徽商也为数极众。山陕商的活动地域最初局限于黄河流域随着盐法的变化和实力的增强逐步向南推移终至“足迹遍天下”经营项目也日益增加主要有盐、粮食、棉布、丝绸、茶叶、铁器、木材、牲畜、陶瓷、金融典当等。 明代商业展的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工商业市镇的崛起。这类市镇在全国各地均有但以商品性农业和手工业达的江南地区数量最多。各个市镇往往都有很强的专业性。如松江府的朱泾镇、枫泾镇、七宝镇、朱家角镇苏州府的璜泾镇、南翔镇、娄塘镇、外冈镇等是著名的棉织业市镇；苏州府的盛泽镇、震泽镇湖州府的南浔镇、乌青镇、菱湖镇、双林镇嘉兴府的濮院镇、王店镇、王江泾镇等是著名的丝织业市镇。在地理上江南市镇的分布也十分密集。以苏州府吴江县盛泽镇为例东南至新杭市五里东至王江泾镇六里北至平望镇十五里西南至新城镇三十里至濮院镇五十里西至震泽镇三十里至南浔镇五十里。这些市镇构成密集的市镇网络在商业上可以相互支持。毫无疑问明代中叶以后江南市镇的勃兴所表现出来的乡村都市化过程是商品经济展的必然产物。这些市镇充分挥了商品集散中心的作用大大促进了地区间的经济分工与合作加强了地方市场与全国市场的联系推动了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代表了中国经济的未来趋势和展方向。 1金声：《金忠节公文集》卷七。 第四节资本主义萌芽1在明初纺织业中先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踪迹。这时杭州的富人设有机杼雇织工十数人进行纺织这可能就是小规模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万历年间苏州的手工业者“计日受值各有常主。其无常主者黎明立桥以待唤”。其中有纺织工有纱工有缎工往往十百为群如无作工机会即自行散去。无论是为商品生产或是为官府定货生产他们本人都是脱离了生产资料、出卖劳动力的劳动者。 在明代末叶苏州、杭州、松江等处有一些个体纺织者最初是自备原料自己劳动后来有利可图逐渐增加织机自己脱离了劳动专靠工人生产。还有的是以布商身份准备了原料交给机房、染房、踹房等分别依次施工最后完成了纺织品的生产。前一种人是由小商品生产者分化出来的手工工场主。后一种人已具有包买商的身份他们实际上是把分散在社会上的一些生产单位组成为手工工场。这两者都已具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不过还只在东南的很少地区、很少生产部门中出现还只能说是处在资本主义萌芽状态下的情况。 资本主义萌芽在明代出现经历了近三百年但始终没有得到正常的成长。原因是复杂的。先是由于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的顽固性。以男耕女织的个体家庭为生产单位的自然经济基本上不需求市场上的供应而自己解决简约的衣食需要。封建的朝廷、官府和地主加在农民身上的剥削和压迫迫使他们很难得到改善生活的条件。在社会生产力水平有所提高的时候受益者先是地主阶级而农民很少有份。农民的不断起义给了地主阶级以沉重打击但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民的状况。大规模起义结束之后农民的身份有了一定的变化但还是要回到土地上来重新建立起男耕女织的家庭。这种自然经济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市场的开展阻塞了产业资本为自己开辟道路。 第二手工业行帮限制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展。中国手工业者自唐宋以来就有行帮。它不是维护劳动者利益的组织而是封建国家强加于手工业者的一种编制。到了明代行帮已成为手工业者长期习惯了的组织因而具有更大的约束力。按照行帮的规定原料分配、产品规格、学徒帮工的人数、销售的市场和产品的价格都要受到限制。这些规定的现实意义就是限制展限制竞争这对于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是很大的障碍。 第三封建国家对于商业手工业的压迫剥削阻碍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展。封建国家历来关心的是使农民束缚于土地以便于统治而不愿劳动人民游离于土地最害怕劳动人民聚在一起。明廷对于矿产时而开采时而封闭而一般是严禁人民自行开采其所以如此就是因为虽看到开矿有利1本节原文系采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o年版第363—367页。可图却更重视矿区聚集劳动人民过多时可能引起的麻烦。朝廷对于一些比较有展前途的生产部门如丝纺织业和开矿往往采取限制生产和强制以低价收购的办法。对于盐、茶、酒等商品都以禁榷的名义抽取重税。对于一般商品营业有牙税通过关卡有关税到达市场有落地税。另外地方官吏还有各种勒索。所有这些都不能不妨碍微弱的资本主义萌芽的滋长。第四在手工业商业必须经常承担风险的情况下封建地租和高利贷有更大的吸引力。地主要兼并土地要放高利贷。商人了财也是要置田地开当铺。田地被认为是最牢靠的产业高利贷可以安坐而有丰厚的收益这都阻碍社会财富向产业资本转化因而限制了资本主义的成长。 第五明代朝廷对海外贸易作了严格的限制甚至有时根本不许商民下海这是人为地削弱、封锁商品的对外销路很不利于商品生产的展。资本主义萌芽得不到正常成长的这些原因归结到一点是封建势力还很顽固资本主义萌芽还没有突破这一桎梏的力量。明代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已不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展但能拖住社会生产力的展。已经腐朽了的社会制度却能阻碍新社会制度的产生这是中国封建社会衰老时期的最大特点。 明代的地主阶级是极其腐朽的阶级。皇族地主是地主阶级的最上层。明皇室直接掌握土地设有皇庄。明的藩王赐有大量的土地。但在全国范围内占有土地最多、在社会上影响最广泛的是官绅地主。在宋元多次农民战争后品官地主阶层被打垮了官绅地主取代了其地位。官绅地主中也有可称为品官的但作为一个阶层明代的官绅地主跟过去的品官地主是不同的。第一官绅地主的成分要比品官地主广泛得多。它包含现任的官、卸任的官和科举考中的未来的官。所谓绅就是指后两种人。在某地是现任的官在家乡也算是绅。作为一个阶层官绅地主要比品官地主的政治身份削弱了而剥削贪污的能量却增加了。第二官包庇绅绅支持官。绅就是地方上的豪强官绅地主也就同时具有豪强地主的性质。第三官绅地主也具有商人地主的性质。做官的做生意、开当铺这是官而商。盐商、茶商、出口商都是以皇家的名义做买卖有的人还取得大大小小的官衔这是商而官。而且捐纳可以得官则每一个富商都可能有得到官衔或官职的机会。明廷以极其腐朽的政治而仍能进行长期的统治这是与官绅地主这一庞大的腐朽势力的支持分不开的。在这种腐朽势力的高压下新兴的生产事业是不会正常展的。 明代的历史是中国从先进到落后的历史。从十六世纪初到十七世纪中叶世界历史正处在一个重要时期处于西欧国家由封建时代进入资本主义兴起的时代。164o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了而中国的农民正在李自成领导下浴血奋战。明及后来的清代的封建势力在镇压人民中虽然能取得暂时的优势但它所形成的落后终于不能抵抗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入侵而使中国各族人民陷于更痛苦的命运。 第五节人身依附关系的松解明代社会尽管依然维持着鲜明的贵贱等级结构但与前代相比已有了十分明显的进步和变化。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人身依附关系的松解。这既体现在平民与国家的关系上更体现在地主与佃农和雇工的关系上。导致此种变化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商品经济对社会经济生活领域日益深刻的渗透无疑是最重要的原因。 明代前期朝廷通过严密的户籍管理对平民百姓实施严格的约束。无论是行之于乡村的里甲制还是行之于城市的坊厢制都是以丁户为基本的编制单位农民因为要按照人丁多少负担相应的差徭所以不准随意脱籍迁徙这给他们自由择业带来很大限制。至于被编入匠籍的手工业者社会地位比一般民户更为低下不惟不能自主择业人身也受到朝廷严厉控制对国家的依附性很强。明代中叶以后官府对平民百姓的控制偏重于赋税征收和社会治安而赋役征收随着“一条鞭”法一类的制度改革的进行越来越倚重于土地因而官府加强了对土地的控制而放松了对丁户的控制正如顾起元所说：“今日赋税之法密于田土而疏于户口故土无不科之税而册多不占之丁。”1这样对于明初特别强调的“丁业”方面的限制也就趋于松弛平民百姓获得较多的人身自由有利于职业选择和变动。受到国家人身束缚很严的手工业者在明代中期以后也获得越来越大的自由。成化、弘治时期朝廷将强迫轮班匠亲身到指定地点服役逐步改变为纳银代役无力纳银者则允许亲身服役。到嘉靖末年轮班工匠一律征银朝廷以银雇工。身隶匠籍者可自由从事工商业也可从事农耕人身束缚大为削弱。 作为明代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之一的地主与佃户之间的关系与前代相比法律地位有了明显上升。在宋、元时代佃客在法令中虽然具有“良人”的地位但与地主之间则有严格的人身依附关系国家法令对这种依附关系是加以维护的。如宋代法律规定地主打死佃农可减罪一等元代法律也规定地主打死佃农只罚烧埋银若干而不须抵命。明朝建立后对地主与佃农之间的不平等的法权关系作了改变国家不再承认佃农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他们在法律上都被当作平民看待。当然朱元璋也未赋予两者绝对的平等地位他规定：“佃见田主不论齿序并如少事长之礼；若在亲属不分主佃则以亲属之礼行之。”1可见在日常礼仪方面地主对于与其不具有亲属关系的佃户仍享有优越地位。另外还要看到法律规定与实际生活并不完全相符。明代佃农的法律地位虽有了上升实际上并未能真正摆脱人身依附主佃间仍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经济强制关系而且地主的社会地位越高对佃户的经济强制越强。但无论如何明代佃农获得了以前所没1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二。 1《明太祖实录》卷七三。 有的一些法律保障而且由于定额租制和永佃制的普及地主对佃农的生产过程的控制放松了佃农的生产独立性得到加强这也有利于获得较多的人身自由。因而在明代中后期才会出现徐阶所谓的“佃户嚣然动其不义不信之心”2的现象这说明佃户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和人身依附关系的松解对地主不像以前那样逆来顺受了斗争性增强了。 地主雇工耕种土地也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主雇间的依附关系在明代也趋向松解尽管不像主佃关系那样明显。明代雇工分长工和短工两种。长工被称为“雇工人”自明初以来在法律上是一直承认他们对雇主具有人身隶属关系的。明代后期此种法律规定也未能改变但对雇工人的范围作了限制。万历十六年（1588）的“新题例”规定：“今后官民之家凡倩工作之人立有文券、议有年限者以雇工人论；止是短雇月日、受值不多者依凡论。”1短工的身份地位《大明律》中没有加以规定万历十五年（1587）左都御史吴时来在奏疏中谓“有受值微少工作止计月日者仍以凡论”2看来在涉及诉讼时短工基本上是被视为“凡人”的他们与雇主间的人身依附关系不会太强。尤其是到明代后期由于人们有了较多的迁徙自由客籍雇工的人数大为增加这类雇工与雇主间既无宗法的也无地域的纽带联系人身依附关系更弱也更勇于与雇主开展斗争。明末湖州府沈某在所著《农书》中追述说百年以前“人（即雇工）司攻苦戴星出入俗柔顺而主尊”到他所处的时代雇工“骄惰成风非酒食不能劝”不肯像以前那样听任雇主随意摆布了。雇主也开始注意到改善与雇工的关系问题生活于明清之际的张履祥在《补农书》中就特别强调要善待雇工。这些都说明明代后期主雇间的关系确实有了明显的改变。 2徐阶：《世经堂集》卷二二。 1《明律集解附例》卷二o。 2《明神宗实录》卷一九一。 第九章明朝的民族关系明朝治理边疆的思想和政策是由太祖和成祖奠定的。明初奠定中原以后便向边疆地区进力图实现全国的大统一。为达到这一目的对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的治理仍采用“以夷制夷”的羁縻政策。在东北地区以及西北等地建立羁縻卫所；对北部边疆蒙古鞑靼、瓦刺诸部则分别封王使之互相牵制；对西藏地区多封众建以分其势；对西南地区则推行土司制度。总之由于明朝各边区形势不一明朝边防的侧重点及具体措施亦有所不同1。1杨绍猷：《明朝的边疆政策及其得失》载《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o年版。第一节明与东北民族东北地区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唐至辽、金历代朝廷均设置行政机构进行管辖。元朝设置辽阳行中书省并把女真、水达达等族编入户籍。明朝建立后其势力很快进至东北和北部边疆地区并建置都司、卫、所制度予以有效管辖。 奴儿干都司明代奴儿干都司设立前在东北先设置了辽东都司。明初朱元璋即派人招抚辽阳行省等处军民。洪武四年（1371）元辽阳行中书省平章刘益奉辽东地图降明置辽东卫以刘益为指挥同知。七月设定辽都卫指挥使司。洪武八年十月改称辽东都指挥使司下设二十五卫。东至鸭绿江西至山海关南至旅顺口北至开原。洪武二十年纳哈出降明后明军进据松花江南北两岸处于原元统治下的女真等各部相继“悉境归附”1。成祖即位进一步加强对东北的经营和管辖。永乐元年（14o3）成祖派邢枢等人“往谕奴儿干至古烈迷诸部招抚之”2次年置奴儿干卫这是明政府在黑龙江下游建置的开始。此后明廷一方面加强对奴儿干卫的管理征纳贡赋；一方面继续在该地区进行招抚设置卫所。从奴儿干卫建置后到永乐七年明朝先后设置了一百三十二个卫所。 为了加强对卫所的管理永乐七年（14o9）四月奴儿干卫官员忽刺冬奴来朝奏称“其地冲要宜立元帅府”。于是明朝接受这个建议这年闰四月设置奴儿干都指挥使司任命康旺为都指挥同知王肇舟为都指挥佥事3。管辖西起鄂嫩河北抵外兴安岭东至库页岛南濒日本海的广大地区下属一百八十四个卫二十多个所。 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直属明朝廷是军政合一的地方行政机构。都司的都指挥使、都指挥同知和都指挥佥事等官均由明廷从内地派员担任他们不仅领有较高的俸禄而且每年往来京师得到优厚的奖赏。都司以下各卫所也是军政合一的地方政权机关除军事职能外也兼理民政。其大小官员也都由明朝政府委派任命“因其部族所居官其酋长为都督、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等职给与印信俾仍旧俗各统其属”1。都司驻军多时三千平时有二百名至五百名戍守戍期二年而且各卫所必须服从明朝的调。奴儿干都司各卫所居民也要向明廷缴纳贡赋根据明朝1罗福颐：《满洲金石志》志六；茅瑞徵：《东夷考略·建州》。 2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二四《女直》。 3《明太宗实录》卷九一永乐七年闰四月己酉。 1《大明一统志》卷《女真》。 规定“贡到方物例不给价”2。而且各卫所要以时朝贡一年一朝或三年一朝。 明朝廷除了委派官员对奴儿干地区进行管理外还不时派官员到奴儿干地区进行巡视。从永乐七年（14o9）到宣德七年（1432）太监亦失哈等人先后多次巡视奴儿干都司及其附近地区。永乐十年（1412）亦失哈与康旺等人巡视奴儿干各地以及苦夷（库页岛）诸部落。康旺在奴儿干都司治所特林附近建立了一座供奉观音的永宁寺。永乐十一年镌刻《敕修永宁寺记》碑石。宣德八年（1433）又立《重建永宁寺记》碑石。碑文用汉、蒙古、藏、女真四体文字书写记录了明政府设置奴儿干都司的经过和亦失哈等屡次宣谕镇抚其地的情况。这不仅说明了明皇朝对奴儿干地区进行了有效的管辖而且也说明奴儿干地区各少数民族的相互交流和促进。 后金的兴起明代居住在东北地区的主要少数民族有女真、蒙古、朝鲜、达斡尔、鄂伦春、赫哲等族其中人口最多居住范围最广的是女真族。女真在秦以前称肃慎汉时称挹娄南北朝时称勿吉隋唐叫靺鞨辽、宋至明末则称为女真。 明初女真族依据分布地域和经济展程度分成建州、海西及野人三大部三部之间及其内部不断生相互兼并和掠夺战争“野人”女真时常侵扰海西和建州“数与山寨仇杀百十战不休”1。永乐以后海西女真、建州女真各部被迫南迁。建州女真几经迁徙到英宗正统时逐渐稳定下来定居于浑河上游2。永乐十年（1412）增设建州左卫。正统七年（1442）明又从建州左卫中分置建州右卫与建州卫、建州左卫合称建州三卫。海西女真的南徙到嘉靖初年才稳定下来散居于开原以北至松花江一带。海西、建州南移后受汉族经济文化的影响社会经济迅展到万历初年女真各部势力日益壮大。 明朝面对女真势力的展感到极大的威胁为了加强对女真的控制巩固其统治采取“分其枝离其势互合争长仇杀以贻中国之安”3以致女真各部“各自雄长不相归一”4彼此互相牵制陷于分裂、混战不休的状态。这给女真各部带来了沉重的灾难统一已成为人心所向。建州左卫的努尔哈赤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崛起。 2万历《大明会典》卷一o八《朝贡通例》。 1毕恭：《辽东志》卷七；庐琼：《东戍见闻录》。 2《明英宗实录》卷四三正统三年六月戊辰。 3董其昌：《神庙留中奏疏汇要》卷一《兵部类》。 4杨宗伯：《海建夷贡补至南北部落未明谨遵例奏请乞赐诘问以折狂谋疏》《皇明经世文编》卷四五三。努尔哈赤（1559—1626）明初建州左卫都督猛哥帖木儿六世孙祖父觉昌安父塔克世均为明代世袭的建州左卫指挥使。他从小喜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成年后又经常到抚顺马市贸易。他熟悉汉族习俗了解汉族社会经济情况深受汉文化的熏陶。万历十一年（1583）明朝廷积极扶植的苏克苏浒部图伦城主尼堪外兰引导明军镇压阿台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被明军误杀。于是努尔哈赤以祖父、父亲遗甲十三副起兵征讨尼堪外兰开始了统一女真各部的历程。经过五年的征战他基本上把分散对立的各部势力统一了起来一跃而为女真族中最强大的力量兵势日盛。到万历四十七年（1619）他从小到大由弱变强拥有精兵六七万“自东海至辽边北自蒙古、嫩江南至朝鲜、鸭绿江同一语音者俱征服是年诸部始合为一”1。 建州女真统一后努尔哈赤一面与明廷通好遣使往来岁致朝贡表示顺服明廷也先后封其为都督佥事、左都督、龙虎将军；另一方面他积极整顿内部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建设与革新其中最重要的是创建“八旗制度”。八旗制是由女真人狩猎时实行的“牛录”组织演变而来的。万历二十九年（16o1）努尔哈赤在牛录组织的基础上创建旗制。设立四旗即黄、白、红、蓝四色规定每三百人编为一牛录每牛录设牛录厄真一人管理该牛录内一切事务。万历四十三年（1615）因“归附日众乃析为八”在原有四旗之外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合为八旗。牛录之上设甲喇和固山。五牛录为一甲喇设甲喇厄真一人五甲喇为一固山设固山额真一人。八旗之间是平行的关系。各自向努尔哈赤负责。在这种制度下从事生产和征战保证了统一战争的顺利进行。另外他还兴筑城池；选人才设议政五大臣颁布法制；创制满文。这些改革措施不仅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展也加强了各族之间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万历四十四年正月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称汗登位国号大金建元天命史称后金。后金的崛起逐渐成为与明朝廷相对抗的强大势力。 明与后金之战争随着后金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长努尔哈赤很快将进攻的矛头指向了明朝。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出兵伐明连破抚顺、东州、清河等城全辽震动明神宗也深感“辽东覆军陨将虏势益张边事十分危急”1。于是命杨镐为辽东经略以杜松、李如柏、刘铤等为副调兵筹饷于次年二月进攻赫图阿拉。 1《满洲实录》卷六。 1《明神宗实录》卷五六八万历四十六年四月丙辰。 明大军十万人马“号大兵四十七万”2采取分兵合进的战略分四路进军。辽阳总兵刘铤率军出宽甸由东；开原总兵马林率军出三岔口由北；山海关总兵杜松率军出抚顺关由西；辽东总兵李如柏率军出鸦鹘关由南其中以西路杜松部主力皆直指赫图阿拉。经略杨镐为四路军总指挥坐镇沈阳。努尔哈赤抓住明军兵力分散的弱点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术先集中兵力击败进攻萨尔浒的杜松军三万人结果杜松战死所部全军覆没。努尔哈赤又乘胜进击大败马林军马林仅以身免逃往开原。接着尽歼刘铤部刘铤战死。明军三路丧师经略杨镐急令李如柏退兵。 萨尔浒战役明朝阵亡将士四万五千余损失马骡驼二万辎重器械无数明军惨败。之后明朝的力量大衰不得不由进攻转入防御；后金力量大增由防御转入进攻。努尔哈赤挥军西进连破开原、铁岭辽阳地区一片混乱将士们“一闻警报无不心惊胆丧”“各营逃者日以千百计”1。明廷感到事态的严重遂派熊廷弼为经略赴辽东督师责令他进攻后金恢复失地。 熊廷弼字飞白江夏（今武汉）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万历三十六年（16o8）他以御史巡按辽东主张以守为上缮垣建堡推行屯田加强战备。在辽东数年他“杜馈遗核军实按劾将吏不事姑息”2风纪大振。万历四十七年（1619天命四年）随着开原、铁岭的相继失陷辽阳、沈阳孤立辽东危势日甚。熊廷弼受命后于这年八月抵达辽阳。熊廷弼认识到明军新败士气低落所以仍主张以防御为主。他大力整顿军务浚壕缮城练兵制械并招抚流民屯田积粮以守为战收到很好的效果。经过十个多月的经营“辽阳之颓城如新丧胆之人复定至奉集、沈阳二空城今且俨然重镇矣”1。 然而正当辽东形势有所好转时熊廷弼被罢官。“时朝贵皆碌碌徒以台省之焰凌人不复念国事”2。朝中党争激烈浙党给事中姚宗文因怨恨熊廷弼不替他说话遂联络同党攻击熊廷弼。熊廷弼罢免后明朝以袁应泰为经略。袁应泰“历官精敏强毅用兵非所长”。他上任后认为熊廷弼执法太严“以宽矫之多所更易”3并且盲目地要兵攻打后金。这时后金正厉兵秣马积极准备夺取辽沈。天启元年（1621天命六年）三月努尔哈赤率大军围攻沈阳经过激战号称“坚城”的沈阳失守后金兵又进攻辽阳。辽阳是辽东府辽东经略皆驻节于此。守卫辽阳的明军不到一2《明史》卷二五九《杨镐传》。 1熊廷弼：《熊襄愍公集》卷一《辽东大势久去疏》。 2《明史》卷二五九《熊廷弼传》。 1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三。 2《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二。 3《明史》卷二五九《袁应泰传》。 万人却进行了顽强抵抗经过三天激战辽阳失陷袁应泰自杀。后金兵乘机进占了辽东大小七十余城并迁都辽阳。 明廷闻讯举朝震惊又议起用熊廷弼。天启元年（1621）七月明朝又任命熊廷弼为辽东经略以王化贞为辽东巡抚。可是明朝对辽东形势没有清醒的认识进攻还是防御这一战略方针久未解决。熊廷弼仍主张坚守防御并以广宁为主重点设防稳住河西动荡局面然后乘虚入攻步步挨进从而收复辽阳。而王化贞“素不习兵轻视大敌”4要倾关外之兵同后金决一胜负。这样经略主守巡抚主战“二人议论遂成水火”5。但王化贞大权在握在广宁拥兵十四万而熊廷弼则仅有经略虚名手中兵力只有四千余。大多数明朝官员也都同意王化贞的主张反对熊廷弼的策略。 天启二年正月努尔哈赤兵渡辽河而西。熊廷弼从一开始就提出“内护广宁外扼镇武、闾阳两路”1的防御方针坚持固守广宁但遭到王化贞的反对。王化贞把兵力分散于各城堡摆出一副被动挨打的态势很快广宁失守王化贞仓皇西逃。广宁失陷后王化贞与熊廷弼俱被逮下狱。天启五年（1625）十月熊廷弼被斩。崇祯五年（1632）王化贞也被处死。 广宁失守后后金连陷四十余城占领河西大片土地。以后努尔哈赤为了便于和明朝作战又从辽阳迁都沈阳。消息传到京师举朝汹汹朝中官僚纷纷主张退保山海关。熊廷弼、王化贞被逮下狱后明朝另派王在晋为辽东经略。但王在晋无远谋也提出放弃关外退守山海关。可当时任兵部职方主事的袁崇焕却认为若保关内必守关外若保关外必守宁远。宁远“内拱岩关南临大海居表里之间屹为形胜”2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不可轻弃于敌。袁崇焕的主张得到兵部尚书孙承宗的赞同与支持。不久明朝起用孙承宗代替王在晋经略辽东。 孙承宗继承熊廷弼以守为战的战略方针采纳袁崇焕的建议大力整顿山海关的防务重点加强宁远的防御力量又遣将分据锦州、松山、杏山、大小凌河及右屯诸要塞形成以宁远、锦州为重点的关外防线。孙承宗与袁崇焕在关外四年边防大备。然而天启五年（1625天命十年）十月孙承宗因阉党攻击辞职还乡明朝以高第为辽东经略局势生了急剧逆转。高第到任后认为关外不足守尽反孙承宗所为撤锦州、右屯守备移将士于关内。袁崇焕力争不听仍坚守宁远孤城。天启六年正月努尔哈赤率大军十三万西渡辽河长驱直入进抵宁远将宁远城团团围住。袁崇焕激励将士誓死守城。宁远城防守坚固后金兵强攻不克。努尔哈赤决心要攻4《明史》卷二五九《王化贞传》。 5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广宁溃》。 1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三七。 2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三七。 下宁远城但经三天急攻未下伤亡众多“大挫而退”1。宁远大捷是明与后金交锋以来第一次重大胜利它打破了后金兵不可战胜的神话。努尔哈赤在宁远败后遂惭恨而归不久病死。朝廷闻讯立即升袁崇焕为右佥都御史专理军务三月加辽东巡抚。 宁远战役后袁崇焕一面在锦州、中左、大凌河三块构筑防线一面派人与后金议和以争取时间。而后金方面在努尔哈赤死后汗位之争十分激烈。皇太极上台后虽雄心勃勃决意承袭父志入主中原但后金尚处在“邦家未固”、“事局未定”的动荡之中。军事上又要解决东部朝鲜和西部蒙古问题以避免三面受敌。这样双方书信往还不断但因双方都无议和诚意仅以此作为缓兵之计所以始终达不成协议。 天启七年（1627后金天聪元年）五月皇太极出征朝鲜回师沈阳后立即调兵西进攻打锦州、宁远。锦州久攻不下皇太极便亲率大军进攻宁远宁远有袁崇焕驻守城防坚固也未能攻克后金军遂弃宁远全力攻锦州。皇太极亲自督战但锦州城池坚固后金兵死伤累累士气低落皇太极不得不回师沈阳。这场战役被称为宁锦大捷。袁崇焕在宁远先后两次击败后金的进攻挽回了明朝在关外的危局。但事后因专权的魏忠贤不喜袁崇焕命其党羽论袁崇焕不救锦州之罪袁崇焕只得乞休回乡。直到崇祯初袁崇焕复被召还督师蓟辽。此时皇太极的军事力量正处于上升时期志在中原表面上和袁崇焕书信往还议和暗中却积极备战。 崇祯二年（1629后金天聪三年）十月皇太极亲率十万大军避开袁崇焕防区取道蒙古从喜峰口入关攻陷遵化直抵北京城下袁崇焕从山海关外率兵入援。京师纷传袁崇焕积极议和欲引敌作城下之盟。皇太极感到有机可乘施反间计假崇祯之手杀了袁崇焕。十二月皇太极从北京撤兵沿途攻下永平、滦州、迁安、遵化四城派兵驻守返回沈阳。袁崇焕被杀后孙承宗接替了袁崇焕之职督关内外军事很快收复了遵化四城并率兵出关重筑大凌河城。崇祯四年皇太极出兵围困大凌河四个月守将祖大寿力尽投降孙承宗被劾归乡。崇祯七年皇太极再次入关远袭宣府、大同饱掠而归。崇祯九年（1636）皇太极在沈阳称帝定国号大清改元崇德。 皇太极称帝前后数次入关侵扰。在他称帝这一年秋清兵从独石口入关在畿内攻城略地一个多月后退回。崇祯十一年（1638清崇德三年）清军第四次进入畿内并攻入河北、山东达六个月之久。尽管如此但明军仍然控制着山海关以及关外锦州等地所以清军不敢在内地多停留。山海关是屏蔽北京的要塞而锦州乃是山海关的门户清朝欲夺取北京必须先攻下锦州。 崇祯十三年（164o清崇德五年）清军攻打锦州锦州明军守将祖大1李星龄：《春坡堂日月录》卷十二。 寿进行抵抗结果清军大败。次年一月皇太极又派多尔衮率兵围攻锦州亦失利。四月皇太极派郑亲王济尔哈朗、多罗贝勒为左右翼元帅对锦州进行长期围困。锦州外城的蒙古兵投降清军占领了外城。但外城虽破守将祖大寿仍率明军坚守内城。祖大寿向明廷告急七月明廷派洪承畴率兵十三万赴援。但朝中是战是守计议不定。兵部尚书陈新甲主战冒险轻进终招失败。皇太极对松山仍采取围而不攻之策。松山处于锦州、杏山之间为宁远、锦州的咽喉之地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洪承畴五次突围均被堵回。次年二月洪承畴被俘。这时久被围困的锦州也军心瓦解被围一年多城内粮尽人相食战守计穷于是祖大寿举城投降。四月杏山明军降。至此明朝在关外除了宁远一座孤城外全部落入清军之手。松锦之役后明朝元气大伤败局已定。 第二节明与蒙古的关系明朝自洪武时起便存在着来自北方蒙古诸部的威胁。蒙古贵族的侵扰几乎与明朝相始终。明初主要是对北元的征讨明中期以后由于国力衰退军备废弛明朝廷处于全面防御态势。与此同时在北方明廷还建立了一整套防御体系并以封王、通贡、互市等手段牵制蒙古诸部。 北征蒙古建文三年（14o1）鬼力赤杀坤帖木儿自称可汗废北元国号称鞑靼蒙古分裂为三部分。永乐初蒙古三部不断生战争尤以鞑靼为盛。永乐元年（14o3）阿鲁台杀鬼力赤与本雅失里称雄鞑靼。永乐六年、七年成祖连续派人去鞑靼但本雅失里无意通好并杀了使臣郭骥。七年七月成祖命淇国公丘福为大将军率精骑十万北征鞑靼。由于丘福孤军轻进明军在胪朐河（今克鲁伦河）遭到鞑靼骑兵的包围袭击丘福及诸将被执遇害“一军皆没”1。永乐八年二月成祖亲率五十万众出塞北征。明军大败本雅失里于斡难河（今鄂嫩河）上“本雅失里弃辎重孳畜以七骑遁”2。明军旋回师东击阿鲁台部于飞云壑（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部）阿鲁台部大败于是年冬遣使贡马表示内附。之后成祖又于永乐十四年（1416）、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进行了四次亲征除十四年是打击瓦刺势力以外其余皆是征讨鞑靼部。 明朝前期对蒙古的北征虽然未能达到统一漠北的目的但对巩固明朝统治、稳定北部边疆有一定积极意义。明兵攻下大都后各地还有割据势力的存在。面对这种割据势力朱元璋建国后的要任务就是要完成全国的统一事业。洪武年间延续二十年之久对蒙古的征伐可以说正是朱元璋为了消除北元对明朝统治的威胁实现这一事业的重要内容。到永乐年间形势已有很大变化。由于明军的一再打击由于明朝政府的怀柔政策对来降的蒙古贵族、官员和头领分别封以官职；对其领封王如永乐七年（14o9）成祖封瓦刺部的三个领马哈木为顺宁王、太平为贤义王、把秃孛罗为安乐王。永乐十一年（1413）又封鞑靼部领阿鲁台为和宁王。与此同时由于蒙古内部的分裂、纷争其力量已大大下降对明朝所造成的威胁程度也已大大降低。但成祖为了实现他做“天下共主”的雄心多次大规模亲征其目的就是使蒙古臣服1。这种大规模用兵固然有其利益所在却又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问题战争不仅割裂了蒙古与内地的联系影响了双方经济的1《明史》卷一四五《丘福传》。 2《明史》卷三二七《鞑靼传》；《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一《亲征漠北》。1参见毛佩琦：《永乐皇帝大传》下篇第四章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展而且由于连年征战征需频繁民力凋敝也使明朝的财力因之“大窘”2。这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成祖的北征不免失策。 北疆的防御明朝边防的重点是对付北方蒙古势力的威胁。从洪武初年开始太祖就着力经营北方派重臣加以镇守以致“重兵之镇惟在北边”3。但当时明朝的国都在南京太祖对远离京师的北方又放心不下于是就“酌周、汉启诸王之封”4实行分封诸王的宗藩制度。从洪武三年（137o）开始太祖6续将他的二十四个儿子和一个从孙分封在全国各地。洪武三年四月封秦、晋、燕、吴、楚等十王。十一年（1378）秦王就藩西安晋王就藩太原。十三年燕王“之国北平”5。以后随着诸王年龄的增长纷纷就藩各地分列在各个军事重地。 从当时全国的军事形势来看边防的重点是蒙古势力因此太祖沿长城内外择其险要地区分封了九王：北平的燕王、大宁的宁王、广宁的辽王、宣府的谷王、大同的代王、太原的晋王、宁夏的庆王、西安的秦王、甘州的肃王。“此九王者皆塞王也莫不傅险、控要害佐以元侯宿将权崇制命势匹抚军肃清沙漠垒帐相望”1在长城沿线形成一道严密的军事边墙。而在各王的辖区即成为明军北上的重要基地。以诸王守边有利于加强北部边防捍御蒙古的南下同时“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2也有利于明朝的久安长治。然而到永乐时这种诸王守边的局面因为成祖的削藩而遭到破坏。永乐年间成祖还有足够的能力和才智数征漠北但仁、宣以后诸帝从各方面而言都逊于太祖和成祖因此除了宣德三年（1428）宣宗曾虚张声势巡边一次外都不敢轻易巡边。尤其是中期以后随着明朝国力的衰微北部边防更是陷于全面防御和退缩。尽管如此。明朝对北部边防并不敢掉以轻心。 成祖以藩王即帝位后先把拥兵镇抚北方边境的藩王内迁。建文四年（14o2）把驻宣府的谷王徙往湖广长沙。永乐元年（14o3）徙宁王于江西南昌。另外又削弱代王、辽王等藩王的军事力量减其护卫。这样从总体上看削藩有利于皇权的巩固。但另一方面却造成北部边防的空虚。如洪武时曾在长城以北设大宁卫、开平卫和东胜卫（今内蒙古托克托）等2郑文彬：《筹边纂议》卷一。 3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三。 4李日华：《官制备考·分封》。 5《明史》卷二《太祖纪二》。 1何乔远：《名山藏》卷三六《分藩记》。 2《明太祖实录》卷五一洪武三年四月。 使辽东和宣府、大同互相沟通。永乐元年后由于藩王及卫所内徙“自是辽东与宣、大声援阻绝又以东胜孤远难守调左卫于永平右卫于遵化而墟其地”1。与此同时出于对蒙古用兵的需要成祖又将靖难有功的将领派往边塞要地直接统率节制军队。因此《明史》亦言：“帝（成祖）于边备甚谨。自宣府迤西迄山西缘边皆峻垣深濠烽堠相接。”2到弘治时在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绵亘万里的长城沿线逐渐形成了九个军事重镇；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蓟州、太原、固原号称“九边”。并且每镇设巡抚都御史一人总兵官一人根据需要下设副总兵、参将、游击、守备等分守辖区诸要地。 除此之外从洪武时起明朝还在边地设置都司和行都司如万全都司、辽东都司、陕西都司、陕西行都司、山西行都司等隶属于五军都督府下设卫所。这些都司和行都司与内地其他都司不同它们除了具有军事性质外还兼理民政负责屯田、征收赋税等事宜以加强对边地的管辖。另在蒙古的兀良哈部洪武二十二年（1389）设立朵颜、福余、泰宁三卫。在西北地区也设置哈密卫、安定卫、沙州卫等。这些卫所皆为羁縻卫所使在东北与西北构成两道屏障以扞蔽蒙古的进犯和骚扰。 总之永乐迁都以后“明朝以北京为中心以九镇为重要军防点以卫所等为网络以长城为屏障和阵地形成北部的严密防线”3。 宝 书 网 w w w . b a o s h u 2 . c o m 瓦剌的兴起正统年间北方蒙古族的瓦剌部崛起。宣宗时蒙古诸部战争频仍。宣德九年（1434）顺宁王马哈木之子脱欢袭杀鞑靼部的阿鲁台“悉收其部”1。正统初脱欢又杀瓦剌部的“贤义、安乐两王尽有其众”2。于是蒙古的瓦剌、鞑靼各部皆归脱欢统率。脱欢“欲自称可汗众不可乃共立脱脱不花”3脱欢自为丞相。正统四年（1439）脱欢死子也先嗣位称太师淮王瓦剌军政大权均由也先执掌不听脱脱不花号令脱脱不花与也先各自遣使来明朝贡明朝也都予以接纳分别赏赐。也先在遣使向明朝贡的同时逐渐扩张其势力。正统十年（1445）也先进攻哈密卫次年攻入兀良哈三卫瓦剌的势力自哈密向辽东展日益形成对明朝的威胁。当时许多官吏都认识到这一问题力主警惕戒备但当时王振擅权也先阴与王振结纳1《明史》卷九一《兵志三》。 2《明史》卷九一《兵志三》。 3杨绍猷：《明朝的边疆政策及其得失》。 1《明史》卷三二七《鞑靼传》。 2《明史》卷三二八《瓦剌传》。 3《明史》卷三二八《瓦剌传》。 王振对北部边防不作任何战备措施甚至还不断指使其亲信大同镇守太监郭敬“递年多造钢铁箭头用瓮盛之以遗瓦剌使臣也也先每岁以良马等物赂振及敬以报之”4。 正统十四年（1449）十月也先借口贡马减其值而分兵四路大举进犯其主力由知院阿剌和也先率领分攻宣府、大同“塞上诸城堡多陷没”5。大同参将吴浩战死。 大同败报传到北京英宗在王振的鼓惑和挟持下决意亲征。命太监金英辅佐弟弟郕王朱祁钰留守北京兵部侍郎于谦留京代理部务。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内阁学士曹鼐和张益等扈驾从征。随征的文武臣僚虽有数百人但却不让他们参预军政事务一切行动皆由王振专断。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既没有认真的战前准备又没有周密的军事部署诏下两日英宗统率的五十万大军便匆匆出了。大军“未至大同兵士已乏粮僵尸满路。寇亦佯避诱师深入”1。王振不管实际情况盲目催促进军。 八月初一日明军进到大同王振又欲进兵北行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见形势不利力请回师王振不听仍坚持北进。会前军败报踵至“西宁侯朱瑛、武进伯朱冕出御全军皆覆没”2同时郭敬也密告王振如果继续北进“正中虏计振始惧”3。八月三日匆匆下令班师。初十日明军退至宣府瓦刺大军追袭而来。十三日英宗率军到达离怀来城仅二十里的土木堡（今怀来县西南）。随从的文武官员主张“入保怀来”而王振却以“辎重千余辆尚在后未至”4主张留待。瓦刺大军紧紧围困土木堡明军无法移动。十五日瓦刺军四面围攻“兵士争先奔逸势不能止铁骑蹂阵而入奋长刀以砍大军”明军全线大溃。混战中英宗被俘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内阁学士曹鼐和张益等“数百人皆死”5王振则被护卫将军樊忠以棰捶死。明朝五十万大军死伤过半。土木堡之战明军仓促出师京军精锐毁于一旦勇将重臣多人战死。明朝“遭遇到建国以来所未曾有的严重危机”1。 土木堡丧师英宗被俘朝廷震动一片混乱。皇太后命郕王朱祁钰监4《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三正统十四年九月丙戌。 5郑晓：《皇明北虏考》（《吾学编》本）。 1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十七《北狄·鞑靼》。 2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十七《北狄·鞑靼》。 3《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正统十四年八月己酉。 4《殊域周咨录》卷十七《北狄·鞑靼》。 5《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二《土木之变》。 1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八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8页。国召集群臣商议战守之策“群臣聚哭于朝”2不知所为。翰林侍讲徐珵（后改名徐有贞）主张南迁逃跑遭到兵部侍郎于谦的反对主张坚决抗御。朱祁钰以太后命升于谦为兵部尚书刷新内政加强战备。 是年九月郕王正式登皇帝位（景泰帝）明朝更显稳定。同时于谦又选派得力将领增补关隘加派援军下令调集河南、山东、南京等地军队入卫部署京城九门守军及城外防务等。十月初瓦剌军又大举进犯。也先率主力骑兵三万掠大同直冲紫荆关知院阿剌率二万骑突入古北口。十月九日也先破紫荆关阿剌等军从赤城南下两路向北京合围。于谦“身先士卒躬擐甲胄”出德胜门亲自督战特令“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3于是“人人感奋勇气百倍”4。十一日瓦剌军列阵西直门外也先的本营设在土城。当夜明军进击瓦剌军先锋于彰义门杀敌数百人。次日明军在各门外略有斩获。十三日瓦剌军与明军战于德胜门外。于谦令大将石亨“设伏空舍遣数骑诱敌。敌以万骑来薄副总兵范广火器伏起齐击之也先弟孛罗、平章卯那孩中炮死”5明军奋勇砍杀“亨挺刀单马进独杀数十人”1瓦剌军大败只好退兵营守。相持五日瓦剌军“战又不利”2又怕四方勤王兵至断其后路遂挟持英宗北撤退出紫荆关京师解严。景泰元年（145o）八月也先送还英宗恢复与明朝的互市贸易依旧例派遣贡使。 鞑靼的复兴土木之变后不久蒙古瓦剌部内部生矛盾。景泰二年（1453）春也先追杀脱脱不花四年自立为可汗。六年（1455）也先又被阿剌知院杀死致使内部分裂瓦剌部势力逐渐衰落。鞑靼部却从此强盛起来。当时鞑靼各部以孛来最强。成化元年（1465）孛来与小王子、毛里孩等先后进入河套地区驻扎下来。成化六年（147o）癿加思兰、孛罗忽、满都鲁等部也入据河套河套成为其骚扰内地的一个主要基地当时被称之为“套寇”。明廷虽派兵对其进行打击但“去辄复来迄成化末无宁岁”3。弘治年间鞑靼部的达延汗（明朝称之为小王子）统一了蒙古各部势力大增“渐往2《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 3《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六《景帝登极守御》。 4《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六《景帝登极守御》。 5《明史》卷一七o《于谦传》。 1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十七《北狄·鞑靼》。 2《明史》卷一七o《于谦传》。 3《明史》卷三二七《鞑靼传》。 来河套出没为寇”4。正德末年达延汗死后蒙古各部又一度分崩离析但到嘉靖中期达延汗的孙子俺答汗时势力又兴盛起来不断率其部众骚扰延绥诸边。嘉靖二十五年（1546）三边总督曾铣上疏请复河套加强北方防务这个建议得到辅夏言的支持但严嵩为了扳倒夏言他把计划收复河套的曾铣说成是“以好大喜功之心而为穷兵黩武之举”1借此杀了曾铣和夏言。从此明朝廷内再无一人敢言收复河套事俺答入犯的次数越来越频繁规模也越来越大。 嘉靖二十九年（155o）六月俺答再次举兵大举南下攻掠大同明军一触即溃总兵张达和副总兵林椿皆战死。八月俺答移兵东去由蓟镇从间道攻古北口入犯长驱直入掠怀柔围顺义到通州直抵北京城下“大掠村落居民焚烧庐舍火日夜不绝”2京师大震。兵部尚书丁汝夔急忙部署防守京城事宜然而当点阅京军册籍时现“是时册籍皆虚数禁军仅四五万老弱半之又半役内外提督大臣家不归伍在伍者亦涕泣不敢前”3于是只得急调宣府、大同、辽阳、蓟州诸镇兵入辕“大同总兵咸宁侯仇鸾、巡抚保定都御史杨守谦等各以勤王兵至”4。当时明朝集合了五万援军但却未及储备粮秣以致军粮缺乏当援军会集京畿时“制下犒师牛酒诸费皆不知所出。户部文移往复越二三日军士始得数饼”5。仇鸾虽率大同兵二万入京世宗又以他为平虏大将军统率各地援军但却不敢出战。兵部尚书丁汝夔也“恇扰不知所为”6束手无策只好闭门坚守城外任俺答部焚掠。当政的严嵩认为俺答是抢食贼不足患“饱将自去”暗示将官“惟坚壁为上策”7世宗也准备以“皮币珠玉”去向俺答求和。这样明廷任凭俺答的军队在城外肆意掳掠达八日之久最后俺答仍由古北口故道退去。因为这年是庚戌年故史称“庚戌之变”明朝又经过一场惊恐度过一次危机。 俺答退兵后于这年十二月遣使到宣府、大同请求通贡次年三月又遣使至宣府求通贡市。世宗准许先在大同开设马市后宣府、延绥、宁夏诸镇也准许开市每年两次。但一年之后嘉靖三十一年（1552）初俺答部又在大同边境骚扰于是世宗下诏停罢马市以致边境战事又起明朝京师多次戒严。如嘉靖三十三年秋天俺答部“攻蓟镇墙百道并进警报日数4《明史》卷三二七《鞑靼传》。 1《明世宗实录》卷三三二嘉靖二十七年正月癸未。 2《明史》卷二o四《丁汝夔》。 3《明史》卷二o四《丁汝夔》。 4高岱：《鸿猷录》卷十六《追杀仇鸾》。 5高岱：《鸿猷录》卷十六《追杀仇鸾》。 6《明史》卷三二七《鞑靼传》。 7《明史纪事本末》卷五九《庚戌之变》。 十至京师戒严”1。四十二年冬大掠顺义、三河京师戒严。 直到隆庆初年形势才有所好转。随着明朝改革活动的展开对九边的建设日益重视边防因之得到加强。另一方面蒙古贵族的入犯明朝又往往遇到坚决抵抗损伤颇多再加上蒙古草原在经济上对内地的依赖关系增强农牧业生产的展和蒙汉人生活的需要都更加迫切要求互市贸易以换取布帛粮米和生产工具。在这种情况下遂出现了“俺答封贡”。 隆庆四年（157o）鞑靼内部再次生矛盾俺答汗与其孙把汉那吉因争夺“三娘子”为妻而翻脸。三娘子原为把汉那吉之妻俺答见其貌美夺为己妻。把汉那吉恚恨遂于是年十月率妻子等十余人降明。大同巡抚方逢时接受其投降并报告宣大总督王崇古。他们共同上疏极力主张乘此机会优待把汉那吉“因与互市”2采取安抚政策。王崇古的建议在明朝大臣中意见很不一致“朝议纷纷”3但是得到了内阁大学士高拱和张居正的支持王崇古的主张遂获批准诏授把汉那吉为指挥使赐绯衣一袭。时俺答势孤又看到把那汉吉受到明朝的优待于是遣使向明朝请开互市。 隆庆五年（1571）二月王崇古上《确议封贡事宜疏》提出了具体处理封贡、互市事宜的八条建议。“封贡互市”主张提出后“朝议复哗”1张居正毫不犹豫仍全力支持王崇古的主张明确指出封贡通市有互利在他的坚持下封贡互市的主张“才获通过”2。于是明朝封俺答汗为顺义王其余蒙古诸领也被封为都督同知、指挥同知、千户、百户等职。又根据王崇古的建议恢复贡市蒙古与内地经济交往得以正常往来。从此四五十年以来不断南犯的俺答“事朝廷唯谨。部下卒有掠夺边氓者必罚治之”3。 万历十年（1582）俺答死由其子黄台吉袭封顺义王。万历十四年黄台吉死其子撦力克袭封。俺答妻三娘子在俺答祖孙三世中“主兵柄为中国守边保塞众畏服之”4明朝政府封他为“忠顺夫人”。在“俺答封贡”到三娘子掌权的数十年间明朝与蒙古一直保持着和平友好关系。 明朝从建国以来就不断受到蒙古的骚扰延续了二百余年。明政府虽把对付蒙古势力作为边防的重点采取了种种措施但无论是进取还是防御却都一直未能消除明朝北方的祸患。然而俺答封贡后北部边疆各民族却友好相处“边境休息东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镇数千里军民乐业1《明史》卷三二七《鞑靼传》。 2《明史》卷二二二《王崇古传》。 3《张居正集》卷四七附录一《张文忠公行实》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1《明史》卷三二七《鞑靼传》。 2《明史》卷三二七《鞑靼传》。 3《明史》卷三二七《鞑靼传》。 4《明史》卷三二七《鞑靼传》。 不用兵革岁省费什七”5。明朝北方形势的安定和这种和平友好关系的建立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展。清人魏源曾对此作过较为公允的评论：“高拱、张居正、王崇古张弛驾驭因势推移不独明塞息五十年之烽燧且为本朝开二百年之太平。仁人利溥民到今受其赐”1论述极为深刻。 5《明史》卷二二二《王崇古传》。 1魏源：《圣武记》卷十二《武事余记》。 第三节明代的西域和西藏明代的西域明朝对西北地区的经营是明朝对北部边境防御体系的一部分。明初每次派兵出征蒙古其西路军的进军方向就是西北地区。明军攻克一地后为加强对这里的管辖往往设置羁縻卫所招抚当地各族领命将屯兵据守。 从洪武初年到永乐时期曾先后设置了河州（今甘肃临夏）、西宁、岷州（今甘肃岷县）、洮州（今甘肃临潭）等卫。在其西境撒里畏兀儿安定王领地设置了安定、阿端、曲先三卫（今青海柴达木盆地西北）。在嘉峪关以西设置了罕东（今青海柴达木盆地北缘）、赤斤蒙古（今甘肃玉门市西北）等卫。沙州（今甘肃敦煌）蒙古部众降明永乐初置沙州卫。在明朝通往西域的要道又设置了哈密卫。 哈密“东接甘肃西距土鲁番为西域诸国之喉咽”2。明朝对其地非常重视。朱棣即位后即遣使至其地招谕。永乐元年（14o3）安克帖木儿遣使向明朝进贡次年明封其为忠顺王。四年设卫封授当地畏兀儿、哈剌灰等族领为指挥、千户、百户等职又派汉人官员为府长史、纪善（官名王府辅导）协同理事“以通诸番之消息。凡有入贡夷使方物悉领至彼译表以上”1。其目的是“欲其迎护朝使统领诸番为西陲屏蔽”2。但实际上并没有起到明朝政府所预期的作用。 明政府加强对这一广大地区的管理其经济联系也是很密切的。明代这里的居民主要是畏兀儿族、蒙古族、藏族以及回族等。其中安定、阿端、曲先等地过着游牧生活外其他地区则兼营耕牧。他们和明朝的经济往来主要通过朝贡、马市等方式。他们不时派遣庞大的使团向明朝进贡物品人数达几百人。对此明廷要给予“回赐”如绢疋、彩缎等物有时也给银、钱。因此朝贡实际上也带有贸易性质。另外明朝政府还准许他们利用朝贡时机“听其量带方物来京贸易”3换取各种生活必需品。有时允许他们在河州等地进行茶马贸易。如洪武二十五年（1392）明政府派遣中官而聂到河州与当地居民进行贸易得马万三百余匹给茶三十余万斤4。哈密、土鲁番用来进贡和马市的物品有马匹、玉石、回回青、刀锉、硇砂、兽皮等他们需要的物品主要有纱罗绫缎、瓷器、茶叶、铁器、药材等都是难得而2王世贞：《弇州史料前集》卷十八《哈密志》。 1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十二《哈密》。 2《明史》卷三二九《哈密卫传》。 3《明武宗实录》卷四三正德三年十月甲戌。 4《明史》卷三三o《西番诸卫传》。 又不可缺的因此他们对通贡十分重视不断要求增加进贡次数和人数开展马市贸易。这说明西北边疆在经济上已与中原密不可分。 明代的西藏西藏明代称乌斯藏。明太祖立国后随即遣使向该区招谕并在这里建立了乌斯藏行都指挥使司和朵甘行都指挥使司等机构。明成祖封授各地藏族政教领确立了藏族地区的统治秩序1。 西藏盛行喇嘛教。元世祖尊奉萨迦喇嘛八思巴为帝师封大宝法王统领十三万户实行政教合一的统治。其后元朝历代帝师都由萨迦寺喇嘛袭封但到元朝衰亡时由于喇嘛教派间争权使这一地区陷于混乱。明太祖即位后洪武二年（1369）即遣使去西藏告谕明朝建国又派遣陕西行省官员前往各部落招谕元朝旧封官员来朝受职。洪武六年萨迦派摄（代）帝师喃加巴藏卜来京封授“炽盛佛宝国师”所举元旧封官员六十人分别授予指挥同知、佥事、宣慰使、同知、副使、元帅、招讨等职。从洪武四年到六年明廷6续设置了乌斯藏、朵甘指挥使司以及宣慰使司、安抚使司、招讨使司、万户府、千户所等行政机构完善了明朝中央在西藏地区的行政建置依明朝制度建立起军政统治秩序。 在这一秩序之下明廷不再把藏区封给任何地方“王侯”而是作为相当于省的行政区直辖于中央。行政机构的任务是“绥镇一方安辑众庶”2而且不干预宗教事务所设官吏近于内地“流官”3。洪武七年（1374）在河州（今甘肃临夏）设西安行都指挥使司总管河州、乌斯藏及朵甘。原设乌斯藏卫和朵甘卫指挥使司也升为行都指挥使司。 与此同时随着萨迦派逐渐衰落噶举派、格鲁派等教派的相继兴起明成祖即位后改变元朝独尊萨迦的旧制度实行“众封多建”的宗教政策对各地宗教领分别封王。帕木竹巴喇嘛章阳沙加监藏曾受元封为灌顶国师。明初袭封。章阳沙加死后由其徒承袭国师。永乐年间先后封授五王即阐化王、护教王、赞善王、辅教王、阐教王他们是宗教领袖但各有份地每三年向朝廷朝贡一次。此外明廷还先后封授萨迦派、噶举派、格鲁派的宗教领袖为“法王”即大宝法王、大乘法王、大慈法王统领本教派僧众地位很高。明朝历代相承三教分别向明廷遣使进贡明廷也各有回赐。明政府还制定了西藏的僧官制度。僧官分为法王、大国师、国师、都纲、喇嘛等法王以下的各级僧官的任免或继封都由明朝中央政府决定。明廷规定凡袭封受赐者必须经“敕书勘合”。但由于封赐过滥明英宗、孝1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八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2页。2《明太祖实录》卷九五洪武七年十二月壬辰朔。 3傅崇兰主编：《拉萨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5页。宗和世宗时多次采取递降、落职、追夺诰敕等措施裁减了一些僧人的封号。明代西藏的喇嘛教随着萨迦派独尊地位的改变格鲁派地位日渐上升。 格鲁派是明初新创的教派。创始人是罗桑扎巴因出生于宗喀巴（青海湟中一带）故称宗喀巴大师。早年入藏学习各派佛法鉴于各派僧官兼为领主戒律废弛因创新派弘扬戒律整饬寺院并要求入教喇嘛穿黄衣戴黄帽因此又称为黄教。永乐七年（14o9）藏历正月初一日至十五日得帕木竹巴阐化王之助宗喀巴在拉萨大昭寺举行祈愿法会获得僧众的拥戴宗喀巴成为西藏喇嘛教界最有地位的人。宗喀巴刚建立黄教时在西藏的影响并不大但他和明朝廷建立了密切联系。永乐十二年（1414）十二月宗喀巴派弟子释迦也失进京朝见次年明朝廷封授他为“大慈法王”。到万历时黄教势力日益扩大得到明政府的有力支持。 明朝廷与西藏的经济交流也日益频繁。西藏的僧俗官员要定期或不定期地向明廷朝贡他们随带马匹和其他地方特产明朝廷也以绸缎、布帛、茶、钞等回赐往往回赐品的价值数倍于入贡品。另外为了便于通贡明廷还多次下令恢复或新修西藏至内地的驿站在四夷馆中设“西番馆”任用藏族官员翻译贡表和其他文书。这些政策和措施使入贡人数不断增加明中期以后“虽屡申约束而来者日增”1。 除了朝贡贸易之外西藏和内地还存在茶马互市贸易。从洪武五年（1372）起明廷先后在秦州（今甘肃天水）、洮州（今甘肃临潭）、河州（今甘肃临夏）、雅州（今甘肃雅安）等地设茶马司统一管理茶马市易“行茶之地五千余里”2。明廷为了以茶叶换取足够的马匹禁贩私茶但在有明一代明朝廷虽一再明令严禁可民间私茶贸易却一直与官茶贸易并存。 1《明史》卷三三一《阐化王传》。 2《明史》卷八o《食货志四》。 第四节西南地区的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 土司制度明代云南、贵州、两广、湖广以及四川等地自然条件差别甚大民族众多。除居有汉族之外还有苗、瑶、彝、傣等少数民族他们的社会展也极不平衡。元朝在少数民族聚居区设立土司制度进行管理。土司的官职有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等官职。这些土司官职大多由各族的领世袭。 明初太祖以数十万兵力平定西南各省后为控制这些地区遂承袭元朝的统治制度。洪武初年“西南夷来归者即用原官授之。其土官衔号宣慰司曰宣抚司曰招讨司曰安抚司曰长官司。以劳绩之多寡分尊卑之等差而府州县之名亦往往有之”1。 关于土司的选任和袭替“原俱属验封司掌行。洪武末年以宣慰、宣抚、安抚长官等官皆领土兵改隶兵部其余守土者仍隶验封司”2。但明朝政府的这一规定并没有贯彻始终。从天顺末年起朝廷“威柄渐弛”。到嘉靖九年（153o）始复旧制“以府州县等官隶验封宣慰、招讨等官隶武选。隶验封者布政司领之；隶武选者都指挥领之。于是文武相维比于中土矣”3。 土司必须定期向明朝朝贡明朝也回报以丰厚的赏赐。各地土司朝贡分一年一贡、二年一贡或三年一贡。贡使人数只许五六十人多不过百人限每年十二月底前到京按期到达者给全赏逾期者给半赏。关于土官的考核由土官本衙门将土官的事迹验实后申报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进行4。 另外明政府在西南地区也建立了军事卫所隶属各省都指挥使司。都司以下设都司土官将诸土司的土兵纳入都司的管辖之下都司和卫所的官员均由朝廷任命土官可以世袭。土司的土兵听从朝廷和都司的调。 改土归流明代推行的土司制度对稳定南疆和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起了一定积极作用但其弊端也日益显露。土司的世袭性造成割据势力的事实存在土司间为争夺领地、承袭权而仇杀、内江于是明朝廷在一些矛盾比较突出1万历《大明会典》卷六《吏部五·验封清吏司》。 2万历《大明会典》卷六《吏部五·验封清吏司》。 3《明史》卷三一o《土司序》。 4杨绍猷：《明朝的边疆政策及其得失》。 的地区实行改土归流。改土归流的主要内容是改土司为府、州、县由中央派官员治理或废府、州、县中的土官全部由流官统治。同时丈量土地额定赋税设兵防守等。 如永乐十一年（1413）思州宣慰使思琛和思南宣慰使田宗鼎因争地而仇杀明成祖遣使臣蒋廷瓒前往勘查田琛及田宗鼎被密捕来京斩。于是裁撤土司“分其地为八府四州设贵州布政使司”1蒋廷瓒为左布政使。宣德初年贵州永从蛮夷长官李瑛卒后无人继嗣改设流官。嘉靖末广西龙州土知州与副使仇杀被改土归流。万历年间平定播州土司杨应龙叛乱后在该地设遵义、平越二府分隶四川、贵州。其他有的地区也先后以各种原因被改土归流。但明朝在推行这一政策时由于受到土官的抵制而不断反复。如马湖府在弘治时设流官然而到嘉靖初虽已有两次改流但结果仍是“流官再设而土夷随叛杀人夺地比昔更甚”1。改土归流比较彻底和大规模的推行则是到清代才得以完成的。 1《明史》卷三一六《贵州土司传》。 1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六九《四川》。 第十章明朝的对外关系与中西文化交流明朝的对外政策确立于洪武、永乐两朝以后被长期沿袭下来。在明朝存在的二百七十多年间虽然不同时期在具体内容上有些变化但其指导思想和主要方针并无多大变化。 明太祖在位期间对周围邻国采取睦邻友好政策不断派遣使臣广加招徕力图建立起正常的友好关系。但出于巩固内部统治和防御北元再起的考虑又厉行海禁禁止私人出海贸易也禁止外国商人来中国经商并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被长期保持不变。因此从另一个角度上讲明朝的对外政策又趋于保守和内向1在与外国的联系方面又多处于被动的地位2。永乐时一方面继续实行海禁另一方面又实行较为开放的政策并出现了郑和下西洋的壮举。明中期以后海禁时紧时松中国海商和倭寇相勾结出现了嘉靖年间的倭患。隆庆以后部分地开放海禁私人海外贸易得以迅展明初制定的禁海政策至此基本瓦解。与此同时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西方殖民者6续来到中国沿海这给中国带来了机会使中国有可能融入世界潮流“走上与西方世界同步展的轨道”1但也蕴藏着危机。 1张维华主编：《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7o页。2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八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8页。1毛佩琦等：《中国明代政治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o页。 第一节与朝鲜的关系明朝与朝鲜基本上保持着往来聘使的关系万历年间的援朝抗倭明军两次出兵与朝鲜军民并肩作战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也在两国关系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明末随着女真族在东北的崛起两国关系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明初的交往明初朝鲜称高丽国王为王颛。洪武元年（1368）明太祖即位朱元璋即遣使持书前往高丽谕告。次年高丽国王颛也遣使上表庆贺明朝开国井请封号。朱元璋应其之请于洪武三年遣使持金印文诰封王颛为高丽国王从而确立了两国的宗藩关系“自是贡献数至元旦及圣节皆遣使朝贺岁以为常”2。是年明朝开科取士诏准高丽等国“行修经明之士贡赴京师会试不拘额数选取”3。这一年高丽参加会试的有三人其中金涛及第授东昌府安丘县丞后因不通汉语回到高丽。洪武五年高丽派一百五十多人前往南京国子监留学途中因遇海难溺死三十九人。“帝悯之遣元枢密使延安答里往谕入贡毋数”4。 洪武七年（1374）高丽国王颛为权相李仁人所弑李仁人拥立权臣辛肫之子辛禑为王遣使来明入贡明太祖却而不受。直到洪武十八年朱元璋见辛禑地位日益稳固才不得不正视既成事实加给辛禑高丽国王封号并追谥王颛为恭愍王。 洪武二十一年（1388）四月高丽东北面都指挥使李成桂动兵变除李仁人囚禁了国王辛禑十月辛禑让位于子昌。次年李成桂废辛昌拥立王颛之后王瑶（恭让王）。洪武二十四年王瑶让位于李成桂改国号为朝鲜“王氏自五代传国数百年至是绝”1。二十六年李成桂遣使来明贡马九千八百余匹明太祖回赐纻丝绵布等近二万匹。建文初李成桂因年老体弱逊位于次子芳果（定宗）两年后芳果亦因病让位于五子芳远（太宗）。 明成祖即位朝鲜太宗遣使朝贡。永乐五年（14o7）朝鲜十四岁的世子提得到明朝允准作为进表使率各级官员五十余人至明京师南京。次年正月到达南京进贡马匹金银器物。成祖数次召见厚加赏赐“赐织金文绮。2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一《朝鲜》。 3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一《朝鲜》。 4《明史》卷三二o《朝鲜传》。 1《明史》卷三二o《朝鲜传》。 及归帝亲制诗赐之”2。永乐十六年朝鲜太宗李芳远以年老逊位废世子禔传位于第三子祹。明成祖遣使赴朝封为朝鲜国王。时明“已迁北都朝鲜益近而事大之礼益恭朝廷亦待以加礼他国不敢望也”3。 万历年间援朝抗倭日本战国群雄经过近百年的战争到十六世纪末期丰臣秀吉6续削平了其他封建诸侯统一了日本。万历十三年（1585）日本天皇任命他为“关白”（摄政）又兼太政大臣。这时日本社会随着庄园经济的瓦解商业资本展迅。统一后的日本商人积极要求开辟海外市场丰臣秀吉为了满足他们的贪欲策划侵略邻国朝鲜。 万历二十年（1592）初丰臣秀吉正式布命令出征朝鲜。侵朝日军共计十八万余人舟师数百艘分为九军四月十二日在朝鲜釜山登6分兵北犯。“时朝鲜承平久怯不谙战皆望风溃”1。日军迅占领王京（汉城）进而攻占平壤。在三个月时间里日军几乎占领了朝鲜全国。朝鲜国王李昖逃到义州（今辽宁义县）遣使向明朝告急请求出兵援助。 明朝得报遂派副总兵祖承训、辽东游击史儒率军三千余去朝鲜作战结果明军全军覆没史儒战死祖承训只身逃回。败报传来明朝大为震动。神宗即命兵部右侍郎宋应昌为经略以提督陕西总兵李如松为东征提督部署军事前往支援。次年一月抵达平壤城外。平壤东南临江西枕山陡立迤北牡丹台高耸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日军筑设炮台。李如松指挥攻城城上日军炮矢如雨。李如松坐骑被击毙仍换马再战。部将吴惟中被铅丸击中也仍奋呼督战。经过激烈战斗明军大败日军史称“平壤大捷”。收复平壤后明军与朝军乘胜追击相继收复了开城、汉城等地。日军连战皆败伤亡惨重退到釜山一带。于是汉江以南千有余里的朝鲜故土都被收复。然而在援朝抗倭战争即将取得完全胜利之际明朝兵部尚书石星却力主与日和议罢兵丰臣秀吉以和议为缓兵之计不仅留驻釜山的日军始终未撤而且暗中加紧准备企图卷土重来。万历二十五年（1597）二月丰臣秀吉又调集十四万大军再次侵入朝鲜。 明朝以兵部尚书邢玠为总督佥都御史杨镐为经略麻贵为提督再次赴朝抗倭。在朝鲜军队的密切配合下连败日军。次年七月丰臣秀吉死去日军人心动摇。明军乘势加紧动进攻。日军企图从海上逃走副总兵邓子龙和朝鲜统制使李舜臣统率水军邀击于釜山南海大败日军。邓子龙年逾七十意气风直前奋击日军死伤无算。朝鲜李舜臣也曾在日军第一次2《明史》卷三二o《朝鲜传》。 3《明史》卷三二o《朝鲜传》。 1《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二《援朝鲜》。 侵朝时多次打败日军。在这次海战中邓子龙和李舜臣都壮烈战死。这次海战取得了抗倭战争的最后胜利。 万历年间的援朝御倭战争的胜利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扩张的气焰维护了朝鲜的独立和明朝边境的安全但同时也应看到战争极大地消耗了明朝的国力加剧了明朝的财政亏空削弱了明朝在东北地区的军事力量。因此正如《明史·朝鲜传》所言：“自倭乱朝鲜七载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中国与属国迄无胜算。” 女真与朝鲜的关系万历末女真族在东北崛起努尔哈赤所向披靡攻占了明朝辽东大片土地建立后金政权企图问鼎中原。自努尔哈赤兴起后由于朝鲜地势重要后金和明朝都竭力结好朝鲜。后金的目的是要切断朝鲜与明朝的来往以消除后顾之忧。而明朝的意图则是要联络朝鲜牵制后金使明军与“丽（朝鲜）兵声势相依与登莱音息相通斯于援助有济”1。尽管后金百般离间朝鲜和明朝的关系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各种原因朝鲜仍和明朝合作。皇太极上台后为了缓解三面（朝鲜、蒙古、明朝）受敌的境况以争取时间储备力量进取中原于是他不断向明朝廷提出议和。崇祯四年（1631）至五年是皇太极议和活动最频繁的时期他向明廷“上疏称臣求款再四”2而且要朝鲜出面“绍介其间”转奏明廷“以表其诚悃”3。尽管如此掠夺明朝和朝鲜的军事行动却并未停止。 天启七年（1627后金天聪元年）二月皇太极不宣而战派遣阿敏等人统率三万多八旗兵进入朝鲜连陷义州、定州等地。朝鲜国王李倧逃往江华岛派使者前往阿敏驻地求和。朝鲜政府在后金强大的军事压力下被迫签订“江都和约”这个和约基本上割断了朝鲜和明朝的联系。 崇祯九年（1636清崇德元年）十二月皇太极以朝鲜“助明害我”为借口第二次对朝用兵。皇太极率十万大军渡过鸭绿江直指朝鲜京城。次年一月后金兵围攻京城朝鲜国王李倧退守南汉山城后金兵又将该城包围迫使朝鲜国王投降签订城下之盟。朝鲜断绝和明朝的一切来往向清称臣纳贡变为清控制下的藩属。至此明朝与朝鲜结束了往来聘使的关系。1《明熹宗实录》卷十三天启元年八月庚午。 2周文郁：《边事小纪》卷三《朝鲜国咨三》。 3《朝鲜李朝实录》仁祖卷二八。 第二节与安南的关系安南古称交阯自汉至唐为中国属郡五代时独立成国一直和中国保持着藩属关系。元朝时安南国王陈氏受封世为国王。明代除永乐至宣德间有战事生外双方一直保持着睦邻友好关系。 用兵安南和交阯明初朱元璋即遣使告谕安南并因其请封授安南国王陈日煃建立了明与安南的宗藩关系。洪武末年安南国相黎季犛擅权逐杀陈氏独揽朝政立其子黎苍为皇帝自称太上皇改姓胡氏。黎苍改名胡■。成祖即位胡■遣使奉表朝贺并求封号诈称陈氏宗嗣已绝“支庶沦灭无可绍承”1。成祖不明安南内情遂于永乐元年（14o3）由十一月封胡■为安南国王。胡■受封不久前安南国王之孙陈天平从老挝至南京陈诉黎氏篡逐真相请求明朝出兵征讨黎氏。永乐三年成祖遣使前往安南查问内情黎苍遂遣使“入朝谢罪”并且“请迎（陈）天平归奉为主”。第二年成祖派征南副将军黄中、吕毅大理卿薛嵒领兵五千护送。黎苍却设“伏兵邀杀天平（黄）中等败还”成祖大怒“决意讨之”2。 其实安南为当地一小霸主它向南侵略占城（今越南南方）向北侵占广西思明府（今广西宁明）的禄州、西平州等地还侵云南的宁远州黎氏不甘心仅封为王这为成祖所不能容忍1。因此成祖为安定南方阻止安南向外扩张大兵征安南。 永乐四年（14o6）七月明成祖命成国公朱能为征夷将军镇守云南的西平侯沐晟及新城侯张辅为左右副将军调兵八十万兵分数路出征安南。京畿及荆、湖、闽、浙、广西兵出广西凭祥巴蜀、建昌、云南、贵州兵出云南蒙自两路齐头并进。十月朱能病死于龙州张辅受命代将其军。明朝传檄历数黎氏父子二十大罪并表明这次出兵意在恢复陈氏子孙的王位。安南倾巢而动全线布兵堵截号称二百万。张辅等攻下多邦城进克东都。次年三月张辅、沐晟追击黎氏父子于富良江中斩数万夺船三百艘。黎季犛、黎苍先后被俘安南尽平。 明成祖败黎氏后在安南依内地各省建置改安南为交阯设置交阯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命吕毅为指挥使黄中为副黄福为布政使兼按察使。下设十五府分辖三十六州一百八十一县正式将安南变成明朝的一个省。 1《明太宗实录》卷十九永乐元年四月丁未朔。 2《明史》卷三二一《安南传》。 1参见毛佩琦：《明成祖大传》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436页。弃交阯后与安南之关系成祖兵征安南和交阯布政司的设立是违背安南人民的意愿的所以激起了安南的反明斗争。永乐六年（14o8）八月安南陈氏旧官简定起兵反明称日南王纪元兴庆。成祖得报再命张辅领兵二十万出征。永乐七年简定称上皇立陈氏后裔陈季扩为大越皇帝纪元重光。张辅兵至安定简定兵败被擒押解至京师处死。永乐八年十二月陈季扩遣使请降明成祖不复王封而以陈季扩为交阯布政使季扩拒不受命。永乐九年张辅、沐晟再次出兵征安南安南继续抵抗。战争延续三年至永乐十二年交阯重新平定。张辅受命镇守交阯。永乐十四年（1416）冬张辅在安南已逾十年奉召还京。次年正月交阯清化府巡检官黎利乘机起事反明明军极力镇压。洪熙时明军将领不和屡次失败。 宣宗即位安南反明斗争规模仍很大。后来黎利谎称在老挝访得陈氏之后陈暠物故并请明朝对他册封。明朝遂命黎利“权署安南国事”。不久黎利即正式称王向明朝朝贡不绝。正统元年（1436）明英宗正式册封黎利之子黎麟为安南国王。两国之间又恢复了正常的友好关系。 第三节与日本的关系明初中日两国的交往中日两国的友好交往由来已久唯元世祖舟师东侵日本覆没海中所以终元之世日本与中国不再通使。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为了修复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遂于洪武二年（1369）遣行人杨载出使日本。次年又派莱州府同知赵秩赴日详细解释了明朝的睦邻政策。日本国王良怀知道明朝与元不同遂于第二年遣使奉表贡马并送还在明州、台州掠去的中国人七十余人洪武四年十月抵明都南京。明太祖宴赏使臣并命僧人祖阐等八人送日本使者回国回赐良怀文绮纱罗。 洪武后期明朝和日本的关系有所疏远虽然仍把日本列为不征国之一但互相间使臣往来绝少。胡惟庸案后明太祖疑胡惟庸“欲藉日本为助”因此“怒日本特甚决意绝之”1。自此以后终洪武朝日本贡使未再来中国。明成祖即位后于永乐元年（14o3）即派左通政赵居任、行人张洪偕僧道成出使日本。将行日本使臣已至宁波十月到达南京。明朝优礼相待对使臣所带货物包括违禁的兵器之类均准按时价出售并遣使随日本来使回访。此后两国又恢复了贡使往来。 明初在宁波设市舶司日本商人须持明朝给的“勘合”（即凭证） 贸易。永乐初成祖定议日本十年一贡人不过二百船限两艘。但实际上日本来中国贸易的人和船舶都过规定的数目并且携带的私物也特别多甚至过贡物十倍。宣德初年改为人不过三百船不过三艘。即使这样仍不能满足日本的需要。 明初的倭寇明初日本一些在国内失意的土豪与浪人在中国沿海地区武装走私抢掠商民。当时称为“倭寇”。终明之世一直存在倭寇问题尤其是嘉靖年间“倭患”成为举国震动的大事。但明前期和嘉靖时期的倭寇问题有着不同的特点性质也有所不同。 明朝初年从辽东经山东、浙江到广东漫长的海岸线上“岛寇倭夷在在出没”2甚至登岸剽掠。洪武二年（1369）太仓卫指挥佥事翁德率领卫所士兵力剿倭寇生擒数百人但倭寇仍时出剽掠。于是明朝廷便大大加强海防筑城列寨增置卫所添造战船。洪武朝先后在辽东到广东沿海1《明史》卷三二二《日本传》。 2《明史》卷九一《兵志》。 设置五十余卫计有士兵二十余万。每百户设一战船千户所十船每卫五所共有船五十每船旗军五十名1。 永乐时成祖一面与日本修好同时仍加强沿海防御。永乐九年（1411）正月命丰城侯李彬、平江伯陈瑄等率浙江、福建舟师剿捕海寇。十四年命都督同知蔡福等率兵万人于山东沿海巡捕倭寇。十七年总兵刘荣（刘江）领导军民在辽东望海埚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抗倭战役。这年六月倭寇分乘三十多艘船侵犯辽东登岸后直奔望海埚。望海埚位于金州卫金线岛西北距金州城七十余里是辽东沿海的要塞地势高广可驻兵千余。刘荣任辽东总兵后筑石堡置烟墩瞭望。一日二千余倭寇乘船前来刘荣自烟墩得报命都指挥徐刚伏兵于山下又派百户江隆率壮士“潜绕贼船截其归路”。倭寇到埚下刘荣举旗鸣炮伏兵奋勇杀敌倭寇大败死者枕藉。望海埚之役明军“生擒数百斩千余”2。倭寇受此沉重打击不再敢大规模侵扰。 嘉靖时的“倭患” 倭寇对中国沿海的侵扰到嘉靖时又猖獗起来。明朝中期以后国势日益衰落尤其到嘉靖时海防废坏倭寇“剽掠辄得志益无所忌”1倭患日益严重。嘉靖二年（1523）四月日本左京兆大夫内艺兴遣僧宗设右京兆大夫高贡遣僧瑞佐及宋素卿先后至宁波。宋素卿原是宁波人后来投奔日本。他贿赂明市舶太监得先查阅瑞佐货物市舶司设宴时也使瑞佐上坐。宗设不平袭杀瑞佐并俘获了明军的指挥官袁琏都指挥刘锦亦战死海上。嘉靖帝闻讯大怒听从了夏言的建议认为“倭患起于市舶遂置之”2。于是撤销了市舶司海禁更加严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巨商和海盗便和倭寇相勾结亦商亦盗兼行劫掠。这也是嘉靖时期倭患严重的主要原因和突出特点。 嘉靖二十六年（1547）明朝命巡抚赣南的右副都御史朱纨巡抚浙江提督浙闽海防军务。朱纨到任后雷厉风行着力整顿了海防“革渡船严保甲搜捕奸民”3处死李光头等走私海商及海盗九十余人震动一时。闽浙海商因而失去商利遂群起攻击朱纨朱纨愤而自杀。明朝也罢设提督海防军务的巡抚御史或巡视大臣。于是海防更加空虚海盗与倭寇的活动也更加猖獗了。 1《续文献通考》卷一三二《兵考》。 2《明史纪事本末》卷五五《沿海倭乱》。 1《明史》卷二o五《朱纨传》。 2《明史》卷二o五《朱纨传》。 3《明史》卷二o五《朱纨传》。 面对倭寇的侵扰明朝不得不再设巡视大臣。嘉靖三十一年（1552）以佥都御史王忬提督军务巡视浙江及福、兴、漳、泉四府。王忬到任后在浙、闽沿海地区逮捕沿海各地作为内线的猾民倭寇因而“不复知中国虚实与所从向往”4其在海中的船只也得不到菽粟和火药往往自行遁走。王忬又巡视诸未筑墙的府、州、县建城三十余处。但不久他便被调任大同巡抚。 嘉靖三十三年（1554）五月明朝任命南京兵部尚书张经“不解部务总督江南、江北、浙江、山东、福建、湖广诸军便宜行事”1。同年秋又改为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专总督军务讨贼解兵部事2。张经是福建侯官人曾总督两广军务为当地少数民族拥戴。他受此重任“亦慷慨自负。中外忻然谓倭寇不足平”3。 当时倭寇二万盘踞在华亭（松江）柘林川沙洼。张经选将练兵筹划捣毁倭寇的巢穴。次年6续调集两广土司兵分配给总兵官俞大猷、参将汤克宽和游击邹继芳等俟永顺、保靖苗兵到达后即展开决战。可在此时工部右侍郎赵文华又受命到浙江祭告海神以镇倭寇兼督察沿海军务使问题变得复杂起来。 赵文华来到东南即催促张经出兵张经自以为地位比文华高“心轻之”4不予理会。赵文华极不满意竟密疏诬告张经“糜饷殃民畏贼失机欲俟倭饱飏剿余寇报功宜亟治”5。世宗得疏大怒嘉靖三十四年（1555）五月诏令逮治张经。 然而就在此时永顺、保靖苗民已到倭寇自柘林侵犯嘉兴张经派参将卢镗从水6两路进攻大败倭寇于石塘湾。倭寇行至王江泾张经又令永顺、保靖土兵夹击斩二千级倭寇大败。余寇奔窜柘林纵火焚巢驾舟二百余艘出海而逃。张经指挥作战取得王江泾大捷一时称为自有倭患以来“为战功第一”6。 王江泾大捷后世宗命将张经逮解进京这年十月将张经斩。与此同时世宗以赵文华督察军务赐铸关防。赵文华自此“出总督上益恣行无忌”1。张经死后浙江巡按御史胡宗宪得赵文华荐引巡抚浙江又晋为总督以兵部侍郎兼佥都御史。嘉靖三十五年（1556）、三十六年胡宗4《明史纪事本末》卷五五《沿海倭乱》。 1谈迁：《国榷》卷六一嘉靖三十三年十月辛巳。 2谈迁：《国榷》卷六一嘉靖三十三年十月辛巳。 3《明史》卷三o八《严嵩传》附《赵文华传》。 4《明史》卷三o八《严嵩传》附《赵文华传》。 5《明史》卷二o五《张经传》。 6《明史纪事本末》卷五五《沿海倭乱》。 1《明史》卷三o八《严嵩传》附《赵文华传》。 宪虽然诱杀了海盗徐海、汪直等人沿海屡获胜利但“新倭复大至”2对闽、浙沿海地区侵扰如故。 嘉靖三十五年（1556）戚继光受命任参将守台州、金华、严州三郡负责御倭事宜。戚继光到浙江后请求在义乌招募农民和矿夫组织、训练新军得到朝廷恩准。嘉靖三十八年秋他亲自来到义乌招募了三千人制定纪律严格训练。戚继光还创造了“鸳鸯阵”的战术将盾牌、狼筅、长枪、叉、钯、棍、刀等长短武器联合使用各尽所能密切配合。经过两个月的训练戚继光招募的这支军队就成为战斗力很强的精锐部队开赴抗倭战场。由于这支队伍英勇善战屡立战功被誉为“戚家军”。 嘉靖四十年（1561）倭寇大掠浙东桃渚、圻头。戚继光率部急趋宁海扼桃渚在龙山大败倭寇。倭寇逃遁乘虚袭击台州戚继光回军与战也大获全胜。戚继光先后九战九捷俘馘一千余。此后总兵官卢镗、参将牛天锡又在宁波、温州一带大败倭寇浙东的倭患遂告平息。 嘉靖四十一年（1562）福建成为倭患的中心福建明军连连告急。戚继光被调入闽在横屿、福清、兴化等地又获全胜班师回浙。戚继光还浙后又有大批新倭来福建。福建倭患再起明廷急调俞大猷往剿任命俞大猷为镇守福建总兵官以戚继光为副领兵剿倭。次年四月戚继光至闽与刘显、俞大猷分三路进攻平海戚继光所率戚家军先登上敌垒刘、俞部相继突入斩二千二百戚继光以军功升都督同知世袭千户并代俞大猷为总兵官。次年春戚继光相继败倭于仙游城下、同安王仓坪等地斩获颇多余倭掠渔舟出海去。福建倭患至此亦被平定。嘉靖四十三年（1564）广东总兵俞大猷在提督两广兼理巡抚吴桂芳的支持下与其他将领先后击败倭寇于海丰等地广东倭患也得到解除。东南沿海的抗倭斗争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但抗倭战争也使明王朝消耗很大。自嘉靖三十一年（1552）倭犯台州等地起“七八岁间所破城十余官军吏民战及俘死者不下数十万”1。为了御倭明朝几乎帑藏空虚不得不在江南实行加派全国各地精兵良将也被调往东南沿海因此有人指出：“由于倭寇的侵扰明朝东南沿海富庶之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农工商业生产都遭受了极其严重的破坏。”2通过这场战争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开放海禁的重要性。明朝廷也鉴于嘉靖时“倭乱”的教训到隆庆时开始部分开放海禁。 2《明史纪事本末》卷五五《沿海倭乱》。 1王世贞：《倭志》。 2郝毓楠：《明代倭变端委考》《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4期。 第四节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明朝初期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最为密切。太祖在位时琉球、暹罗、占城、爪哇诸国先后遣使入贡。成祖即位多次遣使到各国招徕宦官郑和几次出使尤为一时盛举。 郑和下西洋“西洋”在明代是指婆罗洲（今文莱）以西地区以东称东洋。郑和出使所经地区多是东南亚各国。永乐年间对外交往有所高涨。成祖即位后为了提高自己的威望维持明朝在这些地区的地位宣扬国威不断遣使四出这时涌现出许多著名的使者郑和是其中的佼佼者。 郑和本姓马云南昆阳州（今云南晋宁）人。洪武时入官初在燕王藩邸任职后随朱棣起兵有功擢升为太监赐姓郑俗称“三保太监”。郑和出身穆斯林世家又信佛教东南亚各国人民多信佛教穆斯林也很多。而且郑和通晓诸国文化习俗又知兵习战能武能文自是恰当人选。郑和出使这些地区特别有利于展与这些国家间的友好关系。 永乐三年（14o5）六月郑和与副使王景弘奉命出使。郑和船队从江苏太仓刘家港出经福建五虎门出海到达占城（今越南南部）。经南海入西洋途经爪哇、暹罗、苏门答剌、阿鲁、旧港、满剌加经锡兰到达印度半岛的南端古里（今印度卡里卡特）回航。永乐九年九月返回南京。郑和这一次航行共有船只六十二艘船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每船可容千余人。船上有航海图、罗盘针具有当时最先进的航海设备。永乐五年、七年郑和又两次出使他积累了更丰富的航海经验。 永乐十年（1412）十一月郑和受命远航阿拉伯和东非一带作第四次远航。次年冬出到永乐十三年七月返回历时一年八个月左右。这次出使到了波斯湾口的忽鲁谟斯（今属伊朗）接着又到了阿拉伯半岛南端的剌撒、阿丹（亚丁）又到了红海东岸的圣地天方（麦加）。同时郑和使团还沿非洲东海岸南下依次到了木骨都束、卜剌哇（今属索马里）、麻林（今肯尼亚马林迪）等地。与这些国家和地区建立起友好关系。接着郑和在永乐十五年冬至永乐十七年七月、永乐十九年冬至二十年八月又进行了第五次和第六次的出使。 郑和数次出使西洋虽然意在宣扬国威开拓朝贡贸易展对外友好关系但毕竟开支浩繁所以屡屡遭到臣下的反对。明成祖一死继位的仁宗便听从了夏原吉的建议“罢西洋取宝船”。西洋宝船的罢设其原因似乎不仅限于此。明朝经过洪武、永乐两朝的开创其国力强盛已非昔比若单从财力上讲此时应具备更充足的物质条件。但其关键在于随着明初国内统治的逐渐巩固和对外的开拓明朝也正面临着一个时期的重大转折。到仁、宣时仁宗、宣宗二帝无论从阅历还是本人能力讲都远逊于太祖、成祖二帝而且由于社会的稳定使他们无力也无心向外开拓展他们意在如何守住大明的江山。所以这次罢设后直到宣德五年（143o）六月宣宗“以践祚岁久而诸番国远者犹未朝贡”于是命郑和组织第七次出使。这次出使从宣德六年十二月至宣德八年七月历时一年七个月历经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虽然如此但这次出使规模和影响却远非前六次可比。在这次出使前郑和在太仓刘家港天妃宫立《通番事迹记》碑后在福建长乐也立碑勒铭历记以前数次下西洋的始末保存了极其珍贵的史料。之后明朝政府再未进行过类似大规模的出使活动。 郑和的出使远航在古代中国对外关系史和航海史上都是罕见的壮举它增强了中国同亚非各国的友好交往和经济文化的交流。同时以郑和为的官兵数万人远航海域作出了重大贡献。使团随行人员马欢著《瀛涯胜览》、费信著《星槎胜览》、巩珍著《西洋番国志》分别记录了航行诸国的见闻。《郑和航海图》和郑和的《针位编》也是远洋航行的宝贵资料。与东南亚各国之关系明朝初期东南亚各国不时入贡关系极为密切。洪武时规定琉球、占城等国来朝就“任其时至”1不作限制。另外明政府还设置市舶司负责中外贸易事宜。洪武三年（137o）在宁波、泉州、广州分别设置并规定“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2。洪武七年一度罢设由沿海地方长官负责。永乐元年（14o3）又依洪武初制设市舶提举司“寻命太监提举市舶”3。 永乐年间东南亚各国不断遣使和商队来中国。据统计永乐二年（14o4）暹罗、日本、琉球、中山来了两次。永乐三年暹罗、琉球、山南、山北来了两次琉球、中山来了三次1。郑和下西洋以后来中国的更多。如郑和第一次出使于永乐五年回国“是年琉球、中山、山南、婆罗、日本、别失八里、阿鲁、撒马尔罕、苏门答剌、满剌加、小葛兰入贡”2。除少数的几个国家外大多数国家使节的来访都与郑和的出使有关。许多外国使节就搭乘郑和的船只来中国。永乐十七年郑和第五次下西洋回国时就带回了十七个国家和地区的贡使。永乐二十年郑和第六次下西洋回国时随郑1《明史》卷八一《食货志》。 2《明史》卷八一《食货志》。 3《明史》卷五五《职官志》。 1《明史》卷六《成祖纪二》。 2《明史》卷六《成祖纪二》。 和来中国朝贡的共十六国各国“悉遣使”“贡方物”3。这在中外关系史上不能不说是极大的盛事。 在郑和下西洋期间除了一些王子、王妃外共有四个国家的国王八次来华访问。这也是以前朝代所不曾见过的。 一是满剌加。永乐九年（1411）满剌加王拜里迷苏剌率妻子陪臣五百四十余人来朝受到明皇朝热烈而隆重的欢迎。永乐十七年继位的新王又率领妻子和陪臣来中国谢恩。其子继位后于永乐二十二年和宣德八年（1433）又两次来华其中最后一次在明朝的南北两京逗留了一年半时间直到宣德十年四月明朝才派船送其回国。从永乐九年到宣德八年的二十二年间满剌加王三人四次来华。 二是苏禄。永乐十五年（1417）苏禄国王、西王、峒王同时来朝。他们“各率其属及随从头目凡三百四十余人奉金缕表来朝贡且献珍珠、宝石、玳瑁等物”4。原来苏禄并不在朝贡国之列这次以如此规格的朝贡使团来华使明朝廷感到惊讶和高兴认为苏禄三王“倾国来归鳞次阙下亦向化之笃也”1。明成祖亲自设宴款待并根据苏禄国王的要求为他们加封赐诰命及袭衣、冠服、印章、鞍马、仪仗。明朝为苏禄国王加封实际上就是承认了苏禄为独立国家和苏禄国王的地位2。但在他们回国途经德州时东王巴都葛叭哈因病去世即葬在德州。东王眷属和陪臣守灵者大都长期住在中国其子孙长期享受“廪粮”、“布钞”等受到诸多优待。明中期以后因各种原因两国官方较少往来。 三是浡泥（今加里曼丹岛）。永乐六年（14o8）八月浡泥国王麻那惹加那乃率领妻子弟妹等家属及亲戚、陪臣等一百五十余人来明朝京师奉表朝贡。明成祖在奉天殿召见亲与交谈在华盖殿和奉天门接连设宴款待并命大臣一人在馆舍陪侍赐予仪仗及金银丝绢等器甚为丰厚。但麻那惹加那乃不幸于十月间病死南京会同馆明成祖为此“辍朝三日”命厚葬于安德门西建陵树碑谥恭顺王并“命有司岁于春秋用少牢祭之”3。永乐十年袭封的国王遐旺带领母亲和妻子再次来朝明成祖对他的馈赠也十分优厚。 四是古麻剌朗（即麻剌今属菲律宾）。永乐十八年（142o）十月国王剌义亦敦奔率妻子陪臣来朝第二年至福建国王因病而死。明成祖闻讯非常悲痛“命有司治坟茔葬以王礼”4。 3《明太宗实录》卷二五o永乐二十年八月壬寅。 4《明太宗实录》卷一九二永乐十五年八月甲申朔。 1张燮：《东西洋考》卷五。 2朱亚非：《从苏禄国王来华看明朝与苏禄关系》《明代中外关系史研究》济南出版社1993年版。3《明太宗实录》卷八四永乐六年冬十月乙亥朔。 4《明太宗实录》卷二三六永乐十九年夏四月丙辰。 第五节与帖木儿帝国的关系明朝建立之初在中亚地区兴起了帖木儿帝国。十三世纪时随着蒙古人征服区域的扩大曾形成窝阔台、察合台、伊利和钦察四个汗国。后来封地较小的窝阔台并入察合台。十四世纪初察合台分裂为东、西二部相互间不断生战争。137o年帖木儿夺得西察合台的统治权占有西部广大地区成为中亚盛国被称为帖木儿王国。明太祖在位期间两国即有使臣来往。明成祖先后亲征鞑靼、瓦剌但对帖木儿王国遣使修好使臣和商旅往来不绝。 帖木儿帝国帖木儿在位初期对东方的明朝纳贡修好。洪武二十年（1387）九月帖木儿次遣使到明朝贡马十五匹骆驼两头。朱元璋赐宴款待其使臣并赐其白银十八锭。自此以后帖木儿每年都遣使贡马、驼和其他方物。洪武二十七年帖木儿遣使贡马二百并携带表文盛称朱元璋“臣帖木儿僻在万里之外恭闻圣德宽大越万古今又特蒙施恩远国凡商贾之来中国者使观览都邑、城池富贵雄壮又承敕书恩抚劳问使站驿相通道路无壅远国之人咸得其济”1。此后帖木儿的使臣每年都来有时一年两次贡马上千匹。帖木儿王国输入中国的主要是马匹其次是骆驼、玉石及刀剑等物。中国与之交换的货物主要是丝绸、瓷器等。除了官方的朝贡贸易外民间的贸易和交往也频繁起来。 洪武二十八年（1395）明朝派遣给事中傅安、郭骥等率将士一千五百余人赴帖木儿都城撒马儿罕竟被帖木儿扣留。当时帖木儿在西方战胜奥斯曼帝国俘虏奥斯曼的国王名震中亚便准备对明朝用兵。永乐初成祖曾遣使往谕并责备帖木儿不来中国朝贡之过。帖木儿扬言要征服明朝。永乐二年（14o4）帖木儿领兵八十万东来攻明。明朝廷闻讯后敕谕甘肃总兵官宋晟准备迎战。但次年春初帖木儿在中途病死大军返回。 帖木儿死后贵族间又掀起争夺王位的内战其孙哈里承袭王位。哈里不想和明朝交恶就在永乐五年（14o7）派使臣送傅安等人回国恢复和明朝的友好关系。明成祖对其使臣盛情款待赏赉甚厚并派使臣往祭故王帖木儿又赐新王哈里以银币以后其贡使往来不断。如永乐六年明成祖派遣傅安再为使臣赴哈烈地区与帖木儿第四子沙哈鲁通好。沙哈鲁也遣使随傅安来明朝贡。永乐十二年成祖命吏部员外郎陈诚同宦官李达出使帖木儿帝国次年哈里又遣使随陈诚等入贡。 明代与帖木儿帝国的关系除洪武末年至永乐初曾一度紧张以外一直1《明史》卷三三二《西域传四·撒马儿罕》。 到万历年间都是和睦相处的。据《明实录》等书记载：自洪武年间至万历九年（1581）帖木儿朝贡使团至明都多达五十余次明政府从洪武至天顺年间也至少有十一次正式遣使撒马儿罕。另外双方贸易往来自洪武至万历也始终没有间断。但从明初起帖木儿的使者每次入京都要采购大批丝织品而归然而从帖木儿输入中国的商品主要是马、狮子、鹦鹉等禽兽和玉石除了马以外其他的东西对中国并无多少经济效益。对此明朝官员也从经济利益出多次展开讨论但明政府为巩固和帖木儿的关系却并不计较经济得失。明朝廷之所以如此主要还是从周边形势来考虑。蒙古族在明代是北部边防的主要威胁而帖木儿无论在地缘还是血缘上均与蒙古族接近因此明政府在积极防范蒙古各部的同时需要和帖木儿保持较好的关系1。所以明在与帖木儿的交往中所求的并不在经济的得失而在于政治上的得益。 陈诚出使西域陈诚（1365—1457）字子鲁号竹山江西吉水人。洪武二十九年（1396）陈诚奉命第一次出使“西域”赴撒里畏兀儿建置安定等卫。永乐年间先后四次奉命出使中亚一带。永乐十一年（1413）九月宦官李达、陈诚率使团离京次年正月从肃州卫出出嘉峪关西行。直至永乐十三年十月回到北京。这次西使他们访问了撒马儿罕、哈烈、达失干等地。每到一地他们先交上玺书接着献给当地国王文绮、纱罗、布帛等物。陈诚一行回国时撒马尔罕遣使来中国朝贡。次年使臣回国成祖派陈诚、鲁安随行。中亚各国盛情接待了他们一行帖木儿帝国国王沙哈鲁盛情款待并遣使护送陈诚回国。永乐十六年四月陈诚回到北京五月成祖下令：“升行在吏部郎中陈诚为广东布政司右参议嘉其奉使哈烈之劳也。”1永乐十六年十月至永乐十八年（142o）十一月陈诚又奉命出使中亚。永乐二十二年四月至十一月再次奉命出使中途召回。永乐年间四次出使其主要使命均与帖木儿帝国有关。明成祖一再遣使西域与帖木儿王国修好从而稳定了西部边陲。 陈诚第一次出使时将行程和沿途见闻写成《西域行程记》和《西域番国志》。前者为西使的日程记录后者则是对所历各处山川形势、风俗人情的考察。尤其是《西域番国志》分地记载共录西域诸国十八处城镇内容极为丰富其后明人凡涉西域之书几乎都曾取资于此书。此书成为研究中亚历史地理、社会文化的宝贵资料。 1朱亚非：《略论明朝与撒马尔罕的关系》《明代中外关系史研究》济南出版社1993年版。1《明太宗实录》卷二oo永乐十六年五月庚申。 第六节葡萄牙、西班牙与荷兰的入侵十五世纪末至十六世纪初西欧进入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欧洲各国为了积累资本迫切要求展海外贸易东方世界成了重要目标。地理大现和新航路开辟后葡萄牙人便来到南洋群岛一带继之先和中国生了关系。西班牙人和荷兰人紧随其后亦纷纷来到东方。 葡萄牙占澳门葡萄牙人于明正德九年（1514）先抵达广州沿海的屯门岛。次年葡驻满剌加总督派遣菲莱斯特罗正式出使中国开始了葡官方与明朝的正式交往。 正德十二年（1517）葡驻满剌加总督派安特拉德和皮莱资等人率船队驶抵广州广州地方官员以其素不通中国拒绝葡人登岸。后来他们强行驶入中国内河进入广州城。广州总督陈金不敢擅自做主便奏请朝廷定夺。正德十五年皮莱资到南京觐见了南巡的明武宗要求与中国通商未被获准。嘉靖初世宗命葡使回广州听候处置皮莱资被系于广州监狱嘉靖三年（1524）五月死于广州。 葡人来中国主要目的是要展和中国的贸易而明朝则一直推行海禁政策对朝贡以外的私人海外贸易一概禁止。中、葡之间的这种矛盾就决定了冲突势所难免。 正德十六年（1521）以御史邱道隆、何鳌力奏明朝下令将占据屯门（今广东深圳蛇口）的葡人驱逐。明军在汪鋐的带领下进占屯门葡人寡不敌众战死甚多有些被明军俘虏葡人乘夜遁去。嘉靖二年（1523）初葡萄牙船只五艘来广州请求通商遭到拒绝。葡人遂转攻广东新会又遭备倭指挥柯荣的打击俘虏四十二人斩三十五级缴获船只两艘并夺回被葡人掠去的中国男女十多人。这两次冲突后葡人在广东不能得逞遂转向闽、浙一带并与沿海海商勾结。嘉靖二十七年浙江巡抚朱纨派都指挥卢镗率兵进攻宁波附近的双屿将葡人全部驱逐。次年朱纨又和福建巡海道副使柯乔率兵进攻福建的浯屿（今金门）也大获全胜。 葡萄牙人虽一再被明军所驱逐但在中国沿海占据一个通商据点的念头始终没有放弃。位于珠江口边的澳门成了他们觊觎的目标。 澳门原属香山县故又称香山澳。嘉靖三十二年（1553）葡商向海道副使汪柏行贿托言货船遇到大风浪打湿了货物请求在澳门晾晒。阴谋得逞后便打算长久居留下去。他们在澳门修筑房屋扩充居地建造炮台并设官治理。到万历时葡人继续在澳门扩展其势力来澳门者多至万余人。神宗即位后即向澳门的葡萄牙商船抽取舶税。每年可得税银二万余两。葡人居住澳门每年贿赠明朝官吏银五百两其后转归官府。明朝因有利可得遂听任澳门被葡人独占。但明廷对在澳门的葡人却一直戒备森严因此终明之世澳门未出现大的混乱局面。 西班牙迫害华侨西班牙人紧随葡萄牙人之后来到中国沿海。隆庆五年（1571）西班牙人以武力征服了吕宋并以吕宋为基地与中国进行交往。 万历二年（1574）冬中国海盗头目林凤率战舰六十二艘水手二千人士卒二千人南下吕宋与西班牙人生武装冲突。当时明朝对海外情势所知甚少海禁政策也一直未彻底废除。明朝命广东提督殷正茂和福建巡抚刘尧诲克期剿除于是福建巡抚刘尧诲为彻底剿除林凤派把总王望高率领战船两艘前往吕宋约西班牙人出兵夹击。林凤势不可支率余部遁去。万历四年明朝准予漳州合法请引的船只往吕宋商贩于是两国有了贸易上的往来。 与此同时因吕宋资源丰富且有金矿比较容易开。但西班牙人少当地土人又不习耕作所以西班牙占领吕宋后极力招徕华人。明朝后期中国沿海人民前往吕宋垦殖、采矿或从事其他手工业生产人数越来越多。另外西班牙人为了得到中国的商品促进吕宋的繁荣他们特地在马尼拉附近为中国商人建立了一个丝绸市场即华侨所说的“涧内”。不少华侨在涧内长期住了下来很快达到万余人。他们与当地人民友好相处但却引起了殖民者的疑惧。于是有了西班牙人对华侨的迫害和华侨的英勇反抗。 万历二十一年（1593）八月西班牙殖民者役使华侨远征摩鹿加岛。摩鹿加岛古称美洛居以盛产香料闻名故又称香料岛。最初被葡萄牙人占领后来荷兰与葡人争夺香料产地荷人将葡人驱逐占据了该岛。当时葡萄牙和西班牙已经合并葡人遂向吕宋西班牙人乞援。西班牙新任驻吕宋总督达斯麻雷那斯企图以此为借口将摩鹿加岛置于西班牙人的控制之下。达斯麻雷那斯遂遣战舰百余艘载西班牙军士七百人士兵铳手四百人弓箭枪手一千人组成远征军。另外西班牙人又在吕宋征华人二百五十名随征。西班牙人视华侨如奴仆“日夜驾船稍倦辄箠之；或刺杀苦毒备尝”1。于是华侨潘和五率领华侨在海上起义杀死了西班牙总督达斯麻雷那斯以及许多西班牙士兵西班牙人仓猝不知所措纷纷跳海逃生许多人淹死海中。潘和五等人驾船离去迷路到了安南。 万历二十五年（1597）西班牙殖民当局突然下令驱逐大量华侨出境。 万历三十一年西班牙殖民者对吕宋华侨进行了第一次大屠杀死难华侨达二万五千人。这次事件的导火线是所谓的“采金案”。万历三十年自称“善望气”的张嶷奏言吕宋机易山产金银每年可采金十万两、银三十万两。1张燮：《东西洋考》卷五《吕宋》。 于是福建税珰高宷派海澄县丞王时和、百户于一成偕张嶷前往吕宋勘验。因事属虚妄当然只能无功而返。西班牙人因此事而怀疑中国有异谋怀疑明朝将派兵夺占吕宋故对华侨严加防范将华侨家中的铁器全部收缴。并扬言如中国派兵来犯就先把华侨全部杀掉华侨因而惊恐不安便在城外设防自卫。西班牙人认为华侨要大举反叛遂派军队前往攻杀。华侨奋起反抗但因多是商人不习攻战组织得也不好因此许多华侨被杀戮其中以漳、泉人为多。 于是不少华人纷纷返回家乡。华人离开后西班牙人贸易收入锐减于是又招抚流离的闽商前往吕宋。与此同时明朝也遣商往谕西班牙人“无开事端”1不要再杀害华人。万历三十三年以后逃离吕宋的华人又6续返回。但到崇祯十二年（1639）吕宋华人又遭到一次屠杀被害者高达二万二千人2。 荷兰侵占台湾荷兰明代史籍称之为红毛夷或红毛番。它来东方较葡、西二国要晚。 万历二十九年（16o1）荷兰武装船队到达澳门请求准予贸易葡萄牙人严加戒备不许登6。明朝驻广东税使为平息争端召荷人领入城游览。荷人在澳门一个月毫无所获怏怏而去。这是荷兰与中国第一次生关系。万历三十一年（16o3）荷兰军舰驶抵澳门劫夺葡萄牙一艘商船。万历三十三年荷兰军队再次来到澳门终因葡人防守坚固荷人只好无功而还。此后荷兰人又多次进犯澳门均未得逞。 荷兰人在广东一无所获便想在福建沿海夺占一个通商据点。澎湖离福建很近又是海上交通要道荷兰人打算扼此咽喉水域阻绝别国船只往来独占与中国的贸易之利。 万历三十二年（16o4）八月荷兰军舰驶抵澎湖他们伐木建屋想长期占领此地。福建地方官派人往谕令其撤离。荷人向福建税使高宷行贿迁延不去。福建沿海的一些私商也纷纷前往澎湖与荷人进行贸易。明朝的一些官员力请剿除。于是总兵施德政派兵严守要塞令材官沈有容率兵往谕令其退兵。同时施德政下令严守海岸断绝海上接济之路又声言预作火攻荷人终于离去。这次占领澎湖前后约五个月。 天启二年（1622）荷兰派遣雷伊尔斯苏恩率舰船来华其目的是夺占澳门或澎湖。因在澳门无机可乘便驶往澎湖。荷兰人一面以澎湖为据点修筑城堡并和海寇勾结互相接济一面又往福建濒海地区进犯。天启三1张燮：《东西洋考》卷五《吕宋》。 2张维华主编：《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99—4o2页；邱炫煜：《明帝国与南海诸蕃国关系的演变》台北兰台出版社1995年版第36o—362页。年南居益代替商周祚为福建巡抚力主将荷人驱逐。天启四年二月南居益遣将夺占了镇海港。南居益见荷兰人仍无退意便令漳州和泉州兵接应调大兵围击。荷兰人虽武器精良但终因寡不敌众且补给困难感到难以固守遂遣使请求缓攻最后表示愿毁城撤退。这年八月荷兰船十三艘遁去。 荷兰人从澎湖撤走后便占领了台湾南部他们修筑城堡加强防务。 6续修建了安平城（又名台湾城荷名热兰遮城）、赤嵌城（今台南荷名普罗文查）。与此同时他们还建学校设医院招民屯垦并以此为基地与中国、日本进行贸易。天启六年（1626）西班牙人为了与荷兰人相抗衡侵占了台湾北部的鸡笼（基隆）和淡水。崇祯十五年（1642）荷兰人驱逐了西班牙人将台湾全部占为己有。 第七节传教士来华与中西文化交流耶稣会士来华随着地理大现以后西方殖民者的东来传教士的足迹也开始进入东方。十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之后西班牙、葡萄牙等欧洲仅有的几个旧教国家与罗马教会形成旧教同盟并于154o年成立了耶稣会致力于复兴罗马教廷势力于是耶稣会努力向海外展。 耶稣会士来华始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这年八月耶稣会士沙勿略经过一番奔波来到广州沿海的上川岛打算寻找机会进入广东传教但明朝海禁甚严他无法登6不久即病逝于岛上。嘉靖三十六年葡萄牙人占据澳门后耶稣会士随之而来澳门不仅成为商业贸易的基地还是欧洲传教士来华传教的前站1。 万历二年（1574）耶稣会士范礼安等四十一人来到澳门企图进入内地传教未获批准。但他在澳门经过一番调查认为到中国传教要适应中国的习惯掌握中国的语言文字。万历七年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来澳门学习中文次年去广州向两广总督馈赠礼物。万历十年他又获准到肇庆传教十六年回国。意大利另一传教士利玛窦曾同罗明坚在肇庆传教苦学汉文。他认识到“到中国来传教决不是强大的舰队声势浩大的军队或是其他人类的武力所能奏效的要传扬圣道总得凭书籍才行”2。万历十七年利玛窦移居韶州开始使用知识传教。以后他又到过南京、北京与南昌等地。他在中国传教适应中国的国情并能迎合各阶层的爱好因而受到礼遇。万历二十九年（16o1）他偕同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再次到达北京得到明神宗的赏识赐留居北京传教。万历三十八年病死北京。利玛窦在中国二十八年研习中国儒学与明朝官员和士大夫交往先后撰写、翻译天文、数学、地理、语言、美术、音乐等方面的著述多种为在中国传播西方的科学知识作出了贡献。 利玛窦死后意大利传教士龙华民接替他在中国传教。龙华民不善于与士大夫交往但却致力于在普通群众中展教徒。万历时先后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如庞迪我、毕方济、艾儒略、邓玉函、汤若望、南怀仁等都坚持利玛窦的传教思想将传教与传播科学知识结合起来将天主教义与中国儒学思想融合起来因而取得了很大成功。这一时期教徒人数大增。据樊洪业统计万历十七年（1589）教徒人数有八十人到万历三十八年利玛窦去世已有二千五百人万历四十五年中国教徒达到一万三千人1。明朝末年1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八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3页。2裴化行：《利玛窦司铎与中国当代社会》第二册第216页。 ------------ 6 樊洪业《耶稣会士与中国科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992年版，第32页。展到三万八千余人2。 中西文化的交流与传教相比，西方科学技术知识传播更快。明末清初，出现了大量的学术著作，介绍西方的科学知识，一些西方科学技术也开始在国内传播并开始初步实践。如在天文历法方面利玛窦、汤若望等人帮助徐光启、李之藻等人修改历法，完成了《崇祯历书》，这是当时较准确的历法。明代历法，兼用大统、回回历，但预测天象谬误时有发生，从明中期起，不断有人倡议改历，均未能实行。利玛窦来华后，他在传教期间也注意到了中国急需改革历法，就广泛向中国官吏、学者介绍西方天文历法的先进。他在李之藻等中国学者的帮助下，先后译著西方历算书籍多种，如《浑盖通宪图说》、《圜容较义》、《乾坤体义》。之后来华的耶稣会士如庞迪我、熊三拔、龙华民、邓玉函等人多通晓西方天文历法，一时在中国士大夫中造成很大影响。崇祯二年（29）在徐光启、李之藻的坚持下，明朝设西方历局（简称西局）修历，并吸收传教士龙华民、邓玉函进局工作。次年五月邓玉函卒，又征传教士汤若望、罗雅各入局译书、演算，督修历法。西局设立前后达十四年，成就可观，崇祯皇帝将几次进呈的历书共一百三十五卷赐名为《崇祯历书》，明季改历工作基本完成。传教士在华期间，还更新了中国的天文仪器，制成浑仪、天球、地球、日晷等多种天文仪器。汤若望还带来了西方望远镜，并撰《远镜图说》加以介绍。与此同时，他们还与中国天文学家一起编撰了一大批天文历法书籍，如汤若望与徐光启、李之藻等合作编成的《西洋历法新书》受到学界重视，“言历者莫不举为俎豆”。 在数学方面来华传教士大多精通西方数学，利玛窦数学造诣较深，是介绍西方数学的第一个传教士。他介绍到中国的第一本数学著作是《几何原本》，此书自万历年间刊行起，至清代多次出版，影响极大。继利玛窦之后，其他传教士也不断介绍西方数学，涉及几何学、三角学、算学等方面的内容。在地理学方面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图》成为第一部让中国人了解世界地理的较为准确的地图。他首次向中国人介绍了地球为圆形，地球有南北二极，以及赤道、经纬度、五大洲等地理知识，在当时影响极大，然而，其中也有很多谬误。再如艾儒略的《职方外纪》分叙五洲各国，详细记载了当时各国风土地理知识，开阔了国人对边界地理认识的视野。 在物理、机械学方面西方物理学在明末开始传入中国。汤若望的《远镜图说》，介绍望远镜的制法及其原理，如凸镜凹镜的配合，光线折射反射原理等。瑞士人邓玉函与儒生王徵共译《远西奇器图说》和王徵撰《诸器图2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八册，人民出版社993年版，第34史稿》卷二九三《畴人传（一）》，中华书局977年版。 说》论述了各种机械的制造方法，也对许多机械原理作了介绍。意大利人熊三拔与徐光启合译《泰西水法》一书，介绍了西方的农田水利，讲述了水利知识及水利器械的构造、图式和原理。 在兵器制造方面徐光启曾向利玛窦学习西洋火器的制法，万历四十七年（9）因辽事紧急，徐光启受命练兵，有意购西炮，募炮手以佐教演。天启二年（22）外患日亟，徐光启上练兵制器之疏，“力请多铸西洋火炮，以资城守，帝善其言”。于是明朝令传教士罗如望、阳玛诺、龙华民等制造铳炮。崇祯时还设铸炮厂。崇祯九年（3）汤若望制成战炮二十门，又令再铸五百门。随着火器的制造，介绍西方火器的书籍也有刊印。由汤若望口授、焦勖笔译的《火攻挈要》（又称《则克录》）介绍了火器的制造方法及使用火器的基本原理、西铳的一些知识。 此外，传教士还将医学、建筑、音乐、绘画、语言、哲学等方面的知识传入中国。与此同时，他们也将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介绍到西方，在西方社会也引起很大影响2。 西学的输入，对于突破中国制度下封闭的文化状态，开阔人们的视野，客观上起到一定积极的作用，当然，西方传教士传播的科技知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传教士们来中国的目的是传播宗教，传播科学只是作为一种辅助手段加以使用，因而他们传播的知识具有很大的保守性，对于当时欧洲先进的科学成果如伽利略、哥白尼等人的伟大成就不能也不敢毫无保留地介绍过来，因而这也影响了西学在中国的深入和传播，再加上当时中国高度集权的制度和闭塞的小农经济，也使中国社会对西方科学知识的吸收和推广受到局限，因而传教士所传播的科学知识，除了天文历法和武器制造因统治者的需要稍有发展外，其余的或昙花一现，或稍起波澜，但不久就湮没无闻了。尽管如此，但这毕竟使中西之间在科技领域有较大规模的沟通，对中西文化的交流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明史》卷二五一《徐光启传》。 2参考张维华主编《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中《西学东渐及其影响》一节，高等教育出版社993年版；朱亚非《利玛窦与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明代中外关系研究》，济南出版社993年版。第十一章明代的学术思想明代学术思想的发展，大体经历了程朱理学为官方学术和皇朝统治思想，王守仁“心学”的崛起与广泛传播，反对圣贤偶像、封建礼教束缚的“异端”思潮的滥觞以及明后期反理学或心学空疏误国，倡导“实学”这样曲折的过程。各种学说并立，名家辈出与有识之士对理学或心学的修正批评，以及启蒙色彩的新思想的出现，为明末清初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进步思想家总结和终结宋明理学，批判封建统治，为早期启蒙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创造着思想条件，也为明清之际实学的形成推波助澜。 第一节明初对理学的提倡和统治思想的确立明朝建立初期，出于加强大一统封建皇朝统治的需要，理学，主要是程朱理学被统治者奉为安邦治国的圣典，成为官方的哲学。永乐年间，朱棣以程朱思想为圭臬，汇辑经传、集注，编纂《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诏颁天下，企图“合众途于一轨，会万理于一原”，“使家不异政，国不殊俗”，以统一全国思想。三部理学《大全》的编纂完成，标志着程朱理学思想统治及其独尊地位的确立。当时一批很有影响的学者，如宋濂、方孝孺、曹端、薛瑄、吴与弼等理学家，崇尚理学，著书讲学，门徒遍及南北，形成风气，更加巩固和强化了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 三部《大全》的编纂及其目的明太祖朱元璋在起义过程中，即信用浙东儒生刘基、宋濂等。朱元璋在称帝的前一年，于宫室两庑书写宋儒真德秀的《大学衍义》，以备朝夕观览。前往曲阜祭孔庙，赞扬“仲尼之道，广大悠久，与天地相并”。宋濂等儒生，更是与朱元璋“论道经邦”，议论“礼乐之制”，不遗余力强调程朱理学的重要性，促使朱元璋于洪武十七年（384）规定，乡会试四书义以朱熹的“章句集注”为依据，经义以程颐、朱熹及其弟子等的注解为准绳。并规定，文章须据于宋代经义、仿元代八比法，谓之八股，又称“制艺”、“制义”，不但强调“代圣贤立言”，不许自由发挥，而且严格规定体例和字数。程朱之学由是成为官方的统治学术。明洪武年间，解缙上书，建议“上溯唐、虞、夏、商、周、孔，下及关、闽、濂、洛，根实精明，随事类别，勒成一经”，作为“太平制作之一端”。这是官修理学之书的开端。其用意亦在树立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解缙的建议，成为后来明成祖修纂三部理学巨著的先声。 三部理学《大全》是指《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共二百六十卷，是明成祖朱棣在永乐十二年（44）命翰林院学士胡广等人组织编纂的，前后不到一年编纂成书，由明成祖亲自作序，颁行天下。三部《大全》的内容，前二部是“五经”、“四书”的集注汇纂。《五经大全》卷帙最多，共一百五十四卷。其中《周易大全》是据《伊川易传》和朱熹《易本义》；《书传大全》是据蔡沈《书集传》；《诗经大全》是据朱熹《诗集传》；《春秋大全》是据胡安国《春秋传》；《礼记大全》是据陈澔《云庄礼记集说》。胡安国私淑程门，蔡沈为朱熹学生，陈澔之父大猷是朱熹三传弟子，他们均属程朱学派。由此可见，程朱理学是一个集合性概念，它包含《明史》卷一四七《解缙传》。 着程门弟子、朱熹门人、后学在内的许多程朱理学家的思想学说。《四书大全》共三十六卷，包括四个部分（）《大学章句》、《大学或问》；（2）《中庸章句》、《中庸或问》；（3）《孟子集注大全》；（4）《论语集注大全》。前两部分将朱熹的四部原著编入，未附诸儒之说。后两部分则在朱熹的两部《集注》之中，逐章逐节附入诸儒之说。因此，《四书大全》可以说是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放大。《性理大全》共七十卷，主要是程朱学者解释六经和阐述性理之学的著作。总之，三部《大全》实为程朱学派的著作汇集2。 明初统治者颁行三部《大全》，企图建立一套以程朱理学为指导的、更为系统完整的哲学和政治思想体系，以统一全国的思想，从而达到加强封建思想统治的目的。它与八股科举制度相结合，在封建社会后期的学术思想界以至全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和有意提倡，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从朝廷国子学到地方书院，以至乡村的社学，无不进行程朱理学教育，“家孔孟而户程朱”，“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学亡”。程朱的影响到处存在。那些一头钻进《大全》去猎取功名富贵的读书人，许多成为无益于国家社会的废物，有钻营成功者，则蠹国病民，行同窃盗。更为严重的是，在其他文化领域，如戏曲、、曲艺等艺术领域，也深深地打上了程朱理学的印迹，对人们发生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而且愈到后来，它的封建主义的精神奴役和思想禁锢的消极作用，愈为明显2。 宋濂、方孝孺的理学思想宋濂（30—38），字景濂，浙江金华潜溪人，后移居浦萝山。 他的大半生是在元代度过的。朱元璋攻取婺州时，宋濂投其门下出谋划策，深得赏识重用。在学术师承上，宋濂既从黄溍、柳贯等人继承“金华四先生”（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的朱学之传，又从方凤得闻陈亮事功之事，间学于吕祖谦的后学李大有。同时，潜心于佛教典籍，“饱览三藏诸文”，得识“明心见性之旨”，以致“渐流于佞佛者流”。宋濂一生埋首笔耕，传世之作有《孝经新说》、《周礼集说》、《浦阳人物记》、《洪武圣政记》等，现行于世者有《宋学士全集》七十五卷，《宋文宪公全集》五十三卷。宋濂在本体论上，把“天地之心”视作宇宙万物的本原和产生万物运动变化的原因。他说“夫生者，乃天地之心，其阴阳之所以运行，有开阖惨王健《中国明代思想史》，人民出版社994年版。 2《中华文明史》第八卷，河北教育出版社994年版。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八《书传会选》。 2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史》，西北大学出版社989年版。 舒之不齐，盖天地之心生生而弗息者，恒循环于无穷。”认为人之所以能体验和把握到“天地之心”，是因为“吾心最大”，本具一切。他说“天地一太极也，人心一太极也，风雨雷霆皆心中所以具。苟有人焉不参私伪，用符天道，则其感应之速，捷于桴鼓矣。”2即天地和人心各是一个宇宙，人心只要能够克除私情物欲，就能与天地桴鼓相应。在他看来，认识主体的“吾心”本就包含着被认识的客体“天地之心”。仰观清明穹窿，日月运行，阴阳变化，俯察山川融结，草木繁芜，万象森然而莫不备于心中，“天地之所以位，由此心也；万物之所以育，由此心也”3。因而不是“我心”参合天地万物，而是如何让“我心”固有的天地万物立起来，“我心”一立，不但一身可存，国家可治，而且“家可颜孟，人可尧舜”了4。这样就把主体之“吾心”的作用无限夸大，而与产生宇宙万物及其变化之客体的“天地之心”等同起来，于是主观精神吞噬了客观世界。在如何识心、明心的问题上，宋濂的主要方法是“不借外求”的向内冥悟，而不是向外的格物穷理。他把佛教超世脱俗的“明心见性”的修养方法看作“有补治化”的作用，强调儒、佛“本一”、“同一”和“儒释一贯”，认为佛界的“无”与世间的“有”是不即不离的关系，是“空有相盗”、“二体互融”的相需相函关系，佛教“明心见性”是从有形的世间获得的5。在对六经的看法上，他认为吾心与六经是形影之间的关系。“心之为经，经之为心”，六经也同“心”一样，具有绝对性。这与陆九渊的“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观点有所不同，说明他维护“天理”的绝对性，强调心与理的统一，注重学术的修身与用世等等，在客观上服从于明初统治者的需要。 方孝孺（357—402），是宋濂的受业弟子，浙江宁海人。在建文帝时被召为翰林院侍讲，迁侍讲学士，参与商议国家大政。建文四年（402）“靖难之役”，燕兵入南京，孝孺被执，坚决不为成祖起草登极诏书，遂被磔杀，诛灭十族。他在学术思想方面维护程朱理学，反对心学空谈，抨击佛教“异说”。针对当时学界偏重道德修养、空谈性命而不务实的风气，他以憨迂耿直的处世之态和以讲明道学为己任的责任感，对其大张挞伐。他认为“道之不明莫甚于今”，那些高谈性命的理学家不仅“扣之以辅世治民之术则冥然而莫知所为”，而且根本“以道德为虚器”2。方孝孺将这种败坏儒林风气现象概括为利禄之蠹、务名之蠹、训诂之蠹和文辞之蠹四蠹，认为“四者交《越国夫人练氏像赞》，《宋文宪公全集》卷八。 2《赠云林道人邓君序》，《宋文宪公全集》卷八。 3《凝道记·天下枢》，《宋文宪公全集》卷八。 4《凝道记·天下枢》，《宋文宪公全集》卷八。 5管敏义主编《浙东学术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993年版。 《与苏三先生书》，《逊志斋集》卷九。 2《答王仲缙五道》，《逊志斋集》卷九。 作而圣人之学亡矣”。长此以往，不待“百余年间，风俗污坏，上隳下乖，至于颠危而不救”3。因此，他强调君子学道，当有“经世宰物”之心，“必也本诸身，见诸政教，可以成物者，其惟圣人之学。”4这就是说，修身养性和致力政教是统一的，而且只有使两者一以贯之，才符合圣道，才能成功，否则，便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儒士。并认为儒士的当务之急，“当以修身养性为先，一反浅陋之习，以表正海内”5。作为一个儒士，无论修养多深，本领多大，如不能见诸政教，为世所用，验诸事功，勇于有为，仍将毫无用处。他强调君子学道，当有“经世宰物”之心，做到“知之致其明，行之致其笃，用于世则使九州四海老癃单弱之民得其欲”，要修、齐、治、平一以贯之，切不可修身而忘世。 他尊崇和维护朱学，主张“博文约礼”、“格物致知”，反对心学派的那套注重心悟的做法，即所谓“弃书语、绝念虑，锢其耳目而不任，而侥幸于一旦之悟”2。他认为，这套求于“一旦之悟”的做法，完全是受佛教“异说”的愚弄而不知其害的结果。所以，方孝孺进而抨击佛教以维护儒学正统。薛瑄与“河东之学” 薛瑄（389—44），字德温，号敬轩，山西河津人。终生从事著述和讲学，“从学者甚众”。他是继曹端而起的朱学学者，以“复性为宗”，强调日用人伦，提倡笃行践履之学，是明代初期朱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与弟子阎禹锡、白良辅、张鼎和私淑弟子段坚等创建了“河东之学”，门徒遍及山西、河南、关陇一带，蔚为大宗。其学传至明中期，又形成以吕柟为主的“关中之学”。他的著作有《读书录》和《读书续录》。清人又辑其所有文字和年谱等，汇编为《薛文清公全集》。 薛瑄在曹端理气一体说的基础上，进而提出“理不离气”、“理气无缝隙”和“理只在气中，决不可分先后”的观点，修正了朱熹“理在气先”的说法。他从太极、阴阳的关系方面论述了“理不离气”的观点。他说“太极，理也。阴阳，气也。理只在气中，非是气之外悬空有太极也。”他强调理在气中，故他认为“理气浑然无间，截理气为二则非矣”2，从而否定了朱熹的所谓“太极阴阳，决是二物”的思想，初步确立了“理不离气”的3《杂诫·第四章》，《逊志斋集》卷一。 4《答赵白钦三首》，《逊志斋集》卷九。 5《答王仲晋》，《方正学先生文集》卷一。 《逊志斋集》卷十六。 2《逊志斋集》卷十四。 《读书续录》卷二。 2《读书续录》卷一。 观点。薛瑄还从道器关系方面论述了“理不离气”说。他说“形而上、形而下，道器原不相离，举目皆是”3，“显者器也，微者道也。器不离道，道不离器”4。他从道器本不相离得出理（道）不离气的结论，进而提出“理气无缝隙，故曰器亦道也，道亦器也”的观点。这一道器不二的观点，也正是合乎他的“理气浑然无间”、“理气密匝匝地真无毫发之缝隙”的说法。薛瑄之所以要修正朱熹的“理先气后”说，目的在于修补朱学之不足，更好地维护“理为主，气为客。客有往来，皆主之所为”5的理本气末、理体气用的朱学观点。 在认识论上，薛瑄继承了朱熹的格物穷理说，把即物穷理、向外求知看作是认识的主要途径。他说“就万物万事上求实理，格物致知之要也。”他同朱熹一样，把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都统称之为物，格物的范围相当广泛，既包括自然界，还包括人自身和人们所进行的一切活动。他说“格物所包者广，自一身言之推而至于天地万物，皆物也又推而至于圣贤之书、六艺之文、历代之政治，皆所谓物也。”7至于穷理，他把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对道德践履的认识都包括在内，认为格物穷理就是要在客观事物上穷其理以求内外相通，“于事物求至极之理”。他说“物格是逐物逐事上穷至其理，知至是万物万事上心通其理。格物犹是物各为一理，知至则知万物为一理。”即要求在逐事逐物的穷理中，最后抽象出事物的一般原则。 与他的格物穷理说相联系的，还有他的知行观。他认为知与行是相联系、又相促进的。曾说“非明则动无所之，非动则明无所用，知行不可偏废也。”2强调没有“知”作指导的“行”，是盲目的；没有“行”去实现的“知”，则是无用的。因而他的学说也被称为“践履笃实之学”。 他从本体论的高度认为，理学的道问学和尊德性就在于“知性复性”，“为学只要知性复性而已，朱子所谓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提出他的“知性复性”之说。他根据程朱理学的观点，认为性是天所赋予人之理。他说“性乃天命赋予人物之实体”3，“天地公共之理，人得之为性”4，“天道3《读书录》卷七。 4《读书续录》卷三。 5《读书录》卷五。 《读书录》卷四。 7《读书录》卷四。 《读书续录》卷三。 2《读书录》卷六。 3《读书录》卷二。 4《读书录》卷八。 流行，命也。赋予人，性也”5。进而指出“仁义礼智即是性”。具体来说，道只是循此性而行，德即是行此道而得于心，诚只是性之真实无妄，忠即是性于心，恕即是推此性于人，等等。总之，这种道德本体论，实际仍是抽象的道德人性论。薛瑄所谓的“复性”，就是要求人们通过封建道德修养的途径，复返到湛然纯善的本体之性，也就是合乎仁义礼智的道德伦理。这实际上就是要以封建道德伦理规范来约束人们的思想和言行，也体现了程朱理学对明初思想统治的强化。 吴与弼与“崇仁之学” 吴与弼（39—49），字子傅，号康斋，江西抚州崇仁人。他与薛瑄同时，也是明初的朱学代表人物，号称南北两大儒。但他们治学侧重不同，各具特色。吴与弼的理学，主要是讲道德修养。他认为个人道德修养好了，就不难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圣贤教人，必先格物致知以明其心，诚意正心以修其身，修身以及家，而国而天下不难矣”。至于修养的方法和内容，则遵循朱学的观点，强调修养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要有一个长期持续不断的艰苦过程，要通过读书穷理等的“集义”工夫，才能“涵养德性本原”。关于道德修养，吴与弼还在程颐“敬义夹持”说的基础上，提出“敬义夹持，实洗心之要法”的观点。他认为，通过敬内功夫和读书穷理等的集义功夫，加以“浣洗”，即可使具有“知觉”的神妙之心“莹澈昭融”而上达天理。吴与弼还将“存天理，去人欲”作为道德修养的重要方面。他说“君子之心必兢兢于日用常行之间，何者为天理而当存，何者为人欲而当去。”2并在他的《日录》中，强调“圣贤所言，无非存天理，去人欲”，“学圣贤者，舍是何以哉”，强调为学和日常行事都要时刻警惕有“非分”的和意念的萌生，处处要遵循封建伦理纲常的“天理”。他认为，这就是“君子”和“学圣贤者”所要进行的道德修养。在道德修养论上，更重视“主静”的涵养功夫。他提倡“静坐”、“夜思”的冥悟。他说“枕上思《晦庵文集》及《中庸》，皆反诸身心性情，颇有意味。”由此得知，在吴与弼的朱学中，杂入了陆九渊的心学，正如清代人称他的理学是“兼采朱陆之长”。而他的存心以涵养本源和静思冥悟的修养方法，既是他的理学思想的重要特点，也是其门人陈献章衍化为心学的发端。 5《读书续录》卷四。 《读书续录》卷五。 《康斋文集》卷十。 2《康斋文集》卷十。 《明儒学案·崇仁学案》。 第二节王阳明心学的广泛传播及其流派明代中期，理学发展的主要内容是王阳明心学的异军突起及王学的广泛播扬和流派林立。程朱理学仍是官方统治哲学，但其影响已渐居次要地位。在王学崛起之前，陈献章的“江门之学”为其发端。 陈献章的“江门之学” 陈献章（428—500），字公甫，别号石斋，广东新会白沙里人。因白沙里濒临江门，故称其学为“江门之学”。他早年曾锐意科举，但屡考不中，促使他潜心于学术，曾一度受学于著名的朱学学者吴与弼门下。他与一般恪守朱学传统的明初学者不同，注重独立思考，讲求“学贵自得”。他说“前辈学贵知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疑者，觉悟之机也。一番觉悟，一番长进。”2正是这种“贵疑”的精神、注重独立思考和“学贵自得”，促使他成为阳明心学的发端人物，从而将明代学术思想由理学转向心学。其著作有《白沙子全集》。 在“道”（理）与“气”（天地）的关系上，陈献章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根本。他认为，道和天地一样都是“至大”，“然以天地而视道，则道为天地之本；以道视天地，则天地者太仓之一粟、沧海之一勺耳”。这种以“道”为“天地之本”的观点，与朱熹以“理”为“生物之本”的观点很相近。但陈献章却与朱熹有所不同，他不像朱熹那样把“理”（道）看作是独立于万物之先的绝对本体，而是提出了万事万物万理具于“一心”的观点。他说“君子一心，万理完具。事物虽多，莫非在我。”2由此，引申出“天地我立，万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的心本论观点，与陆九渊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心本论十分相似。 陈献章虽然在本体论上与陆九渊相同，均持心学观点，但还有其不同之处。在论证的方式上，陈献章毕竟受过朱学的熏陶，从承认理（道）到承认“心具理”、以至心吞噬理，在认识上是有一个逻辑发展的，不像陆九渊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那样直接。在对“心”的理解上，陆九渊除了指出“心”具有知觉能力以外，还特别强调“心”的伦理本性，所谓“仁义者，人之一心也”，呈现出强烈的伦理色彩。而陈献章则主要强调“心”的知觉作用是决定万事万物的枢纽，所谓“万物所以化生，无非在我之极而思握其枢机、端其御绥，行乎日用事物之中，以与之无穷”3，具有明显的2《白沙子全集》卷二。 《白沙子全集》卷十。 2《白沙子全集》卷十。 3《白沙子全集》卷一。 唯我主义的倾向。 陈献章从“天地我立，万化我出”的心本论观点出发，进而提出了“以自然为宗”的为学宗旨。他所谓的“以自然为宗”，是指无任何束缚的、绝对自由自在的精神状态。为了实现“以自然为宗”的为学宗旨，陈献章提出了“为学须从静坐中养出端倪”的心学方法。这种方法，是他从切身经验中得出来的。据他说，他从吴与弼学，“其于古圣贤垂训之书，盖无所不讲”，但仍然“未知入处”，于是回到白沙里杜门不出，“专求所以用力之方”，不靠师友指引，专从书册中搜寻，废寝忘食数年，亦未有得。“于是舍彼之繁，求吾心之约，惟在静坐。久之，然后见吾此心之体隐然呈露作圣之功，其在兹乎！”2他认为，遍读群书亦未求得“用力之方”，改变方法从“静坐中养出端倪”，终于达到本体的认识，即所谓“见吾心之体隐然呈露”。陈献章这种从“静坐”中直见心体的思想和方法，确比朱学简易，因而成了由朱学转向阳明心学的过渡环节。 湛若水对“江门之学”的发展与修正湛若水（4—50），字元明，号甘泉，广东增城人，学者称他为甘泉先生。他于二十九岁从学于陈献章，很得其师器重，视他为自己学术的继承人。四十岁登进士，选授翰林院庶吉士、编修。晚年致力于讲学和著述。著作有《甘泉先生文集》等。 湛若水在继承陈献章的“天地我立，万化我出”的心本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万事万物莫非心”3的心本论观点，认为“心外无事，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卷七）和“天地万物皆我分内”（卷二十三）。他也和陈献章一样，在心学观点中带有明显的唯我论的色彩。但是，构成湛若水的思想特征的，还是他的“随处体认天理”的为学、修养方法。黄宗羲把湛若水的“随处体认天理”与王阳明的“致良知”，看作是“王、湛之学各立门户”的标志。湛若水也认为自己生平著述“其词虽多，不过止在体认天理四字”（卷十九），他把“随处体认天理”看作是“千古圣贤心法之要”（卷二十）。湛若水的所谓“天理”，即指封建伦理道德。他所说的“体认天理”，则是强调在保持心境空虚的状态下体认“天理”。这实际上仍是自我道德的内省功夫，即所谓“随处体认天理，功夫全在省与不省耳”（卷十一）。湛若水认为，自己的“随处体认天理”是发展了其师陈献章的“静坐中养出端倪”《白沙子全集》卷二。 2《白沙子全集》卷二。 3《甘泉先生文集》卷二十。 《明儒学案·甘泉学案》。 的修养方法。他说“体认天理而云随处，则动静、心事皆尽之矣。”2也就是说，无论动或静，无论思或行，都要合乎“天理”，符合伦理道德规范，因而他认为在动静、心事合一之中，自然包含并发展了陈献章的“静坐”法。他说“随处体认天理，自初学以上皆然，不分先后。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即随处体认之功，连静坐亦在内矣。”（卷八）而且，他还批评说，“舍书册、弃人事而习静，即是禅学”（卷六），强调“孔门之教，皆欲事上求仁、动时着力”（卷七）。可见，在具体内容上，湛若水却融会了程朱理学中的“天理”和“事理合一”的观点，从而充实和发展了心学的修养方法。湛若水虽说是发展了心学的修养方法，而实际上却又是对陈献章心学的有所修正。 王守仁的心学体系及其影响王守仁（472—529），字伯安，祖籍浙江余姚，年轻时因家迁至山阴（越城），他筑室阳明洞而自号阳明子，故学者称他为阳明先生。他是明代心学的代表人物，也是明代最有影响的思想家、教育家。他的心学，人称王学或阳明心学，又称“姚江之学”。 王守仁是弘治时进士，历官南赣巡抚、南京兵部尚书、左都御史，镇压江西南部农民起义，推行保甲制度，平定宁王宸濠的叛乱，受封为新建伯，谥文成，从祀孔庙。王氏从政之余，读书不辍，曾师事娄谅，泛览儒、释、道三家。他一生经历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面对社会危机，深感于“天下事势如沉疴积痿”，已到了“何异于病革临绝之时”，所以决心要寻求一种能使天下事势“起死回生”的良方。他以为当时读书人沉溺于理学，只作为饵名钓誉之阶，无补于社稷安危。他力求建立有效的统治学说，提出与朱熹理学相对立的主观唯心论的理论，著成《传习录》、《大学问》（均载《王文成公全书》或《阳明全书》）。继承和发挥陆九渊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观点，说“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他认为一切事物都产生于人心，是人心发生的意念活动的结果，没有心就没有客观事物，所以心是宇宙的本体，是第一位的，从而形成他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宇宙观和心学体系。王阳明心学体系主要包括“良知”是“心之本体”说、“知行合一”说和“致良知”说三个方面。 “良知”范畴出于孟子，是指“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先验道德意识。从王阳明始，则把“良知”的内涵加以扩充，并赋予宇宙本体的地位。王阳明继承了陆九渊的“心即理”观点，把“良知”与“心”看作是同一意义的范畴，所谓“良知者，心之本体”（卷二），并进而发挥“心即理”的2《明儒学案·甘泉学案》。 《王文成公全书》卷四。 观点，把“良知”、“心”、“性”、“理”（天理）都看作一事“心即性，性即理”，“夫心之本体，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灵觉，所谓良知也”。这就与程、朱的“性即理”学说相异。他还从“心即理”观点出发，把认识主体（心）等同于认识客体（物理），认为人心不仅是人身的主宰，而且是天地万物的主宰，所谓“充塞天地之间，只有这个灵明（心）”，“天地鬼神万物离却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卷三）。不仅如此，他还把天地万物看作是“良知”（心）的“发用流行”。于是，精神实体的“心”或人的主体道德意识的“良知”即成了宇宙的最高本体，成为宇宙万物的创造主，从而得出“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以及“物理不外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卷二）的结论。王阳明把“良知”、“心”、“性”、“理”（天理）都认作一事的做法，强化了“良知”的性质和作用。一方面，“良知”既是性、是理，就不只是孟子所说的那种一般的先验道德意识，而是天赋予人心固有的封建道德规范。因此他说“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卷二）他强调封建道德伦理植根于人们的内心，如若丧失，则是“私欲之蔽”造成；只要在“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即能使“良知”复明，自觉地去践行封建道德伦理规范。王阳明之所以将“良知”，赋予“天理”的崇高地位，强化“良知”的性质和作用，其目的就是以此来激起人们内心的道德情感，增强人们践行封建道德伦理的自觉性，从而克服朱学末流所造成的那种“外假仁义之名，而内以行自私自利之实”的不良影响。另一方面，“良知”还成了判断一切是非、善恶的准则。他说“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又说“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卷二）王阳明强调吾心“良知”为“自家底准则”，这就突破了以程朱理学的是非为是非的框框，有了些微人的主动性。王阳明还进一步从“良知”为“自家底准则”出发，大胆地否定了以孔子和“六经”的是非为是非。他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卷二）他所说的“未及孔子者”，所指就是朱熹。在朱学占据统治地位之时，王阳明公开否定朱学，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颇具胆识，在思想界掀起了层层波澜。他还把“六经”等同于“吾心”，置之于“吾心”的轨迹之中。所谓“六经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故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卷七），实际上是否定了“六经”作为神圣经典的崇高地位。这些观点，对于后来的李贽等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王阳明从“心即理”观点出发，指出朱熹将“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是导致“知行之所以为二”的原因。并认为，如若再继续“专为近世学者（指程朱学者）分知行为两事”，则势必仍要沿着程、朱的“知先行后”说的错误滑行下去，在实践上造成“遂致终身不行”的流弊。因此，“知行合一”说的提出，是王阳明针对朱学造成知行脱节、空谈道德性命而不躬身践行之弊而提出的。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将认识论与道德论相结合，这也正是宋明理学的共同特征。但他的“知行合一”说，则是把认识论的问题更多地局限在“尊德性”的伦理道德范围内，企图将道德伦理哲理化，将“天理”“良知”的封建道德伦理的准则赋予绝对权威性。他说的“知”，是指“良知”的自我体认，“行”是指“良知”的发用流行，所谓“知行合一”，就是指“良知”的体用合一。他认为，“良知”在发用流行中，知与行是合一而不分的，这就能保持所谓良知本体的本来面目；如若被“私欲”隔断了，或者没有去认真践行“良知”，良知本体就会晦暗不明。王阳明讲“知行合一”，讲“复本体”，实质就是讲“良知”，在发用流行过程中的“知”与“行”的合一，保持所谓良知本体的本来面目。这种“知行合一”的理论，在道德论上则是讲作为本体的“良知”在付诸客观的过程中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的关系，而在认识论上，则是讲认识与行为的关系。“知”与“行”、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无论是从道德论还是认识论上说，都应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但王阳明却夸大二者之间的统一性，混淆了知与行的界限，以致歪曲成绝对的同一，抹煞了主观意识和客观行为之间的区别，从而把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行”等同于纯粹主观的“知”。从而否定了“行”的客观性和它在认识论中的决定性作用。此外，王阳明还认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卷七），强调所谓“知之真切笃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卷二）。由此可以看出王阳明的知行观中，已含有人类的实践活动（包括道德践行）都是有目的的活动这一自觉的思想认识。 “致良知”说是王阳明晚年提出的，他自认为是自己心血的结晶，是理论上的一大发明，被他称作是“孔门正法眼藏”、“圣人教人第一义”（卷二）。在王阳明看来，“致良知”说是他阳明心学体系的核心部分。 王阳明的“致良知”说是通过对《大学》的“致知”和孟子的“良知” 观点以及陆九渊的“心即理”说的吸收、改造而融合成的。他把修、齐、治、平的活动说成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修养活动。他从“致知”引出“致良知”以代替朱熹的释“致知”为“穷理”。故他在“致知”方法上与朱熹不同，不是把“格物”释为“即物”，而是释“格”为“正”，所谓“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卷二六）。“格物”成为“正物”或“正事”。王阳明的“致良知”说，主要是讲道德修养，说的是如何通过“致”的工夫，使“良知”在人的修养和行为中得到完满体现。王阳明的“致良知”作为道德修养论，是以“存天理，去人欲”为其宗旨和归宿的，并未超出理学的规范。他也同样是把“人欲”看作是实现封建道德伦理的障碍，曾说“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之本体，人人之所同具者也。但不能不昏蔽于物欲。”（卷二）可见，“致良知”的目的，就是要人们去其“物欲”之“昏蔽”，而存“廓然大公”的“良知之本体”。于是，王阳明就在天理、人欲问题上，使他的“致良知”的道德修养论在理论上产生了一个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因为既然“性无不善”、“知无不良”，而且“人人之所同具”，那么作为“心之本体”的“良知”就不应有“昏蔽于物欲”的可能。反之，如果不承认有与“良知”对立的“物欲”存在，则“致良知”说便成为无的放矢而无须存在。对这一无法克服的矛盾，王阳明只好把“物欲”作为当然存在，而用主观臆断的方法来加以掩盖。至于“致良知”的具体内容和途径，则包括“体认良知”的静的工夫和“实现良知”的动的工夫两个方面。前者是讲人的身心修养，后者讲的是以“良知”去规范人和社会。所谓“实现良知”的动的工夫。即要求人们按照封建伦理道德规范去为人处世。他认为，讲修养不能空谈道德性命而“悬空无实”，必须使“良知”在现实行动中体现出来，在为人处世中做到“去恶”、“为善”。此外，王阳明还认为，“实现良知”还须通过“事上磨练”来增强道德修养，强调“人须在事上磨练做功夫乃有益”（卷三）。这是从他的“良知”体用一体的观点出发而言的。他说“若主意头脑专以致良知为事，则凡多闻多见，莫非致良知之功。盖日用之间、见闻酬酢，虽千头万绪，莫非良知之发用流行。”（卷二）王阳明把事物“千头万绪”的发展变化，都说成是“良知之发用流行”，显然是本末倒置的主观唯心论，但他认为“良知”要通过“见闻酬酢”体现出来，强调要通过“事上磨练”来增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却又是有价值的思想。可知在王阳明的“致良知”的道德修养论中，其“体认良知”的静的内省修养工夫就与“实现良知”的“事上磨练”等的动的工夫相矛盾。这埋下了后来王学分化的契机。 第三节泰州学派的兴起与李贽的异端思想王艮和泰州学派王艮（483—54），初名银，字汝止，号心斋，泰州安丰场人，学者称他为心斋先生。他创建的泰州学派是我国学术史上第一个具有早期启蒙色彩的学派。他灶籍出身，做过小商贩，布衣终身，著有《王心斋先生全集》。三十八岁时造访王阳明，听讲“致良知”，认为是“倡明绝学”，遂拜为师。早在师事王阳明之前，王艮就以“某谈格物”而自命与“王公论良知”不同。到晚年遂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他的格物论被称之为“淮南格物”。王艮基于“天地万物一体”、“仁者浑然与物同体”、“浑沌一元”的一元论出发，提出“身与天下国家一物也”（《答问补遗》）的命题。他解释说，一物有本有末，而吾身是本，天下国家是末，所谓格物就是正确认识和处理好这本与末之间的关系。王艮一反理学倡导的“格物穷理”和王学的“格物”、“格心”以求达到对封建道德伦理纲常的格求而“存天理，去人欲”，而是把“格物”落到了由端正自身出发的对于天下国家“正”的实处。由此出发，他提出“修身立本”、“反己自修”、“正己物正”等强调完善自我的观点，显示出他的“格物”说与传统格物说的不同。由此，王艮进而提出“尊身”、爱身和保身的观点，主张人己平等和爱人思想。王艮的“安身”，除了物质条件的安，还要求人格道德上的“尊身”。他说“身与道原是一件。至尊者此道，至尊者此身。尊身不尊道，不谓之尊身；尊道不尊身，不谓之尊道。须道尊自尊，才是至善。”（《答问补遗》）他把“身”等同于“道”，从身、道统一出发，提倡尊身立本，把“尊身”与他所倡导的“百姓日用之学”的“道”相结合，并给予了辩证的说明。为了“尊道”，还必须爱身和根据客观的险恶条件做到“明哲保身”、“爱身如宝”。尽管王艮的格物说不符合阶级社会的现实，且还保存了大量封建伦理思想，如推崇孝道等，但他的“尊身立本”思想，却展示了他重视人身，提倡平等、爱人等具有早期启蒙思想特点的新的思想观点。 此外，王艮的《乐学歌》将乐与学联系在一起，也是他的一个创造。他认为，人心本体就是自然，自然之乐是生机畅通的表现；而学是为了发展人心本体的自然之乐，故“百姓日用即是学”。学的方法是简捷明了、不费力气而无边快乐。故而他反对烦琐的读经解经，提倡到百姓日用中去学，这在当时无疑是离经叛道之言。他重视讲学，说“经世之学，莫先于讲学以兴起人才者”（《语录》）。他的讲学对象主要是下层百姓、士农工商，后又发展到中上层知识分子。他以“百姓日用之学”取代正宗儒学，提倡“人人共同共明之学”，以达到“人人君子”，故而讲学遵循“有教无类”，颇王一庵《会语正集》。 有发展平民教育的趋向。 王艮和他创建的泰州学派，以其“百姓日用之道”和“淮南格物”说的独具新意的早期启蒙色彩和“异端”旗帜，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被李贽称之为“真英雄”的王艮，他所创建的富有平民色彩的理论，虽不能摧垮的封建统治，亦无力冲决封建伦理纲常的藩篱，但是他的闪烁着启蒙色彩的理论，他以“万世师”自命的“狂者”风格和鼓动家、传道者的热忱，以及从事平民教育、传道讲学而终身不入仕途的“气骨”，却深得下层百姓的拥护，而且成为泰州学派的思想传统徐樾“解官善道”而后死在战场，颜钧不入仕途、终生讲学而又遭诬陷，罗汝芳一生遭排斥，何心隐“以布衣倡道”而惨遭杀害。正如《明儒学案》所说，泰州学派“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传至颜山农（钧）、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可见，对封建统治的叛逆精神以及独具的早期启蒙思想色彩，正是泰州学派的根本特征。泰州学派的这一思想特征，对于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潮，都具有深刻的思想影响。 泰州后学何心隐何心隐（57—579），字夫山，江西吉州永丰人。他曾得省试第一名，因随颜钧学“心斋立本之旨”而不参与科举考试。他怀着建立一个家家富足、人人平等的社会理想，以家族进行了试验。他的现存的唯一著作为《爨桐集》。何心隐从王艮的“天地万物一体”出发，认为天下人“凡有血气之莫不亲”、“莫不尊”。同样，士农工商也无贵贱等级之分，亦皆可以成为圣贤。而且他还指出，农工商士要成为社会主人，“不凭人之议论，不凭人之求”（《条作主》），“必实超之而实为之”，要自己去争取。这一思想，反映了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工商要求得到发展和提高社会地位、保护其权益的愿望，闪烁着早期启蒙思想的曙光。 何心隐由“安身立本”、“人之自然本性”出发，针对理学家的“存天理，去人欲”，提出“寡欲”，并创造了“育欲”这一新命题。他指出，声色臭味安逸之欲，是人性之自然，应该“尽天之性”而“有所发”，但亦应适中（“中”）、有所节制（“节”），这就是“寡欲”。他强调，无论君主、圣贤也都应“寡欲”，要“与百姓同欲”，由此形成老安少怀的和谐局面，就是“育欲”的结果。他认为，孔子提倡的明明德、修齐治平等，均是“育欲”，即“与百姓同欲”。他还从“万物一体之仁”出发，设计了“万物一体之政”的“天下国之身之家之”的理想社会，这就是他的“聚和堂”模式。他以一宗、一族组成“会”，这既是一种讲学组织，又是社会基层组织，凡士农工商的身家藏于“会”，在“会”的统一组织下平等互助。“会”《中华文明史》第八卷“学术文化思想”一节，河北教育出版社994年版。中钱财通用，供养老人和照顾鳏寡孤独、教育青少年，以达到家家富足、人人安乐。“会”上有“主会”。在“会”是师，在天下国家是君。君者，“均也”、“群也”，君可以轮流担任，君民平等，“君臣相师，君臣相友”，这样就可以“天下归仁”，“行道于当时，明道于万世”。他在家乡创聚和堂，捐出家财，自理一族之事以进行实验。虽然因遭迫害而未能继续，但从他的空想的社会模式中，可见他对封建伦理纲常的叛逆精神和对平等社会的向往。 何心隐也和王艮一样，在许多方面运用王学的理论，并糅合着儒释道的某些传统。他发展了王艮的思想，由同情百姓提倡人人平等而传道讲学，并身体力行、实验其社会理想，乃至公开反对封建的禁毁书院，号召“易天”，这些都已不能为时所容，以致最终身遭残杀。 李贽的“异端”骇俗思想将泰州学派的学术推向顶峰的李贽（527—02），号卓吾，又号笃吾，福建泉州晋江人。李贽治学，博览群书，纵横百家，他继承和发展了王艮、何心隐的思想学说。其主要著作，有《李氏藏书》六十八卷，《李氏焚书》六卷，《初潭集》三十卷，《易因》二卷，《王龙溪先生文录钞》九卷，以上为生前刊行的。去世后刊出的有《李氏文集》二十卷，《李氏续藏书》二十七卷，《李氏续焚书》五卷，《李氏丛书》十二本，《李氏六书》六卷，《四书评》，《阳明先生道学钞》八卷等。李贽发展了王艮的“百姓日用之道”，直截了当地提出了“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和“人即道”、“人必有私”的命题，以“人”为中心，具有明显的早期启蒙思想因素。 首先，李贽提出“天下无一人不生知”的观点。不论圣人、凡人的“生知”、“德性”都是一样的，故而所谓的“道”也是一样的。与理学家的“道”即“理”相反，李贽提出“道不离人，人不离道”，“人即道”、“道即人”的观点。他认为，犹如水无不在地一样，人无不载道，这是自然之本性，故而“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即是“当下自然”之“道”。李贽把“道”视为“饥来吃饭困来眠”的人们基本物质生活的自然要求，并说这才是“自然之性，乃是自然真道学也，岂讲道学者所能学乎”2，把“道学”落实到人的穿衣吃饭，恰恰是对道学的反动。其次，李贽提出，“趋利避害”是“民情之所欲”，即为“至善”。他说“如好货，如好色，如勤学，如进取，如多积金宝，如多买田宅为子孙谋凡世间一切治生、产业等事，皆其所共好而共习、共知而共言者，是真迩言也。”3他指出，就是这些治生、产《李氏文集》卷十九《明灯道古录》卷下。 2《续焚书》卷三《孔融有自然之性》。 3《焚书》卷一《答邓明府》。 业等事，都是“百姓日用之迩言”，人们在街头巷尾议论不已的、人人都企求的物质利益，乃是人之常情之所欲，而某些所谓君子“不乐闻”的，却偏是“舜独好察之”的内容，故而“百姓日用之迩言”就是“有德之言”，也才是“尊德性”的内容。进而他认为，物质享受是每个人之所欲，即使是圣人亦不例外，“谓圣人不欲富贵，未之有也”4。他评论孔子的生活说“惟酒无量，不及乱，大圣人、大圣人，其余都与大众一般。”5他列举了历史上许多人物，说明“圣人不能无势利之心”，得出结论说“财之与势，固英雄之所必资而大圣人之所必用也”，故说“势利之心，亦吾人秉赋之自然矣”。故而他与理学家提倡的“存天理，去人欲”相反，认为“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并说这才是“自然之理、必至之符”2。正因为“富贵利达所以厚天生之五官，其势然也”，所以圣人一定要顺从这一规律，“顺之则安之矣”3。由此，他反对违背自然本性的“礼”，提倡“好恶从民之欲而不以己之欲”的“千变万化活泼之理”。他批评现实社会是“以条约之密，无非使其就吾之条理是欲强天下使从己，驱天下使从礼。人自苦难而弗从，始不得不用刑以威之耳”4。他反对统治者的礼、政、刑，提倡使千万人“各遂其千万人之欲”，达到“各从所好，各骋所长”，“各遂其生，各获其所愿有”的理想社会。李贽设想的社会，既不可能没有圣人、君王、也不可能取消剥削，同时也是无法实现的空想。但是，他要求人人平等地去争取物质生活的享受，把“人”的地位、权利提到如此高度，则是对封建秩序的否定。 宋明理学家们从维护封建等级制出发，提出人的先天的“气禀”决定了人有贤愚、贫富、寿夭、贵贱、圣凡等差异，李贽则以“天下无一人不生知”来否定其差异，从而发展了王艮、何心隐的平等学说。他从儒家经典《中庸》中抽出一截“生而知之”，赋予了人人平等的理论意义。他提出，人人“生知”即“人之德性，本是至尊无对，所谓独也，所谓中也，所谓大本也，所谓至德也”。他指出，不要以为道学家们所宣扬的“尊德性”的人是“异人”，其作为与一般人并无不同，“人但率性而为”，则“尧舜与途人一，圣人与凡人一”。佛教所说的“大圆镜智”，儒家所说的“德性”、“生知”，都是“致一之理，庶人非下，侯王非高”2。尤为可贵的是他主张男4《明灯道古录》卷上。 5《四书评·论语》。 《藏书》卷二四《德业儒臣后论》。 2《藏书》卷二四《德业儒臣后论》。 3《焚书》卷一《答耿中丞》。 4《明灯道古录》卷上。 《明灯道古录》卷上。 2《老子解》。 女平等，反对男尊女卑。李贽在用人人生来平等的观点反对封建等级制的同时，又以人人有不同的个性，且都应得到发挥来反对名教的束缚。他提出了“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的“物情不齐”3的个性说。他指出，“性者，心所生也，亦非一种而已”，对于不同的人、不同的个性，要“因材”、“并育”，使之“各从所好，各骋所长”，发挥各人不同的长处，并让人们“各遂其生，各获其所愿有”，反对用统一的“条教禁约”来整治人、束缚人。在李贽看来，人的本性即“童心”，这是“绝假纯真”的“真心”，如果被“条教禁约”束缚便“失真”，故而必须冲破束缚求得“真心”的恢复。李贽还认为，人的本性有自觉，故“人能自治”，也应“听其自治”。他反对束缚人身的“君子之治”，提倡“因乎人”的“至人之治”，使人人能根据自己的个性自由发展。李贽的平等观和个性说，维护人们物质生活、社会地位和人格道德的平等，提倡个性发展和解放，与资本主义萌发时期的社会变化要求相适应。 此外，李贽还倡导是非“无定质”，“无定论”，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发展而变化，不能有“定本”。批判儒学经典和儒学圣贤，“掊击道学，扶摘情伪”，致使“天下之为伪学者，莫不胆张心动，恶其害己。于是咸以为妖、为幻，噪而逐之”4。招致了当权者和道学家们的残酷迫害。 他否定儒家的独尊地位，为诸子百家辨正，并对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按照人性之自然和是否“适时”、“经世”，作了重新评价。他指出，申、韩“原与儒家分而为六”，“各自成家”，各家有各家的“事功”，故而不可抹煞。相反，儒家却正如司马谈所评论的“博而寡要，劳而少功”。他特别肯定墨子的学说。由此可见，李贽的思想，复杂而充满矛盾。他继承了泰州学派的学术传统，非儒非道非释、亦儒亦道亦释，却又把泰州学派的思想理论发展到了顶峰，闪烁出市民意识的光华。 3《老子解》。 4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 第四节罗钦顺、王廷相等对理学和心学的批评罗钦顺开批评王学之端罗钦顺（45—547），字允升，号整庵，泰和（今属江西）人。他不但批判禅学，且立足于程朱理学而对其有所改造。他继承了张载的“气”一元论，是明代持气本论观点的第一位学者，也是明代对陆王心学进行批评的第一人。他的著作有《困知记》六卷传世。 他继承和发展了张载的“气”一元论思想，以“气”为本，提出“理” 为“气之理”的观点。他说“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他认为，宇宙万物的本原是“气”，就是这“一气”的运动变化，形成了“四时之温凉寒暑”，形成了“万物之生长收藏”，形成了“斯民之日用彝伦”乃至“卒不可乱”的“莫知其所以然而然”的规律，这就是“理”。他主张“理”依附于“气”而立、而行，一反程朱理学的“理”为本和“理先气后”之说。批评其将理、气分为二物，把“理”作为独立的虚构的精神以主宰物的观点。与此同时，他也批评了陆九渊、杨简等人的“宇宙便是吾心”和王阳明的“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心学观点。他指出，天地宇宙的变化是“万古自如”的，有它自己固有的规律，并没有主宰它的力量，更不能用人的主观精神“人心”去决定；而“人心”的变化则不同，是与生命同在和同灭的，它不可能与宇宙同日而语。物质世界是离开“人心”而独立存在的，人的精神活动不能违反宇宙天地的自然规律。对于张载的气本论中“知死之不亡者，可与言性”的错误观点，罗钦顺也指出“气聚而生，形而为者，有此物即有此理；气散而死，终归于无，无此物即无此理，安得所谓死而不亡者耶！”罗钦顺的这一唯物主义理气观，导致他对陆九渊的“心即理”说、湛若水的“随处体认天理”之说的禅学本质，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朱熹的“理一分殊”说，把“理一”（太极）视为最高的精神本原，万物则“分殊”，强调的是“理”，“理”才是“分殊”的万物的根本，二者是体、用的关系。罗钦顺则以气本论对此进行了改造，并吸取了其中所包含的某些辩证因素。他从“理即气之理”出发，还进而明确指出，所谓“理一分殊”就是总体和部分、一般和个别的关系，一般存在于个别之中。他以人为例，指出人的出生从“受气之初”来说，其理是一致的，但是成形以后，显示出各各不同，所以“其分之殊莫非自然之理，其理之一常在分殊之中”，在事物的特殊性、个性中，体现了其一般性、共性，而事物的一般性、共性就存在于事物的特殊性、个性之中。这是对于事物的一般与个别、共性与个性的辩证认识。罗钦顺虽然把“理一分殊”说改置在物质“气”的基础《困知记》卷上。 《困知记》卷上。 上，进行了辩证的解释，但仍未能彻底摆脱理学窠臼，除了沿用“理一分殊”的概念外，对“理”的解释，有时使用与程朱相似的语言，有时又承认世界万物之理存在于人心中，表现出神秘色彩。 罗钦顺基于朱学的“格物致知”说，而又有所发展，坚持以“物”为认识的唯一对象。他说“格物之格，正是通彻无间之意。盖工夫至到则通彻无间，物即我、我即物，浑然一致，虽合字亦不必用矣。”他提倡对客观万事万物的“格”求，从而达到主观认识与客观事物的相符合。由此出发，他对王学进行批评。他针对王阳明的“格物”即“正心”、“格心”和“物者意之用”的观点，指出“格物”是格宇宙万物，人心只是万物中的一物，所以不能把格物等同于格心。王阳明从“良知”说出发，把“格物”解释为“正心”，提出“格物”的“物”就是“事”，“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谓之物”，而所谓“格”就是“正”，“正其不正”以“归正”、“去恶”，故所谓“归于正”就是“为善”。王阳明提倡的是向内反省，“正心”即达到“格物”。也就是他说的“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各得其理者，格物也”。罗钦顺指责王阳明歪曲了儒家经典《大学》中所示的“致知在格物”和“物格而后知致”的道理，颠倒了“格物”和“知致”的顺序。罗钦顺虽然力图用气本论来阐明事物，但谈到心性，基本上沿袭朱熹的“道心”（性）、“人心”（情）二者不可分离，而把基点归结为“道心”，从而陷入了与理气观的自相矛盾之中。罗钦顺的气本论，对于日本哲学界有所影响。日本德川时代初期的思想家贝原益轩（30—74）受其《困知记》的影响，由崇信程朱理学转而称赞罗钦顺，并传播他“理只是气之理”、“理须就气上认取”等观点。 王廷相的“元气”论和“知行兼举”说的理论贡献王廷相（474—544），字子衡，号浚川，又号平厓，河南仪封人。他的学术思想对于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都持批评态度，且富有独创精神。他是位唯物主义思想家，他的“元气之上无物、无道、无理”和“理根于气”、“理在气中”的气本论，对理学的理本论的深刻批评，以及他的“知行兼举”强调“笃行”的认识论和无神论思想，对此后的进步思想家和学者产生了积极影响。他的全部著述，后人集为《王氏家藏集》和《王浚川所著书》。王廷相以其“元气之上无物、无道、无理”和“理在气中”的唯物主义宇宙观，与理学的“天地之先只有此理”的理本论相对立。他继承了张载的气本论，并深刻而系统地完善了这一理论。他认为，“元气”是宇宙的本原；“气”是“实有之物”，“理根于气”、“理在气中”；“气有聚散，无息灭”。进而指出，“元气”是永恒存在而无始无终的。“气有常有不常，则《困知记》卷上。 道有变有不变”。王廷相从自然现象变化中的“常”与“不常”出发，说明从总体看，宇宙的事物均由“元气”变化而来，这就是“常”，即普遍性；而从个别看，各事物各异，则为“不常”，是特殊性。二者是统一的。 王廷相的人性论，也是以“气”为本为主，提出气与性“相资而不得离”的命题。他反对把人性分为“气质之性”和“本然之性”（“天地之性”）。他认为，儒者所谓的性——仁义礼智这些道德，都是“人之知觉运动为之而后成也”。他批评朱熹所说的“性者，理也”，把性建立在一个抽象、虚空的“理”上。他指出，要讲性，其前提是人，有了人才有心，有了心才有性（仁义礼智），而“人之生”是“气”形成，性是“生之理”，有生才有性，故而论性决不能离气，论气也决不能丢了性。他又认为，“气”的“清浊粹驳”决定了人性的善与恶，而人性的形成又决定于后天的“习”。他强调后天的“习”，反对孟子的性善论和宋儒的所谓“本然之性”，否定王学的“先天人性”至善之说，在认识论上有积极意义。 王廷相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在批评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认识论中，建立了他的重视见闻、“知行兼举”和强调“笃行”的认识论。 首先，他把认识的对象规定为人之外的“物”，即一切客观事物；“物理”，即客观事物的规律，这就与把认识主体和认识对象合一的心学相对立。其二，重视“见闻”的作用，在指出视、听、思都依赖于人的感官的基础上，指出“物理不见不闻，虽圣贤亦不能索而知之”。“目无所见，虽积弊如山，民病如火，孰从而知之”2。其三，由“见闻”而“思”，提出二者的“会”——统一，才能得到正确的认识，也就是由见闻而得的感性认识必须经过“思”而上升为理性认识。他接受了张载的“物交之客观”和“内外之合”的观点，并予以发展。第四，王廷相还对认识过程中的“博”与“约”的关系给予了较为合理的解释。他既反对程朱的“博杂”、“支离”之烦琐，又批评陆王从发明“本心”出发而“致良知”的“约”，指出“博粗而约精，博无定而约执其要”的辩证关系，主张在“博”的基础上“约”而取其精。王廷相对以上认识过程的分析，以及他对于“识”与“思”、“讲”与“习”、“外”与“内”、“理”与“事”、“博”与“约”之间关系的认识，都具有较为深刻的辩证观。 由此，王廷相对张载、程颐的所谓“德性之知”进行了论辩和批评。张载提出“合内外于耳目之外”的“德性所知”，而且认为“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程颐则进一步明确区分为“德性之知”和“闻见之知”，把“德性之知”抽象为“不假闻见”的神秘概念。王廷相指出，张、程否定思虑见闻之知，把其说成是“小知”，却把“德性之知”的“无知”奉为“大知”，《雅述》上篇。 2《雅述》上篇。 《正蒙·人心》。 说明他们的虚空本质是禅学；因为，即便是“生知”的圣人“性善”、“近道”，也要通过“因习、因悟、因过、因疑之知”，也要重视“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之知”才能达到“内外相须之自然”2。对于王阳明的“致良知”说所倡导的“良知不由见闻而有”，以及依赖“静坐”以“求理于吾心”的认识方法，王廷相也进行了驳斥。他指出人并无“先天良知”，而是后天的“接习”和“学”的结果，心学家提倡的“终日端坐、块然枯守其形而立”的“静坐”，“畔仲尼之轨远矣”，是佛禅的修养方法，从而揭示了心学与佛禅的内在联系。 王廷相在主张“知行兼举”、重在“笃行”的同时，重视“参验”，并主张“以行验证”。他反对“唯前言之信”，提倡“随事体察，以验会通”3，并认为这才是判明规律的正确途径。他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古代认识论中的“符验”、“参验”之说。王廷相强调参验，并通过“亲验”来获得“真知”的方法，既与他的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相联系，又对当代和此后的科学家提倡验证和实验的方法有所启发。 此外，王廷相继承了荀况、王充、范缜、柳宗元、刘禹锡的无神论思想传统，对于当时流行的“天人感应”、“五行灾异”、鬼神迷信乃至邵雍的神秘主义象数学等进行了批判。他的不少观点和独到见解，对当时及后世都产生了影响。 黄绾由信奉王学转向批评王学黄绾（477—55），字宗贤，号久庵，浙江台州府黄岩人。在学术上，他早年宗程朱，后转而信奉王学，与王阳明、湛若水建立了深厚友谊，并长期笃信王学、传播王学，晚年又转向批评王学。 黄绾为了以“经世之学”否定王学的“禅门之学”，提出“圣门之学” 的“道脉”是从伏羲、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而至“孟子而绝，至今则无传矣”。他在批评王学的同时，对整个理学予以否定，认为均出于禅。他指出，周敦颐的“无极”来自禅宗的“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而“圣人之言”则不然，无论是《易》的“太极”、《洪范》的“皇建其有极”，以至《诗》中的“天生烝民，有物有则”都是说“有”。所以，周敦颐等人说“无”，就“堕于空虚”，与“圣人之旨”相违背。故周敦颐的“无极”、“无欲”，二程的“无心”、“无情”，乃至朱熹的《太极图说解》、《调息箴》都是出于佛禅。他又认为王学出于禅学之上乘，程朱理2《雅述》上篇。 3《慎言·潜心》。 《久庵日录》卷一。 学出于禅学之下乘，并批评说“禅说益盛，实理益失。”由宗程朱而转向王学，由崇信王学而转为抨击王学乃至整个理学，指出王学实质是禅化，不畏世俗的讥评，显示了黄绾倡导“经世之学”的积极思想和勇敢的批评精神。 早年，黄绾曾把王阳明的“致良知”、“知行合一”等说奉为“孔门之正传”，在他转向批评王学之后，在认识论上与王廷相基本一致，他针对王学的“致良知之外无学”和“不学不虑”说，提出学、思应该结合，尖锐地批评了陆象山、杨简、王阳明的“不思”、“不起意”观点。可见，黄绾的认识论，由提倡学思结合，强调致思而后笃行，也是为了贯彻“经世之学”——他所谓的“圣学”。他在长期的为官生涯中，接触并同情下层百姓，积累了治世的丰富经验，促使他背离了以前所崇尚的王学的“知行合一”和“格物格心”等观点，呈现出积极的趋向。 此外，黄绾针对王学的“去情”、“去欲”和“复其天地万物一体之本然”的理论，提出“天性人情之真”的命题。他按照封建伦理的等级亲疏，沿用了“情有亲疏，爱有差等”的传统观念，但是他明确地指出人有私情是得之自然，“私心”乃其“本心”，而“大人之学皆由其真者”，犹如人之有喜怒哀乐，这是发之自然天性人情之“真”，即使是圣人也不例外。 黄绾的学术思想，在宇宙观上有他的局限性。他把阴阳二气的主宰说成是鬼神，陷入有神论，使用的理论武器也还是传统的，但是他由宗程朱理学而转向尊崇王学，最后又转为批评王学，这一学术上的转变，除了有其进步意义外，却也部分地反映了当时学术界的变化。 吴廷翰的气本论和对“知行合一”说的批评吴廷翰（49—559），字崧柏，别号苏原，南直隶无为州（今安徽省中部，长江北岸）人。著作主要有《吉斋漫录》上下卷、《椟记》上下卷等。吴廷翰与罗钦顺、王廷相一样，在宇宙观上持气本论观点。提出气“为万物之祖”和“气出于天赋”的命题。他说“天地之初，一气而已矣，非有所谓道者别为一物以并出其间也。气之混沌，为天地万物之祖。”在此，他指出在宇宙天地万物间，只有“气”，“气”为宇宙万物之“祖”，在它之上并无所谓的“道”或“理”的存在，这正与程朱理学的理本论、“理先气后”观点相对立。而所谓“太极”，并非如朱熹所说的“太极”“即是理”和“无极而太极”、“无形而有理”，也非陆九渊所说的“太极”即“理”，“心”即“理”，而是“太极”为气的无始无终、无穷无尽的状态，即“至尊而无上，至极而无以加”，故而“无极”就是“太极”，这就是“出于天《久庵日录》卷一。 《吉斋漫录》上卷。 赋”，亦即客观的存在。 在理气关系问题上，吴廷翰也继承了张载的观点，认为“气之凝聚造作即是理”，是由混沌之初的“一气”的运动，分而为轻清发散和重浊凝结的阳和阴，“阴阳既分，两仪四象五行四时万化万事皆由此出，故谓之道”，故而“阴阳即道，盖指气得其理而言”，也就是说“气得其理之名”2，所谓“道”、“理”是指“气”的运动变化的客观规律。 吴廷翰基于他的气本论，把性说成是气、又是生。他认为，性即气，不能离气而言性，因为性是“生乎心而根于心”的，而人是“得气以为生生之本”，气是性的物质基础，“气之凝而有体质者，则为人之形；凝而有条理者，则为人之性”，因而人性的本质是气。说人性不是先天就有的，是有了“生”才有性。 由于吴廷翰主张人性来源于气，反对把性分成“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也不同意把“道心”和“人心”、“天理”和“人欲”相对立，要求用“守中”来保持平衡，提出了“人欲之本，即是天理”的命题。他指出，人有口鼻耳目就有食色臭味之心，“人之大欲，故谓人心”，这是人的生理本能；而仁义礼智之道是“道之大伦，故谓道心”。人心和道心是一个，所以性也是一致的，故而人心与人欲也是一致的。他说“人欲之本，即是天理，则人心亦道心也；道心天理，天理之中，即是人欲，则道心亦人心也。”2也就是道心与人心，天理与人欲并无矛盾对立，这就包含着承认人人有享受生活要求的权利的进步思想，也是对元代以来理学家强调“存天理，灭人欲”的批判。吴廷翰的认识论以王学作为主要批评对象。他指出，认识的对象是“物”而不是其他。他指出，不离开物的认识，才是实在的认识。如何认识物，就要通过“格物”。他的“格物”，既不是程朱的“即物穷理”，更与陆王心学的“正心”相对立。他把“格”解为“至”（接触）而否定程朱的“穷至”。 在知与行的联系上，他提出了“知至而行即次之”的命题。他把知和行视为工夫的两端，也就是说“知行决是两项”，反对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他认为，就像“治骨角者一切一磋”，“治玉石者一琢一磨”，“舟之有桨有舵”、“车之有衡有轮”一样，知和行缺一不可，却是各有工夫，“自有先后，自有作用”。 在认识论上，吴廷翰把批评的主要对象放在王阳明的“致良知”和“知行合一”说，他指出，所谓“知行合一”，倡导“一念发动处便是行”，把知、行看作一个工夫，实际上是“知而不行”。而“致良知之说，源头只是佛”，它与禅宗的“明心见性”相一致，王阳明所谓的“向里寻求”、“从2《吉斋漫录》上卷。 《吉斋漫录》上卷。 2《吉斋漫录》上卷。 自己心上体认”是“全在心上用功”，脱离客观的事物而达到所谓“神悟”，实际就是禅宗的“顿悟”之说。吴廷翰还指出，“致良知”说的危害之大，甚至超过了佛禅。 吕坤的“独见之言”和批评精神吕坤（53—8），字叔简，号新吾，晚号抱独居士，河南宁陵人。 著作今存的有《去伪斋集》、《呻吟语》、《实政录》等。吕坤在道学（理学）盛行之时，公开宣布自己“不是道学”，而且批判“道学”称之为“伪”、“腐”，把自己的书斋名为“去伪斋”，著作有《去伪斋集》，颇有批评道学的勇敢精神。他认为，“开口便讲学派、便说本体”，是“痴人说梦”，“冥目端坐、见性明心”是“释氏之寂”2；只有为国为民、建立事功之学才是真正的学问。他说“儒者惟有建业立功是难事。自古儒者成名，多是讲学著述。人未尝尽试所言，恐试后纵不邪气，其实成个事功不狼狈以败者，定不多人。”他对于自古以来多数儒者脱离实际事功，停留于讲学著述，颇不以为然。故他以身自许，在实政、实事上建功立业，以事功之学批判“道学”。 吕坤对于当时正盛行的王学，批评尤其激烈。他认为阳明之学根源于禅学，自晋唐时佛教传入以至于今，使人们鄙视孔孟，而“明道、阳明皆自禅悟入”2。他讽刺王阳明的门人周伯时“刻意讲学，尚是傍人脚根走，无一副自家天趣，替宋儒添卷案”，故而批评他的学问“每多乖驳，大都谈本体、宗上乘，不能接引后学”，继而感叹说“近日多是此等流派，不出姚江（按指王阳明）、黄安（按指耿定向）口吻耳！”3由此，吕坤把释道称之为“异端”，进行了严厉的抨击。 吕坤对朱熹持批评态度，除了从理论上加以反对外，还有专著针对朱熹的《家礼》和《资治通鉴纲目》进行批评。吕坤说“是礼也者，枝叶忠信，而后世之礼则忠信之贼也”。他认为《仪礼》本身有“近于迂阔”、“迫隘”、“矫拂”而严苛繁缛之病，对于忠信有所轻忽，而朱熹的《家礼》发展了这个错误，“于节文上增一重锁钥”4，更是“忠信之贼”。 吕坤和王廷相一样，持“气”一元论，也洞察到物质不灭的原理，并具有他自己的特点。 《呻吟语·品藻》。 2《去伪斋集》卷七。 《呻吟语·品藻》。 2《去伪斋集·答礼部康庄衢》。 3《为伪斋集·答大宗伯孙月峰》。 4《呻吟语·应务》。 吕坤的认识论和人性论，也有一些有积极意义的观点。他强调“学知”。反对“生而知之”，在知行观上强调“能行方算得知，徒知难算得行”。他还批评孟子的性善说、董仲舒的“性三品”说和宋儒的“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说，指出“道心人心本同一贯，离人心何以见道，无人心何以为道”2，并指出“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不能分离。但是他在强调“学知”的同时，夸大了“我心”和“洗得此心净”的作用，在释“格物”时，又把“格”释为“知止”，释“物”为至善，且提出“格物以后，举此心以加诸彼，措之天下裕如”的错误命题，落入了理学窠臼。 《谈道》。 2《呻吟语·虞书十六字解》。 第五节顾宪成、高攀龙与东林学派东林学派的形成及其特征神宗万历年间，以顾宪成、高攀龙为首，创建了东林学派。 东林学派的形成，是十五世纪后半叶以来社会危机发展的结果，是在农民起义和新兴市民反封建斗争的震荡中产生的。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化，一部分在朝官吏、在野的地主士绅及其知识分子指责朝政，要求改革。当顾宪成、高攀龙等一批敢于直谏的官吏被贬回乡时，并未消极隐居，仍“志在世道”，以国家兴亡为重。万历三十二年（04），由顾宪成、允成兄弟倡议，修复东林书院，偕同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等聚众讲学，并把读书、讲学和关心国事紧密地联结在一起。“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副对联，就是他们读书讲学而不忘国家安危的真实写照。以顾宪成、高攀龙为首，以东林书院为主体的东林学派，就在读书、讲学、救国的呼声中诞生了，以致像星、李三才、邹元标、冯从吾、周起元、魏大中、李应升、杨涟等在朝的正直官员，也往往与东林书院的“讽议朝政”“遥相应和”。这样，东林书院实际上又成了一个社会舆论中心。 东林学派的思想特征，体现在政治思想上首先是反对封建独裁，极力抨击和反对大宦官大官僚的专权乱政，提出了具有民主思想色彩的口号。他们强烈要求革新朝政，并提出“利国”“益民”的政治原则，把百姓看作社会的主体。在改革朝政方面，他们抨击科举弊端，提倡不分等级贵贱破格用人。他们提倡“依法而治”，试图以法治限制君权和“不肖者”的贪赃枉法。在经济方面，他们反对矿监税使的掠夺，提倡惠商恤民。东林名士星则进而提出“士农工商，生人之本业”，把“商’与“士农”一样并列为“本业”，是对“重农抑商”传统思想的突破。 与此相应，东林学派的学术思想也具有新的特色。他们提倡“治国平天下”的“有用之学”，以能否治世、“有用”作为评价和衡量一切思想学说的标准和尺度。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脱离实际、言而无物的传统经院的不良学风。 在知行观上，他们批评了王学末流的只言本体、“不说工夫”，强调本体与工夫的合一；否定了“见（现）成良知”，改造了孟子的“良知良能”说，倡导经过“学”和“虑”而达到“良知良能”；并针对当时王学末流的“空言之弊”，竭力反对空谈心性，倡导“贵实行”。 参见步近智《明末东林学派的思想特征》，《文史哲》985年第5期。顾宪成的“理是主宰”和“道性善”说顾宪成（550—2）在被革职为民、回故乡无锡后，修复东林书院，创建东林学派，从事著述和讲学活动。在学术思想方面，顾宪成尊奉程朱“性即理”“理为主”的本体论，认为“理”既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又是宇宙万物的规律和法则。在“理”与“气”的关系上，主张“理”在“气”先，“理”是主宰，“气”从属于“理”。他同朱熹一样，把“理”也称之为“太极”，说“性，太极也”，“太极，理也”2。他按照朱熹“理生气”的观点来解释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并借《周易》的传统观点予以论证。顾宪成还借用《周易》中的“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作为他“理是主宰”的本体论立论的依据，并以此说明“太极”（理）是宇宙万物的本原，揭示释氏“迷妄有虚空，依空立世界”的谬误，以批评王学末流引释入儒或混儒释为一，他的针对性十分明确。 顾宪成在《东林书院院规》中，曾明确提出了“以性善为宗”的人性论。顾宪成继承了朱熹的观点，也说“性即理也”、“性，太极也”、“性，天道也”，把人的本性问题提到了本体论的高度。但他与朱熹不同的是，为了突出人的本性“善”的作用和地位，还从《周易》中万物生成的传统观点出发，认为“善”是天地万物的本原。这样，“善”与“太极”（理）一样，不仅是天地万物生成的本原，而且具有“天之德”、“地之德”的宇宙本性。顾宪成还进一步从对《周易·乾》卦卦辞“元亨利贞”的解释中，阐述“善”不仅有天地之德的宇宙本性，还有仁义礼智等道德属性。不仅把以“善”为主体的仁义礼智为内容的人性论赋予了本体论的内涵，而且把封建的人性论极端神圣化和永恒化了。顾宪成如此抬高性善说的人性论，正是针对着王阳明的“无善无恶是心之体”说风行之后，在周汝登、管志道等王学末流中掀起的一股空谈心性而不务实学之风而言。他说“将这‘善’字打破，本体只是一个‘空’。”“点出‘善’字，正示性有定体，不可以歧见淆也。”“提出‘性’字，正示‘善’有大原，不可以局见窥也。”当时主“性善”之说的，除顾宪成、顾允成、高攀龙、钱一本、史孟麟等东林学派人士外，还有湛甘泉的再传弟子许孚远，陕西关学学者冯从吾，原出王门后又别立宗旨、倡“止修”学说的李见罗以及与管志道同出于泰州学派之门的方本庵等人。他们虽非出于同一学派，但一起与“无善无恶心之体”学说展开了论辩。顾宪成在抨击“无善无恶”之说时，还对佛教进行了严厉的批驳。他认为佛教最大的错误是把现实世界看作“空”而人伦为“幻迹”，即使现实世界最核心的社会伦理关系荡然无存。同时，顾宪成还对佛教的因果《小心斋札记》卷四。 2《证性编·质疑下》。 《小心斋札记》卷二。 报应之说进行批判。 针对“无善无恶”说在知行观与伦理观上“不说工夫”、取消道德修养的倾向，顾宪成竭力反对“不学不虑”、“不思不勉”的“见（现）成良知”，提倡“躬行”、“重修”的知行观与修养论。顾宪成一贯提倡本体与工夫的“合一”，要求君子“立志”做圣贤。他说“道性善，是说本体；称尧舜，是说工夫”，要求以尧舜为榜样，努力于仁义礼智的封建道德实践，所以他反对“不学不虑”的“见成良知”论，强调后天的“学”和“虑”。他反对《中庸》中“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说和朱熹的注释，认为要获得对具体事物的认识，必须有“发愤忘食”、“好古敏求”的精神，经过“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认识实践，才能成圣人。这就打破了圣人是“生而知之”的传统观点，在知行观上有积极意义。 顾宪成在道德修养论方面提出“重修”。他认为“悟”由“修”入，修与悟是“下学”和“上达”的关系。“悟”又与“行”相结合、相终始。他之所以提出“重修”，是要以“修”来纠正王学末流的重“悟”之弊。具体的修养方法除强调“躬行”外，还主张居敬穷理，从“道性善”入手，落实到“积仁”，因为仁是四德之首。 高攀龙的理学思想和务实致用学说高攀龙（52—2），与顾宪成同为东林学派的创建者。著书讲学，抨击王学末流的谈空说玄、引儒入释，提倡治国济世的务实之学，被尊为“一时儒者之宗”2。顾宪成病逝后，他“独肩其责”。高攀龙著述甚多，有《东林讲义札记》、《周易孔义》、《毛诗集注》、《春秋集注》、《四子要书》、《古本大学》、《困学记》等二十余种，后由门人陈龙正编辑成《高子遗书》。除此，还有《朱子节要》和《张子正蒙注》。 高攀龙继承了程朱“理”（太极）的思想学说，认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太极”则是天地万物之理的总和、事物之万善至好的标准，所谓“太极者，理之极至处也”。他也认为天地万物的形成，既要有“理”为生成之本，也要有“气”为生成之材料，是二者综合成的。在理和气的关系上，他坚持程朱以“理”为主的观点，却又推崇张载的“太虚”（气）为万物之本的观点，与他的以“理”为本的理气观相矛盾。 他认为“理”（太极）是天地万物之本原，体现在人的身上则谓之“性”。他说“《中庸》者，何也？人之性也。性者，何也？天之命也。在大化上《东林书院志》卷三。 2《明史》卷二四三《高攀龙传》。 《高子遗书·悟易篇》。 说谓之天，在人身上说谓之性性即人之性也。”2而人之本性，也就是“理”。 高攀龙从“性即理，理即善”的性善论出发，参加了对王阳明的“无善无恶”之说的辩难。他对管志道的儒释道“三教统一”论的论驳，是他的主要贡献。他揭露了“三教统一”说的目的是“本无三教，惟是一乘”，“总归佛门”，也就是说要以佛代儒、一统三教。高攀龙继承了程朱“格物穷理”的认识论，明确提出“学必由格物入”、“圣学正脉，只以穷理为先”的观点。同时，他的“格物穷理”说，对王阳明的“致知格物”说进行了系统的批驳；还对顾宪成的“格物草木”之说提出了不同的见解，这就使他的认识论突破了程朱“格物穷理”的客观唯心主义的束缚。 面对国危民艰的严重现实，高攀龙忧国忧民，产生了“实念”、“实事”的积极思想，把注意力从“至善”的道德原则转向了“治国平天下”的“有用之学”。他把《大学》的格物致知的认识论、正心诚意的个人道德修养以及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纲领这三者紧密结合起来，并把治国平天下看作是前二者的必然结果，进一步提出了“学问通不得百姓日用，便不是学问”的进步观点。这些看法，对于儒家的“经世”传统以至宋代叶适、陈亮的“事功之学”思想有所继承和发扬；而把“百姓日用”之学，联系到“治国平天下”的根本，显示了他思想的进步色彩，与李贽的“百姓日用便是道”观点基本相通。这就说明高攀龙已经开始反叛程朱理学的教条，转向“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 2《高子遗书》卷四。 《高子遗书》卷五《东林会语》。 第六节明末两大师——刘宗周和黄道周刘宗周的思想矛盾和“慎独”、“敬诚”之说刘宗周（578—45）初名宪章，字起东，号念台，浙江山阴人。明末著名的儒学大师，因讲学于山阴城北蕺山，学者称蕺山先生。他所创建的蕺山学派，是一个很有影响的学派，其中坚人物黄宗羲、陈确、张履祥等，均为刘宗周的学生，他们对明末清初实学思潮的高涨和早期启蒙思想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学术思想方面，刘宗周继承和发展了张载的“太虚无形，气之本体” 的朴素唯物主义的元气论，形成了独有的“离气无理”的理气论和“道不离器”的道器论。他以“气”为构成天地万物的本原，提出“盈天地间一气而已矣”，“天得之以为天，地得之以为地，人物得之以为人物”2。他认为“气”又是产生精神“理”的根据，并进而指出，尽管附丽于气的理一经形成就具有相对独立的精神作用，但也不能误解为“理能生气”。他和张载同样认为世界上一切有形的物体和无形的虚空均为“气”的不同形态的表现，从而得出“虚即气”的结论，坚持了“气”一元论。在此基础上，刘宗周又有所发展。 在论述“虚即气”，批驳“虚生气”、“无生有”的同时，刘宗周论述了“有”、“无”的辩证观。他认为，无形的“虚”和有形的“万物”都是“气”的不同的存在形态，而事物的“有”、“无”不过是气的聚散的形态变化，故“有”中有“无”，“无”中有“有”，事物的产生和消亡是统一的。他把“太虚”看作是“有”与“无”的统一，又把“气”之有（无形）和具体万物之“有”（有形）作了一定的区别。这种对“气”的原始物质存在形态变化的辩证观，是对“虚即气”说的深化，并对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中所谓“无极而太极”、“太极本无极”作了唯物主义的解说。他指出，“太极”即“气”，“一奇即太极之象，因而偶之，即阴阳两仪之象”3。所谓“一奇”，即奇数一，即汉代王充所说“元气未分，混沌为一”的原始物质“气”。所谓“阴阳两仪之象”，则如唐代《无能子》所说气之“轻清者上为阳、为天，重浊者下为阴、为地”。这一说法虽有象数论的痕迹，但却把宇宙的构成看作是“太极”——“气”的自身发展变化的结果。与此同时，刘宗周提出“道不离器”的道器论。他说“道、理皆从形气而立。离形无所谓道，离气无所谓理。”从“离气无理”的观点出发，他认为“离器而《刘子全书·读易图说》。 2《刘子全书·学言中》。 3《刘子全书·学言中》。 《明儒学案·蕺山学案》。 道不可见，故道器可以上下言，不可以先后言。有物先天地，异端千差万错从此句来”2。他明确地认识到，作为具体事物的“器”是一般原理“道”的根本，与程朱理学“道本器末”、“理在事先”的观点截然相反。 刘宗周的以形气为本的人性论，与他的“离气无理”的理气论紧相关联。人性问题在他的学说中占重要地位，清人全祖望曾说“蕺山之学，专言心性”3。 刘宗周认为人性是人出生以后才形成的，是以人的身体和气质为依据的。有“气”才有“性”，不能离开“气”去谈“性”，但也不能离开人心而谈性。他指斥离心而言性的“愈玄愈远”的观点，否定了张载、二程和朱熹的先天人性论。同时，他也否认程朱的人性根源于“理”的观点，指出在“五行不到处，父母未生前”就谈不上什么人性问题。在人性内容上，刘宗周从“道不离器”出发，把仁义礼智信等道德伦理观念看作是父子、君臣等社会关系的反映，“无形之名，从有形而起”；与理学的“未有这事，先有这理”，把封建道德伦理观念也看作是先天的、人性所固有的观点不同。至于人性的具体内容，刘宗周认为人的生理功能才是人性的具体体现，“性者，生而有之之理，无处无之。如心能思，心之性也；耳能听，耳之性也”4，他离开了人的社会性而单纯从自然属性来论述，最终要陷入唯心主义。在“义理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关系上，刘宗周认为二者是统一的，反对把“道心”和“人心”、“天理”和“人欲”说成是对立的关系。他还认为“气质之性”是“义理之性”的主宰。而“人欲”只是人的生理的自然要求，只有那些纵欲过度的行为才是恶。这一观点后来为陈确所发展，得出了“人欲恰好处即天理”的命题。 刘宗周在认识论上提出“良知不离闻见”，以与王阳明的“良知不由见闻而有”相对立。但他却未能摆脱“心学”的羁绊，中年后又提出“求道之要，莫先于求心”的观点。 在“良知”的来源问题上，刘宗周提出“离物无知”的观点，主张“即物以求之”的格致说，与王阳明的“先物而求之”的格致说对立。他认为，人的认识（良知）需要通过对客观事物的接触才能产生；“心以物为体，离物无知”，否则就会堕入释氏的“虚空圆寂之觉”。不但“世未有悬空求寂之学”，而且“学”还必须与“思”、“问”、“辨”、“行”相结合，才能“觉斯理”。为了做到这五者相结合，故他力主“即物以求之”的格致说，批评王阳明的“先物而求之”导致心物两离、“离物无知”，甚至会像王龙谿（畿）那样“深陷于释氏而不自知”。刘宗周对王阳明以“良知”为2《明儒学案·蕺山学案》。 3《鲒埼亭集·梨洲先生神道碑》。 4《刘子全书·学言中》。 《刘子全书·学言上》。 天赋而只求格其“本心”的先验论的“良知”说的批判，在认识论上突破了“心学”的束缚。 从上可见，刘宗周在认识论上与王阳明及其后学有根本分歧，但到他中年以后，却开始转向阳明“心学”，提出“君子之学，心学也”，“求道之要，莫先于求心”的主张和“识心”才能成为圣人的观点，并论述王学“识心”之说和孟子的“养心知存养之说”的一致性，进而提出“识不待求，反之即是”，沿袭儒家传统的所谓“内省”、“反求”的主观唯心主义认识途径，并把认识论和道德修养论结合起来，走上宋明理学家的老路。 刘宗周被革职为民而隐居读书之后，转向“心学”。他把世道之坏，归结为人心之恶，提倡通过讲求内心省察以达到道德的自我完善来解救世道。于是他的“慎独”、“敬诚”之说，成为其理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慎独”一词原出于《中庸》，历来被儒家作为内心省察的道德修养而尊奉。刘宗周认为，“君子之学，慎独而已矣”，“学问吃紧工夫，全在慎独。人能慎独，便为天地间完人”2。在他看来，“慎独”包括了上至对宇宙本体的认识，下至个人的道德修养等一切重要学问和做人的道理。“独之外别无本体，慎独之外别无工夫”3。他的学生陈确解释说“独者，本心之谓，良知是也。”4说明“独”即是人的主观意识的“心”，也就是王阳明所谓的“良知”。他还认为“慎独”能使人的道德修养达到“中和”的境界，是实践“中庸之道”的必要途径，故而“独，即天命之性所藏精处，而慎独即尽性之学”。这样，他的“慎独”就已不是以往儒家所说的一般的道德修养方法，而是融合一切的理学思想。并且认为“慎独”要与“敬诚”相联结，故又提倡“敬诚”之说。他认为，子思所说的主观精神“诚”，不但体现天道，而且与“独”一样，具有宇宙万物本体的作用，是人们道德认识的基础。由此可见，刘宗周的思想学说，复杂而充满矛盾，这也正是明末特定社会和思想的反映。他的一些叛离理学的思想观点，后来为他的学生、蕺山学派的主要代表黄宗羲和陈确继承并发展，逐步建立起与理学相对峙的思想体系，从而展开了对封建主义和封建蒙昧主义的抨击。 黄道周复杂而矛盾的思想学说以明末儒学大师著称的黄道周（585—4），字幼平，福建漳浦人。 青少年时代博览群书，二十五岁作《易本象》八卷，开始了他对《周易》象数之学的研究和著述。中年举进士，任职期间，因刚直敢言，严操守、重气《刘子全书·书鲍长孺社约》。 2《刘子全书续编·证人杜语录》。 3《刘子全书·中庸首章说》。 4《陈确集·辑祝子遗书序》。 节而历经三次革职、一次入狱，乃至险遭冤杀。他一生除居官外，主要从事著述和讲学，问业者达几千人。他讲学中凡与学生之疑难答问，后均汇为《榕坛问业》一书行世。他的著述约四十余种，近二百卷，达百万言，其中论《易》者居多。他的理学思想，基本倾向朱学，提倡“修己以敬”的道德修养论，主张天性皆“善”的人性论，在《易》学思想上继承了邵雍的神秘主义象数学，但是在自然观、认识论方面，对理学传统又有所背离，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倾向。 黄道周的自然观主要来自《周易》和《洪范》、《月令》中的阴阳五行说以及东汉张衡的浑天说，都是建筑在“气”的朴素唯物论基础之上。黄道周把阴阳二气和“五行”（金木水火土）看作是构成天地万物的物质元素，但从更高的层次来说，他还是强调“太极”是天地万物的本原，然而说“太极与阴阳，总是一个”，“太极”也具有了物质性。他强调有了阴阳之气，才有天地的形成和人类万物的产生，才出现了“时有寒暑”、“日有昼夜”等自然界的变化和“积成自然，序数可别”的变化规律。 黄道周一生对易学研究倾注了大量精力，他的易学思想主要地是继承了自汉代京房到宋代邵雍的象数学观点，企图根据《周易》中的卦象和数字推导出它与历代的治乱、社会伦理之间的关系，因而他步邵雍的后尘，将古今的历学尽归于“易”，生硬拼凑，以致走上了神秘主义的道路。黄道周在其《周易》研究的代表作《易象正》和《三易洞玑》二书中，就试图推知历代的治乱；并以《河图》、《洛书》之数，自相乘除，得出《大象十二图》、《历年十二图》等图象，作为推测之术。他还把日月之食的出现比附为人世祸乱的兴起，看作为“示救于圣人”的举止，提出“讲学修德，圣人所救日月”的观点，坠入了天人感应的神学窠臼。他的易学思想，深受传统象数学的影响，神秘主义色彩甚为浓厚；但是他也从积极方面吸取了朴素唯物主义宇宙生成论的观点，阐发了一些合理的可贵的思想。 强调治《易》要“推明天地、本于自然”（《易象正序例》）。提出治《易》要摆正理、象、数三者的辩证关系。他说“有日有月有星是三要物，理学数是三要事。”提倡治《易》要贯彻“实测”精神。黄道周“格物致知”的认识论，提出人的认识来源于“物上精魄”而不是精神——“性地灵光”，触及了认识论的根本问题。此外，黄道周还强调他的“格物致知”与以往“圣贤”的道德践履不同，讲求的是“格于上下、格于鬼神鸟兽草木鱼鳖之理”。他批评陆九渊等人“说向空去，从不闻空中有个止宿此‘止’字，只是止善”。在“致知”问题上，他还阐明了“博”和“约”的辩证关系。他主张求学问要先博后约，彼此交相往复、贯通渗透。同时，黄道周的认识还表现为重躬行、重实践。他认为，圣贤经书只能为人“开道”引路，起理论上的指导作用，而千里之行，有待人们去“躬行”、去实践。 《榕坛问业》卷十四。 在道德修养论方面，黄道周继承了程颐的“涵养须用敬”的观点，提倡“修己以敬”的道德修养论，其特点，一是，“修己以敬”与“涵养须用敬”的主敬说相比，着眼点已有所不同。程颐的“敬”是“主一之谓敬”、“无适之谓一”。黄道周则视“敬”为“本体工夫”，是“中和之本，礼乐渊源”。儒家所谓“中和”，即“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庸》），人的修养达到了“中和”，就产生“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神秘境界。黄道周把敬看成是“中和之本，礼乐渊源”，“敬”就成了一种能产生神秘力量的主观精神。二是，程颐言“敬”，出发点在于居敬穷理。黄道周言“敬”，则和“安民”、“安百姓”联系起来，与“君子事功”、“君子学问”一起作为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的组成部分。其三，他吸取了《中庸》关于“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的观点，将“敬”与“诚”联结起来，提出“诚是天道，敬是人道，修己便要修到诚处，便与天地同体”2。黄道周把人的主观意识的道德观念的“敬”与“诚”，与客观事物、自然界的“天”的真实性混同起来，最终必然以主观意识代替客观世界，“诚便与天地合体”，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黄道周的性论与程朱等理学家相比，有同有异。在人性本原问题上，他与程朱的观点一样，认为人性本原于天，又把人性和天命完全等同起来，使人性具有神秘性质。他又吸取了《孟子》和《中庸》的“诚”的观点，认为天命之性的道德内容来源于“诚”，进而得出了“诚是性之本体，至诚是明诚之极功”的结论。这一切，说明黄道周意图贯通天人，想从本体论中寻求封建道德合理的理论根据，背离了他在自然观上不信天命鬼神而重客观自然规律的观点，陷入了理学的“天道性命”的精神本体论。 黄道周继承了孟子的性善论，认为天命之性从根本上讲都是至善至美的，甚至把这种天赋的“善笥”看成是万物生成的根源，强调它的绝对性和永恒性“性是天命，生是物质；物质虽雕，天命不死。”2他反对把“性”分成“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认为人之所以变“恶”或“愚”，皆是后天习染不同之故。因此他重视后天的修养和学习。黄道周的天性皆“善”的人性论，虽然错误，但他把人性的由善变恶看作是后天的习染，并强调通过个人的努力，仍能由恶变善或由愚变智，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显然有其积极的因素。 《二程遗书》卷十五。 2《榕坛问业》卷十五。 《榕坛问业》卷十一。 2《榕坛问业》卷十。 第七节实学思潮的兴起实学思潮是明代后期出现的一股进步思想潮流，由东林学派开其端绪。 它最初主要是针对宋明理学的日趋空疏衰败，尤其是“心学”的禅化而提出，其后发展为对封建主义和封建蒙昧主义的批判，具有早期启蒙思想性质。这一进步思潮，由学术思想领域而影响及政治、经济、科学和文学艺术。其基本特点是尚实学、重实证、讲求“经世致用”，反对空谈心性，力倡“务实”之风。 明中期以后，在理学内部出现的批评理学、提倡实学的思想，至明代后期蔚然而成为实学思潮，继承和发扬儒学的经世致用传统，并把它提高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明中期的实学思想从明英宗正统年间到神宗万历初年的明代中期，封建自然经济机体内萌发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因素，封建统治日趋，社会危机深重，思想界居于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堕入寻章摘句、支离烦琐的境地，王阳明的“心学”逐步取代了朱学的一尊地位。阳明心学强调以“吾心”之“良知是尔自家的准则”，不以圣贤经书和理学教条为是非善恶标准的主张，在客观上为某些进步思想家反对圣贤偶像、反对封建礼教束缚的“异端”思想提供了思想条件，从而把理学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就在此时，有人已敏锐地指出阳明心学走向虚无、空谈的祸害，提出要从事“兴道致治之术”，要求学术为治世服务。 以罗钦顺和王廷相为代表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既反对程朱理学的“理为气本”、“理先气后”说，同时也批驳陆王心学的“心外无物”、“心外无理”说，主张“理只是气之理”和“理在气中”的观点。他们反对理学家的“知先行后”或“现成良知”的先验论，提倡“知行兼举”的认识论。王廷相还特别强调“行”——实践的重要性，严正指斥脱离实际、虚空的弊病。在此之后，还从王学中分化出以王艮、何心隐、李贽等为代表的“异端”学说，提出了“吃饭穿衣即是道”、“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等命题，以与理学家的“天理”论相对抗。他们还敢于“凭持聪明，轻侮先圣，注脚六经，无复忌惮”，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宣称“六经”、《论语》、《孟子》中的话决非“万世之至论”。嘉靖年间，杨慎坚持求实，首开考据之风，主张实地考查古文、古音，以历史事实和科学知识辨伪。早年师事理学家顾问的李时珍，以其巨著《本草纲目》和从事医药为“格物之学”，并提出“脑为元神之府”，修正了传统的“心则官之思”理论。朱载堉创建十王廷相《雅述下》。 二平均律，把数学作为探求自然规律的方法，提倡实证和“试验之法”。他们和其他一些学者的实学思想，都为明后期实学思潮的兴起提供了思想条件。 明后期实学思潮的兴起实学思潮的兴起，针对着明后期思想学术界王学末流谈空说玄、禅化误国的学风。万历中期以后，明朝“天崩地陷”，危机深重。地主阶级革新派和新兴市民阶层这两股势力的汇合，构成了实学思潮兴起的主要社会基础。一批进步思想家充分意识到学术沦于虚空、脱离实际导致误国，他们倡导“实学”，发扬儒家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从事实事、实政，“贵实行”，力主改革弊政，提倡“有用之学”。东林学派的出现，正是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下。学派从一开始就与皇帝、宦官、权贵、豪绅势力对立。他们从“济世”、“救民”的“实念”、“实事”观点出发，对朝政的进行抨击和斗争，并在经济、政治、学术、文化等方面，提出了一套革新的思想和主张，吸引了在朝的部分正直官吏，形成了朝野呼应、南北相连的声势，从而推动了实学思潮的兴起。 以顾宪成、高攀龙为首的东林学派把王学末流的空谈心性而不务实学，看成是“以学术杀天下”，把能否治国平天下作为衡量学问是否有用的尺度。高攀龙还提出了“学问通不得百姓日用，便不是学问”的观点，他的“格物草木”之说，既反对王学的“格物”即“格心”，也不赞同朱学的把“至善”作为“格物穷理”的主要对象，这一思想与稍后的方以智的“大而元会、小而草木螽蠕”的“质测”之学似有相通之处。东林学派还严厉批评“良知”学说，反对王学末流的“空言之弊”，而“贵实行”，重视“躬行”，提倡做学问要“参求”、“理会”、“判明”、“印证”、“体验”和坚持，要“讲”、“习”结合并进行“印证”，至明清之际顾炎武、黄宗羲、方以智等则发展为“言必证实、言必切理”的重实践、重实证的一代新学风。 刘宗周的“离气无理”和“道不离器”的自然观，否定和批评了王学的虚无。黄道周提倡“实测”和重躬行、重实践的思想也都丰富了实学思潮的内容。以张溥、张采、陈子龙为代表的复社名士，“接武东林”，提出造成明末吏治、士人无行的原因，就在于“士子不通经术”，王学末流“其说汪洋，其旨虚渺”。他们从学术“务为有用”出发，立志事功、务为实学，提倡以通经治史为内容的“兴复古学”。 此时的一些学者，从务实出发，在从事自然科学的实践中，为实学思潮的兴起推波助澜。徐光启的富国强兵之旨和《农政全书》，以及开始引进西方历法、数学等“主于实用之学”，徐弘祖《游记》中的实地考察之学，宋应星《天工开物》的“成务”在人的科技观，乃至在文学艺术上，反传统的市民文学艺术思想的兴起。徐渭的强调“本色”，追求“自然”，提倡“即村坊小曲而为之”的市民通俗文艺；李贽力倡“童心说”，推崇“发于情性”的自然，荡除传统的观念和俗套；汤显祖的“因情成梦，因梦成戏”的至情论等等，都成为实学思潮的组成部分。 尤为可贵的是出现在实学思潮中的民主性思想内容。东林学派除了在经济上提出“惠商恤民”和视工商与士农一样为“生人之本业”的进步观点外，还从“利国”、“益民”的政治原则出发，大胆提出“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天下”的、具有民主思想色彩的口号。高攀龙更把百姓看作是社会的主体，指出“有益于民而有损于国者，权民为重，则宜从民”。黄道周也提出了“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的观点。这些闪烁着民主色彩的进步观点，为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想提供了思想启迪，也为明清之际实学的形成创造了思想条件。 参见《中华文明史》第八卷，河北教育出版社994年版；张岱年主编《中国唯物论史》，河南人民出版社994年版。 第十二章文学艺术第一节文学有明一代的文学发展可以分作四个阶段明初、明前期、明后期和晚明。《明史·文苑传》说“明初，文学之士承元季虞、柳、黄、吴之后，师友讲贯，学有本原。”也就是说，明初的文学主要是继承了虞集、柳贯等人的风格。虽然也有“宋濂、王祎、方孝孺以文雄，高（启）、杨（基）、张（羽）、徐（贲）、刘基、袁凯以诗著”，但是并没有形成自己的流派。明初推行的文化限制了以后的文学发展，永乐、宣德以后，这种不良后果开始有所表现，即出现了所谓“气体渐弱”的局面。“气体渐弱”就是文学的呆滞萎缩。 这时候也还有继承元末文风的人物，例如解缙、胡俨，就都是“学有本原”者。胡俨“自言得作文法于乡先生熊钊，钊得之虞道园（集），故其学有原本”2。但是他们都只是元末明初文风的尾声，已经不能成为当时文风的主流，而只能是“气体渐弱”。值得回味的是，在这种“气体渐弱”的文学状况之下却比之明初不同地形成了一个文学流派——台阁体派。 台阁体派的代表人物是永乐、宣德时期的“三杨”，即杨士奇、杨荣、杨溥。“以居第目士奇曰西杨，荣曰东杨，而溥尝自署郡望曰南郡，因号为南杨。”三人均官居内阁，历事四朝，所以他们所代表的文学流派被称作台阁体派。 台阁体是明初文化条件下的产物，从太祖到成祖所推行的极端统治，不允许人们在文学创作上的自由发展，而将文学作品限定在固定的格式之内。太祖时著名的“文字之祸”“贺表案”发生之后，向全国颁发的贺表格式，便是这种限制的具体体现。成祖以藩王夺位登极，又具有好大喜功的个性，他所要求的文字就必须做到既平稳无奇，又雍容华贵。杨士奇、杨荣等作为成祖身边的近臣，平时所作文字多应制之作，大都是些歌功颂德的文字。又由于“三杨”当政时间甚久，这种文风对于明前期文坛影响也就甚大，数十年间官僚士大夫们竞相模仿，逐渐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文字格式和套路化的辞句堆砌，限制了当时文学创作的发展。因此后人对于台阁体批评甚多。 但是，就杨士奇等人来说，似乎还不能笼统给予指责，其文风初成之时，在文禁甚严的情况之下，也曾给人以新鲜可读的感觉，因此方得以流行于士大夫之中。 《明史》卷二八五《文苑传》。 2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乙集《胡宾客俨》。 《明史》卷一四八《杨溥传》。 “三杨”初作虽未必如其所论那样的完美，但是后人的效仿则确是流弊的所在。“三杨”的文字，本是无才之作，而这种无才的作品竟能主文坛数十年之风气，则是文化的结果，而绝非正常的现象。这种现象直至成化后，因“茶陵诗派”出现而始有所变化。 “茶陵诗派”的代表人物是历官成化、弘治、正德三朝的内阁大学士李东阳。李东阳，字宾之，号西涯，湖南茶陵人，以戍籍居京师（北京）。天顺八年（44）进士及第，历官翰林编修、侍讲学士、礼部侍郎及尚书等。弘治八年（495）入内阁参预机务，历事三朝，史称其“立朝五十年，清节不渝”。李东阳的仕途情况虽然不及“三杨”之盛，却有相似之处，均“以台阁耆宿主持文柄”者2。 李东阳与明初“三杨”地位虽然相似，但茶陵派与台阁体则有着本质的区别。台阁体是在君主政治下的产物，因此它带给文坛的影响是消极的。茶陵派则与之不同，它是在政治状况相对宽松条件下的产物，它虽然没有能够完全摆脱模仿之弊，但是在诗文创作上找寻优秀的继承点，对于打破文坛长期以来的沉闷，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茶陵派之后，在明代文坛上占据主流地位的文学流派是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复古派。茶陵派虽然不同于明初的台阁体派，但是对于正德、嘉靖以后求新立异的社会思潮来说，则仍然没有脱离开旧的窠臼，于是一批才华横溢的年轻士大夫开始通过文化复兴的形式，在最为辉煌的文化历史阶段去找寻为新文化服务的东西，他们与学术领域的新儒家们互相呼应，形成了新文人集团。 前“七子”即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王九思、王廷相、康海。他们以复古为旗号，提出“文自西京，诗自中唐以下，一切吐弃”，相互呼应，成为一时争相效仿的文坛主流。 李梦阳（473—529），字献吉，陕西庆阳人。因其父官周王府，遂居开封。弘治七年（494）进士，历官户部主事、郎中，江西提学副使等，因与总督、布政使不合互劾，以挟制上官，冠带闲住。“梦阳既家居，益跅弛负气，治园池，招宾客，日纵侠少射猎繁台、晋丘间，自号‘空同子’，名震海内”2。 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变化，作为文坛领袖的人物已不再是太平宰相、三朝元老，而是放荡不羁的文人才子。 何景明（484—522），字仲默，河南信阳人。弘治十五年（502）进士，授官中书舍人。“与李梦阳辈倡诗古文，梦阳最雄骏，景明稍后出，相《明史》卷一八一《李东阳传》。 2《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六《集部·诗文评类二》。 《明史》卷二八五《文苑传》。 2《明史》卷二八六《李梦阳传》。 与颉颃。”3何景明少年成才，死时年仅三十九岁。史书中说他“志操耿介，尚节义，鄙荣利，与梦阳并有国士风”。他与李梦阳不同之处在于他主张创造，反对摹仿。因此后人评价说其才本逊于梦阳，而其诗文秀逸稳称，反而超梦阳而过之。4徐祯卿（479—5），字昌谷，吴县（今属江苏）人。工诗歌，与唐寅、沈周、杨循吉等相友，未入仕而已知名。弘治十八年（505）进士，官大理寺左寺副，贬官国子博士。卒年三十三岁。少时为诗喜白居易、刘禹锡，与祝允明、唐寅、文徵明号“吴中四才子”。入仕后与李梦阳、何景明等相交，改少年时所作，而趋汉、魏、盛唐，然其少年之习不能尽改。 边贡（47—532），字廷实，山东历城人。弘治九年（49）进士，历官太常博士、给事中、太常寺丞，出为知府、提学副使，嘉靖初任南京大常寺少卿、太常寺卿、刑部右侍郎、户部尚书，始终官于南京。史书中说他“久官留都，优闲无事，游览江山，挥毫浮白，夜以继日。都御史劾其纵酒废职，遂罢归”。 王九思（48—55），字敬夫，陕西鄠县（今户县）人。弘治九年（49）进士，历官翰林检讨、主事、郎中。受刘瑾案牵连，被谪贬致仕。后与康海纵情于诗酒声妓，又擅制乐作歌，除诗文外，作有杂剧散曲多种。 康海（475—540），字德涵，号对山，陕西武功人。弘治十五年（502）状元，与李梦阳等相倡和。正德初，为营救李梦阳而交刘瑾，刘瑾败后被牵落职。与王九思相交友，颇用力于杂剧器乐。 王廷相（474—544），字子衡，号浚川，山西潞州（今长治）人。弘治十五年（502）进士，官至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提督京师团营。政治上主张改革弊政，反对宦官权臣当政。他不仅与李梦阳等倡复古诗文，而且坚持反理学的思想，是当时著名的学者。晚年因受朝中矛盾所累，被夺官。前“七子”的文学复古主张，是针对明朝长期以来由政界领袖人物主柄文坛局面而提出的，目的在于打破文坛的单调，是一场带有文学变革性的运动。到嘉靖、隆庆年间，又有后“七子”，继承并发扬了李梦阳等人的文学主张，成为其后主导文坛的流派。 后“七子”与前“七子”同样坚持复古的主张，“其持论，文必西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2。他们与前不同之处，是有自己的诗文组织——诗社。他们中间影响较大的主要是李攀龙、王世贞和谢榛。李先芳、吴维岳未入“七子”之列，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则名声未及前三人。李攀龙（54—570），字于鳞，号沧溟，山东历城人。嘉靖二十三年3《明史》卷二八六《何景明传》。 4《明史》卷二八六《何景明传》。 《明史》卷二八六《边贡传》。 2《明史》卷二八七《王世贞传》。 （544）进士，历官刑部主事、员外郎、郎中，出任知府，升陕西提学副使，以病告归。隆庆中再起任浙江副使参政，河南按察使。他初官刑部官时，即与谢榛等倡诗社，声名已著。至告归乡里，建白雪楼，名声益高。宾客至门，率谢不见，高官来访，亦不予见，因此得简傲之名。史书中说他“才思劲鸷，名最高，独心重世贞，天下亦并称王、李。又与李梦阳、何景明并称何、李、王前、后“七子”的代表人物。他虽然与王世贞等同倡复古，但是他自己的诗文却追求声调及古字句，以致所作的文章“聱牙戟口，读者至不能终篇”2。 王世贞（52—590），字元美，号凤洲、弇州山人，太仓（今属江苏）人。嘉靖二十六年（547）进士，历官刑部主事、青州兵备副使。因父都御史王忬为严嵩所害，守丧家居。隆庆初复官，再历参政、按察使、布政使、太仆寺卿，万历中官至南京兵部尚书。世贞出身世宦之家，自幼即有才名，与李攀龙等相交结为诗社，名声更著，而傲视当世，被奉为文坛盟主。 如果说前“七子”是明代复古文学的发端，那么后“七子”则是对于复古文学运动的集成与总结。他们提倡复古的目的在于破旧，但是他们在创新上面却并不十分成功，他们所提倡的那种“伟丽虚骄”的文风，最终也没有能够摆脱对于汉、唐的模仿。到了王世贞晚年，明代的文风开始向两个方面发展，一种是回过头来，再去找寻以前那种平实无奇的文风，另一种则是继续发展创新，由是而形成了晚明诸家诗文流派。其中最为著称的是“公安派”与“竟陵派”。 “公安派”的代表人物是万历年间的袁宏道与其兄宗道、弟中道，即时人所称“三袁”。因袁氏兄弟系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故称“公安派”。袁宏道字中郎。未仕前，在乡里与诸生结社城南，自为之长，平日作诗为文唱和，颇有名声。万历二十年（592）进士，历官吴县知县、顺天府教授、国子监助教、礼部主事、吏部员外郎和郎中。其间无论在职或解官家居，常与士大夫们谈说时文，以风雅自命。 其兄宗道，字伯修，万历十四年（58）进士，卒官右庶子。 弟中道，字小修。万历末进士，官至南京吏部郎中。 “公安派”的可贵之处在于能够力反复古派末流因袭之风。袁宏道在谈论诗文风气时，对于复古的实质给予了批评“夫古有古之时，今有今之时，袭古人语言之迹而冒以为古，是处严冬而袭夏之葛者也。”他还曾经批评“诗必盛唐”之说“以为唐自有诗，不必选体也。初、盛、中、晚皆有诗，不必初、盛也。欧、苏、陈、黄各有诗，不必唐也。唐人之诗，无论工不工，第取读之，其色鲜妍，如旦晚脱笔砚者。今人之诗虽工，拾人饤饾，才离笔《明史》卷二八七《李攀龙传》。 2《明史》卷二八七《李攀龙传》。 袁宏道《袁中郎随笔·雪涛阁集序》。 墨，已成陈言死句矣。唐人千岁而新，今人脱手而旧，岂非流自性灵与出自剽拟者所从来异乎！”袁宏道的议论颇中复古派的时弊，所以后人称“中郎之论出，王、李之云雾一扫，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瀹心灵，搜剔慧性，以荡涤摹拟涂泽之病，其功伟矣。”袁宏道自己在诗文创作上则追求清新轻俊，戏谑嘲笑，间杂俚语，摆脱了单纯复古的局限，开创了一种更为贴近生活的清新的文风，成为晚明小品文的代表。 “竟陵派”的代表人物是钟惺与谭元春。因为二人均为湖北竟陵（今沔阳）人，故名。 钟惺（574—25），字伯敬，号退谷。万历三十八年（0）进士，历官行人、主事、南京礼部郎中、福建提学佥事，晚年逃禅。 谭元春（58—37），字友夏，与钟惺同里。名辈晚于钟惺，因与钟合作《诗归》而闻名。至钟惺死后，始中天启七年（27）乡试第一名。“竟陵派”的特点在于诗文上刻意创新的追求，而又不受名人世势的局限。他们既反对诗文的千篇一律，也反对“文字一篇中，佳事佳语，必欲一一使尽”的文风，认为这“亦是文之一病”2。 钟惺曾说，国朝工诗者自多，而文不过数家，因此而知文难于诗。他的目的在于要说明成文章大家的难处，其实明朝人的诗，实在是提不起的，反倒是文章，往往自有其独到之处，尤其是晚明诸家的小品文，在创作形式和创作思想上均有所突破，在当时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所以受到欢迎并且成为当时文坛的主流，对于以后的文学发展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这里还有一点要说及的，就是晚明诗歌的另一发展趋向，即晚明的宫词与时调。 明代士大夫们过于务实的生活状况，限制了他们在诗歌艺术上的发展。 但是到晚明时代，一些士大夫将诗歌写作转向了记述宫廷生活的类似于史诗的宫词。这很适合于明朝人那种缺乏想象力的情况和文人圈子当中传播野史轶闻的兴趣。因此晚明那些并无艺术价值的宫词，却保存下了一些颇有历史价值的史事。其中著名的《天启宫词》，在《熹宗实录》被人为销毁后，更成为后世修史必用的依据。 晚明另一些思想解放的文人士大夫，鉴于明代诗歌的没落，开始从民间时调中去找寻营养，将诗歌带入了另一个境界之中。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冯梦龙辑集的时调集《挂枝儿》和《山歌》。所谓时调，就是流行的歌谣词曲的歌词。这些歌词大都产生于民间，再经过文人的加工整理，成了正式的作品。在当时一些思想解放的士大夫看来，这些民间的产品正是他们创作的营养。袁宏道就曾经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近来诗学大进，诗集大饶，诗肠大宽，诗眼大阔。世人以诗为诗，未免为诗苦。弟以《打枣竿》、《劈《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袁稽勋宏道》。 2钟惺《与谭友夏书》。 破玉》为诗，故足乐也。”在袁宏道的心目中，这些民间的时调词，才是真正的好诗，才给了当时诗人们以一条全新的出路。 《袁中郎随笔·与伯修》。 第二节与话本元末明初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创作的。一些颇有集话本之大成味道的长篇历史先后问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便是施耐庵的《水浒》和罗贯中的《三国演义》。 《水浒》作者施耐庵，名子安，一说原名耳，名彦端，字耐庵，兴化白驹场（今属江苏大丰）人。生平事迹不详。只知曾中元末进士，因与权贵不合弃官归里。据传曾入张士诚幕下，其作《水浒》时张士诚曾前往看望。从这些传说看，施耐庵可能确曾与张士诚有关系。张士诚据苏州，礼遇文士，幕下聚集了不少文才之士。待到明太祖建国后，凡与张士诚有关的文士，多因此致祸。施耐庵事迹的不传，或与此有一定的关系。 《水浒》是一部以北宋末年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为题材的白话长篇。今天可知的版本有三种，即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回本，均为明万历以后刊本，其中以万历时的天都外臣序的百回本为最早的刊本。万历末杨定见序的百二十回本次之。百回本与百二十回本内容所差，只是少征田虎、王庆之故事，其余文字略同。七十回本，即明末金圣叹删节本，只保留到梁山一百零八人排座次，将原书七十一回以后部分删去，将第一回改为楔子，结尾补写“惊噩梦”一回，而成七十回。 在《水浒》成书之前，已有宋、元间流行的《大宋宣和遗事》、《癸辛杂识》和《瓮天脞语》等书，记述宋江起义故事。元代民间的说唱故事及杂剧中，也有不少的《水浒》戏。施耐庵的《水浒》便是在这些故事片段基础之上完成的。 《水浒》成书于一个很特殊的时期，元末社会生活的丰富，尤其是“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的江南一带文人士大夫们纵情诗酒的生活，为一些文人创作这种历史长篇提供了条件。因此我们可以估计到，施耐庵的《水浒》创作必然始于元末。在明初严厉的文禁之下，不仅不可能创作出这样的长篇，而且事实证明，已经成书的《水浒》在明初也没有能够刊刻流行。直到弘治年间，民间对于宋江等人的故事，还只限于话本的描述，而士大夫们也仅知其故事见于《大宋宣和遗事》等书，并不知道《水浒》。所以成（化）、弘（治）年间人陆容见到民间斗叶子游戏中，叶子上附以宋江水浒英雄人物，但其诨号、名字均不同于《水浒》，他也只称“盖宋江等皆大盗，详见《宣和遗事》及《癸辛杂识》。”《水浒》成为流传于世的，还是万历以后的事情。 《水浒》是中国历史上一部划时代的，它第一次用生动细致的白描手法和穿插错综的情节表现了一个完整的历史故事，为其后长篇的创作参见王春瑜《施让地券及〈云卿诗稿〉考索》。 陆容《菽园杂记》卷十四。 确立了一个极高的。在它以后，再没有人能够在长篇历史上达到这样的高度了。它因此被后人称为明代四大奇书中的一部。 过去在评价《水浒》的时候，人们经常讨论到它的思想性问题，认为它是一部描述农民起义的成功的历史，或者说它突出了农民起义者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和接受招安的局限性，是一部宣扬地主阶级说教的。可以说《水浒》所反映的创作思想是比较复杂的，这与作者的社会地位经历和所处时代有关，在元末社会矛盾日趋激化的情况下，像梁山好汉那样劫富济贫的行为，很容易为人们所向往。但是在文人士大夫们的心目中，这些本为“盗匪”的人物，只有接受招安、效力朝廷，才是最好的归宿，此外他们恐怕也设计不出其他更好的结果了。地主阶级文人的双重性在这里得到了充分体现，他们既欣赏农民起义反贪官的一面，又不能容忍农民起义离经叛道的一面，《水浒》便是按照他们的这种思想去再创作的。 与《水浒》几乎同一时代的另一部“奇书”是《三国演义》。关于这部书的作者罗贯中的情况，人们所知甚少。 仅得见明初人贾仲明《录鬼簿续编》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天各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后又六十余年，竟不知所终。 这段记述，后来被当作有关罗贯中简单情况的最为可靠的依据。元至正甲辰，即二十四年（34）。贾仲明《录鬼簿续编》作于明永乐二十年（422），故称“别后又六十余年”。后人据此推知罗贯中的活动时间大约在元天历（328—330）到明永乐（403—424）之间。这种分析应该说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后人据此称《三国演义》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著名长篇，而习惯列之于《水浒》之前，则尚难定论。据郎瑛所说，罗贯中除编《三国》之外，并编有《宋江》（即《水浒》）一书，乃据“施耐庵的本”。是其作书时已有施耐庵之书。且《水浒》以白话写成，显然是为民间阅读之便，而从元末战乱到明初经济恢复的过程中，民间并无阅读这类的条件。况且《水浒》写作上更接近民间说书的形式，因此很可能作于元末战乱之前。《三国演义》用文言写成，主要读者应当是文人士大夫。从文言的发展情况来看，文言在元代是相当的衰微的，不大可能出现像《三国演义》这样优秀的长篇文言，而明初则是文言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具备了像《三国演义》这样的文言创作的可能。因此《三国演义》很可能晚于《水浒》，成书于明初洪武、永乐之际。 关于三国的故事，早在唐、宋时已有流传。到元代更出现了《全相三国志平话》之类的话本。这些材料便成为了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的基础。但是《三国演义》与《水浒》不同，它所叙述的主要内容不是出自民间传说的故事，而是依据了《三国志》正史，因此可以说它是一部最为规范的历史演义。 现在可知的《三国演义》最早的刊本是明弘治七年（494）金华蒋大器（庸愚子）作序的版本，但该本今已不传。今天可见到的最早刊本为嘉靖元年（522）本。全书二十四卷，每卷十目，每目有题，共二百四十目。题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嘉靖后该书版本日多，至明末李卓吾将二百四十节合编成为一百二十回本，名《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现在通行的版本为清人毛纶、毛宗岗的删改评定本。从这一情况来看，《三国演义》与《水浒》一样，都是在成书后没有立刻广泛流传，而是到明中叶后才流传开来的。 从写作的想象力来说，《三国演义》确实不如《水浒》和《西游记》，但是其特点也正在于此，它以通俗的笔法记写了三国的历史，而且抛开了史家的公正，带入了文学家的感情，是对于三国历史的一次再创作。这对于那些不读正史的民间百姓来说，影响力实在是无与伦比的。因此《三国演义》虽然是以文言写给文人士大夫们的作品，但是它的真正影响力却在民间，而不是士大夫中间。 其实，《三国演义》在写作方法上与通常的历史演义有着很大的区别，它并非排叙历史事件，而是十分注重历史人物的形象刻画，具有较高的艺术成就。三国时代的许多人物，除去曹操、刘备、孙权之外，如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周瑜、鲁肃、黄忠等都是通过《三国演义》而广为人们所知的。《三国演义》一书中，还十分注重对于政治、军事活动的描写，从大到小，从千军万马到一人一事，充分体现出了作者驾驭历史题材的能力。 除《三国演义》之外，据传罗贯中还作有《十七史通俗演义》，现存的作品还有《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等。只是这些作品经后人多次删改增补，已失其原貌了。 明朝初年，文言的创作曾经有所发展，除去《三国演义》这样的优秀长篇作品外，还有一些传奇先后问世，其中较为著名的是瞿佑的《剪灯新话》和李昌祺的《剪灯余话》。这些传记与唐人传奇已不能相提并论，而且还颇受士大夫们指斥。《新话》、《余话》之类虽不能与《三国演义》等相比，但对于明后期拟话本的创作有一定的影响。 明朝从永乐以后，创作进入低谷，正统以后虽有坊刻的“杂书”流行，但是并无真正优秀的作品问世，真正的优秀作品是明朝中叶以后出现的《西游记》。 《西游记》是以唐代僧人玄奘赴天竺（今印度）各国取经故事为题材的长篇神话，一百回，作者吴承恩。 吴承恩（约500—582）字汝忠，号射阳山人。山阳（今江苏淮安）人。少年时即有文名，但屡试不第。嘉靖二十三年（544）举贡，后迁居南京，以卖文为生。三十九年（50）任长兴县丞，仕途颇蹇。隆庆初归乡，放浪诗酒，贫老以卒。史称其著有“杂记”数种，名震一时。《西游记》即其所著杂记之一，其余均无考。 《西游记》主要取材于《永乐大典》中所收的宋元话本，成书于吴承恩晚年，成书后不久即开始刊刻流行，今所见较早的刊本有万历二十年（592年）世德堂刻本，及其后的李卓吾评本。 《西游记》虽然与《水浒》、《三国演义》并立明代的“四大奇书”之列，且同样出于落拓文人之手，但是由于产生的时代不同，因此在写作手法和思想内容上都有着相当大的区别。 《西游记》在写作上突出了浪漫主义的手法，虽然所写的完全是超出了人间生活的天廷、地狱，神、佛、鬼、怪，但是却都活灵活现，具有超人的能力和活生生的人的行为特征。作者通过自己多彩的想象，勾画出了一个仿佛就在身边的幻境，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思想突破的渴望。在作者勾画的人间生活之外的境界中，却又都有着与人间社会相同的种种弊端，晚明社会中的种种现象都被写到了神怪的生活当中。作者的敢说、敢骂、诙谐的揶揄和痛快淋漓的抒情，都是以前的中所没有的。神话本身的特点，给作者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思想表现的条件。对于唐僧的那种带有嘲弄性的刻画本身便体现了作者鲜明的感情标准，而作者的感情更集中地体现到了书中成功刻画的主人公孙悟空的身上。这个以猴子为原形的神通广大的人物，除去猴子的机灵好动之外，集中了人类的正义、勇敢、力量和自信。这在某种意义上，实际是晚明知识分子的一种自我价值的表露。尽管这部还受到了时代的各种局限，不可能真正明确提出思想解放的要求，而且书中对于佛教以及三教合一的宣扬，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所受理学思想的影响。但是，应该看到，这部在思想和艺术成就上都超过了以前的任何一部。而且迄今为止，也再没有一部神话能够与之相媲美。 在《西游记》产生的前后，曾经出现了一个神魔的创作。除去《西游记》之外，当时流行的神魔还有《封神演义》、《西游补》、《三宝太监下西洋》、《四游记》等。其中只有《封神演义》有较大的影响，其余多为粗糙平庸之作。 晚明时代是思想突破的时代，也是人们放纵和追求自我的时代，各种思想都希望能够得到充分展示，这在的创作上得到了充分体现。晚明创作上于是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一种是《西游记》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倾向，另一种则是《金瓶梅》所代表的现实主义倾向。 《金瓶梅》也是明代“四大奇书”之一。而它的奇特更在于其中那些毫无掩饰的性描写，因此它也成为了中国古代的代表。 关于《金瓶梅》的作者，历来有着各种不同的说法。近人据万历四十五年（7年）刻本《金瓶梅》中署名欣欣子的序中的一段话“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断定作者应当是兰陵（今山东峄县）人，而且书中确实使用了不少山东方言，更使人由此而确认作者是山东人无疑。至于作者究竟为谁，目前尚未能有定论。 著名明史学家吴晗根据书中一些具体的记述，推断出该书的成书年代大约在隆庆至万历三十年以前。他说“《金瓶梅》是一部现实主义，它所写的是万历中年的社会情形。它抓住社会的一角，以批判的笔法，暴露当时新兴的结合官僚势力的商人阶级的丑恶生活。透过西门庆的个人生活，由一个破落户而土豪、乡绅而官僚的逐步发展，通过西门庆的社会联系，告诉了我们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丑恶面貌，和这个阶级的必然没落。”《金瓶梅》的创作方法是非常有特色的，它利用了《水浒》中武松为兄报仇杀西门庆的故事，说武松当时误杀他人，被刺配孟州。西门庆从此为所欲为，霸占潘金莲，又勾引结义兄弟花子虚的老婆李瓶儿，将花子虚活活气死，强娶富孀孟玉楼，还奸占丫鬟春梅、仆妇王六儿等，欺男霸女，谋财害命。只因花钱行贿，结交官府，甚至攀附太师蔡京为靠山，威福一方。鲁迅先生在《中国史略》中曾说至谓此书之作，专以写市井间淫夫荡妇，则与本文殊不符，缘西门庆故称世家，为缙绅，不惟交通权贵，即士类亦与周旋，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盖非独描摹下流言行，加以笔伐而已。 作者虽然预见了这样的社会的必然覆灭，却无从去找寻到任何出路，前途一团漆黑，只能寄之于因果报应之类带有宗教性的说教。 由此可以看出，《金瓶梅》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生动地描述了晚明社会的一个侧面，对于当时政治的，官僚士绅们的生活糜烂等社会问题有所暴露，但是它却并未具有鲜明的现实批判的精神。书中大量过分突出的性描写，流露出作者对于那种放纵生活的欣赏，从而反映出晚明士大夫们自身的局限，以及他们在那种奢靡纵欲的社会思潮中所扮演的角色。 《金瓶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脱离开历史故事或者传说而以社会日常生活为题材创作的，开了写作世情的先河。它的出现，说明了中国发展日趋成熟，为以后如像《红楼梦》那样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的创作提供了先例。 但是在明代，《金瓶梅》的直接影响却是诱发了一批以写世情为名，而实际上热衷于专写风流猥亵情事的出现。如《续金瓶梅》、《隔帘花影》、《玉娇李》之类，都是续写《金瓶梅》的情节，强调因果报应，名为警世，实则铺张秽黩的描写，无论从艺术性还是思想性上来看，又远不及《金瓶梅》了。此外又有《绣榻野史》、《浪史》、《肉蒲团》等，更专力于描写，而且很突出地表现晚明人在“房中术”方面的兴趣，充分反映了晚明士大夫的低级趣味和畸形的性心理。这些作品中，有相当一些是出自当时的“名士”之手。《肉蒲团》出自李笠翁，《绣榻野史》出自吕天成，并有李贽为之评点，冯梦龙为之校订。《玉娇李》一书据称亦出于写《金瓶梅》的名士之手。这些虽然都并未注意于对人情世态的描写，但其本身的出现，则正是晚明社会那种萎靡、纵欲与茫然心态的鲜明写照。 除了这些长篇名著外，明代也出现了白话短篇的创作。明代的吴晗《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背景》，载《读史札记》。 白话短篇源于宋、元的话本，也就是当时民间“说话人”的文字本，经过加工整理后，成为话本集，或者短篇集。明代的这类话本集最早的是嘉靖二十至三十年间（54－55）由洪楩辑刊的《清平山堂话本》。其中所辑的主要是宋元的话本，也有少量明代的话本。从现存的《清平山堂话本》篇目来看，二十七篇有十篇后来被选进“三言”、“二拍”等白话短篇集之中。因此可知，《清平山堂话本》以及稍后的《京本通俗》、《话本四种》等，不仅是对于宋、元话本的整理保存，而且更为其后的明代文人们改写与创作“拟话本”起到了推动作用。 明代民间文化的发展，使得士大夫们那种所谓的高雅文化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于是一批文人士大夫开始从民间文化中汲取营养，创作出了雅俗共赏的作品。为了适应当时大多数人对于民间流行的说书故事的兴趣，他们在创作时有意模拟原来话本的结构形式，甚至有意突出取材于“书会先生”或者“老郎”，以示其来源有据，这于是也便形成了明代特有的短篇——拟话本的创作。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即是“三言”、“二拍”。 “三言”是冯梦龙编写的三部短篇集《喻世明言》（原名《古今》）、《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 冯梦龙（574—约4），字犹龙、耳犹、子犹，号龙子犹，又号顾曲散人、茂苑外史、詹詹外史、姑苏词奴、平平阁主人、墨憨斋主人等。苏州长洲（今苏州市）人。崇祯三年（30）举贡，后任官寿宁知县。除去收集撰写白话短篇外，还擅长词曲，注意民间文化作品，曾收集时调编成《挂枝儿》、《山歌》等时调集。其代表作即三部白话短篇集“三言”。“三言”虽然以话本的形式写成，但是在内容上却有了很大的变化，即从传统以讲述历史故事为主，发展为以世情故事为主，增加了创作的活力。这些故事中的主人公，已不再限于那种千篇一律的才子佳人，而变成了发迹的商人，市井的女儿，刚烈的妓女，种种过去最普通的人开始成为文学中的典型形象。例如《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勤劳善良的卖油郎和追求爱情的花魁娘子，以及《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以死向社会抗争的美丽善良的妓女杜十娘，都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人物。 “三言”中每集包括四十篇，共一百二十篇。每篇都是一个有始有终的完整的故事。其中刊行最早的《喻世明言》（《古今》）中保存的宋、元话本故事最多，《醒世恒言》中最少。总体来看，还是明人创作的内容占了大多数，其中许多便是冯梦龙自己的创作。 “三言”创作于明末，许多的时代特色被写入了作品当中。因此有些人一直认为“三言”属于市民文学作品的代表。从“三言”的故事中，我们确实可以看到当时市民生活的反映，这是晚明时代对文学作品的必然影响。但是从冯梦龙本人的情况来看，他还应该算作是典型的官僚士大夫，不过他“酷爱李氏（贽）之学，奉为蓍蔡”，思想上属于反理学的进步的一派，因此他能够接受脱离传统的东西。但是他本人并不属于市民阶层，他从来也没有成为市民或者市民思想的代表，因此他也不可能创作出市民文学的作品来。他对于市民生活的描写，主要是由于当时社会发展变化的影响。事实上，商品生产的本身并不意味着社会形态的变化，只有通过商品生产去真正改变旧有的生产关系之后，才有可能发生社会形态的改变，也才有可能出现新的阶级。冯梦龙显然并没有代表这种变化。如果清楚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三言”中那些维护传统道德观念的说教是十分正常的。 与冯梦龙的“三言”相比，凌濛初的白话集“二拍”，就完全站到了维护传统道德的立场上，成了典型的说教文学。 凌濛初（约580—44），又名凌波，字玄居，号初成、稚成，别号即空观主人，乌程（今浙江湖州）人。曾任上海县丞、徐州通判等职。他在思想上属于保守之列，他编写白话，主要目的是为了思想说教。 “二拍”即《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两部白话。其中《初刻拍案惊奇》刊行于崇祯元年（28），《二刻拍案惊奇》刊行于崇祯五年（32），各四十卷，每卷一篇，两书共有八十篇拟话本的故事，但两书中第二十三卷相重复，《二刻拍案惊奇》卷四十为杂剧《宋公明闹元宵》，因此实际收入拟话本故事七十八篇。“二拍”中的故事虽然也有采自宋元话本者，但经过了作者的重新创作，也大都被注入了宣传因果宿命和忠孝纲常的内容。与冯梦龙的反理学倾向相反，凌濛初则是摆出一副道学家的面孔。因此“二拍”中真正反映当时社会的作品相对较少。而在这种道学面孔之下，书中却又充斥大量的描写，表现出了当时统治阶级中那种没落腐朽的人生观。 在明末白话创作的中，出现像“三言”和“二拍”这种创作思想差距甚大的作品，也反映了当时文人士大夫中不同的思想倾向。 晚明确实是白话的创作时期，当时刊行的白话集，除“三言”、“二拍”之外，还有《醉醒石》、《欢喜冤家》（又名《贪欢报》）、《石点头》等，多达十余种。但是这些，从艺术性和思想性上都没有更大的突破，也都没有“三言”、“二拍”那样大的影响。 第三节戏曲明代的戏曲发展明显地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从洪武建国到正德、嘉靖以前为一个阶段，以后为一个阶段。总的来说，前者是杂剧走向衰落的时期，后者则是传奇戏发展的时期。 元末明初人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写道“唐有传奇，宋有戏曲、唱诨、词说，金有院本、杂剧、诸宫调，院本、杂剧，其实一也。国朝院本、杂剧实厘而二之。”他在这里所说的国朝系指元朝。也就是说，元代继承了金院本和杂剧而发展成了元代的杂剧。金院本是一种固定的戏曲表演形式，由五种固定的角色扮演，故又谓之五花爨弄。但是院本的唱法到了元末便逐渐失传，无人能按谱唱演了。由院本发展而形成的元代杂剧继承了院本的基本形式，并且在表演中逐渐形成了每剧四折一楔子的固定程式。杂剧到元末虽然有所衰落，但是仍然是当时的主要戏曲表演形式，所以到明初又继承了元杂剧的基本形式，并且逐渐发展形成了明代的杂剧。 明初的杂剧不仅继承了元代杂剧的基本形式，而且同元代杂剧一样，以民间的演出为主，并伴随着明初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重新成为城乡民间文化生活中的一项主要内容。大约到永乐中，杂剧的演出便引起了朝廷的重视，永乐九年（4）正式公布的关于杂剧的禁令，便是这种情况下的产物。这种官方干预也就决定了明初杂剧的发展方向，必然是在当时政治允许的范围之中进行凡乐人搬作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节烈、先圣、先贤、神象，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扮者与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贤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2在这样的限制之下，明初的杂剧几乎只能是以正统的忠孝节义的教化戏、正统的历史戏以及空洞无物的神仙戏为主，而与元代杂剧那种大胆揭露社会黑暗，表露人民心声的民众精神完全是背道而驰的了。 明初最有代表性的杂剧作家是周宪王朱有燉，史称其“博学善书”，尤精于北曲。作杂剧三十余种，大多为宣扬正统思想教化和神仙吉庆之类的作品。所以万历年间文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说“本朝能杂剧者不数人，自周宪王以至关中康王诸公，稍称当行，其后则山东冯、李亦近之。”而且明杂剧的作品也逐渐成为皇室权贵活动中的排场，或简单供其笑谑的闹剧，虽然也有一些相对优秀的作品，但总体水平却是每况愈下了。 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正德时期，甚至到嘉靖、隆庆年间。当时人曾记南京地区民间戏剧演出的情况南都万历以前，公侯与缙绅及富家，凡有宴会，小集多用散乐，或三、四人，或多人，唱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五《院本名目》。 ------------ 7 1《明史》卷一一六《周宪王朱有燉传》。 大套北曲乐器用筝、■、琵琶、三弦子、拍板。若大席则用教坊打院本乃北曲大四套者中间错以撮垫圈、舞观音或百丈旗或跳队子。2南京地区权势之家流行北曲显然并不是因为出于对北曲的欣赏而是因为这时候的北曲还是代表了官方的正统戏曲。不过这时候已经是明代戏曲的转变时刻由南方展起来的南曲无论从内容还是表演形式上都过了北方的杂剧而且已经开始进入到宫廷之中。 然而在当时的文人士大夫和整个上层社会中他们心目中杂剧仍然是一种官方艺术是具有传统的高雅艺术他们不甘心于这种曾经辉煌的艺术形式的衰亡因此一些人不仅提倡而且开始着手创作新的杂剧以求达到挽救杂剧的目的。于是随着杂剧逐渐失去了原来的观众而被南戏所取代的变化明代的杂剧开始退出了民间表演的舞台走进了文人圈子之中成为明中叶以后文人士大夫的案头之物。这便是被称之为明代戏曲“雅化”的变化。明代的杂剧已经不同于元代的杂剧的地位早已不是俗文化而应属于雅文化的行列了。 明中叶以后的文人士大夫们不满于那种千篇一律的教化戏和神仙戏在文禁已弛的情况下他们开始创作一些历史题材和世情题材的杂剧。这种文人戏的创作风气使明杂剧生了鲜明的变化也由此而真正形成了明杂剧的特点。明末西湖福次居主人沈泰所辑的《盛明杂剧》收集的六十种明人杂剧可以算作是明代文人杂剧的代表作其中大多数是嘉靖以后的作品。明代的著名杂剧作家除周宪王朱有燉等人之外还有不少正德、嘉靖以后的文坛名流如像康海、王九思、徐渭、汪道昆、梁辰鱼、叶宪祖、陈与郊、沈自徵、孟称舜、吕天成等。据学者们的统计明代杂剧作家有姓名可考者约一百余人作品约五百二十余种。不包括内廷的教坊杂剧现存的剧本约有一百八十种左右。作家与作品数量均与元代所差无几。1其代表作品有康海的《中山狼》王九思的《中山狼》、《游春记》徐渭的《渔阳弄》、《玉禅师》、《雌木兰》、《女状元》（合称《四声猿》）汪道昆的《南唐梦》、《远山戏》、《洛水悲》梁辰鱼的《红线女》叶宪祖的《四艳记》陈与郊的《昭君出塞》沈自徵的《霸秋亭》、《鞭歌妓》、《簪花髻》（合称《渔阳三弄》）孟称舜的《桃花人面》吕天成的《齐东绝倒》等。 而此时的文人杂剧与原来的杂剧也已经有所不同先是突破了元代杂剧四折一楔子固定格式的限制可以多至七八折乃至十几折也可以只有一折；其次是突破了杂剧只用北曲演唱的限制在演唱曲调上既可以用北曲也可以南、北兼用成为一种全新的杂剧我们似可称之为新杂剧。但是这种杂剧的改革也没有能够挽救杂剧衰落的命运其结果只能使明人杂剧2《客座赘语》卷九《戏剧》。 1参见《中国戏曲文学史》第五章第一节第199页。 离开了舞台演出成为文人案头戏曲文学的作品。在明代的演出舞台上杂剧终于为传奇戏所取代。 明朝中叶以后在杂剧走向没落的同时来自民间的传奇戏却得到了较快的展。南曲一般配以箫管谓之唱调不入弦索。明初北曲流行太祖亦以《琵琶记》不可入弦索为憾令教坊设法改变经重改唱腔可配以筝琶但终为南音而少北曲蒜酪之风。这时候南曲用索弦官腔说明北曲的主导地位与明中叶以后杂剧兼用南曲恰成鲜明对照。 明初的南戏除《琵琶记》之外较有影响的还有“荆刘拜杀”即《荆钗记》、《刘知远还乡白兔记》、《拜月记》、《杀狗记》四戏。曲调主要有海盐腔、余姚腔、弋阳腔和昆山腔等各用地方腔调演唱形成了不同的风格。这种地方戏曲完全适应于民间的演出内容大多应属对于传统剧目的改编加之明初对戏曲的种种限禁很难有新的成熟作品产生所以到后来也就随着这些地方戏种的变化而失传了。 明朝中叶以后传奇戏开始有所展著名戏曲家李开先和梁辰鱼的作品为这一时期传奇戏的代表。 李开先（15o2—1568）字伯华号中麓。山东章丘人。嘉靖八年（1529）进士官至太常寺少卿。嘉靖二十年（1541）因上书弹劾内阁辅夏言而罢官家居专心致力于戏曲创作。其代表作有传奇《宝剑记》、《断记》另有杂剧《园林午梦》、《打哑禅》二种。 梁辰鱼（约1519—1591）字伯龙号少白、仇池外吏。昆山（今属江苏）人。终身不仕专心于戏曲创作。其作品今存传奇《浣纱记》和杂剧《红线女》。梁辰鱼对于明代戏曲的贡献不仅在于戏曲创作而且对于嘉靖以后昆腔的展起了重要作用。 明朝嘉靖年间南曲曾生了一次重大的改革即魏良辅等人对于昆山腔的加工整理。 魏良辅字尚泉江西豫章（今南昌）人后寓居太仓或昆山（今均属江苏）。初习北曲后改南曲在张野塘、过云适等人协助之下并在吸收海盐腔、余姚腔、弋阳腔及江南民歌小调基础之上对昆山腔进行了改造创造出一种宛转舒缓的唱腔当时被称作“水磨腔”也即后来的昆腔。魏良辅的努力将本来流行于民间的南曲推上了文人化的轨道这也就为南曲登上大雅之堂准备了条件。但是经魏良辅改革的昆腔在起初还只是作为一种流行的曲调传唱并没有用到戏曲中去。将昆腔运用到戏曲中去的则是随其而后的梁辰鱼。 其后魏良辅弟子张小泉与其侄进士张新不满于梁氏曲谱又与赵瞻云、雷敷民等往来唱和以魏良辅之校本为据但“其实禀律于梁而自以其意稍为均节。昆腔之用勿能易也”1。昆腔由此而成为戏曲的主调海盐腔、1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记》卷十二《昆腔》。 余姚腔等从此逐渐不再流行江南的地方唱腔中只有弋阳腔依然保留于民间戏曲之中。 魏良辅等人扩大南曲的音乐范围改革音调开创昆腔使得用南曲表演的传奇戏的音乐不再像以前那样单调而变得丰富起来再加上传奇戏本身的生动充实的内容明代的传奇戏于是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戏曲舞台上。明万历年间大约是明代戏曲最为纷繁的时期。这时候杂剧还在流行传奇戏也已经进入到了宫廷之中。除去昆腔之外其他地方戏种也都在舞台上争妍斗艳。 在昆腔尚未成为传奇戏的主流的时候传奇戏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影响。 其演出范围也居然扩大到了宫廷之中。待到昆腔流行文人士大夫们争相涉足于传奇戏的创作传奇戏更进一步进入了黄金时期。昆腔成为戏曲的主调而渐被列为官腔。万历后期便形成了以昆腔为正统戏曲和以弋阳腔为民间戏曲的基本格局。而以昆腔演唱的传奇戏的创作也逐渐进入了高峰。如像沈宠绥《度曲须知》中所说：“名人才子踵《琵琶》、《拜月》之后竞以传奇鸣曲海词山于今为烈。”2万历年间在传奇戏创作中最有成就的代表人物当属汤显祖与沈璟。 汤显祖（155o—1617）字义仍一字若士号海若、海若士别号清远道人、茧翁。因系江西临川人故被称为临川派又以其书斋玉茗堂亦称玉茗堂派。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自请为南京太常寺博士升南京礼部主事。因上疏弹劾内阁辅申时行失政被谪为广东徐闻任典史后迁浙江遂昌知县。二十六年告归居乡著述。作有戏剧多种尤以《紫钗记》、《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四种最为著名合称为《临川四梦》又称《玉茗堂四梦》。汤显祖虽然曾经步入仕途但屡被贬斥长年居于乡里生活清贫这使其更加接近于民间百姓的生活。他在思想上接受泰州学派的影响主张以情反理。后人说他：“义仍志意激昂风骨遒紧扼腕希风视天下事数着可了。”很有泰州派那种赤手搏龙蛇的气概。“然有度世之志胸中魁垒陶写未尽则而为词曲。四梦之书虽复留连风怀感激物态要于洗荡情尘销归空有则义仍之所存略可见矣。”1汤显祖的《临川四梦》反映了他的重情反理的思想而四梦之中又尤以《牡丹亭》为其得意之作。这是一部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的戏曲杰作。汤显祖在剧中塑造了一个追求爱情和个性解放的女性主人公杜丽娘通过杜丽娘与书生柳梦梅生死不渝的爱情故事体现了汤显祖本人的思想追求。这样的戏曲作品的进步性是不言而喻的。汤显祖也因此被公认为明代成就最高的戏曲家。 临川派剧作家中影响较大的还有吴炳和孟称舜、阮大铖等。 2沈宠绥：《度曲须知》。 1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汤遂昌显祖》。 沈璟（1533—161o）字伯英改字聃和号宁庵一号词隐先生。因系吴江（今属江苏）人人称吴江派。万历二年（1574）进士历官主事、员外郎、光禄寺丞。后告病还乡居家三十年专事词曲创作整理。作《属玉堂传奇》十七种又据蒋孝《南九宫谱》增为《南九宫十三调曲谱》考订了六百五十余支曲牌的声律为现存最完备的南曲谱。此外还著有散曲《词隐新词》、《曲海青冰》、《情痴呓语》并辑有《南词韵选》、《北词韵选》对于明代词曲的展贡献很大。 沈璟在戏曲创作上主张讲究声律语言雕琢因此他的一些作品属于戏曲文学创作并不适应于舞台演出。 吴江派除沈璟之外主要的作家还有冯梦龙、范文若、袁于令、王骥德、沈自晋等人。 明代的传奇展到临川、吴江派的作品无论从文学创作还是宫调曲牌上都更加规范化。在表演角色和演唱方法上也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都反映了明代戏曲的日趋成熟。因此明代戏曲在中国戏曲史上是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的它是继元代杂剧之后中国戏曲展的又一个新的阶段。对于其后中国戏曲的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并且一直影响到今天的传统戏曲。第四节音乐、舞蹈宫廷乐舞宫廷乐舞是被称之为雅乐的官方歌舞是明代乐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明太祖起于民间其登极之前又经元朝近百年统治中国宫廷传统乐舞的许多东西到这时候已经无传。从史书的记述来看太祖登极前曾经有一段时间用女乐代替了朝贺的雅乐这对于一个自命为正统的新朝显然是不合适的。因此太祖即位之初便命儒臣厘定雅乐但是其效果并不理想。《明史》中说：“明兴太祖锐志雅乐。是时儒臣冷谦、陶凯、詹同、宋濂、乐凤韶辈皆知音律相与究切厘定而掌故阔略欲还古音其道无由。”1当时太祖正以严猛治国对于儒臣们所厘定的雅乐是否合于古律也就无暇顾及了。但是自从太祖得天下的规模已定的时候他便开始设置了掌管官方乐舞的机构并由此而逐渐完善了明代的宫廷音乐和舞蹈。 按照《明史》的记载明初雅乐的制定出于道士冷谦之手这可能是因为在道教音乐中较多地保留了传统东西的缘故。 冷谦的考订在当时是十分有限的实际上只能是当时道教音乐的变种罢了。到永乐时成祖问黄钟之律臣工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学者们的理论与乐工们的演奏无法相通所以明代的雅乐是集历朝之旧加以民间音乐所谓雅俗杂出而这倒使得明代的雅乐成为了一次集大成的再创造。《明史》中说：殿中韶乐其词出于教坊俳优多乖雅道。十二月乐歌按月律以奏及进膳、迎膳等曲皆用乐府、小令、杂剧为娱戏。流俗喧淫哇不逞。太祖所欲屏者顾反设之殿陛间不为怪也。2明代的宫廷乐舞主要用于各种礼仪活动中其器乐歌舞均有定制按照洪武初的定制。宫廷乐舞的全套歌舞包括：乐师七十二人有编钟、编磬各十六人琴十人瑟四人搏拊二人柷、敔各一人壎六人篪四人箫八人笙八人笛四人应鼓一人篪四人凤笙四人；歌手十二人由协律郎一人为指挥；武舞生六十二人引舞二人各执干戚文舞生六十二人引舞二人各执羽籥另有舞师二人执节引舞。除去文武舞生之外还有“四夷”舞士与文武舞士配合起舞。 各种不同的场合歌舞器乐也不尽同除去上述的器乐之外还有如像戏竹、头管、琵琶、二十弦、方响以及“四夷舞”所用的腰鼓、胡琴、箜篌、羌笛等。 按照这种规定的舞蹈也是十分单调的例如朝贺的舞蹈由文武两队舞1《明史》卷六一《乐志》。 2《明史》卷六一《乐志》。 士各三十二人分作四行每行八人。武舞士由舞师二人执旌引导左手执干右手执戚舞作扬蹈厉坐作击刺之状；文舞士由舞师二人执籥引导左手持籥右手持翟作进退舒徐揖让升降之状；“四夷”舞士十六人分为四行每行四人由舞师二人执幢引导舞作拜跪朝谒喜跃俯伏之状。这种单调的歌舞除去礼仪效果之外实在是没有什么可取之处的。所以到后来宫中教坊司等机构便多方设法改变旧的歌舞形式更将一些民间的歌舞引进了宫廷之中。弘治时行耕田礼教坊司以杂剧应承间出狎语为都御史马文升所斥。但是到武宗时这种事情就更加屡见而不鲜了。武宗以礼乐不全为由大量征集乐工并选各省艺精者赴京供应结果民间杂艺进入宫中所谓筋斗百戏之类日盛于禁廷。世宗以外藩即位一心于更定礼制再续皇统对宫中的乐舞也有所考订他甚至亲制乐章再由太常寺配以乐曲对于洪武所定的旧歌章多有改动。但是这些改动并没有改变宫中祭祀乐舞的基本形式。所以明朝的宫廷歌舞就分为了两种形式一种是专为礼仪而用的歌舞一种则是供给帝王欣赏的宫廷歌舞。严格地说后者已经不属于宫廷歌舞的范围而与民间歌舞无异。 民间音乐歌舞明代的民间音乐歌舞实际上也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民间娱乐型的音乐歌舞一是表演型的音乐歌舞。 民间娱乐型的歌舞包括的内容很广例如船夫的号子挑夫的小调以及大量的民歌民间节庆及赛神等活动中的自娱性歌舞均属此列。人们非常熟悉的凤阳花鼓应该算是这类民间歌舞的代表。 民间歌舞带有极强的传统性质一般来说经过长期在民间流传许多都无法明确究竟属于何时何代了。然而在明代的民间歌舞中一种被称作时调的民间歌曲则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成为明代非表演型民间音乐的典型。民歌本来应当是长久流行于民间的但是明朝中叶以后随着社会风气的变化带有流行歌曲性质的民歌时调突然盛行起来。 万历年间方志中记：“酒庐茶肆异调新声泊泊浸甚勿振。甚至娇声充溢于乡曲别号下延于乞丐。”1待到明末冯梦龙整理这些民间小曲的时候收集到的作品多达三百余真足以同“唐诗三百”相媲美了。这些民间歌曲为当时的表演者们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很快便成为了歌舞艺人们演出的内容。 有些所谓的时调小令后来被用到了传奇戏曲中也就成了表演音乐。 明代的民间音乐除这些流行歌曲之外还有民间的器乐表演这也不同于官方教坊中乐师的作品。如嘉、隆间名闻于京师的李近楼琵琶被称为1万历《山东博平县志》卷四《民风解》。 京师一绝。其传授也以民间方式进行时人称：“世庙时李东垣（即李近楼）善琵琶江对峰传之名播京师。江死陈州蒋山人独传其妙。时周藩有女乐数十部咸习蒋技罔有善者王以为恨。”1其后又传于汤应曾故应曾有“汤琵琶”之名。这些民间艺人的演奏除去一些绝技之外主要是演奏古曲他们对于中国传统音乐的承传作用是不可磨灭的。随着这种民间器乐的展当时民间也形成了流派例如鼓琴当时即分为浙操和闽操两派在手法和曲调上都各不相同。其中浙操近雅为士大夫所推崇闽操则更近于乡音。 不过明代表演型的音乐主要在戏曲表演中。尤其是明中叶以后兴起的传奇戏所采用的南曲无论是余姚腔、弋阳腔还是昆山腔都是地方民间流行的曲调其中的器乐伴奏也带有明显的地方音乐特色这就是被后人称作的剧乐。待到魏良辅等人改革昆腔取代其他诸腔戏剧音乐更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明代的戏曲表演中不仅有音乐而且有舞蹈当时戏曲中的舞蹈也是舞蹈表演的主要形式。不过舞蹈与音乐有所不同戏曲中的音乐随着时调变化而变化舞蹈则似乎变化要少一些。从明代杂剧、传奇戏剧本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舞蹈的名目如《跳和合》、《跳钟馗》、《舞鹤》、《跳虎》、《跳八戒》等。这里的《跳八戒》显然是明代的舞蹈其余的就很难说了。其中的《舞鹤》就是一种很古老的舞蹈。一般来说模拟动物的舞蹈都会相对形成得早一些只是这些舞蹈也是在不断变化的。而且这些戏曲表演中的舞蹈也很难区分哪些是专门为戏曲表演而创作的哪些是将民间舞蹈移植到戏曲中来的。永乐十七年（1419）一支来自中亚帖木儿帝国的使团在进入明朝边境后受到了驻边将士和地方官府的接待席间有优童表演歌舞其中就有鹤舞。由一名优童扮作仙鹤随着乐曲翩翩起舞其高的舞技令使臣们惊叹不已。而这种流传到西北边远地区的舞蹈显然不是明人的创造。由于是出于帖木儿使臣的叙述我们无法知道这次表演的鹤舞究竟是单纯的舞蹈表演还是杂剧中的一段。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明代戏曲中的舞蹈许多是可以单独表演的而且有相应的固定曲调。 朱载堉与《乐律全书》在世界文化史上朱载堉这个名字与音乐理论中的乐律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用数学方法完满地解决了音乐的旋宫转调的问题对于全世界音乐的展进程具有非常大的贡献。 朱载堉（1536—1611）字伯勤号句曲山人少年时自号狂生、山阳酒狂仙客。明太祖朱元璋第九世孙郑恭王朱厚烷世子。郑恭王于嘉靖年间1王猷定：《汤琵琶传》《虞初新志》卷一。 因上疏世宗谏止斋醮获罪被削爵禁锢于凤阳高墙。当时朱载堉年仅十五岁。史称：“世子载堉笃学有至性痛父非罪见系、筑土室宫门外席藁独处者十九年。”1作成《瑟谱》十卷。世宗死后郑恭王获释复爵朱载堉从此专心于乐律研究著述并在其父死后拒绝继承王爵用数十年功夫终于完成了《乐律全书》的写作与刊行工作。 《乐律全书》是朱载堉所著十四部著作的合集包括《律历融通》四卷附《音义》一卷《圣寿万年历》二卷《万年历备考》三卷《律学新说》四卷《算学新说》十卷《乐学新说》十卷《律吕精义》内外篇十卷乐谱、舞谱共七种十二卷。这些著作涉及了声律、音乐、舞蹈、历算等多种学科其中还保存了大量的乐谱和舞谱。 《乐律全书》中最可贵之处是用科学方法解决了十二平均律的数学计算。明朝中叶以后文人士大夫更多地涉足于戏曲和音乐的创作他们不安于南曲之类民间音乐的随意性开始对其进行改造和展。这些在音乐戏曲上的努力为朱载堉的音律研究起到了促进作用。明代的音乐从此开始向近代民间音乐展。59463o94359295264561825这就是他所说的“新法密律”。 朱载堉的《乐律全书》不仅解决了音乐理论中乐律的问题而且还保存了许多乐谱和舞谱。他在这部著作中第一次提出了“舞学”的概念从而将舞蹈的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分立了出来。《乐律全书》中保留有《人舞谱》、《六代小舞谱》、《灵星小舞谱》、《灵星祠雅乐天下太平字舞缀兆图》、《二佾缀兆图》、《小舞乡乐谱》等。其舞谱中并附有图图下有说明。他用上转、下转、外转、内转、未转、转初、转周、转过、转留等标明旋转的幅度用伏睹、瞻仰、回顾来标明视线方向用鞋形的不同画法来标明左右脚与全足或足掌、足尖及着力腿与非着力腿的区别位置等其精确与明晰程度令今天的舞蹈研究者深为惊叹。11《明史》卷一一九《世子朱载堉传》。 1《中华文明史》卷八。 第五节美术绘画与书法中国的传统绘画在宋元曾经出现过繁兴不过宋代的绘画是以画院为主体元代则文人画盛极一时。明太祖建国后推行文化政策在这种政策影响之下明初画坛只能向宫廷院体画的方向展。 但是这时候的画家们都是元末画派的传人他们在画法上继承了元代画家的风格还没有形成固定的院体画派画风上较为多样而且其中多有由元入明的画家如王冕、王蒙、倪瓒等他们当中虽然也有入仕为官者但是却并未成为宫廷画师当时以宫廷画师名义在朝的主要有赵原、周位、王仲玉、陈远、朱芾与盛著等人。 在明初的严刑峻法之下思想上所受到的限制使明初的画师们无所适从他们只能墨守陈规而不敢有丝毫的创意。这与中国绘画传统的精神恰恰是相背离的因此明初的绘画在几位由元入明的画师之后便只能走上思想局限的院体画派的道路。 永乐以后君主与政治稳定相辅而成逐渐形成了“台阁体”文化现象出现了“台阁体”的文风和书法风格与之相应的画坛风格便是“院体”画风的进一步展。永乐时的宫廷画师范启东曾说：“长陵于书独重云间沈度于画最爱永嘉郭文通。以度书丰腴温润郭山水布置茂密故也。有言夏珪、马远者辄斥之曰：‘是残山剩水宋僻安物也何敢焉！’”1启东一字起东名暹号苇斋人称苇斋先生。昆山人。永乐中被召入画院善画花竹翎毛兼工书法。2郭文通成祖赐名纯。画法师承元代画家盛懋所谓“布置茂密”的风格并因此而受到好大喜功的成祖的欣赏。成祖的这种好恶对于当时画坛风格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郭纯的山水虽然在形式上是对元人绘画的继承但是在绘画的精神上却同洪武中的宫廷画师们一样的拘守成法而并无丝毫的创新所以他只能代表洪、永宫廷绘画风格的尾声。与郭纯同时的还有王绂（1362—1416）。王绂字孟端号友石生一号九龙山人。无锡人。洪武中以博士弟子征入京师因胡惟庸案所牵谪戍山西朔州（今大同）建文中隐居无锡九龙山（惠山）永乐中以荐授文渊阁中书舍人。他在绘画风格上师从王蒙除山水画外还擅长竹石史称其“画不苟作游览之顷酒酣握笔长廊素壁淋漓沾洒”3。他与稍晚些时候的夏珪（1388—147o）又都以墨竹闻名。夏珪字仲昭。永乐十三年1叶盛：《水东日记》卷三《长陵所赏书画家》。 2《图绘宝鉴》卷六。 3《明史》卷二八六《王绂传》。 （1415）进士历官太常寺卿。时有“夏卿一个竹西凉十锭金”之说4。他与王绂虽然都以画知名但都不是专职的宫廷画师。两人都列名于《文苑传》画风带有浓郁的文人画气息所以被后人视作吴门画派的先驱。从这些情形来看当时的官廷绘画尚未形成固定的风格尚处于展变化的过渡阶段。待到洪熙、宣德以后来自闽、浙等地的画师给宫廷绘画带来了新的风格明代的宫廷绘画一改元代的画风重现宋代画院的传统从而真正形成了明代的院体画派。 从洪熙、宣德到成化、弘治的八十余年间是明代院体宫廷绘画最为兴盛的时代先后涌现出了一大批技艺精湛的画家。其中著名的有边景昭、赵廉、蒋子成、谢环、商喜、李在、周文靖、顾应文、倪端、孙隆、林良、王谔等人。 明代的院体画到成化、弘治的时候可谓是到达了顶峰。宪宗和孝宗父子也都是长于绘事的但是明代的院体画到这时候也开始走向衰落。正德以后吴门画派兴起逐渐成为时代画风的主流。 “浙派”的代表人物是戴进。戴进（1388—1462）字文进号静庵又号玉泉道人。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故称之为“浙派”。 戴进的画吸收了宋元各家的画法在技巧上有极深的造诣。明人评价他的画时说：“其山水源出郭熙、李唐、马远、夏圭而妙处多自之俗所谓行家兼利者也。神像人物杂画无不佳死后人始推为绝艺。”1今人评价他的绘画时也说：“正是由于戴进不囿于‘专攻一家而出于一家者’故能高出宫廷画家一筹自创新格。”2在戴进的作品中除去继承宋、元笔意之外多有所创新。如《风雨归舟图》中用纵向的刷笔来表现风雨的气势《钟馗夜游图》则采用粗笔钉头鼠尾的描法都出了南宋院派的画法。戴进卒于天顺六年（1462）其后虽有子戴泉及门人夏芷、方钺等承其衣钵但戴泉资质有限夏芷、方钺皆早逝于浙派的绘画均无所扬。直到成、弘间“江夏派”吴伟再起才得以重振戴进的画风。 吴伟（1459—15o8）字次翁、士英号小仙、鲁夫湖广江夏（今湖北武昌）人。所以成名后人称之为“江夏派”。吴伟是浙派的继起也是浙派的尾声。近人评论说：“吴伟继戴进为浙派盟主与北海杜堇、姑苏沈周、江西郭诩齐名。用笔则雄健豪放用墨则挥洒淋漓。其纵横自如痛快排傲之趣固有墨飞笔舞之妙然以过事驰骋难免剑拔弩张之弊只图快意毫无蕴藉含蓄之致。士气日少作家气愈多浸假而为霸悍俗浊之态。习之者更肆为狂怪以骇世惊俗已为画道之蠹。至钟钦礼、郑颠仙、张路、张复阳、蒋嵩辈私心妄用焦笔枯墨点染粗豪板重颓放狂态可掬。异派4徐沁：《明画录》卷七。 1徐沁：《明画录》卷二。 2单国强：《时起波澜的明代画法》《中国古代美术史》第12册。 之讥评蜂起而浙派自身亦渐以不振矣。”1其后在画坛上活跃的是“吴门四家”。 “吴门四家”指的是明中叶以后定居于苏州的四位蜚声画坛的吴派名家即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 沈周（1427—15o9）字启南号石田一号白石翁。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其父沈恒吉、伯父沈贞吉均以画名故承家传而学画。善诗文而生平不仕纵情于江南山水之间长于山水画写生花鸟亦俱佳。 沈周的山水画作品早期学元明之际的王蒙用笔细缜被人称之为“细沈”后期改变风格用笔粗放人称之为“粗沈”。 沈周之后继之而为吴门代表的是文徵明和唐寅。 文徵明（147o—1559）初名璧以字行更字徵仲别号衡山。 文徵明在绘画上继承展了沈周的风格并师法王维、赵孟頫。他的作品虽有浓重的文人色彩却不仅于用墨且重于用色不止于粗放而且能工致精细文采儒雅颇增书卷之气。所以他的作品深受当时文人士大夫们的欢迎名声与门人都有越其师沈石田之势。 与文徵明同时代的唐寅也是“吴门四家”之一。 唐寅（147o—1523）字伯虎一字子畏号六如居士、鲁国唐生、逃禅仙吏、梅花庵主人等。吴县（今属江苏）人。少年有才弘治十一年（1498）乡试第一名次年会试因科场泄题案被牵谪浙江为吏耻而不赴遂以卖画为生。工诗擅画于山水、人物、花鸟等无不通尤长于人物。 唐寅在绘画风格上兼有文人画与院体画的特点学者们一般认为这是与他文人的气质和以卖画为生的现实所致。这也更增添了他的作品的自身特点使之成为了雅俗共赏的艺术品。他并且因此而名声甚著。唐寅由于仕途的挫折而将怀才不遇的情感以狂放的形式表现了出来所以应该说他虽然接受院体派职业画家的影响但是更多的还是他的文人本色。不过唐寅所处的时代明代社会开始生变化以王守仁为代表的新儒家兴起后开始强调个性的追求。这对于唐寅等人在绘画上的突破不无作用。唐寅曾受召于宁王宸濠府中后因察知宁王有异志而佯狂归筑室苏州桃花坞与友人诗文作画其中终于没有成为皇室的画师。 “吴门四家”的最后一位画家是仇英。仇英（约15o6—1555）字实父号十洲。太仓（今属江苏）人。他与文徵明和唐寅等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并非文人出身。他年轻时曾为木工喜绘画后移居苏州并以院体派画师周臣为师又与文徵明等人交往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画风。在“吴门四家”中仇英是一位典型的画技派的画家他曾经长期客居于当时著名收藏家项元汴家中临摹“天籁阁”的藏画用力甚勤。所以仇英的画既有文人画的气蕴又有院派画的传统以笔墨细腻见长。 1俞剑华：《中国绘画史》第十三章《明朝的绘画》第76、77页。 吴门派的绘画追求文学与绘画的统一强调画本身的意境提倡神似。 对于其后中国绘画的展影响颇大。 从吴门画派以后晚明的绘画走上了两种完全不同的道路一种是以徐渭、陈洪绶为代表的创新派的画家一派是以董其昌为代表的书斋文人画派的画家这截然相反的两种风格构成了晚明画坛的主要特点。 徐渭（152—1599）字文清后改文长号天池山人、青藤山人、田水月等。浙江山阴（今绍兴）人。长于诗文、戏曲工书画。才华甚著而屡试不中。嘉靖中受知于总督胡宗宪入其幕下。胡宗宪入狱后畏祸佯狂避于富阳。隆庆中又因杀妻被逮晚年游于宣化（今属河北）、辽东及南北两京贫困终生。这种坎坷的经历造成了徐渭愤世嫉俗的性格特点这在他的戏曲作品和绘画作品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他的绘画一反吴派文人画那种恬雅闲适的平稳处处表现出一种情感的泄与个性的追求。这与当时社会上泰州学派传人那种反传统的思想特征是十分相合的。他们都代表了当时明朝知识界强烈的思想变革要求。徐渭的绘画因此而带有极强的随意性不受任何局限不求模仿。他在吸收宋、元诸家和当时一些画家技法风格的基础上创造出了自己的特点开创了中国画大写意的手法。对于后世中国写意画的展有着极大的影响。因此又有“青藤画派”之称。 晚明绘画史上另一位卓具成就的大师是陈洪绶。陈洪绶（1598—1652）幼名莲子一名胥岸字章侯号老莲。浙江诸暨人。青年时受业于当时的名儒刘宗周、黄道周门下。崇祯时为监生明亡后忠于明朝不肯降清入玉门寺为僧改号悔迟、悔僧、九品莲台主者。他的许多晚年作品创作于清初所以也是清初画坛上的一杰。 陈洪绶是中国人物画的大师在人物画法上具有独特的创新并且着力于木刻人物画对于以后版画的展具有极重大的作用。 晚明时代是一个求变与保守交织的时代虽然强烈的社会变革要求造就出了一批卓具改革精神的画家但是作为当时文化主流的则依然是因循保守的士大夫绘画其代表人物是“松江画派”的董其昌。 董其昌（1555—1636）字元宰号思白华亭（今上海松江）人。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官至南京礼部尚书。长寿和高官对于他在书画方面声望固然有所作用然而更为直接的原因还当是他在文人画方面的成就。从绘画的技巧来看董其昌确实堪称当时之典范。但是由于他过于追求笔墨功夫片面强调形式逐渐陷入了缺乏自然真趣的书斋化之中将其后的文人画引入了误区。 董其昌在当时画坛上影响极大他与李流芳、杨文骢、程嘉燧、张学曾、卞文瑜、邵弥、王时敏、王鉴被后人称作“画中九友”基本上垄断了明末的画坛。 董其昌强调绘画构图的所谓“三段法”即远山、中川、近坡树的三层次入景。这本来是出于透视学对于景物的观察结果但是过于的强调则导致了程式化的弊病使山水画离开了真实的山水变得千篇一律起来。事实上文人画的最大弊病本在于弃形求雅它虽然可以打破画院的院派气但却失去了造型艺术的基础。因此明代成功的画家都必须对于两者兼收并蓄董其昌过于强调文人画的本身也就必然不利于其后绘画的展。董其昌本人在书画上虽然卓有成就但是他对于其后的影响则有消极的一面。 在中国传统美术中书法和绘画往往是统一的整体一位著名的画家往往同时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书法家。然而在明代这种情况却有时会稍有所不同当明初以宫廷画师为主体的“院体派”作为绘画主流的时候他们与士大夫们的书法尚好就存在一定的距离所以那时候绘画称为“院体”书法则与文学一样称之为“台阁体”。这种情况直到明中叶以后文人绘画兴起后才逐渐统一起来。但是即使是在那时候明代绘画还是作为士大夫雅兴中的专门技术的而书法则是他们所有人的必修科目而且是他们进入仕途的敲门砖。正是因为这样的情况在明代书法的展与其说与绘画的展同步倒不如说它与文学的展更为接近。 明初的书法推“三宋”即宋克、宋璲和宋广。实际上“三宋”的书法尤其是宋克的书法代表了元末明初的那种学风是当时时代的产物。宋克（1327—1387）字仲温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明史》中说他：“伟躯干博涉书史性抗直与人议论期必胜援古切今人莫能难也。杜门染翰日费十纸遂以善书名天下。时有宋广字昌裔亦善草书称二宋。”1“三宋”之中宋濂之子宋璲是与方孝孺同辈的人同样是属于那种学风的范围他们与后来的沈度、沈粲兄弟是截然不同的。沈度以丰腴温润的书法而得到成祖的欣赏并由此而成为“台阁体”书法的代表。但是“台阁体”本来是人们对当时以内阁大学士“三杨”为代表的文章风气的通称沈度并非阁臣而以其书法为“台阁体”原因应当在于他的书法与当时“台阁体”的文章一样“尾安闲”是一种平和稳重的风格和富贵堂皇的气派只有这样的东西在当时才会为帝王所爱并推成时风。书法上的“台阁体”与文学上的“台阁体”一样在此后数十年间始终是书法的主流。 一种并不高明的书法竟能够统治书坛如此之久这与永乐以后科举的确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科举考试中书法是考官取士的一项重要内容而“台阁体”的流行就迫使应试的文人们不得不随波逐流以求中式。“台阁体”书法也就因此而能够久盛不衰了。 明朝中叶以后这种情形开始有所变化。随着画坛上文人画的兴起书法开始逐渐向绘画靠拢这时候的书法流派没有再出现与文学流派相同的名称而是出现了与画坛相同的“吴门派”书法。虽然如像李东阳及其后的沈1《明史》卷二八五《宋克传》。 周等人在书法上也同样采取了追寻古体的方式藉以打破“台阁体”的禁锢但是却不再比于东阳的茶陵派或者前后七子的复古派了。文人画本身就是诗文与绘画的统一。所以“吴门派”的书法家大部分也是“吴门派”的画家只是在其代表人物上或有重书重画之别。 “吴门派”书法的代表人物是祝允明、文徵明与王宠。 祝允明（146o—1527）字希哲因生而枝指故号枝山又号枝指生。文徵明是吴门画派的主将也是吴门书法的代表。他最擅小楷今传的作品如《离骚经》、《前赤壁赋》、《后赤壁赋》等都是绝妙的精品。万历以后董其昌和邢侗、米万钟、张瑞图并称四家成为晚明书法的代表。但是如同画坛一样其他三人是不能同董其昌相较的。而事实上董其昌的书法比他的绘画在中国美术史上有更大的影响。他自己也认为同时代的人无可相比能够相比的只有元初的赵孟頫。 如果说赵孟頫于苏、黄、米、蔡之后以其秀丽妩媚的“松雪体”书法影响元明两朝近三百年的话那么董其昌则是继其后而起以秀逸潇洒的风格影响了明末至清代的三百年书坛。他是中国书法史上开一代风气的宗师也是中国书坛上最后的一位宗师。 民间美术明代是中国传统文化向大众化展的重要时期因此也是民间美术十分丰富的时期。明代的民间美术主要包括民间风俗画、版画、寺庙壁画、雕塑和工艺美术等。 明代的风俗画今天可以看到的代表作品有《皇都积胜图》、《南都繁会图》等。这类风俗画的特点是表现民间生活内容真实生动、场面巨大、刻画细腻。与这类作品相近的还有浙江太平（今温岭）当地画工周世隆所画的《太平抗倭图》描绘嘉靖三十一年（1552）浙江太平倭寇之乱的情景。画面上人物众多形象生动从城内到城外场景极大而每一处场景之下几个人物之间又都构成了一幅幅小的独立的情节画面再由这些情节相互贯穿构成整个全境画面没有丝毫零乱之感。这反映了当时民间风俗画技法已经趋于成熟。这些民间风俗画的价值还在于它所保留下来的关于民间文化与社会生活的直观的描绘对于今天研究明代社会文化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除风俗画之外民间绘画的主要作品还有版画。版画主要有三类一类是风俗版画如年画、孝行图等另一类是插图第三类是木刻的画谱。风俗版画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如除夕晚贴门神五月初一起门上挂的吊屏画十一月张挂的《九九消寒图》等。 明代自中叶以后戏曲流行因此为戏曲所作的插图版画也因此而得到了较快的展达到了鼎盛。这些插图一般都能紧扣故事主题描绘故事中人物形象生动准确。如《忠义水浒传》、“三言”“二拍”、《金瓶梅词话》等书的插图及明代杂剧传奇《琵琶记》、《望江亭》的插图都是极成功的作品。 明代版画的展使一些颇具盛名的画家加入版画创作队伍如明末著名画家陈洪绶、萧云从等人。这也对明代版画水平的提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今天还可以看到陈洪绶的木刻《水浒叶子》和《西厢记》插图实堪称版画中的精品。 明代的壁画受到建筑风格变化的限制并不十分的展。但是从今天所存的北京法海寺壁画及山西稷益庙壁画中也反映出了明代壁画的高技艺。画中人物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神怪仙女都具有鲜明的写实感人物比例准确形象逼真。虽然出自一些不出名甚至根本不知名的民间画工之手却不能不令人为之精湛技艺所倾倒。 明代的寺庙雕塑包括一些宫廷建筑雕塑也都是出自民间工匠之手。中国历史展到了明代宗教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已经不再能够起到唐以前的那种决定性的作用。宗教作用的淡化也就决定了寺庙艺术的衰落所以在明代已经不再会出现像晋、唐甚至宋代那样的大型石窟。但是在明代寺庙的建设却并未因宗教的衰落而有所减少而且因为贵族和宦官们对于宗教尤其是佛教的热衷寺庙与寺庙雕塑却相对兴盛起来。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寺庙中的明代雕塑已经很少了而且大多经过了后世的改造。从现存的大同上华严寺内大雄宝殿中宣德年间的佛像雕塑来看明代的佛像雕塑程式化的情况比较突出。几乎所有的雕塑都是一种扁平面孔神情淡漠。这与明代建筑雕塑的情况颇有相近之处即强调宗教或者帝王的肃穆之气而缺少生活气息。虽然也有少量精美作品存世如明人所记《核舟记》之微雕作品堪称绝世佳作但是从总的趋势看明代的雕塑还是追求大与程式化并没有明显的创新。 与雕塑相比明代的工艺美术则进入了一个辉煌时期。工艺美术不仅体现了一个时代的艺术水平同时也体现了当时的生产与科技的水平。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展明代的官营与民营工艺都较前有很大的展以至于明代出现了重近不重古的现象。所以明人又说：“玩好之物以古为贵惟本朝则不然。永乐之剔红宣德之铜成化之窑其价遂与古敌。”1明代的绘画与造型美术在这些民间或官营手工业工艺上得到了最好的挥如宣德炉的古朴景泰蓝的精美绚丽以及青花瓷的典雅加上高的工艺技术使明代的工艺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1沈德符：《敝帚斋余谈》。 丙编典志第一章农学和农业技术明代前期农业生产有迅的恢复和展。据《明史·食货志》记述：“洪、永、熙、宣之际（1368—1435）百姓充实府藏衍溢。盖是时劭农务垦辟土无莱芜人敦本业”。中期以后商品经济的兴旺达影响到农业生产中的作物栽培比重特别是经济作物的栽培面积显著增加有的地区甚至出现某些经济作物集中经营的趋势。如江南松江“官、民、军灶垦田几二百万亩大半种棉当不止百万亩”1。泉州一带则“园有荔枝、龙眼之利焙而干之行天下。附山之民垦辟硗确植蔗煮糖黑白之糖行天下”2。社会经济展的新趋势促使农业科学技术也有了相应的进展。 1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三五《蚕桑广类·木棉》。 2何乔远：《闽书·风俗》。 第一节农具和农田水利明代农业生产工具的类型和作用基本上已经达到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条件和技术条件所能达到的高度。新出现或有所改进的农业生产工具最值得一提的是耕翻农具人力“代耕架”的应用。它大致创始于唐代到明代有较大的展。成化二十一年（1485）李衍总督陕西遇连年旱灾耕牛严重缺乏农业生产进行困难于是他“取牛耕之耒耜反观索玩量为增损易其机”制成五种“木牛”分别称为“坐犁”、“推犁”、“抬犁”、“抗活”和“肩犁”。这些耕具适应山丘、水田和平地等不同耕作条件使用人力二至三人每日可耕地三、四亩。使用后的反映是“此具其工省其机巧用力且均易于举止”1。继后嘉靖二十三年（1544）欧阳必进在郧阳府（今湖北郧县一带）也组织能工巧匠“仿唐王方翼遗制造人耕之法施关键使人推之省力而功倍百姓赖焉”2。可惜两者的书、图和耕法都没有流传下来。天启年间（1621—1627）王徵又做了“代耕架”并撰有《代耕图说》及附图。从《代耕图说》上看“代耕架”是在田地两头分别设立的人字形木架架上各装一辘轳在辘轳中段缠以绳索索中间结一小铁环环与犁上曳钩连脱自如。辘轳两头安装十字交叉的橛木手扳橛木犁自行动。三人合作田地两头耕架各一人交替相挽一人扶犁则使一来一往。屈大均说：“木牛者代耕之器也”且是“耕具之最善者”1。“木牛”和“代耕架”都是利用杠杆原理从现代机械角度看它们虽有些简单笨拙但在耕地机械上毕竟是一大进步。代耕架暂可解决耕畜缺乏的问题然而使用时人的体力消耗较大且易损坏用途单一制造费用较高效率不很理想因此在小农经济条件下不可能大规模推广使用。此外如灌溉农具拨车和风力水车稻谷脱粒农具稻床等也是这一时期新出现的或在以前基础上加以改进的农用机具。 1顺治《延庆州志·艺文志》；李衍：《木牛图序》。 2同治《郧阳府志》。 1屈大均：《广东新语》。 明代的农田水利工程以民间修建和小型为主。比较重要的技术成就是海塘修筑技术逐渐完善如浙江海塘的海盐、平湖段到明末已基本上改为石塘。塘面不同于宋代的斜直方式而采用了阶梯形。海宁地段不仅有强潮侵袭冲击且土质为粉砂土塘基的修筑和塘坝的保护都较困难。明代部分塘段已修筑成石塘但还有部分塘段仍沿用石囤木柜修筑。嘉靖时的黄光昇是中国古代杰出的海塘工程专家。他不仅主持修筑了设计合理、坚厚稳固的鱼鳞塘而且在海塘工程理论上也很有建树。到清康熙、乾隆年间“鱼鳞塘”展成结构更加完善的塘工型式如在每块大石料的上下左右都凿有槽榫互相嵌合彼此牵制条石间用糯米汁石灰浆灌砌并在合缝处用油灰抿实再用铁锔、铁锭嵌扣起来使之更加坚固不易冲坏从而使沿海农田有了更为可靠的保障。明清两代还出现了不少专门探讨海塘问题的论著如黄光昇《筑塘说》、仇俊卿《海塘录》和清初陈訏的《宁盐二邑修塘议》1等。它们从取材、土墉叠砌、程式、验土、层叠、打桩、坡陀等方面总结了海塘的修筑经验。 徐光启《农政全书》中的《旱田用水疏》从水位、流、流量以及蓄水、引水和取水的方式、方法等方面来考虑各种水源的利用基本符合近代水利学的原理。具体为：（1）用水之源即对山泉和地下喷泉的利用；（2）用水之流即对江、河、塘浦等水流的利用；（3）用水之潴即对湖、荡、沼、泽等积水的利用；（4）用水之委即是海滨地区江、河出口处以及海中岛屿、沙洲水源或水流的利用；（5）作源作潴以用水也就是依靠人力开凿水井或修筑池塘、水库以蓄积泉水或雨水、雪水加以利用。 明末天主教耶稣会士还带进了一些西方水利科学知识。万历四十年（1612）徐光启与意大利人熊三拔合译《泰西水法》。全书共六卷《农政全书》引用了前四卷：卷一讲龙尾车这是用于江、河的螺旋提水器；卷二讲玉衡车和恒升车即提井水上升的唧筒；卷三讲水库；卷四水法附余介绍寻泉凿井的方法。 1乾隆《海盐县续图经》。 第二节对耕作技术的认识和提高随着精耕细作传统技术的展明代人们对于人和自然的关系已明确认识到“人力足以胜天”；并具体化为“合天时、地脉、物性之宜而无所差失则事半而功倍矣”1。 从汉《氾胜之书》讲耕作以来都以“时宜”、“地宜”为基本依据虽阐述这些原则时也常和作物联系但明确提出“物宜”也作为耕作基本原则的则自《农说》开始。这是一大展。关于合“天时”《农说》指出整地要根据一定的土温和土壤湿度进行如“冬耕宜早春耕宜迟”；播种和收获则要“其生者与其晚也宁早；收其成者与其早也宁晚”。合“地脉”主要表现在土壤耕作上《农说》明确指出：“农家栽禾启土九寸为深三寸为浅”；耕地深浅应随原隰土质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但一般应以深耕为佳。对耕地要求耕透耕熟力求平整为的是消灭两犁犁底之间所形成的隔条以利于根群展避免造成“缩科”生长停滞的毛病。关于“物性”的理解范围比前两者还广如把种子和幼苗看作母子关系“祖气不足母胎有亏”2说明对选种留种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又如除草原则在以前“锄早锄小锄了”的基础上进一步认识到在杂草未出土以前就应予以消灭可达到“用力少而成功多”3的效果还认识到不同品种对环境适应能力不同选用对自然灾害抵抗力强的作物品种在生产上具有巨大意义。《农政全书·树艺》提到：“下田种稗遇水涝不灭顶不坏灭顶不逾时不坏”；该书还指出：“若将吉贝地种薯十之一二虽风潮不损此种扑地成蔓风无所施其威也”；“至于蝗蝻为害草木无遗惟有薯根在地荐食不及纵令茎叶皆尽尚能生不妨收入”。 明代继承并展了元代的反对“风土不宜”论。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列举了一些外来作物引进我国以及南方作物移栽北方的成功事实来驳斥“风土”不宜指出：“古来蔬菜如颇陵（菠菜）、安石榴、海棠、蒜之属自外国来者多矣。今姜、荸荠之属移栽北方其种特盛亦向时所谓土地不宜者也”；“元人称关、陕而外诸郡土地不宜吉贝识者非之今之艺吉贝者所在而是焉”。由此进而指出：“凡地所无皆是昔无此种或有之而偶绝果若尽力种艺殆无不可宜者。”徐光启不仅从理论上来认识“风土”问题而且还探索了“风土驯化”的方法说明除精细地采用栽培技术外还可用选择的方法来提高作物的适应能力。为了打破作物栽培的风土界限徐光启多方进行试验“购得诸种即手自树艺试有成效乃1马一龙：《农说》。 2马一龙：《农说》。 3马一龙：《农说》。 广播之”1。 1《农政全书》卷二九《树艺》。 第三节施肥和改良土壤技术的展明代已把积肥列为农家的头等大事并认为一切残渣废物都是好肥料。 如《月令广义》指出：“田家务在于积粪。积粪之方不一自人粪、六畜粪及尘埃粪、杂物浸渍臭泥及各草木叶皆是粪也。”广泛使用无机肥料是明代的一大特点《月令广义》提到：“种茄子时初见根处掏硫磺一钱以泥培之结子多而倍大”。“山阴会稽有田灌盐卤或壅盐草灰不然不茂”。开始把硫磺、砒、黑矾、卤水等用作肥料。绿肥和农产品加工的副产品也是当时的主要肥料其中有棉籽饼、脂麻饼、豆饼、桕饼、麻饼、楂饼还有酒糟、糖渣、豆渣、果子油渣、青靛渣、小麻油渣等。制造堆肥的方法多种多样如袁黄《宝坻劝农书》记载：“有踏粪法、有窖粪法、有蒸粪法、有酿粪法、有煨粪法、有煮粪法” 明代继宋、元之后在施肥方面已具有较系统的经验和理解。先认识到肥料是决定作物产量的重要因素从而概括出了“惜粪如惜金”“粪田胜如买田”的农谚。第二《农政全书》指出举凡落叶腐草、沟泥和豆苗绿肥等皆能做肥料改良土质并有利于作物根系的生长从而加强作物抗风兼耐水、旱的能力。并特别强调施用生泥对于冷浆田的好处。这是明人的又一宝贵见解。第三袁黄《宝坻劝农书》指出对不同土壤要用不同肥料来加以改良如用灰和浮沙改良紧土用河泥改良缓土用焚草和石灰改良寒土等等。第四《宝坻劝农书》还指出基肥能改良土壤追肥有滋苗的作用说：“化土则用粪于先而瘠者以肥；滋苗则用粪于后徒使苗枝畅茂而实不繁。”第五认识到施肥量“多寡量田肥瘠”1；施肥还必须与深耕相结合以避免肥料集中于土表而遭致流失或引起作物徒长2。 除施肥改土的方法外还有通过耕作来改良土壤。在明代值得注意的一是盐碱地的改良和利用。在我国历史上早就不乏化斥卤为良田的事例但到明代以后生齿日繁农民千方百计地找地种盐碱地改良利用的意义就不同于过去了。如位于海河流域的曲周县农民为了求生总结了多年探索的经验采取了一些办法来改良和利用盐碱地：（1）赶盐在有水利条件的地方用水冲刷把盐赶走；（2）压盐在田里打围埝蓄存雨水用来压盐下沉；（3）躲盐通过耕作切断土壤毛细管作用减少蒸并施用有机肥来改善土壤结构设法尽可能避开盐碱之害1；（4）挑沟筑岸用造田来改良利用滨海盐碱地2。还有就是分布在以今兰州为中心的陇中地区的石砂田也源于明代。它是一种独特的改良利用土地的创造。砂田建设1《农政全书》卷三五《蚕桑广类·木棉》。 2王象晋：《群芳谱》。 1同治《曲周县志》。 2袁黄：《宝坻劝农书》。 是先将土地深耕施足底肥耙平墩实然后在土面上铺上粗砂石和卵石或片石的混合体。每铺一次可有效利用三十年左右。以后再重新起砂、铺砂实行更新。因砂石覆盖具有增温、保墒、保土、压碱的综合性能3所以砂田产量过一般田地百分之十至五十。 3李凤岐、张波：《陇中砂田之探讨》《中国农史》1982年1期。 第四节新作物的引种和良种选育明代中后期从海外引进了番薯、玉米、马铃薯三种粮食作物和花生、烟草两种经济作物。经过多年的传播这些都逐渐成为我国广泛栽培的重要作物。 1.番薯。异名很多以番薯和山芋两名比较普遍。《闽小记》记载番薯“万历中闽人得之外国初种于漳郡渐及泉州渐及莆”。据《金薯传习录》记载福建长乐商人陈振龙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从菲律宾带回薯蔓在家乡试种次年由福建巡按金学曾加以推广。据《东莞县志》和《电白县志》记载大致在此同时广东也从越南引进种薯。番薯引进一二十年后就已在闽、粤部分地区普遍栽培并在救荒中起了一定作用。徐光启是最早把番薯从岭南引种到长江流域来种植的人并著有《甘薯疏》。黄河流域大约是在十八世纪前期从福建和长江流域引种的。 2.玉米。最早提到玉米的是田艺蘅的《留青日札》（1573）说它“旧名番麦”“秆叶类稷花类稻穗其苞如拳而长其须如红绒其实如黄实大而莹白花开于顶实结于节真异谷也。吾乡（指杭州）传得此种多有种之者”。玉米在我国广泛种植大约是十七世纪中后期开始的主要种在山区。十八世纪中叶以后已相当普遍。《植物名实图考》称：“陕、蜀、黔、湖皆曰包谷山氓恃以为命大河南北皆曰玉露秫秫。” 3.马铃薯也叫洋芋、土豆、山药蛋。约在十七世纪前期传入中国。165o年荷兰人斯特勒伊斯（henrystruys）访问台湾曾见到栽培的马铃薯称之为“荷兰豆”1。内地栽培马铃薯大约在十七世纪后期清康熙《松溪县志》记载：“马铃薯掘取之形有大小略如铃子色黑而圆味苦甘。”根据《植物名实图考》和其他文献的记载十九世纪中期以来我国西南的云、贵、川和西北的山、陕都已广泛种植马铃薯。 4.花生。过去一般人认为我国花生是直接或间接从南美洲传来的1。最早记载花生的是江苏太湖地区的一些著作如嘉靖《常熟县志》、万历《嘉定县志》和苏州人黄省曾写的《种芋法》。十九世纪后期美国大粒花生品种引种于上海和山东蓬莱2。由于它的产量较高逐渐代替了小粒种的地位。5.烟草也叫“淡巴菰”。十六世纪中后期到十七世纪前期由两路传入我国。南线自菲律宾传入。《景岳全书》记述：“烟草自古未闻近自我明万历时出于闽广之间自后吴、楚地土皆种植之今则西南一方无分老幼朝夕不能间矣。”此外还有自吕宋先传入澳门再经台湾于1何炳棣：《美洲作物的引进、传播及其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大公报在港复刊三十周年纪念文集》。1经考古掘在距今约五千年前的浙江吴兴钱山漾和江西修水山背遗址都出土过碳化花生米。但对此有不同看法故尚须进一步研究。 2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 十七世纪初进到内地3以及自南洋或越南传入广东4。另一路北线也在明末由朝鲜引进我国东北。《露书》记载：“［烟草］关外人相传本于高丽国。”烟草传入我国很快传遍大江南北。十八世纪末全国各省已遍植烟草了。 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中期是我国选种技术展的新阶段。宋应星《天工开物·乃粒》所说“种性随水土而分”这一关于作物品种产生变异的论断是符合科学原理的。 谷类作物的选株、选穗和混合繁殖相结合的方法奠基于六世纪以前而到明代就更完善普及了。如耿荫楼《国脉民天》讲到“必先仔细择种”然后选取条件特别好的田地加倍上粪播种株行距“比别地又须宽数寸”；中耕除草俱“加数倍”并及时灌水收获的种子要特别注意保藏“晒种”。这是当时留种地的种植技术要求。再从这样的种子田挑选“上”、“极大者”作为第二年留种地的种子照样繁殖。“如此三年三番后则谷大如黍矣其妙难言”。耿荫楼把这套办法称为“养种之法”。稍后《知本提纲·农则》进一步指出选择种子田固然不应瘠薄但也不可太肥必须多上底粪；在管理上要加强中耕培土按期浇灌；成熟时继续穗选；收获后再行粒选。反映出混合选种在我国传承愈久愈臻完善。 单科选择、系统繁殖的方法在生产实践上可能早已有之但最早的文献记载见于清康熙的《几暇格物编》其一是关于从“丰泽园”中单株选育出“御稻米”的经过；另一是记述“白粟”的选育情况。这两个优异品种都是选取了与众不同的“一科”单独繁殖“生生不已”形成的。“御稻米”曾被“颁其种于江、浙织造令民种之”。以后还推广到浙、皖、赣苏北等地种植。 由于传统选种技术的展培育新品种的进度加快因此这一时期作物品种相当丰富。如《天工开物》记述黍、稷、粱、粟的名称很多。尤其是稻的品种特别多质性有粘、不粘的；生育期长短有“五十日早”、“六十日稻”、“七十日即获”和“二百日方收获”者等；形状有长芒、短芒、长粒、尖粒、圆顶、扁面的；米色有雪白、牙黄、大赤、半紫、杂黑不一；有品质特别好的“香稻米”还有“深水稻”、“咸水稻”等等。水稻品种的多种多样和适应性较强有利于种植品种的搭配也为改进种植制度提供了条件。 3黄先诚：《论嗜好品类作物——菸》《西北农学》1963年。 4《本草纲目拾遗》卷二“烟草火”。 第五节棉花栽培技术的进步元代时棉花栽培地区日渐扩大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又大力提倡植棉。由于生产上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所以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对棉花栽培技术作出了比较突出的系统性总结为一巨大成就。《农政全书·蚕桑广类》用四句话十四个字扼要地概括了棉花栽培的六个主要环节：“精拣核早下种深根短干稀科肥壅。”1精拣核就是精选种子不仅要“岁岁择种”并要求做到年前选种和播种前选种。年前选种是指棉花成熟之际到田间实地选择其方法除王祯《农书》提出的选留初花以后、近霜以前这段时间里成熟的花以外又强调要“取其高大繁实者特留作种”2“旋熟旋摘”。播种前选种用水选将浮于水面的不良种子去掉并结合手捻“遇壳软而仁不满”3的一并淘汰从而进一步精选。更重要的是确定了以“棉重”（指从籽棉所得到的皮棉的分量多）作为衡量品种好坏的标准。据《农政全书》介绍当时江南农家已百分之九十选用了优良棉种。 早下种明代特别强调要早播种“凡种植以早为良吾吴滨海多患风潮若比常时先种十许日到八月潮信有旁根成实数颗即小收矣”4。《农政全书》还指出所谓早播的时期也须随各地纬度不同、天气冷热相差悬殊而有所不同如长江下游地区一般以清明至谷雨之间为合适。 深根明代人认为棉花根系入土不深是遭冻害的原因。对使棉花根系深入土中也采取了几项措施：一是“择秧”棉种好根系生长力就强；二是“稀”植“密则无处行根根不远不远亦不深”；三是“厚壅”多施肥料“少壅”再加上棉种不良“两者皆无力可生根”；四是要“穴种”覆土不能撒播“漫种浮露根不入土”；五是整地要好“皆令地虚苗得深远行根便能寒且能风雨旱亦深耕之义耳”1。 短干就是对棉株要进行整枝摘心。此项技术元代已开始运用。明代时认识更为深刻。《农政全书》就讲到：“苗高二尺打去冲天心者令旁生枝则子繁也；旁枝尺半亦打去心者勿令交枝相揉伤花实也。”整枝摘心时间要“视苗迟早”灵活掌握；摘心时“不宜雨暗恐聋灌而多空条；最宜清明庶旺相而生”2。 1此句按上海古箱出版社1979年版的《农政全书校注》断为“精拣核早下种深根短干稀科肥壅”。今从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中国农学史》（初稿）下册之说。 2《农政全书》卷三五《蚕桑广类·木棉》。 3《农政全书》卷三五《蚕桑广类·木棉》。 4《农政全书》卷三五《蚕桑广类·木棉》。 1《农政全书·蚕桑广类》。 2《农政全书·蚕桑广类》。 稀科《农政全书》特别强调要“稀科”说“棉之于长数尺枝间数尺子百颗亩收二、三石其本性也。今人密植少收皆其夭阏不遂者耳”。还进一步指出密植之害处“玄扈先生曰棉花密植者有四害：苗长不作蓓蕾花开不作子一也；开花结子雨后郁烝一时堕落二也；行根浅近不能风与旱三也；结子暗蛀四也”。 肥壅明代人很强调给棉花多施肥料并采取“早种”、“稀科”和“肥壅”相结合的综合技术措施来求得棉花单位面积的丰产。《农政全书》指出：“若依吾法岁岁择种取其高大繁实者特留作种淘汰择取精核又早种科间三尺科用粪数升而遇丰年岂不遍地花王哉即欠岁亦数倍恒时矣。” 第六节大田作物的无性繁殖技术无性繁殖技术在我国原以果树花卉为最早。到明代又开始应用到大田作物如番薯、苎麻和甘蔗等。 在番薯引进我国三百多年的历史中其无性繁殖技术除藤蔓扦插外还创造了从种薯育苗结合扦插到温床育苗的技术。据文献记载番薯主要有四种育苗繁殖方法其扦插法也有四种。 番薯育苗的方式：一是露地自然育苗其法是设有“养苗地”“春分后取薯种斜插町内”1等半月芽后“蔓长一丈或五、六尺割七、八寸为一茎勿割尽留半寸许当割后复生生不息”。此即现今常用的冷床育苗法。这种方法操作简单是引种番薯后最早采用的育苗法之一。其次是越冬老蔓育苗“若养蔓作苗须用稍长尺许（老蔓）密密竖栽如养葱韭法畏霜畏寒冬月以土盖之。亦有取近根老蔓阴干收温暖处次年亦萌”2。此法经济简便可节省大量种薯但运用过久会使番薯品质和产量下降。这也是最早采用的一种育苗方法。三是切块直播育苗此法以《农政全书》记载最早春分后在大田内直接将种薯切块下种“每株相去数尺俟蔓生盛长剪其茎另插他处”。剪时留近根藤蔓长约二尺使其再生然后于蔓节着土生根之处壅土剪断使各成单株以弥补大田稀植之缺陷。徐光启认为这是“最要法”。第四是催芽畦种育苗此法记载见于《齐民四术》：“择［番薯］肥好者掘干土坑藏之覆以草谷雨后取出四面皆生芽一、二分许摘芽种畦内。蔓生以竹或柴缘之。及夏至剪取蔓枝每一叶下截过节为苗栽之沟塍。” 关于插蔓技术与现今方法名称相对照则有“斜插法”：“栽茎：使牛耕町宽二尺许高五六寸将茎斜插町心约以七分在町内三分在町外每茎相去一尺余”1；“直插法”：“俟蔓生既盛苗长一丈留二尺作老根余剪三叶为一段插入土中每栽苗相去一尺大约二分入土一分在外即又生薯”2；“波状插法”：“待苗盛枝繁枝长三尺以上者剪下去其嫩头数寸两端埋入土各三、四寸中以土■压之数日延蔓矣”3；“船底插法”：“取所采之苗插其半于土斜插之如船底之状或竖插亦可每苗相离七寸。日日灌水大雨则否”4。 明代以来种苎麻初次种植用种子以后多用无性繁殖法。其中尤以分1金学曾辑：《金薯传习录》“海外新传七则”。 2金学曾辑：《金薯传习录》“海外新传七则”。 1《金薯传习录》“海外新传七则”。 2王象晋：《群芳谱》。 3《农政全书·树艺》。 4《农话》。 根繁殖的应用最为广泛也有采用压条法和分株法的。 《农政全书·蚕桑广类》介绍：“苎初种用子。一种之后宿根自生。数年之后根多纠结即须分栽耳”；《菽园杂记》指出插根分栽以“取当年旁生根为佳”。分根繁殖的优点是简单易行。关于压条法与“压条栽桑”类似“今年压条来年成苎”此法虽效但管理费工不是繁殖苎麻之主要方法。至于“分株法”《三农记》提到：“拔取新科移栽则本科长茂”但分株搬运不便在实际中运用也有一定困难。 甘蔗最通常用的是侧芽繁殖法。此法文献记载见于宋应星《天工开物·甘嗜》：“凡种获蔗冬初霜将至将蔗砍伐去杪与根埋藏土内雨水前五、六日天色晴明即开出去外壳砍断约五、六寸长以两个节为率密布地上微以土掩之头尾相枕若鱼鳞然而芽平放不得一上一下致芽向土难”。 第七节园艺、植桑养蚕和畜牧兽医技术明代由于商品经济的展大小城镇的纷纷兴起和扩大刺激了园艺业的展促进了栽培技术的提高。果树栽培种类和品种增加《农政全书》所著录的果树种类达四十种较元代《农桑辑要》和王祯《农书》所著录的二十余种大大增加。又如北方梨产区的主栽品种莱阳梨和秋白梨以及上海水蜜桃都是在明代选育出来的。繁殖栽培技术在许多方面比起以前也有不少提高。果树嫁接法宋、元时期已达到六种之多果木生产中常用的方法基本上都已具备。到明代又出现了“匕头接”和“寄枝”两种嫁接方法。“匕头接”就是根接“寄枝”就是靠接。根接的出现说明从过去相同器官之间的嫁接展到了不同器官之间的嫁接；而靠接的出现则为那些嫁接不易成活的植物提供了比较可靠的无性繁殖措施。 果树修剪如葡萄的夏季修剪是在明代开始出现的1。葡萄于汉代引种到我国在南北朝时采用了棚架栽培和埋土防寒技术1；唐代开始应用扦插繁殖技术2到明代又创造了夏季修剪技术葡萄栽培的基本技术至此已相当完善。南方常绿果树预防冬季寒害和果树休眠期灌溉的一些措施都是明代开始采用的。 如《农政全书·树艺》记述：“此树（柑、桔）极畏寒宜于西北种竹以蔽风寒；又须常年搭棚以护霜雪霜降搭棚谷雨卸却。” 腊前灌溉在冬春雨雪较少的北方地区和山地果园现今仍然采用。明代还出现了和现代滴灌原理相同的“滴灌”技术。《群芳谱》针对无花果的需水特性说：“结实后不宜缺水常置瓶其侧出以细霤日夜不绝果大如瓯。”珠江三角洲的农民在明、清之际“弃田以为基以树果木”3创造了果基鱼塘的栽培方法：把洼地或水田深挖成鱼塘用挖出的泥土垫高成“基”在“基”上种植果树在池塘里养鱼使这一河网地区成为我国香蕉、荔枝、菠萝等亚热带果树的重要产区。 明代蔬菜种类的变化主要表现在白菜、萝卜开始成为主要的栽培菜蔬；再就是十六世纪下半叶至十七世纪下半叶南瓜、辣椒、番茄、马铃薯、菜豆等南美原产的蔬菜4以及球茎甘蓝引种到我国。栽培技术的改进有下列几方面：（1）豆芽菜的生产不仅用大豆而且开始用绿豆。《种树书》记载：“豆芽菜：拣绿豆水浸二宿。候胀以新水淘控干。用芦席洒湿衬地1邝璠：《便民图纂》；徐光启：《农政全书·树艺》。 1《齐民要术·种桃第三十四》。 2段成式：《酉阳杂俎》。 3屈大均：《广东新语》。 4南瓜最早见于《本草纲目》；辣椒最早见于高谦《草花谱》；番茄最早见于《群芳谱》；马铃薯最早见于康熙年间纂修的福建《松溪县志》；菜豆最早见于《三农记》。 掺豆于上以湿草荐覆之其芽自长。大豆芽同此”1。这里也是“豆芽菜”名称的最早记载。豆芽菜的生产不外三个原则：不见风日供应适量水分和保持一定的温度。第一点古代人还不可能作出“为什么”的解释；关于水分问题明中叶以后的书里才明确提出在生产过程中要“日以水喷之”“一日二次洒水”；对于温度南宋时只是利用太阳的热能明代则进而知道“春冬置坑旁近火处夏季不必”2。育苗移栽在明代已是蔬菜栽培中普遍采用的方法。《便民图纂》记述了四十余种蔬菜的栽培其中半数以上采用育苗移栽的方法。明中叶以后的著作中还出现了一些关于应用火室、火炕生产黄瓜、韭黄等蔬菜的比较具体的记载虽然对火室、火炕的构造仍缺乏具体描述但从所记内容可推知已接近解放前后北京郊区的土温室。3桑树栽培技术的提高表现在杭嘉湖地区优良桑品种的形成和增多如万历《崇德县志》记载有十二种明末清初又增加到了十种。实际上三吴农家沿用的自育桑种更多。明代多用埋条和压条法繁殖桑苗杭嘉湖地区桑树栽培密度一般已达到每亩二百株左右。栽植和剪定形式也有了很大改变如采用“年年拦头”的夏伐剪定树势只养成一定高度给压条带来许多方便。明代人把如何管理好桑树总结为“非朝稽暮剔则蠹不去；非旬锄月壅则色不肥”4。由于在桑树管理上狠下功夫当时桑叶产量较高民间流行“举手不见天一亩采三千（斤）”的农谚。据明代有人估计当时上等桑田产叶二千斤中等一千六百斤次等的也有一千斤左右1。对桑树萎缩病和病毒病有了比较科学的认识《沈氏农书》说：“设有癃桑即番去之不可爱惜使其缠染皆缘剪时刀上传过。凡桑一癃再无医法断不可留者”。“癃桑”即为患有病毒病的桑株有强烈的传染性为害桑树严重。在当时对这种病害即有所认识是难能可贵的。 浴种是制备茧种的重要技术措施最初其意义偏重在卵面清洗和相应起到消毒功效；到了宋、元时逐渐由消毒展到和选种相结合明、清时则成为保存良种淘汰病弱卵的重要手段。据《天工开物》记载嘉、湖二郡浴种的方法有三即天露浴、石灰浴和盐卤浴。对杂交优势的认识是明代蚕业科学的重大成就《天工开物·乃服》：“今寒家有将早雄配晚雌者幻出嘉种一异也。”所谓早雄配晚雌就是用一化性的雄蛾与二化性的雌蛾相杂交通过人工选择培育出新的良种。“又一种不忌泥涂叶者名为贱蚕得丝偏多”。“贱蚕”是在不良环境条件下产生的抗逆性强的品种这种品种在不良环境条件下相对说产丝量偏多些。又说：“若将白雄配黄雌则其1据《农政全书·树艺》。 2高濂：《遵生八笺》。 3参见《学圃杂疏》、《群芳谱》。 4汪曰桢《湖蚕述》辑引明闵光德《东林山志》。 1徐献忠：《吴兴掌故集》；茅坤：《茅鹿门先生文集》卷六。 嗣变成褐茧。” 明代我国家畜家禽已有相当多的著名品种如马北方和西北有蒙古马和与之有血缘关系的西宁马、伊犁马、三河马、焉耆马等；西南则有四川建昌马、云南乌蒙马和贵州的水西马。牛有秦川牛、南阳牛。羊有湖羊、洮羊、蒙古羊、同羊、封羊等。生长于岭南的猪“自易极肥”6川猪据《本草纲目》记载“大者可至二三百斤”。这个猪种骨质细致易熟易肥耐粗饲繁殖力高抗病力强十八世纪传入英国与当地约克夏地方品种杂育成大约克夏猪。鸡有辽阳鸡、矮鸡、泰和鸡、长鸣鸡、寿光鸡、九斤黄、狼山鸡。鸭有番鸭、北京鸭和淮鸭。 在家畜家禽饲养方面有几种家禽的肥育法是很有特色的：（1）栈鸡易肥法。《臞仙神隐书》记载：以油和面擀成指尖大块日与十数食之并将土硫黄研细用饯许与硬饭拌而喂之数日即肥。（2）栈鹅易肥法。与栈鸡相似不同者在于须用砖盖成小屋放鹅在内勿令转侧门以木棒签定只令出头吃食。日喂三、四次夜多与食勿令住口只如此五日必肥。（3）填鸭法。《滇游日记》记载其法：“将食之前二十一日白米作饭以盐花和之成团作枣核状每日减去一团至期宰食其味鲜嫩无比。” 兽医学展的特点：隆庆以前以继承为主并有所展出现大量新的兽医学论著如《元亨疗马集》引用的三十四种兽医专著绝大部分为明代作品。万历年间则以总结提高为主出现了疗马、疗牛的经典性兽医著作《马书》和《牛书》。天启以后马病治疗学停滞不前但对牛病、猪病的诊断治疗有较大展有《养耕集》、《抱犊集》、《牛医金鉴》、《牛经切要》和《猪经大全》等书问世。兽医的出色成就表现在色脉诊断、望形察色以及系统理论应用于医疗实践并与辨证施治紧密结合。如喻本元等撰写的马病治疗各论罗列七十二种常见的难治重大病症称为“七十二大症”对每一病症都指出病因和病机对症候群的特点也有详尽描述特别是症状相同时能指出其相互区别的要点其在马病治疗方面的成就是很突出的1。 《三才图会》将渔具分为网、罾、钓、竹器四大类绘图精致真切。很多渔具至今仍在沿用。明代还明了滚钓捕鲟的钓具小者二三百斤大者一二千斤均可捕获。在钱塘江富阳一带夜间渔船吹螺“鱼喜螺声闻声跃出受捕”。这是以声诱鱼的一种方法。淡水养鱼有了更大展黄省曾《养鱼经》和《农政全书·牧养》等从鱼苗孵化、采集一直到鱼饲养的各个阶段如鱼池的建造、放养密度、搭配比例、饵料、分鱼转塘、施肥以及鱼病和桑基鱼塘综合经营等都有详细叙述。 1梁家勉主编：《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农业出版社1988年版。 第八节农书近人王毓瑚著《中国农学书录》著录之明代农书共有一百三十多种。 其种类有农业总论、作物（茶附）、耕作及土壤、农具、气候和气象、虫害、园艺总论、蔬菜和野菜（菌附）、果树、花卉、蚕桑、畜牧、兽医、水产等。虽然数量不少但质量较高的不过十来种。1徐光启编撰的《农政全书》是明代农学的最大成就也是我国古代农书的集大成之作。全书约七十余万字引用文献二百多种。徐光启在世时这部巨著的规模大致已定但没有真正完成。身后存留手稿由陈子龙约集一些人编定刻印成书。全书分为十二月：（1）农本（经史典故、诸家杂论、国朝重农考）；（2）田制（井田考和《王祯农书》中的各种田制图）；（3）农事（营治、开垦、授时、占候）；（4）水利（水利工程、农田水利、《泰西水法》）；（5）农器；（6）树艺（谷物、蔬菜、果树）；（7）蚕桑；（8）蚕桑广类（木棉、苎麻）；（9）种植（经济作物）；（1o）牧养；（11）制造（食品、房屋）；（12）荒政（备荒附《救荒本草》和《野菜谱》）。《农政全书》与以前所有农书的最大不同之点在于它着重而系统地论述了屯垦、水利和备荒三项；另外还吸取了传教士带来的一些西方科学知识；分析整理了自己调查所得和科学试验的材料。 《元亨疗马牛驼经全集》为明代两位民间兽医喻仁（字本元）、喻杰（字本亨）所编撰。此书是喻氏兄弟收集历史上已有的知识吸取当时民间兽医的经验加上自己的医疗实践体会系统地总结汇编定型的。《疗马集》几乎全部使用了《司牧安骥集》和《司牧安骥方》的材料；此外《齐民要术》和《四时纂要》中的医方也有一些收录在《疗马集》和《疗牛集》里。书中记有相法、针灸法、外治法、内服药方等并有一套仿自“金元四大家”的医病理论。此外还将相法、针穴和症状绘制成图；又将病因、症状、治法、养护之主要内容编成“歌”或“颂”这样更便于群众记忆运用。 还有两本地方性小农书写得比较有特色。一是马一龙的《农说》这是中国古代农书中较少见的一本理论性专著。该书试图从理论上来分析和总结水稻的耕作技术如深耕与根群之间的关系、施肥与地力的关系、密植与土壤肥瘠的关系、中耕与除草的关系、留种与丰产的关系等等。特别是把“阴阳”等概念与气温、水分、日照、地温、湿度、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等结合起来强调阴阳要和谐强调农业生产要“合天时、地脉、物性之宜而无所差失”。其农业生产指导思想是“知时为上知土次之。知其所宜用其不可弃；知其所宜避其不可为力足以胜天矣！”另一本书是明末涟川沈氏撰《沈氏农书》。全书分为逐月事宜、运田地法、蚕务和家常日用四部分。“运田地法”为全书主要部分叙述各种作物主要是水稻和桑树的栽培技1石声汉：《中国古代农书评述》农业出版社198o年版。 术。该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末地主阶级对于农场土地的精打细算的经营方式和明末太湖地区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水平。 第二章土地制度第一节明代土地制度的形式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国家的财政收入最根本的是田赋（又称田租、税粮）是为税收的正项。“赋从田出”。有了土地才能有田赋。土地要依靠农民开耕种。为了使农民能够勉强生活下去以维持简单再生产就必须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使之适应生产力的展。因此历代封建皇朝为了保障田赋收入无不十分重视土地问题建立了一套土地制度并根据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不时加以修改、补充、完善。 所谓土地制度一般是指土地的分配与所有权的归属；土地的垦殖与经营管理形式；地租的等则与征收方式以及地租的分割占有等。 明朝承元朝之后处于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土地制度和其他各项典章制度一样“多因前代旧制”。当然也有自己的一些创造显示时代风貌与特征。其“土田之制凡二等：曰官田曰民田。初官田皆宋、元时入官田地。厥后有还官田没官田断入官田学田皇庄牧马草场城堧苜蓿地牲地园陵坟地公占隙地诸王、公主、勋戚、大臣、内监、寺观赐乞庄田百官职田边臣养廉田军、民、商屯田通谓之官田。其余为民田”。《明史·食货志》的这段话大体概括了明朝土地的种类及其归属和官田的内涵。为了进一步了解明朝的土地制度有必要先粗略介绍一下各种官田的历史渊源、演变沿革、所有制性质及其经济功能。 宋、元时入官田地即宋、元两代遗留下来的官田又称“旧额官田”或“古额官田”。明朝新籍的官田称为“抄没官田”或“近额官田”。前者主要是南宋的官田后者主要是没收豪强地主的。这两种官田大多分布于江南苏、松诸府。 还官田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明初赐给公侯以其租入充俸禄。洪武二十五年（1392）八月“给公侯岁禄归赐田于官”。另一种是赐给官员或百姓承种后因事故还田于官。洪武十二年（1379）以前苏州一府即有功臣还官田二万余亩。 没官田籍没之田即由政府没收入官。这种做法早已有之。明代凡官民犯法被抄家没产者土地概归入于官。明初在苏州府抄没的田土最多达三百八十多万亩占全府田土的三分之一以上。抄没的对象主要是张士诚“大周国”的成员以及被明太祖视为不法的“富民”。没官田有“一没”“再没”“三四没者”科则亦随之加重。 断入官田指双方互争而又来历不明的田土因无法断给任何一方由官府裁定没收入官。 学田亦称府县学田有些地方称“供田”。又可细分为书院田（学院田）、儒学田。为府州县学所有以其租入为办学费用或资助贫困学生。宋元两代置学田之风甚盛明代江南等地亦相当流行。 皇庄皇庄之名始于明代（详后）。 牧马草场官马放牧之地（详后）。 城堧苜蓿地城堧地即城郭旁之余地。苜蓿为农作物之一种可作为马的饲料。这种余地原来禁止耕种后来解除禁令听任开垦。 牲地即光禄寺、太仆寺所用牲畜之饲料地或牧放地。 园陵坟地指帝王陵墓用地。如南京钟山明孝陵和北京昌平十三陵等。 也包括地方上的公墓用地。 公占隙地“多指民间义家或显贵坟茔官仓坛殿等所占用之田”1。 诸王等赐乞庄田包括赐予和奏请两种。前者为皇帝主动赐给功臣的田地。后者是诸王等为了占夺土地向皇帝奏请乞讨的。 百官职田即品官职分之田又称“公田”以其租入为补充俸禄之用。职田之名始于隋朝开皇年间。北宋天圣年间曾下诏罢革不久复设。明代行职田之制时间不长洪武末年即告结束。 边臣养廉田置立在边境地区以其租入用于边镇官吏和监军使俸禄以外之津贴的官田地。 军、民、商屯田这三种屯田经营管理体制和收入所得分配等各有不同（详后）。 民田为民所自有。种类比较少主要有新开田、沙塞田、闲田、僧道常住田等。 “官田”之名最早见于《周礼》。对其后来的展变化史书记载不一。有谓“自汉至唐不闻云官田者”有说汉、唐时亦有“官田”。宋、元以后官田渐多迄明益盛。关于明代官田的所有制性质特别是对于明代初年江南苏、松诸府官田的性质从明代开始就有不同见解长期争论不休。有人认为明初苏、松、嘉、湖诸府的没官田、断入官田是“名为官田实民田耳”不可与皇庄、牧地诸在官之田相提并论。或者说明初苏、松、嘉、湖诸府“虽有官田、民田之分然皆系民业并非公产唯科则有轻重之不同与宋之官田又不同矣。若明之皇庄及诸王、勋戚所赐庄田则为在官之田”1。近年来多数学者比较倾向于下列观点：包括明初苏、松诸府在内的官田实为“国之所有”即国有土地法律上禁止自由买卖；民田为民所自有是私有土地允许互相交易。就数量而言明代全国官田少而民田多；在明初苏、松二府则是民田少而官田多。明中叶以后官田逐渐私有化其科则与民田合而为一。 官田和民田不仅数量不同种类不一所有制性质有异而且征税的名目、税粮科则（田租的等级与数量）也各有差别。官田曰租民田曰税。1梁方仲：《〈明史·食货志〉第一卷笺证》（续三）《北京师院学报》1981年第2期。1《清文献通考》卷十二《田赋考·官田》。 官田租重民田税轻。科则则数多寡亦有区别经营方式也不一样官田多由贫民佃种民田多归豪右所有。只有根据官田与民田的这些不同情况建立一种比较可行的土地制度使之与户口制度相配套、丁口与田产互不分离才能使国家的赋役征有保障社会再生产得以继续进行。明代的土地制度虽有不少可取之处。但总的说来与户口制度一样大部分也是前紧后松最终流于形式。 第二节编造田籍核田定赋元末明初明太祖朱元璋用战争的形式把他的政敌打翻在地一统天下。可惜无情的战争也同时把事关军国大计的户籍、田籍或者化为灰烬或者残缺不全。“版籍多亡田赋无准”1这种情况不能不使朱元璋深感忧虑。不立即解决这道难题编造田籍皇权的巩固与强大势必成为一句空话。 为了尽快改变“田赋无准”的局面使税粮征收有所依据赋役均平减少矛盾唯有立即制定田籍。 洪武元年（1368）正月初四日明太祖在南京称帝建国号“明”。因为田籍一事关系重大刻不容缓。同月十三日即派遣国子监生周铸等一百六十四人前往苏、松各地核田亩定赋税。明太祖谕中书省臣曰：兵火之后郡县版籍多亡。而田赋之制不能没有增损。征敛失中百姓必然生怨。今欲经理以清其源不能过限度损害百姓。养政在于养民养民在于宽赋。今派周铸等人前去各地核实田亩、定其赋税。又告诉周铸等人说：你们经理田亩必须据实奏报不要重复以往的弊病妄自增损曲徇私情以害吾民。否则国法难容2。 此后明太祖在抓户口建设的同时认真抓紧核实田亩严禁欺隐田地为制定全国田籍做好准备。 制定黄册、鱼鳞册洪武四年（1371）六月中山侯汤和统帅大军进入四川重庆“夏国” 明昇投降。次年六月即命户部派员清丈四川土地1。 洪武十三年（138o）令户部核实天下土田。于时江、浙等地豪民富户极力与封建朝廷争夺人口与土地为了逃避赋役往往将自己的田产隐瞒起来诡寄于亲邻、佃仆之家谓之“铁脚诡寄”。久之相沿成风乡里欺州县州县欺骗府奸弊百出称为“通天诡寄”2。结果是平民百姓赋役负担越来越重富者愈富贫者益贫社会矛盾更为尖锐拖欠税粮的现象日为严重皇权的物质基础受到威胁。明太祖及时采取果断措施以赋役1《明史》卷七七《食货一·田制》。“版籍”原指户籍这里包括田籍在内。2《明太祖实录》卷二五。 1《明太祖实录》卷七四。 2沈度：《圣君初政记》；田艺蘅：《留青日札》卷三七。 不均命令户部编造“赋役黄册”。 洪武十四年（1381）正月赋役黄册造成。二月命户部覆核天下官田。赋役黄册对于加强户口管制健全基层政权组织维护社会秩序完成赋役任务等都起了不小作用。但它也存在许多问题例如“丁粮之数类多错误”尤其是因偏重于户口那些田产多者便经常从中钻空子搞名堂减轻自己的赋役负担。由于当时赋役是按照人丁、事产佥派丁、田都必须负担。所以单有赋役黄册仍然有缺陷。对于这一点明太祖说得清清楚楚：“赋役必验民之丁粮多寡产业厚薄以均其力。赋役均则民无怨。”1又说：“民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役历代相承皆循其旧。今民愚无知乃诡名欺隐以避差役。互相仿效为弊益甚”2以致“一里之内贫富异等”。欲验“丁粮多寡产业厚薄以均其力”使民无怨就必须同时弄清户口和田地既要在普查人口的基础上建立户籍又要在清丈土地的基础上建立田籍并使之互相挥作用相辅相成。 于是从洪武十九年（1386）开始明太祖便先后派遣国子监生武淳等人分行江、浙等处府县乡里“丈地、画册”经理“田赋图籍”3即在核定田亩的基础上制定田籍。其具体内容为：第一随税粮多寡定区设立粮长。以税粮一万石为一区每区设粮长四人“以田多者为之督其乡赋税”。这一点与大造赋役黄册时编民为里实行里甲之制设立里长、甲完全一样也是先抓组织落实责任到人。于此亦可见明太祖是何等注意把全国的纳税户组织起来实行专人管理以民（粮长）治民（纳粮户）。这样朝廷就可以少为征纳税粮之事操心。第二核定田亩对田土逐丘进行丈量方圆、坐落俱令绘成图册各按字号次序排列。图册上写明田主姓名、田土丈尺、四至编类为册。因为所绘之地册图形如鱼鳞状故号“鱼鳞图册”4。 洪武二十年（1387）二月浙江布政司、南直隶苏州府等府县先编成“鱼鳞图册”进呈朝廷。随后各地6续编制完毕。编造田籍的工作随之结束。 黄册以户为主详列旧管（原来登记的户口数）、新收（新出生或迁入的户口）、开除（迁出或死亡者的户口）、实在（现在实有的户口）之数为“四柱式”。也就是四项主要内容。“鱼鳞图册”与之不同的是它以田土为主各类田土及各种田质如平原、山地、低洼地、新开田土、田地肥沃与贫瘠、沙荒地、盐碱地等之差异毕具其中。 1《明太祖实录》卷一六三。 2《明太祖实录》卷一六五。 3参见《明史》卷一五o《古朴传》、卷一五一《吕震传》。 4《明太祖实录》卷一八o。 “鱼鳞册为经土田之讼质焉。黄册为纬赋役之法定焉。”1凡是典卖田土备书税粮科则由官府记录在籍有案可稽。田土纠纷因此减少。隐瞒田土、转嫁税粮、产去税存的现象也有所改变。 鱼鳞册与黄册互相配套经纬结合户口制度与土地制度并行不悖。封建国家从此既控制了全国户口又掌握了全国土地立法可谓完备。 在编制田籍的过程中明太祖还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从实际出在土地分配与开上实行不同政策既有原则又灵活多样。 针对中原地区田地荒芜数多的特点命中书省臣议定土地分配办法计民授田。并于洪武三年（137o）五月设立司农司专门经管河南各处垦田事务。 临濠地区以地多闲弃故验民丁力计亩给田以尽地利。又令富者不得兼并。 北方近城地区因地广人稀“地多不治”召民耕种每人给田十五亩、菜地二亩三年免纳税粮。 制定田籍打击了豪强清理出一些漏脱、欺隐的土地有利于局部调整生产关系缓解社会矛盾促进农村安定生产展。而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在不同的地区实行不同的土地政策和税收政策又有利于加土地开。当时明确规定：凡由官府资给耕牛、农具者收其租税；凡额外垦荒者“永不起科”（永远不纳税粮）各地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得到比较充分的调动耕地面积迅增加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据明朝官府提供的资料洪武初年全国垦田数逐年上升有些年份增幅甚大少者以万计多者至近百万顷。请看洪武元年（1368）迄十六年（1383）全国的垦田数：洪武元年：全国州县垦田七百七十余顷。 洪武二年：全国郡县垦田八百九十八顷。 洪武三年：山东、河南、江西府州县垦田数达二千一百三十五顷。 洪武四年：全国郡县垦田十万六千六百二十二顷。 洪武六年：全国垦田三十五万三千九百八十余顷。 洪武七年：全国郡县垦荒田九十二万一千一百二十四顷。 洪武八年：南直隶宁国诸府、山西、陕西、江西、浙江等省开垦田地六万二千三百零八顷。 洪武九年：全国开垦田地二十七万五千六百六十四顷。 洪武十年：垦田一千五百十三顷。 洪武十二年：垦田二十七万三千一百零四顷。 洪武十三年：开垦荒闲田地五万三千九百三十一顷。 洪武十六年：垦荒田一千二百六十五顷（南直隶应天、镇江、太平、常1《明史》卷七七《食贷一》。 州四府七百三十八顷山西平阳县五百二十七顷）1。 以上十六年内共计垦田二百零五万三千三百十四顷。另据《诸司职掌》等书记载洪武二十六年（1393）全国田土总计八百五十七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2。元末明初以来田多荒芜的现象为之大变农村经济面貌焕然一新。田野辟户口增是明初经济恢复的主要标志也是明太祖巩固皇权的重要基础。这个目标的实现与土地制度的建立、推行有着密切的关系。然而封建制度的剥削本质又决定了当时各项法律不可能贯彻始终。“赋役黄册”到了后来已是“十之”变了样“誊旧塞责遂成故套”“鱼鳞图册”的命运也差不多。 鱼鳞图册名存实亡“鱼鳞图册”之作非始于明代至迟在元朝已经有之。核田亩定赋税亦是历代相沿的惯例而历朝历代没有一个能坚持下去。明代“鱼鳞图册”在洪、永二朝以后很快就受到冲击。税粮与田亩相分离“有田者无粮”、“有粮者无田”田产已去而税粮犹存无田者纳无穷之税的怪现象比比皆是。 在北方广大农村由于大亩、小亩之制引的土地不均现象日益加剧并为地方在赋税上大做手脚、欺骗上司提供了便利条件。当时北方凡田以近城为上地远者为中地、下地。计亩的方法以五尺为一步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百亩为一顷。而河北诸州县的地亩却有大亩、小亩之分两者的步尺完全不同。起初明太祖沿用元代里社制1原来居住在当地的居民以社分里甲称为“社民”。后来移民屯田新迁入者叫“屯民”。屯民分屯之地以屯分里甲。社民原占有的亩大屯民新占有的亩小故又称社地为大亩屯地为小亩。至宣德朝土地政策开始改变。国初规定“永不起科”的一些垦荒田地以及低洼、盐碱之地而无粮者一概量出作数列入赋额。是以原额地少而丈出之地反多大大过旧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方政府恐怕亩数增多引起朝廷不满为使符合原额之数乃以大亩当小亩至有数亩当一亩者。自是每次编制册籍往往采取双重标准：以大亩上报朝廷用小亩向小民派粮。由大、小亩制带来的严重后果之一是人们可以随意伸缩地亩为经理者上下其手、弄虚作假开了绿灯。亩数的随意性终于使鱼鳞册渐渐成了一纸空文。 北方地区大、小亩之异对田籍的破坏终归还只是局部性的问题。尤为1以上据《明太祖实录》卷三七、四八、五九、七o、八六、九五、一o三、一一o、一一六、一二八、一三四、一五八。 2一般以为此数偏大实际为六百五十万顷左右。 1即在乡村里中以五十家为一社二十家为一甲。 严重的是全国各地田制生混乱。当初明太祖治乱世刑用重典执法严猛人们多数不敢以身试法如实申报、登记欺隐田土的现象尚不十分普遍。明中叶以后由于法制日趋松废土地兼并之风盛行鱼鳞图册已是名存实亡田土多被欺隐见籍纳税者日为减少。嘉靖八年（1529）六月癸酉詹事霍韬等奏曰：臣等奉命修《大明会典》各该衙门未见送到册籍。未及编纂臣等先于私家将旧典各书翻阅。窃见洪武初年天下田土八百四十九万六千顷有奇。弘治十五年存额四百二十二万八千顷有奇失额四百二十六万八千顷有奇。是宇内额田存者半失者半也。则赋税何从出国计何从足耶？臣等备查天下额数若湖广额田二百二十万今存额二十三万失额一百九十七万。河南额由一百四十四万今存额四十一万失额一百三万。此失额极多者非拨给于藩府则欺隐于猾民或册文之讹误不然何致此极也？若广东额田二十三万今存额七万失额十六万又不知何故致此也？盖广东无藩府拨给而疆里如旧非荒据于寇贼则欺隐于猾民也。由洪武迄弘治百四十年耳天下额田已减强半。再数百年减失不知又何如也。乞敕户部考求洪武初年额田原数备查弘治十五年失田额数及今日额田实数送馆稽纂。仍乞特诏户部尚书询之。洪武初年甫脱战争人庶鲜少田野多荒田额宜少也乃犹垦辟八百万顷。今奕世承平人渐生聚田野尽辟田额宜多也乃失额四百万顷。总国计者可不究心乎？天下有司受猾民赃利为之欺隐额田蠹国害民弊无纪极1。 霍韬这份奏疏列举了中叶以后田土失额的严重情况分析了失额的原因和危害历来为治明代经济史者所注意。田土大量减额田赋无从所出国家财政日益困难。于是嘉靖以后统治阶级中的某些有识之士怀抱忧患意识纷纷上书请求核实田亩丈地之议由此兴起。江南、江西、河南等处的地方官先身体力行履亩丈量均平赋役。但是由于“法未详具人多疑惮”一些豪民大户亦乘势而起攻击他们是变乱祖宗成法结果不少是“虽有均田之名殊无平赋之实”不了了之。稍后福建各州县又掀起一股丈地浪潮同时编造经、纬二册登记土地和户口。其法虽详而“率以地为主田多者犹得上下其手”大搞名堂丈地工作遂告失败。自是全国各地欺隐田土的现象有增无减。 隆庆元年（1567）巡按御史董尧封奏言：查出苏、松、常、镇四府投献、诡寄田土共计一百九十九万五千四百七十亩、花分田三百三十一万五千六百亩。这一事实再次说明田土确实非清丈不可了。 张居正清丈田土万历改元明神宗朱翊钧用大学士张居正为内阁辅。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湖广荆州府江陵县（今湖北江陵）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性沉深勇敢任事素以豪杰自许。隆庆时即上六事疏1《明世宗实录》卷一o二。 请求革新时政。为内阁辅以后明神宗非常尊敬他委以重任张居正亦“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居正为政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主持阁政期间积极饬吏治整边备综核名实进行政治、经济改革讲求富国强兵。当时豪强地主大量欺隐田地致使国家“无田”、“无赋”“公室日穷”、“私室日富”。国家田赋收入岌岌可危。张居正进行改革的动机是为了增加国家的赋税收入巩固皇权统治。改革的中心内容就是针对豪强欺隐田地坚决进行清丈田粮。这项工作先在福建进行试点。试点成功以后进一步在全国推广。万历八年（158o）十一月初十日户部下令全国田亩通行丈量并具体规定八条丈量细则说明丈量的方针政策、方法和计划步骤以及丈量经费和其他有关事宜时限三年完成。这八项细则是：一、明清丈之例：谓失额者丈全者免；二、议应委之官：以各右布政使总领之分守兵备分领之府州县官则专管本境；三、复坐派之额：谓田有官、民、屯数等粮有上、中、下数则宜逐一查勘使不得诡混；四、复本征之粮：如民种屯地者即纳屯粮军种民地者即纳民粮；五、严欺隐之律：有自历年诡占及开垦未报者免罪自报不实者连坐豪右隐占者遣重处；六、定清丈之期（通限三年丈量完毕）；七、行丈量磨算之法；八、处纸札供应之费。 对此八条明神宗一一允准“令各抚按官悉心查核着实举行毋得苟且了事及滋劳扰”1。 张居正办事讲求实效执法严厉凡事“令以大小缓急为限误者抵罪”。各级官吏不敢文过饰非怠慢消极“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2认真贯彻全国绝大部分省直都在三年内按期完成清丈任务。 这次清丈成绩显著。基本上达到预期目的。“豪猾不得欺隐里甲免赔累而小民无虚粮”。赋役也相对得到均平。万历六年（1578）全国土田计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进行丈量以后仅山东、江西、北直隶保定府、山西、浙江、贵州、南直隶江南十一府州和江北凤阳、淮安、扬州、徐州、河南、湖广、四川、广东、陕西等十二个省直丈后即新增田土一百四十四万零九十八余顷约占万历六年全国田土总数的五分之一。1经过清丈勋贵、宦官、豪绅地主欺隐田土的不法行为受到一些限制民间虚粮赔1《明神宗实录》卷一o六。 2《明史》卷二一三《张居正传》。 1详参林金树：《万历帝》吉林文史出版社版第1o7—122页。 纳之弊有所减少。如北直隶沧州地区“清丈以后田有定数赋有定额有粮无地之民得以脱虎口矣”2。山东“清丈事极其妥当粮不增加而轻重适均将来国赋既易办纳小民如获更生”3。随着国家所能控制的纳税田土的增加税粮收入亦大为增加。如按明初制定的民田最低租额每亩三升五合五勺计算丈后新增的一百四十四万余顷即可增加税粮收入五百余万石左右相当于当时全国税粮总数的五分之一。这对于国计民生无疑是大有帮助的。史称其时“帑藏充盈国最完富”4经过清丈以后田籍制度比较健全当是一个重要原因。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各地还在丈量田土的基础上编制了新的“鱼鳞图册”这次所编的“鱼鳞图册”“盖一准国初鱼鳞之旧而益核之”5。即在格式上循洪武之旧制在内容上加以覆核力求更加精确切合实际。万历九年（1581）各地丈量鱼鳞清册今存世者仍不少。从下面徽州府歙县丈量鱼鳞清册残卷伐字2624号（见附图）即可看出：与明初鱼鳞图册相比万历初年新造的鱼鳞图册项目编排更为整齐明白。例如字号置于顶端标明土名又增加分装（庄）一项凡是地段属两人以上共同占有者于分庄项下详细记载各人所占之分数而且登记丈量的实亩面积和税亩面积以及地块四边的边长等等都较旧制精细、科学。 附图：2万历《沧州志》卷三《田赋志》。 3《张文忠公全集》卷十三《答山东巡抚何来山言均田粮核吏治》。 4夏燮：《明通鉴》卷六七。 5天启《海盐县图经》卷五《食货·土田》。 这次清丈田土是在张居正的直接主持下进行的。由于张居正好大喜功因此也产生了严重弊病主要表现在丈量的方法上。各地为了讨好张居正在清丈中多采用小弓丈量“以求田多或掊克见田以充虚额”1。明末清初史学家、浙江海盐人谈迁说：“江陵严细时俱迎合各省丈田务加额为功。吾邑用弓缩原额六寸至今仍之。想各省亦然。虽垦荒在内而专于加额未始无王成之伪也”2。不少地方先后按用小弓新丈出的溢额（虚额）加征田赋。田有“虚额”民必有“虚粮”当然也就谈不上田籍有准的问题。而田籍无准最终受害包赔的还是广大无辜小民。所以张居正死后不久“丈量之害”的言论就开始流行道路说：“丈田均粮原系惠民乃虚文塞责”。加之“豪猾率怨居正”早就用各种形式反抗、阻挠清丈田土蓄意破坏田籍土地制度终于随着朝政是非而日益松废。 从明初到明后期不断丈地核实田亩编造田籍。而田籍始终混乱田亩始终无准图册遂成故事赋役难以均平。这些并不是某个人的行为失误而是封建土地制度所造成的严重恶果。 1《明史》卷七七《食货一·田制》。 2谈迁：《国榷》卷七一。 第三节推行屯田明代的屯田包括军屯、民屯和商屯。其中最主要的是民屯和军屯。 从历史渊源说民屯和军屯都是沿袭前代旧制但在性质上各有差异。 相同的都是以开荒地为主要任务。差异之处很多授田亩数、税粮科则、产品分配俱不相同。经营管理体制也不一样：“移民就宽乡或召募或罪徙者为民屯皆领之有司。而军屯则领之卫所”1。所谓“宽乡”就是“民稀地旷”之区。移民的主体是无地或少地的贫困农民罪犯是少数。民屯“领之有司”即由户部及地方司府州县负责具体实施。这是民屯有别于军屯的一个重要特点。民屯的详细情况将在后面调整人口布局中叙述于此不赘。明代军屯制度的建立军队“屯田之法始于汉氏。盖取空闲之地课人以耕而因以战守于足粮饷而省转输。养兵实塞之要足国安民之计莫先于是”2。简单说军屯就是兵不出农犹可以兼农而省坐食之费。由于它寓兵于农耕战结合是军队生产自给的一种好方式世称“其法最善”。所以代代相传至明不改。而且规模越前代效益更为可观。这也是明太祖的一大功劳。明太祖崛起田间深知四民之中为农者最苦。因此起兵以后一直留意军屯。尝曰：“吾京师养兵百万要令不废百姓一粒米。”元朝至正十八年（1358）十一月他沿元代旧制建立民兵万户府专管军屯等事务令军士在南京龙江（今南京下关一带）诸处屯田。“兴国之本在于强兵足食”。令军兴屯不仅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而且也有明显的经济效益。到至正二十三年仅康茂才所部就得谷一万五千余石除给军饷尚剩余七千石。同年二月壬申明太祖下令嘉奖并为此再次申明将士屯田之令：昔汉武以屯田定西戎魏武以务农足军食。定伯兴王莫不由此。自兵兴以来民无宁居连年饥馑田地荒芜。若兵食尽资于民则民力重困。故令尔将士屯田且耕且战。今各种大小将帅已有分定城镇然随处地利未能尽垦。数年以来未见功绪。唯康茂才所屯得谷一万五千余石以给军饷尚余七千石。以此较彼地力均而入有多寡其故何哉？盖人力有勤惰故耳。自今诸将宜督军士及时开垦以收地利。庶几兵食充足国有所赖1。自此之后军屯便在全国各地迅开展起来并与移民垦荒互相配合互相促进成为明代初年恢复社会经济的另一支重要力量。 洪武元年（1368）明太祖命诸将分军屯种直隶滁州、和州、庐州、凤阳等地。凡开立屯所各设都指挥一员统领。此后他一方面反复告谕全军1《明史》卷七七《食货一·田制》。 2林希元：《应诏陈言屯田疏》《明经世文编》卷一六三。 1《明太祖实录》卷十二。 将士开展屯田的重要意义要求他们从思想上明确在行动上落实务求实效。另一方面不断下令军队走出兵营到边区和人烟稀少的地方开垦荒地力争军粮自给减少百姓负担。同时还一再遣将四出到屯田第一线严加督责。于是从东到西自北而南在在兴屯种田。洪武时军队屯田总计八十九万余顷。洪武二十一年九月敕天下卫所屯田岁得粮五百余万石。在边境地区云南和辽东两地军屯的成绩尤为显著。自洪武十五年平定云南以后多次派大军前往屯垦。仅洪武二十年八、九、十三个月调入云南屯戍的军队有数字可计者即达十万八千人1。给屯牛数万头。沐英父子镇滇时先后督军垦田三十万余亩2。辽东也是军屯的重点地区。为了减少从海路运粮辽东的经费与劳苦一再令辽东卫所屯田自给。自洪武至永乐辽东军士屯田二万五千三百余顷收粮七十余万石3。 永乐帝即位以后继续大力命军兴屯开垦土地展生产。建文四年（14o2）九月令五军都督府移文各都司命令各卫所遵洪武旧制卫由指挥一人所由千户一人专职提调由都指挥负责督察年终奏报屯田所入之数以稽勤怠。从而使军屯之制在永乐朝得以坚持下去。明人叶春及说：“国初置卫四百九十一所三百一十一以军计之约三百十万余天下屯田八十九万九千余顷分丽三百十万余之军人得二十九亩三百十万余之军岁食粮三千七百二十二万余石除正粮外纳余粮六石八十九万九千余顷通得余粮二千七百万石则是军之食军自给之。边储之所运军需之所征供于民者无几也。军多为农故虽额设数百万而不见其冗；食出于军故虽岁费数十万而不见其匮。”4可见明初洪、永二朝国力强盛边饷恒足军屯之功不可没。 军屯的管理明初军屯之所以能够顺利推行主要是由于明太祖精心指导。他不仅从根本制度和方针大政上构筑军屯的基本框架而且规定了明确有效的管理方法从各个方面采取了有力的措施。军队屯田的组织形式、屯田与守戍的人力比例、军士屯田顷亩、军屯的科则、后勤保障、奖惩办法等等差不多都是在洪武年间出台的。 天下既定明太祖根据地理要害“自京师至郡县皆立卫所。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百十1据谈迁《国榷》卷八洪武二十年八月辛未、九月辛巳、十月丙寅条。2《明史》卷一二六《沐英传》。 3《明宪宗实录》卷二四四。 4叶春及：《修军政疏》《明经世文编》卷三六六。 有二人为百户所”1。卫所是明代军队的基层单位军屯由兵部、五军都督府管辖具体由卫所负责实施。这样使军屯有了组织保证。 在军屯全面展开以后有许多问题需要及时解决。其中最主要的是军队屯、守的比例；军士屯田顷亩以及军屯科则。 明代军屯集中于边区尤其是辽东、蓟州、宣府、大同、榆林、宁夏、甘肃、太原、固原等九个边陲要地（史称“九边”）。这九个军事重镇“皆分统卫所关堡环列兵戎”既是重兵固守的要地也是军屯的重点地区。内地相对少些。确定屯、守的兵力比例实质上是如何正确处理国家安全与军队生产自给两者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主要是权衡地理险易、田土肥瘠、卫所军与王府护卫军的不同任务。一般是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又称营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洪武十三年（138o）九月诏陕西诸卫军士留三分之一守御城池余皆屯田给食以省转输1。二十一年（1388）十月命五军都督府更定屯田之法：凡卫所系冲要都会及王府护卫军士以十之五屯田其余卫所以五之四屯田2。此外还有一九开、四六开的各因地而异。迄永乐二年（14o4）四月又更定屯、戍之数：凡临边险要者守多于屯3；也有个别是全卫屯种的4。自正统十四年（1449）“土木之变”以后由于边境多事景泰皇帝令兵分为两番六日操守六日耕种。但就整个明代而言最主要的仍是三七或二八开。 制定军士屯田顷亩意在人尽其力而地无遗利。授田亩数各地不一一般是每军（每人）给田五十亩叫做一分。也有少者三十亩、二十亩的。军屯科则是体现国家对这类田土的地租占有同时鼓励调动将士屯田的积极性将奖勤罚懒的措施融化其中。屯田所交纳的租税叫做“子粒”。而“征收则例或增或减殊数本折互收皆因时因地而异”5。 起初明太祖命内外将校量留军士城守余悉屯田。城守兵每人每月给米一石屯田者给五斗在边地者给七斗官给农器牛种。 洪武三年（137o）九月由于军屯渐次开展垦田日多形势变化中书省臣请令山西太原、朔州诸处屯军纳税。明太祖命勿征。次年中书省又奏曰：“河南、山东、北平、陕西、山西及直隶淮安诸府屯田凡官给牛种者十税五自备者十税三”。明太祖仍令免征待三年后每亩收租一斗。尔后遂以此数（一斗）为军屯亩税。最初明太祖定全国官、民田赋“凡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一斗二1《明史》卷九o《兵二》。 1《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三。 2《明太祖实录》卷一九四。 3《明太宗实录》卷二八。 4《明太宗实录》卷七五。 5万历《大明会典》卷十八《户部五·屯田》。 升。唯苏、松、嘉、湖怒其为张士诚守乃籍诸豪族及富民田以为官田按私租簿为税额。而司农卿杨宪又以浙西地膏腴增其赋亩加二倍。故浙西官、民田视他方倍蓰亩税有二三石者”1。军屯每亩收“子粒”一斗则介于轻重两者之间而比民田和普通官田为重。对个别地区也有例外的。例如洪武二十年（1387）令陕西西安府临潼等处“屯卒率五丁选一编成队伍以时屯种税粮与民田等杂徭复之。冬月则练习武艺”2。建文四年（14o2）九月正式定军屯科则：每军田一分（五十亩）征收正粮十二石贮于屯仓听本军自支；余粮则作为本卫所官军俸粮。 永乐二年（14o4）正月定屯田官军赏罚条例多者赏钞缺者罚俸3。并对洪武时创立的屯田红牌（布告牌）重加详定令每屯设立红牌一面列则例于上。“每百户所管旗军一百一十二名或一百名、七八十名。千户所管十百户或七百户、五百户、三四百户。指挥所管五千户或三千户、二千户。总以提调屯田都指挥所收子粒多寡不等除下年种籽外俱照每军岁用十二石正粮为法比较将剩余并不敷子粒数目通行计算定为赏例”4。凡屯军年六十以上及残疾、年幼者令耕种自食不受此赏罚条例限制1。凡屯军因公事以妨农务者“免征子粒”并严禁卫所随意差遣他役。又区别田地肥瘠鼓励官军各种样板田以其岁入之数作为考核勤懒的标准。山西太原左卫千户陈淮所种样田每军余粮二十三石明成祖下令重奖。宁夏总兵官何福勤于督责积粮尤多明成祖赐敕褒美2。此外明成祖还从实际出对军屯子粒的征收方式做了一些改变。是时户部尚书郁新上言：“湖广诸卫上去年屯田所入租数例当考校。然所物不一。今宜以米为度准之。每粟、谷、糜、黍、大麦、荞、穄各二石；稻谷、薥、秫谷各二石五斗䅟稗三石并各准米一石；小麦、芝麻、豆并与米等”。奏疏呈入明成祖从其请同意随地所产著为令3。 到了宣德年间法久弊生各项典章制度渐趋破坏。军队屯田亦不例外。于时屡次覆核各屯现问题不少。为此凡以征戍罢耕及被官豪势要占匿者命减余粮之半；果系灾伤无收者即予蠲免4。 军屯制度的破坏1《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2《明太祖实录》卷一八五。 3《明太宗实录》卷二八。 4万历《大明会典》卷十八《户部五·屯田》。 1《明太宗实录》卷三o。 2《明太宗实录》卷三二。 3《明太宗实录》卷二六。 4《明宣宗实录》卷二二。 产品分配是生产关系的核心部分。屯粮科则的变化是军屯制度破坏的深刻反映。 实际上从永乐末年起随着移民垦荒的基本结束军屯也开始走下坡路。 明仁宗即位已经看出了卫所屯田存在的严重问题。他谕户部尚书夏原吉曰：古寓兵于农不夺其时民无转输之劳而兵食足。先帝所立屯种法甚善。后来所司数以征徭扰之既失其时遂无其效。其令天下卫所凡屯田军士自今不许擅差妨农务。违者处重法。 宣德二年（1427）正月明宣宗又申明屯田之法令兵部移文所司选老成军官提督屯田还命巡按御史以时巡察。宣德三年（1428）四月给事中戴弁奏言：自山海关至蓟州守关军万人操练外无他差遣。若稍屯种亦可实边。请取勘营所附近荒田斟酌分给且屯且种实为两便。宣德五年工部尚书黄福疏曰：永乐年间虽然营建北京南讨交阯北征沙漠资用未尝缺乏。近来国家无大宗耗费岁用反而仅仅可以勉强维持。假使不幸遇到水旱、征调之事将何以应付。请役操备、营缮军士十万人往济宁以北、卫辉、真定以东沿河屯种。初年令自食次年每人收粮五石三年后加倍征收。既可省京仓口粮六十万石又可省本卫月粮一百二十万石每年可得一百八十万石。这些奏疏说明：当时军屯已不被重视所以才要多次上疏皇上请令军士兴屯以省费用。宣德六年二月宁夏左屯卫指挥使张泰奏曰：宁阳侯陈懋公然侵占屯粮二十余万斤又私役军士为其种田三千余顷。是时陕西参政陈琰亦奏言：宁夏、甘肃二处膏腴之地“皆为镇守官及各卫豪横官旗所占俱不报输粮。间有报者十仅得一”。同年九月行在工部侍郎罗汝敬自陕西回京说：宁夏、甘州等处官豪之家占种田土计一万零四百九十余亩依屯田起科增收子粒一十九万五千五百七十余石开除沙硷等田岁无子粒者四千六百九十一顷有奇。宣德八年三月山东按察使虞信奏称：近见山东都司卫所管屯官私役军丁怠废农务。如济南卫军旗总五千六百人随营余丁老幼亦不下千余人。宣德五年下屯止一百九十人1。正统以后军屯之制进一步生剧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屯政益弛屯法尽坏屯军逃亡屯田多被内监、军官占夺屯粮越来越少；二、屯粮与全国税粮“折色”同步进行亦开始折征银两。 正统元年（1436）四月准许陕西行都司所属各卫所宣府、大同各处边卫旗军余丁所种屯田五十亩之外每亩如民田例纳粮五升。二年又令军屯正粮免上仓止征余粮六石。是时屯粮所存只为旧时三分之二。尔后又免沿边开田官军子粒各边屯田子粒亦分别酌情减免2。是时屯粮所存1以上参见《明宣宗实录》卷八三、卷一oo。 2参见《明英宗实录》卷十六；万历《大明会典》卷一八《户部五·屯田》。只有旧时三分之一。正统九年十一月河南按察司佥事徐朝宗奏：大宁都司官军指挥佥事田礼等八千二百九十五员名侵占屯地四千一百二十七顷有奇递年不输子粒会敕不即改正管屯官匿不以闻。正统十四年五月徐朝宗又奏：直隶兴州左屯等二十四卫官军余丁指挥使杨升等二万一千六百四十员名侵种屯地三千四百四十五顷余不纳子粒3。 成化时虽屡议厘复而屯粮“视旧所入不能什一矣”4。成化元年（1465）二月巡抚湖广左佥都御史王俭上言：近年以来各都司卫所原行文卷多有朽烂间有存者旋复改洗以致无籍官旗人等乘机作弊“屯田之制日就消削”1。此后兵部奏言：“屯田之制行之既久其法渐废。戍卒多役于私家子粒不归于公廪管屯者有积蓄之利而无差操之苦所以启后来者之谋也。”2成化十九年九月总理粮储户部郎中毛泰在谈到辽东军屯的破坏情形时说：自洪武至永乐为田二万五千三百余亩（顷）粮七十一万六千石有奇。当时边有储蓄之饶国无运饷之费诚足食足兵之道也。至于宣德以后屯田之法虽曰寝废军士犹余四万五千四百而粮亦视旧不减三分之一。近彼边方多事屯田之法尽坏今所存唯正军一万六千七百余名而岁征粮止一十六万七千九百石较于旧制屯田之法十不及一3。史称：“屯粮之轻至弘（治）、正（德）而极。”4弘治时屯粮愈轻有每亩止收三升者。屯粮愈减根源在于屯法愈坏屯地多为贵戚、势家、王府、太监等侵占据为私业或被军士盗卖以故“征粮之数多不过三分”。于时兵部尚书马文升奏言：我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之初法古为治定民田验亩起科以备军国之用。次定屯田上纳子粒以给军士之食。此我朝一代紧要制度行之万世不可废者也迨我太宗文皇帝其于屯田尤为注意创置红牌事例示以激劝良法册籍明白无敢欺隐者。不知始自何年屯田政废册籍无存上下因循无官查考。以致卫所官旗势豪军民侵占盗卖十去其五六屯田有名无实清出在京在外卫所屯田被人侵占等项共四万一千余顷该征子粒四十万八千余石。中间尚有未能清出者下人作弊不能清足原额1。弘治十五年（15o2）议准京卫新增地亩每粮一石折银二钱。寻复议轻减每亩征银一分五厘。在京赴太仓、在外赴附近有司交纳放支官军月粮。翌年题准浙江除昌国卫田亩数多、温州卫田地膏腴外其余各卫所屯军全纳子粒六石每年本（色）折（色）中半每石征银二钱五分由附近3以上分别参见《明英宗实录》卷一二三、卷一七八。 4《明史》卷七七《食货一·田制》。 1《明宪宗实录》卷十四。 2《明宪宗实录》卷二三一。 3《明宪宗实录》卷二四四。 4《明史》卷七七《食货一·田制》。 1马文升：《清屯田以复旧制疏》《明经世文编》卷六三。 有司官库收贮备支2。 沿及正德屯粮进一步锐减饷粮艰难。正德三年（15o8）六月巡按山东监察御史周熊以辽东为例亟言屯政之坏曰：永乐十七年辽东定辽左等二十五卫原额屯田共二万一千一百七十一顷五十亩该粮六十三万五千一百四十五石。至是田止一万二千七十三顷该粮二十四万一千四百六十石。外给操练舍余田共二千三百一十四顷该粮三万七千二十四石。又地亩田园之类共一万一千四百一十三顷该粮五万九千五百四十石。皆先年创法征之以补屯粮者。今奉敕会查新增田共一万三千七百二十顷该粮一十一万三千三百六十六石通共四十五万一千三百九十一石。揆之永乐间田多一万八千三百五十顷而粮反少一十八万三千七百五十三石。缘永乐年间征之屯军者比今多三之一又今粗细相折该去粮一十三万六千七百七十石外实少粮四万六千九百八十三石有余。皆常操军承种逃故屯田从轻征收之故耳。又永乐年间常操军士凡一十九万以屯粮四万二千有余供之而受供又得自耕边外。军无月粮以是边饷足用。今军止八万有余皆仰给于仓边外之田无复敢耕。军饷告匮亦实坐此1。 上述周熊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时至正德初年辽东军屯已遭到严重破坏。而是时宦官刘瑾擅政为伪增田数横加搜括遣官分出丈田责逋竟然说辽东军屯比永乐时增加一万八千余顷而屯粮之入减少五十余万石2。 正德、嘉靖以降社会风气大变官豪势要之家纷纷求田问舍广置田产土地兼并之风益为盛行。赋税日增徭役日重民多破产逃亡。在这种大环境的影响下军屯之制也进一步走入了死胡同：“屯地多侵没于将领豪右之家以致屯军终岁赔粮”；“管屯之官至计十岁以下幼男报充屯丁3两朋合谓之抬粮”；“卫所官占种屯田私役军卒扣减粮廪大为奸利”；“军士之领屯者无几而屯丁之逃故者日多”；“屯田私相典卖隐蔽难稽”。还有户部管粮官不问屯田有无月粮只给半数。沿边屯地或者变为盐碱、沙碛不能耕种而粮额照旧征收。屯田御史又于额外增加本折屯军益不能堪。凡此种种说明屯田已是“名存实废”。当时给事中管怀理上言：“屯田不兴其弊有四。疆埸戒严一也。牛种不给二也。丁壮亡徙三也。田在敌外四也。如是而管屯者犹欲按籍增赋非扣月粮即按丁赔补耳。”1嘉靖时林希元说：明太祖立卫兴屯用意周密为法简易然军屯“行之未久而大坏军士逃亡且尽田土遗失过半其故何也？科税太重。又拨田之初不问腴瘠洼亢、虚实隔涉但欲足数牵纽补搭配抑军人而使之耕。加之军士多游惰督耕无良将。此其法所以坏也”22万历《大明会典》卷十八《户部五·屯田》。 1《明武宗实录》卷三九。 2叶向高：《屯政考》《明经世文编》卷四六一。 1林希元：《应诏陈言屯田疏》《明经世文编》卷一六三。 2林希元：《应诏陈言屯田疏》《明经世文编》卷一六三。 军屯科税明初为每亩一斗其后愈轻。至“嘉靖中渐增隆庆间复亩收一斗”3。又行“折色”。嘉靖八年（1529）准浙江爵溪所屯田并象山县民带种本卫中前千户所屯田照有司税粮折银事例每石征银二钱五分4。隆庆二年（1568）令宣府、大同开垦田已成业者每十顷内给将官五十亩为养廉之资。若副、参开种不及百顷守备以下或不及十顷俱予参论戒饬。隆庆四年令各边自垦田地照永乐二年事例永不起科。如每年增加十万石、五万石自垦田至百顷、千顷者予以重赏。 万历十一年（1583）议准陕西延、宁二镇丈出荒地凡不在屯田旧额之内者俱听军民随便领种永不起科。各边但有屯余荒田堪垦者亦俱照此例。 屯粮“折色”征银是大势所趋自然不必非议。但由于屯法大坏军士逃亡且尽屯田大量遗失将士多不用心无论屯粮科则如何变更此时屯田没落已成定局下令清理也好戒饬督耕也好都于事无补。万历时计军屯之数只六十四万四千余顷比洪武时减少二十四万九千余顷田日减而粮日增弊病丛生已无良方妙药可救。万历三年（1575）十二月户科都给事中尤懋等人疏曰：“国初额设屯田所在无几。今欲复屯田先清军额。军数明而田数明。”1叶向高在谈到九边军屯之坏时说：“因循废格日以滋坏。及嘉（靖）、隆（庆）以来累清屯田虽时盈时耗而较其见存之数大约损故额十之六七矣。盖在洪（武）、永（乐）间辽东屯粮以石计者七十万今十七万；甘肃六十万今十三万；宁夏十八万今十四万九千；延绥六万今五万；蓟州十一万今仅视延绥。山西计其初岁亦不下十万今得二万八千有奇。”他认为九边军屯之坏原因有四：一是边境日渐多事多抽屯军补伍田地荒芜；二是沿边腴田多为将官、豪右侵夺；三是边备设施湮没无以抵御边境骚扰；四是赏罚不明玩愒成风2。尤、叶等人所论虽不无道理但毕竟是大势已去纸上谈兵而已。 当是时还有一些地方官为了挽救明皇朝也纷纷上疏请兴屯田。山东巡抚郑汝璧请开垦登州海北长山诸岛田；福建巡抚许孚远在开垦海坛山之后复请开垦南日山、澎湖以及浙江滨海诸岛；天津巡抚汪应蛟请于天津兴屯。结果全都以失败告终有的奏疏被明神宗束之高阁留中不；有些是兴屯不久即告停止半途而废。 天启时巡按御史张慎言建议在天津静海等处屯田；御史左光斗在天津兴水利种水稻；李继贞巡抚天津时对屯田事务亦颇用力。最后皆因时局3《明史》卷七七《食货一·田制》。 4万历《大明会典》卷十八《户部五·屯田》。 1《明神宗实录》卷四五。 2叶向高：《屯政考》《明经世文编》卷四六一。 ------------ 8 动荡加以年年旱、蝗成灾而鲜有实效1。 崇祯时兵部尚书王洽上言：“祖宗养兵百万不费朝廷一钱屯田是也。今辽东、永平、天津、登（州）、莱（州）沿海荒地及宝坻、香河、丰润、玉田、三河、顺义诸县闲田百万顷。元虞集有京东水田之议。本朝万历初总督张佳胤、巡抚张国彦行之蓟镇为豪右所阻。其后巡抚汪应蛟复行之河间。今已垦者荒未垦者置不问。遗天施地生之利而日讲生财之术为养军资不大失策乎。乞敕诸道监司遵先朝七分防操三分屯垦之制实心力行。 庶国计有裨军食无缺。”2于时明亡在即王洽还梦想复兴军屯可谓关心军国大计。崇祯皇帝也以为其言甚善命即行之可谓精神不死。而究其实都是说说而已自欺欺人根本不可能付诸施行。随着明末农民起义军浩浩荡荡进入北京城的脚步声明代军屯也终于宣告结束。 明代的商屯政策与民屯、军屯同时进行的还有商屯。从总体上说它们都是为了满足军国之需。但出点各有不同。推行民屯主要是为了解决民食；推行军屯主要是为了解决边区及内地军队的粮饷；而推行商屯目标则比较单一就是为了资助边境军粮。另外商屯的作用亦远远不如民屯和军屯。操作方法也不一样。 商屯按照《明史·食货志》界定的含义为：“明初募盐商于各边开中谓之商屯”。盐法开中之制在宋、元两代已有之。商屯的产生源于盐法。盐在中国古代社会一直由政府垄断实行专卖严禁民间私贩违者治罪。明太祖初起即于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二月“议立盐法置局设官以掌之令商人贩鬻二十分而取其一以资军饷”1。元朝至正二十六年（1366）置两淮盐官。吴元年（1367）又置两浙。洪武初年诸产盐地次第设官建立两淮、两浙、长芦、山东、福建、河东六个都转运盐使司；广东、海北、四川、云南黑盐井、云南白盐井、云南安宁盐井、云南五井七个盐课提举司以及陕西灵州盐课司分别管理各地盐的生产与销售。 “有明盐法莫善于开中”。所谓“开中”就是“召商输粮而与之盐”。说得明白一点就是召募商人将其粮食运入官仓按米与盐的一定比价向官府换取盐引到指定盐所支盐贩卖。卖毕复将原给引目交回所在官府。1以上参见《明史》卷二四一《汪应蛟传》、卷二七五《张慎言传》、卷二四四《左光斗传》、卷二四八《李继贞传》。 2《明史》卷二五七《王洽传》。 1《明太祖实录》卷九。 盐引有大引、小引两种“大引四百斤、小引二百斤”。 明代商屯最初始于洪武三年（137o）。是年山西行省奏曰：“大同粮储自陵县运至太和岭路远费烦请令商人于大同仓入米一石、太原仓入米一石三斗给淮盐一小引。商人鬻毕即以原给引目赴所在官司缴之。如此则转运费省而边储充。”明太祖准从所请。其后各行省边境多召商中盐以为军储。盐法边计相辅而行2。 洪武四年（1371）正式定淮、浙、山东中盐之例皆以盐一引为率视入仓道里远近定商人输米之数。具体为输米入：临濠府仓淮盐六石、浙盐四石；开封府及陈桥仓淮盐二石五斗、浙盐二石；襄阳府仓淮盐二石五斗、浙盐一百五斗；安6府仓淮盐四石、浙盐三石五斗；辰州、永州及峡州仓淮盐三石五斗、浙盐二石五斗；荆州府仓淮盐四石五斗、浙盐四石；归州仓淮盐二石、浙盐一石二斗；大同府仓淮盐一石、浙盐八斗；太原府仓淮盐一石三斗、浙盐一石；孟津县仓淮盐一石五斗、浙盐一石二斗；北平府仓淮盐一石八斗、浙盐一石五斗、山东盐二石五斗；河南府仓淮盐一石五斗、浙盐一石二斗；西安府仓淮盐一石三斗、浙盐一石；陈州仓淮盐三石、浙盐二石；北通州仓淮盐二石、浙盐一石八斗、山东盐二石五斗1。 此时商人赴淮、浙、山东三地中盐虽然输米之数有别上自六石下止八斗但是无论在何地以米易盐的手续都极为严格：必须“编置勘合及底簿各布政司及都司、卫所。商纳粮毕书所纳粮及应支盐数赍赴各转运提举司照数支盐。转运诸司亦有底簿比照勘合相符则如数给与。鬻盐有定所刊诸铜版犯私盐者罪至死伪造引者如之盐与引离即以私盐论”1。 后来米、盐的交换比例有所变动。其原则是以时势缓急、米值高下、道里远近险易以及中纳者是否有利为转移。 洪武十一年（1378）二月明太祖以原先所定盐价过重以致商人利薄商屯效益不佳命令中书省议减盐价。诏曰：朕初以边戌馈饷劳民命商人纳粟以淮、浙盐偿之盖欲足军食而省民力也。今既数年2以上参见《明史》卷八o《食货四·盐法》。 1《明太祖实录》卷六一。 1《明史》卷八o《食货四·盐法》。 所输甚薄军饷不供岂盐价太重商人无所利而然欤？尔中书议减盐价俾输粟于西河、梅川庶粮饷可供而内地之民省挽运之劳。 于是中书省臣奉诏定拟凡输粮于：凉州卫者每盐一引米二斗五升；梅川三斗五升；临兆府七斗；河州四斗2。 洪武二十二年（1389）九月普安军民指挥使司周骥奏言：“自中盐之法兴虽边陲远在万里商人图利运粮时至于军储不为无补。今蛮夷屡叛大军所临动经数月食用浩穰而道里险远馈运不给宜减盐价以致商人。旧例：云南纳米二斗给淮、浙盐一引；二石给川盐；一石七斗给黑井盐；二石四斗给安宁盐。近因盐重米轻故商人少至请更定其例。”奏文送到朝廷明太祖采纳其言命户部量减盐价：淮、浙盐一引米一斗五升；川盐一引米一石五斗；安宁盐一引米二石；黑井如川盐之数3。民屯与军屯价值的实现过程是通过直接开垦土地→扩大耕地面积→增加粮食产量。而商屯实行之初并非这样没有与耕地生关系。商屯价值的实现形式是：通过商人以米、官府以盐官商互相进行米、盐交换而产生的。也就是说商人运往边境的粮食不是由他们直接经营土地生产出来的而是以（盐）引目为媒介通过商业流通渠道实现的。 明成祖即位以后商屯的范围和内容生了新的变化。范围的变化有些反复：“成祖即位以北京诸卫粮乏悉停天下中盐专于京卫开中。唯云南金齿卫、楚雄府四川盐井卫陕西甘州卫开中如故。不数年京卫粮米充羡而大军征安南多费甘肃军粮不敷百姓疲转运。迨安南新附饷益难继于是诸所复召商中盐他边地复以次及矣”1。内容的变化主要是一些商人直接参与土地开将商业资本引入粮食生产领域。 原因是当时一些商人感到运粮到边境路途遥远且多危险费用浩繁从经济效益的角度考虑不合算本大而利微遂改变形式招民直接在边境进行农业生产：“募众督耕”开垦土地自设保伍就地种粮换取盐引。募众督耕之法行经济上对商人有利。侯方域代其父侯恂奏议屯田谓：“国初计边地寒又受兵且耕且守力最艰乃通商中盐以维之令贾人输粟边郡官给之引赴盐所领盐转鬻。永乐时粟二斗五升得盐一引商赢引过当争趋之各自设保伍募众督耕于是边地尽垦而塞下粟充溢露积饶于中土屯军亦因其保障守望相助得力耕。时各镇军饷就2《明太祖实录》卷一一七。 3《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七。 1《明史》卷八o《食货四·盐法》。 其地足给无所谓太仓年例者闾左自正供外亦无他财赋。”1永乐帝去世后朝廷对商屯的政策除了继续鼓励商人募民垦边就地种粮之外主要是根据时势变化不断调整米、盐比价激商人输粟于边的积极性。这个调整先是由钞法引起的。 明代的货币开始用钞（纸币）后改为银。纸钞行不多时即遭到破坏。明成祖逝世不久因钞法不通户部尚书夏原吉上疏请令有钞之家中盐。明仁宗下旨允准遂定各盐司中盐则例：沧州盐每引钞三百贯；河南（东）、山东盐每引钞一百五十贯；福建、广东盐每引钞一百贯。 输钞不问新旧支盐不拘资次2。 由于钞法阻滞积重难返这种办法很快也宣告失败。 明宣宗继位之初即令停止中钞之法恢复纳米易盐之旧制。宣德元年（1426）六月行在户部奏曰：“各处运司岁办盐课本召商中粮以供边储。近因钞法不通暂许官员军民人等中纳烂钞不次支给人图便利无复输米。且边境各场岁办有限不足支给。请停中钞之例仍旧纳米用实边储。”明宣宗从之3。 宣德三年（1428）户部尚书夏原吉以北京官吏、军人、工匠粮饷不支而中盐旧则太重致使商贾少至上疏请更定中盐之例。乃定盐每引易米自二斗五升至一斗五升不等召商纳米北京4。 宣德四年（1429）六月行在户部尚书郭敦以中盐则例已减而商贾来者反少疏请收缩中盐范围其言曰：“尝具奏减中盐则例召商于北京纳米不拘资次支盐。缘近年中纳各项数多盐不足支客商来者愈少。今拟依永乐五年营造事例淮、浙等处盐不为常例以十分为率六分支与北京在城仓纳米者；四分支与辽东、永平、山海（关）、甘肃、大同、宣府、万全已纳米者。其余各处中纳暂且停支则客商皆至粮储可积。”奏疏呈上俱得允准。郭敦又说：洪武中客商中淮、浙等处盐者年久物故其子侄及远亲异姓之人往往具文代支多有虚冒。请行各运司将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14o2）以前客商所中盐于流通簿内销注。以各商姓名、籍贯造册缴部移文原籍有司每盐一引给钞十锭以革连年冒支之弊。明宣宗曰：国家尝资其用今彼身虽殁而妻子尚存仅给钞十锭不偿所费宜每引给钞二十锭1。 1引自黄云眉：《明史考证》（第二册）中华书局198o年版第614页。2《明仁宗实录》卷二。 3《明宣宗实录》卷十八。 4《明史》卷八o《食货四·盐法》。 1《明宣宗实录》卷五五。 宣德五年（143o）四月行在户部奏定各处中纳盐米则例为：京仓：云南安宁等处井盐每引纳米五斗。 宣府卫仓：淮、浙盐每引纳米三斗五升；山东、福建盐每引纳米二斗；河间、长芦盐每引纳米四斗；四川、广东盐每引纳米二斗。 山海卫仓：淮、浙盐每引纳米三斗五升；山东、福建盐每引纳米二斗；河间、长芦盐每引纳米四斗；四川、广东盐每引纳米二斗。 甘肃卫仓：灵州盐课司小盐池盐若陕西、山西所属客商每引纳米麦四斗五升；宁夏卫并行所属客商每引纳米六斗。 同时又奏准独石开中盐粮则例：淮、浙盐每引纳米二斗五升；山东、福建、河东、广东、四川盐每引皆为一斗五升；云南安宁等井盐每引纳米三斗1。 宣德七年（1432）四月因各处总兵官纷纷请招商纳米以实边地。行在户部经奏准重拟边境中盐粮例：宁远、独石、肃州三处淮、浙盐每引纳米二斗五升；河间、长芦盐每引纳米三斗；山东、河东、福建、四川、广东盐每引纳米均为一斗五升。宣府、大同、山海、龙门、甘州、宁夏六处淮、浙盐每引纳米三斗；河间、长芦盐每引纳米三斗五升；山东、河东、福建、四川、广东盐每引纳米俱二斗2。 商屯的破坏自正统以后屯政松废边境多事。商屯作为屯政的一个组成部分也不能不深受影响。择其大要有：一因边政日趋废弃军马缺乏令商人纳马中盐输粮于边者因之日少；二是官豪势要之家纷纷奏请大量中盐以侵商利。例如成化中内官王钿奏令家人中支河东官盐二万四千引。按照祖宗之制“开中盐课例该召商以备边储”。内外官员、豪民势要插手中盐造成商人失利于是各边仓廪逐渐空虚粮草缺乏。尤其是随着税粮“折色”的普遍推开有些地方也开始实行纳银中盐边粮日益紧张也就势在必然了。迨弘治以后问题更为严重。弘治中叶淇变法请召商纳银盐运司终于导致开中之法大坏商屯随之破坏1。 《明史·食货志·盐法》说：“明初各边开中商人招民垦种筑台堡自相保聚边方菽粟无甚贵之时。成化间始有折纳银者然未尝著为令也。弘治五年商人困守支户部尚书叶淇请召商纳银运司类解太仓分1《明宣宗实录》卷六五。 2《明宣宗实录》卷。 1详见《明史》卷一八五《叶淇传》。 给各边。每引输银三四钱有差视国初中米直加倍而商无守支之苦一时太仓银累至百余万。然赴边开中之法废商屯撤业菽粟翔贵边储日虚矣。”2对此《明史·食货志·田制》说得更为清楚具体：“明初募盐商于各边开中谓之商屯。迨弘治中叶淇变法而开中始坏。诸淮商悉撤业归西北商亦多徙家于淮边地为墟米石直银五两而边储枵然矣。世宗时杨一清复请召商开中又请仿古募民实塞下之意招徕陇右、关西民以屯边”3而收效实少。 嘉、隆以后不少大臣争言屯政有的还亲自经理盐屯区划屯政甚详。万历十六年（1588）闰六月户部奏言：“顷因屯政不修边储日缩诏各镇抛荒屯地尽令商人开垦以中盐之利偿开垦之劳；以所纳之赋为实边之计法至善也。今册报虽有顷亩中间恐多虚冒。宜行各镇将各商垦过处所逐人逐地查开清细以存永业。”明神宗令依议实行4。然是时因循日久屯政已坏“逐人逐地查开清细”之议也仅仅是议论议论而已。2《明史》卷八o《食货四·盐法》。 3《明史》卷七七《食货一·田制》。 4《明神宗实录》卷二oo。 第四节限制庄田庄田本是封建朝廷自己建立起来的。由于它的不断扩充严重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百姓利益侵吞国家田租变“公产”为“私业”。从而大大加剧了中央财政困难引起了朝野各界的强烈不满。所以又不得不对它采取一定的限制措施以减少社会冲突维护皇朝生存的物质基础。 明代的庄田如前所说种类很多。有皇庄、诸王庄田、公主庄田、勋戚（功臣与贵戚）庄田、大臣庄田、中官（太监）庄田、寺观庄田等。其中于国计民生影响最大的是皇庄、诸王庄田、勋戚庄田和中官庄田。 皇庄皇庄即由皇室直接命人（太监）经营并以其租入归皇室所有的田地。它是皇家的私产是皇帝制度的产物。 皇庄在中国已有长久的历史。汉代称“苑”唐代称“宫庄”。明代起初亦称“宫庄”最早建于永乐末年地点在顺天府丰润县境内名为仁寿宫庄。据嘉靖时勘查共有地九百十四顷、水泊地九百八十顷、芦苇地一千三百二十二顷。建立宫庄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宫中的费用。 宣德时又6续建立清宁宫庄和未央宫庄。这两个宫庄占地广袤。自北直隶东北部丰润县起向西南经宝坻、武清、静海直至河间等府县1。以上仁寿、清宁、未央三宫庄田经过长期扩展迄嘉靖初年已达六十三处合计有地一万六千一十五顷又四十七亩2。 天顺三年（1459）四月因诸王尚未就藩之国（即进居封地）宫中供用浩繁明英宗立昌平县汤山庄、三河县白塔庄、朝阳门外四号厂宫庄为东宫（皇太子朱见深）庄田；北京西直门外新庄村并果园、固安县张华里庄为德王（朱见潾）庄田；德胜门外伯颜庄、鹰坊庄和安定门外北庄为秀王（朱见澍）庄田3成化三年（1467）德王离京进居山东济南王府；成化六年（147o）秀王出京入封地河南汝宁二王的庄田才归官府。 天顺八年（1464）正月明英宗逝世皇太子朱见深即皇帝位是为明宪宗改元成化。宪宗登位以后将原先朝廷所没收的太监曹吉祥的庄田改为皇庄。明代皇庄之名由此开始。其后庄田满天下皇庄遍畿内。曹吉祥的庄田在北直隶顺义县安乐里板桥村共三十五顷。改为皇庄之后又先后侵占民田四十顷总计七十五顷。 继而又增立顺天府宝坻县王甫（浦）营皇庄一处（此地原为会州之草1参见李洵：《明史食货志校注》第45页。 2万历《大明会典》卷十七《田土》。 3《明英宗实录》卷三o二。 场）。 明孝宗弘治时立顺天府丰润县、保定府新城县和雄县等三处皇庄。 至是正式名为皇庄者五处总计占地一万二千八百余顷。此时顺天、保定、河间、真定四府民田合计十六万五千五百六十五顷皇庄与四府民田之比为1∶12.9。 明代自永乐帝迁都北京即以北京为京师（国都）。由于皇庄建于迁都以后而其管庄之人又是太监因此皇庄除南方湖广安6皇庄之外1都集中于天子脚下的京畿地区北直隶顺天、保定、河间、真定四府。明代京师（北直隶）共辖八府。除去顺天等四府还有顺德、广平、大名、永平四府。八府中顺天四府距京城最近。这样皇庄设于顺天四府既便于朝廷对管庄人户太监的管理又有利于租银的解进、使用。这也可以说是明代皇庄地理分布上的一个重要特点。 皇庄创设之初尚有章法未酿成民害。“皇庄之始先朝畿内空闲之地籍之公家佃民耕种而收其入。其地广狭有定界其入有定额非以病于民也。”2后来朝廷失控规制混乱不是利用空闲之地而是占夺民田。是时皇庄不仅侵占民田而且租额颇重如河间府东光县皇庄有每亩收租三斗者。加之管庄人户横行不法皇庄遂成民害。不仅破坏了正常的经济秩序激化了社会矛盾而且也威胁到封建国家的税粮收入。由此引起了广大官民的不满和愤恨。 早在成化十六年（148o）五月户科给事中齐庄（章）就上书朝廷说：“天子以四海为家何必置庄田与贫民较刀锥之利哉。 且财尽则怨力竭则怼。今东光之民失其土地矣而赋敛比之公田又三倍其数。民困如此非死即徙非徙即盗亦可知矣。”3明宪宗不听。皇庄占夺民业的现象日益严重管庄人户有恃无恐以致民情骚动延臣纷纷上疏反对。 弘治二年（1489）七月户部尚书李敏等人以皇庄日多管庄人户恣行不法趁灾异生之机上疏亟言皇庄之种种危害：臣惟灾异之来率由民心积怨所至。窃见畿内之地皇庄有五共地一万二千余顷。勋戚、太监等官庄田三百三十有二共地三万三千一百余顷。比来管庄官校人等往往招集无赖群小称为庄头、伴当、佃户、家人名目占民地土敛民财物夺民孳畜甚者污人妇女戕人性命民心伤痛入骨。少与分辩辄被诬奏至差官校构拿举家惊憾怨声交作。灾异之兴皆由于此。且皇庄之设在祖宗时未有。正统间以诸王未封供用浩繁不欲重征小民又1在今湖北钟祥、京山、天门、潜江县等地。明世宗入京继统之后由王府庄田升为皇庄。至嘉靖十一年（1532）占地一万零六百十一顷明末农民大起义时废。详见施正康：《明代南方的安6皇庄》《明史研究》第三辑。 2《明史》卷一九一《何孟春传》。 3《明宪宗实录》卷二o三。 见彼时地广民稀因其闲地立庄以资公用。诸王之国地仍归官。其后因袭遂有皇庄之名。且普天之地莫非王土。若以此地为皇庄则其余者非朝廷之土乎？今若革去管庄之人拨付小民耕种每亩征银三分当可得银三万八千余两比之官校掌管所得犹多。以此银收之内帑充各宫用度则不显立皇庄之名而有实用之效矣。 奏疏呈入明孝宗不纳其言曰：“皇庄留与朕弟诸王。”但令“今后管庄之人敢有生事害人者听巡按御史指实参奏从重治之”1。后因有人上疏再次亟论皇庄之害明孝宗迫于舆论才勉强下诏罢革仁寿宫庄以其地归还草场并令凡侵占牧地者悉还其旧。 弘治十一年（1498）御史何孟春上疏请明孝宗命官往勘皇庄地面从实丈量造册缴部岁收其入以备经费。若遇水旱与民田一例开除。既不失本庄之赋亦不病近庄之民畿甸之内庶无侵夺之害。弘治十三年由于各地为避赋役而将土地“投献”给官豪势要之家的风气进一步盛行以致朝廷控制的纳税田土日益减少才被迫下令严禁军民僧道人等将土地投献充为庄田。违者究治。是时尚膳监奉御赵瑄献保定府雄县的土地为皇庄户部尚书周经劾其违制赵瑄被逮下诏狱。然而由于整个政治、经济形势每况愈下土地兼并日益严重这类禁令往往是一阵风像赵瑄那样受到惩治的不过是个别人无济于事投献土地者有增无减皇庄照样大肆扩充。 弘治十八年（15o5）五月明孝宗病死。明武宗朱厚照继位改元正德。正德以后朝政日坏社会风气更加。于时宦官刘瑾擅权群小为奸巧立名色乘机进献官民田土皇庄也因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展阶段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明武宗即位仅仅一个月即在顺天府大兴县境内十里铺、大王庄、深沟儿、高密店、石婆婆营、六里屯、土城庄等地分别建立皇庄。“自此之后设立渐多而皇庄之名始著”。 正德元年（15o6）设立的皇庄有：顺天府昌平州苏家口皇庄三河县白塔皇庄；真定府宁晋县铺头村皇庄、大柳村皇庄隆平县大灰窑皇庄新河县仙汪庄皇庄南宫县南庄村皇庄。 正德二年（15o7）设立的皇庄有：顺天府东安县南葛里皇庄宝坻县李子沽皇庄通州神树皇庄武清县灰蜗口皇庄、王头陀皇庄；河间府静海县四当口皇庄。 正德四年（15o9）设立的皇庄有顺天府大兴县三里河皇庄二处。 正德五年（151o）设立的有六里屯皇庄。 正德七年（1512）设立的有顺天府武清县尹儿湾皇庄大直沽皇庄。 1《明孝宗实录》卷二八。 正德八年（1513）设立的有：顺天府昌平州楼子村皇庄；河间府静海县卫河两岸皇庄、孙儿庄皇庄；保定府安州骟马庙皇庄清苑县阎庄社皇庄。 正德九年（1514）设立的有保定府安肃县龙花祉皇庄。 皇庄由是遍布北直隶顺天、保定、河间、真定四府与民争地数量大增。以上各皇庄计占地三万七千五百九十五顷四十六亩1。若按前述弘治时北直隶顺天、河间、保定、真定四府民田十六万五千五百六十五顷计算则此时北直隶四府皇庄与民田的比例已由原来1∶12.9上升为1∶4.4。明臣秦金说：正德元年以后“奸猾无籍之徒乘时射利沾恩冒赏多将畿内逋逃民田投献左右近幸之人。而左右近幸不念畿辅重地献谄取说乃遂奏为皇庄。弊源一开无有穷极”2。 明初没有皇庄。明中叶以后皇庄的出现说明了国家经济形势已经潜伏着某种危机。皇室也因随意高消费而感到难以满足于是建立皇庄收取租税剥削民力。这既反映出封建皇帝的贪婪本性又透视出封建统治集团争夺地租分割的激烈斗争。从皇庄的不断扩充还可以看出明代皇庄的实质就是利用皇权占夺土地蚕食国家的税粮。土地为衣食之源。土地分配不均是造成封建社会农民与封建地主阶级矛盾冲突的根本原因。皇庄创立之初多利用空闲之地招民耕种。而后多数系占夺民业遂成民害。如此则皇庄越建越多交纳税粮的民田必然越来越少国家的税粮收入亦一年不如一年皇权的物质基础为之动摇。于是引起了统治者的惊惧开始意识到对皇庄必须加以整理和限制。 明世宗即位后为缓和民情立即把这个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下明诏“将管庄人员尽数革回”。同时委官清查畿内皇庄。嘉靖二年（1523）二月兵科给事中夏言将调查所得的真实材料写成《勘报皇庄》一疏进呈明世宗。疏中详细说明皇庄的建立过程、数量、地理分布以及正德以来所产生的巨大危害并建议取消皇庄还田于民以消除由皇庄所引的各种社会弊端。疏曰：“自古帝王之治天下盖莫不以土地、农人为重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立国之初检核天下官民田土征收租粮具有定额乃令山东、河南额外荒地任民尽力开垦永不起科。至我宣宗皇帝又令北直隶地方比照圣祖山东、河南事例民间新开荒田不间多寡永不起科。至正统六年则令北直隶开垦荒田从轻起科实于祖宗之法略有背戾。至景皇帝寻亦追复洪武旧例再不许额外丈量起科。至今所当遵守夫何近年以来权幸亲昵之臣不知民间疾苦不知祖宗制度妄听奸民投献辄自违例奏讨将畿甸州县人民奉例开垦永业指为无粮地土一概夺为己有。1参见夏言：《勘报皇庄》《明经世文编》卷二o二。 2秦金：《论皇庄疏》《明经世文编》卷二七四。 由是公私庄田逾乡跨邑小民恒产岁朘月削臣等查得各官庄田祖宗以来未之有也。惟天顺八年以顺义县安乐里板桥村太监曹吉祥抄没地一处拨为宫中庄田此则宫闱庄田之始。而数十年间侵占之数过于原额已十倍矣皇庄既立则有管理之太监有奏带之旗校有跟随之名下每处动至三四十人。其初管庄人员出入及装运租税俱是自备车辆夫马不干有司。正德元年以来权奸用事朝政大坏。于是有符验之请关文之给。经过州县有廪饩之供有车辆之取有夫马之索其分外生事巧取财物又有语言不能尽者。及抵所辖庄田处所则不免擅作威福肆行武断。其甚不靖者则起盖房屋则驾（架）搭桥梁则擅立关隘则出给票帖则私刻关防。凡民间撑驾舟车牧放牛马采捕鱼虾、螺蚌、莞蒲之利靡不括取。而邻近土地则展转移筑封堆包打界至见亩征银。本土豪猾之民投为庄头拨置生事帮助为虐多方掊克获利不赀。输之宫闱者曾无什之一二而私人入囊橐者盖不啻什矣。是以小民脂膏吮剥无余。由是人民逃窜而户口消耗；里分减半而粮差愈难。卒致辇毂之下生理寡遂；闾阎之间贫苦倒骨。向使此弊不革将见十数年后人民离散土地日蹙盗贼蜂起奸雄借口不知朝廷何以为国此可为太息流泪者也祖宗以来宫闱一切供用自有成规。况九重之内锦衣玉食何欲不遂。顾可屈万乘之尊下同匹夫以侵畎亩之业；辱宫壶之贵杂于闾阎以争升斗之利其何以示天下训后世也哉。且自古人君未尝有此且‘皇’之一字加于帝后之上为至尊莫大之称。今奸佞之徒假之以侵夺民田则名其庄曰‘皇庄’足以传笑天下贻讥后世。甚非臣等所望于陛下者。”1明世宗接到夏言的奏疏下旨曰：“各宫庄田子粒银两仍办纳解部年终类进应用。顷亩数目止照新册改为官地不必称皇庄名目。”1“皇庄”改为“官地”名称不同实质一样。田归于官而不还于民；皇庄租银照数解进内府应用于国用无补。而且在征收和解进的过程中多为管庄太监克扣、私吞租银拖欠至数十万两百姓没有得到半点实惠。嘉靖二年（1523）九月明世宗又令户部清核畿辅庄田。尚书孙交呈上各宫庄田数目与旧籍所记不同。世宗责问其故孙交曰：“旧数多者以奏乞投献数多妄报也。新数少者以奉命清核田多除豁也。”世宗命查清成化、弘治年间原数向他奏明。从此之后正德以来投献侵牟之地有一些归还于官。但由于太监、勋戚屡屡从中作梗、渔利清理难以进行下去。不仅如此各宫仍置皇庄遣官校分督。户部侍郎秦金为此进言：两汉盛时以苑囿赋贫民今奈何剥民以益上。乞勘正德间额外侵占者悉归其主而1夏言：《勘报皇庄》《明经世文编》卷二o二。 1《明世宗实录》卷二三。 尽撤管庄之人2。世宗令从其议命清还正德以后额外侵占之地。言外之意也就是说正德以前可以不动正德以后非“额外”者亦可保留。结果相当一部分庄田都没有归还百姓。皇庄的数量受到一些限制其害民的本质没有改变。而此时其他各类庄田更是纷纷劫夺民业兼并由地。 诸王庄田诸王庄田即王府庄田。它的产生缘起于明代的分封制度。 明朝建国之初明太祖朱元璋为了“慎固边防翼卫王室”或者叫做“外卫边陲内资夹辅”“上卫国家下安生民”承前代之旧制于洪武元年（1368）定“国本”立皇长子朱标为皇太子。洪武二年下诏定诸王国邑与官制开始分封宗室。从洪武三年四月起相继选择名城大都正式分封诸子为亲王。明太祖共有二十六个儿子。皇长子朱标立为皇太子不封王；第二十六子朱楠洪武二十六年（1393）生“逾月殇”未封。其余俱封王。在所封的二十四位亲王中1除第九子赵王朱杞、第二十子韩王朱松未之国而死其他二十二位亲王均在永乐六年（14o8）以前就藩之国。因为古时称封建皇朝分封的地面为“藩”称分封之国（即封地）为“藩国”（蕃国）所以人们又称亲王为“藩王”、王府为“藩府”。 洪武以后俱依“祖宗成法”代代分封。 由太祖至成祖、仁宗、宣宗、英宗、代宗、宪宗、孝宗、武宗、世宗、穆宗、神宗十二帝亲王五十五国。亲王嫡长子（十岁立为王世子）嗣位为王者凡三百二十一人。王之子孙封为郡王、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以及镇国中尉、辅国中尉、奉国中尉者将近三万人2。 明太祖众建藩国的视点在于维护皇权的最高统治地位。而其实质则是皇室内部矛盾互相调和的结果是一种权力分配与财产分配。诸位亲王不仅拥有特别丰厚的经济待遇而且拥有相当的政治、军事特权。经济上除常禄外有的还直接拨给田土或者让其经营商业活动。亲王长大就藩之国（进居王府）以后都是大地主都会得到朝廷拨给的大片土地甚至多是肥沃优质田作为养赡之用时称“王府庄田”或“王庄”。 洪武五年（1372）四月明太祖第一次赐诸王庄田。是月赐第二子秦王朱樉、第三子晋王朱㭎、第四子燕王朱棣苏州府吴江县田各一百顷。又赐给江西湖池渔课岁米秦王九千二百石晋王、燕王各三千石1。洪武五年2《明史》卷一九四《秦金传》。 1明太祖所封之靖江王朱守谦系其从孙、朱文正之子“禄视郡王官属亲王之半”。不称亲王。2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一《皇明盛事述一·南直隶盛事》。 1《明太祖实录》卷七三。 六月赐第五子周王朱橚2、从孙靖江王朱守谦苏州府吴江县田各一百顷岁计米各七千八百石。同月赐第六子楚王朱桢、第八子潭王朱梓苏州府吴江县田各一百顷岁计米各七千八百石3。其他各王也皆依例有赐。 不过这时所赐的田土多是官田其性质也只是以其租入充禄。与后来由王府直接经营管理的王府庄田不同。 亲王物质生活优裕广纳妻妾从而使宗室人口的再生产始终呈现直线上升的态势出生率高死亡率低。洪武时宗室人口只有五十八人永乐时上升为一百二十七人。经过一百四十多年的繁衍至正德间除去死亡以及因罪在皇族谱牒（玉牒）中被除名不计者之外仅男性即有二千九百四十五人。嘉靖时又比洪武、永乐年间增加一百五十余倍。嘉靖八年（1529）为八千二百余人。嘉靖二十八年（1549）升为一万余人。隆（庆）、万（历）之际宗室繁衍“可谓极矣”。如：明太祖第三子晋王朱㭎的后裔、庆成王朱济炫“生一百子俱成长自封长子外余九十九人并封镇国将军。每会紫玉盈坐至不能相识”1。万历二十三年（1595）见于《玉牒》所登的宗室人口为十五万七千人2。明末复增为数十万人达到“千古所未有”的惊人程度。 人口与消费成正比。宗室人口骤增而且生活奢华花费势必巨大。除国家追加禄米主要是依靠拨给大量土地充作王府庄田以庄田的地租收入予以维持。否则何以为计。明代自洪武至万历亲王五十五国虽然有死有废情况不尽相同但王府俱有数额多少不等的庄田。全国王府庄田之多也就不难想象了。 今据《明实录》提供的有具体数字记载的资料（当有遗漏）将历年赐给（包括皇帝主动赐予和经奏讨被动赐予、少数王府遗田转赐）各地王府的庄田之数整理统计于下：洪熙元年（1425）至弘治十八年（15o5）的八十年间共计赐庄田三十次一万二千四百五十五顷。其中：洪熙元年至天顺八年（1464）赐六次计为一千六百八十九顷；成化元年（1465）至成化二十三年（1487）计赐九次二千九百四十七顷；弘治元年（1488）至弘治十八年（15o5）赐十五次计七千七百十九顷。正德元年（15o6）至万历四十二年（1614）福王之国河南洛阳之前的一百多年间共赐十次计六千八百四十八顷。其中：正德元年至正德十六年（1521）计赐六次二千九百十三顷。 2洪武三年封为吴王洪武十一年改封为周王。 3《明太祖实录》卷七四。 1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一《皇明盛事述一·庆成王百子》。 2《明神宗实录》卷四九二。 嘉靖元年（1522）至嘉靖四十五年（1566）一次一千五百二十顷。 隆庆元年（1567）至隆庆六年（1572）一次六百零一顷；万历元年（1573）至万历四十一年（1613）二次计二千八百十四顷。以上数字显然只是一小部分。但从中也可以看出：在正德以前赐予王府庄田最多的是成化、弘治二朝。其时徽王（朱见沛英宗第九子成化十七年之国河南钧州）、兴王（朱祐杬宪宗第四子、世宗之父弘治七年之国湖广安6）岐王（朱祐■、宪宗第五子弘治八年之国湖广德安）、衡王（朱祐楎宪宗第七子弘治十二年之国山东青州）四王“田多至七千余顷”1平均每人近二千顷。崇王（朱见泽英宗第六子成化十年之国河南汝宁）“岁有常禄万石”又有“赐地二千五百余顷”2。明代从整个社会风气演变过程来说土地兼并之风主要是从正、嘉以后开始的。而上述王府庄田的展历程说明：在社会上土地兼并之风盛行之前宗室已经开始疯狂兼并土地。这个事实证明：有明一代土地兼并之风先是由最高统治者皇帝刮起来的。 皇帝以皇庄与国家争夺地租以保障皇室的高消费。王府庄田的性质与皇庄相同也是与国家争夺地租以保障王府的巨额费用。其结果都是威胁中央政府的税粮收入引起军国费用困难。弘治十三年（15oo）为了限制王府庄田的大肆泛滥不断扩充明孝宗曾经出一道诏令：“凡军民人等将争竞不明并赏过及民间起科；僧道将寺观各田地朦胧投献王府及内外官势之家捏契典卖者投献之人问边卫永远充军。”1又令：诸王辅导官凡导王奏请土地者罪之。 然而这道诏令形同一张废纸。其后照样是“奏献不绝乞请亦愈繁”2。尤其是到了嘉、万以后所赐王府庄田数额越来越大。 嘉靖四十年（1561）二月十七日世宗第四子、景王朱载圳之国湖广德安以后“多请庄田”。世宗宠爱无视祖宗规矩概予赐给庄田多至数万顷3。嘉靖四十四年（1565）景王病死无子可嗣景府遂废。 万历中穆宗第四子、神宗之弟潞王朱翊镠在京时“王店、王庄遍畿内”。万历十七年（1589）二月十九日就藩河南卫辉以后又多请赡田（养赡之田即庄田）神宗俱予允准。景王府所遗下之庄田皆归其所有“多至四万顷”。 而在明代历史上王府庄田问题闹得最凶的当推福王庄田。 福王朱常洵生于万历十四年（1586）正月初五日明神宗第三子为1《明史》卷七七《食货一·田制》。 2《明孝宗实录》卷一五九。 1万历《大明会典》卷十七《田土》。 2《明史》卷七七《食货一·田制》。 3《明史》卷一二o《诸王五》。 皇贵妃郑氏所出。万历二十九年十月十五日封王封国河南洛阳。福王未出京以前明神宗令户部每年支给禄米三千石4。还允许他在北京崇文门外开设官店经商牟利每年可获利润一万余两银子。万历四十年四月初四日洛阳福王府建成。当天礼部上疏请择期令福王之国。明神宗置之不理。福王迟迟不肯离京明神宗和郑氏也想让他在身边多住些日子。于是父子两人便在庄田额数上大做文章。由于廷臣反复奏请明神宗无奈下诏应付说万历四十一年（1613）春天令其出京。后来明神宗言而无信以种种理由改变日期。由于明神宗出尔反尔朝令夕改使得福王之国的日期一改再改。万历四十一年四月初四日因廷臣交章奏请不已明神宗忽然下旨出了一道难题令：按福王的请求拨给福王府的庄田“务足四万顷之数”并由王府“自行管业”。诏曰：览王所奏比例请给养赡地土。前已屡有明旨着照景、潞二府事例拨给。今经已久该地方官尚尔不遵推诿支调稽误大典尔部里还行文与河南、山东抚、按等官即于各地方细查各府所遗及应拨地土务足四万顷之数不得将荒芜搪塞着归今府自行管业以资养赡。还着上紧作具奏不许再有迟延1。 对此廷臣无不大吃一惊。当时全国田土总计大约只有七百余万顷。四万顷约占全国总数的千分之六。在各省田土中唯大府能有四万顷小府只有一二万顷。特别是由于土地兼并现象严重“非但百姓无田即朝廷亦无田”。四万顷之数从何而出？况且这个数字也严重违背祖制：“明初亲王岁禄外量给草场牧地间有以废壤河滩请者多不及千顷。”2在福王之前由于情况不同唯有景王、潞王庄田过数万顷其外概无先例。所以从此开始福王的庄田数额遂成为廷臣争论的焦点之一。 争庄田顷亩核心是争夺地租。明神宗无视祖宗法度不顾现实令福王庄田非四万顷不可意在为私其子与国家争夺地租收入企图将向国家纳税的大量土地转变为福王的私业。因此四万顷之诏一出各地为争占地租确保地方财政收入纷纷上疏反对。阁部大臣亦轮番进言极力抗争。目的也是为保障国家的税粮收入。在抗争福王庄田的廷臣中万历四十一年五月十四日内阁辅叶向高所言最为激烈而中肯。其言曰：按照《大明会典》的记载亲王禄米万石所谓养赡名目已是添加岂可过多！各省直田土之数惟大郡方有四万顷、小者仅一二万顷。自祖宗以来封国不少假如亲王都各割一大郡则天下土地必尽。今日非但百姓无田即朝廷亦无田。圣子神孙源源不断繁殖哪有土地拨给。列圣相传遵守家法。每一个都想爱子欲予加厚只因祖制不敢逾越。必如是而后万世可常行。福王所请不过援引景府、潞府事例。潞府就封地废府田地尚多未尝括及民4《明神宗实录》卷三九一。 1《万历邸钞》。 2《明史》卷一二o《诸王五》。 间。如今田地已尽而福王租银之入已过潞府何必要求如此之多。至于景王久不之国皇考穆宗皇帝在裕王府邸时就常怀危疑其后皇祖世宗皇帝断然勒令他之国人心始安。景府屡请湖广地土几至激变当时皆讥讪皇祖太过宠爱不是爱护他此亦前事之鉴。臣以为祖制当遵吉典当举。福王方建维城之固与国同休不当以土田小事滋生天下人之口舌。 叶向高还进一步从当时的土地关系状况出尖锐批评明神宗和福王无视祖宗法律说：假使福王庄田必足四万顷则之国无日。福王奏称祖制《皇明祖训》有这样的规定吗？《大明会典》有这样的规定吗？历朝功令有这样的规定吗？臣不知福王所引的祖制是什么。如系援引景王府则自景府以前诸王庄田从未过数千顷之数的。唯独景府以皇祖宠爱过分数致坏祖制。这是由于皇祖一时没有采纳忠言的缘故至今仍追其过错。 福王为何引以效尤。况且今日河南、山东等省抚、按官已将土地搜括殆尽如复搜括不已恐有奸徒以“投献”为名挟仇报怨。如果这样中州、齐、楚之间稍有土地者必不安心其生天下必从此多事1。 其后叶向高又多次上疏抗争。其他廷臣也一再力争。明神宗才被迫同意减半改为二万顷。最后总计实给一万九千余顷。 因为河南肥沃之地不足只能拨给一万一千余顷。差额由山东、湖广二省各划给四千余顷予以补齐。福王才于万历四十二年二月之国洛阳。 在明代封国河南的诸王中福王府庄田最多。“诚为迥逾常格”“偏爱而私之”。据《万历邸钞》万历四十三年乙卯卷七月条载是月户部奏中州诸王钦赐庄田之数：周王府五千二百余顷；赵王府九百九十余顷；唐王府一百四十余顷；郑王府三百六十余顷；崇王府八千五百顷；伊王府、徽王府遗地三千余顷。 明神宗“赉予过侈求无不获”后继者起而效尤。天启七年（1627）明神宗第五子、瑞王朱常浩就藩汉中府；明神宗第六子、惠王朱常润之国荆州府；明神宗第七子桂王朱常瀛进居衡州府所赐庄田“动以万计”2。由上所述可以看出明代王府庄田与皇庄比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分布广。皇庄除了南方有湖广安6皇庄以外均设在京师地区的北直隶顺天、保定、河间、真定四府。而王府庄田则遍及全国各地。在两京十三省中河南、山东、山西、陕西、湖广、江西、广西等省都设有王府有的一省有多个王府。有王府必有庄田。唯有南北两京和浙江、福建、云南等省没有设立王府。“吴越不以封以其膏腴；闽、广、滇、僰不以封以其险远”1。这是明太祖立下的制度。永乐迁都以后北京亦不再设立王府。1以上综合叶向高：《请减福藩庄田疏》《明经世文编》卷四六二；《明神宗实录》卷五o八。2此为《明史·食货志》的笼统估计。据《明熹宗实录》卷七六、七七两条记载：瑞、惠二王各请给庄田三万顷后因无田可给瑞府庄田“尚未得十分之一”；惠、桂二府也相差甚远。1于慎行：《穀山笔麈》卷三《藩封》。明太祖第十八子岷王朱楩洪武二十八年改封云南。未之国即可见不设立的地方一是京畿所在地即政治中心二是财源重地即经济重心三是边远地区。说明明太祖在分封诸子为王的时候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有一些考虑既担心他们妨碍政治、经济要地又要防止鞭长莫及。王府最集中的地区是河南。因为它和北直隶毗邻距离北京不远不近。洪、永以后列圣相承都以吴越、闽广等地为禁区不设王府自然也就没有王府庄田。 第二数量多。皇庄包括起初的宫庄、湖广安6皇庄和畿内地区的皇庄总计为七万六千余顷左右。而王府庄田有数字可考的总计达数十万顷之多。仅设在河南省内的潞王府（卫辉）、福王府（洛阳）以及早先的周王府（开封）、赵王府（彰德）、唐王府（南阳）、伊王府（河南）、郑王府（怀庆）、崇王府（汝宁）、徽王府（钧州）合计即有庄田七万七千余顷比全国皇庄多出一千余顷。万历六年（1578）全国官民田土总计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河南田土七十四万一千五百七十九顷。上述河南九个王府庄田占全国田土总数的1％、河南的1o％左右。王府庄田之多由此可见一斑。 第三规模越来越大。皇庄始创于永乐至三十多年后的天顺朝方正式命名且展缓慢。迄成化朝只增加一处直到弘治中也仅再增三处。正德时进入高峰新建三十一处。其后除湖广安6兴献王庄田改为皇庄外再没有扩张并改名为“官地”。而王府庄田的展过程则大不一样与国相始终。从洪武朝开始不断直线上升。“仁、宣之世乞请渐广”。至英宗时诸王所在多占夺民田。成化、弘治年间展尤其迅。正德以后由于宗室人口激增宗室禄米供应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当皇庄在嘉靖以后渐趋衰落之时当朝皇帝世宗、神宗却逾制偏宠爱子大量赐田动以万计使王府庄田的数量日益增多规模不断扩大直到明亡。《明史》曰：“中叶以后庄田侵夺民业与国相终。”这里所说的“庄田”王府庄田当是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 勋戚庄田和中官庄田这两类庄田也是明代土田之制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性质与王府庄田无异都是为了侵夺国家税粮。从地理分布青与皇庄基本相似主要集中于北直隶地区。它们的产生与展同样是中国皇帝制度造成的恶果。 勋戚即勋臣和皇亲国戚。明太祖朱元璋能够夺得天下建立新皇朝与一帮文武能人的帮助是分不开的。朱明皇朝诞生以后这些人都成了开国功臣、新兴贵族。其中一些人还与朱家联姻。明太祖为了表彰他们的功劳调节统治集团内部的利害关系同时也为了防止这帮新贵居功自傲影响他因故被废为庶人徙福建漳州复徙武冈。此后再没有封国于云南的。 的最高统治地位在洪武三年（137o）四月分封诸王之后立即大封功臣进李善长、徐达等人为国公；汤和、唐胜宗等人为侯；汪广洋、刘基等人为伯并分别赐予不等量的庄田和佃户。但是在另一方面由于他出身布衣又身逢乱世为了尽快治理国家凡事比较注意权衡利弊。因此在对待勋戚的问题上他又无时无刻不怀着复杂的心理既给予各种特殊待遇积极争取、利用他们又处处加以防范和限制。明太祖这种双重的情感心态在赏赐勋戚庄田的过程中也充分地表现出来。 先是赏赐的数量有限。洪武四年（1371）三月赐李善长等六国公、汤和等二十五侯以及丞相、左右丞、参政等临濠山地六百五十八多顷1。不仅是山地而且每人不过十数顷。同年八月赐大都督府佥事沐英（西平侯）苏州府吴江县田十二顷岁计租一千石2。后又赐给铜陵县田十二顷有余岁计租五百四十八石3。四年十二月赐中山侯汤和田一百顷。并以千石田所收之租赐巩昌侯郭子兴4。洪武二十五年（1392）二月赐江夏侯周德兴田二十七余顷5。可见所赐庄田少者只有十余顷“多者百顷”。其次是严禁私自奏讨。洪武二十五年二月颍国公傅友德奏请怀远等县官地九顷六十余亩以为田圃。遭到明太祖的严厉训斥：你贵为上公食禄数千石而犹请地独不闻公议休事耶？于是傅友德惭而退1。不仅如此还在作风上严格要求他们。当时诸勋臣多放任庄佃之家胡作非为。明太祖对此非常气愤立即戒谕诸勋臣曰：古人不亏小节故能全大功；不遗细行故能成大德是以富贵终身声名永世。今卿等功成名立保守晚节正当留意。而庄佃之家倚汝势挟汝威以凌暴乡里。卿等何不严戒约之。彼小人耳戒之不严必渐自纵自纵不已必累你德也。2在这段话的字里行间也充分表露出明太祖对那帮新贵的不满情绪。 再次归田于官。洪武一朝明太祖所赐勋臣庄田多为江南官田地。 当时正是他进行南北征战的特殊时期对勋臣的经济优惠只是为了完成统一大业、巩固皇权统治而临时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所赐的庄田勋臣们不得永久占有实际是赐租以田租之入充其岁禄。在那帮开国的勋臣宿将渐次凌迟殆尽之时随着国家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洪武二十五年八月即改革公侯俸禄制度由赐田收税充禄的间接供给形式改为归赐田于官3、由国1《明太祖实录》卷六二。 2《明太祖实录》卷六七。 3《明太祖实录》卷八二。 4《明太祖实录》卷七o。 5《明太祖实录》卷二一六。 1《明太祖实录》卷二一六。 2《明太祖实录》卷七o。 3《明史》卷三《太祖纪三》。《明会要》谓：赐勋臣公侯庄田始于洪武十年复公侯岁禄、归田于官家提供岁禄的直接供给形式。是月魏国公、宋国公、曹国公、信国公、江阴侯、靖海侯、永平侯、蕲春侯“各归旧赐田于官”4。 当然不排除有些勋戚由于各种原因或以种种借口当时没有将全部赐田归还官府。但应该承认从总体上说洪武朝对勋戚庄田的限制还是比较严格的。而且不仅是洪武朝就是到了永乐朝和宣德朝执法仍是颇为严厉的。永乐八年（141o）十二月有人告隆平侯张信强占丹阳县练湖八十余里、江阴县官田七十余顷。明成祖以“贪纵厉民”命三法司杂治之1。宣德五年（143o）二月武定侯郭玹令其家人强夺沧州南皮县民十七家田土拆毁民居置立庄屋；天津右卫指挥吕升阿附权势侵夺官军屯田一千零九十余亩送给郭玹以致军民失业嗷嗷怨嗟。事明宣宗下诏曰：勋戚之家正当谨守礼法庶几长享富贵乃敢纵恣贪暴如此此非朝廷少恩。玹姑宥之令其改过；吕升及玹家人皆执而治之2。 另外此时也尚未出现中官（太监）庄田。 自明英宗开始皇帝多宫生内长且年幼登基而辅佐者又罕有贤臣、重臣加之祖宗之法因年久而逐渐弛废导致国是日非。中官势力因此迅展、膨胀贪婪心理滋长扩张开始涉足经济领域插手土地明代庄田的类别于是增加了“中官庄田”的新名目与皇庄、王府庄田、勋戚庄田一起组成一股强大的势力共同扑向农村侵占民田掠夺官田私吞国家税粮。 正统二年（1437）四月朝廷命官勘查现中官、外戚所占据的田地已达六百余顷3。同年五月又查出西宁侯、驸马都尉宋琥太监王安、王谨崇信伯费都督刘广、史昭等六人共计占田六百余顷1。 正统六年（1441）三月御马监已故太监刘顺的家人奏言：先臣（刘顺）存日钦赐并自置庄田、塌房、果园、草场共二十六所其蓟州草场等十所计地四百六十八顷谨进入官。余十六所乞留与臣供祀2。 明英宗诏准其奏。明代田土进献之风从此开始。 正统九年（1444）闰七月明英宗赐其所宠之尚膳监太监尹奉庄田三百十亩。十二年（1447）二月御用监太监喜宁奏乞河间府青县地四万一千五百余亩。因内多民田地英宗命以荒闲之地七千九百八十亩赐之3。明代中时在洪武二十四年。 4《明太祖实录》卷二二o。 1《明太宗实录》卷七三。 2《明宣宗实录》卷六三。 3《明英宗实录》卷二九。 1《明英宗实录》卷三o。 2《明英宗实录》卷七七。 3《明英宗实录》卷一五o。 官庄田自是正式创立。 从此以后中官庄田与勋戚庄田“遍郡县”竞相展愈演愈烈占地越来越多。其途径有三种：或是皇上赐予；或是私自奏乞；或是使用暴力强行霸占。 正统十二年（1447）四月驸马都尉王谊纵其家奴在河间府肆逞横暴占种军民田地4。同年六月该府青县奏言：英国公张辅看庄阍者别有庄田一百余顷又侵占民田二十顷5。 景泰元年（145o）七月锦衣卫指挥汪瑛奏乞顺天府宝坻、昌平所属南乡等处草场一所、水旱田一百五十顷并果园、庄屋之类。景泰帝诏令户部赐之6。次年三月给事中林聪等奏言：中军都督府左都督汪泉以后亲怙威纵家奴杨俊等人先后占夺顺天府武清等县官民田地计一万六千三百二十余顷1。数量之多令人吃惊。 物极必反。由于勋戚、中官侵夺官民田地的胃口越来越大成为一种社会经济公害终于引起了各界的强烈不满纷纷要求加以禁限。 景泰三年（1452）四月户科都给事中李侃等人上疏弹劾中军都督佥事石彪先令家人张政在保定府庆都县强占民田事恐怕连及自己饰词妄奏。石彪叔父武清侯石亨素无家法纵容为非家人附势凌人俱应处以重罪。请户部转行公、侯、驸马、伯、都督、都指挥以及勋戚大臣之家不许令家人侵占民田。并通行各布政司、府、州、县官吏不许容令占民田土。违者一体治罪。而景泰帝却对石亨采取包庇、保护态度曰：“彪令家人占民田土于亨无与免逮问。”2景泰五年（1454）三月给事中林聪等人再次上疏亟言内外官员侵占田地的严重情形要求禁势要以限田地疏曰：分田制赋所以供国用而养天下之民也。有官守者自有禄以养之岂可逾制而请求乎。近年以来内外官员多有恃宠挟恩、奏求田地因而倚势虐人侵占倍数。如武清侯石亨食禄千钟乃称养马艰难而求田地刍牧。指挥郑伦俸禄亦厚乃谓日食不敷而求田地耕植。百户唐兴奏求田地多至一千二百六十余顷。其田地既多一家岂能尽种。询访其实多是在京奸诈之徒投充家人名色倚势占田害人肥己可不为之限乎。乞命正统以来凡势要所求田地立为限制少不过五顷多不过十顷其余侵占者悉令还民耕种。违者治以重罪。庶豪强不得逞其欲而下民均得沾实惠1。 景泰帝口头上嘉纳其言行动上照样慷慨赐予。景泰七年（1456）七月4《明英宗实录》卷一五三。 5《明英宗实录》卷一五五。 6《明英宗实录》卷一九四。 1《明英宗实录》卷二o四。 2《明英宗实录》卷二一五。 1《明英宗实录》卷二三九。 准从尚膳监左少监刘祥奏请赐予直隶真定府冀州并宁晋县清水河田地共五百八十余顷2。 景泰之后奏讨之风益盛。 天顺元年（1457）正月明英宗“夺门”复位封武清侯石亨为忠国公。五月监察御史杨瑄进言：忠国公石亨令其心腹至河间县唯一可耕的乡里“立标为界悉占为己有”3。同月又赐太监刘家林真定府深州田一百顷。十一月都督同知于忠奏求深州田地以树艺养赡。经户部复视有六百七十顷间隙地可以赐给明英宗命给一百顷4。 天顺二年（1458）三月从惠安伯张琮之奏请赐给顺天府武清县空地五十余顷5。当年鉴于民情骚动令皇亲公侯伯文武大臣“不许强占官民田地违者治以重罪”。话是这么说实际并不这么做。勋戚中官们也不惧怕这一套因为当时他们已经变换手法多数都是采用“奏请”的合法形式去达到自己侵占官民田地的。 天顺三年（1459）二月赐太监张辉保定府新城县空地一百五十余顷1。八月复从后军都督府带俸都督同知也先帖木儿之奏请赐真定府深州地一百五十余顷2。继而后军都督府带俸左都督马克顺奏求直隶真定府隆平县空地牧马诏赐一百顷3。是年九月从锦衣卫带俸都指挥使钱僧护的祖母陈氏之请赐给河南归德州宁陵县黄河退滩地一百顷4又从奏赐给顺德府巨鹿县田一千三百余顷。稍后再赐钱僧护真定府新乐县地一百顷5。十一月户部奏劾忠国公石亨私役官军占耕直隶怀来等处地一千七百余顷。明英宗以石亨助其复辟有功宥其罪命没其地于官6。同年十二月赐锦衣卫带俸指挥佥事阿讨剌真定府赵州宁晋县地五十顷7。 天顺四年（146o）七月赐达官都督同知和勇、都指挥使赛弗剌直隶新乐县地各一百亩8。 2《明英宗实录》卷二六八。 3《明英宗实录》卷二七八。 4《明英宗实录》卷二八四。 5《明英宗实录》卷二。 1《明英宗实录》卷三oo。 2《明英宗实录》卷三o六。 3《明英宗实录》卷三o六。 4《明英宗实录》卷三o七。 5《明英宗实录》卷三o九。 6《明英宗实录》卷三o九。 7《明英宗实录》卷三一o。 8《明英宗实录》卷三一七。 天顺六年（1462）七月赐广义伯吴琮没官地八十顷9。同月锦衣卫都指挥使钱僧护祖母陈氏奏乞抄没庄田一百顷。这次明英宗没有允准曰：“贵戚之家当知止足僧护赏赐地千余顷已足耕种何得复求。”10明英宗死后明宪宗继位。皇位易新主风气仍照旧。勋戚、中官继续求讨不止皇上亦依然有求必应。成化元年（1465）八月左军都督府都督佥事、皇太后之弟、庆云伯周寿奏求河间等县田四百四十八顷。明宪宗命如数照给1。 当时勋戚、中官们往往以“空地”、“退滩”地为名奏求赐给。其实并非如此多数都是已经开垦的熟地。成化三年（1467）三月户科给事中丘弘上疏揭露说：固国本在于厚民生厚民生在于抑兼并。惟洪武、永乐年间北直隶、山东地方土广人稀太祖、太宗屡涣纶音许民尽力耕种永不起科。盖欲地辟民聚以壮基图圣虑神谟深且远矣。夫何近年权豪势要专利病民或称为退滩或指为空地往往朦胧奏请虽皇上天地之量不咈其请然群下溪壑之欲必至无厌。承行者受其嘱托虽知非所当得略无执辨之词；勘报者畏其权势虽明知有租税亦作空闲之数。原其所由是皆无籍之徒窃以投献而渔猎其中奸狡者投为管业而囊橐其内之所致也。况地逾百顷古者百家之产也岂可徇一人之嗜好而夺百姓之恒产哉。伏望陛下均天地育物之心厚民生衣食之本收回前命还给下民。仍敕该部痛革前弊永以重法庶几警惧民得聊生。 奏疏呈上明宪宗表面上下诏禁求庄田曰：“继今凡有求者一切不许著为令”2。诏令说得非常坚决、动听实则全是骗人的官样文章乃至诏书墨迹未干即于同年四月诏赐周寿顺天府涿州庄田六十三余顷。时方下诏禁求庄田明宪宗为了自圆其说以周寿为皇太后之弟虽冒禁以请亦“不得已与之”只是说了一句下“不为例”1。事实证明过后还是言行不一没有停止赐予。 将纳租税的熟地指为“空地”、“退滩”地而加以奏讨名为奏讨实则强占。国家的田土成为勋戚、中官的家业税粮自然而然大量流失为他们所侵吞。国家的收入受到损失百姓遭受更为残酷的经济剥削。 成化五年（1469）八月户科给事中李森上言：皇上曾经下旨今后凡有奏求田地者“一切不允”。奈何权豪亲幸犹复恃恩恣横不已。如锦衣卫带俸指挥同知、周寿之弟长宁伯周彧诩圣夫人刘氏屡蒙圣恩赐给的田土已经不计其数。今周彧又奏求真定府武强、武邑二县田共六百余顷；诩圣夫人刘氏又求讨武清县地三百余顷俱蒙允准。皇上只念及亲亲保佑之9《明英宗实录》卷三四二。 10《明英宗实录》卷三四二。 1《明宪宗实录》卷二o。 2《明宪宗实录》卷五二。 1《明宪宗实录》卷五三。 功不忍拒之曲从所请殊不知其贪欲无厌。畿内田地有限而小民赋税衣食皆出于此。一旦夺之何以为生。且入皇朝以来于今百年民生日众安得尚有不耕不稼之闲田名曰求讨实则强占。望陛下法祖为治令出必行毋以私恩废公议。特敕有司将给赐二家之地还民为业。今后敢有投献者悉戍边；奏求者许科道官劾之治以重罪。如此则豪强畏法小民受惠宗社之幸。明宪宗见疏以为“所言良是但已给赐者置之余待勘报区处”2不仅已给赐者置之不问而且继续大方给赐。成化十四年（1478）九月赐锦衣卫千户邵宗直隶真定府深州民地一百二十四余顷1。成化十七年（1481）三月赐内官陈显定兴县庄地三百九十余顷2。成化二十年（1484）二月赐锦衣卫带俸千户姚福员青县地一百四十顷从姚福员奏求也3。勋戚、中官非但奏求不已甚至公然占夺。如成化十六年（148o）六月都给事中王垣等人所言：皇亲、锦衣卫指挥王源“受赐之地其初止是二十七顷四至分明版册可考。今其家奴别立四至吞占民产乃有千二百二十顷有奇可耕者三百六十六顷中多贫民开垦成熟之地朝廷因其乞请并以赐之”4。 到了弘治年奏讨之风仍无底止。 弘治元年（1488）五月明孝宗准茂陵神宫监太监6恺奏讨赐给保定府定兴县等处田地二百顷。不久又分别赐给该县地一百七十二顷余、武清县庄田一百四十顷5。 弘治二年（1489）三月赐驸马都尉黄镛顺天府东安、良乡二县田六十余顷。同时以黄镛原受赐之永清县田二百又八顷转赐皇亲、锦衣卫指挥纪贵6。七月户部尚书李敏奏曰：今畿内勋戚、中官庄田三百三十二处总计占地三万三千一百余顷7。 弘治三年（149o）四月赐瑞安伯王源顺天府固安县庄地二百二十五顷复赐其母肃宁县洋东淀田二百顷8。三年闰九月明孝宗从刑科给事中胡金之请下诏禁宗室及勋戚势要之家“无故奏讨”土地以及受人投献；妄自2《明宪宗实录》卷七o。 1《明宪宗实录》卷一八二。 2《明宪宗实录》卷二一八。 3《明宪宗实录》卷二四九。 4《明宪宗实录》卷二o四。 5分别见《明孝宗实录》卷十四、五一、一o九、一一一。 6《明孝宗实录》卷二四。 7《明孝宗实录》卷二八。 8《明孝宗实录》卷三七、九三。 投献者边卫充军1。可惜也是套话而且“无故”一词更妙因为所有奏求者都可以找出种种借口上疏奏请。 弘治六年（1493）九月皇亲庆云侯周寿变换个手法请“承买”宝坻县官地一千二百顷。孝宗竟然下旨曰：“不必承买准令于内拨给五百顷与管业”继之干脆将其余七百顷“悉以赐之”2。 弘治十二年（1499）十二月赐皇亲、寿宁侯张鹤龄肃宁县地一千一百二十一顷。其可常耕者每亩征银五分3。十六年（15o3）二月赐皇亲、建昌侯张延龄涿州等处田七百五十余顷4。同年三月赐锦衣卫带俸指挥使邵英三河县庄田二百一十五顷多5。 勋戚之家不仅大肆占夺官民田地而且他们之间为此互相角斗纷争不止。例如皇亲、会昌伯孙忠原受赐永清县义河、宝坻县把门、老鸦口等处田土二千四百八十一顷。后来孙氏宠衰把门城田一千二百顷被转赐给太监辰保。及辰保死皇亲周寿贵幸走红乘势奏乞并改变四至将孙氏之田占为己有。当周寿稍失势时皇亲张延龄又与之争利。孝宗以二家俱为皇亲于弘治十七年（15o4）四月再赐给周寿田地八百顷同时将更多的田赐给张延龄。最后周寿得二千顷而张延龄得一万六千七百余顷1。 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土地的数量总是有限的。“皇亲之家占小民之田罔天下之利狼贪虎噬漫无纪极”。当他们看到在北直隶顺天、保定、河间、真定等处“皆有庄田”皇庄、勋戚、中官之田连成片在这些地方可以随意占夺的田地已经不多而相互竞争又日趋激烈小民怨声惊天动地不绝于耳的时候为了占得更多的土地便来个“既极于北又转于南”冲出北直隶把争夺的范围进一步扩展到南方。例如皇亲、建昌伯张延龄奏请泰州光孝寺民粮田土以致“道路喧传民心惊骇”2。 明人况钟说：明初在江南最富有的苏州府“民无粮五百石及千石以上大户止有小户”3。 何良俊在谈到苏、松一带官僚家过程时说：“宪、孝两庙以前士大夫尚未积聚”“两世通显而其家到底只如寒士”“门阀甚高其业不过中人十家之产”。“至正德间诸公竞营产谋利”4。 1《明孝宗实录》卷四三。 2《明孝宗实录》卷八o、一三一。 3《明孝宗实录》卷一五七。 4《明孝宗实录》卷一九六。 5《明孝宗实录》卷一九七。 1《明孝宗实录》卷二一o。 2以上见《明孝宗实录》卷一九o。 3况钟：《况太守集》卷七。 4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三四《正俗一》。 顾起元说：正（德）、嘉（靖）以前士大夫“求田问舍之事少”5。 陈鸿说：嘉靖以前“士大夫畏清议归来宦囊皆淡无豪强兼并之风”6。 根据明人的这些论述对照上面皇庄、诸王府庄田、勋戚与中官庄田展历程的简单勾画可以得出一个比较明确的结论：即明中叶以后社会上刮起的那股强烈的土地兼并之风并不是由那些科举出身的士大夫们先刮起来的。而是风起京城源在皇家。皇帝及其皇子皇孙、皇家亲戚和帝后身边的太监才是这股邪风的真正始作俑者。“上梁不正下梁歪”。那些由进士、举人之类步入官场的官僚们作为一个群体来说只是到了正德、嘉靖以后由于风气污染才慢慢撕下脸皮不畏清议“起而效尤”“营产谋利”“求田问舍”投身于剧烈竞争的旋涡中从而加大了“风”力扩大了“风”区使之愈刮愈烈。 据《明实录》的不完全记载从正德元年（15o6）到明末天启七年（1627）的一百二十多年间朝廷新钦赐（包括奏讨）给勋戚、中官的庄田计为二万七千九百余顷。弘治二年（1489）以前北直隶地区已有勋戚、中官庄田三万三千一百余顷。两者相加合计六万一千余顷1占当时北直隶八府田土总数的五分之一以上2。 正德以降由于京师内外“民间田土搜括殆尽”庄田的社会危害已经暴露无遗“地方骚然民不堪命”加之军国之用难以维计于是庄田问题便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一个热点要求限制庄田的呼声步步高涨。 正德十六年（1521）六月顺天府通州知州刘绛奏曰：近京地方若皇庄及皇亲、驸马、功臣田土大为民害其勋戚田土亦乞差官查理果旧额颁赐听令管业照依旧制每亩起税银三分此外不许丝毫侵剥佃户。若系近来包占夺买等项责令退还1。 嘉靖六年（1527）十一月大学士杨一清等人眼见“近畿八府土田多为各监局及戚畹势豪之家乞讨”以忧国忧民之心上疏进言：“愿陛下自今以来凡势豪请乞绝勿复许；小民控诉亟赐审断庶使畿内之民有所恃以为命。夫王畿四方之本王畿安则四方安矣。”2嘉靖八年（1529）四月户部左侍郎王在奏言中提出限制勋戚庄田的办法曰：5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一《正嘉以前醇厚》。 6陈鸿：《熙朝莆靖小记·甲戌康熙三十三年》。 1其中有些因死亡或事故赐田被收回但数量不多对总数影响不大。2据《后湖志》卷二《黄册事产》条载：北直隶田土总数弘治十五年（15o2）计为二十七万四千四百三十三顷嘉靖二十一年（1542）计为二十七万六千三百二十六顷。 1《明世宗实录》卷三。 2《明世宗实录》卷八二。 臣奉命清查各处庄田见勋戚之家多者数百千顷占据膏腴跨连郡邑。此后勋戚日增有限之土岂能应无已之求哉。乞如成周之制随其官之品级而定拟多寡别其世之亲疏而量为裁革；其自置田土不报纳粮差者俱追断如功臣田土律庶几为经国裕民可久之道。疏呈上明世宗不置可否下户部议处。尚书梁材在王建议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具体办法：成周班禄而有土田盖禄以田出也非于常禄之外复有土田之赐。今勋戚高爵厚禄已逾涯分而陈乞田亩动以数千诚非祖宗立法之意。自今宜申明诏旨不许妄为奏讨侵渔小民。其已经钦赏有成命者仍与管业；中有世远秩降或非一派相传者量存三之一以为墓祭之费。余皆入官以备边储。 至此明世宗才明确表示态度谕曰：已赏田土亦宜查明有分外强占者俱给原王。自今勋戚大臣务各安分以保禄位不许妄行陈乞1。 清查勋戚庄田的工作自是得以逐步展开。 嘉靖三十九年（156o）遣御史沈阳清夺隐冒庄田计二万六百余顷。 内中退还民户者一万六千余顷没官田二千五百余顷绝户田一千九百顷。隆庆二年（1568）四月户部复御史王廷瞻奏：“勋戚庄田请乞太滥。或本宗已绝为异姓所冒；或身后陵夷为势家所夺使国家优恤之典为奸宄射利之资甚无谓也。宜于初给时酌为定数不得过多仍诏以世次递为裁减。其无宗无爵者悉归之官。”明穆宗准如议令酌拟递减则数2。于是户部奉旨议裁革勋戚冒滥庄田并定出四条具体规定：勋臣传派五世者限田百顷；戚畹限田七百顷至七十顷；宗支已绝及失爵者夺之；奸民影射者征程入官。 至同年十二月复稍加修改：“元勋世裔限以二百顷勋戚半者限百五十顷。”3到了万历十六年（1588）十二月户部复御史刘霖题：“戚臣庄田除皇后之亲传派五世准留一百顷为世业；驸马传派五世准留十顷供主祀；其诸妃家传三世即尽数还官。庶尊卑有别而皇仁可永。”明神宗以为可行但对妃家一条加以更改令：“有出（生皇子）之妃赐田原在百顷以下者准留。”1万历十九年（1591）十二月正式定戚臣庄田之数：皇后家派传五世留一百顷。 1以上见《明世宗实录》卷一oo。 2《明穆宗实录》卷十九；《明史》卷二二一《王廷瞻传》。 3《明穆宗实录》卷二七。 1《明神宗实录》卷二o一。 皇贵妃并贵妃家派传五世留七十顷以为香火地。 后家不论旁枝别派永远给付遵守。妃家无正派传至三世不论多少尽数还官。 驸马传至三世准留十顷以为公主香火地永远给付遵守余着还官。以后养赡、香火庄田递减都照今规则永远为例。2由于赐额有所限制虽钦赐和奏乞者仍络绎不绝但庄田之为民害自是还是逐渐有所减轻。 除上述皇庄、王府庄田、勋戚及中官庄田之外明代还有为数不少的公主庄田、大臣庄田和寺观庄田。因篇幅有限恕不一一叙及。 明代庄田的性质和特点所有这些名目繁多的庄田都是中国皇帝制度的副产品。如果没有皇权的存在就不可能衍生出这些占夺官民田地、蚕食国家税粮的社会公害。封建皇帝准许建立这些庄田的本意原是为了通过运用君主主义的政治特权干预经济插手土地分割地租以巩固皇权的物质基础维持皇统“万世不易”。但结果却适得其反。不仅破坏了皇权的尊严而且加剧了皇朝的财政困难。这可以说是明代各类庄田的一个共同点。 另一个特点是各类庄田的数量多而来源同一都是以掠夺官民田地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大部分都是已经纳税的开垦田、成熟地真正属于荒地者为数不多。而且庄田数量巨大。如前所述皇庄至嘉靖初年已达七万余顷；勋戚庄田和中官庄田六万余顷；王府庄田仅万历时河南省内的王府庄田即有七万余顷。它们的构成不外赏赐、奏讨、投献、强占。依仗权势辅以金钱“自置田宅”者为数极少。投献所占的比例也不少。正德初年太监刘瑾得势时“受献为庄田者不下千顷”1。皇庄也有不少是投献的。例如刘瑾把持朝政之日“奸民乘隙多将军民屯种地土诬捏荒闲及官田名色投献立为皇庄因而蚕食侵占靡有界限”2。但最主要的则是来自皇帝的赏赐（包括奏乞与赐予）。兹举一条典型材料以为证明：（嘉靖）十七年四月丁卯户部奉旨查明革爵重犯张鹤龄、延龄顺天等府庄田原系节年钦赏者二十四处共三千八百八十余顷责令原佃人户照旧承种征子粒银解部许每年一次关领以为家口食费。原系奏讨者九处共一千四百余顷尽数追没入官。其自买顺义县庄田一处计四百十七顷许令变卖。诏可3。 张氏为皇亲之家位至侯伯弘治间得幸之时红得紫势力大得很。2《明神宗实录》卷二四三。 1《明世宗实录》卷四正德十六年七月己未条。 2《明世宗实录》卷三正德十六年六月。 3《明世宗实录》卷二一一。 其庄田的构成比例为：钦赏者占73％；奏讨者占26.2％；自买者占o.8％。这个材料对于了解明代各类庄田的来龙去脉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第三个共同特点是各类庄田的要害和实质都是按照各自的政治权力进行经济利益分配。换句话说就是占夺、蚕食国家税粮（田租）。结果造成“奸伪百出私门日富国计日亏”1。因为：其一这些庄田往往是“名为钦赐庄田而册籍不载者”2。册籍不载就是隐占租粮收入自然全归隐占者所有。 其二明初洪、永二朝为了复兴社会经济改变农村生产面貌规定在山东、河南等处允许农民尽力开垦凡“额外垦荒者永不起科”3永远不纳租税即所谓“永不起科田”。这部分田地后来不少被侵夺成为庄田地土。农民的血汗田变为权贵者免纳租税的家业。 其三势要之家“所奏请多指民间垦田为之荒地”4。原来已经纳税的成熟田被捏称为“荒地”然后奏求强占税粮也就成为他们的囊中物。其四民田和官田的佃种者在其所种的田土被强夺或进献以后往往是照旧“纳无地之税”而庄田主则“得收有田之租”5。 其五各类庄田由于“倚势兼并”数额巨大“田连阡陌”真正由其家人、家奴或私役军士耕种的只是少部分大多数都是出租给佃民耕种。于是他们就在租额上绞尽脑汁大做文章花样百出。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不按国家规定的租额征收。“如各王府往往营谋增置庄所或因其近便而占夺或托为官业而奏讨纵令旗校加倍征租。又如各侯伯等官强佃官地召民转种倍数收租。及民居既久辄诡称造府威逼迁移小民惜费惧威倍加租利”1。于“旧正额外多方掊克苛暴万状”。按规定：一般是每亩征子粒（租税）八升而过取“至今五升者民不能堪”2。过取之数亦无疑俱流入他们的腰包。 其六逃避差徭。按制度规定：各种庄田“除皇庄外无不出办差徭者品官蠲免皆有定数即皇亲勋臣之家亦无全免之理”3。王府庄田、勋戚庄田、中官庄田等等凡“钦赐田地佃户照原定则例将该纳子粒送本管州县上纳令各该人员关领不许自行收受”4。而且必须同时出1《明孝宗实录》卷二一o弘治十七年四月甲寅条。 2《明穆宗实录》卷二七隆庆二年十二月丁酉条。 3《明史》卷七七《食货一·田制》。 4《明世宗实录》卷一三o嘉靖十年九月己卯条。 5《明武宗实录》卷三七正德三年四月甲午条。 1《明孝宗实录》卷一九o弘治十五年八月乙酉条。 2《明宪宗实录》卷二四o成化十九年五月癸丑条。 3《明神宗实录》卷三五三万历二十八年十一月丁卯条。 4《明神宗实录》卷五二九万历四十三年二月辛巳条。 办徭役即使是“宗室买田不输役者没官”。后来各类庄田多令“自行管业”“自收其课”非但地方政府不得干预且有“尽免其徭”者致令“军国费用靡所出”。 其七管庄之人额外科索。皇庄由太监经管。“管庄内官（太监）假托威势逼勒小民其所科索必逾常额”“使利归群小”5。王府庄田的官校也从中大肆贪污。“王府所入不过十二三而官校以下侵冒常十七八”1。勋戚庄田“管庄之人诛求无厌”以致“征租害民打死人命”2。关于各类庄田以及其他官、民田的经营方式及其地租形态因本书另有赋役制度专章叙述故这里从略。 5《明武宗实录》卷十正德元年二月乙卯条。 1《明世宗实录》卷一三o嘉靖十年九月己卯条。 2《明孝宗实录》卷一五七弘治十二年十二月戊戌条。 第三章户口制度自秦始皇迄清朝灭亡在漫长的两千多年中中国都是实行君主主义集权的政治体制国家的权力归于皇帝皇权至高无上。经过汉、唐、宋、元以来的不断完善到了封建社会晚期明代皇权进一步强化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大权皆由皇帝一人独断。君主极端主义至此最终确立。这是两千多年来中国君主集权制度的重大展和变化。 但是这种展和变化并没有改变皇权存在的物质基础。这个基础就是人户和田土。任何一个政权一旦失去它们就势必无法生存。 管理户口和田土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而且事关军国大计非抓不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与历代封建帝王一样从一开始就深刻地认识到这项工程的极端重要性对户口和田土问题始终常抓不懈。并为此颁定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以及相应可以具体操作的方法和规程以确保封建国家的赋税收入与徭役征巩固皇权统治。 户口包括户数和口数。这两个数字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至关重要的。 在以农为本的封建时代户口的升降影响更大。它不仅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实力的增而且被看作是国势盛衰的象征和标志。因此户口制度历来都受到高度重视。在封建国家制定的各种典章制度中户口制度往往置于要地位（在官修的“正史”中户口常常列为经济政策《食货志》的篇）并付诸实践时时命官进行普查登记、核定册籍实行层层管理措施亦颇为严密。 明朝的户口制度承上启下既有历史的继承又有时代的更新从而形成自己的特色在中国古代户口建设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个制度肇创于明太祖朱元璋。而后列圣承业治国虽然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代有增损但其基本框架和根本原则终明之世并无改变。 明朝户口制度的中心问题是千方百计控制人户与土地强制农民大众为封建国家交纳赋税提供劳役。主要有以下几项内容。 第一节建立户帖户籍户贴制的颁行我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人口普查登记的国家户口制度源远流长。根据史书记载这个制度在秦朝以前已经实行。及汉代设有专官管理户籍。唐、宋两代户籍编制工作日臻严密开始划分户等。元朝统治之日户口类别的划分更为细致有民户、军户、匠户、站户、医户、盐户、窑户、儒户等各种户别。此外还有驱户、佃户等。明朝的户口制度就是在前代特别是元代的基础上展起来的。对此只要看看明朝户籍的分类即可一清二楚：凡户三等：曰民曰军曰匠。民有儒有医有阴阳。军有校尉有力士弓、铺兵。匠有厨役、裁缝、马船之类。濒海有盐灶。寺有僧观有道士。毕以其业著籍。人户以籍为断禁数姓合户附籍。漏口、脱户许自实1。 《明史·食货志》曰：“太祖籍天下户口置户帖、户籍具书名、岁、居地。籍上户部帖给之民。有司岁计其登耗以闻。及郊祀中书省以户籍陈坛下荐之天祭毕而藏之。”“籍通俗也叫册”2。所以户籍也可以称为“户册”。明太祖所以在建国之初急于“籍天下户口”是事出有因非籍不可的。因为人户和土地是封建国家赖以生存的两大支柱。而土地又要依靠劳力进行开耕种。不掌握户口不明人丁事产就不能了解基本国情征赋役也就无从下手。由于元末以来连年战争兵荒马乱人民流散田册、户册或毁于兵火荡然无存；或面目全非严重失实不足为凭“民有一户应数十户差役者”。所以整理户口不仅意义重大而且刻不容缓。建国以前明太祖在四出征战炮火纷飞的日子里就多次下令在其控制的区域内“籍户口”。 明建国以后洪武元年（1368）立即命中书省议役法。以每田一顷出丁夫一人；不及顷者以别田补足名曰“均工夫”立册叫“均工夫图册”行于南直隶应天等十八府州以及江西九江、饶州、南康三府3。均工夫按田出夫只求夫役与田亩一致尚未与丁口多寡挂起钩来。同年十月明太祖命各地总兵官收集元代户册。洪武二年（1369）下诏：“凡军、民、医、匠、阴阳诸色人户许以原报抄籍为定不得妄行变乱。违者治罪。”1“许以原报抄籍为定”就是暂时允许以元朝的户籍为准。时值建国之初社会秩序仍然相当混乱漏口、脱户者不可胜计暂时承认原有户籍的做法当1《明史》卷七七《食货一·户口》。 2王毓铨：《明朝人论明朝户口》《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9年第13、14期。3《明太祖实录》卷二六。 1万历《大明会典》卷十九《户口》。 是可取的。但毕竟非长久之计。明太祖一直以“今天下已定而民数未核实”深感不便屡思改变这种局面。于是在洪武三年（137o）进一步派遣一部分军人与行政官员分赴各地核实民户统计人口。这也是明朝历史上第一次比较全面的人口大普查。户部奉命在普查的基础上制订户籍、户帖。籍保存于户部帖则由民自己保管。 户帖最初是由宁国知府陈灌（瓘）创制出来的。元朝至正二十六年（1366）明太祖朱元璋命陈灌为宁国知府。陈灌为良吏关心民间疾苦在府内大力除弊兴利“革兼并之俗核欺隐之籍”创户帖之制。明太祖得报以为可法遂取以为式颁行天下2。对于这种户帖的创设与规制明人多有记述。其中以李诩《戒庵老人漫笔》一书所记似最为详尽。兹摘录于下：户部洪武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钦奉圣旨：说与户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止是户口不明白哩。教中书省置下天下户口的勘合文簿户帖你每户部家出榜去教那有司官将他所管的应有百姓都教入官附名字写看他家人口多少写得真著与那百姓一个户帖上用半印勘合都取勘来了。我这大军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县里下著绕地里去点户比勘合比著的便是好百姓比不著的便拿来做军。比到其间有司官吏隐瞒了的将那有司官吏处斩百姓每自躲避了的依律要了罪过拿来做军。钦此。除钦遵外今给半印勘合户帖付本户收执者。 一户某府州县乡都保附籍户计家口男口成丁不成丁妇女口大小事产基田瓦草屋右户帖付某收执。准此。洪武三年十一月日。 书中又谓此帖“周围梅花阑大不满二尺号数处用户部印合同半铃年月日下空处用全印后有一大部字印下花押直连者三又横并者三无官吏职衔姓名。背后沿边县刊一小牵长腔宕印于其上行云：江阴县提调官下分注知县钱文德县丞傅学。第二行司吏麋宗文。第三行典史朱贯道。每人皆有花押。末行洪武三年十一月日。县印向前不在年月处”1。 据称洪武户帖的原件今世有存。李诩是明朝常州府江阴县人。他所记的江阴县户帖与其他地方的户帖规制完全一样。由上可见明代初年户帖的内容与格式主要有以下三项：前面记载皇上圣旨；中间写明户主姓名、籍贯全家口数分为男子成丁、不成丁以及妇女大口、小口俱记各人姓名、年龄及其与户主之亲属关系；最后登录事产。包括不动产（如房屋、田地）以及动产（如船只、耕牛）等之种类与数量。“唯不载户丁等则及田地科则等此其与赋役黄册不2参见《明史》卷二八一《循吏传·陈灌》。 1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一《半印勘合户帖》。 同之处”1。 户帖制的推行对于明代初年的政治、经济、军事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它从洪武三年起全面实施迄洪武十四年（1381）编造“赋役黄册”为止在十多年间一直是明太祖用以管理户口、征派赋役的主要根据。不仅为他完成统一大业巩固新生政权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且是对“均工夫”法的完善和展并为实行赋役黄册制度创造了条件。 然而在另一方面户帖制亦有其不足之处。它“不载户丁等则及田地科则”势必容易造成赋役征调轻重失宜。同时户帖上所登记的人口、事产又都是静态的不能及时反映出其动态变化也没有涉及到人口与财产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些都迫切要求建立一种更为有效的管理机制一方面使国家的赋役征收能够有保障另一方面又使百姓的赋役负担能够平均一些。 编造赋役黄册众所周知全国赋役事务原由中书省负责管理。洪武十三年（138o） 正月明太祖以中书省丞相胡惟庸谋叛为由将其杀死并宣布永罢丞相制革除中书省分权于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暂时解决了皇权与相权的矛盾集大权于他一人皇权从此登峰造极。但是在经济上仍面临着许多困难与挑战。其中最严重的现象之一就是户口混乱漏口、脱户、隐瞒丁产者数多从而引起赋役负担严重不均。隐瞒丁产直接威胁国家赋役征派；赋役不均则容易导致社会矛盾激化。这两种现象集中到一点都不利于皇权的巩固。因此非改变不可。 如何改变这又是一道难题需要认真思考细心做好。当时中国已是一个世界大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又都是一家一户基本上处于一种分散状态。如果没有一种严密的组织机构以及可以具体操作的管理系统是绝对难以办到的。为此必须先把一家一户分散的小农户组织起来由他们自己管理、监督自己即赋役由民出民管公共事务、社会治安也由居民自己负责维持。明太祖的聪明伟大就在于他善于审时度势抓住时机敢于进行变革政治、经济同时并举。而且讲求策略每做一件事都有明确的目标和计划。为了在户帖的基础上更全面准确地掌握全国的户口与土地他先改革地方政权组织仿前代里甲之制强化户口管制。元代基层一级的政权单位为“社”每社五十家。明太祖废“社”编民为里实行里甲制。通过里甲组织把本里本甲的赋役管理起来。从改变农村政权组织形式入手以达到管理经济的目的。 为了管好赋役洪武十三年以前有些地方已经开始“编置小黄册”而后各地相互仿效、创新不断摸索加强赋役管理。洪武十四年明太祖1梁方仲：《〈明史·食货志〉第一卷笺证》《北京师院学报》198o年第3期。认为时机成熟“以赋役不均命户部编赋役黄册”1。并以该年为全国第一次大造之年以后每十年编造一次。其内容、编造方式、管理程序是这样的：第一在乡村以一百十户为一里1推丁、粮多者十户为里长。其余一百户分为十甲每甲十人（户）。每年役使里长一人、甲一人负责一里一甲之事。里长、甲轮流担任其先后次序以丁、粮多寡为定。每十年为一周叫做“排年”。 第二在城镇同时实行这种管理体制只是建制单位名称不同。乡村叫“里”城中称“坊”城乡结合部为“厢”。坊、厢的钱粮差役以及其他公共事务由坊长、厢长督责差役由坊、厢内的居民按丁轮充。 第三每次编造黄册时每里编为一册。册的前面绘有一个总图。鳏寡孤独不服徭役者则带管于一百一十户之外列于图尾称为“畸零”。僧人、道士给以度牒（身份证明文书）凡有田者编入民册按一般民户征派赋税；无田者亦称为“畸零”。 第四赋役黄册每隔十年由有关衙门重新核实编造以丁、粮增减而定里长之升降。册一式四份一份送户部其余三份分别保存于司（省）、府、县。送呈户部的那份册面用黄纸故称为黄册2。黄册于年终进呈然后转送南京玄武湖后湖东西二库收藏。每年命户科给事中一人、御史二人、户部主事四人厘校讹舛。 明中叶以降各种典章制度多遭到破坏。赋役黄册也徒具形式失去实际意义。官府征收赋税编派徭役往往自行另造一册时称“白册”1。1《明史》卷一三八《范敏传》。 1《明史》卷三《太祖纪三》云：洪武二十八年二月己丑“谕户部编民百户为里。婚姻死丧疾病患难里中富者助财贫者助力。春秋耕获通力合作以教民睦”。此处百户为里似为居民互助合作组织。2关于“黄册”一词明人张萱《疑耀》卷二另有一种说法：“今制丁口税粮十岁一籍其数曰黄册。自刘宋时已有之。齐高帝即位尝敕虞玩之与傅坚意检定。诏曰：‘黄籍人之大纲国之政端’云云时亦称人籍。今世多不解黄字之义。余偶阅唐开元制凡男女始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岁为中二十有一为丁六十为老。每岁一造计帖三年一造户籍即今之黄册也。谓之曰黄亦自男女之始生登籍而名耳”（引自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下册第4页）。 1以上参见《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五。关于明太祖颁定的赋役黄册史料多有记载俱可资参考。其中傅维鳞《明书》卷六八《赋役》一文所载似更为详细清晰。其文如下：“以一百一十户为里推丁粮多者十户为长余百户为十甲。甲十户名全图。其不能十户或四五户若六七户名半图。城中曰坊近城曰厢乡都曰里。里各编一册册为总图。鳏寡孤独不任役者则系于百十户之外著之图尾曰畸零带管。册成上户部而省、府、州若县各存其一以侍会。皆十户。有司将定式给坊、厢、里长令人户诸丁口、田塘、山地、畜产悉各以其实自占上之州、县。州、县官吏查比先年册诸丁口登下其死生其事产、田塘、山地贸易者一开除一新收过割其税粮。其排年坊、里长消乏者于百十户遴丁粮近上者补之。有事故绝者附畸零。” 以里甲为基层单位编制赋役黄册这是明代赋役管理的一项重要变革。以里中富裕者（丁、粮多者）轮充里长；以老人劝督里中居民“导民善平乡里争讼”这是明代赋役管理的另一个特点。如前所述明代对户等的划分俱以职业为标准“毕以其业著籍”为其户籍制度的根本特征但它却是沿用元代旧制非明代之创举。人户以籍为断禁数姓合户附籍凡漏口、脱户必须向官府自目的是防止人民逃避赋役。 明代的役法实行配户当差制即由朝廷佥拨一定数量的人户去充当某类特定的差役时称“户役”。最主要而又最重的户役有民户、军户、匠户、灶户四种。役户各有籍“列其人户丁数于内以便差派。民户籍、灶户籍隶户部军户籍隶兵部匠户籍隶工部。全部各类役户在五十种以上。充当户役的则是全国的编户齐民。上述四类役户中军户户役、灶户户役最重”2。军户、灶户都是世代永充不得更改。匠户也是如此。赋役黄册侧重于户口管理强调人户统计与控制。洪武十四年第一次大造黄册时南直隶应天十八府州以及浙江、北平、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广东、广西、四川、湖广、江西、福建等十二省（布政司）编入赋役黄册的户口数共计为一千零六十五万四千三百六十二户、五千九百八十七万三千五百零五口。 以里、坊、厢为编审赋役的基层单位以及里长、坊长、厢长职能的确立是明代赋役管理体制日为完善的表现也是当时地方基层政权暂趋成熟的反映。赋役黄册编定以后户籍不得随意改动从农村到城市所有的人户都处于封建朝廷的严密控制之下任何人不得擅自流动外出（百里之外）时必须持有官府给的“路引”（通行证）。其组织系统之完备层层管制之严厉实越于前代。 可是在封建剥削制度下这种层层控制的高压政策事实上很难维持下去。更不可能杜绝人户逃亡、移徙隐瞒人户的现象更是有增无减。终于迫使封建皇朝不得不认真对付这部分群众。 2王毓铨：《明朝人论明朝户口》《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9年第13、14期。第二节抚辑各色人户《明史》称：“人户避徭役者曰逃户。年饥或避兵他徙者曰流民。有故而出侨于外者曰附籍。朝廷所移民曰移徙。”1在封建社会“逃户”与“流民”的出现往往有着非常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历史、地理因素但从根本上说则是为封建地主阶级及其国家的剥削压迫本质所决定的。附籍却有些不同。应该说它是社会展过程中人口流动的一种正常现象。至于朝廷所实施的“移民”原因更复杂这个问题将在下面专门叙述。这里先介绍朝廷对待逃户、流民、附籍等各色人户的政策。 关于逃户与流民逃户和流民的产生除了“避徭役”、“年饥或避兵”之外躲避赋税也是一个主要原因。还有其他一些因素。这两种情况历代皆然。就明朝而言从明建国开始迄明朝灭亡为止逃户与流民从未间断。从展阶段来看大约可以宣德朝为界始宣德以前由于国力相对强大社会比较稳定逃户和流民问题尚不十分突出规模小对封建国家的直接威胁还不严重。从宣德后期开始从南到北人民逃亡的现象已经变得相当严重。为了明白起见先将《明实录》所记洪武二十四年（1391）至正统十二年（1447）五十多年间逃户与流民的一些资料表列于下：时间地区人数与去向逃亡原因资料出处洪武二十四年四月癸亥山西繁峙县逃民3oo余户“累岁招抚不还”。 迫于苛政。《明太祖实录》卷2o8。 建文四年八月丁丑南直隶淮安、北平、永平、河间诸郡流移复业者713oo余户。 “避兵流移”。 《明太宗实录》卷11。 永乐元年正月庚辰北平布政司流民复业者13o6oo余户。 《明太宗实录》卷16。 （续表） 1《明史》卷七七《食货一》。 时间地区人数与去向逃亡原因资料出处永乐元年闰十一月了未河南开封诸府复业之民3o223o户计男女198556o人。未复业者32o5o余户男女146o2o余人。 因赋税繁重“不得已而去”。 《明太宗实录》卷25。 永乐五年八月壬辰广东揭阳诸县民多流徙者近招抚复业1ooo余户。 “此皆逃避差役之人”。 《明太宗实录》卷7o。 永乐八年七月戊子山东莒州等县复业之民134oo户。《明太宗实录》卷1o6。 永乐十六年二月癸巳湖广随州等地各处逃来之民5oo余户。 “厄于饥寒”。《明太宗实录》券197。 永乐二十年十月戊子山东高密县复业逃民7oo余户。“科差烦扰衣食不给”。 《明太宗实录》卷252。 洪熙元年十二月丁亥浙江海宁等县民逃徙复业者91oo余户。 “科敛无度所致”。 《明宣宗实录》卷12。 宣德三年闰四月甲辰河南南阳诸县由山西流入之饥民不下1o余万人。 “民饥流移”。《明宣宗实录》卷42。 宣德五年十一月甲寅河南开封等府逃民复业者1156oo余户。 徭役所致。《明宣宗实录》卷72。 宣德十年六月丁未河南彰德等府逃民复业者5oooo余户。 “追累年负欠税粮民不聊生”。 《明英宗实录》卷6。 正统二年三月戊午陕西汉中逃民四、五万人。“比因徭役频繁饥寒《明英宗实迫切遂致转徙”。录》卷28。 （续表） 时间地区人数与去向逃亡原因资料出处正统二年四月戊寅河南归德诸处逃民54o余户。“赋税浩繁家道贫窘”。 《明英宗实录》卷29。 正统五年正月辛亥真定、太原各州县招抚逃民复业计3664o余户。 租役烦扰。《明英宗实录》卷63。 正统五年正月甲子山西、河南等处流民3423o户。“贫民困乏迫于科关遂致逃移”。 《明英宗实录》卷63。 正统五年十二月甲午山西招回复业流民计11533户。 “岁荒艰窘流移各处”。 《明英宗实录》卷74。 正统十年五月庚子凤阳宿州自山东、山西诸处逃入之民动以万计已招抚男女41oo余人计78o余户。 差徭所致。《明英宗实录》129。 正统十二年三月戊子河南邓州自山东、山西逃入流民35o余户。 “徭役繁重逃移至此”。 《明英宗实录》卷151。 正统十二年四月戊申山东青州诸城县民先逃移者1o3oo余户继又逃者25oo余家。 “地瘠民贫差役繁重频年荒歉”。 《明英宗实录》卷152。 正统十二年五月壬子河南自各处逃入流民将及2o万尚有行勘未尽之数。 累因旱伤辗转流移。 《明英宗实录》卷154。 正统十二年六月丁卯山东兖州府沂州饥民逃移者55oo余户。“累岁旱涝民饥逃移”。 《明英宗实录》卷155。 表中所列的数字虽然只是一小部分但从中不难看出：在此五十多年间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已出现大批逃户和流民。如果每户按五口计算人数多达44o余万（包括复业与尚未复业）。在如此众多的“辗转流移”的农民中不排除有些在元末战争中已经弃家逃出但大部分都是明皇朝建立以后由于经济剥削和“靖难”战争等原因而造成的。无论是还乡复业者还是累招不还者概不例外。洪熙元年（1425）十二月浙江海宁县的奏言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民逃徙复业者九千一百余户所欠夏税丝绵四万余斤粮三万余石乞恩优免。上谓尚书夏原吉曰：一县几何民而逃者九千余户。此必官不得人科敛无度所致”1。宣德时宣宗又说：“人情皆欲安居谁肯弃业他徙。只缘有司不善抚恤横征暴敛致其如此。”2他还1《明宣宗实录》卷十二洪熙元年十二月丁亥条。 2《明宣宗实录》卷六八宣德五年七月丁巳条。 说：“天下人民国初俱入版籍给以户帖父子相承徭税已定。近年各处间有灾伤人民乏食官司不能抚恤多致流徙。”3正统时英宗说：“朕自即位以来屡诏轻徭役蠲逋负慎简官僚善加抚字。今岁未为荒歉而民流移如此。盖由府、州、县官尸位素餐苟且度日。稍有科差则放富差贫。征收税粮则横加科敛。或徇势要所嘱督追私债甚于公赋。或为豪猾所饵通同侵渔无所不至。以致小民不能存活弃家业携老幼流移境外”4“迁徙不常”5。 逃户与流民大量涌现的后果是“田地荒芜庐舍荡然”经济萧条。 例如：苏州府太仓城洪武二十四年编造赋役黄册时原有六十七里、八千九百八十六户。至宣德七年（1432）只余下十里、七百三十八户。四十一年间户口逃亡十分之九1。经济最达的苏州府尚且如此其他地方也就可想而知了。人户逃绝田多荒芜势必“逋负税粮遗累乡里”“公私耗竭”皇权的经济基础也受到猛烈冲击。为此必须有相应的政策予以调整。 逃户明初洪武、永乐二朝对选户的政策一般说来是恩威并重区别情况分别对待。有暴力强制又有宽恤之举。洪武二十三年（139o）明太祖命国子监生会同各地府、州、县官员审查逃户派人押回原籍复业免其徭役一年。而对于老弱不能还乡以及不愿还乡者则令所在著籍授田输赋2。洪武二十四年（1391）山西繁峙县奏言：“逃民三百余户累岁招抚不还乞令卫所追捕。”明太祖不同意谕户部官曰：民窘于衣食或迫于苛政因此而逃宜听其随地占籍令有司加以善抚3。永乐七年（14o9）山西安邑县奏曰：逃民田土荒芜而税粮尚征里甲赔纳。明成祖立即指示户部尚书夏原吉说：百姓必耕以给租税既弃业逃徙则租税无出。若令里甲赔纳必致破产。破产不足必有逃徙。于是租税愈不足。应马上文凡有此种情形者一律停止征收租税4。永乐十九年（1421）令原籍有司核审逃户。永乐二十年山东高密县奏言：“逃民七百余户已还乡复业。其历年所欠粮料上司一再遣官催征请予宽免。”明成祖即谕户部官宜申令有司：“自今逃民复业者历年所欠粮料等物悉与蠲免。”1永乐帝勇于开拓进取他在位二十二年为中华民族的展壮大作出了重3《明宣宗实录》卷六九宣德五年八月乙未条。 ------------ 9 4《明英宗实录》卷一二七正统十年三月辛丑条。 5《明英宗实录》卷一二一正统九年九月己酉条。 1周忱：《与行在户部诸公书》《明经世文编》卷二二。 2参见万历《大明会典》卷十九《户部六·逃户》；《明史》卷七七《食货一·户口》。3《明太祖实录》卷二o八洪武二十四年四月癸亥条。 4参见《明会要》卷五o《民政一·逃户》。 1《明太宗实录》卷一二四永乐二十年十月戊子条。 要贡献。但他毕竟是一位封建皇帝有功劳亦有过错。他在位期间实施了一系列的大动作有的值得歌颂有的难免有副作用。当时最为轰动的有三件：迁都北京、出兵安南、派郑和下西洋。这三件事都有得有失既为大明帝国树起了威武强盛的形象又使国家财力消耗太大增加了百姓的赋役负担。于是从宣德朝开始人户逃亡的现象很快蔓延开来。宣德帝为了制止这种现象、巩固皇权的经济基础宣德五年（143o）一方面选派一批廉能官往治财源所系或名都大邑等繁剧难治之地：以况钟为苏州知府、赵豫为松江知府、莫愚为常州知府、马仪为杭州知府、陈本深为吉安知府、罗以礼为西安知府、邵旻为武昌知府、陈鼎为建昌知府、何文渊为温州知府。又择才堪重任之臣周忱为工部侍郎巡抚财赋重地江南督责税粮整理赋役均平官民田科则；另一方面还是实行宽恤政策。他说：“人情皆欲安居谁肯弃业他徙？比闻漳州强贼皆是逃民罪虽可诛情亦可悯。推原其始责在有司其即榜示各处务从宽恤若有扰害致其逃亡者罪不贷。”2正统元年（1436）六月为了摸清各地逃户的情况命山西、河南、山东、湖广、陕西、南北直隶、保定等府州县造“逃户周知文册”备开逃民乡里、姓名、男妇口数、军民匠灶等籍及遗下田地税粮若干原籍有无人丁应承粮差。若系军籍则开某卫军役及有无缺伍送各处巡抚并清军御史处督令复业。其已成家业愿入册者给与户由执照仍令照数纳粮。若本户原有了多税粮十石以上者今止存一二丁者认种地五十亩。原籍有人办粮者每人认种地四十亩俱照轻则民田例每亩起科五升三合五勺。原系军匠籍者仍作军匠附籍该卫缺人则遣一丁补役。该轮班匠则遣一丁当匠。原籍民灶籍灶户免盐课量加税粮。如仍不虽而所报人口不尽或辗转逃移及窝家不举者俱甘肃卫所充军1。 正统八年（1443）令逃军、逃匠、逃犯人等自者免罪。 正统十四年（1449）“土木之变”明军惨败国力大衰社会开始动荡不安逃户现象加剧一些大臣对此深为忧虑。景泰五年（1454）镇守福建兵部尚书孙原贞上言：臣昔官河南尝稽核逃民簿籍凡二十余万户。此辈悉转徙南阳、唐、邓、樊间群聚谋生安保其不为盗？宜及今年丰遣近臣循行督有司籍为编户给田业课农桑立社学、乡约使敦本务业。生计既定徐议赋役可无他日患矣2。 成化四年（1468）三月巡抚陕西右都御史陈价奏曰：“平凉、延安、庆阳等府所属人户为因年荒贼扰逃移外郡十有七八。所遗田土、粮草、2《明宣宗实录》卷六八宣德五年七月丁巳条。 1万历《大明会典》卷十九《户部六·逃户》。此处文字据李洵《明史食货志校注》第6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2《明英宗实录》卷二四七景泰五年十一月辛酉条。 钞、绢俱责现存人户代纳。存者被累亦欲思逃；逃者惟虑追赔不愿复业。臣愚欲将逃于河南、山西、湖广、四川地方者或行文彼处官司差人送回或令回文原籍府县人起取。无分彼此悉与口粮。其代逃户赔纳者悉与蠲除。凡公私逋负一皆停免。庶逃者乐于复业而存者不致思逃。”奏疏呈上下户部商议以为“逃民近而知所向者宜如拟起取；远而无定在者宜行该巡抚官勘实遣回。于粮差实免二年于赔纳则量蠲其半”。诏从之1。 弘治十二年（1499）二月巡抚湖广都御史阎仲宇奏：“本镇地方多流民啸聚。请下各州县审核有系逃军、逃匠、逃囚者各递解原籍处理。其不系逋逃愿自还乡者抚遣以归。如住久置有产业不愿回还者照例收附里籍三年之后随垦田多少从轻纳粮当差。若军匠冒称民籍者从原籍官司查取改正。”诏从其议2。 由此可见明朝廷对逃户的政策不外数条：动用武力强迫还乡复业；老弱不能归或已在外地成家立业等原因而不愿归者准予所在附籍；适当减免赋役；原来的户籍不得改变。中心是为了使所有的民户都必须有户籍人人都在户口管制之列而且不得改变原来的户籍类别以保证社会治安和应征丁粮数目。 明代的“逃户”就其政治、经济地位而论除了以贫民为主体外还有一种类型那就是有钱有势的富户。富户之逃起于明太祖仿效汉代徙富民实关中之制又惩元末豪强欺侮贫弱立法多右贫抑富。尝命户部籍浙江等九布政司、应天十八府州富民万四千三百余户以次召见徙其家以实京师谓之富户。成祖时复选应天、浙江富民三千户充北京宛（平）、大（兴）二县厢长附籍京师仍应本籍徭役。供给日久贫乏逃窜辄选其本籍殷实户佥补1。 宣德以后随着法制松懈和贫民逃亡日趋严重那些当初被迁徙南京、凤阳、北京的富户也由于长期困累于徭役纷纷开始逃窜。于是朝廷在宣德年间又出台了对付富户逃亡的政策总的精神比对贫民逃户严厉得多。宣德三年（1428）定制：凡富户逃亡一律边境地区充军官司、邻里隐匿者俱坐罪。宣德六年又令：富户在京入籍逃回原籍或躲避他处者正犯口外充军。 至成化时稍作变动令顺天府查勘在逃富户应清勾者造册送部1《明宪宗实录》卷五二成化四年三月庚辰条。 2《明孝宗实录》卷一四七弘治十二年二月癸丑条。 1万历《大明会典》卷十九《户部六·富户》；《明史》卷七七《食货一·户口》。关于明太祖移徙富户实京师及其户数《明太祖实录》洪武二十四年七月庚子条云：明太祖谕工部臣曰：“昔汉高祖徙天下豪富于关中朕初不取。今思之京师天下根本乃知事有当然不得不尔。朕今亦欲令富民入居京师。卿其令有司验丁产殷富者分遣其来。于是工部徙天下富民至者凡五千三百户。”各该司、府、州县拘解补役。 迄弘治朝始为放宽改为罚银助役。弘治五年（1492）令：顺天府在逃富户各省不必起解每户每年征银三两转宛平、大兴二县帮贴见在厢长当差。嘉靖时又进一步放松减为征银二两以充边饷。嘉靖二十九年（155o）题准：将原收富户银两历支四百两给宛平、大兴二县厢长代役。仍行文原籍查各富户果系逃亡节年累徭户帮佥者自本年为始每名减银一两止征二两解部2。 流民“流民”与“逃户”（富户除外）有时很难分别开按照《明史·食货志》所下定义只是起因有所不同而已“逃户”主要是为了逃避徭役而“流民”则主要是由于饥荒和兵火所致。明清之际王夫之说：“流民不知何时而始有自宋以上无闻。大抵自元政不纲富者骄而贫者顽惰有司莫之问。未流之先不为存恤；既流之后不为安集相沿至于成化而始剧。初为流民既为流寇遂延绵而不可弭”1。流民“自宋以上无闻”一说恐有些失实。在封建社会哪朝哪代没有流民。而元代末年以来流民成批涌现则属无疑。明朝从宣德开始日趋严重至成化时规模空前矛盾激化并主要集中于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湖广诸省。 据《明宪宗实录》卷十九成化元年（1465）七月辛未条记载当时仅南阳及荆、襄一带就有流民十余万人。同书卷六一成化四年十二月丁酉条称：于时荆、襄、安、沔之间“流民不下百万”。 明初洪武、永乐二朝对待流民的政策与对待逃户大体相当主要是以招抚为主减轻赋役令其还乡复业。洪武初年韩政镇守河北由于实行招抚政策流民复业者甚众2。永乐四年（14o6）九月朝廷对苏、松、常、杭、嘉、湖六府流民加以救济还乡复业者达十二万余户。永乐六年四月明成祖下诏：凡流民归里复业者三年免予赋役。宣德以后也基本上如此。宣德三年（1428）七月工部郎中李新自河南回京奏曰：“山西饥民流徙南阳诸郡不下十余万。官司遣人捕逐民愈穷困死亡日多。”宣德帝遣官抚辑仓粮赈济。正统时除继续使用行政手段和经济救助之外又从组织上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正统四年（1439）英宗令流民勘籍编里互保由所在甲长严加管束并设抚民佐2官。凡归本籍务业者官给耕牛、种籽、口粮。又从河南、山西巡抚于谦之请对流民复业者免征税粮。正统六年（1441）山东、陕西二省流民二十余万人流入河南于谦粟救济同时令官安抚授田给牛耕种流民得以安居务业1。景泰初年对河南、山西等处流民还乡复业者有的计口给粮有的免除赋役五年。 2以上参见万历《大明会典》卷十九《户部六·富户》。 1王夫之：《恶梦》。转引自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下册）第388页。2《明史》卷一三o《韩政传》。 1参见《明史》卷一七o《于谦传》。 至成化朝由于土地兼并加剧加之灾伤频仍河南、陕西、湖广、四川等省流民蜂拥而起且集中屯聚荆襄地区动武装起义成为明朝历史上流民潮最为高涨的时期。封建国家对流民的政策也从此生了明显变化一方面以军事镇压为主另一方面令添设专官抚治从组织上行政上加以控制。 是时从各处流入湖广荆、襄山区的流民多达百万人。成化元年（1465）三月刘通号“刘千斤”集众数万起义署将军、元帅等职称“汉王”建元德胜进军于襄、邓之间。次年闰三月朝廷派大军镇压刘通被俘遇害。成化六年十一月其党李胡子等人冒死起义称“大平王”设立总兵、先锋等职。朝廷前后调兵二十五万分八路进行血腥围剿。与此同时为了整治荆襄山区流民朝廷不断加强地方统治力量于湖广境内增设府、州、县在湖广周边地区设专官进行抚辑。成化元年添设陕西按察副使一员于汉中抚治流民。又专门为此增置府、县建立郧阳府设上津等县从事统治。成化十七年（1481）添设四川按察司副使一员在重（庆）、夔（州）、保、顺四府抚治流民。弘治八年（1495）添设河南布政司参议一员于南阳县抚辑流民。自是一时席卷湖广等地的明代流民大潮次第平息有的就地附籍有的被迫还乡复业。 明朝统治者采取上述种种措施其目的都是为了把人民紧紧控制在国家手里维护户籍制度防止人户流徙、动摇赋役根基以保证“皇统万世不易”。 随着流民大潮的结束从正德年开始朝廷对各地流民又逐渐恢复以经济扶持的做法进行优恤安抚。正德十三年（1518）正月给京师流民放米粮每人三斗。次年五月诏山东、山西、陕西、河南、湖广流民归业务本者官给粮食、庐舍、耕牛和种籽五年免纳租税。嘉靖二十四年（1545）二月诏流民还乡复业者给耕牛、种籽开垦闲田者十年免租。隆庆元年（1567）七月招山东、河南被灾流民复业免租五年。万历四年（1576）刑科给事中郭四维言：山东百姓流移有一邑而逃数十社者。皆因灾眚频仍催科无序。数年之逋取盈一时小民安所措足。乞谕有司务酌缓急加意招徕有不称者治以抚按法。万历帝以为然。 关于“附籍”与鳏寡孤独“附籍”简单说就是原先外来的人户附入后来所在地的户籍成为当地正式的编户民。其由来原因很多。主要有二：大量的是原来的“逃户”与“流民”其次为文武官吏及其家属。前者缘于封建剥削制度；后者是出于维持国家机器运转加强统治力量。 附籍封建皇朝为了控制户口和土地严禁百姓流移变乱户籍。然而残酷的政治经济压迫又不断制造出一批又一批的逃户与流民无论统治者采取什么手段都不可能使他们一一回到原籍终归有一部分人在他乡异土生存下去传宗接代。另外由于明代实行官员回避制度不得在原籍从政必须异地对调一些文武官死于外乡而其家属不能回到原籍不得不就地入籍。对这些人如何处置、管理亦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因为它涉及到生产展、社会秩序以及对待官僚家属等一系列复杂问题。在这方面明皇朝的政策主要是区别户等宽严相济。具体有：第一对非世袭的民户许予随地附籍。例如正统初年山西参政王来疏言：流民所在成家及招还故土每以失产复逃去。乞请随在附籍为便。上从其请1。 第二对世袭的永充户不许随地附籍。例如景泰三年（1452）令民籍者收附；而军、匠、灶役户冒充民籍者还。这条规定到了嘉靖年间有所松动。嘉靖六年（1527）诏巡城御史严督该兵马司官查勘京师附住军、民人等其年久置立产业者令附籍宛平、大兴二县一体当差仍暂免三年以示存恤。嘉靖四十四年（1565）九月又令编南畿流民户入籍。 第三对老疾致仕事故官家属按其离原籍道里远近酌情处置。正统十三年（1448）令凡离本籍千里者准予收附；不及千里者还本籍。景泰中令文职改调事故（事故指或被处死或病死或受处分等）等项官员遗下家子弟如有畏避原籍军、匠、灶役朦胧报作民籍寄住以致原籍缺役者不分年月久近已未附籍押原籍官司收管听继2。 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对附籍问题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坚持人户“毕以其业著籍”不得变乱凡世代永充的军、匠、灶户更不得改变。总而言之凡人户都必须编入户籍纳入朝廷的管理范围不得脱户。若离开原籍应随地附籍。否则就要受到惩罚。《明律》第四《户律一》明文规定：“凡一户全不附籍有赋役者家长杖一百；无赋役者杖八十附籍当差”。 鳏寡孤独如果说一些“附籍”者流落异乡的处境有时令人为之可叹的话那末许多鳏寡孤独者的命运更使人感到怜悯。这些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往往不为人注意成为被遗忘的角落。当然他们中间也有所不同有的有田产无劳力；有的两者皆无是社会的负担国家的包袱。但无论哪一种情况这个群体毕竟是人户的一个组成部分必须养其年送其老。也正因如此历代对他们都采取优恤政策。明代亦不例外。 明建国之初虽然民力财力俱困百废待举明太祖也没有忘记他们。 洪武元年（1368）七月下诏救济中原贫民。八月又诏对鳏寡孤独者时加存恤。同时着手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于洪武五年（1372）五月在全国各郡县置立养老院（养济院）收养无业贫民每人每月给米三斗、薪材三十斤1参见《明史》卷一七二《王来传》。 2以上参见万历《大明会典》卷十九《户部六·附籍人户》。 冬夏各给布一匹小孩给大人三分之一的口粮。又设漏泽园收埋贫民在府州县立义冢。对高年者实行养老之政民年八十以上赐爵。洪武八年（1375）正月明太祖命给穷民无告者房舍、衣食。尔后多次下令给钞和口粮。洪武十四年（1381）编制“赋役黄册”时尽管他们不能服徭役也没有抛弃他们将其编入里甲组织之中列于图尾名为“畸零”视其为整个国家户口的有机组成部分1。洪武十九年（1386）四月诏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每年给米六石。建文元年（1399）令每年给米三石由亲戚收养；笃废残疾者收入养老院按例支取衣、粮。宣德元年（1426）十一月命顺天府尹加意恤贫一概收入养老院。天顺元年（1457）令收养贫民在大兴、宛平二县各设养老院一所日给二餐。成化以后由于流移日多经济困难救济工作的重点主要放在京师地区。但救济物多为董事者据为私物。成化十六年（1481）户部进言：大兴、宛平二县岁廪孤老七千四百九十余人岁赡粮二万六千九百余石布如人数。近有司疏于稽察董其事者日肆侵牟无告之民不沾实惠宜令府尹勤于巡视使惠泽下流毋负朝廷恫瘝至意。帝准其请诏天下有司殚心存恤。所在巡按御史廉其怠者奏闻治罪。 朝廷优恤鳏寡孤独目的在于通过宣扬皇帝的“仁慈”与“德意”防止他们扰害社会秩序巩固现存制度。到了明代后期由于政治日益、国家财政危机鳏寡孤独者的处境也终于越来越“困穷可悯”。 1有一种观点认为：鳏寡孤独者“一般不计算在总户数之内”。 第三节调整人口布局明初的移民垦荒调整人口布局在明初是通过移民垦荒运动而实现的。这次移民垦荒运动的出现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背景。又反过来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重大的政治作用。而影响最深远的是由此基本奠定了中国近代人口分布的格局为南北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协调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明代调整人口布局最初是从明太祖朱元璋开始的。朱元璋之所以要实施这个大动作组织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归根结底是为了加快人口增长恢复社会经济巩固皇权统治。 明皇朝是在元末群雄割据中建立起来的。 元朝末年政治败坏经济衰退民不聊生。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全国反元大起义爆一时间群雄并起拥兵据地称王称帝争夺天下干戈不息。在他们当中除去明太祖朱元璋的南京政权（亦称“西吴”政权）尚有兵力最强大、割据江西与湖广等地的“大汉国”陈友谅；经济实力最强立都苏州的“大周国”张士诚（又称“东吴”政权）。他们是朱元璋的主要劲敌。此外还有称雄浙东海上的武装集团方国珍、建国四川重庆的“夏”政权明玉珍等。群雄割据局面的出现很快演变成为一场群雄之间与群雄和元皇朝之间复杂、激烈、持久的战争。这场战争从至正八年（1348）方国珍起兵海上开始迄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建国为止历时整整二十年。朱元璋即位以后为了完成统一大业又与元朝残存势力进行了二十多年的南征北战。前后总计近五十年。在这场战争中朱元璋是唯一的胜利者。他用战争的手段打败了敌人建立了政权。但是明朝政权的建立并不意味着他已经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可以高枕无忧在他面前仍然摆着重重困难。其中最使他感到头痛的问题是由于连年战争造成许多地方居民死亡人口减少田园荒芜社会经济严重破坏。同时也使全国各地人口分布的不平衡性进一步加剧。 史称：“自兵兴以来民无宁居连年饥馑田地荒芜”1。耕桑之地变为草莽道路榛塞“人烟断绝”1所在萧条。江、淮之间不少地方是“百里无几家但见风尘起”。黄河以北广大地区情景更加可怜。如众所知北方本为元朝统治的心腹之区饱受赋役剥削由来已久。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为了统一中国又把主战场由南方移到北方于至正二十七年（1367）十月命徐达统帅二十万大军北伐中原入山东、转河南从此战1《明太祖实录》卷十二。 1《明太祖实录》卷三三。 火不息、硝烟弥漫“地多荒芜遗骸遍野”2。其间受祸最烈的是久罹兵革的山东、河南两省。山东、河南原为北方的两个大省人口众多。元末以来因为人民大量逃亡竟然成为“多是无人之地”。洪武元年七月明太祖对新任命的北方守令说：新附之邦民生凋瘵若不加以安养必将再次流离失所。同年十二月命宋冕为河南开封知府谕之曰：今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为中原今日之急务3。当地的守土官也多次上书朝廷说：北方郡县近城之地多荒芜宜召乡民无田者往辟4。洪武三年（137o）三月郑州知府苏琦上言时政曰：“自辛卯（至正二十三年）河南起兵天下骚然。兼以无政衰微将帅凌暴十年之间耕桑之地变为草莽。”5继而户部郎中刘九皋疏言：河北诸郡自兵后田多荒芜居民鲜少6。从这些言论可以看出北方地区所受的破坏最为严重特别是山东、河南、河北等地。于是各地之间也就形成了一种十分鲜明、相互对比强烈的反差现象；北方不少地方“多是无人之地”地多人少时称“宽乡”；南方和北方某些地区却是“地狭人稠”地少人多时称“狭乡”。 如何改变这种局面自然而然也就成为明太祖必须解答的一道大难题。 明太祖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移民垦荒和军队屯田向着变“田多荒芜居民鲜少”为“田野辟户口增”的目标前进。这场移民垦荒运动虽然是沿袭前代旧制但其规模之大延续时间之久参与的人数之多则为前代所罕有。元朝至正二十七年（1367）十月朱元璋在命大将军徐达挥师北伐中原的同时下令迁徙苏州府富民充实濠州（今安徽凤阳）明初移民运动由此拉开序幕。其后不断完善全面推广深入展。 洪武三年（137o）五月在河南设立司农司议计民授田负责移民垦荒事宜。六月以苏、松、嘉、湖、杭五府地狭民稠而皇明祥地临濠地多闲弃迁五府无田贫民四千余户往耕1。 洪武四年（1371）三月移山后之民一万七千户到北平耕种。六月复徙山后民三万五千八百户、十九万七千二百人入籍北平各处卫所和州县。不久移徙沙漠故元遗民三万二千八百六十户到北平开荒种田分别落户于大兴、宛平、良乡、固安、通州、三河、武清、蓟州、昌平、顺义等地2。洪武九年（1376）十一月移山西及北直隶真定等处民无产业者往凤2《明太祖实录》卷五五。 3《明太祖实录》卷三七。 4《明太祖实录》卷五三。 5《明太祖实录》卷五o。 6《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三。 1《明太祖实录》卷五三。 2《明太祖实录》卷六六。 阳垦田。 洪武十五年（1382）九月迁广东番禺、东莞、增城诸县元将何真所部降民二万四千四百余人到泗州屯垦1。 洪武二十年（1387）十月命湖广常德、辰州民有三丁以上者出一丁往耕云南2。 洪武二十一年（1388）八月移山西泽、潞二州贫民往河南就耕。 洪武二十二年（1389）四月迁苏、松、杭、嘉、湖、温、台诸府民无田者到滁、和二州等地开荒。九月召募山西地狭民稠府州县之民赴北平、山东、河南土旷人稀之地耕作。 洪武二十四年（1391）七月命户部籍浙江等省、应天诸府富民一万四千三百余户悉徙其家以实京师（南京）。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二月移山东登、莱诸府民贫无产者五千六百三十五户赴本省东昌等处编籍耕种。 上列至正二十七年十月至洪武二十五年二月的十几次移民中有户口数据可考者七次如按每户五口推算合计约五十九万零三百七十五人。“太祖时徙民最多”。明太祖以后移民垦荒运动继续进行。 建文四年（14o2）九月徙山西民无田者到北平种田五年内不征税粮。永乐元年（14o3）八月“靖难”之役结束以后明成祖遣流罪以下者垦田北京。又迁苏州等十府、浙江等九省富民三千余户填实北京。 永乐二年（14o4）九月移山西居民万户入北京务农。 永乐十四年（1416）一月迁徙山东、山西、湖广无业流民往保安州开荒三年免租。 以上所举只是国初洪武、永乐年间规模较大的移民垦荒事例。至于由江南移入江北地区；江、浙省内各地的移徙；湖广移居云、贵、川以及由内地移入边区或由边区移到内地的更是不计其数。其中由山西移居北京、河南、山东等地和山东本省东西部之间的移民次数尤为繁多不胜枚举。“朝廷所移民曰移徙”。明初朝廷移民垦荒至永乐末年基本结束。“自是以后移徙者鲜矣”。 明代初年恢复社会生产调整人口布局除了移民垦荒之外另一个重大措施就是开展军队屯田。军队屯田主要集中于东北、西南、西北等广大边陲地区即辽东、蓟州、宣府、大同、榆林、宁夏、甘肃、固原、太原等“九边”地区。正如《明史·食货志》所说的：洪、永之世“东起辽左（东）北抵宣（府）、大（同）西至甘肃南尽滇、蜀极于交阯中原则大河南北在在兴屯”“天下卫所州县军民皆事垦辟”。这场军民垦荒大生产也是一次人口布局大调整这是由移民和军队屯田的区域与方1《明太祖实录》卷一四八。 2《明太祖实录》卷一八六。 向所决定的。 移民的原则和路线明初朝廷实行移民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是：从“狭乡”移居“宽乡”以均衡人口、调节地力使“地无遗利”“人无失业而有恒产”。当时移民的区域和路线都充分证明这一点。 洪武朝移出居民最多的地区依次为：山西及山东东部移出人数为五十万以上；塞北地区约移出四十七万（主要是出于政治、军事目的考虑）；江南苏、松诸府约移出二十万人。 而移入人口最多的“多是无人之地”的山东西部、河南及北京三地交界处总计约移入一百万人。其次南京、临濠、泗州各约移入二十余万人。洪武时移民的路线：前期主要是由塞北→华北；江南→临濠。 中期广东→淮南；全国各地→南京。 后期山西南部→山东南部；河北北部、北京南部、山东东部→山东西部。 到了永乐年由于生了“靖难”战争、出兵安南、迁都北京以及郑和下西洋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都生了新的变化。因此对移民的区域与路线也相应进行了一些调整。是时移出人口列于位的地区是南京。一是因为它已变为陪都不再是全国政治中心。二是人口过多洪武末年驻军除外尚有三十余万人且多匠户。其次为山西与山东东部总计约移出十余万人。原因是“民户丁多”且“多无田”。再次为安南约移出二万人意在安抚。移入居民最多的为北京总计为三十万人左右。原因是北京本为人稀地旷之区同时也是为了建设、充实京师。 总之除一部分边民和故元官吏将士之外都是由人多地少的地区移入人少地多的地区。洪、永二朝的移民人数有数字可考者为二百万左右实际可能有四百万左右1。再加上大批军队开入边境地区屯田长期从事生产有一部分人以致世世代代留在那里事实上与移民无异。如此众多的军民进行空间大转移由“人稠地窄”之区移居“人稀地旷”之地对于改变人口分布密度无疑起着重要作用。 明代初年移民运动从至正二十七年（1367）开始迄永乐末年大体结束前后约六十年。这次移民能够顺利开展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应该1近年有人提出仅洪武二十六年（1393）移入长江流域的人口就达七百万（见曹树基：《明代初年长江流域的人口迁移》《中华文史论丛》第47辑）。 说与当时的户口制度有密切关系。正是由于有了一套比较完善的户口制度户籍管理严密因此朝廷对于各地人口分布情况各家各户的职业、人丁事产等大体有所了解动起来就比较容易对移民区域、方位、人数的确定才能做到比较符合客观实际。而移民垦荒的结果又增加了耕地面积使大批无田的贫民有田可种生活从此有所保障安心在家务农。不仅有利于促进人口增长恢复农村生产而且有助于减少逃亡和流移进一步巩固户口制度更有利户口管理和赋役征派。 第四节户口统计混乱明代户口统计的范围和方法户口统计意义重大。它既是整个户口制度必不可缺的重要一环又是维护和健全户口制度的一种重要手段。只有通过调查、统计才能及时现户口管理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如是否有变乱户籍、漏口、脱户、逃亡等。也唯有运用统计手段才能比较准确地掌握各种人口数据为各项决策提供依据。 严格说户口统计的内容应是全面、准确的包括静态与动态两方面。 例如各个行政区域（司、府、州、县、乡、都、保等）的户数和口数；男、女人数及其比例；各个年龄段人数；军、民、匠、灶等各类役户的户数与人数；各个时期（或各朝）户口数及其升降变动；各种民户（富户、贫户等）的产业（田土、耕牛、房屋等）占有情况；全国每年死亡与出生人口数等等都属于户口统计的范畴。其中最基本、最起码的一点是必须对一代的总户数与总口数有一个比较完整、精确可靠的统计数字。遗憾的是就连这一点在明代的户口统计中也难以做到（其他各代亦然）。以致在几百年后的今天人们对有明一代的户口数还是若明若暗没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和明确的说法给明代经济史特别是人口史的研究带来了诸多困难。 明代究竟有多少人口？这是明代户口统计中的要问题。目前史学界对这个问题有种种推测和说法。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以下三种：明代初年约有一亿人口；明代万历中叶有一亿五千万人口；明代（或明末）人口总数为二亿左右。 除去时间差别透过这三个不同数字仍然可以现各家观点的歧异。 造成这种歧异的原因有的是由于对历史文献资料存在着不同的理解、认识与解释但最根本的是因为历史文献资料不齐全尤其是官府统计上的混乱。 对于明代的户口统计先需要明确它的统计范围。这里包括区域地理范围和宗室人口登记范围。 明皇朝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大帝国幅员辽阔而封疆代有变化。 “明初封略东起朝鲜西据吐番南包安南。北距大碛东西一万一千七百五十里南北一万零九百四里。自成祖弃大宁徙东胜宣宗迁开平于独石世宗时复弃哈密、河套则东起辽海西至嘉峪南至琼、崖、北抵云、朔东西万余里南北万里。其声教所讫岁时纳贽而非命吏置籍、侯尉羁属者不在此数”1。当时东北、蒙古、西藏、新疆、青海等广大边疆地1《明史》卷四o《地理志·序》。 区都是大明帝国的领土都与明廷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个方面保持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但在经济上有一点值得注意这些地区对明朝廷只是“岁时纳贽”而已其户口数（包括田土数）始终没有包括在朝廷的统计范围之内。也就是说无论明朝的封疆如何变化明朝廷户口统计的地理区域范围从明初到明末一直只限于两京十三省即京师（北京）、南京、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广、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所谓“全国”和“天下”都是这个意思。 另外明朝宗室的人口也不在官府的户口统计数之内而是自成系列单独登入皇族的族谱“玉牒”。“天潢日繁”宗室人口增长迅至明朝末年为三十万人左右。 对于明朝的户口统计还有一个重要问题需要认真深入探讨亦即明朝官府统计的人口数到底是专指服役的男子还是非是一回事。男子服役只是人口统计中的一方面内容。再说“服役的男子”一词亦有含混、笼统之嫌。明制：“民始生籍其名曰不成丁年十六曰成丁。成丁而役六十而免。”若谓黄册所记的人口是专指服役的男子这男子含不含十六岁以下未成丁尚不服役和六十岁以上免役的男子？这部分男子至少占男性半数左右。合与不含对人口总量的影响可谓重大。 第三根据一般的规律在人类自身的再生产中男性与女性的比例约为1∶1左右。如果黄册所记人口不含女口在内那么《明实录》、《大明会典》、《诸司职掌》诸书所记的人口数自然也是不含女口的。但这是说不通的。因为它们的材料无疑来自司府州县的汇总而司府州县又是来自里甲的汇总。里甲的户口与赋役黄册的户口又恰恰是同一概念。所以黄册的人口数当含男女老小在内。 第四“男曰丁女曰口”。但明代册籍所记人口的“口”并非专指“丁”而是含丁、口在内。这在明朝历史文献中亦非无例可证。《明实录》所记历年人口数多数使用“口”字这个“口”也就是含“女口”在内的“人口”。如《明神宗实录》卷三七九万历三十年十二月条载：“口男妇共五千六百三十五万五千五十口”。天启五年、六年两年使用的也是“人口”还有用“名口”的。把这个“口男妇”数、“人口”数、“名口”数与其前后所记的“口”数互相对照一下其含义完全一样都是指男女大小人口总数不是专指男子更非专指“服役的男子”。“服役的男子”显然不可能有如此之多。如果说明初已有一亿人口又说它不含女口而是服役的男子那么明初人口总数岂不过二亿多。明末又当有多少亿。非是一回事。男子服役只是人口统计中的一方面内容。再说“服役的男子”一词亦有含混、笼统之嫌。明制：“民始生籍其名曰不成丁年十六曰成丁。成丁而役六十而免。”若谓黄册所记的人口是专指服役的男子这男子含不含十六岁以下未成丁尚不服役和六十岁以上免役的男子？这部分男子至少占男性半数左右。含与不含对人口总量的影响可谓重大。 第三根据一般的规律在人类自身的再生产中男性与女性的比例约为1∶1左右。如果黄册所记人口不含女口在内那么《明实录》、《大明会典》、《诸司职掌》诸书所记的人口数自然也是不含女口的。但这是说不通的。因为它们的材料无疑来自司府州县的汇总而司府州县又是来自里甲的汇总。里甲的户口与赋役黄册的户口又恰恰是同一概念。所以黄册的人口数当含男女老小在内。 第四“男曰丁女曰口”。但明代册籍所记人口的“口”并非专指“丁”而是含丁、口在内。这在明朝历史文献中亦非无例可证。《明实录》所记历年人口数多数使用“口”字这个“口”也就是含“女口”在内的“人口”。如《明神宗实录》卷三七九万历三十年十二月条载：“口男妇共五千六百三十五万五千五十口”。天启五年、六年两年使用的也是“人口”还有用“名口”的。把这个“口男妇”数、“人口”数、“名口”数与其前后所记的“口”数互相对照一下其含义完全一样都是指男女大小人口总数不是专指男子更非专指“服役的男子”。“服役的男子”显然不可能有如此之多。如果说明初已有一亿人口又说它不含女口而是服役的男子那么明初人口总数岂不过二亿多。明末又当有多少亿。 户口统计混乱不堪下面再检讨明朝官府户口统计的混乱现象。 明太祖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户口统计。早在明建国以前他就为建立户口统计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建国以后又不惜人力、物力直至派遣大军下乡和各级地方官一起普查人口核实登记。然后逐级汇总上报朝廷每年年终由中书省将户口增减情况报告皇上。洪武十三年（138o）中书省革除以后这项工作改由户部负责。洪武十四年编造赋役黄册以后户口登记和管理更加严格、细密。由里甲长督责挨家挨户登录人丁事产审核造册一式四份一上户部其余分别保存于布政司、府、县以便复核、比照。户口统计项目之详细要求之严格方法之完备绝非前代所可比。按理说明代的户口统计应是清清楚楚人口数也应是一目了然。但令人感到不解的事实偏偏不是这样。无论是地方司、府、州、县等基层单位编造的还是中央有关部门（户部）进呈皇上的可以说都是一团混乱。明太祖在世时已经出现不少问题明太祖以后问题更加严重。 为了便于检讨、分析先将《明实录》所载历年人口数摘录于下（户数略）：洪武十四年（1381）598733o5人。 洪武二十四年（1391）56774561人。 建文四年（14o2）563o1o26人。 永乐元年（14o3）66598337人。 永乐二年（14o4）5o95o47o人。 永乐三年（14o5）516885oo人。 永乐四年（14o6）51524656人。 永乐五年（14o7）51878572人。 永乐六年（14o8）515o2o77人。 永乐七年（14o9）51694769人。 永乐八年（141o）51795255人。 永乐九年（1411）51446834人。 永乐十年（1412）65377633人。 永乐十一年（1413）5o95o244人。 永乐十二年（1414）516182o9人。 永乐十三年（1415）51524436人。 永乐十四年（1416）51878172人。 永乐十五年（1417）515o1867人。 永乐十六年（1418）51694549人。 永乐十七年（1419）51794935人。 永乐十八年（142o）51446434人。 永乐十九年（1421）51794228人。 永乐二十年（1422）52688691人。 永乐二十一年（1423）52763178人。 永乐二十二年（1424）52468153人。 洪熙元年（1425）52o8365o人。 宣德元年（1426）5196o119人。 宣德二年（1427）52o7o885人。 宣德三年（1428）52144o21人。 宣德四年（1429）53184816人。 宣德五年（143o）51365851人。 宣德六年（1431）5o565259人。 宣德七年（1432）5o6678o5人。 宣德八年（1433）5o628346人。 宣德九年（1434）5o627456人。 宣德十年（1435）5o627569人。 正统元年（1436）52323998人。 正统二年（1437）5179o316人。 正统三年（1438）51841182人。 正统四年（1439）5174o39o人。 正统五年（144o）51811758人。 正统六年（1441）52o5629o人。 正统七年（1442）53949951人。 正统八年（1443）52993882人。 正统九年（1444）53655o66人。 正统十年（1445）53773934人。 正统十一年（1446）5374o321人。 正统十二年（1447）53949787人。 正统十三年（1448）53534498人。 正统十四年（1449）53171o7o人。 景泰元年（145o）534o3954人。 景泰二年（1451）5343383o人。 景泰三年（1452）535o773o人。 景泰四年（1453）5336946o人。 景泰五年（1454）53811196人。 景泰六年（1455）538o747o人。 景泰七年（1456）53712925人。 天顺元年（1457）54338476人。 天顺二年（1458）542o5o69人。 天顺三年（1459）5371o3o8人。 天顺四年（146o）537474oo人。 天顺五年（1461）5374816o人。 天顺六年（1462）5416o634人。 天顺七年（1463）5637o25o人。 天顺八年（1464）6o49933o人。 成化元年（1465）6o47254o人。 成化二年（1466）6o653724人。 成化三年（1467）59929455人。 成化四年（1468）6161585o人。 成化五年（1469）61727584人。 成化六年（147o）61819814人。 成化七年（1471）61819945人。 成化八年（1472）61821232人。 成化九年（1473）6182348o人。 成化十年（1474）6185281o人。 成化十一年（1475）61852891人。 成化十二年（1476）61853281人。 成化十三年（1477）61853581人。 成化十四年（1478）61832198人。 成化十五年（1479）7185o132人。 成化十六年（148o）62456993人。 成化十七年（1481）62457997人。 成化十八年（1482）62452677人。 成化十九年（1483）6245286o人。 成化二十年（1484）62885829人。 成化二十一年（1485）6288593o人。 成化二十二年（1486）6544268o人。 成化二十三年（1487）5o2o7134人。 弘治元年（1488）5o2o7934人。 弘治二年（1489）5o3o2769人。 弘治三年（149o）5o3o7843人。 弘治四年（1491）5o5o3356人1。 弘治五年（1492）5o5o6325人。 弘治六年（1493）5o539561人。 弘治七年（1494）5o614196人。 弘治八年（1495）5o678953人。 弘治九年（1496）5o727539人。 弘治十年（1497）5o765186人。 弘治十一年（1498）5o855375人。 弘治十二年（1499）5o827568人。 弘治十三年（15oo）5o858937人。 弘治十四年（15o1）5o895236人。 弘治十五年（15o2）5o9o8672人1。 弘治十六年（15o3）5o981289人。 弘治十七年（15o4）6o155835人。 弘治十八年（15o5）59919822人。 正德元年（15o6）468o2o5o人。 正德二年（15o7）559o68o6人。 正德三年（15o8）594252o8人。 正德四年（15o9）59514145人。 正德五年（151o）59499759人。 正德六年（1511）6o446135人。 正德七年（1512）6o59o3o9人。 正德八年（1513）632842o3人。 正德九年（1514）62123324人。 1《大明会典》记为53281158人。 1《后湖志》卷二《黄册户口》记为61416375人。 正德十年（1515）6257373o人。 正德十一年（1516）62573736人。 正德十二年（1517）6262781o人。 正德十三年（1518）62664295人。 正德十四年（1519）62695812人。 正德十五年（152o）6o6o622o人。 嘉靖元年（1522）61929862人。 嘉靖十一年（1532）61712993人。 嘉靖二十一年（1542）634o1252人2。 嘉靖三十一年（1552）633441o7人。 嘉靖四十一年（1562）63654248人。 隆庆元年（1567）62537419人。 隆庆二年（1568）62537419人。 隆庆三年（1569）62537419人。 隆庆四年（157o）62537419人。 隆庆五年（1571）62537419人。 万历三十年（16o2）56355o5o人。 泰昌元年（162o）51655459人。 天启元年（1621）51655459人。 天启三年（1623）51655459人。 天启五年（1625）51655459.5（口半）。 天启六年（1626）51655459.5（口半）。 从上列《明实录》一组变化无常的数字中可以明白看出明朝官府的人口统计存在着诸多问题。 其一、有头无尾。按照明朝祖宗定下的制度：天下户口“有司岁计其登耗以闻”。而上列数字表明从建文四年（14o2）至天启六年（1626）的224年中通过《明实录》显示出来的、有户口统计数字的只有136次（年）。其中永乐、洪熙、宣德、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泰昌九朝最为完整年年都有统计数字。建文缺三年；正德缺一年；嘉靖朝计四十五年仅有四次缺四十一年；隆庆缺一年；万历朝计四十八年仅有一次缺四十七年；天启缺三年。从建文朝到天启朝共有九十六年没有户口数字不知是有司没有进行统计还是《明实录》没有登记。但它至少说明明朝的户口统计制度从嘉靖朝开始已经遭到严重破坏不像当初那样为人重视。 还有按规定户口之数载诸“赋役黄册”“赋役黄册”始造于洪武十四年（1381）。尔后“每十年有司更定其册”。即每十年造一次。据此从洪武二十四年至崇祯十七年（1644）则攒造黄册之年应为：洪武二十2《后湖志》卷二《黄册户口》记为6253o195人。 四年（1391）、建文三年（14o1）、永乐九年（1411）、永乐十九年（1421）宣德六年（1431）、正统六年（1441）、景泰二年（1451）、天顺五年（1461）、成化七年（1471）、成化十七年（1481）、弘治四年（1491）、弘治十四年（15o1）、正德六年（1511）、正德十六年（1521）、嘉靖十年（1531）。嘉靖二十年（1541）、嘉靖三十年（1551）、嘉靖四十年（1561）、隆庆五年（1571）、万历九年（1581）、万历十九年（1591）、万历二十九年（16o1）、万历三十九年（1611）、天启元年（1621）、崇祯四年（1631）、崇祯十四年（1641）。但在《明实录》里从建文朝到天启朝建文三年、正德十六年都没有记载户口统计数字；嘉靖朝只有四年有户口统计数字而且皆非为造黄册之年；隆庆六年（1572）也没有户口统计数字（此年非造黄册之年）；万历朝只有一年有户口统计数字但亦非造黄册之年；天启二、四、七年也未见有户口数字（皆非为造黄册之年）。这也同样足以说明：到了明代中后期随着整个社会风气的变化人们的法制观念已经渐渐淡薄祖制的威严已经遭到蔑视再也不是按原来规定的时间每十年都必须“更定其册”了。其二人口数越来越少。在《明实录》记载的136个人口数据中人口数最多的一年是成化十五年（1479）计为7185o132人；最少的是正德元年（15o6）仅为468o2o5o人。短短二十七年间减少25o48o82人少了三分之一以上。在其余的134个数据中66oo余万者1；65oo余万者2；63oo余万者4；62oo多万者17；61oo多万者13；6ooo万左右者7；59oo多万者5；57oo多万者1；56oo余万者3；55oo余万者1；54oo多万者4；53oo多万者18；52oo余万者9；51oo多万者25；5ooo多万者24。其中5ooo至53oo多万者计76个54oo至59oo多万者14个两项计9o个。可见绝大多数都低于开国洪武朝的三个人口统计数字。经过2oo多年的长期展经济又比较达文化颇为繁荣在此期间也没有生全国性的灭绝人口的大规模战争社会秩序总的说来比较平静人口数量反而出现如此大起大落总的趋于下降的态势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怪事。对此《明史》的作者引用周忱的话说：“户口所以减者周忱谓：‘投倚于豪门或冒匠窜两京或冒引贾四方举家舟居莫可踪迹也。’”周忱此言出自其宣德七年（1432）所撰之《与行在户部诸公书》。时间上指宣德七年以前；空间上主要限于江南一带。不能用它说明全国的人口变化现象更不能以此解释有明一代人口越来越少的根本原因。其症结恐怕主要仍在于人口统计混乱、失实。 其三变化无常。从列朝看人口数量较多且变动不甚激烈者在永乐以后唯有成化一朝。其次正德、隆庆二朝亦大多数在6ooo余万人左右。人口较少但相对稳定者有永乐（只有永乐元年为66598337人、永乐十年为65377633人）、宣德、弘治、天启四朝均只有5ooo万至51oo余万人左右。从整个升降走势看呈波浪形状态：自永乐、宣德至正统中叶大多数只有51oo多万人；由正统中叶开始逐渐回升迄成化末年达到高峰增长为62oo多万人成化十五年高达71oo多万人成为明代人口最多的一年；从弘治朝开始又忽然大幅度跌落为5ooo余万人左右弘治末年起再度迅回升为6ooo余万人；及正德、嘉靖、隆庆稍增为62oo余万至63oo余万之间；天启时再度回落到51oo余万左右。成化朝是明代流民现象最为严重的时期而明朝官府统计到的人口数却最多。这种变化无章可循叫人百思不得其解。 《明史·食货志》的作者引明人王世贞的话说：“太祖当兵燹之后户口顾极盛。其后承平日久反不及焉。靖难兵起淮以北鞠为茂草其时民数反增于前。后乃递减至天顺间为最衰。成、弘继盛正德以后又减。”将这段话与前列数字对照一下可以现不少问题。一是靖难兵起“民数反增于前”不全面、不准确。洪武朝三次的人口统计数字不仅多于建文四年的563o1o26人而且大大过永乐二年至九年、十一年至二十二年的5ooo余万至52oo余万之间（只有永乐元年、十年两次过洪武年间）。二是“至天顺间为最衰”更与事实不符。天顺朝计八年元年、二年、六年均为54oo余万人三年至五年为53oo余万人七年为56oo余万人八年为6ooo余万人均多于宣德朝和正统朝的5ooo余万至53oo余万左右与正统中叶以后至景泰末年基本持平。三是“成、弘继盛”之说欠妥。成化时确实兴盛。而弘治时从统计数看非但未能兴盛起来反而大幅度下降为5ooo余万人左右成为明代人口数量最少的时期之一。四是“正德以后又减”亦有误。除正德元年的468o2o5o人之外自正德二年起升为559o68o6人三年以后不断上升从594252o8人升至632842o3人直到隆庆朝仍保持在62oo余万人以上与成化时一样同为明代人口数量较多的时期之一。万历以后才再度减少。 其四连年照抄。照抄亦称“抄旧”。所谓“抄旧”顾名思义就是每逢大造新册时将旧册的数字原封不动地抄入新册。在户口统计方面“抄旧”现象最为典型的当数隆庆、天启二朝。隆庆自元年至五年年年都是为户1ooo88o5、为口62537419。天启计七年有户口统计数字的有元年、三年、五年、六年四年。在这四年中每一年均是为户9835426、为口516554591。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天启五年与六年比元年和三年每年都多出半口。所谓“五分丁”。著名明史专家王毓铨对此评论说：“一户未增一户未减。一人未生一人未死。如或有生有死则死生口数不多不少正相当。这好像是不可能的怪事但在官场中这却是典型的惯行故事”2。户口兴衰取决于社会经济与政治形势。在上述种种弊病中最为突出的是变化无常毫无规律可寻以致不可能从户口数量的增减变动中透视出经济与政治形势的变化。说得明白一点就是这种统计数据问题太多不足为信。明朝官府户口统计中所存在的这些弊病不是一时一地的问题而1天启朝的户口数字实为抄自泰昌元年（162o）。 2王毓铨：《明朝人论明朝户口》《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9年第13、14期。是“天下之通弊”。朝廷的统计数字是这样地方司、府、州、县编造的册籍也是如此。对于产生这种弊病的根源必须从当时的封建剥削制度和官僚主义恶习中去寻找。由于封建剥削制度的存在必然驱使官绅、地主疯狂追求财货掠夺土地奴役人民。同时为了减轻自家的赋役负担利用权势有意隐瞒丁口逃避户口统计。那些无权无势的广大贫苦农民则因为承受不了沉重的赋役剥削而不断逃亡飘泊四方使官府难以准确地进行户口统计。至于官僚主义恶习对户口统计的危害更是明显可见。从明初开始最高统治者为了保证赋役征调一再强调天下丁口、田土“务不失原额”。其实皇帝所关心的只是赋税和徭役“不失原额”税粮不得减少劳役必须按时完成。而对于户口统计数究竟增减多少他并不怎么感兴趣。那些官吏由于利益的驱动为了安身立命保住自己的地位和权益为求得田土、户口之数“不失原额”对于田土和户口统计一般都是应付差事很少认真办理。有的为“避耗减之名而开除不列”失额的不除新增的不加不管它是否准确。有的干脆照抄“原额”“大抵足旧数而止”。有的只求纸上的数字不问实际情况。有的视统计造册为具文“随时捏算”胡编乱造因循苟且徒事虚文。有的甚至营私舞弊、嫁祸于人。所以明人说赋役黄册是“在册不过纸上之捏在户尤为空中之影”不实、不准。名为黄册实为“伪册”根本靠不住。总之是“有司之造册与户科、户部之稽查皆仅儿戏耳”1。 “户口之数增减不一”时有变化。这是客观事实。但是由于明朝官府视户口统计为“儿戏”混乱不堪致使有明一代的户口之数已经不是一般的差错而是绝大多数令人难以置信。前引王毓铨《明朝人论明朝户口》一文在谈到如何看待明朝官府的户口统计数字时有一段非常深刻、精辟的分析：第一“就一般情况说《明实录》和明朝史书里的官府户口数字不可为据”；第二“明初立法严猛一般人不敢轻易犯法脱漏户口。《明史》谓‘户口增减由于政令张弛’。明朝和其他各朝一样政令都是先张后弛。政令张时隐漏可能不会太多官府户口数字或与实际大致相符”；第三“遇有认真办事的知府、知县他们编造的户口数字就比较可信。认真的知府如况钟认真的知县如桂萼、海瑞、叶春及、沈榜等。可惜的是像他们那样的认真办事的地方官为数极少”。 王毓铨的意见尖锐而中肯把明朝官府户口统计的问题以及后人在研究明朝户口之数时应持的态度说得明明白白。据此我们以为在考察明代户口之数的时候应结合经济政治形势变化的大背景利用现存的某些户口统计资料以明初立法严猛的洪武朝的户口数为基础以人口密度最大的1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十八《户口登耗之异》。 江南为重点从宏观上加以把握。 明代人口数据的比较研究洪武朝官府统计的人口之数（户数暂不予考虑）现存的数字有下列三个：洪武十四年（1381）598733o5人1；洪武二十四年（1391）56774561人2；洪武二十六年（1393）6o545812人3。 万历《大明会典》与《明史·食货志》所记明代人口的三个数字分别为：洪武二十六年（1393）6o545812人；弘治四年（1491）53281158人1；万历六年（1578）6o692856人2。 第一个数字在《诸司职掌》、《大明会典》、《后湖志》里都同时记有各省直的细数可与总数互相验证。第二、三两个数字只有《大明会典》一书记有各省直的细数。 以上两组数字显然都有问题。 先看第一组洪武朝的三个数字。 洪武朝三个数字的统计范围十四年为南直隶应天等十八府州以及浙江、山西、陕西、河南、广西、山东、北平、四川、江西、湖广、广东、福建等十二布政司（省）。二十四年、二十六年增加云南省。云南人口少（二十四年为354797人二十六年降为25927o人）于全局影响不大。另外经验算：洪武十四年的人口数各省直细数之和比总数少4oooo1人；二十四年则比总数多出49754人；二十六年又比总数少2oo69人。值得注意的是洪武二十四年的人口数。 从洪武十四年到洪武二十四年的十年间全国人口减少3o98744人且南方除四川省增加1o3139人外其余各省均出现负增长具体如下：南直—179129人；浙江—1888598人；江西—826871人；湖广—5o1165人；1《明太祖实录》卷一四o。本年和二十四年同时记有各省直细数。 2《明太祖实录》卷二一四。 3《诸司职掌·户部职掌》。《后湖志》卷二《黄册户口》所记相同万历《大明会典》卷十九《户口总数》亦同。 1是年人口数《明实录》记为5o5o3356人两者相差27778o2人。 2是年人口数未见《明实录》有记载。 广东—59o231人；广西—71137人；福建—5468o6人。 以上七省计减少46o3937人。 与南方相反该年北方各省人口数全部呈正增长具体如下：山西＋382983人；陕西＋3348o5人；河南＋2159o4人；山东＋475828人；北平＋87492人；以上五省计增加1497o12人。 洪武二十四年北方各省人口增加是有道理的。因为经过移民垦荒和军队屯田耕地增加了农民的生活状况有了改善死亡率会有所降低出生率必有所增长。而南方各省人口全面下降则是不可理喻的。因为南方同样开展移民垦荒展生产；明太祖打击江南豪强地主整治欺隐丁粮、转嫁赋役扶持贫困；减低江南重租官田的租额等这些都有利于农村经济展和人口增长。再说当时移民也没有移到北方各省的江南苏、松诸府广东等处都是移到南直临濠、泗州、南京等地。另外从洪武元年到五年还将大批边民和故元官吏将士移入南京。所以到洪武二十四年南方的人口无论如何应与北方一样大量增加而不该是大量减少。 洪武二十六年全国人口总数上升当是比较可信的不可信的是北方各省以及四川、云南的人口数这一年全面下降。 与洪武二十四年相比这一年南方各省（除四川减少1oo876人、云南减少95527人）的人口全部增加具体为：南直＋674o28人；浙江＋1825927人；江西＋826871人；湖广＋61o755人；广东＋426181人；广西＋9o669人；福建＋623362人。 以上七省计增5o77793人。 北方各省下降的情况分别为：山西—3413o人；陕西—173236人；河南—194449人；山东—416667人；北平—543oo人。 以上五省总计减少872782人。 明太祖立法严猛到了洪武二十六年明初四大案（空印案、郭桓案、胡惟庸案、蓝玉案）已基本结束各项典章制度亦基本建立法制颇为健全；《大明律》、《大诰》等法令即将公市施行；国家机关工作开始规范颁行《诸司职掌》；经济立法方面赋役黄册、鱼鳞图册均已实施；移民垦荒、军队屯田、兴修水利等项工作全面展开。总之整个社会经济已开始由恢复阶段转入展时期。因此无论南方还是北方人口肯定出现增长。例如云南于洪武十五年（1382）平定以后即不断移入不少居民（不算屯军）迄洪武二十六年人口岂能减少。北方山西等五省移民人数最多但都是在这五省之内移动并没有移到南方地区的（从总体上说）。所以可以明确地说到了洪武二十六年北方各省的人口也不应呈下降趋势。有人说明初的人口升降是控制与反控制斗争的结果。这种解释似乎缺乏说服力。何以洪武二十四年只有南方各省全都进行反控制而四川及北方各省皆没有反控制？洪武二十六年则倒过来南方各省不进行反控制四川、云南及北方各省又不约而同进行反控制？在赋役黄册颁行的第二年洪武十五年户部官曾向皇上奏曰：“天下郡县所进赋役黄册丁粮之数类多错误。”1如果说是黄册本身有问题为何洪武二十四年南方各省的人口数都减少而北方各省都增加洪武二十六年又整个变了样北方各省皆减少而南方各省均增加？所以这个问题尚须进一步研究。 根据洪武朝的政治、法律以及经济恢复展情况我们以为可以对当时南北方人口增长问题作出一种最保守的推测即洪武二十四年南方的人口无论如何也不会少于洪武十四年；洪武二十六年北方的人口无论如何不会低于洪武二十四年。 若依此推测则洪武二十四年和洪武二十六年南北各省的人口总和应分别为：洪武二十四年：598733o5（十四年总数）＋1497o12（北方山西五省新增数）＋1o3139（四川新增数）＋354797（云南新计入人口数）＝61828253人。 洪武二十六年：61828253（二十四年总数）＋5o77793（南直等七省新增数）＝669o6o46人1。 以上两年全国人口数的推测肯定不会出实有人口数因为：第一南直等七省人口基数大。洪武二十六年比二十四年增加5o777931《明太祖实录》卷一四四。 1据《明太祖实录》、《诸司职掌》、《大明会典》、《后湖志》的有关资料南直、浙江、江西、湖广、广东、广西、福建等七省洪武十四年计为4284213o人、二十四年为38238193人、二十六年为43315986人；四川、云南两省洪武二十四年计为1922451人、二十六年为1726o48人；山西、陕西、河南、山东、北直等五省洪武十四年计为15166659人、二十四年为16663671人、二十六年为154837o9人。人。两年间平均每年增加2538896人似乎偏大得多是不可能的。但若与洪武十四年南直等七省计为4284213o人相比则十二年间亦仅增加473856人。 第二北方山西等五省洪武二十四年比十四年增加1497o12人平均每省在十年内只增加2994o2人也肯定不会过实际的增长数。 当然不能以这些推测作为统计依据。所以我们还必须回过来以官府提供的人口统计数字作为依据探讨一下当时朝廷所能控制的人口数。洪武朝为明朝建国之初明太祖立法严明有令必行官民多畏法人口欺隐之数相对少些。洪武十四年为明朝第一次大造赋役黄册之年也是明朝第一次出现官府统计的全国人口数字。 虽然这个数字有不少问题但总的说来还是比较合乎实际的。93％。从洪武朝到万历初社会生产虽有波动但总的是不断向前展又没有生绝灭人口的全国性大规模军事战争。93％作为以后历年增长率的标准对万历六年全国人口数作出估计。自洪武十四年迄万历六年计197年。则万历六年的人口数如下式：598733o5x（1＋93％）197＝719o57o5（人）比万历《大明会典》所记多11212849人。 自然必须明确这个数字仅是朝廷所能控制的人口数字而非实际人口数字。 以下再看第二组内明代中后期全国人口的两个官方数字。 弘治四年的数字最令人怀疑。 万历六年的数字亦不无问题。 南方各省在有明一代自始至终是人口最为稠密之区。这个地区人口增减对全国人口数量影响最大。因此是探析明代人口变化的重点所在。 为了便于检讨兹将南直等七省弘治四年和万历六年的人口升降走势分别表列于后：（一）弘治四年南直等七省人口变动表弘治四年人口数较洪武十四年增减较洪武二十四年增减较洪武二十六年增减南直7983518－2257484－2o78355－5843－5244395－3355797－5181724（续表） 弘治四年人口数较洪武十四年增减较洪武二十四年增减较洪武二十六年增减江西65498oo－2432681－16o581o－2432681湖广3781714－811356－31o191－92o946广东1817384－1354566－764335－119o516广西1676274＋213135＋284272＋1936o3福建21o6o6o－173419o－1187384－181o746合计2922o593－13621537－9o176oo－14o95393（二）万历六年南直等七省人口变动表万历六年人口数较弘治四年增减南直1o6o2641＋2619123浙江5153oo5－152838江西5859o26－69o774湖广439878o＋617o66广东2o4o655＋223271广西1186179－49oo95福建1738793－367267合计3o979o79＋1758486从洪武二十六年至弘治四年总计98年。按《诸司职掌》、《大明会典》、《后湖志》的记载全国在籍人口减少7264654人。如按《明孝宗实录》卷五八的记录则减额更多达到1oo42456人。弘治四年人口数字如此锐减与当时的社会形势是很不协调的。如前所说成化时农民大量逃亡流民蜂起全国人口统计数字仍绝大多数在62oo万以上。而到了弘治年流民大潮已经结束成千上万的流民纷纷还乡复业或随地附籍仅湖广荆襄山区这类人就有上百万。这些还乡复业者或随地附籍者户口自然在官府的控制与统计之列。再说明中叶几次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亦已经成为历史社会秩序渐趋稳定南方经济开始迅展华北农村的经济面貌也大为改观。何以随着皇位易主明宪宗死明孝宗即位全国人口统计数字也马上跟着骤减千万左右。南直等七省的人口数问题更大。 自洪武至弘治南方经济日趋繁荣江南苏、松诸府这个人口最密集的财赋之区展尤其迅。而上列表一显示弘治四年南直等七省除广西之外其余六省人口皆大为减少。最严重的是浙江竟然比洪武十四年减少49.8％比洪武二十四年减少38.8％比洪武二十六年减少49.4％。其次是福建分别减少45％、36％、46％。 从万历元年起大学士张居正为内阁辅。张居正为政执法严猛讲求富国强兵凡事务实进行政治经济改革非常重视赋役管理和户口问题。而由表二可见弘治四年到万历六年的八十七年间按官府的统计数字全国人口增加7411698人1。内中南直等七省通算只增加1758486人约占全国新增数的23％。这种增长度不仅与其经济、文化展水平不相称而且与其原来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也大为逊色。按官府的人口统计洪武十四年南直等七省计为4284213o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71.5％；洪武二十四年计为38238194人占全国的67.4％；洪武二十六年计为43315986人亦占全国的71.5％。即使到了弘治四年共计为2922o593人仍占全国的54.8％。就是到了万历六年的3o979o79人其人口数仍占全国人口总数的51％为何其新增数仅占全国新增数的23％？难道是其出生率比北方各省低或者其死亡率比北方各省高？南直等省除嘉靖中一度遭受“倭患”之苦外其他条件均大大优于北方地区。人口减于洪武年实属反常。 因此对于万历六年南直等七省的人口数还得根据洪武年间的人口数进行估算。 92％恰与前面洪武十四年至二十六年全国人口的年增长率大致相同。92％的增长率为其以后历年的增长率。由洪武十四年迄万历六年计197年。则万历六年南直等七省人口数可如下式估算：4284213ox（1＋92％）197＝5135o7o4（人）。 比《大明会典》统计的3o979o79人多出2o371625人。 最后再检索一下官府统计的北方山西等五省以及四川、云南、贵州明代中后期人口变动走向。此八省弘治四年计为24o58564人万历六年为29815762人。八十七年间共增加5757198人。据《明太祖实录》卷一四o的记载洪武十四年山西计4o3o454人、陕西2155ooo人、河南1891o87人、山东5196715人、北平18934o3人、四川1465515人。六省合计为16632174人。洪武二十六年这六省合计为1695o487人比洪武十四年增加318313人年增长率为o.16％。由于云南洪武十四年无人口统计数而贵州则直到永乐以后始有人口统计数。况且这两个省人口少于大局关系不大。为了与前面的估计方法保持一致这里仍以16632174人作为洪武十四年四川、山西、陕西、河南、山东、北平六省的人口基数以o.16％为其以后历年的增长率。由洪武十四年迄万历六年计197年。则万历六年四川、山西、陕西、河南、山东、北京人口总数当如下式：16632174x（1＋o.16％）197＝227892o8（人） 比《大明会典》所记少525889o人。 万历六年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广东、广西、福建七省的人口数1以《大明会典》为准因其备载各省直细数。 为5135o7o4人四川、山西、陕西、河南、山东、北京的人口数为227892o8人两项合计为74139912人。如再加上万历六年云南1476692人、贵州29o972人总计为759o7576人。则比万历《大明会典》所记的6o692856人多出1521472o人。这是采取南北分别估计的结果。这个结果与上述进行全国统一估计的719231o8人只相差3984468人。如果考虑到洪武十四年全国人口基数没有云、贵两省人口的因素则相差就更小了。 第四章赋役制度第一节明初赋役制度的重建以鱼鳞册为经黄册为纬的赋役制度明初的赋役制度是建立在皇帝对全国的土地和人民私人占有的经济基础之上。一方面皇帝是全国人民的大宗主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在社会各阶级、阶层间居有支配地位全国人民都要被皇帝编制在户籍册中成为其编户民（役户）除皇室、勋臣、国戚及少数钦赐优免者外无不被分拨承担徭役为皇帝纳粮当差。百司臣僚、地方庶尹替皇帝经管土地、牧养百姓、管理国家听候皇帝差遣是纲纪之仆故官亦役也。另一方面皇帝又是全国最大的地主天下所有的土地都是户役田。无论是原报抄籍的事产、祖遗田宅抑或是无地人户被拨与开垦的临近空闲地、移徙宽乡时垦种的田地以及自认自报经官府批准的荒地它们的被授予或被允许管业都是以役户必须执行其本等差役为前提的。户役田具有主人的身份有田即有役种什么田当什么差。并且户役田不得自由买卖土地买卖必须严格税粮的推收过割手续。这样就形成土是王土民是王民“占由于民则入赋于君制也”1的封建逻辑无论输赋纳粮或当差承役都是编户民的封建义务是封建的贡或役。故而朱元璋告诫其臣民：“为吾民者当知其分田赋力役出以供上者乃其分也。”2“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封建政权的基础是土地和人民。土地是主要的生产资料人民是从事生产的劳动者只有使生产资料和劳动结合起来然后才能产生满足郡国所需的赋役。另外民有常产则有恒心只有使百姓拥有生生之具的衣食之资——田宅他们才能安居乐业为王输赋当差进而达到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的治平境界。雄才大略的朱元璋精于治道自然明白此理他在继承宋元相关制度的基础上创造鱼鳞图册和黄册制度将全国的土地和人民编管起来并使民附著于土为其纳粮当差。鱼鳞图册即田地之图它是针对“元季丧乱版籍多亡国赋无准”3的混乱局面为切实掌握各地耕田数字以杜绝隐田逃税而设立的。其编制程序为：由朝廷派人或由地方官主持逐田度量核实田亩“图其田之方圆次其字号悉书主名及田之丈尺四至编类为册”。“以图所绘状若鱼鳞故1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十三册《南阳府志·田赋》。 2《明太祖实录》卷一五o。 3《明史》卷七七《食货一》。 号鱼鳞图册”4。朱元璋对鱼鳞图册的经理循序渐进它萌芽于龙凤时期5迄明立国朱元璋多次遣使行天下在全国各地进行核实田亩、攒造鱼鳞图册的试点洪武二十年鱼鳞图册编制完成并在全国许多地区推广。与鱼鳞图册并行的是黄册前者用于括地后者用于括户。黄册的前身是户帖。“洪武三年诏户部籍天下户口及置户帖。”户帖备开籍贯、丁口、产业于上以字号编为勘合用半印钤记籍藏于部帖给于户。1户帖既是户籍的根据又是征收赋役的凭证。黄册是在户帖的基础上产生的。洪武十四年朱元璋命天下郡县编赋役黄册“其法各给户帖备开籍贯丁产有司岁加稽察十年一造造必审图皆据户帖现额添减开除”2。册成为四本“一上户部其三则布政司、府、县各存一焉。上户部者册面黄纸故谓之黄册”3。黄册的主要内容有：（1）用里甲将人民编管起来使之附著于土然后驱其力以供徭役。它以一百十户为一里推丁粮多者十户为长余百户为十甲甲凡十人岁役里长一人甲一人董一里一甲之事先后以丁粮多寡为序凡十年一周曰排年。里甲既是户籍管理单位又是佥编应承徭役的基层组织还是民间自治机构。（2）黄册十年重新编定一次曰大造。“黄册所载人丁事产其经也旧管、新收、开除、实在其纬也。”4一百十户必须各自依照格式开写本户人丁事产有司据之将人户分为上中下三等（并九则）以凭点差。明初的赋役制度正是以鱼鳞册为经黄册为纬建立并展起来的。“民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役”5黄册以户为主详载各户的人丁与产业结合状况凡属同一业户的坐落不同的土地皆登载在黄册中官以此定户等以户等征派徭役。鱼鳞册以土地为主详载土地的形状、性质、等级及种类凡属该地区内的所有土地状况皆可按图索骥。二者互补相得益彰。“按图（鱼鳞图册）以稽荒熟为某人现业则田土不可隐；按册（黄册）以稽某家某户占田若干坐落某处则税不可逋。”1从而保证了国家赋役的正常征派。 “配户当差” 在此基础上朱元璋建立起配户当差的户役法制度驱民之力以供役。 4《明太祖实录》卷一八o。 5栾成显：《龙凤时期朱元璋经理鱼鳞册考析》《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4期。1《明太祖实录》卷五八；《正德会典》卷二o《户部五》。 2万历《武进县志》卷三《钱谷一》。 3《明史》卷七七《食货一》。 4杨廉：《后湖志序》《皇明名臣经济录》卷二一。 5《明太祖实录》卷一六三。 1万历《武进县志·额赋》。 户役法就是皇帝以户为编制单位依封建国家的不同需要将全国的人户分编为若干不同的役种为每一役种设立一役籍驱使他们去承担各种差役。配户当差就是定户当差。其内容包括：（1）役皆永充。皇家朝廷佥拨一定数量的人户去承当一定的差役拨就的人户被编在同一册籍（版籍）里那册籍里规定的差役就是那同一册籍人户共同的籍。籍就是役籍通称户籍。男子十六岁成丁即须附籍供役六十岁免役。役籍是世籍父死子继世代相承。《大明律》明确规定：“人户以籍为定”严禁“脱免及变乱版籍”、“诈冒脱免避重就轻”2。（2）役因籍役。编户民必须纳粮当差配户当差的“配”即抑配就是强制。不同役籍的役户所配给的徭役各不相同。如民户种田输租军户守御供役匠户只应造作灶户煮海制盐马户牧养军马牛户畜牧官牛等等专户专役。明代的正役（办纳粮草）和杂泛差役（均徭、丁田之役、上命非时的杂役）佥拨征派时不同役籍的人户其应承情况各异如民户正役和杂役全都要承当；而马户、牛户、陵户、坟户、坛户、站户等却正杂二役全免俾其全力以供本职遣差；其他役户则一律应承当正役杂泛差役量予优免。（3）役有役田。役户的职责是备驱使供力役。役使者欲役民之力就必须先制民之产赋予其“生生之具”以维持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于是便出现户役田。户役田就是当差地入什么籍当什么差种什么田。民户种民田、民地当民差；军户种军田、军地当军差；匠户种匠田、匠地当匠差；灶户种灶田、灶地当灶差。因为户役田的赋予或授给以役户执行其本等差役为前提某一役户的户役田便与该役户的本分（役籍）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从而也就具有了该役户本等差役的负担。役皆永充籍不得改各色役户的田土也不许脱役而买卖。民田虽然可以买卖但民田上的民差于买卖之际必须明白推收过割务以不损失该项田土向朝廷办纳的赋役原额为前提。重役户的重役田如军田、灶田、匠田等不许买卖以防止当差役户丧失应役的条件。而且为使维持该差役的田土不失原额重役户还不许分家析产、将户下子弟过房别人、入赘做轻役户的女婿。（4）以户供丁。配户当差的户役法是以家族为供丁单位、供役单位、责任单位这对朝廷含有如下效益：以户出丁丁不离户；以户供丁丁赖其户；以户养丁子孙相承。以军户供军差为例：军丁按户征应役军户必须户出一丁赴指定卫所当兵应役该役丁即为正军。正军的军装、盘费、马匹皆为自备。除正军外每一军户还得出余丁一名随同正军到卫在营生理佐助正军供给军装。军户户下还得保留一丁以供给在营正军。军户户下还必须预备一丁为继丁倘若遇正军事故逃亡则由清军御史到役户户丁的原贯户下勾解继丁应当。所以帝王役使的不仅仅是应役正军一名丁身而是役使着其户下的全部家人的劳动和事产。故有“一军出则一家敝”之谚。而且一旦帝王佥配某些户应当某一差他便可永享该役户役丁的无偿劳动及其户下的2《大明律·户律》。 无偿劳动。 ------------ 10 正役和杂役朱元璋用配户当差的户役法驱民之力以供役其取民之制不外两途曰赋曰役。赋或曰租、曰税曰夏税秋粮或俗称钱粮、皇粮、赋税、田赋等。明初田赋之制沿袭唐宋以来的两税法一年分夏秋两季收税夏秋以小麦为主秋粮以米为主有时均得以丝绢、棉、钱钞等物折纳。米麦名曰本色折纳物品叫折色。两税征收期限依各地收获时间而定“夏税无过八月秋粮无过明年二月”。课税的方法依据土地面积并参酌其种类、用途、性质等以定科则高低。土地的种类有田、地、山、塘等其性质则有官田、民田之分“凡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一斗二升。所纳税粮分两部分一曰存留留供本地开支；一曰起运解送朝廷或边疆等地。凡距离起解地远且运输困难的税粮仓库曰重仓口反之则曰轻仓口。役曰职役、徭役其中有贡曰职贡。据《明史·食货志》记载：“役法定于洪武元年。田一顷出丁夫一人不及顷者以他田足之名曰均工夫。”但均工夫不是明初役法的全部明初行之于全国且贯穿始终的役法只有两种：正役和杂役。正役亦叫里役、里甲正役它是以里甲为承役单位以办纳税粮为目的的维正之供。明初的里甲役制度是伴随着黄册制度和里甲制的确立而确立起来的。黄册制已如上所述里甲之制远溯宋代以五等编制乡户制度近仿湖州等地的“小黄册之法”它在明初最早由开济创设以清查户口至洪武十三年经户部尚书范敏的奏请始得伴随黄册制在全国推广开来。里甲制的主要职能就是用经济的政治强制手段将人民管束起来并使之附之于土以供应赋役。明初的里甲既是一个自然地理概念即它是在自然村落的基础上编制而成依就近就地原则每甲由居住最近的十户组成；但又不纯是一个自然地理概念里甲的编制划分不能不考虑经济因素在内因为明代各里所承担的徭役大体相等或相近且规定“钱粮不过都”而佥拨徭役的根据则是人丁事产（即户等）如果编制里甲时只考虑由相邻居处的人户构成而不理会户等的均搭就可能会导致徭役负担的畸重畸轻。所以一里之内的人户不一定由居处相邻近的人户构成而居处在同一地区的人户亦不一定编制在同一里之内。里甲正役包括里长之役编户之役里甲三办等分次述之。“里长者里之长也。天下之执自上而下甲上有里长里长上有县令县令上有郡守郡守上有藩司藩司上有六卿而天子加焉。”1里长作为地方行政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为王所当之差包括三部分（1）管摄十甲“主十甲人户十年事产之推收丁口消乏之大事”2。（2）催征1叶春及：《叶絅斋先生全集》卷十《顺德县志论一·里役论》。 2嘉靖《东乡县志》卷上《户口》。 钱粮。“该办税粮粮长督并里长里长督并甲甲催督人户。”3里长催征钱粮之役与粮长之役很相似但二者实有区别“粮长盖佥民之丁力相应者充之非轮年也惟粮多处有之”1。先粮长户等比里长户等高。明太祖朱元璋曾于洪武十七年下令“各处赋役必验丁粮多寡产业厚薄以均其力”。依人丁事产多寡将户定为三等厘为九则科差时先富后贫富者编重差贫者编轻差若两户财富相等则先丁多之户后丁少之户。“推丁粮多者为（里）长”可见里长固为上户为重差但粮长户比里长户户等更高故明人丁元荐谓“于里长中提出殷实大户号曰粮长”2。而且粮长差也比里长役重。其次里长役为岁役一里之内推丁粮最多者十户担任里长里长役十排轮转每年由一户担任现年里长其余九户为排年里长十年一轮循环应役。而粮长不轮年父死子继。再次里甲制行之全国故里长役无地不有。而粮长之设仅限于税粮较多的南方地区如浙江、南直隶、湖广、江西、福建等。（3）勾摄公事之役。“呼唤曰勾追取曰摄。”3它包括：清勾军匠根究逃亡拘捕罪犯；到各级衙门承符呼唤。如攒造黄册时“有司先将一户定式誊刻印板给予坊长厢长里长并各甲令人户自将本户人丁事产依式开写付该管甲。其甲将本户并十户造到文册送各该坊厢里长坊厢里长将甲所造文册攒造一处送赴本县”4。编户之役是指被里甲编管起来的人户输纳田赋之役。“为王之民执王之役分也。”5编户民必须为王纳粮当差。明代田赋输纳之制很复杂它规定“将税粮洒派远近仓分令各户自行上纳”6。所纳之粮既有科则之异又有缓急之分此外还有存留、起运之别而起运粮又有轻重仓口的区别。明代对编户纳粮之役的编审与里长役一样亦是以人丁事产即户等为基准一般说来瘦瘠田地办纳存留轻粮肥沃田地办派起运重粮；户等越高仓口越重丁多之户输远地；富户派本色税粮贫户许派折色。里甲三办是夏税秋粮以外里甲正役中的繁重差役主要是出办上供物料和官府公费。三办之名各地不一三办之实各地亦不尽同“明制供御用曰岁进供四司（工部所属营膳司、虞衡司、都水司、屯田司）曰岁办”1。岁进亦曰岁贡、上供傅维鳞《明书》称之“天子玉食”朱元璋所谓“凡内府饮食常用之物官府3《明会典》卷二九《户部十六》。 1丘濬：《大学衍义补》卷三一《傅算之籍》。 2丁元荐：《西山日记》卷下《日课》。 3《吏学指南》卷十六。 4《明会典》卷二o《户部七》。 5宋一韩：《牧政日弛振刷宜亟敬陈一得以裨国计疏》《明经世文编》。6万历《四川通志》卷二一《经略志·财赋》。 1同治《嵊县志》卷三《田赋》。 上下行移不免取办于民”者即指岁进。岁办是供国用的“任土作贡”2的科差亦曰岁派、料派、料办等按类征收有额办、坐办之分。除了岁进、岁办外还有地方官的征需曰杂办。洪武时期里甲三办简省但永乐以后三办之役逐渐成为民间沉重负担尤其是正统以后官府诛求日增其项目之繁数量之夥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里甲三办既曰里甲故亦按里甲编派“里甲起于户”而户又分三等九则审别户等的基准是人丁事产尤其是丁产而丁产之产中田是主要的故里甲三办又有人称之为丁田之役或丁田之法。里甲三办计丁量田而出办大致南方科派重在田北方科派重在丁科派中的丁田有比例或丁三粮七或丁四粮六而且田、丁可以互准并呈现出田的比重逐渐增大之势明中晚期的十段册法、一条鞭法就是在丁田兼派、丁粮互准的基础上产生的。 正役之外的所有差役都叫杂役又称杂泛差役它是民间出办（也就是里甲出办）供地方官府使用的银两和供地方官府差遣的役夫。役夫分为两类：一类是有定额有定期的由里甲人户其户等轮充如库子、斗级、坝夫、馆夫、皂隶、斋夫、弓兵、巡拦、铺兵、防夫、甲、轿夫、伞夫、解户、狱卒、隶兵、应捕、坟夫、义冢土工等。有供本府本县衙门的有供京朝官驻在本府本县各衙门的名色并不太多但役夫名额不小。这一类杂役正统以后称之为均徭。另一类是不定时、无定额、非经常性的临时差遣称之为上命非时的杂泛差役。杂泛差役的审编基准是丁丁分两类一类是有田地的丁一类是没有田地的丁即寡丁。有田地的丁依据其人丁多寡产业厚薄分为上中下三等人户去承当正杂二役。只有丁没有田地的寡丁编入户等为下下则承当杂泛差役。其下下则中之极贫困者或充轻役或免役。 “纳粮即是当差” 赋与役之名可分而实则不能分二者没有本质的差异。明代的田赋不是土地税而是役并且是正役。近代意义上的税依亚当·斯密的说法其征收应有两条基本原则（1）每个国家的公民应该按照他在国家保护之下获得的收入缴纳其一部分给政府以支持政府。（2）每个人向国家缴纳的税额是一定的而不是专断的。拿此原则衡量明代田赋不难现田赋与近代税的差别。明代编户民缴纳的田赋不一定是其收入的一部分而可能是收入的大半甚至全部。明代的田赋是专断的没有固定数额“节年多寡不同（州县）一如府帖应纳”1。“大要取给公家而止”2。而且如果里甲户逃亡见存人户还得强制代其包赔差粮。更主要的近代税制是建立在土地私有制2《明史》卷八二《食货六》。 1海瑞：《淳安县政事》。 2嘉靖《徽州府志》卷七《食货》。 上公民法律上是自由平等的而明代赋役制度则建立在朱明皇帝对全国土地和人口私人占有的基础之上的田是皇田纳粮当差是土地占有的条件不纳粮当差其田入官。民是皇民是具有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而隶属于帝王的编户齐民各色人丁必须收籍当差其所当之差分为两种；有赋役者之差和无赋役者之差3“有赋役者谓有田粮当差者也无赋役谓无田粮止当本身杂泛差役也”4。二者都是役其区别在于有无田土缴不缴税粮。再者从田赋本身而言其科派赋以田定但丁存乎其中其输纳定仓口之远近照户等而户等之分豁照丁田而丁亦存乎其中因而田赋本身也是役而且是正役里甲之役就是催办税粮。称纳粮为正役不仅见于明代臣工题本和历朝实录而且还见于志书。这本身亦说明赋与役二者本质是相同的。 3《大明律·户律》。 4王肯堂：《大明律笺释》。 第二节金花银与江南均田均粮活动明中叶以后田赋制度生了重大变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是金花银的出现二是苏（州）松（江）府等地的均田均粮活动。 金花银金花银卸货币化的田赋它是封建国家为保证朝廷财赋收入对实物田赋制进行的灵活改革。对金花银的出现《明史·食货志》记载颇详：正统元年八月“副都御史周铨言：‘行在各卫官俸支米南京道远费多辄以米易货贵买贱售十不及一。朝廷虚糜廪禄各官不得实惠请于南畿、浙江、江西、湖广不通舟楫处折收布、绢、白金解京充俸。’江西巡抚赵新亦以为言户部尚书黄福复条以请。帝以问行在户部尚书胡对以太祖尝折纳税粮于陕西、浙江民以为便。遂仿其制米麦一石折银二钱五分。南畿、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广西米麦共四百余万石折银百万余两入内承运库谓之金花银。其后概行于天下”1。 从表面上看金花银的出现似乎是俸帖贱卖的结果但是透过现象看本质便不难现金花银出现并非偶然其背后蕴含着深刻的社会背景。田赋是封建土地国家（皇帝）所有的经济体现种皇家之田就必须为朝廷纳赋输粮。明初田赋的实物之征是与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背景相适应的。在经过元末战乱后土地荒芜百姓逃亡社会财富极端困乏。农业乃立国之本。明初百废待兴“军国之需所资不少皆出于民。若使之不得尽力田亩则国家资用何所赖焉？”2国家机器运转要求民著于土。要保持社会的稳定就必须使游离于国家编户外的人民重新纳入统治轨道也须民著于土。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要恢复社会经济亦必须民著于土。以米麦为主的田赋之征正是民著于土的产物它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强化民著于土。但是这种实物税有其固有弊端：（1）它容易造成所贡非所产。农业受自然条件影响较大在明朝广袤大地上恐怕“田土高仰物产瘠薄不宜五谷”1的地区不少但田赋是维正之供百姓不得不易米以供纳“转展折阅公私交弊”2。（2）从田赋运纳角度考虑运纳税粮既有舟车转运虫鼠齿蚀的耗折又有搬运装载如人夫船车水脚及芦席木板等种种费用更有风波漂没与盗贼劫窃之危险。而对于那些僻居深山不通舟楫的役户来说运纳田赋更为艰辛甚至连朱元璋自己也哀叹：“民间租税水6窎远送纳京师实1《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2《明太祖实录》卷十六。 1乾隆《昆山新阳合志》卷六《田赋》。 2《皇明诏令》卷一《初元大赦天下诏》。 为艰难。”3（3）田赋贮存亦受客观条件限制。永乐中“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4。社会财富造成巨大浪费。（4）从田赋的分配消费而言对于到南京支取俸禄的武官而言往返劳费不得实惠。而单一的田赋实物之征与伴随社会展而来的从皇帝到普通官员的日益庞杂的各种消费需求相比显然已力不从心。因此在确保国家财赋不亏而又能使官民两利的田赋折纳便势在必行。 金花银的出现是在明初社会经济恢复和展的基础上商品经济逐渐活跃的必然结果。明太祖采取的重建经济秩序的政策措施卓有成效。在农业上他奖励垦荒实行屯田兴修水利推广经济作物的种植推动了农业的恢复和展从而为工商业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经济作物栽培面积的扩大为手工业提供更多的原料。在手工业上他放宽对工匠的限制实行轮班坐匠制度刺激了手工业者的生产积极性推动了手工业技术的进步。在商业上实行轻税政策三十而税一整顿驿站疏通运河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和一批市镇的勃兴。迄成祖即位边境互市贸易逐渐展开同时“遣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毕至”1朝贡贸易的活跃又刺激了私人海外贸易的崛起。社会财富的增加和商品经济的展给传统的封建政治控驭下的经济带来冲击它突出表现为大明宝钞的衰落与朝野率皆用银的出现。田赋折银正是在此历史背境下的产物它不是一蹴而就商品经济的展是金花银的催生剂。 事实上田赋折银在我国历史上早就已经开始。宋仁宗时曾下令将陈州夏税所征小麦折变成现钱2宋神宗熙宁十年也有过田赋输银的记载3。在明初朱元璋为解决逋赋、灾伤、税粮贮运困难等问题多次下令将田赋改折他物并称之为折色。但是此时的田赋折银只不过是临时性的应急措施并且货币作为折纳的其中一种方式与其他折色相比不居于显著地位。明正统出现的金花银实际上是我国田赋折纳政策的继续和展它与明初折色一脉相承体现着政策的连贯性。但与前者不同的是：金花银是将田赋折纳货币正式制度化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田赋改折金花银的地理范围呈现出扩大的趋势。在南方金花银作为均平官田、民田赋役负担的重要手段而被广泛运用。在北方成化二十二年户部尚书李敏“请畿辅、山西、陕西州县岁输粮各边者每粮一石征银一两以十九输边依时值折军饷有余则召籴以备军兴。帝从之自是北方二税皆折银自敏始也。”13归有光：《与邑令论三区赋役水利书》《明经世文编》。 4《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1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九《佛郎机》。 2《包孝肃奏议》卷七《请免除陈州折纳现钱疏》。 3《续文献通考》卷二《田赋》。 1《明史》卷一八五《李敏传》。 田赋货币化是我国赋役制度史上继两税法之后的又一重大变化它对明代赋役制度的展影响深远。金花银推行地区和派征对象不断扩大金花银在国家赋税收入中所占比例日益上升就连一向“不蠲不赦”、“全征本色”的漕粮在成、弘以后亦开始有条件、有限额地折征并于隆庆五年正式确定“岁折一百万石”2的定例。受田赋折银的影响明中叶以后力役折银趋势日益明显。就里甲正役而言正统景泰间周忱巡抚江南时在南京推行里甲银制度“税粮之外每石加征若干以支供办名里甲银”3。浙江天顺中出现“里长敛钱从事”供应里甲三办、均徭的“甲钱”4。广东成化时出现“见役里甲又随丁田赋钱于官待一年之用”的“均平银”5。福建成化、弘治间出现“见役里长随其丁田或钱输官以供一年用度”的“纲银”6。明中叶以后杂役折为价银的现象也比较频繁正德初年均徭出现力差、银差之别并且随着时间推移银差日增、力差日减。里甲、杂役折银代役最终促成了纳银募役的一条鞭役法的诞生。 金花银给明代财政制度及社会经济带来的变化亦引人注目。它使明朝廷财政由原来的户部一元化管理改为太监掌管内承运库、户部掌握太仓库的二元管理。正统元年以后原用于收贮坑冶课税的内承运库改以专贮金花银由太监掌握其银“自给武臣禄十余万两外皆为御用”1。但是明中叶以后由于宫廷用度奢靡内承运库入不敷出往往向太仓库索取银两。如成化十七年因“赏赐用度浸广”取太仓银三十万两入内承运库2。弘治时“内府承运库告缺少供应金银户部请借太仓银十万两应用”3。正德时“内承运库中官数言内府财力不充请支太仓银户部执奏不能阻”4。但是倘若国家财政拮据时则不能动用内承运库银这无疑使明中叶后捉襟见肘的国家财政愈加困难。金花银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突出表现为明中叶后商品经济的繁荣活跃。田赋的货币化促使纳税户为了交纳赋税不得不将农产品投放市场换取货币即所谓“输赋之金必负米出易”5。加了农产品的商业化过程。并且田赋征收白银使货币成为衡量国库收入的依据之一传统的以农为本的价值观念生动摇不重田土、逐末求利弃2何乔远：《名山藏》卷五四《漕运》。 3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二《条鞭始末》。 4《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卷八四《浙江二·海盐县》。 5《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卷九九《广东三·赋役志》。 6《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卷九一《福建一·福州府》。 1《明宪宗实录》卷二二一。 2《明宪宗实录》卷二二一。 3《明孝宗实录》卷七四。 4《明史》卷七九《食货三》。 5何乔远：《闽书》卷三八《风俗》。 儒从商在所有之。田赋货币化刺激商品经济的繁荣推动了明中叶以后手工业、商业的迅猛展在经济达的江南地区专业市镇蓬勃兴起社会经济生活更加绚丽多彩。 但是也可以看到金花银带来的负面影响。对纳税者而言由于田赋是编户民的封建职贡交纳什么交纳多少皆由朝廷依据政治权力专断所以尽管有田赋“折色以米值为断”1的规定但通过提高税粮的折银价以掠夺纳税者的事例并不鲜见。如成化十六年山西粮价为每石值银三四钱但闻喜县“岁输阳曲、灵丘、怀仁、山阴四王府并各镇国等将军禄米每石勒折银三两”2。禄米的折价银比市价高达十倍。这无疑加重了纳税者的负担。再者即使是“折色以米值为断”但是由于价值规律的作用使得田赋的折粮价随市场粮价的变化而波动荒年折粮价高丰年折粮价低交通便利处粮价低交通困难处粮价高故而有谓：“折纳京储之例或宜于北方舟楫不通之处而南方则非所宜；或可行之下江米贵之处而上江则为不便。盖湖广、江西、江北地方舟楫可通米价不至翔贵且每石有折银七八钱者有一两者参差不齐。令即下而民尽以米变卖非其所愿也。”3对于国家而言金花银的折征必须以国家拥有充足的粮食储备为基础任何政府都不可能将其国家财政流转完全依托于市场。面对金花银不断扩大的趋势不少官员忧心忡忡如丘濬曾指出：“为国家长久之计者宁以寂粟当钱物使其腐于仓庾之中备之于无用；不肯以钱物当菽粟恐一旦天为之灾地无所出金银布帛不可以充饥坐而待毙也。”4丘濬的意见切中肯綮令人深思但其矫枉过正则是走向了另一极端。 江南的均田均粮与金花银几乎同时生的还有明中叶江南的均田、均粮活动。这里所说的均田、均粮不是平均地权而是“欲因田以平其赋使无不税之田”1。这场运动因其是在明代国家赋税重地——以苏州、松江二府为中心的江南地区故而对明代中后期国家的赋税制度产生深远的影响。 江南的均田均粮活动肇于该地区的赋役之重我们可从丘濬之言窥其一斑：“洪武中天下夏税秋粮以石计者总二千九百四十三万余而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万二千余苏州府二百八十万九千余松江府一百二十万九千余常州府五十五万余是此一藩三府之地其田租比天下为重其粮额比1《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卷一四五《赋役部·总论八》。 2《明宪宗实录》卷二一o。 3《明世宗实录》卷一四二。 4丘濬：《大学衍义补》卷二二《贡赋之常》。 1章漳：《均田论》《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卷五八《田制部·总论》。天下为多。”2。其中苏州府以占全国1.16％的垦田面积输纳全国9.8％的税粮松江府以占全国o.67％的田土上缴全国4.1％的额赋无论是绝对田赋总额还是相对亩赋税率均远远出全国其他地区。导致该情况出现的最主要的原因是该地区官田太多（见附表）而明朝廷规定官田是“按私租簿为税额”3。 江南官田集中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从政治上讲（1）它是朱元璋打击张士诚残余势力巩固新生政权的必然举措。元末张士诚据吴其所署平章太尉等官“皆出于负贩小人无不志在良附表：苏松二府官民田比率表1地区官田民田田额百分比税粮百分比田额百分比税粮百分比苏州62.9994.15.3松江84.5294.315.845.71资料来源：《正德会典》卷十九；《明史》卷七八《食货二》；正德《松江府志》卷七。 由美宅一时买献之产遍于平江”1。及张士诚伏诛“其将帅叛臣亦以歼灭田皆没官”2。对于当时依附张士诚的江南诸豪右朱元璋“怒其为张士诚守乃籍诸豪族及富民田以为官田按私租簿为税额”3。（2）它是朱元璋抑制豪强重建统治秩序的政策体现。江南大地主多聚族而居、累世仕宦虽经元末动荡却死而不僵明初他们“上足以持公府之柄下足以钳小民之财”4朱元璋运用政治暴力或移江南富民外出濠州开垦荒田而其江南之产籍没入官；或以重典严刑将“田产遍吴下”的江南豪右如沈万三（松）、史有为（嘉）、黄旭（苏）、纪定（湖）等人抄没家产。（3）明立国后朱元璋为加强皇权屡兴大狱在著名的“胡蓝党狱”中江南豪族受株连尤多不少人“其子孙坐事谪戍田亦没官”5。从经济上讲明初百废待兴亟须大量的赋役作为经济支持。而江南一带自魏晋以后由于民聚地辟经济富庶逐渐成为赋役的渊薮唐代即有“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6之称宋代更有“苏湖熟天下足”1之谚。自宋代开始历代统治者2丘濬：《大学衍义补》卷二四《经制之议》。 3《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1《日知录》卷十；《廿二史札记》卷三o。 2霍韬：《自陈不职疏》《明经世文编》。 3《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4方孝孺：《逊志斋集》卷十一《与友人论井田》。 5《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四册《苏松土》。 6韩愈：《送6歙州诗序》《韩昌黎文集校注》卷四。 都通过设立官田来加强对江南地区财赋的掠夺朱元璋也不例外。他凭藉政治特权一方面继承宋元以来遗留的古额官田的遗产另一方面又通过查抄籍没等手段增置近额官田来满足其郡国之需。但是官田重赋也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客观上当时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和落后的生产方式已使百姓“幸无水旱之厄所获亦不能充数月之食”2其承受赋役重负的能力有限。为完纳赋役“农夫蚕妇冻而织馁而耕供税不足则卖儿鬻女又不足然后不得已而逃”3。这样对国家而言就产生“田地荒芜钱粮年年拖欠”的逋赋问题以苏州府为例洪武三年逋负秋粮三十万五千八百余石永乐十年至洪熙元年间欠粮三百九十二万石宣德元年至八年积欠米麦竟高达七百九十三万六千九百九十石。使江南“徒有重税之名殊无重税之实”4国家的财赋收入大打折扣。对百姓而言就是大量逃亡“苏松二府盖因赋重而流移者多矣今之粮重去处每里有逃去一半上下者甚者则不止于是而已”5。赋役编佥的基础生动摇。 朱元璋也知道：“比年苏松各郡之民衣食不给皆为重租所困。民团于租而不知恤是重赋而轻人。”6但鉴于大明社稷未稳北方又饱经战乱灾荒国家重建急需该地区的经济支持他只能采取移民外出、兴修水利、推广经济作物、展手工业等措施来扶植生产或通过减轻税率、蠲免逋赋、田赋折色等手段进行社会救济补苴以求苏松稍得苏息客观条件决定了他不可能根本解决江南官田重赋问题。建文帝即位后试图缓解这一矛盾但其享国日短难有作为。靖难之师方息雄才大略的明成祖赐功臣、赏士卒大封亲藩。他增置武卫添设百司而又招集天下儒生数百人于馆阁编辑《永乐大典》“又卒八十万问罪安南中官造巨舰通海外诸国大起北都宫阙供亿转输以矩万万计”1从而使得江南重赋问题的解决遥遥无期。明仁宗的即位标志着明初国家重建及开疆拓土时代的结束和安定的守成时期的开始历史的演进使解决江南重赋正式列入朝廷议事日程。明仁宗遣广西布政使周幹赴苏州、松江等地巡视。次年周幹向继位的宣宗皇帝起奏调查结果这份奏折详尽陈述官田困民的弊政使刚刚即位的宣宗皇帝深受触动并促成其三下诏令以对重租官田改科减征：宣德四年下令：“官田纳粮一斗至四斗者减十之二四斗至一石以上者减十之三。”2宣德五年重申减1范成大：《吴郡志》卷五o《杂志》。 2《明英宗实录》卷一八六。 3正德《松江府志》卷七《田赋中》。 4正德《松江府志》卷七《田赋中》。 5正德《松江府志》卷七《田赋中》。 6《明太祖实录》卷一三o。 1《明史》卷一四九《夏原吉传》。 2《大明会典》卷一七。 科令：“因各种官田起科不一租粮既重农民弗胜。自今为始减除十之二三不等。”宣德七年再次颁诏：“自宣德七年始但系官田塘地税粮不分古额近额悉依宣德五年二月二十二日谕恩例减免。”3同时遣“才力重臣”周忱赴江南督理税赋。 周忱的均田均粮改革周忱于宣德五年以工部右侍郎巡抚江南正式揭开明中叶江南均田均粮的序幕。周忱下车伊始即“入民间与村夫野老相语问民间疾苦”1“一切故弊皆为之虚心访问”2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逐步将自己的改革宏图在江南地区付诸实施。周忱改革的第一步骤是认真贯彻宣宗改科减征的诏谕。他与苏州知府况钟悉心计划“曲计减苏粮七十余万他府以为差”3。并于宣德六年奏请将松江古额官田依民田起科。但将官田改科减征势必削减国家财赋收入这是封建朝廷所不愿接受的故“持筹者辄私戒有司勿以诏书为辞”4。周忱也以“变乱成法沽名要誉”之罪遭户部尚书的弹劾。宣宗虽不罪之然其法终不得行。改革是一个艰难的扬弃过程周忱作为一位封建官吏不可能顶住来自各方尤其是户部的压力客观条件决定了他的改革权限只能是在保障江南赋税总额的前提下对官田、民田赋税负担畸重畸轻进行调整。聪明的周忱想出了两全之策——均耗折征法并将其推广实践。这就是其改革的第二步骤。 均耗即均征加耗、牵摊耗米或曰平米法。耗米是正粮以外的加派主要用于补充税粮运输时的盗窃、消耗及脚费等。明初都金陵民田每亩起科五升已带七耗；后抄没入官之田科则各异又征一斗七合。及成祖迁都北京江南税粮漕运北上时“一切转输诸费其耗几与正额等”5甚者“率三石致一石”6。但“豪户不肯加耗并征之细民民贫逃亡而税额益缺”7。针对于此宣德八年周忱奏行《加耗折征例》令官田民田并出耗米耗米并入正米一起征收谓之平米。户无论大小田无论官民均得加耗。加耗的方式主要是论粮加或每秋粮一石加耗六斗七升或正粮每石征平米一石七斗至一石九斗；但也有论田加耗“周文襄（周忱谥号文襄）于轻额3《明宣宗实录》卷八八。 1焦竑：《焦氏笔乘》卷四《周文襄》。 2陈建：《皇明从信录》卷十七。 3《明史》卷一三五《周忱传》。 4《明宣宗实录》卷七七。 5《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九册《常镇》。 6《明史》卷一五三《周忱传》。 7《明史》卷一五三《周忱传》。 民田每亩加耗一斗有奇以通融官田之亏欠”1。耗米除支付漕粮运输费用、损耗外所剩余额称为余米周忱设置济农仓以贮之“遇农夫缺食及运夫遭风被盗修岸导河等口粮凡官府织造、供应军需之类均徭、里甲杂派等费皆取足于此”2。如果余米数多则下一年减征耗米。客观讲加耗均征之法的推广使得江南各府税粮实征数额由于耗米的征收而比过去有所增加这先与国不亏增加了国家财赋收入。同时由于该法抑制了豪户不肯加耗的特权并通过加征耗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官田民田税粮畸重畸轻的矛盾对于耕种官田的贫民来说肩上负担有所减轻。更重要的是“其时粮虽加于民而其补助余积之利悉归于民。民自征赋一石五斗（许多地方为一石七斗甚至一石九斗）之外漠然不见他役之及官府亦无科索之扰”3官民两便。 折征就是折纳周忱以田赋改征折色银而均平赋役。江南粮多役重粮多源于官田多而租重役重是因为该地区承担着解运数百万石税粮的艰巨任务。明朝廷规定“其有全种官田人户亦编入围内轮当”4。轮当即轮当甲而甲的第一要务便是输纳粮差。针对这种情况正统以后周忱以金花银为手段通过田赋改折以期达到赋役的均平。他规定派征田赋时“七斗至四斗则纳金花、官布轻赍折色；二斗、一斗则纳白粮、糙米重等本色。因田则轻重而为之损益”。1由于四斗以上科则之田只能是官田所以实际上金花银“专为此等重租官田（派征）如无将民米派纳”2。本色米折纳金花银免去了力役劳苦节省了税粮运输之费以此调停轻重科则田土“是粮额虽未均计其税则均也”3。 在推行均耗折征法的同时周忱革除粮长制弊端改良田赋漕运方式渐次建立并完善税粮的征收、贮藏、运输过程中的各种规章制度。粮长制的改革包括：（1）针对税粮征收过程中粮长私造大样斗斛掊克百姓之弊周忱“请敕工部颁钱斛下诸县准式革粮长之大入小出者”。（2）简化粮长领缴勘合手续。“旧例粮长正副三人以七月赴南京户部领勘合既毕复赍送部往返之资费皆科敛充之”周忱令“止设正副（粮长）各一人循环赴领讫事有司类收上之部民大便”。（3）鉴于各县收粮无屯局粮长即家贮之周忱设立水次仓制度“令诸县于水次置屯屯设粮头、屯户各一人名辖收至六七万石以上始立粮长一人总之名总收。民赴帖赴1蒋伊：《苏郡田赋议》《清经世文编》卷三二。 2赵用贤：《议平江南粮役疏》《明经世文编》卷三九七。 3赵用贤：《议平江南粮役疏》《明经世文编》卷三九七。 4《大明会典·黄册》。 1《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七册《常镇》。 2万历《湖州府志》卷十一《赋役》。 3钱薇：《均赋书与郡伯》《明经世文编》卷二一四。 屯官为监纳粮长但奉期会而已。（4）严格税粮运输管理设《拨运文簿》登记支拨起运之数设《纲运文簿》开列运输途中花销开支之数以备核查杜绝运输途中粮长自盗或挥霍行为的生。税粮漕运方式的改革主要是将原来军民各自运输的支运改为由民运至淮安或瓜洲交兑官员、由官军接运至通州的兑运百姓承担官、军运输中的给耗：民运至淮安交兑者每石正粮加耗米五斗民运至瓜洲交兑者每石加耗米五斗五升。同时还奏行京俸就支法即将原在南京支俸的北京军官改向苏、松、常三府支取。这些与均耗折征法并行的配套改革一方面使百姓所纳之粮最大限度地进入官仓保证了国家税收的完整另一方面又不同程度地减轻了纳税人负担。 江南重赋的实质是官田太多且科则太重周忱既没有奏减官田数额又没有降低官田科则所以他的改革并不彻底没有根本解决官田重赋的问题。但是他通过均耗、折征以及完善田赋输纳手续等手段既保障了国家财赋收入又使百姓赋役负担均平。然而周忱推行平米法抑制了豪户不纳耗粮的特权触动了江南大地主的切身利益他们群起攻讦而明景泰帝即位后又对前朝重臣猜忌周忱于景泰元年被迫致仕。 周忱以后的均田改革均平江南官民田负担的改革是时代的要求大势所趋。所以“忱既被劾帝命李敏代之敕无轻易忱法”1。其继任者亦沿着周忱制定的改革方略向前推进。景泰五年陈泰继任江南巡抚鉴于“富室多轻额其重者多在贫下”陈泰“因以周文襄之法推广调停”下令论田加耗“民田五升之田倍其赋官田之重者止取正额。泽始均而赋不损上下便之”2。陈泰之后的继任巡抚李秉萧规曹随“一守成法”并制定了具体的加耗则例：亩征六斗以上田只征正粮不加耗亩征五斗以上田每石加耗一斗五升亩征四斗以上田每石加耗三斗亩征三斗以上田每石加耗六斗亩征二斗以上田每石加耗八斗亩征一斗以上田每石加耗一石五升亩征五升以上田每石加耗一石一斗五升。陈泰、李秉的论田加耗与周忱平米法相比尽管都是田无分官民一律加耗但周忱加耗无论科则轻重一律加征一石七斗而陈泰、李秉加耗却是“以赋之轻重递盈缩”科则重的官田加耗少、甚至不加耗科则轻的民田加耗多通过征收数额不等的耗米渐次实现官民田税粮的均平因而是历史的进步。但遗憾的是李秉之法“其例甚平而难于稽算吏不胜烦扰”1故其均平的实际效能大打折扣又加其上任不到一年即坐举知府违例罪被逮人去政废。接替李秉任江南巡抚的是崔恭他一上台就废除了李1《明史》卷一五三《周忱传》。 2康熙《松江府志》卷三二《名宦》。 1《明史》卷一五九《崔恭传》。 秉的改革“悉如忱旧”恢复了先前的论粮加耗苏州府吴江县每正粮一石征耗五斗2松江府“华亭县正粮一石征平米一石七斗或减至五斗上海县正粮一石征平米一石九斗”3。这种做法使得税粮越重加耗愈多“民嚣然不便”4。天顺五年左副都御史刘孜巡抚江南。他在增辟财源的基础上对官民田负担进行整饬。当时由于江南赋繁役重百姓纷纷逃亡许多重额官田废而不耕仅松江府就有四千七百余顷积荒田。刘孜奏定召佃荒田例“召民开佃不论原额。肥田亩税米三斗瘠者二斗谓之官租不起科加耗。民欢趋之芜秽尽辟”1。其垦荒所得羡米或用于抵充荒田虚税或用来资补正粮加耗。针对官民田负担不均刘孜因地制宜苏州府论田加耗“以陈（泰）、李（秉）二公所定酌为四则正粮六斗以上加一斗四斗以上加四斗一斗以上加五斗五升一斗以下加一石二升”2。松江府论粮加耗华亭县每石秋粮加征耗米七斗至四斗五升上海县每石加征耗米八斗五升至六斗。伴随着垦田面积的扩大苏州耗米“后亦稍减”而松江府正粮加耗也降至五斗。降至成化二十二年浙江常山人樊莹知松江府事。为杜绝田输运纳时仓场书手侵盗害人之弊樊莹“请革民夫俾粮长自运宽其纲用以资之”。针对当时“粮运纲费与供应军需皆出自余米既收复粜辗转重烦”以致运夫折阅逋欠积累的状况他令“夏秋税粮除常运本色外其余应变易者尽征白银见数支遣”3。其数“华亭县正粮一石加耗米三斗二升白银一钱五分；上海县正粮一石加耗米三斗三升白银二钱”4。樊莹的论粮加耗与周忱、崔恭乃至刘孜等人之法无甚差异但他将耗米折银在田赋制度史上还是第一次。其实正统以后以加征耗米作为均平赋役负担的手段逐渐为江南人所认同和接受。论田加耗依官民田科则高下定加耗多寡有利于耕种官田的人；论粮加耗依税粮多寡定加耗多少有利于民田拥有者。但就两种加耗方式而言其侧重点仅是田土的社会属性——官田与民田及与之相对应的税粮田地本身的自然属性如各地土质不同、产量高低悬殊、灌溉条件好坏等却被忽视。以松江府华亭县为例：中乡近郭在黄浦江两岸亩收不到一斗；西乡依泖湖多膏腴之田岁亩收三石以上；东乡滨海地高土瘠岁亩收仅棉花十余斤或绿豆几斗余1。纳税户为维护自身利益“东乡粮轻而收利薄此愿粮上加耗也；西乡粮重而收利甚厚此愿田2乾隆《吴江县志》卷十二《田赋》。 3康熙《松江府志》卷六《田赋》。 4傅维鳞：《明书》卷六七《土田志》。 1乾隆《吴江县志》卷十二《田赋》。 2乾隆《吴江县志》卷十二《田赋》。 3康熙《松江府志》卷二二《名宦》。 4乾隆《江南通志》卷一一四《职官志》。 1何良傅：《与郡守刘沂东书》《明文海》卷二o六。 上加耗者也”2。依土地自然属性差异来确定不同加耗标准的呼声日益高涨于是便有弘治八年江南巡抚朱瑄的《分乡论田加耗例》的颁行。他规定按照土质的不同将松江府所属华亭、上海二县各分为东、中、西三乡各乡以统一科则征收耗米：东乡亩加耗一斗一升中乡亩加耗一斗三升西乡亩加耗一斗五升。后来又将东乡分为沿海、不沿海两则沿海亩加耗一斗不沿海亩加一斗一升。此外华亭县中乡亩复加耗一升上海县中乡亩加斗三升、西乡斗六升。3分乡论田加耗法以加耗之均求田粮之均它分乡论等与田赋科则轻重无关在更大程度上实现了均赋。但是由于松江“西乡之田大抵尽属士大夫之家”4将土地肥沃亩产较高的西乡田多征耗米这自然遭到了士大夫豪右的抵制所以弘治十一年新任巡抚彭礼即在松江恢复以往的论粮加耗。弘治十五年彭礼为缓解论田加耗与论粮加耗的纷争在松江知府刘琬的协助下制定出一套折衷方案：官田加耗于粮每石征平米一石六斗；民田加耗于田每亩征耗米一斗二升5。这种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其结果只能是官田民田税额皆上升。实践证明这种折衷之法很难行通故正德二年巡抚艾璞又恢复了朱瑄的老办法只是征收耗米略有下降。但正德六年新任巡抚张凤上台后再次改为论粮加耗。 自宣德到正德朝以加征耗米作为均平官民田负担的手段经历了论田加耗与论粮加耗的多次反复它实质上是封建皇帝与封建地主相互争夺地租斗争的反映。朱明皇帝为维护封建郡国之需通过广置官田将江南作为财赋的渊薮。明中叶以后由于科举制的蓬勃展江南缙绅地主迅崛起“士大夫一旦得志其精神日趋于求田问舍”1。他们一方面想方设法广占良田一方面千方百计以求轻赋所以就造成“民田率归豪右而官田累贫民”2松江“西乡之田大抵尽属士大夫之家而册籍类寄于东乡田多缓征之处”3的局面。加耗法之争实质上就是利益之争。论田加耗依官民田科则确定耗米额官田科则重加耗少民田科则轻加耗多这自然有助于解决官民田科则的畸轻畸重但是论田加耗触动了广占民田的豪右士大夫的利益因而他们群起抵制其直接后果一是“辄减田土总额”一是“钱粮不清”4。封建朝廷财赋不保对此也采取谨慎的态度。另外由于不同科则之田加耗各异其改折种类亦各不相同这就使原本复杂的田赋科则更加繁多细碎2康熙《松江府志》卷六；《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六册《苏松》。 3康熙《松江府志》卷六；《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六册《苏松》。 4徐献忠：《复刘沂东加耗书》《明经世文编》卷二六八。 5康熙《松江府志》卷六。 1张萱：《西园闻见录》卷四《谱系》。 2《明史》卷一八二《王恕传》。 3徐献忠：《复刘沂东加耗书》《明经世文编》卷二六八。 4参见康熙《松江府志》卷六；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八。 苏州一府田土科则达一千余则湖州府竟达四千四百四十七则5而这反过来又为豪强胥吏营私舞弊提供了机会。“官民之田旧不过十余则近则乃至千余自巧历者不能算惟奸民积年出没其中轻重高下在其手或以其税寄之官宦谓之诡寄；或分散于各户谓之飞洒；有司拱手听其所为而不去。非不欲去不能去也。其弊起于则数之细碎故也。”1从而使原来均平官田民田税额的效能难以全部实现。论粮加耗依税粮多寡征收耗米官田科则高其耗米必多；民田科则低其加耗也少。这对民田私有者——豪右士大夫自然有利他们力主论粮加耗以实现转嫁赋税负担给耕种官田的贫民的目的通过合法手段来维护自身利益。但论粮加耗的不合理是显而易见的。万历时的赵用贤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有田始有赋凡与之贡赋未有不因于田之多寡。惟田数未定而概以粮数派征此侵渔隐蔽所由起也。”2随着历史的向前推进企图通过加耗来作为实现赋役均平的手段已显得力不从心。正德以后朝野请求将“田粮无论官民合为一等”的呼声日渐高涨。 明中叶以后的田赋改革：官民一则事实上明中叶以后国家对江南官田的直接控制权在逐步削减它突出表现为官民田相互更易现象的频繁生。按照规定官田是国家直接占有管理的田地耕种官田的人只有佃种权官田不得买卖。但是“官田承佃于民者日久各认为己业”3。官田买卖屡见不鲜“细民转卖官田价轻民田价重。贫民利价之重伪以官为民；富者利粮之轻甘受其伪而不疑”4。更有甚者“埋隐官田以为己业转将瘠田诡为官税”5。在国家对官田控制权逐渐沦落的前提下要保证朝廷财赋不减将官民田科则合并、土地扒平负担不失为明智的应时之举。另外由于明中叶以后许多重额官田废而不耕官租无处收取。对统治者而言与其让重额官田抛荒倒不如将其准依民田起科来增加财政收入更为有利。“官民一则”改革实际上也反映了统治者的利益要求。 江南“官民一则”改革走在最前列的是湖州府早在宣德元年湖州知府赵登就“疏清官民田地山荡各为一则起科”但由于得不到批准“事寝5万历《武进县志·田赋》。 1赵用贤：《议平江南粮役疏》《明经世文编》卷三九七。 2赵用贤：《议平江南粮役疏》《明经世文编》卷三九七。 3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八册《江宁庐安》。 4王鳌：《吴中赋税书与巡抚李司空》《明经世文编》卷一二o。 5霍韬：《自陈不职疏》《明经世文编》卷一八七。 不行”1。正统时巡抚周忱亦有是法然仍遭抵制。迨英宗复辟之初湖州始行孙原贞等的官民田分搭加耗之法“起科重者征米宜少起科轻者征米宜多”令“官田亩科一石以下、民田七斗以下者每百岁征平米一石三斗；官民田四斗以下者每石岁征平米一石五斗；官田二斗以下、民田二斗七升以下者每石岁征平米一石七斗；官田八升以下、民田七升以下者每石岁征平米二百二斗。凡重者轻之轻者重之欲使科则适均”2。该法论田加耗通过对不同科则的田土加征数额不等的耗米来渐次实现官民田科则的均平。但是新任知府岳璇上台后即废除该法实行论粮加耗“奏每亩正粮不动外其耗米不分等则每亩通为一斗”3。但湖州府的改革并没有停留在论粮加耗与论田加耗的争论上成化时该府辖属的武康县就已“奏行田粮事例”开始“官（田）为一则民（田）为一则”的改革探索后又在全府七县推广4。正德十四至十五年都御史许庭光和知府刘天和在湖州动了一场广泛的官民田一则的改革“奏将湖州田地四千四百四十七则均为二则凡官田为一则凡民田为一则”1。其具体方法是：“科则一依黄册不动”但用耗米和折色进行通融均摊“照官民田轻重加减分派俱以实米三斗为率”2。嘉靖二十一年知府张铎据粮里邵越等呈告申请将正德官民各一则的改革向前推进为官民田合并一则的均摊法他把全府夏税平米、折色、马草等米银总数分摊各州县“于各州县田地山荡上不分官民均摊派征包补”。各州县再按本府派给的米银总数“委曲通融均派”每田、山、荡一亩各应纳米银若干“一州自为一则六县各为一则”3。 苏州府的官民一则改革起步也较早。正德初嘉定知县王应鹏就倡议“官田轻重均作一则民田并丝麦不科粮地与成田荡涂亦均一则造册在官使民一体出纳”4。惜其建议未被采纳。迨入嘉靖朝昆山人顾鼎臣充世宗的侍从近臣后升礼部尚书他在乡居四载目睹江南田赋弊端凡三次上书恳请予以清理嘉靖十六年终于得到世宗皇帝的批准。江南巡抚欧阳铎受命总其事。其具体措施为：“令府州县各总其亩之额而丈量田以正亩；括其征米、征银之凡而计亩均输之。”“科则不易其旧而比其最重者与其最轻者稍以耗损益推移之。重而不能尽损者为递减耗米派轻赍折除之以阴见轻；轻而不能加益者为征本色递增耗米加乘之以阴见重。诸推1万历《湖州府志》卷九《守令·郡守》。 2《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3钱薇：《均赋书与郡伯》《明经世文编》卷二一四。 4桂萼：《请修复旧制以足国安民疏》《明经世文编》卷一八o。 1钱薇：《均赋书与郡伯》《明经世文编》卷二一四。 2万历《湖州府志》卷十一《赋役》。 3万历《湖州府志》卷十一《赋役》。 4万历《嘉定县志》卷七《条议》。 收田者从圩不从户；田为亩人为子。奸巧无所容而逃窜渐复。”1史称“征一法”或“均耗法”、“牵摊法”。顾鼎臣的门生王仪时任苏州知府对欧阳铎的征一法改革贯彻得力。在王仪的积极推动下苏州府官民一则改革进行得轰轰烈烈。吴县“将各科则与金花田耗裒益扣算牵摊每亩正耗米三斗四升四合”2。通过计亩均输本色米和折色银实现官民田科则的平等。嘉定县在知府李资坤的主持下在履亩丈田、清理逃税的基础上推行征一法“总计概县实存肥瘠相等田算派岁用正耗平米每亩止该二斗八升。以前项虚粮额不可缺每亩均包二升以三斗为则”3。常熟县在知府冯汝弼的推动下履亩清丈依土质不同定田赋为四则最重者亩征三斗三升4。吴江县在清理粮册基础上将全县平米四十三万八千余石除去部分法定免征耗米外“每亩摊正耗米三斗七升”5。昆山除低湮地外每亩均摊三斗三升五合“歉薄之田二斗二升”6。长洲县经过丈量；“每亩摊平米三斗七升五合”7。通过改革苏州的官民田科则差异被逐渐拉平。 欧阳铎、王仪的改革在江南地区影响强烈许多地方纷纷效仿。嘉靖十六年常州知府应槚征得巡抚欧阳铎同意在全府推行改革。他先将一县夏税二税、各项杂征以及随粮征收之耗脚合并计数得出其应征的本色米和折色银的总数然后验粮均摊向全县各项田土和税粮摊派。不过应槚的均摊是各县将官田平米总额均摊于一县官田民田平米总额均摊于一县民田各自通融均派其实质就是官民各一则这与苏州府官民一则有很大区别。嘉靖三十二年该府无锡县率先实行官民一则无锡知县王其勤奉命清丈田地在此基础上“竟并官民田地”依土质、地势不同“均为三则”1。江阴、宜兴等紧步无锡后尘“奏定官民田合为一则”2取消了官民田科则差别。隆庆二年武进县亦实行官民一则起科常州府“自是官田之则遂废”3。这标志着常州府官民一则改革的完成。 嘉兴府官民一则改革肇于嘉靖二十六年知府赵瀛动的扒平法。扒平法的主要内容包括：（1）将各县正耗米总数按各县官民总数均摊。“田不1《古今治平略·明朝田赋》见《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赋役部总论八》。2崇祯《吴县志》卷七《田赋》。 3万历《嘉定县志》卷五《田赋考》。 4乾隆《常昭合志》卷三《田赋》。 5乾隆《吴江县志》卷十二《田赋》。 6归有光：《论三区赋役水利书》《震川先生文集》卷八。 7万历《长洲县志》卷二《田赋》。 1万历《常州府志》卷四《额赋》。 2万历《常州府志》卷四《额赋》。 3《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七册《常镇》。 分官民税不分等则一概以三年起征”4。（2）“不动版籍”“合官民田地麦地一例牵摊耗米”“正米重者耗减轻正米轻者耗加重”每亩“俱不出三斗之数”。但低产的山荡滩涂池溇水面等项亩征米五升自为一则。在江南如火如荼的官民一则改革浪潮中松江府则显得相对冷清。松江人文荟萃景泰以降进士名额大增成弘以后步入上层统治集团的不乏其人伴随着明中叶以后王学的逐渐勃兴和传统的价值观念的改变松江府日益强大起来的松江身份地主开始追逐一己之利。为维护自身利益他们竭力阻挠官民一则的改革嘉靖十六年欧阳铎在苏州府改革之时松江知府黄润迫于压力没有归并官民田科则只是将原来的论粮加耗改为论田加耗改革明显滞后于苏、常等府但扒平科则已是大势所趋。隆庆二年林润任江南巡抚他上任伊始便现“江南诸郡久已均粮民已称便惟松郡未均”奏请实行丈田粮。在林润的举荐下原松江同知郑元韶奉命负责主持均平田则的改革。他在丈量土地的基础上依松江府东、西、中各乡土质不同分为上中下三等乡上乡田二亩七分三厘九毫纳平米一石中乡田三亩一分二厘纳平米一石下乡田三亩六分三厘纳平米一石自此松江府官民田科则差别渐趋消失。 江南地区官民一则的改革自嘉靖末至隆庆已成不可阻遏的潮流影响所及许多地区也开始官民一则的均田、均粮运动。嘉靖三十一年宁国知府刘起宗在该府实行核田对于“所部六邑通行丈量俾富而强者田必有赋贫而弱者粮无虚赔”。并在此基础上“以官民均为一则”1。自隆庆元年至隆庆三年应天府在两任巡抚林润、海瑞的奏请下先后进行土地清丈“官民悉用扒平粮差悉取一则”2。隆庆元年杭州府海宁县在知县许天赠的主持下丈量土地合官民为一则起科3。万历三年镇江府在巡抚宋仪望的奏请下“官民田地照亩起科”“均为一则”4。大约到万历九年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时江南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官民一则的改革。4《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三十二册《浙江下》。 1《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卷一四七《赋役部·总论十》。 2万历《上元县志·田赋》。 3民国《海宁志稿》卷九《田赋》。 4《明神宗实录》卷四二。 第三节明中叶赋役制度的改革明中叶赋役制度改革的社会政治因素明初的赋役制度是建立在皇帝对全国土地和人口私人占有的经济基础上的配户当差制。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役全国的人户都是皇帝的役户全国所有的土地同样也是皇帝的户役田人因籍役役随田转。皇帝用里甲制把全国人民编管起来为其纳粮当差他据都稽图据图稽户编户成甲积甲成里。明朝的正役、杂役的编佥皆以里甲为基干审编则以户等为先决条件。户等高低决定于两个重要因素：一为人丁一为事产大抵在北方以人丁为重在南方则以田产为重。户等分三等九则户等越高科差越重。一百一十个里甲户中推丁粮多者十户为里长户余百户皆为甲户岁役里长一人甲十人催征钱粮勾摄公事是为正役（亦曰里甲役）。杂役是因事编佥供地方官府遣派使用的徭役上中等户既当正役又当杂差下等户即使无田亦得承当杂泛差役。 明初的赋役制度就其制度本身而言比历史上任何朝代都要严密、系统和完整。它对明初封建政权的巩固、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展以及统治秩序的重建无疑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因而具有进步意义。但是明初的赋役制度有其先天的不足。在封建社会皇帝的话就是法律尽管从制度上讲鱼鳞图册和黄册是赋役佥派的依据但皇帝为了自己需要可以随意征派其随意性较强；再者明代的赋役是封建政治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封建等级政治控驭下的经济赋役能否顺利征调完全取决于封建政治的效力。如果说在明初由于政治清明简约这种赋役制度还能基本正常运行那么明中叶以后由于政治、国家控制力减弱以及商品经济的展这种制度就不得不面对下列问题的挑战。 1.国家统治集团不断扩大奢侈性消费恶性膨胀造成国家行政开支的急剧增加百姓赋繁役重。造成行政开支急增的主要原因包括：（1）宫廷之奢。正统以降的皇帝大多昏愦生活奢侈大兴土木开支庞大他们不仅将内承运库的金花银大部分给挥霍掉有时甚至还向太仓库支取银两。（2）宗室之藩。嘉隆时“天下王府之禄反多于岁供京师之米即使尽上供之输犹不足王禄之半”1。（3）冗员之盛。洪武时武职人员仅二万八千余人但到成化时“武职已逾八万合文职盖十万余”2随后又有大批人通过恩荫等途径汇入这支队伍使其总数到嘉靖时又增数倍3。（4）军费之增。明中叶以后卫所军制逐渐衰落募兵制逐渐兴起另外南倭北虏边患1戚元佐：《议处宗藩事宜蔬》《明经世文编》卷三八八。 2《明史》卷二一四《刘体乾传》。 3朱国桢：《涌幢小品》卷八。 不绝军费开支日增。由于封建郡国之需皆出自编户民的徭役封建朝廷有一事之需必设一种与之相对应的役所以日益增加的行政开支自然由百姓来承担百姓赋役负担大增。里甲正役“旧例止令输纳物料供给差使而已。今（弘治）则百凡官府所需悉出于此。县取于里里取于甲而府又取之县。盖视景泰、天顺间已不啻其几十倍矣”4。至于因事编佥的杂泛差役百姓更是叫苦不迭。其最难供应者一是修河嘉靖元年“河南、山东修河人夫每岁以数十万计皆近河贫民奔走穷年不得休息”1。二是水6运输如北直隶“密迩京师路多冲要中间外夷朝贡往来络绎接递夫役及砍柴、抬柴、养马、京班、皂隶、水马二站诸徭役最为繁剧”2。三是供应京师的砍柴等夫役天顺时仅顺天一府就有夫役应出砍柴夫一千七百三十名惜薪司抬柴夫三千二百名还有其他差遣如巡拦、防夫、仓脚夫、库夫、弓兵、铺兵等一万一千六百余名3。四是营建王府、修造坟墓等。繁苛的赋役使得大量的人、财资源被封闭在为统治集团消费效劳的徭役之中不利于封建社会经济的展。并且一旦赋役的繁苛程度过百姓承受能力他们轻则转徙他乡成为流民重则铤而走险甚至酝酿成轰轰烈烈的农民暴动严重削弱封建统治基础。 2.地主经济的膨胀与吏治以及由此造成的役法的混乱。明中叶以后在经济上随着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复苏生产规模日益扩大社会交换逐渐频繁商品经济也随之得到繁荣和展以正统六年明英宗“弛用银之禁”为标志白银作为一般等价物正式参与商品流通。货币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地位日渐提高促使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念生变化刺激了人们对“利”的追求。土地作为封建社会最主要的生产资料便成为人们争夺的目标土地兼并构成明中叶经济变革的最主要的特征。皇室、勋臣、贵戚凭藉政治特权通过钦赐、奏讨、投献等手段大肆掠夺官民田土建立皇庄、王庄、贵族庄田等缙绅地主亦随之推波助澜广占田亩。明初朱元璋为了使一部分人倾其全力以供职役曾给予其优免差役的恩赐这部分人既包括勋臣贵戚、进士生员等统治集团成员亦包括如马户、灶户等重役户。但是明初对优免规定严格“优免差役之法免杂役不免正办”1。“在京文武官员除里甲正役外其余一应杂泛差役全户优免；外官优免事例皆以品从为差。”2然而明中叶以后优免这种恩赐却被无限扩大化“今日士夫一登进士或以举人选授一官便以官户自鸣原无产米在户者则以无可优免为恨乃听所4光绪《黄岩县志》卷六《版籍·徭役》。 1《明世宗实录》卷十八。 2《明孝宗实录》卷一五三。 3《明英宗实录》卷二七八。 1吕坤：《答通学诸友论优免》《去伪斋集》卷五。 2聂豹：《应诏陈言以弭灾异疏》《明经世文编》卷二二二。 亲厚推收诡寄少者不下十石多者三四十石乃或至于百石。原有产米在户者后且收添又于同姓兄弟先已别籍异居者亦各并收入户以图全户优免或受其请托以市恩或取其津贴以罔利。又有苞苴富厚囊槖克盈多置田产寄庄别县仍以官户立户中亦多受诡寄。势焰者官府固已闻风免差势退者立能多方攀援以图全免”3。由于“品官优免太滥诡寄日滋”4结果造成了朝廷所拥有的科征赋役的田土和户口数字大大减少。一边是财政开支日增一边是朝廷财源日枯为了维持国家机器正常运行于是见在里甲赋役负担大增。与此相对应的是在政治上明中叶以后皇帝昏愦宦官专权奸佞秉政以及由此造成的政治、吏治江河日下。吏治反映到赋役制度上就是官僚、地主、胥吏们沆瀣一气为逃避赋役施展鬼蜮伎俩通同作弊。“遇有造册［巨室］贿里胥有飞洒现有人户者名为活洒；有暗藏逃绝户者名为死寄；有花分子户不落户眼者名为畸零管带；有留在卖户全不过割者有过割一二石为包纳者有全过割不归本户、有推无收、有总无撤、名为悬挂掏回者；有暗袭京官方面举人脚色、捏作寄庄者。故（黄）册不过纸上之桑户皆空中之影以致一省之中图之虚以数十计都之虚以数百计县之虚以数千万计。递年编差无归者俱命小户赔偿”1。政治加剧了赋役负担的不均“田连阡陌者诸科不兴室如悬磬者无差不至”2官户偃然处十甲之外差役独累贫下户。下户当差有身无力只得举家逃窜。贫户逃亡之后甲虽不及十户但役额不减由剩余人户均摊剩余人户役重而不能堪便整甲逃亡从而演成空前的逃亡。 严峻的现实使得明中叶以后赋役制度改革势在必行有识之士开始积极探索既能摆脱财政困境又能均平赋役、缓解阶级矛盾的改革思路从而揭开了明中叶赋役制度改革的序幕。 周忱对里甲正役的改革及其影响里甲正役的改革最早可上溯至周忱巡抚江南之时。宣德五年周忱出任江南巡抚在应天府他推行“里甲银”制度所谓里甲银顾起元在《客座赘语》中解释为：“往周文襄巡抚时以丁银不足支用复倡劝借之说以粮补丁。于是税粮之外每石加征若干以支供办名里甲银。”3里甲银的精髓在以粮补丁他把按户编派的里甲支费部分或全部地摊入田粮内折成银两以耗米的名义加征。在苏松周忱则推行平米法“初年3聂豹：《应诏陈言以弭灾异疏》《明经世文编》卷二二二。 4《明世宗实录》卷五四三。 1唐龙：《请均田役疏》《明臣奏议》卷十六。 2罗伦：《与府县官上中户书》《明经世文编》卷八四。 3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二《条鞭始末》。 粮一石收平民一石七斗候起运日酌量支拨除拨边外有余则入济农仓以备赈济谓之余米。遇农夫缺食及运夫遭风被盗、修岸导河等口粮凡官府织造、供应军需之类均徭、里甲、杂派等费皆取足于此”1。平米法中里甲等费取自余米其实质与里甲银一样也是以粮补丁、摊丁入地。周忱在江南将赋役审编基准由明初的以户等（人丁、事产）定徭役到明中叶的以粮（田）补丁实际上开创了摊丁入地的先河而这与历史展潮流是相适应的。因为明中叶以后由于土地兼并、赋繁役重造成“闾里小民游荡失业者十室而九”2。这给传统的赋役审编带来困难“丁口有时而盛衰定税以丁稽查为难”。但是土地却是“万世而不变”的“定税以亩检核为易”3。所以徭役审编基准由户等向丁田（尤其是田）过渡诚为历史展之必然。另外尽管正、杂二役大体皆以人丁事产作为编佥的根据但它们的性质与编佥方法各不相同。但是周忱的平米法却将其一体混编随粮带征赋役完纳在制度上简单化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舞弊行为的生。除里甲银和平米法外周忱还对里长之役进行重大改革：“将乡都通县排年里长编成一应差役每名出银一两轮当一年歇息两年酌量轻重多寡朋合造册犹如车轮之转。吏无那移之弊民得轻鲜易完。”4周忱对里长役的改革有三点引人注意：（1）通计一县一年应征里长之役固定役额。这是针对明中叶以后事繁费冗里甲供役激增里长之役除“催征钱粮、勾摄公事外其他诸如祭祀、宴飨、营造、馈送、夫马等费杂沓而来有司征敛日繁里长赔累不堪等状况而进行的必要改革。它反映了官民的一致要求对官府而言将乡都通县排年里长编成一应差役保证了赋役的征收；对百姓来说负担进一步明确。（2）将力役折银这是明初商品经济恢复展的结果官府收入不减百姓亦可安于田亩。（3）缩短里甲十年轮支的应役时间。“国初事简里均闾闬殷富便于十甲轮支。其后事繁费冗里胥因而为奸里甲凋敝而轮支始称苦矣。”1里甲轮役称苦是明中叶后里甲制度削弱的具体体现。明初里甲以户等均搭故而赋役均平。但明中叶以后土地兼并打破了“田不过都”的禁令诡寄、花分、寄庄盛行地主胥吏勾结舞弊猖獗严重侵蚀了里甲制的经济基础各里甲土地占有不均里甲规模不等“富里之民虽田盈千亩一役不沾患里之民虽户无立锥且充数役”2改革里甲已成时代要求里甲轮役的改革只不过是顺应这一潮流。 1赵用贤：《议平江南粮役疏》《明经世文编》卷三九七。但文中所言“均徭”恐有误。按均徭法始于正统时夏时进柯暹所撰《均徭册》。 2许国：《条上弭盗方略》《明经世文编》卷三九二。 3张萱：《西园闻见录》卷三二《赋役前》。 4乾隆《苏州府志》卷十一《田赋四》。 1《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十五册《山东上·里甲论》。 2天启《海盐县图经》卷六《食货篇第二下》。 周忱对里甲正役的改革影响深远。他的改革无论是正杂二役混编合并征收、徭役编佥由户等向丁田（尤其是田）过渡、固定役额抑或是力役折银、缩短里甲十年轮支时间在实践中既保证了国家赋役的正常征派使其财政收入不减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百姓徭役负担的均平。实际上明中叶起的由地方到中央、由局部到全国的赋役制度改革探索基本上沿着周忱的思路并使其更加完善和制度化在江南出现欧阳铎的征一法浙江、广东出现均平银的改革福建则有纲银之法。在北方则出现会银制度然而最终殊途同归导致一条鞭法的孕育产生。 欧阳铎的征一法又名均摊法“石江欧公巡抚悉举里甲诸项并入秋粮名曰均摊”。它是对周忱改革的继承和展：“巡抚周文襄公始为劝借之说以粮补丁然不过十之二三而已。至巡抚欧石江公时事益增役益繁而人丁不能支益于是有均摊米与人丁均编。”1征一法的内容主要有：（1）丈量土地以正田亩。（2）总征银米之凡而计亩均输。（3）以全县丁田数分摊全县徭役以嘉定县为例“通计一县里甲备用之数为银一千一百七十二两；均徭以银差者为银四千二百五十五两有奇以力差者为银五千一百六十八两有奇。乃计丁而编之丁出一分；计田而编之亩出七厘七毫；计滩池涂荡而编之亩出四厘”2。（4）正杂二役合并役有定额。“里徭有异而丁粮无二若仍二次编审亦不免于烦扰今将合用数目总会而并征之仍查照旧额各以类分法虽简而实不废也”3。至于徭役之费在苏松等府以八事（丁田、庆贺、祭祀、乡饮、科贡、恤孤、公费、备用）考里甲以三事（银差、力差、马差）定均徭；在应天府以十二事（国祀、国庆、供应、诸司之用、内府坐派、工部坐派、祭祀、乡饮、科贡、恤政、公用、备用）定里甲以二事（银差、力差）定均徭以六事考驿传。（5）“令民家以出缗钱雇役毋得仍十年旧”4。力役折银改徭役数年一编为一年一编。 继周忱之后东南各省相继对里甲正役进行改革“在浙江则曰均平银在江西则曰公费银在福建则曰纲银在南直隶则曰直日银遇有所费官自支用”1。 浙江的均平银亦曰甲钱最早始于天顺中2。均平银支应的对象很广“凡解京料价、祭祀、乡饮、备用夫马轿匠、公私诸宴皆籍此”3。均平1《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八册《上元县·田赋》。 2万历《嘉定县志》卷六《徭役》。 3万历《常州府志》卷六《钱谷三》。 4张萱：《西园闻见录》卷三三《赋役后》。 1《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二三册《海盐县》。 2《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二三册《海盐县》。 3万历《秀水县志》卷三《食货》。 银的派征最初无定规至嘉靖四十五年巡抚庞尚鹏奏行《钦依两浙均平录》始酌除诸弊立法定制。“通行会计各府州县每年合用一应起（运）、存（留）、额坐杂三办钱粮数目仍量编备用银两以给不虞之费俱于丁田内一体派征”。4丁田派征原则是计丁与田然后折田为丁输银贮官以给供费。百姓纳完均平银后里长在官勾摄甲悉放归农。 广东的里甲正役改革也叫均平银“广东丁田自编徭役之外每人一丁出钱五百文田一亩出钱一十五文十年一次随里甲正役出办供应谓之均平银”5。广东均平银与浙江均平银相比较内容大体一致：先二者都计丁与田将按户佥派的里甲役部分地摊入田粮；其次广东与浙江一样“见役里甲随丁田赋钱于官”“既出此钱甲归农里长在役只追征勾摄二事”6。但是二者也有不同：浙江均平银中里甲三办的支应占很大比例；而广东均平银不包括里甲三办只是供应地方衙门的日常杂泛开支。另外浙江均平银每年通融核算依丁田均平科派；而广东十年一次随里甲正役出办供应。广东均平银制开始于成化时由于明中叶后事繁费冗到嘉靖时已是弊窦丛生为此嘉靖三十七年广东巡抚潘季驯对此进行整顿：“先计州县之冲僻以为用之繁简令民各随丁力输银于官。每遇供应过客及一切公费官为银使吏胥里老承买。其里长止于在官勾摄公务甲悉放归农。”1“纲银者举民间应役岁费丁田粮六总征之易知而不繁犹网之有纲也。”2纲银之法盛行于福建其创行大约在成、弘之间史载：“成弘之间乃令见役里长随其丁田或钱输官以供一年用度者谓之纲以雇一年役事之佣者谓之徭。既出此钱［甲］则归之农雇一里长在役以奉追征勾摄。”3关于“纲银”之“纲”的意义历来说法不一何乔远认为是“提纲之谓”4《明史·食货志》亦持此义；但《万历福州府志》则认为“宪纲经用者名曰纲银”5。其实二者一就征派方式而言一则对其供支内容而言只不过是各有侧重罢了二者无根本上的区别。纲银的支应范围同均平银一样非常广泛包括“若庆贺、接诏、迎春、视学、祀典之当举者乡饮之再行者校文阅武之赏赉者；贡士于礼部者赏其路费邑之废疾孤寡给其衣粮行部及士夫之往来者有饩牵牢礼官长始至有效劳、致馆、门祭、4万历《绍兴府志》卷十五《田赋志二》。 5林希元：《陈民便以答明诏疏》《明经世文编》卷一六三。 6《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二七册《广东上》。 1《明世宗实录》卷四九二。 2《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3何乔远：《闽书》卷三九《版籍志·赋役》。 4何乔远：《闽书》卷三九《版籍志·赋役》。 5万历《福州府志》卷二九《食货四》。 堂燕、舆盖、器什；冬夏易其研席岁终供桃符、花灯”。6大凡地方政治文化社会经费皆取自纲银。但里甲三办的上供物料却不由纲银开支这与广东均平银类同。纲银征派亦计丁与田而且丁田可以互折“民米一石准丁一丁”把原本论户按丁负担的里甲支费部分摊入田地负担。明中叶后由于官府费用无节胥吏舞弊里长负担过重纲银无力供办所以正德十五年御史沈灼对福建纲银进行厘定他规定“将通县费用分正杂二办以丁四粮六法则科派”1。其中正办包括文庙、社稷之祭及乡饮之类杂派则包括迎春桃符、新官到任、生儒考试一切供办之类。由于福建纲银不包括上供物料的支应沈灼还创八分法以征收上供物料。“国朝物料俱于该年里甲丁银出办。至御史沈（灼）奏准各县每米一石、人丁一丁征八分通融全县该办之数就于八分内支解”2。使里甲三办亦有一部分被摊入田粮。但沈灼的改革并不彻底“二办之目正纲之费可稽杂则私而难诘矣”3。嘉靖十六年御史李元阳再次对纲银进行整理：“议征银储库用度各有定则。但额外费多支应不给仍令里长贴办称为班次。”4但是成效不大。迨至隆庆间福建纲银被十段册法替代。 当南方赋役制度改革如火如茶之时华北的改革才刚刚起步。究其原因既有政治对地缘渗透控制上的差异又包括南北经济展不平衡的因素在南方朝廷所以必急图改革在北方或可稍缓而已。虽可稍缓但终须改革。嘉靖四十三年北直隶赵州出现以银代役的里甲制度改革：“自（嘉靖）四十三年以后始议征银在官委人代支不用里甲。”5万历时河南彰德府和信阳府之罗山县出现“会银”之法。会银亦曰办银它也是按丁田通县概征概县通融征银省里甲归农1。会银后亦并入条鞭内征收。上述里甲之役的改革其积极作用显而易见。如里甲之役由原来的按户编派逐步改为按丁田分摊有利于均平赋役减轻了无地或少地的贫民的负担；里役依丁田折银雇役甲省归于农缓解了里甲人户的人身依附有利于农业的展。另外就赋役制度本身而言明中叶的里甲役改革为后来的一条鞭法铺平了道路一条鞭法的许多编审原则由此展而来。但是由于吏治里役改革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有时会出现“见役里甲赋钱于官曰纲银曰办银。有司复摄之令直日供应无名之征纷然四出即百缗不以6《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二六册《福建》。 1嘉靖《安溪县志》卷一《地舆》。 2嘉靖《安溪县志》卷一《地舆》。 3乾隆《建宁县志》卷七《赋役》。 4何乔远：《闽书》卷三九《版籍志》。 5隆庆《赵州志》卷三《田赋》1《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十三册《河南》。 抵数。穷乡小民白不识官府雇人代直月费数十金里甲大苦”2。均徭法与十段册法的创行与推广在里甲正役改革探索的同时杂役的改革也相伴而行其突出表现为均徭法与十段册法的创行与推广。 均徭法是明代杂役改革的开始。明初杂役由里长依据黄册所登户等量户因事点差上户重差下户轻差。然法久弊生朱明皇朝传至英宗初年已是千疮百孔。在审编差役上最大的弊政就是放富差贫。奸民豪户或飞洒诡寄田粮或贿嘱里书挪移作弊或隐漏丁口脱免差役或州县官役占富户充当皂隶厮役卖放入己所有差役大部科派中户、下户充当。下户贫困难堪纷纷逃亡统治者要求不能满足于是均徭之议兴。以正统八年江西按察佥事夏时“进知州柯暹所撰《教民条约》和《均徭册式》刊为令”1为标志均徭法正式创立实施。均徭法改革先是把那些有定额、有定期的常役如祗侯、禁子、库子、斗级、坝夫、馆夫、皂隶、斋夫、弓兵、巡拦、铺兵、防夫、膳夫等同无定额、无定期的上命非时的杂泛差役划分开来并把前者从杂役中独立出来冠其名曰均徭自此明代赋徭正式区分为里甲正役、均徭、杂泛差役三类。另外针对里胥为奸大造黄册时以上作下弄虚作假、佥派徭役时放富差贫均徭法令“里甲除正役照黄册应当外又别另编造均徭文册查勘实在丁粮多寡编排上中下户量计杂泛重轻等事佥定挨次轮当”2。 均徭法的推广一波三折正统八年3夏时在江西创行均徭法人皆便之。但遭到江西右参政朱得的反对他以夏时“多以上等粮户为隶兵意在逐年取用未免民害”4相构陷英宗皇帝于正统十年诏罢江西均徭册。直至景泰元年在礼科给事中金达“安民莫先于均徭役”“乞重将均徭之法举行”的奏请下江西巡抚韩雍与布政使崔恭大力申明此法。广西均徭法推行不到一年即在布政使揭稽的反对下被迫停止。在四川按察副使刘清曾以丁粮为差将户分为三等造均徭册官为定其役但遭到大地主的反对天顺元年重庆府永川县民邓琪上书英宗指责均徭法“惟以税粮定其科差则富商巨贾力役不及而农民终日无休息之日矣”四川的均徭法一度诏罢。但均徭法乃时代需求大势所趋景泰中广东右参议朱英“立均徭法十岁一更民称便”。成化初他升任福建、陕西右布政使亦将均徭法推广至这两省。2《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卷一五二《赋役部·艺文五》。 1《明史》卷一六一《夏时传》。 2嘉靖《海宁县志》卷二《徭役》。 3此处从《明英宗实录》卷一三六说但嘉靖《海宁县志》卷二则认为均徭法始于正统四年待考。4《明英宗实录》卷一三六。 及至弘治元年明孝宗下令：“布按二司、分巡分守官、直隶巡按御史严督州县管印正官审编均徭从公查照岁额差使于该年均徭人户丁粮有力之家止编本等差役不许分外加增余剩银两。”1均徭法遂正式在全国推广实施。 均徭法由地方官员创立并经过长期探索试验才逐步完备起来它在推广过程中亦开始一些新的调整：（1）银差的出现。银差与力差相对它包含两重意义：对官府来说徭役折银交纳官府雇人充役；对役户而言服役者得纳银代役。夏时初创均徭法并无银差、力差之分皆为力差“银差”一词最早见于正德元年它是明中叶商品经济展的必然结果与金花银、里役折银的出现是同步的。正德后银差、力差之例逐渐固定下来一般来说力差多为重役由上户承充；银差多为轻役由下户支应。并且随着社会的展呈现出银差日增力差日减的趋势。（2）南方、北方均徭审编基准大体相同计丁验粮确定户等量役轻重挨次轮当。但由于南北经济、政治等因素展的不平衡二者又稍有差异。一般来说南方均徭杂役丁粮兼派浙江、福建、南直隶各州县莫不如此其法多“总验一县之丁粮配请当役之数通融而审编之”其中丁粮可以互折并且在准折比例中田粮所占比重往往大于丁南方均徭编审实际上是偏向田亩的。在北方均徭编审则人丁事产参间有地亩之征和门银之编。地亩之征始于弘治十二年“都御史洪钟姑奏请（在北直隶顺天、永平二府）查地土计亩出银以为年需料价之用。盖因近京地方逐末优免者多故为此通融之计”1。但正德元年顺天巡抚柳应辰反对地亩之征恢复了论丁编役。嘉靖元年顺天府尹万镗奏请“申明征地亩之法”“酌量人丁地亩兼征银两”2。万历五年顺天府尹王之垣条上编审均徭宜事以为地科太轻丁科太重议请现在丁地通融计算每地一亩征科银二分3。万历十一年顺天府尹臧惟一又认为“每亩科银二分涉于过重不若以丁、门为主”得旨如议行。4此后门、丁科派构成北方徭役法的特点。这里丁即丁役折币征银；门即照门审编徭役。门银之编比地亩之征可能还要早万历《大明会典》载成化十五年令；“令各处差徭户分九等门分三甲凡遇上司坐派、买办、采办各因所派多少定民输纳不许隔年通征银两在官。”可见成化年间北方就已开始照门编差。门银“为富家援例得以优免而设”5其科派对象是品官及举监生员吏典之家。门银、丁银俱照户等审编“上中六则照门银等则编审下户既出丁银1《皇明制书》卷十三《问刑条例》。 1《明武宗实录》卷一三八。 2《明世宗实录》卷二一。 3《明神宗实录》卷一四三。 4《明神宗实录》卷一四三。 5《明神宗实录》卷一八o。 不得复议门银”6。而户等的划分依据人丁事产所以门银、丁银之征是丁田兼论的。（3）均徭审编周期各地不一“南北直隶及各省地方均徭其审编之法有一年一编者有二年一编者有三年一编者皆因时地之不同繁简之不一轻重之不等固难执一隅而议拟也”1。均徭的应役之法一直是轮役制其轮役次序与里甲正役的轮役次序密切结合起来一般是在里甲正役停歇后隔若干年然后再充应均徭其目的在于使民稍得喘息以并力于供应也。2明中叶后杂派夫役名目纷繁这些杂役多被归并为均徭结果均徭种类越来越多成为百姓最主要的负担。均徭既以均名其目的即在于均平徭役然而均徭法在推行过程中其不均的弊端日渐显露出来：先均徭计丁验田、按里甲轮当但明中叶后里甲之间贫富悬殊贫富不等的里甲却要负担相等的徭役势必造成“富里之民虽田盈千亩一役不沾患里之民虽无立锥且充数役”3。其次均徭佥派的依据是《均徭文册》它是对黄册失实的改革然而明中叶由于富豪贿赂胥吏以避重役《均徭文册》造册之时以上作下以亡为存故其登载失实有司“只凭籍册漫定科差”致均徭负担不均。为了改革均徭弊端十段册法应运而生。 十段册法又称十段锦法其内容在各时各地颇有差异然其主要方式不外两种一曰十段田法它不再采取里甲轮流服役之法而是通计一县丁粮将其均分十段每年提编一段。丁田互折力差亦折合为银差。一曰提编法“算该每年银力差各若干总计十甲之田派为定则如一甲有余则留二三甲用不足则提二甲补之。乡宦免田十年之内止免一年；一年之内止于本户。寄庄田亩不拘同府别府但已经原籍优免者不再免。”4十段册法的最早执行者当推南直隶人盛颙史载：“成化改元（盛颙）由进士历官知邵武先是徭役多从里胥推举奸弊万端。颙乃通扣一县丁田数十甲以一年丁粮应一年徭役周十甲而复始民甚便之。”1可见早在成化时十段册法即已在福建试行。正德中常州府武进县同知马某也曾“议将一县田地均分十段别造十段文册每年编审一段。初甚便之而后造册之时富民巧为规避人户消长参错多有产去差存者讼牒纷纷官民病焉”2。遂革而不用。嘉靖十六年李元阳任福建御史在全闽推行十段法“概一县［丁粮］之数酌什分之一今年盈则捐明年不足缩则益取6《明神宗实录》卷六八。 1李士翱：《钦奉敕旨陈言民情疏》《明经世文编》卷二o九。 2万历《常山县志》卷八《赋役表》。 3天启《海盐图经》卷六《食货篇第二》。 1嘉靖《邵武县志》卷十二《名宦》。 2万历《武进县志》卷三《钱谷一》。 诸今年之有余”3。嘉靖二十九年苏州知府金城亦议立十段均徭。嘉靖二十九年后虏患倭寇迭相交乘十段册法（提编法）被采用作筹款方法之一种。嘉靖四十四年直隶巡按温如璋亦仿十段锦册法（提编法）以防“品官优免太滥诡寄日滋”4。嘉靖四十年至隆庆元年浙江巡按庞尚鹏推行的十段册法最有成效“臣（庞尚鹏）自祗役以来即议立十段锦之法通行各府州县。查将十里内丁粮除四甲已经编过外未编六甲通融均作六段分定六年凡官吏举监生员军灶匠丁系例应优免者即将应免之数开列册前。如或各甲内俱有丁粮从一甲内优免其余免剩者造入册与民一体编差”5。隆庆二年江南巡抚林润将十段册法加以整顿“合无行府吊取各县十段丁田逐一查理裒多益寡务得其平。除已应役外其未轮年份各候该年即有过割不得规避。一年止编一段即有别故不得擅提下甲”1。迨至万历初一条鞭法在全国推广十段册法被一条鞭法替代。 十段册法不是对均徭内含役目的改革而只是对均徭编审对象和轮役方式的改革但是它在清核一县丁粮基础上或以丁折田或以田折丁将全县该年应派的徭役一并折银扣除优免外推算每丁、每亩应摊徭银然后将核实的全县田土均分为十段依段轮役。这在一定程度上杜绝了均徭法执行中富户贿赂吏胥避重就轻的弊端而且也抑制了优免冒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赋役的均平因而具有进步意义。 3乾隆《尤溪县志》卷五《赋役》4《明世宗实录》卷五四三。 5庞尚鹏：《题为厘弊以均赋役》《明经世文编》卷三五七。 1《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七册《常镇》。 第四节万历清丈与一条鞭法改革万历清丈明中叶以来的赋役制度的改革探索取得了令人注目的积极成果。但是应该清醒地看到这些改革仅限于局部地区且多为阶段性成果因此很不彻底。朱明朝廷的财政危机未能根本解决全国赋役不均的状况依然严重客观现实要求执政者必须将赋役制度的改革继续深入下去历史将此重任落在万历元年出任辅的张居正的肩上于是便有万历初年张居正的清丈土地和推广一条鞭法。 清丈土地是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的。明中叶以后皇亲、勋臣、贵戚“恃宠挟恩奏求田地”1皇庄、王庄、贵族庄田风云而起。缙绅地主推波助澜广占田土从而在全国刮起兼并土地的狂潮。土地是封建皇朝最主要的生产资料“有土此有财”赋自田出有田即有役但是由于这批人享有优免赋役的恩赐钦赐土地例不纳粮当差文武官员亦论品优免“官员之家率得优免遂致奸伪者多诡寄势家”2。从而使得国家控制在籍的纳粮当差地大大减少。“自洪武迄弘治百四十年天下额田已减强半而湖广、河南、广东失额尤多。非拨给与王府则欺隐于猾民”3。对于在籍的纳粮当差地明中叶以后由于吏治“飞洒”、“花分”盛行放大户而勾单小结果造成“田连阡陌者诸科不兴室如悬磬者无差不至”4。小户力薄难撑举家逃亡。赋役不均遍及各地。 为缓解财政危机实现赋役均平一批有识之士率先出清丈土地的呼声。嘉靖九年桂萼提出清丈土地、核实田亩。嗣后郭化弘、唐龙、简霄先后疏请核实田亩。而顾鼎臣的对策方略尤力：“请责州县官于农隙时令里甲等仿洪武、正统间鱼鳞凤旗之式编造图册细列元额田粮、字圩、则号、条段、坍荒成熟步口数目官为覆勘分别界址履亩检踏丈量具开垦改正豁除之数刊刻成书收贮官府给散里中永为稽考。”5另外还有一些开明的地方官吏在局部地区业已开始清丈土地的试点如嘉靖十至十四年邹守益在江西安福、安如山在河南裕州进行的清丈土地的尝试嘉靖十五年王仪在苏州主持的丈田均粮运动嘉靖十八年欧阳铎在应天进行的清理虚粮、清查隐匿田亩的赋役改革嘉靖二十六年嘉兴府海盐县令民自守田粮嘉靖三十一年刘起宗在宁国府清理虚赔钱粮隆庆元年杭州府海宁县令1《明英宗实录》卷二三九。 2《明孝宗实录》卷二oo。 3《明史》卷七七《食货一》。 4罗仑：《与府县官上中户书》《明经世文编》卷八四。 5《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许天曾的清丈田粮等等。其中“福建诸州县为经纬二册其法颇详。然率以地为主田多者犹得上下其手。神宗初建昌知府许孚远为归户册则以田从人法简而密”1。张居正在总结前人清丈经验的基础上于万历八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清丈土地的运动史称“万历清丈”。 张居正深谋远虑刚毅明断清醒地认识到明皇朝已成“将圮而未圮” 2的摇摇欲坠的大厦为挽狂澜于既倒张居正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地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他认为造成财政困难、社会危机的原因在于“自嘉靖以来当国者政以贿成吏朘民膏以媚权贵而继秉国者又务一切姑息之政为逋负渊薮以成兼并之私。私家日富公室日贫国匮民穷病实在此”3。鉴于此在政治上张居正强调“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他立考成饬吏治整顿边防综核名实。 在经济上针对“豪民有田不赋贫民曲输为累民穷逃亡故额顿减”4的状况张居正打算通过丈量使土地“皆就疆理无有隐奸盖既不减额亦不益赋贫民不敢独困豪民不能兼并”5。 尽管张居正“日夜忧劳念欲君国子民计非清丈不可”1但是万历八年前履亩度田仅限于对局部地区勋戚庄田的清丈促使张居正下定决心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清丈的是福建度田的成功。万历六年十一月明朝廷“以福建田粮不均偏累小民令抚按官著实清丈明白具奏”2。福建左布政使劳堪被任命为右副都御史巡抚福建奉旨稽核履亩丈量均匀摊补。万历八年九月度田事竣“闽人以为便”3。福建度田事实上是张居正清丈土地改革的试点和前奏福建的成功使他深受鼓舞“遂与张公（四维）、申公（时行）、大司徒张公（学颜）议请其意诏行诸路”4。同年十一月户部根据张居正的建议拟定《清丈条例》其内容如下：1.明清丈之例谓额失者丈全者免。 2.议应委之官以各布政使总领之分守兵备分领之府州县官则专管本境。 3.复坐派之额谓田有官民屯数等粮有上、中、下数则宜逐一查勘使不得诡混。 1《明史》卷七七《食货一》。 2张居正：《张太岳文集》卷九《京师重修贡院记》。 3张居正：《答应天巡抚宋阳山论均粮足民》《明经世文编》卷三二七。4《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一《江陵柄政》。 5《张太岳文集》附录《文忠公行实》。 1《张太岳文集》附录《文忠公行实》。 2《张太岳文集》附录《文忠公行实》。 3《张太岳文集》附录《文忠公行实》。 4《张太岳文集》附录《文忠公行实》。 4.复本征之粮如军种屯地即纳屯粮军种民地者即纳民粮。 5.严欺隐之律有自历年诡占及开垦未报者免罪报不实者连坐豪右隐占者遣重处。 6.定清丈之期。 7.行丈量磨算之法。 8.处纸札供应之费。 明神宗批准依其议“令各抚按官悉心查核着实举行毋得苟且了事及滋劳扰”1。从而在全国各地揭开清丈田粮的序幕。 当是时神宗皇帝十龄幼主难有作为张居正辅执政独揽朝纲。 中国传统经济向来就是政治控驭下的封建政治经济张居正政治上的成功为其经济改革铺平了道路“清丈之议在小民实被其惠而于豪宦之家殊为未便”2。丈田的目的是清查隐田而这却触动了勋贵、官宦、豪绅的利益他们群起抵制“豪家势多出有司上有司惧挠成议不但不尽丈且以余粮送入其家”3。对此张居正抱定“苟利社稷死生以之”的决心矢志不移坚定地将清丈运动开展下去。他一面写信给各地巡抚鼓励他们放手去干“清丈事实百年旷举宜及仆在位务为一了百当。若但草草了事可惜此时徒为虚文耳。已嘱该部科有违限者俱不查考使诸公得便宜从事”4。一面严惩阻碍清丈的勋贵豪强和清丈不力的官员。山西代王府宗室、镇国中尉廷■和奉国将军俊槨等人阻挠清丈张居正建议神宗下诏废俊槨为庶人其余人等削夺宗禄同时宣谕各处抚按：“丈田均粮但有执违阻挠不分宗室、官宦、军民据法奏来重处”5。万历九年七月河南获嘉知县张一心以旧册数字报充清丈数字被连降两级。同年十二月松江知府阎邦宁、池州知府郭四维、安庆知府叶梦雄、徽州掌印同知李好问“以清丈亩怠缓”“各住俸戴罪管事”6。 为了推动丈田张居正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主动按照清丈要求清查自家隐漏田亩。他写信给江陵老家的儿子张嗣修命其严格查核自家有无诡寄影射田亩。在核查中现张家原有田土不过粮七十余石而在该县赋役册中却写着“内阁张优免六百四十余石”这多出的五百七十余石“有族人倚借名号一体优免者有家僮混将私田概行优免者有奸豪贿赂该吏窜名户下巧为规避者有子弟族仆私庇新故公行寄受而逸者是以十分之中1《明神宗实录》卷一o六。 2邹元标：《敷陈吏治民瘼恳乞及时修举疏》《明经世文编》卷四四六。3邹元标：《敷陈吏治民瘼恳乞及时修举疏》《明经世文编》卷四四六。4《张太岳文集》卷三三《答山东巡抚何来山》。 5《明神宗实录》卷一一九。 6《明神宗实录》卷一一九。 论本宅仅其一余皆他人包免”1。查清之后张嗣修按其父要求不仅将诡寄于自家的五百七十石田粮上交国家而且表示主动放弃优免待遇“本宅田粮七十四石例得优免者尽数与小民一体当差”2。 张居正大权在握正己肃下在他的亲自策划和督促下全国绝大部分州县认真执行《清丈条例》如山西平阳府曲沃县知县沈时叙“先令其人自清丈自者免罪欺隐者重究。丈毕各填供报单一张送本里里长挨甲口口类为一册名曰《供报顺甲册》余收贮密室以为底据仍复择乡民中素行端谨者兖公、直里各二人带书算手各一人复分里按段丈之与供报者同则已多少口口口之少者正其隐欺之罪口类其册曰鱼鳞册则丈无遗地矣。”3河南杞县知县段绍先让业主自报田亩数额及方圆四至然后亲自检查“验田认粮遂得一县田清和税均”4。 在清丈土地的基础上各地还编制了新的鱼鳞图册这次的鱼鳞图册“盖一准国初鱼鳞之旧而益核之”1内容较之洪武时期更加精密完备。如常州府武进县“是年（万历十年）丈量尝造鱼鳞图册。闻之每鄙实费四金推求缮写不止再三总而藏之于官”。鱼鳞图册每乡都以四境为界境内田土划分为坵坵与坵紧接相挨绘于图册如鱼鳞之相比次以字号。田地分官民、高圩、腴瘠、山荡一一注明其后写有业主姓名、年月卖卖则有开注。2比较如实地反映了清丈后的土地占有状况。正因如此清入关后摊派钱粮所用的《赋役全书》就是依据万历清丈后的图册编纂而成：“顺治三年谕户部稽核钱粮原额汇为《赋役全书》悉复明万历间之旧。”3万历九年顺天八府州县和南京锦衣卫屯田、山东、江西先后报告丈量完毕；万历十年保定、大同、蓟辽、山西、广西、应天、宣府、浙江、贵州、淮安、扬州、徐州、河南、延绥、湖广、四川、陕西、两广等6续报告清丈完毕；十一年宁夏、甘肃、云南亦报告清丈事竣。至此历时二年多的全国范围内普遍开展的“丈田亩、清浮粮”运动始告结束。 《清丈条例》第一条明确规定：“明清丈之例谓额失者丈全则免”表明清丈的目的不在于增加役额而是以清核隐田为手段去均平赋役保证国课。通过清丈应该说基本上达到预期目的。先大量隐田被清查出来。兹据《明神宗实录》列出《万历清丈田亩增额表》：1《万历邸钞》万历九年夏四月条。 2《万历邸钞》万历九年夏四月条。 3沈时叙：《平阳府曲沃县均田记》原碑现藏曲沃县文化馆。 4焦竑：《焦氏笔乘》卷三。 1天启《海盐图经》卷五《食货·土田》。 2《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七册《常镇》。 3《清史稿》卷一二o《食货二》。 万历朝清丈田亩增额表地区丈田完成时间丈后新增耕地（顷） 见于《明神宗实录》卷数顺天八府州县九年四月2835111山东九年九月365755116江西九年十二月61495.54119北直隶保定府十年正月1758o12o山西十年三月51oo122蓟辽十年三月1157.88122辽东十年三月839o＋24188.7o122北直隶各州县军卫关营十年六月113o9.56125宣府保安、延庆、永宁等县十年七月1467.41126江南十一府州县十年七月2373o126浙江十年七月16146.6126凤阳府十年八月1829o127淮、扬、徐三府十年八月1224o127河南十年九月8o93.17128湖广十年十月54147o.78129延绥十年十月3o.43129宁夏十年十一月68.9413o四川十年十一月26452o13o陕西十年十二月3o988.32131两广十年十二月71213.18131陕西延、宁二镇十一年正月1899o132注：有字符号的数字系由几个数字相加而统计出来的。 其次隐占田土被查清后“以多余之地补失额之粮”1减少了“民间虚粮赔累之弊”。如北直隶沧州“清丈之后田有定数赋有定额有粮无地之民得以脱虎口矣”1。在山东“清丈事极其妥当粮不增加而轻重适均将来国赋既易办纳小民如获更生”2。另外随着额田的增加国家财政危机亦得以缓解《明史·张学颜传》称：“自正（德）、嘉（靖）虚耗之后至万历十年间最称富庶。”《明史纪事本末》亦称万历十年“太仓粟可支十年冏寺积金至四百余万”。 1《明神宗实录》卷一二一。 1万历《沧州志》卷三《田赋志》。 2张居正：《答山东巡抚何来山言均田粮核吏治》。 张居正在清丈田亩的同时还积极总结嘉靖以来各地赋役改革的经验在全国推广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一条鞭又作一条边、一条编、条鞭、条边、条鞭等。一条鞭的内容《明史·食货志》概括为：“一条鞭法者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故谓之一条鞭。”3但是应该看到一条鞭法有一展过程它轫于嘉靖初年至隆庆、万历初始盛行万历中叶以后范围几已遍及全国。从创行到最后推广及全国一条鞭法内容有个从粗到细、从简单到复杂的逐步成熟和完善的过程嘉靖初所创行的早期条鞭与隆万时所见之晚行者其内容并不完全相同。另外一条鞭法的实施推广不是由朝廷创议而后自上而下统一实施而是由地方自并相互仿效而风行起来因而即使同一时间不同的地区其推广的条鞭法内容也互有差异。还有明朝经过长期的酝酿、争论、反复到最后所确定的条鞭章程与实际执行的条鞭内容也未必完全相同。因此在当时就有人指出：“条编者一切之名而非一定之名也。粮不分廒口总收类解亦谓之条鞭；差不分户则以丁为准亦谓之条编。粮差合而为一皆出于地亦谓之条编；地不分上下一体出银此地之条编。其名虽同而其实不相盖也。”1一条鞭法的创行一般认为是嘉靖十年由御史傅汉臣。其实早在嘉靖九年十月桂萼就已提出一条鞭的主张。当时户部奉旨讨论大学士桂萼所奏的《任免考》在该奏折的“编审徭役”的一项建议中桂萼提出“合将十甲丁粮总于一府各府丁粮总于一布政司。布政司通将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内量除优免之数每粮一石编银若干每丁审银若干斟酌繁简通融科派造定册籍行令各府州县永为遵行”2。桂萼的奏疏虽未将此法冠以一条鞭之名但实际上已有其实。而傅汉臣则是在桂萼后五个月即嘉靖十年三月提出：“顷行一条鞠法。十里丁粮总于一里各里丁粮总于一州一县各州县总于一府各府总于布政司布政司通将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内量除优免之数每粮一石审银若干每丁审银若干斟酌繁简通融科派造定册籍行令各府州县永为遵守。”3这里尽管傅汉臣第一次提出“一条鞭法”的称谓但因其建言实际上是几个月前桂萼主张的翻版所以我们还3《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1于慎行：《穀城山馆文集》卷三四《与抚台宋公论赋役书》。 2《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卷一四二《赋役部》。 3《明世宗实录》卷一二三。 是应该将桂萼作为一条鞭法的最初倡导者。 尽管桂萼和傅汉臣的建议都未被世宗采纳但是一条鞭法还是得以在局部地区得以推广在南方尤以江西、南直隶、浙江等处成就最大在北方则北直隶、河南、山东诸处亦有在试行中。在江西嘉靖三十五年巡抚蔡克廉倡议为一条鞭法“各州县统计粮诸额不轮甲通十年均派帖下民户备载所应纳之数于上征银解给县官亲裁之”1。“公议一出民翕然称便”然“二府（淮、益二王府）言［禄米折银］独重称不便而一条鞭法革不┬幸印2。其后王宗沐亦曾建议实施一条鞭法。后来周如斗巡抚江西时“稔知民困差役创议行条鞭法”然其立法未就即“以劳瘁卒”3至隆庆二年巡抚刘光济继周如斗之后在江西推行一条鞭法：“通计一岁用银若干止照丁粮编派开载各户由帖立限征收如往年编某为某役某为头户某户帖户今一切革之。其有丁无粮者必系下户止纳丁银；有丁有粮者必系中户及粮多丁少与丁粮俱多者必系上户俱照丁粮并纳。”4其条例周详对后来影响很大。在浙江推行一条鞭法最有力者为庞尚鹏。嘉隆之际庞尚鹏多次改革赋役制度初行里甲均平法后又行十段锦法最后才归结为一条鞭法“通府州县十岁中夏税秋粮、存留起运额若干均徭、里甲、土贡、雇募加银额若干通为一条鞭总征而均支之”5。万历以后庞尚鹏还在福建、两广等地推广一条鞭法。在南直隶海瑞在丈量土地扒平田则的基础上实施一条鞭法“立划一之法以一县繁简适中为准总计徭役几何当雇值几何于是概一县之田除一切优免外总计田亩几何一亩当出雇值几何不论官民惟按户计亩按亩收值其编差徭官自办雇”。 一条鞭法自创行之后即成为争论的焦点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各自申述见解一条鞭法“忽行忽止”1。张居正秉政后对一条鞭法采取慎重态度最初他主张“果宜于此任从其便；如有不便不必强行”2。但是随着局部地区一条鞭法改革的成功张居正开始逐渐感到一条鞭利多弊少并坚决支持一条鞭法的推广。万历五年山东东阿知县白栋推行一条鞭法户科给事中光懋以“其法在江南犹有称其便者而不便于江北”将其弹劾张居正拟旨答复：“法贵宜民何为南北。各抚按悉心计议因地所1万历《南昌府志》卷八《差役》。 2王宗沐：《江西省大志》卷一《赋书》。 3《江西通志》卷五八《名宦二》。 4万历《南昌府志》卷二五《艺文》。 5《春明梦余录》卷三五《户部一》。 1《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2《张太岳文集》卷二九《答少宰杨二山言条鞭》。 宜所从民便不许一例强行白栋照旧策励供职。”3给予白栋以支持。张居正还致书白栋的支持者山东巡抚李世达：“条鞭之法近旨已尽事理其中不便十之一二耳。法当宜民政以人举民苟宜之何分南北？”4尽管张居正在执政期间没有颁布在全国推广一条鞭法的政令但是他支持一条鞭法改革的态度是显而易见的张居正的态度对一条鞭法的推广影响深远它加了推广的进程大约万历二十年左右一条鞭法已推及全国。张居正的一条鞭法的改革是旨在挽救明中叶以后由于国家财政困难、百姓赋役不均所引起的政治危机的改良措施。“条鞭之善者以为均丁粮、消冒滥、息赔累、简明目、寝觊觎、屈市猾、平贫富、清册籍一举而官民积重之弊皆反”1。一条鞭法的实施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1.合并赋役项目简化征收手续赋役除繁趋简皆有定额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贪官污吏上下其手中饱私囊。 2.将户丁负担的部分徭役摊入田亩按亩而征“称最便矣第丁多苦贫田易取办”2既保证了国家收入又减轻了贫下户的赋役负担。 3.废止里甲排年轮役制改为每年编审“合一邑丁粮充一年之役所以少易办”“为民利甚”3。 4.赋役折银征收“凡百用费皆取于官银民间有本户粮差之外别无徭役自完本户粮差之外别无差使吏胥无所用其苛求而民相安于无忧矣”4。 一条鞭法是我国赋役制度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它上承两税法融入了明中叶赋役制度改革的优秀成果自觉不自觉地反映了赋役制度展的规律它所体现的“摊丁入地”、“度地而税”的趋势为清代所继承清代的地丁制度是一条鞭法演进的必然结果。 3《明神宗实录》卷五八。 4《张太岳文集》卷二九《答总宪李渐庵言驿递条编任怨》。 1郑文郁：《经国雄略》卷一《赋役考》。 2《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八册《江宁庐安》。 3光绪《漳州府志》卷一四《赋役上》。 4张栋：《国计民生交绌敬伸末议以仰裨万一疏》《明经世文编》卷四三八。第五节三饷加派与明代赋役制度的终结万历中后期的财政危机万历初年张居正的改革卓有成效一度扭转了嘉靖、隆庆时期的财政危机使得“海内殷阜”“帑藏充盈”。然而这种好景没有持续多久万历中后期明皇朝一直处于严重的内忧外患中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财政危机。 造成财政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万历三大征即平定宁夏哱拜叛乱、平定播州杨应龙叛乱以及援助朝鲜击退丰臣秀吉侵略所征饷银“宁夏用兵费［银］百八十余万；朝鲜之役七百八十余万；播州之役二百余万”1国力消耗极大。宫廷消费膨胀加剧财政危机。万历中期皇帝一人每年膳食费增至三十万两2修造定陵寿宫费银八百万两修三大殿仅采木一项即费银九百三十余万两3。“居正卒添织渐多二三年间费至百万取给户工二部搜括库藏扣留军国之需”。4采买金珠“费以巨万计珠宝价增旧二十倍”5。各地宗室繁衍益盛万历四十年宗室人口突逾六十万6单食禄米一项即给国家财政增加巨大负担。与国家财政开支激增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在籍纳粮田地的锐减万历时皇亲贵戚奏讨土地再度兴盛“神宗赉于过侈求无不获”7四川沃野“为王者什七军屯什二民间仅什一而已”1。万历四十一年福王朱常洵封藩河南赐田二万顷河南不足则括山东、湖广土地益之。 巨大的军费开支和其他消费使明皇朝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万历十年岁入白银三百六十七万两岁支四百二十二万两支五十四万两2。万历二十七年前后每年支仍为五十万两左右3时至万历三十年已是“老库将尽京粮告竭太仓无过岁之支”“从古以来未有公私匮竭如今日之穷者”4。 1《明史》卷二三五《王德完传》。 2《明史》卷八二《食货六》。 3《明史》卷八二《食货六》。 4《明史》卷八二《食货六》。 5《明史》卷八二《食货六》。 6《明神宗实录》卷四九二。 7《明史》卷七七《食货一》。 1《明神宗实录》卷四二一。 2谈迁：《国榷》卷七二。 3王德完：《稽财用匮竭之源酌营造缓急之务以光圣德以济时艰疏》《明经世文编》卷四四四。4赵世卿：《题国用匮乏有由疏》《明经世文编》卷四一一。 开矿榷税和三饷加派封建郡国之需来自赋役赋役的种类及征纳多少完全取决于皇帝的需求。为了弥补巨大的财政亏空明廷推行了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臭名昭著的赋役征收政策——开矿榷税和三饷加派。 开矿榷税肇始于万历二十四年。“只知财利之多寡不问黎民之生死” 5的明神宗好货成癖于万历二十四年委任大批宦官做矿监税使“矿不必穴而税不必商民间丘陇阡陌皆矿也官吏农工皆入税之人也”6。矿监税使以开矿榷税之名行勒索民财之实。矿监所到之处“富者编为矿头贫者驱之垦采绎骚凋敝若草菅然”1。甚而至于公开敲诈勒索“富家巨族则诬以盗矿；良田美宅则以为下有矿脉率役围捕辱及妇女甚至断人手足投之于江”2。“征榷之使急于星火搜括之令密如牛毛”3“天津有店租广州有珠榷两淮有余盐京口有供用浙江有市舶成都有盐茶重庆有名木湖口长江有船税荆州有店税又有门摊、商税、油布杂税莫不设珰分职横肆诛求。有司得罪立系槛车百姓奉行若驱驼马”4。 矿监税使横征暴敛无恶不作他们“掘人冢坏人庐淫人室荡人产劫人财”5使得整个国家“如沸鼎同煎无一片安乐之地贫富尽倾农商交困流离迁徙卖子抛妻哭泣道途萧条巷陌”6。从而也引了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万历二十七年湖广税监陈奉到荆襄收税激起民变“商品鼓噪者数千人飞砖击石势莫可御”7。陈奉逃回武昌后不思悔改恣行威虐万历二十九年武昌市民不堪勒索凌辱一万余人“围绕陈奉公署誓必杀奉。奉从后门潜逃匿楚王府中。众民将番校耿文登等十六名捆缚手足投之于江”8。山东税监马堂横征暴敛“凡系背负米豆生理之类尽行抽税以致贩卖俱不进城小民度日不支”。临清市民忍无可忍万历5《明神宗实录》卷三四九。 6《明史》卷二三七《田大益传》。 1《明史》卷八一《食货五》。 2《明史》卷八一《食货五》。 3《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十二册《扬州府》。 4《明神宗实录》卷三七o。 5《明神宗实录》卷三七o。 6《明神宗实录》卷三七六。 7《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五《矿税之弊》。 8文秉：《定陵注略》卷五《军民激变》。 二十七年聚众万人纵火焚烧马堂衙署杀其党羽三十七人9。苏州织造太监孙隆盘剥机户“每机一张税银三钱”1。万历二十九年苏州机户爆了反抗孙隆的斗争葛贤成为这次斗争的领击杀孙隆爪牙黄建节孙隆狼狈逃往杭州。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各地民变不下数百起。 三饷指辽饷、剿饷和练饷都属于正额之外的加派按亩征收。加派三法最早可溯源至明中叶弘治时因对蒙古用兵兵部尚书马文升就提议“苏松折粮银价轻宜稍增之”以充兵饷但遭礼部尚书谢迁反对未能成行2。正德时因修乾清宫“加天下赋一百万两”3。嘉靖二十九年秋俺答入寇剽掠京畿直薄都城军饷无措户部尚书孙应奎建议加派田赋除北方诸府及广西贵州不派外其他各处皆量地之贫富加派骤增赋银一百一十五万两苏州一府乃至八万五千两4。嘉靖三十一年以后倭患渐炽于东南沿海俺答之患仍急又于南畿浙闽的田赋加额外提编5。万历二十五年因朝鲜之役在山东加派每亩征银二三厘每丁加银三四分二年并征6。 万历中期前田赋加派基本上是在局部地区实施且数额不大。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在赫图阿拉称汗建国国号大金建元天命。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师攻明陷抚顺克清河震动京师。为抽兵增援辽东明廷援引征倭征播故例实行加派开征辽饷除贵州因有苗民起义未加派外“浙江十二省、南北直隶照万历六年《会计录》所定田亩总计七百余万石每亩权加三厘五毫惟湖广、淮安额派独多另外酌议其余勿论优免一概如额通融加派总计实派额银二百万三十两四钱三分八毫零。”1这次加派神宗皇帝答应“辽饷事宁即为停止”但第二年辽饷用尽辽事吃紧萨尔浒一役明军丧师失地为了增加兵员、修筑工事以抵御后金进攻急需经费支持明神宗不肯用金花银充饷只得再次加派每亩征辽饷三厘五毫。万历四十八年明廷又第三次加派辽饷每亩二厘先后三次加派每亩加派银九厘。崇祯三年辽东战事急剧恶化后金挥师入关一度占领永平、滦州、迁化、遵化四镇明廷决定在蓟州、通州、昌平三镇增兵五万余马一万匹岁需银一百一十五万两崇祯皇帝再次下诏每亩加派三厘是为第四次加派。除了辽饷加派外从天启六年开始还实行了辽饷预征制每年十月开始预征第二年辽饷的十分之三第二年缺十9《明史》卷一o五《陈增传》。 1《明神宗实录》卷三六一。 2《明名臣琬琰续集》卷二《文正谢公》。 3《明史》卷十六《武宗纪》。 4《明史》卷二o二《孙应奎传》。 5《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6邢侗：《东事策》《明经世文编》卷四六八。 1《明神宗实录》卷五七四。 分之三又要预征第三年的十分之三。辽饷加派的对象主要是田亩但又不限于田亩的征收盐课、芦课、钞关也加派辽饷银并且崇祯时期在增派地亩银的同时杂项、盐课、钞关、芦课等也续有增加。剿饷和练饷是在农民起义如火如荼的局势下为筹措镇压经费而增设的名目。崇祯八年湖广巡抚卢象升倡湖广等五省乡官及有田之家出“助饷银”助饷银征派对象分乡官、非乡官两类因粮输饷以税粮高低定助饷多少故又有因粮之称。崇祯十年兵部尚书杨嗣昌上疏崇祯皇帝提出“四正六隅十面网”的军事围剿计划要求增兵十二万、增饷二百六十二万八千两并提出剿饷的四条征收办法：1.均输。均输是对卢象升因粮法的改进“今惟不分五两上下一例通因粮粮输”具体征收标准为“每田一亩派米；每米一石折银八钱”每年约可得银一百九十余万两。 2.溢地。就是对万历九年以来各地多清丈出来的尚未加派辽饷的土地加征剿饷每年约可得银四十万两。 3.寄学监生事例。通过出卖国子监生资格以换取银两。 4.驿递将在此之前邮递裁省之银以二十万充剿饷。 崇祯帝接受了杨嗣昌建议崇祯十年闰四月正式下诏征收剿饷。剿饷原定以一年为期但农民起义势不可当辽东战事又日趋急迫明廷不得不练兵增饷。于是在崇祯十二年又下令增派练饷。练饷各项征收额如下：（1）照亩加派亩征一分共加征四百八十一万一千八百两。 （2）赋役所核可得七千两。 （3）兵部所裁站银五千两。 （4）关税量增二十万两。 （5）盐税四十万两。 （6）契税二十四万两。 （7）赃罚银二十万两。 （8）典税三千两。 （9）公费节省一万两。1以上各项合计共七百零九万一千八百两其中“照亩加派”和“赋役所核”二项合计五百五十一万一千八百余两占总额的百分之七十九可见练饷征收对象仍以土地为主。 明代赋役制度的终结三饷加派是掠夺性的财政措施赋役征收受生产力展水平的制约赋役的征收量不能过生产者所能提供的剩余劳动的某一限量但三饷加派却1孙承泽：《山书》卷十三《议加练饷》。 是依军需决定征收额其加派额直线上升结果造成“旧征未完新饷已催额内难缓额外复急村无吠犬尚敲催追之门；树有啼鹃尽洒鞭扑之血。黄埃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燐夜夜常闻鬼哭”1。从而引起广泛的社会不满加了明皇朝的灭亡。崇祯十七年李自成率军攻克北京三饷加派与明代其他赋役制度一样随着明朝的覆亡而寿终正寝。 1郑廉：《豫变纪略》卷一。 第五章官私手工业第一节官府手工业官营手工业是明代前期手工业的主体其产品直接满足皇室消费、政府以及军队的各项需求它对于保证政权机器的运转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明政府对官手工业的经营极为重视建立了一套庞大、复杂又比较完整的生产和管理体系其目的是为了组织好官手工业的生产使之更有效地为封建统治服务。 明代官营手工业及其管理机构大致可分为中央、地方两大系统。中央系统包括工部、内府、户部等中央部门管辖的手工业。地方系统是指地方有司管辖的手工业生产部门。此外地方军队卫所生产军器的手工业亦属地方系统。在两大系统中中央系统的手工业最为重要所掌管的事务也最多。工部手工业工部是六部之一它是明代官手工业最主要的领导机构。工部最高长官为尚书自明初废除丞相后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工部尚书的职责是“掌天下百工营作山泽采捕窑冶、屯种、榷税、河渠、织造之政令”1他是官手工业的最高行政长官凡属法令、方针之类大政均归其掌管。辅佐尚书的是侍郎史书称为“侍郎佐之”工部设左、右侍郎各一人。 工部下设四个清吏司即营缮、虞衡、都水、屯田。四清吏司的名称在洪武初称总部、虞部、水部、屯田后几经更变在洪武二十九年定为营缮、虞衡、都水、屯田四清吏司。各清吏司设郎中一人为本司总负责其副职为员外郎属员有主事。 在每个清吏司下都有一些直辖的官手工业生产机构如营缮所、文思院、皮作局、鞍辔局、颜料局、军器局、织染所、杂造局等等。这些机构由工部委官负责他们品级不高最高的营缮所所正不过正七品其他多为九品或从九品。但这些人在官手工业中是不能忽视的因为他们负责的是最具体的组织和管理工作在他们之下就是从事生产的手工业者了。 在工部四清吏司中营缮清吏司是最主要的官手工业管理部门因为它的职责范围全部是官营手工业。其他各清吏司的职责中一般只有一部分属于官手工业范围其中屯田清吏司与官营手工业的联系最少。下面就对各清吏司的职责及所属手工业作一介绍。 营缮清吏司的主要职责《大明会典》概括为“掌宫府、器仗、城垣、1《大明会典》卷一八一。 坛庙经营兴造之事”2。凡需要国家负责兴建的工程均由营缮司筹措并督造。其次皇帝和皇后、太子、亲王世子、皇妃的卤簿、仪仗、乐器也由营缮司主要负责具体工作“移内府及所司各以其职治之”1。营缮司按期检查质量。营缮司的第三个职责是管理物料包括木材、瓦器、陶器、琉璃器以及薪苇这些物料是供应京师各工程的。第四项职责是管理工匠即负责浙江等地轮班匠的簿籍、调拨和清查。此外营缮司还负责一部分刑具的制造以及流罪以下罪囚的调拨。 营缮司除直属的营缮所外其分支机构有琉璃厂、黑窑厂、神木厂、台基厂以及重都城、清匠司等。这些分司都十分重要是官手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地位比营缮所要高。官员一般由员外郎或主事担任。 虞衡清吏司的职责范围甚广“典山泽采捕、陶冶之事”2祭祀、御用、宴宾客所用的野味即由虞衡司负责催办此外山泽禁令也归虞衡司掌握。在虞衡司诸多职责中属于官手工业的是如下几项：一是保管及核查陶瓷器皿“籍其数、会其入毋轻毁以费民”3。二是管理铸器、铸钱方面事宜。凡内外衙门所需铜铁器皿一律由虞衡司的宝源局铸造打制铸器的样式和用料也由宝源局定夺后呈部批准。铸钱明代一般由内府铸造但宝源局要委官负责同时每季计算人匠数目和物料数目此外钱的制式也由宝源局监督“必准铢两”4。钱铸完后负责收贮奏闻并差官交内府入库。三是制造、验收军装、兵器。虞衡司下设有军器局它是京师制造军器的主要机构下辖盔甲厂和王恭厂。军器局在正统初由工部侍郎提督成化年间由郎中代之嘉靖末则由注选主事负责。制造出的军装军器的质量要会同兵部检查“必程其坚致”5。除普通军器外军器局还制造一部分火器。军器造成后其验收工作早期由工部官、给事中、御史按季抽查后交库嘉靖二十八年虞衡司设立分司即试验厅专门检验军器质量这其中既包括军器局的军器也包括其他各处的军器。检验合格后方给进状准与入库。试验厅则造册奏报。四是采集鸟兽的皮张、翎毛、骨角用于制造军器、军装和礼器。明代各地交纳的皮张、翎毛岁有定额解到的皮张、翎毛由工部虞衡司给长单勘合与交纳人再给札交库收贮备用。虞衡司下属有皮作局设大使、副使各一员该局负责熟造生皮和煎制水胶。明代皮张、翎毛的交纳或改折或本色变化不一而本色俱由虞衡司经手。五是管理冶课、颜料、纸札等项事宜。明代官冶时兴时废虞衡司的职责是在兴举时“先行移各司岁2《大明会典》卷一八一。 1《明史》卷七二《职官一》。 2《明史》卷七二《职官一》。 3《明史》卷七二《职官一》。 4《明史》卷七二《职官一》。 5《明史》卷七二《职官一》。 办”而在废止后铜铁之类“如果缺用即须奏闻复设炉冶采”1。明代最大的铁冶厂遵化铁厂在开炉时亦由虞衡司负责管理。虞衡司所属有颜料局此局设于洪武年间它是掌管、供应以及生产一部分颜料的机构。 虞衡司的分司及所辖机构除前面涉及的宝源局、试验厅、军器局、皮作局、颜料局外据《工部厂库须知》载还有街道厅。街道厅的责任是维修都城内外损坏的街道、桥梁栅栏、牌坊等以及各河、水道的清污。 都水清吏司的职责据《大明会典》卷一九六载：“掌川渎、陂池、桥道、舟车、织造、衡量之事。”《明史·职官一》所记除与《大明会典》相同者外还多了券契一项。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都水清吏司与官手工业有关的职责是舟车、织造、衡量诸事。 舟车即官用船只、车辆如运贡马的马船、运官物的风快船、御用的黄船、海运的遮洋船、漕运的浅船等等；其车辆如大车、独辕车、战车等。这些官用舟车的修造的协调组织工作由都水司承担“会其财用酌其多寡、久近、劳逸而均剂之”1。此外各种车船的额定数目、用料、成造及修理时间亦由都水司掌握。 织造是都水司负责的又一工作。明代织造方面的官手工业机构有内织染局和外织染局“内局以应上用外局以备公用”2此外南京还设有神帛堂苏州、杭州等地也设织染局。这些机构是官办手工业中纺织业的基本组织都水司的工作与这些机构密切相关。都水司织造方面的具体职责有如下几项：一是掌握织造之物的制式、用料。如段匹必须宽二尺、长三丈五尺等。二是掌握各地岁造的数目及参与验收。岁造就是有织染局的地方每年必须完成的朝廷的织造定额。都水司要掌握这些定额以及变化情况并要参与验收解到的岁造段疋宣德十年规定该司官要同原封的段匹及原解人会同辨验御史、司礼监官、库官一同查验收库。三是协调冕服、诰敕、制帛、祭服、净衣的织造工作。如祭祀所用祭服净衣令本司所属文思院成造御用冕服、诰敕等行移内府织造制帛则由南京神帛堂织造运京。这就是《明史·职官一》所说的“移内府、南京、浙江诸处周知其数而慎节之”。 衡量指斛斗秤尺、天平砝码等都水司对此的管理据《明史》所言为“谨其校勘而颁之悬式于市而罪其不中度者”3意即都水司要检查度量衡的精确度保证符合标准的衡器量具在社会上使用同时处罚那些使用不合格的衡器量具的人。除管理度量衡外都水司的另一项工作是督造光禄寺及在京各衙门所需各种器物。洪武年间御用、祭祀及各衙门所用器物并不全由都水司造办如金属器物由宝源局制造皮革制品由皮作局制造1《大明会典》卷一九四。 1《大明会典》卷二o一。 2《大明会典》卷二o一。 3《明史》卷七二《职官一》。 等永乐以后设立器皿厂为都水司的分司初由郎中一员管理后改注选主事。器皿厂设十二作（一说十八作）主要职责是成造光禄寺所需器物“每年光禄寺坐出该用器皿数目题送工部奏准札付本厂。修造完备该寺差人领用”1。此外各种供用器物也由器皿厂制造。 器皿厂是都水司领导下的最主要的官手工业机构。另外通惠河、织染所也是都水司的所属机构。 屯田清吏司主管屯田事务它是四个清吏司中与官手工业直接关系最少的机构但在它的权限中也有一部分与官手工业有关这就是抽分和山陵坟茔的修造。 抽分是向客商征收竹木等实物税税率按所征收之物的不同有三十分取一、三十分取二等不同标准。如永乐六年规定：松木三十分取六；杉木三十分取二；芦苇柴三十分取十五。具体负责抽分的是设于各地的抽分竹木局这些抽分竹木局由朝廷派官主持。抽分的项目有木、竹、柴草、石灰、砖瓦等这些都是建筑所必需的。事实上抽分的直接目的就是要满足官手工业的各种需要即史书上所说的“以资工用”2。从这一点上说屯田司是官营手工业的物料供应机构。 屯田司的职责中有一项是营建帝王陵寝和职官坟茔“山陵营建之事俱本司掌行”1。在营建过程中屯田司要委官总督工程此外还要根据死者的身份的不同建造不同的坟茔其堂碑、碣兽都有差别。 工部及其下的各清吏司对明代官手工业的生产和展起了重要作用。 工部是一个有职有权的机关它直接领导着许多手工业生产的骨干机构。同时工部在整个官手工业的生产中起着组织和协调的作用。这些决定了工部在官手工业中的突出地位。 明初朱元璋定都南京南京成为全国的统治中心永乐以后北京代替了南京的地位但南京仍保留一套与中央一样的统治机构这其中就包括南京工部。 南京工部设尚书一人右侍郎一人其下仍设营缮、虞衡、都水、屯田四清吏司。南京工部下属的手工业机构有营缮所、文思院、宝源局、军器局、织染所、龙江抽分竹木局、瓦屑坝抽分竹木局、清江提举司。其中清江提举司是负责建造粮船的机构。各司职责与北京中央的工部相仿只是管辖地区限于南京及附近各省。此外还承担工部的一些手工业生产任务如成化十七年工部奏准岁造器皿一万件其中南京工部承担三千件2。嘉靖二十二年铸洪武至正德纪元的九种钱及嘉靖钱共一千一百万锭“内工部六分南京1《大明会典》卷二o一。 2《大明会典》卷二o四。 1《大明会典》卷二o三。 2《大明会典》卷二o一。 ------------ 11 工部四分各分铸”3。可见南京工部既是明代在南方地区的官手工业的管理中心又是中央工部的辅助机构在整个官手工业的管理协调上占有不能忽视的地位。 内府手工业明代直接服务于皇帝的宦官机构有四司八局十二监共24个衙门这些衙门统称为内府。皇帝需用的各种手工业品基本由内府制造因而内府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手工业生产体系这个体系是明代官手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很特殊的部分。 内府制作依据产品的不同分别由内府的不同衙门掌管。下面就介绍一下与手工业有关的各衙门及其职责。 内府十二监包括司礼监、内官监、御用监、司设监、御马监、神宫监、尚膳监、尚宝监、印绶监、直殿监、尚衣监、都知监。十二监中内官监及御用监是两个管理官手工业的主要机构。 内官监设掌印太监一员其下属有总理、管理、佥书、典簿、掌司等。 内官监的职责大致有三：一是掌管“成造婚礼妆奁冠舄、伞扇衾褥、帐幔仪仗及内官内使贴黄诸造作并宫内器用饰与架阁文书诸事”1。另外皇帝所用的草纸由内官监纸房抄造。二是参与国家大型建设工程的主持工作凡营建帝王陵墓须“请敕内官监官二三员提督工程”2。三是管理住坐工匠。内官监辖有十作即木作、石作、瓦作、土作、搭材作、东行、西行（铁器作坊）、油漆作、婚礼作、火药作。内官监手工业生产规模是很庞大的。 御用监是内府又一个重要的生产部门其职责是造办皇帝所需的室内摆设及玩乐用品如御前所用围屏、床、榻、桌、柜、双6棋子、骨牌、梳栊、雕漆盘匣等等。该监在隆庆二年建立洗白厂专门成造上用兜罗绒袍隆庆五年洗白厂扩大规模设立袍作和绦作。除各种御用品的生产外御用监还负责一部分兵器的制造即近侍长随以及各营的总兵官所用的盔甲和绣春刀。御用监生产规模十分庞大据《大明会典》记载该监在嘉靖、隆庆之际所用各种工匠人数在二千八百人以上。 除内官监、御用监外十二监中尚衣监与司礼监的职责中都有一部分与手工业有关。尚衣监的职责洪武二十八年规定：“掌御用冠冕、袍服、履舄、靴袜之事”1其中袍服一项据《酌中志》载由尚衣监所属袍房缝制。3《大明会典》卷一九四。 1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九o。 2《大明会典》卷二o三。 1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九o。 司礼监是诸监之职掌甚多手工业方面的主要有成造上用各种笔墨、制敕云龙笺写印上用书籍制造糊饰宫殿屏风、窗格所用纸札成造龙床等。司礼监所属大藏经厂始建于正统九年是专门刊印上用书籍和成造制敕龙笺的手工工场。大藏经厂内的作房“乃匠作印刷成造之所”2。按照嘉靖十年的额定人数司礼监辖有一千五百八十三名工匠其中刷印、笺纸、刊字等书画用品方面的工匠就达一千二百七十多人。这表明司礼监的手工业主要是为皇帝提供文化用品和书籍。 内府十二监中司设监也有一定规模的手工业其工匠人数达一千五百人左右。 内府四司包括借薪司、钟鼓司、宝钞司、混堂司。四司中宝钞司的职责与手工业关系紧密“掌造粗细草纸”“以备宫人使用”3。宝钞司设掌印太监一员其他佥书、管理、监工无定员其工匠人数在六百人左右内设造纸作房七十二间。宝钞司每年草纸的生产定额是七十二万张。 内府八局是内府手工业较重要的生产场地八局包括兵仗局、银作局、浣衣局、巾帽局、针工局、内织染局、酒醋面局、司苑局。其中除浣衣局、司苑局与手工业生产无关外其他各局均为内府制作的骨干。 兵仗局设于洪武年间职掌成造皇帝的各类卫士及锦衣卫所需各式盔甲兵器以及一部分火器。《大明会典》卷一九二云：今兵仗局“成造修理摆朝上直围子手、锦衣卫官旗将军及都知监带刀长随兑领盔甲军器”。这些军器盔甲每三年成造一次由工部具料。而弓弩火器则“不时成造”。明初火器的成造主要由内府兵仗局负责正统以后渐由军器局分造。兵仗局所造盔甲军器有九十余种火器四十多种。其火器主要供给各边关使用。兵仗局设掌印太监一员提督军器库太监一员该局的工匠人数基本在一千七百人左右最多时达三千多人。兵仗局附设火药局实则是兵仗局的军器库。内府兵仗局是明代很重要的军事手工业它与军器局、南京兵仗局、各地方卫所的军器生产共同支撑起明代的军事工业并在其中起着一定的主导作用兵仗局所造兵器有时成为各卫所成造兵器的标准。 银作局设于洪武三十年初设大使副使各一员后改设掌印太监一员。 银作局“掌打造金银器饰”1如金银钱、金银豆叶、金银锭等等银作局所造主要是供钦赏之用。此外银作局还承担一部分其他工作如为铸造亲王印符、金牌的金牌厂的产品镀金等。银作局的工匠人数一般在二百至三百人之间规模较小。 巾帽局“掌造内宫诸人纱帽、靴袜及预备赏赐巾帽之事”1。赏赐的对2《钦定日下旧闻考》卷四一。 3刘若愚：《酌中志》卷十六。 1《明史》卷六四《职官三》。 1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九o。 象包括新选中的驸马、新升任的司礼监秉笔太监以及随藩王之国的旗尉。巾帽局所造诸物的工价从工部支领。该局设掌印太监一员其工匠在五百人左右。 针工局的职责史书记载基本相同即成造宫中诸人的衣服、铺盖。所谓宫中诸人主要指内官、内史、长随、小火者他们的冬衣三年给一次铺盖六年给一次。此外一些史书还记有针工局的其他职责如成造诸婚礼服裳“缝制王府册封赏赐等项衣服”2。针工局设有掌印太监一员工匠人数在三百六十以上。该局所需工价也由工部支给。 内织染局设于明初。洪武二年内府即有尚染局之设洪武十七年、洪武二十八年更定内官诸监库局时都设有织染局。内织染局的职责“掌染造御用及宫内应用缎匹”3洪武二十六年定“凡供用袍服段匹及祭祀制帛等项须于内府置局如法织造依时进送”4。这以后就形成了一项制度即“内局以应上供”。内织染局织造皇帝在重要场合穿用的袍服时要由钦天监择日礼部祭告然后才能开工。如冬至大祀所用十二章衮服、皮弁服即如此。内织染局设掌印太监一员工匠额数嘉靖十年为一千三百十七名嘉靖四十年为一千四百六十一名隆庆元年为一千四百三十名（内有匠官八十七名）可见其生产规模很大。内织染局的外署有蓝靛厂在都城西另外在朝阳门外还有一处外厂是“浣濯袍服之所”1。 酒醋面局的职责是“掌宫内食用酒醋、糖酱、面豆诸物”2所谓宫内是指皇宫内为皇室服务的人。在其职责中酒醋等项是由该局自造的。酒醋面局设掌印太监一员其工匠人数在一百七十人左右另万历时有宛平佥派的磨户三十一名酒户三百三十名。 内府手工业除上面所述外还有以下几处：金牌厂负责铸造亲王印符和金牌、上直守卫官军金牌、土官信符和金牌。御酒房“掌造御用酒”3其设提督太监一员与酒醋面局无隶属关系。王恭厂与盔甲厂二厂归工部军器局统辖由工部主事一员监管但实际工作统由宦官实行这是由于保密的需要二厂是明代军器和火器的重要生产机构为了防止其法式泄于外便形成了这一格局。二厂各设掌厂太监一员贴厂佥书各数十员。王恭厂辖匠头六十名盔甲厂辖匠头九十人另各有小匠若干。二厂所造项目主要有盔甲、铳炮、弓矢、火药等。天启六年五月王恭厂生爆炸“厅库栋2《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三九。 3《明史》卷七四《职官三》。 4《大明会典》卷二o一。 1刘若愚：《酌中志》卷十六。 2《明史》卷七四《职官三》。 3《明史》卷七四《职官三》。 宇虽已倾塌而偏东库房及匠作小房尚存百有余间”4据此可推知王恭厂的生产规模是相当大的而盔甲厂的规模则大于王恭厂。 内府手工业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即南京内府的手工业。南京内府的衙门设置大体如北京内府其职掌较重要手工业的有南京司礼监、南京内官监、南京内织染局、南京兵仗局前厂。 南京司礼监职掌的手工业主要为神帛堂供应机坊。神帛堂负责织造各种祭祀所用的帛如郊祀上天的郊祀制帛祭祖用的奉先制帛祭社稷、历代帝王、孔子及各神祇的礼神制帛祭功臣的报功制帛等。该神帛堂每年例须供应一千三百九十六段帛每十年一次料造共一万三千九百六十段所需工料由南京工部支给。神帛堂额设机四十张工匠一千二百余名。生产规模还是不小的。神帛堂每年起运北京的各式制帛为一千零九十六段。 南京内官监的职责主要包括：一是参与内府衙门的各项修造工程凡内府衙门损坏内官监有责任“或奏行或揭帖到部”1然后会同南京工部修造。二是成造硃红漆、朦金彩漆云龙膳桌、上用盛米竹箩、供用筛簸、烘篮、焙笼以及郊庙宫殿等处所用的棕荐。其物料由南京工部办送。南京内官监军民工匠原额三千九百余名天顺时达到四千多名嘉靖八年奏准该监食粮军民匠数额为一千九百人。 南京内织染局负责织造文武官员诰敕、进宫各色绢布包括阔生绢、白布、苎布等。所需物料由南京工部关支。官员诰敕织成后由南京工部派官验查合格后送南京印绶监装裱起运。南京内织染局额设机三百余张军民人匠三千多名。原制每十年题造一次共五万匹嘉靖中改为七年一题隆庆四年复旧。 南京兵仗局前厂的生产规模相对较小军民匠原额三百六十七名嘉靖九年重定额数后军匠达六百三十四名。南京兵仗局前厂负责成造毛袄、狐帽每年八百八十件；军器每五年一次计料每季全造一万九千七百六十七件。造完验试合格后奏报。兵仗局前厂所生产的军器为盔、甲、枪刀、箭、牌等普通军器火器只偶尔造办。南京兵仗局前厂设于正统二年此前南京内府只有兵仗局。 户部手工业户部是明代主管国家财政的最高机构在六部中地位十分重要。由于职责所限户部所属手工业并不特别达综合起来大略有制钞业、制盐业、铸钱业几项与户部关系紧密其中铸钱是明末时户部才有的职责。此外明代官营手工业所需物料及产品的管理也与户部有关。 4《明熹宗实录》卷七二。 1《大明会典》卷二o八。 明洪武初铸钱流通天下但“商贾沿元之旧习用钞多不便钱”1。 于是洪武七年朱元璋设宝钞提举司次年开始造大明宝钞。洪武十三年宝钞提举司成为户部所辖衙门。永乐七年北京设立宝钞提举司。按洪武二十六年的规定大明宝钞的生产每年三月开工印造至十月停止。造完后宝钞提举司将钞数核定备案后送内府收贮。造钞所用桑穰等物料由户部“预为会计”2即核算出所需多少该用价银多少然后行移浙江山东北平等出产地方收买。宝钞提举司设提举一人。另户部辖有钞纸局、印钞局二局盖为宝钞提举司的印造厂。 明代铸钱在中央一直由工部的宝源局承担。至明末天启二年辽东战事频兴军用不敷于是在皇城东北增设宝泉局铸钱希望以钱息弥补军需不足。宝泉局属户部由户部侍郎督理。1明代制盐业由户部管理。户部十三清吏司中的山东清吏司的职责之一就是带管两淮、两浙、长芦、河东陕西、山东、福建各盐运司四川、广东、海北、云南黑盐井、白盐井、安宁、五井各盐课提举司陕西灵州盐课司江西南赣盐税。五个盐运司和六个盐课提举司是明政府设在产盐区的最高盐政盐税的管理机构。盐运司下一般设有分司分司下设盐课司。盐课司设在各盐场所在地是政府最基层的管理机构它直接管理灶丁和盐业生产及盐课征收。 户部对盐政的管理大致有如下几方面：收贮折银盐课。明代盐课的折色早期以布帛为多如宣德五年题准山东信阳等盐场盐课每二大引折阔白绵布一匹。这些折色基本不解户部如山东信阳所折白绵布须运送登州府交收备辽东支用。成化以后盐课折银逐渐盛行成化九年令两浙水乡灶户每引纳工本银三钱五分解送盐运司给散灶丁或年终解送户部太仓备各边支用。水乡灶户折银主要是由于他们不具备生产条件早在景泰元年他们即以每丁“岁出米六石或折收价物”的方式输纳盐课。2两浙水乡灶户盐课折银后其他具备生产条件的盐场效仿之事不断生折银越来越多。这是因为对灶户来说制盐越来越无利可图“煎盐穷苦因利纳银”3。同时钞法沮坏金银流行商品经济的展也是不能忽视的原因。各地所折银两均须解送户部交太仓库收贮。户部太仓库设于正统七年专门收贮赃罚及各种改折银两故又称银库。该库由户部员外郎、主事掌管巡视则由给事中进行。 参与盐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工作。明代盐政头绪纷杂问题百出政策1《明史》卷八一《食货五》。 2《大明会典》卷三一。 1孙承泽：《天府广记》卷二二。 2《大明会典》卷三二。 3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二章。 时时需要调整。在政策调整过程中户部负责对各地反映给皇帝的问题及其建议加以复查审核再将结果奏报作为皇帝决断的依据。正统十三年四川按擦司就盐井灶丁的处罚问题上奏请求“自今有犯者或调别井或摆站或责充囚兵”。事下户部户部认为应加重处罚“坐杂犯死罪者罚役五年；流以下递减年月俱于本井上工日煎盐三斤仍令煎办常课”。明英宗批准了户部的建议1。史书中“户部复议”、“户部复奏”即是户部此项职责的概括说法。除参与政策制定外户部还要参与执行工作。景泰五年景泰帝批准了两浙盐运司同知王彪所言三事同时“命户部行之”2。在涉及到具体问题或重要问题时复议工作难度就增大了有时还要做实地勘查如增设盐井之事就如此。永乐十年户部尚书夏原吉上奏：“潼川州安岳县古迹竹筒小井及椅滨竹筒小井比旧井有增。已遣官核实宜令开煎。”3永乐十二年四川罗泉井灶丁上奏：“蓬州睦坝里旧有小竹筒盘李、意兴二井可以开煎。”当时在南京监国的皇太子“命户部遣官复视如实即从所言”4。这些表明户部在国家盐业政策的制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参与地方盐政的清理工作。明代各都转运盐使司（盐运司）和盐课提举司的官员由吏部委派而巡盐之官则由都察院的御史充任称巡盐御史。户部虽无巡盐之责但有时也派官参与这项工作直接参与清理工作。此外户部负责管理收存灶丁名册。成化九年上命两浙巡盐御史会同盐运司官清查灶丁将各类灶丁及其负担的盐课登记造册并送户部。此后每十年清造一次。 刷印盐引勘合。明代盐法行开中之制即商贾欲经销盐以赢利不许非法私下买盐货卖必须输米于各官仓各仓所在有司及都司卫所根据米的数目、时价高低、所输道路远近计算出应支盐数填写盐引勘合令商贾“赍赴各转运提举司照数支盐”1。无盐引之盐即为私盐犯者罪至死。可见盐引勘合在开中盐法中不可或缺。明代盐引勘合的刷印由户部负责南京户部具体承办南京户科刷印。“每遇户部咨到：开中某运司盐粮若干该用勘合若干。进纸南京户科刷印完领回本部（南京户部）用印。”2然后交给原差人带回。刷印盐引勘合的铜版由南京工部铸造南京户科收贮（明初为内府收贮）。万历五年奏准南京户部选委司官一员“专印盐引”。南京户部有盐引匠二十九名南京户科有盐引匠三十九名。洪武时中央户部直接负责盐引勘合的刷印工作永乐迁都后中央户部把此项工作留给了1《明英宗实录》卷一六八。 2《明英宗实录》卷二四四。 3《明太宗实录》卷一三o。 4《明太宗实录》卷一五一。 1《明史》卷八o《食货四》。 2《大明会典》卷四二。 南京户部。至正德三年刘瑾变法“诏今后但于户部印给南京引板俱令销毁”3。中央户部重新直接负责刷印。正德五年刘瑾被诛户部奏请“刷印盐引仍隶南京户部”获得批准。此后一直未变。 户部主管的制盐业是一项十分特殊的官营手工业其特殊之处在于产品以开中的方式出售给商人而不是像其他官手工业产品那样全部直接用于皇室和政府的消费与各项需求。但这并不影响其官营性质因为制盐业的管理机构、生产过程、生产者灶户都是在中央政府的管理之下。其灶户与其他官手工业行业的军匠、民匠一样属“役皆永充”的；而且灶户煎盐官给工本有如政府官匠的月米。即使是开中售盐也是在政府的强制之下完成的其实质是实现制盐业生产出军需之物——粮饷的目的。由于制盐业的管理机构是朝廷单独设置在产盐区的与地方有司无涉因而制盐业是中央系统的官营手工业。 除制钞、铸钱、制盐外使户部与官手工业产生联系的是内府十库。内府十库由户部广西清吏司带管实际掌管由宦官担任。内府十库是甲字库、乙字库、丙字库、丁字库、戊字库、承运库、广盈库、广惠库、广积库、赃罚库。十库虽设于内府但其或贮存物料或贮成品钱物大多与整个官手工业有关故在户部手工业中对其加以介绍。 甲字库。该库收贮布匹、银朱、丹黄、水银、乌梅、栀子、槐花、石矿等。除布匹外其余均为颜料或生产颜料的原料。洪武二十六年规定：“淘洗青绿将见在甲字库石矿按月计料支出淘洗。”“若烧造银朱用水银黄丹用黑铅俱一体按月支料烧炼完备逐月差匠进赴甲字库收贮。”1明宫室、官署房屋修造所用颜料由甲字库关支不足再另行措办。该库设掌库太监一员。 乙字库。该库收贮各省解到的军用胖袄、战鞋、军裤、军士裘帽以及官员的奏本用纸和其他公务用纸。乙字库所贮均为成品。该库设掌库太监一员。 丙字库。该库收贮串伍丝、荒丝、吐丝、棉花、布匹。丙字库所贮之物是为“备各项奏讨”。内官监每年维修各种物品需串伍丝一百斤荒丝一百斤。 丁字库。该库收贮桐油、广清漆、鱼线胶、苏木、黄芦木、黄白麻、苎麻、黄熟铜、红熟铜、生铜、熟铁、熟建铁、生铁、铁线、山羊皮、绵羊皮、狐皮、鹿皮、翎毛等。丁字库贮料甚多供给范围也广外织染局所需部分物料京师宝源局铸钱所用铜、油、麻俱从本库支放。 戊字库。该库收贮盔甲、弓箭、腰刀、弦、明弦、撒袋。戊字库所贮军器是供应京营官军的“天下卫所岁造军器在边镇者留本处给军；在腹里3《明武宗实录》卷四五。 1《大明会典》卷一九五。 者解戊字库专备京营官军领用”1。该库所贮是卫所手工业的产品及各布政司所造军器。 承运库。该库收贮各地的岁解绢疋、阔生绢、翠、毛、皮。承运库所贮物料主要是用于织造各类赏赐衣冠。《大明会典》载凡赏赐衣服每年两次题造其中各色纻丝由内承运库放支阔生绢由承运库放支。 广盈库。该库收贮纻丝、纱罗、绫绵、䌷绢。广盈库的库藏是供给“上用”的该库的纻丝等织品与承运库的生绢不同是变染的。皇帝用此赏赐内外人等。 广积库。该库收贮硫黄、硝石。广积库的硝石、硫黄规定每十年派造一次每次二百万斤供各边及内府使用。如兵仗局每三年关领一次辽东延绥亦三年一次宣府甘肃宁夏五年一次。这是万历时遵循的规则。 广惠库。该库收贮巾帕、梳笼、刷抿、钱钞。广惠库以收贮钱钞为主。 赃罚库。该库收贮罚没官物和金银钱钞。 内府十库中承运、甲字、丙字、丁字、广惠、脏罚六库是户部属库。乙字库属兵部广积、广盈、戊字库属工部。 内府十库所贮之物的来源主要有四一为贡赋包括夏税和各种名目的土贡承运库的生绢就是浙江、江西、湖广等布政司和直隶等府解纳的数目达十四万八千一百二十九匹。丁字库所贮造箭用的羽毛是江西等处解办的该库的苎麻是山东、北直隶的九十三个州县卫所贡纳的。二为召买广积库的硝石硫黄遇缺即行召买万历三十七年十一月该库曾请求召买九百万斤硝黄后减半召买。三为实物税丁字库在明初曾自设竹木抽分局以征收实物税的方式采集物料。四为官手工业制造戊字库的军器是由地方都司卫所手工业制造的甲字库的青绿、水银之类的颜料由颜料局、器皿厂等处生产。 诸物料在入库前要经过验收合格后方许入库。洪武时各处解到物料要原封不动入库至永乐时才遣官查验合格才能起运赴京到工部后要复查结果与初检相同才进库。 嘉靖二十八年为验收方便建造试验厅一所凡甲、乙、丙、丁、戊、承运、广积诸库收贮之物要在此验收合格后给状寄库。 诸物寄库后每月逢九日试验厅官要会同巡视库藏科道官进库验查。明代官手工业受到都察院御史及给事中的监督都察院的福建道协管户部所辖手工业机构及甲字等十库四川道协管工部所属手工业机构及内府手工业；户科与工科对户部与工部的手工业的监督更是分内之事。都察院御史与手工业有关的职责包括巡库、巡盐、监税等；户科给事中掌管盐课、鱼课的账目、勘合的查收注销各库钱物的盘查监收等；工科给事中的职责包括军器的验试、监收工程监工审查账目等。内府十库的验收盘查主要由户科给事中1《大明会典》卷一九三。 负责但其中的戊字库由工科给事中及巡视东城御史、工部官监收。 十库的物料放支手续是严格的。如工部手工业需要攒造某物必须开具所需数目以公文形式转行户部户部再札行该库支给支过后仍要申报户部。 内府十库的管理按照规章1是严格的经办衙门和人员都有相当的权力。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其弊端仍然大量存在。这除去人员的因素外管理体制的繁琐也是不能忽视的。 明廷系统的手工业除去工部、内府、户部的手工业外还包括礼部的铸印局等。中央的手工业是官手工业的主体是最重要的部分它基本代表了明代官手工业的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和生产水平。 1《大明会典》卷二一三。 第二节地方官府手工业地方官府手工业明朝在全国设有十三个布政司布政司下设府（州）县。这些地方政府一般都附属有一定规模的官营手工业。据《大明会典》卷四载布政司的所属机构有杂造局、织染局、军器局、宝泉局府也设有杂造局、织染局各局设大使、副使掌管。实际上并非每一布政司和府都全部设有这些机构如许多布政司就不设织染局。尽管如此地方政府的手工业仍是靠司府下各局支撑起来的它们是明代官手工业的组成部分。 明代地方政府的官营手工业主要集中在织染、铸钱等方面其产品用途一是满足地方的各类官用。明洪武二十六年定各布政司所铸钱数“就于彼处官军收贮听候支用”1。万历四年令云南布政司开炉铸钱“以佐海■之用”2。二是起解赴京归朝廷支配。嘉靖六年令河南及闽、广等处铸嘉靖通宝铸完解京贮内府司钥库。而织染的段匹主要是解京的。从这一点来说地方政府的官营手工业只是朝廷官手工业的生产场地没有更多的自主权。下面就对地方政府手工业作一介绍。 1.织染业。 地方官营织染业大体有两种情况一为常设织染局经营一为临时设局织造。 明代地方上设织染局的布政司及州府主要集中在东南地区其他地方数量较少。《大明会典》的记载是：浙江杭州府、绍兴府、严州府、金华府、衢州府、台州府、温州府、宁波府、湖州府、嘉兴府。 江西布政司。 福建福州府、泉州府。 直隶镇江府、苏州府、松江府、徽州府、宁国府、广德府。 河南布政司。 四川布政司。 山东济南府。1这些设有织染局的地方每年都有固定的造解定额名为“岁造”。定额之外的生产任务有“坐派”和“召买”坐派是奉旨增派的召买是“一时急缺令部买办者”2。明代的岁造定额是三万五千四百三十六匹一丈六1《大明会典》卷一九四。 2《大明会典》卷三一。 1《大明会典》卷二o一。 2《大明会典》卷二o一。 尺多分别由浙江、江西等处造解。如：浙江布政司造一万二千八百十七匹江西布政司造二千八百零二匹苏州府一千五百三十四匹等等。 织染局的管理由大使、副使具体负责而各司府的掌印官负责督造验查催办由巡按御史掌管。巡按御史除验查段匹的质量外还负责对织染局的工匠和生产状况进行稽考“正统元年令各处岁造段匹等物该府州县官将织染局见在各色人匠、机张及岁办并关支颜料等物数目开报巡按官以凭稽考”3。 地方织染局岁造所需工料及价银的来源主要有：里甲税银。“各省织造银两多出里甲丁田并无碍官银”4。严州府织染局每年在淳安县取银六百八十两多“于夏绢内征解”5。 无碍官银。万历三年九月工部议行应天等处抚按官“动支无碍官银令有司织造九万七千九百有奇”6。 户工二部银。万历三十三年题派浙江各项袍缎二万余匹料价三十八万三千余两“计三分派办户四工六”1共办二十五万五千四百余两浙江自办十二万七千七百余两。 地方主管官员用这些价银购买物料或给予工人。在折价盛行之前各织染局所需工料一般由所属府州县征解本色。 地方织染局规模大小各异较大者有苏州织染局和杭州织染局。苏州织染局在嘉靖时有房屋二百四十五间机杼一百七十三张内分织作、染作、打线作、掉络作民匠达六百六十七人、军匠一千零三名。杭州织染局有房一百二十余间有织作、罗作。2织染局开局时间在五月。严州织染局即如此。织染局的工匠要在局工作月给食粮这是官营的特色。 在一些地方并不常设织染局只是在有生产任务时临时设局织造。陕西的织造即属此类。在弘治以前陕西就有织造任务永乐时成祖因驼毼温暖“令专业者给官料织造五十匹”3。此后岁以为常至正统时才罢止。但当时未见有设局的记载。弘治五年孝宗令陕西织造“各色彩妆绒毷画图”陕西诸司“动支帑银收买物料往南京转雇巧匠、科买湖丝又于城中创造织房”4。自此陕西设局但陕西的织造时停时续其织局也随之兴3《大明会典》卷二o一。 4《明世宗实录》卷一七二。 5《海瑞集》上编。 6《明神宗实录》卷四二。 1《明神宗实录》卷四三一。 2《苏州织造局志》卷三；乾隆《杭州府志》卷十八、十九。 3《明英宗实录》卷十九。 4《明孝宗实录》卷六一。 衰。至万历二十三年八月巡抚陕西兵部右侍郎吕鸣珂言陕西“据停织造二十四年局作机张自己倾废今始葺修。挑花机匠现存无几”5。陕西修葺织局是因为该年上命陕西织造羊绒每岁解进四千匹。至万历二十五年陕西织局额设机为五百三十四张织匠五百三十四名挽花匠一千六百零二名新设机三百五十张织匠三百五十名挽花匠七百五十名挑花络丝打线匠四千二百人其规模极为庞大。 织染业是地方官营手工业最重要的项目也是最受重视的项目因为其产品主要是起运京师的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御用之物。 2.铸钱业。 明代铸钱除两京的宝源局外有时也允许各布政司经营此项手工业布政司所设宝泉局就是此项手工业的职能机构“各行省皆设宝泉局与宝源局并铸而严私铸之禁”1。宝泉局设大使、副使各一员负责具体工作。洪武时规定各布政司的钱炉数目和年生产钱数为：陕西炉三十九座半每年铸钱二千三百零三万六千四百文。 广西炉十五座每年铸钱九百零三万九千六百文。 广东炉十九座半每年铸钱一千一百三十七万二千四百文。 四川炉十座每年铸钱五百八十三万二千文。 山东炉二十二点五座每年铸钱一千二百十二万二千文。 山西炉四十座每年铸钱二千三百三十二万八千文。 河南炉二十二点五座每年铸钱一千三百十二万二千文。 浙江炉二十一座每年铸钱一千一百六十六万四千文。 江西炉一百十五座每年铸钱六千七百六十万八千文。 北平炉二十一座每年铸钱一千二百八十三万零四百文。1福建至迟于永乐九年设炉该年差官于浙江、江西、广东、福建四布政司铸“永乐通宝”。至明末宣大、辽东、密云等处也都设炉铸钱。 明代各布政司大规模铸钱主要有三个时期一为洪武二为万历三为天启崇祯。洪武初江西等行省各置货泉局（后改宝泉局）设官铸造此次铸钱至洪武九年罢止。洪武十年各布政司重设宝泉局铸小钱洪武二十六年罢止。同年又令在外各布政司“一体鼓铸”2。此后各布政司的铸钱规模都不甚大如永乐九年江西等四布政司铸“永乐通宝”宣德九年浙江等处铸“宣德通宝”嘉靖六年直隶、河南、闽、广铸“嘉靖通宝”。嘉靖三十四年令云南铸“嘉靖通宝”至万历四年令云南布政司“开炉铸钱”随后5《明神宗实录》卷二八八。 1《明史》卷八一《食货五》。 1《大明会典》卷三一、一九四。 2《大明会典》卷三一、一九四。 令十三布政司所属并两京“开铸制钱”3朝廷“每府旋边样钱一百文直隶州五十文令照式铸造铸完呈样”4。此次铸钱至万历十年停止。天启初“令各省直藩司开炉鼓铸”此次铸钱有的局炉因亏损“报罢”坚持下来只有陕西、湖广、四川等处。崇祯二年各地又开始铸钱“至如南京兵部操江及应天府亦各纷纷铸钱”5。 按规定各布政司铸钱要有工部的公文同时宝源局要委官监督。各局所铸之钱在洪武以后万历以前大多解赴京师从万历开始各局所铸留在地方“与本地方旧钱相兼行使”6至明末更是“自铸自用”7。各布政司铸钱所用物料经费一般由布政司自办如嘉靖三十四年云南铸钱扣留该省盐课银二万两就近买料雇匠鼓铸。 3.制瓷业。 明代制瓷业的主体是民营官营者较少除两京外设于地方上的制瓷机构见于《大明会典》记载的有江西景德镇的御窑厂瓜洲、仪真二厂。瓜洲、仪真二厂由南京工部委官驻扎管理。其他地方也有为朝廷制瓷的记载如河南钧、磁二州及真定府曲阳县每年为光禄寺生产缸、瓶、坛五万一千八百五十只等。 景德镇御窑厂设于洪武年间“洪武二年（按：一说为建文四年）就镇之珠山设御窑厂置官监督烧造解京”1。御窑厂的管理在嘉靖之前一直由朝廷派官负责。宣德时或遣宦官或“以营造所丞专督御器厂工匠”此后宦官经常被派往景德镇督理烧造。至嘉靖初裁革宦官命江西“各府府佐轮选一员管理”2后改为“止是饶州府委官烧造”3。嘉靖三十七年添设饶州通判“专管御器厂烧造”4至此景德镇御窑厂由朝廷经营转变为由地方有司经营但烧造任务仍由朝廷下达。 御窑厂的规模甚大仅龙缸大窑就有三十二座正德、嘉靖之际厂内官匠凡三百余名此外还有五百多夫役。御窑厂的工匠因系轮班匠在厂上工时自备工食夫役的工食则由饶州所属七县征解。 御窑厂的烧造任务十分繁重嘉靖初尚有弘治以来“烧造未完者三十3《大明会典》卷一九四。 4《大明会典》卷一九四。 5《大明会典》卷三一。 6《大明会典》卷三一。 7《天府广记》卷二二。 1《景德镇陶瓷录》卷一。 2《文房肆考》卷三见《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二章。 3《明世宗实录》卷一o六嘉靖八年十月。 4《明史》卷八二《食货六》。 余万器”1。嘉靖以后每次烧造数目都在数万件以上：嘉靖三十七年三万隆庆五年十余万万历十年九万六千万历十九年二十四万九千件。 景德镇御窑厂明后期虽由饶州府负责管理具有地方官手工业的特征；但以任务的下达、产品的用途看御窑厂又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地方官手工业。这种只负责生产管理而没有产品支配权（或只有一部分支配权）的现象是明代地方官府手工业的一大特点。 4.矿冶业。 明代官营矿冶业主要由朝廷派官管理和经营。地方政府只在明初直接经营过铁冶其他时间均是参与管理有时参与程度还很大故将官营矿冶的经营管理情况附在此处叙述。下面分别不同矿课对明代官营矿冶作大致的介绍。 铁课。铁课是明代主要矿课之一。洪武时各行省（后改布政司）均有官冶当时各地的岁办数额分别是：湖广六百七十五万二千九百二十七斤广东一百八十九万六千六百四十一斤北平三十五万一千二百四十一斤江西三百二十六万斤陕西一万二千六百六十六斤山东三百十五万二千一百八十七斤四川四十六万八千零八十九斤河南七十一万八千三百三十六斤浙江五十九万一千六百八十六斤山西一百十四万六千九百十七斤福建十二万四千三百三十六斤。2这些定额中没有广西的定额而广西洪武五年即已办理铁课《明太祖实录》卷七七载：“中书省计湖广、广西、江西、山东、陕西、山西、河南七行省是岁铁课凡八百五万六千四百斤”广西铁课未纳入定额管理其原因除去后人漏书外很可能是广西本无定额。 明洪武初地方铁冶的管理较为宽松各处开炉只要“行移各司”即可。洪武二十六年规定各处若要开炉“即须奏闻”批准后才可开炉。决定权收归中央。洪武二十八年各布政司官冶最后被废止。此后各布政司的铁课就向民间征收了。 为了加强对铁冶的生产管理明初还有铁冶所的设置。它是朝廷在各布政司官冶以外设置的铁课生产机构。在各布政司的官冶罢止以后它仍延续了很长时间。洪武七年设置十三所铁冶所每所设大使、副使各一员。这十三处铁冶所及其生产定额是：江西南昌府进贤冶一百六十三万斤临江府新喻冶八十一万五千斤袁州府分宜冶八十一万五千斤湖广兴国冶一百十四万八千七百八十五斤蕲州黄梅冶一百二十八万三千九百九十二斤山东济南府莱芜冶七十二万斤广东广州府阳山冶七十万斤陕西巩昌冶十七万八千二百十斤山西平阳富国丰国二冶各二十二万一千斤太原府大通冶十二万斤潞州润国冶十万1《明史》卷八二《食贷六》。 斤泽州益国冶十万斤。1此后又6续设置了一些铁冶所如河南钧州冶、新安冶四川蒲江新市冶等。永乐时添设了四川龙州冶、顺天遵化铁冶等。铁冶所的课额在明初几乎与各布政司的铁课相等因而它受到重视。朝廷经营的铁冶所其生产规模是可观的如遵化冶仅夫役一项在永宣之时就有二千多人。至嘉靖七年已是几经裁员的遵化铁冶仍有军夫四百二十五人、军匠六十七人；民夫四百十人民匠二百零一人轮班匠四百十人共计一千五百十三人。这种大规模生产正是官营铁冶的特色之一。 官营铁冶所自设立后罢止不一多数在明前期即关停了唯遵化铁冶延至万历时。万历九年遵化铁冶这个历时最长的官营铁冶被废止了。 金银课。金银的生产是由各级政府共同经营管理的严禁民间私采如正统三年令：“军民私煎银矿者正犯处以极刑家口迁化外。”1朝廷的管理有这样几个方面一为设置固定的官吏如福建银屏山设置银场由大使和副使管理四川的阜民司也是这样。这一类的生产都有固定的生产定额如银屏山银场每季纳银五百七十两。二是朝廷派官管理金银课的征收这就是史书中常说的提督和闸办。如永乐十三年差御史及户部郎中到湖广、贵州布政司提督仍委官于辰州铜仁等处金银场采办金银课。十九年差御史监生闸办福建浙江银课。闸办没有定额的限制以多为目标。朝廷派官闸办的原意用明宣宗的话说是“欲察其奸弊不令虐民”2是为整顿地方金银生产派遣的但实际上这成了一种经营方式由于闸办有较好的经济效益故自永乐开始闸办以后历朝都沿袭不变。在闸办中宦官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天顺二年“命中官于浙江、福建、云南三布政司闸办银课”3。自此宦官介入金银的生产至万历中期矿监的四出使之达到极致。一般来讲提督不直接介入生产环节而闸办则无不干预。三是有关金银开采的大政方针的制定如开矿闭矿的决策等。 在金银生产的管理中地方官府的作用很大如正统九年奏准浙江福建二布政司各添设参议一员“专理巡矿”这是做一些次要工作许多时候地方官府还直接管理金银场如正统五年令浙江福建按察司各委堂上官一员“提督银坑”。成化九年奏准“各处山场有新生矿脉者从各镇巡三司等官勘实开采”。成化十九年设云南布政司参议一员同按察司佥事“管理银课”1。此外地方官还要参与或直接确定矿税的数额。这些表明地方官府是官营金银生产的基本管理者。 1《明太祖实录》卷八八。 1《大明会典》卷三七。 2《明宣宗实录》卷十二。 3《明英宗实录》卷三一四。 1《大明会典》卷三七。 明代金银生产规模很大输纳金银课的地方有浙江、福建、贵州、云南、四川、陕西、湖广等布政司。其中云南就设银矿二十三所福建银屏山银场有炉四十二座。各地生产所用人员数目也是惊人的仅湖广宝庆等府所属二十一个金场岁役民夫达五十五万多人而云南的楚雄、大理、洱海、临安四卫的卫军“全充矿夫”2。这表明佥民夫和使用卫军是征集金银生产者的主要方式。 金银生产的管理在明中期以后遇到越来越多的困难生产开支增大产量降低。而与此同时朝廷对金银的需求却大为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一方面严私采之禁另一方面加大搜括力度万历时的矿监就是这样出现的。这意味着政府对金银生产管理的失败和金银生产的衰落。 卫所手工业卫所手工业是明代地方手工业中一个特殊的组成部分其特殊性表现在其产品主要是军器。 卫所手工业的生产管理机构是各卫所设置的军器局洪武二年“令天下卫所各置局”。各局由卫所委员管理参与管理的有地方有司弘治十三年规定：如果军器局成造的军器不合标准各卫所官要会同三司及府掌印官究问。此外巡按御史参与部分管理。 都司卫所手工业的生产者是军匠其军匠来源在明初由“军士不堪征差者”经过学习穿甲、制造弓箭等技术后充任。此外还有因各种原因充为军匠的。按照明代的制度军匠是世役的则此后都司卫所手工业者就是这些承袭下来的军匠。 都司卫所手工业生产所需物料及费用明前期由军卫自办“各处成造军器合用颜料系军卫者军卫自办”1。“各官司倒死马皮就于所在官库收贮成造军器支销”2。明中期以后折银盛行成造军器所需银两有些就是折解的银两嘉靖四十一年免山西民兵三千入卫蓟镇每年每人征工食银五两“解蓟镇军门及密云道修造盔甲器械”。次年又免山东民兵三千入卫每年共征银二万六千两解赴蓟镇“为造军器、犒军士之用”3。除使用折解银两外各边都司卫所还奏讨原料主要是铁。正德四年奏准给宣府熟铁二十万斤这是次由朝廷资助各边军器生产。嘉靖二十二年规定每五年甲字库关支各边熟铁十五万斤。1内地的都司卫所手工业则没有各边的这2《明宪宗实录》卷一一四。 1《大明会典》卷一九二。 2《大明会典》卷一五七。 3《大明会典》卷一二九。 1《大明会典》卷一九三。 种待遇。 明代自各都司卫所建立军器局后地方驻军的军器的生产任务就由各都司卫所的军器局承担了。都司卫所手工业的生产要依据朝廷的有关规定进行。明朝廷为使卫所军器生产合乎需要有着一套完整详细的规定这些规定有时因情况变化会做一些调整但同样规定得很细致。如弘治时规定南方卫所原造铁甲改用水牛皮造绵绳穿吊；又如嘉靖时规定各卫所将六瓣明盔改造八瓣帽儿盔其大甲要将布身加长二寸。弘治九年曾令兵仗局造精致盔甲腰刀送给浙江等处令依式成造。 都司卫所生产的军器主要是普通的盔甲和弓刀之类如每副军器包括的内容是：盔、甲、腰刀各一件弓一张弦二条箭三十支撒袋一副铳箭五支长枪一根。火器生产则有严格的限制永乐元年规定神枪神炮“在外不许擅造”。都司卫所生产火器最早时间不详。嘉靖三十六年题准蓟镇置造快枪、铅弹和火药给主客官兵不知这是否最早时间。蓟镇是北边重镇其所造火器均为先进武器其他都司卫所只能生产一般的火器。《大明会典》卷一五六载：“都司卫所季造止是编‘降’字号手把铳口。”而“胜”字、“天威”、“列”字等神铳俱由兵仗局制造。都司卫所生产火器必须得到朝廷的批准。 明景泰二年由于刚刚经历的“土木之变”暴露出军卫方面的许多问题朝廷决意整理军政连续颁布新规定其中有关军器生产的主要有两项一是规定了各卫所的生产定额二是规定各卫所按季成造军器。洪武十一年曾规定全国每年军器的制造总数但各卫所的生产似无明确定额至此规定：“每卫岁造军器一百六十副每所四十副”这两个数字在弘治二年被改为八十和二十1。明宣德时卫所的军器生产是按月料进行的“天下各卫所所造军器每月具报”2。景泰二年则规定“各卫所季造军器”3这是对此前卫所军器生产制度的一项改革。这项制度此后执行得并不好至成化二年又重申此令并作了进一步的规定。 卫所所生产的军器其用途明代有明确的规定即“在边镇者留本处给军在腹里者解戊字库专备京营官军领用”4。所谓边镇是指陕西、山西、湖广、云南、贵州、广东、广西、四川、辽东。这项制度至迟在弘治时就已确立因为当时已有明确的造解定额：浙江都司十六卫五所全造二千七百六十副减造一千三百八十副；江西都司四卫十一所全造一千零八十副减造五百四十副；福建都司十一卫全造一千七百六十副减造八百八十副；福建行都司五卫一所全造八百四1《大明会典》卷一九二。 2《大明会典》卷一九二。 3《大明会典》卷一九三。 4《大明会典》卷一九三。 十副减造四百二十副；山东都司十六卫五所全造二千七百六十副减造一千三百八十副；河南都司九卫三所全造一千五百六十副减造七百八十副；大宁都司十一卫一所全造一千八百副减造九百副；北直隶三十八卫四所全造六千二百四十副减造三千一百二十副；南直隶三十七卫五所全造六千一百二十副减造三千零六十副。 全造是景泰二年的定额减造是弘治时的定额景泰二年的定额目前只知其为生产定额是否也是当时解运定额尚不能肯定而弘治时的定额既是生产定额也是解运定额则是无疑的。至万历时军器造解定额又有了一些调整每卫多者一百副每所少者为十六副。存留各边备用的军器每年要造册具报以备查考这是朝廷对这部分军器的管理方式。 对卫所军器及生产情况进行监督的是巡按御史和刷卷御史。景泰至成化时期巡按御史对卫所军器每五年吊卷查盘一次。弘治十七年奏准各卫所军器由刷卷御史每三年带管查盘一次。御史查盘的内容有二：一是生产中有无弊端如侵吞物料等违法之事；二是军器质量的好坏。 军器生产是卫所手工业最主要的生产项目除以上提到的军器外有的卫所还生产兵车。嘉靖三十七年题准大同制造兵车。 卫所有时还进行其他生产如炼铁、铸钱、造船等这些生产就整个卫所手工业来说不占主导地位在此就略而不述了。 第三节官府对工匠的管理制度明代官营手工业中的生产者有民匠、军匠和灶户。军匠和灶户只从事特定产品军器和盐的生产而民匠则充斥于官营手工业的各个部门中生产着各类手工业产品。因而民匠是官手工业赖以存在的重要基础是生产者中的主力。本章主要叙述民匠（通称工匠）的管理制度。 工匠管理制度概述匠籍、轮班匠、住坐匠明廷对工匠的管理是从编定匠籍入手的。这项工作至迟在洪武十六年已完成因为洪武十七年正月朱元璋否定工部起送隐于民籍的工匠的理由是“匠籍既定不可复扰于民”1。事实上匠籍编定的时间可能还要早一些洪武时最早的全国户口统计工作洪武三年即已进行匠籍的编定应该与这个时间同步。 编入匠籍的人一是元代遗留下来的手工业者这是最主要的一部分二是非手工业者因各种原因充匠的。各色人等一旦编入匠籍便世役永充子孙承袭生活的最主要内容就是为官营手工业从事劳作。这正是政府编匠籍的目的所在也是工匠制度最基本的内容。匠籍是政府对工匠的全部管理的基础。 继匠籍之后朝廷为协调好生产推行了又一项工匠管理制度即轮班。洪武十九年在工部的建议下实行了议而未行的工匠轮班制将各地工匠按照其丁力和路途远近定以三年一班轮流赴京服役时间为三个月役满更替。这些轮流赴京的工匠称为轮班匠政府给轮班匠勘合届时赍勘合赴京听工部分拨。这是明政府第一次给工匠勘合。 洪武十九年制定工匠轮班制度时所参考的一是匠户的丁力二是路途远近。由于没有考虑到工作量的多少使三年一班的规定很快就遇到了“诸色工匠岁率轮班至京受役至有无工可役者”的问题为此明政府重新制定工匠轮班的制度。洪武二十六年“上令先分各色匠所业而验在京诸司役作之繁简更定其班次率三年或二年一轮”1。此次更定旧制增加了两个新的参考因素一是工匠的专业二是役作的繁简。新的轮班制实际上制定的班次是五种即五年一班四年一班三年一班二年一班和一年一班。这五种班次中手工业行业分别如下：五年一班：木匠、裁缝匠。 1《明太祖实录》卷一五九。 1《明太祖实录》卷二三o。 四年一班：锯匠、瓦匠、油漆匠、竹匠、五墨匠、妆銮匠、雕銮匠、铁匠、双线匠。三年一班：土工匠、熟铜匠、穿甲匠、搭材匠、笔匠、织匠、络丝匠、挽花匠、染匠。 二年一班：石匠、艌匠、船木匠、箬篷匠、橹匠、芦篷匠、戗金匠、绦匠、刊字匠、熟皮匠、扇匠、魫灯匠、毡匠、毯匠、卷胎匠、鼓匠、削藤匠、木桶匠、鞍匠、银匠、销金匠、索匠、穿珠匠。 一年一班：表背匠、黑窑匠、铸匠、绣匠、蒸笼匠、箭匠、银朱匠、刀匠、琉琉匠、锉磨匠、弩匠、黄丹匠、藤枕匠、刷印匠、弓匠、旋匠、缸窑匠、洗白匠、罗帛花匠。1合计各种工匠共六十二种此后至嘉靖时在这个数字基础上又增加了八十多种。 五种班次的工匠分别给予勘合届时持照上工“以一季为满”工完日“查原勘合及工程明白”就放归宁家2。这是明政府第二次放勘合此次接受勘合的工匠共有二十三万二千零八十九人。 轮班匠是京城以外的各地工匠在京城中还有大批的工匠这些工匠在永乐以后称为住坐匠以区别于轮班匠。 洪武时即有大量住在南京的工匠“洪武十三等年起取苏浙等处上户四万五千余家填实京师壮丁各监局充匠”3。洪武时在京工匠每月上工十日休息二十日。这一规定一直被以后各朝沿袭。 永乐迁都将南京、苏、浙等处大量工匠带至北京于是“设有军民住坐匠役”。宣德五年将从南京、浙江等处起至北京的工匠附籍于大兴、宛平二县。这是住坐匠管理的一项重要措施。北京住坐匠人数永乐时民匠至少有二万七千户成化时额存六千余名嘉靖十年的定额是一万二千二百五十五名。 优免、粮米优免。明政府对工匠有优免政策这种政策各时期把握的尺度不甚一致。洪武十九年规定工匠家的其他杂役一概免除即《太祖实录》卷一七七所说的“免其家他役”。洪武二十六年将这一规定作了调整：“本户差役定例与免二丁余一丁一体当差”而单丁重役及一年一班者可以“开除1《大明会典》卷一。 2《大明会典》卷一。 3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二。 一名”老残无丁者“疏放”1。显然调整后的政策比原来的一概优免详细了许多。宣德元年再次对优免政策作了规定：“工匠户有二丁、三丁者留一丁四丁、五丁者留二丁六丁以上者留三丁”其余都放归家中以后更替。单丁视时间远近次第放免；老幼残疾也一体放免2。这是一个比较宽松的政策但执行得似乎并不好因为五年以后明宣宗还说：“比闻在京工匠之中有老幼残疾并不谙匠艺及有一户数丁皆赴工者宜从实取勘。老幼残疾及不谙者皆罢之丁多者量留余悉遣归。”3看来工部并没有认真执行皇帝的命令。事实上宣德以后随着逃匠问题的日益突出优免政策即形同虚设官府勾补尚且不足优免政策之被搁置实属自然。 月粮直米。在京工匠每月由户部支给月粮上工时由光禄寺支给直米。 这是政府为保证在京工匠生活实行的一项政策。这项政策最早施行于洪武时期。洪武十一年朱元璋命工部“凡在京工匠赴工者日给薪米盐蔬。休工者停给听其营生勿拘”4。此时只限于给予上工的工匠到第二年即洪武十二年则命工部“月给米赡之”有妻子者一石无者六斗5。这里就没有再规定休工上工之分。值得注意的是洪武时月粮支给工作是由工部负责的。洪武二十四年朱元璋令在内府做工的工匠每天“给钞以为廪食”给予的数量“视其劳力为差”6。这是洪武时宝钞通行于官方的一种反映同时宝钞之给是在月米放令之后而且未见有取消月米之诏则明代这一政策在洪武时即已制定完成只是给钞这种形式未被遵行改为关米或关饭了。 永乐十九年令内府各监局南京带来人匠每月支米三斗无工住支。这个规定将月粮直米合而为一而且数量只给三斗比之洪武时的一石六斗少了许多。此后各朝多循三斗之数但也有一些特例如宣德九年令内官监工匠月支粮五斗上工之日仍给饭食。景泰三年令兵仗局民匠月支粮四斗。成化九年令高手人匠月支粮一石上工时于光禄寺日支粳米八合。但总体来说三斗居多成化以后基本如此。 清理勾补清理勾补是针对逃亡工匠的政策。明自宣德以后工匠因不堪重役逃亡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现象“诸色工匠多有逃逸”1。正统三年各处逃匠四千二百五十五人正统十年逃匠万人景泰元年逃匠三万四千八百多天1《大明会典》卷一。 2《明宣宗实录》卷二一。 3《明宣宗实录》卷六三。 4《明太祖实录》卷一一八。 5《明太祖实录》卷一二八。 6《明太祖实录》卷二一四。 1《明宣宗实录》卷四二。 顺四年天下逃匠三万八千四百余人成化元年逃匠一万八千五百九十二人等等。由于逃匠太多官营手工业的生产受到威胁朝廷对清匠勾补工作日益重视。宣德六年遣官查审浙江并苏松等府失班工匠“失班一次者赴部补班；二次、三次以上并从前不当班者逮问罚班”2。正统十年规定“今后有三次逃者充武功中卫军仍令当匠。敢蹈前非杀之不宥”3。这是一次最严厉的规定。弘治六年规定逃匠若抓捕不到要“查其初起是何州县行移原籍官司按名勾解”如果是户绝者要别选他人充补1。此项规定的重点在于别选他人充补但选择哪些人来充补则没明确说明至正德九年就有了明确的说法：“年远户绝则以承佃本户田产之家者抵充；无田产则以各衙门近年招入匠役扣补。”2这个说法实则是很荒唐的但它反映出政府对匠源不足的忧虑与弥补缺额的急迫心情。 工匠逃亡是明代官营手工业中不小的问题。由于工匠是主要的生产者他们的逃亡对于官手工业的打击是巨大的明代官手工业的衰落与此有很大关系。 工匠制度的两次重要变化明代进入中期以后工匠制度有两次较重要的变化一次是工匠班次的更定二次是班匠征银。 更定工匠班次。班匠的班次自洪武二十六年定为五种以后沿用了六十多年没有改变直至景泰五年情况才出现了变化五班轮流被一律改为四年一班。 改变班次的意见其实早在正统十二年就已提出。该年十二月福州府闽县知县陈敏政上书对旧的轮班制存在的问题作了分析他说：“正班虽止三月然路程窎远者往还动经三四余月。则是每应一班须六七月方得宁家。”接着他说：“其三年一班者常得二年休息；二年一班者亦得一年休息。惟一年一班者奔走道路盘费罄竭。”陈敏政建议将一年一班改作三年或二年一班“如有修造将二年一班者上工四个半月三年一班者上工六个月”。但朝廷以“旧例难改”为由否定了陈敏政的意见。1景泰五年给事中林聪再次将更定班次的问题提出他请求将二年一班的更为四年三年一班的更为六年。林聪的这个建议与陈敏政的建议基本相同。工部复议在上奏时建议将所有班次均改为四年一班上工时间仍为一2《明宣宗实录》卷七七。 3《明英宗实录》卷一三四。 1《明孝宗实录》卷七一。 2《明武宗实录》卷一一四。 1《明英宗实录》卷一五三。 季。为了消除皇帝对工匠不足的担心工部算了一笔细账：“通计匠二十八万九千有余除事故外南京五万八千北京十八万二千。今以北京之数分为四班岁得匠四万五千季得匠一万一千亦未乏用。”2景泰帝批准了这一建议。这次在更定旧制时对工匠人数重新进行了统计并编定了新的勘合给予工匠。《大明会典》卷一记述这件事时只用了二十多个字：“景泰五年奏准：轮班工作二年三年者俱令四年一班。重编勘合给付。”此次更定旧制的重要之处在于减轻了工匠的负担。对于一年一班者等于减去了四分之三的工作量二年一班者减去了二分之一。在原定班次中五年一班的只有木匠和裁缝匠两种四年与三年一班的工匠各有九种而二年一班的工匠是二十三种一年一班的工匠是十九种。这就是说新的轮班制使四十二种行业的工匠受益最多占工匠种类的三分之二强。所以四年一班的轮班制对于放松封建劳役对广大工匠的束缚是有重要意义的。 班匠征银。班匠征银是工匠制度中最具重要意义的一次改革。如果说四年一班的轮班制大大地减轻了工匠的负担的话那么班匠征银则是轮班制瓦解的条件和象征。也正因此班匠征银的完全实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明代班匠征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是在成化二十一年但早在正统之初南京所属的轮班匠中就已实行征银。成化五年工部上奏说：“南京轮班各色人匠虽皆取以供应朝廷造作之用中间谙晓本艺者十无二三以此先准南京工部左侍郎范理奏令各出备工价雇觅在京高手造作供应。经今三十余年彼此两得其便。”1南京班匠征银的实施范围和详细情况尚不清楚但班匠以工价代替劳役则是无疑的。 成化二十一年全国范围内的班匠征银开始实施：“轮班工匠有愿出银价者每名每月：南匠出银九钱免赴京所司类赍勘合赴部批工；北匠出银六钱到部随即批放。”同时还规定“不愿者仍旧当班”2。很显然这不是强制性的法令而是一个建议性政策但它的意义是重大的即从政策上允许班匠以银代役只要按规定出办工价银班匠本身可以不去服役。这无疑是对旧班匠制度的一次革命为班匠摆脱封建劳役的束缚打开了大门。 由于成化二十一年的政策不是强制性的且征银工作处于开始阶段故此后有的地区班匠征银的推行是很缓慢的“此例止行于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南直隶而河南、山东、北直隶等处尚责解正身”3。这种情况在弘治十六年重新编填班匠勘合时仍是如此。 弘治十八年明朝廷规定南北二京班匠依照弘治十六年编填的勘合2《明英宗实录》卷二四o。 1《明宪宗实录》卷六四。 2《大明会典》卷一。 3《明孝宗实录》卷二oo。 有财力的班匠每班征银一两八钱止解勘合到部批工；无财力的班匠每季连同勘合解部上工工满日批放。如果没有勘合班匠即使纳银也仍要到部。弘治十八年的政策在征银数额上比之成化时没有大的变动但它的突出之处一是强调勘合的重要把勘合作为征银的重要依据这是为了保证政府这部分收入不至于流失的手段。二是政策中强调有力与无力以此区分是否征银这与成化时的愿与不愿已有明显区别。判断班匠有无出备工价银能力的工作由所司官员负责不由班匠自己决定。其强制性加强。 全国范围的班匠完全征银是在嘉靖四十一年完成的。该年题准：“行各司府自本年春季为始将该年班匠通行征价类解不许私自赴部投当。”征解数额仍是每班银一两八钱再将每班银均为四份即每名每年征银四钱五分。各地方有司要计算出班匠银每年的数额征完解部年终造册上报。1至此班匠全部征银。这意味着班匠与明代官营手工业已无直接关系不再受封建劳役的束缚。对于明廷来讲财政又开出一个新的税种增加了收入嘉靖时属于北京的班匠银为六万四千一百一十七两八钱。班匠虽不上工但仍隶属匠籍但此时的匠籍只是政府征收班匠银的一个依据已无其他意义了。 明廷对工匠的管理行政管理从广义上讲上面所述均属政府对工匠的管理此处只就工匠管理的职能部门作一介绍。 明代管理工匠的最高机构是工部但其中又有分别即“轮班者隶工部住坐者隶内府内官监”1。工部管理职责主要有：管理各地造送的班匠册工部专有管册主事负责这一事务；负责逃匠的清勾“弘治元年奏准添设主事清理内外衙门军民住坐轮工匠”2。第三负责到京轮班匠的分拨派遣和放归工作班匠到上工时将勘合“赍至工部听拨”3。 明代北京工部管理的是浙江、河南、山东、山西、陕西五省及应天等二十六府的班匠嘉靖四十一年这些地区的班匠为十四万二千四百八十六人。南京工部管理的是江西、湖广、福建三布政司的班匠人数为五万九千六百九十五人。在《大明会典》卷一有一条记载云：“湖广、四川、两广、云贵、福建、江西各省班匠隶南京工部。”实际上四川、广东、广西、云南、1《大明会典》卷一。 1《大明会典》卷一八八。 2《大明会典》卷一。 3《明太祖实录》卷一七七。 贵州五省并无班匠。理由之一是《大明会典》卷二o八说：“凡本部（指南京工部）各色班匠：江西起送三万九千五百五十五名湖广一万三千二百四十四名福建起送六千八百九十六名。”如果四川等省有班匠则此处必然加以记录。二是在涉及到南京所属各省班匠时史书从未涉及四川等省如《宣宗实录》卷七七云：“（失班工匠）其湖广、江西二布政司令南京工部遣官查审如例”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条在《大明会典》卷一中误书为广东、江西二布政司。《宪宗实录》卷二六五在记述班匠征银这一重要事件时则更明确地记载：“其江西、湖广、福建三处该隶南京工部者亦宜照此例行。”所谓照此例行是指班匠征银之事。这更清楚地说明四川等省没有班匠。三是明人的记述对此讲得也十分清楚王夫之在《噩梦》中云：“直省之中若广东、四川、云南为工作之薮广西、贵州地虽瘠而百工之所为亦备乃独无班匠亦非法也。”1这表明：一、《大明会典》说四川等省班匠隶于南京是一个错误使许多后人学者被误导。二、四川等省并无班匠。南京工部所辖只有江西、湖广、福建三省班匠。明代在四川等五省不设班匠其确切原因尚不清楚很可能是因为这些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汉民较少在操作上有相当的难度。 除工部外各地官府要负责本地班匠的管理事务。这些事务包括：一是起送班匠。二是清理工匠在班匠征银以后这是各地有司的主要管理内容“每年奉府帖匠班花名文册各年不等行准清匠官审追班银”2。为此各地均设有清匠官。三是造送班匠或班匠银征收情况文册。 在行政部门之外朝廷还派御史监督和帮助管理工匠。 法规管理明代的工匠管理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不应被忽视的那就是法规管理在《大明律》中有许多针对工匠的法律条文这表明明代已将工匠管理纳入法制轨道。尽管这些条文是以惩罚为特征的但它透露了明政府的一种思路和态度即为维护官营手工业的生产秩序必须充分注意和严密管理工匠。 下面将《明律集解附例》中一些针对工匠较重要的条文稍加罗列以便从中体会一下明政府在工匠管理上的良苦用心：1.两京工部各色作头犯该杂犯死罪徒罪以上者依律拘役满日革去作头；杖罪以下拘役满日仍当作头。（卷一《名例》） 2.若御幸舟船误不坚固者工匠杖一百；若不整顿修饰及在船篙棹之属缺少者杖六十。（卷十二《礼律》） 3.凡造作不如法者答四十；若成造军器不如法及织造段匹粗糙纰薄者各笞五十；若不堪用及应改造者并计所损财物及所费雇工钱重者坐1《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八章第三节。 2《海瑞集》上编《兴革条例》。 赃论；其应供奉御用之物加二等。工匠各以所由为罪并偿物价工钱还官。（卷二九《工律·营造》） 4.凡造作局院头目、工匠多破物料入己者计赃以监守自盗论追物还官。（同上） 5.凡各处额造常课段匹、军器过限不纳齐足者以十分为率：一分工匠笞二十每一分加一等罪止笞五十。若不依期计拨物料者局官笞四十提调官吏减一等。（同上） 从这些条文中可以看出《明律》所涉及的官手工业中的问题很广泛其处罚也比较严厉尤其是对涉及御用诸物时处罚更重。这一方面体现了明律本身的特点另一方面反映出明政府对官手工业生产和工匠管理的重视。《明律》制定于明初但其中关于工匠的一些条文在以后还多次被重申引用可见法规一直是明代管理工匠的手段之一。 第四节民间手工业民间手工业概况明代民间手工业十分达中期以后逐渐过了官营手工业成为明代手工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究其原因一是手工业品市场的扩大。官营手工业产品不是用于出卖的它满足的是皇室和政府的各种消费民间对手工业品的需求只能从市场上得到满足。这对商品经济是一个促进而商品经济的逐步展又带动了民间手工业的展因而市场的存在和扩大是明代民间手工业存在和达的基础。二是工匠制度的逐步瓦解。明代的工匠制度束缚了数十万国内的手工业者这些人有着熟练的生产技术是明代手工业生产的重要力量。而工匠制度强迫他们把时间和技术投入到官营手工业当中客观上削弱了民间手工业的生产。但随着工匠制度的改革和瓦解工匠有越来越多的时间投入到民间手工业生产中应该说这对于明代民间手工业的展是有促进作用的。三是明廷的有关政策在客观上推动了民间手工业的展。明朝廷对民间手工业除金银、盐等生产外政策上的限制并不十分严格这就为民间手工业的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另外明政府严格的赋税征收政策使大批农民依靠土地无法生存家庭副业成为他们寻求衣食的重要手段明代民间手工业最雄厚的基础是家庭手工业。因此说政府的政策客观上推动了明代民间手工业的展。 1.民间手工业的类型。 明代民间手工业类型大致可分为家庭手工业和作坊手工业两种。此外还有一些以手艺谋生的手工业者他们游离于家庭手工业和作坊手工业之外但又与二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一个时刻变动的不稳定的群体故在此不作特别的叙述。 家庭手工业。明代的家庭手工业是民间手工业最基本的手工业生产形式数量也最多。这种手工业是从家庭副业展起来的所谓“夫织妻络”就是其写照。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对这种家庭手工业出现的原因有很透彻的分析：“上供赋税下给俯仰。若求诸田亩之收则必不可办”于是各种开销“全赖此一机一杼”1。正德《松江府志》卷四也有类似的说法：“俗务纺织不只乡落虽城中亦然田家收获输官偿息外未卒岁室庐已空。其衣食全赖此。”这里所讲虽是松江府的事但它很有代表性各地的情况也基本如此。家庭手工业不仅包括为生计奔波的小户就是一些衣食不愁的大户也往往兼营此业。“松人中产以下日织一小布以供食。虽大家不自亲而督率女伴未尝不勤。”2“吴人以织作为业即士大夫家1《农政全书》卷三五《木棉》。 2徐献忠：《吴兴掌故集》卷十二。 多以纺织求利如华亭相（指徐阶）在位多蓄织妇岁计所积与市为贾。”3家庭手工业的产品基本有三种用途一是出售如徐阶家的织品即是如此。二是自我消费“绢帛绫绸叠满箱将来裁剪做衣裳。公婆身上齐完备剩下方才做与郎”4。明邝璠的《剪制》诗写的就是这种情况。三是向政府交纳赋税洪武二十六规定：“凡民间一应桑株各照彼处官司原定则例起科丝绵等物。其丝绵每岁照例折绢俱以十八两为则折绢一匹。”1明代夏税除征麦外在洪武时只有绢至弘治时有些地区还要加上苎布、麻布等织品。这些纺织品作为夏税的一种土地所有者是必须出办的而最终的承担者还是农民的织机。 作坊手工业。明代作坊手工业较之家庭手工业有明显的不同一是规模较大二是其产品完全是为进入市场而生产的。手工作坊有许多是从家庭手工业展起来的如纺织业中就比较普遍。张瀚自述家事时说：“毅庵祖家道中微购机一张织诸色纻币备极精工每一下机人争鬻之。计获利当五之一积两旬复增一机后增至二十余。”2显然二十多张织机已是一个规模不算小的作坊了当时南京内织染局的额设机也才三百张。除纺织业外其他各行业都有作坊式生产。如陶瓷业、造纸业、制糖业、酿造业、造船业、冶铁业、木器制作业等等。这其中的很多行业离开作坊生产是无法进行的必须有分工协作才可完成如铁冶业中的炒铁：“一人钳之二三人锤之旁十余童子扇之”“计炒铁之肆有数十人有数千。一肆数十砧一砧十余人”3。如果没有分工协作和大规模的人力投入这些行业的生产就会停顿。 作坊手工业是以赢利为目的的其产品为市场而生产因而与商品经济联系密切甚至有些作坊就是由商人投资经营的。因而作坊曾被认为是我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诞生地之一。 2.民间手工业的行业种类。 明代民间手工业有多少种行业很难有确切的统计这里也只作一般的介绍以便人们有个大致的了解。 在著名的科技著作宋应星《天工开物》中较全面地记录了明代的手工业生产技术书中涉及到的行业有：作咸（制盐）、甘嗜（制糖）、膏液（榨油）、乃服（纺织）、彰施（颜料）、五金（矿冶）、冶铸（铸造）、锤锻（杂造）、陶埏（陶瓷等）、燔石（煤炭等）、杀青（造纸）、丹青（制墨3于慎行：《穀山笔麈》卷四。 4邝璠：《便民通书》卷一。 1《大明会典》卷十七。 2张瀚：《松窗梦语》卷六。 3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五见《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二章。等）、舟车（造船等）、佳兵（军器）、曲糵（酿酒）、珠玉（珠宝）。共有类其中有些类又可分为许多种如乃服中就有棉纺、丝纺、织绒甚至裘衣等。明代社会上的各种手工业行业可以说绝大多数不出这个范围只是具体分工更加细致而已。 需要指出的是《天工开物》中只就生产技术本身加以介绍基本不分别官方、民间而事实上就行业来讲官方与民间要划出一个绝对的界限是困难的。明洪武时统计的官匠行业有六十二种到嘉靖时又多出八十余种这是可以确知的明代手工业行业那么民间的数字至少不会少于这个数字第一工匠在不服役时其技术特长的挥是不受限制的（除造龙袍）；第二民间的实际需要从品种范围来讲要多于官方。当时的人就说有三百六十行这带有夸张成分但却道出了民间手工业行业之多这个事实。 3.民间手工业的水平。 明代民间手工业的技术水平是高的甚至在一些行业远远出官营手工业如成化时因官匠不得力下令在民间“雇觅高手造作供应”1。下面我们通过当时人的一些记述看看民间手工业的技术水平。 制瓷业居领先水平的一直是官窑产品但民间也不乏高手嘉万时期景德镇的昊十九就是一位。他所制瓷器“妙绝人巧”“尝作卵幕杯薄如鸡卵之幕莹白可爱一枚重半铢”2。他的技术至清代犹为人钦羡。 陶器制作明代也是高人辈出宜兴陶名传天下与当地高手众多不无关系。“宜兴罐以龚春为上时大彬次之陈用卿又次之。锡注以黄元吉为上归懋德次之。夫砂罐砂也；锡注锡也。器方脱手而一罐一注价五六金”3。关于宜兴这些高手制作的陶器清人记录也颇多如吴骞在《阳羡名陶录》（上）中说时大彬的壶“前后诸名家并不能及”4。 造纸业中纸的质量、种类都过已往其中特种工艺纸也相当普遍。“吴中无纹洒金笺纸为佳松江潭笺不用粉造以荆川连纸背厚砑光用蜡打各色花鸟坚滑可类宋纸。”5四川的薛涛笺也颇负盛名。 制糖业已熟练地掌握了白砂糖、冰糖的制作技术。此外造船、园林、工艺等等行业的技术都达到相当水平这里就不一一叙述了。 民间手工业的生产水平也是十分可观的。如山西阳城一县的铁产量在天顺时已达七百五十万至九百万斤1。纺织业的生产水平虽无明确记载但可以从征收的官税上推断：洪武二十四年全国共征收䌷绢布六十四万六千八百1《明宪宗实录》卷六四。 2《紫桃轩杂缀》见《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二章。 3《陶庵梦忆》见《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二章。 4见《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二章。 5《蕉窗九录》见《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二章。 1汤纲、南炳文：《明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o6页。七十匹永乐二十一年征收布帛二十二万五千一百八十三匹成化二十三年征收绢十九万零七百四十九匹、布一百十五万一千七百七十九匹嘉靖四十一年征收绢三十二万零四百五十九匹、布十三万二千二百零六匹万历三十年绢布共征收五十九万一千三百十四匹。政府的夏税的数字只是一个最基本的数字此外加上供税以外的产品其生产量当是很大的。其他行业的生产量有的是可估的有的是不可估的。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要满足全国五千多万人口的消费其生产水平必要保持在一个相当的高度。 明廷对民间手工业的管理明朝廷对民间手工业的管理基本不介入生产环节而主要是通过税收和法律。此外一些行业在生产前要经政府的批准如民窑烧瓷、民矿开采均须主管部门同意否则即是违法。 1.税收管理。 明代对民间手工业的税收有货币和实物两种货币税如手工业作坊的门摊税实物税如小产品的抽分等。 门摊税本是商税的一种主要向商人征收但由于手工业作坊多是带有经营性质的故从明初开始即已征收此税。洪武初年规定：“凡诸色人等踏造酒曲货卖者须要赴务投税方许货卖。违者并依匿税科断。”“如卖酒之家自无曲货者须要收买曾经投税曲货造酒货卖依例办纳酒课；若系自行造曲亦须赴务投税。”1宣德元年规定酒醋等税收由当地有司收纳政府“给与由帖执照每月一次点视查考”。如果不按照规定交税除治罪外罚钞一千贯。2同年还规定：裱褙铺月纳钞三十贯油房、磨房每座月纳门摊税五百贯。在京的缎子铺月纳钞一百二十贯油、磨、糖、机、粉、剪裁、刺绣等作坊每月三十贯。 在京作坊的税钞由宣课司和都税司征收而税额的制定由户部负责。 除门摊税外有些手工业产品还要抽分“薪炭、竹帚、锄柄、担柸例当抽分”3。如匿不报税要一半入官。这类产品多系家庭手工业生产在生产时无须向官府纳税但在出售时官府则以抽分待之可见政府税网之密。 但明代有一些手工业品是免税的如染练自织布帛农用之器日用杂物在永乐元年的规定中均属免税范围。 明代矿税是政府十分重视的一项税收。洪武二十八年罢官冶“令民得1《大明会典》卷三五。 2《大明会典》卷三一。 3《明英宗实录》卷二二四。 自采炼而岁输课每三十分取其二”4。这是指铁冶金银的开采明初一直是禁止的但到后来这方面的管制也不严格了并在事实上予以承认。民间开矿先要得到政府的允许所谓“陈之官而准焉”5。输税的多少也由官府规定云南的银矿税是这样制定的：“商民凿穴得砂先呈官府辨验然后定税。”1矿税以征实物为主万历时浙江铁课每年七万四千五百八十三斤福建二十九万九千一百五十五斤广东潮州铁课是七万斤。据《广志绎》卷五载在云南民间开矿把矿石分为四堆其中一堆“则监官领煎之以解藩司者也”这部分就是矿税。其他地方的民矿如何输税情形不详。 2.法规管理。 明朝政府对民间手工业的管理虽不直接介入生产环节但它的各种法规对手工业的生产却有很多限制。这些法规实际上是政府对民间手工业的重要控制手段。 明代有关民间手工业的法规大致有两类内容一是规定不可以经营生产的范围这是最主要的一类。二是强调要生产合格的产品。 明代法规中划定的民间不允许从事的手工业生产有：织造违禁物品包括有龙凤图案的各种纺织品。“凡民间织造违禁龙凤文纻丝纱罗货卖者杖一百段匹入官。机户及挑花、挽花工匠同罪。”2除龙凤文外蟒、飞鱼、斗牛等图案也是禁止民间织造的如果违反“工匠处斩家口充边军”3。这项规定的背景是“官民房舍车服器物之类各有等第”不许僭用。这是封建等级观念所使然也是维护统治地位的一种手段。实际上这类规定的目标并非直接针对工匠但工匠则成了被殃及的池鱼。 民窑生产中一部分瓷器也是明令禁止的“禁江西瓷器窑场烧造官样青花白地瓷器”1。后来不仅青花白地瓷不许生产就是黄、紫、红、绿、青、蓝等地的青花瓷也不许生产。违者犯凌迟籍其家产；知情不举的连坐。处罚是严厉的其目的无非是维护朝廷的特权。因为这些种瓷器均是皇室用品或皇帝赏赐官员、外国使臣的钦赏之物。如果民窑生产这些瓷器皇帝所特有的权力的威严就有可能丧失。而当时确有私自生产此类瓷器或赠送官员或卖给外国商人、使臣的现象所以朝廷的严厉禁止就不难理解了。明廷对民间铸造业的禁令是不许私铸铜钱。“凡民间私铸铜钱者绞匠人罪同”“私铸铜钱为从者问罪用一百斤枷枷号一个月民匠舍余附4《明太祖实录》卷二四二。 5《广志绎》卷五。 1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下《五金》。 2《明律集解附例》卷二九。 3《明英宗实录》卷一四九。 1《明英宗实录》卷四九。 近充军”2。货币生产是政府的特权不许私铸铜钱这在各代均是如此。除以上所列外明廷还有制盐业的私煎之禁、矿冶业的金银之禁、杂造业的火器之禁和度量衡之禁等等。从这些禁令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出凡涉及政府或皇帝专有的产品民间手工业是不能问津的至少在法规上如此。在明代的法规中还有一类强调的是产品的质量“凡造器用之物不牢固真实及绢布之属纰薄短狭而卖者各笞五十其物入官”3。“夏税农桑绢匹务织造紧密厚重双经双纬。除两头色丝长二尺外净织钞尺长三丈二尺阔二尺。”4这类法规虽少但它体现了政府对民间手工业品质量的重视以致不惜把这类问题写入律法当中。 明代对民间手工业的管理总体来说强制性较少虽然也有一些但不足以阻滞民间手工业的展这可说是明代民间手工业达的一个重要原因。 2《明律集解附例》卷二四。 3《明律集解附例》卷十。 4《大明会典》卷二八。 第六章手工业、工程技术第一节建筑都城建设明朝建国之初以应天府和开封府为南北两京。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确定以南京为国都次年又命李善长主持营建中都并有都城北迁之意以便管理北方控制中原。中都选建在朱元璋家乡临濠府西南的凤凰山下（今安徽凤阳）。城市总体规划周密严谨规模宏大建筑豪奢全城宫室、殿堂、坛庙、官署、街巷等按中轴线对称分布共有九门十八水关周长五十余里。在长达五年的建设过程中每年役工百万先后耗资亿万劳费过巨因而洪武八年（1375）明太祖诏令停止役作。不久又令改建南京大内宫殿。中都虽未完全建成但其规划设计对南京和后来北京的建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378年明太祖诏改南京为京师并废当时的北京复为开封府。 南京城的改建工作早在元末明初就已经开始了。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时为吴王的朱元璋“改筑应天城”对于金陵旧城进行整修、改筑和扩建拓展城址加高城垣并“作新宫钟山之阳”1。洪武六年（1373）南京新城建成城东部钟山和玄武湖的南面为宫城和皇城各有六门。皇城外为京城有十三门（后塞二门）四周城垣长达九十六里是世界上最大的砖石城垣。以后南京城垣、城门、宫阙、坛庙等又屡经重修或新建。洪武二十三年（139o）外郭城建成有十六门周一百八十里。至此南京改建和新筑的部分已完全连成一体形成一座气势雄伟、规模举世罕见的著名都城。 北京城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营建的。洪武元年（1368）徐达率明军攻占元大都改置北平府。当时城内北部比较荒凉为防备元朝残余势力的袭扰于是放弃北部城垣在原来大都北墙南五里另筑新墙仍设两个北门即安定门和德胜门并将东墙的崇仁门与和义门改称东直门与西直门。永乐元年（14o3）北平升为北京改府为顺天府。四年（14o6）明成祖朱棣诏建北京宫殿修城垣分遣大臣采木于四川、湖广、江西、浙江、山西等地。2六年“初建北京宫殿”。十五年（1417）木料漕运抵京随即由泰宁侯陈珪督建北京宫殿加紧施工。十七年又把北京南城墙南移（由承天门算起）二里形成了北京的内城。南墙仍开三门沿用旧称丽正门、文1《明史》卷一《太祖纪》。 2《明史》卷六《成祖纪》。 明门和顺承门。十八年郊庙宫殿全部竣工明成祖诏改北京为京师“圣驾北幸”率政府机构迁至北京。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式迁都北京。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又重修九门城楼四年完工改称丽正门为正阳门文明门为崇文门顺承门为宣武门同时改称东墙齐化门与西墙平则门为朝阳门与阜成门。嘉靖三十二年（1553）为加强京师防卫世宗原拟在北京四周修筑郭城但因财力和物力所限而仅在都城南面加筑外郭城此即北京外城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平面“凸”形城郭。 北京全城分为宫城、皇城、内城和外城四重按一条南起永定门、北抵钟鼓楼的纵贯南北的中轴线对称展开。宫城亦称紫禁城居于全城中心地位周六里一十六步有六门：正南第一重为承天门（清初改称）第二重为端门第三重为午门以及东华门、西华门和玄武门（清乾隆时改称神武门）。宫城之外为皇城周一十八里有奇有六门：大明、东安、西安、北安、长安左和长安右。皇城之外为京城（内城）周四十五里有九门已如前述。重城（外城）包京城之南转抱东西角楼长二十八里有七门：永定、左安、右安、广渠、东便、广宁、西便1。明代城垣和城门屡经修葺特别是将元大都的土城墙加砖包砌城门洞改为砖砌筒券开凿围绕全城的护城河使北京成为规划严整、重点突出、庄严雄伟、优美和谐的世界名城。 宫城（紫禁城）是遵循传统礼法制度仿照中都和南京设计建造的一组庞大的宫殿建筑群。整个宫城建在元大内旧址而稍向南移南北长九百六十米东西宽七百六十米占地面积约七十二万平方米。内有房屋近一万间（民间传说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外围有高达十米的红色宫墙。城墙四隅修有结构精巧、造型端丽的角楼。环绕宫城开凿有宽约五十二米的护城河（筒子河）。从总的布局来说这一建筑群可分为前后两大部分。前部以皇极殿（原称奉天殿）、中极殿和保极殿为中心这三殿统称外朝三大殿清初改称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后部有乾清宫、交泰殿和坤宁宫统称内廷后三殿。外朝三大殿和内廷后三殿坐落在紫禁城也是北京城的南北中轴线上。其他宫殿门阙均对称分布在中轴线的两侧。现在故宫的太和殿高约三十五米殿座纵深约三十七米东西横宽约六十四米梁架由七十二根大木柱（称为金柱）支承是建筑群中最高大的木结构建筑并且建在高约八米的三层台基上更显得庄严雄伟借以体现封建帝王和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明清故宫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宫殿建筑群。它突出地和全面地反映了中国古代建筑特别是木构建筑的杰出成就是人类珍贵的文化遗产。 在营建北京的宏伟工程中涌现出许多技艺高的能工巧匠蒯祥就是其中非常杰出的一位。蒯祥苏州府吴县人出身于木匠家庭其父蒯福曾为“木工”。他自幼学习和钻研土木技工以至“精于其艺”后在南京1《明史》卷四o《地理志》。 继其父为木工。永乐时营建北京他随南京匠户一道迁京参与设计和修建北京城池和宫殿。在永乐至成化年间特别是“自正统以来凡百营造祥无不予”1“正统中重作三殿及文武诸司效劳尤多”2“凡殿阁楼榭以至回廊曲宇随手图之”3“每宫中有所修缮祥略用尺准度若不经意既造成以置原所不差毫厘”4。蒯祥把他的聪明才智和精湛技艺献给了北京为营建和维护这座伟大的城市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长城长城始建于战国时期今天所见到的长城则是明代重新修筑的。明代所修长城西起嘉峪关东至山海关全长约一万三千华里故世人誉称万里长城。自明初至明中叶万历年间修筑长城达十八次前后历经一百多年这项浩大和艰巨的工程方告完成。 明代长城一般分为东西两大部分。山西以东至山海关为东半部。东半部长城大部蜿蜒在崇山峻岭之间连绵不断气势雄伟。城墙总高约八米墙基宽约六米墙顶宽约五米。城墙里面是夯土外面用砖砌筑石灰浆勾缝（八达岭长城及以东的有些部分则是用大石条砌筑的）十分牢固。墙顶外部设垛口高约二米内部砌女墙高约一米。墙身每隔七十米左右修敌台一座。敌台有方形、圆形内部有空心、实心。空心敌台内部为砖砌拱券结构可以驻军上设瞭望口和炮窗。墙身内部每隔二百米左右建石阶磴道以作上下城墙之用。山西以西为明代长城的西半部。西半部长城用夯土版筑墙面没有包砖。城墙总高五米多墙基宽约四米墙顶宽约二米。墙顶设有敌墙垛口高约一米。 长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关城。关城都选建在地势险要的军事要道上。著名的关城有嘉峪关、雁门关、居庸关、山海关等。嘉峪关是明代长城西端的位于甘肃酒泉西约三十五公里是丝绸之路的咽喉要地关城始建于洪武五年（1372）。居庸关旧称军都关、蓟门关等位于北京昌平西北形势险要向为交通要冲现存关城是洪武元年（1368）重建的。山海关位于河北秦皇岛东北是明代长城东端的。关城建于洪武十四年（1381）平面方形四面各开一个城门并建有城楼上下两层城高约十三米周五公里。山海关北依角山南临渤海长城蜿蜒起伏自上而下与关城相连并延伸到关南四公里的老龙头（南海口关）入海处历来为连接华北与东北的咽喉要地号称“天下第一关”。一般认为万里长城的东端1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五十一。 2黄瑜：《双槐岁钞》卷八。 3皇甫录：《皇明纪略》。 4民国《吴县志·人物志》。 在老龙头但也有人认为明代还建有辽东长城从辽宁绥中铁厂堡吴明口出经绥中、兴城、锦州、黑山、铁岭、昌图、抚顺、本溪到丹东的虎山（又称虎耳山）全长约一千公里因此虎山才是万里长城的最东端。与长城有关的重要建筑还有烽火台、墩台等。烽火台大多设在长城内侧或附近的山顶上一般为平面方形每面约八米总高约十二米用夯土筑成重要的则外部包砖台上建有雉堞和瞭望室。烽火台约每隔一点五公里设有一座日间焚烟夜间举火以传报敌情。 建筑技术的进步明代建筑技术的进步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砖普遍用于民居砌墙。元代之前虽有砖塔、砖墓、水道砖拱等但木架建筑均以土墙为主砖仅用于铺地、砌筑台基与墙的下部等处。到明代由于大量应用空斗墙可节省用砖量从而推动了砖墙的普及。砖墙的普及又为硬山建筑的应用创造了前提。明代砖的质量和加工技术都有提高。砖面和砖雕加工更加娴熟。各地府、县城和南京、北京的城墙也都用砖砌筑。现存山西、河北境内二千余公里的长城也是明代砌筑的。这些都说明制砖工业规模的扩大和生产效率的提高。随着砖的展出现了全部用砖拱砌成而不用木结构的建筑物——无梁殿。这大多用作防火建筑如佛寺的藏经楼、皇室的档案库等重要实例有明洪武年间所建南京灵谷寺无梁殿（原称无量殿）、北京故宫皇史宬及山西太原永祚寺、苏州开元寺等处的无梁殿。 2.琉璃砖瓦的质量提高应用更加广泛。琉璃砖瓦是属于釉陶性质的工艺至迟在公元前十世纪西周早期就已出现。秦汉时期琉璃制品更为丰富。北魏时则开始在建筑上采用琉璃说明当时琉璃生产水平有了很大的飞跃。《北史》所记北魏太武帝建五色琉璃行殿是现在已知关于建筑用琉璃的最早文献记载。隋唐时期琉璃制品更为盛行从宋元到明清则出现了使用琉璃构件的整体建筑如宋代的琉璃塔等琉璃制作技术也有了相应的展明清时期在全国各地已建立很多琉璃窑厂。早期琉璃用粘土制胎明代琉璃砖瓦用白泥（或称高岭土）、瓷土制胎烧成后质地细密坚硬强度较高不易吸水。当时琉璃面砖广泛用于塔、门、照壁等建筑物。如明成祖时建造的南京报恩寺塔高达八十余米外表全用琉璃砖镶面釉色有白色、浅黄色、深黄色、深红色、棕色、绿色、蓝色、黑色等。并制成表面有浮塑的带榫卯的预制构件来镶砌组成五彩缤纷的各种图案和仿木建筑的构件。此外还有山西洪洞县广胜寺飞虹塔山西大同的九龙壁北京的琉璃门、坊等都表现了明代琉璃工艺水平的提高。 3.木构建筑经过元代的简化到明代形成了新的定型的木构架木构建筑设计更加规范化和程式化。如斗拱的结构作用减少梁柱构架的整体性加强构件卷杀简化等。明代宫殿、庙宇建筑的墙体因用砖砌因而屋顶出檐就可以减小斗拱作用也相应减少并可充分利用梁头向外挑出的作用来承托屋檐重量将挑檐檩直接搁置在梁头上这是宋以前的建筑未能做到的。这样柱头上的斗拱不再起重要的结构作用原来作为斜梁用的■也成为纯装饰的构件。但是由于宫殿、庙宇要求豪华、富丽的外观所以失去了原来意义的斗拱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更加繁密。为了简化施工柱子不再采用宋代那种向四角逐根升高的做法亦无金元时期大胆减柱法檐柱向内倾侧的“侧脚”逐步取消梭柱、月梁等也被直柱、直梁所取代。因此明代官式建筑形象较为严谨稳重而不及唐宋的舒展开朗。由于民间建筑的普遍展技术水平相应提高并出现了木工行业的专著《鲁班营造正式》其中记录了明代民间房舍、家具等的建筑或制造的程式和规范。 4.建筑群的布置更为成熟。南京明孝陵和北京十三陵是善于利用地形和环境来营造陵墓肃穆气氛的杰出实例。明孝陵和十三陵总体布置的形制是基本相同的但孝陵结合地形采用了弯曲的神道陵墓周围数十里内有松柏包围。而十三陵则用较直的神道山势环抱气势更为宏伟。明代建成的天坛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建筑群布置的优秀实例它在烘托最高封建统治者祭天时的神圣、崇高气氛方面达到了非常成功的地步。北京故宫的布局也是明代形成的它的布置严格对称层层门阙殿宇和庭院空间相连接组成庞大建筑群把封建“君权”抬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种极端严肃的布局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君主制度的典型产物。各地的佛寺、清真寺也有不少成功的建筑群布置实例。 5.官僚地主私家园林达。尤其是江南一带由于经济文化水平较高官僚地主群集因此园林也特别兴盛。南京、杭州、苏州及太湖周围许多城镇都有不少著名的私家园林。当时的园林风格已经明显地趋向于建筑物增多用石增多假山设计则追求奇峰阴洞使园景更加丰富多姿。计成所著《园冶》一书从理论上总结了江南一带造园技术的成就是园林建造方面的一部重要著作。 6.官式建筑的装修、彩画、装饰日趋定型化。如门窗格扇等都已基本定型。彩画纹样庄严构图严谨配列均衡如大木梁枋以旋子彩画为主要类型到了清代和玺彩画及苏式彩画等才有了大量的运用。砖石雕刻则吸取了宋以来的手法比较圆和纯熟花纹趋向于图案化、程式化如须弥座和阑干的做法明代二百余年间很少变化。这种定型化有利于成批建造加施工进度但使建筑形象趋于单调。建筑色彩因运用了琉璃瓦、红墙、汉白玉台基、青绿点金彩画等鲜明色调而产生了强烈对比和极为富丽的效果这正是宫殿、庙宇等建筑所要求的气氛。 此外明代的家具也是闻名于世界的。由于明代海外贸易的展东南亚地区所产的花梨、紫檀木等不断输入中国。这些热带硬木质地坚实、木纹美观、色泽光润适于制成各种精致的家具。当时家具产地以苏州最为著名其制作的家具结构合理、经久耐用形状秀美简洁雕饰线脚不多构件断面细小、多作圆形榫卯严密坚牢能与造型和谐统一油漆能挥木材本身的纹理和色泽的美丽。直到清代乾隆时广州家具兴起为止这种明代家具一直是中国家具的代表作。 第二节水利明成祖迁都北京迫切需要南北大运河畅通无阻增加运输能力以便从东南地区调运粮食和物资供应北京。为此诏命工部尚书宋礼主持修浚会通河事宜。宋礼在施工过程中接受了汶上老人白英的建议于汶水下游东平戴村筑新坝拦截汶水流入南旺然后将十分之四的水南流接徐、邳十分之六的水北流至临清从而解决了元代会通河行水不利的难题以便漕船顺利地在会通河上航行使南北大运河全线畅通。 明代黄河决口改道频繁平均约七个月有一次决口因此治河任务十分繁重。在治河策略上明代重北轻南以保漕为主形成“北岸筑堤南岸分流”的格局。 在治河理论上四任总督河道的潘季驯（1521—1595）继承和展了“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理论。他按地形坡度因地制宜地筑堤合流并“借淮之清以刷河之浊”。于是“筑高堰束淮入清口使二水并流则海口自浚”1。潘季驯治河的结果是令人满意的。他不但使河道得到刷深而且改变了海口积沙高仰的形势为黄河开辟了入海的道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潘季驯的主要水利著作有《河防一览》、《总理河漕奏疏》等。 在水利著作方面徐贞明（？—159o）的《潞水客谈》颇为有名。此书的中心思想是要以人力控制水旱灾害。为此他曾在京东地区对地形、土壤、河流、水泉等进行考察把结果绘制成图。徐贞明认为不但濒海荒地可以耕治其他如密云、平谷、三河、蓟州、迁安、卢龙、抚宁、丰润、玉田等地都有丰富的水源可用于灌溉以利耕垦。他还认为“水害未除正由水利未兴”。水“聚之则害散之则利；弃之则害收之则利”。因此他主张兴修水利应从上游入手。他的治水思想强调治理地理环境并把治水与展生产密切结合起来体现了经世致用的观点。 明末随着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的同时西方水利学开始传入中国。万历三十九年（1611）徐光启和熊三拔（sabbathinusdeursis1575—162o）合译《泰西水法》。他们的翻译不同于一般人的直译而是结合中国实际只选择其中适用的或确实比中国先进的部分翻译。翻译时一边翻译文字一边照图制造水工器具一边试验然后把制造的经验及试验的结果也写进书中。这样一来就不仅仅是翻译了而是融进了徐光启的研究心得。万历四十年（1612）春天《泰西水法》六卷译成成为传入中国的第一部西方水利学专著。 1《明史》卷二二三《潘季驯传》。 ------------ 12 第三节纺织官府纺织业与民间纺织业明代官府纺织业是规模庞大的手工业部门之一。当时在两京设有内外织染局“内局以应上供外局以备公用”1南京还设有供应机房。其中工部都水清吏司所辖织染所有大使、副使等官员专门负责织染生产。为了供给皇室贵族的奢侈需求内府监局也设有相当规模的工场。据记载内织染局设“掌印太监一员总理佥书等数十员。掌染造御用及宫内应用缎匹、绢帛之类”“有外厂在朝阳门外浣濯袍服之所；又有蓝靛厂在都城西亦本局之外署也”1。各地方官府凡是有条件的便设有织造机构。据《明会典》、《明史》记载当时镇江、苏州、松江、徽州、宁国、广德以及浙江、江西、福建、四川、河南、山东等地许多州府都设有织染局。其中以苏州织造局最为著名杭州织造局次之内府司礼监有苏杭织造太监一员专司苏杭织造派驻苏州。官府纺织业主要生产丝织品且岁造有定数“自万历中频数派造岁至十五万匹相沿日久遂以为常”2产量是相当可观的。 明代民间纺织业也有很大的展一些纺织作坊已具备某种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如冯梦龙在《醒世恒言》中写道江苏吴江（时属苏州府）的盛泽“镇上居民稠广土俗淳朴俱以蚕桑为业。男女勤谨络纬机杼之声通宵彻夜。那市上两岸绸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绸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集挨挤不开路途无停足之隙”3生动地反映了当地民间纺织业的一片兴旺景象。张瀚在《松窗梦语》中说：“余先世亦以机杼起而今三吴之以机杼致富者尤众。”4他提到其祖父在成化（1465—1478）末由资本银一锭“购机一张织诸色纻币备极精工。每一下机人争鬻之计获利当五之一。积两月复增一机后增至二十余。商贾所货者常满户外尚不能应。自是家业大饶。后四祖继业各富至数万金”1。冯梦龙《醒世恒言》中也叙述了一个类似的故事讲的是明世宗嘉靖年间吴江县盛泽镇施复夫妇因经营丝织业而家“施复是个小户儿本钱少织得三四匹便去上市出脱”。后来渐渐达“夫妻依旧省吃俭用昼夜营运不上十年就长有数千余家事”“开起三四十张1《明史》卷八二《食货志六》。 1刘若愚：《酌中志》卷十六《内府衙门职掌》。 2《明史》卷八二《食货志六》。 3冯梦龙：《醒世恒言》卷十八《施润泽滩阙遇友》。 4张瀚：《松窗梦语》卷四。 1张瀚：《松窗梦语》卷六。 绸机”2。又如万历“癸未甲申间：（1583—1584）临邑邢子愿以御史按江南苏州富民潘璧成之狱”。这个潘璧成的先辈“起家机房织手至各守谦者始大富至百万”3这些材料反映出明代一些小商品生产者从小本经营起家资本急剧增殖生产迅展的情形。不仅如此有些机户已较多地使用雇佣劳动者采用了“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生产方式4。如《吴江县志》载：“至明熙、宣间邑民始事机丝犹往往雇郡人织挽”成弘以后“盛泽、黄溪四五十里间居民尽逐绫绸之利有力者雇人织挽贫者皆自织”。当然绝大多数机户并没有如此幸运他们还大都是贫困的小手工业者是“倚织为命”的贫户。 丝织品的产地及产品1.丝织中心。明代江浙一带苏、杭、嘉、湖地区是闻名全国的丝织业中心其中尤以苏州为盛。明初朝廷与苏州设有织染局并且派有坐派、召买等每年织造丝、纱、罗、纻诸布及帛“约三万七千四百余端”1。苏州的民营丝织业也非常达几乎“家杼轴而户纂组”据载“绫罗纱绸出盛泽镇奔走衣被天下”2。杭州也是“习以工巧、衣被天下”有些“饶于财者”还雇工十数人纺织丝绸3所辖临安盛产绢“县民织者甚众今直隶、江西等省皆买之”4。嘉兴“蚕桑织绣之技衣食海内”5近镇村坊皆以丝绸为业如所辖濮院镇“机杼之利日生万金”6湖州“隆、万以来机杼之家相沿比业巧变百出”。 在北方丝织业中心应推山西潞安。这里出产的潞绸名闻中外。据顺治《潞安府志》载潞安“在昔殷盛时其登机鸣杼者奚啻数千家”其织机达九千余张7且“机杼斗巧织作纯丽”8。所产潞绸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上乘行销全国各省乃至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此外还有一些地区的丝织品也很著名如四川的蜀锦广东的粤缎、粤纱福建福州的绢丝2冯梦龙：《醒世恒言》卷十八《施润泽滩阙遇友》。 3《神宗实录》卷三六一。 4康熙《吴江县志》卷十七。 1《古今图书集成·考工典》引《苏州府志》。 2康熙《吴江县志》卷十七。 3徐一夔：《始丰稿》卷一。 4乾隆《杭州府志》卷五三引万历《临安县志》。 5嘉庆《嘉兴府志》卷三四引王世贞《檇李往哲列传序》。 6胡琢：《濮镇纪闻》卷《总叙》。 7顺治《潞安县志》卷一。 8郭子章：《郭青螺先生遗书》卷十六。 漳、泉二州的倭缎南京的云锦山东的柞蚕丝绸等。 2.丝织品的品种。明代丝织品的种类齐全花色繁多。当时不仅纱、绢、绫、罗、绸、缎、锦、绮、绒等各类丝织品应有尽有而且每类又有许多不同的花色品种。例如罗苏州有花罗、素罗、刀罗、河西罗、秋罗等泉州有硬罗、软罗等其中花罗仅《天水冰山录》所载就达五十五种1。绸苏州有线绸、绵绸、丝绸、杜织绸、绫机绸、绉绸、纹绸、春绸、捺绸嘉兴有素绸、花绸、绫地花绸、轻光王店绸、濮绸建昌有笼绸、假绸湖州有水绸、纺丝绸等。纱湖州有直纱、花纱、夹织纱、包头纱等泉州有素纱、花纱、金钱纱等。此外如丝绒中新创的双面绒外观富丽、质地坚牢耐磨的天鹅绒（漳绒）斜纹地起斜纹花的绫多重组织绚丽精美的锦等也有许多名目织造技术更臻完备。但是唐宋时期曾盛行一时的绮在明代则因织金锦、彩色锦和印花织物的增多而趋于衰落文献记载和出土实物都比较少见。 （3）丰富多采的织纹花样。明代丝织品的纹饰花样千姿百态“五色眩耀工巧殊过”其中尤以“妆花”和“织金”最为人们所称道“妆花”是在地纬之外另用彩色纬丝在织物上以控梭等方法形成花纹织法复杂花纹精美色泽艳丽反映了丝织技术的高水平。除妆花锦缎外纱、罗、绢、丝绒、丝布、改机、云布都可以用“妆花”织成。早期妆花织品主要靠手工织造如内蒙古集宁现的元代妆花罗尚可见到手绘的墨迹。明代妆花更为盛行并逐步推广依次引入彩纬、地纬用提花机提花的织造方法。“织金”是在织物上织入金银线以形成特殊光泽效果的方法。这种方法是由元代“纳失失”展而来的。明代织物加金已不限于锦而且出现了金彩绒、织金妆花缎、织金妆花绢、织金妆花罗、织金妆花布等大大突破了元代的水平现在可见的实物如绯红地卷云金龙妆花缎、绛地云龙卷浪妆花缎、青地牡丹加金锦、红地牡丹加银锦、杏红地万寿八宝加金缎等1都极为艳丽精美令人赞叹。此外如《天水冰山录》也列举了不少妆花和织金品种明神宗定陵出土的一百六十五卷锦缎和大量袍服衣裳也都是当时的丝织精品。 棉织品的产地及产品1.棉纺织品的著名产地。明代植棉遍及全国棉纺织业非常达正如宋应星《天工开物》“乃服”卷称：“凡棉布寸土皆有”“织机十室必有”棉布逐渐成为平民大众的主要衣着原料。 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扩大许多棉纺织手工业中的城市和中心地区逐渐形1《天水冰山录》《知不足斋丛书》本。 1参见陈维稷主编：《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古代部分）彩色图版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成其中仍以江南为最。如松江自元代以来逐步展成全国棉织中心其产量、质量均居全国位。明正德《松江府志》载：松郡“俗务纺织他技不多”“家纺、户织远近通流”“所出皆切于实用如绫、布二物衣被天下虽苏、杭不及也”。嘉定“邑之民业藉棉布。纺织之勤比户相属”2“机声轧轧子夜不休贸易惟棉花与布”3。常熟产布“用之邑者有限”4大多运销外地。浙江湖州“商贾从旁郡贩棉花列肆我土小民以纺织所成或纱或布侵晨入市易棉以归仍治而织之明旦复持以易”5。嘉善（今县府驻魏塘镇）棉纱和棉布生产相当达棉纱尤有盛名当时民谣有“买不尽松江布收不尽魏塘纱”1的赞语。 南方的福建、湖广、四川、江西等省的棉纺织业也相当达如福建惠安出产白细布“几遍天下”2泉州“府下七县俱产棉布”“多出于山崎地方”3。 北方也有许多产棉区但棉布起初却绝大部分仰给于江南。徐光启《农政全书》提到“今北土之吉贝（即棉花）贱而布贵南方反是。吉贝则泛舟而鬻诸南布则泛舟而鬻诸北”4反映了明代北棉南运和南布北贩的情形。实际上在正德嘉靖以后这种北方依赖南布的情形是有所改变的。特别是由于棉纺织技术的不断推广北方河北、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省的棉纺织业也逐渐兴盛起来。如关于河北肃宁的棉纺织业徐光启就指出：“数年来肃宁一邑所出布匹足当吾松十分之一矣。初犹莽莽今之细密几与吾松之中品埒矣。”5又如山东邹县最初是“民不织而资布于邻”。后来棉纺织业展起来不但做到了“邻不来鬻布”而且还“鬻布于邻”6。登州“纺织花布以自衣服穷乡山陬无问男妇为之”“有余布立兼鬻于乡市。复有市贾贩之城市庶人、在官及末作、游寓者均需焉”。7此外西南苗族、瑶族、土家族、侗族、壮族及黎族等少数民族也擅长棉织。如最著名的有诸葛棉用白色棉纱作经蓝色棉纱作纬随机挑织2万历《嘉定县志》卷六《物产》。 3《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苏州府部·风俗考》。 4嘉靖《常熟县志》卷四《食货志》。 5雍正《浙江通志》卷一o二《物产》。 1雍正《浙江通志》卷一o二《物产》。 2《惠安县志》卷三七。 3万历《泉州府志》卷三。 4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三五《木棉》。 5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三五《木棉》。 6吕坤：《实政录风宪的》卷六《宪纲十要》。 7《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引《登州府志》。 自成花样多产在贵州青特洞等处1。 2.棉纺织品。明代棉纺织品不仅产量大而且品种也是相当多的宋应星曾评论说：“凡棉布寸土皆有而织造尚淞江浆染尚芜湖。”2松江生产的棉织品有标布、扣布、稀布、番布、荣斑布、中机、小布、三梭布、龙墩布、云布、飞花布、浆纱布等。其中“标布”畅销秦、晋、京边诸路“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数以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3。“中机”较标布稍窄而长畅销湖广、江西、两广诸路价格与标布相同。郊西龙墩布“轻细洁白”4用来做暑袜很受欢迎远方多来购买。松江棉布中极细者为飞花布亦称丁娘子布也是非常著名的。 除松江外全国各棉布产地也大多生产一些质量精良的棉布品种。如苏州的药斑布、刮白布、官机布、缣丝布、棋花布、斜纹布5以及紫花布、鄢陵布、孝感布、咸宁大布等。 麻、毛纺织品在明代麻、葛、毛等纺织手工业都有一定程度的展。当时中原与东南各省是麻纺织品的主要产地。如用苎麻织成的夏布明代多用来做暑衣和帷帐。正德以前太仓以苎布名于时。苎布“真色者曰腰机漂洗者曰漂白举州名之岁商贾货入两京、各郡邑以渔利”1。正德以后太仓棉布生产过麻布但苎麻布仍有相当的产量和销路。有些其他麻织品也很著名如福建莆田盛产青麻布“商贾转贩他方亦广”2特别是惠安“北镇之布行天下”3。广东出产的蕉布与黄麻布“岭外所重常以各布相易”4新会的苎布也“甲于天下”。此外如江西赣州出产的极细的“女儿布”广东东莞出产的苎麻纱与蚕丝交织的“鱼冻布”等也都是质量上佳的苎麻织品。大麻在元明时期已基本上不再作为衣着原料虽然北方一些地区的贫苦农民仍用大麻布做衣服但其主要是用来制作绳索、麻袋等并一直沿袭至今。 葛是我国远古先民最早用来制作夏服的材料。但由于葛藤生长缓慢且加1李光璧：《明代手工业的展》引《魏平府志》卷三下。 2宋应星：《天工开物·乃服》。 3叶梦珠：《阅世编》卷七。 4《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松江府部·物产考》。 5《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苏州府部·物产考》。 1弘治《太仓州志》卷一《土产》。 2弘治《兴化府志》卷十二《货殖志》。 3何乔远：《闽书》卷二二八《风俗志》。 4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五《货语》。 工困难因而在隋唐时逐渐为麻所取代。尽管如此宋元以后我国南方一些地区特别是一些山区仍在生产精美的葛布。如在明代广东雷州产雷葛其中“细滑而坚”的称为“锦囊葛”“为为绤者分村而居”5。玉林产山葛布据载“粤中多产葛惟玉林州所产者知名最久”6。增城出产的“女儿葛”出自当地特产的葛藤其纤维“细若毫芒视若无有”织物细薄如“蜩蝉之翼”卷其一端（六尺）可“出入笔管”7。此外如湖北黄陂的葛布也极精致陶允宜《黄陂葛》诗提到：“楚人种葛不种麻男采女绩争分拿。皎如白纻轻如纱进之内宫传相夸”8。 明代毛纺织业主要集中在西北兰州、西安等地。宋应星《天工开物·乃服》提到当时饲养的羊有蓑衣羊（即蒙古羊绵羊）和矞芳羊（少数民族语言译音山羊）前者“自徐淮以北州郡无不繁生南方唯湖郡饲畜”“一岁三剪毛”“剪其毳为毡为绒片帽袜遍天下胥此出焉”“粗褐（粗毛布）亦间出此羊之身”。山羊“内毳细软取织绒褐”唐代或更早即已自西域传来“今兰州独盛故褐之细者皆出兰州一日兰绒番语谓之孤古绒从其初号也”。这种毛绒布质量很好“此褐织成揩面如丝帛滑腻”。明代毛织的毡毯也有不少质料细密颜色鲜明图案美丽的品种。除羊毛外还有驼毛等其他毛类织品如明代曾设陕西驼羯织造局屡令陕、甘织造羊绒驼毼1。明神宗定陵还出土一批孔雀毛缂丝织物另有一件缂丝龙袍其胸部团龙补子中的龙纹部分是用孔雀毛绕于蚕丝上织入的这些织品精工细作别具光彩格外珍贵。此外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出产的毛织品如新疆毛毯、西藏氆氇、贵州水西彝族毡衫等也都颇负盛名。 纺织工具的改良和织造技术的进步明代在纺织工具及织造技术方面都有所改进和创新。如缫丝工艺中徐光启提出的“连冷盆”法“一人执爨以供二釜二盆之水二人直釜专打丝头。二人直盆主缫”2。这种二乘缫车五人共作的方式不仅可将煮茧和抽丝分开控制水温保证丝质而且可节省薪柴提高缫丝功效“五人当六人之功”。《天工开物》所载治丝图绘有脚踏缫车为一人用手索绪添绪用脚踏动踏板回转丝軖。这种缫车是当时江南通用的缫丝工具5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五《货语》。 6张萱：《疑耀》卷一《玉林葛》。 7李调元：《南越笔记》卷五《葛布》。 8姚之骃：《元明事类钞》卷二四《衣冠门》。 1《明孝宗实录》卷六o；《明史》卷八二《食货志》等。 2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三一《蚕桑》；《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蚕桑部》。比以前的手摇缫车以及二人对缫的川蜀丝车要先进劳动生产率也较高“穷日之力一人可取三十两。若包头丝则只取二十两以其苗长也”1。关于继缫丝以后进行的调丝、纺纬、整经浆经等各道工序其所用机具及操作方法《天工开物》也都有简明的记述并附有插图。此外《农政全书》、《便民图纂》等著作也介绍了一些丝纺织机具但有些机具的名称和结构与《天工开物》所记略有不同。 明代最先进的丝织机是“花机”。花机是一种结构复杂的大型提花机工匠据“花本”可织出多种多样极为复杂的纹饰图案。《天工开物》相当详尽的记载了花机的结构与特点（参见本书“机械”一节引文）。其中有些部件的设计是很巧妙的如“机架中部的叠助木其打纬力是切向分力且能调节力的大小这样可使一机多用以扩大织物的品种范围。花机在苏州、杭州等地的丝织业中已得到广泛使用主要用来生产各种高级丝织品。 花机又称大机另外还有一种小机称为腰机。《天工开物·乃服》载“凡织杭西、罗地等绢轻素等绸银条、巾帽等纱不必用花机只用小机。织匠以熟皮一方置坐下其力全在腰尻之上故名腰机。弘治年间福建织工林洪创制一种新型织缎机称为“改机”。“改机故用五层”林洪“谓吴中多重锦闽织不逮。遂改段机为四层故名改机”1这是对福州织缎机的重要改进简化了织机结构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此外明代对普通织机也有重要改进如徐光启曾引用晋傅玄的话：“旧机五十综者五十蹑六十综者六十蹑。马生者（指马钩）天下之名巧也患其遗日丧巧乃易以十二蹑”而后则指出：“今红女织缯惟用二蹑又为简要。”2显然徐光启所指的织机更为操作简便灵巧实用。 明代棉纺织技术和生产工具也有明显的进步。如用来除去棉籽的木棉搅车（即轧花机）轧花效率提高了三四倍。《农政全书》提到：“今之搅车以一人当三人矣。所见句容式一人可当四人；太仓式两人可当八人。”3轧花机称“赶车”。这种赶车是一人右手转动曲柄右足踏动踏板左手喂添棉花使用方法和工作情形与搅车大致相同。又如木棉弹弓据《农政全书》记载是“以木为弓蜡丝为弦”较元代竹弓绳弦更加适用。纺车明代通常是三继纱锭“凡织工能者一手握三管纺于铤上”4。《物理小识》载：“（纺纱）有纺双缕者有一手勾三线者松江徽、池、合州九江皆能之”。《农政全书》还提到：“纺车容三维今吴下犹用之。间有容四繀者江西乐安至容五繀。”说明在个别棉纺织业比较达的地区还1宋应星：《天工开物·乃服》。 1万历《福州府志》卷三七《食货志》。 2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三四《蚕桑》。 3宋应星：《天工开物·乃服》。 4宋应星：《天工开物·乃服》。 使用了四繀、五繀纺车。这种多继脚踏纺车的出现反映了纺纱技能和生产效率的提高。但一只手的指间仅有四处如何放置五根棉线则是个问题所以徐光启也提出疑问“更不知五繀向一手间如何安置也”5。 兴盛达的印染业明代染料作物的种植和染整工艺技术都有所展。例如宋应星指出：“凡蓝五种（指茶蓝、蓼蓝、马蓝、吴蓝、苋蓝）皆可为淀”1并对蓝草的种植、造靛和染色工艺作了较全面的阐述。当时蓝草的种植很广产量多且质量上乘者推福建如文献记载“近来出产闯入种山皆茶蓝其数倍于诸蓝。山中结箬篓输入舟航”2“利市四方谓之福建青”3“福建而南蓝甲天下”4。其次如江西赣州“种蓝作靛西北大贾岁一至泛舟而下州人颇食其利”5安徽太平府产青靛“圃人习以为业贩者多收之”6浙江归安“北乡负廓东出蔬靛”7。此外洪武时还“置蓝靛所于仪真、种青蓝以供染事”8专门设立了官办的染色原料供应基地。其他如红色、黄色、绿色、黑色等植物染料就印染工艺而言也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而有些品种如染绿的荩草则因新品种的出现而逐渐被淘汰。 明代练染业的中心为芜湖和京口“浆染尚芜湖”9“红不逮京口闽人货丝者往往染翠红而归织之”10。松江练染业也极盛“前明数百家布号皆在松江枫泾、洙泾乐业而染家、踹房、商贾悉从之”1。松江是棉织业非常达的城市因此专为染坊染好的棉布进一步整理加工的踹坊也很多。 踹坊用大型踹石踹布砑光“下置磨光石版为录取五色布卷木轴上上压大石如凹字形者重可千斤一人足踏其两端往来施转运之则布质5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三五《木棉》。 1宋应星：《天工开物·彰施》。 2宋应星：《天工开物·彰施》。 3《闽大纪》卷一一。 4天启《赣州府志》卷三。 5天启《赣州府志》卷三。 6《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太平府部》。 7《湖州府志》卷二九。 8《明史》卷八二《食货志六》。 9宋应星：《天工开物·乃服》。 10王世懋：《闽部疏》。 1顾公燮：《消夏闲论摘抄》卷中。 紧薄而有光”2。苏州机房林立练染绸缎的染房亦不在少数。 据《天工开物·彰施》“诸色质料”篇记载当时已能染制的颜色共有二十六种其中有大红莲红、桃红、银红、木红、紫色赭黄、鹅黄、金黄、茶褐、大红官绿、豆绿、油绿、天青、葡萄青、蛋青、翠蓝、天蓝、玄色、月白、草白、象牙色、藕褐、包头青、毛青等《天水冰山录》所记的颜色则有三十四种而到了清代已可配得七百零四色3。如此丰富的色谱当然不难在纺织领域营造出一个色彩缤纷的世界。 2褚华：《木棉谱》。 3陈维稷主编：《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古代部分）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51页。第四节采矿探矿知识关于银矿苗宋应星的说法是：“凡土内银苗或有黄色碎石或土隙石缝有乱丝形状此即去矿不远矣。”4关于煤的勘探宋应星说：“凡煤经历久者从土面能辨有无之色。” 1在《庚辛玉册》中还记载了根据地表植物找矿的事例书中写道：“透山根似蔓菁而紫含金气；石杨柳含银气；马齿苋含汞气；艾、蒿、粟、麦含铅、锡之气；酸菜、三叶酸含铜气。”2坑采技术关于银矿的开采明人6容记载：“矿匠采矿如虫蠹木或深数丈或数十丈或数百丈随其浅深断绝方止。旧取矿携尖铁及铁锤竭力击之凡数十下仅得一片。今不用锤尖惟烧爆得矿。”3同一书中讲铜的开采方法与银的开采方法稍有不同。“采铜法先用大片柴不计段数装叠有矿之地火烧一夜令矿脉柔脆。次日火气稍歇作匠方可入身动锤尖采打。凡一人一日之力可得矿二十斤或二十四五斤。” 云南保山玛瑙山开采玛瑙的旧矿井巷道“高四五尺阔三尺以巨木为桥圈支架于下若桥梁之巩间尺余辄支架之。其入甚深有木朽而石压者上透为明洞”4。这反映了明代巷道支护的情况。 关于煤的开采《天工开物》写道：“掘挖深至五丈许方始见煤。初见煤端时毒气灼人。有将巨竹凿去中节尖锐其末插入炭中其毒烟从竹中透出人从其下施钁拾取者或一井而下炭纵横广有则随其左右阔取。其上支板以防压崩。”1这里讲的排除井下毒气的方法比宋代孔平仲记载的躲避法有了很大的进步由被动躲避进步到主动排除。排除的方法就地取材简单易行。 4《天工开物》卷十四。 1《天工开物》卷十一。 2见《本草纲目》卷九。 36容：《菽园杂记》卷十四。 4《徐霞客游记》卷十八。 1《天工开物》卷十一。 井采技术明万历年间（1573—162o）四川射洪县人马骥写了一篇《盐井图说》详细叙述了盐井开凿技术2。马骥的记载比宋人的记载详细很多。按施工顺序大致有以下几项技术内容：（1）勘察井位；（2）开井口和准备钻凿工具；（3）竖井架凿大窍；（4）清孔及竹筒桶的用法；（5）下套管；（6）凿小窍；（7）测量井水含盐度；（8）树立提卤井架；（9）吸卤及其机械装置；（1o）处理井场事故。从马骥的记载中读者不难看出明代盐井钻凿技术在宋代卓筒井的基础上又有较大进步3。此外在《天工开物》中也有井采技术的记载4但不如马骥记载的详细。 2原著已佚《蜀中广记》卷六六及《天下郡国利病书》“蜀中方物纪”有引文。3彭久松、李芝：《〈盐井赋〉初探》《文物》1977年1期。 4《天工开物》卷五。 第五节冶金矿冶业的展明前期矿冶业的生产规模和产量都有较大增长。如明初铁年冶收量达到九百多万公斤洪武二十八年（1395）内府存铁达一千五百多万公斤于是放宽限制允许民营税率降到十五取一。宣德年间（1426—1435）重申原由民营的坑冶“听民采取不许禁约”1。明初朱元璋对那些驱使丁户从事采冶之类劳民损民的建议还常加训斥与惩处以缓和官府与百姓的矛盾。这些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明前期矿冶业的展。当时湖北大冶为最重要的铁产地湖广课铁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强。广东佛山在明中叶已成为重要冶铁中心。有色金属产地集中于岭南和西南地区。铜产自四川、云南、贵州。锡产自广西贺县、南丹湖南衡阳、零陵和云南楚雄等地。汞多产自云南。云南所产白银流遍全国如《天工开物》所说：“合八省所生不敌云南之半。”这些也反映了矿冶业重心南移的史实。 明代中叶官府设冶纳课大肆搜括引起民众强烈反抗。正统九年（1444）福建、浙江银课比洪武年间增加十倍邓茂七、叶宗留相继起事。成化九年（1473）云南巡按御史胡经奏称楚雄等地卫军全部充任矿夫因“煎办不足或典妻鬻子赔补其数甚至流徙逃生啸聚为盗”。面对这种严重局面明皇朝不但不采取改善措施反而变本加厉地加强镇压和搜括。弘治十三年规定“聚众至三十人以上分矿至三十斤以上者俱不问初犯再犯问边卫充军”。万历年间（1573—162o）派宦官到各地摊派勒索十年间得银三百万两迫使反矿税的斗争此伏彼起遍及全国。《明史·食货志》谈及矿政积弊时说：“识者以为明亡盖兆于此”是有一定道理的1。钢铁冶炼技术明代炼铁竖炉及其熔炼技术有进一步展。据朱国桢《涌幢小品》和孙承泽《春明梦余录》记载遵化铁冶“铁炉深一丈二尺广前二尺五寸后二尺七寸左右各一尺六寸前辟数丈为出铁之所俱石砌以简千石为门牛头石为心黑沙为本石子为佐时时施下用炭火置二鞴扇之得铁日可四次。妙在石子产于水门口色间红白略似桃花大者如斛小者如拳捣而碎之以投于炎则化而为水。石心若燥沙不能下以此投之则其沙始销成铁。”这里所说的色如桃花的石子应即莹石用作熔剂可1《明史》卷八二《食货志》。 1参见《明史·食货志》和白寿彝：《明代矿业的展》《历史研究》1963年第2期。降低熔点使炉况顺行是炼铁技术的重要进展文献记载以此为最早。炼铁所用鼓风器多为双动作的活塞式木风箱。由于箱体结构和活门的巧妙设置使得正、逆行程都能送风为炼炉提供连续风流。四人拉拽的大型木风箱风压可达三百毫米汞柱在当时世界上是一种先进的鼓风设备。有些铁场还使用了机车如屈大均《广东新语》记载广州铁场装填矿料“率以机车从山上飞掷以入炉”节省了劳力提高了工效。 焦炭至迟于明代已用于炼铁。方以智《物理小识》说：“煤则各处产之奥者烧焙而闭之成石再凿而入炉曰礁可五日不绝灭煎矿煮石殊为省力。”李诩《戒庵老人漫笔》说北京地区“炼焦炭备冶铸之用”。按木炭所含灰分只o.5—2.5％1—17％硫甚少可不计并且气孔度大料柱透气性好利于熔炼操作。但由于其强度低炉高不能高十米限制了高炉的展。煤的杂质多炼铁时须加大造渣量兼以热稳定性差易使炉况不顺所得生铁含硫量高质较次。焦炭在制备时经过蒸馏除去大部分挥物强度大热量高为竖炉炼铁的理想燃料。英国于公元17o9年由阿拉伯罕·达比创用焦炭炼铁其后竖炉高度迅过十米以上。所以明代明炼焦并用于炼铁生产是有重要意义的。 隋唐以后炒铁是从生铁制备熟铁的几乎是惟一的方法因而在制钢术中具有极重要的地位。明代的炒铁炉有地炉、反射炉和生熟炼铁炉三种。与简陋的地炉相比较反射式炒铁炉较为先进。它的燃烧室与熔池分设以减少灰分与杂质的混入可用煤作燃料。 生熟炼铁炉见于《天工开物·五金》篇：“若造熟铁则生铁流出时相连数尺内低下数寸筑一方塘短墙抵之。其铁流入塘内数人执持柳木棍排立墙上先以污潮泥晒干舂筛细罗如面一人疾手撒■众人柳棍疾搅即时炒成熟铁。其柳棍每炒一次烧折二三寸再用则又更之。炒过稍冷之时或有就塘内斩划成方块者或有提出挥椎打圆后货者。”这种将炼铁炉和炒铁炉串联使用以提高生产效率减少能耗的做法在工艺思想上是很先进的。方以智《物理小识》卷七于此有相似记载：“凡铁炉用盐和泥造成。出炉未炒为生铁既炒则熟生熟相炼则钢。尤溪毛铁生也。豆腐铁熟也。熔流时又作方塘留之洒干泥灰而持柳棍疾搅则熟矣。”这种搅炼制熟铁的工艺于近代仍在四川、云南等地使用。 灌钢在各种传统制钢术中最为重要。唐顺之《武编》说：“熟钢无出处以生铁合熟铁炼成或以熟铁片夹广铁锅涂泥入火而团之或以生铁与熟铁并铸待其极熟生铁欲流则以生铁置熟铁上擦而入之。”这里所说的前一种方法与宋代沈括《梦溪笔谈》所述相似但把屈盘的熟铁改为铁片可增加生、熟铁的接触面积有利于造渣和碳分的扩散与匀化此法又见于《天工开物》和《物理小识》。后一种方法亦即清代至近代仍盛行于江苏、安徽、湖北、湖南、四川、福建等地的“抹钢”和“苏钢”。有学者曾于四十年代在重庆作实地考察认为通过生铁液滴对料铁的渗淋有助于造渣和使铁净化与现代白林炼钢法的原理相近1。 金属锌的冶炼和黄铜的应用锌的古称为倭铅。它的冶炼工艺在古代文献中仅见于《天工开物·五金》篇。原文称：“凡‘倭铅’古书本无之乃近世所立名色。其质用炉甘石（碳酸锌znco3）熬炼而成繁产山西太行山一带而荆衡为次之。每炉甘石十斤装载入一泥罐内封裹泥固以渐砑干勿使见火拆裂。然后逐层用煤炭饼垫盛其底铺薪火煅红。罐中炉甘石熔化成团。冷定毁罐取出每十耗去其二即倭铅也。” 按锌的沸点仅9o7c而氧化锌的还原温度为9o4c二者非常接近因此必须用冷凝装置予以回收才能得到单质锌。这是炼锌的困难所在也是《天工开物》所未详明的。根据近年一些学者的实地考察得知贵州赫章传统炼锌工艺所用锌铅矿其主要矿物组成为菱锌矿（znnetsio5）和硫酸锌矿（znso4）等蒸馏罐用耐火泥加熟料制成、上部特做出回收锌蒸汽的斗壳。长方形的坩埚炉内一次可放蒸馏罐一百二十个。罐内盛以碎矿和煤。放入炉内后点火锌矿石在高温下被还原凝集于斗壳底部。所得锌块纯度约为97—98.7％生产周期约一昼夜。 印度的炼锌技术早于中国。它的蒸馏罐为倒置罐颈细长穿过隔板下伸而起到冷凝器的作用使锌凝集于下方的容器中。据此可知印度的传统炼锌术是采用下冷凝式中国则使用上冷凝式其技术渊源不同属于两种工艺体系有可能是各自独立明的。锌在十六世纪传入欧洲。据埃契森称1745年有一批锌锭从广州运往瑞典货船沉没于哥德堡港。1842年左右部分锭材被打捞出来证实其为纯度98.99的锌锭。英国于1738年用下冷凝式炼锌可能是受到印度炼锌术的影响。但中国锌锭的长期出口无疑也对欧洲炼锌业的兴起产生着推动作用。 黄铜是铜和锌的合金。明自嘉靖时开始大量铸钱《明会典》载：“嘉靖中则例通宝钱六百万文合用二火黄铜四万七千二百七十二斤”“嘉靖三十二年铸洪武至正德九号钱每号百万锭每锭五千文；嘉靖钱千万锭每锭五千文”。可见黄铜用量之大。先前多用炉甘石点化红铜得到黄铜。如清初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载：“宁州水角甸山在州东百三十里地名备录村产芦（炉）甘石旧封闭。嘉靖中开局铸钱取以入铜自是复启。”但这种方法存在一些问题。如《天工开物·五金》载：“后人因炉甘石烟洪飞损改用倭铅。每红铜六斤入倭铅四斤先后入罐熔化。冷定取出即成黄铜唯人打造。”又载：“凡铸器低者红铜、倭铅均平分两1周志宏：《中国早期钢铁冶炼技术上创造的成就》《科学通报》1965年第2期。甚至铅六铜四；高者名三火黄铜、四火熟铜则铜七而铅三也。”有学者据明嘉靖年间成书的《三元大丹秘苑真旨》所述福建出产“白气倭铅”河南出产“青气倭铅”山西出产“黄气倭铅”认为《宣德鼎彝语》所载“倭源白水铅”和“倭源黑水铅”为中国自产的金属锌1。还有人对明代钱币作了测试现天启后的钱币含镉量有明显增大认为系蒸馏法炼锌所致据此可将中国以单质锌配制黄铜用以铸钱的时间定在天启元年（1621）2。当然这还需要进一步寻找证据但由此可见铜锌合金的配制与使用逐渐进入成熟阶段且广泛用于钱币和各种器件的铸造与锻制。这在冶金史上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大型金属铸件1.兰州铁柱。明洪武五年到九年（1372—1376）造。供黄河浮桥缚系铁缆之用南北岸各立两根。现存两根柱长6.3米直径o.6米重约14吨。2.永乐大钟。铸于明永乐十八年（142o）前后现存北京大钟寺。高近7米口径33米重约46吨。钟体内外铸有经文22万余字。大钟合金成份为：铜8o.54％、锡16.4％、铝1.12％钟体铸型由七段铸范和泥芯组成蒲牢先铸于浇铸钟体时铸接成一件浇注用槽注法1。 3.武当山金殿。位于武当山主峰天柱峰巅建于明永乐十四年（1416）为现存最大的铜建筑物。重檐庑殿式仿木结构高5.5米宽5.8米进深42米全部用铜构件由榫卯装配而成。 除正面门扇外构件表面均鎏金。类似的铜建筑物有北京万寿山铜殿、五台山铜殿、昆明铜殿等。 这些大型金属铸件在铸造技术和生产规模方面都可说是领先于世界的。 1赵匡华：《中国历代“黄铜”考释》《自然科学史研究》1987年第4期。2周卫荣：《中国古代使用单质锌黄铜的实验证据》《自然科学史研究》1994年第1期。1朱彝尊：《日下旧闻考》；吴长元：《宸垣识余》；夏明明：《明永乐大钟》《北京考古与文物》1982年。 第六节机械明代前期我国机械工程技术依然保持着较高的水平这集中地反映于宋应星所撰《天工开物》中有《乃粒》、《粹精》、《甘嗜》、《膏液》、《乃服》、《冶铸》、《锤锻》、《舟车》、《佳兵》诸篇有关各类机械、机械制造工艺的记述中。诸如以性能良好功效卓越著称的连机水碓和活塞式风箱；失蜡铸造、锻焊、生铁淋口、渗碳热处理等先进而实用的技艺都在中国古代机械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又如造糖车（即双辊式压榨机）和利用尖劈原理工作的油榨以其构造简单、效率较高且坚牢可靠直至近代仍广为使用。 《天工开物》所载纺织机械中的缫车和赶车（双辊式脱棉机械）也都很有特色在促进纺织业展中起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其中的提花机为古文献中最具体完整的记载原文称：“凡花机通身度长一丈六尺隆起花楼中托衢盘下垂衢脚提花小厮坐花楼架木上。机末以的杠卷丝中用叠肋木两枝直穿二木约四尺长其尖插于筘两头。”著名的云锦、蜀锦都是用这类花机织成的。在提花技术中结花本尤为复杂起着关键的作用。通过结花本使成千上万根经线按设计图案的要求有规则地交互上下提综几十种结线有序地横穿排列从而构成一整套花纹记忆装置。结好花本上机起织织工和挽花工相互配合就能织出合乎设计要求的复杂图案与纹饰。这在技术思想上是非常卓越的其进一步展便是其后出现的打孔操作以及现代的程序控制。 明初詹希元所创五轮沙漏见于《明史·天文志》：“［詹希元］以水漏至严寒水冻辄不能行故以沙代水。然沙行太疾未协天运乃以斗轮之外复加四轮轮皆三十六齿。”在宋濂《宋学士文集·五轮沙漏铭》一文中对沙漏的形制、轮系的配制有更详细的记载。《明史·天文志》又载：“厥后周述学病其窍太小而沙易堙乃更制为六轮。其五轮悉三十齿而微裕其窍运行始与晷协。”周述学对五轮沙漏做了改进。以沙代替水作为传递运动的介质这一构思颇为巧妙而其齿轮系的结构方式也已和其后的西洋时钟轮系相近似。 明代中叶以后随着近代科学技术在西方的兴起以达·芬奇（leonardodavinci1452—1519）等人为代表在机械设计及工程应用等方面已明显突破传统从而使中国传统机械工程技术相形见绌。在此期间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向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学习。在机械工程方面徐光启于万历四十年（1612）与传教士熊三拔（s.deursis）合译《泰西水法》一书介绍西洋水利工程作法与各种水利机械可称开风气之先。而成就最卓著的允推王徵。他在天启六年（1626）进京与邓玉函（johannterrenz）汤若望（.be11）等传教士交游。在西方输入的自鸣钟等机械装置的影响下王徵曾创制虹吸、轮壶、代耕器、自转磨等机械。其中轮壶是以重力为动力的计时器所设“十字微机”这一构件相当于现代钟表中的擒纵器可使齿轮运转度变慢和防止倒转。他还设计了自动启闭的闸门和十矢连弩等载于自撰的《新制诸器图说》一书中。由邓玉函口授王徵笔译并绘图的三卷本《远西奇器图说》于天启十年（1627）刊印。此书次系统介绍了该时期西方的先进机械工程技术知识包括曲柄连杆、链轮、齿轮系、蜗轮蜗杆、飞轮等机构以及人力、畜力、风力、重力的应用等。但由于当时中国的社会情况和时势变迁除时钟外该时期传入的西方机械及有关工程技术并未引起重视更乏人继续予以介绍、引进及传播。 此外汤若望为明末徐光启主持修历工作时的重要成员曾主持制作浑仪、天球仪等天文仪器。崇祯九年（1636）他奉旨设厂铸炮铸成大炮二十门可射重四十磅的炮弹。这些对该时期机械工程技术的展也起到一定的作用。 第七节交通运输造船与航海1.造船业的展。 明代前期造船业有了很大的展船舶制造技术也达到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当时南京、江苏、浙江、江西、湖北、广东、福建等地都设有官营大型船厂此外各地也有不少小型的民营船场。所造船舶种类繁多如有用于远洋航行的大海船近海运粮的遮洋船、海鳅船漕运用的漕船各种类型的战船以及适合于不同用途或适航于各江河湖海的巡船快船江汉课船三吴浪船东浙西安船福建清流船、梢篷船四川八橹船黄河满篷梢船广东黑楼船、盐船黄河摆子船等1。所造船舶数量也很大如永乐十二年（1414）凿成会通河后漕船成为南粮北运的主要运输工具每年运送漕粮达三四百万担运船之数达三千艘后又6续增至万艘天顺以后“定船万一千七百七十”2可见所用漕船数量之多而且这些船只按规定还要“三年小修六年大修十年更造”3。这种情况明显地反映出明代所拥有的造船能力和造船业的达。 明代造船就船型而言主要有沙船、福船和广船。南京和江苏太仓等地船厂主要是造方头方艄平底多桅篷的沙船。沙船最早出现于唐代后不断有所改进。这种船“底平篷高顺风直行逆风戗走”1安全、平稳、快捷顺风逆风均能行驶且装置有披水板（腰舵）、梗水木和太平篮等稳定性和适航性都很好是一种性能优良的船型不仅用作漕船、战船而且也常作远洋航行的海船。福建所造福船底尖上阔昂尾高船体有上下四层最上层两侧有护板可凭以战矢石火器皆俯。这种船吃水深转向灵活乘风破浪度快适于在狭窄或多礁石的航道中航行是一种性能良好的战船。广东所造广船头尖体长梁拱较小两旁搭架摇橹风篷俱与福船不同。但其吃水较深结构坚固有较好的续航能力也是我国古代南海航线上的一种重要船型。此外明代也有人试图建造新型船舶如唐顺之曾议造定波船这种船底似沙船可涉浅水面似福船便于攻防卢崇俊造静江龙舡则是一种有八轮的车船。 明代造船已经有一套成熟的工艺流程。如当时规模最大的南京龙江船厂占地广阔有巨大的船坞船造成后可直接在长江下水。厂内分工细致明确除主要的船体制造场所外还附设有艌、铁、篷、索、缆、细木、1沈■：《南船记》；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九《舟车》。 2《明史》卷七九《食货志三》。 3《明史》卷七九《食货志三》。 1何汝宾：《兵录》。 油漆等个作坊2。沈■《南船记》相当详尽地记述了各类船舶的构件及器具的名称、尺寸、工料定额和修造规定等并附有船图。这部著作“图之形像以便效法析之度数以便量材条之因革以便考信别之章程以便计功”3是关于中国古代造船技术的一部难得的重要文献。宋应星《天工开物·舟车》对漕船、海船等的形制和造法也有较详细的描述。南京宝船厂承造的郑和下西洋所乘宝船则可作为明代造船技术成就的突出代表。 2.郑和宝船。 自永乐三年（14o5）至宣德八年（1433）二十八年间明廷曾命三保太监郑和率领船队先后七次出使西洋。西洋在南宋至明末清初泛指南海以西（约东经11o°以西）海域及沿海地区大致为现在的南洋群岛和印度洋一带。郑和率领船队泛越南海横渡印度洋远达非洲东海岸遍访东南亚、南亚、阿拉伯、东非和北非“凡三十余国”1“涉沧溟十万余里”2。这是中国航海史和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是中国对外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同时也充分显示了中国古代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先进水平。关于郑和其人其事本卷下册别有传。 据《明史》、《太仓州志》等现有文献记载郑和第一次下西洋的船队规模是最大的计有各类人员两万七千八百余人分乘宝船及各种辅助船只共二百零八艘。其中大型海船称为宝船有六十二艘。 郑和宝船的船型与结构因有关资料曾被毁弃迄今尚难确定多认为应是方头平底的大型沙船船体庞大帆多桅多大者长四十四丈（约合15o.5米）宽十八丈（约合61.6米）3张十二帆4“体势巍然巨无与敌”5甚至篷帆锚舵也“非二三百人莫能举动”6。7米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舵杆如此之巨宝船的规模也就可想而知了。有学者根据对宝船长宽比例及适航性能的分析认为文献所载“广十八丈”为“广于八丈”之误但正史、家乘均有大致相同的记载所以究竟何者为是尚有待更深入的研究。建造这样大型的船只要有相应的船坞还要采取一些特殊的技术措施如龙骨加长龙骨接头比一般规定要高需要设法使接头避开桅位以保证船体主体结构的安全；两侧的大■也要相应增多以增加纵向强度；用坚牢可靠的水密隔2《龙江船厂志》。 3沈■：《南船记》。 1《明史》卷三o四《郑和传》。 2宣德六年（1431）郑和在福建长乐南山寺所立《天妃之神灵应记》碑。3《明史·郑和传》载“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 4费信：《星槎胜览》。 5巩珍：《西洋番国志》。 6巩珍：《西洋番国志》。 舱以提高船体的抗沉性能等。郑和宝船是明代造船能力和先进技术水平的重要标志。 3.郑和航海图。 我国航海技术在明初仍保持着世界先进水平。郑和远航的成功不仅与先进的造船技术有关而且与当时先进的航海技术也是分不开的。先进技术包括导航工具、掌握航向和有效利用风力的技术手段以及准确的针路记载和海图绘制等等。 罗盘是海上航行最重要的仪器。郑和下西洋时宝船上设有专门放置罗盘的针房选派最有航海经验的人为大长根据罗盘、针路和海图掌握航向。同时还派有专人负责用牵星板观测北极星、华盖星或其他方位星以确定船舶夜间航行时所在的地理纬度。此外还有简便易行的计算航和航程的计程法测量海水深度的测深器等。如当时在航海上把一昼夜分为十更多用燃香以计量时间。已知船舶长度再把木片从船头投入海中测量木片到达航尾所用的时间前者除以后者即可求得航航再乘以航行时间即可求知航程。据研究当时船的航行度一般是一更六十里。测深器则是用长绳系结铁器以测水深兼以了解海底情形的器具。 明代茅元仪《武备志》卷二四o所收郑和下西洋绘制的航海地图名为“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现通称“郑和航海图”是世界上极负盛名的中国古代航海图。郑和航海图有四十面二十图可合为一长卷。图上绘有航途沿岸国度、地形、山脉和特殊标志以及所经岛屿、礁石、浅滩等尤其是比较详细地注明针位、牵星记录、水深和航路如其所标针路记有开船地点、航向、航程和停泊处所等。由此可见郑和航海图的内容是相当丰富和完备的并且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它在东西交通史和航海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6上交通运输工具宋应星在《天工开物》卷九《舟车》中指出：“四海之内南资舟而北资车梯航万国能使帝京元气充然。”就是说在国内南方用船而北方用车人们凭借车船翻山越海贸易往来才使得京都繁荣起来。各种形制和用途的车辆一直是中国古代最主要的和应用最广泛的6上交通运输工具。据《天工开物》所载明代有双轮和四轮骡车其中四车可载重五十石骡马多达十二挂少的也有八挂双轮骡车则和近代北方通用的大车大致相同。此外还有装运粮草的牛车盛行于山西用牛拉的轿车盛行于河南。独轮车又称手推车、二把手、羊角车及江州车子等据传为诸葛亮木牛流马的遗制。有的独轮车上部为平面有的则装有立架。明代北方的独辕车人推其后驴曳其前可载货四五石亦可乘人南方独轮推车则仅由人推可载货两石。明代车辆种类很多难以枚举所以《天工开物》仅对其作了简略的介绍。 晚明时期的王徵是一位对中国和西方机械都很有兴趣的学者。 他不仅研究过木牛流马而且在《新制诸器图说》中提到他还曾研制一种“自行车”并制成“能自行三丈”的小样。“自行车”是利用所载货物重力通过齿轮系驱动车轮旋转。他推测“若作大者可行三里”。这种“自行车”在机构上是说得通的但需要不断提升作为动力源的重物因此实际上恐怕难以应用而其创意则无疑是很新颖的。 第八节兵器明代是兵器制造技术大展的时期。明朝统治者非常重视兵器特别是火器的生产、研制和应用并用以装备军队。如明成祖创建的神机营与当时五军营、三千营合称京军三大营内卫京师外备征战就是一支完全用火枪火炮装备起来的机动部队。 明代的火器不仅种类繁多1质量也不断提高。其中尤以管形火器展很快如由简单的火铳展到各种类型的火枪和巨炮由单管单展到多管连还创制或改进了较先进的枪炮瞄准装置和击装置等。管形火器取得展后逐渐取代了一部分传统的抛石机和弓弩使冷兵器和火器在军队装备中的比例开始生带有根本性的变化。另一方面由于当时火器的结构和性能还不完善制造能力也很有限不足以完全取代冷兵器因此明代的冷兵器也有所进展出现了一些新的创造明。 明初的管形火器通常称做枪、铳、炮爆炸性火器也常常称做炮在名称上并没有严格的区分。有些大型火炮还尊称将军如大将军、二将军、夺门将军等。管形火器一般由铁或铜铸成圆筒形口径较大身管较短火药由炮口装填用火绳火射石弹、铅弹和箭等。这时的火器还存在很多缺点如装填及射缓慢费时且射程不远；体形笨重不便于机动作战；没有刺刀之类的装置火器手缺少近战和自卫能力；没有瞄准装置命中率很低等。为了克服这些缺点明中叶以后一些火器研制家曾对这类火器做过许多改进。如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造两头铳可旋转连放后来又创制出夹把铳、二眼铳至十眼铳等多管或多节铳。这类新型火铳可以单放、齐放或连放部分地解决了装填及射击度慢的问题。代宗景泰元年（145o）根据辽东戍军的建议曾将手把铳的木柄增长为七尺并安上矛头这样在手铳施放后可用以与敌进行格斗。后来还制有子母铳、剑枪、铳棍等。这种使火器和冷兵器相结合的设计加强了士兵在短兵相搏时的主动性和自卫手段。嘉靖二十五年（1546）曾制造一种百出先锋炮上面有锐锋如戈形长六寸亦可像冷兵器的铁枪一样使用。上面提到的手把铳、子母铳、百出先锋炮等可说是近代安装制式枪刺的先声。为了减轻重量以利于野战景泰四年（1453）曾将永乐时造的三十四斤大铳改为重八斤的小铳嘉靖时又造出一种千里铳平时悬挂于腰间遇敌举手可放更为轻便。另外明中叶以后部分火炮的炮弹已由实心弹改进为爆炸弹《武备志》所载八面旋风吐雾轰雷炮、飞濛炮、龙云霹雳猛火炮、毒雾神烟炮等都是射爆炸弹以炮弹的碎片或喷出的毒火、毒烟杀伤敌人大大提高了火炮的威力。 1《明史》卷九二《兵志四》载：“明置兵仗、军器二局分造火器”造有将军炮、神机炮、佛郎机炮、手把铜铁铳、无敌手铳、鸟嘴铳、双头铁枪、快枪等数十种。 自十六世纪以后中国的各种火器不仅在原有基础上继续展而且传入了一些外国火器并经过仿制和创新丰富了中国火器的品种改进了火器的效能。明代由外国传入的火器中具有较大影响的是佛郎机炮和鸟嘴铳。“佛郎机”是当时对欧洲人的泛称。正德十二年（1517）葡萄牙使臣乘舰船到达广州明朝官员在葡船上初次见到佛郎机炮。嘉靖元年（1522）五艘葡萄牙舰船停泊珠江口外并侵犯广东新会。经过激战中方获胜缴获舰炮二十余门于是佛郎机炮“始得而传之”“其铳以铁为之长五六尺巨腹长颈腹有长孔。以小铳五个轮流贮药安入腹中放之。铳外又以铁箍以防决裂。海船舷下每边置四五个于船舱内暗放之”1。《明史》记载：“白沙巡检何儒得其制以铜为之长五六尺大者重千余斤小者百五十斤巨腹长颈腹有修孔。以子铳五枚贮药置腹中及百余丈最利水战。驾以蜈蚣船所击辄糜碎。”2这种炮具有装填便利、射度快和装有瞄准具等优点其构造与性能确实要比明朝原有火炮先进。嘉靖二年（1523）明朝由何儒负责在南京仿制成功佛郎机炮此后其他管形火器也6续鉴此作了改进。鸟铳亦称鸟嘴铳是一种用火绳点火射弹丸的单兵枪。嘉靖二十七年（1548）在东南沿海平倭寇的战斗中缴获了经日本改进的鸟铳并仿制成功。《武备志》论述鸟铳与过去火铳不同的地方是侵彻力强命中精度好。它的缺点是用火绳火遇风雨不便使用又没有刺刀“执空铳与敌角必无辜”。神宗万历二十六年（1598）赵士祯仿制的噜密铳也是一种单管火绳枪但较鸟铳又有进步除枪体轻便和改进了火装置外铳尾部还装有钢刃近战可作斩马刀用。赵士祯字常吉号后湖浙江乐清人约生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约卒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曾任鸿胪寺主簿中书舍人是明代著名的火器研制家撰有《神器谱》《续神器谱》、《神器谱或问》等。他不仅研究、仿制而且创造了不少火器如掣电铳和迅雷铳均能连续射迅雷铳已近似近代多管式机关枪。此外在十七世纪初还对鸟铳加以改进创制了燧石枪。毕懋康在其所著《军器图说》中将燧石枪称为自生火铳。据说这种枪的优点在于“风雨不飘湿缓急皆可应手”。天启至崇祯年间徐光启、李之藻、孙元化和焦勖等积极学习和仿效西方火器理论和技术聘请西方技术人员和工匠来华工作培养中国铸炮工匠因而提高了研制西方火器的主动性、自觉性和科学性并仿制出红夷炮等威力强大的火器。焦勖《火攻挈要》、孙元化《西法神机》、毕懋康《军器图说》等都是较全面介绍西方火器科学技术并在明末清初的火器制造方面产生很大影响的重要著作。 在管形火器展的同时明代其他火器也有很大进步出现了许多杰出的明创造。这一方面值得特别提出的是火箭的展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1郑若曾：《筹海图编》卷一三《佛郎机式》。 2《明史》卷九二《兵志四》。 平。宋元火箭是把火药包扎起来捆绑在箭杆上点燃后用弓弩射出去。这种火箭主要是利用火药燃烧作用。后来人们进一步认识到火药燃气向后喷射的反冲力可以推动物体前进于是应用这个原理造成了一些新型火箭。在明代不仅弓弩火药箭有所改进而且利用喷射作用的火箭也有了更大的展。茅元仪《武备志》等明代的文献对此有很多精彩的记述。茅元仪字止生号石民浙江归安（今湖州市）人约生于隆庆四年（157o）卒于崇祯十年（1637）曾任广西兵备佥事北直隶大名兵备副使吏部主事等官职博学多才文武兼备是晚明时期一位杰出的军事将领和火器专家。所著《武备志》二百四十卷引历代兵书两千余种其中《军资乘》火攻篇《火器图说》系统总结了中国的火药、火器技术可以说是关于中国火药火器的集大成之作。根据《武备志》和其他一些文献记载明代的火箭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成就：1.火箭的式样增多。它的箭头不只是普通的箭头形状更有刀形箭头、枪形箭头、剑形箭头、燕尾形箭头等名为飞刀箭、飞枪箭、飞剑箭及燕尾箭等。 2.同时出的箭数增多。《续文献通考》引《明会典》提到明初兵仗局曾造“一窝蜂”、“神机箭”。《明史稿》载：“天顺八年（1464）延绥参将房能言麓川破敌用火器曰九龙筒一线然则九箭齐。”《武备志》载：“木桶箭贮神机箭三十二枚名曰一窝蜂”可射三百步“总线一燃众矢齐。势若雷霆之击莫敢当其锋者”。 3.二级火箭的雏形。《武备志》卷一二九载有一种叫做“飞空砂筒”的武器“飞空砂筒制度不一”一般用河内流出细沙亦可用特制的石砂。“每斗用药一升炒过听用。铳用薄竹片为身。外起火二筒交口颠倒缚之前筒口向后后筒口向前为来去之法。前用爆竹一个长七寸径七分置前筒头上药透于起火筒内。外用夹纸三五层作圈连起火粘为一处。爆竹外圈装前制过砂封糊严密。顶上用薄倒须枪。如在6地不用。放时先点向前起火用大茅竹作溜子照敌放去。刺彼篷上彼必齐救信至爆烈砂落伤目无救。向后起火动退回本营。敌人莫识。”这可说是一种返回式火箭。尽管它实际上还不可能有理想的返回效果但在设计思想和技术实践上已经是一种二级火箭了。《武备志》还载有一种叫做“火龙出水”的火箭。其构造是用毛竹制成箭筒作为龙身前后安装木雕的龙龙尾。龙腹内装有数支神机火箭身外缚有四支起飞用的火箭筒。外缚火箭筒点燃后推动火龙出水飞行然后引燃腹内火线再射神机火箭飞向目标。这也是一种二级火箭。二级火箭的创制是我国明代火箭技术一大成就也是现代多级火箭的先声。 4.导弹的雏形。施永图《武备心略》上记载了一种震天飞炮的火器：“其炮径三寸五分用篾编造。中用纸捍一筒长三寸内装送药。筒上安药神烟药线接着送药。外以纸糊十数层两旁插凤翅两扇。顺风点信飞入贼营药乱击身焦目瞎”“其腹藏棱角数枚一炮角钉人身上。其尖上加蘸虎药”。同书所载的“神火飞鸦”：“用蔑为之照今人清明时所放纸鹞之式或八角、或圆、或鹞中藏毒火毒烟等。下系四支火箭。药信上结线香一段香尽信燃线断鹞落火焰齐。烧营焚船之妙着。”《火龙神器阵法》《武备志》上也有类似的记载《武备志》称之为“飞空击贼震天雷炮”。就设法控制飞行方向和飞行稳定性而言这也许可说是导弹的雏形。 5.航空的尝试。美国科学家齐姆（.zim）在所著《火箭与喷射》（ronetdjets）一书中记述了一个重要的明故事：“约当十四世纪之末有一位中国的官吏名叫万户（anhoo可能是官名外国人误为人名）他在一个坐椅的背后装上四十七个当时他可能买到的最大的火箭。他把自己捆在椅子的前边两只手各拿着一个大风筝然后叫他的仆人用火同时把这四十七个大火箭点着。他的目的是想借着火箭向前推进的力量加上风筝上升的力量飞向前方。”1试验结果当然是失败了。但是这位万户的想法是很先进的可以说与现代喷气式飞机的飞行、航天飞机和宇宙飞船的升空在原理上是一致的。所以齐姆称他是“第一个企图使用火箭作运输工具的人”又称他是“第一次企图利用火箭作飞行的人”。万户是最早甘冒风险敢于为人类航空航天事业献身的先驱者是一位可敬的英雄。为了纪念他现代科学家已用“万户”命名了月球背面的一个环形山。 明代还创制了地雷、水雷和定时炸弹等新型的爆炸性火器。如嘉靖年间（1522—1566）曾铣明了一种能自动爆炸的地雷。《渊鉴类函》引《兵略纂闻》：“曾铣在边又制地雷穴地丈许柜药于中以石满覆更覆以砂令与地平。伏火于下可以经日。系其机于地面。过着蹴机则火坠药石飞坠杀人。敌惊以为神。”此后又相继明了各种样式的地雷如《武备志》中就载有炸炮、自犯炮、伏地冲天雷、无敌地雷炮、万弹地雷炮等十多种。其中无敌地雷炮用生铁铸造形如圆球大者可装火药三至五斗用坚木封住雷口并用竹竿由雷中引出火线埋设于敌方必经之路。待敌进入雷区时即点燃火线将地雷引爆借以杀伤敌人。炸炮是用生铁铸造的踏式地雷大小如碗还附有一种自动的钢轮火装置。曾铣在西北守边戚继光蓟镇练兵和守卫长城都曾大量使用地雷。《熹宗实录》载：天启二年（1622）六月辽东经略王在晋“摆设空营大炮最称便捷。不用火然药线。虏马触机火即喷爇贼不及避”。在防御和作战中巧妙地使用地雷可收到很好的效果。 万历时的水底龙王炮是一种用熟铁为壳定时爆炸的球形水雷。重四至六斤内装火药五至十升。雷口插有信香、外壳包有牛脬制成的浮囊并用羊肠作为通气管通向水面浮筏以防信香窒灭。施用时在水中顺流漂放1刘仙洲：《中国机械工程明史》科学出版社1962年版。 待接触敌船信香燃尽后自行引爆1。宋应星《天工开物·佳兵》载：“混江龙：漆固皮囊裹炮沉于水底。岸上带索引机。囊中悬吊火石、火镰。索机一动其中自。敌舟行过遇之则败。”明代明的这类能自动爆炸的水雷如“混江龙”宋应星评论说：“然此终痴物也”在实际作战中恐未得到广泛的运用。 《渊鉴类函》引《兵略纂闻》：“曾铣在边置慢炮法。炮圆如斗中藏机巧火线至一二时才外以五彩饰之。敌拾得者骇为异物聚观传玩者墙拥。须臾药死伤甚众。”《续通典》也有同样的记载。这是曾铣明的一种巧妙的也是最早的定时炸弹。 由于火器的展明代军队如水兵营、步兵营、骑兵营、车营等都加强了火器的配备抛石机等逐渐被管形火器所取代但总的来说冷兵器仍占相当大的比重并且无论射远或近战还是格斗或护体所用的兵器都有一定程度的进步。如长兵器中枪和长柄刀的形制较宋代简化更加轻便适用。另外还创制了许多杂式长兵器如镋钯、马叉、狼筅等。短兵器中的刀有些在形制上吸取了日本刀的优点并按步兵、骑兵、刀牌手的特点和战斗要求加以改进制成各种长刀、短刀和腰刀等。明代的防卫武器也有所改进与展如铠甲改为棉制减轻了士卒的负荷盾牌除与长、短兵器并用的以外还明了一些能与火器并用的如虎头火牌、无敌神牌等大型盾牌用来掩护施放火铳和火箭。此外自明英宗正统十二年（1447）总兵朱冕创议用“火车备战”以后直到明末先后曾试造多种多样的战车如偏厢车、双轮战车、雷火车、木火兽、万全车、火柜攻敌车、塞门架器车等。其中除用于安营时作掩护或堵塞城门缺口者外主要是火攻战车车上装有火箭、火铳等火器初步做到了火力、防护力和机动力三者的结合展现了6战武器设计的新方向。但由于当时火器水平有限物料也不够坚固人力、畜力推挽的车辆还要受到地形和道路条件的限制所以这类战车在实战中往往收效不大还未得到广泛的运用。 1王兆春：《中国火器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78页。 第九节造纸元代的造纸技术总的来说进展不大所造纸张崇尚朴素和实用因此除明仁殿、瑞本堂等有限的几种名贵加工纸外没有太多的创新。到了明代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展尤其是印刷业对纸张的大量需求造纸业也相应有了展。当时不仅政府在各主要纸产地设局造纸抄造宝钞用纸票据和公文用纸以及各种精美的官笺而且民营槽坊也大为增多遍布全国各地尤以江西铅山、永丰、上饶福建建阳、顺昌浙江常山、开化、余杭安徽歙县、休宁、贵池四川眉山、夹江等地的纸业更为兴旺达。有些槽坊已具有较大的生产规模如据记载万历二十八年（16oo）铅山的石塘、陈坊等镇“纸厂槽户不下三千余户每户帮工不下一二十人”1。同时还有了较细致的分工如“每槽四人扶头一人舂礁一人检择一人焙干一人”2等这种生产规模和雇用工人的生产方式已经突破了一般家庭副业的范围。 明代造纸原料主要有竹、楮皮、桑皮、麻、稻草等。竹纸生产展最快已跃居全国纸业前列其中以福建、江西生产的连史、毛边等产量最大质量相当不错价格也比较便宜因此深受印书业的欢迎。竹纸生产技术难度较大但经宋元时期的不断探索与改进在明代已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如宋应星《天工开物·杀青》卷提到“凡造竹纸事出南方而闽省独专其盛”并详细记载了抄造竹纸的方法。福建造竹纸要用青竹经浸沤、捶打、蒸煮而成的熟料其工艺流程大致为：砍竹→浸沤（将上料青竹截剖成五、七尺长入塘水浸至百日） →槌洗（反复捶打并洗去粗壳与青皮称为“杀青”使竹穰形同苎麻） →第一次蒸煮（浆石灰水蒸煮八昼夜） →漂洗（取出竹麻入清水漂塘洗净） →第二次蒸煮（浆草木灰水反复淋煮至十余日） →舂捣（舂至形同泥面使成浆料） →漂洗（《天工开物》未载） →漂白（将纸浆倒入抄纸槽与水和匀并使清水浸浮其面三寸左右再加入纸药水汁） →抄纸（在纸槽内将纸浆打匀然后用纸帘抄纸） →压榨去水1康熙《上饶县志》卷十。 2《铅山县志·食货志》。 →焙干最后从焙纸夹巷上逐一将纸揭起成帙整个造纸过程就完成了。福建生产的连史（原名连四）就是用熟料竹浆制成并在当时大量使用的一种好纸。如果省去以上提到的一些工序则可制成火纸、糙纸等不同用途的纸张。 明代在产量和应用广泛性上仅次于竹纸的是皮纸。《江西省大志》详细记述了江西广信府造楮皮纸的技术过程：“槽户雇请人工将前物料（指楮皮）浸放清流激水经数昼夜足踏去壳打把捞起甑火蒸烂。剥去其骨扯碎成丝用刀锉断搅以石灰成性月余仍入甑蒸。盛以布囊放于急水浸数昼夜踏去灰水见清摊放洲上日晒雨淋无论月日以白为度。木杵舂细成片摛开复用桐子壳灰及柴灰和匀滚水淋泡阴干半月涧水洒透仍用甑蒸。水漂、暴晒不计遍数多手择去小疵绝无瑕玷。刀斫如炙揉碎为末布袱包裹又放急流洗去浊水。然后安放青石板合槽内决长流水入槽任其自来自去。药和溶化澄清如水。照依纸式大小高阔置买绝细竹丝以黄丝线织成帘床四面用框绷紧。大纸六人小纸二人扛帘入槽水中搅转浪动搅起帘上成纸一张揭下垒榨去水。逐张掀上砖造火焙两面纷饰光匀内中阴阳火烧熏干收下方始成纸。”这是关于当时皮纸制造工艺的最详细的记载。其中提到造皮纸要经过三次蒸煮两次自然漂白三次漂洗另加纸药处理由此不难想见这样造出的皮纸必定是洁白、匀细的良纸这也是制造上等皮纸的技术方法。弘治《徽州府志》和宋应星《天工开物》所载造皮纸方法都没有这样复杂。另外有学者认为不仅造皮纸有自然漂白（“曝日”）这道工序而且造竹纸也应该有但《天工开物》讲竹纸时没有提及1也有学者猜测这可能是由于竹纸造法在不同地区并不完全相同或者明代以后又有所改进。关于造皮纸时用布囊盛浆料进行第二次漂洗（“囊湅”）这道工序《天工开物》所记竹纸造法也存在同样的问题。2明代所造纸张品种繁多如连四纸、连七纸、毛边纸、观音纸、奏本纸、榜纸、开化纸、绵连纸、藤皮纸、油纸等仅王宗沐《江西省大志》列举的当时江西抄造的纸就达二十八种。明代还研制出不少著名的加工纸。如宣德年间创制的“宣德笺”与“宣德炉”和“宣德瓷”齐名。宣德笺有金花五色笺、磁青笺、羊脑笺、素馨纸等多供内府御用。其中磁青笺是桑皮纸用靛蓝染成深青色再经砑光制成颜色犹如明代青瓷古色古香光如缎玉坚韧可宝非常著名；羊脑笺是对磁青笺的进一步加工表面呈黑色缎纹黑如漆明如镜且可防虫蛀更为名贵。宣德宫笺秘法后经谈彝从内府传出谈彝及其后人在仿制的基础上又有创新制成了名重一时的松江谈笺。《娄县志》载：“谈仲和笺梼染有秘法今邑中多业此艺西门外列肆而售1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115—116页。2张子高：《中国化学史稿（古代之部）》科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145页。有玉版、银光、罗纹、朱砂、玉青等笺大而联榜小而尺牍色样不一或屑金花描成山水、人物、鸟兽之形或染花草俱极精美。”此外明代还曾仿制过前代的一些名纸如唐薛涛笺宋金粟山藏经纸等。明代的加工纸还有多种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关于加工纸的制作方法屠隆《考槃余事》、冯梦祯《快雪堂漫录》以及高濂《遵生八笺》等著作都有一些记述如关于染葵花笺法、仿制宋笺法、制金银印花笺法、制松花笺法等虽不周详但亦为研究我国古代加工纸技术的珍贵史料1。 1戴家璋主编：《中国造纸技术简史》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4年版第176—18o页。第十节印刷刻书之风大盛明代是刻书之风大盛的时期。明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都很重视图书典籍的收集、整理、编撰和出版内府、部院以及各地藩王府、府司雕版刊书风行一时私家坊肆也很活跃因此明代印刷业日趋达至嘉靖、万历年间达到极盛直到晚明仍盛而不衰。明代印刷业的中心有南北两京、杭州、苏州、建阳、建安等地明中叶徽州、湖州迅崛起甚至后来居上“近湖刻、歙刻骤精遂与苏、常争价”2“今杭刻不足称矣金陵（南京）、新安（徽州）、吴兴（湖州）三地剞劂之精者不下宋版”3形成了新的印刷业中心。所印书籍涉及经、史、地志、文集、宗教、科技、医药、、戏曲、制书、类书、丛书等内容极为丰富其中尤以《南藏》、《北藏》各六千多卷《道统》五千多卷印刷规模最大。所用文字有蒙、藏、女真、西夏、彝等少数民族文字和日、梵、波斯、拉丁等外文。明代在印刷技术方面也有很大进展如创造了饾版、拱印等方法彩色套印和活字印刷也更加成熟从而使中国传统印刷技术达到了新的高峰。 雕版印刷明代雕版印刷以木版为主。官刻本有内府、司礼监太监掌管的经厂南北两京国子监以及各部院、藩府、地方府司等刻印的。其中经厂本有《皇明祖训》、《大明律》、《贞观政要》等版式宽阔行格清朗字大楷书标有句读且刻印精良纸墨也选用上品实际上质量是很好的并对其他官刻、私刻书籍产生了一定影响1。但经厂本的缺点是校勘不精存有舛误脱漏且又出于宦官之手所以后世藏书家一般都不太重视。各地藩府所刻经史文集多以朝廷所赐内府宋元版为翻刻底本刻印极好且校勘精当如周藩朱橚所刻《普济方》、秦藩朱惟焯所刻《史记集解索引正义》等可说是藩府本中的代表作。除官刻本外明代私人的家刻本早在明初就已兴起。如洪武十年（1377）已有浦江郑济等刻印刘基编选的《宋学士文粹》。明中叶以后私家刻书更加风行出现了不少藏书刻书的名家如苏州袁褧嘉趣堂无锡的华氏、安氏钱塘洪楩清平山堂等。明代晚期的常熟毛晋汲古阁更为著名。他不惜重资广求宋元善本雕板刊行从万历到清顺治四2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甲部经籍会通。 3谢肇淛：《五杂俎》。 1魏隐儒：《中国古籍印刷史》印刷工业出版社1984年版第95页。十余年间刻书六百多种著名的有《十三经》、《十七史》、《宋名家词六十一种》、《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六十种曲》、《津逮秘书》等流传广泛影响很大。坊刻本书籍一般以出售获利为目的因此出书较为庞杂不仅有供士人阅藏的经史文集也有适应人民大众需要的戏曲、通俗和日用百科杂著其中也不乏内容精采、图文并茂、刻印俱佳的精品。明代雕版书也存在一些显著的缺点如有些书尤其是官刻本和坊刻本校订不精脱文误字相当严重又如妄改书名和对内容妄加删节以致失去原貌以及伪造古书等。 明代版印除木版外还有铜、锡等金属版。如洪武、永乐时行用的纸币称为“大明通行宝钞”南京宝钞局有钞匠五百八十名其规模已相当可观宝钞印刷数量也很大。当时印钞用的就是铜版。有一块传留至今的明代印钞铜版现为中国历史博物馆珍藏。此外大明宝钞上印示：“户部奏准大明宝钞与制钱通行使用。伪造者斩告捕者赏银2佰伍拾两仍给犯人财产。”但利之所惑宋元以来就有人制造伪钞明代也不例外。如“句容县杨馒头出主意与县民合谋叫银匠密修锡板文理分明与印造纸马之户同谋刷印”1这种印制伪钞的锡版做得很高明大概足可乱真但事之后参与者都受到了严厉的惩处。 彩印明代印刷术的一项突出成就是明了彩色套印方法。我国元代就已出现了朱墨两色套印的佛经。但在明代前期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这种套印法并未受到重视直到万历年间湖州闵齐伋、凌濛初两家才将其广泛应用于刻印书籍特别是用于刻印经、史、子、集四部古籍。闵、凌两家套印书除两色外还有三色、四色甚至五色如闵齐伋印《三经评注》三色《国语》四色凌瀛初印《世说新语》有蓝、黄、朱、墨四色闵刻《南华经》则多至五色。彩色多用于区分不同学者的评点和批注以便读者阅读。据统计闵、凌两家套印书共有一百四十多种1其中有先秦诸子和史书还有不少著名的诗文集和戏曲。有些戏曲还附有彩印插图延请名家绘刻秀逸工致色彩斑斓可说是版画艺术的精品。此外明代还创蓝印用靛青代黑墨印书。如现存较早的蓝印本有成化十四年（1478）的《灵棋经》等2。蓝印多作初印样本以便用墨笔校改。万历时云南丽江木增土司还曾用白色银粉在瓷青棉纸上印成《大乘观世音菩萨普门经》3。这种银粉1洪武《御制大诰·伪钞第四十八》。 1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5o页。 2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22—523页。3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22—523页。印独具一格在印刷史上甚为罕见。 饾版和拱花彩印版画技术也是在万历时展起来的。最初的彩色套印是用几种颜色涂在同一块雕版上如在花上涂红色叶上涂绿色枝干上涂赭色等然后伏纸刷印。现存较早的彩印版画例如万历年间徽州歙县程氏滋兰堂所刻《墨苑》中的“天姥对庭图”万历刻本《花史》等就是采用这种方法印制的。但这种印制方法并不容易取得理想的效果。于是又有人明了“饾版”和“拱花”这是明代版画彩印技术方面的又一项杰出成就。“饾版”是将彩色画稿勾描下来然后根据画的本身分若干部分刻成几块甚至几十块版来表现原作的各种色彩及其深浅浓淡再逐色由浅入深依次套印。这样印出的作品效果极好几与原作无异。“拱花”就是凸印即将雕版加力压印在纸上使花纹凸起。拱花方法适用于表现行云流水、花叶的脉络及鸟羽、衣纹等。现在可见的早期饾版拱花印本有天启年间江宁吴祥在南京所刻《萝轩变古笺谱》以及原籍徽州休宁后移居南京的胡正言在天启至崇祯年间刻印的《十竹斋画谱》和《十竹斋笺谱》等。这些印本绘刻精美施墨着色也很考究阅看时确实使人赏心悦目。 活字印刷明代的活字印刷术比宋元时期有较大的进展尤其是万历及以后木活字印刷更为流行。当时南京江苏苏州、常州、常熟浙江杭州、湖州福建建宁、福州四川成都以及江西、云南等地都曾刊印过木活字印本。所印有《史记》、《历代史书大全》、《函史》、《西京杂记》、《黔南类编》、《文心雕龙》、《古文会编》、《国朝文纂》、《栾城集》、《曹子建集》、《武备志》、《太平广记》等各类书籍木活字本《鹖冠子》尤为著名曾用作清代《四库全书》的底本。此外南方有些地方还开始用木活字来排印家谱。据统计明代木活字本有书名可考者约有一百余种1。 除木活字外明代还创用或展了铜、铅、锡等金属活字印刷术。6深在《金台纪闻》中提到：“近日毗陵（今江苏常州）人用铜、铅为活字视板印尤巧便而布置间讹谬尤易。”6深的这部著作撰写于弘治十八年至正德三年（15o5—15o8）虽然他是反对使用铜活字和铅活字的但至少说明当时已在常州使用了这两种活字。铜活字在我国究竟创用于何时迄今尚无确论。根据现有资料一般认为铜活字印刷以无锡华氏为最早。据载1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8o页。 华燧“少于经史多涉猎中岁好校阅同异辄为辨证手录成帙。遇老儒先生即持以质焉。既而为铜字板以继之曰：吾能会而通矣乃名其所为‘会通馆’”2。他书亦有类似记载文字略有不同如“既乃范铜板锡字凡奇书难得者悉订正以行”3。华燧会通馆最早用活字铜版印的书有弘治三年（149o）刊印的《宋诸臣奏议》后来又印有《锦绣万花谷》、《容斋随笔》、《百川学海》、《九经韵览》、《文苑英华纂要》、《音释春秋》、《古今合璧事类前集》等。其父辈华珵“又多聚书所制活板甚精密每得秘书不数日而印本出矣”4以活字铜版选印有6游的《渭南文集》、《剑南续稿》等。华燧之侄华坚兰雪堂活字铜版印有蔡邕、白居易、元稹等的诗文集以及《艺文类聚》等。这些铜活字本都很著名。无锡安国是嘉靖年间继华氏而起的著名出版家用铜活字刊印有《东光县志》、《吴中水利通志》、《春秋繁露》等。此外在常州、苏州、南京、浙江、福建等地也都有用铜活字刊印的书籍。据统计明代铜活字本可考者约有六十余种1。关于铜活字印刷术前面引文提到华燧“范铜板锡字”有人认为应是以铜为版以锡为字并非铜活字也有人认为华燧制有铜活字还制有锡活字当然也可能文献记载或传抄有误。究竟何以为是还有待进一步的证据和研究。 关于我国自创的铅活字除6深所记者外还未找到更多的文献记载也没有现传世的常州铅活字本所以对此尚缺乏了解。关于锡活字元代王祯曾提到“铸锡作字”但锡活字印刷未能获得成功。明代华燧“范铜板锡字”具体情况如何已无从知晓。另外据说有位波斯商人嘉奇·默德在意大利参观一家印刷所时他看到的锡活字同中国的很相像。无论如何元明时期我国已创用了铅、锡活字到了清代则成功地运用于印刷实践。利玛窦、金尼阁等西方传教士来华曾带来不少用皮面装订的西洋书籍其纸张、印刷和装订方法等都与中国书有所不同这虽然引起中国一些士大夫的惊奇但对当时的印刷技术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2邵宝：《容春堂集》“会通君传”。 3华诸：《勾吴华氏本书》“华燧传”。 4康熙《无锡县志》卷二二。 1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91页。 第十一节制瓷中国瓷器的展到明代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江西景德镇已成为全国制瓷业的中心从事瓷业生产的人数达十余万人官窑、民窑都极为兴旺。明万历时人王世懋在《二酉委谭》中记录了当时景德镇的繁荣景象：“万杵之声殷地火光炸天夜令人不能寝。戏呼之曰四时雷电镇。”景德镇所产的瓷器数量大品种多质量高畅销国内外。 明代青花瓷在元代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展成为景德镇瓷器生产的主流曾大量输出国外。永乐、宣德青花瓷以其胎、釉精细青色浓艳造型多样纹饰优美制作规整而负盛名。着色剂用料基本为进口的“苏麻离青”。这种青花料含锰量较低因而可减少青色中的紫红色调在适当的火候下能烧成像宝石蓝一样的鲜艳色泽。但同时由于含铁量高往往会在青花部分出现黑疵斑点。这种自然形成的黑斑和浓艳的青蓝色却又相映成趣被视为无法模仿的永乐、宣德青花瓷器的“成功之作”。 明代的彩瓷是中国制瓷走向黄金时代的重要阶段。它的突起使以往一贯占统治地位的颜色釉逐渐退居次要地位同时也使某些历史名窑如以烧造青瓷而闻名于世的龙泉窑以及铜红釉的源地河南禹县钧窑等从此陷入一蹶不振的地步。成化时期的斗彩是彩瓷的代表它开创了釉下青花和釉上多种彩色相结合的新工艺主要着色剂为铁、铜、钴、锰但运用不同的选料和配比做出了鲜红、油红、鹅黄、杏黄、姜黄、水绿、叶子绿、松绿、孔雀绿、孔雀蓝、葡萄紫等绚丽的彩色大大丰富了瓷器的装饰内容和装饰手段。到了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在成化斗彩的工艺成就基础上又展成了著名的青花五彩瓷器青花五彩浓艳热烈填笔简朴自然也曾盛极一时。 明代景德镇的单色釉瓷器也有很大的展。明初永乐烧成的白瓷代表了中国制瓷史上白釉的最高水平。永乐白瓷胎薄如纸洁净如玉几乎只见釉不见胎能映见手指螺纹胎上划纹更清晰可见。因其薄如卵壳故称之为“卵幕”。其釉细腻莹润微闪肉红色给人以甜的感觉又称“甜白”。永乐、宣德时期出现的霁红和霁蓝代表高温单色釉瓷取得的辉煌成就。霁红又称祭红、积红、宝石红是以铜为着色剂的高温釉在强还原气氛中烧成技术难度很大可谓中国古瓷技术中的一项绝技。霁蓝是以钴为着色剂的一种高温石灰碱釉。宣德的霁蓝独树一帜釉色如蓝宝石釉质肥腴。明代低温单色釉最突出的成就是成化孔雀绿（法翠）和弘治黄釉。前者是一种以铜为着色剂的色釉烧成工艺始于成化但明代的孔雀绿器以正德时期为多这种绿釉呈色碧翠雅丽与孔雀羽毛的色泽很相似。弘治黄釉的色调是纯黄色达到了历史上低温釉的最高水平其釉色滋润明洁有如初开的葵花娇嫩晶莹故有娇黄之称。它是一种用含铁的天然矿物作着色剂的低温铅釉。 明代除景德镇外还有不少地区生产瓷器。福建德化的白瓷就享有很高的声誉这种白瓷质地细腻透明度好白中透红被称为象牙白、猪油白、葱根白、建白、中国白等是当时中国白瓷的代表作品。广东饶平地区的青花、惠阳窑仿龙泉青瓷等在明代均负有盛名。山西磁州窑系的白釉黑花瓷、黑釉瓷器仍大量生产。明代的龙泉青瓷仍继续烧造在明初全国制瓷业中也还占有一定的地位。 第十二节漆器髹漆技术的进展天然漆亦称大漆、生漆是漆树分泌的汁液其中含有漆酚、漆酶、含氮物质和树胶质等成分。漆通过适当加工涂刷在车辆、用具等物体的表面可形成一层光亮的薄膜。这种漆膜非常坚牢并且不怕日晒水烫具有耐高温和抗腐蚀的优良性能。如果在漆液中加入各种颜料还可以配制出不同的色漆以增加漆器的装饰效果。中国用漆的历史是很悠久的。早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就已初步认识了漆的性能并用以涂饰器物。此后历经商周、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漆器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分工更加细密漆器工艺也获得全面展从而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手工业部门。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漆器生产继续展并有所创新。如夹纻技术在战国时已经出现至汉代而盛行。这种技术是先用泥塑成底胎然后在底胎表面糊裱几层麻布再加以髹饰最后除去泥胎即可制成坚实轻巧的夹纻漆器。汉代以前夹纻大多为杯、奁、匣等形状比较简单的器物魏晋南北朝时期则已能制作外形多变、体态较复杂的中空造像如塑制高达一丈八尺的大型佛像这是夹纻技法的重要的新成就。宋元后所谓“布心纸胎”、“重布胎”以及清代以来且至今仍为人们所称道的脱胎漆器实际上都是夹完好纻只不过名称和胎骨用料稍有不同而已。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一书中还列有专条介绍保护漆器的方法反映了当时对漆的性质的认识以及在漆器使用和保护方面的宝贵经验。 隋唐以后瓷器迅兴起逐渐取代了日用漆器但漆器作为轻巧美观的生活用品尤其是作为精美的工艺品仍然受到人们的喜爱其工艺技术也有明显的进步。如唐代创制了剔红漆器。剔红即雕红漆是以银朱调成朱漆把朱漆层层涂在木或其他材料制成的胎骨上然后用刀雕刻出深浅不同的花纹图案使之呈现出立体感。剔红漆器的漆层有多有少唐代属于剔红的草创时期漆层较少且花纹大多较低平明清剔红的漆层则有多到五六十道甚至百道以上的。唐代的金银平脱器也非常著名。“金银平脱”就是先将金银箔雕切成花片和鸟兽等图像薄片有的还要在其上加刻花纹以胶漆粘贴在器物表面然后上漆若干道使其与漆地齐平再打磨抛光。这样制成的金银平脱器漆面闪现出光亮的金银花纹更显华贵考究。据文献记载唐代有平脱屏风帐、平脱盘、平脱盏、平脱床等传世实物有金银平脱镜以及现藏于日本奈良正仓院的金平脱古琴等1。 宋元时期漆器品种增多剔红、剔犀、螺钿嵌饰、戗金等髹饰技艺也大为提高和更加纯熟其中尤以雕漆的成就最为突出。雕漆可细分为剔红、剔1王世襄：《髹饰录解说》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第1o7页。 黄、剔彩、剔犀等。如宋代的剔红亦称雕红比唐代剔红更为精细。宋内府所用剔红漆器有的用金银做底胎雕工精巧剔刻刀口显露出灿烂分明的金银胎色尤其名贵华美。明代张应文提到：“宋人雕红漆器宫中所用者多以金银为胎妙在刀法圆熟藏锋不露用朱极鲜漆极厚而无敲裂所刻山水、楼阁、人物、鸟兽皆俨若图画为佳绝耳。”1剔犀近世通称“云雕”是在器物上用两种或三种色漆逐层涂刷并涂至相当的厚度然后剔刻出回文、云钩等花纹图案在刀口断面可见不同的色层。1977年江苏武进出土的南宋剔犀执镜盒圆形带柄木胎在褐色漆地上用朱、黑、黄三色漆更叠髹制堆积成层用刀剔出八组云纹刀口显露不同漆色这是现在已知最早的剔犀漆器。元代剔红和剔犀继承和扬了前代的漆艺成就故宫博物院藏著名匠师张成造栀子纹剔红盘杨茂造观瀑图剔红八方盘安徽省博物馆藏张成造剔犀盒都是传世的元代雕漆精品。螺钿漆器是用经过研磨和裁切的蚌壳薄片制成人物、鸟兽、花草等形象以之作为镶嵌纹饰的漆器且有厚螺钿与薄螺钿之分。厚螺钿漆器起源很早如洛阳西周墓出土的嵌蚌泡漆托三门峡虢国墓出土的嵌蚌泡漆豆一直到唐代漆背嵌螺钿铜镜晚唐五代间花鸟纹嵌螺钿黑漆经箱等都属于厚螺钿一类。薄螺钿漆器以前多认为始于明代197o年在北京后英房元大都遗址现了广寒宫图嵌螺钿黑漆盘残片表明元代薄螺钿技法已经相当成熟但迄今还仅此一例。关于元代漆艺、陶宗仪《辍耕录》卷三十对黑光、朱红、鳗水三种漆器的做法和戗金银法等有较详细的记载这是研究漆器展史应予重视的较早的重要文献。 明代漆器和黄成《髹饰录》明代是漆器生产有更大展、漆器技术达到高峰的时期。当时官办和民营漆器制造业都很兴旺达。如明宫廷内官监下设油漆作御用监有专人负责造办螺钿等漆器内府供用库还特设丁字库常贮生漆、桐油等物在永乐至宣德年间（14o3—1435）又开设果园厂调用著名漆工专门制作漆器。民营油漆作坊也分布很广如浙江嘉兴、安徽新安、山西新绛以至北京、扬州、苏州、云南、四川等都是重要的漆器产地。明代漆器品种已很齐全主要有一色漆器、罩漆、描漆、描金、堆漆、填漆、雕填、螺钿、犀皮、剔红、剔犀、款彩、戗金、百宝嵌等。其中如嘉兴和新安的剔红苏州和北京的描金扬州的薄螺钿和百宝嵌新绛的雕填和剔犀云南大理的雕漆等都名重一时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明代漆器不仅品种繁多色彩绚丽图案精美而且刻花、雕琢、镶嵌和仿塑瓜果、花卉、飞禽、走兽及亭台楼阁等也无不精工髹饰工艺已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如传世的宣德林檎双鹂1张应文：《清秘藏》。 图剔彩捧盒木胎色漆层次为红、黄、绿、红、黑、黄、绿、黑、黄、红、黄、绿、红共四色十三层刀法圆润图案生动色彩为刻后磨显雅丽多变可说是明代剔彩器中罕见的作品。又如进狮图剔红圆盒锡胎漆色鲜红上刻一彪形大汉高颧钩鼻须髯卷曲耳穿大环戴皮帽插长雉尾两袖飞扬作叱喝之势旁一雄狮回头奋爪奔驰欲前。整个图案人兽神情飞动刻工简练是明代别具风格的剔红精品1。明末清初扬州著名漆工江千里所制漆器驰名当世有“家家杯盘江千里”之誉。传世的江千里云龙海水纹螺钿漆盒是他的一件代表作也代表了当时薄螺钿漆器的最高水平。清代除宫廷设有漆作（漆器工场）外民间漆器生产也有所展。在髹漆工艺方面则全面地继承了明代的技术有些品种如百宝嵌、薄螺钿、剔红等做工更加精致纤巧后来甚至趋于繁琐拘敛。漆器产地与明代相比变化不大但盛衰和质量略有不同。比较突出的是福建脱胎漆器和北京的雕漆大有后来居上之势至现代仍盛而不衰。此外如广东阳江漆器以牛皮作胎贵州大方漆器以马皮作胎等防潮防水坚固耐用独具风格。中国的一些少数民族也善于制作漆器如彝族、傣族、高山族所制高脚盘、木勺、酒具、皮甲、皮盾、弓箭壶、马鞍等一般用黄、红、黑等色漆描绘几何图案纹饰古朴风格粗犷色彩对比强烈可说是独树一帜颇受使用者和收藏者珍爱。 明代黄成所著《髹饰录》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漆工技术专著。黄成字大成安徽新安人是明穆宗隆庆年间（1567—1572）的著名漆工。他技艺高尤精于剔红并且“精明古今之髹法”1《髹饰录》就是他系统整理和总结前人及自己的实践经验而写成的。此书在天启五年（1625）又经嘉兴漆工杨明（字清仲）逐条加注并撰写了序言内容更加丰富翔实。《髹饰录》分乾、坤两集共十八章一百八十六条。乾集主要讲述制作漆器的原料、工具和设备以及漆工容易犯的各种毛病和原因；坤集主要讲述漆器分类和各类的不同品种以及漆器的制作、髹饰和修复方法。《髹饰录》的突出贡献是根据漆器特征和工艺特点为髹饰工艺提出了比较合理的分类体系同时也为品种繁多的漆器定名提供了比较可靠的依据。这部著作虽然讲的是明代漆器但又不限于明代往往上溯古法描述唐宋或更早的制作因而它也是研究漆工史的重要文献。《髹饰录》用相当多的篇幅来叙述各种漆器的形态和作法其中有不少是现已失传的品种这类材料无疑是很宝贵的；书中关于漆工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漆器生产的基本工艺流程和应避免的弊病等方面的内容也都很有参考价值以上这些对挖掘、整理、继承和展传统漆器工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1。《髹饰录》作为我国现存唯一的1王世襄：《髹饰录解说》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第122页。 1黄成：《髹饰录》杨明序。 1王世襄：《髹饰录解说》前言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 古代漆工专著很可惜在国内早已失传三四百年来只有一部抄本保存在日本。直到1927年此书才由朱启钤先生根据日本抄本刊刻行世。1983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王世襄先生所撰《髹饰录解说》对此书作了精辟的注释和讲解并引用考古现和传世漆器二百十三件插图三十幅书后附漆工术语和漆器门类表使之内容更加详明完备现已成为这一领域公认的经典之作。除了《髹饰录》以外曹昭《格古要论》和方以智《物理小识》卷八等关于漆器也都有较详细的记载。 中国漆器在国外的流传中国的漆器及其制造技术早在汉代以至唐宋时期就已相继传到朝鲜、日本、缅甸、印度、泰国以及东南亚、中亚、西亚各国并在当地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漆器行业。如朝鲜平壤古代乐浪郡遗址曾出土了彩绘神仙龙虎盘等许多中国汉代漆器。在唐代中国大量漆器以及夹纻造像、金银平脱、螺钿等髹饰技法流传日本奈良正仓院现藏有金平脱花鸟纹八角镜、盒、古琴等唐代漆器奈良唐招提寺供奉有鉴真圆寂时其弟子制作的夹纻“鉴真坐像”。宋元时期浙江杭州、温州的雕漆嘉兴张成的剔红也曾传至日本备受推崇如京都龙翔寺珍藏张成款绶带鸟纹香盒被日本指定为国宝。明代永乐年间中国使臣出访日本也曾带去大量漆器。而日本在仿制中国漆器的基础上又有所展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并反过来回传中国对中国髹漆工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明代杨埙、方信川、蒋回回等都是仿制日本描金洒金等漆器的著名漆工。《新唐书》卷二二二《骠国列传》提到骠国（缅甸）国王雍羌曾派遣其弟舒难陀率国家乐队至成都他们所用乐器中的牙笙、三角笙等都作了髹饰。缅甸与我国云南接壤两国之间无疑会存在髹漆工艺方面的交流。 我国的漆器还曾经由波斯和阿拉伯国家传入欧洲。从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荷兰、英国、法国等国商船又曾将中国漆器直接运往欧洲深受欧洲各国人民的欢迎。当时传入欧洲的漆器大多是屏风、家具和花瓶、酒具、茶具等其中不少珍品现藏于欧洲各国的博物馆内。康熙时法国传教士李明等还曾在寄回本国的书信中介绍了中国漆器生产技术的情况。欧洲一些国家也曾仿制中国漆器但直到十八世纪法国、丹麦、奥地利、英国等国的漆器才有了较迅的展。随着近代化学工业的兴起出现了各种化学合成漆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中国天然漆及传统漆器尤其是漆工艺品的一些优良性能和装饰效果仍然是合成漆所难以企及的。 第十三节煤炭明代采煤业的展煤炭业在宋代展到一个高峰之后进入元代没有明显的变化只是用煤更加普遍。对此元代来华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1254—1324）、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图塔（13o4—1377）都有过描述。《马可·波罗游记》中这样写道：“整个契丹省到处都现有一种黑色石块它挖自矿山在地下呈脉状延伸一经点燃效力和木炭一样而它的火焰比木炭更大更旺。”1伊本·拔图塔在他的旅游见闻中说：“中国及契丹之居民不用木炭而用一种异土以作燃料。此种之土乃天然之产燃时亦与炭同。火力比炭尤烈。”2马可·波罗来自欧洲在中国做官和游历达十七年之久到过陕、甘、晋、冀、鲁、苏及新疆等省区伊本·拔图塔一生遍游穆斯林世界到过印度、锡兰和中国的许多地方这两位见多识广的欧非旅行家看到中国采煤、用煤那样普遍几乎到了“到处都有”的地步非常惊叹。但是在他们的语言文字中却尚未有“煤炭”一词只能称煤为可燃烧的“黑色石头”或可作燃料的“一种异土”。从这里我们也可以作一简单推论欧洲、非洲及亚洲的印度等国在十三至十四世纪时用煤远远不如中国普遍这些地区和国家的用煤历史不会比中国更长从而间接说明中国是世界上现和利用煤炭最早的国家。 古代采煤业到了明代有了大的展现今探明的煤田当时差不多都已进行了初步的开采。不仅盛产煤炭的北方数省如山西、河南、河北、山东、陕西等省的煤炭已得到开而且南方数省如江西、安徽、四川、云南等省的煤炭也得到了开。煤炭成为市场上的重要商品成为人民生活和社会生产不可缺少的燃料和原料。正如明代科学家李时珍（1518—1593）在《本草纲目》中所说：“石炭南北诸山产处亦多今则人以代薪炊爨锻炼铁石大为民利。”1明代煤炭业的大展有下述几个原因：第一社会比较安定为煤业的展提供了较好的社会环境。 第二社会对煤炭的需要量急剧增加为煤业的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明代一方面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经济有较大展与燃料密切相关的冶金、陶瓷、制盐、砖瓦等手工业展较快；另方面人口增加森林资源减少人们仰赖柴薪取暖、炊爨越来越困难尤其城镇居民困难更加突出展煤业势在必行。 第三明代统治者把解决燃料问题看作是关系社会安定的大事采取了1《马可·波罗游记》第2卷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版。 2转引自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篇》第三册。 1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九“石炭”。 一些鼓励开煤炭的措施。如放宽对煤炭开采的管制减收或免收煤税对受灾煤窑进行抚恤等。 第四开采技术进一步完善为向地层纵深处采掘煤炭提供了可能。 明代采煤技术中国古代煤炭开采与加工利用技术经过长期的展到明代已形成了自己的完整的技术体系并见之文献记载如：1.找煤。这是在对煤的性质、埋藏规律有了一定的认识后才能进行的。 明代已能从煤岩学的角度对煤进行分类。明人崔铣在《彰德府志》中讲：“炭有数品其坚者为石软者为烸。”即指按硬度分煤可分为石炭与烸炭两种（烸——煤的古字）。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对煤按块度进行了分类并对煤的分布作了描述：“煤有三种有明煤、碎煤、末煤。明煤大块如斗许燕齐秦晋生之碎煤有两种多生吴楚末煤如面者名曰自来风。”明末孙廷铨在《颜山杂记》中讲：浅部的煤“其色蒙”深部的煤“其色晶”。明代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已能通过视石、查矿苗、观察地表植被的方法去找煤。 视石即看土石是什么岩层什么颜色判断其有无煤。《颜山杂记》中讲：“凡脉炭者视其山石数石则行青石、砂石则否。”意即有页岩（数石）的地方往往有煤脉存在有石灰岩（青石）的地方则没有煤。这种判断符合一般的煤层埋藏规律但也有例外。找煤不仅要看石质还要看土色。《天工开物》讲：“凡取煤经历久者从土面能辨有无之色。”经验表明煤层距地表较近时可使表土变黑所以黑土成为找煤的标志。查矿苗。不少地方的煤层直接出露于地表这种现象古人称之为煤苗今人称之为露头。从煤苗（露头）开始查找煤脉是最简便而有效的找煤方法。《颜山杂记》讲：“查其土有黑苗”就可找到煤。方以智（1611—1671）在其《物理小识》中也记有“外记孛露有土能燃”的找煤常识。 观察地表植被找煤是根据一些地区煤层与植物生长的关系而总结出的找煤方法。有些地区含煤地层不生草木故有无草木或草木是否茂盛可作为判断该地区是否有煤的一个标志。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讲：“凡煤炭不生茂草盛木之乡”“南方秃山无草木者下即煤”这是符合他家乡江西一带情况的。有些地区则在含煤地层上面多见某种植物故可把这种植物作为找煤的指示植物。 明代不仅有在地面找煤的丰富经验而且有了在地层深处找煤的知识已懂得煤系地层的断层和煤尖灭现象孙廷铨在《颜山杂记》中说：“脉正行而忽结磻石阻其前非曲凿旁达不可以通谓之盘锢；脉乍大乍细窠窠螺螺若或得而骤竭谓之鸡窝二者皆井病也。” 2.井筒开凿。有三种方式：一是浅部直接挖坑露天采取古称炭穴；二是沿煤层露头向深处打平峒或挖斜井；三是开凿竖井。开凿井筒讲究位置准确偏斜度小坚固牢靠。这在明代《颜山杂记》中都有记述：“凡攻炭必有井干虽深百尺而不挠。”“视其井之干欲其确而坚也。否则削。”为了保证井筒坚固牢靠《颜山杂记》又说：凿井必须“避其沁水之潦”注意“井病”（指断层和鸡窝煤）注意“测石之层数”。意即说开凿井筒要重视地质条件不可在含水大、有断层的地方开井凿井时还要准确测定岩石和煤层的层数。 3.巷道部署。井筒开凿至煤层后就要布置和挖掘巷道准备采煤工作面。明代已经懂得根据煤层的走向、倾角和厚度布置上山、下山和运输、通风巷道。这在孙廷铨《颜山杂记》中有明确记载：“已得炭然后旁行其隧”“井得炭而支行”（“隧”指主要巷道“支行”指由主巷到工作面的小巷道）。“其行隧也如上山左者登右必降左者降右必登降者下墄登者上墄循山旁行而不得平谓之反墄（墄指阶齿）。”其意思是讲要想采出不同位置的倾斜煤层需要布置上山或下山与采煤工作面连系。古代煤窑通常采掘合一掘进巷道也就是采煤。明代的巷道延深可达数十百丈1。掘进巷道（往往即是采煤）所用的工具主要有凿、锤、镐、钎。 4.井下支护。为了防止巷道和工作面塌落冒顶支护是重要的。古代支护方法基本可分为人工支护和留煤柱支护。煤层及其围岩较软、较破碎时用人字形木支架或二柱一梁木支架或方框支架支护。若煤及其围岩较坚硬时一般不加支护或留煤柱支护。 5.井下运输。古代煤窑井下运输主要靠人背、肩挑到明清时期还用一种拖筐（或拖车）运煤。拖筐形似船形或长方形用竹制或木制。有些木制拖筐下面还钉有铁条（拖条）使运输煤更为方便省力。 6.矿井通风。一般采用自然通风或人工通风。自然通风又分为单井筒通风和双井筒通风。双井筒通风较为普遍。明代《颜山杂记》对双井筒通风作了明确的记载：“是故凿井必两行隧必双令气交通以达其阳攻坚致远功不可量。以为气井之谓也。”专门用作通风的出风井通常选择在较高处（进风井在低处）这有利于自然风流的流动。 单井筒通风多采用表风法即在井筒的一角用片石砌成一个三角形的回风道回风道高出井筒形如烟囱名曰“噘咀”。风从井口进入井下到采煤工作面再经过用表墙隔出的回风道由噘咀流出。单井筒通风最简单的方法是将一竹筒（南方有一种径粗如碗的竹子凿去中节）放入井中竹筒高出井口井下即可形成自然风流由竹筒抽出瓦斯等废气。这在宋应星《天工开物》一书内的采煤图中作了形象的说明。 人工通风的办法主要是用风车、风柜、风扇、牛皮囊等往井内扇风。 人工通风对浅部采煤有效。 1崔铣：《彰德府志》卷八。 7.提升与排水。古代煤窑的提升工具主要是桔槔、辘轳、绞车。使用辘轳、绞车既可用人力也可用畜力。明代《天工开物》已有关于牛拽辘轳的记载：“井上悬桔槔、辘轳诸具制盘架牛牛拽盘转辘轳绞縆汲水而上。”提升工具可提煤也可提水。盛水器具古代多用牛皮囊（牛皮包）因其坚韧耐磨盛水较多。古代南方也用唧筒（有的地方称水龙）排水。《天工开物》讲：“井及泉后择美竹长丈者凿净其中节留底不去其喉下安消息吸水入筒。” 8.矿井照明。古煤窑浅部挖煤多用明火油碗、油盘。但随采深增加瓦斯增多极易引起爆炸遂给灯加罩。明代《本草纲目》的采煤图中立柱上挂吊的矿灯已有灯罩。矿灯既是照明工具又是检测通风情况的工具。《颜山杂记》讲：“凡行隧者前其手必灯而后之。”意即说在矿井下走路必须一手在前拿灯看情况有无变化然后前进。因为通风良好则风量足灯火亮反之则灯火变暗乃至熄灭这是危险的信号。这种通风不良的现象矿工叫做憋气、煞气、闷亮。 中国古代煤炭技术的展中国古代煤炭技术的展到了清代晚期达到了高峰就古代手工操作技术而言已非常完善。古代长期形成的传统煤炭技术有些直到近现代仍在使用。譬如传统炼焦方法现今有的地方仍在应用。我国传统炼焦方法主要有圆形炉炼焦法与长方形炉炼焦法两种。长方形炉练焦法在清末萍乡煤矿得到重要改进使炼焦时间减少一半炼出的焦炭质量可以和西方洋法炼出的焦炭媲美一时名扬中外。萍乡长方炉炼焦时间三天出焦率六成以上每座炉一次可炼焦二十吨。其建炉方法如下：长方形炉底略高于地面用砖铺平四周筑土墙墙脚深约一尺墙高三尺、厚一尺四寸。炉宽八尺炉长三五丈至丈均可。火门对称修筑火门间距约三尺。火门形状外方内圆外大内小。外火门高一尺四寸、深七寸、宽一尺门下距地面三寸内火门在外火门内层土墙上偏凿圆孔孔径六寸斜上通入炉中上沿约与外火门相齐。炼焦程序是先装末煤一尺三四寸再用砖坯叠砌火路使之四通八达但每一相对火门的火路必须对直。尔后在每两相对的火门炉中心的火路上面用砖砌一方形烟囱而靠两头横墙边亦砌一烟囱。各烟囱下的火路成一直线。烟囱砌好后用炉灰或洗矸石末铺盖三寸使除火门烟囱外无漏风处。再后用煤泥炭饼、木柴引火。各火门之火力宜猛不可间断。晴天约七八小时阴雨天约十二小时各烟囱便有红火冒出此时各火门用砖封闭。当视烟囱已无烟火色红白时便可拆卸烟囱、火路随之覆盖细灰勿使进风约过十二小时用水浇湿面灰以熄余火再过六小时即可取焦1。 1参见俞燮堃：《萍矿土法炼焦附土说》19o7年活字本第11—16页。第十四节石油天然气明代石油天然气开利用水平的提高先表现为凿井技术的展。明代凿井技术继宋卓筒井明以来有很大进步凿井技术逐渐趋于程序化。据《蜀中广记》等书记载2当时凿井程序大致可分为选井位、立石圈、凿大窍、扇泥、下竹和凿小窍六道工序。 凿井前先请有经验的山匠来选井位这需要丰富的地质学知识当时工匠在长期生产实践中基本掌握这些知识。井位选好后为了防止表层泥土的垮塌必须“尽去面上浮土不计丈尺以见坚石为度”3。然后将事先准备好的外方内圆的石圈下入挖好的坑中层层相垒筑成井筒。接着用大铁钎为钻头进行顿钻。大铁钎“扁竟七寸有轮锋利穿凿”4人们用杠杆原理提起放下大铁钎使它上下运动凿穿岩石为了防止井径弯曲凿井时必须时常转动钻具这与现代钻井中大钳的作用相当。凿井过程中还要向井内灌水或利用地下水与凿碎的岩屑混合成泥浆便于泥筒汲取。此外还可以冷却、润滑钻头以加快钻进度。每当钻井一二尺后就要用扇泥筒扇泥。这样钻凿与扇泥交替进行凿到二三十丈深“见红石岩口大窍告成”5。然后开始下套管使“四溃淡水障阻不能浸淫”1。最后再以小铁钎为钻头钻进直至完井。钻井工艺的程序化为钻井向深部地层展创造了条件。 凿井技术的程序化迫切需要固井技术和治井技术的展因此固井技术和治井技术的进步也是这时期钻井技术展的标志。 明代的井“浅者五六十丈深者百丈”2约合今制155.5至311米井深比宋元时期有明显增加。套管必须下到红石岩层深度达“二三十丈（约今62.2至93.3米）这样套管所承受的拉力、内部液压力和外部挤压力加大需要强度较高的套管柱。宋代所用楠竹的强度显然适应不了凿井深度的猛增。人们在长期实践中摸索出石料、圆木代替楠竹制套管技术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难题。如在井的上部用外方内圆的石圈筑成石质的套管这种套管不易变形强度大；在土层之下用竹木为套管一般采用松木或柏木等木质坚硬且耐腐蚀的材料按井径大小剖开圆木“挖空如竹合而束之”然后“以麻合其缝以油灰衅其隙”3。油灰是用桐油和石灰混合制2马骥：《盐井图说》原著已佚《蜀中广记》等书有引文。 3马骥：《盐井图说》原著已佚《蜀中广记》等书有引文。 4马骥：《盐井图说》原著已佚《蜀中广记》等书有引文。 5马骥：《盐井图说》。 1马骥：《盐井图说》。 2光绪《射洪县志》卷五引郭子章《盐井图说序》。 3同治《南部县志》卷六。 成的它涂在木竹表面可以进一步提高套管的强度和防腐能力。新套管材料的出现为地质井向更深层展创造了条件。 随着井深的增加如何处理随时可能出现的井下事故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之一。明代的治井主要有打捞落物和淘井两种类型。在凿井过程中钻头折断落入井中或遇到淤泥受阻就需进行治井。为了打捞落入井中的物品人们明搅镰、铁五爪、撞子钎等打捞工具1。用这些工具可以成功地处理各种井下事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撞子钎后来演变成现代钻井中的主要器具——活环。此外人们还明搜子、漕钎和刮筒等淘井工具用以排除“淤泥填溢”等井下事故。 这一系列钻井工艺上的重大突破对明代石油天然气的开利用有极大推动作用。在石油开采方面据《益部谈资》等书记载四川嘉州、眉州、青州、井研、洪雅、犍为诸县都有石油井。这是继西北油井以来我国又一批早期的石油井。 在天然气开采方面更是突飞猛进特别是在四川自流井出现了世界上最早投入开的天然气田。明嘉靖年间由于自流井地区的盐井大多坍塌成为废井或是井老水枯。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运用先进的凿井技术又钻凿一批新井2。这批井的深度都较以前有所增加。在开凿盐井的同时相继出现了一大批高产的天然气井。据《李氏家谱》记载明万历年间自流井地区天然气的开采已有一定规模。这是世界上最早进行工业性开采的天然气田之一在世界天然气开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南方各地经济文化的展人们在上海、云南、广东等地又现大批油气苗这些记载一方面说明人们对大自然认识能力的增强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是石油天然气蕴藏量极为丰富的国家。 凿井技术的展和油气苗的更广泛现为石油天然气的广泛应用奠定了基础。明代石油天然气的应用表现在许多方面。如明代陕西延安地区居民不再以原油直接点灯而是把它加热后除去水分及其他易挥成分然后“浸不灰木”（不灰木即石棉）可长期点用。这是石油作为照明用油工艺上的又一次突破。四川许多地区也广泛地把石油用于夜间照明1。此外石油在医药上的应用更为普及。《大明一统志》载石油可以“燃灯疗疮”；《居家必备》载“可涤疖毒无名恶疮效”；《延安府志》载“可燃灯涤疮”；《本草纲目》载“石油气味与雄硫同故杀虫治疮”等对石油药用价值的这些记述显示明代人们对石油性质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 1《明会典》卷三三。 2马骥：《盐井图说》。 1曹学佺：《蜀中广记》。 第七章阶级结构第一节明代社会阶级的构成及其特点阶级的存在是与生产展历史阶段相联系的也就是说历史展决定了阶级结构的特点。本书“导论”中白寿彝教授在《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一章中曾经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社会的论断进行了分析说明：“人类历史上曾存在三种阶级社会即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前两种社会的阶级是以等级形式出现的。”他并且援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说过：“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由各种社会地位构成的多级的阶梯。”1列宁也曾经说过：“社会划分为阶级这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共同的现象。但是前两种社会中存在的是等级的阶级在后一种社会中则是非等级的阶级。”2一般来说阶级是按经济地位划分的等级的划分则既取决于经济地位同时也取决于政治地位与社会地位。 明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它在社会阶级构成上保存了等级社会的特征；但是由于它处于封建社会的晚期随着社会生产的展旧的等级制度已经产生了一些变化经济因素的作用明显加强传统等级制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这一切都构成了明代社会阶级的特点。 洪武元年（1368）正月初四朱元璋在南京登极称帝的时候明军的北伐之师已经攻克了汴梁（今开封）并且势如破竹直指向元大都（今北京）。八个月后徐达率领的明军攻入了大都元顺帝北走在一场天翻地覆的改朝换代的动荡之中新朝建立起来了。 明朝是一个由汉族地主阶级建立起来的封建国家在它建立之初便体现出了中国封建等级社会的诸多特征。先是由朱元璋及其周围的一批新贵取代了元朝的旧贵族一个由皇帝为核心的皇室、外戚与功臣勋贵组成的贵族集团仍然是新朝的最高统治者。代表皇帝并且去体现这种皇权统治的则是一大批等级分明的官僚。这种官僚统治一直渗透到地方府、州、县和军队中的卫所当中。而在地方州县以下、军队卫所以外的基层社会当中则由缙绅地主（即有身份地主）、无身份地主、农民、商人、手工业者、城市居民及军士、军馀等等构成了社会的主体。这也是中国传统封建社会中社会阶级结构的共性特征。尽管明朝人户分有军、民、匠、灶以及商籍等户籍的区别但是户籍的区分主要是为了便于对于各类人户的管理如赋役编派等这是封建人身依附的一种体现并不能够从中反映出社会等级结构特征。例如明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1页。 2《列宁全集》第六卷第93页注1。 代的军户在明初虽然比一般民户身份要略低但从社会等级上看并没有根本的区别只是他们是在军卫管理下从事生产而已。到明中叶以后由于军屯的破坏军屯田地私有化种田的军户更与农户无异。从目前研究的情况看明朝前期的社会阶级结构基本上保持了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等级特征只是由于时间条件的不同而体现出了一些必然的差异。 经过了长期战乱后的明初社会一个重要的特点是生产资料——土地的重新分配这比较起改朝换代的政治变动更为重要因为改朝换代的政治变动只是一批新贵取代了原来的统治者而生产资料的重新分配则造就了一大批新生的拥有一块属于自己耕作土地的农民我们过去习惯称之为自耕农。自耕农即指不雇工、不出租自己从事分散零星个体经营的农民。1我们虽然无法详知当时这种自耕农民的数量究竟有多少但可以确信他们的比例是空前增加了的这可以从当时大土地所有者人数的畸少中得到反证。据洪武三十年（1397）户部对全国的统计（除云南、两广和四川外）田盈七顷户为14241户当时全国除云南、两广、四川外总户数为949o713户。2则知田盈七顷户仅占当时户数的o.15％。再以富户相对集中的苏州为例洪武三年（137o）全府田粮百石以上户554户当年全府总户数为4738oo户田粮百石以上户仅占o.12％其所承担税粮共计15o184石为全府税粮总额2211391石的6.8％。而其余百分之9o以上的税粮则落到占人口百分之98以上的中小地主及自耕农民的身上。这与元朝及明中期以后的情况显然是不同的。而那些田粮大户在明太祖所推行的严猛政策之下许多被列为“奸顽豪富之家”而受到打击破产。如当时人所记：“三吴巨姓享农之利而不亲其劳数年之中既盈而覆或死或徙无一存者。”1这些破产的富户也就逐渐衍变成为耕种官田的国家佃户或者自行开耕荒田占为己田的自耕农户。 其实在明太祖的心目中包括那些占田颇多的地主在内都是民在当时称之为无身份者。他们与官的根本区别在于不能享受各种特权例如免役及以身份抵刑罚等。在明初取得了官的身份的人数尚不甚多。元朝末年江南地区那种“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的情形已一去而不复返。一个由大量国家佃户和自耕农民构成的明初社会也就为皇权的空前强化提供了最为有力的基础。而在中国历史上这种极端皇权政治的一个重要社会表征便是鲜明的等级化阶级社会。 中国的等级化社会与西方等级化社会的一个明显区别是中国很早便开1王毓铨：《〈中国历史上农民的身份〉写作提纲》《莱芜集》附录中华书局1983年版。2《明太祖实录》卷二五二洪武三十四年四月癸巳。按：史缺三十年数字若以洪武二十六年为据全国总户数减去云南、两广、四川户数为949o713户；以浙江等九布政司及应天十八府州户数相加为949o213户微异。今取前数。 1贝琼：《清江集》卷十九《横塘农诗序》。 始了科举考试的文官选任制度从而使得社会等级的形成较前有所变化增加了等级的可变因素。明代的文官制度确立经过了大约半个多世纪的时间直到宣德年间才真正确立下来。但是文官制度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旧有的一成不变的等级制度它所体现的仍然是相当鲜明的等级社会特征等级身份成为整个社会阶级结构的主体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准则。这种传统化的情形到明中期以后才开始生了变化。这也就构成了明代社会结构的另一个更为主要的特征而这一特征才是真正前所未有的。 造成这一变化的原因先应当归功于明中期以后商品生产的展。随着商品生产的展金钱开始对于社会结构产生了愈来愈大的作用生产力对于生产关系的宏观决定作用开始得到了明显的体现。 大约从成化年间起旧有的社会结构开始生了变化。被视为至高无上的官僚队伍中骤然间混入了一大批三教九流之辈。他们以传奉授官的形式很快居于高位并且掌握了朝中的相当权力。以往的史家们大都将此作为成化弊政的代表因而孝宗即位后裁汰传奉官也就成为了“弘治中兴”的德政。但是这里面同时还存在着另一种社会因素即旧有的等级社会开始生了变化只不过这种变化未及展开来便由“弘治中兴”的君臣们拉回了原有的轨道之上。但是商品生产对于旧有等级社会的冲击却并未因此而停止孝宗时已感到了改变这种社会趋向的困难待到孝宗死后武宗即位这种社会的变化便如溃决的洪流愈加一而不可收。因此明朝人也就将正德、嘉靖前后作为了这种社会变化的转折时期。 正、嘉以前南都风尚最为醇厚。荐绅以文章政事、行谊气节为常。求田问舍之事少而营声利、畜伎乐者百不一二见之。逢掖以哔帖括、授徒下帷为常投贽干名之事少而挟倡优、耽博奕、交关士大夫陈说是非者百不一二见之。军民以营生务本、畏官长、守朴陋为常后饰帝服之事者少而买官鬻爵、服舍亡等、几与士大夫抗衡者百不一二见之。妇女以深居不露面、治酒浆、工织纴为常珠翠绮罗之事少而拟饰倡妓、交结姏媪、出入施施无异男子者百不一二见之。1这种变化的社会表象是竞奢之风而它的内涵则是商品化展对于传统观念的冲击传统等级社会开始生了动摇。隆庆、万历年间经济比较达的苏松地区这种变化尤为明显当时人管志道曾说：“开国以来之纪纲唯有日摇一日而已于是民间之卑胁尊、少凌长、后生侮前辈、奴婢叛家长之变态百出盖其所由来渐矣。”2而商业达的徽州地区商人地位亦有明显提高。汪道昆便将学儒与经商看作是一种人们自己的生活道路选择他说：“古时右儒而左贾吾郡或右贾而左儒。盖诎者力不足于贾去而为儒赢者才不足于儒反而归贾此其大抵也。”3当金钱对于人们的吸引1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一《正嘉以前醇厚》。 2《从先维俗议》卷二。 3《太函集》卷五四《明故处士溪阳吴长公墓志铭》。 力在相当多的情况下过权力的时候旧有的等级社会便开始瓦解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一书中曾经说过：“商业到处对于各种已有的在它们不同各种形态上主要以使用价值为目标的生产组织都多少生分解的作用。对于旧生产方式它有多大的解体作用先是依存于旧生产方式的坚固性和内部结构。”4明中叶以后各级官吏利用等级制度所赋予的权力去攫取财富以满足其日益膨胀的已经展到了惊人的程度传统政治日趋。旧体制的内部结构被它自身破坏了。商业的展吸引了更多的人从事于经商活动这便更加剧了对旧体制的破坏。于是在明朝隆、万以后出现了一种过去许多人不能理解的现象：一方面是传统政治的日趋一方面则是社会经济的日趋繁荣。这其实正是一种体制转换过程中的必然。当然我们不是说明朝中叶以后已经由明显的阶级社会取代了原有传统的等级社会而只是强调了传统等级社会中的这一变化这在明朝中叶以前从未有过如此的突出因而构成了明代社会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随着这种社会变化仍然维持的传统等级自身也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王毓铨教授指出：“不是政治倒是商业和商品生产逐渐地推开了封闭的凝固的自然经济结构破除了贱商的政策和习俗打破了传统的等级提高了商人的社会地位。从此各地商帮会馆也成了举子的旅舍商人成了许多地方文化事业的经济支持者。”1过去一些学者曾经试图从明代雇佣关系中去找寻农民或者手工业者身份的变化。一个重要的例证是明万历间公布的将短工由雇工人等级确定为凡人等级的变化。他们的研究成果为明代社会等级的变化提供了论据但是社会等级的变化并不能完全体现出等级社会的根本变化而只是一些过去地位相对低下的社会等级地位相对有所提高而且他们所能够找寻到的材料还都无法证明旧的体制已经生了根本的变化。事实上这种变化更为突出表现在当时的社会上层即剥削者当中也即王毓铨教授所说的商人地位的提高。这种变化才直接冲击到了旧的社会阶级体制使得上层社会等级失去了昔日的光彩。至于说到社会下层的小民却并未体现出地位上的明显变化。明代中叶以后的社会还没有脱离开等级社会的结构只是对于旧的等级观念生了一些改变。 4《资本论》第三卷第411页。 1王毓铨：《中国历史上农民的身份》写作提纲。 第二节宗室与勋戚明代作为等级社会它的最高等级是皇帝以及与皇帝有关的各种特殊身份的人主要包括了宗室、外戚和功勋贵族。 中国封建社会的突出特点是家国同构的社会政体。朱元璋从建立明朝的第一天起便构筑了一个家天下的模式。这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是他自己即皇帝。皇帝的继承人是皇太子。朱元璋所选定的太子是他的长子朱标至于其余的诸子则都分封为亲王并且封往各地作为藩王以屏藩皇室。 明制皇子封亲王授金册金宝岁禄万石府置官属。护卫甲士少者三千人多者至万九千人隶籍兵部。冕服车旗邸第下天子一等。公侯大臣伏而拜谒无敢钧礼。亲王嫡长子年及十岁则授金册金宝立为王世子长孙立为世孙冠服视一品。诸子年十岁则授涂金银册银宝封为郡王。嫡长子为郡王世子嫡长孙则授长孙冠服视二品。诸子授镇国将军孙辅国将军曾孙奉国将军四世孙镇国中尉五世孙辅国中尉六世以下皆奉国中尉。1这些宗室构成了有明一代一个庞大的贵族核心。 在明洪武时除太子之外藩王是封建等级中最有权力的等级。他们不仅拥有封藩所在地的统治权而且拥有相当实力的军权和所在地方官员（包括王府官员和地方官员）的控制权。朱元璋的这种做法目的虽然是为了维护他家天下的构想但是实际上却因此而开启了“藩衅”并最终导致了他的后代们对皇位的争夺。皇太子朱标是先于朱元璋而死去的朱元璋按照嫡长子继承的原则重又选定了皇孙朱允炆为皇储。于是他原来设计的诸王屏藩皇帝的构想失去了旧有的平衡。这种内轻外重的局面展到朱元璋死后最终引了燕王朱棣夺位的事件。这场朱氏家族内部的皇位之争使明代宗室的地位受到了第一次严峻的考验。建文帝朱允炆的削藩与成祖朱棣夺位后所推行的再次削藩开始改变了藩王们在太祖时期所形成的地位。 永乐元年（14o3）十一月因为代简王的违法行为成祖特诏命有司：“自今王府不得擅役军民、敛财物听者治之。”1此时的诸王已经渐失其旧日的权势逐渐由屏藩王室的实力型贵族转化成为了寄生型贵族。宣德元年（1426）汉王朱高煦起兵夺位失败后这种局面被进一步确立下来。 洪武、永乐以后宗藩虽然失去了参与军政的权力但是他们仍然是等级社会的最高层是具有贵族身份的大地主。他们因为贵族的身份而取得了其他地主所无法与之相比的经济地位。王毓铨教授专门研究明代的王府庄田并通过对清初更名田的统计由此对明代王府庄田作了大致的估计结论是大约在二十万顷以上。明代的藩王通过给赐、奏请、侵夺、投献等各种方式从民间获取了大量田地。明代藩府的庄田动辄上万顷其中最为突出的1《明史》卷一一六《诸王传序》。 1《明史》卷一一七《代简王传》。 当属隆庆间景恭王和潞简王的赐田均达四万顷之多。而万历间的福恭王奏讨的田地亦达二万顷天启间瑞王的赐田达三万顷。郡王比起亲王来说占地量当少一些但数目也仍然相当可观从现存的零星记录来看郡王的占田也常在数百乃至千顷以上。而按照洪武间的定制郡王诸子也有定额赐田：“郡王诸子年及十五每位拨给赐田六十顷以为永业并除租税。诸子所生之子唯世守永业。”1这当然不能满足日益展的宗藩的需求有力量的宗藩必然会竭力去侵夺展。到嘉靖间明代宗室造入玉牒的共有四万五千多人。隆庆初见存的亲王、郡王、将军、中尉以及未名未封者共计二万八千四百九十一人这还不包括皇族中的女性公主、郡主、县主等等。这样一个庞大的寄生集团对于当时社会所构成的压力之大是不难想见的而在这样一个庞大的贵族集团内部也必然会出现分化同样都是太祖的子孙景况却大不相同了。势力较大的亲王、郡王享受着政治经济上的特权支系较远的宗室则不得不过着平民般的生活。尤其到明朝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展那些破落宗室所能够保持的政治地位已成一纸空文他们如果无法改变自身的经济地位便只能像平民一样去谋求生路。于是宗室的地位生了新的危机。 天启二年（1622）壬戌会试始开宗科准许宗室成员同平民一样应试科举通过做官来谋求生路这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中叶以后宗室贵族的旧日地位的进一步变化。法定贵族地位的丧失是等级化社会向单纯阶级化社会转变的重要体现。 在明代的贵族阶层当中除去皇室贵族之外还有由勋戚也就是驸马、外戚和功勋贵族们这些异姓贵族构成的贵族阶层。 明建国之初对于异姓贵族的限制是十分严格的。驸马都尉欧阳伦因违法而罪至于死而明代的外戚则素称“循理谨度无敢恃宠以病民汉、唐以来所不及”1。明代的功臣在太祖时每每无端获罪身家不保。明初分封的公、侯、伯被牵入到“胡蓝之狱”中的很多还有些被以其他罪名赐死除爵。能够保全下来的勋臣已经不再是国家政治的参与者而是皇权的附庸。但是这些勋戚贵族同宗室贵族一样是明代等级社会中的特权等级并且利用这种政治上的特权取得了经济上的特殊地位。 明代的公侯勋臣在分封时如同亲王一样要赐给庄田和佃户。这一制度从洪武初封功臣的时候便已确立下来了：甲辰中书省奏公侯佃户名籍之数：韩、魏、郑、曹、宋、卫六国公延安、吉安、江夏、淮安、济宁、长兴、临江、六安、荥阳、平凉、江阴、靖海、南雄、德庆、南安、广德、营阳、蕲春、永嘉、豫章、东平、宜春、宣宁、汝南、中山、巩昌、河南、颖川二十八侯佃户凡三1《明太祖实录》卷一o四洪武九年二月丙戌。 1《明史》卷三oo《外戚传序》。 万八千一百九十四户。2这于是成为了有明一代的定制。这些佃户所耕种的官田地也就成为了公侯们的赐田。除去赐田外勋戚们还通过奏讨、侵夺和投充等形式取得更多的官民田地。这些洪武初封的功臣到后来多获罪夺爵田地没官。但是勋戚赐田的制度并未有所改变其后所封勋戚也都有大量赐田和奏讨田地所以清初人说：“前朝之滥恩也功臣外戚利民间膏腴之地巧言奏请乞为庄田朝廷夺民地予之而即以地主为佃户畿府苦之。”3朝廷虽然屡有禁约而不能止。这些勋戚贵族在政治上享有特权在经济上处于优势地位他们中间大多是世袭贵族是社会的最高等级他们是维护等级社会的基础。 这些勋戚贵族不仅占有大量田地成为当时最大的一批贵族地主而且往往插足于商业兴贩与民夺利成为带有浓厚封建性质的垄断商人。明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展为了满足对财物的占有他们在经商方面的兴趣愈大。这些勋戚商人与一般商人不一样。他们是勋臣或者皇亲国戚有着一般商人所不具备的封建特权可以恣意侵夺官民之产建立店铺塌房霸占商民店铺甚至邀截商货抑价夺买私设牙人把持市肆操纵物价。他们可以私设公堂凌虐平民商人也能够威胁地方官吏使之无法执法干预。这种情形虽然在明初的记录中已有所见而在嘉靖以后的史料中则更是屡见而不鲜。世宗初年曾有官员上言：“通州张家湾密切京畿商贾之辏而皇亲贵戚之家肆列其间尽笼天下货物令商贾无所牟利。”1二十年后这种情形更加变本加厉翊国公郭勋等“乃敢藐视国法广置店舍千余区滥收无籍擅用官刑阻绝经商暗损国课”。又于“南京、淮扬、临清、徐州财赋之地皆置有私店。水6舟车皆悬翊国公金安牌骚扰关津侵渔民利”2。 事实上明朝中叶以后的勋臣皇亲几乎都成为了大商人而且他们不是一般的商人他们的商业活动不同于一般的商业经营。他们所凭借的主要不是商业资本而是封建特权他们所进行的完全不是公平交易而是巧取豪夺他们所获得的基本上不是商业利润而是豪夺的财富。而富商大贾见逼于勋戚势要的特权于是设法与之勾结伙同罔利形成了勋贵奸商浑然一体的情况。明世宗曾在他的旨批中谈到盐法问题时说：“盐法系足边急务祖宗具有成法。近来势要官员通同奸商买窝卖窝以致阻坏流弊滋甚。”12《明太祖实录》卷六八洪武四年十月。 3康熙《束鹿县志》卷五《食货志·田赋》。 1《明世宗实录》卷四正德十六年七月庚申。 2《明世宗实录》卷二五三嘉靖二十年九月乙未。 1《明世宗实录》卷一六二嘉靖十三年四月乙巳。 ------------ 13 阻坏盐法暗损国课这还只是勋戚经商对于国家收入的损害而他们对于社会更深远的损害则是破坏了商品经济的正常展由于他们对商业的介入使得本应成长起来的商人和经商秩序遭到严重的破坏。这正如王毓铨所说的：“这是他们（勋戚贵族）所继承的中国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的历史传统也是地主阶级展的道路。”2也就是说他们所代表的不是经济的进步而是对经济进步的破坏与反动。 2王毓铨：《莱芜集》九《明朝勋贵兴贩牟利怙势豪夺》。 第三节界限分明的官与民在中国的传统等级社会中作为社会上层等级的除去皇室和勋戚贵族之外还有一个相当庞大的社会群体即官僚阶层。官僚阶层不同于皇室贵族他们不一定是天生的特权等级而是通过科举考试或其他途径进入官僚行列从而取得了与一般平民不同的政治地位。 在明代的社会结构中官与民是界限分明的两个等级。一般来说官僚们虽然也属于地主阶级的行列但是在明代社会中具有官僚身份的地主与无身份的地主在政治经济上的地位有着相当大的区别。无身份的地主在当时的社会观念中也还是属于民的行列他们除去拥有对主要生产资料——土地的占有并以此作为剥削手段之外在政治上则与一般农民没有什么区别。明代官与民之间如此鲜明的界限反映了当时的等级社会特征。 明初朱元璋便通过荐举、科举和学校作为选官的途径开始建立起一套庞大的官僚队伍。但是此时由于建国未久整个官僚体制尚未健全文官治国的政治局面尚未形成。 明代的官僚集团在建国之初基本上是依附于文臣出身的功臣之下的像明初的李善长、刘基、宋濂等人都是官僚集团的领袖人物。这时候的官僚们受到太祖所施行的严猛政治的限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未能够有明显的展。如果说洪武中所生的著名的“胡惟庸案”和“蓝玉案”主要是针对功勋集团的话那么“郭桓案”、“空印案”以及洪武三十年的“南北榜案”则主要针对了当时的官僚集团成员。目的虽然是为了防止官员的贪污其结果则直接打击了整个官僚队伍造成了“仕不为君用”的政治局面。当时人在谈到这种情况时曾说：终洪武一朝“无几时无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不止于一身刑必延乎亲友”1。这当然不仅仅是太祖个人好恶的结果而主要是在明初的社会条件下为了缓和社会矛盾限制官僚地主势力展的时代需求。所以后人在谈及洪武与永乐间官僚成分的变化时曾说：“国初右武事、上民功士之出为世用者不限以科第。至于永乐纪元民庶且富文教大兴。龙飞初科取士倍蓰于前。一时绩学馆阁试政方洲者多其人。至今言进士科者称之。盖文皇帝所以鼓舞一世摩砺天下而为此盛举耳。”1其实在洪武与永乐之间明朝的士大夫们还经历了一个他们心目中更为美好的建文时期那是一个被视为宽仁和文治的最理想的时期但是由于明成祖的夺位而被永乐朝所代替那种为士大夫们所乐道的建文之治最终流产。永乐中对于建文遗臣的残酷杀戮使明初文官阶层的展再次受阻一切都似乎又回到了开国的时代但是那毕竟是不同的了。朱棣的成功只是明政权内部的一次皇位争夺而不是改朝换代虽然又出现了一1解缙：《大庖西封事》《明经世文编》卷十一。 1吴宽：《匏翁家藏集》卷：三二《吴县儒学进士题名记》。 批帮助成祖夺位的新贵整个国家体制却没有生根本的变化仍然延续了洪武和建文两朝的基点——官僚化的进程还在缓慢继续。 永乐初的名臣解缙在家书中对于自己生活情况的描写很能够代表当时官员们的普遍状况：“在此每月关米七石其余每石折钞共七千贯。又尝留下三石粜四石得钞百余贯。而马料豆每石五十贯稻草亦甚贵。时时虽有赏赐随得随用又作些人情又置些书尽是虚花用了。衣服靴帽饮食之类所费不赀。”2当时的另一位名臣户部尚书夏原吉为来京探亲的弟弟送行时所赠也不过米二石。生活上的清贫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官僚势力的衰弱。这时候的官僚们真正体现出了在国家机器上的服务作用。这种情形直到永乐末年才开始生改变。永乐末由于成祖多病不临朝一些官员趁此机会开始利用职权徇私舞弊。史料中说：“太宗自十五六年数疾不视朝扈从之臣请托贿赂公行无忌。”1仁宗即位后改变了永乐中皇帝治国的状况以及永乐后期吏治的失控文官治国的局面开始形成。宣宗时在此基础之上对于吏治进一步整顿完成了从开国到守成的变化。而与此同时明代官僚政体也得到了完善。 大约从仁、宣到成化以前半个世纪左右时间里明朝的官僚士大夫们还是处在恢复与展之中。这一段时间对于明朝的官僚士大夫们来说实在是十分关键的时期经过这半个世纪的展他们开始真正羽翼丰满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成为主导势力。成化以后他们更进一步不再安于旧有窠臼的限制开始用放纵和猎奇去弥补生理和心理的不足。这时候他们那种天然的双重性开始暴露出来。他们一方面在朝廷和各级官府中充当国家机器的执行者一方面却又在农村乡镇以身份地主的面目成为地方势力的代表。从而构成了明朝最重大的社会问题之一的乡官问题。 清代史学家赵翼曾说：“前明一代风气不特地方有司私派横征民不堪命而缙绅居乡者亦多倚势恃强视细民为弱肉上下相护民无所控诉也。”2经过长期的官僚政治局面从朝廷到地方无处不形成一张张关系的密网本来分散的官僚个体的权力通过这样的关系网联系到了一起形成了一种可以左右朝廷与地方政治的力量。清人对此有十分生动的评述：明季缙绅威权赫奕凡中式者报录人多持短棍从门打入厅堂窗户尽毁谓之改换门庭。工匠随行立刻修整永为主顾。有通谱者招婿者投拜门生者乘其急需不惜千金之赠以为长城焉。尤重师生年谊平昔稍有睚眦即嘱巡抚访拿甚至门下之人遇有司对簿将刑豪奴上禀主人呼唤立即扶出有司无可如何。其他细事虽理曲者亦可以一帖弭之。出则乘大轿扇盖引导于前生员则门斗张油伞前导。婚丧之家绅衿不与齐民同2张萱：《西园闻见录》卷十四。 1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八《仁宣致治》。 2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四《明乡官虐民之害》。 坐另构一室名曰大宾堂盖徒知尚爵而不知尚德尚齿矣。1这里所谓的尚爵实际上是尚等级、尚权力。读书人一旦中式便开始进入了官僚的行列也便取得了相应的特权他的一切也便由此而得来了。到明朝中后期各地田连阡陌奴仆成群的大地主也都是权势显赫的大官僚。如像严嵩、徐阶、董其昌等便是其中的代表。清初人郑廉谈到明末河南情况时曾说：“是时中州鼎盛缙绅之家率以田庐仆从相雄长。田之多者千余顷即少者亦不下五七百顷。”2河南在明后期确是社会矛盾最为激烈的地方“明季河南诸藩最横汴城即有七十二家王子田产子女尽入公室民怨已极”3。从藩王到官僚们如此的横行民怨已极最终导致了明朝政权的覆亡。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这些官僚体现了国家权力他们本身担负着平衡社会矛盾的作用然而却同时又作为身份地主利用自身的特权成为农村中侵夺田地荫占人户破坏社会平衡的势力。这种封建社会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造成了中国封建社会中一次又一次的政治与经济的危机。 成化朝开始出现了内阁辅制度这反映了明代官僚体制的进一步成熟。官僚内部的政治争斗也因此而更加激化。到嘉靖以后这种政治斗争进一步公开以党争形式出现官僚阶层开始进一步走向了没落。 封建社会的政治与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了官僚阶层内部的分裂针对当时政治经济形势官僚阶层内部往往会产生出不同的政治观点因此明代官僚阶层内部的斗争主要是以政治斗争形式体现出来的。 从嘉靖、隆庆年间内阁的纷争到万历以后东林党、阉党以及浙、齐、昆、楚、宣诸党的形成明代官僚集团内部的斗争愈演愈烈。他们斗争的实质是一部分官僚为了保持自身的既得利益希望一切不变；一部分官僚感到危机的存在而希望通过清明政治来缓和危机。他们因此在执政路线上生激烈的分歧最终导致由不同的政治主张而组合的政治派别形成党社。在这场党社斗争中即使是东林党那样的相对开明的党人们也从未有过改变社会政治体制的主张他们充其量也只是追求一种政治上相对清明的旧秩序而已。因为他们始终只能是官僚政体中的一部分。但是他们在经济生活上由于大都处于商品经济相对达的江南地区或多或少受到一些新思潮的影响因此在他们的政治主张上有时会体现出一些维护士农工商利益的要求他们也因此而得到了城乡平民的同情与支持。这于是给官僚阶层内部的政治瓦解提供了一次机会可惜这次机会在强大的旧势力的压制下最终流产了留给人们的只能是党争给本已难以克服的政治与经济危机的雪上加霜。所以后人在评论明朝党争时一直都认定党争误国的结果。近世清史学家孟1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卷上。 2郑廉：《豫变纪略》卷二。 3汪价：《中州杂俎》卷一。 森教授曾经说过：“门户之祸起自万历在万历间不过把持朝局排除异己而汲引同党至边事既起各立门户之言官以封疆为逞志之具将帅之功罪贤不肖悉淆混于党论而任事者无所措手足矣。建州坐大清太祖遂成王业其乘机于明廷门户之争者固不小也。”1由明朝官僚政体所建立的明朝秩序最终还是葬送在官僚政体的手中。 明朝官僚政体自身变化的另一个方面是它所维系的等级化的破坏。官僚政体在明朝中叶以后还受到了来自富商、地主等非身份者捐纳授官的影响。这在当时被看作是解决国家财政危机的办法之一。 明朝的纳赀授官始于景泰之初。当时正值“土木之变”后边事危急而财政匮乏因以户部议令军民输纳者给冠带官吏罪废者输草于边得复职。这在当时虽然是权宜之制也立即遭到了反对所以行之未久即从礼部侍郎姚夔议止。明代的捐纳制度真正开始于成化朝而成化朝也正是明代社会的第一次变化时期。这显然决非巧合。 成化二年（1466）以镇压荆襄地区流民起义用兵令生员纳米百石以上入国子监；军民纳二百五十石为正九品散官加五十石增二级至正七品而止。纳米入监之事早于景泰间即已有之。富民输纳授武职或者散官也早在成化前即已有先例。但是如同成化间这样明确的捐纳条例以前是尚不多见的而且这时候虽然名义上仅限于授散官其实恐多有实授官职的情况因为到了弘治五年（1492）吏部尚书王恕上奏中即说到：“永乐、宣德、正统间天下亦有灾伤各边亦有军饷当时无捐粟例粮不闻不足军民不闻困弊。比年来一遇灾歉辄行捐例。人既以财进身欲其砥砺廉隅如循吏岂可得也？”1这已是弘治初年革罢传奉官之后的事情捐纳授官在弘治“中兴”的初起也并未曾废革。至正德初年捐纳的规定更加明确：凡阴阳、僧道、医官有缺许其生徒及仕宦子孙、农民纳银送部免考授官其等有四；军民客商人等纳银许授七品以下的散官荣其终身仍免杂徭其等有三；民间子弟纳银许授都、布、按、府、州、县诸司承差、知印吏役其等有八。再至万历中“时殿阁中书无不以赀进者”2。捐纳授官已经成为司空见惯之事。 捐纳授官实际上是金钱与特权的交换它与近世社会学者们所说的人们通过考试进入中产阶级的官僚秩序有着明显的不同相反它是中产以上的富人不通过考试而进入官僚体系之中。明代的捐纳授官与前代的不同之处也正在这里。在废除了旧的一成不变的选官制度之后在考试成为进入官僚阶层的唯一途径的时候捐纳便是对于等级社会的一种破坏它再次打破了等级社会的秩序使明代社会向着按照经济地位区分阶级的方向上又跨出了一1孟森《明清史讲义》（上）第二编第六章第一节《天启初门户之害》。1龙文彬：《明会要》卷四九《选举·纳赀》引《昭代典则》。 2《明史》卷二二四《宋纁传》。 步。 第四节农村的阶级对立明代社会阶级结构的主体是农民社会构成的主要体现是农村的阶级对立。 在明代如同宝塔式的社会结构体当中农民是社会的底层同时也是支撑整个社会的主体。按照明代等级社会的观念农民是指没有任何特权身份的农业生产者其中包括了佃农、自耕农、富裕农民、中小地主乃至没有身份的大地主（包括部分商业地主）。但是他们实际属于完全不同的阶级。对此我们可以按照今天的习惯将他们分为农民和地主。除去农民和地主外明代的农村中还有相当数量的身份地主即贵族及官僚地主以及地位更低于一般农民的雇工和奴仆。我们一般所说的封建社会的社会结构主要便表现在当时农村的社会构成上。 明初的农村由于战乱后的特殊环境及朱元璋为恢复和展生产而制定的各项政策为个体农民的生产提供了有利条件当时的农村形成了以个体自耕农民、国家佃户和中小地主为主的社会结构。洪武元年（1368）的《大赦天下诏》中写道：“州郡人民因兵乱逃避他方田产已归于有力之家其耕垦成熟者听为己业。若还乡复业者有司于旁近荒田内如数给与耕种。其余荒田亦许民垦为己业免徭役三年。”1从当时的史料记录来看虽然后来出现了不期而税的现象但是农民们开耕的荒田则确实成为了己业。 以往的历史著作中都谈到了洪武时在农村始终推行了一种鼓励耕垦的政策其目的当然是为了使人民与土地结合以恢复生产以保证国家的赋税收入。但是洪武时的鼓励耕垦的政策其实是曾经有所变化的。大约在洪武二十一年（1388）以前所推行的是一种保证耕者有田的政策而二十一年以后则推行了一种组织农民耕种的政策。这两种政策所造成的不同后果前者是造就了大批自己有田耕种的农民（或称自耕农）后者则造就了大批耕种官田地的国家佃户。 在洪武、永乐期间由于民屯的展农民由社民即土著农民和屯民即民屯农户构成。社民是在明初复业的农民即原有的乡土居民。屯民的成分要相对复杂一些主要包括罪囚、“故元遗民”、公侯家人和仪从中的逾制多余之户、自愿为民屯种的州县属吏、洪武中内徙的边地州县民户和永乐中复置的边地州县民户、被迁徙的农户等。其中以迁徙屯田的农户最为主要。明初为了展生产将民户由地少人多地区迁往地多人少地区当时出现了许多屯民多于社民的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社民与屯民渐相混合明中叶以后官田私有化更有所展社民与屯民的区别主要在于所耕田地赋役轻重而已。正德、嘉靖间桂萼在《成安政事记》中说道：“［成安县］十1《明太祖实录》卷三四洪武元年八月己卯。 三社八屯社即周司徒所谓各以其土所宜木名社于野是也。屯者以先世民尚稀迁朔方关右民屯田焉。当时迁民多于郭西亦民屯所谓西关厢屯是也。然无其实数窜民因为奸盖社民狃此土故占地广赋役倍输之屯屯益繁地不能给用不常逃复于是诡社避差”1不论是自耕农民还是国家佃户就阶级关系而言他们都是直接承担国家赋役的民户是封建皇权的阶级基础。由于大量无主田地可供这些农户们开耕所以一般来说他们并不存在丧失土地或者沦为地主佃户的问题当时农民的流亡大多是由于赋役过重无力承担。刚刚处于恢复之中的小农经济禁不起哪怕是稍加的压力不期而税或者大户的靠损都会造成小农的破产。但是在明初即使是破产流亡的农民他们的最终结果也只能是还乡复业（或者有少量被移民屯种）。这种特殊情形之下明初的农村社会阶级结构中便形成了以有田地农户为主体的结构特征。这种情形一直保持到了正统间土地兼并日趋严重以后。随着土地兼并的日趋严重失去土地的农民逐渐沦为地主或者贵族们的私人佃户明初那种以自耕农民为主体的社会阶级结构也就一去不复返了。 农户既然有田地耕种并且承担官府赋役因此他们与其对立的阶级——地主阶级的矛盾也就处于了相对缓和的时期。这时候的封建国家为了保证国家的正常财政收入对于地主阶级势力的展采取了限制甚至打击的策略。在朱元璋亲撰的《御制大诰》中除有关吏治的案例之外也有相当多的关于惩治农村中豪强地主的案例。但是明政权毕竟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权它从根本上维护的最终只能是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所以到了建文以后地主阶级的势力便得到了较快的展。当燕王朱棣起兵夺位的时候江南一带便已经出现了农民起而响应攻杀地方大户的情形。当然这只是阶级矛盾激化的一点苗头真正阶级矛盾激化则是正统以后的事情了。正统十三年（1448）福建沙田的邓茂七起义便带有明显的阶级对立特征而与明初那些带有明显宗教起义传统或者直接针对国家赋役的起义有所不同。茂七“尝佃人田例于输租外馈田主以薪米鸡鸭茂七始倡其民革之。又以输租于远者令田主自运而归不许辄送其家。田主诉于县县闻于上司。至是惧讨乃刑白马歃血誓众遂举兵反”1。农村中田主即地主与农民即佃户之间的矛盾开始走向激化。 明中期以后虽然总的趋势是土地兼并日益加剧但是南北不同地区农民的情况也有一些不同的变化。例如北方地区由于一般情况下相对地广人稀农民可以有田地耕种。明宣宗曾经在他的一篇名为《耕夫记》的谈话记录中写到宣德时北方农民的情况：庚戌春暮谒二陵归道昌平之东郊见道旁耕者跽而耕不仰以视不辍以休。召而问焉曰：“何若是之勤哉？”跽曰：“勤我职也。”曰：“亦有时而逸乎？”曰：“农之于1黄瑜：《双槐岁抄》卷六。 田春则耕夏则耘秋而熟则获三者皆用勤也有一弗勤农弗成功而寒馁及之奈何敢怠？”曰：“冬其遂逸乎？”曰：“冬然后执力役于县官亦我之职不敢怠也。”2这段谈话生动地勾画出了当时北方自耕农民的生活状况。但是宣宗所看到的其实并不能代表当时农民的普遍状况。这只能说明在没有天灾没有生土地兼并的情况下农民尚可以勉强维持基本的生活。一旦生天灾农民的生活便无法维持了。仁、宣时期是明朝从开国到守成的变化时期。当时所推行的一系列相对宽松的政策对于改变农民生活状况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从有明一代的情况来看下层农民即小农们的生活一直是贫苦不堪的。从仁、宣之后到正统间农民流亡的情况便已是日趋严重成、弘以后北方农民贫困化的情况并无丝毫改变正德末年杨廷和所谈北方的情况与宣宗的《耕夫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各地水旱相仍灾异迭见。岁用钱粮小民拖欠数多各处军士月粮经年无支该镇奏讨殆无虚日。欲征之于民而脂膏已竭欲取之于官而帑藏已空。闾阎之间愁苦万状饥寒所迫啸聚为非者在在有之。其畿内州县及山东、河南、陕西等处盗贼百十成群白昼公行劫掠。居民被害商旅不通。1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显然不仅仅是水旱灾异。我们看到的永乐十九年迁都后北方各省饥民的情况也曾经是“水旱相仍民至剥树皮掘草根以食。老幼流移颠踣疲乏路卖妻鬻子以求苟活犹且徭役不息征敛不休”2。那时候虽然是永乐的盛世与正德时农民的生活却又何其相似乃尔在整整经历了一百年以后北方的农民生活上几乎没有一点变化这实在是一个令人感到震惊的事实。 江南地区与北方有所不同由于自然条件富庶使得农民生活要明显好于北方但是从明初以来江南一直都是朝廷赋税重地尤其是大量重赋的官田地给耕种者以极重的负担。这种情况完全是由于历史原因人为造成的。《明史·食货志》中说：“初太祖定天下官、民田赋惟苏、松、嘉、湖怒其为张士诚守乃籍诸豪族及富民田以为官田按私租簿为税额。而司农卿杨宪又以浙西地膏腴增其赋亩税有二、三石者。大抵苏最重松、嘉、湖次之常、杭又次之。”1这是明初政治报复与严猛政治的产物。到成祖以后还依然继续着这种政策。例如建文遗臣高翔在成祖夺位后被族诛诸给高氏产者皆加税目的是为了“令世世骂翔也”2。不过高翔不是苏松人而是陕西人这只是一个极为典型的例子。成祖以后江南的重赋问题开始表现了出来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便是无法完赋。 2余继登：《典故纪闻》卷十。 1《明世宗实录》卷一九六正德十六年四月。 2谈迁：《国榷》卷十七成祖永乐十九年四月甲辰。 1《明史》卷七八《食货志》。 2《明史》卷一四一《高翔传》。 苏、常诸府税粮自洪、永以来逋多待免。大户及巾靴游谈之士例不纳粮纳粮无增耗。椎髻秉耒小民被迫累年拖扰不定。3也就是说真正受到重赋之扰的主要还是下层农民。到宣德初年仅苏州一府拖欠的税粮就多达八百万石相当于全国正常岁入的三分之一。这实际上已经造成财政上的困难展下去必将是国民两竭。洪熙元年（1425）广西右布政周幹自苏、常、嘉、湖等府巡视还京曾经上言苏州等处农民逃亡的情况。称：“询之耆老皆云由官府弊政困民所致。”4这时仁宗已经去世宣宗即位于是从宣德初年起明朝廷开始议减官田租额“宣德五年二月诏：‘旧额官田租亩一斗至四斗者各减十之二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减十之三著为令。’”1这在当时对农民的生活来说应该是有一定作用的。一年以后江南巡抚周忱又进而提出官田依民田起科但是这一次由于多人的反对没有能够实施。次年便是著名的宣德七年江南大丰收。为防止粮价暴跌国家以官钞平籴并由此而建立起济农仓。这对于江南农民的生活情况有着相当大的关系甚至一直影响到了明朝中期以后。但是这次减少的官田租赋额度甚小对于真正减轻农民负担的作用并不太大。 江南官田租的再次减额是在正统元年（1436）：“正统元年令苏、松、浙江等处官田准民田起科秋粮四斗一升至二石以上者减作三斗二斗一升以上至四斗者减作二斗一斗一升至二斗者减作一斗。”2这虽然还不是真正的按照民田起科但是对于税收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国家岁入由宣德间的三千零一十八万二千二百三十三石锐减为正统间的二千六百八十七万一千一百五十二石明朝自正统后的岁入基本上在这个数字上下浮动。 当然这只是官方公布的数字与实际的情况相去还是甚远的。何良俊就曾经记述了松江农村农民的不同情况。 盖各处之田虽有肥瘠不同然未有如松江之高下悬绝者。夫东西两乡不但土有肥瘠西乡田低水平易于车戽夫妻二人可种二十五亩稍勤者可至三十亩。且土肥获多每亩收三石者不论只说收三石五斗每岁可得米七八十石矣。故取租有一石六七斗者。东乡田高岸陡车皆直竖无异于汲水。稍不到苗尽槁死。每遇旱岁车声彻夜不休。夫妻二人极力耕种止可五亩。若年岁丰熟每亩收一石五斗。故取租多者八斗少者只黄豆四五斗耳。农夫终岁勤动还租之后不彀二三月饭米。即望来岁麦熟以为种田资本。至夏中只吃粗麦粥。日夜车水足底皆穿。其与西乡吃鱼干白米饭种田者天渊不同矣。1不过一般来说江南地区自然条件要好于北方农民的状况也较北方为好。明朝人说：“闽田两收北人诧以为异至岭南则三收矣。斗米十余钱鱼3万历重修《常州府志》卷六《额赋》。 4顾炎武：《中随笔》卷二上。 1《明史》卷一四一《高翔传》。 2《明史》卷七八《食货志》。 1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十四。 虾盈市随意取给不甚论值。单夹之衣可过隆冬。”北方则田地虽多“然硗确寡入视之江南十不能及一也每见贫皂村氓问其家动曰有地十余顷计其所入尚不足以完官租也”2。 江南农民占有的土地虽然明显少于北方但是在明朝建国之初大都是曾经占有一定量土地的。对于明初授田的具体情况目前尚缺乏深入研究从明初对于农民垦荒及田主不准抛荒的种种政策来看当时无论南北农民大都有田而且有些数字还相当惊人。例如著名的狭乡徽州就曾有过明初各授田三十六亩的记录。3这种情况到明中叶以后便不复存在了。随着土地兼并的日趋严重大批农民变成了地主的佃户。所以尽管南北各地有着由于自然条件所造成的农民生活差异但是从农民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来看都有一个明显的共同之处便是终年劳作而所得甚少。即使是素称富庶的江南其实也是“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什九”。“至有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贷者”。1明朝中叶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展农村的贫富差别也日益扩大地主尤其是身份地主兼并大量土地租佃关系矛盾也就日渐激化。阶级对立激化的表现是那些反抗田主或者反抗官府征敛的民变和农民起义明显增多。如万历间黄梅的刘汝国即起于入富户蔡氏家中“抢掠”。又有太湖应采者亦起于以饥民为主体专门抢劫富室之民变。崇祯间苏州一带“田主有乡居者征租于佃户各佃聚焚其居抢掠其资”2南洋方怀忠率数乡农民蜂拥至城下声称：“田主取租不公。自古收租只秤加一今加二、加三不止。”也是租佃矛盾的集中体现。3当然当时土地兼并一方面是出于势豪之家的侵夺而就明代的特殊情况其中更有相当多是出于下层农民的投献。农民因为不堪徭赋将自己田产献于当地势豪大户这些献田的农民也因此而成为了大户的家奴在当时也称作家人或者世仆。如明人所记：吾娄风俗极重主仆。男子入富室为奴即立身契终身不敢雁行立有役呼之不敢失尺寸而子孙累世不得脱籍。间有富厚者以多金赎之即名赎而终不得与等肩此制驭人奴之律令也。然其人任事即得因缘上下累累起家为富翁。最下者亦足免饥寒更借托声势外人不得轻相呵。即有犯者主人必极力卫捍此其食主恩之大略也。4使用家奴在当时南北各地都有。当时的北方一般是主人家出资雇募而南方则多为小民自动投充。 明季缙绅多收投靠而世隶之邑几无王民矣。然主势一衰跋扈而去甚有反占主田产、2谢肇淛：《五杂俎》卷四。 3参见程尚宽：《新安名族志》卷上《汪·竦川》。 1顾炎武：《菰中随笔》卷二上。 2叶绍袁：《启祯闻见录》卷二。 3陈鸿：《莆变小乘》转引自谢国桢：《明代农民起义史料选编》附录第226页。坑主赀财转献新贵有势因而投牒兴讼者有司亦惟力是视而已。1这大约应该是有明万历、天启间达到了高峰。农民将自己的田地与自己本人一起“投献”到缙绅之家目的本是为了求得保护既摆脱国家徭赋的征索又取得主人的声势。其中当然确有一些因此而达起来的例子甚至有些世仆子弟读书有成取得功名但却无法摆脱奴仆的身份。如《复社纪略》中所述延陵世睿家僮张嶤的事件：“延陵世睿有家僮张嶤者能文章少受业于越自新两张（张采、张溥）收之为弟子主人不之许使之供隶役职抄誊。嶤耻之避之南张（张采）所。延陵拘其父母南张为请甚力事虽解而使供役如初故。嶤不能堪举家徙之武陵。吴来之处之客席。未几两张使之入泮吴江延陵控之当事求正叛之罪卒不胜。久之两张嘱州守周仲涟携来之手书造延陵进赎金为嶤削隶籍。”其后便引了6文声以此为由对复社的讦奏之事。主人对于奴仆的压迫必然激化主奴之间的矛盾因此到崇祯以后不断生“奴变”也就是势在难免了。晚明因奴仆而引的事变最著名者当是“民抄董宦”的事件。不过“民抄董宦”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奴变”真正意义上的“奴变”应当是指那些奴仆的反抗斗争。如崇祯十四年（1641）松江府奴仆陈丑的暴乱以及十七年浦东等地奴仆起事焚杀主人的事变等。其中除去为生活所迫入主人家中抢夺财物者外更多的则是奴仆们的索契斗争即所谓：“逆奴群聚向主人索鬻身文契有不与者即焚其庐。”1同年嘉定华氏拷掠家奴激起奴变“各大姓奴同时起缚主杖之。踞坐索身券或杀或辱所至数万人百里内如沸”2。待到张献忠破麻城时大批奴仆起而响应则更将这场阶级斗争融入了波澜壮阔的明末农民起义之中。 1孙之：《二申野录》卷八“四月条注”转引自谢国桢：《明季奴变考》。1吴履震：《五茸志逸随笔》卷七。 2王季重：《祁忠敏公年谱》。 第五节成分复杂的城镇阶级构成一般来说城镇的阶级构成较之农村要复杂一些。它不像农村那样可以用地主与农民的简单对立来概括。城镇的阶级构成由于阶层、行业以及城镇的不同类型而不尽相同。 明代城镇的展经历了前后两个不同的阶段。从太祖朱元璋建国直到成化、弘治之世可以算作是明代城镇展的前期这一时期的城镇主要是作为全国乃至地方的统治中心而挥着政治控制的功能。学者们一般称之为政治型城市。 与这种明显政治型城市相类似的还有一种军事型城镇它们多处于边塞地区或者内地的军事要地。这种城镇中有些虽然不是地方政治中心但是实际上就国家控制的角度而论它们所起的作用则都是国家对地方包括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因此这些城镇的构成往往多有相近之处。 与这种政治军事型城镇截然不同的是工商型城镇。明代的工商型城镇展也经历了前后两个时期它的第一个展时期是在明永乐修浚漕运以后伴随着南粮北调沿运河一带逐渐形成了一些工商业达的城镇。如北京附近的通州（今通县）在元末经战乱而城毁“只编篱寨而已”。到明永乐迁都北京随着漕运的疏通通州成为了南粮北调的集散地开始展为漕河沿线的重要市镇。成化、弘治间大学士李东阳曾说：“文皇建都治必南向州名曰通作我东障。高城巍峨有兵有民漕河北来饷粟云屯。储盈庾增新城是筑”1。然而通州作为工商型城镇真正得到展的时期还是在成化、弘治以后。随着北京作为都城消费的增长通州不再仅是南粮北调的集散中心而且成为了“百货汇集处”万历时蒋一葵更记述通州张家湾的情形：“张家湾为潞河下流南北水6要会也。自潞河南至长店四十里水势环曲官船客舫漕运舟航骈集于此。弦唱相闻最称繁盛。”当时人的诗中写道：“潞水东湾四十程烟光无数紫云生。王孙驰马城边过笑指红楼听玉筝。”2除去通州这类沿运河而展的城镇外江南一带还有相当数量伴随着明朝中叶以后商品生产展而形成的工商业市镇这种市镇的兴起构成了明朝城市展的特征。 由于城镇的类型不同因此城镇的社会阶级结构也必然不尽相同而且这种情况也伴随着城镇自身的展而生着变化。 一般来说在明初年除南北两京外各地方城镇主要都是各地的政治中心或者军事重地。这些城镇社会构成中最为突出的便是国家控制机能因此也就必然十分突出地表现出等级社会的特征。像南、北两京它们的社会阶级构成中先要包括皇室贵族和官僚由他们构成了封建统治的主体他1《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一o八《京畿》。 2《长安客话》卷六《潞河》。 们是鲜明的官民区别中的官是统治者。明太祖建都南京明成祖建都北京都是在迁徙富民基础上来保证京师优势的所以在明朝两京内保存了一批城市富户。这些富户迁入南北两京成为京城厢坊的住户也就是当时京城的民但他们后来在社会地位上也在不断变化或者从事于经商而进入商人行列或者通过科举而进入官僚集团。大约只有少数依靠殷实家底或者原籍的支持而维持着相对富裕的生活。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城市生活与农村相对脱离也就脱离开了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因此城市经济生活主要必须依赖于商品的交换于是商人也就自然成为城市生活中最为活跃的阶层。除去商人之外在明代的城市生活中还包括了大量的城市平民他们大都是城市的劳动者也是城市人口中的主体。他们靠自身的手艺劳作、支棚设摊或者肩挑手提叫卖为生。他们的劳动构成了城镇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而在城市生活当中与之俱来的还有那些构成了最下层社会的无业游民、娼妓、乞丐、流氓等。这不仅是在南北两京在当时几乎所有的城镇中都有着这样基本的社会构成即使是边塞军事重镇除去由武臣代替了内地城镇的官僚由军户取代了民户之外并无根本的区别。所以一般来说明朝前期城镇阶级结构相对比较简单除去官府之外城镇居民是统一编户的。如太祖建国初的北平（今北京）“悉城内外居民因其里巷多少编为排甲而以其所业所货注之籍。遇各衙门有大典礼则按籍给值役使而互易之其各曰‘行户’。或一排之中一行之物总以一人答应岁终践更其各曰‘当行’”1。这样的编户应役与农村中的情况十分相似而之所以能够用这样的方式编户是当时官府的需求相对简约而民户的行当也尚不甚多。 明代中叶以后由于社会经济的展城镇的社会阶级结构也生了明显的变化而变得更加复杂起来。万历时人曾记述到当时京师北京的情况：“京师风气悍劲其人尚斗而不勤本业。今因帝都所在万国梯航鳞次毕集。然市肆贸迁皆四远之货奔走射利皆五方之民。土人则游手度日苟且延生而已。”所以京师只有四种人为多：“奄竖多于缙绅妇女多于男子娼妓多于良家乞丐多于商贾。至于市陌之风尘轮蹄之纷糅奸盗之丛错驵侩之出没盖尽人间不美之俗不良之辈而京师皆有之。”2而在太祖建国之初不要说北方即使是作为六朝故都的南京也不会有这样的情形。据当时人的估计北京五城兵马司辖管的乞丐便不下万人“一年冻死毒死不下数千而丐之多如故也”3。除此之外“如京师阉竖、宫女、娼妓、僧道合之已不啻十万人矣其它藩省虽无妇寺而缁黄游方接武1沈榜：《宛署杂记》卷十三《铺行》。 2谢肇淛：《五杂俎》卷三《地部》。 3《五杂俎》卷五《人部》。 远近粉黛倚门充牣城市”4。这显然已不仅限于京师而是一种全国普遍存在的现象了。 这实在是一个十分惊人的数字。这里所说的阉竖、宫女都是皇宫中的成员他们在宫中为皇室服务不属于城市平民的范围但是他们同时又都是城市生活的消费者娼妓与僧道虽然应当属于城市中的平民但是他们却不事生产。 除去娼妓僧道者外当时的城镇中还多有游手无赖之辈。这些人不事生产结为团伙专事敲诈勒索甚至斗殴杀人被称作光棍。他们中的一些人还开设赌场、贩卖人口或者偷盗抢劫成为城市生活中的最不稳定因素。如此大量的寄生人口在城镇居住就为其商业的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因此以京城为代表的这些城镇也同时都是商人集中之地待到明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展旧有的等级社会受到了挑战金钱开始成为决定人们社会地位的主要因素于是开始由一批富商大贾与官员共同构成了城市的上层社会。不过这些大商人虽然拥有大量的财富他们在人数上却并不很多在当时的城镇居民中更多的还是那些城镇劳动者。 无论是在京城还是地方城市中都必须有相应数量的各行各业劳动者才能够保障城市的日常生活。根据万历间关于北京铺行情况的记述来看为京城生活服务的一百三十二行中除去典当等一百行本多利重的行当应属城市商人经营之列其余三十二行都被列入到了贫民以微资觅微利的行列如网边行、针蓖行、杂粮行、碾子行、砂锅行、蒸作行、土碱行、豆粉行、杂菜行、豆腐行、抄报行、卖笔行、荆筐行、柴草行、烧煤行、等秤行、泥罐行、裁缝行、刊字行、图书行、打碑行、鼓吹行、抿刷行、骨簪罗圈行、笔绳行、淘洗行、箍桶行、泥塑行、媒人行、竹筛行、土工行等此外还有如卖饼、卖菜、肩挑、背负、贩易杂货等项则更在铺行之下了。1这些更为下层的劳动者姑且不论仅当时开列的这三十二种下层铺行其从业者便多达三万四千三百七十七户占当时北京铺商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六2人口也当以十万计。这些城市劳动者构成了城镇居民的主要部分。 到明中叶以后这种情形也不限于京城或各省都会等消费型城市即使是江南一带新兴起的工商型城镇中也出现了大量相应为城镇生活服务的行当。例如当时的苏、松一带“洋货、皮货、绸缎、衣饰、金玉、珠宝、参药诸铺戏园、游船、酒肆、茶店如山如林”。不知有几千人享用于其间而这成千上万人的享受需求又为成千上万人提供了从业的机会。所以当时人说：“有千万人之奢华即有千万人之生理。若欲变千万人之奢华而返于淳必将使千万人之生理亦几于绝。此天地间损益流通不可转移之局也。”4《五条俎》卷八《人部》。 1沈榜：《宛署杂记》卷十三《铺行》。 2参见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第318页。 3这种城市消费的展为流入城市的人口提供了就业的机会所以当时有人称之为“穷人大养济院”。这虽然说得过头了一些但也不无道理“金阊商贾云集宴会无时戏馆数十处每日演剧养活小民不下数万人苏郡五方杂处如寺院戏馆游船、赌博、青楼、蟋蟀鹌鹑等局皆穷人大养济院。一旦令其改业则必失业且流为游棍、为乞丐、为盗贼害无底止矣”4。这里所说的都是典型的城市服务行业他们虽然不直接从事生产但仍当属城市劳动者的行列。这些不直接从事生产的城市劳动者人数越多也就说明当时城市的消费化程度越高。尽管城镇居民本身也需要消费但是当时真正的消费主体还是达官贵人和富商大贾。那些城镇生产劳动者和非生产劳动者除去为城镇居民服务之外主要也还是为了这些人服务也就是为了城镇自身服务。 城镇行业的复杂决定了城镇社会构成必然复杂。因此明朝人在谈到当时的社会结构时将传统的所谓四民、六民展而为二十四民即除去士、农、工、商及兵、僧之外又增加了道、医、卜、星命、相面、相地、弈师、驵侩、驾长、舁人、蓖头、修脚、修养、倡家、小唱、优人、杂剧、响马巨窝等。1这样的分类是否恰当姑且不论从中所表现出来的城镇社会中各种行当的复杂则是显而易见的。 明中后期的城镇一方面伴随着市场网络的展而展另一方面又与原有的政治中心型城镇相结合从而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城市化的自身特征：政治型城镇的工商化。这种工商化的城镇社会容纳了相当数量从农村流入的人口但是却无法改变中国传统城镇的政治中心特征城镇的工商化为城镇自身服务成了一大特点这就必然限制了城镇的工商化进程。尽管江南经济达地区在工商化展中走得更快一些。除去一些因手工业或者商业展而新兴的市镇外当时的大中型城市中还不可能将城市人口尽可能地转化为城镇的生产者从而形成了相当数量的无业流民或者不事生产的占卜、星命、相面、相地、卖淫或者成为游手无赖。如果这些人可以统称之为“市民”的话那也只能是城镇居住民户的泛称而已。 3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卷上。 4谢肇淛：《五杂俎》卷三《地部》。 1参见姚旅：《露书》卷九。 第六节独立的经济群体——商人与商帮在明代的社会结构中商人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在人数上虽然并不很多但是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却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明初由于战乱后的恢复国家的政策必须鼓励农业生产所以推行的是一条重本抑末的路线。被称之为末的商人受到了当时政策上的种种限制。商人是属于庶民范围的但是洪武十四年（1381）关于庶民冠服的规定中却给予了商人更为严格的限制：“十四年令农衣绸、纱、绢、布商贾只衣绢、布。农家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得衣绸、纱。”1不准商人衣绸纱从表面上看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不让商人有衣饰的炫耀社会上也就不会有人因羡慕商贾的富有而弃本趋末。 但是这本来就是一个十分矛盾的问题商人通过经商致饶在经济上取得主导地位他们在经济生活上的富有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仅仅因为服饰上的限制并不会影响到人们经商的热情。所以当时太祖这些做法很可能还有另外一个目的那便是要通过对商人的限制扭转元代商人甚高的社会地位以提倡明初重农抑商的社会风气。 事实上明初的商人经商活动是十分有限的以当时临清会通局上报的岁办课钞数额为例便可见其一斑。洪武间临清会通局岁办课钞共计八千七百五十三贯到永乐元年（14o3）更减为二十九贯这实际上已无商税的意义了。 朱元璋的做法在一定时间内、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抑末的作用但是明初商人活动不甚达的主要原因还是由于受到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限制。当时的整个社会还处于生产的恢复展时期对于商品的需求还不很大商品生产还不十分达。但即使是这样那些对于商人的社会限制也不可能维持长久随着“开中法”的实施北方边防地区的盐商先展了起来。 我们在明初的商界中能够看到的几乎只有盐商。 《明史》提到：“明初募盐商于各边开中谓之商屯。”1又称：“有明盐法莫善于开中召商输粮而与之盐谓之开中。 其后各行省边境多召商中盐以为军储盐法边计相辅而行。”2以给盐引行盐为条件吸引商人运粮到边境边境军储赖以充足而商人也可由此取得行盐资格再通过贩运食盐获利。这种开中的做法在当时不仅吸引了一批商人同时也吸引了相当多的势豪勋贵于是在明代的盐商行列中包括了成分不同的官商与普通商人。这里面的普通商人主要是山西和陕西的商人通常也合称之为山陕商人。 1《明史》卷六七《舆服志》。 1《明史》卷七七《食货志》。 2《明史》卷八o《食货志》。 明初所推行的开中制虽然刺激了盐商们的展但是由于势豪勋贵们的争利一般商人无力与之相抗衡那些运粮到边得到盐引却无法取得食盐的商人只能无限止地去守支等待甚至父子相继守支多年而得不到食盐成为徒有其名的盐商。中小商人很快在这毫无公正可言的商业竞争中失利破产只有少数财力雄厚的商人保留了下来成为真正的行盐大贾。所以明初的开中法虽然给了北方商人以展的机会却并未因此而出现北方商人的展。在明代最为著名的商帮——晋商与陕西商帮的形成并不在明初而是在明朝中叶以后。 对于明代的商人们来说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便是弘治五年（1492）的叶淇变法。当时任户部尚书的叶淇提出了对于开中制的变革：“请召商纳银运司类解太仓分给各边。每引输银三四钱有差视国初中米直加倍而商无守支之苦。”1叶淇虽然因此而被指为破坏北边军储的祸但是商人们却从此而开始了一个新的经营天地。 其实事情并不出于叶淇的个人意愿事实上叶淇变法也是出于当时时势所迫改输粟到边防的开中法为输银官府既是为了增加国库的收入也是为了解决权势官商们对商利的侵夺。从这种代表了商人利益的变法中已经开始看到了明代商人的力量。 自从正统、天顺以后社会经济较之明初有了相当大的展。成化、弘治时社会经济生活便已展得十分的繁荣。当时人记述苏州等地的情形说：“闾檐辐辏万瓦甃鳞城隅濠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舆马从盖壶觞罍盒交驰于通衢。水巷中光彩耀目游山之舫载妓之舟鱼贯于绿波朱阁之间丝竹讴舞与市声相杂。凡上供锦绮、文具、花果、珍羞奇异之物岁有所增。若刻丝累漆之属自浙宋以来其艺久废今皆精妙人性益巧而物产益多。”1这种城市生活的繁荣与商业的繁荣是密不可分的。内地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给商人们提供了活跃的市场明初那种依赖于输粟边卫而换取行盐资格的做法也便失去了原有的吸引力于是从边地到内地各种大小经营商一下子变得兴旺了起来。在学者们常常提到的明清晋、陕、宁波、山东、广东、福建、洞庭、江右、龙游、徽州十大商帮中除去“江右商帮”兴起较早外其余的九大商帮均形成于成化、弘治以后。2这也就是说大约从成化、弘治时起商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开始在明朝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生活中崭露出来。 明代的商人以商帮的形式出现于历史舞台充分体现了其自身的地域与血缘纽带关系。这也是中国商人展的一个主要特征。这些重要商帮的产生地区大多为地少人稠或者山多地少的去处。在农业展上的限制迫使他们1《明史》卷八o《食货志》。 1王锜：《寓圃杂记》卷五《吴中近年之盛》。 2参见张海鹏、张海瀛主编：《中国十大商帮》。 走上了经商之路而他们的经商活动又大都无法在其原籍本土进行于是从边陲到内地凡是便于商业活动的地区都成为了商人们的活动领域。中国广阔的国土为商人活动提供了充实的内在的市场地域与血缘纽带则对于商人们起到了自身保护与互助的作用。明代的商人于是沿着这样一条自身展道路成长了起来。而福建商帮、广东商帮和洞庭商帮更将自己的行商范围扩大到了海外《拍案惊奇》中《转运汉遇巧洞庭红》便是一个洞庭商人在海外迹的故事。大约从成、弘以后商帮和商业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展。到嘉靖、万历之际徽商与晋商已成为南北富室的代表：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它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1据说嘉靖时严嵩之子严世蕃曾论天下富户家产在百万以上者为一等共十七家其中晋商三姓徽商二姓。商人在明朝人的经济生活中已经与勋贵官僚取得了同样的地位。这种结果的意义就不仅在于商帮自身的展而且显然开始影响到了整个社会像严氏父子这样贵极一时的权臣也在谈论天下富户财富的吸引力自然是渗透了整个的明代社会。事实上从明中叶以后社会上对于人生价值的追求已经开始由单一的做官转变成为做官或者经商社会观念与明初有了根本的区别。 在经济上取得了主导地位的商人们开始需要并且有可能进一步取得政治上的地位以保证自身的利益。于是官商结合成为了明代商人展的必然途径。 明代的商人在经营展中必须结交官员以作为自身经商的政治保障。 这在晋商与徽商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所以明朝人一般常说晋商偏于俗而义气徽商偏于雅而好交。如像晋商中的张四教其父及叔父均为商人而其兄张四维、舅父王崇古则为朝廷中的重要官员。又如徽商中的梅仲和凌和贵等人“重交游乐与贤士大夫款洽”。“自达官绅士及氓庶无不以礼相接与地方长吏过从款洽”。而姑苏为冠盖往来之地“慕公名者恒造庐以访”2。他们还往往通过对于官员们的经济资助或者联姻以取得与官员结盟。《二刻拍案惊奇》中写到一个徽商事先将一女子“认做自己女儿不争财物反赔嫁妆只贪个纱帽往来便心满意足”1。这都是十分典型的例子。当然也有一些商人家庭的成员进入到官僚队伍之中如像前述张四维以及汪道昆等。他们在对待农商的本末关系上与以往的传统认识开始有了明显的区别。汪道昆就曾说道：“窃闻先王重本抑末故薄农税而重征商余则以为不然。直壹视而平施之耳。日中为市肇自神农盖与耒耜并兴交相为重耕者十一文王不以农故而毕蠲然关市之征不逾十一要之各得其1《五杂俎》卷六四。 2参见张海鹏、王廷元主编：《徽商研究》第315页。 1《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五《韩侍郎婢夫人》。 所商何负于农？”2这番话出于身为兵部尚书的汪道昆之口其意义就不仅是个别人对农商持有不同于传统的价值观了。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随着明代商品经济的展也有不少官僚开始经营工商业的例子。尤其是在江浙一带官宦人家除田地之外并有若干织机雇工织作已不再罕见。尽管官员们在某种程度上对于商人还间或有所卑视但是他们在政治经济上的联系使他们实际上已经处在了同一个社会阶层。对此我们从当时的传奇戏曲和中便可明显看到过去只是由才子佳人充当主人公的作品中开始出现了迹的商人。 在明代社会中商人永远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虽然在经济实力上并不相同但是在经济与政治利益上却是一致的。他们要攀附官府但目的只是为了找寻依靠在真实的利益与感情上他们则往往更接近于城市居民。这是商品经济展本身与封建体制矛盾的必然结果。生于万历年间矿监税使引的民变斗争中商人们明显地站到了民变的一边。在苏州生的以葛贤领导的民变中商人们从自身利益出直接参与了这场反抗税监孙隆的斗争。其后葛贤被赦出狱后新安富商程尚甫曾以一美姬相赠以表崇敬之意。1商人们在政治与经济上的成功刺激了他们的自信。在他们周围于是开始形成一种自身的文化这虽然还没有能够脱离开传统的儒家文化的范畴但是其中增加了相当多的商业化的内容。所谓“贾而好儒”追求儒商形象开始成为商人中的一种时尚。 明代商帮商业文化的一个重要体现便是对本地教育的投入。在明中叶以后的徽州一带“虽十家村落亦有讽诵之声”2。教育成为十分普及的事情其他如像商业经济达的江浙一带读书已成为风俗后生小子无不读书二十无成始从农商百业之艺。这种重教之风在北方的晋商当中也颇为普遍被视为陋而实的山西商人到明清之际也成为了地方与家庭教育的推动者。 除教育之外晋商对于文物古董收藏鉴赏方面的展徽商对于书版刻印及传奇戏曲的支持也都在当时开的风气之先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在明代后期在南京等大都市中商人对于文化活动的支持成为人们文化生活中常见的事情一些影响较大的大规模戏剧演出也多出于商人在经济上的支持。商业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对于商业的展与风格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形成了一种商业风气。在中国传统商业道德上的诚信、节俭、好义、乐施等崇尚都与当时商业文化的塑造有着直接的关系。商人与商业的展促进了明代社会的繁荣商业经营直接关系到了社会2《太函集》卷六五《虞部吴使君榷政碑》。 1《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255条。 2万历《休宁县志·风俗》。 商品生产的展江南地区新兴工商城镇的出现便是商业展的一种成果。商人与商业展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明代传统的封建社会结构尽管这种冲击充其量只是有限地打破了旧的等级界限。这都或多或少给中国社会带来一点近代化的萌动。但是明代的商人本身却又不可能成为封建制度的对抗力量他们在政治上的成功往往表现在官商结合上他们在经济上的成功则又往往是用来购置田产宅园。明代的大商人往往也同时又是大地主。而且明代的商帮自身也带有十分突出的封建特征如封建宗族势力在商帮中即有十分重要的影响这都使得他们无法从根本上成为一个独立于封建政体之外的群体。 第八章商业第一节明代商业的特点明代社会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商业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地位的提高。明中叶以后国家对商税的征收已成为财政收入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来源。仅以钞关为例弘治十五年（15o2）全国钞关收入二千七百十九余万贯折合白银约八万两在当年太仓收入中约占百分之三左右；至万历六年（1578）钞关收入增至三十二万五千两为当年太仓库收入的百分之八；万历二十五年（1597）达四十万七千五百两约占太仓库收入的十分之一左右1。可见明朝商税在国家财政中的比重与日俱增。万历中期以后明廷大兴土木皇室奢靡无度使国用陡增财政日蹙。不久辽东战事又起军饷无出朝廷于是决定以加派重敛百姓。商税又成为加派的对象。据《天府广记》载天启五年（1625）全国八个钞关岁入正余银2高达四百八十万余两3为万历中期钞关岁入正银的十二倍。足见商税已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占有了相当重要的地位。 农业、手工业生产水平的较大幅度提高国家的长期和平稳定以及全国道路交通的改善和畅通为商业的繁荣与展创造了条件。与这种情况相适应明代建有一套较为完整、系统、严格的商业制度。这一制度是在沿袭过去历代尤其是宋元两朝烦杂众多商业制度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的需要有继承有创造地逐步形成的。综观其形成过程有前简后繁、前虚后实、前弛后严由零散到比较系统从较大随意性到逐渐有序的特点。《明史·食货志》在言及关税时说：“关市之征宋元颇烦杂明初务简约其后增置渐多。行赍居鬻所过所止各有税”大致反映了整个明朝商制形成展的过程。 明朝的商业制度主要由朝廷制定颁立同时在长期商业活动中自然形成的一些行业守则、条规也属于制度范畴内。明中叶以后随着明朝政权危机的日趋严重统治者利用订立制度的权力加剧了对商业的重征暴敛和对商人的控制及经济强制严重压抑乃至摧残了蓬勃繁荣的商业活动。尽管如此在当时形势下一些商制在保障商务活动的有序进行、保证商品的公平交易以及促进贸易在更大范围以更大规模开展等方面还是起了积极作用的。明代的商业制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1参见何本方《明代榷关浅析》刊于《商鸿逵教授逝世十周年纪念论文集》。2指向国家交纳的正额（包括加派）和羡余两部分。 3孙承泽：《天府广记》卷十三。 第二节市场管理制度明初由于遭连年战乱之累社会生产力低下朝廷又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因此当时商品交易十分有限市场普遍弱小。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到宣德年间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展大量富余的农产品尤其是经济作物产品和手工业产品进入流通领域刺激了市场的迅展。明中叶以后商业活动更加频繁各地市场繁荣并日臻成熟。其表现为不仅市场规模大、交易品种多而且其结构也向多层次、多方位、行业化方向展。明朝统治者在不同时期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以强化国家对市场贸易的控制与管理。与此同时市场本身也在实践中约定俗成了贸易参与者务必遵守的一些条规、守则由此形成了一套比较齐备的市场管理制度。 市场管理机构明代城市的市场由兵马司兼管。洪武元年（1368）太祖令在京（南京）兵马司兼管市司并规定在外府州各兵马司也“一体兼领市司”1。永乐二年（14o4）北京也设城市兵马司成祖迁都北京后分置五城兵马司分领京师坊铺行市司实际管辖权2。 农村集市由地方官府管理。集市的开设废销集期的调整集市的分辖等都须由当地官府批准或指定。 此外城乡许多官、私牙也参与市集管理。明初朝廷一度打算取缔牙行以将市场管理权直接操纵于自己手中。但随着市场的扩大牙商普遍存在并活跃于城乡之间而且地方各封建势力又依赖于他们的协管作用因此牙行非但取缔不了而且迫使朝廷承认甚至保护他们使其在市场管理之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有些集市还有集头参与管理。史载“诸市皆官为校勘斛斗秤又有牙役以分之集头以总之。山市则县倅亲往治焉”1。“市之在乡者恒有集头以把持其中”2。 市场管理项目1《明太祖实录》卷三七。 2明代城镇置坊、铺、牌市司在行政上理应由所在府县管辖可是朝廷将市司的实际管辖权归兵马指挥司。兵马指挥司本是城市治安管理机构。这样做的原因很可能因为城镇市场、商贾流动性大不易管理比如北京如沈榜言“京城多销户多非土著两县未易制也”（《宛署杂记》）。市司管理权归兵马司意在更好地维持市场秩序和治安。 1万历《安丘县志》卷五《建置考》“街市”。 2乾隆《夏津县志》卷二《建置志》“镇集”。 明代市场管理项目众多其中商税下有专章论述其他主要如下。 1.度量衡管理制度。度量衡的统一是市司公平交易的保障朝廷对此高度重视。洪武元年（1368）明太祖下令铸造新的铁斛、铁升以为标准量器。二年（1369）再下令“凡斛斗秤尺司农司照依中书省原降铁斗铁升较定则样制造直隶府州及呈中书省转行省依样制造校勘相同下所属府州各府正官提调依法制造较勘付与各州县仓收支行用。其牙行、市铺之家须要赴官印烙。乡村人民所用斛斗秤尺与官降相同许令行使”3。明令市场贸易所用的度量衡必须与官定标准相吻且经官府核定烙印后方可用于市场交易。以后每隔数年如洪熙元年（1425）、正统元年（1436）、景泰二年（1451）、成化五年（1469）、嘉靖二十七年（1548）等朝廷都颁布核校度量衡法令。后来司农司取消制作和校定标准量器的工作由工部负责“凡度量衡［工部］谨其校勘而颁之悬式于市而罪其不中度者”1。依照朝廷统一下标准量器各地逐级依样制造后“立平准悬于市肆谕贸易之人有大小低昂听其较量”2。各地对依标准样生产度量衡器具十分严格如明中叶人陈铎描写等秤铺的制作要求等秤“锤儿无捅移杆干要正直量数儿须匀密。世人个个讨便宜赖你成平易。铺面营生出入一例好名头从此起。轻重在眼里权衡在手里切不可差毫厘”3。 朝廷还严格对度量衡的监管。一是派兵马指挥司二至三日一次定期“校勘街市斛斗秤尺”；二是针对违法作弊现象制定法律给以一定处罚：“凡私造秤尺不平在市行使及将官降斗秤尺作弊增减者杖六十工匠同罪”；“若官降不如法者杖七十；提调失于校勘者减一等知情而同罪”；“其在市行使斛斗秤尺虽平而不经官司校勘印烙者答四十”4。有些地方现度量衡不合法则“重责枷示不贷”5。 统一度量衡制度对买卖双方进行公平交易提供了保障有利于市场的展。如山东济南府莱芜县的十七个集市因“斛斗秤尺官为之谨又有牙役以分之集头以总之故贸易平而争者鲜少矣”6。 2.物价管理制度。物价平稳、合理是市场有序乃至国家安定的一种表现也是市场贸易渠道畅通的关键之一。朝廷对此一直很重视。洪武元年3万历《大明会典》卷三七《课程》“权置”。 1《明史》卷七二《职官志》“工部”。 2嘉靖《县志》卷一《地理志》转引自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3陈铎：《坐隐先生精订滑稽余韵》“等秤铺”转引自路工《访书见闻录》。4《大明律集解附例》卷十《市廛》“私造斛斗秤尺”。 5崇祯《祁州志》卷十《杂事志》“兴革利弊”附：平量法。 6嘉靖《莱芜县志》卷二《集市》转引自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 （1368）太祖针对当时物价起伏较大的情况命在京、在外兵马司每隔二三日“时其物价”1即由官方确定物价并向民间公布以平抑市场价格。二年（1369）又制定“时估”制命“府州县行属”“务要每月初旬取勘诸物时估逐一核实依期开报毋致高抬少估亏官损民”。如果“物货价直高下不一官司与民贸易随时估计”2。二十六年（1393）又规定民间市肆买卖一应货物的价格“须从州县亲民衙门按月从实申报合于上司”3。宣德元年（1426）朝廷颁令凡“藏匿货物、高增价值”的客商都要给以罚钞处理4。《明律》对此有进一步规定：“凡诸物行人评估物价或贵或贱令价不平者计所增减之价坐赃论；入己者准盗窃论免刺”5；“凡买卖诸物两不和同而把持行市专取其利及贩鬻之徒通同牙行共为奸计卖物以贱为贵买物以贵为贱者杖八十”；“若见人有所买卖在傍高下比价以相惑乱而取利者答四十”；“若已得物利计赃重者准窃盗论免刺”6。嘉靖二年（1523）中央政府再定市易之法重申上述各项规定。各地方也建立起“每月朔望各集经纪谨较斗秤备访物价”7之制。当时物价的基准是以国民赖以生存的粮食的价格为转移的。朝廷为掌握平抑物价的主动权通过国家行为如建立预备仓实行收籴、平粜制度等来保证物价的平稳取得了较好的效果1。对于赢利过多的行业政府则采取限制措施。如对既无“舟车之榷”又无“江湖之险”的典当行业《明律》规定“凡私放钱债及典当财物每月取利并不得过三分年月虽多不过一本一利”。若他们违禁取利要给予“笞四十”的惩处2。 商品质量管理制度商品质量问题一般由各行各业的商品经销者自己来把握但政府也有原则规定并赋以法律形式。《明律》定：“凡造器用之物不牢固、真实及绢布之属纰薄、短狭而卖者各笞五十其物入官”3。货物“不牢固”1顾炎武：《日知录之余·校勘斛斗秤尺》。 2《大明会典》卷三七《课程》“时估”。 3《大明会典》卷三七《课程》“时估”。 4《大明会典》卷三一《库藏》“钞法”。 5《大明律集解附例》卷十《户律》“市廛”。 6《大明律集解附例》卷十《户律》“市廛”。 7梁材：《议勘光禄寺钱粮疏》《明经世文编》卷一o二。 1参见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 2《明律》卷九《户律》“钱债违禁取利”。 3《明律》卷十《户律》“市廛”；《大明会典》卷一六四《市廛》。 纺织品“纰薄”、“短狭”均属次、劣商品；“不真实”则是指冒牌、假伪或者以次充好者；“短狭”也指尺寸不合格、数量不足的商品。实际上这是规定了伪劣与不合格商品不得在市场交易否则要受到制裁。 平抑物价和质量管理制度对于约束奸商维持正常的市场秩序均起过积极作用。然而由于机制本身的原因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现象严重存在市场贸易中高抬物价、弄虚作假、欺诈行骗的情形屡见不鲜。尤其明中叶后不法商人更和贪官污吏相互勾结沆瀣一气使物价、质量等制度形同虚设成为一纸空文。正德年间流传民间的一俗曲说生药铺里“高价空青值钱片脑罕见牛黄。等盘上不依斤两纸色中那管炎凉。病至危亡加倍还偿。以假充真有药无方”。香铺内“有香名色无香味戗喉喷鼻。一团烟气多半是榆皮”1。 货币规范制度货币在商品经济中是商品交换的主要媒介是市场贸易得以公平进行的关键。政府对货币的规范、管理一般都十分严格。但由于明朝不恰当地推行“钞法”致使几度出现国钞危机造成流通货币的混乱。尽管如此明政府还是在不同时期根据当时情势作出反应制定修正应急措施加强对货币的管理与规范。 洪武初年明朝规定铜钱和大明宝钞“兼使”二者同为合法流通货币。它们之间的比价是：“钞一贯准钱千文银一两；钞四贯准黄金一两”2。但不允许以金银直接交易“违者治罪”。十三年（138o）纸钞在流通过程中破损严重政府颁布“倒钞法”乡民、商旅可“以昏钞纳库易新钞量收工墨直”3用这一办法推动国钞在市场上通行并保证纸钞行权掌握在国家手中。二十七年（1394）宝钞贬值民间重钱轻钞政府为扭转这种趋势限军民商贾在半月之中将所有铜钱交有司收归官依数换钞不许行使铜钱并对“敢有私自行使及埋藏弃者罪之”4。但这只是一纸空令对实际无甚补救民间依然使用铜钱、金银。三十年（1397）因杭州诸郡“不论货物贵贱一以金银定价”政府又颁布禁止以金银交易的命令。永乐六年（14o8）钞法更坏政府再申严金银交易之禁“犯者准奸恶论”1即处以死刑。宣德元年（1426）对以金银交易者定出罚钞之例。正统十三年（1448）再禁街市交易行使铜钱以强挽钞法。其实1陈铎：《坐隐先生精订滑稽余韵》“生药铺、香铺”引自路工《访书见闻录》。2《明史》卷三一《食货志》“钞法”。 3《明太祖实录》卷二五一。“工墨直”即工本费。 4《明太祖实录》卷二三四。 1《明太宗实录》卷十八。 这些命令不可能起到政府所期望的作用。由于明朝行宝钞没有以贵金属作为储备滥印滥造成极大贬值。百姓对宝钞完全失去了信任。其必然废弃之势已非人力可以挽救。不久朝廷在颁布米麦折银之令后不得不下令市场也“弛用银之禁”。从此“朝野率皆用银其小者乃用钱”2万历年间经济较为达的江南地区市场贸易“强半用银”3。但此时社会上造制低色、假银现象非常严重大都市商业界更是“专造伪银”、“伪银盛行”。对此政府也屡颁严禁法令但终因没有得力措施而不能止之。 此外在钞势式微之时政府对钱的使用也作出过规定市场上通行明各朝“制钱”也可用“前朝旧钱”。但因私铸钱币有大利可图所以市场中使用私铸钱币的现象十分严重。政府下令禁止使用伪钱。嘉靖三年（1524）“令户部出给榜文晓谕京城内外买卖人等今后只用好钱每银一钱七十文。低银每银一钱一百四十文。著缉事衙门及五城御史缉访违犯之人人烟去处枷号示众”4。六年（1527）再下令“晓谕京城内外商贾及铺行人等但有收积新钱（伪钱）限一月内尽数赴府县并各城兵马司出”违者“严行究治”1。 隆庆元年（1567）朝廷颁定买卖货物“值银一钱以上者银钱兼使一钱以下者止许用钱”2。从此肯定了白银在市场中为主要货币的地位。 流通领域银钱并用的实际导致了一种专门兑换货币的机构——钱庄（也称钱铺、钱桌、钱肆等）的产生。为了控制交换中的基本等价政府对钱庄的经营是作出限制和规定的这从当时钱庄为官府所立的保证状式中可以窥见：“钱行△今于抵结为钱法事遵依明示遇蒙解到下官钱承领出外开肆贸易不敢亏损所结是实。”3这表明（1）钱庄进行钱银兑换要“遵依明示”即要遵守官方规定的比价及其他有关法令、章程；（2）钱庄营业必须要承领官府一定的借贷款项。 对牙行的限制制度牙行是市场贸易中为买卖双方说合的中介人也称之为牙侩、经纪、牙人、驵侩等等。他们协助官府参与街市校勘度量平抑物价辨识假银、伪钱征收商税等市场管理工作并为卖方提供膳宿、货栈、交通方便以及为2《明史》卷八一《食货志》“钱钞”。 3《春明梦余录》卷四七。 4《大明会典》卷三一《库藏》“钱法”。 1王圻：《续文献通考》卷十一《钱币》。 2《大明会典》卷三一《库藏》“钱法”。 3《四民便用积玉全书》卷十六《状式》转引自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买卖双方牵线说合等在大宗贸易中充当重要角色。商人们认为“买卖要牙”“买货无牙称轻物假；卖货无牙银伪价盲。所谓牙者权贵贱别精粗衡重轻革伪妄也”1。可见牙行的重要。正因为如此不少牙商就利用对市场行情的经验和政府给予的特权把持行市扰乱正常的市场贸易秩序从中渔利。时人说他们“将无作有当行久惯把秤滑熟。十分客货才成就一分先抽”2。 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曾有意取缔一切官私牙行但实际上根本行不通最后只好撤销原议同意设牙同时对他们设定限制。对“高抬低估”物价、“刁蹬留难”商贾的牙商给予严处：“拿缚赴京常枷号令至死而后已家迁化外。”3三十年（1397）朝廷“命户部申明牙侩朘剥商贾私成交易之禁”4。这是对不法牙行实行的法律管制。 明中、后期国内较大的商贸都通过牙行进行牙行的存在和活动完全合法化。政府允设官牙与私牙两类。官牙是明朝官僚、诸王开设在各地的官店和市镇中协助地方官府征收商税、管理市场的牙行。私牙即是一般的经纪人。政府对他们的身份有明确的规定“凡城市、乡村诸色牙行及船埠头”必须“选有抵业人户充应”5并要得到官府认可交纳帖价获得牙帖6方可营业。牙帖的有效期为一年期满后如果想继续充牙则要“换帖”重新纳价申请牙帖7。如若不再充当就须上缴此帖。另外政府还允许军兵充当牙行镇宁凤阳定远县池河的军营中“旧例该营出给官军帖文以充牙侩取其货税以供操货”1。 朝廷规定牙行可以从事的合法活动是（1）领到官府颁的印信文簿后在交通要道上如实填写商人、船户的住贯、姓名、路引字号、物货数目“每月赴官查照”2。（2）要如数开报收税”将收来的税款如数交付监察御史、主事稽考3。（3）说合买卖代商贾买进卖出货物帮助雇请车船、脚夫解决客商停放货物、供应食宿诸问题并从中收取牙佣。（4）评估物价缴纳牙税等。 1《士商类要》卷二《买卖机关》转引自杨正泰《明代的驿站》。 2陈铎：《坐隐先生精订滑稽余韵》“牙人”。 3《御制大诰三编·私牙骗民第二十六》转引自张德信、毛佩琦主编《洪武御制全书》。4《明太祖实录》卷二五一。 5熊鸣岐：《昭代王章》卷一转引自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八章。6万历《扬州府志》卷二o《风物志》“俗习”中记：“官为给帖”。7据袁黄：《宝坻政书》卷十四《给帖入市示》载万历时“许穷民入市者告官给帖过秋成纳谷一石即换新帖以来年凭据不愿者即缴帖”。 1《明神宗实录》卷四一八。 2《大明律集解附例》卷一o《户律》“市廛”。 3《大明会典》卷三五《课程》“商税”。 对于在以上活动中有违法行为的牙商明律定有处置办法：（1）私充牙行即没有得到官府批准给牙帖者杖八十4。（2）“所得牙钱入官官牙埠头客隐者笞五十革去”5。（3）在评估物价时令价不平者“计所增减之价坐赃论入己者准窃盗论”6。（4）与商贾勾结“卖物以贱为贵买物以贵为贱者杖八十”7。（5）强行邀截客商货物者“不论有无诓赊物问罪俱枷号一个月。如有诓赊货物仍监追完足落。若监追年久无从陪（赔）还累死客商属军卫者边卫属有司者附近俱充军”8等等。然而牙商违法还是很普遍的事。一些奸牙在客商“初至”时往往“丰其款待割鹅开宴招妓演戏以为常。商货散去商本主人私收用度如囊中己物致商累月经年坐守者有之。礼貌渐衰而供给渐薄矣情状甚惨”。而“官斯地者慎勿等为征债漫不经心漫不加刑漫不区处可也”1。牙行的违法欺诈一直是明代城镇商业活动中的一大祸害。 城乡市集管理制度市集是各地进行商品交易的主要场所。各地对市集的称呼不一广东称之谓“虚”川西称之为“亥”北方一些地方也称“店”等等。市集还分城集与乡集。市集的大小、多少本来是地方商品经济展程度的体现而非统治者随心所欲意志的结果然而具有权威的地方政府为掌握和控制这种自由交换的集市贸易对市集采取了人为和严格的管理制度。 先是定点。由知州、知县确定市集开设地点。如洪武二十九年（1396）开封府临颍县“知县李实立县市。每月南街二集东西北中及四关厢各三集”2。宣德十年（1435）开封府尉氏县知州选择城中东街、东门外、小十字街等处设立了十四个集市3。嘉靖间保定府蠡县知县李复初开创了北关市4。西安府商南县知县郝京儒“立东关、西关、南关三集”5。有些市集地点官府都规定得十分具体：如尉氏县曹寨集知县刘绍将其位置定4熊鸣岐：《昭代王章》卷一。 5熊鸣岐：《昭代王章》卷一。 6《大明律集解附例》卷十《户律》“市廛”。 7《大明律集解附例》卷十《户律》“市廛”。 8《大明律集解附例》卷十《户律》“市廛”。 1李乐：《续见闻杂记》卷十一。 2嘉靖《临颍志》卷三《建置志》“坊市”。 3嘉靖《尉氏县志》卷一《风土类》“市集”。 4嘉靖《蠡县志》卷二。 5嘉靖《商辂商南县志》卷二《建置》“市集”。 在“县南三十里”；白家潭集知县曾嘉诰规定在“县东南五十里”6。一些县州增设市集也由当地官府决定。如成化年间内乡知县沃频就下令在西峡口增开一乡集在东西街厢再加设二城集1等等。 二是定期。城乡集市都由地方官府“各立限期”即由官府确定开市日期及周期。集期长短、稀密视各地经济展水平而异。明朝初年经济萧条集期间隔较长。如临颍县洪武中每月全县总共只开二三集。一般都为十日一集。如河南光山县全县共有八个市集官府规定每集每月分别逢一日或二日开市此指某集于每月初一、十一、二十一日或初二、十二、二十二日开市2为十日一集者。宁波府象山县共有五市每市在一月中逢九或五日开市3亦十日一集。有些地方集期稍密如内乡县的城集在成化前就“每月二、七日”开市间隔为五日不过“俱在大中街一处开设”4全县城只此一市。明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展集市贸易日趋兴旺。为从民便地方官府所制定的集期渐次频繁间隔缩短从十日一市改为三日一市、间日一市并向常日市方向展。如兖州府寿张县“古以四五为期正德乙亥（即正德十五年公元1515年）知县陶傑始更为偶日”5。“柘城县关厢原间日一集。正德五年知县高举易为常市”6。江南有许多乡村市集也都越了定期市的阶段如苏州府昆山县的半山桥市“民居辐辏朝夕为市”7。 三是一些地方官府对市集规模、经营商品等也有规定。如德州府永乐九年（1411）因其州治迁至卫城便在卫城附近招集四方商旅“分城而治”。官府指定“南关为民市为大市。小西关为军市为小市。角南为马市北为羊市东为米市”1。保定易州共有易州、柴厂等八集。易州、永安坊二集又各分二市。此二市中规定一为大市另一为小市2。嘉靖、万历年间的绍兴府市集就只许经营日用常物“无珍奇”3。 明中叶以后在经济达地区特别是长江三角洲一带固定的市集逐渐向市镇化转型。如松江、吴江等地原有的集市由于居民日盛商贾辐辏6嘉靖《尉氏县志》卷一《风土类》“市集”。 1嘉靖《光山县志》卷一《风土志》“里店”。 2嘉靖《光山县志》卷一《风土志》“里店”。 3嘉靖《宁波府志》卷九《经制志》“都鄙”。 4成化《内乡县志》卷二《食货略》“市集”。 5清康熙《寿张县志》卷一《方舆志》“市集”。 6嘉靖《柘城县志》卷一《地理志》“市集”。 7嘉靖《昆山县志》卷四《市镇》。 1乾隆《德州志》卷四《疆域志》“市镇”。 2弘治《易州志》卷五《街坊》。 3万历《绍兴府志》卷一《疆域志》。 纷纷自成市井使城镇数目激增。其时官府将它们纳入了城市的管理之中。商人、商店自定的经营管理制度在长期的经营实践和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商人们为了求生存、展往往在总结经营经验的基础上为自己立下了许多训戒、条规久而久之有些则走向制度化。 明代行商中有“客商规略”、“为客十要”4等坐贾铺店中有行规、店规。具体包括质量管理制度、商业礼仪制度、商品分级分类销售制度、商业广告制度、商业道德规范制度等等。苏州孙春阳南货铺的经营管理制度是当时最突出、最典型的一例。史载该铺“天下闻名铺中之物亦贡上田其为铺也如州县署亦有六房：曰南北货房、海货房、腌腊房、酱货房、蜜饯房、蜡烛房。售者由柜上给钱取一票自往各房货而管总者掌其纲。一日一小结一年一大结”1。这里先反映了该店采用的是一种衙门式的管理制度分门别类明细完备。其次从它“铺中之物亦贡上田”及海货等房外货内品的“选制之精”可见其内部严格的质量管理制度和精密的外购制度。再次从它财、货分开使各司其职账目清楚相互监督等来看又见其高的经营手段。 孙春阳南货铺的种种店规显示出我国明代商店经营已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由商贾们在商业活动实践中约定俗成的店规、守则中有不少是前朝鲜有、只有在商品经济展到一定程度才出现的新鲜的经营管理模式如（1）合资制度也称同本制。这可从商人的合约中窥见其大概内容：“各出本银若干同心揭胆营谋生意所得利钱每年面算明白量分家用仍留资本以为渊源不竭之计。至于私己用度各人自备不得支动店银混乱帐目。”2这种合伙股份式经营制度在中小商人中十分流行因为这种制度虽不能使入股者在商业成功时暴富却能使他们在商业失败时免于倾家荡产。注重血缘亲族关系的大商人也常合伙经营或父子、兄弟、叔侄之间或同里、同乡之人结伙经营。徽人汪道昆曾总结说“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资”3指出了合资的优势。（2）伙计制度。“凡商贾之家贫者受富者之金而助之经营谓之伙计”1。嘉靖、万历年间人沈思孝说在山西平阳、泽、潞豪商中“其合伙而商者名曰伙计。4钱泳：《履园丛话》杂记下。 1钱泳：《履园丛话》杂记下。 2吕希绍：《新刻徽郡补释士民便读通考》转引自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3《太函集》卷一《送刘大夫按察贵州序》。 1归庄：《归庄集》卷七《洞庭三烈妇传》。 一人出本众伙共商之”2即富商出钱股贫商出力股双方共同经营。伙计制度在大商人中较为普遍明末清初人艾纳居士在《豆棚闲话》中记述了同样情况一个拥有二十万资金的徽商“大小伙计就有百余人”。显然其中多是雇主剥削伙计但雇主、伙计的职责和义务都各有规定。（3）有些商铺建立掌事制度即大店家专雇一出纳财货之人谓之掌事。掌事的职责以六字概括：“谨出纳严盖藏”3。（4）账目制度。有掌事制度必有帐目制度。明商普遍认为“收支随手入帐不致失记差讹”4。“人家掌事必记帐目盖惧其有更变人有死亡则笔记分明虽百年犹可考也。”记账格式一般分“旧管”、“新收”、“开除”、“见在”四项。而且“虽微物钱数亦必日月具报明白”5。可见当时有些店家的记账制度已相当完备。这些新的经营管理模式体现了明代商业经营文化的新水平反过来它们又推动了民间商贸的展。 2沈思孝：《晋录》转引自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注文。3孔齐：《至正直记》转引自谢国桢上述书。此条虽记元末事但明时商业经济更为达掌事制度只能比元末更为完备。 4《士商类要》卷二《为客十要》转引自杨正泰编《明代驿站考》。 5孔齐：《至正直记》。 第三节商税的征收和管理制度商税是国家以强制手段向用于交换为目的的商品所征的税。商税自古有之。在封建社会商税收入有限。但作为国家财政的一项收入以及出于封建统治者为维持自给自足小农经济而采取的强本抑末政策的需要历朝对商税的征收和管理都十分重视制定了一系列的法规制度予以控制。到明代尤其是明中叶以后随着商品市场的活跃繁荣丰厚的商业利润成为统治者追求的目标商税收入也在日趋匮乏的国家财政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例成为明统治者重要的财源之一。这就迫使明廷制定出比以往历代更加完善健全的商税征收和管理体系以保证朝廷对商业的控制和国家财政的收入。明代商税制度是整个商业制度中最重要也是最详尽具体、最具时代特色的部分。 商税的征收机构明代商税衙门林立机构旁出多门比较庞杂主要有：1.税课司、局：早在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朱元璋就在他所辖区域内建立宣课司、通课司作为商税征收机构。明朝建立后朝廷又把全国各府的商税征收衙门通称税课司州县称税课局隶属户部。同时在一些大的市镇及道路交通的关津、桥梁、渡口处设立分司、分局或派员驻扎征税。洪武初设在京城诸门和各府、州、县市集的税课司局约四百所左右1。成祖迁都后在北京设置顺天府、正阳门等九个税课机构。处于关津要道的安徽临淮河上洪武中“设广济、长淮二关”2南方商人北上“至长淮关吏留而税之”1。从商人在关上“书填商船货物”以“送税课司征税”的情形看这些水道上的关卡显然是税课司的隶属机构。明初杭州府设有府税课司江涨、城北税课分司等七个税收衙门及东新关、板桥关、观音关三小关行商往来查勘税票后“方可放行”2。这表明6上道路关要处的关卡也是税课司的下属机构。 税课司局的职责是“以司市廛”具体来说制定商品纳税细则收取各类商税然后将收得税款“年终具印信文解明白分豁存留起解数目”1据《续文献通考》卷十八《征榷考》载全国税课司、局有四百多所而万历《明会典》统计明初商税机关共三百八十所至万历间截并为一百一十一所。这里取“四百所左右”。2《明宣宗实录》卷一o七。 1《明太祖实录》卷九八。 2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二十一册上。参见唐文基：《明朝对行商的管理和征税》《历史研究》1982年第3期。 逐级解赴上司再由各布政司在来年解到京都户部3。 各税课司、局主管官员称大使、副使。洪武中大使、副使多由儒士担任归属地方官府管辖时人记述“国家立税课以征天下之货郡有司州县有局然多以儒者司之”4。永乐以后逐渐改由朝廷直接派御史、主事、监生等到各处税务机构“闸办商税”5。这是政府加强中央对商税征管的一大措施。大使、副使下还有攒典、巡拦。巡拦本是均徭之役但各税课司局的巡拦明朝规定“止取市民殷实户应当不许佥点农民”6即巡拦等税务人员必须由市井中的富裕商民来承担。他们既具体负责收税又协助管理市场。 2.竹木抽分局（厂、场）：洪武初朝廷在竹木柴薪盛产区的道路关津处设立竹木抽分局从商人贩运的竹木等货物中抽取若干实物以为官有供朝廷土木营造之需。抽分起初为抽取实物后渐转化为同等货币实际就是商税。当时苏州的阊门、葑门、太仓等地都设有抽分局“抽分竹木、柴炭、茅草、芦柴等物”1。十三年（138o）有些抽分局一度被革罢。以后又6续在南京、北京等地设置抽分局：“抽分在南京者曰龙江、大胜港；在北京者曰通州、白河、卢沟、通积、广积；在外者曰真定、杭州、太平、兰州、广宁科竹木、柴薪。”2抽分局、场大抵隶属工部“明世竹木之税属工部”3。芜湖的抽分厂“系工部分司主管长江大河竹木税”4。宣德年间钞关普遍设立后抽分局也有被称为工部钞关的。明中后期全国抽分局数量比宣德前又有所增加。 抽分竹木局、场一般也设大使、副使处理日常行政事务。后来在一些比较重要的地方朝廷特派中央大员如工部主事、给事中、御史等官监临抽分5。竹木局长官下设吏役人员如官攒军士、老人、书手等等。万历年间芜湖有省祭官吏、册房书手、直堂书手、算书、门子、承舍、阴阳生、皂隶、买办、巡兵、水手、表背、刻字匠等吏役二百七十一人。这些吏役在抽分局长官率领下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如省祭官吏负责“守关、点江抽分、报丈尺、差查小抽、放单”。册房书手负责“呈堂公文、两京季报册簿、行下牌票、书柬礼仪、修造厂署、补置家伙等项”。算书负责“大抽簰捆并3《诸司职掌·户科》“金科”。 4郑真：《荥阳外史事》卷二四《送泗州税课局副使金仲考满序》。 5《大明会典》卷三五《课程》“商税”。 6《续文献通考》卷十六《职役考》。 1民国《吴县志》卷四六。 2《明史稿》卷六三《食货五》“课税”。此条史料胪列不全。明代全国究竟有多少抽分局待考。3刘洪谟：《芜关榷志》卷上转引自李龙潜《明代钞关制度述评》《明史研究》第4辑。4清康熙《太平府志》卷十二。 5《续文献通考》卷二四《杂征敛》。 一座小抽算明标数吏出票”1。 3.钞关：这是明中叶出现的、为明朝所特有的商税征收衙门。明初无钞关。宣德初年朝廷滥印纸币造成宝钞大肆泛滥、大幅贬值的局面为挽救宝钞朝廷采取措施疏通钞法其中之一就是在一些道路、关津处设立关卡对来往商人征收宝钞以强令宝钞流通同时增加日益困乏的国家财政收入。四年（1429）明廷先在南北二京间的沿运河重镇漷县、临清、济宁、徐州、淮安、扬州、上新河设立七个钞关于是钞关名起2。正统年间移漷县钞关至河西务为河西务钞关。正统后钞关开设渐多。计有景泰元年（145o）设置的苏州浒墅钞关、江西九江钞关、湖广武昌金沙洲钞关、杭州北新钞关及成化、弘治、正德年间设立的寿州正阳钞关、广东南雄太平桥梅关、赣州黾角尾赣关等。但这些钞关时闭时开。其中开设时间长、较为著名的为河西务、临清、淮安、扬州、苏州、杭州、九江七处钞关。钞关主要向行商所雇舟船等运输工具征税又称“船料”。所收之税归属户部因此钞关系户部分司也称户部钞关。钞关初设时政府都委派“本府通判等官管理上受巡抚、巡按、分巡、分守管官节制”3。但户部不时派员进行监收。明中叶后政府为控制榷关之征特规定各处钞关由户部委派御史、主事主持。万历间朝廷还派税监坐镇各钞关。钞关也置有众多吏役人员如嘉靖年间浒墅钞关有府吏、老人、阴阳生、库夫、门子、馆夫、银匠、船埠头等共一百零六人1。他们的职责是在关长带领下管理开放关口、丈量船只、登录簿册、收兑钞银、解送饷银等。 以上三类商税征收衙门结构大致规整人员齐全且各有分管独立行事。但也有互相交叉、替代之处。如北新、临清钞关也兼收商税2；浒墅钞关还兼辖周边税课司、局九处并征商税3。明中叶后淮安抽分厂、九江抽分所都征收商税。 除上述三个主要机构外塌房、官店、官牙也兼收商税。尤其官店“国家设立官店经收税课”4。景泰之后朝廷专为官店规定了收税准则、细则成为明朝事实上的又一征税机构。明后期朝廷纲纪弛废为攫取财富从皇室到地方政府都私自添设征税机关收取无名税项致使税网如织1刘洪谟：《芜关榷志》卷上。 2《大明会典》卷三五《课程》“钞关”。 3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三五《户部》“钞关”。 1参见李龙潜：《明代钞关制度述评》《明史研究》第4辑。 2据嘉靖《浒关志》卷十一《禁令》。参见魏林《明钞关的设置与管理制度》《郑州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 3参见李龙潜：《明代钞关制度述评》。 4《明景泰实录》卷二七。朱元璋曾改官店为宣课司、通课司就证明官店本来就有征税的职能。以后明代官店非但没有因改为宣课司而消失相反终明之世官店一直存在。重盘如剥遂成为重罪商人之一大祸害。 商税的征课与管理有明一代朝廷和地方都制定过许多商税“则例”如《起条纳税例》、《户部议定船料则例》、《竹木征收则例》、《大兴、宛平二县收税则例》等。这些则例记载了当时商税税种、税率、征课客体、征取方法等方面的规定为我们窥探有明一代的商税征收提供了可靠材料。兹分述如下。 税种、税目与征课标准1明代商税税种大体可分为买卖交易税（亦可称营业税）、关税、门摊税、储藏税等。交易税为从价税。明初制度细民日常用品、纤悉之物及书籍、农具免税其他货物买卖要纳交易税。如“买卖田宅、头匹”要“赴务投税”2。洪武十三年（138o）朝廷下令“凡酒、醋、门摊等酌物价锭有差”3。永乐元年（14o3）朝廷仍免军民常用杂物等税。永乐六年（14o8）北京一地征税的商品就有罗、缎、绫、锦、布匹、毛皮、纸张、糖、铜铁、盘、碗、竹帚、水果、药材、各种海产、水产等二百多种4。这时已税及百姓日常生活的必需品。税率概为三十税洪熙元年（1425）在户部尚书夏原吉的建议下朝廷始征市肆门摊税即对各城镇“开张店铺之家审其生业分别等则”进行征税这是向坐贾或摊贩征收门面或摊位税。宣德四年（1429）朝廷以“钞法不通皆由客商积货不税与市肆鬻卖者阻挠所致”为由在设立钞关的同时在顺天、应天、苏松、镇江、淮安、常州、扬州、仪真、杭州、嘉兴等三十三个府、州、县的商贾麇集地增收门摊税五倍1。虽朝廷表示倍加门摊等税“候钞法通止”但事实上门摊一税终明未止且成为常例正课。其征税标准多有变化在正统七年（1442）时“每季缎子铺纳钞一百二十贯油、磨糖、机粉、茶食、木植、剪裁、绣作等铺三十六贯余悉量货物取息及工艺受值多寡取税”2。以后市肆门摊税有增无减。嘉、万以后还要根据铺户坐贾资产情况征收代役银等。 抽分竹木局主要征收实物。凡舟、车装载竹木、芦柴等一应之物均须抽1自汉以降中国历代封建政府都实行盐、茶等专卖制度明朝继承了这种制度因此盐、茶税是对商人征收的一种特殊税也是明政府财政收入的大宗来源。它们有别于一般常规性商税故此所论商税制度不将这二项包括在内。 2《大明会典》卷三五《课程》“商税”。 3《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卷二二三《杂税部》。照这条史料看这里所谓的门摊税应为交易税（从价税）与洪、宣年间所增之市肆门摊税应该有别。 4详见《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卷二二三《杂税部》。 1《大明会典》卷三一《库藏》“钞法律”。 2《明英宗实录》卷八八。 分。明太祖定制抽分竹木局也为三十取一。但实际并非如此。洪武年间南京龙江大胜港竹木局规定松木、杉板、水竹、竹交椅等“十分取二”杉木、白藤等“三十分取一”芦柴、茅草等“三分取一”。永乐十三年（1415）通州、白河等抽分局规定松木、杉木板、水竹等“三十分取六”蒿柴、豆稭等“三十分取三”杉木、白藤等“三十分取二”稻草、茅草“三十分取一”芦苇“三十分取五”3。抽分局除征竹木外还对砖瓦、铁料等征税。淮安抽分厂对“切铁、钢板、建（福建）铁、新铁、黄铁、钉坯、铁钱凡四十件”4都征税。明中叶后竹木抽分局的税开始向货币税过渡不久即以货币代替实物。 钞关主要是对运货之舟船征税又称船料、船钞。其课征定额户部在宣德四年（1429）规定以装载物货舟船“所载料多寡、路近远纳钞”5即是以装货的多少亦即船的大小及路程的远近为计量标准空船不征物货不税。如自南京至淮安淮安至徐州徐州至济宁济宁至临清临清至通州“俱每一百料纳钞一百贯”；由北京直达南京或南京直达北京者“每百料纳钞五百贯”1。即分段行驶和直达同样大小的船只所交的税是一样的。所谓“一百料”是根据商船船头长度和梁头座数估算的。以遮洋船为例头长一丈一尺梁头十六座即算作一百料。其他类型的船也各有标准和计算办法。但载货之船形状大小各异以每百料起征数目又太高后来遂改为按梁头广狭征收“自五尺至三丈六尺有差”。嘉靖九年（153o）明世宗又规定度梁头时“以成尺为限勿科畸零”2。即舟船梁宽五尺以上起征且以尺为单位累征尺以下不计。如九江钞关每五尺纳钞二十贯五百五十文钱四十三文有奇3。但各地钞关所征船料并不相同同一钞关前后所征也不相同。如江南一带钞关对梁头为一丈的平料船嘉靖时交船料银四钱万历时提高为五钱六分明末时又多出了补料、加补料等名目显然又有了提高4。但钞关对舟船以梁头广狭征税的原则和制度终明一代基本无大的变动。 其他如商品运到销售地商人必须按规定将货物存入塌房、官店于是除了要交商业交易税外还要交塌房税等。景泰二年（1451）商人开始要向塌房等交“牙钱”。以当时大兴、宛平的收税则例为例共有二百多种3光绪《荆州府志》卷十。 4朱家相增修：《漕船志》卷四《抽分税办》。 5《明史》卷八一《食货志》“商税”。 1《明宣宗实录》卷五五。据唐文基《明朝对行商的管理和征税》（刊于《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2期）一文的观点一料相当于一石。 2《明史》卷八一《食货志》“商税”。 3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八o《江西二》。 4乾隆《江南通志》卷七九《食货志》“关税”。 商品要交纳商税、牙钱钞、塌房钞。 “上等罗缎每匹税钞、牙钱钞、塌房钞各二十五贯；上等纱绫锦每匹税钞、牙钱钞、塌房钞各六贯七百文；细羊羔皮袄每领税钞、牙钱钞、塌房钞各五贯”1如果说明初的商税税率为三十税一这里三种并收实际税率变为十分取一了。塌房、官店也须向税务机构纳税。永乐七年（14o9）朝廷令“京城官店、塌房照南京三山门水塌房例税银一分宣课分司收”。还要交“免牙、塌房钱二分看守人收用”2。一些私营塌房、库房、旅店等与商品流通有关的服务行业更必须交纳营业税。一般来讲“塌房、库房、店舍停塌客商货物者每间每月纳钞五百贯”3。此外还有车马过税“驴骡车受雇装载物货或出或入每辆纳钞二百贯”4。明中叶以后朝廷纲纪败弛加之国用激增国库空虚统治阶级遂将敛财的目光瞄准商人。他们任意开设税种对商人重盘苛征。如正德间增京城九门税嘉靖末抽淮安过坝税。万历朝各种商税更是多如牛毛。从朝廷到地方官府乃至皇亲国戚、达官显贵都可借名目向商人征税如天津店租、广州珠榷、门摊商税、油布杂税等。其时商船进京除原有的船料钞外还要征收正、条两税共计三项。所谓“无物不税无处不税、无人不税”已为当时的真实写照。商税的繁杂苛重使全国商业蒙受极大损害。商税管理与监察制度在对商税的管理方面明代确立了许多制度概括起来比较正规和成体系的大致有：时估、报单、起条预税定额以及对税务官的考核、对税务机构的监察等等。 1.时估制。永乐六年（14o8）明成祖令顺天府、宛平、大兴二县拘集铺户估定各商品时价然后按时价收取三十分之一的交易税1。这即是征税前的时估制。景泰二年（1451）。朝廷重申这一规定令顺天府及二县“俱集各行依时估计物货价直照旧折收钞贯”2“凡商客纱罗、绫锦、绢布及皮货、瓷器、草席、雨伞、鲜果、野味等一切货物以时估价直收税钞、牙钱钞、房钞若干贯及文各有差。估计未尽者照相当则例收纳”3强化了由官商合作估定商品价值然后征税的做法。明中期之后朝廷加强了对商贾的重征税种税目剧增这种以官商合作对商品估价然后征税的做法已不合时宜况且朝廷本身在召商买办大宗物料时的会估都名存实亡了。税前的时估制终被统治者弃置而消亡。 1《大明会典》卷三五《课程》“商税”。 2《大明会典》卷三五《课程》“商税”。 3《明宣宗实录》卷五五；又见《续文献通考·征榷考》。 4《明宣宗实录》卷五五；又见《续文献通考·征榷考》。 1参见《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卷二二三“杂税部”。 2《大明会典》卷三五《课程》“商税”。 3《续文献通考》卷十八《征榷考》。 2.申报制。凡商无论是开店设铺的坐贾还是长途贩运的行商都要向税务机构如实填表申报自己出售或贩运的物货及其数目是为申报制度。坐贾在申请占籍时要向当地官府或税课司局自报所货所业。行商持货出前在向当地申办填写路行时必须将其资本、货物等“明于引间”；途经水6关卡在钞关设置前则在广济、长淮等关“书填商船物货送税课司征税”。建立钞关后更要填写船单。船单中要开列船户籍贯、姓名货物名称、数量、起止地点以及船只式样、梁头尺寸和该纳钞银若干等等。长途贩运经过多处钞关尤其是再过临清、杭州二关商人则要多次或再次填报。船户报单后钞关据报单征税、放行。行商住店时又须在店历上填清经销货物名称。牙店主人及船埠头还要对过关时的报单进行检核上报。税课司局照报单所填商品数量品种与本部门纳税登记互为参照“定出税银”1。商人交税后司局开出税票商人持税票方能进入市场买卖。 3.起条预税制。这是明中叶时朝廷为防止商人偷逃税款更为多敛早收商税而强行推行的税款预收制度。弘治元年（1488）朝廷“令客商贩到诸货若系张家湾卖者省令赴局投税。若系京城卖者以十分为率张家湾起条三分崇文门收税七分”2。这大概就是起条预税的肇始即张家湾的货物若要往京师出卖则先在张家湾交十分之三的商税由张家湾税课司开具税票（谓之起条）商货到京城崇文门税课司凭张家湾税票再交剩余的十分之七。这就是起条预税制。这一制度有明显的不合理性因此正德元年（15o6）曾一度取消。但到嘉靖朝由于国用紧蹙为补不足朝廷又恢复了这一制度。十年（1531）朝廷颁布例令：凡经“崇文门客货例该二百五十贯以上起条”3。嘉靖三十二年（1553）又令：凡经京城往居庸关南口的商货要在京宣课司预交税款获得税票才能启程。4万历十一年（1583）朝廷进一步议准在临清实行预税制：“一应商货如在临清卖者照旧全税。在四外各地卖者临清先税六分至卖处补税四分。其赴河西务、崇文门卸卖者临清先税二分然后印红单明注某处卖给商执至河西务补税八分共足十分之数。”朝廷并令地方将这一规定“刻示关前示谕各商遵守”5。预税似乎并不加收税额但事实上不可能如此。多增加一道税卡势必增加一分搜刮无怪嘉靖十年的规定特别强调起条之后各收税衙门必须“止照分司原税之数不许加收”。显然加收已是一种普遍现象。 4.定额制。朱元璋曾认为“地之所产有常数官之所取有常制商税1嘉靖《浒关志》卷十一《禁令》。 2《大明会典》卷三五《课程》“商税”。 3《大明会典》卷三五《课程》“商税”。 4《大明会典》卷三五《课程》“商税”。 5《大明会典》卷三五《课程》“商税”。 自有定额”1。但主张与民休养生息的他又对商税定额表示过怀疑他说：“商税之征岁有不同若以往年概为定额尚有不足岂不病民？宜随其多寡从实征之。”2因此明初商税虽有定额其数目一般以所设司局第一年或某一年的征收数为准但执行并不严格也有的税课司、局从实征收。永乐二十一年（1423）明成祖采纳山东巡抚陈济建议派员在京城及淮安、济宁、东昌、临清、德州、直沽等地“监榷商税一年以为定额”3。商税定额遂为制度。 对商税定额朝廷管理很严。如征不及额者责令巡拦或当地百姓赔纳4。或罢革差额过大的税课司、局官员直至撤消司、局改由府州县官府衙门征收当地商税。朝廷还经常派员到各地核实定额标准对已不再经商者免除其税额；令新开张者申报纳税；每过若干年要根据实情重新“立为定额”5。可见定额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商品流通的高涨而增加。但税有定额这一制度没有动摇。 明前期钞关也无定额为量实而征。如临清钞关在景泰、弘治年间就“课无定额”。后来各钞关都建立起定额。据万历《明会典·钞关》条记全国主要的钞关岁额河西务为一百十九万余贯临清一千二百六十万余贯浒墅关五百八十六万余贯九江一百九十三万余贯杭州一百九十万余贯淮安三百万余贯扬州一百六十九万余贯七关总计为二千八百十七万余贯。这是否就是钞关岁入之定额尚不能肯定。但成化十六年（148o）户部向朝廷题奏钞关事宜时说：“各钞关每年大约收钞二千四百余万贯近年委官多方作弊以致数不及原额。”1这就明确表明至少在成化年间户部钞关已有定额。工部钞关（竹木抽分局）在明中叶后也仿效户部钞关实行了定额制。 钞关定额也跟其他商税定额一样并非定而不变而是呈逐渐上升的趋势。弘治十五年（15o2）户部统计各钞关船料钞年入达三千七百十九余万贯跟成化年间相比二十多年内增加了一半以上。这种趋势到嘉靖年间更加明显。一方面是由于当时贸易更加活跃商品流量扩大使可征商税增加更主要的是朝廷将定额制作为考核税官的重要内容规定钞关长官“倘惩收逾额则破格优录”若“解不如额”则“不准考核”还要受到处1《明太祖实录》卷一o六。 2《明太祖实录》卷一八五。 3《续文献通考》卷十八《征榷考》。 4《明英宗实录》卷一六九记正统十三年浙江杭州府知府高安奏：“‘本府属县自国初取勘开铺店及卖酒醋之家岁课钞十万六千八十贯有奇经历年久中有乏绝者其钞岁令巡拦、里甲陪（赔）补。’上从之乃命户部布其令于天下。” 5《明太祖实录》卷一一一。 1《明宪宗实录》卷一九九。 分2。如此各钞关长官为争取“优录”则竞相多方搜刮以示自己“逾额”的业绩。于是有“正关之外复设小关凡二十处”3者；有因“额课不敷”而向往来民船民舡“俱报梁头或报价银纳抽”1者；更有“例所不载亦牵合使无遗算”2者使钞关征课大大过正额。如杭州北新关在嘉靖初年“所收税课司折银常盈正额”。显然这种额大大加重了商人的负担扩大了朝廷和商人间的矛盾。弘治及嘉靖中期明廷曾以“量为中制”为原则对钞关定额进行重新调整试图缓解这一矛盾。如成化二十年（1484）杭州南关工部钞关重新确定岁额：“查前十年约其中数定为则例”3。嘉靖二十二年（1543）户部将杭州北新关岁入关税“酌数岁之中取其不多不寡者著为额”定额为岁解银三万四千九百余两4。但这一做法并未取得效果。各关长官为取得“优录”更为中饱私囊明中暗中继续加额征遂使正额外的盈余成为常数而原定额沦为虚文。嘉靖四十一年（1562）朝廷下令各钞关除将岁入定额如期解入太仓外“各将余饶悉入公帑”5企图以此整肃贪横遏制各关太多的额征收。但仍无作用。如北新关在朝廷下令的第二年（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依然有商税羡余银二万多两6几近岁入正额的六成。而朝廷乘机通过此举将过定额的多征税额充为国用以解财政之急并逐渐将此项收入变为“常额”而公开向各钞关、税课司局征收遂使商税中有“正余银”之称。所谓正即为正额余为正额外多征的部分也称羡余等。待到政府公开向商人征收“正余银”表明商税的定额制已在事实上被废弃了。 5.监察稽考制。这是国家为维持商税制度正常运转保证商税收入而对纳税人和征税机构税官采取的一种行政督察措施。 明朝对纳税人的监督主要由地方官府及当地税务部门来承担。行商坐贾在申请占籍、路引时的填报资产与经营情况（详见下章）、贸易过程中的申报（报单）、停塌客店中的登记直到商贾到税务衙门纳税各税务机关都持各布政司所印信簿籍一扇“将日逐过商人货物姓名逐一附记按季解赴布政司呈报抚按衙门查考”1。这一切无不是为了保证税源、多征税额对纳税人实行的监督手段。 2转录于李龙潜《明代钞关制度述评》《明史研究》第4辑。 3王文南：《榷税关记》载光绪《荆州府志》卷九《建署志》。 1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八册《徐淮》。 2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一一册《浙江上》引《北新关志》。3《明宪宗实录》卷二五六。 4雍正《北新关志》卷四《课额》。 5《大明会典》卷三五《课程》“钞关”。 6《明世宗实录》卷五二八。 1《大明会典》卷三五《课程》“商税”。 然而国家商税收入能否最后完成即及时如数上缴国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税务机关、主要是税务官员是否奉公守法。明中叶以后大小官员贪枉已经成风。税官横征暴敛、中饱私囊为国家商税不能如数收缴的一大障碍。如钞关、抽分厂掌官“将在官钱隐漏侵克”甚至“藏其所收簿籍致使无从查考”2。国库的日渐空匮迫使朝廷对其僚属进行必要的规范与约束。明朝对税务机关及税官的监察稽考制度主要有两项：簿籍稽考制和遣官制。 簿籍稽考制。嘉靖年间户部尚书梁材针对税务机关的问题改革和完善了钞关的簿籍稽考制度。他重建两种文簿。一是挂号文簿。此簿类似存根票册原来只设一扇由钞关收掌。此时每样装钉为二扇与收料文票挂号相联又都在官司编号用印铃记然后才能交委官使用。其中一扇由钞关委官收执“遇有船户纳料就将船梁丈尺并料银分两明开票内仍照票数目填写在簿挂号对同无差将票给付船户收照”1。另一扇送地方官司收掌以备查核。二是稽考文簿。此簿共设三扇由户部加印后给各钞关。其中一扇规定必须转给选委的地方佐2官令他们在每日闭关时主持“将收过钱粮眼同登记”2然后呈报户部主事。主事查核实数后再在另外两扇文簿上“亲笔于前件项下照款填注明白”3。待他任满之日将这三扇文簿一扇存留本关备照一扇由所委地方佐2官收执一扇送部查考。当商人纳交货税时钞关长官每天要根据挂号簿存根所记将船梁阔狭、料银多寡等类算总数逐一登记在稽考文簿中。再定期将一扇用过挂号簿籍送钞关所在官府收贮。每逢钞关按季起解税银户部主事要根据稽考文簿地方委官则根据挂号簿分别开列船梁丈尺和料银分两等项数目呈报户部。钞关所在的地方官府则将收贮的一扇原填挂号簿钤封后交付解银官员赍送户部由其逐一查对磨算几处相符方准缴销解进4。 抽分厂、场也仿钞关实行簿籍制度。约于隆庆二年（1568）南京、芜湖抽分厂“照依荆、杭二处钞关条件每年置立印信文簿十二扇内四扇本地方有司登记所抽料价四扇该厂主事收掌四扇填报南京工部稽查该厂主事仍督同原委府佐2官抽验登记”5。真定抽分厂也规定每岁“一印信号簿与抚按官令真定府掌印官同知逐日将抽到各木登记”1这便是抽分厂、场设置的簿籍制。万历七年（1579）户部进一步规定2《明孝宗实录》卷一六一。 1《大明会典》卷三五《课程》“商税”。 2《大明会典》卷三五《课程》“商税”。 3嘉靖《浒关志》卷十一《禁令》。 4嘉靖《浒关志》卷十一《禁令》。 5《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卷二二四。 1《大明会典》卷二o四《抽分》。 商人到达货物销售地时要将经过钞关和抽分厂的纳税所得税票缴予当地税课衙门“每季解银备造一册并原收税票送部磨对”2。 簿籍稽考制度本身不可不谓严密细致但在政治的明朝末期再严密的制度也阻止不了各级官吏的贪污。这点连明世宗也不能不承认：各钞关“关务累经申饬给有稽查文簿所司玩视成风往往入多报少；委用府佐徒相比为奸致亏国课”3。 遣官制。这是朝廷或地方政府派遣特派官员对税课机关进行监察的一种制度它始于永乐年间。永乐十年（1412）朝廷今“各处巡抚御史及按察司官体察闸办课程凡有以该税钞数倍增收及将琐碎之物一概勒索税者治以重罪”4。弘治二年（1489）朝廷令北京、南京各差御史及主事一员监收崇文门宣课分司和南京上新河税课司商税。隆庆元年（1567）鉴于京师九门税课司“信征横索”的做法朝廷采纳刑部孙枝建议令分管五城御史“各委兵马司一员监收”商税“岁中会同部官覆奏”5。这是朝廷直接派员对税课机构进行监察。另一种是朝廷责令地方布政司遣官监察。弘治元年（1488）令顺天府委官二员于草桥、卢沟桥宣课司监收商税。嘉靖元年（1522）朝廷令“广东、江西巡按衙门委南雄、南安二府知府督同税课司官吏综理商税”6。 宣德年间设立钞关朝廷就在南京至北京沿河各关“差御史及户部官照钞法例监收船料”1。正统至景泰年间又派主事分别至淮安、临清、湖广、金沙洲、苏松二府、上新河等地监收船料。弘治六年（1493）朝廷为直接控制、掌握关榷之征令由户部委差主事任各钞关长官负责征榷事宜。为对委官进行监督朝廷又令各地方政府派遣通判、同知之类的佐2官每日赴关监督收税“听钞关主事督同公平秤收倾煎银两以候类解”2。抽分局大体情况与此相似。嘉靖年间朝廷加强了对委官的考核遣差未任钞关长官的其他户部主事“每年终备开委官贤否送部转咨吏部黜陟”3。明廷推行这项制度本意是要对委官进行监督可事实上遣官难以节制差官（委官）更抵御不了明朝吏治的败坏。其结果往往是差、遣官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共同作奸犯科进一步败坏税法。 6.惩处制度。这项制度包括两项内容一是对纳税人违背税制的处罚。 2《大明会典》卷三五《课程》“钞关”。 3《明世宗实录》卷五三四。 4《大明会典》卷三五《课程》“商税”。 5龙文彬：《明会要》卷五七《食货》“商税”。 6《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卷二二三《杂税部》。 1《大明会典》卷三五《课程》“钞关”。 2《大明会典》卷三五《课程》“钞关”。 3参见李龙潜《明代钞关制度述评》刊《明史研究》第4辑。 二是对征税者违纪犯法的惩处。 ------------ 14 对商贾明政府主要订立的是对匿、偷、漏税处置的法律规制。在明代的基本律令、典制中都列有“匿税律”条：“凡客商匿税及卖酒醋之家不纳课程者笞五十。物货酒醋一半入官”4；“若买头匹不税契者罪亦如之仍于买主名下追征价钱一半入官”5。宣德四年（1429）根据北京纳税情况朝廷又令“今后课钞过期不纳者令顺天府兵马司催督。私匿货物者取勘各追罚钞一千贯”1。对于年终尚未交齐商税者“计不足数以十分为率一分笞四十。每一分加一等罪止杖八十”2。对于海上贩运的商贾规定贩货到岸后必须及时将货物尽实报官抽分。如果匿塌于沿港土商私牙家中则要依不从实报官者处“杖一百”；不如实申报即“虽供报而不尽者罪亦如之货物并入官停藏之人同罪”3。永乐中期太祖早先明确规定的、不征税的细民纤悉之物日常生活、生产用具用品朝廷也开始“例当抽分”有匿不报者有的要“以舶商匿番货罪尽没入官”4。这些都反映了明朝对匿、逃商税处置制度的严厉。但封建社会往往是因人废法那些官商合一的达官显贵及其亲友门徒就不仅不受这些律令的约束反而受到保护。弘治时户部尚书李敏指称：“凡税课皆势要京官之家或令弟侄家人买卖或与富商大贾结交经过税务全不投税。”5于是明中后期便出现了行商夤缘显官借其官牌贩运商货或伺机随显官官船同行而免一路商税之事。冯梦龙《警世通言》中就有某行商在其货船上树了王尚书的水牌因而在江河上畅行无阻各税关不敢向其征税的故事。御史祁彪佳日记中也记载：当他由漕河南行有装载枣货的三艘商船与之并行至临清税关主事何任白即令其所同行者一切商税均免6。 对征税人如税官、税务机关员役和权豪利用职权无端勒索、侵占税款、破坏税法的惩处制度。早在朱元璋当吴王时他就下令对“过取（商税）者以违令论”1。洪武间一巡拦伙同家人勒索强截税项又到乡村不问有无门店“一概科要门摊”。明太祖下令重处：将其人凌迟其弟及男皆枭令示众其余家人押原籍并申明今后为巡拦者倘“倚恃官威4黄彰健：《明代律例汇编》卷八《户律》“课程”。 5黄彰健：《明代律例汇编》卷八《户律》“课程”。 1《明宣宗实录》卷五四。 2黄彰健：《明代律例汇编》卷八《户律》“课程”。 3黄彰健：《明代律例汇编》卷八《户律》“课程”。 4《明英宗实录》卷二二四。 5《明孝宗实录》卷二二。 6《祁忠愍公日记》。参见黄仁宇《从〈三言〉看晚明商人》台湾《明史研究论丛》第1辑。1《明太祖实录》卷十四。 剥尽民财罪亦如之”对重叠再取商税者也“虽赦不宥”2。以后《明律》进一步规定税务官员对应征缴之商税“若有隐瞒侵欺借用者并计赃以监守自盗论”3。弘治年间刑部奏准“凡纳税俱令客商自纳。如有搅扰商税者罪之”4“枷号三个月落”5。嘉靖年间朝廷一方面严格各地商税呈报制另方面遣官不时查访各钞关税课司奸弊现征榷官侵欺挪移税金即处以“监守自盗”6。如山海关守关主事犯有侵匿税收科朝廷下旨“许巡关御史劾治之”7。万历年间增修《问刑条例》朝廷再次强调“权豪无籍之徒结党把持拦截生事搅乱商税者徒罪以上枷号二个月附近充军。杖罪以下照前枷号落”8。但那时的税务官及权豪们早已玩视法规成风而以增课为能事侵吞渔利司空见惯。以上律令几乎都成了只能针对所谓“市井无赖”、手书门库及“无籍之徒”的表面文章。商税的本色与折色有明一代在市场流通货币问题上有过几次大的反复。明初实行钱钞并行的双重货币制度但宝钞因没有钞本朝廷不加节制随意滥行数年便壅塞不行。朝廷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多次布禁用铜钱、金银交易甚至禁用银作货币等命令但收效甚微到明后期钞法完全崩溃。如此朝廷征钞作为商税已没有意义因此以征银代替征实（物）征钞白银成为实际上的流通货币。这一系列变化和反复反映在商税征课客体上就有本色与折色之征。 洪武初年“凡商税课诸色钱钞兼收钱十之三钞十之七。百分之下则用钱”1。此时商税所征之钞、钱谓“本色”。二十七年（1394）朝廷布禁用铜钱令2强“令有司悉收民间钱归官依数换钞”3。这时征纳商税只许以钞所谓商税本色就只指宝钞了。其实朝廷的禁令并未严格执行由于在实际生活中金银依然是最可相信的量价货币且便于携带保存于是朝廷也有变通：“若便于征解者解本色路远费重者许变卖金银。”2《大诰三编·巡拦害民第二十》转引自张德信等主编《洪武御制全书》。3《明代律例汇编》卷八《户律》“课程”。 4《大明会典》卷一六四《刑部》。 5《大明会典》卷三五《课程》“商税”。 6《大明会典》卷三五《课程》“商税”。 7《明世宗实录》卷四八。 8《大明会典》卷一六四《刑部》。 1孙承泽：《天府广记》卷二二《宝源局》。 2《明书》卷三《太祖高皇帝纪》。 3《续文献通考》卷十《钱币考》。 并且规定了金银与钞的比价：“金每两价钞六锭银每两价钞一锭。”4这就为一些地方商税征银提供了依据。如南京三山门的塌房就征收税银。 此时商税也有征实物的即以应收钱钞折合成实物主要是以粮食来征收。如洪武十年（1377）太平府繁昌县狄港镇每年交纳“米八百九十余石”作为税课1。十三年（138o）许多税课司局征米朝廷并以课额米是否满五百石作为税课司局设罢与否的根据2。征实如粮食外也有布帛等物。各抽分竹木局则征收竹木及其半成品、器皿等。 永乐至宣德年间由于钞法阻滞朝廷为强制推行钞法银禁转严。宣德四年（1429）朝廷“令湖广、广西、浙江商税课纳银者折收钞每钞一百贯准银一两”3。然而征银之法并未禁绝有些地方即便是上述诏令中所提到之处如浙江温州等地商税征课仍然用银。九年（1434）朝廷再次下令“各处诸色课程旧折金银者照例收钞”4。 明廷强制推行钞法的另一措施便是设立钞关。以在钞关向过往行商征钞加重对百姓的敛收而达到疏通钞法的目的。朝廷命令“舟船受雇装载者计所载料多寡、路远近纳钞”5。“自南京至淮安淮安至徐州徐州至济宁济宁至临清临清至通州俱每一百料纳钞一百贯。其北京直抵南京南京直抵北京者每百料纳钞五百贯。委廉干御史及户部官于缘河人烟辏集处监收”6。另外朝廷还提高门摊税增收车马税、塌房库房等税令纳钞。但这些措施并未能挽救宝钞的颓运。 正统年间明廷弛金银之禁。以后由于边事和大兴土木朝廷财政出现巨大亏空于是再次滥印纸钞宝钞进一步贬值。成化元年（1465）朝廷被迫宣布变通钞法允许钱钞兼收。“凡商税课程钱钞中半兼收”1。“各处船料钞俱钱钞中半兼收每钱四文折钞一贯”2。 钱钞兼收使铜钱私铸日甚一日姿质低劣之钱充斥市场加之当时朝廷所规定的钱、钞、银三者的比率与市场上相去很远商税“钱钞中半兼收”使朝廷所得好处甚少。如此朝廷只能从弘治元年（1488）起逐步向各税课司、局颁布商税改折银征收之令。六年（1493）又将此推广到各钞关4《明宣宗实录》卷八o。 1《明太祖实录》卷一一五记：“［十年］太平府言繁昌县狄港镇商贾所集户部委官收课岁计米八百九十余石宜于其地置税课局。从之。” 2《明太祖实录》卷一二九。 3《大明会典》卷三五《课程》“商税”。 4《大明会典》卷三五《课程》“商税”。 5《大明会典》卷三五《课程》“钞关”。 6《明宣宗实录》卷五五。 1《明成宗实录》卷四三。 2《大明会典》卷三五《课程》“钞关”。 “令各关照彼中则例每钞一贯折银三厘每钱七文折银一分”3。钱钞折银计价是谓折色。以后商税征收时而本色时而折银。嘉靖以后则通行折银本色钞、钱为辅直至终明。 工部钞关——各抽分竹木局、厂原以征收实物为主。成化七年（1471）杭州、荆州、太平三抽分厂“以竹木解运不便”为由也请准了“各折抽价银”改实物税为从价银。如“建昌连二杉板每副抽银五两；清江连二杉板每副抽银三两；连二松木板每副抽银八钱”4。嘉靖九年（153o）芜湖钞关抽分竹木亦已“折银解部”5。隆庆二年（1568）真定抽分厂随时将征得各木“变卖银两贮库候冰合之日呈缴”6。嘉、隆以后朝廷土木所需实物概由工部召商买办买办经费则取自抽分竹木的改征银两。如龙江抽分局每年应向竹木商人征收价银五千七百七十六两上缴作召买经费；芜湖征九千四百十八两1也作此用途。 明代特有的税使制度永乐以后宦官恃势横行干预朝政现象日见普遍。正统年间有内官到张家湾宣课司崇文门分司抽盘宦官染指商税自此而始。正德三年（15o8）内监高魁督抽荆州商税2。嘉靖四年（1525）中官在京师九门收税每门竟增至十余人“轮收钱钞竟为朘削行旅苦之”3。真定抽分厂更是常有内监盘踞其中。但这种派遣和涉足税务还是小规模的尚未形成大气候。 万历二十四年（1596）后明神宗为搜刮矿业和商税所得命令向各地派遣矿监税使皆由内官充任以监收各地的矿税、商税。有关商税使的记载是：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始命中官张晔征税通州张家湾”这是神宗派出的第一个税使。不久“命中官王朝督征天津店租”。自是二三年间“税使四出”4派往各“通都大邑”5。据《明史·食货志》所载在这以后的三年中派往各地的税使具体人员是：高宷于京口暨禄于仪真刘成于浙江李凤于广州陈奉于荆州马堂于临清陈增于东昌孙隆于苏、3《大明会典》卷三五《课程》“钞关”。 4参见李龙潜《明代钞关制度述评》。 5参见李龙潜《明代钞关制度述评》。 6《大明会典》卷二o四《抽分》。 1杨成：《厘正起运板本疏》《明经世文编》卷三六一。 2朱睦■：《皇朝中州人物志》卷十《高魁》。 3王世贞：《弇山堂别集·中官考十》。 4《明通鉴》卷七一。 5《明史》卷三o五《宦官传》。 杭鲁坤于河南孙朝于山西丘乘云于四川梁永于陕西李道于湖口王忠于密云张晔于卢沟桥沈永寿于广西。其中有的是“专遣”有的则是由矿监“兼摄”。 税使一出商人顿遭大殃。时人称“自矿税出而百姓之苦更甚于兵自税使出而百姓之苦更甚于矿”1。这是因为内官税使仗恃皇权打着奉命行事的旗号凌驾一切肆无忌惮横征暴敛。其搜刮民财、鱼肉百姓名目之繁多手段之毒辣前所未有。 主要有：（1）重征叠税同一种商品在运输、交易中多次被税使征税。 税使及其爪牙无视历史定规在交通路道任意增设关卡以征商税“水6行数十里即树旗建厂”2。如陈奉在湖广“水则阻塞舟商6则拦截贩贾”3。山东、河北一带原已有二税使“落地之税已属张烨（晔）南来之税又系马堂”。不久朝廷又派出王虎也为该地税使。王虎一到则“旁搜蔓行商船过地无不波及”以致“区区一隅三监并列重叠征收商民困累”4。就连户部也认为“今榷税中使项背相望密如罗网严如汤火”5。（2）增加税种、税目和税额。税使所到之处“立土商名目穷乡僻坞米盐鸡豕皆令输税”6。他们“穷天索产罄地伐毛宇宙间靡有留利”7“始犹取之商税既则取之市廛矣；始犹算及舟车既则算及间架矣；始犹征之货物既则征之地亩征之人丁矣”8。高宷在福建“诸关津饷税毕尽献”9。梁永坐镇陕西所征十万之税“皆系各州县裁役夫勒牙户括间架征蔬果克廪膳剥军需以充之”1。浙江的应税物件只凭宦官及其随从任意点派“其最细者如民间卧床草荐儿童作戏鬼脸亦在税中鄙琐极也”2。连对家中有大厅者税监也要加征门槛税3。福建一些小县城自从“中贵至倍征三之”商税“几与中原大都会埒矣”4。（3）实行包税即拘持商户让他们包收一方税款的做法。如宣府地区1《明神宗实录》卷三四o。 2《明史》卷八一《食货志》“商税”。树旗建厂指税使的爪牙到处滥用旗牌设立临时收税站。3《明神宗实录》卷三五八。 4《明神宗实录》卷三五一。 5《明神宗实录》卷三三九。 6《明史》卷八一《食货志》“商税”。 7《明神宗实录》卷三三四。 8《明神宗实录》卷五五三。 9《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九三《福建三》。 1邹漪：《启祯野乘》卷二《余尚书传》。 2李乐：《见闻杂记》卷六。 3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卷下。 4张燮：《东西洋考·饷税考》。 由于税使的加税增额使商贩稀疏税不及额于是税使就“递年佥报行户责以包收”结果被佥报者“大者破产小者倾囊每一践更合镇骚然”5。有些地方本无物产可税但税监却将商税矿税同时压在当地商民身上“包矿者此民包税者亦此民吮髓吸血”6。有些地方包矿包税殃及闾阎小民、村居茅房。万历三十年（16o2）前后一些地区恶珰搜税已到了“无地无人无物不税亦无地无人无物之税而非包”7的地步。（4）税外掠夺。税使“视商贾懦者肆为攘夺没其全货负载行李亦被搜索”8。高宷在福建征税“正税外索办方物”9。太监陈增名下参随程守训每日都持钦命牌闯入富商之家“搜求天下异宝”。对于稍殷实者也不放过“罗而织之”“非法刑阱备极惨毒其人求死不得无奈倾家鬻产跪献乞命多则万金少亦不下数千”1。 明代的税使制度受害最深重的自然是商业。千百商人在税使的威逼下或“弃家逃窜”或“立见倾荡丧身”。许多繁华的城市在税监的疯狂掠夺下店铺倒闭商旅驻足负贩稀踪市场萧条。当时人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朝廷命税监四出抽分征税“商税重而转卖之处必贵则买之价增而买者受其害；商不通而出物之处必贱则卖之价减而卖者受其害。利虽仅取及商而四民皆阴耗其财以供朝廷之暗取尤甚于明加田税也”2。税使制度的推行直接影响到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因而也遭到从朝廷到地方无数官吏的强烈反对。广大城居之民更是对此进行了殊死斗争动了一起又一起反矿监税使的“民变”和“兵变”而且其声势之大范围之广史无前例。这一切迫使明神宗对自己的举动有所顾忌万历三十三年（16o5）后他在滥派税监上有所收敛对有关政策有所调整对税监有所约束然而终未彻底废除。直至神宗死后其子朱常洛即位才“传令旨命矿税尽行停止”。税监张晔、马堂、胡滨、潘相、丘乘云等“即行撤回”3终于结束了长达二十多年的税使制度。 5《明神宗实录》卷四六八6《明神宗实录》卷三四四。 7何尔健：《按辽御珰疏稿》转引自王春瑜、杜婉言编著《明代宦官与经济史料初探》。8《明史》卷八一《食货志》“商税”。 9张燮：《东西洋考》卷七《饷税考》。 1《明神宗实录》卷三四七。 2张应俞：《杜骗新书》十九类《太监烹人吸精髓》。 3《明神宗实录》卷五九六。 第四节对商人的管理与控制制度明初朱元璋实行重本抑末政策颁布贱商令。洪武十四年（1381）太祖下令“商贾之家止许穿布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许穿䌷纱”1。封建社会中着装代表了人的社会等级这一法令体现了朝廷对商人地位的蔑视和严重压制。同时朝廷还对商人实行严格的人身控制除向商人进行经济剥削外还对其进行封建的经济强制。明中叶后随着社会商业的繁荣达统治阶级对商人的压榨主要转到经济上的重盘苛征但依然未放松对商人的人身控制直至终明。这条紧勒在商人脖子上的绳索不仅将商人置于绝地最后还几乎窒息了明中后期活跃的商业经济影响了中国历史展的进程。 明廷对商人制定的一整套管理制度与办法其目的是为了控制商人表现了封建制度对劳动者的主宰意识。有明一代对商人的管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占籍和清审制度明代商人大致可分为坐贾与行商两大类“大凡民间开一铺一店者无论物之贵贱即名坐贾。移彼就此者无论途之远近即曰行商”2。无论坐贾、行商政府都要对他们进行户籍归类与登记以掌握其个人、家庭人口及资产等情况便于封建徭役的佥派。 坐贾又称铺户、行户或铺行是指在城镇开店设铺卖货者。他们有的是世代经商承继祖业经营店铺的；有的是后来加入的其中不少是外来的富绅、地主、手工业者来某地开店设铺经销从各地贩运来的土特产的。如当时两京铺户大多从外乡而来。 京师附近的河北宣化有南京罗缎铺、苏杭罗缎铺、潞州绸铺、泽州帕铺、临清布帛铺等1。因此坐贾成分比较复杂既有世代开店铺者又有从行商改为铺户者有富民2、小手工业者还有军人（包括锦衣卫官校）、士夫、品官及皇亲贵戚等经营店铺者。从户籍看既有民又有军、匠户。在明代商人中坐贾人数也比行商多几乎遍布全国各大中城市和新兴城镇。特别明中叶后坐贾人数更是大幅度增加。宣德、正统年间长江中1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三《国朝重农考》。 2何尔健：《按辽御珰疏稿》转引自王春瑜等《明代宦官与经济史料初探》。1《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宣化府部风俗考”。 2永乐年间迁往北京落籍的富民及其后裔开设店铺者就很多甚至有的一家有数处开张。见周忱：《与行在户部诸公书》《明经世文编》卷二三o。 流的刘家隔“商贾占籍者亿万计”3。这显然有夸张成分但人数众多恐是事实。两京是全国政治中心、商业都会更是铺户集中和稠密之地。万历年间据当时宛平知县沈榜记载仅宛平一县铺户合计有三万九千四百零二户。照此推算整个北京铺户约七万八千余户。这些人成为城市人口的主要部分。 对这些人数众多的商户朝廷将其纳入册籍。官府先“因其里巷多少”将坐贾“编为排甲”然后“以其所业所货注之籍”1。同时根据习惯将经营同一类商品的店铺集中在一处如明初南京“铜铁器则在铁作坊皮市则在笪桥南皷铺则在三山街口旧内西门之南履鞋则在轿夫营帘箔则在武定桥之东伞则在应天街之西弓箭则在弓箭坊木器南则钞库街北则木匠营。盖国初建立街巷百工货物买卖各有区肆”2。行政管理上单独编排进行注籍登记并将他们归属五城兵马司的管辖在完成了这一套手续后商贾们方能取得居住和营业的合法权利。这就是坐贾的占籍制度。铺商一旦注籍就与官府建立起一种封建隶属关系；编成铺行是朝廷对他们的严密组织。 行商流动性大不易掌握。一般在原贯或原籍地进行注籍登记著令承役。但在明前期行商的占籍制度并不十分严格。至明中叶后情况有了变化若他们在某地定居年久置下房屋、产业或铺面者政府一定要责令或逼迫其在新地或常居地附籍。如山东临清繁荣之地就有许多徽商在那里占籍1。万历时商人方文箴见常熟“居江海水6之会有湖山膏腴之产凡鱼鳝米3嘉靖《汉阳府志》卷三《创置志》黎淳记。 1沈榜：《宛署杂记》卷十三《铺行》。明代商贾籍的问题是一令人费解的问题。明史研究者对此多有涉及但至今仍似不清。这里对有关问题作些粗略说明：1.商贾原籍：洪武二（三）年明朝继承元代户籍制令“人户以籍为断”将全国人户分为军、民、匠三等。“民有儒、有匠、有阴阳”（见《明会要》卷五o、《续文献通考》卷一三《户口二》等）其中未提到商但照此划分商与儒、阴阳一样原籍主要应属民籍为民户中的一种职业户。2.商贾占籍：明代所有人户都要占籍应役商也不例外。商贾占籍是为应商役而向官府所作的册籍登记即如沈榜说铺户要“以其所业所货注之籍”。客商在某地定居年久置下产业也要责令附籍当差。一说商贾占市籍如程嘉燧《松园偈庵集》卷下记万历年间徽商在常熟“占市籍”。这是因为商贾身处街市为城市赋役户之一所以称他们“占市籍”。市籍即是役籍与以上所说原籍并不矛盾。3.关于“商籍”。明中叶后直至清代有了“商籍”一说那是因为明清科举必须根据户籍分别流品才能参试。商人子弟随父兄远行年年回户籍所在地考试极其不便。于是政府准令他们“各以家所业闻著为籍而试于郡”（许承尧《歙事闲谭》册二九）。这“籍”人们称为“商籍”。“商籍“的实际意义在于科举考试上它为侨寓大商人（尤其是大盐商）子弟参加科举的专利而不把小商小贩包括其中。关于这一问题详见许敏《明代商人户籍问题初探》刊于《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 2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一《市井》。 1谢肇淛：《五杂俎》卷十四《事部二》记：“山东临清十九皆徽商占籍”。盐布缕之属羡衍充斥闾阎富乐可以逐什一之利”便在常熟占了市籍2。总之在明代“非占商籍不许坐市廛”3。 无论行商坐贾只有占籍之后才能合法贩运经营。也无论以前是什么身份要经商都必须“占籍”如江西清江“士人或窜身市籍”4。锦衣卫官校本系军籍但不少人在京城开设店铺牟利人们称之为“锦衣卫铺行”。然而“锦衣卫官校［也］多占行户籍”。嘉靖四十五年（1566）京城还生过一场是否要勾取锦衣卫旗校按籍服役的争论。结果虽是锦衣卫优免铺役主张其服役者贬官降职5但还是证明了经商者必须占市籍的事实。商贾占籍后就要接受封建庸役的佥派。有不少铺商“一挂商籍其家立罄”6。于是他们千方百计逃避入籍。有的逃离占籍地有的“变易姓名”有的“冒合匠户”或其他职业户有的投充校尉、力士等。结果“占籍”者的数目大大小于坐商实际人数。如湖广衡阳“酒户万家籍于官者四千七百”7占籍人数不足实际人数一半。封建庸役的点派是以在册商户为准的而大批商贾的逃匿就使负担沉重地压在少数人身上使他们不堪忍受只得也采取逃匿于是形成恶性循环。 对于未占籍的商贾或隐、脱、漏、逃避市籍者朝廷许其自。对不自者“令有司点闸比对有不合者充军”1或先送其至五城兵马司受惩然后再逐出城。如成化时广东南雄府的知府璞某说“通济镇天顺以来为无籍者所据成化乙未（十一年1475）予奉命守郡 屋百二十楹无籍不律者惩而去之”2。铺户逃亡、脱籍者过多于统治者派役、搜刮不利于是明廷立清审制度。 永乐年间明廷制定了以两京为代表的定期清审制度“铺行清审十年一次自成祖皇帝以来则已然矣”3。所谓清审就是对商贾的占籍情况进行清查核对亡故、破产者除其名；新开店铺或未占籍者重新登记注籍编排在册。清审的具体做法以顺天府为例据汪应轸的记述是：“该科（户科）及咨都察院照例行委给事中、御史各一员督同顺天府佐2官员并通过宛、大二县及五城兵马指挥司将各行铺户查照节年事例无分军民官舍2程嘉燧：《松园偈庵集》下《明处士方君墓志铭》。 3嘉靖《增城县志》卷九《课程》。 4崇祯《清江县志》卷一。 5见《明世宗实录》卷五五七。 6王元翰：《凝翠集·圣泽诞被困商偶遗疏》《云南丛书》集部之七。7《耳谈类增》卷十七《衡郡为乐土》参见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1《续文献通考》卷二o《户口考》。 2嘉靖《南雄府志》上卷。 3沈榜：《宛署杂记》卷十三《铺行》。 之家逐一挨门查出”4。这“查出”一是查出逃名漏籍户二是核定各铺户资产消长情况。根据其资产多少定以上中下三种等则然后按等派役。“事完将清理过铺户及编审过等第造册奏缴青册送部查考”5。很明显清审之举严格和强化了官府对铺商的人身控制。 正德年间“因时势难为”北京铺行没有按期进行清审1。进入明中叶后商品经济日趋活跃商铺队伍瞬息变化有消乏者有外逃者有迁徙者有新开者有暴户也有冒名顶替者不一而足。十年一审对政府随时掌握商贾情况已显时间过长以致造成“弊端丛生”。嘉靖四十年（1561）政府“令应天府各色商人清审编替五年一次立为定例”2。万历七年（1579）明神宗题准顺天府应与应天府事同一体亦于戊、癸年份审行。两京之外的其他地方只要铺商编成排甲轮流为当地衙门服役都不同程度地实行清审制度。万历年间清审之风刮到了各名邑都市甚至边防重镇。 路引、店历制度行商的经营方式是长途贩运贸易流动性大不易管理和控制。对此明廷制定了相应的措施和制度竭力将行商纳入掌中。 其主要措施有路引、店历等。 行商出外经商先要向政府交一笔钱申请路引（也叫关券）。取得官府批准领到官府签的凭证——路引后方可远行这笔钱就叫路引钱。史载：“凡商贾欲赍货于四方者必先赴所司起关券。”3“凡出外先告路引”4。明朝后期商人自己制定的经商“规略”中也都强调带路引是“要”中要。成书于天启、崇祯之际由商人自己编写的《士商类要》有多处告诫客商：“但凡远出先须告引”1；“凡出外先告路引为凭关津不敢阻滞”2。朝廷给路引不仅是多收行商一笔钱而且也是控制行商贩运规模、路线等的一种手段。 路引上注明行商的姓名、乡贯、去向、日期及监运者的体貌特征、资本4均见汪应轸：《青湖文集》卷一《恤民隐均偏累以安根本重地疏》。 5均见汪应轸：《青湖文集》卷一《恤民隐均偏累以安根本重地疏》。 1万镗：《恤民隐均偏累以安根本重地疏》《明经世文编》卷一五一；又见《明世宗实录》卷十六。2《大明会典》卷四二《铺行》。 3丘濬：《大学衍义补》卷三o《征榷之税》转引自唐文基：《明朝对行商的管理和征税》刊《历史研究》1982年第3期。 4《士商类要》卷二《客商规略》转引自杨正泰编《明代驿站考》。 1《士商类要》卷二《客商规略》转引自杨正泰编《明代驿站考》。 2《士商类要》卷二《为客十要》。 数目、货物重轻、水运还是6行等也都要“明于引间”3以便沿途关卡和旅店的查验。客商商船每在一码头、一关卡或一地停靠都有专门牙行出来查验路引并对行商及所带货物进行登记然后将所登记簿册“每月赴官查照”4即与官府所掌握的路引进行核实。凡出关贸易如山海关法就规定“其商人往来稽验文引、年貌恐其中有诈冒也”。而且“必要原籍真引”5。行商在一地出卖物也要向当地政府呈上路引。如正统年间襄阳府县知县廖任就曾宣布“诸处商贾给引来县生理”6。 对于无引或引目不符、持假引者官府都给予逮捕治罪。明初朱元璋就作出规定：无物引（路引）而经商者即便是老年人也要“拿捉赴官治以游食重则杀身轻则黥窜化外”7。有记载说洪武年间南京检校高见贤与兵马指挥丁光眼等“巡街生事无引号者拘拿充军”8。成化年间京师曾对城居无引者进行过大规模搜索凡遇寄居无引的商户“辄以为盗悉送兵马司”1惩处。嘉、万年间商品经济的展使人的经商与经商手段都有膨胀和提高而官场也日甚一日。如此官府私出、伪卖路引贿买官文假充势要亲族无引“驾舟悬牌装载客货”2等情况十分普遍。对此明廷又制定一系列措施加重对违法官吏和商贾的惩处以儆效尤。如对“不应给路引之人而给引”、“冒名告给及以所给引转与人者”、“经过官司停止去处倒给路引及官豪势要之人嘱托军民衙门擅给批帖影射出入者”、“不立文案空押路引私填与人者”都分别治以鞭笞、流放、物货入官、入狱乃至处斩等刑罚。行商的路引制与有明一代几乎相始终其实施初期在维持社会和商业秩序的稳定方面曾起过一定作用但后来它的封建本质越来越凸现成为限制商人活动的桎梏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展。 行商贩货尤其是6路运输路途总要投店住宿因此旅店、客栈成为官府掌握控制行商动态行径的又一重要环节。政府规定凡住店客栈都必须备有官府署的“店历”“凡客店每月置店历一扇在内赴兵马司在外赴有司署押讫逐日附写到店客商姓名、人数、起程月日月终各赴有司查照”3即客店要对投宿的商人进行详细登记并按月上报所辖官衙进行3《御制大诰续编·互知丁业第三》。 4熊鸣岐：《昭代王章》卷一。转引自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5葛守礼：《葛端肃公家训》卷上转引于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6《明世宗实录》卷四四。 7《御制大诰续编·验商引物第五》。 8刘辰：《国初事迹》转引自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 16容：《菽园杂记》卷十。 2《明世宗实录》卷二一七。 3《续文献通考》卷二二《征榷考》。 查照。这样官府就可以全面掌握客商经营情况和流动路线。 与店历性质相似的明朝还在行商贮（停）货之地即塌房也建立登记制度详细登记商人姓名、字号、货物品类、数量、从何处来等内容并定期上报官府。塌房的登记除了可掌握商人情况外还可据其货之多少而向行商征收商税（由塌房代征）、支配他们的买卖。 商役制度封建社会的黎民百姓都必须承担庸役这是封建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 到明代由于社会分工较细使得统治阶级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需要而征召不同职业的人来为自己服务。在他们看来商铺理所当然应该为自己的物质追求和奢靡享受服务。因此他们在向商人课征高额商税外还强迫商铺承担封建义务为皇室、朝廷及各级官府衙门提供无偿劳役和货物。 一般说来皇室、官府所需之物小者如灯盏、器皿、麻绳、笔墨纸砚、水果等“大者如科举之供应与接王选妃之大礼而各衙门所须之物如光禄之供办国学之祭祀户部之草料”甚至宫殿营造等“无不供役焉”1即这些物品、需要都要由商人去采办或提供。这种必须由铺商承担的庸役就叫商役也称“铺行之役”。这是一种强制性的劳役或变相劳役。 商人承担商役并非始于明代。在两宋时期就有“和买”、“和雇”的做法。明朝初年朱元璋奉行与民休养政策要求统治阶级都躬行节俭。洪武二年（1369）他曾下令“凡内外军民官司并不得指以和雇、和买扰害于民”2即禁止官府向商贾征买物货及指派商贾为皇室或其他衙门采办物品。永乐时成祖开始弛禁允许官府衙门去市场采购先是“止令军家每（们）在街市者买办”后来又令应天府“今后若有买办但是开铺面之家不分军民人家一体着他买办敢有违了的拿来不饶”1。但当时的买办其原则还是“佐解纳之不继抵坐派之原数”2即是对朝廷粮食以外征实不足部分的补充数量不多规模亦不大。弘治以后统治阶级奢侈之风日盛于是采办日多向商贾诛索无止。铺行之役日繁商役遂成为商人们的沉重负担。嘉、万年间不少商人因此而弄得资产告罄、家破人亡。商人们视商役为危途纷纷逃匿、脱籍、投靠势豪权贵等逃避商役。而这样做一方面使商役更加集中在少数没有逃籍的商人身上另一方面促使统治阶级以更极端的形式强行佥派甚至拘捕商人来承担官府买办于是商役从开始的“买物当行”展到“召商买办”最后“佥商买办”成为明末商人的一大灾难。1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二《铺行》。 2《大明会典》卷三七《时估》。 1汪应轸：《恤民隐均偏累以安根本重地疏》《明经世文编》卷一九一。2张学颜：《覆太监王效等题坐派召买颜料疏》《明经世文编》卷三六三。买物当行是明代商役的最初阶段。“从来买（卖）物要当行书写在由帖上”3。这就是说坐贾在编完排甲注上册籍时买物当行已明明白白记录在户帖上了这是商贾的“职分”。当行的一种形式是官府买物铺户“一排之中一行之物总以一人答应”4。这“答应”即是每行由一家铺户出面应付提供本行销售的商品并以排甲次序轮流应答。而官府出具“官牌”（官价之代用票）也称由票、牌票、印票索取物品。据《明世宗实录》载：户部“大小诸司物料取具本府印票出买”1。官票并不能在市场流通铺户拿到后只能到规定的时间去向官府兑现钱钞但兑到的数目总是大大低于货物的实际价格有的“其价但半给”2。这实际是一种变相的勒索和庸役。当行的另一种形式是“遇各衙门有大典礼则按籍给值役使而互易之”3这是官府出银按籍召唤铺户让他们用官银轮流去为官府买办即提供力役。当行时间有一岁一轮“岁终践更”也有一月一变称为“值月”。为买物便利对口京师将油、面行乳、饼、茶果、牲口、器皿等行隶属于光禄寺下；草料商行等归属户部之下；竹木商行等归属工部如此等等。地方上仿效这种做法将铺行也分配于各衙门之下如常熟县铺行“（某）衙门系某人独认某衙或系某人□当手其按月轮□穷行贫户无不派及”4。 成、弘年间一些富商大贾大都以贿赂逃避当行真正应役的多是穷行小户资本人力都有限。他们不堪赔貱役使愿意出银代差以减轻重负。嘉靖四十五年（1566）有人题奏在进行审行的基础上将京师宛平、大兴两县的铺户按其资产多寡分为三等九则其“上上、上中两则免征其银听有司轮次佥差领价办供。其余七则令其照户出银以代力差”5。朝廷只对题奏中“独责上上、上中两则买办”不同意其余都允准了并由户部正式出布颁定：“原编九则铺行皆征银入官官为招商市物”6。于是有了征代役银招商买办之例。 征银代役、招商买办先在两京实行。照大兴、宛平的做法是先将其辖内铺户分成三等九则然后按则征银。其标准是：上上则征白银九钱3陈铎：《坐隐先生精订滑稽余韵·解斗铺》转引自路工《访书见闻录》。4沈榜：《宛署杂记》卷十三《铺行》。 1《明世宗实录》卷三o六。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也记嘉靖时南京、苏州等地“各衙门官虽无事权者亦皆出票令皂隶买办其价但半给” 2《明世宗实录》卷三o六。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也记嘉靖时南京、苏州等地“各衙门官虽无事权者亦皆出票令皂隶买办其价但半给”。 3沈榜：《宛署杂记》卷十三《铺行》。 4《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三三五《禁止行户当官碑》。 5《明世宗实录》卷三三六。 6《明世宗实录》卷五五七。 以下每则以次递减一钱至下下则征银一钱1。南京应天府情况大致相同。所征银两在北京称“行银”南京则称“则例银”2。行银的用途是“专预备官府各衙门支用”其中主要用于召买大宗物料其他支出也很繁多。照《宛署杂记·经费》一节记载京师大小衙门及顺天府、大兴、宛平县各衙门一应笔墨纸砚等日常用品用具也都由行银支解行银用途颇为广泛。商役的以银代役在明代各地并非同步实行而且有些城镇从来未实行过但它仍不失为一种历史的进步封建统治者“征其银不复用其力”这对广大铺户是一种解放他们的应役由力役向银差转化而政府的求取也从无偿强索转为征银后再行购买可以说这一变化顺应了当时社会经济展的需要。倘若不是由于统治者对物质享用穷奢极侈的追求而强行扭曲了它以银代役会推动明代商业进一步展并在中国历史上产生积极的作用。明廷在征行银后着各部自行招商买办应招者大多为富商大贾其中有“豪右铺户”有资产雄厚的行商也有一般铺户。他们向官府领价帮助官府买办。一开始应招商人至少在名义上是自愿的。万历前期官方也强调商人要自愿应招。七年（1579）奉命清理铺行的郑秉厚也认为凡应买物料“则顺天府酌勘议价责令宛、大两县召买或在商人或在铺行但须彼此情愿”1。一些招买项目有利可图商人们还争相承办如买草料、木料等各部要对应招商贾进行挑选。如万历间御用等监用木板数多利大不少商人争着应招买办负责此事的工部不得不“每年先期行芜湖厂主事拣选真正多木商人送部阄认”2。 起初当行买办有“会估”3一项即由官府和应役商贾一起对需办之物的价钱作一大致估计然后官府将钱交由应役商人前去买办。这样商人所支付的款与官府预给铺商之钱较为接近因此铺商“未尝不乐就”4。但官吏的贪欲和营私舞弊使这些制度慢慢走了样。先是会估不实；到招商买办后多半少给或者不给预付钱商人垫款后事实上不可能再领回所支全款；更有甚者铺商交差时验收官与内监索取的铺垫剧增。“铺垫一入则验收从宽；铺垫若无则多方勒啃”5。应招商人被弄得走投无路。隆庆间大学士高拱亲眼目睹招商买办使里巷中“有素称数万之家而至于卖子女1《明世宗实录》卷五五七。 2李廷机：《李文节集》卷二七《杂著·论处铺行疏》。 1沈榜：《宛署杂记》卷十三《铺行》。 2杨成：《厘正起运板木疏》《明经世文编》卷三六一。 3《大明会典》卷三七《时估》条记“正统二年令买办物料该部委官一员会同府县委官拘集该行铺户估计时价”根据时价预付买办银。这种集体估计时价的做法称为“会估”。4《工部厂库须知》卷三一见《玄览堂丛书续集》。 5《工部厂库须知》卷二刘元霖题。铺垫又称“常例”是官吏尤其是内监在验收商人所买物料时的额外盘剥。 者有房屋盈街拆毁一空者有潜身于此旋复逃躲于彼者有散之四方转徙沟壑者有丧家无归号哭于道者有剃为僧者有计无所出自缢投井而死者而富室不复有矣”6。如此铺商视买办如瘟疫避之唯恐不及。 商人们逃避商役而朝廷所需不仅不减反而大增。于是万历年间政府对商人实行了完全强制性的“佥商买办”。所佥对象是“身拥雄赀列肆连衢”的大铺商。佥点办法有“差官佥选”“押解着役”；有坊厢“里甲报名”或在编审之期“著旧役商人各自查访每一个人许报二名二名择佥一名。如报者不堪即著旧商仍自充役”1。各衙门佥商一般都秘密进行“薄夜拘之如缉巨盗”2。一役大约佥商二十至三十名但万历三十一年（16o3）佥报后商人“脱逃相继甚至薙断颈市子割女”只得将三十余人责付五、六人3。三十二年（16o4）“佥报商人不过十余名犹且满路哀告有自缢投河者”4。次年（16o5）继续佥商“一则曰行五城佥报若干一曰行顺天府佥报若干旨意一出富者各投势要百方避匿止余下人家力不能营求者抵数代死。立见辇毂之下抚嚷号啼变且莫测”5。可见佥商制对明代商业资本造成了多么严重的摧残！ 铺商原先以为交纳了行银就可以免除当行的愿望至此也彻底破灭了。 在交纳行银后铺户们仍要被官府役用。“官府不时之需取办仓卒而求之不至”“无得已复稍稍诿之行户渐至不论事大小俱概及之”。凡官府买物“仍责铺户领价”。因此铺户“赔貱之苦”雪上加霜。连作为封建统治者的沈榜也说：“征银又何名哉？”6铺户的一项负担增至二项这个矛盾在北京铺户中格外突出。南京地区也基本恢复了买办当行。这足以说明体现封建剥削关系的力役之征是不可能在当时、即使是在某一个领域中被消灭的。 对于封建统治者的残酷压榨明末铺商作了顽强的斗争。他们“有资竭而罢市者有倾家而移徙者”有勒石立禁商役碑以反抗者1。然而铺户当行、招商买办等终明之世终未废止。这一制度的裁革大约是在清中叶了。 6高拱：《议处商人钱法以苏京邑民困疏》《明经世文编》卷三o一。1《续文献通考》卷二五《市籴一》。 2《明神宗实录》卷四四o。 3王元翰：《凝翠集·圣泽诞被困商偶遗疏》《云南丛书》集部之七。4朱赓：《朱文懿公奏疏》卷六《请缓门殿大工揭》转引自王春瑜等编著《明代宦官与经济史料初探》。5朱赓：《朱文懿公奏疏》卷六《请缓门殿大工揭》转引自王春瑜等编著《明代宦官与经济史料初探》。1均见《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崇祯）常熟县永禁诈索麻杂货铺行碑》、《（万历）常熟县禁革木铺当官碑》、《（崇祯）永禁诈索油麻杂货铺行碑》等。 第九章教育、科举与铨选、考核制度第一节教育制度明代教育可以分为民间教育和官方教育两个不同层次。民间教育是官方教育的基础官方教育则是民间教育的准则。 一个人从幼时的启蒙教育开始便在为日后进入官方学校作准备。进入学校以后则要为日后的科举考试作准备。因此他所学习的内容也便限定在了官方规定的文化范围之中。但是民间教育与官方教育又毕竟有所不同民间教育不像官方教育那样有着比较严格的制度如私塾、家馆、义学、族学等等可以有各种形式也可以比较随意地设立。官方教育则具有一套完整的体制和制度而且它只有一种形式那就是各级学校。 在这两个不同层次的教育体制之外还有一种特殊的教育形式：书院。 书院教育与学校教育不同它虽然属于民间教育范围却必须有官方的认可。它不是一种低层次的教育而是一种高层次的、属于学术传播探讨性的教育。 因此民间教育、官方教育和书院教育构成了明代多层次相关联的教育体系明代的各种文化现象几乎都与这种教育体系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私塾与社学明代的民间教育范围是相当广泛的除官方学校诸如国子监、府州县学及卫学等官学之外所有非官方教育形式都可以算作是民间教育的范围。对于明代民间教育的情况史书中没有明确而集中的记述。 从零散的记述中可以得知当时的民间教育包括了私人教育和半官方的教育两部分。私人教育主要指遍布于城乡的私塾、家馆等。半官方的教育则包括地方民办的义学、族学和社学等各类学校。 这虽然并不都属于官方规定的正规化的教育体制范围但是由于中国长期的教育传统的影响到明代已经相当的成熟并形成了一套约定俗成的教育方式。从学生的入学拜师到授课程式从教授的内容到考试方法都有固定的规矩。 一般来说这类民间教育都属于启蒙教育的阶段。所学习的内容也是从识字开始的。学习中使用的教科书主要有：《百家姓》、《千字文》、《孝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千家诗》、《神童诗》等等由浅入深依次学习。 明建国之初由于长期战乱的破坏经济处于恢复时期朝廷虽然提倡展教育以正风化但是各地民间教育情况尚较为低落。洪武二年（1369）以后在朝廷的强令推行下各地官办的儒学开始逐渐有所展与之相应的民间启蒙教育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展。据《明史》记述到洪武中叶以后“盖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庠声序音重规叠矩无间于下邑荒徼山陬海涯。此明代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1。然而教育的展与社会经济有着直接的关系从洪武到永乐间经济虽然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展却又受到国家大幅度的开支的影响当时的经济特征实际上是国富民穷这也就必然会限制民间教育的展。《明史》这段记述可能有些言过其实了。 就当时的教育情况看洪武中所谓的“无间于下邑荒徼山陬海涯”主要还是指官办的府、州、县儒学和半官方的地方社学。 地方社学始建于洪武八年（1375）。 太祖洪武八年诏有司立社学延师儒以教民间子弟。十六年诏民间立社学有司不得干预。其经断有过之人不许为师。二十年令民间子弟读《御制大诰》者赴京礼部较其所诵多寡次第给赏又令兼读律令。2这种半官方的学校在设置、学习与管理等方面也都有其制度。所以后来人也称之为“乡里学舍生员”。 明初生员分二等有府、州、县学舍之生员有乡里学舍之生员。府、州、县学舍生员有定额自四十人以下为差日给廪饩而乡里则凡三十五家皆置一学愿读书者尽得预焉又谓之社学。盖即党庠术序之遗也若乡里学舍则守令于其同方之先辈择一有学行者以教之。在子弟称为师训在官府称为秀才。其教之也以百家姓氏千文为继及经史律算之属守令亦稽其所统弟子之数时其勤惰而报之行省。三年大比行省拔秀才之尤者贡之朝守令资送妻子入京天子临轩试之加以录用。其学舍生员则俊秀者升入学补缺食饩；不成材者听其各就所业。1这种半官方的社学就其设置安排而论确似一种办学的较好形式。但是不久社学便出现了问题用明太祖的话说是“好事难成”。以致洪武十八年（1385）他在《御制大诰》中不得不专门写上了《社学》一条：好事难成。且如社学之设本以导民为善乐天之乐。奈何府、州、县官不才酷吏害民无厌。社学一设官吏以为营生。有愿读书者无钱不许入学。有三丁四丁不愿读书者受财卖放纵其顽愚不令读书。有父子二人或农或商本无读书之暇却乃逼令入学。有钱者又纵之无钱者虽不暇读书亦不肯放将此凑生员之数欺诳朝廷。呜呼难哉！天灾若不灾于此官此吏载在祀典之神无凭可敬。似此善道难为惟天可鉴智人详之。朕恐逼坏良民不暇读书之家一时住罢。复有不知民艰茫然无知官吏害民者数言社学可兴！古云：为君难诚如是为臣不易果然哉！21《明史》卷六九《选举一》。 2王圻：《续文献通考》卷六o《社学》。 1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二二《明初学校贡举事宜记》。 2朱元璋：《御制大诰·社学第四十四》。 从《大诰》中的这段文字来看到洪武十八年时对于社学已经不再提倡了。所以王圻所记洪武二十年令民间子弟赴京诵读《大诰》之事已不是社学的活动内容。 然而洪武以后一段时间里所立社学的传统得到了提倡支持：英宗正统元年（1436）令各处提学官及司、府、州、县官严督社学不许废弛。其有俊秀向学者许补儒学生员。 宪宗成化元年（1465）令民间子弟愿入社学者听贫乏不愿者勿强。 孝宗弘治十七年（15o4）令各府、州、县建立社学访保明师。民间幼童年十五以下者送进读书讲习冠婚丧祭之礼。1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到社学的创建与展的过程。看来社学兴盛的时间并不很长。到成化年间便已经出现了贫家子弟不愿入学的情形。弘治朝虽复予提倡但成效似并不明显。弘治朝的特点便是对于祖制的追复这实际上便是“弘治中兴”的实质。但是这种追复由于脱离了时代展的实际情况因此并未能起到明显的作用。对于社学的提倡也是一样到弘治以后关于社学的记述便不复多见了。随着明代社会与经济的展私塾与家馆式的民间教育逐渐取代了社学。明中叶以后教育普及的大幅度展主要还是依靠私塾和家馆等民间教育方式。 我们虽然无法得知明代各个时期各地方启蒙教育的具体数量但是从其地方官办儒学生员数额的增长中也可以看出与之相应的民间教育的概况。按照这样的情况分析明代民间教育可能是从宣德以后才真正逐渐展起来的。 私塾和家馆都是通过私人聘请教师的方式进行教学的。这是中国一种传统的教育方式。明初由于建国未久一批元朝的遗民或安于平静生活隐居于乡里或不愿意与新朝合作不肯出仕为官其中相当一部分便靠教书为生。其中最为著名的即有洪武中被延为诸王师的李希颜。《明史》记述：“李希颜字愚庵郏人。隐居不仕。太祖手书征之至京为诸王师。规范严峻。诸王有不率教者或击其额。帝抚而怒。高皇后曰：‘乌有以圣人之道训吾子顾怒之耶？’太祖意解授左春坊右赞善。诸王就藩希颜归旧隐。”1这位隐居不仕的宿儒显然是非常习惯于民间私塾中对待学生的教育方法的而且将其搬用到了宫廷教育之中。明初著名学者谢应芳也曾以教学为生。他于元末避地吴中“吴人争延致为弟子师”2。素有“石门先生”之名的梁寅于元末明初隐居教授多年。著名诗人丁鹤年于元末明初“转徙逃匿为童子师”3。再如明初著名文人王行《明史》有记述：1王圻：《续文献通考》卷六o《社学》。 1《明史》卷一三七《李希颜传》。 2《明史》卷二八二《谢应芳传》。 3《明史》卷二八五《丁鹤年传》。 王行字止仲吴县人。幼随父依卖药徐翁家徐媪好听稗官行日记数本为媪诵之。媪喜言于翁授以《论语》明日悉成诵。翁大异之俾尽读家所有书遂淹贯经史百家言。未弱冠谢去授徒齐门名士咸与交。富人沈万三延之家塾每文成酬白金镒计行辄麾去曰：“使富可守则然脐之惨不及矣。”洪武初有司延为学校师。已谢去隐于石湖。其二子役于京行往视之凉国公蓝玉馆于家数荐之太祖得召见。后玉诛行父子亦坐死。4名气虽大也是一辈子以教书为生的。还有在明太祖《大诰三编》中说到的广信府贵溪县儒士夏伯启叔侄二人他们因不肯出仕为官各自截去左手大拇指。而在截指之前伯启自还乡复业“教学为生至今”1。当时的这些以授生徒为业的儒士几乎都是太祖选官任用的对象足见当时人才的缺乏。这种情况到明中叶以后便逐渐生了变化随着读书人数量的增多未能考取功名的读书人以教书为生的人数开始有了较大的增加教授私塾或者家馆甚至成为了一些读书人在不断参加科举考试过程中暂以为生的手段。名儒为民间教师的情况不再多见了。这些以教书为生的文人中略有名声的一般被势家延请为教席去教家馆更多的则到私塾中任教。这既反映出了民间教育的普及也反映了民间教育的败落。其实不仅私塾的教书先生即使是官办儒学中的教官也是人不乐就的卑冷之职。 但是民间教育的情况也不尽相同在大多数私塾中就读的学生只是识字断句并没机会求得功名只有少数学业突出的才有机会考入府、州、县儒学成为生员（秀才）。当然还有个别极为突出者不通过入学而直接参加乡试。据《明史》记载：士子未入学者通谓之童生。当大比之年间收一二异敏三场并通者俾与诸生一体入场谓之充场儒士。中式即为举人不中式仍候提学官岁试；合格乃准入学。2明中叶以后江南经济达地区文化教育普及程度较高。如张岱所说：“后生小子无不读书及二十无成然后习为手艺。”3这里所谓的“无成”便是没有考取功名也就是说没有能够取得秀才身份的后生小子因此去操百工之业。 家馆的情形与私塾稍异。一般财势之家延请地方名师以教授其子弟目的多为子弟的功名前途因此对教育情况极为重视其子弟多能考入儒学。这类人家在为子弟择师的同时还要为其子弟选择伴读伙伴一般都要选择聪敏好学者。于是一些平民子弟往往附读于大户家馆而得以学而有成。无论是私塾还是家馆其中的教学内容与方式大同小异。明末宫中宦官刘若愚曾经记述了宫中小宦官读书的情形虽然是宫中官办的学堂其教育4《明史》卷二八五《王行传》。 1朱元璋：《大诰三编·秀才剁指第十》。 2《明史》卷六九《选举一》。 3张岱：《琅嬛文集》卷一《夜航船序》。 内容与方式都完全依照宫外私家学堂的样子所述颇为生动：凡奉旨收入官人选年十来岁上下者二三百人拨内书堂读书择日拜圣人请词林众老师每学生一名亦各具白蜡、手帕、龙挂香以为束脩。至书堂之日每给《内令》一册《百家姓》、《千字文》、《孝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千家诗》、《神童诗》之类次第给之。又每给刷印仿影一大张。其功课：背书、号书、判仿。然判仿止标日子号书不点句也。凡有志官人各另有私书自读其原给官书故事而已。派年长有势力者六人或八人为学长选稍能写字者为司房。凡背书不过、写字不堪或损污书仿、犯规有罪者词林老师批数目付提督责之。其余小者轻则学长用界方打重则于圣人前罚跪再重扳著几炷香。扳著者向圣人前直立弯腰以两手扳著两脚不许体屈屈则界方乱打如雨。或一炷香、半炷香其人必眼胀头眩昏晕僵仆甚而呕吐成疾者凡强凌弱众暴寡长欺幼每贿托学长借公法以报私怨遇令节、朔望亦放学一日。其每日暮放学则排班题诗不过“云淡风轻”之类按春夏秋冬随景而以腔韵题毕方摆列鱼贯而行。有不知而搀越者必群打诟辱之。别衙门官遇学生排班行走必拱手端立让过1一般私塾学堂当然没有这样多的学生也没有这样过分的体罚但除此而外大体情形还是基本相同的。 明代的民间教育除上述内容之外还有一些特殊教育形式如寺庙庵观的教育。明初著名政治家姚广孝年少读书私塾时就曾到佛寺中求学并最终出家为僧。不过这些特殊的教育形式在当时的民间教育中所占比重甚小。地方各级儒学明代的民间教育一般是读书人的启蒙阶段当读书人经过民间教育达到一定的文化程度以后如果还想要继续读书或者通过科举考试求官的话就必须进入官办学校中学习。《明史·选举一》中说：“科举必由学校而学校起家可不由科举。学校有二：曰国学曰府、州、县学。府、州、县学诸生入国学者乃可得官不入者不能得也。”也就是说在明代官办的学校分作两级一级是府、州、县的儒学这是官办学校中的低级阶段；一级是国子监这是官办学校中的高级阶段。明代的读书人如果想通过科举取得做官资格的话先必须要进入官办的府、州、县儒学中学习因为只有在儒学中达到一定程度以后才有资格参加乡试而只有参加乡试取得举人资格后才能继续参加会试去求得官职。但是如果能够进入国子监读书的话即使不通过科举考试也有可能得官。 明初因为亟需人才而实行荐举授官的制度学校教育尚未与官吏的使用直接联系在一起但不久便开始实行科举授官的制度由于科举必经学校于是官办学校的教育也就逐渐成为明朝人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这无疑更进一步推动了明朝官办学校的展所以《明史·选举一》又说：“郡1刘若愚：《酌中志》卷十六《内府衙门执掌》。 县之学与太学相维创立自唐始。宋置诸路、州学官元颇因之其法皆未具。迄明天下府、州、县、卫所皆建儒学教官四千二百余员弟子无算教养之法备矣。”这里说的是明朝中叶以后的情况。按照《明史》记述终明之世全国共有一百四十府九十三州一千一百三十八县再按照府儒学设教官五人州设四人县设三人计算应有教官四千四百八十六人如果再加上都司卫所和都转运司儒学以及宣抚司、安抚司儒学中的教官人数应该更多一些估计可能在四千五百至五千之间。而在校生员的数量不包括无定额的附学生员在内估计人数也在三万至三万五千之间如果加上附生人数应该在五万以上。如果按照当时全国人口为五千万计算在校生员占人口比例为百分之零点一至百分之零点二之间。这只是一个大概的情况我们现在还很难准确知道当时接受过官办学校教育的具体人数但那个数字肯定比上述的数字要大。 明初未建儒学之前曾经设有儒学提举司至洪武二年始诏立儒学。 太祖诏令全国府、州、县设立儒学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为行教化二是为育人才。这在他于洪武二年（1369）十月间连续两次下达的建立学校的诏谕中说得十分清楚。 洪武二年十月辛巳上谕中书省臣曰：学校之教至元其弊极矣！使先王衣冠礼义之教混为夷狄上下之间波颓风靡故学校之设名存实亡。况兵燹以来人习于战斗唯知干戈莫识俎豆。朕恒谓治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今京师虽有太学而天下学校未兴宜令郡县皆立学礼延师儒教授生徒以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以革污染之习此最急务当行之。1辛卯命郡县立学校诏曰：古昔帝王育人材正风俗莫先于学校。自胡元入主中国夷狄腥膻污染华夏学校废弛人纪荡然。加以兵乱以来人习斗争鲜知礼义。今朕一统天下复我中国先王之治宜大振华风以兴治教。今虽内设国子监恐不足以尽延天下之俊秀其令天下郡县并建学校以作养士类。其府学设教授一员秩从九品训导四员生员四十人；州学设学正一员训导三员生员三十人；县学设教谕一员训导二员生员二十人。师生月廪食米人六斗有司给以鱼肉学官月俸有差。学者专治一经以礼、乐、射、御、书、数设科分教务求实才顽不率者黜之。2显然起初太祖想到的只是行教化但既然是建学校自然也不能不谈到育人材的问题而重点仍在行教化上。正因为是出于这样的目的所以尽管称之为最急之务却是到了洪武二年十月也就是建国将近两年后才正式提出设立学校。 洪武二年的这两个诏令后来便成为了有明一代儒学的定制。建文、永乐两朝基本上承继了洪武朝的规定只是从永乐以后专行科举取士学校的主要作用由洪武中的行教化转变为育人材而且与之相应对于儒学的教学1《明太祖实录》卷四六洪武二年十月辛巳。 2《明太祖实录》卷四六洪武二年十月辛卯。 内容也有了新的调整。 永乐中颁降府、州、县学的必读书籍计有：《大诰三编》、《大明律》、《礼仪定式》、《表笺式》、《减繁行移体式》、《新官到任须知》、《韵会定式》、《六部职掌》、《科举程式》、《孟子节文》、《朔望行香体式》、《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孝顺事实》、《为善阴骘》、《劝善书》、《五伦书》等1。这些教本后来基本上为各朝所因袭。其中《孟子节文》为太祖时所删定其余如《四书大全》、《五经大全》都是永乐朝刊定的。这里面既有儒家思想教化的书籍也有为生员日后步入仕途而必须掌握的知识。明朝的儒学从洪武后期至永乐以后开始正式成为国家文职官员的培养机构。 府、州、县学生员责任守令于民间俊秀及官员子弟选充守令亲身相视必人材挺拔容貌整齐自年十五以上已读《论语》、《孟子》四书者乃得预选。在内监察御史在外按察使行部到日一一相视有不成材者黜退更择人补之。2凡是明初由童生进入府、州、县儒学读书必先经过面试。这种面试的情况后来略有所变化：生员入学初由巡按御史布、按两司及府、州、县官。正统元年始特置提学官。专使提督学政南北直隶俱御史各省参用副使、佥事。景泰元年罢提学官。天顺六年复设各赐敕谕十八条俾奉行之。直省既设学校有所辖太广及地最僻远岁巡所不能及者乃酌其宜。口外及各都司、卫所、土官以属分巡道员直隶庐、凤、淮、扬、滁、徐、和以属江北巡按湖广衡、永、郴以属湖南道辰、靖以属辰沅道广东琼州以属海南道甘肃卫所以属巡按御史亦皆专敕行事。万历四十一年南直隶分上下江湖广分南北始各增提学一员。提学之职专督学校不理刑名。所受词讼重者送按察司轻者有司直隶则转送巡按御史。督、抚、按及布、按二司亦不许侵提学职事也。1以御史、道员之类要职管理学政足见朝廷对于学校管理的重视程度。 除委官管理之外府、州、县儒学中还确立了一套严格的学规。洪武十五年（1382）朝廷颁布了学校禁例十二条“镌立卧碑置明伦堂之左。其不遵者以违制论”2。 这十二条学规中有针对生员的也有不仅针对生员的其用意主要还在于社会教化。看来太祖是将办学当作了推行统治政策和改变社会风气的事情来做的。 学校生员的数额虽然在太祖敕建儒学之初即已确定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展读书人数不断增加要求进入官办儒学学习的人数也随之而增加于是不得不在原定额之外增广生员人数。到宣德以后又确定了增广的1黄润玉：《宁波府简要志》卷五。 2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二二《明初学校贡举事宜记》。 1《明史》卷六九《选举一》。 2《明史》卷六九《选举一》。 数额：两京府学增六十人在外府学增四十人州学增三十人县学增二十人。这些增广的生员出现以后为与初设的食廪生员相区别于是称原设生员为廪膳生员称增广者为增广生员。其后读书人数一增再增又于额外增取附于诸生之末称为附学生员。于是明代的府、州、县儒学生员中便有三种不同的生员：廪膳生员、增广生员和附学生员。由于廪膳生员和增广生员都有固定的数额而附学生员没有数额的限制所以后来凡是初入儒学的生员统统作为附学生员然后再经过考试去补充廪生与增广生。 明太祖初建儒学的时候由于当时官吏的缺乏教官与生员得以升擢的机会甚多所以《明史·选举一》中说：“明初优礼师儒教官擢给事、御史诸生岁贡者易得美官。然钳束亦甚谨。太祖时教官考满兼核其岁贡生员之数。后以岁贡为学校常例。”到二十六年（1393）定学官考课法“专以科举为殿最。九年任满核其中式举人府九人、州六人、县三人者为最”。中举人数少者为第二等中举人数太少或者全无者为殿。教官的升降便与生员学习好坏与中式率有直接的关系：其计典守令与教官各置文簿报之而巡按御史、按察使为政。守令一月一考验有三月学不进者教授辈及本科训导罚米。巡按御史、按察使一岁一考验府学自十二人以上州学自八人以上县学自六人以上学不进者守令辈及本科训导罚俸。府学自二十四人以上州学自十六人以上县学自十二人以上学不进者教授及本科训导罢黜守令笞生员有父兄者亦罪之。1而且要求教官必须按照统一规定对生员进行教导：“务要依先圣先贤格言教诲后进使之成材以备任用。敢有妄生异议瞽惑后生乖其良心者诛其本身全家迁化外。”1但是实际上明太祖对于教官的要求还不仅如此。据记当时有教官吴从权、张桓等奉诏至京明太祖向其询问民间疾苦二人称：“臣职在训士民事无所与。”明太祖却因此而大怒道：“宋胡瑗为苏湖教授其教兼经义、治事。汉贾谊、董仲舒皆起田里敷陈时务。唐马周不得亲见太宗且教武臣言事。今既集朝堂朕亲询问俱以无对。志圣贤之道者固如是乎？”下令将其窜之远方并且榜谕天下学校使为鉴戒。2在明太祖的心目中教官如果不能知道民间疾苦也就不可能真正培养出合格的学生。 当时不仅对待教官要求严格对于生员们的学习要求也十分严格。生员入学后“其所业自经、史外礼、律、书共为一科乐、射、算共为一科以训导分曹掌之而教授或学正或教谕为之提调。经史则教授辈亲董之自九经、四书、三史、通鉴旁及庄老韬略。侵晨学经史、学律饭后学书、学礼、学乐、学算晡后学射有余力或习为诏诰、笺表、碑版传1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二二《明初学校贡举事宜记》。 1《明史》卷一三九《萧岐传》。 2《明史》卷一三九《萧岐传》。 记之属。其考验时观其进退揖让之节听其语言应付之宜背诵经史讲明大义问难律条试以断决学书不拘体格审音以详所习之乐观射以验巧力稽数则第其乘除之敏钝”3。以其中所学射、书、数为例：“遇朔望习射于射圃树鹄置射位初三十步加至九十步。每耦二人各挟四矢以次相继。长官主射射毕中的饮三爵中采二爵。”“习书依名人法帖日五百字以上。”“数务在精通《九章》之法。”4每天早晨师生都要到堂上行恭揖礼礼后再各归而依制学习平时要求生员们一定会食肄业到晚上还要行恭揖礼。这样做目的主要是为了让生员们认真于读书防止他们外出游荡。 自洪武以后历代对于生员们的管理都不断有所规定例如洪武中关于生员学业的要求：“生员入学十年学无所成者及有大过者俱送部充吏追夺廪粮。”1再如成化中将生员德行、文艺、治事的综合能力分为三等分列于三等簿的做法以及后来弘治中不准生员傲慢师长挟制官府败伦伤化结党害人的申谕。到嘉靖中还有专门惩治学霸和对于生员肆为“怪诞文字”的禁令。从这些禁令中反映出了对于生员管理的日渐松散也反映出了学校中存在的问题也日趋严重。早在正统十四年（1449）重申对于生员处理办法的时候要求已经有所变化：凡“受赃、奸盗、冒籍、宿娼、居丧娶妻妾所犯事理重者直隶充国子监膳夫各省充附近儒学膳夫、斋夫满日为民俱追廪米。犯轻充吏者不追廪米”2。再到后来教官的黜降生员的充皆废格不行即卧碑所定制度亦成具文而已。诸生中上者中式次者为廪生年久充贡或选拔为贡生。那些累试不第者到年过五十愿意告退者给予冠带仍复其身。与明初的严格要求不啻天壤之别了。随着生员数额的增多和学校管理的松散学校教育的质量明显下降同时出现了督学官员为收士心而私自扩大取录人数的做法。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嘉靖中曾下沙汰生员的诏令因御史杨宜力争而止。但是问题并未由此而解决。 实际上地方学校的好坏与地方守令关系甚大。学校的问题既是社会问题同时也是吏治问题的反映。嘉靖中内阁大学士桂萼曾经在奏疏中谈到自己任县官时建学的情况可以代表当时较为有序的学校规制：“臣治县时辟义仓之右废寺隙地南北数百步有余建为学舍。左右相向中设四堂前后为门左右为塾。以笃实长老二人平旦坐左右塾序行道出入。每食时至日夕亦如之。次为习礼堂中绘陈祥道、杨复所撰礼图曰童子礼曰士相见礼曰婚礼曰子事父母礼曰妇事舅姑礼曰祀先礼曰乡射礼。立师3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二二《明初学校贡举事宜记》。 4《明会典》卷七八《学校·学规》。 1《明史》卷六九《选举一》。 2《明史》卷六九《选举一》。 掌之。诸童子进学即率见先生习升降、拜揖、坐立之节随授一图指示擘画令其通晓。间令展习以辨杂服。又次为句读堂内榜管子弟子职亦列数图示之日讲一图。次以《孝经》、《小学》教之句读令其粗熟。仍为讲说大义约之人身。又次为书算堂榜六书法每日止教一两字即以四方上下自一至十若干支等名数授之。又次为听乐堂内置鼓鼙、笙磬、投壶、诗章、弓矢礼乐之器或教以鼓节或教以诗歌或教击鲁、薛鼓之半以习投壶或击鲁、薛鼓之全以习射仪四堂遍而日亦且晡矣。自听乐堂复之书算以次至句读至习礼皆略复旧业于门左右塾以次序出。”1桂萼的这种做法固然是好但在当时却属绝无而仅有者。多数地方守吏是不会这样去用心于学校教育的。 四十多年后到万历初年张居正当国在重申学校管理制度时对旧的《提督学校官敕谕》作了更定。 为保证学校教育质量当时还重核减员人数并提出：“童生必择三场俱通者始收入学大府不得过二十人大州县不得过十五人如地方乏才即四五名亦不为少。”1这本来是与张居正所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相辅的一次整饬但是结果督学官们为了遵从上意奉行太过甚至有一州县仅录一人者造成了新的矛盾不久便无法再推行了。 事实上明朝府、州、县儒学中的问题与其政治体制有直接的关系在政治体制不变的情况下学校教育是无法根本改变的。 国子监明代的官办学校中比府、州、县儒学更高一级的是南北两京的国子监。一般沿旧的习惯也名之为太学。其肇建之初亦曾称国子学。据《明史·选举志》中记：“国子学之设自明初乙巳始。”《职官志》又记：“乙巳九月置国子学以故集庆路学为之。”所谓明初乙巳即指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这是朱元璋称帝登极前三年。乙巳置国子学之前至正二十四年（1364）正月朱元璋已于应天府（今南京）称吴王并设置中书省及百官已粗具建国之规模故次年即于应天（南京）元朝旧集庆路学改设国子学并将其作为招揽和培养人材的主要机构。 但是这时候的国子学从各个方面都尚未规制化据明人所记仅称：“太祖乙巳岁置国子学以元故集庆路儒学为之。设博士、助教、学正、学录、典乐、典书、典膳等官。”2此外并无再详细之记述。直到两年以后的吴元年（1367）才正式确立了国子学的品秩与设置：1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五五《府学》。 1张居正：《张太岳集》卷三九《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 2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九三《职官考》。 吴元年定国子学官制添设祭酒正四品；司业正五品；博士正七品；典簿正八品；助教从八品；学正正九品；学录从九品；典膳省注。1第二年朱元璋于南京建国同年“令品官子弟及民俊秀通文义者并充学生。选国琦、王璞等十余人侍太子读书禁中。入对谨身殿姿状明秀应对详雅。太祖喜因厚赐之”2。这才真正是国子学开办的记述而不仅仅是停留在建官置署的阶段了。但是这时候的国子学仍然尚未形成一套较为完备的规制。按照当时设置官办学校的设想国子学为官办学校的高级阶段其学生应当由地方儒学选送因知国子学正式形成规制必须在地方儒学建立起来的基础之上也就是在洪武二年（1369）以后。所以《明史·选举一》中又说：天下既定诏择府、州、县学诸生入国子学。又择年少举人赵惟一等及贡生董■等入学读书赐以衣帐命于诸司先习吏事谓之历事监生。取其中尤英敏者李扩等入文华、武英堂说书谓之小秀才。其才学优赡、聪明俊伟之士使之博极群书讲明道德经济之学以期大用谓之老秀才。 国子学在当时不仅是全国的最高学府而且成为朝廷选才任官的重要机构。此时尚未举行乡试及会试而且明初始行乡会试后仍以荐举为主要取士手段国子学也因此而显得格外重要。 洪武八年（1375）于凤阳另置中都国子学与京师（南京）国子学并立但是中都国子学选收的学生均为京师国子学优选后的中式生员。 随着建国后学校教育的展到洪武十四年（1381）又重定了国子学的官员设置：更祭酒一人从四品；司业二人正六品。其属监丞二人正八品；博士五人、助教十五人、典簿一人俱从八品；学正十人正九品；学录七人、典膳一人俱从九品；掌馔二人杂职。1与此同时又选择了城北鸡鸣山下为太学新址另建学舍第二年新舍建成于是改学为监正式确定了国子监的名称从此成为有明一代的定制。这与二十四年（1391）再次更定的国子监官吏设置已经基本一致了：国子监。祭酒一人从四品；司业一人正六品。其属绳愆厅监丞一人正八品。博士厅《五经》博士五人从八品。率性、修道、诚心、正义、崇志、广业六堂助教十五人从八品；学正十人正九品；学录七人从九品。典簿厅典簿一人从八品。典籍厅典籍一人从九品。掌馔厅掌馔二人未入流。2洪武二十六年（1393）罢中都国子监将其师生并入京师国子监。至成祖夺位改北平为北京于永乐元年（14o3）始设北京国子监。十九年1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九三《职官考》。 2《明史》卷六九《选举一》。 1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九三《职官考·国子监》。 2《明史》卷七三《职官二》。 （1421）迁都北京后以原置于南京的京师国子监为南京国子监于是又开始有了南监、北监之分。终明之世南北两监一直并立为全国最高学府。黄佐《南雍志》、孙承泽《春明梦余录》等书中对于南北两监有所记述。以北京国子监为例其规制大致如下：正堂七间为彝伦堂。中一间列朝皇帝临幸设座于此内悬敕谕五通。东一间为祭酒和司业的公座。堂前为露台台南为甬路东西为墀诸生列班处。后堂三间东讲堂三间西讲堂三间。药房三间。折而东为绳愆厅三间鼓房一间率性堂、诚心堂、崇志堂各十一间。西为博士厅三间钟房一间修道堂、正义堂、广业堂各十一间。这六堂即监生肄业之处。南面东西两侧各有廊房九间门一间。国子监大门三间。门东有敕谕碑、洪武十五年申明学训碑、洪武三年定学规碑、洪武初定永乐三年申明学规碑、洪武十六年并三十年钦定庙学图碑等。监外东侧有井亭再东为持敬门通孔庙。中北为储才门通启圣祠、土地祠及典簿、典籍、掌馔厅和仓库。典籍厅五间典簿厅三间掌馔厅五间。西另有井亭再西为退省号门西北为广居门为司业和诸生入号房的通路。墀前为集贤门三间。门前东西各一牌坊上题“国子监”监街东西各一牌坊上题“成贤街”。彝伦堂后为斋明所九间格致成正号每号通计三十七间。嘉靖初作敬一堂有御制圣谕碑七座。前为大门题“敬一之门”。监东北为会馔堂堂门右侧为土地祠。退省号及广居门之西为天、地、人、智、仁、勇、文、行、忠、信、规、矩、准、绳、纪、纲、法、度共十八号即所谓号房。并有混堂、净房各一所。国子监初为国子学时学生止称太学生至改学为监以后则亦统称之为监生。监生的来源为地方儒学即岁贡生员。因初以各儒学岁贡一人故名。其后贡例屡变洪武二十一年（1388）定以府、州、县分别一、二、三年贡一名二十五年（1392）改定府学岁贡二人州学二岁三人县学岁一人。永乐八年（141o）又定为州县户不及五里者州岁贡一人县隔岁一人后改依洪武二十一年例。宣德七年（1432）后再改用洪武二十五年例。正统中改为府学每岁一人州学每三岁二人县学每二岁一人。直到弘治、嘉靖后再改用洪武二十五年例遂成定制。 按照洪武十六年（1383）的规定：“岁贡生员至京从翰林院试经义、《四书》义各一道判语一条中式者入国子监不中者罚充吏。”1这时候已经设立了中都国子监所以又有中式生员上等送国子监次等送中都国子监之令。而其所谓上等、次等只是考试成绩的大致区分多数被选送南京国子监少数送入中都国子监。如洪武十九年（1386）“礼部言天下岁贡生员中式者计九百五十三人诏选其优者六百八十三人升之太学余并送中都国子监”2。第二年全国岁贡人数多达一千二百人中式选送国1《明会典》卷七七《岁贡》。 2《明太祖实录》卷一七七洪武十九年三月。 子监者为九百七十五人送中都国子监者仅一百三十二人另有九十三人未能中式。洪武二十一年（1388）重申岁贡生员选择标准时定：“必资性淳厚学问有成年二十以上者方许充贡。”3从而保证了生员来源的质量。被选入国子监的贡生们入监后还要经过再考后分堂肄业。国子监共分为六堂：即率性、修道、诚心、正义、崇志、广业六堂。其中以率性堂为最高一等次为修道、诚心二堂再次则为正义、崇志、广业三堂。左、右司业各掌三堂。凡是只通《四书》未通经义者居正义、崇志、广业三堂肄业入监一年半以上文理条畅者升入修道、诚心二堂再经过一年半经史兼通、文理俱优者乃升率性堂。升入率性堂后始行积分之法。所谓积分法即通过考试给予分数并积累分数以区分及格与不及格。一年之内积至八分者即为及格可以授官未及八分者为不及格仍须坐堂读书。 洪武中对于监生的使用极为重视《明史·选举一》称：“初以北方丧乱之余人鲜知学遣国子生林伯云等三百六十六人分教各郡。后乃推及他省择其壮岁能文者为教谕等官。太祖虽间行科举而监生与荐举人才参用者居多故其时布列中外者太学生最盛。”当时监生出身而授官要职者甚多。《明史·选举一》又记：“洪武二十六年尽擢监生刘政、龙镡等六十四人为行省布政、按察两使及参政、参议、副使、佥事等官。其一旦而重用之至于如此。其为四方大吏者盖无算也。李扩等自文华、武英擢御史扩寻改给事中兼齐相府录事盖台谏之选亦出于太学。其常调者乃为府、州、县六品以下官。”大批的太学生出任官吏相当程度上解决了明初官员缺乏的局面。太学生既然是日后即用的后备官员因此对于在太学读书的学生朝廷也便给予了极优厚的待遇：学旁以宿诸生谓之号房。厚给廪饩岁时赐布帛文绮、袭衣巾鞾。正旦元宵诸令节俱赏节钱。孝慈皇后积粮监中置红仓二十余舍养诸生之妻子。历事生未娶者赐钱婚聘及女衣二袭月米二石。诸生在京师岁久父母存或父母亡而大父母、伯叔父母存皆遣归省人赐衣一袭钞五锭为道里费。其优恤之如此。1其事出于一次明太祖幸太学回宫后。马皇后问及“生徒几何？”太祖答：“数千。”马皇后道：“人才众矣。诸生有廪食妻子将何所仰给？”于是立红板仓积粮赐其家。太学生家粮自此始。2太学生待遇的优越固然是有马皇后的作用但其根本原因还是由于当时对于太学所培养的人才的亟需。也正是出于这种需要当时对于太学的管理也便极为严格。尤其是在洪武十五年（1382）国子监新舍落成其制度也基本确立以后。这时候的国子监与其说是一所高级儒学不如说更像一所管理制度严明的官吏培训中心。因此对于教官的选用也就不仅限于宿儒而且3《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三洪武二十一年九月。 1《明史》卷六九《选举一》。 2《明史》卷一一三《太祖孝慈高皇后马氏传》。 需要酷吏了。当时的国子监祭酒宋讷便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 宋讷字仲敏滑人。父寿卿元侍御史。讷性持重学问该博。至正中举进士任盐山尹弃官归。洪武二年征儒士十八人编礼、乐诸书讷与焉。事竣不仕归。久之用四辅官杜荐授国子助教以说经为学者所宗。十五年迁翰林学士未几迁祭酒。时功臣子弟皆就学及岁贡士尝数千人。讷为严立学规终日端坐讲解无虚晷夜恒止学舍。十八年复开进士科取士四百七十有奇由太学者三之二。再策士亦如之。帝大悦制词褒美。3据记一次有学生因趋踣碰碎茶器宋讷为之而怒甚久以致画工为之所画之像都带有怒容。在这样的管理之下师生们都要小心翼翼地行事这不仅使学生们颇感不堪一些任教的文人也感到不满“助教金文徵等疾讷构之吏部尚书余熂牒令致仕。讷陛辞。帝惊问大怒诛熂、文徵等留讷如故。”至宋讷死后太祖思之复官其子宋复祖为司业。宋复祖确有复祖之风“戒诸生守讷学规违者罪至死”1。简直是一种带有恐怖色彩的管理了。 《明史》中说：“明开国时即重师儒官许存仁、魏观为祭酒老成端谨。讷稍晚进最蒙遇。与讷定学规者司业王嘉会、龚。三人年俱高须皓白终日危坐堂上肃然。”2明代国子监的学规先后更定了四次洪武十五年（1382）两次十六年（1383）一次二十年（1387）一次尽载于《明会典》。宋讷死于洪武二十三年（139o）这四次监规的更定他都直接参预了。 十五年的监规比较简单共九条针对监内不同职官及监生分别作了一些规定对于监生的规定只有一条也只是要求监生们明礼适用遵守学规。此外便是对于课程的具体安排：每月背讲书日期：初一日假初二日、初三日会讲初四日背书初五日、初六日复讲初七日背书初八日会讲初九日、初十日背书十一日复讲十二日、十三日背书十四日会讲十五日假十六日、十七日背书十八日复讲十九日、二十日背书二十一日会讲二十二日、二十三日背书二十四日复讲二十五日会讲二十六日背书二十七日、二十八日复讲二十九日背书三十日复讲。1除去背书就是复讲、会讲月月复始这种学习生活实在是够令人乏味的。但是监生们则要在这样的情况下在监读书一般至少四年时间如果到率性堂后一年积分达不到要求的八分就还要继续在监读书有长达十余年者。 同年再定的监规共十二条其中主要条款便都是针对监生的了例如其3《明史》卷一三七《宋讷传》。 1《明史》卷一三七《宋讷传》。 2《明史》卷一三七《许存仁传》。 1《明会典》卷二二o《国子监·监规》。 中第一条规定：“学校之所礼义为先各堂生员每日诵授书史并在师前立听讲解其有疑问必须跪听毋得傲慢有乖礼法。”第二条规定：“在学生员敢有毁辱师长及生事告讦者即系干名犯义有伤风化定将犯人杖一百云南地面充军。”再如第三条规定：“今后诸生止许本堂讲明肄业专于为己日就月将毋得到于别堂往来相引议论他人短长因而交结为非。违者从绳愆厅究察严加治罪。”2十六年的监规主要是一些具体的学习制度如率性堂积分之法等等。这三次监规的更定对于国子监师生有了比较全面要求但其中亦有重复又分为三规不够统一于是二十年再重定监规二十七条内容具体而详明成为明代国子监遵承的规制。 这时候的国子监管理基本上都是针对生员而制定其他如像洪武十五年（1382）初规中所定的那些学校礼仪等项都已以约定成制无须再行申明了。这是明代学校管理趋于成熟的表现。 洪武、永乐两朝是国子监的极盛时期在校人数经常可达千人以上洪、永以后便逐渐衰替下来。 明代国子监监生除去岁贡以外还有举监、选贡、恩贡、纳贡、例监、荫监等名目。 举监即举人坐监之制始于永乐中。当时会试下第的举人由翰林院录其优者送入国子监学习以待下科会试并给教谕之俸。 选贡始于弘治中南京祭酒章懋上言：“洪、永间国子生以数千计今在监科贡共止六百余人岁贡挨次而升衰迟不振者十常。举人坐监又每后时。差拨不敷教养罕效。近年有增贡之举而所拔亦挨次之人资格所拘英才多滞。乞于常贡外令提学行选贡之法不分廪膳、增广生员通行考选务求学行兼优、年富力强、累试优等者乃以充贡。通计天下之广约取五六百人。以后三、五年一行则人才可渐及往年矣。”1乃下部议而行。选贡施行后对于岁贡冲击甚大选贡多英才入监后即为上等拨诸司历事时亦显才干。相比之下岁贡生员颇显颓老势绌多不愿再入监读书朝廷只得尽使落第举人入监于是举人、选贡、岁贡更迭盛衰国子监便出现了监生时多时少的情况。 恩贡是指国家有庆典或新皇帝登极以特恩令当贡者即时充贡因为亦属特别的选充其地位往往高于岁贡。 纳贡是指纳粟之例始于景泰四年（1453）凡纳粟之家得以入监。且不限出身资格即使庶民亦可与生员同样入监时称之为民生亦称俊秀。例监始于景泰元年（145o）时值“土木之变”后边事颇急令天下纳粟马者入监读书限以千人为止行四年而罢。其后虽儒臣屡谏但或遇2《明会典》卷二二o《国子监·监规》。 1《明史》卷六九《选举一》。 边方有警或遇大荒或有大工程时往往开例行之而不能止。例监名在纳监之下其实相仿佛。 荫监为官员之子以荫恩入监者。明初定文官一至七品皆得荫一子后渐限于三品京职方可请荫其得入监读书者称官生以别于民生。亦有不限于官品而特恩入监者称之恩生。一般死节官员之子得为恩生。 明代国子生除在堂读书外尚有历事的规定。这实际上是监生们的实习安排。其制始于洪武五年（1372）。建文中定考核法将监生考定为上、中、下三等上等选用中、下等则历一年再考。上等依上等任用中等随才而用下等仍回监读书。 一般历事监生便不再愿意回监读书仁宗时各衙门官员多奏历事监生不愿回监请留以任职仁宗未准到宣宗以后有历事于都察院各道者期以三月选择任职称试御史。其后渐成为定制凡监生历事各衙门均有定额历事时间自三月、半年至一年不等。这种历事实习对于监生将来为官任职是有一定好处的。但是随着科举制度的展监生任官一途渐轻各地儒学地位渐重生员以乡、会试而得官成为入仕的正途。 第二节考试制度明代的考试制度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学校考试制度和官吏选任的考试制度。 学校考试制度主要是指官办学校从入学到结业期间所规定的各级考试；官吏选任的考试主要是指科举考试。这两种考试形式与结果虽然并不尽同但是实际上都是为官吏尤其是文官选任服务的。 在明代无论是学校中的考试还是科举考试都是由官方安排的考试。 这种由官方统一安排的考试充斥了读书人的大部分甚至全部的生活乃至他们从接受文化教育的第一天起便是在为以后无休止的考试而作准备。许多读书人的一生都葬送在这里面。因此多年来人们对于明代的考试制度多持批评态度认为中国科举制度至明代而走向没落尤其是八股文出现后更成为禁锢人们思想的枷锁。这固然有其道理但是却带有一定程度的片面性人们倘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明代的考试制度似乎也可以得出不尽相同甚至相反的结论。文官考试制度在明代得到了较为明显的展这应该被看作是一种文化和政治上的进步而且明代在这方面较前走向了进一步的成熟。八股文考试的规定实际上正是考试规范化的表现实行规范化考试使考试标准本身减少了人为的主观因素一定程度上增大了考试标准的客观性这对于以后的考试制度是颇有借鉴意义的。 显然明朝人的问题并不完全在于他们所实行的考试制度本身而更在于他们对考试本身的理解考试本来是对于教育的总结但却往往被人们当作了教育的目的为考试而进行的教育必然会限制人们的全面展使考试结果与人们的实际能力脱节。这种对于考试的理解导致了后来生的许多问题使人们对于考试制度本身产生了怀疑结果是事与愿违。 明代的考试制度是中国传统考试制度展的顶峰也是传统考试制度的末世。 岁试与科试在明代考试制度中读书人先遇到的是府、州、县儒学的入学考试。 但由于这并不属于学校考试范围之内所以各种政书中都没有详明的记述。《明史·选举一》中只说：“生员入学初由巡按御史布、按两司及府州县官。正统元年始特置提学官专使提督学政南北直隶俱御史各省参用副使、佥事。”又说：“士子未入学者通谓之童生。当大比之年间收一二异敏三场并通者俾与诸生一体入场谓之充场儒士。中式即为举人不中式仍候提学官岁试合格乃准入学。”这里所说的岁试便指提学官对于儒学生员和童生入学进行的常规考试。 岁试也称岁考包括两项内容一是对于在学生员的考试一是对于准备入学的童生的考试。《儒林外史》中曾经写到一位名叫周进的提学官在广州任上主持岁考的情形：“这周学道到广州上了任。次日行香挂牌。先考了两场生员。第三场是南海、番禺两县童生。”这种入学考试也有卷、归号、封门考试完毕后也有放牌、阅卷、排名等等应该说也是一次正式的考试。而该书中所写的童生范进则从二十岁起应考至五十四岁先后考过了二十余次。 岁考虽然是常规考试但也有固定的制度按照制度规定：“提学官在任三岁两试诸生。”1这两次考试先进行的便是岁考。因为是生员在校学习期间的初次考试或者是童生进学的考试所以并不要求像正式科举考试那样规范一般情况下提学官都是请一些文人帮助阅卷。 对于童生们来说岁考是其进学的必要考试。如果想要取得功名的话先必须要取得生员的身份也就是通称的秀才所以童生们非常重视岁考。明初对于在校生员的考试相对比较频繁地方守令按照规定应当每月一试巡按御史、按察使一年一试。地方官员根据生员的考试情况分列三等簿。每次考试后都要按照考试结果对教官给以不同处理。洪武以后这种严格要求在儒学中渐不再行其后实行提学官制度规定提学官在任期间三年两试作为生员们的基本考试但是为了保证在校生员数额有时也会根据情况增加岁考的次数。如万历十一年（1583）由于张居正当政时裁抑生员数额太过诏令增补当年题准：各提学每岁考校一次入学务要不失原额。间有他故巡历不周次年即行如数补足虽系科举之年亦宜照岁考例总计三年之内大府务足六十人大州县务足四十五人。1由此看来朝廷对于提学官员的要求主要是保证生员和参加科举的人数其在任三年间的岁试关键不在次数而在于取录的人数。这样才能保证科举取士的基础。 童生通过岁考进入儒学成为生员以后并不意味着岁考的结束。在学的生员还必须再次通过岁考。这时候的童生虽然已经入学但其所参加的岁考仍然是一种生员资格考试。明代的学校开办未久便在原有的生员名额之外扩大收取了生员称之为“增广生员”其后又有“附学生员”。于是凡是进入儒学的生员最初统为附学生员然后再经过岁试和科试的成绩递补为廪膳生员及增广生员。 明代的岁考制度规定诸生员通过考试后按照成绩分为六等：一等前列者视廪膳生有缺依次充补其次补增广生。一二等皆给赏三等如常四等挞责五等则廪、增递降一等附生降为青衣六等黜革。1这种岁考是对于生员们学业的考察和督促。初入儒学的附生可以通过岁1《明史》卷六九《选举一》。 1《明会典》卷七八《学校·风宪官提督》。 1《明史》卷六九《选举一》。 考成为廪膳或者增广生员同时也有极少数受到挞黜。 除去岁考外生员们在学校期间还要进行科考《明史·选举一》中记：继取一二等为科举生员俾应乡试谓之科考。其充补廪、增给赏悉如岁试。其等第仍分为六而大抵多置三等。三等不得应乡试挞黜者仅百一亦可绝无也。科考的分等也有一定比例与岁考所不同者岁考是以廪膳、增广定额取补而科考则是按照乡试取录举人数额比例选取参加乡试的科举生员。大致中举人数占参加乡试的科举生员的三十分之一。 科考是在校生员参加乡试的资格考试因此科考合格的生员人数多能够中举的人数也就容易更多一些同样取录举人多科考合格人数也就可以更多一些。所以《明史·选举一》中说：“举人屡广额科举之数亦日增。及求举者益众又往往于定额之外加取以收士心。凡督学者类然。”随着明代吏治的颓坏儒学考试制度也每况愈下。明朝人说：明初重督学之选其后督学官稍轻柄其任者非必有卓行实学厌士心如异时。高者虚谈沽誉劣者安禄养父下者至开幸门听请托不忌。又巡历或二三岁乃一至至不过浃旬月独品所为校试一日文而止不复关行能考察他道艺。即甄考德行亦独案郡县学官所报三等簿奖汰之不复有案质。甚乃惮巡行劳苦独高坐引日月至大比独委府、州、县类考而合试之故士习顽而人骛于奔趋。 又说：明初重学官之选往往取耆儒宿学以充后久顽弊师儒之职益轻副榜举人不屑就而贡生年稍迈、若贫困甚者乃甘心焉。因取充位精力倦于鼓舞而学术纰谬无能为诸生先奔走有司结富豪以苟得而于月考课及上下三等簿率以赀不复问行能盖冗蠹甚矣。1明代学校考试的另一变化是考试内容的变化。明代儒学生员的考试文字通谓之举业。包括有《四书》义一道限制在二百字以上。经义一道限制在三百字以上。文章只要求论述明析不要求文字华丽。但是随着整个社会文风的变化生员们的考试文字也生了较大的变化。万历十五年（1587）二月礼部上奏言及举业文字中“好用佛经道藏”一事请以“朱卷犯者参处”1。据《明史·选举一》引礼部言：唐文初尚靡丽而士趋浮薄宋文初尚钩棘而人习险谲。国初举业有用六经语者其后引《左传》、《国语》矣又引《史记》、《汉书》矣。《史记》穷而用六子六子穷而用百家甚至佛经、道藏摘而用之流弊安穷。弘治、正德、嘉靖初年中式文字纯正典雅。宜选其尤者刊布学宫俾知趋向。 当时选取了历朝中式文字一百一十篇作为府、州、县儒学中生员们的考试范文。但结果却并无丝毫的作用。“时方崇尚新奇厌薄先民矩矱以士子所好为趋不遵上指也。启、祯之间文体益变以出入经史百氏为高而恣轶者亦多矣。虽数申诡异险僻之禁势重难返卒不能从。论者以明举1《明史》卷六九《选举一》。 1谈迁：《国榷》卷七四神宗万历十五年二月戊辰。 业文字比唐人之诗国初比之初唐成、弘、正、嘉比盛唐隆、万比中唐启、祯比晚唐云。”2这里虽然讲的主要是乡试文字但礼部官员们显然认为问题出于平时在校考试的要求因此才奏请选择范文刊布于学宫以为学校中岁试和科试的准则。 礼部中所坚持的旧的考试标准虽然由于晚明文风的变化而未能奏效但是礼部所提出的这一问题同时也反映出了当时对于旧有考试制度的维护。尽管随着文风的变化生员们考试时所作文章内容已经逐渐脱离了明初所规定的文字限制然而这只是十分有限的变化还不足以影响到明代学校考试制度的本身。 乡试、会试、殿试与明代生员的在校考试相比乡试、会试、殿试是更为重要的考试。人们一般习惯于将这三次考试称之为科举考试而不大称生员在校时为取得乡试资格进行的科考为科举考试。 《明史·选举二》中说：三年大比以诸生试之直省日乡试。中式者为举人。次年以举人试之京师曰会试。中式者天子亲策于廷曰廷试亦曰殿试。分一、二、三甲以为名第之次。一甲止三人曰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状元、榜眼、探花之名制所定也。而士大夫又通以乡试第一名为解元会试第一名为会元二、三甲第一为传胪云。子、午、卯、酉年乡试辰、戌、丑、未年会试。乡试以八月会试以二月皆初九日为第一场又三日为第二场又三日为第三场。 这是对于有明一代科举考试的最基本的概括叙述。 早在朱元璋建国前一年的吴元年（1367）即已有设文武二科取士之令但当时主要是“使有司劝谕民间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时勉学俟开举之岁充贡京师”1。还只是行科举的准备尚未正式开科。洪武三年正式下诏书将考试时间、内容、取录标准及范围等作出了比较明确的规定并从此成为有明一代科举取士的基础。 但在当时由于制度初行尚未完备且仅为是年科举而诏与其后渐趋成熟的科举取士尚有一定差距。 按照明朝人的记述洪武三年除去京畿的乡试外各地也大都举行了乡试所取录的举人全部到京授予了官职：“洪武四年辛亥始开科取士此世所知也。不知先一年庚戌。以明经荐至京师者上俱亲策问之赐徐大全等出身有差则庚戌实开天第一科。”12《明史》卷六九《选举一》。 1《明史》卷七o《选举二》。 1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五《洪武开科》。 事实上洪武三年各地乡试后举人赴京听选虽然也进行了策问但是并不是正式的会试。正式的会试则始于洪武四年（1371）即明人所谓的辛亥开科。《明史·选举志二》中说：“明年（即四年）会试取中一百二十名。帝亲制策问试于奉天殿擢吴伯宗第一。午门外张挂黄榜奉天殿宣谕赐宴中书省。授伯宗为礼部员外郎余以次授官有差。”同时又说：“时以天下初定令各行省连试三年且以官多缺员举人俱免会试赴京听选。”由此可知当时会试者并非前乡试的举人因为举人们未参加会试便均已授官了。而参加会试的举人则显然是各省所另选而且也并非当年乡试的中式举人。这是明初典制未定情况下的特例。明人沈德符曾记：洪武四年辛亥始开科取士。时自畿辅外加行中书省凡十有一列中式者一百二十名。而吾浙得三十一人盖居四分之一而会元俞友仁复为浙西之仁和人。藩科盛事如此。2这取中的一百二十人经过廷试后吴伯宗、郭翀、吴公达被取为一甲前三名伯宗授员外郎其余二甲以上授主事三甲授县丞。 从洪武三年至五年连续三年乡试其间四年又举行了会试而且乡试与会试又各有不同的参加者这对于战乱后重振读书风气无疑起到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 不过这次开科取士仅行三年便诏令停止了。洪武六年（1373）太祖谕中书省臣：有司所取多后生少年观其文词若可有为及试用之能以所学措诸行事者甚寡。朕以实心求贤而天下以虚应朕非朕责实求贤之意也。今各处科举宜暂停罢别令有司察举贤才必以德行为本而文艺次之。1这次暂停罢科举后直到十五年（1382）复设其间停罢达九年。 “洪武十五年八月丁丑朔诏复科举期三年著为令。”2然十五年并未见科试之行。十七年（1384）始定科举之式命礼部颁行于各省此后遂有科举定制。是年乡试诏令不拘额数从实充贡。这一年应天府中式举人多达二百二十九人其中大部分是国子监生员。这很使太祖为之兴奋他认为这是他兴办学校的成绩。这当然与国子监育才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多年来积压人才也是十七年乡试兴盛的原因。随后便是十八年的会试和廷试这次会试取录黄子澄、练子宁、花纶等人但廷试后太祖因为做梦的缘故改以丁显为状元练子宁第二花纶第三黄子澄取为三甲。这便是著名的洪武乙丑科。这一科取录的进士中确实出了不少的名人。有明一代的科举制度也从十七年以后开始确定了下来。 成化二年（1466）丙戌科定考试等官俱于当月初七日入院也就是提前两天进入考场以保证考试有事先较充分的准备同时还可以防止考官徇1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八一《科试考一》。 2谈迁：《国榷》卷七洪武十五年八月丁丑。 私。考试官入院后就要封锁内外门户。在外的提调、监视等官称外帘官在内的主考、同考官称内帘官。内帘的同考官最初八名其中三名翰林、五名教职。景泰五年（1454）改用翰林及部曹。从此后考官渐增至正德六年（1511）增至十七人分为《诗经》五房《易经》、《书经》各四房《春秋》、《礼记》各二房共十七房。万历十一年（1583）癸未科因《易经》卷多乃减《书经》一房增《易经》一房。十四年丙戌科《书经》卷多增《书经》一房而共为十八房。四十四年丙辰科《诗经》、《易经》复各增一房共为二十房用翰林官十二人、六科官四人、六部官四人共二十人充职终明之世未再有变化。 廷试又叫做殿试是在会试取录以后对取录的士子们进行的重新排名的考试。 洪武三年初行科举诏时便对殿试作了考试内容的规定：试时务策一道要求在千字以上。按照规定殿试须由皇帝亲自策问一应考试官员各有其职。洪武三年公布的殿试时间定在会试同年的三月初三日但次年正式举行会试后却未按照这一规定的时间举行。《明会典·殿试》中记道：“四年定恩荣次第。二月十九日御奉天殿策试贡士二十日午门外唱名张挂黄榜奉天殿钦听宣谕同除授职名于奉天门谢恩。二十二日赐宴于中书省二十三日国子学谒先圣行释菜礼。”洪武初仅举行了这一次会试到洪武六年（1373）应该再行会试的时候却又诏令停止了。直到十七年（1384）重开科举始于次年会试后再行廷试。其后廷试时间渐定于会试同年三月初一日。 殿试的定制始于永乐二年（14o4）《明会典·殿试》记：永乐二年定前期礼部奏请读卷并执事等官。其读卷以内阁官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正官詹事府、翰林院堂上官；提调以礼部尚书、侍郎；监试以监察御史二员；受卷、弥封、掌卷俱以翰林院春坊、司经局光禄寺鸿肿寺尚宝司六科及制敕房官；巡绰以锦衣等卫官；印卷以礼部仪制司官；供给以光禄寺、礼部精膳司官。至日上御奉天殿亲赐策问。诸举人对策毕诣东角门纳卷出。受卷官以试卷送弥封官弥封讫送掌卷官转送东阁读卷官处详定高下。明日读卷官俱诣文华殿读卷。御笔亲定三名次第。赐读卷官宴。宴毕仍赐钞退于东阁拆第二甲、三甲试卷遂旋封送内阁填写黄榜。明日读卷官俱诣华盖殿内阁官拆上所定三卷。填榜讫上御奉天殿传制。毕张挂黄榜于长安左门外。顺天府官用伞盖仪从送状元归第。明日赐状元及进士宴于礼部命大臣一员侍宴读卷执事等官皆预。进士并各官皆簪花一枝。教坊司承应。宴毕状元及进士赴鸿胪寺习仪又明日赐状元冠带朝服一袭。请进士宝钞人五锭。后三日状元率诸进士上表谢恩。明日状元率诸进士诣国子监谒先师庙行释菜礼。礼毕易冠服。礼部奏请命工部于国子监立石题名。 永乐以后基本上依照这一定制未再有大的变化。 中式的第二甲、第三甲进士中还有一种考选庶吉士的制度。所谓庶吉士是一种尚未正式评级授官前的储备官员。太祖初时置有六科庶吉士。洪武十八年（1385）以后改以进士在翰林院、承敕监等近侍者称庶吉士永乐二年（14o4）正式定置翰林院庶吉士“选进士文学优等及善书者为之”1。从此成为一种制度但是并非历科皆行。弘治中大学士徐溥在谈到考选庶吉士的制度时曾经说道：“自永乐二年以来或间科一选或连科屡选或数科不选或合三科同选初无定限。或内阁自选域礼部选送或会礼部同选或限年岁或拘地方或采誉望或就廷试卷中查取或别出题考试亦无定制请自今以后立为定制一次开科一次选用。令新进士录平日所作论、策、诗、赋、序、记等文字限十五篇以上呈之礼部送翰林考订。少年有新作五篇亦许投试翰林院。择其词藻文理可取者按号行取。礼部以糊名试卷偕阁臣出题考试于东阁试卷与所投之文相称即收预选。每科所选不过二十人每选所留不过三五辈将来成就必有足赖者。”2从此翰林院庶吉士的考选成为常制。这应该算是明代最高级别的考试了。与选者称为馆选入翰林院学习三年以品高资深的翰林及詹士府官员一人专课其事称教习。庶吉士三年学成后优者留翰林院为编修或检讨次者出为给事中或者御史谓之散馆。这一制度一直沿袭至明末。 “八股文”取士与南北卷《明史·选举二》在谈到科举制度时曾说：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 这里所说的八股文便是明代科举考试的试卷文字。关于八股文取士的定制过去人多据上文而以为系太祖与刘基所定即始于明初。但其实前文中只说“专取四子书及五经命题试士”乃太祖与刘基所定。后面所谓作文之法可以是泛指有明一代的试文未必说太祖时即以八股取士。因为清修《明史》时与修诸人对八股取士说已有不同看法不必断言其始于太祖与刘基所定。 清初人胡鸣玉曾考订此事：今之八股或谓始于王荆公或谓始于明太祖皆非也。案《宋史》熙宁四年罢诗赋及明经诸科以经义论策试进士命中书撰大义式颁行。所谓大义即今时文之祖然初未定八股格即明初百余年亦未有八股之名故今日所见先辈八股文成化以前若天顺、景泰、正统、宣德、洪熙、永乐、建文、洪武百年中无一篇传也。1这应该算是一个颇为有力的明证。鸣玉字廷佩号吟鸥青浦人乾1《明史》卷七三《职官二》。 2《明史》卷七o《选举二》。 1胡鸣玉：《订讹杂录》卷七转引自黄云眉：《明史考证》第5oo页。隆中荐举博学鸿词对考订文字等颇见功力他既能断言明成化前未见八股文字必然看到过不少当年的经义试卷。明清之际顾炎武也曾谈到八股始于成化间的情况：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成化以后。股者对偶之名也。天顺以前经义之文不过敷演传注或对或散初无定式其单句题亦甚少。成化二十三年会试“乐天者保天下”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乐天四股中间接四句复讲保天下四股复收四句再作大结。弘治九年会试“责难于君谓之恭”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责难于君四股中间接过二句复讲谓之恭四股复收二句再作大结。每四股之中一正一反一虚一实一浅一深。其两扇立格则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之法亦复如之。故今人相传谓之八股。1又说：端二句或三四句谓之破题大抵对句为多此宋人相传之格（本之唐人赋格）。下申其意作四五句谓之承题。然后提出夫子为何而此言谓之原起。至万历中破止二句承止三句不用原起篇末敷演圣人言毕自掳所见或数千字或百余字谓之大结。明初之制可及本朝时事以后功令益密恐有藉以自炫者但许言前代不及本朝。至万历中大结止三四句于是国家之事罔始罔终在位之臣畏畏尾其象已见于应举之文矣。2这里不仅谈到了八股文而且谈到了八股文对于文风的负面影响。于是后来人们一般都批评八股文认为八股文不仅束缚人们的思想而且导致了文风日下。清人阮葵生《茶余客话》更将明代科举试文作了前后对比他认为明初科举诏令举子经义不过三百字亦不得浮词异说。篇末大节可以各抒己见陈论国家时事。试文具有相当的实际能力的考验。而后因功令加严忌讳日深便不再许言本朝之事至百余年后即至成化年间试文渐为冗长凡千百余言庸陋支离无恶不备并据杨慎所言：“破题谓之马笼头处处可用也；又舞单枪鬼一跃而上也；又八寸三分帽子无不可套也；起语数十百言为寿星头长而虚空也。”1这段话十分形象地勾画出了明代八股文之弊但这同时也给人们提出了一个颇为费解的问题八股文作为明代士子考试的试文究竟应当如何评价。如明清两代学者们所言明初本是不用八股的至成化末始行然而恰恰是并未以八股文取士的成化以前却也正是文化的禁锢时期。明代的文化自从洪武“文字之祸”以后在控制之下出现了文坛寂寞的局面。永乐以后文坛盛行“台阁体”粉饰太平歌功颂德而又空洞无物的文风成为当时的主流。成化以后社会风气为之一变文风也随之而出现了变化。如《明史》中所说论者常以明代举业文字比唐人之诗国初比初唐成、弘、正、嘉比盛唐隆、万比中唐启、祯比晚唐。这种比拟是否恰当姑且不论但其所反映出的明代科举试文风气变化的几个阶段则颇为清楚。而这与有明一1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六《试文格式》。 2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六《试文格式》。 1阮葵生：《茶余客话》卷十六转引自黄云眉：《明史考证》第5o1页。代文化展变化的情况也是颇相符合的。也就是说成化以后八股文取士的结果并未影响到当时文化的展。而且再到后来科举试文也都进一步崇尚新奇“厌薄先民矩矱以士子所好为趋不遵上指也”1。八股文依然而举业文字毕竟变化了整个社会的文风也毕竟变化了。将文运的不振归咎于八股文看来也未必就那么恰当。 如果我们能够从八股文的出现重新考虑一下对它的评价的话应该说它的主要作用还是使科举考试更加规范化。也就是说八股文是一种格式化的答卷形式。在传统文化考试的情况下考官需要一种格式化的答卷这使他们能够有相对固定的评卷参照以八股取士实际便是由此而形成的。 事实上有明一代的考生中尽管有些人将八股文作为生平文章的写作方式然而更多的人是将其作为入仕的敲门砖的。弘、正间的著名才子唐寅起初便是“不事诸生业”的后以祝允明的规劝“乃闭户浃岁”举弘治十一年（1498）乡试第一名。座主梁储奇其文还朝示学士程敏政敏政亦奇之。2虽称是一篇奇文但必定是按照八股的格式去作的。如果不是后来被牵到江阴徐经科场案中的话唐寅必定还能够考中进士那当然也是要作八股文的。能够作八股文字并没有影响唐寅在诗文与绘画上的展他显然是将八股文作为入仕的敲门砖了。 考试规范化是考试制度展的必然结果是一种进步。在中国传统科举考试中基本上是采取了作文考试的形式以八股文为考试规定就要求应试人必须去作政论文字而不能随意去作任何其他形式的文字如像诗词歌赋等等。而一般来说政论文字对于考生写作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等方面的考察较之其他文章形式要更加有利由此而论八股文虽然有其束缚人们思想的一个方面但其仅仅作为试卷的要求则是有其道理的。清人赵翼在考察八股文字时曾经谈到八股文的破题他说：“今八股起二句曰破题然破题不始于八股也。”其下所举诸例包括了经义文字和诗词歌赋各种文体都有破题的写作方式：“又范蜀公赋《长啸却敌骑》破题云：‘制动以静善胜不争。’宋景文破题云：‘月满边塞人登戍楼。’是皆赋之破题也。诗亦有破题骆宾王《灵隐寺》诗唯破题‘鹫岭郁龙宫隐寂寥’是宋之问所作下皆宾王作。此又诗之破题也。”1破题只是一种文章格式的要求有了同样的要求才能有相对接近的标准。 对于荐举来说科举是一个进步：就科举考试自身来说八股文考试比其以前的经义考试又是一个进步。 随着明代社会与文化展变化到明朝末年在取士标准上也生了一些变化：1《明史》卷六九《选举一》。 2《明史》卷二八六《唐寅传》。 1赵翼：《陔余丛考》卷二二《破题》。 ------------ 15 （崇祯）七年甲戌如贡举礼部侍郎林釬言举人颜茂猷文兼五经作二十三义。帝念其该洽许送内帘。茂猷中副榜特赐进士以其名另一行刻于试录第一名之前。五经中式者自此接迹矣。2崇祯十年（1637）有揭重熙十六年（1643）又有谭贞良、冯元飙均以五经中式。这也许意味着科试形式上将要生一些变革。但是历史却没有给予明朝人以这个机会一年以后明朝便在李自成农民军的打击下灭亡了。 明代将中国传统考试制度推向成熟的另一个标志是会试的分卷制度。洪武三十年（1397）丁丑科生了“南北榜”事件这成为明代有南卷与北卷之分的开始但这还不是分卷制度而只是太祖为加强对科试控制的手段。明代真正实行分卷制度始于洪熙元年（1425）仁宗命杨士奇等定取士之额南人十之六北人十之四。到宣德、正统间又分为南、北、中三卷南卷占百分之五十五北卷占百分之三十五中卷占百分之十。景泰二年（1451）辛未科曾一度废止分卷但立即引起廷臣们的争论到五年（1454）甲戌科便又恢复了分卷取录的制度。 南卷：应天及苏、松诸府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 北卷：顺天诸府山东山西河南陕西。 中卷：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凤阳、庐州二府滁、徐、和三州。 其后因为当国权臣南人北人不同又生各为其地方之利而增减分卷比例之事。如成化二十二年（1486）丙午科因大学士万安与礼部尚书周洪谟均为四川人乃藉布政使潘稹之请南、北各减二名以给中卷。正德三年（15o8）戊辰科给事中赵铎按照当权太监刘瑾旨意请增河南、陕西、山东、山西乡试名额于是增陕西乡试额为百名河南九十五名山东、山西俱九十名以刘瑾陕西人也。又以会试南、北、中卷为不均于是再增中卷的四川额十名并入南卷其余中卷均并入北卷南、北各取一百五十名。但是这些人为的变化都没有能够改变分卷制度有明一代始终采取了分卷取录的考试制度。 分卷制是针对全国文化展的不平衡状况而制定的对于全国文化的展与协调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实行单纯文化考试取用官员的情况下分卷制起到了补充文化考试局限性的作用。 2《明史》卷七o《选举二》。 第三节科举制度地方府州县学只是培育人才之所生员入仕的途径主要还是通过科举考试。洪武三年（137o）五月明朝始开设科举“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选非科举者毋得与官”1并令连试三年。与此同时颁行《科举条格》对乡试、会试的时间应试资格考试内容录取额数出身及科场禁例都作了具体而明确的规定。同年在南京及各省举行乡试。考试分三场初场试“五经”义二道及“四书”义一道。第二场试论一道第三场试策一道。中式后十日举行复试科目是骑、射、书、算、律五科。洪武四年（1371）二月各地举人在京师举行会试取中进士一百二十人分别授官。 各省连续实行三年后效果并不理想。朱元璋曾一度罢科举改行察举。直到洪武十五年（1382）八月复设。洪武十七年（1384）三月礼部颁行《科举成式》遂为永制。府州县学先举行县考中式者为秀才。每三年举行一次省试即乡试逢子、午、卯、酉年八月在省直举行中式者为举人第一名称解元。举人可参加京师举行的会试又称甲科由礼部主持逢辰、戌、丑、未年二月在京举行会试第一名称会元。会试中式者才有资格参加皇帝主持的最高考试称作廷试或殿试考中者为进士。进士分三甲一甲三名状元、榜眼、探花资格为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进士皆由朝廷授官。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二甲考选庶吉士皆为翰林官其余授给事中、御史、六部主事、内阁中书、行人、太常、国子监博士或授府推官、知州、知县等官。 明初科举考试的程序和办法大体上都是沿袭元代科举的旧制规定八股文取士专取“四书”、“五经”命题以朱熹集注为依据考试经义、策等。在明代会试取士中又有南北卷之分。洪武三十年（1397）会试考官刘三吾、白信蹈所取五十二人皆南士引“南、北榜案”。至洪熙元年（1425）仁宗命杨士奇等定会试南、北卷规定比例为南人十之六北人十之四。宣德、正统年间又分南、北、中卷“以百人为率则南取五十五名北取三十五名中取十名”1。后来虽在比例上有所增减但其制不变。 与文科取士并行的武举也得以建立。吴元年（1367）朱元璋诏令设文、武二科取士之后到洪武二十年（1387）礼部请沿前代旧制立武学开武举朱元璋予以批准。至天顺八年（1464）十月才逐步系统化。“令天下文武官举通晓兵法、谋勇出众者各省抚、按、三司直隶巡按御史考试。中式者兵部同总兵官于帅府试策略教场试弓马。答策二道骑中四矢、1《明史》卷七o《选举志二》。 1《明史》卷七o《选举志二》。 步中二矢以上者为中式”2。成化十四年（1478）如文科例设武科乡、会试。弘治六年（1493）定武举六年一次弘治十七年（15o4）改定三年一次。嘉靖年间武举之制多有变化。崇祯四年（1631）始设武举殿试。从武举演变趋势看是愈来愈与文科试规相一致。 明初官吏的选拔与学校、科举并用的还有荐举。立国之初朱元璋以致贤为急令各地官员荐举人才上报朝廷亲自策问校定优劣即行除官或送吏部决定任职。洪武六年（1373）诏令暂停科举改用荐举。荐举科目有贤良方正、孝弟力田、聪明正直、儒士、孝廉、秀才、人才、耆民等科目。存举的实行可以从社会上广泛吸收人才补充官吏在明初官吏铨选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2《明史》卷七o《选举志二》。 第四节任官制度明初为补足缺额官员曾大批选任监生及荐举贤才为各级官员。以后定制官员的任用文官归吏部武官归兵部。铨选分大选、急选、远方选、拣选、岁贡就教选和举人乞恩选。大选包括听选及考定升降于每年双月举行前者指取得资格的初次授官后者指已任官员的考察升降。急选包括调动、降职、丁忧、留任起复、补缺员于每年单月举行。远方选是指边远地区官员的选授。拣选是从科贡监生中选员补足府佐、州县正官。岁贡就教选是不定期地考选会试下第举人或岁贡生任教职。举人乞恩选是举人三试不中出于皇帝特恩可以到吏部就职“部中另立班铨注”1铨选不定期举行选后给文凭前往报到。 凡官员升迁必须“考满”如果官员缺额应补则可以不待考满而用推升。推升因推者、被推者身份不同而分廷推、部推、会选、会举四种。推升的名单最后由皇帝审定。地方府州县正佐官在京大小九卿之属员选授迁除经考满、考察由吏部决定循次升迁称常选。馆选是由内阁会吏、礼二部考选庶吉士进行储才教育由翰林院、詹事府官高资历深者任教侍三年学成授予相应的官职。 文官由铨选得官后再经署职、试职一年后予以较严格的考试或考察合格者实授。实授后京官即给诰（五品以上）、敕（六品以下）地方官三年考满亦按品级给予诰、敕。武官的任用洪武五年（1372）定武选法。武官铨选除京营外均由兵部武选司主持。凡大选分色目、状貌、才行、封赠、袭荫等项其途径则有世职、武举、行伍、纳级。但实际上均未能认真执行1。 1赵翼：《陔余丛考》卷十八。 1参考白钢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张德信：《明朝典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 第五节任官回避制度明朝对所有官吏的任用都实行一定范围和程度不同的回避制度。从回避内容来说可分为亲族回避、籍贯回避和职务回避三种。从回避的职官来说可分为京官、地方官和一些特殊地位的官。一般来说所有官吏都实行亲族回避地方官吏实行亲族和地区的双重回避。一些重要的官吏则另有特殊要求的职务回避。 亲族回避洪武元年（1368）明政府规定：“凡内外官属衙门官吏有系父子、兄弟、叔侄者皆从卑回避。”1意即不论是中央还是地方不准有亲族关系的人在同一衙门或地区任职否则就要调任以下避上。此后明政府多次重申这一规定万历五年（1576）令：“从卑回避以职官论。今后除巡按御史从方面官回避外其余内外官员俱从官职卑者回避。”2关于回避官员的调任又有规定：“凡各衙门官员遇有更革及合回避任满如本衙门无相应员缺于相应衙门对品改调。”3亲族回避之制的实行加强了对官吏的监督和控制有其积极的作用。 籍贯回避即地区回避。洪武四年（1371）吏部铨选南北更调定为常例。但由此产生了冒籍之弊。洪武十三年（138o）朱元璋亲自把全国定为地方官任用三大互调区域。即“以北平、山西、陕西、河南、四川之人用于浙江、江西、湖广、直隶；浙江、江西、湖广、直隶之人用于北平、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四川；广东、广西、福建之人亦用于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四川。考核不称及降谪者不分南北悉于广东广西江西龙南、安远湖广郴州之地任用以示劝惩”4。但是在如此广大的区域内官吏互调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洪武二十六年（1393）又对籍贯回避重新作了界定。其应选官员人等除僧道、阴阳医士就原籍任用外其余官吏各照籍贯例任用。嗣后官制渐定自学官外不得官本省但亦不限南北。明代官吏实行本籍回避的手续是极为严格的实行一定程度上的籍贯回避制度有效地1《明会典》卷五《改调》。 2《明会典》卷五《改调》。 3《明会典》卷五《改调》。 4谈迁：《国榷》卷七万历五年。 割断了地方官与宗族势力的勾结加强了朝廷对地方的控制。 职务回避内容较为广泛这是针对一些身居要职的官吏而实行的。如户部官的回避。洪武二十六年（1393）诏定：户部官不得用浙江、江西、苏松人甚至连日常办理具体事务的吏员也包括在内。究其原因这些地区是明朝赋税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为了防止户部官吏串通江浙、苏松、江西地方官吏豪绅徇私舞弊上下其手明令户部官员不得由这些地区的人出任。 明朝的监察官也有特殊的回避要求。洪武元年（1368）规定两京堂上官的弟男子侄不得任科道官“属僚同族则以下避上”1。监察御史出巡也实行严格的籍贯回避。洪武二十六年（1393）规定：“凡分巡按治州郡其分巡地面果系原籍及按临之人有仇嫌并宜回避毋得沽恩报仇朦胧再问。”正统四年（1439）又重申：“凡分巡地面果系原籍并先曾历仕、寓居处所并须回避。”2明朝科举考试中考官也实行回避制度。景泰二年（1451）诏定：科场官亲属回避。嘉靖三十二年（1553）规定考试时各省乡试、会试主考官不得用隶籍本省的官员两京主考官要回避本省。 同样明代官吏在执行司法职能时也有特殊的回避规定回避的范围由亲族扩大到姻亲、老师及旧有仇嫌之人。明朝还有一种特殊官员的回避即王府官回避。英宗以后定制王官不外调王姻不内除。 官吏回避制度的实行可以防止官吏利用亲属、地域、职务等关系以权谋私可以克服保证社会政治的相对清明。但在实行过程中也滋生了种种社会弊端。11《明史》卷七二《职官志一》。 2《明会典》卷二一o《出巡事宜》。 1参考关文、颜广文：《明代政治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张德信：《明朝典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 第六节官吏的考核制度明朝官吏的考核分考满和考察两种形式。二者相辅而行均由吏部与都察院共同负责由吏部考功司主持。 考满所谓“考满”是“任满考绩”2的意思。内外官员自任现职起三年为初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然后行黜陟之典项目分为称职、平常、不称职三等。由于官吏任职的地域、秩品不同又有着不同的考满体系、内容和升降标准。洪武十一年（1378）开始朝觐考核。以后京官一般由部门长官开具情况备送考核地方官分别由监察御史布、按二司考核和复考。 一般说来京官四品以上者皆自陈由皇帝直接决定升降。五品以下京官由吏部会同有关衙门正官根据本衙门长官的评语考核定为称职、平常、不称职三等。地方官员九年任满给由赴吏部考核依例升降。考满中称职者升平常复职不称职者降。贪污或不法的送法司问罪或罢免为民。但是从明中期起考满往往流于形式成为故套。“京官考满河南道例书称职外吏给由抚按概与保留以朝廷甄别之典为人臣交市之资敢徇私而不敢尽法恶所无惩贤亦安劝。此考绩之弊。”1考察是对官员进行全面考核不仅考绩还包括居官行止各个方面有京察、外察、闰察之分。京察的对象是朝中各机构及顺天府、应天府的各级官员。最初没有明确的时间规定到天顺时始规定每十年举行一次。弘治十一年（15o4）定制京官六年一考在巳、亥之年分别在北京、南京举行称北察、南察。届时四品以上自陈以取上裁五品以下京官由吏部尚书、都察院都御史、考功司郎中主持。考功司负责具体事务。对外官考察始于洪武四年（1371）。弘治时每三年即逢辰、戌、丑、未岁到京朝觐同时考察谓之外察。不论京察还是外察考察的内容主要是该官任职期间的政绩、德行、过失等。考察结果不称职的官员分为贪、酷、浮躁、才力不及、老、疾、疲软无为、素行不谨八类称之“八法”。处分分为四等：致仕、降调、冠带闲住、为民。 武官考核称军政由兵部武选清吏司负责。成化二年（1466）定五年一2《吏部职掌·考功司·有司科》。 1《明史》卷二二六《丘橓传》。 次以现任掌印、带俸、差操及初袭官一体考察。十三年（1477）令两京通考以为常。五府大臣、锦衣卫堂上官、直隶总兵官自陈听皇帝裁决。五府所属并直隶内卫所官全部由巡视官及部官注送。在外都司、卫所官由抚按造册送兵部。副参以下千户以上由都、布、按三司察注送抚咨兵部考举题奏1。 致仕为了进一步加强统治效能明朝的致仕制度也规定得很具体、细致。文武官致仕年龄屡有变动。明初规定致仕的法定年龄为六十岁。洪武十三年（138o）诏令“文武官年六十以上者听致仕”2。致仕有的是自己请求有的勒令退休。有些官员年龄过的仍不致仕皇帝即强迫其退休。一般京官年七十外官年六十五乞致仕者不限年龄。五十五岁以上可以冠带致仕五十五岁以下可以冠带闲住。六十五岁即使不致仕亦不再列入铨选之列。 官员致仕以后一般给予某些优待。致仕者官品仍在只是没有职权仍可以继续享受在职官吏的种种特权如免除徭役、晋秩等。经济困难的略予补助有的还给予第宅、俸禄、夫役等。致仕后皇帝还可以特命起用所以致仕与削职为民二者差别很大。对于犯罪的官吏不仅革除官职而且还要追缴诰敕使其不能享受致仕官员的待遇。 致仕也不一定以年龄为准。凡因朝廷“有特旨选用者不拘此例”1。有的年龄虽然未到退休但因病、不称职或其他原因也可以致仕。但凡致仕者必须有一定的理由没有理由只能请求辞职不能享受致仕的待遇。明朝中叶以后法纪荡然十官九缺现任官吏呈辞不理也谈不上致仕或休假了。 1参考王天有：《明代国家机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白钢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明史》卷二《太祖纪二》。 1《明史》卷二《太祖纪二》。 第十章明代的宗教明代是宗教展的一个较为特殊的时期随着宋、明理学显学地位的确立作为中国自身的宗教道教和较早传入中国的佛教都逐渐走向了衰微。宗教学术无法与新儒家们那种平民化的学术思想相对抗所谓三教合一的趋势的主流实际还是宗教的儒化。这主要是由于随着主义皇权统治的不断强化宗教作为统治工具的作用已经最大程度地减弱。明代的宗教只是比较突出地表现在了对于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蒙、藏地区）的统治作用。与官方宗教的情况相反明代的民间宗教却经久不衰地展成为秘密社会乃至民众的精神武器因此对于宗教的控制也就成为了明代的一个组成部分。 伊斯兰教在明代西北地区得到了展。其他的少数民族地区的宗教如藏传佛教、小乘佛教、萨满教、东巴教等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展。 明朝后期西方传教士来华开始传播天主教并且打入了士大夫和部分民众当中成为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一件大事。到明朝末年几乎有机会成为统治者新的宗教选择。 第一节佛教元至正十二年（1352）闰三月一个年轻和尚脱下袈裟投身到了农民起义的大潮之中十六年后这个当年的年轻和尚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这就是明太祖朱元璋。从和尚到皇帝这样一个特殊的变化也就必然给明初的佛教带来一些特殊的影响这也就决定了明初佛教的微妙地位。据《明史》记载：帝自践阼后颇好释氏教诏征东南戒德僧数建法会于蒋山应对称旨者辄赐金襕袈裟衣召入禁中赐坐与讲论。吴印、华克勤之属皆拔擢至大官时时寄以耳目。由是其徒横甚谗毁大臣。举朝莫敢言诸僧怙宠者遂请为释氏创立职官。于是以先所置善世院为僧录司设左右善世、左右阐教、左右讲经觉义等官皆高其品秩。道教亦然。度僧尼道士至逾数万。1但这只是笼统的记述明初朱元璋的佛教政策实际上还是以控制为主。 自洪武元年（1368）设立善世（佛教）、玄教（道教）二院到四年（1371）即行革罢。五年起诏给僧道度牒而此后十年间并未再设立僧道官署。直到十五年（1382）始置僧录司、道录司。 僧录司是明代佛教最高管理机构设官左、右善世各一人正六品；左、右阐教各一人从六品；左、右讲经各一人正八品；左、右党义各一人从八品。各府县则设有僧纲司选精通经典、戒行端洁者掌之。并定全国僧人为三等：曰禅、曰讲、曰教。 这大概就是李仕鲁等儒臣上疏反对明太祖“舍圣学而崇异端”之时。 仕鲁性刚介由儒术起方欲推明朱氏学以辟佛自任。及言不见用遽请于帝前曰：“陛下深溺其教无惑乎臣言之不入也。还陛下笏乞赐骸骨归田里。”遂置笏于地。帝大怒命武士捽搏之立死阶下。1这是儒、释之争在明初的反映。在李仕鲁之类的儒臣们看来对于佛教应该是实行厉禁的。其实在此前明太祖已有对于僧道的限令：洪武六年十二月戊戌上以僧道日多蠹财耗民莫此为甚。乃诏天下府州县止存大观寺一僧道并处之。非有戒行通经典者不得请给度牒。又禁女子年四十以下为尼者。并著为令。2这个限令的下是因为洪武五年给度牒令后取得度牒的僧道一时多达九万六千余人不得不加以限制。然而到十五年设立僧录司后不到三年时间新度牒的僧尼又达二万九百五十四人。 元代的崇佛到明初在民间还有较大的影响而这与明太祖对于佛教的1《明史》卷一三九《李仕鲁传》。 1《明史》卷一三九《李仕鲁传》。 2龙文彬：《明会要》卷三九《职官十一》。 推崇是完全不同的用当时官员的话说：“其实假此以避差役。”3所以从洪武十七年（1384）起限令三年一次出给度牒而且要严加考试。二十四年（1391）更明确规定：凡僧道府不得过四十人州三十人县二十人。民年非四十以上女非五十以上者不得出家。1这一方面为防止劳动力流入僧道一方面防止青年妇女出家影响人口生育。次年再令僧录司造周知册颁行天下天下僧人皆为在册者。到洪武二十八年（1395）十月令天下僧道赴京考试给牒不通经典者黜之。至此明初的佛教管理遂成定制并且完成了官方化的过程。其实早在洪武二十五年（1392）就曾有过大规模的给牒考试而且“就试三千余人悉不习内典”2。太祖为此欲尽付之法。这种强调佛学的做法使得明初的佛教带有浓厚的学术风气佛教开始成为了与朱学并存的学术派别。 明初的洪武、永乐时期带有建国初的种种政治色彩朱子学虽然开始成为显学并占据了统治地位但是人们对于事功的追求给予了各种不同思想以一点活动的余地。当时的名臣宋濂便精通佛学这或多或少对于太祖会有所影响。当时的僧录司左善世宗泐与僧来复齐名都是兼通儒学的高僧明太祖称之为“泐秀才”。洪武四年（1371）十二月的蒋山太平兴国寺广荐法会共征召了高僧十八人宗泐也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后来还俗为官的吴印也是其中之一。至于来复则因上诗谢恩而死于文字之祸。 面对明初佛教的这种变化当时的佛教界似乎并无自我选择展的余地。在极端君主的条件下明初的佛教其实并没有因为吴印等人的为官而有所兴旺与元代相比明显是每况愈下的。 这种情形到永乐中稍有所变化其原因是僧人道衍（姚广孝）帮助朱棣夺位而成为一代功臣。道衍虽然兼通儒、释、道三家之说但是他在自身的学术上坚持佛家的宗旨因此曾著《道馀录》从佛家学说出对于宋儒攘斥佛、老给予反驳。他在序中写道：“三先生（二程、朱）因不多探佛书一意以私意出邪诐之辞枉抑太过世之人心亦多不平况宗其学者哉。”他因此择《二程遗书》二十八条、《朱子语录》二十一条“极为谬诞者”“乃为逐条据理一一剖析”1。这部“专攻程、朱”的著作在当时能够问世一方面固然由于朱子学的一统地位还没有像后来那样绝对同时也由于道衍的特殊身份。待到道衍死后他的这部著作就遭到了儒士的焚毁。其友张洪称：“少师于我厚今无以报但见《道馀录》即焚之不使人恶之也。”3龙文彬：《明会要》卷三九《职官十一》。 1《明史》卷七四《职官三》。 2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二六《永隆传》。 1姚广孝：《道馀录》序。 2目的是要使这部专攻程、朱的著作不再传世。《道馀录》的出现应该说是一个特例道衍死后这种情况便不大再会生了。仅仅十二年以后宣德五年（143o）修成的《明太宗实录》中已经写道：“广孝尝著《道馀录》诋讪先儒为君子所鄙。”3而且永乐初上书“诋讪先儒”的朱季友便曾因此罹祸。 佛教在明初即被定为了经典之学在朱学统治地位日益确立的情况下自然是难得展的。 永乐中佛教得到一定程度展的另一个原因是朝廷对于藏传佛教的重视。不过那只是为了加强对于西南乌斯藏地区的控制而并非真的要展藏传佛教。 永乐以后还有一个较为特殊的情况便是宦官与佛教的关系。宦官因其特殊的身份和心态颇重佛教的修来世之说因此支持建寺度僧。景泰二年（1451）正月太监兴安以皇后旨度僧道五万余人于谦进言不纳从此以后建寺度僧之事便一而不可止。弘治中尚书马文升的奏疏中谈到成化末年寺院僧人的情况：定制：僧道府不过四十名州不过三十名县不过二十名。今天下一百四十七府二百七十七州一千一百四十五县共额设僧三万七千九十余名。成化十二年度僧一十万二十二年度僧二十万以前各年所度僧道不下二十余万共该五十余万其军民壮丁私自披剃而隐于寺观者又不知几何。1马文升用“创修寺观遍于天下妄造经典多于儒书”概括了当时佛教的情况这与明初相比显然有了相当大的展。 从现存的材料看明代佛教的展主要还是在正德以后这与明代思想文化展的情况是同步的。本来也可能在成化时就展起来但是追寻祖制的“弘治中兴”将其推后了二十余年。正德以后心学的兴起对于禅学的展有所刺激到晚明王学末流更走向禅化禅学也随之而得到了展。明代佛教各宗的名僧以及明代的四大高僧均出现于正（德）、嘉（靖）以后。一、禅宗。 明代禅宗主要有临济宗和曹洞宗两个支系。 临济宗的展主要在嘉靖到万历以后从笑岩德宝（1512—1581）以禅学与诸儒学者相交而知名其后有门人幻有正传（1549—1614）正传门人中又有圆悟最为著称。圆悟号密云宜兴人原姓蒋。三十岁以后出家龙池山禹门寺天启三年（1623）于天台山通玄寺开堂说法始有名声。先后主持嘉兴金粟寺、福州万福寺、宁波天童寺等因其弘扬临济宗风故有“临济中兴”之称。 2郎瑛：《七修类稿》卷四三《姚广孝》。 3《明太宗实录》卷一九八永乐十六年三月戊寅。 1转引自《明会要》卷三九。 曹洞宗在明代的著名高僧有慧经及门人元来、元贤和高僧圆澄等。慧经（1548—1618）晚年长期主持江西黎川寿昌寺。他主张农禅并作是一位将躬耕田野与讲禅说法结合起来的高僧。他的门人元来（1575—163o）以提倡“禅、净无二”而闻名。元贤（1578—1657）幼年致力于儒家的程、朱理学由儒而入释的经历对于他后来的展影响颇大他因此重于著述主张兼容并纳。曾经明确提出：“禅、教、律三宗本是一源如鼎三足缺一不可。”并且强调儒、释、道三教一理。1他的思想明显地代表了明后期佛教展的趋势。 二、净土宗。 明代净土宗的展也是在嘉靖以后其主要代表人物是被称为“莲宗八祖”的袾宏袾宏（1535—1615）是明代四大高僧之一。他先后著有《答净土四十八问》、《净土疑辩》等净土宗的重要著作。但是他同时也积极主张“禅净一致”而且重视华严宗的教义代表了明朝后期佛教各宗渐趋融合的展趋势。 三、天台宗。 明代天台宗于万历年间始有“天台中兴”之说其中兴高僧为传灯。传灯（1553—1627）于万历十五年（1587）入天台山习天台之学兼习禅宗和净土宗教义也是博及诸宗的高僧。其后有称明代四大高僧之一的智旭（1599—1655）在弘扬天台教义的同时进一步主张各宗融合三教合一成为明末三教合一的推动者之一。 除去佛教的上述三个宗支外其余各宗如律宗、华严宗等在明代一直处于衰微之中没有突出的人物与学说出现。 明代的四大高僧除净土宗的袾宏大师、天台宗的智旭大师外还有紫柏真可和憨山德清。袾宏与智旭虽然各有宗派但都是主张各宗融合的而且主张儒、释、道的相合。而紫柏与憨山则不仅主张三教的合一而且自身也从无明显的宗派。他们之所以成为名声响亮的高僧其原因也正在于此。紫柏（1543—16o3）后于万历中“妖书案”中被牵入狱而死憨山（1546—1623）亦于万历间以私造寺院罪入狱论戍而其于戍所讲佛居然使戍卒们闻之若痴。 不固执于佛家之说而与儒、道相合就使得佛教为士大夫们所接受这同晚明士大夫们近禅的趋势是一致的。三教合一是晚明儒、释、道三家展的共同趋势林兆恩（1517—1598）的“三一教”更是这种三教合一的具体实践。 1王友三：《中国佛教史》第五编第二章《明清佛教》第749页。 第二节道教道教是中国本土的宗教因此道教历来有着较为广泛的社会基础。朱元璋起自民间对于道教有特殊的感情在他打天下时身边的周颠和铁冠道人张中就都是道士。而他本人也经常阅读道教的经典《道德经》。明初最为著名的功臣刘基也是颇信道教的传说中他曾师从九江道士黄楚望得其天文地理术数之法。在明初的功臣当中刘基近道而宋濂近佛。历朝的统治者都要宣传自己是有天命的因此就要神化自己道教在推算占卜方面的传统于是成为统治者神化自己的工具。 明建国后道教与佛教一样成为朝廷确定的官方宗教。洪武元年（1368）江西龙虎山第四十二代天师张正常被召入朝明太祖命去其天师之号封为真人世袭称龙虎山正一真人秩正二品。另设法官、赞教、掌书各二人。阁山、三茅山各设灵官一人正八品。另设太和山提点一人。这完全是一种特殊的恩封与对于当时全国道教的管理并没有直接关系。掌管全国道教事务的机构还是与佛教的善世院同时成立的玄教院。洪武四年（1371）玄教院与善世院同时革罢。次年开始由朝廷给道士度牒。十五年（1382）始置道录司设左、右正一各一人正六品；左、右演法各一人从六品；左、右至灵各一人正八品；左、右玄义各一人从八品基本与佛教的管理一样。但是道教与佛教不同之处在于它还要承担郊祀活动所以从洪武十一年（1378）起又专门设立了神乐观掌乐舞以备祭祀。设提点一人正六品；知观一人从八品。神乐观隶属于太常寺与道录司没有统属关系。对于地方道教的管理则于府、州、县分设道纪司以掌其事。 明朝的建立给了各种势力表现自己的机会而朱棣的起兵夺位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一次新的权力更替。在帮助朱棣起兵的谋臣当中就有一些以占卜为长的方士成祖最主要的谋臣姚广孝虽然是僧人但是也曾于苏州灵应宫从道士席应真习方术。也许是出于这种情况所以永乐初年曾有人给成祖进献《道经》希望以此获用但是这时候成祖更需要标榜的是以儒道治天下进献《道经》的人因此遭到了成祖的斥责他说：“朕所用治天下者《五经》耳《道经》何用？”1但是到永乐十五年（1417）却有了一次对于道人徐知证、徐知谔的敕封。徐知证被敕封为“九天金阙明道达德大仙显灵溥济德微洞元冲虚妙感慈惠护国庇民崇福洪恩真君”徐知谔被敕封为“九天玉阙宣化扶教上仙昭灵溥济高明宏静冲湛妙应仁惠护国佑民隆福洪恩真君”。当时还在北京兴建了洪恩灵济宫。这是明初对于道教的一次盛典。据说原因是一个名叫曾辰孙的道士在为成祖医病时祷于二徐真君而且梦见二徐真君授以灵药才治好了1娄性：《皇明政要》卷四。 成祖的病。这件事在当时造成了一些社会影响同年八月便有人献金丹方书给成祖称其可以长生不老。成祖没有听信这些话令其人自食金丹烧毁方书不许再以此惑人。但是由曾辰孙进药引起的二徐真君的封敕之事反映了从明初开始道士的丹药便与宫廷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明朝的皇帝从成祖开始几乎没有不服用道士丹药和用房中术的。这也就使得明代的道教与佛教完全走上了两条不同的道路。与佛教的学术化不同明代的道教走的是一条修炼斋醮的道路。 在成化以前一些知名的道士还较为追求戒行如历洪武、永乐、洪熙、宣德四朝的道士刘渊然史称其“在道术为人清静自守故为累朝所礼”2。其徒邵以正及道士沈道宁均以道术知名。再如：“玄妙观道士张宗茂自幼传其师李雷谷之法祈祷必应戒行亦端。后举为道纪非其所好常托病不视事。”1但是成化以后方术便成了人们谋官的捷径。 明宪宗时方士李孜省以方术得幸内阁大学士万安也借进献房中术而固宠。所以成化朝僧道多以符箓烧炼得官到孝宗即位后裁汰以僧道得幸的在朝官员数目已经相当惊人了：孝宗初诏礼官议汰。礼官言诸寺法王至禅师四百三十七人喇嘛诸僧七百八十九人。华人为禅师及善世、觉义诸僧官一百二十人道士自真人、高士及正一演法诸道官一百二十三人请俱贬黜。2孝宗虽然对僧道进行了整顿但是他本人也是信奉道家的宦官李广便以道家修炼之术获幸。 有明一代道教最为显贵的时候是在嘉靖朝世宗因为过度崇信道教而与宋徽宗一样得到了“道君皇帝”之名。而且他自己也确实有道号。嘉靖三十五年（1556）他为其父上道号为“三天金阙无上玉堂都仙法主玄元道德哲慧圣尊开真仁化大帝”。其母为“三天金阙无上玉堂总仙法主玄元道德哲慧圣母天后掌仙妙化元君”。自号“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玄真君”。后加号为“九天弘教普济生灵掌阴阳功过大道思仁紫极仙翁一阳真人无虚圆应开化伏魔忠孝帝君”再号为“太上大罗天仙紫极长生圣智昭灵统元证应玉虚总掌五雷大真人玄都境万寿帝君”。 嘉靖朝最受宠幸的有道士邵元节和方士陶仲文。邵元节为龙虎山上清宫道士。世宗即位后“惑内侍崔文等言好鬼神事日事斋醮”。邵元节于是被召入朝大加宠幸。为建真人府于城西以其孙为太常丞邵本人后来官至礼部尚书赐一品服其徒陈善道等俱进秩其师李伯芳、黄太初封为真人。邵元节死后得赠少师陶仲文更得以封恭诚伯。道教的获宠与皇帝追求长生有直接关系。据《明史》记述：2《明史》卷二九九《刘渊然传》。 1王锜：《寓圃杂记》卷四《张宗茂尸解》。 2《明史》卷三o七《继晓传》。 帝益求长生日夜祷祠简文武大臣及词臣入直西苑供奉青词。四方奸人段朝用、龚可佩、蓝道行、王金、胡大顺、蓝田玉之属咸以烧炼符咒荧惑天子然不久皆败独仲文恩宠日隆久而不替士大夫或缘以进。1陶仲文的被宠主要是他进献的丹药对世宗“有验”。 嘉靖中叶上饵丹药有验。至壬子冬命京师内外选女八至十四岁者三百人入宫。乙卯九月又选十岁以下一百六十人。盖从陶仲文言供炼药用也。2据一些史家分析嘉靖间著名的“宫婢之变”很可能便与这种用少女炼制丹药有关世宗本人险些在那场宫变中丧命但是他却终生笃信道教不已。 内阁大学士严嵩便是以作青词而得到世宗的信用而大学士夏言则因不冠世宗所赐香叶冠而遭疏远终至被祸。在这种情形下士大夫们也纷纷成为道教的崇信者。当然明朝士大夫们对于道教的信奉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们对于道教方术的兴趣。随着明代朝政的日趋从皇帝到官员都成了修炼方术的信奉者而且这种上行下效的风气一直影响到了民间。 明代的道教就是在这样一种极特殊的条件下展的。所以它的特点一方面是烧炼另一方面是世俗化。在这样条件之下展的道教很难在教义和组织上有所提高因此也就不可能凭借从上层社会到民间对于烧炼推算的兴趣而得以展。 从第四十六代天师张元吉到第五十一代天师张显祖的情况很能反映道教在明代的处境。张元吉于天顺、成化间屡进封号而成化五年（1469）其杀人事论死系狱后改杖一百戍甘肃卫以母老还家死于家中。其子张玄庆得嗣为真人传至张永绪“荒淫不检死无嫡子”。为吏部奏不当复袭江西守臣亦言：“张无功于世有害于民宜永裁革。”遂以礼部所定革封号以裔孙张国祥为上清观提点后复其真人号。至万历间“其人时时入朝京师频留主斋醮。与其子为狎邪之游。各买乐妇为姬妾至今遨游诸贵戚间饮博谐谑之外他无所解”1。据《明史》记述：张氏自正常以来无他神异专恃符箓祈雨驱鬼间有小验。顾代相传袭阅世既久卒莫废去云。2明代的道教经典不盛组织混乱日趋衰微而且道教在民间的传播过程中逐渐生变化成为民间宗教组织脱离了道教原有的宗旨。 在《明史·艺文志》中收录的明代道家类著作共计五十六部。其中最为主要的有《道藏目录》四卷《道经》五百十二函以及焦竑的一系列有关道教的著作《老子翼》、《老子翼考异》、《庄子翼》、《南华经余事杂录》、1《明史》卷三o七《陶仲文传》。 2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一《宫词》。 1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四《真人张元吉》。 2《明史》卷二九九《张正常传》。 《南华经余事杂录拾遗》等。此外《艺文志》中未著录的还有道士白云霁所著《道藏目录详注》四卷见于《四库全书总目》。 《艺文志》中所记的《道经》即后来世称的《道藏》始修于永乐间由第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主持纂校终永乐之世而未竣至正统间再行纂校十年（1445）刊行颁赐天下宫观计四百八十函五千三百零五卷。万历三十五年（16o1）第五十代天师张国祥奉敕续补《道藏》三十二函前后合计五百十二函五千四百八十五卷。 《道藏》按照传统的道家“三洞”、“四辅”、十二类的分类法：三洞者一、洞真部元始天尊所流演是为大乘上法；二、洞元部太上老君所流演是为中乘中法；三、洞神部亦出太上老君是为小乘初法。四辅者其一、太元部洞真之辅也；二、太平部洞元之辅也；三、太清部洞神之辅也；四、正一部三洞三辅所会归也其七部子目则各分本文、神符、玉诀、灵图、谱录、戒律、威仪、方法、众术、记传、赞颂、表奏十二类。1《道藏》所包括的内容十分广泛除去道教的经典之外还收集了先秦至宋的诸子百家之作以及关于医药、养生和炼丹术方面的著作。 明代《道藏》的纂修是对于道教文献的一次规模甚大的总结对于道教的展应当具有重大的意义但是由于明代道教后来展的状况所限有明一代道教文献还是相当贫乏的。 明代的道教支派主要有正一派、全真派、武当派和丹法派（东派）。正一派即明代敕封的张天师一派由于得到了朝廷的有意扶持这一派于明代最盛。武当派的创始人张三丰生活于元末明初太祖、成祖都曾专门派人找寻其踪迹他因此而名声甚大。成祖即位后声称曾受真武大帝的护佑于是大兴土本修建武当山宫观武当派由此而成为明代道教的一个主要支派。丹法派创于明嘉（靖）、隆（庆）、万（历）间的道士6西星（152o—16o6）。这一派原是以烧炼丹药为主的到6氏以后进一步展了男女同修的阴阳丹法以炼就内丹。这种修炼方法投合了晚明士大夫们的纵欲思潮。关于道教炼内丹的著作在明初修纂《道藏》的时候便小心地加以删除了所以6氏的著作是在这方面保留下来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献。 1《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六《子部·道家类》。 第三节民间宗教明代的民间宗教中最主要的是白莲教。朱元璋投身元末明教为主体的农民起义而取天下建立了明朝。但是当时的明教实际上已经不是由摩尼教展而成的明教而是“已合于佛已混于道又与出自佛教之大乘教、三阶教合”。“又与出自佛教净土宗之白莲社合与出自佛教净土宗之弥勒教合。至元末遂有红巾军之全面起义。”1所以许多材料中可以看到当时的起义教众所宣传的还是白莲教的教义。但这时的白莲教所宣扬的弥勒下生及明王出世的说法实际上是融合了弥勒教和明教的教义成为一种混合型的民间宗教。 民间宗教一般是由佛、道两教分化而成它的一个主要特征是教义的简明并且由于其在民间传布极易生各种民间宗教的互融而且在传布过程中往往产生许多的分支所以有时候不大容易加以区别而习惯于统称之为白莲教。 明朝建立后明廷对于明教、白莲教等民间宗教采取了严禁政策。这主要是为了防止白莲教之类的民间宗教在组织民众反抗政府方面的潜在作用但是白莲教的活动却始终没有停止。在明初白莲教在全国的活动相当活跃如洪武初年陕西的王金刚奴起义继承元末韩林儿龙凤年号前后坚持四十余年：陕西妖贼王金刚奴于洪武初聚众于沔县西黑山寺等处以佛法惑众。后又与沔县邵福等作乱。其党田九成者自号汉明皇帝改元龙凤。高福兴称弥勒佛金刚奴称四天王。1王金刚奴直到永乐七年（14o9）才被官府捕杀。而同年湖广湘潭又爆了李法良领导的弥勒教起义。永乐十六年（1418）北直隶附近有刘化自称弥勒佛下世在新城、真定、容城和山西洪洞等地传教受戒者甚众相约起事事泄被捕杀。两年后便又有山东唐赛儿起义成为明初最具影响的白莲教起义。 唐赛儿者蒲台民林三妻也。儿时能刻纸为人马使战斗。自号佛母预言成败事颇验往来益都、安丘、即墨、寿光诸县相煽诱。2永乐中山东民妇唐赛儿夫死唐墓祭回经山麓见石罅露出石匣角唐视之中藏宝剑妖书唐取书究习遂通晓诸术.因削为尼以其教施于村里悉验民翕然从之初亦无大志画冗浩阔妖徒转盛至数万官捕之唐遂称反官军不能支。1当时山东是白莲教活跃的地区所以唐赛儿能够一呼百应至其起义被镇压失败后官府仍无法得到唐赛儿的踪迹。 这些史料中记述的唐赛儿所得的“妖书”便是白莲教所称的宝卷也1吴晗：《明教与大明帝国》载《读史札记》。 1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九《再僭龙凤年号》。 1祝允明：《野记》卷二。 就是教义的经典。白莲教教义在明代还在不断展到正德以后白莲教吸收了罗教教义中的“真空家乡无生父母”的说法奉“无生老母”为创世主而弥勒下世则是由“无生老母”派来领导教众前往“真空家乡”的。这对于当时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百姓们无疑是最富吸引力的。 到明朝后期随着政治的社会矛盾激化白莲教等民间宗教的传播也更加活跃并且由白莲教众为主体的农民起义不断生。主要有：嘉靖二十五年（1546）汶上连氏与白莲僧惠金、杨惠通起义；嘉靖三十六年（1557）乌镇道人李松起义；嘉靖中重庆大足蔡伯贯起义；万历二十七年（1599）徐州赵一平、孟化鲸起义；万历三十二年（16o4）福建瓯宁吴建、吴昌起义；万历三十四年（16o6）临淮刘天绪起义；万历四十二年（1614）王森起义；天启二年（1622）王森弟子徐鸿儒起义。 明代的白莲教在展过程中产生出许多分支明末著名的白莲教经卷《古佛天真考证华宝经》中确认为白莲教支派的就有：红阳、净空、无为、西大乘、黄天、龙天、南无、悟明、金山、顿悟、金禅、还源、圆顿、收圆等等。而当时的涅槃教、三一教、长生教、老子教、龙华会、忠勇会等也都是白莲教的分支应州的罗廷玺、湖州的马师祖、单县的唐云峰、重庆的蔡伯贯等则都是当时较为著名的白莲教领。可以说终明之世白莲教始终活跃于全国各地的民间贯穿于整个的下层社会甚至宫中宦官也多有信奉白莲教者因此民间宗教的传播成为明朝统治者深感不安之事。1明代的民间宗教虽然大多属于白莲教的支派但是其中也有较为特殊的情况如罗清创立的无为教高阳、韩太湖创立的弘阳教即曾有不同于白莲教的特点只是在其展过程中逐渐与白莲教融合了。 无为教即罗教创始人为明朝成化年间的山东人罗清他初奉佛教禅宗在其基础上吸收道教及各种民间宗教的教义创立无为教。后为得到正德时当权太监张永等人支持写成《罗祖五部经》（《苦功悟道卷》、《叹世无为卷》、《破邪显正钥匙卷》、《正信除疑无修证自在卷》、《巍巍不动泰山深根结果宝卷》）因其崇奉无为诋毁白莲教所以得到了正德皇帝的支持罗清被封为“无为经师”其《罗祖五部经》由官方刊行成为明代官方支持的唯一的一个民间宗教。但是因为无为教提出了“真空家乡无生父母”的劫变及改造现实的观点其后逐渐与白莲教相接近到万历四十四年（1616）遂为朝廷所查禁。 弘阳教的创始人为万历间山西洪洞高阳他主要活动于当时的京城北京并且在宫中宦官们的支持下刊印弘阳教的经卷宣传“红阳劫尽白阳1王友三：《中国宗教史》第五章《中国民间宗教》第1188页。 当生”的劫变口号认为世界分青阳、红阳、白阳三个阶段每一劫变时便生大乱到白阳的阶段即成为最光明的世界。 高阳死后道士韩太湖继续传播弘阳教但是他奉罗教创始人罗清为祖师吸收罗教的教义而且仿罗清撰写了《混元弘阳飘高祖临凡经》、《弘阳苦功悟道经》、《弘阳叹世经》、《混元弘阳显性结果经》、《弘阳显性结果深根宝卷》也称五部经后又将经咒等编成五部经称小五部经。韩太湖也长期在北京传教多与宫中宦官交结但是他与高阳不同之处在于高阳时的弘阳教入教者多为中上层人士韩太湖时的教众则多为下层社会的劳苦大众。1明代的民间宗教名目虽多但多数是由白莲教、罗教展而成的其后各支派互相融合教义也互相渗透其创立之初在教义等方面的区别到后来也就愈加不明显了。 1王友三：《中国宗教史》第五章《中国民间宗教》第1188页。 第四节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唐时传入我国称“大食法”宋代称“大食教度”元末明初称“回回教”、“回回教门”明代又称“天方教”（我国明时称阿拉伯为天方）、“清真教”；以后“清真教”的称呼普遍起来伊斯兰教寺院因而称为“清真寺”。明代清真寺的建筑比元代多了起来朱元璋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敕建南京三山街净觉寺和西安大学习巷礼拜寺（清修寺）。敕谕称：“洪武二十五年三月十四日咸阳王赛典赤七代孙赛哈智赴内府宣谕当日于奉天门奉圣旨：盖造礼拜寺二座南京应天府三山街铜作坊一座陕西承宣布政司西安府长安县子午巷一座。如有寺院倒塌许重修不许阻滞。”永乐三年（14o5）二月初四日立石。碑存西安大学习巷礼拜寺1。明代建筑的清真寺遍及各地。在北京有东四清真寺、西花市清真寺、锦什坊街清真寺、长营清真寺。在天津有天穆清真寺、金家窑清真寺。在宁夏除了著名的同心大寺外尚有纳家户清真寺、银川南关清真寺、单家集清真北寺。在甘肃有兰州绣河沿清真寺、临夏华寺清真寺、临潭旧城清真上寺、徽县清真寺、武都清真寺。在青海最有名的是洪武年间始建的西宁东关清真大寺此外有西宁北关清真寺、康家清真寺（永乐年间）、阿河滩清真寺（万历年间）。陕西除敕建的清修寺外尚有洪武十七年（1384）铁铉修建的西安羊寺清真寺永乐十一年（1413）郑和重修小皮院清真寺（原名真教寺亦称清真北大寺始建于万历年间）、观上清真寺（初建于明末）。在山西有长治南寺、北寺。在河北有保定清真西寺、宣化清真南寺、沧州清真北寺、大厂清真寺、山海关清真寺等。在山东有济南南关清真寺、德州北营清真寺、禹城韩寨清真寺、青州清真寺、菏泽西关清真寺等。在河南有郑州北大寺、开封文殊寺街清真寺、朱仙镇清真北大寺、博爱县西关清真寺、陈州（淮阳）清真寺等。在江苏除南京净觉寺外有常州清真寺、南门清真寺、菱塘清真寺（扬州市属）等。在安徽有合肥清真寺、太和清真寺、寿县城关清真寺、安庆清真寺等。湖北明建清真寺有代表性的是沔阳清真东寺湖南是常德清真古寺浙江是嘉兴清真寺江西是赣州清真寺。四川、云南的明建清真寺尤多四川有成都鼓楼街清真寺、重庆清真西寺、都江堰市清真南寺、平武清真寺等云南有昆明顺城街清真寺、沙甸清真寺、寻甸清真寺、小围埂清真寺、回回营清真寺等。辽宁的锦州和沈阳明代也建成了东北地区最早的清真寺。回族散居各地回族村落在明代大量形成有一定数量回民聚居的地方就有清真寺这样的清真寺难以计数。明代清真寺修建之多远远过元代说明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展更深地植根于中华大地。 清真寺教职人员受到保护永乐五年（14o7）敕谕中说：“大明皇帝敕1照片载白寿彝主编《回族人物志》明代册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谕米里哈只：朕惟能诚心好善者必能敬天事上劝率善类阴翊皇度故无锡以福享有无穷之庆。尔米里哈只早从马哈麻之教笃志好善导引善类又能敬天事上益效忠诚眷兹善行良可嘉尚。今特授尔以敕谕：护持所在官员军民一应人等毋得慢侮欺凌。敢有故违朕命慢侮欺凌者以罪罪之。故谕。永乐五年五月十一日。”刻石存泉州清净寺。同一敕谕福州、扬州亦有现只个别文字不同。 关于清真教职人员的情况白寿彝在《中国伊斯兰经师传》中有所叙述说：净觉寺和清修寺约建于明洪武二十五年相当于公元1392年。鲁密人可马鲁丁和他的子孙从洪武年间一直到弘治五年（1492）都主持净觉寺的寺务。又有哈马鲁丁在永乐三年（14o5）以后主持清修寺寺务。哈马鲁丁后有一位阿林名摆都而的也在清修寺是嘉靖二十四年（1545）死的。泉州清净寺寺务元代主持人夏不鲁罕丁享有一百二十四岁的高龄。他的儿子夏敕继承他的职务也活了一百一十岁。他的后裔夏彦高在正德年间（15o6—1521）夏东升在隆庆元年（1567）夏日禹在万历三十五六年（16o7—16o8）都相继主持清净寺。从夏家在清净寺的历史看中国伊斯兰教在十四世纪后期开始了掌教世袭制度1。 十四世纪后期以后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作为一个历史阶段已经结束而清真寺在各地普遍建立宋、元建清真寺得到重修于是出现“经文匮乏学人寥落”的情况2。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胡登洲创办的经堂教育。经堂教育又称寺院教育是在清真寺进行的培养中国伊斯兰教人才的教育。胡登洲陕西咸阳人一说渭南人生于嘉靖元年（1522）逝世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他早年读儒书后来改业习经并到麦加朝觐。回来后感到教内人才缺乏便立志兴学。招了一些学生到寺里亲自授课设法供给伙食。学习的主要课程是教法和宗教哲学课本用阿拉伯文或波斯文的。他的弟子、再传弟子及数传弟子中很有些著名的经师清代康熙年间赵灿著《经学系传谱》系统叙述自胡登洲开始、迄康熙年间的著名经师传承关系及主要活动。胡登洲开创了经堂教育因此被尊称为“太师”。到清代经堂教育大大展起来。经堂教育的出现说明伊斯兰教在明代的新展——展到教育领域内。 伊斯兰教在明代最深刻的展是在思想哲学领域内伊斯兰教义和中国儒家思想相结合出现伊斯兰教汉文译著最早的代表人物是张忻和詹应鹏。 张忻字静之山东掖县人熹宗天启五年（1625）进士任河南夏邑知县授吏部主事崇祯时官至刑部尚书。张忻擅长书画究心伊斯兰教义、教史撰有《清真教考》一书。书已佚仅存序。序云：1详见《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第399—4o1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2《修建胡大师祖佳城记》白寿彝主编《回族人物志》明代册附卷。 清真教考者考其教之源流本末以教天下万世者也。而其教始于天房天房之教始于人祖阿丹？阿丹生而神圣与天地相参故能合天人之道以事造化天地万物之主。嗣后代有圣人相与继述。隋开皇时至圣穆罕默德出而道愈昭明矣。 穆罕默德命立于未有天地万物之先挺生于千万圣人之后。其德化灵异视前圣尤为迥绝而为古今特出之一人。至其降生天房其以地当天地之中央也。志云：西域诸国当昆仑之阳于诸方为得风气之正故异人多自西域出。斯人其殆有所确见而云然乎？然犹未知天房之何以名也。开辟时其房名“恺而白”者自天而降故国以天房号焉。房自天降亦以地当天地之中也。惟其中故万国之建立寺字以拜造化天地万物之主者惟天房是向焉。而礼拜之义蕴何在乎？拜主则尘缘尽却而生人之本性见矣。本性见而天运不息之机与一切幽明兼备之理莫不于拜跪起止之间而俱见之。拜主则物我皆忘而身心之私妄泯矣。私妄泯而忠孝廉节之事与一切尽己尽物之功莫不于入寺事主之时而思尽之。夫一礼拜而其义蕴包举之广大如此则其事顾不重哉？而其事则详于阿丹诸圣、至穆罕默德之经。然经之所载实在不止此者。言理则举无极以前、太极既判以及人之所以像天地与像一十八千世界之故深切而著明之。言事则举真主所以造化天地、造化人神万物以及古今圣贤作则于天下之事历历而详述之。言物则举天以上之所有地以下之所有以及宇宙间风火水土、胎卵化湿之物莫不备悉而记载之。后人稽其经传即白不能尽也。若志云：历法精详不过传中片言只字而已岂足尽吾教经学之万物哉？ 夫以如是精微宏博之学自天房始则天房诚大道从出之方至圣丛生之地。而志云：国产麟凤狮宝又岂足在齿颊间哉！虽然麟凤狮宝天下不经见之物也而天房诸国所在多有又足见圣人有道之祥不绝于亿万斯年。较之凤仪兽舞白鱼跃舟瑞仅一时者为独亘终古而常存也。且其祥实不止此。志云：“风俗醇美民不犯法”则圣道入人之深而祥见于政清民服也。“轻财好义恤孤赈寡”则圣人之流风善政而祥见于民日迁善而不知也。回鹘诸国悉遵其教则圣道之足为祖述而祥见于万邦为宪也。然要非天房神圣考其道之源流本末以教天下万世又乌能有此祯祥盛事也哉！而当日西游之名公巨卿不能取其至理经学以表彰之第多为颂说以形其西方极乐世界焉。予故采辑数语使大人达者知清真一教独高出诸家之上。至其理之精深道之正大又当据其经传与有志者相求于无尽焉。 这篇文章写于崇祯七年（1634）即张忻考中进士的第九年距明亡尚有十年。 詹应鹏字翀南安徽宣城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连续三次在户部做官。出身于穆斯林世家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伊斯兰教义均有很深研究辑有《群书汇辑释疑》并为此书作跋。跋的全文如下：是集也余于群书中偶见而偶录之。披览之下遂觉天房诸国胜境俨在目前。虽然有言之能及者焉有言之未能及者焉。有言之所及而无可疑者焉。有言之所及犹必俟申明之而始知其所以然者焉。若所云风俗之纯物产之异寺宇之美人情之诚朴气候之中和以及夫诸国遵教之广远至圣神灵之迥异教规之崇正而黜邪皆其言之能及而无可疑者也。至道之所以精所以微则未有能言者。吾兹且不言其所未言。第即其言之所及而必俟申明者一言之。 志云：其教专以事天为本而无像。无像诚是也第以为天则非也。盖所事者宰乎天地之主。惟主故无像也。若曰天天即有像矣。有像者皆真主之所造。吾教事主之外凡主一切所造之物俱不事焉。故曰事主非事天也作此志者或以万物莫尊于天故以天之名称主非曰天即主也。阅者于事天拜天等语俱当以天字作主字观慎勿作天字观也。志云：国人遵教虽适殊域传子孙累世不敢易盖言其守教之专也。而实与私立其教而专守者不同。盖诸教皆起于人物充繁之后。教立于教者真伪难分守之可也。不守之亦可也。惟吾教传自人祖阿丹圣人在诸教未立之先。阿丹初生凡一切行止语默皆真主之所命也。阿丹以真主之所命教其子孙。历代相传以至于今。是吾人之教依然人祖之教依然真主之所命也。惟教本主命故适殊域传子孙累世不敢易也。 志云：国王穆罕默德设其经三十本凡六千六百余段。又云：授受天经三十部册。诚三十本也。但其经非穆罕默德之所自设亦非受之于前圣者也。盖穆罕默德为真主所笃降较诸往圣为独隆。主之爱之者重故所示之者深。是经殆真主所示穆罕默德之言而穆罕默德集之为经以播之众人者也。册仅三十而不繁自包总乎前圣亿万之经。其篇六千而有奇皆详阐乎幽明化育之微。一捧读之不独此生伦常之理有以知其备悉即吾人未生以前既去以后之境灿若日星。不独斯世万有之机有以洞其渊源即世界未立以前既尽以后之事了如指掌。经言固若斯之详且晰也。缘其故皆主之厚至圣以示之而因以及乎吾者也。读其经又安得不因至圣之教我众人而益专事其主也哉！而其事主之事则在五时朝拜岁斋一月以及朝天房敦彝纪广施济无一事不遵主而行无一念不专之于主。而后为事主之至。而究此数事之由来又莫非主之谆谆诏示于经以命其行者也。至其斋拜等事之精义则非可一言尽矣。 此皆余因志所言及而特为申明之者也。至其道之所以为道则语焉而不精说焉而不详。即余日服习其中亦不能以言言之也。又何怪乎作志者之不能出一言以道之乎哉！虽然道不可言而教则可言。教贵得其原；事主而无所歧则得其原而不至入于迷。教贵得其全；事主以尽其伦则出乎尘而更不流于虚。然要之事主与尽伦二者合之而无容合亦分之而无可分也。心乎主而事君自不敢不忠。心乎主而事亲自不敢不孝。以至视听言动之间自不至无所持循而或入于非礼也。服其教者惟心乎其主而已。心乎主而教自得其真矣。故清真一教真于事主而不歧也尤真于事主而无像。真于世守之不敢易也尤真于传自人祖而得其原。真于主示之经可据也。尤真于事主以及尽伦之得其全。凡此皆教之可言者也。至其道之所以为道仍未可以易言也。 这篇跋文写于崇祯九年（1636）距明亡尚有八年。 张忻和詹应鹏的“序”、“跋”从哲学角度认识伊斯兰教用儒家理论解释伊斯兰教以中国太极学说会通伊斯兰教真主本体论把程朱理学与伊斯兰教义相协合成为汉克塔布（汉文伊斯兰教译著）的哲学基础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开端。 汉文译述能自成体系的是王岱舆。王岱舆别署“真回老人”大概生于万历年间（1573—1619）金陵（今南京）人。他的著作有三部：《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是明末清初完成的。以后重刻《正教真诠》作序的人说：“自《正教真诠》出遂以中土之汉文展天房之奥义故开卷了然。瀹我心源人聋聩。阅其条款而黄童白叟知所钦遵；览厥遗规即黑汉村愚亦思所恪守。”即是说老人小孩、黎民百姓都能看懂适应了通用汉语文的回民大众的需要因此汉文译著到清代大展起来。和王岱舆同时或稍晚的有张中、伍遵契。前者有《归真总义》后者有《归真要道》都是早期的伊斯兰教汉文译述。不谈新疆看不到明代中国伊斯兰教的全貌。伊斯兰教自十世纪传入新疆元代东渐到十四世纪察合台汗秃黑鲁帖木儿时（1346—1363）取得进一步展。在他强制下有十六万人成了穆斯林。他的后裔也都是伊斯兰教的热心推行者。他的幼子黑的儿火者即位后（1383—1399）征服吐鲁番和哈剌火州强迫那里的居民改信伊斯兰教放弃佛教。黑的儿火者的后继者马哈麻也是虔信的穆斯林强制推行伊斯兰教惩罚不归信和不遵从教规的人。在他统治时期新疆地区察合台蒙古人都信仰了伊斯兰教和已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融合壮大了新疆穆斯林队伍。十五世纪伊斯兰教传入哈密并拥有众多信徒出使哈密的马文升在《兴复哈密记》中说哈密“回回、畏兀儿、哈剌灰三种番夷同居一城”。到十六世纪伊斯兰教在哈密取得完全支配地位。与此同时伊斯兰教亦在新疆占优势地位。1新疆最大的清真寺——喀什艾提卡尔大寺亦于明代建成。 伊斯兰教在明代从广度和深度上都得到展。 明代一赐乐业教传入中国亦称清真教一赐乐业是以色列的旧译即犹太教与伊斯兰教不相干是论史者所应注意的。 1《新疆简史》第一册第七章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所编著新疆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五节天主教明代后期西方传教士的来华是中国历史上基督教的第三次传华在影响上远远过了前两次这一次的基督教传华更加突出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内涵。明后期基督教传入中国的西方背景是基督教内部的新旧教派之争与地理大现后的海上扩张时期。而当时中国的背景则是宋明理学的一统地位生动摇各种学说兴起传统社会开始向近世转化的时期。 第一个企图打开明朝封闭的大门进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是西班牙人方济各·沙勿略（frannetbsp;xavier15o6—1552年）他是当时天主教耶稣会的批成员之一。但是他只到达了靠近广东的上川岛没有进入中国内地就在那里病故了。 就在沙勿略死后第二年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葡萄牙人行贿于明朝海道副使汪柏借口遇到风暴要求在澳门晾晒浸水货物由此开始进入到澳门。当时正是倭寇经常侵扰福建、广东一带的时候葡萄牙人通过帮助打击海盗取得了明朝廷的信任嘉靖三十六年（1557）被允从上川岛移住澳门。于是耶稣会士也随之进入澳门开始在当地的中国人当中传布天主教。在起初的传教过程中传教士们要求凡是入教的中国人必须先取葡萄牙文的名字学会葡萄牙语从生活上也必须葡萄牙化。这种传教方式不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因此几乎无法开展传教工作。耶稣会负责远东事务的意大利人范礼安（a1exan-dreva1ignani1538—16o6年）认为只有按照中国的风俗进行传教才有可能打开中国传教的大门。他的建议得到了耶稣会的批准于是三名传教士从印度被调往了澳门。他们是巴范济（）、罗明坚（）和利玛窦（matthieurinetbsp;罗明坚于万历七年（1579）夏天到达澳门并开始学习汉语言他利用语言的便利结交了明朝的当地官员终于在万历十一年（1583）被获准在广东肇庆居住并且修建了第一座天主教堂。 在最初的传教活动中传教士们尽量去适应中国的习俗他们甚至都穿上中国式的长袍。他们非常善于不露痕迹地宣传基督将圣母和基督的画像放在教堂中任凭来访的中国人跪拜。长期以来中国的多神崇拜使人们并没有对西方的神像产生过多的怀疑。但是后来便生了教堂与当地民众的冲突不同文化的碰撞在这里体现出来。罗明坚在此后虽然受两广总督郭应聘之请到浙江杭州传教但他的传教活动始终没有能够展开。万历十三年（1585）他返回欧洲后没有能够再回到中国他在肇庆建立的第一座天主教堂也在六年后被关闭。但是罗明坚毕竟是明后期第一个在中国传教的西方传教士他不仅印制了《祖传天主十诫》的宣传材料并且是第一个用汉文撰写宣扬天主教教义著作的外国人他在万历十二年（1584）撰写了《天主圣教实录》一书他在书中用文言将天主教的一些名词作了注音及意译对天主教的教义“用适合百姓水平的文体”进行了解释。所以后来人们一直都将他作为明代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开创者。 罗明坚以后继承他在中国传教的主要传教士便是后来名声颇著的利玛窦。 利玛窦起初作为罗明坚的助手罗明坚走后便成为了当时传教团的主要负责人。他同罗明坚一样非常重视在传教中去适应中国的文化传统穿中式的衣服讲汉语并且研究儒家的经典与明朝的士大夫们交往这一切当然都是为传教服务的手段但是这些手段确实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利玛窦在肇庆时认识了一个名叫瞿太素的士大夫后来利玛窦移居韶州后瞿太素便成为了第一个皈依天主教的明朝上层社会人物是他告诉利玛窦不要穿中国僧人的服装而着儒士服装的。关于瞿太素其人的具体情况史书记述不详《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说：“他是一个被称为尚书的第二级高官的儿子苏州人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他的父亲因有官职而知名但更因他是三百名应博士学位考试中的魁元而著称。”1这样的人物在当时只有死后被赐尚书的礼部左侍郎瞿景淳《明史》中说景淳有两子：汝稷、汝说。但是当初为景淳作传的王世贞却明确记说他有三个儿子瞿太素便应当是其中的一个。只是因为他后来交结败类沾染恶习有辱家门而不再被人提及了。万历十八年（159o）利玛窦在韶州建立了第二座天主教堂。这次建立教堂与肇庆不同之处在于是它开始有了更多的信徒据记到万历三十五年（16o7）止韶州的教徒已经过八百人。 利玛窦建立的第三座教堂在南昌这是一次计划外的举动。他本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随侍郎石星前往北京后因石星改变主意而留在南京南京官员又拒绝其住留只得退居南昌于是在南昌开辟了传教事业。 万历二十六年（1598）利玛窦从南昌再次前往北京未成于次年在南京城西建立了第四座教堂。南京是明朝的留都地位仅次于北京南京教堂的建立说明天主教开始进入了明朝的政治文化核心地区并由此而引了明朝高层参与的中西方文化冲突即后来的“南京教案”。然而当时利玛窦对于在南京的活动并不感到满足他一直将传教的目标指向北京。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曾经这样记述了他当时的心情：他在睡眠中做了一个梦梦见他遇到一个陌生的行人向他说：“你就这样在这个庞大的国家中游荡而想象着你能把那古老的宗教连根拔掉并代之以一种新宗教吗？”原来自从他进入中国时起他始终是把他的最终打算当作绝密加以保守的。所以他答道：“你必定要么是魔鬼要么是上帝自己才知道我从未向人吐露的秘密。”他听到回答说：“根本不是魔鬼倒是上帝。”看来好像他终于找到了他一直在寻找的人了他跪在这个神秘人的足下含泪请求他：“主啊既然你知道我的想法为什么不在这困难的事业中助我一臂之力？”说完这话他趴在地上哭泣不成声。到最后他听见保证的话时才感到一阵安慰：“我将要在两座皇城里向你启祥。”那和上帝曾在罗马答应帮助圣依纳爵的话字数完全一样。他仍在梦里恍惚进1《利玛窦中国札记》卷三第三章《瞿太素》。 了皇城完全自由而安全没有人反对他的到来。1他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梦境实在是因为他太想在北京获得成功了。 万历二十八年（16oo）年末到二十九年（16o1）初利玛窦通过太监马堂终于再次来到了北京而且将礼品和奏章送到了神宗那里。那是一份无可挑剔的奏章利玛窦在其中声称自己来华的原因是“逖闻天朝之声教文物窃愿沾被余溉终身为氓始为不虚所生”。他称自己“颇知中国古先圣人之学于经籍略能记诵而通其旨”。“伏念堂堂天朝且招徕四夷遂奋志努力径趋阙庭”。他带给神宗的礼物包括：天主像一幅、天主母像一幅、天主经一本、珍珠镶嵌十字架一座报时钟二架、《万国图志》一册、西琴一张。1尽管当时礼部尚书朱国祚两次上疏请求“乞量给所进行李（贡物）价值照各贡译例给与利玛窦冠带令回还勿得潜住两京与内监交往以致别生枝节且使眩惑愚民”。2但是神宗都没有给予理睬利玛窦被获准在北京传教从此北京的传教士们成了宫中尤其是太监们的常客。万历三十三年（16o5）利玛窦在北京宣武门建立了教堂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南堂”。这一年北京受洗的教徒过了二百人从人数上看虽然不算很多但是因为是在京城影响之大是可想而知的。万历三十七年（16o9）在利玛窦等人的支持下一个取教名为路加的吏员出面成立起了中国第一个圣母会。几个月后的万历三十八年（161o）三月十八日利玛窦病逝于北京。神宗特赐墓葬墓地在北京阜城门外。利玛窦是继罗明坚以后传教最为成功的一个是他通过晋见神宗皇帝从而打开了在中国传教的官方通道所以他比起罗明坚等人有着更大的影响。按照明朝人的记述当时来华的传教士除利玛窦外还有意大利人龙华民、王丰肃、熊三拔、毕方济、艾如（儒）略西班牙人庞迪我葡萄牙人阳玛诺瑞士人邓玉函德意志人汤若望、罗雅谷（各）均见于《明史·意大利亚传》韩霖、张赓《圣教信证》中还载：尚有意大利人罗明坚、杜奥定、卫匡国葡萄牙人孟三德、罗如望、苏如汉、费奇规、傅汛济、费乐德、伏善望、瞿西满、郭纳爵、何大化、孟儒望、安文思瑞士人郭居敬拂览第亚人金尼各（阁）西济利亚人贾宜睦、潘国光等并有著述阐述教义而纳袜辣人方济各·沙勿略在嘉靖世至我国边关即卒实早于利玛窦来华三十年也。1明代西方传教士能够取得一定的成功在于他们在传教思想上的两方面努力一是他们将天主教中国化的努力一是他们与中国儒学结合的努力。他们因此而取得了一批明朝社会上层士大夫的支持其中最著名的是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而在南京的时候焦竑和李贽也都十分敬重利玛窦并1《利玛窦中国札记》卷三第十章《利玛窦神父被逐出南京》。 1徐光启：《徐文定公集》卷。 2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三o《大西洋》。 1黄云眉：《明史考证》卷三二六《意大利亚传》。 对其教义表示了赞赏。这与当对明朝士大夫自身的情况有直接关系。徐光启等人都是晚明实学的倡导者他们不仅接受了天主教的教义而且接受了传教士们带来的西方科技焦、李更是泰州学派的传人他们代表了晚明士大夫中思想解放的一类。当然在当时的士大夫中间更多的人对这种外来文化的东西是表示怀疑的也有相当一批反对派以沈所起的“南京教案”则是一次典型的东、西方文化冲突。 天主教的教义对于晚明禅化的儒学者来说是很难接受的他们认为天主教的传播是“欲扫灭中国圣贤传统”因此是“邪教”。一些士大夫为此而撰写了声讨天主教的文章如王朝式的《罪言》、李生光的《辟教辩证》、黄贞的《破邪集》等等。 万历三十八年（161o）传教士王丰肃在南京建起了西式教堂引起一批官员士大夫的不满。四十三年（1615）沈出任南京礼部侍郎后便先后两次上疏明神宗请求禁教但是没有得到神宗的批准。四十四年（1616）他第三次上疏得到内阁大学士方从哲的支持遂将王丰肃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一些传教士和教徒。当时礼科给事中余懋孳的上疏中更将天主教与当时被严禁的白莲教等列为一处：自利玛窦东来而中国复有天主之教。乃留都王丰肃、阳玛诺等煽惑群众不下万人朔望朝拜动以千计。夫通番、左道并有禁。今公然夜聚晓散一如白莲、无为诸教。且往来壕镜与澳中诸番通谋而所司不为遣斥国家禁令安在。1其后虽然有禁教之令而“命下久之迁延不行所司亦不为督”。 “丰肃寻变姓名复入南京行教如故朝士莫能察也”2。到天启元年沈被罢后教禁也就停止了。现代学者普遍认为“南京教案”是一次“具有文化排外的性质”的典型东、西方文化之争。当时一些传教士传说沈收受了南京佛教徒一万两银子的贿赂因此起这场教案。这虽然只是传说但是佛教僧人参与排斥天主教的活动在当时确实是相当明显的。3与南京相比当时新兴起的城市上海的情形就截然不同。万历三十六年（16o8）郭居静应徐光启之邀到上海传教时两个月间受洗人数便达五十人三十八年又有一百五十人受洗到崇祯间上海教徒已达一千多人。这也反应了晚明南北两京在文化政治上的保守与江南城市的思想活跃。其实从明中后期王阳明等人讲学开始江南地区思想活跃的情况就已经比较明显了这也是晚明文化展的一个特点。 1《明史》卷三二六《意大利亚传》。 2《明史》卷三二六《意大利亚传》。 3王友三：《中国宗教史》第七章《明末清初基督教再次传入与传播》第893页。 ------------ 16 中国通史丁编传记第一章明太祖明太祖朱元璋是明朝的开国皇帝。他是由一位农民起义的领袖而荣登皇帝宝座的。明朝建立后他采取了有利于社会展的措施为明朝前期的社会繁荣打下了基础。与历代皇帝比较他都称得上是一个卓越的人物尤其是他不平凡的经历颇具传奇色彩。 第一节从行僧到帝王贫苦家世朱元璋（1328—1398）幼称重八初名兴宗字国瑞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祖籍为金陵句容（今属南京市）朱家巷祖上数代都是庄稼汉由于忍受不了官府的横征暴敛几度流浪几经迁徙直到他父亲这辈才落户到濠州（今安徽凤阳）。先是住在钟离东乡后来又搬到西乡最后总算在孤庄村找到了落脚地。 朱元璋有兄弟四人他排行最末。他父亲名世珍乡人都叫他朱五四一辈子做佃客生活十分贫困。然而就是这个布衣黔之家日后却出了个帝王——大明的天子。 青年流浪朱元璋出生时元朝的社会矛盾已是十分尖锐。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濠州大旱。次年春天淮河流域又生了蝗灾遍地荒芜庄稼被毁继之瘟疫流行人畜大批地死亡使钟离几个村子变成了鬼蜮之乡到处呈现出凄凉惨淡的景象。 灾难也同样降临到朱元璋的家里。先是六十四岁的老爹朱五四染病不起离开人世接着长兄和母亲也相继身亡。不到半个月的时光昔日那和睦欢乐的家没有了那父疼母爱的景象也一去不返。家破人亡的惨痛深深撞击着朱元璋的心扉使他觉着自己仿佛是一下子跌进了不幸的深渊。一时间他变得孤苦伶仃无依无靠他真不知该走向何方？困惑中他想起幼时曾许过愿长大要舍身当和尚的皇觉寺。于是他到皇觉寺剃度为僧当了一个小行童在寺里干些粗杂活计。就这样他在寺里住了下来。但寺里的生活也并不好过因为旱蝗肆虐地方灾情严重寺里的和尚得不到施舍主持高彬法师只好罢粥散僧逐个打寺里的和尚出门云游自谋生路。朱元璋在寺里呆了五十多天也只好加入到托钵流浪的行列。 他一路乞讨一路流浪在外漂泊了整整三年直到至正七年（1347） 底乡讯平安才回到寺里。在这三年中他的足迹踏遍了淮西、豫北的名山大川、通都大邑熟识了这一带的风土人情山川地理形势使他见了世面开扩了眼界丰富了社会阅历也磨炼了他的坚强毅力但同时他也饱尝了颠沛流离的艰辛和痛苦。正如他后来回忆说：“众各为计云水漂扬。我何作为百无所长。依亲自辱仰天茫茫。既非可倚侣影相将突朝烟而急进暮投古寺以趋跄仰穹崖崔嵬而倚碧听猿啼月而凄凉。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佒佯。西风鹤唳俄浙沥以飞霜。身如蓬逐风不止心滚滚乎沸汤。”1艰难困苦的生活造就了他勇敢坚毅的性格也铸造了残忍、猜忌的另一面。这段生活经历对于他以后事业的成功确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 然而就在朱元璋四处云游时中国大地上却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社会上广泛流行着“明王出世普救众生”的说法。至正十一年（1351）五1《皇陵碑》《洪武御制全书·太祖御制文集》卷十六。 月白莲教领韩山童、刘福通在颍州（今安徽阜阳）举义旗八月彭莹玉、徐寿辉在蕲水（今湖北浠水）起义攻下蕲水。起义很快传遍全国各地。他们以红巾包头故称为“红巾军”。次年二月定远（今安徽定远）人郭子兴、孙德崖等五人也率众在濠州起兵响应袭杀州官占据濠州城并接受了颍州刘福通的领导。 身居清静之门的朱元璋耳闻目睹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心情也难以平静。一天在郭子兴部队的汤和写信给朱元璋说他已是军中的小头目了邀他去投奔红巾军。汤和是朱元璋儿时的伙伴幼时一同玩耍一同放过牛现在已成为军中的小头目了当军官吃粮了这怎么能不让朱元璋动心？恰在此时皇觉寺被乱兵烧毁朱元璋只能放下钵盂去投奔郭子兴的红巾军。这一年朱元璋二十五岁。 荣登帝位朱元璋入伍后因为他打仗机智勇敢又粗通文墨很快得到郭子兴的赏识于是郭子兴把他由一名普通士卒提升为亲兵九夫长并把养女马氏许配给他为妻。朱元璋成了元帅郭子兴的女婿顿时身价百倍兵士也对他另眼看待敬呼他为“朱公子”。因为地位的变化他也就取了一个官名叫元璋字国瑞不再用“重八”这个旧名了。后来朱元璋回到家乡去募兵得七百人郭子兴让他带领这支队伍井提升他为镇抚从此朱元璋一跃成为带兵官了。一年以后又以军功升作总管。 但郭子兴与孙德崖等四人素来不和朱元璋感到几支队伍同住一起相互间不断生磨擦。为了自谋展至正十四年（1354）他统率二十四人南略定远作独立展的尝试。结果定远之役他收编了附近一些地主武装两万多人展得十分顺利。正如他在《皇陵碑》中所说的那样“不逾月而众集赤帜蔽野而盈冈”1。朱元璋把这支队伍悉加训练和整顿“率而南入滁阳”2并依靠这支队伍克滁州下和州赢得了初步的胜利。至正十五年（1355）朱元璋攻下和州后郭子兴称滁阳王命他总制诸将。这年三月郭子兴病死刘福通在毫州建立的宋政权任命朱元璋为这支队伍的左副元帅。不久郭子兴的两个任都元帅和右副元帅的儿子战死朱元璋就被提升为大元帅独任元帅府事接管了郭子兴的所有部队。至此郭子兴亲手缔造的这支起义军队伍全部归朱元璋指挥调动并以宋政权龙凤年号以令军中。 朱元璋由一名普通士卒而升任元帅在他通向皇帝的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至正十六年（1356）仲春朱元璋亲督水6诸将进取集庆（今南京市）。集庆是元朝在江南的统治中心是六朝古都所在地占领了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不久集庆城破朱元璋率队入城。他在巡视了集庆城郭后说：“金陵险固古所谓长江天堑真形胜地也。仓廪实人民足吾今有之。”1当下即改集庆路为应天府置天兴建康翼统军大元帅府。到七月又置江南1《洪武御制全书·太祖御制文集》卷十六。 2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卷二《滁阳王》。 1《明太祖实录》卷四。 行中书省朱元璋“自总省事置僚佐”2将应天作为他展的基地。此时朱元璋虽然占据了应天但总的来说依然是地狭人稀力量还不够强大。而且他所处的地理位置在东南地区来说是四面受敌的形势。当时北有刘福通东有张士诚西有徐寿辉、陈友谅南有元军。虽然形势相当严峻但三支起义军却吸引和牵制了元军的主力像树起了三道屏障隔绝了元军主力的进攻从而对朱元璋起到了保护的作用。而南面的元军也由于南北交通被起义军截断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朱元璋适时地利用了这一有利时机果断地采取巩固东西线向南面和东南面出击的战略集中兵力进攻皖南和浙东诸地的元军据点先后攻克镇江、长兴、常州、宁国、江阴、常熟、池州、徽州、婺州、扬州等地。他在攻占徽州后还亲自到石门山拜访老儒朱升咨询夺取天下的计策。朱升向他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意思是要扩充兵力巩固后方；展生产储备粮食；不图虚名缩小目标。朱元璋认为他讲得很有道理即予采纳集中力量从事根据地的建设。另外朱元璋还注意斗争的策略在形式上仍保持与宋政权的隶属关系遥尊小明王为帝打着宋政权的旗号来号令军士以免树大招风。直到他改称吴王所布的文告第一句话仍是“皇帝圣旨吴王令旨”表明自己依然是小明王的忠诚的臣属。这一策略对朱元璋势力的生存和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几年之后朱元璋终于以应天为中心营建了一个巩固的根据地兵壮粮多足可以同其他势力相匹敌了。 朱元璋审时度势以观时变。至正二十年（136o）闰五月陈友谅杀害了徐寿辉自称皇帝并约张士诚来夹攻朱元璋。陈友谅军事实力相当强大其水军大舰名为“混江龙”、“塞断江”、“撞倒山”、“江海鳌”等一百多艘战舸数百条真可谓“投戈断江舳舻千里”。面对强敌压境在应天的文官武将中曾引起了一度的骚动。有的人主张投降有的人主张放弃应天还有的人竟作逃跑的准备。在此危急的形势下朱元璋与谋士刘基等就敌我形势作了深刻细致的分析刘基说：张士诚目光短浅胸无大志只图自固未必会出兵暂时不必管他。主要的危险敌人是陈友谅他拥有精兵利舰而且居我上游野心勃勃。只要集中兵力击败了陈友谅张士诚便不敢出兵了应天也就相安无忧了。朱、刘二人一起制定了战争策略朱元璋立即实行战略转移改取固守东南向东北和西线出击的战略。他先集中兵力击败陈友谅于鄱阳湖然后再掉头东向俘张士诚于平江（今苏州）打破了东西夹击的局面。 朱元璋在围攻张士诚的同时派大将廖永忠迎接小明王到应天在瓜步（今江苏东南）渡江时小明王覆舟沉江死这标志着小明王的龙凤政权灭亡。在擒杀张士诚以后又制服了浙东的方国珍平定了福建的陈友定接着又乘胜南进攻克广东、广西实现了除四川、云南之外的整个南部中国的统一。至正二十七年（1367）十月朱元璋又调集精锐部队以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兵二十五万不失时机地北伐中原。北伐军连连得胜攻下山东诸郡至正二十八年（1368）占领开封八月攻克元朝的都大都（今北京）元顺帝慌忙弃城出走逃亡漠北统治达九十九年的元皇朝灭亡。 在南征北伐取得节节胜利的情况下至正二十八年（1368）正月四十2《明史》卷一《太祖纪一》。 岁的朱元璋在文武百官的欢呼声中在应天府登上皇帝的宝座建国号大明年号洪武以应天为南京。 十六年的戎马生涯朱元璋终于由一个横笛牛背的牧童、小行僧开天辟地成为开国皇帝实现了他青年时代的一个梦。 洪武十四年（1381）傅友德、沐英、蓝玉奉命进攻云南次年攻破大理至此基本上完成了南方的统一。洪武二十年（1387）朱元璋又命冯胜、傅友德、蓝玉进攻辽东迫降元将纳哈出。辽东平定后除漠北草原和新疆等地外全国已基本上归于统一了。 第二节皇权的树立革旧鼎新洪武初年官僚机构基本上沿袭元代。在实践中朱元璋渐渐感到其中的弊端于是毅然借鉴历史上成败治乱的经验教训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顿、改革。 朱元璋对国家的机构改革先是从地方上开始的。元朝行中书省总管一方的军政、民政、财政和司法等大权权力很大。洪武九年（1376）朱元璋宣布废除行中书省分设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分别担负行中书省的职责这三个机构既各自独立又互相牵制这就防止了地方势力过重而闹独立的可能。 朱元璋在废除行中书省的当年设立了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广西、四川、山东、广东、河南、陕西、湖广、山西十二个布政使司。洪武十五年（1382）又增加了云南布政使司一共十三个。布政使司之下设府（州）县。 接着又进行朝廷机构的改革。明初中书省总揽天下政务在朝廷各个机构中位置最高其行政长官左、右丞相负有统率百官之责位崇权重极易与皇帝产生矛盾。洪武初年朱元璋以李善长、徐达为左、右丞相。李善长为人处事向来以小心谨慎著称徐达则较多时间是带兵征战在外他们都没有与朱元璋生大的矛盾冲突。但胡惟庸任相之后事情就生了变化君权与相权的矛盾与日俱增。 胡惟庸是凤阳定远人淮西集团重要人物之一。洪武六年（1373）由于李善长的极力推荐胡惟庸由右丞相升左丞相。胡惟庸专权用事“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1皇权与相权的矛盾达到顶峰。朱元璋见大权旁落自然不能容忍。洪武十三年（138o）朱元璋以“擅权植党”罪名诛杀了胡惟庸趁机取消了中书省废除丞相等官。朝廷政务由六部分理提高六部的品秩各部尚书直接听命于皇帝。丞相制的废除宣布了中国一千多年宰相制度的终结也使朱元璋成了历史上权力最大的皇帝。 同年朱元璋也废除统管全事的大都督府分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每府设左右都督二名分别管理京师及各地卫所和都指挥使司。都督府的职权与兵部有明确的分工。兵部有颁军令、铨选军官的权力但不能直接统率军队。都督府负责军队的管理和训练但无权调遣军队。每逢战事由皇帝亲自任命军事统帅兵部布调遣令都督府长官奉命出征。战事结束军归卫所主帅还印这样二者互相制约军权集于皇帝一身。在军队的编制和训练上朱元璋和刘基研究了历代兵制创立了明代所特有的卫所制度。这种制度特点是：军籍世代沿袭实行耕战结合平时既屯耕也训练。卫所制分卫、所两级在全事重地设卫次要的地方设所。大体五千六百人为一卫长官为指挥使。每卫下面分五个千户所每千1《明史》卷三o八《胡惟庸传》。 户所辖一千一百二十人长官称千户。千户下分为十个百户所百户所辖一百一十二人长官称为百户。百户下有总旗二小旗十每总旗领五小旗每小旗十个军士大小相连比比成军。洪武二十六年（1393）全国共设有十七个都指挥使下辖三百二十九个卫六十五个守御千户所军队一百二十万人其精锐留驻在京师南京一带。十七个都指挥使分别隶于朝廷的五个都督府这样使权力分散便于皇帝控制。 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又对朝廷监察机构进行了改革。将御史台改为都察院设左、右都御史。“都御史职专纠劾百司辨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其下有十三道监察御史以一布政司为一道共设御史一百一十人。监察御史负责监视、纠劾百官。出使到地方则巡按、清军、巡盐、巡漕、巡关、提督学校等其中巡按御史代替皇帝巡视“大事奏裁小事立断”权力很大。这些御史官秩只有七品但却可以以小制大。与都察院职责相似的还有监督六部的六科给事中称谏官与都察院互相配合。 经过一番整顿朱元璋的权力大大加强了但政务也随之繁多起来。过去有丞相协助现在全国大小政务都要他亲自处理即使他“昧爽临朝日晏忘餐”1整天批答奏章也难以承担。洪武十三年（138o）九月朱元璋设置四辅官位列公侯、都督之次协赞政事但因不胜其职不久相继致仕。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仿宋朝设殿阁大学士的办法设置了华盖殿、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大学士由品级比较低的编修、检讨、讲读等官来充任帮助朱元璋阅读奏章起草处理文书这是明代内阁的肇端。整肃吏治朱元璋即位后“惩元季吏治纵弛”决心创立一个清正廉洁的朝廷。 为此他详定了官员考课办法凡内外官员根据他们的品秩分别规定考察时间和内容由吏部“综其称职、平常、不称职而陟黜之”。约束官员很为严格。同时朱元璋还用严刑峻法来整顿吏治。他常说：“纪纲法度为治之本。”因此他十分重视法律的制定。 吴元年（1367）在朱元璋的授意下左丞相李善长任总裁官开始了法律的制定工作。是年底初步编成“凡为令一百四十五条律二百八十五条”。但朱元璋觉得所定律令还不够完善又下令修改直到洪武三十年（1397）几经修改才正式颁布了《大明律》。《大明律》共三十卷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它以唐律为蓝本但简于唐律严于宋律。律文包括各项法律章程其中对各级官吏的职权、任务以及应遵守的事项都作出了详细规定对官吏违法乱纪行为也定出了具体惩处办法。 对官吏的贪污处罚特别重。朱元璋认为：“吏治之弊莫过于贪墨”“此弊不革欲成善政终不可得”。他下令“凡是官吏贪污蠹害百姓的都要治罪不容宽贷！”官吏因枉法而贪赃的一概往北方边地充军官吏贪污钱财六十两以上的处以枭示众、剥皮实草之刑。朱元璋把府、州、县衙门左面的土地庙作为剥人皮的场所叫做“皮场庙”。贪官被押到这里剥下人皮塞上稻草再摆到衙门公座两旁使官吏触目惊心知所警1谈迁：《国榷》卷十。 惕。就连官吏因公乘坐官家的牲口、车船携带私人物品过规定重量的也要处刑。如乘坐官府牲口除随身衣物外携带私物不得过十斤每过五斤笞十杖十斤罪加一等最高杖六十；如果乘坐官家的船携带私物过三十斤的每十斤笞十杖每二十斤罪加一等最重杖七十。 洪武十八年（1385）朱元璋颁布了《大诰》以后又6续颁布《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汇集所诛杀官民的罪状以警示臣民。朱元璋在《御制大诰序》中说道：“今将害民事理昭示天下诸司敢有不务公而务私在外赃贪酷虐吾民者穷其原而搜罪之。”1并令后代世世遵从。 明律的制定和实施在洪武年间得到了认真的贯彻即使朱元璋自己也对制定的明律满怀信心带头执行执法相当严厉这在中国古代封建皇帝中是少有的。他的女婿驸马都尉欧阳伦是马皇后亲生女儿安庆公主的丈夫因为贩运私茶触犯刑律即被朱元璋赐死。开国功臣汤和的姑父“隐常州田不输税”也被朱元璋治罪。 朱元璋整顿吏治收到一定的效果据《明史·循吏传》记载“一时守令畏法”“吏治焕然丕变矣！”然而在整个洪武年间对违法乱纪、贪污受贿的官吏除去平常的零星打击还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的清洗。典型的就是洪武十五年（1382）的空印案和洪武十八年的郭桓案。 明廷规定每年各布政使司和府州都要派计吏到户部报告地方财政收支情况。为了核算钱粮、军需等款项必须报布政司布政司再报部层层上报一直到户部审核数目完全符合才算了结。但户部审核遇有钱粮有不符的地方就要驳回重新填报。布政使司离京师远的六、七千里近的也千里上下所以为了减少来回奔走的麻烦上计吏就带有事先预备好的盖过官印的空白文册遇有部驳随时填用。这本来是公开的秘密不料到洪武十五年朱元璋现了这一情况认为其中一定有舞弊行为就下令严办凡地方衙门主印长官一律处死佐2官杖一百充军边地。洪武十八年（1385）御史余敏、丁举廷又告北平布政、按察二司官吏李彧、赵全德等人伙同户部侍郎郭桓贪污舞弊吞盗官粮朱元璋抓住线索下令司法部门严加追查于是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的官员统统被处死各布政使司有牵连的官员也被逮捕入狱各地卷入此案的官吏、富豪不计其数。这两案株连被杀的达七八万人。 朱元璋用重刑惩治贪官虽对吏治清廉有一定作用但又不免陷于滥杀这当然与其性格的猜忌多疑有关但从根本上还是出于对明朝长治久安的考虑。 斩除荆棘随着明皇朝的建立和巩固昔日与朱元璋枪林弹雨、风雨同舟的将领成了新皇朝的显贵他们以血战立功封公侯拥有大量的土地、佃户、奴仆享有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特权。这些勋臣武将们无不把明朝的胜利当作自己的胜利认为理所当然地应享受这个胜利所带来的一切财富、荣耀和权力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或许在失望、失意之余他们渐渐我行我素起来恃功1《洪武御制全书·御制大诰序》。 犯法的事也屡屡生。这使朱元璋感到忧虑他真担心这些权势烜赫的元勋重臣将来某一天会做出背叛他的事抢走他的皇帝宝座。时间的推移更加重了他的疑虑。考虑到日后的大明江山子孙万代的千秋功业他只好向昔日曾经同甘共苦的兄弟们大开杀戒。 洪武十三年（138o）朱元璋以专权枉法的罪名杀了胡惟庸以后胡案就成了他打击异己的武器。凡是心怀怨望的、行动跋扈的、对皇权有威胁的都被罗织为胡党罪犯处死抄家。以后又加胡惟庸以“通倭”、“通虏”和“谋反”的罪名不断牵连扩大。胡惟庸被杀后十年到洪武二十三年（139o）太师韩国公李善长也被牵连七十七岁的李善长被赐死家属妻女弟侄家口七十余人被杀。这次受牵连及坐诛的达三万多人“乃为《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株连蔓引迄数年未靖云”1。第二年有人上书为李善长辩冤朱元璋不理也没有治罪。 洪武二十六年（1393）又兴“蓝党”大狱。开国大将蓝玉是洪武后期的主要将领他麾下骁将十数人威望都很高。洪武二十一年（1388）率大军十五万打蒙古一直打到捕鱼儿海（今贝尔湖）俘获男女七万七千余人大胜而回被封为凉国公。徐达、常遇春死后蓝玉继为大将总军征战在屡立战功的情况下骄傲起来专恣暴横。他霸占东昌民田百姓向御史告状御史依法提审蓝玉一顿乱棍把他赶走。朝廷明令禁贩私盐他却令家人私买云南盐一万余引进行走私活动。他北征归来夜过喜峰关守关将士因为没有及时开关迎接他竟纵兵毁关而入。洪武二十六年锦衣卫指挥蒋■告蓝玉谋反于是兴起党狱布《逆臣录》“族诛者万五千人”把军中骁勇之将几乎杀了个干净。 朱元璋利用胡、蓝之狱前后十四年一共杀了四万五千人之多“元功宿将相继尽矣！”1在二案之外朱元璋还鞭死亲侄朱文正毒死亲外甥李文忠。廖永忠以僭用龙凤不法事赐死朱亮父子被鞭死胡美以犯禁死周德兴以帷薄不修被杀。洪武二十七年（1394）杀王弼、谢成、傅友德二十八年（1395）杀冯胜。传说开国功臣徐达在洪武十八年（1385）背生疽经治疗已有好转时“帝忽赐膳魏公对使者流涕而食之”2不数日而死。经过朱元璋的大肆杀戮开国功臣已寥寥无几。 对于朱元璋如此滥杀功臣的做法皇太子朱标极力反对他主张仁慈、宽大君臣和睦相处他曾对朱元璋说：父皇杀人太多恐怕会伤了和气。朱元璋听后一言不。到了第二天他故意把一根长满刺的荆棘放在地下叫太子拿起皇太子面有难色朱元璋说：你怕刺不敢拿我把这些刺都给你去掉了再交给你难道不好吗？现在我杀的都是对国家有危险的人除掉他们你才能当好这个家。皇太子说：有什么样的皇帝就会有什么样的臣民。朱元璋大怒拿起椅子就朝太子扔去太子只好赶紧逃走。这个故事或许是出自明朝野史的杜撰不一定真实但也反映了朱元璋为明皇朝的长治久安而颇费心机。他这样做的真正动机乃是为了让他的后代能坐稳江山。对此朱元璋或许比谁都清楚对于他的行为他生前虽然没有公开忏悔过然而在他即将离开人世时却下令不准后人效法。 1《明史》卷一二七《李善长传》。 1《明史》卷一三二《蓝玉传》。 2徐祯卿：《翦胜野闻》。 统治洪武时期有一事对后人影响很大这就是朱元璋采取特务手段侦缉臣僚私下的言行。这一方面是由于他处处猜疑多虑的性情所致但更重要的是他出于控制臣僚的目的。身为一国之君他不能容许臣僚对他有所欺瞒他要求他们绝对忠诚。 早在明朝建立前朱元璋就开始派遣检校从事这样的活动其职务是：“专主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无不奏闻。”有的人甚至专做告人家的勾当。钱宰被征编《孟子节文》散朝回家吟诗道：“四鼓冬冬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第二天上朝朱元璋问他：昨天作的好诗不过我并没有“嫌”迟啊改作“忧”字如何？钱宰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忙磕头谢罪1。国子监祭酒宋讷在家独坐面有怒容第二天朝见时朱元璋问他为什么生气宋讷大吃一惊照实说了朱元璋把派人偷着给他画的像拿出来2。吏部尚书吴琳告老还乡回黄岗朱元璋不放心派人去打听等使者回来说吴琳正在家老实务农朱元璋听了很喜欢3。 洪武十五年（1382）四月朱元璋出于打击元勋功臣的需要他把自己身边负责警卫事务的亲军都督府的仪鸾卫改为锦衣卫授以侦察、缉捕、审判、处罚罪犯等大权。这是一个正式的军事特务机构有指挥、佥事、镇抚、千户、百户所统率的人员有将军、力士、校卫直接由皇帝控制。它下设镇抚司掌本卫刑名兼理军匠有它自己的法庭和监狱也就是民间所称的“诏狱”。朱元璋把重大案件交给锦衣卫处理由自己亲自掌握锦衣卫也只对皇帝负责。朱元璋让锦衣卫在朝廷上执行廷杖的刑法使不少大臣惨死杖下。 在地方上各府县的关津要冲之地朱元璋还设置了巡检司有巡检和副巡检都是从九品官带领差役、弓兵警备意外负责把关盘查、缉捕盗贼、盘诘奸伪。但是即使这样似乎对广大民众仍不能达到约束的目的。于是里甲便被赋予执行检查的任务。里甲内的百姓不能随便外出如果到百里之外必须事先向地方政府领取路引（通行证）倘无文引必须擒拿送官而且里甲有责任了解所属百姓对无正当理由外出的要报告官府不报者以连坐处置。 这样朱元璋通过这些机构布下了一张监视网络从城市到乡村从官僚到百姓都处于严密的监视和控制之下。明初几起大狱的兴起多与这些机构有关系因此不少达官重臣也难逃厄运。朱元璋尝说：“譬如人家养了恶犬则人怕。”这就充分暴露了他帝王的嘴脸。 朱元璋利用特务手段实行恐怖统治对强化皇权一时颇有成效然而他却同样不希望后人效法。洪武二十年（1387）处理胡案罪犯已近尾声时朱元璋下令焚毁锦衣卫刑具把犯人移交给刑部。又过了六年待蓝玉案犯处理完后他又再一次申明以后一切案件交由朝廷三法司审理内外刑狱1叶盛：《水东日记》摘抄二。 2《明史》卷一三七《宋讷传》。 3《明史》卷一三八《吴琳传》。 公事不再由锦衣卫处理。 朱元璋试图以一个开国皇帝的能力为子孙后代创造条件以保证他们将权力的接力棒永久地传下去。可惜没过几年他的四子朱棣以“靖难”成功登上帝座又重新利用锦衣卫来镇压建文帝的臣下并且还设置了提督东厂开了明代厂卫一起制造恐怖气氛的先河对明朝政治造成极坏的影响并且一直延续到明朝灭亡。 取士与文字狱朱元璋出身贫寒早年读书不多但他很注意访贤纳士吸纳知识分子并虚心向他们请教如李善长、陶安、宋濂、刘基等。他们给他讲经读书参与军事密议成为他的智囊谋士这对建立明朝起了极大作用。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仍沿袭战争年代的做法非常重视人才洪武年间他几次下诏访求贤才如洪武六年（1373）朱元璋命令各级官吏荐举人才其科目有许多种：聪明正直、贤良方正、孝弟力田、儒士、孝廉、秀才、人才、耆民等等。荐举来的人许多被授以大官如尚书、侍郎、副都御史地方上的布政使和府尹等官就更多了。 与荐举并行还建立了科举取士制度以进一步延揽人才。洪武三年（137o）朱元璋下诏设科取士但到六年一度停止十七年（1384）复设后遂为永制。规定以八股文取士以“四书”、“五经”为题行文必须根据古人的思想来阐释不许有自己的见解。考试分三级进行。规定每三年在省城举行乡试中式的成为举人。乡试的第二年二月举人会考于京师称作会试。会试后再经皇帝亲自复试叫做殿试取中的成为进士。进士分为一、二、三甲一甲三人称作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凡考中进士的就可授以官职了。另外为了进一步培养新的统治人才朱元璋还特别重视学校教育。早在至正二十五年（1365）朱元璋就在应天创办了国子学。洪武十五年（1382）改名国子监这是朝廷的学校。在地方上还设府、州、县学洪武八年（1375）又在各地农村设学。国子监的学生在学校结业的可以直接做官或者再通过考试做官。有些甚至被授以地方大员或朝廷官吏至于州县地方官更是大批任用。另外在学的监生还常奉命巡行、监督水利、清丈田亩、在各衙门实习办事等等。由于明廷对兴办教育的重视并且又从中大批选拔人才充实朝廷机构入学就可入仕因此士人入学读书的积极性都很高可以说明初的学校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兴盛达。 朱元璋出于统治的需要而延纳人才扩大新皇朝的社会基础但却仍有一部分地主文人不愿和朱元璋的新皇朝合作。他们认为朱元璋出身卑微迹于红巾军不甘做他的忠臣。有的甚至采取自杀、自残肢体、逃往漠北、隐居深山等办法躲避朱元璋的征调。典型的如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俩斩断手指誓不出仕。朱元璋把他们逮到南京审问他们还口口声声称红巾军为“红寇”引起朱元璋大怒下令把叔侄俩押回原籍处以死刑。当时许多不愿和朱元璋合作的地主文人都落了个杀头没产的下场。 朱元璋对付这些不肯合作的地主文人多采用严刑峻法而这些人更不满意朱元璋的统治这样双方的对立越来越显著。朱元璋痛恨这些人胆敢抗拒用尽一切方法镇压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朱元璋的疑忌心越来越大。因为他曾经当过和尚所以忌讳“光”、“秃”这些字眼就连“僧”字也很刺眼推而广之连和“僧”同音的“生”字也不喜欢了。他早年投身红巾军起义最恨人说“贼”、“寇”连和“贼”字形音相近的“则”字看到也生气。明初地方官逢年过节、皇帝生日及皇家喜庆日子所上的表笺都是歌功颂德的言辞照例由学校教官代作然而这小小的表笺却使朱元璋屡次怒下令处死作者。如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替海门卫官作《谢增俸表》中有“作则垂宪”一语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表文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朱元璋牵强附会硬说文中的“则”是骂他做过贼“光”是光头“生”是“僧”意是骂他当过和尚。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为本府作《谢赐马表》有“遥瞻帝扉”“帝扉”被读成“帝非”。尉氏县教谕许元为本府作万寿贺表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八字就更严重了“法坤”是“髡”“藻饰太平”是“早失太平”。翰林院编修高启曾经作了一名叫《题宫女图》的诗其中有“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二句被朱元璋认为是讥讽他的从此怀恨在心。后来苏州知府魏观把知府衙门修在张士诚的宫殿遗址上犯了忌讳被人告。正巧新房子的上梁文是高启写的“龙蟠虎踞”朱元璋大怒把高启和魏观均腰斩。文字狱从洪武十七年（1384）闹到二十九年（1396）前后达十三年。 其间造成了朝野文人提笔怕文字狱人人自危的恐怖局面。据说有一年元旦之夜朱元璋微服出巡。他忽然现一个灯谜上画了一个女人手里抱着一个大西瓜安然地坐在马背上马蹄故意画得特别大。朱元璋见了大怒。回宫后即命察缉结果将做灯谜的杖死了。刑官执刑后还莫名其妙后来才明白原来马皇后是淮西人是个大脚朱元璋怀疑灯谜是在暗讽马皇后就这样一条小小灯谜竟送了一条人命。 这些未必可信据陈学霖先生考证朱元璋极可能因个人好恶或以政治关系需要铲除异己故意断章取义而罗织成狱罪名虽谓干忤圣旨事实或非如此。1尽管这样恐怕多多少少也能反映出朱元璋的专横和残暴。1陈学霖：《明太祖文字狱案考疑》《明史研究论丛》第五辑。 第三节经济政策朱元璋即位伊始几近二十年战乱的中华大地却是遍地荆棘、满目疮痍。特别是山东、河南地区受战争破坏最重“多是无人之地”2而河北州县有的地方“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有的地方“积骸成丘居民鲜少”3。面对严峻的现实朱元璋采取了展生产与民休息的政策。洪武元年正月各地州县官来朝朱元璋对他们说：天下才定百姓财力都很困乏像刚学飞的鸟不可拔它的羽毛新栽的树不可摇它的根一样现在必须休养生息、搞好生产。同年十二月朱元璋任命宋免为开封府知府上任前要求他到开封后务在安辑人民劝课农桑以求实效。他还要求各级官吏把“田野辟户口增”1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并规定官吏的考核都要上报农桑的治绩违者降罚。 为了安定社会恢复生产朱元璋鼓励开垦荒地。洪武三年（137o）下令：北方郡县荒芜田地不限亩数全部免三年租税。同时还规定战争中抛荒的田地被他人耕垦成熟的就成为耕垦者的产业如果旧业主复业只能依丁拨田这就承认了自耕农开熟地的产权也鼓励了农民垦荒的积极性。直到洪武二十八年（1395）还在大力推行。并规定洪武二十七年（1394）以后新垦荒田不论多少俱不征税若地方官有去征税危害百姓的要以法治罪。 为了加荒地的开朱元璋还采取了移民屯种的办法把农民从人多田少的地方迁到人少地广的地方。凡移民垦田的都由朝廷给予耕牛、种子和路费还免去赋税三年。在定额之外多开垦的荒地永不起科。洪武三年（137o）六月迁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无业农民四千多户到濠州种田又移江南民十四万户于凤阳。以后朝廷多次组织太湖流域和山西无地的农民迁到淮河下游和淮河流域垦荒。 这些措施大大刺激了农民垦荒的积极性也使大量土地得到开和利用。据户部统计从洪武元年到十三年垦田数目逐年增加十三年中增加的垦田数字为一百八十三万三千一百七十一顷。这个数目是巨大的。 明初除了民屯外还有军屯和商屯。军屯由卫所来管理以屯为单位以每军受田五十亩作一分官府提供耕牛和农具开头几年免纳租税到成为熟地后每亩收税一斗。军士屯守比例是边地军队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军队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明初六七十年间由于军屯的展全国各地共有军屯田六七十万顷相当于全国垦田总数的十分之一左右可以说军屯规模是很大的军粮基本上做到了自给。商屯是为了解决边地军粮朝廷用开中法鼓励商人运粮到边防粮仓向官府换取盐引（贩盐凭证）然后贩卖从中获取厚利后来有的商人就索性雇人在边境开立屯田就地交粮以省去运费。商屯的推行解决了边储也开了边疆。 为了恢复和展生产朱元璋十分重视水利建设。在他即位当年他就下令凡是百姓提出有关水利的建议地方官吏必须及时奏报对那些不重2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开垦荒地》。 3《明太祖实录》卷二九、卷一七六。 1《明太祖实录》卷三七。 视水利的官吏则要加以处罚。洪武元年修和州铜城堰闸“周围二百余里”。四年修治广西兴安灵渠可以灌田万顷。八年开山东登州蓬莱阁河浚陕西泾阳洪渠堰。九年修四川彭州都江堰。十四年浚扬州府官河。洪武年间明廷在各地组织修建了许多大型水利工程有的投工达数十万人可灌地数十万顷以上另外还修建了许多中小型的水利设施。洪武二十七年（1394）朱元璋还特谕工部凡是陂塘湖堰可以蓄水泄水防备旱涝的都须根据地势加以修治。到洪武二十八年统计全国共开塘堰四万零九百八十七处疏通河流四千一百六十二道修治陂渠堤岸五千多处成绩卓然。朱元璋特别重视经济作物的种植。早在至正二十五年（1365）他在江南统治区就鼓励多种植经济作物。他下令：凡农民有田五至十亩的必须栽桑、麻、棉花各半亩十亩以上的加倍田多的按这个比例递加并且要地方官亲自督促违反命令的处罚。洪武元年以后他又把这个命令推广到各地并定出科征之额麻每亩科八两木棉每亩四两栽桑的四年以后再征租。洪武二十七年（1394）还令户部教全国百姓多种桑、枣、柿和棉花并教以栽种办法。每一户初年种桑、枣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六百株多种棉花的免税。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展为手工业提供了原料也改善了人民的经济生活。如棉花的广泛种植影响更为深远。明以前棉花十分珍贵普通百姓穿的都是用麻布制作的衣服虽然也有用棉布做衣服卧具的但不足用。明中叶以后棉布成为全国流通的商品进入寻常百姓家人不论贵贱地不分南北人们都能穿上用棉布做的衣服。 经济的展尤其是奖励垦荒和移民屯种等措施大量的荒地开和利用急需大批劳动力投入生产。但在元代蓄奴风气非常盛行明初这一习俗仍然存在。于是朱元璋在洪武五年（1372）通令全国普通地主不得蓄养奴婢违者杖一百奴婢释放为民。而且还规定凡因饥荒典卖为奴的官府代为赎身。洪武十九年（1386）八月河南布政使司曾在开封代赎典卖为奴的男女二百七十四人。同时朱元璋还对寺院的展严格控制。他明令各府州县只能有一个大寺观禁止四十岁以下的妇女当尼姑并严禁寺院收儿童为僧二十岁以上的青年愿意出家须经其父母申请官府批准出家三年后还得赴京考试不合格的遣为民。这些政策的实施使社会上增加了一支庞大的劳力大军有利于生产的展。 此外朱元璋还对工匠的地位进行了改善改变了元代把匠户完全强制在官营作坊里劳动的状态放松了对工匠的人身控制。洪武十九年（1386）实行轮班匠和住坐匠制鼓励工匠以更多时间从事社会生产允许其在服役时间以外生产的产品可在市场上出售这项政策无疑促进了明代工商业的展。朱元璋在商业税额上也加以清理废除了宋元以来繁琐的征课规定商业税额为三十税一书籍、农具等免税。洪武十三年（138o）还裁撤税课司三百六十四处。 移民屯垦政策的实施社会劳动力的增加和调整使明初户籍和土地占有情况生巨大变动为了掌握人口和土地占有情况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下令在全国普查户口编成户口黄册以户为单位详细登载各户的乡贯、姓名、年龄、丁口、田宅、资产并按照人们的职业分为军、民、匠三大类。其中民类户籍以一百一十户为里十户为一甲通过里甲制度核实户口、征收赋税。洪武二十年（1387）朱元璋在全国范围内普遍丈量了一次土地以一个粮区为单位记载每块土地的亩数、质量、方圆四至以及田主姓名等并绘制成图因所绘田亩形状像鱼鳞故名“鱼鳞图册”。鱼鳞图册的绘制不仅使国家征税有了依据而且肯定了农民垦荒土地的所有权。它和黄册相互参照使用便于朝廷对全国百姓和土地的控制。 明初税制基本上沿袭了唐宋以来的两税制。洪武时规定田赋率为：官田一般亩征税粮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设官田一斗二升。比元代有所减轻。为了保证国家赋税的征收还实行了粮长制。粮长由地方上“田土多者”充当负责田赋的催征、经收和解运。但法久弊生原来朱元璋设立粮长时想以此禁绝贪污事实上并不能如愿粮长利用职权害民肥己的事时时生。 朱元璋为恢复经济、展生产而实施了各项政策其最大的目的还是解决百姓的吃饭穿衣他在这方面的关切同历史上各代皇帝相比都是较为突出的。朱元璋出身贫苦之家深深体会百姓生活的艰辛他说：士农工商四民之业算农民最是辛苦。他们终年勤劳难得休息。遇到丰收还可足食碰上水旱灾害则全家挨饿。我穿件衣裳吃顿饭都想到种地织布的劳累。因此他即位后力倡节俭惜用民力并身体力行。营建南京宫室只求坚固耐用不求雕饰奇巧。负责工程的人将图样送给他审定他当即把雕琢考究的部分去掉工程竣工后他叫人在墙上画了许多怵目惊心的历史故事作装饰让自己时刻不忘历史教训。朱元璋用的车舆、器具、服用等物按惯例应该用金饰的他下令以铜代替主管此事的官员说：这用不了多少金子。朱元璋说：“朕富有四海岂吝惜这点黄金但是所谓俭约非身先之何以率下？” 朱元璋还曾命人带太子朱标到农村视察亲眼看看农民的辛苦。太子回来后他教育说：凡居处食用一定要想到农民的劳苦取之有制用之有节使他们不苦于饥寒。凡是闹灾荒歉收的地方他都下令蠲免租税灾情严重的地区除贷米外还赈济米、布、钞等。他在各地设置预备仓存贮粮食以备救灾之用。另外对旧豪族地主也采取了限制和迁徙的办法这一方面是为了防止他们在地方上盘根错节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危害新皇朝的利益另一方面也防止他们财势过大过分压榨农民。 第四节保境安民都城的建置朱元璋即位后有一事令他颇费斟酌而且在他脑际萦绕二十多年仍放心不下这就是都城的确立问题。 朱元璋略地定远后根据儒士冯国用的建议至正十六年（1356）进据了古都金陵之后他从金陵挥师四向统一南北然而对定都于此却并不满意。洪武元年（1368）八月朱元璋决定仿古代两京之制以金陵为南京汴梁（开封）为北京。在攻下元大都当月他还巡视了汴梁只因中原的凋敝给了他深刻的印象故没有营建北京宫阙之命。 洪武二年九月建都问题再次提了出来。当时朝中大臣有的主张定都关中有的建议设在洛阳有的提出以汴梁为都有人认为就元大都的宫殿之便建都为好。朱元璋出于当时经济的考虑认为长安、洛阳、汴梁都不宜建为都城。大都是元代都城但作为新皇朝的都宫殿还需要重新修建也不容易。反复思量朱元璋乃以其家乡临濠前江后淮有险可依又有漕运之便为由定为中都随后开始了宫阙城池的营建。到洪武八年（1375）四月正当中都规模已具时朱元璋亲自巡幸了中都可由于种种原因又下诏停止了。洪武十一年（1378）正月朱元璋终于下诏改南京为京师正式确定为国家的都。然而南京作为京师的地位并不稳固洪武二十四年（1391）朱元璋派太子朱标巡视了西安、洛阳有迁都之意可所有的一切都因太子不久病死朱元璋又已年迈而搁置下来。 用兵漠北朱元璋一再徘徊考虑迁都究其原因是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元顺帝北走大漠后仍保有强大的军事势力随时有重卷中原之举这正是朱元璋最为忧虑的事。为了进一步统一蒙古地区他也多次对蒙古用兵。洪武三年（137o）正月朱元璋命令大将军徐达从潼关出西安捣定西以取王保保左副将军李文忠出居庸入沙漠追击元主。这一次用兵取得了较大胜利迫使北元再次北撤而明朝的北部防御也得到稳定。之后在洪武五年、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三年又进一步用兵其中二十一年大将蓝玉追击到捕鱼儿海元主脱古思帖木儿仅以身免逃往和林。此役使蒙古受到震撼北元再也无力与明朝对抗了。 朱元璋在对蒙古用兵的同时竭力争取蒙古各部的归附对蒙古上层人物根据不同情况授以官职对一般留居中原或因避乱南迁的蒙古人也鼓励他们和当地汉人及其他各族人民和睦相处。洪武二十年（1387）纳哈出以二十万之众投降明朝不能不说与朱元璋采取的民族政策有一定的关系。分封诸王朱元璋远在南京仍屡屡挂念北部边防。北部边防的重要使他觉着仅靠他本人往来巡狩或派出征大将仍是不够倘若元勋重臣坐镇北方他更放心不下必须派可靠的人去镇守于是朱元璋决定采用分封诸王的制度。洪武三年四月朱元璋把他二子到十子封为亲王十一年（1378）和二十四年（1391）又两次分封把他的二十四个儿子和一个从孙分封在全国各军事重地想要他们来“夹辅王室”。 洪武十一年（1378）秦王就藩西安晋王就藩太原。十三年以后随着诸王年龄的增长纷纷就藩各地。从当时全国形势来看有权力的诸王仍镇戍在北方沿长城一线的重镇。如西安的秦王、太原的晋王、大同的代王、宣府的谷王、大宁的宁王等。诸王在其封地建立王府设置官属。亲王的冕服车旗仅下皇帝一等公侯大臣见亲王都要俯拜谒不得钧礼。虽说各亲王“惟列爵而不临民分藩而不锡土”1但他们的地位极高极贵。诸王有统兵和指授军事的权力每王府设亲王护卫指挥使司有三护卫护卫甲士少者三千人多的到一万九千人遇有突事件封地里的卫所镇兵在接到盖有皇帝御宝文书的同时还必须有藩王的令旨才能调动。赋予亲王如此大的权力虽然起到屏藩王室、翼卫朝廷的作用但也为后来的藩王作乱埋伏了危机。 对周边地区和国家的政策朱元璋对周边其他地区也采取了不同方式加以管理。在西北设置诸卫所在东北派驻官员去招谕在西藏通过宗教关系在西南仍承袭元代的土司制度对这些地区采用朝贡、赏赐、茶马市贸易的方式加强与这些地区的交流收效十分明显。 然而当朱元璋宣布明朝建立后与民族问题并行的一个既现实而又传统的问题也同样出现在朱元璋面前。长期受儒学思想的影响中国历代皇帝都把做天下共主当作自己的最高理想而“四夷宾服万国来朝”也往往被作为真命天子的标志。 洪武初年对于朱元璋来说尤其渴望争取万国来朝以树立其真命天子的形象。新朝鼎建毕竟还有人不肯接受改朝换代的事实尤其是一些文人这怎能不让他忧虑？或许真命天子的威望能让这些人改变不与他合作的想法。因此在他初登大宝之初就开始了他的外交攻势。 但朱元璋鉴于元朝的失败教训一反使用武力、对外扩张的做法。洪武四年（1371）九月朱元璋曾跟他的大臣们说：“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1以后他在《皇明祖训》中又向他的子孙提出告诫说：“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2他认为武力征伐伤财劳民得不偿失。所以他将朝鲜、日本、安南、真腊、暹罗、占城、苏门答腊、爪哇、湓亨、白花、三佛齐、渤泥等国列为不征之国与这些国家保持友好关系。双方的来往多是通过朝贡的形式朱元璋厚往薄来目的是让这些国家看到天朝大国的富有体察到天子的博大胸怀以图“四夷怀服”。 这种外交政策却并非都行得通在日本问题上他就遇到了麻烦。洪1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 1《明太祖实录》卷六八。 2《皇明祖训·箴戒篇》。 武二年（1369）朱元璋派行人杨载出使日本。次年又派莱州府同知赵秩去日本进一步解释明朝的对外政策表示愿意继承历史上的友好传统消除日本国王的疑虑。赵秩圆满完成了使命日本即派使者来中国。然而双方的友好交往却由于倭寇的问题受到影响。明初在绵长的海岸线上时有倭寇的骚扰见于史籍记载的也很多。如洪武二年正月“倭寇山东滨海郡县掠民男女而去”；四月“倭寇苏州、崇明等地”；八月“倭入寇淮安”；三年六月“倭入寇山东转掠温州、台州、明州等地又寇福建沿海郡县”1。以后倭寇仍频频入侵。这种情形使朱元璋的以解决倭寇为中心的对日外交开始陷入困境明朝和日本的关系有所疏远。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宣布：“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2采用了禁海政策。洪武十四年（1381）胡惟庸“通倭”罪名确立后朱元璋“怒日本特甚决意绝之专以防海为务”3。又正式宣布：“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二十七年（1394）又进一步申令“禁民间用番香、番货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寘之重法”。到三十年（1397）还再次申明“人民无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4。完全采取禁海政策这一封闭政策对明初体制、经济都影响不小。洪武年间朱元璋迟迟没有作出迁都之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也是考虑到东南的海防。由于倭寇在东南沿海的侵扰朱元璋以后几代皇帝也沿袭这一政策直到明朝中后期随着倭寇问题的解决才逐渐打破这一封闭政策。 洪武年间朱元璋试图做天下共主的目的或许并没有完全达到但在一定程度上却赢得了良好的周边环境使他有充裕的精力投入到恢复经济、展生产的事业中去。 1《明太祖实录》卷三六、四o、四三、五三。 2《明太祖实录》卷七o。 3《明史》卷三二二《日本传》。 4《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九、二三一、二五二。 第五节“忧危积心日勤不怠” 明太祖朱元璋以一介贫民角逐于群雄之间最终推翻元朝统治一统天下建立明皇朝。明朝建立后他对官僚机构、军队组织进行改造集大权于一身。建立特务网兴党狱以削除来自统治集团内部的对皇权的威胁。但他在不择手段建立统治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减轻人民负担、有利于社会生产的措施使人民得以安居乐业这是有利于社会展的。 朱元璋一生励精图治勤奋好学。他虚心向儒士求教学习文化知识即位后喜欢写诗作文挥笔立就文字简练、不饰辞藻。他还喜欢读史书从《左传》、《史记》、《汉书》到两《唐书》、《宋史》多达六七十种。他常常与文人们谈诗论文说古道今或讲经读书以吸取古今成败的经验教训。 百僚已睡朕未睡百僚未起朕先起。 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一丈犹披背。 反映了朱元璋处理国家政务的勤勉不怠。由于他时时担心大权旁落事必躬亲。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批阅公文直到深夜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没有休息日和假期。据吴晗先生统计以洪武十七年（1384）九月间的收文为例从十四日到二十一日的八天收内外诸司奏札一千六百六十件计三千三百九十一事他平均每天要看二百多份奏折处理四百多件事。 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七十一岁这年五月他终于病倒了然而他仍坚持处理政事勉强支持了三十天以后平静地死去。他在遗嘱中说：“朕膺天命三十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务有益于民。奈起自寒微无古人之博知好善恶恶不及远矣。”这个自我评价还是较为客观的。 朱元璋去世六天后葬在南京钟山南麓的孝陵。谥为“圣神文武钦明应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庙号“太祖”。 第二章刘基李善长宋濂胡惟庸刘基、李善长、宋濂、胡惟庸都是明朝的开国谋臣。 第一节刘基刘基以辅佐朱元璋完成帝业开创明朝而驰名天下。他足智多谋有卓越的分析判断能力被世人喻为魏徵、诸葛亮再世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 浙东名士刘基（1311—1375）字伯温处州青田（今属浙江）人出身官僚世家。受家庭熏陶从小聪颖过人十四岁进处州（今浙江丽水）郡学习《春秋》“人未尝见其执经读诵而默识无遗”1。十七岁拜名儒郑复初为师攻读宋儒周敦颐、二程开创的“濂溪学”、“洛学”。他百~万\小!说涉猎很广经史子集、天文兵法无所不窥而“尤精象纬之学”1。元顺帝元统元年（1333）年仅二十三岁的刘基就考中了进士初露锋芒时人对他都很器重。老师郑复初曾对他父亲说：“此子必高公之门矣！”秘书监揭曼硕对人说：“此魏徵之流而英特过之将来济时器也。”2“有进贤老人邓祥甫者一见诧异曰：‘吾尝语人王佐之学率不省子善自爱。’尽出秘书相示。”3元至元二年（1336）刘基被任命为江西高安县丞为官清廉正直以打击权贵而名重一时。但是在极端的元末社会中正直守法之士是很难得到重用的。特别是统治集团为了巩固军事统治实行民族压迫政策把社会划分为四个阶层：蒙古人最高贵色目人第二汉人第三南人最下。所谓“南人”指的是最后被元朝征服的原宋朝统治下的以汉人为主体的各族人民刘基自然属于“南人”之列。这样才气横溢的刘基却始终免不了因“南人”的地位在官场上处处受到排挤和打击。二十九岁时刘基复审一起人命冤狱尽改原判因此得罪了检察官调为职官掾史。第二年又因与幕府官僚生意见分歧而被迫辞职不久补升江浙儒学副提举行省考试官又几次三番上书弹劾御史失职数事被御史大臣重重阻挠刘基激愤之下再次辞职。先隐居江苏丹徒后又寓住浙江临安每天纵酒西湖以抒心中忧愤。 这时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至正八年（1348）十一月方国珍先在浙江台州起兵无能的元朝统治者为了将农民起义镇压下去被迫起用刘基为江浙行省元帅府都事。刘基一旦得到重用也一心为元朝效力他建议筑庆元等城以压逼起义军；并且极力反对招抚倡言：“方氏兄弟乱不诛无以惩后！”方国珍大惧厚赂刘基却之。方国珍收买刘基不成便派人由海路到大都（今北京）以重金贿赂朝中重臣使朝廷下诏招抚。元廷因此给刘基扣上了“失天子悯念元元之至意”的罪名撤了他的职务将他看押在绍兴府。刘基气愤之极好几次想自杀幸亏门人密理沙等拼命拦阻才得以不死。从此他放浪不羁一天到晚在绍兴游山玩水1黄伯生：《诚意伯刘公行状》《诚意伯文集》卷。 1《明史》卷一二八《刘基传》。 2黄伯生：《诚意伯刘公行状》《诚意伯文集》卷。 3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八中《刘基传》。 作诗赋词他以屈原、贾谊自比：“上壅蔽而不昭矣下贪婪而不贞”“进欲陈而无阶兮退欲往而无路”1。借以表达对元朝统治集团的不满。 方国珍却趁这个机会展自己的力量其他各地农民军也都纷纷起义响应江浙行省在无奈之中恢复刘基的官职先命他“招安山寇吴成七等”2。刘基自募“义兵”采取剿抚兼施的办法对拒命不服的起义者进行血腥的镇压。后又与行省枢密院判石抹宜孙互为犄角相互声援共同出击方国珍因镇压有功先后被江浙行省提拔为枢密院判、行省郎中但上报朝廷时朝中当权者排挤汉人借口刘基原只担任过儒学副提举按资只能迁总管府判实际上反而降了级且又失去了兵权。三起三落到处碰壁刘基对元朝已心灰意冷绝望之下他置元世祖像于案上北向而拜曰：臣不敢负世祖皇帝实在是因为无路可走了。就逃归青田时值元顺帝至正十七年（1357）。 怀才不遇、落泊而归的刘基到了这时才开始冷静下来考虑自己今后的出路：距他最近的割据力量方国珍向来被他视为海盗。姑苏（今江苏苏州）的张士诚亦为刘基所不齿他曾说：“吾生平忿方国珍、张士诚辈所为！”1自然更不会投奔他们为他们所用。投靠应天的朱元璋吧！确实在刘基看来在元末群雄中有雄才大略、能成大业的只朱元璋一人。还在十年前第一次罢职时他就隐隐约约地萌过这个念头那次刘基“与鲁道源、宇文公谅日纵酒西湖见有异云起时基已醉放言曰：‘嘻此所为天子气应十年我其辅之。’”至正十六年（1356）朱元璋攻下南京刘基更加相信朱元璋非同小可假借天文“指乾象谓所亲曰：‘此岂人力所能哉！’”2但是朱元璋毕竟是与“圣朝”为敌的“贼”啊！自己在先前的一些诗歌里不是也直斥他为“盗贼”吗？如《次韵和孟伯真感兴》写道：“五载江淮百战场乾坤举目总堪伤。已闻盗贼多如蚁无奈官军暴似狼。”又如《闻高邮纳款漫成口号》：“闻道高邮已撤围却愁淮甸未全归。圣朝雅重怀柔策诸将当知虏掠非。”这里的“江淮”、“淮甸”都指的是朱元璋。3这样饱读经史和饱尝仕途坎坷的刘基矛盾重重心乱如麻索性采取静观时变的办法。当时有“客说基曰：‘以足下才气无双从好乱之众踣方氏而有明、越画江守之此勾践之业也’。基笑曰：‘是又一国珍也天命行有常子姑待之！’”4刘基一方面集乡练自保防备方国珍的进犯；另一方面愤写作著郁离子》十卷十八篇以见志。 经画盛世文明之书《郁离子》在刘基隐居青田撰写《郁离子》之际农民起义的烈火越燃越炽。处于鼎盛状态的北方红巾军挥师三路北伐直逼元大都刘福通则率部攻占汴梁；徐寿辉、陈友谅的南方红巾军在长江中游继续展；活跃于江淮之间的另一1刘基：《吊泰不花元帅赋》《诚意伯文集》卷八。 2张时徹：《诚意伯刘公神道碑》《诚意伯文集》卷。 1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平定东南》。 2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八中《刘基传》。 3吴晗：《朱元璋传》。 4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八中《刘基传》。 支红巾军主帅郭子兴死后尽归朱元璋统辖朱已建立以应天为中心的根据地；割据长江三角洲的张士诚、割据浙江沿海的方国珍对元朝则时反时降。总之反元起义的烈火燃遍了黄河上下、大江南北元朝的统治陷入分崩离析的境地。 面对这种阶级冲突、民族冲突白热化的局势作为一个胸藏韬略的儒士和一个由“卫元”向“反元”思想转变的英雄刘基需要的是系统地整理自己的思想总结元末弊政的经验教训以为未来新皇朝的建设作准备。而《郁离子》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创作出来的即所谓：“学既不获措诸设施道不行于天下其所抱负经画可以为文明治世者独得笔之方册垂示千百载之下。”1刘基的弟子徐一夔解释《郁离子》书名的意蕴时说：“郁离者何？离为火文明之象用之其文郁郁然为盛世文明之治故曰《郁离子》。”《郁离子》继承了先秦诸子以寓言比喻政事、阐哲理的传统用生动而洗练的寓言故事反映了元末错综、尖锐的社会矛盾并展示出作者为解决这些社会矛盾所作的种种设计。此后刘基在辅佐朱元璋创建明朝的过程中提出的种种献策均与《郁离子》所述思想一脉相通。正如徐一夔所说：“公之事业具于书此元之所以亡也；公之书见于事业此皇明之所以兴也。”1《郁离子》篇《千里马》叙述千里马駃騠只因北方所产便“置之外牧”不被重视《八骏》篇先赞扬穆天子和造父以马之良劣区别对待这样“上下其食者莫不甘心焉”。但是后来主持者不会识别马之良劣而只是一味地以产地来区别对待以至最后盗贼蜂起时“王无马不能师天下萧然”。显然寓言旨在揭露元朝统治集团推行的以“种族取人”的民族歧视政策不能真正任用人才。接着作者用相当篇幅抨击元朝统治集团的暴戾恣睢与吏治的昏乱。《燕王好乌》、《鵋■好音》篇把那些“蔽王耳目”迎合王意贬黜逆己者“得宠而矜”的人比作群乌、鵋■。在《好禽谏》篇中借卫懿公好鹤为狄人所灭的故事暗指元朝灭亡只是旦夕之事。《宋王偃》篇曲折地反映了元朝统治者的好大喜功任意征伐。《云梦田》、《芈叔课最》、《治圃》等篇揭露了统治者以“多括为功”、“聚敛无度”的政策。《蜀贾》篇侧重描写当时吏治的昏乱。《贿赂失人心》篇展现元代官吏“求贿”而轻于国是的状态。在《贿亡》、《食鲐》等篇中刘基更将好贿比作毒鱼■鲐将“亡其身以及其家”。他的著名散文《卖柑者说》有力地抨击了那些坐高堂、骑大马、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文武官员们揭露他们“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丑恶本质。 此外刘基在《郁离子》中还用大量的篇幅阐了自己的社会政治主张。《郁离子》的最后一篇是《九难》在这里刘基通过“郁离子”（作者自称）与随阳公子的对话表达了自己的志向：“仆愿与公子讲尧、禹之道论汤、武之事宪伊、吕师周、召稽考先王之典商度救时之政；明法度肄礼乐以待王者之兴。” 基于对元末社会动乱根源的认识刘基为未来的统治者开出了“以大德戡大乱”（《井田可复》）的药方。在《灵邱夫人》篇巧妙地借“蜂”喻民生动地申述了这样一个道理：养民为政事之本善养民者国势熇熇；废怠于此者国势凉凉。刘基认为养民之道“在于宽仁”在《术使》篇1吴从善：《郁离子序》。 1徐一夔：《郁离子序》。 中不仅直接讽刺了“什一之征”的田赋办法而且明白无误地指出：重赋苛敛将逼迫人民“铤而走险”使“狙公卒馁而死”。在《糜虎》篇中刘基更以“虎逐糜糜奔而阚于崖跃焉虎亦跃而从之俱坠而死”的寓言出逼迫过甚将导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同归于尽的警告。在《天地之盗》篇中刘基还阐述了一个富于民本主义色彩的思想：统治者应把索取财富的目标指向自然界善于做“天地之盗”。在《井田可复》篇中他提出了“复井田”的主张使人民能过上“不饥不寒”的生活。 当然刘基尽管主张以宽仁待民但认为威令亦绝不可废。他指出施威令实际上是施德政因为“其法至于杀而生人之道存焉”即所谓“刑期于无刑”若一味宽纵“是启侥幸之心而教人犯也”（《郁离子·刑赦》）。这是从宋元“宽纵失天下”而引出的教训。为此刘基坚决反对招安造反的为者因为这实际上是“劝天下作乱”而决不是“敷文德”的表现这种威福并施的统治者刘基称之为“道”：“夫民犹鹄也射之者我也射得其道则中矣。”（《郁离子·躁人》）因此要因势利导诱使国人走上统治者设计的轨道。 鉴于元朝统治者所用非人、自取败亡的教训刘基对人才的使用极为重视在《鲁班》篇中以修葺住宅为例明确地提出去腐恶、换新材各因其能的建议；并强调指出：“其取材也惟其良不问其所产。”主张唯才是举排斥一切宗派偏见。在《任己者术穷》篇中他指出：“不任人而专任己于是谋者隐识者避巧者拙廉者匿而圆曲顽鄙之士来矣。”在《琴弦》篇里借乐师师旷之口以大弦为君、小弦为臣作喻批评晋平公抹杀大弦小弦的差别以君王之尊侵夺臣职以致“上下失其统”表达了刘基对理想政治中君臣分工、协作关系的设想。此外刘基还向未来的统治者进言提出了用人之长（《使贪》）、守信于民（《姑苏围》）、纳直言（《韩垣干齐王》）、去讳矜（《自讳自矜》）等建议认为这些都属于圣君明主应当施行的德政。 刘基的这些主张都是有为而颇能切中元末时弊。所以后人对它评价很高说它“明乎吉凶祸福之几审乎古今成败得失之迹”。“其言确然凿凿夫如药石之必治病断断夫如五谷之必疗饥而不可无者也。”1当然刘基是一个有抱负的政治家他是不会满足于“思垂空文而自见”的境遇的。早些时候他作《题王右军兰亭帖》借王羲之以自喻：“王右军抱济世之才而不用。观其与桓温戒万谢之语可以知其人矣。放浪山水抑岂其本心哉！临文感痛良有以也。而独以能书称于世悲乎！”2这实际上表明他不甘老于山水的心志。 运筹帷幄决策千里至正十八年（1358）朱元璋下婺州（今浙江金华）定括苍。翌年置中书浙东行省。为了巩固新生政权他迫切需要当地武装力量的支持但是地方上有名望的豪族叶琛、章溢以及刘基等人还躲在山里结寨自保不肯出来。朱元璋早就仰慕刘基的学识才智派处州总制孙炎邀他出山刘基犹豫1徐一夔：《郁离子序》。 2刘基：《题王右军兰亭帖》《诚意伯文集》卷六。 未有所决孙炎便写了一封几千字的长信反复说明利害。陶安和宋濂也来信相劝。他母亲也劝他出山：“自古衰乱之世不辅真主哪能获得万全之计呢？”1于是刘基不再犹豫于至正二十年三月怀着勃勃雄心离开青田到达应天时年五十岁。 与此同时叶琛、章溢等人也相继归附朱元璋。对朱元璋来说由于刘基等地方豪强的合作和支持在浙东的元朝抵抗力量就日益减少了地方的秩序安定也有了保证。后来在洪武三年（137o）授刘基为弘文馆学士诰中就说：“朕亲临浙右之初尔基慕义。及朕归京师即亲来赴。当是时括苍之民尚未深信尔老卿一至山越清宁。”2另一方面刘基等人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深谙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有他们运筹帷幄朱元璋便如虎添翼军事方面取得了更多更大的胜利。 刘基一到应天朱元璋马上召见“从容与论经史及咨以时事”。刘基也立即呈上时务十八策分析内外形势详陈灭元兴邦的大计方略。朱元璋大喜过望相见恨晚待以上宾礼“留帷幄预机密谋议”1。 当时朱元璋左有陈友谅右有张士诚。比较起来张士诚富陈友谅强。张士诚出身私盐贩子遇事斤斤计较顾虑多疑心重保守持重；而陈友谅是打鱼出身的惯在风浪里过日子野心大高易冒险进取。朱元璋在应天陈友谅居上游可顺流而下其视朱元璋是笼中之鸡可手到擒来。他派出使者和张士诚相约：东西夹攻瓜分朱元璋领土。朱元璋问计于刘基他分析了东西两面情况说：张士诚龌龊无大志只想保住那块地方鼠窜伏阴阳于元是个自守虏不足与谋。主要的威胁是陈友谅。他拥有精兵大舰地处上流其心无日忘我集中力量除掉陈氏上游无事张士诚势孤一举可定。然后北向中原王业可成也。刘基这番透辟入理的分析避免了朱元璋两线作战的危险。假如先攻张士诚陈友谅一定全军出动到时腹背受敌胜负就很难说了。因此朱元璋听后大喜曰：“先生神机妙算请知无不言。”2至正二十年（136o）陈友谅攻占太平（治所在今安徽当涂）袭击龙江其锋锐不可当。朱元璋欲兵抵御而众将恇忧不决。有的主张投降有的主张奔据钟山。刘基独张目不言朱元璋召之入内刘基激动地说：先把主张纳款及奔钟山者斩了再说！敌人现在志骄气盛但骄兵必败。如果我们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然后派伏兵突然袭击胜券在握。“自古天道以后举者胜取威定霸在此一举。”朱元璋采纳了刘基的主张结果大获全胜。以“克敌赏”授刘基刘基辞不受。 至正二十一年陈友谅又遣将攻下安庆朱元璋欲亲自带兵征讨刘基极力赞助。安庆城坚从早到晚不能攻下刘基又建议撇开安庆出其不意直趋江州（今江西九江）捣陈友谅巢穴。陈友谅从梦中惊觉疑神兵天降仓猝应战携妻孥奔武昌。江州降汉龙兴（今江西南昌）守将胡廷瑞遣子请降不过他要求降后仍统率自己的部属。朱元璋一时面有难色。刘基急中生智从后面踢了一下朱元璋坐椅。朱元璋悟许之。结果胡廷瑞降后1黄伯生：《诚意伯刘公行状》《诚意伯文集》卷。 2《诚意伯次子閤门使刘仲璟遇恩录》《诚意伯文集》卷一。 1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平定东南》。 2《明史》卷一《太祖纪》。 其他汉将接二连三遣使来降江西诸郡皆下。 先是刘基母亲富氏病逝因战事正紧无暇抽身。这时刘基请求回家葬母回青田后碰巧苗军动兵变杀金华、处州守将胡大海、耿再成等浙东大震。刘基便替守将夏毅安谕旁近诸属县又与平章邵荣等一起谋复处州乱遂定。方国珍一向敬畏刘基这时特地遣使吊丧刘基借回谢之际盛赞朱元璋威德于是方国珍从此向朱元璋纳土入贡。刘基虽在家居丧每逢军国大事朱元璋总是派特使到他家请教刘基条分缕析悉合机宜。不久召还路过建德逢张士诚来犯守将李文忠奋欲击之刘基止之曰：“敌兵三日后必退退而尾之尽可擒也。”三日后刘基登城望曰：“贼兵退了。”众人见张营壁垒森严旗帜密匝且闻鼓声阵阵相应不敢进军。刘基拚命催促等部队赶到其驻地才现只剩下一座空营所留都是老弱残兵。于是遣兵追击一直追到东阳大获其众。 朱元璋原信弥勒教属红巾军的一支接受红巾军领袖小明王韩林儿名义上的领导。后南下另辟基地仍遥奉韩林儿为帝。每逢过年中书省都要设御座行礼刘基到应天后独不拜并说：“彼一牧竖耳奉之何为！”因密见朱元璋告诉他在群雄四起之际要成大业必须摆脱别人牵制完全自主独立。朱元璋听后大为感悟。 至正二十三年（1363）刘基回到应天时张士诚大将吕珍袭击安丰（治所在今安徽寿县南、安丰塘北）杀刘福通朱元璋欲亲自出救刘基极力劝阻说：“汉、吴伺隙未可动也。”1而且救得小明王出来当放何处？是继续让他当皇帝？还是关起来杀掉？要是后者救他作甚！要是前者岂不是自讨没趣！朱元璋则认为安丰如失守应天就会失去屏蔽救安丰即是保应天。遂出兵吕珍不支逃走。朱元璋先把小明王关在滁州后又派廖永忠沉之于水。 当朱元璋出兵救安丰时陈友谅果然乘虚进犯陈军号称六十万围洪都（今江西南昌）。洪都被围三月几陷敌手。守将朱文正遣张子明来报朱元璋乃治兵二十万西上迎击并对刘基说：“我不该有安丰之行假如友谅乘我不在应天空虚顺流而下我进无所成退无所归大事去矣！”双方大战于鄱阳湖一日数十接。有一次在炮火密集的激战中刘基心明促朱元璋换座舰迅即原乘舟被击碎。陈友谅凭高见之以为朱元璋必不可免大喜。而朱元璋坐舟更进汉军皆失色。2双方在湖中相持多日刘基又建议移军湖口扼之以金木相克日决胜。陈友谅穷蹙无奈进退失据慌乱间中流矢而死。鄱阳湖一战是朱、陈之间的决战为朱元璋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这一仗朱元璋亲自督战刘基则“千里相从言从计用累赞成大功”；1又“累察乾象多效谋猷”2。日后朱元璋对刘基次子刘璟说：“他的天文别人看不懂鄱阳湖到处厮杀他都有功。”3友谅既死武昌随即降附其后朱元璋东取张士诚北伐中原遂成帝1《明史》卷一二八《刘基传》。 2《明史》、《明史纪事本末》均有记载而《罪惟录》、《续藏书》均不录。关于刘基“手挥难星”之说当属无稽。日侍左右临难决策则是事实。 1《明太祖实录》卷九九。 2《明太祖实录》卷五八。 3《诚意伯次子閤门使刘仲璟遇恩录》《诚意伯文集》卷一。 业基本上遵照了刘基的战略构思。 治世能臣明皇朝建立后国家草创百废待兴刘基竭智尽虑呕心沥血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吴元年（1367）刘基被任命为太史令制定《戊申大统历》。值太白金星出现在紫微垣群臣惴惴不安恐有血光之灾。刘基觉后立即密言朱元璋下诏罪己以回天意众心乃定。逢大旱刘基上请处理滞狱朱元璋即命刘基平反刚批示完毕就大雨如注。刘基遂趁此时机要求立法定制以制止滥杀。朱元璋从之不久纂成律令是为洪武三十年所颁《大明律》之张本。一日朱元璋梦见一人头上有血以土傅之就想杀一批犯人以应之。刘基故意假析此梦曰：“头有血众也；傅以土得众且得土也应在三日。”朱元璋为之停刑三日不久传来海宁归顺的捷报。朱元璋大喜把囚犯全交给他放还。4这时刘基最受朱元璋信任言无不听。中书参政张昶元故臣上书颂功德刘基当众叱之：你大概想做赵高吧！张昶脸色为之一变。便暗中派人窥伺刘基阴事。齐人翼岩飞章弹劾刘基专擅朱元璋怒诘之查出系由张昶所使便把他杀了。1洪武元年（1368）刘基根据当时“民困必须苏用兵不能少”的需要取古时军屯法和府兵制之长处奏请创立军卫法。即在全国各地设立卫所常驻军队士卒平时屯垦战时从征调编任将一律归朝廷掌管旨在减轻百姓负担安定地方增加兵源集中兵权。这一制度对朱元璋统一疆域、巩固政权起了积极作用。不久刘基任御史中丞仍兼太史令。当时国家初创凡诸大典制都由他和李善长、宋濂等稽定。御史中丞章溢奏请定处州税粮朱元璋命参照宋制亩加五合惟青田不加曰：“以太史故令其乡人传为美谈。” 随着政权的日渐稳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日渐暴露出来从朱元璋政权的支柱来看它有二支基本力量：淮西集团和浙东集团。朱元璋建国称帝后淮人在政治军事经济上占压倒的优势浙东集团被排挤、受压抑他们当然不会甘心也想尽一切办法取得朱元璋的信任。就这样两大派系斗争越来越尖锐。朱元璋就利用这种矛盾重用淮人又用浙东势力来监视淮人加强和巩固自己的权力。当时左丞相李善长功高望重众人皆仰其鼻息只有刘基与之分庭抗礼李善长为之不乐。逢李善长因过失受谴御史凌悦乘机弹劾刘基却站出来替李善长辩护说李勋旧且能调和诸将。朱元璋惊讶地说：他数次想害你你怎么反给他做说客呢？看来你既有大功又忠心诚实可以代他为相。刘基叩头答：这使不得好比要换柱子必得大木方可若以小木代之将加倾覆。臣驽钝岂能受此重任。后李善长罢相朱元璋欲拜杨宪为相。杨宪和刘基关系一向不错刘基却力言不可说：“宪有相才而无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冰以义理为权衡而己从不置身其中。宪则不然。”朱元璋问汪广洋如何？答曰：“此人褊浅比杨宪有过之而无不及。”又问及胡惟庸刘基不高兴地说：为相犹如驾车恐怕他会把4《明史》卷一二八《刘基传》。 1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八中《刘基传》。 你的车翻掉的！朱元璋说：做我的宰相确实没有比先生更合适的了。刘基力辞：臣嫉恶太甚又不耐繁剧为之恐辜负您的一片好心。其实天下有的是人才惟明主悉心求之。至于目前诸公确实没有一个合适的。果真后来这些话都一一应验了。杨宪因怙宠、汪广洋以巽懦、胡惟庸因大逆皆不得好的结果。 北伐军攻克河南后朱元璋赴汴梁刘基和李善长留守应天。刘基谓宋元以宽纵失天下宜肃纪纲。于是朱元璋诏令诸御史纠劾不要有任何回避宿卫宦侍有过者皆启禀皇太子置之于法人威其严。中书省都事李彬因贪纵服法李善长和他私交挺好请刘基拖延处理此案刘基不循情面马上上报报可方祈雨即斩之。从此李善长与刘基绝交。朱元璋回应天后李善长攻击刘基在盛夏祈雨时杀人坛壝下大不敬。其他怨恨刘基的人也交相诉苦诬告。朱元璋留章未下。逢大旱求广开言路刘基奏：“士卒死后其妻悉处别营凡数万人阴气郁结；工匠死暴尸野外；吴将吏降者皆编军户足干和气。”朱元璋按他的意见办妥了这些事可十天过后仍不下雨心中很恼火恰逢刘基丧妻就批准他告老回家。这时朱元璋方有营建中都之意又锐意出塞追歼残元主力王保保。刘基临走前上书说：“凤阳四散之地非天子宜居；王保保未可轻也。”后来果真被他说中了。 这年冬天朱元璋想起刘基劳苦功高亲自写了封信召他回京赐赉甚厚进兼弘文馆学士并追赠其祖、父皆永嘉郡公。洪武三年十一月大封功臣授刘基诚意伯。到了第二年才又允许他回家。刘基回青田后仍上章问朱元璋起居情况撰《平蜀颂》。朱元璋有事也常请教刘基曾亲笔写信询问天象：“即今天象叠见天鸣已八载日中黑子或一或二或三或一日二见不知灾祸何年何月何日至？”刘基就详详细细地写了一个奏本主要意思讲：霜雪之后必有阳春。现在国家刚刚建立应该给老百姓松口气给民实惠。 刘基性格刚强嫉恶如仇不能与世事推移“与物多忤”1得罪了许多权贵。加之洪武初年他位高不居功成身退不愿为相使性格雄猜的朱元璋有所不满触犯了“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教不为之过”2的禁条。他屈己藏身消极逃遁反而给小人们提供了一块禁脔日后他们凭借自己手中的权势稍一作弄刘基的气数也就完了。初刘基上书说瓯、括间有一块叫谈洋的空地南抵福建为盐盗聚集之所方国珍也由此起兵请设立巡检司加以弹压。豪右奸民为之叫苦连天。碰巧茗洋逃军叛乱地方官吏害怕上司切责隐匿不报。刘基叫长子刘琏奏其事奏章没有先向中书省关白。时胡惟庸方任左丞相挟刘基旧语加此新恨遂暗中唆使所善地方官吏上书诬刘基谓谈洋地有王气刘基想据之为墓地民不给就请立巡检司逐民。朱元璋迷信入骨听后颇为所动遂夺去刘基俸禄刘基大惧慌忙间赴京谢罪不敢遽归。不久胡惟庸代汪广洋为右丞相见朱元璋对刘基日渐疏远于是佯与之好。洪武八年（1375）正月朔挟医前来探病。刘基饮其药觉肚中有个拳头般的块状体又三月病势转剧。朱元璋听说后遣使护送他返乡并亲制文暗含威胁地说：“君子绝交恶言不出；忠臣去国不洁其名。”刘基刚到家里病情就恶化居1《明史》卷一二八《刘基传》。 2《大诰三编·苏州人材第一三》。 一月而卒享年六十有五谥文成。临终前预缄所习天文秘书授长子刘琏曰：“亟上之毋令后人习也。”又谓次子刘璟说：“夫为政宽猛如循环当今之务在修德省刑祈天永命。诸形胜要害之地宜与京师声势连络。我欲为遗表惟庸在无益也。惟庸败后上必思我有所问以是密奏之。”1刘基死后不久胡惟庸案。朱元璋追思刘基生前所言懊悔不已。他对刘璟说：你父亲是个忠臣临死都不忘我如今我才知道他是吃了奸臣们的蛊了。我要向天下公布他的好处。又安慰道：“你父亲是有分晓的如今我做皇上的也是有分晓的终不亏了他的好名声。”2洪武二十三年（139o）朱元璋颁诰令刘基子孙世袭诚意伯爵禄。 1《明史》卷一二八《刘基传》。 2《诚意伯次子閤门使刘仲璟遇恩录》见《诚意伯文集》卷一。 第二节李善长开国功臣李善长（1314—139o）字百室凤阳定远（今属安徽）人。明朝开国元勋。洪武三年大封功臣时朱元璋说他“比之于萧何未必过也”1。后因“谋反罪”被杀故鲜为世人所传。 青年时期的李善长读书不多粗通文墨但为人有智计喜欢法家学说“策事多中”里中推为祭酒。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刘福通在颍州起义淮河南北大震李善长出于对元朝统治的不满“欲从雄未果”2乃避乱东山中。至正十三年（1353）朱元璋方任郭子兴麾下大校用计收得横涧山兵二万南下攻打滁阳（今安徽滁州）。在路上李善长到军门求见朱元璋听说他是地方上有名的人物很礼貌地接待他双方谈得很投机。朱元璋问四方兵起何时才能太平？李善长说汉高祖也是平民出身的为人气量大看得远善于用人不乱杀人五年功夫便平定了天下。元朝不得人心上下不和已到了土崩瓦解的地步。濠州与沛相去不远你如能学习这位同乡的长处天下太平也就快了。朱元璋听后连声叫好留下他做幕府的掌书记嘱咐他：如今群雄四起天下糜烂仗要打得好最要紧的是要有好的参谋人员我看群雄中管文书的和做参谋的幕僚总要说左右将士的坏话文武不团结将士施展不了才能自然非败不可。将士垮了主帅势孤力单也相继而亡你应该吸取这个教训协调诸将不要学那些幕僚的坏样子。从这时候起李善长便一心一意地追随朱元璋随他“下滁阳为参谋预机画主馈饷”很受信任。随着事业的扩大四方将士来投效者日益增多李善长考察他们的才能建议提拔有功和有能力的处分不积极的将吏使部下能人尽其才安心做事。武将中有以力相争的李善长就“委曲调护”致使不生矛盾。1但是李善长的乡里观念很重在战争年代这个缺点还不很明显到明皇朝建立以后他的同乡观念不免有结党之嫌最后则成了致祸的口实。 至正十四年（1354）郭子兴南下率万人至滁阳因统朱元璋军并欲夺善长自用李善长不愿朱元璋曰：“主帅我父也安得不去？”但李善长极力推托始终未往久之郭子兴也不再相强而朱元璋却对他更加信任了2。不久郭子兴病死朱元璋代领其兵镇守和阳（今安徽和县）。有一次朱元璋亲自袭击鸡笼山寨派少量兵佐李善长留守临行嘱曰：“敌人一旦来犯千万不要出击！”当时元朝王子秃坚、枢密副使绊住马“民兵”元帅陈也先先后屯兵新塘、青山等处闻和阳城虚急来偷袭。李善长临危知变暗设埋伏大败敌军朱元璋闻报喜曰：“不意缝掖乃办执戈！”3因共谋渡江李善长说：“我兵众粮少舟楫不备请稍候。”碰巧巢湖水1雷礼：《国朝列卿记》卷一。 2李贽：《续藏书》卷二。 1《明史》卷一二七《李善长传》。 2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三八中。 3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三八中。 帅俞通海、廖永安等以水军万余来投李善长大喜曰：“天赞我也！”便决定渡江败蛮子海牙拔牛渚下采石乘胜取太平。在军队进城前朱元璋叫李善长先写好禁约：“不许掳掠违令按军法处置！”等太平城一下就四处张贴军士们看了“肃然无敢犯”。严明的军纪使朱元璋在民众中留下良好的影响。乃置太平兴国翼元帅府朱元璋任元帅以李善长为帅府都事。军纪好民众都放了心这名气传遍了朱元璋军事上的成功和巩固便有了保障。这年朱元璋为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以李善长为参议时宋思颜、李梦庚、郭景祥、陶安等俱为省僚而军机进退赏罚章程多决于李善长。有一天朱元璋问他：“你常比我为汉高祖你是酂侯。至于徐达吗也比得上淮阴侯可留侯在哪里呢？”李善长答：“金华人宋濂博闻强记又兼通象纬可当此任。”朱元璋补充说：“据我所知通象纬者莫如青田刘基。”于是便聘请两人共谋大业。1可以这么说以宋、刘为代表的浙东集团在朱元璋一生事业中与淮西力量挥着相得益彰的巨大作用。至正二十年（136o）夏陈友谅约张士诚合攻应天朱元璋决定采取战决的战术命康茂才使陈友谅来攻李善长不解曰：“我正以来为忧怎么反叫他快点来呢？”朱元璋解释道：“假如陈张相结我怎么抵挡得了。必须集中优势兵力先攻破友谅。陈败张就不敢轻举妄动了。”李善长称是。遂出兵大败陈友谅。2至正二十四年（1364）朱元璋自立为吴王拜李善长为右相国时犹承元制尚右。李善长明习故事裁决如流又擅长辞令朱元璋有所招纳往往由他代草。几次大的战斗如西克江州（今江西九江）、两平洪都（今江西南昌）、援安丰（今安徽寿县南、安丰塘北）、讨庐州（治所在今安徽合肥）、下武昌都由李善长留守将吏帖服居民安堵。前方战事频起命将四征百万供给皆由李善长转调。又请征两淮盐税立茶法皆根据元制而去其弊政。不久复请制钱法开铁冶定渔税“国用益饶而民不困”1。吴元年（1367）九月平吴论功封李善长宣国公改官制尚左以为左相国赏赐无算。时惩元纵弛颇用重典法律有三条关于“连坐”的款文李善长建议除大逆以外皆免之朱元璋遂命他与刘基等裁定律令颁示中外。不久李善长又率群臣上表劝朱元璋即帝位朱元璋称帝后命李善长为大礼使定追封祖、父及册立后妃、太子、诸王等事宜。置东宫官属李善长兼太子少师授银青荣禄大夫、上柱国录军国重事余仍旧。不久又上奏定六部官制议官民丧服及朝贺东宫仪式。监修《元史》主编《祖训录》、《大明集礼》等书制定朝臣大小服色俸赐、天下岳渎神祗名号、封建藩国及功臣爵赏存恤国初都先锋、十大元帅、都尉、指挥、阵亡无后者之父母妻禁淫祀。总之明初国家草创百废待兴各种典章制度事无大小皆由李善长和刘基、宋濂及其他儒臣共同商量、斟酌制定的。 国定身死洪武三年（137o）以徐达、李文忠班师回京大封功臣。当时将军1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三八中。 2雷礼：《国朝列卿记》卷一。 1《明史》卷一二七《李善长传》。 们功劳大的平定了中原小的也攻取了闽越州郡李善长留守南京“雍容无所见绩”1朱元璋体会到这一点说李善长虽无汗马劳然与我共事的时间很长又努力保障后勤供应功劳很大进封韩国公授开国辅运推诚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中书左丞相、参军国事岁禄四千石子孙世世勿绝赐铁券免二死子免一死。时大将军徐达功绩赫赫然犹位在李善长之下。 李善长外宽和而内多刻薄进封大国却受爵不让；参议李饮冰、杨希圣稍侵其权即按其罪奏黜之。其所厚者中书都事李彬犯法刘基铁面无私置之于法李善长“恶人先告状”以致刘基被迫告老退职。朱元璋凭借淮西力量起家他作了皇帝以后淮西诸将和幕府僚属都成了开国功臣他们不但有汗马功劳也有了政治地位在明朝初年的政治局势下淮人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很突出的地位。特别是李善长既富且贵骄横专擅凭借自己的权势颐指气使凌驾于百官之上为非淮人集团和朱元璋所日渐不满。张昶、杨宪、汪广洋、胡惟庸先后获罪被杀朱元璋只碍于李善长过去的功劳而一直隐忍不。一天朱元璋借与陶凯论斋戒当至诚为由暗示李善长应趁早退职曰：“人之一心极艰检点心为身之主若一事不合理则百事皆废所以常自检点凡事必求至当。今每遇斋戒必思齐整心志对越神明。”李善长听后叩头称善2。洪武四年（1371）正月李善长以疾致仕赐临濠地若干顷置守冢一百五十户给佃户一千五百家仪仗士二十家与魏国公徐达等。洪武五年病愈后命他督建临濠宫殿凡数年。洪武七年朱元璋推恩提拔他弟弟李存义为太仆丞存义的两个儿子李伸、李佑担任府州官员。洪武九年又把长女临安公主下嫁其子李祺拜为驸马都尉。光宠赫奕时人艳羡。婚后一月御史大夫汪广洋、陈宁上疏言：“善长狎宠自恣陛下病不视朝将近十天也不来问候。驸马都尉李祺六日不上朝宣至殿前又不谢罪大不敬请付有司议处。”于是坐削李善长岁禄一千八百石几及其半。李善长“自是意忽忽不自得”1。 洪武十三年（138o）左丞相胡惟庸获诛。胡惟庸是善长同乡初为宁国知县时善长当政惟庸以黄金二百两贿赂之便得以入京任太常少卿2。累迁中书参政又以兄女嫁李佑因相互往来。惟庸任相后“与善长深相结”3“贪贿弄权无所畏忌”。朱元璋为防止大权旁落遂以“擅权枉法”之罪杀了胡惟庸4及其同党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数人。5群臣请并诛李善长朱元璋以彼为初起时心腹股肱置不问。李善长以年老养疾奏许之。 自胡惟庸被杀后胡案成为朱元璋进行政治斗争的武器。特别是随着自己年事的增高懿文太子又柔仁便决心消除“棘杖上的刺条”使下一代1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三八中。 2雷礼：《国朝列卿记》卷一。 1《明史》卷一二七《李善长传》。 2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二《胡蓝之狱》。 3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二《胡蓝之狱》。 4吴晗：《朱元璋传》第251页。 5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二《胡蓝之狱》。 保持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6。凡是心怀怨望的、行动跋扈的、对皇家统治有危害性的文武官员、大族豪强都6续被罗织为“胡党”罪犯处死抄家。胡惟庸的罪状也随着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展而展随时扩大。最初增加的罪状是“通倭”接着又是“私通蒙古”。日本和蒙古是当时明朝两大敌人通敌当然是谋反了。史载：“时四方仇怨相告讦凡指为胡党卒相收坐重狱。”1洪武十八年（1385）有人告李存义父子实胡惟庸之余党诏免死放崇明。李善长知道个中缘由也不去道歉朱元璋衔之。 洪武二十三年（139o）时李善长已七十七岁“耄不检下”然仍欲增隆其第宅从信国公汤和那里借卫卒三百人汤和密以闻。四月有京民坐罪应徙边者李善长又数次请托免其所亲丁斌等。于是朱元璋勃然大怒先严刑逼供丁斌查出丁斌原在胡惟庸家办过事知道李存义等和胡惟庸相互勾结的情况接着下令把李存义父子逮到京师审问结果词连李善长云：“惟庸有反谋使存义阴说善长。善长惊诧曰：‘尔言何为者审尔九族皆灭。’已又使善长故人杨文裕说之云：‘事成当以淮西地封为王。’善长惊不许然颇心动。惟庸乃自往说善长犹不许。居久之惟庸复遗存义进说善长叹曰：‘吾老矣吾死汝等自为之。’”2“又旬日惟庸谒善长延之东西向座屏左右款语良久人不得闻但遥见颔而已。”3这时御史们也纷纷上疏劾李善长：洪武二十一年（1388）将军出塞至捕鱼儿海掳获元宗室大臣及宝玺、图书、金银印章无数元宗室大臣中有胡惟庸暗通沙漠的使者封绩而李善长却匿不以闻。4有的更说私书中有李善长的亲笔信。5这时李善长家仆卢仲歉等亦上告他与胡惟庸“通赂遗交私语”1。狱词锻炼完毕朱元璋谓：“善长元勋国戚知逆谋不举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恰好天象显示有灾变占得应在大臣遂并其妻女弟侄家口七十余人诛之。2李善长子祺徙江浦久之卒。祺子芳、茂以公主恩得不坐。第二年御史解缙、虞部郎中王国用上书为李善长称冤。朱元璋得书竟未怪之于罪。 6徐祯卿：《翦胜野闻》。 1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二《胡蓝之狱》。 2《明史》卷一二七《李善长传》。 3李贽：《续藏书》卷二。 4《明史》卷一二七《李善长传》。 5雷礼：《国朝列卿记》卷一。 1《明史》卷一二七《李善长传》。 2《明史·李善长传》卷一二七。注：善长之死史有异辞《明太祖实录》、《国榷》、《续藏书》云自杀；《明史·太祖纪》、《罪惟录》云赐死；《明史·李善长传》云杀善长。第三节宋濂宋濂（131o—1381）字景濂号潜溪浦江（今属浙江）人。明初有名的大儒以文学见长。朱元璋时以其博洽经史延置幕府备作顾问参与谋议。“洪武中以文学承宠渥”3深受太祖的信任太祖称赞他“学通今古性淳而朴实有古人之风”4。 出山辅政宋濂幼时体弱多病有时一连昏迷数日不醒家里人到处求医求神保佑好不容易才得长大成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身体赢弱的孩子自小却天资聪敏领悟力高又勤奋好学六岁时已能吟诗赋词在乡里小有名气人呼之为“神童”。十五六岁时同里一位德高望重者张继之闻其善记诵曾对他亲加试验结果也感到这孩子天分非凡于是就向宋濂父亲建议将他送到有名望的老师那儿学习使将来有所成就。 宋濂先师从大学者刘梦吉学习儒家经书通“五经”后来又跟从著名理学家吴莱学习深得其蕴奥最后拜在大文章家柳贯、黄缙的名下。由于宋濂禀赋优异又刻苦学习所从的老师又多为饱学宿儒因此到元顺帝至正初年即以文章名闻海内了。 至正九年（1349）元朝征召宋濂为翰林院编修。是时入主中原八十多年的元朝却已走过了它的鼎盛日薄西山了。皇帝的昏庸奸臣的专权朝廷内部为权力而明争暗斗甚至互相残杀官场上下贪污已处处显示出颓败的气象。到这样的朝廷里供职岂不是为这个没落的皇朝去殉葬。宋濂断然以“亲老”为理由坚辞翰林编修不就隐居到龙门山去读书写作。他在龙门山一呆就是十年。十年的隐居生涯并没有泯灭他报效国家的信念也没有使他忘却外面的世界。他一直在密切关注着天下形势的展社会的每一动荡都使他清醒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多事之秋社会变革的时代。十年的著述立说使他积淀了深厚的学识和底蕴足以面对一个动荡不定的社会去施展自己的经世之才。 就在这时朱元璋在浙东的展引起了他的注意。至正十六年（1356） 三月朱元璋亲率大军攻占了集庆（今南京）当下改集庆路为应天府七月置江南行中书省建立了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机构以此作为向外展的基地。为了营建以应天为中心的根据地朱元璋率先派兵攻占了浙东地区雄心勃勃地拓展势力。而与此同时朱元璋为了扩大社会影响对文人也特别留意。他每到一地都礼贤下士对应聘儒士妥善地给予安排和任用因才授职用其所长使他们挥自己的才能。不管朱元璋这样做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但毕竟由于文人的大量涌入给朱元璋的队伍增添了活力使其显示出蓬勃的生机。而且由于朱元璋的做法也使这些文人在对元朝统治者失望之余看到了希望。宋濂对朱元璋的行为感到满意。 3《明史》卷一二八《宋濂传》。 4雷礼：《国朝列卿记》卷十九《翰林学士宋濂行实》。 至正十八年（1358）十二月朱元璋兵克婺州（今浙江金华）。婺州在两百多年前曾是理学中心“婺学”大师吕祖谦在此倡导经史致用反对空谈性命之学在浙东产生了很大影响。到元朝末年斯风尚存浙东出了许多著名学者。宋濂就是当时有名的文人。朱元璋早闻其名此时经胡大海推荐马上派使者樊观携书信、重金去龙门山邀请宋濂出山建功立业。宋濂遂幡然应召被授予郡学五经师。次年三月由于李善长的推荐他又与刘基、章溢、叶琛一道被召至应天。初到应天宋濂就向朱元璋提出“不嗜杀人”的建议受到朱元璋的称赞并被命为江南儒学提举给太子讲“五经”寻改起居注。这是宋濂出山辅政之始。 宠遇优渥宋濂从至正十八年（1358）出山到洪武十年（1377）致仕前后十九年。在这十九年的时间里宋濂以其渊博的知识和高尚的品行赢得朱元璋的尊重和信任并一直“恒恃左右备顾问”1。 宋濂是一个饱学之儒长期受儒学熏陶精通经史深谙世之兴衰的道理他期望能以儒家的统治思想去影响朱元璋。 一次朱元璋召请他讲解《春秋左氏传》他就乘势进言道：“《春秋》乃孔子褒善贬恶之书苟能遵行则赏罚适中天下可定也。” 朱元璋在作战的时候喜欢黄石公《三略》等兵家书籍宋濂就进言不应只看兵书而忽略了统治者所必须学习的“《尚书》二《典》、三《谟》帝王大经毕具愿留意讲明之”。 明朝建立后考虑到国家的长治久安朱元璋也经常和他一起研讨帝王之学探究治国的策略。太祖曾经问他帝王之学里哪一本书最重要他举出真德秀的《大学衍义》太祖就命人大书揭示在宫殿的两庑壁上。除自己观览外当诸大臣会集时还命宋濂讲解分析。宋濂就乘此时进言“君人者兼治教之责率以躬行则众自化”。倡言人君要以身作则应用礼义治理民心用教育引导人民而不该只用刑罚的办法。 宋濂所讲的这些道理都深深地影响着太祖。虽然明初朱元璋对文人的举措反复无常他的“文字狱”亦展到令人指的地步但也有不少史料可以证明太祖“好儒”的做法这或许与宋濂的影响不无关系。因此太祖每与群臣言及皆称其“淳谨君子辅导有方”1。 宋濂辅导太子朱标先后十余年一言一行教太子遵守礼法导他走上正道。每当他和太子讲解学业谈到政教及前代兴亡事情太子的意见他认为是对的就说“应该如此”若是不对他便说“不该如此”绝不投太子所好或作模棱两可的答复。至正二十五年（1365）他返乡省亲太祖和太子给他许多赏赐。他上书道谢并在信中继续勉励太子要以“孝、友、恭、敬、进德、修业”为努力目标“毋怠惰、毋骄纵”。朱元璋看到这封信非常高兴把太子找来亲自为他详细说明信中的内容。又写信褒奖宋濂还叫太子回信以示感谢。 宋濂的尽心辅佐赢得朱元璋和太子的信任更以其忠厚诚谨得以久1《明史》卷一二八《宋濂传》。 1《国朝列卿记》卷十九。 居庙堂之上。 宋濂久居宫禁严格约束自己对朝中诸事绝不向外人道及。为了能时刻自我警醒和约束他还在自己的住室中写了“温树”两个大字每当有人问起朝内之事他就指着这两个字作为回答。“温树”的典故原来是汉成帝时孔光的故事。时孔光官至御史大夫谨慎守法度对家人亦绝口不言朝中政事家人或问宫内温室1树皆何木孔光也嘿然不应。宋濂用这两个字其用意不言自明。但宋濂对太祖却很坦荡虽家事苟有问亦一一道之。有一次宋濂和朋友在家中喝酒太祖秘密派人侦察。第二天太祖问宋濂说：你昨天喝酒没有？跟谁一起喝？用些什么菜肴？宋濂都据实回答太祖很高兴笑着说：一点都不错你果然没有骗我。太祖想让他参预朝政他推辞说：“臣无他长徒以文墨议论待罪禁林足矣！”因此太祖对他益厚。每次在便殿朝见都要设座命茶。早晨则叫他陪同进膳下朝后也常反复咨询直到夜半才散。有一次太祖跟他开玩笑宋濂不善喝酒太祖强要他喝只喝下三杯酒去宋濂就摇摇晃晃了太祖看他行不成步的样子高兴得哈哈大笑。然后太祖亲御翰墨赋《楚辞》一章以为赏赐并命侍臣咸赋《醉学士歌》还说：“俾后世知朕君臣同乐若此也。”太祖又曾亲手调甘露汤给宋濂喝并说：“此能愈疾延年愿与卿共之。”又命太子朱标选良马赐宋濂还亲自写了一《白马歌》以示宠耀。 宋濂终于以诚信获得了太祖的好感但他更以自己高尚的品行赢得了太祖的信赖。他长期侍从内廷但从不说别人的坏话。有一次朱元璋询问群臣的好坏宋濂只举出那些正直的大臣对其他人则一言不。太祖问他他就说：我说他好是因为他和我是朋友我了解他才说他好；那些和我没交往过的人我不知道他好坏就无法说了。还有一次主事茹太素上了封万言书太祖看了十分生气便征求廷臣的意见。有的廷臣迎合太祖的意旨说：“这书不敬！”“这书诽谤！”“这书不合法度！”独独问到宋濂时宋濂说：他是尽忠于陛下的！陛下既然广开言路怎么又要深责臣子！过了一会儿太祖仔细看完上书觉得很有些可供采纳实行的地方就召集那些廷臣斥责一顿并说：“向非景濂几不误罪言者。”太祖常在朝廷上说：古人最高等的是圣人其次是贤人再次是君子。宋景濂事我十九年未曾讲过一句谎话未曾批评过一个人的短处宠辱不惊始终若一他不只是个君子可以说是贤人了。 洪武九年（1376）朱元璋为了褒奖宋濂的功劳特封他的次子宋濂为中书舍人长子宋瓒之子即长孙宋慎为礼仪序班并对他们多方教诫。朱元璋笑着告诉宋濂说：“卿为朕教太子诸王朕亦教卿子孙矣！”洪武十年（1377）宋濂以老病乞归朱元璋赐他《御制文集》一部及绮帛若干皇太子赠衣三袭。太祖对宋濂说：“朕最慎于赉予嘉卿忠诚可贯金石故以是赐。”宋濂此时六十八岁太祖还说：“藏此绮三十二年作百岁衣可也。”太祖还亲自写诗为他饯行“白下开樽话别离知君此后迹应稀。”表达了太祖对宋濂的恋恋别意。宋濂致仕后太祖为了表示对宋濂的恩宠还给他的祖父、父亲赠官赠官的封词都是太祖亲自书写的。 宋濂走后朱元璋不时在朝廷问起宋濂的情况。几个月后宋濂也回朝拜见了太祖。太祖在端门接见了他久别重逢两人都高兴万分。太祖亲命1温室：汉代宫殿名汉代长乐宫、未央宫均有此殿。 仪曹诸官将醇酒、精膳以及其他物品送到宋濂的寓邸。太祖每日游观宫阙盘旋禁御都邀上宋濂两人还像从前一样宋濂陪太祖在便殿进膳太祖向宋濂咨询国事日晚始散其恩礼之优群臣莫敢奢望太祖也常赞叹说：“纯臣哉尔濂！”宋濂这次来朝一共逗留两个多月到这年年底才离开。开国文臣之宋濂一生读书很多文章也写得好当时的人都以能得到他的文字为荣。相传刘基曾对太祖评论当代文章时说天下文章以宋濂为第一自己不过居第二。 宋濂一生著作甚丰后人将其编为《宋学士全集》75卷其中包括《銮坡集》2o卷《翰苑集》2o卷《芝园集》3o卷《朝京稿》5卷。他的文学成就主要是散文方面诗文不多仅《列朝诗集》收其诗六十一。他的散文宗法唐宋“醇深演迤”1辞采雅丽《四库总目》评其文曰：“雍容浑穆如天闲良骥鱼鱼雅雅自中节度。”然而由于他长期受正统儒学影响较深故其文又不免“醇正有余恣肆不足”。不过他散文中的传记很有特色既汲取了古代传记文学的精华又有自己的创造褒贬人物寓于叙述之中很能反映人物的个性。如《秦士录》、《王冕传》、《李凝传》、《胡长儒传》、《杜环小传》、《记李歌》等都是其传记中的名篇。 宋濂在朝十九年长期供奉翰苑以文才为明皇朝所用。明初有关在朝郊庙、山川、百神的典礼朝会宴享律历衣冠制度四裔贡赋赏劳的仪节以及元勋巨卿碑记刻石的言辞都是委由宋濂执笔所以他屡次被推为开国文臣之。在宋濂负责主持下明初编写了几部书籍。 洪武二年（1369）初宋濂刚从家省亲回来不久朱元璋就下令修《元史》以宋濂为总裁官。官修史书的做法始于唐代以后历经宋、元渐成惯例历代新皇朝对编写前朝史都很重视。明朝刚一鼎建修史的重任就落在宋濂身上。宋濂果不负众望从这年二月开始到八月即完成除元顺帝以外《元史》一百五十九卷第二年又只用六个月时间继续修完《元史》顺帝部分五十三卷在他主持下整个《元史》的编纂前后只花了不到一年的时间。虽然宋濂主持编修的《元史》在今天看来由于匆促成书许多史料未加考核订正书中舛误不少而且编次也不免混乱芜杂但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成书这恐怕在“二十四史”中所仅见而且整部书的编写“凡举例一仰于濂。濂通练故事笔其纲领及传记之大者同列敛手而已书成濂之功居多。”1并因此获得了“太史公”的称誉。 洪武六年（1373）宋濂升为侍讲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这一年他负责编纂了几部书。先是奉命编写《辨奸录》此书主要搜集历代奸臣故事而成同年七月成书刊行。其次他负责了《大明日历》和《皇明宝训》的编纂。《大明日历》共一百卷洪武六年九月着手七年五月纂成。自起兵至洪武六年底历年史实逐日记载是一部明朝开国史。据宋濂说太祖过前代皇帝的方面有六：“一曰一统内外；二曰得国之正；三曰治政诘戎群仰成算；四曰敬天勤民；五曰家法之严；六曰兵政有统。”书成后又根据1《明史》卷一二八《宋濂传》。 1焦竑：《玉堂丛语》卷四《纂述》。 宋濂建议仿唐朝《贞观政要》体例缩编为《宝训》五卷公开刊行。据史载宋濂“德重而不居位显而弥恭既司制作之柄造门求文之士先后相继”1。宋濂以自己的文才享有盛名不仅在国内而且还流传到外国。高丽、安南、日本甚至出两倍的价钱购买他的文集可见宋濂的影响之大。 宦海浮沉宋濂在朝十九年虽然受到朱元璋的尊重和信任但官位却一直浮浮沉沉最高官阶只不过是正五品。 洪武二年（1369）八月他因修成《元史》被授予翰林学士正五品官。然而到次年八月因失朝而被降为正七品的编修。洪武四年（1371）调升为国子监司业是正六品可不久却又因奉命考据祭祀孔子的典礼未能按时上奏又被贬为正七品的浙江安远县知县。一年后调为礼部主事。洪武五年（1372）改为詹事府赞善大夫是从六品仅升了半级。当时太祖留意文治征召张唯等几十个名士其中年少俊异的都授予编修并令在宫中文华堂学习这时宋濂即做了他们的老师。洪武六年（1373）宋濂由赞善大夫升为翰林院侍讲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兼赞善大夫是从五品一直到他离开朝廷官职都没有变化。从洪武二年的翰林学士到六年的侍讲学士当官好几年官阶反不如他刚步入官场时高。 宋濂在太祖身边多年对太祖可谓太了解了太祖的每一举措他都会知道其内含的用意。他也深知“伴君如伴虎”的鉴戒一生言行谨慎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因此洪武六年（1373）太祖想让他参预朝政时他都婉言谢绝了结果反而赢得了太祖更多的信赖。 洪武十年（1377）宋濂以六十八岁的高龄告老回乡。离开朝廷那每时每刻都绷得很紧的心一下子放松了。他回到家乡后就在青萝山畔盖了间草屋闭门纂述布衣疏食无异贫士。空闲的时候他在浦江等地为人家作墓志铭诗文集的序、题跋、小传等等的应酬文字虽然终日也忙忙碌碌但却也优闲适在平民自有平民的乐趣他真准备着以这种杖履优游的生活方式度过他的晚年。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被朱元璋称为“贤人”的人最后也未得善终。本来宋濂致仕后每年要入朝一次洪武十三年（138o）因身体欠佳太祖准允可不来朝。结果至期太祖忘记曾允准他不来朝见宋濂没来很不满意。太祖偷偷派人侦看见宋濂正和乡人饮酒作乐于是大怒要处死宋濂后因太后和太子解释事乃作罢。但不久丞相胡惟庸以谋反罪被杀其孙宋慎被名列胡党子宋璲亦被牵连均处死。宋濂全家系狱朱元璋想连宋濂一起处死后经马皇后、皇太子力救才改为举家流放茂州（今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宋濂以七十一岁衰病之躯千里跋涉于洪武十四年五月行至夔州（今四川奉节）途中终因老病而死1终年七十二岁。 宋濂死后知事叶以从将他葬在莲花山下永乐十一年（1413）蜀献王仰慕宋濂德业命孙恪将他移葬华阳城东。弘治九年（1496）四川巡抚马1《国朝列卿记》卷十九。 1一说是“自经而死”见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八中。 俊请求复其官职春秋祭葬得到朝廷批准正德中2追谥文宪。 2一说是成化中见《罪惟录》列传卷八中。 第四节胡惟庸官至左丞相结党朋欺胡惟庸（？—138o）凤阳定远（今属安徽）人至正十五年（1355）朱元璋克和州始归附授元帅府奏差寻转宣使。尔后任宁国县主簿进知县。做宁国县令可以说是他起家的开始。当时太师李善长柄政胡惟庸以黄金二百两行贿于李善长从此青云直上先迁吉安通判；至正二十四年（1364）设湖广行省又擢为湖广佥事。朱元璋称吴王由于李善长的推荐胡惟庸被召为太常少卿不久升为太常寺卿。洪武建国后更是曲谨市宠几年后便位极人臣。洪武三年入中书省拜中书参知政事。洪武六年（1373）正月右丞相汪广洋因“无所建白”出迁广东参政。从这时到同年七月“帝难其人久不置相”胡惟庸以中书左丞“独尊省事”数月七月代替汪广洋升为右丞相。洪武十年九月又迁左丞相汪广洋仍为右丞相。从洪武六年汪广洋第一次罢相后中书省的大权实际上由胡惟庸一人独揽到洪武十三年（138o）正月被杀为止任相达七年之久。 徐达、刘基对胡惟庸的人品极为鄙视徐达“深疾其奸”曾多次“从容言于帝”。为此胡惟庸一度想与徐达结好但徐达憎恶他的为人不予理睬。胡惟庸又变换手法企图贿赂徐家守门人福寿来加害徐达但被福寿揭。徐达知道此事后并没有向他问罪只是向朱元璋进言胡惟庸不够资格做丞相。洪武初年朱元璋曾与刘基论相当问到胡惟庸是否可为丞相时刘基说：“譬之驾惧其偾辕也。”并说天下何患无才只要明主全心全意地求访便可得到就目前的人选来看确实没有可以胜任的。但朱元璋并没有接受刘基的意见不久便擢胡惟庸为相刘基悲叹道：“使吾言不验苍生福也。” 胡惟庸任相时淮西集团的政敌杨宪已经在洪武三年被诛胡惟庸独相数年。尽管汪广洋在洪武十年与他同居相位但汪为人“宽和自守居相位默默无可否”在中书省仅仅是“浮沉守位而已”因此除了皇帝以外在政治上胡惟庸感到唯一有些威胁的人便是刘基。由于刘基曾与朱元璋论相胡惟庸更是耿耿于怀伺机报复。刘基也深感处境艰难隐居青田故里期间为了避祸每日“惟饮酒弈棋口不言功”。即使韬迹如此还是防不胜防仍遭到胡惟庸的攻讦。刘基家乡附近有一个地方叫谈洋位于浙、闽交界处这里峰峦叠嶂常有贩运私盐的“不法”之人隐匿其间元末曾为方国珍所占据社会秩序一直较为混乱。刘基曾奏请朝廷在此处设立了巡检司以实行有效的控制。后来温、处之间生兵变当地官吏不敢上报刘基命长子刘琏直接上奏朱元璋没有经过中书省。这时胡惟庸刚刚以左丞掌省事他并没有忘记当初刘基议相一事于是指使刑部尚书吴云沐给刘基罗织罪名说谈洋一带有帝王之气刘基要在此修墓百姓反对便请朝廷设立巡检司驱逐百姓假手朝廷以图不轨。朱元璋知道刘基精通象纬之学料事如神因此对此事半信半疑。虽然没有对他治罪但却夺了刘基的俸禄。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刘基为了避免更加严重的结局立即入京谢罪并暂且留住在京城不敢归乡。刘基很聪明他很清楚不主动赴京自责或者擅自归乡都有可能酿成杀身之祸。就这样在洪武八年大概朱元璋看看实在找不出什么借口来杀刘基加之刘基病卧在床只好遣使护归乡里。但在南京卧病之时胡惟庸曾派医生为刘基治病刘基饮过药后感到“有物积腹中如拳石”回归青田一个月后病情加重离开人世。后来到了洪武十三年正月中丞涂节告胡惟庸逆谋同时揭毒死刘基一事。 关于刘基被害一事朱元璋在洪武二十三年曾对刘基的次子这样说：“刘伯温他在这里时满朝都是党只是他一个不从吃他每（们）蛊了。”又说：“你休道父亲吃他每（们）蛊了他是有分晓的他每（们）便忌着他。若是那无分晓的呵他每（们）也不忌他。到如今我朝廷是有分晓在终不亏他的好名。”又说：“刘伯温在这里时胡家结党只是老子说不倒。”还说：“后来胡家结党吃他下了蛊只见一日来我说：‘上位臣如今肚内一块硬结怛谅看不好。’我着人送他回去家里死了。后来宣得他儿子来问说道胀起来紧紧的后来泻的鳖鳖的却死了这正是着了蛊。”1根据洪武八年朝中政治斗争形势来分析胡惟庸毒死刘基极有可能。因为当时刘基正为“谈洋”一事入京谢罪且已被朱元璋革去岁禄处于朝不保夕之时随时有被杀的可能。朱元璋对刘基的冷落和怀疑胡惟庸怎能不知在这个时候置刘基于死地不会有太多的顾虑胡、刘双方在政治上的强弱差异实在太过于悬殊。胡惟庸当时颇受朱元璋的宠信独掌中书省位极人臣正如后来朱元璋承认的那样“满朝都是党”。而刘基此时却像一只关在樊笼中的鸟。刘基死后他的长子刘琏也没有被胡惟庸放过。洪武十年刘琏出为江西参政朱元璋很器重他“常欲大用之”竟被胡惟庸的党羽逼得坠井而死。 明初这种残酷的政治倾轧与朱元璋推行的极端的君主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刘基所遭受的排陷可以使人清楚地看到在君权越来越趋于强化的情况下国家在政治上表现出来的更加保守、没落、腐朽的特点。独相数岁恩威震主胡惟庸的起家与李善长很有关系他出任丞相后又“以兄女妻其从子佑”这样两家又有了亲戚关系来往更为密切。李善长是淮西集团的领袖位列勋臣第一虽然在洪武四年致仕但李家的权势很大。洪武九年朱元璋又将女儿临安公主嫁给李善长的儿子李琪李家遂为帝亲。朱元璋曾有任杨宪为相的意图说：“杨宪可居相位。”杨宪也“数言李善长无大材”。胡惟庸为此对李善长说：“杨宪为相我等淮人不得为大官矣。”在以李善长为的淮西集团的倾轧下杨宪不久被处以极刑罪名是“劾汪广洋不公不法。李善长排陷大臣、放肆为奸”1。自杨宪被诛以后朱元璋“以惟庸为才宠任之。惟庸亦自励尝以曲谨当上意宠遇日盛”。在明初“无一日无过之人”的年代竟能“独相数岁”这对胡惟庸来说也是不容易的说明他颇为朱元璋认可但这种认可并非是才干上的认可而是朱元璋推行高度集权的君主统治所需要的认可。本来从人品、学识、才干上来说丞相这一职最合适的人选莫过于刘基。朱元璋也曾对刘基说：“吾之相诚无逾先生。”但这只是说说而已从明太祖欲将皇权强化到更高的程度来1刘仲璟：《遇恩录》。 1刘辰：《国初事迹》。 看刘基显然又是不合适的。 朱元璋罢中书省、废丞相的考虑显然是有一个展过程的是随着相权和君权的矛盾不断加剧而形成的。胡惟庸赢得了朱元璋的宠信骄恣渐露在朝中自然有恃无恐特别在刘基死后“益无所忌”。“独相数岁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这样一来丞相的权势炙手可热恩威震主对君权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朱元璋深感不安他不愿意出现的局面业已显露出来了他必须考虑政治体制的变革问题以防止大权旁落去掉中书省、废除丞相这一思想开始在头脑中酝酿。但丞相制度延续了一千多年废除它需要一定的时间和适当的机会。于是继争夺相权的激烈倾轧之后接踵而来的就是更加残酷的君权与相权的斗争。 先进行地方行政体制的改革。洪武九年六月“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悉罢行省平章政事左右丞等官设布政使一员”另设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各司对六部和皇帝负责。这样中书省便失去了基础成了空架子丞相的权力也因此而被削弱。接着在洪武十一年三月“命奏事毋关白中书省上于是始疑胡惟庸”1。这两项大的政治举措非同小可丞相的实际行政权力差不多已经被削夺殆尽这对胡惟庸来说都是危险的信号。对这种杀机步步迫近的威胁胡惟庸不可能无动于衷对朱元璋嗜杀成性的残忍本性他是非常熟悉的。要么坐以待毙要么铤而走险以胡惟庸的凶狡和他在政治上经营多年的政治基础他应该选择后者。因为相权与君权斗争的不断激化是双方面的对抗不可能有一方处于完全被动无所作为的状态否则双方不可能展到难以调和的地步这是事物变化展的一般规律。据说这时胡惟庸定远旧宅的井中忽生石笋高出水面数尺又有人报胡家三代祖坟上夜间有火光烛天阿谀奉承之辈纷纷将这些说成是瑞兆。胡惟庸知道后“益喜自负有异谋矣”。他的家人因殴打关吏被人上奏朱元璋大怒杀了他的家人“切责丞相”胡惟庸也不谢罪。还因中书省办事违慢多次“诘问所由”2。诚意伯刘基的死因又被重新追究这都使胡惟庸极为恐惧。于是对其同党说：“主上草菅勋旧臣何有我！死等耳宁先毋为人束手寂寂。”他暗中交结吉安侯6仲亨、平凉侯费聚以权势和利益相胁诱。6仲亨因在陕西擅自动用驿站的车马而被怒责命捕盗于代县。费聚奉命按抚苏州军民因贪恋酒色被责往西北招降蒙古残部无功而返也受到朱元璋的切责。现在他们与胡惟庸密相往来常在胡家饮酒。胡惟庸对他们说：“我等所为多不法一旦事觉如何？”胡惟庸把自己谋反的计划告诉了他们并让他们在外收集军马以为外应。又与御史陈宁在中书省“阅天下军马籍”“令都督毛骧取卫士刘遇贤及亡命魏文进等为心膂曰：‘吾有用尔也。’”另外派明州卫指挥使林贤下海勾结日本人遣元故臣封续致书元嗣君脱忽思帖木儿以称臣为条件请求出兵为外援。 就在君相之间杀机隐隐的时候又接连生了几件事将双方的矛盾推向激化。 《明史》记胡惟庸的儿子“驰马于市坠死车下惟庸杀挽车者帝1夏燮：《明通鉴》卷六。 2谈迁：《国榷》卷七。 怒命偿其死惟庸请以金帛给其家不许”。《明史纪事本末》说：“乘马奔入挽辂中马死惟庸杀挽辂者。”而《国榷》则说是“误践人死”1这三个记载各不相同不管是自己坠死车下还是马死或者是误践人死我们不必考证但胡家草菅人命这一点是肯定的。朱元璋对胡惟庸的态度十分严厉“命偿其死”胡惟庸请求用金帛作为赔偿又遭到制止这就更使胡惟庸恐惧。于是便与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密谋起事暗中通知“四方及武臣从己者”。这时日本贡使私见胡惟庸双方商定日本以舟载精兵千人伪装进贡到时候与府中力士一起擒住朱元璋。如果不能得手就乘机掠夺一番泛海回日本。 洪武十二年九月占城来贡胡惟庸不向皇帝报告有太监看到后奏明朱元璋朱元璋大怒虽然胡惟庸和汪广洋向皇帝顿谢罪但事归咎于礼部礼部又将责任推给中书省朱元璋更加生气了把与此事有关的大臣一律囚禁下狱。 十二月中丞涂节言刘基为胡惟庸毒死朱元璋认为汪广洋应该知道这件事问他有无此事汪广洋回答说没有朱元璋非常生气认为他结党朋欺贬他到海南。后又追怒他当年在中书省不揭杨宪的罪行当舟停太平时传命赐死。很明显下一步就该轮到胡惟庸了。事态展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汪广洋被杀他的妾陈氏自愿从死陈氏是坐罪没籍官员陈知县的女儿朱元璋知道后更为震怒说坐罪没籍官员的妻女只配给功臣家当奴隶怎么可以做文臣的妻妾。于是命令法司进行一番勘查。结果胡惟庸及六部官员的堂属全部坐罪。杀戮已经到了胡惟庸的家中。 谋逆被诛太祖废相洪武十二年正月御史中丞涂节因害怕事情败露向朱元璋奏了他们的谋逆之事谪为中书省吏的御史中丞商暠“亦以惟庸阴事告”。值此朱元璋废除丞相的时机终于到了他亲自审问结果以谋逆罪诛左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陈宁“夷三族尽诛其僚党”又因为涂节不早告“亦弃市”1。 另外有一种说法是胡惟庸诡称他家中的井中涌出醴泉邀请皇帝临幸。 御驾行至途中被宦官云奇拦住想告胡家正伏甲以待妄图弑君。但因为过度紧张而说不出话来朱元璋十分气恼左右卫士几乎将云奇的手臂打断但他仍奋指胡惟庸的家。朱元璋这才醒悟过来登皇城眺望果然见胡家“壮士裹甲伏屏间数匝”于是“亟调禁兵捕擒之”。 这种说法很富有戏剧性但却不合情理漏洞很多令人难以置信这里仅说几点理由。先从洪武十二年九月到十三年正月朱元璋和丞相之间的矛盾斗争已经愈演愈烈废除丞相已是势在必然仅仅在案之前数日杀汪广洋就很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君臣之间不是彼此无猜而是关系异常紧张怎么可能“邀帝临幸”而又竟然“帝许之”呢！其次朱元璋身为皇帝出行不可能如此草率随便凭他的雄猜多疑和丰富的经验“井出醴泉”之类的话岂能轻易相信在没有预先了解清楚的情况下应不会轻举妄1谈迁：《国榷》卷七。 1谈迁：《国榷》卷七。 动。再次洪武初年大明帝国刚刚建立不久政务繁多朱元璋“忧危积心日勤不怠”哪有如此的闲情逸志。因此这种类似于说唱文学式的记载不足为信。 关于胡惟庸谋反一案一般认为实据不足有些扑朔迷离。这也许是人们比较注意强调朱元璋嗜杀多疑和意欲废除丞相这一动机而相应地忽视了事物的另一方面即相权的抗争。从双方政治斗争的逻辑上分析应该说胡惟庸谋反的企图是可信的有其必然性。其实有关这一事件的记载并不算少王世贞就曾说：“史之纪兹事详矣。”完全为朱元璋所罗织似乎不可能。另外从胡惟庸、陈宁一伙的为人来看都具有十分残暴的本性。上边提到胡惟庸因儿子骑马而造成草菅人命一事即可见一斑。史载陈宁“在苏州征赋苛急尝烧铁烙人肌肤吏民苦之号为陈烙铁”。为此曾受到朱元璋的责怪但没有改正。他的儿子也多次劝谏陈宁大怒“捶之数百”竟将其子活活打死。“太祖深恶其不情曰：‘宁于其子如此奚有于君父耶！’”这些人谋反弑君的胆量是有的。 胡惟庸被杀但事情并没有完结。洪武十八年有人告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实为胡惟庸的同党。几年后李存义父子又词连李善长说胡惟庸曾数次指使李存义等人进说李善长胡本人也亲自往说并许诺事成后“当以淮西封地为王”李善长最后的态度是“吾老矣吾死汝等自为之”。在十九年十月林贤通倭之事败露二十一年蓝玉征沙漠俘获封绩被李善长隐匿起来二十三年五月封绩被捕这时李善长家奴卢仲谦告李善长与胡惟庸来往的情况而6仲亨家奴封帖本亦揭仲亨与唐胜宗、费聚、赵庸三侯同胡惟庸共谋不轨的阴谋。 李善长的罪状是“知逆谋不举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朱元璋借口星变当移大臣赐太师李善长自缢诛其妻女弟侄全家七十多口。说李善长想谋反似乎过于牵强但是否知情而不报做“观望怀两端”可能性并不是没有。事实上他既不能告胡惟庸又不能支持胡惟庸两种后果都是危险的。 吉安侯6仲亨、延安侯唐胜宗、平凉侯费聚、南雄侯赵庸、荥阳侯郑遇春、宜春侯黄彬、河南侯6聚等皆同时坐罪胡党而死并且追坐已故的营阳侯杨璟、济宁侯顾时等若干人。 直到洪武二十五年仍有靖宁侯叶升以胡党伏诛这时去案已有十二年之久。就连开国儒臣之太子师父宋濂也因其长孙坐胡惟庸党而几乎被杀在皇后、太子力救下才得幸免。浦江郑氏为三百年义门郑家在《宋史》、《元史》中皆有传。郑濂被告交通胡党兄弟六人争入狱。朱元璋说：“有人如此肯从人为逆耶？”于是免死。这两个例子充分反映出立案的证据不足说明朱元璋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滥杀方针。 朱元璋以肃清逆党为名大规模地屠杀坐诛者三万余人株连蔓引十几年未靖并作《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胡惟庸伏诛后朱元璋罢中书省升六部尚书秩正二品改大都督府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直接对皇帝负责。定制不置丞相“后嗣君不得议置丞相臣下敢以此请者寘之重典”1。 朱元璋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高度集权的君主社会而以丞相为的1夏燮：《明通鉴》卷七。 中书省这一行政权力机构造成了很多妨碍。他不让刘基当丞相就说明他根本就可以不必设丞相他认为相权可以造成对皇权的制约和威胁而胡惟庸个人因素所起的作用恰恰将朱元璋废相这一变革的时间提前了。通过对胡惟庸由受宠遇到谋逆伏诛过程的了解可以使我们从一个侧面看到明初君主政治的黑暗。 第三章徐达常遇春沐英蓝玉徐达、常遇春、沐英、蓝玉、胡大海都是明开国功臣常遇春、沐英、蓝玉等是开国功臣中相传为回回的人物。 第一节徐达投奔朱元璋徐达（1332—1385）字天德濠州钟离永丰乡（今安徽凤阳东北）人。由于家境贫寒艰苦生活的磨炼使他长大以后身材魁梧性格坚毅遇事善用脑筋。明太祖朱元璋在削平割据群雄推翻元朝统治建立明皇朝的战争中徐达长期担任最高军事统帅身经百战功勋卓著他“以智勇之资负柱石之任”“廓江汉清淮楚电扫西浙席卷中原威声所振直连塞外”1。为朱元璋开创明皇朝立下了盖世之功被誉为明朝“开国功臣第一”。 至正十三年（1353）六月朱元璋回到家乡招募兵士二十二岁的徐达听到消息毅然仗剑从军投奔到朱元璋部下开始了追随朱元璋南征北战的戎马生涯。 这一年徐达等随朱元璋相继攻克河州新塘、三汊河、阳泉保住达鲁花赤营寨攻下徐官仓寨朱元璋部声势大振。至正十四年五月徐达随朱元璋攻克全椒七月攻克滁州。至正十五年春正月驻在滁州的朱元璋部队因粮饷缺乏进攻和州（今安徽和县）以便筹集军粮。徐达率军先行与张天祜、汤和一道攻下和州徐达因攻打和州立下战功被擢升镇抚。 就在徐达被任命为镇抚之后不久起义军中生了一起非常事件：孙德崖因其部队缺粮来到和州请求朱元璋资助朱元璋以大局为重不计前嫌收留了他的部队。郭子兴则因过去与孙德崖有矛盾知道这一消息后很生气亲自从滁州赶来和州训斥了朱元璋。孙德崖听说后很担心想悄悄地溜走。朱元璋挽留不住只好为其送行。走出城外三十里左右：忽然城中有人来报郭子兴已和城中尚未走掉的孙德崖部打了起来孙德崖已被郭子兴捉住扣在城里。朱元璋听到后大吃一惊想打马回城劝说郭子兴把孙德崖放走。孙德崖部下误以为这是朱元璋策划的阴谋便把他五花大绑并扬言要杀掉朱元璋为其主帅报仇。徐达在城里听说朱元璋被孙部下扣留生死未卜就毅然请求替代朱元璋作为人质以平息这起事件。后经多方调解孙、朱都被对方释放这场危机才算平定下来。然而在这次事变中徐达的舍身相救深得朱元璋的称赞两人的关系更加密切了。 攻占采石、太平、集庆不久郭子兴染病而死朱元璋成为这支起义军的实际领。朱元璋感觉到仅仅据有和州难以实现他的雄图大略而要渡过长江向南展又苦于没有船只。正在徘徊犹豫之时巢湖水军头领赵普胜、俞廷玉、俞通海、廖永安、廖永忠等率军归附。朱元璋大喜对徐达等说：“方谋渡江而巢湖水军来附吾事济矣！”1于是至正十五年（1355）六月朱元璋派兵遣将部署作战方略：“采石（今安徽马鞍山采石镇）大镇其备必固。牛渚1《明太祖实录》卷一七一。 1《明太祖实录》卷三。 矶（今安徽马鞍山西南长江中）前临大江彼难为备御。今往攻之其势必克。”2徐达与诸将听命各自挥师进直抵牛渚矶。常遇春奉命为先锋先登上岸徐达等率军一拥而上。在经过一阵短兵相接的激烈战斗之后元兵力不支溃败逃窜徐达等占领了牛渚、采石。沿江一带元兵望风而降。朱元璋被这次胜利所鼓舞便根据当时的形势及时提出继续进攻周围州县的计划他对徐达等将领说：“今举而渡江幸而克捷当乘胜径取太平。若听诸军取财物以归再举必难江东非我有大事去矣！”徐达等表示赞同。为坚定将士们前进的决心朱元璋采取“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策略下令砍断渡船缆绳把船推到江中顺流漂下。众军士一见大惊朱元璋趁机说道：“成大事者不规小利。此去太平甚近舍此不取将奚为？”3士兵们只好听命。他们吃饱饭就从观渡（采石附近）向太平进经太平桥直抵城下。纵兵急攻守城元军抵御不住守将完者不花等弃城而逃元万户纳哈出等被俘。 翌年三月朱元璋亲率大军进攻集庆徐达奉命为先锋率水6军士并进。至江宁镇攻破陈兆先营垒陈兆先以所部投降得兵三万六千余人。十月后再攻集庆大败元兵于蒋山（今南京钟山）。元御史大夫福寿督兵出城接战被徐达等击败。朱军乘胜攻城冯国用率陈兆先部降兵奋勇先登终于攻破城门打进城内。福寿战死蛮子海牙逃奔张士诚水军元帅康茂才率军民五十余万降附。占领集庆后朱元璋改集庆路为应天府。 在渡江攻拔采石、太平进攻集庆的战役中徐达作战勇敢功勋卓著成为朱元璋手下的得力战将。 统兵东下占领应天后朱元璋有了根据地粮食问题也基本解决但军事形势极为严峻：东边有元将定定扼守镇江；青衣军张明鉴据扬州；张士诚占据平江（今江苏苏州）、常州又占据浙江西部部分地区。南面有元将八恩尔不花驻守徽州（今安徽歙县）右抹宜孙驻处州（今浙江丽水）石抹宜生驻婺州（今浙江金华）宋伯颜不花守衢州；天完徐寿辉则攻占了池州（今安徽贵池）。为了摆脱军事上的不利境况朱元璋在占领应天后于当月任命徐达为大将军统兵东下进攻东线门户镇江。 大军出之前朱元璋为了整顿军队纪律防止士兵进城后抢掠故意找徐达的错处扬言要按军法处治。暗地里让李善长当着众人的面苦苦求情才松绑并当面告诫说：“吾自起兵未尝妄杀。今汝等将兵往当体吾心戒戢士卒。城下之日毋焚掠毋杀戮。有犯令者处以军法纵之者罚无赦。”1全军肃然徐达等率军进攻镇江不到两天就打败镇守该城的元军杀其守将定定、段武。徐达率军从仁和门入城部队纪律严明号令整肃老百姓照常生活就像没打过仗一样因此很得老百姓的拥护。附近地方听到消息都翘盼望他们早日到来。 镇江一役徐达以战功升任统军元帅镇守其地。他兢兢业业克尽职2《明太祖实录》卷三；《明史纪事本末》卷一。 3《明太祖实录》卷三。 1《明太祖实录》卷四；《明史纪事本末》卷二。 ------------ 17 守一方面安抚百姓督课农桑一方面分兵回击攻下金坛、丹阳等地以巩固镇江这个最东边的前哨阵地防止张士诚的西侵。 同年七月朱元璋在应天自称吴国公设立了自己的行政机构同时设立了自己的军事管理机构江南行枢密院任命徐达为同佥枢密院事。身为江南行枢密院同佥、镇江统军之帅的徐达在打退张士诚军一次次的进攻之后乘胜进围常州。 但是常州守敌据城固守不肯投降。加上城内兵粮充足徐达等攻打不下。朱元璋即以军法把徐达及其属下都官降一级以示惩罚并写信责备徐达说：“虐降致叛老师无功此吾所以责将军其勉思以补前过。否则必罚无赦！”2徐达为常州久攻不下而焦虑也对朱元璋的责备而沉思还要应付张士诚军的一次次反扑。可是徐达处变不惊沉着地指挥部队迎战使张军的企图难以得逞。与此同时驻在城外三十里远的常遇春、廖永安、胡大海等率部赶来增援内外夹攻大败张军生擒敌将张德。残敌溃逃奔入城内。张士诚见常州危急派其手下悍将吕珍夜间潜入城内加强防守能力。徐达督军轮番猛攻吕珍眼看士气低落难以支撑不得不丢弃常州只身逃遁。到至正十七年（1357）三月历时达半年之久的常州攻坚战终于以胜利宣告结束。朱元璋在常州设立长春枢密院任命徐达为佥枢密院事汤和为枢密院同佥统兵镇守该城。 接着徐达等乘胜移师进攻宁国（今安徽宣城）得军士十余万战马二千匹继而又攻拔宜兴、常熟、江阴马驮沙（今江苏靖江）等地宜兴到靖江一线尽为朱元璋所有。 经过两年多时间的努力经营以应天为中心的朱元璋江南政权已经逐步稳定大体控制了今江苏、安徽南部和浙江西北部地区。徐达作为朱元璋手下的主要战将立下了赫赫战功。 鄱阳湖战告捷至正二十三年（1363）四月陈友谅“忿其疆土日蹙”建造高数丈的巨舰纠集号称六十万人的大军倾巢而出进围南昌。朱军守将朱文正、邓愈、赵德胜、薛显率领全城将士殊死搏战坚守八十五天使陈友谅顿兵坚城之下未能前进一步。南昌守军浴血奋战为朱元璋从容调兵遣将准备与陈友谅决战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七月初六徐达遵照朱元璋的指令回师救援南昌。朱元璋在龙江（今江苏南京兴中门外）誓师亲率大军二十万进击陈友谅。陈友谅听说朱元璋亲率大军到来遂解南昌之围东出鄱阳湖返战。这是一场关系到双方生死存亡的大决战史称“鄱阳湖之战”。徐达作为主攻部队率军先行先与陈友谅相遇于康郎山（今江西南昌康山）两军依湖对阵。陈友谅军人多势众舰船高大气势汹汹。徐达毫无惧色身先诸将冒死闯阵其部下将士大受鼓舞无不以一当十奋勇冲杀。徐达部一举击败陈友谅前锋斩杀一千五百余人缴获巨舰一艘初战告捷。接着俞通海等乘风射火炮焚毁敌船二十余艘烧死、溺死很多敌军。徐达在敌阵中奋力拼杀连续酣战。大火从敌船上烧到徐达的战船上他一面指挥士兵扑火一面继续与陈军格2《明太祖实录》卷四；《国榷》卷一。 斗越战越勇并指挥战船在敌阵中节节推进。双方在康郎山鏖战整整一天湖水被血染成了红色天空也被炮火硝烟遮蔽得暗淡昏黑。朱军在徐达等勇将的率领下殊死搏战击退陈友谅的进攻。此战徐达挫敌锋壮大全军声威为朱元璋取得决战胜利奠定了基础。当天晚上朱元璋为防止东线张士诚利用鄱阳湖大战之机乘机入寇命令徐达撤出战斗回守应天。徐达走后朱元璋指挥将帅士卒继续与陈友谅在鄱阳湖上血战终于击毙陈友谅全歼陈军主力取得鄱阳湖大战的胜利。 徐达回到应天后严格训练部队加强东线守备力量。缉查奸细修缮城池张士诚无缝可钻未敢贸然进犯。后来朱元璋称赞徐达说：“我让徐达回守应天最为放心无论遇有什么问题他都能妥善处理。”可见朱元璋对徐达多么信任。 鄱阳湖大战后朱元璋还师应天徐达等率军攻克庐州。不久奉命再返湖广前线。徐达先后率兵相继攻取江陵、夷陵（今湖北宜昌）、湘潭州（今湖南湘潭）、辰州（今湖南沅陵）、衡州（今湖南衡阳）、宝庆（今湖南邵阳）、靖州（今湖南靖县）等地彻底肃清陈友谅残余势力占领湖湘地区。徐达在消灭陈友谅割据集团的战役中身经数十战建立了赫赫战功为表彰徐达的功绩朱元璋在至正二十四年正月称吴王后任命徐达为左相国地位在众将之上。 讨伐张士诚至正二十五年（1365）十月徐达等奉命率马步舟师水6并进攻取淮东、泰州等地。大军渡过长江一举攻克泰州海安坝（今江苏海安）进围泰州。经月余血战终于攻克泰州擒守将严再兴五千余人。之后徐达又攻下通州、兴化、濠州等地。徐达在这些战斗中师出迅捷变化无穷表现出卓越的指挥才能。 至正二十六年八月十二日朱元璋任命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军二十万讨伐张士诚。徐达用反间计制胜使张士诚的老巢平江完全陷入孤立。次年徐达亲率将士攻破葑门大军一拥而上进入平江城内。张士诚兀自率兵巷战但其手下将士已无斗志纷纷投降。张士诚见大势已去纵火焚死其妻儿闭门上吊自杀被其部将解救徐达将其押送应天。破城之日徐达严格约束部下立下军令：“掠民财者死毁民居者死离营二十里者死！”1率军入城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很受百姓的欢迎。徐达论功封信国公是此次封赏的最高爵位。 北伐主将吴元年（1367）十月二十一日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师二十五万由淮入河北取中原。十二月攻克济南收俘元军三千八百五十五人马四百二十九匹。在北伐军的节节胜利声中朱元璋于翌年正月在应天登基称帝建国号为大明建元洪武。徐达被封为中书右丞相、兼太子少傅。 元顺帝逃至上都仍然保持着一套政府机构军事上仍然具有一定实力。洪武二年（1369）二月徐达统帅大军攻取山西、秦陇。徐达在扫平山右、1《明太祖实录》卷二五；《明史》卷一二五《徐达传》。 出师秦陇的整个作战过程中抓住扩廓帖木儿北出雁门关进攻北平之机乘虚直捣太原倾覆扩廓的巢穴使其进退失据一举平定山西。抓住陕西元军李思齐、张思道遥巡观望不敢主动出击的时机直入奉元进逼临洮围困庆阳似摧枯拉朽风卷残荷降李思齐斩张思道威震关陇。徐达用兵出奇无穷料敌制胜表现出过人的胆略和指挥才能。 徐达出师秦陇平定关陇后明朝北方版图已达今河南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一线。但扩廓帖木儿仍驻扎在沈儿峪（今甘肃定西西北）火儿忽答驻扎云州（今河北赤城北云州镇）纳哈出驻屯金山失喇罕驻军西凉州（今甘肃武威）。扩廓帖木儿在西北活动猖獗趁徐达平定关陇之师凯旋京师大举围攻兰州。洪武三年（137o）春徐达征尘未洗又受命为征虏大将军率李文忠、冯胜、邓愈、汤和等分兵两路扫荡侵扰北方的元朝残余力量。徐达从潼关向西进军出西路捣定西进攻扩廓。徐达此次率军北征取得较大胜利逼使元朝残余势力向应昌、定西一线北撤。从此明朝北边的防御趋于稳定。 同年十一月徐达等班师回朝朱元璋亲自到龙江迎接北伐将士。随后大封功臣徐达因功授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傅、中书右丞相参军国事封魏国公岁禄五千石子孙世袭。 塞上长城为了进一步打击残余元军洪武五年（1372）正月徐达再次以征虏大将军的身份率军北征。这是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分兵三路“肃清沙漠”（指对蒙古用兵）。徐达从雁门关出塞直趋和林作为中路军。三月徐达师抵山西边境派蓝玉为先锋出雁门关向北挺进。蓝玉在野马川击败扩廓部流动部队徐达率军至土剌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土拉河）再败扩廓军。扩廓败逃后与贺宗哲合为一军在岭北布下阵势阻击徐达部队。扩廓、贺联军拼死进攻明军受挫死伤数万人。徐达处变不惊收缩战线坚守营垒才免遭大败。然后徐达整军而还敛兵守塞。扩廓军队见此未敢贸然追击。 由于蒙古军事力量一时难以消灭明朝对北方的战略从以攻为主转为以防御为主。从此徐达长期在北平、山西一带练兵备边镇守北平十余年。徐达在镇守北平期间先后三次迁徙山西农民到北平屯田种地以加强北平的防御力量。徐达将他们分散到长城沿线各卫所按其户籍服役课税。属籍军户的给衣服、食粮使应军差；属籍民户的分给田地、牛、种子使纳租税。前后移民三万五千多户十九万余人建立屯田点二百五十余个垦田一千三百多顷。徐达的这些措施大大减轻了北方军队的粮饷供应问题使明朝北部边疆日趋稳定。同时徐达严格训练士卒缮治城池加强守备谨严烽燧时时防备蒙古军队的侵扰。徐达被视为塞上长城。明朝建国后随着文臣地位的提高过去立下汗马功劳的武臣逐渐受冷遇但是徐达始终受到朱元璋的重用捍御着明朝北方的安全。 长期的戎马生涯奔波劳累使徐达的身体逐渐支撑不住终于积劳成疾一病不起。洪武十七年（1384）闰十月徐达在北平病重朱元璋遣使召还应天。翌年二月二十日病逝于应天府邸时年五十四岁。追封中山王谥武宁。赐葬钟山配享太庙名列功臣第一。 关于徐达的死因有些史书记载：“（徐）达病疽甫痊赐蒸鹅流涕食之而卒。”1这些材料虽不完全可靠但也不是望风捕影随意捏造的。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为了确保朱明皇朝“万世一系”便想方设法加强皇权凡是他认为有碍于独裁统治的人不管是勋臣宿将一律翦除。胡、蓝党狱把功臣旧将几乎一网打尽。前一年又将南征北战、立下大功的义子亲甥李文忠暗中毒死。徐达虽为开国功臣第一立下盖世大功而且一直忠贞不二但想到他的震主之威朱元璋“赐蒸鹅”一事也就可能并非子虚乌有了。 1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一；《翦胜野闻》。 第二节常遇春南下立功升任元帅常遇春（133o—1369）字伯仁濠州怀远（今属安徽）人。他家世代务农家境寒苦自幼习武二十岁左右已经“勇力绝人猿臂善射”了。元至正十一年（1351）红巾军农民大起义爆各地豪杰四起拥众自雄。常遇春在家乡先是跟随打家劫舍者刘聚干了两年。至正十五年（1355）春天投奔朱元璋这一年常遇春二十五岁从此追随朱元璋征战十四年与朱元璋的开拓和统一事业相始终。后来朱元璋在总结开国之功时曾说：“计其开拓之功以十分言之遇春居其七八。”1所谓“开拓之功”就是兼并群雄推翻元室统一中国的事业概括起来就是：南下、西征、东取和北伐这四个大阶段。常遇春从始到终无役不从为朱明江山效命疆场屡建奇功。 勇猛敢战这是常遇春戎马生涯的最大特点并贯穿于历次重大战役。 至正十五年（1355）六月常遇春投奔朱元璋不久朱元璋即率军渡江南下在著名的采石（在今马鞍山市之南、长江东岸）战役中面对着元朝水军元帅康茂才的严密防守常遇春乘一小船在激流中冒着乱箭挥戈勇进纵身登岸冲入敌阵左右冲突如入无人之境朱元璋即挥军登岸元军纷纷溃退缘江堡垒纷纷归附。朱元璋乘胜率军攻占太平。次年三月又攻占集庆改为应天府。集庆及其周围地区的占领使朱元璋获得一块财富之区为在江南的继续开拓和壮大奠定了基础。这一阶段的战斗常遇春锋芒初露立了头功开始受到朱元璋的信用由渡江时的先锋升至元帅。 西征陈友谅战功卓著西征陈友谅常遇春再立大功。陈友谅占据上游精兵大舰雄心勃勃是朱元璋开拓事业的主要威胁。至正二十年（136o）五月陈友谅率水军数十万直取应天在南京城西北的龙湾与朱元璋军展开一场恶战。朱元璋以弱御强便设计用伏诱敌深入常遇春奉命与冯国胜率帐前五翼军三万人设伏为全军主力。经过一场鏖战在龙湾登6的陈友谅兵遭到常遇春、冯国胜伏兵的冲杀死伤惨重溃不成军。正值江水落潮龙湾水浅陈友谅一百多艘巨舰全部搁浅朱元璋挥水6军并进陈友谅大败而逃。龙湾大捷朱元璋转危为安并壮大了力量。常遇春大破敌阵战功卓著不久升行省参知政事。 龙湾战后的第三年1363年陈友谅以号称六十万大军倾巢来攻在鄱阳湖与朱元璋军进行了一场持续三十六天的决定生死存亡的水上大决战。朱元璋先是派兵封锁敌人的归路交战中陈友谅军船大、坚固但度慢朱元璋军船小、度快操作灵活两军相持难解难分。一次朱元璋座船搁浅陈友谅的大将张定边率船队来围攻情况危急。常遇春奋勇当先射伤张定边又用自己的战船撞击朱元璋的座船使其脱离浅滩。战斗中常遇2本节和第三节系采自《回族人物志》第二册第十五卷、十七卷、十八卷。本节引用资料除另有注释外主要根据《明史》卷一二五《常遇春》、宋濂《宋文宪公集》卷四《常遇春神道碑铭》。1黄金：《皇明开国功臣录》卷一《常遇春》。 春奉命积极组织火攻挥小船优势乘风纵火陈友谅的舰队被烧得烈焰冲天兵将损失过半湖水尽赤。陈友谅率残舰撤往湖口又受到朱元璋诸将的追击和常遇春的迎头堵截。陈友谅在混战中被流矢射中死去。这场决战扭转了双方力量的对比陈友谅覆灭使朱元璋成为群雄中之强者。常遇春因功受赏得金帛田地甚厚。不久升为平章政事。 东征北伐攻取元大都至正二十四年（1364）七月常遇春先是随徐达率军攻占庐州。接着又与邓愈会合征服江西的新淦、吉安、赣州、南安等郡县岭南韶州、南雄等地望风降附。第二年五月常遇春又奉命与邓愈率军攻取湖北的安6、襄阳；十一月与徐达率军攻占了泰州。至正二十六年（1366）八月朱元璋以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兵二十万东征张士诚。按照朱元璋的部署徐达、常遇春的军队先攻取了湖州和杭州等地翦除了张士诚的羽翼平江（今苏州）孤立无援经过长达十个月的围攻平江城破张士诚败死。常遇春以功进封为鄂国公。 至正二十七年（1367）十月朱元璋以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征虏副将军率二十五万大军出师北伐。当时北方元朝军事力量已经大大削弱所以徐达、常遇春出师三个多月即平定山东。洪武元年四月明军在洛阳的塔儿湾与元军遭遇常遇春单骑突入敌阵麾下壮士从之勇猛冲杀在洛水之北击溃元军五万俘获无算史称塔儿湾大捷。这一仗占领了河南和潼关夺取了陕西的门槛为攻取元大都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形势。 洪武元年闰七月徐达、常遇春率马步舟师由临清沿运河北上连下德州、通州。元顺帝携后妃、太子等逃奔上都开平（在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八月二日徐达、常遇春一举攻占大都改为北平府。稍事休整即又挥军西进攻取山西。与精锐的扩廓帖木儿军进行了艰苦的搏战平定山西。洪武二年三月西征军进攻陕西元将李思齐由凤翔奔临洮力竭投降。元顺帝乘明军主力长驱秦晋之机命丞相也率军向北平反扑兵锋已抵通州。常遇春又奉命与李文忠率步卒八万、骑士一万驰救北平元军闻讯即向北逃奔常遇春率军追奔千里大获全胜。为了覆其巢穴最终解除元军对北平的威胁常遇春又率军径取元上都开平顺帝逃奔和林（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哈尔和林）。常遇春夺取开平全歼留守元军缴获车万辆、马三万匹、牛五万头。 洪武二年（1369）七月常遇春自开平率师南归行至柳河川（今河北龙关县西）得暴病卒于军中年仅四十岁。朱元璋闻丧大为震悼赐葬钟山之下并亲自出奠。书报大将军徐达回京参加会葬。为表彰常遇春的功绩赠翊运推诚宣德靖远功臣、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太保、中书右丞相追封开平王谥忠武。又封子常茂为郑国公岁禄二千石。常茂隶宋国公冯胜北征纳哈出不奉约束被削爵安置在广西龙州；又别封次子常升为开国公建文末以抗靖难师安置云南临安（今云南建水）忧死。 “虽古名将未有过之” 常遇春自从1355年追随朱元璋参加采石矶渡江战役到1369年夺取元上都开平暴卒于柳河川为止十四年戎马生涯转战南北可以说无役不从战无不胜。常遇春“为人沉鸷果敢”1被誉为当时的天下奇男子。他曾自负地说：“我率十万人便可横行天下”军中送他一个绰号叫“常十万”。他不仅有勇而且也有智谋常常以智取胜。或者设伏使用疑兵；或者声东击西出敌不备。在历次战役中都不乏其例。比如1359年七月常遇春率兵攻衢州元将宋伯颜不花悉力守备常遇春使用各种攻城器具仍久攻不下乃以奇兵出其不意挖穴道进入南门瓮城毁敌所架炮又策动元将张斌约降内外夹击乃夺得衢州。再比如136o年五月常遇春与徐达一起攻破了陈友谅的枞阳水寨陈友谅率大军前来报复四处扬言要攻取安庆。常遇春经过分析认为其中有诈这是陈友谅要夺取安庆附近的池州是声东击西之计。同徐达商议后决定将计就计设伏诱敌陈友谅果然中计腹背受敌之下大败而逃。这都是常遇春以智谋取胜的典型战例。所以史书上说常遇春“虽不习书史用兵辄与古合”“克敌制胜之方皆中节度”1。常遇春“爱抚士卒”“每与敌战出则当先退则殿后未尝败北士卒乐为之用”2。这是自古名将几乎所共有的一个优点。与此相应就是兵有纪律所到之处秋毫无犯不扰民。他很同情百姓的疾苦这同他出身农家有关也是朱元璋在开拓事业中一贯严格要求的。常遇春与胡大海一起曾向朱元璋建议免收百姓给军队交纳的粮草——寨粮朱元璋采纳了这个建议注重展屯田事业以解决军队的粮饷从而减轻了占领地区百姓的沉重负担。 在和同僚之间的关系上常遇春处理得也比较好在作战中能够节制诸将又能虚心与诸将研究对策集思广益。他身为副将军与大将军徐达一起征战非常尊重小他两岁的徐达谦逊地“奉节制进止赴期不敢爽毫大将军雅敬爱之”1始终无小间。当时徐达、常遇春两员大将并称“一时名将称徐、常”。一个以谋略持重著称；一个以勇猛果敢闻名。朱元璋很会用将以徐达为正常遇春为副用其所长互相配合相得益彰。 常遇春对朱元璋一直忠心耿耿敢于直言效命疆场尽瘁而终。朱元璋对常遇春也特别爱重认为常遇春的功勋“虽古名将未有过之”2。常遇春也善于处理同主子的关系。1365年二月当常遇春率军征服江西上流未附郡县班师之后朱元璋对常遇春“颁赏赐劳”特意表彰他“勤劳于外南平诸郡兵不失律民无所扰”的功劳。常遇春对答颇为得体他说这是“皇上成算所至辄克非臣所能”3。貌似宽厚心实险狠的朱元璋自然最爱听这样的话了。 常遇春忠于朱元璋大有功于朱元璋。四十岁暴卒于军中功成名就是朱元璋开国功臣中少有的善终者。 1《明太祖实录》卷四六。 1《明太祖实录》卷四六。 2《明太祖实录》卷四六。 1傅维鳞：《明书》卷九一。 2《明太祖实录》卷四三。 3《明太祖实录》卷十五。 第三节沐英蓝玉沐英沐英（1345—1392）字文英凤阳定远（今属安徽）人明初重要将领。沐英幼年时父亲早死随母避兵乱母又死八岁时被朱元璋收为义子从朱姓在朱元璋夫妇身边生活。当时朱元璋已投郭子兴部下为兵沐英小时是在战乱、兵营、征途中度过的。至正十六年（1356）朱元璋攻下集庆（今南京）改为应天府派徐达攻占镇江取得战略性的胜利。沐英“数从上征伐入侍帷幄昼夜勤励”十八岁被授帐前都尉参与守镇江开始担当军事要任。后擢指挥使守江西重镇广信（今上饶）。至正二十七年吴元年（1367）朱元璋派水6军取福建沐英将兵自西攻破江西福建交界处分水关下崇安再破闵溪十八寨俘陈友定部将冯谷保。又奉命移镇建宁节制邵武、延平、汀州三卫（皆属福建）。 洪武三年（137o）沐英被授镇国将军佥大都督府事；次年升大都督府同知。大都督府是明初军事中枢掌天下兵马当时府中机务繁积。沐英在府中七年处事果断剖决无滞深得朱元璋器重。 洪武九年（1376）朱元璋派沐英前往关陕体察民情布皇上恩惠并给予了全权又命他练兵准备征战。同年十一月邓愈为征西将军沐英为副将军随邓愈出征吐蕃。次年（1377）四月邓愈、沐英统兵至甘、青分三路前进略川藏兵威至昆仑山。这次是得胜而回没有久留。回师途中邓愈死沐英率师返回因功封西平侯。 洪武十一年（1378）八月沐英为征西将军与蓝玉等统兵征西。初胜土门峡再进俘洮州十八族头领。翌年二月朱元璋命在洮州设卫说：“洮州西番门户今筑城戍守是扼其咽喉也。”遂置洮州卫。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命沐英率兵进击屯兵和林的由元国公脱火赤、知院爱足率领的一支残元势力。沐英由亦集乃路（今内蒙古额济纳旗）渡黄河越贺兰山涉流沙七日至其境。距其营五十里处沐英分兵四路前进一路袭其背后两路左右夹击沐英自率精骑正面冲击四面合围一举战胜俘脱火赤及其全部。洪武十四年（1381）大将军徐达奉命北征。沐英领兵出古北口独当一面再次胜利而归。 平定云南和治理云南是沐英一生的最大功绩。洪武十四年（1381）九月朱元璋以傅友德为征南将军蓝玉、沐英为副将军率三十万军征讨云南。朱元璋亲自安排进军路线谕先取曲靖出奇制胜说：“曲靖云南之噤喉彼必拼力于此以抗我师。审察形势出奇制胜正在于此。”沐英随傅友德等率主力逼曲靖。元梁王闻讯派平章达里麻率十万众前去抵御。沐英等率兵冒雾前进“出奇制胜”迅到达曲靖。明军突然出现达里麻大惊。当时达里麻军列阵白石江一岸明军临另一岸。傅友德欲即刻渡江沐英不同意说敌方已兵陈对岸扼制水面这样渡江于己不利。于是只摆出渡江的样子临江而立另派数十人从下流潜渡到达对岸后鸣金吹角大造声势致使这里麻军阵势开始动乱明大军趁机渡江。沐英以勇猛善泅4本文所引用资料主要引自李贽《续藏书》卷三《开国功臣·沐公》、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十二《太祖平滇》及《明史》卷一二六《沐英传》。 者先行登岸后破敌前锋达军后撤。明军渡江毕与达军展开大战。沐英纵铁骑直捣其中坚战数合达军大败达里麻被俘。沐英将二万被俘士兵悉数放还各归其业明军声威大振梁王把匝剌瓦尔密闻讯自杀。沐英、蓝玉率兵直逼昆明不攻而下。“自九月朔出师迄下云南仅百余日”。盘踞云南的残元势力被消灭。 云南西部大理一带存在段氏割据势力。段氏世据大理已数百年。大理依点苍山面洱海号称天险。洪武十五年（1382）闰二月沐英随蓝玉将兵西攻大理。段氏聚众守下关（点苍山有上、下二关又称龙、龙尾关守此二关大理可确保下关尤为重要）。沐英、蓝玉遣王弼攻上关自率兵攻下关形成犄角之势；另派一旅攀点苍山背后而上居高临下策应。沐英“身先士卒策马渡河水没马腹将士随之莫敢后遂斩关而入”。段氏不知背后虚实阵势溃乱兵败被俘。攻占大理后沐英、蓝玉或分兵其他地区或下谕招降云南西部大部归附明朝。沐英、蓝玉又取得平定云南西部的胜利。 七月沐英率师返回滇池和傅友德合兵镇平一些复叛地区。九月当傅友德、沐英再次领兵征服一些地区时土官杨苴散布明大军已回纠众二十万攻昆明。当时守昆明的是冯诚（冯国用子）。城中缺粮士卒多病形势危急。沐英闻讯率兵返回和冯诚合力打败段军确保了昆明稳住了局势。 洪武十六年（1383）三月诏傅友德、蓝玉班师由沐英率数万众留守云南。 早在洪武十五年春明廷就在云南设置都指挥使司、云南布政使司建立起统理云南的军政机构。地方置卫、所辟筑驿道形成一套统辖系统。以后分云南为五十二府六十三州五十四县民政系统亦趋完备。 沐英治理云南大抓屯田解决粮食问题。洪武十九年（1386）九月他上疏朱元璋说“云南地广宜置屯田令军士开耕以备储蓄”。朱元璋同意了沐英建议。沐英令军士且戍且屯既解决吃粮又稳固驻守一举兼得。沐英还招携省外人来滇屯田朱元璋命外省军人到云南屯田一时云南屯田大兴粮食收获大有增加。沐英还以屯田的增减考察官吏的政绩赏罚官员。主滇九年屯田总数百万余亩促进了云南的农业展。 沐英还组织民工疏浚河道扩广滇池兴修水利；招商人入滇运进米谷帛盐展商业。开盐井增加财源是沐英治滇的重要内容。他还整修道路保护粮运使云南农商都有展。 沐英增设府、州、县学达几十所择选民间优秀及土官子弟入学月赐饮膳年赐衣服。他本人“居常读书不释卷暇则延诸儒生讲说经史”。在沐英统治时期云南相当安定。 洪武二十二年（1389）冬沐英入朝朱元璋赐宴奉天殿（皇帝办公的正殿）给予厚重赏赐。朱元璋高兴地说：“使我高枕无南顾忧者汝英也。”洪武二十五年（1392）六月沐英病卒于云南年仅四十八。朱元璋十分痛心命归葬京师追封黔宁王谥昭靖侑享太庙。 沐英去世后他的子孙世镇云南。长子沐春十七岁随沐英征西以后又征云南材武有父风积功授后军都督府佥事。沐英死后袭父职镇守云南。修屯政辟田三十余万亩凿铁池河灌溉宜良涸田数万亩使五千余户民有生业文治武功都效法其父惜年仅三十六而卒。 沐春无子其弟沐晟（沐英次子）继其位。沐晟性格似其父喜读书凝重寡言笑得到朱元璋喜爱历官后军左都督永乐年间征南论功封黔国公正统四年（1439）死于出征回师途中赠定远王沐晟承其父兄业久镇云南名声远扬沐氏在云南威权日重。 沐晟子沐斌因年幼居京师由沐昂（沐英三子）代镇云南。以后沐氏子孙相继镇守直到明朝终了达二百多年。 蓝玉蓝玉（？—1393）凤阳定远（今属安徽）人洪武后期的主要将领多次领兵打击元朝残余势力为明朝统一中国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于蓝玉早期的历史史籍记载不详只说他是常遇春妻弟隶常遇春帐下作战勇敢所向皆捷。常遇春经常在朱元璋面前夸奖他从而受到朱元璋的器重初授管军镇抚。后升武德卫千户旋改任亲军千户积功至武德卫指挥使地位不断上升。 洪武二年（1369）常遇春北征开平南归途中暴死。当时的政治形势是：东南已平中原已定北方广大地区仍是北元势力甘宁一带常与明廷有战事四川有夏的割据势力云南梁王忠于北元誓不附明。洪武三年（137o）蓝玉被擢为大都督府佥事进入明朝最高军政机构。次年朱元璋派傅友德、汤和领水6军伐蜀蓝玉从傅友德行经过几战夏主明升（明玉珍子）投降元末形成的最后一个割据势力被平定。 元末政治军事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的扩廓帖木儿（王保保）这时退入西北徐达曾和他进行过激烈战斗但未将其击垮故时而从西北方面威胁新建立的明朝。洪武五年（1372）朱元璋命徐达、李文忠、冯胜统兵去讨伐徐达出中路都督蓝玉为前锋。抵山西境败扩廓部游骑于野马川再进败王保保于土剌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土拉河）取得初胜。但王保保后退拒明军于岭北明军再攻失败死伤万余无奈退兵。两年以后蓝玉再度领兵北击攻下兴和（元路名治所在今张北辖区相当今河北张北、怀安山西天镇内蒙古集宁市之间地）俘获一些残元要人取得胜利但只解近忧未能远略。洪武八年扩廊帖木儿死去从西北方面对明构成的威胁基本消除。 洪武十一年（1378）秋蓝玉等率兵出征甘、青。第二年取得胜利。朱元璋命置洮州卫设官领兵驻守。师还以后蓝玉被封为永昌侯食禄二千五百石进入明初新贵公侯行列。 甘、青大体平定以后朱元璋用兵西南和东北蓝玉在这过程中挥了日益重大的作用。云南梁王把匝剌瓦尔密在元朝灭亡以后负隅顽抗一再拒绝明朝招降最后竟将明使杀掉朱元璋决定派兵征讨。洪武十四年（1381）九月蓝玉为左副将军跟右副将军沐英一起随征南将军傅友德率三十万兵征讨云南。“自九月朔出师迄下云南仅百余日。”次年闰二月蓝玉、沐英率兵西攻大理再次取得胜利。其他一些民族地区遣人招抚大部不经战斗便归顺明朝。奉诏班师后蓝玉因功加禄五百石其女被册为蜀王妃。东北的纳哈出是元朝世将前曾被明军俘获放还后仍与明朝对敌据1本文引用资料除另有注释外多采自李贽《续藏书》卷四《凉国蓝公》、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十三《胡蓝之狱》及《明史》卷一三二《蓝玉传》不再一一注明。 金山（今内蒙古哲里木盟东境西辽河南岸）一带屯兵蓄锐待机南下从东北方面构成对明的威胁。洪武二十年（1387）正月蓝玉为右副将军和大将军冯胜、左副将军傅友德率兵出击。根据朱元璋授意大军先驻通州探明纳哈出虚实后再作行动。驻通州后探知庆州（治所在今辽宁巴林右旗西北察罕木伦河源之白塔子）有纳哈出部驻守蓝玉率轻骑冒大雪奇袭取得胜利。明大军出长城松亭关筑大宁、宽河、会州、富峪四城驻兵大宁储草备粮准备进击金山。夏六月冯胜留兵五万守大宁率大军直趋前进一路胜利到达金山之西。与此同时明派去劝降的人也见到纳哈出说明朝廷厚意。纳哈出见久战必败派人到大将军冯胜处请降冯胜派蓝玉前往受降。蓝玉设酒宴款待纳哈出。纳哈出斟酒谢蓝玉。蓝玉不喝一定让纳哈出先穿上他的衣服才喝纳哈出斟的酒意思是纳哈出必须先降明称臣。纳哈出不肯双方争执不下形成僵局。纳哈出将酒浇在地上和随从密语几句想走。在场的有人明白纳哈出话的意思告诉常茂（常遇春子冯胜婿蓝玉外甥）常茂急上前阻拦将纳哈出砍伤。纳哈出被拥至冯胜处冯胜虽然待之以礼但纳哈出部众闻纳哈出被伤四处惊散冯胜派人花了很大气力才将其大部收服。回军路上明军遭藏匿起来的纳哈出余众伏击损失惨重三千殿后骑兵全部覆没。冯胜让常茂承担这个责任到朱元璋面前去说明。常茂说明了情况朱元璋说：“如尔言胜亦不得无罪”收回了冯胜的总兵印命蓝玉行总兵官事不久又在军中拜蓝玉为大将军蓝玉成为明战时统兵的最高将领。 纳哈出随冯胜等一起南来被封为海西侯。元残余势力从东北方面对明的威胁从此消除且为明向白山黑水一带开拓廓清了道路。 扩廓帖木儿死后纳哈出降北元势力虽经明军打击一再失利但败而未灭仍然构成对明的威胁。击败纳哈出的当年蓝玉为大将军率兵征讨给北元进一步打击。冬十一月蓝玉报告：“元丞相哈剌章、乃儿不花遁入和林乞进步剿灭。”朱元璋同意了蓝玉的计划。 洪武二十一年（1388）夏四月蓝玉率兵出自大宁进至庆州闻元主脱古思帖木儿在捕鱼儿海（今贝尔湖）抄近路兼程而进。行至百眼井处距捕鱼儿海还有四十里侦察不到元军行迹蓝玉想引兵退还。部将王弼不同意说我们领兵十万深入漠北未见到敌人就回师如何向上交待。蓝玉同意王弼的意见命诸军继续前进并采用王弼计谋穴地而炊不使敌人见烟火秘密前进。到达海南仍未见到敌人。后侦知元主营在捕鱼儿海东北八十里处。蓝玉命王弼为前锋疾驰直击其营。元军大意轻敌以为明军缺水乏草不会深入未加设防加之当时狂风大作风沙弥漫明军到来元方竟无察觉。明军突然到达营前元军仓促应战伤亡惨重元主脱古思帖木儿与太子天保奴等数十人北遁蓝玉率精骑追赶没有赶上俘获其次子地保奴及妃、公主等数万人和大量牲畜并得其传国玺、宝玉、金银印章等物取得巨大胜利。元主北逃后被人杀死北元四分五裂不久灭亡。蓝玉胜利班师途中又破哈剌章营再获胜利。朱元璋闻讯兴奋异常比蓝玉为卫青、李靖大加褒奖回来后封凉国公。蓝玉的政治生涯、军事武功达到巅峰。 封为凉国公后蓝玉又奉命到西部民族地区进行过一些军事活动还奉命到陕西练兵这些已是蓝玉军事活动的尾声。 蓝玉自恃有功骄横不自检束。早在征云南梁王胜利后他就私搞盐引（食盐运销专利凭证）派人到云南贩盐牟取暴利。打败元主脱古思帖木儿后他不仅私占掠获的大量珍宝、驼马还将元妃占有。朱元璋大怒说：“玉无礼如此岂大将军所为哉！”蓝玉班师至喜峰关因已入夜守关人未及时纳入蓝玉怒不可遏纵兵破关而入朱元璋知道后很不高兴。蓝玉领兵在外经常擅自升降将校进止自专诏令有所不从甚至违诏出师。在朱元璋面前举止不恭语言傲慢失君臣礼。更严重的是蓝玉蓄庄奴、假子数千人横行霸道胡作非为；他还强占民田鱼肉百姓。百姓上告御史官举劾他竟将御史打了逐出。 洪武二十六年（1393）锦衣卫官员告蓝玉同景川侯曹震等谋反蓝玉被杀夷三族坐党论死者一万五千人史称“蓝狱”1是继胡惟庸案后的又一次大案连称“胡、蓝之狱”。 事过五百多年以后1936年有人到蓝玉家乡进行了一次调查写成了一篇《王回岗回民调查记》2介绍说：“王回岗位安徽定远县东南距城六十余里居民三千余户尽悉回民以王姓居多又以地势颇高故名曰王回岗。”王回岗之“古迹”有“国公宅：明朝有蓝国公朝廷认为有叛意拘而杀之其家闻讯亦恐有被杀之虞俱投入院中井内现该井仍存”。1关于“蓝狱”死亡人数从《明史》。 2石觉民：《王回岗回民调查记》载《晨熹》第二卷第二期。 第四章明成祖第一节“靖难”取胜朱棣即位封燕王就藩北平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子生于元至正二十年（136o）。据说他“姿貌秀杰目重瞳子龙行虎步声若洪钟”。洪武三年（137o）朱棣被封为燕王十三年（138o）就藩北平（今北京）成为威震一方的亲王。 分封诸王是朱元璋经过深思熟虑而后决定的。他认为元朝的灭亡有一条重要原因就是主弱臣强皇帝不得藩屏之助。因此朱元璋要让众子孙都来出力以维护朱家皇朝。每位亲王拥有被称作“护卫”的少量军队少的三千人多的一万五千人。名义上亲王不得干预地方事务。但是在紧急情况下亲王可调遣王国所在地的镇守兵。每有军事行动诸王都要带领护卫随军出征那些在疆场上叱咤风云的将帅虽身为大将军也要受到这些年轻亲王的节制。在诸王之中以晋王、燕王最被倚重。 洪武初年虽然元顺帝带领臣属北遁朔漠但仍拥有相当的实力。为了降服强敌朱元璋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北征。故元势力在明军的打击下日趋衰落镇守边塞的亲王却在战斗中成长起来。 洪武二十三年（139o）正月朱元璋命傅友德为大将军率列侯赵庸、曹兴、王弼、孙恪等赴北平训练军马听燕王节制以出征漠北。山西的军队归晋王节制。燕王率傅友德等出古北口侦知元将乃儿不花等驻牧迤都遂麾师前进。这时适逢大雪诸将欲待雪止再进军。朱棣说：“天雨雪彼不虞我至宜乘雪进。”大军进抵迤都与元军仅隔一沙碛竟未被觉。虽以重兵压境朱棣仍欲智取。于是他派部将观童前往敌营劝降。观童与乃儿不花是老相识两人相见不禁相抱而泣。正在这时明军已近围敌营。元军大败乃儿不花想乘马逃走。观童告诉他这是燕王的军队不必害怕。于是乃儿不花与观童一起到明军营帐中请降。燕王设酒款待乃儿不花深受感动便带领他的全部部落和马驼牛羊一起归降了明军。捷报传到京师朱元璋高兴地说：“肃清沙漠者燕王也！”朱元璋屡次命令燕王帅师出征又令他节制沿边军马燕王威名大振。史书说他“貌奇伟美髭髯智勇有大略能推诚任人”。又说他“料敌制胜洞烛万里威震朔漠”。“燕王扫北”的传说至今还流传在民间。 朱元璋立长子朱标为太子引起诸王特别是秦、晋、燕王的不满。他们之间早已开始了明争暗斗。史载晋王到朱元璋处告燕王“劳师冒险”又日夜搜求燕王的“国中细故”“专欲倾陷燕王”燕王每入朝太子“数以语见侵”等等其间剑拔弩张之势十分明显。 洪武二十五年（1392）太子朱标死秦、晋、燕王无不窥伺皇位但朱元璋接受了学士刘三吾的建议立皇孙朱允炆为皇太孙以杜绝诸王对皇位的觊觎。不久洪武二十八年秦王死。洪武三十一年晋王死。朱棣的两个强有力的对手消失了他成为诸王中最年长者。这时朱棣的羽翼已经丰满不但有久征惯战的护卫军权限上也早已出了“列爵不临民”的规定了。 晋王死后一个多月朱元璋曾给朱棣一道敕谕：“朕诸子独汝才智秦、晋已薨系汝为长攘外安内非汝其谁？尔其统率诸王相机度势防边乂民以答天心以副朕意。”1无疑这时朱元璋已把朱棣看作维护朱家皇朝的一个支柱对他寄予很大希望。然而朱元璋毕竟精明过人他也虑及燕王权势过大对继任皇帝构成威胁所以朱元璋临死时告诫：“燕王不可不虑”并下遗诏：“诸王临国毋得至京。王国所在文武吏士听朝廷节制。”正显示出他的这一忧虑。 “靖难之役” 朱元璋笃信佛教诸王初封时都要为他们选一名僧人加以辅佐。有一位僧人法名道衍（本名姚广孝）是一位颇有谋略的人。朱棣向朱元璋要了道衍。道衍到了燕邸还向朱棣推荐了一位术士名叫袁珙。这两人都成了朱棣的谋士。朱棣还设法结纳地方文武官员以培植自己的力量。 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辞世皇太孙朱允炆继承皇位。朱允炆用齐泰、黄子澄之议削藩不到一年时间周王、岷王、湘王、齐王、代王先后被废。朱棣则在加紧活动。他挑选壮士充实自己的护卫军以勾逃军为名收罗异人术士。表面上朱棣藏起锋芒假称有病暗中则加紧练兵。他还利用燕府崇深之便赶制军器。 斗争终于公开化了。这年六月燕府官校于谅、周锋以图谋不轨被逮到京师处死。朝廷同时下诏切责燕王。燕王朱棣佯狂称疾走呼市中夺酒食语多妄乱。有时竟卧在土中整日不起。 朱棣的佯狂只不过是缓兵之计毕竟不能持久他想在大军到来之前做好准备。他命令亲信护卫指挥张玉、朱能率将士八百人入卫王城。这时北平都指挥使谢贵已经接到朝廷的命令带领在城的七卫军队和屯田军士包围了王城并用本栅截断了端礼门等的通道。朝廷削夺朱棣王号和逮捕燕府官属的诏书也在这时到达北平。 朱棣临事不乱与部属设计擒杀谢贵和北平布政使张昺。他在端礼门内设置了伏兵把张、谢诱入燕府张、谢二人被杀。北平守军群龙无。燕王命张玉等率兵乘夜攻夺九门北平迅被朱棣控制。 朱棣正式起兵以诛齐泰、黄子澄为名革除建文年号仍称洪武三十二年。他谕令将士同时上书朝廷声称根据《祖训》“朝无正臣内有奸逆必举兵诛讨以清君侧之恶。”从此便开始了一场历时四年之久的战争史称“靖难之役”。 战争开始后朝廷命长兴侯耿炳文为大将军率师四十余万北伐军驻真定。燕王躬擐甲胄率师至涿州连败官军耿炳文退守真定。耿炳文是硕果仅存的老将。他的失败引起建文帝的忧虑。太常卿黄子澄却认为无足虑并推荐了曹国公李景隆代替耿炳文。建文帝亲饯江浒赐以斧钺期在必胜。 李景隆是开国元勋李文忠之子不过是个膏粱子弟未尝习兵见阵。朱棣出兵永平诱李景隆攻北平而以世子留守北平戒其坚守勿战。朱棣打败永平守军进击大宁勾结兀良哈三卫渠长挟迫宁王与之结成联盟。李1《明史纪事本末》卷十。 景隆攻北平不克背后又有朱棣回军杀来一战而败退走德州。建文二年（14oo）夏双方再战于白沟河。白沟河流经华北平原在保定与涿县之间。李景隆合兵六十万列阵以待。第一天战斗十分激烈直至深夜双方才各自收军。这一仗燕军损失很大朱棣在深夜混乱中竟迷失了方向下马辨别水流才找到归途。第二天再战南军气势更盛。朱棣坐骑三次被创弓矢皆尽剑锋折缺马又却步不前几乎被官军射及。双方鏖战天已过午。忽然一阵大风将官军大将旗折断军阵为之震动。朱棣带劲骑绕到敌后袭击反败为胜官军大溃被斩及溺死者十余万横尸百余里。李景隆单骑走德州。燕军又破德州围济南。山东参政铁铉坚守济南三月不克朱棣暂时退师。 朝廷命左都督盛庸为大将军再次率兵北伐。朱棣佯称攻辽东兵攻打沧州。沧州陷落。燕军再经临清、馆陶、大名至于东昌与盛庸、铁铉所率主力相遇。双方大战燕将张玉战死燕王朱棣挺身短兵接战有几次处境十分危险。燕军大败被擒斩万余人燕王独以一人殿后赖二子朱高煦带兵营救始免于难。不久两军再战于夹河官军大败。 一个月后两军再战于藁城。燕军再次乘风击败官军斩六万余级擒其骁将获其军资。 自举兵以来已经三年了燕军所克城邑兵去后又为官军所据所得不过北平、保定、永平三府。双方处于僵持状态。这时有一批被罢斥的宦官从南京来投奔燕王。他们向朱棣透露了南京布防的情况说南京空虚可取。朱棣决心迅了结这场战争“临江一决不复反顾！” 建文四年（14o2）朱棣麾师南下由馆陶渡河循徐州与官军大战于齐眉山下（在今凤阳灵璧西南）。不料官军连连获胜燕军几员大将相继战死。朱棣下令有进无退麾军继续前进。燕军下泗州克盱眙徇扬州驻军江北。朱棣凭藉大江麾师强渡。谷王朱橞、李景隆开南京金川门迎降朱棣率师进入南京。朱允炆下落不明。 建文四年六月己巳朱棣在南京奉天殿即皇帝位。他以次年为永乐元年（14o3）从此开始了他二十二年的统治。 残杀建文“奸党” 朱棣上台后的要任务是宣传自己即位的合法性和处置政治反对派。这两点如果处理不好可能不利于统治的巩固。朱棣对政治反对派的镇压不仅是残酷的也是空前野蛮的。起初他公布的“奸党”名单不过齐泰、黄子澄等二十九人而实际被杀戮和被迫害的难以统计。 朱棣进入南京后打算借重著名文人方孝孺起草即位诏书遭到拒绝。 方孝孺说：“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朱棣见方孝孺不为所用便以诛九族相威胁。方孝孺说：“便诛十族奈何！”于是便酿出一场诛杀十族的惨祸。朱棣令人“以刀挟其口两旁至双耳”并将其投入狱中接着便大肆搜捕他的门生连坐被处死者八百七十三人谪戍边远而死者不可胜计。对兵部尚书铁铉则割了耳鼻又割了肉烧了塞到铁铉的嘴里让他吃还问他“甘否”。铁铉说：“忠臣孝子之肉有何不甘！”铁铉至死骂不绝口。户部侍郎卓敬不屈临刑神色自若也被灭三族。礼部尚书陈迪不屈朱棣派人把他的儿子捉来杀掉并割其鼻舌强塞给陈迪吃。陈迪唾向凶手骂得更厉害终于被凌迟处死宗族被戍者一百八十余人。刑部尚书暴昭不屈“先去其齿次断手足骂声犹不绝至断颈乃死”。左佥都御史景清因刺杀朱棣不成被“抉其齿且抉且骂”含血喷了朱棣一身朱棣下令“剥其皮、草椟之”“碎磔其骨肉”。右副都御史练子宁被逮语不逊“命断其舌磔死宗族弃市者一百五十一人九族之亲被抄没戍远方者数百人”。其他不一而足。 第二节文治武功恢复洪武旧制俭朴勤政朱棣执政特别是在永乐初年努力恢复洪武旧制凡建文年间更改者罢废殆尽。 先朱棣在对众亲王的态度上与建文帝相比有所变化。凡在建文年间被废黜幽系的诸王一律恢复了王位。他们纷纷到京师朝见新天子朱棣动辄给予大量赏赐。这在表面上看来是遵从祖制以笃亲亲之谊但实际上却寓有驾驭之意。在胁迫宁王结盟时朱棣曾许宁王以“事成当中分天下”但朱棣做了皇帝却不认旧账不要说中分天下就是宁王乞求苏州、钱塘也不获准终于改封南昌。朱棣还暗中削夺诸王的实际权力及军权。代王、岷王、齐王的护卫先后被削连同母弟周王的护卫也被迫交出。必使其力不足与一镇相抗。 建文帝曾说《大明律》量刑较前代往往加重因而稍稍放宽。朱棣则声称“刑名一以《大明律》科断”。看似恢复祖制实际他的严刑酷法比朱元璋更有过之。他登上皇位后对反对派的残酷杀戮令人指。更为恶劣的是朱棣强化了恐怖的特务统治。皇帝的亲军锦衣卫设有监狱称为诏狱它曾是朱元璋实行残暴统治的工具。后来朱元璋也认为这太过分先下令焚毁锦衣卫刑具继而又宣布内外刑狱不得上交锦衣卫而由司法机关审理。朱棣上台重新设立了诏狱而且刑罚花样翻新为后世开了恶端。朱棣由藩王夺位为钳制人口又用宦官组成了东厂专门“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厂卫联结形成一个严密的特务网。 苏松重赋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建文年间曾宣布减免而且解除苏松人不得在户部做官的禁令这一德政也在恢复旧制的口号下被取消了。结果是“吴民大困流亡日多”特别是在迁都北京之后苏松农民不仅要交纳重赋还要承担税粮北运的费用负担更加沉重。更有甚者朱棣连建文年间限制僧道占田的规定也予以废除。 建文年间对官制作了若干变革文职官员的地位有所提高。朱棣上台则强调“悉复皇考之旧”“纪纲政令一出于天子”。当然这并不是说朱棣不注重文官在他身边也常聚集着一些文士。他们不仅与皇帝一起说文论史吟诗作赋有时还参预机务。这些文士虽接近皇帝但品级都不高多为翰林院编修、检讨、侍讲、侍读官。他们在文渊阁入直地处内庭故称内阁。 内阁的出现是明朝官制的一大变化。以后阁权日重逐渐成为明朝政务中枢。 朱棣夺得天下主要凭借武力所以他多少带有开国君主的气质不少表现很像朱元璋居安思危、俭朴勤政。 朱棣常以安不忘危告诫群臣。他说：“天下虽安不可忘危。故小事必谨小事不谨将至大患。小过不改积之将至大坏。皆致危之道也。”永乐十五年（1417）他又说：“朕德凉薄托于万姓之上惧弗克负荷夙夜祗事不敢暇豫夫戒谨者治之所兴宴安者乱之所自。”朱棣确实是个勤奋的皇帝。永乐初他每天“四鼓以兴衣冠静坐”“思四方之事缓急之宜”上午有早朝下午有晚朝外朝处事完毕还要处理宫中之事“闲暇则取经史览阅未尝敢自暇逸”。有人建议他务简默他回答说：“人君固贵简默然天下之大民之休戚事之利害必广询博闻然后得之”“不如是不足以尽群情。”因此他事必亲闻。他曾指责通政司：“四方奏疏非重务者悉不认闻。”他说：“朕主天下欲周知民情虽微细事不敢怠忽。盖上下交则泰不交则否。自古昏君其不知民事者多至亡国凡书奏关民休戚者虽小事必闻朕听之不厌也。”他曾令人将中外官员的姓名写在武英殿南廊闲暇观览以熟悉政情。永乐初年朱棣处事也较为谨慎。他自称“每退朝静坐必思今日所行几事其事于礼如何于人情如何若皆合宜心则安矣；有不合宜虽中夜必命左右记之俟旦而改之。盖一事失当人受其蔽故不得不勤。” 朱棣对民情也比较关心。永乐元年他说：“朕即位未久尝恐民有失所每宫中秉烛夜坐披阅州郡民籍静思熟计何郡近罹饥荒当加优恤何郡地近边鄙当置守备。旦则出与群臣计议行之。近河南数处蝗旱朕用不宁故遣使省视不绝于道。如得斯民小康朕之愿也。” 朱棣比起后世皇帝也还算是节俭的。他曾说：“内库所贮皆天下财待赏有功虽朕不敢妄费。”永乐十二年（1414）一次百官奏事毕朱棣退朝坐在右顺门“所服衷衣衣袖敝垢纳而复出。”有侍臣称赞他贤德他说：“朕虽日十新衣未尝无但自念当惜福。故每濯更进。”这一点和朱元璋相类。他说：“昔皇妣躬补绩故衣皇考见而喜曰皇后富贵勤俭如此正可为子孙法。故朕常守先训不忘。” 以上所述不免有朱棣的自我标榜有史臣的溢美但与明代中后期的皇帝相较实胜多多矣。明人称他“英武神授决机应变飙川流群臣莫窥其际。爱惜下民屡蠲租赋犹嗜俭朴不喜纷华”。均不为无据。可惜他的好大喜功使他的政绩大为减色。 修书朱棣以武力得天下又以高压治国但却锐意标榜文治。他喜欢聚众编书编有《古今列女传》、《历代名臣奏议》、《五经四书大全》、《为善阴骘》、《孝顺事实》等。其中以《永乐大典》最为著名。 永乐元年朱棣命翰林侍读学士解缙等人广采天下书籍分类编辑成书不厌浩繁。第二年冬便编成了一部大型类书朱棣命名为《文献大成》。但朱棣仍嫌此书简略又命姚广孝等人重修自有书契以来凡经、史、子、集、百家、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各书无不包罗。永乐五年（14o7）书成朱棣赐名《永乐大典》。这是一部规模空前的大型类书。全书22937卷其中仅目录就有16卷共11o95册总计约三亿七千万字。自先秦至明初所引书七八千种之多保存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极为珍贵。 朱棣修书为了标榜文治同时也为了进行思想控制。明清之际的人将其比拟于宋朝修《册府元龟》、《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其用心实有深意。 另一部引人注目的书是《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一朝史实的《太祖实录》在建文年间已经修成。但朱棣以为这部实录不利于自己的统治于是又命人重修。重修之后朱棣仍然不满意又命三修。三修实录历时七年之久才完成这时朱棣才说：“庶几稍副朕心。”重修实录无非是想掩盖历史事实说明自己做皇帝的合理性。与此同时朱棣将有关建文的史籍一概禁毁于自己不利者则片纸不留。 在掩盖历史事实的同时朱棣更懂得从思想意识上进行统治的重要为此他进一步强调程朱理学为学术正统。朱棣派人编辑的《五经四书大全》其目的就是为了宣扬程朱理学用以控制士人的思想。朱元璋与朱棣的文化政策对后世的影响至为恶劣至为深远。而朱棣在这方面的活动较其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开边朱棣继承了朱元璋的政策对北方故元势力怀柔与武力兼施。朱棣曾说：“朕为天下主覆载之内但有贤才用之不弃。近世胡元分别彼此柄用蒙古、鞑靼人而外汉人、南人以至灭亡岂非明鉴！”因此在朱棣的军队中有不少“鞑官”和“鞑军”这些人在靖难之役中为他效了力。他即位后更以优厚的待遇给予归服的蒙古军民除根据原有官爵授予官衔外还赐予衣、钞、牛羊、孽畜。有愿居京师者还给以居第及日用什器。在蒙古族聚居地凡归顺的也如内地设置卫所。这些卫所以当地酋长为领给予都督、副都督、都指挥等官衔管理当地政务朝廷则不加干涉因而这些卫所被称为羁縻卫所。羁縻卫所的领定期入塞朝贡。他们带来马驼牛羊而朝廷赐予锦缎丝绢多余部分可以在市场上出售。因此这种朝贡不仅表现出一种政治上的隶属关系而且实际上是一种贸易形式。在交往中朱棣主张“厚往薄来”即赏赐给予要厚不吝金钱财物；所取要薄不要失远人之心。这些政策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永乐初故元势力相互混战已分为瓦剌、鞑靼和兀良哈三部。名义上的可汗本雅失里和鞑靼太师阿鲁台野心甚大想统一全蒙古并与明朝抗衡。永乐七年（14o9）二月朱棣派使节赴鞑靼要求“相与和好朕主中国可汗主朔漠彼此永远相安无事。岂不美哉！”不料使节被杀朱棣大怒声称“逆命者歼除之”。当年七月朱棣派淇国公丘福为征虏大将军率师十万征讨鞑靼。但由于明朝对鞑靼的力量估计不足再加上指挥失当十万人马竟在胪朐河全军覆没。高傲的大明皇帝为保住尊严只好亲征了。 永乐八年（141o）二月朱棣率五十万大军深入漠北亲征鞑靼在斡难河畔大破本雅失里军本雅失里仅以七骑逃遁。明军又击破阿鲁台军于兴安岭。阿鲁台部众溃散阿携家属远遁明军大获全胜。后来阿鲁台降顺朱棣封其为和宁王。在此之前朱棣已封瓦剌领马哈木为顺宁王、太平为贤义王、把秃勃罗为安乐王。但瓦剌势力不断强大不仅阻遏明朝到西北的通道而且企图控制鞑靼。朱棣不允许北方出现强大势力于永乐十二年（1414）再度出塞亲征瓦剌。这一仗明军以五十万之众对付约三万人的瓦剌军却打得异常艰苦明军虽胜而双方杀伤相当。第二年瓦剌马哈木等遣使向明朝谢罪恢复了对明朝的朝贡关系。 永乐二十年（1422）到二十二年朱棣又三次率师出征漠北但所获甚微。其后又两次征鞑靼均未见效。就在最后一次北征回京途中病死。五次北征虽然使故元势力受到打击但是除了阿鲁台、马哈木这些人接受了明朝的封号外故元宗室始终未对明朝表示臣服。 在西北永乐年间也建立了众多羁縻卫所其中以哈密卫的建立意义最为重大。哈密地处西北要冲。朱棣先后封其领为忠顺王、忠义王颁给金印建筑王城置官一如朱姓亲王。哈密卫的政务由朝廷直接控制。哈密则以“诸番领袖”的地位为朝廷“译诸番贡表侦察向背”。明朝对哈密的控制对钳制蒙古也起了一定作用。 在东北地区居住着以女真族为主的众多民族。元朝曾在这里设立辽阳行省。朱棣特别关心这一地区的情况在北征中他曾详细询问当地风土山川。永乐元年（14o3）朱棣派人到地处黑龙江下游的奴儿干地方招抚诸部落。奴儿干地方在元朝先后归辽阳行省的开元路和水达达路管辖。永乐二年（14o4）朱棣下令在这里建立奴儿干卫永乐七年（14o9）闰四月又设立了奴儿干都指挥使司任命内地官员康旺为都指挥使同知王肇舟为都指挥佥事并派钦差内官亦失哈同往就任。永乐年间朱棣多次派亦失哈等到奴儿干地方视察。永乐十一年（1413）亦失哈在特林地方的江边上修建了永宁寺供奉观音、佛像并立碑为记。《永宁寺碑记》载奴儿干都司建立的经过和明朝对当地管理的情况。亦失哈宣示朝廷旨意并“赐男妇以衣服、器用给以谷米宴以酒食”所至受到当地百姓的欢迎。奴儿干都司的统辖范围极广西起黑龙江上游的斡难河卫（今鄂嫩河流域）东到黑龙江下游的囊哈儿卫（今库页岛西岸北部郎格里地方）北起古里河卫（今精奇里江上源支流吉柳伊河）南至建州卫（先在今绥前河流域后迁至辽宁苏子河上游）。明初所建卫共二百个。这些卫所的官员大都由本地酋长担任而且是世袭的但他们的任命、袭职、升迁、罢黜都要由明廷决定由朝廷颁给诰敕、印信作为凭证。各级官员要按规定定期到京师朝贡朝廷根据官员等级给予不同待遇和赏赐。各卫所必须听从朝廷的调遣执行明朝的法律政令；各卫所之间如果生纠纷必须听从朝廷的处理；各卫所若要迁居也要经朝廷批准。在东北地区为了保证使节朝贡往返和文书传递在各交通要道上都设有交通驿站。这些驿站的建置保证了明朝对奴儿干地区管理的有效实施。永乐三年（14o5）明朝在广宁、开原等地开设了马市各种土特产品均可在市上贸易。马市的开设促进了各民族人民间的经济交流有利于东北地区的开建设。 明朝把青海、西藏一带称作西番。在这里居住的藏族信仰佛教宗教领袖亦即行政长官。明朝建立后朱元璋沿元旧制尊礼当地宗教领并在西番地区设立了许多羁縻卫所。朱棣即位后曾派司礼少监侯显、僧智光赴西藏。番僧哈立麻也来到南京朝贡。朱棣派驸马都尉前往迎接并亲自接见于奉天殿又在华盖殿设宴款待哈立麻给予大量赏赐。朱棣请哈立麻在南京灵谷寺大斋七日为朱元璋和马皇后祝福。不久朱棣封哈立麻为“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存佛”命其统领天下释教同时赐给诰印、金银、彩币、法器、鞍马其徒也被封为大国师。永乐六年（14o8）哈立麻归藏朱棣又命中官护行。朱棣还敕封许多番僧以王号如大乘法王、大慈法王、阐化王、赞善王、护教王、辅教王等等。朱棣还命阐化、护教、赞善等王和川藏诸族修通了雅川（今四川雅安）至乌斯藏的驿路沿途设立了驿站。从此朝廷与西藏地方“使臣往还数万里无虞寇盗矣”。这些做法对西藏地区的管理有所加强但朱棣所封番僧过多过滥也有流弊：“其徒交错于道外扰邮传内耗大宫公私骚然。” 永乐初年贵州地方思州宣慰使田仁智之子田琛、思南宣慰使田茂安之子田宗鼎分别承袭了宣慰使的职位因争夺沙坑之地互动刀兵当地百姓深受其害。朱棣派行人蒋廷瓒前去调查此事。田琛随蒋廷瓒入京辩白。朱棣劝他守土安疆。田琛回去后仍不思悔改于是朱棣派镇远侯顾成率校卫将二人秘密抓获逮至京师处斩。为了安定贵州地方朱棣下令将思州宣慰使司改为思州府思南宣慰使司改为思南府并设立了贵州布政使司辖一司六府十五卫和若干千户所。贵州布政司的建立对西南地区的开起了促进作用。 第三节长驾远驭迁都北京明初朱元璋定都于南京以开封为北京以临濠（今安徽凤阳）为中都。但朱元璋早有将国都北迁之意他曾派太子朱标巡视河洛和关中朱标返回后不久病死。这时朱元璋也已年老迁都之事暂时搁置。 朱棣起于北平。他在登上帝位后立即宣布以北平为北京并在北京设立行在六部。永乐四年（14o6）诏建北京宫殿。永乐七年后朱棣多次北巡长期住在北京而以太子监国南京天下奏章都要送往北京行在所。这时北京已成为实际的政治中心。永乐十四年又下令营建北京宫殿到永乐十八年北京宫殿落成。这年九月朱棣下令以北京为京师正式迁都北京。朱棣迁都北京时曾遭到不少人的反对。永乐十九年新建成的北京奉天殿等三大殿毁于大火朱棣下诏求言。群臣再次提出了不该迁都的问题。朱棣震怒将主事萧仪下狱瘐死。朱棣说：“北平之迁我与大臣密计数月后而行彼书生之见乌足达英雄之略哉！” 什么是朱棣的英雄之略？当时朱棣已将镇守边塞的宁王、谷王内迁并将处于北京东北的大宁都指挥使司南迁至保定山西行都司的一些卫所也迁到北京以南因而北部边防空虚北京直接面临前线许多人据此认为朱棣迁都北京是为了抵御蒙古人的南下。其实朱棣另有目标永乐十四年六部都察院给朱棣上的一道奏疏中清楚地道出了朱棣迁都的本意：（一）北京是朱棣的“龙兴之地”；（二）北京“山川形胜足以控四夷制天下”。永乐十八年朱棣颁布的迁都诏更明确提出要“君主华夷”而北京“实为都会”。因此朱棣的迁都北京（即元大都）其目的主要在于“君主华夷”、“控四夷制天下”。 大都曾作为元朝的都将近百年。历史上中原政权为北方少数民族困扰的局面在元朝不复存在。元朝建立的是一个真正的华夷一体、四海浑一的国家。元朝定都于大都不仅是因为蒙古贵族兴起于漠北或是为了方便而简单地承辽、金之旧。以大都作为都是中国封建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展中的一个重大步骤。大都作为全国政治中心使漠北与中原地区统一在一个政治中心之下加强了长城内外、大漠南北的联系。朱棣迁都北京正是继续推进这一进程肯定了北京作为全国统治中心的地位。它不仅可以统治广大中原和南方而且还包括北方的黑龙江、贝加尔湖、阿尔泰山一线广大地区。它不仅是联系汉人与南方各族人民的纽带而且也是联系女真人、蒙古人、西域各族人民的纽带。朱棣的迁都表现出了他的政治远见也就是他的“英雄之略”。 改安南为交阯自朱元璋以来明朝与周边诸国大多都保有通使通贡的关系。明朝皇帝即位要诏谕各国各国国王拥立、袭位都要到中国请封即求得中国的承认。每值节日或喜庆丧葬明与各国间都要遣使庆吊。许多国都派有学生在明朝的国子监中学习。朱棣在与诸国的交往中也采取厚往薄来的方针常常通过使臣给外国以大量赏赐而不计较贡物的多少且准其携带货物到中土贸易即使有时违反中国禁令也不予追究这在当时叫做“怀柔远人”。永乐元年日本贡使来到中国礼官李至刚说根据惯例“番使入中国不得私携兵器鬻民”应该命有关机构严格检查来船凡犯禁物资全部籍送京师。朱棣说：“外夷修贡履险蹈危来远所费实多。有所赍以助资斧亦人情岂可概拘以禁令？至其兵器亦准时直市之毋阻向化。” 洪武初安南（今越南北部）曾派官员到京师朝贡。朱元璋派使封其领陈日煃为安南国王赐以驼钮涂金银印。诏书称颂他在朱元璋一即位便奉表称臣专使来贺。朱元璋希望他“永为藩辅”并赐给他明朝的历书《大统历》、织金文绮、纱、罗等物。从此双方往还不断。 朱棣即位时安南内部正因王位生争斗。国相黎季犛擅权国王陈日煃及其子孙相继被杀黎氏自立改姓名胡一元说先祖是帝舜的后裔胡公。朱棣不了解内情封胡一元之子胡■为安南国王。胡■一方面遣使谢恩表示臣服另一方面却在国中自称皇帝。 胡■等豪霸一方侵夺广西思明府所辖的禄州、西平州、永平寨等地朱棣谕令归还不听；又侵掠占城（今越南中南部）。朱棣诏令修好而侵掠如故并强收占城为其从属明朝赐给占城的物品也被安南劫去。永乐二年原安南陪臣裴伯耆和国王陈日煃之弟陈天平先后绕路逃至明廷请求兵诛讨叛逆。云南宁远州又告胡■侵夺七寨。胡■闻讯遣使到明廷佯称谢罪请迎归陈天平立为国君。于是朱棣派广西兵五千人护送陈天平还国并敕封胡■为顺化郡公。不料这一行人在归途中中了胡■设下的埋伏陈天平被杀护送的明军败还。朱棣闻讯大怒决意兵征讨。 永乐四年（14o6）七月朱棣命成国公朱能佩征夷将军印充总兵官西平侯沐晟为左副将军新城侯张辅为右副将军督师南征。中途朱能病卒以张辅代将其军。明军进入安南传檄数胡一元父子二十大罪并告谕国人将辅立陈氏子孙。明军连战告捷。胡氏烧掉宫室驾舟入海后为明军所获。安南郡县相继归顺。朱棣下诏访求陈氏子孙。但耆老一千二百余人前往军门陈说：“陈氏已为黎贼杀尽无人可以继绝。安南本中国之地请仍划入中国如同内地郡县。”于是朱棣下诏改安南为交阯设立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及都指挥使司辖十五府三十六州一百八十一县由布政司直隶五州分辖二十九县凡要害处均设立卫所加以控制。 朱棣下诏凡陈氏诸王被弑者都给予赠谥建祠治冢宗族被害者赠官军民亡死暴露者加以掩埋居官者仍任旧职与新任官员共同治事。黎氏的苛政一切蠲除遭刑者全部放免礼待高年硕德鳏寡孤独无依者收入养济院又征求怀才抱德之士凡山林隐逸、明经博学、贤良方正、孝弟力田、聪明正直、廉能干济、练达吏事、精通书算、明习兵法者但有一技之长都送往京师录用先后被举者达九千余人。后黎季犛被安置广西为戍兵其子因善兵器被赦免录用。这是永乐五年的事。 应当说明朱棣打安南并在安南设交阯布政司是违反当地人民愿望的因而遭到反抗不久便生了陈氏故官简定等造反事件以及自称为前安南王孙陈季扩等的反抗事件。明朝宦官马骐等到交阯采办掠索珍宝也激起当地人的不满人情骚动直到宣德初年仍不能平安明廷不得已于宣德五年（143o）撤销交阯郡县仍令安南为蕃属。 遣郑和出使海外就在朱棣兵安南的前一年即永乐三年又开始了另一件对后世影响甚大的事这就是郑和下西洋（明朝人对海洋的概念是以今婆罗洲为界婆罗洲以西称西洋婆罗洲以东为东洋）。郑和曾七下西洋其中六次在永乐年间一次在宣德年间。 当时中国东南海上局势很是动乱不仅有安南的四出扩张侵掠而且还残存着许多反明势力有元朝的残余有方国珍、张士诚的余党还有沿海一带反抗明朝统治的豪强武装。他们不仅不遵守明廷的通海禁令而且私自交通外国往往为寇。广东人陈祖义等因犯事逃到旧港（今苏门答腊岛巨港）招募流亡控制了这一通往西洋的交通孔道许多海外贡使被拦劫使明朝向海外的展受到了限制。同时南洋一些地方对明朝的情况不甚了解或抱有敌对态度。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早在永乐元年便派了宦官马彬出使爪哇诸国。到了永乐三年郑和的航海活动便开始了。 郑和奉命出使先后到达三十余国宣扬了国威提高了明朝的政治外交地位加强了明朝与西南各国之间的友好往来促进了彼此间的文化经济交流朱棣在国内的威望也因之提高地位更加巩固。郑和的航程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红海海口是当时世界航海史上的一个壮举。 第四节宫闱朱棣在做藩王时朱元璋便为他册封了王妃那便是开国功臣中山王徐达的长女。靖难之役中朱棣颇得力于这位王妃。朱棣带兵去攻打大宁李景隆乘机围攻北平。当时世子朱高炽留守北平形势很危急多亏了王妃徐氏的谋划。城中兵少徐妃便激劝将校士民的妻子参战组成一批女兵披上铠甲登城拒守终于坚持到朱棣回师。 朱棣做了皇帝后徐妃册为皇后。她常规劝朱棣与民休息又劝朱棣对新旧官员不要有不同对待。在靖难之役中徐妃的弟弟徐增寿常把建文帝朝中的情报送给燕王因而被建文帝所杀。朱棣要为他追赠官爵徐皇后反对。后来朱棣还是将徐增寿封为定国公并让其子袭封徐皇后说这不是我的意愿而不向朱棣道谢。她还曾将那些朱棣所倚重的大臣的夫人们召进宫来让她们以民生为念做好内助。徐皇后明于治理还采辑《女宪》、《女诫》编成了《内训》二十篇及《劝善书》颁行天下以化育人心。 永乐五年（14o7）徐皇后病逝临终时还劝朱棣要爱惜百姓广求贤才恩礼宗室不要骄宠外戚。对于她的死朱棣十分伤心为她在灵谷寺、天禧寺举行了大斋听群臣前来致祭。谥为仁孝文皇后。后来朱棣在北京天寿山为自己营建了陵墓长陵先将徐后安葬其中。从此朱棣不再册立皇后。 朱棣还有两个心爱的妃子一个是昭献贵妃王氏一个是恭献贤妃权氏。王氏有贤德侍奉徐皇后很恭谨为朱棣所倚重。朱棣晚年性情暴躁臣属动辄得罪不论太子诸王公主还是大臣都得到过王氏的调护。徐后死后宫中一切大事实际都由王氏掌管。 权氏是朝鲜人姿质秾粹善吹玉箫甚受朱棣宠爱。永乐八年（141o）权氏随朱棣北征在还师时死于山东临城。 朱棣一共有四个儿子长子朱高炽便是后来的明仁宗。朱高炽虽为长子又仁贤却不为朱棣喜欢。他很胖因而很笨走路要人搀扶还不免失足当然难以带兵出去打仗了。朱棣最喜欢老二朱高煦。朱高煦被封为汉王他从小不肯读书为人凶悍靖难之役中屡立战功几次救朱棣转危为安。朱棣想立他为太子却遭到大臣们的反对。大学士解缙的死黄淮的下狱就与他们跟朱高炽的关系有牵连。幸亏朱高炽有位聪明伶俐的儿子朱瞻基很受朱棣宠爱朱高炽的太子地位才得以保住。朱棣死后一年多朱高煦便起兵想夺取皇位这时是朱瞻基（明宣宗）在位亲自率兵东征兵临城下朱高煦不战而屈。朱棣的三子朱高燧封为赵王。四子朱高爔未封而殇。朱棣的母亲是谁？自明朝以来便众说纷纭。按宗法制说谁与朱元璋最亲谁便有资格做皇帝。于是朱棣反复宣称自己“乃父皇太祖高皇帝亲子母后孝慈高皇后亲生皇太子亲弟黍居众王之上。”这一招确实在他夺取皇位中起了大作用。但人们逐渐现各种官私记载与朱棣所说大不相同这些记载之间又互不相同。有的说朱棣与周王朱是高皇后所生而太子及秦王、晋王等都是庶出。有的说朱棣是达妃所生太子与秦王、晋王则是高皇后所生。有的则说朱棣的生母是碽妃。还有说朱棣是元顺帝妃洪吉喇氏所生的或是说元顺帝妃瓮氏所生的或是说元顺帝的高丽妃所生的。 朱棣既然说他是皇帝亲子皇后亲生他于即位后便无法改口了应有的礼仪封典也只能给高皇后了。朱棣的生母究竟是谁？明南京《太常寺记》认为是碽妃而懿文太子、秦王、晋王皆李妃所生。这不仅从看守孝陵的阉人口中得到旁证而且明朝就有人为此专门进入寝殿探寻究竟。果如《太常寺记》所记；在享殿中太祖朱元璋与皇后马氏座位南向左淑妃李氏等座东向西惟碽妃座西向东。明人尚左这说明碽妃除高皇后外地位高于其他妃嫔。原来这是个不可张扬的秘密。朱棣为了自己皇位坐得稳一点不敢公开承认自己的生母只好把碽妃偷偷供奉在这里。明人有诗写道：“成祖重所生嫔德莫敢齐。一见异千闻《实录》安可稽？”关于碽妃有的野史说她是高丽人。燕王出生后马皇后养为己子便将碽妃赐死了据说是用铁裙之刑致死的是否确实已不得而知了。 朱棣好色吃饭要有宫女伴唱晚年朝参也要有宫女陪伴。这在明初是很特殊的。他曾多次派人到朝鲜去选淑女弄得朝鲜君民不得安宁。朱棣最宠爱的朝鲜妃子权氏享年不永。对她的死起初无人怀疑。后来宫人吵架有人揭是朝鲜妃子吕氏串通中官和银匠用砒霜毒死了权妃。朱棣大怒将中官、银匠处死命令用烙铁烙一个月杀死吕氏并杀死吕氏在宫中的从人牵连至死者达数百人。其实这是个冤狱到朱棣晚年才暴露出来。永乐十九年（1421）诬陷吕氏的宫人鱼氏与宦官的私情被揭二人自杀。朱棣将他们的侍婢拘捕审讯侍婢们因受不了拷掠诬服认罪并说要谋杀朱棣。这一来非同小可后宫连坐者竟达二千八百人之多。行刑之日朱棣亲临刑场看着她们被一一剐死。有的宫人在临死时大骂朱棣：“自家阳衰故私少年寺人何咎之有！”两案所杀竟达三千余人。为了自己的私欲朱棣何等阴毒残暴！ 永乐二十二年（1424）朱棣在第五次北征归途中病逝于榆木川（今内蒙古多伦西北）。这一年他六十五岁。 这时六师在外京师无主朱棣左右商定绝对不泄露皇帝逝世消息。内臣马云与大学士杨荣、金幼孜商议将军中的锡器收集起来熔成一椑（棺）将朱棣收殓了然后将锡匠杀死。又将椑放在辇上每天早晚照常上膳。大军继续朝京师进同时派人密报太子。 不久太子朱高炽即位便是仁宗。朱棣被安葬在天寿山长陵与徐皇后合葬尊谥称“启天弘道高明广运圣武神功纯仁孝文皇帝”庙号太宗。嘉靖十七年（1538）皇帝闹大礼要尊本生父母于是修改朱棣谥号为“启天宏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庙号则称成祖了。 第五节余论一代雄主明成祖朱棣的业绩不仅对明朝对后代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朱棣本人也常以“圣主”“明君”自许希望留芳百代。但朱棣为政过猛步伐太急给当时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再加上他好大喜功而财力、精力有限不免顾此失彼。南征安南战争持续近二十年八十万大军疲于奔命；郑和六下西洋“费钱谷数十万军民死者以万计”修建北京宫殿赴四川、云、贵、湖广采木工程历时十数年“所费数以万计役死军士百姓不计其数”；五次亲征漠北每次动员兵力三十万至五十万不等搜尽天下府库以充军饷数十万军民为之转输造成“财力大窘”正如仁宗洪熙元年（1425）湖广布政司左参政黄泽上言所说：“向也南征北讨出师连年辎重牛马耗散巨万又江北困于营造江南疲于转输”“土木屡作劳者弗休”结果是“丁男疲于力役妇女困于耕耘富者怨征敛之繁贫者罹冻馁之苦”。为支付巨大的开支永乐末年甚至将官吏的俸给都撙节了十之六七官吏家属已有冻馁之虞百姓生活可想而知了。“人民流离饿殍盈路税粮逋负盗贼横生”便是永乐末年的社会生活图景。 永乐十八年（142o）就在朱棣要准备进行第三次北征郑和准备第六次下西洋北京的宫殿刚刚修完交阯的战事正打得火热的时候山东爆了著名的唐赛儿起义。 唐赛儿起义是人民群众对永乐太平盛世的断然否定是对朱棣“以爱民为本”的统治的恰当评价。仅就《明太宗实录》统计永乐一朝所谓“民乱”、“强贼”就达四十起之多。永乐末年山西、河北甚至号称富庶的苏、常、嘉、湖等地都出现了成伙的“强盗”和大批“流民”。 在其他方面永乐时期也表现出不少问题如官僚队伍中“贪风永乐之末已作”“请托贿赂公行无忌”官员任用“渐循资格”办事“循习”成弊；经济上钞法败坏“物价腾涌”；军队中“自永乐以后新官免试旧官即比试贿赂无不中”造成“军职日滥”而其间“多贪暴怠懈纪律不严器械不利城池不修军士缺伍攻战屯守之法渐废弛”由于“调度频繁营造日久”致使“虚有屯种之名而田多荒芜”“兵之力疲而农之业废”。总之朱棣一意要建立大功垂名后世而举国上下已经漏洞百出。 然而朱棣毕竟是个有作为的皇帝迁都修《永乐大典》郑和下西洋等都出现在永乐一朝。虽然这些事就朱棣来说是为了巩固扩大自己的统治但它们同时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明人王世贞说：“太祖之后而功者孰不知成祖乎？”焦竑说：“高皇帝翦除凶残鸿业未固必须大圣人继起乃能定之。汉、唐、宋统一天下皆有太宗乃克永世。”他们都指出了朱棣在明史上的地位。 朱元璋建立明朝其制度可算完备但分封过侈皇朝虽未易姓却引起了内乱。朱棣以藩王即位削弱诸藩势力强化皇权使明祚延至二百余年。朱棣继承了朱元璋开创的制度同时使它立于更巩固的基础之上虽无开创之功但走了关键性的一步。当然为了巩固统治这一步朱允炆或其他什么人也必须走但朱允炆跌倒了而朱棣成为明朝历史上的关键人物从而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经过他完善了中国封建制度奠定了明清两朝的政治格局。 第五章方孝孺解缙第一节方孝孺方孝孺（1357—14o3）字希直一字希古号逊志台州宁海（今属浙江）人。明初著名政治家。 方孝孺生于元末乱世但宁海地处偏僻没遭战火之殃他的童年生活尚安定。他的家庭虽不富有但世敦儒术父亲方克勤是当地名儒所以他从小受到系统的儒家思想教育。他天资聪颖六岁能诗十三岁善作文千言立就乡人呼为“小韩子”。他读书时全神贯注“日坐一室不出门庭理趣会于心虽钟鼓鸣、风雨作不觉也”。看到书中刊载的圣贤事迹和贤良形貌便悠然神往慨然生愿学之心。 洪武四年（1371）其父方克勤受任为济宁知府。方克勤是一个循吏他以民生为念克尽职守他认为民之为乱是苦于徭役、迫于饥寒；治国之道在举贤才、安人心、黜豪强、除暴敛、明教化。当时朝廷有诏开垦荒地免税三年“吏征率不俟期民谓诏旨不信辄弃去田复荒。克勤与民约税如期。”这期间方孝孺侍父宦游父亲的言行无疑对他是一种言传身教。他后来在书中写道：“某少则嗜学窃有志于斯道自从先公学经匪圣人之言不敢存于心匪生民之利害无所用其情。”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循吏也未能逃脱朱元璋的魔爪。洪武八年（1375）有人诬陷方克勤私用仓中炭苇方克勤因被流戍。翌年空印案起方克勤为吏所诬遭诛。方孝孺扶丧归葬哀恸行路。 方克勤行将流戍之际命方孝孺拜太师宋濂为师。宋濂性诚谨所学上溯到王鲁斋远承朱子是理学中程朱一派的传人。方孝孺从洪武十年（1377）至浦阳师从宋濂直到洪武十三年秋归省祖母几年中在学术上获得长足进步。当时在宋濂门下学习的天下名士很多但学术上均“尽出其下先辈如胡翰、苏伯衡皆自谓弗如。先生顾未视文艺以明王道、辟异端为己任于理学渊源之统人品绝续之纪盛衰几微之故名物度数之繁靡不会通底极见于论著先生留浦阳越四寒暑尝以周孔自处海内之人亦咸谓程朱复出矣”。甚至有人想看看他的形貌是不是真的像古人。就学浦阳的四年对方孝孺影响至大他自己谈到：“就太史公学于浦阳然后知经之道为大而唐虞之治不难致也。”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杀丞相胡惟庸罢中书省。宋濂的孙子宋慎被告是胡党宋濂连坐要处死刑得马皇后解救才被免死流放茂州不幸死于途中。 自洪武十三年（138o）至洪武三十一年这段时间方孝孺基本以读书、教学、著述为业。他的《四忧》等箴、《君学》杂著、《周易考次》、《武王戒书》、《注宋史要言》、《大易枝辞文统》等著作便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满腹经纶的方孝孺当然并不满足于著书立说的书斋生活他踌躇满志欲以所学来经邦济世。他曾慨然陈词：“人不生则止生而不能使君如唐虞致身如伊周宣天地之精正生民之纪次之不能淑一世之风俗揭斯道于无极而窃取于文字间受訾被垢加以文士之号不亦羞圣贤、负七尺之躯哉！”“天苟欲治斯世乎仆将抱遗经陈之达者而施之于天下。苟未欲治斯世著之在书授之其人乐之以终身亦未见其不可也。”他的政论文章中也全面阐述了他的政治思想即“夷狄”居外以奉中国；君尽教养之职民守奉上之义；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不患父不慈子贤亲自乐；夫以义为良妇以顺为令。治理国家应当尚德缓刑以修身、教化为主要方法。 洪武十五年（1382）吴沉、揭枢荐方孝孺于朱元璋次年方孝孺应召如京见朱元璋于奉天门陈说颇称上意朱元璋欲留为子孙光辅太平便令他去觐见太子。太子赐宴宴几稍稍歪斜方孝孺不肯就座必正之才坐。有人如实向朱元璋汇报朱元璋对皇太子说：“此壮士当老其才。”洪武二十五年（1392）方孝孺又应召到京朱元璋说：“今非用孝孺时。”乃授其为汉中府教授。蜀献王也久仰其贤德的名声聘其为世子师十分尊重他给以特殊的礼遇并名其读书之庐曰“正学”。后人因称其为“正学先生”。 洪武三十一年建文帝即位召方孝孺为翰林侍讲日侍左右备顾问。凡军国大事都必定征求他的意见。既得皇帝倚重方孝孺欲尽复三代之治把理想变为现实。他辅助建文帝省刑、减赋更定官制锐意文治力图改变洪武以来严苛峻急的统治政策。但不幸的是这一改革进程为靖难之役所打断。 建文元年（1399）秋燕王朱棣以“清君侧”诛齐泰、黄子澄为由起兵南下动了靖难之役。经四年作战攻入南京夺取了皇位是为明成祖。朱棣大军攻打南京前谋士姚广孝特意对朱棣提到了方孝孺说：“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朱棣答应了。攻下南京后朱棣召见方孝孺令他起草登极诏书方孝孺坚决不从。朱棣劝道：“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方孝孺问：“成王安在？”朱棣告以“彼死”。孝孺再问：“何不立成王之子？”朱棣说：“国赖长君。”孝孺告之：“何不立成王之弟？”朱棣很不耐烦只说：“此朕家事”命左右授之笔札要方孝孺拟诏。孝孺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朱棣以诛九族相威胁方孝孺说即使十族之诛也不屈服。朱棣下令把他关进监狱大抓其亲族朋友门生每抓一人都带来让他看一看。方孝孺看到他们十分难过弟弟方孝友被杀前劝他：“阿哥何必泪潸潸华表柱头千载后梦魂依旧到家山。”九族全诛后才磔方孝孺于市。方孝孺视死如归就戮前作绝命词曰：“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忠臣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兮庶不我尤。”其门人廖镛和弟廖铭检遗骸掩埋于聚宝门外山上。族诛之前他的妻子郑氏和儿子中宪、中愈自经死女儿贞、淑投秦淮河死。族诛之后朱棣又把方孝孺的门生作为一族杀掉。后来成祖时修实录说方孝孺曾磕头求生。李贽指出：“孝孺死节后至今百六十年人皆历历能言虽人人殊其成仁取义之死靡悔断然不可泯灭。而同时文学柄用之臣际会功名史有别书。以故魏惠安公泽哀江南词有曰：后来奸佞儒巧言自粉饰叩头乞余生无乃非直笔。” 成祖既杀方孝孺为避杀忠臣的历史谴责下令藏方孝孺之文者罪至死。其著作有《孝经诫俗》、《周易考次》、《宋史要言》、《帝王基命录》等。幸有其门人王稌潜录集其文才得传于后世。明中叶以后方孝孺的文集《逊志斋集》一刻再刻不少人因重其气节而重其道德文章。 皇帝也知道忠义之臣的价值。明仁宗谕群臣：若方孝孺辈皆忠臣诏从宽典。明神宗诏：革除被罪诸臣特许建祠岁时以礼致祭其坟墓苗裔倘有存者厚加恤录。清高宗“褒其大节凛然无忝纲常”批示：“正未可以谋事之不成而概加吹求若成祖之滥诛泄愤屠戮忠良淫刑以逞其失自无可恕耳。” 方孝孺的成仁取义朱棣的残酷杀戮忠义无畏与奸邪残暴就这样谱写成历史。 第二节解缙青年才子解缙（1369—1415）字大绅一字缙绅号春雨吉州吉水（今属江西）人。生于世宦之家祖父解子元曾任元朝江西行省安福州（今江西安福）判官死于兵乱。父亲解开因此伤透了心居家守业不肯出仕为官。朱元璋建国之初曾召见解开同他讨论元朝政事利弊并想授予他官职解开却辞谢而去。解缙自幼在家中受到父亲的良好教育。他聪敏过人十来岁时便诗文俱佳为当地出名的少年才子。 洪武二十年（1387）解缙参加江西乡试得中第一名解元次年赴京师（南京）参加会试又被取为第七名经殿试后取录为三甲进士与其兄解纶同榜登第。洪武二十一年（1388）戊辰科是明初重要的一科这次殿试取录的第一名状元任亨泰被授修撰第二、三名唐震、卢原质被授编修。此后这种授职便成为了定制。又廷议以新进士行御史事新进士任巡按的制度也从此而始。解纶被任礼部主事解缙却被留选为中书庶吉士。 洪武二十一年（1388）四月的一天解缙侍从朱元璋来到光禄寺大庖西室。朱元璋谈到时政并对解缙说道：“朕与尔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当知无不言。”1少年得志的解缙很有些恃才无羁的文人习气况且他对朝政也早已有所看法当天便写了“封事”万言书交给了明太祖。 这是一篇被当时人和后人备加推崇的大胆直陈时弊的上书。解缙这次上书的做法与内容都是十分巧妙与明智的。 对政事的大胆直陈正应合了朱元璋“知无不言”的要求而对于朱元璋的这一要求若是不能直言则反而会招致他的怀疑和不满。洪武时的酷法几乎闭塞了言路解缙的直言使朱元璋感到耳目一新。但是解缙也并非毫无顾忌为了使朱元璋在公布或不公布其内容上留有余地他特地采用了“封事”的方式。这一回朱元璋毫无忌讳地将“封事”公之于众解缙因此而名声大噪。 这篇题为《大庖西封事》的开头用批评的口气说到朱元璋不宜“下比（唐）太宗”而“当同符尧舜师表百王”。“既皆远过于汉宋又何谦逊于唐虞？”这实际上难免变相吹捧之嫌这样也才为后面的批评奠定了一个恭敬忠诚的基础。歌颂的是朱元璋其人批评的是当时的弊政。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其实并不矛盾解缙所批评的都是朱元璋已经考虑到但却没有听到臣下讲过的这正是封事的巧妙之处。 先批评“用刑太繁”留下了“无几时无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 的名句。朱元璋用重典治国。据《明史》记载：“太祖惩元纵弛之后刑用重典然特取决一时非以为则。”而明初的律令“草创于吴元年更定于洪武六年整齐于二十二年至三十年始颁示天下”1。解缙批评“用刑太繁”的时候也正是朱元璋整齐律令的时候言辞虽激却正是朱元璋已经着手解决的问题。 1《明史》卷一四七《解缙传》。下引本传者不另作注。 1《明史》卷九三《刑法一》。 然后谈到读书解缙劝朱元璋不要去读《说苑》、《韵府》之类“杂书”并由此提出纂辑修书的主张核心还是尊儒礼贤不辱士大夫的身份从而对士不为君用之法提出批评。当时朱元璋对臣下不能谏诤极为不满解缙指出这还是由于严法峻刑所致从而提出了政治上放宽些的要求。 解缙在《大庖西封事》中还谈到了赋役不均官吏失道等等问题：既税于所产之地又税于所过之津何其夺民之利至于如此之密也。且多贫下之家不免抛荒之咎。今日之土地无前日之生植而今日之征聚有前日之税粮。或卖产以供税产去而税存；或赔办以当役役重而民困。土田之高下不均起科之轻重无别膏腴而税反轻瘠卤而税反重而今内外百司捶楚属官甚于奴隶。是使柔懦之徒荡无廉耻进退奔趋肌肤不保甚非所以长孝行、励节义也。 积弊都在内外有司而且势将影响到社会风气。这恰恰又是朱元璋要着手解决的问题。 这篇万言书于当日写完上呈。急于陈献所陈略无次序亦不暇组织成文故是一篇较为杂乱的奏书但也同时充分反映出了解缙的才气。这次上书是颇为成功的“书奏帝称其才”。朱元璋表示满意了。 此后不久解缙又写了《太平十策》。这一次他在文字上颇费斟酌内容有条理而清楚：一曰参井田均田之法；二曰兼封建郡县之制；三曰正官民；四曰兴礼乐；五曰审辅导之官；六曰新学校之正；七曰省繁冗；八曰薄税敛；九曰务农；十曰讲武。可惜这篇经过刻意雕琢的上书效果远远不及那篇“封事”因为其中除去大讲“广封藩”外内容基本同于“封事”。而他在“十策”中所谈“广封藩”的内容同洪武九年（1376）时叶伯巨所上“万言书”中指责天下可患者的“封藩太侈”相比又是那么平庸而低劣。 很明显解缙的才华并不表现在政务上。在解缙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的是明初士大夫放荡不羁的个性。在他作为中书庶吉士的肄业期间人们便已几乎一致地将他看成一个狂妄的书生他的浪漫则已招致包括朱元璋在内的统治集团的不满。 史书中列举了这样几件事：洪武二十三年（139o）“解缙尝入兵部索皂隶语嫚。尚书沈溍以闻。帝曰：‘缙以冗散自恣耶？’命改为御史。”尽管有人对此有所怀疑但这却是完全可能生的事1。从事后的处理看来朱元璋对他还抱有希望想用御史这样一个耳目风纪之臣的职任去约束他。朱元璋希望将这位才子塑造成一个符合统治者需要的官僚化、工具化、模式化的官吏。 这一事件中的沈溍是乙丑科（洪武十八年）登第仅比解缙早一科二十二年便任兵部尚书二十三年改任工部尚书同年复兵部年内又被免职。解缙对这个资历相近的官员显然是不够尊重的。 尽管庶吉士的生活结束了改任御史后的解缙却并未能改变疏狂的文人之习。次年又生了他代虞部郎中王国用起草奏疏为韩国公李善长辩冤之事。这是一篇极为精彩的辩词疏中指出像李善长这样位列勋臣第一的人是毫无理由再去依傍胡惟庸的因为他冒杀身之祸得到的也不会过今日。又指出“若谓天象告变大臣当灾杀之以应天象则尤不可”。天下闻之1黄云眉：《明史考证》四第1244页。 四方解体人心危疑。并且说李善长虽已被杀仍须上此疏以儆戒将来。1这的确是一份大胆而又有理有据的奏疏。在朱元璋大肆屠戮功臣时居然有人敢于提出这样直率的批评而且使朱元璋无法怪罪大概只有解缙这个年轻疏狂的才子能够做到。 不久朱元璋便得知这奏疏是解缙代为起草的。左都御史兼吏部尚书詹徽是个勤政而刻薄的官吏。李善长之死他起了一定作用。当他知道此事后十分恼火请求朱元璋置解缙于法。朱元璋虽然对解缙感到不满但他还不想加之于罪。也许是他不愿在这时候去承担不惜人才的名声事情竟然不了了之。解缙也丝毫没有接受教训随后又生了他代同官夏长文草疏弹劾都御史袁泰之事。袁泰山西万全人洪武四年（1371）辛亥科进士他刚刚以左都御史同理都察院事便遭到了属官的弹劾。因此恨透了解缙解缙的御史也难以干下去了。 到处代人草疏惹事生非一个嫉恶如仇的青年官员带着浓厚的书生气在官场中是无法立足的。恰好此时解开以近臣父入觐朱元璋对他说：“大器晚成若以而子归益令进学后十年来大用未晚也。” 像解缙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才子让他再回家进学十年究竟学些什么呢？显然不是去学诗书儒学而是去学为人处世的本领。朱元璋的做法究竟是出于对这位才子的爱护还是不满已经很难说清楚。总之解缙从此离开了涉足未及一年的都察院御史之职回家乡吉水读书去了。 仕途坎坷从洪武二十四年（1391）起解缙奉旨归读前后达八年之久。不让他在政务中磨炼却让他归乡闭门读书用这种类似于冠带闲住的方式“以待大用”实在令人费解。 这八年当中解缙曾受命改修《元史》中的舛误又撰定《宋书》删定《礼经》凡例此外便终日在家中读书撰著倒也过得自在。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洪武三十一年（1398）闰五月朱元璋病逝。 解缙得知后顾不得母丧未葬辞别了九十高龄的父亲赶往京师（南京）。他这样匆匆而行究竟出于什么目的谁也说不清是奔丧还是求官或是二者兼有？朱元璋应许的十年后“大用”的口谕随着他的去世已变得十分渺茫。结果是令人惊异的人们竟然还牢记着朱元璋八年前的话不过他们感兴趣的只是解缙未满十年不得入京却不是十年后的“大用”。 于是有司弹劾解缙违背诏旨又有母丧未葬父亲九十高龄不当舍之而行总之解缙这次入京不仅不是忠君之举而且是违背皇帝生前嘱咐的大错特错他甚至因此受到类似充军的处罚被谪贬到地处陕西临洮的河州军民指挥使司为吏。1在以宽仁和尊崇文士而著称的建文之政下解缙这位才学之士却受到如此严厉的处罚如果不是当政者有意压制打击的话恐怕再难找到别的解释了。 1解缙：《解文毅公集》卷一《代王国用论韩国公事状》。 1《明史》等书均作“河州卫”但据《明史》卷九o《兵志二》所记洪武、永乐中仅于河州设军民指挥使司永乐后始改置河州卫。 已经是三十岁的人了背井离乡前往西北荒瘠之地去充当吏员其景况之狼狈是可想而知的。这一次再也没有人提什么“父年九十不当舍以行”了。 凉秋登途孤身西行更使解缙感到凄怆。他知道自己这是为声名所累他写诗吟道：“早岁攀龙客天府浪得声名满寰宇；归来自分闭门过岂料更为名所苦。旅影西行万里遥黄叶飘萧更无数。”2十月到达西安时结识了东南还乡的邹生对解缙讲了不少关于六盘山、临洮的山川冰雪。解缙举酒浇愁强自宽颜心中却惦念着家中老父。“我心尤切念庭闱九十严亲双鬓垂；倚门斜日望子归临风托寄平安字。”3解缙祖籍平阳（今山西临汾）后徙雁门后来因有人于唐朝时到吉州为官才成为吉水人。这次西北之行倒使他有机会领略祖籍的山川风貌了。自幼生长在南方的解缙有些禁不住北方的寒暑然而更使他不堪忍受的是与吏卒们同伍听从军卫官吏驱使。这一年的除夕他是在寂寞孤凄中度过的。正月十五河州到处挂起红灯爆竹喧天耍狮歌舞彻夜不息。解缙却独坐沉思想到自己的家世：“我家不与世俗同弟兄伯叔联簪组；满堂宾客皆雄奇新吟健笔争蠭午。”又想到自己幼时的生活：“我时七步诗即成诸生学士观如堵。”还想到自己少年登第志得意满的日子：“布衣十五步蟾宫年年看灯天九重。”如今却在河州这北国荒镇观灯父亲也一定彻夜不眠在灯下思念着远在边陲的儿子。1解缙不久便病倒了想起自己满腹经纶却落得这般下场又因思念家人父老经常独自垂泪。事到如今也不得不放下文人孤傲之气。解缙终于提笔给礼部侍郎兼翰林学士董伦写了一封言辞凄楚的书信。 缙率易狂愚无所避忌数上封事所言分封势重万一不幸必有厉长、吴濞之虞。■哈术来归之时钦承顾问谓宜待之有礼疑则勿任任则勿疑稍忤机权其徒必二。此类非一后皆亿中封事留中。又尝为王国用草谏书言韩国公事为詹徽所嫉欲中以危法。又为文劾袁泰泰衔恨至深见尝切齿。但以不为屈膝之故竟致排诬。累迹深文之语皆非律令所该。伏蒙圣恩数对便殿申之以慰谕重之以镪锡许以十年著述冠带来廷。《元史》舛误承命改修及踵成《宋书》删定《礼经》凡例皆已留中。奉亲之暇杜门纂述渐有次序洊将八载宾天之讣忽闻痛切之诚欲绝。向非先帝之明缙亦无有今日是以母丧在殡未遑安厝家君以九十之年倚门望思皆不暇恋冀一瞻山陵陨泪九土。何图诖误蒙恩远行。扬、粤之人不堪寒苦复多疾病俯仰奔趋与吏卒为伍低徊服事诚不堪忍。昼夜涕泣恒惧有不测之忧进不能尽忠于国退不得尽孝子亲。不忠不孝负平生学问之心抱万古不穷之痛为天下笑为先生长者之羞。是以数鸣哀感冀皇天后土之鉴临得还京师复见天颜少陈情悃或遂南归父子相见即走也更生之日。临书不胜恺切愿望之至。1这一函书信写得很有点水平先谈到削藩这完全是为应合建文时的政治形势然后是表功示才既有辩解申诉又有哀求待怜。而且解缙选择2解缙：《解文毅公集》卷四《西行示侄祯期还家》。 3《解文毅公集》卷四《长安别邹生》。 1《解文毅公集》卷四《河州正月十五夜有感》。 1《解文毅公集》卷十五《寄具川董伦书》。 董伦作为相求对象也是颇具心计的。建文中当权的官吏主要是齐泰、黄子澄受知的官吏称方孝孺其次才是董伦。四人当中他与方孝孺不甚相识洪武二十五年（1392）方孝孺被荐入朝时解缙已经还乡归读了。齐泰、黄子澄均为洪武十八年（1385）进士比解缙早一科。解缙在京时齐泰任兵部主事是沈溍属官对解、沈二人的矛盾他肯定是有所知的解缙因此而不便相求。黄子澄与解缙曾同官翰林院二人应当熟识但可能关系并不融洽因此解缙转而求于年高望重的董伦。 董伦被这函书信打动向建文帝朱允炆推荐了解缙不久解缙便被召回授官翰林待诏。这是个从九品的小官不常设。改定官制后待诏隶于翰林院文翰馆下成为一员供掌应对的小官。 比起在河州为吏是强多了但这远非解缙所愿。他十九岁登第名噪一时到三十余岁却仅仅做到一个最低品级的备员可算是时运不济了。当年爆了“靖难”之役燕王朱棣起兵北平谋夺皇位历时三年的夺位战争开始了。解缙并无出色表现不知是出于上次贬官的教训还是对当政者的不满他只是随同诸臣们上些平庸的奏疏说些众口一辞的话。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三年以后。 建文四年（14o1）六月燕师攻抵京城（南京）许多官吏趁夜缒城而逃解缙却未走他有自己的主张。建文朝廷除去将他谪贬河州吃了些苦头外也仅仅给了他一个从九品的翰林待诏他对建文帝无须报忠。当燕王朱棣率师入京时解缙同极少数的几名翰林之臣迎附了。关于这件事《明史》中有一段记述：燕兵薄京城（王）艮与妻子诀曰：“食人之禄者死人之事吾不可复生矣。”解缙、吴溥与艮、（胡）靖比舍居。城陷前一夕皆集溥舍缙陈说大义靖亦奋激慷慨艮独流涕不言。三人去溥子与弼尚幼叹曰：“胡叔能死是大佳事。”溥曰：“不然独王叔死耳。”语未毕隔墙闻靖呼：“外喧甚谨视豚。”溥顾与弼曰：“一豚尚不能舍肯舍生乎？”须臾艮舍哭饮鸩死矣。缙弛谒成祖甚喜。明日荐靖召至叩头谢。（李）贯亦迎附。1明朝人便已指出此事不可信因为王艮早在前一年即已病故但修《明史》时却又保留了这段记述。这中间记述解缙城陷前陈说大义城陷后又迎附似有贬斥之意却很符合解缙本人的情况。这也无须指责他希望受知于一个新朝廷以施展自己的才华。 内阁名臣解缙受知于夺位登极的朱棣还不仅仅因为他先迎附而是因为他草《登极诏》称旨。1《登极诏》本是让另一位明初著名才子方孝孺草拟的。但方孝孺忠于建文帝宁可招致杀身灭族之祸不肯草诏。据说朱棣还曾命侍读楼琏草诏楼琏不敢辞归而自经。也有传说此诏出于括苍王景或无锡王达之手。2但是诏书出自解缙的可能性更大这正是他表现才华的机会他从此开1《明史》卷一四三《王艮传》。 1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二《史乘考误》三引许浩：《复斋日记》。2《明史》卷一四一《方孝孺传附楼琏、王景、王达传》。 始了一生中最光辉的五年。 其实这篇《登极诏》写得并无什么特色只是甚符合朱棣的心意。诏书中指责建文帝“崇信奸回改更成宪戕害诸王”。又讲到援“祖训”起兵“靖难”屡战屡胜及欲仿周公辅佐成王之故事只因建文帝已死迫于众议拒之再三勉强即位。随后便开列大赦蠲免安民给赏等一系列条款。这便是所谓“称旨”的诏书。 第二个月解缙便从翰林待诏升任本院侍读由从九品一下变成正六品。同时升迁的还有胡靖由从六品修撰升为六品侍讲吴溥、杨子荣由正七品编修升为从六品修撰郑好义由从七品检讨升为正七品编修都仅仅升迁一品而已。 八月间解缙、黄淮受命入直文渊阁参预机务。朱棣常命他们在身边备顾问有时到深夜朱棣上床就寝犹赐坐榻前语以机密重务。 杨士奇、杨荣、胡广、胡俨、金幼孜等人大约也在此时被检入直内阁。 九月朱棣赐给他们七人金织罗衣各一袭。这七个人成为最重要的内阁之臣。几天后便是中秋朱棣找来解缙等人让他们查阅一遍建文中群臣所上“封事”将这千余件上书中有关军马钱粮数目的留下其余有涉及“靖难”削藩之事的一概焚毁以免群臣危疑。 “尔等皆宜有之。”朱棣当时大约是随便说了这么一句。诚然如此众人都俯不语了。 “臣实无。”修撰李贯理直气壮地答道。他显然误解了朱棣的意思。 “尔以独无为贤耶？”朱棣不满地说道“食其禄则思任事。当国家危急之际在近侍独无一言可乎？朕非恶夫尽心于建文者但恶导诱建文坏祖法乱政经耳。尔等前日事彼则忠于彼今日事朕当忠于朕不必曲自遮蔽也。”1朱棣表现出政治家的大度。但是到了这一年冬天朱棣下诏重修《太祖实录》时他的态度就截然不同了。原南昌知府叶惠仲因在原建文时所修《太祖实录》中直书“靖难”事被逮杀族诛。 重修的《太祖实录》由曹国公李景隆为监修官茹瑺为副解缙任总裁实际主持工作。这次解缙表现得颇为慎重书成“尽焚旧草”以免引起麻烦。2这同当时政治形势有很大关系在追治杀戮建文遗臣的恐怖气氛中史官不得不审慎行事。像解缙这样个性突出的文人也必须慢慢改造自己。担任《太祖实录》总裁官对解缙来说是一种擢的荣誉他的同官甚至高于他的官员们都只是担任了纂修官解缙因此名声大噪。《明史》中称解缙“寻进侍读学士奉命总裁《太祖实录》及《列女传》。”实际上解缙进官侍读学士是在建文四年（时称洪武三十五年）十一月丁亥这时他年仅三十五岁1。《明史》的记述很可能是弄颠倒了。 这次改修实录主要是去掉其中涉及朱棣夺位的忌讳之处并非真正重修因此“以百人之多历期年之久”2到第二年六月便书成上呈。 改修《太祖实录》成书前不久朱棣追上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尊谥。皇后徐氏因此想到当年孝慈皇后曾命儒臣考订《列女传》而未能修成于1《明太宗实录》卷十一洪武三十五年八月丙寅。 2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国初实录》。 1《明太宗实录》卷十四洪武三十五年十一月丁亥。 2复原吉：《进实录表》影印本《明太祖实录》卷。 是要下令修纂此书。恰在此时《太祖实录》完成朱棣便命解缙等人动手编辑只用了半年时间到十二月便完成了。时间虽不长却颇下功夫朱棣并亲撰序文刊印颁行。 次年七月初一解缙随祭太庙后又被朱棣召了去。“天下古今事物散载诸书篇帙浩繁不易检阅朕欲悉采各书所载事物聚之而统之以韵庶几考察之便如探囊取物。”3依然是为修书之事。 这颇符合解缙所想他早在洪武二十一年（1388）上万言封事时就曾建议朱元璋这样做。不过在修书的宗旨上他又有与朱棣不甚相合之处。朱棣主张大而全不厌浩繁解缙却反对收录过杂他按照自己的好恶取舍基本上是以儒家经典和史籍为主。 在朱棣的心目中解缙是可以倚重的才子。八月中秋宫中设宴朱棣与近臣一起赏月哪知天公不作美浓云掩月令君臣们有些扫兴了。据说解缙当即口占《落梅风》一：嫦娥面今夜圆下云帘不着臣见。拚今宵倚阑不去眠看谁过广寒宫殿。1词虽无奇那股不罢不休的劲头很中朱棣的意朱棣高兴起来又让他作长歌。夜半浓云渐散明月当空朱棣不胜欣喜说道：“才子！可谓夺天手段也。”这时候他们君臣之间已融洽到顶点了。2永乐二年（14o4）十一月解缙等人将纂就的巨帙上呈朱棣赐名《文献大成》。起初他很满意但不久便觉了其中的不足并决定重修此书这便是后来成书的《永乐大典》。这次除解缙外又命七十高龄的太子少师姚广孝及刑部侍郎刘季箎共总修书之事。陈济等兼通百家的布衣之士也被请来担任总裁。修书过程中朱棣亲自过问了进展情况。永乐四年（14o6）他在文渊阁召见了解缙等人。 “文渊阁经史子集皆备否？”“经史粗备子集尚多缺。”解缙如实回答于是命人四出购求书籍。3这一次解缙未能参与修竣全书第二年春天他便遭到外任之罚。其主要原因还不在于他修书时的偏执而是因为立储之争。 在永乐五年（14o7）春天解缙出任以前他除去奉敕修书外还始终作为内阁近臣参预机务。当时都察院有陈瑛吏部有蹇义户部有郁新、夏原吉兵部有金忠都是各负其责的重要大臣。解缙等近臣的职责主要是备顾问而在当时诸需顾问的事情中最重大的莫过于立储。 朱棣的三个儿子中二儿子朱高煦“靖难”中随军征战有功与一批武臣往来甚密一心要夺嫡。小儿子朱高燧也以英武闻名最得朱棣钟爱。因此长子朱高炽的地位是岌岌可危的不过朱棣真要废长立幼一时还难下决心。 据说当时朱棣曾命群臣题《虎彪图》图中画的是一只大虎领着几只小虎相互亲昵。解缙提笔写道：“虎为百兽尊谁敢触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顾。”1朱棣为之所动于是将朱高炽由北京召回。 3《明太宗实录》卷二一永乐元年七月丙子。 1《解文毅公集》卷四《中秋不见月》。 2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中秋无月诗》。 1《解文毅公集》卷五《奉敕题虎顾彪图》。 朱高炽回到京师（南京）后立储之争更显突出。据《明史》记述劝朱棣立长的是兵部尚书金忠。金忠是“靖难”功臣曾辅太子居守。他不仅列举历代立嫡故事相劝而且将此事告知解缙、黄淮、尹昌隆等人。解缙当然是支持此议的以他那清傲的性格遇有机会必定直陈不顾于是当朱棣私下征求他意见时他便明确表态了。 “皇长子仁孝天下归心。”解缙不仅极力维护嫡长制度而且明确拥护朱高炽这类文德的储君反对朱高煦之类的凶悍武夫。他见朱棣不吭声知道他尚在犹豫顿道：“好圣孙！”圣孙即朱高炽长子朱瞻基。解缙知道朱棣最喜爱这个长孙特以此相劝。朱棣终于点了点头太子遂定。这件事后来传到朱高煦耳中他于是对解缙怀恨在心。 永乐二年（14o4）二月解缙出任会试主考官这一年是甲申年故称甲申科为明朝科举盛事共取录四百七十人。这其实也是江西人的盛事三月廷试取录的状元曾棨为永丰（今属江西）人与解缙有旧1榜眼周述、探花周孟简均为吉水人二甲第一名杨相为泰和人第二名宋子环也是吉水人第三名王训为庐陵（今江西吉安）人第四名王直又是泰和人。七人均属吉安府。而主考的内阁学士读卷五人：解缙、胡广、杨士奇、胡俨、金幼孜也都是江西人解缙、胡广、杨士奇又都是吉安府人。后来解缙被劾廷试读卷不公不知是否便指此次。 廷试后不久便正式设置了东宫官属解缙被任右春坊大学士这时侍臣们又修竣《文华宝鉴》一书书中辑入古代人的嘉言嘉行专用以教导太子。四月初四正式册立朱高炽为太子朱高煦为汉王朱高燧为赵王。解缙等人每天奉敕为太子讲说《文华宝鉴》他确实以东宫官属为己任于是与蓄谋夺嫡的汉王间的矛盾也就必然日趋激化。 解缙却似乎并无明显觉察他的书生气并没有改掉多少。这一年饶州鄱阳教书先生朱季友将所著批评宋儒之书上呈解缙知道后大怒坚决要求将“谤毁圣贤”的朱季友置于法。结果朱季友被押还乡里杖一百销毁所著文字不许称儒教学。解缙很有些儒家正统卫道士的味道他见到汉王宠遇日隆也要站出来讲话：“是启争也不可。”这都是朱棣最不爱听的话他给予汉王宠遇也有些出于无奈“靖难”中为使汉王拚死出力他曾暗示许以立储如今未能兑现难免有所容让解缙却偏要揭穿这件朱棣自然十分恼火骂他“离间骨肉”。再加上朱高煦等人不断进谗解缙渐遭疏远最终成为这场夺嫡斗争中的牺牲品。 据《明史》记述“四年赐黄淮等五人二品纱罗衣而不及缙”。似乎由此而表现出矛盾公开化。但据《明太宗实录》记永乐四年（14o6）三月初一朱棣亲临太学致祭奠礼同一天“赐翰林院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解缙等六员二品金织罗衣各一袭”1。这是解缙在朝时最后一次赐衣。第二年再赐黄淮等人西洋及高丽布时解缙已被出为广西参议了。 解缙的出任是很突然的。永乐四年（14o6）三月他还主持了会试和廷试他同祭酒胡俨一同去观放进士榜时还在一起开玩笑说：“大丈夫必得黄榜书名可耳。”因为胡俨不是甲科出身胡俨也开玩笑相讥道：“彼固1《解文毅公集》卷十《莲竹轩记》。 1《明太宗实录》卷五二永乐四年三月辛卯。 亦有侥幸得之。”2此后便生了解缙反对出兵安南之事。如果说解缙在立嫡问题上的所为还是针对汉王其人的话那么反对出兵安南则是与朱棣直接的矛盾而朱高煦等人则将解缙立储之议传播开来并反告解缙泄禁中语书生气十足的解缙便抵挡不住了。这些才是解缙被出任外职的直接原因至于说他廷试读卷不公则只是找寻藉口罢了。也有人说此事与黄淮有关黄淮“量颇隘同列有小过辄以闻”1。 惨死狱中永乐五年（14o7）二月解缙出任广西布政司右参议离开了内阁近侍的位置。这是一次很奇特的改任带有明显的贬黜性质因此史书中大都将此记为“谪贬”。但是《明太宗实录》中用了一个“黜”字这似乎更准确些因为解缙是从正五品的翰林学士出任从四品的布政司参议从任官品秩变化看还不能说是谪贬。当时胡俨也由内阁改任祭酒这二者当然不能相比但明朝的史家则将他们并记为阁臣外任的例子。2像解缙这样一个书生气十足而又树敌颇多的人一旦离开近侍的位置他的厄运也就开始了。 解缙整装上路礼部郎中李至刚却又告他“怨望”。解缙虽然也可能会有些牢骚不羁之辞但李至刚的做法则是明显的报复。当初朱棣曾书写了一些廷臣名字让解缙评论他一一作了实事求是的评论。别人大都有赞有贬惟独李至刚只是“诞而附势虽才不端”基本上否定了。李至刚的报复使解缙被改官交阯督饷化州。 关于这次改任交阯的记述有些含混因为直到这一年六月初一才正式设置交阯布政使司解缙却不可能拖延到六月再行因此当时解缙很可能是以广西布政司参议的身份去督饷化州。 解缙似乎也并不在意这次出任离开朝廷反而使他恢复了文人性格他在交阯三年除去公务之外依然是撰文赋诗与友人唱和。 永乐八年（141o）解缙入京奏事当时正值朱棣北征未在京师他谒见过监国的太子朱高炽后便回交阯去了。朱棣是十一月回到京师的汉王朱高煦便告解缙“伺上外出私觐太子径归无人臣礼”。汉王的目的在攻击太子但结果是置解缙于死地。 朱棣早在永乐七年（14o9）二月便已离开京师前往北京；解缙不应不知道他却在第二年赴京又恰恰在朱棣归京师前夕离去这一巧合也给汉王的诬陷提供了依据。 解缙离京后道由江西、广东往交阯一路上同翰林检讨王偁游览山川名胜吟诗作赋甚至为人撰写墓志丝毫没有预感到祸之将临。途经广东时因交通不便他又忽萌开凿赣江（章江）的念头并且写成奏疏上呈。朱棣回京后得到朱高煦的奏报已经十分恼怒随即又接到解缙请凿赣江的奏疏他怒道：“人臣受事辄引而避去乃更欲劳民如此！”1命逮解缙、王偁下诏狱。 2叶盛：《水东日记》卷二《解胡观放榜对答》。 1夏燮：《明通鉴》卷十九宣宗宣德二年八月甲子。 2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七《阁臣外任》。 1查继佐：《罪惟录》列传第二十《解缙传》。 ------------ 18 这是永乐九年（1411）六月解缙的仕宦生涯结束了从此开始了他长达三年半的狱囚生活。 解缙初入狱时曾遭到严刑拷打因而辗转牵连到大理丞汤宗宗人府经历高得旸中允李贯赞善王汝玉编修朱纮检讨蒋骥、潘畿、萧引高及李至刚等人都被逮入狱。王偁、王汝玉、李贯、朱纮、萧引高、高得旸等人先后瘐死狱中。 掌锦衣卫诏狱的都指挥佥事纪纲是个凶残的酷吏但他是诸生出身颇好风雅对解缙的才学久有所闻渐渐与他熟识起来解缙在狱中便不再多吃苦头。按照解缙的性格这狱中三年应该有不少诗文之作但文集中却鲜有所见只有一篇《翰林蓝君日省墓志铭》从行文中可知作于永乐十一年（1413）正是他在诏狱中时。1另有一题为《忧患中寄友》的诗写道：“手扶日月归真主泪洒乾坤望掖庭。身死愿为陵下草春风常护万年青。”2可能也是狱中之作。 永乐十三年（1415）正月十五日朱棣在午门与群臣观灯时生火灾都督马旺被烧死。几天后朱棣照例下令蠲赦修省。大概纪纲认为这是解缙获释的机会在上锦衣卫囚籍时将他的名字一起送上。 “缙犹在耶？”朱棣不仅没有赦免之意而且明显是要置解缙于死地。 纪纲也无能为力了。他回去后设酒与解缙对饮并为之泣下。解缙一切都明白了而像他那样一个个性极强的才子是不会惜恋狱囚生活的。解缙开怀畅饮仿佛不知道这便是最后的晚餐直到醉得不省人事。酒醉后的解缙被埋到积雪中默默地结束了他的一生。这一年他仅四十七岁。 生在封建皇权极端机构锦衣卫诏狱中的这一幕悲剧记写了一个不能按照封建模式改造自己的知识分子的1《解文毅公集》卷十三《翰林蓝君日省墓志铭》。 2《解文毅会集》卷六《忧患中寄友》。 第六章姚广孝夏原吉第一节姚广孝姚广孝（1335—1418）明初以僧人身份参加政治活动。 姚广孝幼名天禧字斯道。出家后法名道衍。明成祖即位后赐名姚广孝。祖籍河南汴梁（今开封）曾祖父随宋室南渡时的难民逃到江南落脚在长洲相城（今属苏州）。祖父、父亲都是乡间郎中生活虽清苦但祖辈事佛积善很受乡里敬重。姚广孝十四岁时当父亲给他讲授医药知识时他鼓起勇气对父亲说道：我不想学医我愿意读书将来挣得一官半职干一番荣宗耀祖的大事。 尽管姚家祖辈事佛但是当有子孙真正要出家为僧时还是引起了一番争议。他的伯父姚震之支持说道：“为学有成则仕于朝荣显父母不则就学佛为方外之乐。”1父母听后送他于里中妙智庵取法名道衍。从此开始了出家人的生活。 姚广孝出家后不仅学佛而且读书工诗“事道士席应真得其阴阳术数之学”1并研治兵法。他云游四方广交名士博通佛、道、儒诸家之学。了解他的友人说他：“有当世才虽自匿欲有所用之。”2姚广孝则在勤奋学习中成为了当时颇有名气的高僧。他自己也说：“余少为浮屠而耆于文凡昔浮屠之号能文者之文无不遍求而博览也。”3吴中富庶也是人才荟萃之地。姚广孝好友高启、杨基、张羽、徐贲号称四杰比之于唐代诗人王、杨、卢、骆。其中徐贲家居望斋门外故号北郭生4。比邻而居的高启5、王行、宋克等十人号称“北郭十友”均与姚广孝结为诗文好友。但当他们劝姚广孝弃佛归儒时被他用无言长笑拒绝了。姚广孝并非“阳释阴儒”。大约至正二十三年他从遇庵和尚于径山习禅潜心于内外典籍之学开始了佛、儒二家的对比与选择。在学佛访友、诗文酬和中他的政治思想逐渐成熟。 叩钵吟诗高谈阔论确实不像个安分的出家人倒像个胸怀大志的书生。在元末乱世中姚广孝虽有逃禅之心却并未真正成为“方外之人”。这在至正二十五年（1365）他写的一篇带有浓郁政治色彩的《斥牟文》中得到充分反映：“至正乙巳夏六月余行垅上视苗之长否有老农泣于旁。余问其故曰：夫虫牟食苗之根苗概死矣”6他借田间虫牟以指斥人间虫牟他一刻都不曾脱离现实社会。在那群雄辈出的时代寒微的家世器宇恢弘、性怀冲淡的天资丰富的生活经历这一切都为姚广孝投身政治舞台提供了有利条件。《明史》记其“尝游嵩山寺相者袁珙见之曰：‘是1王鸿绪：《明史稿》卷一三四《姚广孝传》。 1《明史》卷一四五《姚广孝传》。下引本传者不另作注。 2刘凤：《续吴先贤赞》卷一《姚广孝》。 3姚广孝：《逃虚类稿》卷八《读至天隐文集》。 4万历《长洲县志》卷十三。 5高启：《高太史大全集》卷五《答衍师见赠》。 6姚广孝：《逃虚类稿》卷六《斥牟文》。 何异僧目三角形如病虎性必嗜杀刘秉忠流也。’道衍大喜。”他也曾为此写诗道：“岸帻风流闪电眸相形何似相心优？凌烟阁上丹青里未必人人尽虎头。”1他渴望走元初怪僧刘秉忠之路：辅佐明君成就帝王之业。但是谁曾想到他竟在这条道路上摸索了十五年。 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诏取高僧姚广孝因一场大病失去应诏机会。从他的诗文中可知他卧床不起直至次年正月初六。当他大病初愈起身试步与友人同到檐下小憩时一只五色雀飞鸣于庭院引起众人注意。友人们对广孝说道：“此雀五色文明之象子病起而遇之异日文章当有大进矣。”但姚广孝所思非仅如此他在当即所赋诗中用“野田饱粟纵高飞他年伫看栖琼树”的诗句抒了自己的鸿图大志2。 洪武八年姚广孝以通儒被召留京师天界寺。这一次他虽未得官而于次年春“赐还吴门”但这次赴京使他进一步交结官宦、高僧并增强了成就事业的雄心。归经北固山时他吟出了《京口览古》的寄情诗：“谯栌年来战血干烟花犹自半凋残。五州山近朝云乱万岁楼空夜月寒。江水无潮通铁瓮野田有路到金坛。萧梁事业今何在？北固青青客倦看。”3同行僧宗泐窥知其诗意道：“此岂释子语耶？”广孝报之以一笑。 洪武九年姚广孝回到苏州西山海云院辟一小室曰“莲花室”“盖期当来极乐国中莲花生也”。从此他在海云院禅居四年之久过着“无过客则终日危坐澄想”的生活1。洪武十三年秋他再次出游次年“扬帆于浙江之上”2。这时四十七岁的姚广孝已经倚杖而行了。正当他感到“死期将至故痛自鞭策”时因宗泐荐于洪武十五年（1382）再次被选高僧赴京这才成其毕生事业的开端。明人刘凤说：“时运方遘则异才出焉。”3姚广孝这个兼通佛、道、儒的怪杰在明初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终于得到挥其才能的机会。 姚广孝一生中最突出的政治活动是策划动“靖难”之役。《明史》说他：“赞密谋机决策”“论功以为第一”。 姚广孝到北平庆寿寺后经常出入燕王府“迹甚密时时屏人语。” 这些密谈内容当与“靖难”夺位有关。在姚广孝的思想深处是对朱元璋“为政严猛”怀有反抗情绪的。他的故旧几乎都成了洪武严政下的冤鬼。现实生活中的悲剧对姚广孝产生了强烈的刺激。 在燕王朱棣“靖难”起兵的关键时刻姚广孝是挥了决定性作用的人物明人盛传当时姚广孝曾以对联、占卜等方式促使燕王起兵4。为增强燕王朱棣起兵决心姚广孝还曾推荐著名相士袁珙相称燕王为“异日太平天子”。“燕王恐人疑乃佯以罪遣之。行至通州既登舟密召入邸。”5姚广孝与袁珙不同于那种空口欺人的术士他们用意在于促使燕王起兵。姚广孝曾对1姚广孝：《逃虚子诗集》卷九《赠相士袁廷玉》。 2姚广孝：《逃虚子诗集》卷三《五色雀并序》。 3《明诗纪事》乙签卷三《京口览古》。 1姚广孝：《逃虚类稿》卷五《莲花室铭序》、《紫竹杖铭并序》。 2姚广孝：《逃虚类稿》卷四《送芳上人游甬东序》。 3刘凤：《续吴先贤赞》卷一《姚广孝》。 4唐枢：《国琛集》卷上；高岱：《鸿猷录》卷七《靖难师起》。 5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六《燕王起兵》。 当时形势有过一段极精辟的分析：主上（建文帝）猜间宗室侵渔齐藩所戮辱囚隶士伍盖五王矣。 虽未及燕燕可觊幸免耶？夫燕胜国之遗而北方雄镇也。其民习弓马地饶枣栗悉雄蓟属。郡之材官良家子彀甲可三十万粟支十年。大王护卫精兵投石距者又不下一、二万。鼓行定山东略淮南此势若建瓴而下谁为抗御。大王即不南机或先欲高卧得耶？且旦暮匹夫耳。1从“靖难”之役的过程看他的分析基本上是正确的。他又帮助燕王朱棣作了军事准备。“王意益决与道衍选将练兵收召材勇异能之士。”2燕王府以其独具的条件保持元官旧制殿院深邃。“道衍练兵后苑中。穴地作重屋缭以厚垣密甃瓴甋瓶缶日夜铸军器畜鹅鸭乱其声。” 建文元年（1399年）六月燕府护卫百户倪谅叛燕上变朝廷命逮燕府官属。与此同时北平都指挥使张信叛朝廷密入燕府告急。燕王闻报“戄然起立”3召姚广孝、张玉、朱能等定计起兵一场酝酿已久的夺位战争终于爆。姚广孝在指挥这场战争中也挥了较大作用。朱棣曾说：“朕靖难之初卿侍左右谋谟弼赞裨益良多。”4《明太宗实录》中亦称：“上每出师命侍世子居守严固备御抚绥兵民与赞谋策。”5其具体记述主要有如下五事：1.“靖难”起兵誓师时“适大风雨至檐瓦堕地成祖色变。道衍曰：‘祥也。飞龙在天从以风雨。瓦堕将易黄也。’”当时确有天气之变《奉天靖难记》卷一亦记：“俄阴晦咫尺不相见。少焉东方云开露青天仅尺许有光烛地洞彻上下。”姚广孝随机应变以固军心表现了过人之智。 2.“靖难”出师后“留世子守北平僧道衍、郭资、内使赛因帖木儿等辅之。”1“其年十月成祖袭大宁李景隆乘间围北平。道衍守御甚固击却攻者。夜缒壮士击伤南兵。援师至内外合击斩无算。” 3.建文二年六至八月“成祖围济南三月不克。道衍驰书曰：‘师老矣请班师。’乃还。”这是燕师次失利。九月九日重阳是在战败气氛中度过的。姚广孝当日写道：“八月中秋不玩月九月九日不登山。可怜时节梦中过谁对黄华有笑颜。”2他已不仅是风雅飘逸的高僧而且是肩负战争重任的主角。 4.东昌之战主将张玉阵亡燕师大溃退守北平士气大挫。据传出师前姚广孝曾称：“师且捷费两日耳。”东昌战败后他又称：“臣固已言之昌于文两日也。此后全胜矣。”3这不是一般的诡辩而是稳定军心的措施。当时燕王欲稍休息“道衍力趣之”在他的安排下为东昌阵亡将士的祭奠成了再次出征的誓师。 1王世贞：《名卿绩纪》卷三《姚广孝传》。 2夏燮：《明通鉴》卷十一太祖洪武三十一年。 3《明史》卷一四六《张信传》。 4《明太宗实录》卷三o永乐二年四月壬申。 5《明太宗实录》卷一九八永乐十六年三月戊寅。 1谈迁：《国榷》卷十一惠宗建文元年七月壬申。 2姚广孝：《逃虚子诗集》卷九《九日感怀洪武三十三年作》。 3谈迁：《国榷》卷十一惠宗建文二年十二月乙卯。 5.燕师直捣南京亦出自姚广孝之谋。他力主“毋下城邑疾趋京师。 京师单弱势必举”。燕王“从之。逆连败诸将于淝河、灵璧渡江入京师”。姚广孝的活动贯穿了战争全过程。史料的缺乏并未能掩盖其重要作用。这已为历代史家所公认。清人赵翼评论《明史》编纂时说：“姚广孝非武臣而以其为永乐功臣之则与张玉、朱能等同卷。”1这是对其在“靖难”夺位中所起作用的最概括的肯定。 对于姚广孝晚年的传统说法认为他功成身退了。这种说法出于对其特殊身份的推测。建文四年六月燕王攻入南京夺得皇位。同年十月姚广孝奉旨离北平南下回到阔别二十年的南京。此时他已是六十八岁高龄。“金陵战罢燕都定仍是癯然老衲师。”2功勋卓著的姚广孝并未脱去袈裟并因此辞官不受。但是由此而得出功成身退的结论则值得商榷。 建文四年十月姚广孝受官僧录司左善世这个秩仅六品的僧官位置对于“靖难”功的姚广孝虽显不宜然就其和尚身份来说却又是必任之职。当初这个佛教最高职位原由溥洽担任。“太宗即位召斯道衍公于北京命主教事公（溥洽）以左善世逊衍而己居右。”3永乐二年（14o4）四月姚广孝再受太子少师之职成为当时文臣最高秩（正二品）。这与一般官吏升迁不同因此被附会了一些传说。尹守衡《明史窃》称姚广孝因左善世品秩过低朝班立阶下面露不豫之色为太宗朱棣所察即授太子少师。焦竑《国朝献征录》则记其屡辞官不受朱棣“令人潜以冠服披体亟命宣谢不得已受命”。传说虽有不同但认为姚广孝理应得官这一点则是一致的。 当然长年出家为僧对姚广孝不无影响。他在出仕与退隐问题上确曾有过矛盾心理。他在《题江行风浪图》一诗中借长江风疾浪高船行艰险比喻人世。“世人知险是风波那识人心险更多。”他对于人心难测“一笑杀人顷刻间”的官场争斗感到厌倦认为“贫贱安居良不恶名利奔驰有何乐。”他用“老年无事不江行”的诗句表达自己的退隐之心1。他把千秋功业视如黄粱梦断想往着归依青山的生活。 成功后的姚广孝与前有所不同。他不再以刘秉忠自命并一再称自己“不是高阳酒徒（郦食其）”“不入非熊（姜子牙）梦”2。他将自己比作“既倦终宵巡瓮下”的老病之猫并为“谁念前功能保爱”而深感不安3。洪武功臣的悲惨下场给他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何况此时他已不再是满怀抱负步入禅门的青年而是已近暮年的老人。谈迁曾说：“当公贵显年殆七秩桑榆垂尽何论婚宦哉。”4但在姚广孝思想中也有“料得人生皆有命休言名利不如闲”的一面5。当他以功臣身份与皇帝同在京师正月十五观灯时事业成功的喜悦对知遇1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一《明史》。 2王鏊：《姚少师像》见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一。 3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壬集《南洲法师洽公》。 1姚广孝：《逃虚集·题江行风浪图》。 2姚广孝：《逃虚子诗集》卷八《题独钓图》。 3姚广孝：《逃虚集·咏病猫》。 4谈迁：《国榷》卷十六成祖永乐十六年三月戊寅。 5姚广孝：《逃虚集·送范生过古北口》。 之恩的感激又使他踌躇满志6。 暮年的姚广孝虽未任七卿要职然所任太子少师却是实职与后来此职不同。“时上狩北京广孝留辅太子。自是以后东宫师、傅终明世皆虚衔于太子辅导之职无与也。”1永乐二年六月在受官太子少师后两个月姚广孝又以钦差身份前往苏湖赈济。这是一种特殊荣誉。离别故乡二十余年后他终于衣锦还乡了。这次还乡的兴奋中也伴随着怅然之感。他的父母均已去世“垅墓既无祖业何在？岁时祭扫曾不可得。”他将父母灵位放进了少时出家的妙智庵。他并未退隐回京后畜养一只雄鸡每晨闻鸡而起壮心未已地度过了一生最后十数个年头。他因忙于清理教务常负友人之邀；他又辅导太子居守京师并为太孙讲读华盖殿。而他晚年最有成效的工作则是先后主持了《永乐大典》和《明太祖实录》两部大书的编修。 原主持编修《永乐大典》的解缙并未理解皇帝指令编修这部巨帙的宗旨。永乐二年二月书成上呈定名《文献大成》。“既而上览其书更多未备复命姚广孝等重修。”永乐五年这部包罗经、史、子、集、百家、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二万多卷巨帙的类书在姚广孝主持下完成定名为《永乐大典》2。 永乐九年七十七岁的姚广孝再次受任监修官主持《明太祖实录》的重新编修。从此直至他去世大约六年多时间他兢兢业业地完成了此项工作。他在晚年写给夏原吉信中说：“仆衰老区区所念《太祖实录》万世法则此是国家至重之事尔蒙意实录中最难书者迹定鼎征伐等项。且喜稿完呈进了当凡事访问稽考从实修纂补遗、润色次第成书以副上意。如或延缓岁月寖久亦非所宜惟阁下谅察。”1他显然不是挂名监修而是名副其实的组织者。这次修成的《明太祖实录》就是今天所见三修本。这是一次真正重修所用时间和全书内容都大大过了前两次修纂。但是当永乐十六年（1418）五月书成朱棣设宴赏赐有关人员时为此耗尽余生的姚广孝却已在两月前与世长辞了。 永乐十六年（1418）三月八十四岁高龄的姚广孝奉诏由南京北上到北京大庆寺后就病倒了临终无一语及私。但却提出了释放建文帝僧人溥洽的请求。这大概不仅出于与溥洽同为出家之人的相怜而且是一种寻求解决朱棣夺位后与建文帝及其诸臣关系的暗示。他始终不能脱离政治家的本色然而他毕竟带有出家人的修养与淡泊。三月二十八日姚广孝死于寺中他希望能够按照出家人的方式来安葬自己。朱棣同意他被依僧制安葬在京西卢沟河畔。三十日镇远侯顾兴祖奉旨祭灵并宣读了明成祖朱棣亲撰的祭文。祭文追忆他辅成“靖难”的功绩并说：“朕统承天位图任旧人特授卿以官僚之位朝夕启沃资益良深自昔以来如卿者岂易得哉！”2诚然如此像姚广孝这样双重性格、双重身份的成功人物是明朝的唯一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少见的。 6姚广孝：《逃虚子诗集》卷八《永乐七年正月十五夜喜晴京都放灯甚感赋近赋二》。1龙文彬：《明会要》卷二九《职官·东宫六傅》引《弇山集》。 2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编》卷一《秘书告成》。 1《明经世文编》卷十三《与夏尚书》。 2民国《相城小志》卷二《姚少师祠堂记》。 第二节夏原吉夏原吉（1366—143o）字维喆祖籍江西德兴。其父夏时敏在湖南湘阴任教谕于是定居湘阴。他前后主管户部二十九年对明初经济的恢复和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夏原吉幼时父亲去世孤儿寡母生活非常艰难。他奋学习获得良好的社会声望洪武中被举荐到太学学习。朱元璋选太学生充实朝廷夏原吉被选中分工抄写朝廷有关的文件。同去的太学生不以为然嬉笑喧闹而夏原吉则一丝不苟正襟危坐其举动受到朱元璋的赏识被提升为户部主事。夏原吉到户部任职后兢兢业业把复杂的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受到尚书郁新的关注在户部站稳了脚跟。建文帝时期他顺利地升迁为户部右侍郎。 朱棣即位后夏原吉又被提升为户部左侍郎。有人向朱棣挑拨离间说夏原吉在建文中用事不可信用。朱棣置之不理派他赴江南浙西治水委以重任。夏原吉到浙西后疏浚吴淞江下流上接太湖并因地建闸用来蓄水或泄水。治水期间夏原吉布衣徒步、日夜操劳既使是在盛暑烈日之下也不令仆人张盖遮阳真正做到了与民同甘共苦。永乐三年（14o5）户部尚书郁新死后朱棣将夏原吉召回朝廷主管户部主掌国家的财政大权。夏原吉从全国的财政状况出提出“裁冗食平赋役严盐法、钱钞之禁清仓场广屯种以给边苏民且便商贾”1的建议朱棣欣然采纳。夏原吉尽职尽责努力熟悉财政业务将户口、府库、田赋等数字都写成小条带在怀中随时检阅。据说有一次朱棣向他问起天下钱谷数字他的回答既迅又准确具体朱棣感到非常吃惊。《明史》中评论夏原吉说：“当是时兵革初定论‘靖难’功臣封赏分封诸藩增设武卫百司。已又卒八十万问罪安南中官造巨舰通海外诸国大起北都官阙供亿转输以巨万之计皆取给户曹。原吉悉心应之国用不绌。”同时夏原吉能够坚持从国家的财政实际状况出反对不正确的决策不惜触怒朱棣。迁都北京的永乐十九年（1421）秋天朱棣决定组织第三次亲征向夏原吉询问边储情况。夏原吉据实相告：“比前出师无功军马储蓄十丧灾眚迭作内外俱废。况圣躬少安、尚须调护迄遣将往征勿劳车驾。”朱棣一意孤行将夏原吉逮捕下狱幸亏杨荣等人出面劝说才幸免于难。直至仁宗朱高炽即位才复官职。 夏原吉被逮下狱后家被抄没家中除皇帝的赐钞外只有几件布衣、瓦器。 夏原吉对明初经济的恢复和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本人却廉洁自守生活非常俭朴。他的弟弟到北京看望他临走时夏原吉只送给弟弟二石米。朱棣见到东西太少觉得奇怪夏原吉回答说：“臣所遗俸已寄之无以为赠。”1朱棣过意不去又赏赐了几匹好布。宣宗朱瞻基率军北巡夏原吉随行朱瞻基拿出夏原吉的干粮品尝结果难以下咽朱瞻基过意不去赏赐给他一些为高官们特制的食品。 1《明史》卷一四九《夏原吉传》下引本传者不另作注。 1张萱：《西园闻见录》卷十三。 夏原吉还是一个难得的识大体顾大局的人物。朱棣在位期间他经常被秘密召见讨论国家大事但对于讨论的实际情况他绝不外传。一次他和几个同事雪夜饮酒后回家路过禁门有人主张直接通过夏原吉认为不可即使没人监督也要依礼而行。朱棣迁都北京赞成与反对者形成对立的阵营闹得不可开交。夏原吉深感不安为保证迁都之初的政治稳定他主动承担责任使矛盾缓和下来。朱瞻基即位之初汉王朱高煦动叛乱夏原吉和杨荣等人力主皇帝御驾亲征结果叛乱很快被平定。夏原吉为人还非常大度有雅量“同列有善即采纳之。或有小过必为之掩覆”。平江伯陈瑄非常讨厌他他却极力赞赏其才能。礼部尚书吕震曾在背后诬陷他但当吕震为自己的儿子讨官时夏原吉却为之力争。他的仆人不小心污损了皇帝所赐的金织衣服他告诉仆人脏了可洗不必害怕有时仆人不小心污损了朝廷的文件请求赐死夏原吉却主动承担责任向皇帝请罪。山东唐赛儿领导的起义被镇压后三千多人被俘夏原吉却请求朱棣宽恕他们结果没被杀害。史称其“有古大臣风烈”。 宣德五年（143o）夏原吉去世朱瞻基封他为太师谥号忠靖。此后人们为了怀念他还建祠立祭。著作有《万乘肇基集》、《东归稿》、《夏忠靖集》等。 第七章郑和第一节哈只世家郑和（1371—1434）云南昆阳（今晋宁）人。原姓马小名三保人称三保（宝）太监。曾祖父叫拜颜娶马氏；祖父称哈只娶温氏；父亲称马哈只也娶温氏。祖父和父亲都曾前往麦加朝觐故有“哈只”之称受到乡里的敬重。郑和弟兄二人哥哥叫文铭（或作文明）还有四个姐妹其事迹不详。 洪武十五年（1382）郑和十二岁时父亲病故他投靠燕王朱棣做了宦官。在燕王藩邸里郑和的聪明才干受到赏识。建文元年（1399）他二十九岁从燕王举兵出入阵战多建奇功。燕王称帝后因功擢内官监太监主管宫室陵墓的建造采办宫廷婚丧礼仪所需珍宝、香料及珍奇异物等事宜。永乐二年（14o4）正月初一被赐姓“郑”。 郑和经事成祖、仁宗、宣宗三朝七次奉使远航历南海及印度洋沿岸三十余国行程十万余里时近三十年。仁宗时曾任南京守备太监。宣德九年（1434）病逝于古里。终年六十四岁赐葬于南京的牛山。1郑和死后至今南洋各国人民仍旧奉他为神立庙祭祀香火不衰。 1本文系采自《回族人物志》第二册第21卷《郑和》。本文所引资料主要依据《明史·郑和传》《明太宗实录》卷一六八、一七o、一八二；《天妃之神灵应记》、《通番事迹碑》；并参考马欢：《瀛涯胜览》费信：《星槎胜览》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第十章《郑和之下西洋》。1关于郑和墓据明天顺元年（1457）佚名氏所撰《非幻庵香火圣像记》记载认为郑和是第七次下西洋归国途中于宜德八年四月初逝于古里；同治《上江两县志》也记载卒于古里赐葬牛山。按此两说郑和亡于古里葬在国外。 第二节七下西洋郑和七次出使西洋声势最盛、影响最大的是永乐三年（14o5）、永乐五年、永乐七年和永乐十一年。 西洋在明代是指南海以西的海洋及沿海洋诸地约当于今之印度洋2。明成祖即位后疑惑建文帝逃到海外又欲向海外炫耀中国的富强决定派人出使西洋。郑和因“有智略知兵习战姿貌才知内侍中无与比者”被任为正使。 永乐三年（14o5）六月郑和与太监王景弘开始奉命出使南洋群岛及印度洋一带。他率领一支有六十二艘船的船队载有将士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和大量金、帛、货物。据史载郑和的宝船船身最大者有四十四丈四尺之长宽十八丈；中者有三十七丈之长宽十五丈。船队从苏州刘家河出海先到福建再从五虎门扬帆达占城（champa）再历经爪哇（java）、苏门答剌（samu-dra）、南巫里（lambri又称南渤利）至印度古里（ca1icut）返航于永乐五年（14o7）秋回国。此次出航所历之地远至印度西岸。南洋各邦国使者随郑和前来朝见者甚多明成祖非常高兴加赐爵位俸禄不等。永乐五年九月郑和复奉命出使西洋。他率领有二百四十九艘的船队沿着次开辟的航线先后到达了爪哇、古里、柯枝（net）、暹罗（siam今泰国）、锡兰（net今斯里兰卡）等国。郑和每到一处颁布明朝皇帝诏书立碑文。服者赐给金帛不服者则以武力慑服之。在离开锡兰后郑和船队满载着各国贡献的珍奇异宝返航于永乐七年（14o9）九月上旬回到南京。 永乐七年九月下旬郑和奉命第三次出航所率船只四十八艘官兵二万七千余人从刘家河出。此次出航是要巩固明朝同南洋已通好国家的关系。船队所到之地有古里、满剌加（ma1aka）、苏门答剌、阿鲁（aru）、加异勒（kaya1）、爪哇、暹罗、占城、柯枝、阿拨把丹、小柯兰、南巫里、甘巴里等国这些国家对明朝的态度和好如初。永乐九年（1411）船队回京随同前来朝贺者有十九国当时的朝廷“万使云集”。 郑和回京后修整一年于永乐十一年（1413）冬又奉命开始第四次远航。明成祖以印度洋沿岸以东更远一些的国家尚未臣服通好特命郑和等赍敕前往。据史书记载这次出使所历之地不仅远至忽鲁谟斯（ormuz在今伊朗波斯湾口）而且抵达了非洲东岸麻林（me1inde）、木骨都刺（mogedoxu）、不喇哇（braa）等国。郑和于永乐十三年回国史书载：“永乐十四年十一月戊子古里、爪哇、满剌加、占城、苏门答剌、南巫里、沙里湾泥、彭亨（pahan）、锡兰山（net）、木骨都剌、溜山（ma1dives）不喇哇、阿丹（aden）、麻林、剌撒、忽鲁谟斯、柯枝诸国及旧港（pa1embang）宣慰司各遣使贡马及犀象方物。” 从永乐三年至永乐十一年的四次出航郑和为明朝开辟了向海上展的新纪元。 2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序例》中记：“今之所谓南洋包括明代之东西洋而言东西洋之称似见《岛夷志略》著录然至明代始盛行。大致以马来半岛与苏门答剌以西质言之今之印度洋为西洋以东为东洋。” 永乐十五年（1417）十二月郑和奉命护送前来朝贡的各国使者回国并携有赠送各国国君的礼品作第五次远航。这时的明朝威震海外它同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也展起来互市通商者络绎不绝。明朝赠予和交换物品大多为丝绸、珠宝、瓷器等换回大量的琥珀、珊瑚、珍珠、玛瑙、药材等多数是供朝廷享用的奢侈品。十七年七月（1419）前来朝贡者中有诸国的王子、王叔或王弟所献礼品也为各国珍奇异兽如狮子、金钱豹、大西马、麒麟、长角马哈兽、千里骆驼、驼鸡、麋里羔兽等等。 永乐十九年（1421）春郑和率大■宝船出第六次远航于二十年八月回到南京随来的各国贡使总数达一千二百余人。郑和此次航行据载曾远至非洲东岸。 宣德六年（1431）郑和最后一次奉诏出使西洋。明成祖去世后仁宗继位不到一年便也故去。宣宗继位后海外诸国前来朝贺者渐少宣宗决定重振国威再行通好。是年闰十二月郑和始行。这次远航距第六次的航行归来已间隔九年之久了。这时的郑和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行至古里时已是宣德八年（1433）三月了。郑和船队的分■则奉命前去天方得各种珍奇和天堂图真本于宣德九年回京。 郑和前后七次出使西洋航程最远者到达非洲东岸他率领的船队的分■远至红海和麦加。在出使过程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明成祖对海外各国采取的是恩威并施的招徕政策。郑和在第一次航海途中经旧港其酋陈祖义甚豪横称霸海上劫掠过往商旅。欲谋郑和被郑和缚回南京诏戮于都市除掉了阻碍海上交通的一大障碍。郑和第二次出使西洋锡兰国王亚烈苦奈儿独持不恭态度派兵五万余欲劫和舟。郑和趁其国内空虚亲破其城擒亚烈苦奈儿及其家眷官属带回南京。明成祖为了向海外诸国表示圣明放他归国又另立了锡兰国君。来中国朝贡者日益增多。郑和第四次出航途经苏门答剌。苏门答剌原国王受那孤儿（battak）国花面王侵扰作战时中药箭而死。当时有一渔翁率众杀死花面王收复失土替国王报了仇。王后如约奉渔翁为国王。原国王嫡子长成后欲夺回王位谋杀渔翁赶走其子苏斡剌。郑和来到后将王位赐给原国王之子追擒苏斡剌于南渤利（即南巫里）回朝后诛苏斡剌。新王立感明朝威德朝贡不绝。郑和在航海过程中擒王摧敌数建奇勋。 自宣德九年（1434）归来后明朝虽然也间或有船队出洋但规模之大历时之久影响之深都远不及郑和明朝在海外的声誉也大不如前了。前来朝贡的海外使者、通商客旅比起永乐年间就十分稀落了。 第三节历史影响郑和远涉重洋排除险阻为明朝跟海外各国的通商和友好往来作出了重大贡献。他航海纪录的最终完成比哥伦布（netbus）于1492年现美洲、达·伽马（vasneta）于1498年到达好望角要早半个多世纪。郑和下西洋航程绘制的航海图即《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简称《郑和航海图》记有航向、方位、航程、停泊地点、暗礁浅滩、港口等是我国最早的一份远洋航海图为后世航行西洋提供了重要依据。郑和率领的船队规模之大、历时之久、在造船工艺上的成就在世界航海史上也是史无前例的。 第八章宗喀巴第一节幼年出家湟水源于青海湖东北的日月山东流五百里而入黄河两岸形成了一片水土肥美的草原。藏文曾将整个湟水流域称为“宗喀”而地处湟水中流重镇西宁西南五十余里的湟中城更是这片草原上的一颗珍珠。元朝时这里属甘肃行省西宁州。 这里的达鲁花赤名叫鲁布木格他与妻子馨萨阿其是一对虔诚的佛教徒他们笃信佛教已经达到惊人的程度。 至正十六年（1356）岁末之夜鲁布木格在睡梦中见到了曼殊佛那佛以诸花鬘为庄严法衣以叨利树叶为裙形如黄绢背负着经卷自称从五台山来要借宿于此。说罢径自上楼到佛堂中去了。此后他又梦到一金杵光明耀目不知从何处飞来直入其妻怀中。恰巧这时他妻子怀了孕于是这些梦幻中的东西便被附会成了佛的转世之类传说。 至正十七年（1357）十月馨萨阿其生下一个男孩取名罗桑扎巴。1这便是后来被尊称为“宗喀巴”的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创始人。也有尊称他为杰仁波且藏语的意思是宝贝佛爷。1宗喀巴的家族是当地的望族全都信奉佛教也出了不少有名望的高僧。在这种家庭环境中诞生成长起来的宗喀巴他的命运自然也就同佛教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也因为他出生前父母曾有那许多梦幻的缘故宗喀巴从幼年起便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宗教色彩这都成为他后来创立佛教格鲁派（黄教）而且最终成为藏区佛教领袖的有利条件。 宗喀巴出生的第三年噶玛噶举派（黑帽系）四世活佛乳必多吉应元顺帝之请由西藏前往大都（今北京）途经湟中被宗喀巴的父母请到家中见到了年仅三岁的宗喀巴。乳必多吉很喜欢他劝他父亲将来送他入藏并且特为他授近世戒（戒杀、戒盗、戒淫、戒妄语、戒酒）。乳必多吉走后不久他们便请来噶当派大喇嘛顿珠仁钦让宗喀巴拜他为师。从此三岁的宗喀巴便离家随顿珠仁钦而去开始了他的宗教生涯。 同所有幼年出家的孩子一样宗喀巴从佛门童子功习起在修习入怖畏金刚、胜安乐轮、欢喜金刚、金刚手之后又受持一切密乘律义诸三昧并开始诵读佛经。他十分聪敏不用费力便将经文诵读如流。不久顿珠仁钦又开始传授他瑜伽功和曼殊心咒五字明。宗喀巴七岁时便已经熟知佛经显密律法和各种修行之功了。 长期的佛教教育使这个年仅七岁的孩子完全失去了儿童应有的天真他几乎只知道佛经和佛。即使在睡梦中梦到的也常常是噶当派始祖阿底峡。他并不知道这位印度高僧的真正相貌只能从常见到的佛像去臆想这当然同寺院中的佛塑和壁画不会有很大出入因此后来他入藏见到阿底峡像时自然也就觉得如同梦中所见。 至正二十三年（1363）七岁的宗喀巴正式受沙弥十戒（戒杀生、戒偷1法尊：《宗喀巴大师传》卷一第二章《别明现世迹》第一节《大师之诞生》。1王辅仁：《西藏佛教史略》青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o页。盗、戒淫、戒妄语、戒饮酒、戒涂饰香鬘、戒视听歌舞、戒坐高广大床、戒非时食、戒蓄金银财宝）取法号贤慧名吉祥到西宁南边黄河北岸的一个小寺甲琼寺出家。1他在这里继续师从顿珠仁钦直到十六岁这十年成为他一生宗教活动的奠基时期。 顿珠仁钦是一位学识广博的高僧他本人曾多次入藏钻研显密教法有很深的造诣他对宗喀巴生活学习关怀备至使宗喀巴受益极多。后来宗喀巴谈到这些事情时常说：“义成大师（按即顿珠仁钦）恩德最深虽父母之慈爱亦不过如是而已。”21王森：《宗喀巴传论》。 2《宗喀巴大师传》第二章第二节。 第二节入藏求学明洪武五年（1372）十六岁的宗喀巴感到在家乡从学已经不能满足他希望能前往当时佛教盛行的西藏去深造去接触更多更广泛的佛教流派。当他把这些想法告诉师傅顿珠仁钦时立即得到师傅的支持和鼓励并为他准备了充足的资粮。 与宗喀巴同行的还有前藏止公寺喇嘛等人。宗喀巴的两个舅父也决定同他一起入藏。顿珠仁钦赠给宗喀巴一段很长的偈语为他作好入藏后的学习安排还特地陈设坛场祭告诸佛圣众。 这一年秋天十六岁的宗喀巴满怀理想告别师父和父母家人踏上了入藏的路程此后他再也没能回到故乡来。1入藏的路途是极其艰苦的宗喀巴一行系绕南路而行取道应昌跋涉三千余里翻山越岭经过一年时间于洪武六年（1373）秋天抵达必力公。宗喀巴在必力公的时间不长就听受了大乘心仪轨和大印五法还阅读了寺中喇嘛的著述和拿■六法等较深的佛教经论他开始对这些经论入迷了。他本想立即前往极乐寺学习更多更广泛的经论但是同伴们都劝他先往公塘从师一位名医学习医术和梵藏注译他拗不过同伴的相劝勉强应允了。这次赴公塘习医后来居然对他有极大的好处只是他当时尚未感觉。他在公塘几个月后便来到了位于拉萨西南的第瓦巾寺。 第瓦巾寺是当时乌思藏著名的噶当派寺院也是宗喀巴启蒙师傅顿珠仁钦的母寺。住持善满大善知识德海大阿阇黎■锦巴都是当时名僧。在他们的指教下宗喀巴接触到了更为广泛的佛教经论。 大师们很快便对宗喀巴的聪敏好学感到惊讶了。他只用了十八天便将一部《现观庄严论之本释》读得精熟；他还去听邻近的僧人讲大乘《庄严经论》；听说萨迦教主福幢在法城寺他立即前往礼见从学曼殊五字明和其他的佛法。在第瓦巾寺的两年中他学到了看到了意想不到的东西。 最初的学习生活对宗喀巴来说也是极其艰苦的。骤然间来到这样一个广阔无垠的佛教天地之间年轻的宗喀巴如饥似渴地学习恨不得一下子都学到手而佛家的经法又是如此之多如此之难。在听绛嘉释时有很多引文十分难懂这一切使他感到有些力不从心。对宗喀巴的另一个困扰是水土不服他经常病倒在公塘学习的医术帮了他的忙加上他本人坚强的毅力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两年的艰苦学习为他以后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据《宗喀巴大师传》记：顿珠仁钦曾于祭坛上手握青稞一束青稞粒粒光是为成熟之青稞故知当时约在七至九月间。 第三节云游和立宗洪武八年（1375）十九岁的宗喀巴开始云游诸寺院的生活这可以算是他事业的开端他一面继续学习一面于各寺院立宗名声渐著。 所谓立宗就是在寺院中立辩场同寺院中的僧人辩论。宗喀巴先后到过桑朴、仰思多（今江孜）、沙鲁、萨加、拉孜、觉摩囊、那哩当等地。他并且在那哩当寺中结识了仁达瓦大师。仁达瓦是噶当派高僧他讲论佛法时不是依照原文直释其义而是将全论要义前后配合说明。这对宗喀巴教益甚大他当初在第瓦巾寺中百思不解的许多疑难都渐渐明了。他还经常向仁达瓦提出疑难问题请他讲论直到弄清楚为止。仁达瓦曾高兴地对他说：“为汝讲授实须慎也。”1这一年秋天宗喀巴听说一位号菩提顶的高僧将在布达拉冬季法会上讲解集论。他久闻菩提顶大师是藏中集论的一代之主岂肯坐失良机连忙赶赴乌思藏听讲。可是当他赶到时菩提顶大师却因年迈未及讲论已经回后藏去了。宗喀巴并不失望他追随不舍来到法城寺终于见到高僧并向他讨教了不少东西。 冬天宗喀巴到党摩陇寺院中从学于罗赛瓦受持毗奈耶广释每天听讲之余受持根本经广释页每日不断。这样过度的劳累使他不久便病倒了。背上疼痛难熬无法再坐禅听讲只好到朵陇求医经过诊治也不见好转人们把他送回第瓦巾寺养病。谁知寺中矛盾重重多生口舌师生厌离宗喀巴在寺中住不下去拖着病体冒着高原的严寒前往萨加。当他来到内宁寺时再也走不动了内宁寺留他住下来直到第二年春天。 洪武九年（1376）春天宗喀巴回到萨加在那里养好病后又前往拉兑绛囊仁寺较为安定地度过了一个春夏。 正当他逐渐习惯了西藏寺院生活并且名声渐著之时一封家信又险些给他的生活带来巨大变化。洪武十一年（1378）秋天有人将他的一封家信送到前藏。宗喀巴赶往前藏去取到了这封信信是母亲写的离家已经六载的宗喀巴看着书信触动了思念之情。同伴们也都劝他回去看看他于是开始动手收拾行装。行装快要准备好了宗喀巴却处于极度犹豫之中。事业未竟就这样回去难道就这样前功尽弃么？他隐隐感到这思乡之情正是自己俗念未绝的表现他终于改变主意决定不回家乡去。 此后母亲又频频寄来书信并且在信中夹带了一缕白表示了思念儿子之情。看着慈母的白宗喀巴百感交集他抑制住自己的感情慢慢平静下来。他在给母亲的回信中画了一幅自画像画中的宗喀巴仿佛正在呼唤着母亲。母亲也终于理解了儿子她默默地为儿子祝福。 这一年的冬季法会后宗喀巴又住到了第瓦巾寺。不久他收到新嗣位的北元脱古思帖木儿的书信和礼物他回致了书信以表示酬谢。这是宗喀巴同朝廷往来的开始。但是这时候的北元已经无力外顾。几年后随着明军进占云南北元对乌思藏的控制便逐渐被明廷所代替。 这时候二十余岁的宗喀巴已在后藏至前藏诸大辩场立释量、集论、俱舍、戒律四部之宗“慧辩锋芒理教渊深释难则势如破竹酬问则语同扣应”1。这时他已经达到“格西”的地位。 1法尊：《宗喀巴大师传》卷一第二章《别明现世迹》第三节《大师入藏学法》。第四节宗教改革洪武十八年（1385）宗喀巴二十九岁时在雅垄的南结拉康寺拜楚臣仁钦为师受比丘戒。2大约也就从这时起宗喀巴开始戴上黄帽这是藏中佛教徒中兴佛法弘扬戒律的标志。宗喀巴的目的也正在于此他深感当时藏区喇嘛教的决心针对这种状况进行改革提倡严守戒律。 宗喀巴开始在各地讲论因明、中观、入中论等。几年以后洪武二十一年（1388）三十二岁的宗喀巴完成了十年前立宗答辩讫的《现观庄严论》他在佛教理论上更趋成熟。 一个冬天的夜晚宗喀巴和寺中僧人们围火而坐有人说到过去曾有一位高僧在一次法会上同时讲论十一种经论成为讲论最著的高僧。于是几位僧人便请宗喀巴也同时讲授多种经论。宗喀巴想了想说道：“若稍励力或亦能之。”1于是应允二十天以后于初一日开讲。 同时讲解多种经论并非一件容易之事在讲解过程中各种经论互通互异每讲一种须取多种之注释但又不能紊乱这就需要对佛经有深入研究。宗喀巴在应允讲授多种经论后闭关作了认真准备。 消息很快传了出去各寺僧人闻讯争相来听有些惟恐来不及赶到纷纷写来书信请求将开讲日期后延数日。 宗喀巴虽然没有改换日程但为照顾远道后至的僧人们他先讲了四天诸经散论直到第五天才开始正式讲授那一天他同时开讲十五种经论后又增至十七种包括：慈尊五论中观五论和集论、俱舍论、戒律、因明、入中、入行、四百论。 法会共进行了三个月这对宗喀巴后来在噶当派基础上创立格鲁派奠定了基础。从此以后他又逐渐增加讲论种类和内容最多时一次同时讲论二十九部大论成为佛教法会史上绝无而仅有者。 从洪武十八年（1385）宗喀巴受比丘戒以来大约七年左右的时间他已经完成了密法的学习也就从这一年（洪武二十五年）起三十六岁的宗喀巴开始收徒。开始是八大弟子后增至十三人又增到三十余人。他虽是游僧却总有数十名弟子相随逐渐成为一支在西藏佛教界颇有影响的势力。这些弟子中最著名的是洪武二十九年（1396）宗喀巴四十岁时收得的甲曹节。甲曹节当时已是后藏的名僧他到前藏立宗辩论时听到宗喀巴的名声不服气找上门来寻衅。这时宗喀巴正在为僧众讲经甲曹节直闯了进来连戴的帽子也不摘径直来到法座前。宗喀巴知道对方寻事不与他相争从高座上下来到小座坐下继续讲论。甲曹节毫不在意地在高座坐了下来。但是随着宗喀巴继续讲论甲曹节听着听着渐渐地感到不自在了。宗喀巴所讲的经论竟然都是他闻所未闻的他不由肃然起敬从高座上站起来摘下僧帽走到听讲众僧徒之中。从此他便甘心从师宗喀巴到宗喀巴死后成为继承其事业的最主要的弟子之一。 洪武三十年宗喀巴在娘地的惹种寺创办讲经法会调解了当地四个头人的不合宗教活动与政权统治的关系加强了。宗喀巴的传教活动和宗教改2牙含章：《喇嘛传》第3页。 1法尊：《宗喀巴大师传》卷二第二章《别明现世迹》第四节《受具及遍学密法》。革主张得到了西藏帕竹第悉明封灌顶国师札巴坚参的支持。建文元年秋天内邬宗本南喀桑布和桑朴寺堪布衮却粗墀请宗喀巴到布达拉为桑朴、第瓦巾、公塘、噶瓦栋、觉摩垅等寺院僧人数百人讲经这种集合各寺僧人来听讲经的事以前是很少见的。1这也说明宗喀巴在西藏政教界地位逐渐稳固实行宗教改革的条件形成了。 建文三年（14o1）春天宗喀巴与仁达瓦及贾乔贝桑会于囊孜顶寺进行了教规整顿。寺中六百余名僧侣都被命“悔已往之违犯防未来之过■。罪辨重轻境分多寡出罪必道名种舍堕定离犯物。覆本意喜出罪作法下至加持衣钵、房舍、卧具、漉水、观虫、折草、掘地莫不一一如律而行”1。当时的西藏因袭了元朝以来的政教合一体制喇嘛僧侣生活极端腐化他们与封建领主互相勾结把持寺院贪婪成性淫荡自恣不仅酗酒耽食而且纳妻生子甚至藉口修密宗之术强取民女以供藉口法事之需挖取活人心肝作为供品。人们对这种做法日益怀疑不满这对政教合一的体制十分不利宗教改革已势在必行。当时许多有名望的高僧大都囿于原教派的教义难于更改正因为如此宗教改革的任务便落到外来僧人身上而宗喀巴便是其中最合适的人选。在帕竹第悉札巴坚参的支持下宗喀巴以原噶当派教义为立说之本进行了改革。 这一年宗喀巴回到热振寺后开始撰写《菩提道次第广论》于次年撰成全论两年后又作《密宗道次第广论》三十卷成为他所创建的格鲁派的经典之作。 永乐五年（14o7）五十一岁的宗喀巴又来到前藏居住于色拉却顶。 这时名僧克主节也来到前藏立十部论宗游诸辩场。他参见了宗喀巴被收为弟子。克主节后来成为宗喀巴最著名的两大弟子之一即班禅一世。第二年宗喀巴在一个夜晚趁众人不觉察时只带了两名弟子来到喀山岩洞中闭关修行他实际上是想寻个安静去处完成自己宗教改革的理论。在那里他著成“辩了不了义论”定名为《善说藏》。但是他的名声使他无法寻求清静了明成祖派遣的使臣找到他带来了皇帝的书信要迎请他前往京师。这是给藏区宗教领袖的最高荣誉。宗喀巴却不能离开他的改革正处于关键时刻。他给明成祖写了复信指派弟子释迦也失随使臣而去。1永乐七年（14o9）藏历正月初一日至十五日宗喀巴在帕竹第悉明封阐化王札巴坚参支持下在拉萨主持大祈愿会这是他一生宗教活动最光辉的时刻。全藏各教派前来参加大会的僧众多达万余人赶来观光的俗人则更有几万人。这个大会的成功使宗喀巴理所当然地成为整个西藏喇嘛教界的第一号人物。21王森：《宗喀巴传论》。 1法尊：《宗喀巴大师传》卷三第二章《别明现世事迹》第十一节《广宏圣教》。1于道泉：《译注明成祖遣使召宗喀巴纪事及宗喀巴复成祖书》。 2王森：《宗喀巴传论》。 第五节创立格鲁派这次大会后宗喀巴所创立的新噶当派（格鲁派）也就开始形成了。 但是直到这时为止宗喀巴还没有自己的寺院要创建一个新的教派先必须有自己的寺院。大祈愿会后不久宗喀巴在帕竹集团贵族仁钦贝、仁钦伦布等的财力支持下在拉萨东五十里的旺古尔山创建了甘丹寺这个寺院成为格鲁派的主寺。 在宗喀巴创建新教派新寺院的同时原来的噶当派则正感到没有出路。 他们虽然寺院众多僧人云集但是组织涣散缺乏有权威的大师。于是这一年岁末宗喀巴作隐语诗公开宣布直承噶当派创始人阿底峡之传。他在诗中宣称永乐七年（14o9）十二月初三之夜见到了文殊菩萨十九尊之曼陀罗。文殊手执瓶水对宗喀巴说道：“此瓶之水是阿底峡住那哩当水边时与文殊慈尊抉择一身（法报化）二身（法色）法义和合之水。从阿底峡至今三百余年未有所付今当付汝也。”1很明显既然阿底峡三派传承法义全部授予宗喀巴宗喀巴自然便成为了噶当派的领袖。其结果也只能是噶当派寺院逐渐改宗格鲁派。 甘丹寺的建设由于帕竹贵族大力支持布施而进展极快一年后便建起了七十余院定基百余处。宗喀巴这时却感到身体不适他带了数十名弟子去闭关“息灾”。但他终于还是病倒了。永乐十年（1412）十一月闭关修行时病情渐加重最重时二十余日不能安眠他自己也相信这是魔劫之至。直到永乐十二年（1414）六月初五日宗喀巴始病体痊愈这时他已经五十八岁。这一年多闭关养病并未影响到宗喀巴名声日著。永乐十二年明成祖第二次派遣使臣迎请他入京因而使他声望更有所提高。遗憾的是这一次他因大病初愈不胜劳累又未能成行他再次派弟子释迦也失随同使臣入京。这次入朝《明史》中有所记述：大慈法王名释迦也失亦乌思藏僧称为尚师者也。永乐中既封二法王（按即大宝法王、大乘法王）其徒争欲见天子邀恩宠于是来者趾相接。释迦也失亦以十二年入朝礼亚大乘法王。明年命为妙觉圆通慈慧普应辅国显教灌顶弘善西天佛子大国师赐之印诰。十四年辞归赐佛经、佛像、法仗、僧衣、绮帛、金银器且御制赞词赐之其徒益以为荣。1释迦也失在京师（南京）受封西天佛子大国师的同一年宗喀巴受札巴坚参之请在闻地的札希垛喀为丹萨替寺、节塘寺和烈伍栋僧官僧众讲经并且为丹萨替寺京俄（阐化王札巴坚参胞弟帕竹教派最高领）授比丘戒。虽然明廷并未直接授予宗喀巴封号但他作为明封西天佛子大国师之师同时也是藏区最受推崇的至高无尚的宗教领袖。 宗喀巴的晚年是极其忙碌的。随着格鲁派势力的不断扩大永乐十四年（1416）宗喀巴命弟子绛央却杰在拉萨西郊又建起一座新的寺院哲蚌寺宗喀巴亲临其地为寺院加持地基。两年后又命释迦也失在拉萨北郊建立色拉寺。这两座寺院与原建甘丹寺被称为拉萨三大寺奠定了黄教进一步展的基础。 1法尊：《宗喀巴大师传》卷三第二章《别明现世事迹》第十六节《根本道场》。1《明史》卷三三一《大慈法王传》。 永乐十七年（1419）秋天宗喀巴应徒众之请往朵垅温泉沐浴。但他只是在那里略濯其足便转往哲蚌寺为两千多僧俗听众讲论《菩提道次第》他过去从来不传此经于俗人的这一次却例外了。这是哲蚌寺修密法之殿竣工的日子僧众请宗喀巴讲经以为开光。但是宗喀巴未及讲完便因故返回拉萨去了。不久又受释迦也失之请往色拉寺讲经。宗喀巴大约已经感到自己寿命不会长久他是在勉力而为。不论何处之请凡无二次者他全都应许下来他要利用自己不多的时间去力争多传此教法。 直到这一年入冬后十月二十日年迈多病的宗喀巴才回到甘丹寺回到他自己的住室中他感到安心了。 当天夜晚宗喀巴病情作。三天后他留下遗嘱由达玛仁钦继承住持寺院事务。二十四日夜重病中的宗喀巴仍在竭力修持他要用佛家的绝对虔诚走完一生的最后一段路程。二十五日清晨宗喀巴逝世享年六十二岁。 第九章唐赛儿第一节救民于困厄的“佛母” 明永乐十八年（142o）山东蒲台爆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这场生于明成祖迁都北京前夕的起义又在距离北京较近的山东一带给明初政治或多或少蒙上了一层阴影。这场在明初规模相对较大的农民起义的领导者便是后来被民间演义为传奇式的女英雄唐赛儿。 山东蒲台在元朝末年曾经是红巾军控制的地区早在至正十七年（1357）刘福通便派毛贵攻破胶州、莱州、益都、滨州等地从此这一带在红巾军控制下明教也从此深入到民间直到明初明教作为一种民间传播的秘密宗教在当地保持了很大的影响。 唐赛儿从小生活在这样一个民间宗教传播的环境中自幼便开始诵读佛经并以“佛母”自称。她的丈夫林三也是明教成员而且很可能是当地明教的领导者只是较早去世于是当地明教的秘密传播便由唐赛儿承担起来。唐赛儿的传教范围不仅仅在蒲台到她动起义的前夕除蒲台之外益都、诸城、安州、莒州、即墨、寿光等州县都展了大量教众。一个传奇色彩极浓的故事说唐赛儿一次祭奠丈夫归来时在山麓见到石罅中露出一个石匣角挖出来看匣中有天书、宝剑等物从此她便通晓法术运用神剑剪纸人马作战完全成为了一个真正为教众们所信奉的“佛母”。但这显然只是唐赛儿为传播明教的宣传而实际上她之所以能够得到民众的支持是因为她能够真正有助于那些失去生计的贫民。所以就连为明朝统治者歌功颂德的史家们在论及此事时也不得不说唐赛儿“以其教施里门间悉验细民翕然从之。欲衣食财物随所须以求运至”1。因此在百姓们的心目中只有唐赛儿才是能够救民于困厄的“佛母”也就不足为怪了。 1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三《平山东盗》。 第二节山东饥荒与唐赛儿起义元朝末年山东是红巾军与元朝军队争夺最为激烈的地区战后的经济破坏相当严重明初虽然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但是直到洪武后期对于流民的安置生产的恢复仍然一直是令朝廷感到困难的问题。太祖死后燕王朱棣从北平（今北京）起兵夺位动了“靖难”之役。山东一带又成为重要战场尚未完全恢复的生产重遭破坏。朱棣即位之初的山东一带大部分地区百姓困顿商贾不通满目疮痍。对于这种情况朝廷是十分清楚的朱棣曾经说过：“今北方之民如人重病初起善调理之庶几可安。不然病将愈重。朕所以夙夜拳拳也。”2对于在“靖难”中“供给特劳”的北平及永平、保定一带“顺民”朱棣夺位后还能够想到给予一些特殊的优免然而山东地区却不在此列。所以永乐间当山东饥民需要赈济时许多地方已是仓无储粟不得不“于近旁军卫有司所储给赈之”1。 永乐四年（14o6）山东济南府生蝗旱灾害。饥民中疫疠流行。同年青州府乐安等州一次上报的户绝田地便多达七十一万三千八百四十亩。（《明太宗实录》卷五八永乐四年八月己亥；卷六二永乐四年十二月乙酉）永乐七年（14o9）朱棣开始准备对北元的北征并且加快了对于北京的经营于是地近京畿的山东又一次成为征的主要地区。那些被征挽运粮粟的民运户得到的只是当年田租的优免。两年以后会通河工程开始山东大批民户应役虽然免去了应役者的其他徭役和当年田租但是对于处境维艰的农民来说他们所需要的不仅是恩免而且是赈济。第二年春饥之后当朝廷不得不给予山东饥民赈济时一次所需的赈济粮便多达六十万石几乎是永乐初年给予江南大水灾后十余万户灾民赈济的四倍。事实上永乐中几次数额大的赈济几乎全都生在山东。到永乐十二年（1414）随着朱棣第二次北征的准备山东再次成为征的对象。两年后根据官方统计的数字山东与北京、河南的饥民共达百万户数百万人饥民数字过了当时全国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一赈济饥民的粮食一次过一百万石。可以说从元朝末年直到唐赛儿起义的前夕山东几乎一直未曾平定下来。 沉重的赋役和连年的灾荒给山东地区民间宗教的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寻找生路的农民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到了对宗教的信仰上面唐赛儿所展的教众很快便多达数万人从而令地方官府感到畏惧与束手无策。 当时的山东右市政使储埏是个岁贡出身的官吏历官年久办事老成。 他在洪武间曾游齐鲁深知这一带民间宗教的传播影响也学了一些教中的诀语自以为掌握了破教的办法。永乐十一年（1413）他任山东右布政使后看到当地习教民风未息加上连年灾荒民情汹汹恐限制过严反而激起变乱只得采取了抚绥的办法。永乐十四年（1416）的大规模赈济很可能便出于这种抚绥政策。 但是抚绥赈济所能够解决的只是饥民的一时生计却无法改变山东的赋役负担。所以没有多久唐赛儿部下的董彦杲、刘峻（一作俊）、宾鸿等率众二干余人占据益都卸石栅（一作棚）寨以红白旗为号声势日盛。2《明太宗实录》卷五三永乐四年四月丁卯。 1《明太宗实录》卷十八永乐元年三月甲午。 对此山东布政司储埏等人依然采取了镇压与抚绥并行的办法。永乐十七年（1419）由青州卫指挥高凤领兵镇压结果被义军击溃高凤被杀。其后又遣莒州千户孙恭前往招抚但结果也被义军拒绝前往招抚的官军也被杀掉。但是这些事件都被地方官员隐瞒未报他们似乎还在寄希望于抚绥但是实际上对于地方官府来说最令他们感到担心的还不止是这二千余人的起义队伍而是山东各地的数万名明教教众乃至更多的寻求生计的饥民。 关于唐赛儿起义的情况是由直隶沂州卫上报的时间是在永乐十八年（142o）二月初十日。这时候唐赛儿的教众起事已经有几个月时间了。尽管奏疏中说到起义教众仅二千人但是朝廷仍然不敢大意山东毕竟是漕运的要道是供给京师的基础。朱棣一方面接受了高凤失败的教训同时也可能是出于对山东卫所的不信任他决定派出安远侯柳升和都指挥使刘忠率京军前往镇压。 三月十三日柳升率领的官军到达益都包围了义军的山寨。面对强敌义军采取了诈降之计声称食尽无水欲趋东门汲道。待到官军放松警惕义军乘夜偷袭官军军营杀都指挥刘忠突围而去。 这时唐赛儿的部下董彦杲已经率领义军攻克莒州、即墨并且包围了安丘。据有些史书中的记述当时攻打安丘的义军多达万人成为这场起义的。但是围攻安丘的义军却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遭到了备倭都指挥使卫青所率官军的突然袭击。安丘战败使唐赛儿的义军受到很大损失无力再与力量强大的官军作战。不久另一支义军在诸城与官军作战中再次失利起义被镇压了下去。 第三节唐赛儿失踪之谜这场由民间宗教传播多年而组织的起义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被镇压下去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一些思考。在义军占据山寨以至其后与官军作战的过程中始终没有看到过唐赛儿出现但她却被认定为这场起义的领导者。这很可能因为她始终只是保持着民间宗教领袖的身份而董彦杲等人的聚众山寨则只是当时明教势力展到一定程度后一部分教众的行为而并非全体教众在唐赛儿领导下的行为所以只有两千人参加了占据山寨的起事。待到义军攻打安丘时这场起义的影响已经达到了参加起事的人数也骤然增多。但是占据山寨也好攻打安丘也好唐赛儿作为当时的宗教领袖都很可能并未直接参加正因为是这样的情况所以起义的整个行动显得缺乏统一领导指挥更缺乏民间宗教背景下起义的严密组织特点。但是这场起义的秘密宗教的特色在起义失败后却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起义被镇压的同月朝廷下达了追捕唐赛儿的诏令：上以唐赛儿久不获虑削为尼或混处女道士中遂令法司凡北京、山东境内女道士悉逮至京师诘。（《明太宗实录》卷二二三永乐十八年三月戊戌） 两个月后一无所获的朱棣将追捕的范围扩大到了全国：上惩妖妇唐赛儿通经扇乱遂命在外有司凡军民妇女出家为尼及道姑者悉送京师。（《明太宗实录》卷二二五永乐十八年五月丁丑） 因这两道命令而遭逮捕的妇女不下几万人成为当时事佛妇女的一大厄难。但是唐赛儿却始终未能捕获。而关于唐赛儿的传闻却愈神奇了起来。既而捕得之将伏法恬然不惧裸而缚之诣市临刑刃不能入不得已复下狱三木被体铁钮系足俄皆自解脱竟遁去。（祝允明：《野记》卷二） 获赛儿暨刘峻等男妇百余人。赛儿坐槛车语解者曰：“今死矣！ 幸畀我一杯水以止渴。”护解者哀之不知其诈比水至而赛儿遽遁矣。（《存砚楼二集》卷二四《秦五公传》） 在这些记述中唐赛儿成为了一个通晓妖术的“妖妇”但许多人把她当作了一个传奇的英雄人物。明朝人大都对唐赛儿未被捕获而感到惊异认为她一定会有神人相助。这所谓的神人相助其实便是民间宗教力量的体现。中国历史上的极端封建统治一向以强大严密而著称但是在那些信仰着依靠民间宗教精神改变命运的民众面前却虚弱无用到了这样的地步一切官府、巡检司、关隘、军队乃至特务机构都无济于事。唐赛儿的下落永远是一个谜她谜一般消失在民间。 第十章明仁宗第一节仁厚之君永乐二十二年（1424）秋七月明成祖病逝于北征回师途中的榆木川。 皇太子朱高炽继承皇位是为明仁宗。这一年他四十七岁。 八月十五日一个不同寻常的中秋节。隆重的登极大典在北京紫禁城中举行。因身体过胖而步履艰难的朱高炽在人搀扶下登上了奉天殿宝座。略显疲惫的神色掩饰不住一丝成功的兴奋在监国多年之后他终于登上了皇位。但他依然是那么仁厚谦和。他让一名太监出来传旨鸿胪寺免去了原已安排好的百官表贺之仪。文武百官入殿行过五拜三叩头礼之后便往承天门外依照文东武西的仪制分列等候着开读《登极诏》。 朕惟上天生民爰立之君主仁育兆庶咸底于太和御统华夷同跻于熙皞。1诏书开不外这类惯用的溢美之辞但是群臣却感到一种孕于无形的变化。这固然因为诏书中明确改革了永乐朝的诸项“弊政”：“罢西洋宝船、迤西市马及云南交阯采办。”1同时这也是出于他们对朱高炽本人的了解。肃穆静听这作为施政宣言的《登极诏》仿佛在群臣面前展开了一幅治世蓝图。这位生性仁厚的新皇帝要用仁政来统驭“华夷”了。” “仁政”对于明初的士大夫们来说实在有些显得陌生。自从明太祖朱元璋登极称帝实行的便是“严猛之治”。那些曾将功臣宿将诛杀殆尽的大案冤狱人们还当记忆犹新。明太祖死后建文帝朱允炆登极这位近于懦弱的青年皇帝也曾想实施“仁治”但却被燕王朱棣动的夺位战争所替代。当朱棣从朱允炆手中夺得皇位之后那些追求“仁政”的士大夫们遭到了空前残酷的迫害恐怖政治代替了理想中的“仁政”。 出生于洪武十一年（1378）的朱高炽几乎亲眼目睹了这一切而他本人的坎坷经历更加使他感到了“仁治”的可贵。洪武二十八年（1395）作为燕王长子的朱高炽被册立为燕世子。这时已是明太祖的晚年。太祖死后燕王起兵夺位与父亲性格迥异的朱高炽也被卷进了这场战争之中。 朱高炽虽然生性仁厚却并不懦弱。他奉命居守北平（今北京）曾经抵挡住朝廷方面数十万大军的进攻。虽然上有母亲徐氏下有道衍（姚广孝）、顾成等人相助但仅以万人坚守孤城也确实不易可见其绝非庸懦之辈。史书中说朱高炽“善拊士卒”而且擅射好学“无不中”2颇有些文武兼才的味道。但是朱棣却不大喜欢他。朝廷方面曾想利用他们父子间的矛盾致函给朱高炽。朱高炽不启封命人径送给朱棣使朝廷离间之计落空。朱高炽的胞弟朱高煦则是个悍勇无赖之徒。朱棣起兵夺位他一直随同在军中作战。白沟河、东昌诸战役中他拼死狠斗史书中说他“成祖屡濒于危而转败为攻者高煦力为多”1。朱棣认为朱高煦勇武之气像自己危急1《明仁宗实录》卷一上。 1《明史》卷八《仁宗纪》。 2《明史》卷八《仁宗纪》。 1《明史》卷一一八《汉王朱高煦传》。 之中得其出力心里自然喜欢相比之下便不大喜欢朱高炽身上的仁儒之气有时竟会抚着朱高煦的肩鼓励道：“勉之世子多病。”2朱高煦自然也便会意这是许他日后为嫡的暗示。 2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六《燕王起兵》。 第二节夺嫡之争待到燕师攻入南京朱棣从侄儿朱允炆手中夺得皇位后真的要考虑选立太子的时候却又有些拿不定主意了。他因此没有立即册立太子。君臣对此多有觉察于是纷纷上言请求建储。不少勋臣贵戚都支持立朱高煦为太子理由不外其“靖难有功”文臣则大都支持朱高炽其代表人物是兵部尚书金忠和内阁学士解缙。金忠在朱棣面前列举历代立嫡故事劝他册立嫡长子朱高炽。朱棣再去问解缙解缙说：“皇长子仁孝天下归心。”朱棣听罢低头不语解缙知道朱棣平素最喜爱长孙朱瞻基于是顿道：“好圣孙。”3朱棣终于点了点头。实际上这些文臣们所坚持的还不仅是立嫡长的旧制更重要的还是他们对皇帝的选择。文臣们渴望一个像朱高炽那样“好学问从儒臣讲论不辍”4的仁君。 文臣们不失时机地支持朱高炽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据说一天朱棣命诸臣为一幅《虎彪图》题诗。解缙看到图中大虎与小虎作讽谕诗吟道：“虎为百兽尊谁敢触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顾。”1隆平侯张信是勋臣中为数不多的明确支持朱高炽的一个代表人物。朱棣曾直接向他谈到欲立朱高煦为太子。张信怫然道：“事干天常岂易为耶？”2因此激怒朱棣被砍伤牙齿。 迫于压力朱棣不得不于永乐二年（14o4）四月初四正式册立朱高炽为太子同一天次子朱高煦、三子朱高燧被封为汉王和赵王。然而这场立储之争却并未因此结束不仅汉王朱高煦一直图谋夺嫡赵王朱高燧也在宦官黄俨等人支持下暗中活动而在这场立储之争中的受害者主要还是那些支持太子朱高炽的文臣们。 册立太子后朱棣便不愿再有人议论此事。解缙是个恃才自傲少有顾忌的人看到汉王朱高煦有夺嫡阴谋而宠遇日隆忍不住进谏道：“是启争也不可。”3一下戳到朱棣痛处大骂解缙“离间骨肉”。朱高煦恨透了解缙也趁机谮告解缙泄露禁中密语于是解缙成为了这场夺嫡之争中的第一个牺牲品。 事情生在太子朱高炽第一次监国期间。永乐七年（14o9）朱棣前往北京筹备北征事宜朱高炽留南京监国。所谓监国就是代理皇帝问政。但是对于朱高炽来说这实在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他根本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意图去处理政务因为与其说这次监国是朱棣对他的培养锻炼不如说是对他的考验。 永乐八年解缙已被贬官交阯（今越南北部）布政司参议入京奏事恰值朱棣前往北京于是入见过监国的太子后便离京南去。朱高煦抓住这个机会奏告解缙“伺上外出私觐太子径归无人臣礼。”1朱棣果然大怒3《明史》卷一四七《解缙传》。 4《明史》卷八《仁宗纪》。 1陈沂：《畜德录》。 2陈沂：《畜德录》。 3《明史》卷一四七《解缙传》。 1《明史》卷一四七《解缙传》。 将解缙下狱。这个立储之争中的大案牵连到大理寺丞汤宗宗人府经历高得旸中允李贯赞善王汝玉编修朱纮检讨蒋骥、潘畿、萧引高、李至刚等人。少詹事邹济也因此积忧成疾不久病死。李贯、朱纮、萧引高、高得旸先后瘐死狱中解缙在关押五年后被处死。 永乐十二年（1414）朱棣北征回师监国的太子朱高炽遣使迎驾稍迟朱高煦再次乘机进谮结果东宫官属几乎全部入狱。其中黄淮、杨溥等人系狱达十年之久直到朱高炽登极才被释出狱。 文臣们在这场立储之争中受祸匪浅而他们也确实起到了保护太子的作用。永乐九年（1411）朱棣回师南京时曾向阁臣杨士奇询问太子的情况。“太子孝敬。”杨士奇抓住了朱高炽最突出的优点这也是朱棣对其唯一满意之处朱高煦等无法与之相比。朱棣于是让他再说具体些。 “凡有事宗庙祭物祭器皆亲阅。”杨士奇举例说道：“去年将时享（祭祀）头风作（感冒）医言当汗。殿下曰：‘汗即不敢莅祭。’左右请代。斥之曰：‘上以命我我又遣人代乎！’遂亲祭。祭毕汗遍体勿药病自愈。”2永乐十五年（1417）梁潜、周冕等人侍从太子朱高炽监国南京当时有个姓陈的千户因擅取民财被谪贬交阯后又念其军功改为输粟贷罪。宦官黄俨谋立赵王于是诬告：“上所谪罪人太子曲宥。”朱棣一怒之下杀掉陈千户将梁潜、周冕下狱不久也一同处死。刑前朱棣曾亲自讯问过梁潜明知事情真相并对近臣杨荣、吕震说过：“事岂由潜！”但仍行肆戮显然是出于对太子的责怪。牵连于此案中的还有徐善述、王汝玉、马京等人。1事后朱棣命胡■出巡江、浙、湖、湘诸府实际上是让他去监视太子朱高炽。临行前密谕道：“人言东宫多失南京可多住几日试观如何。”2胡■果然到南京住下不走。杨士奇对此有所怀疑直截了当促其亟行。胡■以“冬衣未完”为辞掩饰过去。待他离南京行至安庆才将有关太子的情况写成密报疏奏太子监国七事称太子诚敬孝谨朱棣看到后才决心不再易储。 十多年后当年幼的明英宗登极时仁宗的皇后张氏已是太皇太后。她在便殿中召杨士奇、杨荣、杨溥、张辅和胡■等人让他们同心协力辅佐幼帝。她又特别对杨溥说道：“先帝每念卿忠屡形愁叹不谓今日复得见卿。”杨溥伏地而泣太皇太后也忍不住落下泪来左右皆悲怆无言。史书中记：“盖先是永乐中上巡幸北京太子居守以谗故官僚大臣辄下诏狱陈善、解缙相继死而溥及黄淮一系十年。仁宗每与后言辄惨然泣下以故太皇太后为言。”31《明史》卷一五二《梁潜传》并参见黄云眉：《明史考证》同传。 2郎瑛：《七修类稿》卷十二《仁宗立》。 第三节九个月的仁宗之治朱高炽与文臣们这种不同寻常的关系与感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他登极后的政策。 朱高炽与建文帝朱允炆同属朱明建国后的第三代。他们既不同于祖父朱元璋也不同于他们的父辈朱标、朱棣他们在君主独裁和统治集团内相对民主化的选择中更倾向于后者。 朱高炽即位后所推行的仁治实质上就是一种宽松政治。这也正代表了当时文人士大夫们的利益与追求。 早在洪武时代当时作为皇太孙的朱允炆和作为燕世子的朱高炽这堂兄弟身上便已明显表现了这种趋势。太祖最初让太子朱标省决章奏朱标对刑狱多有减省。朱标死后皇太孙处理此类事务更加宽大“尝请于太祖遍孝礼经参之历朝刑法改定洪武律畸重者七十三条天下莫不颂德焉”1。几乎与之同时燕世子朱高炽与秦、晋、周诸世子受命分阅军士朱高炽归来最晚问其缘故回答说：“旦寒甚俟朝食而后阅故后。”2当他奉命分阅章奏时只取那些关切于军民利病的内容上奏有些章奏中出现文字谬误则不予挑剔上闻。太祖阅读时现指着那些谬误之处问：“儿忽之耶？”朱高炽回答道：“不敢忽顾小过不足渎天听。”再问他：“尧、汤时水旱百姓奚恃？”回答说：“恃圣人有恤民之政。”3恤民之政者仁政耳。这堂兄弟二人何其相似乃尔。他们在推行仁政方面也同样不顺利。朱高炽仅仅登极一年便不幸病故他们推行仁政计划均未及展开。 严格算来朱高炽在位时间尚不足九个月。短短九个月他能做些什么而使后世颂之为一代治世呢？ 除去在他登极诏中所说的罢西洋宝船停止迤西市马和云南、交阯采办外他还施行了一系列善政以及致治的措施。多年监国丰富了他的政治经验他在监国时无法推行的政治主张如今能够付诸实施了。 朱高炽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对那些儒臣委以重任。 夏原吉被释放复官他是因为反对永乐十九年（1421）的北征而入狱的。系狱多年的黄淮、杨溥也被释出狱黄淮被授官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学士杨溥被授官翰林学士。杨士奇被授官礼部左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杨荣为太常寺卿金幼孜为户部侍郎均兼大学士如故。 这一切都是在朱高炽即位后三天之内完成的。足见其对此早已有所考虑了。 这一年九月即朱高炽即位的第二个月吏部尚书蹇义及内阁杨士奇、杨荣、金幼孜都得赐“绳愆纠缪”银章“谕以协心赞务凡有缺失当言者用印密封以闻。”1此时的杨士奇、杨荣等人已经兼职侍郎、太常卿不再仅仅以翰林入直内阁地位生明显变化。十一月夏原吉也得赐“绳愆纠缪”银章。一个以吏部尚书蹇义、户部尚书夏原吉和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杨荣、1《明史》卷四《恭闵帝传》。 2《明史》卷八《仁宗纪》。 3《明史》卷八《仁宗纪》。 1《明史》卷八《仁宗纪》。 金幼孜等人为核心的文臣执政班子基本形成了。这个班子在洪熙、宣德两朝起了相当重大的作用这便是儒臣治国。 朱高炽即位后的另一惊人之举是为建文遗臣平反。所谓建文遗臣指的是那些忠于建文帝朱允炆不肯迎附燕王朱棣的官员这实际上是围绕在建文帝朱允炆身边的文臣集团。他们在朱棣夺位后遭到亘古未见的迫害屠杀并被榜列为“奸臣”。 如果认为朱高炽身边的文臣集团是朱棣扶植起来的新的集团而与建文朝臣无关的话显然不符合事实。且不说夏原吉这样的建文要臣曾险些名列“奸党”便是当初迎附的诸臣对于自己同僚那触目惊心的惨祸也实难无动于衷。 朱棣在对建文遗臣及亲属追治杀戮十余年后于永乐十一年（1413）“敕法司解建文诸臣禁令”1。但这只是稍有缓和而已追治“奸党”并未停止。永乐十四年（1416）文渊阁大学士胡广奔母丧自江西还朝朱棣向他询问地方上的情况问到“百姓安居”时胡广说道：“安。但郡县穷治建文时奸党株及支亲为民厉。”2朱棣听后传旨停止追治“奸党”。不过实际上此后依然经常生与所谓“奸党”相关的株连没有人敢出来为建文遗臣们讲话。第一个出来为建文遗臣讲话的就是朱高炽。 “方孝孺辈皆忠臣。”3朱高炽曾不止一次对廷臣这样谈及建文遗臣。史书上看不到当时诸臣的言论但在这一年十一月这种宽宥终于以正式诏书下了。朱高炽在御札中写道：建文中奸臣其正犯已悉受显戮。家属初教坊司、锦衣卫、浣衣局并习匠及功臣家为奴。今有存者既经大赦可宥为民给还田土。凡前为言事失当谪充军者亦宥为民。1这虽然是写给礼部尚书吕震的御札但是作为一个重大历史问题的重新定论朱高炽不可能不征求近臣之议。到十二月初二“上闻建文奸臣齐、黄等外亲全调戍边者有田在乡悉荒废。令兵部每家存一丁于戍所余放归为民。”2仁宗之所以能够闻知建文诸臣外亲的情况显然有人向他谈及。此即史书所称永乐末诏礼部尚书吕震尽赦诸臣家属给还田产“于是稍稍有敢言建文时事者。”3这里所说的“永乐末”系指成祖死后仁宗即位尚未改元洪熙之时并非成祖晚年。虽然还在口口声声称之为“奸臣”但个中的变化人人都已感觉到了。 登极之初的几个月就这样在忙碌中匆匆而过转瞬便是洪熙元年（1425）正月。正月初一改元的正旦大朝朱高炽御奉天门受朝但不举乐以示孝俭。然后是敕内外群臣修举职业再后是建弘文阁命儒臣入直杨溥掌阁事。朱高炽亲手把印授给杨溥对他说道：“朕命卿等于左右非止助益学问亦欲广知民事。即有建白封识以进。”4与此同时加黄淮兼1李贽：《续藏书》卷五《逊国名臣记》。 2《明史》卷一四七《胡广传》。 3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八《仁宣致治》。 1《明仁宗实录》卷四上永乐二十二年十一月壬申。 2《明仁宗实录》卷五上永乐二十二年十二月癸卯。 3钱士升：《皇明表忠记》卷。 4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八《仁宣致治》。 官少保户部尚书杨士奇兼兵部尚书金幼孜兼礼部尚书都再次得以晋官。朱高炽按照既定的方针一步步地前进不久生了这样两件事。 兵部尚书李庆因考虑民间养牧官马蕃育分送军伍后尚余数千匹于是奏请“令朝觐官领之太仆苑马岁课其息。有亏罚与民同”。杨士奇认为这有悖于求贤养士的原则所散不及三千而朝廷负此名于天下“岂贵贤贱畜之意乎？”李庆对杨士奇的反对感到忿然不肯采纳。朱高炽起初答应罢止但此后便无消息。次日上朝杨士奇又言及此事。朱高炽答曰：“偶忘之。”过了些时候朱高炽在思善阁召见了杨士奇对他说道：“内批岂真忘之！朕闻吕震、李庆等皆忿卿朕念卿孤立恐为众所伤不欲因卿言而罢今有名矣。”说罢取出一份奏章是陕西按察使陈智言畜马不便的上疏让杨士奇以此为题草敕罢止官员养马。1“陛下知臣臣不孤矣。”杨士奇顿说道。“继今令有不便惟密与朕言。李庆、吕震辈不识大体不足语也。”2朱高炽对杨士奇表示了最大的信赖。 其实朱高炽这个评语有欠公允。李庆其人“清介有执”为列卿之良者。3吕震虽为人“佞谀倾险”但“有精力能强记才足以济其为人”4。凡有事陈奏千端万绪背诵如流。据说有一次他随成祖北征见沙碛中立有一碑与诸从臣读过。一年后成祖与诸臣语及此碑欲派人往录。吕震称无须遣使当即笔书全文。事后成祖命人拓来碑文相对无一字脱误。这样的才干确是难能可贵。 显而易见李庆、吕震均属于干吏之列而不同于那种典型的儒臣。干吏乃治世中必不可缺者纷杂事务主要依赖于他们。不久生的弋谦言事之事更说明李庆亦颇识大体。 弋谦是永乐朝的御史因言事忤旨贬为知县又被免官归乡。朱高炽即位后知道他是骨鲠敢谏之士召授大理少卿。但不久弋谦便又因直言词语太激召致朱高炽的不快。吕震、吴中、吴廷用、虞谦等人纷纷弹劾弋谦“诬罔”。都御史刘观让众御史合疏纠劾弋谦。一时间形成众臣声讨的局面。大臣中只有李庆和夏原吉一无所言。 朱高炽召见杨士奇等人询及此事。杨士奇劝道：“谦不谙大体然心感擢恩欲图报耳。主圣则臣直惟陛下优容之。” 弋谦因此没有获罪但朱高炽每见到他总是词色甚厉。杨士奇看在眼里找机会进谏道：“陛下诏求直言谦言不当触怒。外廷悚惕以言为戒。今四方朝觐之臣皆集阙下见谦如此将谓陛下能容直言。” “此固朕不能容亦吕震辈迎合以益朕过自今当置之。”朱高炽像是明白了点。传旨免去弋谦每日朝见让他专门管理大理寺事。 事情似乎就这样过去了但朱高炽很快便感到言事的人愈来愈少了。他再次召来杨士奇说道：“朕怒谦矫激过实耳。朝臣遂月余无言。尔语诸臣白朕心。” 1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八《仁宣致治》2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八《仁宣致治》。 3《明史》卷一五o“赞曰”。 4《明史》卷一五一《吕震传》。 杨士奇却认为此事不应由自己转达。“臣空言不足信乞亲降玺书。”1朱高炽于是在榻前写下了一份引过自责的敕书。 朕以眇躬处亿兆之上。御天下之大政务之繁殆难独理是以数诏求言冀匡不逮此朕之实心也。自即位以来臣民上章以数百计未尝不欣然听纳。言之而当即与施行苟有不当未尝加谴。群臣所共知也。间大理寺少卿弋谦所言过于矫激多非实事朕一时不能概之于心而群臣有迎合朕意者交章奏其卖直请置诸法朕皆拒而不听。今谦就职但兑朝欤抑怀自全之计而退为默默欤？今自冬不雪春亦少雨。阴阳愆和必有其咎岂可言而为人臣者惟念保身何以为忠？朕于谦一时不能含容未尝不自愧咎尔文武解（群）臣亦各思以君子之道自勉掠其嘉谋猷凡于国家军民利有未兴弊有未革乃政令有未当者咸直言之勿以前事为戒而有所讳庶几君臣相与之议弋谦朝参如故。1说是自责其实也是一种自诩朱高炽力图使自己保持一个仁德圣明皇帝的形象。他认为自己在这方面是当之无愧的。也正因为如此有时过激的否定上言便会招致他无法遏制的恼怒。中年多病又使他一改宽谨的性格而时常显得躁怒。他虽以自责求直言只是在表示君主的大度。可是偏偏会有一两个迂腐的儒臣不识时务终于导致了第二次直言事件。 这一年五月翰林院侍读李时勉再次上疏言事他以过激的言词批评朱高炽“土木遂兴重劳民力”用宦官“折辱郡县棰楚小民”。“大孝尚未终正宫尚未册”便选取侍女惊动远近“恐乖风化之原”。如今天下并非大安“飞蝗蔽天民食寡乏”不能像太祖高皇帝那样未尝见日而临朝“或旭日已旦朝仪方肃”。非勤政之君。并引程子之言劝朱高炽加深涵养务正学求帝王经世之要、古人治乱之由除逸乐无益之事、佛老异端之说。1疏入朱高炽勃然大怒将李时勉召到便殿质问李时勉却倔强不屈。 朱高炽命武士用金瓜扑打李时勉被打折三根肋骨曳出后险些丧命。罚他为交阯道御史每天问一囚犯上言一事三天后逮入锦衣卫狱。 经过这场风波朱高炽也气得病倒了他临终前对身边的夏原吉说：“时勉廷辱我。”2说罢忿然不可遏当天夜里病而死。短短九个月的帝位就这样结束了。尽管他在位时的一些事情的结果似乎有悖于仁治之道但后人却给予了他过高评价所谓“在位一载用人行政善不胜书。使天假之年涵濡休养德化之盛岂不与文、景比隆哉”。这虽然只是假设但却不曾有人提出异议。因为朱高炽确实在推行一套治世的计划只不过未及展开。而明朝政治脱离君主独裁的轨道真正形成文官治国制度这一切到宣宗时得到了进一步的展。 1《明史》卷一六四《弋谦传》。 1《明仁宗实录》卷八上洪熙元年三月辛未。 1夏燮：《明通鉴》卷十八仁宗洪熙元年五月。 2《明史》卷一六三《李时勉传》。 第十一章明宣宗仁宗朱高炽的治国不到一年时间便因突然病故而结束。这给明初守成治国的过程带来了一些必然的变化本来很可能出现的“洪熙之治”却不得不延长到了宣德时代。 第一节宣德初政宣宗朱瞻基（1398—1435）登极之初立足未稳的文官政治面临着一次考验。朱瞻基酷似其祖父朱棣而且从他少年时起便得到了朱棣特殊的宠爱和培养。 永乐七年（14o9）春天朱棣夺位后第一次返回旧藩北京年仅十二三岁的朱瞻基即受命从行。次年朱棣亲自率师北征朱瞻基又受命留守北京俨然有些监国的样子。永乐九年（1411）朱瞻基被立为皇太孙从而确立了他的储君地位。 朱棣对于这个长孙确是独有所钟。永乐十一年（1413）的端午节宫中射柳时朱瞻基也再次给祖父脸上增了不少光彩。他不仅屡射屡中而且当祖父当众说了上联：“万方玉帛风云会”时便立即叩头对道：“一统山河日月明。”1他既有着祖父的英武又具备了父亲的睿智难怪朱棣每每对人说：“此他日太平天子也。”2所谓的“太平天子”绝非仁宗那样的仁德之君他对仁宗那种儒生气甚至感到厌恶因此几乎酿成汉王夺嫡。在这关头倒是朱瞻基帮了父亲的忙。他对叔父觊觎储位的企图从来都是针锋相对。一次谒陵途中当时身为太子的朱高炽因身体肥胖行走不便靠着两名内侍搀扶还是滑了一跤。汉王朱高煦在旁说道：“前人把滑后人知警。”话音未落身后有人应道：“更有后人知警。”3说这话的便是皇太孙朱瞻基汉王高煦不由回顾失色。朱瞻基并未把勇悍善斗的叔父放在眼里。永乐十二年（1414）成祖第二次亲自率师北征时朱瞻基便随同出征了。在忽兰忽失温激战中他在宦官李谦引导下追敌至九龙口遭到瓦剌骑兵围攻几乎生危险。在朱瞻基成长过程中不仅有宠爱与骄纵同时也有锻炼与拼争。这一切当然都出自成祖的安排他一心想把皇太孙培养成同自己一样的追求文治武功的开拓之君。 洪熙元年（1425）五月明仁宗突然病故时太子朱瞻基还在南京他是因为南京屡次生地震而受命前往居守的。六月中得到仁宗病故的消息朱瞻基火赶回北京。汉王朱高煦本来图谋于途中设伏邀击因为朱瞻基行动迅而未得逞。他们叔侄之间的斗争从此便真正拉开了序幕。 这场斗争给文官们帮了不小的忙。汉王朱高煦所依靠的是当初参与“靖难”的军人集团。这种历史造成的结果使得朱瞻基从登极之初便不得不去依靠当初仁宗身边的一批文臣。 历史有时往往就这样巧妙而奇特这一切都仿佛在重现二十多年前的那一幕那时候是朱棣依靠军人集团从侄儿朱允炆手中夺得皇位此刻轮到了汉王朱高煦和侄儿朱瞻基。朱高煦终于决心仿效父亲来第二次“靖难”。朱瞻基是洪熙元年（1425）六月登极的。七月朱高煦陈奏利国安民四事这实际上是对朝廷的试探。尽管所陈并非如意朱瞻基还是曲徇其意付有司施行。 “永乐中皇祖常谕皇考及朕谓此叔有异志宜备之。然皇考待之极1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一《宣宗击射》。 2《明史》卷九《宣宗纪》。 3叶盛：《水东日记》卷七《后人把滑》。 厚。如今日所言果出于诚则是旧心已革不可不顺从也。”1朱瞻基顾谓群臣的这番话不无弦外之音既有警示亦有安抚。但身处局内的朱高煦却毫无所悟。 次年改元宣德正月里汉王朱高煦派人入京进献元宵灯。有人告诉朱瞻基：“汉府所遣来者多是窥瞰朝廷之事特以进献为名。”2朱瞻基对此岂无所知他不过采取后制人之策表面上推诚以待而静观其变。他在这方面的克制力达到了令人惊叹的程度。汉王府索要骆驼立即与之四十索马与之百二十还有袍服等等皆遂其意。这些做法与朱瞻基性格颇有些不符显然是他周围文臣们起了作用。一个比较成熟的文官集团已经在永乐、洪熙乃至宣德三朝皇帝身边逐渐形成了。 朱高煦的准备则极不顺利。八月初他命亲信枚青秘密入京约英国公张辅为内应结果反被张辅执送朝廷。再约山东都指挥使靳荣于济南反叛相应又被山东布、按二司官觉察预防谋不得。朝中旧功臣既无人内应地方官员又不肯从乱朱高煦陷于孤立之中。在乐安家中居丧的御史李浚得知朱高煦相招连忙换装改名间道入京告变。 倘若朱高煦稍有头脑他应该明显感觉到形势对于自己的不利但他却不顾一切地举起了反叛的旗帜。八月初一朱高煦在乐安授官命将建立五军。五天后便遣百户陈刚入京进疏并且致书诸公侯大臣指斥仁宗违洪武、永乐旧制给文臣诰敕封赠并指夏原吉等为“奸臣”终于重演“靖难”旧剧。 直到这时候朱瞻基才临朝宣布命将出征他确实做到了仁至义尽。起初决定派阳武侯薛禄将兵征讨但是第二天夜里召集群臣计议时大学士杨荣却提出了反对意见。 “皇上独不见李景隆事乎？”1他一句话把人们引到了二十多年前那场夺位的灾难之中。“彼谓陛下新立必不自行。今出不意以天威临之事无不济。”2杨荣十分明确地提出要朱瞻基亲征。朱瞻基没有说话沉默片刻后他用征询的眼光看了看夏原吉。“往事可鉴不可失也。”3夏原吉猜到了皇帝的心思“臣昨见所遣将命下即色变临事可知矣。且兵贵神卷甲趋之所谓先人有夺人之心也。荣策善。”4杨荣和夏原吉都亲身经历了二十多年前的那场“靖难”之役。尽管此刻与当初形势截然不同他们还是希望万无一失而惟恐重现那幕历史惨剧。这也代表了大多数文臣的主张。 文臣们的劝说使朱瞻基终于下定了亲征的决心。武臣中的张辅曾经主动请命出征应该说这也是武臣所必表之态。这场斗争最终是以朱瞻基亲征与朱高煦的失败宣告结束。这是仁宗之治的胜利也是文臣治国的胜利。师还杨荣以决策功受到赏赐得赐银章五褒奖甚至。夏原吉也被赉予加等得赐阍者三人。另一位内阁大学士杨士奇则因在这次出征时反对袭执赵王1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七《高煦之叛》。 2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七《高煦之叛》。 1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七《高煦之叛》。 2《明史》卷一四八《杨荣传》。 3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七《高煦之叛》。 4《明史》卷一四九《夏原吉传》。 使朱瞻基得到保全叔父之名彻底孤立了汉王朱高煦杨士奇因此更得到信用及赏赐。 仁宗身边那批有为的文官重又聚集于朱瞻基的周围并为其所倚靠。 这一年十月曾因气死仁宗而入狱的翰林侍读李时勉被复官。史书记述了这有趣的一幕。 当时有人对朱瞻基说起李时勉得罪先帝的情况朱瞻基不由大怒命令使者：“缚以来朕亲鞫必杀之。”使者去后他愈想愈气又令王指挥前去将李时勉绑赴西市斩不必入见。王指挥出端西旁门时使者正巧带李时勉由端东门入没有碰上。朱瞻基见到李时勉骂道：“尔小臣敢触先帝！疏何语？趣言之。”李时勉叩头道：“臣言谅闇中不宜近妃嫔皇太子不宜远左右。”听了这两件事朱瞻基怒气稍解。李时勉说了六事便说不下去了。让他接着说完他回答说：“臣惶惧不能悉记。”这时朱瞻基已怒气全消。“是第难言耳。草安在？”他甚至想再看一遍那份疏草。“焚之矣。”李时勉答道。朱瞻基不由叹息一番在他的心目中李时勉已经完全是一位忠臣了。等到王指挥去狱中提人不到回来复命时李时勉已冠带立于阶前。1李时勉的复职表现了朱瞻基的宽容大度。李时她虽然不属于当时文官集团中的代表人物但却是当时较有影响的儒臣朱瞻基的做法自然会得到文臣的普遍欢迎。 四个月以后有五名文臣在文华殿得到皇帝赐予的范银图书。他们是蹇义、夏原吉、杨士奇、杨荣、胡■。蹇义得到的是“忠厚宽弘”夏原吉为“含弘贞靖”杨士奇“清方贞靖”杨荣“方正刚直”胡■“清和恭靖”。后来又有一位内阁学士杨溥。这便是史称的“蹇、夏”、“三杨”。这是一个十分难得的经历了长期政务锻炼的文官群体。蹇义掌吏部夏原吉掌户部“三杨”掌内阁胡■掌礼部。他们在继承和推行洪熙、宣德两朝仁政方面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这也便是“宣德之治”的基础。 永乐后期由于皇权过于强化以及成祖本人不顾客观条件一意孤行好大喜功所造成的各种社会问题在仁宗短暂的一年间根本无法解决这任务也便落到宣宗头上。当时主要问题是财政的困难。北征、迁都、营建、下西洋宝船、朝贡使臣的接待以及安南内属后的交阯布政使司这一切都花费了大量资财。为了这样庞大的支出只有加重赋役征输结果又造成对生产的破坏社会进入了一种恶性循环状态之中。 仁宗即位后停止了北征、营建和西洋宝船。这些紧缩开支的措施收到一定效果。宣宗即位后在解决了汉王对皇位的威胁后继续推行了这种紧缩开支的政策。其最重大的举动便是放弃交阯。 自永乐五年（14o7）安南内属改设为交阯布政使司后几乎没有过一天平静。出征安南的明军撤离仅一年当地便生了动乱。永乐六年（14o8）八月简定、邓悉、阮帅等出攻盘滩、咸子关扼三江府往来之路慈廉、威蛮、上洪、大堂、应平、石室诸州县皆起响应。当地明军镇压不力只得调云、贵、川三都司及成都三护卫军由西平侯沐晟挂征夷将军印率师征讨。但是同年十二月沐晟兵败生厥江参赞军务的兵部尚书刘儁突围不成自经而死交阯都司吕毅、参政刘显同时战死。次年二月成祖只得再次启用当初平定安南的主帅张辅。十一月张辅擒获简定报捷随后即受命班师。当时成祖正着力于北征交阯不再成为重点。因此当退据乂安的陈季扩派人入朝求封时成祖援例诏陈季扩为交阯布政使并分授其部属都指挥、参政、副使等官。这与陈季扩求封安南国王的愿望大相径庭结果一纸诏书反而成为交阯新战乱的导火线。永乐九年（1411）成祖不得不第三次命张辅率军前往交阯。张辅到达交阯后形势开始生变化明军逐渐控制了局面但是陈季扩仍然坚持了两年多直至永乐十二年（1414）初阮帅被擒陈季扩败退老挝于蒙册被明军俘获交阯重新平定。 成祖凭藉武力征服对交阯进行的统治很难稳定持久。永乐十六年（1418）正月清化府俄乐县土官巡检黎利起兵于兰山交阯再次动乱起来。史书往往将交阯的动乱原因归咎于官吏的苛政和宦官马骐的过失。当初甚至成祖也曾这样认为因此在镇压之后他便注意实行抚绥安辑。但是不管是武力还是抚治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直到成祖病故交阯的动乱始终未曾平息。 征服安南是成祖决策的一大失误他自己也明明知道经营的重点应放在北方却没有决心从交阯撤足。永乐十四年（1416）以后他已决定北迁国都对交阯更无暇顾及只能被动维持交阯成为明朝的一大包袱。 当这个包袱落到仁宗身上的时候他曾经进一步采取抚绥之策甚至授予黎利清化知府但是仍然毫无作用黎利拒绝受官交阯战事再起。所以到洪熙元年（1425）二月朝廷只好命荣昌伯陈智为征彝副将军征讨黎利。这种反复抚绥、征剿征剿、抚绥没有任何解决问题的希望也不知何时是个尽头。对此几乎人人皆知却无一人敢于出来进言。当初解缙因为反对用兵交阯触怒成祖而被谗杀人们记忆犹新。 陈智出征失利的败报送到朝中时已经是宣德元年（1426）。朱瞻基只好再命成山侯王通佩印出征而与此同时他似乎已经开始重新考虑如何处理交阯问题了。 最先知道皇帝心思的是内阁大学士杨士奇和杨荣。宣宗谕旨督责陈智等人兵败的第二天便在文华殿中秘密召见了二杨。“昨谕荣昌伯等敕已行朕有一言独与卿二人知之。”宣宗略带含混地说道：“昔在南京皇考曾与朕言：‘太祖定天下安南最先归化。黎氏篡陈法所必讨求陈氏之后不得故郡县其地。若陈氏尚有后立之犹是太祖之心而一方亦得安静。’此语藏之朕心未尝忘。” “永乐三年初征黎贼凡诰敕皆臣等亲承面命。圣志惓惓在于兴灭继绝。”二杨回答得可谓婉转得体放弃交阯复立安南不仅是太祖、仁宗之心也是成祖的惓惓圣志。 “其时朕虽髫年尚记一二圣语亦如卿等所言。”宣宗立即表示附合“卿二人意与朕合三二年内朕必行之。”1这次谈话便是宣宗放弃交阯的前奏。这次谈话后不久一天退罢朝宣宗又在文华殿召见了蹇义、夏原吉、杨士奇、杨荣四人。他次直接谈到了放弃交阯：“太祖皇帝祖训有云：‘四方诸彝及南蛮小国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力不足供给得其民不足使令吾子孙毋倚富强要战功。’后因黎氏弑主虐民太宗皇帝有吊伐之师盖兴灭继绝盛心也。而陈氏子孙为季犛杀戮已尽不得已徇土人之请建郡县置官守。自是以来交阯无岁不用兵皇考念之深为恻然。昨遣将出师朕及复思之欲如洪武中使自为一国岁奉常贡以全一方民命卿等以为何如？”1这一次又谈到了《祖训》可见宣宗确实反复考虑了因为他不仅要说服群臣而且要先说服自己。但是对于蹇义和夏原吉来说这实在太突然了他们一时还无法接受这一现实。 “太宗皇帝平定此方劳费多矣。二十年之功弃于一旦臣等以为非是。”这大约并未出乎宣宗意料他看了看杨士奇和杨荣问道：“卿两人云何？”“交阯唐虞三代皆在荒服之外汉、唐以来虽为郡县叛服不常。汉元帝时珠崖反兵击之贾捐之议罢珠崖郡前史称之夫元帝中主犹能布行仁义况陛下父母天下与此豺豕较得失耶！”2宣宗点了点头。这番对话目的在于说服蹇、夏二人。像放弃交阯这样的大事必须得到蹇、夏为的主要大臣的支持这当然还需要时间。但是事情展得比宣宗预料要快些就在宣德二年（1427）即生了王通与黎利私下立坛为盟之事。王通初至交阯曾大败黎利但不久黎利势力复兴朝廷再命安远侯柳升、黔国公沐晟调军征讨。柳升勇而寡谋沐晟怯而无能。明军于倒马坡中伏沐晟坐视不救柳升全军覆没。王通得知柳升败报更无心再战遂与黎利立坛为盟宣布退师。 十月黎利遣使入朝上表而这次上表人的名义却不是黎利而是一个所谓的安南国王陈氏三世嫡孙陈暠。陈表中写道：安南国先臣陈日煃三世嫡孙陈暠惶恐顿上言曩被贼臣黎季犛父子篡国弑戮臣族殆尽臣暠奔窜老挝以延残息今二十年。近者国人闻臣尚在逼臣还国。众云天兵初平黎贼即有诏旨访求王子陈立之一时访求未得乃建郡县。今皆欲臣陈情请命臣仰恃天地生成大恩谨奉表上请。1表中所言颇令人感到蹊跷。宣宗看过后交给英国公张辅。 “此不可从将士劳苦数年然后得之。”张辅是当年平定安南的主帅自然依旧主战“此表出黎利之谲当益兵诛此贼耳！”2蹇义、夏原吉支持张辅建议反对放弃交阯。自永乐中黎利反叛朝廷二十年间未闻有陈氏后人之说此时突然冒出陈暠当然是黎利诡妄之谈但是杨士奇和杨荣却宁愿以假作真趁机放弃交阯。 “兵兴以来天下无宁岁今疮痍未起而复勤之以兵臣不忍闻。” 谈到了国家状况及其当务之策：“且求立陈氏后者太宗（成祖）皇帝心也。求之不得而后郡县。叛乱相寻至深廑先帝忧。今因其请抚而建之以息吾民于计大便。汉弃珠崖前史荣之安在为示弱乎？”1这是二杨与宣宗多次谈话的总结是考虑已久的计划宣宗认为没有必要再作讨论。事情就这样决定下来。第二天向群臣出示交阯奏表的同时宣布息兵养民放弃交阯。 明宣宗终于迈出了这艰难而关键的一步经过仁宗、宣宗两代人的努力明朝开始摆脱了开国以来特别是永乐以来形成的种种财赋重负真正走上了息兵养民的道路。 1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二《安南叛服》。 2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二《安南叛服》。 1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二《安南叛服》2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二《安南叛服》。 1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二《安南叛服》。 第二节宽松与务实宣德三年（1428）暮春三月明宣宗在宫苑中召见了蹇义、夏原吉、杨士奇、杨荣等十八位要臣但这并非议政而是一钦赐的春游。群臣们随从宣宗乘马登山周览又泛舟于太液池水之上望着四周一片盎然春色君臣们赋诗赓和融融之意似乎也如这春色一般由儒臣们的心头延展开去。上有励精图治之君下有同心辅政之臣一片祥和宽松使人感到太平盛世之将临同时人们也不得不对宣宗的治民方针感到惊异。像放弃交阯这样的大事天下多有辱没之感他却在杨士奇、杨荣等人支持下办到了。史书中说：“自交阯内属者二十余年前后用兵数十万馈饷至百余万转输之费不预焉。至是弃去官吏军民还者八万六千余人其陷于贼及为贼所杀者不可胜计。天下举疾通（王通）弃地殃民而上不怒也。”2这在太祖、成祖时是不可想象的而仁宗又似乏此胆量。宣宗之所以能够放弃交阯显然是放弃了那种君主的尊严转而追求一种安定太平和官民的称颂这一弃一求也就成为宣德中宽松政治的基点。如果将其与仁宗的仁治相比较的话宣德之治在文官治国制度上比洪熙时更为突出政出内阁已经成为无法改变的现实。 宣德五年（143o）的清明节宣宗奉皇太后谒祭了天寿山的长、献二陵。这位年轻的皇帝没有乘坐御辇他英姿勃勃地骑在马上亲自为皇太后的凤辇开道。这一次人们都瞻仰到了皇帝的风采。经过清河桥的时候宣宗又下马为太后扶辇道路两旁跪满了黎民百姓叩拜山呼声震郊野。太后望着宣宗说道：“百姓戴君以能安之耳皇帝宜重念。”1这种现实中的说教更容易打动宣宗的心他切实感到了安民的重要。谒陵返回途中他饶有兴致地来到田间向春耕的农夫询问起稼穑之事并且取过犁来试着推了几下。尽管只是几下宣宗却已经感到十分吃力了。他回顾侍臣们说道：“朕三举耒已不胜劳况常事此乎？人恒言劳苦莫如农信矣。”2这件事对宣宗的触动颇大回宫后他再次对身边大臣谈及此事：“朕昨谒陵还道昌平东郊见耕夫在田召而问之知人事之艰难吏治之得失因录其语成篇今以示卿卿亦当体念不忘也。”3宣宗果然将与农人的谈话记录成文题名曰《耕夫记》。 庚戌春暮谒二陵归道昌平之东郊见道旁耕者俛而耕不仰以视不辍以休召而问焉曰：“何若是之勤哉？”跽曰：“勤我职也。”曰：“亦有时而逸乎？”曰：“农之于田春则耕夏则耘秋而熟则获三者皆用勤也有一弗勤农弗成功而寒馁及之奈何敢怠？”曰：“冬其遂逸乎？”曰：“冬然后执力役于县官亦我之职不敢怠也。”朕闻其言嘉赐之食。既又问曰：“若平居所睹惟知贾之勤乎？抑尚他有知乎？”曰：“我鄙人不能远知。尝躬力役于县窃观县之官长二人其一寅出酉入尽心民事不少懈惟恐民之失其所也而升迁去久矣。盖至于今民思2夏燮：《明通鉴》卷十九宣宗宣德二年十二月。 1《明史》卷一一三《仁宗诚孝张皇后传》。 2余继登：《典故纪闻》卷十。 3余继登：《典故纪闻》卷十。 ------------ 19 慕之弗忘也。其一人率昼出坐厅事日昃而入民休戚不一问竟坐是谪去。后尝一来民亦视之如涂人。此我所目睹其他不能知也。”朕闻其言叹息思此小人其言质而有理也。盖周公所陈无逸之意也。厚遣之而遂记其语。1大概是耕夫对于县官的那番谈话对宣宗起了一定作用两个月后他下诏追夺赃吏诰敕并且著为令定为制度。随后便是九位著名知府的委派。史书中说：“帝以郡守多不称职会苏州等九府缺皆雄剧地命部、院臣举其属之廉能者补之。”2于是尚书蹇义、胡■大学士杨士奇等荐礼部仪制司郎中况钟诏任苏州知府同时被荐的有户部郎中罗以礼为西安知府兵部郎中赵豫为松江知府工部郎中莫愚为常州知府户部员外郎邵■为武昌知府刑部员外郎马仪为杭州知府陈本深为吉安知府御史陈鼎为建昌知府何文渊为温州知府。九人后来皆有治绩而以况钟最为著名。 这一年的九月又有一次重要的人事任命。“丙午升行在吏部郎中赵新为吏部右侍郎兵部郎中赵伦为户部右侍郎礼部员外郎吴政为礼部右侍郎监察御史于谦为兵部右侍郎刑部员外郎曹弘为刑部右侍郎越府长史周忱为工部右侍郎总督税粮。”1赵新巡抚江西赵伦巡抚浙江吴政巡抚湖广（今湖南、湖北）于谦巡抚河南、山西曹弘巡抚北直隶府州县及山东周忱巡抚南直隶苏、松等府县。由此开始了各省专设巡抚的制度。宣宗在给他们的敕谕中写道：今命尔往总督税粮务区画得宜使人不劳困输不后斯。尤须抚恤人民扶植良善遇有诉讼重则付布政司、按察司及巡按监察御史究治轻则量情责罚或付郡县治之。若有包揽侵欺及盗卖者审问明白解迭京师。敢有沮挠粮事者皆具实奏闻。但有便民事理亦宜具奏。尔须公正廉洁勤谨详明夙夜无懈毋暴毋刻庶副朕委任之重。钦哉。2这些派往各省的巡抚与不久前就任各地的知府们带去了宣宗敕谕中安民求治的意旨。宣宗希望依靠他们去实现一种祥和、宽松、安定、富裕的局面。这些巡抚与九位知府都是奉敕行事的远非一般地方官员所能相比而其中最为突出的要算是周忱和况钟了。他们出任的苏、松一带是当时经济问题最为突出的地区也是文人士大夫最为集中的地区。 当时江南一带情况十分特殊这里素称富庶但又是赋役最重的地区这种情况完全是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明史》记载：“初太祖定天下官、民田赋惟苏、松、嘉、湖怒其为张士诚守乃籍诸豪族及富民田以为官田按私租簿为税额。而司农卿杨宪又以浙西地膏腴增其赋商税有二、三石者。大抵苏最重松、嘉、湖次之常、杭又次之。”1这是明初的政治报复与严猛之治的产物。到成祖时还在继续着这种政策。例如建文遗臣高翔为监察御史成祖知其名本欲用之。但高翔却“丧服入见语不逊”被族诛其先冢被掘亲党戍边。“诸给高氏产者皆加税”目的是“令世1余继登：《典故纪闻》卷十。 2《明史》卷一六一《况钟传》。 1《明宣宗实录》卷七o宣德五年九月丙午。 2《明宣宗实录》卷七o宣德五年九月丙午。 1《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世骂翔也”2。不过高翔乃陕西朝邑（治今大荔东）人并非苏、松人且成祖时的这种加税只是个别现象不致形成整个地区性的问题但其起因与性质则同样是出于严猛与。也正因为如此以后随着政治上的逐渐宽松这种人为造成的重赋也必须给予解决了。 “苏、常诸府税粮自洪、永以来逋多待免。大户及巾靴游谈之士例不纳粮纳粮无赠耗。椎髻秉耒小民被迫累年拖扰不定。”3结果是累年拖欠到宣德初年仅苏州一府拖欠的税粮就多达八百万石相当于正常全国岁入的三分之一以上。明朝廷的财政收入主要仰仗于江南这种财政混乱势必造成国民两竭。因此从宣德初年起便屡诏减苏、松重赋。到周忱、况钟就任后与当时全国上下宽松形势相一致他们开始着手从根本上解决这些历史遗留问题。 周忱不负宣宗之选来到江南第一件事就是去了解百姓的疾苦。“尝去趋从入田野间与村夫野老相语问疾苦。每坐一处使聚而言之惟恐其不得尽也。”1周忱巡抚江南最主要的任务是为国家理财但他不为多收而横征暴敛而是以宽纾民力去解脱困境。所以《明史》指出：“当时言理财者无出忱右。其以爱民为本。”2而就任苏州知府的况钟则“兴利除害不遗余力。锄豪强植良善民奉之若神”3。在安民求治的原则下他们确实作出了成绩。 他们先着手解决的便是赋税不均的问题。当时苏州府之所以拖欠甚多一个重要原因是富户不肯交纳赋税之外的加耗部分这部分加耗就只好摊派到一般农户身上。结果民贫逃亡而税额益缺。针对这种情况周忱创立了“平米法”让人户按照纳税多少平均分担增耗又请工部颁铁斛让各县依式制造革除了各粮区粮长大斛入小斛出的弊病。以往各粮区设粮长正副三人每年七月赴南京户部办理公文然后再送北京户部往返费用均由民户分担。周忱将各粮区粮长改为只设一人各粮区轮流赴南京交由有关部门上送北京从而减轻了民户的负担。 赋税不均的问题解决后周忱和况钟又开始着手解决赋税过重的问题。 此前虽然有过多次免征的诏令宣宗也曾多次下诏减官田租赋但是并没有成为定制周忱于是与况钟商议把调查的情况汇集起来计算了一个月将苏州府官田租减去七十二万石其他各府也都以次减征史称：“民始少苏。” 宣德七年（1432）江南各府大稔宣宗得知后下诏命各府州县以官钞平籴防止粮价暴跌以备灾年赈贷结果仅苏州一府便籴米二十九万石。当时规定凡苏、松等地转输南京户部的税粮每石加收运费六斗周忱命各府支给每石加船价一斗其余五斗由府县集中起来共得四十多万石加上原来平籴的二十九万石仅苏州府便得七十余万石遂建仓收贮名曰“济农仓”。明朝人对这种“济农仓”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2《明史》卷一四一《高翔传》。 3万历《重修常州府志》卷六《额赋》。 1焦竑：《玉堂丛语》卷一。 2《明史》卷一五三《周忱传》。 3《明史》卷一六一《况钟传》。 尝言文襄公（周忱）为侍郎巡抚十九年为尚书巡抚又二年百姓不知有凶荒朝廷不知有缺乏。或问其故曰：当时“济农仓”米常数十万一遇水旱便奏闻免粮奏上无不准。所免之数即以“济农仓”米补完所以民不知有凶荒朝廷不知有缺乏也。1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与洪武、永乐时重科征重蠲赈有所不同那是国富民穷的时代而此时则是藏富于民。这种根本性的政策变化正是宣德间全国政治走向宽松的具体体现。这在周忱一段谈话中说得十分明白。他的前任胡■是一位用法严峻的官吏周忱一改其做法以宽松为主有人问他道：“大人为何不学胡卿使我下情不能上达？”周忱答道：“胡卿敕书令其祛除民害我敕书只今抚安军民朝廷委任不同。”2所谓“委任不同”则正是一种根本性的变化江南各府先成为这种变化的典型。 宣宗有一句名言叫做“清心乃省事省事可省官”3。应该说这也是他为治的指导思想简繁政去苛政改严政行仁政作为守成之君这也是一种改革。令人感到吃惊的是“宣德致治”过程中相反相成的实际效果。以宽松求治结果事情不是多了而是反而少了以仁德代替苛严结果是民安乱少难怪宣宗可以自信地说道：“国家创业垂统贵以仁厚为根本。不然周世宗英武可几长世而不能者根本缺也。”11张萱：《西园闻见录》卷三四《顾东江杂记》。 2焦竑：《玉堂丛语》卷二。 3查继佐：《罪惟录》卷三二《宣德逸纪》。 1查继佐：《罪惟录》卷三二《宣德逸纪》。 第三节任人唯贤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九月也就是宣宗即位后将仁宗安葬的同月陈山被擢升为户部侍郎张瑛为礼部侍郎戴纶为兵部侍郎徐永达为鸿胪寺卿蔺从善、王让为翰林侍讲。这些人都是宣宗为太子时的东宫旧僚因为宣宗的即位而得到晋擢。另一名太子中允林长懋被命出为郁林知州。 太子即位随从的官僚升迁这几乎是历朝之惯例但是令人不解的是这些得到升迁的东宫旧僚后来却湮然无声息了。甚至在史册中都难寻其迹。只有戴纶和林长懋得以传列《明史》但他们的不幸结局又绝无丝毫承恩旧人的样子。戴纶与林长懋因为在宣宗为太孙时“以太孙春秋方富不宜荒学问而事游畋”2反对习武事。戴纶并为此上疏成祖因而招致宣宗的不满。结果在加恩官僚时林长懋被以自南京来得稍晚出为郁林知州。戴纶虽擢为兵部侍郎又因谏猎忤旨被命外出参赞交阯军务。不久两人都以怨望罪入锦衣卫狱。戴纶因再触宣宗怒被棰死家遭籍没林长懋被系十年直到英宗时才被释复官仍任郁林知州。但是在宣宗为太孙、太子时的旧官僚中只有戴、林二人有政声史称戴纶“为人刚严累进直言”；称林长懋“有惠政”1死后州人立庙为祀。其余诸人中陈山、张瑛虽以旧恩入内阁均不称职出为地方官。 这种情形如果同仁宗即位之初将官僚杨士奇等人升授侍郎、学士相比实在相去太远了。虽然形式相仿结果却全然不同。这起初也许并非宣宗的本意而是由于两批官僚的差异。 仁宗为太子时的那批官僚实在太强了而且他们中有些人还曾受命辅导当时为太孙的宣宗。蹇义、杨荣、杨士奇、杨溥、黄淮、金问、金幼孜、胡广、胡俨还有燕邸旧人金忠、姚广孝和为此致祸的解缙及李至刚这些人也是成祖时所倚重之臣。宣宗为太子时的官僚与之相比顿时黯然失色。这也就使得宣宗不得不继续倚靠父皇留下的那批要臣他们实际上大都是成祖时的要臣所谓三朝元老。在继业守成方面他们堪称经验丰富。使用这批官员的结果不仅维持了政治的延续性和稳定性而且在宣宗身边形成了一个权威性的皇权机构从而保证了全局的安定。 宣德元年（1426）汉王朱高煦谋反时宣宗召集群臣计议是杨荣请亲征。待到凯旋时侍郎陈山迎谒于献县（今属河北）单家桥上言汉、赵二王沆瀣一气请宣宗乘势袭彰德（今河南安阳）执赵王。杨荣支持陈山的主张但遭到杨士奇的反对。 杨溥、蹇义、夏原吉俱支持杨士奇陈山此时却杳无声息了。宣宗起初是倾向于陈山的他甚至让门卫将杨士奇和杨溥拦阻在外不见。后来蹇义、夏原吉也都反对加兵赵王宣宗才开始再度考虑杨士奇的话加上当时听到不少有关赵王的议论他只好召见杨士奇。杨士奇于是安排赐赵王玺书并以群臣弹劾赵王奏章一起使送至赵王赵王当即上表谢罪献出护卫以示无2言者始息。史称“帝待赵王日益亲而薄陈山”1。袭赵之议起自陈山2《明史》卷一六二《戴纶传附林长懋传》。 1《明史》卷一六二《戴纶传附林长懋传》。 1《明史》卷一四八《杨士奇传》。 而持之于杨荣宣宗不怪杨荣而怪陈山主要原因是感到陈山处事的不实。从这件事争执的过程中也可以看出以蹇、夏和“三杨”为代表的朝廷官员是一个比较成熟的群体。 有这样一个群体在身边对于国家大政方针的处理便有了较为可靠的倚赖但是其中的蹇义、夏原吉、杨士奇、杨荣都已年迈在处理日常事务时已经表现出力不从心宣宗尽可依靠他们顾问机务却不宜依靠他们担任各部事务。宣德三年（14o8）他特地给这四位元老大臣玺书曰：“卿等皆祖宗遗老畀辅朕躬。今黄危齿不宜复典冗剧伤朝廷优老待贤之礼。可辍所务朝夕在朕左右讨论至理共宁邦家。官禄悉如旧。”2这很像是一种过渡性的办法由这些顾问老臣帮助决定大政而从朝廷到各地选拔一批干练的人才也便成了当务之急。蹇义辍部务后吏部尚书以詹事郭琎充任。但郭琎望轻又政归内阁自布政使至知府缺官听由三品以上京官荐举御史、知县等缺由五品以上京官荐举要职选擢皆不关吏部终宣宗之世这种情况无所改变。 但是宣德三年（1428）毕竟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尽管元老们还在幕后控制着六部、都察院等而朝廷脑都由新人充任了。 由于元老的退离造成了官员的空缺。史称：“初两京六部堂官缺帝命延臣推方面官堪内任者。蹇义等荐九人。”3从史书记载来看当时荐授的官员主要为各部侍郎、副都御史、大理寺少卿等也包括一些外省官员。被荐授京职的有郑辰授南京工部右侍郎官至兵部左侍郎。邵玘授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段民署南京户部右侍郎。傅启让授大理寺少卿。顾佐授都察院右都御史。黄宗载授南京吏部尚书。这些都是后来颇有政声的官员因此名列正史。 自宣德三年（1428）以后提拔的浅资官员更多。这些新任官员与蹇、夏、三杨等元老相结合形成了一种人才济济的局面。《明史》中曾赞诩道：国家盛时士大夫多以廉节自重岂刻意励行好为矫饰名誉哉。亦其澹嗜欲耻营竞介特之性然也。仁、宣之际惩吏道贪墨登进公廉刚正之士。宗载佐铨衡顾佐掌邦宪风纪为之一清。段民、吴讷、魏骥、鲁穆皭然秉羔羊素丝之节。轩、耿、孔昭矫厉绝俗物不能干。章敞、徐琦、刘戬律己严正异域倾心。廉之足尚也卓矣。1这里所说“惩吏道贪墨”系指都御史刘观等人。刘观贪墨的败露主要还靠杨士奇等元老的干预。刘观罢免后杨士奇、杨荣同荐顾佐于是才有右都御史之擢升。“佐视事即奏黜严暟、杨居正等二十人谪辽东各卫为吏降八人罢三人；而举进士邓棨、国子生程富、谒选知县孔文英、教官方瑞等四十余人堪任御史。”2一方面是罢去贪墨不职者一方面又在提拔后进人才新老结合的政体为宣德致治创造了人事条件。吴讷进南京佥都御史再进左副都御史在宣德五年（143o）以后章敞于六年擢礼部侍郎徐琦于同年擢右通政。耿九畴、轩輗晚出于宣德六年始任给事中、御史黄孔昭等天顺后进士实与仁、宣治世不与。而《明史》赞文所云盖指开官2《明宣宗实录》卷四七宣德三年十月乙酉。 3《明史》卷一五七《郑辰传》。 1《明史》卷一五八“赞曰”。 2《明史》卷一五八《顾佐传》。 员之风气。如鲁穆为官刚正民呼“鲁铁面”。杨荣当国家人犯法鲁穆治之不少贷。杨荣以此顾谓其贤荐之于朝后擢任右佥都御史。这又是一个生动的事例一代官员风气的树立又有赖于元老们的支持这正是仁、宣时代人才辈出的关键所在。 宣德五年蹇义、胡■、杨士奇等元老们先后推荐了况钟等九位知府又荐举了周忱、于谦等六位巡抚。这样从中朝到外省府县由元老们以任人为贤为原则选任的官员构成了当时官员队伍的骨干从而使人们感到了一种人才济济的局面。 明朝人对宣德间的吏部是十分赞许的。明代史家焦竑曾说蹇义“公官冢宰者三十年取人先纯朴而黜浮华故永、宣之间士风吏治庞厚可观”。又说郭琎“公秉衡十四年务采实行不用浮薄游声誉之士。虽为内阁所侵能坚忍持正自行其志”1。 这当然与宣宗本人有很大关系他在对儒臣们谈到致治在于用人时曾说：“《易》泰、否二卦尽之矣。君子进小人退上下之情通所谓泰；小人进君子退上下之情不通所谓否。泰之时人君大有为所以成参赞之功；否之时君子引退则不可以有为矣。求否泰之端则在乎君子小人之进退人君之用舍。有关世道如此岂可不慎？但君子小人猝未易辨如朕所用有不当者卿等亦宜直言勿隐。”1这段颇为辩证的谈话体现了宣宗用人的原则。他在选用官员时依靠蹇、夏、三杨等元老推荐说明他态度的慎重；但他又不听元老的安排郭琎的选任虽有杨士奇等人反对他仍然坚持使用并擢为吏部尚书又反映出他在用人上的开拓精神。 对于荐选官员中的草率不经宣宗是不能容忍的。御史谢瑶在荐贤时将其人姓名写错宣宗对吏部说道：“今荐贤不知其姓岂能知其才？轻率如此岂称御史之职？”遂将其谪为交阯大蛮县知县。2这种认真的态度无疑为官员们敲了一次警钟一个人才济济的宣德治世就这样在君臣的共同努力下来临了。 1焦竑：《玉堂丛语》卷三《宠遇》。 1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九。 2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九。 第四节守成之君明朝自太祖建国成祖夺位前后五十多年作为创业之世虽嫌长了一些却实在如此。本来太祖三十年治国到建文固可做守成之君偏偏又有成祖起兵“靖难”内战纷起骨肉相残明成祖用武力奠定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于是守成之世便落到仁、宣头上。 永乐二十二年（1424）成祖去世未久刚刚登极的仁宗便在宫中召见了侍臣。“守成之主动法祖宗斯鲜过举。”他把自己明确说成了守成之主。“后世为嗣君者往往作聪明乱旧章而卒至丧败不救可为鉴戒。”他接着又说道：“朕十余岁侍太祖皇帝侧亲见作《祖训》屡经改易而后成书于闲暇时即召太孙及诸世子于前分条逐事委曲开谕之皆持身正家以至治天下之要道。为天子为藩王能每事遵守岂有不福禄永远者？”1命司礼监重新刊刻《祖训》并颁诸王世子其目的可能还在于加强对藩王们的控制。但是他同时讲到了一个问题即守成的原则问题。仁宗的守成原则是“动法祖宗斯鲜过举”。 五年以后也就是宣德四年（1429）正月宣宗在斋宫中对大学士杨士奇也谈到了守成的问题。 “朕每念创业难守成不易夙夜惓惓。”宣宗这样讲是不过分的。因为仁宗虽然也力图于守成中有所作为但他毕竟在位太短宣宗即位之初的几年与群臣计议国事确实下了一番功夫。然而宣宗在守成的原则上与仁宗又不尽相同。他不像仁宗那样去强调敬天法祖。 “隋文帝户口繁殖自汉以来皆莫能及。议者以当时必有良法享国不永故无传焉。此未必然。”他以隋文之治为例指出：“夫法存乎人。理财国之大务汉、唐初政立法未尝不善而子孙力役繁兴费用无度无下不能不凋敝隋文克勤克俭足致富庶岂徒以其法哉。秦法多非先王之制后世犹有存者亦未尝计其享国长短也。大抵人君恭俭则生齿日繁财赋自然充足。”2宣宗的这番话很有意思后世所存既然有非先王之制也就是说先王之制是可以改变的。世无定法关键在于守成之君的作为。这比起仁宗一味主张动法祖宗要进了一大步这也是宣宗比仁宗有所成就的原因之一。 诚然洪武、永乐的盛世是很了不起的。史书上称：“计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1但那是个国富民穷的时代。巨大的收入难于应付更大的支出。史书中亦称：“当是时兵革初定论‘靖难’国臣封赏分封诸藩增设武卫百司。已又卒八十万问罪安南中官造巨舰通海外诸国大起北部宫阙供亿转输以钜万万计皆取给户曹。”并有成祖五次亲征蒙古以致“比年师出无功军马储蓄十丧灾眚迭作内外俱疲”2。所以仁宣之治的要领在于减少这类大规模的开支。仁宗先罢西洋宝船并罢迤西市马及云南、1余继登：《典故纪闻》卷八。 2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八《仁宣致治》。 1《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2《明史》卷一四七《夏原吉传》。 交阯的采办。宣宗二年又放弃交阯。这些举措对于改变永乐后期经济困难起到一定作用但是并未能根本解决财政的艰难。 宣宗即位的前几年他将主要精力放到了人事安排上面在元老将退的形势下积极选拔新人努力创造一个人才济济的局面终于形成了一个由元老、新人和更年轻的初仕官吏组成的梯队形官吏体系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于是从宣德五年（143o）起他开始实行一套恢复经济的措施。 这一中心工作的转变大约是在宣德三年（1428）六月至四年底。 三年六月罢左都御史刘观以顾佐代。那也是为了解决官吏的贪浊之风。顾佐任都御史后风宪部门得到整肃吏治逐渐走上了正轨。 这是人事安排的关键一步第二年十月张瑛、陈山被调离内阁张瑛出任南京礼部尚书陈山则专职教授小太监读书。张、陈是宣宗为太子时东宫旧僚这次被排斥出参预机务的核心之外其原因在于陈山“寡学多欲而昧大体非君子也”。又“于诸司征求不厌”。“瑛行事亦类山”1。这种索贿行为与当时的反贪颇不相宜于是又引出主张罪废赵王的往事。张瑛、陈山调离内阁意味着朝廷中的人事安排基本上告一段落了。 从宣德五年（143o）五月起宣宗开始着手经济的整顿。这一年的两次任免目的都是为了财政治理。第一次是重要地区知府的任命第二次又因天下财赋多不理再命周忱、于谦等为巡抚分治各省。 当时凡属理财方面的上报宣宗都给予大力支持甚至像郭资、胡■这样老资格大臣出面反对时也遭到宣宗毫不客气的切责。 这种强有力的支持给理财官员们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许多措施很快便收到了一定效果。在这里老天也帮了一点忙宣德七年（1432）江南大丰收周忱和况钟等人设置的济农仓获得大量存贮以后数年间“江南数大郡小民不知凶荒两税未尝逋负”2。财赋的充盈使地方上诸事得以并举“修葺廨舍学校、先贤祠墓、桥梁道路及崇饰寺观赠遗中朝官资饷过客无稍吝惜。胥吏渔蠹其中亦不甚訾省”1。此事颇遭朝中物议而富庶之名亦由此播之四海。 据史书所载巡抚河南、山西的于谦亦着力于展当地经济垦田植树两省各积谷数百万对缺食下户随分支给老疾贫困无力偿贷则予蠲免。至正统初山东、陕西大饥流民入河南达二十万全凭地方所积仓赈给成效甚著。 然而史书中却亦有不同记述。 宣德五年（143o）二月诏：“旧额官田租亩一斗至四斗者各减十之二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减十之三。著为令。”于是江南巡抚周忱与苏州知府况钟曲计减苏粮七十余万他府以为差而东南民力少纾矣。忱又令松江官田依民田起科户部劾以变乱成法。宣宗虽不罪亦不能从。而朝廷数下诏书蠲除租赋。持筹者辄私戒有司勿以诏书为辞。帝与尚书胡■言“计臣壅遏膏泽”然不深罪也。2周忱奏请松江府上海县等地官田依民田起科事在宣德六年（1431）三1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八《仁宣致治》。 2《明史》卷一五三《周忱传》。 1《明史》卷一五三《周忱传》。 2《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月。宣宗得奏后命户部会官议太子太师郭资、户部尚书胡■于是奏言：“其欲减官田古额依民田科收。缘自洪武初至今籍册已定征输有常。忱欲变乱成法沽名要誉请罪之。”宣宗对郭资等人所奏并不满意：“忱职专粮事此亦其所当言。朝议以为不可则止何为遂欲罪之。卿等大臣必欲塞言路乎？忱不可罪余如所议。”3显然宣宗是倾向于周忱的只是迫于朝议难于一切按照周忱的主张去办。大约半年前广平、大名一带因水涝无收宣宗命户部蠲免田税当时他曾与侍臣谈起这个问题。 “水旱灾伤世恒有之毕竟君道当修其在己不可委之于天。” “亦贵国家素有备。”侍臣答道。这是太祖太宗时的旧方针“丰年则敛凶年则散”。但是宣宗却认为：“国家有备犹不若百姓有备。”1这也便与洪、永之世有了根本的区别。主张百姓有备是明确的富民政策。与其竭民之所有而征敛再于凶年蠲赈不若藏之于民用之于民。可惜的是宣宗在这方面还没有足够的决心而户部和朝中大部分官员还因循于永乐间的旧方针难于一时改变。这一点从全国税粮征收可以得到明显的反映。 明代历朝全国田赋实收平均数额及其升降比例（以洪武朝为1oo） 宣德年间的赋额虽比永乐年间有明显减少但仍高于洪武朝。赋额真正锐减是在正统间以往的学者都认为这是因为征税田地失额所致其实并非如此。而是因为宣德六年（1431）周忱提出官田依民田起科的主张直到正统元年（1436）才得以实施。“正统元年令苏、松、浙江等处官田准民田起科秋粮四斗一升至二石以上者减作三斗二斗一升以上至四斗者减作二斗一斗一升至二斗者减作一斗。”1因为实际上宣德中的减额作用被宣德七年（1432）的大丰收暂时扩大开来并未能根本解决重赋的压力。史书在谈到正统元年官田依民田起科时称：“盖宣德末苏州逋粮至七百九十万石民困极矣。至是乃获少苏。”2有些学者认为这里的宣德末应为宣德五年（143o）周忱巡抚江南之时然而《明史·食货志》中却明确记述了周忱与况钟计减苏粮之后周忱请官田依民田起科未成朝廷所下蠲除租赋的诏书难于实施宣宗也慨叹：“计臣壅遏膏泽。”而后才又谈到宣德末年逋粮之事这显然说的决非宣德五年（143o）间的事情。 到这时候我们似乎才看到了仁宣致治的全貌。它成功地解决了洪武建国以来一直困扰未决的藩王问题、文官治国问题、财政负担过重问题、交阯问题等等从而使国家政治由开创转向了守成；它还力图解决藏富于民的问题迈出了艰难的一步为正统后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条件。但是仁宣致治不同于汉文景、唐贞观它并未完成一代盛世之治而只是成就明朝长治之始或者说它结束了洪、永的开国开启了以后二百余年致治之世。这便是有些史家说的：“仁、宣之治非高、成不开；而高、成之政非仁、宣不粹也。”1这是否也正是史家们不称之为“仁宣之治”而称之为“仁宣致治”的原因1《明宣宗实录》卷七一宣德五年十月乙未；《明太宗实录》卷一一七永乐九年七月戊子。1《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2《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1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八《仁宣致治》。 呢？ 第十二章周忱况钟第一节周忱周忱（1381—1453）字恂如号双崖。江西吉水人。永乐二年（14o4）进士选庶吉士。自请进文渊阁与修《永乐大典》等。授刑部主事进员外郎。虽有经世才但浮沉郎署二十年未得升迁。夏原吉知之永乐二十二年（1424）荐迁越府长史。宣德五年（143o）又经大学士杨士奇、杨荣的赏识被荐为工部左侍郎巡抚江南诸府总督税粮。 周忱巡抚江南的一个重要使命是整顿江南税粮。江南田赋重赋税拖欠百姓生活艰难。周忱到任后深入民间调查研究。他不带任何随从向农夫村妇详细询问最感痛苦的事情是什么原因在哪里希望如何处置。时间长了百姓有什么心里话都愿意向他倾诉彼此相处如家人父子。他对下级也比较宽和有好多事情主动同他们商量向他们请教。对有才干的官员则放手提拔使用。如苏州知府况钟、松江知府赵豫、常州知府莫愚都成为他得力的左膀右臂共同促成了江南的经济改革。 明代江南官田重赋是明代经济财政中一个十分特殊的现象。沉重的负担迫使农民大批逃亡国家税源减少拖欠严重。苏州府从永乐二十年至洪熙元年（1422—1425）欠粮三百九十二万石；松江府从永乐十三年至十九年（1415—1421）不得不免征几百万石。宣德初年苏州府累计拖欠至七百九十万石。宣德五年（143o）松江额定征收田粮的起运部分为四十三万九千石实征六万六千石只征得百分之十五。实在如有人所说：“只负重税之名而无征输之实。”1从朱元璋时候起就一直颁布减轻税额的诏令但多数情况是朝令夕改言而无信。因为江南是朝廷的财赋重地承担着官僚、勋贵的巨额俸禄支应。到宣德年间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宣德五年（143o）宣宗再次下诏减轻官田税额而户部考虑到支出的困难往往“私戒有司勿以诏书为辞”2。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周忱被派往江南整顿田赋。周忱拉皇帝诏书作大旗抵制户部的压力与苏州知府况钟等经过一个多月的筹算对各府的税粮都作了认真调整仅苏州府即减七十二万石（《明史·食货志》）。周忱本想更多地降低一些官田税率如当时一种田称古额官田税额特别重耕种者无力负担周忱请求依民田起科。太师郭资和户部尚书胡■便弹奏他“变乱成法沽名要誉”要求给以惩治。宣宗虽然批评了郭资、胡■但也没有答应周忱的请求。朝廷不愿承受更多的“损失”。周忱便把思路转到以灵活的政策办法促进赋役改革和均平负担上来。 田粮运输的改革。粮食的运输征解是田赋制度中一个十分困难与棘手的问题。当时江南田粮运送北京有军运有民运。民运中运夫百姓的负担相当沉重“军船给之官民则僦舟加以杂耗率三石致一石往复经年失农业。”周忱与漕运总督陈瑄商议将江南漕粮兑给漕军运输具体办法是：民运至淮安或瓜洲水次交兑然后由漕军运至通州。每正粮一石民运至1顾炎武：《日知录》卷十《苏松二府田赋之重》。 2《明史》卷七八《食货志》。 淮安加耗粮五斗运至瓜洲加耗五斗五升。江南卫所官军就附近仓廒直接运输另加给过江米二斗铺垫芦席费五合。这个办法农民既省费用又便利漕军也得到了实惠。 运输要加耗鼠雀吃食、水中漂没、腐烂等都会有消耗。所以田粮正项之外耗米征收是一大负担也是一大漏卮。最大的问题是“豪有力者只供正额而一切转输诸费其耗几与正额等乃独责之贫民。此耗之不得其平也”1。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宣德八年（1433）周忱创“平米法”。平米指正额与耗米两项而言。其办法是：“官民田皆画一加耗。初年正米一石加耗米七斗计输将远近之费为支拨。支拨之余者存积县仓曰余米。次年余米多正米一石减加耗为六斗。又次年益多减加耗为五斗。”2在平米法的基础上又建立“济农仓”。济农仓米的来源其一就是平米支拨后存留的余米此外还有丰收年官钞所籴储存的粮米以及奏定“京俸就支法”所节省的耗米。据周忱于宣德七年所奏：“先是苏、松、常三府岁远南京仓米一百万石以为北京武职之俸。每石外加盘用耗米六斗。然前俸既可以南京支取独不可以三府就取乎？是岁减耗米六十万石。”3又据《明史·周忱传》这个就支办法规定给予就地支取者每俸米一石船价米一斗。所节余部分是耗米每石五斗。另外在某些县份还有向富人劝借米清理豪右侵占绝户田租等。济农仓除去用于赈贷贫民耕作食用之外“凡陂塘堰圩之役计口而给食者于是取之；江河之运不幸遭风涛亡失者得以假借”1。“买办纳官丝绢修理舍、廨、庙、学攒造文册及水旱祈祷”等都随时支用。这种把田赋的征收与徭役的支出混合使用的办法实际上开了赋役合征的先河。在明代赋役制度的改革中具有开创意义。周忱亦以善理财赋著称如《明史·周忱传》指出：“终忱在任江南数大郡小民不知凶荒两税未尝逋负忱之力也。” 正统初年由于宝钞的贬值和铜币的窳败银货币以其不可阻挡之势流通开来。连国家与皇帝的权威也不得不屈服于它的势炎。于是江南四百万石漕粮也折征为一百万两白银。这就是金花银的出现。田赋实物税粮改折为白银对纳税者免除了运输等盘费与麻烦就是改折为布、绢等“折色”物品也比缴纳“本色”粮米合算。周忱向朝廷尽可能争取缴纳“折色”同时利用米粮、布绢、白银作为调节赋税负担的杠杆。“忱请检重额官田、极贫下户两税准折纳金花银每两当米四石解京兑俸民出甚少而官俸常足。”2松江为明代棉纺织中心。洪武时已有以布折赋的先例。周忱再次奏请恢复松江、常州部分秋粮折布缴纳。 明代有按田粮随征马草的税目。马草运输比粮食尤难。周忱奏请每束折银三分缴付南京由南京就近购买。公私皆便。洪武间因为北方地旷人稀便于江浙苏、松等处按田粮佥派人夫到凤阳等地养马走递充当驿夫。正统间周忱奏请以秋粮带征耗米易银交付北方有关地区从而减轻了江南马夫的负担。 1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 2万历《嘉定县志·田赋》。 3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引《武进县志》。 1万历《嘉定县志·田赋》。 2《明史》卷一五三《周忱传》。 正统初年周忱被任命巡视淮安、扬州盐务以整理那里的盐课拖欠。 周忱命苏州等府拨余米一二万石至扬州盐场抵作田赋而令灶丁纳盐支米。当时米贵盐贱饶足施及外郡。 周忱的改革触及了地方豪强的利益在朝廷也遭到一些人的反对。正统七年（1442）豪强尹崇礼攻击他“多征耗米”。九年给事中李素等弹劾周忱“妄意变革专擅科敛”。景泰元年（145o）当国难当头之际应天府豪民彭守学又攻击周忱“多收耗米”甚至攻击他“变卖银两假公花销任其所为不可胜计”。户部竟奏请“分往各处查究追征”1。景泰二年八月周忱被迫致仕。 “忱既被劾帝命李敏代之敕无轻易忱法。然自是户部括所积余米为公赋储备萧然。其后吴大饥道馑相望课逋如故矣。 民益思忱不已即生祠处处祀之。”2景泰四年（1453）十月卒。终年七十三。卒谥文襄。著作有《双崖集》。 1《明英宗实录》景泰“附录”九。 2《明史》卷一五三《周忱传》。 第二节况钟在有明一代的名宦中未经科举由吏员升任官员而成政绩者况钟可谓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 况钟（1384—1443）字伯律南昌靖安人。家境贫寒其父仲谦为生活计送给黄氏收为养子。七岁时母亲去世无限悲痛。于是刻志于学。由于他资性颖异且勤于学“长而淹贯经史其为文简要不烦兼工行楷诸书器局端凝言笑不苟视势利声华澹如也”。而且“秉心方直律己清严习知理义处事明敏”。在靖安县衙任掾时职内事务处理快捷深得知县俞益的赏识称赞他干练通敏廉介无私。 明太祖为保证封建官吏的铨选与任用推行三途并用之策明成祖遵行不悖。永乐十二年（1414）况钟吏期已满九年按例应允给赴京考职。其时礼部尚书吕震与俞益相友善俞益竭力推荐历陈况钟的贤能。恰巧吕震将扈从朱棣北巡需简选属员与况钟交谈大为器重。次年春以其才识优长录为六品礼部仪制司主事且打破常例得到了皇帝朱棣的召见。从此况钟更加勤于职守凡册立后妃、东宫、藩王、帝女下嫁、朝觐贡举等重大典礼皆动无遗漏得到朝官的赏识。永乐十五年（1417）朱棣再次北巡况钟以礼部属员扈从。由于北京初建四夷朝贡、会试、北征诸事项都在北京举行。其中诸如祭告、庆赏、封策礼文等均属仪制司的职掌况钟筹划安排得当深受赏识“简繁轻重悉中事宜。”（《况太守集》卷一《太守列传编年卷上》）二十一年（1423）况钟九年考满例升员外郎又因其贤劳著称加一等升礼部仪制司郎中。宣德四年（1429）况钟向皇帝陈明因由请求恢复况姓得到允准颁给改姓诰命。 宣德五年（143o）延臣会议提出江南赋税征收困难问题谈及“天下九大郡繁难治苏州尤甚税粮甲于他省民困吏奸。每差京官督催累岁不能如额数而流亡倍多。”于是皇帝朱瞻基诏令六部、都察院各保举“廉能有为才堪牧民”的郎中、御史出任九郡知府。礼部尚书胡■、吏部尚书蹇义交章推荐况钟其时辅杨士奇“尤秉知人鉴凡所识拔悉为名臣然性严不轻于接物公受知最深。”遂奏擢况钟为苏州知府“赐敕书假便宜从事章奏得径达御前。”享受一般知府享受不到的待遇。（《况太守集》卷一《太守列传编年卷上》） 况钟出身于吏员深知吏治中的积弊认为法不立则吏奸难除；亦知苏州赋役繁重豪猾舞文为奸利最为难治。况钟到任初理政事群吏环立请判牒况钟假装木讷不懂诸务随群吏之意。群吏异常高兴认为太守糊涂可欺。三天之后况钟召群吏责问：“前某事宜行若止我；某事宜止若强我行。若辈舞文久罪当死。”立即捶杀数人将贪虐庸懦的僚属全部斥退。从此一府大震人人奉法人称况钟为“况青天”。 苏州因元末为张士诚之地为张氏据守明太祖朱元璋建国后为泄其愤而将苏州租赋加重致使百姓难以承受。至仁、宣时逋赋数额巨大赋税旧制难行。宣德五年（143o）春曾下宽恤诏减免租税。尽管如此至况钟到任苏州一府拖欠赋税已达四年。况钟请求“量折以钞为部议所格”。于是又上书指出：“近奉诏募人佃官民荒田官田准民田起科无人种者除3本文主要依据《明史》卷一六一《况钟传》以及《况太守集》卷一《太守列传编年卷上》、卷二《太守列传编年卷中》、卷四《张太史赠太守况钟前传》凡引上文不另作注。赋额。昆山诸县民以死徙从军除籍者凡三万三千四百余户所遗官田二千九百八十余顷应减税十四万九千余石。其他官田没海者赋额犹存宜皆如诏书从事。臣所领七县秋粮二百七十七万九千石有奇。其中民粮止十五万三千余石而官粮乃至二百六十二万五千余石有亩征至三石者轻重不均如此。洪、永间令出马役于北方诸驿前后四百余匹期三岁遣还今已三十余岁矣。马死则补未有休时。工部征三梭阔布八百匹浙江十一府止百匹而苏州乃至七百乞敕所司处置。”几经曲折和努力终于得到皇帝的批准按照况钟所奏予以免除。 况钟在苏州知府任上多次请求减免苏松重赋都与巡抚周忱的支持分不开。其时二人悉心计划奏免七十余万石。凡周忱所行的善政况钟在苏州都悉心玉成。他所积济农仓粟每年多达数十万石除赈济灾荒外还代民间支付杂办徭役及拖欠的租粮。曾置善恶二簿以行惩劝；又置通关勘合簿防出入为奸；置纲运簿防止运夫侵盗；置馆夫簿防止非理需求。总之其为官理事纤悉周密；兴利除害不遗余力。以致“锄豪强植良善民奉之若神。” 苏州以富丽闻名宫中宦官购买花木、禽鱼、器玩等受工部委派纷纷前来。郡佐以下稍有异词辄遭辱骂甚至被绑被打。一些高官大僚恣意需索。而况钟对此待之以礼从不屈膝；且戒属僚勿赂一钱。致使往来苏州的京官宦竖惧怕敬畏不敢胡作非为。 况钟虽是吏员出身但对教育特别重视对文儒皆予厚待。凡单门寒士多有赈济。其中有一个叫邹亮的书生曾递诗给况钟况钟很为赏识准备推荐为官同时却收到诋毁邹亮的匿名信。况钟说：“是欲我成亮名耳。”立即保举上奏朝廷授予吏、刑二部司务后迁御史“整饬举劾俱得其当”著声于朝。 苏州民间素有好诉讼之习无论大小事件都动辄赴京告状。由于苏州属直隶府上无布政司、按察司的设置一旦准予差提每一家牵引多件株连数十数百。无辜之人受诬解送农耕经年抛荒。对此况钟上书奏请遇有告状之事由巡抚审理判处。于是“刁风顿息而越控解京之弊始除”。另外每当御史巡按到府府官过于卑屈御史肆其贪侮。况钟奏定“相见礼仪而宪纲始肃”。 况钟任苏州知府事事根据朝廷法令办事又处处照顾到百姓的艰难困苦深得百姓爱戴和拥护。宣德六年（1431）三月继母去世况钟奏闻朝廷回家守孝。百姓挽留不得遂愿。时过不久“秋粮应减者倍加收敛奸吏舞法故弊丛生”。百姓更加思念况钟作歌唱道：“况太守民父母。众怀思因去后。愿复来养田叟。”还有一歌唱道：“郡中齐说使君贤只剪轻蒲为作鞭。兵杖不烦森画戟歌谣曾唱是青天。”吁嗟之声溢于衢巷。于是御史、府同知等据县民三万七千五百八十余名告词奏请夺情起复。于是奉皇帝圣旨召况钟由家乡径回苏州知府任上。正统五年（144o）况钟九年职满。同年十月循例备由赴部候升而“饯送者数百里不绝况钟作诗慰劳。入京召见奖励倍至。”苏州耆民张翰等一万八千人联名上疏挽留其中说“尹苏仍非公不可”。最后皇帝下达圣旨：“既有军民人等保留着复任吏部奏升正三品署知府事。”次年正月又降圣旨：“升按察使正三品职俸署苏州府事。”（《况太守集》卷二《太守列传编年卷中》）这是自明皇朝建国以来七十余年所没有的规格和礼遇。由此可见况钟政绩的卓著和品德的高尚。 正统七年（1441）十二月况钟卒于苏州知府任上年六十。况钟去世之日郡民罢市如哭私亲苏州七县绅耆人等俱奔赴哭奠就连邻近的松、常、嘉、湖的百姓都络绎不绝地前来吊丧。次年春的归柩之日倾城出送白衣白帽两岸夹舟奠别出苏州之境还有奔程路祭的略不断绝。朝廷赠正议大夫资治卿。祀名宦祠准许城邑建祠以祀春秋官为致祭。第十三章杨士奇杨荣杨溥杨士奇与杨荣、杨溥均是明代入阁的政治人物并称“三杨”。 第一节杨士奇杨士奇（1365—1444）名寓字士奇号东里江西泰和人。因其居地所处时人称之为“西杨”。“三杨”中杨士奇以“学行”见长先后担任《明太宗实录》、《明仁宗实录》、《明宣宗实录》总裁。据《明史·艺文志》记载其著作主要有《周易直指》十卷《三朝圣谕录》三卷《西巡扈从纪行录》一卷《北京纪行录》二卷《东里集》二十五卷诗三卷。明人王世贞对其诗评论说：“少师韵语妥协声度和平如潦倒书生虽复酬作驯雅无复生气。”1大致概括了他的诗文特征。 杨士奇年幼时家庭贫寒父亲早逝更为孤儿寡母的生活雪上加霜其母改嫁。杨士奇随继父曾改姓罗。严酷的生活环境造就成他勤奋好学、坚韧不拔、宽容严谨的优秀品格。曾在湖广江夏（今湖北武昌）等地授徒自给。建文元年（1399）朝廷准备修撰《明太祖实录》从社会上征集文人参加。因学行出众杨士奇属于应征之列。由此契机杨士奇以布衣身份进入翰林院充当了编纂官。不久吏部尚书张紞考察编纂工作现杨士奇是个难得的人才便将其提拔为吴王府审理副。朱棣经过靖难之役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为了保证政局的稳定将杨士奇等人由翰林院选入内阁参与国家的大政方针同时杨士奇被晋升为翰林院侍讲正式开始了从政的生涯。永乐二年（14o4）机遇再次光顾了杨士奇朱棣选拔他为辅助皇太子的官僚于是他和后来的皇帝朱高炽结下了难得的师友之缘。不久杨士奇晋升为左中允（正六品官）。永乐五年再次升任左谕德（从五品官）辅助左春坊大学士承担太子的文件往还及学习的有关事务同时兼任翰林院侍讲承担为皇帝讲读经史的任务。朱棣由于对《周易》情有独钟所以对杨士奇格外尊宠杨士奇的仕途充满了阳光与鲜花。 天有不测风云杨士奇的仕途一度出现坎坷。朱棣即位之初长子朱高炽、次子朱高煦、三子朱高燧皆有意争夺皇太子之位后来几经周折才确定长子为皇太子。朱棣却偏偏对其颇有微词宠爱悍勇好斗的朱高煦这样朱高煦和朱高燧公开表示不满。在这场争斗中杨士奇自然无法置身事外但他采取了灵活的策略。永乐九年朱棣北征回师由于次子的谗言有意找寻皇太子的过失向杨士奇询问朱高炽的情况。杨士奇并不执意为皇太子辩解只是说太子仁孝凡有事宗庙祭物、祭器皆亲阅并举例说：“去年将时享头风作医言当汗。殿下曰：‘汗即不敢莅祭。’左右请代。斥之曰：‘上以命我我又遣人代乎？’遂亲祭。祭毕汗遍体勿药病自愈。”1同时还总结说：“殿下天资高即有过必知知必改存心爱人决不负陛下托。”2无意中表彰了朱高炽宽厚仁爱的个性。结果在卷入争夺太子位的大臣中处境较好虽被牵连下狱但很快被释放不像解缙因之送了自己的性命从而顺利地度过了自己从政生涯的多事之秋。 永乐二十二年（1424）朱棣去世朱高炽即位是为明仁宗杨士奇被提拔为礼部左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按照封建礼仪新皇帝应为过世的皇1《纪录汇编》卷一二o《明诗评》。 1张萱：《西园闻见录》卷四。 2《明史》卷一四八《杨士奇传》。 帝服丧二十七天。期满的第二天只有皇帝和张辅、杨士奇三人仍着丧服上朝满朝文武皆更换服装由此朱高炽对杨士奇更加敬爱逐步提拔他为少保、少傅后又命他兼任兵部尚书开启了内阁直接插手六部具体行政事务的先例。不久杨士奇成为内阁辅位次列于内阁其他同僚之上逐渐填补了朱元璋废除丞相后留下的巨大的权力真空。 杨士奇与仁宗皇帝关系极为融洽。朱高炽特地赐给杨士奇及杨荣、金幼孜和夏原吉每人一颗银印上刻“绳愆纠缪”的格言。杨士奇可以用此印密奏关于贵族甚至皇族胡作非为的案件拥有了皇帝赐予的特权对于及时有效地揭露贪污腐化、改善政治风气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时李庆建议朝廷将军队所属多余军马给予地方官吏杨士奇上疏反对朱高炽为了不使他过多树敌故意没有批准杨士奇的奏折而借陕西按察使陈智上奏的机会驳回李庆的建议君臣的相得由此可见一斑。 杨士奇利用得天独厚的条件极力促使朱高炽变成一个开明有为的君主。 朱高炽监国时御史舒仲成曾得罪过他他即位后便想将其治罪。杨士奇认为这样做将使言官不敢说话朱高炽于是打消了自己的念头。大理卿虞谦、大理少卿弋谦也因上疏言事得罪朱高炽由于杨士奇的调解才没有获罪。言路因此得以畅通下情得以上达。朱高炽即位后许多文武大臣歌舞升平杨士奇却反其道而行之让他居安思危看到“流徙尚未归、疮痍尚未复、民尚艰食”1的社会现实。朱高炽甚为感激特地创制了“杨贞一印”赏赐给他。朱高炽去世杨士奇成为当然的席顾命大臣。 洪熙元年（1425）朱瞻基继承皇位是为宣宗他既具备父亲的文才又具备祖父的武略。“三杨”继续留任内阁他们定期上朝觐见皇帝讨论较为迫切的具体事务。他们可以直接向皇帝呈递密封的奏议并对官员呈递的奏议提出适当的答复供皇帝御批内阁由此成为皇帝与六部的桥梁控制了决策权。 “三杨”中杨荣以才识见长做事果断精通边防事务曾随朱棣远征蒙古但生活作风比较奢侈边疆的将官经常向他行贿。朱瞻基知道后私下召见杨士奇问他对此有何看法。杨士奇认为对于边防事务杨荣比自己精通所以不要因小过怪罪他。朱瞻基微笑着反驳说你还为他辩解他可是经常在我面前指责你的短处。杨士奇马上说：“愿陛下以曲容臣者容荣。”2明确恳求皇帝以对待自己的宽厚态度对待杨荣。不久杨荣得知了这一消息非常惭愧自此两人便建立起亲密无间的友谊关系甚为融洽。 朱瞻基登基不久他的叔父汉王朱高煦动了武装叛乱。朱瞻基在杨荣等人的强烈要求下御驾亲征叛乱很快被平定朱高煦被处以酷刑。种种迹象表明朱瞻基的又一叔父赵王朱高燧也与汉王的阴谋有所牵连杨荣等人主张同加严惩。针对这种纷纭复杂的形势朱瞻基举棋不定。杨士奇一方面摸透了皇帝的心理另一方面考虑到政局的稳定与杨荣针锋相对指出：“太宗皇帝三子今上惟两叔父。有罪者不可赦其无罪者宜厚待之疑则防之使无虞而已何遽加兵伤皇祖在天之意乎？”朱瞻基最终采纳了杨士奇的建议没有追究赵王的责任。赵王主动献出护卫人马保全了性命朝廷政局趋向了稳定。 1《明史》卷一四八《杨士奇传》。 2《明史》卷一四八《杨士奇传》。 朱瞻基即位后还受到来自外部世界的挑战交阯继续抵制明皇朝的统治。是继续施加军事压力还是撤军明皇朝左右徘徊。吏部尚书蹇义和户部尚书夏原吉与将领们主张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杨士奇看到连年的征战造成了国家财政的紧张、百姓的怨恨于是和杨荣一道力主讲和认为可以让交阯拥有更大的自治权。他们的主张正中朱瞻基下怀于是决定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交阯的叛乱问题。后来几经周折朱瞻基勉强授予交阯的实际统治者黎利委任诏书和印玺让他“权署安南国事”这样既赢得了南部边疆的安定又为国家节约了大笔军事开支再次显示了杨士奇的战略眼光。 杨士奇在宣宗朝的贡献更多地体现在内政建设上。长江下游是国家的财赋重心所在沉重的赋税导致了大量人口的出逃和农民的贫困成为朝廷非常关心的问题。周干奉朱瞻基之命进行实地调查后建议减少官田税赋份额打击税吏的贪污行为杨士奇大力支持。户部官员由于担心减税会造成国家财源的枯竭因此极力反对。如何兼顾朝廷与农民的利益杨士奇选拔了两个干练的行政官员和财政专家周忱与况钟去解决这一难题周忱受权管理南直隶府况钟出任苏州知府他们进行了一系列的财政改革。 其一设立以“金花银”或棉布交纳税粮的制度保证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时间另外特定的折换率的定期调整也保证了国家财源的稳定。其二征粮的衡量单位标准化防止了税吏的营私舞弊。其三每个县设粮仓贮藏征收的税粮防止粮长在自己的私宅内囤积粮食。其四征收特定的附加税用于运输通过运河直达京师的粮食。其五在每个县设济农仓储藏地方官在丰年通过平籴法收集余粮以便在遇到自然灾害和歉收时分。所有这些措施基本上体现了藏富于地方、藏富于民的指导思想从根本上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巩固了朝廷的财源。 杨士奇还特别注意人才的选拔和政治的清明。他向朱瞻基积极建议纠察贪官污吏举荐具备文才武略的人才即使属于刑家子孙也不例外并且规定凡三品以上及二司官都要积极为朝廷推荐人才以便巩固朝廷的根基。杨士奇还身体力行作出表率如前述周忱和况钟以及后来赫赫有名的于谦皆得力于他的引荐。在杨士奇等人的努力下明皇朝一片安居乐业的社会景象。朱瞻基自然高兴每年岁他让百官休息十天自己和杨士奇等大学士赋诗唱和几乎可以称得上国泰民安了。 宣德十年（1435）朱瞻基去世朱祁镇即位是为明英宗张太皇太后行使摄政之权极力倚重“三杨”凡军国大事皆请他们参决。同时她的同乡宦官王振开始控制司礼监与“三杨”相抗衡。年迈的杨士奇极力支撑危局施展自己的才能建议朝廷训练士兵巩固边防设南京参赞机务大臣分派文武镇抚到各地考察民情罢除派往各地的特务减轻百姓的赋税放宽刑罚加紧吏治的整顿使明英宗统治初年继续保持政治清明的局面。王振少年时自阉进宫是最早在内书堂受过严格的书本教育和行政训练的太监之一。朱祁镇做太子时他被派往东宫成为太子的启蒙老师他为人狡黠善于逢迎赢得了朱祁镇的欢心。朱祁镇即位后王振成为司礼监的秉笔太监之一被亲切地称为“先生”。司礼监掌管皇城里的一切礼仪、刑事及管理当差、听事等杂役替皇帝管理内外一切奏章代皇帝批答大小臣子上奏的一切公文。王振通过对英宗皇帝朱祁镇的个人控制及司礼监的独特权力开始干预朝政给杨士奇为的内阁造成极大的威胁。 王振还很快争取到一批政治盟友其中包括锦衣卫指挥马顺和他的外甥副指挥王山。锦衣卫因从事军事以及情报和司法工作成为皇帝手中最有效、最得力的工具之一是皇权运作过程中的枢纽所在。此外王振还赢得了兵部尚书徐晞和王冀的追随控制了明皇朝的军事力量开始向杨士奇等人进行挑战。 王振先攻击杨士奇的盟友杨荣。杨荣好收受贿赂使王振找到了借口。靖江王佐敬乘杨荣不在家时私下送去一些金银财宝王振侦知后必欲置杨荣于死地而后快。杨士奇不顾年老体衰亲自为杨荣向皇帝求情才避免了灾难。正统五年（144o）杨荣去世杨士奇更感势单力薄。 其次王振又把攻击矛头直指杨士奇。杨士奇的儿子杨稷犯了杀人之罪王振指使言官上奏皇帝要求绳之以法。大臣们讨论后将情况通报给杨士奇杨士奇深感责任重大请求皇帝准许自己辞职朱祁镇对他加以劝慰。 正统七年张太皇太后去世杨士奇更失去了最坚强的后盾面对王振势力的膨胀他忧心如焚积郁成疾。翌年杨士奇撒手人寰。卒后谥号文贞。 第二节杨荣杨荣（1371—144o）初名子荣字勉仁建安（今福建建瓯）人。因居地所处时人称为“东杨”。其性警敏通达善于察言观色。在文渊阁治事三十八年谋而能断老成持重尤其擅长谋划边防事务。然而由于其恃才自傲难容他人之过与同事常有过节并且还经常接受边将的馈赠因此往往遭人议论。杨荣既以武略见重又有些文才据《明史·艺文志》载其著作有《训子编》一卷、《北征记》一卷、《两京类稿》三十卷、《玉堂遗稿》十二卷。 建文二年（14oo）杨荣考中进士被授予翰林院编修。建文四年朱棣进入南京杨荣和解缙、杨士奇等一同迎附。杨荣建议朱棣先谒埋葬朱元璋的孝陵而后即位朱棣欣然采纳。朱棣即位后从翰林院中选用杨士奇、解缙等人与杨荣一起入值文渊阁参预机务。杨荣最为年轻且聪明伶俐朱棣自然对其格外宠爱亲自将其名由杨子荣改为杨荣。朱棣不苟言笑与大臣们讨论事情议而不决之时脸色更是难看大臣们战战兢兢无所适从。每当此时杨荣便大显身手三言两语便令“龙颜”大悦了。 杨荣一生中最大的贡献在于谋划边防尤其是在明成祖时最为突出。朱棣即位后蒙古三部虽然处在分裂仇杀之中却并未归附明朝。为了解决蒙古问题朱棣一方面直接针对蒙古三部采取分化瓦解的措施另一方面着力于东北和西北地区的经营形成控制蒙古地区的一把钳子。在实施这一战略过程中杨荣先后被派往甘肃和宁夏。杨荣克尽职守详细地了解山川形势、军事配备、军民士气、城堡建设然后提出自己的设想及对策朱棣予以充分的鼓励并加以采纳。 永乐八年（141o）二月初十日朱棣率军开始了即位后的第一次北征杨荣作为贴身大臣随行。不久明军进抵胪朐河朱棣赐名为饮马河。由于侦知了鞑靼军队的行踪朱棣亲选精锐进行长途奔袭轻装前进每人只带二十日粮命杨荣率勇士三百人作为亲兵跟随。明军追至斡难河与本雅失里率领的鞑靼主力相遇经过激战明军大获全胜本雅失里只率少数轻骑逃走朱棣下令班师回朝。由于轻装前进在回师途中明军的粮草供应紧张起来士兵几乎断粮。杨荣建议朱棣将御用的储粮散给将士并且让军队中粮多与粮少者借贷互济还京后加倍偿还。朱棣采纳了他的建议使明军顺利地度过粮荒胜利班师回朝。 永乐十二年朱棣带着皇太孙朱瞻基率领五十万大军开始了第二次北征蒙古的战争杨荣再次随行。杨荣承担了两项基本任务其一向朱瞻基讲说经史。其二掌管皇帝的玉玺充当朱棣的机要秘书。行军期间有一天晚上朱棣在自己的大帐中召见杨荣同他讨论军队粮饷的问题杨荣认为：“择将屯田训练有方耕耨有时即兵食足矣。”1提出一套实行军屯以解决粮草问题的计划得到朱棣的肯。虽然朱棣的第二次亲征明军损失不小但也使瓦剌大伤元气此后大约七年多的时间里北方基本保持了稳定。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北部的边患朱棣决定迁都北京。明朝官吏大多生在1《明史》卷一四八《杨荣传》。 江南要他们远离故土远赴塞下困难重重。一些官吏便利用这种情绪反对迁都。杨荣看到迁都北京对于解除蒙古部的威胁有不可低估的战略作用与户部尚书夏原吉、吏部尚书蹇义等坚决支持迁都并且在《题北京八景卷后》指出：“迨我皇上继承大统又以蓟燕左环苍海右拥太行内跨中原外控朔漠宜为天下都会乃诏建北京焉。”1永乐十九年（1421）朱棣正式迁都北京这一年的四月初八日北京新宫中的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因雷击起火杨荣指挥卫士进行抢救只抢出一些重要图籍三大殿均未保住由此又引了一场反对迁都的。杨荣等人极力支持朱棣使风波很快平息下去。迁都北京对北部边防的巩固起了重要作用。 永乐二十年朱棣进行第三次北征杨荣与金幼孜再次随行明军无功而返。为了鼓舞士气朱棣大开庆功宴会有功无过者坐前列食上肴杨荣与金幼孜被特命坐在前列。次年朱棣进行第四次亲征。有关军务皆让杨荣参与无论白天还是晚上朱棣经常召见杨荣并且亲昵地称之为“杨学士”而不直呼其名对他的信任和依赖不言自明。永乐二十二年朱棣开始了第五次北征。明军到达开平时朱棣做梦梦见一位天神向他说：“上帝好生如是者再此何祥也。”便有些犹豫杨荣乘机加以劝谏：“此举固在除暴安民。然火炎昆冈玉石俱毁惟陛下留意。”2朱棣领悟了杨荣的意思便说：“卿言合朕意岂以一人有罪罚及无辜？”当即下令杨荣等人草敕诏谕各部落人等罪止阿鲁台一人余皆不问。又命令军士们收拾死于兵火的遗骸葬为丛冢朱棣亲自撰写了祭文。明朝大军进至翠云屯时仍未现阿鲁台踪影在杨荣等人的劝说下朱棣决定班师回朝。 同年七月十八日朱棣在回师途中病逝于榆木川随从宦官马云等人不知所措与杨荣、金幼孜密商如何处置。杨荣指挥若定与金幼孜商议认为离北京尚远为防止军心涣散应秘不丧。他们用锡铸椑将朱棣尸体收殓起来放在车中每到一地进膳和平时一样明军浑然不觉。杨荣和海寿先回京师向太子报告情况决定处理方法。结果朱高炽顺利地即位国家政局未生丝毫的骚动。杨荣因贡献突出被晋升为太子少傅、谨身殿大学士兼工部尚书并食三禄杨荣请求辞去尚书俸禄未得批准。 朱瞻基在洪熙元年（1425）继承了皇位汉王朱高煦动了叛乱。年轻的皇帝有些犹豫不决召见杨荣商讨对策杨荣极力主张趁朱高煦尚未切实准备之际出其不意御驾亲征掌握战争的主动权。朱瞻基接受了杨荣的建议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下乐安朱高煦被迫投降叛乱很快被平定。朱瞻基还面临另一个严重问题、一个历经几代皇帝的问题——安南人继续抵制中国人的直接控制。开始时他在撤军和继续平定的努力之间举棋不定。当时武将主张采取武力杨荣和杨士奇一道力主放弃交阯朱瞻基最终接受了他们的建议从安南撤出了明朝的全部军队。 宣德十年（1435）朱瞻基病死朱祁镇即位是为英宗。太皇太后张氏精明能干委政“三杨”杨荣在老迈之年仍肩负着治理国家的重任正统三年（1438）晋升少师头衔。由于王振的崛起杨荣受到攻击。正统五年（144o）杨荣在回乡的路上去世被追赠为太师谥号文敏。 1《明经世文编》卷十七《题北京八景卷后》。 2杨荣：《北征记》。 第三节杨溥杨溥（1372—1446）字弘济湖广石（今属湖北）人。时人称为“南杨”。他与杨荣同为建文二年进士同授编修但是两人的仕途经历却大不相同。杨荣因其后被检入内阁又不断跟随成祖北征而成为永乐朝的近臣。杨溥却因为被选侍太子朱高炽为洗马成为太子身边的官僚也因此而遭到汉王朱高煦夺嫡的威胁并且一度为这场夺嫡斗争而入狱。 永乐十二年（1414）闰九月成祖北征回师太子朱高炽遣使迎驾稍迟汉王朱高煦乘机进谮成祖一怒之下下令将东宫官属全部逮治下狱。这成为继解缙入狱后立储之争中的第二场大事变。当时只有兵部尚书兼詹事府詹事金忠因系成祖“靖难”旧人而幸未被祸。金忠是个敢于仗义执言的人他不顾触怒成祖以身家性命力保太子才使太子未遭废罢但是作为东宫宫僚的杨溥、黄淮等人却因此事件而被入狱而且一系即长达十年之久。杨溥的出狱是在十年后的永乐二十二年（1424）八月初五也就是太子朱高炽得到成祖遗诏的第四天。十天以后太子朱高炽正式即皇帝位。即位后的第三天杨溥被授官翰林学士重新开始了他的官场生涯。 对于杨溥的受祸入狱过程仁宗心里是十分清楚的。但是这时候他对于杨溥更多的大约只是同情因为除去杨溥因作为东宫宫僚入狱之外朱高炽起初对于杨溥本人其他方面的情况似乎也并不十分清楚。根据史书所记杨溥做太子洗马时使得太子朱高炽对其赏识的事情只是他有一次将汉文帝的史事类编以献。这大概只能算是儒臣们一般常做的事情了。其后杨溥便归乡守丧直到太子监国才被命起视事随后便生了迎驾事件。 从仁宗即位后对于杨溥的安置看显然是有些因人设事的味道。洪熙元年（1425）仁宗在思善门建立了一个名叫弘文阁的机构选诸臣“有学行者侍值”1。这样的安排实在是令人感到莫名其妙。被荐入阁的都是些无名无为的儒士而杨溥则被命掌阁事并且得赐给阁印。当时仁宗曾经对杨溥说：“朕用卿左右非止学问。欲广知民事为治道辅。有所建白封识以进。”2其后杨溥再授官太常卿仍掌弘文阁事。数月之间连授三职足见仁宗对于杨溥的关切之心。但杨溥虽三受其职却并未得到一个合适的位置。杨溥真正走上朝廷重臣仕途是在仁宗去世宣宗即位以后。 宣宗即位后罢弘文阁不置杨溥被检入内阁开始与杨士奇、杨荣等阁臣共掌机务。 宣德、正统间名臣称三杨先生以文贞（士奇）为西杨文敏（荣） 为东杨盖初以姓同亦略因居第以别之。文贞固出江西而文定郡望每书南郡乃因以南杨号文定焉。3从此而始有“三杨”之称。杨溥也从此开始与东、西杨有了并驾齐驱的地位。但是这最初的入阁只有四年时间杨溥便又因母丧而归而且起复后却并未再度入阁掌机务。也许是因为在仕途上长期受挫的缘故杨溥与杨士奇和杨荣在性格处事上有着很大的区别他在为人处事上有时显得过于谨1《明史》卷一四八《杨溥传》。 2《明史》卷一四八《杨溥传》。 3叶盛：《水东日记》卷一《三杨两王》。 慎就连上朝时也总是低头循墙而行。但是像他那样已经取得了内阁重臣地位的人物这种小心谨慎的举止又给人一种老成稳重的感觉更何况杨溥本人在律己方面又确实足以作为百官的楷模。这一切都决定了杨溥在明前期政治中的地位。当宣宗急于以改变吏治解决国家经济中的一系列问题的时候在内阁中真正能够起到作用的还是杨士奇那样通于决策的干吏但是当国家政治转向简约守成的时候老人政治便对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杨溥虽然是“三杨”中年龄最轻的一个但却是在处事上最为老成的一个。待到正统初年“三杨”便完全以三朝元老而构成了一个最为稳定的政治三角。 正统初政的特点是国家政治的因循化与英宗皇帝的少年登极。这也便确立了“三杨”必然的重要位置。所以自从英宗登极起杨溥便与杨士奇、杨荣忙于开经筵、择讲官以及慎选宫中朝夕侍从内臣之事三朝元老的治事风格得到了充分表现的机会。这很得张太后的欣赏。外有老臣虽然皇帝年幼她也感到放心而不必由自己去垂帘听政了。女人往往比男人更加注重旧事与感情对于在朝的五位重要辅臣她有时便会更多想到杨溥。一次她将英宗召到便殿又召来英国公张辅、杨士奇、杨荣、杨溥和尚书胡■。“卿等老臣嗣君幼幸同心共安社稷。”张太后将这五位老臣作为了正统政治的核心。而她同时又专门再将杨溥召到近前说道：“先帝每念卿忠屡加叹息不意今尚见卿。”杨溥伏地而泣太后亦泣左右皆悲怆。这种气氛的感染比之任何方式都更为有力地确定了杨溥在正统时代的地位。当张太后指着五位大臣向年幼的英宗要他“皇帝万几宜与五臣共计”的时候杨溥在五人当中已经不再是一个附入的人物。正统三年（1438）杨溥进官少保、武英殿大学士。史书中说：“溥后士奇、荣二十余年入阁至是乃与士奇、荣并。”1但这也到了“三杨”政治的尾声。这一年在馆阁的学士七人杨士奇七十四岁、杨荣六十八岁、杨溥六十七岁其中最年轻的也在六十岁以上了。而这个朝廷的政治似乎也如同这些老人们一样的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些参预机务的老臣们居然开始仿唐、宋洛中诸老的样子去搞起一个真率会。“约十日一就阁中小集酒各随量肴只一二味蔬品不拘取为具简而为欢数也。”2具简而欢这不仅成为当时这批老臣们的生活性致所在而且成为了他们政治性致的所在。他们自身感觉已经生活在了一个太平盛世之中而他们则是那种盛世华贵的台阁体风气的开创者。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第一个对于这种老臣政治提出异议的人物竟是那个明朝前期最具反面形象的太监王振。 “朝廷事赖三先生然皆高龄倦瘁矣。”王振的目的当然是要通过人事的变更减轻“三杨”对于当时政治的影响力。“老臣当尽瘁报国。”杨士奇回答道。杨荣却截住话题说道：“不然当荐几个后生报主耳。” 其后杨荣推荐了陈循、高谷等人按照杨荣的解释与其让王振之流去随意任人还不如事先检选自己的人以为今后安排。 三人当中只有杨溥并无建言。这大概就是杨溥的性格特点所在在身处其境的政治斗争中他似乎总是缺少那么一种敢于面对的勇气。他诚然是一1《明史》卷一四八《杨溥传》。 2焦竑：《玉堂丛语》卷七。 位正人君子。当他被谗入狱的十年当中家人供食数绝他却读书不辍以“朝闻道夕死可也”的精神维持着自身的意志与尊严。他在朝当政的时候儿子自家乡来京省亲当他从儿子口中得知途中只有江陵知县待其甚简时他却因此而知其贤并将该县令荐升德安知府。1这就是杨溥其人他有甚多的律己却缺少东、西杨那样鲜明的性格。他是一位正臣却不是一位无可指摘的正臣。这一切在杨荣、杨士奇先后去世以后就愈变得明朗起来。所谓后进望轻杨溥孤立都不能解释他在朝的最后几年中王振专权的形成。所以当“土木之变”生后人们追思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有人会过激地起而争暴其短认为他“依违中旨酿成贼奄之祸”。2这也许是过于苛求他了。1焦竑：《国朝献征录》卷十二《杨溥传》。 2《明史》卷一四八《杨溥传》。 第十四章明英宗明英宗前后在位二十二年两次登临大位。他在位之日明帝国正从繁荣走向衰落成为明朝历史上由强而弱的转折点。 第一节“委政阁臣”纲纪未弛明英宗朱祁镇（1427—1464）明宣宗朱瞻基的长子。关于他的亲生母亲史家们向来说法不同。有人说是宣宗贵妃孙氏（即孝恭皇后）所出；也有人说孙氏“无子阴取宫人子为己子”；《明史·孝恭皇后传》则认为：“英宗生母人卒无知之者。”由于皇后胡氏多病无子明宣宗宠爱贵妃孙氏更宠爱这个小孩。他出生不久于宣德三年（1428）二月初三日赐名祁镇又赐玺书。三天后二月初六日册立为皇太子。在明代皇太子正位东宫的年龄中他是最小的一个。朱祁镇正位东宫刚刚过二十多天同年三月初一日明宣宗即下诏废皇后胡氏改立贵妃孙氏为皇后。 宣德十年（1435）正月初三日明宣宗逝世遗诏命皇太子继位。是月初十日朱祁镇第一次登上皇位。改元正统。初登皇位时才九岁实际年龄为七周岁又两个月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小皇帝。 小皇帝即位之日上距明太祖朱元璋建国已整整六十七个年头。洪武、永乐二朝的繁荣强盛、声威远播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尔后洪熙、宣德两朝相继嗣位守业虽号称“仁宣致治”或云“海内富庶朝野清晏”究其实已是弊病滋生危机四伏。进入正统朝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不少问题6续生。从表象看似乎是明英宗一手造成的而实质上是前几朝留下的后遗症。这些问题的出现说明明朝在其展的过程中遇到了严重的挑战和威胁正处于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 英宗年幼即位遵照宣宗的遗诏凡是朝廷大政奏请太皇太后张氏（明仁宗诚孝皇后）而后行。张氏永乐二年（14o4）封为皇太子妃历永乐、洪熙、宣德三朝经验丰富而且深识大体严于律己不许其族人干预国事对他们的任用亦严加限制。宣宗逝世时诸大臣以新主年幼请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张氏以“不能破坏祖宗成法”坚决拒绝而命令诸大臣齐心协力认真辅导皇上向学勤政。她又特令英国公张辅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礼部尚书胡■五位大臣入朝。当面对英宗说：“此五人先朝所简贻皇帝者有行必与之计。非五人赞成不可行也。”英宗当即应声受命1。这五人都是几朝元老是当时最有威望的文武大臣。太皇太后张氏持天下之正推心任能“委政阁臣”。这在当时主幼无知的特殊情况下是一项及时而又必要的决策。 经济是基础。要管好国家先必须抓好经济重视国计民生尽力开源节流减少百姓负担以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展。英宗即位后很快在这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宣德十年二月命罢诸司冗费节省朝廷开支。三月释放教坊司乐工三千八百余人罢山陵夫役一万七千人又放库役二千六百四十余人；减行在光禄寺料米粟九万二千余石他物减少不等一方面促进了生产力的解放一方面减少了国家的经济负担。 正统元年（1436）正月杨士奇等上疏：“国家岁用粮储浩大皆仰给江南军民转运不胜劳苦。况河道偶有阻窒则粮饷不充实非终久之策。计今在京官军数多除操练造作应用之外余者悉令于北京八府空闲田屯种。倘遇丰年必有蓄积可省南方转运之费。”英宗以为有理很是重视立1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九《王振用事》。 即诏禁军三万到京畿地区屯田1。 至此明英宗即位一年来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开局还算顺利。但对他来说当务之急无疑是学习治国的基本知识。太皇太后也很懂得对英宗进行启迪教育的重要性。杨士奇等人先是上疏请开经筵请皇上读书学习。而后又进言：皇帝的学习其事体与皇太子、亲王不同。请先命礼部、翰林院详定讲筵礼仪。并请慎择“学议平正言行端谨老成达大体者”为讲官。二月二十日行在礼部遵旨进呈经筵礼仪。太师英国公张辅知经筵事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同知经筵事少詹事王直、王英侍读学士李时勉、钱习礼侍讲学士陈循侍读苗衷侍讲高穀修撰马愉、曹鼐兼经筵官翰林春坊儒臣分直侍讲。明代的“经筵定仪注自此始”。经筵官任命以后按照规定的时间三月初九日开始第一次御经筵。此后遂以为常。经筵每月举行三次故又称“经筵月讲”。月讲之外还有日讲。月讲和日讲的内容、方式、程序基本相同。一般都是先讲《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四书等经传然后再读史书。它们之间的区别只在于：经筵月讲每月只三日；日讲则不拘日期礼仪也比较简单。 这一时期还在一些方面进行立法定制。 在学校教育方面开始设立提学道专门督责学校。明代学校之盛为“唐、宋以来所不及”南北两京设有国子监（国学、太学）地方有府州县学王所有武学。后因管理不力教学质量下降问题急待解决。正统元年五月二十七日南京户部尚书黄福奏言：近来生员学艺疏浅宜令布、按二司遍历考试庶得真才。英宗纳其言下诏曰：“南北两京及十三布政司皆设提学道专理学校事按臣不得侵越。南北两京以御史为提学官；十三布政司以按察司副使或佥事为之。著为令。”是为明代设立提督学政之始。提学官的设立对于加强学校管理提高教学质量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在赋税制度方面始定田赋折银解入北京内承运库。明代田赋以银代输始于洪武称为“折色”。当时所折之银俱送南京。正统元年八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周铨疏曰：北京行在各卫官俸支米南京道远费多辄以米易货贵买贱售十不及一。朝廷虚糜廪禄各官不得实惠。请于南畿、浙江、江西、湖广不通舟楫地折收布、绢、白金解京充俸。江西巡抚赵新、南京户部尚书黄福亦以为言。英宗问行在户部尚书胡■胡■对曰：税粮（田赋）折银征收民以为便。遂仿其制米麦一石折银二钱五分。南畿、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广西米麦共四百余万石折银一百余万两不送南京一律解北京内承运库谓之“金花银”。自起运、兑军之外皆粮四石折银一两解入北京以为永例1。东南税粮除起运、兑军之外折银征收者全部解入北京朝廷内府目的是为了保障皇室的高额消费这个制度的出现反映了皇室对岁供不足的担心所以才强制作出这个规定。但它也在客观上有利于减轻税粮转运之苦有利于保证农时促进农业生产展。同时扩大了折色份额扩大了货币流通有利于繁荣商品经济。 此外九月十一日又派刑部侍郎何文渊、行在户部侍郎王佐、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与言前去督理两淮、长芦、浙江盐课并命内官同往。明代钦差巡盐之制亦自此时开始。 1夏燮：《明通鉴》卷二二。 1参《明史》卷七八《食货二》、卷七九《食货三》。 总之就全局而言这一阶段由于有太皇太后的掌舵张辅和“三杨” 等五大臣的合力辅政由于宦官“王振尚未横”各级政权机构的运作还比较有章法全国各地的秩序也相对稳定。《明史·英宗纪》称：“英宗承仁、宣之业海内富庶朝野清晏。大臣如三杨、胡■、张辅皆累朝勋旧受遗辅政纲纪未弛。”这主要是指其即位迄正统二年这段时间此后情况就大为不同了。 第二节朝政渐乱宦寺擅权正统二年（1437）以后随着太皇太后张氏和杨士奇等人年老多病宦官势力的膨胀加上边境日益多事纲纪遂日趋紊乱。 先是明英宗命宦官王振掌司礼监。这是导致正统朝纲纪紊乱的一个重要根源。 明代宦官组织主要有十二监、四司、八局合称“二十四衙门”。司礼监为二十四衙门的席衙门、一切宦官组织的脑部、明代全国特务机构最高指挥机关。它不仅可以直接控制内廷、“东厂”而且可以左右外廷府院阁部以及“锦衣卫”。宦官是皇帝制度的必然产物宦官组织是封建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明太祖在世时虽然从洪武八年（1375）起曾先后派宦官参与某些经济（如茶马贸易、覆核关税等）、军事（如阅视军队等）活动但他鉴于历代宦寺为祸之教训一直严格限制宦官的人数、职衔、品级、冠服禁止各部门与宦官公文往来并特铸一“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的三尺大铁牌置立于宫门警告内官们时加注意。建文帝嗣位对宦官的约束益为严厉。可是到了明成祖即位以后情况就生了大变化御宦寺之禁近乎全面放开。“明世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1。及明宣宗即位又专设“内书堂”命教官教习宦者使之通晓文墨且遂为定制。 进入正统朝宦官的势力进一步渗透到各个领域各个部门。明代宦官还操纵大臣任免、参与司法、提督盐课、总督京营、充总兵官；有正式监军职衔；宦官世袭及其弟侄封爵、荫官等等都是从明英宗时代开始的。王振占据司礼监之后权势大得很。不少文武大臣都惧怕他畏祸者争附之阿谀奉承贿赂财物有人还对他自称“孝孙”2。公侯勋戚至呼他为“翁父”连明英宗都不叫他的名字而呼其为“先生”。于是王振气焰也就渐渐嚣张起来胆子越来越大行为益为放肆。正统元年杨士奇年七十二杨荣六十六杨溥六十五。“时王振用事一日语杨士奇、荣曰：‘朝廷事久劳公等公等皆高年倦矣。’”1公开以年老威逼他们去位。其时王振为使朝臣全都慑于他的淫威甚至常常引导明英宗用重典治臣下。那些好事的言官们亦纷纷争承王振的旨意不断利用大臣们的某些过失上疏大肆攻击自公、侯、驸马、伯以及尚书、都御史以下无不被弹劾的直至枷刑、下狱、谪戍等等殆无虚日。 正统二年（1437）正月由于王振得意忘形对内阁大臣商议的大政“辄施可否”随意取舍违背了太皇太后张氏还政内阁的命令张氏怒极欲诛王振。因明英宗跪地求情诸大臣亦请予免死才饶了他一命。自此王振表面上稍敛戢而骨子里并没有改变。五月以边防寇犯不止朝廷命兵部尚书王骥经理甘肃军务刑部尚书魏源经理大同。九月命将镇守独石。内部环境和外部形势逐步紧张起来。 正统三年（1438）三月京师多次生地震陕西大饥。六月麓川宣1《明史》卷三o四《宦官传》。 2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三《周文襄》。 1《明史》卷一四八《马愉传》。 慰使思任起兵叛乱。明英宗命军出征屡战而不能平息。翌年三月明英宗命增兵赴援调湖广官军三万余人、贵州一万人、四川八千人入滇合力进剿结果还是师出无功。五月复命右都督沐昂为征南将军充总兵官率军进讨思任。从此开始连兵十载增兵加饷先后征夫役近五十万云、贵两省将士多亡卫所空虚田园荒芜民困至极“西南骚动”。西南反叛未平北方边患又起。 同年蒙古瓦剌也先嗣父位称太师北方各部皆归其所有于是“其势益横边境自此多事矣”1从而构成了对明皇朝的严重威胁。 从正统五年（144o）开始由于太皇太后张氏和“三杨”相继离世明英宗渐渐亲近宦寺王振遂跋扈不可制朝局也为之大变。 正统五年七月杨荣在还朝途中病逝。杨士奇等年老不能视事充位而已。 正统六年正月因王振欲逞己威不顾朝廷罢兵之议力主用兵明英宗命定西伯蒋贵为平蛮将军兵部尚书王骥总督军务宦官曹吉祥监军调集各路兵马十五万大举进兵麓川。翰林院侍读刘球上疏请止麓川之役加强对北方瓦剌的防御。疏上而明英宗不用。 正统七年十月太皇太后张氏逝世。张氏在世委任五大臣政在台阁”。及张氏一死明英宗完全受制于王振杨士奇等人虽仍挂名列位但对王振只能“拱手唯命莫如之何”。或谓“不过浮沉自全而已”。十二月王振毁去明太祖所立“内臣不得干预政事”之大铁牌自是益无所忌惮为所欲为擅权乱政。 正统八年（1443）五月二十五日雷击奉天殿鸱吻以为不祥之兆明英宗下诏辍朝三日祭告天地求廷臣上疏直言。刘球针对王振专权恣横应诏上了一篇著名的《修省十事疏》：一曰勤圣学以正心德；二曰亲政务以揽乾纲；三曰任大臣以崇国体；四曰选礼臣以隆祀典；五曰严考核以肃吏治；六曰慎刑罚以彰宪典；七曰罢营作以苏民劳；八曰宽逋赋以恤民穷；九曰息征讨以重民命；十曰饬武备以防外患1。刘球前次上疏已引起王振的痛恨。这次疏入他益恶之大怒不止。六月初三日将刘球抛入监狱十二日夜令人杀之。 正统九年三月杨士奇病故。至此“三杨”已失东、西二杨“南杨”杨溥年迈而孤立。王振更加无所顾忌威势日重自都宪以下见之皆下跪。北边瓦剌也先亦已实力大增又置甘肃行省名号。明英宗面临内外交困局面。 1夏燮：《明通鉴》卷二二。 1《明英宗实录》卷一o五；《明经世文编》卷三一；《明史》卷一六二《刘球传》。第三节“土木之变”英宗被俘正统十年也先举兵侵哈密围其城杀领劫男女掠财物。边将知其必为大患屡次奏报而明英宗终不省悟。 正统十一年三月浙江矿工叶宗留动起义自称“大王”。明英宗令闽、浙、赣三省联合出兵镇压。七月杨溥去世。张辅、胡■均年届七十二身体衰老难有作为。 正统十三年瓦剌遣使二千人贡马而号称三千。王振怒其诈令礼部核实没有如数给赏。也先对此大为不满以明廷“赏不如例”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伺机大举进犯。 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十一日也先率部进犯大同。明军右参将吴浩在猫儿庄迎战兵败身亡。明英宗命重兵把守阳和口。是时形势危急边报每日数十至。王振遂导上统军亲征。兵部侍郎于谦等上疏力劝明英宗不听。七月十五日下诏亲征命皇弟■王朱祁钰居守北京。十六日明英宗统帅官军五十万自京出。英国公张辅等文武大臣从行。张辅衰老“不使预军政”“默默不敢言”1。大军出之后前方频频传来败报“伏尸蔽野众心为寒”加之风雨交加众皆危惧军纪大坏。群臣再三劝明英宗停止前行而王振一心诱上冒进。八月初一日至大同。十四日明英宗至土木距怀来城二十里遭到瓦剌也先的四面伏击明军五十万人居然不堪敌骑一击全军覆没。明英宗被围不得出下马据地而坐遂被俘。史称“土木之变”（又称“土木之战”）。大明皇帝竟成了瓦剌的俘虏无疑是一个极大的耻辱。明英宗终于自己吞下了宠信王振所结出的苦果。因为明英宗是皇帝当然要避讳不能说他是为瓦剌所俘在漠北过着俘虏生活于是就找到一个托词说他是到漠北狩猎而美其名曰“北狩”。 是役明军精锐死伤数十万文武大臣死者张辅等五十余人。王振也在乱阵中被打死。 明朝经此巨变将士无敢再战社会风气日坏国力大降。一般认为土木之败是明朝由强变弱的分界线。 明英宗被俘一时国中无主人心不安。也先口头上声称要送明英宗回京实际上是准备大举进攻。八月十八日皇太后孙氏命■王朱祁钰监国并召集朝臣议战守。时京师老弱兵马不满十万。侍讲徐珵（徐有贞）主张弃城逃跑迁都南京。兵部侍郎于谦力挽狂澜坚决反对誓与京城共存亡动军民保卫北京由此也得罪了徐有贞等人。八月二十一日命于谦为兵部尚书；八月二十五日命都督石亨总督京营暂时渡过了危机。 九月初六日■王朱祁钰即皇帝位尊明英宗为太上皇帝改元景泰以翌年为景泰元年。 景泰元年（145o）八月十五日在明朝满足了也先的各种要求之后在漠北整整过了一年俘虏生活的明英宗被送回北京。景泰皇帝令其哥哥、太上皇帝入居南城（南宫）实际是将其软禁。 明英宗在南宫不甘心自己的失败连做梦都想再登大宝夺回失去的威风和权力。在南宫过了六年又五个月的“幽闭”式生活之后他终于实现了1《明史》卷一五四《张辅传》。 这个多年的梦想。 第四节南宫复辟重登帝位景泰八年（1457）正月十六日夜晚武清侯石亨、副都御史徐有贞、太监曹吉祥等潜入南宫夺门拥明英宗出宫复辟帝位。史称“南宫复辟”或称“夺门之变”。五天后正月二十一日明英宗第二次即皇帝位建元天顺改景泰八年为天顺元年。 第二天亦即天顺元年（1457）正月二十二日明英宗在石亨、徐有贞、曹吉祥等人操纵下听信谗言颠倒是非杀害功臣于谦。这是他的又一个过失。之后明英宗又在石、徐、曹等人的指使下将一批大臣或杀或罢；同时以夺门之功对另一批人加官晋爵委以要职进为公、侯、伯之类连官舍旂军晋级者也有三千余人。 天顺元年（1457）二月初一日明英宗下诏废除景泰皇帝仍称■王迁居西内。十九日■王朱祁钰病死（一说为明英宗派人杀死）。同月命吏部侍郎李贤兼翰林学士入内阁参与机务。三月复立皇长子朱见深为皇太子。 十月诏复王振官职刻木为像招魂祭葬立祠祀于智化寺赐额曰“旌忠”1。王振擅权乱政又导帝亲征酿成土木之祸。明英宗以王振为“功臣”对他一直念念不忘迷信至深可以说达到“顽固不化”的地步。明英宗复辟之初对徐有贞、石亨和曹吉祥恩宠无比视为心腹言听计从。徐、石、曹等人分据要害操生杀之大权处处以“功臣”自居骄纵恣甚不可一世。他们之间也争斗不休互相整来整去。这时明英宗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俘虏生活、南城苦度渐渐成熟起来看到石、徐、曹等人的所作所为终于慢慢地意识到：这帮“功臣”原是奸诈险恶之徒不可久留。于是便采取措施一步一步地收拾他们徐有贞先失宠多次被捕下狱。 天顺三年（1459）八月明英宗经调查取证证实石亨的侄子定远伯石彪谋镇大同居心叵测将其逮下诏狱抄没家产又捕其党七十六人。十月石亨因招权纳贿肆行无忌被罢官闲住不准入朝。同时下诏：自今章奏勿用“夺门”二字凡以此冒功得官者许自更正。一时因“夺门”功被罢者四千余人。 天顺四年（146o）正月逮石亨入诏狱抄家没产。三月石亨死于狱中石彪斩示众。同月经吏部考察晋布政使萧晅为礼部尚书。又以阁臣李贤力荐起“执法不挠”之致仕副都御史年富为户部尚书。三月明英宗以耿九畴和轩輗二人“廉正不易得”分别召为南京刑部尚书、左都御史总理南京粮储。 朝局治乱在用人皇权基础是经济。明英宗在处置用人行政的时候也没有忘记关注赋役问题。 同年四月派遣内臣卢永等人分别往浙江、云南、福建、四川督责银课闽、浙两省课额大略如旧；云南征银十万余两四川一万三千余两。新旧总计十八万三千余两。五月免去浙江等处被灾秋粮罢中官督苏、杭织造。六月免除湖广被灾税粮。七月令征全国逃亡工匠三万八千四百余1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九《王振用事》。 名由吏部遣官二十余人分往各地督捕。 为了巩固皇权这时明英宗又进一步加紧整顿内部消除隐患。 司礼监太监兼总督京营三大营的曹吉祥原与石亨狼狈为奸及石亨失败他预感到自己亦将遭到灭顶之灾于是铤而走险大肆搜罗亲信结为死党阴谋动叛变。经过多次策划之后定于天顺五年（1461）七月初二日清晨正式起事由曹吉祥的养子曹钦自外拥兵入宫废除明英宗曹吉祥以禁兵为内应。结果谋定而事泄。七月初一日夜明英宗得到奏报急令将曹吉祥关闭于内廷；皇城及京城九门俱不准开启。曹钦知事败露狗急跳墙于夜半时分驰往各处杀害大臣多人。然后率兵攻东、西长安门纵火毁门因火势凶猛而不得入遂退守他处负隅顽抗。经一番恶战之后曹钦走投无路投井死其家大小均被诛。 七月初五日磔曹吉祥于市灭其族。初八日再磔曹党汤序等人皆籍其家。 七月十二日列曹、石诸人罪状诏示天下。“曹石之变”至此结束。 十一月二十日明英宗在文华殿召见阁臣李贤曰：“曹吉祥非无功一旦犯法诛殛无遗。且朕在南城时若辈如何一旦得志却又忘之。朕今复位五年矣未尝一日忘在南城时。是以每日视朝朝母后毕即亲政务览章奏。至于饮食未尝拣择去取衣服亦俱从便。”李贤曰：“如此节俭益见盛德。若朝廷节俭天下百姓自然富庶可期。”明英宗曰：“愿卿勉辅朕躬君臣一德。”1天顺六年（1462）四月诏免河南、开封诸府去年被灾税粮二十八万四千余石。七月免两淮盐课三十万引。天顺七年七月免陕西被灾税粮九十一万石。 天顺八年正月初二日明英宗患病初六日命皇太子在文华殿视事。 十六日病情加剧交代后事命草遗诏。 翌日复辟帝位整整七年的明英宗病死终年三十八岁。五月葬于裕陵。 ------------ 19 1夏燮：《明通鉴》卷二八。 第十五章于谦于谦是明代一位杰出的英雄人物。他曾以《咏石灰》为题的诗表述自己的志向：“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他光明磊落的一生正如他诗中表述的那样名垂千古受人敬仰。 第一节巡抚二省声著朝野于谦（1398—1457）字廷益号节庵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少年时十分仰慕文天祥除了习读八股制艺还努力研讨古今治乱兴衰的道理“慨然有天下己任之志”。十六岁入府学为诸生。永乐十九年（1421）二十三岁时考中进士原为会试第一名却因“策语伤时”被置于三甲第九十二名。不久以江西道监察御史至湖广执行公务。他深入瑶民居住区进行调查揭官军滥杀无辜初步显示了他那廉正的风骨。 于谦相貌英伟善谈吐声音宏亮每次奏对极有条理引起了明宣宗的注意。宣德元年（1426）八月汉王朱高煦在山东乐安动叛乱宣宗御驾亲征。高煦兵败投降跪于军前。于谦秉承宣宗之令以高亢的嗓音历数高煦之罪行。高煦浑身战栗顿称：“臣罪万死！”宣宗对于谦的表现十分满意赏赐与诸大臣相同。当时顾佐为都察院都御史严明廉直对诸御史管理极严唯独看重于谦认为于谦的才能比自己强。 宣德五年（143o）明廷设立巡抚。宣宗亲点于谦为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二省一下子把于谦从七品升至三品这是对于谦的极大信任。于谦也不负重望足迹遍历所部延访父老视察政事的利弊兴革一年之间连续数次上疏兴利除弊。内阁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也都极看重于谦对于谦的论奏朝上夕准使于谦尽展所长作出了很大的成绩。 于谦不同于一般高高在上的官僚他看到民生疾苦总是千方百计地为民解除痛苦。他创行平粜条例、义仓、平准仓、惠民药局无偿贷给贫民大量粮食加筑黄河堤岸允许百姓到巡抚衙门申诉冤枉并以其精干才能迅解决问题。为了加强边防他建议加设御史巡按大同并将被军官霸占的官府空闲土地夺回改作屯田以资边用。 于谦任两省巡抚九年威惠流行百姓拥戴之如同父母呼之为“于龙图”二省流行着一长达一百五十四字的歌谣歌颂“天遣恩官拯二方”。贪官污吏听到于谦的名字则胆破心寒就连盗贼响马也为之避匿。 正统七年（1442）张太后病逝。此后“三杨”也相继老死。皇帝年幼宦官王振逐渐专权。他广收官员们贿赂可是于谦每次入京从不送礼更不去拜见王振。有人劝他送些礼给京中权贵哪怕是带些合芗（线香）、蘑菇、裹头（手帕）也行于谦则举起大袖笑道：“带有清风！”随后他又写诗一自勉：手帕蘑菇及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 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1一时传为佳话。但这却引起了某些权贵的不满。正统十一年（1446）于谦入京奏事荐举参政王来、孙原贞可任河南、山西巡抚。王振遂借机诬蔑于谦“以久不迁怨望擅举人自代”2应下法司论斩。河南、山西两省百姓闻知纷纷入京上书请求释放于谦。王振迫于压力将于谦释放但将他降为大理寺少卿。两省百姓恐怕继任者是个贪官污吏又集合一万多人伏阙上书要求于谦仍任两省巡抚身在两省的宗室周王、晋王也提出相同的1《于忠肃集拾遗·入京诗》。 2《明史》卷一七o《于谦传》本文下引此传者不另作注。 请求。王振无奈只得将于谦官复原职。 正统十三年（1448）明朝边防日益吃紧兵部事务日加繁忙于谦奉命入京任兵部左侍郎。 第二节挺身于危难之中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王振挟明英宗亲征瓦剌。朝中大臣虽然极力反对但王振一意孤行率领临时调集的大军匆忙出征了。当时于谦被命留守京师代兵部尚书邝埜管理兵部事务辅佐留守的■王朱祁钰。 八月中旬英宗率领的出征队伍全军覆灭于土木堡皇帝也被俘虏。败报传到明廷立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八月十八日孙太后命■王监国召集群臣商议对策。侍讲徐珵先出来倡议南逃群臣竟面面相觑无人敢言战守。这时候于谦挺身而出厉声斥责徐珵一语唤醒了满朝文武大臣得到孙太后、■王的支持明廷因而把抗击瓦剌、保卫北京、捍卫明朝的重任交给于谦。于谦也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尽心竭力迅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集中大批人力物力充实北京地区的防御力量很快就安定了人心。十月也先挟英宗率瓦剌大军再次大举南犯兵临北京城下。于谦面对强敌毫无所惧沉着冷静指挥若定有勇有谋与敌军激战五昼夜终于打败瓦剌迫使也先退回塞外使明朝转危为安。 明廷获胜后论功行赏于谦功劳最大景帝特加授他少保仍总督军务、兵部尚书。石亨则被封为武清侯其余文臣武将也有升赏。面对封赏于谦却诚心辞让他说：“四郊多垒卿大夫之耻也敢邀功赏哉！”他先想到的不是个人的名利地位而是国家的安危。他把胜利归功于将士们自己却开始考虑如何去加强北边的防务了。 于谦先加强京师的防卫力量。他调辽东和宣府的部分兵马入京调名将杨洪和守居庸关有功的罗通回京操练京军。然后他放眼全国派佥都御史萧启等镇守保定、河间、真定诸府命刑部侍郎耿九畴去南直隶整顿江南江北卫所军招徕流民进行屯种荐左都督朱谦代杨洪镇守宣府王竑守居庸关派顾兴祖、刘安、刘聚等修筑北边关塞要隘。 当时投降瓦剌的太监喜宁和降军小田儿屡次导引也先南下侵扰甚至建议也先拥英宗至南京另立朝廷与景帝对抗或夺取山东临清截断漕运卡住明廷的咽喉。于谦对此深恶痛绝密令大同将领擒住喜宁授计兵部侍郎王伟诱斩小田儿于阳和城外并力劝景帝杀掉喜宁。 面对也先的骚扰于谦从容镇定运筹帷幄多次击败敌人。于是也先改变策略派三名使者至大同要求明廷遣使讲和。大同参将许贵将此事报告给了朝廷后明廷生动摇。于谦坚决主张采取强硬态度反对议和。他说：“前遣指挥季铎、岳谦往而也先随入寇。继遣通政王复、少卿赵荣不见上皇而还。和不足恃明矣。况我与彼不共戴天理固不可和。万一和而彼肆无厌之求从之则坐敝不从则生变势亦不得和。贵为介胄臣而恇怯如此何以敌忾法当诛。”随后他又移檄切责许贵。从此边将人人只知战守没有再敢主张讲和的了。 于谦对也先的诱降、胁和、反间等种种阴谋诡计一一予以击破捍卫了明朝。瓦剌军则因屡次失败死伤人数不断增加厌战情绪日益滋长也先与脱脱不花、阿剌知院之间也因分赃不均而导致原有的矛盾不断加深。也先见明朝无机可乘求和之心日盛。 景泰元年（145o）六月阿剌遣使者来议和表示也先愿归还上皇议和。明朝大臣对此反应很热烈纷纷要求景帝派使臣迎还上皇。但景帝唯恐失去帝位不愿迎请英宗对群臣说：“朕本不欲登大位当时见推实出卿等。”于谦则从容回答说：“天位已定宁复有他顾理当奉迎耳。万一彼果怀诈我有辞矣。”听到于谦的话景帝才放下心来顾而改容道：“从汝从汝。”不久英宗终于被接回北京。但景帝对此仍深怀戒心将英宗软禁在皇城内的南宫中。 第三节改革军制于谦对当时的形势并未掉以轻心他担心明廷偷安就上疏景帝：“上皇虽还国耻未雪”“和议难恃”要求不要懈怠。他还提出一系列措施继续强化国防。一方面加强宣府、大同、辽东及北京附近的防务增加军马修缮城堡关隘收复独石八城；另一方面整肃军纪严惩犯法的石亨、郭亨、杨俊等军官。同时他还对与军事有关的马政、阵法、战车、军器、军功制度等进行改革采用新式火器。更重要的是他对明军主力——京营作了一次大改革。景泰二年（1451）他从京营中选出十万人编成十营操练称作团营。次年他将团营增加到十五万人。未选入团营的军士仍归三大营称为“老家”。团营十营中每营一万五千人由一名都督（称坐营都督）统帅其下有都指挥三人、把总十五人、指挥三十人、领队官一百五十人、管队三百人。十团营设一名总兵官由武清侯石亨担任受兵部尚书于谦节制景帝又派太监曹吉祥、刘永诚为监军。于谦规定自他本人以下大小将官都要亲到教场操练阵法武器下级军官必须熟悉军士及卫所番号。遇有战事京军出征各级将领随队而行不再另派将领。经此整顿京军改变了兵将不相习、互不统属的旧弊战斗力大大提高也节省出大量军饷有明京营军制至此生很大的变化。 经过数年的整顿明朝的国防力量大大加强胜利地击退瓦剌的侵扰边境上较前大大安定。相反瓦剌军失败后也先的威望大损但他却日益骄横逼死脱脱不花于景泰五年（1454）自立为可汗虐待蒙古诸部。不久阿剌袭击也先也先败走为其部下所杀蒙古又陷入分崩离析之中。第四节“一腔热血竟洒何地！” 明廷击败瓦剌军于谦立下了盖世功勋但他却口不言功。尽管如此仍有不少人嫉妒他拼命抹杀他的功绩。例如罗通受于谦荐举守居庸关立下了功劳却阴诋于谦等人：“若今腰玉珥貂皆苟全性命保爵禄之人憎贤忌才能言而不能行未足与议也。”1这当然与事实不符。 景帝并没有为这些恶毒的攻击所动反而更信任于谦对他的建议无不依从每用一人必密访于谦征求其意见于谦也每每据实相告无所隐讳不避嫌怨。于谦一直有痰疾当他因劳累而疾时景帝便派太监兴安、舒良轮番去探望听说他所服用的药不好时便诏令上方制赐甚至专门为他备下饭菜还亲自到万岁山伐竹取沥以赐。有人说景帝宠谦太过兴安等说道：“彼日夜分国忧不问家产即彼去今朝廷何处更得此人？”一句话说出了朝廷对于谦的倚仗。御史顾■等弹劾于谦：“太专请六部大事同内阁奏行。”这虽遭到于谦和户部尚书金濂的驳斥但却仍不断有人鸡蛋里挑骨头这不能不让人怀疑这些御史背后有人主使。 于谦性格非常刚直轻视诸选耎大臣、勋旧贵戚因此遭到这些尸位素餐者的反对。每遇事不如意于谦就拊胸叹道：“此一腔热血竟洒何地！”他对官场恶气、士大夫们的自私自利、妒贤忌才、争权夺利、贪婪无耻等丑陋面目非常了解。 景帝朱祁钰是个心胸狭隘的人他当了皇帝后便盼望帝位能传给亲生儿子朱见济但他无法自己提出更换太子孙太后和大臣们也不会答应这么做。景泰三年（1452）景帝终于想出了收买大臣的“妙计”：赐给内阁陈循、高穀白金各百两江渊、王一宁、萧鎡、商辂白金各五十两白银百两并升了他们及都御史杨善、王文的官职。不久广西土官黄■犯法当死他为保命情急生智竟密奏景帝请求更换太子。景帝正愁无人提此建议览奏大悦说道：“万里之外乃有此忠臣！”急令礼部会同群臣集议。陈循等很快签字画押并迫使吏部尚书王直、于谦、御史左鼎等人签了名终使景帝以合法程序废掉英宗之子、太子朱见深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做太子大臣们也因此被加官晋级拿双份俸禄。对此群臣按惯例推辞唯于谦再三辞让这引起了景帝的不满景帝因此逐渐疏远了于谦始终未让于谦进入内阁。 当时徐有贞因倡议南迁受到于谦的斥责始终痛恨于谦。总兵官石亨功劳不如于谦却被封侯因而内心有愧便上疏举荐于谦长子于冕遭到于谦的痛斥：“国家多事臣子义不得顾私恩。且亨位大将不闻举一幽隐拔一行伍微贱以裨军国而独荐臣子于公议得乎？臣于军功力杜侥幸决不敢以子滥功。”石亨面对于谦的正气的批评不思愧侮反而痛恨起于谦来。同时石亨掌京营兵屡欲兴风作浪却因于谦而不能得逞对于谦痛恨之情与日俱增。都督张軏、太监曹吉祥等也都痛恨于谦。群小很快勾结在一起日夜筹谋算计于谦。 景泰八年（1457）正月石亨、徐有贞等人动夺门之变拥英宗复位即日于朝班中逮捕了于谦和王文并以“意欲”迎立外藩为帝的罪名傅会成1《明史》卷一六o《罗通传》。 狱诬判二人谋逆处以极刑。法司对二人严刑拷打王文极力进行辩解于谦却笑道：“亨等意耳辩何益？”当案件提交给英宗时英宗尚感犹豫说：“于谦实有功。”徐有贞马上说：“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 二十二日于谦、王文同日被杀。在籍没于谦家产时未现他家中有什么值钱之物只有正室关锁甚固。打开看时里面除去景帝所赐的莽衣、剑器别无他物。 据说于谦被杀时阴霾四合天下冤之。人们对明廷这种恩将仇报的做法非常愤慨用不同的方式来纪念于谦。曹吉祥部下指挥朵儿拿酒到于谦被杀之地恸哭致祭。曹吉祥怒而鞭打之但次日他酹奠如故。都督同知陈逵冒死收殓于谦裴太监秘密护送于谦少子逃往河南。天顺三年（1459）于谦之婿、千户朱骥扶送于谦灵柩回到故乡葬于西湖三台山麓。 于谦死后继任的兵部尚书陈汝言攀附石亨贪污纳贿使于谦整顿国防之前功俱废英宗则忧形于色。后来西北有警恭顺侯吴瑾对英宗说：“使于谦在当不令寇至此。”英宗听罢默默无语。 成化二年（1466）八月遇赦回乡的于冕上疏为父讼冤明宪宗这才亲自为于谦昭雪将崇文门内西裱褙胡同的于谦故宅改为“忠节祠”遣官祭奠英魂。宪宗亲自撰写诰语：“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惟公道之独持为所并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实怜其忠。” 弘治二年（1489）明廷赠于谦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肃愍赐祠于其墓曰“旌功”。从此于谦与岳飞并卧于风光秀丽的西子湖畔后人才有“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的诗句。 第十六章明孝宗明孝宗朱祐樘（147o—15o5）是宪宗第三子。出生时几为万贵妃害死。生母纪氏本是宫中专职守内藏的女史一次偶然机会得到宪宗临幸怀孕。宠妃万氏风闻后要纪氏打胎。可是派去办此事的人保护了纪氏假称纪氏是病痞并未怀孕。纪氏后被送到安乐堂（宫中有过失或有病宫人居住之处）生下了一个男孩。纪氏恐罹祸让门监张敏将孩子抱去溺死张敏知道宪宗尚无子嗣秘密哺养起来。一天张敏为宪宗梳头宪宗对镜长叹道：“老将至而无子。”张敏连忙伏地道：“死罪万岁已有子。”纪氏生子哺养之事才为公开。此时男孩已五六岁了。1当男孩被接到周太后仁寿宫取名朱祐樘册立为皇太子的同时生母纪氏却在宫中暴卒门监张敏也吞金自杀。一天万贵妃召太子朱祐樘周太后叮嘱他：“儿去无食也。”朱祐樘见到万贵妃后果然不食给他吃说：“已饱。”给他汤说：“疑有毒。”2万贵妃大恚自此忧愤成疾。她本来体胖又常怒一次以拂子毒打宫人时痰厥而死。宪宗为之叹道：“万使长去吾亦安能久矣。”也于当年病逝。3这一场宫中悲剧却导致了明朝历史上一段为人所称颂的“中兴”之世。1《明史》卷一一三《孝穆纪太后传》。 2《明史》卷一一三《孝穆纪太后传》。 第一节弘治初政成化二十三年（1487）九月初六日太子朱祐樘即位是为孝宗。次年改元为弘治。与颁布大赦天下的诏书同时佞幸李孜省、太监梁芳和外戚万喜等人遭到了斥逐。不到一个月有旨汰传奉官于是罢黜右通政任杰、侍郎蒯钢、指挥佥事王荣等二千余人又罢遣禅师、真人及西番法王、国师等一千数百人。 李孜省本是布政司吏员待选京职时贪赃事藏匿不归。他得知宪宗好方术于是学道家五雷法结交太监梁芳等人以符箓求进得到宪宗宠幸竟然官至礼部右侍郎并掌通政使司之事。他以扶鸾等手段迷惑宪宗益作威福搢绅进退多出其口。加之执政大臣万安等人从而附丽势焰更炽。 太监梁芳是个贪黩谀佞之辈因谄事万贵妃为靠山又与李孜省等勾结共为奸利。他取中旨授官不由吏部前后多达数千人称为“传奉官”一时诸杂流加侍郎、通政、太常、太仆、尚宝者不可悉数。士论虽以此为耻梁芳等人却将其作为把持朝政的基础。 万喜与万通、万达均万贵妃之兄弟倚仗万贵妃的权势又与太监梁芳、妖人李孜省勾结一气大学士万安又附为同宗沆瀣一气朝臣为之侧目。李孜省、梁芳、万喜等人的斥黜使朝廷官员们为之一振他们遂将这一愿望寄托在新皇帝身上。孝宗登极之初六科给事中及十三道监察御史立即交章弹劾李孜省及其党羽邓常恩、赵玉芝交结太监梁芳、外戚万喜等诸不法之事并且建议追究万贵妃之罪。但孝宗是个生性宽和的人这也许与他少年经历坎坷有一定关系。他以“宅忧”为由只将梁芳谪为少监万喜降为指挥使李孜省及其党羽邓常恩、赵玉芝等谪戍陕西边地而诫勿言万贵妃之事。 这一年的十月以刚直敢谏闻名的资深大臣王恕被召为吏部尚书。王恕的直言在宪宗朝是著名的其“先后应诏陈言者二十一建白者三十九”1皆力阻权幸因此民谣说：“两京十二部独有一王恕。”2结果不仅贵近侧目宪宗也颇厌苦之。先是将他遣往南京任兵部尚书后来索性借南京兵部侍郎马显乞罢之机附批令王恕致仕乃至朝野大骇。这次王恕被重新起用并入主铨政使朝廷政策及用人方针生了根本变化。 孝宗即位“始用廷臣荐召入为吏部尚书。”3这其中起到微妙作用的却是一名有影响的资深太监怀恩。怀恩在宪宗朝掌司礼监当时汪直掌西厂梁芳、韦兴等用事怀恩地位在他们之前性格忠鲠无所挠宦官们对其敬惮有加。为保护直言官员他不惜与宪宗争执。他素闻王恕的直言经常叹道：“天下忠义斯人而已。”4宪宗晚年因万贵妃谗言曾想改立太子怀恩力争被斥居凤阳。太子即位后将其召回宫中仍掌司礼监于是力劝起用王恕斥逐大学士万安。 1《明史》卷一八二《王恕传》。 2《明史》卷一八二《王恕传》。 3《明史》卷一八二《王恕传》。 4《明史》卷三o四《怀恩传》。 万安其人无他能结交万贵妃兄弟冒认同宗进奸僧继晓惑帝以固宠又与李孜省结纳表里为奸。孝宗为太子时便知其恶名但他毕竟位居内阁不比李孜省之类冒进的杂流对于他的处理孝宗要慎重得多。万安的斥罢起因于一件丑闻。十一月间孝宗在宫中得到一个箱箧里面居然全部是关于性生活的所谓房中秘术而且都署具“臣安进”。怀恩奉旨前往内阁责问万安惭愧汗颜无以答对。于是科道官文章弹劾遂罢其职。 王恕的进用与万安的斥罢成为弘治初政的一个重要环节比较起斥逐佞幸、权阉及传奉官等叨恩之徒显得更加关键从而开始了一个群小斥逐、正人汇进的局面。这也是弘治“中兴”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即史家们一再宏誉的所谓“弘治君臣”。当然谁也不会忘记怀恩在其中的作用“一时正人汇进恩之力也。”11《明史》卷三o四《怀恩传》。 第二节从宫廷到朝廷《明史》记述成化中的内阁时说：“时彭时已殁商辂以忤汪直去在内阁者刘珝、刘吉。而（万）安为辅与南人相党附珝与尚书尹■、王越又以北人为党互相倾轧。然珝疏浅而安深鸷故珝卒不能胜安。”2党同伐异的政争是中国封建社会文官制度的一个副产品。明廷上层的政争成为明代政治的一大特点。而这种政治状况的形成展过程中成化朝是一关键成化间政争的激化与内阁权力的扩展似乎是同步的。 互相倾轧用心全在排除异己于是政无所规正时有“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之谣。这其中相比之下刘珝还算稍好一些但于成化十八年（1482）为万安讦谄致仕彭华、尹直相继入阁成为万安、刘吉一党天下。成化七年（1471）有星象之变彗见天田犯太微廷臣多称此由于君臣相隔应经常召见大臣议政。大学士彭时、商辂也上书力请司礼监乃约定在皇帝御殿之日召对。可是待到朝见之时彭时刚刚言过一事万安便顿高呼“万岁”彭时、商辂不得已只好叩头而退。事后太监们嘲笑大臣道：“若辈尝言不召见。及见止知呼万岁耳。”一时传笑谓之“万岁阁老”。宪宗从此也不再召见大臣。1到成化末年王恕、马文升、秦纮、耿裕诸大臣相继被逐朝中更无正人。 明朝文官制度一切政务运转主要靠内阁、六部、都察院尤以内阁为重而内阁行事往往又受制于宦官司礼监朝无正人司礼监怀恩被逐一时政风紊乱颇多弊端。待到孝宗嗣位之时万安草登极诏书内有禁言官假风闻挟私之类言辞引起朝内外一片哗然御史诣内阁质问万安称：“此里面意也。”2里面者自非孝宗而宪宗已卒无非即当权之宦官外威者也。其实万安的弄权是很有限的他无非是控制内阁巩固自己的地位而在一切政事上则依从于掌权太监和外戚。他讨好皇帝的做法也不过是进献一些房中术的小册子。他是个官瘾十足的人直到孝宗命怀恩当面向他宣读诸臣弹劾他的奏章他数跪起求哀仍无去官的表示最终还是得要怀恩动手。怀恩对这位万阁老是厌恶已极的了他上前摘掉万安的牙牌并说道：“可出矣！”1七十多岁的阁老这才惶遽归第表示愿归乡里但一路上还在望着三台星希望能得复用。 在万安的被逐罢之前人们很可能并不十分了解孝宗其人。成化六年（147o）七月他出生在安乐堂时只是一个没有身份和姓名的宫人之子后来虽得到成化帝的承认但一直受嫉于万贵妃甚至到成化末年还有废立之危。因此当这个十七岁的青年登极为帝的时候除去得到一些正直臣僚们的拥护之外恐怕多少还有些同情他的皇子生活实在太坎坷了。 但是人们很快便不得不对这位年轻皇帝刮目相看了斥佞用贤的弘治初政给成化后期混乱的朝廷打了一针兴奋剂朝廷官员们感到那失去的秩序仿佛重又来临了。 2《明史》卷一六八《万安传》。 1《明史》卷一六八《万安传》。 2《明史》卷一六八《万安传》。 1《明史》卷一六八《万安传》。 而这位皇帝又出奇地宽和善良即使对当初迫害其生母的万贵妃家人也表现了极大的宽容。这一切都出于一个孝字他死后被定庙号为孝宗也正因为此。孝敬父皇也就是维持传统这是一个基本原则弘治朝的政治也便是围绕这一原则而开始的。 皇帝的个人性格和生活有时往往会影响一个时代。这位年轻的皇帝因为经历的坎坷而明显地早熟。他甚至比他父亲还显得成熟些。乃父虽然也曾因英宗与景帝兄弟在继位上的冲突而遭废立但是却因为自幼依偎于一位年长于自己十岁的妃嫔万氏身边成为了一个永远长不大的皇帝。人们常常不能理解成化帝为什么要去宠爱一个从年龄上可以做他母亲的妃子而且终生不渝。如果从心理学角度去分析的话这应该是成化帝从幼年形成的心理模式定态化的结果。而造成这种定态的则是万贵妃她比任何人都更了解成化帝的心理性格乃至一切并且一人占据了他身边两个最重要的女人的位置——母亲与妻子。这成为明朝历史或者说中国历史上一大奇闻。 孝宗的后宫生活与他父亲截然不同。他不仅没有宠妃而且甚至没有册立过一个妃嫔只是与皇后张氏过着民间恩爱夫妻式的生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只同张皇后有性关系有许多史料可以证明正德帝的生母便不是张皇后而很可能是宫女郑金莲。只是这些宫人并未因皇帝的临幸与生儿育女而获得妃嫔的封号。孝宗的这些做法显然是要向人们证明他是一位严守道德规范的皇帝。 诚然如此对于生活细节的重视往往便是人们道德观念的体现。孝宗即位当年秋季曾欲建棕棚于万岁山以备登临眺望。一个名叫虎臣的国子监监生上疏劝谏。国子监祭酒费訚恐怕招致圣怒牵连于己将虎臣锁系于国子监树下等候落。不久有锦衣卫官校将虎臣带到左顺门皇帝传旨慰谕道：“若言是棕棚已毁矣。”1费訚大感惭愧虎臣则因此名闻都下。费訚并非趋炎附势的佞臣为官政声不错议论宏伟耻言人过朝臣多以公辅期之但他的耻言人过中殊缺正邪之辨又受成化末朝政之影响与弘治初政颇不相合倘若在成化政事中他确有入阁为辅臣之希望然而于弘治中则必然无成。 作为一个严守道德规范的皇帝孝宗还必须改变成化时不问朝政之弊而努力去做到勤政。这在他即位之初是不成问题的但是随着在位时间既久阁部诸臣又恪奉职守再要勤政不怠就需要皇帝本人的自我约束了。 孝宗是一位身体孱弱的人这可能与他幼年生活坎坷有关但是他在历史上颇得“勤政”之声。每日清晨视朝遇雨免朝仍令有事衙门堂上官由廊庑至奉天门奏事可以说是无日不视朝。有时身体状况不佳便自我顺养以求调和。据说他有一诗常于病中自诵：自身有病自心知身病还将心自医。 心若病时身亦病心生元是病生时。1这种办法对于一个体弱多病的人来说往往是颇见效果的他居然这样支持了十八年之久。 宦官李广是弘治朝受宠信的内侍以道家之术惑帝对此史书中虽乏明述但是从当时情形分析他很可能引导孝宗游宴宫苑习道家养身之术。1《明史》卷一六四《高瑶传附虎臣传》。 1陈洪谟：《治世余闻》上篇卷二。 大约从弘治八年（1495）起视朝渐晏至十年前后游宴及崇道烧炼最为突出。这一年二月间内阁辅徐溥等人送上了一份言辞极厉的奏疏：旧制内殿日再进奏事重者不时上闻又常面召儒臣咨访政事。今奏事日止一次朝参之外不得一望天颜。章奏批答不时断决或稽留数月或竟不施行。事多壅滞有妨政体。经筵进讲每岁不过数日正士疎远邪说得行。近闻有以斋醮修炼之说进者。宋徽宗崇道教科仪符箓最盛卒至乘舆播迁。金石之药性多酷烈。唐宪宗信柳泌以殒身其祸可鉴。今龙虎山上清宫、神乐观、祖师殿及内府番经厂皆焚毁无余彼如有灵何不自保。天厌其秽亦已明甚。陛下若亲近儒臣明正道行仁政福祥善庆不召自至何假妖妄之说哉！自古奸人蛊惑君心者必以太平无事为言今承平日久溺于晏安。目前视之虽若无事然工役繁兴科敛百出士马罢敝闾阎困穷愁叹之声上干和气致荧惑失度太阳无光天鸣地震草木兴妖四方奏报殆无虚月将来之患灼然可忧。陛下高居九重言官皆畏罪缄默。臣等若复不言谁肯为陛下言者。1这份奏疏堪称言辞激厉了目的在为恢复皇帝勤政传统以多接触儒臣而远内侍。与这份奏疏几乎同时侍讲王鏊在侍经筵时也有针对地讲到了周文王不敢盘于游畋之事。这对于孝宗是颇有触动的他为此召来太监李广训诫道：“今日讲官所指盖为若辈好为之。”2并且罢去游宴。 三月里一次经筵日讲之后孝宗在文华殿又召见了内阁之臣徐溥、刘健、李东阳、谢迁四人。四人来到殿内时看到司礼监诸太监环跪于案侧案上放着厚厚一叠文书。孝宗招呼他们到榻前命太监取来题奏交给徐溥等又分置笔砚和纸条。徐溥等人看过后议定批文陈奏得允后录写于纸进上。孝宗再看并亲自批写有时改二三个字有时删去二三句随手而书。山西巡抚的题本涉及边事孝宗向诸臣问道：“欲提问一副总兵该提否？”“此事轻副总兵恐不必提止提都指挥以下三人可也。”徐溥等答道。“然。边情事重小官亦不可提耳。”孝宗考虑再三终于放弃了提问的念头。徐溥等人在礼部题本上拟批一个“是”字。“天下事亦大还看本内事情若止批一‘是’字恐有遗失。”孝宗边说边取本复阅看罢后说道：“是只须一字足矣。” 有时遇到涉及事情较多的题奏刘健有意取回细看：“此本事多臣等将下细看拟奏。”孝宗却主张就此处理：“文书尚多都要一看下去不也是闲就此商量岂不好？” 这次皇帝与辅臣一同处理题奏前后大半天时间将主要的处理过后弘治帝指着案上余本道：“此皆常行事不过‘该衙门知道’耳。”诸臣这才叩头告退。 李东阳后在《燕对录》中写道：“自天顺至今四十年先帝及今上之初尝召内阁不过一二语。是日经筵罢有此召因得以窥天质之明睿庙算之周详圣心之仁厚有不可测量者如此。”1这确是历朝罕见之举孝宗用矫枉过正之举重振勤政之风并得到了朝中正臣的称许。 1《明史》卷一八一《徐溥传》。 2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1陈洪谟：《治世余闻》上篇卷二。 不久后一个偶然的事件给弘治朝政的振作又提供了一个机会。弘治十一年（1498）小公主患水痘病死太皇太后将其归罪于李广信奉左道李广畏罪自杀孝宗身边减少了个佞臣。弘治中得到宠任的太监有李广和蒋琮二人后均事而败司礼太监萧敬历事英宗、宪宗诸朝用孝宗的话说：“萧敬朕所顾问然未尝假以权也。”1原因之一是萧敬谙习典故。 外廷诸臣中最主要的当属内阁、六部及都察院。弘治朝内阁初有万安、刘吉、尹直等人后万安罢尹直被劾致仕仅存刘吉虽身居辅实附名于徐溥、刘健诸正臣之后窃美名以自益而已。弘治帝即位之初丘濬以进《大学衍义补》获重用四年（1491）入内阁参预机务；八年（1495）谢迁、李东阳同时入内阁而是年丘濬卒。终弘治之世居内阁者仅此诸人。十一年（1498）徐溥以目疾乞归刘健代为辅与谢迁、李东阳三人同心辅政竭情尽虑知无不言。所奏请无不纳呼为“先生”而不名。 内阁的构成变化也是孝宗求治所致他以传统道德规范要求于己也必然以此术要求诸臣。刘吉虽有“刘棉花”之号以其耐弹闻名终于五年（1492）被讽今致仕也正在于此。 六部之臣的选用也必然遵循这一原则。王恕以正直入掌吏部于宅门写道：“宋人有言受任于朝者以馈及门为耻受任于外者以苞苴入都为羞。今动曰贽仪而不羞于人我宁不自耻哉！”2后又以彭韶为吏部左侍郎皆不避权贵之人一时请谒路绝。 刑部初用何乔新也是以刚正闻名的官员后虽遭刘吉等诬陷致仕而代之者则彭韶。史书称：“韶莅部三年昌言正色秉节无私与王恕及乔新称三大老而为贵戚、近习所疾。”3礼部尚书耿裕为人坦夷谅直谙习朝章。对时政之弊多有陈言后代王恕为吏部尚书反对中旨内降授官敢以疏争。为人公正不偏于爱憎自奉澹泊家业萧然以名德著称于时。六年（1493）改吏部后以倪岳代为礼部尚书晚年再代屠滽为吏部尚书严绝请托不徇名誉也是名声甚好的官吏。 马文升有文武才尤重气节厉廉隅直道而行。成化末官兵部尚书遭李孜省谮外调南京。这种清望极高的官吏正适合于弘治之治所需因此孝宗即位之初便将马文升调任左都御史但马文升所长在军政于是次年又有代余子俊掌兵部之任。十四年（15o1）吏部尚书倪岳死后马文升以高龄资深再掌吏部虽已八十老人遇事侃侃论列不少衰。马文升离兵部后刘大夏拜兵部尚书大夏忠厚长者曾言：“居官以正己为先。不独当戒利亦当远名。”又言：“人生盖棺论定一日未死即一日忧责未已。”1又有老臣闵珪、戴珊闵珪初任左都御史后改刑部尚书戴珊官左都御史掌都察院都是不畏权势老成持重之人且久居法司熟于刑律又廉介不苟合者。 又有儒臣丘濬成化末为礼部右侍郎掌国子监祭酒之事。孝宗即位他进所撰《大学衍义补》于宋真德秀《大学衍义》之外博采群书补治1《明史》卷三o四《萧敬传》。 2焦竑《玉堂丛语》卷五《廉价》。 3《明史》卷一八三《彭韶传》。 1《明史》卷一八二《刘大夏传》。 国平天下之条目内容得到皇帝赏识擢升礼部尚书并于弘治四年（1491）以文渊阁大学士入阁参预机务。他死于弘治八年（1495）在阁仅四年且与吏部尚书王恕不相得言官对其颇有微词但他为官廉介持正一生好学极负文名也是弘治朝重要官员之一。 《明史》中对诸人皆有精辟评语称：“徐溥以宽厚著丘濬以博综闻。观其指事陈言恳恳焉为忧盛危明之计可谓勤矣。刘健、谢迁正色直道蹇蹇匪躬。”包括李东阳在内皆为“明贤宰辅”。1“王恕砥砺风节马文升练达政体刘大夏笃棐自将皆具经国之远猷蕴畜君之正志。绸缪庶务数进谠言迹其居心行己磊落光明刚方鲠亮有古大臣节概。”2又称：“孝宗之为明贤君有以哉。恭俭自饬而明于任人。刘、谢诸贤居政府而王恕、何乔新、彭韶等为七卿长相与维持而匡弼之。朝多君子殆比隆开元、庆历盛时矣。”31《明史》卷一八一《赞曰》。 2同上卷一八二《赞曰》。 3同上卷一八三《赞曰》。 第三节弘治中兴后世史家在论及有明一代政事时认为：“明有天下传世十六太祖、成祖而外可称者仁宗、宣宗、孝宗而已。仁、宣之际国势初张纲纪修立淳朴未漓。至成化以来号为太平无事而晏安则易耽怠玩富盛则渐启骄奢。孝宗独能恭俭有制勤政爱民兢兢于保泰持盈之道用使朝序清宁民物康阜。《易》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知此道者其惟孝宗乎。”4洪、永开国姑可不论；仁、宣之治国力强盛至正统以后外有瓦剌之扰内有农民起义之忧交困之势堪为疲敝。至成化朝后宫干政宦官当道朝臣多小人似颓势已定而孝宗登极之后挽定局面清宁朝序一时间内外无忧难怪后世史家称之为“中兴令主”以弘治朝为“中兴之世”。 事实上宪宗留给儿子孝宗的不仅是一个紊乱的朝政而且是一个千疮百孔的国家。 成化年间声势浩大的荆、襄流民起义和大藤峡地区瑶族和壮族人民的起义给当时日趋激化的社会矛盾添了一把。直到成化中叶以后这些起义才逐渐被镇压下去。这里还多亏一批有识之士例如祭酒周洪谟的《流民说》兵马司吏目文会的上疏都是建议朝廷以抚代剿而都御史原杰更是竭力于抚定流民以致劳累而死。内乱同时且有外忧。自成化初年起蒙古鞑靼部领孛来与小王子、毛里孩等先后进入河套地区并以此为基础不断骚扰延绥、大同等地。明廷派兵征伐鞑靼各部则去而复来迄无宁岁。 对于这些情况孝宗在宫中为太子时应该是已经有所了解的。他即位之初力改成化弊政其目的还在于解决这些危及统治的社会矛盾问题。不过起初他的精力主要放在了朝廷要员的人事安排上待到这些问题基本解决之后他便开始注重于对内忧外患的治理。 弘治元年（1488）马文升初任都御史时曾陈时政十五事：“选廉能以任风宪禁摭拾以戒贪官择人才以典刑狱申命令以修庶务逐术士以防煽惑责成效以革奸弊择守令以固邦本严考课以示劝惩禁公罚以励士风广储积以足国用恤土人以防后患清僧道以杜游食就怀柔以安四裔节费用以苏民困足兵食以御外侮。”1这其实都是些人所共知的治国道理关键在于统治者能否去施行。于是又回到了一个人事问题上。倘若还是那批权奸佞臣当道再简单的道理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他们的心思无非在怎样巩固自己的地位和势力至于国家、朝廷、百姓则无心顾及了。可喜的是孝宗一上台便有用贤去佞之举这些显而易见的治国道理也便成为君臣共遵的原则。 这一年五月史书记述说：“嘉兴盗起”。但是这所谓的“盗”其实却是官。百户陈辅恃权横行平日以盗贩私盐为利事被革官遂招集亡命无赖自造兵器四出剽掠郡县官吏置之不问。直闹到陈辅等人攻陷府城占据府库开狱放囚抢得军器在城中大掠一番又逃入太湖。知府徐霖逾墙而逃。这件事对朝廷触动颇大。 4《明史》卷十五《孝宗纪赞》。 这是一起权势豪强与官府同流造成的典型案例。淮、浙盐政自成化年间为势豪所垄断地方官府不敢得罪每事姑息终至酿成动乱。案件生后朝廷命彭韶清理浙江盐政李嗣清理两淮盐政。彭、李均朝中正臣严责地方变更盐法商人、灶户稍解抑配赔折之困势豪之家始不得肆意与民争利。孝宗整顿吏治的作用得到了充分体现。 几个月后四川生大饥荒当地少数民族领与成化间啸聚山林的野王刚等乘机起事。朝廷截调湖广漕运米二十万石赈济四川但不想湖广当年亦歉收无粮转漕之事竟未能成。这时的新任四川巡抚为都御史谢士元急檄设置流民收容济食之所给符遣归。途经郡县验符给粮孝宗又帑金二万两给饥民耕种之具。随着饥民复业谢士元以行边为名前往土番族地区谕散其众。野王刚势孤转入陕西、湖广交界一带为郧阳巡抚戴珊与谢士元合兵镇压。这又是一起处理及时的事件。上赖于孝宗支持下赖于谢士元、戴珊等人之尽力四川大饥不乱旧乱且平又是弘治新政的作用。不过当时最见效果的措施还当属对黄河的治理。自洪武建国以来对黄河曾有两次大规模治理一在永乐间一在景泰间。成化中河患又厉屡决于开封河南颇受其害。 弘治二年（1489）五月黄河于开封及荆隆口决堤由北道入山东张秋汇于运河淹及山西郡县。因为开封城受灾尤甚有人建议迁徙开封城以避水患只是河南布政使徐恪坚决反对才得以不迁。于是朝廷以户部侍郎白昂会同山东、河南及北直隶三地巡抚相机修治河道。白昂荐举郎中娄性协治调动民夫二十五万筑长堤修减水闸疏月河（泄水之河）塞决口引黄河流入汴水再入睢水、泗水入淮河以达黄海。同时修筑山东鱼台、德州及吴桥古堤又开凿东平以北小河十二道由大清河与黄河故道入海河口各建有石堰可以启闭为日后黄河复北道有所准备。 但是这水患稍宁不过三四年到弘治六年（1493）黄河又于张秋决堤由汶水入海漕运中绝。 明代漕运自永乐浚通后一直为南粮北运的倚靠黄河水患往往危及运河也就阻断了明朝南北运输的生命线。当时总理可道的官员为工部侍郎陈政他调集民夫十五万修治事未见效而病卒这使孝宗深感忧虑。他自即位之初便着力于吏治朝中多选用正人但是治水之役却不比政务如白昂性谦厚有平恕老成之誉治黄经年工程浩繁却未见大成效以致黄患复生。陈政受任于河道以本职经理治河刚刚渐次修举却中年而卒再选这样一位适任的官员一时却无恰当人选。朝廷只好下诏命百官荐选才臣治水。吏部尚书王恕等人便推荐了浙江左布政使刘大夏。这位年近花甲的老臣被擢升右副都御史前往治理黄河。 刘大夏字时雍华容人天顺八年（1464）进士。初选庶吉士馆试后本应留翰林院授官他却自请试吏被授以兵部职方司主事后升郎中。从刘大夏入仕的选择便不难看出他不求于清虚之名比较注重于务实这在任官兵部后得到充分施展的机会史书中称他：“明习兵事曹中宿弊尽革。”“尚书倚之若左右手”1。但是他为官正直不避权贵于成化朝未得倚重。弘治初以正人当朝累迁浙江左布政使名声渐著此次选以治河之任亦非偶然。这也恰恰给予了他一次表现才能的机会。他虽然不通于河1《明史》卷一八二《刘大夏传》。 工水利却具有极强的办事能力有些史家称之为：“他作为一个文人和通才是一个经得起检验的执行巨大任务的行政官员。”2刘大夏是天顺六年春天奉敕前往治河任上的。入夏后运河上漕舟鳞集至张秋无法北上粮道中阻。刘大夏听取水利专家建议先于决口处西岸开挖一条月河以通漕运在保证通漕情况下经两年时间完成张秋决口的堵塞工程又疏浚数处河道以分水势于昨城（治今河南汲县东南）经东明、长垣到徐州筑长堤三百六十里基本上抑制了黄河水患此后漕河上下无大患者二十余年。不过经这次治理后黄河自开封往东不再向东北入山东流入渤海而是向东南经徐州由洪泽湖北汇入淮河夺淮河河道入黄海。张秋决口堵塞后更名为安平镇孝宗特地派遣行人送羊酒犒劳刘大夏及河工人员而刘大夏从此成为朝廷倚重之臣。 河工大约完成于弘治八年（1495）河工的完成对于孝宗来说似乎显得格外重要。这一年二月孝宗亲命敕建黄河神祠赐额“昭应”。到四月间苏、松各府治水工程亦告竣。这也是一项役夫二十余万的大工程共修浚河泾、港渎、湖塘、斗门、堤岸一百三十五所基本上解决了这片富庶产粮区的水利问题。 这是弘治求治的一项最重要的内容黄河、运河与苏、松水利的治理关系到防止沿河郡县灾害、南粮北调的运输和财赋重地的生产这实际构成了当时国家经济的主体。 明代历朝国家赋税收入洪武、永乐、宣德三朝为高峰。正统中由于将江南重赋官田改依民田起科赋税收入锐减至二千六百余万石。从此以后景泰、天顺、成化始终徘徊于二千五百万至二千六百万石之间而弘治朝却增至二千七百万石成为明中叶赋入高峰。其实这不仅是赋税的增加人口也一直在比较稳定地增长从弘治元年（1488）至弘治八年（1495）人户由911363o户增至1o1oo279户至十四年（15o1）更增至1o4o8831户十七年（15o4）达1o5o8935户口数则由元年的5o2o7934口增至十七年的6o1o5835口。 但是当我们从《明孝宗实录》中看到这明显的阶梯状的增长数字时我们不由产生一点疑问：像弘治朝这样一个灾害颇多的时期在生产与人口增殖上却表现得如此稳定繁荣甚至包括黄河水患及数年的治理居然并未对社会经济的展产生不良影响这不能不令人感到疑惑。 事实上造成这种“弘治现象”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社会的稳定。弘治年间除河套、哈密等地区与少数民族有小规模军事冲突外全国主要地区均无大的动乱。二是大规模的水利工程起到了以工代赈的作用。从弘治二年（1489）至弘治八年（1495）以治黄为主兼及苏、松水利先后用民工近六十万人历时六七年。调动力量固然很大在一定程度上也解决了灾区人户的失业与救济。 弘治八年水利工程告竣后弘治九年的赋税米麦合计增至二千八百八十四万余石较前增加一百余万石。这个数字已经接近明初洪武朝的平均岁入。孝宗大概也颇满足于这些成绩了其后却也导致了人们没有完全考虑到的两个结果：一是使刘大夏成为弘治朝最受倚重的要臣；一是孝宗本人一度以为可做太平天子而放松政务。从弘治八年以后孝宗便不大临朝也不再2《剑桥中国明代史》第六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第39o页。 经常接见内阁六部大臣。这很引起朝臣们的慌张。这时候皇帝开始宠信身边的太监李广。李广引诱弘治帝的办法是采用道教的养身符箓。在得到宠任后他也开始仿效成化年间的做法矫旨授传奉官向地方索贿把持盐货之利。官员们多次上疏论劾孝宗始终不问。但是值得庆幸的是这情况持续仅三年左右。孝宗毕竟是个颇重名声的皇帝在经筵讲官与朝臣们的劝谏之下已有重振政事之心因此有弘治十年（1497）丁巳文华殿阁臣之召。而此时又恰值李广于万岁山建毓秀亭亭成后幼公主病殇随后是清宁宫火灾占卜结果竟是李广建亭触犯岁忌太后为此恚怒万分：“今日李广明日李广果然祸及矣。”1李广畏罪自杀。 这实际上为孝宗的重振创造了机会在去掉李广这样的佞臣后不曾牵扯于弘治前期政争、并于治水有功的刘大夏于是成为皇帝身边最受倚重之臣。 弘治十五年（15o2）刘大夏被拜为兵部尚书代替了原任兵部尚书马文升。从此以后孝宗几乎事事都不能离开刘大夏了。这过度的宠任颇遭物议有些大臣不平于刘大夏独蒙眷顾私下里讲些“偏听生奸独任成乱”之类的话1也传到皇帝耳中但他只是对刘大夏更为回护。 其实刘大夏是个非常正直而传统化的官员他的得以重用固然出于本人极强的办事能力同时也得之于朝臣们的交荐当时他是颇具清望的。也正因为如此刘大夏对弘治后期之治起到了主要作用。 刘大夏是弘治十四年（15o1）底前奉旨入京的他在两广总督任上时便多次告退孝宗都没有答允催促他尽快入见。孝宗弄不明白刘大夏究竟为何不肯受职见面后第一句话便问：“朕召卿卿数引疾何也？”刘大夏叩拜答道：“臣老且病。窃见天下民穷财尽脱有不虞责在兵部。度力不办故辞耳。”2弘治帝为之默然。这其实是一种委婉的批评但孝宗却一时难于想通。几天后他又召见刘大夏重提起那番初见之谈。“征敛俱有当何至今而独言民穷财尽也？”孝宗无论如何不能理解十几年来君臣努力结果却是民穷财尽。“止谓其不尽有常耳他固未暇论。”刘大夏解释道“即臣在广西取铎木广东市香药费固以万计。”作为地方大吏刘大夏随口便可举出征敛不当的例子其余的话也就不必再多说了。“若向者言之固已停止矣。其他征敛可一一议革也。”孝宗只能推诿于臣不上言君不悉知但他也决心停止这些征敛。1几天后围绕着民穷这一问题孝宗与刘大夏又进行了第三次讨论。这一次谈话是从兵部事务开始的。 “诸卫所卒强勇可用否？”孝宗问。“向者臣固言民穷而卒殆甚焉何以作其锐！”刘大夏重提民穷而这次更说到兵穷了。“在卫有粮戍征有行粮何乃穷也？”孝宗对此更加不理解。“江南困转漕江北困京操。他困又不止此。”刘大夏道出了流行的民谣“且所谓月粮、行粮者半其帅共之能无穷耶？”官吏的贪剥在地方在军中都是一样的。 尽管许多官员都有直言上谏但是像刘大夏这样具体细致地道出种种弊1《明史》卷三o四《李广传》。 1陈洪谟：《治世余闻》上篇卷三。 2夏燮：《明通鉴》卷三九孝宗弘治十四年冬十月。 1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端恐不多见。孝宗不由叹息道：“朕在位久不能知何称为人主！”2这次谈话之后在朝中掀起了一个揭露弊端、斟酌而行的运动其结果涉及的不仅有反贪倡廉而且提出裁革传奉官、控制捐纳等等主张这不由又使人想到了当年的弘治初政。 孝宗的振作实在与刘大夏有很大关系他把与刘大夏的谈话作为了一种乐趣经常有私下的召见。而刘大夏的直言应对又往往甚中皇帝的心思。当时人称：“上优礼大臣无大故未尝斥辱。如尚书刘大夏、都御史戴珊辈往往召至幄中从容讲论天颜和悦真如家人父子。内阁诸臣皆称为先生。李西涯有诗云：‘近臣尝造膝阁老不呼名。’盖实录也。”1刘大夏、戴珊以及内阁诸臣均为正人孝宗身边多正人佞幸小人便难以得逞。这也使弘治后期政治显得十分谨严有度。 这一年冬天孝宗采纳刘大夏建议将保定班军万人回原卫团操引起以私役班军为利的内臣不满于是有人制造流言蜚语贴于宫门诬陷刘大夏。孝宗对此中因由是非常清楚的。他召来刘大夏告诉他：“宫门岂外人可到？必内臣忿不得私役军为此耳。”随后又问：“兵饷何以常乏？”刘大夏正想趁此机会削去镇守太监于是回答说：“臣无暇及他镇即臣在广而广之会城抚、按、总兵三司不能敌一中贵人饷何以不乏？”孝宗当然明白刘大夏的心思：“然。第祖宗来设置此辈已久安能遂削之。今必令廉如邓原、麦秀者而后补不然姑阙焉可也。”自从李广畏罪自杀查出文武大臣行贿册籍中有“黄米”、“白米”之记实乃黄金、白银孝宗便知内臣贪弊之甚。而刘大夏提及镇守太监一事也使他想到宫中弊端于是又向刘大夏说道：“诸司言弊政详矣而不及御马监、光禄寺者何？夫弊莫甚于二曹。”“上悉之幸甚。在独断而力行之耳！”刘大夏遂将光禄日办之烦费损民财生弊端复亏上帝好生之德悉陈于前。此后孝宗命兵部侍郎同给事中、御史清理裁革岁省光禄寺金钱八十余万。2但是内臣们从此对刘大夏心怀忌恨这便为他到正德中遭受迫害埋下了伏笔。 孝宗是一位急于求治的皇帝他认为自己的付出应该得到回报尤其是他身体状况不大好的时候这种心情就表现得更加突出。 对于宦官的限制执之最厉者并不止刘大夏。谢迁亦曾言内府宦官索贿之事孝宗令撰旨禁约时谢迁道：“虚言设禁无益也。须令曹司搜剔弊端明白开奏而后严立条禁有犯必诛庶民困可苏。”1由此诸内府宿弊多有革除。故嫉之者少。刘大夏虽非阁臣孝宗对他的倚靠则不仅限于兵部至有密帖之谕。 大约弘治十六、十七年前后孝宗一次单独召见刘大夏时曾提出：“事有不可每欲召卿商量又以非卿部内事而止。今后当罢行者卿可写揭帖密封进来。”刘大夏却认为此举不妥。“不敢。”刘大夏叩道。“何？”孝宗颇为不解。“先朝李孜省可为鉴戒。”“卿与我论国事岂孜省营私害物者比！”“臣下以揭帖显行是示前代斜封墨敕之弊。”刘大夏认为这种形式本身便有弊“陛下宜远法帝王近法祖宗。事有可否外付之府部2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1陈洪谟：《治世余闻》上篇卷三。 2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1焦竑：《玉堂丛语》卷四《献替》。 内咨之内阁可也。如有揭帖日久上下俱有弊。且非后世法臣不敢效顺”2。刘大夏无疑是正确的孝宗不得不为之叹服。 但是孝宗希望的是实现治世依靠正派官吏革除弊政按说应该可以有所成效事实上却与希望相去甚远他在晚年曾直接向刘大夏和戴珊这两位最为信重的大臣问及此事：“闻今军民多不得所安得天下太平如古昔帝王之时？”急切之情溢于言表。“求治亦难太急。”刘大夏劝道：“但每事与内阁近臣讲义必求其当而行之久自太平。”3这是很笼统的回答因为在那种情况下谁都无法知道怎样去实现那理想的太平盛世或许那永远就是人们不懈追求的画饼而已。 孝宗也始终相信着刘大夏的这种回答。他同时深信像刘大夏这样廉正无私的官员是帮助他实现治世的关键。 弘治十八年（15o5）年初孝宗召见刘大夏和戴珊面议政事后让人拿来两锭银子说道：“述职者集矣大臣皆杜门。”大臣杜门是为了防止朝觐述职官员行贿但对刘、戴二臣孝宗是了解的他动情说道：“若二卿虽开门延客谁复以贿赂通也。”一面将银锭分送二人：“小佐尔廉。”并且嘱咐他们：“无廷谢恐他人或觖望。”1这时的刘大夏仍然没有摆脱孤立的廉正他的清望愈高人们愈感到难相匹比也就会愈加挑剔。孝宗则愈加给予保护。 而此时刘大夏与戴珊毕竟都是年近古稀的老人戴珊因老病而求去官归乡孝宗没有准许他于是求刘大夏帮助请求。“卿珊何亟求去？”孝宗仍然没有准许之意。戴珊不敢回答。“珊实病。”刘大夏受朋友之托只得代为申解。 孝宗看着眼前两位老臣心情颇不平静。“主人留客坚客且为强留独不能为朕留耶？且天下尚未平何忍舍朕！”说着他不禁泪珠滚落。刘大夏与戴珊伏地而泣再也无话可说。两人在出宫路上默然良久最终是戴珊开口道：“死此官矣。”2这已经是孝宗朝最后的四五个月。这位多病的皇帝与衰老的大臣依然在蹒跚中挣扎着。 2郑晓：《今言》第13o页。 3焦竑：《玉堂丛语》卷三《召对》。 1焦竑：《玉堂丛语》卷三《召对》。 2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第四节兴革与法祖弘治十八年（15o5）五月初七（辛卯）三十六岁的孝宗与世长辞。他在弥留之际给太子的最后嘱咐是“法祖用贤”。 后人给予孝宗颇高的评价许多史家将弘治朝看作是“中兴之世”英年早逝的孝宗本人则是“中兴令主”。这些称誉使人感到信服的最突出一点也正是以孝宗与周围臣僚组成的群体一个明君贤臣的群体。这便是孝宗遗嘱中所说的用贤。有这样的明君又有如此众多的贤臣孝宗理想的治世本来应当是可求实现的但是他为什么最终仍是遗憾而去呢？所谓的“中兴”其实质又究竟如何呢？这还须从当时的历史背景谈起。 明朝经洪、永、熙、宣四朝盛世之后到正统渐入中衰。北方对蒙古族各部逐渐失去控制到“土木之变”后更由相持转而采取退守；朝廷内则出现宦官专权朝政废怠吏治日趋败坏；各种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土地兼并造成农民失业流亡起义时有生社会机体的各个环节都开始出现问题。在这江河日下的变化中明朝的社会也在生着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与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有些甚至被人称作积弊然而事实却并不那么简单。大约天顺间一个名叫叶盛的官员被留宿在翰林检讨钱原溥家中。次日清晨一个名叫张士谦的官员应约前来随后又来了一位相士。相士对张士谦端详良久道：“此大人平生不得弟兄气力”。张士谦大笑道：“吾永乐中为进士、庶吉士、中书舍人时年向壮有志文翰昼夜为人作诗写字然未尝得人一叶茶非如今人求乞一诗则可得一贽见帨帕。向非吾弟贸易以资我我何以至今日耶！”叶盛将此记下并评说道：“三五年前翰林名人送行文一润笔银二三钱可求事变后文价顿高非五钱一两不敢请迄今犹然此莫可晓也。”1事变即指“土木之变”。由此而观之到景泰、天顺间风气颇有所变。永、宣之世文翰无杯茶之谢清要之职的官员若无经商之兄弟资助便难存活这种情况在天顺后则十分罕见了。宣德中还有人上书请增文官俸禄以免其贫饥窘迫之状这情况到天顺后亦不再得见。 从明朝全国情形来看自从宣德中屡次减苏松等地重赋正统中又命改部分官田依民田起科国家赋税虽然锐减民间却得少苏社会生活也从此变得丰富起来。 到成化年间国势虽不见稍有好转官民对于奢富的追求则日见迫切官员固然以多种手段以补俸禄之入民间弃本逐末以经商致富者也是与日俱增富裕起来的官民送银钱于寺观祈报行礼。时人亦慨叹之为“时变”。那时代确然生了不小的变化。成化中太监张敏卒其侄太常寺丞张苗倾尽赀财上献想要求官侍郎。成化帝道：“苗本由承差若侍郎六部执政不可。可援南京三品。”2竟得南京通政使。太常寺丞为太常寺次职六品。张苗得此官已是凭借张敏荫袭但他居然能够倾赀打通关节骤升三品这已绝非吏制之正途。一时间士大夫与杂流混于朝廷内外风气大变。明朝人记述当时情形时说道：1叶盛：《水东日记》卷一《翰林文字润笔》。 2郑晓：《今言》第135页。 是时四方白丁、钱虏、商贩、技艺、革职之流以及士夫子弟率夤缘近侍内臣进献珍玩辄得赐太常少卿、通政、寺丞、郎署、中书、司务、序班不复由吏部谓之传奉官。阁老之子若孙甫髫龀已授中书冠带牙牌支俸给隶但不署事。1这当然是一种混乱。但是若从另一角度来看其所乱的还是旧有的封建秩序而且士大夫子弟与各种杂流共处于官场人们渐渐要对此习以为常了。这也是权势与金钱的一种结合这时的官员不再需要兄弟经商的资助而经商的兄弟也想出赀过一过官瘾了。 这些变化先端于宪宗时以中旨授传奉官实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随后又开设皇庄。有的官员批评他：“天子以四海为家何必与民争利？”2上行下效自宪宗时笼田产以自私戚畹、中贵及豪强之家纷纷占据闲旷之地日久闲旷之地既尽便渐而占及民生田地。在宫中宠信万贵妃任用宦官汪直、梁芳等先后宠幸至于东厂外又设西厂士大夫、官吏、军民尽在其侦刺之列。但是与历朝情况所不同之处在于这种极端的特务机构并非出于宪宗本人统治的需要而主要出于宦官们的弄权东、西厂的所为宪宗往往并不知晓。 说来宪宗倒是个处世比较宽厚的皇帝。汪直虽然专横小中官阿丑却能谲谏其间。他于皇帝前扮演醉酒之人胡言谩骂。旁边有人言：“驾至。”他却依然如故。又言：“汪太监至。”则慌忙走避边道：“今人但知汪太监也。”有时他也扮作汪直的样子手执两柄大钺在宪宗面前舞动。旁边人问：“如何？”则称：“吾将兵仗此两钺耳。”问何钺？答道：“王越、陈钺也。”1王越、陈钺是汪直依靠的两名大臣因附汪直而颇遭时论所讥。其实王越在当时确属少有的军事人才不拘小节性格豪纵用财若流水。据说他曾赴秦王筵有美妓数人乐奏侍宴王越竟将其乐妓乞归。一夕大雪他围炉饮酒诸妓拥琵琶侍一小校侦察回陈敌情。话未说完王越大喜亲自以金卮酌酒送上命妓弹琵琶侑酒即以金卮相赐。待到小校陈述敌情毕王越更喜指妓中绝丽者对小校道：“若得此何如？”小校惶恐谢过。王越却大笑并以此女相赐。2这虽然出于王越的性格与作风却也是当时官吏生活之写照追求奢靡已为时尚。《明史》中说：“越在时人多咎其贪功。及死而将馁卒惰冒功糜饷滋甚边臣竟未有如越者。”3传统道德观念这时似乎不再能像过去那样有力量了像万安这样道貌岸然的内阁辅居然不断向皇帝进献房中术并以此固宠这也堪称亘古未见的奇闻。 陕西巡抚郑时劾论太监梁芳被贬黜陕民哭送消息传到宪宗耳中他颇感后悔特斥传奉官十人系狱六人下诏命以后传旨授官必复奏。成化后期内帑累朝所存七窖金银俱尽宪宗对梁芳与韦兴说道：“糜费帑藏实由汝二人。”韦兴不敢回话梁芳辩解道：“建显灵宫及诸祠庙为陛下祈万年福耳。”宪宗听罢很不高兴只说道：“吾不汝暇后之人将与汝计1郑晓：《今言》第135页。 2夏燮：《明通鉴》卷二九英宗天顺八年冬十月。 1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七《汪直用事》。 2《明史》卷一七一《王越传》。 3《明史》卷一七一《王越传》。 矣。”4后之人便是当时为太子的孝宗。果然孝宗即位后便开始着力于改变这种混乱。 其实在孝宗面前有两条路可走。一是依然照成化的旧政展下去。这在当时也并非不可因为成化之政虽多弊端而国无大乱史称其时为太平惟其不扰民生之故。二是改变成化旧政革除弊端。当时的种种历史机缘使孝宗采取了后一条路。 对于孝宗的做法史书中是多予肯定的或称之为“锐意兴革”或称之为“法祖用贤”。这两句话很能概括弘治之政的特点因此所谓弘治中兴其实质也正在于此。孝宗和他身边一批贤臣的动机自然是兴利除弊但是他们所认为的弊端不仅包括秽浊的朝政实际也涉及到了当时的社会风气。如前所述孝宗本人与身边的大臣都是一批遵循传统道德规范的人他们想要改变弊政的办法便是法祖也就是去追寻祖制。但是时代已经生了变化一味去追寻祖制必然是强令这些变化回归到旧有的轨道上去。 孝宗的用贤是颇著于史册的诚然弘治朝多正人仔细看看这支贤臣队伍时就不难现这是一支何等老化的队伍。 第一位被启用的大臣是吏部尚书王恕。他被启用时已经七十二岁。兵部尚书马文升当时六十二岁。礼部尚书丘濬七十岁弘治四年（1491）他入阁时已七十四岁。弘治十五年（15o2）刘大夏任兵部尚书时六十七岁左都御史戴珊小大夏一岁。内阁的几名成员相对要年轻一些成化朝保留下来的内阁辅刘吉六十一岁徐溥六十岁刘健五十五岁李东阳于弘治八年（1495）入阁时四十九岁。就当时任官年龄来看他们都属于老臣之列了。这便是当时用贤的原则。 孝宗曾经对刘大夏与戴珊说过：“尔等与各科道官劝朕图治的说话虽都准行去了然使天下府州县亲民官非人未必不为文具百姓安得被其恩泽？欲令吏部择其贤否黜陟然天下官多难得停留。细思之莫若自今与尔等访察各处巡、按二司官先当以此辈黜陟停当。尔珊更慎择各处巡按御史然后责他们去拣择府州县卫所。官得其人人受其福。庶几行去的说话不为文具也。”1这意见无疑是对的慎选巡按御史才能保证朝廷政令行之于基层。那么到底选什么样的人出任巡按御史呢？对此弘治帝与刘大夏、戴珊另有一段谈话。 “尔等各衙门凡事都奏行巡按御史勘报岂以此官公道可托耶？”孝宗问。“无他以巡按御史一年一换无久交不掣肘故事多责成之。”刘大夏回答。“责之固是但权之所在惟有识量者能不移其心。不然则恃权好承奉任喜怒将或以是为非以贤为不肖使民不被其泽。”孝宗更强调巡按的人选“尔珊今后遇差巡按御史务拣老成有识量者毋用轻躁新进之人。仍以此意行与各巡按御史知道。”2选老成有识量者目的在于求得办事的稳妥。这与明初设置巡按御史的初意略有不同刘大夏所称“无久交不掣肘”乃是初设之用意。但御史多年轻进士敢言敢为则有轻躁之嫌。用老成之人与朝中倚用老臣其意是一致的。 4《明史》卷三o四《梁芳传》。 1陈洪谟：《治世余闻》上篇卷四。 2《治世余闻》卷三。 然而自成化以来社会已隐然欲变孝宗的兴利革弊已必然涉及这些变化任用老臣及老成有识量之臣则更将对这些变化起到遏制作用。法祖与用贤在这里巧妙地统一了起来。 既然要法祖就必须追寻已近荡然的祖制于是在孝宗与诸老臣们的努力之下掀起了一个整理和总结开国以来典章制度的。 明代的官书修纂除去历朝实录外所修内容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一是国初以修纂史鉴书为主；二是前期以修纂一统志为主；三是中叶以修纂典章制度书籍为主；四是后期以修纂改订制度书籍为主。 从这四种不同类型修纂情况不难看出明初的修纂是以训戒为目的；前期的修纂则以成就为目的；中叶也即弘治时期则主要是为总结与追寻旧制以整顿为目的；后期已无法控制社会改变加之嘉靖、万历亦有变更祖制之意其所纂多变更目的亦在变化。由此可知弘治朝是在集前朝之大成了。 弘治朝官修书籍主要有《问刑条例》和《大明会典》此外并有在日本现的《皇明条法事类纂》等。 孝宗在《御制明会典序》中写道：我圣祖宗百有余年之典制斟酌古今足法万世者会粹无遗矣。特命工锓梓以颁示中外俾自是而世守之不迁于异说不急于近利。由朝廷以及天下诸凡举措无巨细精粗咸当平理而得其宜积之既深持之既久则我国家博厚高明之业雍熙泰和之治可以并唐虞轶三代而垂之无穷必将有赖于是焉。1《大明会典》开局于弘治十年（1497）三月成书于弘治十五年十二月。此前曾有《问刑条例》成于弘治十三年而《皇明条法事类纂》中所记止于弘治九年。 《大明会典》本于洪武中所修《诸司职掌》其意还在追寻旧典会辑于一以便遵循。尽管时代已过百年尽管一切都有所变化过去的典章已不适用于此时但是没有人能够去批评这种做法因为这是出于明君和贤臣。传统道德观念在这里再次产生了作用正人所为必正。 例外的情形不是没有的。 弘治五年（1492）十月户部尚书叶淇上奏：“请召商纳银运司类解太仓分给各边。每引输银三四钱有差视国初中米直加倍而商无守支之苦。”1叶淇的这份奏疏造成了有明一代盐法的变化故史称之为“叶淇变法”。这是顺应当时形势之举。明初的盐法规定商人行盐须运粟于边塞卫所领取盐引再赴各盐场守支食盐分别行销。这是明朝廷解决边地供给的补充措施。但至成化中富人以权相勾结把持盐场存积盐造成盐法破坏盐利多为权贵、太监等侵占形成势力庞大的官商集团一般商人无力相抗。权贵肆占存积盐使常股盐日减一般商人运粮换取盐引后支不到盐只能长期守支陷入困境。于是一些盐商向任户部尚书的叶淇进言“商人赴边纳粮价少而有远涉之虞在运司纳银价多而得易办之利。”2随着1《明史》卷八o《食货四》。 2夏燮：《明通鉴》卷三七孝宗弘治五年十月。 商品经济的展改纳银粮换引为纳银是大势所趋。依靠商人运粮来解决边储只是权宜之计何况其数量本来就十分有限无法解决边储之需。改纳银中盐代表了大多数盐商的要求也使他们在行盐过程中减少了权势官商限制的环节其中虽有弊端却是时势所迫亦不失为救弊之策。 但是这种因时顺势的变化却招来一些莫名其妙的非议。居然有人批评说这是因为叶淇系淮安（今属江苏）人盐商皆其亲旧为保护盐商利益而为。 这实在是无稽之谈。明朝盐商非仅淮商况且当时行盐主要靠盐商但由于权势把持则盐法不行地方私盐泛滥国家无利。即使保护盐商利益实际上也便是维持正常行盐保护一般商人利益总比听任权势官商肆意营私要强。幸得叶淇其人颇有情操之名史称：“淇居户部六年直亮有执能为国家惜财用。”1以其如此尚有毁誉之辞足见当时变革之艰难。似乎只有一切恢复祖制才是好的殊不知时势已然变化。 后世的史家有人便看出这中间的问题说道：“叶淇召商纳银之议论者多咎其更开中法以致边储日匮。而不知明代边储之匮自在屯政不修而不尽关于盐法。其盐法之坏又在势家乞中而不关淇之变法也。盖产盐有盈有绌边地不能悬知则但知召商开中而初不为支盐计。故守支之弊在永乐时已所不免。逮宪宗之世势家争先奏乞所赐盐引动以万计且计其越场支盐不限年次。于是商人益困守支而盐亦壅阏不行。夫商人挽输数千里外守支至数十年之久而不得盐及既得盐复为奏乞盐所壅阏而不获售然则商人之病开中亦极矣虽日下令招之其谁应哉！淇中报中之急乃为更制以利商商利则报中多报中多则国课裕是亦救弊之策也。”1这是当人们经历了明清后期商品经济冲击以后的认识。但叶淇在当时他却不得不乞休归乡。 历史就是这样当人们看到时弊流行时他们往往会回想起过去的美好时光却不大肯去冒风险在未来中探寻除弊的方法。改革家实在太少了。当正人君子们围绕在弘治帝周围时像叶淇这样敢于变革的君子实在是寥如晨星。 这便是弘治中兴的基点。这也不能不使人感到那中兴之世却带有着浓厚的保守色彩。 正因为如此弘治中兴也就必然有明显的局限性和阶段性一旦孝宗本人及周围大臣出现变化这中兴也便结束了。 孝宗死后武宗以年少即位信用宦官刘瑾弘治旧臣受到排斥内阁仅李东阳未去职。李东阳是一个双重性格的人物一方面他追求旧有传统凡是刘瑾改变的旧制他尽量弥缝其间多所补救；法司欲以新例处理案事他以“如是则百年之案皆可追论”2为由从中阻止。另一方面由于他年龄相对较轻较其他老臣能够顺应时代变化他罢政居家时请他撰写诗文书篆者填塞户限他也便以此收取润笔颇资家用。据说一次夫人给他备好纸墨他却略有倦色。夫人笑道：“今日设客可使案无鱼菜耶？”于是东阳乃欣然命笔。这很有些桑悦、唐寅之类才子的味道他已经很自然地适应了1《明史》卷一八五《叶淇传》。 1夏燮：《明通鉴》卷三七孝宗弘治五年十月论曰。 2《明史》卷一八一《李东阳传》。 这种文化商品化的潮流。 这已是正德中弘治中兴的影子已荡然无存一切都开始走上了混乱无序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开始了。 第十七章丘浚李东阳第一节丘浚名重于公卿之间丘濬（1418—1495）字仲深号琼台广东琼山（今属海南）人。父早卒母李氏教之读书。浚聪颖早慧过目成诵年十九为诸生。正统九年举广东乡试第一。十二年赴京参加会试不第。入太学而卒业祭酒萧镃器重丘浚以为必致大用。景泰五年举进士。廷试当为一甲及第以策中颇触时讳遂以貌寝为由改二甲第一选为庶吉士。濬在馆中益读未见之书声名日闻。庶吉士散馆授翰林编修。濬既官翰林潜心研读坟典见闻益广并究心于本朝典章制度以经国济世为己任。时两广瑶僮为乱天顺以来总兵颜彪、都御史叶盛讨之不能平。成化元年都督同知赵辅右佥都御史韩雍往代彪、盛。丘浚奏记于大学士李贤言瑶僮之乱在广东宜行驱逐在广西宜行围困。当屯兵于瑶僮的巢穴大藤峡蹂践瑶僮所种禾稼使之无收再切断其他粮食来源困其一二年则可剿灭之。李贤善其言将丘浚谋划之策献诸朝。宪宗诏录其策以示诸将人咸是之。韩雍采纳其直攻腹心大藤峡的建议拟定了战决的战术获得胜利。自是丘濬之名遂重于公卿之间。濬任编修九年秩满升侍讲。与修《英宗实录》充纂修官。丘濬秉史笔为于谦澄清不实之词“或谓少保于谦之死当著其不轨。公曰：‘乙巳之变微于公天下不知何如！武臣挟私怨诬其不轨是岂可信哉？’众以为然功过皆从实书之”1。又为前工部尚书江渊洗雪“执笔者谓黄竑易储之奏出前工部尚书江渊馆臣多以为然。公独曰：‘闻当时竑教其兄为此觊免死耳。且广西书奏用土产纸易辨也。’索其奏验之果广西纸众乃服。”书成进侍讲学士。濬预经筵充讲官音吐洪畅讲对称旨宪宗嘉悦。旋撰《续通鉴纲目》书成授翰林学士。 《大学衍义补》成化十三年（1477）丘濬迁国子监祭酒。濬在任经筵讲官时萌了纂写《大学衍义补》的愿望。《大学》原为《礼记》中的一个章节宋洛闽诸儒特为表彰渐独立为书南宋真德秀征引经训参证史事旁采先儒之论复以己意明之撰《大学衍义》。丘濬以其书“有格物致知之要诚意正心之要修身之要齐家之要而于治国平天下之要阙焉。”2于是愿续补其阙既官祭酒无政事之劳于是着手撰述。仿真德秀原书体例“采辑五经诸史百氏之言补其阙略以为治国平天下之要。立为十二目曰正朝廷曰正百官曰固邦本曰制国用曰明礼乐曰秩祭祀曰崇教化曰备规制曰慎刑宪曰严武备曰柔远方曰成功化。又于各目之中分为条件凡一百十有九共为书一百六十卷。补前书一卷目录三卷总一1何乔新：《何文肃公集》卷三o《文庄丘公墓志铭》。下引江渊事同。2《丘文庄公文集》卷一《进大学衍义补奏》。下引同。 百六十四卷名之曰《大学衍义补》所以补德秀前书之阙也。”宋理宗口头上崇慕道学而实际上纵情声色以致权臣外戚交煽为奸真德秀撰《大学衍义》就是针对理宗虚伪的政治道德他想通过该书提醒统治者要正心诚意不能对圣人之言虚与委蛇故其书侧重强调修身“而不出乎身家之外”。丘濬以其书所衍之义大而简于是在补阙时侧重实际政事丘濬指出了两书之关系“其详其简各惟其宜若合二书言之前书其体此书其用也。”丘濬在祭酒任上专意撰述阅十年而书成。 孝宗嗣位丘濬乃表上其书皇帝奖谕有加诏誊副本福建布政使司付书坊刊行。濬乃特进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事。弘治元年诏修《宪宗实录》濬为副总裁官四年书成加太子太保。旋命其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预机务。明代以尚书入阁者自丘濬始。既入阁丘濬进奏孝宗表示要选择《大学衍义补》中可以付诸施行的部分内容请皇帝省览。丘濬看到明朝成化以来的各种社会弊病孝宗嗣位之初曾加以革除但不久旧弊又循然而生。要统治者振作更始并非易事。丘在奏疏中仔细地作了说明。他说这些主张“非若郑康成之训经义泛滥无益也非是王安石之假经言纷更变乱也”1希望朝廷予以重视。丘濬表示从前在国子监任职只能写书而无法使之施行现在身在内阁正是施行《大学衍义补》中治国平天下之策的时候了。丘濬表示要6续奏进治国方略请求皇帝审阅后“赐御札批下会同内阁一二儒臣斟酌处置拟为圣旨”传命有关衙门执行。孝宗答旨“卿欲有言具奏来看”。丘濬奏进了哪些方略史无明载丘濬留下的文集中亦不详记载。证之于《大学衍义补》丘濬所进大略有帝王仁政、官制、选举、兵制、土地赋役、盐法、海运、常平、货币等内容。总的看来丘濬所论大抵都没有在明朝的实际政策中产生影响。孝宗时无论选举、官制、盐法、土地赋役都出现了种种弊端亟待改革推陈出新。而在各地实际执行的政策中已经或多或少地有了一些变化如官制中内阁之权趋重选举中三途畸轻畸重赋役制度的均徭法九等户制的划分等等。而上述变化在《大学衍义补》中没有它们应有的位置和应该得到的估价。濬经科举入仕后径官翰林以至入阁未尝一历地方之任对于北方的黄河流域和商品经济较为达的江南均无直接体验丘濬的知识限于从书本到书本至多也不过征询于来京的官员故其所论不免有迂阔而不符合实际的地方。如丘濬的海运之议受到嘉靖、隆庆时被誉为才臣的万恭的批评。又如官制之议丘濬既颂扬太祖罢相以来的体制却又要求公孤等官要名副其实地具有责任和义务这完全背离了明朝的政治现实。至于仿周礼而要求户部掌教化百姓等论皆不过以复古为高殊属可笑。丘濬奏呈的意见大约皆窒碍难行故并未对当时的政策生具体的影响。 弘治五年（1492）丘濬上疏言经籍图书之事。他十分强调经籍图书的重要性故而《大学衍义补》中有“广图籍之储”的条目。丘濬认为图籍中保存了古今帝王丰富的统治经验和臣民必须遵从统治的道德规范具有极高的政治价值。同时图籍记载了国家的山川、人物、风俗、物产和朝廷礼乐刑政的演变和展。这些精神文化财富是十分珍贵的“今赖（其）知古后赖知今者也”1。丘濬请求朝廷对经籍图书要给予充分的注意和爱护。他陈1《丘文庄公文集》卷一《欲择大学衍义补中要务上献奏》。下引同。 1《丘文庄公文集》何乔远撰传。下引同。 述了太祖在建国过程中就注意访求遗书“既平元都得其馆阁秘藏又广购于民间没入于罪籍”。2故明初图籍储存不减前代为一时盛况。迄至太宗虽急于经营北京和北部边疆“犹聚众千百纂集《永乐大典》以备考究”。丘濬列举了当前经籍图书保存中出现的种种严重问题单说现今内阁所收藏的经籍与永乐时内阁的《文渊阁书目》相比较已“不能十一”。又近“十年在内未闻考较在外未闻购求”如不采取措施拯救尚存的经籍将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丘濬奏请加强典籍的管理工作自学士而下至于专司其职的翰林典籍各官要积极清理现存图书访求所缺珍贵的图籍务必抄誊正副“使一书而存数本”分别藏于内阁、国子监、南京国子监。各藏书之处要加强管理和保护防止遗失和虫蛀湿坏等。丘濬还特别注意对重要档案文件的保存建议在文渊阁近地别建库房“不用木植但用砖石将累朝实录、御制玉牒及干系国家大事文书盛以铜柜庋于楼之上层。如诏册、制诰、行礼仪注、前朝遗文旧事与凡内府衙门所藏文书可备异日纂修全史之用者盛以铁柜庋之下层”3。又“内外衙门因事欲有稽考者必须请旨不许擅开”。孝宗嘉纳丘濬所请并立即下诏访求遗书。在丘濬的影响下孝宗颇为重视图籍和档案史载孝宗甚重《永乐大典》召对廷臣之暇必置此书于案反复阅读。孝宗还“亲洒宸翰识以御宝”从《永乐大典》中抄出世人所未见的医学秘方“赐太医院使臣王圣济、殿内臣宠盖欲推之以福海内也”1。流风所及世宗在位遂令将《永乐大典》誊抄一份以利保存。孝宗在位朝廷政治状况较成化时大有改善被誉为中兴之主这当然与丘浚等一批富于学行的士大夫的辅佐是分不开的。 力矫世弊英宗以降皇帝和大臣面议政事渐成旷典皇帝和臣民都是通过题奏文书的奏进和批答来交通消息的。皇帝深居宫中易受宦官的影响时太监李广以符箓祷祀蛊惑孝宗广于是肆为奸利矫旨授传奉官擅夺畿内民田奏讨盐利等。丘浚忧之乃以星变为言提醒孝宗保持即位之初的良好政治杜绝弊政。丘浚要求皇帝警惕天变“宜体上天仁爱念祖宗基业修德以立本清心以应务谨好尚节财贿公任用禁私谒厘革庶政”2。并列举二十二种时弊其疏将近万言。孝宗嘉纳其奏却未能尽行其言。 六年大计天下官吏吏部尚书王恕奏黜两千人。其中有许多是刚刚上任的官员他们因其前任留下的问题受累而被降黜。这种现象颇不合理使良莠混同。丘浚在阁中借调旨之权保留了九十多人的职务。王恕对此大为不满屡争不得乃至求罢。丘浚宣言于人谓王恕所行不合国家典制讽示王恕纠正二人遂至有隙。适太医院刘文泰疏讦王恕失职诸事恕竟因是而被免职。文泰常出入丘浚家言者遂谓文泰疏稿出自丘浚之手王恕与丘浚益不相能。舆论于浚颇有微词。丘浚在位力矫世弊居国子监及主乡会试痛抑诸生险怪之文。言官言事矫激过当丘浚毫不宽假面折其过。2《春明梦余录》卷十三。下引同。 3《春明梦余录》卷十二。下引同。 1《酌中志》卷十八《内板经书纪略》。 2《丘文庄公文集》何乔远撰传。 因此丘浚结怨甚多操纵舆论的某些言官乃乘刘文泰事件之波摘丘浚诗句攻为不经之作劾其不可居相位云云孝宗不问。 学不阿世弘治七年（1494）丘浚加少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时丘浚因目疾已免朝参及是右目失明然性嗜学虽老疾披览经籍不辍。丘浚为学不趋时骛。明代理学大师吴与弼一意在“用敬”上下功夫要求自己“终日无遽言疾色”1甚至宣扬说只要衣冠整肃言动端正以礼自持虽不读书亦渐有长进。更可笑的是吴与弼以梦见孔子、朱熹而自得以为修养到家了。英宗征之入京吴说了一大堆套话于政事无补其人徒有虚誉而已。丘浚一点也不盲目崇拜这些所谓的宗师吴与弼门下高足陈献章征召来京丘浚与谈两人旨趣相去甚远。丘浚沮其留用献章辞疾归乡。丘浚学不阿世其议论颇与人殊如料岳飞未必能恢复北方。历代史笔以忠君报国颂扬岳飞北伐前途如何大抵皆顺岳武穆之志必直捣敌巢痛饮黄龙迎回二帝必雪靖康之耻。然而仔细地分析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高宗以藩支入继大统意在偏安求存南宋虽在南方建立有宋一代的诸种弊政无所改造要战胜金国谈何容易。大家都颂扬岳飞丘浚却料岳飞未必能成功违乖众意招来士大夫对丘浚的反感。关于秦桧世人独责之而不责高宗丘浚疾世人之浅薄他指出高宗非幼弱昏昧之主秦桧非承其意旨决不敢杀其大将。丘浚在咏史的诗作中指出高宗应对岳飞之死负责。秦桧秉承高宗的私意奉行投降苟安一隅之策杀死一意北伐的岳飞秦桧之于高宗当然是有功之臣。丘浚言秦桧之功云云完全是弦外有音。 丘浚为官清廉介直历官四十年惟置一园。所居东城私第面积狭窄地势低下潮湿丘浚虽官内阁居之不易。弘治八年（1495）卒于任上年七十六。赠太傅谥文庄。丘浚学问赡博时人称其著述之富为开国以来第一。其主要著述有《大学衍义补》、《家礼仪节》、《世史正纲》、《朱子学的》、《重编琼台会稿》等。 1《明儒学案》卷一《吴康斋先生语录》。 第二节李东阳在明朝少年时代便显露才华而后成为大官僚的人不多成为大官僚又成为文坛领袖的人就更少。李东阳却走过了一条神童—学士—辅—文坛领袖的道路这是其独特的人生之路。 从学士至辅李东阳（1447—1516）字宾之号西涯。西涯是北京海子的一个地名。李氏祖籍湖广茶陵（今属湖南）后迁居京师。1祖父李允兴在京师服兵役后居于此。李东阳生于京师以西涯为号说明他对祖父的感情很深。 李东阳自幼即能写直径一尺的大字因而名声大振在四岁、六岁、八岁时三次被召入宫中这多少得利于身处天子脚下。因其年幼矮小过殿阁需要内侍搀扶。内侍嘲笑道：“神童脚短。”李东阳随声应道：“天子门高。”一次他和另一位很有才华的童子程敏政同时被召见皇帝出了一联：“螃蟹浑身甲胄”程敏政对曰：“凤凰遍体文章”李东阳对曰：“蜘蛛满腹经纶”都很贴切工整且有味道。有人说后来程敏政官至翰林院侍读学士李东阳当了辅都兆于他们所对下联。1这种宿命的立论固然荒谬但李东阳在官场上确实要自如得多。 在京师的庠学读了几年书天顺八年（1464）十八岁的李东阳高中二甲传胪（二甲第一名）选为庶吉士。解馆后授翰林院编修。成化十年（1474）升侍讲兼詹事府左庶子十九年升侍讲学士。编修是正七品官侍讲是正六品官侍讲学士是从五品官十九年中品秩只升三级。地位显贵和初期升迁缓慢是明代翰林院官的两个特点。李东阳幸运的是升侍讲学士后的第二年被选为东宫讲官。受知于皇储和受知于皇帝一样是进身的重要阶梯。成化二十二年（1486）底李东阳的父亲李淳病故他依制守孝。一年以后即弘治元年（1488）闰正月为修实录吏部题将在京住坐的纂修誊录官员移文行取。李东阳上一道奏疏声称右股及足为寒湿所侵行步艰难不便鞍马需要在家暂行调理。是否真的有病以及病情是否如此严重暂且不说上了这道奏疏他终于争取到了三年守丧。这或许正是他的本来目的。弘治二年（1489）李东阳被起用任左庶子兼侍讲学士。弘治四年（1491）因参与纂修《宪宗实录》升太常寺少卿仍兼前职掌翰林院事。这时他的官品和实际地位都有了较大的提升。 弘治五年（1492）到六年各地相继生旱灾。大臣们应诏进言其中李东阳的《应诏陈言奏》颇有些新意。他摘录《孟子》中的十条语录即“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诗》云：‘经始勿亟庶民子来’”“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仁政必自经界始”“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省刑罚”“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1焦竑：《玉堂丛语》卷七《夙惠》。 立于其朝矣”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一一加以解说。1这份奏疏中确有空泛之言但也相当尖锐地提出不少实际问题。如关于成化朝时盛行、弘治朝以来欲革未革的斋醮：“若斋醮之事诳诞尤多累月经时幸亏一中。偶获者有赏而不效者无刑徒费赀财复伤政体请断自今日凡事关祈祷上涉于天以经咒干赏赉者并加斥绝永不为太平圣治之累。” 关于农林渔业的萧条：“今天下民穷财尽其势已极。始以三者言之：山东诸府谷麦所宜草根树皮掘食殆尽继以人肉；荆沔诸府鱼产极富水竭鱼荒河泊岁课多所折纳；易州诸处柴炭所需林木已空渐出关外一二百里。其他赋税大抵皆然。天下之地无一处而不贫；万物之利无一物而不尽。” 关于兼并问题：“臣窃见畿甸等处奸民恶党竞指空闲田地以投献为名。藩王世家则行陈乞每有赐予动数百顷。得请之后标立界至包罗村落掘坟墓诉讼之牒缠绵数月；冤号之声震动远迩。往年固有聚众持刀殴杀内使者。民心既失国体又亏上下之间两无所益。” 关于滥用刑罚：“在外诸司或倚法立威笞杖之罪往往至死补立卷案旁引医证纵令事觉不过以公还职于是棰人重者为能吏杀人多者为好官习俗相承日以弥甚。夫梃之与刃刃之与政其杀皆同。以极轻之刑置之不可更生之地伤天地之和坏国家之法莫有大于此者。” 关于官僚之间挟私相攻：“乃有或经按问或经考核或经纠劾或经参驳肆诋毁之辞为报复之计。此风既行渐不可长。况其所奏多涉诬罔上烦圣听下骇物情非圣世所宜有也。” 在李东阳议政的文字中这份奏疏是代表作之一他的“满腹经纶”在此有了生动体现。孝宗对他的这一番言论十分称赏。恰辅徐溥等说起草诏敕繁剧宜有专人领其事。李东阳自然是最佳人选。弘治七年（1494）李东阳升为礼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专典诰敕虽还没有进入内阁却已跻身于上层官僚的行列。自此以后朝廷的重要文字多出于他手。 次年李东阳以本官直文渊阁参预机务。当时已在内阁的有徐溥和刘健与他一起拜为阁臣的有谢迁都是一时名臣。几年之后徐溥因眼病致仕在内阁者刘、李、谢三人李东阳为次辅。这是“三杨”之后内阁威望再度提高的一个时期。三人各有特长按当时的话来说：“李公谋刘公断谢公尤侃侃。”1弘治年间的著名部院大臣如吏部尚书倪岳、礼部尚书傅瀚、兵部尚书刘大夏、刑部尚书闵珪、工部尚书曾鉴、左都御史戴珊等人都是天顺八年进士。李东阳为人又较平和他与朝中大臣的关系更为密切。 弘治十一年（1498）李东阳晋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 他借清宁宫灾对一些流行的言论进行批驳：“或以天道茫昧变不足畏此乃慢天之说；或以天下太平患不足虑此乃误国之言；或以斋醮祈祷为弭灾此乃邪妄之术；或以纵囚释罪为修德此乃姑息之谋。”2显然他重视舆论而且很敏感。 弘治十二年为会试之年。大约四十年前的两位神童李东阳和程敏政同1李东阳：《文前稿》卷十九《应诏陈言奏》。 1《明史》卷一八一《谢迁传》。 2李贽：《续藏书》卷十一《李文正公》。 为主考。这本来可用来点缀盛世的谁知生了一起不幸事件：某给事中弹劾程敏政向江南才子唐寅和举人徐经漏泄试题。受命重新校阅试卷时李东阳采取息事宁人的办法把唐、徐两人排除在外。但言官不肯罢休直到唐寅黜为吏程敏政致仕。李东阳不取唐、徐二人正是为了避免这一结局。既不能力辩同僚之诬也不肯落井下石大概就是李东阳的风格。 李东阳的另一份重要的疏章写于弘治十七年（15o4）。因重建曲阜孔庙成他奉命前往祀祭。来往途中他看到“天津一路夏麦已枯秋禾未种挽舟者无完衣荷锄者有菜色”。他听说“江南、浙东流亡载道户口消耗军伍空虚库无旬日之储官缺累岁之俸”。人们在议论国家的各种弊端。而李东阳认为最严重的问题是：“闾阎之情郡县不得而知也。郡县之情庙堂不得而知也。庙堂之情九重亦不得而知也。”1上下隔绝弊端是很难纠正的。孝宗称赞他“所言深切时弊足见忧国至意”2。 孝宗还能容人言过特别是对辅弼大臣很客气君臣之间关系平稳。孝宗一死形势即大变。李东阳的自我保护意识较强这使他能够适应新的环境也引起了同时代的人和后人对他为人的极大争议。 勉力撑持弘治十八年（15o5）五月孝宗去世朱厚照即位是为武宗。三位顾命大臣再次加以荣衔已是少师兼太子太师的刘健加左柱国李东阳和谢迁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柱国。在这表面尊崇的同时内廷和外廷对于权力的争夺正在激烈地进行。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以刘瑾为的宦官集团和以刘健为的官僚集团都拼命对皇帝施加影响以求得对局势的控制。 在正德元年（15o6）十月以前李东阳都是与刘健、谢迁站在一起试图阻止宦官用事。二月他们谈论盐法之坏极矣又疏陈政令十失。六月他们批评武宗“近日以来视朝太迟免朝太多奏事渐晚游戏渐广”3。八月武宗在暖阁召见内阁大臣责问为什么不如数付给前往南京、浙江织造的太监盐引。李东阳回答：“此辈若得明旨即于船上张揭黄旗书写钦赐皇盐字样势焰烜赫所以不若禁之于始。”1当时传说武宗在外朝的压力下要逮捕刘瑾等八人李东阳把这个消息泄露出去使刘瑾等人先一步采取了行动。要说他有意结好刘瑾显然根据不足。但李东阳与刘健、谢迁确实不同当刘健、谢迁措词严厉地必欲置刘瑾于死地时他的态度却比较暧昧。这种态度反映了相当一部分官僚的心理兵部尚书许进就认为“过激将有变”2。相对谨慎的态度加上名气很大“海内名士多出其门”3。到十月刘健、谢迁被勒致仕单把李东阳留在了内阁。根据惯例他成为辅。处于这种尴尬的地位很难说李东阳的真实想法是什么。但事关士大夫的名节他必定要上疏求去：“臣等三人事同一体而臣独留何以1《明史》卷一八一《李东阳传》。 2《明孝宗实录》卷二一二弘治十七年闰四月辛酉。 3《明武宗实录》卷十正德元年六月庚午。 1《明武宗实录》卷十正德元年八月戊子。 2《明史》卷三o四《刘瑾传》。 3陈洪谟：《继世纪闻》卷一。 自容？不知何以为处。”4武宗和刘瑾不容他去官反而晋其为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 在为刘健、谢迁饯行时李东阳戚然涕下。刘健很有些鄙视地说：“何泣为？使当日力争与我辈同去矣。”5听到同僚不肯谅解的责备他只能默默无言了。 与刘瑾周旋是很艰难的。虽然刘瑾对他还算客气但讨论起问题来已经免不了声色俱厉现了工作中的差错也免不了假以颜色。正德二年（15o7）七月李东阳检核《通鉴纂要》一书的错字纠劾负有直接责任的五名官员。这本来是一件例行公事刘瑾恣意扩大此案受处罚者夺俸五人致仕十一人削籍二十人。他的用意是要把更多的官僚包括李东阳本人都牵连进去。为了应和刘瑾李东阳干了一些损害自己形象的事情。如在刘瑾的奏疏上批答：“尔刚明正直为国除弊。”1在敕封刘瑾父亲的诏书上说“积善以贻子孙尝闻其语扬名以显父母今见其人”云云2。刘瑾在朝阳门外建玄真观李东阳为他撰写碑文极其称颂等等这也是一种御用文学。 与刘瑾的亲信周旋也是很艰难的。刘健、谢迁致仕以后焦芳、王鏊入阁。王鏊被认为是正人但学究气似乎更浓或因文人相轻他与李东阳的关系不好并在正德四年致仕。焦芳为人十分霸道学识亦差所以有人说：“不学如芳亦学士乎？”他对刘健有怨言竟然“于众中嫚骂”；他任吏部侍郎对尚书马文升屡加姗侮；因对原阁臣彭华、谢迁不满延及江西及浙江余姚人肆口诟詈。3为了抵消焦芳的作用李东阳引荐更能委曲求全、更善于应付宦官集团的官僚杨廷和入阁“小有剂救”4。 张彩不但是刘瑾的亲信而且是刘瑾“大敬爱”的人。他待人严厉傲慢无礼。一次李东阳和杨廷和亲至张彩府宅邀他外出观花。张彩居然不肯露面久之派一仆人来说：“请先行将后至。”李东阳无可奈何地对杨廷和说：“张乃以办事官待我曹。”5李东阳的这些表现引起不少士大夫的反感。南京太常少卿罗玘是李东阳所取士有师生之谊他深以为耻寄书李东阳责以大义要他“痛割旧志勇而从之”否则“请先削生门墙之籍然后公言于众大加诛伐以彰叛恩之罪”1。还有人写诗讥刺李东阳：“文名应与斗山齐伴食中书日已西。回湘江春草绿鹧鸪啼罢子规啼。”2时人评论诗中含有“不如归去”意。如果说李东阳与刘瑾虚委周旋是出于他的自我保护意识这也确实有损他的名声然而他留在内阁在当时还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先他维护了某些传统的制度。焦芳入阁前任吏部尚书入阁后想兼4陈洪谟：《继世纪闻》卷一。 5《明史》卷一八一《李东阳传》。 1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三《刘瑾用事》。 2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一中《李东阳》。 3《明史》卷三o六《焦芳传》。 4《明史》卷一九o《杨廷和传》。 5李绍文：《皇明世说新语》卷七《简傲》。 1焦竑：《玉堂丛语》卷七《规讽》。 2焦竑：《玉堂丛语》卷七《规讽》。 ------------ 20 摄部事刘瑾也认为由他掌握部事可以放心屡次派人与李东阳商议。李东阳以“无此例”回绝刘、焦二人还要纠缠李东阳举出三点说明此二事实难兼摄。其一内阁佐天子出令吏部拟升调官间有可否难道自拟议之又自可否之？其二吏部廷跪承旨内阁班立听若相兼摄将出跪而更起立邪？其三部事差谬章奏错误则要回话认罪直至罚俸。那么作为阁臣也要随同认罪乎？焦芳想了想确实有道理便辞去了部事。再者四川镇守太监罗籥要求便宜行事之权。这实际上是刘瑾的意愿。 李东阳力言不可说：太祖定官制在外三司都司管兵而不管钱粮布政司管民而不管军马按察司管纠劾刑名而不管军马钱粮其权分而不专。后来的巡抚、总兵、镇守内臣等抚安军民防御贼寇其权虽同而不专。“若并付镇守衙门任其进止非唯事体不便恐镇守一人亦自担当不起。”3镇守内臣便宜行事一款终未如刘瑾愿施行。 当然在刘瑾权势极大膨胀的形势下更改吏部尚书人选和限制镇守内臣权势只能是“小有剂救”。李东阳的最大作用则在于保护了一批被治罪的官员。如果不是他勉力调节会有更多官员死在刘瑾的严厉打击下。正德二年（15o7）闰正月由刘瑾定罪尚宝司卿崔璇、湖广副使姚祥被枷于长安左右门外工部郎中张玮枷于张家湾期限为一个月。刘瑾创用一百五十斤的大枷受刑者不数日则死。1五天后李东阳等进言崔璇等“各人所犯自有本等罪名。若枷号乃至重之典死生系焉”此三人“以侍从部署亦曾效微劳一日不谨致罹重法命在旦夕实可矜怜”。他希望武宗“少霁威严特加宽贷或遵法司依律问拟则轻重适中恩威并著既已见爱民之仁亦不失待士之体”。又过了五天对崔璇等“姑从轻释铁岭卫永远充军”2。 次年六月生匿名文簿案。刘瑾召百官跪于奉天门下至暮执三百余人送镇抚司究问。李东阳奏：“匿名文字出于一人其阴谋诡计正欲于稠人广众之中掩其形迹而遂其诈术也。各官仓卒拜起岂能知见？况一人之外皆无罪之人今并置缧绁互相惊疑。且天时炎热狱气薰蒸若拘挛数日人将不自保矣。”他提出先将众官释放再密加体察置之典刑3使得大批官员所面临的危难局面有所缓解。 正德四年（15o9）闰九月刘瑾欲置平江伯陈熊于死地。李东阳力争。 刘瑾说陈熊所犯罪重不宜姑息。李东阳说：“某诚姑息但非姑息陈熊乃姑息陈瑄耳。”陈瑄是第一代平江伯通漕运有大功“每岁四百万石至京师诚国家万世之利也”。陈熊被革爵免去一死1。应当说明陈熊贪黩殃民他被惩治“人无惜之者”2。但李东阳的争辩有很强的制约力这也就是刘瑾在一些场合不得不接受他的意见的原因。 罚米实边是刘瑾处治官员的一大举措不少人为此而破家。李东阳婉转劝解说：“其在边关多劳少益不若原籍预备仓上纳却为实用。”这3李贽：《续藏书》卷十一《李文正公》。 1《明史》卷九五《刑法三》。 2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九《史乘考误十》。 3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九《史乘考误十》。 1李贽：《续藏书》卷十一《李文正公》。 2《明史》卷一五三《陈瑄传附陈熊传》。 一改动3使得受罚者免却输边之劳阴受其福。 另外像刘大夏、杨一清以至刘健、谢迁等也因为李东阳从中斡旋才避免了更大的灾难。特别是杨一清后来清除刘瑾他立有大功。可以说这也是李东阳无意中促成的一件大事。 尽管如此当去不去并且与刘瑾之间有某种说不清楚的关系不但在某些人看来而且在李东阳本人看来都是一个污点。无怪乎在他晚年的时候有人提及此事他就“痛不能已”4。 剪除刘瑾以后作为辅李东阳的日子还是不好过。一方面言官追究他与刘瑾的关系甚至把他列为刘瑾党人另一方面武宗仍然常住豹房仍然任用宦官。从正德七年（1512）开始他又对边军和边将感到兴趣要李东阳拟旨调宣府军三千入卫京师。李东阳认为不可。他对武宗说此举有十不便：“京边各有分地有急互相应援今无事而动不便一也。以不习战阵者尝边隳国威不便二也。内师遽出耳目惊疑不便三也。京军倚恃内势或至淫掠不律将官护短穷边隐忍不敢言不便四也。边军入内狎恩市爱傲睨军民蔑视官府不便五也。违远乡井抛弃骨肉或风气寒暖不宜或道里供给不续不便六也。粮草之外必有行粮布花之外更须赏赉非紧急不得已之时为糜费无极之计不便七也。往来交错日无宁息或变起于道途或患生于肘腋不便八也。露京营之空虚示中国之单弱不便九也。西北诸边见报声息唇齿之地正须策应脱有疏失咎将谁归？不便十也。”1武宗不理睬李东阳和其他官僚的谏奏坐乾清宫门索取草敕后来干脆出内旨命江彬等率边兵入京入豹房。李东阳感到继续任职已经没有意义了多次上章奏乞休于十二月致仕结束了近五十年的官宦生涯。 正德十一年（1516）李东阳病死终年七十岁。他得到了最高的封赠“太师”和文臣最珍重的谥号“文正”。对于他死后的荣誉有人提出“是欤否欤”的质疑2也有人竭力为他辩护认为“使西涯又去则国家之事将至于不可言”3。在评价人物上一向有独特见解的怪杰李贽却提出“后之学者慎勿容易草草论文正”4但他是明确同情李东阳的在攻击李东阳的言论后批曰：“此真是放臭屁也！”5文坛领袖及其他《明史》称：“自明兴以来宰臣以文章领袖缙绅者杨士奇后李东阳而已。”1这一评价并不过分。 李东阳工古文称雄一世从他数量相当多的奏疏和其他散文作品便可3李贽：《续藏书》卷十一《李文正公》。 4焦竑：《玉堂丛语》卷六《出处》。 1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一中《李东阳》。 2陈洪谟：《继世纪闻》卷一。 3焦竑：《玉堂丛语》卷六《出处》。 4李贽：《续焚书》卷三《读史汇·李东阳》5李贽：《续藏书》卷十一《李文正公》。 1《明史》卷一八一《李东阳传》。 以看出这一点。但他自己认为咏诗的水平要更高至少是更自如。他在一篇乐府诗的序中说：“予非韩昌黎氏无能为说因为乐府作《相乳行》”2李东阳爱作诗据他自己说已近于癖所谓“平生抱诗癖虽病不能止”3。病中曾有人劝告他不要再作诗以免伤神。他也下过决心曾与一二相好有止诗之约违者以只鸡斗酒为罚。即便如此收入《怀麓堂全集》中《诗前稿》、《诗后稿》的诗作也有一千数百之多。和明代其他官僚学者一样李东阳也写了不少应制之作应时之作注重形式和词句而缺乏内容。但他也确有不少诗堪称上品。 李东阳的诗作中描绘自然景物的相当多。他常以咏菊诗和怀竹诗来表明自己的情怀。如怀竹诗有：三年不种竹得竹如得玉。 十日不见竹一日肠九曲。4咏菊诗有：先生深卧菊花丛曲几围屏杳窕通。 本为红尘辞俗眼岂因多病怯秋风。 交情尽付炎凉外身计聊凭吏隐中。 相过不嫌憔悴质只应风味与君同。5他的一部分作品反映出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如土地问题：风落平沙稻霜垂别渚莲。 西湖三百亩强半富儿田。1如果说这一诗过于纤巧那么他的《吊岳武穆辞》则颇有阳刚之气：气夺群丑殃流宋孩。 英雄已死大运成乖。 魂作唐厉形空汉台。 天不祚国人胡为哉！ 还应当提到李东阳诗歌中的潇洒风格。在四十多岁的时候他写了《问白髭》和《问白》诗对须早白十分感慨。“人言白可拔拔白将何为？或言黑可返借问返者谁？”他希望得到回答“髭乎苟能言聊以解我颐”。他又写了《代髭答》和《代答》：“后生能几何？壮志真倏忽。白只自欺黑返竟何悦。”“君身须眉具鬣者宁独。”“汝德不益增我衰岂终瞥。”“汝躬不内顾顾以容为悦。”2这一问一答用诗歌的形式反映了作者的人生价值观。 李东阳的文学理论或许比其他的作品更值得一提。明自永乐以来台阁体文学占据了统治地位。歌颂而无意义的内容雍容而无韵味的词句使诗歌丧失了生命力。李东阳的文学创作中仍然带有台阁体的痕迹但是他“出2李东阳：《诗后稿》卷一《猫相乳行》见《怀麓堂全集》。 3《诗后稿》卷四“予病中颇爱作诗”。 4李东阳：《诗前稿》卷二《怀竹》。 1李东阳：《南行稿》西湖曲五之三见《怀麓堂全集》。 2均见李东阳：《诗前稿》卷六。 入宋、元溯流唐代”3认为诗是“托物寓情而为之者”应当“贵情思而轻事实”1。这无疑对李梦阳等前七子的文学复古运动的形成和展是有力的推动而比起他们“诗必盛唐”的论断和专事模拟的主张思路要开阔得多。显赫的政治地位加上对文学的热爱和才华使李东阳成为当时文坛的领袖。他家门庭若市“每日朝罢则门生群聚其家皆海内名流其座上常满殆无虚日谈文讲艺绝口不及势力”2。由于他的聚集作用形成了风行一时的茶陵诗派他也被公认“弘治、正德之间为一时宗匠陶铸天下之士”3。 除了文学上的造诣李东阳的身上还有许多特点为人所称道。 如博学。孝宗下御札问龙生九子之详。李东阳对答：蒲牢好鸣囚牛好言睚眦好杀嘲风好险狻猊好坐霸下好负重狴犴好讼赑屃好文蚩吻好吞。4这一故事被多种明人笔记反复抄录作为博学的典型事例。其实据李东阳自己说他初被问时也“仓卒不能悉具”询问了其他几位博学之士才搞清楚5。这也可以作为不耻下问的事例。 如机敏。弘治时少数民族使者至京师对人说有一偶语“朝无相边无将气数相将”无能对者。李东阳闻知随口答道：“天难度地难量乾坤度量。”他用天朝的至大至尊来反驳对明朝朝野无人的讥讽。如诙谐。李东阳为阁臣众庶吉士进见他出了一句上联：“庭前花始放”让大家去对。“众哂其易”却又一时无从对起他说：“不如对‘阁下李先生’。”1想他人所不能想果然有趣。 如平和。翰林院编修崔子钟善饮醉酒则吟：“刘伶小子恨不见我！”他常在五鼓时踏月长安街席地坐饮。李东阳入朝行至崔子钟拱手于轿以酒相邀：“老师得少住乎？”李东阳即下轿连饮数觥待天明乘轿去。2如孝顺。文人似乎离不开饮酒。李东阳“素不善饮”在翰林院任官时却常饮酒至深夜。其父不肯就寝忍寒待其归。李东阳深感羞愧自此终生不夜饮于外。 李东阳的清廉也是很突出的。后来官至尚书的张邦奇目睹了这样一件事情：李东阳所取某士为外官朝觐入京让仆从送来两帕四扇。李说扇可留下作画“多帕奈何？”乃取扇而还帕。杨一清碰到了一件更为难堪之事。李东阳致仕后他备酒肴至李府祝寿酒器为金铸。李东阳吃惊地问：“公近亦有此器耶？”杨一清面有愧色不敢再用。3李东阳致仕后家境很不宽裕可见以上二事绝非出于矫饰。据说他“罢政居家请诗文书篆者填塞户限颇资以给朝夕。一日夫人方进纸墨3《明史》卷二八五《文苑一》。 1李东阳：《怀麓堂诗话》见《怀麓堂全集》。 2焦竑：《玉堂丛语》卷七《恬适》。 3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二六《诗三》。 4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七《龙子》。 5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三《赑屃等各不同》。 1李绍文：《皇明世说新语》卷七《排调》。 2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八《史四》。 3焦竑：《玉堂丛语》卷五《廉介》。 东阳有倦色夫人笑曰：‘今日设客可使案无鱼菜耶？’乃欣然命笔移时而罢”4。他死后家徒四壁几不能治丧多亏门生故吏捐助金钱方能完葬。做了十八年内阁大臣六年辅却两袖清风需要作字作画才能添鱼添菜待客在明代的官僚中堪称一绝。 作为一代文宗李东阳留下了大量文字他自己编辑收入《怀麓堂稿》中。这是明代中叶最重要的文集之一。 4《明史》卷一八一《李东阳传》。 第十八章王恕马文升刘大夏孝宗在位的弘治朝人材称盛。尚书都御史王恕、马文升、刘大夏等人称为“弘治三君子”名声甚至过了内阁刘、李、谢三臣。他们各有特点堪称老成之士。 第一节王恕王恕（1415—15o8）字宗贯号介庵晚号石渠1陕西三原人。正统十三年（1448）三十四岁时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以钻研古文辞为风气但王恕“不喜为古文辞务以明体适用本之经术博极经济”。因此他没有被授以翰林官“出为大理寺左评事”2。 景泰五年（1454）王恕由大理寺左寺副外迁扬州知府。值得一提的是他于扬州创办的资政书院在明中叶地方官员于治地开办的书院中具有代表性不少学生以后成为官僚。天顺四年（146o）考察外官王恕治行第一升江西右布政使一跃而成方面大吏。四年以后升河南左布政使。 河南、湖广、陕西三省交界处的荆襄山区是个不安定的地区数以万计的流民迁入其间。成化元年（1465）河南西华人刘通（绰号刘千斤）及石龙（绰号石和尚）等聚众起义。朝廷派大兵镇压升王恕为西副都御史协助工部尚书白圭治其事。王恕的观点是：“民可抚也而奸民好乱者非兵不威。”1与一味贪杀求功的官员相比王恕更重视对流民的抚治在用兵立威收效之后他“榜谕流民各使复业”。这一安抚措施缓和了流民的反抗情绪也解决了流民的生计问题。当地为王恕建立生祠许多人家挂起了王恕的画像。2他在处置地方事务中获得了一次成功。 不久王恕改任南京刑部右侍郎。成化十二年（1476）又以左副都御史巡抚云南。云南镇守内臣钱能颇专横他的亲信指挥使甚至逼淫土司官女眷。王恕对不法中官多所制裁双方关系紧张中官甚至指派凶手行刺。结果宪宗不得不召回钱能。后来钱能与王恕在南京共事“敬事而已”。这是王恕处置地方事务中获得的第二次成功。 王恕在南京掌都察院事随后参赞南京守备升南京兵部尚书。成化十五年（1479）又巡抚应天府等。苏州、松江二府是天下官田数量最多的地区。官田的田赋远高于民田。一般官田由贫民耕种民田归于豪族。王恕到任后均平官田民田负担减官田耗米十余万石又因水灾奏免秋粮六十余万石赈济灾民二百余万。这是王恕处置地方事务的第三次成功。 王恕特别以勤于职守出名。他任云南巡抚九个月上奏疏二十道；他任应天巡抚五年所上奏章“应诏者二十一建白者二十九”1致声誉大振。有歌谣称：“两京十二部独有一王恕。”朝事遇有争端则曰：“王公胡不言也？”另有曰：“公疏且至矣。”果然王恕的奏疏很快就送到。2建言过多一般不会为皇帝喜爱。成化末年宪宗在批答他人乞罢的奏疏中附加一旨加王恕太子少保令致仕。不少官僚举荐但没有结果。直到孝宗即位才召他任吏部尚书加太子太保衔。有人建议王恕年事已高不当委以剧务宜用于内阁。孝宗表示他用王恕主吏部当效前朝皇帝用1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二四《吏部尚书王公恕传》。 2李贽：《续藏书》卷十五《太师王端毅公》。 1《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二《平郧阳盗》。 2李贽：《续藏书》卷十五《太师王端毅公》。 1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一上《王恕传》。 2《明史》卷一八二《王恕传》。 蹇义、用王直故事“若有谋议亦无不听”3。 身为六部之长王恕仍然遇事则争则谏但他主要成功之处在于选用了一批大臣包括户部尚书李敏、礼部尚书耿裕、倪岳、兵部尚书马文升、刑部尚书何乔新等还有刑部侍郎彭韶、礼部侍郎周经、工部侍郎张悦。他们后来也都升为尚书或南京尚书。史家称他“裁抑侥幸褒崇名节无敢以私干者”4。 王恕是较早注意协调内外官员关系的官僚之一。明朝中叶以后官僚结构中的重内轻外倾向越来越严重知县、知州等品秩很低的外官更为士人所不齿。王恕反对这股潮流并利用自己的职位试图造成重视亲民官的风气。对弘治三年（149o）三甲进士石存礼的处置即是一例。其奏文如下：“照得自今六月本部大选官员取到三甲进士内一员石存礼年二十二岁山东青州府益都县人。照依甲第次序本官该选知县。臣等窃唯知县乃一县之主百责所萃生民休戚系焉非年少力弱者所能胜任今石存礼年方二十二岁气质清秀形体孱弱若除授知县使之宰百里之地居群僚之上督率众职分理庶务加以送往迎来承上接下劳苦百端恐不能堪。”1在以知县为劣选的普遍意识下指出某些进士授予知县不合格是需要有一定的见识的。 王恕与内阁的关系却相当不融洽。当时的内阁成员除刘吉与他同科徐溥、丘浚是景泰五年（1454）进士刘健是天顺四年（146o）进士。资历深浅大约是造成不和的原因之一。刘吉先对王恕采取不友善的态度他在成化十八年（1482）入阁成化二十三年（1487）为辅是所谓“纸糊三阁老”（另二人为万安、刘珝）之一2。他的无所事事与王恕的遇事必争形成鲜明的对照。尽管他用破格升迁科道官的办法来对付言路但言者誉王恕时必毁刘吉毁刘吉时必誉王恕使他忌恨在心。两人意见每相左。3丘浚与王恕的关系也很紧张。王恕地位本在丘浚之上丘浚入阁后他不肯相让矛盾由此而生直展到在公务中相抵触两人不交一言。丘浚性情褊隘是史家所承认的。但两人交恶王恕也负有一定责任。 王恕最后去官和丘浚有一定的关系。太医院判刘文泰因迁官不成而对王恕不满。他听丘浚说：王恕尝嘱人作传有沽名钓誉、毁谤先君的内容便上疏弹劾。孝宗命锦衣卫狱勘问刘文泰将他贬为御医。孝宗对王恕也感到厌烦了斥责他沽名。王恕于弘治六年（1493）闰五月致仕一般官僚同情王恕责备丘浚。这甚至成了丘浚夫人的一块心病她承认其夫排斥王恕是负了不义之名。 王恕家居十余年正德三年（15o8）四月去世终年九十四在明朝士大夫中算得上极高寿。朝廷赠特进左柱国、太师谥端毅。 王恕为官四十多年他的廉介很值得称道。他赴云南时“不挈僮仆惟行灶一竹食箩一服无纱罗日给惟猪肉一斤乳豆二块菜一束酱3陈洪谟：《治世余闻》上篇卷一。 4焦竑：《玉堂丛语》卷三《荐举》。 1王恕：《议进士石存礼除官奏状》见《明经世文编》卷三九。 2《明史》卷一六八《刘吉传》。 3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一上《王恕传》。 醋水皆取主家结状更无所供”1。在南京任上“往还衣书一橐而已”2。任吏部尚书时他在衙门口贴一布告：“宋人有言受任于朝者以馈及门为耻；受任于外者以苞苴入都为羞。今动曰贽仪而不羞于入我宁不自耻哉！”3代王恕任吏部尚书的耿裕史称“无爱憎”4但他对王恕极为敬佩曾讲过这样一件事：王恕在任时他为礼部尚书“暮自部归必经过王三原之门过必见老苍头持秤买油于门”他“自念入官至今初不知买油点也故每过则面城墙而行”感到惭愧5。 王恕老而嗜学。他最后一次去官回家已近八十岁每日仍读书不止并颇为自慰地说：“我垂老方理会学问。”61焦竑：《玉堂丛语》卷五《廉介》。 2李贽：《续藏书》卷十五《太师王端毅公传》。 3焦竑：《玉堂丛语》卷五《廉介》。 4《明史》卷一八三《耿裕传》。 5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九《史五》。 第二节马文升马文升（1426—151o）字负图号三峰居士据其后裔所藏家谱为回回人。宣德元年（1426）生于河南钧州（今禹县）。幼时就显示出对兵事的兴趣。“尝与群儿戏十数为群角之靡不仆”1。景泰二年（1451）进士授御史。先后巡按山西、湖广“奸摘伏有神君之称”2。服毕母亲的丧事之后他迁福建按察使。成化元年（1465）升南京大理寺卿。次年以父丧归。 成化四年（1468）西北土达满四在距平凉千里的石城起兵反明响应者甚众远近震动。他们大败官兵明廷不得不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调陕西三边兵五万人及京营兵进剿以署都察院事的副都御史项忠总督军务起用马文升以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协助项忠。马文升看到满四军有一个弱点：城中无水粮储渐乏“若绝其刍汲则釜鱼当自毙矣。”3果然满四军日渐困乏最后失败。马文升又建议项忠尽毁石城墙垣以防后患。他在陕西巡抚任上七年多先后加左副都御史、兵部右侍郎逐渐成为处置边事的专家。他的一项主要成就是整顿与各部的茶马贸易换取番马八千余匹。 成化十一年（1475）春马文升代王越为总制协调延绥、宁夏、甘肃三边军务到十一月即被召回朝中任兵部右侍郎。次年被派出整饬蓟门至辽东边备。 辽东巡抚陈钺为人贪婪待将士严苛。马文升上疏言辽东事多涉及陈钺两人遂结怨。陈钺的后台是权势颇大的太监汪直。成化十四年（1478）生陈钺错杀女真贡使激变辽东之事。汪直打算亲往平定以立功显名。另一名太监怀恩建议派朝中大臣前往安抚马文升立即支持并受委任。汪直提出派人同往马文升也没有同意。这一来又得罪了汪直。汪直后来与刑部尚书林聪等勘边事说辽东激变是马文升禁止边方农器贸易所致。马文升申辩无用被下诏狱谪戍重庆卫。 马文升在戍所滞留四年。汪直失宠后他才复官。成化二十年（1484）再次被起用以左副都御史巡抚辽东。这是他第三次赴辽东。由于他曾经论及陈钺因此受到欢迎士卒“皆鼓掌喧舞”。成化二十一年（1485）马文升在短期总督漕运后任兵部尚书。但方士出身的通政司左通政李孜省要推荐他人掌兵部在宪宗面前做了手脚将马文升调任南京兵部尚书1。孝宗即位马文升在朝廷的地位才确定下来任左都御史。出于对李孜省之流的厌恶他提出：“巡城御史及兵马司、锦衣卫逐一搜访但有扶鸾祷圣、驱雷唤雨、捉鬼耳报一切邪术人等及无名之人俱限一月内尽逐出京。”2弘治二年（1489）马文升改任兵部尚书。针对兵政废弛的状况他采1李贽：《续藏书》卷十六《太师马端肃公传》。 2李贽：《续藏书》卷十六《太师马端肃公传》。 3《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一《平固原盗》。 1李贽：《续藏书》卷十六《太师马端肃公传》。 2余继登：《典故纪闻》卷十六。 取了一些措施。例如严格考核将校有三十多人因贪贿怯懦被罢黜。这损害了一部分人的利益有人甚至夜持弓箭等候其门准备行刺有人还写书诽谤射入东长安门内这显然都是有背景的活动。孝宗支持马文升对京营的整顿特批他金吾骑士十二人以护出入。马文升还提出蓟州、宣府、大同三镇已有镇守太监不应再设分守、守备、监枪等内臣。据他统计蓟州有内臣九员宣府有内臣八员大同有内臣六员共二十三员“每员占用军人少则二三百名多则四五百名通计侵占已有数千”。“此等守备之数委的无益于事有扰于边”应当裁革。1孝宗也依其议办理。 哈密是回、畏兀儿族（今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明初派使者入朝于其地设羁縻卫所封其领为忠顺王、忠义王。成化时土鲁番部强大据有哈密。明廷曾设法干预没有结果似乎也就承认了现状将哈密卫迁往他处。弘治元年（1488）土鲁番部诱杀朝廷所封的忠顺王罕慎。弘治六年（1493）又擒获另一个忠顺王陕巴其领阿黑麻自称可汗以兵掠周围各部。主持兵政的马文升主张兴复哈密。他采纳通事王英和指挥杨翥的建议利用地处嘉峪关西南的罕东部地处嘉峪关以西的赤斤、蒙古部等与土鲁番部的矛盾抚而用之。弘治八年（1495）调罕东等部兵夜袭哈密城。马文升所推举的陕西巡抚许进等率明军随后行进。土鲁番守将弃城而去明军进入哈密。自明初以来这是官军第一次深入其地。这也是马文升任兵部尚书以来处置的最重大边事。 弘治初年马文升和吏部尚书王恕是人望所归他们不但以人品服众而且对政事的议论极多。每一疏出天下传诵。王恕致仕马文升声望更高。但推选吏部尚书孝宗没有用他。为此他颇感不平所写诗中有“朝罢凭阑一黯然独将心事诉苍天”1句了一通牢骚。弘治十四年（15o1）马文升改吏部尚书加衔至少师兼太子太师。在他之前只有少数几名尚书、都御史得到这一荣誉。 弘治十七年（15o4）面临着次年的考察孝宗召见负责考察的马文升和都御史戴珊等议事。马文升已七十九岁行动不便耳朵又背孝宗对他讲了两遍要他秉公黜陟。马文升回答：“陛下图治若此宗社之福也。”2然后被左右掖之下阶。 对于官员的考察进退马文升是很认真的。初任吏部尚书他就对滥封传奉官提出异议。传奉官是不经过正常途径由皇帝亲自传旨任命的官员。成化时最盛行。孝宗初年统加裁革但后来也加封赏一次竟达八百人。马文升说减一官朝廷省一官之费。武宗即位之初他按照孝宗遗旨裁去传奉官七百六十二人。对于内外官员的考察他也很严厉一次汰罢朝觐官员二千余人。 考察不讲情面肯定会招致许多反对者而在用人时也未必全无个人意气。刘大夏是弘治朝另一名臣就因为与马文升对官僚的评价不同而引起矛盾。河南籍官僚刘宇为辅刘健所器重马文升推举他总制宣、大。刘大夏大概知道孝宗对此人的看法不佳屡屡在朝中数其过失当然也就牵连到荐举人。侍郎王俨是刘大夏的姻亲马文升抑制王俨很难说不是因为刘大夏。1马文升：《为会集廷臣计议御虏方略以绝大患事疏》见《皇明经世文编》卷六四。1陈洪谟：《治世余闻》下篇卷二。 2李贽：《续藏书》卷十六《太师马端肃公传》。 正德元年（15o6）刘大夏所倚重的副手、兵部侍郎熊绣被推举为两广总督熊不愿外出也怨恨于马文升。他们纠结在一起又拉出与刘大夏为同乡、又为同寅的阁臣李东阳顿时形成一股反对马文升的强大力量。1御史何天衢先难劾马文升老衰。马文升按照常规被劾后乞去疏凡二十一上方获准。 刘瑾专权期间将一批反对派官僚定为奸党。马文升与其中一些人关系密切也被除名。正德五年（151o）在刘瑾被治罪前两个月马文升去世终年八十五。他任官五十余年担任多种重要职务如王世贞所说：“文臣雄职惟吏兵二部、都察院、南参赞及边方总督而已马端肃文升历任之。”2刘瑾败马文升复官赠特进光禄大夫、太傅谥端肃。 马文升子马璁以乡贡待选吏部马文升要求将他放外任说：“必大臣子而京秩谁当外者？”3在这点上他比王恕又高了一筹。 1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一上《马文升传》。 2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四《吏兵二部正》。 3《明史》卷一八二《马文升传》。 第三节刘大夏刘大夏（1436—1516）字时雍号东山湖广华容（今属湖南）人。 景泰六年（1455）二十岁时举乡试第一。天顺八年（1464）中进士后选为庶吉士。本来他可以留在翰林院中却要求去行政衙门而且被分配到兵部先后任职方主事、员外郎、车驾司郎中。由于他明习兵事干练敢言为尚书所倚重。 成化十七年（1481）安南侵老挝兵败。明朝廷握有大权的太监汪直有乘机收复安南之意要兵部找出以前安南的文牍。刘大夏将其藏匿不肯交出。他对兵部尚书余子俊说兵衅一开西南糜烂道出了问题的严重性。成化后期西南没有构成大的战事当然是由整个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所决定的。刘大夏藏文牍这一段小插曲反映出宣德以来的收缩政策在士大夫的头脑中已扎下根。 成化十九年（1483）刘大夏升福建右参政颇有政绩。后因父死去官服丧。 弘治二年（1489）刘大夏再次起用先后任广东右布政使、左布政使及浙江左布政使。有一件事很值得提起。官库中有某项余钱向来不记入账簿为官者公然入己私囊。刘大夏到任检查库藏现前任未尽取者。吏员告以故事说明不当入账。他沉思良久突有所感慨大声说：“刘大夏平日读书做好人如何遇此一事沉吟许多时诚有愧古人非大丈夫也。”1弘治六年（1493）因吏部尚书王恕的推荐刘大夏以副都御史治理黄河张秋段。他巡视灾情认为“下流未可治当治上流”。乃堵塞决口以石堤绕之隐若长虹。治河成功孝宗命将张秋改为安平镇。2刘大夏再次入朝任左副都御史改户部左侍郎。 不久刘大夏被派往宣府（今河北宣化）清理兵饷。按照户部尚书周经的意见边塞势家子弟操纵了粮饷的买卖务必小心从事不要“以刚贾祸”。刘大夏称：“处天下事以理不以势；定天下事在近不在远俟至彼图之。”1他了解到塞上籴买以粟千石、草万束为单位除中官、武臣之家无能负担者。为了打破垄断他改变制度凡有粟有草者粟十石草百束以上准许报纳。这样一来普通的商人民户都可直接报纳不须受势家子弟控制受益不浅以致“仓场有余积而私家有余财”2。 弘治十一年（1498）刘大夏称病致仕。他回到故乡在东山下筑起草堂过着乡居生活。“东山先生”的称号由此而得。但两年后他又被召回以右都御史总制两广军务。由于以前在广东任官时的政绩这一任命受到地方人民的欢迎。 弘治十四年（15o1）十月吏部尚书倪岳故世马文升改吏部空出来的兵部尚书一职朝议由刘大夏接任。他这一年已六十七岁以老病屡辞1焦竑：《玉堂丛语》卷五《廉介》。 2《明史》卷八三《河渠一》。 1李贽：《续藏书》卷十七《太子太保刘公传》。 2《明史》卷一八二《刘大夏传》。 不准只得赴京。他即刻成为孝宗最信任的心腹大臣。据记载：“上无日不视朝。或三五日朝罢鞭响上起立宝座上高声：‘兵部来！’于是尚书刘大夏跪承旨由西陛以进。上退立宝座后大夏径造上前语移时。群臣侍班观望人人钦戴。间或宣都察院于是左都御史戴珊亦承旨由西陛而登。上立宝座后或坐辇中与二臣相与商榷大事多或一二时方退。间亦召吏部尚书马文升与语然比二公稍疏。其与刘公语尝令左右却立有欲尽削内官权柄。当时减九门监税官及禁革过取商税皆本于此。”3孝宗甚至毫无顾忌地向刘大夏说起对内阁大臣们的看法。一次他问刘大夏“安得天下太平如古昔帝王之时？”刘大夏回答只要每事都如今日与内阁近臣讲议必求其当施行日久天下自然太平。孝宗说：内阁近臣如大学士刘健亦尽可与计事但他门下人太杂。他曾独荐一人甚不合朕意。 孝宗对刘大夏的态度中包含着很浓厚的个人感彩。一方面这当然因为刘大夏是干练之臣廉介之臣符合皇帝求治的需要。刘大夏也确实表过不少的议论。例如他讲到民穷举广西取铎木广东取香药为例其花费动辄以万计。孝宗举一反三令其他征敛一一议而革之。他又讲到卒穷。孝宗不解问：“在卫有月粮在戍有行粮何乃穷甚？”1刘大夏指出两点：一是受困于服役“江南军士多因漕运破家；江北军士多以京操失业”2。二是武官的贪贿“所谓月粮行粮者半与其帅共之”。他还举广东的例子“抚按总兵三司供亿不能敌一中贵人”3。 民穷兵穷刘大夏坚持不要轻易用兵。太监苗逵在延绥用兵曾有俘获。孝宗想倚重苗逵清除边患遭到大臣们的反对他问刘大夏当初远在广东是否知闻苗太监的边功？刘大夏回答听说过“所俘获妇稚十数耳”。孝宗又问为什么太宗皇帝用兵漠北屡屡得志？刘大夏回答：“陛下神武故不后太宗而将领士马不能。”他又说即使在太宗时淇国公王福“一小违节制举十万众悉委之沙漠”。结论：“度今上策唯有守耳。”4孝宗于是打消了用兵的念头。 另一方面与王恕、马文升相比刘大夏说话更慎重对孝宗的态度更恭顺不会引起他的反感。孝宗曾与刘大夏等议论人物刘大夏认为致仕的许进是一时人材。孝宗反驳说许进巡抚陕西时与镇守太监游秦王内苑厮打坠水有失大臣风度；任户部侍郎参赞北任不能划一策以益军旅这等官员怎能称为人物？“大夏等叩头不复敢言”。另一次孝宗对刘大夏说听说某人极有才调“大夏未敢对”孝宗又大声问“大夏仍未敢对”。孝宗只得说：“朕唯闻其人能干办耳未暇知其为人也。”刘大夏这才叩头说：“诚如圣谕。”1刘大夏是兵部尚书不是吏部尚书评骘人物不是他的本职。但即使对于职任内的事情刘大夏也是很小心的。孝宗要他参与拣选坐营近侍内官3陈洪谟：《治世余闻》上篇卷二。 1陈洪谟：《治世余闻》上篇卷二。 2刘大夏：《乞休疏》见《皇明经世文编》卷七九。 3李贽：《续藏书》卷十七《太子太保刘公传》。 4李贽：《续藏书》卷十七《太子太保刘公传》。 1陈洪谟：《治世余闻》上篇卷三。 他就以“国朝故典外官不得干预此事”2要求回避。 孝宗明白刘大夏不愿参与内官事是怕此辈他日加害。实际上由于孝宗过分的宠信不但引起宦官的猜忌也引起包括几位内阁大臣在内的同僚们的猜忌。阁臣们不得不向刘大夏打听孝宗的意向“意不无怏怏”3。武宗即位以后刘大夏根据孝宗遗诏提出撤还镇守中官二十四员裁汰传奉武臣六百余名又得罪了一大批人。 正德元年（15o6）刘大夏加太子太保致仕。刘瑾听信吏部尚书焦芳、副都御史刘宇之言以为“籍大夏家可当边费十二三年”九月假田州土官岑猛事将他逮拿下狱配肃州。 刘大夏离开京师的场面颇为壮观。他徒步布衣过大明门叩而去。然后“雇骡马出都门观者如堵所在罢市父老涕泣士女携筐进菜食有焚香密祷愿大夏生还者”1。在戍所遇有团练刘大夏以七十三高龄荷戈就伍并且说：“军固当役也。”2正德五年（151o）夏刘大夏遇赦归。不久刘瑾案刘大夏之案平反。但他年事已高不再起用。正德十一年（1516）九月卒终年八十一岁。赠太保谥忠宣。 2陈洪谟：《治世余闻》上篇卷三。 3谈迁：《国榷》正德元年五月。 1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三《刘瑾用事》。 2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三《刘瑾用事》。 第十九章明武宗汪直刘瑾第一节明武宗明武宗（1491—1521）即朱厚照。孝宗长子母张氏。弘治五年（1492）被立为皇太子。一出生便受到赞扬他诞生的时辰好是正宫所出貌似太祖高皇帝又是“睟质如玉神采焕”等等。1少年时代的朱厚照据说有不少被士大夫称道的品行：如好学每逢讲读“晨起坐讲席则移时至午又然”。如知礼“讲官退必张拱致敬作揖送状”。不数日知讲读者姓名偶以他故不至必向左右询问：“某先生今日安在耶？”如宽厚见某学士误束花带绝不责备只是私谓左右：“傥在朝班必以失仪为御史所纠矣。”2弘治十八年（15o5）朱厚照十五岁即位年号正德。在他宠信的太监刘瑾等人引导下他喜爱运动、游戏的天性得到充分挥。他遍游宫中架鹰犬观歌舞为角觝之戏。他又常恶作剧每至奉天殿便以猴坐犬背放起爆竹猴犬皆跳走。皇宫的庄严皇帝的尊贵他都不大放在眼里。正德二年（15o7）武宗在宫城西侧兴建宫殿数层造密室于西厢勾连栉列称为豹房。开始他只是白天在豹房戏耍不久就把豹房当作常居之所。他还与宦官们开设酒家前挂一联云：“天下第一酒馆”“四时应饥食店”1。宫中还开设宝和等六店武宗曾扮作商人与六店贸易“争忿喧话既罢就宿廊下”2。皇宫对宦官来说是个牢笼对皇帝来说也是个牢笼。武宗和其他皇帝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特别向往牢笼外的生活所以常微服行游京师。在刘瑾被诛杀后游幸由近而远多次至宣府（今河北宣化）、大同以及太原。 正德元年（15o6）武宗就册封皇后随后又册封皇妃。然而在一段时间内他并未被异性所吸引。他宁愿和小宦官们在一起玩乐。后来这种情况有了改变影响他的主要有两个人一是于永一是江彬。 于永是西域人任锦衣卫都督同知。他对武宗说回回女肌肤皙润大胜东土。不知确实由武宗传旨还是于永假传旨意从一个姓吕的都督家中索取善西域舞的回回女十二人迎入大内歌舞昼夜不止。他又劝武宗召西域籍勋臣家眷入宫声称教舞而择其貌美者留之。3江彬则把后军都督府右都督马昂已出嫁且有身孕的妹妹介绍给武宗盛赞她的美艳4。他又对武宗说宣府乐工多美妇人且可观察边情瞬息驰千里何必郁郁居于大内受廷臣的限制。1传说武宗在途中见一村女令车载而归赋词曰：“出得门来三五偶1《明武宗实录》卷一、卷。 2毛奇龄：《武宗外纪》。 1朱彝尊：《日下旧闻》卷十六《杂缀》。 2《日下旧闻》卷三五《宫室》。 3毛奇龄：《武宗外纪》。 4《明武宗实录》卷一四一正德十一年九月丙午。 1《明史》卷三o七《江彬传》。 逢村妇。讴歌红裙高露足挑水上南坡。俺这里停骖驻辔他那里俊眼偷睃。虽然不及俺宫娥野花偏有艳村酒醉人多。”2此词是否武宗所填大可怀疑。至于见所悦女子便载归则是事实。其中最著名的是关于刘良女的故事。 刘良女是一名乐伎嫁晋王府乐工杨腾为妻。武宗西行在太原听到她的演奏大悦。不久从榆林返太原便把她带回京师。武宗对她十分宠爱饮食起居不离须臾。她被封为美人而武宗周围的亲信都称她刘娘娘。这位刘娘娘居住腾禧殿。不知因为她皮肤较黑还是因为没有受到正式册封腾禧殿又被叫做黑老婆殿。武宗十分听她的话怒时只要她出面劝慰便一笑而解。 统兵打仗是武宗的最大愿望之一。江彬是武宗最喜爱的武臣。他开始只是大同镇的一个普通游击因武宗宠爱的锦衣卫官钱宁的推举进入豹房与武宗同卧起。一日武宗在宫中搏虎虎向前逼迫江彬冲上解围武宗虽说：“吾自足办安用尔。”3由此对江彬的忠和勇十分欣赏。在江彬的怂恿下他调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军入京师在大内操练号外四家。各镇领兵官被收为义子赐国姓以江彬统领之。又组织善骑射的宦官为一营亲自统领称为中军。4武宗第一次出关是正德十二年（1517）。他与江彬等结伴而行在居庸关意外地受阻巡关御史张钦闭关拒命不肯放行。武宗要召见守关指挥守关指挥说御史在不敢擅离；武宗要召见分守中官张钦坐镇关下称：“敢言开关者斩。”内阁大臣梁储、蒋冕恰好赶到武宗只好怏怏而去。但十九天后利用张钦外出巡视的机会武宗还是混出了居庸关直奔宣府。有趣的是出关时他催马疾驰数问御史安在？对张钦他也始终未加处分。1为巡视边关更合情理他自称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不久又自封镇国公。这是他不把皇帝的尊贵放在眼里的又一个证明。 武宗的出巡造成很大的财政浪费：他在宣府建镇国公府；为挥霍方便输内库银两百万两于宣府。同时也骚扰了民间。武宗常夜行见高屋大房则闯入索要酒食搜掠妇女。军士拆毁民房供炊以致市肆萧然白昼闭户。2正德十二年（1517）十月武宗实实在在统率军队打了一仗。当时鞑靼军五万余骑有入犯举动武宗在阳和闻讯率太监张永、魏彬等赴援并调动、部署各路兵马俨然有序。双方初次交手明军被分割数处但由于武宗亲自督阵“众殊死战敌少却诸军乃得合”。第二天自辰时至酉时大战百余合鞑靼军退。此役明军杀敌十六被杀五十二人重伤五百六十三人武宗也险些被俘差点重演“土木之变”的悲剧。3武宗返回京师大臣们在德胜门迎候。他对阁臣们说：“朕在榆河亲斩敌一级亦知之乎？”杨廷和等肯定是哭笑不得只能顿称圣武。1实录记载这一事件对武宗的2张合：《宙载》卷上。 3《明史》卷三o七《江彬传》。 1《明史》卷一八八《张钦传》。 2毛奇龄：《武宗外纪》。 3《明武宗实录》卷一五四正德十二年十月丁未。 1夏燮：《明通鉴》卷四七。 指挥才能或有夸大而亲自上阵以及对阁臣们说话的口气却很符合武宗的性格。 正德十四年（1519）正月武宗由宣府还京师二月便自加太师衔表示要以太师镇国公的名义巡视两畿、山东祀神祈福。此举遭到大臣们的强烈反对。三月的一天科道官先上疏谏止武宗不但不予理睬还借口病惫干脆连朝也不上了。后数日翰林院官、部属官及其他各衙门官一百六十余人联名上了十余道奏疏。修撰舒芬等的奏疏说：“若陛下之出不过如秦皇汉武侈心为乐而已”“博张、柏谷其祸亦可鉴矣”2。郎中黄巩等奏疏更有危言：“古之天子亦有号称独夫求为匹夫而不得者窃为陛下惧焉。”3主事何遵等的奏疏则说：“淫祠无福万一宗藩中借口奉迎潜怀不轨则福未降而祸已随。”4文谏之外还有“武谏”。金吾卫都指挥佥事张英袒身赴端门负土数升声称：随驾出必死宁死于此。恐血污宫门自带土来掩之。说完以刀自刃被武士拦住。5一向虽不听官员劝阻、却也对言者不大追究的武宗大为震怒。或许因为他对此次南巡过于热衷不愿意臣子们来扫兴。而出面说话的既不是科道官又不是地位尊贵的大臣加以惩罚可少些顾忌。张英被杖八十后当即死去。百余名文职官员在午门被罚跪五日有数十人被下锦衣卫狱。官员们的奏疏中多论及江彬江彬怀恨在心于廷杖时做了手脚“杖之甚重号哭之声彻于禁掖往往舁归私宅几绝”1。兵部员外郎6震、刑部主事刘较等都死于杖下何遵等也因创伤过重不久即死去。 众臣拼死力争的结果是武宗“亦为感动竟罢南巡”2。但到了六月宁王朱宸濠反叛朝廷又给了武宗一个南下的口实。他决意亲征以安边伯朱（许）泰为威武副将军充先锋；以宁晋伯刘聚为威武副将军左都督朱（刘）晖为平贼将军帅师分趋南京、江西。为了防止群臣再次谏劝他下令：“再言之极刑之。”3朱宸濠之变很快被平定。南赣巡抚王守仁收复南昌擒获朱宸濠。八月十二日武宗离开京师时还没有得到捷报。十六日消息传来大军方行至涿州。如果真是为了亲征讨叛完全可以还朝了但武宗命隐匿捷报不使外人得知。 从北京到涿州用了四天行军如此缓慢是因为武宗和刘娘娘的约会。 出师前武宗把刘娘娘安排到潞河相会刘娘娘相赠一簪以为信物。武宗过芦沟桥时驰马失簪便按兵不行大索数日不得。大军到了临清武宗依约遣使召刘美人刘氏不见信物不肯前往。武宗便独自离军乘舟夜行亲自去接。 十二月武宗到了扬州干了好几件极荒诞的事情：先是索取美女而且专要处女和寡妇。太监吴经先至记下寡妇及处女家。夜半令通衢燃炬2《明史》卷一七九《舒芬传》。 3《明史》卷一《黄巩传》、《何遵传》。 4《明史》卷一《黄巩传》、《何遵传》。 5《明史》卷一《夏良胜传》。 1《明武宗实录》卷一七二正德十四年三月戊午。 2《明史》卷一《何遵传》。 3查继佐：《罪惟录》帝纪卷十一《武宗毅皇帝纪》。 光如白日遍入其家掳诸妇出。遇有藏匿者破垣毁屋无一得脱哭喊者远近震动。诸妇分送尼寺寄住要其家以金赎“乃得归。贫者悉收入总督府”1。武宗在扬州遍阅妓女致使花粉腾价2。其次是索取财物武宗对珍贵器物没有表现出太大的热情索要财物多是为了取笑对方如钓得一大鱼戏称值五百金江彬逼太守蒋瑶买去。蒋瑶进献其妻之簪珥、袿服说：“库无钱臣所有惟此。”武宗也就罢了。他要取琼花蒋太守说：自宋徽、钦北狩此花已绝。他要征异物蒋太守答非扬州所产最后他说：“苎白布亦非物产耶？”蒋瑶不得已献五百匹。武宗的属下就不像他这样通融了因无所得太监丘得恼怒用铁絙系住蒋瑶数日才放回。3扬州百姓多亏这位太守才免去更大的灾难。第三是下令禁止民间养猪。大约因为他生于辛亥年属猪恐怕民间养猪杀猪对他不利。他还找了个更堂而皇之的理由朱为国姓二字同音当避讳。这道圣旨传出“旬日之间村市居民畏避重罪随所养之豕尽行杀卖减价贱售甚至将小豕掘地埋弃者有之”4。武宗在南京共住了八个多月。正德十五年（152o）二月朱宸濠押到但过了六七个月也没有正式受俘。王守仁奉命重新报捷把功劳统统归于太师朱寿这才正式举行仪式。按照武宗的计划离开南京后接着游苏杭、江浙、湖湘再登武当山。随驾的阁臣梁储、蒋冕跪于行宫外泣谏由未时至酉时凡两个时辰武宗才同意北还。5在返京途中武宗一面继续游玩一面又突奇想要将朱宸濠释放再由自己亲自擒拿。1经众人劝阻他没有再坚持。途中武宗在积水池垂钓时溺水而得病。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武宗病死于豹房终年三十一岁。武宗喜兵却没有更多的机会指挥作战军事操练于是成为他游戏的一部分。至于其他各种游戏和女色可说他是沉湎于斯而毁于斯。这些都使他距离一个好皇帝的要求差得太远了。但他不把皇帝的尊贵放在眼里热切追求宫廷之外的生活又可说是一个富有个性的人物。若把他的行为放在那个思想相当活跃的时代来考虑更可引人深思。 事实上明朝自从成化时起由于社会经济的展整个社会观念已经开始生变化。这种变化的最为突出之处是传统观念的转变和对物质生活的普遍追求。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旧有的社会秩序而旧有等级观念的变化可以说是最为突出的反映。大量三教九流以传奉授官成为过去士大夫们独据的官场中的引人注目者。在某种程度上金钱开始取代旧有的等级。这虽然是一种社会的进步但随之而来的社会秩序的混乱也给相当多的人们带来忧虑。所以当孝宗即位后依靠朝廷中的老臣去寻求对旧有秩序的恢复时有人便称之为“中兴之世”。这种带有明显复旧性质的“中兴”显然无法抵抗商品经济展的冲击当孝宗病逝武宗以少年登极时弘治一朝的努力也就付之东流。社会观念的再度突变如同大河决堤一而不可收。这也就是明朝人自己乃至后世所公认的明朝中叶后的社会变化。而武1《明武宗实录》卷一八一正德十四年十二月辛酉。 2查继佐：《罪惟录》帝纪卷十一《武宗毅皇帝纪》。 3《明史》卷一九四《蒋瑶传》。 4《明武宗实录》卷一八三正德十五年二月戊戌。 5《明史》卷一九o《梁储传》。 1毛奇龄：《武宗外纪》。 宗的荒怠在客观上恰恰促进了这种变化这也许是武宗和他周围的官员们所料不及的。 第二节汪直汪直是瑶族人先世居广西桂平西北的大藤峡。因先人反叛明廷被抄家。汪直幼年净身入宫为宦官。1成化时他先充昭德宫内使侍奉万贵妃后迁升为御马监太监。 成化十二年（1476）宫中出现一件怪事：以符术勾结太监的平民李子龙出入禁中且与宫女通奸。2这起严重的事件引起宪宗想知晓宫外之事以及宫中与宫外联系的。东厂原来就是由宦官统领的专门为皇帝私人服务的侦缉队伍但他还感到不足又挑选干练的宦官另设置西厂。 由于宪宗信任汪直其为人“便黠”被选中提督西厂。西厂比东厂权势更大“所领缇骑倍东厂”3。所侦伺的范围“自诸王府、边镇及南北河道所在校尉罗列民间斗署鸡狗琐事辄置重法”4以致“商贾不安于市行旅不安于途士卒不安于伍庶民不安于业”5。内外大臣也无不受到威胁。据阁臣商辂说：“朝臣无大小有罪皆请旨逮问直擅抄没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边城要害守备俄顷不可缺直一日械数人。南京祖宗根本地留守大臣直擅收捕。诸近侍在帝左右直辄易置。”6对西厂的作为朝臣由“惴惴不自安”而形成强大的反抗力量。内阁大臣们先难商辂的奏疏提出“收回伺察之人诛逐奸邪之辈”这样“自足以颐情而养神”“安邦而定国”1。太监怀恩也支持大臣们的主张宪宗不得不在成化十三年（1477）五月罢西厂但他对汪直的信任未减。一个月后九年考满而不得升用的御史戴缙上疏赞颂汪直缉捕奸恶赃贪禁革宿弊“皆允合公论足以服人而警众”2。宪宗罢西厂本是不得已的举动藉此倡言马上再开西厂。汪直利用西厂加强对官员的侦缉压制反对他的官员。数年间应天巡抚牟俸、兵部右侍郎马文升等被谪戍兵部尚书项忠被除名阁臣商辂罢免科道官五十六人受牵连。 从以下事例可见西厂和汪直本人的权势。 左都御史王越原是较早巴结汪直的亲信。吏部侍郎尹■通过王越也与汪直结交。一次王越先入谈论之际不觉伏于床下。尹■也照样拜伏于地。所以京师有歌谣云：“都宪叩头如捣蒜侍郎扯腿似烧葱。”3成化十四年（1478）生了一起假汪直案。崇王府内使下人杨福因相貌酷似汪直他便诈称汪直。自芜湖、常州、苏州而杭州、绍兴、宁波他所到之处有司争相奉承连市舶司内官也不例外。甚至有人找上门托他打官司。他南下直至福州诈骗被福建镇守太监所识破杨福获罪被斩轰动一时。此案虽使汪直难堪却反映了他的尊贵地位。 1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二九下《汪直传》。 2尹守衡：《明史窃》卷二五《宦官传》。 3《明史》卷九五《刑法三》。 4《明史》卷三o四《汪直传》。 5《明宪宗实录》卷一六六成化十三年五月丙子。 1商辂：《请革西厂疏》见《皇明经世文编》卷三八。 2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九二《中官考三》。 3尹守衡：《明史窃》卷二五《宦官传》。 成化十五年（1479）汪直开始干预边事。自天顺（1457—1464）以来鞑靼人进入黄河以南、宁夏至偏头关之间的河套地区对明朝北边形成很大威胁。宪宗命汪直督抚宁侯朱永军加强防御。翌年又以朱永为总兵官王越提督军务汪直监军抵御鞑靼领亦思马。 在文职官员中王越是一个难得的军事人材。他字世昌河南浚县人。 景泰二年（1451）进士历官御史、按察使。天顺七年（1463）巡抚大同。成化初兼宣府巡抚。北边屡易大将都以他总督军务。王越谄媚汪直引起一些人的反感。但他性情豪爽善于用人得到部下拥护。 成化十六年用兵汪直按照王越的计划命朱永率大军出南路自己与王越率轻骑沿边墙向西商定会于榆林。西线一路行至大同探知鞑靼军在北边的威宁海子便选宣府、大同两镇兵二万人分路潜行获大胜斩四百余得牧畜六千余。王越因而封威宁侯领都察院事提督团营。 皇帝对汪直的奖励是不断提高俸禄。明太祖贬抑宦官的一个措施就是不使其有恒产“月支廪米一石足矣”1。后定宦官最高品秩为正四品按照制度每月俸米二十四石。以后为了褒奖某个宦官往往额外增加俸米。而汪直以缉事功加岁米二十四石以建州功加三十六石以威宁海子功加四十八石以黑石崖功加三百石前后累计增加俸米四百零八石。俸米增加的数额是宦官得到恩宠的具体体现。 汪直权势的增长受到普遍的注意。善于诙谐表演的中官阿丑在宫中佯醉谩骂左右称圣驾至仍谩骂如故或称汪公来立即惊走。问其故回答：“今人但知汪太监也。”他又在宪宗面前表演：着汪直衣冠持双斧行并说：“吾将兵仗此两钺耳。”1两钺一指辽东巡抚陈钺一即指王越都是汪直的亲信。 有的皇帝容不得大臣刚正严厉的直谏但却可以从市井俚语中悟出些道理。宪宗正是看过阿丑的表演开始疏远汪直派他外出总镇大同、宣府等处。不久汪直与东厂太监尚铭生矛盾。尚铭把汪直泄露禁中秘事的情况报告宪宗使宪宗对汪直更加疏远让他专门镇守大同。 朝臣利用汪直失宠的机会再次提出革去西厂。辅万安领衔上疏称“西厂存革实于人心治体关系最大”2。万安因向万贵妃献媚向宪宗献房中术以及在官场上的种种表现不但为士人不齿也为中官鄙视。但他奏罢西厂许多人认为他办了件好事。 西厂一罢汪直的命运也由此而决定。成化十九年（1483）六月汪直与总兵官许宁倾轧生隙兵部认为应早作处分。且不说文臣武将很少敢与镇守太监抗衡即使生争执皇帝也很少说太监的不是。这次宪宗却责备汪直不以“边寄为重”剥夺了他的兵权将他调任南京御马监太监。八月科道官再次劾汪直妄报功次侵盗钱粮擅作威福交结朋党。于是汪直被降为奉御跌入他政治生涯的最低谷。 在权势上升过程中突遭变故逐步跌落是痛苦的。但对汪直来说又安知不是幸事。远离皇帝远离政治斗争的中心使他得以在南京善终避免了其他权势者那样更悲惨的命运。 1《明太祖实录》卷六二洪武四年正月乙巳。 1《明史》卷三o四《汪直传》。 2《明宪宗实录》卷二二五成化十八年三月壬申。 第三节刘瑾刘瑾是明代最值得注意的太监。一方面在他当权期间制度为之大变“焦芳以阁臣与之比于是列卿争先献媚而司礼之权居内阁上”1。另一方面他执政所包含的内容比他之前的王振和他之后的魏忠贤都要丰富得多史家对刘瑾执政也要比对魏忠贤、王振更加重视。 “八虎”之景泰二年（1451）陕西兴平县一个姓谈的农民家中生下一个男儿几年以后他被净身送入宫中投靠一刘姓太监按照当时的习惯改姓刘这就是刘瑾。关于刘瑾在孝宗以前的活动记载甚少。或曰他在内臣李广引荐下选入东宫侍奉皇太子朱厚照即后来的武宗2。也有说他曾“坐内臣李广奸党充南京海子口军夤缘起用。乾清宫灾复配又召回佥书”3。在朱厚照的周围有八个对他有影响的太监即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和刘瑾。朱厚照即帝位这些人立即受到重用称八党或“八虎”。或去高凤张永改张兴称“七党”。刘瑾任钟鼓司太监、不久升为内宫监太监总督团营。正德元年（15o6）六月提督十二营操练。 “八虎”以游戏引诱武宗日进鹰犬、歌舞、角觝等又引导武宗微服出宫把武宗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这一点很为外朝官僚忌讳和反感。由英国公张懋领衔五府六部等衙门官联名上疏谏劝武宗工科给事中陶谐也因灾陈言：“陛下当夙夜恐惧增修德政以回天意。奈何视为泛常倾耳于太监丘聚、魏彬、马永成之流。”1陶谐的疏中未专门提到刘瑾显然这时刘瑾的权势尚未显赫。 刘瑾的才干高于其他人。王鏊《震泽纪闻》中有两段记载一段说刘瑾“不甚识文义徒利口耳”。一段说刘瑾“少狡狯颇识字书略知古今特称为利嘴耳”。不甚识文义和颇识字书有些矛盾利嘴则是一致的这是刘瑾的一个特点在他后来的官场中大有用场。刘瑾的另一个特点是他有强烈的权力欲“尝慕王振之为人在孝庙时愤郁不得志每切齿”2。群臣的弹劾给刘瑾创造了机会。他对其他宦官说：“使瑾入司礼可使科道结舌文臣拱手。”3他对武宗说：“弘治间朝权俱为司礼监、内阁所掌朝廷不过虚名而已。如天下镇守、分守、守备等项内官皆司礼监官举用大受贿赂。如不信只将司礼监掌印太监抄了金银可满三间房屋。若将天下镇守内臣取回别用一番人令彼各备银一二万两进上谢恩胜赂司礼1《明史》卷三o六《阉党》。 2王鏊：《震泽纪闻》。 3田艺蘅：《留青日札》卷三五《刘瑾》。 1《明武宗实录》卷十四正德元年六月庚午。 2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九四《中官考五》。 3王鏊：《震泽纪闻》。 监。”4于是“帝大欢乐之渐信用瑾。” 正德元年十月宫廷内外爆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外朝大臣必欲铲除“八虎”。内阁、部院、科道等官纷纷上言文学名士李梦阳为户部尚书韩文起草的奏疏最为严厉称“此辈细人惟知蛊惑君上以便己私而不思赫赫天命皇皇帝业在陛下一身”如不治罪“将来益无忌惮必患在社稷”1。武宗读到这份奏章以后“惊泣不食”。外朝官僚得到另一派太监王岳等人支持。武宗派他们与内阁联系商议处置刘瑾等宦官的办法。 刘瑾与外朝的联系也起了作用。一说刘瑾“素与李阁老东阳有旧重其诗文密以韩文等所劾询之东阳得其大略”2。一说“韩文将率九卿劾刘瑾疏当吏部”吏部尚书焦芳得到消息即“驰曰瑾”。不论通过什么途径获得消息刘瑾都预感到大祸将临。他率“八虎”跪伏在皇帝前哭泣说：“非上恩奴侪磔喂狗矣。”又说：“害奴侪者乃王岳。”武宗问其故刘瑾说：“岳前掌东厂也谓谏官诸先生有言第言。而阁议时岳又独是阁议此其情何也？”他最后的结论是很重要的：“今在班官敢哗而无忌者司礼监无人也。有则惟上所欲而人不敢言矣。”3外朝官僚认为处置“八虎”已有了七八成把握而刘瑾的一番话使武宗作了相反的决断：将王岳等支持阁议的太监贬充南京净军命刘瑾入司礼监马永成掌东厂谷大用掌西厂局面一夜间大变。 司礼监的第一号人物是掌印太监李荣他虽位在刘瑾上“主画诺而已”1。正德三年（15o8）六月李荣被逐出司礼监据说是在宫中现的匿名文帖誉李荣而短刘瑾。李荣被逐后刘瑾自任司礼掌印太监他终于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号太监。 刘瑾的地位确立以后他与“八虎”中其他太监的关系也生了变化。 张永是“八虎”中第二个有影响的人物他恶刘瑾所为刘瑾也觉他不附己两人渐疏远至动拳脚。而其他太监有所请求刘瑾多不应允马永成、谷大用等皆有怨心。与同党结恶是刘瑾很快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树威正德二年（15o7）三月刘瑾令廷臣跪于金水桥宣示奸党名单。列入奸党的有大学士刘健、谢迁尚书韩文部曹李梦阳等数十人罪状是“递相交通彼此穿凿曲意阿附遂成党比”2。宣示奸党便把反对派官僚逐出政治舞台；让廷臣跪而听诏造成他们心理上更大的压抑感这是刘瑾树立权威的第一个重大措施。 正德三年（15o8）六月的一天因早朝时现攻击刘瑾的匿名书帖他刻意追查令群臣跪于奉天门下。在追查过程中有三百多人被送至镇抚司究问。翰林院官跪诉：“内监事待翰林官素厚岂肯如此？”御史表白：“御4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三三《中官考》。 1《明史》卷一八六《韩文传》。 2陈洪谟：《继世纪闻》卷一。 3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九四《中官考五》。 1王鏊：《震泽纪闻》。 2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九四《中官考五》史等官素知法度岂敢如此？”刘瑾训斥：“尔每把朝廷事件件坏了略加处置就都怨恨。太祖法度尔等不曾见岂不闻知？”3显然刘瑾的权威已经树立起来。后来他听说此书是内臣所为方释放诸臣回家但已有数人因日晒干渴、紧张恐怖而死。 宦官专权总要凭依暴虐行为。刘瑾数兴大狱众多官员被抄家。他设计使用了大枷有一百五十斤重披带者不数日即死。还有另外一些对付官僚的方法。比如用疲劳战术使六科给事中长时间办事寅入酉出达七个时辰。他还规定京官养病三年不赴部报到革为民。 正德四年（15o9）十月设内办事厂又称内行厂刘瑾自领之。东、西二厂已很跋扈缉事人员四出争相用事致使“远州僻壤见鲜衣怒马作京师语者转相避匿”1。内行厂更加酷烈市井游食无业之人如酒保磨工鬻水者皆逐之四出寡妇尽令嫁人停丧未葬者尽焚弃之使京师“汹汹几致乱”。2内行厂还有一个特殊功能就是监视东、西二厂即监视可能对刘瑾形成威胁的另一些大太监。 用刑树威在官员中引起极大的恐惧。都察院上审录重囚之本不合刘瑾意。左都御史屠滽率十三道御史跪于阶下谢罪听刘瑾斥责皆叩头不敢仰视。3给事中周钥外出勘事向淮安知府赵俊借贷千金以便回朝献与刘瑾。赵知府先已答应既而不贷周氏计无所出竟在半途自杀。给事中许无锡以敢言著称他清核内库时现侵匿数十事他写好奏疏后自杀命家人于他死后上之。据载谏官“惧祸者往往自尽”4。 在畏惧和讨好两种心理的作用下各衙门各职官奏事先将章奏送刘瑾处具红揭称红本。然后上通政司称白本。刘瑾也往往将章奏携回私室与同党捏写旨意。这一时期对官僚奏议的批答比较充分地反映了刘瑾的执政思想。由于以上种种行为京师流行“两皇帝”之说称武宗为坐皇帝或朱皇帝称刘瑾为站皇帝或刘皇帝。中外官僚多称他为“内相”1。他的同党更称他为“小太祖”2。 结党在打击反对派官僚的同时刘瑾也在拉拢一批官僚：最早与他结交的焦芳人品、才干均不足道。他既是行贿者又是分赃者“四方赂瑾者具三分之一赂芳以转及瑾亡不如愿”3。对于这样一个合作者刘瑾一直是不满意的。如焦芳想让他的儿子焦黄中中廷试第一遭到李东阳、王鏊的抵制。他向刘瑾诉说刘瑾回答：“黄中昨在我家试石榴诗甚拙顾恨李耶？”3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九四《中官考五》。 1《明史》卷九五《刑法三》。 2《明武宗实录》卷四一正德三年八月辛巳。 3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三《刘瑾用事》。 4《明史》卷一八八《许天锡传》。 1韩邦奇：《苑洛集》卷四《大明嘉议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西野曹公墓志》。2孙继芳：《矶园稗史》。 3焦竑：《玉堂丛语》卷八《纰漏》。 4另一个很早与刘瑾结交的官僚刘宇先以万金馈赠。刘瑾对他很客气然而并不满意。刘宇一心想入内阁刘瑾满足了他但在他要入阁办事时刘瑾却说：“尔真欲相耶？此地岂可再入。”正如当时人所评论的：“刘瑾擅权大臣以贿进然见其才劣卒未终任。焦芳、刘宇俱以万金赂入阁然皆被斥归其他凡庸九卿报罢者日不可测。”1刘瑾的做法显然是有其道理的他要达到专权目的就不仅要接受形形色色的小人还必须网罗有才干的人。因此一旦有了机会刘瑾就很注意选用那些干练之人。如韩福在知县、知府、参政任上均有政绩任右副都御史时因事下狱刘瑾素闻其名立出之拜户部侍郎2。屈直任太仆寺卿近幸“揽纳请托百计求中直力禁之。近幸共谮于权瑾瑾察得其情亦雅重之谮者失气”3。后来清理刘瑾党人有不少如韩福、屈直者。 结交刘瑾较晚而刘瑾最为信任、欣赏与之相始终的官僚是张綵。张綵陕西安定人。马文升、杨一清等一代名臣都很器重他。弘治年间他曾弹劾辽东镇守等官“乱杀贡夷冒赏”。张綵通过焦芳与刘瑾结识刘瑾大为敬爱称为神人。张綵也有许多不好的品行。如好色为了夺同僚美妾或者升之官或者治之罪都是极恶劣的行径。但与焦芳相比他不但在才智上远远出而且对刘瑾确有积极的影响。4张綵之前无人敢对刘瑾的行为有所评论晓以厉害。自“吏部尚书张公采（綵）入朝始敢进言。凡事于顺门讲议虐政多所中止然后六部效之中外之情始通”5。张綵进言在两方面对刘瑾有一些影响：一是劝刘瑾加强对宦官的约束说：“公左右用事者多骗财坏事。”6刘瑾“疏同类”与张綵有关。二是劝刘瑾惩治贪贿。当时朝觐官员们为讨好刘瑾往往在京师借贷向刘瑾行贿时称为京债回到任所再靠盘剥小民或取之府库加倍偿还。张綵对刘瑾说：“公亦知贿入所自乎？非盗公帑即剥小民彼借公名自厚入公者未十一而怨悉归公何以谢天下？”1刘瑾对张綵此论大以为然故而采取惩治贪贿的措施。苏州知府鲍■、同知王卺江西左布政使马龙等贪赃山东巡按胡节用重金贿赂刘瑾侍郎张鸾出使福建敛银二万送刘瑾给事中欧阳平、御史贝仪、少卿李宣、指挥赵良等合伙向刘瑾行贿受到不同程度的惩处张鸾所送银两还被刘瑾送交承运司。于是“剥削之弊一时少息”2。张綵指出“利归于私家怨结于朝廷”的严重性颇能打动重于专权的刘瑾这于是也成为他致力于与儒臣交接的基础。 如果说刘瑾与张綵等人的关系中还包含着很大的彼此利用的成份那么对文学名士的延揽似乎就更虔诚了。他对康海的仰慕之情是其他4《明史》卷三o六《焦芳传》。 1《明史》卷三o六《刘宇传》。 2《明史》卷三o六《韩福传》。 3清康熙《陕西通志》卷二o《人物》。 4《明史》卷三o六《张綵传》。 5韩邦奇：《苑洛集》卷十九《崆峒记》。 6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九四《中官考五》。 1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九四《中官考五》。 2《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三《刘瑾用事》。 权势者们很难达到的。康海陕西武功人弘治十五年（15o2）壬戌科状元。刘瑾认为这是很为陕西人争光的事招致之。康海在文学上名气很大且“性刚直”不肯往。刘瑾要杀李梦阳康海受托前往刘瑾处拜谒讲情。刘瑾听到康海至“倒屣摄衣相迎留饮坐话久之”李梦阳由此而保全性命。3康海还对刘瑾说：“天有夏必有冬以敛之有雷霆必有雨泽以濡之。今公威则震矣而恩未舒宜思消长之。”刘瑾高兴地说：“真吾兄也未有以此言告我者。”1刘瑾的乡土观念是很强的上面提到的数人都是陕西人。应当说张綵因列入刘瑾党人被杀康海因列入刘瑾党人被逐都是很冤枉的他们是“党争”的牺牲品。 查盘查盘包括的范围很广泛。刘瑾执政期间组织科道官对天下军民府库、钱粮、各边年例银、两淮盐运司革支盐引、都司卫所军器乃至夫运、柴炭等进行查盘。 查盘先是打击反对派官僚的一种手段。正德三年（15o8）六月李东阳指出查盘钱粮巡抚官等只是督理不严请宽追赔或罢斥不用。刘瑾拟旨谈到督抚等官应负的责任后突然一转称：“如钱钺之擅改禄米张缙、马中锡等之不职王时中之酷烈许进之越制选官刘健、谢迁、韩文之无知叩阍尤有不能尽举者不治何为？”2这些远远出了查盘的范围。刘瑾所推行的查盘也带有一定的改变吏治目的因此查盘在打击反对派官僚的同时也会波及其他官僚甚至包括刘瑾的亲信使他们惕厉不已。正德三年正月查盘时刘宇已任兵部尚书因前任大同巡抚耗费者多他深感不安上疏自陈请求“少垂优礼将远年巡抚任内事听与开释”3。刘宇尚且如此其他人可想而知。这里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刘瑾对各边年例银的查盘。 年例银是朝廷每年分解各边的银两包括食盐开中改折的部分和朝廷对边费的贴补数量相当大且有急剧增长的趋势。如正德元年（15o6）宣府和大同在五万两年例银之外又分别送银六十一万两和四十万两辽东在十五万两年例银之外又送银三十三万四千两。1正德三年（15o8）三月户部安排送各边年例银“诏不许。谓各边既设屯田又有各司府岁输粮草天顺以前初无户部送银之例其例始于成化二年（1466）。盖或因警报或以旱潦事变相仍行权宜接济之术耳。而其后遂为岁额且屡告缺乏得无盗取浪费之弊耶？”2两个月后刘瑾奏请查盘各边年例银用度：“弘治十五年（15o2）至正德三年预解过辽东、大同、宣府、宁夏、甘肃、榆林各边年例银并奏讨银两共五百四万六千七百五3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九《史乘考误十》。 1李绍文：《皇明世说新语》卷一《言语上》。 2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九四《中官考五》。 3《明武宗实录》卷三四正德三年正月壬戌。 1韩文：《为缺乏银两库藏空虚等事疏》见《皇明经世文编》卷八五。2《明武宗实录》卷三六正德三年三月己亥。 十三两有奇乞差给事中、御史分行稽核籴买粮料草束用若干折放过若干见存若干有侵盗浪费诸弊从实参奏。”3边饷边银屡告缺乏有许多原因。刘瑾认为“各边粮草缺乏马匹罢（疲）惫皆由官不得人。”4他还说巡抚总理等官“既治边无方以致浥烂糠秕百有余万”等到事则“全罪仓官小民”5。官僚失职造成的损失确实惊人。正德二年（15o7）十二月给事中安奎等奏：宁夏大河口驿新旧草烂十四万三千三百束有奇典守者捏称浥烂成灰。正德三年（15o8）八月礼科给事中曹大显等奏：查盘延绥等处仓库粮料浥烂糠秕者三万六千余石布匹浥烂者三万三千三百二十余匹。九月给事中蒋金等奏：查盘建昌松潘等仓侵盗浥烂者计万余石。 一方面是负担过重朝廷不堪支付一方面是官员失职造成巨大浪费。刘瑾把查盘当作一件大事不时举行并用经济制裁的手段惩治官员。在查盘中被劾官员开始多被逮下狱后来改为追赔罚米赔银多至干两罚米多至千石。他们中有一些是无辜者另有一些当治罪而未治罪者而相当一部分被治罪的官僚确为失职。罚米很引起官僚们的不安和反感但对后一部分官僚来说要他们分担朝廷的经济压力有其合理之处。 清丈刘瑾对清丈土地的自觉意识或许不如查盘其意义却要更大。从正德元年十月刘瑾开始把持朝政以后屡有清丈土地的记载。 正德二年（15o7）十一月命户部侍郎王佐等踏勘徐保所进皇庄田四千三百余顷量出余地给无田民种之如例起科。 正德二年十一月敕守臣踏勘汝府获（嘉）、辉（县）二县三桥坡田地共一百三十一顷余赐该府者七十顷。其余为退滩无粮地只以原赏地与之。正德二年十二月命巡按直隶御史赵斌清理大同无粮地得五千九百五十九顷余清理宣府原设听拨屯田地四百五十三顷余失额并无粮余地二千零十八顷照数造册备考。同月命司礼监太监王高金、户部员外郎冯颙查勘泾王奏请土地赐王为业者二百零五顷其余各类土地一千七百余顷难以给赐。锦衣卫逮系有关人员至京究问（后仍以其中无粮地七百余顷赐之）。 正德三年（15o8）二月户科给事中段豸查勘山东活碱地官民地一千二百七十八顷余可办纳存留以备常赋死碱官民地六百三十九顷余可折纳布钞以宽民力。 正德三年四月命巡按陕西监察御史张或清理宁夏等卫屯地新增四干四百余顷户部议有抛荒者亟召人佃种。 正德三年五月命监察御史李瑛清查甘州等十二卫古浪等三所屯田清出膏腴田三千余顷除补原额之数外尚有一千余顷拨军壮余丁承种。正德三年六月山东巡按周熊查山东屯田比永乐年间多一万八千三百五十余顷。户部议已清田粮行各卫征纳。 3《明武宗实录》卷三八正德三年五月丙寅。 4《明武宗实录》卷三六正德三年三月乙卯。 5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九四《中官考五》。 正德四年（15o9）二月派户部主事李思仁核实张允于弘治初所献徽府河南鹿邑、直隶毫州田土得地六千一百九十余顷起税二万四千余石以二千石给徽王其他输河南有司。 从这些处置来看刘瑾清丈土地是为了查革隐漏增加税地以保证“租税不失原额”。值得注意的是正德三年三月以后即议革罢年例银之后刘瑾把注意力转到对屯田的清丈。这不是偶然的。刘瑾把年例银和屯政联系在一起加以考虑看到了屯政败坏和年例银日益增加之间的逻辑关系因而在革罢年例银之后才特别重视清丈屯田。 正德四年七月以前清丈屯田还是局部的现象到八月开始对屯田进行全面的丈量：派户部侍郎韩福赴辽东、兵部侍郎胡汝砺赴宣府、大理寺丞杨武赴大同、通政司左通政丛兰赴延绥、大理寺少卿周东赴宁夏、尚宝寺卿吴世忠赴蓟州、兵科给事中高淓赴沧州。这与成、弘年间清理丈田“止于腹里”1的状况相比无疑是大为改观。不但范围扩大而且用法严厉。高淓丈沧州等地草场屯地劾治不职官员六十一人其中包括他的父亲高铨。史称“淓畏瑾遂并劾其父士论薄之”2。对此事的是非姑且不论但官员自劾其父足见当时清丈法令之严。 在对屯田的全面清丈中除了继续强调以前提出的基本规定还统一规定了限制内外镇守官占田的数额即所谓“养廉田”。正德四年闰九月户部提出裁减内外镇守等官田诏曰：“内外镇守官朝廷重托俱准以水旱地各十顷副总兵半之；分守、监枪、游击各旱地十顷守备半之免其征税。其余愿自佃种者照例起科多余田地拨与空闲舍余人等承种佃种明立文册。敢有奏讨并吞并者科道官查记重罚之。”3清丈过的免征地四面立石作为标记“严禁移换侵占”4。可见“限田”的规定确曾一度认真执行过也收到了一定的实效。十二月甘肃巡抚王宪核实卫所屯田保留下一组很有价值的数字。5姓名官职清出地（顷）免税地（顷）税地（顷） 宋彬镇守太监1122o92王勇总兵872o67操军湖田8787张昭分守331o23白琮总兵142o-6王欣监枪1o1o姜汉副总兵251o15苏秦分守131o3赵承序守备1551o总计3961o52911韩文：《为缺乏银两库藏空虚等事疏》。 2《明武宗实录》卷五九正德五年正月丙戌。 3《明武宗实录》卷五五正德四年由九月庚子。 4《明武宗实录》卷六二正德五年四月丁酉。 ------------ 21 如果不考虑水旱田的区别据上表统计漏税的土地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三。查出这个数字意味着内外镇守等官的损失有多么巨大。宁夏之变中武臣多从朱寘鐇反是合乎逻辑的。 在作出限田规定的同时还针对勋戚庄田采取了措施。兵部左侍郎胡汝砺奏报对“查出地土宜照例起科革去管庄人役。各家愿自种者听不愿者拨与附近空闲舍余种纳还量定地利厚薄以定则例依顷亩粮数以立案册”1。 半年以后吴世忠提出另一项建议：“东胜、兴州等卫所屯田多占种盗卖者田租拖欠终年积弊已久若一一置之于法人情未免不堪。除官豪占种及知情典买不者依律究问外其余情不得已者量为处分田仍给主价亦免追。若本主无力另给附近军民屯种。如买主不系官豪情愿纳粮者听。惟在租税不失原数耳。”2提出这一更为灵活、变通的规定显然是考虑到韩福在辽东“所行过刻”以致激起兵变的教训。 以“溢额为功”是对清丈的最常见的批评。刘瑾清丈亦遭此议如说周东清丈宁夏屯田“希瑾意”以五十亩为一顷。此外还有人批评刘瑾以清丈为名敛银收贿。也是这个周东“亩敛银为瑾贿”1。但这些都不足以说明刘瑾清丈的性质。刘瑾清丈特别是清丈屯田是朝廷和官豪人家争夺土地的斗争以官豪为主要的打击对象。刘瑾清丈形成了很大的声势可以说它是张居正度田以前最重要的一次清丈活动意义重大。以宦官而主持这一重大举动尤为难得。 凌迟处死正德五年（151o）四月宁夏生了安化王朱寘璠反叛事件。朱寘鐇原认为“若推我为主以诛瑾为名必成大事”2。他以反刘瑾起兵得到许多武臣的拥戴。事变产生的第一个结果是朝廷停止了清丈屯田等行动将各处原差丈量地土官员撤回。这实际上宣布了刘瑾政策的失败。 寘鐇之变也最后决定了刘瑾的命运。五月朝廷以泾阳伯神英为总兵右都御史杨一清为提督太监张永总督军务率兵讨寘鐇。师方出寘鐇已被擒。回师路上杨一清要张永利用奏捷的机会揭刘瑾的奸恶张永本来与刘瑾有矛盾听了杨一清的鼓动奋然曰：“老奴何惜余年不以报主哉！”3八月甲午日（9月13日）刘瑾安排这天给他的哥哥、都督刘景祥出丧而把张永献俘安排在第二天。但张永甲午日便入宫待刘瑾退后张永取出寘鐇起兵的檄文献上并陈奏刘瑾不法事。太监马永成亦出言相助。武宗有所悟即日行动亲自逮拿刘瑾。两人相见“武宗骂曰：‘奴欲反耶？’拳之、蹴之永成等佯劝解遂谋送内狱。”1武宗开始没有杀刘瑾的念头1《明武宗实录》卷五五正德四年闰九月戊戌。 2《明武宗实录》卷六一正德五年三月丁丑。 1《明武宗实录》卷六二正德五年四月庚寅。 2《明武宗实录》卷六二正德五年四月庚寅。 1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六《史乘考误七》。 只是把他降为奉御谪居凤阳。对瑾也安然处之说：“犹不失富太监也。”2直到武宗亲自到了刘瑾宅府抄没金银宝货不可胜计另有伪穿宫牙牌、衣甲丁弩及玉玺等违禁物品确信刘瑾确有反状才下决心处死刘瑾。 大臣于午门外会审刘瑾尚有余威刑部尚书畏惧噤不能出一语。其他公卿旁列亦稍稍退却。刘瑾声称：“满朝公卿皆出我门谁敢问我者！”3驸马蔡震说：“震国戚何赖于汝！”命官校上前批刘瑾颊边批边问他为什么私藏甲胄刘瑾回答：“以卫上。”蔡震又问为什么藏之私宅刘瑾语塞。 刘瑾被处以极刑凌迟三日而死。按照规定要剐三千三百五十七刀第一日先剐三百五十七刀每下一刀吆喝一声4可说极为残酷仇家于行刑之日以一钱易一脔得则生食之。5这一年刘瑾刚好六十岁。 2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三《刘瑾用事》。 3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三《刘瑾用事》。 4张子麟：《端俨公年谱》见《借月山房汇钞》第六集。 5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九五《中官考六》。 第二十章王守仁王守仁（1472—1529）字伯安绍兴余姚（今属浙江）人。以曾隐居讲学阳明洞自号阳明子世称阳明先生。明代著名政治家和哲学家。 第一节心忧天下“格物穷理” 王守仁先世山东瑯琊人为东晋右军将军、会稽内史王羲之后裔。父王华字德辉成化十七年（1481）中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少詹事礼部左侍郎南京吏部尚书等职。守仁初名云五岁时改名守仁。十一岁随父入北京。其间他曾出游居庸关、山海关目睹北方少数民族对京师的威胁同时又听到京畿地区石英、王勇以及陕西石和尚、刘千斤农民起义的消息这些都深深地引起了他的忧虑数次欲献策于朝廷被其父斥为“狂”而止。二十一岁时中举人。弘治十二年（1499）二十八岁登进士入工部实习。时西北边境少数民族不断骚扰有长驱直入之势。王守仁面对形势“不胜为国惓惓之至”就上边务八事：“一曰蓄材以备急二曰舍短以用长三曰简师以省费四曰屯田以足食五曰行法以振威六曰敷恩以激怒七曰捐小以全大八曰严守以乘弊。”1翌年授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官秩正六品。寻出南直隶淮安等府审决重囚、主持山东乡试。弘治十七年九月补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 这一时期为王守仁的青少年时代兴趣广泛思想变化不定。中举人以前已仰慕“圣学”。二十一岁中举人以后他在北京开始探求宋代大儒朱熹“格物穷理”之学。朱熹谓一草一木皆涵“天理”。守仁即取他父亲官署中的竹子“格”之希望能由此一件一件地“格”“理”最后成为“圣贤”。然而他从早“格”到晚一直坚持了七天不但未得其“理”反而害了一场大病。此后他开始怀疑、放弃朱熹的“格物”之学随世俗习辞章并结诗社于余姚龙泉山寺以文会友研讨诗赋和古文。又性好言兵善骑射处处留心武事凡兵家秘籍“无不精究”。已而攻佛、老之学同道士谈养生向和尚问禅机隐居绍兴阳明洞静坐修道“遂有遗世入山之意”。这时王守仁所接受的佛、道思想特别是佛教禅宗的主观唯心论对他后来创立“心学”有着重要的影响。 1《陈言边务疏》《王阳明全集》卷九上海世界书局1936年版。 第二节龙场彻悟“理在心中” 封建统治者内部无休止的权力之争往往不可避免地把一些人卷入斗争的漩涡以致身不由己。王守仁也吃过这个苦头。 弘治十八年（15o5）五月明孝宗病死长子朱厚照嗣位是为武宗以次年为正德元年。武宗朱厚照是明朝历史上有名的“风流天子”奢侈腐化四出巡幸不理朝政。宦官刘瑾、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等八人恃宠操柄弄权分布要害无恶不作人称“八虎”而刘瑾尤为狡狠。正德元年冬南京户科给事中戴铣、御史薄彦徽等二十一人上疏要求惩办刘瑾一伙以件旨罪被逮下诏狱。十二月王守仁冒死上书申救称“铣等职居谏司以言为责。其言而善自宜嘉纳施行。如其未善亦宜包容隐覆以开忠谠之路。”恳求皇帝“追收前旨使铣等仍旧供职扩大公无我之仁明改过不吝之勇”1。这一事引起刘瑾怒把王守仁下锦衣卫狱矫诏杖五十。死而复苏谪贵州龙场（今修文）当驿丞。王守仁一下子变成了流徒这是他政治生涯中一次重大的逆转。 王守仁既谪刘瑾仍不罢休“使人伺之途将置之死”。正德二年（15o7）夏王守仁赴谪行至钱塘江度不免死于途于是急中生智乘夜佯为投江浮冠履水上遗诗曰：“百年臣子悲何极夜夜江涛泣子胥。”浙江官府皆信之家人亦成服。守仁遂隐姓名逃入福建武夷山。他虑罪及其父乃出武夷入江西经湖南赴贵州。刘瑾果然移恨于其父免去王华南京吏部尚书勒令致仕还乡。2正德三年春王守仁至龙场驿。龙场在贵州西北部万山丛中为少数民族杂居的荒僻之地人烟稀少蛇虺魍魉蛊毒瘴疠自然条件十分艰苦。他到驿之初无屋栖身就穴而居。他原为官正六品贬为驿丞没有品级地位低下任务只是“典邮传递送之事”3。这种艰苦环境和地位如他后来自己说：“谪贵州三年百难备尝”“横逆之加无月无有”1吃尽了苦头。当年他才三十七岁正年富力强而郁郁不得志。置身穷荒之地又无书可读不免深感惆怅精神空虚只有寻找寄托以安慰自己才能解脱内心的痛苦。因此他谪居龙场两年2除了应付差事和做些因俗化导、开办书院、教人读书的事情之外主要精力是修心忍性体验“圣人之道”。为得此“道”他日夜端居静坐脱于“得失荣辱”之外。据说忽然在一天夜里体验到“格物致知”的道理高兴得手舞足蹈大叫起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也。 “道”就在自己的心中完满自足地存在着不必到事物的外部去寻找以往“格”竹求“理”的做法是错误的。为了证实自己的体验是否完全正确他还以所记忆的《诗》、《书》、《礼》、《易》、《春秋》等五部儒家经1《乞有言官去权奸以章圣德疏》《王阳明全集》卷九。 2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三《刘瑾用事》。 3《明史》卷七五《职官·驿》。 1分别见《王阳明全集》卷四《与王纯甫》、《寄希渊》。 2王守仁自云“谪贵州三年”其实他自来龙场到赴江西庐陵任知县前后仅两年。典之言证之结果“莫不吻合”3。于是“日坐石穴中默记旧牍辄为训释”写了一部书名曰《五经亿说》4。朱熹主张理和气不能相分离“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理在先气在后”。王守仁则认为：“理”在心中心外无物。“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5这是他们哲学思想的主要区别。王守仁所说的“理在心中”是从与泉熹同时代的6九渊那里继承过来的。6九渊提出：“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心即理”“心”和“理”都是永远不变的。 在龙场驿丞任上王守仁在应聘任贵阳书院主讲时还提出“知行合一”说。他认为：有人把知与行看成是两回事是由于“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其实两者是一回事“知是行之主意行实知之功夫。知是行之始行实知之成”1。他不仅认为知是行的又是行的归宿而且对行作了唯心主义的解释把行归结于知最后强调的是知。知与行是两个不同的范畴若混为一谈模糊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与差别在理论上是错误的。但是他第一次提出“知行合一”的观点突破了长期以来把知与行两者互相割裂、绝对对立的形而上学观点肯定了知对行的指导意义这对于哲学理性思维的展是有积极意义的。可是王阳明在反对朱熹“理在心外”的过程中滑向了6九渊“理在心中”一边从客观唯心论转向了主观唯心论。3钱德洪：《王阳明年谱》正德三年条。见《王阳明全集》卷三二。 4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王守仁》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5《传习录·答顾东桥书》《王阳明全集》卷二。 1《传习录》《王阳明全集》卷一。 第三节镇压农民起义明朝在宣德以后开始走下坡路至正德年间明代政治危机频频生北部边防形势紧张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严重。正德五年（151o）初刘瑾与张永等人之间的权力之争逐渐白热化结果刘瑾失宠被诛。刘瑾死后王守仁的政治地位步步上升。先是离开贵州龙场内调江西三月任吉安府庐陵县知县。在县仅七个月便于十一月入京朝觐。十二月迁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六年正月为吏部尚书杨一清所赏识调入北京任吏部验封清吏司主事。二月为会试同考试官。十月升吏部文选清吏司员外郎。七年三月晋吏部考功清吏司郎中。十二月命为南京太仆寺少卿赴南直隶滁州督马政。九年四月改南京鸿胪寺少卿。十一年（1516）九月因闽、赣等省农民起义势不可当兵部尚书王琼特举王守仁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处成了掌管一方军政大权的高官。 就在王守仁谪居贵州时农民起义已此伏彼起。龙场驿附近也生过少数民族起义。正德三年以后先后爆了江西王浩八起义四川蓝廷瑞起义河北刘六、刘七兄弟起义。这些起义虽然很快遭到镇压但为时不久在赣、闽、湘、粤交界的深山险谷地区又掀起了规模更大的农民起义。正德十一年（1516）江西谢志珊称“南征王”聚众起义占领横水、左溪、桶冈等地。与谢军相呼应的有池仲溶称“金龙霸王”据广东浰头三寨；福建大帽山詹师富起义；江西大庾陈曰能起义等。 王守仁这次出任南赣、汀、漳等处巡抚的任务就是镇压以上各地的农民起义。 接到任命之后方“抱病请告”在家的王守仁为报效朝廷之恩不顾一切急忙上道日夜水6兼程于正德十二年正月十六日赶到江西赣南开府上任。他认为过去之所以镇压不力“机宜屡失”不断失败主要是由于从外省调动军队不能经久驻扎弹压。因此他一到任即改变做法采取挑选赣、闽、湘、粤四省精兵和召募乡兵相结合的办法选“能将”督练整肃军纪对农民起义军进行血腥镇压。是月底他先集中力量进攻福建大帽山詹师富起义军。初战长富村虽获小胜但至象湖山一战便损兵折将明军指挥覃桓等战死。为扭转败局王守仁使用计谋率兵退屯上杭以退为进密令各地哨所佯言收兵“俟秋后再举”以此麻痹农民起义军。二月中乘夜间漆黑一片突然命将分三路对象湖山动进攻詹师富等七千余人被俘。四月回师上杭。这时王守仁进一步提出：赣、闽、湘、粤四省交界处山岭相连而地分各省事无统属彼此推托只设巡抚一员“责任不专”“军伍无制”以致“盗贼”“东追则西窜南捕则北奔”。为加强军权请求朝廷给旗牌提督军务便宜行事1。兵部尚书王琼再次“使从其请”2。 五月王守仁未得正式任命即着手改革兵制立兵符节制：以二十五人为一伍伍有小甲；五十人为一队队有总甲；二百人为一哨哨有长有协哨二人佐之；四百人为一营营有官有参谋二人佐之；一千二百人为1见《钦奉敕谕提督军务新命通行各属》《王阳明全集》卷十六。 2《明史》卷一九八《王琼传》。 一阵阵有偏将；二千四百人为一军军有副将。各级可“递相罚治”。“务使上下相维大小相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自然举动齐一治众如寡庶几有制之兵矣。”3这年七月王守仁统兵进攻大庾。时江西农民起义军主要分布在横水、左溪、桶冈三处。议者纷纷皆以为必须先攻桶冈王守仁所见与众不同。他认为三处起义军事势各异。以湖广言之则桶冈为咽喉而横水、左溪为腹心。以江西言之则横水、左溪为腹心而桶冈为羽翼。今不先去横水、左溪腹心之患而欲与湖广夹攻桶冈进兵两者之间腹背受敌势必不利。只有先攻横水、左溪二处再移兵桶冈方能成破竹之势4。最后按照王守仁的主张于十月出兵围攻横水、左溪。农民起义军英勇还击终因寡不敌众谢志珊等数千人被俘。王守仁又分兵合击桶冈起义军。十三年（1518）正月移兵攻广东龙川浰头等地。至三月大规模的武力镇压暂告结束。据不完全的统计在前后一年左右的时间内王守仁统率的军队在大帽山和大庾等地残酷杀害农民起义军一万八千余人并对当地农民群众实行野蛮的烧杀掠夺政策。 为了加强明皇朝在这些地区的政权控制在进行军事征剿的同时王守仁相继奏请朝廷添设福建平和、江西崇义、广东和平等县。他一到达江西就立刻推行“十家牌法”企图从根本上孤立农民起义军断绝农民群众与他们的联系巩固封建统治秩序。其法：编十家为一牌开列各户籍贯、姓名、年貌、行业。日轮一家沿门按牌审察动静遇有面目生疏之人形迹可疑之事马上报告官府究治明白。如有隐匿不报十家连坐1。在镇压农民起义以后又在赣州等地制立“乡约”推行保甲之法。同时以“民风不善由于教化未明”在其所到之处兴建社学延师教子为统治阶级培养人材。但在儿童教育方面却有其可取之处。他认为：“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戏而惮拘检如草木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不能使童子“视学舍如囹狱而不肯入视师长如寇仇而不欲见矣。”2由于王守仁镇压农民起义有功正德十三年（1518）六月被升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官晋爵成为一个正三品大臣荫子锦衣卫世袭百户再进副千户。得到朝廷的深恩王守仁感激不尽。十四年（1519）正月在江西疏谢升荫并表示要急流勇退乞请致仕但没有得到批准。从此他就更加忠心耿耿地为维护明朝统治效劳了。 3《兵符节制》《王阳明全集》卷十六。 4《横水桶冈捷音疏》《王阳明全集》卷十。 1《案行各分巡道督编十家牌》《王阳明全集》卷十六。 2《王阳明年谱》正德十三年四月条《王阳明全集》卷三二。 第四节平宁王之乱无功反遭妒明代藩王起兵反叛朝廷是明太祖朱元璋种下的苦果。立国之初广封诸王赋予各王军政大权最后成为朝廷的肇祸之基础。从建文朝起虽经多次削藩但藩王反叛朝廷的现象仍时有生。仅在正德一朝继正德五年（151o）四月安化王朱寘鐇反叛后十四年（1519）六月正当王守仁奉命前往福建处理福州三卫军人谋叛事件时在南昌又爆宁王朱宸濠举兵反叛朝廷的严重斗争。 哀濠（1477—152o）为朱元璋第十七子朱权的后代孙为第五代宁王。宁王封地原在大宁自永乐二年（14o4）改封南昌之后对朝廷始终怀有不满情绪“早蓄异志”。弘治十一年宸濠嗣位1矛盾日益激化正德二年（15o7）以后进一步展为势不两立。朝廷对宸濠早存戒心宸濠则暗中策划起兵。正德十四年五月朝廷遣使到南昌欲革其护卫归还所夺官民田土。宸濠知阴谋败露破釜沉舟。六月十三日为宸濠生日十四日乘司府州县各级要员前来庆贺谢酒之机称奉太后密旨令起兵入朝监国动反叛凡不从命者杀收缴各衙门印信释重囚开府库设丞相封官爵。随后“集兵号十万”出南昌陷南康略九江。沿途布檄文指斥朝廷“不用正德年号止称大明己卯”声言直取南京登帝位改号“顺德”并分兵北上1。江西各界一时上下为之震动。 王守仁于六月初九日自赣州起程前往福建六月十五日抵达丰城县闻宸濠反忠愤至极没有接到朝廷的命令就自己决定紧急逆流返舟趋吉安。值南风急舟不能前乃于舟中焚香密祷“誓死报国”。须臾北帆尽起。宸濠遣兵追之。王守仁张疑设计易服潜行连续三昼夜没有休息于十八日赶到吉安城。次日他一面派专人火赍疏赴京告变并在疏中说明停止南下福建的因由谓：“天下之事莫急于君父之难。若彼顺流东下万一南都失备为彼所袭彼将乘胜北趋。旬月之间必且动摇京辅。如此则胜负之算未有所归。此诚天下安危之大机虑念及此痛心寒骨义不忍舍之而去故遂入城抚慰军民。”2一面与吉安知府伍文定等人密商大计制定方略传檄四方披露宸濠罪状集兵筹饷并佯奉朝廷密旨号召各地起兵勤王。七月初二日宸濠留兵万余人守南昌自己帅舟师顺江东下进攻安庆。时众议安庆被围宜引兵直趋安庆。王守仁综观全局根据双方力量对比力排众议认为必须攻取南昌：“九江、南康皆已为宁王所据而南昌城中数万之众精悍亦且万余食货充积。我兵若抵安庆贼必回军死斗安庆之兵仅仅自守必不能援我于湖中。南昌之兵绝我粮道。而九江、南康之贼合势挠蹑。四方之援又不可望。事难图矣。今我师骤集先声所加城中必已震慑因而并力急攻其势必下。已破南昌贼先破胆夺气失其根本势必归救。如此则安庆之围自解而宁王亦可以坐擒矣。”11《明史》卷一一七《宁王传》云：弘治十年朱觐均死“子上高王宸濠嗣”。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三二《宁王传》谓：弘治十二年嗣。谢蕡《后鉴录》作弘治十一年。今从谢说。1谢蕡：《后鉴录》。 2《飞报宁王谋反疏》《王阳明全集》卷十二。 1《擒获宸濠捷音疏》《王阳明全集》卷十二。 果然不出所料宸濠攻安庆不能克闻王守仁将兵南昌恐破其巢穴遂于七月十七日弃安庆遣兵二万仓皇回师援江西。七月二十日王守仁统兵攻南昌逆击宁王回师之兵。南昌破宸濠不能入城。二十四日双方战于鄱阳湖。守仁师用火炮猛攻宸濠之舟大败之宸濠退保樵舍而其妃嫔皆赴水死将士焚溺死者三万余人。七月二十六日宸濠方晨朝群臣责不用命者议未决而王守仁兵突至宸濠及其世子、郡王、仪宾等俱被活捉。为时四十三天的宸濠之叛至此平息。七月三十日王守仁连上《江西捷音疏》、《擒获宸濠捷音疏》。其中后一疏写道：宁王“举兵倡乱一月有余而四方震慑畏避皆谓其大事已定莫敢抗议出身与之争衡。从事抱节者仅坚城而自守。忠愤者惟集兵以俟时非知谋忠义之不足其气焰使然也。臣以孱弱多病之质才不逮于凡庸知每失之迂缪。当兹大变辄敢冒非其任以行旅百数之卒起事于颠沛危疑之中旬月之间遂能克复坚城俘擒元恶以万余乌合之兵而破强寇十万之众以不俟诏旨之下而调集数郡之兵、数郡之民。亦不待诏旨之督而自有以赴国家之难长驱越境直捣穷追。不以非任为嫌是乃伏至险于无形之中藏不测于常制之外”2。王守仁上疏的用意是希望得到朝廷的赞赏。可是王守仁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以武宗为代表的一些人为了争夺这份战利品把平宸濠的功劳挂到自己头上不仅不承认王守仁的功劳反而千方百计要把他打成宸濠同党使他差一点与之同归于尽。 昏庸腐朽的武宗早在这年春天就想到南方“巡游”抢夺民女游山玩水由于廷臣劝阻而未能成行。宸濠反叛终于为他找到了机会可以借“征讨”之名行南游之实。八月当宸濠已被擒在手他却在北京下诏亲征自称“奉天征讨威武大将军镇国公”他身边的一批太监人等也纷纷谋欲夺功宦官张忠、张永边将江彬、刘晖武宗的干儿子许泰等人俱称“将军”带兵数万人前呼后拥开出京城。至良乡接到王守仁八月十八日的《请止亲征疏》。疏谓：宸濠已擒逆党已获从贼已扫闽、广赴调军队已散地方惊扰之民已帖不必“亲征”了。又说：“平贼献俘固国家之常典亦臣子之职分。”他恐沿途生意外将于九月十一日亲自量带官军把宸濠及其他情重人犯解赴阙门1。因为武宗意在南游故疏入而“屡檄止之令以俘候车驾至。大学士梁储、蒋冕屡请回銮不听”2继续率众南下不让守仁北上献俘。九月武宗至南京。王守仁自南昌槛车北上再次要求“献俘阙下”。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时张忠、江彬、许泰等人却说当将宸濠放回鄱阳湖待他们一伙拥着武宗亲自与之“战”重新活捉这只死虎而后再“奏凯论功”。并为此屡次派人到江西广信阻止王守仁入南京献俘。张忠等人的用意除了要一笔勾销王守仁平宸濠的功劳之外还有更险恶的目的。宸濠在起兵以前曾以“尊师重道”、欲从王守仁“讲明圣学”为名派人前去探询王的态度。王守仁则派他的门生、湖广武陵县举人冀元亨（季元亨）到宸濠处讲学“以探其诚否”1。因此当王守仁俘获宸濠之后张永等人为夺平宸濠之功就上言皇帝说王守仁始同宸濠谋反后知事必败2见《王阳明全集》卷十二。 1见《王阳明全集》卷十二。 2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七《宸濠之叛》。 1黄绾：《阳明先生行状》《王阳明全集》卷三七。 转而擒宸濠脱罪、攘功2。又称“守仁宸濠党”“迟早必反”3。为找到王守仁的“罪证”他们还将冀元亨逮捕下狱酷刑逼供结果虽“无片语阿顺”4但他们的言行却使王守仁受到武宗的猜忌处境十分危险。在绍兴已经有人察看王守仁的家产准备抄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王守仁为了保全身家性命避免家破人亡到达广信之后不顾他们的阻挡连夜械送宸濠取道入杭州将之交给张永。 张永与张忠一伙本有矛盾。他返南京复命备言王守仁忠诚及张忠等人叵测之心。张忠之流再生一计说王守仁不到南京是目无君上。当王守仁应召奔至龙江他们又从中阻挠不让他见皇上。王守仁愤而纶巾野服入九华山5。张永闻知再次进言王守仁是忠臣武宗之疑忌始释使王守仁“危而不死”并受命兼任江西巡抚。十一月张忠一伙又借口“讨宸濠余党”不顾江西生民涂炭统领南下京边军万余人入南昌大肆骚扰同时唆使部下散布流言蜚语攻击辱骂王守仁故意挑衅。王守仁忍让不为所动一一致以主客礼。张忠还强迫王守仁与之比武射击王守仁三三中。张忠最后无隙可寻才不乐而罢。但是事情还是没有结束。十二月宸濠等人被解赴南京武宗欲自以为功竟与张忠、江彬等人戎服饬军容出城数十里列俘于前为凯旋状。至正德十五年七月1武宗以大将军钧帖命令巡抚王守仁重上擒濠捷音。王守仁无可奈何把这次平叛的胜利先归功于皇帝的“威德”和“指示方略”并将张忠、江彬、许泰等人作为平叛的“功臣”一一写入奏书满足了他们夺功的。于是疏入即议“班师”回京。王守仁这才释去心头重负转危为安。 2谢蕡：《后鉴录》。 3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王守仁》。 4《王阳明年谱》正德十五年八月条。 5此事《王阳明年谱》系于正德十五年正月条。 1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七《宸濠之叛》作九月。 第五节建书院“致良知之教” 在王守仁的一生中为封建地主阶级及其文臣武将所津津乐道并树为楷模的主要有两件事：一是他的“武功”包括镇压农民起义和平息宁王之叛；二是他的“文治”即他提出的以“去人欲”、“存天理”为核心的“心学”说即“阳明学说”。正德年间既是王守仁施展“武功”的重要时期也是他思想体系最终形成和确立的关键阶段。 湛若水是与王守仁共倡“圣学”的好朋友他在谈到王守仁学术思想的转变时说：守仁“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正德丙寅（正德元年）始归于圣贤之学”2。王守仁的门生黄绾认为：正德九年以后其师“始专以良知训学者”3。这些评价是符合实际的。当时随着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矛盾的激化和统治阶级内部冲突的展使王守仁进一步认识到思想意识在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中的重要作用。 正德十二年底在统领官军残酷镇压农民起义的时候王守仁在给他的门生薛侃的信中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1认为对农民起义军可以用武力镇压对付农民阶级反抗封建压迫的思想精神单纯依靠武力是难以做到的只有用“正人心”的办法才能解决。为破“心中贼”他在出任南赣、汀、漳等处巡抚、提督军务和兼任江西巡抚的近六年间一方面利用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做“正人心”的功夫。此时他布大量的“告谕”制订“乡约”不遗余力地提倡封建伦理道德鼓吹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妇随长惠幼顺和顺乡里死丧相助患难相恤心要平恕事贵含忍讲信修睦温良逊让息讼罢争善相劝勉恶相告诫毋以众暴寡毋以强凌弱为政者抚辑下民为民者小心以奉官法、勤谨以办国课。总之人人要去恶从善永为良善之人2。另一方面在戎马倥偬之中进一步完善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 具体有创办书院招集子弟日夜讲学形成自己的学派“虽军旅扰扰四方从游日众而讲学不废”3；出版著作扩大影响。正德十三年七月出版古本《大学》和《朱子晚年定论》。八月刊刻《传习录》。九月建赣州濂溪书院。《传习录》是他一生讲学的记录稿由门人整理而成也是王守仁最主要的哲学著作。正德中在江西初刻时凡三卷。嘉靖初在浙江续刻时增为五卷。全书共九万余言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心学”思想：“心生万物”说、“知行合一”论和“致良知之教”。其中“致良知”一说是正德十六年正月在江西南昌开始正式提出来的。它是王守仁“心学”理论的核心与根本“所谓守仁学以致良知为本”2湛若水：《阳明先生墓志铭》《王阳明全集》卷三七。 3黄绾：《阳明先生行状》《王阳明全集》卷三七。 1《与杨仕德薛尚谦》《王阳明全集》卷四。 2综合《十家牌法告谕各府父老子弟》、《告谕各府父老子弟》、《告谕新民》、《告谕》《王阳明全集》卷十六；《南赣乡约》同前书卷十七。 3黄绾：《阳明先生行状》《王阳明全集》卷三七。 1。他日日讲反反复复讲了一二十年。 所谓“致良知”其要点大体有三。第一“始揭致良知之教”的背景。正德朝政治败坏时局动荡。这种尖锐的社会矛盾不仅要求统治者在政治上重新调整权力分配使封建国家机器得以继续运转而且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向思想家们提出了“更新观念改进儒学为协调人际关系、稳定社会秩序提供思想武器和哲学根据的任务”2。王守仁“致良知”说的产生正是适应了这一需要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当时王守仁统领的官军杀害了数以万计的农民群众而他自己在平息宁王叛乱中也受到张忠、许泰一伙的诬陷。农民群众的正义斗争和宁王反叛、张忠一伙的争权夺利本是性质截然相反的两回事而王守仁却不加区别统统认为是人心“不正”、“私欲”作祟的结果。因此他主张要用所谓“良知”去代替“私欲”。他说：“经今变后始有良知之说。”又说：“自经宸濠、忠（张忠）、泰（许泰）之变”“益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难出生死。”“自今多事以来只此良知无不具见”3。 第二“致良知”的渊源与内容。“亚圣”孟子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王守仁的“致良知”就是在孟子的思想上展起来的。他前前后后说了许多在不同的时间和场合提法亦有所不同但都是指人的自我意识。或云：“吾心之良知即天理。”1或云：“天即良知也”“良知即天也”；“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2。或云：“自知之明便是良知。”3比如说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以及羞恶、是非之心等等都是生来就有的“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这些都叫“良知”。可见王守仁所说的“良知”归根到底也就是指封建“三纲”“五常”、伦理观念和人的道德修养。一句话就是要现“良心”。 第三“致良知”的方法和目的。他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人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4。只要恢复人的本性就可以“致良知”。而恢复本性的根本方法便是“去人欲存天理”5。“彼一念而善即善人矣。毋自恃为良民而不修其身。尔一念而恶即恶人矣。人之善恶由于一念之间。”6“圣人”之所以能成为“圣人”没有恶的一闪念是由于他去掉了“私欲”存了“天理”故其“心与天地一体”“与天地同流”对天下之人无分内外远近。“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异于圣人也特其间于有我之私隔于物欲之蔽。”不要“有我之私”不要求“物欲”不要“相矜以知相1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王守仁》。 2张显清：《试论阳明心学的历史作用》载《孔子研究》199o年第2期。3《王阳明年谱》正德十六年正月条《王阳明全集》卷三三。 1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罗钦顺》。 2《传习录》《王阳明全集》卷二三。 3《与王公弼》《王阳明全集》卷五。 4《传习录》《王阳明全集》卷一、卷二。 5《传习录》《王阳明全集》卷一、卷二。 6《南赣乡约》《王阳明全集》卷十七。 轧以势相争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声誉”就能做到致良知7。“此良知二字实千古圣贤相传一点滴血骨”是“从百死千难中得来”的“孔门正法眼藏”1一旦人人自致其良知天下就实现“大同”了2。王学虽然和朱学在如何看待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关系上存在着分歧但在“存天理去人欲以为本”维护封建剥削制度这个最主要的问题上却是完全一致的都是主张要性善不要有“恶”的念头不要有“私心”。 第四所谓“致良知”的实质就是用封建的伦理道德观念作为人们的行动准则和规范禁锢人们的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主要是要求劳动人民放弃为生存而斗争安于现状永远忍受被剥削被压迫的命运通过“去私欲”达到保存封建剥削制度之目的。 总而言之王守仁的“致良知”同他的“心生万物”或“心与天地一体”是一脉相承的都是颠倒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意识的关系。这种世界观、认识论从根本上说是谬误的是先验论的表现但是在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在明中叶各种社会矛盾尖锐的时候阳明心学的产生不仅具有历史的必然性而且也含有某些合理性、积极因素。它强调“心”的作用强调专做“正人心”的功夫即是强调人的自我意识强调它是世界的本原、本体、主宰。“强调主体意志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重视人的价值重视人类自身在社会展中所起的作用这是对中国古代人本思想的继承和展。不仅如此阳明心学‘开’、‘开大’等特点还改变了朱门后学支离繁琐、帖括拘泥的学风活跃了学界的哲理思维提高了学人的思维能力和理论水准把宋明理学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在中国思想史上开辟一个新的时期。”1同时在政治上也有助于缓和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以及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使社会秩序暂时得以相对稳定。所以它一经提出就能产生巨大影响并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占据主导地位成为儒学的主流。 7《传习录》《王阳明全集》卷二。 1《与杨仕鸣》《王阳明全集》卷五。 2《传习录》《王阳明全集》卷二。 1张显清：《试论阳明心学的历史作用》载《孔子研究》199o年第3期。第六节身居闲职讲学不辍正德十六年三月武宗逝世。四月宪宗之孙朱厚熜入立更号嘉靖。 王守仁因镇压农民起义和平息宁王之叛“安静地方”有功嘉靖皇帝本欲委以重任。六月二十日他奉敕旨由南昌起程驰驿赴京。可是由于当时朝廷为“大礼议”之争闹得不可开交最高统治集团斗争的结局对他也不利故衔王守仁的费宏再度得势入阁而过去积极支持他的兵部尚书王琼则因坐结交宦官罪被往绥德充军加之时论对他以“致良知”为主旨的“心学”毁誉不一因此谗邪构煽祸变莫测。就在王守仁奉旨出之时费宏等人潜讽科道官建言：朝廷新政伊始武宗丧事未毕资费浩繁不宜行宴赏之事。遂下令止守仁于浙江钱塘道上命为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王守仁不赴任以多年征战在外家中“亲老多病”为辞就地上疏恳乞顺道回里省亲获准。 自永乐朝国都北迁之后南京改为留都与北京一样设有一整套官僚机构品秩亦同。但不掌握实权没有什么大事可干全都是闲散职务。王守仁的兵部尚书也是如此。 九月王守仁回到余姚老家。十二月朝廷对参加平叛宁王的各官员论功行赏名义上封王守仁为奉天翊卫推诚宣力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柱国、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书照旧参赞机务岁支禄米一千石曾祖、祖、父三代并妻一体追封给与诰券子孙世世承袭。但实际上不予诰券不给岁禄徒有虚名。其同事有功者亦多名为示迁而阴多绌之废斥几无存者只有吉安知府伍文定等个别人得到加官晋级。王守仁闻之愤甚。嘉靖元年（1522）二月父王华死王守仁居家守孝屡次疏辞封爵并建议起用平宸濠有功诸臣咸不报。同年御史程启充、给事中毛玉等秉承费宏之意倡议论劾王守仁反对“心学”。官僚章侨、梁世骠等人也上书谓：三代以下“正学唯朱熹”现在有人以“异学”号召天下取6九渊之简便诬朱熹为支离应下令天下严行禁革。此事得到皇帝的同意。不久即请朱熹的后裔朱墅充“五经博士”。在科举考试中也有人暗示要否定6、王之“心学”。还有人再次提出王守仁为宁王宸濠同党的问题1。嘉靖四年四月王守仁免丧服例应起复不召。礼部尚书席书、御史石金、光禄寺少卿黄绾等交章论荐因费宏阻挠仍不召用。有人屡推王守仁为“兵部尚书、三边总督、提督团营皆弗果用”2。一直在家闲住了六年。面对逆境王守仁一方面公开表示要做一个“志存古人”的“狂者”不再做遮遮掩掩的“乡愿”。他说：无论别人如何忌嫉他势位隆盛非议他与朱熹争异同攻击他门徒日众他都要“只依良知行”1把谤议置于一边。并声称除了“致良知”之外一切所谓学问都是邪妄和异端世界上的知识除“良知”之外没有可讲的。后来还将他最得意的“四句教”：“无善无恶是心之本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2传授给他的门生。另一方1据杨天石：《王守仁》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31页。 2《明史》卷一九五《王守仁传》。 1《王阳明年谱》嘉靖二年二月条。 2《传习录》《王阳明全集》卷三。 面继续讲学不辍先后在绍兴创办稽山书院和阳明书院招集绍府八县及湖广、广东、南直隶、江西等省子弟仅在稽山书院者即多达三百余人。嘉靖六年初广西思恩、田州地区爆了瑶、僮各族人民起义。当地少数民族领袖人物卢苏、王受等人由于明皇朝准备改土司为流官进行直接统治触犯了他们的切身利益也乘机胁众煽乱总督姚镆集四省之兵仍不能定弄得朝廷无计可施最后才不得不同意兵部左侍郎张璁等人的意见起召王守仁。五月诏王守仁以原官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总督两广及江西、湖广军务3。守仁闻命因“痰疾增剧”而上疏请辞。不允并遣使敦促上道。九月初一日他扶病自绍兴老家起程。十二月初一日至广西梧州上疏谢恩同时条陈军政大事一曰：思、田地处边陲不宜改土（司）为流（官）必须仍存土官才能“藉其兵以为中土屏蔽”。二曰：当前所应忧虑者是各族人民起义不是一二个上层人物的叛乱对他们不必大动干戈应当予以招抚以便共同镇压各族人民起义4。是月命暂兼理巡抚两广。 嘉靖七年二月在王守仁招抚政策的威迫下卢苏、王受率众一万七千余人到广西南宁接受投降并请马上带兵杀“贼”立功赎罪。王守仁称他此次出征是“不戮一卒”而思、田平定。为了明理学正人心振风教王守仁于同年四月建思田府学六月立南宁学校。七月在朝廷没有降旨的情况下他以“思、田既平苏、受新附”故伎重演采用“罢湖广兵永不再用”利用撤兵麻痹起义军命将分道围剿广西八寨、断藤峡等处义军遍搜山洞杀害四千余人血腥镇压了轰轰烈烈的断藤峡农民大起义。是月十二日他上经略疏亟言在这些地区必须改立卫所开设县治从根本上切断农民起义军的脉络和咽喉。“若失今不为则数年之间贼以复渐归聚生息不过十年又有地方之患矣。”1十月初十日上《八寨断藤峡捷音疏》。同日又上《乞恩暂容回籍就医养病疏》。疏入未报即自行取道回家。十一月二十五日王守仁行至江西南安县病势危亟弥留之际仍问门生近来进学如何？念念不忘他的“心学”。门生问何遗言？王守仁微哂曰：“此心光明亦何复言”。十一月二十九日（1529年1月9日）辰时气绝死终年五十七岁2。 王守仁既卒吏部尚书桂萼等人好喜功名甚怨王守仁遂奏其擅离职守又言处置思、田事宜失当学术不端诋毁朱熹招集门徒互相倡和。虽平“贼”、擒宸濠有功亦“宜免追夺伯爵以章大信禁邪说以正人心”。乃诏夺爵停恤典。子不得嗣封。直到隆庆元年（1567）五月因“廷臣多颂其功”才追为新建侯谥文成。二年子正亿嗣世伯爵。万历十二年（1584）以大学士申时行等人之请准入孔庙从祀。“终明之世从祀者止守仁等四人”1。 《明史》赞曰：有明一代“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其实在政治上他并不值得称道。在学术上虽然他的“心学”是集历代主观唯心论之大成但是毕竟自成体系又敢于公开非议朱熹打破了程朱理学僵化3《明史》本传作“总督两广兼巡抚”有误。兼巡抚时在十二月。 4《赴任谢恩遂陈肤见疏》《王阳明全集》卷十四。 1《处置八寨断藤峡以图永安疏》《王阳明全集》卷十五。 2《罪惟录》等书作“年五十有八”。 1《明史》卷一九五《王守仁传》。 的教条具有活跃人们思想的作用。尤其是他第一次提出“知行合一”对明后期和清代的思想界具有启迪的作用。他的学说对日本、朝鲜等国也有一定的影响。他足迹所至注重兴学校办书院招徒讲学“弟子盈天下”在教育上也有可取之处。 第二十一章王艮第一节从灶丁到学者王艮（1483—1541）是泰州学派创始者。初名银字汝止号心斋人称心斋先生。南直隶扬州府泰州安丰场（今江苏东台）人。出生于一个世代灶户家庭。 泰州安丰场为明代淮南盐场之一。盐场有团有灶灶有户有丁数皆额设役为永充。灶丁煎办之苦甚于耕凿之民而宽恤之惠独无一分之及。他们既要向封建国家交纳一定数量的盐品又要承担各种杂役。因此绝大多数的灶户都是极端贫困的王艮的家庭也是如此。他七岁“始受书乡塾”至十一岁即因家境清寒不能继续上学“辞塾师就理家政”1参加劳动备受艰难困苦。但是他聪明好学。“心斋本一灶丁也目不识一丁闻人读书便自悟性。”2王艮自十九岁起奉父亲之命经商开始贩运私盐从中牟利由此结束了灶丁生活摆脱了贫困“家道日裕”。其时他以山东为孔子故乡所在径趁其地入曲阜谒孔庙曰：“夫子亦人也我亦人也”自是“奋然有任道之志”。回家刻苦攻读《孝经》、《论语》、《大学》三书。他学无师承信中谈说逢人求教以顽强的精神自学儒家经典著作遂从经商转向治学。二十六岁时曾替父亲到官府服徭役。 王艮不但“经理财用人多异其措置得宜人莫能及”善于经商理财而且善于学习和思考。“讲说经书多明自得不泥传注。或执传辩难者即为解说明白”不拘泥儒家经典的释义和宋儒朱熹的章句之学。二十七岁时他“默坐体道有所未悟则闭关静思夜以继日寒暑无间务期于有得自是必有为圣贤之志”欲为天下万世师。二十九岁时“一夕梦天坠压身万人奔号求救。先生独奋臂托天而起见日月列宿失序。又手自整布衣如故万人欢舞拜谢。醒则汗溢如雨顿觉心体同彻万物一体宇宙在我之念益真切不容已。自此行在语默皆在觉中”。于是毅然以先觉为己任欲救斯民于水火1。开始在家乡讲学。其学主“格物”“以悟性为宗以反己为要以孝弟为实以乐学为门以太虚为宅以古今为旦暮以明学启后为重任以九二见龙为正位以孔氏为家法”2。 正德十五年（152o）江西吉安人、塾师黄文刚闻王艮讲解《论语》颇似王守仁的“致良知”乃诧曰：何类王守仁语也。王艮大悦遂于同年九月坐船至南昌。及入城他一身道人打扮头戴自制纸帽身着稀奇古衣手执笏板。“观者环绕市道”人多怪之。起初王守仁对他有些鄙视王艮对王守仁的观点亦不完全同意。经过多次究竟疑义反复论难最后王艮才自愧他的“格物”不如王守仁的“致良知”之高深心服口服地拜其为师从此在王门达八年之久。王艮原名银这时王守仁改银为艮字汝止。 1分别见《明儒王心斋先生全集》（以下简称《全集》）卷三《年谱》七岁和十一岁条1922年印行。2李贽：《焚书》卷二《为黄安二上人三·大孝一》民国年间陕西教育图书社铅印本。1以上皆见《全集》卷三《年谱》。 2《全集》卷五《疏传合编上·吴甡从祀奏疏》。 第二节师生之间“艮本狂士”1。在政治思想上由于家庭出身和个人经历不同尤其是所处的阶级地位不同王艮和其师王守仁之间始终存在着明显的意见分歧。在学术观点上王艮有反对儒家正统思想的一面。在治学态度上又具有顽强的独立思考精神。因此他入学王门之后经常在各种问题上与王守仁生矛盾和冲突。“时时不满其师说”2甚至“往往驾师说上之持论益高远”3。嘉靖二年（1523）王艮为了传播自己的学说拯救民众自制一驾蒲轮车带着两个仆人北上京师。一路之上他聚众讲学“入山林求会隐逸过市井启愚蒙”面向社会面向普通群众公开宣传自己的观点和主张。这次北行讲学活动无论是讲学形式还是讲学内容皆有悖于王学正宗具有鲜明的“异端”色彩从而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极大注意“男女奔忙”“聚观如堵”“都人以怪魁目之”轰动一时。自然也引起王守仁的强烈不满特地遣人令他作南归。王艮回到绍兴欲见王守仁王守仁以其“意气太高行事太奇”严厉裁抑“及门三日不得见”。直到王艮长久跪地求情承认错误始予宽恕。 嘉靖三年以后王艮主要在绍兴及南直隶广德州、泰州、南京等处从事讲学活动结交各地官僚和著名学者。同时进行著述撰写《复初记》、《天理良知说》诸书多数是承袭师说重复王守仁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观点。但也有所挥提出“百姓日用之道”和“安身立本”的主张显示出不同于王学的独立见解。 嘉靖七年十一月王守仁卒。翌年十一月在绍兴举行会葬。王艮乃“大会同志聚讲于书院订盟以归”1。自此开始创立泰州学派。 1《明史》卷二八三《王畿传附王艮传》。 2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三二《泰州学派·王艮传》。 3《明史》卷二八三《王畿传附王艮传》。 1《全集》卷三《年谱》四十七岁条。 第三节创立泰州学派嘉靖九年王艮赴南京会见王门同学邹守益等人聚讲于鸡鸣寺。 十年居家讲学。是时四面八方的学者以及佣工、樵夫、农民、商人等普通平民百姓纷纷入门定师弟礼门徒日众。艮“相与挥百姓日用之学甚悉”。并由此6续写成一批著作如《格物要旨》、《勉仁方》、《与南都诸友书》、《均分草荡议》、《王道论》、《大成歌》等进一步阐述自己的政治、学术观点。其中《格物要旨》和《勉仁方》两书被誉为是“百世不可易”之作。 十四年泰州大饥“族家子至除夕多不举火”。艮命长子王衣以所食粟赈之并劝乡里富者共济饥民。 十五年会王畿于金山访唐顺之于武进。又入南京泛交各界官僚。御史洪垣访艮且为其构东淘精舍数十楹。 十六年春、冬按淮阳之御史吴悌两次至泰州造访王艮。是年艮“玩《大学》因悟格物之旨”。时有不谅艮者谓其自立门户。王艮闻而叹曰：“某于先师受罔极恩学术所系敢不究心以报。” 十七年以安丰场灶产不均贫者多失业奏请摊平几十年不决。会运佐王公、州守陈公共理其事遂谋于王艮。艮竭心经画二公喜得良策“一均之而事定”。 从十八年起王艮时时患病而四方入学者日益众。艮“据榻讲论不少厌倦”1。 总观这一时期王艮的活动一在与王门同学和各界官绅广泛接触交游以不断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二为注意社会现实问题关心民众的切身利益为民请命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三是在此基础上以家乡安丰场为基地继承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广收门徒聚众讲学著书立说建立自己的学派传播自己的学说。 嘉靖十九年十二月初八日（1541年1月4日）王艮以病不治卒于家终年五十八岁。有子五长王衣字宗乾号东堧；次王襞字宗顺号东堧“皆能承其家学不习举业”2。 王艮因出身贫寒“自少不事文义”文化水平较低所以“鲜少著述”。今传《明儒王心斋先生全集》（五卷）内所载之语录、论文、诗多系经过其子和门人收集整理而成。其著述之少在儒家各学派的创始人中亦属少见。1以上参阅《全集》卷三《年谱》有关各条。 2袁承业：《明儒王东堧东隅东日天真四先生残稿序》见《明儒王心斋先生全集》。第四节王艮的叛逆精神及对后世的影响王艮开创的泰州学派是明代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学派也是明末具有强烈“异端”色彩的思想派别。这个学派与王守仁的“良知”说关系很深基本上以6王心学作为它的道德伦理思想和社会政治学说的理论基础是从王学演变分化出来的。但是它又有别于王学自成体系独树一帜具有明显的叛逆精神。李贽曰：“当时阳明先生门徒遍天下独有心斋为最英灵。”1王艮泰州学派的主要学说有二：一曰“百姓日用之学”。这是泰州学派的主要宗旨。泰州学派产生、形成于明中叶正德、嘉靖年间实质上是当时社会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的产物。这时明皇朝已经走向衰落政治赋役日增农民起义接连不断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也日益激烈整个社会动荡不安。为了挽救封建统治危机王守仁不但奉命督师围剿“山中贼”残酷镇压农民起义而且为了破“心中贼”从思想上消灭农民起义提出了一剂救世“良方”即以“致良知”为主要宗旨的主观唯心主义心学主张恢复人的本性去恶从善“去人欲存天理”放弃追求物质利益正人心去邪念做圣贤。王艮虽曾在中年拜王守仁为师入王门多年在哲学思想上深受王守仁的影响。但他毕竟出身于世代受压迫的贫苦灶户家庭本人又当过灶丁对劳动人民所受的剥削有着真切的体会因此他和王守仁势必存在着分歧。这种分歧先反映在他提出的“百姓日用之学”（或称“百姓日用之道”或“百姓日用即道”）。王艮的“百姓日用之道”从思想渊源和理论形式看虽然与古代儒家的传统思想和王守仁的“良知”说有关但是在实际内容上却有着重大的区别。“日用”的本意原是指实在事物即“本体”。王艮认为“日用”就是“本体”。他所说的“百姓”不仅是指受压迫的下层群众而且包括广大士、农、工、商；“道”亦非传统儒家所提倡的“君子之道”而是指百姓日用常行之道即人的自然本能和生命价值人们的吃饭、穿衣等日常物质生活需要。他说：“圣人经世只是家常事”；“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圣人知便不失百姓不知便会失”。“愚夫愚妇与知能行便是道”。十分明确地把解决人们日常的物质生活需要作为“道”的中心内容和检验“道”的标准。又曰：“即事是学即事是道。人有困于贫而冻馁其身者则亦失其本而非学也。”1“圣人之道”就是“百姓日用”。如果不能保障百姓的物质生活需要使他们丧失生存权利挨饥受冻那就不是“圣人之学”了。这同王守仁所鼓吹的“去人欲存天理”的禁欲主义思想显然是格格不入互为对立的。不仅如此王艮的“百姓日用之道”还包含着平民百姓的文化生活需要强调展平民教育。这是王艮泰州学派与王学的又一个区别也是泰州学派的另一个重要特色。王守仁说：“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为教而学者惟以此为学。当是之时人无异见家无异习。安此者谓之圣；勉此者谓之贤。而背此者虽其启明如朱亦谓之不肖。下至闾井田野农工商贾1李贽：《焚书》卷二《为黄安二上人三·大孝一》。 1以上引文均见《全集》卷一《语录》。 之贱莫不皆有是学而惟以成其德行为务。”1竭力赞美唐虞三代“五伦之学”。王艮则不同。他是一个平民出身的学者而且始终与下层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所以他敢于冲破封建统治阶级对文化教育的垄断提倡展平民教育力图把高深的儒学改造为士、农、工、商“人人共明共同之学”用“愚夫俗子”的“日用之学”去取代经生文士的正宗儒学。这一点在王艮所招收的门徒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他的学生固然有官僚士大夫但更多的则是布衣平民。他最早的学生林春出身佣工朱恕系樵夫韩贞是陶匠。在泰州后学中还有不少是农夫和手工业者等。 二曰“格物”（亦称为“淮南格物”）。王艮的“格物”论在他入学王门之前已有所得所谓“王公论良知某谈格物”是也。泰州学派的“格物”也同样有别于王学。不仅不赞成人为的道德修养功夫以为“凡涉人为皆是作伪”而且涉及到人生哲学和伦理学问题即“安身立本”之说。王艮训“格”为“格式”之格而其“物”则指“身与天下国家”。他说：“身与天下国家一物也”“格物知本也”。“修身立本也。立本安身也”。“安身以安家而家齐安身以安国而国治安身以安天下而天下平也。故曰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修其身而天下平。不知安身便去干天下国家事是之谓失本也不知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天下国家哉”1。很清楚只有“安身立本”而后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安身”先要满足人们吃、穿等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同时要维护人的尊严保障人身不受侵犯享有个人的独立意志做到不以利禄害身不为己而害人人己平等相待人人相爱实现“人人君子”的社会理想。为了实现这个理想王艮还针对明中叶所存在的尖锐的现实问题提出了改革封建政治、经济、文化的要求主张行“仁政”、“务本而节俭”、重视平民教育。 泰州学派的上述主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劳动人民要求摆脱贫困、渴望平等自由具有否定封建等级和封建特权的积极意义。但是在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严重对立的封建社会只能成为一种幻想是永远不能实现的。王艮本人作为早期启蒙思想的先驱者也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他的学说在不少方面未能摆脱王守仁心学的影响。尤其在他晚年过分强调孝弟上书嘉靖皇帝陈言“尽孝道而安天下之心”要求通天下以孝为教时时、日日、月月大讲孝道2。为了倡导新说他甚至制造了一些悟道、梦兆之类的神话表现出一种宗教式的狂想最终流于空疏。 然而王艮的历史功绩是必须肯定的。他所开创的泰州学派在明中叶以后得到广泛的传播造就了一大批人才其门墙之盛影响之大皆在王门各派之上。《明史》曰：“泰州王艮亦受业守仁门徒之盛与畿相埒。”又云：王守仁“弟子遍天下率都爵位有气势艮以布衣抗其间声名反出诸弟子之上”3。据不完全统计泰州学派自王艮至五传弟子共计四百八十七人内属江西省籍者三十五人安徽二十三人福建九人浙江十人湖南、山东各七人湖北十一人四川三人河北、河南、陕西、广东各一人江苏本省百数十人弟子中为广西、云南、甘肃三省之官者甚夥。他们当中1《王阳明全集》卷二《答顾东桥书》。 1《全集》卷一《答问补遗》。 2《全集》卷二《与南都诸友书》。 3《明史》卷二八三《王畿传》和《王畿传附王艮传》。 以进士为达官者三十六人以举人为官者十八人以贡仕为官者二十三人以樵陶农吏为贤士入祀典者各一人余以士庶入乡贤祠者不乏其人。弟子中载入《明史》一书者二十余人编入《明儒学案》者三十余人。总之“上自师保公卿中及疆吏司道牧令下逮士庶樵陶农吏几无辈无之”1。于此可见泰州学派人物之兴旺同时也说明它既以商品经济达、市民阶级势力较为强大的东南为其主要传播地区但又决不是囿于一隅的地方学派。“阳明学派以龙溪、心斋为得其宗。”2王艮的泰州学派为王门两大学派之一。然而它在历史上所留下的巨大影响并不是由于它宣传王学恰恰相反是因为它在明中叶以后封建自然经济的统治地位日趋动摇、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出现的年代敢于冲破封建制度的樊篱否定传统价值观念强调人的自然本能与生命价值提出“百姓日用之学”和“淮南格物”等违背儒家正统、有别于王守仁心学的“异端”思想反映出平民的思想觉醒具有“掀翻天地”、“赤手以搏龙蛇”、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英勇气概具有“非名教之所能羁络”3、敢于破除名教的无所忌惮的叛逆精神。这是王艮泰州学派的本质是它与王学的根本区别也是它最可贵的精神所在。这种精神在泰州后学的代表人物何心隐和李贽等人的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何心隐（1517—1579）原名梁汝元字柱乾号夫山江西吉州永丰人“家世饶财者也”。他自三十岁中举人之后即放弃功名从师颜钧（山农）学“心斋立本之旨”从事讲学活动。东起杭州西至重庆南止福建北到京师都留下了他讲学的足迹是泰州学派中一位反封建的斗士。何心隐与王艮一样反对王守仁“去人欲存天理”的禁欲主义思想主张“与百姓同欲”肯定人类物质的合理性认为广大劳动人民同样有要求满足生活需要的权利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横征暴敛。他的另一个主要观点是在社会组织方面敢于冲破封建伦理纲常的束缚。李贽曰：“人伦有五公舍其四而独置身于师友贤圣之道。”1何心隐主张摈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四伦把朋友和师弟关系置于其他一切关系之上并用一种组织形式联系起来建立一种“会”以“尽道”、“尽学”。他还按照自己的设想在家乡试行过“合族”的集体生活的计划试图实现“老安少怀”的理想社会。最后因为坚决维护讲学自由反对封建主义遭受内阁辅张居正的迫害被封建统治阶级诬为“妖逆”于万历七年（1579）九月在武昌为湖广巡抚王之恒杖杀。“时武昌上下人几数万”“无不知公之冤也”2。“心斋真英雄故其徒亦英雄也”“一代高似一代”3。 1袁承业：《明儒王心斋先生弟子师承表序》见《明儒王心斋先生全集》。2《明史》卷二八三《王畿传》。 3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三二《泰州学派·序》。 1李贽：《焚书》卷二《何心隐论》。 2李贽：《焚书》卷二《何心隐论》。 3《焚书》卷二《为黄安二上人三·大孝一》。 第二十二章明世宗明世宗朱厚熜（15o7—1566）正德十六年（1521）以藩王入继帝位年号嘉靖。他的父亲是兴献王朱祐杬与孝宗朱祐樘是亲兄弟。因武宗朱厚照无子嗣朱厚熜入继大统。由于这种特殊因素造成了他的特殊心理也给嘉靖朝的政治涂上一种特殊色彩。 第一节议礼皇帝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丙寅（4月2o日）武宗因溺水得病而亡。刚袭封兴王的朱厚熜入继大统。四月当朱厚熜与迎驾的定国公徐光祚、驸马都尉崔元、大学士梁储、太监谷大用等一行从安6驻地到达京师附近时突然被挡了驾。原来是朝中主事的大臣们要朱厚熜由东安门入文华殿待百官三上笺劝进再即帝位。这是皇太子即位礼。然而朱厚熜并不是一个任人摆布的人他以武宗遗诏上“继统得人”和“兄终弟及”的话为据声明自己是来当皇帝不是来当太子的。他自己确定了由大明门至奉天殿的入宫路线登上皇帝宝座。 辅杨廷和原想藉拥立之功控制这个年轻的皇帝。在武宗死后杨廷和曾用计擒获拥有重兵的武臣江彬。朱厚熜入宫前他已总理朝政几十日。在他看来以自己的功劳和朝中实力制约皇帝没有问题。谁知第一个回合就遭到失败这也预示着一大批正德朝老臣的失败。 世宗即位伊始又在议兴献王封号的问题上与杨廷和展开了第二个回合的较量。初礼臣议孝宗皇帝为皇考兴献王为皇叔父兴献大王兴献王妃为皇叔母兴献大王妃。世宗不允要臣僚们再议他明确对杨廷和说：“至亲莫如父母卿等宜体朕意。”1七月四十七岁的新科进士张璁上疏：“继统不继嗣请尊崇所生。”2这正合世宗之意。世宗立刻将张璁的奏疏颁下命廷臣再议。杨廷和等抗疏力争世宗皆不听。杨廷和只得退一步在起草给礼部的敕书中称奉圣母慈太后懿旨世宗本生父兴献王宜称兴献帝蒋氏宜称兴献后祖母邵氏称皇太后。 嘉靖元年（1522）正月杨廷和等利用宫中火灾制造舆论迫使世宗称孝宗为皇考兴献帝和兴献后为本生父母。 然而世宗也并非是孤立的除张璁之外一批中下层官僚如主事桂萼、霍韬同知马时中员外郎方献夫给事中熊浃郎中黄宗明经历黄绾等以及个别上层官僚如前朝老臣杨一清湖广巡抚席书等赞同和展了“继统不继嗣”的理论形成了相当大的声势。 接着世宗又把张璁、桂萼从南京召入朝廷准许杨廷和致仕还责备他“因辞加咎非大臣道”1。嘉靖三年皇考之争几经周折最后终于改称：孝宗为皇伯考昭圣皇太后为皇伯母献皇帝为皇考章圣皇太后为圣母。遂了世宗的心愿。 为了争取保留“本生”二字也就是争取孝宗—武宗系统的延续二百多名官僚聚集在左顺门跪伏哭谏。有人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表示强烈的抗议。这使世宗非常恼火在劝谕无效之后将二百多人逮系入狱为八人编伍其余四品以上夺俸五品以下杖责有十七人先后受杖而死。这是世宗对反对派官僚的第一次重大报复行动。 另一次重大报复行动是兴李福达之狱。山西人张寅通晓烧炼术与武定1《明世宗实录》卷四正德十六年七月甲子。 2《明史》卷十七《世宗纪一》。 1《明史》卷一九o《杨廷和传》。 侯郭勋交往。官府怀疑他是参与谋反的白莲教徒李福达。郭勋为他辩护受到大臣弹劾。张璁、桂萼认为这是借故诬陷支持议礼的郭勋欲图波及议礼诸臣。世宗有意保护议礼诸臣于嘉靖六年（1527）命桂萼摄刑部事张璁摄都察院事方献夫摄大理寺事重新审理此案。张、桂等完全推翻旧案有关官员被惩治谪戍极边、遇赦不宥者五人谪戍边卫者七人罢官为民者十一人革职闲住者十七人张寅获释告者被处死。后来有事实证明张寅的确是李福达。不过这无关紧要世宗通过李福达狱达到了目的。 嘉靖七年（1528）六月完成《明伦大典》的纂修对议礼作出权威性的总结并定议礼大臣之罪：杨廷和为罪之魁革职为民；毛澄病故削生前官职；前阁臣蒋冕、毛纪前吏部尚书乔宇前礼部尚书汪俊俱已致仕各予革职冠带闲住；前刑部尚书林俊革去生前职衔；前吏部侍郎何孟春、前吏部文选郎中夏良胜原籍为民等等。 兴献王称帝需要立庙奉祀。嘉靖四年（1525）在太庙旁立世庙后改献皇帝庙。到嘉靖十七年（1538）才奉兴献帝入太庙称睿宗。为了将睿宗配享上帝把太宗朱棣的庙号改为成祖。另外在嘉靖九年（153o）还起了天地分祭或合祭的讨论。将近四百名官员表了意见。给事中夏言主张分祭与世宗意见相合成为定论于是在京师分设天坛、地坛。 世宗对议礼似乎有特殊的嗜好议礼成了嘉靖朝政治的一大特点。杨廷和等奉迎世宗之初想到外朝完全不能限制武宗因而希望通过登基仪、议皇考等一系列事件来加以制约皇帝。结果却适得其反一批议礼的下层官僚很快取代前朝老臣成为决策人物张璁、桂萼、方献夫以及夏言先后入阁熊浃、黄绾、席书、霍韬、黄宗明等升任尚书、都御史或侍郎。在这个意义上说议礼不仅仅是对封建礼法的争论而且是权力的争夺和重新分配。第二节“嘉靖新政” 所谓“嘉靖新政”指嘉靖前期整顿朝纲的措施。这应当从杨廷和主持朝政时说起。他在几十天的时间里不但消除了江彬这一隐患还革除了专为皇帝私人开设的店铺遣散豹房番僧、少林僧、教坊乐人、四方进献女子停止京师不急工务把武宗行宫中金银收归内库裁汰锦衣诸卫、内监局旗校工役减少漕粮罢斥恩幸得官者。仅裁革冒滥职员十四万多人一项每年就省太仓粟二百五十万石。连世宗后来也承认：“此杨廷和功不可没也。”1杨廷和被除却没有否定他采取的一些措施甚至还扩大了整顿的范围。张璁、桂萼、霍韬等人就整肃朝政表过一些更为深刻的意见。 世宗从正德朝接受的最主要的教训就是防止宦官权力的膨胀。他撤回天下镇守内臣基本不曾再设；宦官犯罪则鞭挞至死陈尸示戒。这并不是说宦官在政治舞台上丧失了作用。在某些问题上甚至于对辅臣的评价世宗都仍受到宦官的影响。严嵩与夏言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由宦官所进之言决定胜负的。 世宗也比较注意以人品和才干选拔官员。他多次降旨要两京大臣、科道及在外抚按官询访贤才“若有才识优异堪以任重者不拘资格从公举荐吏部遇缺酌量请简用不许避嫌推托”2。多年以后世宗懊丧地对徐阶说：“君知人惟尧舜与我太祖耳。若（严）嵩者朕所自简不才若此。”3应当说世宗是努力按照他的贤能的标准去任用人才的。 整顿朝纲还包括整顿朝仪。某御史弹劾某官员在奏事时咳嗽失仪世宗认为此人并非故意不敬可以不追究。同时他又说了“近屡旨禁肃朝仪廷臣多故违以唾者”。4禁城内不许吐唾明初有规定。世宗把这一条提到禁肃朝仪的高度。 土地失额在嘉靖朝已十分严重。明初土地总额是八百五十万余顷弘治年间是四百二十二万余顷（一作六百二十二万余顷）。从弘治到正德间或有人提到土地失额的严重性但尚未引起普遍的注意和讨论。嘉靖八年（1529）霍韬奉命修会典。他指出从洪武到弘治天下田亩已减强半“若湖广额田二百二十万今存额二十三万失额一百九十七万。河南额田一百四十四万今存额四十一万失额一百三万广东额田二十三万今存额七万失额十六万”。“田亩之失或拨给于王府或欺隐于滑民或委弃于寇贼”1。 丈量土地是朝廷解决土地失额的最主要手段。嘉靖初年丈量土地的舆论相当强烈。但世宗皇帝不同意通行丈量理由是“恐纷扰”。这或是因为他对土地失额的严重性尚无充分的认识或是因为他缺乏同豪势家族作一番较量的勇气和魄力。后来产生重大影响的“一条鞭（编）”法嘉靖时期已逐渐在各个地区实施这对于解决土地失额问题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1《明史》卷一九o《杨廷和传》。 2《明世宗实录》卷一o四嘉靖八年八月戊辰。 3李绍文：《皇明世说新语》卷二《言语下》。 4《明世宗实录》卷一一九嘉靖九年十一月辛卯。 1霍韬：《修书陈言疏》见《明经世文编》卷一八七。 “嘉靖新政”很快成为泡影。到嘉靖后期社会问题更加严重。 第三节道长皇帝明代皇帝有别号自武宗始。世宗的别号很多都离不开真人、真君、帝君之类短者如“雷轩”长者如“太上大罗天仙紫极长生圣智昭灵统三元证应玉虚总掌五雷大真人玄都境万寿帝君”1可见其对道教的迷信。 世宗曾与大臣们讨论宗教问题。霍韬说僧道盛者王道之衰。方献夫说尼僧道姑有伤风化应将现在者回改嫁以广生家。世宗认为他们的意见都很正确也过“天下僧道无度牒者其令有司尽为查革”的诏令2。但他不是要取消道教而是要把道教变成更皇家化、更贵族化的宗教。 世宗入宫后不久便与道教结缘。嘉靖二年（1523）太监崔文等在钦安殿修设醮供请世宗拜奏青词。接着召江西龙虎山上清宫道士邵元节入京专事祷祀封为真人统辖朝天、显灵、灵济三宫总领道教。并给邵元节的最高礼节是拜礼部尚书赐一品服。另一个真人陶仲文则加少师兼少保、少傅位登三孤。 嘉靖二十一年（1542）即壬寅年宫中生事变。十月世宗宿曹端妃宫中险些被宫女杨金英等合谋勒死。史称：世宗“性卞待宫人多不测。”3此后世宗移居西苑永寿宫“不复视朝惟日夕事斋醮”4一心一意追求长寿去了。时章奏有前朝、后朝之说。前朝所入者诸司衙门的章奏方士杂流有所陈请则从后朝入。 由于沉湎于斋醮之中以“清心寡欲”戒世宗对后妃的感情淡漠。元配陈皇后孕中逢世宗震怒惊吓而死。第二任皇后张氏以“不顺不敬不逊”废。第三任皇后方氏在处置“壬寅宫变”时不但杀了与事宫女杨金英等还杀了世宗所宠爱的端妃曹氏和宁嫔王氏。世宗对此一直记恨在心。嘉靖二十六年（1547）宫中失火方皇后被烧死。 世宗因迷信道教对诸子也日益疏远。庄敬太子死后他把成婚的裕王朱载垕、景王朱载圳都迁到宫外居住并且迟迟不肯再立太子。到了晚年“讳言储2有涉一字者死”1“惑于二龙不相见之说凡裕邸喜庆一切不得上闻”2。朱载垕生皇孙不敢奏闻不敢剪。“一日有宫女最幸者乘间以闻上怒而谴之。宫中股栗莫知所为”。3因世宗崇信道教嘉靖朝有相当一批官员投其所好并藉此晋升。做醮事要撰青词。所谓青词没有实在的内容要求形式的工整和文字的华丽、吉祥。如宫中有一只猫最得世宗喜爱死后葬于万岁山畔碑名虬龙冢大臣的悼词中称作“化狮作龙”4。青词内容大抵如此。下面的长联被视作青词的代表作：1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六《天子别号》。 2余继登：《典故纪闻》卷十七。 3毛奇龄：《彤史拾遗记》。 4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西内》。 1于慎行：《穀山笔麈》卷二。 2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圣主命名》。 3于慎行：《穀山笔麈》卷二。 4《明史》卷一九三《袁炜传》。 洛水玄龟初献瑞阴数九阳数九九九八十一数数通乎道合元始天尊一诚有感；岐山丹凤双呈祥雄鸣六雌鸣六六六三十六声声闻于天天生嘉靖皇帝万寿无疆。5撰者袁炜是嘉靖末年的阁臣。第一个由于撰写青词受知于世宗的阁臣是弘治十八年（15o5）乙丑科状元顾鼎臣。他在嘉靖十七年（1538）入阁。袁炜在嘉靖四十年（1561）入阁严讷和李春芳在嘉靖四十四年（1565）入阁郭朴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入阁。他们被人讥为“青词宰相”1。李春芳主持过制定“宗藩条例”这是明代处置宗室问题的一个重要文献较有才学但他们因青词写得漂亮又合皇帝心意而入阁也是事实。另外严嵩嘉靖二十一年（1542）入阁徐阶嘉靖三十一年（1552）入阁有更为复杂的原因但他们也都善撰青词这对他们在权力斗争中取得世宗的信任巩固他们的权势地位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从夏言到严嵩似乎可以看作一种象征：以议礼决定取舍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道教开始在政治生活中起更重要的作用。 斋醮造成财力的浪费是很惊人的。例如斋坛匾额要用赤金书写：“时每一举醮无论他费即赤金亦至数千两。”“其操笔中书官预备大管泚笔令满。故为不堪波画状则袖之又出一管。凡讫一对或易数十管则袖中金亦不下数十铢矣。”有的中书官因善书写而升卿2有一中书官因善揩油而致富有一中书官既升了官又了财。2世宗迷信方士从嘉靖中叶以后开始大量服用丹药。丹药或取妇女月经或取“生儿未啼时口中血”3嘉靖三十一年（1552）选八岁至十四岁女子三百人入宫嘉靖三十四年（1555）选十岁以下女子一百六十人入宫都为炼药用。王世贞《宫词》中说“只缘身作延年药”4真是很形象的说明。5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嘉靖青词》。 1《明史》卷一九三《袁炜传》。 2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嘉靖青词》。 3《万历野获编》卷四《徽王世封真人》。 4朱彝尊：《日下旧闻》卷一六o《杂缀》。 第四节君臣之间嘉靖朝是内阁权势展的重要时期从张璁、桂萼开始阁臣打击异己傲视七卿、科道诸臣控制朝政过了前朝但他们大都不得善终。这与世宗权势欲极强猜忌心很重有很大关系史载他“威福必自己出”1。张璁、桂萼在议礼之争中立有大功又都有才干。但张璁在八年的时间里一次罢官三次致仕原因是他为人刚强在改革朝政方面有自己的主张。嘉靖十一年（1532）八月张璁去官就是因为有彗星出现世宗怀疑大臣擅政。桂萼在嘉靖八年（1529）一年内就两次致仕也受到世宗的猜疑。 夏言的命运也几经反复。嘉靖十五年（1536）闰十二月入阁嘉靖十七年（1538）十二月成为辅次年五月致仕未行复职嘉靖二十年（1541）八月落职致仕十月复职嘉靖二十一年（1542）七月革职闲住嘉靖二十四年（1545）十二月复职起用二十七年正月削保傅衔致仕。他失宠以及最后被杀一方面是因为碰到了像严嵩这样善于利用各种机会的厉害对手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太无所顾忌按世宗所罗列：“郭勋已下狱犹千罗百织。言官为朝廷耳目专听言主使。朕不早朝言亦不入阁。军国重事取裁私家王言要密视等戏玩。”2另外夏言还做了一些伤害世宗个人感情的事情如世宗赐给入值大臣香叶巾等道家服饰夏言密揭谓非人臣所服不敢当。这对世宗是一个很大的刺激他必欲置夏言于死地。 即使对于严嵩世宗也保持着很高的警觉虽然对官僚们的弹劾往往不以为然。嘉靖二十四年（1545）九月的一天已成为辅的严嵩和吏部尚书熊浃被召至西苑。“上谓嵩、浃曰：‘朕得一句曰阁老心高高似阁可对之。’嵩、浃闻命皆惶悚伏地不敢仰视。上曰：‘若不能对朕代对曰天官胆大大如天。’嵩、浃惶悚益甚伏不能起。”1当面说阁臣“心高高似阁”吏部尚书“胆大大如天”这无疑是一种警告了。 世宗的猜忌心极重亦可从嘉靖朝官吏的频频罢官得见一斑。从嘉靖二十年（1541）到嘉靖四十年（1561）并没有生什么大案七卿中却有二十五人次被罢官。 嘉靖二十年都御史王廷相为民；二十一年刑部尚书吴山削职；二十三年兵部尚书毛伯温为民；二十四年吏部尚书熊浃为民兵部尚书戴金免；二十五年吏部尚书唐龙谪为民兵部尚书路迎免；二十六年户部尚书王杲谪戍；二十八年礼部尚书孙承恩、兵部尚书赵廷瑞免；二十九年户部尚书李士翱闲住兵部尚书丁汝夔弃市；三十年兵部尚书王邦瑞革职刑部尚书顾应祥降调；三十一年吏部尚书李默、刑部尚书应大猷闲住兵部尚书赵锦谪戍；三十二年吏部尚书万镗为民；三十四年兵部尚书聂豹闲住；三十五年起用不到三年的吏部尚书李默下狱死；三十六年工部尚书赵文华为民；三十七年兵部尚书许论革职；三十九年户部尚书马坤闲住刑部尚书郑晓闲住；四十年礼部尚书吴山闲住刑部尚书冯天驭闲住。其中还不包括疏辞不肯就任而被罢免的官员。 1徐学谟：《世庙识余录》卷七。 2《明史》卷一九六《夏言传》。 1张合：《宙载》卷下。 ------------ 22 这一段时期严嵩势力增长对官员的任免起了不小的作用。但以上官员的罢免多与严嵩无干。丁汝夔对“庚戌之变”负有主要责任他是遵照严嵩的意见办事杀他肯定不是严嵩的意愿。而万镗与严嵩同科聂豹与严嵩同乡唐龙一直与严嵩友善赵文华虽一度与严嵩交恶但终是他的义子。另一方面如王杲被罢是因为久不肯奉诏买龙涎香。可以说对朝中大臣的任免世宗受严嵩的影响是有限的很少顾及严嵩的好恶更说不上为严嵩所控制。 明朝方面大员受处罚、被罢官、被杀也不在少数。蓟、辽的总督巡抚从嘉靖二十一年（1542）到嘉靖四十五年（1566）有二十七人次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1顺天巡抚张汉建议大将可专杀偏将裨将以树军威。此议颇不合世宗的口味他对身边的大臣都缺少信任感增强在外大帅的权威又怎能放心？有言官弹劾张汉刚愎世宗就把他配到边远的镇西卫。御史陈九德推荐张汉是可用之材也被斥为民。张汉流放二十年死于戍所。 南方各省督、抚则多受倭乱的牵累。先蒙难的是浙江巡抚朱纨。其后嘉靖三十四年（1555）总督江南、江北、浙江、山东、福建、湖广诸军的南京兵部尚书张经浙江巡抚李天宠被杀。从嘉靖三十二年（1553）到三十九年（156o）应天巡抚十易其人。彭黯迁南京工部尚书畏倭寇不等继任到来便离任而去被下狱除名。方任丁忧陈洙才不足未任。屠大山失事下狱为民陈洙谪戍张景贤考察夺职赵忻因金山兵变贬官陈锭罢去翁大立免职。虽然上述官员的罢免或被杀基本是事出有因但同时也反映世宗对官吏的制裁是很严厉的。 与鞑靼、倭寇的战争是嘉靖朝的两大事件。鞑靼人围攻北京倭寇骚扰南京朝野震动。世宗对督、抚官的严厉制裁生在这种背景下应当说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了形势的进一步恶化。 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庚子（1567年1月23日）世宗由西苑迁回乾清宫的当天即死去。《明史》评价他：“若其时纷纭多故将疲于边贼讧于内而崇尚道教享祀弗经营建繁兴府藏告匮百余年富庶治平之业因以渐替。虽剪剔权奸威柄在御要亦中材之主也矣。”1应当说这是公允之论。 1参看吴廷夔：《明督抚年表》。 1《明史》卷十八《世宗纪二》。 第二十三章张璁桂萼杨慎第一节张璁议礼之争张璁（1475—1539）字秉用号萝峰世宗赐名孚敬字茂恭浙江永嘉人。弘治中考中举人先后七次赴京会试终不第。居乡中治学益力遂贯通古今尤精“三礼”。张璁性格耿直争强好胜凡事不随便附和常与士大夫评论时政抒自己的政治抱负。 正德十六年（1521）张璁始中进士时年四十七岁。适世宗入登帝位议追崇所生父母之礼。时内阁辅杨廷和草武宗遗诏策立世宗又总朝政凡四十余日颇事威福乃指示礼部尚书毛澄规定世宗继嗣为孝宗之子礼以汉定陶王和宋濮议为式不能过分追崇所生父母并说有异此议者即是奸邪可处以斩罪。会张璁观政于礼部心非其说遂上疏论陈其事。张璁指出汉哀帝和宋英宗原本是定陶王及濮王的儿子他们分别被汉成帝和宋仁宗预养宫中为嗣子其为之后的身份是明确的今武宗无嗣而崩大臣遵祖训迎立今上武宗遗诏亦只称兴献王长子云云遗诏未有要其为大宗后嗣之意。张璁陈述了这些事实后提出了议礼的主张当今皇帝以伦序当立的身份入继大统与汉宋继嗣的事例迥然不同追尊原为藩王的父亲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张璁还从礼制上分析了朝中大臣师法濮议的错误第一《礼》中有明文规定长子不得为人后。而世宗恰恰是兴王独子如为人后则违反礼法而自绝其宗。其二世宗生母尚在如按杨廷和、毛澄的主张则世宗只能称其母为皇叔母母子关系就要变成君臣关系这样又违反了子无臣母之义。于是张璁建议在京师建立兴王之庙迎养生母以全尊亲养母的大孝。世宗本意要追尊父母无奈被杨廷和等人控制下的廷议牵制所以一看到张璁的奏疏十分高兴连声赞叹“此论出吾父子获全矣”。1世宗将璁疏交付内阁拟旨批答要阁臣等重议追尊之礼。杨廷和凭借权势胁制廷臣附从己意他并不把这个初入仕途的新科进士放在眼里“斥曰‘秀才安知天下事’”2。然而杨廷和却无法回答张璁的诘难于是唆使科道官员交章弹劾张璁。时世宗之母兴献王妃蒋氏至通州闻廷议将以己子为他人子十分不悦留驻不进。世宗乘机以归藩养母相要挟杨廷和等人大窘。张璁又撰写《大礼或问》辨论继统与继嗣的区别。并就礼制上的尊崇及墓庙诸事析说甚详。《大礼或问》在部分朝臣中传阅颇有影响。礼部侍郎王瓒赞同张璁所议并在朝官中传播其事。张璁决定要把《大礼或问》奏呈世宗杨廷和得知非常恐慌布置翰林修撰杨维聪等人诱阻之张璁不从。世宗看了《大礼或问》后要礼部议处杨廷和知道自己控制不了局势于是拟敕下礼部诡称奉孝宗张皇后懿旨追赠世宗之父兴献王为兴献帝母则称兴国太后祖母邵贵妃则称皇太后。此举意在略作让步以厌世宗之心并称奉皇太后懿诏云云表示廷议仍未尝以之为是借以在心理上牵制世宗。1《明史》卷一九六《张璁传》。 2《明通鉴》卷四九正德十六年七月。 杨廷和为了减少和消除张璁在朝中的影响他指示吏部将其授职为南京刑部主事使其远离京师不再妨碍自己推行所议。张璁到南京后与同官刑部主事的桂萼结为政治盟友二人讨论古礼研究与杨廷和等人斗争的策略等候时机再度掀起议礼的斗争。 张璁在南京任职期间京师生了几桩与议礼有关的事件。世宗任命皇亲蒋荣为安6祠祭署奉祀官按杨廷和的安排世宗既为孝宗之后议以崇仁王朱厚炫嗣兴国则应由崇仁王奉祀群臣上疏争其事世宗不予理会。关于庙乐廷议以“正统本生义宜相间”主张安6祠庙较太庙用乐应降低等次世宗置廷议不顾命用八佾乐舞又自制乐章“迎神曰太和初献曰寿和亚献曰豫和终献曰宁和彻馔曰雍和还宫曰安和。”1这个乐章和太庙诸帝享用的乐章完全一样。 同安6庙祀相类的事还有世宗祖母寿安皇太后的丧礼。按杨廷和的安排世宗既为孝宗之子其庶祖母的丧礼较嫡祖母应有所减杀定为哭临一日丧服十三日而除文移两京不以诏告天下。世宗不遵所拟服丧二十七日服除视朝不鸣鞭不鸣钟鼓。世宗还不顾杨廷和的阻挡将邵太后袝葬茂陵。祭祀是封建皇朝的大政事然而某些庙祀礼制毕竟属于皇室私事杨廷和不可能过分干预。以上事件表明世宗没有心悦诚服地接受杨廷和的安排他在等待合适的时机推翻其决定。 京师的这些消息给张璁、桂萼极大的鼓舞嘉靖二年十一月桂萼上疏重议大礼世宗立即纳其议要朝臣集议其事。杨廷和自揣难以维持旧议于是辞职。杨廷和去后赞成张、桂观点的人渐次增多许多人上疏赞助其说。世宗下诏命张璁、桂萼入京参加关于大礼的廷议。内阁蒋冕、毛纪礼部尚书汪俊为了阻挡张璁等入京不惜作出让步改动兴王的称号。嘉靖三年四月诏称武宗为皇兄称孝宗皇考称兴王本生恭穆献皇帝称兴王妃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改动的实质是在兴王尊号中加一个“皇”字虽称兴王为父却冠以“本生”二字以志区别。张璁、桂萼在赴京师途中获知这一新情况为了彻底击败政治对手二人毅然上疏请去“本生”二字指出问题的关键孝其亲不在于一个皇字“惟在于考与不考”1。世宗接到两人的奏疏大喜过望复下诏催促张璁、桂萼等来京师。张璁等到京师后“复条上七事极论两考之非以伯孝宗考兴献为正”2。张璁又奏上《正典礼第七上十三议疏》全面阐述议礼涉及的问题。世宗十分欣悦特旨擢张璁、桂萼为翰林学士不久免去党附杨廷和的蒋冕、毛纪、汪俊的职务廷杖左顺门哭谏诸臣。三年九月张璁等议礼诸臣参与廷议决定称孝宗和张皇后为皇伯考皇伯母称兴王为皇考恭穆献皇帝、兴王妃为圣母章圣皇太后。至此张璁的议礼主张实现了张璁在朝廷中的政治地位由此确立。嘉靖四年记述大礼议的过程的《大礼集议》书成后赐名《明伦大典》张璁进官詹事兼翰林学士。五年七月升兵部右侍郎。六年内阁大学士贾咏与巡按山西监察御史马录及三法司诸臣涉嫌借李福达案陷害张璁、桂萼及支持议礼的武定侯郭勋世宗着意保护议礼诸臣尽换法司官员。世宗命张璁署都察院桂萼署刑部方献夫署大理寺重新审理李福达案。张璁等尽反其狱1《明伦大典》卷九。 1《明伦大典》卷十三。 2《明伦大典》卷十三。 并借此案打击异己者株连四十余人史称大狱。大狱之前科道尚狎视张璁欲借京察拾遗之例打击之大狱之后旧党诸臣都不敢轻视张璁了。改革弊政抑制宦官张璁掌握了国家监察大权后立即运用监察之权改革弊政。他反复申明太祖规定的宪纲像太祖那样严格地约束官僚集团。先整顿都察院对不遵守有关规定、耽误公事的“河南等道监察御史傅元等二十员”查催赴部。1又疏请对失职的科道官员进行惩治严格检查十三道的工作效率要求各官在规定的时限内将题奏涉及的公事办完对办事拖沓的人员轻则量行戒谕重则参劾别用。张璁在院斥去失职的科道官员二十多人补充以比较廉明和干练的人员改善了都察院的状况。正德以来都察院、刑部、大理寺三法司非常散漫竟然到中午才开始办公相沿成例。张璁请申饬三法司堂官严督所属早上散朝后就各回衙门开始办公。张璁尤其痛恶官僚的贪污和行贿都察院行文京内外各衙门“敢有仍科派小民馈送京官者在外许巡按御史纠察在内许缉事衙门访捕依律治罪”1。张璁执法严格认真打击了正德以来贿赂之风史称“一时苞苴路绝”。嘉靖前期吏治得到改善。嘉靖六年冬张璁升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参机务。一入内阁他立即对翰林院的积弊进行清理。正德以来形成一些陋习如规定由内阁教习的庶吉士才可进入翰林其他部门的官员虽有文学才能亦不能入充翰林官员。由是内阁将翰林职位在门生弟子中递相授受形成结党营私的局面损害了封建国家的利益。张璁疏请革除此弊不拘内外官员只要文学才行出众都可以被推荐和召试授翰林之职。同时对现在翰林院官进行考核将考核不符合要求的二十二人罢黜或外调他职。同时任命大理寺少卿黄绾、福建按察副使张邦奇等为翰林官员。张璁还加强了庶吉士的拣选和考核。 张璁借世宗平台召对的机会密请撤除各地镇守中官其后又屡次请求施行。由外藩入继帝位的世宗目睹正德中宦寺之祸在这种特定的条件下张璁限制宦官势力的努力得到了成功先后革去镇守、守备内官二十七员。正德中受中官控制的腾骧四卫改隶兵部宦官势力遭到抑制和削弱。 张璁立朝以身作则廉洁奉公不徇私情即使与同议大礼的霍韬等人亦每因政事相争不少假借。张璁对朝廷耿耿忠心深得世宗嘉许特赐银章二枚文曰“贞良忠一”和“绳愆弼违”。时杨一清为辅翟銮先于张璁入阁而世宗待张璁礼遇特隆。七年加张璁少保兼太子太保。《明伦大典》书成复进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 官场倾轧张璁利用议礼作为取得政治权力的手段掌权后他就致力于政治改革清理正德以来的弊政。张璁因议礼而获得皇帝的不次拔擢一般人视为干进致使张璁等未能在士大夫中建立相当的威信当时六卿都是很有资格的人物他们表表自树政治上同张璁保持距离。如胡世宁、王守仁等人他1《张文忠公集》卷三《催取风宪官员》载《敬乡楼丛书》民国黄群排印本。1《张文忠公集》卷三《禁革贪风》。 们在议礼中观点同张璁基本相同但却不愿与张璁一起为争礼而斗争。对大礼持相同态度的人尚如此其他的人就不用说了。因之张璁等的改革缺乏深厚的人事基础每论事立议虽其主张明显的合理合法却必定不能在大范围内获得推行加上世宗严酷张璁的举措受到一定限制改革的广度和深度都受到影响。此外张璁还受到“应机玩世持禄苟安”的庸俗官僚杨一清的牵制。1正嘉之际杨一清在家闲居因赞成张璁的大礼之议得以被荐入阁。杨一清在武宗朝边功甚著劣迹也不少。再相后乘张璁整顿翰林院之机“送乘间引所厚入院”又“多循旧弊用私人受馈遗”2。于是张璁和杨一清产生嫌隙进而相构不已。张璁在与杨一清的斗争中遭到很大的打击八年八月张璁被给事中6粲论罢幸而霍韬力为之辩一清乃致仕璁得召还遂任辅。杨一清始去张璁又受到夏言的牵制。世宗自大礼议后以制礼作乐自任如分祀天地罢太宗配祀等夏言在更正祀典上迎合世宗获得世宗的信任。张璁自取得政治权力后集中精力进行改革并不醉心于礼乐上的繁文缛节对世宗兴作礼乐多所谏正。于是夏言和张璁相轧。十年七月张璁再次被迫致仕后虽被召还其改革的锐气和努力遭到极大的削弱。 张璁和桂萼在议礼时密切合作取得了对杨廷和斗争的胜利执政后两人都锐意于革弊但他们却免不了封建官僚的通病二人因序位之尊卑生龃龉逐渐失去政治上的团结以致使张璁遭到杨一清、夏言势力的攻击而蒙受重大损失。其后张璁与议礼中的政治盟友桂萼、方献夫、霍韬、黄绾等无多改善十四年张璁疾作屡疏乞骸骨。十五年四月致仕十八年二月卒适世宗南巡在承天闻之伤悼不已。赐谥文忠。璁传世有《礼记章句》、《敕对录》、《谕对录》、《大礼要略》、《钦明大狱录》、《张孚敬诗集》、《张文忠公集》。 1支大纶：《世穆两朝编年史》卷二《永陵编年信史》万历刻本。 2霍韬：《石头录》卷四；《玉堂丛语》卷六。 第二节桂萼均平赋役屡忤官吏桂萼字子实号古山江西安仁（今江西东乡东北）人。正德六年（1511）进士授丹徒知县史称其人性刚使气屡忤上官后调知浙田不赴。用荐起知武康复忤上官下吏还遭到御史白简弹劾。桂萼不但屡忤上官他和一般的胥吏书手的关系也不协调这种情况在封建社会中实属少见。桂萼在县任职非常了解缙绅势家及豪强地主欺隐土地逃避赋役的情况深知赋役不均给朝廷的统治带来的不稳定因素因之他积极致力于均平赋役的工作。然而官豪势家总是通过合法或非法的手段把赋役转嫁到贫苦农民身上。官豪势家不但通过诡寄、飞洒等诸种手法欺隐土地又独占肥沃的土地却只按低税率交纳很少的田租不愿为农民“分粮”和“为里甲均苦”1。只要有志于清理赋役积弊改变不公正状况的州县正官着手于丈量土地或均平赋役“势家即上下夤缘多方排阻”使之不能有所作为。桂萼历次任上都致力于均平赋役。正嘉之际他任成安知县排除多方阻难终于完成了清丈土地的工作成安“原额官民地二千三百八十六顷五十九亩九分”清丈之后“均量为大地二千七百八十一顷四分五厘”2。丈地之后桂萼“计亩征粮民不称累”纠正了当地社民享无税之田、屯民供无田之税的不合理现象。桂萼看不惯官场中的贪污腐化痛恨势家豪强和地方官吏上下勾结、在征赋派役中营私舞弊的各种丑行这就是桂萼屡忤上官下吏的社会原因。正德中武宗政荒大臣苟于利禄士风日下吏治黑暗北方刘六、刘七和四川爆的农民起义震撼了明朝的统治武宗无子因之引起了严重的统治危机。桂萼满怀经世济国之志锐意革弊而每被抑挫他对正德以来的政治十分愤激不平。 以正大礼而入阁嘉靖初桂萼由成安知县迁南京刑部主事。他身在闲曹却非常关心国事和政局的变化。当他通过乃兄翰林修撰桂华获知朝中关于大礼议的斗争即赞成张璁的主张。不久张璁被杨廷和党排挤到南京桂萼与张璁在仕途上都多次受到挫折对政治现状非常不满两人在南京日相讨论研究对杨廷和集团的斗争策略。 嘉靖二年十一月桂萼上疏请正大礼疏中强调指出宋人范纯仁已把预养为嗣的英宗和入继之主作了区别而当今皇帝入继帝位分明是入继之主为什么要遵从为预养的宋英宗而制订的濮议之礼呢？桂萼还指出杨廷和所议“灭武宗十有六年之统泯遗诏禅受之旨而夺兴献帝不可夺之嫡宗且使兴国太后处慈寿皇太后之间礼莫之尽”1。世宗采纳了桂萼的意见决心重议大礼。 1《明经世文编》卷一八o《请修复旧制以足国安民疏》。下引同。 2《成安县志》卷三《赋役考》明刊本。 1《桂文襄公奏议》卷一《请正大礼疏》康熙刻本。 桂萼等人上疏激烈地批评杨廷和的议礼方案世宗又不断降敕诘责杨廷和朝官中越来越多的人不再附从杨廷和自知难以维持于是辞职。杨廷和既去赞成张璁、桂萼观点的人渐次增多世宗决定召张、桂入京。内阁蒋冕、毛纪为了阻挡张、桂来京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主动提出在兴王尊号上略作让步称世宗父母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和“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但仍考孝宗母昭圣并请下敕谕停召张璁和桂萼。桂萼、张璁在凤阳途中接到诏书桂萼复上疏指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皇不皇惟在于考不考请在尊号中去“本生”两字名正言顺地追尊自己的父母。既至京师桂萼又与张璁联名上疏极论两考之非指出两考是一种欺骗实际上是剥夺皇帝尊奉父母的神圣权利。 桂萼、张璁初到京师杨廷和党的势力尚盛二人颇为孤立。刑部尚书赵鉴与给事中张翀等勾结阴谋扑杀桂萼和张璁。世宗通过厂卫侦知其事立即任命桂萼、张璁为翰林学士两人又受到武定侯郭勋的保护。三年七月由于礼部侍郎何孟春、翰林修撰杨慎等人的煽动和要挟生了群臣在左顺门哭谏争礼的事件世宗杖责诸臣同时罢免了毛纪、汪俊、何孟春等人的职务。世宗旋即任命赞议大礼的席书为礼部尚书会同桂萼等齐集廷臣议定兴王尊号三年九月下诏改称孝宗为皇伯考昭圣皇太后为皇伯母追尊兴王为皇考恭穆献皇帝母为圣母章圣皇太后。由于桂萼和张璁密切配合奋力抗争他们的议礼主张得以实现桂萼等终于通过议礼击败杨廷和集团在朝廷中确定了自己的政治地位。 嘉靖四年桂萼升任詹事仍兼翰林学士。由于内阁辅费宏的裁抑桂萼和张璁虽列名翰林却不获参与经筵不参与献皇帝实录的修纂不参与教习庶吉士等。费宏去职后情况才有改变。六年三月桂萼升任礼部右侍郎是年杨廷和余党借李福达案倾陷赞议大礼的武定侯郭勋而欲牵连加罪于桂萼诸臣。世宗痛恶旧党借事罗织尽换三法司诸官以桂萼署刑部张璁署都察院方献夫署大理寺重审李福达案。会搜查御史马录私书内阁贾咏及都御史张仲贤、工部侍郎闵楷、御史张英、大理寺寺丞汪渊等密谋陷害大礼诸臣的私书被现。贾咏引罪致仕其他人则纷纷下狱候审。桂萼密承世宗风旨认真审理此案狱词颇详。该案最积极的策划者巡按山西监察御史马录承认犯了故入人罪于是旧党利用李福达一案倾陷大礼诸臣的阴谋暴露无遗。桂萼等对该案进行判决大略言李福达非白莲教马录仇恨郭勋构成冤狱又列出了原来审理此案及与该案有关诸臣的罪过。世宗悉从桂萼所言将该案编成《钦明大狱录》颁示天下。1李福达获得释放马录等论戍其因此案逮系廷杖、戍边、削籍诸臣凡四十余人。桂萼等以平反有功受到嘉奖。是年京察旧党犹借拾遗之例攻击桂萼桂萼疏请斥逐杨廷和在言路的私党实行科道互纠世宗下令举。于是京察和互纠罢黜科道十三人。是年旧党经过两次重大打击一蹶不振。桂萼、张璁的政治地位日益巩固赞议大礼的方献夫、霍韬、胡世宁、李承勋等渐居要职1穆宗即位御史庞尚鹏据四川蔡伯贯一案奏称李福达实为白莲教魁请为马录、颜颐寿等平反《明史》采其说称“由是福达狱始明”（《明史·马录传》）。然而同时代的郭子章怀疑庞论（《国榷·嘉靖六年》）。支大纶亦不赞成庞论（《世穆两朝编年史》）。高拱、张居正坚持认为桂萼的判案是正确的修穆宗实录时居正削去洗雪大狱的诏书和庞尚鹏疏。按高拱持之最力居正逐高拱仍在实录中保留高拱的奏疏（《穆宗实录》、《万历野获编》卷十八）。 朝局人事焕然一新。 嘉靖六年九月桂萼改吏部左侍郎旋升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明代尚书兼学士自桂萼始。任礼部甫逾月迁吏部尚书获赐银章两枚文曰“忠诚静慎”、“绳愆匡违”和内阁辅臣一样桂萼获得了密疏言事的特殊权利。七年正月加太子太保。《明伦大典》书成加少保兼太子太傅。八年二月以本官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预机务。 创立一条鞭法桂萼执政后舒多年以来的政治抱负革除现实社会中的不合理现象积极主张均平赋役和清丈土地。桂萼久任地方熟知下情他悉心研究基层政权下的赋役之法看到了业已推行的均徭法和十段册法的局限性。均徭法中的户等划分标准很不一致户等一样而实际丁产可能相去甚远；户等一样就要承担同等的差役。均徭法行之不久它的弊病就暴露出来了。再说十段册法实施其法必须对各户丁粮作彻底清理在此基础上均分十段乃能奏效。然而此地十段和彼地十段的丁产仍很难一致徭役的负担仍不均平。桂萼根据自己的经验向朝廷提出了最新的赋役改革意见。嘉靖九年（153o）十月桂萼进呈《任民考》疏提出取消照黄册派定年份轮役的老办法改以一省之丁粮供一省之役。时户部尚书梁材根据桂萼的建议规定了新的赋役征法：“合将十甲丁粮总于一里各里丁粮总于一州一县各州县丁粮总于一府各府丁粮总于一布政司。而布政司通将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内量除优免之数每粮一石编银若干每丁审银若干斟酌繁简通融科派造定册籍行令各府州县永为遵行。”1根据桂萼的意见颁布的赋役征法奠定了“一条鞭法”的基本原则。桂萼在改革方面承续了赋和役合并以及化繁为简的趋势把各种役目并为一项按丁粮一次编定俱于秋粮征收。桂萼的主张比同时代的十段册等改革完善得多彻底得多他的改革方略是明代各类赋役改革的总结。 同桂萼相先后许多地方行政官员都推行了赋役的改革措施。万镗提出赋役的均平应“在县不止以里论而当均于一县。在州不止以县论而当均于一州。在府而所均当益广矣”1。万镗所论限于一府而桂萼提出了在一布政司范围内通融科派均平负担。不难看出桂萼创立了一条鞭的赋役征收法则又以内阁大臣的身份在朝廷中倡导实行他比同代改革者高出一头较之于顽固守旧反对赋役改革的前内阁辅杨廷和不啻霄壤之别。2中国封建社会的赋役制度的展从两税到一条鞭法是一个划时代的转折桂萼在这个变革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桂萼的赋役改革实践中均丈土地是改革的前提条件桂萼极为重视均丈土地的工作。他认识到只有把欺隐的土地清理出来登记入册朝廷按丁产佥派徭役的原则才能切实贯彻桂萼多次上疏强调重新丈量土地的重要性和急迫性。他在《进任民考疏》中指出：“臣闻仁政必自经界始今之经界存乎版图。自正统末天下吏阴坏版图诸色田土散漫参错难以检讨。”1《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卷一四一《桂文襄公奏议》卷八《进任民考疏》。1《西园闻见录》卷三二赋役前哈佛燕京学社排印本。 2杨廷和为辅时曾拟旨反对役法的改革见《明世宗实录》卷一四嘉靖元年五月。桂萼还提醒世宗势家豪强总是反对丈量土地朝廷要下决心要由有关大员会议其事订出实施措施方案才能有效地完成清丈工作。土地一经清丈版籍澄清各种违法行为就难以掩盖。桂萼丈量土地的主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均丈土地的意义为许多士大夫所认识世宗朝郭弘化、唐龙、简霄、顾鼎臣都继桂萼之后疏请核实田亩均丈土地。据各种史籍记载反映嘉靖年间有许多地方都进行了均丈土地的工作。 宦海沉浮桂萼还积极会同张璁在嘉靖前期进行政治改革肃清言路加强都察院的监察职能清理翰林院积弊改变正德以来内阁控制翰林院以及内阁同六部结党营私的现象。桂萼还用世宗所赐银章密疏奏事请“除百数十年弊习罢还镇守”1襄助张璁请撤除镇守内臣之举。 桂萼等大礼诸臣以议礼为手段取得政治权力在论资排辈和等级观念极强的封建士大夫中被认为逢君干进。许多重要人物赞成其议礼主张但在政治上却同桂萼等人保持距离如胡世宁、王守仁等。桂萼等在朝中仍显势孤力单。此外守旧派政治势力虽经打击仍寻找机会向桂萼等实施反扑甚至达到不择手段的程度。如羽林指挥刘永昌越位妄奏硬说都督桂勇与桂萼同族表面上请削桂勇兵权实则动摇桂萼的地位。旧党甚至利用星变为言阻遏改革。 桂萼和张璁在议大礼中密切合作取得了对杨廷和集团斗争的胜利其后又锐意革弊取得了显著的政绩。入阁后桂萼与张璁逐渐失和遭到夏言势力的攻击而使大礼诸臣蒙受损失。在大礼诸臣中有不少王学的弟子如方献夫、黄绾等桂萼和张璁反对程颐的濮议对王守仁带有新倾向的学术思想持包容的态度。桂萼等执政后推荐王守仁任总督两广兼巡抚。桂萼希望对两广土酋实现有效的控制为明朝建立巩固的边疆和屏障防止安南莫登庸的向北扩张。王守仁平定了思州、田州卢苏、王受的叛乱。为防止归顺的土酋复起叛乱桂萼要求王守仁久任两广责以抚处三年。会王守仁疾作举郧阳巡抚林富自代不俟命下而径归。桂萼恶王守仁不奉行自己的靖边之策两人关系恶化。王守仁死后桂萼攻击王守仁并请申禁其学。方献夫、霍韬又各上疏替王守仁辩解大礼诸臣意见各不相同杨一清、6粲乘隙攻击八年八月桂萼和张璁一度被解职遭受重大挫折。九年四月后被召回入阁翌年正月引疾乞归八月卒于家。赠太傅谥文襄。桂萼著有《历代地理指掌》、《明舆地指掌图》、《桂文襄公奏议》。 1《皇明经世文编》卷一八o《密论四事》。 第三节杨慎青年入仕宦途坦达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祖籍江西庐陵六世祖避元末乱徙湖广麻城再徙入蜀遂居四川新都（今属成都）。祖父杨春官至提学佥事。父杨廷和（1459—1529）成化进士改庶吉士正德二年（15o7）入阁官至内阁辅。杨慎正德三年（15o8）会试下第入国子监拔历而事于礼部尚书刘宇颇重之。正德六年（1511）举进士。及至殿试内阁辅李东阳“密以制策题示”1故杨慎“所对独详”于是列名一甲第一取得状元头衔。这次科场作弊大概做得很秘密一般人无法知晓所以没有生。再者杨慎毕竟不是胸无点墨在京师颇有才名故未引起人们訾议。日后事露史家还是把此事记载下来。李贽《续藏书》记载说京师民众称杨慎为“面皮状元”。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也称为“关节状元”。明代以来实行八股取士士子为应试而习时文惟抄袭或揣摩程文以应试。明代科举答案限在永乐年间纂定的《性理大全》一书之内。成化中礼部右侍郎周洪谟奏请订正朱熹注“四书”、“五经”之误宪宗以《性理大全》一书为天下士子“习学已久”为由不准更改1。这种科举考试不是造就人才状元并非就很有学问。许多状元自及第后即默默无闻无论政治上还是学术文化等方面俱无大贡献。再有殿试时一甲三人的名次确定也有很大的随意性。科名高下往往取决于偶然因素不关乎才学的高下状元亦非必是人才之冠。一甲状元例以相貌端正或体貌伟壮者为之许多文优而因貌寝被改变科第名次的史不绝书。如建文进士王艮廷试本第一以貌丑屈为第二遂以胡广为状元。有的掉换科第名次的原因非常荒谬如万历进士朱国桢以名同国姓且似佳谶2于是拔为第一。甚至因姓名所用字难认而被任意更换名次永乐十三年乙未科初拆卷得第一名陈循因与考官同乡避嫌改置第二而擢林文秸第一既而又以秸字难认于是又改洪英为第一。有的纯出皇帝私意如洪武十八年本应黄子澄第一“既启封上自以梦故用丁显为状元”黄子澄反被抑为三甲进士。又嘉靖二十三年甲辰科皇帝梦中听见雷声遂拔雷鸣为状元。不难看出在封建的社会条件下状元属谁全凭帝王及考官的意向。状元非必真才。 杨慎既中高第例授翰林院修撰。正德十二年（1517）八月武宗微行巡行于宣、大、榆林诸边。杨慎上疏切谏未成称病归。 世宗嗣位杨慎改经筵讲官。武宗崩后佞幸江彬伏诛中官为恶者或已服罪而大珰张锐、于经以纳金银获免杨慎借讲《舜典》之机言“圣人设赎刑乃施于小过俾民自新元恶大奸则无可赎之理”1。嘉靖二年（1523）参与纂修《武宗实录》充纂修官。 1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八二《科试考》。 1《万历野获编》卷一四《减场解元》。 2《万历野获编》卷一五《廷试》。 1《明史》卷一九二《杨慎传》。 廷争大礼获罪遣戍嘉靖三年（1524）大礼议之争又起。南京刑部主事桂萼、张璁请世宗继统而不继嗣继而提出伯孝宗而考兴献。杨慎之父杨廷和坚持己议不赞成世宗改变初议其在内阁封还御批四次前后执奏凡二十余疏。世宗坚持召桂萼、张璁至京重议大礼。杨廷和无奈致仕归去。在议礼一事上杨慎完全站在其父一方对张璁等的议礼主张大加挞伐。张、桂来京后被擢为翰林学士。杨慎偕同列三十六人上疏言“臣等所执者程颐、朱熹之说也。萼等所执者冷褒、段犹之余也”2。表示不愿与桂萼、张璁等同列并以请求罢斥己职相挟。世宗怒切责杨慎等诸臣予以停俸处分有差。逾月杨慎又偕学士丰熙等疏争议礼。当此之际杨廷和虽已去职其追随者皆居重位如蒋灵、毛纪、汪俊、何孟春等在他们的操纵下詹事、翰林、言路及六部诸司等各部官员具疏廷争大礼。世宗将诸臣之疏留中不下。 嘉靖三年七月戊寅朝罢杨慎偕吏部侍郎何孟春倡言于众要群臣跪哭宫门给皇帝施加压力听从群臣的意见。杨慎呼吁：“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1杨慎遂与检讨王元正、给事中张翀等人在金水桥南拦阻散朝的百官胁制众人跪哭谏争并威胁说：“今有不力争者必共击之。”2于是二百四十余名朝官俱跪伏左顺门。皇帝命司礼中官谕众臣退去众人说要得皇帝遵从议礼前议的谕旨才肯散去。诸臣由早晨跪到中午。世宗大怒命锦衣卫士执丰熙等八人下诏狱。杨慎与王元正撼门大哭跪伏的众臣应之声震殿庭。世宗益怒命四品以上官员到午门听上谕宣布给予跪伏者停俸处分。又命收禁五品以下官若干人杖之。杨慎服杖之后又被谪戍到云南永昌卫（今属大理）。 嘉靖六年（1527）冬云南寻甸、武定土司安铨、凤朝文叛乱流劫于嵩明、杨林、木密等地进而围攻省城。杨慎适在戍所慨然曰：“此吾效国之日也。”于是戎服执戈帅百余人往援木密。入城后“与副使张峨谋固守”3。杨慎在滇时领戎役或于永昌或于沪州或于重庆。杨慎虽身为戍卒地方大吏及黔国公镇守中官都很优待他故杨慎得乘间游历云南咏诗为文以抒其怀。而世宗因议礼一事最恨杨廷和和杨慎每每向左右索问杨慎的情况阁臣或以既老且病搪塞世宗才稍稍放松他。世宗大婚生皇子等例行赦免而杨慎等不能获得赦免的恩典。杨慎在云南三十余年除了奔丧等特殊情况不得随便奏请还家。根据有关法律条例戍卒年满六十者可以请求由子侄替役。六十五岁的杨慎乞求有关衙门准许。而“军卫及当道皆唯唯转相推调”1。杨慎又委托门人走云南巡抚的后门皆不得要领。地方官虽善视杨慎但谁都怕皇帝怪罪不敢越过界限。因之杨慎有子而壮却仍要以衰迈之躯荷戈趋伍对于一个曾一度风云于政坛的封建士大夫来说这是莫大的悲剧和打击。杨慎年届七十私自归蜀巡抚急遣四名指挥使逮之械还。嘉靖三十八年（1559）卒于戍所。隆庆初赠光禄少卿2《明史》卷一九二《杨慎传》。 1《明史》卷一九二《杨慎传》。 2《明史》卷一九一《何孟春传》。 3简绍芳：《赠光禄卿前翰林修撰升庵杨慎年谱》载《新都县志》。 1杨慎：《与同年书》转引自《杨慎诗选》第142页注文四川人民出版社版。天启中追谥文宪。 杨慎在云南努力从事于文化学术活动。其一生著述绝大部分成于云南。杨慎在云南结交广泛行迹所至总是以其为中心聚集一批士人。云南为各族杂居之所许多少数民族士人也都趋从杨慎。经常与杨慎从游的滇中士人有吴懋、王廷表、胡廷禄、张含、李元阳、唐锜等称杨门六学士。上述六人加上杨云山又称杨门七子。与杨慎过从甚密的还有白族士人董难和丽江土知府木公。从杨慎在云南的诗文序中可以看出同他交游的有百人之多。这些士子在杨慎的影响下砥砺志学大多取得了成功。杨门六学士之一的大理人李元阳系著名的白族学者、进士曾为翰林院庶吉士早年归乡与杨慎唱酬甚密。编撰《云南志》、《大理府志》元阳还辑刻了不少书籍可惜大都佚而不传。 杨慎与望风慕学的云南士人交往中除了诗文词曲外他还致力于经书、史书、子书的研习甚至还涉足于书画医学等领域。杨慎对学问的广泛学习研究其著述的辗转抄录和传播推动了云南文化的展。杨慎还在临安等地教授生徒。凡杨慎所至各族士子皆从游向学其门生弟子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步。如杨元达叙刻师作《诗话补遗》梁佐编刻《丹铅总录》。洪武中沐英入滇军兴之际焚毁图籍云南文化遭一大厄。自杨慎在滇传播中原文化培植人才开启一代学风其流风遗教世代受人景仰。 需要提及的是杨慎身为戍卒因役事之间而往来各处他不可能随身携带许多图书资料况且地处偏僻落后的云南图书资料也缺乏而难于寻找。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从事文化学术活动这是难能可贵的事。所以杨慎许多时候和场合下凭记忆写作产生了许多失误从而影响其著述的准确和质量。同时在杨慎身上也不免一般文人士大夫的某些毛病间亦有弄虚作假的缺点但这与他传播中原文化和在文化学术活动中孜孜不倦的追求相比始终是瑕不掩瑜。 著作等身杨慎幼承庭训甚警敏。既在翰林见闻益广。武宗叩问疑义众不能答杨慎广征博引一一作答。尝奉使过镇江谒见杨一清阅所藏书叩以疑义一清随口成诵杨慎十分惊异于是克服松懈自满情绪愈加肆力于古学。既戍云南戎余多暇书无所不览尝以自己的亲身体验告诉他人说“资性不足恃日新德业当自学问中来”1。由于杨慎勤于学问史称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其“诗文外杂著至一百余种”。清代修《明史》时尚有许多杨慎的著述还未刊出。近人根据新都升庵祠堂藏书、《四川省图书馆书目》、《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四库全书总目》、《古今图书集成》、《新都县志》、《新都年鉴》、丛书《函海》、《升庵合集》、《绛云楼书目》、《文瑞楼书目》、《顾修汇刻书目》、《益部谈资》、《万有文库》、《丛书集成》等统计杨慎著作则有四百种左右。1这是一个粗略的统计佚而不传的亦在其中其中有重复的书目因为杨慎的著述经多次刊刻和编辑有一些书名是后人分类的类目而并非升庵著作1《明史》卷一九二《杨慎传》。 1参阅陈廷乐：《简辑杨升庵著述评选书目》载《昆明师范学院院报》。的原名。 有的是他人的著作也有伪托杨慎所著这些尚待进一步考证和清理。 目前全国各图书馆、博物馆等文化机构或私人藏书中可见到的杨慎著述包括杨慎所撰、所编、所辑、所选、所评注、所批点的共约一百三十四种。2还必须指出署名为杨升庵的著作中有一些并非杨慎所撰有的是刻书之误张冠李戴有的是有意伪托。这些情况有的已经考证出来有的已露痕迹尚待进一步清理。如清代胡蔚把明人倪辂所撰的《南诏野史》列为杨慎的著作并为之作序。此本初刻于乾隆再刻于光绪原版存云南省图书馆印本流传颇广故世人皆以为杨慎撰《南诏野史》。近人的《丛书书目汇编》亦将该书列为杨慎著作即编者以讹传讹而编入之。3又《滇载记》一书今各家均以杨慎之作目之。近人方国瑜研究结果表明此书非杨慎所作据《滇载记》嘉靖二十二年刻本该书有姜龙的序姜龙字梦宾嘉靖初以副使任云南兵备道《明史》有传。姜龙与慎极相友善杨慎初来滇姜龙适在任上龙于五年解职杨慎有诗文记颂其政姜龙归后二人亦诗文日相往来。姜龙原序说：“（龙）俄起废承乏边圉杨子用修由侍从论时事忤旨谪戍博南相得甚欢。暇则相与稽古问俗茫然莫溯其源漫索之民间得敝帙于故博士张云汉氏曰《白古通》。白即僰从省也。其事怪其词鄙盖滇地与身毒密迩汉使之入也假道于彼则其怪也有所蒙袭无足究者。其书不著作者姓氏亦不审昉于何代意其经几译而后属之书文何由雅也。余辄以慁杨子芟薙芜陋括以文章家法成一方之志词旨简奥足补史氏之阙。”1结合其他史料考较该序表明杨慎与姜龙稽古问俗时在嘉靖四年删正其书亦在该年。姜龙解职后携该书归与6粲共赏而校刻之在嘉靖二十二年。姜、杨从张云汉处得到的《滇载记》已从僰文《白古通》屡经译述转为汉文。姜龙所得即为已译述为汉文之本。惟其词鄙陋经杨慎芟薙芜陋括以文章家之法稍加整理而已。再从《滇载记》的内容看有的史事出自《白古通》有的录自汉文史籍乃编纂之书。且该书未经仔细考校多有粗疏错讹如言南诏王会隆立于会昌十三年会昌仅六年何言十三？此书出自杨慎当不至此。再从该书刊行情况看6粲最早刊行。收入丛书则为嘉靖二十三年6楫的《古今说海》最早。6楫刻此书时削去姜龙之序。后辗转传刻亦无姜序。杨慎于是捏造作书经过言其由僰文《白古通》、《玄峰年运志》翻译而成。万历《云南通志》为之铺张宣扬于是点窜前人之作而据为己有的事实遂不为世所知。 梁启曾经指出杨慎撰述文章很好但手脚有点不干净喜欢造假。1也就是说杨慎的治学态度颇不严谨。如其杂著中的《汉杂事秘辛》不著撰人名杨慎自序述云“得于安宁州土知州万氏”。明人沈德符指出此乃杨慎所伪作许多学者也持相同看法。2杨慎著述中的杜撰、附会等不实之处在明代就有人进行清理过如何良俊《四友斋丛说》、沈德符《万历野2参阅《杨升庵研究论文集》杨升庵博物馆、新都县杨升庵研究会编印1984年。1参阅《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卷四《滇载记》；王文才、张锡厚辑：《升庵著述序跋》上卷《滇载记》。1参阅梁启：《古书真伪及其年代评语》。 2《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四二“子部家类三”。 获编》都有一些记载。明人陈耀文撰《正杨》四卷系统地考正其误。据近人研究杨慎著述多成于云南但其所记与云南有关者除词章外则甚少。惟《滇程记》记其入滇之经历。所撰《云南山川志》简略而无足取世人因重其人而屡刻其书。其《丹铅总录》以博雅著称其中关于云南史事者仅数条而已且大多错误殊无价值。有的人认为杨慎对云南地方史事颇有研究这实在是一个错觉。盖杨慎有关云南所作大多诗歌词章或乘雅趣而之有裨史事之著作则极少。3一般来说杨慎的学术性著述可分为五种类别第一类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为后世学者所重视如《转注古音略》、《异鱼图赞》、《滇程记》、《古音骈字》等。《转注古音略》尤见功力。顾炎武撰《唐韵正》时引用了很多杨慎的材料。《异鱼图赞》则被认为可以与宋祁之《益部方略》相颉颃。1第二类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书本身在体例、内容、征引等方面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错误。如《奇字韵》慎作该书时对汉唐学者的研究成果似乎不曾注意因而大大降低了该书的价值。属于这一类的书还有：《古音丛目》、《古音列要》、《古音余》、《古音附录》、《水经注碑目》、《谭菀醍醐》、《丹铅总录》等。 第三类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书如《经子难字》其书上卷是杨慎读诸经义疏所记有《易》、《诗》、《书》、《三传》、《三礼》、《尔雅》下卷是读诸子所记。杨慎读书时“或摘其文句或摘其字音绝无异闻盖随手杂录之文本非著书”2其孙杨宗吾“过珍手泽”而编帙成册这样的书当然没有什么价值。又如《六书索引》杨慎著此书时其所征引“不注所出者十之四五”3使人们不得不怀疑它的可靠性。类似的还有《谢华启秀》、《檀弓丛训》等。 第四类是他人之作如《滇载记》、《别本家礼》。《别本家礼》题作杨慎撰实乃丘濬之《家礼仪节》。4类似的还有《广夷坚志》、《翰苑琼琚》、《词林万选》等。 第五类是杨慎的伪作。如《汉杂事秘辛》清初学者胡震亨指出该书的内容与汉代典章制度不符虽杨慎复生也不能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与胡震亨意见相似的还有姚士粦、沈士龙、王谟等。5《汉杂事秘辛》虽然是伪作然而其文字佳丽描写精细颇有生气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具有文学作品的感染力和欣赏价值不以史作目之可划属文学史上传奇的范畴。杨慎的伪作还有《石鼓文音释》据杨慎称《石鼓文》拓本得于李东阳之手李东阳告之曰“我犹及见东坡之本篆籀特全音释兼具”云云1。3参阅《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卷四《南园续录·滇载记》。 1《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一五“子部谱录类”。 2《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三“经部小学类存目一”。 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三“经部小学类存目一”。 4《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五“经部礼类存目三”。 5参阅胡震亨：《汉杂事秘辛跋》姚士粦：《汉杂事秘辛跋》沈士龙：《汉杂事秘辛跋》王谟：《汉杂事秘辛跋》均转引自王文才、张锡厚辑：《升庵著述序跋》。 1杨慎：《录石鼓文音释序》参阅《升庵著述序跋》。 后来6深、朱彝尊等学者现了杨慎作伪的明证2又李东阳犹叹惜“拾阙补残能几何”怎么能有“篆籀特全”的东坡拓本送给杨慎？很明显《石鼓文音释》是一部伪作这样的伪作则毫无价值。 杨慎的诗歌在明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正嘉之际明诗由台阁体转向李梦阳等的前七子时代。李梦阳、何景明等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在文坛上影响极大。杨慎受诗法于李东阳他在贬谪云南之前即与何景明订交论诗谈艺而颇有异同。杨慎不赞成李、何等人专崇盛唐的主张认为应上溯汉魏六朝及初唐从中汲取营养。杨慎善七律、七绝其诗或自然清丽或绮藻丽辞或雄浑蕴藉追踪汉魏六朝仿佛三唐取得较高的文学价值。总之杨慎独立于前七子之外独树一帜。尤其贬到云南后接近人民群众诗的风格和内容更臻至境。前七子之后复有后七子之兴起论明诗者多着墨于一代文学的主流于杨慎的文学思想和创作实践有所忽略。 总之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传播先进的汉民族中原文化乃是杨慎的主要历史功绩同时杨慎还是一位诗人、文学家一位知识广博的学者。 2参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三“经部小学类存目”《石鼓文音释三卷》。第二十四章严嵩徐阶高拱第一节严嵩《明史》称严嵩“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1这个结论概括出相当一部分事实但不是全部。一方面并非一意媚上严嵩得罪世宗之处也不少；另一方面他对政事颇多议论特别是对正德年间的政治有所批评。这两方面也都应引起注意。 入阁之前严嵩（148o—1565）字惟中号勉庵、介溪、分宜等江西分宜人。 他出生于寒士家庭。自小学习声律少年聪慧善于作对。如地方父母官口占一联：“关山千里乡心一夜雨丝丝。”他随口应对：“帝阙九重圣寿万年天荡荡。”2对得很是工整。弘治十一年（1498）中乡试；十八年（15o5）中进士列二甲第二名选为庶吉士入翰林院就读初露才华阁臣李东阳在内的不少士大夫“咸伟其才”1。正德二年（15o7）授翰林院编修。不久以病请归在分宜县境内的钤山隐居读书有十年左右2。刘瑾执政期间在焦芳的挑唆下对南方士大夫采取排斥的方针特别提出“毋得滥用江西人”3。严嵩辞官与此不一定有直接的联系但他长期养病可能是受到朝中斥退江西籍官僚的影响。 严嵩在钤山过着相对平静和清贫的生活。据他自己说是“一官系籍逢多病数口携家食旧贫”4。“近知理俗事学种南山田”5这也是他当时生活境况的写照。在钤山时李梦阳曾经拜访过他赠诗曰：“问奇颇类扬雄宅醒酒真轻李相庄。”6严嵩和诗为：“地僻柴门堪系马家贫蕉叶可供书。莺花对酒三春暮风雅闻音百代余。”7过着这样的田园式生活“颇著清誉”也是自然的。 正德十一年（1516）严嵩还朝复官。复官之初严嵩对朝政多持批评之论他多次提到“正德间天下所疾苦莫如逆竖妖僧”8。对于武宗的其他许多做法他也持批评态度。关于运楠木北上他写道：“今湖南运殿材巨楠数千株联筏曳旗蔽流而上。楠最硬者围丈余长可五十尺诚天地1《明史》卷三o八《严嵩传》。 2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五《严分宜》。 1严嵩：《钤山堂集》崔铣序。 2据《明史》本传。严嵩自己则说：“卧痾钤山阅八稔。” 3《明武宗实录》卷五九正德五年正月己卯。 4严嵩：《钤山堂集》卷二《感述》。 5《钤山堂集》卷二《乙亥年雪》。 6李梦阳：《空同集》卷十八《题严编修东堂新成》。 7《钤山堂集》卷三《奉酬空同先生垂访》。 8《钤山堂集》卷三六《太子少保吏部尚书恭肃周公墓表》。 间奇声。然此木一株山伐6挽水运至此费数百金矣。”1正德十六年（1521）世宗即位几个月之后严嵩升南京翰林院侍读署掌院事。嘉靖四年（1525）升国子监祭酒又由南京回到北京。至此为止可以说世宗对他并没有特别注意也没有迹象表明他积极参与了嘉靖初期围绕议礼而展开的激烈斗争。尽管他也写过“濮园仪礼伸舆论代邸崇恩本圣情”2尽管他在南京任官与同在南京的张璁、桂萼有接触的机会他与桂萼同是江西人儿子与桂萼之子同延请一师等等。严嵩与桂萼有诗书往还多所颂扬这在士大夫中极为普遍不能作为加入党争的凭证。3当时反对内阁和部院大臣的安排赞成皇帝尊崇兴献王的主张的多是一些地位很低的官僚即不但品秩低而且是非清要部门的官员。议礼一案给他们创造了改变地位的极好时机。严嵩在最显贵的翰林院任职没有与张璁、桂萼等采取同样的行动是合乎逻辑的。另一方面他也不像大多数翰林官坚决拥护以杨廷和为的旧官僚集团的主张而取审慎的态度。与批评正德朝政相比这时的严嵩在为官做人方面有了明显的变化。他将利禄看得重了常说起“禄不逮养学未有成”4之类的话也有人批评他任祭酒时就不清白了5。 嘉靖七年（1528）严嵩以礼部右侍郎步入上层官僚的行列。他被世宗派往湖广安6（今湖北钟祥）监立显陵碑石。还朝后严嵩上了两道奏疏。一道奏疏叙述了河南灾区的情况称“所在旱荒尽食麻叶、树皮饥殍载路。市易饼饵则为人所攫取子女鬻卖得钱不及一饱孩稚至弃野中而去。闻洛阳、陕州、灵宝诸处尤甚人相残食旬日之内报冻死二千余人”1。另一道奏疏叙述了途中所见祥瑞称“白石产枣阳有群鹳集绕之祥”“碑物入江汉有河水骤长之异。”立碑时“燠云酿雨”“灵风飒然”。他提出撰文立石以记之。2一呈祥瑞、一报灾异反映了严嵩既有阿谀圣上的一面又有关心民情的一面。两篇奏疏都收到了好的结果。对于前一疏世宗批道：“这地方既灾伤重大将该年勘过有收分数起运钱粮暂且停止待次年收成之后带征其余灾轻地方照例征解。”3对于后一事世宗批道：“今嵩言出自忠赤诚不可泯。依拟撰文为纪立石垂后。”4进献符瑞是世宗所乐于接受的救灾安民是当年的世宗所关心的。可以说这一次外差使严嵩得到世宗的欣赏。 后来的几年里严嵩先后改任户部、吏部侍郎。嘉靖十一年（1532）升南京礼部尚书两年后改南京吏部尚书。嘉靖十五年（1536）严嵩赴京朝觐考察被世宗留下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由于世宗对议礼的重视1《钤山堂集》卷二七《西使志》。 2《钤山堂集》卷七《奉近慈圣歌》。 3严嵩：《历官表奏》卷九《奏乞休致》。 4严嵩：《振秀集》卷一“予少孤多病诗”。 5徐学谟：《世庙识余录》卷五。 1严嵩：《历官表奏》卷一《使过河南见所在灾荒奏》。 2《明世宗实录》卷九六嘉靖七年十二月丙申。 3《使过河南见所在灾荒奏》。 4《明世宗实录》卷九六嘉靖七年十二月丙申。 礼部尚书在部院大臣中地位尤其显赫往往成为进入内阁的阶梯。严嵩和世宗的接触开始频繁起来。据他自己说当时世宗忙于同辅臣及礼部尚书等制定礼乐有时一日召见两三次有时至夜分始退。他住在城西约四里乘车驱隶弗及往往是单骑疾驰。 嘉靖十七年（1538）有人上疏请献皇帝庙号称宗以入太庙。朝中大臣包括严嵩在内欲加阻止。世宗怒著《明堂或问》严厉质问群臣。严嵩尽改前说并且“条划礼仪甚备”1。献皇帝入庙称宗之争是大礼议的尾声。严嵩在这件事上碰到了小小挫折也学会了如何应付性情乖僻多变的世宗。 勤勉加上温顺严嵩博得了世宗的好感。当时在西苑值宿并不时得到召见的官僚有：武定侯郭勋、成国公朱希忠、驸马都尉崔元、阁臣夏言和顾鼎臣以及礼部尚书严嵩严嵩作为世宗亲信的地位被确定下来。 角逐庙堂嘉靖二十一年（1542）辅夏言革职闲住严嵩加少保、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仍掌礼部事。这是他经历第一场重大斗争所取得的结果。 夏言是江西贵溪人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严嵩曾为该科会试的同考官两人有师生之谊。夏言以议礼贵比严嵩早达。他建议立南、北二郊实行天地分祀得到世宗的赏识一年中由正七品的都给事中升至正二品的礼部尚书。入阁以后他推举严嵩任礼部尚书。因有引荐之恩夏言对严嵩傲慢无礼以门客视之两人关系迅恶化。而此时夏言又因拒服道冠法服等事招致世宗不满。严嵩适时地利用世宗的不满攻击夏言更使世宗下决心除去夏言。 嘉靖二十三年（1544）辅翟銮因事削籍严嵩成为辅先后加太子太傅兼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太子太师、少师获得了文臣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地位。但这并不是说他的地位就完全巩固了。 威胁仍然来自夏言。世宗曾在案几上写下“公谨”（夏言字）二字表现出对夏言的眷恋之情。严嵩闻知此事主动提出“故辅臣夏言可诏用”1。或称世宗复思夏言是因为“微觉嵩贪恣”。 夏言再次成为辅仍一如既往不以同列待严嵩。凡有批答他独自拟稿。凡是他憎恶的官僚或与严嵩亲近的官僚一概逐斥。严嵩知世宗眷宠所在噤不敢言。 与夏言相反严嵩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对世宗一直保持谦恭的态度并注意不让世宗感到他在独执朝政。他曾声言：“臣每次独蒙宣召人情未免嫉议窃不自安今臣希忠臣元臣赞臣璧凡有宣召乞与臣同。”2在生活细节上他也颇为留意。他后来对徐阶讲过一个故事：“贵溪再相每阁中令馔不食大官供。家所携酒肴甚丰饫器用皆黄金与某日共案而1《明史》卷三o八《严嵩传》。 1于慎行：《穀山笔穀》卷四。 2《明世宗实录》卷二九五嘉靖二十四年闰正月戊辰。 食。某自食大官供寥寥簟具相对乘二载未尝以一匕见及。”3这种情况反映给世宗他自会有一番想法。谦恭不但是严嵩打败夏言的主要手段也是他长期维持世宗恩宠的主要手段。 直接导致夏言失败的因素是“复套”事件。嘉靖二十五年（1546）陕西三边总督曾铣议复河套夏言极力支持。世宗本来也赞同此议对持反对意见的官僚严加训饬。但在朝廷一片“复套”的呼声和积极筹办之中他又改变立场提出一系列疑问：“不知出师果有名否？及兵果有余力食果有余积预见成功可必否？”世宗思想的变化未必由严嵩引起而严嵩的机会却由此而得。他立刻声称“复套”之议不当且借机攻击夏言的专擅：“臣与夏言同典机务事无巨细理须商榷而言骄横自恣凡事一切机务忌臣干预每于夜分票本间以一二送臣看而已。”1嘉靖二十七年（1548）世宗命夏言致仕。严嵩又利用掌管锦衣卫的都督6炳与夏言的矛盾总兵官仇鸾与曾铣的矛盾联合6、仇二人确立夏言与曾铣交结为奸的罪名置他们于死地。 夏言死严嵩与仇鸾的矛盾开始激化。仇鸾曾被曾铣弹劾逮捕下狱。 他在狱中与严嵩约为父子请严嵩子严世蕃为他起草弹劾曾铣的奏疏。曾铣被杀仇鸾有宠不甘心为严嵩掣肘。他上密疏揭严嵩与严世蕃所行事引起世宗的重视。嘉靖三十一年（1552）严嵩受到冷淡大臣入值他有四次不曾被宣召当随同其他阁臣入西苑时也被卫士拦阻。他回到宅中与严世蕃相对而泣。所幸仇鸾不久病重6炳乘机把刺探到的仇鸾的不轨行为向世宗汇报。世宗立即收回仇鸾的印信使他忧惧而死。皇帝和辅间的芥蒂自然消除。 严嵩相继除去了政敌夏言、仇鸾朝中一时无与匹敌但他深知世宗对大臣的猜忌心理为了保住他的权位他对所有弹劾他的官僚都施以残酷的打击轻者去之重者致死。沈鍊、杨继盛之死就是突出的例子。 沈鍊（15o7—1557）浙江会稽（今绍兴）人。嘉靖十七年进士。《明史·沈鍊传》说他“为人刚直嫉恶如仇然颇疏狂”。名士徐渭也赞“以奇惊一也”始补府学生以文奇；始知溧阳以政奇；擢经历锦衣卫以谏奇；最后谪斥为民以憨奇。1他上疏罗列严嵩十条罪状。主要指责严嵩“要贿鬻官沽恩结客”“妒贤嫉能”“阴制谏官”“擅宠害政”这些都反映了一定的事实。严嵩由此大恨反击说沈鍊在知县任上犯有过失想借建言得罪受些小处分一来避考察二来取清名。世宗被打动谪沈鍊至口外保安。沈鍊在塞外以詈骂严嵩父子为常嵩闻之大恨。嘉靖三十六年（1557）严世蕃嘱咐新上任的巡按御史路楷和宣大总督杨顺合计除沈许以厚报“若除吾疡大者侯小者卿”。恰逢白莲教徒阎浩等被捕招供人名甚多。杨、路列上沈鍊的名字经兵部题覆沈鍊被杀。2杨继盛（1516—1555）字仲芳号椒山北直隶容城（今属河北）人。 嘉靖二十六年进士任兵部武选司郎中。他上疏论严嵩十罪、五奸。把世宗最头疼的北边安危与严嵩联系在一起；又说去春雷久不主大臣专政3李绍文：《皇明世说新语》卷七《简傲》。 1《明世宗实录》卷三三二嘉靖二十六年正月癸未。 1徐渭：《徐文长三集》卷二五《赠光禄少卿沈公传》。 2《明史》卷二o九《沈鍊传》。 去冬日下色赤主下有叛臣把世宗最相信的天象说与严嵩联系在一起。奏疏十罪五奸的内容主要仍是贪贿纳奸结党营私打击异己。这些都摸准了世宗的心理很有力量。但他在结尾处写道：“愿陛下听臣之言察嵩之奸或召问裕、景二王或询诸阁臣重则置宪轻则勒致仕。”这就犯了大忌。一来世宗听信道家者言根本不愿见二王；二来藩王不当过问政事询问二王是何用意？史载：“嵩见召问二王语喜谓可指此为罪密构于帝。帝益大怒”遂将杨继盛送镇抚司拷讯。1为杀杨继盛严嵩故意将其名字附在坐大辟的都御史张经和李天宠之后一并奏上。世宗报可严嵩就轻而易举地杀了杨继盛。 严嵩被论主要在贪贿和揽权方面而特别是揽权。虽然一时未起作用但潜在的影响是存在的。一旦世宗因某些小事对严嵩产生恶感曾经提出的这些重大问题会促使他早下决心。因此言官对大臣的弹劾也是一种形式的较量。在与夏言的较量中严嵩主要依靠他的谦恭而在与言路的斗争中他更多是依靠对世宗心理的揣度。 议处政事严世蕃号东楼是嵩之独子自视为天下才。史称严嵩柄政“朝事一委世蕃。”实际上对许多重大问题严嵩还是在不断表自己的见解有时甚至是与世宗相左的见解。 对灾情和赈济灾区的事务严嵩仍然关注。如吴鹏奉旨赈济南直隶受灾地区他起草的敕书写道：“命尔前去会同彼处抚按官及营田都御史督同该府州县官将被灾人户查审以完计口给赈如前项银米不敷即查各府州县预备仓粮及在库无碍银两相兼支用分投给散务使贫民各沾实惠毋致里书人等侵留作弊。”1嘉靖三十二年（1553）他与世宗讨论赈济问题又谈到：“请以太仓米数万石平价粜或可稍纾日前之急。其山东、河南等处当多临、德二仓米给赈。”“米出粜虽米价稍平但四处饥民有身无一钱者未免仍坐毙道路。请于十万石内以八万石出粜济在京军民二万石敕户部委官运赴城门外各厂每早召集饥民人给一升庶得并沾实惠。”2嘉靖二十四年（1545）分宜等县旱荒民众乏食严嵩还将世宗所赐银二千余两买稻谷五千余石6续赈济饥民。严嵩说这样做是为了“以广圣泽”3或者说是为了维护明朝的稳定。 北边的民族关系是嘉靖朝最感棘手的问题之一。从借收复河套的争议杀夏言、曾铣到“庚戌之变”不过两年时间而严嵩又一再告诫主持战事的兵部尚书丁汝夔不要轻战。值得注意的是不可轻战是严嵩的一贯思想而非出自权宜。他对北边形势的认识从来是不乐观的。嘉靖二十一年（1542）八月也就是刚刚入阁不久严嵩与世宗谈论边事：“臣以为虏寇不足患惟中国久安武备久弛将领非人兵力单弱粮饷缺乏边围空虚而民不1《明史》卷二o九《杨继盛传》。 1严嵩：《直庐稿》卷一《敕刑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吴鹏》。 2《明世宗实录》卷四o三嘉靖三十二年十月戊戌。 3严嵩：《历官表奏》卷十三《请立桥建名额》。 见征法令不严而将帅不肯用命功过不明而上下相为欺蔽使虏得以窥我虚实此深可患者也。”4疏论中对“择大将”、“募壮勇”、“足粮饷”、“严法令”、“信赏罚”等问题均有精采的论述最后归结为：“此数者人皆知之皆能言之而未见诸实行者无乃未得其人欤？诚得人以视国如家为心以之择将必无私举以之募兵必得实用以之处粮必无空乏以之定赏罚必无轻纵。”世宗读后连连称叹说它是“探本穷源”之论1。尽管言之壮烈严嵩的基本主张仍是守险。嘉靖二十八年（1549）再次与世宗讨论北边形势他的守险主张更加明确。世宗问：“北虏累年入犯我皇高祖考岁一驱逐今如遵举一行可欤？”严嵩无关痛痒地颂扬了世宗“圣谟弘远”一番然后说：“今时非前比只严督将臣守御自可无事。巡驱之典似不必尽同于昔也。”2出于守险的需要严嵩对边墙十分重视。嘉靖三十六年（1557）鞑靼一部逼近永平、迁安等处。他提出：“须将各口原修未竟边墙作修补坚固”“须严敕督抚官遍阅已修者增坚未修者作修完务在实行。”3对于各边粮饷严嵩也很关心。嘉靖三十七年（1558）大同地区丰收。严嵩说：“近闻大同颇熟银一两可得米九斗。臣等伏念此时银该镇令趁时籴买备半年饷。用一倍可得三、四倍之利。”“若延至来春二、三月时米价腾贵银二两才可得米一石耳。”4对于倭寇问题严嵩也表过不少见解。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对倭寇成份的看法他说：“倭寇之起因闽浙人下海通番得利聚徒众盛遂起狂谋。去岁只在沿海侵犯今则各地深入。据报真倭数不满千皆系漳温近海贼徒结伙导引一如北虏我逆之导也。”5这也是当时相当一部分士大夫的看法。二是扩大统帅的权限。他认为数年来东南战事不利“皆本之铨曹及督抚诸司怀欺不忠号令不一寡谋失律之所致”。他起草的给总督胡宗宪的敕谕中宣布：“其在军门及行军之际不用命者武职自参（将）、游（击）、都指挥以下许以军法从事；副总兵先取死罪招由令其戴罪杀贼；文官四品以上指实参究五品以下径自拿问。”1胡宗宪对平定倭寇海盗起了不小的作用严嵩的信赖和扶植是他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严嵩在建储问题上的表现最得官僚们的称赞。嘉靖三十二年（1553）在没有确立太子的情况下安排裕王朱载垕（即后来的穆宗）、景王朱载圳婚事诏于各府举行婚礼。严嵩不同意。这虽是先年亲王旧例“但臣等思得府第浅窄出府未免与外人易于相接在亲王则可。今日事体不同臣等再三计之实有未安”。他认为可以“俱留在内成婚亦于保护为便”。世宗不客气地问：“出府之不可是害及二王是害及朕卿等明说来。”严嵩回答：“储2名分未正而又出居于外虽应得者亦怀危疑。府第连接仅隔一墙。从人众多情各为主易生嫌隙。此在二王不可不虑者也。先朝4严嵩：《历官表奏》卷二《论边事》。 1《明世宗实录》卷二六五嘉靖二十一年八月辛巳。 2《明世宗实录》卷三四六嘉靖二十八年三月庚寅。 3《明世宗实录》卷四四六嘉靖三十六年四月己丑。 4《明世宗实录》卷四六三嘉靖三十七年八月壬戌。 5严嵩：《历官表奏》卷十二《计处倭件（二）》。 1严嵩：《直庐稿》卷一《敕谕兵部左侍郎兼左佥都御史胡宗宪》。 有太后在上有中官、东宫体势增重主上尊安。今列后不在至亲惟有二王却俱出外此在圣躬不可不虑者也。”2一年以后严嵩又进言：“自古帝王莫不以豫建太子为务。臣叩奏密对屡以为请圣衷渊邃久未施行。中外臣民引颈颙望谓此大事置而不讲臣等何以辞其责！请及开岁之则告举行。”3这是严嵩最能直言也是世宗最不肯接受的一件事。世宗甚至说此论“恐非安上敬君之道”再有复请者必“重加以刑”。史家对此事的评价却颇为公允。对严嵩素无好感的官僚徐学谟说：“嵩此论既虑二王在外易生嫌隙又虑二王在外主势甚孤。此外臣所不敢言者嵩以恃上知遇故为是危言耳。不可以人废言也。”1世宗崇信道教严讷、郭朴、李春芳、袁炜等人都因为善写青词而入阁被称为“青词宰相”。严嵩也善于撰写青词但他经历了多次官场上的权力斗争对朝政自有一番见解他是“政治宰相”而不是“青词宰相”。 盛极而衰严嵩的权势过了他以前的任何一个阁臣。他在位时“江右士大夫往往号之为父。其后外省亦稍稍有效之者”2。有一件事很能说明其他官僚对严嵩的敬畏：“嘉靖三十二年倭奴入寇江南残破。分宜当国妄奏寇平。时徐文贞（阶）为次相。其子仰斋入都将谒分宜。文贞恐其应答差讹商议两日夜始参谒。分宜无他所问惟讯江南倭寇若何。仰斋答云：‘势甚猖獗。’分宜不怿。文贞知之率仰斋请罪始释然。”3严嵩对严世蕃的宠爱和放纵几乎是有文必录。他以东楼（严世蕃别号）称呼儿子这在明代恐怕没有第二例了。至于对家人严嵩也并非一味放纵。有一个叫林一新的官僚任江西佥事严嵩家仆有不法者加以笞责。后林一新入贺京师严嵩对他“甚加敬礼”1。但由于严嵩的权势过大严府的仆隶亦成为士大夫结识的对象。管家严年号萼山先生公卿“得与萼山先生一游者自谓荣幸”2。因此对于严世蕃和严府家人的作为严嵩当然是负有责任的。 严重的是严嵩的傲慢态度在世宗面前渐有显露。嘉靖四十年（1561）吏部尚书吴鹏致仕严嵩指使廷推他的亲戚欧阳必进。世宗厌恶此人见名单大怒掷之于地。严嵩上密启“谓必进实臣至亲欲见其柄国以慰老境”3。世宗碍于情面答应了他。严嵩密启的内容传出许多官僚大为吃惊有人说他“与人主争强王介甫（安石）不足道也”4。几个月后世宗命欧阳必进致仕是对严嵩的严重警告。 2《明世宗实录》卷三九三嘉靖三十二年正月壬辰。 1徐学谟：《世庙识余录》卷十七。 2于慎行：《穀山笔麈》卷四。 3李绍文：《云间杂识》卷一。 1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三o《严嵩传》。 2于慎行：《穀山笔麈》卷四。 3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五《大臣恣横》。 4李绍文：《皇明世说新语》卷八《惑溺》。 这一年严嵩八十二岁对许多问题不能正常进行思考和判断或许和年龄有关。如十月永寿宫火灾他请世宗暂徙南城离宫而南城是英宗在景泰年间被软禁的地方这当然使世宗很不高兴。应付世宗本来就不容易何况是垂老之人。严世蕃曾是他的得力助手但自从严嵩的夫人去世他就不能再参政。严嵩接到世宗的诏书往往不知所云。世宗日益亲信徐阶严嵩在世宗心目中的地位日益下降。 一次道教活动决定了严嵩的命运。世宗召徐阶推荐的方士蓝道行入禁中常使预卜祸福。一日严嵩有密札言事。徐阶事先通报蓝道行蓝道行降神仙语称：“今日有奸臣奏事。”看到严嵩的密札一生信奉道教、礼拜神仙的世宗对他究竟是忠是奸生了疑问1。正在一内侍处避雨的御史邹应龙听到这个消息认为是个好时机上疏论严嵩父子不法状。结果严嵩被勒致仕严世蕃先是戍后以通倭罪被杀。籍没严嵩家上报金三万二千余两银二百余万两另有珠玉宝玩数千件2。但抄收上来的家产不及十分之三3。抄家牵涉面很广“江右小民疮痍数十年犹未复”4严嵩回到江西尽管他曾为家乡父老做过一些好事却晚景凄凉“死时寄食墓舍不能具棺椁亦无吊者”。这是在嘉靖四十四年（1565）终年八十六岁。5严嵩的诗文主要收在《钤山堂集》中此外奏疏被编为《历官表奏》草敕被编为《直庐稿》诗被编为《振秀集》等。唐顺之说他“于诗文各极其工”6。杨慎称赞他“字字皆诗句句有味”7。这些评语或许太过但严嵩的著作对于研究他本人对于研究正德、嘉靖朝特别是嘉靖朝的政事和人物无疑有重要的价值。 1于慎行：《穀山笔麈》卷四。 2徐学谟：《世庙识余录》卷二五。 3《明世宗实录》卷五四九嘉靖四十四年八月丁丑。 4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八《籍没二相之害》。 5焦竑：《国朝献征录》卷十六《大学士严公嵩传》。 6唐顺之：《钤山堂集·序》。 7《振秀集》卷下杨慎评点。 第二节徐阶谪官与“早达” 徐阶（15o3—1583）字子升早年号少湖后号存斋松江华亭（今属上海市）人。祖上一直受耕不仕到他父亲徐黼才补了个邑的掾史（衙役）后升为宣平（今属浙江）、宁都（今属江西）县丞。徐阶五岁随父任上亲眼目睹父亲处理公务的谨慎和辛劳这对他一生都有很大影响。十六岁时华亭知县聂豹见他聪敏早慧读书用功十分器重“引为同志”并向其讲授王阳明的良知之学。当时王阳明心学风靡天下鼓动海内。徐阶深受其影响他还常与王阳明弟子欧阳德一起切磋学问。徐阶的才学受到当地“诸贤长者交口称誉”1在缙绅中小有名气。嘉靖元年（1522）徐阶中式应天次年又以第三名中进士时年才二十一岁。 徐阶“为人短小白皙秀眉目善容止”2。入谒时内阁辅杨廷和见他翩翩年少气度不凡十分喜爱。授翰林编修参与经筵讲授、预修《大明会典》及祀仪等机务。嘉靖三年丁父忧后仍复原官。 嘉靖九年（153o）世宗更定大礼余兴未衰又准备黜孔子王号易像为木主。揆张孚敬迎合上意佯交臣下讨论。大臣们“相顾慑讋亡异同者”唯徐阶独持异议提出黜孔子王号三不必、五不可据理反对。张孚敬很不高兴诘问你这不是叛我吗？徐阶回答说：“叛者生于附者阶故未尝附明公何得言叛。”长揖出1。世宗以不奉诏罪徐阶将他谪为福建延平推官。 由京官贬为边远地方一个小小的七品刑狱官这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但当时的徐阶并不以为然。他对人说：“宦大小非王臣耶？且盘根错节所以砺我不浅。”于是单车驰往福建。到任后他平反冤狱释放久系牢狱的囚徒三百余人；又力纠猾吏侵吞钱粮打击盗贼；更定输银法；针对当地风气不淳的弊端他主张拆毁淫祠创办乡社学并亲自为诸生讲授圣贤之学“因病设方随问而答”2很受欢迎。但延平山多田少产薄民生极为艰苦。自邓茂七起义以后几经兵燹饥疫相继生齿日耗而官府赋役却有增无减。徐阶再勉力而为作为一小小推官也无力改变那里的贫困面貌。至此徐阶才深为自己“以狂愚见斥于朝”结果流落到穷山僻壤失去了更大作为的机会而后悔懊丧3。 嘉靖十二年（1533）迁黄州同知未到任又擢浙江佥事管理和监督省以下的地方学校。十五年（1536）升江西按察副使仍督学政。在此期间他勤于职守“岁周行郡邑必遍大要以正文体、端士习为先”4。江西是王阳明的祥之地他去后“大推明其学”先后培养了许多进士其后1王世贞：《大学士徐公阶传》《国朝献征录》卷十六。 2王世贞：《大学士徐公阶传》《国朝献征录》卷十六。 1王世贞：《大学士徐公阶传》。 2徐阶：《少湖先生文集》张真序。 3参见《少湖先生文集》卷三四《祭叔父谷易府君文》。 4王世贞：《大学士徐公阶传》。 成为朝廷名宦者也为数不少。 嘉靖十八年（1539）皇太子出阁挑选宫寮徐阶被选为司经局洗马兼翰林院侍讲这对他来说是一个重大转折。不久他又升为国家最高学府的主管官——国子监祭酒。当时吏风士习颓坏吏士中“奔竞成俗赇赂公行遇灾变而不忧非祥瑞而称贺谗谄面谀流为欺罔”1。徐阶尽力摆脱这种不良风气对学校的影响。他将学生分为“淑”、“慝”两类循循善诱扬优秀惩劝不良勉励他们不断向上。所以诸生“人人感激相戒勉”。嘉靖二十二年（1543）徐阶擢为礼部右侍郎两年后改吏部右侍郎时年四十三岁。以这种年龄佐铨时人视为“早达”2。徐阶踌躇满志也更谨慎用事尝“榜戒语于堂自警”。过去吏部大臣身居要职多骄矜傲慢者接见庶官都不与深谈“以示严冷”。徐阶以为这样做是不能真正考察和识别人才的。他常亲自找庶官、下属交谈向他们“咨访边腹要害吏治民瘼错及寒暄可怜语冀以窥见其人”3以掌握各级官员的优劣。这种折节下士、平等和蔼的做法博得一致好感庶官都愿与他倾心交往。徐府一时宾客甚盛车马盈门。吏部先后几任尚书如熊浃、唐龙、周用等也都雅重徐阶凡事与之商量托以肺腑。徐阶在缙绅中声名日著。他曾多次代掌吏部推荐任用了宋景、欧阳德等有政绩、有才干的优秀长者。二十六年（1547）他受命兼翰林院学士教习庶吉士。翰林庶吉士官阶不高然而翰林院却是国家优秀人才的荟集之处朝廷遴选阁臣的重要场所。徐阶担负的实际是培养国家栋梁和一代储相的重要职责。在教育中他吸收和展了王学中“知行并进”的合理主张以为知之就要行。因此他“虽名不废课习而脱去所谓骈丽帖括之旧推所真得于身心者訾娓说之又间勗以国典民事”1以有关国计民生的策问为施教的重要内容为国家培养了一批经世之材以致出现如张居正这样卓然称名臣者。他本人身体力行在施教中“以躬行为实际以经济为真铨”“故直于事业光明俊伟非俗儒所可仿佛。”2这正是他不同于一般学者之处。 与严嵩的斗争嘉靖二十八年（1549）二月徐阶进礼部尚书。世宗自二十一年遇宫婢之变后移居西苑一心玄修求长生之术不仅到处建坛斋醮、滥兴土木尽民脂膏而不知恤而且疏于朝政长期不上朝视事以致部院大臣也多年不得见面。为逢迎世宗崇信道教朝臣竞相争上符瑞祥物、供奉青词冀求邀宠。世宗极为看重斋醮青词“工者立擢卒至入阁”好些人因此迹成为“青词宰相”3。徐阶侍帝左右也厕身其列所献青词很得世宗赏识不久即被召入无逸殿直庐并得到飞鱼服、尚方珍馔等赏赐。一次吏部尚书员缺廷议推徐阶世宗因不愿阶离开左右竟不允。徐阶虽受宠于1夏燮：《明通鉴》卷五七。 2王世贞：《弇山堂别集》一卷五《早达》。 3焦竑：《玉堂丛语》卷二《铨选》。 1《玉堂丛语》卷六。 2李贽：《续藏书》“内阁辅臣”《太师徐文贞公》。 3《明史》卷一九三《袁炜传》。 帝但对其一味修炼、不理朝政的做法也感担忧。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世宗进行规劝。庄敬皇太子死后照例应重新立储徐阶奏请册立太子。世宗对此却有：当时两子裕王、景王他内心偏爱景王而序次当立裕王究竟立谁颇犯虑。又自己正求长生之术不欲言继嗣故而不听。徐阶深知其隐仍接连五次上疏奏请并在裕王、景王的当冠、婚礼及开讲等问题上坚持先裕王后景王的次序“帝不怿”。不久世宗想把在宫变中对己有恩的方皇后袝入太庙自为一世下礼部议。徐阶以“女后无先入庙者”为由婉言相抗礼科给事中杨思忠附和于他。世宗闻后大怒“督责阶甚峻”。其时世宗又派他前往邯郸为吕仙洞落成斋醮祈福阶“心知其非”而“不欲行”。为此世宗“内衔阶”甚。徐阶见状想起谪官延平的教训遂改变前议惶恐谢罪。世宗尚不满足借故对杨思忠难廷杖并斥为民“以怵阶”。正在这时权臣严嵩又趁机落井下石谗言徐阶说他“所乏非才但多二心耳”1。徐阶深识自己处境艰危只得收起锋芒一面谨事严嵩一面更加精治斋词以求宽容。这一时期他的许多谕对及密疏均“商及斋醮及服食秽亵俱未免迎合”2。 徐阶为部臣时也是严嵩权势熏灼之际。“天下知有嵩不知有陛下”群臣“畏嵩甚于畏陛下”3。徐阶由夏言荐举而提擢。严嵩与夏言争权曾置言于死地而代之自然十分忌讳徐阶。徐阶受宠严嵩心怀憎恨时时设法挤阶。当时徐阶“度未可与争”遂处处提防“屈己事之凡可以结欢求免者无所不用”甚至“以附籍、结姻以固其好”4求得安生。 嘉靖二十九年（155o）生“庚戌之变”。原居住在河套地区的蒙古鞑靼人在领俺答的率领下控弦策马进掠内地。八月突破古北口直逼京师门下。京城告危廷臣相顾失色。这时徐阶以直庐之便奏请世宗立即释放被囚的原总兵周尚文及参将戴纶、欧阳安等让他们带兵击敌“彼蒙殊恩必肯出力”1同时请调遣京城驻兵分守各门加强防卫。徐阶又力请世宗视朝召见群臣“使中外仰知皇上留意兵事各自奋激”2。世宗一一从徐阶议并委派阶巡视京城九门犒劳各地勤王将士激励斗志。当俺答提出与明朝通贡的要求世宗问计于严嵩、徐阶。严嵩认为俺答的目的是掳掠抢足了自会离去“不足患”。徐阶则认为目前“寇深矣不许恐激之怒”而且俺答又贪得无厌“许则彼厚要我”不能草率处之。不如“请遣译者绐缓之”我在暗中加紧准备“援兵集寇且走”3。世宗交廷议国子司业赵贞吉激言反对通贡之议谓允贡是丧权侮主之举影射阶等为奸邪之臣。群臣肃然不敢多言。未几俺答饱掳而去世宗遂罢徐阶议宣布“弗许贡”。“庚戌之变”暴露了嘉靖朝在军事、边备、将领等方面的朽溃。严嵩党1王世贞：《大学士徐公阶传》2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八《谀墓》。 3《明史》卷二o九《杨继盛传》。 4于慎行：《穀山笔麈》卷四《相鉴》记：“会吴中有岛寇华亭即卜宅豫章佯为避寇之计有司为之树坊治第附籍江右江右士大夫皆讲乡曲之谊于是分宜（嵩）坦然不复介意。又徐阶将长子璠之次女配给嵩子世蕃幼子。 1徐阶：《世经堂集》卷七《御虏事宜》。 2《世经堂集》卷二《请还大内并召见大臣计议边事》。 3《明史》卷二一三《徐阶传》。 羽大肆贪贿军饷使士卒苦于饥馑；各路将帅多是勋贵大臣平时溺于宴乐遇事“不足以仓猝应战不足以慷慨立功”；羽林禁卫则“参中贵之苍头”游手好闲之徒“厕身兵籍滥食数丁”4。对此徐阶6续提出了自己一系列的军事主张。他力主以骁勇善战的将领取代各勋贵将领让他们“各量与万人或数千人使各以己意操练居则自守一方出则自当一面”先后又荐举了聂豹、何栋兹、周益昌、刘大章以及俞大猷等一大批名将。他密疏参劾了纵敌进犯的大将军仇鸾打击了卖国贪奸者的气焰。针对各地为扩充兵源乱征滥募的现象他建议“推二三将官（与地方官）同往听其精选选迄就会统理操练如各地将自募家丁之法庶得实用也”1。仇鸾为总兵时曾令各地增派进京入卫士卒。仇败后有人提议减少京卫人数。徐阶认为不能“惩咽而废食”现在边防很虚弱京师防卫力量不能减弱还应加强。他亲自视察京师营卫访得不少人挂名军营却在市井贩鬻或在衙跟官营卫士卒有其名而无其实深感“京营所以积弱之故不在乏而在冗”2。于是提出裁冗汰弱严明赏罚的主张“就各营中汰去老弱数千或万人”以“所汰之粮兑操练之赏则赏可施而罚可行”使“能者自劝怯者自奋”3。他在督察各地勤王士卒时现“延安卒善战而云中（大同）卒善牒”遂建议用兵时要注意挥各地军队的特点“各取所长”4。宣化大同一带因长期受鞑靼侵扰生产遭到破坏米麦踊贵军民苦于饥馑常相继逃亡因而使边备益虚徐阶积极建议用平输法调剂边方缺粮的矛盾。麦熟时在北直隶、山东、河南等处收买粮食数十万石自居庸输往宣府紫荆输往大同。这样不仅能解决那里的饥荒、稳定当地的粮价更安定了人心。“世宗大悦密令传谕行之”5。在加强边备整饬军务问题上徐阶还提出严惩有司和军队领贪奸以贪奸赃款济边及在战术上不轻易出战、坚守御敌等一系列的主张与措施从而使西北边防上的紧张得到了舒缓。 嘉靖三十一年（1552）徐阶加少保进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预机务。之后因办事多称旨不断晋升。第二年进勋为柱国加太子太傅兼武英殿大学士；三十五年加少傅录子为中书舍人；三十八年以一品考满九载玺书褒谕赐宴礼部并改兼吏部尚书。 在此期间东南沿海倭事告急。多年来朝廷对倭寇一直采取姑息态度尤其是严嵩更以安抚为名任倭掳掠抢劫甚至纵容包庇通倭官员打击陷害抗倭将领助长了倭寇的气焰使入骚愈演愈烈。嘉靖三十一年以后的三、四年里仅浙江军民被倭寇杀害的就有数十万人侵扰范围也已深入到松江、苏州、常州等府所辖各县及长江沿岸之南通、海门、太仓等地。这一带正是国家财赋重地。世宗便以倭寇“所蹂躏多阶乡而阶又晓畅军事”问计于阶。徐阶对倭寇长期不息骚扰自己家乡早就痛恨不已他力主兵抗倭。当时兵部拟三千羸卒去应付差事徐阶力言不可上疏称：用兵之道在当计与不“不当则无论精弱皆不以省费当则必精者4《明史纪事本末》卷五九《庚戌之变》。 1《世经堂集》卷二《答边事》。 2王世贞：《大学士徐公阶传》。 3王世贞：《大学士徐公阶传》。 4李贽：《续藏书》卷十一《太师徐文贞公》。 5王世贞：《大学士徐公阶传》。 以取胜”现在敌侵我财赋重地怎能“量此三千羸卒与数万金之费向倭贼？”1兵部于是改六千精兵往赴。不料在一次进剿中军队遭敌伏击而大溃。有人趁机追徐阶兵之咎。徐阶却从中看出了军队不能克倭的一个重要原因。于是从容为言指出：用兵固然主要在将帅督抚但也必须地方有司的有力配合支持。“法当责将校战而守令守”军队和地方应该通力合作才对。但今皆不然地方有司对战事极不负责究其原因则是朝廷赏罚不公“将校一不利辄坐死；而守令偃然自如”甚至城溃失守守令也“仅左降”而已。文官又“推升行取率有常期奔竞钻利积成习俗”当遇有战事他们“惟思脱去地方无有任事之态”“不复博求御城之计”1。这种精神状态怎么能期望他们与武将通力合作一致御敌呢？因此徐阶力促兵部立即会同法司援据大义“改定文官失陷城池之罪”。城池失陷文官应与武官同样治罪以激励和增强地方有司的责任感。同时他十分重视将帅的作用、注意选用优秀将领抗击倭寇。嘉靖三十三年（1554）在倭寇入骚最严重的时候徐阶向统领抗倭的江南总督张经推荐了俞大猷说俞“素称将才望公诸凡与谋信和任之毋使■人肆其谗间紧要紧要！”2俞率领广西瓦氏兵多次大败倭寇使敌闻风丧胆。不久俞大猷升浙江总兵官兼辖苏松诸军抗倭徐阶还以书信向他授计：“望公就华（亭）上（虞）二县乡兵中选其便舟楫者教之水战其奔走矫捷者教之6战。如二舟用兵百人常以松人二十配漳人八十俟二十者教成可用渐增松人渐减漳人庶足为永久之利”3以此来改变地方依靠客兵作战的现象。徐阶责有司、重将权的思想在当时具有积极意义。时人亦称他“老成谋国自有世俗之见”4。 其时严嵩贪贿擅权依然如故徐阶虽恩宠有加然犹不及严嵩所以仍小心处之不露锋芒。嘉靖三十四年（1555）兵部员外郎杨继盛怒劾严嵩十大罪五大奸震动朝廷但被严嵩下锦衣卫狱。杨在疏中语及徐阶说他“每事依违不敢持正不可不谓之负国”5。徐阶并不记恨反而暗中佑杨并以“危语动嵩”使严嵩有所收敛。之后御史锦宗茂、给事中张翀等又相继文章劾嵩严嵩盛怒欲严治之徐阶却“薄其罚”为此严嵩大恨疑是徐阶在背后指使因此“几株及阶”。徐阶被迫称病杜门谢客。三十八年严嵩又以私仇杀总督侍郎王忬并欲加害其子世贞。徐阶以力相救王世贞“德之入骨”1。徐阶以这样的方式与严嵩相抗并保护了一大批朝廷直臣。此时严嵩已年满八十老态颟顸办事多不称旨。而徐阶“益勤于应制笔札”“上久而察知阶忠廉有所咨询故密以示嵩者皆舍而之阶”2徐阶终于取代了严嵩在世宗心目中的地位。四十年（1561）阶兼太子太师。是年春西苑永寿宫火灾世宗徙居玉熙殿住嫌该殿低下狭窄欲有所营建问计于严嵩。严嵩却请移南城离宫。南城乃英宗逊位受锢之地帝“大1王世贞：《大学士徐公阶传》。 1《世经堂集》卷二《请以兵事责有司》。 2《世经堂集》卷二三《复张丰洲总督》。 3《世经堂集》卷二三《与俞总兵》。 4《玉堂丛语》卷四。 5《明史》卷二o九《杨继盛传》。 1《万历野获编》卷八《内阁》。 2王世贞：《大学士徐公阶传》。 不乐”又问徐阶。徐阶揣知帝意便回答说昔日营建三殿时尚有不少余材正可用来修建新殿“可计月而就”。他推荐工部尚书雷礼来主其事。世宗准其议并命徐阶子璠“兼工部主事督其役”3。不三月宫成世宗大喜赐名万寿宫即日徙居。以徐阶忠谋再进少师荫一子。徐璠亦擢为太常寺少卿。而与此同时严嵩子严世蕃贪横淫纵的恶行被揭世宗“心恶之”朝廷上下弹劾严氏父子的声浪日高“嵩乃日屈”。徐阶与严嵩力量的对比起了根本变化。严嵩预感到前景不妙便“置酒邀阶使家人罗拜”希望徐阶能翼护之。徐阶却不理睬4他觉得驱严时机已经成熟。 重吏治、荐贤才、通言路嘉靖四十一年（1562）徐阶串通方士蓝道行借用乩仙说严嵩是当朝最大的奸臣而且必须由皇帝亲自正法。之后徐阶又策划让御史邹应龙上疏极论严氏父子的不法行为。世宗令严嵩致仕将其子严世蕃交大理寺审理后谪戍边地。世蕃不久逃回原籍继续横行乡里。徐阶又亲自出谋划策指使有司控告世蕃通倭谋变帝怒令斩于市。严嵩也坐大逆罪削籍为民没其家。 晚年的世宗依然晏处深宫修仙炼道不理国务而且健康日趋下降。内阁辅实际上掌握着国家最高权力。四十一年徐阶登揆席后有心对国事做一番力所能及的改弦更辙。他在世宗赐给的原严嵩的直庐墙上榜书三语：“以威福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用舍刑赏还公论”1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和治国施政方针。在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票拟中徐阶倡导“事同众则公公则百美基；专则私私则百弊生”2的原则有事多与同僚商量一改前任专断独行的恶习。他常劝诫世宗“采舆论利便者白而行之”。每当世宗讨厌御史抨击过当欲有所行遣时“阶委曲调齐得轻论”3。他以严嵩为例谏告世宗识人要沈慎。他说“自古人心难测盖有大奸似忠大诈似信者”但大奸大诈之人也不是绝对不能识别的只要广听纳纵然穷凶极恶深情隐匿也是可以现的。他规劝世宗“凡有言则必详加询察事大而言实则行之；其不实者事大则亦薄其责而容之”1。使言路有所疏通。 徐阶十分重视吏治以为“惟用人论其材不当专论资格”。嘉靖末年兵事频繁士风却“以媚奉奔竞为贤以骁勇质直为劣”将帅不能御敌入边。徐阶推荐起用马芳、胡镇等人说他们虽起于行伍目不识丁但谋勇惯战能带兵杀敌应该重用2。兵部尚书杨博在御虏方面有所作为。一次俺答进兵通州杨博因世宗忙于修炼未敢报。徐阶及时帮助杨博调兵遣将作出周全安排驱走了入犯之敌。世宗怒杨博不早报欲严治徐阶力为博3《明史》卷二一三《徐阶传》。 4《明史》卷三o八《严嵩传》。 1王世贞：《大学士徐公阶传》。 2《明史》卷二一三《徐阶传》。 3《明史》卷二一三《徐阶传》。 1《世经堂集》卷二《答知人谕》。 2《世经堂集》卷二《又答兵事》。 辩解保护了杨博。抗倭名将谭纶、戚继光等在张居正当政时得到了充分的信赖和重用实际在徐阶任辅时已有机会施展各自才能了。当俺答屡屡入犯明军节节失利时徐阶通过门生、工科给事中吴时来的举荐请谭、戚二将练兵蓟州。他又让已进入内阁的张居正主持整顿蓟辽宣大边政。徐阶还亲自与谭、戚“面论”细议杀敌办法建议以南兵之术培训北兵热情支持他们运用火器打击敌人保卫边防。徐阶主持内阁数年北虏南倭虽没有完全平息但也未曾扩大事态这不能不说与徐阶任用一批优秀边将有关。 徐阶对文臣的选择极为谨慎严格对吏部尤为重视。一度为他信任的吏部尚书欧阳安后贪贿徇私徐阶即请上罢之。后任严讷告退有人荐举工部尚书董份接任。徐阶以董是严嵩党羽亦贪狡无行不议坚决起复在家守制的郭朴。对于有作为的直臣、诤臣徐阶很是爱护。四十五年（1566）海瑞上《治安疏》激烈指斥世宗缺失“帝恚甚欲杀之”。徐阶一面宽慰世宗：“臣等闻主圣则臣直”；一面为海瑞开脱说瑞只“欲沽一直谏之名耳”1数次上疏力救才使海瑞免于一死。徐阶先后引荐严讷、李春芳、郭朴乃至以后的高拱、张居正等较贤明或有作为的大臣入阁这对当时及后一阶段政治上的稳定和展有很重要的作用。 嘉靖四十四年（1565）世宗子景王朱载圳死徐阶奏夺景府土田、湖陂数万顷还之于民“楚人大悦”2。翌年他请求取消严嵩走狗鄢懋卿为巴结主子、邀功请赏所增加的盐课四十万金使恢复旧额给盐民盐商以生路鄢也被逮问法办。徐阶“当国后缇骑省减诏狱渐虚”3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使经济有所展。 同时徐阶对世宗迷信方士、一意修真的做法也开始了有力的谏劝。 方士胡大顺等劝帝饵金丹徐阶力陈其矫诬后来胡大顺伏法。方士熊显进长生药徐阶极劝止帝服食。世宗欲建雩坛、兴都宫殿病中尚欲巡幸兴都徐阶都力谏止之。 世宗死徐阶以硕德元老与张居正密谋草拟遗诏。遗诏的主要内容是：一、祖宗旧典斟酌改正；二、自世宗即位至今建言（包括“大礼议”大狱中的）得罪的诸臣存者召用殁者恤录见监者即先释放复职；三、方士等人查照情罪各正刑章；四、斋醮、采买等项不经劳民之事悉皆停止。1这份遗诏假托世宗的反省自责也曲折反映出徐阶对自己某些行动的否定及他重整纲纪、复兴社稷的决心。遗诏一出朝野一片称颂将其与杨廷和草拟的世宗登极诏相提并论视为嘉靖朝始终盛事。然而他草拟遗诏仅与尚未入阁的张居正密商却没有与同列高拱、郭朴共议尤其高拱是新朝君主的座师。因此招来了高、郭的不满并引出了以后的纷争。 徐阶故乡华亭是江南富庶的大镇之一嘉靖中叶后那里工商业达尤其是纺织业几乎户户都闻机杼之声“即士大夫家多以纺绩求利”。作为一朝重臣的徐阶其家在乡里达起来成为领先之户也是不言而喻的。但徐阶子弟璠等却借势荫官横行乡里引起民愤。他们在苏松占夺土1《世经堂集》卷三《答传继谕》。 2王世贞：《嘉靖以来辅传》卷六《高拱传》。 3《世经堂集》卷三《论两淮盐银宜照旧额》。 1《世经堂集》卷三《视草遗诏》。 地二十四万余亩并雇用众多织妇“岁计所积与市为贾”2霸占市场置产之多令人骇异。当地百姓纷纷告状。 隆庆元年（1567）早与徐阶结怨的高拱“令御史齐康劾阶言其二子多干请及家人横里中状”3。郭朴也以徐阶草拟的遗诏“谤先帝”参阶。徐阶上疏极力申辩。身为先朝元老徐阶权势大大高于高拱九卿以下反而交章弹劾高称誉并挽留徐。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高拱引疾归田齐康被斥郭朴也乞身而去。徐阶虽然取胜但毕竟受到打击。隆庆二年初他一度称病请假。 在这次徐高争斗中穆宗“未尝有意弃徐”。不过对言官如此着力为徐说话舆论几乎是一面倒的情况颇觉不悦。他依赖内阁却又不敢太信任他们于是转而宠幸内侍。他命中官李用等分督团营建立自己的耳目网络。徐阶力陈不可。由宦珰督导的南京振武营兵屡次生哗乱徐阶命御史解散之并逮治了为者再一次得罪宦官势力。二年春穆宗欲游南海子徐阶又谏不可更增添了穆宗的不满。徐阶感到自己处处受到掣肘欲干不能颇为气馁。当给事中张齐以私怨参劾他时徐阶再次乞休穆宗有意弃他于七月准其致仕。徐阶结束了十七年阁臣、包括七年辅生涯。九月初回到原籍。他在自家堂上贴了“庭训尚存老去敢忘佩服；国恩未报归来犹抱惭惶”1的对联不无事业未竟却身离政坛的遗憾心理。 宦海余波晚年著述隆庆三年（1569）十二月高拱再起他对徐阶仍耿耿于怀。此时海瑞正为御史中丞兼应天巡抚。吴中饥荒海瑞决定“劝借富室”自然连及当地产业最为庞大的徐府。他逼迫徐阶退田过半并遣散徐府一大批家奴以振乡里。于是高拱“倚海为股以龊华亭”。徐阶对海瑞的行动表面应从暗中却玩耍花样捐款仅“以数千界之”；退田又“以父改子”设法抵制；又以自己曾柄国日久之便“以一尺之书走长安故人”买通秉笔太监冯保重贿吏科给事中戴凤翔唆使他们参劾海瑞。海瑞的行动确实打击了徐家为富不仁的行为使乡民大受鼓舞但在江南乡官缙绅的联合攻击下瑞仍罢官而去。只是高拱报复徐阶并未过瘾隆庆五年（1571）中又起用原苏松兵备蔡国熙“以迹阶”。蔡治阶两子充军一子革职为民籍田数万亩1。子孙们牵阶衣号泣徐阶无可奈何地说：“吾方逃死安能相活”2处境十分狼狈。但他终不甘愿罢休遂利用张居正对高拱施加压力自己也修书从统治集团内部的利害关系上说服高“分弃前恶复修旧好”。最后高拱作出一定妥协拟旨谓对徐阶及其子的处理“太重”“令改谳”。不久高拱去位张居正为辅徐阶的罪名化为乌有“灾难”也彻底平息。 此后徐阶一直以著述打日子“并其前后积而为言者以属梓”3。然2于慎行：《穀山笔麈》卷四《相鉴》。 3清嘉庆《松江府志》卷五三《古今人物传·徐阶》。 1《万历野获编》卷八《内阁对联》。 1谈迁：《国榷》卷六七。 2《穀山笔麈》卷四《相鉴》。 3《世经堂集·6树声序》。 而他仍关注着国家大事“挈其生平所为经纶蓄积者尽以属之居正”4。张居正在日后的改革中提出“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也是从徐阶“以威福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用舍刑赏还公论”等施政方针中汲取了合理成份。当居正改革取得一定成效时曾自述：“人咸谓居正能而不知盖有所受之也”5这里即指曾大大得益于徐阶。万历十年（1582）神宗使使存问赐谕优渥。次年闰二月徐阶病死故里时年八十周岁赠太师谥文贞。 徐阶文风质朴作品“直写胸中所见而凡一句之奇、一字之险者亦必刊而去之”6。他早年著作有《少湖先生文集》七卷。晚年汇集成册的著作为《世经堂集》二十六卷“上自经济下迨酬应鸿钜纤曲体裁各备”1。内有奏对、视草、序、志、铭、策、辩、书、诗等等。 4张居正：《张文忠公全集》文集七《少师存斋徐相公八十寿序》。 5张居正：《张文忠公全集》文集七《少师存斋徐相公八十寿序》。 6《少湖先生文集·张真序》。 1《世经堂集·6树声序》。 第三节高拱高拱（1513—1578）字肃卿号中玄或中元。河南新郑人。嘉靖四十五年（1566）入阁、参机务隆庆元年（1567）辞官。三年再起以内阁大学士掌吏部五年任辅。六年六月去职。高拱是明中叶有才干的政治家之一。 入阁及次下野高拱祖籍山西洪洞先祖为避元末乱迁徙新郑。出身官宦世家。祖父高魁成化年间举人官工部虞衡司郎中。父亲高尚贤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历任山东按察司提学佥事、陕西按察司佥事等至光禄寺少卿。高拱受到严格的家教“五岁善对偶八岁诵千言”2。稍长即攻读经义苦钻学问。十七岁以“礼经”魁于乡以后却在科举道路上蹉跎了十三个年头才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嘉靖二十一年（1542）授任翰林编修九年考满升翰林侍读。三十一年（1552）裕王（后来的穆宗）开邸受经高拱被当选进府入讲。此时皇太子已殁二年而新储未建裕王与其异母兄弟景王都居京城论序当立裕王而世宗似瞩目景王。裕王前途未卜朝廷上下猜测种种、议论纷纷。高拱出入王府多方调护给裕王很大宽慰。 当时内阁辅严嵩、次辅徐阶正互相倾轧抵牾日著高拱泰然往返于二人之间未见有所厚薄。两人因高拱为裕王讲官以后腾达有日故也颇器重于他有时甚至避让几分。时严嵩权势熏灼丝毫得罪不得高拱却不十分顾忌。一次他以韩愈“大鸡昂然来小鸡悚而待”诗句调侃严嵩在见其乡衮、下僚时的傲态严嵩听了不仅不怪罪反而为之破颜1。在严嵩、徐阶相与推荐下嘉靖三十七年（1558）高拱迁为翰林侍讲学士。 高拱在裕王府邸度过九个春秋于嘉靖三十九年升太常寺卿管国子监祭酒事。九年里高拱讲授经筵敷陈剀切谨慎用事。裕王深受教益。二人建立了深厚的王臣、师生关系。高拱离王府后“府中事无大小（裕王）必令中使往问”裕王还先后手书“启弘多”、“怀贤”、“忠贞”等字赠赐2。翌年景王入藩之国裕王为嗣的地位开始明朗因而高拱与裕王的这层关系不仅使高拱的上司、同僚对他刮目相看、趋之若鹜而且也奠定了以后他在政治上大大挥作用的基础。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高拱升礼部左侍郎兼学士。次年改吏部左侍郎仍兼学士掌詹事府事。他数次主或副主会试所撰科举示范文章颇见称道。但一次在进题中“以字嫌忤上意”几乎有所行遣。徐阶出面辩解才使事懈3。四十四年景王在藩薨裕王地位确立。高拱升礼部尚书召入直庐并以青词见宠得赐飞鱼服。四十五年（1566）三月由徐阶荐举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 2高拱：《高文襄公文集·列传·大学士高公讳拱传》。 1见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下卷二六《谑语》。嵩为江西人明代俗号江西人为腊鸡头。2郭正域：《高文襄公拱墓志铭》见《国朝献征录》卷十六。 3王世贞：《大学士高公拱传》见《国朝献征录》卷十六。 高拱相貌瑰奇为人豪爽有才略又颇自许。甫入阁即欲展抱负示才。当时世宗久居西苑大臣率以召入直庐为荣阁事有所不周。世宗因谕曰：“阁中政本可轮一人往”。辅徐阶及“青词宰相”袁炜以不能离开世宗须臾为由不去阁中办公。高拱对徐阶说：“公元老常直可矣。不才与李（春芳）、郭（朴）两公愿日轮一人诣阁中习故事。”1李春芳虽早入阁但对徐阶向来十分恭谨“侧行伛偻若属吏”。郭朴与高拱同时新入阁且都由徐阶荐举似应对阶更为谦卑。拱却言直如此徐阶“拂然不乐”。高拱与郭朴又同为河南乡曲“两人相与欢甚”徐阶知后也不悦因此芥蒂渐结。未几吏科给事中胡应嘉奏劾高拱。先是高拱因年过半百膝下无子焦虑万分遂将家移至西华门附近直庐时常偷偷回家与妻妾团圆。一次听说世宗病情危急高拱急忙把自己直庐内的书籍、器物等尽行取出。胡应嘉因此奏劾：“拱辅政初即以直庐为隘移家西安门外夤夜潜归”2“皇上违和正臣子吁天请代之时而拱乃为归计此何心也”3。高拱大惧幸世宗病笃未加深责。但高拱以胡应嘉为徐阶乡人其奏劾又是徐阶拟旨报世宗的故疑胡应嘉受徐阶指使增添了对徐阶的不满和怨恨。四十五年（1566）十二月世宗死徐阶与自己的门生、刚充当裕王府讲官的张居正密草遗诏却不与同列谋议。诏下高拱、郭朴惘然若失。高拱以自己是新帝肺腑之臣却对遗诏浑然不知因而与徐阶构怨更深。穆宗即位后徐阶以硕德元老仍居辅位旋又引张居正入阁高拱心不能平在论登极、赏军事、去留大臣是否请上裁决等问题上数与徐阶抗争矛盾日趋表面化。隆庆元年正月胡应嘉谪外言路认为出于高拱指于是群起交章攻之。给事中欧阳一敬奏劾尤力将高拱比作蔡京。高拱怒甚请徐阶拟旨责杖奏劾者徐阶不应。高拱被迫求退穆宗不允。徐阶屈于皇帝的意思也拟旨慰留但绝无谴责言官高拱越生气一次公开在阁中与徐阶舌战。高拱攻击说：“公在先帝时导之为斋词以求媚。宫车甫晏驾而一旦即扳之。今又结言路而逐其藩国腹心之臣何也？”诘问之势汹汹。徐阶徐徐辩答曰：“夫言路口故多我安能一一而结之又安能使之攻公。且我能结之公独不能结之耶？”他又说我并非是背叛先帝以遗诏让先帝自责是为先帝收人心。至于斋词一事徐阶坦认“因我罪”。但他反问高拱：“独不记在礼部时先帝以密札问我：‘拱有疏愿得效力于斋事可许否？’此札今尚在！”高拱顿时“颊赤语塞”1打了个败仗。但高拱并不甘心他以徐阶子弟和家人在乡里横行不法事攻讦徐阶并授意门生齐康劾徐阶。徐阶疏辩乞休。当时徐阶正因遗诏复起世宗时被谪诸官而受到部院大臣、科道言官的感恩拥戴权势灼热故言路交章请留徐阶还集体去徐阶第敦劝视事另外极论齐康、高拱罪状甚至群集阙下吐唾辱骂齐康、高拱。三月之内论劾高拱的奏疏竟多达三十余份高拱不自安连疏十二称病乞休。穆宗挽留不能遂准以少傅兼太子太傅、尚书、大学士衔回乡养疾遣行人护送。齐康则坐黜外调郭朴不久也乞归回里。 1郭正域：《高文襄公拱墓志铭》。 2《明史》卷二一五《胡应嘉传》。 3郭正域：《高文襄公拱墓志铭》。 1王世贞：《大学士高公拱传》。 ------------ 23 重为台辅政绩斐然隆庆二年（1568）七月徐阶致仕。第二年张居正与太监李芳等合谋奏请复起高拱。是年十二月冷落了一年多的高拱接旨后不顾腊月严寒日夜兼程直奔京城以大学士兼掌吏部重新登台。言路原多与高拱有隙故人多不自安。胡应嘉闻高拱复出惊吓破胆而亡欧阳一敬也在解官归田途中郁郁而死一时人心惶惶。高拱通过门生腹心散布言论安抚言路诸官说：“华亭有旧恩后小相失不足为怨。”1“拱当洗心涤虑以与诸君共此治朝”2。言之凿凿颇为大度于是人心稍安。 高拱再度上台后尽心国事。他“为人有才气英锐勃”3办事操切又不迹常规在吏治、筹边、行政等方面多所建树。当时高拱以内阁兼领吏部事责任重大。他“晨理阁事午视部事”十分勤勉。他认为吏部职在知人但真要了解一个人、用其长处并非易事。当时官场士风颓败为官只是猎取高崇“权势烜赫者则羡之正色直言谪贬蹭蹬者则轻之”4全不以行为品德为准。因此造成官场“理不明气亦不振”官吏以奔趋、巧媚为能事的局面。对此高拱到任不久即在吏部建立了严格的官员考察制度：“授诸司以籍使署贤否志爵里姓氏”每月汇集一次交吏部由高拱亲自过目。到年终将册籍全部汇总吏部作为官吏黜陟的依据1。天下大治必须广选人才高拱看到天下科贡占七成制科仅为三但朝廷重制科而轻科贡他以为“崇其三而弃其七”是失措之举应该进士、举人并用惟贤是视量才录用。但举人就选他又主张“其年貌五十以上者授以杂官不得为州县之长”因为州县之长是地方父母之官责任艰重必须精力旺盛者才能承担2。他又认为国家必须广蓄人才到了要用时才去寻觅称职的人那是来不及的于是提出备才之说：“今于紧要之官各预择其才宜于此者每三二人置相近之地待次为备。一旦有缺即有其人庶乎不乏。”3他还公开招贤明令选司“凡有所缺悉揭诸门外使众见之”各有司可以荐举人选。过去吏部推升官吏只少数人事十分隐秘高拱尽反其道说：“堂有侍郎司有员外疏皆列名而事不与闻何居此不过欲行其私耳。吾改其是。”他叫人抱牍至后堂命人当众揭牍“即冢宰欲有所上下不能也”4。对于被黜官员高拱必亲“告以故”黜者“无不慑服”。当时马政、盐政被视为闲局朝廷轻之因而失人废事使“善政无闻”。高拱体察下情知马盐二政官处远方贫薄苦寒之地自是艰辛遂提议改本省廉谨有才者任之并宽其交纳之额。如遇优异则等擢用。其官重马、盐二政当自修举利于国家。高拱还制定和采取了旨在加强考察人才、选拔人才的许多制度和措施“开王亲内转之例复一甲读书之规正抚按举劾之差核1于慎行：《穀山笔麈》卷四《相鉴》。 2王世贞：《大学士高公拱传》。 3王世贞：《大学士高公拱传》。 4《高文襄公文集·本语》卷六。 1《明史》卷二一三《高拱传》。 2高拱：《议处科目人才以兴治道疏》《皇明经世文编》卷三o一。 3《高文襄公文集·本语》卷五。 4郭正域：《高文襄公拱墓志铭》。 京官考满之实分进士讲律之会定进官升授之条议有司捕盗之格”1。这些都得到穆宗的准旨得以实施。于是使朝廷上下、各类官员中出现了人人激奋的新气象。依照明朝旧例内阁辅臣“若兼领铨选则为真宰相犯高皇帝厉禁矣”但高拱先以阁臣、后以揆掌吏部事三年之久虽犯忌有非议但成绩斐然利在社稷。 隆庆年间北方蒙古鞑靼俺答部依然不断入扰边患成为朝廷沉重负担。 作为内阁辅臣高拱也将筹边视为己任。嘉靖后期徐阶曾对严嵩秉权时造成的边防溃败有所匡补选用了一批骁勇善战的将才赴边御敌又饬厉地方有司加强守备与将校通力合作但积重难返一时边防犹人力财力不足。高拱治宿弊便先把眼光放在边防用将用人方面。兵部历来只设侍郎二员协理部事由于公务繁忙他们平时很少巡阅边务。但一遇边方总督缺员他们倒要前去顶补。若抽身不出还得请移他官。去者都不谙边务常使事倍而功半。于是高拱提议在兵部添设侍郎二员主要巡阅边务了解下情做到对边方险隘、虏情缓急、将领贤否、士马强弱都非常熟悉。这样边务有人专管总督员缺也可即刻往补。高拱认为“兵乃专门之学”但现在兵部系统用员往往“不择其人”优秀官员将才又常常迁为他官为此特请准兵部自己选将备才。他提出：储备本兵当自兵部司属始边将由兵部司属往任。选得有智谋才力者不得随意他迁。侍郎、总督应经常对换使他们熟悉彼此情况一旦尚书员缺即可顶任。这确是一项加强兵备的良策颇得穆宗赞许后来“边方兵备督抚之选皆于是取之”1。高拱还访得边方之官长年镇守边卫“涉历沙漠”“出入锋镝”可他们的俸资待遇和升擢提拔都与内地处和平环境者同“甚者且或后焉”。他以为这极不合理建议对边臣应特示优厚“有功则加以不测之恩有缺则进以不次之擢”使功名常在人先其他官员不得与之相争。对边臣中久卓成绩者更应体恤、厚加优抚定期给假令回署休息“使其精神不疲而知慧不竭”如此“以勤王事济必多得”2。在加强边防将帅力量的同时高拱与徐阶一样也看到边沿地方有司在防卫上的重要作用。长期以来充任这类边沿地方官的不是杂流便是迁谪者。朝廷对他们不关心不体察待遇极差所以他们没有上进心。而“边方有司有疆埸之责才者忧惧不堪即优礼而鼓舞之犹恐不振”高拱于是“请择年力精强、才气迈兼通武事者调用有能保惠困穷俾皆乐业者”3充任边方有司以三年为期比内地等升迁。若有军功不次擢用总之“惟以治效不循资格”。这些都有力地鼓励了戍边将帅和边方有司的进取心。 高拱办事有胆有识。当时接徐阶任辅者为李春芳。李春芳为人宽厚居政持论平不事操切虽无失措之举却总显得气魄、才力不足。高拱仗己是穆宗腹心之臣慨然以天下为己任挥了李春芳起不到的作用。隆庆四年（157o）八月北边有警高拱以尚书陈希学、曹邦辅侍郎王遴各率师背城列阵以待；以京尹栗永禄、南都御史护守山陵；又起御史刘焘在天津守通粮而以总督王崇古、谭纶专征剿无内顾；以侍郎戴才理军饷。由于布1郭正域：《高文襄公拱墓志铭》。 1《明史》卷二一三《高拱传》。 2郭正域：《高文襄公拱墓志铭》。 3郭正域：《高文襄公拱墓志铭》。 置周密防范严谨蒙古兵未敢入犯。 十月俺答孙子把汉那吉因与祖父生冲突率所属阿力哥等十人前来求降。巡抚方逢时、总督王崇古主张受降。奏上朝议纷然多以为敌情叵测不能贸然收留把汉那吉。高拱与张居正却一致支持王、方意见请奏穆宗加封那吉指挥使并“厚其服食供用”以诚相待结得其心穆宗准旨。接着高拱又命边臣让把汉那吉穿锦衣、坐华车、骑好马前呼后拥在街市行走。俺答得晓明廷厚待其孙深受感动遂决意与明朝和好请封贡之事。此议一起朝廷上下有如鼎沸反对派援引宋朝讲和之例力言不可。高拱先利用考察科道之机将极力反对与俺答结好的叶梦熊“降二级调外任”1以息异议。他又内阁旧藏成祖封瓦剌、鞑靼诸王故事拣兵部。并说以己求人机在人以人求己机在己现在虏求于我主动权在我应该允许。他还说这次俺答请贡“较之往岁呼关要索者万倍不同”“故直受而封锡之则可以示舆图之无外”2。这种将蒙古与中原看成一个整体的观念比仅图边安的想法又高一筹。高拱批评反对派：“彼哓哓者岂为国筹利害哉？徒念重大恐有不效留为后言耳！”3遂无敢复言者。隆庆五年（1571）三月明廷封俺答为顺义王其他各部领也分别封为都督指挥、千户、百户等有差。八月明廷又准与俺答互市。 时陕西三边总督以该边不同宣、大不欲通贡互市。高拱拟旨切责。不久陕西三边也开贡市。“数月之间三陲晏然曾无一尘之扰边氓释戈而荷锄关城熄烽而安枕”1从此基本结束了明朝与蒙古鞑靼各部近二百年兵戈相加的局面。 在满朝争议的情况下穆宗能如此迅、圆满地解决这一先朝遗患与高拱等的着力赞襄是分不开的。在议贡过程中主通贡互市的总督王崇古曾以人言求去高拱知后一面在朝廷力称崇古议一面抱病修书崇古：“惟公安心畅意始终此事不必更怀忧虑”2使崇古受到极大鼓励和宽慰。方逢时因封贡事曾面会俺答下人遭人弹劾说他“辄通寇使屏人语导之东行嫁祸邻镇”。高拱力斥其谬“抚臣临机设策何可泄也”3保护了方逢时使他免受贬谪。穆宗以拱“殚忠远谋劳绩可嘉”进高拱少师兼太子太师、尚书改兼建极殿大学士。 封贡事既成高拱犹居安思危担心边方兵将因无事而疏怠偷安再坏边备。他一向主张“不恃人之不吾犯恃我不可犯；不恃人之不吾欺恃我不可欺”4强调自强。于是再上疏“请每岁特遣才望大臣四出阅视以今视昔钱谷赢几何兵马增几何器械整几何其他屯田盐法以及诸事拓广几何”5明白开报若比往昔有所增益则与过去战时擒斩同功论赏；如果只保持以往水平则罪如失机论处。上嘉纳之。兵部遂一一制定具体措施行1《明穆宗实录》卷五o。 2高拱：《虏众内附边患稍宁乞及时大修边政以永图治安》《皇明经世文编》卷三o一。3郭正域：《高文襄公拱墓志铭》。 1高拱：《虏众内附边患稍宁乞及时大修边政以永图治安》《皇明经世文编》卷三o一。2高拱：《与王鉴川书论封贡》《皇明经世文编》卷三o二。 3《明史》卷二二二《方逢时传》。 4《高文襄公文集·本语》卷六。 5郭正域：《高文襄公拱墓志铭》。《皇明经世文编》、《高文襄公文集》均收载。之。 以后的几十年中西北边境始终安定无大扰此亦高拱一大政。 高拱在南方两广、云贵边事上亦颇多建树。隆庆初广西古田壮族人韦银豹等据寨反明有司多次往抚剿均不效。高拱再起荐殷正茂为总督往剿。正茂任法严、善战但性贪。高拱说：“吾捐百万金予正茂纵乾没者半然事可立办”1。其实他在用正茂的同时已着眼于提擢、培养本省人才在两广郡县中“多除制科宽其荐额勿拘成数”引导民风向上。不久果然“乱民乐业而向化矣”。时人都以高拱为善用人。隆庆四年贵州抚臣告土官安国亨叛请进剿。高拱不轻信是言经深入察查知“国亨非叛而巡抚者轻听谗言以幸功也”便专派员前去安抚释嫌避免了一场兵戎相加。 专横招物议逐归田里高拱励精图治不数年内政绩卓然自是一面。但他以才略自许负气凌人“性迫急不能容物又不能藏蓄需忍有所忤触之立碎。每张目怒视恶声继之即左右皆为之辟易”2很是专横跋扈这是他的另一面。正是这一面造成了他与同僚的仇隙不合以致招来物议酿成了以后被逐的悲剧。 先是四年七月曾也是裕府旧僚的大学士陈以勤因与高拱有小嫌又见高拱在内阁不可一世恐终不为所容便激流勇退引疾罢去。不久掌都察院大学士赵贞吉因高拱挟私憾考科道上疏请止。高拱不悦与之相倾嗾门生、给事中韩楫劾赵贞吉庸横。赵贞吉也抗章劾拱。穆宗眷高拱竟令赵贞吉致仕。赵贞吉曾因高拱以内阁掌吏部权如真宰相请李春芳谋与掌都察院以遏高拱权李春芳许之。赵贞吉去李春芳自不安李春芳又曾因徐阶事与高有隙遂于五年五月乞休归田。高拱接任揆越趾高气扬。时殷士儋甫入阁辅政。士儋亦高拱裕府同僚因不曲事高拱而久不得擢。后取中旨入阁高拱不悦。后有人劾高拱心腹张四维高拱疑殷士儋指使又嗾韩楫相胁。殷士儋不能忍在内阁当面诟拱：“若先逐陈公再逐赵公又再逐李公次逐我。若能长此座耶？”说罢竟挥拳击高拱1。五年十一月殷士儋也被驱出。这样旧辅除张居正外悉被高拱排斥一净。高拱位居极品颐指气使专擅国柄。 然而高拱心中总有一段未了的宿怨即对当年轰他出京的徐阶及其诸言官耿耿于怀。隆庆四年四月他因海瑞当年劾他的旧怨将海瑞从应天巡抚调南京清衔。不久又并其职逼海瑞“谢病归”。他还“尽反阶所为凡先朝得罪诸臣以遗诏录用赠恤者一切报罢”2。四年冬刑部、大理寺例谳狱本与高拱无关他却“自以意请朝审主笔”且说“上命我视吏部部事皆吾事第须得情耳”3。其实是专为王金一案改谳。王金是世宗时方士1《明史》卷二二二《殷正茂传》。 2王世贞：《大学士高公拱传》。 1王世贞：《大学士高公拱传》。 2《明史》卷二一三《高拱传》。 3郭正域：《高文襄公拱墓志铭》。 被徐阶逮下狱法司论以子杀父律当剐高拱为之辩解不懈后以减戍免死。原内阁有专办中书事的诰敕房序班十人。高拱起复后十人久次考满当迁但因他们是徐阶下属高拱不予理睬。十人求上门去。高拱诡笑说“吾即有应必不令若曹有侏儒之羡”及令下十人皆对品外调为边远仓大使1。只此一斑可见高拱栽人之巧。虽如此高拱犹不解恨“专与阶修部所论皆欲以中阶重其罪”2。徐阶致仕后在乡里大治产业还听任子弟横行乡里引起当地百姓的憎恨。高拱亲自进疏论徐阶：“原任大学士徐阶（放归后）当阖门自惧、怡静自养可也。夫何自废退以来大治产业黜货无厌越数千里开铺店于京师纵其子搅侵起解钱粮财货将等于内帑势焰薰灼于天下”甚至还“故违明旨（令人）潜往京师强阻奏词探听消息各处打点广延声誉迹其行事亦何其无大体也”3。接着高拱“嗾言路追论不已”。隆庆五年高拱起复原苏州知府蔡国熙为苏松兵备副使以蔡国熙与徐阶故有小隙授意他穷治徐阶及子弟“阶三子皆就系拟以城旦革其荫叙入田四万亩于官”4。徐阶狼狈不堪无奈之中只得向高拱俯“从困中上书拱其辞哀”。此时张居正也以阶事“从容为拱言”暗示他衡量利弊。高拱见徐阶大势已去不无欣慰。一箭之仇既报便豁然大度修书徐阶称“今以后原与公分弃前恶复修旧好毋使借口者再得以鼓弄其间”5。同时又接连给苏松官员去信至嘱对徐阶三子及家人作宽处稍存体面并在蔡国熙的奏疏上批字：“太重令改谳。”6高拱之所以愿对徐阶网开一面本意在于：见徐阶惨状不免“兔死狐悲不无伤类之痛”与其修好可安抚苏松乡绅改善与徐阶旧僚的关系。高拱的出尔反尔使“蔡国熙闻而变色曰公卖我使我任怨而自为恩”1。 隆庆六年（1572）正月高拱为柱国进中极殿大学士。然而他专横更甚。加之其门生韩楫、程文等日夜奔走其门狐假虎威专以博戏为务人都恶之。高拱初尚持清操后渐狎奢常对人曰“日用不给奈何？”门生、下僚闻之争相进献“赇纳且■集矣”2因此遭致物议。御史汪文辉上疏讥刺时事语连高拱高拱召而骂之亟补宁夏佥事以出。尚宝卿刘奋庸也上疏纠拱给事中曹大野则抗章劾拱不忠十事中有高拱擅权报复、排斥善类、擢亲戚乡里门生故旧以及亲开贿赂之门等等穆宗不听。二人皆谪外任。 张居正与高拱为故裕邸旧僚张居正谋高拱出高拱也亟称居正才两人尚称友善。高拱居揆席张居正又肩随之。高拱多与同列生冲突张居正独退然下之不与介入。对于智谋出众的张居正来说长期屈居人下是不甘心的。他退而不与争只是一种策略高拱并不察知。隆庆五年张居正为徐阶三子事讽言高拱。高拱下人传言张居正受徐阶三万金贿赂高拱不辨真1《万历野获编》卷十一《内阁中书外补》。 2《明史》卷二一三《高拱传》。 3《高文襄公文集·掌铨题稿》卷二六《复巡城御史王元宾缉获钻刺犯人孙五等疏》。4谈迁：《国榷》卷六七。 5《高文襄公文集·政府书答》卷四《与存翁徐公》。 6《高文襄公文集·政府书答》卷四《与存翁徐公》。 1王世贞：《大学士高公拱传》。 2王世贞：《大学士高公拱传》。 假以此诮张居正张居正怒而高拱也疑曹大野之奏章受张居正指使。两人便存隙离交张居正逐高拱之念渐强于是暗结太监冯保以借中贵力量图事。 隆庆六年五月穆宗大渐召高拱、张居正等入内。穆宗执拱手曰：“以天下累先生”宣内阁受顾命。时司礼监授遗诏有二札一给皇太子；一授高拱中有遇事内阁与司礼监冯保商榷而行之说。高拱识其矫。未几穆宗崩神宗即位。神宗幼冲冯保倚仗太后势挟持幼帝。高拱欲惩中官专政上言五事请诎司礼监权还之内阁又唆门下言路疏劾冯保。高拱想与张居正共成此事使人语居正曰：“当与公共立此不世功。”居正得讯即密报冯知。冯保游说太后及幼帝前诬高拱欺太子年幼欲废之而迎立河南周王自己得国公爵等等。冯保又买通两宫近侍复言之“皇后与贵妃皆愕然”便决议逐拱。第二天即召群臣入宣两宫及帝诏切责高拱擅权无君数其罪而逐之即日归田里。高拱原满以为宣诏必是逐冯保无疑及诏宣逐己拱不啻为晴天霹雳“面色如死灰”“汗陡下如雨伏不能起”。张居正从旁掖他起。第二天一早柴车即路颇为凄凉地踏上了归程。 回到老家高拱意忽忽不自得“角巾野服恂恂一布衣”不言国事而“闭户却帚下帷著书八十余卷”1。不料冯保害高拱之心不死又造王大臣事件欲置高拱于死地2。吏部尚书杨博、御史葛守礼等知有诬力救之高拱才得于幸免。不过从此他惊忧成疾一蹶不振。万历六年（1578）十二月卒于家终年六十六周岁。高拱家属以恤典请只因冯保当权止许以半葬。二十多年后高拱嗣子具疏神宗以“高某担当受降北虏称臣功不可泯”赠太师谥文襄。 高拱的学问高拱素好读书为文不好词藻而深重有力。他著述甚富有《问辨录》十卷、《春秋正旨》一卷、《本语》六卷、《边略》五卷、《纶扉外稿》四卷、《掌铨题稿》三十四卷、《南宫奏牍》四卷、《政府书答》四卷、《纶扉集》一卷、《程士集》四卷、《外制卷》二卷、《日进直讲》十卷、《献忱集》四卷等等后人辑为《高文襄公文集》。 高拱不仅是一个有干略的政治家在学术思想的研究上也有所成就。他不囿于先儒成说以为“其不能得者亦不可强从”1。直斥程朱理学“远人情以为天理”；他很赞同同时代思想家王廷相的观点认为理在事物无其事即无其理。他对“权”字更有一套独到的见解把“权”与“经”比作秤上的“锤”和“衡”两者关系是“盖经乃有定之权权乃无定之经无定也1《高文襄公文集·列传·高拱传》。 2据《明通鉴》卷六六记：“大臣者浙中佣奴以浮荡入都伪为内侍服与宫中小竖交昵窃其牌帽巾服入乾清宫为守者所执。诏下东厂究问。冯保欲缘此以陷故辅高拱令家人辛儒饮食之纳刃其袖中俾言‘拱怨望与太监陈洪谋大逆。遂缇骑械高氏奴围拱里第张居正亦请诘主使举朝汹汹谓且逮拱。吏部尚书杨博、左都御史葛守礼诣居正力解守礼曰：‘回天非相公不能。’居正奏缓其狱。博阴嘱锦衣怵大臣吐实保惧以生漆酒瘖大臣移送法司坐斩拱获免。”1《高文襄公文集·本语》卷二。 而以求其定其定乃为正也”2。即：权和经是对立的统一体凡事皆有经其事实行时应认真权一下使权与经得以统一。在“义”和“利”的问题上认为“苟出乎义则利皆义也；苟出乎利则义皆利”3只要摆正义和利的关系言利也不是不好痛斥了“君子不言利”的迂腐观点。他还认为正因前人没有把握住这种关系才造成“经制之略置之不讲”善理财者不闻祸国殃民。他自己十分重视理财重视有关国计民生的政务主张务实。他的学术思想正是他行使政务、取得政绩的思想根源。 2《高文襄公文集·问辨录》卷六。 3《高文襄公文集·问辨录》卷一。 第二十五章海瑞海瑞（1514—1587）字汝贤又字国开号刚峰世称刚峰先生。广东琼州琼山（今属海南）人。经历嘉靖、隆庆、万历三朝。这时明朝已处处露出衰败象政治污浊风气大坏。海瑞居官则能严于律己恪守朝廷法令与封建道德规范不畏权势敢于为民请命积极革弊兴利；生活俭朴不爱钱财。他的言行赢得了百姓的尊敬人称“海青天”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清官”人物。 第一节聪敏好学立志用世海瑞生于正德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514年1月22日）出身于“海南望族”1。祖父历官知县。从伯父做过监察御史。父瀚为廪生读书能明大义安贫乐道。母谢氏粗识书史持家有方律身以正义。海瑞四岁时父亲去世依靠母亲励节自守抚养成人。海瑞自幼有用世之志。十三岁入琼山县海口镇私塾。二十七岁在琼山郡学经常与二三志同道合者一起研究学问纵谈古今作《严师教戒》、《客位告辞》、《训诸子说》等文抒了自己的非凡抱负。在这些文章中他一再告诫自己生于天地之间不能虚度岁月应当有所作为。他说：为人在世惟务识真要学圣贤不做乡愿；不追求富贵利达以宫室妻妾动心；不羡慕财帛世界要做中流砥柱；要谦虚谨慎不要讳疾忌医。否则“不如死”1。这些自腑肺之言说明海瑞一生反对奢侈、主张节俭的高贵品德和立志为民、刚正不阿的思想性格在他青年时代已经形成并在后来的生活中一一付诸实践。海瑞的同乡、门生梁云龙评论说：“第以公之微而家食燕私显而莅官立朝质诸其所著《严师教戒》一一契券无毫厘假孔子所谓强哉矫而孟子所谓大丈夫乎！古今一真男子也。”2嘉靖二十八年（1549）海瑞三十六岁时中举人似乎有点大器晚成。 然而就在这一年他以琼州为黎族聚居之区地处海疆位置重要而地方不治乃上《治黎策》显示出他的政治才能。他认为治理琼州的上策是：开道置县以靖乡土。“自此之外虽议之之尽其方处之之尽其术皆下策也。”3嘉靖二十九年二月海瑞进京参加会试结果是榜上无名。伏阙上《平黎疏》及《上兵部图说》再次陈述他关于经略琼州的方针大政和具体措施。说：区处琼州之要务莫过于“招民、置军、设里、建学、迁创县所、屯田、巡司、驿传诸事宜”。并以琼州去京师万里当事请裁或致迟误请嘉靖皇帝“明敕群臣中知识事机、力可大任、不贪富贵、志在立功者以之充兵备副使以专治黎之任”。同时向朝廷表明：他虽是一个“濡染翰墨之人”“未尝手操矢刃”但对于“地方变故区处事宜则习闻知矣。倘得专任其事驰驱兵革之间俾黎土尽为治地黎岐动变尽为良民臣亦能之。事故不效请甘服上刑以谢欺罔虚费兵粮之罪”1。奏疏呈上识者壮之。而下兵部议核卒不施行。 嘉靖三十二年二月海瑞第二次公车北上待到榜还是名落孙山。 那时候许多知识分子都以中进士为得志从地方到朝廷各级的重要官员绝大多数也由中进士者所担任。海瑞则不同凡俗。连续两次会试不第的遭遇使他逐渐看清了科举取士的种种弊病；某些进士出身者的低能也使他认识到一个人能否有作为决不是非走此路不可。他说：“文不过如画师之写神1王国宪：《海忠介公年谱》《海瑞集》下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78页。1《严师教戒》《海瑞集》上册第2页。 2梁云龙：《海忠介公行状》《海瑞集》下册第544页。 3《治黎策》《海瑞集》上册第5页。 1见《海瑞集》上册第8页。 者耳。穷一生读书作文而于国家身心毫无补益何异宋人所谓‘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者乎”2；“士君子由科目奋迹皆得行志奚必制科”3。遂毅然不再参加科举考试听从吏部谒选派官。 2梁云龙：《海忠介公行状》《海瑞集》下册第535页。 3王国宪：《海忠介公年谱》《海瑞集》下册第58o页。 第二节以礼为教不畏强权嘉靖三十二年闰三月海瑞被授为福建延平府南平县教谕。十二月二十日到任。教谕为一校之长。为使“诸生立有成就”他立《教约》作《规士文》上《申朱提学道教条》重申县学的教育方针、内容、方法以及各种规章制度整顿纪律严肃校风。强调教官为人师表要做遵守封建礼仪的模范尽心教好学生；学吏职在供写文案若“索取生员一钱并为生员改洗文卷决无轻贷”；学生学问之道应遵循朱熹倡导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教之目以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作为为学之序还要懂得修身、处事、接物之要。又立二簿分别稽考学生之德、学。海瑞认为：学生只要“率此而行”“异日为国家建伟业无难矣”。在具体执行封建礼仪方面他明确宣布：今后教官和学生于县学明伦堂见官要遵从《会典》诸书所订立之礼节“不许行跪学前迎接亦然”1。在校风方面严禁互相造谣中伤播弄是非“此等士风最坏心术”。尤其反对借斯文之名倡义气之说以为“结党”一事“尤干法纪”。这些教育主张既反映了海瑞维护封建礼教的立场也与他“以礼为教”的思想相吻合。海瑞长校还颇有些民主作风他说：“本职初至学中某善可兴某敝可革尚未尽识容与诸生会议并参酌提学道教条别为更定。”2所有这一切对于当时日益败坏的士风无疑起到了一定的整饬作用。 海瑞是言行一致的。到校的当年延平府督学官莅校视察在明伦堂召见教官诸教官一见皆左右跪拜。唯特海瑞一人以学校为养士之重地师长应受到尊敬如笔架挺立在中间拒不跪拜仅长揖而已。由是得了个“笔架博士”的雅号。督学官为此嫉妒他百般刁难。海瑞志在行道谓：“此阙陷世界何能有济”遂愤然乞休。后经福建按察司提学副使朱衡再三慰留始复教谕之职。 海瑞在训士之余依然十分关心地方政事。在南平县学任上他又著文重申他在《治黎策》和《平黎疏》中所提出的思想和建议。当他得知福建驿递困苦即作《驿传申文》与《驿传议》上报有关衙门。略曰：驿递之疲千疮百孔。为今之计只有恢复国初之法厘清积弊凡利者兴之才是上策。否则就是中策、下策乃至无策。 时至嘉靖三十七年（1558）春海瑞长校已四年有余。以实事求是、治学有方、成绩显著巡抚监司交章论荐授为浙江严州府淳安县知县。由此步入政界。 1以上见《教约》《海瑞集》上册第13—18页。 2以上见《规士文》《海瑞集》上册第21页。 第三节丈田均赋革弊兴利“知县知一县之事。一民不安其生一事不得其理皆知县之责。”不惩贪暴害怕别人诽谤自己；凡事不认真害怕生怨取祸不顾朝廷利益做个乡愿“浮沉取名窃取官爵非知县也”1。从这一思想出抱着革弊兴利的决心海瑞于嘉靖三十七年五月初到达淳安任上。 淳安地瘠民贫所产只有茶、竹、杉、柏。田亩悉归豪右穷者卒岁不粒食百姓“疾苦万状”“民之逃亡者过半”2。海瑞下民间访其故。盖由于赋役不均浮粮数多大户转嫁。“富豪享三四百亩之产而户无分厘之税。贫者产无一粒之收虚出百十亩税差。不均之事莫甚于此。赔貱则困苦困苦不堪相继逃亡皆虚税所压为之不可不加意也”3。又淳安位于新安江下流诸官舫日五六次夫役迎往费不可支。于是定《兴革条例》三十六项悉心规划认真清丈土地度田定税均平赋役。同时雷厉风行清查积弊严行革除一切陋规裁冗费革冗役息词讼惩贪官肃吏治民困渐苏。 海瑞从政克尽职守为事不惧强权。是年浙直总督胡宗宪之子过淳安依仗权势盛装以行竟以不备供应吊打驿吏。海瑞得讯当即下令拘禁之并将其所带数千银子如数没入充库。然后去信报告胡宗宪说此人胡作非为还冒充总督公子真不敢相信。气得胡有口难开只好作罢。嘉靖三十九年三月严嵩党羽、总理盐政都御史鄢懋卿奉命巡查盐务欲取道淳安县境。鄢招权纳贿贪酷成性。若依之势必扰民。海瑞以“邑小不足奉迎愿取他道往”去信挡之。鄢不得不怀恨绕道而去。此两事“更为人所不敢为者”百姓为之拍手称快一时传为佳话。 海瑞一心为民除弊兴利而他自己却清苦自持衣服破旧单薄；为母亲做寿只买肉二斤别无他物。淳安百姓颂之曰：“爱民如子视钱如仇。”海瑞去县之日人人放声痛哭“如丧父母”。 嘉靖四十一年（1562）五月初朝廷以海瑞在淳安政绩卓著擢浙江嘉兴府通判。由于他在淳安得罪过鄢懋卿这时鄢便嗾使其党羽袁淳上疏弹劾他海瑞遂被取消任命。不久严嵩败落鄢、袁相继去官海瑞乃调任江西赣州府兴国县知县。 四十二年（1563）春到任。兴国地薄民穷时弊亦在浮粮“岁征不满什之伍”。“虚粮不能貱重役不能供”以故“逃绝户极多”。针对当地的实际情况海瑞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兴国八议》厘清宿弊展生产。“八议”之要者有五：一曰屯田恢复明初拨军下屯、军民各有定分之法清退军队由侵吞民田而来之“余田”“以补民田之虚貱”使“下之小民无军人之扰上之屯粮无亏欠之累”。二曰地利招民开垦“无主山地荒田”使地尽其利而民无游食之人。三曰均赋役此为“八议”之急务重点是清丈土地稽查丁粮虚实、人户富贫按实征。四曰招抚逃民蠲除虚粮重役招民复业“三年后实有收成依例报税收成稀少1《兴革条例》《海瑞集》上册第49页。 2《淳安县政事序》《海瑞集》上册第37页。 3《兴革条例》《海瑞集》上册第73页。 则听之”。五曰革冗员凡军政各衙门一切人浮于事者皆裁革之1。“八议”上南赣巡抚吴百朋次第施行官吏“畏法听令”“民间用度十分中减去三四”2。任兴国知县一年有余因功被荐应召入京。母谢氏畏北国严寒留居兴国。 1以上见《兴国八议》《海瑞集》上册第2o2—2o9页。 2《申军门吴尧山便宜五事文》《海瑞集》上册第21o—211页。 第四节冒死上疏抨击皇帝嘉靖四十三年（1564）十月海瑞升为户部云南清吏司主事。嘉靖皇帝自中年以后崇信道教一意修仙侈兴土木劳民伤财；刚愎自用喜欢阿谀奉迎拒绝廷臣劝谏以致国事日非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四十四年十月海瑞愤时政阙失为维护封建皇朝的久安长治列举事实犯颜直谏。上疏严厉抨击嘉靖皇帝名曰《治安疏》。因该疏主旨为“直言天下第一事以正君道明臣职求万世治安故又称为《直言天下第一疏》。这就是当时震惊朝野、后人所说的“海瑞骂皇帝”。海瑞一生在政治上影响较大的有两件事此为其一。该疏谓：君者天下臣民万物之主也。惟其为天下臣民万物之主责任至重凡民生利瘼一有所不闻将一有所不得知而行其任为不称。是故养君之道宜无不备而以其责寄臣工使尽言焉。京工尽言而君道斯称矣陛下则锐精未久妄念牵之而去矣反刚明而错用之谓遥兴可得而一意玄修。富有四海不曰民之膏脂在斯也而侈兴土木。二十余年不视朝纲纪弛矣。数行推广事例名爵滥矣。二王不相见人以为薄于父子；以猜疑诽谤戮辱臣下人以为薄于君臣；乐西苑而不返宫人以为薄于夫妇。天下吏贪将弱民不聊生水旱靡时盗贼滋炽自陛下登极初年亦有之而未甚也。今赋役增常万方则效陛下破产礼佛日甚室如悬磬十余年来极矣。天下因即陛下改元之号而亿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一意玄修是陛下心之惑也过于苛断是陛下情之偏也君道不正臣职不明此天下第一事也。于此不言更复何言！大臣持禄而外为谀小臣畏罪而面为顺陛下诚有不得知而改之行之者臣每恨焉。是以昧死竭惓惓为陛下一言之。1此疏一出海瑞“直声震天下。上自九天下及薄海内外无不知有海主事也”2。海瑞自度此疏呈上必触怒皇帝获罪而死。因此买好棺材告别妻子遣散僮仆托人料理后事毫无惧色从容赴朝席櫜待罪“真是铮铮一汉子”。果然不出海瑞所料皇帝大为震怒将该疏掷之于地命令左右：赶快把海瑞抓起来不要让他逃跑了。宦官黄锦说：海瑞素有痴名听说上疏时自知必死已安排好后事在朝听候处置。皇帝默然。少顷复取疏览之若有所动遂将其留在宫中者数月。至次年二月皇帝余怒未消还是以“骂主毁君悖道不臣”之罪下旨逮捕海瑞杖六十抛入锦衣卫狱后转刑部狱。户部司务何以尚疏请释放海瑞皇帝命锦衣卫杖之百亦锢之诏狱昼夜榜讯1。 同年十二月世宗病逝第三子朱载垕继位是为穆宗。次年改元隆庆颁布遗诏大赦天下海瑞、何以尚同时获释。海瑞复官户部主事。不久改为兵部武库司主事。隆庆元年（1567）二月升为尚宝司丞。海瑞上疏请求归家养母不予允准。四月擢大理寺右侍丞。时内阁辅徐阶与高拱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高拱欲夺徐阶之权指使门生、广东道试监察御史齐康1《治安疏》《海瑞集》上册第217—221页。 2王国宪：《海忠介公年谱》《海瑞集》下册第588页。 1《明史》卷二二六《海瑞传》。 奏劾徐阶。海瑞上疏支持徐阶说：徐阶为相“天下骎骎然有向治之渐”而且“不招权不纳贿”；高拱为人“狡且凶”才不足任；齐康捏架无影虚词“以是为非以非为是”请罢斥高拱重治齐康2。结果九卿科道合疏挽留徐阶齐康被谪远出高拱落职回家闲住。为此高拱心里痛恨海瑞。是年冬海瑞改调为南京通政司右通政次年二月初至南京任上。七月徐阶致仕还乡次辅李春芳为内阁辅。隆庆三年春海瑞迁通政司右通政。六月二十四日晋升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督粮储、提督军务巡抚应天十府3遂离开京师启程南下出任江南巡抚。这是海瑞一生在政治上影响较大的另一件事。 2《乞治党邪言官疏》《海瑞集》上册第226—227页。 3时应天巡抚驻苏州辖地包括应天、苏州、松江、镇江、常州、徽州、宁国、池州、太平、安庆等府和广德州兼理杭州、嘉兴、湖州三府税粮。 第五节巡抚江南挫抑豪强应天十府是明代经济、文化最为达的地方是明皇朝经济重心之所在但又是历来素号“繁剧难治”之区。为了巩固明皇朝在江南的统治地位海瑞遵照朝廷的法令与条例根据江南的具体特点并参照他在南平、淳安、兴国的施政经验慨然以澄清天下自任竭尽心力一意挫豪强抚穷弱做了不少有利于展社会生产的事情。择其大要有三：一曰整饬吏治。自明初以来江南地区不法官吏往往与当地豪绅大户串通一气贪赃枉法敲榨勒索谋财害命成为地方百姓的一大祸害。据此海瑞先后颁布《督抚条约》、《续行条约册式》、《考语册式》等斥黜贪墨搏击豪强矫革浮淫厘正宿弊。具体有：禁迎送、禁请托、禁请客送礼、禁苛派银粮包揽侵欺、禁假公济私、禁苛派差役、禁官吏敷衍塞责、禁私役民壮、禁滥取民财民物、禁差遣人役骚扰乡里、禁官吏奸利侵吞、禁贿赂书吏、正军法、革募兵、定抚按出使车马等等。严令各府、州、县大小官吏“一体遵奉施行俱毋违错”。令既下“郡邑吏凛凛竞饬若非往日人。赇者则望风解印绶去权豪势宦敛手屏息至移他省避之”1。 二曰勒令退田。应天十府州强宗巨室数多土地高度集中是造成当地阶级矛盾尖锐的重要原因。嘉靖以来兼并之风更为盛行各地乡官豪绅无不采取各种卑劣手段大肆掠夺田产。其中比较普通的一种形式是通过“投献”侵占农民的土地。由于该地赋繁役重“每一役出辄破数大家。以故富者辄籍其产于士大夫宁以身为佣而输之租用避大役名曰投献”1。至于其他小民之田产为奸民籍而献诸势要归其所有者更是“不知凡几矣”2。松江府华亭县“乡官田宅之多奴仆之众小民詈怨而恨二京十二省无有也”3。其余府县亦大都如此。江南乡官的代表人物徐阶家所拥有的二十多万亩（一说四十万亩）土地有相当一部分就是通过所谓“投献”夺来的。在海瑞巡视各地之时控告缙绅豪强侵渔白夺小民田产者不计其数仅松江一地即有“告乡官夺产者几万人”4。对此海瑞十分气愤为了缓和阶级矛盾适当调整土地关系使乡官豪绅“百年后得安静”维护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他坚决勒令受献者必须如数退还白夺之田或者允许被献者赎回。对势力最大的徐阶也不例外。此令一下四方震动。贫苦农民热烈拥护；而豪强缙绅则恨之入骨谤议纷起伺机报复。由于官绅势力的反抗和抵制遂使这项改革半途而废。 三曰兴修水利。江南河流众多湖泊交错。境内吴淞江水道尤为“国计所关”纵贯苏、松两府穿越吴县、吴江、昆山、青浦、嘉定五县。由于长期失修淤积不通。屡议疏浚迄无成效。民有谣曰：“惟是海龙王始得开耳。”河道涸塞为6使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海瑞巡抚江南时恰遇暴雨不断吴淞江泛滥成灾广大农民衣食无着纷纷背井离乡。海瑞通1梁云龙：《海忠介公行状》《海瑞集》下册第54o页。 1黄秉石：《海忠介公传》《海瑞集》下册第56o页。 2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二《明乡官虐民之害》。 3《被论自陈不职疏》《海瑞集》上册第237页。 4《被论自陈不职疏》《海瑞集》上册第237页。 过民间私访和实地勘量河道提出用“以工代赈”（即按工给银、救济饥民）的办法一面赈济救灾一面修复水利。隆庆四年正月初三日召集饥民正式动工修吴淞江至二月二十日告成全长八十余里。又以三吴入海之道南止吴淞江北止白茆河“若止开吴淞而不开挑白茆诚为缺事难免水患”1于二月初九日集众兴工开挑白茆河至三月底完工。总计救济饥民数十万人而用银不过五、六万两。且所用钱粮皆为历年导河夫银、巡抚衙门赃罚银以及部分义捐的“赈济谷”。“不取之民不捐之官”。官“借饥民之力而故道可通民借银米之需而荒歉有济一举两利”2。海瑞还劝民在吴淞江旁垦田四十万亩。两河开通不仅太湖之水直入于海滨海诸渠皆得以引流灌溉而且旱涝有备水患可除。“吴民永赖乐利无穷。公之开河之功创三吴所未有也”3。就是当地竭力反对海瑞的官绅们也不得不承认他的功劳。说：“隆庆四年、五年皆有大水不至病农即开吴淞江之力也。非海公肯担当安得了此一大事哉。”又云：开河费用之省皆由“海公清白、不妄用又用法严也”4。根除水患是海瑞在应天巡抚位上最有成效的政绩。 此外针对江南官户多、优免户多转嫁赋役十分严重的现象海瑞在推行“一条鞭法”时尤其注意均平赋役制定《钱粮册式》、《均徭册式》减轻农民负担。同时认真严治刁讼平反冤狱。时人评曰：海瑞抚江南九阅月“而天下财赋之原肃然一清”1。 海瑞巡抚期间实行的虽然只是局部的改革但已经触犯了江南官绅的利益因此遭到他们大肆攻击和极力反对纷纷指责他“第一不知体”、“不识时务”、“不近人情”、“管闲事”甚至投匿名信进行威胁。不仅如此他们还和朝廷内部的一些人上下勾结“共思逐公自便”2千方百计要把海瑞赶走以便改变他所实行的政策。 隆庆四年（157o）正月正当海瑞领导大批饥民破土修浚吴淞江江南“小民始忻忻有更生之望”3的时候刑科给事中舒化先难上疏指责海瑞在巡抚任上“迂滞不谙事体”所立条例“非人情”、“出寻常之外”、“创新奇之法”提出只宜与两京清秩处之而不可重用。穆宗没有同意仍“留抚地方如故”4。接着吏科给事中、嘉兴人戴凤翔受徐阶指使劾论海瑞“不谙吏事”“庇奸民鱼肉缙绅沽名乱政”“不可一日居地方”5。海瑞向来以刚为主挺立于世对于戴凤翔之流的无耻攻击他针锋相对上疏辩明用大量的事实予以驳斥。指出戴凤翔疏中所言“无一字是臣本心无一事是臣所行事迹”纯属“诬妄”“逞己邪思点污善类不为“报1《开白茆河疏》《海瑞集》上册第233页。 2《开吴淞江疏》《海瑞集》上册第232页。 3王国宪：《海忠介公年谱》《海瑞集》下册第591页。 4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十四。 1黄秉石：《海忠介公传》《海瑞集》下册第567页。 2黄秉石：《海忠介公传》《海瑞集》下册第565页。 3李贽：《太子少保海忠介公传》《海瑞集》下册第547页。 4《明穆宗实录》卷四一隆庆四年正月壬午条。 5参王国宪：《海忠介公年谱》《海瑞集》下册第592页；《明穆宗实录》卷四二隆庆四年二月癸亥条。 国”而以“行私”6。 此时与海瑞有夙怨的高拱东山再起以吏部尚书入阁柄政从而给海瑞的前途蒙上了一层重重的阴影。吏部见到戴凤翔的奏疏以后以海瑞“志大才疏”为由罢其应天巡抚的职务1。消息传出江南小民“号泣载道家绘像祀之”2。隆庆四年二月十五日改为以原官总督南京粮储。当海瑞将赴南京粮储之际高拱又从中作梗。三月二十五日穆宗诏令裁革南京粮储都御史以其事归南京户部侍郎兼管。海瑞被迫上《告养病疏》明确表示坚持自己的主张并提出希望曰：“臣二经论劾众口呶呶臣尚执己为是臣实见得是也”；“臣叨任巡抚凡所施为竭尽心力一皆采访民言考求成法民利与兴民害与除不可易也。伏愿皇上所敕新任抚臣勿以臣受谤而轻改臣事”。同时恳乞“赐臣回籍永终田里”3。上允其请。四月海瑞离开南京回琼山老家。他自四十岁跨入仕途至此十有七年。俸禄所余仅置居第一区值一百二十金；租田十亩其他皆无所增益。其清苦如此在当时的官僚中是罕见的。 6以上见《被论自陈不职疏》《海瑞集》下册第237—24o页。 1黄秉石：《海忠介公传》《海瑞集》下册第567页。 2《明史》卷二二六《海瑞传》。 3见《海瑞集》上册第241—242页。 第六节退居林下关心国事海瑞罢归山林但并没有消沉下去心里依然关心国事。在田里闲居的十多年间尤以吏治为急。经常为地方府县官员指点政令得失痛斥贪官污吏每一次都是“侃侃条陈毫无忌讳耻为面谀罔及其私”4。他向琼州分巡道提出清丈土地、平均赋役的方针办法亲自草拟条例绘制图样。有一个书吏出于敬慕之心少计海瑞家一亩八分地他现后立即予以纠正。上书两广军门严斥官军无能以致倭寇猖獗地方遭残提出御倭剿倭的策略。隆庆五年史际升任浙江布政司参政他先后两次去信详陈地方安危和自己在淳安的施政经验。 隆庆六年五月穆宗卒。六月年仅十岁的皇太子朱翊钧继位是为神宗次年改元万历。同月宦官冯保以两宫懿旨将高拱逐出都门张居正与冯保相结出任内阁辅。居正当国“惮公（即海瑞）刚直”。万历元年（1573）正月十一日吏科都给事中雒遵上疏推荐海瑞吏部谓：“海瑞秉忠亮之心抱骨鲠之节天下信之。然考其政多未通方。只宜坐镇雅俗不当重烦民事”1拒绝起用。 万历元年二月为京师会试之期。张居正以子托会试总裁、大学士吕调阳一时物议。海瑞闻之立即上书吕调阳曰：“今年春公当会试天下士谅公以公道自持必不以私徇太岳（按：即张居正）太岳亦以公道自守必不以私干公也。惟公谅之。”2时神宗登极伊始一再欲起用海瑞。海瑞则因这事得罪了张居正而不得出山。万历五年张居正以父忧起复朝廷内外更加议论纷纷江南宁国人吴仕期出于义愤暗中用海瑞的名义拟疏指责张居正父死“夺情”不遵制回籍守孝是贪图禄位、不行孝道、不忠不义并私拟罢张居正、召海瑞为相的圣旨。尔后吴中好事者又进一步将吴仕期所拟的“奏疏”和“圣旨”合刻刊行广为传布。江南人见之信以为真举手相庆谓“朝廷以安车征海公相矣”1。此事本与海瑞毫无关系张居正闻之则大为震怒不但兴大狱株连无辜而且特地派御史渡海到琼山探察海瑞的行迹。海瑞居于京城万里之外的深山老林消息不通对张居正父死夺情、吴仕期伪造奏疏之事确实一无所知他不卑不亢以实相告。御史没有抓到任何把柄空手而回。可是张居正并没有因为无隙可寻就此罢休而是凭借手中的权力百般阻挠拒不起用海瑞。 4王国宪：《海忠介公年谱》《海瑞集》下册第594页。 1《明神宗实录》卷九万历元年正月戊戌条。 2王国宪：《海忠介公年谱》《海瑞集》下册第593页。 1黄秉石：《海忠介公传》《海瑞集》下册第57o页。 第七节任劳任怨一生清贫万历十年（1582）六月张居正逝世张四维、申时行相继为内阁辅。万历十三年正月十日七十二高龄的海瑞因众望所归被起复为南京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二月十一日诏改南京吏部右侍郎由正四品升为正三品。这时海瑞已经过了七十致仕之年。闻其复起众人多举手加额亦有劝其辞退者。海瑞思虑再三最后在“主上有特达之知臣子不可无特达之报”2的“忠君报国”思想的驱使下于二月二十八日“欣然离家”渡海北上结束了整整十六年的闲居生活。 五月十二日赶到南京吏部右侍郎任上因吏部尚书丘橓未曾赴任由他主持部事。海瑞留心吏治至老不倦。一上任就以当年的作风洞察时弊先抓住五城兵马司扰民问题颁布《禁革积弊告示》严禁侵用里甲摊派物品勒索钱银。指出：“以五城之人当千百官大小用度之害侵用里甲朝廷历历明禁今后如有部议之外仍前票扰者虽小费一分一文不及先日万分之一亦不姑恕”1。万历十四年二月晋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以“民困火甲所从来远”旋禁旋废令而不行特制定《夫差册》均徭役苏民困。是册“上考法度下酌人情”应存应革一一明文规定。“有册外取一物一夫者先执其将票之人参奏候旨。兵马司暗地奉行地方总甲私为科派一同处治”。部院科道官亦要互相监督纠正不得官官相护2。同月恳乞致仕。又上《一日治安要机疏》谓：“今日贪墨为奸毫不可纵。欲使百姓安乐其于守令务极选欲督守令先司道督司道先抚按而致望部阁大臣乃归本于君身”3。并主张恢复明太祖“枉法八十贯绞之”律令和“剥皮法”等重刑严惩贪官污吏。 《一日治安要机疏》一出同样遭到反对派的责难。三月六日山东道监察御史梅鹍祚上疏曰：海瑞言“今日刑轻而侈谈高皇帝剥皮囊草之法者。以清平之世创闻此不祥之语岂引君当道志于仁者哉”4。四月向以“凌士纳贿”、“贪污狼籍”闻名的南直隶提学御史房寰采取“以攻为守”、“先制人”的伎俩也操着梅鹍祚的腔调疏劾海瑞“莅官无善状”主张恢复国初重典是“妄引剥皮囊草之刑启皇上好杀之心”。七月二十二日吏部办事进士江南人顾允成、诸寿贤和湖北人彭遵古联名上疏为海瑞辩诬认为他是“当朝伟人”房寰是“不识廉耻二字”的伪君子并揭露房寰欺君罔上的六大罪行1。神宗降旨一方面责斥房寰所论“不当”另一方面又严责顾允成等三进士尚未授官便出位言事“是何事体？好生轻肆！姑各革去冠带退回原籍。且令各衙门堂上官约束办事进士不许妄言渎扰”2。海瑞见正义不得伸张奸贪之徒姑纵不治振风肃纪毫无希望遂连续2梁云龙：《海忠介公行状》《海瑞集》下册第542页。 1见《海瑞集》上册第288页。 2《海瑞集》上册第291页。 3黄秉石：《海忠介公传》《海瑞集》下册第571页。 4《明神宗实录》卷一七二万历十四年三月辛丑条。 1详《三进士申救疏》《海瑞集》下册第625—63o页。 2《明神宗实录》卷一七六万历十四年条七月乙卯条。 上疏乞归田里。谓“年七十有四非做官时节况天下事只如此而已不去何为”3。至万历十五年（1587）九月疏凡七上皆不允归。入秋病情渐重又不服药。万历十五年十月十六日（1587年11月15日）卒于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任上。享年七十四岁无子。赠太子少保谥忠介。 海瑞极力把“忠君”与“爱民”调和、统一起来由此形成他的矛盾性格并招致统治阶级中势力的攻击和迫害。他为了“利民”、“裕民”而“一意约己”、任劳任怨一生清贫。至死仍“无一语及身后事”4。他身为都察院都御史官秩正二品可称得上是个有名的大官。然而作古之时佥都御史王用汲入视室中惟有葛帏敝籝俸金十余两（另说一百五十两）旧袍数件其清贫苦境为寒士所不堪。王用汲见状不禁泣下率同列捐金治棺。百姓闻之奔走相告扶服悲号罢市数日哭声震天动地。及“丧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夹岸哭而奠者百里不绝家家绘像祭之”1。史家的描写虽有溢美之词但大体上是符合实际的。 海瑞的著作均已辑录在《海瑞集》。 3梁云龙：《海忠介公行状》《海瑞集》下册第543页。 4梁云龙：《海忠介公行状》《海瑞集》下册第543页。 1王国宪：《海忠介公年谱》《海瑞集》下册第6oo页。 第二十六章明神宗第一节冲年即位明神宗朱翊钧（1563—162o）是明穆宗第三子。穆宗有四子长子朱翊釴、次子朱翊钤俱早亡。四子朱翊镠与朱翊钧同为李氏所生封潞王。朱翊钧幼时的命运并不好由于明世宗晚年迷信道教“讳言储2有涉一字者死”1不要说他没有被立为皇太孙就连他出生的消息穆宗都不敢向世宗奏报出生两个月不敢剃头甚至到了五岁还没有起名字。直到隆庆元年（1567）正月初十日廷臣上疏请立皇太子同月十八日穆宗才为他赐名叫翊钧。穆宗说：赐你名字名为钧是说圣王制驭天下犹如制器之转钧也含义非常重大。你当念念不忘2。隆庆二年（1568）三月十一日朱翊钧被立为皇太子正位东宫。 皇太子就是未来的皇帝将来要治国治民必须从小接受教育了解以往帝王承业治国的经验教训熟悉朝章典故掌握驾驭臣民的本领。朱翊钧虽然年幼却很懂得这个道理。穆宗任命一批大臣为教官辅导他读书。朱翊钧学习非常用功。其母李氏“教子颇严。帝或不读书即召使长跪。每御讲筵入尝令效讲臣进讲于前。遇朝期五更至帝寝所呼曰‘帝起’敕左右掖帝坐取水为盥面挚之登辇以出”1。由于讲官的尽心辅导李太后的严格管教以及他本人的刻苦努力朱翊钧年渐长而学愈进。他自己后来也常常十分得意地夸耀说：“朕五岁即能读书。” 隆庆六年（1572）五月二十六日明穆宗终因纵欲过度病入膏盲病死于乾清宫。 隆庆六年六月初十日年仅十岁的朱翊钧即皇帝位改元万历以翌年为万历元年。 明神宗即位时摆在他面前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柄臣相轧门户渐开而帝未能振肃朝纲矫除积习”2。这个问题以后变得更为激烈。穆宗弥留之际授高拱、张居正等人为“顾命大臣”嘱咐他们和内外文武百官一起“协心辅佐”年幼的皇太子。神宗自己在登极诏中也命令他们：朕方在冲年尚赖文武亲贤“共图化理”“与民更始”。如今先皇尸骨未寒小皇帝看到的却完全是另一种情景：那些“顾命大臣”不是“协心辅佐”顾及民族的利益、百姓的生死而是先顾及自己为了争夺地位和权力开始火并起来。同时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问题也堆积如山。面对着这些重重的困难这个小皇帝没有畏缩不前为了“皇图永固”他以“少年天子”的气派牢牢抓住“用人唯我”、生杀予夺在朝廷这根权柄励精图治推行新政在位前十年中很有所作为。 1于慎行：《穀山笔麈》卷二《纪述一》。 2谈迁：《国榷》卷六五。 1《明史》卷一一四《孝定李太后传》。 2《明史》卷二o《穆宗纪》。 第二节励精图治万历元年（1573）到万历十年（1582）是明神宗人生的辉煌时期。在此期间他用张居正为内阁辅大力支持张居正以整理赋役为中心的社会改革从而换来了经济展和社会相对安定的局面。 明穆宗末年高拱为内阁辅。高拱“性直而傲”“持论多偏”说话随便常常为此得罪人。他与徐阶有矛盾在徐阶谢政归里以后高拱即“扼阶不遗余力”为此又与张居正关系破裂成为冤家对头。高拱主阁坚持反对宦官越权为此触犯了当时内廷的大红人太监冯保。冯保遂与张居正内外串通起来欲置高拱于死地。穆宗去世时高拱以主幼国危痛哭时说了一句：“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神宗即位后冯保将这句话加以歪曲改成“高公讲十岁小孩哪能决事当皇帝”。神宗听到这话“专权之疑深中帝心”。他不问高拱说此话的背景是否属实即于隆庆六年（1572）六月十六日将他免职以张居正取代他的位置。此后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始终坚持自操威柄。他说过“若用舍予夺不由朝廷朕将何以治天下！”1神宗偏听偏信把六十一岁的老臣高拱一棍子打下去显然做得太过分。但从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与政界人物来看他用张居正主阁无疑是最佳选择。 张居正为内阁辅以后神宗将内廷的事务托给冯保“而大柄悉以委居正”1。对张居正不仅委以重任而且尊礼有加言必称“元辅张先生”或“张先生”从不直呼其名。隆庆六年六月十九日张居正刚刚走马上任几天神宗就在平台（即后左门）单独召见他共商大计。由于明穆宗在位从没有召见过大臣所以这事在当时曾引起轰动使廷臣看到神宗承业治国的精神和决心又大大提高了张居正的威信。 封建国家机器的运转归根结底是一个用人问题。明神宗从一开始就注意“精核吏治”把用人和皇权的强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且处处表现出他的鲜明个性和独立见解决不受制于人。当时对有些人事的处理他与张居正并非没有不同的看法。后来张居正的悲剧生正是这种君臣意见差异逐渐淀积下来的结果。 在读书方面明神宗也是从一开始就坚持按照祖宗旧制举日讲御经筵读经传、史书。在明朝的众皇帝中除太祖之外像神宗那样确实是不多见的。万历朝举人沈德符记叙神宗即位后就按照内阁辅张居正的建议每天于太阳初出时就驾幸文华殿听儒臣讲读经书。然后少息片刻复回讲席再读史书。至午饭完毕时始返回宫内。只有每月逢三、六、九常朝之日才暂免讲读。除此之外即使是隆冬盛暑亦从不间断。故十年之中“圣学日新坐致太平之治。昔英宗御极亦在幼冲初不闻三杨诸公有此朝夕纳诲遂使王振得盗国柄几危宗社。则今上早年励精真可隻千古矣”。1明神宗从思想上到行动上全力支持张居正合力进行改革推行新政。1《明神宗实录》卷一o。 1《明史》卷二一三《张居正传》。 1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冲圣日讲》。 这次改革始于万历元年至万历十年基本结束。它是明中叶以来地主阶级革新自救运动的继续和展也是明后期政治、经济关系新变动的深刻反映。其范围覆盖政治、经济诸方面。具体步骤是前五年以政治改革为重点后五年以经济改革为主要任务。其间充满着矛盾和斗争。就其实际效果而论有的可取有的失算。其结局归于失败以悲剧告终。 政治改革的主要措施是万历元年推行的章奏“考成法”。它是针对官僚作风和文牍主义而提出的意在“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提高朝廷机构办事效率。按照考成法的要求事必专任立限完成；层层监督各负其责。明神宗说：“事不考成何由底绩。”2其特点是改变国家机构的运作机制：以内阁监控六科六科监控部院部院监控地方抚按最后使“部权尽归内阁”。六科和部院原是直接向皇帝负责把它们变为受内阁制约听从内阁指挥实有悖于祖宗旧制实质上是将一部分皇权转移到内阁。这是张居正对明代官制的一次重大变革。其时因为神宗年幼对祖制还不十分明白不晓得个中的利害关系。后来他意识到张居正的权力过大“几乎震主”这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 学校为养士基地“人才所系”。为了培养新的人才万历二年（1574）神宗命令吏部严格选用提学官。次年三月张居正进呈《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提出选用提学官和整顿学校的十八条方案。神宗以为“深切时弊”下诏命“各官着实遵行”1并大量裁减府、州、县学的学生数。在明代“科举必由学校”。人口不断增加学校招生人数反而减少不但与社会展大势背道而驰对于那些追求功名利禄者更是当头一棒。明神宗还根据张居正的建议诏毁天下书院迫害士人实行文化。这些都是倒退行为所以一开始就遭到激烈反对难以贯彻执行。张居正本人更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大邑士子多怨之或谓他“千虑一失在汰郡县诸生”2成为后来惨败的祸根之一。 经济领域的改革一是清丈全国田亩；二是推广“一条鞭法”。这是万历初年整个社会改革的中心环节也最有意义与成绩。 清丈田亩又称“清丈田粮”目的是为了纠正田制混乱。这是继洪武朝之后进行的又一次全国性的土地大清丈。洪武朝那次大清丈与“赋役黄册”相配套编造了“鱼鳞图册”为明代田赋征收奠定了基本框架。在封建社会土地自始至终是关系到农业能否展、农村能否安定、农民能否生存的根本问题也是农民与地主矛盾的根源。官豪势要为了逃避田赋并向农民榨取更多地租不断隐瞒土地霸占土地转嫁赋税。到了明中叶以后“鱼鳞图册”已面目全非赋役征派日益不均国家赋税收入越来越少“私室日富公室日贫国匮民穷”田亩已是非清不可了。同明代其他重要经济改革一样这次清丈也是先从东南沿海地区搞起来的。 万历六年十一月明神宗下令在福建进行试点1。中心问题是为了改变有田者不交纳税粮、无田者苦于赔纳的怪现象使田亩与税粮挂钩。由于明神宗态度明确张居正指导得力坚决排除阻力试点工作进行得颇为顺利。2《明神宗实录》卷一九。 1《明神宗实录》卷三八。 2谈迁：《国榷》卷三九。 1详见《明神宗实录》卷八一。关于这次丈量的始行时间《国榷》等书记于万历五年。至万历八年九月福建“清丈田粮事竣”2。神宗与张居正因势利导趁热打铁立即通行全国清丈。户部奉旨就清丈范围、职责、政策、方法、费用、期限等制定了八项规定于同年十一月下各地。至万历十年十二月各省均按三年期限基本完成总计支出新增一百四十余万顷3。有些地方还重新编造了“鱼鳞图册”。是明代田制与赋制的又一次综合整治成绩显著。缺点是有些地区为“求亩多”不实事求是用小弓丈量以致出现新的“虚额”加重小民负担。 推广“一条鞭法”是当时经济改革的又一出重头戏。一条鞭又称“一条边”、“条边”、“一条编”、“条编”等。其视点是变通赋与役的征收方法。它和清丈田亩一样也是在嘉靖、隆庆以来各地逐步试行的基础上展起来的。明神宗的功劳是支持把它推广到全国实现了中国古代赋役史上一次伟大的变革为实行货币地租创造了条件。 自唐代杨炎作两税法以来一直是实行赋与役分开。一条鞭法“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量加以增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故谓之一条鞭”1。其基本精神与特点是把赋与役合并简化征收手续扩大了折色范围改变了以往的征收方法。它的推行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展变化的反映。 万历九年一条鞭法已在全国各地“尽行之”。这标志着整个改革已经取得了重大胜利。 这一年又巧逢张居正入内阁十五年。明神宗为了表彰他为国振兴而“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赐伯爵禄加上柱国、太傅写敕奖谕荫一子为尚宝司丞。太傅与太师、太保并称三公其尊崇仅次于太师非一般大臣所能享有。这是对张居正的特殊恩宠也是对他的改革的充分肯定。 张居正直接策划、设计、指导的这场改革是“振百年因循之弊”的一次重大变革虽然成绩不少但是阻力也很大“豪猾率怨居正”从一开始就承受着极其沉重的压力屡遭攻击各项改革措施不久就变了形“规制顿紊不能尽遵”。明神宗本人为了“垂戒威权震主”也很快反过来扼杀这场颇有生气的改革自毁新政。 2见《明神宗实录》卷一o四。 3据《明神宗实录》卷一一一、一一六、一一九至一二二、一二六至一三一。1《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第三节自毁改革成果从万历十年（1582）初开始张居正病倒在床明神宗频频遣使慰问、赐物。至同年六月十一日张居正已危在旦夕。明神宗以论辽东战功进他为太师荫一子为锦衣卫世袭指挥同知。文臣没有生前加三公的只有死后才能赠给。在明代一人而独享三公之殊荣者唯有张居正也。在此之前明神宗还多次说过不仅要破例赏赐张居正而且要特殊优待他的子子孙孙。六月二十日张居正与世长辞终年五十八岁。一代名相谢世皇上悲痛下令辍朝一日举国哀悼赐祭九坛礼视国公兼师傅赠上柱国谥文忠。明代身后得赠上柱国者只有洪武朝武臣江阴侯吴良、永乐朝僧人太子少师姚广孝和张居正三人。 张居正之所以成为中国古代史上伟大的政治家是因为他在万历初年置生死于度外“工于谋国拙于谋身”为了富国强兵进行政治经济改革。他业绩炳然他的名字也可以说是当时“改革”的代名词。对此国人有定论明神宗更清楚：如果没有张居正就没有他的新政没有那时“太仓粟充盈可支十年”的繁荣气象。然而他终归是一个封建帝王。封建帝王共有的思想特征和心理状态是喜怒无常翻脸不认人一切以实用为标准。神宗也是这样一个皇帝。他长大以后越感觉到张居正处处揽大权。为了防止今后再生这种现象张居正一死他马上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于是生前“忠贞不2”的“元辅张先生”死后反而变成了“谋国不忠”的“大奸”。 明神宗心里明白张居正在世时他是如何重用张居正并许下了多少诺言。而今要实现这个转变必须寻找时机找到借口不能平白无故地说张居正是坏人。而且要有计划有步骤。问题是从哪里下手？ 明神宗素以“贪财好货”闻名。当时他的弟弟潞王朱翊镠即将结婚需要一大笔开支。其母李氏为儿子的婚费焦急多次催促神宗赶紧筹办。神宗舍不得动用内府的丰富积蓄又顾虑大臣再批评他天天随意挪用国库的钱正巧这时有一个名叫张诚的贴身太监向他秘密奏报说经过长期暗中侦查张居正和冯保“宝藏逾天府”。神宗一听怦然“心动”1而且怀疑张居正积蓄多于冯保。加上冯、张二人以前对他约束太严使他时存反感及渐长而“心厌之”。于是就不管什么冯“大伴”和“元辅张先生”也不顾不是“谋反、叛逆与奸党”不可抄家的祖宗法律了2。经过权衡利害得失决定先拿冯保开刀。 万历十年十二月以“冯保欺君蠹国罪恶深重”免去东厂提督押到南京软禁抄家没产神宗得到金银一百余万两珠宝瑰异无算。 当时冯保和张居正是互为依存生死与共谁也离不开谁。冯保垮台张居正必在劫难逃。由于张居正生前是内阁辅又是太傅、太师影响很大所以在做法上有些不同。先大造舆论形成“举朝争索其罪”的强大声势将张居正重用的人统统罢去同时为从前反对张居正的人一一恢复名誉或官职。然后再步步升级彻底搞臭。万历十一年三月诏夺上柱国、太师1《明史》卷二一三《张居正传》。 2《明史》卷一九三《翟銮传》。 兼太子太师。八月复夺“文忠”谥号。万历十二年四月辽王宪■次妃王氏状告张居正强占辽王庄田和金宝万计。遂以侵盗王府资产罪命抄张氏在京与江陵老家财产总计得银十多万两、黄金数万。八月十三日诏削张居正官秩夺所赐玺书、四代诰命公布罪状曰：“张居正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箝制言官蔽塞圣聪。私废辽王。假丈量田土骚动海内。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本当破棺戮尸念效劳有年姑免尽法。其弟都指挥居易子编修嗣修子张顺、张书都着永远戍边。”1自此开始“终万历世无敢白居正者”。张居正其人其事成为禁区谁也不得议论。张居正当然有不少过错但他所从事的改革事业是进步的。明神宗不问青红皂白一概加以否定用心甚毒却也因此走向了反面。这道诏令是他自毁新政全面扼杀他与张居正共同进行的改革成果的自白书也是他本人由勤变懒、全面废弃励精图治的标志。从此以后明神宗已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皇上怠荒朝纲必坏各种社会弊端开始全面复辟地方秩序由相对稳定而走向混乱。 从万历十一年十二月初一日起明神宗一面搞臭张居正一面以“病” 为借口不亲郊庙不见廷臣。内治不修上梁不正下梁歪。继张居正为辅的张四维“及代柄务倾江陵以自见尽反其所为。所裁冗官秕政一切复之”。而后主阁者申时行等人“亦踵其故智使纪纲陵迟侵渔日恣吏贪而民玩将惰而兵骄国储动荡”2。万历十三年正月四川建武所兵变。万历十四年十月礼部主事卢洪春奏曰：明神宗“日夜纵饮作乐”。从同年起为争立皇太子演成了旷日持久的“国本之争”。十五年十一月湖广郧阳生兵变。 万历十六年八月明神宗不顾南北各地大饥荒为身后之计大肆挥霍加紧修建“寿宫”。十七年正月太湖、宿松地方爆农民起义饥民数万闻风响应。三月云南永昌卫士兵暴动。四月广东白莲教起义。至同年十二月底太仓外库银只剩下三十一万余两“利孔已尽无复可开”。初年改革的积蓄用得近乎精光。 这一年明神宗因为有人批评他唯好酒色财货暴跳如雷大怒不止从此章奏留中不。 万历十八年二月再罢日讲“自后讲筵遂永绝”。缺官严重而不补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 万历十九年十月京营武官闹事直冲入长安门。举朝惊骇人心不安。是时明神宗也不得不承认这样严峻的现实：“近年以来人各有心众思为政以致国是纷纷朝纲陵替大臣解体争欲乞身国无其人谁与共理。内治不举外患渐生四夷交侵。”1可惜他非但不吸取教训反而越走越远继续大逞酒色之乐。万历二十年正月御史冯从吾奏言：陛下郊庙不亲朝讲不御章奏不而“每夕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真是“内治不举外患渐生”。同年二月宁夏致仕副总兵官哱拜起兵反叛；五月日本动侵朝战争；其时西南又生播州杨应龙之乱。明神宗被迫令军三路出征史称“万历三大征”。西征、东征、南征历时十余年丧师1《明神宗实录》卷一五二。 2以上见谈迁：《国榷》卷七二。 1《明神宗实录》卷二三八。 数十万耗银千万两；兵连祸结国库空虚百姓遭难。明神宗本人至此也彻底完成了由勤变懒的过程昔日“少年天子”的气派与风采已经不复存在。代之而来的是成年累月深居九重一味脾气整人、嗜酒、恋色、贪财。 第四节三十年晏处深宫在“三大征”尚未结束的时候万历二十四年（1596）三月乾清、坤宁二宫被火化为灰烬。“只知爱钱”的明神宗乘机以“修建宫殿”为名从同年六月起6续派出大批太监为矿监、税使到各地“开矿榷税”大肆搜括钱财迫害官民无数。明朝历史上著名的为时近二十年的“矿税使之祸”从此开始。这也是他在位期间历时最久、为祸最烈的弊政。 明代朝廷差官“开矿”始于明初洪武；遣使“榷税”在中叶时亦已有之皆因得不偿失后多废止。这次神宗“患内廷匮乏”担心因“三大征”耗费数多而影响皇室的高消费不顾臣民的一再反对硬干下去劲头大得很。凡有关“开矿榷税”之事有求必应“乞请之章无日不上批答之旨无日不下”1。至万历三十三年为止解进内府的银子约为五百余万两被矿税使等私吞者尤多“大约以十分为率入于内帑者一克于中使者二瓜分于参随者三指骗于土棍者四”。其实这些银两并非开矿、征税所得不开矿也征银不经商亦征税“矿不必穴”“税不必商”都是公开掠夺而来的。因此遭到各阶层的强烈反抗纷纷暴动、起义时称“市民运动”、“市民风潮”或“城市民变”。 派矿税使四出是明神宗贪财思想的一次集中大暴露。关于他的贪财事例极多。远在抄张居正家产时有大臣批评他“重货而轻人”。就连最起劲帮他大反张居正的御史李植也说：“皇上称我为儿子。每次看到抄得金银宝玩必是喜欢。”1在派矿税使之前吏科给事中李沂因批评他贪财而被削籍回里。稍后大理寺评事雒于仁冒死写了一篇《四箴疏》说他患的是“嗜酒”、“恋色”、“贪财”、“尚气”四病2。不久又有人说他平日“好逸”、“好疑”、“好胜”、“好货”3。在矿税使横行之日万历三十二年正月内阁辅沈一贯奏曰：“皇上视财太重视人太轻；取财太详任人太略。”4直到他去世前一年还有人说他是“唯贿是闻”5。 “开矿榷税”闹了近二十年方告结束。史载：“当是时帝在位日久倦勤朝事多废弛”。“章奏不大僚不补起废不行”。“自阁臣至九卿台省曹署皆空南都九卿亦止存十之二。天下方面大吏去秋至今（即万历三十九年）未尝用一人陛下万事不理”上下隔绝而“延臣部党势渐成”6。 “陛下万事不理”此话一针见血说得何等尖锐、深刻、准确。由于明神宗晏处深宫不补缺官早在万历三十年南北两京已缺尚书三人侍郎十人科道官九十四人；全国缺巡抚三人布政监司六十六人知府二十五1文秉：《定陵注略》卷四《矿税诸使》。 1《明神宗实录》卷一六o。 2《明史》卷二三四《雒于仁传》。 3《明史》卷二三五（张养蒙传》。 4《国榷》卷七九。 5《明神宗实录》卷五八o。 6《明史》卷二四o《叶向高传》。 人7。不仅“曹署皆空”而且自万历三十七年起不少大臣纷纷封印出城拜疏自去许多办事机构陷于瘫痪状态政务荒废。至于“延臣部党”问题尤其严重。廷臣部党就是延臣分门立户结党相争。结党又称“植党”、“朋党”。万历朝廷臣党争从一开始就存在。先是以“阁部之争”为主要形式。后来顾宪成等人在无锡东林书院聚众讲学、议论朝政形成一股反对派势力人称“东林党”。于是宣、昆、齐、浙、楚诸党互为犄角专以攻击“东林”为能事“东林党议”由此始。《明史·选举志》云：弘、正、嘉、隆间士大夫廉耻自重迨万历时“党局既成互相报复至国亡乃已”。经过万历三十九年京官考察东林党人已被排斥殆尽所剩无几后来便被一网打尽。 在东林党议无休无止之时由于明神宗私爱贵妃郑氏之子、福王朱常洵坚持其王府庄田“务足四万顷之数”才肯让其出京之国于是在朝廷又掀起了一场长达七八年之久的福王庄田之争。福王之国洛阳刚刚过了一年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日酉时又生了晚明历史上著名的梃击太子东宫案作案的是一个名叫张差的蓟州男子史称“梃击案”。它是明末宫廷三大案（梃击、红丸、移宫）的第一案也是最重要的一案。外人闯入宫廷这类事在明代多有生光是万历朝就有好几次结果都是不了了之。对这次“梃击案”当时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一种以为张差是一个疯人是一次偶然事件；另一种则认为张差非疯子是明神宗爱妃郑氏使人有意加害皇太子朱常洛的阴谋活动。起初皇太子也以为“必有主使”。是时郑贵妃一再指天誓自明无他。明神宗见事涉郑氏加上多年来人们一直议论他不善待皇太子感到事情重大怕火烧自己很快就亲自定张差为“疯癫奸徒”并命“毋得株连无辜致伤天和”只处决张差及与之有关的太监庞保、刘成二人。并特地为此于同月二十八日一反常态二十五年来第一次召见大臣宣布他的命令将此案草草收场1。 就在明神宗晏处深宫“万事不理”导致从内廷到外廷闹得不可开交之际东北辽东“后金”迅崛起不断出兵南犯向明军动进攻辽东战争爆。万历四十四年正月初一日“后金” 政权正式建国终于成为明朝的主要威胁。 自此明朝辽东的形势也随之每况愈下。尤其是经过东征援朝战争和矿税使高淮乱辽以后辽东边防空虚军民困甚供应艰难加上明神宗用人不当明军屡屡败北。万历四十七年三月萨尔浒之战明军四路大军三路全军覆没丧师九万败局遂成。辽东战争每年约需银四百余万两2明神宗为了应付这笔庞大的军费自万历四十六年九月起先后三次下令加派全国田赋时称“辽饷”。明末“三饷（辽饷、剿饷、练饷）加派”开始。加派非但无济于事反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不满纷纷投入反对明皇朝的革命洪流。明神宗自己也因此情绪低落愁眉不展。 万历四十八年（162o）三月明神宗因长期酒色无节加上辽东惨败国事困扰终于病重不起。七月二十一日在弘德殿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终年五十八岁。二十二日丧二十三日颁布遗诏命皇太子嗣位。九月初十7《明史》卷二三七《田大益传》。 1《明神宗实录》卷五三二。这一年御史翟风翀疏曰：“上不见廷臣又二十五年矣。”2《明光宗实录》卷四。 日尊谥曰显皇帝庙号神宗。十月初三日安葬于三十多年前精心修建的“寿宫”名曰定陵。 明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前十年奋图强中间十年由勤变懒最后近三十年“万事不理”。他的主要特征是贪酒、贪色、贪财而又贪权始终“魁柄独持”可谓操权有术从这一点说他不是一个庸人之辈。但他又缺乏明太祖、明成祖那样的雄才大略。他即位于十六世纪七十年代初终于十七世纪二十年代。当时正是整个世界处于翻天覆地的大变动时期。中国封建社会也已经展到晚期“天崩地裂”新的生产关系开始萌芽生产力有了巨大展也同样处于由古代社会向着近代社会转型的剧变前夜。在这个历史的大变动中由于几千年中国封建制度的顽症根深蒂固加上他沉溺酒色、财货的心理病态非但未能使中国跟上世界新潮流迎来新时代的曙光相反在他的手里把明朝推向绝境加快了其终结的历史进程。“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1第二十七章张居正第一节厚望所寄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今属湖北）人。 少年时代“颖敏绝伦”被誉为“神童”。十三岁时他写过一《题竹》诗：“绿遍潇湘外疏林玉露寒。凤毛丛径节只上尽头竿。”1反映了他的抱负不同凡响。 大人物的不同凡响往往托之以梦。据说张居正诞生的前夕他的大父东湖公（祖父张镇）梦见“大水骤至流溢庭下。大父大惊问奴属所以来。奴属口对状言水自张少保纯地中流出者。是夜会怀葛公（曾祖父张诚）亦梦有月坠水瓮中流光色化为白龟浮水上”2。结果张诚为他的曾孙起了个谐音的名字叫白圭。 嘉靖十五年（1536）张居正参加荆州府的考试。“时大司徒李士翱为郡太守。先一夕梦上帝剖符封识玉玺令授一童子。明日进所取士庭下太师名在第一。李公揖太师升阶目摄童子何如人果梦中所见者乃大喜。更太师初名曰：“白圭不足名子子他日当为帝者师余得闻命天皇上帝矣。”1结果神童易名居正。不但如此李士翱还竭力向省里来的督学称赞张居正使他名扬全省。 张居正“颀面秀眉目髯长至腹”2。这是他成年时的形象使人过目难忘。“上（神宗）在东宫尝昼寝梦一美髯大臣在侧若将有所陈见。上寤异之。以问内侍内侍对曰：‘殿下他日当有太平宰相如其人。’及见太师平台长身玉立髭髯修美。上记忆梦中事语内侍曰：‘此即梦中所见者乎？’”3这些不寻常的梦兆即使全是编造出来的至少也显示了这个人物的重要性。 嘉靖十六年（1537）张居正至省城参加乡试湖广巡抚顾璘认为大器当晚成建议考官不予录取以便“老其才”。因而直到嘉靖十九年（154o）张居正才中举人。顾璘对他当日的主张有些后悔对张居正说：“张生幸过我大器晚成此自中材。仆诚不当以中人薄视吾子退吾子三年作相。”41《张太岳文集》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2《张太岳文集》卷四七《太师张文忠公行实》。 1《太师张文忠公行实》。 2《明史》卷二一三《张居正传》。下引本传者不另作注。 3《太师张文忠公行实》。 4《太师张文忠公行实》。 第二节从翰林到内阁嘉靖二十六年（1547）张居正中进士。从第一次参加乡试到会试中第他历经十年。而当选庶吉士读书中秘使他再一次得到“老其才”的机会。他所重视的不是儒学经典和文字雕琢而是史百家者言、国家典故和时务之切要者遇人多所咨询1这与“选也以诗文用也以诗文”2的翰林院传统不相合拍很能反映张居正的旨趣。 嘉靖二十八年（1549）解馆张居正授翰林院编修。在这一年他上了一道很重要的奏疏阐明对时政的看法：“臣窃推今之事势血气壅阏之病一而臃肿痿痹之病五。失今不治后虽疗之恐不易为力矣。”3血气壅阏之病是指世宗自壬寅宫变之后久不见群臣百僚。臃肿痿痹五种病是：宗室骄恣、庶官瘝旷、吏治因循、边备未修、财用大匮。这篇《论时政疏》有两千言是张居正两年来读书中秘、观察时政的成果。第二年生的“庚戌之变”证明“吏治因循”、“边备未修”已到了何等危险的程度。 当然一个小小的翰林编修的奏疏不会引起皇帝的重视。但应当说初入仕途张居正所处的环境是不错的。第一个赏识他的官僚李士翱已升至七卿他虽然只任职八个月就被免却先后任工、刑、户三部尚书。嘉靖三十一年（1552）入阁的大臣徐阶对他也格外器重。在这种有利的环境中他却在嘉靖三十三年上疏请归。据他的儿子张敬修说是因为他“体故孱弱又倦游”的缘故。4张居正回到江陵老家筑三五椽小室养一两只癯鹤过起隐居生活不但拒见宾客而且谢摒亲故。他“即田中辟地数亩植竹种树诛茆结庐以偃息其中。时复周行阡陌间与田父佣叟测土壤燥湿较穜稑先后占云望寝以知岁时之丰凶”。他看到农夫们“被风露炙熇日终岁仆仆仅免于饥。岁小不登即妇子不相眄而官吏催科急于救燎寡嫠夜泣逋寇宵行未尝不恻然以悲惕然以恐也。或幸年谷顺成黄云被垅岁时伏腊野老欢呼相与为一日之泽则又欣然以喜嚣然以娱。虽无冀阙躬馌之勤沮溺耦耕之苦而咏歌欣戚罔不在是”1。这一段生活使张居正对农民的生活艰辛有了深切的体会对他以后推行改革政策有很大影响。 张居正说他“先后山居者六年有终焉之志”2因父亲的反对才不得不复出。 嘉靖三十九年（156o）张居正复出。当时辅严嵩和次辅徐阶的矛盾十分突出。因畏惧严嵩的权势与徐阶相善者唯恐避匿不及而张居正却能在两位权贵之间处之自如。不久张居正升右春坊右中允领国子司业事后又经推荐以副总裁主持修《承天大志》他仅用了八个月的时间即脱稿。这件事给世宗以深刻的印象故命他以右谕德侍裕王朱载垕讲读。不久又1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江陵柄政》。 2高拱：《作养相才》见《皇明经世文编》卷三o二。 3《张太岳文集》卷十五《论时政疏》。 4《太师张文忠公行实》。 1《张太岳文集》卷九《学农园纪》。 2《张太岳文集》卷十七《先考观澜公行略》。 迁侍讲学士掌翰林院事。张居正同裕王以及裕邸中官的关系相当好这是进入权力中心的重要一步。穆宗即位以后张居正的职衔一年有四变：先是升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接着升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参赞机务着入内阁；隆庆元年（1567）四月再升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隆庆二年正月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如果从品秩来讲侍讲学士是从五品少保是从一品这样的升迁度是惊人的。 第三节从普通阁臣到操纵内阁隆庆元年二月以前内阁有四名成员：徐阶、李春芳、郭朴、高拱。到二月又加入陈以勤、张居正。张居正虽排在第六但他的威望却重于其他阁臣。这不仅因为他“独引相体倨见九卿无所延纳”更在于他“出一语辄中肯”。 隆庆二年（1568）八月张居正上著名的《陈六事疏》集中反映了他治国思想的基本纲领。疏中陈述的第一事是“省议论”。他提出考察人和事的原则：“事无全利亦无全害。人有所长亦有所短。要在权利害之多寡酌长短之所宜。”“欲为一事须审之于初务求停当。及计虑已审即断而行之。”他执政以后所以能广用人材推行变法很得益于不求全人、不求全功的思想。第二事是“振纪纲”。张居正认为人主太阿之柄不可一日倒挂。顺情与徇情、振作与操切不同。顺情者“因人情之所同欲者而欲之”即“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徇情者“不顾理之是非事之可否而惟人情之是便而已”。振作者“整齐严肃悬法以示民而使之不敢犯”。操切者“严刑峻法虐使其民而已”。因此“情可顺而不可徇法宜严而不宜猛”。提到的第三事是“重诏令”。他主张下于各部院大小事务数日之内必须题覆；需要由抚按议处者酌事情缓急路途远近严令限期奏报。吏部据此考察官吏勤惰。第四事是“核名实”。他认为世不患无才而患无用之之道。所谓用之之道就是要“严考课之法审名实之归”具体来说“毋徒眩于声名毋尽拘于资格毋摇之以毁誉毋杂之以爱憎毋以一事概其平生毋以一眚掩其大节”。严考课审名实和上面提到的严令期限以考勤惰就是张居正后来推行考成法的基本内容。第五事是“固邦本”。关于理财他讲到两个问题：一是指出财用日匮的根源包括风俗侈靡官民服舍俱无限制；豪强兼并赋役不均花分诡寄偏累小民；官府造作侵欺冒破奸徒罔利等等。另一是要“慎选良吏牧养小民”。他把守令分为三等：守己端洁实心爱民与上考；善事上官干理簿书而无实政止与中考这是核名实思想的具体体现；贪污显著严限追赃押各边自行输纳。第六事是“饬武备”。他认为兵不多食不足将帅不得其人三者皆不足患而患在无奋励激之志因循怠玩苟且偷安。只要“修举实证不求近功不忘有事”那么“不出五年虏可图矣”1。这篇奏疏同嘉靖二十八年上的《论时政疏》的情况相比张居正的治国思想更进了一步不仅提出的问题更具体深入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更切中要害了。他进入内阁以后权力和地位生了变化特别强调“尊主权一号令”。 这份奏疏上于八月。在前一个月辅徐阶致仕。对于徐阶张居正一直很敬重至于其他阁臣他都没有放在眼里。次辅李春芳是张居正同科的状元比张居正早两年入阁。徐阶被论致仕李春芳大有兔死狐悲之感：“徐公尚尔我安能久？容旦夕乞身耳。”张居正马上回答：“如此庶保令名。”2可见他的狂傲。在徐阶去职后不久呈上《陈六事疏》虽是一种巧合但1《张太岳文集》卷三六《陈六事疏》。 2《明史》卷一九三《李春芳传》。 是也可把它当作竞争辅的纲领。 ------------ 24 郭朴、高拱因为与徐阶的矛盾一个罢免一个致仕。隆庆三年（1569）八月赵贞吉入阁。赵贞吉也曾是少年名士有前辈官僚称赞他的考卷：“虽《治安策》弗能过矣。”1张居正也被称为“贾生不及”两个“贾谊”凑在一起内阁失去了以往的平静。赵贞吉以晚辈视张居正议论朝政动辄曰：“非尔少年所解。”2这些当然是张居正不能忍受的。 为了对付赵贞吉张居正通过原裕邸中官、后任司礼太监的李芳于十二月召还高拱并使他兼掌吏部事。赵贞吉通过李春芳的支持也兼掌都察院事。两人形成公开的对抗。高拱以次辅兼掌吏部力量要更大些。隆庆四年（157o）十一月赵贞吉不得不辞官而去。次年李春芳致仕高拱转为辅张居正跃居次辅。 在一段时间里张居正和高拱合作得不错如对于俺答封贡事两人的意见是一致的。不幸的是高拱同样以傲慢的态度对待张居正张居正也不甘久居人下两人的冲突在所难免。 冲突先是从与徐阶的关系而引起的。高拱因宿怨令亲信言官追论徐阶的过失并连及他的几个儿子。张居正受徐阶所托欲加以庇护。听从张居正的劝说高拱心有所动却又听到传言说张居正接受徐阶之子三万两银子的馈赠。高拱当面加以讥讽。张居正向以“一切付之于大公”3自诩乃指天为誓坚不承认。高拱虽然承认误听闲言、未加详审但两人交恶已无可挽回。 为了对付高拱张居正与太监冯保结成了联盟。穆宗病逝司礼监太监冯保依其便利办了两件事情。一是密嘱张居正起草遗诏在遗诏中加进“司礼监与阁臣同受顾命”的内容。二是串通穆宗后妃罢斥司礼掌印太监孟冲夺得其位。这样局面完全变了。隆庆六年（1572）六月高拱被罢官。不久另一个阁臣高仪病卒内阁只剩下张居正一个顾命大臣。从此张居正到万历十年（1582）去世一直牢牢地占据了辅的地位内阁之中无人与之匹敌。其间虽有几个大臣入阁：吕调阳隆庆六年六月入；张四维万历三年（1575）八月入；马自强、申时行万历六年（1578）三月入但他们同张居正的关系有如属员一般。如张四维入阁皇帝手批：“随元辅入阁办事。”1神宗朱翊钧即位时只有十岁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他的生母李氏。李太后由宫女出身封至贵妃。按照旧制新天子立尊前朝皇后为皇太后生母称太后要加徽号。张居正和冯保商议尊穆宗皇后陈氏为仁圣皇太后尊李氏为慈圣皇太后取消了称号上的差别。这赢得李氏的好感和信任她把辅佐、教导神宗的重任一并委与张居正。2冯保集司礼掌印、提督东厂于一身由于得到李太后的信任对神宗具有威慑力量权势不在前朝王振、刘瑾辈之下却没有形成宦官专权的局面。张居正说他“宫中府中事无大小悉咨于余而后行未尝内出一旨外干1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一下《赵贞吉》。 2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一下《张居正》。 3《张太岳文集》卷二五《与李太仆渐庵论治体》。 1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一《江陵柄政》。 2《明史》卷一一四《后妃二》。 一事”。3又说：“宫府之事无大无小咸虚己而属之于仆中贵人无敢以一毫干预。”1应当说在张居正执政期间中官确不预外政权贵太监如此受内阁掣肘在明中叶以后实为特例。 3《司礼监太监冯公预作寿藏记》。 1《张太岳文集》卷二六《与南台长言中不干外政》。 第四节选用人材——考成法人得其位官得其人是张居正执政以来最关心的问题。他说得很恳切：“故自仆受事以来一切付之于大公虚心鉴物正己肃下。法所宜加贵近不宥才有可用孤远不遗。”2他又颇为自得地宣称“平生无他长惟不以毁誉为用舍。其所拔识或出于杯酒谈笑或望其丰神意态或平生未识一面徒觉其行事而得之。皆虚心独鉴匪得人言”。甚至有这种情况：“已跻通显而其人终身不知者。”3张居正主张用人以能力而不以资格、名声。关于官员的出身神宗和张居正就山东昌邑知县孙鸣凤贪贿事有过一番对话。神宗问：“昨览疏此人乃进士出身何如籍如此？”张居正回答：“正恃进士出身故敢放肆。若举人岁贡必有所畏忌。以后用人当视其功能不必问其资格。”4他建议恢复三途并用且加以实施。山东莱芜知县赵蛟、费县知县杨某都是吏员出身“干局开敏能肩繁钜”。非经科举的官员是士人看不起的。但杨某“终其任无一青衿敢哗者”。还有司狱黄清张居正用为淮安府同知以筑高宝诸河内堤“甫岁余成功者已半”加两淮运司同知以竣其役“又匝岁功且报完”1。张居正出身甲科起家翰林能恰当地评价和任用非科举出身的官员是他优于其他执政者的地方。 张居正注重官吏的实际才干能不计虚名量才为用。如张学颜任山西参议时为总督江东所劾后事得白。高拱曾称赞他“卓荦倜傥人未之识也置诸盘错利器当见”。张居正以其“精心计深倚任之”万历六年（1578）用为户部尚书。张学颜主持会计实施清丈颇有成绩。2如潘季驯嘉靖末年和隆庆年间两次总理河道礼科右给事中雒遵勘查工程说他“驱舟以就新溜坐视陷没腾率报功”3因而被罢官。万历初年以来黄河、淮河不断泛滥淮、扬间多有水患。张居正深以为忧终于在万历六年再次起用潘季驯总理河道。潘季驯制定“塞决以导河”“固堤以杜决”的方针4用一年多时间完成两河工作筑堤岸一百七十余里塞决口一百三十多处又筑遥堤五万六千余丈。此后数年河道无大患。又如殷正茂和凌云翼。殷正茂性贪岁受下属贿金以万计高拱曾对他有一番评价：“吾捐百万金予正茂纵乾没者半然事可立办。”5凌云翼喜事好杀戮为当时所讥议。张居正看中他们的干济之才和事可立办的效率把两广军事先后委托给两人。 张学颜、殷正茂等受到高拱的赏识和重用但并没有影响张居正的选择。他认为或议论“某为新郑之党不宜留之”或议论“某为新郑所进不2《张太岳文集》卷二五《与李太仆渐庵论治体》。 3《张太岳文集》卷三二《与藩旧贺澹庵言得士》。 4《明神宗实录》卷五五万历四年十月癸酉。 1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一《异途任用》。 2《明史》卷二二二《张学颜传》。 3《明穆宗实录》卷六四隆庆五年十二月辛亥。 4《明史》卷八三《河渠一》。 5《明史》卷二二二《殷正茂传》。 宜用之”实在是没有意义的1。“一切付之于大公”这也可以算作一个证明。 史说张居正“能以智数驭下人多乐为之尽”。他任用李成梁镇辽戚继光镇蓟门他们在边防上多有建树挥了很好的作用。 用人以能力而不以资格、名声不应当是孤立的原则还应当有制度上的保证。万历元年（1573）张居正提出和推行考成法就是制度上的保证。考成法规定了办事的时效建立了监督的网络。规定各级部门都要“置立文簿每月终注销”。每事定出完成期限逐月逐季逐年检查作为考核官员优劣的标准。并建立了层层监督网络若各该抚按官奏行事理有稽迟延搁者该部举之。各部院注销文册有容隐欺蔽者科臣举之。六科缴本具奏有容隐欺蔽者臣等举之。如此月有考岁有稽不惟使声必中实事可量成而参验综合之法严。即建言立法者亦将虑其终之罔效而不敢不慎其始矣。2把办事拖拉的官僚系统纳入讲求时效的轨道谈何容易张居正抓住这一点加以整顿说明他对官僚政治的弊端有相当深刻的了解。他执政期间取得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此。数年之后科道官说：“自考成之法一立数十年废弛丛积之政渐次修举。”3这当不是虚妄之言。 再者抚按负责一省之事而汇总于六部六部据簿以检查各地职守六科据簿以检查六部内阁据簿以检查六科使事权最后集中于内阁。内阁控制部院自明中叶以后不断加强但明确提出内阁通过六科控制、监督部院这还是第一次。 作为考成法的辅助手段万历二年（1574）十二月张居正命造御屏一座中三扇绘天下疆域左六扇列文官职名右六扇列武官职名将两京及内外文武职官府部以下知府以上各姓名、籍贯及出身资格均列于上名为浮帖以便更换。每十日二部将升迁调改官开送内阁由中书官写换一遍。其屏设于文华殿后神宗讲读进学之所以便朝夕省览。如某衙门缺某官该部推举某人即知某人原系某官今果堪次任否；某地方有事即知某人见任此地今能办此事否。1这项措施有两层意义。一是使用人权宜最终集中于皇帝二是让皇帝有所凭依正确地行使用人权宜。 行考成法会造成另一些弊病。张居正自己也有所觉察。他说：“近来因行考成之法有司惯于降罚遂不分缓急一概严刑并追。”2但总的说来由于推行考成法使“政体为肃”是史家所承认的。 1《张太岳文集》卷二六《与南台长言中不干外政》。 2《张太岳文集》卷三八《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 3《明神宗实录》卷十一万历六年正月乙巳。 1《明神宗实录》卷三二万历二年十二月壬子。 2《张太岳文集》卷四o《请择有司蠲逋赋以安民生疏》。 第五节边事安排张居正一直关注北边形势按他的说法：“仆十余年来经营蓟事心力俱竭。”3他虽然说过兵不多食不足将帅不得其人都不足患但对此三者却无不予以注意无不下力解决。 先说足边足食。张居正认为当务之急不是要减兵而是要足边。他说：“天生五财民并用之谁能去兵？孔子称必不得已而去。今之时非有甚不得已也。乃不务为足兵而务为去兵则唐之季世是矣。”但足兵不应当是盲目的“足食乃足兵之本”1。张居正在给顺天巡抚的一封信中反对盲目增兵：“贵镇清查虚饷万有余人数十年宿蠹一朝剔去。司国计者方且啧啧称羡乃闻近日又欲募卒补伍是以弊易弊也。且南兵工食在常额之外方患无以给之赖此补数似不必更招浮淫以滋冗滥也。”2足食当然不能只靠清查虚饷关键还在于恢复屯政。兴屯政则食足食足则兵足这是张居正解决足边足食的策略思想。“如欲足边则舍屯种莫繇焉诚使边政之地万亩皆兴三时不害但令野无旷土切勿与小民争利则远方失业之人皆将襁负而至。家自为战人自为守不求兵而兵足矣”。他还认为这些话“在往时诚不暇今则其时矣”3。 再说选择边臣。万历五年（1577）调顺天巡抚王一鹗至宣府以原应天巡抚陈道基抚顺天。张居正认为：“宣蓟唇齿之势异时两镇视如秦越。虏祸中于蓟则宣人安枕虽得虏情不以实告。今移公于宣者所以为蓟也乃陈公又仆素所援用者其人达于事理不吐不茹萧规曹随必获同心之济故用陈公则公虽去犹未去也。”4一人之调之用都要躬亲都要三思可见其对边务的关注。 在西边先后以“勋著边陲”的王崇古、“才略明谋”的方逢时以及出于高拱门下的吴兑为总督。王崇古先提出封贡得到高拱、张居正的支持张居正起的作用或许更大。“昨年虏孙之降举朝骇惧以为不可纳。仆曰：纳之而索吾叛人可尽得也。”1如果高拱主议在他罢官后张居正应不会大加渲染。方逢时当时任大同巡抚吴兑任宣府巡抚以两人总制一方是因为他们都曾参与了封贡事且能坚持封贡的方针。一段时间里宣、大一线得以安宁。 万历七年（1579）俺答西攻瓦剌被击败。2此行的作用是进一步沟通乌斯藏与内地的联系。乌斯藏僧锁南坚错称活佛在俺答劝说下致书张居正表达了通贡的愿望。俺答也接受活佛作善戒杀的教导准备东还。张居正现俺答与西僧“向风慕义交臂请贡”是一个极好的机会。“自此3《张太岳文集》卷二九《答宣大王巡抚言蓟边要务》。 1《张太岳文集》卷二三《答蓟镇总督王鉴川言边屯》。 2《张太岳文集》卷二三《与蓟镇杨巡抚》。 3《答蓟镇总督王鉴川言边屯》。 4《张太岳文集》卷二九《答宣大王巡抚言蓟边要务》。 1《张太岳文集》卷二三《答两广殷石汀论平古田事》。 2《明史》卷三三一《西域三》。 虏款必当益坚边患可以永息”3。在他主持下许西僧通贡之请。自此西方只知奉此僧而内地也开始知道有活佛。在中国民族关系史上这是有重要意义的事件。 在蓟、辽一线有两员著名的大将一是张居正极为器重、着力庇护的名将戚继光另一是镇辽二十二年的总兵官李成梁。李成梁英毅骁健有大将才因军功由参将升至总兵。万历七年（1579）朝廷议加李成梁爵位张居正说：“李成梁屡立战功忠勇大节为一时诸将之冠。加以显秩良不为过。况系流爵非世袭者因以鼓将士敌忾之气作人臣任事之患亦振兴边事之一机也。”1李成梁被封宁远伯。他感激张居正派人送以馈金张居正拒绝接受说：“尔主以百战得以勋我受其金是得罪高皇帝也。”2张居正不但善于选择边方人材而且亲自制定大的方略许西番通贡即是一例。再如东部鞑靼土蛮因垂涎王号屡次进犯以要挟求封。“辽东将士久苦征战一闻虏言遂有和戎之望。”3张居正坚决不准东部鞑靼款贡。他认为“东虏”与“西番”不同“非有平生恳款之素”“非有执叛谢过之诚”而“侵盗我内地虔刘我人民”如同意其要求岂非“畏于彼而曲徇之？”再说“西虏以求之恳而后得之故每自挟以为重今若轻许于东则彼亦将忽而狎视之他日且别有请乞以厚要于我。召衅渝盟必自此始。是威亵于东而惠竭于西也”。由此看来“宜故难之以深钓其欲而益坚西虏之心”。若“东虏不得西虏之助则嫌隙愈构而其势益孤。而吾以全力剔之纵彼侵盗必不能为大患”。这样树德于西耀武于东“计无便于此者”4。这篇深谋远虑的文字中包含着两个要点：其一不受要挟不作城下之盟；其二对边方少数民族分而治之。万历五年（1577）土蛮入犯锦州督抚果然遵从张居正的意见提出只可羁虏不可媚虏不与东部鞑靼通贡。 张居正在一视辽东捷报的诗中写了这样两句：“将军距称雄略制胜从来在庙谟。”5他名义上是在称颂皇帝暗中恐怕很有几分自得。北边形势的稳定在很大程度上确应归功于他的筹划。 3《张太岳文集》卷四三《番夷求贡疏》。 1《明神宗实录》卷八七万历七年五月丙辰。 2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一《江陵柄政》。 3《明神宗实录》卷六三万历五年六月丁卯。 4《张太岳文集》卷二九《与张心斋计不许东虏款贡》。 5《张太岳文集》卷一《辽左奏捷》。 第六节捐上而益下张居正执政遇到的内部问题主要是入不敷出财政拮据。隆庆元年（1567）户部题报：“查得本部额派每年应入太仓钱粮各处民运夏税秋粮马草地亩花绒等项折银共一百一十六万余两各运司盐银共一百三万余两每年应各边主客年例该银二百三十六万余两在京各衙门各营卫所官员折俸料草布花商价等项该银一百三十五万余两即使常赋尽数完解尚欠银一百五十二万余两通算本年入数比出数当少银三百四十五万无从措处必须广集众思以求其济。”1张居正解决难题的方针就是捐上益下。所谓捐上益下即倡导宫中力行节俭度支慎加算计则可不加征而扭转国用不足的局面。由于所处的地位张居正能够比以前的执政者更坚决地提出和实施捐上而益下的方针。如太监请买金两珠石张居正说：“今户部钱粮十分缺乏各边求讨月无虚日实难支持。乞暂停此举少苏民力。”此事遂罢2。神宗要铸钱供赏用张居正说：“臣等看得先朝铸造制钱原以通弊便民用存一代之制今若以赏用缺钱径行铸造进用则是以外府之储取充内府大失旧制矣。”3神宗要修慈庆、慈宁两宫以取悦太后被张居正挡了驾：“治国之道节用为先耗财之原工作为大。慈庆、慈宁两宫俱以万历二年兴工本年告完落成之日臣等恭诣阅视巍崇彩绚无异天宫。今未逾三年壮丽如故乃欲坏其已成更加藻饰是岂规制未备乎？抑亦敝坏所当新乎？此事之可已者也。”1神宗要征用光禄寺金也被张居正劝阻：“窃惟财赋有限费用无穷积贮空虚民膏罄竭。不幸有四方水旱之灾疆埸意外之变可为寒心。此后望我皇上凡百费用痛加樽节若再有取用臣等亦决不敢奉诏矣。”2万历四年（1576）十二月十四岁的皇帝与张居正在文华殿有一段颇为感人的对话：神宗举御袍示辅臣问：“此袍何色？”张居正以青对。神宗说：“紫也。服久而渝耳。”张居正说：“此色既易渝愿少制。世宗皇帝服不尚华靡第取其宜久者而用之。每御一袍非敝甚不更故其享国久长未必不由于此。窃闻先帝则不然服一御则易矣。愿皇上惟以皇祖为法能节一衣则民间数十人受其衣者若轻用一衣则民即有数十人受其寒者不可不念也。”神宗深以为然。3这一番对话恰如父辈谆谆教诲子侄。联系到后来神宗热衷于“以外府之储取充内库”张居正在位时的规劝和约束作用是很明显的。 在规劝于上的同对也考虑到下民的实惠。隆庆六年（1572）六月诏书将嘉靖四十三年至隆庆元年拖欠钱粮除金花银外悉从蠲免。隆庆二年至1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三六《国用考》。 2《明神宗实录》卷七隆庆元年十一月庚戌。 3《张太岳文集》卷四三《请停止输钱内库供赏疏》。 1《明神宗实录》卷六二万历五年五月戊申。 2《明神宗实录》卷八五万历七年三月丙午。 3《明神宗实录》卷五七万历四年十二月庚申。 四年拖欠钱粮减免十分之三。万历二年拖欠七分之中也只征三分。鉴于“民犹以为苦”万历四年七月张居正提出：“查各项钱粮除见年应征者分毫不免外其先年拖欠带征者除金花银遵诏书仍旧带征外其余七分之中通常年月久近地方饶瘠再行减免分数。如果贫瘠不能完者悉与蠲除以苏民困。至于漕运粮米先年亦有改折之例今查京通仓米足支七、八年而太仓银库所积尚少。合无比照先年事例将万历五年漕粮量行改折十分之三分派粮多及灾伤地方征纳。夫粮重折轻既足以宽民力而银库所入又藉以少充是足国裕民一举而两得矣。”1户部开出一份很长的当蠲免和当改折的单子蠲免主要包括：隆庆二年至四年解京折色钱粮拖欠者五十四万九千六百余两；嘉靖四十三年至万历二年金花银拖欠者六十五万九千九十五两免嘉靖年间所欠；隆庆二年至四年边镇钱粮拖欠者五万二千多两；嘉靖四十三年至万历二年盐课拖欠者十三万三千五百余两除票税银外蠲免。改折主要包括：万历四年所征五年起运者除额例改折外其余部分改折十分之三计折米一百一十四万六千六百余石按粮数多少和水旱灾害轻重分配于各地无论正兑改兑每石粳米折银八钱粟米每石七钱。2这张单子可以给我们一个细民受惠的数量概念。 1《张太岳文集》卷四o《请择有司蠲通赋以安民生疏》。 2《明神宗实录》卷五二万历四年七月丁酉。 第七节度田、条编条编即一条鞭法到张居正执政时已在局部地区主要是在经济比较达的江浙一带推行了几十年毁誉不一。张居正对一条鞭法持赞同态度。万历五年（1577）正月户科都给事中光懋上疏称行条鞭法使“商贾享逐末之利农民享乐生之心。然其法在江南犹有称其不便者而最不便于江北。如今日东阿知县白栋行于山东人心惊惶欲弃地产以避之”。户部的意见是：“今后江北赋役务照旧例在江南者听抚按酌议。”1为什么江南尚可行之江北大为不便光懋的奏疏和户部的答复都没有作具体的分析。张居正当时对一条鞭法能否广为推行大概也没有把握他在另一处说：“条鞭之法有极言其便者有极言其不便者有言利害半者。仆思政以人举法贵宜民。执此例彼俱非通论。故近拟旨之：果宜于此任从其便；如有不便不必强行。朝廷之意但欲爱养元元使之省便耳未尝为一切之政以固也。若如公言徒利于士大夫而害于小民是岂上所以恤下厚民者也。”2虽作如此解说张居正还是相信：第一地域的差别不应当是推行一条鞭法的障碍。第二白栋在其地推行一条鞭法不应视为过失。他所拟旨云：“法贵宜民何分南北。各抚按悉心计议因地所宜听从民便。不许一例强行。白栋照旧策励供职。”3随后在给山东巡抚李世达的信中又说：“条编之法近旨已尽事理。其中言不便十之一二耳。法当宜民政以人举民苟宜之何分南北。白令访其在官素有善政故特旨留之。”4张居正真正下决心全面推行一条鞭法是在全国度田之后。自明中叶以来土地失额一直是严重的问题局部地区的土地清丈时有举行但没有形成全国的规模。万历五年张居正建议料田“凡庄田、民田、职田、荡地、牧地皆就疆理无有隐其挠法者下诏切责之”1。在一段时间里度田没有形成很大的声势这或许和张居正丧父因而引起朝廷上的大辩论有关。福建最早完成度田。万历八年（158o）九月“福建清丈田粮事竣抚臣劳堪以闻部覆谓宜刊定国书并造入黄册使奸豪者不得变乱”2。而在同时山东还在为数量并不大的勋戚茔田打官司。“户部疏称：山东抚按何起鸣、陈功所奏邹平县会昌侯孙忠茔田地九顷胶州阳武侯薛禄户丁承种祖遗田地三十七顷。复查不系钦赐之数优免又无明文可据议各量除二顷以为祭祀之资其余照依民地例纳。”3直到这一年的十一月户部才奉旨制定各省直清丈田地的条款定清丈之期行丈量之法严禁欺隐“上依其议令各抚按官悉心查核着实举行毋得苟且了事及滋劳扰”4。 不到一年清丈一事有了很大的进展。以地区而言山东丈出民地三十1《明神宗实录》卷五八万历五年正月辛亥。 2《张太岳文集》卷二九《答少宰杨二山言条鞭》。 3《明神宗实录》卷五八万历五年正月辛亥。 4《张太岳文集》卷二九《答总宪李渐庵言驿递条编任怨》。 1《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一《江陵柄政》。 2《明神宗实录》卷一o四万历八年九月庚辰。 3《明神宗实录》卷一o四万历八年九月庚辰。 4《明神宗实录》卷一o六万历八年十一月乙亥。 六万多顷屯地二千二百多顷；顺天八府支出土地共二千八百多顷。以类别而言屯田御史沈阳查出勋戚冒滥庄田二万二千多顷。有一事例很可说明清丈的彻底：蒲州守御千户所屯地在临晋等县山西抚按借口非本省所辖不行丈量直隶抚按不知所在地方概称额数免丈。万历九年九月户部奏称：“屯地犬牙相制各省直坐落本境者少跨在别境者多减于原额者少加于原额者多。宜敕抚按官互勘交查有过额数多者照军民各地当差姑免入官庶正额咸复永无隐射之弊。”1正因为朝野普遍重视清丈万历年间土地额数才有很大的增长。 丈田全面实施张居正认为时机已到于万历九年（1581）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当然这里所说的在全国推行只是就朝廷的命令而言。有些边远地区要在几年之后甚至十数年之后才完成这个转变。但是在这一新赋役法的形成和展过程中张居正起的作用是功不可没的。 1《明神宗实录》卷一一六万历九年九月丁卯。 第八节从“夺情”到抄家万历五年（1577）九月张居正父亲去世死讯传报京师使张居正处境异常尴尬。按照制度父母去世官僚当回家守制。而在其时已形成朝廷不可无张居正的局面。另一方面张居正对得到的权势也不无留恋。户部侍郎李幼孜等倡“夺情”之说议留张居正于朝2内阁吕调阳、张四维疏引前朝杨溥、金幼孜、李贤夺情起复故事乞请挽留张居正。神宗随即下旨要他“为朕劝勉毋事过恸”一过七七照旧入阁办事。张居正三疏乞终制不许即吉服视事。这事在朝中引起了轰动不少官员因弹劾他“忘亲贪位”、“厚颜就列”而被治罪。翰林院侍读学士王锡爵赶去见张居正为众官求情。张居正“勃然下拜索刀作刎颈状曰：‘上强留我而诸子力逐我且杀我耶！”3一些史书都以嘲讽的口气记述这一情节。其实正是在这件事情上反映出张居正个性极强。 张居正的报复心理同样极强。如万历四年正月御史刘台对他加以弹劾措词严厉。张居正怒辩伏地泣不肯起直到刘台被除名为民方止。同样对于反对“夺情”的官员他当然不会轻易放过。这种报复心理导致他作出以下决定：禁毁书院。因有人聚徒讲学讥议朝政甚至扬言张居正“朝政必当入都昌言逐之”1。万历七年正月张居正命毁天下书院将“各省私建书院俱改为公廨衙门粮田查归里甲不许聚集游食挠害地方”2。尽管他为自己辩解说：“今人妄谓孤不喜讲学者实为大诬。”3他所不满者是讲学者对名卿硕辅每诋之但这一极端粗暴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他个人的恩怨所决定的。 三月张居正提出回乡为父亲治丧获准。神宗嘱咐他：“卿未行朕已悬望宜蚤襄葬事星驰赴京。”又敕谕吕调阳等：“朕冲年践祚凡事都赖元辅卿等所知。今暂准给假一应事务都宜照旧若各衙门有乘机要行变乱的卿等宜即奏知处治。大事还待元辅来行。”4甚至要“驰驿之江陵听张先生处分”。 六月张居正在神宗催促下上路还京途中引起极大轰动。有人作了如下描述：“张江陵再起时所过州邑邮传牙盘上食水6过百品江陵犹以为无下箸处。至真定太守钱普无锡人独能为吴馔。江陵甘之曰：‘吾行路至此仅得一饱餐。’此语一闻诸郡县转相效尤吴中之善庖者召募殆尽皆得重赏以归。普又创步舆供奉前为重轩后为寝以便偃息傍翼两庑庑左右各令一童子侍为挥箑注香凡用卒三十二人舁之。”1张居正尚奢侈“衣必鲜美耀目膏泽脂香早暮递进”2在士大夫间造成2《明神宗实录》卷六七万历五年九月乙卯。 3《明神宗实录》卷六八万历五年十月乙巳。 1《明神宗实录》卷九五万历八年正月己未。 2《明神宗实录》卷八三万历七年正月戊辰。 3《张太岳文集》卷三o《答宪长周友少明讲学》。 4《明神宗实录》卷七三万历六年三月辛酉、丙寅。 1郑仲夔：《玉麈新谭·偶记》卷四《步舆》。 2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二《士大夫华整》。 很大影响。而像回京途中的享乐实在太过分了。 回到京师的第八天张居正就上疏请求惩治弹劾他的员外郎王用汲。 王用汲被削籍为民。他又怨恨张四维处分太轻“厉色待之者累月”3。由于权势越来越大张居正对反对他的言论已到了朝闻夕报的地步。 虽然花费不小的精力来对付反对派官僚张居正对朝政的处理仍是一丝不苟对神宗的教诲仍是严格耐心直到他病倒在床。万历十年（1582）三月他不得不要求在私邸办公。在最后的八个月里他得到了最高的荣誉早在万历四年十月张居正就因九年考绩进上柱国、太傅俸如伯爵。他一再辞谢直到万历九年十二月才正式给太傅诰命。万历十年六月因辽东大捷进为太师自李善长之后文臣无生受三公者。六月二十日去世终年五十八岁。谥号“文忠”。 神宗曾对张居正说过“先生子孙世世与国咸休”4云云但在内心对张居正的管制早已厌烦。谪冯保至南京闲住是第一个信号。弹劾张居正的官员复职是第二个信号。万历十二年（1584）以谋陷亲王、霸夺产业罪抄张居正家抄出金二千四百余两银十六万两在京房宅价值一万余两5。神宗命尽削张居正官秩追回所赐玺书、诏命。他的长子张敬修在被追逼家产时不胜酷刑而自杀。他的弟弟张居易、儿子张嗣修戍烟瘴地。 除了对张居正的管制不满神宗还误信人言贪恋张府财产。于慎行认为张居正“平生显为名高而阳为厚实”他以宣世之功自豪以传世之业期子即有所入亦为有限。于氏尝数次得罪张居正1他的分析当较为公允。有不少官僚都承认张居正看重名节。 至于丁比吕说在万历四年的科考中以“舜亦以命禹”为试题“殆以禅受阿居正”2更是无稽之谈。即使有阿居正之意也绝与禅受无干。 在几十年内无人敢为张居正辩白。直到熹宗即位后天启年间朝野才开始对他重新评价为他恢复声誉。 对于身后的毁誉荣辱张居正不能说置之度外但应当说他确有所悟。湖广巡按要修建三诏亭以志皇帝对辅的眷恋。他不同意说“不但一时之毁誉不关于虑即万世之是非亦所弗计也”。又说“盛衰荣瘁理之常也；时异势殊陵谷迁变高台倾曲池平虽吾宅第且不能宁何有于亭！数十年后此不过十里铺前一接官亭耳乌诸所谓三诏者乎”3。这种豁达的态度在那个时代的官僚中着实难得。 若要用一句话来评价张居正一生的是非那么不妨引用他自己的话：“宁有瑕而为玉毋似玉而为石。”他的确是“有瑕而为玉”者。43《明史》卷二二九《王用汲传》。 4《明神宗实录》卷五五万历四年十月丙子。 5《明神宗实录》卷一四八万历十二年四月乙卯。 1《明史》卷二一七《于慎行传》。 2《明史》卷七o《选举二》。 3《张太岳文集》卷三二《答湖广巡按朱谨吾辞建亭》。 第二十八章戚继光第一节世袭登州指挥整饬防务戚继光（1528—1588）宇元敬号南塘晚年易号孟诸。出身于山东登州卫一个世袭军官之家。祖籍原在山东东牟（今莱芜）因避元末战乱六世祖戚详率全家迁居到离凤阳很近的濠州定远昌义乡。那时起义烽火正旺戚详也投身到郭子兴领导的起义军中追随朱元璋南征北战为明朝的创建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在征服云南的战斗中阵亡。朱元璋大封功臣时追念戚详开国有功授予其子戚斌为明威将军世袭登州卫指挥佥事。自此戚家一直在登州（今山东蓬莱）任职。父亲戚景通刚毅好学有军事才能曾在镇压农民起义中屡立战功1先后出任过山东备倭军事都指挥大宁（今河北保定）都指挥使以及京师中的神机营副将等职。 戚景通五十六岁时才得子故对儿子要求相当严格。他不仅悉心教导戚继光读书识字、传授武艺还常常灌输一些保国安民为人处世的道理。尽管戚家出身将门但家境十分清苦。戚继光十岁时父亲回籍奉养祖母更是艰辛。在这种家庭氛围熏陶下戚继光自小就喜欢“弄捭阖多权奇”1少年时代即已“通文史经义”2。嘉靖二十三年戚景通身患重病自知将不久于世就让戚继光迅赴京办理袭职手续但尚未等到戚继光回家就与世长辞了。这样年仅十七岁的戚继光承袭了山东登州卫指挥佥事的世职开始了长达四十五年的戎马生涯。他曾在一本兵书的空白处题了一名为《韬钤深处》的诗最后两句云：“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3反映出他要为国为民奋斗一生的远大抱负。 嘉靖二十五年十九岁的戚继光正式担当起登州卫屯田的管理事务。经过清理整顿颇收成效。从嘉靖二十七年开始五年里戚继光每年一次率领登州卫兵家子弟前往蓟州戍边都能出色地完成任务。这样戍边对于他后来镇守蓟镇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他晚年回忆这段经历时曾说过“（吾）弱冠自奋部署六郡良家备胡稍习北鄙利弊”4。在此期间他于嘉靖二十八年十月考中山东乡试的武举。次年九月到京城会试时恰逢庚戌之变鞑靼军自古北口直抵北京城下明朝廷慌忙筹划保卫京师。戚继光于是“条上便宜部当其议”5被任命为守卫京师九门的总旗牌官。尽管这次会试中他没有考中但他的军事才能已显露出来。此后山东直指刘瑶、兵科给事中王德等许多有识之士看到戚继光“青年而资性敏慧壮志而骑射优长”6都上疏推荐他。到嘉靖三十二年六月戚继光被提拔为都指挥佥事管辖三营三十四卫督理山东的备倭事务。当时各卫所由于年久失修残破不堪而1戚祚国等：《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一道光仙游崇勋祠版本。 1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一o六《都督府一》；汪道昆：《左都督孟诸戚公继光墓志铭》。2《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 3戚继光：《止止堂集》《横槊稿》上。 4《戚少保年谱耆编》卷十二。 5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一o六《都督府一》；汪道昆：《左都督孟诸戚公继光墓志铭》。6戚祚国等：《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一。 且军卒逃亡严重所剩都是些老弱残兵纪律松弛缺乏训练根本不能打仗。戚继光决心“振饬营伍整刷卫所”1。一天他母舅（当时是他的部下）仗着自己是长辈不肯听戚继光的调遣。戚继光当众按有关的营规责罚了母舅。到了晚上他又以外甥的身份脱冠向母舅表示歉意使母舅心服口服。部属将士们目睹了戚继光的执法如山不徇私情都有所震动从而使以前散漫的状况大有改观。这样戚继光不仅树立起了自己的威信而且也使山东的海防得到了巩固。 1戚祚国等：《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一。 第二节抗倭于东南沿海《练兵议》嘉靖中叶以后东南沿海一带的倭患愈演愈烈尤其是浙江、福建两省由于官兵征剿不力倭寇出没无常如入无人之境甚至出现明兵“数万之众贼常以矛走之”2。这种情况引起了百姓的恐慌和朝廷的担忧。戚继光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七月被调往东南任浙江都司佥书管理那里的屯政。他多次为总督胡宗宪谋划御倭深得胡宗宪的赏识。在胡宗宪的一再请求下次年七月世宗升任戚继光为参将负责防守倭寇出没频繁的钱塘江以东地区即宁波、绍兴、台州一带。二十九岁的戚继光终于获得了大显身手实现“海波平”理想的机会。 戚继光上任不到一月就有一股八百余名的倭寇进犯浙中门户龙山所（今在镇海）。明朝廷调集了数千军士防守倭寇兵分三路突入明朝各部军队。在数量上占压倒优势的明军竟抵挡不住纷纷溃退。直到新上任的戚继光奋不顾身地射死了三个为的倭寇头目时倭军才后退。十月倭寇再次进犯。在浙江巡抚阮鹗的亲自督领下戚继光、俞大猷和台州知府谭纶三位抗倭英雄次协同作战连败倭寇。但由于冒险轻进明军又无纪律约束差点全军覆没。这几次战斗加上以前其他将领的抗倭战斗使戚继光深深地感到旧军队缺乏严格的训练士兵素质差战斗力不强军纪松弛；若不另行组建和训练一支新军就根本无法抵御武器精良、剽悍勇狠的倭寇。这年冬戚继光起草了《任临观请创立兵营公移》次向上司提出了创立兵营然后选兵、练兵的建议。嘉靖三十六年二月戚继光再次向上司递交了《练兵议》。当时左右认为这“自有督抚主持且从来未闻”1嘲笑他多管闲事。在《练兵议》中戚继光分析了明军难以与倭匹敌的原因要求“得浙士三千亲行训练。比及三年足堪御敌可省客兵岁费数倍矣”2。总督胡宗宪以前曾练兵但毫无成效。这次他读了戚继光的建议后尽管心中不悦但他相信戚继光的卓越能力还是勉强同意了。浙江巡抚阮锷则对此大加赞赏。这年冬季从另部拨了三千绍兴士兵归戚继光训练。不出一月舟山一带倭患大有减轻。 防守台州嘉靖三十七年（1558）四月戚继光奉命率军由舟山渡海防守台州多次取得小规模的胜利。当时倭酋汪直被胡宗宪诱杀后余部占据岑港。明军在胡宗宪领导下分几路强攻。戚继光率左路兵马猛攻但岑港是倭寇经营多年的老巢明军一时难以攻破相持达半年之久。明世宗见岑港久攻不下听信谗言以为是将官作战不力竟下诏剥夺了总兵俞大猷、参将戚继光的职务限期一月荡平岑港。戚继光因奉命置身于岑港无暇顾及台州的2陈子龙等编：《皇明经世文编》卷三六六；叶春及：《大将军戚公请告归登州序》。1戚祚国等：《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一。 2戚祚国等：《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一。 倭患当时竟有人弹劾他“无功且通番”1明朝廷准备拘捕戚继光加以审讯。幸而正在这时岑港被攻破戚继光奋勇冲杀是有目共睹的“通番”更是无稽之谈戚继光也就恢复了原来的官职驰援倭患最烈的台州地区。戚继光悉心剿杀倭寇先后在桃渚（今属临海）、海门等地取得了一连串胜利充分显露了他的军事天才他每战“技能独擅勇敢先登”“御台、温数千之贼擒剿无遗；功屡建于浙东名亦闻于海外”2。 组建“戚家军” 然而戚继光始终没有放弃练兵的计划。以前拨给他的三千军士经过训练转战各地取得了不少战果。但由于选兵这一关并非戚继光亲自把握士兵多是市井的油滑之徒在作战过程中遇到不少问题。如军纪不严甚至滥杀无辜冒功；一遇到短兵相接的情况就怯懦不前或者临阵脱逃。于是嘉靖三十八年（1559）秋戚继光第三次提出练兵建议指出：“无兵而议战亦犹无臂而格干将。乃今乌合者不张征调者不戢吾不知其可也。”1当时义乌百姓为争夺开矿权与永康矿夫生大规模械斗双方都十分勇猛戚继光就请募兵义乌。这一主张得到谭纶的积极支持并为总督胡宗宪所采纳。恰好义乌县令赵大河此时也上书胡宗宪建议募当地矿夫当兵以减弱械斗势力。胡宗宪于是命赵大河协助戚继光招募义乌矿夫。 嘉靖三十八年九月戚继光前往义乌募兵一时应募者云集。其中有个名为王如龙的矿夫领“闻檄而率子弟出山”2后来成为戚家军的中坚王如龙也成为屡立战功的虎将。戚继光认为士兵“第一切忌不可用城市游滑之人第一可用只是乡野老实之人”3。他综合体态丰伟、武艺精熟、聪明伶俐、力大如牛四方面对应募者进行严格挑选认为“四者不可废而但不可必耳”。他强调选的士兵要胆大只有胆大才能挥自己的优势克敌制胜。戚继光在选编士兵时还有“三不用”即“凡城居者不用尝败于敌者不用服从官府者不用”4。由于赵大河的密切配合戚继光在很短时间内即招募到四千经过严格挑选的士兵前往绍兴进行训练。 由于以前曾训练过三千绍兴兵士再加上有了对倭作战的经验教训戚继光制订了一套切实可行的训练方案。 先用卫国保家的思想教育士兵一再教导士兵要认识到自己是从百姓中来为解除百姓祸患而战的。他指出：“你在家哪个不是耕种的百姓你肯思量在家种田时办纳的苦楚艰难即当思量今日食银容易。又不用你耕种担作养你一年不过望你一二阵杀胜。你不肯杀贼保障他养你何用？”又指出：“你们本为立功名报效而集兵是杀贼的东西贼是杀百姓的东西。百姓们岂不是要你们杀贼的？”1他的教育是言之有物浅显易懂的。 1《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 2戚祚国等：《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一。 1戚祚国等：《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一。 2戚祚国等：《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一。 3《纪效新书》卷一《束伍篇第一》。 4《纪效新书》卷一《束伍篇第一》。 1《纪效新书》卷四《谕兵篇第四》。 其次加强军纪严明赏罚。他以岳家军“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 的精神要求士兵。将各种紧要号令编印成册给士兵视掌握程度加以赏罚。对军官要求也相当严。“所谓身先士卒者非独临阵身先件件苦处要当身先；所谓同滋味者非独患难时同滋味平处时亦要同滋味。而次技艺岂可独使士卒该习主将不屑习乎？”2戚继光本人就是一位身体力行的军官。他还强调要赏罚分明“凡赏罚军中要柄。若该赏处就是平时要害我的冤家有功也是赏有患难也是扶持看顾。若犯军令就是我的亲子侄也要依法施行却不干预恩仇”3。因而尽管赏罚名目很多却都得以切实执行。 第三十分重视武艺的练习。戚继光指出学习武艺“不是答应官府的公事是你来当兵防身立功杀贼本身上贴骨的勾当。你武艺高决杀了贼贼如何又会杀你？你武艺不如他他决杀了你。你若不学武艺是不要性命的呆子”4。 另外针对倭寇的作战方式参照东南沿海的地形分析敌我双方的短长戚继光创立了“鸳鸯阵”。这种阵法以十二人为一队队长居前次随二人一执长牌一执藤牌再次两人执狼筅后继四人持长枪再后两人用短兵器最后一名是专事樵炊的火夫长短迭用使一队成为坚不可摧的有机整体。不仅如此鸳鸯阵还可演生出许多阵形来如“两仪阵”、“三才阵”等。总之鸳鸯阵机动严密、变化多端、调动便捷在对倭作战中具有极大的杀伤力。在鸳鸯阵外再配上鸟铳手、弓弩手、火箭手就组成了步军大营同样能机动、变化。四千新军经过戚继光两个月严格而有效的训练“无不以一当百也”1成为打击倭寇的有生力量被称作“戚家军”故“戚家军名闻天下”2。 台州大捷嘉靖三十八年（1559）十一月戚继光率军奔赴台州抗倭前线。次年三月他改任分守台州、金华、严州三府的参将一面训练步军充备水师一面整饬当地卫所武备使浙东防务有很大的增强。嘉靖四十年（1561）四月倭寇大举进犯浙江沿海各地倭船不下数百艘人数达一二万。五月初大批倭寇由象山海口侵入奉化、宁海之间企图牵制明军主力乘虚直攻台州。戚继光识破倭寇的真实意图先在台州部署了必要的兵力亲率大军赶往宁海剿倭。倭寇以为得计派兵直犯台州城。戚继光得报后挥师南下先敌一步来至台州城下以鸳鸯阵猛攻来犯之敌大败倭寇追出四十余里俘斩敌人数百其余倭寇全部淹死在江中五千多被掳百姓也得到解救。不久倭寇后续部队窜至台州东北大田一带谋袭处州（今丽水）戚继光侦知敌讯后在通往处州的必经之地上峰岭设下埋伏以少胜多以一千五百人全歼倭寇二千五百人充分显示了他出奇制胜的指挥艺术。此后他又在2《纪效新书》卷《纪效或问》。 3《纪效新书》卷四《谕兵篇第四》。 4《纪效新书》卷四《谕兵篇第四》。 1戚祚国等：《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一。 2《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 台州一带取得6战七捷、水战五捷的战果。台州之战历时一个多月共斩杀倭寇一千四百余人焚溺而死的达四千多人这是戚家军抗击倭寇的次大捷。与此同时“总兵官卢镗、参将牛天锡又破贼宁波、温州”1斩倭寇一千多人。这样浙江的倭寇基本上肃清了。这年九月戚继光因在台州之战中“旌麾之所指即捷报之连闻；台民共倚为长城浙东实资其保障”2晋升为都指挥使。两浙人民修生祠纪念戚继光的功绩。不久戚继光再次募兵义乌使戚家军的总数增加到六千多人。十月戚继光奉命率军前往江西镇压了反抗明朝廷的义军并于十一月班师。 《纪效新书》在台州大捷的前后即嘉靖三十九年春至四十年秋戚继光在戎马倥偬中总结了自己练兵及与倭寇作战的经验编写成《纪效新书》。“夫曰纪效明非口耳空言；曰新书所以明其出于法而不泥于法合时措之宜也。”3表明戚继光编写此书的精神是不尚空言而讲求实效不拘泥古法而有所创新。此书初编十四卷台州之捷后又补入了新内容扩充至十八卷。卷有两篇《公移》作总叙并用问答体裁写了《纪效或问》用以解除士兵疑问“历述所急与可办者”1。正文有礼、乐、射、御、书、数六帙共十八篇“集所练士卒条目自选畎亩民丁以至号令、战法、行营、武艺、守哨、水战一一择其实用有效者分别教练先后次第各为一卷以诲诸三军俾习焉”2。此书通俗易懂“其词率如口语不复润饰”3实用性强是中国古代军事史上的经典名著。 率师援闽浙江倭患终告解除福建的倭寇活动却愈来愈猖獗了。嘉靖四十一年（1562）七月戚继光率领六千精兵由温州渡海至平阳再由平阳抄小道抵达福建。福建人民饱受倭寇的蹂躏和官兵的劫掠见戚家军来援十分不安。后来戚家军“号令金石秋毫无犯民乃以手加额曰：‘今日始见仁者之师矣。’所至箪食壶浆争相馈饷”4。当时福建倭寇主力集中在横屿和牛田两地加上其他小股倭寇东南互为声援。戚继光分析了敌情后决定先破横屿。横屿位于宁德城外的海中四面都是水路险隘岛边又是一片泥淖浅滩既不利于步军跋涉推进又不利于水师舟船泊岸。倭寇凭借优越的地理条件和坚固的防御工事已占据横屿达三年之久。戚继光先攻破了与横屿相呼应的张湾随即于八月初八日直攻横屿强行登岸仅半日就收复横屿歼敌数百救出被掳男女八百多。这是戚继光率军援闽后第一个胜1《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 2《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二。 3《纪效新书》原叙。 1《纪效新书》卷《纪效或问》。 2《纪效新书》原叙。 3《四库全书总目》卷一oo《纪效新书》。 4《戚少保年谱耆编》卷四。 仗。 略作休息后在中秋节的次日戚继光率军开往牛田。牛田在福清城东是倭寇在福建的最大巢穴周围小据点星罗棋布。戚继光在到达福清城的当晚就带军悄悄地扑向牛田。他让士兵各持柴草一束填平堑壕突然杀入。倭寇因戚家军新到不加防备在受到袭击后乱作一团全部被歼。接着在九月中旬的一个夜里戚继光又智歼逃往林墩（今莆田境内）的残敌倭寇仅落水淹死的就达一千余人。兴化城（今莆田）的市民直到戚家军凯旋才得知喜讯于是“牛酒劳不绝”1。戚继光在兴化的平远台上镌碑纪念这次大捷。戚家军入闽不到两个月转战千里荡平横屿、牛田、林墩的大倭巢名声大噪。各地许多将官纷纷仿效戚继光练起兵来。“于是东南诸省俱征义乌兵而自直隶以至闽、广、川、贵及腹里一时大将、偏裨下至部曲多练。”2戚家军因在福建作战时略有伤亡须作补充休整于是戚继光在十一月回到浙江。十二月戚继光因功绩卓著升任为分守台州、温州、兴化、福宁中路等处的副总兵官。 可是倭寇得知戚继光班师后“私庆曰：‘戚老虎去吾又何惧？’”3不到一月又卷土重来用计赚开了兴化城在那里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四野一空八闽俱震”4。直到次年二月才自动退出攻陷了附近的平海卫。明廷感到福建局势又严重起来任命俞大猷为福建总兵官派遣戚继光再度率师援闽又任命谭纶为福建巡抚协调各部行动。 嘉靖四十二年（1563）三月第三次前往义乌募兵后戚继光率兵到福建四月抵达福清。谭纶会集戚继光、俞大猷、刘显研究作战计划决定由戚家军担任中路主攻俞、刘军为左右两翼。四月二十日在火铳猛烈轰击下以及左右两翼配合下戚家军突破平海卫擒斩敌人二千二百名救还被掳男女三千余人。随后又在倭患各地登6在一个月内奏捷十二次斩敌三千余。六月横屿功奏上后戚继光升为都督佥事。不久再叙兴化、平海卫大捷被誉为“用兵如神岂直当今之虎臣实为振古之名将”。1戚继光又升为都督同知并荫子正千户。十一月戚继光被提拔为总兵官镇守福建全省以及浙江的金华、温州二府都督水6戎务。此时新来倭寇二万余人侵入福建围攻仙游城。戚继光闻讯后率军前往援救在十二月的一个大雾天以各个击破的战术一举消灭倭寇解救了被困五十余天的仙游城。仙游之战是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因此谭纶指出：“自东南用兵以来军威未有若此之震军功未有若此之奇者。”2嘉靖四十年春戚家军又在王仓坪、漳浦蔡丕岭连败残寇至此福建境内的倭患暂告平息。五月戚继光会师镇压了“山寇”蓝松山此后戚家军一直驻守在福建境内。 平定广东倭患1《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 2《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一二。 3《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三。 4《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三。 1《戚少保年谱耆编》卷四。 2《戚少保年谱耆编》卷四。 广东倭患本来并不严重但在浙江、福建倭患平息后渐渐转烈尤其是潮州一带“倭二万与大盗吴平相为犄角”1肆行杀掠贻害匪浅。驻守在那里的俞大猷军尽管多次给予倭寇和吴平以沉重的打击但不能彻底消灭他们。嘉靖四十四年春戚继光出兵与俞大猷相会共同讨伐吴平。戚家军水6两路并进大败吴平于梅岭。吴平转据闽广交界处海中的南澳岛。九月戚继光将军队分成中、左、右三路在一个风平浪静的日子亲自督兵渡海攻进南澳。俞大猷的援军随后赶到几乎全歼岛上敌人只有吴平等七百余人逃脱。戚继光、俞大猷率军直追终于在嘉靖四十五年四月剿灭残贼吴平也投海自杀。这年春戚继光因仙游功奉命兼管广东潮州、惠州两府及伸威（今江西南部）等营的军事事务。到这时经过十几年的艰苦战斗东南沿海严重的倭患终于平息了。 1《明史》卷二一二《俞大猷传》。 第三节北戍蓟辽《请兵破虏四事疏》东南安定下来后明朝北方的边防问题就显得突出了。当时新继位的明穆宗力图一改嘉靖年间的弊政而阁臣徐阶、高拱、张居正等都是有见识、有作为的人于是开始经营北方边防了。 隆庆元年十月在给事中陈瓒等的推荐下1穆宗调戚继光回京师训练兵马。到京后不久戚继光上了《请兵破虏四事疏》系统陈述了自己对边防问题的看法要求穆宗“授臣（戚继光）以十万之师假臣便益”2去平定疆场。由于对是否任用戚继光守边“台省议论不一而且部持两端”3戚继光被安置到神机营担任副将这正是三十多年前他父亲担任过的职位。不久在蓟辽总督谭纶建议下集中了步兵三千又从浙江征兵三千归戚继光专门训练。五月穆宗听从谭纶推荐诏令戚继光总理蓟州、昌平、保定、辽东四镇练兵事务地位与四镇总督相同“总兵官以下悉受节制”。4练兵、筑台、修长城戚继光到蓟州赴任后不久即多次上疏给穆宗分析边防存在的问题强调练兵的重要性。其中十月所上的《练兵条议疏》指出了边防军队“虽多亦少之原七不练之失有六虽练无益之弊有四”5提出募新兵、专事权等对策。他的建议得到了谭纶的赞同和高拱、张居正的支持也得到了神宗的批准。 不久根据戚继光的建议蓟州防区被划十二路设立东西协守分别统领各路建立七座车营配合马、步兵进行协同训练。但调浙兵守边的建议仍没有能实现。十二月戚继光在青山口击退长昂与董狐狸的进攻。在这次战斗中戚继光“闻风策应而大振军威督兵拒堵而克收武烈”1改变了人们以为他适于抗倭不宜敌虏的看法。 隆庆三年（1569）二月戚继光以总理衔镇守蓟州永平、山海关等处亲自督率十二路兵马。他对蓟州等处边防经过仔细观察后又向穆宗上疏请求建立三千座空心台。穆宗批准了这一计划但只给修建一千二百座的费用。这样戚继光调配士卒开始艰巨的筑台、修墙工程可是“蓟人夙多木强律以军政即不堪”。2幸好戚继光提议调来的三千浙兵到达了蓟州。这支军队抵城外待命时正逢大雨但浙兵“自朝至日昃植立不动”3引1《明穆宗实录》卷十三隆庆元年十月乙未条：“召福建总兵戚继光入京协理戎政全总督蓟辽都御史刘焘回籍听勘。先是虏入永平焘报功不实给事中陈瓒等劾奏焘荐继光故有是命。”2《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七。 3《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七。 4《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 5《皇明经世文编》卷三四七戚继光《练兵条议疏》。 1《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七。 2《戚少保年谱耆编》卷八。 3《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 得边军大为惊骇过去散漫的恶习渐渐有所革除。到隆庆五年八月空心台全部建成从山海关到镇边（今昌平西）的长城防御线上共计修筑空心台一千零十七座从而大大增强了长城东段的防御能力。 改革边军在修长城和筑立空心台的同时戚继光对边军也加强了训练进行了改革。他除立车营进行车、马、步军协同训练外还设制了拒马器用我所长攻敌所短。他在密云、遵化、建昌三地建立辎重营作为粮草、器械等军用物资的基地。他还根据军队来源的不同予以不同的防守任务“以南兵为先锋入卫兵主策应本镇兵专戍守”1。隆庆六年冬在戚继光的提议和安排下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这次演习的地点在汤泉（今属河北遵化）车、骑、步三军配合人数多达十六万长达二十多天实为中国古代军事史上所罕见。演习相当成功戚继光本人也大为振奋他说：“职援枹二十余年亦未见十万之众近得共集连营始知十万作用；又似稍有豁悟乃信边事真有可为。”2由于戚继光练兵有方训练有素当时朵颜部董狐狸的几次进攻都落得一败涂地的结局。万历七年戚继光还援师辽东击败图们汗四万军队的进攻。当时明皇朝以八事评判边将即积钱谷、修险隘、练兵马、整器械、开屯田、理盐法、收塞马、散叛党每三年派大臣阅边。戚继光“在蓟也足竭穷荒心竭智虑无一楼垣非亲自措筹而步算无一戈橹非亲自检点而试验者也”3因而成绩常常是最好的但职秩仅由叙平吴平功后的右都督进加到左都督。 明朝自嘉靖二十九年“庚戌之变”后对蓟州防守越来越重视。但在戚继光担任此职以前“十七年间易大将十人率以罪去”4边防并不巩固。戚继光镇守蓟州后一方面由于徐阶、高拱、张居正等阁臣的决策有方封贡俺答另一方面由于戚继光本人的卓越才能所以“在镇十六年边备修饬蓟门宴然。继之者踵其成法数十年得无事”5。 《练兵实纪》戚继光镇守蓟州期间还在隆庆五年（1571）写出了另一部军事名著——《练兵实纪》。正文是根据练兵次序而编成的训练方法计有练伍法、练胆气、练耳目、练手足、练营阵等八卷。另有杂集六卷。这书是戚继光训练士兵、守卫蓟镇的经验总结无论是对付北虏的战术、武器的制造和运用、行阵的布置与变化还是对士兵具体的训练方法都有很大的实用性。因此《四库全书总目》作者说：“今以此书考相守边事迹无不相符非泛摭韬略常谈者比。”1这部著作与《纪效新书》被“兵家奉为金科玉条可以垂之1《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 2《戚少保年谱耆编》卷十。 3《戚少保年谱耆编》卷十二。 4《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 5《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 1《四库全书总目》卷一oo《练兵实纪》。 百世者也”2。 2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戚少保继光”。 第四节功大赏薄晚景凄凉与同时期其他将领（如俞大猷）相比戚继光是十分幸运的一个。他能够“更历南北并著声”3跟他与上司及同事间的良好关系是分不开的。他驰骋在抗倭战场时得到胡宗宪、谭纶、阮鹗的赏识北守蓟镇时又得到阁臣徐阶、高拱、张居正等的倚重和督抚大臣谭纶、刘应节、梁梦龙等的支持他与监军汪道昆合作多年关系也非同一般。尤其是张居正每有事即与戚继光商量“欲为继光难者辄徙之去”4更为有识之士所乐道。但这种特殊关系在张居正身后也给戚继光带来不利影响。万历十年“及江陵弃人间人言波及少保”1。有一个原戚继光的部将竟忘恩负义“阴布蜚语京师倾少保而自代”2。给事中张鼎思则上劾戚继光在蓟镇无功不如调往南方。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因为张居正曾交代过戚继光镇守的战略：“今日之事但当以拒守为主贼不得入即为上功。”3事实上戚继光很想来一次大决战以为“必以堂堂平野短刃相接虏于是不支而后心服胆裂”4。但为贯彻张居正意图始终未能如愿。神宗却相信了这种荒谬的言论于万历十一年二月改戚继光镇守广东。戚继光离镇之日“阖镇父老诣阙请留当国不允遂罢市遮道拥泣攀辕追送出境者不绝”5。不久一股蒙古军突入黑峪口有人请留戚继光镇守也没有得到允许。 这年夏天戚继光正式赴任广东。此时广东相安无事戚继光心情郁闷又因好友谭纶、俞大猷以及部下王如龙、陈大成相继离世更是感到孤单再加上年老有病就产生了归隐林下的想法。于是一再上疏告退万历十三年神宗同意了戚继光的请求。这年十月戚继光回到了蓬莱故居。 戚继光晚年的生活十分凄凉仅靠修立家庙、延师教子以及整理昔日公文打日子。妻子王氏不育对他瞒着她娶妾生了戚祚国等六子十分不满竟在戚继光病重之时弃他不顾卷资逃到娘家以致戚继光“延医且无资”6。万历十五年十二月八日（1588年1月5日）年过花甲的戚继光在大病之后溘然长逝。在好友汪道昆及戚祚国的请求下神宗给予戚继光一般的恤典。但荫子千户却没有兑现他的儿子只承袭了祖先七代相传的登州卫指挥佥事一职。当时有人对此感到不平认为“自来功大赏薄未有如是之甚者”1。直到三十多年后朝廷才给了他“武毅”的谥号。崇祯三年由于戚祚国的请求崇祯帝在登州建立了纪念戚继光的祠庙并亲自命名为“表忠寺”。戚继光不仅身经百战是个有谋略、多奇计的良将而且能文会诗留34《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 4《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 1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一o六《都督府一》；汪道昆：《左都督孟诸戚公继光墓志铭》。2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一o六《都督府一》；汪道昆：《左都督孟诸戚公继光墓志铭》。3张居正：《张太岳文集》卷三二《答总兵戚南塘援击土蛮之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4《戚少保年谱耆编》卷十二。 5《戚少保年谱耆编》卷十二。 6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一o六《都督府一》；汪道昆：《左都督孟诸戚公继光墓志铭》1叶向高：《请戚继光荫谥疏》《皇明经世文编》卷四六二。 有诗文集《止止堂集》五卷他的诗“多感激用壮、抑塞偾张之词”2在明代方正、沉闷的诗坛上别具一格。所以“明季语将帅具文武资多推南塘”清初史学家傅维麟更称戚继光为“儒将”3。 2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戚少保继光”。 3傅维鳞：《明书》卷一四一《戚继光传》。 第二十九章俺答三娘子第一节俺答俺答（15o7—1582）蒙名阿勒坦汉文史籍中作俺答或谙达。因小王子曾授他“索多汗”之号故称阿勒坦汗。父亲是巴尔苏博罗特1。俺答是与明朝关系密切的鞑靼领封为顺义王终年七十六岁2。他原来的封地在开原、上都一带因土质贫瘠后迁居丰州城统领十二个土默特部落活动中心地区在今呼和浩特。俺答“雄黠善兵”“骁勇方略空群”3。其祖父达延汗健在时父亲为右翼三万户之济农。父死后其兄衮必里克墨尔根（明人称吉囊）嗣济农位。兄弟两人势力渐强。吉囊死后俺答联合青台吉、呪剌哈、哈剌汉及出塞的汉人高怀智、李天章等势力拥众数十万。“其精兵戴铁浮图马具铠刀矢铦利望之若冰雪”。1遂称雄诸部。并迫使徒有虚名的小王子蒙古大汗东迁辽东。达延汗时期蒙古各部落同明皇朝在北边关系尤紧张贡市早已中断烽燧连年不息给边区蒙汉人民造成深重的灾难。俺答崛起后生齿日多“事事仰给中国若或缺用则必需求需求不得则必抢掠”。他也曾“欲罢兵休民”“无岁不求贡市”一念耿耿不止。而明朝廷“不以时应也故边患甚焉”。2嘉靖八年（1529）十月俺答等率部扰榆林、宁夏边塞。明总督王琼疏请修筑从兰州、洮州至榆林三千里沿边城墉。尔后蒙古骑兵攻宁夏入宣府克大同进陕西掠西川杀略吏民剽掠人畜。从此“无岁不入寇”少则几日多则数月。京师戒严。 二十年（1541）俺答派使者至大同阳和寨请求与明朝通贡互市保证以后“令边民垦田寨中夷众牧马寨外永不相犯”3。明朝廷疑惑俺答此举“其请贡不可信”。既回绝了他们的请求又诛戮使者传九边。俺答颇为恼怒次年六月率部数万骑入大同经朔州破雁门纵掠太原而南下。尽管如此俺答仍“勃勃有通贡意”。而明朝廷却悬赏格“擒斩俺答赏银千两升不次；他酋百两升三级”4。俺答仍拥众越太原列营汾水东西掠潞安、平阳诸州县。明边军皆观望不战。一月余蒙古骑兵掠十卫、三十八州县杀戮男女二十余万获牛马羊豕二百万焚毁公私庐舍八万区蹂1俺答之父《明史纪事本末》卷六o《俺答封贡》：小王子（达延汗）有三子次阿著。阿著有子二曰吉囊曰俺答。《万历武功录》卷七《俺答列传》载：俺答阿著子也或言諰阿郎子。《两朝平攘录》卷一《顺义王》载：俺答即小王子赛那郎子。《名山藏》称：吉囊、俺答为赛那剌之子歹额哈之孙。《蒙古源流》卷六记其父赛音·阿拉克即巴尔斯·博罗特。新译校注本附录（二）萨囊彻辰家系表记述俺答父为小王子第三子名曰巴尔苏·博罗特。本文依《蒙古源流》（新译校注本）。2关于俺答卒年有两种说法：万历九年说；万历十年说。本文据《万历武功录》卷八《俺答列传下》记录。为万历九年十二月十九日（1582年1月12日）。 3诸葛元声：《两朝平攘录》卷一《顺义王》。 1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o《俺答贡封》。 2《明世宗实录》卷三六四、三七六。 3《明世宗实录》卷二五一。 4黄光升：《昭代典则》卷二八《世宗肃皇帝》；郑晓：《皇明北虏考》第4o页。踏田禾数十万顷。七月方出塞而归。 二十六年（1547）四月总督宣大侍郎翁万达奏言：“俺答请求入贡乞参酌其可否？”1巡按御史黄汝桂疏称不可：北边诸部怀叵测之谋“岂可轻信堕其计中”。世宗朱厚熜降旨不予理睬：“诡言求贡勿得听从。”2来年正月俺答进入河套地区“复投译书求贡”。又遭拒绝。九月蒙古骑兵入宣府扰乱居庸关诸处。二十八年二月俺答大举入边略大同直抵怀来。总兵周尚文帅兵万人与俺答部属大战于曹家庄。总督翁万达亲率锐卒助战蒙古骑兵败走塞外。明边军有功将士升赏有差。时人感慨地说：“数十年间无此战功。” 二十九年（155o）八月俺答率部又卷土重来精锐的铁骑穿过宣府走蓟州塞入古北口围顺义长驱直入逼通州掠密云、三河、昌平等地转而进攻京师。腐朽的明军不堪一击蒙古骑兵径至安定门以北教场口。3俺答又“求入贡”。后骚扰昌平诸陵寝转掠西山、良乡以西遂东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庚戌之变”。4翌年三月明朝廷勉强答应与俺答通马市。俺答不满足又投译书宣大总督苏佑求贡市。兵部员外郎杨继盛力言不可下锦衣卫狱拷讯持论不改未予采纳。四月明朝廷开大同镇羌堡、宣府新开口和延宁马市。俺答喜悦亲至马市向明朝廷献“九白之贡”以示诚意。互市时并嘱咐诸部领“毋饮酒失事”挑选“身腰长大”、“毛齿相应”的好马入市5。咸宁侯仇鸾请敕厚赉俺答赐衣币甚渥。俺答遂执献叛明归附蒙古的汉人萧芹等人。俺答部属往来大同城外以互市为名边军将士不敢拒阻加上边垣及诸营堡俱废坏戍卒多撤蒙古游骑可长驱城下。总督史道疏言：“俺答无马者许以牛羊入市酬粟豆。”科道官交章力阻。俺答又请开辽东。巡抚辽东许宗鲁移书兵部数陈不可事遂停止。时大将军仇鸾偃蹇畏懦只恃通市不严饬将士防御俺答部下出入关隘无所顾忌。而后俺答条陈请准互市时“富者能以马易缎贫者唯有牛羊请易菽粟”。明朝廷“朝议则复难之”指责他们“乞请无厌”1。三十一年三月罢沿边马市。世宗明谕“复言开马市者论死”2。四月仇鸾率军出塞袭击俺答于威宁海战败而归。自此俺答以朵颜三卫为向导撤去辽东前屯卫边垣七十余里掠夺宁远。时俺答数扰辽、蓟烽火绵延为患益剧。三十六年（1557）八月俺答领兵二十万入雁门边塞（今山西代县西北）攻克应州（今应县）四十余堡。 隆庆元年（1567）九月俺答所部攻陷山西石州诛杀知州王亮大掠交、汾等处山西骚动。蒙古骑兵大肆抢掠二十余日因连日大雨所获未能尽载而还。从嘉靖二十一年始大同镇弃墙不守“三关边隘皆俺答必犯之地”3。隆庆四年十月俺答爱孙把汉那吉因婚配问题率妻比吉及仆从1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o《俺答贡封》。 2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o《俺答贡封》。 3《明世宗实录》卷三六四。 4《明史纪事本末》卷五九《庚戌之变》。 5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七《俺答列传中》。 1《明世宗实录》卷三七六。 2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o《俺答贡封》。 3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o《俺答贡封》。 阿力哥等十人南走叩关请降。总督王崇古收留了他们“丰馆釳餙舆马厚遇款纳”4。阁臣高拱、张居正等支持王崇古的建策明朝廷下令授予把汉那吉为指挥阿力哥为正千户各赏大红纻丝衣一袭。把汉那吉出走归明俺答汗颇悔恨担心其孙遭不测曾拥兵十万压境欲讨还其孙。叛明投入其帐下的白莲教领赵全等人继续鼓动俺答出兵骚乱明地。“俺答众惮寇指全等怨詈甚”1。后得知把汉那吉安好无恙在妻三娘子的规劝下俺答愿“啮臂盟世服属无2”。十二月俺答执赵全、丘富等九人献于边官。明朝荣归其孙把汉那吉许通贡市不绝。俺答汗遣使致谢呈表请封情真意切。 隆庆五年（1571）三月明朝廷封俺答为顺义王其子弟部落为都督等官。五月王崇古又为俺答陈乞四事：一为请给王印；二为请许通贡入京；三为请给铁锅；四为请抚赏部中亲属布缎米豆等塞上许不时小市。明朝廷一一作复。六月大学士高拱言称：嘉靖十九年俺答求贡当事者惮于主计“斩使绝之”。三十余年“边民肝脑涂地”今俺答感恩慕义直受封赐不可失良机。穆宗嘉纳施行。明朝相继在大同、宣府、延绥、宁夏、甘肃等地开马市十一处。同时又开了便于蒙汉人民自由贸易的月市或小市。从而“东自海冶西尽甘州延袤五千里无烽火警”2。隆庆六年九月明朝廷应俺答请求颁给他“金字番经及遣喇嘛番僧传习经咒”3。喇嘛教在蒙古草原迅传播俺答尽力尤多。 万历元年（1573）三月明朝再颁给顺义王俺答番经赐镀金银印。三年四月俺答子宾免因求河西互市朝廷未允于驻牧西海地屡扰边境。俺答予以阻止约束诸部颇谨并反映了宾兔苦于甘州不开市宁夏路途远的实际情况明朝廷即开大市于甘州、小市于庄浪。十月俺答与明朝廷互市得胜堡乞请佛像及蟒缎。又与三娘子筑城于板升请名于朝廷神宗以其贡事积功劳正巧五年赐金币名其城曰“归化”1。万历五年九月俺答恳请开茶马互市御史李时成奏称禁勿予便。六年（1578）四月俺答从甘州芦沟套、墨水乱骨堆等地入边。五月至扁都口。他以法绳束诸部“令毋近城堡毋踏禾苗”2。俺答又去青海迎喇嘛教黄教派领锁南嘉措赴青海各部蒙古传教。万历七年十一月俺答东归还至板升。制置使吴兑赠其金币。俺答大喜以呈书称谢。万历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俺答病死。其妻三娘子继承他未竟之业率领子孙维持蒙汉和睦相处“四十余年无用兵之患沿边旷土皆得耕牧”。 4诸葛元声：《两朝平攘录》卷一《顺义王》。 1《万历武功录》卷八《俺答列传下》。 2方孔炤：《全边略记》卷二《大同略》。 3《明穆宗实录》卷六五。 1关于归化城命名何时史籍记述有二：万历三年说或万历九年说。本文依《明神宗实录》所载说。2《万历武功录》卷八《俺答列传下》。 第二节三娘子三娘子（155o—1613）蒙名叫钟金哈屯（inqatun）明人记载称克兔哈屯或也儿克兔哈屯。卫拉特蒙古奇喇古特部落领哲恒阿哈之女。3三娘子不仅“骨貌清丽”而且“资性颖异”聪睿英俊颇具才华。她酷爱读书通蒙古文字且胸襟开阔通达事务为蒙古族的杰出女性。三娘子一生历配三王掌兵柄主贡市在她执政近四十年中为蒙汉民族的和睦关系的维持作出了贡献。 嘉靖三十七年（1558）俺答汗率部西征后又行兵济勒满山之卫拉特土绵部遣使至哲恒阿哈、扎勒满图类二处告以俺答欲与和亲之意。哲恒阿哈献亲生女儿钟金于俺答。1从此两部落通婚和好。 隆庆二年（1568）俺答携三娘子往征卫拉特属民屯扎阿尔泰山巴克地时三娘子生一子名卜他失礼。俺答汗等举众欢腾大设“米喇兀”喜筵。尔后三娘子深受俺答的宠爱和器重。“事无巨细咸听取裁”。2这时她“已籍籍有声”了。 四年十月俺答汗之爱孙把汉那吉因婚配问题偕大成比妓等奔归明朝。 明阁臣高拱、张居正同宣大总督王崇古、巡抚方逢时等力主以此事为契机缓解长期以来北方边境兵戎相见的紧张局势。他们优待把汉那吉“宴赏供帐甚厚”以引渡出塞逃入板升的白莲教领赵全等为条件送归把汉那吉并准许通贡互市。三娘子“阴劝之”（俺答）俺答汗欣喜应允。十二月捕获赵全、丘富等人移交明朝廷。俺答汗“请封贡意甚坚”3。次年三月明朝廷敕封俺答为顺义王其弟老把都为都督把汉那吉为都指挥使其余领为指挥、千百户等赏赐蟒衣彩币等物有差。“始封事成实出三娘子意”。1明朝廷深悉“夷情向背半系三娘子”2特封她为“忠顺夫人”。明朝廷相继开放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等十一处马市。除每年官市外又“得塞下民互市”。月市或小市蒙汉人民可以自由贸易。每当互市时常常出现两族民人“醉饱讴歌婆娑忘返”的情景。 万历九年（1581）俺答汗去世。三娘子率黄台吉等告讣关吏并呈文明朝廷贡白马九匹镀金撒袋各一幅、弓一张、箭十五支以示继续忠顺。明朝廷派遣使者祭吊如礼。是时奉表称谢者皆以三娘子为主名。凡赴内地均3关于三娘子家世汉文史籍有三种说法：（1）“本俺酋之甥女”（《北虏三娘子列传》见《逸史三传》载《东莱赵氏楹书丛刊》）。（2）“俺答外孙女”“俺答长女哑不害所生也”（《万历武功录·俺答列传下》《两朝平攘录·三娘子传》）。（3）三娘子“宣大伎”（《明史纪事本末》补编卷三《西人封贡》）。本文依朱荣戛《从＜俺答汗传＞看三娘子的名字和母家》（见《蒙古族历史人物论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r》（《宝贝汇集》）俗称《俺答汗传》论述了三娘子名字和母家情况。 1三娘子生于嘉靖二十九年（155o）《宝贝汇集》（《俺答汗传》）记载嘉靖三十七年（1558）她嫁给了俺答时年九岁。十年后隆庆二年（1568）生卜他失礼。 2诸葛元声：《两朝平攘录》卷一《顺义王附三娘子》。 3《逸史三传·北虏三娘子列传》见《东莱赵氏楹书丛刊》。 1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九《三娘子列传》。 2方孔炤：《全边略纪》卷二《大同略》。 须携带三娘子签的文书方准通行。3三娘子一跃成为土默特集团中的核心人物。“群情依为向背”。她地位的变化与北方地区的治乱息息相关。明神宗从延臣议赐三娘子大红五彩纻丝衣二袭、彩缎六表里、木棉布二十匹。4三娘子与明朝廷的关系更加密切。俺答初殁其长子黄台吉欲妻三娘子。她时年三十二岁嫌黄台吉老病貌陋不愿嫁他遂率众远遁。黄台吉明白若不与三娘子相匹配很难入承王位统辖诸部。于是他轻骑追逐三娘子。时当贡市日期王位悬而未决贡市迟迟未完。宣、大、山西总督郑洛考虑到贡市没能如期关键在三娘子身上。立即派人说服她：“汝归王天朝以夫人封汝。不归一妇耳！”5三娘子迫于利害遂与黄台吉合婚并急遣使者来边关完市。边吏喜悦宰牲谢天。 十一年二月黄台吉嗣顺义王。他常怨父王贡市议成欲与父亲做法不同。三娘子从容相劝：“天朝所以待我者甚厚岁通贡市坐享全利而无后忧。孰与夫冒矢石出万死幸不可知掠获也。”1黄台吉信以为然“终其身不大为寇”2。明朝廷又封她为“忠顺夫人”。俺答汗生前曾给三娘子一万精骑自卫。后她世为哈屯（夫人）帐下精兵数万。“戴铁浮图马具然长刀大镟望之若冰雪”3。把汉那吉回归后俺答令他主持板升事务号称大成台吉妻子称大成比妓。大成台吉坠马丧生后大成比妓“拥俺答所遗诸部落及板升甚雄”4。三娘子图谋让自己长子不他失礼娶大成比妓为妻兼并这支劲旅扩展自己的势力。恰台吉与三娘子素有隔阂怂恿大成比妓不从。九月三娘子命扯布土骨、计龙等将精锐骑兵二千迅包围了板升爆了“板升之战”。三娘子军斩扯布等八十余人生擒二十人伤者无算缴获盔甲三十副驼马百余匹。三娘子欲尽得板升恰台吉又不肯予秋毫双方征战不止。诸台吉为两家相约调停。三娘子执意不允又征集人马“期获恰台吉及黄鹅儿蟒兀捨倘不浪而后休也”5。她“誓死相仇杀”。战事持续了五个多月终于降服了板升。十二年四月三娘子部下卜吉素等三人盗明杀胡堡边被边官沈栋捕获令人通告她。三娘子请以马十一匹、牛一头、羊六只以赎罪过。当年三娘子忙于板升大战未能届期赴市。不久遣领至关市受赏。 十三年十二月黄台吉病逝。三娘子手握王篆和兵符欲私其爱子不他失礼。黄台吉的长子■力克乃自立为王。三娘子权衡利弊将王印传予■力克。三娘子时年三十七岁以年岁渐老自练兵万人筑城别居。疆吏郑洛担忧蒙古方面无主事之人不利于安顿边塞。于是派人规劝■力克：“夫人三世归顺汝能与之匹则王不然封别属也。”1部下亦劝他配三娘子。■力克乃尽弃妻妾与三娘子合帐。■力克好兵不已疲劳后而思安乐部族3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一卷第一册第26号文件。4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九《三娘子列传》。 5《明史》卷二二二《郑洛传》。 1《逸史三传·北虏三娘子列传》见《东莱赵氏楹书丛刊》。 2《逸史三传·北虏三娘子列传》见《东莱赵氏楹书丛刊》。 3王世贞：《北虏始末志》见焦竑：《献征录》卷一二四《北虏》。 4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九《三娘子列传》。 5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九《三娘子列传》。 1《明史》卷二二二《郑洛传》。 政务“惟三娘子左右之”。十五年三月■力克嗣袭顺义王位。明朝廷谙晓三娘子掌权柄诏封忠顺夫人2赏赐厚丰。■力克沉湎昏聩年未及五十须皓然“番汉应酬悉诿三娘子”3。明朝廷信赖三娘子常赐“金绘珍异”。她尤感激愿“子孙暨部族世世为天子守边”。 十九年（1591）宣化镇附近史车二领叛盟入边骚乱。三娘子闻讯即擒二人边区随安。三娘子笃信佛教并“切切慕华”。自开贡市以来她不时款塞常亲诣总督吴兑营垒。吴兑将明朝贵妇穿戴的八宝冠、百凤云衣、红骨朵裙馈赠三娘子。4她与边官感情甚昵以敦和好。部落中有“梗化者”三娘子时有预报防患于未然。是年秋季顺义王■力克西行助火落赤难扰乱洮河等地。5总督梅友松立即派使者驰告三娘子。她“即使使者告顺义王趋东归”。■力克殊不欲返迫于三娘子言无奈而东归旧地。洮河之乱渐息。因此事明朝廷下令停贡市两年。三娘子等深表歉意将又在边滋事的■力克之婿史二缉拿枷送边塞。明朝廷方准贡市如故。北边又安稳无事。 二十二年（1594）■力克死去围绕着王位的继嗣土默特部落生了一场以■力克孙卜石兔台吉为一方同三娘子孙素囊台吉为另一方的“夺嫡”之争。素囊台吉多次咒骂三娘子憎恨她不将王篆授予他。三娘子不徇私情遵循俺答汗生前与明朝廷达成的“世代相传为王以长部落归心”的约定1毅然将顺义王印移交给卜石兔。这时“封贡事旷岁无成”。明边官又下令禁止各边互市。三娘子遣使力争以为不可。贡市新开边境稍安。四十一年（1613）四月三娘子病殁终年六十四岁。 2《明神宗实录》卷一八三万历十五年三月记载：“虏王妻（三娘子）敕封忠义（义字为顺字误）夫人。”3诸葛元声：《两朝平攘录》卷一《顺义王附三娘子》。 4《明史》卷二二二《吴兑传》。 5关于火落赤作乱西部的时间问题史籍所载不一。本文依《万历武功录》卷九《火落赤列传》所记。1王士琦：《三云筹俎考》卷二《封贡条约》。 第三十章李贽明代著名的回族思想家李贽是泉州晋江（今属福建）人。原姓林名载贽后改姓李为避当朝皇帝朱载垕的讳遂称李贽号卓吾（又称笃吾）又号温陵居士。 李贽生于嘉靖六年（1527）十月1。当时明朝正处于由强盛到衰败的激烈变化中。李贽一生坎坷备受磨难因此练就了坚强性格。三十岁登上官场五十四岁以后弃官为民专事著述。他主张个性解放与自由有人称他为反对封建主义的启蒙运动的先驱。 1关于李贽的生日有两种说法一是十月三十日另一是十月二十六日。第一节商人世家子李贽祖籍河南元末南迁泉州后从商是当地著名的商人世家。一世祖林闾藉前人蓄积之资常扬帆航行于海外。二世祖林驽不仅在国内从商且远涉重洋兼营海外贸易。洪武中还受命于朝廷奉舶下西洋。三世祖林通衢亦“夙有经营四方志”。至明朝实行“海禁”生意开始衰落。但高祖林易庵因“谙译语”在天顺间曾“奉简书使外国”。曾祖林琛做过通事官引“琉球入贡”。到李贽时其家族内从商者仍然很多有的开纸店有的经营米店、染坊和棉行诸业。祖父林义方和父亲林白斋两辈也都是善于经商的穆斯林。 从明代中后期开始由于商品货币经济的进一步繁荣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泉州是我国最早对外开放的重要港口之一自唐、宋以来与世界各国就有广泛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各种宗教互相融合和睦共处。李贽生长于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独特的文化地理环境和特殊商人家族与他一生性情怪僻厌恶管束；同情商人主张“功利”；不满封建提倡个性解放显然有着密切关系。 李贽从小就很有个性。他六岁丧母便能自立。七岁随父读诗书习礼仪。十二岁能作文章十四岁读完《易》、《礼》改攻《尚书》。二十岁与黄氏结婚后不久离开家乡“■口四方靡日不逐时事奔走”1。因之对当时明朝的政治、社会矛盾、农民生活以及工商业者的状况有较深切的认识。经过十九年的寒窗苦读于二十六岁时中举人。此后他没有参加进士考试2即听候朝廷选派从政就禄。 1《续焚书》卷一《与焦弱侯》中华书局1959年版。 2关于李贽是否参加考进士的问题说法不一。他自己说没有赴京参加会试谓中举人已是侥幸“吾此幸不可再侥也”。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一八下《李贽传》则谓他“久不第就官历姚江太守”说明他参加过考试但终“不得成进士”。 第二节官场受磨难嘉靖三十五年（1556）在李贽“三十而立”之年被命为河南卫辉府共城（辉县旧称）教谕他从此走入官场。他“初意乞一官得江南便地不意走共城万里”1。由于“不得不假升斗之禄以为养”只好放弃个人要求服从委派。他虽受的是封建传统教育但“自幼倔强难化”强烈反对封建礼教。于是他从跨入宦海的第一天开始就抱着为生活所迫而“不容不与世相接”的态度除履行公事“拜揖公堂之外”一意“闭户自若”杜门读书探求学问。也正是这种思想性格使他处处与上级官僚生意见冲突。第一次上任“即与县令、提学触”2。结果“在百泉五载落落竟不闻道”3根本不可能找到人生的学问。 嘉靖三十九年李贽离开辉县南下陪都出任南京国子监博士做了一个从八品小官。到任二月有余丁父忧东归奔丧回家守制。时值倭寇大肆侵扰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李贽的家乡也深受其害。他“夜行昼伏”六阅月方抵家。由于倭患所致米价腾贵他一家三十口“几无以自活”。为了击退倭寇的猖狂进攻李贽率家人参加泉州城保卫战。通过抗倭斗争他更加看清了明皇朝的无能。嘉靖四十一年丧服期满而倭患未息。他“欲以免难”尽携眷属直接奔到北京。“尽室入京”之后处境殊为艰难“居京邸十阅月不得缺。囊垂尽乃假馆受徒”1。为养家■口当了十余月的教师。嘉靖四十三年补北京国子监博士这次同样很不走运。到任不多日即与国子监祭酒秦鸣雷、陈以勤以及司业潘晟、吕调阳等人生抵触2。不久家庭的不幸接踵而来次男死于身旁又闻祖父讣至遂请假回籍安葬先人。因为经济窘迫李贽南归时把妻子和三个女儿送到河南辉县。在他回乡的前后三年中完全依靠她们母女一边参加田间劳动一边买花织布自谋生路。其间由于荒年歉收“长女随艰难日久食稗如食粟。二女、三女遂不能下咽因病相继夭死”。悲惨之状令人同情。家庭接连不断的不幸遭遇使李贽南来北往奔走十年余精神上深受打击；官场的磨难也使他不免为之苦恼为此在回家毕葬之后他已“无宦意”。可是“回天涯不胜万里妻孥之想”乃于四十五年“复抵共城”。3不久李贽携家眷由辉县到北京补礼部司务官秩从九品是一个比国子监博士待遇更低的穷差事。当时有人告诉他：“司务之穷穷于国子虽子能堪忍独不闻焉往而不得贫贱语乎？”李贽答曰：“吾所谓穷非世穷也。穷莫穷于不闻道乐莫乐于安汝止。吾十年余奔走南北只为家事全忘却温陵、百泉安乐之想矣。吾闻京师人士所都盖将访而学焉”4。为了到北京求师访友研讨学问他把穷苦置之度外而视“闻道”为最大的快1《焚书》卷三《卓吾论略》。 2《焚书》卷四《豫约·感慨平生》。 3《焚书》卷三《卓吾论略》。辉县苏门山有百门泉故以百泉称辉县。李贽自称百泉人百泉居士。1《焚书》卷三《卓吾论略》。 2《焚书》卷四《豫约·感慨平生》。 3《焚书》卷三《卓吾论略》。 4《焚书》卷三《卓吾论略》。 乐。从这年开始通过礼部李逢阳和王守仁弟子钱德洪的学生、礼部郎中徐用检的介绍听泰州学派学者赵贞吉讲学接触王守仁的学说。李贽非常崇拜王守仁的学问认为“当是时人之尊信朱夫子犹夫子也。而能识知朱子之非夫子唯阳明之学乃真夫子”1。尤其赏识他在正德十四年（1519）平息江西宁王朱宸濠起兵反叛朝廷中所建立的“武功”谓“古之立大功者亦诚多有但未有旬日之间不待请兵请粮而即擒反者此唯先生能之”“古今亦未有”2。隆庆四年（157o）通过李逢阳的介绍李贽又认识了王守仁的得意门生邹守益的学生、刑部主事李材并与之共同探求学问。李贽思想中的主观唯心论因素同这一时期受王守仁学说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五载春官潜心道妙”。一心研究王守仁一派的学问这是他从任礼部司务五年以来最大的快乐。然而他在官场中的处境却依然如故毫无改变为司礼曹务先后与尚书高仪、殷士儋侍郎王希烈、万士和“尽触也”3。于是又不得不离开都门另谋职位。 从隆庆五年（1571）起至万历四年（1576）止就南京刑部员外郎。自永乐都燕南京成为陪都四方文人云集聚会讲学的风气极盛。使李贽有机会在此结交一批名人学士如南京著名学者焦竑、湖北黄安耿定理等人并成为挚友在学术和生活上深得他们的指点和帮助。同时见到他向慕已久的王守仁的弟子王畿和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的再传弟子罗汝芳对他们推崇备至谓王畿良知之说具有启思想的作用；王艮一派有真实的本领是王守仁门徒中“最英灵”的一个派别。“自后无岁不读二先生之书无口不谈二先生之腹”1。万历二年（1574）在南京拜王艮的次子王襞为师进一步接受泰州学派的思想最后成为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不仅继承了泰州学派的优良传统而且进一步挥了王艮关于“百姓日用之道”以及“淮南格物”的学说认为“百姓日用之道”的“道”就是吃饭穿衣等人们最基本的活动和要求。他说：“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道”并非玄虚而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当下自然”。这个观点从哲学思想看是一种粗俗的唯物论；从政治思想看则具有反对封建等级特权要求人人平等的愿望。万历四年李贽五十岁。“五十以后大衰欲死因得友朋劝诲翻阅贝经”2研究佛教。他认为儒、释、道三教“不容异同”可以合三者为一。李贽承认佛教的主观唯心论但又“不守绳辙出入儒、佛之间”不受儒、佛的拘限。甚至将王守仁的良知说、佛教的众生平等和众生皆能成佛说以及他本人反对封建伦理道德、反对封建社会不平等的思想融化成为一体提出“天下无一人不生知无一物不生知”主张人人平等批判了儒家的封建等级思想。 李贽在南京任刑部员外郎的五六年间既有收获也有痛苦。 收获是结识了各流学者增长了学问痛苦还是和长官意见不合。他说：1《续焚书》卷三《席书》。 2《续焚书》卷三《王文成》。 3《焚书》卷四《豫约·感慨平生》。 1《焚书》卷三《罗近溪先生告文》。对于李贽与王学的关系至今仍有两种对立的看法。一种说：王阳明之学一传而为王畿再传而为李贽。另一则说：“李贽是王学的对立者而不是王学的嫡传之一”（蔡尚思：《我要为中国大思想家李贽呼冤》载《都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5期）。2《续焚书》卷二《圣教小引》。 最苦者为为员外郎时不得尚书谢登之、大理卿董传策和汪宗伊之意。又最苦者是碰到尚书赵锦。“赵于道学有名孰知道学益有名而我之触益又甚也”1。 万历五年李贽出任云南姚安知府官秩正四品。入滇前他把女儿和女婿留在黄安（今属湖北）耿定理家。李贽到黄安时即有弃官留住的意思。当决计入滇时又和耿定理约定：“待吾三年满收拾得正四品禄俸归来为居食计即与先生同登斯岸矣。”2可是到任之后他又想马上离开因不允遂勉强留下。 是时姚安地区“上官严刻吏民多不安”。李贽以“原情论势”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持简易任自然”以德化人反对暴政。认为“边方杂夷法难尽执日过一日与军与夷共享太平足矣”。在边疆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采取比较灵活的做法这是有道理的。但他同时又说：对境内官吏的所作所为只要“无人告即装聋哑何须细问”“况天下事亦只宜如此耶”3。在封建社会里对地方官吏的执法情况放任自流不加过问只能残害人民这显然是错误的。李贽的无为而治的思想颇得府中僚属、胥隶的拥护。但是朝廷对他的做法并不欣赏因为这样做也势必损害封建皇朝的利益。他说：“最后为郡守即与巡抚王（凝）触与守道骆（问礼）触。王本下流不必道矣。骆最相知其人最号有能有守有文学有实行而终不免与之触何耶？渠过于刻厉故遂不免成触也。渠初以我为清苦敬我终及以我为无用而作意害我。”4连与自己“最相知”且“最号有能有守”的人都“不免成触”自然是无法再干下去了。万历八年（158o）三月他三年任满即“谢簿书封府库携其家”离开姚安到楚雄。自动放弃加官晋级的名利向巡按刘维提出舍官从民的辞呈。刘维不应允他便逃到滇西大理府鸡足山阅《藏经》执意不出。刘维无奈请于朝廷准其提前致仕1。七月初正式离任由此退出官场。 1《焚书》卷四《豫约·感慨平生》。 2《焚书》卷四《耿楚倥先生传》。 3《焚书》卷四《豫约·感慨平生》。 4《焚书》卷四《豫约·感慨平生》。 1关于李贽弃官的原因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无意再仕激流勇退自动辞官。而《罪惟录·李贽传》则说他“佞佛尝禅衣帽而坐堂皇视公事为台抨”。《明史·耿定向传》亦云：“贽为姚安知府一旦自去其冠服坐堂皇上官勒令解任。” 第三节著书立“异端” 李贽弃官之后为了不受本府、本县公祖父母管束以及避免“来而迎去而送；出分金摆酒席；出轴金贺寿旦。一毫不谨失其欢心则祸患立至”的麻烦尤其是为了“访友朋求知己”他宁愿“飘流四外不归家”2。因为有家人在黄安特别是黄安有耿定理和周思敬二位好友“聪明好学可藉以夹持”故自出滇即按过去约定的计划直接“取道适楚”3于万历九年春抵达黄安从此过着弃官为民寄居外乡“手不敢释卷笔不敢停挥”从事著书、倡导“异端”的新生活。 万历十年（1682）李贽在黄安耿家刻印苏辙的《老子解》并在进一步研究《老子》书的基础上撰《解老》二卷。从书中对一些问题的解释可以看出他对于事物相互对立和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万历十二年七月耿定理死使他大为悲伤“寂寥太甚”以致“全不知身在何方亦不知欠少甚么”深感“实难度日”另一好友周思敬又“宦游中外去”。李贽“怅然无以为计”本想到南京去恰巧这时焦竑丁父忧家中窘困以故未能成行。而他与耿定理哥哥耿定向所持观点大相径庭关系很不相得早有矛盾。这年八月耿定向晋都察院副都御史李贽有《答耿中丞》一文曰：“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予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1反对以孔子的是非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公开举起反孔旗帜。耿定向“重名教”严守封建礼教恪守孔孟信条；李贽“识真机”反对封建伦理道德要求个性解放在黄安讲学时甚至破例招收女弟子两人的关系势必由龃龉而成水火。十三年四月耿定向再次升官擢刑部左侍郎自鸣得意骄傲待人使他们之间的矛盾趋于白热化李贽决然离开耿家寓居麻城。到麻城之初住于维摩庵。不久令人将住在黄安的家眷护送回闽即于万历十三年夏天写信与耿定向告别。其中谈了他对教导子弟的看法和宁愿饿死也决不屈服、忍辱为门下之客的处世态度2。翌年他以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写了《答耿司寇》一文对封建理学家耿定向等人的思想行为进行了揭露。指出：他们之行事“殊无甚异于人者”“种种日用皆为自己身家计虑无一厘为人谋者。及乎开口谈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我欲利他我怜东家之饥矣又思西家之寒”云云；“实多恶也而专谈志仁无恶实偏私所好也而专谈泛爱博爱实执定己见也而专谈不可自是”言不顾行行不顾言“所讲者未必公之所行所行者又公之所不讲”。“反不如市井小夫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令人听之忘厌倦矣”1。李贽痛恨理学家的欺世盗名和虚伪行为赞成劳动农民和商人言行一致的真实可爱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已经脱离了封建阶级意识的束缚站到新兴的市民阶层一边。2《焚书》卷四《豫约·感慨平生》。 3《续焚书》卷二《释子须知序》。 1《焚书》卷一《答耿中丞》。 2《焚书》卷一《与耿司寇告别》。 1《焚书》卷一《答耿司寇》。 李贽还为商人大声疾呼公开提倡“私有”、“谋利”反对“无私”曰：“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夫欲正义是利之也。若不谋利不正可矣”2。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萌芽的十六世纪后半叶李贽的这些言论实际上是反映了新兴商人阶级反对封建压迫、要求独立展的“图利”思想。这在当时是具有进步作用的。但他对理学的态度显然有些偏激。 万历十六年初李贽离开维摩庵孤身入麻城龙潭（龙湖）芝佛院与僧无念等同住院里“日以读书为事”。“所读书皆抄写为善本东国之秘语西方之灵文《离骚》、马、班之篇陶、谢、柳、杜之诗下至稗官之奇宋、元名人之曲雪藤丹笔逐字雠校肌襞理分时出新意。其为文不阡不陌摅其胸中之独见精光凛凛不可迫视。诗不多作大有神境”3。由于全心读书著述以致“全忘其地之为楚身之为孤人之为老须尽白而尽秃也”4。同年夏天因为天气闷热头秽不可闻遂剃以为常。李贽剃本是无意的并不是为了出家为僧。但这个无意的举动却给他带来一个好处用“剃以示不归”可以由此而拒绝家属时时来逼他回乡。事实上李贽从来没有受戒没有认祖和师虽落而未为僧也。可是在李贽剃后一些封建理学家竟然把他看作“异端”。“此间无见识人多以异端目我故我遂为异端以成彼竖子之名”1。从此李贽更加毫不畏惧地站在“异端”的立场上以“我头可断而我身不可辱”的英雄气概以哲学和历史学为阵地同封建主义进行不妥协的斗争。 这年夏天李贽编纂了第一部著作《初潭集》计三十卷。因“初落龙潭即纂此故曰《初潭》也”。是书借评价历史人物与事件给封建理学家以无情的讽刺和痛斥：“世之好名者必讲道学以道学之能起名也。无用者必讲道学以道学之足以济用也。欺天罔人者必讲道学以道学之足以售其欺罔之谋也。”2李贽在不断被驱逐、被迫害的生活中所完成的最著名的三部大书《说书》、《焚书》、《藏书》也均于这年开始编辑。其中《说书》有一大部分是在这年完成的。此书系读书笔记为他一生学问所寄。“因学士等不明题中大旨乘便写数句贻之积久成帙名曰《李氏说书》中间亦甚可观”3。 万历十八年初李贽刻印他一生事迹所寄之诗文集《焚书》计六卷。 该书以其“大抵多因缘语忿激语不比寻常套语恐览者或生怪憾故名曰《焚书》言其当焚而弃之也”4。书中称宋代理学家周敦颐、程颢与程颐、张载和朱熹等人是“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既已得高官巨富矣仍讲道德说仁义自若也”1。又因为书中有与耿定向的信七封对其进行了严厉、尖锐的批判。六月耿定向闻之认为是对他的“诽谤”急忙抛出2《藏书》卷三二《德业儒臣后论》中华书局1974年版。 3袁中道：《珂雪斋近集·文钞·李温陵传》1935年襟霞阁主人重刊本。4《续焚书》卷二《释子须知序》。 1《焚书》卷二《与曾继泉》。 2《初潭集》卷八。 3《焚书》卷一《答焦漪园》。 4《焚书》卷一《答焦漪园》。 1《焚书》卷二《又与焦弱侯》。 《求儆书》由他的门徒、河南光山县人蔡毅中作序刊行“以告同志”妄图使“恶声不至于耳”同时竭力攻击诬蔑李贽。万历十九年耿定向为了进一步迫害李贽掩盖自己的面目并避免“后学承风步影”效李贽之所为一方面鼓动蔡毅中作《焚书辨》反诬李贽是“流毒百世”竭力维护封建道德。另一方面不惜采用卑劣手段乘李贽游览武昌黄鹤楼之机以“左道惑众”的罪名雇用流氓对李贽进行詈骂、围攻和驱逐。结果正如李贽所说的“本欲甚我之过而不知反以彰我之名”2。虽然有若干朋友为此离开了他使他因为老年失去朋友而时有“老苦”之感。但是更多的是因此而更加同情他、支持他。在武昌湖广左布政使刘东星直接出面保护他湖北著名的公安派袁宗道、宏道、中道三兄弟从此开始和他密切往来。他自己更没有因此而停止斗争继续写了《读书乐》、《豫约》等一批著作回顾自已走入仕途后的种种遭遇总结思想抨击明朝的黑暗政治强烈地表现出他“平生不愿属人管”的叛逆精神。同时应友人之邀于二十四年至二十五年出游山西、北京等地并在游途中完成《孙子参同》《净土诀》诸书。 万历二十六年夏初游南京与焦竑等共同研读《周易》和最后修订《藏书》。《藏书》共六十八卷二十七年秋由焦竑主持在南京正式刊行。它是李贽经过多年的努力精心编撰的一部历史人物传记著作也是他一生精神所寄。全书分《世纪》、《列传》两部分被传者计八百人上起战国下迄元末按照自己的是非标准评说古人否认道统把程、朱等理学家摒于“德业”之外褒贬人物独立思考不盲从儒家教条体现了他运用朴素辩证法研究历史的进步史观。他明确指出：“人之是非初无定质。人之是非人也亦无定论。无定质则此是彼非并育而不相害。无定论则是此非彼亦并行而不相悖矣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后日又是矣。”1李贽关于男女平等诸方便的思想见解在《藏书》中也有鲜明的表现。在南京李贽还三次会见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作诗赠之称其为“我所见人未有其比”。他深感遗憾的是不理解利氏来华的目的“毕竟不知到此何干也”2。 万历二十八年春曾任过湖广左布政使后为工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督河漕的刘东星3亲自到南京接李贽北上于三月底抵达山东济宁漕署。一到济宁李贽便抓紧时间利用署中的有利环境日夜著述编成《阳明先生道学钞》八卷（第八卷为《阳明先生年谱》）。尔后回到湖北麻城即遭到封建统治者的残酷迫害。 2《焚书》卷二《与杨定见》。 1《藏书》卷《世纪列传总目前论》。 2《续焚书》卷一《与友人书》。 3见《明史》卷八四《河渠二》、卷二二三《刘东星传》。 第四节无辜系狱由于李贽的著作处处渗透着“叛逆”精神和“异端”思想因此深受群众欢迎。“无论通邑大都穷乡僻壤凡操觚染翰之流靡不争购殆急于水火菽粟也已”其书之盛行至“咳唾间非卓吾不欢；几案间非卓吾不适”。人人“全不读四书本经而李氏《藏书》、《焚书》人挟一册以为奇货”1。特别是《藏书》比起《焚书》更为怪僻大多“离经叛道”之语原来不准备公开出版在南京时李贽愤而将其付梓面世。它的公开出版更加激起了封建统治阶级对他的仇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回到府城不久万历二十八年冬天当地的一些人就与官吏相勾结故伎重演雇用一批流氓打手以“维持风化”为幌子在“逐游僧、毁淫寺”的口号下气势汹汹地对李贽再次进行驱逐和迫害拆毁了芝佛院烧毁了他修的埋骨塔。李贽在他的学生杨定见的帮忙下逃入河南汝宁府商城黄蘗山。在山中避难期间他仍然手不释卷修改旧作。万历二十九年二月在被“斥为民”的御史马经纶的陪同下到达通州（今通县）马家抱病完成了研究《周易》的哲学著作《九正易因》。此时李贽的病势不断恶化经常卧床不起。 万历三十年（16o2）李贽七十六岁。他自知年老多病旦暮垂危于二月初五日特书《遗言》交代后事希望能平平安安了此一生。但是凶残的封建统治者并没有因为李贽之将死而停止对他的迫害。 闰二月礼科给事中张问达得悉李贽已经移居通州的消息专门上特疏劾奏李贽。谓：李贽壮岁为官晚年削近来又刻《藏书》、《焚书》等书“流毒海内惑乱人心。以吕不韦、李园为智谋以李斯为才力以卓文君为善择佳偶以司马光论桑弘羊欺武帝为可笑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是“狂诞悖戾”、“刺谬不经”“不知遵孔子家法”。并不择手段无中生有架词诬陷竟然说一个七十六岁垂尽之人在芝佛院“挟妓女”“勾引士人妻女”。“望敕礼部檄行通州地方官将李贽解原籍治罪仍檄行两畿各省将贽刊行诸书并搜简其未刊者尽行烧毁无令贻祸乱于后”1。张问达陕西径阳县人系都察院左都御史温纯的同乡。温纯曾任河南布政司参议是万历三十年中进士的耿定向的门徒、《焚书辨》作者蔡毅中为生员时受赏识的座师。由此可见这次张问达奏劾李贽的关系是相当微妙的。然而张问达之疏呈上皇帝竟不问青红皂白立即下令曰：“李贽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便令厂卫五城严拿治罪。其书籍已刊未刊者令所在官司尽搜烧毁不许存留。如有党徒曲庇私藏该科及各有司访参奏来并治罪。”2就这样李贽从病床上被拉出一路昏迷用门板抬入京城镇抚司狱。 在狱多日作诗读书自如《系中八绝》就是他留下的最后著作。当传说要勒他回原籍时曰：“我年七十有六死耳何以归为？”三月十五日李贽以“七十老翁何所求”视死如归趁侍者为他剃之时夺刀自刎气不绝者两日。三月十六日（5月7日）子时遂气绝用自己的生命控诉1朱国桢：《涌幢小品》卷十六《李卓吾》。 1《明神宗实录》卷三六九万历三十年闰二月乙卯条。 2《明神宗实录》卷三六九万历三十年二月乙卯条。 了封建统治阶级对他的无辜迫害。马经纶按照李贽的《遗言》将其葬于通州北门外。 李贽一生所坚持的反对封建主义提倡个性解放的思想是明代中后期封建经济局部解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稀疏萌芽的深刻反映。他所提出的疑经、非儒、反孔等各种观点就其主要方面而言是进步的也是合乎历史潮流的对当时和后来都有一定的影响无疑是明代历史上一位有代表性的人物。清代修《明史》不为其专门立传是很不公正的恰恰暴露了作者竭力维护封建“正统”的顽固立场。 李贽“生于闽长于海丐食于卫就学于燕访友于白下（南京）质正于四方”对历代朝章典故各地人情物产各种学术流派都有过接触和研究阅识广泛学问渊博著作宏富除《焚书》、《藏书》外尚有《续焚书》、《续藏书》、《史纲评要》、《世说新语补》等以及一大批评论《水浒传》等文学艺术作品的论著。 第三十一章魏忠贤王振、刘瑾、魏忠贤是明朝宦官专权的代表人物而由于整个形势的变化魏忠贤在执政中表现出更多的残忍性和性。 第一节独揽朝政魏忠贤河间肃宁（今属河北）人原名进忠曾从继父姓李1。他结过婚妻子姓冯有个女儿嫁于杨家。他有些武功左右手均能挽弓箭法很准；家中贫穷却喜欢赌博赌运不佳常常受到凌辱。从他的家境和经历来看活脱是一个市井无赖。史称他“猜狠自用人多以傻子目之”2。他的好赌习性和猜狠后来在官场斗争中得到充分挥。 由于没有其他出路李进忠恚而净身入宫当了宦官这是在万历年间。他先在司礼太监孙暹名下后在甲子库办事有些油水逐渐富裕起来。皇太子朱常洛的才人王氏地位虽不高却是皇长孙朱由校的生母。李进忠托门路进入宫中为王才人办理膳食。当时管理太子宫事的太监是曾陪伴朱常洛读书的王安。李进忠通过太监魏朝介绍投入王安门下颇得信用。对他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机。 光宗朱常洛只当了一个月皇帝就病死了。他生前宠爱选侍李氏要她照料皇长子朱由校。李选侍恃宠骄妒不许朱由校与他人交谈逐渐控制了他。朱由校即位时只有十六岁李选侍欲继续控制朱由校让他留居乾清宫。御史左光斗、给事中杨涟及阁臣刘一燝等倡言移宫几经争执李氏被迫移居仁寿殿。这一事件称“移宫案”与万历时的梃击案、泰昌时的红丸案合称“三案”。 “三案”本身对李进忠的命运不会生多少影响但一些阁部大臣对“三案”态度暧昧引起言官们的猛烈抨击门户之见朋党之争愈演愈烈给李进忠造成一个十分有利的客观环境。而熹宗皇帝自小由李选侍抚养对她有依恋之情。这种关系被官僚们强迫中止会使他对有关官员产生反感而把感情移向其他人诸如他的乳母客氏和宦官李进贤等人。 与客氏交结是李进忠的一大机遇。天启初年有道人宿朝天宫日歌市中曰：“委鬼当朝立茄花满地红。”1这被看作魏、客当道的谶语。客氏是北直隶定兴（今属河北）人嫁侯二为妻但十八岁便入宫。明朝习俗宦官与宫中女性主要是宫女也包括像客氏这样的妇女暗中或公开结为名义上的夫妻。两宦官争一宫女之事亦不乏其例。客氏原与魏朝相好见到李进忠便移情于他。熹宗即位封客氏为奉圣夫人。魏朝与李进忠争客氏意义不止于争一女而是争宠于熹宗自然更为激烈甚至夜间于宫中喧闹。熹宗也竟然过问起此事他问客氏看中了谁由他做主安排。客氏选择了李进忠。李进忠与客氏合谋矫旨将魏朝打去凤阳派人在途中将他杀死。1魏朝也是熹宗心腹二人经常同卧起连皇帝也不能庇护他可见魏忠贤在宫中的权势。 地位改变之后他复魏姓熹宗赐名忠贤。 下一个受害者是地位更高的王安。王安不同于魏朝是顾命太监在移宫案中与外朝大臣合作有相当的威望。当时御史方震孺上疏请逐客氏和1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魏忠贤浊乱朝政》。 2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二九七《魏忠贤传》。 1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异人歌”。 1查继佐：《罪惟录·列传》二九七下《魏忠贤传》。 魏忠贤。王安也感觉到魏忠贤的威胁奏明熹宗欲加惩处。但真要处治时他又手软了只是令他改过自新。 客氏出宫魏忠贤一时无所作为。谁知熹宗比他更离不开客氏若失魂魄不食者数日。不久又把她召回宫中。魏忠贤和客氏在外朝官僚中寻找伙伴找到魏的同乡、给事中霍维华指使他弹劾王安。客、魏包围熹宗矫旨将王安降为南海子净军又派人把他杀害。 按照资历王安本应掌司礼监。他一死魏忠贤升为司礼秉笔太监。这打破了常规因为他不识字原没有资格入司礼监的。 熹宗皇后张氏“性严正”2多次向熹宗谈起客氏、魏忠贤的过失。皇后主持后宫事务有权直接处置客氏。她没有这样做或因投鼠忌器或希望熹宗决断。一次张后百~万\小!说熹宗问她在看什么书她答曰：“赵高传。”张后用意很明确熹宗默然。客、魏二人知道了又恨又怕扬言张氏非国丈张国纪女而是盗犯所出借以治张家罪。另一太监王体乾说熹宗重夫妇兄弟情谊“脱有变我辈无类矣”1。这才保全了张后家族。尽管如此张皇后还是深受伤害。在她有身孕时客氏和魏忠贤派亲信服侍致使其流产。 另外一些得罪客、魏的妃嫔连性命也难保。光宗选侍赵氏为二人所恶被迫自经。熹宗裕妃张氏为客氏所妒以有孕之身被禁闭绝饮食而死。冯贵人劝熹宗罢内操被责为诽谤赐死。李成妃解救被革封禁闭要不是她接受张裕妃的教训事先储备下食物也将被饿死。 所谓内操指挑选、装备宦官在禁中操练。这出自魏忠贤的建议当然不只因为他喜爱武功更主要是为了炫耀权势培植自己的私人武装。内操之日锣鼓之声震动禁中。据说皇子诞生就因惊惧而亡。御史刘之凤上疏问道：“假令刘瑾拥甲士三千能束手就擒乎？”2魏忠贤不止甲士三千他掌握了内标万人全副武装。一次试用铳枪险些伤到熹宗臣僚们皆惶恐不安。 在宫中可以为所欲为魏忠贤的主要精力便用来对付外朝官僚。 2《明史》卷一一四《后妃二》。 1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魏忠贤怒张后》。 2《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一《魏忠贤乱政》。 ------------ 25 第二节迫害“东林”党人魏忠贤与外朝官僚的斗争比起明代任何一次类似的斗争更具有党争性质。 天启初年标榜清流的士大夫都以东林党人自居或被认为是东林党人。经历一二十年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他们不但仍然具有左右舆论的力量而且占据了一些重要的位置。天启元年（1621）叶向高又成为内阁辅孙慎行任礼部尚书邹元标任都御史；天启二年孙承宗入阁兼掌兵部事星任都御史第二年改吏部尚书。此外高攀龙任左副都御史杨涟也升至左副都御史左光斗升至佥都御史。 开始魏忠贤与这派官僚的关系还不太紧张。他敬重星在熹宗面前对他大加称赞。二人并坐弘政门议事星郑重告诫魏忠贤：“主上冲年内外臣子会各努力为善。”1这话虽使魏忠贤心中不快也还没有到翻脸的程度。 天启三年（1623）是个重要的年份。魏忠贤受命提督东厂顾秉谦、魏广微等选入内阁。顾、魏不断受到言路的弹劾不为清流所容。星与魏广微之父魏允贞是朋友但他三拒魏广微于门外公开说魏允贞无子。魏忠贤需要外朝官僚的配合不为清流所容的官僚也需要投靠魏忠贤他们很自然形成一个政治派别。 天启四年（1624）四月给事中傅櫆等上疏称左光斗、魏大中等与内阁中书汪文言交通。六月杨涟疏劾魏忠贤列数他迫害朝臣、迫害太监、迫害妃嫔、蓄养内兵、罗织狱案等罪状共二十四条其他大臣也纷纷弹劾不下百余疏。魏忠贤与外朝大臣的斗争或者说阉党与东林党的斗争进入公开的阶段。 从当时的形势看反对魏忠贤和阉党的力量还很强大无论哪一方都没有必胜的把握。魏忠贤找到阁臣韩爌希望他从中调解。这是一种妥协的姿态。韩爌不肯合作其他大臣也不肯息战。魏忠贤只能依靠他和客氏摆布熹宗的能力。熹宗年少好游戏魏忠贤等引导他于6地走马行猎于池中窍水泻珠为乐又利用他喜爱木工的特点每在他手操斧锯时奏事在熹宗的眼里国事远不如他引绳削墨、营筑小室重要他不等听完便说：“好自为之。”1朝政的议决权逐渐为魏忠贤把持。 魏忠贤的同党把反对派官僚开列名单括入百余人称为邪党而将阉党六十余人列为正人以此作为黜陟的根据。给事中阮大铖别出心裁作《点将录》以《水浒传》中的聚义领袖的名号排东林党人如天罡星三十六人：托塔天王李三才、及时雨叶向高、浪子钱谦益、圣手书生文震孟、白面郎君郑鄤、霹雳火惠世扬、鼓上蚤汪文言、大刀杨涟、智多星缪昌期等；地煞星七十二人有神机军师顾大章、青面兽左光斗、金眼彪魏大中、旱地忽律游士任等。2天启四年七月叶向高被迫去官。此前中官为了搜寻一个被缉拿的御1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星传》。 1《明史》卷三o五《宦官传》；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二九下《魏忠贤传》。2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点将录》。 史闯入叶向高宅邸鼓噪谩骂这也是历代辅从未受过的大辱。十月星、高攀龙致仕杨涟、左光斗削籍。在魏忠贤打击东林人士的活动中汪文言是个重要人物。他不由科举出身初为县吏豪侠机智。入京后与太监王安倾心结纳在王安与内阁间进行联络。为叶向高所器重用作内阁中书与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及星等均有来往。魏忠贤痛恨杨涟、左光斗必欲置之死地。他选择汪文言这条线索把他下诏狱严刑拷讯两个多月定要他供出杨涟等受贿情状。汪文言很有骨气说：“以此蔑清廉之士有死不承。”1最后受刑气绝。负责审狱的锦衣卫官许显纯自造狱词把杨涟等下狱。同时下狱的还有经略辽东军务的兵部尚书熊廷弼。熊廷弼得罪过朝中权贵；又倡议放弃辽东撤回关内负有失地之责；且有人传言杨涟弹劾魏忠贤的奏疏由他起草于是他在劫难逃。魏忠贤认为仅以移宫一案定杨涟等罪尚难以昭彰且牵涉的人员太少而若以交通边帅收取贿赂定罪则死有余辜。天启五年（1625）八月熊廷弼弃市传九边。月间杨涟、魏大中、左光斗、顾大章等人相继死于狱中。 受杨涟等狱牵连被逮被杀的官僚尚有多人。魏大中被逮押解过吴县时吴县人、吏部主事周顺昌正在家中。他挽留魏大中周旋数日并结为亲家。这是对魏忠贤的公然蔑视。魏忠贤派缇骑前去逮人在苏州引起骚乱。聚集的群众为周顺昌乞命击毙缇骑一人击伤多人。周顺昌下狱被害。在处理苏州民变时市民颜佩韦、马杰、沈扬、杨念如和周顺昌的舆隶周文元五人论死。他们被合葬在虎丘附近墓碑题曰“五人之墓”2。魏忠贤与东林党的斗争已出朝廷的范围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 魏忠贤在用刑狱对付反对派官僚的同时还命其党羽编纂《三朝要典》重新记述和评价“三案”为打击异己制造舆论。 1《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一《魏忠贤乱政》。 2《明史》卷二四五《周顺昌传》。 第三节阉党与生祠魏忠贤的地位不断提升相当一部分官僚出于各种原因向他靠拢协助他控制局面打击反对派他们被称为魏党或阉党。 天启五年（1625）以后入阁的大臣大多为魏忠贤的党徒。这里包括顾秉谦、魏广微、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以及魏忠贤被罢以后入阁的来宗道、杨景辰等人。表现最突出的当数顾秉谦和魏广微。顾秉谦为辅掌拟旨批答朝廷有一举动则归美魏忠贤。魏广微呈寄魏忠贤书札称“内阁家报”当时人叫他“外魏公”1。 魏忠贤的党徒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五虎”为文职包括工部尚书兼左都御史崔呈秀、一年内由太仆少卿六迁至工部尚书的吴淳夫、一年内由太常少卿升至兵部尚书的田吉、太常卿倪文焕、左副都御史李夔龙。“五彪”为武职包括左都督田尔耕、锦衣卫都指挥佥事许显纯、锦衣卫指挥崔应元、东厂理刑官孙云鹤和田尔耕的心腹杨寰。居“十狗”之的是周应秋。此人善烹饪魏忠贤的侄子、肃宁伯魏良卿最喜欢吃他烧的猪蹄。他升至左都御史有赖于此被人称作“煨蹄总宪”。十孩儿四十孙更是人品繁杂。如李蕃、李鲁生由知县分别擢御史、给事中。他们先投靠魏广微魏广微失宠改投阁臣冯铨冯铨失宠又投靠崔呈秀因而被讥称为“四姓奴”2。 魏忠贤的党羽还为魏忠贤建立生祠。最先建生祠的是浙江巡抚潘汝祯。 他假借机户恳请建祠于西湖建成后上疏请熹宗赐匾额。熹宗名之曰“普德”。作为对此举的鼓励潘汝祯升为南京刑部尚书。而浙江巡按的奏疏晚到一天竟被罢官。 此例一开兴建生祠立刻成为风气。全国各地都争先恐后地为魏忠贤建生祠。 一名叫6万龄的监生还别出心裁建议在国子监建造生祠把魏忠贤与孔子并论：“孔子作《春秋》忠贤作《要典》孔子诛少正卯忠贤诛东林宜建祠国学西与先圣并尊。”1甚至尊贵如楚王也为魏忠贤建起生祠。 主持制造生祠的官员不一定都是魏忠贤的党徒如袁崇焕是明末颇有见识的边方帅才未必有心投靠魏忠贤。只能说建生祠形成了一种潮流即使为了自我保护也不得不随潮流而动。 生祠“极壮丽庄严不但朱户雕梁甚有用琉璃黄瓦几同宫殿。不但朝衣朝冠甚至垂旒金像几埒帝王”2。每建一祠多者用数十万少者也要数万。所用钱财不是盘剥民众就是取自官府。建生祠需要土地或占民田民墓或拆民房民舍无人敢阻拦。开封建祠拆毁民舍达两千余间。生祠飨祀按王公规格。祠内供像以沉香木雕刻外部镀金工艺精细眼耳口鼻及手足都可转动有如生人。外则衣服奇丽内则以金玉珠宝为肺1《明史》卷三o六《阉党》。 2《明史》卷三o六《阉党》。 1《明史》卷三o六《阉党》。 2郑仲夔：《玉麈新谭》卷七《丑媚》。 为肠髻上有一空穴不断更换四时香花。明人对权势者的奉承阿谀至此而极。 第四节厂卫刑狱魏忠贤亲自提督东厂锦衣卫官多是他的亲信和党徒。厂卫是魏忠贤专权的主要工具。 厂卫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监视官僚系统。魏忠贤时代豢养厂役数百人在东厂抽签分派各衙门。监视审狱的厂役叫听记监视其他官府和各城门的厂役叫坐记。厂役将所探得事项汇报东厂叫打事件。有这一类情报不论昼夜都可直接从东华门投入。许显纯掌镇抚司每审狱魏忠贤必派人坐其后“其人偶不来即袖手不敢问”1。至于社会上层人物的以至“家人米盐猥事”很难躲过厂卫的耳目多在宫中传笑。如宁安大长公主（兴献王女）之子李承恩藏有公主所赐器物也被现。中书吴怀贤读杨涟疏还不敢与他人交谈只是击节称叹被家人告密死于非命家亦被抄。工部郎中叶宪祖见内城建内祠颇有感触窃叹：“此天子幸辟雍道也土偶能起立乎！”2把魏忠贤神像称作土偶大不敬。魏忠贤闻知把他罢官削籍。厂卫的触角也深入到民间。下面一件事很有代表性：“有四人夜饮密室一人酒酣谩骂魏忠贤其三人噤不敢出声。骂未讫番人摄四人至忠贤所即磔骂者而劳三人金三人者魄丧不敢动。”3三人始则“噤不敢出声”继则“魄丧不敢动”显然不是预先布置的圈套。 厂卫对民间的监视尤其是针对富民的监视也无孔不入。吴养春靠黄山收息是徽州有名的富户。他的家仆告他私占黄山历年所得租税计六十余万金。吴养春被逮至京照数追赔他本人被拷打而死妻女自缢家产尽收。郡中许多富户也因受牵连而破产。一般来说专权宦官同外朝官僚、同民间富户的关系都是很紧张的。 另外魏忠贤专权期间还在社会上造成了相互监视的风气。如“有徐生者偶过渡逢一京师人同舟。生问曰：‘魏监荼毒朝绅公复何似？’其人怒曰：‘魏尚公举朝奉为天生圣人汝一小书生敢妄诋毁何胆大如斗也！’”再如“南昌书肆中有一生阅《三朝要典》偶不平之慨。忽一人攘臂直前欲挟以见杨抚院。众为解劝俾生与多金始获免”1。前一京师人和后一人肯定不是厂卫探事人员。对魏忠贤的不满和抨击还要受到此辈凌辱和威胁或许是更大的悲剧。 作为封建工具的厂卫系统在魏忠贤擅权时期造成很多冤狱。扬州知府刘铎试图收买有关方面救援被押狱中的国戚李承恩为东厂太监张体乾缉获。张体乾进一步诬陷刘铎勾结道人方景阳诅咒魏忠贤。事实上方景阳与刘铎根本不相识。刘被斩于市方被毙于狱。处死民人就更简单了。魏良卿旧宅有两大狮子目下视“魏太监怒之榜石工至死”2。魏忠贤统领下的厂卫所用刑罚之酷更是令人指。被称为“六君子”的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六人都受过全刑各打1《明史》卷三o六《阉党》。 2《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一《魏忠贤乱政》。 3《明史》卷九五《刑法三》。 1郑仲夔：《玉麈新谭》卷七《奸恣》。 2谈迁：《北游录》纪闻上。 四十棍拶敲五十夹杠五十。杨涟受刑最多五日一审。许显纯令将他头面乱打齿颊尽脱；钢针作刷遍体扫烂如丝；以铜锤击胸肋骨寸断；最后用铁钉贯顶立刻致死。死后七日方许领尸止存血衣数片残骨几根。左光斗估计锦衣卫狱对他或是“亟鞫以毙之”或是“阴害于狱中”如果送到法司或无死理于是“靡焉承顺”。他也被五日一审“诃诟百出辱之。弛镣则受拶弛镣则受夹弛拶与夹则仍戴镣以受棍”1。另如周顺昌在狱中大骂许显纯许显纯用镣铜锤击周顺昌齿齿俱落。周宗建骂魏忠贤不识一丁魏忠贤命以铁钉钉之又使他穿绵衣以沸汤浇之顷刻皮肤卷烂赤肉满身。 魏忠贤专权时期厂卫横行造成了过历次宦官专权的恐怖环境这恐怕也是魏忠贤给后世留下的最深刻印象。 1《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一《魏忠贤乱政》。 第五节从九千岁到败亡魏忠贤本人、他的亲属和党羽利用一切机会谋求显赫的地位阁臣和部院大臣按照常规可得到公孤加衔自不必说。像田尔耕加少师兼太子太师许显纯加太子太保却是不多见的。魏忠贤的族人中荫封锦衣卫指挥使的有十七人他的族孙和姻亲中有多人官至左、右都督及都督同知、佥事等。他的侄子魏良卿地位最高封宁国公加太师。另一个侄子魏良栋封东安侯加太子太保侄孙魏鹏翼封安平伯加少师。后两人都还是襁褓中稚子。 在名义上魏忠贤本人除了司礼太监和提督东厂太监职务以外还进上公加恩三等。再者有熹宗所赐印鉴文曰“顾命元臣”。而实际上他的权势远不止这些。对他本人有九千岁的称呼对他的雕像行五拜三稽之礼。最轰动的事件是魏忠贤去涿州进香“铁骑之拥簇如云蟒玉之追随耀日登跸传呼清坐垫道人人以为驾幸涿州及其归也以舆夫为迟改驾四马羽幢青盖夹护双遮则已俨然乘舆矣”1。凡朝中草疏李永贞必遣人急驰白即百里外亦一日往返传达魏忠贤之意票拟始敢批。 魏忠贤是否有心篡位这并不重要而他权势的展已经威胁到皇权这一点就足以决定他的命运了。 天启七年（1627）八月熹宗病死他的弟弟、信王朱由检即位他就是崇祯皇帝。无疑魏忠贤也想要控制崇祯皇帝。据说他曾进献国色四人带有香丸一粒名“香”2。他要把崇祯皇帝变成痴皇帝但没有得逞。崇祯皇帝初即位小心谨慎无所举动。九月他采取了第一个措施把客氏赶出皇宫。十月弹劾魏忠贤和魏党的奏疏突然出现。十一月魏忠贤被免去司礼监和东厂的职务谪凤阳守祖陵。这是一个试探性的决定没有引起大的骚乱。于是崇祯皇帝命锦衣卫擒拿魏忠贤治罪。魏忠贤行至途中接到密报。当夜他听到外边有人唱道：“随行的是寒月影■喝的是马声嘶。似这般荒凉也真个不如死。”3想到昔日的荣华富贵魏忠贤也感到真个不如死他上吊了。随后对魏党进行清理。“定逆案”是明末也是整个明代最大的一起党案。 崇祯皇帝轻而易举地除去魏忠贤这个权势至高的宦官当然表明了他的镇定和干练。不过明朝的宦官政治从来也没有威胁到皇权和皇帝本人（只是传说仁宗为宦官所杀极不可靠）却是值得注意的现象。这里有制度上的原因也有心理上的原因甚至没有一个宦官包括魏忠贤曾经产生过废立皇帝的念头。 1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二十四大罪疏》。 2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三《闻香心动附记》。 3《明季北略》卷三《魏忠贤自缢》。 第三十二章顾宪成李三才杨涟第一节顾宪成顾宪成（155o—1612）字叔时号泾阳常州无锡（今属江苏）人。 他一生致力于政治团体“东林党”的创建和展是晚明党争中至关重要的人物。 顾宪成为人耿直很有主见不肯委屈求全一旦认准的事就会坚持到底。据传他小时候听老师讲《孟子》老师认为要培养一个人的良知最好的办法就是降低自己的即所谓“去人欲存天理”。顾宪成却不以为然立即站起来反驳老师的观点。 万历八年（158o）顾宪成考中进士授户部主事。当时内阁辅张居正专擅朝政文武百官对他都是顺意奉承唯恐得罪这个实权人物。一次张居正有病朝士们争先恐后为他求神祈祷。唯有顾宪成不肯去。一位好心的同僚怕顾宪成由此遭张居正忌恨便悄悄替他在来宾名单上签了字。顾宪成得知此事后一点不领情硬是跑去把自己的名字划掉了。这种刚直不阿不事权贵的性格决定了顾宪成今后的仕途充满曲折、坎坷。 张居正死后申时行、王锡爵等内阁辅在朝中拉帮结派排斥异己败坏吏治。明神宗荒淫好色专宠郑贵妃多年不过问朝政。甚至视国家安危于不顾意欲废长立幼以郑贵妃所生皇三子朱常洵为太子。明朝政治更加昏君权相的种种劣迹深深刺激了顾宪成。 万历二十一年（1593）正月神宗因迟迟不立太子遭众臣非议。为了搪塞舆论内阁辅王锡爵承神宗旨意提出了“三王并封”作为权宜之计。顾宪成识破了神宗的用意立即上疏反对。他指出：“太子天下本。预定太子所以固本。是故有嫡立嫡无嫡立长。”1对于神宗提出的种种借口顾宪成在疏奏中也一一加以驳斥。同时他又写信给王锡爵指责他“排群议而顺上旨”是负国误君。神宗和王锡爵看后十分恼火但迫于时论的压力只好放弃了“三王并封”的打算。事后王锡爵对顾宪成耿耿于怀一天下朝之后王锡爵故意走近顾宪成恶狠狠地说：“当今所最怪者堂庙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顾宪成立即反唇相讥道：“吾见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耳。”2义正辞严一点也不示弱。 为了澄清吏治顾宪成坚决主张罢黜奸佞之徒启用正直大臣。万历二十一年（1593）京察顾宪成协助负责此次京察的吏部尚书孙■和考功郎中星秉公执法裁革了一批有权势的不合格官吏内阁辅王锡爵庇护的官吏也在裁革之列。这一举动触怒了当朝的权势他们勾结起来在神宗面前搬弄是非诬陷孙■和星。结果星被贬三级孙■以不引罪夺俸。顾宪成见正直之士反遭贬斥不由得义愤填膺毅然请求同罢官职没被批准。 不久顾宪成迁吏部文选司郎中。王锡爵为了在朝中培植自己的势力示意吏部侍郎赵用贤推举自己的密友礼部尚书罗万化入阁以取代孙■。顾1《明史》卷二三一《顾宪成传》。下引本传者不另作注。 2蒋平阶：《东林始末》。 宪成得知后立即上疏揭露其阴谋指出：“往者内阁之推不专在翰林今已专据之矣。而复兼冢宰是翰林之外虚无人矣。此决不可。”1王锡爵见顾宪成处处与自己作对暗暗在心中打定主意伺机报复。 机会终于来了。次年顾宪成受命会推阁臣。在报上的名单中有故礼部尚书沈鲤、故吏部尚书孙■、左都御史孙丕扬、故大学士王家屏等。这些都是不畏权贵敢于犯颜直谏的正义之士。尤其是大学士王家屏当年力主早定国本不惜封还御批大忤帝意弄得神宗十分难堪。现在神宗见顾宪成推他入阁心中十分不快。王锡爵见有机可乘便在朝中散布流言说顾宪成等会推王家屏是为了徇私植党。神宗一怒之下将顾宪成等降职问罪。不久因有人上言疏救顾宪成神宗更疑顾宪成植党便将顾宪成废籍斥为民。 顾宪成被罢后其不畏强权敢于犯上的性格颇受朝野内外正直之士的敬重声望很高。很多大臣都上书举荐要求召顾宪成归朝复职。然而仕途的挫折使顾宪成看透了明皇朝的他再也不愿混迹官场。但长期的儒家传统教育又使他不可能完全放弃对现实的关注归隐山林不问时务。强烈的责任感使得顾宪成选择了另外一条参与政治的道路即通过著书办学来传播自己的政治主张抨击时政以社会舆论的力量左右朝政。 在顾宪成的家乡无锡东门内有一座东林书院这里原是宋代著名理学家杨时讲学之地因岁月的磨蚀早已坍塌只剩下残垣断壁。顾宪成与其弟顾允成商量准备修复东林书院。在常州知府欧阳东风的资助下万历三十二年（16o4）书院正式修复。顾宪成遂约会同乡好友高攀龙、钱一本等在这里讲学广结天下同仁。当时一大批“抱道忤时”、“退处林野”的有志之士皆闻风而起纷纷前来。他们在此一面研习程朱理学一面讨论救国济世之道。言语之间不免“讽议朝政裁量人物”。一次讲习顾宪成愤慨地说：“官辇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边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无取焉。”对当时的吏风、士风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由于东林书院的学者们以关注现实社会为主不空谈性命并且敢于抨击朝政訾议权贵在社会上影响越来越大。一些在朝的正直官吏也与之遥相呼应加以支持。一时朝野内外东林声望大振逐渐汇聚成一股影响社会舆论的政治势力后来他们的政敌便以书院之名谓之为“东林党”。 在“东林党”的形成过程中顾宪成是创者在社会上声望很高在“东林君子”中也很有威信时人皆称为“泾阳先生”各地的书院都请他前去讲学。每次顾宪成开讲都是高朋满座听者蜂拥而至甚至还有千里迢迢赶来听讲者。时人称顾宪成、高攀龙、钱一本为“东林三先生”。他们的政敌也视顾宪成为东林党魁。骂东林党“由东林而蔓衍海内由顾宪成而波及多贤”1。 万历三十七年（16o9）围绕着淮抚李三才入阁的问题东林党与邪派官僚之间生了激烈的争论。顾宪成与李三才素来交往密切对他任巡抚期间能关心民众疾苦、禁革矿监税使非常欣赏力主推李三才入阁。他亲自写信给大学士叶向高和吏部尚书孙丕扬多方为李三才辩解称李三才“安民弭乱1陈鼎：《东林列传》卷二《顾宪成传》。 1文秉：《定陵注略》卷九《淮抚始末》。 之功甚大其人磊落非暮夜受金者”1。反东林的人趁机抓住把柄将顾宪成也牵连进来。说他与李三才勾结并有贿赂公使、讽议朝政等罪。宪成皆泰然处之不屑一顾一心一意为保李三才入阁奔走呼吁。 万历四十年（1612）顾宪成在家乡病故。著作有《顾端文公遗书》。由于他在东林党中的崇高威望故以后攻击“东林”必把顾宪成视为要对象。这恰恰证明了顾宪成为东林党的创立和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东林列传》卷二《顾宪成传》。 第二节李三才李三才字道甫号修吾。祖籍陕西临潼世代为武功右卫的军官因祖父调宿卫燕京举家东迁侨居在顺天府通州的张家湾（今属通县）。此地濒临运河西北近望北京的小镇李三才就在这里长大。万历二年（1574）他以二甲第七十名考中进士2从而“束登朝”3授户部主事。不久又升为郎中。在这期间李三才与同僚中的魏允贞、李化龙相结交并成为终生的挚友。他们都是年轻气盛初涉仕途想大显一番身手于是相互鼓励“以名世相期许”。 万历十一年（1583）身为御史的魏允贞看不惯阁臣张四维、申时行的儿子在科举中都题名金榜就疏劾张、申“不当以甲第私其子蹈故相张居正覆辙”1。结果受到神宗的严旨切责并左迁外官。李三才为此十分不平站出来替魏允贞辩护同样也被降职为山东东昌的推官从此李三才在朝野中声名大振。在东昌的任内李三才雷厉风行治尚威严颇得民心以致“二十年后民犹思之”2。没过多久他又升任为南京礼部郎中恰好此时魏允贞、李化龙、邹元标等与李三才意趣相投的知己都在南京任职于是他们更是“相与讲求经世务名籍甚”3。随后的几年里李三才在仕途上屡有升降任过山东佥事、河南参议进为副使先后两次管理山东、山西学政最后被提拔为南京通政司参议召任大理寺少卿。有识之士深深地为李三才被谪后十数年的坎坷经历所叹息但“道甫意甚乐也”并不计较这些。确实李三才在任职时不同于俗辈不时显露出才能从而得到东林党领袖顾宪成的赏识被誉为“言足以犯当世之忌而无其险功足以为端人正士之伟而无其奇风足以廉顽直懦流映千载而无其高”4。 万历二十七年（1599）李三才以右佥都御史总督漕运并巡抚凤阳诸府。这时明朝朝野水火之势已大体形成播州、朝鲜的战火连绵不断神宗又置朝政于不顾派遣出大量的矿监税使搜括民脂民膏以供自己挥霍结果弄得各地怨声载道。李三才所在的辖区也不例外“榷税则徐州陈增、仪真暨禄盐课则扬州鲁保芦政则沿江邢隆”。他们引用一批无赖伪造印券就像追捕逃犯一样公然进行掳掠抢夺。其中陈增尤为横暴和贪婪甚至侮辱各级官吏李三才在官场奉事二十余年看透了种种官僚弊病他并不想把自己变成一个唯唯诺诺、失去棱角的官员而是抱定自幼即铭刻在心的“治国平天下”的愿望视“富贵功名都如梦幻”1因而对于陈增的贪暴李三才一方面利用手中的权力与之周旋裁抑陈增的帮凶爪牙最大程度地减轻矿监税使可能造成的危害安抚受到骚扰的百姓市民同时对于那些因不堪忍受矿监税使凌辱及地方官员剥削而起来反抗的百姓也毫不留情2《明清进士题名碑索引》第2557页。 3陈鼎：《东林列传》卷十六《李三才传》。 1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六三《科试考三》。 2陈鼎：《东林列传》卷十六《李三才传》。 3《明史》卷二三二《李三才传》。下引本传者不另作注。 4顾宪成：《泾皋藏稿》卷八《赠山东佥宪李道甫序》。 1顾宪成：《泾皋藏稿》卷五《与李漕抚修吾》。 地加以镇压。如浙江人赵一平自称是宋室的后代在徐州联络孟化鲸、马登儒等欲在万历二十八年二月起义结果谋事不慎为李三才捕获。当然李三才也深知造成地方不安局面的根源在于皇帝的贪婪于是连连上疏陈述矿监税使给地方带来的危害要求神宗停止遣派。但神宗对于这些来自地方的正当呼吁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李三才的奏疏也常常以当时神宗惯用的“留中”手法不了了之。万历二十八年（16oo）李三才以十分激烈的措词再次向神宗上疏：“陛下爱珠玉民亦慕温饱；陛下爱子孙民亦恋妻孥奈何陛下欲崇聚财贿而不使小民享升斗之需欲绵祚万年而不使小民适朝夕之乐。自古未有朝廷之政令、天下之情形一至于斯而可幸无乱者。”神宗仍无动于衷这份奏疏也被搁置一月有余。于是李三才上疏更尖锐地指出：“一旦众畔土崩小民皆为敌国风驰尘骛乱众麻起陛下块然独处即黄金盈箱、明珠填屋谁为守之？”也没有得到神宗的任何回音。其实神宗并非不知道派遣矿监税使的危害万历三十年当他突然得病自以为快要驾崩时就曾下诏召回矿监税使改革一切弊政。但次日清晨他又突然复元了后悔昨天的做作派遣宦官将已下达的诏令手谕硬从阁臣手中抢了回来。李三才得知此事后再上疏告诫这种危险的状况仍如泥牛入海。 然而神宗对李三才言辞激愤的奏疏并非不放在心上不过是把对这种缠扰的厌恶默默地铭记一旦有借口和机会再示以惩戒。这样的机会终于来了。当时运河清口一段河水干涸阻隔了船只的来往需要开浚并建立新闸。李三才对整个工程进行盘算大约要花费二十万两白银才能完工明廷无力支出这笔巨款他就请朝廷留下北运的漕粟暂时用作工费。这一建议遭到户部督储侍郎赵世卿的反对李三才看到自己的计划无法实现借口有病向神宗提交了辞呈借以对赵世卿施加压力。早就对李三才不满的神宗自然不假思索就应允了。淮扬巡按御史崔邦亮巡漕御史李思孝给事中曹于汴御史史学迁、袁九皋都纷纷上章要求挽留李三才其中史学迁更直截了当地指出：“陛下以陈增故欲去三才托词解其官”。神宗心虚又不愿收回成命只好不予理睬。李三才不得不离开凤阳到了徐州上疏催请神宗另外选派替代的官员来结果没有得到回音。恰好这时赵世卿的职位由另一个侍郎谢杰代替谢杰也向神宗上疏挽留李三才神宗迫于无奈又找到了下台的借口就命令李三才仍在原任供职直到新任命的接替者来到但神宗竟然始终没有派出这样一个接替者来。 李三才对矿监税使深恶痛绝屡次上疏请求罢除都毫无结果。于是他开始采取一些积极的对策打击在他辖区内作威作福的陈增及其爪牙他暗地里留意矿监税使的爪牙中哪些是最为贪暴的买通死囚在受审招供时引这些为害最深的爪牙为自己的同党然后将他们一一捕杀从而使得陈增及其追随者大为丧气不得不略为收敛。这种隐蔽的打击活动一直进行到万历三十二年陈增死去才停止。与此同时李三才还不断上疏力陈己见。如万历三十年神宗因得龙孙一喜之下就下诏颁布撤并矿税等一些针对以前弊政的补救办法但在地方上毫无执行这一诏令的迹象。李三才认为这与内阁辅沈一贯的执行不力有关上疏阴诋沈一贯继而又明言是由于沈一贯害怕自己权力落入次辅手中从中作梗“而致新政阻格”。神宗为此十分震怒严旨责问李三才并罚了李三才五个月的官俸。 由于李三才的政见如推补空缺的官员罢遣矿监税使等都与当时的东林党人看法相同；而且他结客遍天下善于交际与东林党的主要领导人顾宪成是至交深得信任；另外他又不属于京师的在朝派只是地方上呼吁改革因而他也被公认为是东林党的巨魁。事实上他自己也是常常站在东林党的立场上为东林人物作辩护的。如他曾上疏说：“诸臣只以议论意见一触当涂遂永弃不收要之于陛下无忤。今乃假天子威以锢诸臣复假忤主之名以文已过负国负君罪莫大此。”实际上是明显地为顾宪成、高攀龙等在东林书院讲学作辩护同时也是暗里指斥辅臣沈一贯等当政者假公济私、打击报复等不法行为。 李三才在淮、徐一带治理漕政巡抚凤阳诸府长达十三年之久。他在那里狠狠打击陈增等矿监税使的威风实行了不少恤民的惠政深得百姓的拥护名声渐渐远扬职衔则擢至户部尚书。当时因朝中内阁缺少人选有人就建议改变过去单从翰林院提拔毫无实政经验的词臣作辅臣的惯例而从地方上有丰富经验的官僚中加以选拔。当时地方官员中数李三才的名声最响。不久都察院的都御史也告缺需要推荐合适的人选这样李三才被选中的可能性相当大。但李三才被认为是东林党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深深为当时在朝的浙党等反对派人物所忌恨。于是他们纷纷上疏弹劾李三才以阻止他的当选。如工部郎中邵辅忠攻击李三才是“大奸似忠大诈似直”并且一一列数了李三才的“贪、伪、险、横”四大罪状。御史徐兆魁又继之猛烈诋劾李三才。按照常例一旦受到弹劾官员就得辞职回避等待皇帝的最终裁决。但李三才不仅没有这么做反而“盛气陈辩不自引去”1从而引来了更多的非议和更深的敌意。与此同时顾宪成为了让东林党人在朝廷中争得一席之地以便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不顾舆论的喧哗分别写信给辅臣叶向高和掌握吏部铨选大权的孙丕扬一方面为李三才辩白一方面极力称赞李三才廉直可用向他们推荐。这两封信为好事的吴亮附载在邸报上在朝野广为流传结果更使舆论大哗反对者引以为据更加起劲地攻击李三才。乔应甲甚至列出了李三才“十贪”“五奸”的罪状进而展到攻击整个东林党。当时为李三才辩护的人也不少除顾宪成外还有胡忻、曹于汴、段然、史学迁、史记事、马孟祯、王基洪等。这样李三才任用与否的问题实质上演变成为一个东林党与浙党等反对党之间的党争问题了并且成为万历朝东林党与反对党之间最为激烈的一次直接交锋。钱谦益对此曾评论道：李三才一事导致“物议旁午飞章钩党倾动朝野。从此南北党论不可复解而门户之祸移之国家矣”1。面对这种复杂的情况李三才无能为力只好请求罢职。他一连向神宗上了十五次辞职的疏章都没有得到回音他就不等神宗允许自动离职卸任回到通州定居了。结果对什么事都兴趣索然的神宗也没有为此责罚他。 李三才离任回籍之日与当地百姓离别的场面颇让人感动。那天淮、徐一带百姓“老幼提携填街塞巷拥舆不得行。已而相与顶舆号泣一步一吁及抵舟又挟两岸号泣夺缆不得行”2。以后淮、徐一带百姓为了纪念李三才给他们带来的好处集资修建了生祠“聚族为之肖像其中朝夕起拜于其下不绝”3。这些都说明了李三才有良好政绩和威望。 1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李尚书三才》。 1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李尚书三才》。 2顾宪成：《泾皋藏稿》卷五《与吴怀野光禄》。 3顾宪成：《泾皋藏稿》卷五《与吴怀野光禄》。 李三才回家后仿效顾宪成、高攀龙等在东林书院讲学授徒也在家乡置办起双鹤书院并在那里讲学。但是东林党的反对者们并没有忘记他害怕他东山再起因而继续寻找机会打击李三才而李三才的性格也为这种打击提供了机会。《明史》中《李三才传》评论他“才大而好用机权善笼络朝士抚淮十三年结交遍天下。性不能持廉以故为众所毁”说得不无道理。李三才曾对顾宪成说过他自己“耻效俗人饰边幅装格套于青天白日之下作鬼魅技耳”4。即使与明朝一般的正统、刻板的官僚他也是扞格不入的。有一次颇有政绩的吕坤与李三才论学李三才竟视他为迂阔中途不辞而别。李三才在给神宗的奏疏曾提出过“用人未必贤而必才行”5的观点这一方面是他阳许张居正而同时也是对自己的一个真实写照。在生活上他也是十分豪放的。抚淮时有一次顾宪成路过去拜访他李三才头日招待顾的不过是家常便饭。到了次日他突然盛陈百味顾宪成大惑不解李三才解释说昨天因为没有钱才吃些家常便饭今天偶尔有了就摆了这些菜。《东林列传》的作者陈鼎借此说明李三才善于操纵权机实际上这正是李三才豪放、洒脱、敢说敢为性格的体现。这种性格即使在李三才家居以后也没有丝毫改变。他外出时喜欢有大批追随者和朋友相伴以致他所过之处常常是车马填巷。因而他在家乡建造了较为豪华的住宅也是可信的。而这恰恰为忌恨他的人提供了口实。万历四十二年御史刘光复上疏弹劾李三才盗用皇木和侵占公地来营建私第并且暗里控制着铨部推举之权。李三才只好上疏陈辩请求派人查核。不久其他一些忌恨李三才的人也纷纷诋毁他其中有李三才一手提拔起来的李征仪、聂心汤为此他十分伤心和愤怒更加坚决地请求会勘。神宗命李征仪及吴亮嗣前往勘问。次年劾李三才的刘光复因犯事被关进监狱。李三才表面替刘求情要神宗释放他暗里却竭力地为自己和东林党辩白。同时他又写信给阁臣方从哲公开指斥他“必欲置仆于死地”1。这一切更引起众人对他的不满。会勘的结果自然是不利于他仍以刘光复所陈的事实送呈神宗。神宗至此毫不客气地将李三才落职为民。 天启元年（1621）新兴的后金政权不断骚扰明朝的东北边疆辽东告急。御史房可壮请求起用李三才。于是围绕着李三才的可用与否又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力言宜用者有之力陈不可用者更有之相争不下终究没有结果。天启三年（1623）熹宗重新任命李三才为南京户部尚书他还没来得及赴任就因病离世了。但事情还没有了结不久魏忠贤为的阉党得势全力打击东林党人。李三才被目为东林巨魁而在王绍徽编的《东林点将录》中名列榜从而再次被削籍皇帝给予的封诰亦予剥夺直到崇祯初年才恢复。 李三才有诗才钱谦益的《历朝诗集小传》有他的传陈田的《明诗纪事》卷一一、朱彝尊的《明诗综》卷五二都收有他的诗。他在管理漕务时又有一本记载自己言行的《漕抚小草》陈子龙等编的《明经世文编》卷四二一也选录了他的六篇奏稿。另外据光绪五年的《通州志》1和《明诗综》4顾宪成：《泾皋藏稿》卷六《中丞修吾李公漕抚小草序》。 5陈鼎：《东林列传》卷一六《李三才传》。 1《东林列传》卷十六《李三才传》。 1清光绪《通州志》卷八《人物志·乡贤·李三才传》。 李三才还著有《双鹤轩诗集》、《灼艾集》、《无自欺堂稿》、《诫耻录》和《鹪鹩轩诗集》等可惜现均不存。 第三节杨涟杨涟（1572—1625）字文孺号大洪湖广应山（今属湖北）人。他终生致力于争“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三案以正宫闱反阉党以遏止魏忠贤为挽救混乱的政局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杨涟的青年时代正是“东林”方兴的时期他对于顾宪成等人以天下为己任、不畏权势、敢于訾议朝政的气节非常敬佩每遇东林讲会他一定千方百计赶到无锡与东林诸君子探讨性理之学共商治国之道。彼此志同道合逐渐成为东林党的后起之秀。 万历三十五年（16o7）杨涟考中进士当了常熟县的知县。为了真实了解当地民情他常常青衫布履深入田间、民舍微服察访“遍知闾里利病。”1深受当地群众的拥戴。后因“举廉吏第一”2升为户科给事中不久又改为兵科给事中。 杨涟为人光明磊落不肯巴结权贵。当时神宗已多年不见朝臣郑贵妃与外朝的官吏多有勾结垄断后宫离间神宗与太子朱常洛的骨肉之情居心叵测。杨涟识破了郑贵妃的阴谋深深为太子的前途和命运担忧。在他看来太子是一国之本“国本”动则天下乱。因此他把稳定太子的地位与爱国忠君联系在一起坚决支持太子朱常洛。万历四十八年（162o）神宗久病不愈按礼应召太子朱常洛入御榻前侍药膳。但由于郑贵妃从中作梗太子竟不得与其父相见。杨涟一面暗遣人晓谕东宫伴读王安要他叫太子“力请入侍尝药视膳薄暮始还”。争取接近神宗的机会防止郑贵妃假传圣旨惑乱朝政。同时杨涟又联合科道敦促大学士方从哲率百官赴乾清宫问安以示朝臣之力。方从哲惧郑贵妃迁怒于己便百般推诿说：“帝讳病。即问左右不敢传。”杨涟立即引宋代文潞公河内臣的故事要方从哲率百僚一日三问“第令宫中知廷臣在事自济”。方从哲不便再推只好照办。神宗死后在青宫苦熬了四十年之久的太子朱常洛终于登上了帝位是为光宗。然而这位多灾多难的皇帝登基后四天便一病不起。当时宫中纷纷传言说光宗之病是因为郑贵妃进美女八人致使光宗身体亏损。又唆使中官崔文昇进泻药使其病情加重。杨涟听到这些传言深为光宗担忧决心清除郑贵妃对光宗的威胁于是便联络朝臣共请郑贵妃移宫将她从光宗身边赶开。又上疏劾崔文昇“用药无状”同时揭露郑贵妃欲封皇太后的野心。杨涟此疏语言犀利火药味很浓大家都担心光宗看后会很不高兴。疏上三日仍没有动静正要松一口气忽然宫中传出话来皇上将于明日召见大臣并特宣杨涟和锦衣卫官校。朝臣们心里都知道宣锦衣卫官校入侍一般都是令其执行“廷杖”。大家推测杨涟此次被召一定是凶多吉少。方从哲劝杨涟赶紧上疏请罪杨涟执意不从称“死即死耳涟何罪？” 次日上午众臣入朝光宗。光宗有气无力地说了些要大家各尽其职效忠朝廷的话便把目光转向杨涟盯了他许久始终不说一句话。大家正在担心忽听光宗叹了一口气指着杨涟对大家说：“此真忠君。”1下旨驱逐1陈鼎：《东林列传》卷三《杨涟传》。 2《明史》卷二四四《杨涟传》。下引本传者不另作注。 1《东林列传》卷三《杨涟传》。 崔文昇收回封郑贵妃为太后的圣旨并且还让杨涟当上了顾命大臣。 杨涟对光宗的信任非常感激从此更是孜孜不倦誓死报效朝廷。 九月初一光宗驾崩。他的宠妃李选侍欲学当年的郑贵妃准备将光宗的长子朱由校藏起来“挟皇长子自重”2。外臣周嘉谟亦以皇长子既无嫡母又无生母为理由主张抚孤于李选侍。李选侍阴狠狡诈光宗在时她便恃宠骄横独霸后宫。皇长子朱由校的生母王氏便是被她害死。后来她又趁光宗病重与郑贵妃勾结要求封郑贵妃为皇太后封自己为皇后。一次光宗被她纠缠烦了便召几位大臣商量准备封她为皇贵妃。不料躲在门幔后偷听的李选侍不满意竟然从幕幔后伸出手来将站在光宗旁边的长子朱由校拉进去耳语了一番便将其推出。朱由校当即便跪在地上请父皇封李选侍为皇后。如此僭制违礼不仅使在场的大臣面有怒容连光宗也为之“色变”。如果让这个野心勃勃的女人挟持了皇长子必然会干预朝政扰乱国体。杨涟等一批正直朝臣决意铤而走险力挽狂澜。 当天上午杨涟、左光斗促同大学士方从哲、刘一燝、韩爌等朝臣一齐到乾清宫。刚至乾清门便有内宦持梃拦路不许入内。杨涟大骂道：“奴才！皇帝召我等。今已晏驾若曹不听入欲何为？”说完便挥手挡开枪梃众朝臣一拥而入。大家哭灵完毕现长子朱由校并未在光宗灵柩前守灵心中暗暗吃惊。问左右的宦官皆支支吾吾不敢作答。杨涟见光宗的心腹太监王安以目示意西暖阁当下会意转身对大家耳语了几句大家便一齐向西暖阁跪下齐呼求面见储君。李选侍拥着朱由校躲在西暖阁哪里见过如此阵势早已吓得六神无主。王安随即入内假意劝说称皇长子面见众臣后即可送回。说完便拉着朱由校出阁等在外面的众臣连忙把朱由校拥入早已准备好的辇车护驾退出乾清宫。李选侍这才回过神来慌忙吩咐左右的宦官快去挡驾。宦官们追来拖住轿子大声叫嚷：“拉少主何往？主年少畏人。”杨涟大怒大声斥骂道：“殿下群臣之主四海九州莫非臣子复畏何人？”众宦官被骂得哑口无言这才悻悻退去。 杨涟等人将朱由校抬至文华殿当即举行了“正东宫位”的典礼。并且议定于本月六日在乾清宫即帝位。 李选侍见皇长子被拥走十分恼怒无奈大局已定。她决定赖在乾清宫不出以此要挟朱由校封她为皇太后。消息传出举朝皆愤愤不平奏请李选侍移宫的章奏接连不断。李选侍遣宦官召太子入乾清宫议事被杨涟阻挡。他正色道：“殿下在东宫为太子今则皇帝选侍安得召？”怒目将前来传话的宦官逼退。 九月初五眼见太子登基大典将近而李选侍仍赖在乾清宫不出。杨涟心急如焚又联络诸大臣聚集慈庆宫要大学士方从哲带头请太子下诏驱李选侍移宫。方从哲却不以为然地说：“迟亦无害。”杨涟辩争道：“昨以皇长子就太子宫犹可明日为天子乃反居太子宫以避宫人乎？”当时有人提出李选侍是光宗的旧人逼之太急是否有失体统。杨涟立即斥之道：“诸臣受顾命于先帝先帝自欲先顾其子。”并且表示“能杀我则已否则今日不移死不去。”其他大臣亦纷纷赞言助之词色俱厉惊动了殿中的太子。太子遣人斥群臣退去杨涟仍不肯服从继续抗辩道：“选侍阳托保护之名阴图专擅之实宫必不可不移。”在杨涟等的坚持下朱由校只好下旨遣李2《蘧编》卷十三。 选侍即日移宫。李选侍接旨知败局已定只好哭哭啼啼地迁出乾清宫。次日朱由校正式登基即熹宗改次年为天启元年。 从光宗驾崩到熹宗登基前后不过六日。杨涟为辅佐太子顺利登基呕心沥血几乎是夜夜不寝。史书上称在六天内“涟须尽白帝亦数称忠臣”。天启三年（1623）拜杨涟为左佥都御史。次年又升为副都御史。 然而这位在杨涟等正直朝臣舍命扶持下才得以登极的皇帝并没有像东林党所希望的那样革除万历朝弊政相反却是变本加厉更加荒淫奢靡昏庸无能。宦官魏忠贤和熹宗的乳母客氏相勾结在宫中独揽大权肆意为虐。那些邪恶派的官吏也纷纷投靠魏忠贤结成“阉党”打击和排斥东林党人。杨涟怀着满腔的悲愤决心挺身而出讨伐魏忠贤。 天启四年（1624）六月一日杨涟将写好的奏疏藏在怀里准备趁早朝时面奏皇帝当场揭露魏忠贤。不巧当日免朝杨涟“恐再宿机泄”只好交会极门转呈皇帝。杨涟在奏疏中列举了魏忠贤的二十四条罪状揭露他迫害先帝旧臣、干预朝政逼死后宫贤妃操纵东厂滥施淫威等罪行最后指出魏忠贤专权的恶果是“致掖廷之中但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都城之内亦但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请求熹宗“大奋雷霆集文武勋戚敕刑部严讯以正国法”。 杨涟此疏字字句句如雷霆万钧击中魏忠贤的要害。魏忠贤闻疏后惊恐万状慌忙跑到熹宗面前哭诉其冤。又叫客氏在旁游说为自己开脱。两人一唱一和弄得熹宗真假难辨好坏不分。反而温言抚慰魏忠贤“严旨切责”杨涟。 自此以后魏忠贤对杨涟恨之入骨。天启四年（1624）十月魏忠贤矫旨责杨涟“大不敬”、“无人臣礼”。将杨涟革职为民。 挤走了杨涟魏忠贤仍不肯善罢干休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天启五年（1625）魏忠贤指使“阉党”大理丞徐大化劾杨涟、左光斗“党同伐异招权纳贿”借兴“汪文言之狱”谋害杨涟等人。锦衣卫北镇抚司指挥许显纯在魏忠贤的授意下对汪文言严刑逼供要他诬陷杨涟受贿。汪文言宁死不屈仰天大呼道：“世岂有贪赃杨大洪哉。”许显纯无计可施只好自己捏造供状诬陷杨涟、左光斗曾受辽东经略熊廷弼贿赂。魏忠贤立即遣锦衣卫缇骑前去逮捕杨涟等人来京审讯。 六月杨涟被逮押送北京沿途群众闻讯皆为杨涟鸣不平。他们自动夹道哭送所过村市“悉焚香建醮祈祐涟生还”。 六月二十八日杨涟被下镇抚司诏狱审讯。许显纯将锦衣卫的诸多酷刑一一用于杨涟折磨得他遍体鳞伤气息奄奄。后来提审时杨涟被折磨得无法坐、立许显纯便让打手给杨涟带上桎梏拖他到堂上躺在地下受审。杨涟仍不屈服在狱中写下《绝笔》继续陈述“移宫案”的真相痛斥魏忠贤紊乱朝纲。魏忠贤得知后气得七窍生烟令许显纯立即杀掉杨涟。 七月庚申夜里许显纯令缇骑在狱中处死杨涟。临刑前杨涟咬破手指写下血书一封。称“欲以性命归之朝廷不图妻子一环泣耳！”写完便仰天大笑奔赴刑场。死时“土囊压身铁钉贯耳”1惨不忍睹。 忠心报国力战“阉逆”贯穿了杨涟一生的主要政治活动。史家评价1《碧血录》血书。 他“为人磊落负奇节”2是极为中肯的。 崇祯初杨涟冤案平反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谥号“忠烈”。 2《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一《魏忠贤乱政》。 第三十三章星高攀龙第一节星星（155o—1627）字梦白号侪鹤别号清都散客真定高邑（今河北元氏）人。万历二年（1574）中进士从此步入仕途以后经历了数次起落。 星性格强直负意气重然诺有燕赵任侠慷慨之风这在他早年即已为人所识。中进士后在汝宁（今河南汝南）任推官因治行廉平迁为户部主事开始任职于朝中。当时张居正当政权赫一时一次偶尔染病满朝大臣遍走群望并齐为张居正祈福星颇不以此等谄举为然与顾宪成、姜士昌相戒这段时间不登张居正门。 后星起任文选员外郎。他上了一道奏疏陈说天下四大害：其一是干进之害。他举例说：吏部尚书杨巍请求休致左都御史吴时来谋代杨的位子又忌讳户部尚书宋纁的声望恐将由宋来代杨就连连上疏排挤宋纁。“大臣如此何以责小臣？”1其二是倾危之害。他列举了几个正直官吏被迫自免后还有南京礼部侍郎赵用贤在职于是宵小就每思中伤诬陷以逼迫正直官吏尽数远离朝廷。他沉痛地指出：“众正不容宵小得志。”其三为州县之害。说州县官吏日益腐化民生为之日益交瘁。其四为乡官之害说乡官因着天高皇帝远在地方上控制一方甚至权力大于守令横行无忌也没人敢奈何。星为此大声疾呼：“四害不除天下不可得治。” 奏疏出朝臣议论星所言极是。但由于星抨击了一些朝官引起一些不满遂有给事中李春开起而反驳。给事中王继光、部曹姜士昌等相助星并揭吴时来、詹仰庇等谗谄的事状李春开为之气沮。但星不久即以病去职再次起用时任吏部考功郎中。 万历二十一年（1593）星与吏部尚书孙■、左都御史李世达主持“京察”大计。所谓“京察”原是明廷考核京官的制度凡六年一次每逢巳、亥之年进行。在京察中根据官员的政绩、品行秉公分别给予升任、降调或罢官等奖惩凡是在京察中被罢官的终身不复起用。因此京官多很紧张又加上这次主持京察的星、孙■平日常秉公行事故自觉己职不妥的官员更加惴惴不安。果然星又一次显示了决不徇私的决心。开就将自己姻亲给事中王三余连同孙■的外甥员外郎吕胤昌斥出一时间公论所非议的人贬斥将尽。王锡爵此时以辅还朝想对一些人进行庇护而星等人的察疏已上王锡爵想要庇护的人都已名列黜单之中王锡爵深为之恨恨不已。 星大忤阁臣于是就有人找机会报复他。恰在此时言官论劾员外郎虞淳熙、郎中杨于廷、主事袁黄不称职应予免黜而孙■认为虞淳熙、杨于廷还可留用。于是反对者们就抓住了这件事弹劾星专擅权势培植党羽星立被贬职三级孙■也被夺俸。孙■即接连上疏乞休李世达因自己与星同掌京察事务上疏为星辩讼神宗不理。佥都御史王汝训、右通政魏允贞等交替上章论救；其中员外郎陈泰来言语尤切不免对1《明史》卷二四三《星传》。下引本传者不另作注。 神宗有所触动。神宗大怒贬斥星为民将陈泰来等贬官。此次京察所引起的轩然大波遂以星退居乡里而结束。 星被贬回乡间闲居名声反而更高国人皆以他与邹元标、顾宪成齐名并称“三君”朝里朝外举荐他复官的上疏百十回但终万历朝星再未入朝复官。 光宗被扶上皇帝宝座后星方被重新起用任太常少卿不久即改右通政又进为太常卿擢为工部右侍郎。光宗死熹宗即位后他又于天启二年（1622）十一月拜为左都御史再做监察官。星此次上任更加雄心勃勃慨然以“整肃天下为己任”。 天启三年（1623）时为癸亥年又一次京察大计开始。星与吏部尚书张问达掌其事以给事中亓诗教、赵兴邦、官应震、吴亮嗣在万历朝结党乱政议废黜四人。吏科给事中魏应嘉力持不可星遂撰《四凶论》终将四人黜去一时天下为之大快。此年冬十月星替代张问达为吏部尚书。 当时干请之风甚嚣尘上只要文选郎一出来即被相邀或为亲朋或为故旧谋求官职不如意就相骂逐人选郎不免要忍气吞声。星素来痛恨此种弊风特立独行锐意澄清贵官们有所干请即碰一鼻子灰。久之朝内外都惧他性严不敢向他开口请官。 魏忠贤因星严直之名远扬对他不轻易有所犯有时反而在皇帝前称星任吏部尚书很称职并想拉拢星为己所用。他派遣自己外甥傅应星谒见星星拒而不见魏忠贤也无奈何。一次星与魏忠贤因公事并坐于弘政门星一脸肃然正气对魏忠贤说：“主上冲龄我辈内外臣子宜各努力为善。”魏忠贤虽未答对已怒形于色。大学士魏广微本是星老友魏允贞之子却趋附魏忠贤入内阁后因着父亲与星的关系几次到星门上请求谒见都被拒之门外星叹息老友没有这种儿子言语传到魏广微耳中魏广微对星更加恨之入骨就与魏忠贤勾结起来谗害星。 当时东林党势已大盛叶向高、韩爌任于内阁星以掌吏部铨选之便大举东林党人为官。一时间众多正直官员列于朝中高攀龙、杨涟、左光斗掌管刑部李腾芳、陈于廷任于吏部为星副2余者著名的东林党人如魏大中、袁化中等皆在朝为官因为众多官员皆素为民所称誉朝廷气象为之一新于是朝野望治。 星助东林党人张势不免被小人所侧目谗言日起。星请休致没有获准。天启四年（1624）御史崔呈秀在淮、扬任巡抚贪赃枉法还朝待考核。高攀龙举他恶行星议将崔呈秀远戍。诏书下来只将崔呈秀革职以待后效。崔呈秀夜晚径投魏忠贤门叩头涕泣请乞为义子又说：“不去南星及攀龙、涟等我两人未知死所。”魏忠贤点头以为然就与崔呈秀商议从哪里下手。 山西缺巡抚此事给魏忠贤等阉党一个机会。星认为太常卿谢应祥可巡抚山西将谢的名字列在拟定名单最开。御史陈九畴受魏广微之命说谢应祥与魏大中有师生之谊故而魏大中在文选郎夏嘉遇面前为自己老师谋此官。原来魏大中曾参劾魏广微魏广微忌恨不已遂使陈九畴不利于魏大中。魏大中、夏嘉遇上疏自辩星、高攀龙又极言谢应祥素孚人望非为魏大中、夏嘉遇徇私之故。魏忠贤大怒遂矫旨黜去魏大中、夏嘉遇连带陈九畴也黜去又责星等人朋谋结党。星求去职魏忠贤又矫旨切责放归星。第二天高攀龙也引退而去。不久星所检取的官员多因忤逆于魏忠贤而被罢免于是一朝尽为魏忠贤党羽。 阉党忌恶星必欲除之而后快。御史张讷弹劾星十大罪又将所谓星的私党十数人并黜星削籍星以前所贬斥的官员皆得以拔用。 天启五年（1625）星因汪文言狱词连及而被下抚按提问。星送被戍于代州（今山西代县）。星在戍所仍是赋诗饮酒唾骂笑傲一如平时。天启七年（1627）十月卒于戍所。终年七十八岁。崇祯帝继位后追谥星为“忠毅”。 星一生为世所重因他“不以谪居畏祸少有贬损。人谓寇莱公、苏子瞻无以过也”1。王士祯更称“高邑赵忠毅公北方伟人天下望之如泰山北斗。”2星喜赋诗为文。曾刊行并加注《女儿经》有《赵忠毅集》、《味檗斋遗书》、《芳茹园乐府》、《史韵》、《学庸正说》、《笑赞》等传世。 1《列朝诗集》。 2王士祯：《蚕尾续文》。 第二节高攀龙高攀龙（1562—1626）字云从改存之别号景逸常州无锡（今属江苏）人。万历十七年（1589）己丑科进士授行人司行人。行人司主要负责捧节、奉使一类礼仪性的工作。地位较低但声望却较高升转也较容易故新科进士向来以任行人为荣。初入仕途即居清要可谓出师大利。己丑科会试主考官是星这一层师生关系为其日后的仕宦生涯埋下了伏笔。在高攀龙生活的时代王守仁的“心学”已颇受知识分子推崇。高攀龙并未追逐潮流。他不尚空谈尊崇程朱之学认为“宗文成（指王守仁）者谓文清（指薛瑄）病实而不知文成病虚。毕竟实病易消虚病难补。今虚病见矣吾辈当稽弊而反之于实”1。当时四川按察司佥事张世则上疏批判程朱理学并进献自撰之《大学初义》请求颁行天下学宫。高攀龙怀着维护“正教”铲辟“邪说”的责任心当即上疏力驳其谬指责张世则之说是“穿凿虚幻之谈”一旦其书流布天下必然会“人人得自骋其私浮词邪说充塞天下二祖列宗之教荡然扫地”2。神宗以为然张世则之书遂不行。万历二十一年（1593）又值京察之年。吏部尚书孙■主持吏部考功郎中星及左都御史李世达协理。这次京察史称“秉公澄汰”“无所循私”孙■的外甥吏部文选员外郎吕胤昌、星的姻亲都给事中王三余也在被斥黜之列。许多由内阁辅臣循私引用的私人都因不称职而被贬免。孙■等为收回吏部独掌铨选的大权改变惯例未将斥黜名单通知内阁即上奏神宗。阁臣对此大为不满。 恰逢此时言官弹劾吏部属臣虞淳熙等人神宗怒孙■不引罪自责罚俸三月。阁臣乘机拟旨切责吏部专权结党。孙■被免职星削籍。陈泰来、于孔兼、顾允成、薛敷教等上疏申救也先后被贬。 吏部右侍郎赵用贤生性鲠直与辅王锡爵不和。户部郎中杨应宿为讨好王锡爵上疏弹劾赵用贤不该“论财逐婿”毁婚约将女另嫁请求依法治罪。这时出使在外的高攀龙回到北京面对朝廷上奸邪得势的情形非常愤慨当即上疏指斥杨应宿阿谀阁臣。杨应宿反击。神宗盛怒之下把两人都赶出朝廷。高攀龙被远谪广东揭阳县典史。 攀龙二十五岁时曾从顾宪成一道讲学并从此“始志于学”终生以宣讲程朱之言为己任。被贬出朝后他取道闽浙前往广东“所至亦讲学不辍。寻入武彝谒蔡元定祠憩朱熹精舍益以道学为己任”1。高攀龙在揭阳供职仅七月即因事辞职回到家乡无锡。不久丁忧索性以亲丧隐于乡野不再出仕家居近三十年。 高攀龙在学术上主静他认为：为人“终不可无端居静定之力。盖各人病痛不同大圣贤必有大精神其主静只在寻常日用中。学者神短气浮便须数十年静力方得厚聚深培。而最受病处在向无小学之教浸染世俗故俗根难拔。必埋头读书使义理浃洽变易其俗肠俗骨澄神默坐使尘妄1许献：《东林书院志》卷七叶茂才撰：《高攀龙行状》。 2陈鼎：《东林列传》卷二《高攀龙传》。 1陈鼎：《东林列传》卷二《高攀龙传》。 消散坚凝其正心正气乃可耳”1。这种思想与同乡名士顾宪成相近。顾宪成自万历二十二年（1594）免官之后一直闲居在家潜心研究程朱之学。高、顾二人志同道合来往密切。 高、顾二人虽然都推崇程朱但他们并非一味地空谈心性而是主张躬行实践主张经世致用。无锡原来有一座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当时已废为僧舍。在常州知府欧阳东风、无锡知县林宰的帮助下顾宪成重修东林书院公开聚众讲学。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等志同道合者纷纷参与其中。一时名声大噪。那些不为当朝佞幸所容退处林野的士大夫闻风向附乃至书院常常拥挤不堪。有着强烈的经世致用意识的东林名士们不是为了讲学而讲学而是要过问政治。所以他们在讲学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臧否人物“水间林下三三两两相与讲求性命念头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所不耻也”2。“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副东林书院的楹联是他们救世济民的崇高理想的真实写照。 顾、高等人聚众讲学议论国政名声日大。许多仰慕东林名声的贤士大夫也纷纷建造书院或与东林书院声气相通东林党渐渐形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政治势力。 万历四十八年（1612）顾宪成卒。高攀龙乃专讲席声望日重俨然东林党。 高攀龙讲学志在经世。但家居三十余年不为当朝所用也难免生出一些消极避世的念头。他与归子慕的应答唱和诗中反映出这种情绪。归子慕字季思昆山人著名文学家归有光之子。其人清真静好隐居田园形如孤云野鹤颇有陶渊明的遗风。据安希范《天全堂集》记载：高攀龙神往归氏隐居萧寂之趣已久遂在万历三十三年（16o5）十月路经昆山时前往西冈村拜访。高攀龙深为归子慕“对榻草蔬田舍话一林风月主人心”的靖节遗风所感动两人于是结成金兰之契。归子幕在《己亥二月过高存之漆湖精舍》一诗中写道：常怀耦耕好君今启我意。 共为陇亩民欣然以没世。1受归子慕影响高攀龙也萌生了隐居化外不理尘嚣杂事的念头。他在《送辰州守瞿元立》2一诗中充分表达了这种心情：我欲赋《招隐》言念斯民厄。 以君之操持所至有膏泽。 诚然振五品何必恃三尺。 郡斋有余闲即是林间客。 得意且归来共泛五湖碧。 但是这种消极的想法终归只是一时的念头一旦有机会高攀龙还是要经世救国的。苦等了三十余年机会终于来了！ 万历四十八年（162o）神宗驾崩。即位不足一月的光宗也龙驭上宾1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五八。 2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五八。 1陈田：《明诗纪事》庚签卷十六。 2陈田：《明诗纪事》庚签卷十六。 熹宗朱由校登极。东林党人由于在万历朝护卫太子有功在此期间势力大张充斥朝廷各个关键岗位。高攀龙蒙邹元标推荐被起用为光禄丞。天启元年（1621）又进升为光禄寺少卿。 这时的东林党人本可以乘此势力大张之机表现得大度一些把万历年间的京察、国本之争、“三案”的争端等一笔勾销弥合与齐、楚、浙诸党的罅隙。可是东林党人党见太深一味意气用事以致党争愈演愈烈终于酿成魏忠贤专权的惨祸。 内阁辅方从哲性柔懦难堪大事。东林党人目之为奸邪必欲去之而后快。东林大将孙慎行先以“红丸案”事难上疏指斥方从哲有“弑君之心”下廷臣会议。高攀龙随即上疏指责方从哲交结外戚“表里为奸心不知有君无逃恶之罪”1。方从哲终于在满朝籍籍声中辞职下野。为继续壮大东林党势力扶植后进邹元标在京城创建善书院高攀龙积极参与其事。不久高攀龙升任太仆卿擢刑部右侍郎。 天启四年（1624）廷推高攀龙任左都御史。当时星任吏部尚书。高攀龙认为师生不当分掌部院否则只能为人提供口实力辞不成。 这时魏忠贤势力日张群小争附。高攀龙认为“中官用事未能拔其毒且须杀其毒。宜如归德相公劝化诸珰勿与吾辈为敌”2。所以他并没有像杨涟等人那样把矛头直接指向魏忠贤而是指向了依附魏忠贤的崔呈秀。但这种做法实际上非常愚蠢只能起到为渊驱鱼的作用。果然崔呈秀为逃脱惩罚急走魏忠贤所拜魏忠贤为义父谋求庇护。适逢会推山西巡抚高攀龙等推荐谢应祥。御史陈九畴诬蔑部院营私结党。魏忠贤乘机以皇帝名义严旨切责。高攀龙被免职。不久南京御史游凤翔又告讦高攀龙挟私排挤高攀龙进而被削除官籍。崔呈秀余恨未消又从织造太监李实处逼取空印纸以李实的名义弹劾周顺昌、高攀龙等人遣锦衣卫缇骑前往无锡逮捕高攀龙回京。高攀龙闻讯视死如归晨赴宋儒杨时祠告祭然后从容安排好后事衣冠赴水而死。时年六十五岁。 崇祯初年魏忠贤阉党被铲除高攀龙被追赠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谥曰忠宪。高攀龙一生著述有《周易简说》、《春秋孔义》、《高子遗书》等。1陈鼎：《东林列传》卷二《高攀龙传》。 2陈田：《明诗纪事》庚签卷十六。 第三十四章张溥张采第一节张溥张溥（16o2—1641）初字乾度后改天如号西铭。南直隶苏州太仓（今属江苏）娄东人。生于万历三十年三月二十三日（16o2年5月14日）。明末著名的江南党社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 张溥出生于封建大家庭。这个家庭“多隐痛”充满着尖锐矛盾。伯父张辅之历官南京工部尚书。父亲张诩之太学生有子十人。张溥排行第八且为婢出故“不为宗党所重辅之家人遇之尤无礼尝造事倾陷诩之”1。诩之既历忧患为摆脱困境改变自己在家族中的地位日延师教子唯望子之有成。张溥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刻励承志愤读书。他六岁入学七岁能日诵数千言。更可贵的是“所读书必手钞钞已朗读一过即焚之。又钞如是者六七始已。右手握管处指掌成茧。冬日手皲日沃汤数次。后名读书之斋曰‘七录’以此也”2。 明末社会动荡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各派政治势力斗争激烈。这种情形在万历、天启、崇祯年间表现得最为明显。 泰昌元年（162o）张溥十九岁补博士弟子。自此声名籍甚泛交一时名贤。是年他结交同里张采成为平生最知心的朋友契合无间同求进益共倡党社齐名者“娄东二张”。其后张溥又结交东南名士杜麟徵、夏允彝、陈子龙、宋徵璧以及名宿钱谦益、黄道周等人。于是门墙日广呼应日灵。他所结交的朋友后来有不少成为朝廷要员和抗清运动的中坚分子。天启三年（1623）张溥请张采入“七录斋”共学时凡五年。五年中“两人形影相依声息相接乐善规过互推畏友。时设疑难必尔我畅怀、归于主里”1。 张溥的文学主张深受同乡王世贞的影响“文必六经诗必六朝”。 他也是名闻遐迩年富力强的文坛新秀。 明代江南素以经济达、文化繁荣著称于世。然而各种社会矛盾也特别尖锐复杂。江南地主与封建朝廷的斗争亦始终没有休止。明中叶以后随着阶级斗争的展当地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往往采取以文会友、聚会结社的形式一面联络感情广交朋友选择知己；一面学习制艺揣摩风气议论时政从中积蓄和壮大自己参政的政治势力。而有明一代江南士子由集会读书、议论时政最终演成政治运动干预政权影响最大者莫过于“东林党”。 东林起后踵之者不绝。张溥不但勤学刻苦进取有“志为大儒”。 而且为人宽厚热情有兼容并包的风度尤以文章奖掖后学。以故四方奔走其门者不计其数。一时门庭若市。是一个十分难得的干练人物很有号召天下的组织才能。 天启四年阉党魏忠贤逆势方炽罗织罪状陷害东林党人以及朝中刚16世仪：《复社纪略》卷一。 2《明史》卷二八八《张溥传》。 1张采：《知畏堂集》卷九《祭张天如文》。 正之士闹得朝政大乱天下黑暗人人自危。张溥不畏强权顶着逆风慨然在苏州创立“应社”。“应之为名有龙德焉”1。一时间天下士子纷起响应。皖之徽州、宁国、池州、太平、淮阳、庐州、凤阳浙江宁波、绍兴、金华、衢州等郡邑诸名士相继入社。“因名其社为应社与莱阳宋氏、侯城方氏、楚黄梅氏遥相应和。于是应社之名闻于天下”2。 应社社友以“尊经复古”为己志评骘五经制议。最初入社者十有一人各主“五经”文字之选。张溥、朱隗主《易》；杨廷枢、吴昌时、钱旃主《书》；杨彝、顾梦麟主《诗》；张采、王启荣主《礼记》；周铨、周钟主《春秋》遂开明季集体治学分工互助之先河。应社名义上以读书为社事实际上是旨在提倡名节、改变社会风气。因此它“成于数人之志而后渐广以天下之意”很快由江南扩及江北进而展到河北等处故史有江南应社、江北应社、河北应社诸名目。 天启七年（1627）八月熹宗去世五弟朱由检嗣位年号崇祯。十一月魏忠贤死诏磔其尸人心大快。张溥作《五人墓碑记》满腔热情讴歌当年为反抗阉党暴政而英勇就义的苏州市民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五人“激昂大义蹈死不顾”的精神揭露魏逆窃弄权柄、残杀忠良的罪行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这篇碑文充分表达出张溥崇善辟恶、扬正义、彰阐幽潜、激励后人的政治态度。崇祯元年（1628）春张采成进士张溥以选贡生入京师太学。时诸贡生俱愿交欢溥争识颜面因集诸多士为成均大会。宇内名卿硕儒闻溥名亦皆愿折节订交骚坛文酒笈筐车骑日不暇给由是“娄东两张”名彻都下。张溥、张采“目击丑类猖狂正绪衰息”遂在京集同志组织“燕台社”（或称“燕台十子社”）。燕台社的出现预示着二张将由以文会友、学习制艺进而涉及当朝的政治问题。不久张溥归里草檄文将避匿在太仓的顾秉谦驱逐出境。顾为魏忠贤党人在天启朝曾任内阁辅、《三朝要典》总裁陷害正人作恶多端。 崇祯初年文社四起。而执牛耳者张溥也。崇祯二年他以天下为己任在吴江县令、湖北人熊开元的支持下于吴江召开“复社”成立大会——尹山大会合南北各地文社为一社。“期与四方多士共兴复古学将使异日者务为有用因名曰复社”1。复社上承东林旗帜与东林无异所以一般都目其为东林党人。它以江南为中心是东南之一大社归入其内的各地文社有：江南应社松江几社苏州羽朋社、匡社浙西闻社、庄社浙东社江北南社江西则社历亭席社昆阳云簪社武林读书社山左大社中州端社莱阳邑社黄州质社等。张溥既合诸社而为一乃立规条申盟词定程课以振兴经术恢复古学培养人材拯救封建统治为先务。在组织上由各郡邑推择一人为社长司纠弹要约往来传置之事。同时集各社之文而铨次之目其集为《国表》由张采作序冠弁。集中详列社友姓名“以示门墙之峻；分注郡邑以见声气之广”1。以此观之复社俨然一在野政党。其“党羽半天下”遍及天南地北分布于江苏、安徽、浙江、1张溥：《七录斋诗文合集》卷一《广应社序》。 26世仪：《复社纪略》卷一。 16世仪：《复社纪略》卷一。 16世仪：《复社纪略》卷一。 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北京、山东、山西、陕西、四川、云南、贵州等省仅有姓名可考者即达三千零二十五人2文数千余。“从来社集未有若是之众”“社艺亦未有如是之盛者。嗣后名魁鼎甲多出其中”。复社声势震朝野张溥也就更加深孚众望了。 崇祯三年秋张溥中举人并在南京召开复社第二次大会。翌年春京师会试张溥为会魁其门人吴伟业为会元。此次考试一破往例吴伟业的会元稿不是按故事由他的房师李明睿作序而是以张溥名噪甚由他鉴定出名从而引起李明睿大怒。及殿试张溥授庶吉士吴伟业中榜眼。是时宜兴人、内阁辅周延儒第一次见到张溥对他十分赏识“恩礼倍至”。而张溥以周延儒之器重得以“任意临事辄相可否有代天言作诰命者文稿信口甲乙”3。为此同馆皆妒忌他阁臣温体仁等权贵亦由此侧目之。是年张溥怀着敬仰之心在北京谒见大科学家徐光启虚心向他求教。他说：先师徐文定公”亟尝予廷对一策”“勉以读书经世大义”。“公初筮仕入馆职即身任天下讲求治道博极群书要诸体用”4。徐光启的志向、为人和经世致用的治学精神使他深受感动。 崇祯五年冬张溥请假归里营卜宅兆安葬其父居家著述。吴伟业以张溥门人“联捷会元鼎甲钦赐归娶天下荣之。远近谓士子出天如门者必售”。于是大江南北的学者纷纷争及其门拜其为师徒众群集。有云：此时溥有门生七千人。此说不免夸张但亦可见威望之高。崇祯六年三月张溥在苏州虎丘召开复社第三次大会。山左、江右、晋、楚、浙各地到会者数千余人座无虚席观者甚众会场内外人山人海水泄不通热闹非凡竞以复社之名为殊荣。规模之大气氛之热烈为三百年来所未见此是复社历史上最盛大的一次会议。这次大会标志着复社和娄东二张的名望已经达到了顶峰。以致四方称二张至有“不敢以字”而曰“西张”、“南张”“西张先生”、“南张先生”“二张夫子”；称太仓四社长为“四配”溥十门人为“十哲”十兄弟为“十常侍”又有依托门下效奔走展财币者五人则名“五狗”1。 在科举取士的历史条件下文社的盛衰与科场的荣辱密切相关。好修之士以文社为学问之地而驰骛之徒则以文社为功名之门。虎丘大会前后所表现出来的“复社声气遍天下俱以两张为宗”的局面实质上是江南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要求参与政权的呼声日益高涨的深刻反映。各地学者纷纷登名社录争入张溥之门其源盖由于他奖掖进门弟子“不遗余力”2大有把持科场之势。有人公开说：春秋两试“孰元孰魁孰先孰后庶常（按：指张溥）已编定无遗人矣”3。又有谓：“赖其奖擢成名者数十百人”；“中式者皆复社之人”。“所以为弟子者争欲入社为父兄者亦莫不乐之子弟入社。迨至附丽者久应求者广才隽有文倜傥非常之士虽入网罗；而嗜名2蒋逸雪：《张溥年谱》附录《复社姓氏考订》齐鲁书社1982年版。36世仪：《复社纪略》卷二。 4张溥：《农政全书·序》见《农政全书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1以上参6世仪：《复社纪略》卷二。 26世仪：《复社纪略》卷二。 3见蒋逸雪：《张溥年谱》三十一岁条。 躁进、逐臭慕膻之徒亦多窜其中矣”1。遂使复社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由读书会文之地而变为争逐势利之所。张溥企图借广收门徒以控制知识界、把持科场最终达到左右政权之目的。而执政大僚则由此恶之伺机制造事端构词架陷。 崇祯六年六月周延儒与温体仁的斗争达到白热化结果以周延儒被罢、温体仁继任辅而告终。这时温体仁弟育仁欲求入社不许遂指使宜兴吴炳作《绿牡丹传奇》描写复社选文选字之丑态并命梨园搬演广为宣传温体仁由此开攻讦复社之端。浙江社友深感耻辱致书溥和采要求洗刷二张专程赴浙会见学臣黎元宽。黎下令书肆毁刊本、究作传主名执温育仁家人下狱。温体仁遂与二张开隙并由此而深虑“溥虽在籍能遥执朝政乃令心腹往官吴地伺其隙而中之”2。选御史路振飞为苏松巡按此即为其之重要防范措施。至秋天遇太仓岁歉张采作《军储说》以为救荒之策张溥撰跋语。苏州府推官周之夔借此诬陷二张“悖违祖制紊乱漕规”。次年十二月以黎元宽从二张之命下令将其革职。八年七月周之夔在准旨致仕之时作《复社或问》泄他对复社和二张的不满情绪。九年五月太仓人6文声因事挨过张采的鞭挞欲报私仇；又以输赀为监生而求入社不得上疏谓：“风俗之弊皆原于士子。溥、采为主盟倡复社乱天下”。3辅温体仁下所司议之。提学御史倪元珙、兵备参议冯元飏、太仓知州周仲连三人以为复社无可罪皆贬斥严旨穷究不已。十年“无赖恶少年蜂起飚纵横长安中俱以附会时相矜夸旦夕得大官矣”1。二月“有宿嫌于二张”的周之夔揣当国温体仁之意不远千里由闽入京呈《复社恶紊乱漕规逐官杀弁朋党蔑旨疏》云：“二张且反”并语及陈子龙、黄道周、夏允彝诸人。上“疑之下其事抚按”2令从“严查具奏”。温体仁以6文声和周之夔讦奏为借口“将兴大狱”3欲置复社和二张于死地。自此二张日处危疑震惊之中直至六月温体仁罢去始一展眉。十一年陈子龙、徐孚远、宋徵璧辑《皇明经世文编》五百又四卷溥尝助其成且为之作序。 此时虽然温体仁已去位但复社和二张的困难处境并没有改变相继为辅之张至、薛国观“皆效法体仁蔽贤植党”“不喜东林”。十三年四月有托名为徐怀丹者作《复社十大罪檄》诬二张倡复社“下乱群情上摇国是”。檄中所捏十罪为：僭拟天王、妄称先圣、煽聚朋党、妨贤树权、招集匪人、伤风败俗、谤讪横议、污坏品行、窃位失节、召寇致灾4。其实所加十罪除三、四两款恰恰说明复社声气之广、威望之重外其余无一事有真凭实据有的是望文生义有的是捏词诋毁有的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有的则纯属怪诞不经、无稽之谈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同月黄道周被捕下狱。张溥历来以文章气谊为重与朋友周笃闻友患难如16世仪：《复社纪略》卷二。 26世仪：《复社纪略》卷二。 3《明史》卷二八八《张溥传》；蒋逸雪：《张溥年谱》三十五岁条云：此事“似犹未得其实也”。1陈子龙：自撰《年谱》崇祯十年条《陈忠裕公全集》嘉庆八年刊本。2陈子龙：自撰《年谱》崇祯十年条《陈忠裕公全集》嘉庆八年刊本。3《明史》卷三o八《温体仁传》。 46世仪：《复社纪略》卷四。 身受遂与陈子龙等急议谋解愿“倾身家图之”以事未成而深感愧对道周先生。六月素恶复社之温体仁党、内阁辅薛国观因招权纳贿诸事被罢回籍不久诏逮入都赐死1。最高统治集团斗争形势的变化转而对复社有利也可以说是复社倒薛的胜利。 崇祯十四年二月诏起周延儒复为辅。延儒溥座主也。原来里居时颇从东林游。既陷钱谦益遂仇东林。但他与温体仁又有尖锐矛盾。及主会试所取士如张溥等又皆东林。比至失势被罢回家而温体仁辈益横张溥的朋友一时皆得罪。溥甚忧之说延儒曰：“公若再相易前辙可重得贤声。”延儒以为然。这次“其获再相溥有力焉”2。实际上完全是张溥为其奔走效力、利用复社倒薛（国观）的结果也是延儒与张溥等人互相利用的结果。因此延儒被召复起“溥等以数事要之。延儒慨然曰：‘吾当锐意行之以谢诸公。’既入朝悉反体仁辈弊政”3多用复社之人朝政一新。“此皆溥之力也”是张溥在“遥执朝政”方面挥重大作用的产物。 张溥不但在政治上以天下为己任有兼包并蓄的组织才能成为“在野政党之魁杰”。同时在文学上也很有成就。陈子龙称其所刊之《七录斋诗文合集》曰；“今观天如之书正不掩文逸不逾道彬彬乎释争午之论取则当世不其然乎？待其命志良不虚者要亦乘时鼓运之事也。”4崇祯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张溥与张采重订共读之约以冀再展宏图不幸病根已深而不可治五月初八日（6月15日）卒于家5。时年四十岁“千里内外皆会哭”私谥曰“仁学先生”。 “十年著作千秋秘一代文章百世师”1。张溥才华出众思想敏捷著作繁富涉猎经、史、文学各个方面。他死后御史刘熙祚、礼科给事中姜埰等交章言溥“砥行博闻所纂述经史有功圣学宜取备乙夜观”。周延儒亦大力荐之。崇祯皇帝遂于十五年八月下诏征集张溥所著之书。有司先后录上三千余卷2。现存的有：《诗经注疏大全合纂》、《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五种纪事本末》、《宋史论元史论》、《历代史论》等。 1《明史》卷二五三《薛国观传》。 2《明史》卷二八八《张溥传》。 3《明史》卷三o八《周延儒传》。 4陈子龙：《陈忠裕公全集》卷二五《七录斋集序》。 5计六奇：《明季北略》谓溥死于非命。曰：周延儒再召通内而贽币帛者为冯铨奔走而线索者系张溥和吴昌时。溥与昌时皆为画策建功之人。“淮安道上张溥破腹昌时以一剂送入九泉忌延儒密室有二人也。”由此观之则溥为昌时所毒死。是为一说姑以存疑。 1黄道周：《明漳浦黄忠端公全集》卷四七《哭张西铭二章》清道光九年刊本。2《明史》卷二八八《张溥传》。 第二节张采张采（1596—1648）字受先又字来章号南郭与张溥同里3。因张溥居西郊张采居南郊人称西张、南张合称“娄东二张”。张溥重名义张采尚节概相得益彰砥濯自励同斋共学关系最好且为姻家；又两人志向相同共倡复社世称“复社二张”。与张溥一样张采也是明季江南党社运动的重要领导者之一。其一生主要事迹除见于前篇介绍张溥中所述尚可记者有如下数端。 天启七年（1627）张采中举人。崇祯元年（1628）春在京应会试及榜得第三名成进士已而归里。时昆山县士民积怨魏忠贤党人顾秉谦“聚众焚掠其家”。顾秉谦为邑人所逐仓皇窜匿太仓。张采素恨其“庸劣无耻”与张溥率里中诸生将其赶出太仓人心大快1。同年十一月授江西抚州府临川县令。张采的性格与张溥有所不同“溥性宽泛交博爱采特严毅喜甄别可否人有过尝面叱之。知临川摧强扶弱声大起”。崇祯三年秋以疾乞假归家“士民泣送载道”2。可见他在临川任上颇有一番政绩。 有明一代转输漕粮入北京和支付各卫官军粮食是江南人民最为繁重的赋役负担。是时仓粮以养本地之军名曰军储。它与漕兑不同。漕兑苦于运军勒索耗赠日多而军储则在地方交纳绝无耗赠小民利之。崇祯六年秋太仓州大风杀稼米价腾贵斗米值千钱漕粮无输。知州刘士斗“廉明仁恕为立州以来第一人”欲纾民乃与张采、张溥共谋救荒之策。张采以民命为重深入实际广咨博访。苏州府胥吏宋文杰言：苏州府属县八太仓、镇海两卫独隶娄卫军军储四万九千石分支长洲、吴县、昆山、嘉定、吴江、常熟、太仓七邑。考军储旧制其初两卫之军原在本地支销后来分支各邑。诚能使支独归太仓军储越岁而收又无增耗即可减漕粮十分之七此目前救荒之善策也。张采得之大喜即著《军储说》一文甚言散征各邑之苦独归太仓之便建议太仓州以军储代漕兑。张溥以为可为作跋语于后。并与张采一起共谒刘士斗而详言之。张采的建议有益于救荒是可行的。当时太仓州民王延等人条陈荒政亦以请复军储旧额为言主张将各邑额派太仓、镇海两卫军储抵本州之漕兑。刘士斗也积极支持张采的意见申文上司认为太、镇两卫坐居本州如以太仓州军储代漕兑即以本州之粮给本州之军军民两便而官军就近支领尤乐从。而内阁辅温体仁党、苏州府推官周之夔应监兑得刘士斗申文欲借此陷之并倾两张遂竭力加以攻击甚至“干戈横起”诬张采、张溥“悖违祖制紊乱漕规”。指责刘士斗“行媚乡绅”。刘士斗为此被连降四级改署昆山县事1。张采对此大为不平说是“梦想不到”的怪事表现出他强烈不满晚明黑暗统治的鲜明立场。其后周之夔还秉承温体仁等人的旨意多次借张采的《军储说》3蒋逸雪：《张溥年谱》载：万历三十年张溥出生时其“友人张采已七岁”。据此张采当生于万历二十四年。 1此事《明史》卷三o六《顾秉谦传》系于崇祯二年。 2《明史》卷二八八《张溥附张采传》。 1以上见6世仪：《复社纪略》卷二。 大做文章于崇祯九年八月和十年二月分别到应天府和京师讦奏二张阴谋置其死地。 崇祯十四年五月张溥殁后与周之夔同为温体仁党的刑部侍郎蔡奕琛以薛国观案被捕入狱而不知张溥已死乃讦溥“遥握朝柄”怀疑他坐罪系出于张溥之所为因言张采“结党乱政”。于是崇祯皇帝下诏严责二张回奏。张采以“溥实臣至交生同砥砺死避罗弋负义图全臣不出此”的明确态度上疏辩诬备述复社端倪指出周之夔的《复社或问》和徐怀丹的《复社十大罪檄》都是有意陷害。疏曰：“窃维文者昭代之所重；社者古义所不废推广溥志不过楷模文体羽翼经传耳未尝有一毫出位跃冶之思也。至于《或问》及《罪檄》此忌溥者罗织虚无假名巧诋不惟生者不闻亦溥死者不知。若使徐怀丹果有其人臣愿剖心与质；倘其人乌有则事必诬构。独念溥日夜解经论史矢心报称曾未一日服官怀忠入地即今严纶之下并不得泣血自明良足哀悼。臣虽与世隔越孤立杜门而兢兢勉学颇知省察不欲一字自欺岂敢一字欺皇上。谨据实回奏”1。疏上崇祯帝以“书生文社不足究”降旨勿问；又得辅周延儒从中帮忙事即得脱。 崇祯十七年三月明朝灭亡。五月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弘光小朝廷起张采为礼部主事寻进礼部员外郎。后乞假去。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1645）五月清兵渡长江福王出逃南京陷落。奸人素衔张采者群击之死复用大锥乱刺之。已而苏。同年八月以后曾与陈子龙一起在浙江嘉善水月庵避难。顺治五年（1648）卒时年五十有三。其著作今存者有《西晋文》二十卷等。 1以上见《明史》卷二八八《张溥传》和蒋逸雪《张溥年谱》四十岁条。第三十五章刘宗周黄道周第一节刘宗周刘宗周（1578—1645）初名宪章字起东（启东）绍兴府山阴（今绍兴）水澄里人。自号秦望中山人、还山主人、读易小子、山阴废主晚年更号克念子、别号念台又以迁居山阴蕺山之麓自称蕺山长、蕺山长者、蕺山长病夫宗周。人称念台先生、蕺山先生。弟子称蕺山夫子、蕺山刘子、子刘子。友人称其念台子。父亲刘坡为诸生。母章氏妊五月刘坡去世。万历六年正月二十六日（1578年3月4日）生为遗腹子因家贫依母居外祖父章颖家。在外祖的培养下七岁入塾学习勤奋手不释卷。十八岁应童子试名列第二。二十岁举乡试。万历二十九年（16o1）再次入京会试中进士。会母丧居家守制三年1。三十一年八月拜本省德清县许孚远为师。孚远是与王守仁共倡心学的湛若水的四大弟子之一唐枢的学生“笃信良知而恶夫援良知以入佛者”。信仰王学反对王学与佛学合流认为后之学者所言的“良知”是不明王学之宗旨“非文成之正传”1。刘宗周、冯从吾、丁元荐三人是他最得意的门徒。万历三十二年六月宗周得官行人司行人。 刘宗周步入政界之日恰是皇帝深居宫苑、不视朝事国势日衰之时。 为了挽救明皇朝的危亡他抱着“一日未死、一日为君父之身”的忠君思想立朝守正事君不以面从为敬始终“清直敢言”前后上疏凡百余次指陈时政得失崇正辟邪。虽所论皆深中时弊然往往以忤旨而被黜三次革职为民排斥在野。 万历四十年（1612）正月入东林书院谒高攀龙结为道交。四月奉命往江西建昌册封益王朱常■。翌年四月以“今日宗藩之困亟矣国家受宗藩之困亦亟矣”上《万世治安疏》请行议爵、议禄、议官、议教、议养、议制六事曰：“臣观今日之势盖已岌岌乎尽踏汉、唐季世之辙矣。爵滥而轻禄侈而匮官不惟贤制不尽利庶而不富且教其能久而不乱乎。”2疏入不报。神宗反于同年五月下诏堵塞言路谕内阁和都察院：“年来议论混淆朝廷优容不问遂益妄言排陷致大臣疑畏、皆欲求去甚伤国体。自今仍有结党乱政者罪不宥。”3时有宣城人国子监祭酒汤宾尹与昆山人左谕德顾天峻各“收召朋徒聚集讲学”攻击东林人称宣党、昆党。御史徐兆魁、乔应甲等亦力排东林与宣、昆两党“声势相依大臣多畏避之”4。宗周为人尚气节、重操守乃上疏为东林鸣不平反对门户之见反对党同伐异。谓：“迩者皇上于人才进退章疏是非一概置之不理遂使廷臣日趋争竞党同伐异之风行而人心日下士习日险公车之章至有1以上参黄宗羲：刘宗周《行状》和刘汋；刘宗周《年谱》分别见《刘子全书》卷三九、四o清道光十五年刊本；姚名达：《刘宗周年谱》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 1《明史》卷二八三《许孚远传》。 2《刘子全书》卷十四。 3《明史》卷二一《神宗纪二》。 4《明史》卷二二四《孙丕扬传》。 以东林为语柄者臣窃痛之。”又云：东林高攀龙等有“真切学问”；“从之游者多不乏气节耿介之士”。“是故摘流品可也争意见不可也攻东林可也党昆、宣不可也”1。此疏一出昆、宣两党大哗飞章攻之诬其“颠倒是非”是效少正卯之所为“足以乱天下而有余”甚至请诛宗周“以为惑世诬民之戒”。四十二年正月宗周以“群小在位党祸将兴”愤然申文吏部请给假放归准之五月抵家。 刘宗周一生从政时间名义上长达四十余年实际上在官之日极少仅四年有半绝大部分时日都是被斥落籍教授乡里读书著述。经过这次打击他认为“世道之祸酿于人心而人心之恶以不学而进”。回家之后遂集同志会讲于蕺山解吟轩“欲明人心本然之善”并撰《心论》曰：“天下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学”“只此一心散为万化万化复归一心”2。实质上与王守仁“心外无物”或“心生万物”说并无两样。“蕺山之学专言心性”。宗周如此重视“心性”并不是偶然的。其为学从师于许孚远推本于周、程得源于王守仁。其始致力于主敬中操功于慎独而晚归本于诚意。而他与王学又凡三变始疑之以为近禅也；中信之以为圣学也；终而辩难不遗余力。早年崇尚程、朱不喜6、王之学。中年遭受官场的磨难始以“慎独为主旨”认为“慎独之外别无学也”企图从内心世界寻找人生的出路。这一时期他大谈心性之说把“心”、精神视为天、地、人以至万物的本原正说明他已经从尚程、朱而转向了王守仁心学的主观唯心主义。 万历四十八年七月神宗病逝。八月光宗嗣位在位一月而死。九月熹宗继位改号天启重用太监魏忠贤封乳母客氏为奉圣夫人。由于言官交章论荐天启元年（1621）三月召刘宗周任礼部仪制司主事。十月入京。不久劾奏魏忠贤“导皇上驰射戏剧奉圣夫人出入自由。一举逐谏臣三人罚一人皆出中旨势将指鹿为马生杀予夺制国家大命。今东西方用兵奈何以天下委阉竖乎”。并请行明太祖铁榜之制以防止重演王振、刘瑾宦官擅权误国之祸1。疏上魏忠贤大怒熹宗责其“出位妄言好生可恶”本欲重治因阁臣叶向高力救改为廷杖六十罚俸半年。天启二年正月后金军队陷广宁举朝震恐。宗周请诛丧师失地诸臣建议急起李三才为兵部尚书并录用清议名贤丁元荐以及谏臣杨涟等人。熹宗得疏大加训责但以“语言无忌姑不究”。六月命为光禄寺丞。三年五月升尚宝司少卿九月改太仆寺少卿。此时刘宗周以“一岁三迁义难拜命”。尤其是看到魏珰与客氏“专权日甚”衣冠之祸莫测而大小臣僚又争相攀附权势置国家安危于度外。加以身患疾病遂连告三疏于十一月获准回籍调理。四年九月吏部题缺官事奉旨起宗周为通政司右通政。十月杨涟、左光斗等人相继因抨击魏忠贤被削籍。宗周以正直诸臣被逐不顾吏部行文促其赴任拜疏固辞乞继续以原官在家疗养并论魏忠贤误国之罪。次年正月熹宗斥宗周久不赴任是“藐视朝廷矫情厌世好生恣放”1第一次将其革职为民。这时正是明朝历史上宦官为祸最烈的年代大批正直有为的廷臣1《刘子全书》卷一四《修正学疏》。 2《刘子全书》卷二三。 1引文据《明史》卷二五五《刘宗周传》详见《刘子全书》卷十四《感激天恩疏》。1刘汋：刘宗周《年谱》天启五年条。 或遭杀戮或被下狱或削籍闲居阉党特务遍天下人人自危。宗周在家一方面注视着朝廷的斗争和同僚的命运对被害诸臣寄以深切的同情闻杨涟、左光斗等六人被杀作《吊六君子赋》述诸子正直之业绩数阉党矫横之涂毒；一方面自己做好随时被捕入狱的准备将儿子托付门徒把著作转寄于友人家里。天启七年八月熹宗死朱由检即位更号崇祯清除阉党起复被斥诸臣。 崇祯元年（1628）十月刘宗周任顺天府尹。其时“名为反正”实则秉权者多魏忠贤余党。为此他于崇祯二年正月以病不能任事为由乞以原官致仕不允。九月至京师视府尹事寻于会极门批评皇帝求治之心太急。皇帝因登极伊始为表示圣心宏阔虽以所论“迂阔”而不听然叹其忠亦未予惩罚。在府尹任上宗周兴学校育人材；行保甲戢奸宄；锄豪右安良善恤下户；惩贪官减赋役振风纪。同年十一月后金军队抵德胜门外京师戒严崇祯帝闻警即不视事一切章奏皆留中不报人心惶惶。宗周怀着满腔的爱国热忱上言：“国势之强弱视人心之安否”请安民、军、士、大小臣工和远近地方之心上亦要自安其心。又云：“吾守土官义当与城为存亡。”最后到午门伏阙叩曰：乞崇祯帝出御皇极门延见百僚以定人心固守城池。又请罢九门税平物价节财用；安抚入城流民立粥厂养老疾；巡视城防慰问守城军士；集士民祭于谦要求扬于谦精神誓死保卫京城。人称“刘顺天”这是对他守京城有功的最好评价。三年五月后金军队东归京师取消戒严朝廷又宴然不知后患。宗周对此十分忧虑上书曰：“法天之大者莫过于重民命”“厚民生”请省刑罚、减赋税爱惜民力直接批评崇祯帝即位以来“重典绳臣下”、“重敛责小民”1的错误做法认为这种做法难“以回厄运以巩皇图”。周延儒、温体仁见疏以其语侵内阁而大恨遂以时方天旱求雨而刘宗周称疾不修职事为借口故意激怒崇祯降旨切责。九月底刘宗周即被逐出都门时守京兆甫一载。离京之日行李萧然都人罢市而哭千余人遮道相送至十余里不去。 刘宗周既归里闲居忧王守仁之心学“杂于禅”与佛学合流乃筑证人书院“集同志讲肄”作《证人社约》十则。又著书进一步阐心性之说曰：“盈天地间皆道也而统之不外乎人心。人之所以为心者性而已矣。”“然性是一则心不得独二。天命之所在即人心之所在；人心之所在即道心之所在”。“人心、道心只是一心气质义理只是一性”。“性只是气质之性而义理者气质之本然乃能以为性也”2。认为“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是统一的“天理”与“人欲”亦非对立否定了程、朱视两者为对立的观点。 崇祯八年正月明末农民起义军张献忠陷凤阳。言官劾辅温体仁入阁以来“专以繁刑厚敛为先务致民穷盗起”。崇祯帝也不得不承认“前此置相不得人”命吏部议在籍堪任阁员者。吏部尚书谢升会同廷臣举礼部左侍郎林釬、礼部尚书孙慎行以及刘宗周三人以上。诏从之并命长吏疾驰促上道。十月宗周抵京。由于承旨使范仁误传令和在文华殿召对时不合帝意加以温体仁忌之“借端以沮”而未能入阁。九年正月改为工部左侍郎。1《刘子全书》卷一五《祈天永命疏》。 2《刘子全书》卷八《中庸章说》。 二月上《痛切时艰疏》历数从前弊政“请上更调化瑟”以图“转乱为治”1。从而引起崇祯帝不满传谕内阁欲予重治。后反复再三而意稍解降旨诘问奖其清直且拟大用之。温体仁闻而惧甚于六月嗾宗周同乡许瑚上疏论短谓宗周“才谞不足而道学有余主治未获经纶之益甄士殊多砥砺之功”。崇祯帝以许属其同乡“所言如是遂不果用”2。宗周不堪侮辱连上三章恳乞回里。诏许之。七月出都门。临行遗书温体仁痛责其“罔上”、“诬下”、“卖友”、“阴挤同官”“借皇上之宠灵为驱逐异己之地”的种种罪行。是月清军自宣镇入昌平皇陵告急都城被兵。刘宗周于天津途中闻警曰：“国难崩摧非臣子接淅时”乃入津城助抚军贺世寿筹集兵粮。京师士民亦请召还刘宗周又因温体仁从中阻挠而罢。九月南行至德州疏陈时事斥崇祯帝用人失当“聚天下之小人立于朝”；温体仁左右朝政排陷异己。疏入崇祯帝恼羞成怒。温体仁更火上加油上章诋毁刘宗周。遂加重处分改成革职为民。 十一月刘宗周回到故里。始幅巾野服“亦无再仕之意”闭门著述辑《刘氏家谱》七卷定《经籍考》、《古学经》辑《古小学集记》和《古小学通记》删定王守仁《传习录》并作《重刻王阳明先生传习录序》等。为了挽救王守仁心学危机刘宗周在提出“慎独”之后这时又以“诚意”之说示学者谓：“天下国家之本递在身身之本在心心之本在意到意处已无可推矣。”1自此专举立诚之旨希望人们以至诚的精神进行内心省察以求得道德上的自我完善。 崇祯十四年九月崇祯帝以刘宗周“清正敢言廷臣莫能及”授其吏部左侍郎。疏请收回成命不允。次年五月接邸报闻清兵破宁远入锦州李自成农民军进围开封。面对着清军的强大攻势和农民起义军的熊熊烈火刘宗周终于抛弃了个人恩怨改变了“无意再仕”的想法奋起曰：“际此时艰岂臣子言病日乎？一日未死一日为君父之身”2遂风风火火带病束装入道。至淮安献圣学三篇凡数千言一曰明圣学以端治本二曰躬圣学以建治要三曰崇圣学以需治化3。八月擢都察院左都御史。十月入朝上振肃风纪之要曰：建道揆、贞法守、崇国体、清伏奸、惩官邪、饬吏治4。又上《辟门大典疏》请严考选劾纠御史喻上猷、河南巡按严云京荐旧给事中袁恺、戍籍御史成勇。辅周延儒得疏“怏然不悦”。十一月清兵再次入口京师戒严崇祯帝令大小臣工上言献策。刘宗周应诏陈言备边大略认为一切当“以安人心为本计”。而欲安人心应旌血战阵亡卢象昇急追戮误国奸臣杨嗣昌逮捕跋扈悍将左良玉并献防止清兵南下召募勇士诸策1。闰十一月崇祯帝在中左门召见廷臣议督抚去留事诸臣以次奏对完毕。御史杨若侨荐西人汤若望制造火器上许之。宗周先后两次出班奏言极力反对。说：自古以来用兵之道在于行仁义有节制。火器无1《刘子全书》卷十六《痛切时艰疏》。 2刘汋：刘宗周《年谱》崇祯九年条。 1刘汋：刘宗周《年谱》崇祯九年条。 2刘汋：刘宗周《年谱》崇祯十五年条。 3《刘子全书》卷十七《不能以身报主疏》。 4《刘子全书》卷十七《条列风纪之要疏》。 1《刘子全书》卷十七《应诏陈言疏》。 益于成败且将来必为中国之害。“汤若望西番外夷向来倡邪说以鼓动人心已不容于圣世。今又创为奇技淫巧以惑君心其罪愈不可挽乞皇上放还彼国以永绝异端以永遵吾中国礼教冠裳之极。”崇祯一听甚为不怿曰：“火器乃国家长技汤若望非东寇西夷可比不过令其一制火器何必放逐。”2刘宗周在朝不畏权贵不计个人安危屡屡上书匡救时艰揭露晚明苛政有时还敢于为民请命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但是在经世致用之学方面尤其是在对待外国科学技术方面他居然比不上一个封建皇帝。与其同时代且同成长于江南大地的徐光启、宋应星、陈子龙等人注重国计民生、致力科学研究相比较就显得更加可悲了说明他的思想极端保守和落后。 在这次中左门召见中刘宗周还单枪匹马出面申救因言事而入狱的给事中姜埰和行人司副熊开元。曰：皇上方下诏求言乃一日而逮二言官下诏狱“甚伤国体”。崇祯向来刚愎自用固执己见二言官下狱是他亲自定夺的。所以刘宗周的意见更加惹火了他怒曰：“朕处一二言官如何遂伤国体。”严厉责备宗周是“藐视徇私大负委任”“如此偏私岂堪职宪”。同时怀疑熊开元上疏是出于宗周之指使。实际上刘宗周与二言官素无关系。崇祯帝不容分辩遂下“革职下理之旨”1欲予以重处。后因辅臣奏其年老才减为革职为民。这是刘宗周入朝以来第三次遭此重治。十二月初辞朝出京。 次年六月抵家门次第成《读易图说》、《古易钞义》、《证学杂解》、《良知说》诸书继续阐明心性之说为王学补偏救弊。在《读易图说》一文中刘宗周针对宋元以来老生常谈而又各执一说的“理”与“气”关系问题提出“盈天地间一气而已矣”2。认为“气”不仅是构成天、地和万物的本原而且也是产生精神的“理”的根源。“理即是气之理断然不在气先不在气外”“离气无所谓理”有是气“才有是理”3。从而否定了程、朱的“理本气末”论。但是他又把“理”与“气”混为一谈曰：“盈天地间一气也气即理也。天得之以为天地得之以为地人、物得之以为人、物也”4。可见他的思想又是一个矛盾的混合体。他继承王学又修正王学。在《良知说》一文中刘宗周反对王守仁“不虑而知”的先天论因此在赞扬王守仁“致良知”说的同时颇有贬斥王学之语。谓：“阳明子言良知最有功于后学。然只是传《孟子》教法于《大学》之说终有分合。”“只因阳明将意字认坏故不得不进而求良于知；仍将知字认粗又不得不退而求精于心种种矛盾固不待龙溪（按：王畿）驳正而知其非《大学》之本旨矣”5。明末王学的没落同它在明中叶崛起一样都是历史展的必然。刘宗周一生辟佛晚年尤其反对佛学的玄虚力图使王学从与禅学的合流中摆脱出来恢复王学的统治地位为此他不遗余力地为王学辩难其结果只能是一番徒劳“良知之说鲜有不流于禅者”。门人董玚说他对王学“信2《刘子全书》卷十七《敬矢责难之谊·附召对纪事》。 1参姚名达：《刘宗周年谱》第3o6页。 2见《刘子全书》卷二。 3《刘子全书》卷十一《学言·中》。 4《刘子全书》卷十一《学言·中》。 5《刘子全书》卷八。 之笃故其辨之切”。1这说明刘宗周的整个思想倾向直至最后还是属于王守仁主观唯心主义体系。他的学术思想对清代浙东学者如黄宗羲等颇有影响。 崇祯十七年五月刘宗周在家闻李自成农民军攻入北京明朝灭亡大申所谓“讨贼”之义。请绍兴知府“起兵勤王”不敢应。即亲赴杭州鼓动浙江巡抚黄鸣骏并贻书左良玉、刘泽清、郑芝龙诸将领冀求会师北上“讨伐”李自成。明亡已成定局刘宗周竟如此到处奔走呼喊诚可谓“不识时务”充分暴露出他的封建地主阶级立场比之当时一般人尤为顽固。同月福王监国南京起他为原官。当时李自成已经撤离北京京城已为清兵进占清军已成为主要的敌人。刘宗周却以大仇未报不敢受职。六月由绍兴抵抗州自称“草莽孤臣”再次重弹“讨贼”之义曰：“今日大计舍讨贼复仇无以表陛下渡江之心；非毅然决策亲征无以作天下忠义之气。”建议福王据形胜以规进取重藩屏以资弹压慎爵赏以肃军情核旧官以立臣纪2。又请诛内外不职诸臣。疏上福王没有予以施行仅令宣付史馆而马士英、高杰、刘泽清等人则因此恨甚滋欲杀之反诬刘宗周“自称草莽孤臣不书新命明示不臣天子也”。又云劝上亲征是“谋危君父”企图动兵变与史可法另立潞王于杭州。同时派人往丹阳行刺之未成。宗周见状连疏请告不允乃于七月中至南京八月初入朝受事。尔后劾马士英专权跋扈重用亲信阮大铖。在南京小朝廷里福王不过徒有其名实权操在辅马士英手里。宗周既拜命士英忌而欲去之。刘宗周上言坚决反对阮大铖知兵福王不听。刘宗周遂于九月出朝驰驿归里。行前陈五事：曰修圣政、振王纲、明国是、端治术、固邦本。 清顺治二年（1645）五月南京陷落。六月潞王降杭州失守。刘宗周在家见大势已去叹然曰：“北都之变可以死可以无死以身在田里尚有望于中兴也。南都之变主上自弃其社稷尚曰可以死可以无死以俟继起有人也。今吾越又降矣老臣不死尚何待乎？”1遂出辞祖墓投水寻死被救出。自是绝食二十三日后勺水不下者又十有三日。六月二十四日作《示汋儿》曰：“子职未伸君恩未报当死而死死有余悼。”越五日作《绝命辞》曰：“决此一朝死了我平生事。”2闰六月初八日（7月3o日）卒终年六十八岁。鲁王谥忠端唐王谥忠正。清乾隆四十年追谥号忠介。 刘宗周存世的著作：主要有他的门徒董玚编辑的《刘子全书》计四十卷分为语类、文编、经术三大类收有学术专著、奏疏、书信、序跋、传、论、议、题、揭、诗、词以及行状年谱等可谓大全其中仅奏疏即有九十八篇刊于清道光十五年。此外尚有清沈复粲编的《刘子全书遗编》（二十四卷道光二十九年刻版）、水澄《刘氏家谱》（十二帙一九三三年绍兴广文印书馆铅印本）等。日本孝明天皇文久三年（1863）出版了日人桑原忱编次的《刘蕺山文钞》二册共收奏疏、书信、序跋等四十四篇。 1刘汋：刘宗周《年谱》崇祯十六年条。 2引文据《明史》卷二五五《刘宗周传》详见《刘子全书》卷十八《恸哭时艰疏》。1《明史》卷二五五《刘宗周传》。 2见《刘子全书》卷二七。 第二节黄道周黄道周（1585—1646）字幼玄（又作幼元、幼平）又字螭若、细遵人称石斋先生。漳州漳浦（今属福建）铜山人。先世“世代业儒”1。其能“学贯古今”除父母通经史外他自己从小善攻读。五岁入学凡数年自经传子籍、诗赋声律、阴阳之学无不耽精。及长“直以行王道正儒术为己任”。十四岁时“便慨然有四方之志”第一次离开家乡外出游学投奔广东惠州府博罗县士大夫韩日缵。他“年少轶才”；日缵“贤而好士”家中藏书宏富与黄道周语而大悦谓：“此儒者也今日任斯道者非子其谁？”遂“得尽观所未见书”2开阔了眼界。居粤一载有余还家改习举子业然于时事得失往往慷慨指画。 自十九岁起黄道周两次献时政策于布政司和按察司皆不用由是“知王道之难行”。二十八岁补漳州府学生员。同年入省城福州应乡试不第归而杜门著述先后完成《易象》、《畴象》各凡八卷并开始撰写《三易洞玑》等书。其时因家贫益甚曾在漳州和广东潮州收徒讲学借馆谷■口。万历四十六年（1618）三十四岁中乡试名列第七。次年应会试落榜。天启元年（1621）再次公车北上。二年举进士。寻以成绩优异被选为庶吉士入翰林院学习馆课由此踏上仕途。 黄道周进入仕途之时正是明代历史上最、最黑暗的年代。皇帝昏庸官吏贪酷民不聊生。后金崛起对明边虎视眈眈整个明皇朝已病入膏肓积重难返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黄道周性存忠孝尚气节贱流俗不媚权势立朝守正清直敢言。因此在二十多年的宦海生涯中几经浮沉屡受挫折。 为庶吉士时值魏忠贤一伙左右朝政虐焰方炽。道周愤其祸国病民与同列文震孟、郑鄤相约：“尽言报国”揭露魏鄤擅权挽救皇朝危机。天启四年庶吉士散馆他被授为翰林院编修参与国史、实录的编写工作并充经筵展书官。按制度规定：经筵展书官奉书“必膝行前”。黄道周以为经筵道尊不应如此独以平步而进触怒魏忠贤于天启五年四月被迫离京归里。 崇祯二年（1629）魏忠贤已除黄道周起原官。他以为这时当可以实现其事君报国之志便风尘仆仆于次年四月抵京师。未几出浙江主持乡试。他典试态度认真秉公办事不受请托豪门子弟不得志多恨之。事毕还都逢《神宗实录》告成晋右春坊右中允。八月前兵部尚书、蓟辽督师袁崇焕以杀毛文龙罪被诛故相钱龙锡受到牵连被逮入死牢1。对此廷臣无复言者。黄道周得悉愤愤不平“不惜身家不爱通显”于十二月十三日连夜草疏犯颜直谏冒死申救曰：“陛下御极以来辅臣获重谴者九人矣一代之间有几宰辅乎？”2疏呈上崇祯帝不仅不听反而斥为“诋毁曲庇”著令回疏。他遵命三奏而崇祯帝之疑犹“未释”令停职四十日。1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二下《黄道周》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2洪思：《黄子传》见《明漳浦黄忠端公全集·卷》（以下简称《黄漳浦全集》）道光九年刊本。1《明史》卷二五一《钱龙锡传》。 2《救钱龙锡疏》《黄漳浦全集》卷一。 崇祯四年五月钱龙锡获释改戍定海1黄道周则为此降秩三级。此时礼科诸臣又落井下石数次疏参他典浙江乡试事“千敲万挝”2以泄和报复对他主持浙江乡试的不满情绪。在这种环境中他见朝廷上下一片黑暗没有容身之地连上三疏恳请乞休。同官倪元璐抗疏称黄道周为“古今第一词臣”愿以职相让3。皇帝不听于十一月降旨准行。 崇祯五年二月黄道周于临行之前上《放门陈事疏》谓：“臣自少学《易》以天道为准”。“入都以来所见诸大臣皆无远猷动寻苛细。治朝宁者以督责为要谈治边疆者以姑息为上策。序仁义道德则以为迂昧而不经；奉刀笔簿书则以为通达而知务。一切磨勘则葛藤终年；一意不调而株连四起”。帝不怿借“葛藤”、“株连”数语令具陈。于是再上《放门回奏疏》曰：“迩年诸臣所自营心计无一实为朝廷者。其用人行事不过推求报复而已。自前岁春月以后盛谈边疆实非为陛下边疆乃为逆珰而翻边疆也；去岁春月以后盛言科场实非为陛下科场乃为仇隙而翻科场也。此非所谓‘葛藤’、‘株连’乎。”又曰：“今诸臣之才具心术陛下其知之矣。知其为小人而又以小人矫之则小人之焰益张；知其为君子而更以小人参之则君子之功不立。”同疏还荐马如蛟、惠世扬、徐良彦等十人以上4。此疏不但批评崇祯帝用人失当重用小人而且荐举人材又语刺内阁权臣周延儒、温体仁辈故疏呈入而崇祯帝益为不怿斥为“滥举逞臆”削籍为民1。是月他出京南下游览东南名胜在杭州附近之大涤山书院讲学数月年底到家。 黄道周家居时与诸弟子谈经之余屡屡劝人读史。并从历代史籍中筛选汉至宋代名人诸葛亮、寇准、李泌等十二人人自为传以行事相比辑为《懿畜》前编。又取明代解缙、薛瑄、杨士奇、于谦、王守仁、商辂等数十人各立为传名曰《懿畜》后编。二编皆寓意于史通过昭彰历代封建士大夫文治武功之业绩激扬后人忧国忧民之精神。 崇祯九年（1636）以荐用恢复黄道周官职。经过前两次的打击他对于为政已经毫无兴趣。本拟上疏请假因有司敦促赴任不得已于秋天心郁郁而就道。十年正月入朝。四月底又具疏乞休连上数次皆不允。六月崇祯帝以久旱下诏求言。他上《慎喜怒以回天疏》曰：“陛下焦劳于上小民展转于下而诸臣括囊其间稍有人心宜不至此。”他与复社、东林诸人关系甚好被江南学子尊为名士。同月他针对温体仁方招奸人构复社、东林之狱上《求言省刑疏》曰：“当此南北交讧奈何与市井细民申勃谿之谈修睚眦之隙乎”2反对加罪于复社与东林党人。旋升谕德掌司经局3。这时他见朝廷内外交困崇祯帝刚愎自用延臣树党营私以1《明史》卷二五一《钱龙锡传》。 2《引罪告病疏》《黄漳浦全集》卷一。 3庄起俦：《漳浦黄先生年谱》卷上崇祯四年条（以下简称《庄谱》）见《黄漳浦全集》。4以上两疏引文据《明史》本传文字与《黄漳浦全集》卷二所载原疏略有不同。1《庄谱》卷上崇祯五年条。 2以上两疏引文据《明史》本传原疏载《黄漳浦全集》卷二。文字上两书互有差异。3《庄谱》卷上崇祯十年条谓：“五月升谕德”时间上有误。据黄道周本人疏文升谕德应在六月上《回天》、《省刑》两疏之后《三罪四耻七不如疏》之前。又道周自云升“左谕德”《明史》本传作“右谕德”。 邪压正无意受命具疏辞职并自劾有“三罪四耻七不如”。用自陈不职的形式进一步指斥朝政希望崇祯帝能有所醒悟。十二月升少詹事协理府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充经筵日讲官纂集经书为太子讲读。然而时过数月黄道周又因上书言事被赶出都门。十一年七月初他同时上三疏一劾兵部尚书杨嗣昌夺情入阁；一劾陈新甲夺情起宣大总督；一论辽东巡抚方一藻和议失算。是时崇祯帝正为清兵频频进攻和明末农民大起义南北交攻弄得焦头烂额走投无路凡事更加一意孤行不听劝谏。杨嗣昌等人又恃上怙宠借机对黄道周的《三罪四耻七不如疏》断章取义大肆攻击。八月遂以“朋串扰乱”1的罪名将其连降六级贬为江西布政司都事2。这次他没有遵旨赴任而是以养病为由请求回家。当时他已年届五十四南归途中思绪万千萧然感叹对送别他的朋友吟了这样四句诗：“从此辞君各千载故园门前千尺海；海中疏岛千高驼记得投竿双膝在。”3准备自此之后要在山里老家谢绝一切宾客不事应酬安安静静地闭门守家研究经史著书立说用笔墨伴随度过了“残生余年”。 可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尔虞我诈的权力斗争很快就使黄道周隐居山林的生活愿望成为泡影随之而来的是血淋淋的严刑拷打的监狱生活。崇祯十三年江西巡抚解学龙在举荐地方人材时对黄道周推奖备至而大学士魏照乘因甚恨道周而指责解学龙“滥荐”。崇祯帝邪正不辨偏听偏信也认为解学龙是“党庇行私”将解学龙与黄道周加上“党邪乱政”的罪名立削其籍。四月解入诏狱1。黄道周亦于七月被捕至京与解学龙各杖八十下镇抚司狱论死。此时与黄道周素无往来的户部主事叶廷秀等抗疏力救也被逮入狱。在狱中黄道周惨遭掠治备受折磨遍体鳞伤。但他意志刚强宁死不屈仍然坚持日夜著述手写经书一百二十本并研理极数成《易象正》十二卷。十四年三月杨嗣昌死刑部的官员亦认为所加黄道周的罪状证据不足。十二月得旨赦出谪戍湖广辰阳2。十五年六月赴谪抵江西九江。八月崇祯帝召见阁臣再度入阁的周延儒欲用黄道周乘间上言：道周家贫子幼生活清苦事亲极孝学无不通。十月接旨：“念其清操力学尚策励特准赦罪还职。”3此时黄道周“通籍二十载历俸未三年”一再忤旨被罢再也无心继续供职。由江西返回南京之后于闰十一月遣义男上《免戍辞职疏》、《乞赦解学龙叶廷秀疏》即告病从南京径直回家4重操旧业次第完成《孝经集传》、《坊记》诸书。 崇祯十七年春风云骤变皇朝更迭。黄道周在家闻明亡如丧考妣“袒而哭者三日”。五月十五日凤阳总督马士英等拥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位建立南明第一个小朝廷以翌年为弘光元年。因众望所归黄道周被命为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六月二十二日他遣义男上《时务疏》献进取之策谓：“窃意今日之事类多伏莽不设重臣不能复驭。盖以南都1《庄谱》卷上崇祯十一年条。 2《明史》本传作“照磨”。“都事”从七品；“照磨”从八品。此处依《庄谱》所载。3《庄谱》卷上崇祯十一年条。 1《明史》卷二七五《解学龙传》。 2《明史》本传作：谪成广西。详参《明史》卷二五五“校勘记”第四条。3《庄谱》卷上崇祯十五年条。 4《明史》本传云：道周既还北上“见帝而泣”、“请假准之”云云。不知所记有何根据。定鼎则福建、江右皆为藩。”应以闽之建阳、赣之雯镇、浙之衢州作为根本重地积极组织力量反击清军1。疏呈上而不见施行黄道周不欲出。辅马士英讽之曰：“人望在公公不起欲从史可法拥潞王耶？”2乃于九月十五日出山入道途中又忽萌回车之意为人所劝方继续往行。十月二十一日抵衢州闻升协理詹事府事、礼部尚书兼翰林院侍读学士上《衢州闻升辞职疏》不准始决意入南京。 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1645）正月入朝见诸臣措置乖方又闻刘宗周被逐不欲久厕朝班二月底疏请奉敕赴绍兴祭禹陵。祭祀毕于四月就地疏请致仕未得可否而南京陷落弘光政权灭亡。此时黄道周毫不畏惧“誓死反清复明”上疏潞王朱常涝及当时逃亡杭州的邹太后令闽、赣、浙三省之兵奋起抗清。又草檄谕数千言皆持而不下。已而杭州亦失守。六月黄道周在衢州劝唐王朱聿键驻跸衢州以号召两浙联络江右以期中兴恢复大明江山。而镇江总兵郑鸿逵等人则一味退却拥兵自重于是月底挟唐王偷安入福州。黄道周看到自己的主张不为所用无奈尾随入闽至浦城获悉唐王已于闰六月初八日在福州就监国位因与诸臣政见不同不想去福州受命仅派人往贺而己取道还山。唐王得报遣使往迎之。“时百事草创危疑未定”人心涣散大江江右诸臣又皆“拥众横行蓄威自卫而抱妻携子藏马于舟掠盗于道经都越邑嗷嗷瞻乌”3。黄道周以为不早正帝位难以挽回民心号召天下于七月奉唐王即位改元隆武。唐王以道周区划裁定大小礼节事务有功升他为少保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寻加兵部尚书。在隆武政权中唐王徒拥空名实权掌握在福建总兵郑芝龙手里。道周观郑氏日图不轨无法共事上疏乞归。唐王留之再三道周还是认为在朝廷中决不能有所作为于是转而复请行边督师征战。 从军事上看福建东南际海事可无虑。其余三面环山：东北有仙霞岭作屏障；西北一路经光泽出杉关可入江西建昌府但道路遥远馈饷艰难；正北由崇安出分水关可入江西广信府联络徽州抗清义军。而三路通道皆在福建建阳是为闽北重镇；关外要害则莫急于广信可谓全闽北门。 据此黄道周决定由正北出闽。七月二十二日朝饯启行。第二天他即带着“三五秀才”离福州经延平至建宁先后募得闽、浙诸门人子弟及各地乡兵四千人九月抵崇安扎营待饷。上疏唐王郑芝龙拒不饷。十月一日黄道周至广信闻徽州已于九月二十三日为清军所破乃分兵三路一出抚州一出婺源一出休宁。起初出婺源之军尚有捷闻。可是由于清军步步增兵压境攻势凶猛；隆武小朝廷兵饷俱操之郑氏他们不仅不抵抗反而处处掣肘多方刁难。黄道周名为少保兼太子太师、吏兵二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有“一意报主”之心但无调动兵饷之权“于饷部实未尝有一毫之饷于兵部实未尝有孑体之兵于府库实未尝有一锥一粒火药器械之助”1；各地兵、饷又皆不继。因此很快就陷入兵单食尽的困地。另外1《庄谱》卷下崇祯十七年条原疏见《黄漳浦全集》卷三。 2《明史》卷二五五《黄道周传》。 3《庄谱》卷下弘光元年条。 1《谏亲征疏》《黄漳浦全集》卷五。 ------------ 26 所募之兵多为“君子之军”督阵诸将也多数是秀才用兵“调度无能”。至十一月抚州、婺源、休宁三军相继溃败。为报效唐王黄道周欲决一死战。十二月初六日复自广信进攻婺源。至童家坊闻乐平县失守广信成为一座孤城当地官绅纷纷要求回师守城。此时尽管他只余下三百之兵、三日之粮仍义无反顾于二十四日进抵婺源城外十里处之明堂里。次日清晨清军骑兵数千乘雾奇袭黄道周督众死战顷刻大败与内弟蔡春溶、中书舍人和门人赖继谨、户部主事赵士、通判毛玉洁等同时被俘。入婺源县城清军备酒席劝之降。黄道周不屈骂而不食吟诗八章神态自若。隆武二年（清顺治三年1646）正月二十四日黄道周等人被清军解赴南京幽于禁城中绝食十有四日。在狱中著诗文数卷。清朝招抚江南经略洪承畴以同乡劝其降道周拒不答。操江巡抚陈谦以剃刀、满帽见遗亦不受。书绝命词十二字：“防风虽倒犹留一节以问孔丘”藏于衣带。黄道周以身殉节视死如归。三月初五日（4月2o日）赴刑场路过南京西华门突然止步坐地不起曰：“此与高皇帝（指朱元璋）陵寝近可死矣。”监刑者从之遂英勇就义年六十二岁1。同时被害者还有蔡、赖、赵、毛四人。唐王闻黄道周死震悼罢朝赠文明伯谥忠烈。清乾隆中改谥忠端。 黄道周博学多才是明季著名的学者之一。他精道经史、诗赋、天文、历法、数学书法妙绝、绘画亦见功力。尤其是他以数明理以理明数潜心研究《易》学对后来的一些学者颇有影响。其奏疏、诗文、杂著多由后人编入《明漳浦黄忠端公全集》刊行于1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二下《黄道周》。另关于黄道周遇难的时间和地点《清世宗实录》卷二三谓：顺治三年正月斩于徽州军前。似属误记。 第三十六章李梦阳第一节官场险恶四度入狱李梦阳（1473—153o）字天赐后改献吉号空同子（崆峒子）陕西庆阳（今属甘肃）人。明代著名文学家为“前七子”之。 少年时代生活于庆阳。弘治初李梦阳父亲李正被聘为明藩周王府教授全家移居河南开封。弘治六年（1493）逢科举他本想在河南应试未成不得已回到庆阳“而棘围且闭。梦阳拦监场使者大言：‘梦阳不入试是科无解。’使者勉收之果举乡试第一”1。狂傲自信之态跃然纸上。弘治七年（1494）李梦阳中进士授户部主事。这时才二十一岁。此后十二年间他除户部主事工作之外主要活动于文学领域。他“居燕中社集四方名士兴复古文词与信阳何景明互旗鼓时人称李何”。“抗论古今傲绝一世”2。此时内阁大学士李东阳为文坛盟主“天下翕然宗之。梦阳独讥其萎弱。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3。与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等号“七才子”史称“前七子”。弘治十八年（15o5）李梦阳应诏上书陈“二病”、“三害”、“六渐”极论时政得失其大致内容为：(1)官场风气日下“廉耻道丧”。“张拱深揖呐呐不吐一辞则目为老成；遇事圆巧则以为善应。转相则效翕然风靡承讹重弊言行无实”1。(2)宦官之祸。指出国家之仓厂场库、腾骧四卫、锦衣卫及团营等被宦官掌管为社会稳定、社稷安全之隐患提请孝宗要加倍留意。本来这都是些切中时弊的言论但因文末语及孝宗张皇后的父亲寿宁侯张鹤龄的不法行为而以“疏末斥后大无人臣礼”的罪名下锦衣卫狱。后来虽经大学士刘健、谢迁求情得以官复原职但仍被罚俸三日。李梦阳气愤难消“一夕醉遇寿宁侯于道以鞭梢击堕其齿二”2。张鹤龄愤极但“为前疏未久”毕竟有些心虚遂“隐忍且止”。 武宗继位以后李梦阳升任户部郎中。正德元年（15o6）大学士刘健、谢迁户部尚书韩文等大臣联名上疏弹劾以刘瑾为的“宦官八虎”试图除掉他们。李梦阳在其中推波助澜并代草疏文。因消息泄露刘瑾先制人韩文等均被赶出京城李梦阳也被降为山西布政司经历并被勒令致仕。不久刘瑾又以其他借口将李梦阳逮捕入狱“将杀之”。经好友翰林院修撰康海冒险营救才幸免于难。事后他因感而作《去妇词》其中写道：“孔雀南飞雁北翔含颦揽涕下君堂。”“妾悲妾怨凭谁肖君舞君歌空自怜。”“郎乎幸爱千金躯但愿新人故不如”。3曲折婉转地表达了对皇帝的不满情绪。 正德五年（151o）刘瑾被诛李梦阳官复原职。不久起江西提学副1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三上《李梦阳传》。 2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三上《李梦阳传》。 3《明史》卷二八六《李梦阳传》。 1《罪惟录》列传卷十三上《李梦阳传》。 2《罪惟录》列传卷十三上《李梦阳传》。 3沈德潜：《明诗别裁》卷四o。 使。他虽已两次下狱但似乎并没有丝毫改变其性格。“往往负才气自高弗能下人。”1副都御史俞谏“总督江西欲用两广例屈体诸司”李梦阳长揖廷抗道：“公奉天子诏督诸军吾奉天子诏督诸生何所不如公？”2又明代官场惯例监、司官员每五日“一会揖御史所”李梦阳又不往揖并且喻“诸生亦毋谒上官即谒长揖毋跪”3。因此而得罪了俞谏和御史江万实。他们即借李梦阳鞭笞淮王府校一事将李梦阳“御史按治”。李梦阳不服援结宁王朱宸濠和他们互相讦奏最后惊动了皇帝派大理寺卿燕忠“即讯”“召梦阳羁户信狱。诸生万余为讼冤不听”。终以“陵轹同列挟制上官”之罪而被勒令致仕。 罢官以后李梦阳返回开封。少却了官场的桎梏与同僚的构陷。他“益跅弛负气”尽享自在闲适生活之乐趣。他治园池招宾客“日纵侠少射猎于繁台、晋丘间自号空同子名震海内”4。离开官场并不等于远离了政治漩涡。正德十四年（1519）宁王朱宸濠叛乱事败李梦阳因曾为其作《阳春书院记》为御史周宜纠劾以“党逆罪”被第四次关进了监狱。经大学士杨廷和、刑部尚书林俊力救才得再度幸免于难。 此后的十年是李梦阳一生最为沉寂但仍然狂气十足的时期。有的记载称：“自后交游断绝。大梁贾客求文赍金为寿而已。梦阳得金复集宾客治供帐园林为富贵容殊骄奢。”5嘉靖九年（153o）李梦阳在郁郁寡欢中病逝终年五十八岁。 李梦阳一生命运多舛风险迭起。虽少年得志但因才高气傲不懂权谋故难容于官场而四次下狱。就其性格和气质言他更宜做个纯粹的诗人。从历史实际看亦正是如此。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远远高于其在政治史上的地位。 1《罪惟录·列传》卷十三上《李梦阳传》2《罪惟录·列传》卷十三上《李梦阳传》3《罪惟录·列传》卷十三上《李梦阳传》4《明史》卷二八六《李梦阳传》。 5《罪惟录·列传》卷十三上《李梦阳传》。 第二节“今真诗乃在民间” 李梦阳是明中叶迁延百年之久的文学复古运动的著名代表人物。《明史》本传称他“才思雄鸷卓然以复古自命”。因而被视为复古派。但人们往往忘记了他也曾提出过“今真诗乃在民间”这样反复古的口号。 自宋代理学盛行性理诗连绵不绝。这种诗“尚理而病于意兴”“言理不言情”甚至“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1虽然扩大了诗的表现手法但严重阻碍了诗的健康展。至明初则一变而为以“三杨”为代表的一味点缀升平的“台阁体”。李梦阳正是针对这种近世俗体而提出了复古的主张。他说“诗至唐古调亡矣然自有唐调歌咏高者犹足被管弦。宋人主理不主调于是唐调亦亡”2面对这一历史现实李梦阳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山人商宋、梁时犹学宋人诗会李子客梁谓之曰：宋无诗。山人于是遂弃宋而学唐。已问唐所无曰：唐无赋哉！问汉曰：无骚哉！山人于是则又究心赋骚于唐汉之上。山人尝以诗视李子李子曰：夫诗有七难格古、调逸、气舒、句浑、音圆、思冲情以之。七者备而后诗昌矣。”1楚骚、汉赋、唐诗是骚、赋、诗三种文体的典范分别代表着这三种文体的最高成就。李梦阳要求骚学楚赋学汉诗学唐就是要求以各种文体的典范作品为榜样创造出典范的封建文学。对于诗他要求既要学习古代优秀作品的高尚风格即“格古、调逸”等等又要出于真情即“情以之”。只有“情以之”才能成为真正的诗这是诗的生命；只有“格古”、“调逸”才能成为最好的诗这是诗的高格。显然李梦阳的文学理想就是克服后世各种卑格俗体全面振兴封建文学使之达到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这种理想虽美好但却无法实现。因为仅从它的理论内涵来说就有着尖锐的、无法克服的矛盾这就是“情以之”同合于高格的矛盾。不同时代的人会有不同的感情不同时代的诗也会有不同的格调。因此要合于古之高格就往往不能“情以之”；要“情以之”就往往不能合于古之高格。 而李梦阳的文学理论就是在这对矛盾中展的。沿着提倡古之高格的方向他走上了摹拟古人的道路。所谓“夫文与字一也今人摹临古帖即太似不嫌仅曰能书何独至于文而欲自立一门户邪？”2这是他遭受时人及后人非议的主要原因。但是从强调“情以之”出他却又得出了“今真诗乃在民间”的结论。他在《诗集自序》中写道：“夫诗者天地自然之音也。今途咢而巷讴劳呻而康吟一唱而群和者其真也。斯之谓风也。孔子曰：‘礼失而求之野。’今真诗乃在民间。”《诗集自序》为李梦阳晚年之作因而这是他全部诗歌理论的总结。 明代已进入戏曲和繁盛期正统五七言诗已不再是文学主流。在这1严羽：《沧浪诗话》。 2李梦阳：《空同集·缶音序》。 1李梦阳：《空同集·潜虬山人记》。 2李梦阳：《空同集·再与何氏书》。 种状况下李梦阳等倡导复古力图振兴正统封建文学自然属于徒劳。但是他晚年提出的“今真诗乃在民间”却颇值得重视。明代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展市民阶层的壮大新兴的市民文学迸了强大的活力。这时提出“今真诗乃在民间”就不仅仅只具有提倡向民间文学学习的一般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它也具有了面向新兴的市民文学否定振兴正统封建文学的意义。 第三十七章王世贞第一节身世和宦历王世贞（1526—159o）1字元美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苏州太仓（今属江苏）人。出生于官宦世家祖父王倬曾为南京兵部右侍郎父亲王忬曾任蓟辽总督、右都御史。他少年有才名史籍称“生有异禀书过目终身不忘”2。“年十五咏宝刀诗师为之避席”3。嘉靖二十六年（1547）二十二岁中进士次年授刑部主事。由于他爱好诗和古文加入了王宗沐、李先芳、吴维岳等人组织的诗社又经常同李攀龙、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等人往来唱和“绍述何、李”“名籍公卿间”4很快升迁刑部员外郎、郎中。 王世贞是一位忠于职守、精于吏事的合格官员。有人称他“日坐公署剖决案牒。所谳狱度得情辄手录付吏趣书之。各以轻重决遣不三日而毕”5。“奸人阎姓犯法匿锦衣卫都督6炳家世贞搜得之。炳介严嵩以请不许。”6炳、严嵩在当时都是炙手可热的人物王世贞不畏权贵伸张正义确属难能可贵。 嘉靖三十二年（1553）兵部郎中杨继盛上疏揭严嵩十大罪、五大奸被下狱论死。王世贞挺身而出为之丧：“时进汤药。其妻讼夫冤为代草。既死复棺殓之。”由此结冤于严嵩。严嵩即借口将他调离刑部贬为山东青州兵备副使。 青州多大侠巨盗他们杀人越货扰乱治安地方当局无可奈何。王世贞到任以后“集强壮教之射。申饬保甲重捕盗之赏。又于州邑画地为界以义官统之”。规定：盗当时捕获者为上不出境获者次之拒不能剿者又次之。申令：“凡盗从其所起而不觉察者经其所过而夜巡不传捕者罚。释盗而党者立杖死。”这一系列措施行之有效仅一年“盗尽解散”。嘉靖三十八年（1559）五月鞑靼辛爱等入潘家口掠迁安、蓟州（今河北迁西）、玉田在边墙以南停留五日京师震动。王世贞的父亲蓟辽总督王忬因滦河作战失利被下狱问死。王世贞知悉立即从青州赶到北京与弟世懋“日蒲伏嵩门涕泣求贷”不果。“又日囚服跽道旁遮诸贵人舆”叩头求救但亦枉然。嘉靖三十九年（156o）十月王忬被杀。“兄弟哀号欲绝持丧归蔬食三年不入内寝”。 隆庆元年（1567）八月王世贞兄弟上书讼父冤经大学士徐阶相助得以昭雪。王世贞也被起用为大名副使。父亲的悲惨遭遇深深地伤害了他的心“不堪追往昔醉语亦伤神”1但他一到任上仍一如既往尽职尽责。大名风俗逢婚丧之事姻族相聚吃喝“多者匝月不止”。置办一次1《明史》本传卒年作万历二十一年。今据钱大昕撰《弇州山人年谱》。2《明史》卷二八七《王世贞传》。下引本传者不另作注。 3李贽：《续藏书》卷二六《尚书王公》。 4李贽：《续藏书》卷二六《尚书王公》。 5李贽：《续藏书》卷二六《尚书王公》。 1沈德潜：《明诗别裁》卷八王世贞诗：《乱后初入吴舍弟小酌》。 “而中人之亏去半矣”。王世贞到任定婚丧礼力求简约“其俗至今守之”1。大名府下属州、县十一个真定府三十多个但“以军兴论供输则大名与真定等”极不平等。经过王世贞力争“乃不果增”2。 隆庆二年（1568）王世贞先后任为浙江参政、山西按察使。“母忧归”又补湖广按察使旋改广西布政使。万历二年（1574）一月升任太仆卿。九月以右副都御史抚治郧阳。在任期间他“为纠劾贪纵咨访将才刷军政清屯田郧遂隐然为重镇”。 此时张居正当国。王世贞对张居正改革是支持的“江陵相业吾始终不谓其非”3。但张居正的骄横跋扈他又极为反感“臣道太盛坤维不宁”。张居正的妻弟辱江陵令王世贞“论奏不少贷”。因而张居正很忌恨。万历四年（1576）王世贞调任南京大理寺卿为给事中杨节所劾张居正即借机“取旨罢之”。六年起用为应天府尹又被劾罢。十二年又起用为南京刑部右侍郎他称病不赴。万历十五年（1587）王锡爵秉政起用他为南京兵部右侍郎、南京刑部尚书。但又遭御史疏劾。王世贞无奈被迫于万历十八年（159o）辞官回乡。同年冬去世终年六十五岁。 1李贽：《续藏书》卷二六《尚书王公》。 2李贽：《续藏书》卷二六《尚书王公》。 3沈德符：《万历野获编》。 第二节文学理论王世贞博学多识著述甚丰。有《弇山堂别集》、《弇州山人四部稿》、《弇州山人续稿》、《觚不觚录》等在文学、史学上均有很高造诣。 自明中叶端的文学复古运动至王世贞生活的时代已近百年。以李梦阳、何景明为的“前七子”的出现是该运动的第一个。以王世贞为的“后七子”则将其推向了第二个高峰。尤其是王世贞他以自己卓越的理论建树成为这一运动的集大成者。 王世贞曾回顾过自己走上文学复古道路的历程：“王氏世以政求显余龀时业好闻人名卿大夫之业云。弱冠举进士京师且十载所目睹乃大谬不然者。夫武吏以力进而文吏由经治此其其然：独身与世致赫赫也殆以数会尔。”1这无疑是对当时政治的深沉感慨。他出身于世代“以政求显”的官宦人家从小渴望作一番“名卿大夫”的事业但政治现实却有“大谬不然者”。官场的腐朽使他失望也使他不得不另寻出路。他不屑与那些“独身与世致赫赫”的庸官俗吏同流合污又不能去征战沙场“佐马上之治”于是只有“敛而为言”把儿时的理想寄托于文学了。 王世贞总结了明中叶以来文学复古运动的展历程现自“前七子” 以来复古思潮虽曾绵延不断并曾两度勃兴但文学复古的目的却并未达到。有鉴于此他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即实现“有物有则”与“无声无臭”的统一。2法则内含于事物本身离开事物就学不到法则。此即“有物有则”。但学习法则又应达到越事物本体、由乎自得、浑然无迹的程度此即“无声无臭”。为实现二者的统一王世贞提出了三条途径：其一“分途策驭、默受指挥”3。王世贞要求把古人的作品当作平时的修养而不是创作时的蓝本。平时“熟读涵咏”“令其渐渍汪洋”创作之时则“一师心匠”仅从自己的情境出这样产生的作品既完全是自己的创作又完全合于古人的高格。此即“分途策驭”而“默受指挥”的意义。强调从自身的情、境出去进行创作这就把自李东阳起整个明中叶文学复古思潮中包含的追求真艺术的倾向推到了顶点。 其二“法不累气才不累法。”王世贞称：“吾于诗文不作专家亦不杂调。夫意在笔先笔随意到。法不累气才不累法”1。他认识到：拘守前人的格法就会影响自己才情的挥使作品徒具形貌而无生气“前七子”即病于此；但如放纵自己的才情又会叛离前人之格法而有格卑调劣之失反“前七子”者往往如是。因而他要求从自己的意出“来自意而往之法”同时又要求意之行乎自然且合于法即所谓“意至而法偕至”以便达到意与法相互为用两不干扰。“法不累气才不累法”是对“前七子”格调说的展与修正。它原格调说之本意纠正了损才情而就格调的弊病从而在更高水平上坚持了“前七子”格调说的基本思想。 其三“师匠宜高捃拾宜博。”师匠不高不能成高格故前后七子都1王世贞：《金虎集自序》。 2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五参见成复旺等编《中国文学理论史》（三）。3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一。 1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七。 强调以盛唐为法以李、杜为师。但只注意师匠之高就不能广泛汲取所以王世贞又提出“师匠宜高捃拾宜博”。他说：“代不能废人人不能废篇篇不能废句”。2“骨格既定宋诗亦不妨看。”3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王世贞放宽学古的范围并不意味着复古基本思想的转变。就诗而言论格调他还是古体尊汉魏近体尊盛唐。有取于宋只是“语于格之外者”1那不过是以博济专罢了。因而这种变化在相当程度上只是说明了复古思想在王世贞那里更臻成熟。 王世贞“有物有则”与“无声无臭”相统一的文学主张既深入地贯彻了文学复古运动的基本原则又全面地纠正了复古运动开始以来的弊病从而把明中叶的文学复古理论展到了最成熟、最完善的地步。 2王世贞：《宋诗选序》。 3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 1王世贞：《宋诗选序》。 第三节史学理论与文学上主张复古相一致王世贞在史学上也是古非今。他十分推崇汉以前的史书尤其服膺司马迁的《史记》。他说：“呜呼子长不绝也其书绝矣。千古而有子长也亦不能成《史记》。”2从这一认识出他对秦汉以下的史书都一笔抹杀“《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稗官也；《新唐书》赝古书也；《五代史》学究史论也；《宋（史）》、《元史》烂朝报也”3。与此同时王世贞也十分严厉地批评了明人所修的史书：“国史之失职者未有甚于我朝者也。故事有不讳始命内阁翰臣纂修实录六科取故奏部院咨陈牍而已其于左右史记言动阙如也。是故无所考而不得书国忸衮阙则有所避而不敢书。而其甚者当笔之士或有私好恶焉则有所考、无所避而不欲书即书故无当也。”4与文学上的纯粹复古不完全一致史学上王世贞主张博古通今反对食古不化。他说：“夫士能博古固善其弗通于今也古则何有？我以古而诮人人亦以今而诮我其失究同也。今夫夏敦商彝牺尊兽罍窾识奥奇文画深巧天下之瑰器也以烹以盛则不若敝釜瓦缶之便。何者？适于用也。由古道无变今俗然则通今之士可少哉？”1正由于此他才以国史自任立志撰修当代史。 史贵实史家贵直笔。王世贞继承了中国史学的这一优良传统在大量搜集史料的同时进行了严肃的鉴别。他指出：“国史人恣而善蔽真其叙章典、述文献不可废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征是非、削讳忌不可废也；家史人谀而善溢真其赞宗阀、表官绩不可废也。”2认为人们只有弄清楚每类史籍的优劣加以综合才能弄清历史的真相。在《弇山堂别集》中王世贞为了揭“国史”的讳笔在被朱元璋诛杀的诸臣传记中大胆指出其中的隐讳以恢复事实真相。如该书卷二十《史乘考误》中对傅友德、王弼、冯胜等人的“暴卒”作了详细的考证指出所谓“暴卒”即是赐死。类似的例子不一而足。他以实际行动实践了自己的史学主张。 王世贞生活的时代是处嘉靖、万历两朝。这一时期政治官场黑暗党争剧烈少有忠于职守的官员。对此王世贞虽深感失望且其家庭和他本人都曾蒙受过巨大的灾难但他仍兢兢业业于职守尽心竭力努力奉行着“成则兼济天下”的古老信条。 在文学和史学上虽有复古的一面（且是主要的一面）但他的强调从自身的情、境出进行创作的追求真艺术的文学倾向主张博古通今、反对食古不化的史学思想又自觉不自觉地与嘉靖、万历年间勃兴的市民文学及思想界萌生的启蒙思潮遥相呼应透露出了些许新时代的曙光。 2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三。 3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三。 1王世贞：《弇山堂识小录》。 2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o《史乘考误》。 第三十八章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第一节罗贯中和《三国志通俗演义》罗贯中是我国章回开山作品《三国志通俗演义》（简称《三国演义》）的作者。关于罗贯中的生平材料现存者很少。贾仲明（名）《录鬼簿续编》记载：“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天各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根据贾仲明的记载推测罗贯中为山西太原人生卒年约在131o至1385年之间。1罗贯中的创作才能是多方面的。他写过戏曲和乐府隐语现存的戏曲作品有《赵太祖龙虎风云会》但主要成就还是在方面。相传他写过十七史演义今存署名罗贯中的除《三国志通俗演义》外还有《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传》和《三遂平妖传》。另一部与《三国志通俗演义》齐名的历史《水浒传》或说是出自他的笔下或说由施耐庵编罗贯中续的。 《三国志通俗演义》叙述了东汉末年和三国时代政治历史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长篇之一也是历史的第一部。它通过对三国时代各种人物的刻画写出政治上、军事上复杂曲折的斗争。它持封建正统思想观点奉刘备为正统以曹操为欺君罔上的“乱臣贼子”因而着力刻画了刘备的仁厚诸葛亮的足智多谋关羽的忠肝义胆；而同时也刻画了曹操的奸诈狠毒司马懿的阴险狡诈这些人物形象鲜明栩栩如生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三国志通俗演义》在题材和描写艺术上都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文学作品并且在对历史人物的处理上也影响了后来的读者对三国历史的看法。《三国志通俗演义》在艺术形式上是在宋元讲史、话本的基础上展起来的。罗贯中在元代刊刻的《三国志平话》的基础上充分运用了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注以及有关历史记载经过综合熔裁再创作编写了这部精采纷呈的长篇历史。它的酝酿过程经历元末农民大起义的火热斗争的洗礼也因此作者得以开阔了眼界写出这样的作品。这书有很大缺点最显著的是鼓吹封建正统的忠君思想和反映小生产者意识的“义气”。在明初的政治条件下这书同《水浒传》都是很难流传的。一直到了十六世纪前半叶它们才得以刻版传世。 《三国志通俗演义》现存的最早刊本是明嘉靖本。全书分二十四卷二百四十则题“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清初康熙年间毛宗岗对此书又作了一些修改这成为后来最通行的一百二十回本。 1文主要参考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四册第七编《明代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及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有关章节上海人民出版社198o年版。 第二节施耐庵和《水浒传》与《三国志通俗演义》同时出现的长篇《水浒传》（又名《水浒忠义传》）是一部描写农民起义的文学巨著。关于这部书的作者一说是施耐庵一说是罗贯中也有说是施耐庵编罗贯中续。1关于施耐庵生平历史资料记载绝少。2据《兴化县续志》载明人王道生撰《施耐庵墓志》和现的《施氏家簿谱》、《施子实碑》载说他名子实字肇端、彦端一说名耳原籍苏州后迁扬州兴化（今属江苏）人。生于元贞二年（1296）约于洪武三年（137o）去世。 相传施耐庵生于船家从小就熟悉河湖港汊的水上生活。十三岁他入浒墅关（今属江苏）读私塾十九岁中秀才二十九岁中举人三十五岁中进士。后来在浙江钱塘（今杭州）做官二载因秉性耿直与当道不合乃悬印弃官而去寓居苏州与江浙儒学提举副使刘基相往还结下深厚的情谊。3苏、杭二郡素为繁华之府民间演戏、说书之风颇为盛行各地艺人丛集于此表演历代故事；坊巷间也流传着许多生动的传说绘声绘影引人入胜。其中关于北宋宣和年间宋江起义的故事深深地吸引了施耐庵。为了寄托自己反抗腐朽黑暗势力的叛逆情感他决心从事长篇的创作写一部反映宋江起义故事的白话以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和统治阶级的罪恶赞扬农民英雄的反抗斗争。 施耐庵用心搜采民间传说、话本、杂剧对宋末以来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本《大宋宣和遗事》加以研究铺衍其中劫取生辰纲、杨志卖刀、宋江私放晁盖、刘唐下书、宋江杀阎婆惜等情节；又在《宋江三十六人赞》的基础上运用惊人的艺术才能创造了一百零八将的姓名和绰号使宋江起义故事变得更为丰富多彩；他还参阅了《宋史》中《徽宗纪》、《侯蒙传》、《张叔夜传》等文献来充实自己对民间传说的再创作。 经过不懈的努力施耐庵对宋江及其同伙的起义故事加以文学的提炼寓以丰富的想象初步塑造了林冲、鲁智深、武松、宋江、李逵、孙二娘等一批替天行道的英雄形象创作了以描写农民起义为中心内容的长篇《水浒传》的初稿。 正当施耐庵沉酣于笔墨之间时江南爆了规模宏大的反元斗争群雄并起逐鹿天下。张士诚的反元武装驰骋太湖流域割据苏州一带；变幻动荡的政局使施耐庵难以静心修改《水浒传》他以博学被张士诚部将卞元亨荐举入张士诚幕府。但是施耐庵见张士诚胸无大志知他事不可为不久便托辞照顾老母避居兴化白驹镇老家继续从事自己所热爱的创作。施耐庵回到白驹镇后筑舍于四面围水的施家垛上避开战乱的纷扰和尘俗的嚣闹在这水网交错、芦荡连绵的水村中尽心从事《水浒传》的修改。 施耐庵敢于打破世俗的封建陈见大胆地借那些“打家劫舍”的“强盗”1见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第3o2页。 2见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第4册第3o页。 3据刘冬：《施耐庵》见《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卷四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92页。以消自己痛恨社会的块垒。他构筑以宋江等一百零八位好汉建立的水泊梁山那里人人有平等的资格而不失其秩序个个有独立之才干而不枉其委用。施耐庵在书中宣扬平等、民主讴歌自由并且深刻地揭示了“官逼民反”的哲理。他笔下的“强盗”急公好义他们路见不平则拔刀相助为了正义而不顾生死成为人民所喜爱的英雄成为献身于真理、正义的楷模。《水浒传》把被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使那些帝王将相在农民英雄的正直形象面前黯然失去虚伪的光环显得卑鄙、丑陋这不能不说是思想文化史上的伟大创举。 明洪武初年天下鼎定伊始人才奇缺。这时任翊运守正文臣的诚意伯刘基受朱元璋之命网罗四方才士以匡助明室。他钦慕施耐庵的才识乃亲赴白驹镇欲罗致施耐庵入朝为官。 然而年逾七十的施耐庵却无意轩冕他喜欢在林泉之间过着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因以年迈谢却了好友的荐举并把刚完稿的《水浒传》拿给刘基看。刘基阅读了《水浒传》后也就不再勉强施耐庵出仕了他回去禀报朱元璋道：“此人心思才力已耗尽于一部矣用之何益！”1不久施耐庵染病而悄然逝去享年约七十五岁葬于家乡施家桥畔。 施耐庵的《水浒传》成书后并没有立即刊行直到正德、嘉靖年间才得以付梓以后又经李贽、金圣叹等人的修改由最初的一百回本而形成通行的七十回本。全书环环相扣波澜起伏情节生动紧张曲折如武松打虎、林冲夜奔、杨志卖刀、智取生辰纲、三打祝家庄等精彩动人出人意表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书中语言洗炼明快酣畅活泼通俗而富有表现力。施耐庵凭着他对水乡生活的丰富感受向读者展现了“纵横河港一千条四方周围八百里”的梁山自然风貌描绘了梁山水泊英雄们活跃于河湖港汊的侠义生活。他对人物的刻画无论外形或内心皆十分成功。施耐庵或以浓墨重彩精心细描；或烘云托月借客喧主使之个性鲜明、呼之欲出。如李逵的忠诚不二、鲁智深的见义勇为、武松的正直英勇、林冲的不甘屈辱、杨志的刚烈、阮小二的机敏、花荣的骁勇、石秀的忠义皆栩栩如生脍炙人口。即使一些反面人物如高俅的奸险、高衙内的荒淫亦刻划得入木三分令人读后留下一连串可憎的回忆。 虽然后来不少统治者因《水浒传》的民主性而感到惶恐不安明令禁毁但这部思想性与艺术性极佳的却禁而不止在民间不胫而走以致家喻户晓与《三国志通俗演义》、《西游记》同被誉为明代文学的奇葩。近代以来《水浒传》还被译成多种外文而走向世界成为世界古典文学宝库中的璀璨明珠被称作“农民革命运动教科书”。1除《水浒传》外施耐庵尚著有遗曲《秋江送别》2另有《志余》等惜佚。 1顾公燮：《丹午笔记》五一《施耐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68页。1刘冬：《施耐庵》见《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卷四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12页。2刘冬：《施耐庵遗曲三读》见《江海学刊》1983年第2期。 第三节吴承恩和《西游记》吴承恩（约15o4—约1582）3字汝忠号射阳居士、射阳山人。祖籍涟水（今属江苏）后迁淮安山阳（今淮安）。出生于破落的小商贩家庭。父亲吴锐原为儒生喜好读书凡经史百家莫不浏览；又好谈史谈政但迫于生计弃文从商却不善经营朴实木讷以致家境清寒被人视为迂阔的“痴人”。在父亲的影响下吴承恩少年时就爱读稗史喜听奇闻怪事养成爱好文学的习惯；另方面亦饱受势利之徒的侮辱被称作“痴人家儿”1。受此刺激他愤苦学决心走科举入仕之路以雪屈辱。吴承恩十多岁时以文名而闻于淮上。2嘉靖八年（1529）就读于淮安知府葛木所创办的龙溪书院受到葛木的赏识成为书院里的“法筵人”3。然而他虽有下笔立就之才却迂疏漫浪屡试不中。他时时与友人朱曰藩把臂入酒垆跅弛自放诗酒寄趣以宣泄怀才不遇的牢骚将自己譬喻成不合时宜的山公。尤其是在父亲和恩师葛木相继去世之后他更有寂寥之感觉得“岁华推移如弈棋今我不乐将何为”4厌倦孜孜经营的举子之业疏放不羁。虽然每逢应举之年他都要怀着虔诚与鄙夷的矛盾心情去南京应试但每次都是垂翅而归。 科场的失意使“泥涂困穷”的吴承恩转而回复到自己所嗜好的上来5；善诙谐戏谑的气质又使他对宋元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猴行者、元杂剧《西游记》中猪八戒等形象生浓烈的兴趣。于是他悉心搜采有关唐太宗时僧人玄奘西行取经历尽千辛万苦耗时十七年终于从天竺（今印度）取回佛经的有关民间传说、话本、杂剧等汲取佛教故事、道教传说约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前后撰成的初稿。 这部融神话、传奇、志怪、演义、童话、谐■于一炉的长篇以奇突铺张、神奇变幻的描写浪漫多姿的色彩塑造了孙悟空、猪八戒、唐僧、沙和尚、牛魔王等有鲜明个性的艺术形象歌颂了孙悟空的机智、勇敢、乐观、幽默和野性不驯、蔑视困难借神怪英雄的斩妖伏魔以表达作者的爱憎和对理想与自由的追求寄寓了挣扎在功名线上的吴承恩的玩世不恭之意。 为了使的创作更为完美吴承恩还游览了云台山（今属连云港市） 等名胜从大自然奇美无比的景色中获取写作的素材并且向友人李春芳讨教有关道教故事以使生花妙笔愈呈异彩。 《西游记》初稿完成后吴承恩暂时收起了自己的笔墨游戏继续练习八股文不得不走科考之路。然而他依旧蹭蹬功名直到嘉靖二十九年（155o）才补为岁贡生。此时吴承恩已过不惑之年犹抱着一线希望赴京3据苏兴：《吴承恩年谱》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1吴承恩：《先府宾墓志铭》见李征等：《吴承恩撰书的＜先府宾墓志铭＞在淮安出土》据《文物》1975年第1o期。 2吴国荣：《射阳先生存稿跋》见吴承恩：《吴承恩诗文集》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3吴承恩：《忆昔行赠汪云岚分教巴陵》见《吴承恩诗文集》。 4吴承恩：《赠友人》见《吴承恩诗文集》。 5吴承恩：《祭卮山先生文》见《吴承恩诗文集》。 应试迢迢千里乘兴而去却失意而归。而这时他的友人朱曰藩、李春芳皆先后中举金榜题名李春芳后来还当上了青词宰相成为皇帝的宠臣。“世味由来已备尝鸥心宁复到鹓行。纵令索米容方朔未必含毫象子长。”1他感叹自己的不遇又不甘放弃入仕的奋斗于是只好到那六代繁华的南京就读于国子监。 吴承恩在南京国子监度过了十余个春秋与旧友朱曰藩以及秦淮河畔的四方文士何良俊、文嘉、黄姬水等相往还征逐诗酒砥砺文辞风流不羁乐观慷慨。当倭寇侵入江淮时吴承恩怀着强烈的报国之情一度返回淮安家乡协助反倭武装抗击强敌获得了胜利。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逾六十的吴承恩终于以贡生的资格谋得了长兴县丞之职步入盼望已久的官场。然而等待他的职务却是负责管理马政、粮政诸事位卑职微使他十分扫兴。但值得庆幸的是在长兴任上吴承恩与知县归有光甚为相得。归有光是著名的文学家他们两人常常诗酒倡和谈文说史兴味盎然。 可是好景不长官场就是口舌场宦海犹如是非海吴承恩被人诬为贪污在任仅两年就被投入监狱后释放罢官而去1。隆庆二年（1568）案情弄清后吴承恩又应召赴湖北任荆王朱翊矩府第纪善。 隆庆四年（157o）吴承恩年事已高官场亦让他绝望于是他申请退职回到了家乡。“性定果然知浪静身安自是觉风微。”2吴承恩归田后回自己数十年谋取功名却未能登进士之榜仅落得个与人养马管粮的末流小官又要受上司的诬陷；而今却一叶扁舟无挂碍无利害悠游家乡荣辱皆忘不禁百感交集。他似乎悟出了人生的哲理看破了社会的黑暗觉得那争名的因名丧体；夺利的为利忘身；受爵的如抱虎而眠；承恩的若袖蛇而走；算起来奔波大半生还不如现在甘于淡泊随缘而过；山青水秀逍遥自在。 饱历沧桑、深谙世态的吴承恩决心以自己对生活的丰富而复杂的感受修改充实《西游记》为后人留下一份不朽的文学遗产。 《西游记》的定本为一百回约八十万字。前七回叙述孙悟空出世展现了他在大闹龙宫、地府、天宫中的叛逆性格；此后叙述唐僧师徒西行取经着重描写孙悟空一路上不畏强暴、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全书情节波澜起伏紧张而富有节奏；出神入化而极尽奇恣；语言简练风趣流畅通俗。尤其是书中蕴含着丰富的内容涵括了许多人生道路上可能经历的艰难困苦颂扬真善美启迪人们的智慧与想象力寓庄于谐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达到很高的成就。 吴承恩晚年益以诗文自娱还编订《花草新编》等。约于万历十年（1582）去世身后“家无炊火”1。但他的《西游记》却得到刊刻流行妇孺皆知盛行不衰成为我国浪漫主义古典文学名著后来还被译为英、俄、日、法、德、意等十几种文字流播世界。 1吴承恩：《庚戌寓京师迫于归志呈一二知己》见《吴承恩诗文集》。1据归有光：《震川先生别集》卷九《长兴县编审告示》、《乞休申文》、《又乞休文》；卷八《与周淀山》；天启《淮安府志》卷十六《吴承恩传》。 2吴承恩：《西游记》第九回《袁世诚妙算无私曲老龙王拙计犯天条》。1陈文烛：《二酉园续集》卷一《花草新编序》。 吴承恩尚著有志怪《禹鼎记》惜佚。他的诗文后人辑成《射阳先生存稿》四卷《续稿》一卷。 第三十九章佚名冯梦龙第一节佚名佚名是指《金瓶梅》的作者而言。 《金瓶梅》是一部长篇一百回。约在明神宗时问世。作者自署兰陵笑笑生。兰陵为山东峄县旧称今属枣庄市境内作者很可能是这一带地方的人。真实姓名已无法确考。这书不同于《三国志通俗演义》之大量取材史书也不同于《水浒传》、《西游记》有长期民间流传的故事作素材而是博采世情的个人独创。以《水浒传》中西门庆为主角描写其与潘金莲、李瓶儿、春梅等的故事反映了豪绅西门庆一家由迹到败亡的盛衰过程写出当时的权贵、官府、劣绅、地痞、奸商互相勾结谋财害命霸占别人妻女包揽各种诉讼的恶劣行径。他们抛弃了虚伪的理学撕破了封建礼教的面纱裸地过着糜烂的生活干着狠毒的罪恶勾当。在对当时腐朽得霉的地主阶级进行尽情的揭露上这部是很成功的。其中主要人物西门庆、潘金莲、李瓶儿、春梅等都是塑造出来的典型形象。但是作者对于他所揭露的丑恶并没有明确的批判并且大量地写入了女尼的宣讲、娼妓的唱词和色情的细节这大大损害了的艺术成就。1《金瓶梅》对后来创作的影响是很深的。如《红楼梦》在题材和细节等描写方面就明显地受到了影响。21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第329页。 2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册第113页。 第二节冯梦龙冯梦龙（1574—约1646）字犹龙、子犹、公鱼号龙子犹、墨憨斋主人、词奴、前周柱史又化名顾曲散人、香月居主人、詹詹外史、茂苑野史、绿天馆主人、无碍居士、可一居士等3。长洲（今吴县）人4寄籍吴县。出身书香门第。他从小好学博览群书富有才情与兄梦桂、弟梦熊有“吴下三冯”之称5。 与当时的许多读书人一样冯梦龙年轻时也准备走科举入仕之途。但他为学不拘思想活跃因而难入八股制义的堂奥仅为诸生而已。然而科场的失意岁月的蹉跎反使他推崇李贽的离经叛道与疏狂放荡幡然从学究式的死胡同中转而走向社会。 冯梦龙学魏晋士人之风度骀荡不检逍遥于艳冶场游戏于烟花巷。 他与青楼名妓侯慧卿热恋两人情浓意切相约白偕老恩爱终生。后来侯慧卿背约嫁与他人；冯梦龙情场失意十分沮丧。但是混迹秦楼楚馆与茶楼酒肆的生活使冯梦龙领略到与儒家书斋生活迥然异趣的世情民间通俗文化的清新空气冲淡了他脑海中的八股章句之学。闾巷民间艺人中流传的那些富有浓郁生活气息的歌曲小调、故事传说幽默而活泼新鲜而现实启迪着冯梦龙的勃才情使他不由得把注意力转向受民间欢迎的白话与通俗文学的创作。 从三十多岁起冯梦龙在继续从事科试的同时用大部分精力搜集民间文学作品编辑、整理和改写、创作受社会欢迎的通俗文学故事、民歌、剧本等6续编有《挂枝儿》、《山歌》、《情史》、《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等。 其中在天启年间编成的《喻世明言》（原名《古今》）、《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合称“三言”最为著名共收辑改写话本计一百二十篇涉及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的叙述男女情爱有的颂扬义侠行为有的揭露官场劣迹有的描述文人雅事。这些故事情节生动人物形象丰富语言流畅易懂将世情风俗、民家悲欢一一活龙活现地展示给读者；不少篇章出为妇女争取人权的呼声如《碾玉观音》、《杜十娘》等以妓女、丫环、艺人等社会底层妇女的不幸遭遇来鞭挞封建的腐朽寄托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因而“三言”问世后就引起各方面的注目文坛仿其形式而拟写话本之作如初刻二刻《拍案惊奇》、《石点头》、《十二楼》等联翩迭出形成晚明通俗文学展的。 冯梦龙对通俗文学的社会功能十分重视以为它能使“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1较之《孝经》、《论语》刻板正经地宣讲封建伦理更易于被民间接受。他还认为“田夫野竖矢口寄兴”的民歌1情感挚朴无饰36树■：《冯梦龙》见《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卷四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445页。4冯梦龙：《寿宁待志》卷下《官司·知县》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2页。5缪咏禾：《冯梦龙和三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页。 1冯梦龙：《喻世明言·序》。 1冯梦龙：《山歌·序》明清民歌时调丛书本。 吐露男女真情可以表现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和用来揭开伪道学者的虚伪有重要的价值。尽管他投身通俗文学的创作遭到一些顽固儒士的攻讦但冯梦龙却以无畏的气概执著地从事自己的创作以回敬迂儒的嘲笑。 冯梦龙还参加标榜风雅的文社恣情诗酒与文震孟、姚希孟、钱谦益等江南文士砥砺文辞争妍竞畅。崇祯年间他还加入“复社”品评时政成为其中的活跃分子被文友称作“同社长兄”。2崇祯三年（163o）年已五十七岁的冯梦龙居然考中贡生后来任丹阳（今属江苏）训导。崇祯七年（1634）他又迁福建寿宁知县。 冯梦龙上任后尚文学待士有礼改革弊政以解民困。他还撰写一部《寿宁待志》为后人留下有关明代寿宁县历史的文献。虽然冯梦龙关心民间疾苦但他试图改革却遭到顽固势力的反对既“掣肘于地方而幅窘于资格”3。五年后在痛苦和矛盾之中他离任回到了江南继续从事通俗文学的写作。数年的宦海风涛使冯梦龙对腐朽的社会现实有更深的了解寓于诗文深刻而老成更加讲求通俗与现实。他“才情跌宕诗文丽藻”4于话本、、历史演义、民歌、笔记小品、传奇、散曲、诗歌、散文、曲谱皆有成就著述宏富创作、改编、辑有《智囊》、《笑府》、《燕居笔记》；《新列国志》、《平妖传》、《盘古至唐虞传》、《有夏志传》、《两汉志传》；《双雄记》、《万事足》、《太霞新奏》、《宛转歌》、《七乐斋稿》、《最娱情》、《墨憨词谱》、《郁陶集》；《王阳明出身靖难录》；《春秋衡库》、《麟经指月》、《四书指月》、《春秋别本大全》、《春秋定旨参新》；《折梅笺》、《牌经》、《马吊脚例》等不仅数量多而且范围广体裁丰富表现了卓越的创作才华和勤奋精神。 明清之际冯梦龙愤于明亡怀着沉痛的心情收集明亡时事撰成《甲申纪事》希图南京弘光政权能够汲取教训振作精神成为中兴之主。弘光覆亡后江南沦入清兵之手他又匍匐千余里参加福建隆武政权的抗清活动宣传抗清复明并不顾年迈编辑《中兴伟略》记隆武政权初创之事以表达对中兴的希望。 满怀漏点的冯梦龙见时事不可为积郁成疾约于隆武二年（清顺治三年1646）含恨而逝享年约七十三岁。 冯梦龙一生以其多产的文学创作实践推动了通俗文学的展影响波及海外。他的《三言》传到日本对扶桑的通俗文学也起到了促进作用以致日本文学家仿其书体撰成日本的“三言”即《精言》、《奇言》、《粹言》；“三言”中部分篇章还被人辑入《今古奇观》跨洋渡海成为中国第一部被介绍到欧洲的集而风行文坛。12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二o《冯二丈犹龙七十寿诗》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713页。3冯梦龙：《寿宁待志》卷下《官司》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8页。4清道光《苏州府志》卷八一。 第四十章汤显祖徐渭第一节汤显祖从官场到戏剧舞台汤显祖（155o—1616）字义仍号海若、若士别署清远道人、茧翁等。江西临川（今抚州）人。出生于书香世家五岁时开始读书十二三岁时便通习古文诗词十四岁考中秀才以善属文闻名乡里。隆庆四年（157o）庚午乡试年仅二十一岁中举人从此更以少年有才名播于海内。 万历初内阁大学士张居正为了让自己儿子中第网罗海内名士与其子同习科考。他早闻汤显祖之名命其子延请但却遭到谢绝。汤显祖不肯攀附权势的清傲性格在年轻时代已得到充分体现这也决定了他一生孤傲清贫的必然命运。 拒绝张居正的招揽使汤显祖在科场上颇受困顿接连两试不第直到万历十一年（1583）张居正死后的癸未科才得中进士。这时汤显祖已过而立之年。与他同科进士的两个内阁大学士之子慕名应许他同选翰林庶吉士他再次拒绝与权贵同伍自请前往南京任官太常寺博士几年后就迁南京礼部祭祠司主事。 在南京任上清闲随意的生活给汤显祖在文学创作方面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自请南博士览胜寄毫末。”1据说汤显祖经常看戏。他在南京时开始了戏剧创作的尝试。从戏剧创作的展来看大量有地位的文人开始参与传奇戏曲的创作一时间辞调骈丽的作品风靡整个戏曲舞台。社会经济的繁荣又给文化的展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机会。“金阊商贾云集宴会无时戏馆数十处每日演剧养活小民不下数万人。”2这样的文化氛围唤起汤显祖在戏剧创作方面的兴趣他的早期作品传奇《紫箫记》便创作于此时。这种寄情诗酒戏剧的清闲的官场生活却未曾改变汤显祖那种清傲率直的性格本已与世无争的他面对那的政治时士大夫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心又使他义不容辞地挺身而出成为了一位锋芒毕露的斗士。 万历十八年（159o）三月初四夜初更时分代州生陨星坠落。据记声如雨光如烛天鸣如鼓雷。三月初九又有大星自东南带火流于西北方向。这种在当时被视作“星变”的灾异事件需要按照传统的习惯修省时明神宗却将一切责任都推向了言官们“帝以星变严责言官欺蔽并停俸一年”3。对于当政者的这种专横汤显祖无比气愤他上疏仗义执言弹劾大学士申时行失政其大略曰：言官岂尽不肖盖陛下威福之柄潜为辅臣所窃故言官向背之情亦为默移。御史丁此吕科场欺蔽申时行属杨巍劾去之。御史万国钦极论封疆欺蔽时行讽同官许国远谪之。一言相侵无不出之于外。于是无耻之徒但知自结于执政。所得爵禄直以为执政与之。纵他日不保身名而今日固1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八《汤显祖传》。 2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卷上。 3《明史》卷二三o《汤显祖传》。 已富贵矣夫陛下方责言官欺蔽而辅臣欺蔽自如。失今不治臣谓陛下可惜者四：朝廷以爵禄植善类今为私门蔓桃李是爵禄可惜也；群臣风靡罔识廉耻是人才可惜也；辅臣不越例予人富贵不见为恩是成宪可惜也；陛下御天下二十年前十年之政张居正刚而多欲以群私人嚣然坏之后十年之政时行柔而多欲以群私人靡然坏之此圣政可惜也。1在这篇《论辅臣科臣疏》中汤显祖除了批评辅臣失政、信私人、塞言路外还对那些在当时弊政和辅臣们包庇下的贪官污吏一一列举给予了痛斥和揭露。给事中杨文举奉诏理荒政沿途“辄受大小官吏公私之金无算”。不仅取之于所过州县而且未经过郡县“亦风厉而取之”“所住驿递及所用给散粮庶官亦戏笑而取之”。有吏员检其归装其中金花彩币等约可八千余金折乾等礼约可六千余金古玩器直可二千余金而所从千人赏犒无节“所过鸡犬一空”。2汤显祖对于当政的这种他不仅了解得十分清楚而且一针见血指出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当政者失政也包括皇帝应负的责任必然就引起神宗的恼怒因此被贬职为徐闻典史。他从此到僻于雷州半岛的徐闻并在那里生活了三年。万历二十一年（1593）汤显祖依制迁浙江遂昌县令。从徐闻到遂昌从典史到县令都是临民的地方官他必须开始适应一种地方官员的生活“令遂昌哺乳其民日进儒生讲贯古义。性简易不能睨长吏颜色。”虽然他成为亲职于民的父母官却仍然没有改变正直清傲的性格尽管能够适应那种地方官员的政务却无法去适应那种官场的丑恶因此他开始对官场的生活感到了厌烦。万历二十六年（1598）趁任满赴京的机会告部投劾弃官而归。三月回到了家乡临川。 汤显祖的弃官在当时曾引起一些反响。据说曾有抚按官员复荐他而起用但汤显祖均拒不赴任他已决心不再与官场的恶势力同伍。万历二十九年（16o1）辛丑外察主事者借机削夺了他的官籍。汤显祖对此不以为然他早已有所思想准备。对于政治的厌恶与理想生活的追求使他重新激起了创作的热情已不在乎什么地位与官籍。 恶势力的迫害使汤显祖从此完全脱离了官场但也正因为如此才在中国戏坛上造就一个旷世天才。他以一介文人回到家乡在那里生活了十八年创作了十八年。 《临川四梦》万历二十六年（1598）七月汤显祖移家沙井新居即以玉茗堂、清远楼为主体的新宅从此书斋玉茗堂便作为汤显祖的创作地而名传千古。当年秋天汤显祖创作完成了《还魂记》即《牡丹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八《汤显祖传》。亭》。他在此传奇剧本的《题词》中写道：“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人耶？嗟夫！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1《明史》卷二三o《汤显祖传》。 2汤显祖：《汤显祖集》卷四三《论辅臣科臣疏》。 所必有邪？”1将自己的情寄于梦的理想之中这就是汤显祖作品的主旨也正如他自己所说：“二十年来才一梦牡丹相向后堂中。”近世史家侯外庐对汤显祖的这一作品给予极高的评价：“他的剧作不但和当时的正统观念相对立而且向往于对封建制社会的历史的矛盾予以加剧并寻求解答。”2汤显祖对于社会问题是极用心的探讨的所以才会那么认真那么执著。他在给宜伶罗章二的信中写道：《牡丹亭记》要依我原本其吕家改的切不可从。虽是增减一二字以便俗唱却与我原作的意趣大不同了。往人家搬演俱宜守分莫因人家爱我的戏便过求他酒食钱物。如今世事总难认真而况戏乎！若认真并酒食钱物也不可久。我平生只为认真所以作官作家都不起耳。3“平生只为认真所以作官作家都不起耳。”这句话说出了汤显祖的处世准则。这样认真的为人处世不仅使汤显祖处处碰壁而且长期生活于窘迫之中。但这也正是他的价值所在不去应合潮流将自己的情寄于戏剧的梦境之中去批判现实。汤显祖便是以这样的创作精神写成了一出出令人惊叹的戏剧作品而且受到了人们的欢迎。时人记述说：“汤义仍《牡丹亭梦》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奈不谙曲谱用韵多任意处乃才情自足不朽也。”1在汤显祖的戏剧作品中对于封建正统思想的批判成为他创作的主导思想。在《牡丹亭》中他将这种思想寄托在主人公杜丽娘和柳梦梅身上。杜丽娘和柳梦梅不仅以自己的爱情冲破生死界限而且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自己做主结为夫妻。正是这种敢于反礼教的爱情故事才打动了观众使汤显祖的《牡丹亭》成为“上薄《风》、《骚》下夺屈、宋可与《西厢》交胜”的划时代之作成为家传户诵深受欢迎的舞台主流。2乃至名伶商小玲扮演杜丽娘唱至《寻梦》一段时哀痛过度竟死在舞台之上。这种强烈的艺术震撼力不仅感染了观众也感染了汤显祖自己使他以更大的漏点投入到新的戏剧创作中去。 汤显祖的家居创作生活并不顺利。就在他迁居新宅的第二个月里八岁的爱子西儿病殇。两年后长子士蘧客死南京与此同时又因大计被削官籍。家庭生活与仕途的接连打击使隐而自清的汤显祖不得不去找寻一种精神的慰藉。他虽然以“清远道人”自号却开始信奉佛教。在与当时高僧达观的交往中他开始逐渐加深了对于佛教的理解。晚明时知识分子面对着国家政治前途的失望往往想通过佛、老去找寻脱。但是这只能作为一种自我安慰却无法改变现实。汤显祖在这矛盾的选择中最终还是拿起笔让自己在理想的梦境中去批判现实去寻求真情。他几乎是在这种家事、政事的纷扰的同时又创作了另两部传奇剧本《南柯梦》（亦作《南柯记》）和《邯郸梦》（亦作《邯郸记》）。 《南柯梦》完成于万历二十八年（16oo）这是依据唐人李公佐的传奇《南柯太守传》改编而成。写性格豪爽的淳于棼因睡于一棵大槐树下1《汤显祖集》卷三三。 2侯外庐：《汤显祖＜牡丹亭还魂记＞外传》。 3《汤显祖集》卷四九《玉茗堂尺牍之六·与宜伶罗章二》。 1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五《词曲、填词名手》。 2张琦：《衡曲麈谭》转引自《汤显祖研究资料汇编》下册。 被槐树中蚂蚁国招为驸马与瑶芳公主成亲被任南柯太守。在南柯任上淳于棼戒酒律己兴利除弊将南柯郡治理得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后因公主病故淳于棼回朝后整日与权贵交欢陷于淫乐甚至与琼英郡主、国嫂灵芝及皇姑上真最终被右相段功进谗遣还人间醒来方知原是南柯一梦。 汤显祖在《南柯梦》中借用蚂蚁国的故事写出了一个理想中的乌托邦社会（即南柯郡）。侯外庐对汤显祖的《南柯梦》给予极高的评价：“在历史的进程还没有先进阶级来实现其历史任务的时代梦想的追求虽然带有一些胡话但是梦想的政治倾向却是明显的。这样具有政治倾向的伟大的理想在当时还是罕见的而且在汤显祖的艺术思维的展过程中也是逐步达到高峰的。”1这才是汤显祖创作《南柯梦》的主旨。汤显祖在《南柯梦》中还写到与现实生活中同样的官场和朝廷以权力之争中的勾心斗角及宫廷中荒淫的生活应该说这仍然是汤显祖的寄情之作。在找寻不到出路的时候汤显祖又不得不如同现实生活中一样在佞佛中去追寻思想寄托。《南柯梦》中的淳于棼最终被契玄禅师一剑斩断了与瑶芳公主的情丝终于万念俱空被众僧引入了佛门之中。这又表现了汤显祖在找寻不到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时那种感到人生如蚁的茫然之情。 汤显祖在思想上属于泰州学派而且更近于李贽（卓吾）的思想因此在其思想中夹入佛教出世观也就不足为怪了。知识分子在现实生活的失落中往往会寄托于佛、老以求得自我解脱。但是这并不等于他们真的脱了现实社会生活相反他们往往会更加深入到民间社会的生活当中看到那些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从而产生自己的理想社会模式而在这一切都无济于事的时候佛、老便成为他们自我解脱的一种思想寄托。 在完成了《南柯梦》的次年汤显祖又写成《邯郸梦》。《邯郸梦》是根据唐人沈既济传奇《枕中记》改编的。写卢生在赵州酒店中偶遇神仙吕洞宾谈及自己建功树名的志向。吕洞宾为了点醒卢生让他梦中与清河崔氏小姐成亲又受唐玄宗招贤以钱行贿得中头名状元授官翰林学士兼知制诰。此后于官场中争斗沉浮用尽各种手段最终坐上丞相之位出将入相六十年子孙尽享荣华富贵。临终时还想着给年方数岁的幼子讨个荫袭又怕死后总裁国史对其六十年勤劳功绩编载不全一觉醒来店主人的黄粱饭尚未蒸熟。卢生由此大悟对“其间宠辱之数得丧之理生死之情尽知之矣”1。 依然是写官场生活依然是写梦境但是其中所反映出的却是晚明社会与官场的现实。在汤显祖的笔下从科举取士官员的升降无不充满了黑暗的关节。这对于经历过官场生活的汤显祖来说并不陌生而在当年大计中被削籍更使汤显祖看透了官场的黑暗他将这种对于现实官场生活的愤怒之情寄托于《邯郸梦》的创作之中使这部戏曲作品更充满战斗力。从汤显祖于万历二十六年辞官归乡到万历二十九年写成《邯郸梦》这三年是他一生戏曲创作的高峰时期。“临川四梦”（或称“玉茗堂四梦”）中的三梦都创作于此期间只有《紫钗记》早于此大约初稿成于万历十五年（1587）定稿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临川四梦”的完成是汤显1侯外庐：《论汤显祖〈紫钗记≈帧罚泄肪绯霭嫔1962年版。 1《邯郸梦》第二十九出《生悟》。 祖戏剧创作思想性与艺术性完美结合的顶峰。许多戏曲评论家认为汤显祖的作品从《牡丹亭》以后更加成熟到《邯郸梦》仅用三十折写出了官场中种种复杂黑暗的关系所谓“至《南柯》、《邯郸》二记则渐削芜颣俛就矩度。布格既新遣辞复俊。其拾掇本色参错丽语境往神来巧凑妙合又视元人别一蹊径。技出天纵匪由人造二百年来一人而已。”1贫困的晚年“临川四梦”创作完成后汤显祖没有再继续于戏剧的创作而是将主要精力放到了指导名伶的演出上。这很可能是出于当时一些人对于汤显祖作品的篡改他不得不认真于对自己作品表演的保护其后生的“汤、沈之争”便是这种冲突的集中体现。 事于戏曲家沈璟从曲律出对汤显祖的作品进行改动。由戏曲家吕玉绳将改本及《唱曲当知》之类小册子寄给汤显祖。沈氏这种囿于格律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戏剧创作使作者难以抒自己的感情。沈氏对汤显祖作品的改动自然也就伤及了作品的本身所以汤显祖一再叮嘱宜伶：“《牡丹亭记》要依我原本吕家改的（实为沈改）切不可从。”因为这种改动改变了原作的意趣失掉了作品的思想性不在于表现作品中的人物与情感而去适应声律这就破坏了原作的主旨汤显祖是断然不能接受的。这场争论持续了多年甚至到汤显祖身后汤、沈的继承者们还在进行着争论。从今天戏剧研究者的角度来看这场争论在客观上推动了明代戏剧的展与繁荣。 汤显祖的晚年是在贫穷中度过的。他自己虽然因为厌恶官场的黑暗而弃官但是对于儿子们的前途却不得不又寄托于科举上。他的长子便是于求学中病死他乡的直到万历三十五年（16o7）四月初八浴佛节时五十八岁的汤显祖还在梦中梦见其长子蘧儿“持书颇乐且语地下成进士”1。万历四十一年（1613）四月间汤显祖家中生了两件大事一是他为三个儿子分家一是家中失火。按照汤显祖的主张这次分家“分器不分书”“分田不分屋”。但是也正因为这种做法当年家中的一场火灾使汤显祖的藏书受到了极大的损失他自己所著的文集也因这场火灾逸去甚多。这对他打击是甚大的。汤显祖一生的坎坷使他将自己的感情寄托于戏剧创作和饱览书籍之中。他常指着床头的书对人说：“有此不贫矣。”2而足以使其“有此不贫”的书籍也毁于火时更加使汤显祖感到了人生的艰难与无情。万历四十三年（1615）秋天三儿开远中举多少给晚年的汤显祖一点安慰。尽管这对于他的家庭生活并未带来实际的意义但在精神上的宽慰使这位六十五岁的老人感到可以瞑目了。次年约在春夏之际汤显祖写下了《诀世语》七：一祈免哭、一祈免僧度、一祈免牲、一祈免冥钱、一祈免奠章、一祈免崖木、一祈免久露。后世的史家在为汤显祖作传时写道：“就这样显祖在自己生命的尽头在完成了他对封建宗法、礼教世俗、鬼神迷信的最1王骥德：《曲律》转引自《汤显祖研究资料汇编》六《戏剧》。 1《年谱》万历三十五年四月初八日。 2邹迪光：《临川汤先生传》《汤显祖集》附录《传》。 后一击之后于万历四十四年六月十六日亥时（1616年7月29日）溘然而逝终年六十六岁。他死的时刻正是黑暗最为深重的夜半。”1那时候也是中国历史上封建政治最为黑暗的时刻但是汤显祖却以他那寄情其中的伟大作品在那冷酷的黑暗中给人以光和热。这也便是从汤显祖那个时代起直到今天人们对他和他的作品永远给予热爱和崇敬的原因。 日本著名戏曲史家青木正儿第一次将中国的汤显祖与英国的莎士比亚给予同样的高度的评价：“显祖之诞生先于英国莎士比亚十四年后莎氏逝世一年而卒（原按：此处推算有误系与莎氏同年而卒）东西曲坛伟人同出其时亦奇也汤显祖不仅于戏曲上表现其伟大即其人格气节亦颇有可羡慕者谱之入曲固为吾党所快者。”21黄文锡、吴凤雏：《汤显祖传》第242页。 第二节徐渭考场失意徐渭（1521—1593）初字文清后改文长号天池山人、青藤山人、田水月等。浙江山阴（今绍兴）人。生于正德十六年二月初四日（1521年3月12日）1出身于小官吏家庭。他是父亲晚年纳妾所生归嫡母苗氏。出生后百日丧父。十岁时生母又被苗氏逐出家门骨肉分离刺激弥深。十四岁那年苗氏去世他乃由同父异母之长兄徐淮抚养。两人年龄相差三十多岁又缺乏手足之情甚不相得。徐渭青少年时得不到亲生父母的疼爱在家庭生活中地位低下有寄人篱下之感。然而他聪颖异常文思敏捷“九岁能为举子文十二三赋雪词十六拟扬雄《解嘲》作《释毁》”2享誉远近。因而在世态炎凉之中他形成了既孤傲自赏又郁郁寡欢的性格执拗、偏激、多猜、恣肆而敏感。徐渭成年后“貌修伟肥白音朗然如鹤唳”3时常中夜呼啸宣泄愤慨。所作诗文恣露胸臆奇傲纵诞有轶千古的不羁之感。 徐渭二十岁中秀才次年入赘绍兴富户潘氏并随任典史的岳父潘克敬游宦阳江（今属广东）协助办理公文对官场情况开始有所了解。不久他又返回山阴参加乡试仆仆于浙粤道上。 徐渭虽为赘婿但妻潘氏十分体贴以少女的真情给他以温柔的慰抚带来了生活的新意和乐趣。正如徐渭后来写的悼亡诗回忆：“掩映双鬓绣扇新当时相见各青春。傍人细语亲听得道是神仙会里人。”1夫妻相敬如宾恩爱似蜜。 在往返浙粤的途中徐渭还乘兴登南昌滕王阁观赏翠色如黛的赣江风光；又游梅岭观音洞秉烛探胜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感叹不已。他于沿途吟诗赋辞流露出平生以来少有的乐观情感对生活和前途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徐渭还与山阴文士沈鍊、萧勉、陈鹤、柳文等结为文社他们诗酒酬答讨论诗文书画评论古今人物探索人生真谛放情山水时人有“越中十子”之称。在广交文友的活动中孤芳自赏的徐渭转而博采众长文学与艺术的修养得到迅提高。 然而命运多舛徐渭两次参加绍兴府乡试都名落孙山这对热衷于功名的他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此外二十五岁时徐家财产又被豪绅无赖霸占房产、田园荡然无存；二十六岁时徐渭的爱妻潘氏又得病溘然去世年仅十九。人亡家破功名不第这些接二连三的不幸使徐渭1徐渭：《畸谱》《徐渭集》补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25页。2《徐文长三集》卷十九《赠妇翁潘公序》《徐渭集》第546页。 3《徐文长三集》卷十一《嘉靖辛丑之夏妇翁潘公即阳江官舍将令予合婚其乡刘寺丞公代为之媒先以三绝见遗。后六年而细子弃帷又三年闻刘公亦谢世。癸丑冬徙书室检旧札见之不胜凄惋因赋七绝》《徐渭集》第341页。 1《徐文长三集》卷十一《嘉靖辛丑之夏妇翁潘公即阳江官舍将令予合婚其乡刘寺丞公代为之媒先以三绝见遗。后六年而细子弃帷又三年闻刘公亦谢世。癸丑冬徙书室检旧札见之不胜凄惋因赋七绝》《徐渭集》第341页。 茫然不知所措为了谋生他离乡背井来到太仓（今属江苏）却不得门径徒劳而返。 嘉靖二十七年（1548）二十八岁的徐渭“背负一蒯剑挟数败橐书来僦屋东城里中”2。他将此敝庐命名为“一枝堂”招收学童教私塾■口并且开始追随季本、王畿研习王阳明的学说。次年他又不顾世俗的偏见将身份低贱、分别十九年的生母接来同住以享母子欢叙的乐趣。 在王阳明学说的影响下徐渭对个人意志变得愈为重视。他认为“凡利人者皆圣人也”“故马医、酱师、治尺棰、洒寸铁而初之者皆圣人也”1。因而徐渭公然对传统儒学的观点出反叛的呼叫蔑视朱熹等人宣扬的“君臣父子之懿”强调《庄子》的绝对自由精神性格也更加豪放不羁。他还从《楞严经》这部禅宗的经典中领悟到心性的自然与为人的自适。 徐渭在钻研学问的同时对政局十分关心。嘉靖二十九年（155o）秋北方的俺答军队在京畿掳掠史称“庚戌之变”。当消息传到江南后徐渭义愤填膺挥笔写下《今日歌》、《二马诗》等痛斥权奸严嵩误国恨不得插翅飞往前线杀敌炽热的忧国情感溢于楮间！由此他把自己报国的前途寄托于科试上。可是恣肆的才情又为八股文所束缚依然屡试屡北先后参加八次乡试全部落榜。嘉靖三十一年（1552）初试考中他受到浙江提学副使薛应旂的赏识拔为第一增补为县学廪膳生。但在复试时仍未中举。书画奇才“词坛飞将” 徐渭的才华在八股场屋之外得到充分的显示。他三十岁以后学习书画一触即不可收拾于山水、人物、花卉、鸟兽无所不能；大刀阔斧酣畅淋漓将自己对人生的复杂感受倾注到笔墨之中使内心的激动、寂寞、痛苦、愤慨与欢乐、追求在写意作品中毫不犹豫地得以表现出来；他的行草书更是以桀骜之气将自己狂傲不驯的精神、奇特雄放的气质一一宣泄倾倒出来如狂花扑水破云堆岭线条粗犷强劲“苍劲中姿媚跃出”1打破了以“台阁体”为主导的明代书坛的寂寞有“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之誉2。 嘉靖三十三年（1554）倭寇进犯浙闽沿海绍兴成为烽火之地。平时好阅兵法的徐渭积极地投身到抗倭保家的战斗中去他淡忘了个人的不幸神情振奋冒死来到前线先后参加了柯亭战役、皋埠战役、龛山战役出谋划策初步显示了军事才能并引起了浙江巡抚胡宗宪的注意。 龛山战役结束后不久徐渭应内兄潘涛之邀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 冬离浙游闽。他溯富春江由兰溪入闽。沿途翠峰逐岸美不胜收舟泊夜市笙歌不绝。他游览了武夷山并在福建顺昌潘涛驿丞署内潜心研究南戏剧本探求南戏的源流分析各种地方戏声腔的展历史。徐渭对当时流行的轻视南戏之风非常反感他认为南戏有自己宽松自由的格律受到民间的欢迎它通俗、多采“无今人时文气”可是却“无人选集亦无表其名2《徐文长佚草》卷五《司马氏嫂传》《徐渭集》第1139页。 1《徐文长三集》卷十七《论中三》《徐渭集》第489—49o页。 1袁宏道：《徐文长传》见《徐渭集》附录第1343页。 2袁宏道：《徐文长传》见《徐渭集》附录第1343页。 目者”3。为此徐渭写下了《南词叙录》次对南戏加以总结研究了南戏的艺术特点著录了宋元南戏六十种明初戏文四十七种以反对戏曲创作的骈丽风尚扶植新兴的俗曲。 回到山阴后徐渭还致力于戏曲的创作他既采用北杂剧的形式又吸收南曲的自然格律写成了杂剧《四声猿》包括《狂鼓史渔阳三弄》、《玉禅师翠乡一梦》、《雌木兰替父从军》、《女状元辞凰得凤》四个作品。这些剧本不仅在形式上突破了前人的窠臼长短不一生旦合唱随意抒写强调自然而且宣扬人的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反对虚伪的禁欲主义；歌颂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精神；揭露封建社会对妇女的残酷压迫；表现了作者狂放不羁、愤世嫉俗的豪达意气。 徐渭的《四声猿》高华爽俊洋溢着反抗思想与革新精神对明代中后叶的戏曲创作起到重要的影响。汤显祖曾说：“《四声猿》乃词坛飞将辄为之演唱数通安得生致文长自拔其舌！”1于此可见一斑。 幕僚生涯嘉靖三十七年（1558）冬升任浙闽总督的胡宗宪钦慕徐渭的才识经过多次相邀终于将徐渭招入幕府充当幕僚。在此以前徐渭曾为胡宗宪起草过疏牍奏章并且代笔歌颂严嵩还参预胡宗宪的剿倭计划。他对胡宗宪傍依严嵩非常不满但钦佩胡宗宪的抗倭胆略感念他对自己的信任经过一番犹豫徐渭还是离开了书斋进入了衙署。以后他随总督府移驻宁波、杭州、严州（今浙江建德）、崇安等地知兵设计协助胡宗宪平倭。徐渭身在军营而疏狂之习无改经常与少年结帮豪饮大醉啸歌幕中有急事召他不得“夜深开戟门以待之”；当时虽然“督府势严重文武将吏庭见惧诛责无敢仰者而渭戴敝乌巾衣白布浣衣直闯门入示无忌讳”1。由于徐渭长于作战计谋又善写诗文颂词胡宗宪对他优容有加不仅赠银让他购得房产不必寄人篱下而且还帮他续弦娶上漂亮的女子张氏为继室。 不过自由放任的徐渭总不习惯于拘谨的幕府生活嘉靖四十一年（1562）他乘胡宗宪因严嵩案受牵累、总督府解散之机回到了绍兴。次年又应礼部尚书李春芳之聘赴京因性格不合不久便辞去文书之职南归。不料李春芳竟不能容忍徐渭的辞聘放出风声威胁徐渭归复到他的门下。于是徐渭又千里迢迢赶回北京请旧友说项才算了结这桩纠纷。 孰知一波刚平一波又起。胡宗宪在政敌的构陷下入狱而死。徐渭闻讯惧怕自己曾为胡宗宪代笔歌颂严嵩而忧心忡忡以致精神失常反复九次自杀未遂。嘉靖四十五年（1566）他在一次狂病作中产生幻觉以为继妻张氏与僧人通奸竟将张氏杀死。遂锒铛入狱服刑七年。 在友人的营救下徐渭总算没有以命抵罪但他于万历元年（1573）出狱时年已五十三岁。他无以为生乃以出卖字画诗文■口。怀才不遇落魄江湖清名受辱前途无望世情的冷暖生活的辛酸更使他放浪形骸3徐渭：《南词叙录》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本。 1汤显祖：《汤显祖诗文集》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1陶望龄：《徐文长传》见《徐渭集》附录第1339页。 以酒浇愁。他有时彻夜狂饮以泄忧愤诗文不肯傍依他人横冲直撞呼啸而起对封建的理念、传统的束缚进行了激烈的反抗豪迈放逸自成一格。 徐渭对前、后七子的拟古文风尤为反感认为拟古不过如鸟学人语即使学得再好也不过是鸟语毫无真实的价值。他主张诗歌应表达自己对生活的真切感受有感而故而将胸中英雄失路之悲、托足无门之愤以及所见山奔海立、沙起云行、风鸣树偃、幽谷大都、人物鱼鸟等可惊可愕之状皆寓诸诗文所作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破土似寡妇之夜泣若羁人之寒起；当其放意则平畴千里倾泻无阻；偶尔幽峭则鬼语秋坟凄惨悲凉。徐渭的书画也更加泼辣豪放荡人心魄。他善于画葡萄老藤欹斜低垂葡萄晶莹如珠以表现“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的愤慨。1他的诗文书画融为一体显露了强烈的个性对后世反传统束缚的画风形成颇具影响以致清代“扬州八怪”的代表郑燮自称为“青藤门下走狗”。穷愁老病殁万历三年（1575）徐渭应张元忭之请参与纂修《会稽志》。以后又游览了杭州、南京、富春江一带病体略有恢复。万历五年（1577）他又应巡抚吴总之聘赴宣化府充任文书以为稻粱之谋并借以开拓襟怀放情山水。在宣化、北京等地徐渭写下大量诗文寄托对和平生活的向往和对民间疾苦的同情如《边词》、《胡市》等活泼流利而富有现实意义。 五年后徐渭因旧病复返回山阴定居“青藤书屋”。晚年他贫病交加所蓄书籍数千卷变卖殆尽常至断炊。但他狷傲愈甚不肯见富家贵室低乞食。“显者至门皆拒不纳；当道官至求一字不可得”1。他有时携钱与下隶佣者豪饮酒肆有时自持斧毁面破头精神病也日益严重。万历二十一年（1593）徐渭在穷愁老病中去世享年七十三岁。 徐渭一生才艺纵横在强大的封建势力压迫下力图追求个性解放而又难以摆脱自身的传统意识八赴科试败北以终惟从诗文书画创作中寻求个人尊严的表露汪洋恣肆著作宏富。他的诗文大多收入《徐渭集》。杂剧尚有《歌代啸》传世书画作品有《牡丹蕉石图》、《墨葡萄图》、《青藤书屋图》、《骑驴图》等。 1据徐渭：《墨葡萄图》自题。按：此图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1袁宏道：《徐文长传》见《徐渭集》附录第1343页。 第四十一章归有光袁宏道钟惺第一节归有光归有光（15o6—1571）字熙甫、开甫苏州昆山（今属江苏）人。久居震泽湖畔故自号震川又因生于昆山项脊泾（今属太仓）乃别号项脊生。出身在书香大族先世多以文学著称颇有声望。但他的祖父归绅、父亲归正却没有功名读书力田而终。 归有光自幼颖悟“五六岁即知有紫阳先生而能读其书”1“九岁能属文弱冠尽通‘五经’‘三史’诸书”2。后来师事同县名儒魏校攻读《史记》、唐宋八大家之文以及濂、洛、关、闽之说“浸渍演迤蔚为大儒”3。二十岁成秀才以第一名补为苏州府学生员。后以贡生选入南京太学。他还与友人结社会文常常在昆山马鞍山畔的野鹤轩谈文说史；或读书万峰山翻阅《大藏经》。他主张为文要重视真感情、真本色反对模拟剽窃尤钦佩司马迁与欧阳修的文风对他们含情不尽的笔法尤为赞赏。虽然归有光伤叹自己不能像司马迁那样可遇奇功伟烈之事写出感泣鬼神的篇章但是他以自己的家世和家庭琐事为题材表达丰富的生活感受。在《项脊轩志》、《女如兰圹志》、《寒花葬志》、《李南楼行状》等散文中用朴实的笔调将他早岁丧母、青年丧妻夭子的家庭不幸变故叙述出来在记述中插入不经意的回忆细节如泣如诉悲伤哀戚之情流露无遗引起读者强烈的共鸣。归有光的这些散文虽然写琐屑之事却深得司马迁笔法于不要紧之处说不要紧之语风神疏淡笔墨寥寥却如“清庙之瑟一唱三叹无意于感人而欢愉惨恻之思溢于言语之外”1。如《寒花葬志》作者回忆十年前逝去的婢女仅用数十字的篇幅勾勒三件小事就把一个天真活泼的小女孩形象生动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感情深挚使人们对她的不幸早逝表示悲叹。 因而归有光的散文问世后以其清新、简洁的文风深挚的情感打动着读者的心弦使那些模拟剽窃、只重形式而不重内容的干涩文风为之黯然失色。不少学子慕名前来拜他为师虚心求教。 嘉靖十九年（154o）三十五岁的归有光参加南京乡试受到主考官张治的欣赏把他视为国士拔为第二名举人期待归有光能更进一尺早日成为进士。但是归有光自由不拘的文风并没有受到那些冬烘气十足的秋试会考官的欢迎屡试不中；他跋涉数万里先后共赴京考了九次皆失意而归以致“仕进之心落然”2。科考的失利既耗去了归有光的宝贵年华又招致一些势利之徒的诋毁与嘲笑尤其是乡里之人“必加诋毁。自未入试1归有光：《送王子敬之任建宁序》《震川先生集》卷十第222页。按：“紫阳先生”即宋代学者朱熹。 2《明史》卷二八七《归有光传》。 3《明史》卷二八七《归有光传》。 1王锡爵：《明太仆寺寺丞归公墓志铭》见归有光：《震川先生集·附录》第981页。2归有光：《上瞿侍郎书》《震川先生集》卷六第125页。 已有毁之者矣；既不第帘外之人又摘其文毁之”1。 归有光却在多次的不第中反而窥见了科举制的弊端觉得它让人“驱一世于利禄之中”2使得为文服从制举八股徒成僵化而无情感可言。他还对那些莫辨猥杂而唯以剽窃为能的文风出挑战在嘉定安亭江畔筑庐读书谈道以一个落寞老儒的身份大谈八股文风的革新教授举子科考之艺；编辑唐宋散文以反对文坛上滥行的“复古派”运动。归有光痛定思痛标新立异在老屋荒江畔自成一统四方来学者竟达数十百人。 归有光在《山舍示学者》一文中告诫学生要大家“毋事口耳剽窃”为文要“出乎吾心之理”“辞达义精”“本原洞然”3。 自从弘治、正德年间李梦阳、何景明等“前七子”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以来明初“台阁体”的拘板文风得到很大的纠正。后来到嘉靖初年李攀龙、王世贞等“后七子”继承复古衣钵以饾饤文字为能事却不免流于因袭模拟文风出现华而不实、臃肿浮荡的倾向。针对这一风气王慎中、唐顺之疾呼学习唐宋散文重视感情的真挚强调文章的言之有物世称“唐宋派”。 归有光积极地投入了文坛上的斗争加入“唐宋派”的行列反对王世贞等人认为文章愈古愈好的观点。归有光虽然不是进士但由于他的文章早已传誉远近所以显得十分有力。他用自己的创作实践来抗衡“复古派”在授徒的同时连续写了《女二二圹志》、《亡儿■孙圹志》、《见村楼记》、《筠溪翁传》、《张贞女狱事》、《书郭义官事》等多篇散文使被“复古派”割断的唐宋散文的优良传统得以继承和展。 这些散文质而不俚生动自然文从字顺；无论圹志、行状、传记、故事都能“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穀梁》以厉其气参之太史以著其洁”；“其畅也其厉也其洁也学者举不能知”而他却“独深知而自得之”1一洗“复古派”统治文坛近百年的混浊气氛以清新和富有真挚感情的文字保持了文学活泼健康的生命。 归有光除以创作实践来为“唐宋派”推波助澜外他还提出了一些明确的文学主张以反对王世贞这位“复古派”权威的盲目崇古观点。他在《项思尧文集序》中写道：“盖今世之所谓文者难言矣！未始为古人文学而苟得一二庸妄人为之巨子争附合以诋诽前人。韩文公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文章至于宋元诸名家其力足以追数千载之上而与之颉颃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2王世贞听后不服说：“妄诚有之庸则未敢闻命。”归有光又反驳道：“唯妄故庸未有妄而不庸者也。”3归有光还针对前、后七子“文必秦汉”的复古主张批驳道：“今世相尚以琢句为工自谓欲追秦、汉然不过剽窃齐、梁之余而1《解惑》《震川先生集》卷十四第97页。 2《与潘子实书》《震川先生集》卷七第149页。 3《震川先生集》卷七第151页。 1钱谦益：《新刊震川先生文集序》见《震川先生集》第8页。 2《震川先生集》卷二第21页。 3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震川先生归有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59页。海内宗之翕然成风可谓悼叹耳！”4他认为学习古人固然不错但要得其神而不是徒追形式而已说：“余尝谓观书若画工之有画耳、目、口、鼻大、小、肥、瘠无不似者而人见之不以为似也。其必有得其形而不得其神者矣。余之读书也不敢谓得其神乃有意于以神求之云。”1归有光还认为作品的艺术标准在于质之美他说：“欲文之美莫若德之实；欲文之华莫若德之诚；以文为文莫若以质为文。”2这些切中时弊的见解在抵制“复古派”专事模仿剽窃的流俗中别开生面起到砥柱中流的作用闳中肆外使司马迁与唐宋古文家的朴实文风得到扬光大。尤其是归有光把他的文风贯注到教授举子业的讲堂中力图改造八股文这种扭转文风的巧妙形式与勇气使后人不得不把他称作为“彼时之豪杰”3不仅把他的散文举为“明文第一”4而且把他的八股制艺譬为“汉之子长、唐之退之百世不祧之大宗也”5。以致唐宋八大家文选在唐顺之、归有光的崇扬下“人几等于五经四子”6文风为之一变。 归有光虽然讲学于荒江老屋但对民间疾苦并不是漠然视之。他留意于东南水利关心家乡的农业与民生。怀着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他从“故家野老”处搜采历代有关治理长江下游、钱塘江下游与太湖流域水利的文献7编写了《三吴水利录》四卷。在这部书中归有光绘图分析东南水利大势条陈历代治水经验并根据自己多年考察所得加以阐剖明利弊认为治吴中之水宜专力于松江应当疏其湮塞“开浚诸水”“去两岸茭芦自昆山漫水江迤东至嘉定、上海使江水复由跄口入海”1以解百姓鱼鳖之忧使境内丰熟富裕。他将这些文献和建议呈给地方官府以供他们治水参考。 在抗倭战争中归有光亦积极地返回昆山城中参加防御并写下《备倭事略》、《论御倭书》、《上总制书》等分析敌情条陈方略向当局献计献策。后来他还写下《昆山县倭寇始末书》、《海上纪事十四》等流露了同仇敌忾的爱国情感。此外归有光又写了《鲤鱼山》、《郓州行寄友人》、《西王母图序》等诗文有的记所见灾祸表达对灾民的同情；有的讥刺权贵、贬斥方士滥行有的为劳动妇女所受的非人压迫鸣不平。他以经世致用的思想使自己的作品充满着活跃的生命而称誉文坛。 嘉靖四十四年（1565）归有光六十岁时考中进士授浙江长兴县令。 他决心学习古代贤县令兴利革弊作一番事业。 归有光上任后平反死囚犯数十人避免株累者上百人；每审理案件4《与沈敬甫书》《震川先生集》卷七第869页。 1《尚书别解序》《震川先生集》卷二第51页。 2《庄氏二子字说》《震川先生集》卷二第84页。 3章学诚：《文史通义·文理》世界书局1935年版第58页。 4黄宗羲：《南雷文定》前集卷一《明文案序上》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第1页。5章学诚：《文史通义·文理》民国二十四年世界书局版第58页。6章学诚：《文史通义·文理》民国二十四年世界书局版第58页。7归有光：《奉熊分司水利集并论今年水灾事宜书》《三吴水利录·续录》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第59页。 1归有光：《奉熊分司水利集并论今年水灾事宜书》《三吴水利录·续录》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第6o—61页。 他都详细调查把有关妇女、儿童召至案前细细交谈把案情审理得清清楚楚。凡鱼肉百姓者决不姑息；即便上司的命令不符合下情他亦敢于忤其意而不执行。三年知县任上“小民安居自如”2。但是这却召来豪强、大吏的不满隆庆二年（1568）归有光终因得罪豪强和上官而被调任顺德府（今河北邢台）通判管理马政“名为迁实重抑之”3。对这一不公平的降职归有光非常愤慨连上两疏要求辞官但被朝廷公卿扣压不能上达。归有光抵任后筑土室一间整日躲在其中读书自娱以示不满。隆庆三年（1569）冬他赴京入贺万寿节受到大学士高拱、赵贞吉的荐引任南京太仆寺丞。后来又被李春芳留在内阁负责敕房的工作参修《世宗实录》身列文学侍从之位。他仕途晚达十分兴奋期望自己能借机阅读许多内府秘藏在学术上获得更深的造诣。但终因劳累过度在敕房任职仅一年便身染重病于隆庆五年正月十三日（1571年2月5日）去世终年六十六岁。1归有光去世后他的文学主张和散文成就愈来愈为社会所重视连他的文坛敌手王世贞也对其表示折服渐渐改变“复古派”的旧观点。王世贞晚年在给归有光的遗像题赞词道：“千载有公继韩欧阳；余岂异趋久而自伤。”2把归有光与韩愈、欧阳修相提并论给予极高的评价。 归有光的诗文后人辑有《震川先生集》行世此外除《三吴水利录》他尚著有《易经渊旨》、《诸子汇函》、《文章指南》等。 2王锡爵：《明太仆寺寺丞归公墓志铭》见《震川先生集》第981页。3《明史》卷二八七《归有光传》。 1王锡爵：《明太仆寺寺丞归公墓志铭》《震川先生集·附录》。 2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震川先生归有光》第559页。 第二节“公安三袁” 明末文学家有“公安三袁”即袁宏道与兄宗道、弟中道为公安派的创始者。 袁宏道袁宏道（1568—161o）初字孺修改字中郎号石公、六休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出身官宦家庭。少年时期生活富裕在万莹、王辂等名师的教育下善于诗文。十六岁为诸生即在城南结文社自为社长除攻读八股制义外倾心诗歌古文“有声里中”1社友年三十以下者皆尊袁宏道为师“奉其约束不敢犯”2。二十一岁时中举人但赴京会试却名落孙山。 “雨过庭花好开樽亦自幽。不知今夕醉消得几年愁？一朵新红甲四筵半白头。久知行乐是老矣复何求？”3科场的失意未免使袁宏道颇多自伤不遇之感他在《花朝即事》等诗中浩叹孤寂愁闷与落落寡欢。在长兄袁宗道的影响下袁宏道开始从禅宗中寻求精神寄托以禅诠儒豁然大悟。他把自己的心得写成《金屑》并到麻城拜访李贽两人说文谈禅十分相得。李贽称赞他“识力胆力皆迥绝于世真英灵男子可以担荷此一事耳”并赠诗曰：“诵君《金屑》句执鞭亦忻慕。早得从君言不当有《老苦》。”在李贽离经叛道思想的启迪下袁宏道视野大开“始知一向掇拾陈言株守俗见死于古人语下一段精光不得披露”。从此他决心改变诗文创作之风“能为心师不师于心；能转古人不为古转。为语言一一从胸襟流出”1而卓然独立。 万历二十年（1592）袁宏道中进士但没有立即被朝廷委派官职。然而仕途之门已入他多年的愿望总算实现因此心情舒畅在家乡石浦河畔袁宏道时常与亲友相聚吟诗饮酒谈禅遨游悠闲自得。他这时候对文坛上的复古运动已深表不满认为诗文应当随意而不应模拟蹈袭作茧自缚。在《答李子髯诗》中袁宏道写道：“若问文章事应须折此心。”“草昧推何、李闻知与见知。机轴虽不异尔雅良足师。后来富文藻诎理竞修辞。挥斤薄大匠裹足戒旁歧。模拟成俭狭莽荡取世讥。直欲凌苏柳斯言无乃欺。当代无文字闾巷有真诗。却沽一壶酒携君听《竹枝》。”2在他看来复古之作不如民间俚曲。 万历二十三年（1595）袁宏道被选为吴县（今属江苏）县令。在任上他判案果断与民方便颇受地方拥戴。然而也招致当道者的不满加上吏事繁杂难得清闲他觉得“人生作吏甚苦而作令为尤苦若作吴令则其1《明史》卷二八八《袁宏道传》。 2袁中道：《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珂雪斋文集》卷九。 3《花朝即事》《袁宏道集笺校》卷一第19页。 1袁中道：《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 2《答李子髯》《袁宏道集笺校》卷二第81页。 苦万万倍直牛马不若矣”3。因此第二年他便托故辞职。 为了消除胸臆的不快袁宏道离开吴县后并没有立即回乡而是遍游东南名胜徜徉于无锡、杭州、绍兴、桐庐、歙县佳山秀水间与友人陶望龄、潘景升等诗酒酬答奇文共赏。三个多月“无一日不游无一游不乐无一刻不谈无一谈不畅”而且“诗学大进诗集大饶诗肠大宽诗眼大阔”4。尤其是当他在杭州读到徐渭遗稿《阙编》时“不觉惊跃”“如魇得醒”为徐渭“恣臆谈谑了无忌惮”的诗风所倾倒1从而愈加对李攀龙、王世贞等“后七子”的复古文风表示不满提出了“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创作主张要求诗文创作必须“从自己胸臆流出”写出更多的“本色独造语”2反对一味追求缺乏真实情感的复古模拟。他抨击复古派笼罩的文坛扼杀了创作的生机指出秦汉作者与盛唐诗人多变的创作手法才是后人学习的楷模不然舍本逐末仅仅以“剿袭模拟影响步趋”就会将诗文创作引入死路流于形式而起不到诗文言志的作用。袁宏道尖锐地指出复古派及其末流的拟古之作犹如“粪里嚼渣顺口接屁倚势欺良如今苏州投靠家人一般。记得几个烂熟故事便曰博识；用得几个见成字眼亦曰骚人。计骗杜工部囤扎李空同一个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以是言诗安得而不诗哉！”3除公开反对复古派末流的文风外袁宏道还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来推动文体的解放。他写下《逋赋谣》、《竹枝词》等反映现实生活的诗歌通俗而清新隽秀而活泼；又写下《虎丘》、《灵岩》、《湘湖》、《西湖》等数十篇游记状物抒情毫无雕饰之弊“俱从真源中溢出别开手眼一扫王、李云雾天下才人文士始知疏瀹心灵搜剔慧性以荡涤摹拟涂饰之病”4。 东南游归袁宏道携眷属暂寓仪征在这运河孔道与南北文友赋诗谈文宣传自己的“性灵”说。万历二十六年（1598）起为顺天府（今属北京）教授。次年迁国子监助教。第三年补礼部仪制清吏司主事。 北京毕竟是明朝文化中心所在袁宏道在京中得以博览公家收藏的丰富图籍又和谢肇淛、黄辉及兄袁宗道、弟袁中道等结为“葡萄社”在城西崇国寺品评诗文论古说今颇感闲适快乐。他一方面通过广泛阅读、交友讨论逐渐纠正以前“偏重悟理”过分强调自我的倾向“遂一矫而主修自律甚严自检甚密以澹守之以静凝之”1；另方面他对复古派末流的批驳也更有力度和深度。袁宏道系统地分析了唐宋诗文的风格认为：“如元、白、欧、苏与李、杜、班、马真足雁行。坡公尤不可及宏谬谓前无作者。而学语之士乃以诗不唐、文不汉病之何异责南威以脂粉而唾3《沈广乘》《袁宏道集笺校》卷五第242页。 4《解脱集之四·尺牍·伯修》《袁宏道集笺校》卷十一第492页。1《徐文长传》《袁宏道集笺校》卷十九第715—716页。 2《叙小修诗》《袁宏道集笺校》卷四第187页。 3《与张幼于书》《袁宏道集笺校》卷十一第5o2页。 4《公安县志·袁宏道传》转引自施蛰存：《晚明二十家小品·附录甲》光明书局1935年版第359页。 1袁中道：《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 西施之不能效颦乎！”2他还说：“宋人诗长于格而短于韵而其为文密于持论而疏于用裁。然其中实有秦汉而绝盛唐者。”3对“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主张进行了具体的批驳使文风得以扭转。钱谦益后来在评论袁宏道的影响时称他推动文风的转变使诗文创作出现生机“其功伟矣”4。 万历二十八年（16oo）袁宏道因兄宗道去世乃上《告病疏》请假归。他筑“柳浪馆”于公安城南终日与少年旧友吟诗作文寄趣山水。他还游武当山、桃源县等名胜对接青引黛的大自然出由衷的赞叹并且钦慕陶潜能悟彻人生于长林丰草间寻求自适“宁乞食而不悔”1。袁宏道在柳浪湖一住就是六年直至万历三十四年（16o6）才返京任职。 袁宏道返京后究心戏曲、研究他称赞《金瓶梅》、《水浒传》、《四声猿》等作品认为它们能“意气豪达”脱去传统窠臼别开生面。袁宏道著《觞政》谈论酒文化等并将嘉靖以来的这些新意盎然的、戏曲与儒家经典相提并论给予高度的评价。不久袁宏道迁吏部验封司主事官至吏部考功员外郎。他一度主持陕西乡试乘兴游嵩山、华山写下笔墨浑厚蕴藉的游记与诗歌“极一唱三叹之致”2。 万历三十八年（161o）袁宏道以吏部验封司郎中告归。此时公安正值大水他卜居沙市筑砚北楼以便晚年在此“息影卧游”游艺诗书“疏瀹性灵”3。但不久患病不起竟于九月初六日（1o月2o日）遽然去世4终年四十三岁。 袁宏道一生倡“性灵说”强调诗文创作的直抒性灵对荡涤复古派末流的模拟文风起到重要的作用与其兄宗道、弟中道同称“公安三袁”为“公安派”的领。他的诗文有《锦帆集》、《解脱集》、《瓶花斋集》、《潇碧堂集》等后来集为《袁中郎集》（即《袁宏道集》）。 袁宗道袁宗道（156o—16oo）字伯修号石浦生于嘉靖三十九年二月十六日（156o年3月13日）。1为袁宏道之兄。他聪颖早慧十岁就会写诗二十岁成秀才。 袁宗道为诗最初学李攀龙、王世贞不仅熟读而且认真摹仿。但是他逐渐觉得李、王之诗过于刻板便怀疑“诗文之道不尽于是”2乃试图另辟蹊径以摆脱拘束。二十多岁时他与乡中文友结社论文并且沉溺其中夜以继日还编刻自己的诗集付梓。后来他得病几死因而暂时放弃文事2《冯琢庵师》《袁宏道集笺校》卷二二第78o、781页。 3《答陶石匮》《袁宏道集笺校》卷二二第743页。 4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袁稽勋宏道》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67页。1袁宏道：《与汤义仍》见施蛰存：《晚明二十家小品·袁中郎小品》第页。2袁中道：《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 3袁中道：《砚北楼记》《珂雪斋近集》卷一上海书局版第8o页。4袁中道：《游居柿录》。 1袁中道：《珂雪斋近集》卷三《石浦先生传》第45页。 2《公安县志·袁伯修传》转引自施蛰存：《晚明二十家小品·附录甲》第353页。终日静坐修身或栽花薙草不问世事。在父亲的数度催逼下二十七岁时考中进士并被选为庶吉士。三年后授翰林院编修。 在翰林院袁宗道接识了李贽的弟子深有和尚受其“心性”之说的影响以禅诠儒不再谈论道家的养生之道。后来又奉使湖北逗留家乡与弟宏道、中道两度赴麻城拜访李贽求教文章之道。李贽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想使袁氏兄弟大受启袁宗道最先写文章对复古派的弊端提出批评他认为诗文应当代表口舌以宣传心意因而“古文贵达学达即所谓学古也。学其意不必泥其字句也”。不然只会“摘古人字句入己著作者是无异缀皮叶于衣袂之中投毛血于殽核之内”3；辞不达意言不由衷虽鸿篇巨裁也不过是“募缘残溺盗窃遗矢”而已1。 袁宗道针对李、王复古派“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观点提出“汉、唐、宋诸名家如董、贾、韩、柳、欧、苏、曾、王诸公及国朝阳明、荆川皆理充于腹而文随之彼何所见乃强赖古人失理耶”的问难并且反驳道：“沧溟强赖古人无理而凤洲则不许今人有理何说乎？”进而一针见血地点明复古派的病源“不在模拟而在无识”2为此袁宗道还特别选中唐以后的白居易、宋人苏轼作为自己的诗文学习榜样并将书斋取名为“白苏斋”。所写诗文以白、苏平易畅达之风为旨。在他的带动下宏道、中道继之而起促成“公安派”的形成。 万历二十二年（1594）袁宗道由湖广返京不久改任东宫讲官后官至春坊右庶子。那时袁宏道也入京任职中道则寓居北京他们兄弟三人与谢肇淛等人结“葡萄社”于城西寄趣诗文放情山水。袁宗道写下《上方山四记》、《西山五记》等散文以清润婉妙见称。 袁宗道性喜恬淡为人文雅谨慎厌于尘俗之劳。万历二十八年（16oo）他决定辞官南归。可是官场的劳悴已使他体虚患病九月逝于北京任上终年四十一岁。 袁宗道为官清廉死后身无积蓄全仗门生资助遗妻方得移榇公安。 他的诗文收入《白苏斋集》。 袁中道袁中道（157o—1624）字小修。也是早慧的才子十岁便作《黄山赋》、《雪赋》洋洋五千余言。他爱读佛、道之书自作注解飘然有出尘之想。尤其是二十岁左右曾随兄赴麻城访问李贽更受佛教出世思想影响无意科举。他倜傥任侠“视妻子如鹿豕之相聚视乡里小人如小人之尾行而不可与一日居”1却泛舟江湖浪迹南北寄兴于山水诗文。 袁中道为文作诗“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不肯下笔”2。所写《游荷叶山居记》、《过真州记》、《游青溪记》、《游灵岩记》等散文笔墨恣肆率尔不拘寄神寄情快人耳目富于清幽之趣。3袁宗道：《论文上》见施蛰存：《晚明二十家小品·袁伯修小品》第82页。1袁宗道：《论文下》见施蛰存：《晚明二十家小品·袁伯修小品》第83页。2袁宗道：《论文下》见施蛰存：《晚明二十家小品·袁伯修小品》第83页。1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袁仪制中道》第568页。 2《叙小修诗》《袁宏道集笺校》卷四第187页。 然而袁中道毕竟摆脱不了当时文人向往科举功名的常情在矛盾之中接连应试直至万历四十四年（1616）才中进士。此时年已四十七岁。他出任徽州府教授迁国子监博士。后来改派南京礼部主事。天启四年（1624）升任南京吏部郎中。 自从“公安派”树帜文坛后诗文模拟生硬之弊渐渐得以扭转但“公安派”末流也出现空疏不实的倾向。袁中道在宗道、宏道去世后对此有所认识他在《袁中郎先生全集序》中写道：“至于一二学语者流粗知趋向又取先生偶尔率易之语效颦学步其究为俚语、为纤巧、为莽荡譬之百花开而荆棘之花亦开泉水流而粪壤之水亦流。”1因而他对后七子复古文风就不如宗道、宏道的批评来得激烈并且对“公安派”之弊有所纠偏提出：“取汉魏三唐诸诗细心研入合而离离而复合不效七子诗亦不效袁氏少年未定诗而宛然复传盛唐之诗则善矣。”2晚年他甚至想烧去自己的作品以去轻佻浅露。3袁中道升任南京吏部郎中后不久因病乞休却逝于官终年五十五岁。他的诗文有《珂雪斋集》、《游居柿录》、《珂雪斋近集》。 1袁中道：《袁中郎先生全集序》《袁宏道集笺校》第1712页。 2袁中道：《蔡不暇诗序》《珂雪斋近集》卷三第34页。 3据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袁仪制中道》第569页。 第三节钟惺附谭元春钟惺（1574—1625）字伯敬号退谷、止公居士4湖广竟陵（今湖北天门）人。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钟一贯任武进（今属江苏）学训酷爱诗文。在家庭的影响下钟惺从小就刻苦学习研习诗古文辞。他虽然外貌不扬弱不胜衣“为人严冷不喜接俗客”5却好奇思冥索勤奋不懈为诗清秀简隽情态逼真早年就有文名。后又师事雷思霈雷为“公安派”袁宏道的友人提倡“性灵说”反对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在雷思霈的熏染下钟惺也倾向诗歌要表现自我的主张反对因袭模拟故而所作诗文愈加“清绮邃逸”1自然流畅“为人所称许”2。 钟惺虽然不爱参加当时盛行的社集活动但却对诗坛的流弊较为了解觉得诗风太沉闷无奇；他认为有的诗人抱残守缺犹宗“后七子”余波由模拟而流为肤熟了无生机；有的诗人则承袭“公安派”遗绪过分强调自我表现以致演为轻佻、薄俗。为此钟惺想另辟蹊径对“后七子”、“公安派”末流进行纠补矫偏。他认为诗坛的这些失弊主要在于诗人们的学问浅薄不了解古人往往“取古人之极肤、极狭、极熟便于口手者以为古人在是”而不知古人有“幽情单绪”的复杂情感和“孤行静寄于喧杂之中”的深奥之作3因此他要阐古人的幽深孤峭将其揭之于世以“覆指迷”4开人眼界。 这些看法得到同邑谭元春的响应。谭元春（1586—1637）字友夏比钟惺小十二岁。谭元春认为写诗要注意文辞的修饰要精心雕刻将性灵的复杂幽深表现出来使之能“常浮出纸上”“譬如狼烟之上虚空袅袅然一线耳”5决不可率直如话浅薄得毫无诗意诗情。 谭元春善于写诗风格清丽自然如《远村》五言云：“投足礼天竺闲院木石香。有一长眉叟背手看稻粱。近前果父执朴野无他肠。随我至我家不揖径坐床。呼我以小子语笑皆上皇。见我多童仆导我凿藕塘。繙案睹陶诗欣然求数章。何以润我笔归即献百觞。不然春蚕出赠我丝衣裳。喜为纵横写字亦不寻常。与订来往约年高恐健忘。”1形象生动语顺气畅叙情描景生机盎然。 谭元春既和钟惺意趣相投亦欲矫正时弊“自出手眼别开门户”2两人乃开始合编诗选取古人诗歌中纤诡幽渺之作加以阐扬。经过数年的努力钟惺、谭元春共同编成了《唐诗归》、《古诗归》共五十一卷前者取唐人之诗选辑而成后者取唐以前之诗选辑而成合称《诗归》行世。4钟惺：《题跋·题马士珍诗后》《隐秀轩文》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3o4页。5《明史》卷二八八《钟惺传》。 1袁中道：《花雪赋引》《珂雪斋近集》卷三上海书店1982年版第36页。2《诗文集序·隐秀轩集自序》《隐秀轩文》第95页。 3《诗归序》《隐秀轩文》第72页。 4钟惺：《书牍·与蔡敬夫》《隐秀轩文》第211页。 5谭元春：《序·诗归序》《鹄湾文草》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39页。1谭元春：《谭友夏合集·远村之一》。 2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谭解元元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新一版第57o页。《诗归》问世后犹如在熟俗肤浅的诗坛中吹来了一股“深幽孤峭”之风令人耳目一新“海内称诗者靡然从之谓之钟谭体”诗家几乎人手一编风行各地被视为作诗的准绳后来在晚明诗坛上“浸淫三十余年”3对改变诗风起到重要的影响。 ------------ 27 万历三十八年（161o）钟惺考中进士授行人司行人。次年他以奉节使臣出使成都；后又出使山东。万历四十三年（1615）再赴贵州主持乡试。钟惺自编《诗归》倡幽峭诗风后为诗也由清绮而转为孤深遣词用字力求含蓄隐晦刻意表达深僻之旨以树帜诗坛。他在《江行俳体》等诗中以怪字、险韵来加强诗歌的诙严如“舟卧梦归醒见水江行怨泊快看山”等4未免雕镂太多僻冷不畅显得晦涩与佶屈。 谭元春此时的诗风也趋向怪僻如《读曲歌》云：“交欢久贝齿有时落欢独长在口”等1不仅生硬陡峭而且支离破碎“莫辨阡陌”2有如游戏。 然而他们的诗风虽然因刻意别创一格从纠偏俗浅而流向僻涩但他们的散文却保持原来的清丽明畅本色。钟惺在每次奉使归来都写下一些散文记述沿途风物如《浣花溪记》、《修觉山记》、《梅花墅记》等绘景抒情情景并茂文采鹰扬朗朗上口。谭元春也好游佳山秀水所写《游玄岳记》、《游南岳记》等亦绘声绘影一波三折引人入胜颇为流畅耐读与诗风的晦涩迥异。钟惺在谭元春游南岳归来后为谭的书斋取名为“归岳堂”以祝贺他外出创作的成就。 后来钟惺迁工部主事又由北京调往江南任南京礼部祭祠司主事迁南京礼部仪制司郎中。 在南京时钟惺简淡自持于秦淮河畔租一楼屋伏案读史至深夜每有所得辄记之撰成《史怀》一书评论古史“多所明有古贤所不逮者”3。 天启初年钟惺升任福建提学佥事他在闽中仍倡幽峭诗风并且参以禅旨令人莫测高深有“诗妖”之名。江南张泽、华淑闽人蔡复一等倾心附和把钟惺奉为“深幽孤峭之宗”4。不久钟惺因丧父回家守制竟于天启五年（1625）病逝于家享年五十二岁。后人将他的诗文辑为《隐秀轩集》。 谭元春在钟惺去世后两年考中举人。崇祯年间他活动于南京、苏州、杭州一带与“复社”名流茅元仪、宋献孺等往还诗酒唱和并写下《游乌龙潭》等风格秀雅的散文名篇。崇祯十年（1637）谭元春赴京会试不幸病死于旅舍1享年亦五十二岁。他的诗文后人辑为《谭友夏合集》。钟惺、谭元春为扭转明末诗坛平俗肤浅流弊力倡幽峭诗风亦由清丽而变为僻涩影响一时人们因他们都是竟陵人故称钟谭这一文学流派3同上书《钟提学惺》第571页。 4钟惺：《隐秀轩集·江行俳体》。 1谭元春：《谭友夏合集·读曲歌》。 2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谭解元元春》第572页。 3施蛰存：《晚明二十家小品》附《钟惺传》第368页。 4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钟提学惺》第57o页。 1据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八《谭元春传》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347页。为“竟陵派”。 第四十二章董其昌陈洪绶第一节董其昌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思白别号香光居士松江府上海县董家汇（今属上海市）人1贵显后移居松江府华亭县（今松江县城内）。出身于一个穷秀才的家庭只有“瘠田二十亩”2生活较清寒。年轻时董其昌究心经史学作八股文一心走科举入仕之路但却屡试不中。迫于生计他曾在平湖教私塾■口后来又为逃避差役改入华亭县籍3以后就一直自称“华亭人”。 董其昌虽然文运不佳但在某次会试失利之后产生了对书法艺术的追求。那是他十七岁时参加松江府会考的事当时他写了一篇很漂亮的八股文自思准可夺魁孰知出榜时成绩反不如他的堂侄董原正落得个第二名。原来知府衷贞吉嫌董其昌试卷上的字写得太差故意把他降为第二而把文章比他差的董原正拔为第一名。这件事给董其昌很大的刺激从此他愤学习书法决心洗去落笔不工的耻辱。1他初以唐人颜真卿《多宝塔帖》为楷模后来又改学魏、晋临摹钟繇、王羲之的字体。此外他还向华亭6树声、莫如忠等书法家求教并且一有机会就去南京、嘉兴、杭州等地访问书画收藏家观赏历代名家作品结交莫是龙、顾正谊、丁云鹏等擅长丹青之士对绘画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二十三岁时董其昌开始学画山水师法元末黄公望。他无钱买纸有时竟脱下白布袍在上面写字或在白布床褥及帐子上练字以致屏帏床帐淋漓殆遍。为了求得名迹临摹他还“典衣质产”2。经过十多年的刻苦努力董其昌的书法有了很大的进步山水画也渐入门径。 万历十七年（1589）三十五岁的董其昌终于中进士选为庶吉士入北京翰林院深造。北京是明朝文化的中心翰林院是文人、学士云集的地方董其昌的同窗陶望龄、朱国桢、焦竑、袁宗道等都是各地的文章高手和丹青名士。特别是董其昌的老师、翰林院学士韩世能嗜书画成癖更是有名的书画收藏家和鉴赏家。在研习经史之余董其昌与同僚诸友切磋书画技艺纵论古今品评高下；又从韩学士处借阅晋唐法帖心摹手追“至忘寝食”3因而学问大进开始在京中有些名气。 不久翰林院学士田一儁因病去世身后一贫如洗。董其昌见义勇为不辞劳苦护柩回田氏家乡福建大田县以尽师生之谊。沿途他登临镇江北固山甘露寺饱览大江空濛、浩荡东去的雄壮景色；又游武夷山观赏在朝晖夕阴中虚幻缥缈的群峰。大自然的百态千姿使他感到山川的绮丽和林泉的幽雅寓诸笔墨点染山水往往显得奕奕有神。回京时他路过松江便1据乾隆《华亭县志》卷二《董文敏祠》：“上海董家汇人。” 2《云间杂识》载：“董思白为诸生时瘠田仅二十亩。” 3李延昰：《南吴旧话录》卷一八：“后子、丑联捷遂占籍华亭。” 1据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卷一《评法书》。 2陈继儒：《白石樵真稿》卷一《来仲楼随笔序》。 3《佩文斋书画谱》卷四四《书家传》二三《董其昌传》。 竭力搜寻以画山水见长的“元四家”遗墨从这些水墨淋漓、自然生动的杰作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三年庶吉士生活结束后他被任命为翰林院编修。 董其昌在任上因公三次离京远游跋涉数千里之外综览祖国中原和长江中下游的瑰丽风光。 第一次在万历二十年（1592）夏作为持节使臣出使武昌册封楚王朱华奎。一路上兴致勃勃地观看吕梁山的流泉飞瀑；游览惊涛拍岸、乱石穿云的嘉鱼县赤壁沙渚经黄州（今湖北黄冈）而归。 第二次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秋又作为持节使臣出使长沙封吉藩朱翊銮。他放舟烟波浩瀚的洞庭湖；悠游潇湘道上欣赏两岸的汀洲丛木、茅庵樵径；畅游黄冈赤壁；乘兴登庐山观看白莲盛开远眺含鄱口茫茫江流；避风石钟山探水石相搏之趣。 第三次在万历二十五年（1597）秋奉旨主江西考试。此行取道山岭葱茏、水舟生烟的富春江、兰溪；登群峰竞秀、云烟变灭的九华山赏心悦目流连忘返。 多娇的江山万千的气象开拓了董其昌的襟怀扩大了他的视野丰富了他对自然风光的美好感受为他的艺术创作提供了许多生动的素材。董其昌不但注意观察真山真水同时还努力从古人的绘画优良传统中汲取丰富的营养无论在旅途还是在北京他都尽力搜采名人法书宝绘揣摩历代山水画诸流派的风格和艺术渊源尤其推崇王维、董源、米芾、高克恭和“元四家”的绘画以为他们的作品富有诗意有文人的浪漫色彩而不拘泥于形似。这时候京中的士大夫受李贽的影响常常三五成群谈禅为乐董其昌时而也去聚会加入提倡“性灵”、“顿悟”的行列。他还去通县拜访李贽一见如故许为莫逆之友。 受禅家南北宗之分的影响董其昌巧妙地以禅家的宗派来譬喻历代山水画风格的分野提出中国美术史上文人与非文人两种创作思想和审美情趣影响下形成的两大山水画流派。他把禅家“北宗”的“渐修”与“南宗”的“顿悟”引入山水画派的区分中认为文人画如“南宗”讲求天趣是“顿悟”的表现这派绘画是天赋的非徒有功力者可比；而“北宗”是“作家”之画只重苦练却无天趣可言是“渐修”的表现此派绘画不应学。董其昌主张画家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以加强修养。他心目中的文人画派即画家“南宗”有王维、张璪、荆浩、关仝、董源、巨然、郭忠恕、米芾父子、“元四家”他们画山水用渲染之法以“写”代绘；而非文人画派即画家“北宗”有李思训父子、赵干、赵伯驹、马远、夏圭他们画山水用构研之法精工而无逸趣。前者重于率意强调自我表现追求天真幽淡；后者巧于模拟刻画细谨而无生机。1董其昌的“南北宗”说主张充分挥了画家的主观能动性追求画外之意在模拟刻板画风滥行之时如惊世响雷对美术界产生很大的影响尤其在士大夫与文人中引起强烈的共鸣迅风靡画坛。 万历二十二年（1594）起董其昌任皇太子朱常洛的讲官他尽量以“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去启这位失宠的太子结果受到皇妃郑贵妃的嫉恨终1据汪砢玉：《珊瑚网·名画题跋》卷一《王维江山雪霁图》；董其昌：《容台集》。于“坐失执政意”1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被排挤出京调任湖广副使。董其昌深感宫中是非莫测他索性告病不赴请假养病松江。以后竟在松江一住就是六年。 由于身份的改变那些家乡的胥吏再也不敢欺侮董其昌而地方官吏与士绅则联袂登门拜访前来巴结董其昌这位京官。他虽说不上踌躇满志但既有官僚的身份又有山林的逸致环境清闲而舒适这对书画创作自然是十分有利的。 董其昌常常和友人陈继儒泛舟春申之浦（即黄浦江）壶觞对引吟咏诗章“随风东西”2时或即景乘兴泼墨涂数幅山水；时或观赏名人法帖题几行跋语悠哉游哉自得其乐。他还去宜兴、南京、无锡、苏州、扬州、嘉兴、杭州徜徉于锦绣河山之中。太湖包孕吴越的气势西湖晴雨奇好的秀色枫泾渔舟隐入芦荻的逸趣灵岩古刹晨钟暮鼓的幽情无不使他陶醉、恋眷启着他的创作热情。 太湖和长江三角洲不仅风光如画而且含英蕴秀文化素称达有许多书画收藏家和文物商人。董其昌除游山玩水外还访问友人品评字画鉴赏真伪。秀水汪氏“韵石斋”琳琅满目的图籍法帖檇李“天籁阁”驰名遐迩的珍秘妙绘；苏州王氏私蓄黄公望岚气清润的山水长卷扬州吴氏庋藏赵孟頫端庄潇洒的碑拓墨迹都使他赏心悦目耽玩难舍。 在松江城内董其昌筑“来仲楼”、“宝鼎斋”、“戏鸿堂”、“画禅室”、“香光室”等牙签玉轴左图右史置身其中著书立说漫论古今书画艺术。他不遗余力地搜集王羲之、王献之、谢安、桓温、赵佶、米芾诸名家法书于万历三十一年（16o3）刊刻《戏鸿堂法帖》行世。 “风吹明月堕鱼梁读罢残书依绿杨。湖上藕花楼上月踏歌惊起睡鸳鸯。”1董其昌此时正值四十余岁的盛年广闻博识采集众长悠居林泉心闲手熟创作了《浮岚暖翠图》、《神楼图》、《枫泾仿古图》、《鹤林春社图》、《西湖八景图》、《溪回路转图》等描绘江南风光的著名山水画不仅用笔爽利遒劲而且含蓄灵秀墨色苍润把江南烟云流动、送翠接黛的景色传神地反映出来令人如临其境美不胜收。 正当董其昌在江南游目骋怀、放情山水时朝廷派他为湖广提学副使。 万历三十三年（16o5）春董其昌从松江溯长江赴武昌上任后来又因公务赴衡州（今湖南衡阳）、荆州、蕲州（今湖北蕲春）等地视察学政。他再游潇湘注意那时晴忽雨的泽国变幻顿觉妙趣横生时时展观随身携带董源、米芾、郭熙等人的作品对景领略古人作画的意境悟出诸如米氏山水墨沉淋漓、郭熙画石如云的奥秘情不自禁地在舟中濡墨挥毫去表现水乡那时而丽日多娇时而浓云密布的怪奇景色技艺愈为奇巧多变深得凡脱俗之趣。不过对于纷纭变化的政局董其昌却不那么留意在学使任上因不愿俯仰顺时而受到地方权势的反对。次年秋数百名应试的生徒在乡绅的怂恿下哄逐董其昌并捣坏官署。他立刻拜疏求去解绶返里依然在松江过着悠游林泉、萧闲疏旷的士大夫生活日夕以书画诗文为乐。 董其昌的诗以清丽自然、朴实明快著称大多描写自然景色和寻幽探胜1《明史》卷二八八《董其昌传》。 2陈焯：《湘管斋寓赏编》卷六《董思白山水卷》跋语。 1董其昌：《烟雨楼诗》万历《秀水县志》卷八《艺文》。 之趣流露出热爱祖国河山的情感和向往林泉的志向与他的品行相一致。这些诗虽率尔而成、传情而却词工、韵险直抒己意隽永、婉约耐人寻味。他的散文也平淡而潇洒温厚而精灵徐弘祖等人曾不远数百里来请他为先人写碑铭。董其昌最擅长题跋有时洋洋洒洒风流蕴藉恰到好处；有时三言五语亦妙趣横生如画龙点睛耐人寻味。他精于鉴赏判断虽出人意表却每每有据。同时他的行楷书天真烂漫又结构森然得赵孟頫之秀而去其媚兼苏东坡之刚而去其犷。因此董其昌的“片楮单牍人争宝之”1“名闻外国”2。他的作品往往是诗、书、画相得益彰。继“吴门派”之后董其昌被誉为“松江派”的泰斗而树帜艺坛。 后来朝廷任命董其昌为福建副使他上任仅四十五天便辞职告归。无官一身轻他又辞去朝廷任他为山东副使、登莱兵备、河南参政等职在江南写字作画鉴赏文物。一些字画往往经过他的品题而声价倍增董其昌所得润笔也相当可观加上子弟们仗势盘剥乡里垄断利津数十年间董其昌居然成为拥有千顷良田、百艘游船的大地主。 万历四十三年（1615）九月董氏子弟因横行霸道次子董祖常抢夺生员6兆芳家使女砸抢6氏家产并凌辱生员范昶致死又毒打范氏寡妇引起公愤。次年春松江府娄县、上海、华亭三县生员先难民众群起响应包围董宅。上海、青浦、金山三县百姓赶至华亭助阵不下万人放火焚烧了董氏松江白龙潭住宅董其昌如丧家之犬惶惶然避地苏州、吴兴直到秋天事平息才敢回家。这次轰动江南的民变史称“民抄董宦”。天启初年董其昌应召任太常寺卿兼侍读学士赴京修《神宗实录》、《光宗实录》。书成迁南京礼部右侍郎后改任协理詹事府事。天启五年（1625）升任南京礼部尚书人称“董宗伯”。但他见阉党毒焰熏天为避免不测乃深自远引乞休告归。崇祯四年（1631）他又被起用复任礼部尚书。这位七十八岁的老人酷爱书画老而弥笃他为内府名迹题跋环肥燕瘦品评甲乙常常忙得不亦乐乎有时不得不以弟子的作品去应付络绎不绝的求书画者1。朝鲜、琉球使臣也慕名前来索书奉若珍品2。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董其昌总觉得京中的荣华不如家乡的清闲都的琼楼玉宇比不过松江的五湖三泖；况且此时功成名就还是隐退为安。经过多次上疏乞休崇祯七年（1634）董其昌被特准致仕朝廷诏他为太子太保让他驰驿归里。崇祯九年（1636）秋他以老病逝于松江享年八十二岁。南明弘光政权时谥号“文敏”3。 董其昌传世书画作品甚丰有的流传美国、欧洲、日本至今保存完好。他的诗文有《容台集》等。 1何三畏：《漱六斋集》。 2《明史》卷二八八《董其昌传》。 1姜绍书：《韵石斋笔谈》卷下《余家书派》；程正揆：《青溪遗稿》卷二六。2谈迁：《枣林杂俎·先正流闻·董其昌》上海新文化书社1935年版第162页。3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董尚书其昌》。 第二节陈洪绶陈洪绶（1599—1652）字章侯幼名莲子一名胥岸号老莲、小净名。明亡后削为僧改号悔迟、老迟、弗迟、悔僧、云门僧、九品莲台主者。1万历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599年2月6日）诞生于浙江诸暨枫桥长阜乡。 陈洪绶的祖父官至广东、陕西布政使父亲则是一个屡试不第的秀才。 陈洪绶天资颖异从小就喜爱诗文翰墨尤好丹青有次去萧山来斯行家作客他见来氏庭院新刷的墙壁洁白无瑕乃于壁上画起数尺高的关羽像躯干魁伟凤眼长髯雄姿勃勃邻里叹为观止。来氏因而把这进庭院改为关羽祠。九岁时丧父在祖父的教育下他研习经史学作八股文并且对绘事的兴趣亦与日俱增。他时常过钱塘江去杭州观赏府学两廊的壁画还把石碑上宋人李公麟的《七十二贤图》拓回家闭门临摹直到不规形似才算满意。画家蓝瑛、孙杕见到他的绘画后惊叹不已蓝瑛赞叹道：“使斯人画成道子、子昂均当北面吾辈尚敢措一笔乎！”2除画人物外陈洪绶还学画花鸟、山水所绘《爱菊图》、《芙藻鸂鶒图》等妙趣横生闻名远近。他十四岁时悬画于市中已可“立致金钱”3。祖父去世后陈洪绶离乡到萧山随来斯行研习学问后来又娶来氏之女为妻。 为了获得更多的知识万历四十三年（1615）陈洪绶赴绍兴蕺山师事浙东名儒刘宗周。刘氏为人刚直、沉毅博学多才淡然名利恪守封建伦理尤好谈性命之学又富有爱国热忱这些都对陈洪绶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课读之暇他与同窗好友追慕屈原、李贺遗风作长短歌行挑灯相咏倡和为乐。他还乘兴绘《九歌人物图》、《屈子行吟图》以表达对爱国诗人的崇敬之情。这些图画构思简括技巧娴熟既如宋人梁楷惜墨若金又如唐人吴道子“吴带当风”人物衣纹清圆爽劲清晰动人。他又爱读《华严经》沉溺其中至忘寝食。此外还擅长行草学宋人米芾遒劲、奔放。有些人为了得到他的墨迹争相与之结交。不过陈洪绶并不因名声斐然而沾沾自喜他想到家境的败落国运的衰微而自己苦读有年却依然白袍青衣功名不就效劳朝廷、荣宗耀祖的志向迟迟不能实现故而常常牢骚满腹郁郁寡欢杜康自放借以消愁；有时烂醉之后使气骂座指斥臧否一吐胸中不悦神情孤傲疏狂不羁即便学使遣人向他索画也会遭到拒绝。 陈洪绶最喜欢去杭州饱游饫看西湖山水他徜徉于灵隐、岳王庙、于公祠诸胜行吟六桥三竺间以诗画寄托自己怀才不遇的忧伤。他在诗中写道：“萧寺闻寒鸟冷泉写黄鸟时年二十三高怀甚了了。”1这类感叹岁月蹉跎的诗流露出当时他不得意的心境。 天启三年（1623）陈洪绶妻来氏染病亡故。这个突如其来的灾难加1黄涌泉：《陈洪绶年谱》人民美术出版社196o年版。 2孟远：《陈洪绶传》据陈洪绶：《宝纶堂集》卷康熙木活字本。3毛奇龄：《西河文集·传》七《陈老莲别传》。 1陈洪绶：《枯枝黄鸟图》自题。按：此图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上家庭的纠葛给他增添了新的痛苦和烦恼；赘婿丧妻处境自然十分尴尬。于是他决计北上捐资参加国子监考试图谋一展抱负。冬天他抵北京但京城正是太监魏忠贤柄权的时候贿赂公行党祸不测群小喧嚣一派乌烟瘴气。他不仅壮志难酬而且还卧病不起穷困潦倒处境十分狼狈。四年（1624）陈洪绶病体稍愈就扫兴南归养病诸暨。在家乡他结识县主簿周文炜之子周亮工两人同游五泄山观瀑布谈诗文趣味相投许为笔墨之友。 不久陈洪绶到杭州与张岱读书灵隐岣嵝山房并娶韩氏女为续弦。 这时陈洪绶新得佳丽风流倜傥更加疏放自娱；他醉心绘事借以寄趣排忧而且不为时尚所囿大胆地为那些士大夫不屑一顾的作图所绘《水浒人物》出人意表梁山豪杰奇形怪状而神态毕具“英雄忠义之气郁郁芊芊积于笔墨间”1陈继儒、赵宦光、邵弥等画家见后无不为之骇目惊心。钱江两岸秀色可餐他载酒泛舟陶醉在绿水青山中性格也渐渐变得豁达、开朗。他在一诗中写道：“不可常傲物我亦爱傲人。三旬不成事诗酒江南春。”2乐观、潇洒颇为旷达。他还和曾鲸、祁彪佳等人诗酒高会切磋画艺创作日丰有《娇红记人物图》、《古木秋天图》、《凤尾墨竹图》、《松石罗汉图》、《来鲁道夫人行乐图》、《宣文君授经图》等著名的作品问世。 崇祯十三年（164o）陈洪绶再次赴北京参加国子监考试。他喜结交善绘事好声伎性放诞和方以智、王崇简等复社名士文酒往还畅怀娱乐后来又以国子监生召为舍人临历代帝王像因得纵观内府书画技艺猛进。他不像“吴门派”末流那样抱残守缺而是学“松江派”博取广采倾心揣摩古人技法融会诸长自成一家；所绘山水亭榭布墨有法苍老润洁颇具士气；人物深得古意奇思巧构变幻合宜怪伟磊落形神毕具；设色学吴道子与世俗所尚浓艳之趣大相径庭。陈洪绶的绘画与顺天（今北京市）崔子忠齐名执画坛牛耳时人有“南陈北崔”的美誉。不久他被任命为内廷供奉。但陈洪绶目睹朝中权臣柄政人事蜩螗因而无意逗留北京托辞不赴。在为周亮工绘的《彭泽令像》中他流露出归隐之意。崇祯十六年（1643）陈洪绶终于离京回乡尔后僦居绍兴城中徐渭故居“青藤书屋”。此处“不闻铁骑夕阳嘶”1可以安心创作为此他非常欣慰。然而政局的动荡已到了使人无法宁静的地步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农民军攻入北京皇帝自尽煤山的消息传到江南陈洪绶深感震惊为明室的倾覆而无比悲痛吞声哭泣时而纵酒狂呼时而与游侠少年椎牛埋狗一失常态人以“狂士”相称弘光政权成立后友人劝他去应科举以效忠明室但他以“腐儒不可报君仇药草簪中醉暮秋。此已生而不若死尚思帝里看花落”的诗句2谢却友人的好意表示不思进取。次年弘光政权灭亡。清军南进占据杭州浙东骚然。陈洪绶的师友刘宗周、祝渊、王毓蓍、祁彪佳痛江山不保恨奸臣误事或绝食或投水纷纷含愤自尽。这些可歌可泣的事件给他很深的刺激当鲁王监国绍兴时他便投奔南明1张岱：《陶庵梦忆·水浒牌》上海书店1982年影印本第51页。 2陈洪绶：《宝纶堂集》卷四《久留》。 1陈洪绶：《宝纶堂集》卷九《扫除青藤书屋有感》。 2陈洪绶：《宝纶堂集》卷九《友人劝予南京科举时甲申九月》。 政权。可是官军却借抗清之名行虐民之实残酷的现实仿佛似一帖清醒剂使陈洪绶对南明政权失去了信心。监国鲁王任命他为翰林隆武遥授他为御史均被心灰意冷的陈洪绶拒绝。满腔悲愤和磊落之慨唯有从诗画中得到宣泄他挥毫泼墨绘《葛洪移家图》、《雷峰西照小景》、《钟馗像》等笔墨之间处处表现出忧国伤时之感。马士英慕名卑礼求识一面陈洪绶对这个祸国殃民的权贵非常厌恶闭门坚拒。倘若有老兵出酒索诗画他反而会欣然应允。 顺治三年（1646）浙东抗清武装节节失利陈洪绶避乱绍兴郊外鹫峰一度被清兵俘获因拒绝作画而险遭杀害。六月他潜至城南云门山迫于生计改号披缁开始过着借僧活命的生活。数年来动荡的环境加深了他对黑暗社会的不满在《官军行》、《搜牢行》的长诗中他抒了对饱受战乱的家乡百姓的深切同情。 鉴于山寺卖画的不便顺治四年（1647）陈洪绶回到城内青藤书屋。 是时清兵磨刀霍霍大肆镇压四乡百姓的反抗城中人人自危。白天他不敢外出伏处书屋写《思荡坞》、《鸡鸣》等诗寄托对和平生活的憧憬。他认为虽则“乱世无德人无可邀天福”但“剃落亦无颜偷生事未了”深感自悔觉得“酣生五十年今日始见哭”1每当想到自己的“不忠不孝”未免“面赤耳热”2惶惧不安。 激于明亡愧于贪生陈洪绶内心充满着痛苦与矛盾因而愈加恣情山水纵酒浇愁。顺治六年（1649）他移居杭州吴山旧地重游见到苏堤垂柳皆被剪伐顿时感到无限的伤感作《西湖垂柳图》表现昔日湖畔杨柳依依、绿叶婆娑的湖光美景借以一泄离乱之恨。他自称感慨多在山水间愿与云影、山声、水光、花色共生共灭青壮年时期的功名之欲在人生的磨难之中已化为死灰。陈洪绶此时不轻易创作只是迫于生计才染笔涂抹但笔力练达、老成所绘《斗草仕女图》、《折梅仕女图》笔墨倩冶工而入逸仕女穿宽袖唐装与清人满服异趣；仕女有的含愁欲诉有的凝神多思风神衣袂飘飘若仙。山水如《秋林晚泊图》、《溪山清夏图》墨色简淡意境深邃枯树残柳写出自己对山河破碎的焦虑。 陈洪绶主张绘画既要汲取古人长处又要师法自然并强调独抒性灵不求形似。他喜欢清晨出门漫步长桥、苏堤吟咏篱落间观赏西湖群峰静谧幽深的翠色耽玩难舍直至红日高升才返回吴山僧舍。他又好用篆籀法画人物力量宏深渊雅静穆古拙似魏晋手笔所写题材大多为民间版画如《博古叶子》和《鸳鸯冢》、《西厢记》、《水浒》人物深为百姓喜闻乐见。尤其是图中人物的衣着式展现汉唐传统衣冠寄托着深挚的民族情感意在画外。 尽管生活清贫一些旧友对穷困潦倒的陈洪绶冷若冰霜但饱经世态炎凉的他却执意不为清廷服务孤傲不屈过着温饱不济的生活每得佳酿辄烂醉方休。故交周亮工降清官至户部右侍郎路过杭州向他索画洪绶不应；后经屡请才作《归去来图》用心良苦地劝周亮工不要为清廷服务。图中《解绶》一幅绘陶渊明傲然官禄两眼充满着愤懑的神色形像高大；而接印的书生个子矮小弯背荷腰一副拘谨贪禄的猥琐模样。此图既表1陈洪绶：《宝纶堂集》卷四《青藤书屋示诸子》。 2《宝纶堂集》卷二《太子湾识》。 现了陈洪绶的爱憎与民族节气又浑然有古朴之风由神入化技艺高。顺治九年（1652）陈洪绶忽然离开杭州回到诸暨与旧时交游流连不忍相舍不久病逝。或说他“才多不自谋”“有黄祖之祸”1意即为粗蠢武人所害。根据他晚年曾在浙抚“田雄坐尝使酒大骂”2可以推测陈洪绶可能被嗜杀成性的田雄所暗杀。享年五十四岁葬于绍兴谢墅官山。 子陈字字无名号小莲；学生严湛字水子两人皆善画人物。 洪绶一生品行旷达才气横溢。书画颇有传世有的流传海外日本、朝鲜等国争相购藏视若珍品。诗文大多收入《宝纶堂集》。此外还著有哲学著作《筮仪象解》。 1丁耀亢：《丁野鹤集》《6舫诗草》卷四《壬辰（计一百六十四篇）·哀浙士陈章侯（时有黄祖之祸）》。参见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683—684页。2邵廷采：《思复堂集》卷三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18页。第四十三章唐寅文徵明祝允明沈周仇英第一节唐寅唐寅字伯虎、子畏晚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鲁国唐生、逃禅仙吏等自署印有“南京解元”、“龙虎榜中名第一烟花队里醉千场”等1。苏州吴县（今属江苏）皋桥吴趋里人。生于成化六年二月初四日（147o年3月5日）殁于嘉靖二年十二月初二日（1523年1月7日）2。祖籍晋昌（今山西晋城）出身于商贾家庭。他父亲却追慕功名希望子弟能以科名成家。唐寅从小聪慧过人少年即有才名然而他秉性疏旷放荡不羁。父亲去世后更是无拘无束纵酒不事生产不肯埋穷经。又经儿子早夭爱妻徐氏病故一连串的打击使唐寅不知所措终日长歌当哭嬉游无度甚至与同邑“狂生”张灵裸立学宫泮池中激水相斗亦不在意。3好友祝允明见他自暴自弃十分惋惜乃规劝他用心读书。唐寅慨然地说：“闭户经年取解如反掌耳。”1非常自信以后听从规劝闭户苦读一年志在必得功名果然于弘治十一年（1498）考中江南乡试第一名举人摘取“解元”桂冠。 唐寅参加乡试时主考官梁储看到他的试卷曾惊叹他为“奇才”。还朝后又携卷给詹事程敏政看两人相与叹息道：“一解不足重唐生也！”2于是程敏政也将唐寅收纳门下。后来梁储奉使南行唐寅曾请求程敏政代写一文以送行。 次年会试唐寅与江阴考生徐经同舟而行入京后又居住在一起。不料徐经竟贿赂主考官程敏政的书僮偷得考题。案唐寅受牵累下狱饱受拷掠“身贯三木卒吏如虎举头抢地涕泗横集”3。尽管当局找不到唐寅与程敏政勾通的证据但终因唐寅是程的门生而被取消科考资格并往浙江为吏。 唐寅遭此莫名横祸痛感社会的黑暗大呼“士可杀而不可辱”4断然拒绝为吏返回吴县老家从此无意功名。此时他的继室见丈夫功名断送富贵荣华顿成泡影便时时口出怨言夫妻终于感情破裂分道扬镳。 为了排遣胸中的烦闷唐寅离家远游湖南、湖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凡洞庭湖、祝融峰、武夷山、灵隐寺山水清幽之处他都驻足流连领略湖山之胜。祖国秀丽奇伟的大好江山自然界宁静无争的天地使唐寅襟怀为之舒畅。回到家乡后他振作精神在苏州金阊门外桃花坞筑“桃花1徐邦达：《中国绘画史图录》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年版第544—549页。2唐寅：《六如居士集》卷七《志传》祝允明：《唐伯虎墓志铭》第8页。嘉庆六年重刊本。3据《六如居士集》卷七《志传》黄鲁曾：《吴中故实记》第11页。1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唐解元寅》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新一版第297页。2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唐解元寅》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新一版第297页。3唐寅：《六如居士集》卷五《与文徵明书》第3、4页。 4唐寅：《六如居士集》卷五《与文徵明书》第3、4页。 庵”寄趣诗画创作并以卖画为生。 唐寅的绘画初学“院派”画家周臣山水、人物、花鸟无所不工笔墨精细形象真实。放游归来后他把才情奇思与积郁之气悉数倾注丹铅笔墨之中所绘除师法自然外还师法宋元以来诸名家以诗画来表现自己的情感寄托逸花吐云般的英气并与师友沈周、祝允明、文徵明等研讨技法切磋画艺广采博取清秀细纤之中更添豪迈粗放的新意。 唐寅的山水画立意高雅大多表现高人雅士隐遁林泉、飘然尘俗的境况借以吐露自己对社会黑暗的痛恨与反抗与一些纯粹陶情山水的作品有所不同更富有思想性和迈旷逸之趣。由于唐寅既有院派的功底又有文人画家的涵养所以他的山水作品纤细而秀润沈郁而奇峭“刊落庸琐务求浓厚连江叠■■■不穷”1给人以真实而具体的美感令人遐思万端。如《太湖平远图》、《江南农事图》、《春山幽趣图》等工笔、写意俱佳雅俗共赏。 唐寅尤其擅长绘仕女、人物。他笔下的宫妓、歌女、丫鬟等承唐人张萱、周昉之风线条工细衣裳劲简彩色柔丽但并非丰腴高髻而是小眉、小眼、瓜子脸表现出江南女子娇小纤丽、弱不禁风的情态让人同情生怜。如《贵妃出浴图》、《簪花仕女图》、《秋风纨扇图》等形象大多清秀端庄、婀娜娟丽眼中流露出羞涩的脉脉温情十分含蓄、动人。他所绘花鸟既不像院体过于刻板却能得其纤细之妙而且墨韵明净真趣跃然；落墨疏密有致恰到好处。像《梅花图》、《雨竹图》、《春莺图》等翩翩文雅洒脱高洁。 在桃花庵唐寅与江南文友诗酒往还专意创作自诩为“桃花庵里桃花仙”1自由自在颇得其乐。以后他又娶沈氏为妻两人相敬如宾并得一女生活中充满了天伦之乐。“不炼金丹不坐禅饥来吃饭倦来眠。生涯画笔兼诗笔踪迹花边与柳边。”2唐寅卖画自给问心无愧襟怀坦荡风雅为欢。然而宁静的生活并没有磨平他的功名之欲委曲之心总是耿耿难平。 正德九年（1514）唐寅四十五岁时终于应宁王朱宸濠之聘前往南昌充任宾客。但他到了宁王府后逐渐现那些应召来的幕客大多是不学无术之徒猥琐庸俗阿谀奉迎；而宁王又残暴无道居心叵测萌有异谋。唐寅十分后悔自己即将卷入不测之祸乃借酒装疯露其丑秽；宁王不堪忍受以为唐寅这个江南才子仅为徒有虚名之辈数月后便放他东归。 “乞求无得束书归依旧骑驴向翠微。满面风霜尘土色山妻相对有牛衣。”3南昌之行使唐寅对权贵的奸诈与虚伪有更清楚的认识从此他彻底地打消了仕宦功名之念。唐寅认为：“丈夫虽不成名要当慷慨何乃效楚囚！”4因而他愈加放荡不羁疏狂任性每每高朋满座纵论东西恣肆汪洋时奇趣。 唐寅的诗歌初学唐人此时则宗刘禹锡、白居易“多凄怨之词”1王稚登：《国朝吴郡丹青志·唐解元》见《美术丛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44页。1唐寅：《六如居士集》卷一《桃花庵歌》第14页。 2唐寅：《六如居士集》卷二《感怀》第25页。 3唐寅：《自题骑驴思归图轴》。按：此图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4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唐解元寅》第297—298页。 “不计工拙兴寄烂慢”5而风采斐然照耀江表。在诗中他不时流露出人生如梦的感叹如《叹世词》云：“春去春来白头空自捱。花落花开红颜容易改。世事等浮埃光阴如过隙。休慕云台功名安在哉。休想蓬莱神仙真浪猜。清闲两字钱难买枉把身拘碍。人生过百年便是三界别无闲计策□□。”又如《漫兴诗》云：“人生七十古来有处世谁能得长久。光阴真是过隙驹绿鬓看看成白。积金到斗俱是闲几人买断鬼门关。白日升天无此理自古有生还有死。眼前富贵一枰棋身后功名半张纸。古称彭祖寿最多八百年后还如何。请君听我歌且舞穷通寿夭皆由他。”1消极自放却饱含着辛酸的人生感受。他还出入秦楼楚馆放浪形骸以尽量享受短暂的人生并借以消却胸中的忧愁在“半醒半醉”的生活中冷眼世事孤傲不羁“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2。民间为此把他称作“江南第一风流才子”流传着“三笑姻缘”等关于唐寅玩世不恭的故事。“秋来纨扇合收藏何事佳人重感伤。请托世情详细看大都谁不逐炎凉！”3晚年唐寅的诗文更为颓放但亦更为沈玄他自谓“后人知我者在此”4。唐寅还归心佛教从色空观与人生梦幻说中寻求寄托；绘画笔墨老成练达蓄有疏放之气。他沉溺酒色生活潦倒以致贫病交加在势利的社会中过着孤寂的生活。尽管唐寅常以清闲自慰但内心的不平与委屈始终难以消去。“生在阳间有散场死归地府也何妨。阳间地府俱相似只当漂流在异乡。”5嘉靖二年（1523）冬他在临终前留下这绝笔诗含愤去世享年五十四岁。 唐寅的一生怀才不遇但却以诗画为明代的文化作出了贡献后人把他与沈周、文徵明、仇英共推为画家“吴门派”的四杰视作重振和展文人画的大家；又把他与文徵明、祝允明、徐祯卿共推为诗家“吴中四才子”以诗风明快畅达而领一时风骚。唐寅兼工书法行楷秀劲；他又善作曲多才多艺。唐寅的诗文收入《六如居士集》绘画作品传世有《落霞孤鹜图》、《簪花仕女图》、《山路松声图》等。 5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唐解元寅》第297—298页。 1汪砢玉：《珊瑚网·书录》卷十六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376—377页。2唐寅：《六如居士集》卷一《桃花庵歌》第14页。 3唐寅：《自题纨扇图》。按：此图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4《明史》卷二八六《唐寅传》开明书店版第7794页。 5唐寅：《六如居士集》卷三《伯虎绝笔》第33页。 第二节文徵明文徵明原名壁（亦作璧）字徵明后改字徵仲别号衡山居士长洲（今江苏苏州）人。生于成化六年十一月初六日（147o年11月28日）殁于嘉靖三十八年二月二十日（1559年3月28日）1出身于官宦家庭。父亲文林曾任温州知府雅好诗文书画为官清廉正直。文徵明少年时并不聪敏“岁语犹不甚了了”2可是他并不自暴自弃力学自勉；后从父执李应祯学书法从沈周学绘画从吴宽学诗文。这些前辈对他要求都很严格有次文徵明练字模仿苏轼行书笔意李应祯嫌他缺乏基本行笔功力不宜过早弃楷学行乃立即大声训斥道：“破却工夫何用随人脚踵？”并且又说道：“吾学书四十年今始有得。”3谆谆告诫文徵明要有踏实的学风。文徵明还与唐寅、都穆、徐祯卿等游从甚密切磋学问。在良师益友的熏陶下他经过刻苦努力二十余岁时能诗会画文名渐起。 弘治十二年（1499）文徵明之父在温州知府任上不幸得了重病。他闻讯立即请医生一同赶去但到达温州时他的父亲已经去世三天了。当地官绅士民凑了数千金作为赙银送给文徵明他婉言谢却并作书答谢道：“吾父以廉吏称而吾忍污其死耶？《传》不云乎父死之谓何又因以为利！”温州士民非常佩服他的为人因建“却金亭”以表彰文徵明的廉洁高风。1父亲去世后文徵明愈加勤奋学习研习八股制义准备应科考但他却屡困场屋仅为秀才。而他的好友唐寅、祝允明、都穆先后中举。命运多舛不禁使文徵明感慨万分他长叹道：“吾岂不能时文哉？得不得固有命耳。然使吾匍匐求合时好吾不能也。”2为了消除烦恼他在寒窗课读之际寄趣书画肆力古文以后竟醉心于此难以自拔。他埋艺文不慕利禄家境较为清贫。但文徵明却甘于朴素不愿意接受任何人的怜悯或恩赐。有次巡抚俞谏嘉慕他的才学准备送一些钱给他就指着文徵明的衣服说：“怎么破成这副样子？”文徵明佯装不懂说：“这是暂时遭雨淋的缘故。”因而使得俞谏送钱的意图难以出口。3“舍舟即嵚崎探策入窈窕。穷崖擘苍铁直下千寻表。绝蹬悬飞梁仰心欲悼。阴壑多长风六月更幽悄。秋声落井干翠雨滴深篠。与君富闲怀竟日恣幽讨。都将双足尘濯向千年沼。”1文徵明性好山水创作之暇常去苏州虎丘、天平山诸名胜游览寄怀自然陶情冶性；有时还与友人结伴至南京、嘉兴、滁州、无锡等地放舟清流欣赏奇文指点山河悦目赏心怡然自得。 随着岁月的推移文徵明的文名和清雅高风已遍传海内不少名流都来登门求教他与唐寅、徐祯卿、祝允明有“吴中四才子”之誉。 1据温肇桐：《明代四大画家·文徵明·文徵明先生年表》香港幸福出版社196o年版第2o、34页。2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八三《文先生传》。 3文嘉：《先君行略》见文徵明：《文徵明集·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619页。1黄佐：《泰泉集》卷五四《将仕佐郎翰林院待诏衡山文公墓志》。 2文嘉：《先君行略》见文徵明：《文徵明集·附录》第162o页。3《明史》卷二八七《文徵明传》。 1文徵明：《文徵明集》卷三《同履仁濯足剑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7页。正德九年（1514）宁王朱宸濠倾慕文徵明的才艺遣人送厚礼邀他去南昌。当时吴中一些文士如唐寅等禁不住宁王的盛情纷纷应聘前往南昌而文徵明却认为宁王如此广纳人才必定不甘“久安藩服”2居心叵测因而他托病谢绝。许多人觉得文徵明未免过分敏感不以为然。数年后宁王果然叛乱大家才信服文徵明具有远见卓识。 文徵明五十四岁时由苏州巡抚李克成推荐以贡生资格到北京吏部授为翰林院待诏参修《武宗实录》。在翰林院中文徵明结识了杨慎、黄佐、林俊等一些饱学之士他们谈论学问相得甚欢结为“莫逆”之友。文徵明以知识渊博而受到人们的敬重“一时诸名士觌德相先”以致“户外屦常满”3。 “月转苍龙阙角西建章云敛玉绳低。碧箫双引鸾声细彩扇平分雉尾齐。老幸缀行班石陛谬惭通籍预金闺。日高归院词头下满袖天香拆紫泥。”1文徵明在京中这文人荟萃、五方杂处之地见识得以增长胸襟得以开拓。然而却好景不长次年他的友人杨慎等因“大礼议”事件而被世宗放逐。京中奸佞当道群小弹冠相庆。文徵明因为不是进士出身遭到一些年轻进士的讥讽被人视为画匠。《实录》修完后他又不愿巴结权贵得不到升迁。少傅张璁是文徵明之父在温州选拔的文士他千方百计想拉拢文徵明但性格耿介的文徵明却不甘与权贵同流合污避之唯恐不及。兵部尚书杨一清是文徵明之父的同年进士文徵明并不因此去谋求升迁反而指责杨一清的虚伪。 “天上楼台白玉堂白头来作秘书郎。退朝每傍花枝入儤直遥闻刻漏长。铃索萧闲青琐静词头烂熳紫泥香。野人不识瀛洲乐清梦依然在故乡。”2官场的尔虞我诈时时使文徵明产生误落尘网之感他思念家乡怀念昔日自由的生活决计请求南归终于在五十七岁时得以如愿从此开始过着诗画自娱、绝意仕进的生活。 回到江南后文徵明筑“玉磬山房”于长洲栽梧桐于庭院内整日恣肆啸咏放情丹青自由自在了无遗憾。慕名登门求诗文书画者络绎不绝。他萧闲吐纳随时应答文思敏捷技法娴熟应付裕如。 受沈周影响文徵明认为诗文书画是寄托精神的墨戏可以表现自己的情操与个性是高雅的文化活动；“文人画”与画匠之作不可同日而语后者只是机械的谋生之作。他对于藩王、权贵、外国使者的求字求画都婉言拒绝认为这三种人不懂诗文书画的高雅情趣为他们作画会有失“文人”身份而容易被人视为“画匠”。一些外国使者经过吴门得不到文徵明的作品只好遥致敬礼引以为憾。1“苍山叠叠水斜斜杨柳阴阴拂岸长。蜗名蝇利竟何益争似青山卧白云。”2文徵明北京归来更加酷爱家乡如画的山水寒山寺的晨钟暮鼓天平山的参天怪石虎丘的古塔灵岩的旧宫太湖的风帆运河的长桥无2文嘉：《先君行略》见文徵明：《文徵明集·附录》第162o页。3黄佐：《将仕佐郎翰林院待诏衡山文公墓志》见文徵明：《文徵明集·附录》第1631页。1文徵明：《文徵明集》卷十一《奉天殿早朝二》之二第291页2文徵明：《文徵明集》卷十一《内直有感》第298页。 1《明史》卷二八七《文徵明传》。 2文徵明：《题画诗》。按：此《山水图》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不令他四时陶醉不已徜徉于山明水秀之中。得自然风光之助文徵明隽思若涌画意诗情绵绵不绝。他的山水画除师法沈周简朴浑厚的画风外还广学元人赵孟頫、王蒙、倪瓒、吴镇、黄公望笔意萧疏幽淡渐渐形成自己简洁典雅的风格。文徵明笔下的山水大多是描写他所熟悉的苏州风物无论是平静的湖水淡淡的远山还是白墙黑瓦的村舍曲径通幽的园林都表现出江南湖山的秀美明媚寄托着自己陶情林泉的隐逸之思。 文徵明的作品有细密秀美之作但却带粗拙之味；也有疏粗放逸之作但却蓄有翩翩文雅之致。他能够将粗疏与精细巧妙地结合起来使笔下山水显得更为清丽动人生机盎然。文徵明的设色山水学赵孟頫青绿法而不似李师道那样金碧辉煌能使江南翠色浓郁及阴湿多晦的特征一一无遗地显示出来。 除山水之外文徵明还兼工人物、花卉；仕女、古贤之像则秉承晋人顾恺之“高古游丝描”法笔法以简洁秀挺取胜；兰竹之属落笔以风斜雨急之意相拟婉润秀丽雅趣横溢清幽可人。 他的书法也博采名家之长于篆、楷、隶、行、草诸体皆有造诣尤长于行、楷骨力刚健颇具宋人风采稳重而秀劲。小楷以精整见称平稳融和。 文徵明的诗歌宗白居易、苏轼抒写个人胸臆吐词清丽明快逸韵悠远大多流露出悠游江南的闲适情感歌风吟月潇洒倜傥。但也有一些作品洋溢着慷慨豪情如《满江红［拂拭残碑］》云：“拂拭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岂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最无端堪恨又堪悲风波狱。岂不念封疆蹙？岂不惜徽、钦辱？念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古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1指斥宋高宗偏安江南冤杀岳飞精警而雄肆吐露了爱国的豪情。他善于把诗文书画融为一体相映成趣使“文人画”的书卷之气更为浓郁。 文徵明洁身自好优游林壑“四方文儒道吴者莫不过从亦有枉道至者”“艺文布满海内家传人诵”2。晚年他的书画老成苍秀满纸淋漓更富逸韵。尤其可贵的是他“好奖掖后进”“有乞书者辄云：‘吾老且倦即书亦不佳盍住周公瑕。公瑕名不减吾而神情正旺于君何如。’有乞画者辄又云：‘当吾世而有钱叔宝安用我为。’”3因此周天球（公瑕）、钱谷（叔宝）等后学皆能脱颖而出树名艺苑。文徵明的其他门生弟子如陈淳、6治、文彭、文嘉、文淑等亦皈依不绝各呈风采。他“主中吴风雅之盟者三十余年”1成为江南艺坛一代功德之主影响远近。 文徵明还“博习典故元末国初故家遗老流风旧事从容抵掌历历如贯珠”；他常常“坐白纸窗下拥炉曝背剧谈亹亹坐客皆移日忘去”2。 嘉靖三十八年（1559）春文徵明安然逝于家中享年九十岁。临终前1文徵明：《文徵明集·补辑》卷十七《满江红》第1234页。 2黄佐：《将仕佐郎翰林院待诏衡山文公墓志》见《文徵明集·附录》第1633页。3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卷一《智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影印明末刻本第14页。1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文待诏徵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o5页。2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文待诏徵明》第3o6页。 犹为严御史母书墓志铭。文徵明去世后学者私谥贞献先生。 文徵明的一生十试十落但他从中吸取教训我行我素淡然功名寄趣艺事终于大器晚成。他“劳谦自牧未尝一置身于有过之地”3因而能旷达无怨知足常乐；又能活到老学到老创作到老以诗文书画陶冶性情颐养天年把沈周复兴的“文人画”推向新的展高度不仅使“文人画”的诗、书、画一体结合得更为完美而且还阐扬书画自娱的文人士大夫精神追求笔墨清润疏秀以致与沈周、唐寅等形成“吴门画派”成为明代最有影响的美术流派。 由于勤奋和高寿文徵明是我国古代美术史上作品最多的艺术家仅据著录所载作品就达五千余件之多。其中如《洛神图》、《古木寒泉图》、《洞庭西山图》、《漪兰竹石图》、《真赏斋图》等以及楷书《心经》、《千字文》、《洛神赋》等除珍藏中国外还为日本、美国、西欧等国所收藏成为东方美术的珍品而传誉世界。著作名《莆田集》后人编为《文徵明集》。 3黄佐：《将仕佐郎翰林院待诏衡山文公墓志》见《文徵明集·附录》第1633页。第三节祝允明祝允明（146o—1526）字希哲因生来右手六指故自号枝山又号枝指生1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出身于官宦之家。祖父祝颢官至山西布政司右参政晚年致仕家居高风雅韵辉映乡邦。外祖徐有贞曾任华盖殿大学士官至兵部尚书善诗文擅草书被人尊为“当代魁儒”2。受二祖的教育祝允明“耳濡目染”“五岁作径尺字九岁能诗”。 他勤奋好学读书过目成诵无论巨细精粗皆能兼收并容年轻时便“贯综典训为文章茹涵古今”3。被南京太仆寺少卿、书法家李应祯选为女婿。 祝允明在李应祯的影响下擅长楷书精整严谨浑朴秀美。他秉性旷达常在广庭之中当众谈笑风生而援笔疾书诗文则思若泉涌颇富奇气。又爱好戏曲音乐不仅善度新曲而且逢场作戏粉墨登场连一些梨园弟子都自愧演技不如。他蔑视礼法风流自喜甚至饮酒狎妓与唐寅、徐祯卿、文徵明并称为“吴中四才子”。 然而祝允明参加科考却连年失利直至弘治五年（1492）三十三岁时才中举人。后又参加会试皆垂翅而归仅补官任广东兴宁知县迁应天府（今江苏南京）通判。可是放诞不羁的祝允明又过不惯官场虚伪的生活不久便称病回家。 “吟诗写画似参禅不向他人被里眠。生公堂前点头石天平山上白云泉”；“身在云西梦想闲松头鹤影枕屏间。一声隐隐啼花雉信手推窗满眼山”。祝允明回乡后更加沉酣山水诗文疏狂自放。他似乎看破了人生觉得一切都是游戏在一题画诗中写道：“费却青钱换戏资世人多道小儿痴。不知世事谁非戏争得长年作小儿。”1祝允明百无聊赖又“惮近礼法”2才情无处宣泄乃一一托之于自己所喜爱的书法。他“虽幼承内外二祖（祝颢、徐有贞）怀膝长侍妇翁（李应祯）几杖俱令习晋唐法书而宋元时帖殊不令学也”；但是中年以后祝允明兼学宋元名家楷书而不甘囿于晋人、唐人了。他“每见米（芾）、赵（孟頫）二公书则又未尝不临文欣羡”“不胜技痒”以致“援笔试步亦略得形似焉”3。对历代名家的广泛学习不抱一成不变之见祝允明终于师古创新集诸家大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所作楷书用笔厚重浑朴筋骨内含寓有钟书古肥的特点；同时点画的曲折长短、大小秾纤和斜正疏密又变化多端与那种万字一同的科举气息、四平八稳的馆阁体势迥然相异点画参差大小相间显示出一种创新的精神而又通篇浑成一体并无杂乱之感。 除楷书外祝允明还兼长草书、行书。他的行草“源自大令（王献之）、1《明史》卷二八六《祝允明传》开明书店版第7o9页。 2钱谦益：《历代诗集小传》丙集《祝京兆允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99页。3钱谦益：《历代诗集小传》丙集《祝京兆允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99页。1祝允明：《题画诗》见汪砢玉：《珊瑚网·书录》卷十六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376—377页。2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祝京兆允明》第299页。 3祝允明：《跋自书千字文、常清静经》。见《书法丛刊》第一辑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38页。永（智永）师兼以狂素（怀素）颠旭（张旭）”1。祝允明在师法晋、唐古人的同时还对元以来的书家进行研究比较长短得失从中汲取营养。他说：“虞集如卤簿礼官赞导应节结束弄姿稍远大雅；鲜于枢如三河壮侠长袖善舞豪鸷自擅时落胡俗；邓文原如叠壁层城不胜沈实；饶介如时花沐雨枝叶都新；张雨如道士醮词虽礼而野；倪瓒如金钱野菊略存别韵；杨维桢如华译夷语自堕侏■；陈璧如有若据坐尚有典刑；宋克如初筵卤彝忽见三代；解缙如盾郎执戟列侍明光。”在博览泛学的基础上祝允明探骊得珠行笔沉着痛快结体奇宕潇洒既有法度又能时出新意笔势转动之中见点画分明之效却无连绵缠藤之笔；变化多端而合于法度；跌宕奇特而老成不苟。他的行草澹古显然是与楷书的深厚功力有密切的关联。 祝允明的书法“乃今时第一”3享有盛誉。四方人士常常携带钱物登门向他求字求诗。然而祝允明却经常推辞不见沉湎酒色之中。有些人只好央求妓女请她们代向祝允明索字索诗。 祝允明晚年更是疏狂任性挥霍无度以卖字得钱用来饮酒作乐每次把钱花光为止或把钱散给客人自己不留分文以致日益贫困。有时出门时债主群集于其后他反而更加高兴。 “春光满郊野吾独爱西丘。碧水一池定白云千顷流。散人歌小海幼妓拨箜篌。远著谢公屐高登王粲楼。人生一杯酒又是系年游。”1“邢溪古岸头日午泊行舟。两树李花一河春水流。英灵尚香火豪杰不公侯。不尽古今恨拂衣归去休。”2祝允明晚年的诗歌亦愈为清新平实流畅通俗大多写景抒情吐露疏旷之感。 嘉靖五年（1526）祝允明因病去世享年六十七岁。他的一生为后人留下许多书法墨迹存世作品有《六体诗赋卷》、《草书洛神赋》、《真草二体嵇康养生论》、《楷书梅花诗》等。祝允明还总结自己学书心得写下《论楷书及扇书》认为“一血二骨三肉四筋五员六直七平八方九结构十变十者备谓之楷书”3；又写下《论章草》主张：“章草须有古意乃佳下笔重要亦如真书点画明净学者当以索靖、张芝、皇象、韦诞、月仪、《八月帖》、《急就章》为模范也。”4祝允明的诗文收入《枝山文集》（亦称《怀星堂集》）。此外尚有《野记》、《罪知录》、《蚕衣》等文及撰修《兴宁志》。 1祝允明：《草书李白歌风台卷》曾可前跋。此卷墨迹藏北京故宫博物院。2祝允明：《评胜国人书》见汪砢玉：《珊瑚网·书录》卷二四下第72o页。3徐渭：《又跋停云馆帖》《珊瑚网·书录》卷二四下第721页。 1祝允明：《枝山文集》卷三《偶游虎丘》同治十三年开雕元和祝氏藏版本第19页。2祝允明：《枝山文集》卷三《春日过邢溪春申君祠》第11页。 3祝允明：《论楷书及扇书》见汪砢玉：《珊瑚网·书录》卷二三下第64o页。4祝允明：《论章草》见《书法丛刊》第一辑第38页。 第四节沈周仇英沈周沈周字启南初号玉田改石田晚号白石翁别署有竹居主人长洲（今江苏苏州）相城人。生于宣德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427年12月1o日）1。出身世代书香门第父祖两代皆淡然轩冕隐居不仕寄情山水诗画自娱收藏图书典册宏富。少年时向伯父、父亲学习绘画又向同县人陈宽学习经书诗文聪敏勤奋才华出众。十五岁时游南京写百韵诗受到巡抚崔恭的赞许。崔恭还以《凤凰台赋》为题面试沈周的文才；他挥笔立就词采烂崔恭不由得惊奇万分把他譬为王勃。2沈周回乡后学习益勤奋“及长书无所不览”3。他为诗学李贺等晚唐诸家“分刌比度”4务求出语惊人；绘画多作小幅山水尤佳。受家庭的影响沈周决心效法父祖游艺丹青洒翰诗赋寄趣林泉与世无争地度此一生。 景泰四年（1453）苏州太守汪浒赏识沈周的才学乃推荐他应贤良科。沈周用《易经》占卦得“遁”之九五爻辞是“嘉遁贞吉”5他非常高兴隐居不仕的决心更加坚定并因此而辞去荐举。父亲去世后又有人劝沈周出去做官他则仍以养母娱亲相辞。为了避开尘俗的喧扰他特意在苏州城外购置了一栋房子依竹林傍水池筑假山建亭阁颇多自然之趣；而房内陈列图书文物窗明几净可以静心进行诗文书画的创作。 沈周潜心艺术很少入城。他为人宽厚恤贫孝悌好客胸襟磊落；蔑视黑暗的政治冷眼尔虞我诈的社会追求精神上的爱好与人身的个性自由而不介入名利是非之中因而坦荡逸“风神散朗骨格高古碧眼飘须俨如神仙”1。 步入中年后沈周的诗文改学杜甫、白居易、苏轼、6游诸家清新自然如云容水态若放马平原似其胸次不雕不琢颇得真朴之趣而难以方圆相囿。如《写怀寄僧》云：“虚壁疏灯一穗红闲阶随处乱鸣虫。明河有影微云外清露无声万木中。泽国苍茫秋水满居民流落野烟空。不知谁解抛忧患独对青山忆赞公。”2情高意逸天真烂熳因物赋形意象俱新。他也有悲壮苍郁之作如《从军行》云：“马上黄沙拂面行汉家何日不劳兵。匈奴久自忘甥舅仆射今谁托父兄。云暗旌旗婆勒渡月明刁斗受降城。左贤早待长绳缚莫遣论功白生。”3踔厉顿挫横绝四海风度如6游洋溢忧国爱民之情。 沈周的题画诗最为格高调雅闻名远近如“钓竿七尺玉夕阳千叠山；1据温肇桐：《明代四大画家·沈石田·沈石田先生年表》香港幸福出版社196o年版第21、32页。2据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石田先生沈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新一版第29o页。3《明史》卷二九八《沈周传》。 4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石田先生沈周》第29o页。 5文徵明：《文徵明集》卷二五《沈先生行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95页。1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石田先生沈周》第29o页。 2沈德潜等：《明诗别裁集》卷四《沈周》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9页。3沈德潜等：《明诗别裁集》卷四《沈周》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9页。山客恰好晚正及鸟飞还”；“草亭跨水沧浪间翠云零落雨痕于。如今剩写江南意一带青山隔岸看”等4才情风平淡多趣与画相配别具浪漫潇洒之意。他的绘画初学董源、巨然、李成诸家中年以后乃学倪瓒、黄公望等人并且在四十岁后拓为大幅；笔墨疏秀却坚实豪放沉着雄浑墨气淋漓。沈周于山水、人物、花鸟、禽鱼、蔬果之属无所不精。他“凡有所作实力虚神浑然有余”落笔“似其为人浩浩落落自得于中无假乎外”5；“澹逸深永有突入南宋人者”1；他的作品“笔墨清润而于染渲之际元气淋漓诚有如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者”2颇类唐人王维。 沈周还擅长书法学宋人黄庭坚放纵遒劲。他常常自作画自题诗诗书画相得益彰。所绘《东庄图》、《沧洲趣图》、《仙山楼阁图》、《三桧图》、《夜雨图》等大多描绘江南风光以丰富的想象与真切的感受表现祖国山河的锦绣、风光的明媚寄托着自己热爱自然、热爱自由的高雅情趣。 沈周的画风继承“元四家”的写意风格粗放磅礴使明初以来院派纤细拘谨的画风相形见绌。他的学生文徵明、唐寅等继之而起终于改变了院派在画坛占统治地位的局面使“文人画”能够复振而且形成了明代的文人画流派——“吴门画派”得以领一时风骚。 沈周虽然高致绝人但却和易近物凡小贩、农夫、牧翁等持纸来向他索画他多予以满足；即使有人以赝品来请他题句沈周也乐然应之。故而京师、闽广等地来求画者非常踊跃。 有苏州太守曹某下令征集画工为新衙署绘屋墙查画家名单中有沈周便遣衙役通知沈周应征作画。有人劝他去拜会达官贵人以解除这项差役。沈周回答说：“往役义也非辱也！求免而往则贱耳！”结果还是服完这次差役。尔后曹太守进京述职吏部官员向他打听沈周情况太守不知何指姑且唯唯而已。后来内阁大学士李东阳又问：“沈先生有书信吗？”曹太守更加惊慌茫然无言以对。他出来后急忙向侍郎吴宽打听：“沈先生何人？”方才知道沈先生就是上次自己征集的画工沈周感到非常惭愧。曹太守回苏州后不先回家而是直接去拜访沈周赔礼道歉引咎自责。1沈周除到虞山、苏杭一带近处游览外因侍奉老母没有到远方去游览名胜。他的母亲活到九十九岁才去世这时沈周也年已八十。他虽年迈“而聪明不衰酬对终日不少厌怠。风流文物照映一时”人们以为“百年来东南文物之盛盖莫有过之者”2。正德四年八月初二日（15o9年8月17日）因病去世享年八十三岁。 沈周的诗文著作有《石田集》、《客座新闻》、《石田杂记》、《杜东原先生年谱》等。传世绘画作品有《溪山暮雪图》、《万松图》、《西园八咏册》、《洞庭秋霁图》、《风雨孤帆图》、《庐山高图》、《盘菊幽赏图》、4沈周：《题画诗》转引自温肇桐：《明代四大画家·沈石田》第18—19页。5方薰：《山静居论画》转引自温肇桐：《明代四大画家·沈石田》第13页。1曾农髯：《跋沈石田山水册》转引自温肇桐：《明代四大画家·沈石田》第14页。2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二九《画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67页。1据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二七《沈周传》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532页。2文徵明：《文徵明集》卷二五《沈先生行状》第596页。 《虎丘图》、《杏花图》、《慈鸟图》等。3沈周一生逍遥脱名利两忘献身诗画创作使一度沉寂的“文人画”得以复兴金声玉振重振风采。他出类拔萃开风导气被推为“吴门画派”的宗师与文徵明、唐寅、仇英同称“吴门四大家”。 仇英仇英（约15o2—约1552）1字实父、实甫号十洲原籍太仓（今属江苏）后移居苏州。出身贫寒年轻时为油漆工匠。他笃爱绘画常常试绘山水、人物等漆画以技艺精巧而引起画家周臣的注意。周臣现仇英有群的绘画才能因而把他收做门徒。从此在良师的指导下绘画水平与日俱增。 周臣的绘画师法宋人马远、夏圭注重笔墨技法的基本功夫被视为“院体中一高手”2。受周臣的影响仇英也特别注意笔墨基本功的训练精于临摹“于唐宋名人画无所不摹写皆有稿本”3；“粉涂黄纸落笔乱真至于翠毫金丝丹缕素精丽艳逸无惭古人”4。 仇英临摹古人的作品凡山水、界画、花鸟、人物无所不学绘有《临宋人山水界画人物画册》、《临宋人花果翎毛画册》、《临贯休白描十六罗汉卷》、《摹李昭道海天落照图》、《摹松雪沙苑图》、《摹赵伯驹桃源图》、《临赵伯驹光武渡河图》、《临王维辋川图》、《仿李龙眠揭钵图》等。5在临摹古人的基础上他既汲取了院体画家的精细纤密又学到文人画家的雅逸放纵于南北诸画派的长处皆有心得体会。 仇英在技法上的学习不专一家而是撷取诸家之长熔于一炉形成自己的风格。如他所绘《湖上仙山图》“山石师王维林木师李成人物师吴元瑜设色师赵伯驹资诸家之长而浑合之种种臻妙”1不一而足。又如所绘《玉洞仙源图》亦“近仿鸥波得其轻清之致；远追摩诘乃多沉着之笔。而人物师李龙眠尤能须眉变换殆有古必参无体不化”2。后来仇英又结识了“吴门画派”大师文徵明。文徵明是讲求笔墨雅致、追求画外之意的文人画家仇英虚心向他学习得到文徵明的赞许所绘工而雅逸富有盎然生意。他虽然不能作诗文题跋就连印鉴也盖在画面不显著的位置上不像一般文人画家诗、印、书法俱美；但是他“天赋不凡六法深诣”笔墨“自有沉着痛快处”而无“专事雕缋”之意风格“萧3据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中国古代书画目录》文物出版社出版；日本铃木敬等：《海外所存中国绘画目录》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出版。 1据徐邦达：《历代书画家传记考辨·仇英生卒年岁考订及其它》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41页。 2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二九《画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68页。3茅一相：《绘妙》。 4民国《吴县志》卷七五上《艺术列传·仇英》。 5据安岐：《墨缘汇观》张丑：《清河书画舫》吴升：《大观录》邵松年：《古缘萃录》汪砢玉：《珊瑚网·画录》等。 1张丑：《清河书画舫·仇英湖上仙山图》。 2吴升：《大观录·仇英玉洞仙源图》。按：“鸥波”即元人赵孟頫。 疏简远以意涉笔”3与文徵明、唐寅等名家的雅逸之趣不相上下。嘉靖初年文徵明还为仇英绘《独乐园图》作记亲自题于图上；祝允明也以自己所书长篇经文请仇英补绘《赵文敏写经图》4。一些文士如6安道、周幼海、许初等也纷纷改变看不起画工的孤陋之态愿与仇英结交为他的作品题诗赋文备加称赞5。在文人画中心的苏州艺坛仇英以其秀雅纤丽的画风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占有一席显著的地位。 仇英的人物画以仕女为最佳他笔下的仕女自然传神灵秀韶韵；落笔细精谨微形态各具如《胡笳十八拍图》、《西厢传奇图》、《昭君出塞图》、《列女图》等继承了宋人行笔秀润、设色浓艳的传统形神兼备颇具功力。此外如《春夜宴桃李园图》、《蕉阴结夏图》、《移居渡水图》、《临流诗意图》等人物神采奕奕幅幅精工一笔不苟却极有士气学宋徽宗而得其精仿李公麟而得其犷。他所临宋人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笔力刚健造型准确富丽繁华而极有蓬勃之趣；无论是楼阁的细微精工或者是人物姿态的千变万化都富有新意精细层累典雅华贵有出神入化之妙。 仇英的山水画以青绿重彩见称如《桐阴清话图》、《桃源高隐图》、《子虚上林图》、《仙山草庐图》等金碧辉煌之中带有飘逸优雅之气；翠色满目之间孕育淡然冷寂之感。虽然丹碧交映林木掩然峰峦重叠殿阁纷纭却给人以庄重、清幽之象工而能雅风韵潇洒。 周臣去世后仇英更是名著艺苑独步一时。后来他应嘉兴项元汴之邀入其帷幕充当画客。项氏收藏古人法书名绘富甲江南仇英得以“览宋元名画千有余矣；又得性天之授餐霞吸露遂为独绝之品声重南金”1。 仇英作画神情十分专注“耳不闻鼓吹阗骈之声宛如隔壁；钗钏戒顾”。2他所作无论是大幅中堂还是册页扇面无不惨淡经营竭尽心思构图精细严谨设色繁复周到很少有败颓之笔。而一些长轴大卷如《清明上河图》、《兰亭修禊图》、《职贡图》、《上林较猎图》等往往需要数月功夫才能完成有的甚至历时二、三年才能完成。1长期的刻意绘事耗去了仇英许多心血以致影响到他的身体健康年仅五十便遽然去世。2仇英虽然不像沈周、文徵明那样以绘画消遣娱乐颐养精神获得高寿但是他的作品笔墨流畅风韵雅逸工而能秀精而能犷沿着文士画的方向不断地得到提高因而人们把他与沈周、文徵明、唐寅相提并论称作“吴门四大家”视为明代中叶文人画的巨子。 仇英的绘画作品传世较广有《临雀白竹鸥图》、《竹院逢僧图》、《摹宋元六景图册》、《白描观音像》、《莲溪渔隐图》、《归汾图》等其中3方薰：《山静居画论》见《美术丛书》第三集第三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486页。4据温肇桐：《明代四大画家·仇十洲·仇十洲先生年表》第21—22页。5据汪砢玉：《珊瑚网·画录》卷十七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145—1146页。1温肇桐：《明代四大画家·仇十洲·仇十洲先生年表》第7页。 2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卷二。 1据温肇桐：《明代四大画家·仇十洲·仇十洲先生年表》第23页。2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卷二。 不少作品流传海外至今仍被人们视为至宝得到妥善的收藏。3仇英之女仇珠（号杜陵内史）、孙仇世祥亦善绘画。43据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中国古代书画目录》文物出版社出版；日本铃木敬等：《海外所存中国绘画目录》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出版。 第四十四章回回诗人明代回回有不少诗人其中以丁鹤年最负盛名。金大车在南京锁懋坚在杭州马继龙、闪继迪等在云南也都享有令誉。 1本文采自白寿彝主编《回族人物志》卷二八、二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一节丁鹤年及赛景初等丁鹤年丁鹤年（1335—1424）号友鹤山人。曾祖阿老丁、曾叔祖乌马儿是元初西域巨商。元世祖西征时财力匮乏阿老丁、乌马儿兄弟把全部资财奉献并从军。元朝以功授官阿老丁年老不愿仕特赐田宅留京奉朝请；乌马儿擢道宣慰使后拜甘肃行中书省左丞。其祖苫思丁累官至临江路达鲁花赤。其父职马禄丁四十岁始入仕任临川县簿后迁武昌县达鲁花赤性豪迈有惠政解官之日百姓为之建“种德堂”并请求留居武昌遂为武昌人。 职马禄丁有五子鹤年最幼兄弟皆业儒四个兄长中有三人举进士其中有爱理沙字允中官翰林应奉；烈瞻官至万户。其姐月娥亦富有才学。鹤年十二岁时丧父“幼时读书皆月娥口授”1。 丁鹤年从小习儒书就读于南湖书院十七岁即精通《诗》、《书》、“三礼”。曾师事豫章名儒周怀孝。在诸弟子中周独器重鹤年欲以爱女妻之。鹤年以母老兄皆在外而辞。 丁鹤年不求仕进而厉志为学。幼时其父欲使他袭荫叔父桓州官职鹤年辞之曰：“吾宗固贵显然以文学知名于世者恒少吾欲奋身为儒生岂碌碌袭先荫苟取禄位而已耶？”2至正十二年（1352）徐寿辉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克武昌年仅十八岁的丁鹤年将生母冯氏安顿于城郊护侍嫡母顺长江东逃至镇江避难。后嫡母病逝于镇江他徒步往浙东投奔任定海县令的从兄吉雅谟丁3。由于浙西日乱当时江南行御史台移治奉化不少名公大臣赏识丁鹤年的才干推荐他做官都被他一一回绝。不久吉雅谟丁去世鹤年生活无依无靠几乎陷于绝境只好“或旅食海乡为童子师或寄食僧舍卖药以自给”4。当时浙东一带属方国珍的势力范围方氏“深忌色目人鹤年畏祸迁徙无常居”5。在浙东海岛潜踪匿迹逃亡避祸不得不“居简便夷俗含凄效越吟”6。至正二十八年（1368）元亡。政局逐渐安定丁鹤年在定海海边筑室定居下来名其室为“海巢”。明洪武十二年（1379）各地交通多恢复丁鹤年告牒武昌长官回乡迁葬生母遗骨。回武昌后几经周折终于寻找到生母冯氏埋葬之所将其尸骨迁至武昌城西寒溪寺后山父墓旁。 丁鹤年后半生主要是在杭州和武昌两地度过的其间他曾游历江西、安徽、吴越、湖北、湖南等地也有人说他到过四川。1丁鹤年晚年有较长一段时间隐居杭州八十岁时曾代杭州父老作《送周1乌斯道：《春草斋集》卷七《丁月娥传》。 2戴良：《九灵山房集》卷十一《高士传》。 3一说是丁鹤年亲兄。 4戴良：《九灵山房集》卷十一《高士传》。 5瞿佑：《归田诗话》下。 6《寄乡亲济阳公》。 1《明诗纪事》乙签卷十七。 （一作月）侍郎定江浙赋税还大都》一诗。乾隆《钱塘县志》说他“晚习天方法”参加伊斯兰教的宗教活动。最后他结庐于父墓旁。永乐二十二年（1424）卒于武昌葬于武昌寒溪寺后的山上。2丁鹤年是元末明初很有影响的诗人在当时诗坛上占有重要地位。他一生漂泊诗多有遗失。曾自编《海巢集》他的诗在明清两代中均有刻本和抄本流传各种版本收诗数目不尽一致以艺海珠尘本《丁孝子诗集》为最多共收诗三百四十六、铭五篇。丁鹤年尚有文集可惜没有流传下来。丁鹤年早年是在大动乱中度过的。他的不少诗篇真实地描述了他“避地长年大海东萧条生事野人同”3的悲惨处境。在《腐儒》一诗中他沉痛地写道：落魄乾坤一腐儒生逢四海日艰虞。 异邦作客歌黄鸟空谷怀人咏白驹。 岂有纵横干七国亦无词赋拟三都。 时危那敢辞贫贱第恨长年走畏途。 战乱连年兵戈四起元朝在各族农民起义的大风暴中摇摇欲坠。而作为元朝功勋之后的丁鹤年不但“有家不可归”1而且仲兄烈瞻、姐姐月娥都死于战乱之中。丁鹤年百忧并集千愁齐聚。思乡忧国怀亲悲己。于是“志国怀乡一寸心”2“一寸丹心都是愁”3便成为他这一时期诗歌的主旋律。 丁鹤年忠于元朝。他清醒地感到元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心急如焚但又束手无策。他看到元朝官吏的同情人民的疾苦希望改变这种状况。在《题余姚叶散常州判海堤卷补先兄太守遗阙》中写道：呜呼！只今四海俱横流平地风波沉九州。 苍生引领望援溺州县有官非叶侯。 州县有官非叶侯御灾谁复忧民忧？ 无人忧民忧而农民起义的风暴已席卷全国。丁鹤年看清了“有柱难擎杞国天”4的局面只好“惆怅无人解补天”5祈求“天运行将返治平”6。元亡不久丁鹤年写了《自咏十律》组诗格调悲苍凄恻集中体现了丁鹤年当时的政治态度和内心世界。如第一诗写道：长淮横溃祸非轻坐见中流砥柱倾。 太守九江先效死诸公四海尚偷生。 风雪意气惭豪杰雨露恩荣负圣明。 2清光绪《武昌县志》卷九《冢墓》。 3戴良：《九灵山房集》卷十九。 1《岁百忧集》。 2《九日登定海虎蹲山》。 3《劳劳》。 4《逃禅室与苏伊举话旧有感》。 5《题族兄马子英进士竹石嘉树图》。 6《寄张廷言》。 一望神州一搔天南天北若为情。 对元朝的覆灭表现了无限的沉痛和惋惜对自己未尽到臣子职责感到无限的惭愧和悔恨。他希望有朝一日元朝再次兴起：洪运未移神器在周宣汉武果何人？（之九） 独有遗民负悲愤草间忍死待宣光。（之六） 所以戴良在《鹤年吟稿序》中指出：“一篇之作一语之出皆所以寓夫忧国爱君之心愍乱思治之意读之使人感愤激烈不知涕泗之横流也。”1丁鹤年是饱蘸自己的血泪写诗的。 历史的潮流无法阻挡元亡的现实不可抗拒。丁鹤年决心做一个元朝的“草泽遗民”“偷生江南”唯求“只留清气在人间”2。 浪迹浙东时丁鹤年常常隐匿佛道寺院；与僧道唱和有《方外集》之作其中多寄怀之诗。 丁鹤年大半生是在明朝度过的。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时他年仅三十四岁。明朝建立后社会日渐安定丁鹤年的心境也逐渐平静下来有时还颇为舒畅他在《武昌南湖度夏》一诗中写道：湖山新雨洗炎埃万朵青莲境里开。 日暮菱歌动南浦女郎双桨荡舟来。 丁鹤年由于长期生活在下层人民中间同情劳动人民的疾苦所以对明初安定的政治局面和明朝的政绩是给予赞扬的。如《送周侍郎定江浙赋税还大都》一开头就说：“戈甲三边静车书四海同。时平尚文治第士明光宫。”对明朝削减赋税的措施丁鹤年也极力称赞：宣朝廷德意问闾阎疾苦。 游民亦占籍编户悉安堵。 力役均平赋敛轻去者讴歌来鼓舞。 目击盛事岂容缄默乃歌曰：生逢舜日当尧天经营内外皆英贤。 八十衰翁百无外茅檐击壤歌丰年。 但是丁鹤年的出身和身世特别是他的忠孝思想使他始终抱着忠于元朝的态度。他曾著诗赞颂抗元“死节”的南宋士大夫是“端合附高名”1；对于仕明的人他可以结合为朋友可以鼓励他们建功立业但他本人却对元朝忠贞不二。他谢绝了推荐、邀请不做明朝的官以“遗民”终老一生。他有一组《采莲曲》从内容到情调均为后期作品。这组诗以情歌的形式表达了他的气节情操其中一写道：采莲复采莲争如采荷好。 花谢叶独存团圆以终老。另一写道：莲开花覆水莲谢藕在泥。 不学青萍叶随波东复西。 他要“团圆以终老”决不“随波东复西”。丁鹤年时刻都没有忘怀自己是先朝遗民。国破家亡的阴影仍然笼罩在他的心头。因此他在明初写的诗仍蒙上一层哀怨忧愁的轻纱。有些诗虽比战乱时的诗委婉含蓄但因时过1戴良：《九灵山房集》卷十三。 2《赠表兄赛景初》。 1《题宋贡士袁庸死节传后》。 境迁痛定思痛更显得冷静深沉艺术上也更趋老成如《重到西湖》：涌金风月昔追欢一旦狂歌变永叹。 锦绣湖山兵气合金银楼阁劫灰寒。 雪晴林野梅何在霜冰苏堤柳自残。 欲买画船寻旧约荒烟野水浩漫漫。 澹居老人至仁在《海巢集题后》云：“鹤年予友也其诗忠义慷慨有骚雅之遗意焉。”正点出了丁鹤年诗的主要特点。 丁鹤年的诗在艺术上善于学习古代诗人和元朝诗人的长处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鹤年既绝意于功名惟覃思吟咏。故所得颇深尤长于五七言近体往往沉郁顿挫逼近古人一无元季纤靡之习。”特别是他的怀乡志国之作情真意切雄浑悲苍又“炼句精致”。他的古体诗语言朴实晓畅自然。他的题画小诗数量多质量高清隽流丽富于情趣。如《题天柱山》：枝翠五云中擎天不计功。 谁能凌绝顶看取日升东。 丁鹤年的诗在元末明初别树一帜取得了较高的成就是萨都刺之后的又一位杰出的回回诗人。 丁鹤年不仅以诗鸣于世而且以孝子之名轰动一时他主张做人“毋忘孝与忠”1。时人乌斯道曾撰《丁孝子传》和《丁孝子诗》2详细记载了丁鹤年回乡迁葬父母遗骨的经过诗开头就赞叹道：丁鹤年精诚之心上达九天；丁鹤年精诚之心下达九泉。 因此丁孝子之名广为传诵。清乾隆年间重刻他的诗集“艺海珠尘”本即以《丁孝子诗集》题其集名。 赛景初丁鹤年的表兄赛景初是赛典赤·赡思丁·乌马儿的曾孙。其祖纳刺丁其父乌马儿皆元朝显宦。 赛景初是元末明初著名回族曲家、书法家惜其作品未有流传。《录鬼簿续编》载其名并曰：“公天性聪明姿状丰伟幼从巙文忠公学书法极为工妙文忠深嘉之。”曾任常熟判官。元末张士诚据吴赛景初在其幕下任将军之职3。朱元璋灭吴后赛景初隐居杭州以鬻字为生。丁鹤年《赠表兄赛景初》写道：“萧条门巷旧王孙旋写黄庭换绿樽。富贵倘来还自去只留清气在乾坤。”描述了赛景初晚年的处境和生活。 吴惟善1《送赤土矶巡检徐白任满》。 2《春草斋集》卷七、卷二。 3张宪：《玉笥集》卷八《简景初》云：“千里淮吴府先登得壮侯。马蹄开鸟阵虎气绕蛇矛。春酒花攒帽秋筝目满楼。幕宾虽老病曾识旧风流。”此外有卷五《临安道中寄赛景初》卷九《送赛将军入吴兴收集故业》、《春日寄赛将军》、《留别赛景初》等。 吴惟善樊川人也是丁鹤年表兄履历与生卒年不详。《丁鹤年集》后附其诗五。 吴惟善学问渊博他的诗讲究章法富于联想。如《寄武昌诸友》：黄鹄山前汉水濆一时英俊总能文。 金钗佐酒年俱少银烛钞书夜每分。 雁杳鱼沉劳远思狼贪羊狠绝前闻。 兵戈故国知谁在目断西南日暮云。 又如《小游仙》之二：河汉无声海月寒长鲸吸浪洞庭干。 一声铁笛风云动人在危楼第九栏。 这诗想象丰富情调低回寄托了元末士大夫的哀思。 杨应奎杨应奎为明代北方回族诗人。字文焕号渑谷生年不详卒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正德六年（1511）进士及第历任仁和县令、兵部主事、礼部员外郎、临洮知府、南阳知府遭人中伤而被免职。杨应奎亦为赛典赤·赡思丁、乌马儿的后裔。明初其六世祖莫苏奔益都遂为益都人。因世居宛平之羊市故改姓杨。其父鸾字世享府学生累应举不第博学有文才善诗文精书法。 杨应奎性直敢谏在礼部任上因上书讽谏帝后而出为临洮知府。在临洮任上整顿驿政开凿水渠引洮河水灌溉农田深得民心。后迁南阳荒年开仓救济百姓又带领民众修筑堰堤引水灌田。南阳百姓感其德立生祠祀之。 杨应奎曾纂修《临洮府志》、《南阳府志》著有《渑谷集》已佚。 晚年居乡结诗社以吟诗唱和为乐。诗社八人之诗收入《海岱会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其诗皆清雅可观无三杨台阁之习亦无七子摹拟之弊故王士祯称其各体诗皆入格非苟且者。” 第二节金大车等江南诗人金大车金大车的先辈是默伽（即麦加）人东来后居永平（治所在今河北省卢龙）明太祖赐姓金徙其高祖洵于江宁（今南京）遂为江宁人。父名贤字士希号东原弘治十五年（15o2）进士任仁和知县入为兵科给事中出知大名府改知延平。金贤“性资颖敏魁岸闳达有巨人度”为官“不亢不随”。改知福建延平府时他已厌倦仕途多次表白说：“官非我志矣”随上疏乞挂冠还乡。晚年居家著述讲学与朋旧为乐。“嘉靖七年（1528）大礼成推恩进亚中大夫。年七十一卒于家。”1金贤少年曾学《易》于吴彦华并治《春秋》学著有《春秋纪愚》。 《明诗纪事》丁签卷九录其诗《赠刘松隐》一：“松隐先生屏俗缘三层高阁咏游仙。我来不解琴中理但乞松风白昼眠。”金大车出身在这样的士大夫家庭少年时就读了不少的书。他和弟大舆都曾随当时文坛巨宿顾璘学诗在诗歌创作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金大车（1491—1536）字子有号方山。少年才华横溢“方弱龄学举子业已能作奇语为京师诸名辈所赏异”1。后学诗于顾璘在同学中最为顾氏爱重。他又与陈凤、谢少南等修文会其诗“词义双美每一篇成同社咸敛衽辍思焉”深受好友的推崇。他从小有抱负在《通中赠同行许仲贻》中写道：“勿翦凌空翼君知黄鹄不？”嘉靖四年（1525）乡试中举。他自恃才高连续四次参加会试。他的几位挚友大多先后及第而他却连连落选。凭他的举人身份及身在官场的名师好友想做个小官还是不难的。但他“懒向权门试曳裾”2故终生未得一官半职。他的家境日渐贫困不得不依其妻族中年便在忧愁悲苦中亡于旅途。 强烈的进取之心和屡次落第给金大车的心灵上造成了不可解脱的矛盾。他在诗中抒郁积心中的悲忿：“十年来往青袍在赢得霜伴两鬓秋。”3“潦倒泥涂空白”4“年侵四十多穷愁”5。一种被世所遗的苦痛心情折磨着他“忧”、“愁”、“悲”、“苦”构成了他诗歌的基调：“强颜于世计益讹丈夫未遇奈若何？”1“世网何维挚始愿差已非。进虞世路险退苦生事微。高揖谢尘鞅常与世人违。”2“琴书可消忧不受樊笼役。”3尽管才华出众气质非凡但英雄无用武之地。金大车断绝了仕途的幻1顾璘：《息园存稿》文六《东园金先生传》。城《息同存椰文六《东园金先生传》。1陈凤：《金子有传》。 2《怀陈汝芳》。 3《济阳道中》。 4《寄许仲贻》。 5《与舍弟子坤、高进思、陈羽宴集》。 1《赠别郑三》。 2《感怀二》之二。 3《归途杂思》之四。 想从著书立说、吟咏诗章中寄托志向寻求解脱。在他的大多数诗篇中怀才不遇的愤懑奔走谋生的痛苦疾世傲俗的清高无可奈何的心境交织在一起。长期不得志的处境加之行义好施、不善理财家境日贫生活清苦。这就使他较多地接触了下层社会亲眼看到了一些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他在《归途杂诗》之二写道：我昔游齐东数醉村家酒。 今日经古途访之寂无有。 惆怅憩空林偶值苍颜叟。 为言遭岁凶饥寒苦奔走。 布褐不掩形藜藿不充口。 沟壑半流离十室空。 我闻泣沾裳伫立不能久。 寄谢当涂人此意还知否？ 这诗真实地反映了荒年农民的苦难生活具体地描绘了当时农村的悲惨情景。 金大车还写了一些记述旅途生活和游览山水的诗有些诗能在严谨的格律中写得朴实自然、生动真切如《淮中》：宵清江浦朝来白马湖。 村童拾萍梗水鸟集菰蒲。 索缆雨初歇舡人竞呼。 居民尽南语渐喜近归途。 金大车的诗虽受当时统治诗坛的复古诗派的影响但由于他低下的社会地位以及清贫的生活他没有完全走上盲目拟古的歧途。他的诗尽管内容比较单薄题材比较狭窄但却摆脱了空洞无物、无病呻吟的窠臼。他主张诗歌要着重抒感情。他说：“诗也者志之征也志蕴诸中而言出焉。”1他的诗感情真挚深沉含蓄如潜流回萦有一种内在的力量。由于他的处境和心情他的不少诗给人以压抑之感。 大车以五言见长语言朴实自然格调细腻深幽表现了恬澹舒缓的意境。钱谦益在《列朝诗集》丁集第七中说：“子有诗法襄阳（孟浩然）随州（刘长卿）”是有一定道理的。著作有《子有集》收入《金陵丛书》刻本。又有《方山遗稿》已佚。 金大舆金大舆字子坤号平湖生年不详约晚于金大车两三年卒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以后。酷爱诗歌“有耽诗之癖”“不以壮暮而废吟”“不以泰约而辍咏”2。著有《子坤集》。早年“游思故籍极意述造通览六纬穷研五际”3。他也曾热衷功名参加乡试。但连个举人也未考中断绝了仕进的希望。为人正直不阿“南都贵人多访人去不答”1。他“又雅1顾璘：《浮湘集跋》。 2黄姬水：《金子坤集序》。 3黄姬水：《金子坤集序》。 1《列朝诗集》丁集第七。 不事生产而贫顾日益甚所居蓬室污下脱粟不厌。而子坤处之泊如也”2。黄姬水说他：“岂因贫贱事干谒闭门著书无斗粮。犹耻王孙一饭惠未忘侠烈五陵狂。” 金大舆一生写了大量游览山水、述志咏怀之作诗中大多浸透着强烈的愤世疾俗之情不像其兄诗流露出那么浓厚的感伤情调和无可奈何的心绪。他在诗中写道：“我本丘壑人远谢当涂客。”3“君子图鼎勒宵人甘泥蟠。大歌种豆诗聊以灌吾田。”4“愿言谢天罚穷居逃世网。”5这类表面甘于清贫的隐居生活骨子里充满愤愤不平的诗句在大舆诗篇中处处可见。在《伯兄忌日》中他对封建社会的不平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大声疾呼：“莫言贫贱长可欺！莫言富贵长可守！陈梁罗绮不重开王谢楼台复何有？”6对不合理的现实进行了激烈的谴责甚至是诅咒了。他在《哀吴中》中写道：君不见三吴自古说繁华朱户雕梁千万家。 春到青山争拾翠秋来绿水采荷花。 士女游人青雀舫王孙公子七香车。 香车雀舫相追逐岁岁骄奢欢不足 自言观赏复年年谁知海上动风烟。 五湖不见寻芳棹三柳俄惊泛虏船。 吴岫乱麻堆白骨横塘衰草编戈铤。 虚征恶少催骄虏浪说将军有控弦 甲士孤城守戍楼举头村落尽墟丘。 荆榛乱塞无平路沙岸奔崩有急流 勤王交广军勇悍知无敌。 上将分符领重兵招摇映日转旌旗。 龙城王气千年在鱼海妖氛有日平。 明代中叶以后国势日微倭寇屡次侵犯我国东南沿海一带。金大舆在这诗中具体描绘了倭寇入侵给东南沿海地区的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揭示了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高官贵族的骄奢；痛斥了当政的将领们在抗敌时的昏愦无能；表现了中国人民能够退敌、保卫疆土的坚定信念。但是面对外敌的巨大威胁和国内政治的昏暗明廷却不知清明政治仍然任用奸佞结党营私妒贤嫉能打击异己使许多有胆有识之士报国无门。他对此深有感触更加抑制不住内心的忧愤：而今海上风烟动白骨如麻死者聚。 国贼早储递相催羽檄飞符日转送。 见金不学鲁仲辞哀时谁作贾生恸。 志士幽人空泪垂经时离乱有余悲。 2黄姬水：《金子坤集序》。 3《春日雨中访许刑、曹子夏二》之二。 4《奉送伯兄方山子春试三》之三。 5《移古二》之一。 6《秋日登高咏怀》。 已嗟身世终难料况复虚名何所为？ 君今蹭蹬不须叹满地兵戈行路难。 且为言笑对儿女村沽浊酒醉青山。1这些诗中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的形象正是金大舆自己。 金大舆也写了一些田园诗和山水诗。有些诗写得恬静有些诗写得清新特别是一些绝句写得新鲜活泼意趣横生。如：《白下春游曲》之一：江南春暖杏花多拾翠寻芳逐队过。 满地绿阴铺径转隔枝黄鸟近人歌。 ------------ 28 金大舆豪放不羁感情炽烈。他作诗不为时风所囿。在当时诗坛诸大家中他最推崇谪戍云南的杨慎。他和诗友们曾悬杨慎画像于堂上每人作诗一寄给云南杨慎以表敬慕之情。大舆诗云：“何时一棹穿巴峡得就扬云问太玄。” 金大舆善七言尤其是七古成就最高。他把诗歌创作看作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凡平生豪宕愤激愀怆之怀一于诗之。”2他的诗感情直率气势磅礴心中所想直于笔端如明河湍急瀑布飞腾有一股暴的力量和声势。他注意语言的锤炼诗句对仗的工整和词藻的华美追求意境的新奇和声音的铿锵。有人评其诗“清新秀朗”3。其兄大车赞扬他的诗“短咏长歌匹群王”4则是很恰当的。 锁懋坚锁懋坚杭州人生卒年不详。有诗名惜其无诗留传仅存《沈醉东风》词一阕：风过处香生院宇。雨收时翠湿琴书。移来小朵峰幻出天然趣。 倚阑干尽日披图。谩说蓬莱恐是虚只此是神仙洞府。这词是他在成化年间（1465—1487）游莒城（浙江吴兴）时所作。时朱文理向锁懋坚索诗锁懋坚即席填此词以咏朱家假山。时人对锁懋坚敏捷的才思和清丽的文笔十分赞赏一时传为佳话。 虎伯恭虎伯恭明初著名的回回曲家、诗人。自幼习学儒学与弟伯俭、伯让以孝义相友爱并明性理之学。虎伯恭才学横溢“诗学韦柳字法献羲。至于乐府、隐语靡不究意”1。但其诗曲未有留存。 虎伯恭居杭州经常与友人“作湖山之游当时钱塘风流人物咸以君之昆仲为指云”2。 1《托赠西门仲氏》。 2黄姬水：《金子坤集序》。 3陈凤：《金子有传》。 4《与舍弟子坤、高进思、陈伯羽宴集》。 12《录鬼簿续编》。 2《录鬼簿续编》。 第三节马继龙等云南诗人马继龙马继龙字云卿号梅樵云南永昌人。嘉靖二十五年（1546）举人曾在四川一带任职官至南京兵部车驾司员外郎。著有《梅樵集》未刊。《滇南诗略》录其诗六十八。得天居士在《滇南人物志》中说：“金齿明诗禺山后惟梅樵一人而已。”1对其评价颇高。诗多感情深沉气象浑厚不少是抒壮志未酬和仕途失意的感慨。他说：“壮志于今萧瑟尽”2“老去功名成画饼”3。在《雨中漫述》中写道：芙蓉城上雨霏霏浊酒清吟独掩扉。 泽国水寒云不散江天风急雁孤飞。 十年弹铗无人识千里思乡有梦归。 世味从来浑嚼蜡生涯还忆故山薇。 这诗寄情于景借景抒情浑然一体真切感人。诗人把对官场生活的切身感受和对湮没人材的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淋漓尽致地倾吐出来。“世味从来浑嚼蜡”是对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追逐功名的有力否定具有较深刻的思想意义。 马继龙还有不少怀古之作大多写得苍劲古朴耐人寻味如《沧江怀古》：孤江铁索跨长虹鸟道从天一线通。 树响龙来陵谷雨山空猿啸石楼风。 白蛮南诏襟喉地万木荒祠鼓角中。 象马年来归贡赋土人犹说武侯功。 诗中不但生动地描绘了祖国西南边陲的奇异风光、险要地势而且表现了维护祖国统一的爱国之情。他在其他一些诗中也洋溢着浓烈的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 马继龙的诗篇格调高昂雄健语言清新凝炼“清奇朗润跌宕风流”1闪继迪闪继迪字允修云南保山人。生年不详卒于崇祯十年（1637）2。万历十三年（1585）举人任吏部司务。“天性笃孝家法严正生平喜奖掖人不喜人谀”3。曾携季子仲侗游历吴越等地游览唱和之诗甚多晚年居故乡。他以子仲俨贵赠检讨赐御祭。 闪继迪喜为诗文著有《羽岑园秋兴》（一作《雨岑园秋兴》）、《吴1禺山即张含字愈光号禺山明代云南著名诗人著有《禺山集》。2《春日出仁寿郭门有感》。 3《雨中忆梁大山》。 1张履程：《滇南诗选序》。 2据《徐霞客游记》卷十七考证。 3《永昌府志》卷四二。 越吟草》诸集。诗集已佚现仅存诗六十余。4他富有才学但未受重用。其诗多有怀才不遇之慨如：“少壮身违俗江湖晚弄桡。牢骚贫贱骨潦倒圣明朝。”5“有酒芳辰共潦倒裁诗深夜破牢骚。”1但如《定海演武场怀李于鳞先生》诗通过怀念、颂扬隆庆万历年间的强盛流露出对明朝后期的国势日衰、文风日颓的忧虑。他希望朝廷重用忠良贤能对奸佞当道的社会现实非常不满。在《忠肃公庙》一诗中对爱国正直的于谦表达了深切的怀念：“浮云不散英雄恨碧草黄鹂涕泪中。”而在《铜铸破像秦桧夫妇》中写道：亘古此夫妻阴阳戾气齐。 玩龙如弄雀杀虎似刑鸡。 挞处身曾痛诃来面不红。 黄金在何处留得半腔铜。 对凶残狠毒、气焰嚣张的秦桧给予了无情的鞭挞和辛辣的嘲讽。 闪继迪的诗作格调较高一些诗颇受李贺的影响气势雄浑贯通语言有力富于想象情绪激越。例如《霹雳石》：云根嶙峋插江岸羲之手迹镌其畔。 砰■鸪天鼓绕飞电葳蕤展放玉兰瓣。 文字破坏不成段点画模糊难尽辨。 才人狙喜夸笔砚紫霄天帝煞忻羡六丁追取何猛悍。想象琼楼白玉案长吉作记非妖幻。此道萧萧墨一片天上贵重人间贱。 他也写了一些清秀明丽、情趣盎然的小诗如《西湖逢里人》：三吴水尽越山出五色云中乡梦长。 正是西湖秋月满故人相遇在钱塘。 此外还留存散文两篇1文笔平实章法谨严起伏有致。 闪仲俨（1597—1642）字人望一说字中畏。闪继迪长子。天启五年（1625）进士历官少詹事、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为人刚直不阿曾忤魏忠贤被削籍为民。庄烈帝召为撰修日讲官。 闪仲伊著有诗集已佚现仅存诗一《寄答萧五云孝廉》：骏马燕市如屯云流星飞电谁逸群？ 逞材海内罗国宝得子天南张吾军。 愁病别来但支骨风烟隔远疏论文。 荒园伏枕寂无事空谷蛩然何处闻？ 这诗可能是闪仲俨遭到阉党打击排斥后闲居家乡时写的。诗中流露出一股苦闷怨恨的情绪。同时也表现了闪仲俨不甘寂寞希望用“逞材海内”的强烈愿望。诗的语言流畅格调峻峭字里行间渗透着一股倔强的进取精神显示了闪仲俨的诗歌才华和独特风貌。徐霞客游滇西时曾受到闪仲俨兄弟的热情帮助和款待。闪仲俨“以所4见《滇南诗略》、《诗源》（姚佺删定）、《滇南诗选》、《永昌府志》等书。5《仙政楼独坐》。 1《寄王泰符侍御》。 1《滇南文略》卷十九《刻弘山先生存稿语录序》《滇文丛录》卷八一《创建一城碑记》。作长歌赠更馈以赆。其歌甚畅而字画遒劲有法”2。惜其诗、字未留存下来。 闪仲侗字士觉号知愿闪继迪次子。天启七年（1627）举人有诗才曾随父漫游吴越到处唱和著有《鹤和篇》1三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是集一卷为杂文一卷为诗一卷为制义。” 闪应雷字明山保山人岁贡生疑是闪继迪的同宗生卒年不详。 《滇诗拾遗》、《大理府志》共录其诗三均为写景诗如《登绣岭望点苍山》：山竹尽日云霄里天际俄开十九峰。 立马乍疑青汉接振衣翻觉翠烟重。 垂垂银涌千崖雪飒飒暗涛万壑松。 胜概可容图画得不禁清啸堕芙蓉。 这诗写得开朗、明快赞美了祖国西南边疆点苍山的壮丽风光。 马上捷马明阳与闪仲俨、闪仲侗约略同时的云南回族诗人还有马上捷、马明阳。 马上捷字云客号阆仙云南寻甸人。著有《拾芥轩集》已佚。崇祯十一年（1638）徐霞客游昆明曾与马上捷相识并谈诗论文。可惜上捷无诗作留存下来。 马明阳字异野云南新兴人。崇祯间任顺宁府教授后归隐不仕。 马明阳幼年即攻读儒学才华出众见解深邃。应童子试时督学命诸生讲书。马明阳讲毕督学避席赞之曰：“从来简册之所未载前贤之所未。”1马明阳对经史百家多有深入的研究数学、天文、音乐、字韵、医卜之书无不涉猎。他喜为诗文“文宗昌黎诗摹少陵远近诵之如获异珍焉”2。著有《马异野文集》惜不传世。 2《徐霞客游记》卷十八。 1《永昌府志》作《鹤鸣篇》。 1赵士麟：《读书堂彩衣全集》卷十三《马异野孝廉文集序》。 2赵士麟：《读书堂彩衣全集》卷十三《马异野孝廉文集序》。 第四十五章李时珍第一节出身世医李时珍（1518—1593）字东璧号濒湖湖广蕲州（今湖北蕲春）人。出身在世医之家。父亲李言闻为当时名医著作有《四诊明》、《艾叶传》、《人参传》、《痘疹证治》等书1曾做过“太医吏目”2李时珍从小就受到家学的熏陶。父亲有志培养他走上仕途督促他认真读书除了儒家经典是必读的外还有传奇、诗词歌赋无不涉猎。这就为李时珍后来从事医药学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十三岁那年中了秀才但随后的三次乡试却屡屡失利。他的志向不在科举而是对中医本草学具有浓厚的兴趣因此他放弃了科举。他随父亲诊病济穷同时专心致志于医药学和博物学的研究。后因医好楚王之子的暴厥症他被征任楚王府奉祠正。嘉靖年间一度赴京供职太医院不久托病归。有感于历代《本草》多有讹误又对方士迷信泛滥的不满立志重修《本草》。他不辞艰辛跋涉远近寻采草药访求药书不耻下问考辨异同。积三十余年之功三易其稿终于编著完成《本草纲目》。晚年曾赴南京谋求刊刻并对全书加以修订定稿。万历二十一年（1593）病逝终年七十六岁。 1《明史·艺文志》。 2李时珍：《本草纲目》卷十二《人参》人民卫生出版社1977年版。第二节《本草纲目》的科学成就《本草纲目》是中国药物学巨著。根据《本草纲目》中的记载李时珍先是在医药学方面有很高的成就。他十分重视中医的辨证论治主张全面认识疾病四诊合参然后依病处方。对于所谓“一方可以通治百病”的说法他是极力反对的这是“方伎家之术”不宜提倡。他认为治病应当深入了解病情使其有的放矢1。如在应用峻泻剂巴豆丸五十粒大胆地治愈王太仆的久痢溏泄病之后他语重心长地指出治病妙在配合得宜药病相当才能取得疗效。2中医理论中的阴阳五行学说、天人相应学说和脏腑经络他都有较深入的研究并能灵活应用。例如他用木瓜来治疗转筋与血病脚膝乏力。一般医家认为是由于木瓜味酸入肝而肝又主筋所以木瓜可治疗转筋。李时珍则认为应从五行的相互关系来理解即木瓜可以收敛脾肺耗散之气脾肺在五行中分属土金二行还能泻肝木之气从而使病症得以治愈。3从临床上说对李时珍影响最大的要算金元时名医张元素、李东垣这一学派。李时珍对张元素在医药学理论如药性的气味、阴阳、厚薄、升降、浮沉、补泄、六气、归经等内容的论述备加赞扬。受“补土派”代表人物李东垣的影响李时珍在临证过程中也特别重视脾胃的健运和正常功能。他认为人的中气（与脾胃机能密切相关）与疾病状态、人体正气之间的关系至为密切甚至人体的头部能保持端正不倾九窍所以能通利与胃中清阳上升之气关系也极为密切告诫治病匆过用苦寒而伤脾胃之气。如对于用麻黄汤治疗伤寒的机制一般均认为是风寒表、调和营卫、汗祛邪。李时珍则认为汤方中之麻黄、桂枝、芍药、甘草以及姜枣等率皆理脾救肺之药。 李时珍《本草纲目》中在医学方面有不少新的创造和明。如：次记载的一些病症有铅中毒、汞中毒、一氧化碳中毒、肝吸虫病等。创造了诸如蒸汽消毒、冰块冷敷胸部以急救高热昏迷。倡用点燃香料烟薰以达到消毒空气的目的。所有这些都说明李时珍在医药学上从理论到实践都有相当高的成就。 由于我国古代本草学的博物学性质李时珍在自然科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也是相当高的。在生物学方面李时珍已经具有生物进化的思想萌芽。当时他已经注意到生物界具有一定的变化顺序。在动物类药物中他根据动物构造的复杂性依次分成虫、鳞、介、禽、兽和人等部。这样的分类大体符合现代关于动物由单细胞到多细胞由无脊椎动物到脊椎动物的进化观点。他还特别注意环境对生物的影响指出地域和四时气候因素的差异将影响生物的生长与形态。如指出在浊水和流水中的鱼与清水和止水中的鱼的颜色及习性迥别；而山禽的咮短而尾则修长水禽则咮长而尾促。他认为鱼类的鳞与水波粼粼相似；树林中的鸟羽毛像树叶而兽类的毛像草所谓“毛协四时色合五方”1。还指出动物可以通过人工豢养而予以驯化如驯化野1《本草纲目》卷二三《阿芙蓉》。 2《本草纲目》卷二三《阿芙蓉》。 3《本草纲目》卷三o《木瓜》。 1《本草纲目》卷四七《禽部》。 象可以指挥自如对于植物家种的莲藕多佳要比野生者好。他还观察到遗传上的相关变异如指出人体头白其迟早老少均与寿命之短长无关而与“祖传”等因素有关；又指出乌骨鸡只须验舌即可以知晓是否真乌骨鸡等等。 在矿物学和化学方面李时珍已注意到地球化学分区的现象。在叙述铜矿时指出有赤、白、青之分。又指出水精出于南方者白、北方者黑信州水晶则浊说明矿物的分布和性质与地球的区域不同有关。关于无机化学和有机化学书中记载无机单体化学元素十九种包括钠、钾、钙、镁、铜、银、金、汞、锌、锡、铝、锰、铅、铁、硼、碳、硅、砷及硫等以及由这些元素构成的化合物数十种。对于每一种物质的来源、鉴别及化学上的特性都有较详尽的叙述。最可贵的是已依照各种单体元素及其化合物进行分类基本上能按单体元素分类从而澄清了其前代在这类药物上的一些混乱。在制备各种药物时记载了包括蒸馏、蒸、升华、重结晶、风化、沉淀、干燥、烧灼、倾泄等现代化学所应用的各种方法。他认为城市中的井水易污染如用来煎药须浓煎澄清后才能应用否则将影响药效。他还掌握了制备碱性碳酸铜的方法即利用铜器在带微酸性的浆水与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互相作用下出现的化学反应的结果。书中叙述的制备粉锡（即碱性醋酸铅）的方法与现代荷兰法制备相似。他在叙述铅丹的制备法时提到的制备过程是利用物质溶解度和比重的不同进行分离和提纯由硝石与矾石分解和氧化而完成的。就石膏而言李时珍指出根据硬度的不同长石与寒水石实为不同的两种；再根据破碎后之物理性质不同即方解石呈方块状而长石成片段状也是同类的不同两种物质。在有机化学方面李时珍记录了以五倍子制取“百药煎”治痰嗽的方法实际上是我国最早制取没食子酸的记录。五倍子含有大量的鞣质遇到蛋白质及胶质时即生成沉淀经过酵可使毒性降低而溶解性提高如再经麴菌的水解作用就得出白色丝状的没食子酸结晶这个过程他已经加以实际应用了。 其他自然科学如在解剖生理学方面从解剖学上说李时珍所指的“脾”乃俗话所说的“联贴”是有形之物即后世所说的胰脏。他又先提出“脑为元神之府”说人体的头部如圆形的穹窿天盖在这里有“泥丸之宫”是一身神灵所集中的部位1这在我国古代医学以心为全身脏腑的主宰的传统观念中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使其后的一些医学家对于脑子的功能有进一步的认识。在药物栽培方面对于土壤、整地、繁殖、灌溉、施肥和收获的知识都符合现代药物栽培学的要求。李时珍还通过利用较精密的称量方法测量容器中水分蒸度的不同以预知天气的晴雨；利用玻璃中是否有气孔存在以鉴别天然及人工制造产品。他还指出动物粪便可以化石、动物也可以化石这些也属次记载。他还指出月球与大地一样其中的树影、嫦娥之类实乃“山河之影尔”2至于雨中落桂、雨尘沙土石、雨金铅钱汞、雨絮帛谷粟、雨草木花药、雨毛血鱼肉等等如其认为并“非月中有桂”因为桂只在南方才有所以南方雨桂乃自然现象。李时珍当时对一些天文气象现象的了解已是很深入的了。 1《本草纲目》卷三四《辛夷》。 2《本草纲目》卷三四《月桂》。 第三节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李时珍之所以能在古代科学上攀登高峰取得伟大的成就正是因为他有着一套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再加上他的勤奋刻苦、孜孜不倦的精神这些就是他取得成就的关键所在。 先李时珍在研究过程中坚持了自然科学唯物论的原则。他从小就受到儒家封建礼教的教育在思想上受到熏陶和束缚但他坚持了唯物论原则因而还是能取得成就。他所从事的是研究本草学也就是古代的博物学。宋代理学家朱熹说过：“上而无极太极下而一草一木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缺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缺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缺了一物道理。须看逐一件与它理会过。”1对自然界一切要做到所谓“格物致知”。李时珍同意这一观点说古人既然如此重在“格物”则“医者贵在格物也”2。他认为天下万物都可以为药“虽冷僻不可遗也”“天下无弃物”3。他认识到并掌握了自然界的某些规律变化了解自然界事物的共性和个性知道什么是正常的什么是异常的。认为“神仙之说渺茫不知有无。然其所述之物则非无也”1。明确地把客观存在的物质与虚无缥缈的唯心邪说截然分开。他还十分注重自然界各种事物中有时存在着违背一般规律的特殊现象诸如诸木皆浮于水独沉香入水则沉而众石入水皆沉唯浮水石入水反浮这类稀奇古怪的现象。只有在充分掌握和了解自然界的众多现象和规律之后进行总结才能得出正确或较正确的判断“理外之事容或有之未可便指为谬也。” 李时珍对格物的目的性的认识是为了在临证实际工作中的应用即“格物致用”。他说过要掌握本草的内容得其要领重要的是“在用者能得肯綮而执其枢机焉”2。所以《本草纲目》中于每一种药物之后都列出该药的功用方剂是“著用也”。通过对自然界大量事物的学习、实践和研究李时珍终于成为一个具有坚持自然科学唯物论原则的杰出科学家。 其次李时珍强调必须用辩证的观点来对待变化了的自然界事物。在本草学的范畴里一些古代本草学者对于不同时代学者对某一生物形态、药物性质等的不同描述常常是意见相左争执不休很少用辩证的观点去看待在时间上的变化和迁徙所起的影响及所致的差异也很少用同样的观点去看待地大物博、地域方舆在空间上的区别因而在这方面仍然停留在单纯的本草学的范畴。李时珍则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去研究中药学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远远过他的前代。深邃的学识、广阔视野以及唯物论的态度使他观察到了生物界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变化。如汉代《神农本草经》将云实花这种药列入可长期服用的“上品”药。事实上这是一种烈性药不可久服李时珍直率地指出：“此古书之讹也”敢于批评本草学家奉为神圣的经典。对于某些叙述有所不同的药物他并不一概斥为“古书之误”而是辩证地1《朱子语类》卷十五。 2《本草纲目》卷十一《芎䓖》。 3《本草纲目》卷三八《服器》。 1《本草纲目》卷九《石芝》。 2《本草纲目》卷九《水银》。 对待。如黄连这种药汉代《李当之本草》指出以蜀郡色黄质肥而坚者为善；到了唐代则以澧州（今湖南澧县）者为好；而明代则以雅州、眉州（今四川雅安、眉山等地）者为上乘李时珍认为这是古今药物“兴废不同”所致。同样莎草一药是重要的药用植物李时珍指出南北朝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还不识此药其他各种本草书也不知有此药认为这种情况是古今在药物上的差异不足为怪。所以他指出现今不识之物就弃之不用“安知异时不为要药？”1认为“盖有隐于古而显于今者虽冷僻不可遗也”2。 李时珍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自然界事物无穷无尽一个人的精力、寿命都有一定的限度不可能亲身穷尽一切事物。对于那些反科学的邪说他痛斥其谬而对于亲自经历实践过的肯定无疑的科学事实他如实记载。对那些自己没有实践过的或者无法判定其真伪的传说或记载则作为存疑以俟其后之识者来加以补充、判断。比如他对所谓患疗疮者不宜见麻勃、见之即死的古代记载他写道：“不知麻勃与疔何故相忌。亦如人有见漆即生疮者此理皆不可晓。”3对于《广雅》所说的“天社”即蜣螂一说对于所谓金刚石乃鹰隼粘带食入腹中、遗粪于河北砂碛间所化而成的说法他表示“未知然否”对于“撒八儿”乃玳瑁遗精被蛟鱼吞食后吐出年深结成的传说他也承认自己无法证实或否定“亦无所询证”1。更可贵的是他抱定的那种“当俟博物者订正”、“漫记于此以俟博识”、“以备祛疑”等一类谦虚而实事求是的语句表明作者科学的态度和虚怀若谷的胸怀。他这种态度为后世从事博物学或相关学科的一些学者提出了许多有待探讨的新课题。《本草纲目》具有重要科学价值的另一原因也在于此。 李时珍研究自然事物的规律十分注意立论的严谨、结论的准确性和科学性。他所说的“的据”就是有可靠的证据。为了取得这种确实可靠的证据李时珍在工作中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工作方法一种是“搜罗百氏”、“通考诸说”。他曾“闭门读书”达十年之久把他所能见到的各种古籍计八百多种搜罗无遗。他充分借鉴前人所取得的研究成果、间接经验其中包括从当时全国各民族中收集的民谣、俚语、俗话、民谚等以及各行各业劳动人民包括农夫、樵夫、猎人、手工业工人、矿工等等的实践经验。李时珍十分反对那种“贵耳贱目”的做法直接批评一些前人如陶弘景等人认为他们在某些问题上“未深加体审惟据纸上猜度而已”2“谬猜乱度殊无指归”3。他极力提倡要亲身体验然后才作结论。如关于“螟岭有子”的诗句他亲自观察蠮螉的巢视验其卵。对不同的蓬蘽他亲自采视比较。对蘋的不同品种也“一一采视”从而为“的据”取得第一手资料。李时珍抱着献身科学的精神亲自饮用曼陀罗花以取得其引致麻醉的最佳剂量对罗勒子作实验证实它具有治疗眼病的作用。 由于医疗临证的需要李时珍对自然界的不少规律有较多的了解。这1《本草纲目》卷十四《莎草》。 2《本草纲目·凡例》。 3《本草纲目》卷二二《大麻》。 1《本草纲目》卷四五《玳瑁》。 2《本草纲目》卷十九《蘋》。 3《本草纲目》卷十一《朴硝》。 种认识过程他称之为“窥造化之奥”。有许多药物依靠其“毒性”对疾病的抑制和影响而起作用有的毒性是极大的。如果不深入了解药性则不能掌握药物的性能他说“学者可不穷夫物理而察其良毒乎？”1掌握了药物的这些性能人们就有可能利用它治病避害就利。他从方士、统治者服食无度、招致杀身之祸的教训中领悟出真正地掌握药物性能利用并研究它使之有利于人类。这就是他的“格物致用”思想。尽管自然界还有许许多多的奥秘未被认识“造化之妙诚难殚知也”2但他认为就已知的这些知识人们有可能对自然界的现象进行干预进而加以改造使之为人类所利用。他的这种思想在本草学的具体研究过程中充分地表现出来。药物的性能虽然有其本身所固有的本质但他认为人类有可能改造自然“夺造化之妙”“达造化之权”3。这种从消极地认识自然进而通过实践升华为变革自然改造自然的积极思想是十分可贵的。也是李时珍全部科学思想的精华所在。1《本草纲目》卷三九《虫部》。 2《本草纲目》卷十一《食盐》。 3《本草纲目》卷九《灵砂》。 第四节深远的影响李时珍这个人物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就《本草纲目》而言书中也有一些不足之处甚至错误。他既批判迷信又说过“孰谓枯骨无知乎？”1自己有时也在宣扬一些迷信。从文献学的角度看李时珍在引用古代文献时有时作了删节甚至有个别加以主观改动的地方这些曾不断遭到后代学者的批评甚至攻击。但是作为一部科学巨著来看《本草纲目》和李时珍对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本草纲目》全书近二百万字这样一部大著作在当时印刷、刻镂困难的条件下完成很不容易刊出后立即受到高度的重视。国内外各种翻刻本至今已多达五十种以上。其中初刻本（亦称金陵本）被视为稀世珍本。 金陵本《本草纲目》刻成不久万历三十五年（16o7）日本长崎的林罗山（又名林道春）获得一部并献给江户幕府的创建者德川家康。此后我国的各种版本《本草纲目》又6续传至日本。在后来的两个半世纪中其刻本达三十种以上。还先后传入琉球、朝鲜、越南等国家或地区。 该书对欧美国家同样有巨大的影响。十八世纪时《本草纲目》就先后传到欧洲和美国欧美各国主要图书馆都藏有《本草纲目》。1735年巴黎出版的法文本《中华帝国全志》中即有《本草纲目》的节译本。进化论奠基人、英国学者达尔文在著作中曾引用“古代中国的百科全书”以证明其进化论的观点。有的学者考证达尔文所指的“百科全书”主要是指《本草纲目》。因为书中提到有关金鱼、乌骨鸡等材料与《本草纲目》所述的内容相同。李时珍的《濒湖脉学》由德国的许宝德译述成德文在国外也有一定的影响。 李时珍在科学上的伟大贡献受到世界各国科学界的尊敬。 英国著名的科技史专家鲁桂珍曾写有“中国最伟大的博物学家李时珍传略”高度赞扬李时珍1。李约瑟在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中写道：“毫无疑问明代最伟大的科学成就是李时珍那部在本草著作中登峰造极的著作《本草纲目》李时珍作为科学家达到了同伽利略、维萨留斯的科学活动隔绝的任何人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2又在第三卷中把李时珍誉为中国博物学家中的“无冕之王”。 1《本草纲目》卷五二《人骨》。 1lugeidjen：netatura1istsabriefbiographyoflishih-netphysinetbsp;josephneedham：.1471954.第四十六章徐光启利玛窦明中叶以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和展使与生产展密切相关的科学技术有较大进展也出现了一批科技人物其中有把欧洲自然科学介绍到中国来并有杰出成就的科学家最著名的就是徐光启、利玛窦。 第一节徐光启信奉天主教的宰相徐光启（1562—1633）字子先号玄扈。南直隶松江府上海县（今属上海市）人。出身于商人兼小土地所有者家庭。父徐思诚“尝业贾”继弃而“课农学圃自给”。徐光启出生那年上海县“遭倭燹”松江府又生灾荒。徐家的生活更为窘困。祖母、母亲都得“早暮纺绩寒暑不辍”为了生活而从事农业、手工业的生产。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徐光启幼年常常接触到具体的生产知识。同时也培养了他以后“富国强兵”的思想以及勤劳俭朴和旺盛的求知欲。 万历九年（1581）徐光启二十岁时考中了秀才。在家乡教书并参加一些农业生产劳动。万历十六年（1588）二十七岁到太平府去赶乡试未考中。万历二十四年（1596）三十五岁在赵凤宇家教私馆并随之由韶州到广西浔州。这次长途跋涉俯仰于“崇山峻岭间文日益奇益富”1。在韶州时遇见了耶稣会传教士郭居静第一次听到有关西洋的自然科学学说。万历二十五年（1597）三十六岁春由广西返广东上北京赴顺天乡试。他的试卷已被阅卷官摈斥幸主考官焦竑是个有实学的人从“落卷”中看到了徐光启的试卷“击节称赏阅至三场复拍案叹曰：此名世大儒无疑也拔置第一”2。但以后万历二十六、二十八年两次赴京试进士均落第。 在第二次赴北京时徐光启途经南京结识了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他从利玛窦处了解到天主教可以“补儒易学”而“格物穷理”之学更使他神往于是加入了天主教。万历三十年（16o4）他四十三岁时再赴北京应礼部试以第八十八名中进士；殿试三甲列第五十二名授翰林院庶吉士。这时利玛窦也在北京从此向利玛窦学习西方的天文学、地理学和水利工程等方面的知识尤注意于数学。万历三十四年（16o6）与利玛窦合作翻译《几何原本》由利玛窦口述他笔译。经过两年努力译成前六卷。以后又合译《测量法义》。另与熊三拔合译《泰西水法》等书。 万历四十六年（1618）后金破抚顺警报迭至。徐光启积极上疏建议国防措施。九月升任詹事府少詹事兼河南道监察御史管练兵事务。他制订出详细的《选练条格》和计划但由于各方面的掣肘使练兵计划无法完成。因此他托病请假回到上海家乡进行原已计划编撰的“农业大百科”性质的“种艺书”也就是后来成书的《农政全书》。徐光启这次请假回乡除上述原因外也由于阉党开始专政正直的人遭到排挤他不愿与这些小人同流合污所以急流勇退。 崇祯元年（1628）七月徐光启以原官起任。这年他已六十七岁。次年升礼部左侍郎；七月奉敕修正历法。六十九岁时升为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协理詹事府事。崇祯五年（1632）七十一岁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预机务知制诰。崇祯六年（1633）七十二岁加太子太保、1徐骥：《先文定公行述》见《徐氏家谱》。 2徐骥：《先文定公行述》见《徐氏家谱》。 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这时他身体已很衰弱屡乞退休都未获准。十月初七日（11月24日）逝世。赐谥文定。1徐光启一生主要是中年以后担任过不少重要官职他的政治倾向比较鲜明十分关切国计民生。他从青年时代起就“以天下为己任”2。为此他曾学习兵书后来又亲自练兵负责制造火器参加保卫京师的战役。鉴于历年水旱灾害严重影响群众生活他从二十一岁起就开始留意“水法”对农田水利不断“周咨博访”3。在科学上他虽有多方面成就但主要是以农业科学来贯穿一切以此达到使天下“丰衣食绝饥寒”的目的。他几乎寄一生精力于农业试验和经验总结。他曾在天津做了多次试验开辟水田想实行军屯以应付长城东段后金的侵扰并想将之推行藉以“兴西北水利为国家立根本之计岁省东南挽漕百万之费”1。这一增强国防、安定群众生活的重要措施因明朝政治国势垂危未得到实行。明末农民起义威胁着明朝的生存徐光启片面地认为灾荒是引起农民起义的重要原因。因此为了巩固明朝的统治稳定人民生活他所撰写的《农政全书》特别重视“荒政”。这一目占到全书的三分之一以上收集了不少历代常平仓、备荒和赈济的材料并录载了朱■《救荒本草》和王磐《野菜谱》两书的植物作为不得已时的粮食代用品。在他丁父忧回上海守制期间也不忘对“地方利弊如建闸、蓄水、浚吴淞江复禹旧迹及民输布运等役不靳笔舌”为大家出谋划策。到逝世之日“临殁了了只以疆圉多故为念一语不及于私”2。徐光启一生廉洁自好生活俭朴刻苦耐劳。他做官后对家乡邻里仍是“温温笑语竟日无倦容傲色然不可以干私”；“庆吊燕会不随俗浮靡力返于朴服食俭约不殊寒士。终身不蓄妾媵。教戒子孙下至臧获皆有法”3。到病危卧榻时他还“力疾倚榻犹矻矻捉管了历书。良由生平劳勚习与性成不自觉病体之莫可支也”4。逝世后家人检视其卧榻现“褥上破烂一穴”。原来是他生前暖脚用的汤壶有些漏水时间久了使褥子烂了个洞。“自戊辰环召至癸酉谢世未尝携家自随。邸舍之内一榻萧然苎帷布褥祁寒独宿夜用汤壶暖足”5。《明史》中《徐光启传》评说：徐光启“雅负经济才有志用世。及柄用年已老。值周延儒、温体仁专政不能有所建白”。这是对徐光启晚年政治遭遇的扼要说明。 科技成就及《农政全书》徐光启是中国近代科学的先驱他的科学技术成就是多方面的。 1以上徐光启一生活动经历资料来源主要根据梁家勉著的《徐光启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胡道静著《爱国科学家徐光启及其总结农业技术经验的三个阶段》见《农书·农史论集》农业出版社1985年版。 2徐骥：《先文定公行述》见《徐氏家谱》。 3梁家勉：《徐光启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1徐尔默：《先考龙与府君及先妣顾孺人行实》见《徐氏家谱》。 2徐骥：《先文定公行述》见《徐氏家谱》。 3徐骥：《先文定公行述》见《徐氏家谱》。 4徐骥：《先文定公行述》见《徐氏家谱》。 5徐尔默：《先训》见《徐氏家谱》。 在数学方面最大的一项贡献是翻译《几何原本》。全书共十五卷译出前六卷。《几何原本》的翻译自16o3年起筹划16o6年秋开始翻译。次年利玛窦在向罗马的报告中写道：“现在只好用数学来笼络中国的人心。”足见利玛窦真正的心意了。已译出的前六卷是原书的拉丁文译文至于克拉维斯的注解以及其他收集的欧几里得《原本》研究者的工作几乎全部删去1。虽然如此《几何原本》的传入对中国数学界仍有一定的影响。徐光启在《几何原本杂议》中对它评价很高说：“此书为益能令学理者祛其浮气练其精心学事者资其定法其巧思故举世无一人不当学。”在翻译完《测量法义》以后徐光启自己接着写出《测量异同》和《勾股义》两书。在《测量异同》中他比较中西方的测量方法并用《几何原本》的定理解释中西方的测量方法和理论根据的一致性。《勾股义》是仿照《几何原本》方法试图给中国古代的勾股算术加以严格的论述。它表明徐光启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接受了《几何原本》的逻辑推理思想。徐光启对数学的认识和数学研究的方法都有独特的见解。他认为中国当时数学不达的基本原因“其一为名理之儒土苴天下之实事；其一为妖妄之术谬言数有神理能知来藏往靡所不效”。前者指当时一般学者名儒鄙视数学这一实用之学；后者指数学研究陷入神秘主义泥坑。他把讲究数学原理的《几何原本》看成是一切数学应用的基础。 徐光启也是明代天文学工作中的重要代表。欧洲天文学的特点是用严格证明的逻辑方法力求解释天体运动现象的所以然。他掌握了欧洲天文学知识后每次预报天象都较其他人准确。崇祯二年（1629）由于钦天监推算日食又生了错误徐光启才被任命主持明代唯一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历法改革工作。 这次历法改革是以西法为基础工作繁重又有来自保守势力的阻挠。 徐光启进行了坚决的抵制作了精细的规划和安排使整个工作进展较快至崇祯六年（1633）就编成了一部一百三十多卷的《崇祯历书》。它是集体创作但全书大部分经过徐光启的修改审阅。《崇祯历书》已开始接受近代天文学和数学的知识在中国的传统天文学向近代天文学的入口处迈进了一大步。如采用了丹麦天文学家第谷所创立的宇宙体系；采用本轮、均轮等一整套小轮系统来解释天体运动的度变化；引用了明确的地球概念引进了经、纬度及其有关的测定、计算方法；引入了球面和平面三角学等等。 除数学、天文历法外徐光启用力最勤、收集最广的要算是农学方面的研究了。其著作有《农遗杂疏》、《种棉花法》、《甘薯疏》、《种竹图说》、《北耕录》、《宜垦令》、《农辑》、《农政全书》等其中主要代表作就是《农政全书》。它是徐光启几十年心血的结晶是一部集中国古代农学之大成的著作。 《农政全书》共六十卷五十多万字分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蚕桑、蚕桑广类、种植（林木）、牧养、制造和荒政等十二大项。在徐光启生前《农政全书》虽已基本编成但未定稿。现在的《农政全书》是崇祯十二年（1639）经徐光启的门生陈子龙等在刊行时增删过的“大约删者十之三增者十之二”1。因此书中存在着的自相矛盾的错误很可能1钱宝琮主编：《中国数学史》科学出版社1964年版。 1《农政全书·凡例》。 是由于增删造成的。 《农政全书》转录很多古代和当时的农业文献这部分可以说是前人成就的选编很便于参考使用。徐光启自己撰写的有六万多字2虽然只占全书篇幅的八分之一但都是经过他自己试验和观察之后取得材料写成的所以科学性较强。他对前人的著述也不是单纯选录在其后面往往附有意见和评论。 《农政全书》写作的出点在于农政因此着眼于保证农业生产的其他措施如田制、水利等项。这是与以前农书的不同之处。酿造项目只收酱、醋、鼓而删除了酒；烹调只限于农家用得上的简单的几条。王祯《农书》中有关“农器图谱”《农政全书》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原则大量地收录并有所增补。蚕桑是江南的重要经营项目他记录总结了后起的新经验。江南又一向是棉花和苎麻的先进的栽培、加工地区徐光启的家乡松江府又是江南纺织染业最先进的地区因此除对种棉和棉田管理的新经验作了介绍之外对河北肃宁群众以稳定湿度为纺织环境的好办法特别加以推荐。当时传入的甘薯他根据自己的试种实践写出详细的生产指导书《甘薯疏》经过整理收入《农政全书》提倡各地种植用来备荒。对一切新引入、新驯化栽培的作物无论是粮、油、纤维都详尽地搜集了栽种、加工技术知识。《农政全书》还辑录了《救荒本草》等书中的植物作为救荒的补充食物。总之他没有因为着重政治措施而忽视技术。 与明代一般读书人不同徐光启很重视科学技术认为它是“经世致用”之学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尝感愤倭奴蹂躏梓里丘墟因而诵读之暇稍习兵家言”；又“时时窃念国势衰弱十倍宋季每为人言富强之术富国必以本业强国必以正兵”1。张溥《农政全书·序》说：“公初筮仕入馆职即身任天下讲求治道博极群书要诸体用。诗赋书法素所善也既谓雕虫不足学悉屏不为专以神明治历律兵农穷无人指趣。”《启祯野乘》也说他：“尝学声律工楷隶及是悉弃去［专志］习天文、兵法［农事］、屯、盐、水利诸策旁及工艺、数学务可施用于世者。”2即使是非常抽象的数学他认为研究它也是为了实用在“度数旁通十事”的十事中指出数学在历法、水利、测量、音乐、国防、建筑、财政、机械、地图、医学、统计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应用。又概括说数学凡“有形有质之物有度有数之事无不赖以为用”。 重视科学实验、重视实践是徐光启治学方法的特点。他利用当时天主教会教士们介绍的天文知识推算日、月食改订了历法。他认为一切用数学推得的结论应该用实践来检验。崇祯元年（1628）农历五月初一日日食徐光启说：“论救护可以例免通行论历法正宜详加测验盖不差不改不验不用。”这就是说数学理论应该在实践中不断改善在实践中求得展经实践证明是错误的理论就不应该再应用它。《农政全书》中也反映了徐光启研究问题重视试验和实践的科学精神。在上海、天津都曾建立开辟过试验园地在京东计划兴修水利和开辟水田种植水稻做了多次试验；还有引种甘薯、种植棉花、放养白蜡、提倡种乌桕树等他都亲自研究试验取得2康成懿：《农政全书征引文献探原》农业出版社1959年版。 1徐光启：《复太史焦座师函》。 2《启祯野乘·徐文定传》。 经验一一记录入书中加以推广。徐光启十分重视农业文献的研究仅《农政全书》一书征引的文献就有二百二十五种之多。在《除蝗疏》中他把我国历史上从春秋到元代所记载的一百一十次蝗灾所生的时间和地点进行了分析现蝗灾“最盛于夏秋之间”得出“涸泽者蝗之原本也”的结论。他还对蝗虫的生活史进行了细致勘察观测掌握规律提出正确的治蝗方法。这些方法至今还有很大参考价值。他还经常调查访问取得第一手资料他的儿子徐骥说他“广咨博讯遇人辄问至一地辄问问则随闻随笔。一事一物必讲究精研不穷其极不已”。1这种重实践、实验和调查的方法也是他在科学上能够提出创见的重要原因之一。 反对保守思想敢于冲破旧传统热心追求新事物是他在科学研究工作中的又一特点。在明代封建理学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时候要学习欧洲的科学知识是需要勇气的。徐光启为此曾受到过理学家们的政治压力但他没有屈服。在领导改历工作中他巧妙地利用了明初朱元璋命人翻译回回历的先例作为自己搞翻译、吸取欧洲科学知识的根据。此后在工作中他还和一些固守旧传统的学者进行了学术争论。欧洲天文学知识之能够为中国天文学界所吸收徐光启的工作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农业中他对新引进的作物积极推广种植以丰富人们的生活。而有一些思想保守的人往往用“风土不宜”拒绝接受新作物。徐光启对这种“风土说”屡屡给予批判。如谈到“占城稻”问题时他说：“（宋）真宗从占城移之江、浙江翱从建安移至中州稍一展转便令方内足食。则执行土地不宜使人息意移植者必不可也。”又说：“余谓风土不宜或百中间有一、二其他美种不能彼此相通者正坐懒慢耳余故深排风土之论且多方购得诸种即手自树艺试有成效乃广播之。”1在“木棉”条中说：“或云：‘凡种植必用本地种；他方者土不宜种亦随变易。’余深非之”。“呜呼即如彼言吉贝自南海外物耳吾乡安得而有之？”又说：“《农桑辑要》作于元初。当时便云：‘木棉种陕右行之其他州郡多以土地不宜为解。’独孟祺、苗好谦、畅师文、王祯之属能排贬其说。抑不知当时之人果以数子为是耶否耶？至于今率土仰其利始信数君子非欺我者。呜呼岂独木棉哉。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也。”徐光启不愧为我国近代科学的先驱。 1《先文定公行述》见《徐氏家谱》。 1《农政全书》卷二五《木棉》。 第二节利玛窦青少年时代利玛窦（i）字西泰号清泰、西江、大西域山人、利山人、西泰子。1552年1o月6日生于意大利的马切拉塔（macerata）。马切拉塔是意大利中部的一座名城城中驻有教皇国马尔凯区的行政长官设有高等法院教皇国造币厂以及创始于129o年的大学城内宗教事业非常达。 利玛窦的父亲乔万尼·里奇是一名医生曾任教皇国的市长和省长。母亲乔万娜·安乔莱利（giovannaangio1e11i）生有八子四女利玛窦为长子。少年时代的利玛窦卷碧眼身体强健性情活泼聪明伶俐。初拜本奇文尼神甫为师九岁时进入耶稣会新开办的学校学习读完高小、初中成绩优良名列前茅。学生时代利玛窦就敬奉天主有心修道想入嘉布遣会或耶稣会这是受他虔诚的母亲影响的结果。而父亲则希望儿子步入宦途当市长、省长。十六岁那年利玛窦读完中学父亲送他去都罗马进罗马大学法学院攻读法律为将来谋取官职打下基础。 由于中学老师的介绍利玛窦在罗马结识了一些耶稣会的神甫不久即加入了耶稣会所立的圣母会。 在十九岁的时候他写信给父亲提出想要参加耶稣会深入研究教义并表示不愿结婚等。父亲接信后甚为恼怒准备立即赴罗马去训责和劝阻他可是据说还没有动身就病倒了反复三次都是如此。他父亲无可奈何认为这是天主的旨意只好打消了劝阻的念头并复信同意他加入耶稣会。1571年8月15日利玛窦入了耶稣会。1572年进入耶稣会的罗马学院学习五年。罗马学院是依纳爵·罗耀拉于1551年创建的采取当时的大学制一切都求尽善尽美作为耶稣会一切学院的模范。在学习期间他非常用功不仅对于神学而且在拉丁文、哲学、数学、天文学、地理学等方面都取得了优异成绩。 在罗马学院教利玛窦数学的是著名的数学教授克拉维斯（1avius1537—1612）神父。克拉维斯是德国数学家我国明清时译称“丁先生”著有《代数学》、《星盘》等并著有拉丁文的评注本《几何原本》。利玛窦后来在韶州（今广东韶关）、北京与瞿太素、徐光启等谈论几何学及翻译《几何原本》前六卷时用的便是这部书。 1577年5月18日耶稣会总会派遣罗明坚（minetbsp;rug-gieri）、利玛窦等四人前往印度。当时非洲和东亚的航海与传教权都在葡萄牙国王的控制之下利玛窦等人要去印度必须得到葡萄牙国王的批准才行。因此他们从罗马经热那亚去葡萄牙都里斯本向葡萄牙国王提出申请并得到批准和资助后于1578年3月24日从里斯本出前往印度的果阿（旧译卧亚）。同行的耶稣会士共十四人除罗明坚外还有日后也来华的巴范济（frannetbsp;pasio）等。他们所乘的船名“圣路易”是欧洲中世纪用于航海的普通帆船。舱顶高不过三尺长不过一丈舱中的人仅可坐卧。航船绕过好望角沿非洲东岸驶入印度洋有风则行无风则止。当时天气很热船舱中郁闷不堪不少人中暑病倒了幸而船上未生瘟疫没有死人。利玛窦他们在船上困居半年备尝艰辛于1578年9月13日安全抵达当时天主教的东亚传教中心果阿。 利玛窦到果阿后身体虚弱在修道院内休息了几个月才恢复了体力。 此后又继续修习在罗马学院未学完的神学。一年后他奉命在果阿修道院教授拉丁文和希腊文。几个月后又被派往交阯教书半年。158o年7月利玛窦在交阯晋升神甫9月调回果阿继续攻读神学两年。 来华始末1579年6月罗明坚抵澳门专门学习中国语言学习读写中国文字。 由于他年已三十六岁记忆力不甚强所以进步缓慢。在158o年至1583年间他曾到广州及两广总督驻地肇庆活动寻求到中国内地传教的机会。当罗明坚久居中国时感到一个人过于孤单中国话也说得不流畅于是请求范礼安（1i-gnano）神甫从果阿调利玛窦来澳门做助手。1582年4月15日利玛窦接到范礼安的调令十一天后便与巴范济一道乘船赴澳门。海上风浪很大利玛窦在船上重病一场但终于在8月7日抵达澳门。他努力学习中文了解中国的风土人情、国家制度和行政机构。1583年夏为修建教堂等事利玛窦随罗明坚赴香山、广州但事情没办成不得不返回澳门。他们二人回澳门不久肇庆知府王泮差人来告知两广总督已同意他们在肇庆建堂久住。实际上这是耶稣会神甫贿使督府官员进行疏通的结果。于是两人筹措好路费于1583年9月初离开澳门9月1o日到达肇庆。他们对王泮说自己只是一个宗教团体的成员走了三四年才到达中国希望有一个住所和建一座敬神的小教堂以度余年并表示一定遵守法纪、自筹经费。王泮报请总督批准他们择地居住和修建教堂1。 罗明坚和利玛窦乘此机会抓紧时间督促施工又经过几番波折于1585年建成了当时在中国内地最早的一座天主教教堂。这两人除了监管和处理与建房有关的事务外大部分时间用来研究中国语文练习写作和了解中国人的风俗习惯。 教堂和居所建成后总督和知府先后张贴告示禁止任何人在此扰乱。知府王泮还赠予两块匾额：“仙花寺”与“西来净土”。在王泮影响下肇庆府的其他官员也争相与两位神甫交往。但当地士绅百姓与他们还是有隔阂的称他们为“番僧”还不时生一些矛盾和冲突有些人甚至对他们的房屋扔石头。为了避免当地百姓的敌对情绪他们穿起中国式的大褂长袍以使自己的形象易于为人们所接受他们还决定暂时不谈宗教并用高酬聘请当地有名望的学者介绍中国情况讲解经书以便与中国知识分子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又用西方科学技术、新奇的西洋方物等吸引中国人博取当地民众的好感。为了扩大影响他们又做了以下四件事：一是把肇庆教会图书室公开让民众参观。 二是利用刻印世界地图宣传天主教。 三是展览各种天文仪器作为笼络人心的手段还把自制的天文仪器赠送给当地官员。 四是刻印有关天主教知识的书籍如《天主十诫》、《天主圣教实录》1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上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57—161页。等赠送给前来参观的客人向人们宣传天主教教义。 来“仙花寺”参观的中国学者最注意的是挂在大厅里的一幅地图。这一地图与我国已有的《华夷图》等完全不同特别是没有把中国画在世界的中央而且在中国以外另有许多大国。人们请利玛窦解释世界的情形于是他指着地图述说自己在何处出生由何处动身前来中国中途经过哪些国家。大家听了都惊讶不已没想到世界如此之大有这么多的国家闻所未闻大开眼界。一些渴求知识的人便要求利玛窦把地图上的外文译成中文出版。知府王泮看了这张地图后也吩咐利玛窦把图刻印出版。利玛窦与中国朋友一道绘制了一幅比原图更大的地图名为《山海舆地全图》图上注有中文说明。后来王泮升任岭南道当他收到利玛窦送去的《山海舆地全图》时叹为古今奇观立即分送远近朋友。利玛窦在肇庆还制造自鸣钟把它送给王泮等官员。这样利玛窦在肇庆有了朋友有了保护他的中国官员有了立足点。 1588年罗明坚回澳门利玛窦独自留在肇庆。 1589年8月3日新任两广总督刘继文欲强夺仙花寺限利玛窦三日内离肇庆去澳门。后刘继文又因担心强夺番僧寺院会引来弹劾故又把利玛窦召回并答应利玛窦去南雄的请求。1589年8月15日利玛窦乘船先至韶州南华寺暂住同行者有麦安东。 在韶州利玛窦等受到了友好的接待韶州同知吕良佐还答应他们可在当地光孝寺旁的一块空地上修建天主教堂。159o年秋教堂建成利玛窦在这里安顿下来一时未再提起去南雄之事。这是利玛窦在中国传教的第二个立足点。 万历十九年（1591）正月初一利玛窦正式接纳钟鸣仁、黄明沙两名青年加入耶稣会他们成为中国第一批耶稣会士。 在韶州利玛窦招收的第一个学生是瞿汝夔。瞿汝夔字太素生于1549年为礼部尚书瞿景淳之子江苏常熟人。幼读群书但无意仕进。父亲去世后携妻周游各地访学炼丹术。1589年秋他在肇庆见过利玛窦。当他得知利玛窦定居韶州时即从南雄赶来拜利玛窦为师学习天文、算术。利玛窦以克拉维斯的著作为教材先教给他欧洲的实用算术后教星盘原理最后教欧几里得几何学。瞿学习两年译有《几何原本》第一卷还学会制造地球仪、星盘、象限仪、罗盘、日晷等。这些仪器有木制的、铜制的还有银制的1。 次年正月利玛窦在瞿太素的陪同下来到南雄除了与官员打交道外也与平民百姓交往宣讲教义做弥撒吸引了很多人。特别是南雄富商葛盛华（译音）入天主教后刊印了各种介绍基督教教义的小册子广为散扩大了利玛窦传教活动的影响。 瞿太素曾对利玛窦谈起穿僧服称僧名在中国并不受人尊敬且易引起误会利玛窦也有这种感受。于是在1594年11月他与郭居静经范礼安批准始留须改戴儒冠穿儒服见客时执秀才礼同时更加努力研读中文书籍练习中国书法。在他们看来中国非常尊重读书人这样穿戴对传教是很有益处的。 1参见刘俊余、王玉川合译：《利玛窦全集（1）——利玛窦中国传教史》台北光启出版社1986年版第2o6页。 1595年5月利玛窦通过给兵部侍郎石拱辰的儿子治病的机会随石拱辰到南京。当时朝廷对私通外国人是很敏感的利玛窦满怀希望去拜见的南京工部侍郎徐大任徐却因担心受到怀疑而将他逐出南京。他不得不暂时退往南昌。 在南昌利玛窦遇见了一个曾做过韶州官员的友人（德礼贤认为可能是韶州同知李春和）并经这个友人的帮助在南昌城外租房住下。江西巡抚6万垓早就听说过利玛窦的事迹很敬重他并挽留他在南昌居住。此后他又与建安王朱多■、乐安王朱多焿有了较密切的交往。利玛窦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冬著《交友论》绘世界舆图并用西洋装订法装订成书又造时钟、地球仪等。次年夏又著《西国记法》分别赠送给建安王和6万垓等。利玛窦还积极与当地文人交往在谈经论学中提高了自己的声望。为了传播教义利玛窦曾向这些文人学者出示《天主实义》一书手稿人们劝他刻板刊行。但利玛窦觉得还不成熟直到16o3年才在北京刻印。 1596年冬范礼安神甫任命利玛窦为耶稣会中国传教团监督赋予处理中国事务的全权。并要他尽一切努力在北京开辟居留点以便接近皇帝争取中国皇帝的支持。范礼安甚至把赠送皇帝及大臣的礼物也运到了江西其中有圣母像、天主像、自鸣钟等。 利玛窦接到范礼安的指示后立刻寻求接近皇帝的方法。他先想走建安王的门路不久现此路不通。1598年6月底利玛窦随南京礼部尚书王忠铭离开南昌7月初抵达南京。应天巡抚赵可怀是王忠铭的好朋友听说王忠铭回南京遣人送上礼品其中有一幅拓印的《山海舆地全图》。王忠铭看到了这幅图与利玛窦准备进献给皇帝的舆图极为相似。经与利玛窦印证后便告诉赵可怀绘图的人已到南京。赵可怀是从镇江知府王玉沙处得来的舆图非常赞赏把它刻在苏州石碑上并附有跋语拓印下来赠送友人。知道利玛窦正在南京便盛情邀请他到自己的驻地句容游览并讨论了数学问题还请他制造历算仪器但因利玛窦要去北京而未能实现。 辞别赵可怀后利玛窦继续与王尚书的家人一起乘坐行李船由水路北上经扬州、淮安济宁、临清入直隶抵天津9月17日进入北京城。王忠铭原想进京后会升官但事与愿违没有升迁一个月后返回南京。利玛窦此后租房住下积极向各方面活动希望皇帝能够召见恩准留居京城。可是他所认识及王忠铭介绍的官员都不肯在家里接待他。王忠铭介绍的太监见无馈赠也拒绝帮助。各方面均闭门谢绝利玛窦无法只好雇船返回南京。1599年2月6日抵南京。在这段时间内利玛窦把“四书”译成拉丁文还加有许多注解。 1599年利玛窦在南京常相过往的人有王忠铭、瞿太素、刑部侍郎王明远、刑部尚书赵参鲁、户部尚书张孟男、礼部侍郎叶向高、国子监祭酒郭明龙、翰林院编修杨荆岩、工部员外郎刘冠南与著名学者焦竑、李贽、李本固等。刘冠南帮助利玛窦购买了中意的房子作为新居和教堂。在教堂内展览了准备向皇帝进贡的物品以此来吸引南京的官员和名士参观。乘此机会利玛窦向他们讲授西洋学术如天算、测绘地图、地圆说等介绍西洋风俗解说天主教教义。又取出自造的“天球仪”、“地球仪”、“象限仪”、“纪限仪”给参观者讲解。当利玛窦参观南京观象台时现那里也有不少天文仪器如“浑天象”、“玲珑仪”、“仰仪”、“简仪”等。他不但知道这些仪器的用法而且指出它们有什么缺点使听众折服张养墨等主动拜他为师向他学习数学和天文知识。 南京刑部主事吴中明见到王泮刻印的《山海舆地全图》后认为图上说明文字太少于是商请利玛窦加以修订并另绘一幅较大的舆图增加说明文字还亲自写了一篇序文刻石印制行全国各地该图甚至流传到澳门和日本。贵州巡抚郭子章则把《山海舆地全图》缩小改以书籍装帧名为《古今郡国名类》。 在南京利玛窦不时宣讲天主教教义并接受了一批信徒入教但他更关心的是教会在整个中国的展。16oo年4月间利玛窦与郭居静、庞迪我、李心斋、瞿太素商量去北京进贡的事请南京礼部给事中祝石林给去北京的路票庞迪我陪利玛窦一同前往。祝石林又把利玛窦介绍给押送马船的刘太监以便乘船北上。利玛窦于5月18日由南京启程。到山东济宁时得到漕运总督刘东星和李卓吾的热情招待刘、李二人又帮助他重写进贡表章又写了几封介绍信使利玛窦的船顺利通行。到山东临清时遇上了皇帝派遣的税使马堂刘太监为了及时赶到北京摆脱马堂的纠缠便把利玛窦之事告知马堂说这些人带了许多新奇贵重的西洋物品这当然是一种诱惑。马堂到船上看了贡品表示很满意答应立即上奏北京实际上却想设法攫为己有。由于临清道钟万禄等当地官员的帮助才未使马堂的贪欲得逞。利玛窦乘坐马堂的船到了天津等候圣旨。几天之后皇帝指令马堂办理进贡的事。此后又几经周折在天津等了半年利玛窦才获准进京于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16o1年1月24日）到达北京。第二天便由太监将贡品送进宫内。这些贡品有：耶稣像、圣母像、圣经、十字架、大小时钟、三棱镜、洋琴、《世界现状》、万国图、粗羊毛布、印度布、玻璃器皿、日晷、沙漏、犀角、银币等。 在北京利玛窦最初住在宫门附近后又住钦天监随时候命进宫修理自鸣钟及洋琴。后来因礼部干预又搬到四夷馆行动颇受限制难以留京久住。但由于神宗很喜欢自鸣钟且担心利玛窦离开北京后无人修理故礼部侍郎朱国祚三次上疏要求遣送利玛窦出京的奏折均未批复。后又在吏部给事中曹于汴的帮助下礼部准许利玛窦搬出四夷馆租房居住。利玛窦迁出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上疏皇帝请求批准他在北京或其他地方居住。不久太监传下皇帝口谕允许他们住在京城里。 定居北京后利玛窦结交了许多皇亲国戚、高官显宦而在学术上交往较多的则有著名学者冯应京、李之藻和徐光启等。定居北京六年利玛窦不敢建造天主教堂避免引起疑忌。他只租用平房开展传教活动并吸收信徒入教。万历三十三年（16o5）八月间才在顺承门（今宣武门）附近购得一所大宅修建礼拜堂作为北京会所。从此天主教在中国开始站住了脚打开了局面。 161o年5月3日利玛窦一病不起于5月11日病逝。神宗批准礼部奏请赐地将利玛窦安葬在北京阜城门外（今二里沟）的一处由寺院改建的墓园。 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的根本目的不仅是传播宗教而且是为殖民者收集中国内地情报为其侵略扩张政策服务。教士们的活动受到殖民者的操纵控制其活动经费则由殖民者资助。利玛窦也不例外。利玛窦为了要达到在中国长久居留获准传教的目的费尽了心机从澳门到北京他花了十八个年头走了一段艰苦的历程。他从实践中摸索出了一条打开中国大门的路子归纳起来主要有下列手段：一是学习中国语言文字掌握基本的交往工具。经过多年努力利玛窦不仅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而且能用中文撰写文章和著作。 二是深入了解中国的民情风俗并尽量按中国的风俗习惯活动。最初利玛窦以为和尚是中国人所崇拜的所以他削为僧披袈裟。结果和尚装束不但不受人尊重反而招来了麻烦。他及时吸取教训改成儒者装扮头戴方巾身穿儒服自称道人行秀才礼。这一招符合中国国情尤其适合士大夫的口味受到中国人的尊重。 三是走上层路线竭力拉拢和投靠上层统治者直至皇帝。他摸准了中国高级官僚的脾气“一旦现外国货质量更好就喜欢外来的东西更甚于自己的东西”。1因此每到一地故意赠送或展览陈列当时中国没有或者比中国质量更好的西洋物品打动那些贪财官吏及皇帝的心从而在中国统治阶级内部找到保护人站稳脚跟。 四是利用传播西方科学技术这个手段笼络中国知识阶层。 当时中国一些较有远见的知识分子为了富国强兵渴望学到先进的科学技术。他们认为“苟利于国远近何论焉？”2在交往过程中这些知识分子成了利玛窦的好友、学生或信徒成了利玛窦在中国传教的柱石。 当然利玛窦在传教过程中也产生了一种客观效果促成了中西科学文化的交流他本人也为中西科学文化交流作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贡献：1.数学。最先从利玛窦学数学的是瞿太素。在学习过程中瞿太素或用中国古代算经上的术语或用自己新创的算术术语将学到的数学知识译成通顺流畅的汉文交朋友传阅。一年后他译完《几何原本》第一册但没有刊刻。万历三十四年（16o6）利玛窦在北京与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前六卷至万历三十五年译完刻印。这是利玛窦次把古希腊数学名著欧几里得《几何原本》较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几何原本》中那种严格的定义完整的结构前后一贯的演绎法不依赖于数例的纯几何证明作图可行性的要求等等都是中国传统几何学所没有或者说相对缺少的。从具体内容上说《几何原本》也出现了许多对中国学者来说是新鲜的课题。比如三角形性质、两个三角形的全等角、平行线与圆有关的性质一般三角形的相似黄金分割等等都是中国传统几何学所没有的。因此《几何原本》前六卷的翻译被当时中国人视为一桩大奇事人们从未见过这样论证严密的书。这次翻译用的《几何原本》底本是利玛窦的老师克拉维斯的注释本是利氏学过的课本由拉丁文译成中文。1同年两人合编《测量法义》全书设十五个题目说明测量高、深、广、远的方法。 在北京与利玛窦合作并听他讲授科学课程的学者还有李之藻。当利玛窦给他讲地球为圆形有两极天则有十天太阳和星辰都大于地球时他非常相信。万历四十一年（1613）利玛窦与李之藻合译《同文算指》介绍1何兆武、何高济：《利玛窦的〈中国札记〉》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2年6期。2徐光启：《辨学章疏》《徐光启集》卷九中华书局1963年版。 1王重民：《徐光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4页。 了西方的笔算法等次年刊行。万历四十二年（1614）李之藻又刻印了《乾坤体义》书中收有利玛窦的著作也有李之藻的著作。书分上、下两册共三卷。 2.天文学。1584年前后利玛窦到肇庆不久即展览并制作各种天文仪器如天球仪、日晷和地球仪等。其目的一方面吸引当地人参观一方面用礼品作为笼络手段分赠当地官员。这些仪器是用铜和铁制的对各层天作了说明把地球表面的原来形状表示出来。又在铜板上描出或雕刻各种日晷分赠与教会友好的官员。还向当地士大夫讲解基督教推算日历的方法。1595年利玛窦到南京后除了继续制造上述各种天文仪器外还制造了象限仪、纪限仪并给观众讲解如何使用。 16o1年利玛窦到北京后在天主教堂中陈列有千里镜、地球仪、简平仪等天文仪器。1又亲自用汉文撰写天文学著作或与李之藻合译西方天文学著作如《乾坤体义》、《经天该》等。李之藻从利玛窦那里学习了西方天文数学后以克拉维斯《星盘》（astrorabium）为基础编译了一部介绍西方天文学知识的著作名为《浑盖通宪图说》二卷万历三十五年（16o7）刊行。 3.地理学。在地理学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利玛窦带来的一幅世界地图。万历十一年（1583）当他在肇庆“仙花寺”内第一次展出时便吸引了许多观众。这幅图与已有的《华夷图》、《天下总图》完全不同在此图上中国不仅未画在世界的中央而且除中国以外还有许多大国。这幅图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使中国人第一次看到了整个世界的缩影。世界五大洲的知识也随这幅图传入中国。在这幅图上标有经纬度画了东西两半球。6地、海洋、南北极、赤道都画得比较清楚。文字说明在地图边缘对各地的自然环境、物产以及社会风俗都有介绍。肇庆知府王泮看了这幅地图后要利玛窦把这幅图上的外文译成中文把中国移到图版正中在肇庆刻印。利玛窦按王泮的要求把舆图放大重标经纬图名改为《山海舆地全图》又增添了一些适合中国人的注释。这是第一张用中文印刷的世界地图。当王泮收到此图时叹为古今奇观立即赠送远近朋友。这幅图以后不断刻印从万历十二年（1584）到万历三十六年（16o8）刻印或摹绘达12次之多流传颇广。图名除《山海舆地全图》外还有《山海舆地图》、《舆地全图》、《万国图志》、《坤舆万国全图》、《两仪玄览图》等。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传进中国后给中国增添了一些新的地理知识如大地球形说、地图投影、地球上五带的划分、地球上海6分布、世界各地的名山大川以及国名和地名。此外利玛窦还在南京、南昌、北京自制地球仪分送达官贵人和朋友。如萧大亨、冯琦、6万垓等均得到利氏赠送的地球仪。他的学生如瞿太素等也学会了制造地球仪。 4.其他物品的传入。根据记载利玛窦送给中国皇帝的物品有油画（耶稣像、圣母像）、自鸣钟、《圣经》、珍珠镶嵌十字架、《万国图志》、洋琴等1。此外送给其他官员或放在天主教堂展览的物品有：西洋纸2西洋画31（明）郑仲夔：《耳新》卷八；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四；尤侗：《外国竹枝词》。1《正教奉褒》第4—5页《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引。 2王肯堂：《郁冈斋笔尘》第四册。 3顾起元：《客座赘语》。 地球仪三棱镜千里镜4简平仪等。关于油画刘侗说“中国画绘事所不及”1。这是西洋油画传入中国的先声。关于自鸣钟明末李绍文《云间杂识》卷二说是“以铜为之”“高广不过寸许”小巧玲珑。中国当时即有人仿制但“大于斗”不如西洋造的小巧。 此外利玛窦向欧洲介绍中国的科技文化。利玛窦在中国居住了二十八年写了十六种译著其中流传最广、史料价值最大的是《中国札记》此书在他逝世前几年用意大利文写成共二十五万字2。利玛窦死后此书手稿由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ninetbsp;trigau1t）于1614年带回罗马。在旅途中金尼阁将手稿译成拉丁文加以润色并增加一些内容。1615年在德国次出版拉丁文本书名为《耶稣会士利玛窦神甫的基督教远征史会务记录》五卷。以后世界各国又有多种文字的译本。1983年中华书局根据美国1953年的英译本出版中译本。在这本书中利玛窦记载了他在中国的见闻从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到民情风俗都有较详细的记录。他证明了契丹和中国是同一个国家介绍了中国丰富的物产说茶这种饮料“是要品啜而不要大饮的并且总是趁热喝。它的味道不很好略带苦涩但经常饮用却被认为是有益健康的。”又介绍了中国的漆说涂上漆后木器“光泽如镜华采夺目并且摸上去非常光滑”。他是最早把中国茶叶和漆介绍到欧洲的人。利玛窦《中国札记》是一部研究中国明代历史和中外科技文化交流史的珍贵文献。他还把“四书”介绍到欧洲。自万历十九年（1591）开始他花了四年时间把“四书”译成拉丁文寄回意大利。他赞誉中国的天文学、数学和机械工艺的进步与达。他还通过自己实地测量并参考中国历史地理资料绘制了第一幅标有经纬度的中国地图寄回欧洲。利玛窦在中西科学文化交流中起了桥梁作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4郑仲夔：《耳新》卷八。 1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四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53页。2谢方：《利玛窦及其〈中国札记〉》载《文史知识》1984年6期。第四十七章徐霞客宋应星第一节徐霞客“万里遐征”至死不渝徐霞客（1587—1641）名弘祖1字振之别号霞客南直隶江阴（今属江苏）人。祖上是江阴名门望族。曾祖徐洽官至鸿胪簿。祖父徐衍芳曾任光禄丞。可是父亲徐有勉时家道开始没落他为园自隐居家治圃或暇日带上三五家僮来往苏杭之间游山玩水。他厌恶达官贵人不与官僚和乡里士绅来往。这种为人耿直和孤傲的性格封建势力非常妒恨所以常遭到欺压。徐有勉六十岁去世时徐霞客已十八岁。父亲的性格和兴趣爱好自然会对徐霞客产生影响。母亲是一个很能干的妇女。她性格开朗通情达理勤劳持家精于纺织。她织的布又细又好织的丝绸轻薄如蝉翼“市者辄能辨识之”2。她不顾年老体衰承担一切家务支持徐霞客去旅游。她亲自为儿子准备行装做远游冠以壮行色。她七十三岁那年为了解除徐霞客旅行时对她的牵挂特意叫徐霞客陪她游荆溪、句曲一路上有意走在儿子的前面以示身体健壮。徐霞客能够成才并作出贡献正是这位伟大的母亲的支持“孺人成之也”1。 由于徐霞客家藏书丰富所以给徐霞客博览群书创造了极好的条件。他自幼特好奇书喜欢读历史、地理和游记一类的书籍。他“髫年蓄五岳志”2有强烈的旅游考察愿望。万历三十五年（16o7）二十二岁的徐霞客第一次走出家门。先从家乡附近游太湖“登眺东、西洞庭两山访灵威丈人遗迹”3。自此以后他不断旅游同时不断地写旅游日记。万历三十七年“历齐、鲁、燕、冀间上泰岱拜孔林谒孟庙三迁故里峄山吊枯桐”4。万历四十一年赴浙江游天台山、雁荡山今存《游天台山日记》和《游雁荡山日记》。万历四十二年冬游金陵（今南京市）。万历四十四年赴皖南游白岳山、黄山继而入福建游武夷山今存有游此三处的游记。万历四十五年游江苏宜兴善卷、张公诸洞。陪母亲游荆溪、句曲。万历四十六年游九华山、庐山再游黄山存有游庐山、再游黄山的游记。万历四十八年游福建仙游九鲤湖今存游九鲤湖游记。天启三年（1623）游河南嵩山、陕西太华山和湖北太和山今存游此三处的游记。崇祯元年（1628）游广东罗浮山第三次游福建。今存《闽游日记前》。崇祯三年第四次游福建今存《闽游日记后》。崇祯五年再游天台三游雁荡今存游此二处的游记。崇祯六年至北京转赴山西游五台山、恒山今存游此二处的游记。崇祯九年至崇祯十三年五十一至五十五岁的徐霞客作西南“万里遐征”所写游记为《徐1徐霞客原名弘祖清代刻印《徐霞客游记》时因避乾隆弘历讳改“弘”为“宏”。2《徐霞客游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o年版第1248页。 1《徐霞客游记》第1245页。 2《徐霞客游记》第39页。 3《徐霞客游记》第1185页。 4《徐霞客游记》第1185页。 霞客游记》的主要部分占百分之九十三。崇祯十三年六月由云南返回家乡病甚卧床不能接客。翌年正月二十七日（3月8日）逝世葬于江阴之马湾。 徐霞客的主要著作是游记还有诗文、书信等。由于战乱他的文稿失散了不少。今存《徐霞客游记》是经后人搜集整理而成。最初以抄本流传。乾隆四十一年（1776）徐霞客的族孙徐镇将李介立抄本校勘考订刻板印书这是《徐霞客游记》的第一个木刻本。 徐霞客从二十二岁起至五十五岁止三十四年间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在今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北京等十七个省市、自治区留下足迹。他的旅游以崇祯九年（1636）为界线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因为牵挂老母亲所以以游览名胜古迹为主出游时间不长一般是两三个月少则十天半月。各次之间相隔几个月或一年或两三年最长达四年并非年年在外岁岁出游。这个时期所写的游记以现存文字计算只占整个游记的百分之七。尽管写的游记不如后期多在地理学上的贡献不如后期大但通过前期的旅游他获得了不少第一手资料纠正了前人的某些错误论断。如纠正前人以天都峰为黄山最高峰的错误提出莲花峰是黄山最高峰的正确观点。纠正《大明一统志》说雁荡山大龙湫的水源于雁湖的错误指出雁湖的水“与龙湫风马牛无及”1他对某些地理现象追根寻源提出了合乎科学道理的解释如天台山植物垂直分布的差异及其原因。嵩山、太华山和太和山三个地方物候不同的原因福建宁洋溪水比建溪大的原因等都是这个时期他取得的重要成果。此外还积累了许多旅行探险的经验和方法培养和锻炼了忍饥耐劳、克服困难的精神为后期的“万里遐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崇祯九年开始的“万里遐征”历时四年行经九省路程三万余里。 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遇盗、绝粮、涉险都没有动摇矢志向前。更令人钦佩的是有百分之七的时间带病旅游考察直到“病足不良于行”2才被丽江太守叫人用轿子抬回家不久即去世。他是为旅行考察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在地理科学上取得的巨大成就使中国在岩溶地貌学和洞穴学领域领先西方世界达一百五十至二百年3。 《徐霞客游记》的学术价值《徐霞客游记》虽然以日记体记录作者所见所闻而内容非常丰富既是一部优美可读的文学游记又是一部极有学术价值的地理著作。记载的内容包括山川源流、地形地貌、矿藏物产、生物形态以及工农业生产状况、城市聚落、建筑、历史、地理等民情风俗。其中以地貌、水文、气象、地质、动植物等方面的篇幅最多学术价值尤大。 1.地貌学成就。徐霞客三十多年的旅行考察看见过许多地貌形态。记录在游记中的地貌类型就有岩溶地貌、山岳地貌、红层地貌、流水地貌、火1《徐霞客游记》第77页。 2《徐霞客游记》第1189页。 3朱德浩、朱学稳：《徐霞客对岩溶学和洞穴学的贡献及其在世界岩溶科学史中的地位》《徐霞客研究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山地貌、冰缘地貌和应用地貌七种。被他描述过的地貌形态名称多达一百零二种。其中我国西南地区岩溶地貌尤为详细。 地表岩溶方面徐霞客通过实地考察我国东南、中南和西南地区岩溶地貌最达的地区非常全面而系统地记录了这些地区地表岩溶的各类地貌形态如石芽、溶沟、岩溶裂隙、落水洞、漏斗、竖井、溶蚀洼地、岩溶槽谷、岩溶盆地、盲谷、干谷、岩溶嶂谷、天窗、天生桥、岩溶湖、岩溶泉、峰林、孤峰、岩洞、穿山、溶帽山等。他所记的这些地貌形态的名称有的与现在的一致有的则不相同。如石芽、溶沟他称“石萼”、“花萼”、“石纹”、“石齿”、“石骨”；落水洞他称“仰釜潭”、“窞”、“龙珠穴”；漏斗他称“釜底穴”；竖井他称“深井”；溶蚀洼地他称“盘洼”、“峒”；岩溶槽谷他称“坞”；岩溶盆地他称“盘壑”、“甸”、“坞”；盲谷他称“落水坑”；干谷他称“枯涧”；岩溶嶂谷他称“峡”；岩溶天窗他称“石隙”、“石窍”、“石窦”；天生桥与现在一致；岩溶湖他称“池”、“塘”、“潭”、“海子”、“湖”；岩溶泉他称“泉”；峰林他称“石山”、“石峰”孤峰他称“独山”、“独秀”；岩洞他称“岩”；穿山他称“月岩”、“穿山”；溶帽山他称“土山顶上的石峰”。此外徐霞客还对岩溶地貌的分布范围及地区差异作了精辟的论述。由此可见徐霞客对地表岩溶地貌已有一套系统的分类和命名。这种情况如果不是对地表岩溶有深入而系统的考察研究是做不到的。 地下岩溶方面徐霞客的论述也非常精彩内容十分丰富包括溶洞、洞穴堆积、地下河、地下湖、洞穴瀑布等。徐霞客的论述是建立在广泛而深入的实地考察基础上的因而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徐霞客游记》中记载的溶洞共二百八十八个经他亲自入洞考察的有二百五十个占百分之八十七这个数字不包括他游过但现存《徐霞客游记》中没有记载的溶洞如张公洞、善卷洞等。1描述洞穴的内容包括洞穴大小和洞口方向洞穴类型和形态结构洞穴堆积洞穴生物洞穴气候洞穴音响洞穴考古洞穴利用洞内石头的颜色洞穴成因等十二项。有的地方还记述了他考察洞穴的技术。这是一部相当完整的世界最早的关于岩溶地貌学和洞穴学的科学文献反映了当时世界的最先进水平。徐霞客则是世界最早的伟大的岩溶学家和洞穴学家。 2.水文学成就。《徐霞客游记》用较大的篇幅描述了各地的水体类型和水文特征记载大小河流五百五十一条湖、泽、潭、池、沼泽一百九十八个。对河流水文的描述包括流域范围水系河流大小河水的流含沙量水量变化水质分水岭伏流河床的地区差异等。为了论证长江的源头晚年他专门写了《江源考》据理反驳“岷山导江”的错误理直气壮地主张：“推江源者必当以金沙为”2。为人们正确地认识江源作出了贡献。 《徐霞客游记》把沼泽称作“阻洳”、“湖”或“干海子”。当他考察了云南保山大寨的干海子后写了一篇相当精彩的论述沼泽形态、性质、生产性能、水文特征的专题论文把这个沼泽的形状、大小、生物、土壤、水文、生产、交通、物理性质作了详细的描述。像这样详细而具有科学价值的1唐锡仁、杨文衡：《徐霞客及其游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2页。2《徐霞客游记》第1128页。 论述沼泽的文献在徐霞客以前没有出现过。根据徐霞客的描述现代地理学者认为这个沼泽“可能是一片泥炭沼泽地。在这片泥炭沼泽地里上面生长着‘芜草青青’的茂密植被下有‘草土浮结’和‘芜土交陷’的泥炭层而且还有补给沼泽的溪水流经其间”1。这个地方现在已建成水库叫做大海坝水库2。再也见不到当年徐霞客所描述的景象了。 《徐霞客游记》关于地下热水的记载也很丰富。他把水温不同的地下热水分成四类：(1)冷水泉与冷矿水相当水温在25c以下。(2)温泉与低中温热水相当温度在25netbsp;(3)热水泉与高温热水相当温度在55°—9oc。(4)沸泉与过热水相当温度在9oc以上。徐霞客对地下热水的分类跟现代地下热水分类很接近难能可贵。此外记载了当时人们利用地下热水资源的各种办法如沐浴、治病、食品加工、提取地下热水中的矿物资源——硫黄、硝等。 3.人文地理成就。《徐霞客游记》中有不少人文地理内容如手工业、矿业、农业、交通运输、商业贸易、城镇聚落、少数民族、各地民情风俗等。如书中记载了煤、锡、银、金、铜、铅、硝、盐、雄黄、硫黄、玛瑙、大理石等十二种矿物的产地、开采和冶炼情况是明代重要的矿冶史料。 4.文学成就。在中国历史上有些地理名著因为它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才得以流传。如《山海经》、《水经注》、《法显传》等。《徐霞客游记》也是如此。书中描写事物所采用的清新优美文笔使读者爱不释手。乾隆四十一年以前的一百三十五年间完全靠读者用笔抄写来流传。乾隆四十一年以后才有刻本流传。对《徐霞客游记》的文学价值不少名家有过中肯的评论。有的说它“真、大、奇”1有的说它“直叙情景未尝刻画为文而天趣旁流自然奇警”“古今纪游第一”2。有的说它“游记之夥遂莫过于斯编”3。有的说“其笔意似子原其叙事类龙门凡在编者无不搜奇抉怪吐韵标新自成一家言”4。这些赞美之词是实事求是的一点也不过誉。徐霞客是当之无愧的游记文学大师。 总之徐霞客既是科学家又是文学家。他在地理科学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同时也在文学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徐霞客游记》既是一部杰出的地理著作也是一部伟大的文学著作。徐霞客及其游记同时在科学和文学两个领域中放射出异彩耀眼夺目。 1赵德祥：《我国历史上沼泽的名称、分类及描述》载《地理科学》1982年1期。2朱惠荣校注：《徐霞客游记校注》（下册）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o2页。1钱谦益：《嘱徐仲昭刻游记书》见《徐霞客游记》（下）第1179页。2潘耒：《徐霞客游记》序文见《徐霞客游记》（下）第1258页。 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4奚又溥：《徐霞客游记序》见《徐霞客游记》（下）第1258—1259页。第二节宋应星才大学博勤于著述宋应星（1587—约1666）字长庚南昌奉新北乡（今宋埠乡）人。宋姓在当地是大姓曾祖宋景字以贤号南塘历官南京吏、工、兵三部尚书京师都察院左都御史等为官清正对宋氏后代有很大影响。祖父为宋景第三子承庆早逝。父国霖字汝润号巨川少孤赖母顾氏及叔父和庆养育少补诸生在庠四十年未出仕。国霖有四子宋应星为第三子。与兄应鼎俱为同母魏氏所生。宋应星出生时宋氏家族日益没落而母亲又是农民的女儿所以自幼易于接近农业生产和群众。 奉新地处南昌府境内明代时这里文风很盛出了不少著名人物。宋应星幼时与长兄应昇在叔祖宋和庆创办的家塾内就读。七岁时投师于族叔宋国祚继而就学于新建举人邓良知。年十六考入本县县学入庠九载。他自幼聪颖好学学业成绩之佳为师长所惊奇其族侄宋士元在《长庚公传》中说：“公少灵芒眉宇逼人数岁能韵语。及掺制艺矫拔惊长老。”1宋应星青年时代已熟读经史及百家书对程朱理学有较深钻研又能独立思考。他尤其推重张载的关学从中接受了唯物主义自然观。同时他对自然科学及技术很有兴趣熟读过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等书还喜欢音乐、美术对时事政治特别关心怀有济国济民的理想常与同学好友纵谈天下大事。 万历四十三年（1615）宋应星与兄应昇赴省城南昌参加乙卯科乡试考取第三名举人其兄名列第六县中诸生只有他们兄弟中举人称“奉新二宋”。当年秋赶往京师应次年丙辰科会试未中。为作好再应试准备他们前往九江府著名的白鹿洞书院进修投师于洞主舒曰敬。万历四十七年（1619）又一次进京会试仍名落孙山。此后又于天启及崇祯初年再试均未中由此遂绝科举之念。崇祯四年（1631）宋应昇由吏部铨选任浙江桐乡县令宋应星回乡服侍母亲。崇祯八年（1635）在老母被兄接到浙江后宋应星出任袁州府分宜教谕主要是教授县学生员。任职四年取得优良教育成绩使当地“士风丕振”。更重要的是有足够业余时间从事写作他的主要作品大都作于此时。 崇祯十一年（1638）宋应星考列优等旋升为福建汀州府（今长汀） 推官掌管一府刑狱俗称刑厅亦称司理。未待任满于崇祯十三年（164o）辞官归里。十六年再任南直隶凤阳府亳州知州然此时已值明朝灭亡前夕。他到任后州内因战乱破坏连升堂处所都无官员多出走。他几经努力重建使之粗具规模又捐资在城内建立书院。次年甲申（1644）初亳州周围已被李自成军包围宋应星弃官返回奉新。宋应昇原已升至广州知府甲申后亦无意恋官乃挂冠归里。他们兄弟及其他江西志士寄希望于南明但此政权由阉奸阮大铖、马士英把持排斥忠良政权迅即灭亡。清兵南下取江西宋应昇于1646年服毒殉国宋应星埋葬胞兄后在清代一直过隐居生活在贫困及悲愤中度过晚年约卒于康熙五年（1666）享年八十岁。遗有二子长子士慧字静生次子士意字诚生皆有文才人称“双玉”。宋1宋士元：《长庚公传》载宋立权、宋育德：《新吴雅溪宋氏宗谱》卷二二第71页。应星生前教导子孙一不要科举二不要做官子孙皆能奉此遗训在家安心耕读。 宋应星的生活时代适值明末目睹官场弊端丛生的黑暗现象终于与科举仕途决裂转向实学尤其是研究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作了多年考察和广泛的社会调查。这一切都为他日后撰写《天工开物》等作了准备。他虽历尽艰辛跋涉万里未得一进士功名却获得极珍贵的科学技术知识和社会见闻思想更为激进成为对旧学术传统持批判态度的启蒙思潮的代表人物。他才大学博又勤于著述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其作品可分为四大类：一是属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有《天工开物》（1637）、《观象》（1637）、《乐律》（1637）、《论气》（1637）、《谈天》（1637）等；二是属于人文科学的有《野议》（1636）、《画音归正》（1636）、《杂色文》、《春秋戎狄解》（1644）等；三是介于前两者之间的《原耗》（1637）、《卮言十种》（1637）等；四是属于文学创作的有《思怜诗》（1636）、《美利笺》（1645）等。大多成于明末或明清之际因有强烈的反清思想故为清统治者所不容。大部分作品已散佚至今留下的有《天工开物》、《野议》、《思怜诗》、《论气》和《谈天》五种。 《天工开物》及其在世界科技史上的地位《天工开物》是宋应星主要代表作。崇祯十年（1637）由友人涂绍煃（字伯聚）资助初版刊刻于南昌府。全书三卷十八篇所叙内容涉及中国古代农业和手工业三十个生产部门的技术和经验几乎包括了社会全部生产领域。编次先后顺序是按照“贵五谷而贱金玉”的原则安排的将与食衣有关的农业置于其次是有关工业而以珠玉殿后体现了作者重农、重工和注重实学的思想。 上卷六篇多与农业有关。《乃粒》主要论述稻、麦、黍、稷、粱、粟、麻、菽（豆）等粮食作物的种植、栽培技术及生产工具包括各种水利灌溉机械并对以江西为代表的江南水稻栽培技术详加介绍。《乃服》包括养蚕、缫丝、丝织、棉纺、麻纺及毛纺等生产技术以及工具、设备特别着重于浙江嘉兴、湖州地区养蚕的先进技术及丝纺、棉纺技术并绘出大型提花机结构图。《彰施》介绍植物染料和染色技术偏重靛蓝种植和蓝靛提取以及从红花提取染料的过程还涉及诸色染料配色及媒染方法。《粹精》叙述稻、麦收割、脱粒及磨粉等农作物加工技术偏重加工稻谷的风车、水碓、石碾、土砻、木砻及制面粉的磨、罗等。《作咸》论述海盐、池盐、井盐等盐产地及制盐技术尤详于海盐及井盐。《甘嗜》叙述甘蔗种植、榨糖和制糖技术及工具兼及蜂蜜及饴饧（麦芽糖）。每篇叙述均有主有次选择重要产品为研究重点突出介绍先进地区的生产技术。 中卷有七篇多为手工业技术。《陶埏》叙述房屋建筑所用砖瓦及日常生活所用陶瓷器（尤其白瓷、青瓷）的制造及工具着重江西景德镇生产民用白瓷的技术从原料配制、造坯、过釉到入窑烧结都予说明。《冶铸》是论述中国传统铸造技术最详细的记录着重叙述铜钟、铁锅及铜钱铸造技术及设备包括失蜡、实模及无模铸造三种基本方法。《舟车》专述有关交通工具。先用数据标明各船舶和车辆结构构件及用材还说明各种船、车驾驶方法详于大运河上航行的运粮船“漕船”。《锤锻》系统论述铁器和铜器锻造工艺从万斤大铁锚到纤细绣花针都在讨论范围之内而各种生产工具如斧、凿、锄、锯等制造以及焊接、金属热处理等金属加工工艺亦曾论及。《燔石》涉及烧制石灰、采煤、烧制矾石、硫黄和砒石技术对煤的分类、采掘、井下安全作业均有论述。《膏液》介绍十六种油料作物子实的产油率、油的性状、用途以及用压榨法与水代法提制油脂的技术和工具还谈及桕皮油制法及用桕油制蜡烛的技术。《杀青》论纸的种类、原料及用途详细论述了造竹纸及皮纸的全套工艺技术和设备所提供的生产操作图特别珍贵。 下卷有五篇也属工业。《五金》论述金、银、铜、铁、锡、铅、锌等金属矿开采、洗选、冶炼和分离技术还有灌钢、各种铜合金的冶炼所附生产过程图十分难得。其中记载不少中国明创造如以煤炼铁、用活塞风箱鼓风、直接将生铁炒成熟铁、以生铁与熟铁合炼成钢等等。《佳兵》涉及弓箭、弩、干等冷武器及火药、火器的制造技术包括火炮、地雷、水雷、鸟铳和万人敌（旋转型火箭弹）等武器。《丹青》主要叙述以松烟及油烟制墨及供作颜料用的银朱（硫化汞）的制造技术产品用于文房。《曲蘖》记述酒母、药用神曲及丹曲（红曲）所用原料、配比、制造技术和产品用途其中红曲具有特殊性能是宋代之后才出现的新产品。《珠玉》则记述南海采珠、新疆和田地区采玉还谈到井下采宝石的方法和加工技术兼及玛瑙、水晶和琉璃。 全书除文字叙述之外还附有一百二十三幅插图配以说明展示工农业各有关生产过程生动而真实。书中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在南北各地实地调查的资料。 宋应星在叙述各生产过程的同时还展了“穷究试验”的研究方法。 他对各种迷信神怪、荒诞旧说都有所批判如对炼丹术的批判更为激烈从而在科学技术领域内注入一种新的科学精神。这是《天工开物》一书的最大特色使人们感到耳目一新。 《天工开物》的可贵之处在于记述了工农业生产中许多先进的科技成果。书中用技术数据给以定量的描述显露出先进的科学思想和理论阐述注重引入理论概念而非单纯技术描述。在农业方面《乃粒》指出水稻育秧后三十天即拔起分栽一亩秧田可移栽二十五亩即秧田与本田之比为1∶25。又说旱稻食水三斗晚稻食水五斗失水即枯。这些技术数据对农业生产有指导作用是育秧、插秧和灌溉的理论基础在以前的农书中未曾提到过。还指出“土脉历时代而异种性随水土而分”因而论述了作物与环境的关系、外界环境变迁对作物物种变异的影响提到通过人工选择可培育出抗旱的旱稻并介绍以砒霜为农药拌种、以石灰中和酸性土壤等先进的技术成就。《甘嗜》介绍将水稻育秧法移植到甘蔗种植中实行甘蔗移栽是一种新技术。《粹精》所述江西水碓以水力为能源驱动水轮转动通过立式主轴带动各机件同时实现灌田、谷物脱粒及磨面粉三种机械功能是十七世纪世界上先进的农用机械。《乃服》介绍蚕的变异现象与十九世纪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所述几乎相同。除此之外还提出将一化性蚕与二化性蚕、黄茧蚕与白茧蚕人工杂交可培育出具有双亲各自优点的杂种蚕；通过蚕浴、排除病蚕实现人工淘汰可使健蚕顺利育成长这都符合科学原理。在工业方面《五金》所述将炼铁炉与炒铁炉串连使用可完成从生铁直接炼成熟铁的连续生产过程所改进的生、熟铁合炼成钢的设备原理成为近代马丁炉的始祖。在比较金、银、铜单位体积内重量时已有了比重概念。对金属锌（“倭铅”）冶炼工艺的论述是世界上最早的明确而详细的文献记载。对铜、锌以不同配比炼出具有不同性能的合金黄铜的论述具有世界性的指导意义。《燔石》论及竖井采煤在井下安装巨竹筒以排除瓦斯和加设巷道支护的技术以及烧砒石时的安全作业措施都是值得称道的。 宋应星以“天工开物”命名他的书实际上也以此展示他的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思想即天工开物思想或开物思想。这种思想强调天工（自然力）与人工互补、自然界的行为与人类活动相协调通过技术从自然资源中开物产以满足人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的需要从而使人在自然界面前显示并挥其主观能动性。《膏液》指出“草木之实其中蕴藏膏液（油脂）而不能自流假媒水火、凭借木［榨］石［磨］而后倾注而出焉”1。这正体现了“天工开物”思想的内涵。简言之此思想核心是以天工补人工开万物或通过自然力与人力的协调从自然界开物产。日本学者三枝博音（1892—1963）博士解释天工开物思想时写道：“天工是与人类行为对应的自然界的行为开物是根据人类生存利益将自然界中包含的种种物由人工加工出来。在欧洲人的技术书中恐怕没有这类书名的著作。技术确实是自然界与人类协调的产物它是人类与自然界之间赖以沟通的桥梁。只有很好地理解了技术才能懂得利用天工的同时再用人工去开物。”2这种中国特有的科学思想成为全书的指导思想。所谓技术在宋应星看来是法、巧、器三者之有机结合即工艺操作方法、生产劳动者的操作技能与工具设备的结合。人只有借技术作用于自然界才能实现开物过程。 《天工开物》一书是对中国传统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的系统而全面的总结在体例上开先例其所述范围之广足可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阿格里科拉的《矿冶全书》（deremeta11ica1556）这部技术经典相媲美。初刻本刊行后很快便在福建由书商杨素卿（16o4—1681）于清初行第二版后被清代《古今图书集成》（1725）及《授时通考》（1737）广泛摘引。十七世纪末此书传入日本被广为传抄1771年大阪出现了和刻本从此成为江户时代（16o8—1868）日本各界广为重视和征引的读物。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思想刺激了“开物之学”在日本的兴起。二十世纪时此书又被译成现代日本语至今仍畅销。 此书在十八世纪流传到朝鲜成为李朝后期实学派学者参引的著作。《丹青》、《五金》、《乃服》、《彰施》及《杀青》等篇由法兰西学院教授儒莲（stanis1asju1ien1799—1873）摘译成法文接着再转译成英文、德文。《乃服》内论养蚕部分还被转译成意大利文和俄文等。达尔文读过这部分内容并作过引证称之为“权威著作”。1869年有关工业各篇的法文摘译稿又集中被收入《中华帝国工业之今昔》（industriesannetesde1’empirenetois）一书中刊行于巴黎。及至1964年有关农业的前四篇又转译为德文1966年全书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这部书已成为世界著名的科学经典著作在各国流传。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1宋应星著、潘吉星译注：《天工开物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版第46、248页。2三枝博音：《支那■代表的■技术书——宋■星■〈天工开物〉》《支∧俏幕复浴返59页东京名取书店1942年版。 needham）把宋应星称为“中国的阿格里科拉”和“中国的狄德罗”1。日本学者薮内清也认为宋应星的书足可与十八世纪法国启蒙学者狄德罗（denisdiderot1713—1784）主编的《百科全书》匹敌2。 政论集《野议》和诗集《思怜诗》宋应星另一代表作是政论集《野议》崇祯九年（1636）刊行。 全书万言不分卷计有世运、进身、民财、士气、屯田、催科、军饷、练兵、学政、盐政、风俗及乱萌等十二议。集中反映了他的政治及经济思想。写此书的目的是为了挽救明末社会所面临的政治及经济危机提出一系列改革措施期望国家由乱而治、转危为安从而体现这位科学家关心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爱国思想。这部作品可看成是宋应星作为在野者上书崇祯帝要求实行变法的万言奏议。从各议内容观之所述内容主要涉及以下五个方面：一是指出各级政权机构人事任用及国家教育事业的重要性为加强政权建设揭露并批判了当时制度的弊端及官吏的提出革新吏政及学政的方案。二是鉴于当时民穷财尽的经济局面揭露了财政、税收等经济政策的失误提出革新方案及生财之道。三是谈用兵、练兵及筹措军饷的方法揭露了军政上的弊病。四是要求在社会上移风易俗振作人的精神面貌提高官兵的士气。五是分析明末农民起义的经过和动因提出安民政策。总之宋应星主张减免对人民的横征暴敛呼吁罢除军界和政界中的贪官污吏代之以廉洁奉公、一心为国的清官。其理想是在清官统治下使工农获得温饱、商人有利可图、贫士有科举入仕机会士农工商各安其业然后全面展农工商业养兵练武则国运或可有救。书中有很多精辟思想例如《民财议》指出：“夫财者天生地宜而人工运旋而出者也。”又说：“财之为言乃通指百货非专言阿堵（货币）也。今天下何尝少白金哉！所少者田之五谷、山林之木、墙下之桑、洿池（池塘）之鱼耳。”1就是说社会财富是劳动创造的增加社会财富意味着要大力展农业、工业提供丰富产品而货币本身并不是财富。宋应星的财富观是对经济学原理的天才贡献此后一个多世纪西方的亚当·斯密（adamsmith1723—179o）才于1776年提出同样思想。 《思怜诗》刊于崇祯九年（1636）是宋应星自选诗集内有《思美诗》十及《怜愚诗》四十二共五十二均为七言诗2。诗集反映了诗人的人生观或人生哲学以文学形式表达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等问题的看法。为此诗中塑造了两类典型人物分别予以褒美及讥讽。宋应星继承了唐代诗人白居易倡导的新乐府运动的诗论传统主张写诗应揭露时政弊端反映社会现实而且给人以启迪和教化。《思美诗》塑造出应当效法的一些贤人形象：(1)身处乱世而洁身自励不同流合污；(2)精忠报国以造福百姓为做人根本；(3)德才兼备而识时务以其思想、著作及实际行动唤起世人觉醒；(4)1josephneedham：snetdnetavo1.1pp.12—13（netiversitypress1954）；vo1.3p.154（1959）。 2薮内清：《科学史■中国文明》132页（东京：nhk■1982）。 1宋应星：《野议·民财议》第3—4页明崇祯九年原刻本。 2宋应星：《思怜诗》明崇祯九年原刻本。 不图名利一心为国尽忠、为民尽孝必要时可牺牲一切。这样的人虽难得但必千古流芳而且人人尽可为尧舜。《怜愚诗》塑造出应当讽刺或鞭挞的一些愚人形象：(1)争权夺位结党营私祸国殃民；(2)贪婪无厌聚敛财宝剥削人民；(3)沽名钓誉妄想世代富贵死后还求美名；(4)迷信神佛及巫术不相信人是自己命运的主宰。诗集以对比方式展示人生追求的目标应当是什么和怎样做人的道理。诗在艺术性上不及唐诗但颇具哲理性和思想性。 《论气》的唯物主义自然观《论气》专论自然哲学刊于崇祯十年（1637）分为形气、气声、水火、水尘、水风归藏及寒热等篇章1。宋应星继承宋代哲人张载（1o2o—1o77）的元气论并予以展形成其唯物主义一元论自然观哲学体系。他认为宇宙万物最原始物质本原是气由气而化形形复返于气。介于形、气之间的物质层次是水、火二气。他将元气论与新五行说结合起来用“二气五行之说”来解释万物构成的机制。由元气形成水火二气再由水火形成土水火通过土形成有形之物金及木然后再由水火土金木逐步演变成万物。根据宋应星的理论万物生成和演化图景可以下图表之（第1983页）。他的这一理论比汉代王充（27—1o7）、宋代张载的元气论更为深化与绵密也比当时西方用亚里士多德的四元素说（土火水气）解释万物生成更加具体因为宋应星在气与万物之间引入了一些过渡的物质层次而不是由气直接构成万物。他还进而讨论土石、五金的生化之理从中引出了物质在变化前后未尝增与未尝减的物质守恒思想。他还指出动物体内所含物质成分与植物所含的是同类而植物则摄取土中无机养料与水而生长从而论证了有机界与无机界之间在物质构成上的统一性。他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是建立在他所掌握的丰富科学技术知识的基础上的。 《论气·气声篇》专门讨论自然科学中的声学问题包括影响声调的条件声及声音的传播以及决定声强的因素等问题。谈到声的生原理时指出因两气相轧及以形破气引起气动而成声以不同形式破气便有各种声音。声之生在于破气、轧气时引起的气的“微芒之间一动”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空气的振动。破气、逼气动作缓急（度）与劲懦（力量）可决定声1宋应星：《论气》（1637）明崇祯十年原刻本。 音大小。该篇还指出传播声音的介质是空气又以炮声为例指出单位时间内炮声所达到的距离为炮弹所及距离的十倍。关于声的传播方式宋应星认为就像以石击水所形成的水波那样扩散就是说声以波的形式在空气中传播可见他已有了关于声波的理论概念。他的这些思想为此后声学的展指出了正确方向。当时欧洲对声的传播媒介是空气还是以太微粒或物质微粒仍在争论不休。直到德国学者盖里克（ottovonguericke16o2—1686）以抽气机做传声实验后才证明声的传播介质是空气而声波概念是在这以后很久才建立起来的。 宋应星对天文学素有兴趣其《观象》书稿本拟与《天工开物》同时问世但临梓删去。现存其所著《谈天》刊于崇祯十年（1637）主要为说日。当他登泰山观日时涌现一种思想：“以今日之日为昨日之日刻舟求剑之义”1。他认为太阳不但沿其轨道周行不已且其自身也在不断变化之中从而提出“今日之日非昨日之日”2的有重要意义的哲学命题修正了张载提出的“日月之形万古不变”之说批判了汉儒董仲舒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观点。宋应星有关日日新思想后来由王夫之（1619—1692）所挥。日食、月食是自然现象与人类社会活动没有任何关系。但天人感应说认为日月食及其他异常自然现象是国政失纲、人君昏暗的象征故上天以此为警告。宋儒朱熹（113o—12oo）注《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日有食之”时写道：“然王者修德行政用贤去奸能使阳盛足以胜阴则日月之行虽或当食而月常避日所以当食而不食也。”3宋应星针对朱熹观点批评说：“朱（熹）注以王者政修月常避日日当食而不食其视月也太儇（随便）。”1接下以古代日食观测资料与古史所载事件作了对比证明朱注说法毫无根据而且是自相矛盾的。宋应星还写下历史作品《春秋戎狄解》（1644）借古喻今伸张民族大义在南方制造抗清舆论。他的《美利笺》是文学创作也有政治含义。这些都说明他是一位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两大领域内涉猎极广的学者。 1宋应星：《谈天》（1637）明崇祯十年原刻本。 2宋应星：《谈天》（1637）明崇祯十年原刻本。 3朱熹：《诗经集传·小雅·十月之交》卷5中册中国书店1985版第9o页。1宋应星：《谈天》（1637）明崇祯十年原刻本。 第四十八章朱载■第一节家世和主要著作朱载堉是明宗室在学术上卓有成就的人物。 朱载堉（1532—1611）字伯勤号句曲山人明仁宗朱高炽第六代孙。仁宗第二子朱瞻埈被封为郑王宣德四年（1429）就藩凤翔（今属陕西）正统九年（1444）迁往怀庆府（今河南沁阳）。第四代郑王为康王祐枔早卒无子依宗法关系郑藩郡王盟津王朱见濍之子朱祐橏应嗣王而朱见濍此前因罪被废为庶人遂以郑藩郡王东垣王朱见濍之子朱祐橏嗣郑王。朱祐柽即朱厚烷的父亲、朱载堉的祖父正德十六年（1521）朱厚烷嗣封郑王即郑恭王朱载堉被封为郑王世子。 朱厚烷曾向明世宗上《居敬》、《穷理》、《克己》、《存诚》四箴及《演连珠》十章以土木神仙之事相规谏其语切直为世宗所怒。朱祐橏久欲恢复郡王爵而怨朱厚烷不为奏请这时遂乘世宗之怒罗织朱厚烷四十罪诬其叛逆。经调查朱厚烷叛逆无证据但世宗以其“讪朕躬在国骄傲无礼大不道”将其削去王爵囚禁于凤阳（今属安徽）朱载堉也被剥夺世子冠带。 朱载堉因其父无罪被囚而愤筑土室于宫门外席藁独处潜心学问自十五岁起前后十九年。明世宗崩穆宗即位大赦天下朱厚烷被释还。隆庆元年（1567）明穆宗下令恢复朱厚烷王爵旋复朱载堉世子冠带。次年朱载堉迁回郑王府居住。 朱载堉岳父的祖父南京都御使何瑭为官正直不阿任官修撰时尝因忤宦官刘瑾被迫致仕。何瑭长于音律著有《乐律管见》等书。朱厚烷与何瑭往来甚密也长于音律著有《操缦谱藁》等书。他们的为人治学对朱载堉影响甚大。 朱载堉著述很多主要有《瑟谱》、《律历融通》、《律学新说》、《乐学新说》、《算学新说》、《律吕精义》、《历学新说》这些著作大都收入《乐律全书》于万历三十四年（16o6）进呈明神宗。明神宗有旨：“览奏具见留心乐律深可嘉尚。”朱载堉还著有《律吕正论》、《律吕质疑辨惑》、《嘉量算经》、《圜方句股图解》等。这些著作广泛涉及音律、历法、数学、物理、计量、乐器制造各学科。 第二节创建十二平均律朱载堉最大的贡献是在中国律学史上创建了十二平均律他称之为“新法密率”。由于千余年来在音乐中所使用的三分损益律无法实现“旋宫”即用十二律中的任何一律“相旋为宫”——轮流充当宫音（今称转调）朱载堉“潜思有年用力既久豁然不用三分损益之法”1“创立新法置一尺为实以密律除之凡十二遍”1。“盖十三黄钟为始应钟为终终而复始循还无端”。“各律皆以黄钟正数十寸乘之为实皆以应钟倍数十寸零五分九厘四毫六丝三忽零九纤为法除之即得次律也。”2而朱载堉称：“《律吕精义》乃臣父遗志而臣愚所述也”十二平均律的思想最早由朱厚烷提出而由朱载堉完成了十二平均律的数理方法和全部理论。朱载堉十二平均律全部理论的创建在1567—1581年之间完成并刊印传布但有关十二平均律的思想在此前即已传播。在欧洲荷兰数学家斯特芬于1585年（一说为16oo年；一说为1695—1696年）创立了十二平均律的数学表示但其手稿迟在1884年才得以表。法国数学家默森对十二平均律于1636年也作出了和朱载堉完全相同的数学表示。一般认为由于明末清初大批西方传教士来华使东学西传曾经在巴黎地方修道院担任副主祭、神父的默森有可能受到朱载堉著作的影响。十二平均律是现代音乐赖以存在的基础理论三百多年来深刻地影响了音乐的展。 1朱载堉：《进乐律奏疏》。 1朱载堉：《律学新说》卷一《密率律度相求第三》。 2朱载堉：《律吕精义·内篇》卷一《不用三分损益第三》。 ------------ 29 第三节其他方面的科学成就朱载堉的成就还表现在乐器制造和古乐器考证方面他制造了律准、律管考证了篪、钟、磬、籥、篴、瑟、筝、笙等古代乐器的名称、形状、规范、音名、音高与开孔法等。 在历法方面他编制了《黄钟历》和《圣寿万年历》对《授时历》进行了一系列修正深入研究了回归年长度及其古今变化。在数学方面他以珠算为工具开方运算圆周率找到了九进制和十进制的小数换算法和计算等比数列的方法。他考证了历代尺的长度指出律与度量衡相须为用的关系。他还分析了乐器的共振现象准确测定了水银的密度测定了地磁偏角。在音乐实践上他通过作曲、改编、演奏和教学、教唱活动探索恢复旋宫古法用精确的记谱采录民间乐曲用民歌形式写作曲词。今传朱载堉所作《醒世词》有曲词七十三其中多世态炎凉、愤世疾俗之语是明代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他探讨舞蹈理论制定了图谱、字谱的舞谱。此外他还善于白描画所作舞蹈插图用笔洗练比例准确生动传神。 朱载堉注重科学躬亲实践不鄙薄“贱工之学”敢于破除历来天文律历中所附会的神话、迷信对历代圣贤大儒的错误提出质疑和批判体现了明后期崭新的时代精神。 第四节淡泊名利辞却王爵朱载堉淡薄名利不以王位为贵不居宗室之尊万历十九年（1591） 郑王朱厚烷卒朱载堉作为世子理应嗣位但他坚持辞却王爵上书说：“郑宗之序盟津为长。前王见濍既锡谥复爵矣爵宜归盟津。”礼臣以朱祐■一系“嗣郑王已三世无中更理”加以拒绝。朱载堉辞疏至十五上直到万历三十四年（16o1）终于获准辞去王爵。朱祐橏之孙朱载堉嗣封郑王朱载堉及其子朱翊锡以世子世孙禄终其身子孙仍封东垣王。而朱祐橏正是当年诬告朱厚烷致使其禁锢高墙达十九年的祸。明神宗为朱载堉的让国称赞说他“非道不处惟义是取”“让国高风千古载见朕嘉尚不已。”并特赐建玉音坊以“彰天潢之美”。 朱载堉身居亲藩深知分封制之和宗藩寄生之无用。他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上书“请宗室皆得儒服就试毋论中外职中式者视才品器使”。明神宗下令“即使各藩大破拘挛从公用舍以称朝廷激励贤宗之意”。从而打破了明朝宗室不得参加科举考试不得做官的规定。 朱载堉辞国后自称道人迁居于怀庆城外万历三十九年四月初八日（1611年5月19日）卒享年八十岁赐谥端清。 第四十九章崇祯帝崇祯帝即朱由检（1611—1644）。光宗第五子天启二年（1622）封为信王。天启七年（1627）八月入继皇位。在位十七年是有明一代最为动乱的时期。在各种矛盾激荡的漩涡中他奋力挣扎但明皇朝最终仍随着他的自缢而宣告灭亡。 第一节“中兴”之梦熹宗朱由校逝世其弟朱由检即位年号崇祯。年仅十七岁的崇祯帝继承的是一个风雨飘摇的皇朝时局的危机令他不寒而栗。 崇祯帝入宫之时朝政正把持在权阉魏忠贤之手“五虎”、“五彪”、“十狗”、“四十孙”之辈遍布朝野正直的官员迭遭杀戮、贬斥就连皇帝本人也有自危之感。崇祯帝不敢食宫中之物入夜不敢熄灭烛光。魏忠贤的专横宦官的肆无忌惮是崇祯帝即位后所面临并且急于解决的问题之一。此外愈演愈烈的党争整个官僚集团的日趋腐化走向崩溃边缘的国家财政以及土地高度集中百姓供输不迭陷入赤贫困境由此引的日趋尖锐的阶级矛盾等等无不危及着这个政权的生存。与此同时后金在东北地区的日渐强大也严重威胁着明朝的安全。内忧外患积弊已久如何走出执政后的第一步则是至关重要的。 崇祯帝稳稳当当地下了第一着棋：清除魏忠贤及其阉党。 在清除阉党的问题上崇祯帝表现出相当的策略和少有的忍耐。他先从魏忠贤的爪牙入手如：批准李朝钦、裴有声、王秉恭、吴光成等乞休；命阉党阁老黄立极归里；遣散内丁新选一些宦官入内侍奉。当然他也隐隐露出几分对魏忠贤的不满。魏忠贤觉得新天子不像熹宗那样可以任意摆布。天启七年（1627）九月魏忠贤请求辞任以试探崇祯帝的态度。崇祯帝认为时机未到未曾允诺。十月形势生变化阉党骨干、兵部尚书崔呈秀之父去世崇祯帝当即令他回籍守制。同时贡生钱嘉徵弹劾魏忠贤“井帝”、“蔑后”等十大罪。十一月安置魏忠贤到凤阳不久命逮治。魏忠贤在途经阜城时惊悸万分自缢而死。消息传至京师欢声雷动。为解民愤崇祯帝下令寸磔其尸悬河间。客氏也被笞死于浣衣局。昔日不可一世的客氏、魏忠贤终于被崇祯帝不动声色地剪除了。崇祯帝在朝野欢庆的气氛中第一次领略了行使至高无上权力的快感于是开始了大刀阔斧地清除阉党和削弱宦官势力的行动。 先尽撤各处镇守内臣边政由各地督抚专理。崇祯元年（1628）正月又令内臣非奉命不得出禁门。这样大大地削弱了宦官的影响力。 清除阉党使崇祯帝颇费心计。监生胡焕猷疏请查究那些为魏忠贤建祠的总督、巡抚但阉党御史杨维垣迅即上疏参驳并且请将胡下法司究问目的是想杀一儆百、钳制群言。崇祯帝谕旨：“不必苛求以滋葛藤”1使阉党大失所望气焰顿挫。此时翰林院编修倪元璐上《世界已清方隅未化疏》旨在为东林翻案立即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杨维垣则上疏攻击倪元璐居心叵测为害政纲。对此崇祯帝倾向于倪元璐但他害怕党争再起因此更强调“化异为同”。然而阉党与东林党的孰是孰非已是当时不可回避的问题。于是当倪元璐再次上疏时崇祯帝加快了清除阉党的步伐。随着朝野要求毁掉《三朝要典》的呼声越来越高倪元璐第三次上疏请废“魏氏之私书”。大学士来宗道票旨：“所请关系甚大着礼部会同史馆诸臣详议具奏。”崇祯帝批道：“《要典》着即行焚毁。”2五月《要典》在熊熊烈1文秉：《烈皇小识》卷一。 2《明史》卷二三《庄烈帝纪》。 火中化为灰烬。不久又将杨维垣、徐大化革职令回原籍不许在京逗留。崇祯二年（1629）正月始命裁定逆案；三月《钦定逆案》颁示天下以魏忠贤为分为六等或杀或戍或禁锢终身共二百六十余人。阉党由此威风扫地。崇祯帝此举赢得了朝野士人的拥护同时也显示了果断、敢作敢为的性格。崇祯帝一反神宗怠政、熹宗昏聩的做法令朝野士民刮目相看呼为“明主”。 除去阉党为恢复国家正常机制扫清了道路。早在即位之初崇祯帝就为天启时遭陷害废黜的大臣平反并加以任命。崇祯元年（1628）正月又对天下官吏进行考核；二月举行会试；四月廷试。目的是想通过考核、整顿吏治通过科举为腐朽的官僚政治灌输新的血液。更为重要的是崇祯帝注意中枢内阁的入选。黄立极、李国■阉党阁臣被迫致仕后崇祯帝特点前南京吏部侍郎钱龙锡、礼部侍郎李标、礼部尚书来宗道、吏部侍郎杨景辰、礼部侍郎周道登、少詹事刘鸿训为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崇祯帝求治的精神令这些大学士深为感动。每当经筵开讲之时他总是毫无倦意；召对廷臣更是刻意访求治国良策。崇祯元年（1628）八月他又下诏“非盛暑祁寒日御文华殿与辅臣议政”1。 除此之外崇祯帝深切关注边政。为此他起用天启年间军功显赫的袁崇焕以袁崇焕为兵部尚书督师蓟辽。崇祯元年（1628）七月他在平台召见袁崇焕细问平定辽东的方略。袁回答：“五年内户部转军饷工部给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调兵选将须中外事事相应方克有济。”2崇祯帝对于袁崇焕的每一项要求都一一应允。并钦赐尚方剑以专事权。同时还告诫他朝廷方面“卿勿疑虑朕自有主持”3。确实对于袁崇焕的倚重与信任过对当时任何一位大臣。袁崇焕本着“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的战略思想履任不久即开始布防整顿兵备成绩显著。崇祯二年（1629）六月袁崇焕在双岛（今属大连市）诱斩总兵毛文龙。乍闻此讯崇祯帝不觉惊骇万分因为毛文龙毕竟对后金有很大威慑作用但崇祯帝最后还是嘉奖了袁崇焕此次行动。 在西边崇祯帝采纳了宣大总督王象乾的建议对于势力最强的察罕部每年给金八万一千两以示羁縻。又命杨鹤为兵部左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并同意杨鹤“以抚为主”的思想。 鉴于前方各镇兵饷匮乏的情形崇祯帝令户部尚书毕自严将新旧钱粮彻底查清详细禀报。有人建议裁减驿站冗卒每年可省银几十万两他当即表示赞同。此时只要能纾燃眉之急于财政危机有所补苴任何建议他都会赞赏。 从天启七年八月至崇祯二年七八月间崇祯帝确实做了不少的事情。他寄希望于官僚士大夫集团的精忠、能干正如他自己所言：“朕御极之初嘉与士大夫臻平康之理。”1但是明末社会积弊已深仅靠短时期内的一些措施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危机的。以他最痛恨的党争而言阉党余孽仍然活跃并时刻准备翻案。崇祯元年（1628）十一月会推阁臣名单上有1《明史》卷二三《庄烈帝纪》。 2《明史》卷二五九《袁崇焕传》。 3《明史》卷二五九《袁崇焕传》。 1蒋平介：《东林始末》。 礼部侍郎钱谦益等十一人未在其中的礼部尚书温体仁利用崇祯帝厌恶朋党的心理攻击钱谦益“结党受贿”。果然钱谦益被罢职；那些支持他的大臣如吏科给事中周允儒、瞿式耜御史房可壮等被说成是“钱党”而遭降职乃至遣戍。慑于崇祯帝严威内阁更不敢犯颜直谏。总之事实渐已表明崇祯帝要实现自己的理想是困难重重。 第二节重宦官、轻文臣崇祯二年（1629）十一月崇祯帝对文臣集团的态度有了惊人的改变愈来愈对他们表示失望；与此同时宦官再次受到皇帝青睐。从而重新形成了“重宦官、轻文臣”的人事格局。 崇祯元年（1628）至三年接二连三生了几起令他恼火的事情：一是大学士刘鸿训公然声称“皇上毕竟是冲主”且在朱批上擅自增改御言。 一是次会推阁臣温体仁攻击钱谦益结党受贿为“盖世神奸”而群臣则纷纷为钱谦益辩解。 而崇祯二年（1628）十二月袁崇焕的“叛变投敌”、“谋反朝廷”更是给崇祯帝重重的一击。这年十月间皇太极率十万精骑避开袁崇焕把守的锦州、宁远、山海关绕道蒙古入长城攻遵化。袁崇焕闻讯急驰入援沿途分兵防守抚宁、永平、丘安、丰润、玉田、蓟州并于后金兵之前赶到通州。后金军惧败西犯京师。袁崇焕又不顾士马疲劳飞抵京师在广渠门外与后金兵展开了一场鏖战最后打退了敌兵胜利保卫了北京。后金于是用反间计言袁崇焕与之早有密约将为城下之盟。崇祯帝信以为真于是冤杀了袁崇焕。 崇祯帝当然不会意识到真正的奸臣不是钱谦益而是温体仁一伙。也没能想一下后金之所以避开袁崇焕绕过宁远由大安口、龙井关、洪山口入逼北京正是因为袁崇焕防守辽东是后金不可逾越的长城杀袁崇焕无疑是自毁长城。上述三件事使崇祯帝认为：“外廷皆不足恃”。他说：“朕御极之初撤还内镇举天下大事悉以委大小臣工比者多营私图罔恤民艰廉谨者又迂疏无通。己巳之冬京城被攻宗社震惊此士大夫负国家也。朕不得已用成祖监理之例分遣内臣监视。”1“士大夫负国家”成了崇祯帝思维的一个新的症结与特点。 崇祯二年（1629）十一月后金兵南下崇祯帝派乾清宫太监王应朝监军。十二月以司礼监太监沈良佐、内官太监吕直提督九门及皇城门司礼监太监李凤翔提督京营。这次宦官行使监军和提督京营大权表面上是因边患而不得已为之实际上是他对文臣集团轻视态度的必然结果。 更大规模地起用宦官是在崇祯四年（1631）九月至十一月间主要的任命有：太监张彝宪总理户工二部钱粮唐文徵提督京营戎政王坤、刘文忠、刘允中、吴直等分赴宣府、大同、山西监视兵饷；另外王应朝、张国元、王之心、邵希韶等太监分别往关宁蓟镇东协、中协、西协监军。自此各地重镇都派有太监监军职权在督抚之上。其中令人惊诧的是崇祯帝派内臣总理户、工二部钱粮将堂堂的户、工部尚书搁置一旁。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这种做法很自然遭到了文臣们的极力反对他们认为这是“辱朝廷而亵国体”。南京礼部主事周镳上疏恳请裁抑宦官却被削职。有一次崇祯帝对大臣们说：“诸臣欲实心任事朕也何需此辈？”崇祯六年（1633）阅视宣府太监王坤上疏弹劾大学士周延儒使宦官与官僚之间的斗争更趋激烈。宦官公开上疏无所忌惮地攻击文官之这也是历朝罕见的现象。给1《明季稗史初编》上卷第78页。 事中傅朝佑、左副都御史王志道上疏极言其非却被崇祯帝视为“沽名立论”削职而去。奇怪的是在这场斗争中内阁持沉默态度。 宦官干政的种种劣迹历朝屡见不鲜。他们的专横、暴戾、贪婪、无耻令人切齿痛恨。前朝大珰魏忠贤更是臭名昭著。但崇祯帝为何又偏偏重用宦官呢？客观地说所谓“原非得已”即对士大夫的失望只是原因之一。此外他还认为宦官能否为害关键在于皇帝的英明与否以他自己的英明宦官是会为自己所用的。崇祯四年（1631）十一月太监张彝宪进言征天下逋赋以佐军饷颇得崇祯帝赞赏。崇祯六年（1633）太监王坤上疏揭宣府巡抚马士英侵吞饷银六千两崇祯帝喜不自禁认为宦官能不顾情面力除积弊。崇祯八年（1635）七月崇祯帝命张元佐为兵部右侍郎镇守昌平。当时提督内臣即日前往。崇祯帝对阁臣们说：“内臣即日就道而侍郎三日未出何怪朕之用内臣耶？”1然而崇祯帝不可能完全摆脱士大夫集团彻底委政于宦官。在内心里崇祯帝在用宦官的同时仍希望文臣们能振作、为明皇朝效力。这种矛盾心理的困扰导致了他对宦官与文臣态度的再次变化。 崇祯八年（1635）八月崇祯帝终于下诏尽撤各道监视太监。他说：以前“朕不得已用成祖监理之例分遣各镇监视添设两部总理虽一时权宜也欲诸臣自引罪今经制粗立兵饷稍清诸臣应也知省其将总理监视等官尽行撤回以信朕之初心”2。从崇祯八年（1635）八月至次年（1636）六月间基本上没有内臣外出监军活动。可以说士大夫取得了一个小小的胜利。但好景不长七月间清兵又一次南下兵至居庸关。崇祯帝一看形势不妙不假思索即派太监李国辅、许进忠、崔良用分守紫荆、倒马、龙门诸关勇卫营太监孙维武、刘元斌率六千人防马水一带。不久清兵攻入昌平直接威胁京师。崇祯帝令兵部尚书张凤翼总督诸路援军太监高起潜为总监。辽东前锋祖大寿、山海关总兵张时杰俱归属高起潜指挥。此后又以太监张云汉、韩赞周为副提督巡城阅军；魏国征总督宣府邓良辅为分守；卢维宁总督天津、通州、临清、德州孙茂霖为分守。从这时中官的委任来看已不仅仅是监纪而且是总督、分守直接指挥人马。兵部右侍郎仇维桢、工部侍郎刘宗周等上疏请罢内臣督兵崇祯帝对此不理不睬。崇祯十年（1637）间永平兵备刘景耀、关内守备杨于国觉得对高起潜这样一个宦官行属礼实在是一种耻辱于是上疏自请免官。刘、杨二人被认为是“徇私瞻顾殊属藐玩”降职三级。自此之后各地文武大臣俯屈膝一声也不敢吭。 从崇祯九年（1636）至十七年（1644）皇帝对宦官始终宠信有加。但是崇祯十三年（164o）间崇祯帝对文臣与宦官的态度又有了微妙的变化。这年三月下诏撤回各镇内臣；次年十二月又令停止内操不准内臣神宫等监及各司局库干预外政；崇祯十五年（1642）正月再罢提督京营内臣。崇祯帝这种反复无常的措施反映了他对文臣从希冀到失望的心理变化。面对时局日蹙他对文臣的偏见也就越深以致最后出“文臣个个可杀”的慨叹。 崇祯帝力图借用的宦官的能力是十分有限而且贪赃枉法较之文臣有过1《烈皇小识》卷四。 2《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四。 之而无不及。崇祯十一年（1638）十月清兵入犯蓟昌太监郑希诏与总督吴阿衡却饮酒百杯烂醉如泥置十万火急之军情于不顾。崇祯十五年（1642）太监刘元斌监军河南杀良冒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面对农民起义的强大声势监镇居庸关、宣府的太监杜之秩、杜勋竟开门投降；后来攻北京城时杜勋入城进行劝降守城太监曹化淳遂降。崇祯帝用宦官并自信能驾御却没想到用宦官则文臣丧气用宦官则时局更乱最后宦官献城自己走投无路。总之崇祯帝重宦官、轻文臣只能导致宦官集团与士大夫集团矛盾的激化以及加了士大夫集团的离心趋向。 第三节急躁与褊狭的性格国事乱如麻崇祯帝则求治心切究竟先从哪儿下手呢？他的看法是什么问题最突出先解决什么问题。在剪除逆党之后农民起义与清兵的威胁便是摆在他面前的两大问题。当时一些有识之士提出要达到天下大治必须注意培养元气稳扎稳打。崇祯元年（1628）左副都御史杨鹤进言：国家“譬如重病初起百脉未调风邪易入道在培养”1。崇祯帝在召见大学士成基命时问他有何办法整肃纲纪。成基命认为要理出头绪骤然变更只会越理越乱。崇祯帝却说：“慢则纠之以猛。”崇祯二年（1629）顺天知府刘宗周上疏认为求治太急不免于见小利而窥近功劝崇祯帝除新饷以收拾人心为本以尧、舜之心行尧、舜之政。崇祯帝又认为这是迂腐的空论。崇祯帝对民心、元气的忽视对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百姓仍然加派不断实行竭泽而渔这无异于火上浇油使阶级矛盾更趋激化。 天启七年（1627）白水王二起义揭开了明末农民战争的序幕。不久府谷人王嘉胤、安塞人高迎祥等揭竿而起攻城陷地。崇祯三年（163o）前后张献忠、李自成也加入了起义队伍。崇祯帝任命杨鹤往陕西加以“招抚”并以御史吴甡领库银十万两前往放赈但起义军“旋抚旋叛”。崇祯帝并没意识到陕西“十室九空”、“人相食”的惨状并不是十万两银子所能改变的。崇祯三年（163o）十二月诏令增派辽饷于原来的亩征九厘之外再征三厘即增加了百分之三十的税收。百姓怨声载道该年二、三月间山西从起义军的人为十之一六七月间为十之三入冬至十之五六。崇祯六年（1633）命悍将曹文诏节制山西、陕西官军对义军进行围剿。但是到年底高迎祥、李自成等率义军突破黄河天险进入明朝的腹心地区——河南。崇祯八年（1635）义军攻下凤阳并焚毁皇陵京殿与龙兴寺挖了朱家祖坟。崇祯帝闻知后素服避殿哭告太庙下罪己诏。崇祯十年（1637）命杨嗣昌为兵部尚书专力剿杀农民军。杨嗣昌制定了“四正六隅十面网”的战略即陕西、河南、湖广、凤阳为“四正”以剿为主；以延绥、山西、山东、应天、江西、四川为六隅以堵为主张十面之网对农民军围追堵击。崇祯十一年（1638）农民起义逐渐处入低潮。李自成部连连遭挫处境艰难。张献忠、刘国能、罗汝才部相继受抚。但次年张献忠于谷城再次起义尤其是崇祯十四年（1641）李自成由商雒山进入河南成千上万的饥民纷沓而至。李部所向无敌克洛阳杀福王朱常洵。至此崇祯帝更是气急败坏。然而他只是咒骂督抚围剿不力唯独没有设法解决这种致乱之源。相反崇祯十年（1637）十月诏告天下增剿饷二百八十万允诺一年为期。可是一年过去了“流贼”并没平定只好续征剿饷。崇祯十二年（1639）六月他又批准了杨嗣昌抽练边兵七十三万的计划加征练饷七百三十多万两。三饷加派多达一千六百余万两。八月二十五日杨嗣昌以大学士之衔就任督师节制督抚前往征伐。崇祯帝对杨嗣昌此行寄予了厚望赐宴饯行面授机宜并亲笔题诗相赐。诗云：“盐梅今暂作干城上将威严细柳营。一扫寇氛从此靖还期教养遂民生。”但他万万没料到杨嗣昌因襄阳王、贵阳王被张献忠处死自度难免自杀身亡。 1《明史》卷二六o《杨鹤传》。 农民起义的浪潮日趋高涨之时后金政权在东北日益强大尤其是崇祯九年（1636）皇太极称帝改“后金”为“清”意欲廓清宇内取明代之。崇祯帝所面临的形势更加险恶。崇祯帝只是把辽东战场的失利归之于将帅的无能与胆怯。自然他没有正视这样一个现实即此时的清政权已远不同于后金更不是所谓“建部跳梁”而是一个焕出勃勃生机与明廷对峙的政治势力。他对收复辽东的艰巨性与长期性缺乏充分的认识呈现出急功近利的特点。继崇祯二年（1629）十月清兵攻击北京城后于七年（1634）七月、九年（1636）七月以及十五年（1642）十一月三次大举进攻明朝腹地。最后一次入犯共攻下城池五十多处俘获人口四十六万金银百余万两。许多地方简直是望风即降。每次清兵进攻崇祯帝除了令边镇入卫之外通常是令内臣监守城门监军催兵将快快出击。他丝毫不考虑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应该先稳固防守。崇祯十五年（1642）清兵进攻宁远、锦州总兵祖大寿坚守不出清兵无可奈何只得撤退。崇祯帝见宁、锦吃紧即命总督洪承畴率兵十余万往援。宁锦副总兵祖大弼指出：清兵太强难以与之硬拼可用车营法步步进兵使清兵无机可乘再慢慢逼迫清兵出塞。洪承畴采纳了这个建议。但崇祯帝以师久无功命兵部职方司郎中方若麒去探视审度机宜。方若麒认为清兵一鼓可平催急出兵。结果全军覆没洪承畴与祖大寿被俘。自此之后明朝再也没有实力与清对抗了。 崇祯帝性格中褊狭、猜疑的弱点在施政中也产生严重的消极作用。崇祯帝怀疑大臣们结党营私贪贿、2心。为了监视大臣他采取的办法是鼓励告。崇祯十三年（164o）崇祯帝召见大学士薛国观问他朝臣贪婪的原因何在？薛答道：“使厂卫得人朝士何敢如是。”1崇祯帝深以为然并把外边的情况托付给厂卫搜集、侦访。户部尚书孙居相家居时在给友人函件中有“国事日非邪氛益恶”这几个字不料被崇祯帝的侦探得知崇祯帝二话没说即把他逮捕、谪边。崇祯十五年（1642）行人司副熊开元、给事中姜埰皆因直言触怒崇祯帝。崇祯帝令锦衣卫将二人逮捕并密谕卫帅骆养性将熊、姜二人杀死。左都御史刘宗周疏请释放二人即使二人有罪也当付之刑部；以锦衣卫行刑“终于国体有伤”。崇祯帝大怒：“法司、锦衣卫皆刑官何公何私？且罪一二言官何遽伤国体”2。将刘宗周革职为民。崇祯帝在位期间始终感到人才的奇缺。人才奇缺并不是说明皇朝缺乏人才而崇祯帝也确实任用过一些人才但由于他的急躁与褊狭或用之不专或刻薄寡恩或严刑随其后不仅使所用之人难以施展其才而且内阁大臣与巡抚总督动辄遭咎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政治局面。崇祯在位十七年所戮大臣不计其数仅总督就有七人巡抚十一人。总督袁崇焕之死成为千古奇冤。兵部尚书陈新甲之死也是有冤难言。崇祯十四年（1641）清兵围攻宁锦陈新甲因杨嗣昌之推荐出任兵部尚书主张和议。崇祯帝也以边兵不足恃欲借和议暂缓危机。当时朝中之人多数是主张和议的认为“倘肯议和和也可恃”3。崇祯帝便将此事专门委以陈新甲去办理。但陈新甲因保密不严和议之事被外廷知晓。崇祯帝即将陈处斩。 1《明史》卷二五三《薛国观传》。 2《明史》卷二五五《刘宗周传》。 3《明史》卷二五七《陈新甲传》。 内阁与七卿更替之繁也是前所未有。以刑部尚书言崇祯帝在位十七年换了十七任。有明一代阁臣不过一百六十余人而崇祯一朝即有五十人之多占三分之一。与之相比弘治帝在位十八年用相只有七人。在内阁中刘鸿训、钱龙锡、韩爌、李标、孙承宗、钱象坤、文震孟等不能说无才且为人也较正直但他们的任职主要在崇祯初年。这些正直之臣在阁中比例较小。阁臣较多的是一批庸碌之辈如周道登、郑以伟、程国祥、刘宇亮、范复粹、吴宗达、方逢年、姚明恭、黄士俊、李建泰、方岳贡等他们或拘于文墨不通时变或胆小怕事委蛇其间无所建树。在阁臣中真正受崇祯帝宠信的却恰恰是一些正直臣僚所耻与为伍的人物如：周延儒、温体仁、薛国观、王应熊、陈演等。这些人物有一个共同特点是：善于窥伺崇祯帝的心理以排斥异己为能事奸猾无比。温体仁因攻讦钱谦益而备受重用。崇祯二年（1629）十二月周延儒入阁；崇祯三年十一月温体仁入阁这不到一年的时间大学士韩爌、李标、成基命相继罢相而去崇祯四年（1631）六月、八月与周延儒一起入阁的何如宠、钱象坤也致仕而去宣告崇祯初年所谓“东林内阁”的结束。温体仁在阁八年多是崇祯朝所有阁臣中辅政时间最长的。他入阁后即挤掉周延儒而成为辅。温体仁胸无大志才识短浅生性猜忌阴险且善于揣测上意因此尽管弹劾的章奏屡上崇祯帝不以为动。刘宗周上疏指出温体仁有十二罪、六奸但崇祯帝相反觉得温体仁在朝廷挺孤立不结党故常加安慰而对于上疏的人每每从重处治。温体仁辅政期间倪元璐、黄景昉、陈子壮、刘宗周以及大学士文震孟、何吾驺等都因为得罪辅而降职、削籍。文震孟在阁时间只有三个月。温体仁、王应熊、吴宗达三人被当时人们讥为：“内阁翻成妓馆乌归、王巴、篾片总是遭瘟”。1（温乌程籍归安人。王巴县人。吴因无所作为人称“篾片”）居于文官之的内阁大臣竟然被目同“乌归”、“王巴”谈何表率百官？崇祯帝刻意求才却求的是这种貌似忠诚、实则奸邪的才既不能团结百官为上选才也不能在困难时有所作为补益时局相反却在危害朝政使崇祯帝急躁、严厉的性格愈加偏执。崇祯帝任用这些平庸、奸邪之人怎能求得大治呢？ 1《烈皇小识》卷四。 第四节孤独的勤政者崇祯帝自即位之日起试图一改多年积弊。最初两年里厘革、规划、擢拔确有成效。他勉励各地督抚“提起精神殚靖忠画”；恢复官吏久任的制度；告诫大臣摈弃门户之见化异为同。他决心要改变大臣们萎靡的精神面貌他要整个官僚机器跟上自己的步伐围绕自己的旨意拼命地运转。为此他总是事无巨细事必躬亲。 崇祯帝习惯于早起他要思考几个问题以便早朝时考一考他的大臣们。他经常利用召见群臣或给不测之恩或施不测之威。一次他读了给事中韩一良“劝廉惩贪疏”点头称是马上传令召见。但大学士刘鸿训认为此疏“有交际”、“有纳贿”两事不实。崇祯帝则言：“朕阅一良所奏大破情面忠鲠可嘉当破格擢用可加右佥都御史、吏部尚书。”1但他还是要韩一良将“纳贿”之事解释清楚。韩含含糊糊只是回答听说而已。这下崇祯帝可火了骂道：“岂有纸上说一说就给个都御史？前后自相矛盾显是肺肠大坏本当拿问念系言官姑饶这遭。”2崇祯帝对这一手挺得意这既是对不负责的奏对的一个警告却又表示皇恩浩荡不加深责让大臣更实心为自己办事。 疆域多事奏章也繁。崇祯帝往往自己亲自批阅奏章。崇祯九年（1636）二月武举陈启新上疏言当今有三大弊病。一是科目取人一是资格用人一是推知行取科道并提出了停止科目荐举孝廉蠲免灾伤钱粮专拜大将等建议。当时内阁不敢接纳此疏于是他携疏在正阳门前连跪三日。后来内臣现将此疏转呈崇祯帝。崇祯帝读罢认为陈启新的奏疏虽然不合进呈惯例但他指出了时弊还是可取的。特命外廷授职。陈启新被升为吏科给事中。崇祯帝对于那些纸面上娓娓动听却无实际价值的奏疏则非常反感。曾应遴在兵科任事他上疏总是喜欢从一至数十的罗列分不出轻重。崇祯帝特地召见专意诘责。崇祯帝每天不知批阅多少奏疏碰上这种空洞无物的奏疏也真够他受的。其实别说奏章即使是阁臣的拟旨也是难以对付的。崇祯帝遇事自有主张阁臣们的票拟如果与之相违那他还要通读原疏。崇祯九年（1636）秋清兵入犯命大臣上策张作楫上疏中有“提兵十万逗遛不前”等话崇祯帝即令张作楫回话这是指谁？张作楫本来是夸大其词没料到皇上如此精细于是只好参劾总监高起潜纵兵殃民还涉及到兵部尚书杨嗣昌。见到此疏崇祯帝怒不可遏在原疏上大笔涂抹以致“皇上”二字也加上了一个大“x”。张作楫被革职。同年十月工部侍郎刘宗周上《痛恨时艰疏》劝崇祯帝不要徒倚风雷不要轻率改作应当“以宽大养人才以忠厚培国脉政施仁收天下泮涣之心”1。崇祯帝大怒命阁臣拟严旨治罪但每次拟旨都不合意改拟达四次之多。崇祯十年（1637）吏部尚书郑三俊因曲庇侯恂下狱卢象升等十余疏言冤内阁先后拟旨“回话”、“为民”、“提问”三改崇祯帝都不满意。于是亲批：“可将三俊罪状一一讲明不必更处奏事官。”内阁再拟旨当晚即下。同年六月1《烈皇小识》卷一。 2《烈皇小识》卷一。 1《明史》卷二五五《刘宗周传》。 内阁票拟议罢辅温体仁拟旨中有“人夫、禄米”等项但崇祯帝将这些抹去只批了三个字：“放他去。” 尽管案牍堆积如山但例行的经筵与日讲仍照常举行。经筵是皇帝繁忙政务之外学习“四书”、“五经”及《资治通鉴》等典籍的重要机会。崇祯元年（1628）二月次开经筵；崇祯七年（1634）日讲官由六人增为七人。每次经筵崇祯帝显得和蔼可亲先是恭听讲后则常向讲官提出许多问题。有的讲官进讲颇合皇帝口味则常会破格擢拔。譬如少詹事文震孟讲《春秋》深得皇帝喜欢。崇祯八年（1635）六月正逢增置阁臣之时崇祯帝召廷臣数十人试以票拟结果文震孟虽然未至仍被特擢为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崇祯帝日益把日讲与经筵变成召对了。崇祯十一年（1638）二月十二日经筵刚完即召礼部左侍郎顾锡畴等二十余人问保举与考选哪种方法最适合选拔人材？诸臣唯唯诺诺。黄景昉进言刑部尚书郑三俊含冤下狱。十六日正逢日讲崇祯帝面谕黄景昉郑三俊即使清白也办不了事。十九日上朝之后崇祯帝先是严厉斥责了一番郑三俊“欺罔委卸”接着说：“但念别无赃贿姑作回家听拟。”1其实崇祯帝也知道此案错了只是为了显示自己威德才改系狱为回家听拟。崇祯帝重视经筵、日讲是因为他寄希望于能从先圣与古史中找到一些治国之策。 每逢殿试之际崇祯帝更是十分认真。崇祯十三年（164o）二月会试大学士薛国观、蔡国用为考试官取士三百名名列前茅的有邹式金、杨琼。到三月廷试时崇祯帝召考其中的前四十八人。崇祯帝问：“边隅多警何以报仇雪耻？”魏藻德对曰：“以臣所见使大小诸臣皆知所耻则功业自建”并陈说自己曾戍守通州的情况。崇祯帝认为可用即拔为第一名。而邹式金被抑为二甲杨琼被抑为三甲。薛国观因此失去了崇祯帝的恩宠六月份就被罢职。 处于非常之世的崇祯帝处理具体事物也往往打破常规违背封建礼教。崇祯十一年（1638）农民起义的烽火正旺崇祯帝所倚重的杨嗣昌、陈新甲、方一藻虽均有家丧但也予“夺情”起用。少詹事黄道周针对此事连上三疏指责此三人不守丧、不忠不孝并诘问皇上为何用这种人？崇祯帝责问黄道周用心何在？不料黄言正辞严毫不让步。崇祯帝一气之下将迂腐的黄道周连贬六级配江西。崇祯十六年（1643）给事中郝昌、御史蒋拱宸疏劾吏部文选郎吴昌时贪赃枉法勾结中官李端、王裕民泄漏内阁机密崇祯帝对于外臣结纳内臣之事尤为忌恨于是召文武百官亲自审讯并用刑打断吴的大腿犹不解恨将吴论死。阁臣奏：“殿陛用刑实三百年未有之事。”崇祯帝说：“吴昌时这厮也三百年未有之人。”1即使皇亲国戚对于崇祯帝的所作所为同样是意见纷纷。为了筹饷崇祯十二年（1639）崇祯帝开始向皇亲筹借。先找的是他曾祖母家的武清侯李国瑞数目是四十万两。但李国瑞死活不肯交相反拆毁房屋把器皿什物摆在大路上变卖以示自己一无所有。许多国戚也为他说情。崇祯帝并不罢休立即逮李国瑞入狱李惊吓而死。正当此时崇祯帝最宠爱的五皇子慈焕不幸因病死去令他痛苦之极。崇祯帝令戚贵们助饷之事随之化为泡影。 1《烈皇小识》卷五。 1《烈皇小识》卷八。 崇祯帝心中的疙瘩几乎无人能解。内宫嫔妃自然不少但难以令他心悦。他不喜欢周皇后比较喜欢的只有田妃与袁妃二人。其中田妃不仅姿色过人而且琴棋书画样样通连骑马也在行。她是在江南长大的入宫后把江南的一些生活习俗也带过来了崇祯帝颇觉新鲜。于是他的衣鞋之类也都用南方的。但是田妃与周皇后争风吃醋被崇祯帝违心地罚入启祥宫省愆三个月不召幸。崇祯十三年（164o）田妃染上大疾两年后亡故。崇祯帝悲痛欲绝隆重葬之。爱子与爱妃的相继逝去崇祯帝所受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形容日渐憔悴脾气愈益暴烈动辄呵斥踢打宫女。宫廷生活的风波对时局的感伤使崇祯帝的内心更感孤寂。他本是个极敏感的人极度的空虚、愤懑乃至绝望朝他猛烈地袭来之时有时竟不由得泪水纵横。上天也偏不作美很少有过风调雨顺的时候年年兵燹之外不是干旱就是蝗灾且疾疫流行。为此他不停地反省有时斋居在文华殿或永寿宫撤乐减膳崇祯八年（1635）十月、十四年（1641）二月、十五年（1642）闰十一月、十七年（1644）二月四次下诏罪己。他多次去祭祀太庙希望祖宗保佑。有时他只有把这种孤独与绝望之情转为对母亲的思念。崇祯十二年（1639）他请人画了他母亲的遗像挂在奉先别殿不时去瞻仰本来他想借此排遣心中的苦楚但每当此时思绪更乱更感凄楚。为了解除苦闷、寻找希望他对天主教产生过浓厚的兴趣。西方著名传教士南怀仁、汤若望常被传入宫内讲解天主教义。崇祯帝心向往之下令将宫殿内所雕佛像尽行撤除放在外面的寺院里或销毁。他还把大臣有名“天”者悉改之。崇祯十三年（164o）慈焕之死据说是得罪了九莲华娘娘的原因。崇祯帝即改对天主的祈祷而为对佛祖的忏悔深感无限的惆怅与理想幻灭的痛苦。一个外强中干的勤政者正怀着诸般苦楚沿着孤僻的小径走向他生命的终点。 第五节煤山自缢崇祯十五年（1642）这个曾立志“中兴”的皇帝陷入了极度的困境。 二月清兵克松山洪承畴投降祖大寿也以锦州降于清。四月李自成再次围开封。八月安庆兵变。九月开封城陷。十一月清兵入关攻陷蓟州深入畿南破城八十余座并杀宗室鲁王。在所有对农民军和清廷的作战中明朝军队几乎无抵御之力。六月份陈新甲被处决后与清和谈的大门也关闭了。继任兵部尚书冯元飚不愿为灭亡在即的皇朝作殉葬品一日上朝时伪称疾病作昏倒在地因力辞尚书职。尽管崇祯帝下诏罪己并诏举有堪为大将军者但根本不见成效。 崇祯十六年（1643）正月李自成部克襄阳、荆州、德安、承天等府张献忠部陷蕲州湖广这个“九省通衢”、天下咽喉的地方已在农民军的掌握之中。崇祯帝忧及献陵失守派大学士吴甡往湖广督师吴甡只得应允。他提出的条件是崇祯帝给他三万精兵从南京趋武昌。由于京兵难以抽调吴甡到四月还未出京。崇祯帝大怒：“受兵督师讨贼自当星驰受事乃三月以来迁延不进未出都门筹画莫展若在行间何以制胜？”1令吴致仕。最高统治集团已人心离散悲观失望这给崇祯帝以深深的刺激。六月悬立赏格：擒李自成来献者赏银一万两封通侯；能擒张献忠者赏银五千两官极品世袭锦衣卫指挥。其他也按功行赏。崇祯帝希望因此而出现奇迹。但正当官军畏缩不前时李自成兼并罗汝才部及革、左五营号众百万；张献忠也连克汉阳、武昌、岳州、长沙、宝庆等城。八月崇祯帝只好把最后一张王牌打出去进孙传庭为兵部尚书总制三边以及应天、凤阳、江苏、安徽、河南、湖广、四川、贵州等地围剿铸督师七省之印与农民军决一死战。孙传庭亲率白广恩、高杰等部十万人马出潼关檄左良玉驱兵西上总兵陈永福、秦翼明分别将河南与四川兵互为犄角。此时李自成也调集在湖广的全部精锐于河南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使孙传庭一败于河南郏县死亡四万余人；十月再败于潼关。渭南、商州、西安均为李自成攻占。不久总兵白广恩、陈永福降于李自成。至年底榆林、固原、宁夏等重镇尽归李自成所有。次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以陕西为根据地对北京起最后总攻。 眼望官军分崩离析三秦尽失守崇祯帝心中惶恐之极缺兵、缺饷、缺将的情形令他一愁莫展。为了练兵他曾与大学士蒋德璟商议良久可当他听说：正统朝时兵饷数万万历朝时不过三百余万而今兵饷二千余万而兵反少于前尽皆耗蠹；过去京卫有四十七万畿内有二十八万今皆虚冒时也丧失了信心。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崇祯帝召见阁臣时悲叹道：“朕非亡国之君事事皆亡国之象。祖宗栉风沐雨之天下一朝失之何面目见于地下。朕愿督师亲决一战身死沙场无所恨但死不瞑目耳。”1大臣一听皇帝要御驾亲征便纷纷请代。大学士李建泰请提兵崇祯帝大喜即加封为兵部尚书赐尚方剑便宜行事。不久崇祯帝于正阳楼按古礼设宴饯行并召集内阁五府、六部、都察院掌印官及京营文武大臣侍坐礼仪1《烈皇小识》卷七。 1《明史》卷二五三《李建泰传》。 之隆前所未有。崇祯帝亲自为李建泰斟酒举卮说：“先生此行如朕亲征。”李建泰誓死以报。席散崇祯帝久久地目送他出京。崇祯帝没料到这个代皇帝亲征的大学士在畿辅之内的定县、广宗县等处却吃了闭门羹一听说李自成部已攻陷宁武关、正朝北如潮水般涌来时只好北窜逃命。这时的内阁辅陈演一见大势不好疏言“赞理无效”请告病回家。崇祯帝骂道：“汝一死不足蔽辜。”2二、三月的京城人心惶惶崇祯帝切身感受到了众民离叛的气氛。这段时间他作了最坏的准备。一方面下诏罪己妄想稳定人心；一方面起用亲信太监前往各地监督。如高起潜总监山海关、蓟州、宁远卢惟宁监通州、德州、临清、天津方正化监真定、保定杜勋监宣府王梦弼监顺德、彰德阎思印监大名、广平等并征诸镇兵入援勤王。其实在正月崇祯帝就想征调宁远总兵吴三桂入援但吴三桂西援实际上无异于拱手将辽东最后一镇让给清兵。由于内阁反对意见较大因而至二月底吴三桂始终未见动静。此时李自成部已攻陷太原。三月初一大同总兵姜瓖及监守太监杜勋举城投降农民军；初六李自成部又陷宣府。十五日明总兵唐通以居庸关降农民军直接对京城形成包围之势。崇祯帝知大势已去遂谋划南迁。他曾密召力主“南迁图存”的左中允李明睿并说：“朕有此志久矣无人赞勷故迟至今。汝意与朕合朕志决矣。诸臣不从奈何？尔且密之。”1崇祯帝意在要大臣合力劝请他南迁体面地离开京城。但是又有人建议固守京师仿永乐朝事让太子监国南京。为了顾全面子崇祯帝慨然表示“国君死社稷”。 三月十六日崇祯帝召对群臣商讨对策。人人默然无语君臣只有相对大哭而已。昌平失守的消息传到时君臣大惊失色。 十七日农民军围攻北京城。城防已从根本上失去了抵御的能力。崇祯帝只是“仰天长号绕殿环走拊胸顿足叹息通宵大呼：‘内外诸臣误我！误我！’”2十八日夜间大顺军架飞梯攻西直、平则、德胜诸门。太监曹化淳开彰义门农民军一拥而入。太监张殷劝崇祯帝只要投降便无事被崇祯帝一剑杀死。此时的崇祯帝已是精疲力竭感情从愤恨、失望转向了疯狂他把周皇后和袁妃叫来连呼左右进酒一口气饮了几十杯。他不能看着他的爱妃陷入敌手于是挥剑将袁妃砍死。皇后急赴坤宁宫自缢。长平公主在一旁痛哭不已崇祯帝悲叹道：“汝为何生我家！”一剑砍去公主挥臂遮挡被砍断右臂昏倒在地。接着又杀了幼女昭仁公主及几个嫔妃。但他越绝望求生的本能则越强烈。于是他换上了便服准备出城。他混在太监中出东华门至朝阳门假言王太监奉命出城但守门的人请天亮时验明再出。太监夺门又不成便忙派人到负责城守的戚国公朱纯臣家朱的家人说朱赴宴未归。崇祯帝又赶到安定门门闸实在是太沉重了怎么也无法打开。求生的路被彻底截断了。 十九日天刚破晓太监王相尧以宣威门投降大顺军将领刘宗敏的军队浩浩荡荡开入城中守卫正阳门的兵部尚书张缙彦、朝阳门的朱纯臣也先2《明史》卷二五三《陈演传》。 1彭孙贻：《平寇志》卷八。 2张正声：《二素纪事》。 后开门迎降北京内城被攻陷。崇祯帝得知这个消息亲自在前殿鸣钟召集百官可是钟声再响也没召来一人。于是他与太监王承恩登上了煤山寿皇亭这里曾是崇祯帝检阅内操之处可如今成了他要去面见列祖列宗的地方。山穷水尽的崇祯帝卸下皇袍在衣襟上愤然留下了这样的话：“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致逆贼直逼京师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1依其所言与王承恩相对而缢。两天后人们才现这个僵死的国君。四月初由大顺政权派人将崇祯帝与周皇后草草葬入昌平县田贵妃的墓穴之中。 南明弘光时谥庙号思宗后改为毅宗。清入关后谥为端皇帝庙号怀宗后改为庄烈愍皇帝。其陵随其庙号思宗称为思陵。 1《明史》卷二四《庄烈帝纪二》。 第五十章周延儒温体仁第一节周延儒周延儒（1593－1644）字玉绳号挹斋常州宜兴（今属江苏）人。 万历四十一年（1613）会试、殿试皆第一授翰林修撰。时年二十余岁志满意得与同年冯铨友善其后结为儿女姻亲。天启中迁右中允掌司经局事。不久冯铨在阉党的内部斗争中失势罢相周延儒旋以少詹事掌南京翰林院。 崇祯帝即位诛魏忠贤清理阉党周延儒因居南京闲散之地而获擢用召为礼部右侍郎。崇祯元年冬驻宁远的四川湖广兵士因连续四月断饷而生哗变总兵袁崇焕安抚之事方得平锦州兵又哗崇焕请给饷。崇祯帝召群臣问计诸臣皆请帑。周延儒警敏而善伺人意他熟知崇祯帝与乃祖神宗一样吝啬财货于是进言异于他人。他的陈奏道出了皇帝的心思“关门昔防敌今且防兵宁远哗饷之锦州哗复饷之各边效尤帑将安给？”又奏称“事迫不得不但当求经久之策”1。周延儒的话深得皇帝赞赏。数日后崇祯帝又召周延儒面议政事周延儒揣摩崇祯帝猜疑和察察为明之习奏称锦州兵变大略是骄兵构煽为乱有关将帅御之无策以故哗变频仍。时崇祯帝方疑边将要挟周延儒之奏正合皇帝胸臆于是大悦由是颇宠之。崇祯帝初政客氏、魏忠贤等元凶虽除徒党犹盛。自倪元璐颂东林攻阉党之疏出清议渐明不附阉的正人渐获登用。不久附魏忠贤的阁臣相继罢去天启中致仕的老资格阁臣韩爌被召尚在途中。于是皇帝下诏会推阁臣东林党中的头面人物钱谦益期在必得派其门生给事中瞿式耜在朝中串联活动吏部尚书王永光迫于情势列出了以吏部侍郎成基命、礼部侍郎钱谦益为的十一人名单供皇帝挑选。周延儒及礼部尚书温体仁均未获提名。按会推的惯例礼部尚书应获提名而把持会推的钱谦益等以温体仁素无人望为词拒之于外。又周延儒议事有独见召对亦当帝意却也被摈斥在外于理未合。时周延儒亦暗结外戚锦衣渠帅郑养性、万炜及东厂太监唐之徵以为内援希冀入阁。至是周延儒不与会推之列大恨暗布流言言枚卜阁臣之事为钱谦益党把持。温体仁不附东林虽官礼部尚书亦不预会推之名亦愤而不平。温体仁乃奏呈《盖世神奸疏》弹劾钱谦益的浙江乡试作弊的旧案言其“关节受贿神奸结党不当与阁臣选”1。恰崇祯帝因会推名单不列周延儒等而生疑惑得温体仁疏后立即召集有关人员在文华殿面讯温体仁力攻钱谦益周延儒助之奏称：“大凡会议会推皇上明旨下九卿科道以为极公。不知外廷止沿故套只是一二个人把持定了诸臣都不敢开口就开口也不行徒然言出祸随。”1钱谦益未料到温体仁攻其旧事周延儒指斥有验钱谦益理亏语塞。皇帝以周延儒、温体仁所言符合实情于是罢钱谦益官回籍听勘给事中瞿式耜、御史房可壮等坐钱党降谪有差。崇祯帝乃悉置廷推者不用枚卜之典遂告流产。 1《明通鉴》卷八一崇祯元年七月。 1《明史》卷三o八《温体仁传》。 1《烈皇小识》卷二。 崇祯元年十二月前大学士韩爌还朝遂为辅。自文华殿辩论后周延儒屡蒙召对。二年三月崇祯帝召周延儒密议“漏下数十刻乃出语秘不得闻”2。周延儒得到皇帝的恩眷和进一步的信任。对此东林一干人非常恐慌御史黄宗昌搜集周延儒的几件小事劾之崇祯帝怒停黄宗昌俸半年。御史李长春疏论独对之非。南京给事中钱允鲸又言“延儒与冯铨密契延儒秉政必为逆党翻局”3。周延儒对言官的攻击一一作了答辩崇祯帝优诏褒答。同年十一月北兵薄京城京师警戒阁臣钱龙锡以袁崇焕案牵连罢职周延儒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预机务。同时入阁的还有何如宠和钱象坤。三年二月又加太子太保改文渊阁。周延儒在内阁竭力援引温体仁和吴宗达将建议二人入阁的意见书于揭帖为之力请。崇祯帝憎恶臣下党比欺君故特别嘉许体仁孤立忠心六月十一日特旨命温体仁与吴宗达以原官入阁。是年正月韩爌致仕三月李标致仕九月成基命亦致仕周延儒遂为辅。寻加少保改武英殿大学士。 周延儒早年曾与东林姚希孟、罗喻义相善由于钱谦益在枚卜一事上做得太过分事关权势利害之争周延儒不得不奋起反击助温体仁攻之。既相之后延儒总揽全局会阉党新败审时度势不能不与东林这股政治势力共事。鉴于东林士大夫集团并非是一个很严密的组织于是周延儒一方面与钱谦益等人对立另一方面则注意改善同其他东林士人的关系。崇祯四年（1631）周延儒主会试他录取东林后劲张溥、马士奇、吴伟业等。与周延儒并相的温体仁素与东林无涉既攻钱谦益益仇东林温体仁出于自身利害考虑亟欲将敌视东林的阉党势力转变为自己的政治基础以抗衡东林。在对待东林和阉党残余势力的态度上周延儒与温体仁逐渐由差别而展为分歧。温体仁采取了试探性行动策划起用阉党官员他与吏部尚书王永光谋起名丽逆案的王之臣和吕纯如。王、吕二人在逆案中所犯较轻且于天启中皆在边圉未尝插手朝廷政治盖因颂珰获罪况且崇祯元年东林干员瞿式耜还疏荐吕纯如“谙练边事猷胆过人皆可当中枢戎政之任者”1。东林之人荐之温体仁亦欲荐之本不当大惊小怪而有人利用此事挑拨温体仁与周延儒的关系向周延儒进言说温“体仁将翻逆案而外归咎于公”2。周延儒不察言者之意刚好中了圈套他把温体仁荐用王之臣、吕纯如看得过分严重于是向皇帝奏称“用之臣亦可雪崔呈秀矣”。皇帝听了周延儒的话起用王之臣、吕纯如等的事就搁浅了。这样温体仁决意在政治上与周延儒分道扬镳温体仁阴鸷有城府表面上仍曲意媚事周延儒暗地计划夺其辅之位周延儒却不曾察觉。 周延儒是一个典型的没落皇朝的封建官僚善于攘夺权位一旦大权在手殊无为国为民之心惟知利用权势谋取私利而已。史称其“庸驽无材略且性贪”。受姻娅陈于泰万金之馈使滥厕进士及第之列。周延儒所为遭到给事中吴执御的弹劾。其后又有数十人劾之因崇祯帝将劾疏一概留中不下周延儒不得自知却仍厚着脸皮入直票拟如故。其间子弟暴横乡里兄弟冒锦衣籍授千户官用家人为副总兵京师舆论籍籍而周延儒仍无敛2《明史》卷三o八《周延儒传》。 3《明史》卷三o八《周延儒传》。 1《瞿式耜集》卷一《任人宜责实效疏》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本。 2《明史》卷三o八《周延儒传》。 止之意仍然我行我素终为温体仁所乘狼狈罢归。 崇祯帝初即位时尽撤镇守中官黜司礼之权一心委任大臣。然辽东和内地的战事屡遭失败粮饷无着。廷臣却竞相为门户之争不能赞襄良策甚至欺蔽朝廷。于是崇祯帝渐渐复用宦官相继遣宦官监视各镇。又令宦官张彝宪总理户、工二部钱粮。温体仁向宦官靠拢以图周延儒。太监王坤狂躁敢言在温体仁示意下疏劾修撰陈于泰谓其盗窃功名语侵周延儒。给事中傅朝佑副都御史王志道言中官不当劾揆崇祯帝怒削王志道籍周延儒不能救解崇祯帝对周延儒的信任已经动摇。温体仁复嗾给事中陈赞化劾周延儒“昵武弁李元功等招摇罔利。陛下特恩停刑元功以为延儒功索狱囚赇谢。而延儒至目陛下为羲皇上人语悖逆”1。皇帝怒穷治其事锦衣卫考掠李元功无完肤狱上周延儒大困。周延儒还希望温体仁为之救解温体仁不应还乘机拟旨黜去与周延儒相善可能施以帮助的人。崇祯六年六月周延儒被迫引疾辞职。皇帝仍待之以礼赐白金遣行人护行而归。 周延儒失势后回归乡里对倾轧自己的温体仁愤恨不已对曾与友好的东林诸人颇感惭愧。温体仁继周延儒任辅日与东林及朝臣中不附从自己的人为仇五年后才去职。继而当国者是张至、薛国观等这些人都步温体仁后尘引导皇帝苛严以待臣下摈斥刘宗周、黄道周、刘三俊等正人朝廷政治情况非常混乱。周延儒不甘心久居乡里使其心腹知己礼部仪制主事吴昌时与庶吉士张溥为之奔走动员各方面的力量运动重新起用之事计划凑集了六万金送与宫廷中贵“涿州冯铨河南侯恂桐城阮大铖等分任一股每股银万金”1。具体由冯铨利用天启年间与宫中臣珰的老关系送进去其事“擘画两年纶綍始下”2。 崇祯十四年二月诏起周延儒于乡里。周延儒九月至京遂复任辅。 以张溥为代表的东林后劲把希望寄托在周延儒身上他们忠告周延儒“公若再相易前辙可重得贤声”。周延儒临行张溥“以数事要之”3。被钦定逆案禁锢的阉党诸人在温体仁当政时始终没有抬头此际也把希望寄托在复出的周延儒身上故为之集资和交通内侍阮大铖向周延儒表示希望获得任用周延儒以其名丽逆案而有难色。阮大铖退而请用其密友马士英周延儒许之。 由于东林和阉党两方面的支持周延儒重新柄政他也注意满足两方面的要求。遵循张溥的要求召回郑三俊长吏部刘宗周掌都察院范景文掌工部倪元璐佐兵部其余如李邦华、张国维、徐石麟、张玮、金光辰等分任卿2又释放在狱和遣戍的傅宗龙、黄道周等。赠已故文震孟、姚希孟等人官于是中外翕然称贤。另一方面也履行了对阉党的许诺起用马士英为凤阳总督控制南方的政治中心为其日后操纵南明政权张本。周延儒当政暂时缓和了统治集团内部各派的倾轧皇帝对他也寄予很大希望崇祯帝甚至贬损帝王之尊而揖拜周延儒语称“朕以天下听先生”。但是此际的明朝病入膏肓既有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州县残破又有清兵南下抄掠京1《明史》卷三o八《周延儒传》。 1《烈皇小识》卷七。 2《明季北略》卷十九《周延儒续记》。 3《明史》卷三o八《周延儒传》。 师无论是东林还是阉党谁都没有为皇朝挽回颓势的妙方。侯恂、范志完督师皆遭败绩。军事局势日益恶化。周延儒则纵使门下客董廷献等招权纳贿无所不为。凡求总兵巡抚之职必先通贿于董廷献然后得之。前辅薛国观罢职回乡因多携财货而遭杀身之祸周延儒惩其败所得珠宝皆寄放于廷献家中。其后十六年再度被贬离京时“行李故为萧减筐箱几件”而已1实则“所藏于心葵（董廷献）家者无限也”。政治上倚为腹心的文选郎吴昌时品质极坏史称其“有干才颇为东林效奔走然为人墨而傲”其在朝“通厂卫把持朝官”。凡事更张全凭己意明制年例通常以科道一二人出为外官年例外调意味着贬职昌时不满言官特意扩大年例的名额欲出给事中范士髦等十人于外言路大哗。昌时挟势弄权每每如此故而朝官恨之入骨对昌时的仇恨有时也会迁及周延儒周延儒任用非人为自己种下祸根。 明代政治体制表明无论内阁怎样拥有相权之实然而厂卫却是代表皇权监视和控制着整个官僚集团周延儒自恃已经取得皇帝的信任和各派政治势力的支持于是奏请削弱厂卫缉事之权。周延儒此举虽然邀获众誉厂卫却十分怨恨他。厂卫着意刺探周延儒的阴事。崇祯十五年五月兵备佥事雷演祚劾周延儒门生范志完督师时纵兵淫掠。翌年廷议其事雷演祚语侵周延儒。皇帝召雷演祚面对遂劾周延儒“招权纳贿如起废、清狱、蠲租皆自居为功考选台谏尽收门下凡求总兵巡抚者必先贿幕客董廷献”1。又言范志完“两载佥事骤陟督师非有大党何以至是”。雷演祚所奏引起了皇帝对周延儒的怀疑于是逮治廷献诛范志完。周延儒的地位受到动摇。崇祯十六年四月清兵掠山东师还至京畿周延儒不得已自请视师。崇祯帝犹降手敕以召虎裴度为喻奖之赐给章服、白金、文绮、上驷并给金帛以供其功成赏军。皇帝对周延儒寄予极大的希望周延儒却殊无退敌之策驻兵通州不与北兵接战惟“每日幕客攒集午后始开门收文书应故事”2。周延儒视师丝毫没有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清兵退回辽东各路援兵尾之而行不敢邀击却厚贿周延儒以求叙功。周延儒日与幕客饮酒娱乐天天派飞骑往宫中奏捷骗得皇帝一场空喜欢。周延儒还朝请议从征将吏的功劳周延儒又获赐银币、蟒服荫子中书舍人。数日之后锦衣卫渠帅骆养性和东厂太监“尽所刺军中事”厂卫把周延儒稽延不战和谎报战功的实情报告皇帝。五月十八日皇帝还在下谕布置凯旋之宴二十三日传谕大小九卿“辅周延儒奸贪诈伪大负朕躬着议处回奏”3。周延儒再度失宠崇祯帝为全君臣终始之义犹降温旨赐银百两为旅资并许乘传归。 周延儒的敌人不但有厂卫渠帅大珰还有阁中的魏藻德与陈演。魏藻德是薛国观的门生吴昌时在薛国观赐死一事上颇起作用以是魏藻德非常痛恨吴昌时时时寻找替座师报仇的机会。周延儒平素蔑视陈演陈演大恨之于是两人与厂卫复腾蜚语攻击周延儒。周延儒既去言路舒所言皆及他。皇帝隐忍未。已而御史蒋拱宸劾吴昌时入周延儒之幕与董廷献表里1《明季北略》卷十九《董心葵大侠》。 1《明史》卷二七四《雷演祚传》。 2《烈皇小识》卷八。 3《明季北略》卷十九《周延儒续记》。 为奸无所不至语其赃私巨万并揭露吴昌时交通内官李端、王裕民等侦知宫廷秘密诸状。骆养性仔细地调查了吴昌时与周延儒谋取贿赂的详情报告皇帝。东厂诸阉亦向崇祯帝汇报了实情。吏部尚书郑三俊以误荐吴昌时引咎辞职。这时崇祯帝了解了周延儒的全部罪行盛怒之下立遣缇骑逮周延儒到京师治罪。 崇祯十六年（1643）七月二十五日崇祯帝召府部科道廷鞫昌时皇帝声色俱厉内侍用刑吴昌时两胫皆折。周延儒在途闻吴昌时受刑之状非常恐惧在途中迁延不进。时旧辅王应熊应召入京周延儒与王应熊关系密切应熊之获再召亦周延儒未败时为之营就。周延儒期待应熊先入在皇帝面前为之救解冀能逃脱罪罚。陈演通过中官向皇帝揭穿了周延儒稽延不入的缘由崇祯帝益恨并及王应熊王应熊入京不召对而命其复归。十月周延儒尾王应熊之后到了京城被安置在正阳门外周延儒上疏哀求自请戍边皇帝不予理会。十六年十二月（1644年1月）吴昌时弃市遂勒令周延儒自尽并籍其家。 第二节温体仁温体仁（1573—1639）字长卿号圆峤乌程（今湖州）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官礼部侍郎。朱由检即位初迁尚书秩协理詹事府事。崇祯元年（1628）冬诏会推阁臣东林党钱谦益指使门生给事中瞿式耜居间活动迫使吏部把很有希望入阁的侍郎周延儒排斥在会推提名之外。温体仁素与东林没有往来亦不得预名陪推之列。温体仁见会推不及周延儒忖度皇帝必疑臣下结党排挤于是难攻击钱谦益遂上《盖世神奸疏》讦钱谦益为浙江乡试考官时“关节受贿神奸结党不当与阁臣之选”1。翌日皇帝召集阁部科道诸臣在文华殿面询其事命钱谦益、温体仁、周延儒等人俱至。钱谦益于枚卜阁臣之先经过严密布置和活动费了许多精力才将周延儒等排斥在外却没有料到温体仁突出以浙闱旧案劾己。文华殿面质之际一时辞屈。崇祯帝问温体仁：“疏内称神奸结党欺君奸党是谁？枚卜大典是谁人一手握定？”2温体仁从容奏称“谦益之党甚多臣还不敢称言”。接着将所知的情况一一陈奏大略言吏部尚书屡疏乞休杜门谢事瞿式耜“受谦益指使疏催冢臣王永光暂出完会推之事”3。温体仁指出“谦益热中枚卜”甚至“先令御史梁子璠上疏欲令侍郎张凤翔代行会推此从来未有之事”4。吏部都给事中章允儒出班为钱谦益辩解引喻失当被皇帝喝令锦衣卫卫士推出。温体仁又请命吏部尚书王永光陈述会推的实情王永光不敢开罪钱谦益回避其事向皇帝奏称“皇上召问吏科、河南道（御史）与郎中耿志炜便知道了”。温体仁毫不放松他步步进逼言“永光是六卿之长用贤退不肖是他职掌如何推到司官身上”崇祯帝再三诘问会推实情一时阁部六科等臣俱含糊其词搪塞皇帝为钱谦益开脱。在此关键时刻礼部右侍郎周延儒站出来支持温体仁周延儒指出“皇上再三问诸臣不敢奏者一者惧于天威二者牵于情面”又说“大凡会议会推皇上明旨下九卿科道以为极公。不知外廷止沿故套只是一二个人把持定了诸臣都不敢开口就开口也不行徒言出祸随”。周延儒揭露了钱谦益等在会推中挟制群臣的实情。于是皇帝罢钱谦益官令其回籍听勘其门生给事中瞿式耜、御史房可壮等坐党降谪有差。文华殿辩争之后不久御史毛九华疏纠温体仁于杭州建逆祠时作诗颂魏忠贤。御史任赞化亦纠温体仁娶娼、受金、夺人产诸不法事。温体仁再次与毛九华、任赞化等人抗辩良久。九华所谓的媚珰之诗显系栽赃诬陷经温体仁当面诘问毛九华词穷。而任赞化则毛举细故排击不已。皇帝“怒其语亵贬一秩调外”1。温体仁揭露说二人皆是钱谦益死党皇帝亦颇以温体仁之言为是。皇帝召大学士韩爌论其事韩爌虽心向东林亦不得不称“体仁平日硁硁自守亦有品望”因枚卜一事“所以诸臣攻他”2。温体仁又向1《明史》卷三o八《温体仁传》。 2文秉：《烈皇小识》卷二。 3《瞿式耜集》卷一《奉台回话疏》。 4文秉：《烈皇小识》卷二。 1《明史》卷三o八《温体仁传》。 2《烈皇小识》卷二。 皇帝陈述“臣通籍三十年并无一字挂人弹章只因参了钱谦益攻者四起。凡可以杀臣者无所不至。岂一人之身贤奸顿异如此？”温体仁在与钱谦益党的斗争中抗争不屈其后经浙江巡抚的调查毛九华等所论体仁媚珰之诗“卒无左验”。于是皇帝对温体仁揭露诸臣结党之说深信不疑。皇帝曾召大学士韩爌言“诸臣不忧国惟挟私相攻”表示要对结党者“重绳以法”1。其后给事中祖重晔、南京给事中钱允鲸、南京御史沈希诏相继攻温体仁孰知攻者愈力而皇帝却愈加相信温体仁及其对人事所的议论。崇祯二年十二月周延儒以礼部尚书入阁。周延儒在阁极力援引温体仁。三年六月温体仁遂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预机务。他既仇东林为扩大自己的势力企图起用阉党逆案中情节较轻的王之臣和吕纯如。周延儒虽攻钱谦益却与另外一些东林士大夫有较密的政治关系在起用阉党上周延儒所持与温体仁有异加上人为的挑拨周延儒没有注意与温体仁协调其事。于是温体仁逐渐自异于周延儒并忌周延儒位在己上图谋取而代之。崇祯四年三月吏部尚书王永光被劾罢职温体仁用其乡人闵洪学代之。闵洪学与温体仁相结在吏部奉行温体仁意旨为之拉拢朝官。凡有过失则归之于周延儒。周延儒因温体仁曾与自己一道攻钱谦益又援其入阁因之对温体仁和闵洪学的诸种做法未曾觉察。由是温体仁操纵了吏部的用人大权在朝局中的实权逐渐过周延儒。周延儒的追随者和东林一派人非常怨恨温体仁吏部左侍郎张捷联络太仆少卿贺世寿等暗中布置他们串通言路图谋逐去闵洪学断温体仁之左右臂进而将其逐出内阁。于是给事中王绩灿、御史刘令誉等先后疏攻闵洪学而兵部职方员外郎华允诚言之尤切。华允诚言称“今日之事有三大可惜四大可忧”指出“次辅体仁与冢臣洪学同邑朋比惟异己之驱除阁臣兼操吏部之权吏部惟阿阁臣之意造门请命夜以为常”1。皇帝也觉察到温体仁与闵洪学同里有私于是罢去闵洪学吏部尚书之职温体仁展政治势力的动向受阻。周延儒为辅颇纵容家人奴客肆为奸利之事京师舆论籍籍。周延儒旋与宦官交恶温体仁向宦官泄露其阴事使太监王坤攻及周延儒。温体仁复嗾给事中陈赞化劾周延儒昵武弁李元功为奸利及周延儒为悖逆之语。皇帝怒穷治其事周延儒大困犹望温体仁为之解免温体仁不应且“阴黜与延儒善者”2使周延儒不能获得任何帮助被迫引疾辞职。周延儒既去温体仁遂任辅。 温体仁欲用逆案中人使之转化为自己的基础力量由于遭到东林士大夫的抵制未获成功。此外崇祯帝登位后一直以翦除魏忠贤和钦定逆案自得因之对逆案中人深恶痛绝温体仁于是放弃了起用阉党的策略。温体仁与东林极端对立又无法利用阉党展势力在政治上一筹莫展惟与东林及不附从自己的朝臣为敌。居次辅时曾以经筵讲章不当为词罢去属于东林势力的礼部侍郎罗喻义又以他事将东林闻人詹事姚希孟贬到南京。少詹事文震孟为《春秋》名家声誉颇属而温体仁忌之阴阻其担任经筵讲官。既而文震孟进讲称旨。八年七月文震孟以礼部左侍郎入阁适温体仁以家事告假。温体仁销假后回到任上即与吏部尚书谢升内外相结与文震孟为难。温体仁先借细事打击文震孟所欲擢用的都给事中许誉卿许誉卿1《明史》卷三o八《温体仁传》。 1《明史》卷二五八《华允诚传》。 2《明史》卷二五一《文震孟传》。 被斥为民文震孟争之不得慨叹“科道为民是天下极荣事赖公玉成之”3。温体仁乘机向皇帝报告帝怒责文震孟徇私挠法遂落职闲住。文震孟去官温体仁憾犹未释迁怒于曾与文震孟同建言相友善的庶吉士郑鄤。温体仁利用社会上的流言“劾鄤假乩仙判词逼父振先杖母”1。帝震怒不俟佐证就将郑鄤磔死于是演成著名的“郑鄤杖母案”之纷争。关于郑鄤杖母一案在统治集团内部引起极大的争论。明末重臣右谕德黄道周因事后为郑鄤营护而被贬职。另一名臣工部左侍郎刘宗周言政事并及郑鄤事被斥为民。迄明亡后黄宗羲犹撰文为郑鄤辩护。总之该案加深了统治集团的政治分裂其削弱皇朝的统治加皇朝灭亡的作用是无可怀疑的。 东林后劲庶吉士张溥与临川知县张采倡立复社其后本来是士子读书会文的文社逐渐变成一个政治组织。由于张溥“倾身结纳交游日广声气通朝右所品题甲乙颇能为荣辱”2。由是附丽者益众复社之中既有倜傥非常之士也窜入不少逐臭慕膻之徒使文社逐渐变成势利的场所。复社等立万历中士人结党的故态复萌。温体仁非常痛恶这群“自矜‘吾以嗣东林也’”的士子寻找机会摧毁复社。崇祯十年苏州监生6文生上疏攻张溥倡复社乱天下。苏州推官周之夔亦上疏讦奏复社在地方恣横诸状。温体仁乃欲藉之兴大狱将这些士人一网打尽。提学御史倪元珙、海道副使冯元飏不承温体仁风旨皆被降谪。即使站在温体仁一边的朝臣鉴于当时皇朝的危机四伏也不敢贸然响应于是严旨察究之事暂搁下来迄复社张溥助周延儒复出任内阁辅这件案子才宣布撤销。 复社之事未已温体仁又借常熟民张汉儒告钱谦益、瞿式耜居乡不法一事大做文章。明代官绅居乡不法原为常事温体仁乃居中主持严究其事温体仁拟旨逮钱谦益、瞿式耜下诏狱严讯。钱谦益窘甚求司礼太监曹化淳为之解免。曹化淳原为太监王安从阉钱谦益曾因其请为王安撰碑文曹化淳德之故答应为之设法。钱谦益又以攻为守行贿于抚宁侯朱国弼使其参劾温体仁欺君误国。温体仁侦知钱谦益所为秘密奏告皇帝并请治曹化淳之罪。孰料皇帝颇为爱惜自己的鹰犬把温体仁所奏转示曹化淳。曹化淳惧请亲自审理张汉儒告讦之案。曹化淳主持下的东厂专找温体仁的差错钱谦益的势力又多方配合于是张汉儒被诬为奸民案子完全翻过来。狱上原告张汉儒被枷死皇帝也不再信任温体仁了使温体仁进退维谷。崇祯十年六月温体仁引疾藉以试探皇帝的态度书奏方上得旨放归乡里。温体仁用膳时得知这一消息吃惊得掉下了手中的筷子。 温体仁为辅八年与朝士结怨甚深本身又没有形成一股势力故而不敢过分恣肆。史称其“用廉谨自结于上苞苴不入门”1这在士风极坏的明末时期已是非常难得的表现了。自万历以来朝臣每以政见之异结党相攻温体仁熟知崇祯帝刚愎自用、察察为明的特点为固君宠不逞己能。皇帝每访以兵食大计温体仁“辄逊谢曰：臣夙以文章待罪禁林上不知其驽下擢至此位。盗贼日益众诚万死不足塞责。顾臣愚无知但票拟勿欺耳。兵食之事惟圣明裁决”。温体仁经常遭到言官的弹劾或诋其窥帝旨行事3《明史》卷二五一《文震孟传》。 1《明史》卷三o八《温体仁传》。 2《明史》卷二八八《张溥传》。 1《明史》卷三o八《温体仁传》。 温体仁则说自己驽下“颂服将顺不暇讵能窥上旨”。皇帝认为温体仁朴忠而孤立朝廷对他愈加信赖。温体仁在位无论于辽东的抗清兵的南下还是对付李自成、张献忠农民起义未尝建一策。他向朝廷推荐的人也大多平庸之辈苟以充位而已。温体仁则“专务刻核迎合帝意”故恩礼优渥官至少师兼太子太师进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阶左柱国兼支尚书俸禄时无与并者。温体仁归乡崇祯十二年（1639）卒于家。事闻赠官太傅谥文忠。南明弘光时以尚书顾锡畴议削其赠谥。 第五十一章袁崇焕孙承宗熊廷弼第一节袁崇焕袁崇焕（1584—163o）字自如又字元素祖籍广东东莞。他戎马一生为守卫明朝东北边疆、抵御清军进攻立下了赫赫战功。不幸遭奸佞陷害致使崇祯帝中了皇太极的离间计错杀袁崇焕造成千古奇冤。 袁崇焕的青年时代正值明皇朝统治日趋腐朽之际。有感于国家的衰败袁崇焕自幼好读兵书学习用兵救国之术。他中进士后授职福建邵武知县仍对东北边境的战况非常关心常常同一些曾经卫戍辽东的退役将卒讨论辽境的地理和防御状况向往有一天自己能投笔从戎。 天启二年（1622）正月袁崇焕奉例入京朝觐御史侯恂慧眼识英雄荐袁崇焕为兵部职方主事负责镇守山海关。袁崇焕刚到任所便深夜单骑出关了解地形回来后便称：“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1虽是口出狂言但这番胆识和勇气也着实让人佩服。不久他便被升为山东按察司佥事、山海监军成为驻防边疆的一员勇将。 在兵部尚书孙承宗的大力支持下袁崇焕在辽东筑宁远城恢复锦州、右屯等军事重镇使明的边防从宁远向前推进了二百里基本上收复了天启初年的失地他又采取以辽土养辽人、以辽人守辽土的政策鼓励百姓恢复生产重建家园。还注意整肃军队号令严明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由于治边有方天启三年袁崇焕得升为兵备副使不久又升为右参政。天启六年（1626）正月后金国主努尔哈赤率八旗健卒十三万前来围攻宁远。袁崇焕刺血为书誓师全军表示誓与宁远城共存亡。在他的感染下。“将士咸请死效命”同仇敌忾士气高涨。袁崇焕令城外守军全部撤进宁远城坚壁清野又亲自杀牛宰马慰劳将士。他还将全部库存的白银置于城上传令有能打退敌兵不避艰险者当即赏银一锭。如临阵退缩立斩于军前。为了增强火力袁崇焕令人将城中存有的仿西洋“红夷大炮”架上城头一切准备就绪严阵以待。 二十四日后金军兵临宁远城下。袁崇焕胸有成竹邀朝鲜使者同坐战楼观战。突然一声炮响后金军开始攻城。只见八旗兵丁四处散开满山蔽野而来。袁崇焕一声令下城楼上火炮齐鸣弓箭齐后金军死伤惨重只好退军。次日后金军重振士气再次来攻他们把裹着生牛皮的战车推到城墙根准备凿城穿穴袁崇焕立即亲率士兵挑石堵洞又令城上大炮加强火力猛攻敌阵。后金军总帅努尔哈赤在营前指挥作战忽被飞来的炮石击中受伤坠马血流不止。后金军见主帅受伤匆匆收兵退去。在归途中努尔哈赤病情加重死于军中。 宁远一战是努尔哈赤自二十五岁征战以来唯一的一次败绩。袁崇焕从此威名大振后来清军也不得不承认“议战守自崇焕始”。 宁远之战后袁崇焕被升为辽东巡抚关外防务尽归袁崇焕筹划。为了休整军队他一面派人假意与后金和谈一面加紧整饬军队修筑锦州、中左、大凌诸要塞以防后金的突然袭击。天启七年五月皇太极果然率军1《明史》卷二五九《袁崇焕传》。下引本传者不另作注。 来攻锦州将锦州团团围住。锦州守军一面坚持抵抗一面飞报袁崇焕请援。袁崇焕识破皇太极围锦州的目的是欲诱自己出战以便借袭宁远。他认为“宁远不固则山海必震此天下安危所系”。于是坚守宁远不动而派精骑四千绕到清军后面猛攻致使清军两面受敌。同时又奏请朝廷调蓟镇、保定、昌平、宣府、大同各路守军趋山海关支援。皇太极攻锦州不成便集中兵力进攻宁远。此时宁远守军已准备就绪“红夷大炮”整整齐齐地排在城头引弹待。清军将领见宁远防守甚严不易攻破便劝皇太极不要攻城。皇太极怒斥道：“当初我父攻宁远不下而如今我攻锦州不下像这样的野战如不取胜如何能张扬我国威！”1说完便下令强攻宁远城。城上明军万炮齐矢石如雨。清军久攻不下损伤惨重最后只好退兵。皇太极终于还是像他父亲一样败在袁崇焕的手下无功而归。 “宁、锦大捷”全靠袁崇焕运筹帷幄指挥有方。但在明廷论功行赏时权阉魏忠贤却贪他人之功为己有不仅自己封赏最厚连他的爪牙也个个有奖唯独对袁崇焕不仅无封赏反而诬他“不救锦州为暮气”。袁崇焕一怒之下上疏乞休归乡。 崇祯帝登基之后日夜思得良将解辽境之忧。“延臣争请召崇焕”。崇祯元年四月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七月袁崇焕应召入京。崇祯帝亲自在平台召见他与他商量平辽方略。崇祯帝道：“卿万里赴召忠勇可嘉所有平辽方略可具实奏来。”1袁崇焕一听今上如此信任自己锐意平辽一时热血便不假思索地答道：“所有方略已具疏中。臣今受皇上特达之知愿假以便宜五年而建部可平全辽可复奏。”崇祯帝一听五年便可复辽疆真是喜出望外也慷慨地答道：“五年复辽便是方略朕不吝封侯之赏卿其努力以解天下倒悬之苦！卿子孙亦受其福。”2“五年复辽”谈何容易？袁崇焕不知自他离职后的这一年东北边防已现出了巨大的变化。从明军方面而言继任的督抚多贪赃冒赎克扣军饷多次激起士兵哗变军心涣散。锦州、大凌等要塞也相继失守边防一触即溃。而皇太极即位以来更加注意调整满汉关系逐渐开始封建化过程国力大增八旗兵的作战能力大大提高皇太极也在战斗中总结出了对明作战的经验。因此可以说在东北边境清军的实力大大胜于明军。在力量对比如此悬殊的情况下袁崇焕声称“五年复辽”很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当时在场的大臣都为袁崇焕的豪言壮语捏了一把冷汗给事中许誉卿趁崇祯帝入内室小憩之机悄悄问袁崇焕为何出此狂语袁崇焕笑笑说：“聊慰圣心耳。”许誉卿正色道：“上莫甚岂可浪对？异日按期责功奈何？”袁崇焕一听大梦方醒甚觉失言。待崇祯帝再出立即跪奏道：“东建四十年蓄聚此局原不易结但皇上留心封疆宵旰于上臣何敢言难？此五年之中须事事应手先钱粮。”接着提出了在军队调度、兵需供给方面的诸多要求。崇祯帝一一答应。袁崇焕担心自己远离京师遭人妒陷又奏道：“以臣之力制全辽而有余调众口而不足。一出国便成万里忌功妒能夫岂无人。即凛凛于皇上法度不以权掣臣之手亦能以意见乱臣之方略。”崇祯帝一听1《清太宗实录》卷三天启七年五月甲申。 1《烈皇小识》卷一。 2《烈皇小识》卷一。 此话甚觉刺耳但为了边疆大事也不便作沉默了一会儿对袁崇焕说：“条对方略井井不必谦逊朕自有主持。”命赐尚方宝剑准其先斩后奏。1不久袁崇焕离京赴任。崇祯帝亲自为其送行把恢复边疆的宏愿完全寄托在袁崇焕身上。袁崇焕深知身负重命但仍虑皇上不能信而不疑便再次恳请皇上“任而勿2信而勿疑”。还一再说明“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崇祯帝皆“优诏答之”。2袁崇焕刚到御辽前线即遇上了驻宁远的士兵因长期缺饷而哗变。他当即单骑入营惩治了贪虐的将领以抚军心又将兵变为者枭示众以严明军纪。为了从根本上稳定军心他连连上奏要求朝廷饷济远。 崇祯帝见袁崇焕到边境未立一战功请饷之奏却频传心中颇为不悦。 在召集众臣讨论时崇祯帝没好气地说：“将兵者果能如家人父子自不敢叛不忍叛。不敢叛者畏其威不忍叛者怀其德如何有鼓噪之事？”站在一边的礼部右侍郎周延儒听出了崇祯帝的弦外之音趁机挑拨说什么军事哗变实非缺饷而是另有隐情。崇祯帝一听对袁崇焕的十分信任顿时减去三分虽然勉强去了军饷但心中却开始怀疑袁崇焕恃边逼饷以充私囊。不久又传来了袁崇焕擅杀皮岛守将毛文龙的消息。毛文龙原系辽东明军将领辽东失陷后撤到濒临朝鲜的皮岛上他在岛上择壮为兵多次袭击清军后方有力地牵制了清军的南下。但毛文龙恃功跋扈根本不听袁崇焕的指挥反而虚功冒饷诬袁崇焕克扣了他的军饷。为了统一边防号令袁崇焕借督饷赴皮岛之机诱捕毛文龙先斩后奏。崇祯帝接到袁崇焕的奏疏心中十分恼怒他竟敢不经圣裁擅杀边将。但碍于自己曾亲赐尚方宝剑又指望袁崇焕早日恢复辽境所以还是强忍怒气“优旨褒答”。还“传谕暴文龙罪以安崇焕心”。 崇祯二年（1629）十月皇太极率大军避开袁崇焕的防地从蒙古绕道入关。由于蓟州一线边防松弛使得清军轻易攻破很快便会师于遵化直逼京师而来。 袁崇焕得知清军入关的消息心急如焚立即亲率精锐部队马不停蹄急赴京师救援。他们赶到北京城外与围攻广渠门的清军交锋一场恶战清军败退。 崇祯帝在城内得知袁崇焕援军已到十分惊喜连忙饷犒师并命各路勤王军统归袁崇焕调度。袁崇焕担心所部日夜奔驰马卒疲怠请求入城休整再战。但遭到了崇祯帝的坚决拒绝只好移师城外驻防。 皇太极见又遇劲敌袁崇焕心中又恨又怕决定利用崇祯帝多疑猜忌的性格借崇祯帝之手除去心头大患。他先假拟了两封所谓的“密信”让部下有意“丢失”在明军经常出没的地方信中以自己的口气约袁崇焕私下议和。此信一传开京城中人心惶惶怨谤纷起。那些往日与袁崇焕有隙的朝臣也趁势“诬其引敌协和将为城下之盟”。崇祯帝正在半信半疑之际两名从清营中逃回来的宦官又报告说在清军中亲耳听见将士议论称袁崇焕已与清主和议不久将不战而献北京。崇祯帝至此深信不疑当即传令袁崇焕入见趁其不备将他逮捕下狱。崇祯三年（163o）八月十六日以“谋叛1《烈皇小识》卷一。 2《烈皇小识》卷一。 欺君罪”将袁崇焕处以磔刑。 直到后来清军入关后人们方知所谓的袁崇焕通敌不过是皇太极的反间计那两名逃回的宦官是清军有意识让他们听到议论后又故意放归的。崇祯帝轻率疑臣自毁长城致使袁崇焕忠心报国却含恨九泉。 第二节孙承宗孙承宗（1563—1638）字稚绳号恺阳北直隶保定高阳（今属河北）人。青年时代就对军事有着浓厚兴趣。在边境教书时“杖剑游塞下从飞狐（河北涞源北飞狐关）、拒马间直走白登（山西大同东）。又从纥干（山西大同东纥真山）、青波（河北清河）故道南下结纳其豪杰与戍将老卒周行边垒访问要害阨塞相与解裘马贳酒高歌。用是以晓畅虏情通知边事本末”1。 万历三十二年（16o4）孙承宗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天启元年（1621）以左庶子充日讲官进少詹事。当时沈阳、辽阳相继失陷孙承宗以知兵被任命为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他上任后上疏条陈当时军事体制与作战指挥上的弊端谋求改革主要内容有：(1)“兵多不练饷多不核”。这是说当时军队训练差后勤供应混乱。(2)“以将用兵而以文官招练；以将临阵而以文官指；以武略边而且增置文官于幕府”。指出当时“以文制武”指挥策略的失误。(3)“以边任经、抚而日问战守于朝”指出“将从中御”的不妥。因此他主张“今天下当重将权。择一沉雄有主略者授之节钺得自辟置偏裨以下勿使文吏用小见沾沾陵其上”。此外还要抚辽西、恤辽民、简京军等都得到了明熹宗的批准。 努尔哈赤攻占沈阳、辽阳以后明军实际上就面临着一个如何进行军事防御的战略选择问题即是主守关防作积极的防御；还是固守关门作消极防御。对此明前线军事将领意见不一。辽西经略王在晋主张“拒奴抚虏堵隘守关”。 所谓“抚虏”即以金钱收买蒙古对付后金。所谓“堵隘”即在山海关外再修一座关城。很明显这是置辽西走廊这一缓冲地带于不顾消极防御的方针。天启二年（1622）王在晋确定在八里铺筑城并上报朝廷。此举遭到其部下宁前兵备佥事袁崇焕、孙元化等人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筑城“非策”极力劝阻并写信给辅叶向高申诉己意。由于情况不明叶向高难以断定可否。孙承宗遂提出前往实地考察再作决断。他抵达山海关后当即认真巡视山海关及王在晋所主张建筑的八里铺新城又前往考察了中前所、一片石和黄土岭等处的战略地势。在阅察八里铺新城时孙承宗曾与王在晋展开过激烈的争论：“新城成即移旧城四万人以守乎”？孙承宗问。王在晋回答说：“否当更设兵。”孙承宗又问：“如此则八里内守兵八万矣。一片石西北不当设兵乎？且筑关在八里内新城背即旧城趾旧城之品坑地雷为敌人设抑为新兵设乎？新城可守安用旧城？如不可守则四万新兵倒戈旧城下将开关延入乎抑闭关以委敌乎？”答：“关外有三道关可入也。”问：“若此则敌至而兵逃如故也安用重关？”答：“将建三寨于山以待溃卒。”孙承宗责问：“兵未溃而筑寨以待之是教之溃也。且溃兵可入敌亦可尾之入。今不为恢复计画关而守将尽撤藩篱。日哄堂奥畿东有宁宇乎？”严厉批评了王在晋画地为牢、坐以待毙的危险倾向。“在晋无以难”但仍固执己见。 1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四七《孙公行状》。 为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孙承宗召集将吏讨论如何防守。监军阎鸣泰主守觉华岛（辽宁兴城东三十里海中今称菊花岛）袁崇焕主守宁远卫（今辽宁兴城）王在晋则主守中前所（今辽宁绥中县前所）。监司邢慎言、张应吾等附和王在晋的意见。孙承宗在全面考虑了各方意见权衡利弊得失后表示支持袁崇焕主守宁远的意见。 宁远位于辽西走廊中部“内拱岩关南临大海居表里之间屹为形胜”1。守住宁远也就等于扼住了这条走廊的咽喉能确保二百里外的山海关的安全。因此孙承宗的决计守宁远颇具战略眼光。 孙承宗回到北京即向熹宗明确阐述了其坚守宁远以与觉华岛守军互为犄角、遥相呼应的战略计划正式提出了“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的战略方针并建议解除王在晋的兵部尚书及辽东经略之职。熹宗接受了孙承宗的意见将王在晋调任南京兵部尚书。自此八里铺筑城之议遂息。王在晋调走后山海关的防务采取并贯彻了孙承宗与袁崇焕主守关外的战略。此后经数年艰辛的努力布置成一道坚固的宁（远）锦（州）防线成为后金骑兵不可逾越的障碍。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始终都没能完全打破这道防线。在屡次碰壁之后迫使他们望宁远而却步。这道防线不仅确保了山海关免受攻击而且在此后的二十余年间基本上稳定了辽西走廊的战局。天启二年八月孙承宗被任命为辽东经略。他即着手实施其欲保关门必先固辽西；欲复辽东亦必先固辽西的战略计划积极部署宁锦防线。先大力整顿了关门防务。“是时关上兵名七万顾无纪律冒饷多。承宗大阅汰逃将数百人遣还河南、真定疲兵万余。”1“乃定兵制立营房五人一房三千一营十五营为三部而将帅以营部为署。兵不离将将不离帅教肄分而稽核便。”2经过整顿使“兵将一清”提高了关门守军的战斗力。 在关门防务上“并夹城之役修筑关城南防海口北防角山。水则从望海台出芝麻湾三面环海安大炮为横击。6则三道关之石城可顿万人开突门力夜击。北水关外有峻岭筑号台十一置炮以防外瞰”3。经五个月的惨淡经营稳定了关门局势并为恢复辽西失地强固了根基。 同时是修筑宁远城。天启三年（1623）九月孙承宗命祖大寿修复宁远并令驻军尽恢复山海关至宁远沿线被焚弃各城。召辽人回故居垦荒屯田重建家园。又展采煤、煮盐、海运等事业以充实民力确保军需。宁远城竣工后调袁崇焕镇守。孙承宗自己则坐守山海关并备前屯充当其后盾。在袁崇焕的精心治理下宁远“商旅辐辏流移骈集远近望为乐土”1成为一座进可攻、退可守的军事重镇。 随着宁远城守的日渐巩固明军防线不断延伸。天启五年（1625）夏孙承宗遣将分据锦州、松山、杏山、石屯及大小凌河各城。这样自宁远又向前推进二百里从而形成了以宁远为中心的宁锦防线。 四年来孙承宗重用袁崇焕等一大批忠直的文武将吏人才边防大备。 1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三七。 1《明史》卷二五o《孙承宗传》。 2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四七《孙公行状》。 3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四七《孙公行状》。 1《明史》卷二五九《袁崇焕传》。 “自承宗出镇关门息警中朝宴然不复以边事为虑矣。”2不但扭转了原先的那种颓败之势且整个形势变得越来越好。正当他锐意恢复之际却遭到了来自魏忠贤的打击。 孙承宗功高权重誉满朝野。魏忠贤为长久把持朝柄一心想把孙承宗也拉到自己一边故进行过多次试探但均遭到拒绝由此怀恨在心。天启四年（1624）十一月孙承宗西巡至蓟、昌报请以十一月十四日入朝贺万寿节并面奏机宜。魏忠贤得知恐其拥兵“清君侧”大惧“绕御床哭上亦为心动”当即命内阁拟旨以“无旨擅离信地非祖宗法”3为名令其返关。孙承宗无奈只好返回。事后阉党利用这件事攻击孙承宗“拥兵向阙叛逆显然”4但熹宗没予理会。 天启五年（1625）八月柳河之败导致了孙承宗的去职。山海关总兵马世龙误信自后金逃归的“降虏生员”刘伯漒的话派兵渡柳河袭取耀州中伏遭败。阉党借机小题大作围攻马世龙并参劾孙承宗。孙承宗气极连上二疏自请罢官。九月返乡。 孙承宗辞职以后兵部尚书高第出任辽东经略。高第为一文人既不懂军事也没打过仗。他一到任上即一反孙承宗的部署下令拆撤宁锦防线。关外驻防将士除镇守宁远的袁崇焕拒不从命外其他诸城均撤一空。因而使孙承宗数年心血毁于一旦明朝在山海关及其关外的军事形势顷刻陷入一场新的危机。只是由于以袁崇焕为的广大将士的浴血奋战才使明军在天启六年正月、天启七年五月相继取得“宁远大捷”和“宁锦大捷”奇迹般地挡住了后金的凶猛进攻从而不仅使宁锦防线经受住战争的考验且使明朝避免了由于高第的错误军事决策而导致的军事大溃败。 崇祯二年（1629）皇太极率军避开宁锦假道内蒙从喜峰口突入塞内相继攻陷遵化、迂安、滦州、永平直指北京。且行反间计使崇祯帝囚系并最终杀害了袁崇焕。此事所谓“己巳虏变”。一时明廷乱作一团。而袁崇焕的下狱又导致军心涣散将士东归。在此危难之际明廷再次起用孙承宗“诏以原官兼兵部尚书守通州”1统筹全局。孙承宗先晓以大义安定了军心。其后协调各路军队联合行动经数月艰苦作战取得“遵永大捷”并于崇祯三年（163o）五月将后金军驱逐出关。 孙承宗再任辽东经略后仍坚持以积极防御为主的方针继续加强宁锦防线决心重筑被高第毁弃的大凌河、右屯二城。崇祯四年（1631）七月令祖大寿等率兵四千守大凌河又征一万四千人筑城。八月六日动工筑城才二十天左右大凌河城墙刚刚修完雉堞仅修完一半后金突然兵归城下并于当天开始围城明军仓促闭门拒战。“承宗闻驰赴锦州遣吴襄、宗伟往救”。但宁远巡抚邱禾嘉“屡易师期伟与襄又不相能遂大败于长山”。至十月大凌河已被围三月守军粮尽援绝祖大寿假降奔还锦州“城复被毁”。大凌河失守引起了明廷内部的互相倾轧“延臣追咎筑城非策文章论禾嘉及承宗”。孙承宗连疏引疾求退。崇祯帝为平息朝议准其归籍孙承宗第二次被排挤下台。 2《三朝野纪》（二）。 3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四七《孙公行状》。 4《三朝野纪》（二）。 1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四七《孙公行状》。 崇祯十一年（清崇德三年1638）后金（清）兵深入内地。十一月九日围攻高阳。赋闲在家的孙承宗率全城军民与之血战。三天后城破孙承宗被俘因拒不投降被活活勒死。死后谥号文正。著作有《高阳集》。孙承宗遗留的军事著作有《车营扣答合编》。这是他在督师蓟辽经营辽西防务时筹划反攻辽东与其属下讨论军事问题的记录整理而成的。全书共一百零八个问答由《车营总说》、《车营百八扣》、《车营百八答》和《车营百八说》等四部分组成通过问、答、说、图等对车营编组方法、营阵布列、行军作战、后勤保障等问题作了详细的分析和解说。在作战指导思想上很重视挥火器的作用与各兵种的协同动作。如说：“用车在用火”“用火在叠阵”。所谓“用火”即是扬火力；所谓叠阵即步、骑、炮重叠配置彼此协同长短相补。战斗队形也要因地制宜灵活机动地使用方、圆、曲、直、锐等各种队形向人们展示了火器和冷兵器并用时代步、骑、炮等诸兵种协同作战的雏形在军事思想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第三节熊廷弼熊廷弼（1569—1625）字飞百号芝冈湖广江夏（今湖北武昌）人。先世为南昌望族大姓曾祖时迁居江夏后世代为农。从小聪颖好学但家境不好有时辍学只能边读书边劳作。二十岁时家乡连续三年闹饥荒全家奄奄一息。多亏一对卖油皮的夫妇不时给以接济才度过饥荒。这段极其艰苦的经历对熊廷弼有深刻的影响。 万历二十五年（1597）二十九岁的熊廷弼举乡试第一次年登进士。 二十七年（1599）授保定（今属河北）推官。先后在保定任职六年其中有一年零八个月为代理掌管府印。作为推官熊廷弼正确地判断是非解决了不少冤案。当时明廷为了搜刮钱财派太监到保定收所谓矿税。熊廷弼对此进行了机智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负担。万历二十八年（16oo）保定府大旱饥民遍野。在熊廷弼建议下巡抚汪应蛟率先捐款募集数千金赈济灾民熊廷弼还亲自到各地督查。万历三十二年（16o4）又闹水灾到处一片汪洋赖储备的二万余石粮食好多灾民才得以生存。熊廷弼虽有政绩但并没有被重用。万历三十三年（16o5）迁为工部屯田司主事管理营造事宜。万历三十六年（16o8）改授浙江道御史刚到任又改为巡按辽东。 辽东是明朝的九边之一。它负山阻海为京师屏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万历年间明在辽东设有总兵、巡抚、参将、兵备等官率重兵防范土蛮、朵颜三卫和建州等卫的内犯。万历三十四年（16o6）八月辽东镇守总兵官李成梁和巡抚赵楫放弃宽甸等六堡八百里疆土给建州女真强逼生活在那里的六万四千户居民迁于内地然后以召回逃人有功向朝廷邀赏。万历三十六年六月兵科都给事中宋一韩劾李成梁认为弃地不是什么功劳要求进行勘核于是熊廷弼被授为巡按御史。 熊廷弼到任之后立即进行实地勘界然后上疏朝廷指出赵楫、李成梁之罪“可胜诛耶”1。此后熊廷弼又到辽东各地察看“北抵黄龙东抵鸭绿南极于海西至山海、锦义一带间关险阻虽逼近虏穴、人迹罕到之处无所不遍历无所不相度。”2他的足迹遍及辽东的山山水水对辽东的地理形势敌我情况有了实际的考察和了解。在此基础之上他提出了完整地保卫辽东的方略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对于当时的形势熊廷弼认为：“西边的蒙古族虽强盛然所欲不过抢掠财物无远志”而东边的建州女真“城郭田庐饮食性情与辽同所志在我土地也”3。因此必须把巩固辽东的重点放在防范努尔哈赤的建州上。为防范建州的努尔哈赤熊廷弼制定了“实内固外”“以夷攻夷”的方略。“实内之事非一而屯田积储为大固外之事非一而修边并堡为大”4。“屯田积储”和“修边并堡”是联系在一起的。“壕墙修然后台军有恃而烽火明烽火明然后趋避得早而屯寨固屯寨固然后守御有赖而人民聚人1《明神宗实录》卷四五五万历三十七年二月辛巳。 2熊廷弼：《修复屯田疏》载《筹辽硕画》卷一。 3熊廷弼：《审进止伐虏谋疏》《筹辽硕画》卷一。 4熊廷弼：《惩前规后修举本务疏》《筹辽硕画》卷一。 民聚然后耕种有主而田野辟田野辟然后收获得利而财赋足财赋足而后军食赡、馈饷省也。”1要屯田先修边。以高城深池来保卫屯田积储以屯田积储来赡养军队增强防卫。“虏来则拒去则勿追而一以生聚教训为主”2即以守为战。 “以夷攻夷”就是动员女真族的其他部落和蒙古族来反对努尔哈赤。其基本点是“亲北关以树其仇抚西人以伐其羽翼召南关、灰扒诸部携其腹心间儿答鞑断其手足”3。北关叶赫部势力较强和建州有世仇努尔哈赤又要吞并它支持和扶植北关是扼制努尔哈赤展的重要手段；保持与虎敦兔憨等西人的和好关系不给努尔哈赤以可乘之机；哈达部（南关）和辉（灰扒）部的民众有来投奔的授以官职安置在近边用来号召其部众瓦解努尔哈赤的势力；挑拨努尔哈赤同其弟儿哈齐的关系造成统治集团内部矛盾。这样就使努尔哈赤自顾不暇穷于应付无力进攻明朝。“实内固外”“以夷制夷”是保卫辽东的完整的战略方针。“实内固外”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以夷攻夷”使努尔哈赤无法扩充自己的势力。熊廷弼任巡按期间努力实现这一方略。他修建了自海州卫、盖州卫、三岔河起经辽阳、沈阳到开原、铁岭、北关止七百余里的边墙；增修了清河、叆阳、宽奠、大奠、长奠、草河、熊岳等七座城池并修墩台一百余座。还建粮仓十七所每所三五十间三年之内积谷三十万石。整顿了军队革去贪污、隐占等弊端改变了风气充实了营伍。他与北关叶赫部、蒙族各部搞好关系使努尔哈赤深感不利不得不采取退缩方针还故地革车价以求和好。 熊廷弼在努尔哈赤刚刚兴起的时候指出了他是辽东的主要威胁制定了扼制其展的战略并做了不少实际工作。这是很有远见的。这一战略如能实现将使努尔哈赤“终身老死于穴中而不敢动”。1但是当时人们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有人认为努尔哈赤不如江南一富家其一系列对抗朝廷的行为不过是某些武臣的诬陷罢了；有的主张采取“疏北关亲奴酋”的方针。因此随着熊廷弼的离任这一卫辽方略也无人实行了。 万历三十九年（1611）六月熊廷弼改任南直隶督学御史。四十一年（1613）因杖死生员芮永缙被劾听勘回归故里。 熊廷弼在家一呆就是七年。万历四十七年（1619）三月经略杨镐督四路大军进攻后金三路丧师（即萨尔浒之战）。这时朝廷又任命熊廷弼为大理寺丞兼河南道御史宣慰辽东。熊廷弼兼程来京但朝廷迟迟不给他关防文书直到六月努尔哈赤占领开原才又任命他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七月熊廷弼离京赴辽东行至十三站（今辽宁锦县西北）得知铁岭失陷。进入辽阳辽阳已半是空城一些官绅都已离去道员和将领也备下快马欲逃人心惶惶。熊廷弼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将自己家眷送走、动摇人心的罪名逮捕了知州李尚皓；斩逃将刘遇节、王捷、王1熊廷弼：《修复屯田疏》《筹辽硕画》卷一。 2熊廷弼：《惩前规后修举本务疏》《筹辽硕画》卷一。 3熊廷弼：《性气先生传》《熊襄敏公全集》卷八。熊廷弼在《东夷归疆起贡疏》中概括为“树其仇忌而撤其藩篱离其羽翼而溃其腹心”。 1熊廷弼：《与叶向高》《明经世文编》卷四八o。 文鼎震慑欲逃者；公开祭奠开原、铁岭战斗中的殉难者激励士气从而初步安定了民心稳定了军队。但辽东形势并不令人乐观军队虽有几万但“辽之军器一空如洗”1辽之“兵又皆无人统领”2战马瘦损不足军心民心不稳而哨探报努尔哈赤攻破北关后要乘胜攻占辽阳。形势危急困难重重。面对这种形势熊廷弼一次次上疏要求朝廷派兵遣将给军器补充战马。他斩贪将陈伦没收其赃银；撤换纨绔子弟无能总兵李如桢而以李怀信代之。他适当收缩兵力并守沈阳的绝大部兵力于辽阳并大飨军士准备干粮、行具佯示进兵。后金果然疑虑没有立即进攻辽阳。熊廷弼抓紧时间加强辽阳城防。在城外掘壕三道每道阔三丈深二丈中灌河水阻敌前进。在此基础之上熊廷弼进一步采取措施。他与总兵贺世贤率精兵一千踏着冰雪突然出现在已被努尔哈赤占领了的抚顺关大张旗鼓坐在马上以鞭指点地形“宣言某可营某可伏某可战”3故意让后金哨探知道然后取道而回。努尔哈赤以为熊廷弼要袭击他砍树堵山口运石整修关隘、山城。熊廷弼又赢得了时间大修辽阳城薄者加厚低者加高并在城西、北、东壕外再筑大堤潴水。二三个月后一座高厚壮固的辽阳城屹然雄峙在辽东大地上防卫空前加强。熊廷弼进一步加大防御纵深。他分析了辽东地形认为努尔哈赤进攻辽阳必出抚顺关。沈阳、奉集距抚顺各六七十里互为犄角完全可以控扼抚顺。于是熊廷弼于万历四十八年（162o）四五月间亲自督修沈阳、奉集城防然后部署了兵力命总兵官贺世贤率领三万人守沈阳柴国柱率兵二万守奉集。刚刚部署完毕六月十二日努尔哈赤兵分两路分别进攻沈阳和奉集被贺、柴二部击退。八月又以五六万人进犯沈阳熊廷弼亲自督阵后金又未得逞。 在辽阳的防御巩固之后熊廷弼希图进一步进取。早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十一月他就提出了对努尔哈赤实行“坐困转蹙”的战略设想。即把自己的军队分成四路分别置于叆阳、清河、抚顺、柴河三岔河间每路三万人自成一能攻能守战区各路相互策应。各路组织机动部队消灭零星扰边小分队。在农忙季节各路实行迭进互扰的战法使后金不得耕种陷入困境然后相机或四路同时或三路牵制一路进征。到泰昌元年（162o）九月熊廷弼已集结兵力十三万重二百斤以上的大炮数百门七八十斤的三千余门百子炮以千计战车四千二百余辆铁箭、火箭四十二万余支准备于冬季率军去抚顺关显示威力第二年春天自率大军驻抚顺逐渐进逼。如果后金出兵不与其交战而派兵从叆阳、清河、宽奠等地出击迭进互扰疲惫对方并采取招抚的办法争取其内部响应。 但是就在这种形势下给事中姚宗文在朝廷散布流言蜚语煽动一些人攻击熊廷弼必欲去之而后快。御史顾慥、冯三元、张修德给事中魏应嘉先后弹劾熊廷弼。泰昌元年九月1罢熊廷弼职听勘。十月以袁应泰代之。天启元年（1621）闰二月朱童蒙勘察熊廷弼卫辽的情况后向朝廷回奏多言熊廷弼守辽的功劳。熹宗虽然说：“熊廷弼力保危城功不可泯”11熊廷弼：《请军器疏》《筹辽硕画》卷二十八。 2熊廷弼：《亟近镇军将疏》《筹辽硕画》卷二十八。 3《熊襄敏公全集》卷八《性气先生传》。 1《明熹宗实录》卷一记罢熊廷弼官的时间为九月乙未而《国榷》卷四八记此事为九月己亥。1《明熹宗实录》卷七天启元年闰二月戊戌；《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二《熊王功罪》。但没有复其职。 天启元年（1621）三月沈阳、辽阳相继失守袁应泰自杀身亡京师大震。这时人们才认识到“使廷弼在辽当不至此”2。熹宗决定再起用熊廷弼在敕谕中肯定了熊廷弼前段守辽的功劳对罢他的官表示悔恨最后恳切提出“勉为朕一出筹画安攘”3。熊廷弼接到敕谕十分感动。他扶病而起拜过祖坟告别官吏、乡亲又踏上了去辽东的征程。 这时的辽东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重。三岔河以东均落入后金手中。辽东军民除部分金、复等卫和东山矿徒结寨自固外其余死的死降的降逃的逃。五万多残兵败卒到了宁前一带四万人逃到了海岛或渡海到了登、莱还有两万多人流落到朝鲜。在河西人心惶惶竞向关内逃命；兵力空虚广宁只有弱卒千余人。四月任命右参议王化贞为巡抚他收集流亡只得万余人但装备奇缺战马寥寥根本不能抵御后金的进攻。 面对这种形势熊廷弼提出了收复辽东的“三方并进”策（或称三方布置策）即以广宁为基地部署重兵抗击后金牵制其全部兵力；在天津、登、莱各置舟师以备将来进攻金、复、海、盖等地；辽东、天津、登、莱各设巡抚、总兵经略驻山海关“节制三方以一事权”4。熹宗批准了这个方略。接着熊廷弼又提出三方并进策要联络朝鲜。派有智谋的大臣到朝鲜把流落到朝鲜的辽东军民组织起来与朝鲜军合势与登、莱之军保持联系构成复辽的又一方。这样三方并进策实际是四方并进。其基本要求是各方积极准备“必使兵马、甲仗、炮车、刍糗等项一一齐备正对者成一正对策应者成一策应然后约期并举进足以战退亦足以守”1。这是一个积极稳妥的复辽方略全面实行这一战略即使不获大胜也不至于大败。实行这一方略的关键是准备。 就当时的形势来说熊廷弼是有时间进行准备的这主要是努尔哈赤本身也遇到了麻烦。先占领辽、沈后的后金内部矛盾重重有汉人和满人的矛盾也有满人对连年战争的不满需要调整和安顿；其次占领区域扩大分兵四下把守欲大规模进攻河西须征集兵员进一步做准备。 双方都在做进一步较量的准备关键是谁准备得好。 天启元年（1621）六月初六升熊廷弼“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驻扎山海经略辽东等处军务”2同时升登州道按察使陶朗先为登、莱巡抚与早已任命的天津巡抚毕自严、广宁巡抚王化贞一起构成了三方并进策的领导机构。熊廷弼任职后积极准备实现其三方并进策。先请求兵部负责抽选各镇精兵二十余万户、工二部准备粮饷、器械；其次请求任用在辽有一定威望的刘国缙、佟卜年、洪敷教等以收辽人之心；第三调工匠买铁伐木制车造炮；第四天津特别是登、莱巡抚积极做准备出使朝鲜的使者也准备就绪。 但是熊廷弼的三方并进策执行的开始就不顺利请调之兵迟迟不到更严重的是广宁巡抚王化贞轻敌不执行计划。 2《明史》卷二五九《熊廷弼传》。 3《明熹宗实录》卷八天启元年三月庚午。 4《明熹宗实录》卷十一天启元年六月辛未。 1《明熹宗实录》卷十四天启元年九月癸丑。 2《明熹宗实录》卷十一天启元年六月丙子。 王化贞不懂军事不整饬军队不做进攻的实际准备而把恢复辽、沈的希望寄托于蒙古虎敦兔憨的出兵叛将李永芳的内应；认为努尔哈赤无意久居辽阳防御兵力单弱潜师出兵势在必克他一次次率兵出击一次次无功而返。他派毛文龙袭取镇江过早地暴露了三方并进策使辽南四卫反努尔哈赤势力遭到重大损失。熊廷弼反对王化贞的这些做法从而经抚之间不和。而兵部尚书张鹤鸣、辅叶向高对王化贞积极支持言听计从。王化贞不受熊廷弼的节制。四方调来的援军张鹤鸣不通过经略自行戍。熊廷弼询问情况张鹤鸣置而不答。王化贞拥兵十四万而熊廷弼身边只有兵五千。熊廷弼要兵无兵要权无权十分恼火动辄语言愤激朝廷一些官僚多支持王化贞反对熊廷弼甚至要撤掉他的经略之职。三方并进策成了泡影。 明与后金较量的准备明朝失败了接踵而来的必然是战场上的失败。 天启二年（1622）正月努尔哈赤调动五万人马分三路向河西进攻。 二十日渡过辽河进攻西平堡。明守将罗一贵顽强抵抗给以重大杀伤。终因众寡悬殊救兵不至罗一贵以身殉职西平堡落入后金之手。 当后金军围攻西平堡时熊廷弼令守卫镇武堡的刘渠增援。巡抚王化贞听西平被围后轻率地采纳游击孙得功的计谋撤了广宁、闾阳的守兵。以孙得功为先锋会合刘渠兵增援。努尔哈赤分兵一部迎击援军于平洋桥。孙得功实际早已投降后金。一交战他在阵后大喊：“兵败了！”率先策马逃跑。阵后大乱刘渠、祁秉忠先后被杀明军三万余人全军覆没。 孙得功逃回广宁立即封府库及火药库声言捉住王化贞投降后金。 王化贞狼狈逃出广宁在大陵河遇见熊廷弼要守宁远、前屯。熊廷弼说：“晚了你要是不撤广宁的守兵不会有今天这个样子。”他把所带的五千人交给王化贞为殿后向山海关退去。两天后努尔哈赤才进到广宁。 正月二十六日熊廷弼入关接着王化贞等也退入关内。山海关以外的整个辽东弃之于敌。辽东的陷落主要责任在王化贞支持王化贞的张鹤鸣和叶向高也难逃脱罪责。但作为经略的熊廷弼在辽西危机时刻意气用事匆忙后退也是有责任的。 天启二年二月明廷罢熊廷弼职听勘。四月判他死刑。 天启五年（1625）八月二十六日（9月27日）熊廷弼被处死传九边弃尸荒野。接着株连全家财产被查抄妻子系辱县庭长子熊兆琏被迫自杀女儿熊瑚呕血毙命。但是杀害熊廷弼不是因为他失去了辽东而是由于阉党的陷害。天启初东林党人掌握朝廷一部分权力但同时阉党势力也在增长。天启四年（1624）六月东林党人左副都御史杨涟上疏弹劾阉党头子魏忠贤二十四条罪状接着掀起一股反阉党的。魏忠贤对弹劾他的东林党人恨之入骨决定下毒手兴大狱。为了罗织东林党人的罪名把败坏封疆的罪名加在他们头上就诬陷东林党人接受熊廷弼贿赂。杀害熊廷弼打击东林党。 第五十二章陈子龙张煌言陈子龙、张煌言都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抗清志士也是出色的文学家。 第一节陈子龙陈子龙（16o8—1647）初名介字卧子、懋中、人中号大樽、海士、轶符等。南直隶松江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祖上世代务农“称素封”1。父亲所闻以文学名江南万历四十七年中进士官至刑、工两部郎。陈子龙六岁入学勤治经史力攻章句。天启三年（1623）十六岁举童子试名居第二。时大批廷臣因为反对魏忠贤纷纷被削职为民或逮之狱死。陈所闻告病在家每阅邸报扼腕叹息教陈子龙剖析邪正明辨是非。天启五年（1625）阉党矫旨到苏州逮捕乞假在家的文选员外郎周顺昌激起吴民公愤“奋击缇骑至死”。为伸张正气抗议阉党的不法行为陈子龙冒着灭族的风险缚草为人“书奄名射之”2。从这一年开始他先后与本郡夏允彝、徐孚远、周立勋、宋徵璧以及苏州、嘉兴等府的一些文人学士结为好友切磋学术议论时务后来大都成为明季江南党社运动的骨干分子。天启六年（1626）补松江府学生员。父病殁居家守孝闭门不出博览群书尤其致力于古文词。 崇祯元年（1628）陈子龙二十一岁与湖广宝庆府邵阳知县张轨端之女结为夫妻。后纳妾蔡氏等三人。当时江南一代名妓柳如是（1618—1664）年方二十余“色艺冠绝一时”诗赋辄工尤长近体七言堪称才貌出众风流十足。不少文人才子对她“一见倾心”爱慕不已缱绻而别。陈子龙虽曾流连声色诗酒但对柳如是却没有好感。柳如是以陈子龙“负海内重名”欲委身于他从盛泽至松江屡以刺谒自称女弟。“陈严正不易近且观其名纸自称女弟意滋不悦”。柳如是才转而嫁给钱谦益做继室1。 崇祯二年陈子龙中秀才拔为第一。是年夏允彝、杜麟征二人以“老困公车不得一二时髦新采共为熏陶恐举业无动人处”在松江组织“几社”。“几者绝学有再兴之几而得知几其神之义也。”最初入社者有周立勋、徐孚远、彭燕三人。陈子龙“甫弱冠闻是举也奋然来归。诸君子以年少讶之乃其才学则已精通经史落纸惊人遂成六子之数”2世称“几社六子”。几社和其他文社一样起初是通过以文会友选择知己学习制艺后来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逐渐演变成一股政治势力。几社的主要特点是取友极严非师生子弟不得入社社友亲如兄弟。它成立后汇刻制艺范本《几社壬申文选》集六子之文人各六十。又刻《几社会义初集》、《二集》、《三集》、《四集》、《五集》几社的声势由此大振。陈子龙的名气亦因之日重“问业者日进户外屦满”。崇祯三年（163o）秋应乡试中举人。次年赴京师会试“为省中某公所黜”落第归里从事古文词。又作书数万言极论时政得失本欲上奏朝廷、以友人戒之而止。崇祯七年春再度应会试复不第回家闭门谢客“专意于学问”作古诗乐府百余章。接着在松江南门外阮家巷6氏别业南园读书、写作成《玉堂集》、1陈子龙：自撰《年谱》卷上万历三十六年条见《陈忠裕公全集》清嘉庆年刊本。2陈子龙：自撰《年谱》卷上天启五年条。 1见陈子龙：《陈忠裕公全集·附轶事》；钮琇：《觚剩》卷三《吴觚·下》；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初编卷七《柳如是小纪》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徐兆玮：《河东君遗事》。2杜登春：《社事始末》。 《平露堂集》。崇祯十年第三次公车北上榜与夏允彝同中进士俱在丙科当就外吏。陈子龙选得广东惠州府司理未抵任而闻继母亡回家治丧。 此时明皇朝已危在旦夕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促使一批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对王门后学的空谈误国产生强烈的不满大声疾呼“经世致用”以改变残酷的社会现实陈子龙就是其中的一位典型代表。这一时期他为古代中国科学文化的展做了两件极有意义的事情。 崇祯十一年（1638）夏陈子龙以“君子之学贵于识时；时之所急务之恐后”1的紧迫感与徐孚远、宋徵璧一起取明朝名卿大臣“有涉世务、国政”之文“撷其精英”“又旁采以助高深”“志在征实”2辑成《皇明经世文编》凡五百零四卷又补遗四卷。是书选文以明治乱、存异同、详军事、重经济为原则内容十分丰富包括政治、军事、赋役、财经、农田、水利、学校文化、典章制度等等并根据当时接触到的许多现实问题对其中一些文章加作旁注表达了编者的政治主张。陈子龙等人编辑此书的动机和目的是为了“上以备一代之典则下以资后学之师法”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扭转“俗儒是古而非今撷华而舍实”1不务实际的坏风气。它是一部“从历史实际出总结了明朝两百几十年统治经验企图从中得出教训用以改变当前现实、经世致用之书。这部书的编辑出版对当时的文风、学风是一个严重的挑战对稍后黄宗羲、顾炎武等人讲求经世实用之学也起了先行的作用”2。 继后陈子龙又整理了徐光启的农学巨著《农政全书》。徐光启负经世之志“其生平所学博究天人而皆主于实用。至于农事尤所用心。盖以为生民率育之源国家富强之本”3。对于徐光启的为人和学问陈子龙向来是十分敬佩的早年曾到北京拜访他“问当世之务”。徐光启谢世后陈子龙从其次孙徐尔爵处得《农书》草稿数十卷日夜抄录。崇祯十二年（1639）“慨然以富国化民之本在是遂删其繁芜补其缺略”4。“大约删者十之三增者十之二”5灿然成《农政全书》六十卷。并作《凡例》概述《农政全书》基本宗旨、各篇主要内容、思想渊源和徐光启的独到见解。同时抒了他本人的社会经济主张。编辑《皇明经世文编》和整理《农政全书》是陈子龙一生中在经世实用方面两项最主要的贡献。从中也可以看出他对“经世”即现实社会经济问题特别是农业生产是何等的重视。 此后陈子龙曾一度“欲绝仕宦”在家“广其宅示无志四方也”。 然而面对着明末农民大起义的燎原之势和清军的步步进逼从巩固明朝的根本立场出最终还是放弃个人打算于崇祯十三年（164o）六月出任浙江绍兴府司理寻兼摄诸暨知县。在官之日由于他的辖区连年水患成灾饥民蜂起为了维护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他刚柔并用剿抚兼施一边“力1陈子龙：《安雅堂稿》卷一。 2宋徵璧：《经世文编凡例》。 1陈子龙：《经世文编序》《陈忠裕公全集》卷二六。 2吴晗：《明经世文编》影印本序。 34陈子龙：自撰《年谱》卷上崇祯十二年条。 5陈子龙：《农政全书·凡例》见《农政全书校注》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行保甲设互之法申连坐之令”镇压饥民起义；一边亲司赈事救济饥民立粥厂设药局养老幼医病疾收死骨。十五年（1642）五月在浙江巡抚董象恒节制下陈子龙督抚标兵千余人到浙江遂昌县积极参加浙、赣、闽三省会剿镇压多年来活动在三省交界处的福建汀州人邱凌霄父子为的山民起义。事平论功陈子龙得增俸。十六年春李自成起义军破承德南京大震。他受董象恒委派负责筹划军备在余杭等地筑关建台整修城池铸炮储硝并督运军粮入南京。崇祯十七年初陈子龙因招抚浙江东阳县诸生许都起义有功授兵科给事中。许都出身官僚家庭富而任侠好施原为陈子龙的旧友。陈子龙曾经数次荐之上官不用。关于这次许都起义的原因和经过有两种说法。一曰东阳知县姚孙裴贪酷成性借口备兵横征暴敛坐许都万金。许都乞免不得。适义乌县奸民假中官之名招兵事孙棐遂诬许都与此有关“结党谋逆”于是急忙使人捕之。时会许都葬母山中有万人参加。有人以此报告官府云许都反矣。孙棐遂遣兵捕之。许都被激起而反之用孝布包头号“白头兵”以“诛贪吏”为号召。旬日之间众至数万连下兰溪、东阳、义乌、武义、浦江进围金华全浙大震。一曰是年明末农民起义军入江西许都练兵自卫姚县令斥其不法许都馈其千金仍不能解且说许都隐匿吴昌时赃银十万两是应输官。许都惧祸不能免偕友人入县衙门。令怒责之且欲置之狱。许都等遂先制人执县令鞭数十然后反其道而行之将县令关入监狱封府库聚众反矣。但许都投降后由于浙江巡按左光先不顾陈子龙的再三要求违背当初许下的只要许都自缚来降“当待以不死”的诺言在许都率众出山投降之后将许都及部众六十余人杀死。对此陈子龙很是不满；又闻祖母病甚笃便没有去赴任于三月乞身归里。 五月二日陈子龙得知京师已陷“国破君亡”“号恸欲绝”血泪沾衣。福王朱由崧监国南京以后起陈子龙原官。六月入朝就任上言防江之策莫过水师。又具三疏：“一劝主上勤学定志以立中兴之基；一上经略荆襄布置两淮之策以为奠安南服之本；一历陈先朝致乱之由在于上下相猜朋党互角以为鉴戒。”1在近两个月内陈子龙前后上三十余疏举荐人材；批评马士英重用阮大铖；反对中贵四出选民女并乘机大肆扰民横行勒索。因为福王腐朽无能朝政不修小人当道大权控制在辅马士英手里陈子龙的一切建议不但没有被采纳反而引起马士英的“深疑”群小更是“见嫉如仇”。陈子龙“念时事必不可为”愤然离开朝班于九月请假回家。 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1645）五月南京失守福王政权至此结束陈子龙避地泖滨。有旧友陈洪范时已降清派人招抚他和夏允彝夏允彝抗辞答之陈子龙则避而不见。又有故明参将洪恩炳与陈子龙“素执弟子礼”亦降清自称“安抚使”路过松江求见陈子龙亦拒之门外矢志坚持抗清立场。闰六月江南各郡“竞起兵为恢复计”组织义军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清运动。松江府籍的故明官员也同样在城内募兵抗清。这时陈子龙与徐孚远及陈湖义士集众千余人驻扎陈湖伺机起兵。夏允彝致书联络吴淞副总兵吴志葵、参将鲁之玙率水师三千自吴淞入泖湖总兵官黄蜚率船千艘、水师二万人由无锡到此会合。是月初十日陈子龙设明太祖像誓师起义原明1陈子龙：自撰《年谱》卷中崇祯十七年条。 两广总督沈犹龙称总督兵部尚书陈子龙称监军左给事中军号“振武”。陈子龙所集义兵虽有千余之众但“饷无所办”且多泖滨渔人不知纪律未尝作战甚不堪用与吴志葵水师进攻苏州失败。黄蜚不听陈子龙的劝阻将二万水师移营黄浦江因沿途水道狭隘不利旋转单行数十里尾不相应仅支撑两月亦被清军击败。八月三日松江城陷沈犹龙等皆阵亡。陈子龙在城西遇清兵得逃脱携家走昆山。夏允彝投水死。 继而陈子龙避难青浦县金泽最后隐姓埋名入嘉善县陶庄水月庵托为禅僧取名信衷字瓢粟号颍川明逸。在此他与庵僧衍门同研佛学并完成自撰《年谱》1。 弘光元年六月鲁王朱以海监国于绍兴。闰六月唐王朱聿键称号于福州。鲁王命陈子龙为兵部尚书节制七省军漕；唐王授其兵部左侍郎、左都御史。 自清军破扬州以后吴江进士吴易与同邑举人孙兆奎等共组“白腰党”起兵抗清聚众千余结营太湖出入无常连攻嘉善。顺治三年（1646）春又与苏州清兵战于吴江汾湖（分湖）大败清军“斩获过当”。陈子龙向鲁王报捷。鲁王封吴易为“长兴伯”命陈子龙视师浙、直。五月陈子龙监临吴易义师。后陈子龙见其“轻敌幕客皆轻薄之士诸将惟事剽掠而已师众不整”“军纪日弛”遂与之断绝关系。至秋天吴易被执义师失败。此时陈子龙因为“复明”大业不成经常沈忧咤叹至废寝兴。及闻浙东、福州失守“志不欲生孤筇单襆混迹缁流”。泣然曰：“茫茫天地将安之乎惟有营葬大母归死先垄耳。”即于七月遣家归里十一月殡葬祖母于广富林。并作长书焚夏允彝墓前“述己所以未死之故期不负夏公”。顺治四年（1647）初在广富林家居时念生平知友如夏允彝辈一时零落殆尽周立勋之死亦已数年而丧未举慨然曰：“我死谁为了此事者。”遂捐地葬之。三月会葬夏允彝陈子龙赋诗二章又作《寒食》、《清明》二词此系其生前最后留下的文字。 清松江提督吴胜兆辽东人以降将从征到江南。他的幕僚皆吴越之人。顺治四年四月吴胜兆因为与江宁巡抚土国宝有矛盾总督军务招抚江南经略使洪承畴又劾其滥收吴易“白腰党”降卒遂密谋策划起兵反清。他的部下、长洲县诸生戴之儁是陈子龙的旧识积极支持吴胜兆起兵并微服私访陈子龙一再请求陈子龙写信联络黄道周（黄系陈座师）族子、鲁监国舟山守将黄斌卿率舟师为外应。陈子龙认为：黄等“虚声寡信事必不济”没有答应戴的要求并说：海舶往来不乏信使你等好自为之我决不阻拦。戴即离去“自是不复相闻矣”1。是月十六日吴胜兆未举兵而事泄被捕入狱穷治。清军诬陈子龙与吴“共谋”1遣兵捕之。陈子龙易姓李改字大樽先潜匿嘉定侯岐曾仆刘驯家。后又逃至其婿昆山顾天逵兄弟处。时清江宁将军巴山、操江都御史陈锦和江宁巡抚土国宝阴谋乘吴胜兆事“尽除三吴知名之士”而以陈子龙为。五月初他们派出兵丁五百手挟弓矢如临大敌在苏松一带大肆搜捕达五六日之久。最后由于陈子龙仆人不慎泄露住处陈子龙在吴县潭山顾天逵祖墓被捕。巴山等人对他进行审讯他“植1王沄续编：陈子龙《年谱》卷下清顺治二年条。 1王沄：陈子龙《年谱》卷下顺治四年条。 1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四编卷七《陈子龙纪略》。 立不屈神色不变”。陈锦问他为何官？曰：“我崇祯朝兵科给事中也。”又问：何不剃？曰：“吾惟留此以见先帝于地下也。”又问陈子龙凛然挺立拒不回答。乃执之舟中令卒守之。 五月十三日（6月15日）陈子龙被押往南京在途中经松江境内跨塘桥时他乘守者不备突然投水以死捞起时已经气绝清军还残暴地将其凌迟斩弃尸水中。时年四十岁。次日陈子龙门生王沄、轿夫吴酉等在毛竹港找到他的遗体具棺埋葬。清乾隆中谥“忠裕”。 陈子龙不仅是明清交替时一位不屈的抗清勇士而且在当时的文坛上也颇有名望。他“生有异才工举子业兼治诗赋古文取法魏、晋骈体尤精妙”2七律诗更有特色和成就。虽然他有复古的思想和主张但他特别强调文学创作的社会意义是结束明代复古派诗歌创作的最后一个大诗人也是开创清初诗歌抒写性情、反映现实新风较早的一个大诗人1。他生前所写的各种体裁的作品多数收集在清嘉庆八年（18o3）刊行的《陈忠裕公全集》。2《明史》卷二七七《陈子龙传》。 1参何龄修：《陈子龙》《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四卷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82页。第二节张煌言张煌言（162o—1664）字玄著号苍水浙江鄞县（今属宁波市）人。出身于官僚家庭。父张圭章天启四年（1624）举人曾任山西盐运司判官官至刑部员外郎。母赵氏早逝故一直跟随在父亲身边长大2。 崇祯十五年（1642）张煌言考中举人。当时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烽火已燃遍全国明朝的统治岌岌可危于是朝廷开始重视培养文武兼备的人材张煌言虽考文举但仍须加试一些战事急需的武备科目。在考试时朝廷“以兵事急”令考生“兼试射”而张煌言竟“三皆中”使在场者十分惊服。加之他平日留心时局“慷慨好论兵事”3故周围的人们对他更加敬重。 明亡后明宗室的几个藩王先后成立了三个南明政权但真正的抗清力量却在民众之中。 南明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1645）五月清军攻陷江宁（今南京）弘光政权覆灭。清军渡江后的屠戮烧杀激起江南人民的强烈反抗。浙东地区的广大民众在士绅钱肃乐、沈宸荃、冯元飏等人的倡下举起了抗清的义旗。二十六岁的张煌言面对国破家亡的残酷现实也毅然参加了这支抗清队伍。随后他作为义军的代表到天台迎鲁王朱以海到绍兴“监国”。先是张煌言被鲁王授以“行人”之职至绍兴又被授以“翰林院修撰”并任“入典制诰出领军旅”之事。当时鲁王诸将中以石浦守将张名振势力最强。 南明隆武二年（清顺治三年1646）清军在博洛的率领下进攻闽浙地区同年秋隆武政权灭亡鲁王在张名振的护卫下逃往舟山群岛。张煌言随即匆忙赶回鄞县故里与老父、继母、妻儿子女诀别后追随鲁王一行至舟山。但舟山守将、与张名振军“相犄角”的黄斌卿却拒绝接纳鲁王。鲁王一行只得逃往福建长垣重建临时政权。张煌言与张名振待局势稍定后又重返浙东与舟山地区重新组织与招募义军。而张煌言又被鲁王加授“右佥都御史”之官职。 南明永历元年（清顺治四年1647）四月降清的明江南提督吴胜兆准备反正张煌言劝张名振援吴胜兆“遂监其军以行”但当张煌言、张名振率义军水师至长江口的崇明岛时突遇海上飓风大作致使“舟覆”军亡而落水的张煌言也被清军俘执囚禁七日后得人救助“有导之出者”逃出后“走间道复还入海”。途经黄岩时被追赶的清兵“围而射之”张煌言却仅“以数骑突［围］出”自此他则“益习骑射”。不久他又在浙东招募集结义军于上虞县平冈寨屯田拒守。其时“诸山寨多出劫掠独煌言与王翊［率义军］履亩劝输戢所部勿扰民”深得民众拥护。言与王永历三年（清顺治六年1649）张煌言又朝“觐（鲁）王于健跳”。次年张名振“奉（鲁）王居舟山”随即鲁王“召张煌言入卫”舟山。张煌言奉诏后“乃以平冈（义）兵授刘翼明、陈天枢”统领自己则率亲军赴舟山群岛到达后张煌言又被加授兵部侍郎的官职。 2全祖望：《张煌言年谱》《张苍水集》中华书局1958年版。 3《清史稿》卷二二四《张煌言传》。下引本传者不另作注。 永历五年（清顺治八年1651）张煌言在舟山得悉老父去世的讣告逢此父丧之际清军浙江提督田雄乘机致书张煌言以招降被张煌言坚决拒绝。当年清军进攻滃洲张名振奉鲁王之命率义军攻打吴淞清军“冀相牵制”。不久清军攻陷舟山张煌言与张名振只得偕鲁王进入福建的金门依附郑成功军联合抗清。然此时的郑成功使用的是南明唐王的隆武年号对鲁王的到来仅按月供给猪肉、大米之物而“修寓公之敬”。张煌言见此状尝对郑成功说：“招讨（指郑成功）自始至终为唐王出力效命真可谓难得的纯良忠臣啊！”郑成功听后则答复说：“侍郎（指张煌言）您从始至终追随鲁王与我岂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吗？！”故张、郑二人虽各事其主不同但其交谊却颇牢固深厚故鲁“王亦赖以安居”。 永历六年（清顺治九年1652）张煌言又奉命监张名振义军并同率义军在郑成功军队配合下经舟山攻至崇明并进抵金山但因兵力不足只好撤回。次年这支义军又攻至长江口的崇明但遭遇清军的阻击而遭败绩。 永历八年（清顺治十一年1654）二张在郑军的配合下又自吴淞攻入长江义军进“逼镇江登金山望祭明太祖陵。烽火达江宁”然由于上游的应援军队迟迟未到只得退回崇明。同年义军再度入长江口攻占过瓜洲、仪真、燕子矶等战略要地不久又只得率师退“还屯临门”。到永历九年时郑成功派遣部将陈六御率师与张名振义军配合攻取舟山。清军台州守将与义军约降张煌言“以沙船五百（艘）迎之”致使此战一举告捷。不久张名振却因中毒身亡临死前遗言将自己所统属的军队归由张煌言统辖指挥。 永历十年（清顺治十三年1656）清军再次攻陷舟山张煌言只得率义军在秦川一带与清军周旋。在此之前永历七年时鲁王朱以海见大势已去便自去“监国”年号张煌言虽仍事奉鲁王为主但却只得将义军活动的情况“通表”远在滇（云南）中的南明桂王朱由榔。 永历十一年（1657）桂王遣派使者册授张煌言兵部侍郎、翰林院学士的官职。此时清两江总督郎廷佐投书招降张煌言张煌言回书以报：“来书揣摩利钝指画兴衰”倘若“庸夫听之或为变色”动摇但“贞士则不然”。大丈夫“所争者天经地义所图者国恤家仇所期待者豪杰事功。圣贤学问故每毡雪自甘胆薪深厉而卒以成事”。至于本人“仆于将略原非所长衹以读书知大义”。但“左袒一呼甲盾山立济则赖君灵不济则全臣节。凭陵风涛纵横锋镝今逾一纪矣岂复以浮词曲说动其心哉？”只因“来书温慎故报数行”。然“若斩使焚书”亦不作回答则“适足见吾意之不广亦所不为也”。回信中陈辞激越慷慨激昂丝毫不为诱降信中的“浮词曲说”而动心充溢着随时准备牺牲的凛然正气。永历十二年（1658）张煌言率义军与郑成功军会师将再度攻入长江以图光复但义军次抵羊山时遇海上飓风大作只得引军无功而还。永历十三年（1659）张煌言与郑成功一起为牵制大举向云贵地区进攻的清军再次率义军入长江作战。先是义军抵达并占领崇明。张煌言对郑成功建议说：“崇明江、海门户”宜先将义军“定营于此”稍事休整务使义军“进退有所据”。但郑成功未听从。当时驻防长江的清军在瓜洲金、焦二山间横上拦江铁索（俗称“滚江龙”）且在沿江两岸遍置西洋大炮防守颇为坚固。张煌言却率义军乘十七条船机警巧妙地破坏了江防防线在后援的郑军配合下“翦江而渡”于六月一举攻占瓜洲。攻克瓜洲后张煌言又向郑成功建议全力攻取镇江然郑成功顾虑驻守江宁（南京）的清军将赶往支援。张煌言则主张可先派一支舟师水军佯攻直捣江宁北门即观音门这样“南京［清军］自不暇出援”。同时他还提议这支水军应溯江而上前往芜湖一带活动以防阻江楚方面清军的来援。郑成功采纳了意见并命他向南京方向进攻。此时张煌言所率义军将属人数不满一万渡江之舟不满百艘仍毅然率军西行。不久张煌言攻克仪真并进军沿途受到沿江民众的热烈欢迎“仪征吏民赍版图迎降五十里外”1。当得悉郑成功攻克镇江后张煌言又致信郑成功言及当“先抚定夹江郡县”后再从6路进军直取南京但郑成功未采纳他的建议“竟从水道进”2。致使有利战机瞬间丧失而南京清军得以喘息并获后援而巩固城防。 六月二十八日张煌言军直抵南京观音门外江面停留两日仍不见郑军的到来只得派遣别的将领率轻舟数十艘的水军“直（西）上攻芜湖”他自己则率军驻扎在浦口。待郑成功率“水师”到达后张煌言又于七月七日赶到芜湖在此他“部勒诸军”将义军兵分四路分道攻城略地且在沿途“移檄诸郡县”张贴文告。许多故明降清的旧官吏见到文告纷纷倒戈“于是太平、宁国、池州、徽州、广德及诸属县皆请降”使义军很快便收复了四府、三州、二十四县城池近三十座。 义军纪律严明所过之处对民众百姓“秋毫无犯”。张煌言每“经郡县入谒孔子庙坐明伦堂进长吏考察黜陟略如巡按行部故事远近响应”。致使出现“父老争出持牛酒犒师扶杖炷香望见衣冠涕泪交下以为十五年来所未见”1的空前盛况。而“濒江小艇载果蓏来贸易者如织”2给义军很大支持与鼓舞。可是这一大好形势却因郑成功率军攻打南京城的失利而很快急转直下。正当张煌言收复徽州时闻郑成功在南京城下兵败之事于是“还芜湖收兵冀联合瓜洲、镇江（义）军为守计”期待有利时机再作他图。不久张煌言又得到郑成功军已放弃瓜洲、镇江等地而退回海上的消息致使张煌言所率义军处于进退维谷、腹背受敌的危险处境很快遭致溃败。 此际清两江总督郎廷佐一方面调遣水军切断张煌言义军东退的水路另一方面又写信向张煌言劝降。张煌言对招降书“拒不应”同时为摆脱困境又率“余兵道繁昌谋入鄱阳湖”向江西展。当义军船队进抵铜陵时却与湖广来援的大批清军水师遭遇与之激战而败退。最后张煌言“抚残兵仅数百退次无为焚舟登6”。又从6路自桐城取道霍山、英山到达东溪岭时适逢清军“追骑至从者尽散”。张煌言好不容易才突围而出只得“变服夜行至高浒埠有父老识之匿于家数日导使出间道渡江走建德、祁门乱山间”。此时张煌言身染疟疾作几不能行但他仍不顾病痛奋力疾行。到达休宁后“得舟下严州”。登岸后又复行山路途经浙江的东阳、义乌“至天台达海”。历尽千难万险兵败后绕道潜行二千余里九死一生终于回到了浙江沿海地区。此后他“收集旧部”1沈冰壶：《张公苍水传》见《张苍水集》。 2沈冰壶：《张公苍水传》见《张苍水集》。 1全祖望：《明故权兵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鄞张公神道碑铭》见《张苍水集》。2全祖望：《明故权兵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鄞张公神道碑铭》见《张苍水集》。准备东山再起。郑成功得到张煌言生还的消息后也将自己的部分兵力拨归他统辖致使义军稍有壮大。张煌言将义军屯驻长亭乡“筑塘捍潮辟田以赡军”需军饷。同时张煌言又派遣使者向桂王禀告自己兵败的消息。桂王得悉后在敕书中表示安抚慰问的同时又给他“加兵部尚书”的职衔。永历十四年（清顺治十七年166o）张煌言又率义军移驻宁海县临门村并加紧训练兵士。然在永历十五年时清廷为了肃清东南沿海地区的抗清势力颁布了“迁海令”“廷议徙海上居民”以断绝对义军的粮饷“接济”。义军“无所得饷”只得“开屯南田自给”。当郑成功率军东征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台湾时张煌言不理解此举的重大战略意义与价值曾写信给郑成功“移书阻之”。不久清军直下云南终使南明永历政权覆亡。逢此危急之际张煌言“遣其客罗纶入台湾”催促郑成功出兵闽南一方面支持东南沿海人民反对“迁海令”的斗争另一方面也可牵制清军以解永历政权之危但郑成功“以台湾方定不能行”为由加以拒绝。于是张煌言只得又遣使者到湖北的郧阳山中去说服“十三家兵”出战“十三家兵”原为李自成起义军的余部由郝永忠、刘体纯等部将率领他们以夔东茅麓山为根据地坚持抗清斗争。张煌言要“十三家兵”出征“使之扰湖广”清军牵制敌人“以缓云南”挽救永历政权即将覆亡的军事危局但“十三家兵”终因兵力“衰疲”加之势单力薄而未能出战。 清康熙元年（1662）张煌言又将义军移驻沙堤。其时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建立郑氏政权。而鲁王则身居金门故郑成功对其衣食供奉“礼数日薄”。张煌言虽对鲁王仍忠心不2且“岁时供亿”不绝但又“虑成功疑”故“十年不敢入谒”鲁王。待到张煌言“及闻桂王败亡”后便“上启鲁王将奉以号召”。 不久郑成功突然病逝于台湾致使抗清斗争形势更为严峻。于是张煌言只得转战于宁海县临门村一带。还师临门更使张煌言感慨万千。这时清廷浙江总督赵廷臣乘张煌言义军处境艰难之际再次写信招降张煌言不为所动并回信拒绝。义军此时虽多次奋战然孤悬海上被迫孤军作战日渐势单力薄。为此有人提议将义军队伍拉上鸡笼岛驻扎张煌言认为此议不可行鸡笼小岛四面环海易攻难守若遭致清军突袭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康熙二年（1663）南明鲁王朱以海在金门岛病逝1张煌言得知此消息后悲痛欲绝放声痛哭说：“孤臣多年以来栖栖遑遑奔走于海上与部属相依为命而不肯离去者只因我主鲁王您尚健存。现今您竟弃我辈而先故去自今我辈更有何指望啊？！”次年张煌言审时度势眼见反清复明的大业无望抗清斗争大势已去时便痛下决心将义军人马全部解散。本人则携随从罗纶及部属数人加上侍者一人驾一条小船登上南田岛（今浙江象山南）附近一个名悬澳的荒僻小岛上隐居悬澳（嶴）小岛孤悬“海中荒瘠无人烟南汊港通舟北倚山人不能上”煌言一行人在此岛上“结茅而处”暂时得以栖身。清廷浙江总督赵廷臣与清军提督张杰并未放弃对张煌言的迫害他们合谋要抓住他以邀功。为了侦知张煌言的下落与行踪利用张煌言的一个旧部属命他化装成普陀山的寺庙僧人在海上四处打探、侦伺行踪待侦知确切住所与踪迹后清军乘夜半天黑之际登上悬澳岛并“引兵攀岭上”进行偷袭一举将张煌言、罗纶以及部属叶金、王1关于南明鲁王的卒年说法颇多记载歧异皆不取今依《列传》所载为是。侍者汤冠玉等人擒获。 当张煌言等被清兵押解至杭州时浙江总督赵廷臣假惺惺地待以上宾之礼诱降但遭张煌言的严辞拒绝。 康熙三年九月初七日（1664年1o月25日）张煌言被清军杀害于杭州弼教坊。当他赴刑场时大义凛然面无惧色抬头举目望见吴山叹息说：“真可惜这大好河山竟使沾染腥羶！”1就义前赋《绝命诗》一：“我年适五九偏逢九月七。大厦已不支成仁万事毕。”2临刑时他“坐而受刃”拒绝跪而受戮。同时就义还有罗纶等人。 张煌言遇害后生前的友人山阴人叶振名（字介韬）登上越王岭遥祭忠魂祭文长达六千五百余字将张煌言与罗纶二人并称为“张司马二客”。乾隆四十一年（1776）清高宗命录前朝“殉节诸臣”并加以褒谥和祭祀。于是清廷对张煌言加谥“忠烈”且将其牌位入“祀忠义祠”得享定期供祭。 张煌言一生仅活了四十五岁其诗文著述甚丰后人收辑整理名《张苍水集》。但此文集在清代一直被列为故仅有传抄稿本。直至19o1年时始有国学大师章炳麟将其排印（二卷本）附《北征录》一卷问世。19o9年又有国学保存会的排印本十二卷补遗一卷附录八卷出版。别有《四明丛书》本九卷附录八卷传世。1959年由中华书局对文集的诗文重加整理、校勘后将《张苍水集》分为四编包括《冰槎集》、《奇零草》、《采薇吟》及《北征录》；又附录一卷载有年谱、传略、序跋等。 1张煌言：《绝命诗》载《采薇吟》见《张苍水集》第3编。 2张煌言：《绝命诗》载《采薇吟》见《张苍水集》第3编。 ------------ 30 第五十三章杨嗣昌史可法第一节杨嗣昌杨嗣昌（1588—1641）字文弱湖广武陵（今湖南常德）人。父杨鹤字修龄号无山。万历三十八年（161o）二十二岁的杨嗣昌中进士开始了他并不十分顺利的仕途先授杭州府学教授。不久升迁为南京国子监博士后又累进至南京户部郎中。泰昌元年（162o）八月他在一次奏疏中述说淮北、江浙地区由于年成不好米价昂贵民心思动的状况忧心忡忡地提醒皇帝：“今日百姓尚知讨贼尚可催科。只恐百姓自己作贼谁为我皇上催科者。”1表现了他对明皇朝日见衰败的恐惧心态。 天启七年（1627）三月陕西澄城农民抗粮杀官揭竿而起。王嘉胤、王大梁、高迎祥等群起响应。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正式拉开了。 崇祯元年（1628）正病休辞官在家的杨嗣昌被起用为河南副使并加右参政。崇祯四年（1631）他的父亲杨鹤时任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因其镇压农民起义不力被劾革职下狱问死。这时已调到山海关“饬兵备”的杨嗣昌“三疏请代”父亲“得减死”1谪戍袁州（今江西宜春）。崇祯五年（1632）夏杨嗣昌擢右佥都御史巡抚永平、山海关诸处。崇祯七年秋迁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宣府、大同、山西军务。杨嗣昌本为一介书生崇祯帝即位后这一系列任命使他逐渐熟悉了军事。此时农民起义已成燎原之势杨嗣昌处心积虑几次上疏献计献策“请开金银铜锡矿以解散其党。又六疏陈边事多所规画”。 崇祯九年（1636）兵部尚书张凤翼卒。急需一位有才能有魄力的兵部尚书以统筹全局。“帝顾廷臣无可任者即家起嗣昌”。崇祯十年（1637）三月杨嗣昌抵京崇祯帝立即召见。杨嗣昌从小熟读经书在病休和父母丧期闲居期间又“积岁林居博涉文籍多识先朝故事”知识面较为广博。他当过教书先生“工笔札有口辨”。经管过国家财政做过地方大员亦担任过兵部侍郎阅历比较丰富。加之他“锐意振刷”又善揣度人意因而颇受崇祯帝喜爱。“帝与语大信爱之。”“每对必移时所奏请无不听曰：恨用卿晚。” 杨嗣昌担任兵部尚书以后立即着手抓了两件事：其一面对明廷内外交困的形势提出了“安内方可攘外”主张并在其主管兵部期间努力加以贯彻实施。四月初二日他上了《敬陈安内第一要务疏》2。疏中将天下大事比作人的身体：“京师元也宣、蓟诸边肩臂也黄河以南、大江以北中原之地腹心也。”认为农民起义是腹心之患而山海关外的满洲贵族只是肩臂之疾。因此主张军事重点应放在镇压农民起义方面。他指出：“以故臣言安内方可攘外必足食然后足兵必保民斯能荡寇此实今日证治之切根本之图。非敢缓言攘外也求攘外之至急不得不先安内耳。”这一“攘外必先安内”主张实际上是对明廷既往的“重外轻内”1《明季北略》卷一《杨嗣昌奏岁饥》。 1《明史》卷二五二《杨嗣昌传》。下引本传者不另作注。 2杨嗣昌：《敬陈安内第一要务疏》《杨文弱先生集》卷十九。 军事战略作了重大改变。此后朝廷把主要军事力量投入到镇压农民起义上以致使农民军面临的形势空前严峻。 为了达到“安内”的目的杨嗣昌提出了著名的“十面张网”的军事部署。具体说来以陕西、河南、湖广、凤阳这四处农民军活动的主要地区为“四正”责成这四处地方的巡抚“分任剿而专任防”即以剿为主防为辅；以延绥、山西、山东、应天、江西、四川这六个省份为“六隅”责成这些地方的六个巡抚“时分防而时协剿”即以堵截农民军进入自己管辖地区为主必要时也参加协剿。另以陕西三边总督统率西北边兵同中原地区的五省军务总理直辖的机动兵力为主力随之所向“专任剿杀”。很明显这一军事部署力图限制起义军活动范围分工协作攻防兼备非常严密而有效充分显示了杨嗣昌的军事才能。这个“四正”“六隅”法围剿计划并不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只是纸上谈兵而在付诸实施后李自成、张献忠等义军接连失败农民起义一度转入低潮便是最好的证明。 其二议兵议饷。杨嗣昌为了实现其一举荡平起义军的美梦“因议增兵十二万增饷二百八十万。其措饷之策有四：曰因粮曰溢地曰事例曰驿递。因粮者因旧额之粮量为加派亩输粮石折银八钱伤地不与岁得银百九十二万九千有奇。溢地者民间土田溢原额者核实输赋岁得银四十万六千有奇。事例者富民输资为监生一岁而止。驿递者前此邮驿裁省之银以二十万充饷。”建议一上崇祯帝欣然接受并传谕：“勉从廷意暂累吾民一年除此心腹大患。”在明末经济残破、军队屡兴的状况下实施这一措施无异于饮鸩止渴其结果是把数以百万计的农民赶到起义军一边直接导致了崇祯十三年（164o）以后农民起义的大展。此外杨嗣昌还大力推荐两广总督熊文灿接替王家祯为五省军务总理。 他说：“臣思总理一官与总督专任剿杀须得饶有胆智、临机应变之才非见任两广总督熊文灿不可。”1经过一番紧张的策划到崇祯十年十月杨嗣昌认为兵、饷事宜都已就绪踌躇满志地夸下了“三月灭贼”的海口。“今则网张十面刻值千金断断不容蹉过矣。臣计边兵到齐整整在十二月正月、二月为杀贼之期下三个月苦死功夫了十年不结之局。”2这个计划在崇祯帝批准了以后杨嗣昌便命令官军向起义军动了猛烈的攻击。八月张献忠在南阳与左良玉军交锋遭惨败。后迫于明军的强大压力于崇祯十一年（1638）正月在谷城受抚。罗汝才、马进忠、惠登相、王光恩等亦相继投降。活动于陕甘地区的李自成在明军强大攻击下也接连数次败北兵力微弱被迫转入深山密林潜伏于商雒山中。一时各路义军销声匿迹起义转入低潮。 杨嗣昌入主兵部以后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在一个短时期内确实极大地强化了明廷镇压起义军的力量。虽然其“计划”未能完全实现但农民起义的转入低潮无疑标志着杨嗣昌的暂时成功。 如果说杨嗣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战略方针在“安内”方面取得了某种暂时的成功那么在“攘外”方面却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崇祯十一年（1638）八月清兵从青口山（今河北迂安东北）、墙子岭1杨嗣昌：《兵饷遵旨熟商疏》《杨文弱先生集》卷十。 2杨嗣昌：《请旨责成剿贼第一事疏》《杨文弱先生集》卷十九。 （今北京密云东北）两路毁墙入关动了第四次入关作战。是战是和明廷内部意见不一。杨嗣昌为贯彻其“安内方可攘外”的战略力主与清议和但遭到宣大总督、勤王兵总指挥卢象升的激烈反对。崇祯帝自己对战和亦举棋不定他一方面调集各处兵马入京勤王一方面却又倾心于杨嗣昌的议和。皇帝的这种矛盾态度使朝廷文臣武将们无所适从。杨嗣昌则利用手中权力多方阻挠卢象升的抗清作战部署和计划并一再减少其手中兵力使卢象升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他“戒诸将毋轻战。诸将本恇怯率藉口持重观望所在列城多破。嗣昌据军中报请旨授方略比下军前则机宜已变进止乖违疆事益坏云”。十二月卢象升阵亡。昌平、宝抵、平谷、清河、良乡、玉田、蓟、霸、景、赵失陷。崇祯十二年（1639）正月清兵转攻山东。杨嗣昌又错估了形势指挥失误使清兵连下济南等山东十八城。三月清兵饱掠之后经迂安青山口凯旋。 清兵这次入关历时八月转战数千里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如入无人之境。而明军却陷城失地处处被动一败涂地。对此兵部尚书杨嗣昌负有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 这次对清作战的失利廷臣们多没意识到是由于最高决策层不愿做积极抵抗所致而多归咎为兵员的多而不精。因此练兵之议遂起。“当戒严时廷臣多请练边兵。”在杨嗣昌的主持下明廷拟定了抽练各镇精兵的具体方案：1.宣府、大同、山西三镇兵十七万八千八百余人三总兵各练万人总督练三万。以二万驻怀来一万驻阳和东西策应。其余的授镇监、巡抚以下分练。 2.延绥、宁夏、甘肃、固原、临洮五镇兵十五万五千七百余人。五总兵各练万人总督练三万。以三万驻固原一万驻延安东西策应。其余的授巡抚、副将以下分练。 3.辽东、蓟镇兵二十四万余人五总兵各练万人总督练五万。外自锦州内抵居庸东西策应。其余的授镇监、巡抚以下分练。 4.汰通州、昌平督治二侍郎设保定总督合畿辅、山东、河北兵共十五万七千余人。四总兵各练二万总督练三万。北自昌平南抵河北闻警策应。余授巡抚以下分练。 按照上述方案抽练总数为七十三万多名。 与此同时为对付“流寇”崇祯帝又采纳了副将杨德政关于地方政府训练民兵的建议。“府汰通州设练备秩次守备。州汰判官县汰主簿设练总秩次把总、并受辖于正官专练民兵。府千州七百县五百捍乡土不他调。” 为了练兵朝廷又决定加征练饷七百三十余万两。 大练兵也许确能起到提高军队战斗力、加强防守的作用。但是在“剿饷”之后加派“练饷”则明显反映了崇祯帝和杨嗣昌的短视。他们以为通过无穷无尽的榨取豢养一支庞大的军事力量能够用屠刀杀出一个太平天下孰不知他们这种竭泽而渔式的做法实际上等于给自身统治以釜底抽薪。崇祯十二年（1639）五月张献忠、罗汝才在谷城、房山再起并合兵大败左良玉天下震动。崇祯帝气急立即罢撤熊文灿命杨嗣昌出任督师“赐尚方剑以便宜诛赏”。 杨嗣昌上任以后于玛瑙山、寒溪寺、盐井、木瓜溪等处连败张献忠官军一时声势大振。为摆脱困境崇祯十三年（164o）八月张献忠与罗汝才联兵入川“以走致敌”在把杨嗣昌率领的明军主力引至川西之后千里奔袭出川并于崇祯十四年（1641）二月袭占官军大本营襄阳活捉了襄王。张献忠在处死襄王前曾对他说：“吾欲断杨嗣昌头而嗣昌远在蜀。今当供王头使嗣昌以陷藩伏法。王其努力尽此一杯酒。”1在此之前经过休整的李自成部乘崇祯十三年中原大旱明军主力入川之机张旗复出并于次年正月攻下河南府洛阳处死了福王。李自成、张献忠的相继攻占洛阳、襄阳是明末农民战争的重大战略转折。从此以后战争主动权转入起义军手中。杨嗣昌因畏罪愤惧交加三月一日死于湖北沙市徐家花园。杨嗣昌死后明朝再也派不出一个像样的统帅再也组织不起大规模的“围剿”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连崇祯帝后来也不得不临朝叹息：“自杨嗣昌殁无复有能督师平贼者。”21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十七《张献忠陷襄阳》。 第二节史可法史可法（16o2—1645）字宪之号道邻河南祥符（今开封市）人。 万历三十年十一月四日（16o2年12月16日）生于顺天府大兴（今北京）1。少时家境清寒冬日短衣无火往往寒涕交颐但他苦学不懈很有抱负。十九岁时在北京一座古刹中读书。 有一天风雪交加非常寒冷他疲劳困顿不觉伏案而睡。当时顺天督学左光斗进庙避风雪读了案上的文稿十分嘉许他的苦学精神与志略把自己的貂裘脱下来给熟睡的史可法盖上默记他的姓名掩门而去。次年史可法试入庠补诸生左光斗将他拔为北直隶八府之冠并收他为弟子留于馆署。此后史可法愈加刻厉勤奋在左光斗忠孝节义思想的熏陶下立志以身忠君报国。 天启五年（1625）左光斗因反对阉党魏忠贤而被革职下狱饱受摧残奄奄一息。史可法冒死贿赂狱卒入监探视恩师。左光斗不愿史可法受牵累将他强行赶出牢狱。左光斗宁死不屈的亮节高风使他铭感难忘以后常常流泪向人讲述这些往事称赞“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造也”2。左光斗惨死后他又设法入狱殓尸将老师安葬。 崇祯元年（1628）史可法中进士授陕西西安府推官协助洪承畴镇压陕北农民起义三年后以功迁户部云南司主事历官户部郎中等。崇祯八年（1635）史可法见皖西义军蜂起又自请赴皖西镇压农民军官至安庐兵备道兼任总理卢象升的副使。 史可法身躯矮小面黑貌陋而双目有神精明强干。他能与士卒同甘苦甚至驰驱江淮间十几天衣不解带；有时天寒夜里坐在草上与士兵背靠着背瞌睡一会儿甲胄上结满冰霜每欠身站起来甲胄上冰声嘎嘎作响。在对农民军作战前线时他杂处行伍间士兵不饱自己不先吃士卒未衣自己不先穿律己严而待人诚因此士卒皆服他的指挥强悍善战。史可法一度丁忧归。崇祯十六年（1643）他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 次年李自成农民军攻占北京崇祯帝自尽煤山。史可法闻讯悲恸不已与大臣们商议在南京重建明廷。 当时亡命江淮的福王朱由崧、潞王朱常淓成为南京诸臣选择继承明统的对象史可法倾向于后者。凤阳总督马士英却倾向前者他抢先行动外结桀骜不驯的悍将高杰、刘泽清、刘良佐等内贿勋臣刘孔炤传谕将士奉福王为三军之主。史可法不得已只好同意。 福王登弘光帝宝座后拜史可法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仍掌兵部事；马士英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仍督凤阳军务。野心勃勃的马士英借史可法曾不同意拥立福王并抓住史可法弟弟史可程在北京投降农民军一事在福王面前极力排挤史可法以便独揽大权。史可法处处受到掣肘为了表白他对明室的忠忱不得已请求督师扬州。弘光帝加封他为少保兼太子太保改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 史可法离京的消息引起南京太学生们的惶恐不安他们奔走呼号联名1朱文长：《史可法传》附《史可法生年考》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第93—1o1页。2方苞：《方苞集》卷九《纪事·左忠毅公逸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38页。上疏伏阙哀吁弘光帝收回成命“仍留可法在朝”1没有成功。而史可法始终以恢复大明帝国为念不“敢惜顶踵私尺寸堕军实而长寇仇”2请颁饷银、敕印等五月十九日（6月23日）率刘肇基、李栖凤等慨然渡江北上。 然而江北的纷乱并不亚于党同伐异的南京骄兵悍将各怀鬼胎混水摸鱼趋利若鹜。刘泽清、刘良佐、高杰、黄得功四镇横悍不羁或大掠士民或互相攻讦扬州城外战云密布。史可法忍辱负重委曲求全调和各方总算使江北开始出现脆弱的稳定局面。 当时清军企图取明而代之的意图已日益明显但史可法对此却缺乏洞察仍然坚持把镇压农民军放在位并幻想借清军之力去为明廷复仇。因此七月时清摄政王多尔衮致书史可法指责他拥戴福王使“天有二日俨为勍敌”要他“翩然来仪”3学吴三桂向清军称臣；史可法虽然在答书中委婉地拒绝了多尔衮的要求祈求清军不要觊觎明朝江山但依然希图与清军合作“合师进讨问罪秦枭逆成之头以泄敷天之恨”4。直到冬天清军攻入宿迁陈兵江淮间史可法才省悟到形势的严酷。 尤其是弘光元年（1645）一月高杰西征途中被暗中降清的总兵许定国诱杀睢州（今河南睢县）史可法不禁浩然长叹道：“中原不可为矣！建武、绍兴之事其可望乎！”5他向朝廷请饷并奔走于骄兵悍将间舌干唇焦地劝说他们不要内哄但因马士英等人的作梗江北兵饷不济各镇互争雄长人心难协如同散沙。 史可法对此十分痛心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诉说了自己的苦衷称：“近地不靖何暇远征？内乱未消安御外侮？明明恢复大局可惟我所为而掣肘不舒心忧徒切！每一念及泪下沾襟。不意砥砺半生到此一文不值也！”1然而史可法并没有放弃报效明室的努力他在扬州设“礼贤馆”招纳四方豪杰共襄时艰；并且身体力行鞠躬尽瘁地欲挽狂澜于既倒。他生性豪饮饮数斗不乱但平日在军中竟滴酒不沾；逢年节辄将所得肉食分饷将士自己甘于淡泊；“行不张盖食不重味夏不箑冬不裘寝不解衣”2许多官吏军民受他的感召振奋了抗清的精神愿意听从他的指挥他成为弘光政权中抗清派的领袖同时也更引起马士英之流的忌恨。 四月当清军进取亳州（今属安徽）后史可法驰赴南京求饷但还未入城便接到弘光的谕旨要他回江北抵挡清兵“奏凯后入见”。原来此时宁南侯左良玉以“清君侧”之名出师武昌讨伐马士英兵溃采石南京举朝正如醉如痴地庆贺着胜利根本不把江北的史可法放在眼里。史可法接旨后满怀忧愤面对滔滔东去的大江仰天长叹：“奏凯谈何容易面1史可法：《史忠正公集》卷末《公恳留在朝疏》。 2应廷吉：《青燐屑》卷上。 3《清世祖实录》卷六第16—19页。 4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二《史可法答书》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44页。5徐鼒：《小腆纪传》卷十《列传》三《史可法》。 1史可法：《史忠正公集》卷二《致给谏倪某》。 2温睿临：《南疆逸史》卷五《列传》第一《史可法》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3页。君不知何日矣！”3随后他转身向南京城叩遥祝城内老母、妻子平安便急匆匆渡江北上。等他不避风雨赶到天长时清军早已渡过淮河在豫王多铎的指挥下如入无人之境占领盱眙等地；泗州（今安徽泗县）守将李遇春也无耻地降清坦荡如砥的江北几无险可守。史可法只好策马东驰和副将史德威率数千兵丁赶回扬州决心据此作一拚死的抵抗保卫这成为江南门户的繁华城市阻遏清兵南下。 十七日史可法刚抵扬州城内就传出许定国领着清兵要来杀尽高杰余部的谣言。惊魂未定的高杰余部闻讯斩关逃往泰州牲畜船只掳掠一空扬州城内兵力愈见不支。他飞章求救朝廷毫不理睬。第二天清兵前锋抵达城下屯于城外西北一带。史可法檄召各镇援兵仅总兵刘肇基自高邮赶来其余无一至者。刘肇基请求乘清军阵脚不稳先制人背水一战。但史可法没有采纳认为对付清兵应养锐以待不可轻往。清军抓住这段时机向扬州集结兵力同时不断地向城中出招降书史可法都不启封投放火中。他誓不投降和扬州知府任民育同知曲从直、王缵爵兵部职方司员外郎何刚等动扬州士民日夜固守并斩获十余名清兵。 见到清军大队人马源源涌来史可法明知大势已去但守城抗清的决心反而更加坚定他“誓与城为殉”1并自辨早晚必死在遗书中写道：“遭时不遇有志未伸一死以报国家固其分也！”2言词苍凉悲壮。清军派李遇春前来劝降史可法严辞拒绝毅然说：“天朝无降宰相有与城尽耳！”3部将李栖凤、高凤岐见势不妙密谋挟持史可法出城投降。史可法识破后正色拒绝请他们自便于是贪生怕死的李、高乘夜率部出城叛降清军。扬州守御更为单弱粮饷也更不可继然而史可法毫不惧怕自守旧城西门险要日夜警惕击退清军多次进攻用炮杀敌数千。清军自南下以来从来没有遇到明军这样顽强的抵抗士气大为沮丧。多铎见扬州久攻不下下令调红夷炮助战。 二十三日清兵红夷巨炮至多铎亲率精锐猛攻扬州西北隅。城上军民矢志不移在史可法的率领下浴血奋战前仆后继。总兵乙邦才、楼挺、庄子固等亦临危不惧身先士卒奋勇杀敌。清军数十次猖狂的进攻都被同心同德的扬州军民所击溃。 四月二十五日（5月21日）清兵诡称明军援兵于凌晨诈开城门逢人便杀扬州顿成血海世界。史可法见清兵如潮涌入扬州乃拔剑自刎决心以身殉难却为部将抱住救下拥出小东门猝遇清兵。他神情自若大声道：“我史督师也！”因被俘。多铎令史可法旧部杨遇蕃辨认劝他投降遭到史可法痛骂狼狈而退。多铎请史可法坐又引洪承畴降清的例子妄想说服他。他慷慨表示：“城亡与亡我意已决即劈尸万段甘之如饴但扬城百万生灵不可杀戮！”1任凭多铎百般威胁利诱他始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多铎便下令在军前将他杀害尸体惨遭支解。史可法牺牲时四十四岁。 3顾炎武：《圣安本纪》卷下。 1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二o《梅花岭记》。 2史可法：《史忠正公集》卷五《遗书五》。 3查继佐：《罪惟录》卷九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531页。1史可法：《史忠正公集》卷末黎士宏：《书殉扬州事》。 当时正值暑天扬州城内外陈尸累累史可法的遗体很快就腐烂不辨。 后来嗣子史直只好设衣冠冢于扬州梅花岭下。南明隆武时赠太师谥忠靖。清乾隆时追谥忠正。 史可法壮烈的抗清义举鼓舞着人们的抗清斗争他虽死犹生成为抗清民族英雄的楷模。顺治五年（1648）含山王正“假故明史阁部名聚众数千破巢并陷无为军”1。次年“庐州（今安徽合肥）人冯弘图起兵假可法名号旬日间下英、霍、六安诸县天下欣然望之以为可法实未死云”2。 史可法的遗著零落不全他的裔孙收拾断简残篇其中有的已被改窜辑为《史忠正公集》四卷行世。史可法擅长行草书兼工花鸟画后人钦慕他的人品奉若珍宝。 1安致远：《安静子集》《纪城文稿》卷三《朱文悫公墓志并铭》。 2温睿临：《南疆逸史》卷五《列传》第一《史可法》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4页。第五十四章李自成张献忠马守应明代的农民起义在永乐年间唐赛儿以妇女领袖的身份举义旗。 其后正德年间有河北刘六、刘七的起义。崇祯年间农民起义波澜壮阔著名的李自成、张献忠、马守应就是当时的代表人物他们最后摧毁了明朝的腐朽统治。 第一节李自成李自成陕西米脂双泉里李继迁寨（今属横山）人。生于万历三十四年（16o6）八月二十一日酉时。乳名黄来儿初名鸿基小字硙生。祖辈世代务农。父名李守忠有二子长子李鸿名鸿基为次子比兄小二十岁。鸿名有子名过与鸿基同年生。 天启年间陕北地区灾荒连年官府粮差分文不减。李家生活非常困难。李自成小时候曾被舍入寺庙当小和尚名黄来僧并给本邑姬姓地主牧羊度日。十几岁丧母不久父亲又去世。二十一岁那年无依无靠的他应募到银川驿站当一名驿卒。不久因无力偿还豪绅文举人的债他曾被戴上枷锁严刑拷打后来在穷伙伴的帮助下杀死文举人又与侄儿李过逃往甘肃当边兵。当时边兵的生活也很困苦粮饷不足军官又贪污、克扣军饷兵士经常挨饿受冻。 到了崇祯初年朝廷一面调兵遣将镇压农民起义一面又要对付后金兵的骚扰。崇祯二年（1629）冬后金兵大举南下京师吃紧。为了保住北京朝廷急调四方军队赴北京防守。甘肃边兵李自成所在部队随参将王国向京师进途经金县（今甘肃榆中）兵士们要求饷参将王国却克扣不。于是生了兵变。愤怒的兵士杀死了参将准备星散。李自成为人敦厚朴实办事又干练且有谋略深受兵士们的尊重。当时他就说服大家组织起来投奔农民义军。这样很快拉起了一支队伍。他们先加入王左掛和张存孟（不沾泥）领导的队伍后因王、张投降了官府他就带着李过和弟兄们投奔义军闯王高迎祥。 李自成从小练就了一身好武艺膂力过人善于骑射。在起义军里他意志坚强机智勇敢处事果断又有谋略得到闯王高迎祥的信任成了一名闯将。从此这支起义军的实力大增军威大振成了当时起义军的主力。在各路义军中李自成的军事才能最为突出。 崇祯七年（1634）朝廷为镇压义军特设山西、陕西、河南、湖广、四川的五省总督任命延绥巡抚陈奇瑜专力用各个击破的战术对义军加紧围剿。高迎祥的队伍转战山西、陕西、河南三省屡遭挫折。一次他们误入汉南兴安（今陕西安康）车箱峡被官军包围这是个四面山壁的狭长地带义军既乏粮草又遇阴雨连绵人马死伤过半差点全军覆没。在危急关头李自成机警果敢据说用顾君恩的“诈降”之计贿赂陈奇瑜的部将伪装投降走出栈道摆脱了包围圈并使队伍很快重新展起来。陈奇瑜后悔莫及被人以受贿罪弹劾“坐削籍而自成名始著矣”1。 崇祯八年（1635）正月义军被明朝五省总督洪承畴率领的官军围困在河南。为了打破官军的包围各路义军在荥阳举行军事联席会议商讨对策。参加大会的有：老回回、曹操、革里眼、左金王、改世王、射塌天、横天王、混十万、过天星、九条龙、顺天王及迎祥、献忠等共十三家、七十二营。会上讨论如何对付官军各家意见分歧难成决议。这时高迎祥的部下李自成言他剖析形势利害并激励大家说：“一夫犹奋况十万众乎官兵无能为也。宜分兵定所向利钝听之天。”同时提出了互相策应协同作战1《明史》卷三o九《李自成传》。下引本传者不另作注。 分兵突围和避实捣虚的反包围方针得到各家的一致赞同。 会后起义军主力在高迎祥指挥下兵分三路向东猛打进军异常迅。在十多天里他们转战千里连破固始、霍丘等州县直趋安徽凤阳。凤阳是朱元璋的老家明朝的中都驻守的官兵有六千多人防守相当严密。起义军以步骑协同作战的方法骑兵在前步兵在后。崇祯八年（1635）正月十五日义军一举攻克凤阳越过紫金城烧毁皇陵和享殿歼灭官兵四千多人。义军克中都一仗从军事上显示了农民军的攻坚能力和严密的作战方法。在政治上对朱明皇朝的封建统治是有力打击。义军在凤阳休整三日后高迎祥、李自成领兵向西经河南归德、睢州同罗汝才部会师转战于南阳、汝宁等府州县。接着南入湖广。起义军北进河南和南下江北诸州县说明李自成的战略在战斗中挥了很大的威力打得官军统帅洪承畴尾难顾狼狈不堪。从此李自成亦名声大振。 崇祯九年（1636）秋闯王高迎祥被新任陕西巡抚孙传庭在陕西盩厔（今周至）黑水峪伏击俘获后押至北京英勇就义。此后李自成被拥戴为闯王他接过绣着“闯”字的战旗率领部下七万多名战士继续进行战斗。但是在义军之间由于领互不团结各家不能协同作战所以多被官军各个击破一时形势十分严重。从崇祯九年至十一年间在义军领中有投降的有迫于形势而被招抚的在李自成的队伍里也有投降变节分子。李自成接连苦战损失惨重在陕西潼关一战队伍战败失散李自成仅带刘宗敏、田见秀、李过、顾君恩等十八骑杀出重围转移到陕西的商雒山中。这一年张献忠也投降了形势对李自成极为不利。在商雒山区李自成一面聚集残部一面利用隐伏休整的机会总结战斗失败的教训等待时机东山再起。此时洪承畴和孙传庭二人去职李自成稍得安。熊文灿方主抚谍者或报李自成已死故也较平静。 崇祯十二年（1639）五月张献忠在湖北谷城重举义旗罗汝才、马守应（老回回）等部也在郧阳响应。翌年夏李自成认为时机已到即在商雒重新举起闯王大旗号召群众东出河南。当时正值河南荒旱“斛谷万钱”李自成振臂一呼饥民蜂起响应很快由几十人展到几万人。义军攻城略地开仓济贫铲除豪绅恶霸在河南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这时参加义军的两位河南文士牛金星和李岩向李自成献策提出“均田免粮”的口号。这个口号产生了巨大的力量广大农民像潮水般地涌进了起义队伍民间到处传说：“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1由于有这样深厚的群众基础李自成的队伍在几十天里就增加了几十万。 从此李自成以新的姿态率领义军转战河南各地。他严肃部队纪律宣布“除暴恤民”、“秋毫无犯”、“不淫妇女、不杀无辜、不掠资财”、不占民房、与商人公平交易等政策。与的官军形成了鲜明对比因而得到各阶层人民的拥护。李自成还重视对官军的宣传瓦解工作。当时的明朝官军非常将领贪赃枉法士兵困苦不堪每当与义军对阵的时候李自成便叫部下呼喊：别给官府卖命啦瞧你们衣不遮体半年无粮还能打仗吗？快过来吧保证不杀钱粮补。从而使大批的明军士兵常常在阵前倒戈。由于有明确的斗争目标和正确的政策再加上李自成的指挥有方战略战术运用得当很快在河南取得了“五覆官军”的辉煌胜利。 1《明季北略》卷二三。 崇祯十四年（1641）正月李自成指挥大军围宜阳破偃师西攻洛阳。洛阳是明神宗的儿子福王朱常洵的王府所在地十八日一夕被攻破福王缒城逃往东郊迎恩寺也被活捉。李自成处死这个罪大恶极的藩王。他对民众说：“王侯贵人剥穷民视其冻馁吾故杀之以为若曹”2表达了人民的心声。接着又以王府的数万石米、数千万钱赈济灾民。“远近饥民荷旗而往应之者如流日夜不绝。一呼百万而其势燎原不可扑”3。李自成的义军很快就展成一支百万人的队伍。 同年二月李自成以主力部队进围开封。这时张献忠、罗汝才部也攻克了重镇襄阳处死了襄王朱翊铭将王府积银十五万两赈济饥民缴获了官府储存在襄阳的大量饷银和军用装备。兵部尚书杨嗣昌得知洛阳和襄阳失守吓得魂不附体他策划的“四正”“六偶”的“十面网”战略也宣告破产最后在湖北沙市忧惧而死。 义军攻占洛阳与襄阳两城无论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是重大的胜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连统治者也承认从此“闯、献不可复制矣”。五月朝廷起用原兵部尚书傅宗龙为陕西总督专门对付河南李自成。傅宗龙经过数月的紧急筹措九月初督领川、陕兵马进至河南新蔡与保定总督杨文岳、总兵虎大威部会师。初五日渡过洪河到达项城。这时李自成已率军到汝河上游赶造浮桥准备攻打汝宁。得到官军将到的消息佯装渡河避锋西走而将主力埋伏在官军必经的孟家庄树林之中以待来敌。傅宗龙误以为李自成的部队已经西去遂尾追跟进妄图伺机攻击。初六日当官军进抵孟家庄时因连日行军人饥马疲驻兵休息。李自成的伏兵乘其不备突然起进攻。官军贺人龙、虎大威部惊惶失措不战而逃李国奇部也随即逃窜。傅宗龙部和杨文岳部势孤力单被李自成的部队逼到项城及南郊火烧店准备挖堑固守。在义军的猛烈攻击下杨文岳部趁夜仓皇溃奔逃往陈州。傅宗龙龟缩在项城十八日夜里率领残兵败将突围奔命义军奋勇追击傅宗龙被活捉其部被歼灭。 接着义军分兵陷商水、扶沟下叶县处死守将、原义军的叛徒刘国能。十一月义军攻克南阳处死唐王朱聿镆和总兵猛如虎。十二月李自成挥军北上攻占禹州、许州、陈留、鄢陵、新郑、偃师、新蔡、南阳、邓州等十余个县城。时汪乔年代傅宗龙为陕西总督“出关次襄城”李自成“尽锐攻之”汪乔年与副将李万庆皆战死。二十四日李自成率部进围开封。明廷檄保定总督杨文岳、督师丁启睿和左良玉分头从杞县、汝南、南阳等地领兵增援开封。丁启睿部刚到开封城外就被义军一举击溃其中三千士兵投降了义军。左良玉部龟缩在杞县不敢前进。 崇祯十五年（1642）正月由于开封城坚固难攻义军撤围转而南下进击左良玉部于郾城。左良玉部溃败而逃。落魄丧胆的左良玉、杨文岳、丁启睿部分别逃往襄阳、汝宁和陈州等处。三月李自成与罗汝才合兵再次兵围开封。明廷得知开封危急慌忙从各地调拨兵马驰援。同时又起用孙传庭为总督命原尚书侯恂为督师。五月中左良玉、杨文岳和丁启睿等部号称四十五万大军会师于朱仙镇东之水波集企图从南向北解开封之围。李自成吸取前两次围攻开封的经验结合官军外援兵力的情况采取了围城2《绥寇纪略》卷八。 3《豫变纪略》卷四。 打援的战略以少量兵力围困开封作出佯攻的态势而将大部分兵力南下朱仙镇以待来援之敌。 五月下旬朱仙镇会战双方激战五日。在炮声轰隆中杨文岳部仍在驱兵顽抗而左良玉的十万大军却在义军的重点攻击下全线崩溃残部朝襄阳方向逃窜。李自成为了截击溃逃之敌早已在敌后方必经之处派兵挖掘深广各八尺的壕沟长堑。左良玉在前有沟堑拦截后有追兵赶杀的困境中再次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到了第七日拂晓杨文岳闻风丧胆仓皇逃往归德。丁启睿知各军溃逃也慌忙经许州南逃光山、固始连印信敕书也丢失了。农民军在这一会战中先后歼敌十余万缴获战马两万余匹和大批的军用物资。这一战基本摧毁了官军在河南东部的军事力量迫使官军不得不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再也没有力量向农民军进攻了。后来代替了启睿做督师的侯恂就公开沮丧地说这几次战役的惨败使天下“强兵劲旅”皆为李自成所有。农民军精锐异常“过无坚城”“官军但尾其后问所向而已。”1在朱仙镇大战取得胜利之后义军主力再回开封。并沿黄河一线设兵把守以阻止官军由河北来的增援。六月崇祯帝命侯恂代丁启睿为督师令其解救开封。但官军将卒已成惊弓之鸟他们不是按兵不动就是畏缩不前有的还中途哗变。侯恂除了家丁亲兵数千人外再无一兵一将可用只好留在黄河以北的陈桥、柳园一带不敢过河。七月间朝廷又调山东总兵刘泽清带兵五千增援官军依河向南推进遭到防守义军的阻击。经过三昼夜的激战官军溃败大都溺水而死。驻在河北岸的官军竟坐视不救依然“凭河防渡剽掠村坊而已”2。对此崇祯帝只好把希望寄于新任陕西总督孙传庭了命他竭其全力东援河南以图保住开封。 九月先有马守应（号老回回）、贺一龙（号革里眼）、贺锦（号左金王）、刘希尧（号争世王）、蔺养成（号乱世王）等皆归附李自成“时号革左五营”。是时孙传庭调集陕西边军和各“土砦之渠”（即地主武装）分两路进援中原。一路出武关准备经南阳北趋宝丰；一路由潼关沿太行东出禹州。李自成侦得确讯后亲自急领精骑数万迎击。孙传庭以牛成虎为前锋以高杰殿后。十日在郏县城东两军相遇官军佯装败退义军在追击中不意中了高杰的埋伏战斗失利被迫向冢头镇转移。高杰部尾追掩杀而至。李自成遂将计就计采取“以利诱之以乱取之”的战术利用官军贪婪的弱点沿路抛下大量军需财物。官军兵士抢取在怀“胸腹率臃肿彭亨不可俯仰”；或驮于马上“马鞍如驼峰亦不能驰骋”1。因此“失伍离次不复为战备”。于是农民军乘其混乱之际回戈反击。罗汝才又率军出敌之后两面夹击大败官军俘斩将官八十人兵士万余。这一仗把孙传庭打得焦头烂额狼狈逃至登封收拾残兵缩回关中义军获得全胜。闰十一月中旬李自成率军进抵汝宁城外五里地方。官军以保定兵屯于城西四川兵驻于城东经过一昼夜的战斗义军拔除了外围据点兵临城下。立即起总攻一举攻下汝宁城击毙总兵虎大威活捉保定总督杨文岳和崇王朱由樻、河阳王朱由材等人。义军从此打开了南下的大门扫清了1《怀陵流寇始终录》。 2《豫变纪略》卷五。 1《豫变纪略》卷六。 前进的道路。 同年十二月李自成在河南大获全胜后随即挥军南下进抵樊城左良玉部一战即溃拔营南逃。襄樊地区是左良玉的驻守地朱仙镇一战左良玉被义军打败逃回襄阳后即大肆招兵买马拥兵二十万。朝廷只给他二万五千人的军饷兵士全靠四出抢掠。当地人民对其恨之入骨听说李自成义军到来百姓即杀牛羊备酒浆热烈欢迎并主动为义军做向导带义军绕过官军埋设的地雷暗弩区。十万大军于初三日进至白马滩在火器的掩护下抢渡汉江进抵襄阳城下守军仓皇弃城逃走。义军连克枣阳、宜城、光化、谷城等地尔后挥师向南攻占夷陵（宜昌）和荆门（江陵）直抵荆州。在荆州李自成下令处死了湘阴王朱俨■。这年底义军进至承天府（今湖北钟祥）攻下明世宗父陵（显陵）焚毁其享殿杀巡抚宋一鹤。义军所到之处势如破竹官军非溃即降。在短短的三个月里义军占领了南至澧州、常德东到麻城、黄州西达光化、均州的广大地区。 崇祯十六年（1643）正月李自成建立了农民政权将襄阳改名襄京自称“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以罗汝才为“代天抚民德威大将军”其权位仅次于李自成。在大元帅之下设立军事和行政机构并任命了各级官员。改变了过去“陷城克邑多不守”的局面。 三月李自成被推举为“新顺王”。设官建制建立起中央和地方两级政权机构。中央又分文职和武职文职设有太师、上相国、左辅、右弼等官建吏、户、礼、兵、刑、工六政府委任侍郎、郎中、从事等官。地方设有府、州、县三级。府设尹州为牧县设令。在河南、湖广等地的六个府、十八个州、六十七个县委任了地方官吏。另外在一些重要的城镇设立防御使一职；在形势冲要之地设立卫派兵驻守。 在军事上随着形势的展兵员的增多农民军设立标、前、后、左、右五营。其中标营领兵百队其他四营各领三十队。步兵每队百人骑兵每队五十人。中央最高的武职是领兵将官权将军由田见秀、刘宗敏二将担任。各营的领称制将军分别由李岩、刘芳亮、刘希尧、袁宗第、李过充任。1此外还有果毅将军、威武将军等九个品级。 作战的主力称为“精兵”各有一定的人员负责“司牧、司柴、司庖、司器械”1等后勤。随军家属编为老营小年编为孩儿军进行军事训练。军中有严明的纪律队伍过城邑不得室处妻子外不得携其他妇女骑兵不准践踏百姓的禾苗。规定营兵不得多带辎重不许私藏金银财物。在行军中以旗■为前军卒在后秩序井然。部队在行进和驻扎时必有探马和哨兵在百里内往来巡逻和侦察并在数十里外点放烟火以迷惑敌人。扎营之后稍事休整就进行骑射训练。李自成制定的作战方法有“三堵墙”、“打倒翻”等战术2。队伍临阵时三万骑兵列为三道防线后面是三万步兵前后配合轮番而战称为“三堵墙”。三万步兵伏后骑兵诱敌退走步兵夹击共歼敌人叫做“打倒翻”。两种战术交相使用是一种步骑协同作战的战术。在战斗中缴获的战利品规定全部上交用来装备军队和共同支用。有关义军的军机大事李自成从不独断专行总是听取下属的各种意见1《明史》本传载制将军有贺锦。 1见《平寇志》卷六。 2《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八；《后鉴录·李自成》。 然后择善而从之。 在义军内部李自成和他的部属保持着朴素的平等关系史称李自成“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所为闯王者躬步拜如常卒衣帽不异人故军中亦无识之者”3。在义军控制的地区里李自成采取了一些安定人民生活和展社会生产的措施。如没收南阳、襄阳一带地主的“庄田”进行耕种。同时招抚流亡的贫苦农民“给牛种赈贫困畜孽生务农桑”4；又“募民垦田收其籽粒以饷军”5。由于流动作战这些措施不可能完全执行但这些政策的本质却同封建皇朝的繁重盘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为了彻底推翻明皇朝的统治义军在襄阳召开了军事会议商讨北攻京城的路线。左辅牛金星主张攻占河北直取京师（北京）。礼政府侍郎杨永裕主张先占领金陵（南京）断其粮道再出兵北伐。兵政府从事顾君恩建策先取关中他认为“金陵居下流事虽济失之缓。直走京师不胜退安所归？失之急。关中大王桑梓邦也百二山河得天下三分之二宜先取之建立基业。然后旁略三边资其兵力攻取山西后向京师庶几进战退守万全无失。”六月李自成采纳顾君恩的建议率师北进中原准备夺取关中。 崇祯十六年八月明廷又任陕西总督孙传庭为兵部尚书总督七省军务。他纠集十万马步大军再次向农民军起进攻。孙传庭亲率高杰等部出潼关进入河南。为了歼灭来犯官军李自成采取诱敌深入待机而歼的战略。他率义军主力由南阳、宝丰一线北上并令郏县至南阳一线的守备部队修筑工事营城固垒。同时驻守内乡以阻击商雒的官兵入豫。九月孙传庭领兵至汝州义军里的“革左五营”投降了官军泄露了李自成的部署。官军袭击唐县残杀义军家属义军群情激奋。李自成见战局生变化立即派出一支骑兵劲旅袭击敌后交通要冲白沙截断其粮道迫使官军困守郏县。孙传庭急从小路向洛阳撤军白广恩的“火车军”自大路撤退。李自成乘势追击白广恩部士兵丢弃“火车”四向逃散。孙传庭突围西逃义军紧紧追赶一日夜追杀四百余里官军死伤四万余人辎重兵器数十万均被义军缴获。孙传庭逃至孟津自杀未果被残兵败将拥入潼关。在郏县的陈永福得知孙传庭惨败而逃遂向李自成投降。 十月李自成率兵攻破潼关孙传庭在渭南被击毙。潼关陷落八百里关中已无险可守。驻守西安的官军起义李自成顺利占领西安。 义军进占西安后对明朝宗室进行了严厉的镇压没收了秦王府库的大量资财。同时派出三路大军追击逃敌。一路由李过率领北上追击高杰部高杰渡河逃往山西。李过攻克三边重镇榆林和宁夏宁夏总兵官抚民投降庆王朱倬■被捉。一路由田见秀率领南下追击高汝利部投降。另一路由刘宗敏、贺锦率领向西攻入甘肃兰州、庄浪、凉州等地官军相继投降。贺锦攻克甘州斩甘肃巡抚林日瑞和总兵马爌俘获肃王朱识鋐。至此关中之战义军获得全胜。陕西、甘肃全境及青海、宁夏的部分地区均为义军所控制。 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正式建国国号大顺年3《国寿录》卷一。 4《明清史料》乙编兵科钞出湖广郧阳府推官朱翊■奏本。 5《石匮书后集》卷六三。 号永昌；他自己改名自晟。改西安为西京。设天佑殿大学士由牛金星充任。增设六政府尚书等官。地方上增加省级设置分全国为十二个州官为节度使。同时布开科取士招揽人才。 在经济上李自成明确提出“贵贱均田”之制1铸钱“永昌通宝”平抑物价以利商品交易。保护农业生产重申“马腾入田苗斩之”和不准军士抢掠的禁令。陕西是李自成的故乡义军所到之处都对父老进行慰谕凡军士妄杀百姓者偿命。责令官僚富户输金助饷规定“九卿五万中丞三万监司万两州县长吏半之”1。在文化上制定“甲申历”废除八股对偶的陈腐文体改为散文形式。李自成在西安整顿军纪加强训练每三天亲往校场校射一次加紧进军京师的准备。此前已派先头部队进入山西。相继占领了荣河、河津、稷山、降州、平阳等地。 同年二月李自成亲率精兵两万经韩城禹门口渡过黄河迅占领太原。在太原李自成布了声讨明皇朝的檄文并移檄山西、河南各地。文云：“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甚至贿通官府朝廷之威福日移利入戚绅闾左之脂膏罄竭。”又云：“公侯皆食肉纨袴而倚为腹心宦官悉龁糠犬豕而借其耳目狱囚累累士无报礼之施征敛重重民有偕亡之恨。”2揭露了明皇朝的黑暗统治。大顺军在进军途中还张贴反对明朝“加派”、宣布农民政权“不征粮”的文告并派人广泛宣传大顺军“不杀人不爱财不不抢掠平买平卖蠲免钱粮且将富家银钱分赈穷民”的军纪和措施。3二月初八日大顺军从太原分两路出一路由李自成亲自统率取道忻州、代州、大同、宣化经居庸关攻取北京。另一路由左营大将刘芳亮率领东出固关经真定、保定向北攻取北京。三月初二日大顺军进占大同总兵姜瓖投降活捉代王朱传■。初八日至阳和。十一日大顺军开进宣府宣布“均田赦赈”4“举城哗然皆喜结彩焚香以迎”5。宣化总兵王承胤投降巡抚朱之冯自杀。十五日大军越过柳沟天堑到达居庸关守将总兵唐通监军太监杜之秩开门迎降。与此同时刘芳亮率领的南路大军东出固关后真定知府邱茂华、游击谢素福出降明内阁大学士李建泰也在保定投降。十六日李自成率部过昌平抵沙河。明朝京营兵三万不战而溃。十七日大顺军南北两路大军前后到达北京城下。崇祯帝和他的大臣们陷于一团混乱之中。崇祯帝一面连下“罪己诏”一面派勋戚太监加强京师九门的防御。李自成命太监杜勋进城见崇祯帝促其投降1。遭拒绝后大顺军开始攻城。对平则门（今阜成门）、彰义门（今广安门）起猛攻并用缴获的巨炮轰城守城官军避而不战。 十八日大顺军在彰义门外回族民众的帮助支持下填平壕沟攻入外城。十九日凌晨攻打内城各门人声鼎沸杀声震天火炮的闪光晃动1《罪惟录·崇祯帝纪》十七年春正月。 1冯梦龙：《甲申纪事·北事补遗》。 2《明季北略》卷二三；《甲申传信录》卷六；《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七等。3《明季北略》卷二o；冯梦龙：《甲申纪事·北事补遗》。 4《罪惟录·朱之冯传》。 5《明史》卷二六三《朱之冯传》。 1《平寇志》卷九。 的火把照亮了北京城的夜空。2眼见破城在即绝望的崇祯帝残暴地强迫皇后自杀又亲手拿刀砍死心爱的妃子和女儿。半夜时他企图逃出城去但北京已被大顺军围得铁桶一般只得回到宫中命敲钟“召集百官”可是连一个人影也没有他走投无路最后到万岁山（今景山公园）吊死在皇寿亭前的一棵海棠树上。由朱元璋建立的明皇朝在经历了二百七十六年之后随着这个末代皇帝的自杀而结束了。 天将黎明宣武、正阳两门被李自成的骁将刘宗敏和李过两军先攻破。接着其他各门也被攻开义军像潮水决堤般地涌进北京城。十九日清晨市民们张灯结彩设案焚香欢迎大顺军的到来。李自成命令大军整队入城不得杀掠。刘宗敏先率领义军从宣武门进入内城队伍整齐军纪肃然。中午时分李自成头戴毡笠身穿青布箭衣骑着杂色黑马在数百骑精兵簇拥下进入北京城。农民起义军在李自成的领导下经过十五年百折不挠的浴血奋战终于推翻了明朝的封建统治取得了胜利。 当时大顺农民政权的区域包括今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等五省以及甘肃、青海、宁夏、江苏、安徽、湖北、湖南等省的部分地区。进北京后先是加强大顺政权的建设其中主要措施有：任命官员开科取士选拔知识分子政府官员一律受权将军节制；立即释放明锦衣卫狱中的犯人。严厉镇压作恶多端的明朝皇族和达官贵人。史称农民军“满街捉士大夫拘系枷锁相望于道”一时“向来厂卫知名者咸从束缚；要津猾胥先倾其家而杀之”。在大顺军的打击下地主官宦“混稠人中低头下气惟人觉”“赤体狂奔四散逃命”。那些投顺的明朝官吏也是丑态百出。每天在午门外他们身着青衣小帽“匍伏听点。平日老成、儇巧者负文名、才名者晓晓利口者昂昂负气者至是皆俯低眉植立如木偶任兵卒侮虐不敢出声。亦有削成僧帕作病”者真是“种种丑态笔不尽绘”他们过去的那些淫威在大顺军面前一扫无余。大顺军逮捕并处决了五百余名罪大恶极者。同时宣布免除贫民赋税成立“比饷镇抚司”勒令明朝大官僚交出赃银叫做“输银助饷”由刘宗敏、李过等主持追赃助饷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共得银七千万两。从而在政治、经济上打击了明朝的官僚地主维护了农民阶级的利益。 然而夺取北京的胜利使义军的部分将领犯了骄傲自大的错误产生了麻痹思想失去了应有的警惕。面对吴三桂和江南的五十余万明朝军队以及关外的清军队大顺政权没有采取相应的有力措施。四月初明将吴三桂勾结清军队联合向大顺军进攻农民军伤亡二万余人。李自成得报亲自率二十万大军东征。二十二日在山海关一片石遭到吴三桂部与清军的联合夹击大顺军惨遭失败被迫退到永平一带。吴三桂的投清和大顺军在山海关的失败使形势生了急剧的变化李自成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四月二十七日李自成返回北京。二十九日李自成在武英殿即帝位决心抗清到底。三十日李自成放弃北京准备撤回关中继续在陕西、河南一带抗击清军。 五月初清军在吴三桂的引导下开进了北京城。接着就对大顺军展开军事进攻。在保定以南的望都一战大顺军重创清军打得清军主帅多铎2《明季北略》卷二三。 不敢出阵。但在定州的激战中义军大将谷可成牺牲李自成也身负箭伤大军越固关退入山西。在平阳李自成听信牛金星的谗言误杀大将李岩激起刘宗敏、宋献策等将领的不满使军心涣散战斗力减弱失败不可避免了。 大顺永昌元年秋（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李自成回到陕西后准备进行反攻。南京的福王建号弘光准备恢复明朝的统治。张献忠在四川建立了大西政权控制了西南地区。李自成曾在七月布大举反攻清军的文告声称要打到辽东“从长安起马三路行兵指日前先恢剿宁武、代州、大同、宣府等处后赴北京、山海剿除辽左。至叛逆官兵尽行平洗。顺我百姓无得惊遁。”1说明李自成反清的决心是很大的只是力不从心。这年八月在山西的大顺军东出固关攻克井陉；陕北的大顺军在李过指挥下攻克府谷直逼大同。十月河南的大顺军渡河进攻怀庆。李自成在韩城居中策应。 清朝定都北京后立即派出两路大军一路由多铎率领南下攻打南明福王一路由阿济格率领专门攻打李自成大顺军。这年冬天清军动钳形攻势。阿济格和吴三桂、尚可喜率兵经大同向榆林、延安进攻；多铎和孔有德、耿仲明率兵从河南怀庆向潼关进攻。李自成亲自赶到潼关指挥作战依山列阵挖壕树栅预防清兵的冲击。 大顺永昌二年（清顺治二年1645）正月初四日刘芳亮领兵攻击清营。又在五、六两日连夜劫营。十一日清军用炮轰击潼关大顺军骑兵横冲敌军又包抄敌后路取得很大战绩。阿济格和吴三桂部从保德州渡河突破大顺军的北部防线打败李过所部经绥德、延安进逼西安。这时大顺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局面。十三日清军攻进潼关十八日到西安李自成已在五天前撤走。 李自成率大顺军撤离西安后经蓝关出武关向南进入湖广驻扎于襄阳。吴三桂率领清军追击大顺军在邓州、德安、承天等地迎战失利李自成撤出襄阳。时牛金星降清。四月初原明军左良玉部自武昌东下九江。李自成率大军乘虚进驻武昌城大顺军各将领在武昌聚集仍有三十万的兵力。接着大顺军弃武昌南下在富池口与清军一战失败大将刘宗敏被俘牺牲宋献策被俘后降清。大顺军余部转移到湖南后与南明何腾蛟部联合共同抗击清兵。至此大顺政权已不复存在。 关于李自成的结局三百多年来一直是个疑案。官稗史乘众说纷纭。如成书于顺治十五年的《明史纪事本末》记载：“李自成南奔辰州将合张献忠。献忠已入蜀遂留屯黔阳。部贼亡大半然尚拥众十余万。乏食遣贼将四出抄掠黔阳四境鸡犬皆尽。川湖何腾蛟进攻之。自成营于罗公山倚险筑堑为久屯计。势弥蹙食尽逃者益众。自成自将轻骑抄掠何腾蛟伏兵邀之大败杀伤几尽。自成以数十骑突走村落中求食村民皆筑堡自守合围伐鼓共击之。自成麾左右格斗皆陷于淖。众击之人马俱毙村民不知为自成也。截其献腾蛟验之左胪伤镞始知为自成。李过闻自成死勒兵随赴仅夺其尸灭一村而还结草为以衮冕葬之罗公山下。”1而后来纂修乾隆四年刊行的《明史》中则说李自成窜死于湖北通山九宫山。1《明清史料》甲编第一本。 1《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八《李自成之乱》。 乾隆十一年任澧州知州的何璘根据实地考察所得针对《明史》撰写有《书李自成传后》一文。关于李自成之死由于野史所载不一他特记备考。“余以澧志不备周咨遗事有孙教授为余言：李自成实窜澧州。因旁询故老闻自成由公安奔澧。其下多叛亡至清化驿随十余骑走牯牛坝在今安福县境复弃骑去独窜石门之夹山寺为僧今其坟尚在云。余讶之后至夹山见寺旁有石塔覆以瓦屋塔面大书奉天玉和尚。前立一碑乃其徒野拂所撰文载和尚不知何氏子。夫奉天岂和尚所称？曰玉、曰何氏子盖寓言之亦讳言之也。遍问寺僧对不甚详。内有一老僧年七十余尚能记夹山旧事云和尚顺治初年入寺是律门不言来自何处其声似西人。后数年复有一僧来云是其徒乃宗门自号野拂系江南人事和尚甚谨。和尚卒于康熙甲寅岁三月约年七十。和尚临终有遗言于野拂彼时幼不与闻。奉天和尚为其自号野拂即以名其塔。寺尚藏有遗像命取视之则高颧深■鸱目曷鼻状貌狰狞与《明史》所载相同其为自成无疑。自成之构乱也初僭号奉天倡义大元帅后复僭号新顺王。其曰奉天玉和尚盖以奉天王自寓加点以讳之而玉又玺质天子之所宝殆讫死不去僭号。与泰山贼王同一行径可叹也。而野拂以宗门为律弟子事之甚谨又题称不知何氏子寓尊奉于讳言岂其旧日谋臣相与为左右者欤？”1民国初年章太炎也赞同这李自成禅隐说。并亲自到湖南石门夹山考察访得李自成《梅花百韵》诗五撰写了《李自成遗诗存录》及《再书李自成事》等文。认为李自成窜死九宫山说“无诚证”“不可信”。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郭沫若为通城县李自成墓题写了墓碑。接着由李文治等几位学者进行了考证认为李自成于1645年5月死于通山县九宫山。为此通山县在九宫山麓修建了“闯王陵”。 八十年代初湖南石门县在夹山寺西坡掘了奉天和尚墓出土了一批珍贵的文物进一步印证了何璘之说不是虚传而是确实可信的。从此李自成禅隐夹山和九宫山被击毙的两种说法并存。 1清乾隆《澧州志林》卷二三。 第二节张献忠张献忠（16o6—1647）字秉吾号敬轩延安肤施（今陕西定边东） 人。与李自成同岁。出身贫苦家庭。从小聪明倔强跟着父亲做小生意贩卖红枣。他当过捕快后又来到延绥镇当一名边兵。生性刚烈爱打抱不平为此几乎丢了性命。他因被人陷害犯了“法”当斩“主将陈洪范奇其状貌为请于总兵官王威释之”1最后以“鞭一百免”2。革役后他逃回到老家。 天启末年陕西全境灾荒不断。陕北又生了严重的干旱和虫灾禾苗枯焦饿殍遍野。农民无法生活下去最终只有铤而走险起来造反。陕北地区先爆了农民起义并很快形成燎原之势。最初有府谷的王嘉胤、王自用起义他们占领了黄龙山。接着宜川王左掛、安寨高迎祥、洛川张存孟、延川王和尚、汉南王大梁等纷起响应斗争烈火燃遍了陕西全境。不久李自成在米脂起义后参加了高迎祥的义军。 崇祯三年（163o）张献忠在家乡聚集十八寨农民也组织了一支队伍响应王嘉胤等起义。他自号“八大王”。由于他“身长瘦而面微黄须一尺六寸僄劲果侠军中称为‘黄虎’”3。这一队伍初属王自用后自成一军。因他小时读过一点书又受过军事训练为人多智谋果敢勇猛很快就显示了指挥才能他的部众成为当时以王自用为盟主的三十六营中最强劲的一个营。从此张献忠随着义军转战于陕西、山西、河南、安徽、湖北、四川等地屡立战功。他的队伍也由几千人展到几万人成为最强大的一支部队。在与官军的作战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崇祯六年（1633）冬义军大部分渡过黄河南下张献忠所部是以高迎祥为盟主的十三家之一。 崇祯八年（1635）各路义军被官军围困于河南。为了冲出包围圈十三家义军领在河南荥阳举行了军事会议。商讨结果决定分兵定向打破官军的围剿计划。会后张献忠和李自成在闯王高迎祥的率领下向东挺进。这支东路军的主力就是张献忠的部队。他的部队作战勇猛连破河南的固始和安徽的霍丘等州县直指明朝的中都凤阳。 作为东路军先锋的张献忠部队在大雾弥漫的清晨包围了凤阳城。不到半天工夫就全歼了守卫凤阳的两万官军击毙守将朱国正等人俘获了凤阳知府颜容暄并当着百姓的面历数他的罪行后处以死刑。张献忠把胜利品和府库里的粮食分给当地的贫苦农民又叫农民和四乡百姓砍光皇陵的几十万株松柏还拆除了周围的建筑物和朱元璋出家的龙兴寺（又名皇觉寺）然后放火烧了皇帝的祖坟。 这件事对朝廷震动很大崇祯帝得知消息后立即穿上丧服跑到太庙跪在祖宗的牌位下放声大哭；并下令朝廷官员素衣素食办理公务表示哀悼。一向推诿责任的崇祯帝这次又把责任推在别人身上撤了兵部尚书的职杀了凤阳巡抚和巡按御史的头又把早已革职闲住的五省督师拉出来定了死罪。尽管如此严厉官军的将士仍然挡不住张献忠部队的纵横驰骋和进攻。1《明史》卷三o九《张献忠传》。下引本传者不另作注。 2《绥寇纪略》卷六。 3张邦伸：《锦里新编》卷十《张献忠》巴蜀书社1984年影印本。 张献忠攻下凤阳后又挥师南下接连攻克庐州（今安徽合肥）、安庆、和州、滁州一直沿长江打到江苏的仪征一路所向披靡。后来又回师向西经英山、霍山同马守应部会师于湖北麻城。接着从湖北进入河南又进入陕西由商雒打回关中。张献忠转战千里忽东忽西选择官军的薄弱环节打破了官军企图在中原围歼义军的战略计划。张献忠回到关中后与高迎祥在凤翔会合。又在陕西与明朝兵部尚书洪承畴统率的官军进行了几次战斗洪承畴手下的大将如艾万年、曹文诏等人都被义军斩杀官军损失惨重。义军遂转而直插河南。 崇祯九年（1636）初义军部队已展壮大到几十万人在河南会合时常连营百里而当时张献忠的部队就有十万人以上。九月闯王高迎祥不幸遇伏被俘壮烈牺牲。李自成等大部转战于潼关以西地区张献忠所部遂成为潼关以东地区官军攻击的主要目标。张献忠所部转战于鄂、豫、皖时多次打败官军。“入河南袭破许州杀左良玉兄”1获物资巨万。三月在安庆■家店的战斗中又击毙明将潘可大等人。但是由于义军各部缺乏统一部署和协同行动每部各自为战崇祯十一年（1638）春各路义军均连遭挫折。特别是崇祯十年（1637）四月明朝兵部尚书、内阁大学士杨嗣昌策划了“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围剿战略李自成在陕西遭到几次失败刘国能等也在河南叛变投降都给张献忠的队伍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张献忠在进袭南阳的战斗中被左良玉军击败本人也受了伤幸被部下孙可望力救脱险遂带部队退居谷城（今属湖北）。在官军的强大攻势下为了保存实力张献忠在谷城、罗汝才在郧阳分别接受了兵部尚书熊文灿的“招抚”。受“招抚”后张献忠拒绝接受改编和调遣不接受官衔保持了独立性。他把四万人的部队分布在总部谷城的四郊分四营各设一员大将率领。在休整期间集草屯粮打造军器招兵买马训练士卒。张献忠还经常请人给他讲《孙子兵法》并结合战例总结经验和教训等待时机东山再起。 崇祯十二年（1639）五月张献忠在谷城重举义旗。义军很快打垮守备谷城官军杀了县令阮之钿和巡按御史林铭球拆毁城垣劫库纵囚。明监军道张大经和马廷宝、徐起祚被迫投降。张献忠离开谷城时把官府上下大小官员向他索贿的名单、数字和时间都详细地写在城内外的墙壁上使百姓看清了明朝政治的腐朽。 张献忠再起时罗汝才、马守应部也起而响应并到谷城与张献忠会合。隐伏在商雒山中的李自成也重整旗鼓经湖北郧、均地区进入河南。农民起义的烽火又一次在中原大地上熊熊燃烧起来。 熊文灿得知义军再起的消息立即调左良玉和罗岱领兵追剿。张献忠将大军埋伏在房县以西的罗猴山张网布阵并派出一支队伍佯攻败退引诱官军入山伏兵围攻官军一万多人全部溃散罗岱被活捉左良玉丢盔弃甲伏鞍而逃连军符印信也丢失了。崇祯帝一怒之下撤了熊文灿的职并予逮杀；左良玉降三级带罪随军立功。接着改派大学士、兵部尚书杨嗣昌督师总督以下并听节制再次展开对农民军的大规模围剿。 杨嗣昌一到襄阳就抛出他策划的“四正”、“六隅”、“十面张网” 的战略。会师十万并檄河南、四川、陕西、郧阳诸抚镇将领分扼冲要1《平寇志》卷十二。 主要任务是全力围剿张献忠和李自成。起初张献忠不了解情况接连失利非常被动。后来通过情报摸清了官军底细他说服罗汝才两军联合加强了义军的力量。义军“以走制敌”、“避实击虚”、出没无常的战术对付官军。同时张献忠加强了情报工作派出很多机灵的军士扮成商人小贩四处探听消息。老百姓也常把官军的动向告诉义军还常给张献忠的队伍做向导。因此能及时掌握敌情迅采取军事行动打得官军措手不及。然后迅转移使官军摸不清义军的去向难以追击。官军的主力部队不是扑空就是遭到埋伏而损兵折将。但是义军被困在官军的包围圈里非常不利随时都有被围歼的危险。为此张献忠认为必须彻底粉碎官军的围剿计划跳出圈外去作战才能更有力地打击官军。 崇祯十三年（164o）闰正月张献忠在枸坪关被左良玉击败率部突入四川。入川途中在太平县的玛瑙山又受到郑崇俭和左良玉的夹击伤亡惨重。接着又受到湖广军、四川军和陕西军的追击堵截义军连受重创退居兴安归州山中又被左良玉等军围住义军陷于困境。为此张献忠利用杨嗣昌和左良玉的矛盾派人携重宝贿左良玉说：“献忠在故公见重。公所部多杀掠而阁部猜且专。无献忠即公灭不久矣。”1左良玉斗志松懈张献忠乘机收聚散亡在山民的帮助下走出兴安与罗汝才等部会合。张献忠又利用四川巡抚邵捷春和杨嗣昌之间的矛盾集中兵力猛攻邵捷春防守的新宁（今四川开江）。邵捷春根本没有想到义军如此神官军一触即溃。义军突破新宁防线后顺利地进入了四川。义军的入川打破了杨嗣昌的围剿计划并在军事上也从防御转入了进攻。杨嗣昌刚愎自用满以为官军已把张献忠、罗汝才等部包围在鄂、川、陕三省交界地区胜利在握了。但实际上是“总督之令不能行于将帅将帅之令不能行于士卒”1。张献忠尽量避免与官军打阵地战而采取“以走制敌”的策略一昼夜能行三百余里快流动常常把官军搞得顾此失彼腹背受敌疲于奔命。 崇祯十三年十二月杨嗣昌眼看无法消灭义军就采用“招抚”办法妄图分化瓦解。他宣布赦免罗汝才罪归降者授以官职唯不赦张献忠有能擒获张献忠者赏万金封侯爵。但第二天杨嗣昌驻地的墙壁上就出现“有能斩督师来献者赏银三钱”2的布告。义军针锋相对的回击使得杨嗣昌非常沮丧并怀疑左右都通义军。 崇祯十四年（1641）正月张献忠已在四川转战了近半年。这时义军在开县黄陵城被官军左良玉部追及左部参将刘士杰、游击郭开力立即出战义军以逸待劳张献忠抽出一支精兵绕到官军后方出击。左良玉逃走刘士杰、郭开力被击毙官军将士死伤过半义军获得全胜。 接着张献忠挥师出川一昼夜急行军兵锋直指鄂中。当义军到达当阳时驻守的官军还在睡梦之中。张献忠还作了一歌谣嘲笑官军：“前有邵巡抚（邵捷春）常来团转舞；后有廖参军（廖大亨）3不战随我行。好个杨阁部（杨嗣昌）离我三天路！”11《明史》卷二七三《左良玉传》。 1《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八。 2《明史》卷二五二《杨嗣昌传》；《绥寇纪略》卷七。 3邵捷春被逮其军由廖大亨代之。见《明史·邵捷春传》。 1《滟滪囊》卷一。 二月张献忠率部攻克襄阳。襄阳是明朝的军事重镇军需饷银都聚集在城内。张献忠以所获饷银分十万两赈济饥民并将襄王朱翊铭和贵阳王朱常法等处死。义军受到百姓的拥护欢声雷动。至此张献忠完全粉碎了杨嗣昌的“四正六隅”计划彻底摧毁了他所谓的“十面网”。杨嗣昌听说张献忠挥军出川急忙逃回宜昌。在沙市他得知李自成攻破洛阳杀了福王的消息自知死罪难逃因而忧惧而死。左良玉被削职带罪领兵。 义军接着又渡长江攻下樊城与罗汝才合兵北上。四月攻应山不下转攻随州克之。六月张献忠率部打南阳东略信阳。七月张献忠又陷郧西至信阳。杨嗣昌死后崇祯帝命陕西三边总督丁启睿接任督师继续围剿义军。原在一边观望不战的左良玉亦率部前来追击张献忠。秋八月张献忠在信阳为左良玉部所败带伤出商城走英山方向又被王允成击败“众道散且尽从骑止数十”。在此之前罗汝才与张献忠不合投奔了闯王李自成。信阳败后张献忠也往投李自成。李自成“以部曲遇之不从自成欲杀之”为罗汝才阻止。罗汝才私赠五百骑张献忠自河南经安徽东下。这时李自成的义军正围攻开封。督师丁启睿和左良玉等官军主力都北上救援开封。年底张献忠乘间陷亳州入英、霍山区与“革左五营”相见“革左五营”是由老回回马守应、革里眼贺一龙、左金王贺锦、争世王刘希尧、乱地王蔺养成五营联军组成的。从此义军的声势又复振。 崇祯十五年（1642）二月张献忠率汇合后的义军攻陷舒城、六安进克庐州杀知府郑履祥。又连下无为、庐江并在巢湖训练水军。接着又打败了总兵官黄得功、刘良佐的官军。张献忠义军的胜利使“江南大震”。凤阳总督高斗光、安庆巡抚郑二阳被逮治起用马士英代之。十月张献忠义军被官军刘良佐部击败张献忠率部西走郸水。“革左五营”北投李自成。左良玉为避李自成尽撤湖广兵东下。张献忠乘机攻占黄梅。 崇祯十六年（1643）正月张献忠率部乘夜攻下郸州。三月义军连下郸水、黄州、麻城。在麻城张献忠招募得数万人。五月义军西取汉阳从鸭蛋洲渡过长江迅攻占武昌府城。武昌为楚王朱华奎的王府所在地。守城官吏闻风而逃楚王所募兵为之内应大开城门迎接义军。张献忠处死楚王后“尽取宫中金银各百万辇载数百车不尽”1。银六百余万两赈济武昌、汉阳、六安等地饥民。 在武昌张献忠自称“大西王”建立了大西农民政权。设六部和五军都督府及委派地方官吏。“改武昌曰天授府江夏曰上江县”并开科取士招揽人才共录取进士三十名廪膳生四十八名都授以州县官职。这时李自成也在襄阳建号称王并对张献忠占据武昌十分不满。李自成使人贺曰：“老回回已降曹革左皆死行及汝矣。”此时左良玉兵复西上大西政权官吏多被擒杀。“献忠惧谋去之”2。两境相接形成了并立的两大农民军势力。张献忠力弱无法与李自成对抗。八月张献忠率部南下湖南以二十万重兵攻占岳州。随后进攻长沙明总兵尹先民、何一德投降。张献忠占据长沙后宣布免征三年税粮。接着又攻取衡州及其所属州县所到之处义军纪律严明。清人刘献廷记载说：“余闻张献忠来衡州1《平寇志》卷六。 2《罪惟录·列传》卷三一。 不戮一人以问娄圣公则果然也。”1九月义军攻占永州兵威所震使广东南雄、韶州属县的官兵“逋窜一空”。明分巡南韶副使王孙兰吓得自缢而死2。十月义军占领杨嗣昌老家常德府武陵县对杨嗣昌父子及其家族仗势作恶的罪行进行了清算。张献忠的令牌曰：“照得朱（诛）贼杨某昔年曾调天下兵马敢抗天兵某幸早死于吾忍（刃）矣。今过武陵乃彼房屋土田坟墓在此。只不归顺足矣为何拴同乡绅士庶到处立团。合将九族尽诛坟墓尽掘房屋尽行烧毁；霸占土田查还小民。有捉杨姓一人者赏银十两；捉其子孙兄弟者赏千金。为此牌仰该府。”3说明义军对官绅恶霸的无比憎恨。 在义军攻占武陵的同时张献忠亲自领兵向江西萍乡进攻陷万载分兵两路攻下袁州。袁州是江右门户失去袁州则“江右全省皆坏则两广咽喉断而金陵之藩篱撤矣”4。在左良玉官军的反攻下袁州又为官军夺取。由于左良玉部士兵暴虐明廷被迫撤回其兵以招募当地兵戍守。张献忠利用官军调换的时机突袭吉安连占吉水、永新、安福、泰和等县并分设地方官吏安抚百姓再次夺回袁州。十二月在江西总督吕大器带兵反扑下吉安等县又先后失陷。张献忠在江西受阻后随即回师再据岳州。明廷急派左良玉移镇武昌并分兵两路一攻岳州一攻江西袁州两地再度给官军占领。为此张献忠决定北上在嘉鱼（今湖北境内）沿江一带埋伏部队大败左良玉的精锐部队使“良玉军遂不振”1。张献忠又在沿途收降官军编为新附营军容较前更盛。这时张献忠控制了湖南全部及湖北南部广东、广西北部的广大地区。为了将来的展张献忠决定进军四川。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张献忠率部向四川进。义军攻克夔州“至万县水涨留屯三月”。接着连克梁山、忠州和涪州击败总兵曹英破佛图关秦良玉率兵来战被义军击败逃走。义军攻克泸州后于六月二十日占领川北重镇重庆。从汉中逃来的瑞王朱常浩、巡抚陈士奇、兵备副使陈纁、知府王行俭等一批明朝宗室和官僚被义军俘获并处死。七月初四日张献忠命刘廷举守重庆。他亲自率义军分三路向四川府成都挺进。沿路州县“望风瓦解烽火数百里不绝成都大震”2。四川巡抚龙文光由顺庆驰援成都又调总兵刘镇藩及附近土兵守城。一时“成都援兵四集献忠使其众伪为援兵混入城中龙文光不能辨”3。八月初七日义军从四面同时攻城里应外合三日城破。 八月初九日农民军攻克成都。明藩成都王朱至澍、太平王朱至渌自杀四川巡抚龙文光、巡按御史刘之渤、按察副使张继孟等明朝派驻四川的主要官员因拒不投降均被农民军处死。“初李自成使马珂入川攻陷顺庆。”九月命将马珂据守绵州张献忠派艾能奇往攻之不克亲自去指挥马珂1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二。 2《明史》卷二九四《王孙兰传》。 3杨山松：《孤儿吁天录》卷十六。 4《崇祯长编》。 1《明史》卷二七三《左良玉传》。 2《蜀碧》卷二中华书局1985年版。 3顾山贞：《客滇述》上海书店1982年版。 败走汉中1。十月李定国攻克保宁；孙可望下龙安使王运行守之又率兵攻茂州克之。接着艾能奇又攻克雅州。至此四川大部地区被张献忠的农民军所控制。 十一月十六日张献忠在成都称帝2建国号“大西”改元“大顺”以成都为西京。大西政权建立后设置左右丞相六部尚书等文武官员。命“汪兆麟为左丞相严锡命为右丞相”。以王国麟、江鼎镇、龚完敬等为尚书。大西政权颁行《通天历》设钱局铸“大顺通宝”行用。开科取士选拔三十人为进士3任为郡县各官。大西政权宣布对西南各族百姓“蠲免边境三年租赋”。张献忠的号令森严不许“擅自招兵”“擅受民词”“擅取本土妇女为妻”4违者正法。张献忠封四个养子为王孙可望为平东王刘文秀为抚南王李定国为安西王艾能奇为定北王。 在军事上大西政权设五军都督府中军王尚礼前军王定国后军冯双礼左军马元利右军张化龙。分兵一百二十营有“虎威、豹韬、龙韬、鹰扬为宿卫”设都督领之。城外设大营十小营十二中置老营名为御营献忠居之。又命孙可望为平东将军监十九营；李定国为安西将军监十六营；刘文秀为抚南将军监十五营；艾能奇为定北将军监二十营。分兵四出“遂据有全蜀”。 不久四川各地的明朝将领曾英、李占春、于大海、王祥、杨展、曹勋等纷纷聚集兵马袭击大西农民军屠杀大西政权地方官员给大西政权很大威胁。对此张献忠进行了严厉的镇压。 张献忠命孙可望往取汉中被李自成部将贺珍击败。张献忠亲往救援道经梓潼七曲山“仰视神庙题额张姓曰：‘此吾祖也。’追上尊号曰始祖高皇帝”。命修庙刻石祀之1。部将刘进忠入据保宁府部将马元利克顺庆守之。乙酉年元旦过后张献忠于初三日对部下说：“三国以来汉中原属四川今吾定都于川不取汉中难免他人得陇望蜀乎？闻闯王遣马爌守汉中爌庸才耳若不早取他日易以能人则难图也。”2为了保证四川的安全他派平东、虎威二将军向北平定汉南地区。又命都督张广才早灭曾英以便打开东下的道路。十六日农民军其名、张广才两军齐不知李自成以贺珍代马爌。结果大西军的三万兵马被贺珍部击败。 大顺二年（清顺治二年1645）夏南明福王弘光政权灭亡。十一月清朝用剿抚兼施的策略一面以何洛会为定西大将军进剿四川一面派人下诏诱降张献忠劝说他归顺清朝。诏书说：“张献忠前此扰乱皆明朝之事”表示谅解“张献忠如审识天时率众来归自当优加擢叙世世子孙永1又见《蜀难叙略》曰：“九月李自成遣贼将马科（珂）至绵州献逆使孙可望与战为所败。自往击之科乃遁归汉中。” 2《客滇述》曰：“张献忠自称秦王”。 3《锦里新编》卷十《张献忠传》曰：“开科取士中乡试者八十人中会试者五十人。”又曰：“献自为万言策评古今帝王以西楚霸王为第一。”此与《蜀碧》卷二同。又《寄园寄所寄》曰：“会试进士得一百二十人。” 4《平寇志》。 1《蜀碧》卷二。 2《滟滪囊》卷三。 享富贵”。并威胁说“倘迟延观望不早迎降大军既至悔之无及”3。然而张献忠置之不理反而增强了抗清的决心。这时何洛会率领的清军被陕西的义军所牵制所以一直没有入川。 张献忠的大西政权和农民军除了与明朝在四川的残余军队对抗外还要同四川的地主武装作斗争。原川陕总督樊一蘅仍任原职南明政权又任命原大学士王应熊为兵部尚书总督川湖云贵军务并赐尚方宝剑便宜行事驻扎遵义主持对张献忠作战。是年三月明四川巡抚马乾派副将曾英带兵攻陷重庆。接着阁部王应熊会兵遵义副将杨展、屠龙、莫宗文、贾登联等请复川南。“起甘良臣为总统副以侯天锡、屠龙合参将杨展游击马应试、余朝宗所携溃卒得三万人。”1于三月攻陷叙州大西农民军损失一千余人。时副将曹英、参政刘鳞长及部将于大海、李占春、张天相等都受樊一蘅节制有兵十余万。他们不断地向农民军动攻击妄图恢复失地。张献忠时驻扎金山铺欲肃清新附不坚者刘进忠谏曰：“生灵不可妄杀也。”2张献忠不纳反调刘进忠回金山铺会剿刘进忠疑之遂向北走投清军。 大顺三年初清朝改派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和吴三桂等统率满汉大军全力向大西农民军扑来。当时明参将杨展领兵复夺川南州县率师北指与张献忠的部队激战于彭山的江口张献忠大败退回成都。杨展由南面逼向成都。王应熊又派曾英为总兵王祥为参将联师进攻阻挡农民军的东下。他们对大西农民军进行疯狂的袭击严重地威胁着大西农民政权。对此张献忠针锋相对给予坚决的回击。五月豪格率清军攻占汉中。七月为了北上陕西抗击清军张献忠决定放弃成都。并“尽杀其妻妾一子尚幼亦扑杀之”。他对孙可望说：“我亦一英雄不可留幼子为人所擒汝终为世子矣。明朝三百年正统未必遽绝亦天意也。我死尔急归明毋为不义。”1表明了张献忠联明抗清的决心。接着分其兵为四并命令四位将军各率兵十余万向陕西进。九月间张献忠率部离开成都北上迎击清军。十一月张献忠大军扎营于西充凤凰山。 当时形势紧张原大西军将领刘进忠叛变后先在合州（今四川合川） 同明军曾英勾结后又出保宁（今四川阆中）去投降了南下的清军统帅豪格。清军以刘进忠为向导带领清军进入川北。十一月二十六日豪格派护军统领鳌拜等将领分率八旗护军轻装疾进出其不意对农民军起突然袭击。二十七日晨清军隔太阳溪与张献忠的农民军相遇。面对这意外的突然来袭张献忠临急应战指挥农民军马步兵分两面抗击清军。这时清军统帅豪格率大军继至遣参领格布库等向农民军右翼进攻都统准塔攻击农民军左翼。战斗打得非常激烈清军将领格布库等被农民军击毙农民军也遭到了惨重的损失。 张献忠“初不为备闻兵至犹以为他寇身衣蟒半臂腰插三矢引牙将临河视之。”刘进忠为清将指点说：“此八大王也。”2清将急暗箭射3《清世祖实录》卷二一顺治二年十一月戊辰。 1《蜀碧》卷三。 2《滟滪囊》卷三。 1王源鲁：《小腆纪叙》。 2王源鲁：《小腆纪叙》《献忠屠蜀》。 之张献忠不幸中箭。时年仅四十二岁。 张献忠死后他的部众“以锦褥裹尸埋于僻处而遁”。清军“求得而斩之枭其于成都”1。另据清靖远大将军和硕肃亲王豪格等奏报：“臣帅师于十一月二十六日至南部侦得逆贼张献忠列营西充县境随令护军统领鳌拜、巴图鲁等分领八旗护军先。臣统大军星夜兼程继进于次日黎明抵西充。献忠尽率马步贼兵拒师鳌拜等奋击大破之斩献于阵。”2张献忠牺牲后他的部将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冯双礼等率领农民军向南在重庆受到明军曾英部的阻击农民军击毙守将曾英后继续向贵州方向转移。后与南明联合共同抗击清军转战在西南各省的广大地区坚持了近二十年直到清朝的康熙初年。 1王源鲁：《小腆纪叙》《献忠屠蜀》。 2《清世祖实录》卷二九。按：《清史列传·豪格传》曰：“豪格亲射献忠殪平其垒百三十余所。”另据张岱《石匮书后集》卷六三《张献忠传》曰：“未几献忠以病死于蜀中。”第三节马守应马守应绰号“老回回”3陕西绥德人。只知他出身于边兵家世和生年均不详。他是明末农民大起义中最早起义而又坚持到底的重要领袖之一在回族人民反压迫斗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在明代回回已遍布全国。陕西北部延安府和马守应的家乡绥德州以及甘肃东部平凉、庆阳等地曾是回民分布较多的地区。明中叶以后由于吏治败坏、军政废弛和土地问题严重导致流民外逃现象愈来愈普遍。这一带的回民每当麦熟时节便携带妻小辗转流徙靠拾麦穗或者卖药来维持最低下的生活遇到灾荒年景更加贫困无依便纷纷起来暴动反抗地方官府。回民起义常常同汉民联合即“与荒民合党”1而汉族农民起义也有当地回民参加。为此陕西官府专门对回民规定了不许持兵器、不许群聚、不许抢掠的禁条而且设法严防汉族军民“附回”造反。这说明在西北回汉杂居地区回、汉两族人民的联合斗争成为阶级斗争的一种较为普遍的形式。崇祯元年陕西大旱草木枯焦出现了赤地千里、人相食的惨状。而明朝官府却不顾人民的灾难对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各族农民仍旧“严为催科”2毫不留情这无异火上加油更加激起反抗的怒火。长时期的民变和兵变在天启末年和崇祯初年终于在天灾频繁的陕北、陇东地区汇成了农民大起义的洪流。从明统治者所掌握的情况表明当时陕西流民武装的成份“有饥民有镇兵有回夷”3“回夷”是明统治者对回民的侮辱性称呼这充分说明回族人民是明末农民大起义最早难的主力之一。天启七年（1627）十一月揭开明末农民大起义序幕的白水县民王二掀起的暴动就与这一带的回民起义有直接关系王二劫了宜君县狱之后率众投入到白水县苜蓿沟回民起义军营垒里去而白水县苜蓿沟的回民早在万历年间就已经在这一带坚持抗明斗争了。到了崇祯初年陕西鄜州、中部、雒川、宜川之间的回民便乘机而起很快就展到数万之众。 “老回回”马守应正是在浩浩荡荡的起义洪流里涌现出的一位杰出的农民英雄。马守应最早是与高迎祥、罗汝才等人以边兵身份共同揭起义旗的。边兵或者叫镇兵他们的起义主要是由于明朝廷财政困难和军官长期克扣军饷所致从天启末年到崇祯二年延绥、宁夏、固原三镇的军饷竟积欠了三十六个月士兵无衣无食忍无可忍纷纷逃散并与饥民联合起义反抗。而在边兵当中不仅有汉族也有回族、蒙古族的成员所以高迎祥、马守应的这支队伍就是由所谓“夷汉降丁”组成的“坚甲铁骑兵有纪律”1的汉、回各族联合的流民武装开始时他们转战在甘肃东部和陕西北部一带崇祯三年（163o）三月马守应与八金刚、王子顺（据说就是白水举义的王二）等几支义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破襄陵、吉州、太平。崇祯四年马3据史料记载当时使用“老回回”绰号的有马守应、马光玉和孙昂等数家说明回民参加明末农民起义者不止一支。本文专述马守应一支。此文采自白寿彝主编《回族人物志》。1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一。 2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五。 3戴笠、吴殳：《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四。 1谈迁：《国榷》卷九五。 守应与高迎祥都成为以紫金梁（王自用）为的三十六营农民起义军中的著名领。崇祯五年马守应与紫金梁等一度进军河南活动于清化、修武不久转入太行山。崇祯六年五月马守应又与混天王等率军数万出太行山东进河北逼邯郸、沙河诸县。这一年紫金梁不幸牺牲三十六营起义军由高迎祥率领他们又由黄河北岸渡渑池突出豫西开辟新的反明战场。 崇祯七年（1634）三月马守应的一支武装连同过天星、满天星等共五营以疾风般的度由豫西进入湖北经枣阳、巴东西入四川攻破川东重镇夔州远近震动这是明末农民军最早进入四川的一支武装。马守应与过天星等三万人马在川东停留的时间很短。 不久他们又返回湖广在郧阳的黄龙滩作短暂屯聚后又转入陕南商雒山区同混世王等几支农民军数万人一道面对强大明军的包围展开了艰苦的反围剿战斗。他们曾突入关中连营五十里猛扑西安使明皇朝在西北的政治中心受到威胁。崇祯八年八月马守应等营由陕南商雒东进河南开辟了淅川山区作为据点在豫西卢氏、永宁、陕州、灵宝、南阳一带坚持抗明斗争。 马守应率领所部转战各地飘忽不定以灵活多变的战术打击敌人常常以智诱敌或者反败为胜。崇祯八年（1635）十月夺取陕州之役马守应让部下打扮成明军模样到陕州诈称换马乘机突入关厢出敌不意一举夺取了这座豫西北的重镇。崇祯九年七月农民军领袖高迎祥在陕西作战中不幸被俘牺牲八月马守应率军进攻河南省开封府城火焚西关明廷深为震恐。在河南鄢陵、扶沟明军左良玉率部紧追马守应不舍。左良玉是颇为凶悍狡猾的马守应沉着应战并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向郑州方向转移并避入深山派人骂阵诱敌。被激怒了的左良玉率军追入夹山被马守应义军团团围住不久粮尽援绝左良玉自杀未遂后来才率残部突围狼狈逃窜这是马守应以智胜敌的一个典型战例。正由于马守应在流动作战中的胜利和不断给官军以打击他在明封建统治者眼里被认为是属于农民军里“反复狙诈怙恶不悛”1的一个。也正由于马守应在农民军中是一个很有军事才能和作战经验的“多权谲”1的英雄人物他受到各支义军的信赖并被奉为“谋主”。2崇祯九年七月闯王高迎祥的牺牲使农民军遭到严重损失农民战争一时陷入了低潮就在这时马守应不仅耀威开封痛击左良玉而且抓住战机开辟新战场。他乘秋高足食和官军不备联合罗汝才、张献忠等营共二十万人马马守应被推举为盟主、总掌盘子这说明他一度在各支农民军中处于相当高的地位。这支大军由豫西南经湖北襄、樊浩浩荡荡沿江长驱而下进军至湖北东部与久据大别山区的英山、霍山地区的革里眼（贺一龙）、左金王（贺锦）等营会合从崇祯十年（1637）到十五年（1642）间回、革、左等营农民军主要活动于安徽、河南、湖北三省交界地带开辟和坚持了大别山区的斗争。马守应与革、左诸营善于利用山区的险阻盛夏时在深山休整秋高马肥再主动出击又能避开官军的围攻和追击。他们还善1郑廉：《豫变纪略》卷一。 1吴伟业：《绥寇纪略》卷四。 2戴笠、吴殳：《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九。 于侦察敌情掌握主动各地老百姓包括“星卜市贩之流多为所用”3官军的虚实动静农民军了如指掌。他们可以根据敌我力量的对比采用“兵多则窜少则迎敌”“官兵未至旋即奔逸”4的灵活战术主动攻击。所以镇压农民起义的明朝将官们在屡败之余也一再哀叹。由于回、革、左诸营受到当地百姓的支持在江淮一带竟然出现了“贼为主兵反为客是以多败”的“民贼莫辨”5的局面。就这样马守应与革、左诸营的铁骑纵横驰骋在大别山区和江淮平原他们曾占据过和州、含江、江浦明统治者的陪都金陵也暴露在农民军面前以致沿江戒严所在告警。农民武装沉重地打击了明皇朝在这一地区的封建统治秩序有的地方官吏慑于农民军的威势不得不“絜印视事于濒江洲渚”在安庆竟出现了明朝守将与农民军之间“有无贸易酒食交欢”1的情况明皇朝的威严扫地以尽以致凤阳总督朱大典受到罢官的处分。在农民战争处于低潮的几年中回、革、左诸营在江淮的斗争有力地配合了其他各支农民武装的活动为不久李自成、张献忠的东山再起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马守应不仅足智多谋能征惯战而且如同许多的农民起义领袖一样他也是一位具有革命气节的英雄。明统治者曾经多次向他诱降都被拒绝。崇祯九年马守应在河南淅川军营里还杀死了前来劝降的明朝总兵王进忠然后移营而去2。这也是明统治者把马守应视为“反复狙诈怙恶不悛”者的一个原因。 崇祯十五年（1642）李自成起义军进一步壮大马守应率部北上正式并入李自成的闯王旗帜下主要在湖北西部和湖南西北部一带活动攻占了夷陵、澧州、常德等重要城市这期间马守应还率军在河南配合李自成参加过几次重要的击败明军主力的战役挥了积极作用。李自成在北上之前曾授予马守应为“永辅营英武将军”3的称号。李自成北上进攻北京的时候马守应继续坐镇承天、荆州、澧州等处。牵制了这一带的明朝军队成为独当一面的势力。在四川的张献忠这时也派人专程前来同马守应修好表示进一步联合对敌。 老回回马守应本人和他这一支起义军的最后结局据吴伟业在《绥寇纪略》里记载说到了崇祯末年“老回回已病死众推其妻掌营”。又说从马守应营里分出来一支别名“摇天动”的农民武装共有八营二十余万仍在江北的潜山、桐城一带坚持斗争。吴伟业的书中还有“大、小老回回”等绰号的出现。说明马守应虽然病死他的队伍并未溃散。值得注意的是到清朝顺治二年（1645）四月清朝顺治帝在诏书1里还说当时在四川有张献忠、湖北有老回回等农民武装仍在坚持抗清斗争。由参加明末农民起义到坚持清初的抗清斗争是一个有意义的转变是由反封建压迫为主的斗争转3戴笠吴殳：《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三。 4彭孙贻：《平寇志》卷三。 5戴笠吴殳：《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三。 1戴笠、吴殳：《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四、十五。 2戴笠、吴殳：《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九。谈迁《国榷》卷九五作“解进忠”崇祯九年（1636年）“巡抚河南陈必谦趋南阳令南阳知县何腾蛟谕淅川贼不听。总兵解进忠自往被杀”。3谈迁：《国榷》卷九九。 1《清世祖实录》卷十五。 变为以反抗清朝民族压迫为主的斗争老回回一支人马在湖北的抗清同顺治五年回回人米喇印、丁国栋在甘肃动的抗清斗争一样都属于遍及全国的抗清总运动的一部分代表了回族人民同汉族人民采取联合行动的正确方向。 那么《绥寇纪略》和顺治帝诏书关于老回回存亡的记载是否产生了矛盾？老回回马守应到底在崇祯末年已经病死了还是清朝顺治初年仍在坚持抗清斗争呢？问题在于对“老回回”一词的解释“老回回”应是一种旗号“老回回”有时指马守应这个人有时指马守应和他所率领的那支武装后来又指已经没有马守应的原马守应所率的那支武装。这样就可以说崇祯末年“老回回”马守应已经病死由他的妻子或者子侄辈掌营继续打起“老回回”的旗号或者使用“大老回回”、“小老回回”的旗号来统率这支重要的农民武装而顺治初年仍在湖北坚持抗清斗争的“老回回”则已经是没有马守应的那支“老回回”武装了。“老回回”马守应和他的那支武装的结局大致如此。1马守应从崇祯初年同高迎祥、罗汝才一起成为明末最早起义的著名农民领袖之一。他历经十多年的戎马生涯先后转战于陕西、甘肃、山西、河北、河南、湖北、四川、安徽、湖南等省。有三个被明统治者称为“巢穴”的最主要的活动地区陕西北部的黄龙山区这是起义最早动地区；另外两个是以商雒山区为主的陕西、河南、四川、湖北交界地区和以大别山区为主的安徽、河南、湖北交界地区。马守应和他率领的这支“老回回”武装则一直是这三大地区的积极开拓者和主力之一。特别是正当农民起义低潮时期马守应与革、左诸营坚持大别山区的斗争实际上成为当时全国瞩目的中坚力量。回、革、左的斗争及罗汝才诸营的斗争对于张献忠的入蜀对于李自成的北上推翻明朝的统治起了重要的战略配合作用。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评论明朝之所以被推翻时说这不单是李自成一支力量的作用实际上是各支农民军即所谓“群盗”的共同作用。这一评论是颇为公允之谈。马守应足智多谋能征善战同时具有坚定不渝的革命气节。 他的威名和实力使敌人闻风变色受到各路友军们的普遍尊重。因此在明末农民战争中“老回回”马守应成为仅次于李自成、张献忠的重要领袖。 最可贵的是马守应始终坚持团结合作的品质他的绰号是“老回回”说明他公开打出了民族的旗号参加到以汉族人民为主力的大起义中来他继承和扬了明代回汉联合战斗的历史情谊他同其他各支农民军领们的团结合作关系一直很好。在当时尽管明封建统治者对回族人民采取了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手段尽管封建地主阶级对于农民起义特别是对于有少数民族参加的反抗斗争总是极尽挑拨污蔑之能事但是在有关文献记载中并没有现回汉联合斗争方面生过任何纠纷。在起义军内部回汉族人民之间在马守应与各路农民军领之间没有因为民族成分的不同而产生矛盾与不团结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回汉族人民能做到这一点确是极其可贵的。马守应最早同王自用、高迎祥、罗汝才后来同张献忠、李自成、贺一龙、贺锦等1智夫成：《关于明末农民起义领袖“老回回”之死》《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1期据《（康熙）荆州府志》等材料指出“老回回”在1644年被张献忠所火并马守应本人也为张献忠所害。此事仍待考。即使“老回回”所部被火并绝不等于马守应被害。 农民军领袖们都是并肩战斗互相支援患难与共情同手足的。马守应同张献忠、李自成的关系尤为突出。崇祯初年马守应起兵反明的时候张献忠响应马守应的起兵投在他的部下受到马守应的赏识号为“黄虎”后来才独树一帜的。1不少文献提到崇祯十一年（1638）李自成在一次严重失利之后部伍失散殆尽他单人独骑由陕西商雒跑到河南淅川马守应的营里养病半年多后来由马守应分给他一部分人马再度起事反明。2这件事对于李自成后来的恢复与展壮大显然是起了作用的。特别是鉴于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后期在各路农民军中彼此猜忌倾轧事件屡有生而马守应那种始终主动团结友军共同对敌的作风就更加可贵。这种作风不仅在明末农民战争史中即使在整个中国农民战争史中也不多见这是很值得重视并给以充分估价的。11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七。 2彭孙贻：《平寇志》卷三。另见《烈皇小识》等书。 第五十五章数学中国古代数学经过先秦、两汉至隋唐的持续展在宋元时期达到了顶峰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居于世界领先的地位而到了明清时期则逐渐衰落了这是由于受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思想以及传统数学内在局限性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与此同时西方经过中世纪漫长的黑夜之后资本主义生产获得蓬勃展科学技术也随着以意想不到的度展起来。在数学方面十六世纪时笛卡儿创立解析几何学此后牛顿和莱布尼茨创立微积分学从而完成了由常量数学到变量数学由初等数学到高等数学由古典数学到近代数学的转变西方数学走到了中国数学的前面。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数学的研究方向和内容都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其中在中国数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是珠算术的展和明代万历以后西方数学的引进。中国为改变数学的落后局面和追赶世界数学主流长途跋涉了达三个多世纪。 第一节传统数学研究的衰落明代研治数学的人为数不少著述也相当多。据有关书目文献记载明代算书约有一百二十余种其数量过了以往的任何时代1。特别是在明代中国传统数学的一些重要典籍如《周髀算经》、《九章算术》以及宋元数学家的著作大多还有传本。明初编辑《永乐大典》曾将汉至明初的各种算术分类抄入事韵算字条下共三十六卷。清代纂修《四库全书》戴震等从中辑录出《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孙子算经》、《五曹算经》、《夏侯阳算经》、《五经算术》、《数学九章》（即秦九韶《数书九章》）、《益古演段》等古典数学名著。《永乐大典》算字条现尚存原著第16343—16344卷还有学者认为现存《诸家算法及序记》是《永乐大典》第16361卷的抄本2。除上列之书外从《永乐大典》现存部分中尚可见到杨辉《详解九章算法》、《日用算法》、《续古摘奇算法》、《丁巨算法》、贾亨《算法全能集》、何平子《详明算法》、严恭《通原算法》、《透帘细草》、《锦囊启源》等著作。其中有不少是早已失传的内容为后世保存了许多宝贵的数学史料。南京国子监还曾刊刻《算法大全》、《算法》、《九章算法》等数学著作。此外如王孝通《缉古算经》、李冶《测圆海镜》、朱世杰《四元玉鉴》等在民间也有流传。尽管有较好的文献基础但是明代数学家对一些古典数学名著却缺乏深入的研究明代数学的总体水平并不高。例如宋元时所取得的诸如天元术、四元术、招差术、垛积术、大衍求一术、增乘开方法等重大数学成就在明朝统治时期已大都少人理解因而没有能够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展。明代数学家程大位（著有《算法统宗》）看到开方作法本源图说是“注释不明”“不云如何作用”。顾应祥（著有《勾股算术》、《弧矢算术》、《测圆算术》、《测圆海镜分类释术》）看到《测圆海镜》里的天元术说是“反复合之无下手之处”感到“茫然无门路可入”只好在《测圆海镜分类释术》中舍弃了原著有关天元术的内容。这种情况反映了当时中国传统数学后继乏人和数学研究几乎停滞不前的严重程度。现在所说的明代数学的衰落也主要是指这一方面而言的。 1李俨：《明代算学书志》见李俨《中算史论丛》（第二集）科学出版社1954年版。2严敦杰：《跋重新现之〈永乐大典〉算书》载《自然科学研究》1987年第2期。第二节商业数学的展明代的商品经济相当达因此明代在数学理论上虽然没有什么建树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展商业数学得到了较大的展其突出表现是在当时一些重要数学著作中出现了更多的与商业贸易有关的应用问题。吴敬《九章详注比类算法大全》（现通称《九章算法比类大全》）可说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吴敬字信民浙江仁和（今杭州市）人曾任浙江布政使司的幕府。 他对浙江的经济情况如田赋、税收、人口等非常熟悉常协助当地财政官员进行工作。吴敬于景泰元年（145o）写成《九章算法比类大全》这部数学杰作。全书分十卷共一千三百二十九个应用题。第一卷前另有“卷”称为“乘除开方起例”主要介绍大数记法、小数记法、度量衡的单位、乘除算法中用字的解释、整数四则运算和分数四则运算等并给出一百九十四个应用问题的解法。第一卷至第九卷按《九章算术》分类法分为方田、粟米、衰分、少广、商功、均输、盈朒和勾股。各卷内容都是对该类应用问题的解法其中最初几个问题主要引自杨辉《详解九章算法》、刘徽《海岛算经》、王孝通《缉古算经》等称为“古问”。而结合当时社会情况的应用问题则称为“比类”。此外还有用诗词形式表达的应用问题。第十卷专论“各色开方”包括开平方开立方开高次方开带从平方和开带从立方等。吴敬在该书“比类”中收集的许多题目是与当时人们生产和生活实践特别是与商业贸易有关的应用问题。这是商品经济展在数学中的反映。十五世纪中欧洲南部各城市的商品经济也很达商业数学也有相应的展。在吴敬《九章算法比类大全》写成后二十八年意大利出现了一部相类似的著作《脱雷维沙算术》（treviso为威尼斯附近的一个地名）。其中有不少相当于吴敬书中的问题和解法如“异乘同除”、“就地抽分”、“合伙经营”、“互换乘除”等。这说明在资本主义展的萌芽时期商品经济反映到数学上东西方有类似的步伐1。吴敬这部著作的体例和内容对程大位《算法统宗》等后世数学著作有较大的影响。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王文素的《算学宝鉴》。王文素字尚彬山西汾城人。他以三十余年之功于嘉靖三年（1524）写成《算学宝鉴》一书书名全称《新集通证古今算学宝鉴》。全书共四十一卷。这是继吴敬《九章算法比类大全》之后又一部商业数学巨著。书中介绍了珠算也运用了筹算包含有结合社会需要的各种应用问题内容相当丰富。但可惜的是迄今不知这部著作是否有刊本行世。现较易见到的是北京图书馆藏抄本的影印本2。1钱宝琮：《中国数学史》科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134—136页。 2见郭书春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数学卷（二）》河南教育出版1993年版。第三节珠算术的展据现有资料推测珠算大约明于元中叶之前不太久的时间而在元代关于珠算仅有一些零星的记载。珠算明之后随着商品经济的达和算法的简化在明代逐渐得到广泛应用并且最终完全取代了筹算。明初刊刻的《对相四言杂字》是一部看图识字的启蒙著作。书中绘有算盘图也绘有算筹图说明珠算术展很快珠算盘在明初即已推广成为应该与算筹同时掌握的计算工具。明中期以前的一些数学专著如吴敬《九章算法比类大全》和王文素《算学宝鉴》等也都明确提到珠算盘并记载了一些只在珠算中才能有的口诀。如“破五诀”说：“无一去五下还四”“无二去五下还三”一或两根算筹就行了用不着“下还四”“下还三”因此“破五诀”应是珠算口诀。但这两部书又主要是介绍筹算方法的著作。这种情况表明直到明代中期在实际生活中还是筹算和珠算同时并用的。 明代算盘的式样与规格在十五世纪中期的《鲁班木经》里有明确的记载：“算盘式：一尺二寸长四寸二分大。框六分厚九分大起碗底。线上二子一寸一分；线下五子三寸一分。长短大小看子而做。”这种算盘的上下算珠之间还没有横梁只用一条绳线隔开。徐心鲁《盘珠算法》（1573）中的九档算盘图上有一珠下有五珠中间有木梁与日本的算盘相同。日本算盘是来源于这种算盘还是独立创制的还有待于深入的研究。柯尚迁《数学通轨》（1578）中所绘算盘图称为“初定算盘图式”有十三档上二珠下五珠中间用木制的横梁隔开已与现在通用的算盘相同。中国算盘的形制可能在这时已经基本定型了。 珠算的四则运算方法基本来自筹算但也有所不同。如筹算中没有加法和减法的口诀而加减法口诀则是珠算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明代的珠算著作中加法口诀称为“上法诀”如“一上一；一下五除四；一退九进一十”等等减法口诀称为“退法诀”如“一退一；一退十还九；一上四退五”等等。为提高运算度这些口诀对于珠算术是必要的而筹算术则无此必要。珠算术的乘法口诀（九九口诀）和除法口诀（九归口诀）等与元代的筹算术完全相同。此外明代珠算术中有一归口诀如“见一无除作九一起一下还一”等这种除法口诀是筹算术所没有的。 明朝人撰写的珠算书为数不少但流传下来的不多。现在有传本的有徐心鲁《盘珠算法》（1573）、柯尚迁《数学通轨》（1578）、朱载堉《算学新说》（1584）、程大位《直指算法统宗》（1592）和黄龙吟《算法指南》（16o4）等。其中以程大位的《算法统宗》流传最广影响也最大。 程大位（1533—16o6）字汝思号宾渠安徽休宁（今黄山市）人。 少年时代就很喜欢数学二十岁以后一面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经商一面研究数学问题同时向知算者请教问难并广泛收集古代与当代的数学著作。四十岁左右回到家乡专心致力于数学研究。1592年在他六十岁的时候写成《算法统宗》17卷。后来他又将该书删繁就简编成《算法纂要》4卷（1598）。《算法统宗》全称是《新编直指算法统宗》。书中详细介绍了珠算盘的定位方法、加减乘除口诀和其他简算口诀。这些口诀已相当完善至今还在继续使用。全书595个应用题全部用珠算盘演算并且还设计了用珠算开平方和开立方的方法（朱载堉在此前后也提出了珠算开方法）。万历时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在全国范围内清丈土地。《算法统宗》卷三“方田”中记有程大位专门为此创制的“丈量步车”并绘有图。这种“丈量步车”是用竹篾制成的可以卷绳类似于现在测量用的卷尺用以丈量土地。《算法统宗》出版之后很快“风行宇内”凡学习计算的人士“莫不家藏一编”1一直到清末还在出版这部著作的各种翻刻本和改编本。明末李之藻编译《同文算指》还从《算法统宗》中摘录了不少应用问题以补充西洋算法的不足。 《算法统宗》的编著和流传是从筹算到珠算这一转变完成的标志。从此这种携带方便、使用方法简便的珠算盘成为主要的计算工具一直到现在还在我国人民中间广泛地应用着充分显示了适应社会需要的创造明的强大生命力。不仅如此珠算盘和有关著作还流传到朝鲜、日本等亚洲国家并且受到了这些国家的欢迎。古希腊、罗马和俄国也曾有过算盘它们的形制与中国算盘不同并且由于使用不便而都被淘汰了其作用和影响是根本不能与中国算盘相比的。 1程大位：《直指算法统宗》程世绥序。 第四节西方数学的引进十六世纪末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作为西方殖民国家的先遣队开始到中国来进行活动。最早到中国内地的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o）他是德国数学家克拉维斯（1avius1537—1612）的学生。明朝末年由于改革历法的需要又6续聘请一些通晓天文数学的西方传教士来历局工作其中有罗雅各（janetbsp;rho159o—1638意大利人）、邓玉函（jeanterrenz1576—163o瑞士人）、汤若望（jeanadamsnetbe111591—1666德国人）等。这些人的主要活动当然是进行宗教宣传但是为了“巩固地位”、“增进自由”和使教会获得“极大的利益”他们也介绍了西方的一些天文、数学、地理、制造枪炮等科学技术知识。在数学方面这时传入的有欧氏几何、平面和球面三角学、圆锥曲线、笔算方法和一些计算工具等。西方的这些数学知识为濒于衰废的明代数学增添了新的内容引起当时中国数学家学习和研究的兴趣并且做出相当大的成绩朝着中、西数学融合的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欧氏几何这一时期最早译成中文的西方数学著作是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前六卷内容为平面几何学。所用翻译底本为克拉维斯注释的《原本》十五卷拉丁文本但仅译出原著未译克拉维斯的注释和其他研究者的成果。在稍后编撰的《崇祯历书》等著作中又介绍了《原本》后九卷及《原本》以外的属于欧氏几何体系的部分内容如正多边形多面体等。欧氏几何传入后其丰富新颖的内容及其严谨的逻辑体系和演绎方法在中国数学界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徐光启曾明确指出《几何原本》为“度数之宗”“此书未译则他书俱不可得论”“此书为益能令学理者祛其浮气练其精心；学事者资其定法其巧思；故举世无一人不当学”1。对《几何原本》的意义和重要性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徐光启、孙元化等中国数学家还撰写了一些介绍与讨论《几何原本》的专著并试图用欧氏几何的思想来研究中国古代的传统数学。清代康熙皇帝还曾请传教士南怀仁、张诚、白晋等到宫中讲授几何并将法国数学家巴蒂（1ies）的欧氏几何著作译成满文本《几何原本》。徐光启和利玛窦所译《几何原本》中确定的一些数学名词如点、线、直线、曲线、平行线、角、直角、锐角、钝角、三角形、四边形等等都一直沿用至今。在翻译《几何原本》时徐光启原来是想译完全书的但由于利玛窦反对说是“请先传此”“徐计其余”译事因而中辍。1856年李善兰、伟烈亚力译出《几何原本》后九卷这已是前六卷译出之后二百五十年的事情了。 三角函数历史悠久的平面三角学和球面三角学这时也传入中国。《崇祯历书》1徐光启：《几何原本杂议》。 中邓玉函编译的《大测》（1631）利用单位圆上有关的八条线段定义八种三角函数：正弦、余弦、正切、余切、正割、余割、正矢、余矢故称“八线”最后两种三角函数现在已舍弃不用了。三角函数表造法有“六宗”（圆内接正六边形、正四边形、正三角形、正十边形、正五边形、正十五边形的边长求法即求sin3o°、sin45°、sin6o°、sin18°、sin36°、sin12°的函数值）“三要”（指sin2a+cos2a=1倍角公式和半角公式）“二简”［指公式：sina=sin（6o°+a）-sin（6o°-a）sin（a±b）=sinanetb］等方法。此外还有正弦定理和正切定理。邓玉函编译的《割圆八线表》是五位三角函数表间隔为分分与分之间按比例插入法计算。罗雅各所撰《测量全义》（1631）除介绍平面三角学中的正弦定理和正切定理外还有同角三角函数的关系、余弦定理、积化和差公式等并且还介绍了属于球面三角学的一些基本公式。《测量全义》附有一份四位三角函数表间隔为15′。清初由波兰传教士穆尼阁（.smogo1enski1611—1656）讲授后由薛凤祚整理成书的《历学会通》中有一卷《三角算法》其中介绍的平面三角学和球面三角学知识比《崇祯历书》中有关三角学的内容更为丰富并且还给出了一个六位三角函数（正弦、余弦、正切、余切）对数表。三角学是明末清初传入中国的较系统且最有实用价值的西方古典数学成就之一。 笔算李之藻和利玛窦合编的《同文算指》是介绍西方笔算的著作主要是根据克拉维斯的《实用算术概论》编译的并吸取了程大位《算法统宗》里的一些内容。书中主要介绍笔算定位法四则运算分数比例级数求和开平方、立方和高次方线性方程组等。记数与计算使用一、二、三等汉字没有采用现在通用的印度—阿拉伯数码。这部书对我国算术的展有较大影响后来清代学者对笔算很重视并加以改进笔算方法逐渐得到了推广。 《崇祯历书》中的数学知识在《崇祯历书》中除平面三角法和球面三角法外还比较零散和片断地介绍了一些有关圆锥曲线（如椭圆、双曲线、抛物线）的数学知识以及阿基米德求圆面积、椭圆面积、球体积和椭圆旋转体体积的方法已知任意三角形三边长求三角形面积的海伦公式等。这些也都是中国古代数学中所没有的内容但在当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在学习和翻译西方数学著作的同时我国学者也开始了初步的研究并6续有一些论著问世。如徐光启的《测量异同》、《勾股义》孙元化的《几何体论》、《几何用法》、《泰西算要》陈荩谟的《度测》李笃培的《中西算学图说》等。这些著作大多为学习西方数学的心得体会有些还尝试把中西数学融会贯通起来但总的来说还没有具有创新意义的研究成果。在当时条件下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第五十六章天文学明皇朝建立以后不仅仿效前代禁止民间学习和传授天文更将其禁令扩展到整个天文学领域尤其是禁止私习历法。研制新历改革旧历历来是推动中国古代天文学向前展的一个动力而全面禁学天文的做法则断绝了天文人才的广大来源毁弃了天文学展的群众基础从而导致中国天文学展出现低谷。禁令布以后天文工作集中到司天监但无研制历法任务其日常工作就是按章编算每年的民用历书监视天空有无入占的天象。这是一种维持性的常规工作人们不敢冒着生命危险图求进取所以官方天文工作也墨守陈规毫无生气。 明代末期出现了天文学研究复兴之势可惜积弊时久难以振兴。就在这个时候西方耶稣会传教士进入中国给渴望天文新知识的中国天文工作者带来了欧洲天文学知识开始了中国天文学展的一个特殊阶段——汉化西方天文学时期即在传统天文学框架内搭入欧洲天文知识构件。 第一节厉禁和抗禁按照中国历代传统改朝换代要改换新历。一部新的历法往往与一个新的政权有关皇帝要通过天文家沟通天人相通之途天文家则靠解释天象向皇帝传达“天意”。明初朱元璋不希望民间还有人懂天文因为他们可能成为敌对政治势力所需的人才。于是对朱氏政权千秋万代不会改换的愿望变成了对学习天文的厉禁。据明人沈德符《野获编》记载：“国初学天文有厉禁习历者遣戍造历者殊死。”甚至规定钦天监人员终生不得再从事它职其子孙也不得学与钦天监无关的知识以接替世袭否则也要遣戍。厉禁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特别是天文人才的匮乏。十五世纪末历法常常与天象不合禁令不得不稍有松动。当时官方希望征用通历法的人以备改历之用然而竟无人应征。《野获编》说：“至孝宗弛其禁且命征山林隐逸能通历者以备其选而卒无应者。” 朱元璋的做法压制了数学与天文学但毕竟还有抗禁的呼声和行动这一方面表现为呼吁改历另一方面表现为努力保存天文资料以免其湮灭。现存常熟的一幅石刻天文图就是明代的作品原刻于弘治九年至十二年（1496—1499）。现存的常熟石刻星图碑刻于正德元年（15o6）是前后两任县令杨子器和计宗道刻制的。这幅星图翻刻的是苏州石刻星图杨子器有如下跋文：“此图宋人刻于苏州府学年久磨灭其中星位亦多缺乱乃考甘石巫氏经而订正之翻刻于此以示后来庶几欲求其故者得观夫大概。”这段话表现出他担心天文失传的急迫心情并希望为改变这种状况做些实事。 比常熟石刻星图更为精巧的是隆福寺藻井星图。隆福寺初建于明景泰四年（1453）其中万善正党殿为明代当时的建筑此殿上方藻井的装饰是一幅绘制有据的科学星图。从此殿建成到1977年拆除隆福寺星图一直鲜为人知。这幅星图直径一米九八绘有二百七十三个星官共一千四百三十二颗星。为什么在禁学天文如此严厉的情况下竟有人敢在离皇宫不远的地方保存如此好的一幅星图？就保存资料而言也许这样做更安全另一方面星图也确实掩饰得很好。如深蓝色背景上的贴金星点在光亮处很显眼但放在光线不强又正悬头顶较远的地方就很不容易看到了。由此可见当时人们为了给后人留下天文测量的成果真是费尽心机而其重见天日竟然经过了五百多年。 此外万历二十三年（1595）郑王世子朱载堉自己编撰了一部新的历法以《圣寿万年历》为名进献给皇帝。他因此而受到奖谕得到“留心历学博通今古”的赞语。这实际上等于宣布解除了禁习历法的禁令。但二百年的时间过去了而明初开始实行的禁令对中国天文学的展已经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第二节历法1364年朱元璋称吴王吴元年（1367）十一月冬至太史院使刘基等向吴王进献《大统历》。洪武元年（1368）改太史院为司天监洪武三年又改司天监为钦天监由钦天监编算每年使用的《大统历》。洪武十七年（1384）漏刻博士元统上书说明《大统历》其实就是元代《授时历》且“年远数盈渐差天度合修改”“以成一代之制”1。但明太祖无意编制新历只是擢元统为钦天监监令。元统仍以《授时历》为基础略加修订整理成《大统历法通轨》四卷并将历元由元至元十八年（1281）改到洪武十七年。此后尽管多人多次上书请求改历都未获准终明一代使用的都是《大统历》。 1《明史》卷三一《历志一》。 第三节天文台明初未建天文台直到洪武十八年（1385）考虑到历代都有建天文台的传统才在南京鸡鸣山上建造了观星台并将前一年由元大都运抵南京的郭守敬制造的天文仪器放置在天文台上。 由于南京与北京的地理纬度不同所以元大都的仪器不适合在南京使用于是又对其中一些仪器做了调整并新制了一台浑仪以便进行观测。关于南京天文台利玛窦曾有一段较为翔实的记述：“南京也设有钦天监观星台此台以建筑宏伟著称城之一隅有小山岗然仍处于城墙之内。上有平台宽阔宏敞颇适于观测之用。四周屋宇壮丽乃昔年所建。司天者夜夜鹄立于此以察天象无论星陨、彗孛皆详记奏闻。所陈仪器皆铸以青铜制作精美装饰华丽其宏伟雅致非欧洲所能匹敌。且诸器屹立于此垂二百五十年几经风霜雨雪迄无所损。”1在二百五十年以后尚如此宏伟可见该天文台之规模。据利玛窦记载该台最大的天文仪器有四件即浑象浑仪高表和简仪。 永乐十九年（1421）明成祖迁都北京二十二年曾在宫城内建一小型的内观象台。但当时随行的钦天监人员却只能在齐化门（朝阳门）迤南的城墙上进行观测且无大型天文仪器。正统二年（1437）明英宗决定修建北京观象台并派人按照南京观象台上的仪器制成木样然后运回北京铸制铜仪。正统七年（1442）北京观象台建成。从正统四年到正统七年间又先后制成简仪、浑仪、浑象、八尺圭表等大型天文仪器安装在观象台上。正统十一年又修造晷影堂。至此北京观象台已粗具规模。其遗址就是今北京建国门附近的古观象台。此外景泰六年（1455）明代宗还曾在内观象台造简仪和漏壶。但关于内观象台的具体情况和观测记录则缺乏更多的史料记载。 正统年间铸造的天文仪器十分精美现在部分陈列在南京紫金山天文台上。但这些精美的仪器在当时却安装得相当粗糙如简仪极轴倾角与极高不合浑仪二分二至与黄道实际位置不合高表的尺寸不一等等直到嘉靖七年（1528）才调整合适。明代的一些大型天文仪器从制成到能正常使用竟花费了近九十年的时间可见当时钦天监工作的混乱和落后。 1见netthesixtiethneta1ofmatherineteyork1953.（《利玛窦中国札记》第四卷第五章） 第四节回回天文学元初来自西域的札马鲁丁等天文学家都有较高水平他们世代执掌回回司天监为中国天文学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可是到了后来他们的后人逐渐成为应付差事的官员回回天文学出现了停滞不前的局面。明洪武元年（1368）置回回司天监一如元制。又诏征元太史院张佑、回回司天监黑的儿等十四人原上都回回司天台的郑阿里等十一人去南京讨论历法。这些人虽然可以编算每年行用的回回历书但对西域天文学已不甚精通。而原藏秘书监的天文书籍又多为波斯文或阿拉伯文“言殊字异无能知者”。于是朱元璋决定派遣使臣去西域再聘专家与原回回司天监的天文学家合作翻译阿拉伯天文学著作。他说：“尔来西域阴阳家推测天象至为精密有验其纬度之法又中国书之所未备此其有关于天人甚大宜译其书。”1《聚真堂马氏宗谱》简要记述了明初礼聘天文学家马德鲁丁的情况2：“洪武元年为创立政府成立钦天监派钦使到阿拉伯满觊（麦加）政府聘请精于历学专家乃聘到准带地方古来氏族学者即我来华始祖德鲁丁公字彦明者于洪武二年来至江苏省江宁县。明朝之南京成立钦天监授钦天监监正带来随员甚多皆分任钦天监职务。”当时刘基为司天监监正马德鲁丁担任的是回回司天监监正。洪武三年改称钦天监和回回钦天监洪武三十一年（1398）罢回回钦天监改设回回历科。马德鲁丁因其测天之学而被称为大测先生留下了“大测堂马”的誉称。他曾以其学推测天象预报结果优于《大统历》因而备受尊崇。《马氏宗谱》载：“明太祖尊我祖如师晋封回回太师。因国事初定关于建设多所顾问而言听计从大为刘基所忌。” 马德鲁丁的一项重要工作是翻译阿拉伯天文书籍但他于洪武七年逝世所以译书的任务落到了他的儿子身上。长子马沙亦黑字仲德接任回回钦天监监正之职；次子马哈麻字仲良洪武三年起任回回钦天监监副、文林郎。马沙亦黑主要负责回回历法。《明史·历志》记载：“命翰林李翀、吴伯宗同回回大师马沙亦黑等译其书”但汉人不懂西域文字只能作文字加工和修饰润色以使其符合汉语习惯因此主要工作是马沙亦黑做的。经过几年的研究马沙亦黑对大统历的长处及缺陷有了较深的了解也明白这一译事对皇帝的重要性纯粹翻译并不适合在中国使用所以他实际上做的是编译工作。马沙亦黑编译完成了《回回历法》三卷。 马哈麻主要负责回回天文星占著作的翻译于洪武十六年（1383）译成了《明译天文书》（亦称《天文宝书》）四卷。此书原为阿拉伯天文学家阔识牙耳（971—1o29）所著星占书原名《占星术及原则导引》译名还有《天文书》、《乾方秘书》、《天文象宗西占》等。朱元璋对此书给以很高的评价他说：“今数月所译之理知上下、察幽微其测天之道甚是精详于我。”1《回回历法》的编译和《明译天文书》的译成是明代天文学展的大1《明译天文书》吴伯宗序。 2《聚真堂马氏宗谱》现藏北京民族文化宫图书馆。 1见马哈麻译《乾方秘书》北京图书馆藏抄本。 事对当时和后世学习和研究回回天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例如有一位名叫刘信的汉族学者曾担任过明英宗正统年间的钦天监夏官正。他所撰写的《历法通径》四卷讲的就是回回历法。此后贝琳根据回回历法的基本理论和编算历书经验系统整理成《七政推步》一书这是明代研究回回天文学的重要成果。 第五节航海天文学明代远洋航行成就突出。在明永乐至宣德年间（14o3—1435）郑和率船队七次下西洋航行期间曾采用天文定向和天文定位。明末茅元仪所著《武备志》收有郑和航海图在其中四幅过洋牵星图上标有天体出水平线高度等沿途所见的天空景象和有关数据如“北辰星一指平水”、“灯笼骨星正十四指半平水”、“南门双星六指平水”等等。据今人研究一指约在1°34′—1°36′之间也有人认为一指相当于1.9°。此外他们还用南北星高度及方位确定所在地大约的地理位置并用四方星相对位置定航向。这些都是了解古代航海天文知识的宝贵资料从中也反映了明代航海天文知识的进步。 第六节西方天文学的传入1583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来华传教。他与李之藻合写的《浑盖通宪图说》是早期传入中国的欧洲天文知识。此书分两卷。第一卷主要是讲星盘的构造、原理及其中坐标网的绘制方法第二卷主要讲星盘的使用方法另有一篇介绍浑象的专文。在这本书中有不少对中国天文学家来说是新鲜的内容如第一次传入完整的黄道坐标系即没有考虑黄极的黄道坐标；明确晨昏蒙影的严格意义但将晨昏蒙影的原因归之于日大地小则是不正确的；讲述了中国古代极少论及的五星远近问题并给出了数量结果；传入西方星等划分的概念但将星的亮度差别仅归之于星大小不同是不全面的此外还讨论了地理经度的测量等。 利玛窦和李之藻合写的《经天该》一书是以西方星图为依据、《步天歌》为体裁的认星七言款词其中包含了中西星名的对照工作。《经天该》的歌词颇为上口例如关于猎户座的歌词为：“参宿七星明烛宵两肩两足三为腰。参伐下垂三四点玉井四星右足交。玉井下方曰军井屏星二点井南标。四颗厕星屏左立屎星一点厕下抛。丈人子孙各连二老人最巨南望遥。” 利玛窦在十七世纪初还与徐光启合作将《几何原本》前六卷译成汉文。 这是传教士进入中国后翻译的第一部科学著作译自利玛窦的老师德国数学家克拉维斯对欧几里得原书的注释本。西方早期天文学关于行星运动的讨论多以几何为工具《几何原本》的传入对学习了解西方天文学是十分重要的。另一位耶稣会士熊三拔依据星盘原理制成专门测量太阳经纬度的简平仪徐光启的译著《简平仪说》就讲述了这种仪器及其使用方法。例如根据测得的太阳赤经与赤纬怎样定时间与地理纬度等。书中论述大地为球形的内容也是新鲜的知识。阳玛诺编写的《天问略》则对各种各样的天文问题逐条作了回答。在这本问答体裁的书中介绍了托勒密的地心体系太阳在黄道上的运动月相成因交食及交食深浅的原因伽利略明的望远镜及其新现等等。虽然这本书有浓重的宗教色彩但许多天文学内容为中国过去完全不知道的。 德国传教士汤若望与中国钦天监官员李祖白合译的《远镜说》在介绍伽利略及其现方面比《天问略》更详细。这些在欧洲也属于崭新的天文学知识传入中国并不算晚只是传播范围很小影响还很有限。但当时一些接触到这些新天文学知识的人已经开始进行初步的研究和消化。如万历四十年（1612）左右王英明著《历体略》三卷其中既有中国传统天文学知识也介绍了西方天文学知识尤为可贵的是他对外来知识并不生吞活剥如不承认有上帝居住的第十二重天也不承认有两重岁差天融进了自己的见解。天启年间（1621—1627）6仲玉著《日月星晷式》是最早利用欧几里得几何作图法解决天球坐标在不同平面上投影的一本著作。 传教士进入中国之际正是中国天文科学的饥渴时期。当时接触到西方天文知识的中国知识分子希望通过介绍新天文知识弥补明代“大伤元气”的天文学以便为中国天文学的继续展开辟出一条新路。这一愿望在明末改历工作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现。 第七节《崇祯历书》明初以来据《大统历》推算所作的天象预报就已多次不准。崇祯二年五月乙酉朔（1629年6月21日）日食钦天监的预报又生显著错误而礼部侍郎徐光启依据欧洲天文学方法所作的预报却符合天象因而崇祯帝对钦天监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此后管辖钦天监的礼部奏请开局改历并得到朱由检的批准从明初就一直未断的改历呼吁总算成为现实。同年七月礼部决定在北京宣武门内善书院开设历局命徐光启督修历法。 徐光启深知西方天文学的许多内容是中国“古所未闻”的“惟西历有之。而舍此数法则交食凌犯终无密合之理”1所以改历“宜取其法参互考订使与大统法会同归一”2。于是他制定了一个以西法为基础的改历方案。在他领导下历局从翻译西方天文学资料起步力图系统地和全面地引进西方天文学的成就当时还聘用了意大利龙华民、罗雅各瑞士邓玉函德国汤若望等人与历局的中国天文学家一道译书编译或节译哥白尼、第谷、伽利略、开普勒等欧洲著名天文学家的著作。这是历局的中心工作。其结果是从崇祯二年到崇祯七年（1629—1634）历经六年完成了卷帙浩繁的《崇祯历书》。徐光启于崇祯六年去世经他定稿的有1o5卷其余32卷最后审定人为李天经。此外历局人员在制造观测仪器天象推算和实际观测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 《崇祯历书》是较全面介绍欧洲古典天文学的重要著作。全书共46种137卷分节次六目和基本五目。节次六目分别为日躔、恒星、月离、日月交合、五纬星和五星凌犯；基本五目分别为法原、法数、法算、法器和会通。其中以讲述天文学基础理论法原所占篇幅最大有4o卷之多法数为天文用表法算为天文学计算必备的数学知识如三角学、几何学等法器为天文仪器及其使用方法会通为中西度量单位换算表。 《崇祯历书》采用的是丹麦天文学家第谷所创立的宇宙体系和几何学的计算方法。其中引入了明确的地球概念和地理经纬度概念引入了球面天文学以及视差、蒙气差等重要天文概念和相应的计算方法。它还采用了西方较精确的天文数据和通行的一些度量单位如一周天分为36o°度以下用6o进位制等。这部书也有不少错误和缺点如第谷体系是对托勒密地心说和哥白尼日心说的折衷体系在当时欧洲并不先进其维护地静观否认天体自转以及对岁差现象的解释等也都是错误的。 《崇祯历书》贯彻了徐光启以西法为基础的设想基本上纳入了“熔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1的规范。尽管此书大量内容为西方体系但最后仍落实到编历问题上并未突破《大统历》的框架。实际上所谓“入大统之型模”就是以历法服务于皇家将天文学研究仅仅局限于编修历法这项具体应用上而难以使之真正成为探索天体运动、变化及其规律的科学。总的来说《崇祯历书》是汉化西方天文学的产物。其中虽然有很多新天文学知识但由于传授者的保留和扭曲以及接受者的被动和因循这些新知识1《明史》卷三一《历志一》。 2《明史》卷三一《历志一》。 1《徐光启集》卷八《历书总目表》中华书局1963年版。 在中国并没有产生像在西方那样的革命力量。但无论如何《崇祯历书》的编成仍然是明代天文学展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此外《崇祯历书》内容的重大变化也引起了保守派的攻击。他们以其“未入大统之型模”为借口以不符合祖制为大棒力阻《崇祯历书》的颁行使得优柔寡断的崇祯皇帝始终拿不定主意。崇祯十六年（1643）八月他终于下定颁新历的决心但这时明朝政权已面临崩溃边缘再也无力顾及历法的事情了。入清后汤若望将《崇祯历书》改订为1oo余卷改称《西洋新法历书》得以刊行。 第五十七章物理学明代的物理学在某些方面如声学有突出的成就。但物理学同其他传统科学一样展十分缓慢。明末西方传教士来华西方近代物理学知识也开始传入。 第一节力学材料力学知识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叙述了测量弓的弹力的方法：“凡试弓力以足踏弦就地秤钩搭挂弓腰弦满之时推移秤锤所压则知多少。”1这里涉及到力与形变的关系及其测量方法。 风力与水力的利用我国古代很早就知道在航行中利用风力和水力。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指出：“凡风篷尺寸其则一视全舟横身过则有患不及则力软”“凡风篷之力其末一叶敌其本三叶。调匀和畅顺风则绝顶张篷行疾奔马。若风力洊至则以次减下。狂甚则只带一两叶而已”“凡风从横来名曰抢风。顺水行舟则挂篷之玄游走。或一抢向东止寸平过甚至却退数十丈。未及岸时捩舵转篷一抢向西借贷水力兼带风力轧下则顷刻十余里”1。这里宋应星述及了帆的宽度与受风力的关系、帆的顶部与底部受力的大小以及船在顺风和侧向风（甚至逆风）时的航向和张帆方向。宋应星还指出：“凡舵尺寸与船腹切齐。若长一寸则遇浅之时船腹已过其梢尾舵使胶住设风狂力劲则寸木为难不可言。舵短一寸则转动力怯回头不捷舵上所操柄名曰关门棒欲船北则南向捩转欲船南则北向捩转。”2论述了舵的长短对舵力大小、舵的方向对船航行方向的影响。从这些文字中可知当时对于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大小和方向、船的受力状况与变化等已有充分的认识因此能操作自如安全航行。 比重的概念及其应用程大位在《算法统宗》卷一中列出了金、银、玉、铅、铜、铁、石等七种物质的“轻重率”（即比重）“谓诸物皆见方一寸其轻重不同如此”。程大位所列数值系引自《孙子算经》卷上但由于历代度量衡的变迁数值已不准确。 在比重的应用方面明代基本上沿袭宋元时代制盐工业展而创造的测卤法即用莲子检验盐卤浓度的方法。6容在《菽园杂记》中记曰：“以重三分莲子试之。先将小竹筒装卤入莲子于中。若浮而横倒者则卤极咸乃可煮烧；若立浮于面者稍淡；若沉而不起者全淡俱弃不用。”1方以智在《物理小识》中写道：“卤积则能载物故淘土为巨器泛中流必无沉溺。姚宽曰：煮海试卤者杓卤而置莲子数枚三浮五沉者淡；七八浮1《天工开物》卷十五《佳兵》。 1《天工开物》卷九《舟车·漕舫》。 2《天工开物》卷九《舟车·漕舫》。 1《菽园杂记》卷十二。 则淳卤矣。取其浮而直。闽人以鸡子、桃仁试之。饭豆亦可试也。”2他补充了一种用“饭豆”测试的方法。另外方以智还记述了在冶炼多种金属混合其中的矿石时由于比重的不同“重者在下浮土在上以次分焉”3。对虹吸现象的进一步认识明代人们对虹吸现象的认识已深入一步。徐光启述及“过山龙”（即虹吸管）的引水条件是“必上水高于下水则可为之至平则止”在流水中“必须上流高于下流”4。徐霞客在游历云南鸡足山时曾推断寺庙里喷泉的高度“此必别有一水其高与此并”5。方以智也认为过山龙“其来处何高则所激之高可与之比。或故使之瀑下就以筒承瀑则水激而上。上既出则流通而不止矣”6。 传入的西方力学知识明末传入我国的西方近代力学和机械学知识主要集中在邓玉函（z1576—163o）口授、王徵笔述并绘图的《远西奇器图说录最》（1627）中。该书共三卷。第一卷六十一款叙述力学基本知识与原理。包括地心引力重心各种几何图形重心的求法重心与稳定性的关系各种物体的比重浮力等。第二卷九十二款叙述各种简单机械的原理与计算包括杠杆、滑轮、螺旋、斜面等一般知识。第三卷介绍各种实用机械共五十四幅图说。该书汇总了从阿基米德到十六世纪初的西方力学和机械学知识并且其中有些内容引用了伽利略的著述1。 2《物理小识》卷七《金石类·盐》。 3《物理小识》卷七《金石类·分金炉》。 4《农政全书》卷十七《灌溉图谱》。 5《徐霞客游记》卷七上《滇游日记》。 6《物理小识》卷八《器用类·转水法》。 1参阅严敦杰：《伽利略的工作早期在中国的传布》载《科学史集刊》第七期（1964）第8—27页。第二节声学对声的认识及应用宋应星在《论气》中写道：“气本浑沦之物及夫冲之有声焉飞矢是也；界之有声焉跃鞭是也；振之有声焉弹弦是也；辟之有声焉裂缯是也；合之有声焉鼓掌是也；持物击物气随所持之物而逼及于所击之物有声焉挥椎是也。”2说明一切声现象都离不开气的因素声音的产生是因为物体的振动或急运动对空气的冲击。他还写道：“物之冲气也如其激水然。气与水同一易动之物。以石投水水面迎石之位一拳而止而其文（纹）浪以次而开至纵横寻丈而犹未歇。其荡气也亦犹是焉特微渺而不得闻耳。”1在此宋应星明确地用水波与声波相比较认为声音传播过程中空气的振动与水波的振动类似。当然他那个时代还不可能知道声波是纵波而水波是横波的差别。 方以智曾进行声波共鸣现象的观察和实验他说：“《梦溪笔谈》曰：今有琵琶以管色奏双调则琵琶有声应之以为异物。殊不知乃常理。二十八调但有声同者即应若遍二十八调而不应则是逸调也。古法一律七音共八十四调更细分之逸调至多偶见其应便以为奇耳。智（方以智）按洛钟西应即此理也。今和琴瑟者分门内外外弹仙翁则内弦亦动如定三弦子为梅花调以小纸每弦帖之旁吹笛中梅花调一字此弦之纸亦动。曹师夔鑢磬不应钟犹之茂先（张华）知铜山崩也。声音之和足感异类。岂诬也哉！”2他还记述了一种原始的隔声技术：“私铸者匿于湖（地洞）中人犹闻其锯锉之声乃以瓮为甃累而墙之其口向内则外过者不闻其声。何也？声为瓮所收也。”3与隔音消声相反在音乐演奏中常常为了增强效果而需要共鸣装置。文震亨写道：“古人有于平屋中埋一缸缸悬铜钟以琴声者然。不如层楼之下盖上有楼板则声不散；其下空旷清幽则声透彻；或于乔木、修竹、岩洞、石室之下地境清绝更为雅称耳。”4具有声学特性的建筑驰名中外的北京明代建筑物天坛其中的回音壁、三音石和圜丘具有奇妙的声学效果。“回音壁”是一道圆形的围墙高约6米半径约32.5米。围墙内有三座建筑物北面一座皇穹宇距离围墙最近处约2.5米。整个围墙整齐光滑是良好的声反射体。围墙的弧形使得当入射角小于22°时声波可被围墙连续反射而不受皇穹宇的散射。因此如果一人贴近围墙讲话而相距较远的另一人如也贴近墙壁则可听得很清楚。“三音石”是位于回音壁中心的一块石板人若站在此处击掌可听到三次甚至多达五六次回响。2《论气》气声二。 1《论气》气声七。 2《物理小识》卷一《天类·同声相应之征》。 3《物理小识》卷一《天类·隔声》。 这是因为声音等距离地传到围墙后被反射回到中心于是听到第一次回声；然后声波再次传到围墙再次被反射回来又听到第二次回声；如此往返直到声波能量衰耗殆尽。“圜丘”是一座由青石和大理石砌成的圆形平台高出地面约5米半径约11.5米。平台中心略高向四周略有倾斜。除东南西北四个出入口外四周全部围有青石栏杆。人若在圜丘中央大叫一声听到的声音比平时要响亮。这是由于声波被栏杆反射到稍有倾斜的台面上再从台面上反射到人耳与原来的声音混合在一起的缘故。 朱载堉创建十二平均律朱载堉创建的“新法密率”是我国古代最杰出的科学现之一。这也是世界上次提出的十二平均律的数理理论为现代键盘乐器（如钢琴等）的创制奠定了基础。 朱载堉的“新法密率”理论及其计算方法在他的《律历融通》、《律学新说》和《律吕精义》等书中均有阐述。“新法密率”的主要科学贡献：一是创造了以弦律为主的十二平均律；二是采用“异径管律”的方法提出了解决管口校正的新途径。 朱载堉把八度分成十二个半音运用等比生律使得任何相邻两律间的频率比都相等从而获得各律音高间隔的等程性成功地解决了旋宫转调的问题。其用数学公式可表示为式中表示在一个八度音程中十二个半音的任意一个音的弦长。这样新法密率实际上就是以为比例因子的十二平均律。 ttnnn+1212=5946=2t12,,""朱载堉在明十二平均律的同时还提出“异径管律”。这就是以管定律时各律管的内径须随律管长度而异。他利用这种不同管径的特点来达到缩小空气柱与管长不一致的问题。他研究得出在一个八度音程中按音高次序排列的十二个律管的管径构成了以为比率的等比数列。用数学公式可表示为2412422ddnn+=.第三节光学传统的光学研究及记载关于针孔成像和面镜成像的问题方以智1的研究和记述基本上与宋代沈括的研究和记述类似。 关于色散现象李时珍1、方以智等均有观察与记述。方以智指出：“凡宝石面凸则光成一条有数棱者则必有一面五色。如峨嵋放光石六面也；水晶压纸三面也；烧料三面水晶亦五色；峡日射飞泉成五色；人于回墙间向日喷水亦成五色。故知虹■之彩、星月之晕、五色之云皆同此理。”2他列举了数种晶体的色散及虹霓现象等认为这些自然界的普遍现象有着相同的道理。可以说这是对我国古代色散知识的一个总结性记录。 至于透光镜在郎瑛的《七修类稿》中记载：“映日则背花俱见。凡突处其影皆空。”3方以智对此亦有研究：“世有日中见镜背盘龙入室则隐者人不解其故以为异宝。此假作者先以精铜少剂铸镜凿龙或花其背复熔倍锡之铜剂填之磨使平又以铅盖其面日中照之则龙文尽出。博物如沈存中（沈括）犹讶透光之奇。吾衍（吾丘衍）始明之。”4对于透光镜的铸造方法方以智与元代吾丘衍的见解相似。 传入的西方光学知识明末西方近代光学知识开始传入我国。如利玛窦曾用三棱镜表演色散现象。阳玛诺（emmanue1diaz1574—1659）在《天问略》（1615）中最早提到光学望远镜他说：“近世西洋精于历法一名士务测日月星辰奥理而衰其目力尫赢则造创一巧器以助之。”此处“精于历法一名士”实指伽利略他于16o9年制望远镜并用以观测月面、金星、土星、木星、星团、银河等天体。汤若望（damsnetbe111592—1666）所著《远镜说》（1626）是在我国最早介绍望远镜的专著。该书先列举了利用望远镜仰观月亮、金星、太阳、木星、土星和宿天诸星及直视远处山川江河、树林村落、海上行舟和室中诸远物的情形然后介绍了伽利略望远镜的结构和用法在天文观测及战争中的功用还介绍了眼镜、凸透镜和凹透镜的制造、使用及成像原理光的折射现象凸透镜与凹透镜组合使用的成像原理、造法、用法及注意事项等。总之该书从功效、原理、结构和使用等方面介绍伽利略式望远镜并附有光路图（尽管是错误的）及整架望远镜的外形图。估计望远镜实物当在此前后传入我国。 明末薄钰曾成功地把“千里镜”（望远镜）应用于战争观察敌方所1《物理小识》卷八《器用类·阳燧倒影》。 1《本草纲目》卷八《金石部·玉类》。 2《物理小识》卷八《器用类·阳燧倒影》。 3《七修类稿》续稿卷七《奇谑类》。 4《物理小识》卷八《器用类·镜背纹》。 ------------ 31 在和炮弹落点1。明代已有关于眼镜传入我国的记载见于郎瑛的《七修类稿》卷六《事物类》及张宁的《方洲杂录》。它们主要是远视眼镜由6路经甘肃、陕西或海路从广东输入因稀少而昂贵被视为珍品。 1参阅《吴县志》卷七五下《列传·艺术二》。 第四节电和磁指南针和罗盘广泛应用于航海明代的造船航海技术是较先进的。十五世纪初郑和率领船队七次航海下西洋。航海罗盘的使用是远航成功的重要技术保证之一。随同郑和远航的巩珍曾记载当时航海“皆斫木为盘书刻干支浮针于水指向行舟”1。可见当时普遍使用罗盘指示航行。“至嘉靖间遇倭夷之乱始传倭中法以针入盘中贴纸方位其上不拘何方子午必向南北谓之旱罗经”2。“近年吴、越、闽、广屡遭倭变倭船尾率用旱针盘以辨海道。获之仿其制天下人始多旱针盘。但其针用磁石煮制气过不灵不若水针盘之细密也”3。说明自明中叶开始从日本传入有支轴指南针的旱罗经应用于航海。在张燮的《东西洋考》卷九“西洋针路篇”和“东洋针路篇”中就分别叙述了从南中国海至南洋和从澎湖至菲律宾、婆罗洲及台湾等地所应采取的针位方向。 摩擦起电现象张居正曾记载他亲身经历的现象：“凡貂裘及绮丽之服皆有光。余每于冬月盛寒时衣上常有火光振之进炸有声如花火之状。人以为皮裘丽服温暖外为寒气所逼故搏击而有光理或当尔。”1冬季空气干燥皮毛丝绸容易摩擦产生静电。与张居正几乎同时都邛也记载了：“吴绫为裳暗室中力持曳以手摩之良久火星星出。”2但是在那个时代对电的本质尚无了解。 1《西洋番国志》自序。 2李豫亨：《青鸟绪言》。 3李豫亨：《推篷寤语》。 1《张文忠公全集》文集第十一。 2《三余赘笔》“吴绫出火”。 第五十八章化学第一节《道藏》中的炼丹术著作中国古代炼丹家在长期的和大量的炼丹实践中取得了许多重要的化学成就。他们的工作多记录在历代的炼丹著作里并辑入《道藏》以传世。可惜的是自唐开元《三洞琼纲》到宋、金、元三代递修本《道藏》在元代几乎毁损无遗。永乐四年（14o6）明成祖朱棣命第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纂修《道藏》但未能刊刻。直到明英宗正统九年（1444）方始刻板印行并诏邵以正督校重加订正增所未备。《正统道藏》共53o5卷按三洞四辅十二类分编以《千字文》为函目从“天”字至“英”字分装四百八十函。万历三十五年（16o7）明神宗朱翊钧又命第五十代天师张国祥续刻道藏。《续道藏》共一百八十卷从“杜”字至“缨”字分装三十二函。据统计正续《道藏》共收道书一千四百七十六种其中与炼丹术有关的著作有一百多种。这些著作如《抱朴子》内外篇、《云笈七签》、《黄帝九鼎神丹经诀》、《太清丹经要诀》、《三十六水法》、《诸家神品丹法》、《真元妙道要略》、《庚道集》、《铅汞甲庚至宝集成》、《太清石壁记》、《丹房须知》、《金石簿五九数诀》等都保存了大量的炼丹史料是研究中国古代化学的宝贵文献。这些书大多隐晦难懂研究难度很大虽然陈国符《道藏源流考》及其他一些学者的论著做了不少开创性的工作但未获解决的问题比比皆是。著名化学家卢嘉锡曾指出：“李博士（指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用四册书的篇幅阐述中国炼丹术展史从古代丹药一直讲到合成胰岛素并与阿拉伯、拜占庭和欧洲的炼金术作了对比内容相当精彩。他的工作展示了中国古代炼丹术在早期化学和早期生物化学方面的成就同时也表明这个课题疑蕴尚多仍然是值得化学史家深入掘的‘富矿’。”1正续《道藏》所收绝大多数都是明代以前的炼丹术著作。实际上就化学史而言明代的一些炼丹术著作如陈竹泉《黄白直指》、《铅汞奥旨》、《琴火重光》李文炳《黄白镜》等也都有一定的研究价值。但总的来说由于炼丹术本身的局限性并随着所谓“仙丹”、“灵药”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及江湖术士点化金银的骗术为更广泛的人们所认识中国古代炼丹术经过一千余年的展到了明代已接近尾声它作为原始形式的化学的使命也即将在人们的批判和嘲讽声中终结了。 1卢嘉锡：《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序》见《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o年版。 第二节本草学中的化学知识明代炼丹术虽已彻底衰落了但炼丹术的制药化学成就和实验技术仍为医药学家继承和扬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古代医药学和医药化学的宝库。刘文泰等编纂的《本草品汇精要》和李时珍《本草纲目》是明代本草学的杰出代表尤其是后者它不仅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医药学巨著同时又是一部包括各门自然科学的内容丰富的博物学全书其中也包括大量的化学知识。如《本草纲目》所载二百七十六种无机药物绝大部分载于金石部其中有非金属元素、金属单质、合金和多种矿物及无机化合物。而无机化合物中则有氧化物、氢氧化物、硫化物、氯化物、硼酸盐、碳酸盐、硅酸盐、硝酸盐和硫酸盐等。 《本草纲目》对药物的来源、性质和鉴别方法大多有明白的记述。从现代化学知识来看其中多数是相当确切的。例如关于金的来源和纯度的鉴别书中指出：“金有山金、沙金二种。其色七青、八黄、九紫、十赤以赤为足色也”“［金］和银者性柔试石则色青；和铜者性硬试石则有声”。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什么是伪金、伪银：“水银金、丹砂金、雄黄金并药点成者皆假金也”“水银银、草砂银、雄黄银皆以药制成者皆假银也。”值得指出的是这种根据在试金石上的擦痕颜色与标准样品颜色相比较而估量金的纯度（成色）和真假的方法在地质矿物鉴定中至今仍在沿用。关于各种矾类的鉴别《本草纲目》中也载有十分简便的方法。如石胆“涂于铁及铜上烧之红者真也”“其状如赤石脂有金星者为铁矾”绿矾“色绿、味酸烧之则赤”等等。 《本草纲目》还记载了许多重要无机药物的合成方法。如关于水银霜（轻粉hg2c12）的制备其中写道：“用水银一两白矾二两食盐一两同研不见星铺于铁器内以小乌盆覆之。筛灶灰、盐水和、封固盆口以炭打二柱香取开则粉升于盆上矣。其白为雪轻盈可爱。一两汞可升粉八钱。”这里所述不但有工艺过程而且有反应物的定量关系所制得物质的纯度也很高显然这是一种比《本草品汇精要》所载更为简明可行的水银霜制作方法。现代有人依法进行模拟试验获得很好的结果。 又如铅粉［碱式碳酸铅pb（oh）2·2pbco3］书中也记有详细的制作工艺：“每铅百斤熔化削成薄片卷作筒安木甑内。甑下甑中各安醋一瓶外以盐泥固济纸封甑缝。风炉安火四周养一七便扫入水缸内。依旧封养次次如此铅尽为度。”这一反应的实质是铅与空气中的氧和醋酸蒸气作用而生成碱式醋酸铅进一步在空气、水汽、二氧化碳的作用下生成白色的铅粉。这种制铅粉法的原理和步骤与欧洲的荷兰法几乎完全相同但要早近一百年。 《本草纲目》在叙述药物的制作过程中还提到了水浴加热、蒸馏、冷凝、蒸、干燥、升华、重结晶、沉淀、洗涤、过滤、灼烧等一系列化学实验操作技术。这些方法至今仍在化学实验中沿用。追本溯源中国古代医药学无疑对近代化学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 第三节西方化学知识的传入明中叶万历以后欧洲耶稣会士利玛窦、邓玉函、汤若望等6续来华。 这些传教士传入了一些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其中也包括化学知识。但当时传入的化学知识在数量上要比数学、天文历法、地理、机械和火器等要少得多并且由于近代化学在西方尚未建立起来所以传入的内容也只是属于古典化学的范围。 在明代传入的西方化学知识中最重要的是关于无机酸（硝酸、盐酸和硫酸）的认识和制作方法。中国古代炼丹家和医药学家早已熟悉并实际应用了制造无机酸所需要的基本原料如硝石（硝酸钾kno3）、绿矾（硫酸亚铁feso4·7h2o）和食盐（氯化钠nac1）等也具有相应的设备和技术手段因此他们在实践活动中完全有可能自觉或不自觉地制得无机酸但遗憾的是迄今尚未在丹书、本草书或其他著作中找到有关无机酸的明确记载。从现有资料来看中国最早记述无机酸的是徐光启的一篇手稿《造强水法》1。据研究《造强水法》即制硝酸的方法其原文如下：“绿矾五斤（多少任意）硝五斤。将矾炒去约折五分之一。将二味同研细听用。次用铁作锅约乘（盛）药外尚有空。锅口稍敛以承过筒。另用内外有油（釉）大坛一具约乘（盛）四五十斤者则不裂。以玻璃或瓷器为过筒一端合于锅口一端合于坛口。铁锅置炭炉上。坛中加水如损绿矾之数如矾折一斤则加水一斤也。次以过筒接锅坛二口各用盐泥固济。锅下起火初四刻用文火渐加武火满二十四刻灭火取起冷定开坛则药化为水而锅亦坏矣。用水入五金皆成水惟黄金不化水中加盐则化。化过它金之水加盐则复为砂沉于底惟黄金不能成砂必以酒靛（点）之强水用过无力或有它物杂之仍用前之器制则复为水滓留于锅矣。盛水坛下宜置一缸恐一时迸破水犹在缸也。”2“强水”一词是意译的名词其拉丁文原文指的就是硝酸。徐光启在这里记述了硝酸的性质、制备方法和操作时应注意的事项。这是中国化学史上关于硝酸的最早记载。从当时的背景看这种方法无疑是西方传教士介绍过来的。 方以智《物理小识》提到：“有■水者剪银块投之则旋而为水。倾之孟中随形而定。复取硇水归瓶。其取硇水法以玻璃窑烧一长管以炼砂取其气。道未公为予言之。”1道未是汤若望的字因此这是汤若望向方以智介绍的一种制取无机酸的方法。“■”就是硇砂（氯化铵■nh4c1）。但这段记载过于简略难于借以判断硇水（或■水）是什么物质。有学者认为如将硇砂加入较浓硝酸（强水）则可得到王水因此才能对贵金属（金、银）起溶解作用。也有学者认为如将硇砂加入绿矾蒸馏则可得到盐酸2。究竟何者为是尚有待进一步研究。方以智《物理小识》还提到：“青矾厂气熏人衣服当之易烂栽木不茂。”这里所说的“青矾厂气”当指煅烧1张子高：《中国化学史稿（古代之部）》科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19o页。2徐光启：《造强水法》载《徐光启手迹》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本。1方以智：《物理小识》卷七《金石》。 2张子高：《中国化学史稿（古代之部）》科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191页；潘吉星：《我国明清时期关于无机酸的记载》载《大自然探索》1983年第3期。 硫酸亚铁（feso4·7h2o）后产生的三氧化硫和二氧化硫。这类气体遇水或湿空气会生成硫酸、亚硫酸或具有腐蚀性的酸雾说明当时对于硫酸也有了一定的接触和认识。 此外在李天经主持下汤若望、杨之华、黄宏宪等翻译出《坤舆格致》一书共四卷。《坤舆格致》的原著是德国学者阿格里科拉（1a1494-1555）的《矿冶全书》。《矿冶全书》共十二卷是欧洲矿冶技术的一部经典著作书中介绍了各种金属的分离、制取和提纯方法也详细介绍了各种无机酸的制法包含有许多重要的化学知识。崇祯十六年（1643）十二月朱由检在户部尚书倪元璐《请停开采疏》上批示户部将《坤舆格致》分各地“着地方官相酌地形便宜采取仍据实奏报”并命汤若望“赴蓟督军前传习采法并火器、水利等项”。由于次年三月明朝灭亡因而这项有利于传播西方化学知识和矿冶技术的措施未能实现。 第五十九章地理学明代地理学的展明显地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由于封建经济有较大展国力强盛出现了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在这个背景下域外地理、军事地理、地图学、地志等均取得了较大成就。在后期特别是万历以后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西方传教士传入的一些西方科学文化给当时思想界、学术界带来一定的影响。当时一些思想进步的学者批判封建礼教鄙弃科举关注“考察天地人身之故”1为科学技术的展做了大量的工作。地理学则以徐霞客为代表在考察自然、探索自然奥秘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1方以智：《滕寓信笔》。 第一节郑和航海与域外地理学著作永乐三年（14o5）至宣德八年（1433）中国伟大的航海家郑和奉命率领庞大的船队七下西洋直达非洲东岸沿海国家。郑和的成功对中国地理学主要有两项重要贡献。 航海记录郑和航海的原始资料虽然被人销毁了1但经后人搜集转载仍留下了一图一编即《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简称《郑和航海图》）和《针位编》。 《郑和航海图》今收入《武备志》中《针位编》已佚。明人曾将《针位编》与《星槎胜览》、《瀛涯胜览》并列。2《郑和航海图》是我国现存最早最详细的海图绘有针路包括针位和航程。来回针路一百零九条。图上标有地名、城垣、官署、庙宇、宝塔、桥梁、港湾、礁石、浅滩等。全图收入地名五百多个其中外国地名占五分之三弱大大过《岭外代答》、《诸蕃志》、《岛夷志略》等书的记载。3明代学者称此图“详而不诬”4当代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则称此图为“一幅真正的航海图”5。 《针位编》记录郑和航程中罗盘针所指的方位相当于航海手册。 郑和随行人员撰写的域外地理著作郑和随行人员撰写的域外地理著作就目前所知有四种即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巩珍的《西洋番国志》和匡愚的《华夷胜览》。《瀛涯胜览》不分卷写于1416年。作者随郑和三次下西洋充当翻译。同时“采摭各国人物之丑美壤俗之异同与夫土产之别疆域之制编次成帙”1。全书采用分国叙述的方式国与国之间一般记有航向和日程。共记二十个国家内容详略不等。一般有地理位置、气候、民族、宗教、风俗、物产、服装、住房、商品交易、货币、文化、刑法、历法、神话传说以及郑和活动情况、华侨状况等。 《星槎胜览》原本二卷于1436年写成。后经他人改订为四卷较原本有增删文字亦由芜俚而雅洁。1936年出版的冯承钧校注本分前后两集前集为作者亲览目识的二十二国情况后集为作者得自传闻的二十二国情况。费信随郑和四次下西洋书中记载的内容颇为丰富包括航线、航行日1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八。 2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序》。 3钮仲勋：《〈郑和航海图〉的初步研究》载《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一集。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版。 4茅元仪：《武备志》卷二四o。 5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第五卷一分册科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169页。1《瀛涯胜览》序。 程、各国地理位置、风俗民情、物产、气候、历法、房屋建筑、语言文字、宗教、民族、货币、贸易、神话传说以及郑和在各国活动情况。 《西洋番国志》不分卷写于1434年作者曾随郑和下西洋。全书记载二十个国家先后次序和内容与《瀛涯胜览》大致相同。卷有永乐至宣德的三篇敕书是研究郑和下西洋的重要原始资料。作者所写的序言也很有价值其中讲到下西洋时曾用牵星术过洋用水罗盘定向火长的职责宝船巨大的篷、帆、舵乃至淡水的积贮等。这些对于研究十五世纪中国航海史都有重要的价值。 《华夷胜览》已佚作者是随郑和三次下西洋的医生。他用业余时间留心观察所到西洋各国的山川形胜逐一记录绘成图册。今仅存张洪为此书写的序文。从序文得知此书记载了交阯、占城、爪哇、三佛齐、满刺加、苏门答腊、锡兰、暹罗、孛尼等国的地理形胜、风俗、物产、人物等。1郑和航海以后6续出现了一些域外地理著作如《西洋朝贡典录》、《海语》、《东西洋考》、《咸宾录》、《日本考略》、《日本图纂》、《日本考》、《日本风土记》、《日本一鉴》等。 1载《归田稿》卷三常熟市图书馆藏抄本。 第二节地方志明代地方志的展已走向其表现是：(1)数量较宋、元有所增加；(2)志书范围有所扩大如出现了大行政区的省志；(3)志书种类增多如出现了边务图志。据初步统计明代方志已达九百余种“今天下自国史外都邑莫不有志”2。 关于一统志明洪武三年（137o）朝廷即下令按照《元一统志》体例修明一统志但没有实现。景泰年间（145o—1456）朝廷再次下令修《寰宇通志》成书一百一十九卷。英宗复辟后天顺二年（1458）令李贤等人在《寰宇通志》基础上重编《大明一统志》天顺五年（1461）成书得九十卷。万历中又有所增补。此书的体例沿袭《大元大一统志》以京师、南京、中都三京及十三布政使司分区每府、州、县分建置沿革、郡名、形胜、风俗、古迹、人物等十数目而殿以外夷各国。此书取材简略卷帙不及《大元大一统志》的三分之一。主要缺点是引用古事错误较多甚至句读不通。明代的省志和边务志大多记事广博包含有大量的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资料如《山西通志》十七卷李侃修胡谧纂有成化十一年（1475）刊本。此书体例完善详略得体。分建置沿革、疆域、山川、形胜、城池、关塞、津梁、烽堠、公署、学校、宫室、陵墓、寺观、物产、户口、田赋、人物、诗文等。其中户口目下记载汉至明历代各郡、府、州、县的户口数十分详细而珍贵。又如《四镇三关志》十卷刘效祖撰万历二至四年（1574—1576）成书。全书分建置考（图画、分野、沿革）形胜考（疆域、山川、乘障）军旅考（版籍、营伍、器械）粮饷考（民运、京帑、屯粮附盐法）骑乘考（额役、免给附互市胡马赔补）经略考（前纪、令制、杂防）制疏考（诏制、题奏、集议）职官考（部署、文秩、武阶）才贤考勋考（勋劳、谋勇、节义）夷部考（外夷附入贡、属贡、入犯等）。明代边务志书有数十种以此志最详。 2万历《满城县志》张邦政序。 第三节地图学明初朱元璋对地图很重视洪武六年（1373）令州、府绘上山川险易图。十六年（1383）诏天下都司上卫所城池、地理、山川、关津、亭堠、水6、道路、仓库。十七年（1384）令朝觐官上土地人民图。十八年（1385）上览《舆地图》。1此后各朝也有不少学者致力于编绘地图。 在明代地图中政区图比较多且多数以图集形式出现。例如杨子器跋《舆地图》李默《天下舆地图》罗洪先《广舆图》陈祖绶《皇明职方地图》汪作舟《广舆考》程道生《舆地图考》吴学俨等人的《地图综要》都很重要其中尤以罗洪先的《广舆图》最为著名。 从罗洪先《广舆图序》可知罗在“考图观史”的过程中现“天下图籍虽极详尽其疏密失准远近错误百篇而一莫之能易也”。因而他外出收集地理资料准备编辑一幅内容丰富、质量更高的地图。在访求三年偶得元人朱思本《舆地图》后经过与其他图比较他认为朱图“有计里画方之法而形实自是可据”。于是他在朱图的基础上按计里画方的方法分幅转绘并把自己收集的新资料补充进去朱图未备者“增其未备”“因广其图至于数十。其诸沿革统驭不可尽载者咸具副纸。山中无力佣书积十余寒暑而后成”。图成于1541年前后2名之为《广舆图》。 《广舆图》继承了《舆地图》的优点克服了《舆地图》的不足从而把朱思本的绘图方法展到一个新的高度。《舆地图》“长广七尺不便卷舒”罗洪先把它改为地图集形式总计有图四十五幅。除十六幅分省图是根据《舆地图》改绘外其余均为罗洪先增补。此外《广舆图》以前的地图虽然已有各种图例但没有明文记载其名称。罗洪先采用了二十四种图例符号并明确以这些图例符号“类从辨谱”。十六至十七世纪的中国地图多数以《广舆图》为蓝本如《广舆考》、《皇明职方图》、《舆地图考》、《地图综要》、《舆图备考》、《内府舆图》等。《广舆图》在明、清两代共刊印七次手抄一次可见其流传之广。 明后期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来华传教对中国地图学有相当大的影响。他一到中国就想办法把中国传统地图译制为西式地图。每到一地便测量当地的经纬度其精确度与现今所测无大差别。此外他还现中国士大夫对西方绘制的世界地图极感兴趣于是他决心绘制用中文说明的世界地图作为他传教活动的工具。利玛窦绘制的世界地图被士大夫阶层视为珍奇争相为之翻刻。利玛窦绘制的世界地图不仅给中国增添了制图知识而且增添了一些新的地理知识。如：大地球形说地图投影学地球五带说海6分布世界名山大川、国名和地名等。 西方的地球仪是在元代传入我国的。札马鲁丁曾制作了我国第一架地球仪。明代李之藻也曾在利玛窦指导下制作过地球仪。但这些地球仪都未能流传下来。我国现存最早的地球仪木质实心油漆彩绘直径约58.4厘米现藏英国不列颠博物馆据研究这架地球仪是明代制作的后流失于国外。1郑晓：《今言类编》（上）载《胜朝遗事》第3函。 2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地理史组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第318页注1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11曹婉如、何绍庚、伍芳思：《现存最早在中国制作的一架地球仪》载《中国古地图集（明代）》文物出版社1995年版。 第四节边疆地理和军事地理著明代边疆地理和军事地理著作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北方的九边；二是东南沿海的海防；三是南方边疆地区。主要著作有：《九边图说》、《筹海图编》、《郑开阳杂著》、《滇行纪略》、《海槎余录》、《赤雅》、《西南夷风土记》等。 《九边图说》一卷孙应元撰成于1569年。书中记载北方九个边镇的形势、军备、钱粮等情况各镇附有地图是明代重要军事地理著作。 《筹海图编》十三卷郑若曾撰1562年初刻是一部抗倭防倭的海防全书。卷一有《舆地全图》、《沿海山河图》共七十余幅。卷二为中日关系史。卷三至卷七为广东至辽东沿海海防地图、海防史及海防措施。卷八为倭患总编年表、寇踪分合图谱。卷九为大捷考。卷十为遇难殉节考。卷十一、十二为海防经略。卷十三为兵器图录和图说。 《海槎余录》顾■撰约1527年成书是一部全面描述海南岛地理的著作“凡山川要害土俗民风下至鸟兽虫鱼奇怪之物耳目所及无不记载”。原稿已佚今存部分内容如历史遗址、植物、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动物、风俗、气候、海产、少数民族历法等。 《赤雅》三卷邝露撰书中“所记山川物产皆词藻简雅序次典核不在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下可称佳本”1。 1《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地理类》。 第五节旅行家及其著作明代的旅行家除了上述航海家郑和以外还有陈诚、王士性、徐霞客等其中最著名的是徐霞客。 陈诚于1415年写成《使西域记》记载他送使臣回中亚哈烈国的经过及沿途各地山川、人物、风俗。既有中亚各国的地理内容也有我国新疆吐鲁番等地地理内容。 王士性（1546—1598）字恒叔号太初又号元白道人浙江临海人。万历五年（1577）进士。初授朗陵令后由确山知县征授礼科给事中又迁吏科给事中出为四川参议历太仆少卿最后迁南京鸿胪卿而卒。他幼贫而好学诗文名天下。性好游足迹几遍全国。他的旅游多数是因官职调动顺道而至。著有《五岳游草》十二卷《广游记》二卷《广志绎》六卷等。其中《五岳游草》、《广游记》为游记《广志绎》为作者晚年写的地理笔记。他的游记多历史典故地理内容不如徐霞客的丰富但文笔很好“下笔言语妙天下兴寄高迈然埃■之外刻画意象能使万里如在目前”1。 明朝末年出现了我国伟大的旅行家和地理学家徐霞客（1587—1641）。徐霞客名弘祖字振之别号霞客南直隶江阴（今属江苏）人。他出身在一个很有文化素养的地主家庭自幼“特好奇书”有遍游五岳的志向。长大以后不应科举不入仕途从二十二岁起直至去世三十多年间不断地出外旅行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在极其艰险的条件下徐霞客不仅坚持旅游而且坚持写游记。旅途中的旅店、农舍、破庙、山石、路旁以至树荫下、篝火边都是他写作的场所。他写的手稿“高可隐几”2。后来由于战乱手稿遗失严重。经后人搜集整理流传至今的《徐霞客游记》仍有六十多万字内容涉及地貌、地质、水文、气候、生物、人文地理等。它不仅是我国系统记述岩溶地貌的巨著而且其成果领先于同时代的西方国家。11潘耒：《五岳游草·序》1691年。 2钱谦益：《徐霞客传》载《牧斋全集》卷七一。 第六十章生物学明代人们在总结前人认识的基础上并通过自己的观察和研究在动植物形态和分类、动植物生活习性及其与环境的关系、微生物以及遗传变异等方面的生物学知识更加丰富并有了进一步的展。 第一节动植物形态和分类知识明代的一些著作对许多植物形态的观察和描述是很细致和翔实的其中以李时珍的贡献最为突出。如李时珍对牛膝的形态描述：“其苗方茎暴节叶皆对生颇似苋叶而长且尖■。秋月开花作穗结子状如小鼠负虫有涩毛皆贴茎倒生”1突出了牛膝的特点。据此可知这里指的是怀牛膝。茺蔚（益母草）“其叶如艾叶而背青一梗三叶叶有尖歧（掌状三裂）。寸许一节节节生穗丛簇抱茎。四五月间穗内开小花红紫色亦有微白色者。每萼内有细子四粒粒大如同蒿子有三棱褐色”2对茺蔚的叶、花、子的形状和颜色作了细致的描述尤其是把唇形科的轮伞花序清晰地勾画出来。又如在动物方面明确地记载了石鱼“弱骨细鳞黄色如金。有白石二枚（指头部有两块大耳石）莹洁如玉”1的形态特点。近代分类学上石鱼科的命名即源于此。关于啄木鸟“嘴如锥长数寸舌长于咮其端有针刺啄得蠹以舌钩出食之”的描写也很形象和生动2等等。关于一些珍贵毛皮兽类的记载如貂：“色有三种：一白者曰银貂一纯黑一黯黄”“貂产辽东外徼建州地（今辽宁、吉林等地）及朝鲜国”又“凡狐貉亦产燕、齐、辽、汴诸道”3。可见当时对貂的种类、毛色和狐的产地等都有明确的认识。 明代在动植物分类上有较大突破者也当属李时珍。他通过调查访问采集标本绘制成图于1596年编成《本草纲目》。全书记载动植物一千六百多种分植物界为五部三十类；分动物界为五部十八类。“部”相当分类学上的“纲”“类”则相当于“目”。纲目分明扬弃了传统本草学中的“三品”分类体系而主要依据动植物的形态、习性、用途分类。这与现代分类阶元划分是相当接近的。在《本草纲目》的一些目中又将性状相近的种类排列在一起。例如描述猩猩“人面人足长头颜端正”；猕猴“手足如人亦能竖行”4等等。这和现代灵长目分类特征相一致。可见《本草纲目》中反映的动植物分类系统是中国古代生物学史上一项重要成就。1李时珍：《本草纲目》草部卷十六人民卫生出版社1977年版。本章所引《本草纲目》均用此版本不再赘注。 2《本草纲目》草部卷十五。 1《本草纲目》鳞部卷四四。 2《本草纲目》禽部卷四九。 3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二《乃服》。 4《本草纲目》兽部卷五一。 第二节动植物习性及其与环境的关系在明代人们更进一步和更深入地认识了动植物习性及其与环境的关系。 这些知识在本草和其他著作中得到了反映。李时珍《本草纲目》中有以植物生境来分类的例子。如在“草部”之下又分为山草、隰草、水草、石草。说明这些草类的分类主要是依据其生境而分的。宋应星指出：“凡棉春种秋花花先绽者逐日摘取取不一时”1正确地观察到棉具有开花结实期较长的习性因此收花时期就不一致。李时珍提到荆三棱“多生荒废陂池湿地”2龙舌草“生南方池泽湖泊中”3水萍“浮萍处处池泽止水中甚多”4等说明他已很了解在不同的水分环境里生长着不同植物种类。此外不同植物对阳光的需求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有阳生与阴生之分如石南“生于石间向阳之处”5半边莲“生阴湿塍堑边”6等。植物与环境的关系是多方面的除水分、光照与植物有着密切的关系外温度、地形高度对植物也都有重要影响这在《本草纲目》等著作中也有不少明确的记述。 动物与环境的关系更为复杂如每种动物都有一定的栖息环境。在明代已更多地观察和认识到动物对周围环境中的温度、光线等因素的反应。如兽毛有保温作用许多动物的毛随着季节、温度的变化而变化。黄省曾在《兽经》里记载：兽类“春则毛盛夏则毛稀少而革易秋则更生而整理冬则生而毛细毛以自温焉”。李时珍写道狐“日伏于穴夜出窃食”1貉“与獾同穴而异处日伏夜出捕食虫物”2指出了狐、貉夜间捕食的习性。貂“夷人夜伺树下屏息悄声而射取之”3指出了貂在夜间活动的习性。对蚕蛾交配产卵的情形也有非常正确的描述。如“雌者（蛾）伏而不动雄者（蛾）两翅飞扑遇雌即交。交一日半日方解解脱之后雄者中枯而死雌者即时生卵”4。此外当时人们对一些海产动物的生态习性也有不少翔实的观察和记载。徐光启还曾注意探讨一些昆虫的生活史。例如他对白蜡虫、蝗虫生活史做过较详细的研究并把他的研究成果应用到白蜡生产和灭蝗的斗争中去。 1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二《乃服》。 2《本草纲目》草部卷十四。 3《本草纲目》草部卷十九。 4《本草纲目》草部卷十九。 5《本草纲目》木部卷三六。 6《本草纲目》草部卷十六。 1《本草纲目》兽部卷五一。 2《本草纲目》兽部卷五一。 3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二《乃服》。 4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二《乃服》。 第三节遗传与变异明代著作中有许多关于遗传变异的记载如“凡稻旬日失水则死期至幻出旱稻一种粳而不粘者即高山可插又一异也”5。就是说水稻在环境失水的条件下会大部分枯死（被淘汰）但可能出现仍能生存下去的突变植株。通过这种方式选择的植株显著地改变了需水的特性从而得到适应旱地种植的旱稻品种。夏之臣在《亳州牡丹述》中写道：“牡丹其种类异者其种子之忽变者也。”说明牡丹变种多的原因主要在于种子突变把各种类型保存下来。虽然由于时代的局限夏之臣不可能像本世纪初的卡尔任斯基和德·弗里那样对不同植物通过实验研究提出完整的突变理论但是“忽变”实质上就是“突变”他能用忽变去解释牡丹种类的差异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1有意识地利用生物界普遍存在的遗传变异现象进行人工选择以培育出各种优良品种是近世人们广泛称道的重要成就。例如对金鱼的选育当时已采用隔离饲养逐日淘汰等手段来选择培育人们所需的尤其是新奇名贵的品种。张丑（张谦德）《珠砂鱼谱》（1596）记载：“蓄类贵广而选择贵精须每年夏间市取数千头分数十缸饲养逐日去其不佳者百存一二并作两三缸蓄之加意爱养自然奇品悉备。”2正是通过这类方法进行长期选择才培育出世界闻名的形形色色的中国金鱼。宋应星谈到蚕种时说：“凡蚕有早、晚二种”“今寒家有将早雄配晚雌者幻出嘉种此一异也”3。说明他已认识到品种之间可以转化将早种雄蚕与晚种雌蚕配种也就是用人工选择和种间杂交的方法可以产生优良品种。这也是利用杂交优势的一个突出事例。 5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一《乃粒》。 1姚德昌：《从中国古代科学史料看观赏牡丹的起源和变异》载《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卷第3期1982年。 2张丑：《硃砂鱼谱》见《生活与博物丛书》的《禽鱼虫兽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3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二《乃服》。 第四节微生物知识关于微生物方面明代对大型真菌已有更广泛和深入的认识。如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真菌已近三十种除选录历代关于大型真菌的资料外其中粟奴、粳谷奴、皂荚蕈、蘑菇、鸡■、舵菜六种是李时珍新增加的。就所收载的真菌数量而言历代文献中当以此书最丰富如潘之恒《广菌谱》所载真菌全部可见于《本草纲目》。该书记载：“蘑菇出山东、淮北诸处”“长二三寸本小末大白色柔软其中空虚状如未开玉簪花”1。又稠膏蕈“生孟溪诸山。秋中雨零露浸酿山膏木腴为菌花。生绝顶树杪初如蕊珠圆莹类轻酥滴乳浅黄白色味尤甘。已乃张伞大若掌味顿渝矣”等等2。说明当时人们对这些菌类的产地、形色及生境的观察和了解已相当细致了。 对于真菌生的问题以前长期被蒙上神秘的色彩没有正确的认识。 如历代本草著作中都沿袭《神农本草经》的说法视灵芝为神草。李时珍则批判了灵芝为“神草”的说法他说：“芝乃腐朽余气所生正如人生瘤赘而古今皆以为瑞草又云服食可仙诚为迂谬。”3关于芝的生成这种看法固然并不正确但这表明李时珍已将芝的生与其他菌类的生同样看待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神异性。在研究大型真菌的历史上这无疑是一大进步。他还提到“方士以木积湿处用药傅之即生五色芝”4。这是我国较早关于灵芝培养的记载。经过长期的探索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灵芝的习性不仅可在野外大量采集而且在室内也可以大批栽培了。 有关红曲制造方法的记载也是较早见于《本草纲目》。其中提到制红曲有“入曲母”“以帛密覆”“热即去帛摊开”用新汲水分次蘸湿等工艺过程。5由于红曲霉生长缓慢在自然条件下很难像其他霉菌一样生长得好所以在培养红曲霉时要先加入曲母这相当于现在的接种以便使红曲霉从一开始就获得生长优势。在培养过程中原料时摊时聚是为了维持较高的有利于红曲霉而不利于其他霉菌生长的湿度这是利用红曲霉比其他霉菌耐温的特性来抑制杂菌的生长。分次蘸水是为了控制原料的含水量使得红曲霉可以长入米粒内部而又不至于在米粒内部进行糖化酵和酒化酵1。通过这样的操作程序就可以得到色红心实的优良细曲。宋应星《天工开物》也详细记述了红曲的制法其中在原料里加明矾水的做法是红曲培养技术上的一大创造。加入明矾水可以调节酸度有助于抑制杂菌生长。这些培养技术体现了古代人民对微生物生长特性的深刻认识即使在今天对于培养微生物来说也是值得借鉴的。 此外明代在对植物病害和病原微生物的认识和防治方面也有不少有价值记载。如《天工开物·乃粒》对稻瘟病的病原因和处置方法作了较全面1《本草纲目》菜部卷二八。 2《本草纲目》菜部卷二八。 3《本草纲目》菜部卷二八。 4《本草纲目》菜部卷二八。 5《本草纲目》谷部卷二五。 1方心芳：《曲蘖酿酒的起源与展》《科技史文集》第四辑上海科学技术版社198o年版第147页。的叙述。俞宗本《种树书》记有用雄黄或硫磺烟薰治疗果树病害2这是用化学药剂防治植物病害的方法。在未见到病原微生物的古代这些从农业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对于防治植物病害起了重要作用。 2俞宗本：《种树书》农业出版社1962年版第24页。 第五节解剖学知识明代在人体解剖生理学方面的工作大多是对古籍的整理和注释其中也有一些新的见解或纠正前人的一些错误看法。如杨济洲于万历二十九年（16o1）编撰的《针灸大成》在杨介《存真图》基础上明确指出心“居肺下膈上”符合心脏的解剖位置。书中所附脏腑图也较精确接近各脏器的实际情况。此外如《内经知要注释》、《医中必读》在呼吸与脉搏的关系等方面也有不少确切的记述。1明代解剖生理学史上的另一重要事件是西方人体解剖生理学知识的传入。当时来华的一些耶稣会士如意大利人利玛窦著《西国记法》意大利人艾儒略著《性学粗述》书中把感觉器官通过神经与脑联系起来介绍了感觉、知觉（耳、目、口、鼻、体）、记忆、思维、睡眠等生理知识德国人汤若望著《主制群征》简要介绍了食物消化的过程和血液运行的途径等。邓玉函和毕拱辰译著《泰西人身说概》和罗雅各、龙华民、邓玉函译著《人身图说》较详细介绍了骨骼系统、肌肉系统、神经系统、循环系统和感觉器官其中包括各器官的形态结构及其功能。在这些著作中包含有西方的近代解剖生理学知识但其中也有宣扬宗教神学的内容对人体也还不可能有真正客观的描述并且封建礼教也限制了西方解剖学在中国的传播使之仅有很有限的影响。直到十九世纪中叶才掀起了西方近代生物学（包括解剖学）知识传入的又一次热潮。 1苟萃华等：《中国古代生物学史》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89页。第六节《救荒本草》和《闽中海错疏》明代的生物学著作为数不少。在植物方面的重要著作还有朱■撰写的《救荒本草》。朱■是明太祖第五子封周王。他看到当时黄淮地区灾害频繁人民以草根树皮为食甚至误食丧生。为此他致力于救荒植物的研究组织收采和整理野生食用植物于永乐四年（14o6）编成《救荒本草》。这是一部从传统本草派生出来、结合食用以救荒为宗旨的植物书。全书分上、下两卷记载植物四百十四种分草、木、米谷、果、菜五部其中有三分之二的植物描述是来自朱■对植物的直接观察他用通俗简洁的语言叙述这些植物的产地形态、生境及食用部位和用法。每描述一种植物都附有精美插图图的精确程度远胜于以往的本草著作。朱■在封地河南开封府拥有自己的园圃这实际上是一座实验植物园。他经常在园子里进行观察和研究以掌握植物的主要特征如花的结构、颜色生长部位以及果实形态等并以之作为识别植物的依据。可以说《救荒本草》在植物描述方面具有相当高的水平。此外书中还记载了一些消除某些食用植物毒性的方法也很有实际价值。《救荒本草》是中世纪最卓越的本草著作之一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评价。在朱■的影响下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周履靖《茹草编》、王磐《野菜谱》、鲍山《野菜博录》等同类著作。 在动物方面屠本畯著《闽中海错疏》是很有名的。此书写于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书中主要记载福建沿海一带水产动物（包括少数淡水种类）二百多种以海产经济鱼类为主计有八十多种其中包括著名的海产品大黄鱼、小黄鱼、带鱼、乌贼、对虾和蟹等分属于二十目四十科。此外还有腔肠动物、节肢动物、两栖动物和少数海洋哺乳动物。这部著作根据动物生物学特性将它们分成许多群在大群中还有小群从而体现了彼此的亲缘关系展了自然分类体系。此书描述动物的重点是命名、形态、生境、生活习性和经济价值等。这与现在动物志的编写体例十分相似。《闽中海错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地区性水产动物志。 万历二十四年（1596）张丑（字谦德）著《硃砂鱼谱》。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从十个方面叙述金鱼的形态品种、遗传变异和人工选择；下篇也从十个方面记载了金鱼的生态习性、繁殖及饲养方法。书中正确指出金鱼的尾、颜色、花纹、躯干各部形色都不同于普通的鱼特别是其具有躯干粗短肥壮的特点并次记述应用混合选择法培育金鱼新品种。《硃砂鱼谱》是中国古代较早一部阐述观赏金鱼的专著。 第六十一章医药学明代医药学的展更趋向于全面展开基础学科、临床分科与治疗经验总结、卫生保健与卫生事业管理等都步入一个更为广阔的领域。尤其是医学展的革新倾向和求实思想的兴起及其获得的成就更为突出。 第一节医学基础学科的进步在基础学科的研究上除了更注重诊断学的研究外仍然很注意医学古籍的整理和研究这在《内经》、《难经》的研究上看得更为清楚。 古典医学理论著作的考注在中国医学的展过程中历代对古典医学理论著作的考证、注释研究均甚重视。明代医学虽出现了一些革新和求实倾向但在注释《内经》、《难经》以及张仲景著作的挥研究上也作出了不少贡献。其代表著作有马萌的《黄帝内经素问注证微》、《黄帝内经灵枢注证微》（1586）张景岳的《类经》（1624）等。马萌的微将《内经》重新分卷并按作者的理解加以注释训解为明清医学家学习研究和正确理解《内经》的理论和经验创造了较好的条件；尤其注《灵枢》汪昂评：“其疏经络穴道颇为详明可谓有功于后学。”1张景岳将《内经》理论内容按摄生、阴阳、藏象、脉色、经络分为十二大类为后世分类学习和专题研究《内经》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条理井然易于寻览”其注亦颇有明。 中药与方剂空前丰富李时珍《本草纲目》是中国药物展的一个里程碑。李时珍的成功则借助于宋代官方多次组织全国学者对药物的征集和修定刊印；明初本草学家的努力和资料积累对其成功也不无助益。例如：朱■编撰《救荒本草》（14o6）以其政治地位和权势并经采访、调查、种植观察选可供救灾食用的植物四百十四种各述其品名、产地、形态、性味加工烹调等并插图以便辨认。李时珍从中采用三种以增加《本草纲目》的学术价值并给予朱■以肯定的评价。又如：陈嘉谟《本草蒙荃》（1565）收药七百四十二种既继承前人成就又吸收当代及个人在学理和药物加工、贮藏等方面的宝贵经验；既富有学术价值又以韵语对仗写成颇便于初学诵记是一部较好的入门书。李时珍从中汲取药物两种以充实自己的著作并予“颇有明便于初学诚称其实”的高誉。汪颖撰《食物本草》二卷取材于卢和之书稿而成书分水、谷、菜、果、禽、兽、鱼、味八类颇多影响惜其书已佚。李时珍从中竟选取十七味以充《本草纲目》之内容。1此外对本草学展有过重要贡献的著作如兰茂撰《滇南本草》收药四百余种是一部很有特色和学术价值的地方性本草学专著；又如：明太医院院判刘文泰编撰的《本草品汇精要》（15o5）共收药物一千八百十五种更有由王世昌等八名画师五彩工笔绘制的药图一千三百五十八幅十分精美有着较高的学术和艺术价值。上两种书由于一位作者在云南一位作者因医疗事故而搁置内府故李时珍撰写《本草纲目》时未能以之参考。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可称为集明代1丹波元胤：《中国医籍考》卷五人民卫生出版社1983年版第46页。1参见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一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年版。 以前本草学著作之大成。 在方剂学方面最为突出者是朱■的《普济方》（14o6）。该书以明太祖第五子朱■之权势以医学教授滕硕、刘醇之技术合作而成其内容广博丰富集明以前医方之大成。该书共收医疗方剂六万一千七百三十九凡一千九百六十论二千一百七十五类七百七十八法采摭繁富编次详析2。是我国现存最大的一部方书在我国方剂学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又如《医方考》（1584）作者吴琨选方七百以考其方药、见证、名义、事迹、变通、得失、所以然等使医疗处方之理论和方法达到新的高度促进了医学的展。 诊断技术的进步疾病之诊断能否正确是衡量医学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方面而诊断能否正确则取决于诊断技术是否全面、科学。明代诊断技术的进步是明显的先是医家们十分强调询问病情“四诊”检查和书写完整的病案（病历）。例如：李梴《医学入门》（1575）强调了五十五个应该询问的事项张介宾编成“十问歌”要求医家熟诵。在望、闻、问、切“四诊”技术方面历代一些医家有将切脉神秘化倾向而李时珍指出：“世之医、病两家咸以脉为务不知脉乃四诊之末。”1他的《脉诀汇辨》更强调：“设不能以四诊相参未有不复人于反掌间者。”要求临床治疗医学家全面重视病历的书写并将病历书写必须包括的内容——“六法兼施”一一条列令医家有所准绳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六法是望形色、闻声音、问情状、切脉理、论病原、治方术等在六法之中又有三十余项必须书写的内容要求。医者若能遵循这一书写病历的格式一一询问、检查并作全面记录分析研究其诊断水平必可提高。与此同时汇集明代以前历代医家病历的《名医类案》（1552）所收医案数以千计“可为法式者固十之亦医家之法律矣”2。2永瑢、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1781）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72页。1李时珍：《濒湖脉学》（1564）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年版。 2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医家类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74页。第二节临床医学进一步丰富展明代临床医学分科按太医局已达十三科在实际生活中由于有不少以专门医治某种或某几种疾病的医生的出现所以临床医学的分科已不那么严格且明显过了这种科别。此期更为突出的特点是由于疾病认识水平的提高诊断技术的进步在医疗技术水平上有了许多创造明。例如：在内科传染病方面对鼠疫之传染性和极高的病死率已有了十分正确的认识。当时虽然还未能总结出理想的治疗方法但由于已观察到该病与其他传染病的传染流行与病人的衣物等有关故著书立说：“凡患瘟疫之家将初病人衣于甑上蒸过则一家不传染。”1又如对烈性传染病天花的预防已在广泛探索的基础上明了人痘接种术（详后）使天花在我国逐渐得到预防和一定程度的控制。又如对肺结核病已有多种专门著作出现并出色地提出日光、空气、环境、休养等在治疗上的重要性。徐春甫在其所著的《古今医统》中更提出：不与病人接触不去病人家问疾吊丧不可接触病人衣物等预防传染的方法。其他如精神病、心脏病、消化道疾病、中毒等也都有了新的进展2。 在外科方面除了更重视学科理论研究以改变其社会地位而取得不少提高外外科手术、麻醉术、医疗新技术也取得明显的进步。外科学家汪机、王肯堂、陈实功、申斗垣、赵宜真、薛己等在外科学理和新手术新技术开拓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例如强调：“外科必本于内知乎内以求乎外”的思想指导外科学理研究获得新进展。由于强调手术器械煮沸消毒和使用药物麻醉、烧烙、止血等技术外科手术如肿瘤切除术、复杂骨折手术整复、鼻息肉摘除术、截指（趾）术、死骨剔除术、先天性唇裂修补术、咽部异物剔除术以及肛门闭锁和闭锁等扩张术等等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1在皮肤性病方面以麻风、梅毒之防治所取得的成就为最明显。此期有两部麻风专书出现即薛己《疠疡机要》（1554）与沈之问《解围元薮》（155o）几乎同时编成刊印对于推广用大风子肉治疗大麻风等起了积极的作用。梅毒约在十三世纪由口岸（广州）传入我国故有“广疮”之称。此后到明代我国医学家相继表了不少论著总结出“梅毒可由男女同床同厕传染”2“传染”和遗传3。由于认识到传染途径并总结出比较有效的疗法如汞制剂涂布、薰法及土茯苓内服等所以在防治上均取得了较好的进展。 眼科、耳鼻喉科、口腔科、针灸科、小儿科以及妇产科学等等也都取得了一些进步。医家们对封建礼教日益束缚医学的进步开始提出尖锐的批评。例如明末闵齐伋提到：“盖医之候病止于四术而切脉为下。然望、闻、问可施诸丈夫婴儿而每穷于妇女。彼朱门艳质”“而其受病非关经产即属带淋可云某事曾否有无？某处如何痛痒？某物若为色状？问之则1胡正心：《万病验方》（1631）一名《（订补）简易备验方》十竹斋刊本。2李涛：《明代医学的成就》《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7年1期。 1李经纬：《中国古代外科学成就》《科学史集刊》1964年第5期。2程之范：《我国皮肤性病科的历史》《中华医史杂志》1955年第1期。3陈司成：《霉疮秘录》（1632）191o年石印本。 医危不问则病危”4。诊治贵夫人、少女疾病之难很能反映封建礼教对医学展的束缚闵氏对此的不满和讽刺批判既是医学展谋求革新的行动也是思想革新的启迪与萌。在这种种思潮的影响和推动下明代医学确曾出现过不小的革新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4齐仲甫：《女科百问》164o年刻本闵氏序。 第三节医学革新与求实思想的兴起与成就传染病病因学说的革新传染病的病因历代多认为是风、寒、温等邪气所致故有“伤寒”“温病”之论形成了传统。吴又可的研究大胆否定传统而且公然提出：“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乃天地间别有一种疠气（一称戾气）”并指出这种戾气“自口鼻而入”引致传染病的作。令人叹服的是他还明确指出这种戾气在致病上的特异性即：能使人病的戾气牛羊可以不病；能使牛羊病的戾气并不引起鸡鸭病；能使鸡瘟的戾气鸭可以不病1。如此卓识已为传染病致病菌的现创造了极佳的条件而且对传染病传染途径致病菌的特异性都作出了科学的论断足见其洞察力的透彻和周密。 人痘接种术的成功天花约在公元二世纪传入我国后由于其危害力大而引起我国历代医家的关注并在无数次治疗和试图预防的实践中终于创造明了预防天花的人痘接种技术。据传说远在十一世纪一位峨嵋山人已为宰相王旦之子王素接种人痘而获得天花的免疫。这一传说虽然尚不能得到充分证据但按唐代已知接种脓汁以防治疖病等也可说明并非完全没有可能。人痘接种术展到十六世纪中已在我国得到一定的推广。“闻种痘法起于明隆庆间宁国府太平县由此蔓延天下”。近代学者多据此认为我国人痘接种预防天花始于十六世纪中1。人痘接种术明后又经许多痘医的改进使毒性不断降低逐渐趋于安全可靠。人痘接种术十七世纪开始在全国推广俄国也派医师来北京学习十八世纪初再传土耳其、英国、法国、美国、印度、日本以及欧洲、非洲许多国家这是人类第一次通过免疫法获得预防天花的抵抗力。直至英国人痘接种医师琴那氏1796年改进为牛痘接种后中国人痘接种仍在许多国家继续使用。中国人痘接种术开了人类免疫学的先河2。这是中国医学家对人类卫生保健的一项杰出的贡献。 李时珍《本草纲目》的杰出成就李时珍于1578年撰成《本草纲目》五十二卷。收药一千八百九十二种附图一千一百零九幅集明代以前我国药物学研究之大成。由于李时珍重视实地考察并运用了比较解剖学、比较生物学的研究和创造性进行实验观察甚至做动物实验他对许多药物的认识和结论有着较高的科学价值许多内容都反映了当时人类科学研究的先进水平。该书把四百四十四种动物药按虫、鳞、介、禽、兽、人次第分类叙述反映了他“从贱至贵”的生物进化1史常永：《试论传染病学家吴又可及其戾气学说》载《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7年3期。1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人民卫生出版社1954年版。 2李经纬：《中国古代医学科学技术明举隅》；《中国中医研究院三十年论文集》中医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观；所叙述的“鸟产于林故羽似叶”“乌骨鸡但验舌黑”等反映了在动物适应环境相关变异以及遗传特征等方面的新认识；他对植物药的分类等也是划时代的反映了当时生物学分类的先进水平其蒸馏、蒸、升华以及制取没食子酸白色结晶实验研究方法和生产技术更证明他在制药化学方面的突出贡献；尤其可贵的是李氏记述用瓦瓶精确称量空气中含水蒸气的多少并用以预测晴雨也足以证明他对实验研究的重视和思想方法上的开拓精神；李时珍不但在医药学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在自然科学其他领域也有杰出的成就1英国著名科学史学者李约瑟博士、鲁桂珍博士誉之为博物学家2并给予很高的评价。《本草纲目》一书已流传世界许多国家并被全译或节译为日、英、德、法、拉丁、俄等文字在世界上有着很高的学术地位3。《本草纲目》至今仍是许多国家学者研究中国医药学的重要参考书。医学学术团体与学术交流明代医学的进步还与学术团体的创办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约创办于1568年的“一体堂宅仁医会”是我国医学史上由医家私人创办的最早的学术团体。这所医会是当时客居顺天府（今北京）的外地医家联合组织的十分可贵的是他们的宗旨在于探讨历代医家学术切磋提高医疗技术讲求医疗道德修养促进会员“善相助过相规患难相济”。他们把学术交流放在重要地位把维护会员利益置于次要地位。医会对其成员有二十二项严格要求。当时入会者共四十六人多为著名之士如徐春甫、支秉中等均有医学著作流传后世。 1蔡景峰：《试论李时珍及其在科学上的成就》载《科学史集刊》1964年7期。2鲁桂珍：《中国伟大的博物学家李时珍》载《国外医学》1979年1期。3潘吉星：《本草纲目之东被及西渐》《李时珍研究文集》湖北科技出版社1985年版第225—273页。 第四节卫生保健管理制度与中外交流卫生保健管理制度明代医学的最高管理和医疗教学机构是太医院其下分设：大方脉、伤寒、妇人、小方脉、口齿、咽喉、眼、疮疡、接骨、金镞、针灸、按摩和祝由十三科。太医院设院使（正五品）一人院判（正六品）二人其属御医四人（后增至十八人）全面掌管医疗之法与卫生保健和教育等事业。例如：凡医家子弟择师而教之；凡药辨其土宜择其良楛慎其条制而用之；珍视御脉烹调御药；王府请医奉旨遣官或医士往；外府州县置惠民药局边关卫所及人聚处各设医生、医士或医官俱由试遣岁终会察其功过1。这些都是太医院的职责。明代与以前不同因明初定都南京后迁北京太医院北迁后原设南京的太医院并未撤故在卫生保建事业和管理上设有两个太医院。两太医院以北京为主有院使、判、吏目、御医、医士惠民局大使、副使生药库大使、副使等百余人。 太医院既有为帝王、宫廷、臣僚服务的职责也兼有管理和派员四处防治臣民疾疫的责任尽管后者是很次要的但在皇帝诏令下往往也会挥一定的作用。至于尚药局、御药房、药藏局、典医监、良医所等均纯属为皇帝、皇太子和地方皇室人员服务的医疗机构。洪武三年（137o）所设惠民药局府设提领州、县设官医等才真正有为贫病民众医治疾病的目的可惜这一制度并未普遍实施已设者也往往有医无药或流于有名无实。在收养鳏、寡、孤、独、废疾不能自存之人等方面令设养济院等以收养治疗这一制度曾于十五世纪初在各府、州、县普遍实行过。 中外医学交流中国医药学术与国外之交流在明代虽不及元代广泛但在医药传出方面更有展。日本田代三喜1487年来中国学医1498年学成回国积极宣扬“金元四大家”之李（东垣）朱（丹溪）学说。他的学生曲直濑道三于京都创“启迪院”著《启迪集》挥李朱学说成为日本“后世派”骨干继之者甚众影响遍及日本。日本坂净远于1492年来中国学医15oo年学成回国大力宣扬中国东汉张仲景学说1永田德本继之反对田代喜三、曲直濑道三所倡的李朱学说日本称之为古方派。古方派影响在十六世纪前后虽不如后世派广泛深入但直到十九世纪甚至明治维新取缔汉医时仍存在至今。中医学在朝鲜其展较日本尤为普及大型著作如《乡药济生集成方》（1398）三十卷《乡药集成方》（1433）八十五卷《医方类聚》（1445）三百六十卷《东医宝鉴》（161o）等均完成于这一时期不但在朝鲜挥了巨大的作用且对日本、中国等的医学展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中国医学与越南、印度以及东南亚等也由于郑和之出访等而逐渐密切。明代已有1参见张廷玉等《二十五史·明史·职官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1参见［日］矢薮道明《近世汉方医学史》“中国医学的日本化”名著出版行所株式会社1982年版第8—1o页；［日］富士川游：《日本医学史》（决定行版）形成社1979年版第281—298页。西方一些通晓医学的传教士来我国例如耶稣会士利玛窦1583年来华一面传教一面行医治病在华近三十年与中国医家王肯堂、程■等曾有过不少接触讨论医学学术问题。1568年教皇庇护第五任命卡内罗为澳门主教先后创办医院与麻风病院并设医科实习班培养医生。其他如庞迪我、邓玉函、汤若望等十余人在中国从事传教、医疗、翻译介绍西医之理论和医疗技术等1。 1张慰丰：《早期西洋医学传入史略》载《中华医史杂志》1981年第1期。 ------------ 1 题记本卷论述清皇朝统治时期的历史。 清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皇朝。在年代上如从入关时算起是在顺治元年（1644）；如从努尔哈赤建国时算起则为天命元年（1616）。本卷上溯至努尔哈赤的建国下限到道光二十年（184o）鸦片战争开始。清的先人原来是东北地区的女真部落在努尔哈赤时期展成为民族。 这是一个新兴的、生气勃勃的民族。在历史展阶段上本来是明属于前列而清为后进但由于政治上的明被清所取代了。 清入关后吸收前代特别是元、明两代进行统治的经验和教训相对地说是励精图治、与民休息的。也重视学术文化的扬因而出现了康熙、乾隆之治。这是清代在历史上的成就。清在政治上有成就但也不可估计太高这毕竟已处在封建社会的衰老阶段。 清代的民族关系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这时民族多差异大展不平衡。满汉关系、满蒙关系、满汉和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各有特点清廷、官府也按照不同情况分别对待。本卷不能提供充分的篇幅来论述这些问题但重视了民族关系的主流力求贯彻民族平等的原则防止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偏向。 清代中外关系逐渐重要起来。对于中国在国际地位上的变化这是一个关键时期。本卷对此试图作适当的论述。 清代的人物很多可选而不必选者也多。本卷对人物的选择是严格的限于篇幅可能某些人所熟知者也未选入。对此希望读者谅解。 本卷是1988年完成初稿。其后由于出版计划的原因稿本又适当压缩为一百万字变动较大。1994年又对稿本进行了统一体例和编辑加工调整部分章节增补科技方面的内容。 在本卷撰写之初因组稿的需要曾组成编辑委员会主任是周远廉、孙文良两位同志。他们也是本卷的主编。 周远廉同志193o年生于四川省资中县。1955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特约兼职研究员、辽宁师范大学兼职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甲编序说部分乙编综述部分的第一章至第三章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五节、第三章第一节、第七章第二节、第八章第一节和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一章、第六章、第八章并与赵世瑜同志合撰了丁编的第三章和第十章。 孙文良同志1933年出生于辽宁省辽阳县1953年毕业于辽宁省沈阳师范学院历史系1959年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班毕业现为辽宁大学历史系教授、辽宁大学清史研究所所长。他为本卷丙编典志部分撰写了第七章第一节、第九章第二节和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二章、第二十二章。当时本卷编委的组成人员是：黄冕堂同志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为丙编典志部分撰写了第二章第二节和第六章第五节。 冯尔康同志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为本卷丁编传记部分撰写了第二十七章、第二十九章、第三十六章和第四十三章。 南炳文同志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教授。 李龙潜同志暨南大学教授。 李治亭同志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院务委员。他为本卷丁编传记部分撰写了第五章、第二十章、第二十一章。 谢肇华同志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他和李治亭同志为本卷编辑、审阅典志、传记部分的稿件做了很多的工作。 宋元强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审。他为本卷典志部分撰写了第七章第五节和传记部分的第二十二章。 朱诚如同志辽宁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他为本卷综述部分撰写了第四章、第五章。 除上列编委外还有以下各位同志分别撰稿（按本卷章节次序排列）：刘如仲同志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写综述部分第一章第十一节。 李尚英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杂志社副编审为本卷乙编综述部分撰写了第六章、第七章；丁编传记部分第三十三章和第四十六章。高文德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撰写了综述部分的第八章第一节。 王辅仁同志中央民族大学（原中央民族学院）教授撰写了综述部分的第八章第二节。 胡庆钧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撰写了综述部分的第八章第三节。 马寿千同志中央民族大学（原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副教授撰写了综述部分的第八章第四节。 任一飞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撰写了综述部分的第八章第五节。 吕尧天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撰写了综述部分的第八章第六节。（已去世） 汪茂和同志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撰写了综述部分的第九章和传记部分的第九章。 单素玉同志辽宁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撰写了综述部分的第十章。 范楚玉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她为本卷丙编典志部分撰写了第一章。 宫美堞同志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一节和第三章第二节。 景甦同志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三节。 周力农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硕士澳大利亚拉特布大学经济学博士澳大利亚德肯大学教师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四节。 常建华同志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三章第三节和第九章第一节。 华觉明、张柏春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副研究员共同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四章第一节、第三节、第五节、第六节、第七节和第十节。 杨文衡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四章第二节、第四节和传记部分的第五十章。 何绍庚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四章第八节、第九节和传记部分的第四十七章、第五十一章并承担了科学技术部分的统稿工作。 张清建同志四川师范学院化学系讲师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四章第十一节。 凌光、朱大为同志北京石油学院石油勘探开设计院高级工程师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四章第十二节。 林成西同志成都社会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五章第一节。 冉光荣同志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五章第二节。 柯建中同志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六章第一节。 罗一星同志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六章第二节。 戴和同志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六章第三节。 冯志强同志广东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撰写了典志部分第六章第四节。 郑川水同志辽宁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撰写了典志部分第七章第三节。 周绍祚同志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撰写了典志部分第七章第四节。 彭云鹤同志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七章第六节。 阎崇年同志北京社会科学院满族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八章第二节。 王处辉同志南开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撰写了典志部分的第十章。 赵世瑜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他与周远廉同志合撰了本卷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三章和第十章。 张玉兴同志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四章、第十二章、第十八章和第十九章。 宋守中同志天津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七章。 白新良同志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副教授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十一章、第二十八章、第三十八章、第三十九章。 李林同志辽宁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十三章、第十四章。 吴光同志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十五章。 李存山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十六章。 邓潭洲同志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十七章。 刘钝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二十四章。 胡铁珠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二十五章。 宁宗一同志天津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教授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二十六章、第三十五章。 林延清同志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副教授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三十章、第三十一章、第三十二章。 高洪钧同志天津师范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三十四章。 冒怀辛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三十七章。 乔治忠同志天津南开大学古籍研究所副研究员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四十章。 张玉芬同志辽宁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四十一章、第四十二章。 杜昇云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天文系和科学史中心副教授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四十八章。 王冰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四十九章。 刘昌芝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五十二章。 李经纬同志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为本卷丁编传记部分撰写了第五十三章。 以上各位撰稿同志都有自己的著作因为参加人员较多变动大有关资料不全在这里便不再列举了。 对于本卷目录编制、章节和文字上的调整刘雪英同志花费了不少力气。 最后我们感谢王锺翰同志和戴逸同志为本卷题字。 白寿彝1994.12.于北京扉页题字王锺翰撰稿白寿彝常建华戴和范楚玉冯志强高文德宫美堞何绍庚胡庆钧华觉明黄冕堂景甦柯建中李尚英林成西凌光刘如仲刘雪英罗一星吕尧天马寿千彭云鹤冉光荣任一飞单素玉宋元强孙文良汪茂和王处辉王辅仁阎崇年杨文衡张柏春张清建郑川水周力农周绍祚周远廉朱诚如朱大为（按汉语拼音序列） 中国通史(第十卷)中古时代·清时期（上） 甲编序说第一章基本史料第一节编年体、纪传体史料清史资料之多过以前任何朝代既有巨量汉文书籍、档案、契据、谱牒又有满文、藏文、蒙文、彝文、傣文等民族文字材料还有英文、俄文、德文、法文、葡萄牙文、日文等外文资料以及众多的宫殿园林城镇和文物确是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穷毕生之力亦难读其什之一二。因此需要在了解史料大概情况的同时着重阅读一些重要文献现先从编年体、纪传体史料谈起。1这类史料有《满文老档》、清代历朝起居注、《清实录》、《东华录》、《清史稿》、《永历实录》、《先王实录》、《皇清通志纲要》、《永宪录》等书。按其关系全局的史料价值而言当以《满文老档》、起居注、《清实录》最为有用。 《满文老档》《满文老档》为入关前用满文写成的官撰编年体史书。现存原件四十册多系用无圈点满文（亦称老满文）撰写乾隆年间用有圈点满文（也称新满文）转写、重抄六部各一百八十册分藏北京内阁大库和盛京崇谟阁现原档存台北故宫博物院转写重抄本分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辽宁省档案馆。 《满文老档》已有残缺现存之档基本上按年月日记事起于16o7年止于1636年。《满文老档》卷帙浩繁内容丰富载述翔实是研究入关前清朝开国史的主要文献。为何曾系明帝臣仆之建州支部女真头人努尔哈赤以遗甲十三副起兵后能在三十多年里统一女真各部进据辽沈屡败明军成为强大的金国英明汗？后金生产力水平如何？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是什么？有无变化？阶级结构怎样？军政制度的具体内容生过多少重大事件有哪些杰出人物阶级斗争的方式、规模和影响等等只有依据《满文老档》结合有关文献才能阐述清楚。 例如天命四年（1619）十二月、五年（162o）四月努尔哈赤先后两次致书喀尔喀部蒙古贝勒时讲述了后金生产力状况：“尔蒙古国以饲养牲畜食肉著皮维生我国乃耕田食谷而生也。”1“皇天赋与我地盛产财物1本节参考了冯尔康：《清史史料学初稿》。第十一节文物部分是刘如仲编写。1《满文老档·太祖》卷13。 有三种貂皮、黑白赤三种狐皮、猞猁狲皮、豹皮、海獭皮、虎皮、水獭皮、银鼠皮、黄鼠狼皮、貂皮、鹿皮、狍皮等等皮裘。又有棉、丝棉、布、葛布、盐。复有金、银、铁皆产于地。凡此皆有衣食之资皆可得之。”1又如关于入辽沈前的阶级结构与生产关系状况《满文老档·太祖》卷十八载天命六年闰二月二十八日汗谕：贝勒当爱诸申诸申须爱贝勒。阿哈应爱主主宜怜阿哈。阿哈之耕田之谷须与主共食主之征战得获财帛须与阿哈同着打猎所获之肉应与阿哈同食。申年（天命五年）曾下令曰：勤种棉花织布以衣包衣阿哈见其着劣衣时则取之而给与善养之人。兹已过矣。今兹酉年（天命六年）播种棉谷收获之前勿论若收新棉新谷后复以衣食为劣而上诉则从虐养之主取之转而给与善养之主。贝勒与诸申阿哈与主若皆互相慈爱则天嘉之人皆喜好矣。汗之如斯互相爱恤度日之言无论是谁皆不得违！ 这是记述进入辽沈以前后金国阶级结构生产关系尤其是阿哈与主子经济关系阿哈是否衣食于主、产品如何分配等等重大问题的唯一的一条珍贵史料是判断此时满族社会性质的关键性材料。《老档》还有不少类似的珍贵记载不阅读《满文老档》就无法对清朝开国时期的历史进行深入的研究不能作出科学的论述。 起居注起居注也是很有价值的史料。清代正式设馆置官撰修起居注始于康熙九年（167o）但在此之前摄政王多尔衮已用史官为其作记注即《多尔衮摄政日记》。清代的起居注历朝相沿极少间断因此数量很大保存也较完整。清历朝起居注现分藏两处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存有三千八百六十三册最早的是康熙十年十月最晚的为宣统三年十二月《康熙起居注》已于1984年出版。另一部分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起居注记载皇帝一天的言行主要包括上谕、君主处理在京各衙门与地方大吏的题本及八旗奏折然后记引见臣僚。起居注是非常丰富的原始资料十分珍贵是清代历史的基本史料之一。所记载的都是重要朝政如大学士明珠等人称：“起居注皆记载机密事宜垂诸史册所关重大。”1其中容纳了一些其他史书没有记载或叙述不详的重要史实。例如《康熙起居注》五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条记玄烨与大学士马齐评论去世不久的左都御史、翰林院掌院学士揆叙的为人“上曰：翰林院学士甚属紧要自揆叙没后朕再四思维并不得称此职之人揆叙学问甚好为人甚是谨慎敦厚殊属可惜大学士马齐奏曰：揆叙年少老成不但学问好九卿及1《满文老档·太祖》卷15。 1《清圣祖实录》卷1o7页1o。 议政之事亦甚好。伊记性远胜臣等不惟皇上深惜举朝满汉大臣官员俱为惜之一闻其殁俱往吊唁”。后来胤禛因揆叙曾推举贝勒允禩为储君对其十分嫉恨责其为“不忠不孝阴险柔佞”之奸臣故其时撰修的《清圣祖实录》不载上述君臣评议。 《清实录》《清实录》为又一研究清史的基本资料。清代历朝实录均由皇帝设立实录馆指派军国重臣一般是大学士领衔主持编写上一代或上几代皇帝实录。例如《清世宗实录》是其子弘历谕派大学士鄂尔泰等臣主持编修的监修总裁为大学士、三等伯鄂尔泰四位总裁是大学士、三等伯张廷玉、大学士福敏、徐本、协办大学士三泰五位副总裁是尚书任兰枝、班第、纳延泰、左都御史杭奕禄、侍郎张廷琢纂修有刘纶、嵇璜、蔡新等四十余人另有满文蒙古翻译、收掌、誊录一百七十余人。 《清实录》数量很大从太祖至德宗的十二朝实录共计四千三百六十三卷比《明实录》多一千四百余卷其中以《清高宗实录》最多达一千五百卷。 《清实录》虽然由于政治原因在一些问题上作了一些修改其史料价值受到一些影响但总的来说仍是清史的基本资料之一具有其他任何种类资料未有的价值这就是内容丰富包罗万象通贯始终全貌清晰。清代各朝实录记事项目虽然多寡不一但其主要内容和类别却是大体相同。《清高宗实录》的“修纂凡例”载其应录的事情项目共有两百多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对外关系、自然现象等等各方面的内容无所不包。比如：登极、传位等典礼；天、地、社、稷、堂子、山陵等祭祀；帝后诞辰忌辰；册立皇后、太子；封妃、皇子、王妃、公主；巡视河之海塘；谒陵、行围、巡幸；有关文教、武功、民生之诏敕、谕、旨；宗室、异姓王公侯伯子男爵位的袭替封授升降；外藩王贝勒贝子公封授袭替；九卿布按总兵及其以上文武官员除授；地方军政要员陛见；军政大计；大臣病卒、老疾乞休；文武官制及其修改；开拓疆土、设立边镇；每岁人丁户口、田地税粮数量；开垦军屯、丈量地亩、圈拨土地、编审人丁；蠲除赋税；漕运、盐法、关榷；乡试、会议、御试；命将出征、调兵筹饷、指示方略、奏捷献俘纳降；出征官将赏罚；文武大臣犯罪及处置；官民犯法惩治；河工、水利、建筑城垣宫殿；等等。 虽然军国要务多有专门记录如《平定朔漠方略》等专记某一大的战争之事但其主要史料皆可从实录中找到而且放在当时全国总的政治、经济、军事背景之中更有利于读者对这一战争的全面了解。 例如乾隆十二年至十四年的一征金川实录详细载录了川陕总督张广泗、经略讷亲、经略傅恒历次奏报军情及皇帝弘历的系列指示提供了此役的全面情况。张广泗连连失利致“士无斗志”“一遇贼徒辄鸟兽散将领皆所不顾”。有一次金川兵数十人呐喊迎战进攻之清兵“三千余众拥挤奔回多有伤损”“自相蹂躏”。皇帝本来要捣穴擒渠彻底踏平金川绝不许允降了结但他经过一年多的用兵逐渐知道金川“坚碉林立”“险峻逾常”“人心坚固至死不移”“万无可望成功之理”且耗银巨量“势将难继今各省拨协钱粮已动及留备而部库所存通计仅二千七百余万”万难继续下去故从乾隆十四年正月初二至二月初十这四十天里连续下了近二十道命令停征和撤军回师的上谕。《实录》还载录了好些兵马钱粮数字材料尤其是此战所用军费总数其他文献皆未提到实录却摘录了“钦差户部尚书舒赫德”的一份奏折：“川省旧管新收共军需银七十七万二千九百余两部拨及外省协济银八百七十九万一千一百余两现存一百五十万三千余两军兴以来用司库及府厅州县酌留存贮银五十七万一千余两。”1又如乾隆四十三年现甘肃“捐监冒赈”大案通省官员伙同贪污“捐监粮银”陕甘总督勒尔谨、甘肃布政使升任浙江巡抚王亶望等官诛戮戍。此案的全过程只有《实录》记载最为详细、系统、全面如：开捐之情；贪污之法王亶望等官不收本色粮米只收折色银两然后捏称干旱赈济“开销监粮六百余万石”及常平仓粮一百三十余万石；共约侵吞帑银一千万两；全省大小官员通同作弊被查处治罪的总督、布政使、知府、知州、同知、通判、知县、署知县、县丞有一百余员斩五十六人遣四十六人；各官贪婪侵吞之银两数目及个别官员家产王亶望资财多达三百余万两侵吞二万两以上的官员有经方等二十一人哈密通判经方一人赃款便多达十五万余两；乾隆帝先现此案并6续指授方略得以彻查此案。乾隆四十七年十月二十七日他下达长谕讲述全案经过训示内外大小官员应以此为鉴、廉洁守法：“甘省收捐监生本欲藉积贮监粮为备荒赈恤之用至乾隆三十九年该省奏请开例彼时大学士于敏中管理户部即行议准又以若准开捐将来可省部拨之烦巧词饰奏朕误听其言遂尔允行至今引以为过。其时王亶望为藩司恃有于敏中为之庇护公然私收折色将通省各属灾赈历年捏开分数以为侵冒监粮之地盖自此次开捐监粮以后甘省上下勾通一气竟以朕惠养黎元之政为若辈肥身利己之图侵帑殃民毫无忌惮此案6续正法者前后共五十六犯免死遣者共四十六犯。似此通省捏灾冒赈藐法营私案情重大经此番惩创之后（内外大小臣工）务须各凛冰渊共矢小廉之诚。”1若无此实录的记载这一清代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通省官员伙同贪污大案的详细情形以及乾隆帝之善破疑案严惩墨员便难以知晓了。 1《清高宗实录》卷335页2o、21。 1《清高宗实录》卷1167页18、19、2o、21。 《清实录》的最大缺陷是受政局影响被皇帝干预因而在一些涉及最高统治集团内部斗争和满明关系等问题上常常删改失实或过分简略有意含混使读者难知其实。《清太祖实录》、《清太宗实录》便曾三次撰修《清世祖实录》修了两次其他小修小改次数更多致使一些事件失实。例如《清太宗实录》始修于顺治康熙时再修雍正帝又命鄂尔泰等主持改定乾隆四年完成。这个乾隆初改定的《太宗实录》比顺治帝钦定修成的《清太宗实录》在皇太极继位等问题上便作了一些修改姑举一例。 乾隆初修之《清太宗实录》卷一载：皇太极自幼即受努尔哈赤钟爱“甫三龄颖悟过人七龄以后太祖委以一切家政不烦指示即能赞理巨细悉当及长益加器重。太祖以上为大贝勒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共理机务多所赞画统军征讨辄侍太祖偕行运筹帷幄奋武戎行诛携及叛所向奏功诸贝勒皆不能及又善抚亿众体恤将卒无论疏戚一皆开诚布公以待之自国中暨藩服莫不钦仰。上凡遇劲敌辄亲冒矢石而太祖深加爱护每谕勿前往。时帝业肇兴大勋将集圣心默注人望攸归。”天命十一年八月十一日努尔哈赤去世岳托、萨哈廉贝勒告其父代善：“国不可一日无君宜早定大计四大贝勒才德冠世深契先帝圣心众皆悦服当继大位。代善曰：此吾夙心也汝等之言天人允协其谁不从”遂与诸贝勒议定立皇太极为君。而顺治《清太宗实录》对此却记为：“三岁时辄能记忆至七岁太祖托以内事不烦太祖规画自能料理。”太祖卒后姚托、查哈量“告其父大贝勒曰：国不可一日无君此大事宜早定今皇太极贝勒才德冠世深得人心众皆悦服即可继立大位。大贝勒云：吾亦思及于此汝等之意正合我意。”遂议立皇太极。两相比较乾隆之《清太宗实录》确有不少失实之处。另外由于《清实录》分量太大在编写缮录过程中难免有误书读时亦需注意。 《东华录》和《清史稿》蒋良骐编的《东华录》叙事自天命起至雍正止三十二卷。王先谦编的《东华录》和《东华续录》起于天命止于同治俗称《九朝东华录》共六百二十四卷亦是必读史料。民国初年由汉军旗人原进士、东三省总督、遗老赵尔巽原进士、编修、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柯绍忞相继任馆长主持编写的《清史稿》于1928年出齐共五百二十九卷。《清史稿》汇集了大量资料对一些史事作了初步整理叙述了一些事件的始末、制度的源起和演变、人物的梗概一些传记也写得比较好。但是作者中不少人还站在清王朝的立场故政治观和史观较为反动竟将太平天国等群众的反抗斗争一律书为“盗贼”、“土匪”不承认辛亥民主革命对武昌义记为“革命党谋乱于武昌”又对清朝统治者歌功颂德且其书繁简失当一人两传不少史实错误还有重要疏漏。因此《清史稿》不是一部好的史料书籍但因其是第一部大部头清代通史著作也有一些参考价值。 第二节政书政书是政府各部门规章制度本身的记录是关于各项政治、经济、军事、民族、文化政策及其实行情形的著作较为集中地提供了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民族、文化资料。清代的政书比过去任何朝代更多更展史料相当丰富。政书的体裁基本上是纪传体中的“志”但比其更为扩大和展。 清代的政书大体上可以分为通制、铨选、科举、军机处、军政、法律、财政、礼制和诏令奏议等七类。通制类的政书的特点是“通”和“全”所叙述的是全面的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民族、文化制度而且延续绵延。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是清三通和清会典。 清三通清三通是指《皇朝文献通考》三百卷、《皇朝通典》一百卷、《皇朝通志》一百二十六卷成于乾隆五十一、五十二年（1786、1787）。乾隆帝特设三通馆授大学士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嵇璜、吏部尚书刘墉、兵部尚书王杰（乾隆二十六年状元）、户部尚书曹文埴为总裁翰林院侍讲学士曹仁虎等七人为纂修兼总校翰林院侍讲学士6伯焜等三十四人为纂修兼校对官理藩院主事巴达尔呼等四人为满纂修官。“三通”叙事皆起于努尔哈赤止于乾隆五十年个别地方包括了五十一年内容有些重复。 清三通中以《文献通考》史料最多价值最大。三百卷中分为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群祀、宗庙、群庙、王礼、乐、兵、刑、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舆地、四裔等二十六类。《通典》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门其下再分列细目。《通志》分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礼、乐、谥法、器服、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灾祥、昆草虫目二十类。这三部书着重详细介绍了清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等方面的制度和政策是清史必读史料之一。 清末进士刘锦藻撰有《清续文献通考》四百卷记事起于乾隆五十一年止于宣统三年材料亦很丰富很有参考价值。 清会典会典记载政府各部门的职掌、百官奉行的政令以及职官、礼仪等制度。乾隆帝认为：会典是“凡职方、官制、郡县、营戍、屯堡、觐享、贡赋、钱币诸大政于六曹庶令之掌无所不隶。”1会典的体例是“以官统事以事隶官”即以政府机构为纲隶以各样政事。如光绪《大清会典》分有宗人府、内阁、军机处、吏部、户部等等纲目在每一官衙下叙其内部构成、官员、职掌以及各自的变化。 由于法令因社会情况的变化而相应修改、增添、删并故会典也必须适应这一变化来改写重写清会典便先后五次纂修。康熙《大清会典》成于康熙二十九年（169o）一百六十二卷记事起于崇德元年（1636）止于康熙二十五年。雍正《大清会典》成于十一年（1733）记事上接康熙会典止于雍正五年二百五十卷。乾隆《大清会典》成于二十八年（1763）一百卷叙事大体上止于乾隆二十三年。嘉庆《大清会典》成于二十三年（1818）八十卷记事至嘉庆十七年。光绪《大清会典》成于二十五年（1899）一百卷。 康熙、雍正会典把具体实行的事例附载于法典条下乾隆帝命将法典与事例分开故又另修乾隆《大清会典事例》一百八十卷嘉庆时另修嘉庆《大清会典事例》九百二十卷并别立“图说”一百三十二卷。光绪《大清会典事例》有事例一千二百二十卷、图二百七十卷。 会典、则例、事例所记载的政府机构及其职掌、施行法令是那个时期的现行政策反映了那个时期的行政、司法、经济、军事、文化、民族政策及其归宿这些内容是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故是研究那个时期的必需资料。会典图绘制了礼制器物、乐器、冠服、舆卫、武备、天文、舆地等图附有说明为研究清代帝王官员服装、典礼器皿、仪仗器物、武器装备、天文仪物、地理提供了大量的详细的重要资料。 科举和吏治则例清政府对科举及官员任免考核作出了许多规定据以执行。将这些规则汇辑起来就成了专书如《吏部则例》、《吏部铨选则例》、《吏部处分则例》、《验封司则例》、《学政全书》、《科场条例》等。雍正帝还因新任官员没有经验命河东总督田文镜撰写了《钦定训饬州县规条》以教臣工如何做官。此书包括了到任、交办、关防、放告、催科、弥盗、验伤、听断、慎选幕宾、待绅士、劝农桑、操守等等条目帝命刊印颁给县官每人一部“俾置之几案朝夕观览”。另一河东总督王士俊亦编有《吏治学古编》于雍正十二年完成两卷性质类似。这对研究清代地方官制和吏治很有裨益。 《枢垣记略》、《中枢政考》和《八旗通志》1乾隆《大清会典》卷《御制序》。 关于军机处的著作和军政类史料主要有《枢垣记略》、《中枢政考》、《八旗通志》等书。《枢垣记略》作者梁章巨嘉庆进士道光二年（1822）任军机章京后外任广西巡抚、署两江总督。他于道光三年写成此书分七门共十六卷记叙有关军机处的上谕、军机处的规制、历任军机大臣、军机章京名单以及有关军机处及其人员的诗文和轶事。《中枢政考》是关于八旗和绿营军政规章的书因情况经常变化故清政府决定每十年一修现存较完备的是嘉庆年间《中枢政考》共七十二卷其中八旗三十二卷、绿营四十卷记载了武职官员的品级、补放、铨选、考核、俸饷、漕运、营伍、牧马、驿递等方面的规定是很好的军政资料。《八旗通志初集》二百五十卷叙事止于雍正十三年雍正五年大学士鄂尔泰等人奉敕编修乾隆四年完成监修是和亲王弘昼监修总裁系大学士马齐总裁有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福敏、徐本、尹泰、朱轼、蒋廷锡等十人副总裁有吏、户、礼、兵、刑、工等部尚书、侍郎、内阁学士查弼纳等十七人。本书采取方志的体例作志、表、传以八旗兵制为经八旗法令、职官、人物为纬史料丰富除引录实录、会典、六科史书、圣祖御制文集等书外还大量采摘了八旗档案和地方文书其中许多档案文书原件现已散佚故此书的史料价值更为珍贵是研究八旗兵制和八旗历史的基本史籍。后军机大臣、兵部尚书福隆安等人又奉皇帝之谕于乾隆三十七年修成《八旗通志》三百五十四卷。此外还有《钦定八旗则例》（乾隆三十七年修成）十二卷、《绿营则例》十六卷等书。 法律法律类史料主要有《大清律集解附例》、《大清律例》、《督捕则例》等书。《集解》三十卷雍正三年奉敕修成。《律例》四十七卷辑入定例一千余条。《督捕则例》是追捕旗下逃人（主要是旗奴）的法令始纂于顺治康熙十五年补纂乾隆八年重定上下卷一百零三条。 财政财政类史料有《户部则例》等书。《户部则例》是户部银钱成例案件汇编经常修辑从乾隆四十一年至咸丰元年（1776—1851）的七十多年里先后纂辑了十三次。同治三年（1864）又编一次共一百卷分户口、田赋、盐法、库藏等十六门既提供了清代的钱粮资料又记载了人户身份及其变化之情。《赋役全书》始成于顺治十四年系将各省的赋役资料汇总而成此后时常重纂雍正十二年定为十年一修。《赋役全书》详细、具体地记载了省府州县和全国的收支情形是了解清代中央及地方政府财政状况、收入支出及其变化的主要史料。两淮、两浙、河东、长芦、四川等盐法志记录了皇帝之巡幸、诏谕、转运、场灶、课程等情形是关于清代盐政的重要典籍。《孚惠全书》（乾隆六十年纂）六十四卷记述政府蠲免钱粮详情。《户部漕运全书》汇载了漕政各项事宜雍正时定十年一修。《续纂淮关统志》十四卷《北新关志》十六卷《粤海关志》三十卷提供了河道税关国内贸易和海外贸易资料。此外还有《荒政辑要》等书。需要一提的是《石渠余记》作者王庆云是道光进士久任户部侍郎“通知时事尤究心财政穷其利病稽其出入”“综核精密”1。他依据实录、会典、通考、上谕、奏折及大量财政档案资料辑录成六卷八十七篇加上按语对所分各门类源源本本讲得一清二楚还记录了不少关键性数据如清代各朝兵数、军费、岁入岁出等等是了解清代政治、军事、经济历史的重要著作。礼法封建礼法是维护封建统治的重要因素道光帝旻宁曾着重指出：“安上全下莫大乎礼。”清代的礼乐制度包含很多方面如祭祀、巡幸、圣寿、赐谥、爵秩等等制度。记录这些制度的书籍有《大清通礼》等书。《大清通礼》五十卷乾隆元年敕修二十四年修成道光四年又辑成《续纂大清通礼》五十四卷对朝庙大典、颁诏、祭祀的吉礼、冠婚的嘉礼、宾客的宾礼、军旅的军礼、丧葬的凶礼等等礼仪作了详细的具体说明。《皇朝礼仪图式》乾隆三十一年敕修完毕二十八卷分祭器、仪器、冠服、卤簿和武备六大类绘有器物的图形加了说明。《礼部则例》有乾隆二十九年、四十九年、嘉庆九年、道光二十四年敕纂等几种对皇室、官员乃至民间的各种礼仪作了详细的叙述。《国朝宫史》敕修乾隆三十四年大学士于敏中等修成三十六卷是记述清代宫廷制度和皇室家法的著作后嘉庆十一年大学士庆桂又奉旨纂成《国朝宫史续编》一百卷。《南巡盛典》两江总督高晋纂一百二十卷专记乾隆帝四次巡幸江浙之事。《万寿盛典》一百二十卷记康熙帝六十寿辰大庆。《八旬万寿盛典》一百二十卷记念乾隆帝八十寿辰。另外还有《皇朝谥法考》五卷鲍康编《吾学录初编》二十四卷吴荣光作。 诏令、奏议诏令奏议是重要的政书史料。《上谕内阁》是雍正帝谕旨辑录乾隆六年和亲王弘昼等完成每月一卷共一百五十九卷。《硃批奏折》雍正十年约选辑七千件疆吏奏折上有雍正帝用硃笔批示。《上谕条例》是乾1《清史稿》卷425《王庆云传》。 隆帝所之谕起于雍正十三年八月止于乾隆五十九年共八百九十三卷嘉庆元年刻印。《皇清奏议》系内外百官奏疏六十八卷乾隆六十年辑成。另外个人奏疏的单刻本也很多如河道总督靳辅之《靳文襄公奏疏》八卷总督鄂尔泰之《鄂少保公奏疏》一卷总督孙嘉淦之《孙文定公奏疏》十卷等等。 第三节档案档案是清政府在实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外交政策时所形成的官方文书形式多种多样有户口钱粮的黄册科举的试卷、金榜舆图帝后功臣画像中外交往的国书等等多达一百余种大多数为汉文满文档案也不少还有蒙文、藏文及英、法、日、俄等外文档案。 清代档案之多居世界第一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就存有一千万余件、册、卷辽宁、四川等地方档案馆、文管会也保存了大量档案。 清朝内阁大库的档案从清宣统元年（19o9）开始6续移出、转售、分存现绝大部分存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也存有不少档案。第一历史档案馆还设法搜集、接收了内阁大库以外的军机处、清史馆、刑部、宣统帝溥仪、湖广总督端方、东三省总督赵尔巽、醇亲王府、黑龙江将军衙门、宁古塔副都统衙门、阿拉楚喀副都统衙门、珲春副都统衙门、长芦盐运司等档案。 上千万件档案需要科学分类编目才便于使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根据档案收藏的部门、文种、朝年、性质予以分类。第一大部类叫“全宗”是按其原来收藏的部门或个人来划分的清代档案共分七十四个全宗即内阁、军机处、宗人府、宫中、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度支部、6军部、法部、外务部、学部、农工商部、民政部、巡警部、邮传部、理藩院、乐部、责任内阁、弼德院、都察院、资政院、方略馆、翰林院、大理寺、会议政务处、督办盐政处、总理练兵处、管理前锋护军等营事务大臣处、侍卫处、禁卫军巡练处、八旗都统衙门、国史馆、步军统领衙门、溥仪、黑龙江将军衙门等等。全宗之下按文种分类如军机处全宗共分十类：录副奏折档簿来文在京各衙门、督抚给与军机处的文书、外国的照会电报函札清册舆图奏表杂件。内务府全宗分来文、奏案、堂谕、呈稿等十四类。在大文种下还有再以小文种来区分的如内阁全宗之题本类又分为吏、户、礼、兵、刑、工六科题本。文种之下的分类主要按朝年如六科题本分为顺治、康熙等朝顺治朝又按年编排。 档案数量庞大包罗万象是第一手原始材料是最好的史料离开档案很难对清朝的历史进行深刻的研究和作出科学的正确的论断很难有新的突破很难写出高水平的学术专著和论文很难撰成大型清史。四十年来尤其是近十余年来清史研究之所以取得了很大成绩出版了一批水平较高的论著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开始重视和大量利用档案资料。 以人们十分关心但又很难了解清楚的清朝国库存银数量而言其他文献只是简略地提到个别年代的数字而档案却有系统记载。乾隆四十年正月二十九日军机大臣遵旨查明自康熙起到乾隆三十九年“户部银库每年实存银数”的奏片所附“清单”载有康熙六年等二十六个年头之存银数及雍正元年至乾隆三十九年每年存银数十分具体姑举几年。康熙六年存银二百四十余万两（原有万千百十两数现皆简化）十二年二千一百三十余万两十六年五百三十万余两十七年三百二十余万两二十五年二千六百余万两三十三年四千一百万两。雍正七年六千零二十余万两乾隆二十年四千二百九十余万两三十至三十九年每年存银六千万两以上其中六年岁存银七千余万两。1再以清朝主要统治集团八旗王公贵族而言虽然它的兴起、展、衰亡直接影响到清朝的盛衰应该阐述清楚但由于他们权势赫赫王门深似海时人既难知其详情又不敢妄加评说和录述其事故《清实录》、方志、文集、笔记等等文献关于王公贵族之情形尤其是其重要经济基础庄园之情记述很少致成清史研究中一大空白。档案却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坚实的史料基础仅一史馆所存内务府、宗人府档案就有二百多万件辽宁省档案馆也藏有大量与此有关的档案姑举数例。一系贵族庄地数目。一史馆宗人府堂稿有庄亲王府长史桂斌呈报庄地数目“清册”载明庄王府地分布于河北、辽宁、山西三省三十余州县一百三十余村屯有耕地二十二万余亩和马厂地三十二万余亩其具体县名、村名、庄地顷亩数目写得一清二楚。1二是庄租品种数量。辽宁省档案馆存大学士、一等子范文程家道光九年《范宅老地账》载：“关东所有沈阳、辽阳、南城、牛庄、海城、西城、椴木丛共有红册地三千六百九十七日（一日为六亩）半共收租钱一千二百四十一两八钱整。又有开河马厂地一千零三十三日四亩八分分给三家庄头承领一千（日）共租银[七百九]十二两九钱一分。”计：“庄头刘长盛官地一百三十二日交租银七十五两、鹅五双、鸭十双、粉子三升官猪折银。”三系庄地典卖。辽宁省档案馆存《京都惠郡王府五城骑缝底簿》详细记载了道光二年王府庄地典卖与旗民耕种之情如庄头丁玉全领庄地二百五十三日却典出一百七十九日其余庄头庄丁领有之地情形亦与此类似。四是庄地经营方式由庄丁耕种变为招佃承租之变化与庄丁逃亡之关系。辽宁省档案馆存《英公府奉天法库县南坐落上屯等村地册》载称：“及至嘉庆八年间因充差之壮丁潜逃者颇多以致差银无着故将养丁之地起租以抵差银之入。”简而言之充分利用档案结合有关文献定能阐明八旗王公贵族三百余年形成、兴起、展、衰落及其解放后获得新生的全过程并由此而探讨出若干带有规律性的结论。 又以清代租佃关系这一重大课题而言以往由于缺乏具体数量资料只能泛泛而论而档案却对土地占有状况土地买卖地租种类、数量买卖、承佃之各种手续与“乡俗”双方之身份生纠纷时官府的裁决等等记载得非常清楚十分详细使人们眼界大为开阔提出了许多新问题。根据档案记载在许多地区的土地买卖存在着卖地“先尽亲房”、“先尽原业”1《历史档案》1984年4期《康雍乾户部银库历年存银数》引录军机处《上谕档》。1《宗人府堂稿》桂斌：《为呈复事》。 的“乡规”土地之业主出卖田地时要先问亲房、本家、“原业”（即原来田地之卖出者）他们不买才能售与他人1。除了田地正价以外卖主及其亲房还要索要“画字银”。湖南桃源县“乡间俗规买主在正价外另有酌给挂红钱文”。湖南武陵县“俗例”：“凡是卖产亲房弟侄都有画押的钱文”2。有的州县上业主也要此钱叫“脱业钱”。湖南安化县“乡间俗例：凡是卖田上业主原有脱业钱”3。 档案载录了诉讼者呈上的大量地契可以详细说明地价、活卖、找价、绝卖等等过去罕为人知的重大问题。活卖是卖地时业主于契上载明“卖活契”或“不拘年月远近银到归赎”等字样。如雍正元年山东兰山县杨榯之活契载：“立卖活契人杨榯同子杨文炳、杨文卓因钱粮无凑央到中人曹德仁说合情愿将业地六亩卖与杨洪如名下耕种为业言定时价银三两六钱”4既为活卖卖主就可以向买主找补银钱名为找价理由多是原价太少。康熙六十年江苏武进县刘文龙将田一亩八分卖与陈德山价银七两雍正七年又立下“找契”找银一两。其契为：“立找契刘文龙向有惊字号平田一亩八分卖与陈名下收租今因原价轻浅央中找得一两整”。乾隆十四年刘再向陈家索找“又立找契”复“找银七两”1。“绝卖”之原意是永归买主管业不能找价回赎契上写明“杜卖契”、“绝卖契”规定永远不许找银回赎。安徽合肥县雷相明所立之杜卖契载：“立杜卖田房契人雷相明今因手头不足情愿将父遗实种一石在册弓口八斗六升半田出卖与许康元名下子孙永远为业永不加找回赎”2押租制是在清代迅展的新的剥削方式档案对此有大量的载述其名称就有押租银、押佃银、保租银、压佃银、庄银、进庄银、寄庄钱、上庄银、顶头钱、顶手钱、顶耕银、揽佃银、批耕银、佃价钱、坠脚银、批头银、田根银、田脚、粪土银等等多达六十余种。在许多州县出现了佃民必交押租的“乡例”如江西石城县温海标佃种杨升远七石租的田“原照乡例去坠脚银十两”。浙江“鄞县乡例：佃户都有顶头钱分名为田脚”。福建长泰县“乡间俗例佃户租种田亩先给地主保租银子若有欠租便可扣抵”3。至于押租的数量押租的增长地主为增押租而夺地另佃1乾隆朝“刑科题本命案土地债务类”（以下简称题本）乾隆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二日钟晋题。2题本乾隆五十四年三月初九日浦霖题乾隆四十年十二月十七日舒赫德题。3题本乾隆四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英廉题。 4题本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初十日杨景素题。 1题本乾隆三十二年正月二十三日明德题。 2题本乾隆二十一年七月十七日高晋题。 3题本乾隆五年闰六月二十八日岳濬题乾隆十七年六月九日阿克敦题乾隆六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吉庆题。 收取押租实质上就是增加地租等等情形皆有大量材料前人罕能知晓。永佃权是清代又一迅展的一种重要制度档案对此提供了其他文献没有的大量、详细、具体、可靠的资料。永佃权之名称就有“佃业”、“质业”、田皮、田面、小苗、田脚、田脚小业、小租等等。许多州县形成了公认的永佃权“乡例”。浙江临海县“地方乡例：租人田种原有佃价与田主的若田主把田卖与别人仍旧是旧佃户耕种还租叫做卖田不卖佃”1。浙江庆元县“这里地方乡风俗例：凡佃户耕种田地出银顶买名为田皮可以顶卖的”。“凡卖田皮只要还人家租谷原可自种”2。广东惠州府“惠州府乡例：凡买田收租纳粮的叫做粮业买耕交租的叫做佃业”地主不能夺佃自耕3。福建宁德县“乡例：收了佃户的钱田主不得另佃”4。福建平和县佃户交过“粪土佃银”业主就只能“卖租不卖佃”5。 佃农与地主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一直是人们关注但又很难弄清的问题清中叶以后有无松动以往由于缺乏材料难以论述。现从档案知悉乾隆年间的刑部档案中逐渐出现了地主与佃农“无主仆名分”的记载嘉庆时更为增多。如乾隆十七年山西岚县佃农李京打死地主温尧士巡抚审案时认为李京是普通佃户“并未立有雇工文券应以凡论”6。乾隆四十一年山东沂水县佃农刘玘山殴死地主马进朝官府断为：“刘玘山虽系马进朝佃户并无主仆名分应以凡论”7。湖南宜章县“曹戍昌佃种尹申开田亩每年还租谷四石五斗并无主仆名分”8。河南正阳县业主邢建功与佃户刘荒之间业主胡养心与佃户袁德海之间“平等称呼并无主仆名分”1。山东日照县业主秦子焌与佃户于鹤年之间“平日平等称呼并无主仆名分”2。嘉庆、道光年间档案所载主佃之间平等相称无主仆名分的省府州县已知者有河南、江苏、山东、广西、云南、安徽、浙江等省州县。这对研究清代租佃关系提供了难得的大量的可靠史料。 不仅八百多万件汉文档案非常有用一史馆藏存的一百五十余万件满文档案也十分珍贵。例如满洲人丁数目尤其是顺治、康熙时期的人丁数目1题本乾隆二年五月二十六日稽曾筠题。 2题本乾隆三十一年十一月九日熊学鹏题。 3题本乾隆九年六月十二日策楞题。 4题本乾隆三十二年七月十一日苏昌题。 5题本乾隆三十八年九月十六日官保题。 6题本乾隆十七年十月二十四日阿思哈题。 7题本乾隆四十一年十月十四日杨景素题。 8题本乾隆六十年二月七日阿桂题。 1题本嘉庆五年八月十二日董浩题。 2题本嘉庆二十三年五月十五日章煦题。 对研究满族历史、研究清史极为重要但因其关系清政府机密汉文文献没有记载致人们只能根据八旗佐领个别时期的数目而加以估算不太准确。现一史馆公布的雍正元年五月初四日和二年十一月初七日怡亲王允祥密奏入关时和近日八旗男丁数字就解决了这一难题。允祥奏称顺治五年编审丁册载满洲八旗男丁五万五千三百三十丁蒙古八旗二万八千七百八十五丁汉军、台尼堪四万五千八百四十九丁满洲蒙古的包衣汉人二十一万六千九百六十七丁八旗总共有三十四万六千九百三十一丁。康熙六十年八旗编审丁册载满洲八旗男丁十五万四千一百一十七丁蒙古八旗男丁六万一千五百六十丁汉军、抚西尼堪、拜唐阿尼堪、台尼堪二十三万九千五百一十丁满洲蒙古的包衣汉人二十四万一千四百九十四丁八旗共有六十九万六千六百八十一丁3。又如多年来红学家普遍认为曹雪芹家庭被抄是由于曹家是皇八子廉亲王允禩党羽因而受到雍正帝迫害不相信史书记载中曹■因亏空钱粮而抄家的说法。近来一史馆公布了满文档案据载称：“查曹■因骚扰驿站获罪现今枷号曹■之京城家产人口及江省家产人口俱奉旨赏给随赫德。”1总而言之数逾千万件的档案记述了清朝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外交等等各个方面的详细情形是极为珍贵的史料必须大量阅读充分利用。 3《历史档案》1988年4期《清初编审八旗男丁满文档案选译》。 1《历史档案》1983年1期《新现的有关曹雪芹家世的档案》。 第四节地方史志中国有长期撰修地方史志的传统清代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很重视编写方志现存全国地方志的八千一百余种之中清代修的方志约有五千六百种占总数百分之七十。 地方史志的种类相当多大体有一统志、通志（省志）、府志、州志、县志、厅志、卫志、所志、土司司所志、合志（原为一县后分两县联合修志）以及乡镇志。另外还有专志如山志、水志、湖志、堤志、水利志、盐井盐场志、宫殿志、寺观志、祠宇志、陵墓志、名胜古迹志、风俗志等等。 官修方志清代的方志多系官修。中央设有一统志馆总裁官一般系大学士兼任第一部《大清一统志》于康熙二十四年开始修纂至乾隆八年始成三百四十卷乾隆四十九年又奉敕修成第二部《大清一统志》五百卷道光二十二年再修成第三部《大清一统志》。省府州县厅志由地方官府主持设立志书局主要官员任总裁聘请学者文人任总纂和纂修如乾隆《盛京通志》一百二十卷大学士阿桂等奉敕修。乾隆《浙江通志》二百八十卷大学士兼浙江巡抚稽曾筠、闽浙总督李卫为总裁官。雍正《河南通志》八十卷总裁为河东总督田文镜、王士俊编修孙灏为撰修嘉庆《扬州府志》主修是两淮盐政阿克当阿状元姚文田为主纂。一些文人有志于修方志如乾隆《无锡县志》比较简略县人秀才黄卬花了十六年写出十二卷《锡金识小录》作为县志的补充。书名“识小录”是因为私人写的不能成为官定的志书是野史不能叫“无锡县志”。 方志的体裁从一统志到县志、镇志各有自己的体裁。一统志汇载全国各地情况以省和特别地区立卷先京师次直隶然后分列各省。各省通志多以府直隶州为单位分述各项制度和人物传记也有以志传为纲下面分叙各府州县之情。各种方志大都沿用正史体例采用志、传、图、表的表达方式大都有疆域、建置沿革、形势、风俗、城池、学校、户口、田赋、税课、职官、山川、古迹、桥梁、隄堰、陵墓、祠庙、寺观、名宦、人物、流寓、烈女、仙释、土产、公署、水利、盐法、艺文、物产等等分类。 清代方志的繁富清代方志甚多内容非常丰富记载的范围极广有自然现象、地面概貌、地下矿藏有政权机构、社会组织有军政要员、文人学士、释道隐逸有赋税徭役人丁田地有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风土人情可以说是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中及人事包罗万象无所不有因而为历史学、地理学、经济史、科技史、文学艺术史、地方史提供了多门类的详细的广泛的资料。比如大事记、武功、寇乱、堡塞、祥异、人物等门保存了大量反封建、反侵略史料光绪《广州府志》及其所属包括《佛山忠义乡志》在内的州县、镇志记述了广东人民在鸦片战争中奋起反抗英国殖民军的事迹。方志中有大量经济史料如山西等省方志中有煤《新疆图志》、《玉门县志》有石油四川方志有天然气史料十分丰富。田赋、徭役、盐法、户口等门类是极好的经济史料。乾隆《威远县志》卷四记录田契房契至三十二页之多。水利门是很有价值的水利史料。物产、人物门有大量关于中草药及医理、医案、医方和名医高尚品德的记载。方志中的地图史料甚多乾隆《浙江通志》有地图一百五十一页光绪《繁峙县志》有历代疆图边关图。风俗门记述了各地时令节气和人们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社交往来、宗教信仰、文化娱乐等风俗习惯是其他文献较少记载的珍贵史料。 第五节清人边疆史地书籍边疆史地特别是西北、东北和西南史地是清代兴起的学科成就很大。所有著述既与一般地方志有很多类似之处也有不少差异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方志。 由于清政府长期开疆拓地版图扩大边疆地区与中央政府之间的隶属关系不断增强边疆少数民族同内地民族的联系空前频繁漠西蒙古一度势力十分强大对清朝西北、北方地区带来严重影响俄国沙皇政府又猛烈向中国扩张不断蚕食我国北方、西北领土故清政府非常重视边疆史地的研究主持撰修了一批边疆史地著作。在此影响下一些学者从事元史的研究撰写了《元史氏族表》等书也促进了西北史地学的形成。 清人边疆史地著述清人记述清代历史的边疆史地著述大致有下列书籍：刘统勋等撰《西域图志》五十二卷；祁韵士撰《皇朝藩部要略》十八卷《西陲要略》四卷《万里行程记》四卷《西域行程记》一卷；张穆《蒙古游牧记》十六卷；松筠《西陲总统事略》十二卷；七十一《西域闻见录》八卷；王文锦《西域南八城纪要》一卷；关凤楼《新疆大记》六卷；盛绳祖《卫藏图志》五十卷；佚名《卫藏通志》十六卷；黄沛彪《西藏通考》八卷；佚名《西藏考》一卷；佚名《西藏志》不分卷；王我师《藏炉述异记》一卷《藏炉总记》一卷；何秋涛《朔方备乘》八十卷；严如煜《洋防辑要》二十四卷；林谦光《台湾纪略》一卷；卢坤等《广东海防汇览》四十二卷；图理琛《异域记》二卷；还有胡建伟《澎湖纪略》十二卷等书。 《皇朝藩部要略》这些书中以《皇朝藩部要略》等书影响更大。其作者祁韵士任翰林院编修参加了乾隆帝敕令纂修十二卷《蒙古王公功绩表传》的工作。他翻阅档案、实录及蒙古书籍积累了大量资料历时八年始完成《要略》。此书十八卷分漠南蒙古、漠北蒙古喀尔喀部、漠西蒙古厄鲁特部、回部、西藏五个要略另有藩部世系表四卷对各部与清朝中央政府的关系如归附、叛服、封爵等以及该部的历史作了较好的说明被学者李兆洛赞为：“如读邃皇之书睹鸿蒙开辟之规模焉乌可不令承学之士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了然于天人之故哉。”11《养一斋文集》卷5《外藩蒙古要略序》。 《卫藏通志》《卫藏通志》作者不详有人认为是乾隆末年赴藏督运粮草台站乌拉之钦差大臣工部尚书和琳。卷为御制诗文下分考证、疆域、山川、路程、喇嘛、寺庙、番目、兵制、镇抚、钱法、贸易、条例、纪略、抚恤、部落、经典十六卷引用了大量西藏藏文档案、西藏各种旧志、乾隆时西征廓尔喀及安藏之各种公文、历代碑文资料叙述了汉唐以来西藏和中央政府的关系着重记载了与清朝中央政府的关系以及西藏社会的各种制度生产、经济、风俗如驻藏大臣职权、驻藏官兵分布、藏中各部落名称、山川形势、金奔巴掣签制度蒙古人赴藏熬茶制度、班禅遣使入朝制度藏民信仰及生活状况入藏道路藏兵等等是一部关于西藏史地的重要书籍。《朔方备乘》《朔方备乘》作者何秋涛原系刑部主事正六品“以俄罗斯与中国壤地连接宜有专书资考镜始著《北徼汇编》六卷”继而扩充到八十卷1。其中卷十二卷录上谕及钦定书籍有关文字自撰六十八卷为《圣武述略》、《北徼界碑考》、《北徼条约考》、《俄罗斯馆考》、《雅克萨城考》、《汉魏北徼诸国传》、《国朝北徼用兵将帅传》、《俄罗斯互市始末》、《土尔扈特归附始末》、《图说》等等详细记述了秦汉以来特别是清朝对东北、北方、西方边疆的经营和治理当地少数民族的情形及其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沙俄之情及中俄关系。咸丰帝奕詝赞扬何秋涛“通达时务晓畅戎机”其书“于制度沿革、山川形势考据详明”将他升为从五品的员外郎。 《新疆识略》《新疆识略》作者松筠久任伊犁将军政绩卓著。此书卷为清帝所写平定准噶、大小和卓木之乱的诗文十二卷卷目是新疆总图、北路舆图、南路舆图、伊犁舆图、官制兵额、屯务、营务、库储、财赋、厂务、边卫、外裔。道光帝旻宁对此书叙述“山河之襟带城郭之控制兵食财富之储备田野畜牧之繁滋”表示满意此书确实提供了详细的清代新疆地理和社会经济资料。这些著作为研究清代民族史、民族关系史、中央与边疆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关系史、边疆地方史汇集了丰富材料有很高的史料价值。1《清史稿》卷485《何秋涛传》。 第六节文集清人文集大体上可分为别集和总集两类但具体名目不一或称集、文集或称别集、全集或称稿、文稿、剩稿、类稿、未定稿或叫文存、文钞或名遗书、遗集有的更采用其他书名如包世臣的《安吴四种》形式上看不出它的性质实即文集。清人文集的题名或用作者的别号、官名、谥号或以其故里命名或因特点题写。别集系个人著述汇编总集系汇辑多人的文章。 清人文集数量极大仅《清史稿》的《艺文志》和《清史稿艺文补编》就著录了总集书目八百五十七部别集书目五千四百三十二部；因总集中包括了清人编辑的前人文集扣除之后清人文集也在五千部以上。但此数很不准确不少文集未收录入《清史稿》。据近人柯愈春研究获悉清人文集目前存放于各大图书馆的约有一万三千种。 文集之多即意味着作者众多而且成员也很广泛上自天子以及八旗王公贵族、文武大臣下及举人秀才一般文人多有著述。康熙帝玄烨有《御制文初集》四十卷、二集五十卷、三集五十卷、四集三十六卷、《避暑山庄诗》二卷。雍正帝胤禛有《御制文集》三十卷、《悦心集》二卷。以后仁宗、宣宗、文宗、穆宗皆有文集而以高宗弘历最多。乾隆帝弘历有《御制文初集》三十卷、二集四十四卷、三集十六卷、《御制诗初集》四十八卷、二集一百卷、三集一百一十二卷、四集一百一十二卷、五集一百卷、《御制乐善堂文集》三十卷、《余集》二十卷、《全史诗》二册、《全韵诗》二册、《拟白居易乐府》四册、《圆明园诗》不分卷。 八旗王公大臣多有著述。勤郡王蕴端著有《玉池生稿》安郡王玛尔浑撰《宸萼集》、《敦和堂集》果亲王允礼有《春和堂集》、《静远斋集》果郡王弘瞻著《鸣盛集》和亲王弘昼有《稽古斋全集》怡亲王允祥撰《明善堂诗集》。大学士、三等伯鄂尔泰有《文蔚堂诗集》八卷、《西林遗稿》六卷大学士尹继善著《尹文端公诗集》十卷大学士明珠之子纳兰性德著《通志堂集》十八卷协办大学士、尚书阿克敦有《德荫堂集》。 文集体例各有不同。孙奇逢之十六卷《夏峰集》卷一、卷二为语录卷三是记、论、说、辨、议卷四、五系序、跋卷六、七为书卷八、九、十是传、志、行述卷十一杂著卷十二赞、铭、杂文卷十三、十四诗卷十五、十六为补遗。傅山的四十卷《霜红龛集》一至十四卷为赋、诗十五至二十六卷是传、叙、题跋、墓铭、碑、记、书札、家训、杂文卷二十七至三十系杂著卷三十一至三十五为读经史子卷三十六为杂记。魏象枢之十卷《寒松堂集》前四卷为奏疏卷五是书序、传记卷六、七为书简卷八系碑志、表状、祭文卷九杂著卷十庸言。 数逾万种的文集各有偏重体裁不尽相同有的奏议为主有的偏于传记也有的重在学术研究但大体上包括了以下十种文体：奏疏、颂赋、论说、序跋、记、书启、传记、诗词、家训、家传、杂著。另外还有表谢恩表、朝贺表、策问、策论、拟诏、文告、赞、铭、箴、详谘、批详、示檄等等。 文集因其作者众多成员广泛题材多样数量庞大包罗万象故而史料价值甚大。归纳起来文集之作用大概有三个大方面一是文集提供了清代政治、军事、经济等等各方面的大量的、详细的、珍贵资料二系今人可以利用文集作者关于前代前人的研究成果三为便利今人研究清代学术思想史。 以乾隆皇帝弘历的御制诗文集为例虽然不少诗文是逢场作戏或敷衍成篇但也有许多文章诗词包含了相当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政治含义或论述某事某制或言己之政见或臧否人物评论史事或嘉奖贤臣名士促进臣僚效忠朝廷争取汉族名流学者为了解当时社会及乾隆帝本人提供了大量珍贵史料。其乾隆五十八年所写《御制喇嘛说》简述了佛教传入西藏之沿革论证了活佛转世纯系迷信阐明了清为安蒙古而承认其转世之旧俗并非谄敬番僧讲清了兴黄教以安蒙古之基本政策姑引一段如下：“喇嘛又称黄教盖自西番高僧怕克巴始盛于元沿及于明封帝师、国师者皆有之。我朝惟康熙年间始封一章嘉国师相袭至今其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之号不过沿元、明之旧换其袭敕耳。盖中外黄教总司以此二人各部蒙古一心归之兴黄教即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而非元朝之曲庇谄敬番僧也。”再看其乾隆五十七年《重华宫茶宴联句诗》之自注：“户部总册奏上年各省实征岁入银四千三百五十九万余内俸薪、兵饷、驿站等费出银三千一百七十七万余两余银一千八十一万余两。”这为研究清朝财政提供了极好的具体数字材料十分有用。 蓝鼎元之《鹿州初集》载其于雍正二年所写的《论边省苗蛮事宜书》揭露了土司制度的野蛮要求将西南土司改土归流。其文说：“愚闻黔省土司一年四小派三年一大派小派计钱大派计两。土民岁输土徭较汉民丁粮多加十倍。土司一日为子娶妇则土民三载不敢婚姻。土民一人犯罪土司缚而杀之其被杀者之族尚当敛银以奉土司六十两、四十两不等最下亦二十四两名曰玷刀银。种种朘削无可告诉。”土民对土司“无官民之礼而有万世奴仆之势子女财帛总非本人所自有”。这为了解雍正帝之决心大规模地在云贵五省改土归流提供了很好的资料。雍正帝于雍正二年五月十九日谕四川、陕西、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各省督抚提镇：“朕闻各处土司鲜知法纪所属土民每年科派较之有司征收正供不啻倍蓰甚至取其牛马夺其子女生杀任情土民受其鱼肉敢怒而不敢言。”1此谕与蓝鼎元之书显然可以互为印证。蓝之《鹿州全集》收有其任普宁县令、兼摄潮阳县令时判案的文书名为《鹿州公案》是了解地1《上谕内阁》雍正二年五月十九日谕。 方刑政的典型资料。他还在《鹿州初集》卷三《论江南应分州县书》谈到江南应多分州县之事。他说：苏、松、常、太三府一州每年赋税正额三百五十五万两其中一个县的正税额比边疆一个省还多赋多事繁州县官忙不过来民便逋赋官员因而收不足税致遭处罚应把县化小使官员易办好事。不久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请在江南分置州县因“额征赋税款项繁多狱讼刑名案牍纷织为牧令者即有肆应之才亦难治理”2。可见《鹿州全集》为了解江南分设州县提供了重要材料。蓝鼎元还著有《平台纪略》一卷、《东征集》六卷详述康熙六十年清军镇压台湾朱一贵起义及当时台湾情形。一部文集就可以反映许多方面的重要问题。 历任安徽巡抚、江苏巡抚、两江总督兼管两淮盐政的陶澍对多年以来困扰官民的两淮盐法和漕运之弊政作了大胆的改革成效很大。陶澎办理此事的有关奏疏分别收在其《陶文毅公全集》的《漕务》、《海运》、《盐法》卷中提供了这一改革的大量第一手资料。 文集中有大量的传记。任至侍郎的方苞在其《方望溪先生全集》卷八《传》、卷十、十一《墓志铭》、卷十二《墓表》集外文卷七和集外文补遗中为张廷玉、杨名时、汤斌、法海、蔡世远等大学士、尚书、侍郎、总督、巡抚为梅文鼎等学者为一般的文人、中下级官员、命妇、仆妇、贞女、僧道仆役等一百余人写了传。袁枚的《小仓山房文集》中更为王掞、鄂尔泰、张廷玉、史贻直、孙嘉淦、岳钟琪等大批文武大臣作传写铭。文集的传记文书写的人物官民释道三教九流应有尽有从其生平言行可以了解社会各个方面的情形如文官之施政武将的军功学者的著述地主商人的经营妇女生活僧道情趣名人事迹等等很有史料价值。 文集中反映经济的史料很多。包世臣之《安吴四种》详述农业生产与农民生活问题还对当时出现的人多地少缺粮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张海珊的《小安乐窝文集》总结了农业生产的某些经验如《讲粪》篇讲施肥的作用、粪的种类、蓄粪方法、运粪工具、施粪办法。《积谷会议》、《甲子救荒私议》两篇讲备荒救荒。他谈到致荒之因时说：“今苏松土狭人稠一夫耕不能十亩又大抵分佃豪户之田一家八口除纳豪户租仅得半他无所资焉于是下户困。困则不能不抗租而豪户下以佃户抗租无米之田上供国家之赋于是上户亦困。而诸无田不耕之人又无虑十人而六七。荒形甫见则徒手待哺之民遍郊野。” 总的来看上万种文集为研究清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学术、民族等等方面提供了大量详细、具体、生动、可靠的好材料必须认真阅读。 2《清世宗实录》卷24页5。 第七节笔记笔记是作者随笔记录当时见闻阅读古今图书、鉴赏文物的心得随笔撰写带有虚构性的人物故事。它具有两大特点一系内容广泛涉及当时和历史上社会的各个方面如典章制度、政治事件、重要政策、内外战争、经济情形、天文地理、文物典籍、金石书画、诗词歌赋、人物轶事、少数民族、社会异闻、风俗民情、他国知识等等。二是不拘形式随笔所记杂乱无章。笔记有多种名称如笔谈、随笔、杂录、丛谈、丛话、随录、随钞、杂识、杂记、杂笔、杂著、杂忆、札记、丛录、琐言、琐谈、见闻录、记闻、旧闻、新语、客话、纪闻、偶谈、新语、述闻等等。 清代是笔记集大成的时代内容充实形式多样多达数百种。比较有名质量较好的清人笔记有《广东新语》、《浪迹丛谈》、《履园丛话》、《啸亭杂录》等数十种。 《广东新语》《广东新语》二十八卷广东人屈大均著以所叙的事物性质分类每卷述事物一类共分天、地、山、水、石、神、人、女、事、学、文、诗、艺、食、货、器、官、舟、坟、禽、兽、鳞、介、虫、木、香、草、怪二十八卷凡广东之天文地理、经济物产、人物风俗无所不包。屈大均生于明末卒于康熙中明生员时以反清复明为念痛百姓遭受战乱流离失所故本书着重于经济效果与民生的关系如实反映当时社会情况揭露封建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暴政记述特产民俗资料丰富。如对广东沙田、洋田、坑田、萍田、旱田、碱田、潮田等各种田土的形成、生产与占有状况及其主佃关系对清初迁海之情皆有详细记述。其言迁海：康熙元年下迁海之令居民“弃资携累仓卒奔脱野处露栖死之载道者以数千万计”。第二年再迁三年又迁民人飘零日久养生无计“斗粟一儿百钱一女”“八郡之民死者又以数十万计”。民有误出界墙而死者“又不知几何万矣”。实系难得之史料。 《池北偶谈》《池北偶谈》作者王士禛进士出身康熙时以“诗文皆优”为圣祖玄烨赏识和提拔擢用至左都御史、刑部尚书著述甚多仅刊行者即有三十六种二百七十卷其诗词造诣尤深“诗格风流吐辞清雅倡为神韵之说”“主持风雅近五十年”。《池北偶谈》分为“谈故”等四类二十六卷。“谈故”四卷记叙清代的典章、科甲制度以及衣冠胜事间及古诗；“谈献”六卷主要记述明中叶以后至清初名臣、畸人、烈女等事；“谈艺”九卷评论诗文采撷佳句；“谈异”七卷记述神怪传闻故事。它是一部很有价值的笔记。比如“谈故”中“八旗开科”、“台湾开科”、“满洲乡试”等条记顺治康熙时乡试会试制度；“殉葬”条记清初“八旗旧俗多以仆妾殉葬”经御史朱裴奏准禁止；“官年”条记：“三十年来士大夫履历例减年岁甚或减至十余年即同人宴会亦无以真年告人者可谓薄俗”；“伐木”条记江南造战舰下令郡县伐木官吏逼洞庭一孀妪伐木运郡因候验收“动淹旬月妪计无所出乃鬻女以偿诸费”。此书还几次专述世祖福临书画之事如西山新法海寺有一巨碑“刻‘敬佛’二字笔势飞动世祖御笔也”。京城西之善果寺有世祖赐弘觉禅师之御书：“洞房作夜春风起遥忆美人湘江水。枕上片时春梦中行尽江南数千里。”“戊申（康熙七年）新正五过宋牧仲慈仁寺僧舍恭睹世祖皇帝画渡水牛乃赫蹄纸上用指上螺纹印成之意态生动笔墨烘染所不能到。又风竹一幅上有‘广运之宝’”1。《池北偶谈》还载录一县令残酷之极竟击杀小儿食其脑。顺治中安邑知县鹿尽心得痿痹病一方士自称乩仙刘海蟾“教以食小儿脑即愈。鹿信之辄以重价购小儿击杀之所杀伤甚众而病不减。因复请于乩仙复教以生食乃可愈因更生凿小儿脑吸之致死者不一病竟不愈而死。事随彰闻被害之家共置方士于法”2。这一骇人听闻丧天害理之暴行藉诸《池北偶谈》之记载始得传闻于世。 《读书堂西征随笔》汪景祺著的《读书堂西征随笔》二卷雍正二年成书多记时事间及古史。书中之《遇红石村三女记》、《记蒲州常生语》等篇反映了素称富饶的山西运城地区由于三十年来“有司朘民以奉上官取之闾左者十倍正供”以致百姓卖妻鬻子群起反抗出现了以女子为领的“姻脂贼”。《熊文端与明史》言致仕大学士熊赐履在南京监修明史既无卓见又收贿赂。《高文恪遗事》说高士奇奸险先倚附大学士索额图后联合大学士明珠反索。《程如丝贪纵》记川东道程如丝贪财杀人害命。《上年羹尧书》等篇、歌颂年平定青海之功及论功臣处事之法。后雍正帝以其党附年羹尧及讽刺康熙帝书法“皇帝挥毫不值钱”等犯上之辞将其处斩籍没书藏宫中民国时始出版其仅存之上卷。 《檐曝杂记》军机章京、探花、道员赵翼著述甚多计有《廿二史札记》等八种二1《池北偶谈》页26、68、287、295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 2《池北偶谈》页563。 百余卷其所著《檐曝杂记》六卷、续一卷是一部很有价值的笔记。卷一主要记述朝廷政事尤以对军机处、木兰秋狝和皇帝、皇子情形更为令人瞩目。其《军机处》、《廷寄》等条载称军机大臣皆系亲臣重臣故“承旨出政”皆在于军机处。“拟旨”是“军机大臣之事”世宗时“皆桐城张文和公廷玉为之”乾隆初廷玉“以汪文端公由敦长于文学特荐入以代其劳乾隆十二三年间金川用兵皆文端笔也”后“相沿日久（拟旨）遂为军机司员之专职”。先前仅讷亲一人见帝“一人承旨”后傅恒于平金川后为领班军机大臣“乞令军机诸大臣同进见于是遂为例”。对军机处之定制、职权、办事等情记述明确具体素为治史者重视。本卷还叙述了乾隆帝勤政早朝御撰诗文善射爱射皇子皇孙自幼即每日早晨进入书房读书习射“薄暮始休”“日日如是”故“不惟诗文书画无一不擅其妙而上下千古成败理乱已了然于胸中”皇次孙绵恩八岁三三中等等。此皆他书未曾涉及。本卷对木兰秋狝之起因、目的、主要项目及其驾驭蒙古诸部的作用对乾隆十六年太后六十寿典、内府戏班之情皆有生动、具体、切实可靠之记述实系极好史料。本书卷二记述了一些大臣的行迹轶事、科举考试、官场宦海、军务政事、京城社会风貌、奇闻异事如述傅恒、观保爱才尹继善肃清江南漕政王杰中乾隆二十六年状元之因京官趋炎附势争吊傅恒之兄广成之丧“舆马溢门巷数里不得驱而进皆步行入”高士奇交结内监侦悉帝之情形预为准备故奏对悉中帝意蒙受特宠权势赫赫广受贿赂等等于史均有裨益。尤其是其详述乾隆军费一征金川用银七百七十五万两平准定回二千三百一十一万征缅九百一十一万二征金川六千三百七十万。用兵台湾银米约一千万两更为绝好资料。其他各卷有用材料亦不少。 《啸亭杂录》、《续录》《啸亭杂录》十卷、《续录》五卷昭梿作。昭梿原袭礼亲王爵后因故被削爵圈禁三年释后仅赏宗人府候补主事。昭梿幼喜读书爱好诗文后为王爷与当时八旗王公大臣名人学士以至下层市井优伶往来结交熟悉宦海风波和民情土俗他又阅读过很多历史典籍细心研究反复考证故写成了这部三十二万余字的著作。此书详细、具体地叙述了清朝前期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典章制度等情以及王公贵族、文武官员的遗闻轶事和社会风俗习惯内容丰富记事一般比较谨严行文流畅表达清晰简练在众多笔记中名列前茅。魏源的《圣武记》、李桓的《国朝耆献类征》和《清史稿》等书都从《啸亭杂录》中选用了大量材料现代研究清史的学者也将此书列为必读之历史文献。 此书对清初至嘉庆大的战争和重要政治事件人物皆有记述尤其是乾隆朝更为详细具体。其记“三藩之乱”时图海统领八旗家奴兵平定察哈尔蒙古布尔尼亲王之乱的详细经过及孝庄文皇后之建议用图海可补《清史列传》、《清史稿》之不足。雍正九年清军惨败于和通泊乾隆年间两征金川、平准定回、征缅攻安南、两剿廓尔喀、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的“十全武功”本书皆列专条记述多有珍贵史料比如雍正帝拒臣之谏兵征准傅尔丹不听诸将之言轻进中伏惨败；萨喇尔陈奏准部内乱汗臣之间争斗不息为乾隆帝之决策用兵提供了依据；帝破格优遇阿睦尔撒纳“赐上驷与之乘亲与其分较马射并以蒙古语询其变乱始末”；宁远大将军岳钟琪之被削去三等公爵革职下狱系得罪了一个满洲小武官；乾隆帝谕将军常青率兵从台湾府城撤回内地总督李侍尧以此举将使台湾尽失“非十万兵不易取”“因将谕节去数语录寄常青然后具疏请罪”帝乃取消前旨；等等皆其他书所未有极有补益。 此书对一些大臣的贪婪、骄淫、怯懦、残暴直言不讳地记录了下来如《权贵之淫虐》记：某宗室“于街衢间睹有少艾即掳归”“任意宣淫”“某公爵淫其家婢不从以鸡卵塞其致死”；“某驸马家巨富尝淫其婢不从命裸置雪中僵死其家挞死女婢无算皆自墙穴弃尸出其父母莫敢诘也。后卒以劳瘵死”。此书先后有四十余处讲述权相和珅之专权贪婪倾陷直臣致“政以贿成”“官以资进”朝政败坏其他任何文献皆无如此详细具体事例。 《阅世编》上海人叶梦珠的《阅世编》十卷对明末清初以松江府为中心的这一地区之自然、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人事各方面之情形尤其是社会经济记述甚为详细其《田产》、《食货》门详记土地、米、布、柴、盐、烟、茶、糖、肉、药材、纸张等生活必需品和手工艺品的价格为治史者必读。近人赞其书说：“是书所记大而郡国政要世风升降小而门祚兴替里巷琐闻旁及水旱天灾物价低昂举凡涉世六十余年间阅历之所及无事不书有闻必录而于松江一郡之沿革创置为特详。” 此外法式善之《清秘述闻》十六卷专记科举考试制度起于顺治止于嘉庆四年。徐锡麟、钱泳同辑《熙朝新语》十六卷杂录清初至嘉庆各朝史事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水利、农艺、人物轶事等各个方面。王应奎之《柳南随笔》六卷、续笔四卷书中很大一部分是记士大夫文人的遗闻轶事、社会习俗、风土人情。龚炜著《巢林笔谈》六卷续编二卷按时间为序起于康熙末年止于乾隆二十八年前后记述内容甚广凡江南社会民情风俗掌故天灾官吏贪诈戚友往来皆为录述提供了大量经济史、社会生活史资料。嘉庆进士、军机章京、知府、布政使、巡抚梁章巨著书数十种其《浪迹丛谈》、续谈、三谈二十七卷主要记述道光时期人物、时事、扬州一带的地方名胜、清代的某些典章制度也涉及古代名物、史事的考订古代诗歌、碑铭、书画的评介。嘉庆进士道光咸丰时任至四川总督云南总督的吴振棫所著之《养吉斋丛录》二十六卷、余录十卷记述了同治以前清代政府、宫廷的典章制度和宫殿园苑。道光进士6以湉之《冷庐杂识》八卷主要记述清代文人学者的学行经历、交游、三吴地区山水名胜及反英鸦片战争和太平军的一些事件。李光庭之《乡言解颐》记述北京及附近风土人情。这些笔记皆有参考价值。 第八节记事本末体史料清皇朝一向重视使用记事本末的体例记述重大军事行动常在一次大的战争结束以后就由“方略馆”或指定专人组织修书班子搜集这次用兵的有关上谕档案、将帅奏折、地方官员报告以及其他资料采取编年体分年系月详细叙述全部过程。前后所修方略有数十种例如：《皇清开国方略》三十二卷阿桂等奉敕纂记述清朝兴起到顺治元年定都北京的过程；《平定三逆方略》六十卷勒德洪等撰康熙二十一年修成；《平定罗刹方略》四卷敕撰康熙二十七年修；《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四十八卷温达等康熙四十七年修；《平定金川方略》三十二卷乾隆十三年来保等纂；《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正编、续编共一百七十二卷傅恒等乾隆三十七年修；《平定两金川方略》一百五十二卷乾隆四十六年阿桂等撰；《廓尔喀纪略》五十四卷乾隆六十年敕撰；《巴布勒纪略》二十六卷敕撰乾隆末年修；《剿平三省邪匪方略前编》、续编、附编共四百零九卷庆桂等修嘉庆刻；《剿平粤匪方略》四百二十卷奕䜣等撰同治十一年刊；等等。领衔主修者皆系大学士或军机大臣。这些方略基本上叙述了清朝历次重大战争很有参考价值。 一些文人学士也对某些事件、战争进行了专题写作出了一批记事本末体书籍。如邵廷采撰《东南纪事》十二卷记南明唐王、鲁王政权之情及黄道周、金声、张煌言、郑芝龙、郑成功等人之事其《西南纪事》十二卷记南明桂王政权之史。曾任汉中知府陕安道员之严如煜著《三省边防备览》十四卷详载四川、陕西、湖北三省地理、经济、军制、风俗提供了大量地方史、经济史、社会史资料。 尤为重要的是《圣武记》一书。作者魏源道光二年举人二十四年中进士历任知县、知州著有《海国图志》等七八种书。《圣武记》共十四卷前十卷用记事本末体将清朝兴起入主中原直至道光之对内对外主要战争归纳为“开创”、“藩镇”、“外藩”、“土司苗瑶回民”、“海寇民变兵变”、“教匪”六个专题详述其始末经过问题集中条理清楚可以由此了解鸦片战争以前清朝历史的梗概。后四卷《武功余记》分为“兵制兵饷”、“掌故考证”、“事功杂述”、“议武”四个专题是魏源自己对有关军事问题的论述。《圣武记》的取材十分丰富有经书、正史有实录、方略有地方志及各种私人著作也有实地采访来的父老传说他还充分利用了边疆史地学的研究成果经过分析考证再予撰写故其书所提供的大部分史料是可靠的改正了一些传统错误它虽有不足之处但仍不失为一部研究、学习清史的必读考参书。 第九节契据文书契据是契约凭证是某种经济关系的证据种类很多如土地的买卖、典当、佃种、顶耕契约房屋的买卖、典当、出租、转租契约人口买卖文书银米借贷契约分家文书合伙经营文书征收租、赋文书等等。这些契据文书大都有一定的格式其内容包括当事人双方、中证人、所议物品的数量、价格立约时间双方之义务权利违约时的制裁等等。 契据文书是研究经济史、民族史的重要史料它记述了大量正史、野史、文集、笔记、方志未曾谈及的重要事实十分具体相当准确是非常必需的有用史料。 契据文书数量庞大散藏于各单位仅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就藏有徽州明清两代契约上万件。台湾也出版了《台湾公私藏古文书影本》载录了数千份文契。现简要摘录部分关于台湾土地认垦、典当、买卖的契约供读者了解。 先引台湾收藏乾隆五十三年一份招佃认垦执照如下：本业户有明买杨梅埔报垦课地今佃吴奇俊前来认垦给出杨梅山下□埔犁分三张每张以六甲为淮内扣屋场禾□□田水圳车路经踏明四址付佃前去自备工本开垦耕种田园所种□豆杂子照例一九五抽的业得一五佃得八五早季收成运至本庄公所风干精净平量交纳以供国课社租。至筑埤圳乡勇公费业三佃七匀派俟三年垦成水田量丈按甲八石纳供如埤水佃人自筑按甲六石完收其高阜无水□□不能成田者仍照例一九五抽的。自给垦后务须勤耕勤种毋致抛荒误课三年后不去垦种有误供租应听业主另招别佃不得籍阻。该佃并不得窝匪聚赌如有此等情事禀逐别招今欲有凭给此执照。业主图章。乾隆五十三年九月初九日给。永字第十九号。1再引台湾典地文契一份：立典契人颜识山有阄分承受父典得番园一段坐落土名北势寮年载番租二石四至界址登载原契。今因欠银别置先问兄弟不肯承受外托中送就与爵武兄弟典出契面银二百三十大员银两即日同中交足收讫园付银主前去管掌耕种为业历年对番纳租二石。三面约定不拘远近备契面取赎不得刁难。此园系父承番典的其原价银二百大员时典的典银三十大员日后番满期备银取赎山应备银三十大员凑额取赎。此系甘愿言定不得反悔保此园是山阄物业并无重典交纳来历不明并父母弟兄争执为碍等情如有不明山自抵当不干银主之事。恐口无凭立典契一纸并缴番原典契一纸共二纸付执为照。 代书中见王若修（押）知见父文道（押） 再见兄识力（押）再见侄友奎（押） 嘉庆二十六年九月日立典契人弟识山（押）清代的土地买卖有“活1《台湾公私藏古文书影本》。 2《台湾公私藏古文书影本》。 卖”与“绝卖”两种。所谓“活卖”是卖地时业主于契上载明“卖活契”、“不拘年月远近银到归赎”等字样或未注明“杜绝”等字句这样的卖田叫做活卖卖主有权随时备足原价银钱向买主赎回此地或要求买主“补贴价银”。这种补贴价银也叫找价银理由是“原价轻浅”。活卖经过找价之后便变成“绝卖”。有的业主一开始便将地“绝卖”立下“杜卖契”、“绝卖契”、“杜绝田文契”载明自卖之后不得找价归赎。 找价亦需立契名叫“找契”或“杜绝增契”现引台湾一契为例：立杜绝增契人杨奕（治）资先原有□父在于海丰庄自垦有水田一分情因不能自耕出退与卜柔（芳）山兄弟又不能自耕出退与林匡麟承买田甲界址原契载明。今奉宪例请得管甲僯亲分处向得匡增出原田增价员银四员正即日银契两交明讫中间并无准折短少亦无上下手来历不明等情自增之后一增千休永断葛藤日[后]不得言增言赎等情。如有上下手来历不明及房族借端滋事系卖者一力抵当。二比甘愿两无迫勒今欲有凭立增契一纸付照。 在见姊夫何相锦（押） 经增亲何相荣（押） 乾隆二十九年五月初九日立增契人杨奕（治）资（押）1“绝卖”之契甚多今引台湾一份乾隆十六年之契为例：立卖断根田契人谢元万今有先年自己续买得水田一处坐落土名蓝兴庄桥你头庄背奉宪经丈田甲三甲六分后丈新甲六分正四址分明。今因乏银应用情急出卖与人尽问房亲伯叔人等俱各不愿承领情愿托中送至与刘怀顺前来出承买当日凭中三面言定时值田价番钱员银三百五十六两正即日契价两交明白中间并无短少其田要系自己物业不曾包卖别人田地亦无重复典当等情如有此情系卖人一力抵当。其田自卖之后交于买人前去耕管为业一卖千休异日不得言赎言增等情。此系二比甘愿两无逼勒恐口无凭立卖田契付照。 说合中人谢百辉、朱多文（押） 在场见陈远学兄元儒（押）在场侄巧琳（押） 依口代笔弟元京（押） 乾隆十六年八月日立卖田契人谢元万（押）。1清代有很多土地租佃契约例如雍正五年福建永安冯九珠向其族兄冯上玉租地耕种立下佃契。其契如下：立承佃人族弟九珠今来要田耕作托保前在上玉兄佃得谷田一段坐落土名黄历车头原计实在正租并小租谷共计六石五斗其谷递年到秋熟之日备办好谷送至兄家下风扇交量明白不敢拖欠升合卖弄界至抛荒丘埆水浆等情如有此色应兄改佃弟不敢阻占。今来二家甘心立承佃为照。 1《台湾公私藏古文书影本》。 1《台湾公私藏古文书影本》。 雍正丁未五年十一月日立承佃弟九珠（押） 代字保佃九环（押）。2契据不仅记述了大量经济事情而且也提供了许多人们罕知的少数民族史料。例如《台湾公私藏古文书影本》中载录了一大批关于高山族社会展、经济实情的契据文书现举三契为例。一是雍正八年汉民杨道弘向高山族社认垦荒地之“招垦字”、“合约字”：同立合约人武捞湾社土官君孝、欧湾及业户杨道弘、甲头七哥、阿八、买那、捞允、卓论、白番武使、斗仅、卖阵、大里兴等：兹因本社课饷无征孝等会同众番议妥除本社耕种外尚有余剩荒埔一所坐落土名兴直。众等俱各甘愿将此荒埔贌与垦户杨道弘前去招佃开垦除升科报课外三面议定每年愿贴本社饷银五十两。此雍正九年起约定八月交完饷银其后逐年循例不敢拖延短欠。立约之日通同周围四至定之界限永为照例后日不得争端易界。 雍正八年九月日同立合约武捞湾社土官欧湾、君孝。 再引一份台湾县新港社之高山族将地典与汉民之典契如下：立典契人新港社番卓阿丝、卓罗立等有承祖父自垦沙园一所年带番饷银一大元。今因乏银费用先尽问番亲叔兄弟侄无力承受外托中引就新港社内郑伯教、郑明显出头承典三面言议着下时价佛头二百八十大元正。其银即日同中文讫其园随付银主掌管耕作收成不敢阻挡。限至六年终听罗力等备足契面银取赎原契如是至期无银取赎原契将园仍付银主掌管耕作不敢阻挡刁难亦不敢异言生端。保此园系罗力等承父自开垦之业与番亲人等无干。 嘉庆四年正月日立典契。 高山族也存在土地买卖行为下引一份绝卖文契：立卖杜绝尽根契人卓猴社番妇力毛雍等有承祖父母业园一所今因乏银费用先尽问房亲叔兄弟侄不能承受外托中引就卖与本社番妇买犹里、夫阿莪出头承买三面言议时价银一十八大元正。其银即日同中交讫其园随即踏明界址付与银主前去掌管耕作收成不敢阻当亦不敢异言生端滋事园一卖千休日后子孙不敢言赎亦不敢言找。 道光十四年四月日立。 这类契约文书清楚地反映了土地买卖、典当、出租的详细情形及台湾高山族受汉族的影响不断展的状况说服力很强史料价值很高研究人员必须充分运用这类契约文约。 2转录于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 第十节类书和丛书类书是采集各种图书的资料按其反映事物的性质分类编辑成书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一是类辑各种事物的资料成为一书具有百科全书性质一是专辑某一事物的资料。现存的类书以前者为主。类书汇集了大量资料可以作为资料书阅览也可作为工具书以备查检。 《古今图书集成》清代的类书以《古今图书集成》最为有名共一万卷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是康熙帝玄烨谕命皇三子诚亲王允祉主持编辑的实际主要编撰人是大学者陈梦雷。陈梦雷勤奋聪颖未及二十岁便考中进士授编修因故含冤往东北给披甲新满洲为奴后在玄烨东巡时御前献诗和陈述冤曲蒙恩召还命侍允祉读书。陈梦雷于康熙四十年十月开始编辑历时五年完成奏呈御览。康熙帝大喜特赐书名《古今图书集成》并命儒臣校订。雍正帝继位后将陈梦雷谪戍关外命尚书蒋廷锡等修订蒋只作了极少的部分修订工作于雍正六年刷印六十四部。全书分六编三十二典六千零九部。六编为历象编、方舆编、明伦编（包括皇极、宫闱、人族、人事等八典）、博物编、理学编、经济编。编下为典典下为部部下有的亦分项目。每部叙事依时间顺序一条一条分述每条先书资料出处次书摘录的文字叙事起于上古止于康熙。此书既提供了大量清史资料又汇集了历代有关该事的资料便于作纵贯研究很有价值。例如其《方舆编》之《职方典》卷676的苏州府部嘉定县志载称：“嘉民十室九空然刁而健讼其风大半起于田土。夫时值有贵贱岁月有远近贱价而添年近而赎亦恒情也。乃有田价每亩贵至六七两岁月远至二三十年者在时值每亩不及二三两一种刁徒吓诉求添动以侵占为名甚至捏称人命一词在官草野愚民其家立破。但使得主不愿添者止许回赎则刁风自止此亦息讼之大端也。”这对研究嘉定土地买卖找价回赎之情极为可贵。 另外陈元龙编著《格致镜原》一百卷康熙四十三年成书。王初桐辑《奁史》一百卷嘉庆初成书罗列了自上古到清代有关妇女的史料。光绪时席裕福等编《皇朝政典类纂》五百卷记述清初开国至光绪间的历史。1916年徐珂编成《清裨类钞》计有九十二类一万三千五百余条。这些类书都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四库全书》丛书是汇集两种以上著作按一定体例编辑的图籍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是包含各个学科的综合性丛书一是专类性丛书或是断代性专刻一个朝代的著述或是地域性合刻一地之人的作品或为专人汇集某人的各种著作或系专门学问合刻某一学科之书。丛书或录收录之人的全部著作或加删节或只收录一小部分它将零散作品汇于一处保存了书籍便于读者阅览对保存史料起了很好的作用。 清代编撰丛书之风很盛其最重要的代表作是《四库全书》。乾隆三十七年清高宗弘历下谕“搜辑古今群书”以备编辑《四库全书》之用。他在谕中提出对此书的要求及目的是“以彰千古同文之盛”即利用“大清国全盛之势”来编纂历史上罕有的巨型丛书以衬托国强并为进一步富国强国提供必不可少的有利条件。他针对《古今图书集成》虽然“兼收并录”但“因类取裁势不能悉载全文”之不足命尽载引录之书全文。乾隆帝特于乾隆三十八年设立“四库馆”先后委任大学士刘统勋、于敏中、舒赫德、皇六子质郡王永瑢等人为总裁授海内名流学者纪昀、戴震、王念孙、姚鼐等人为纂修、总纂、分校从人员、经费、条件等方面提供了保证。 实际主持此书工作的是大学者、编修纪昀（后因书编成晋至尚书）。 在皇上亲自关注和编纂人员辛勤工作下历时九年编完书稿又经过检查内容校错补漏和缮写复本到乾隆五十八年才最后完成共抄正本七部、副本一部。《全书》按经史子集四部四十类编排收图书三千四百六十一种多达七万九千三百零九卷存目书籍六千七百九十三种九万三千五百五十一卷几乎囊括了乾隆以前中国历史上的主要典籍被誉为传统文化的总汇和古代典籍的渊薮。然而由于乾隆帝囿于统治者的成见在收集和编纂《四库全书》时对全国书籍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检查、禁止、销毁和删改仅被销毁之书即多达三千余种六七万卷又对古代文献作了较大的破坏且还制造了一些文字冤狱。 此外还有一些好的丛书如乾隆时鲍廷博辑鲍志祖续辑的《知不足丛书》选收唐代至清图书二百零七种。乾隆中吴有兰辑道光中钱熙辅增辑之《艺海珠尘》收书二百一十七种。嘉庆刻张海鹏辑《借月山房汇钞》基本上收明清著作一百三十五种。光绪时王锡祺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三十六帙专收清人关于中国和外国历史地理、游记、风土记、边疆史地的著作兼有外国人关于中国及世界各国史地的著述。光绪溥乂辑《皇朝藩属舆地丛书》收清人边疆史地著作二十一种。 关于丛书的阅读利用可参看上海图书馆编辑的《中国丛书综录》著录了古代文献丛书二千七百九十七种从各方面予以说明。 第十一节文物文物的类别清代的历史文物甚多有地下埋藏的也有地上遗存的更多为民间散存者。按其类别可以分为五种：一为散存文物。散存文物较多有玉器、瓷器、铜器、铁器、金属器、景泰蓝、骨角器、石刻、漆木器、织绣、玺印、书画、舆图、货币、文献、以及少数民族文物、外国文物等等。二系古遗址。由于清代的散存文物较多因此清代的遗址多不为人们所重视。其实有很多遗址能够补充史料记载不清楚和说明历史问题如反对沙皇俄国入侵我国的上坚乌黑战役战场遗址；反对准噶尔反动贵族进行分裂叛乱的乌兰布通战场遗址；反映满族建立后金政权的辽宁新京老城遗址；苏州盛泽镇机房遗址；盛泽镇收购丝及丝织品的“庄面”遗址等。三为古墓葬。清代的墓葬很多较有历史价值和保存文物较多的仍为帝王及贵族墓葬如河北遵化县清东陵、易县清西陵、沈阳盛京三陵等。四是古建筑及园林。清代的古建筑仍以北京的故宫、天坛居位。此外还有王府、苑囿、寺庙、佛塔、桥梁、街署如承德外八庙、苏州的西园、留园等。五系石刻及其他。包括不可移动的石碑、石柱、石华表、大佛、以及大型铜、铁铸造物等。 清代的历史文物浩如烟海各类文物按其不同的时间、性质、历史价值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论证说明和反映某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可以利用历史绘画的形象及文字题记也可以利用碑匾之记载还可以利用农民起义遗物以及各民族的历史绘画等等来研究清代的历史问题。 《北征督运图》清代的准噶尔问题是西北的边疆问题也是民族关系问题有不少史籍记载同时也留下了许多重要的历史绘画及文物如《北征督运图》等。对军粮的供应在中西两路清皇朝组织了庞大的运输队责成都察院左都御史于成龙总理其事并兼管中路“命通政司左通政喀拜协理中路运务”“命光禄寺卿辛宝（即辛保）、内阁侍读学士范承烈督运西路军粮”1。 至于督运军粮的详细情况如何？史籍记载过于简略。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的《北征督运图》正好从形象和文字记载方面补充了它。《北征督运图》是多幅画面缀成的图册原为二十四开现存十九开绢本每半开工笔设色绘图半开范承烈自题画面内容梗概说明负责督运的始末所经地点和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督运军粮的情形。每半开纵38.4、横41.1厘米。末1《清圣祖实录》卷169。 开有“广陵禹之鼎绘”数字和印记。 《北征督运图》的第一幅画页所描绘的就是范承烈带领随员由北京广安门外出前往山西的情况。 范承烈出往山西后图册中有几开散失。再往下画页所描绘的是西路运粮队出杀虎口过受降城（今内蒙古托克托县附近）经由艾济喀村、毕七七、迈达里再经昆都仑（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到十四台的情景。台相当于现在的兵站至今当地仍有某某台的地名。自杀虎口到前线每百里各设一台。当时中西两路运粮队每路各分为若干“运”每“运”又分若干“营”。以中路督运官宋大业所分管的“二运二营”为例“所领运官八员赎罪人二员笔帖式二员游击一员车夫二百名兵一百七十名车二百辆地方骡马七百匹捐纳骡马二百匹”每二十五辆粮车有运粮官一员负责一车装载二千斤全营二百辆负责运军粮四十万斤1。每辆车上插飞熊小旗一面。每一营“车徒绵亘二十里”。当时仅中路准备出的运粮车就有五千辆可以运粮一千万斤。这样大的运输量又要走遥远的路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十分艰巨繁重的任务。 范承烈所管的这一营运粮队刚过了乌兰急里密到达查汉托罗海。这时图册出现了这样的场面：一辆辆独轮车满载着军米由许多壮健的民工推挽在满目黄沙中行进为支援平叛清军而紧张地战斗。有些车辆正停在路旁督运官员也在路旁席地而坐一些士兵或行或立在车前车后他们准备在稍事休息后继续向前挺进。这一页图册的题记说：“夏六月七日次乌兰急里密甫闻上亲抵厄鲁特贼巢逆酋噶尔旦挟妻孥窜往王师追摄大将军（费扬古）邀击于召木多大破之至查汉托罗海与辛光禄会知大将军前锋已旋后骑将乃疾驱粮车运至那拉他饷之”。清军在昭莫多（召木多）给了叛军以决定性的打击运输军粮的后勤人员对胜利作出了贡献。图册下半部描绘的就是范承烈于康熙三十六年再次督运军粮的情景。据范承烈在图册中的题记说明这时“载惟骡马驴不复用车”。由于瀚海缺水草画面中有运粮大队“刈草结瓣载马上解鞍以食之马食得不乏”的图景。反映了参加平叛斗争的各族人民在同艰难的自然条件作斗争的智慧。 在艰苦的长途跋涉中运载军粮的马驼有很大的损耗运粮队“乃购蒙古马车复经湖滩河所运粮”。图册中有满载军粮翻山越岭的蒙古车及赶车的蒙古族人民的画面这也是蒙古族人民参加平定噶尔丹的生动记录。《北征督运图》的前半部还有一幅在运粮队所过的路边有一堆堆白骨的画面题记说：“途中见髑髅暴砂砾间者累累询之向导为厄鲁特败喀尔喀处。”即噶尔丹汗残杀的喀尔喀蒙古族人民。图册有一幅运粮大队正通过翁金河边的画面题记说：这里“土沃草茂本为北人（指喀尔喀蒙古人）牧放地至和尔海图已入厄鲁特境矣”。 1宋大业：《北征日记》见《边疆丛书续编》之一。 《花盆行历例工价列》乾隆六年的《花盆行历例工价列》是记的广东佛山石湾陶瓷行业的内部分工这个“花盆（盘）行”是一个专门从事生产花盆、金鱼缸、花垌、陶瓷建筑装饰部件等陶瓷制品的行业故其名称叫“花盆行”。《花盆行历例工价列》的记载提供了第一手原始资料反映出到了乾隆初年石湾陶瓷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存在了。 《花盆行历例工价列》中先写明：“大清（辛亥革命后该行业将原雕版的“大”字改做“满”字故后的工价列上多“满清”）。乾隆六年八月吉日联行东西家会同面议各款工价实银不折不扣永垂不朽胪列于左。”以下便分上、中、下三等列出了三百四十多项不同的产品名称每项名称的后面根据各项产品的简单、复杂、规格大小、技术要求的难易总之花费劳动时间的多少逐项列出了不同的工价例如：上等价列大花塔每只银2钱壹分五厘2二号花塔每只银壹钱四分七厘三号花塔每只银九分四厘五珠象古每对银壹两零2分九厘光象古每对银九钱四分五厘对于技术熟练、经验丰富的老工人到窑内进行高温操作还特别规定“大师傅入灶肚作双计”即工价加倍。 这个《花盆行历例工价列》的主要内容清楚地告诉我们这就是一张根据以往惯例规定下来的计件工资表。 文告台湾林爽文领导的天地会义军攻下彰化后建立了政权以林爽文为这个政权的“大盟主”定年号为“顺天”出了“安民告示”颁了“军令”任命了许多官员颁了印信和“委札”如颁给沈得将军的“委札”为：顺天大盟主林札委子龙庙沈得即便任理（镇海节度使兼理驿政）将军之职。督率该旗兄弟奋勇立功著有劳绩另行升赏。 须至札者。 右札委沈得顺天丁未年月日。 在林爽文布的《告示》里明确提出：“台湾皆贪官污吏扰害生灵本帅不忍不诛”“因贪官污吏剥民脂骨共举义旗剿除贪污拯救万民”并号召大家起来“剿除贪官”。起义军镇压贪官污吏没收地主土地和浮财将官僚地主分子“俱缚坐堂下”1。顺天政权没收的田地“多在嘉、彭两县”。这些田地分给参加起义的农民耕种每户向顺天政权交纳田租二石2。起义失败后凡是起义军和农民群众所得到的土地都被统治阶级夺了回去“乃籍其田亩入官”3“其数多至数万石”。 许多《文告》明确规定“本帅（大盟主）严谕军队不许丝毫妄取”“查封粟石以应军需不许众兄弟滥搬星散”。违法则“按法究治决不姑宽”。杨轩说起义军布《告示》“安谕民人那示内写的是不扰民的话”4。在《安民告示》里还提出了“保农业”的政策。林爽文还设有“巡城将军”维护社会秩序和纪律。由此可知这个政权对待贫苦人民的态度。 白莲教领之一张汉潮七十三岁湖北枣阳县庄子山人嘉庆元年三月率领所部人马在湖北襄阳黄龙垱起义。嘉庆三年五月张汉潮率军进入陕西初三日在陕西兴安布了一道《告示》：钦命东土兴汉灭满张汉朝（潮）子为招讨扫北都督大元帅张月梅年二十七岁统领兵丁为天承运事。示谕军民人等知悉勿听传言不分清浊更见吾等旗衣俱白目为黄金赤眉之流皆因吾主父考各营服孝之故尔。今真明天子已出观气运既衰天心不顺已归我汉家之天下。吾主本大明之脉绪尔等皆大明之故民独不思水源木本之报扶老携幼何必远逃各存通权达便之见尔小民目观吾等焚杀俱全实非本帅本意皆因尔等立卡房助官血战。尔等实系真心逃难各安本业勿助官兵勿结乡勇吾自测（侧）隐难昧拔救尔等同逃目前大难得受吾主日后重思（恩）谨遵勿违这是研究白莲教川楚陕农民起义的极好史料。 《东宁陈氏番俗图》、《台湾风俗图》在大量的历史绘画中有不少反映我国各兄弟民族的历史绘画。如六十七的《番社采风图考》和中国历史博物馆藏《东宁陈氏番俗图》和《台湾风俗图》就是反映十八世纪台湾高山族社会生活的形象记录它最具历史的和直观的效果。惜前者已失传。馆藏《东宁陈氏番俗图》纸本设色三十二开其中反映社会风俗的十八幅二十四项内容十八幅题词植物十一幅动物三幅题跋三幅。每开纵25.9、横34.7厘米每幅题记文字与六十七的《番社采风图考》大同小异。除《台湾风俗图》外台湾还有三种台湾风俗图。台湾省台北图书馆藏《六十七两采风图合卷》纸本设色前一部分1王芦荪：《渊雅堂集》。 2《林茂供词》《台湾档》七。 3《婆娑洋杂咏》泰州新华书店抄本1973年。 4《杨轩供词》《台湾档》七。 描写高山族的社会生活情况计十二幅就是《番社采风图》后一部分描写台湾物产计十二幅就是《台湾采风图》两者合在一起称为《六十七两采风图合卷》前一部分每图均有汉文题记与六十七《番社采风图考》文字大同小异。另一种是台湾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台湾图说》纸本设色共十八幅第一幅绘的是高山族分布地理位置图其中十二幅与台北图书馆所藏的前一部分完全相同另有五幅不同。每图的汉文题记与六十七的《番社采风图考》文字大同小异。第三种是台湾省故宫博物院藏《台番内山番地风俗图》绢本设色共二十四幅其中一大半是描写高山族社会生活的也有几幅是前面几种都没有的每图均有题记比较简略与六十七《番社采风图考》文字大同小异。 台湾高山族主要种植水稻其“耕种如牛车、犁、耙与汉人同”1而且耕田、种地以妇女承担《东宁陈氏番俗图》题记说高山族“以女承家番妇耕稼备尝辛苦或襁褓负子扶犁男则仅供馌饷”。 高山族是“集通社阄定日期以次轮获”。收割时“各家皆自蠲牲酒以祭神遂率男女同往以手摘取不用镰铚。或以车运或以身担”。收割回来各户“相劳以酒”。收成后“于屋傍围以竹箙覆以茅苫连穗倒而悬之令乾为粮”2。《图册·刈禾》画面上描绘的肩担车运正是高山族全社各户男女共同协作收稻的情景。 图册大部分描绘高山族的风俗习惯。《东宁陈氏番俗图·番戏》就是描绘他们歌舞的情景画面展现在高山族公廨前的空地上一队高山族男女各着盛装手戴铁臂环两耳穿孔用篾圈抵塞耳大垂肩。男子头着髻插雉尾及五色鸟羽。女子盘头戴纱头箍。男女皆戴贝制项珠。腰下以色绸锦缎重叠围之另缀绮罗于肩之左右。男女皆光脚。他们翩翩起舞时年长的高山族一执羽幡相引以为进退之节；一执锣鸣金以为起止。跳舞时男女无定数以手相挽而相对举身摆荡足下轩轻而应循环不断为两匝圆井形。正是黄叔璥所记：“携手环跳进退低昂惟意所适。”1高山族的婚姻比较自由这时大部分地区实行母系氏族的族外婚制即“入赘”婚。女子受到重视《台湾风俗图》题记云：“番重生女赘壻于家谓之有赚；生男出赘谓之无赚。”女子长大之后就“构屋独居”每当月白风清之夜高山族的麻达（未婚青年）吹奏着娓娓动听的鼻箫或口琴在社内漫步。少女如果喜欢就“和而应之”。“久而意谐乃告父母”。六十七有一诗描写道：“鼻箫清响遏行云有女东墙侧耳闻何心蕉桐传蜜意数声吹出卓文君。”21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5。 2《东宁陈氏番俗图·刈禾》题记。 1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6。 2六十七：《番社采风图考》。 中国历史博物馆藏《东宁陈氏番俗图》和《台湾风俗图》所提供的十八世纪台湾高山族同胞耕耘、收获、纺织、围猎、筑屋、婚礼、娱乐、课读等生动场面为研究高山族人民当时经济展和社会风俗之珍贵的形象资料是十八世纪台湾高山族的一部形象生动的社会生活史。 第二章研究概述第一节辛亥革命（1911年）以来的清史研究有清一代私人不准撰写国史只能论述具体问题仅官方的国史馆、实录馆才能编写皇帝之实录和王公大臣传记所以对清史的综合、系统、正式的研究主要开始于清亡之后即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1开始由于清亡不久对清史研究基本上存在两种倾向。第一种是一些前清遗老仍站在清王朝立场为清帝歌功颂德对其灭亡十分惋惜蔑视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政府。这主要表现在《清史稿》的纂修上。 妄图称帝的民国大总统袁世凯拉拢网罗了一些前清遗老于1914年成立了清史馆。当时的国务院申请立馆的呈文称：“大清开国以来文物灿然治具咸饬。洎乎末叶孝定景皇后尤能洞观世势俯察舆情宣布共和与民更始用能成德美文明之治洵足追唐虞捐让之风我中华民国追维让德于大清皇帝特颁优待条文崇功报德无微不至。”故要为之修史以报其恩。 当时的国务院聘请曾任盛京将军、东三省总督的赵尔巽为总裁（后改称馆长）延聘光绪进士任至湖北提学使的柯绍忞和于式枚、缪荃孙、秦树声等一百余人为总纂、纂修、协修等。于式枚、缪荃孙等六人在联名合上《谨拟开馆办法九条》中公然申称：“我大清定鼎二百余年厚泽深仁休养生息上无失德之君下无抗令之臣固属前代所希有而武功赫奕拓土开疆文教昌明轶唐绍汉急宜及时记载足以信今传后。”这明显系欲借修史歌功颂德以报旧主皇恩。1《清史稿》从1914年开馆到192o年写出初稿1927年第一次初版后经改删于1934年再次出版共五百二十九卷。1928年国民党政府进入北京以后清史馆被故宫博物院接收。1929年12月故宫博物院聘请部分专家审查《清史稿》给它定上错误、罪状十九条：反革命藐视先烈不奉民国正朔例书伪谥称颂遗老鼓励复辟反对汉族为满清讳体例不一致人名先后不一致一人两传目录与书不合纪传表志互不相合有日无月人名错误事迹之年月不详载泥古不化简陋忽略。他们认为此书作者“自翊忠于前朝乃以诽谤民国为能事”“遂至乖谬百出开未有之奇”“若任其行实为民国之奇耻大辱”请列为。2第二种倾向是带有革命党人偏激的民族情绪抨击清皇朝不少作者甚至把满族视为外族。较早出版之书是汪荣宝、许国英合著的《清史讲义》二1本节参考了陈生玺、杜家骥著《清史研究概说》一书。 1朱师辙：《清史述闻》。 2朱师辙：《清史述闻》。 册。此书于191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共分四编：开创时期；全盛时期；忧患时期；改革时期。作者认为清朝的灭亡系由于民族歧视和之压迫。作者明确指出：“其灭亡之原因至为复杂而最初之恶感则在满汉待遇之不平和厚己族虐使汉族实为总因加之前此诸帝之极端而清所必亡也。”另一部书是刘法曾的《清史纂要》1914年出版。此书共七章分为崛兴、极盛、衰弱、改革及灭亡四个时期。作者写道：清与北魏、北齐、辽、金、元诸外族入主中国者不同它“传绪至二百余年于西域拓疆方域殆数万里则前古外族占领中土未有之奇”。它之灭亡在于残酷的民族压迫从国初之“嘉定三屠、扬州十日惨无人理”迄康熙乾隆之朝“辄复大兴文字之狱”。 这一年（1914年）出版的日本稻叶君山所著《清朝全史》影响更大此书虽认为满族系外族但“其统治得宜享国历年之久”远比元朝更强对清朝的历史地位作出了较为公允的评价是当时唯一的一部对清代历史进行了比较全面研究的学术著作。 另外还有吴曾祺的《清史纲要》上海文明书店编辑的《清鉴辑览》黄鸿寿的《清史记事本末》（8o卷）等书亦于1913—1918年之间6续出版。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清史研究有了新的进展其主要代表作为萧一山的《清代通史》。萧一山（19o2—1978）江苏铜山县人他读了日本稻叶君山《清朝全史》后即以中国史学界未能写出一部清史而深为遗憾于192o年考入北京大学政治系后转入历史系奋要写一部清史1923年写成《清代通史》上卷起自后金建国止于雍正五十万字由中华书局出版。1926年完成中卷六十万字193o年出版下卷三卷共约二百万字。1948年萧一山到台湾后对其书进行修改补充增订共五卷约四百余万字。 萧一山就读北京大学时正值五四时期学术空气较为自由接受了当时进步的资产阶级史学思想。他在1923—193o年出版的三卷《清代通史》中提出的基本论断是：有清一代的历史是满清入据中原统治中国的历史同时也是以汉族为主的中国民族革命的历史。他将文化置于特殊的地位统率政治、经济、社会、学术思想学术占有相当大的篇幅。他把民族革命置于位对与民族革命有关的秘密结社如三点会、天地会、洪门等叙述较为详细。这些皆是本书的特点。他自称“本书参考书籍不下六七百种”“所述为清国史亦即清代之中国史而非清朝史或清室史也”。此书上卷出版时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蒋梦麟、朱希祖清华大学教授梁启日本教授今而龙等纷纷为其作序赞扬。 此书也有不少缺点和错误如其受稻叶君山《清朝全史》影响太深有些地方照抄《清朝全史》《清朝全史》错了它也跟着错。它的取材多为转手材料。对一些史学界已证明纯系传闻附会之遗闻野史如陈圆圆之事、顺治帝出家、雍正帝之即位及暴崩、乾隆帝为海宁陈姓之子等等此书仍坚持原述不予更改。后来他在台湾出版的修改版中又将北伐和抗日战争也写入并作了错误的评述。 对清史进行了开拓性研究工作且取得重大成就的是孟森（1868—1938）。孟森江苏武进人早年留学日本政法大学辛亥革命后当选国会议员1923年起专心研究清史1931年就任北京大学教授直至逝世先后表出版《心史丛刊》一、二、三集、《清初三大疑案考实》、《明元清系通纪》、《明清史讲义》、《明清史论著集刊》等论著。 《心史丛刊》包括《奏销案》、《科场案》、《朱方旦案》、《董小宛考》、《金圣叹考》等十五篇文章。《清初三大疑案考实》包括《太后下嫁考实》、《世祖出家事考实》、《世宗入承大统考实》三文。《明清史论著集刊》是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共有四十四篇收录了前述两书及其他文章如《八旗制度考实》、《建文殉国事考》、《清太祖起兵为父祖复仇事详考》、《清太祖杀弟考实》、《清太祖由明封龙虎将军考》等等文章。这些文章对清朝开国史和明末清初史的许多重大问题给予了深刻的分析论述和考证。《明元清系通纪》原名《清朝前纪》已印出十六册计九十余万字系用明代的纪元叙述清朝的世系起于洪武四年止于嘉靖三年（1371—1524）。它论证清楚了清之先世和清朝兴起的历史进程也说明了元明时期东北女真族的展变化。《明清史讲义》是孟森在北京大学教书的讲义上册为明下册为清。清史主要分为开国、巩固国基、全盛、嘉道守文四章特别肯定了康熙帝削平三藩之乱、统一台湾、收抚外蒙古、亲征噶尔丹的重大功绩对雍正帝也作了“好名图治、于国有功”的正确评述。此书对清朝前期二百年之政治、经济、文化进行了全面的简要叙述为研究清史者必读之入门书。 总的来说孟森提出、论述和解决了许多历史上存疑的问题开拓了清史研究的一些领域以及他所提倡客观求实的学风成为辛亥革命以来清史研究之先驱者形成为清史研究中的一个主要学派并且影响了后来的一批清史学者如郑天挺、谢国桢、罗尔纲、李光涛、谢兴尧、商鸿逵、王钟翰等教授使之进一步推动了清史的研究工作。 郑天挺（1899—1981）福建长乐人192o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先任北京大学教授、秘书长、历史系主任后为南开大学副校长、历史系主任著作有《清史探微》、《清史简述》等。《清史探微》收有《多尔衮称皇父之臆测》、《墨勒根王》、《释阿玛王》、《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满洲入关后几种礼俗的变迁》、《清代的包衣制度与宦官》等文章科学地评价了满族和清朝的历史地位阐述了清朝的历史。此后郑天挺又表了一些新作收入《探微集》中。郑天挺是继孟森之后最著名的明清史学者其《探微集》和《清史简述》备受学术界推崇蜚声海内外。 谢国桢（19o1—1982）河南安阳人历任北平图书馆编纂、中央大学教授、南开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谢国桢既是明清史专家又兼长于目录学和史料考证。有《清初开国史料考》六卷和《晚明史籍考》二十卷著录了清朝开国史和南明史、清朝前期史的大量史籍是两本具有学术价值很高的资料工具书。还著有《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清初流人开东北考》、《顾宁人学谱》、《黄梨洲学谱》、《孙夏峰、李二曲学谱》等书。 第二节1949年以来的清史研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尤其是1978年以后清史研究蓬勃展论著累累进展迅成就远逾昔日。 建国后四十年里的清史研究显现出五大特点。第一人员众多。以前从事清史研究之人寥寥可数全国范围内没有一个专门研究清史的研究室而现在比昔日人员增数十倍并有一批专门研究机构。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清史研究室人员最多时达到二十四人其中有研究员（教授）、副研究员十九人。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经济研究所也有一批研究清代民族、经济的学者。中国人民大学特设清史研究所研究者约四十名其中有教授、副教授二十余人。南开大学的历史研究所专研清史者有教授、副教授、讲师十余名历史系亦有清史教授、副教授、讲师近十人。辽宁大学设立的清史研究所东北师范大学、辽宁社会科学院、吉林社会科学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简称一史馆）、北京社会科学院、吉林大学、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单位亦各有一些以研究清史为主的教授、副教授每当开全国清史会或国际清史学术讨论会时与会代表通常都有一百余人。 第二思想明确。大多数清史研究人员在继承严谨求实学风传统的同时重视理论修养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革命领袖的科学论著力图运用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来分析历史问题理论探索和分析水平大大提高。 第三史料丰富。清史资料浩如烟海大多数清史研究人员长期辛勤搜集史料阅读清实录、方志、文集、笔记、契据特别是大力查阅以往罕为人用的巨量档案资料现和积累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出版了许多资料书。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的《清代地租剥削形态》、《清代土地占有和反封建斗争》合译的《满文老档》一史馆编的《清代档案史料丛编》（1—15辑）及《历史档案》杂志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与档案系合编的《清代的矿业》等等这些都为清史研究的迅展提供了雄厚的史料基础。 第四领域开拓。前人的研究虽也取得不小成绩但总的来说过去的清史研究仍处于开始阶段涉及的方面和问题并不多清史园地中仍有许多处女地。四十年来情形大变原有的重要问题在不断的深入又开辟了许多新领域对一批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如清朝开国史、清前期的历史地位、清朝的官制兵制与政治制度、康乾盛世、清太祖至乾隆帝等诸帝之评价、资本主义萌芽、租佃制、重大战争、社会生活、饮食文化、中外关系等等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第五成果累累。由于上述原因和清史研究人员长期努力钻研著述的结果四十年来表了数以千计的学术论文出版了一大批学术专著、论文集和资料集不管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都远逾昔日在国际清史研究中也不落他人之后。现将1991年前部分专著和论文集列述如下：清朝前史（入关前）：《清朝前纪》孟森著商务印书馆193o年版十四万字。《明元清系通纪》孟森著北京大学1934年版。《清朝开国史研究》周远廉著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二十二万字。《清朝兴起史》周远廉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三十四万字。 清朝通史：《清史讲义》汪荣宝、许国英著商务印书馆1913年版二十一万字。《清朝全史》日本稻叶君山著但焘译中华书局1915年版。《清代通史》上卷萧一山著1923年商务印书馆版后6续增补1963年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共五册四百余万字。《明清史讲义》孟森著中华书局1981年版。《明清史》李洵著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十九万字。《清史简述》郑天挺著中华书局198o年版七万字。《清史简编》（上编）该书编写组编写辽宁人民出版社198o年版三十四万字。《简明清史》戴逸主编分第一第二两册人民出版社198o、1984年分别出版七十二万字。《清史》（上编）郑天挺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四十七万字。《康雍乾三朝史纲》朱诚如著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二十一万字。 官制、刑法、科举、宫廷：《清代国家机关考略》张德泽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二十七万字。《清代中央国家机关概述》李鹏年等编写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三十二万字。《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商衍鎏著三联书店1958年版二十四万字。《清代法制研究》张伟仁辑著第一辑三册一千五百余页台湾永裕印刷厂1983年印刷。《清代捐纳制度》许大龄著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195o年版十万字。《清代宫廷史》万依、王树卿、刘潞著辽宁人民出版社199o年版五十一万字。《盛京皇宫》铁玉钦主审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版三十五万字。 军事、兵制：《绿营兵制》罗尔纲著中华书局1984年版三十一万字。《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庄吉著台湾故宫博物院1982年版四十七万字。《明清战争史略》孙文良、李治亭、邱莲梅合著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四十二万字。《清初军事史论考》日本阿南惟敬著东京甲阳书房198o年版。《张献忠大西军史》王纲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二十六万字。 经济：《清代租佃制研究》周远廉、谢肇华著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二十九万字。《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经济研究》罗仑、景甦著齐鲁书社1985年版二十四万字。《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论文集》南京大学明清史研究室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明清时代的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李文治、经君健、魏金玉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四十二万字。《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五十八万字。《清代经济史简编》郭蕴静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二十二万字。《清代货币金融史稿》杨端六著三联书店1962年版二十八万字。《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明清农村社会经济》、《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傅衣凌著分别为1956、1961年版。《清史治要》黄冕堂著齐鲁书社199o年版、四十一万字。《清代赋役制度演变新探》陈支平著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十九万字。《封建贵族大地主的典型——孔府研究》何龄修、刘重日、郭松义等六人合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四十三万字。 民族：《满族简史》本书编写组编写中华书局1979年版十八万字。《满族史论丛》莫东寅著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十四万字。《明清彝族社会史论丛》胡庆钧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二十万字。《准噶尔史略》本书编写组编写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清代八旗王公贵族兴衰史》杨学琛、周远廉著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三十五万字。《清代民族关系史》杨学琛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o年版二十二万字。《清代蒙古政教制度》赵云田著中华书局1989年版二十四万字。 中外关系、文化、学术、史料学及其他：《沙俄侵华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十九万字。《一六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北京师范大学清史研究小组编写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二十五万字。《清人社会生活》冯尔康、常建华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o年版三十七万字。《清代饮食文化研究》林永匡、王熹著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o年版三十九万字。《四库全书纂修研究》黄爱平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三十一万字。《清儒学案新编》第一卷杨向奎著齐鲁书社1985年版五十二万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著中华书局1936年版二十八万字。《明末清初的学风》谢国桢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清史述闻》朱师辙著三联书店1957年版二十四万字。《清史史料学初稿》冯尔康著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二十八万字。《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叶显恩著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二十六万字。 人物传记：《努尔哈赤传》阎崇年著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二十五万字。《努尔哈赤评传》滕绍箴著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三十万字。《清太宗全传》孙文良、李治亭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3年版三十二万字。《皇父摄政王多尔衮全传》周远廉、赵世瑜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三十六万字。《康熙大帝全传》孟昭信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五十一万字。《雍正传》冯尔康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四十五万字。《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杨启樵著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2年版二十五万字。《乾隆皇帝大传》周远廉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o年版六十三万字。《乾隆传》白新良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o年版四十一万字。《吴三桂大传》李治亭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五十三万字。《贪污之王——和珅秘史》冯佐哲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二十二万字。《清代人物传稿》上编1—5卷清史编委会编中华书局1984—1988年版。 论文集：《心史丛刊》一、二、三集孟森著商务印书馆1916—1917年版二十四万字。《明清史论著集刊》孟森著中华书局1959年版四十四万字。《探微集》郑天挺著中华书局198o年版三十五万字。《明清史论集》李光涛著上下两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清史杂考》王钟翰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二十六万字。《清史新考》王钟翰著辽宁大学出版社199o年版二十五万字。《履霜集》戴逸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五十一万字。《清史论稿》王思治著巴蜀书社1987年版三十三万字。《档房论史文编》韦庆远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三十四万字。《明清史辨析》韦庆远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三十八万字。《结网录》来新夏著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二十八万字。《燕步集》阎崇年著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年版三十五万字。《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86年）白寿彝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9o年版四十六万字。《清史论丛》1—7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中华书局1979—1986年6续出版。《清史研究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1—6辑分别由中国人民大学、四川人民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于198o—1988年出版。 ------------ 2 第三章本卷编写旨趣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皇朝。从顺治元年（1644）清军入关到宣统三年（1911）溥仪退位清朝统治全国长达二百六十八年。加上其在关外的兴起阶段共有三百多年。本卷论述的是自清太祖努尔哈赤于1583年起兵到184o年这二百多年的历史。论述的下限所以止于184o年这是因为当前我国史学界习惯于把鸦片战争作为中国中古史和近代史的分期界线我们也采用了这一看法。 大概始自辛亥革命以后清朝往往被称为“满清”清的统治有时被说成是“民族牢狱”其实并非如此。清的统治是以满族贵族为的、同时也是各民族上层所共同认可的政权。这是一个在历史上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体制的继续。清有民族压迫的一面有时压迫得很残酷同时也有增进民族联系、展民族关系的一面。从历史的长河上看后者自然是历史的主流这是很值得注意的。 清和明都属于封建社会的衰老时期。我们说衰老不说衰落不说解体这是因为衰老还含有一定的生命力有时在某些方面还可以表现一定程度的坚强。好比说三国人物黄忠人虽老黄忠的“宝刀不老”这就是说明这个问题的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清处于封建社会末期但有过康乾盛世。当时的皇家励精图治整顿吏治轻徭薄赋、奖劝农桑、平定叛乱在政治上是有成绩的。对于清史上这一类的问题应妥善处理。一方面要加以肯定又一方面也要重视这类社会现象的阶级本质。当然辩证地处理这些问题是很不容易的。 资本主义萌芽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社会经济上的重要问题史学界对此争辩热烈。有的学者把这种萌芽的社会意义说得几乎是影响全面社会的新生产力有的学者却根本不承认这种萌芽的存在。我们认为这种萌芽是有的但只存在于个别地区的某些生产部门还只是停留在萌芽状态。对于这个问题的表述要有分寸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能说多少说多少不要过份地推论。 在清代科学和艺术是受到相当重视的。在这一时期产生了杰出的科学家也产生了优秀的文艺作家。他们在世界历史上同一学科门类中也是富有成果毫不逊色的。这两方面内容本卷限于篇幅虽然不能有详尽的论述但也在书中给以适当的地位。 在外交关系上清皇朝日益暴露了它的腐朽。当时中国仍在封建制度的范围内蹒跚前进西方英、法、美等国已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和产业革命还急剧向外扩张掠夺殖民地抢掠人畜财帛并频叩中国大门不断蚕食中国领土。沙俄屡侵黑龙江地域英使一再来华。嘉庆以后鸦片大量走私倾销内地保守落后的清王朝不识时务不能采取相应的对策以至国际地位日益低落终于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关于清代的史料是很丰富的有关清史问题也是很多的当前清史研究的工作还处在一个新的起步阶段。对于某些历史问题尚不能做出明确的论断但我们希望本卷从总的方面能为清史勾画出一个大致的轮廓。 乙编综述第一章后金兴起第一节金国英明汗攻图伦明万历十一年（1583）二月年方二十五岁的女真建州左卫枝部舍人努尔哈赤忽然获悉祖父觉昌安、父亲塔克世被明军杀害的消息悲愤欲绝。原来这一年二月明朝的宁远伯、辽东总兵李成梁统军征讨建州右卫阿台觉昌安虽与阿台是姻亲为阿台之妻的祖父但仍与其子塔克世随从明军作战。不料在攻陷阿台之古勒寨时反被明军误杀。 杀害父、祖之仇不共戴天努尔哈赤本欲向明朝讨还血债但明皇帝拥兵百万小小女真头人怎敢太岁头上动土他只好归罪于图伦城主尼堪外郎要求明臣执送此人。明朝边臣先前已因误杀而送回觉昌安、塔克世尸体赐予努尔哈赤敕书三十道、马三十匹允其承袭父、祖之都指挥使认为这样事已了结。今见努尔哈赤索要仇人遂勃然大怒斥之说：“吾即助尼康外郎筑城于甲板”令为女真之主。遂使尼康威望剧升势力激增“于是国人信之皆归尼康外郎”。连努尔哈赤之大、二、三伯祖及五、六叔祖的子孙亦“对神立誓”欲杀努尔哈赤归附尼康。尼康又逼努尔哈赤投降。 祖、父惨死家道中衰部众叛离族人变心强敌威逼灭门之祸即在眼前怎么办？是屈于威势跪地求降还是奋抗强敌宁可玉碎不为瓦全？在这关键时刻年轻的努尔哈赤果断决策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毅然高举义旗于当年五月以遗甲十三副起兵率领少数人马攻克图伦城打响了建立后金国的第一仗。 女真统一这时女真各部分裂涣散互相杀掠。《满洲实录》卷一（满文体）对此情景有一段总结性的论述译录如下：时各地之国为乱。满洲国之苏克护河部、浑河部、完颜部、栋鄂部、哲陈部、长白山纳殷部、鸭绿江部、东海窝集部、瓦尔喀部、库尔喀部呼伦国之乌拉部、哈达部、叶赫部、辉部各地盗贼蜂起各自僭称汗、贝勒、大人每村每寨为主各族为长互相征伐兄弟相杀族众力强之人欺凌、抢掠懦弱者甚乱。 《满洲实录》所记之女真三大系统即：“满洲国”就是建州女真“呼伦国”是海西女真“东海”是“野人女真”的一支另一支为黑龙江女真。各系统又分为若干部各部人丁多少不一地域广宽不等这大大小小的数百个部落城寨的女真人丁总共约有六至八万。 此时努尔哈赤只有三十丁在建州女真中也只能算是一个微弱小部不少部长如栋鄂诸部的一个部长阿海就有兵四百苏完部的一个部长三潭有部众三百户另一苏完部长索尔果辖户五百。海西女真的哈达、乌拉、叶赫、辉四部人丁马匹皆远远过努尔哈赤。哈达领王台曾辖地数千里建州各部皆被迫归顺于彼。叶赫贝勒一再欲图侵吞建州。 在这群雄争长兼并盛行四面皆敌的险恶形势下只有区区三十丁实力的头人努尔哈赤怎样才能摆脱被征服的危险确实是一大难题。至于要想力战群雄威行各部更是难于上青天。然而奇迹出现了这位有志青年竟在三十来年的时间里力挫群雄完成了几百年未曾完成的统一女真各部的伟大事业跃居“承奉天命覆育列国英明汗”（简称英明汗）的宝座。这一奇迹之出现既非什么天命有归也不是个别偶然因素所致而是由于女真——满族正在兴起努尔哈赤作为这一民族的杰出领袖能顺应时代潮流勇于进取采取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和策略统率本族人员三十年如一日地艰苦奋斗因而出现了这一符合历史规律的必然结局。 自元以降三百多年里女真人由于涣散分裂先后隶于元、明君主之下受尽了压迫剥削。明帝及文武官将贱视女真称其为“东夷”任意欺凌百般盘剥。史载明臣“藐视女真诸大臣欺凌侮辱用拳殴打不许站在门口”“势不使尽不休利不括尽不已（对女真）苦害欺凌千态莫状”1。更为可恶的是明廷因女真“兵满万人则不可敌”而对其实行以夷制夷、“犬牙相制”的“分而治之”的政策千方百计阻碍女真各部的统一诛戮欲图统一之领袖。一百二十四年前努尔哈赤的五世祖建州左卫都督同知董山便因骁勇善战威行建州女真各部反对明朝欺凌并欲掳掠人畜而伙同建州卫、建州右卫酋长多次入边劫掠致被明帝诱入京师斩杀。明军还征剿三卫大肆烧杀掳掠。 广大女真人员深受明朝之害吃尽分裂力弱之苦切盼统一、强大起来摆脱明朝奴役。努尔哈赤胸怀大志奋图强适应了女真人的愿望使其目标的实现有了坚实的基础。 努尔哈赤竭力网罗能人重用贤者厚待功臣招徕了许多机智忠贞、武艺群之人。以助汗理政听讼统兵征战的“五大臣”而言额亦都骁勇善战能挽强弓十石善于以少败众军功累累所向无敌。“辄为军前锋用兵垂四十年未尝挫衄”。费英东智勇双全多次领兵出征功勋卓著被誉为“万人敌”。三十余年里每战必“身先兵士冲突坚阵当其锋者莫不披靡”。安费扬古屡败敌兵克城破堡勇冠三军被赐号为“硕翁科罗巴图鲁”。扈尔汉、何和礼亦为能征惯战军功卓著之勇将。“五大臣”1《满文老档·太祖》卷64。 以外扬古利幼年从征“凡在行间率先破敌冲锋挫锐所向披靡”“行军四十余年大小百余战功业绝特”。劳萨、图鲁什、巴笃礼、冷格里、萨穆什喀、阿山、吴拜等等也是身经百战屡建奇功之猛将。就文臣而言额尔德尼自幼明敏精通蒙、汉文从征蒙古诸部“能因其土俗、语言、文字宣示意旨招纳降附”。他遵照努尔哈赤的指示借用蒙文字母创制了满文通行建州全境为后金国的建立和满族的加形成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被誉为一代杰出人物。达海九岁即通满汉文义翻译了《素书》、《明会典》、《三略》等汉文典籍并增补十二字头于旧满文字旁加以圈点使满文更为完善被称为新满文通行于后金。这些猛将文臣皆云集努尔哈赤麾下同心事主为贯彻其统一女真各部的总方针而各尽所能艰苦奋斗终使经济展“民殷国富”国势日强军威大振。 努尔哈赤又采取了正确的用兵方针“恩威并行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这与兵法中“攻心为上”十分吻合。具体内容有三：一为抗拒者杀俘获者为奴。二系降者编户对于女真人员不管是大军压境被迫归顺还是交战失败城寨陷落不得不降他都予以“恩养”编户不贬为奴不夺其财原系诸申（女真平民）仍为诸申原是部长寨主大多授予官职辖其旧部人员。三是来归者奖。这对促使各部女真在努尔哈赤无敌军威的影响下率部归顺起了很大作用。仅据《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记载黑龙江、吉林、辽宁各地女真头目率众来归者就有二三百起之多从而大大加了女真统一的过程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的伤亡和损失。 在用兵顺序上努尔哈赤的策略也很高一般是由近及远先弱后强逐步扩大积极争取蒙古尽力避免过早地与明国生正面冲突。他先进攻和招抚附近建州女真部落并合为一致使原来几十人之兵力展到“骁骑数千”再以此为基础先攻海西四部中内讧激烈、国势剧衰的哈达继灭乌拉取辉最后才征服最强之叶赫统一了建州、海西各部及部分“野人”女真。 八旗建制八旗制度渊源于女真人长期流行的牛录制。牛录是满语音译意为“大披箭”。长期以来女真人“凡遇行师出猎不论人之多寡照依族寨而行”。“出猎开围之际各出箭一枝十人中立一总领属九人而行各照方向不许错乱此总领呼为牛录厄真（厄真华言主也）”1。这是以族寨为基础凑编而成的临时性的武装组织兵猎完毕即解散。这既是当时女真部落涣散条件下的产物又反过来延续了女真的分裂且在客观上为明朝政府实行对待女真的“分而治之”政策提供了有利条件。 1《武皇帝实录》卷2页4。 明万历二十九年（16o1）努尔哈赤对牛录制度进行了改革他将6续编立的牛录定为三百丁为一牛录旗分黄、白、红、蓝四色。万历四十三年“将此四色镶之为八色成八固山（八旗）”即正黄、正白、正红、正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八旗每三百丁为一牛录五牛录为一甲喇五甲喇为一固山（旗）分别设牛录额真、甲喇额真、固山额真、梅勒额真管辖所属人员。当时约有二百多个牛录。后金所有人员皆须编入旗下牛录。八旗额真之上有汗总辖努尔哈赤又分授子侄为各旗之主各牛录之主这样一来原来分散的几百个部落几十万男女老少女真及归顺的蒙古、汉人皆统一编制起来。 八旗的诸申是兵民合一平时耕猎为民战则披甲当兵。披甲的比例各个时期不尽一样有时一牛录出五十甲有时一百甲多的时候达到一牛录出一百五十甲大体上是三丁抽一一牛录出甲兵一百人。这样就建立起一支拥有精兵数万的八旗军队。 八旗制不仅是军事制度而且还包括了征赋佥役等财经方面的职能。后金国筑造城寨运送粮米器械木材石头等等力役皆按旗佥派各牛录人丁担任官用粮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亦系各牛录提供每牛录出十丁四牛屯垦闲地收获粮食交纳公库每年约能收粮食十余万石。其他用费包括战时急需的军马和舟船也由各牛录备办。史称其“凡有杂物收合之用战斗力役之事奴酋令于八将八将令于所属柳累将柳累将令于所属军卒令出不少迟缓绝无呈诉弁理争讼曲直之事”1。 八旗制又是后金进入辽沈前的特殊政权组织形式。牛录是基层政权机构上为甲喇再上为固山（旗）。八旗的固山额真、甲喇额真、牛录额真既要执行汗的指令佥派人夫屯田服役披甲当兵率领士兵战阵厮杀又要遵奉汗谕辖治属下人员。当时努尔哈赤亲领正黄、镶黄两旗大贝勒代善领正红、镶红两旗阿敏主镶蓝旗莽古尔泰辖正蓝旗皇太极正白旗杜度（努尔哈赤之孙）统镶白旗。统辖旗之贝勒称“固山贝勒”或“旗主贝勒”、“主旗贝勒”一般简称为旗主。另外他的一些子侄则分辖若干牛录隶于旗主贝勒之下。八旗各级额真既总隶于汗又分隶于本旗旗主。 因此八旗制度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军事制度还包含了财、政、刑等各个方面的职能它是满族的根本制度也是进入辽沈前后金政权组织的特殊形式对后金国的建立和展以及对满族的形成和展起了重大作用。八旗制的确立标志着统一女真各部的宏伟事业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此时女真族辖地广阔延柔数千里人丁众多兵强马壮努尔哈赤便去掉原来先后使用的“淑勒贝勒”、“聪睿贝勒”、“聪睿汗”称号改上新的尊号。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正月八旗贝勒大臣集会尊称努尔哈赤为“承奉天命覆育列国英明汗”简称英明汗定年号为天命国号“后1李民奂：《栅中日录》。 金”（后来又改称“金国”）满族进入了一个新的展阶段。 第二节明满关系龙虎将军努尔哈赤的祖先长期是明朝的属夷。六世祖猛哥帖木尔是女真建州左卫第一任都督佥事其子董山袭承其职。董山的第二个儿子脱罗又袭父职第三子石报奇是努尔哈赤的四世祖亦系明帝属臣。努尔哈赤于万历十一年（1583）起兵前后袭承了祖父觉昌安的都指挥使。为了摆脱人少兵弱四面皆敌的困境利用明朝的威势避免过早地与明朝生公开冲突而遭其征剿影响统一女真的事业他长期向明朝进贡效劳擒斩扰边酋长送还被掠汉民口口声声宣称忠于明帝要求晋升职衔。 万历十七年努尔哈赤擒斩掠明女真领克五十献送明朝命贡夷马三非奏述祖父与图王杲、阿台有殉国忠今复身率三十二酋保塞且钤束建州、毛怜等卫验马起贡请得升职“长东夷”。明蓟辽总督张国彦、辽东巡抚顾养谦等官据此奏称努尔哈赤原系都指挥祖父向导有功本人忠于朝廷且“势最强能制东夷”应准其请以便“制东夷”帝从其奏命授为都督佥事1。这是努尔哈赤得受明帝“殊恩之始”使他成了合法的建州之长为他扩充势力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明人评论此事说：“奴儿哈赤既窃名号夸耀东夷则势愈强”“遂雄长诸夷矣”2。 努尔哈赤对此既非常高兴又不满足还想继续高升居于大小数百部女真酋长之上便要求得到“龙虎将军”的封号。龙虎将军是明朝武官的正二品散阶。有明一代在此之前只有曾经威行数千里辖治建州、海西女真各部的哈达名酋王台得授此勋衔使其地位远远高于其他女真都督。努尔哈赤也想谋得此衔于万历二十年进呈奏文“乞讨金顶大帽服色及龙虎将军职衔”可能是因其势力不大（还未完全统一建州女真）没有达到目的。 努尔哈赤并不罢休继续努力所采取的基本策略仍和过去一样即竭力表示忠于明帝甘为臣仆永作顺夷具体采取了五个方面的措施。一为保塞安民不掠不盗；二系送还蒙古及其他女真酋长掠夺的人口邀功讨赏；三是奏请出兵“征剿倭贼”助明抗倭援朝；四系频繁入京叩拜明帝于万历十八年至二十六年的九年之内他竟五次亲自入京朝贡；五为笼络明朝官将对一个小小的明游击他也尊称其为“游府老爷”再三恭维奉承。他对坐镇辽东三十年屡建奇勋“威振绝域”的宁远伯、征虏将军、辽东总兵官李成梁更是百般迎合力表忠顺屡送厚礼甚至以弟舒尔哈齐之女嫁与李成梁之子李如柏为妾因而使其受骗受其关照时人称“建酋与1《明神宗实录》卷215；沈国元：《皇明从信录》。 2茅瑞征：《东夷考略》；海滨野史：《建州私志》。 成梁谊同父子”“助成声势者李成梁也”。这些措施极为有效他终于在万历二十三年如愿以偿得到了“龙虎将军”的崇高职衔成为女真各部中官阶最高职衔最显的大酋长。这样为抬高其政治地位扩大势力加统一女真的进程起了重要作用。 萨尔浒大捷随着统一女真部落的顺利进行和由此而来的军力强盛努尔哈赤愈益受到明朝一些官将的怀疑对其统一事业不断加以干涉和阻挠双方争执频仍关系恶化。 后金天命三年（明万历四十六年1612）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天军征明。“七大恨”为：明兵杀害努尔哈赤之父、祖；明违誓出边“护卫叶赫”；“伐木之争”；明助叶赫致使努尔哈赤聘定之叶赫美女被叶赫转嫁与蒙古；明国不许后金收割其兼并之哈达地方粮谷；明使出言不逊侮辱建州；明国责令努尔哈赤退还哈达恢复其国。“七大恨”集中反映了女真十分痛恨的两大问题一是明朝政府欺凌女真二系明廷反对女真各部的统一要维持女真“各自雄长不相归一”的分裂局面因而激励三军将士奋勇冲杀攻下明抚顺、东州、马根单等城堡台五百余掠人畜三十万击杀总兵张承胤获马九千匹、甲七千副。 败报至京朝野震惊。明廷决定调兵四方大举征剿。万历四十七年二月十一日明军经略杨镐在辽阳演武场集合征辽官将誓师讨伐。议定兵分四路西路出抚顺是全军主力以山海关总兵杜松为主将保定总兵王宣、原总兵赵梦麟为副官兵二万余名；北路从靖安堡出边原辽东总兵马林为主将官兵二万余叶赫兵二千随征；南路从鸦骨关出边辽东总兵李如柏为主将兵二万余；东路出亮马佃总兵刘铤为主将兵一万余朝鲜都元帅姜弘立领兵一万三千余从征。四路兵共八万八千五百余人加上朝鲜、叶赫兵二千为十万零三千余人。 明军的目的在其“擒奴赏格”中表述得十分清楚：“凡能擒斩奴儿哈赤者赏银一万两升都指挥使世袭。擒斩奴酋八大总管者赏银二千两升指挥使世袭。擒斩奴酋十二亲属伯叔弟侄者赏银一千两升指挥同知世袭。擒斩奴酋中军、前锋暨领兵大头目者赏银七百两升指挥佥事世袭”。“北关金、白两酋擒斩奴酋即给与建州敕书以龙虎将军封殖其地”。1“八大总管”及“十二亲属伯叔弟侄”是指努尔哈赤的子孙即代善、阿敏等贝勒中军、前锋、领兵大头目是指额亦都、阿敦等八旗高级官将。“北关金、白两酋”是叶赫国主金台石、布扬古贝勒。这就是说明军此次征剿既要将努尔哈赤家族斩尽杀绝又要消灭整个建州（实即满族）1《明神宗实录》卷578。 这就是明廷之用兵目的。 明军十万号称四十七万火器数万声势浩大后金女真总共约六万丁即使全民皆兵也只有兵六万少于明而且使用弓箭刀枪没有火器双方力量对比显然是明军占居优势似乎明军是定胜无疑了。然而战争结局却出乎明帝意料十万大军竟惨败于八旗劲旅手下。 明军兵分四路从二月二十五日出定于三月初二日在二道关会合进攻后金都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县内）。努尔哈赤早已料定明军必来加紧准备从容应战。尽管明朝大军压境兵多枪多炮多但后金全国上下人员却毫不惊慌。出现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有三一为保家卫族只有战必取胜别无他路。女真满族长期遭受明朝政府残酷压迫剥削明帝及其文武百官“无怀柔之方略有势利之机权势不使尽不休利不括尽不已”对女真——满人“苦害欺凌千态莫状”1。这次明军来剿不将其打败努尔哈赤家族固然要被斩尽杀绝八旗官将士兵也难逃一死整个满族就要被彻底消灭。这是决定民族生死存亡的一战具有反压迫、求生存、图展的战争的正义性质激励了广大满族人民拚死抗敌的强烈斗志故对重兵压境无所畏惧。 另一根本因素是后金国和满族正处在兴旺达的上升勃兴阶段昔日分裂的女真各部今朝归而为一。满族迅形成并急剧展举国上下练兵习武竞图进取一派兴旺。八旗劲旅取抚顺下清河阵斩明朝大将所向无敌因而对与明交锋满怀信心沉着应战。 与此同样重要的是杰出的军事家努尔哈赤的正确指挥为重创明军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从十三甲起兵以来努尔哈赤基本上在战场上度过了三十五个春秋他身经百战熟谙兵法善于挥所长克敌之短以少胜多。明军二十万（当时后金以为明军是二十万）虽分四路但又不是完全分散兵力而是约定于二道关前会师合攻都城如果后金分军迎战每路一万多旗兵对抗十万明军很难抵挡更不易取胜那时明兵会合全师进击赫图阿拉就危险了。努尔哈赤果断决定：“凭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2撤回各屯寨士卒集中使用只留少数兵防御南路东路八旗劲旅主要先迎战明主力西路杜松军。 明军枪炮众多利远攻不便于近战。八旗军使用弓矢刀剑长于骑射利突袭决胜不利于缓慢厮杀。明兵远来人地生疏粮饷难继。建州则生长于此险易尽晓行动便捷。努尔哈赤充分挥自己所长尽量利用明军之短设下埋伏诱敌入围突然奇袭。 明军西路主帅杜松出身于将门之家兄长杜桐由末弁以军功升至大帅。杜松“勇健绝伦”由舍人从军久历戎阵遍体鳞伤屡建军功升1天聪四年后金木刻揭榜“七大恨”。 2海滨野史：《建州私志》。 至总兵官历镇延绥、蓟州、辽东、山海关且秉性清高不贪财不怕死不巴结上司不笼络权贵但性急“尚气”刚愎自用图功心切。努尔哈赤设下埋伏诱其轻骑奔驰进入伏中即亲率八旗劲旅以两倍兵力勇猛冲杀于三月初一日在萨尔浒（今辽宁抚顺市东大伙房水库所在地）迅消灭了明军斩杀杜松、王宣、赵梦麟三总兵随即于第二日在尚间崖击败北路兵主将马林总兵匆忙逃走。努尔哈赤又命大贝勒代善统军迎战明东路刘铤军。代善在距赫图阿拉五十里处的阿布达里岗“设伏于山谷”遣明降官持所得杜松之“号矢”（令箭）驰至明营诈称杜松已抵酋城催军往援。刘铤虽系勇将虎子所使镔铁大刀重一百二十斤“马上轮转如风”又久经征战颇谙兵法军功累累升至总兵官但因害怕杜松“独有其功”使己“宿名顿坠”遂听信其言督军迅进陷入伏中。代善挥军猛攻斩杀刘铤全歼明军逼朝鲜兵一万三千人投降。明军南路因奉经略杨镐回师之檄仓皇撤退。 明军四路出击三路败北四位总兵战死阵亡道员、副总兵、参将、游击等官三百一十余员兵丁死亡四万五千八百余名丢失马骡驼二万余匹（头）遗弃火器大小枪炮二万件1。闻名于世的萨尔浒之战以明军惨败而结束。 萨尔浒之战是明满关系生根本变化的转折点从此后金获得了主动权。天命四年（1619）六月八旗军轻取被称为“古之黄龙府”、“元之上都”的开原重镇斩杀总兵马林等官将；七月克铁岭生擒助明之蒙古喀尔喀部名酋斋赛。八月灭叶赫编降民万余户后金军威震天下。 进据辽沈八旗劲旅于后金天命四年（1619）三月大胜于萨尔浒六月取开原七月下铁岭八月灭叶赫所向无敌进展神为轻取辽沈提供了极好的条件。此时明国出现了严重危机。一是朝廷惊慌失措调度无力。昏君神宗朱翊钧在“东事危急京师十分可虑”的形势下仍然不理朝政不见长跪门外求见君主的文武群臣还指责户部拖欠金花银两。庸相方从哲唯知顺从帝意不谙治政用兵无法应付危局。二是残兵败将畏敌如虎。八月辽东经略熊廷弼呈报辽东军情说：沈阳虽有兵卒万名但“堪战者不过一二千人”。号称兵强马壮之辽东军事重镇辽阳只有残兵二三万且“皆无甲无马无器械既不能战而守城又无火器将领中军千把总等官俱贼杀尽各兵无人统领辽至今日可谓无兵”。且大败之后无车无牛无脚夫不能运送粮草至全军严重缺粮1。残存兵将怯战畏敌就连熊廷弼和时人推1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明经世文编》卷488徐光启：《辽左阽危已甚疏》。1《明神宗实录》卷585；《明熹宗实录》卷1。 崇为“勇敢有谋”、“威名著河西”、有大将之才的甘肃总兵官李怀信奉旨援辽时也一再拖延行期安坐甘肃“惮于援辽”。第三士气不振人心惶惶军民思逃。早在万历四十七年六月末开原刚陷中固、铁岭、大奠、叆阳、孤山、抚安、柴河等数十城堡不战自弃“沈阳之民又逃军亦逃矣”。赞画刘国缙好不容易招募了新兵一万七千余名分镇江、清河等处防守很快就大部逃走只剩下老弱残兵三千余名。 九月初熊廷弼特上长疏极言“辽左大势久去战守已无可支”“备陈兵马军民器械将领不堪战守之状”。吏部等衙门尚书赵焕等臣以“奴酋攻陷北关经臣极言辽沈危急之形无将无兵无马无器械军民离心不能战守”会合“大小衙门官员”诣文华门“直陈辽左垂亡京师立蹙”恳乞神宗视朝2。连庸相方从哲也因形势险恶特上《辽左溃散人心离散疏》奏称：辽左丧败之后虽有伤残之卒数万“然皆露顶赤身空拳徒步”“盔甲器械马匹件件不备火器俱无”“以是上自将领下及军民无一人不为逃走计无一念无一刻不为逃走计”“今日辽阳之势真累卵不足喻其危山海蓟门之患真剥肤不足喻其急”3。 以上事态表明在万历四十七年七月至十一月的数月内是后金军夺取沈阳、辽阳进据辽东的最好时间不需要花费多大气力就可达到这一目的。但是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努尔哈赤并未挥师西征错过了轻取辽东的大好良机这可为明国提供了转危为安的有利条件。 明辽东经略熊廷弼有胆有识才华横溢。虽系文官由进士擢御史但他因边患孔亟苦练骑射钻研兵法被誉为“善左右射”有“盖世之材”。他于万历四十七年六月被擢任经略后面对敌强我弱危在旦夕的险恶局势毫不畏惧逆流而进力挽狂澜担起了拯救危亡的艰难重任。他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第一亲巡边境城堡。当时沈阳、辽阳军民思逃官员皆惧前往沈阳熊廷弼却于七月只带数百疲弱士卒兼程前进抵沈阳复乘雪夜亲赴邻接建州的抚顺城。时兵燹之后数百里无人迹他祭悼死难兵将士民招流移缮守具分置士马耀兵奉集相度形势而还因而安定了民心“人心复固”。 第二制定了正确的抗敌方针。他提出“以守为稳着”“守正所以为战”的根本战略方针奏请集兵十八万、马九万匹分驻叆阳、清河等六处险要地方画地而守无警就地操练小警自为敌御大敌互相应援辽阳设兵二万策应四方。这是挥所长克敌之短的正确方针。后金军善骑射士气高昂惯于猛冲猛打交战之时万马飞驰“铁骑冲突如风如火”敌不及防片刻即亡但他们缺乏火器不会使用枪炮长于野战短于攻坚。而明军虽大败之后斗志不旺但火器众多凭借坚固城地据险扼守2《明神宗实录》卷586。 3《明神宗实录》卷586。 以逸待劳便可克服不善野战的弱点挥枪炮的威力守住城堡稳定战局再伺机而进。 第三征兵调将赶运粮草打制器械修建城池。他屡上奏疏多方催督很快就改变了兵少疲弱的状况从区区三四万败残之卒展为拥兵二十万的庞大军队。他奏京城大炮数千位又增造大炮数千枪炮数万赶制双轮战车五千辆每辆安灭虏炮二三位。他大修城池辽阳“城高厚壮屹然雄峙”城外又挖濠三道每道宽三丈深二丈濠外复筑大堤潴水。沈阳亦修缮加固“城颇坚”城外又掘与人身相等的陷井十道井底密插尖木桩陷井之后挖有四道大濠插满尖木桩又树立用一二十人抬的大木头修筑的栅栏沿内濠排列楯车每车安置大炮二门小炮四门两车中间又放置大炮五门。时人称辽阳、沈阳、奉集堡、虎皮驿四城犹如“金汤鼎峙。其他要地亦各各加固”1。 熊廷弼还整军纪斩逃将刘遇节、王文鼎、王捷以祭死节官兵诛贪将陈伦劾罢庸懦怕死的辽东总兵李如桢。由于他精心安排全力奋斗经过半年多的时间兵、将、马、粮、火器、军械无所不备城池坚固人心安定士气有所振作令严法行“守备大固”辽东转危为安了。2明国本可利用这一难得的好机会继续增强实力巩固边防但明王朝腐朽已极竟自毁长城。熊廷弼因功高过人办事严格求成心切性格刚直不徇私受贿不逢迎权贵不受压于科道招致了一批夸夸其谈的言官不满惹怒了因循苟且的文臣武将内阁、兵部对彼亦颇有意见。御史顾三元劾熊廷弼“无谋者八欺君者三”不罢其任“辽必不保”。御史张修德更奏其破坏辽阳。明帝遂于泰昌元年（162o）九月革廷弼职听候勘问改以辽东巡抚袁应泰继任经略。袁虽精敏强毅善于治政但短于用兵持法太宽对熊廷弼所作“多所更易”又广招归降蒙古为后金遣人诈降用间敞开了方便之门。 金国汗努尔哈赤侦悉明朝经略易人于天命六年（明天启元年1621） 三月十二日亲率五万大军进攻沈阳。此时沈阳有守兵二万余、援兵四万余比金兵人数还多完全可以凭借坚城利炮死守不会轻易失陷。努尔哈赤见机行事采取智取猛攻并用先夺城池后灭援兵的方针于十三日派羸卒挑战诈败诱敌。行武出身的勇将明总兵贺世贤中计率家丁千余出城冲杀宣称必“尽敌而反”。努尔哈赤见敌入伏中下令包围“精骑四合”。贺世贤身中四矢兵败返回城中闻贺战败军民大惊“汹汹逃窜”诈降蒙古乘机内应砍断吊桥截断归路贺世贤战死。后金兵乘势猛攻打下沈阳尽歼守兵。努尔哈赤又先后分击明之两路援兵川兵万余先败全军覆没另一支援军三万仓皇逃窜。一日之内努尔哈赤败敌六七万攻下要1《明熹宗实录》卷3、7、8；《满文老档·太祖》卷19。 2《明熹宗实录》卷2、3、7；《明史》卷259《熊廷弼传》。 镇沈阳。 沈阳一失辽阳真是危如累卵“兵不满万”“身无介胄器不精利”辽阳以北“居民逃走一空烽火断绝”。努尔哈赤本可轻骑夺城但他却屯兵沈阳五日论功行赏将所获人畜分与兵将先行押回建州于三月十八日才开始出十九日中午抵达辽阳。明经略袁应泰、巡按张铨利用这一空隙飞征调援兵撤虎皮驿、奉集堡兵回辽阳五天之内凑集了十三万大军。 此时论兵数明倍于金论地形明防守得地利。辽阳城墙坚固池深水满熊廷弼在任时曾准备了上万门大炮其中七门重三千余斤一可毙敌兵数百人其余炮亦重一千余斤、二千余斤威力也很大。如果袁应泰熟谙兵法调度有方据城死守辽阳不会失陷。设若努尔哈赤不讲策略一味猛攻以弓矢对枪炮用血肉之躯强登高城伤亡必大难以克城。在这场势均力敌的战争中统帅决策和指挥的正确与否成为决定胜负的主要因素。 据朝鲜文献记载称八旗军“至辽阳望见城池险固兵众甚盛虏皆意沮欲退”。眼看大势将去努尔哈赤在这十分险恶的关键时刻挥了非凡的军事才干立即严正宣布“一步退时我已死矣你等须先杀我后退去”并“匹马独进”1。这种斩钉截铁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对八旗官兵挥了巨大影响使他们转怯为勇知难而进军心大振。 努尔哈赤又派遣少数人马挑战引诱敌人明军果然中计。袁应泰本已与诸将议定“畏敌多主守”此时见金兵很少“其骑可数”遂因“贼少而主战”亲督侯世禄等五位总兵官率兵出城五里在教场扎营。明兵原已畏敌至是又忽守忽战“军心不定”努尔哈赤乘机挥军“奋力冲杀”“明兵大溃而走”“军败多死”。金兵连续猛攻原先派入之“奸细”从中内应至三月二十一日攻下辽阳袁应泰自尽张铨被俘不屈而死辽河以东镇江等七十余城官民“俱削降”。过了十个月天命七年正月努尔哈赤又统军大败明军于平阳桥降广宁再获大捷。八旗军进据辽东伺机西征努尔哈赤成为与明朝分庭抗礼的强大金国君汗了。 宁远之败天命十一年（明天启六年1626）正月十四日金国汗努尔哈赤统军十三万号称二十万离都城沈阳亲征明国。 此时明的政治、军事、财经等方面的形势皆十分恶劣正是金国进取的极好时机。四年前明军大败之后天启帝授日讲官、礼部右侍郎孙承宗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掌部务。孙承宗才华出众荣中榜眼精通兵法1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以下简称《李朝实录史料》）第3147页。性洁志高救国心切不畏艰险力挽狂澜。他奏陈抚蒙古、恤辽民、重将权、选边将、简京军、开屯田诸策并奏准以原官督山海、蓟、辽、天津、登、莱等处军务亲主辽事。他惩逃将“清冒破”汰冗兵练士卒筑城堡缮甲仗买马匹采木石军备大整使辽东形势生了有利于明朝的重大变化。《明史》论其功绩是：承宗在关四年前后修复大城九堡四十五练兵十一万立车营十二、水营五、火营二、前锋后劲营八造甲胄、器械、弓矢、炮石、渠答、卤楯之具合数百万拓地四百里开屯五千顷岁入十五万。1尤其重要的是他重用能臣袁崇焕和猛将满桂对遏制后金的进攻起了很大的作用。袁崇焕万历四十七年（1613）进士授邵武知县有胆略好谈兵常向老校退卒谈论塞上事知边塞情形以边才自许。广宁败没崇焕正因朝觐在京被破格擢兵部职方主事。在人心汹汹争相逃溃之际他却单骑出阅关内外还朝后具述关上形势慷慨宣言：“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廷臣益奇其才遂升山东按察司佥事监关外军不久改为宁前道。时兵部尚书王在晋代替熊廷弼任辽东经略议于山海关外八里修筑重关役夫四万袁崇焕力言其非。孙承宗采纳其议罢之并依崇焕议筑宁远城承宗“益倚崇焕”。崇焕“内附军民外饬边备劳绩大著”宁远城筑造得十分坚固曾经一度荒凉残破的宁远变成了“商旅辐辏流移骈集”“远近望为乐土”的关外重镇。 满桂原为蒙古人幼入关内居于宣府早年从军屡立军功升至喜峰口参将。承宗巡边见桂壮其貌与谈兵事对其才干甚为惊奇立擢副总兵领中军事不久又遣其与袁崇焕同守宁远。满桂忠勇绝伦不好声色与士卒同甘苦助崇焕苦心经营将宁远建成重镇军民增至五万余家承宗奏上其功擢都督佥事加总兵衔领后部兵一万五千名。 经过孙承宗、袁崇焕、满桂等人和广大军民的艰苦努力辽东形势迅好转本可确保关宁安全再伺机进取收复辽沈。然而明朝政府太腐朽了竟又自伐栋梁。昏君明熹宗宠信太监魏忠贤朝政极端。承宗欲劾除魏珰被魏忠贤唆使党羽连疏劾孙迫使孙承宗于天启五年十月致仕而以兵部尚书高第代为辽东经略。 高第胆小如鼠畏敌如虎下令尽撤锦州、右屯、大凌河、小凌河、杏山、松山、塔山诸城防守兵械器具尽驱屯民入关丢弃米粟十余万石军民“死亡载途哭声震野民怨而军益不振”。高第还曾命令撤宁远、前屯两城袁崇焕拒不从命理直气壮地说：“我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我必不去。”虽然顶住了高第的乱命未曾撤退但宁远已成孤城。这种情形正为金军席卷关外进逼山海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然而这次战争却是另一种结局金军于天命十一年正月十七日渡过辽1《明史》卷25o《孙承宗传》。 河以后明锦州等城官兵早已撤退八旗军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连下右屯、大凌河、锦州、小凌河、杏山、连山、塔山、松山等城二十三日直抵宁远城下。二十四日努尔哈赤挥军猛攻骑兵步兵一拥而上车、牌、勾、梯、箭全至万矢齐“箭上城如雨悬牌间如蝟”奋力攻打不克第二日攻伤亡更重二十六日再打亦不能下无奈只好于二十七日撤退金军伤亡惨重。努尔哈赤亦负伤这是他起兵四十二年以来第一次战败而且可以说是惨败明军则打了第一个大胜仗。 为什么明国朝政昏浊宦官专权文官爱钱武将怕死兵无斗志民心惊慌危机深重本来似乎已经注定关外四百里定将丢掉宁远孤城必难保住金兵可以轻取宁远占有全辽了却出现了这样一种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明胜金败的结局乍看起来颇为离奇仔细观察这也不足为怪。努尔哈赤进攻宁远的失败有其主客观两个方面的因素。 从明军而言固然万岁、九千岁（魏忠贤）、宰相、经略等人均系昏庸之辈武将也大都贪生怕死一战即逃但也有仁人志士也有智勇双全忠贞不屈之臣广大军民更有抗战保国之心只要统帅得人是能领导军民击退金兵进攻的。宁前道袁崇焕就是这样一位力挽狂澜的杰出领袖。 袁崇焕临危不惧把生死置之度外誓死抗金镇静自若挥了非凡的军事才干采取了一系列得力措施。第一力增守兵。宁远兵士原并不多崇焕将右屯等城及城外士兵撤回同守宁远兵数增至将近二万。第二确定死守。他召集各将商议抗敌方略。总兵官满桂、副总兵左辅、参将祖大寿根据以往作战经验皆认为不能和金兵野战而应防守提出“奴兵未可争锋以死守争”。祖大寿遂建议塞门死守众将赞同议定。第三激励将士。他“刺血为书激以忠义”对将士下拜众皆感动“将士咸请效死”军民同仇敌忾誓与金兵决一死战。第四挥火炮之长。他采纳王喇嘛的建议将西洋大炮撤入城内装在城上布满各种火器准备了大量弹药。第五分工负责。他调配各将各负其责满桂提督全城兼管东南左辅守西面祖大寿守南面副总兵朱梅守北面同知程维楧“查察奸细”通判金启倧按城四隅编排民夫供给饮食卫官裴国珍备办物料诸生守巷口禁止乱行“有一人行动者即杀”“城上人下城者即杀”。他又檄告后面前屯卫、山海关守将凡有宁远兵逃来就地格杀。第六坚壁清野。尽焚城外房舍、积刍将外城腾空城厢商民尽迁入城。 兵将商民同心抗敌战守调配周密妥当袁崇焕又临战指挥得宜大显枪炮火器威力“一炮歼虏数百”“每用西洋炮则牌车如拉朽”“打死北骑无算”守兵猛扔火球、火把烧毁战车。亲睹战况的朝鲜译官韩瑗记述其情说：崇焕预空外城诱入金兵双方战酣之时自内城各堞之间“推出木柜子甚大且长半在堞内半出城外柜中实伏甲士立于柜上俯下矢石如是层层[屡]次自城上投枯草油物及棉花堞堞无数”“又放大炮”。“须臾地炮大自城外遍内外土石俱扬火光中见胡人俱人马腾空乱堕者无数贼大挫而退”。1这样智勇双全、忠贞无畏的统帅这样拚死杀敌的广大军民将兵谁能击败！这是金军败于宁远的一个根本因素。 另一重要因素是努尔哈赤在军国大政和用兵之道上犯了严重错误。从天命五年尤其是六年三月进据辽沈以后在治理国政上他犯了三大错误。第一从“恩养尼堪”（尼堪意为汉人）恩威并行转变为敌视汉民全面镇压滥施屠杀。他屠复州禁逃亡大捕“无谷之人”大杀反金人员丧尽民心。第二从任用依赖汉官转变为怀疑、排斥、歧视汉官连其孙女婿“抚顺额驸”李永芳这样忠心效劳于金汗的降将也因直言进谏他都要怀疑一度将其革职拘其族人其他汉官怎不寒心谁敢忠谏谁愿献策？第三内争迭起疑案纷生伤人太多。以最高统治集团成员八旗贝勒而言四大贝勒中大贝勒代善被废去太子之位二大贝勒阿敏遭到汗伯父训斥三大贝勒莽古尔泰之母金国大福晋无辜被休四大贝勒皇太极受责罚银没收牛录。执政贝勒中斋桑古、德格类、济尔哈朗、岳托、硕托皆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和训斥。纠纷之多争夺之剧使努尔哈赤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继承人只好宣布今后要实行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制度。八旗高级官将如督堂、总兵官扈尔汉、阿敦、乌尔古岱、巴笃礼大巴克什额尔德尼、达海或斩或囚或降职革任波动也不小。结果是汗威无比群臣畏惧三缄其口努尔哈赤成为一个真正的孤家寡人不明下情难辨是非错上加错搞得金国民不聊生百业凋敝逃徙满路田园荒芜粮谷奇缺物价腾贵出现了人相食之悲惨局面。这样的背景怎能进行长期战争攻克兵民誓死抗敌的金城汤池。 而且这些弊政直接影响到明民的态度。努尔哈赤于天命十年十月在辖区内大杀汉人时提出的一条理由就是杀了这些人才好放心地对外用兵。残酷的民族屠杀政策无疑是为丛驱雀为渊驱鱼。因此一听金兵来攻关外锦州等地军民纷纷内迁不愿留下受死。宁远军民齐心抗敌死守孤城通判金启倧、袁崇焕的家人罗立都因燃炮猛轰金军而以身殉国。五十健丁舍生下城燃放火药烧毁金兵战车。像武举人金士麒以迎父丧出关闻警“率义男三百人力战”全部死节。1在军事上努尔哈赤也有不少错误。他屡败明军因而骄傲轻敌训练不力。入辽以来“步兵骑兵三年未战兵主（兵之额真）怠惰卒无斗志车、梯、藤牌不良兵器已不锐利”2。他的思想已经僵化攻宁远时沿袭故技战术陈旧以箭矢对枪炮以血肉之躯迎炮弹以穴城敌火毬而袁崇焕却扬己之长避己之短克敌之弱用西洋大炮对付八旗劲旅的弓矢1李星龄：《春坡堂日月录》载李肯翊：《燃藜室记述》。 1《满文老档·太祖》卷27、32、51、54、61、66；《明熹宗实录》卷7o。2《满文老档·太祖》卷71。 刀戈以坚壁清野来制服掠粮养军的清兵以凭城死守来避开金兵的野战冲杀。双方军事统帅的正确与错误也是造成明胜金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努尔哈赤被打败了而且败得很惨。袁崇焕又遣使备礼物致谢努尔哈赤说：“老将横行天下久矣今日见败于小子岂其数耶！”使他感到更加痛苦愤恚“大怀忿恨而回”3。 战阵劳累受挫生气忧愁难眠积恨成疾兼之宁远之战受伤又未痊愈痈疽作天命十一年（1626）八月十一日努尔哈赤在离沈阳四十里的叆鸡堡逝世终年六十八岁。 3李星龄：《春坡堂日月录》转引李肯翊：《燃藜室记述》卷25。 第二章清的确立第一节宽温仁圣皇帝转危为安天命十一年（明天启六年1626）八月十一日后金国英明汗努尔哈赤去世皇八子四贝勒皇太极被诸贝勒议立为新汗尊称“天聪汗”改次年为天聪元年。 皇太极面临极为严峻的形势。就内政而言他碰到三大难题。一是汗父晚年的各项弊政危害太大。主要弊政之一是大杀汉民。天命八年六月以复州汉民欲逃遣兵二万屠其城全城一万八千余丁只剩下五百户及一些老弱妇幼。天命十年十月初三日以汉民叛逃不绝欲杀金兵遣八旗大臣率兵在金国辖区“分路而行逢村堡即下马而杀”1。弊政之二是尽没民田编丁隶庄。汗、贝勒、大臣一直掠夺汉民逼令充当包衣（又称包衣阿哈即奴仆）隶庄耕种天命十年十月初三大杀反金汉民时又将“筑城纳赋”未曾叛逃的汉民尽数降为包衣没收金国全部汉民田地编丁设庄一庄十三丁、七牛耕地百晌（一晌为六亩）八十晌供庄丁自身食用“二十晌作正赋”。所编新庄除一部分给与八旗官将外其余庄园尽归汗、贝勒所有。编隶庄园的庄丁从过去的平民身份降为奴仆所纳庄租比昔日民人上交国家的正赋增加了十几倍。弊政之三是怀疑歧视降金的汉官仇视绅衿。天命十年十月大杀汉民时努尔哈赤专门指出窝藏明国奸细煽诱汉民叛逃者“原为明官今已革职之大臣”及秀才必须一律“甄别正法”致“使贤良之书生亦被杀绝”1。 努尔哈赤这样“不论贫富均皆诛戮即顺之不免于死”没民土地逼民为奴带来了致命的恶果2。这样使汉人不分官民贵贱贫富皆恨金汗暴政争思叛逃。辽东原有军民数百万几年之内逃走了三百万以上。汉民长期不断的大量叛逃被编隶庄的庄丁“逃亡殆尽”残存者“不勤力耕田”不仅打乱了统治秩序而且使农业劳动人手极端缺乏因而田园荒芜百业凋敝粮谷奇缺物价飞涨。据史载：“国中大饥斗谷值银八两伊尔根（即百姓）亦有食人肉者”。“一头骏马值银三百两一头好牛值银一百两一匹蟒段值银一百五十两一匹毛青布值银九两。盗贼蜂起盗牛马杀人为乱”3。 1《满文老档·太祖》卷54、66。 1《满文老档·太祖》卷66。 2《清太宗实录》卷1o页12。 3《满文老档·太宗·天聪》卷6。 二是军力削弱难求进展。宁远之败损伤惨重影响了将士锐气。天聪元年（1627）五月皇太极为报父仇振奋军心亲偕诸贝勒统领六万大军围攻锦州虽然城中明兵只有三万但凭借坚城枪炮拚死抵抗。皇太极挥军猛攻亲自披甲带领侍卫疾驰进击诸贝勒大臣兵弁亦奋勇冲杀但由于明军猛烈还击贝勒济尔哈朗、萨哈廉、瓦克达俱力战负伤八旗将士“损伤甚多”不得不撤围回师。明人称此战为“宁锦大捷”。两次失利大伤元气使得数十年来所向无敌的八旗劲旅锐气顿减斗志不旺害怕打仗“皆怯于攻城”。1第三个大难题是内争尖锐君权微弱。皇太极虽然被尊为天聪汗但其实权远逊于汗父。努尔哈赤是“承奉天命养育列国英明汗”其汗位是皇天任之是“天任之为汗”八旗大臣官将固然由其任置即“汗任之为大臣”就是贵为一旗二旗之主的旗主贝勒、大贝勒也系汗之封授赐与八旗所有人员最终统归汗辖而皇太极之为汗却系由诸贝勒“任置”的。天命十一年八月十一日努尔哈赤去世时八旗贝勒中大贝勒代善最有希望、最有资格、最有势力继位为君。他身为正红、镶红两旗之旗主他的亲侄杜度掌镶白旗他的儿子岳讬、萨哈廉、硕讬、瓦克达均是辖领牛录率军厮杀的勇将前三人和杜度还是“执政贝勒”。代善系第一位后金国大福晋所生的皇子军功累累位列四位大贝勒之具体处理军政要务还曾当了相当长时间的太子。按照努尔哈赤于天命七年宣布的“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制度新汗由诸贝勒“任置”他是极有可能继任新汗的。此时皇太极仅领有正白旗位居大贝勒代善、二大贝勒阿敏、三大贝勒莽古尔泰之后为第四位大贝勒通常被称为四贝勒其长子豪格只有十七岁二子、三子已殇第四子叶布舒还在母腹中他仅能与镶蓝旗旗主阿敏、正蓝旗旗主莽古尔泰相提并论其人丁兵将势力皆不如代善也不如十二弟阿济格、十五弟多铎、十四弟多尔衮三位同母所生之三弟兄。 此时阿济格二十一岁多尔衮十四岁多铎十三岁固然是年轻和年幼之人但阿济格、多铎已是正黄、镶黄两旗之主多尔衮也辖有十五个牛录且是汗父生前许愿的“全旗之主”三弟兄之母又是机警过人的大福晋阿巴亥显然是很有希望继位为汗。 然而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大贝勒代善竟然让贤在其子岳讬、萨哈廉的建议下提出立皇太极为君皇太极才被诸贝勒“任置”为天聪汗并由汗、贝勒书写五份誓词祭告天地规定汗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位大贝勒并尊以他们四位为主加上阿济格等十一位贝勒共同治理金国朝会之时亦是汗与三大贝勒同坐于上接受其他贝勒与八旗官将朝拜。皇太极只不过是四大掌权者之一并非言出令行至尊无上的君汗金国由八旗旗主共掌和分治。这样内争必烈各贝勒之间不相上下君权微弱极不利1《清太宗实录》卷2页42；卷5页33。 于金国的巩固和展。 周边形势同样不妙。西边明国时刻不忘收复失地歼灭满洲。明帝擢任袁崇焕为辽东巡抚委以关外大权。袁崇焕“锐意恢复”缮修锦州、中左、大凌河三城移商民广屯田竭力巩固关外四百里土地遏制金兵攻势伺机复辽。北边与西北的漠南蒙古诸部大都与明相联敌视满洲。察哈尔部林丹汗是元太祖成吉思汗的嫡系子孙力图恢复祖业统一蒙古各部再建大元王朝兵强马壮称雄各部。当天命四年金军大败明军于萨尔浒后林丹汗致书努尔哈赤声称“蒙古国统四十万众英主青吉思汗谕问水滨三万人英主安否”居高临下恃众压寡警告后金不要夺取广宁。他接受明朝每年赏银上百万两助明对抗满洲并经常裘掠与金友好的科尔沁蒙古各部。喀尔喀五部贝勒原曾与努尔哈赤盟誓共同对明但他们听信明朝之言受其银两衣帛遂背坏誓约“以兵助之”经常掠金人畜财物袭掠墩军献于明领取奖银。天命十一年正月宁远之败后喀尔喀五部以为金兵“将尽遂决意助明朝”移营逼近金地带来严重威胁。南邻朝鲜世忠于明朝特别是万历年间明遣大军入朝助朝抗倭双方更为友好亲切。萨尔浒之战时朝鲜兵一万三千随征后又大量收容逃入其境的辽民供应驻于其皮岛之明朝总兵毛文龙部下食粮毛文龙由此地不断出击袭掠金国腹地闹得金国不得安宁。简而言之金国处于四面受敌的困境一旦明军大举进攻蒙古察哈尔、喀尔喀、朝鲜及毛文龙必将响应四面围攻金国很难抵挡。 面临内政外交极其恶劣的局面受命于危难之际的皇太极毫不畏怯勇敢地挑起了使金国转危为安继续向前的重担。他一即位便先在改善内部局势稳定统治秩序上采取了几项大胆的关键性改革措施。第一赦免欲图叛逃之罪。天命十一年九月初五日即登基后第四天他颁诏国中：“凡汉官富民从前有商议逃走及与奸细往来者纵有人举概不究问。有已逃在外追获者杀无赦有欲逃未行者告亦不究。” 第二释放庄丁为民。九月初八日汗谕：“汉民与满洲同居一处多为满洲扰害度日艰难命其分屯别居。”实录编纂官就此事阐述说：“前此汉人每十三人编一庄头分给满官为奴。自上即位念汉人给满洲为奴逃亡殆尽因择可为奴者每备御给八人、牛二只余各入堡为民选清正官管理。”1第三停筑城禁扰民各耕其田。九月初七、初八日汗两次下谕：先时明知劳民而营建城郭修筑边墙者以固吾疆圉也。今八旗田土移易已定自后不再新筑城郭边墙田土不再移改“各粪其田”。汉人与满洲同样差役。贝勒大臣及其属下人员出外之时自备行粮禁食民间牛羊猪鸡。贝勒大臣不许骑汉官马匹不许取汉人鹰犬不准勒买器物和至汉人家饮1《清太宗实录》卷1页7。 食违者治罪。1这就根本上取消了努尔哈赤晚年镇压和加重剥削汉民的主要弊政对缓和满汉紧张关系稳定国内秩序恢复生产起了很大作用。“诏下汉官汉民皆大悦向之思逃者皆止奸细从此绝迹矣。”2他还起用汉官和汉人生员初擢沈阳县学生员范文程为游击召直左右后授其为内秘书院大学士进世职为二等甲喇章京命其掌领机密事。出宁完我于包衣召直文馆久预机密屡进世职至二等甲喇章京。其后他又以汉官俱归併于满洲大臣下所有马匹不得乘骑为满官所乘所有牲畜不得使用被满官贱价强买虽有腴田不得耕种终岁勤劳“米谷仍不足食每至鬻仆典衣以自给”“官员病故其妻子皆给贝勒家为奴”故“潜通明国书信往来”时怀叛逃之心因此命令将数千名汉官汉民另编汉军旗将汉官拔出满洲大臣之家使其“得乘所有之马得用所畜之牲妻子得免为奴择腴地而耕之米谷得以自给”。3这样汉官才基本上安下心来尽心竭力为金汗效劳。 皇太极深知汗父以武开国没有武功军威不壮就不能创业建国也不能定国安邦更不能拓疆辟地席卷全辽进取山海故连续进行征蒙攻朝袭明的战争。 皇太极即位之后一月余天命十一年十月初七日遣大贝勒代善等九位贝勒“率精锐万人”往征蒙古喀尔喀五部之扎鲁特部别派副将冷格里领兵六百往袭喀尔喀五部之巴林部驱逐哨兵纵火燎原以张声势。代善等飞奔疾驰大破扎鲁特部擒其巴克等十四位贝勒斩杀鄂尔寨图贝勒“尽俘获其子女人民牲畜而还”。冷格里等亦俘获巴林部人马牛骆羊四千余。 皇太极看准了林丹汗是他统一漠南蒙古的主要障碍因此一方面努力争取科尔沁等部贝勒与金联合对付林丹汗的袭掠分化瓦解林丹汗属下人员另一方面积极准备大举进攻。蒙古奈曼、敖汉诸贝勒“因察哈尔汗不道”于天聪元年（1627）“举国来附”皇太极举行盛宴隆重款待。喀喇沁、鄂尔多斯、阿巴亥、阿苏特、喀尔喀诸部因不堪忍受林丹汗的欺压掠夺于天聪元年底至二年初组成十余万人的联军在土默特部赵城地方（呼和浩特地区）消灭了林丹汗驻兵四万及其派往明国张家口领赏的三千士卒联军伤亡亦重。喀喇沁部要求与金结盟皇太极欣然允诺“刑白马乌牛誓告天地”共击林丹汗。天聪二年二月皇太极亲率精骑在敖不伦地方（大凌河上游）飞闪击察哈尔所属多罗特部落俘获一万余人挫了林丹汗锐气。接着他于九月率诸贝勒大臣统领八旗军队征调联盟、归附的1《清太宗实录》卷1页8。 2《清太宗实录》卷1页6。 3《清太宗实录》卷17页11。 科尔沁、喀喇沁、敖汉、奈曼及喀尔喀诸部贝勒各率所部兵马来会大举西征察哈尔连续驰击席尔哈、席伯图、汤图等处俱克其地又遣精骑追捕败军直至兴安岭“获人畜无算”一征林丹汗取得了初步胜利。 皇太极又兴兵攻朝鲜。天聪元年正月初八日他委派阿敏、岳托、济尔哈朗等六位贝勒统兵三万进攻朝鲜。金兵进展迅连下城池势如破竹不到半个月就占领了大半个朝鲜入据旧都平壤迫使朝鲜国王李倧签订了城下之盟。誓言规定朝鲜国王尊金汗为兄己居为弟春秋两季向金汗纳贡金国使臣前去按过去接待明朝使者之例对待不得“与满洲记仇修筑城池操演兵马”断绝与明国的关系只与金国往来辽民逃入朝鲜立即送还。若违誓言金即兵征讨。 在皇太极勇于进取和正确指挥下经过八旗贝勒大臣将士的奋勇冲杀和艰苦努力仅仅两年便解除了四面受敌之困国内形势稳定八旗劲旅再显雄威士气大为振作金国终于转危为安了并为下阶段的迅扩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兵逼明都天聪三年（明崇祯二年1629）由危转安的金国正处在前进路上的重要关头。此时攻朝已收大功一征林丹汗初战告捷奈曼等部6续来归国内经济有所好转在平庸之辈看来可以暂停厮杀放马归山安享太平之乐了。然而这毕竟是肤浅之见只有几万男丁的女真——满洲面对幅员辽阔、人口上亿、拥兵百万的明朝大皇帝不能有丝毫的松懈不前进必衰弱三十几年过去难免灭族灭种之祸前车之鉴比比皆是。好些马背上民族曾叱咤风云所向披靡以少胜多然而曾几何时坐享其乐锐气全休终于销声匿迹。此路断不可走。 若要前进去向何方明与蒙古以谁为先金国上层人员对此颇有分歧。有的主张先攻蒙古也有人则主攻明。攻明固然可获大利但困难不小风险也大闹不好再来一个宁远之败。天聪汗皇太极与八旗贝勒大臣经常为此穷思苦索最后皇太极决定“亲统大军伐明”并调集蒙古各部会师。 天聪三年十月十五日大军到达辽河立营蒙古科尔沁部、扎鲁特部、奈曼、巴林、敖汉等部奥巴等数十贝勒相继率兵来会。皇太极召集八旗诸贝勒大臣及外藩蒙古贝勒商议向谁用兵。他说：明国屡背盟誓察哈尔残虐无道皆当征讨“今大兵既集所向宜何先尔等其共议之”。与会者有的认为：“距察哈尔辽远人马劳苦宜退兵”。有的说：“大军已动群力已合我军千里而来宜以见集兵征明”。皇太极认为应当征明遂统大军向明境前进。 不料过了五天生了波折。十月二十日大军抵达喀喇沁部的青城。大贝勒代善、二贝勒莽古尔泰在行进途中秘密相议晚上进入皇太极的御幄“止诸贝勒大臣于外不令入密议班师”。代善、莽古尔泰提出回兵的根据是攻明太危险了。劳师远袭若不能进入明边则粮匮马乏欲归不得。纵使入边明国会合各路兵马围攻则寡不敌众且恐明兵自后堵截断绝归路。 代善、莽古尔泰反对远征使皇太极十分为难。第一两人所论并非毫无根据。金军大约五万余人而明国仅山海关内外就驻军十余万北京册载官兵数十万再加上宣府、大同、山西、蓟州、永平、密云、昌平、易州等镇官兵总数过金兵十几倍确是代善所说众寡悬殊。三年前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统军十三万进攻宁远败于不到两万人的守兵。两年前天聪汗又率兵五六万再攻宁远及锦州又未获胜将士死伤甚多。如今想以五六万之众越边飞袭千里远征胜负实难预料很可能是再次失利那时将欲归无路。此论一传八旗贝勒大臣之中定会有不少附从之人军心一动战难必胜。 第二代善、莽古尔泰非等闲之辈亦不是纸上谈兵之人。他俩早年从征下抚顺战萨尔浒取开、铁据辽、沈入广宁身经百战军功累累代善还是具体指挥萨尔浒战役的三军统帅他俩所述应是经验之谈不能轻易置之不理。更使皇太极为难的是他俩是大贝勒是“任置”天聪汗的主要人物金政大事是由他俩与二大贝勒阿敏及天聪汗共同议处的此时阿敏留镇沈阳则全军由他俩与汗共同统率三票之中占了两票皇太极对此是无可奈何的。 因此尽管皇太极高瞻远瞻雄才大略决心冒险远征彻底扭转战局但面对大贝勒代善、三贝勒莽古尔泰的反对也不得不被迫服从其议表示退兵。 代善、莽古尔泰见事已定遂各回己营。守在幄前等候消息的岳讬、济尔哈朗、萨哈廉、阿巴泰、杜度、阿济格、豪格等贝勒方进入幄中见汗闷闷不乐沉默无言岳托问道：汗与两位大贝勒所议何事请告今诸将皆集于外等待汗谕。皇太极十分失意地说道：“可令诸将归帐我谋既不成何必等待”。又命文臣将欲军令不必宣布。岳讬等惊问何故。汗密谕：大贝勒恐深入遇险要撤军回辽“固执不从”。岳讬等贝勒劝汗决计进取于是令八固山额真至代善、莽古尔泰处商议代善、莽古尔泰表示不坚持己见。议至子时方定前进征明。 雨过天晴皇太极非常高兴统领大军迅前进。他总结了前两次战争的教训认为“山海关、锦州防守甚坚徒劳我师攻之何益！惟当深入内地攻其无备城邑”决定绕过坚固的宁锦防线从明国防守松懈的喜峰口突入塞内。大军一分为三分别从大安口、龙井关、洪山口攻入明边于十月三十日会师于遵化城下十一月初三日克城随即急向北京推进。金军势如破竹下蓟州越三河略顺义破通州二十日进逼燕都。 明帝大惊飞诏各镇勤王命各路援兵均听兵部尚书、蓟辽督师袁崇焕调度。袁崇焕闻警千里疾驰赶到京师部署防御。皇太极见袁来到知难力取便设下反间计指令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巧妙地让被俘太监杨春“偷听”到袁与金汗有密约欲为内应的谈话再放跑杨春。杨春回京后密告崇祯帝朱由检。崇祯帝早就因袁曾与金有过吊丧议和之事及擅杀东江镇总兵毛文龙而颇为恼怒京城又流言四起诬袁召来金兵遂相信杨春之话于十二月初一日捕袁入狱八个月后并以“通虏谋叛”等罪将袁崇焕处以磔刑籍没家产兄弟、妻子流放三千里制造了一起特大冤案。皇太极知悉妙计成功明帝自毁长城大喜统军猛攻明军先后击杀明勇将武经略满桂、副将孙祖寿等人擒获总兵黑云龙等将纵掠畿内连下迁安、滦州、永平、遵化、固安、香河等州县屡败明兵留兵驻守遵化、永平、迁安、滦州四城于天聪四年三月初二日返回沈阳。 此战被明人称为“己巳之役”（己巳为金天聪三年、明崇祯二年的干支年号）历时五月余金兵第一次突破长城进入明境势如破竹席卷长驱千里奔袭直抵北京城下讨斩杀、擒获、逼死明督师、经略、总兵、副将、巡抚多人“每战必胜每攻必克”取得了完全的成功从此开始了金国掌握主动权、明朝步步败退的新阶段。 统一漠南为了弥补女真——满洲人数太少的根本弱点为了清除北方、东北方向来的威胁为了斩断明国右臂皇太极加紧进行统一漠南蒙古各部的征抚工作。一方面屡派使者招诱巴林等部归附另一方面集中兵力对付察哈尔部林丹汗。天聪六年（明崇祯五年1632）四月初一皇太极率军离沈阳西征林丹汗适值辽河水涨人马浮水而过两昼夜始渡完。沿途蒙古各部贝勒纷纷遵奉率兵从征谕旨前来相会到十二日来会者有喀喇沁、土默特、喀喇车里克、伊苏忒、扎鲁特、敖汉、奈曼、阿禄、巴林、科尔沁等部及北边蒙古诸部奥巴等数十位贝勒均献酒献马汗设大宴相待。 四月十六日金汗召集各贝勒嘉奖踊跃遵命之贝勒训斥怠缓之人。 皇太极谕：“朕以察哈尔不道整旅往征先期谕令尔等率本部兵来会。今尔等所领之兵多寡不齐迟亦异惟科尔沁部土谢图额驸奥巴率来军士甚多又不惜所蓄马匹散给部众疾驰来会”“足见立心诚悫忧乐相同朕甚嘉之”。至于舅舅吴克善的行动则使“朕心不甚欢乐”。扎鲁特部诸贝勒“尚属实心效力”敖汉、奈曼诸贝勒亦“较优然也未为尽善”。巴林诸贝勒似尚畏惧察哈尔且“吝惜马匹怠缓不前”阿禄诸贝勒“深受林丹汗之欺凌乃此次并不思仗朕之力以复仇而不多兵马”“仅以一旅之师勉强应命”“应俟班师日议罪”。各贝勒皆叩受命。这次训谕对激励和鞭策蒙古踊跃从征起了很大作用。 皇太极下令日夜兼程直取林丹汗住地一举荡平察哈尔。四月二十二日大军过兴安岭行军已达一千三百多里（从沈阳算起）。但是连一个察哈尔人也未看到原来镶黄旗固山额真达尔哈家的两名旧蒙古人于十八日夜间潜盗良马六匹飞奔察哈尔通知金兵大举来攻。“林丹汗闻之大惧遍谕部众弃本土而奔遣人赴归化城（今内蒙呼和浩特）驱富民及牲畜尽渡黄河。察哈尔国人仓卒逃遁一切辎重皆委之而去。”1皇太极知悉此情谕领兵诸贝勒大臣：“察哈尔知我整旅而来必不敢交锋追愈急则彼遁愈远我军马疲粮竭不如且赴归化城暂住”。于是大军向归化城前进。五月二十三日至木鲁哈喇克沁分兵两翼左翼以贝勒阿济格为帅率科尔沁土谢图额驸奥巴及巴林、扎鲁特、喀喇沁、土默特、阿禄等部兵一万往掠大同、宣府边外一带察哈尔部民；右翼命济尔哈朗、岳托、德格类、萨哈廉、多尔衮、多铎、豪格等贝勒领兵二万往掠归化城黄河一带部民；汗与大贝勒代善、贝勒莽古尔泰统大军继进。二十七日获悉林丹汗闻金兵入境惊慌失措“尽携部民、牲畜、财物渡黄河以遁所遗止穷民耳”。这一天大军行驰七百里西至黄河木纳汉山东至宣府自归化城南及明国边境“所在居民逃匿者悉俘之归附者编为户口”2。 一些蒙古人逃入明境沙河堡皇太极致书堡中明将索取逃人称：“我北征察哈尔穷追四十一日擒其哨卒讯之云已星夜逃去”“我欲收其部民因还兵克归化城”“近闻察哈尔所遗人畜财物为尔等收留当一一归还于我。否则自取祸患。”明将大惊立即送还逃入蒙古及欲赏与林丹汗之财物计有男妇三百二十名、牲畜一千余及所赏䌷缎布帛六千余匹。宣府守将亦将犒赏察哈尔汗所财物存在张家口者全部献出计缎布及虎豹狐獭等皮共一万二千五百匹（张）。明宣府巡抚、总兵又遵金汗谕旨议和通市赠献黄金、白银、蟒缎、布匹、茶叶数千（匹、两、包）。六月二十四日大军扎营于张家口外喀喇把尔噶孙“列三十营联络四十里”。分略各路大兵“所至村堡悉焚其庐舍弃其粮糗各籍所俘获以闻于上共计人口牲畜十万有余”1。 皇太极认为此战目的基本达到遂统军东返于七月二十四日回到沈阳。此行往返万余里历时三个月零二十六天虽未生擒林丹汗但已给其以致命打击逼其丢弃本土远逃察哈尔部分崩瓦解。林丹汗率残部星夜逃往西藏“臣民素苦其暴虐抗违不行”原有三十余万部众途中逃散者十之七八。到天聪八年无处安身东逃西遁的林丹汗病死于青海大草滩余部纷纷回归投顺于金汗。天聪九年二月多尔衮等贝勒奉谕统兵一万1《清太宗实录》卷11页27。 2《清太宗实录》卷11页27、34、35、36。 1《清太宗实录》卷12页5、6。 往寻林丹汗之子额哲于四月降额哲及其母苏泰太后并获元朝历代传国玉玺。林丹汗之妻囊囊太后窦土门福晋以及其他贝勒、寨桑纷率所部来归。漠南蒙古各部悉隶金汗之下。 皇太极深知只靠一二次征剿和随从效力并不能使各部蒙古长期归顺于己也不能仅仅依靠盟誓而须以武力作后盾用制度、法令来约束各部使他们听从金汗统辖和指挥。天聪三年正月他颁敕谕于科尔沁、敖汉、奈曼、喀尔喀喀喇沁“令悉遵我朝制度”。三月他又遣使臣赍敕“谕归顺各部蒙古诸贝勒申定军令”规定凡遇出师之时宜踊跃争赴协力同心不得迟期。若征察哈尔凡管旗之诸贝勒年七十以下十三以上俱须从征违者罚马一百匹驼十头。迟三日不至约会之地罚马十匹。若征明国每旗大贝勒一员、台吉二员率精兵百人从征违者罚马一千匹、驼百头。于相约会集之地掳掠者罚马百匹、驼十头。1天聪八年正月皇太极借外藩蒙古科尔沁、敖汉、阿禄、喀喇沁、奈曼、四子部落等部贝勒来朝的机会具体定其法例。他谕告诸贝勒：“尔蒙古诸部落向因法制未备陋习不除”今与诸贝勒约定：凡贝勒夺有夫之妇配与他人者罚马五十匹、驼五只其纳妇之人罚七九之数给与原夫。奸有夫之妇拐投别贝勒者男妇俱论死取其妻子牲畜尽给原夫如贝勒不执送罚贝勒马五十匹、驼五只。盔甲、绵甲、马鬃尾无牌印以及盔缨、纛缨、纛幅不遵金国制度者俱罪之。2同年十月遣使者阿什达尔汉前往蒙古在硕翁科尔大会敖汉、奈曼、巴林、扎鲁特、翁牛特、四子、吴喇忒、喀喇沁、土默特、塔赖各部管事大小诸贝勒分定各部地界严禁各部互相侵越3。第二年天聪九年二月又编审内外喀喇沁蒙古壮丁除盲人及手足残废者外年六十岁以下、十八岁以上俱照例编审共编壮丁一万六千九百五十三名其中喀喇沁左翼旗、喀喇沁右翼旗、土默特三旗壮丁共九千一百二十三名仍隶于满洲八旗之内另外七千八百三十丁加上旧蒙古正式编立蒙古八旗分由阿代、、恩格图、布彦代、伊拜、苏纳、吴赖、扈什布等八人为固山额真各旗均设梅勒章京、甲喇章京各二员。1漠南蒙古各部的统一及蒙古八旗的编立为金国扩大了兵源增加了兵马加强了满蒙联盟消除了来自北方的威胁对金国的巩固和强大以及对明国的征讨均起了重大作用从此以后金国汗便可全力攻明了。 改元崇德1《清太宗实录》卷5页2、11。 2《清太宗实录》卷17页5。 3《清太宗实录》卷21页2—6。 1《清太宗实录》卷22页19—21。 皇太极在实现削弱和兼併明国这一主要目标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进展。 天聪五年（1631）八月他统率八旗劲旅及外藩蒙古兵数万围攻大凌河城大败来援明兵四万重重围困历时三月。“城中粮竭商贾杂役多死存者人相食马毙殆尽”守将总兵祖大寿被迫率部于十月二十八日出城投降但随即用计逃走坚守锦州。天聪七年金兵万余取旅顺。 天聪八年六月至九月皇太极统兵九万绕道内蒙从长城北部独石口、得胜堡、龙门口、尚方堡诸口入边突袭宣府、大同地区先后攻克代州、保安州、灵丘、崞县等州县蹂躏宣、大地区五十余日“禾稼尽蹂躏庐舍尽焚毁台堡之人俘斩甚众”军威远扬“明之边吏震恐”京师戒严“明国官军曾未有一人敢出战者”。明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分率兵马船炮来归。 与此同时他积极招抚黑龙江中上游地区索伦、虎儿哈、萨哈尔察诸部并于天聪八年用兵于黑龙江上游地区虎儿哈各部“尽克其地”七千余名虎儿哈人归顺。 在提高汗权抑制贝勒这一至关重要的内政问题上皇太极同样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天聪二年三月以镶白旗旗主阿济格贝勒为亲弟多铎说婚细故将这位刚强、鲁莽、勇敢的贝勒废黜改以其年仅十五岁的弟弟多尔衮继任减少了两白旗对新汗的威胁。天聪四年以二大贝勒阿敏在倍于己的二十万明军猛攻下放弃关内遵化、永平、迁安、滦州四个孤城而兴大狱给其定上轻君、谋位、败退等罪将这位最危险的汗位威胁者幽禁终生尽夺其所属人口、奴仆、财物和牲畜给予一向忠顺于己的济尔哈朗使其继为镶蓝旗旗主。 天聪五年八月攻大凌河城时三大贝勒莽古尔泰以本旗兵士死伤多、差役多和皇太极论理争辩盛怒之下“揽所佩刀向前以手频摩其柄”被议定御前露刃罪革去大贝勒降居诸贝勒之列夺五牛录罚银万两。第二年正月他正式废除汗与三位大贝勒并坐受朝的旧制改为仅己一人南面独坐。 天聪六年十二月莽古尔泰病故其弟德格类继为正蓝旗旗主。九年病逝后其属人告两位贝勒及其妹莽古济格格曾对神誓欲图谋害君汗。皇太极再兴大狱诛莽古济格格和莽古尔泰之子额必伦及其同党屯布禄、爱巴礼与两人之亲友兄弟子侄莽古尔泰另外六个儿子及德格类之子邓什库等俱降为庶人黜宗籍属下人口财产入官以其正蓝旗附入已之正黄、镶黄两旗。皇太极遂亲领三旗处于绝对优势。 同年他又召集诸贝勒、大臣历数大贝勒代善对君不敬之过宣称将杜门不出让诸贝勒另举强者为汗实际上是示意要八旗贝勒大臣议处代善。在皇太极势力已十分强大的情况下诸贝勒大臣当然要唯其马是瞻故谴责代善欺君妄行议革其大贝勒名号夺十牛录罚银万两其子镶红旗旗主岳托贝勒罚银千两萨哈廉贝勒罚银二千两夺二牛录。皇太极为示宽厚命免革名号还其十牛录及萨哈廉二牛录余依议。1在国势增强、君汗权大的形势下皇太极不满足于称汗了要和明帝分庭抗礼尊称为帝。天聪九年十二月外藩蒙古察哈尔、科尔沁、扎赖特、杜尔伯特、郭尔罗斯、敖汉、奈曼、巴林、土默特、扎鲁特、阿禄、翁牛特、喀喇车里克、喀喇沁、吴喇忒等十六国额哲等四十九位贝勒齐至沈阳与代善等诸贝勒议上尊号。代善等诸贝勒书写誓词焚香誓告天地拥汗即帝位：“自今以后若有二心于上及己身虽不作乱而兄弟辈有悖逆之事明知隐匿或以在上前所议国事归告于妻妾及不与议之闲员仆从并云我意原欲如此因而谤讪者天地谴责夺其纪算。若能竭力尽忠当荷皇上洪慈天地庇佑寿命延长。”2皇太极接受了诸贝勒及外藩蒙古的劝进允诺即帝位但为了更添异彩令向朝鲜国王示意让其拥戴。于是八和硕贝勒、十七固山大臣致书朝鲜国王说：“我皇上宽仁厚德博施济众国中就治藩服倾心”“以故东渐于海西抵汤古忒北至北海各国归附内外诸藩承指响风无有背恩义违法令者大军所指北讨西征无不如志是皆合天意顺人心之所欲也”故我等谒诚拥戴敬奉尊号。蒙古十六国额哲等四十九位贝勒亦致书朝王望其遣使劝进。3一切准备就绪天聪十年四月十一日举行称帝登极大典。大贝勒代善等诸贝勒、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固山额真、六部大臣、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外藩四十九位蒙古贝勒以及满蒙汉文武官员齐集一堂恭请天聪汗皇太极称尊号遂“建国号曰大清改元为崇德元年”尊汗为“宽温仁圣皇帝”。随即分叙诸兄弟子侄军功他封大贝勒代善为和硕兄礼亲王济尔哈朗、多尔衮、多铎、豪格、岳托分别为和硕郑、睿、豫、肃、成亲王阿济格为多罗武英郡王。分叙外藩蒙古诸贝勒军功封巴达礼、吴克善、额哲为和硕亲王布塔齐等为郡王、贝勒。封都元帅孔有德为恭顺王总兵官耿仲明为怀顺王总兵官尚可喜为智顺王通称“三顺王”。 在此前后定族名为满洲废诸申（女真）旧称改文馆为内三院即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又定宫殿名中宫为清宁宫东宫为关雎宫西宫为麟趾宫次东宫为衍庆宫次西宫为永福宫。强大的大清国宽温仁圣皇帝正式与明朝大皇帝分庭抗礼了。 1《清太宗实录》卷25页1o—21；卷26页1o。 2《清太宗实录》卷26页31。 3《清太宗实录》卷27页11—15。 第二节无敌军威深入腹地崇德元年（明崇祯九年1636）清宽温仁圣皇帝皇太极称帝伊始便为大清国的扩展作出了两大抉择一是进军京畿二是亲征朝鲜。 崇德元年五月二十七日皇太极已出师征明。御翔凤阁召睿亲王多尔衮、豫亲王多铎、肃亲王豪格、成亲王岳讬及出征主帅英郡王阿济格和文武大臣晓谕用兵事宜要求诸将公议而行城池能克则取不能取则不取所掠人畜不许争抢平均分取师行宜勿缓“彼处汉人若出城野战破之甚易”。即此战主要为掠取人畜财物残破明地不在于攻克坚城。阿济格等遵命于五月三十日出。皇太极又派多尔衮、多铎等率军进兵山海关以牵制关宁明军协助英王入边。 六月二十七日阿济格统率八万大军分三路先后进入独石口七月五日会师于京畿延庆州连败明军七次俘获人畜一万五千余。明崇祯帝急令京城戒严重兵防守紫荆关等处力图阻止清军从山西而来由西山进京。阿济格却出乎明帝所料竟不走山西而经延庆入居庸关逼近西山移屯沙河、清河随即连续进攻或攻克宝坻、定兴、昌平、房山、涿州、固安、文安、永清、漷县（通县）、遂安、雄县、安州、定州、香河、顺义。最后趋京城北至怀柔、大安分屯密云、平谷遍蹂畿内九月初一出冷口而还。清军将士获胜欢欣“俱艳饰乘骑奏乐凯归”还砍塞上柏树大书：“各官免送”扔于道上嘲弄明将吏胆怯畏战。 明军督师兵部尚书张凤翼、宣大总督梁廷栋身负重任拥兵十余万却畏敌如虎不敢迎战屡遭言官弹劾日服大黄药求死致上行下效将多闭城不出或待清军归时尾随相“送”腐朽衰弱不堪一击。 九月二十八日阿济格统军返抵沈阳皇太极出地载门十里外亲迎。阿济格率众将跪捧献捷表文。大学士范文程跪读表文：“攻克明国边城长驱而入燕京附近疆土纵兵驰突凡克城十二摧敌阵五十八俘获人畜十八万生擒总兵巢丕昌等。我国出征将士全军奏凯而归。”1皇太极大喜设宴赏赐将士。 过了两年皇太极于崇德三年八月又动第四次征明战争目的仍是掠夺人畜财物摧残明国实力。八月二十三日他命睿亲王多尔衮为奉命大将军统左翼军贝勒岳讬为扬武大将军统右翼军贝勒杜度等相副两路征明。他领兵渡大凌河牵制山海关守兵。 八月二十七日岳讬率右翼军先行九月二十二日从密云北边墙子岭毁坏长城破边墙入边斩杀明蓟辽总督吴阿衡。多尔衮统军于九月初四离1《清太宗实录》卷31页7。 沈阳二十八日于青山关毁边墙而入两军在京郊通州会师然后绕过北京至涿州兵分八路向西前进一路顺太行山一路沿运河六路在太行山与黄河之间并进。 明崇祯帝大惊京师戒严诏天下勤王以宣大总督卢象昇督天下勤王兵。卢象昇进士出身胆略过人善骑射娴将略能治军屡与农民军交锋因功从大名知府连续擢升崇祯九年（金天聪八年）任至宣大山西总督。此时奉诏督师三受尚方剑誓死抗清。若明帝能倚卢用兵事尚可为然而卢主战兵部尚书杨嗣昌、总监军太监高起潜顺帝意主和杨、高两人多方阻挠使卢之用兵计议无法实现。杨、高并说动皇上将援兵一分为二卢象昇督宣府、大同、山西三总兵杨国柱、王朴、虎大威之二万兵关、宁诸路大军数万皆归高起潜。杨嗣昌进大学士陈新甲为兵部尚书命大学士刘宇亮督师又将卢之兵分与陈卢只剩下残兵五千保定巡抚张其平还拒不饷。 卢象昇见危不惊提饥疲残卒宿野外。他原曾任职之大名、广平、顺德三府父老闻悉齐叩军门请卢转驻广、顺待机克敌说：“明公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为天下先乃奸臣在内孤忠见嫉”“栖迟绝野一饱无时”“明公诚从愚计移军广顺召集义师。三郡子弟喜公之来皆以昔非公死贼今非公死兵同心戮力一呼而裹粮从者可十万孰与只臂无援立而就死者”。卢象昇感动流泪泣告父老说：深感父老恩义然今分疲卒五千“大敌西冲援师东隔事由中制食尽力穷旦夕死矣无徒累尔父老为也”。“众号泣雷动各携床头斗粟饷军或贻枣一升曰：公煮为粮”。十二月十一日卢领兵至蒿水桥被清军数万包围仅距此地五十里之高起潜拥兵数万拒不应援。“象昇督兵疾战呼声动天自辰迄未炮尽矢穷”击杀数十人身中四矢三刃而阵亡。其仆惧清兵残破其尸而伏其上背负二十四矢而死全军尽没。1高起潜率部逃走时入伏大败从此明军不敢接战只是远远尾随而行。 清军势如破竹转掠二千里历时五月于崇德四年三月出关。此役攻克号称中原一大都会的济南城先后败敌五十七阵攻陷直隶山东顺义、文安、庆云、博野、庆都、高唐、历城、泰安等七十余城俘获人畜四十六万及黄金白银九十八万余两击杀两名总督及守备以上官员一百余人生擒明亲王朱由枢及郡王、监军太监等人。明仅济南省城死尸即达十三万具全城财物焚掠一空。自京郊庆都、新乐、真定、栾城、柏乡、内丘至顺德行程千里“一望荆榛四郊瓦砾”整个畿南郡邑“民亡之十九”中原地区的生产力遭到巨大破坏。 此时清军右翼兵主帅扬武大将军、镶红旗旗主岳讬贝勒及其弟辅国公玛瞻病殁于军中。 1《明史》卷261《卢象昇传》。 在此之前崇德元年十二月初皇太极统率大军亲征朝鲜势如破竹月底即攻克朝鲜都城汉城逼迫国王李倧接受投降称臣条约规定：断绝与明朝一切关系奉大清正朔每年进贡一次贡纳金银、水牛角、豹皮、鹿皮、茶叶、纸、席、布、米等物每年三大节及喜丧等事均行贡献礼往来礼仪均照明朝旧例实行。李倧之长子及另一子和诸大臣子弟作为人质常驻沈阳惩办主战大臣。从此清朝从根本上解除了后顾之忧而且从朝鲜获得了大量人员物资进一步增强了国力。 松锦决战崇德五年（164o）起皇太极又动了松锦之役以消灭明朝主力。锦州是明国辽西军事重镇城南十八里是松山西南四十里是杏山杏山西南二十里为塔山城杏山、松山、塔山三城如卫星一样护卫锦州。另一重镇宁远在锦州西一百二十里为锦州后盾宁远、锦州不下山海关断难攻克。史家对此形势评论说：清军屡次入塞而不能得获明尺寸之地“皆由山海关阻隔而欲取关非先取关外四城不可”1。 此时锦州守将是明国第一勇将挂征辽前锋将军印的总兵官祖大寿他据城固守城坚炮利清军屡攻不克。 皇太极根据历次攻锦的经验决定采取长期围攻的方针崇德五年三月命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贝勒多铎统军往围三月一换。经过一年的围困守锦州外城的蒙古贝勒诺木齐等密约降清济尔哈朗率军攻取了外城。蒙古将士、家属六千二百余人投降。 明崇祯帝朱由检大惊立催蓟辽总督洪承畴督兵来援。洪承畴进士出身因镇压农民军有功从督粮参政一跃而为陕西三边总督兵部尚书兼督河南、山西、陕西、四川、湖广军务随改蓟辽总督率东协总兵曹变蛟、辽东总兵王廷臣、蓟州总兵白广恩、山海总兵马科、宁远总兵吴三桂、宣府总兵杨国柱、大同总兵王朴、密云总兵唐通统兵十三万于八月初抵达松山与锦州守军相呼应充分挥大炮的长处“于南山向北放炮祖大寿从城头向南放炮”清军“存身无地”势甚危急立即向清帝报告。1皇太极闻悉围锦清军“屡战败衄势将败北”决定全力以赴“悉索沈中人丁而赴锦州”于十九日抵达松山附近的戚家堡。 明兵环松山城扎营步兵立大营七座驻扎于乳峰山与松山之间营寨林立旌旗翻飞战马嘶鸣阵容严整围锦之清军见到明兵如此逼人的气势无不“大骇”。21魏源：《圣武记》卷1。四城系指锦州、松山、杏山、塔山。 1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8《洪承畴降清》。 2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8《洪承畴降清》。 皇太极登山岗观看明军阵式“见洪阵严整叹曰：人言承畴善用兵信然宜我诸将惮之也”。他看了很久苦苦思索见明军是“大众集前后队颇疏”便想出了破敌之法对诸将说：“此阵有前权而无后守可破也。”他根据明军尾不相顾的弱点定下掘壕围困断敌粮道之法壕深八尺上广一丈二尺下极狭窄仅可容趾“马不能渡人不能登有堕者无着足处不得跃起”。在二十日这一天里清军拼命掘壕从锦州西面往南穿越松山、杏山之间的通道一直到海口连掘三道大壕将明军包围起来切断了其与后方的一切联系和粮饷供应。二十一日洪承畴统兵进攻双方激战明军未能闯壕。 此时论兵力双方人数相当明军火器远远过清军本可以决一雌雄尤其是又已被清军断绝了后路只有拼死厮杀方能死中求生正是处于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境遇照说这八大总兵官应当督兵奋战了。可是十几年来的连战连败朝廷腐朽无能调度无方有功不赏有过不罚各级将领早已丧失斗志唯知保命逃窜。 由于明帝不顾实情一味催促洪承畴被迫放弃了“且战且守”的“持久之策”率兵匆匆赶来此时仅有三天军粮眼看粮道断绝将士大为恐慌多有逃跑之心。在此危急时刻久经征战的洪承畴召集诸将会议提出决战突围方针说：“（诸将）当各敕本部力战予身执桴鼓以从事解围在此一举。”但诸将胆怯不愿死战主张逃回宁远。力主战昏庸无能的兵部尚书陈新甲之亲信监军张若麒也反对决战希望撤回宁远这进一步涣散了将士斗志。洪承畴无可奈何只好下令于明日突围说：“往时诸君俱矢报效今正其会。虽粮尽被围应明告吏卒：守亦死战亦死如战或许死中求生。不肖决意孤注一掷明天望诸君悉力而为。”1他分遣八总兵为左右路准备于明日死战突围。皇太极于交战之后料定明兵缺粮“今夜敌军必遁”分遣王公将领进入汛地阻截明兵。二十一日晚初更时分明大同总兵王朴率先逃跑宁远总兵吴三桂、山海总兵马科、密云总兵唐通、宣府总兵李辅明、蓟州总兵白广恩等五镇将帅亦争相驰逃“且战且闯各兵散乱黑夜难认”步骑大乱自相蹂践弓甲弃于遍野。清军乘势追杀至二十九日计斩杀明兵五万余人获马七千余匹、甲胄九千余副“明兵自杏山南至塔山赴海死者甚众所弃马匹甲胄以数万计海中浮尸漂荡多如鹅鹜”。1吴三桂等六镇残兵败将分别逃入杏山、宁远洪承畴与总兵曹变蛟、王廷臣率部撤入松山清军分围锦州四城至第二年三月相继攻下塔山、松山、杏山降锦州生擒洪承畴及辽东巡抚丘民仰、总兵曹变蛟、王廷臣等人祖大寿降。决定明清命运的松锦大战以清兵大胜、明军彻底失败而结束为清军入主中原奠定了坚实基础。 1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8《洪承畴降清》。 1《清太宗实录》卷57页21—29。 第三章入主中原第一节君临天下山海大战皇太极于松锦大捷后又在崇德七年（明崇祯十五年1642）十月遣奉命大将军阿巴泰贝勒统满蒙汉八旗军约五万人及外藩蒙古科尔沁等部士卒约五万人征明掠夺人畜财物消耗明的国力。清军于十一月入边明帝虽调集援兵四十万但分辖于四总督、六巡抚和八总兵事权不一将怯士疲不敢迎战。清军所向无敌纵横直隶、山东连败明兵三十九次生擒鲁王等六王和五员总兵及大批官将攻克兖州、顺德、河间三府十八州六十七县兵逼燕京抵密云俘获人畜九十二万。1正当进取中原的准备工作顺利进行时皇太极于崇德八年八月初九病逝。经过五天的激烈争斗睿亲王多尔衮提议立皇九子福临继位自己与郑亲王济尔哈朗辅政礼亲王代善等王公赞同六龄幼童福临便于八月二十六日登上笃恭殿宝座成为大清国新皇上以明年为顺治元年。 顺治元年（明崇祯十七年1644）四月初九摄政王、奉命大将军多尔衮率豫郡王多铎、英郡王阿济格等八旗王公将领与“三顺王”孔有德等将士离沈进军明国。 此时清军训练有素骑射娴熟久经征战屡败明军是一支威力强大所向无敌的劲旅要想进入关内问鼎中原是可以试一试的。但是能否最后夺取成功君临全国长期统治下去仍属疑问。其根本弱点是人丁太少敌手太多。 此时清军面临三大对手明朝军队和李自成、张献忠。明朝虽已腐朽崇祯帝朱由检已于三月十九日自缢于煤山（今北京景山清尚不知晓此事）但毕竟曾拥兵百万明朝将士和朱明宗室定会集兵相战。更难以应付的两个对手是李自成和张献忠分别领导的大顺、大西农民军。大顺、大西军南征北伐十余年兵强将勇声势浩大。明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一李自成建都西安即王位国号大顺年号永昌设天祐殿大学士置六政府尚书恢复五等爵封刘宗敏、田见秀等侯、伯、子、男一百六十余人。 李自成善用兵勤操练军纪严明。《明史》称其：“精兵一人主刍、掌械、执爂者十人。军令不得藏白金过城邑不得室处妻子外不得携他妇人寝舆悉用单布幕。绵甲厚百层矢炮不能入。一兵卒马三四匹军止即出较骑射曰站队。夜四鼓蓐食以听令。所过崇岗峻坂腾马直上。水惟黄河若淮、泗、泾、渭则万众翘足马背或抱鬣缘尾呼风而渡1《清太宗实录》卷65页25。 马蹄所壅阏水为不流。临阵列马三万名三堵墙久战不胜马兵佯败诱官兵步卒长枪三万击刺若飞马兵回击无不大胜。”李自成领有马兵六十万步兵四十万骁将云集如刘宗敏、李岩、贺锦、刘芳亮、高一功、刘体纯、袁宗第、马世尧、郝摇旗等等皆武艺高强身经百战临阵冲杀势不可挡官兵见之无不丧胆。李自成率军于二月渡河西征三月十七日进围北京十九日崇祯帝朱由检自缢。李自成着毡笠缥衣乘乌驳马入承天门登皇极殿明降臣入贺叩拜新主。李自成遣官招抚各地管辖了陕西、山西、河南、山东、河北及湖广部分州县。张献忠据四川称大西国王统兵五六十万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等将皆系久经征战的猛将。清军怎样对付这拥兵一百五六十万的强敌？ 双方相比清军人数太少了。此时满洲八旗有三百一十个佐领蒙古八旗一百一十八个佐领汉军八旗一百六十四个佐领按每佐领平均为二百丁的规定计算满洲男丁约有六万二千丁加上蒙古二万三千丁、汉军三万三千丁一共才十二万丁左右。多尔衮出征时“统率满洲、蒙古兵三之二及汉军、恭顺王等三王、续顺公兵”1。据此满兵为四万一千余名蒙古兵一万六千名汉军三万三千名三顺王、续顺公四部有兵二万加上八旗包衣兵和外藩蒙古兵也不过十二万人。多尔衮要以这四万满洲壮士为核心去消灭六七十倍于己的明兵和农民军确是难而又难甚至可以说这是根本办不到的事。 然而历史竟是如此的令人不可思议。当时满族正在蓬勃兴起富有进取精神年方而立的摄政王多尔衮充分吸取了本民族这一优点而且加以展不畏艰险施用巧计勇往直前毅然统兵向山海关杀去。他乘明宁远总兵官平西伯吴三桂初降大顺继而复叛遭到农民军重重包围即将覆灭之际逼降吴三桂安然入关并于四月二十二日在吴军拚死厮杀农民军疲惫不防之时刻统军猛攻大败李自成于山海关乘胜追击五月初二日进入北京。九月十九日幼主福临抵达京师十月初一举行定鼎燕京登极大典原来偏主一隅的辽东汗福临一跃而为入主中原的新皇帝清政府正式成为明朝之后的新的全国性政权。 九州一统摄政王多尔衮虽然实现了兄长皇太极多年梦寐以求入主中原的愿望进了北京端坐金銮宝殿频降圣谕可是处境并不妙甚至可以说是荆棘遍地危机四伏宝座时有倾覆之可能。 先是反清兵将二三百万势力相当强大。此时清政府只辖有辽宁、吉林、黑龙江及河北部分州县其他六分之五以上的国土分属大顺、大西和1《清世祖实录》卷4页9。 南明诸王。李自成退据陕西辖有陕、甘、晋、豫诸省与河北一些州县张献忠主宰天府之国南明福王朱由崧建都江宁其江北四镇有兵数十万湖广左良玉水6士卒八十万浙、闽、粤、桂、鲁、赣、皖等省仍奉明朝正朔各地反清武装风起云涌。他们曾不止一次地给予清朝重大打击。大西军勇将李定国曾大败清军“两蹶名王”斩清定远大将军敬谨亲王尼堪逼定南王孔有德自尽。南明延平郡王郑成功统率水6兵士十余万围困南京使“东南大震军报阻绝”清帝几乎想迁都辽宁回居旧地。 清帝用于对付这二三百万敌对势力的满洲人员却少得可怜。经过几年激烈征战满洲八旗男丁不仅没有随着岁月的推移而滋生增殖反而不断减少。入关前夕还有六万余丁顺治五年只剩下五万五千三百三十丁少了十分之一过了九年又减至四万九千六百九十五丁又减少了十分之一。即使加上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四万余丁也只有十万丁左右就算是全部男丁均披甲为兵也很难战胜二三十倍于己的反清士卒。而且即使马上得了天下全国有一千四百余府厅州县直径万余里这十万军队分驻各地每县不足百人怎能坚持统治下去清王朝怎能长治久安？ 其次民贫国穷动荡不稳。明末清初的长期战乱和封建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残酷盘剥以及灾害频仍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社会混乱田园荒芜百业凋敝人口大量死亡流移直到顺治八年（1651）官方簿册所载全国户口才一千零六十三万余丁田地山荡二百九十万余顷比七十三年前明万历六年的田地减少了四百多万顷。与此相应的是政府财政极其困难。清军多路出击甲胄弓箭刀枪马匹和粮草花费很大而人丁田地减少使田赋丁税商税收入剧减。顺治八、九年每岁仅收赋税一千四百八十余万两各路兵饷却岁需一千三百余万两加上八旗王公和文武官员俸禄二百余万每年缺银八十七万余两。此后更是每况愈下顺治十三年以后军费激增每年用银二千四百万两而一年所入除去各省不得不留存少数银两外朝廷岁入只有一千九百六十万两兵饷缺额达四百四十万两再加上王禄、官俸、河工、赈灾等必需用费数百万清廷确实陷入入不敷出、财源枯竭、民贫国穷、司农乏策的深渊。 尽管面临万分险恶的局势摄政王多尔衮、清帝福临及其亲近王公大臣却毫不畏惧知难而进想尽办法以五万左右满洲兵丁为核心加上蒙古汉军八旗与外藩蒙古充分利用较早归降的平西王吴三桂等汉兵总共约有二十万人先后消灭大顺、大西、南明二百多万军队到顺治十六年南明永历帝朱由榔逃入缅甸除大顺军余部“夔东十三家军”坚持川东荆襄地区抗清外全国尽隶清朝。农业生产也逐渐恢复手工业、商业有了进步人丁增多耕地扩大顺治十八年民田增至五百四十九万余顷比十年前将近增加了一倍。爱新觉罗江山才算巩固下来。 第二节既沿明制又增新章“满洲根本” 入关之前天聪汗、宽温仁圣皇帝皇太极已仿照明制设内三院和六部顺治元年（1644）五月摄政王多尔衮进京后基本上继承了明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的制度。中央机构是三院八衙门即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和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与都察院、理藩院顺治十五年改内三院为内阁。地方机构亦袭明制但总督、巡抚由明朝的临时性质改为常设官职省之下有府、州、县分设知府、知州、知县另外还有分巡道、守道。 多尔衮在基本沿袭明制的同时为了巩固满洲王公贵族的最高统治地位和对全国的统治确立了“崇满洲”或称“满洲根本”的基本国策。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议政王大臣会议权力很大地位很高。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成员主要是满洲王公大臣也有少数蒙古人员汉官不能当议政大臣除范文程、宁完我系经帝特授外汉军旗人也不能担任议政大臣。宗室亲王和多数郡王是议政王一些贝勒、贝子、公也奉旨参与议政满洲、蒙古八旗开国元勋及其子弟如弘毅公额亦都之子三等公、和硕额驸图尔格、其弟二等伯伊尔登直义公费英东之子一等公图赖栋鄂额驸、三等公何和礼之子二等伯都类武勋王扬古利之子品公塔瞻、孙一等公爱星阿恩格德尔额驸之子一等公额尔克戴青多罗额驸、二等公英俄尔岱等人或系固山额真、尚书或任议政大臣皆是议政王大臣会议成员。清初军国大政系在摄政王和后来的顺治帝福临的主持下让议政王召集参与议政的贝勒、贝子、宗室公及议政大臣商议报摄政王、顺治帝审批多系依议而行。议政王大臣会议之权力和地位远逾于内三院或内阁。 其二八旗军是清皇朝的主要军事支柱。多尔衮虽然设立了绿营兵人数过了八旗军但八旗军仍是清军的核心力量得到了很大的加强。顺治年间定制北京八旗设骁骑营（入关前的阿礼哈哈营即马兵营）、前锋营（原之噶布什贤哈营）、护军营（过去的巴牙喇营）、步兵营从八旗各佐领下正丁中佥选骁骑、护军、前锋、亲军、步兵分别总隶于都统、护军统领、前锋统领及步军统领都统等官以下又分设参领、佐领等职。另设领侍卫府由领侍卫内大臣等官统辖侍卫、亲军二千余人。各地重要城市则遣八旗将士驻戍称驻防八旗官兵数万分别屯驻奉天、畿辅、豫、江、浙、陕、甘、鲁、晋等省后增驻闽、粤等地。八旗军队的总的职责是“环拱宸极绥靖疆域”。北京八旗军约十万人除奉命出征外主要是“宿卫扈从”即保卫皇宫保卫京师随侍和保卫皇上出巡。遇有重大征战摄政王、顺治帝派遣满洲王公大臣统领北京八旗兵出讨如靖远大将军英亲王阿济格、肃亲王豪格定国大将军豫亲王多铎定远大将军郑亲王济尔哈朗敬谨亲王尼堪世子济度安远大将军信郡王多尼平南大将军贝勒勒克德浑征南大将军贝勒博洛、一等公谭泰宁南靖寇大将军贝子洛托、一等子陈泰定西大将军内大臣固山额真何洛会皆曾领兵分征为统一全国立下了功劳。故《清史稿》在诸王列传中赞诸王开国之功说：“国初开创栉风沐雨以百战定天下系诸王是庸。”清帝福临也嘉慰满洲将士建国之功勋和辛劳说：“嗟尔将士等披坚执锐露宿风餐汗马血战出百死一生以开拓天下。”1其三诸王管理部院满官权大。皇太极于天聪五年（1631）设六部时即让诸贝勒分管各部。崇德八年（1643）十二月摄政王多尔衮曾罢王公管理部院之制后又命端重亲王博洛、巽亲王满达海、敬谨亲王尼堪同理六部事务顺治八年正月福临亲政后又恢复诸王管部旧制一年以后才废除。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开始只有满尚书顺治五年七月始设汉尚书且部印俱由满尚书掌握。管理蒙古等民族事务的理藩院尚书、侍郎皆是满洲、蒙古人员汉官不能担任。八旗王公大臣掌握了治政统军之权是清朝的核心统治集团。 “满汉一家” 摄政王多尔衮、顺治帝福临虽然尽力维护满洲贵族特权“崇满洲”但只凭区区一二千名八旗王公大臣和五六万满洲男丁无论如何也不能消灭二三百万名抗清将士和统治上亿汉民必须实行“以汉治汉”政策因而多次宣称“满汉一家”。早在顺治元年（1644）四月初清军征明前夕内秘书院大学士范文程上书摄政王陈述夺天下安江山之计时便着重强调要实行“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录其贤能恤其无告”的根本性政策。多尔衮采纳了这一至关重要的建议予以付诸实施。所谓“满汉一家”最主要体现在争取汉人官员绅衿上即极力笼络争取汉族上层人员为清帝效劳。顺治元年五月初二日多尔衮乘辇于武英殿升座第二日即连下两道谕旨宣布：招抚檄文到日剃归顺者“地方官各升一级”“各衙门官员俱照旧录用”“隐居山林者亦具以闻仍以原官录用”。不久又谕令“在京内阁六部都察院等衙门官员俱以原官同满官一体办事”遣人以书征召故明大学士冯铨授其以大学士原衔入内院佐理机务。明顺天巡抚宋权降后初任原职顺治三年升任国史院大学士。兵部侍郎金之俊降后仍为故官顺治五年擢工部尚书后连任八年大学士。王永吉、胡世安、党崇雅分别以总督、侍郎、少詹事擢授尚书、大学士。 多尔衮还级提升一批原来明朝中等官员和文人授以尚书、大学士等职。原明户部郎中卫周祚、编修高尔俨、庶吉士张端、庶吉士成克巩、都给1《清世祖实录》卷87页7。 事中陈名夏、中允陈之遴、编修刘正宗、进士杜立德等皆6续分任尚书、侍郎等要职最后均擢任大学士。 多尔衮、福临特别重视入清以来考中进士的汉族士子予以破格提升。 顺治元年即宣布继续实行科举制考试文人。顺治三年状元傅以渐、四年状元吕宫、进士冯溥、王熙皆任至大学士王熙还特受清帝宠信命其撰写遗诏。 多尔衮又规定内阁六部均设满缺汉缺任满洲、汉人、汉军旗人为尚书、侍郎、大学士。地方总督、巡抚及其以下官员亦是满汉兼用但清初以汉官为多。 “满汉一家”之另一重要体现是绿营兵的设立。区区满洲数万男丁难以肩负“拱卫宸极绥靖疆域”之重任必须“以汉治汉”即用汉将汉兵协助尤其是平时辖治地方之责更得依靠汉兵来完成兼之安插降清之上百万将士亦需有其用武之地。从顺治元年起清政府便6续在各省设立绿营官兵将士主要是汉人也有少数满、蒙、回人员。各省皆有绿营兵其统帅是该省或一二三省合在一起的总督及无总督之省的巡抚。他们算是文官编制。至于日常操练、管辖和防戍则由武职官员负责。绿营武官中官阶最高的将领是提督官阶从一品或专设或由巡抚兼任后来各行省共有十四员提督。其下是总兵官官阶正二品为一镇之主共六十六员。再下则是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等官约六千余员。顺治年间各省绿营兵约有六七十万名后减少至五六十万。 多尔衮多次宣谕“满汉一家”之事要求“满汉一家同享升平”。他还为使满汉官民“各相亲睦”下谕允许满汉官员互通婚姻。他谕告礼部：“方今天下一家满汉官民皆朕臣子欲其各相亲睦莫若使之缔结婚姻自后满汉官民有欲联姻好者听之。”1通过“满汉一家”政策吸收了大批汉官、汉士、汉将、汉兵他们遵循帝旨国法治理京内外各级衙门事务辖束人民征赋佥役从征厮杀为统一全国安定九州巩固清朝统治起了很大作用。 革除“三饷”整饬吏治明朝万历末年以后横征暴敛大增赋税。“辽饷”每亩田赋增收白银一分二厘共银六百六十万两“剿饷”二百八十万两“练饷”七百三十万两“三饷”加派每年多达一千六百余万两倍于正额且饷外有饷“三饷岁额二千三百余万”又过“三饷”正额六七百万两其他苛捐杂税亦多如牛毛百姓实在活不下去了故官兵愈剿“盗”愈多“民越穷而寇越起”。 1《清世祖实录》卷4o页11。 聪睿的多尔衮深知此情于顺治元年七月十七日布“大清国摄政王令旨”向全国人民宣布取消明末加派。其谕说：谕官吏军民人等知道：予闻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养民之道必省刑罚薄税敛然后风俗醇而民生遂前朝弊政厉民最甚者莫如加派辽饷以致民穷盗起而复加剿饷再为各边抽练而复加练饷。惟此三饷数倍正供苦累小民剔脂刮髓远者二十余年近者十余年天下嗷嗷朝不及夕。更有召买粮料名为当官平市实则计亩加征初议准作正粮继而不肯销算予哀尔百姓困穷为尔下民请命自顺治元年为始凡正额之外一切加派如辽饷、剿饷、练饷及召买米豆尽行蠲免。1过了两个多月他又在福临登极诏书中重申：“地亩钱粮俱照前朝《会计录》原额自顺治元年五月初一日起按亩征解。凡加派辽饷、新饷、练饷、召买等项悉行蠲免。”2虽然由于军费巨大财政困难顺治四年起以辽饷系于万历年间加派为借口而未免除只取消了剿饷、练饷州县也常私自另外科派多尔衮还为了在边外建避暑城于顺治七年七月谕令加派直隶、山西、浙江、山东、江南（江苏、安徽）、河南、湖广、江西、陕西九省钱粮二百五十万两但顺治八年世祖福临亲政后即谕停此派此后清廷定制不得增收田赋。 多尔衮还对贪官污吏加以惩治对吏治有所整饬。他于进京之后半月便谕令诸王及文武官员“宜各殚忠诚永保富贵有贪婪不检自蹈罪愆者虽有功不叙”并谕兵部：“明朝之破坏俱由贪黩成风”今后必须“改弦易辙各励清忠”1。过了二十多天顺治元年六月二十日他又谕告众官民：“明国之所以倾覆者皆由内外部院官吏贿赂公行功过不明是非不辨。凡用官员有财之人虽不肖亦得进无财之人虽贤才亦不得用乱政乱国皆始于此罪亦莫大于此。今内外官吏如尽洗从前贪婪肺肠殚忠效力则俸禄充给永享富贵如仍前不悛行贿营私国法具在必不轻处定行枭示。”2他又在顺治元年十月的福临登极诏中规定：“自本年五月初一日以后凡在京大小衙门及在外抚、按、司、道、各府、州、县、镇、协、营、路、军、卫等官并书、吏、班、皂、通事、拨什库、粮长、十季、夜不收等役但有贪贿枉法剥削小民者照常治罪不在赦例。”3福建巡按周世科仗恃是关外旧人残暴苛索无恶不作专用炮烙、活钉、火燎、水淹以及桩坐粪门等酷刑迫害士民妇女勒取金银锁拿绅衿兵民多尔衮闻悉大怒立革其职拿问就地正法。 1《明清史料》丙编第一本第9o页《摄政王谕官吏军民人等令旨》。1《清世祖实录》卷5页1o、11。 2《清世祖实录》卷5页2o。 3《明清史料》丙编第1本第97页《清世祖登极诏稿》。 顺治八年正月福临亲政伊始即连下数谕讲述“朝廷治国安民在严惩贪官”“迩来有司贪污成习”必须痛加惩治。他为此特恢复巡按旧制并谕告各省巡按：“朝廷遣御史巡方等差原为察吏安民”过去“所差御史受贿赂徇嘱托身已贪污何能察吏”著即洗心涤虑遵奉禁约毋庇护司道府厅、大贪大恶而纠参老弱州县倘总督、巡抚、总兵等官有不公不法、纵兵害民等事即行纠举1。他相继将贪臣兵备道郑清、徽宁道袁仲魁、江宁巡抚土国宝等革职土国宝因闻革职严讯之旨畏罪自缢。多尔衮还拟整顿赋役制度于顺治三年四月二十六日以帝之名义谕户部：“国计民生重财赋明季私征滥派民不聊生朕救民水火蠲者蠲革者革庶几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而兵火之余贪官污吏借口征赋簿册无存而任意增减著大学士冯铨往吏部“察核钱粮款项拟定赋役全书进朕亲览颁行天下务期积弊一清民生永久”2。后福临遣臣专办顺治十四年编成《赋役全书》颁于全国各地。 多尔衮、福临又劝民垦荒整顿漕运清理盐法从而生产逐渐恢复人丁增加耕地扩大社会经济逐渐复苏。顺治十八年（1661）官方簿册所载全国人丁为一千九百一十三万余丁、民田五百四十九万余亩分别比十年前增加了八百五十万余丁和二百六十余万顷。赋税收入也增加了很多。顺治十八年田赋丁税征银二千五百七十二万余两、米麦豆六百一十万余石、盐课银二百七十二万余两比十年前增收赋银四百六十二万余两、米豆麦三十余万石、盐课银七十六万余两。1五大弊政五大弊政是剃、易服、圈地、投充、逃人五事多系沿袭入关前之旧制。满洲习俗男子将顶四周边缘剃去寸余中间保留长分三绺编成长辫一条垂在脑后名为辫子与汉人全部束不同。满洲章服与明朝衣冠有显著的差别前者是缨帽箭衣窄瘦后者是方中大袖（士人）纱帽圆领（官）宽大。 努尔哈赤兴起以后金国辖区人员均须统一式服装所据辽阳、沈阳等汉区必令官民“削降”。满洲（时尚称诸申即女真之转音）人员计丁授田多役使包衣耕种禁止包衣逃亡违者立斩。皇太极也继承了这些政策。 多尔衮统军入主中原后立即圈占官民田地分与八旗王公大臣兵丁设立皇庄并下谕兵民剃易服“凡投诚官吏军民皆著剃衣冠悉遵1《清世祖实录》卷54页3、26；卷55页13、14。 2《清世祖实录》卷61页16、17；《清圣祖实录》卷5页23、24；《清文献通考》卷1。1《清世祖实录》卷61页16、17；《清圣祖实录》卷5页23、24；《清文献通考》卷1。本朝制度”。但因汉人激烈反对多尔衮考虑到立足未稳恐政局震动也不利于遣军征服各地故于顺治元年五月二十三日下谕停剃说：“予前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以别顺逆今闻甚拂民愿反非予以文教定民之本心矣。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悉从其便。”衣冠服制也不变动。1这对安定民心稳定局势起了很好的作用有利于招抚各地故明文武官员归顺。豫亲王多铎、英亲王阿济格于顺治元年十月统军出征后异常顺利到第二年五月消灭了南明福王政权李自成遇害于湖北通山县九宫山大顺军败退湖南山西、陕西、甘肃、河南、江苏、安徽等省悉隶清朝闽、浙、粤、桂等省指日可下。 然而胜利冲昏了头脑多尔衮却在此时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做了一件极大的蠢事坏事竟下谕厉行剃易服。顺治二年六月十五日他谕礼部：“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剃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有复为此事渎进章奏欲将朕已定地方人民仍存明制不随本朝制度者杀无赦”。著礼部传谕各地一体遵行。2这一极端伤害汉族人民感情的野蛮政策激起全民愤慨纷起反抗。剃令到嘉兴兵民奋杀清府尹胡之臣。剃令到江阴人民高呼“头可断不可去”逐县令起义兵与清军血战八十三天。抗清烽火刹时燃遍大江南北。多尔衮恼羞成怒遣军疯狂屠杀但收效甚微。反剃反民族压迫的斗争持续了十几年直到他去世这场斗争仍风起云涌使他穷于应付足足将清帝统一全国的时间推迟了十四、五年。 多尔衮、福临顽固坚持入关前落后的“满洲藉家仆资生”的农奴制剥削方式大规模圈占官民田地逼民投充为奴设立皇庄、王庄、八旗官员庄田迫使上百万汉民“离其田园别其坟墓”“妇子流离哭声满路”生活极端困难大量死亡。被迫充当八旗王公大臣的近百万汉人包衣难以忍受八旗贵族官员的残酷压迫不断地大批逃亡顺治三年数月里逃人多至数万。多尔衮、福临沿袭了努尔哈赤、皇太极制定的严禁奴仆逃亡的法令规定包衣三逃者斩窝主处死籍没或充军邻居、甲长、乡约分别鞭责和流徙。山东平度州民人王大臣因收留身为逃亡旗下家人的父亲王木匠多尔衮批示：“王大臣著即处斩”其母、弟给逃奴之主为奴家产籍没王木匠鞭一百归还其主邻佑九家及百家长流放1。福临多次严厉斥责奏请减轻逃人法的汉官强调指出“满洲将士以血战所得人口以供种地牧马之役”入关以前“多所俘获”故“日用充饶”现在“逃亡日众”因1《清世祖实录》卷5页1o；顺治元年七月十四日山东巡按朱郎■：《谨启为广文德以端王化事》。2《清世祖实录》卷17页8。 1顺治四年二月十四日刑部尚书吴达海题：《为隐匿逃人事》。 此“困苦多端”如不制止包衣逃亡则“驱使何人养生何赖”2。 多尔衮、福临长期厉行“逃人法”勒令剃易服并专门下谕宣布：“有为剃、衣冠、圈地、投充、逃人牵连五事具疏者一概治罪本不许封进。”3这对汉民带来极大危害成千上万家庭产破人亡也严重威胁了清廷的统治。以“逃人法”而言后果有四。其一惩处之重株连之广祸害之大史所罕见。广西巡抚郭肇基等官因擅带逃人五十三名被处死籍没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仲明因隐匿逃人被刑部议削王爵罚银五千两耿仲明闻讯后于军中自尽。以审理生员吕煌窝逃一案稽迟不当革大学士王永吉职降一级调用罚俸满汉兵部尚书、侍郎、司官噶达浑等十余人分别降级、罚俸、革世职。许多汉族地主官僚或因窝逃被捕严惩家破人亡或被诬告牵连倾家荡产“使海内无贫富无良贱无官民皆惴惴焉莫保其身家”1。 其二减少清皇朝的赋税收入影响了役夫的来源。违犯逃人法则家破人亡而“破一家即耗朝廷一家之供赋杀一人即伤朝廷一人之培养”这样斩杀越多籍没越多清政府赋税收入和役夫来源必将大大减少。其三加深了人民的苦难打乱了地方统治秩序。追捕、押解逃人、窝主赴京质审“道途骚扰冤陷实繁藤蔓不已生齿凋毙”。地方官员士民因查逃人不敢收留难民使得“饥民流离”“老稚僵仆于沟渠”大量饥民冻馁而死。2时人有写诗歌叙此情景：“流民自北来相将向南去。日暮荒祠泪下如雨。饥食草根草根春不生。单衣曝背雨雪少晴。老穉尪羸喘不及喙壮男腹虽饥尚堪负载早舂粮夕牧马妪幸哀怜许宿茅檐下。主人自外至长鞭驱走。东家误留旗下人杀戮流亡祸及鸡狗。日凄凄风破肘。流民掩泣主人摇手。”3其四激起满汉人民强烈反抗包衣连续逃走二次三次甚至四五次出现了“法愈峻逃者愈多”“强有力者”“铤而走险”的形势。 这五大弊政严重破坏了生产力加深了人民灾难也影响了清廷统治的稳定。 2《清世祖实录》卷86页1；卷9o页4、8。 3《清世祖实录》卷28页11。 1《清世祖实录》卷88页18、19。 2《清世祖实录》卷88页18、19。 3申涵光：《聪山诗选》2《哀流民和魏都谏》引自《清诗纪事初编》。第四章康乾盛世第一节计擒鳌拜玄烨亲政四大臣辅政顺治七年十二月皇父摄政王多尔衮病故次年正月福临亲政并随即以谋逆之罪加于多尔衮削其封典籍没家产将其正白旗并为福临亲辖。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七日清帝福临去世遗诏以十四罪自责并命立年方六周岁余号称八岁的皇三子玄烨为皇太子继位为帝令“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臣”“保翊幼主佐理朝政”。一般称他们为辅政大臣或辅臣从此清朝进入了四大臣辅政的时期。 索尼满洲正黄旗人早年来归通晓满蒙汉文被努尔哈赤用为一等侍卫备受皇太极信赖久任吏部启心郎“日直内院”授三等男。遏必隆满洲镶黄旗人是开国元勋弘毅公额亦都第十六子母为和硕公主初袭父一等子爵任侍卫后因故削爵复以功授三等骑都尉世职。鳌拜满洲镶黄旗人是开国元勋费英东之亲侄一贯勇猛冲杀军功累累任本旗护军统领封三等子赐“巴图鲁”称号。苏克萨哈满洲正白旗人其父苏纳娶努尔哈赤第六女尊称额驸。苏克萨哈任牛录额真以军功授三等轻车都尉世职。 入关之前索尼等四人官职并不高其所以能一跃而为主持军国要务的辅政大臣主要是因为他们坚决效忠于皇太极和福临反对多尔衮图谋为帝。 崇德八年（1643）八月初九日皇太极病故。在议立新君之时英郡王阿济格、豫郡王多铎、郡王阿达礼、贝子硕讬等王贝勒大臣欲图拥立睿亲王多尔衮两黄旗中多数大臣欲拥立故主之长子肃亲王豪格索尼、鳌拜等八大臣至肃王府中秘密议定拥立肃王。八月十四日八旗王公大臣于崇政殿集会商议立君索尼、鳌拜等两黄旗大臣于大清门盟誓令两旗巴牙喇兵张弓挟矢环立宫殿两黄旗大臣进入崇政殿索尼、鳌拜先倡议拥立皇子说：“吾等属食于帝衣于帝养育之恩与天同大若不立帝之子则宁死从帝于地下而已。”1在索尼等以“兵谏”来威逼诸王必立皇子的压力下多尔衮放弃了继兄为帝的打算建议立皇太极第九子六岁的福临为君自己与郑亲王济尔哈朗摄政才平息了这场即将爆的八旗诸王相战的烈火。多尔衮当上摄政王后索尼、鳌拜、遏必隆继续效忠幼主“终不附睿王”“不惜性命与之抗拒”。多尔衮勃然大怒尽革索尼所有官职籍没免死赎身黜为民徙居盛京昭陵（太宗之陵）其兄弟子侄任侍卫者1《清世祖实录》卷4页2；李澂：《沈馆录》卷6。 一律革退。鳌拜降一等男两次定罪论死罚银赎身。遏必隆被籍没家产之半革世职。 正因为索尼、鳌拜、遏必隆等冒死力争拥立福临保护幼主忠贞不二付出了重大代价不愧为皇太极之忠臣故福临亲政以后立即对他们委以重任官复原职并加官晋爵。索尼回京晋至一等伯擢内大臣、议政大臣总管内务府；鳌拜晋二等公任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加少傅兼太子太傅；遏必隆复职晋一等公任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加少傅兼太子太傅。苏克萨哈告其主摄政王多尔衮“逆谋”立下大功又逢迎帝君封晋二等子任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加太子太保。 福临为免再次出现亲王摄政危及幼君之祸决定取消八旗王公议立新君掌管军国要务的传统委任经己擢用的心腹大臣为辅臣他在遗诏中着重强调说：“特命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臣。伊等皆勋旧重臣朕以腹心寄托其勉矢忠荩保翊幼主佐理政务布告中外咸使闻之。”1辅政大臣重视整顿吏治连续下谕宣告：“民生之安危由于吏治之清浊吏治之清浊全在督抚之表帅若督抚清正实心爱民则下吏孰敢不洁己秉公。”“设官原以养民民足然后国裕。近闻守令贪婪者多征收钱粮加添火耗或指公费科派或向行户强取借端肥己献媚上官下至户书里长等役恣行妄派小民困苦无所伸告以后著科道官将此等情弊不时察访纠参”。若总督、巡抚仍循旧习将所属州县分为上等下等按等定银收受州县官员馈送“定行从重治罪”。2辅政大臣提倡垦荒以劝垦荒地之多少定地方官员之奖惩河南总督刘清泰、巡抚张自德、偏沅巡抚周召南、湖广巡抚刘兆麟等皆以劝垦荒地之功被加尚书侍郎衔对捏报及垦后复荒之官督抚降级罚俸道府降级调用州县官革职。针对顺治年间因“耕熟后往往有人认业兴起讼端”致民不愿开垦的情况辅政大臣规定“先给帖文以杜争端”并“除三年起科之外如河工、供兵等各项差役给复十年以示宽大之政”1。又对湖广等地穷民及河南数省投诚官兵给牛种银两让其垦田务农。清初四川残破人丁稀少鳌拜等辅政大臣下谕允许各地无业之人由官府“措处盘费差官接来安插”并命各省文武官员“有能招民三十家入川安插成都各州县者量与纪录一次有能招民六十家者量与纪录二次或至百家者不论俸满即准升转”2。 鳌拜等继续实行轻徭薄赋政策开垦荒地三年以后始行征粮并多次1《清世祖实录》卷144页5。 2《清圣祖实录》卷14页19、2o；卷17页13。 1《清圣祖实录》卷3页1o。 2《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第1ooo页“户部题本”康熙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蠲免田赋丁银除康熙三年六月谕令尽免顺治十五年以前各项钱粮外辅政八年中先后下谕蠲免钱粮一百七十四次涉及十六个省的七八百个府州县卫。顺治十八年七月因修建山陵和军费巨大入不敷出曾照明末练饷之例每亩加征赋银一分共增五百余万两。十二月十四日左都御史魏裔介上疏奏称穷苦之民甚为艰苦祈令户部核算“如果足用其加派钱粮即应停止为百姓即所以为国家乃培根本而长治久安之要也”。过了两天十六日辅政大臣即以帝名义下谕宣告：“今思各省水旱盗生未获苏息正赋之外复有加征小民困苦朕心殊为不忍若不急停以舒民困必至失所”除顺治十八年已派外康熙元年通行停止。3鳖拜等辅政大臣推行的一项重大德政是实行“更名田”。康熙七年十月“命查故明废藩田房悉行变价照民地征粮”。由于明朝藩王多已死于兵火庄地纷为地主、佃农占有清廷此举无异是以新庄主的身份向占有庄地之人勒取价银反攻倒算故遭到占有、耕种明王庄田者激烈反抗难以实行。鳌拜等便明智地修改了这个规定于康熙八年三月初八日下谕：“今思既以地易价复征额赋重为民累著免其变价撤回所差部员将见在未变价田地交与该督抚给与原种之人令其耕种照常征粮以副朕爱养民生之意”。其无人耕种之余田招民开垦1。这就在相当大程度上承认了农民在明末起义中获得的成果。据统计这种“更名田”在直隶、山东、山西、陕西、甘肃、河南、湖广等省多达二十余万顷占当时全国耕地总数的二十分之一。 由于鳌拜等努力实行促进经济恢复的措施农业生产有了起色以官府册籍所载丁地赋税而言顺治十七年十二月底全国人丁为一千九百零八万余丁田地山荡畦地五百二十一万余顷征银二千五百六十余万两米麦豆六百零一万余石盐课银二百七十一万余两过了八年康熙七年十二月底人丁增加了二十八万余丁田地增二十万余顷赋银多了二十余万两赋粮增十四万余石盐课银多五万余两。2在军事方面顺治十八年消灭了南明永历帝政权康熙三年又镇压了坚持在川陕楚交界处多年斗争的大顺农民军余部“夔东十三家军”领李来亨等阵亡或自尽统一了全国。鳌拜等辅政大臣为了减少征战与民休息对台湾南明延平郡王郑经（郑成功之子）政权采取以防为主以攻为辅以抚为主以剿为辅的方针利用郑氏内部派系矛盾激化的机会大力招劝其部降清仅从顺治十八年九月起到康熙三年十月郑氏之将军、都督、总兵及副、参、游、守、千、把总等官共三千余员来降其军士百姓十余万随同归顺大大削弱了郑氏政权的力量为日后统一台湾创造了有利条件。先3《清圣祖实录》卷5页18、19、2o。 1《清圣祖实录》卷27页9；卷28页15。 2《清世祖实录》卷143页18、19；《清圣祖实录》卷27页25。 前因对付郑氏政权而采取的迁海政策逼迫福建、广东、浙江、江苏、山东等省沿海居民内迁三五十里设界防守严禁逾越片板不许下海给沿海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鳌拜等辅政大臣逐渐弛禁。康熙四年三月谕允山东青州、登州、莱州等处沿海人民“捕鱼以资民生”八年正月又下旨“尽弛海禁”。 鳌拜等辅政大臣痛恨部分南方士绅抗清反清且其规避赋役之情又十分严重“江南苏州府等处额定钱粮侵欺五十余万之多积至数年之久”故决定清查于顺治十八年三月谕户部：“近观直隶各省钱粮逋欠甚多征比难完率由绅衿藐法抗粮不纳地方官瞻徇情面不尽法征比。嗣后著该督抚责令道府州县各官立行禁饬严加稽查如仍前抗粮从重治罪。”两月以后江宁巡抚朱国治奏：苏、松、常、镇四府及溧阳县“未完钱粮文武绅衿共一万三千五百一十七名”应照例议处。“得旨：绅衿抗粮殊为可恶该部照定例严加议处。”1江南名士如吴梅村、徐元文（顺治十六年状元）、彭孙遹皆牵连入案徐元文由日侍清帝赐乘御马的修撰贬降为銮仪卫经历。同年探花叶方霭“适欠折银一厘”亦被革职时有“探花不值一文钱”之谣。“士绅同日除名者万有余人”2。这就是有名的江南“奏销案”。 随着辅政时间的推移辅臣之间的矛盾逐渐激烈鳌拜利用索尼老病和遏必隆胆小怕事而攫取了大权主宰朝政排挤、压制与己不和的另一辅政大臣苏克萨哈。康熙五年他借口多尔衮“欲住永平府”将镶黄旗应得之地给与正白旗以坏地换好地使本旗镶黄旗领得田地十分“不堪”现应改正决定圈地调换。正白旗人大学士户部尚书苏纳海、汉军镶白旗人直隶山东河南三省总督朱昌祚、汉军镶红旗人保定巡抚王登联因圈地扰民“旗民失业者数十万人”上疏力谏；苏克萨哈维护本旗正白旗利益亦持异议。但鳌拜纠合索尼、遏必隆坚持圈地矫诏诛戮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三人在京畿十几个州县大规模地圈占民地给广大旗民带来严重灾难。 智捕鳌拜四大臣辅政时期工于权术的鳌拜逐渐把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把持了朝政。康熙六年（1667）玄烨已经14岁。这一年三月辅政大臣索尼等奏请玄烨亲政六月索尼病故。七月得到了祖母孝庄太皇太后的允准14岁的玄烨宣诏亲政这就是著名的清圣祖康熙皇帝。 尽管玄烨已开始亲政但鳌拜等仍行辅政。自从索尼去世后“班行章1《清圣祖实录》卷2页3；卷3页3。 2陈康祺：《郎潜纪闻》卷4。 奏鳌拜皆列”1手握权柄的鳌拜视年轻的皇帝为傀儡不肯归政。当时鳌拜的政敌苏克萨哈已经锐气大减认为帝既已亲政为免鳌拜陷害准备引退于是上书奏请辞去辅政大臣往守先帝寝陵以使“如线余息得以生存”。鳌拜先制人抓住机会攻击苏克萨哈存蓄异心、欺藐幼主、不愿归政列罪状二十四条上奏皇帝要求杀掉苏克萨哈。玄烨深知鳌拜与苏克萨哈有仇“以核议未当不允所请”。于是一贯专横跋扈的鳌拜为扫除政敌竟“攘臂上前强奏累日”1立足未稳的皇帝被迫下令处绞苏克萨哈鳌拜除掉了自己多年来的政敌、心腹之患。 索尼病死苏克萨哈处绞辅政四大臣剩下鳌拜和遏必隆了。遏必隆与鳌拜同为镶黄旗人且懦弱无能一贯附和鳌拜不敢立异。鳌拜既清除了政敌综揽朝政权倾一时更加专横。他网罗党羽打击异己“相好者荐拔之不相好者陷害之”2与从弟穆里玛、大学士班布尔善、工部尚书济世、户部尚书玛尔赛结成死党竟然“凡事在家议然后施行”3以至于“红本已科抄辅政大臣鳌拜取回改批”4将部院启奏官员带往私门商酌。甚至在皇上面前“办事不求当理稍有拂意之处即将部臣叱喝”5朝见皇上时“乃施威震众高声喝问”6完全不把年轻的皇帝放在眼中。据说他还图谋暗杀皇帝托病不上朝要帝亲自去探视帝亲临其宅床前问疾御前侍卫现其床席之下置刀。玄烨当即意识鳌拜有不轨之心但一笑了之说：“刀不离身满洲故俗不足异也。”7康熙帝对于鳌拜的行为早已痛恨但自己刚亲政还未有足够实力与之抗衡于是积极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先依靠长期侍卫他的亲信索额图和明珠拉拢一部分朝臣。索额图为索尼之子皇后的叔父被提拔为吏部右侍郎；明珠是内务府总管被提拔为刑部尚书、弘文院学士。此外帝又从满族子弟中选拔一批侍卫每日在殿前作布库游戏（摔跤）实际上是在训练武功亦借此麻痹鳌拜。鳌拜以为皇上“童心好弄”更不介意。 当时的满汉大臣中除鳌拜死党和一部分阿谀逢迎附和者外许多人对鳌拜的专横跋扈十分不满寄希望于年轻的皇帝。康熙六年（1667）内弘文院侍读熊赐履上书列举弊政并明确提出“内臣者外臣之表也；京师者四方之倡也；本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指责“急公喜事之人”1《清史稿》卷249《鳌拜传》。 1《清史稿》卷249《鳌拜传》。 2王先谦：《东华录》康熙八年五月戊申。 3《清史稿》卷249《鳌拜传》。 4钱仪吉：《碑传集》卷11。 5《清史列传》卷6《鳖拜传》。 6《清史列传》卷6《鳖拜传》。 7昭梿：《啸亭杂录》卷1《除鳌拜》。 “但知趋目前尺寸之利以便其私图”1。矛头直指鳌拜。鳌拜欲加之罪玄烨不允。第二年熊赐履再次上书指出“朝政积习未祛国计隐忧可虑”是由于“人事因循所致”2再次隐劾鳌拜。熊赐履的奏书代表了当时相当一部分敢怒不敢言的明哲保身朝臣的意见促成了皇帝更加坚定清除鳌拜势力的决心。 康熙八年（1669）五月玄烨在有了一定准备之后认准了时机果断地采取了行动在鳌拜单身入宫时利用预先埋伏的布库侍卫一举拿下鳌拜并大索其党羽从而结束了“鳌拜辅政”。 玄烨认为“欺朕专权恣意妄为”是鳌拜主要罪过。康亲王杰书等胪列鳌拜罪状三十条其中与其结党擅权有关的二十三条不敬太皇太后的二条对册立皇后妒忌、私买奴仆的五条。朝臣均请置之重典。但皇帝顾及鳌拜系顾命大臣效力年久免于一死“从宽革职仍行拘禁”。其从弟穆里玛及党羽班布尔善等伏诛者九人。并给冤死的辅政大臣苏克萨哈昭雪恢复其官爵令其子承袭世职。被鳌拜无辜杀害的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亦予昭雪追赐谥号、祭葬。遏必隆免死削去太师及后加公爵令其宿卫内廷。 清除鳖拜集团是玄烨亲政后的重大举措对于后来康熙时期的社会展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1《清圣祖实录》卷22。 2《清圣祖实录》卷27。 ------------ 3 第二节强化统治机构加强思想控制设军机处乾纲独断清代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展到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呈现日益强化的趋势。中央中枢机构的权力逐渐高度集中君主皇权进一步加强。 康熙时期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阁既为皇上效劳遵循帝旨处理各事又在一定程度上对皇权起了一些限制作用。国家重要的军政大事仍经皇帝批令议政王大臣会议“每朝期坐中左门外会议如坐朝仪”1。参加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满洲王公贵族由于其地位较高皇帝有时也不得不尊重他们的意见。皇帝为了集中权力于康熙末年派诸皇子管理八旗事物。这样就将旗主的权力接管了过来直接控制了八旗。而随着八旗王公旗主势力的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也日益趋于衰落。 清代内阁正式设置于顺治十五年（1658）由原内三院改称。玄烨冲年践位鳌拜等四大臣辅政时期曾废内阁恢复内三院。玄烨亲政除鳖拜之后于康熙九年（167o年）又恢复了内阁制度自此内阁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末。内阁有大学士、协办大学士、学士、侍读学士、中书等官员。大学士加三殿（保和殿、文华殿、武英殿）、三阁（体仁阁、文渊阁、东阁）名称。大学士协办大学士满、汉皆用无定员。内阁是清代辅佐皇帝处理国家政务的中枢机关之一居六部之上地位崇高。但是即使在康熙时期内阁作为一个中枢机构虽地位崇高其实际权力仍受到多方的限制。先奏折制度削夺了内阁的部分权力。清初无论是官员报告公务的题本还是报告个人私事的奏本都必须经过内阁票拟才能送到皇帝手中这样内阁的意见就会对皇帝生一定的影响。康熙中期较大范围内推行避开内阁的奏折制度。即凡有奏折权的官员由皇帝给折匣匣上加锁钥匙由皇帝和官员各执一把。官员具奏时派人直接送达御前皇帝览阅批示之后又派专人将折匣送回。这样完全避开了内阁的牵制。其次是南书房的设置又分割了内阁的一部分权力。所以内阁当时实际上只是一个承旨出政的中央最高办事机构。 康熙十六年（1677）十月玄烨在皇宫内乾清门右阶下设置了南书房在翰林等官员中“择词臣才品兼优者”入值。入值者称“南书房行走”除陪伴皇帝赋诗填词、写字作画外还秉承皇帝的意旨起草诏令“撰述谕旨”内阁只办理例行事务实际上是将内阁的部分权力移植到南书房。由于南书房“非崇班贵胄、上所亲信者不得入”1所以南书房完全是皇帝严密控制的一个机要机构随时承旨出诏行令。但国家大政仍属内阁皇帝以南书房1昭梿：《啸亭杂录》卷2《议政大臣》。 1肖奭：《永宪录》卷1。 和内阁互相牵制互为补充使皇权得到充分的挥。 从雍正时期开始主义中央集权程度又进一步大大提高就有清一代来说雍正的君主权力可以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雍正年间由于连年对西北准噶尔部用兵往返军报频繁而内阁办公地点在太和门外距内廷较远既不便于保守军事机密又不便于皇帝亲授机宜于是在雍正七年（1729）六月于皇帝住处隆宗门附近设立了军机房。雍正十年（1732）三月军机房改称军机处（全称：处理军机事务处）。军机处初设时就是为了“筹办军务”即处理军务机要所以既无正式衙署只有“值庐”（临时性的简陋办公处所）亦无专职官员都是“内廷差使”。当时在军机处入值的军机大臣、军机章京都是带原官衔兼在军机处处理事务。这个原属临时性的军事机构在完成其历史使命之后本应裁撤但因为这个机构有利于皇权的挥不但未予裁撤反而权力不断扩大以致成为凌驾于内阁和议政王大臣会议之上的最高权力中枢。这样内而六部卿寺及九门提督内务府太监之敬事房外而十八省无事不综汇“军国大计罔不总揽”2。直至光绪二十七年（19o1）另设督办政务处方略分其职。至宣统三年（1911）改设责任内阁时军机处方废止前后执政18o多年。 军机处之所以能由“筹办军务”的临时机构转而成为执掌军国大计的常设机构完全是为适应主义中央集权统治的需要。军机处地处内廷便于宣召皇帝意旨能迅贯彻执行并具有严格的保密性即使王公大臣没有皇帝特旨也不准到军机处值房。甚至其帘前窗外、阶下均不许闲人窥视。皇帝召见军机大臣连太监也不许在侧。军机处有官无吏全部工作由军机大臣主持军机章京办理职官简练“办事较为密”效率高。军机大臣由皇帝在满汉大学士、尚书、侍郎、京堂等官内特简然后应召入值。军机章京由军机大臣在内阁中书及六部司员中挑选优长文笔者传取任用人数无定额且属兼差。尽管地位显赫但若皇帝不满意随意可以斥罢回原衙门完全是听命于皇帝的附庸。军机处扩大以后具体职掌主要有六：一是撰拟谕旨和处理奏折；二为议大政议后提出应因、应革、应止、应行等处理意见奏报皇帝裁夺；三系谳大狱参与重大案件审拟；四乃参与重要官员的任免和考试；五是随侍皇帝出巡奉旨出京查办事件；六系为皇帝准备处理政事的参考资料。权力所及均系朝廷军政大计。 尽管军机处权力很大但时刻处于皇帝的严密监视之下为了不使“大权旁落”削弱皇权从雍正开始又采取一系列限制办法以掣其权从而保证皇帝“乾纲独揽”皇帝不交办的事务军机处无权过问。即使交办的事务也只是遵照皇帝意旨协助处理“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也”1。2《清史稿》卷176《军机大臣年表》。 1赵翼：《瞻曝杂记》卷1。 军机处设置以后皇帝之下的中枢权力随着军机处权力的扩大而逐渐生转移。先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进一步削弱。雍正时期为了使旗人“只知有君主不知有管主”继续推行康熙末年开始的削弱八旗王公旗主权力的政策对旗主实行严格的监督。军国大计已不交议政王大臣会议讨论议政王大臣也只是一个虚衔既无应办之事又无处置之权殊属有名无实乾隆帝弘历便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十月下令取消议政大臣名称。其次雍正、乾隆时期内阁的权力亦受到极大的限制。尽管雍正时将大学士的品位提升为正一品内阁大学士成为皇帝之下的最高官员犹如列朝的丞相“勋高位极”“品列皆文班”但如不入军机处兼任军机大臣就唯有空名并无多大实权。因为军机处权力扩大以后内阁被排斥于机密政务之外军机处撰拟的谕旨诏令不经过内阁而直接由军机处密封经驿马递送给各地方督抚称为“廷寄”直接交给中央各部院的称为“交片”各地方的奏折也不经内阁而直接交军机处。特别是乾隆十三年（1748）以后停止使用奏本奏折与题本成为两种并行的上行文书。中央和地方官员往往先用奏折向皇帝密报机密事物而题本只报告一般例行公事。这样主管题本的内阁所处理的只是通过题本上行下达的一般例行公事其实际权力大大削弱。 这样一来军机处就把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阁的职权集于一身直接听命于皇帝皇权得到高度的挥也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办事手续提高了行政效率。 此外清朝为了加强对少数民族特别是对蒙古族、藏族、回族地区的统治在朝廷设置理藩院专管“外藩”事务其地位与六部相当。雍正元年（1723）以后以满洲王公、大学士兼理院事。 中央中枢机构的权力高度集中皇帝在任用官员方面也别具一格。一方面在中央机构中实行“满汉复职制度”如在内阁规定大学士、协办大学士满汉皆用；在六部规定尚书满汉各一员左右侍郎满汉各一员。另一方面让满族官员处于掌实权的核心地位虽然满汉官员同任一职决定权却往往掌握在满洲贵族手中军机处的领班军机大臣一般大多是满洲贵族。至于议政王大臣会议清一色的全部是满洲贵族所组成。再从中央中枢机构高级官员的人数上看也是旗人占优势。据统计从顺治三年到光绪二十年（1646——1894）内阁和六部的官员中从大学士、尚书、侍郎、员外郎、主事旗人任职的约占4oo名而汉人任职的只有16o余名。这些都表明清朝统治者不仅高度集中权力同时将核心权力交由满洲贵族执掌并利用满洲贵族监视汉族官员从而达到“乾纲独揽”。 常设督抚编制保甲清代地方机构设省、道、府（州、厅）、县（州、厅）四级。行省（简称省）是地方最高一级行政组织每一省或二省、三省设总督一人总督是地方最高长官俗称制台。总督掌管所统辖地区的文武、军民总理戎政戍守疆土。道、府副将以下官员都由总督向朝廷奏请升迁和罢黜并有对外交涉之权。每省另设巡抚一人是一省地方政务的长官主管考核地方官员、督理粮饷、关税、漕政、督察科举考试和兼理军事。总督和巡抚在明朝中后期初设时是属临时派遣性的清朝固定为常设官员。督抚同属统辖一方的封疆大吏。总督例兼兵部尚书及都察院右都御史为从一品官巡抚亦例兼兵部侍郎和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衔为正二品官均以军职而兼民政监察地方。清代在鸦片战争前设总督8个即直隶总督（管辖今河北及内蒙一部分）、两江总督（江苏、安徽、江西）、闽浙总督（福建、浙江、台湾）、湖广（湖南湖北）总督、云贵总督、两广总督（广东、广西、海南岛）。分任各省的巡抚18个即江苏、江西、安徽、山东、山西、河南、福建、浙江、湖南、陕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湖北、四川、直隶、甘肃其中直隶、甘肃、四川等省由总督兼巡抚。督抚是清朝在地方实行统治的支柱所以清朝统治者历来选派亲信充任以便加强对地方权力的控制是皇权在地方上的代表。总督和巡抚一般多用满人和汉军旗人。康熙时一般汉人任督抚的“十无二三”。乾隆时巡抚满汉各半而总督仍多用满人。后来也有汉人充任总督巡抚中汉人的比重也逐渐增加。为了对总督和巡抚的权力加以限制并使其互相牵制有时一省既设总督又置巡抚督抚同住一城督抚事权交叉而统一于中央。每省督抚之下设布政使和按察使分别管理行政和司法。 此外清代还有相当于省一级的特别行政区一是新疆、西藏、青海、外蒙古、东北等地区一是京畿地区和盛京地区。清代在新疆、西藏、青海、外蒙古、东北等地设有驻戍将军、办事大臣、参赞大臣、领队大臣、帮办大臣等官员署理所辖地区军政事务。盛京地区是清皇朝祖宗祥之地京畿地环卫皇城所以亦设置特殊地方政权。清入关以后把盛京作为“留都”并于盛京地方设辽阳府顺治十四年（1657）改为奉天府设府尹一人掌管盛京地方政事。乾隆二十七年（1762）规定由盛京将军节制。乾隆三十年（1765）又实行军民分治府尹亦由盛京六部特简大臣兼任。京畿地区设顺天府管辖京师及附近州县掌京畿地区政事。雍正元年（1723）以后由六部尚书、侍郎内特简大臣一人兼管府尹事。奉天、顺天两府府尹可直接向皇帝奏事其地位相当于各省的巡抚。 省之下设道、府（州、厅）、县（州、厅）由道员、知府、知县执掌政事。知府以下官员多用汉人。地方基层政权实行保甲制度是清代巩固统治的又一重要措施。 清初即实行保甲制度乾隆二十二年（1757）正式颁布的保甲法规定：每十户为一牌设牌头。十牌为一甲设甲长。十甲为一保设保长。牌头和保甲长均由地主衿绅及望族的族长担当以监视管辖区内的人民的活动和人口流动情况。每户的户主姓名、职业以及丁男口数都一律写在“纸牌”上“出外注明所往入则注明其来”1。其目的在于“弭盗”。保甲制不仅推行于内地农村各城市镇草墟以及偏远山区、少数民族居住区都一律编制保甲。严密的保甲组织密布全国城乡广泛地控制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起着巩固清王朝统治基础的作用。 广开科举屡兴文狱为了加强思想领域的控制清朝统治者采取怀柔和镇压的两手政策。一方面采取笼络手段用科举考试办法网罗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大兴文字狱残酷镇压具有反清思想的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 清初在未统一全国以前即已采取科举办法考选秀才、举人。顺治年间科举制度基本定型。全国统一以后于康熙初年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清代科举制度基本上沿袭明代。清代科举大致为四级即童试、乡试、会试、殿试。尚未取得生员资格者都叫童生童生经过县试、府试、院试统称为童试童试考中的叫秀才。举人可参加每三年在京城由礼部主持的会试会试考中的叫进士。然后皇帝在殿廷对会试考中的进士进行考试叫做殿试。殿试中式者分为三甲：一甲取三人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编修；二甲取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亦取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殿试中试者除一甲三人外还须进行一次朝考试毕分别授职。考中者授翰林院庶吉士再入院读书然后取得高官厚禄。未中者分别用为主事、中书、知县等。清代科举八股文仍占重要地位八股格式更加机械化形式死板内容空泛。四六骈体的殿试策颂联套语千篇一律竟成了登上仕途的主要手段实际上是束缚知识分子思想的桎梏。清初对于满洲、蒙古八旗子弟采取另外一种类似科举的特殊考试即在试题内容上只有汉文译成满文和蒙古文称为“翻译科”录取分满、汉两榜。雍正开始满汉一体考试录取时同榜张贴。除正常进行的四级考试外有时奉“特旨”举行特殊考试称为“特科”如“博学鸿儒科”、“经济特科”、“孝廉方正科”、“恩科”等。康熙十七年（1678）曾开“博学鸿儒科”由在京三品以上大臣在外各地督抚保荐有一定才学和声望的知识分子直接进行殿试只考诗赋不考八股一经录取即授翰林院官职。这一次“特科”罗致了汉族知识分子中的“名儒”如朱彝尊、汤斌、毛奇龄等143人。其中5o人分别授侍读、侍讲、编修、检讨等职。有清一代统治者对科举考试极为重视曾经颁布严格的《科场条例》但考场作弊、士子贿赂、主考舞弊的案件仍接连不断。清代的科学制度一直延续到光绪三十一年（19o5）才由清廷下令废止。至此自隋唐以来一直作为1《清朝文献通考》卷22《职役》二。 封建统治选拔人才的主要办法的科举制度才结束其历史使命。 除了通过科举考试这一“正途”入仕而外康熙十二年（1673）还诏举“山林隐遗”实际上就是要罗致那些明亡之后、暂时不肯仕清的汉族衿绅以扩大满汉地主阶级联合统治的基础。翌年又颁行捐纳制度即向朝廷捐款纳资以购买官位和职衔。这样一方面可以使封建国家得到一笔可观的财政收入同时又为有钱的地主、商人及其子弟谋取官职开辟了新的门径。但捐纳制度弊端丛生不仅使清皇朝的封建官僚机构恶性膨胀同时也导致吏治的日益败坏。 在怀柔、笼络的同时清朝统治者对于不利于他们统治的思想言行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一方面收缴、销毁和篡改不利于清王朝统治的书籍另一方面大兴文字狱。 文字狱即“因文字贾祸之谓”。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历代封建皇朝屡兴文字之狱而清代文字狱次数之多处罚之严实为历代所罕见。清初统治者忙于军事征服没有余力来解决思想领域问题。在全国统一战争基本结束以后而国内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仍然十分尖锐的情况下清朝统治者为了强化其在思想领域的统治企图通过暴力手段来扑灭汉族人民的反抗意识钳制言论禁锢思想于是迭兴文字之狱。凡是不利于清皇朝统治的文字、著述和言行一概被斥为“悖逆”和“狂吠”罗织罪名然后置之重典。从康熙到乾隆前后大约12o年据不完全统计大小案件有9o多起。大部分集中在雍正、乾隆年间其中乾隆四十三年至四十七年（1778—1782）五年之间就有将近4o起文字狱的规模是空前的。康熙朝较大的文字狱有两起即庄廷■的明史案和戴名世的《南山集》案。 明史案生于康熙二年（1663）当时玄烨尚未亲政。浙江湖州富商庄廷■从明末大学士朱国祯的子孙处购到朱国祯撰写的明朝历史的稿本。庄廷■本是个双目失明的瞎子但为了沽名钓誉于是请人续补朱国祯书中所缺的崇祯朝及南明历史。书成后改名《明书》并署上了他自己的大名。但庄廷■未及刊刻这部书就死了。书中如实地叙述了满洲族先祖与明王朝的隶属关系清入关前用明朝年号不是用清朝年号指责孔有德、耿仲明等叛明降清等。庄氏触犯了禁例于是参与编纂或在卷列名者以及为庄氏书作序、刻字、校对、印刷、售卖者甚至买书者及庄氏全族遭株连达2oo多人其中7o多人被杀。庄廷■早死亦被剖棺戮尸。 《南山集》案生于康熙五十年（1711）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在未中进士和担任编修以前曾网罗散失佚文搜求明朝野史访问遗老著成《南山集》。因集中论及南明史事用了南明弘光、隆武、永历年号而未用清朝年号而且认为清朝应从康熙元年算起因为南明还存在顺治朝不算正统被左都御史赵申乔告言其“语多狂悖”终以“罔视君亲大义”处斩戴名世戴名世同族16岁以上均被斩杀并株连作序、刻印、售卖者计数百人。 雍正时期由于康熙末年诸皇子争夺皇位斗争的影响胤禛即位后极力镇压各种异己势力所以文网更加严密动辄罗织罪名甚至望文生义无中生有以此作为镇压具有反清意识或排斥打击异己势力的手段。雍正四年（1726）江西主考官查嗣庭出了‘维民所止”的试题这本是《诗经》中的一句话被人告说是“维止”两字是把“雍正”两字“去”砍了雍正的头“谓之大不敬”1。于是把他下了大狱死于狱中乃戮其尸株连亲属和学生。其实查嗣庭之所以下狱一是他趋附权臣隆科多二是他在日记中把戴名世案件说成是“文字之祸”“维止”两字只是借口。雍正朝最大的文字狱是生在雍正六年（1728）的吕留良案。吕留良为浙江人是明末清初知名理学家病死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明亡后吕留良誓不仕清隐居山林落为僧锐意著述曾作诗“清风虽细难吹我明月何尝不照人”以表达其拒清复明之志。其著述中有强烈的反清意识力倡华夷之别。雍正五年（1727）湖南永兴人曾静因访得吕留良的遗稿深受吕留良华夷之别理论的影响于是令其弟子张熙投书策反川陕总督岳钟琪以岳钟琪是岳飞后裔而清是金人之后岳家与金世代为仇相劝并列雍正帝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耽酒、淫色、怀疑、诛忠等罪状十款要岳钟琪起兵反清。岳钟琪向朝廷告。雍正六年（1728）曾静、张熙均被逮捕入狱。经审讯曾静言其反清思想出自吕留良华夷有别论于是雍正帝下令搜查吕留良著述及日记亲自撰文批驳吕留良华夷有别论并将其所撰文章及历次谕旨、曾静口供一并刊刻公布名为《大义觉迷录》。吕留良以华夷有别作为反对清朝统治的理论依据而雍正帝则认为华夷无分、满汉一体。“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我朝入至中土君临天下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1显然雍正帝一方面极力否认当时仍然存在的激烈尖锐的民族矛盾借以缓和汉族地主知识分子和广大汉族人民的反清情绪；另一方面为清朝在汉族地区统治合法化大造舆论。华夷无别论反映了清朝统治者的大一统观念但雍正帝以此编织文网则是另有目的的。 雍正十年（1732）十二月将吕留良开棺戮尸吕氏一族或斩示众或杖责充军妇幼皆籍没为奴。其门生弟子及私藏吕氏书的人也有不少遭到杀害。雍正帝还命令大学士朱轼把吕留良的《四书讲义语录》“逐条摘驳纂辑成帙”予以刊刻消弭吕留良的影响其处置是极其严酷的。而对犯曾静、张熙却“免罪释放”。雍正帝逼迫曾静写了自白书表示悔过并颂扬皇帝的“圣德”然后作为悔过的典型予以赦免。但雍正帝死后乾隆帝弘历即位半年还是将曾静、张熙两人处斩《大义觉迷录》也作为“”收回。 1《清稗类钞、狱讼》上《查嗣庭以文字被诛》。 1《大义觉迷录》。 乾隆时期文网之严密罗织之苛细则是前所未有的。一字一语即可锻炼成狱。以至一时形咸了吹毛求疵、深文周纳的恶劣的社会风气。乾隆一朝有案可稽的文字狱案有七、八十起其中很少有真正属反对清朝统治而罹祸的。大致一类是属于触犯忌讳如有些皇帝专用的字眼和词语一般臣民加以使用就是僭越犯上。湖南乡绅黎大本为母亲祝寿以其母“比之姬美、太姒、文母”、“称为女中尧舜”2因比之不当被罚充军；江苏地主韦玉振为他的父亲刊刻行述文中有“于佃户之贫者赦不加息”1误用“赦”字被斥为“狂妄”；河南民人刘峨刊刻《圣讳实录》一书专门销售给应考的童生因内容是讲述什么字应当避讳怎样避讳的所以把应当避讳的皇帝名字“各依本字正体写刻”2结果被处斩；江西举人王锡侯嫌《康熙字典》收字太多难以贯穿因此自撰《字贯》意欲用字义把零散的字贯穿起来因书中凡例对玄烨、胤禛、弘历三帝的名字没有避讳被斥为“大逆不法”而惨遭斩。另一类属吟诗作文时用字不慎而被猜疑或曲解为有意影射而陷入文网的。浙江举人徐述夔的《一柱楼诗集》中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方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3之类的诗句；方芬《涛浣亭诗集》内有“乱剩有身随俗隐问谁壮志足澄清”、“蒹葭欲白露华清梦里哀鸿听转明”4等诗句。乾隆帝认为他们有反清复明之心罗织成罪。再一类纯属于歌功颂德、曲意逢迎但因文字不当而致罪的。顺天生员安能敬在科举考试的试卷上作诗内有“恩茶已千日驱驰只一时。知主多宿忧能排难者谁”。他的本意“原要竭力称颂”但不会作诗词不达意说了些糊涂话结果被认为“语涉讥讪”5差一点丢了脑袋。直隶人智天豹编了《大清天定运数》一书本是歌颂清朝国运长久只因书中写乾隆年数只写到五十七年又未避讳玄烨的庙号被认为“罪大恶极”结果身异处。 乾隆十六年（1751）曾生一起涉及范围广、影响程度深、株连人数多的特殊文字狱案。当时社会上秘密流传着一份伪托工部尚书孙嘉淦名义的奏稿长达万言。奏稿中指责乾隆帝有“五不可解、十大过”并弹劾许多在朝的权贵重臣。伪稿案后乾隆帝谕令各个部门和大批官员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追查一年半之中在全国内地的17个行省都现许多传抄者因伪稿案而被辑捕的人犯达上千人有十几名督抚官员因伪稿案而被申饬、降职以至革职查办结果杀了长淮千总卢鲁生、南昌守备刘时达这两个所谓2《清代文字狱档》第四辑《黎大本私刻资孝集案》。 1《清代文字狱档》第七辑《韦玉振为父刊刻行述案》。 2《文献丛编》第4辑《刘峨刷卖圣讳实录案》。 3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册《闲闲录案》。 4《清代文字狱档》第七辑《方国泰案》。 5《清代文字狱档》第七辑《安能敬试卷诗案》。 “伪稿人”而不了了之。如此大规模的文字狱在历史上是罕见的。这一方面反映了广大知识分子和人民对清朝统治的强烈不满另一方面也说明清朝统治者为了镇压广大知识分子和人民的反抗是不惜代价的。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迭兴文字狱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所涉及的对象不仅是汉族地主知识分子而且上有政府官员下有一般平民。在严密的文网之下广大知识分子人人自危不敢议论朝政不敢研究经世致用的学问迫使知识分子走上学术和现实相脱离的道路埋头于故纸堆中搞繁琐的考据。清朝统治者通过文字狱压制了反清思想的传播严密地控制了思想文化领域强化了封建主义中央集权统治。 到了乾隆末年一方面知识分子中的反清思想在严密的文网之下基本上被镇压下去；另一方面各地人民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清朝统治者把打击矛头转向镇压农民起义。于是在乾隆四十三年至四十七年（1778—1782）大兴文字狱之后文网稍疏转而改用笼络、麻痹知识分子的政策。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屡兴文字狱对新思想的窒息对社会风气的毒化已经产生了恶劣的后果即造成了“万马齐喑”的局面这就直接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特别是思想文化的展。 除了大兴文字狱借以钳制天下之口统一士人的思想、言论外收缴、焚毁不利于其统治的书籍是清代又一项文化高压政策。乾隆时期借编纂《四库全书》的机会下令对全国图书典籍进一步彻底清查把大量有价值的书籍付之一炬。乾隆帝下令在清查中对于毁誉、“诋触本朝”的“违碍”、“狂悖”书籍一律收缴和焚毁。有些书籍尽管不予销毁但对于“违碍字句”必须一律“改易”。“明季末造野史”、“国初人伪妄诗文”是清查的重点。因为清初统治者为了隐匿其先祖女真与明朝的隶属关系所以对于明末清初的野史、杂记中“诸申”（或女真）、“建州卫”、“建夷”之类的记载深恶痛绝甚至连宋代的书提到抗金明朝的书提到抗元也在禁例。此外清初一些汉族知识分子心怀反清复明之志吟诗作文时免不了骂清朝几句。所有这些在清朝统治者看来都是“违碍”和“狂悖”书籍一律销毁或改易。加上查缴并无统一标准于是负责查缴的官员寻词摘字、断章取义、索隐微、牵强附会使得收缴和销毁的范围大大扩大。乾隆时期这一次收缴的规模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历来文人荟萃书肆众多的江浙地区是清查收缴的重点地区。江苏专门设立江宁、苏州两个书局掌管收缴。浙江从乾隆三十九年到四十七年（1774—1782）进行了24次大规模的清查和毁书。经过大规模的收缴属于、销毁的书籍乾隆一朝“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部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1。乾隆时期大量收缴和焚毁书籍的结果造成大批历史文献和具有进步思想的书籍被焚毁而失传留下来的大多是“钦定”官书对我国古代文化遗产是一重大摧残。1孙殿起：《清代知见录》自序。 修订清律法律是上层建筑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封建法律也是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国家机器的一个重要支柱。因此历来的封建统治者都十分重视法律的修订并利用封建法律维护其统治。 清入关以前展进步中的满族社会仍沿袭祖宗之法。清入关并随着全国的日趋统一修订一部完整的封建法律已经势在必行。但入关之初统一战争尚未结束清统治者迫于巩固统治的需要于是在明律的基础上“斟酌损益”而成《大清律集解附例》于顺治四年（1647年）颁布施行。康熙、雍正两朝随着国内政治局势的日趋稳定统治者的注意力逐步转移到以法治天下方面来于是多次对清律进行了较大程度的增删修订。乾隆帝即位后在前代修订的基础上对律例条文逐条进行了校正最终完成《大清律例》并于乾隆五年（174o）“刊布中外永远遵行”计47卷226门。至此中国历史上最后一部比较完备的封建法典正式完成了。 大清律既沿袭了中国历代封建法典的主要内容同时又吸收了历代封建统治者的统治经验有所创新而使新律具有其本身的历史特点。先它吸收了自唐朝以来为历代封建法律所沿袭而又能典型地体现封建法律阶级性的十恶八议的内容。十恶即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八议为议亲、议故、议功、议贤、议能、议勤、议贵、议宾。十恶八议充分体现封建法律维护君主制度、封建等级制度、封建伦理道德以及封建地主阶级特权的阶级实质。大清律还对十恶八议的适用范围又有所扩大这样就扩大了对人民反抗斗争的镇压面、打击面又使封建地主阶级中享有种种法律所规定的特权的人员有所扩大。 其次大清律并不是中国历代封建法律的翻版它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第一满人、汉人在法律上不平等确认满族特别是满洲贵族在法律上的特权。清代相当长时间涉及满人案件一般司法机关无权审理。京师的一般满人诉讼由步军统领衙门审理内务府下辖满人诉讼由慎刑司审理满洲贵族诉讼归宗人府审理地方各省的满人诉讼由满洲族的将军和都统审理。涉及满人、汉人之间的诉讼案件尽管归一般地方司法机关受理但无权对满人作出判决只能够送满人的司法机关处理量刑往往从轻还可以“减刑”、“换刑”满人也有特殊的监狱犯人待遇优于汉人。第二依例不依律皇帝的谕旨内外大臣的条奏成为“定例”后“则用例不用律”1。条例代替律一方面表明皇帝的意志不受任何法律条文的约束另一方面条例起着增补、严密封建法律的作用。第三刑制也有扩大和加重。除沿用笞、杖、徒、流、死五刑又增加了迁徙、充军、遣、枭等项刑1《清律例》卷4o总类《比引律例》引。 罚手段。第四为了加强对少数民族的统治清朝统治者还制订了专门适用于少数民族的法律如蒙古族的《蒙古律》、藏族的《番律》、维吾尔族的《回律》、西南苗族的《苗律》等。 第三节平定“三藩”之乱统一台湾削平“三藩” “三藩”是指镇守云南、贵州的平西王吴三桂、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之信（袭其父尚可喜封爵）和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袭其父耿继茂所袭其祖父耿仲明封爵）三个藩王。这些藩王及其父、祖在镇压各族人民抗清斗争围剿农民起义军和消灭南明小朝廷过程中为清廷南征北战立下汗马功劳受到清朝的晋封令其镇守藩地。由于“三藩”都身拥重兵驻防地方之后飞扬跋扈俨然以土皇帝自居。他们割据一方自作威福并且互通声息相互联络因此最终对清廷构成尾大不掉之患。 三个藩王中吴三桂势力最大。吴三桂为原锦州总兵吴襄之子。吴襄因罪下狱吴三桂晋升总兵驻防宁远。崇祯十七年（1644）明廷封其为平西伯。明末战乱之际吴三桂有意避实就虚保存实力。清廷多次遗书招降吴三桂李自成农民军亦派人招吴三桂。吴三桂初取观望骑墙态度不久降大顺军后因农民军在北京“追赃助饷”吴三桂决意降清与清军联合于山海关石河西大败农民军有功于清廷受封平西王。入关后吴三桂随清军西下陕西南进湖广追剿李自成农民军。后清廷令其镇守汉中。顺治八年（1651）率清兵征四川。顺治十四年（1657）受封平西大将军率清兵自川入黔。顺治十六年（1659）进驻云南。顺治十八年（1661）十二月领兵进入缅甸俘南明永历帝及其部属回兵后奉命镇守云南、贵州并被晋封为亲王。吴三桂自恃山海关引清军入关以及剿灭南明永历小朝廷功劳最大因而最为跋扈。自顺治十六年（1659）吴三桂开始留镇云南总管云南文武军民、兵马钱粮一切事务。并有权黜陟云南将吏连总督、巡抚也“听王节制”康熙元年（1662）开始又“兼辖贵州”权力在藩王中是最大的。吴三桂并不以此为满足他利用手中的权力在云南地方肆意盘剥、鱼肉人民不断扩充实力“广征关市榷税、盐井、金矿、铜山之利”1并开山炼矿自铸钱币。吴三桂占据了明永历帝朱由榔所居五华山故宫为藩王府又籍没了明藩王黔国公沐氏的全部庄田为藩庄还圈占了大量明代卫所的军田形成“勋庄棋布”的局面。此外吴三桂还大肆圈占民地“勒军民为余丁”并放高利贷“诱人称贷责重息”2。吴三桂财政开销户部不得查核。他借口“边疆未靖兵力难减”保持雄厚兵力。吴三桂拥有旗兵五十三佐领（一佐领二百甲每甲五丁）；绿旗忠勇五营、义勇五营计1.2万人。加上四镇援剿的兵力、云贵地方官所辖绿旗兵总兵力达9万多人他又拥有特权“所辖文武将吏选用自擅”“并屡引京朝官各省将吏1《清史列传》卷8o《吴三桂传》。 2刘健：《庭闻录》卷4。 用以自佐”3时称“西选”一时“西选之官几满天下”因此吴三桂网罗了一批党羽“水6冲要遍置私人各省提镇多其心腹。子为额驸朝政纤悉旦夕飞报”“挟边防以自重”4。又借口与西藏茶马互市“岁遣人至藏熬茶”5与西藏上层分子相联络。时贵州提督李本深、四川总兵吴之茂、陕西提督王辅臣都是他的心腹旧部皆唯命于吴三桂。吴三桂依仗这些雄厚实力无视朝廷朝廷“稍示裁抑仍不自责辄生怨望”1构成对清皇朝的严重威胁。 尚之信之父尚可喜在广东耿精忠之父耿继茂在福建也称霸一方。尚可喜和耿精忠的祖父耿仲明均系辽东人原皆为明朝镇守辽东的军事将领降清时曾得皇太极重礼相待并分别授总兵官。崇德元年（1636）又封尚可喜为智顺王、耿仲明为怀顺王并给予种种优遇。入关后随清军西下陕西后尚可喜随阿济格南进湖广耿仲明随多铎南下江南为剿灭李自成农民军和摧毁南明福王政权立下汗马功劳。顺治六年（164o）清廷改封尚可喜为平南王耿仲明为靖南王年底各率兵进广东第二年便攻占了广州。耿仲明因隐匿逃人而畏罪自杀其子耿继茂袭爵率兵。顺治十六年（1659）清廷命平南王尚可喜驻镇广东靖南王耿继茂驻镇四川第二年又改靖南王驻镇福建。尚可喜、耿继茂二藩在镇压郑成功领导的东南沿海人民的抗清斗争中曾起过重要作用。 尚可喜、耿继茂两藩王各拥旗兵十五佐领加上所属绿旗兵各六七千人兵力不下数万力量稍逊于平西王吴三桂。尚、耿最初同驻广州一城他们设“总店”搜括民财“大自盐铁小及鸡豚城市乡村列坐抽剥有司莫能诘百姓莫敢言”2。后来尚可喜在广东“私市私税”每年所获银两不下数百万“广东所有大市、小市之利经藩下诸人霸占者无算”1。此外尚可喜还垄断对外贸易大搞走私活动。他指使藩府参将沈上达乘海禁之时外国的商船不敢贸然前来于是联结他人私造大船擅自出海贸易所获非法收入难以统汁获利尽归尚藩。以是藩府之富几甲天下。他们还巧取豪夺肆意霸占民田“占耕民田千百顷”。他们到处横征暴敛又增立盐埠私课盐税派藩兵开山伐木取山林之利。两藩竞相斗富为了兴建富丽堂皇的藩王府滥征民力搞得怨声载道。耿藩改镇福建后更是横征盐课勒索银米无所不用其极。粤、闽人民深受藩害之苦。 “三藩”占据南方一线拥有重兵不仅不能成为清朝的藩篱反而拥3《清史稿》卷474《吴三桂传》。 4魏源：《圣武记》卷2《康熙勘定三藩记》上。 5《清史稿》卷525《西藏》。 1刘健：《庭闻录》卷4。 2（康熙）《南海县志》卷7《食志·课程》。 1《清圣祖实录》卷91。 兵自重侧目朝廷。而朝廷每年还得向“三藩”供应大量饷银使得“天下财赋半耗于三藩”2。这对清朝是一个沉重的负担。随着割据势力的日益膨胀撤藩已势在必行。 康熙十二年（1673）三月平南王尚可喜因年老多病愿归老辽东疏请以其子尚之信袭爵继续镇守广东。康熙帝认准这是一个撤藩的好机缘降旨称赞尚可喜“很知大体”同时指出广东已“底定”藩王坐镇已无必要故不允尚可喜之子袭爵继续坐镇而令其撤藩回辽。吴三桂自认为功高位重也假意疏请撤藩以试探朝廷态度。他以为“予疏即上上必不敢调予具疏所以释其疑也”3。疏入朝廷大臣中意见不一争论不休“言不可撤者甚多言宜撤者甚少”4。康熙帝态度非常坚决认为“三桂等蓄谋已久不早除之将养痈成患。今日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1。毅然允其所请下令撤藩。随后耿精忠也疏请撤藩帝亦同样照准令将三藩尽徙回山海关外。康熙帝裁撤三藩的决心并非一日“自少时以三藩势焰日炽不可不撤”2亲政以后曾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3作为警言书而悬之于宫中柱上。康熙帝认为“三藩俱握兵柄恐日久滋蔓驯致不测故决意撤回”4。可见其撤藩的举措是经过长期深思熟虑的。三藩俱撤击中了这些称霸一方的骄兵悍将的痛处于是吴三桂在康熙十二年十一月先公开难起兵叛乱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他以复兴明室相号召并布《反清檄文》伪称所谓明朝托孤皇三太子以“寄命”于他把自己打扮成明朝的忠臣妄图用谎言来赢得民心获得支持。一时间一些叛明降清的武将一些督抚和提督、总兵等相率附和以致“伪檄一传四方响应”“相率背叛”5。翌年三月靖南王耿精忠在福建康熙十五年（1676）月平南王尚可喜之子尚之信在广东相继响应吴三桂公开叛变。其他一些与清廷有矛盾的汉籍将领如广西的孙延龄（孔有德之婿）、王雄四川的罗森、郑蛟麟、谭弘等也先后归附吴三桂。耿精忠在勾结吴三桂后曾联络了据守台湾的郑成功之子郑经约为援军。郑经率军队窜犯闽、粤沿海转入江西以为策应。吴三桂等三个藩王动的这场反对清皇朝统治的叛乱史称“三藩之乱”。 吴三桂叛变后叛军来势凶猛猝不及防。吴军很快攻占了湖南的衡州、2魏源：《圣武记》卷2《康熙勘定三藩记》上。 3《清朝野史大观》卷5《刘玄初》。 4《清圣祖实录》卷99。 1《清史稿》卷2691《索额图传》。 2《清圣祖实录》卷99。 3《清圣祖实录》卷154。 4《清圣祖实录》卷99。 5《清朝野史大观》卷5《王文靖请斩吴应熊》。 常德、岳州前锋直达澧州。耿精忠叛变后也很快进入江西、浙江。叛军在一年多时间里控制了大江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形势十分严重。 面对吴三桂的叛乱年方二十岁的康熙帝果断刚毅先排除朝廷部分大臣缓撤的主张下令削夺吴三桂的王爵以示武力平定叛乱的决心并处死在北京居住的吴三桂之子吴应熊、孙吴世霖“以寒老贼之胆以绝之望以激励三军之心”1。然后兵讨伐吴三桂。 康熙帝针对当时复杂的国内形势进行平定叛军的作战部署将清军分为两条战线。把自古即为兵家必争之地的湖北的荆州以及“水6皆与楚闽接壤”的江西作为前线以八旗劲旅固守遏止叛军过江北上将地控南北交通要道的山东衮州和地扼东西咽喉的山西太原作为后方两个支点调重兵把守控制南北和东西两条孔道以策应前线。按照这一部署仅两年时间清军逐渐占据了优势。于军事征讨的同时下诏训谕云、贵两省官员及军民“各宜安分自保无所诱胁。即或误从贼党但能悔过归诚悉赦已往不复究治。至尔等父兄子弟亲族人等现在直隶各省出仕居住者已有谕旨俱令各安职业并不株连尔等勿怀疑虑。其有能擒斩吴三桂头献军前者即以其爵爵之。有能诛缚其下渠魁及以兵马城池归命自效者论功从优叙录朕不食言”2。用以安定人心。于此同时又对一些汉将实行笼络政策。为了稳定西线对拥兵观望、叛服不定的陕西提督王辅臣着意笼络。王辅臣杀了朝廷派驻陕西的经略莫洛这本是蔑视朝廷的大罪但康熙帝不仅宽容不治其罪反而下诏自责“则朕之知人未明”“咎在朕躬于尔何罪？”1王辅臣终于在康熙十五年归附清廷。康熙帝对甘肃提督张勇也加恩重用使之忠于朝廷以解除西北之患使朝廷能集中兵力对付南方的叛军。康熙帝在吴三桂公开举起叛旗之后为了集中兵力剿灭吴三桂曾下令停撤耿精忠、尚之信二藩。在处死吴三桂在京子孙时耿精忠诸弟在京“照旧宽容”。耿精忠叛乱之初康熙帝即派人传谕耿精忠“果能追念累朝恩德及伊父忠荩遗言革心悔祸投诚自将侵犯内地海贼剿图功即行赦免前罪视之如初”2。给耿藩留有后路。在招抚的同时加强军事攻势清军迅占据了浦城、建宁、延平等府县。康熙十五年（1676）十月四日靖南王耿精忠在清军大兵压境内部矛盾重重“军饷馈乏军士逃亡”3的情况下被迫率文武官员出降。帝命耿精忠“仍留靖南王爵率伊所属官兵随大兵（指清军）征剿海逆（指郑经）图之赎罪”4。郑经力不能挡也1《清朝野史大观》卷5《王文靖请斩吴应熊》。 2《清圣祖实录》卷275。 1《清圣祖实录》卷51。 2《圣祖御制文集》卷4。 3《平定三逆方略》卷2o。 4《清圣祖实录》卷63。 退返台湾福建底定。广东的尚藩在吴三桂叛变后平南王尚可喜仍效忠朝廷为此康熙帝晋封尚可喜为平南亲王。康熙十五年初尚可喜卧病尚之信代之理事部将相继叛投吴三桂于是尚之信亦附吴作乱并受吴三桂招讨大将军伪职后又封亲王。十月尚可喜病逝不久福建耿精忠降清尚之信知继续附吴已无出路于是主动派人持密函请降。帝赦免其罪并令其“相机剿贼立功自效”1。康熙十六年（1677）五月四日在清军兵抵广东韶州时尚之信率文武官员剃“归正”并派尚之瑛去韶州迎接清军帝也令“著袭其父尚可喜平南亲王爵”。这样广东亦平定。从而剪除了吴三桂的侧翼使吴军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此外由于入关后满洲八旗将领及旗兵长期养尊处优逐渐削弱了战斗力而西南地区又多山地八旗骑兵挥不了多大作用因此康熙帝不得不借重绿营兵。清朝绿营兵均为汉人由于清朝统治者实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绿营兵与八旗兵在地位和待遇等方面差距悬殊即使是绿营兵的将领亦在八旗将领的监督之下因此绿营兵官兵处处受到牵制。但绿营兵数量大又以步兵为主熟悉地方地形环境宜于西南山地作战因此康熙帝极力安抚绿营将领和汉兵制定“绿旗官兵赏格”破格提拔了一些绿营将领以绿营为主力来围剿叛军。 清军在耿精忠、尚之信、王辅臣等先后归附朝廷以后集中主要兵力围剿叛军元凶吴三桂。康熙十六年（1677）吴三桂占领了湖南衡州分兵犯广东乐昌、江西南安。康熙帝派屡立战功的穆占率清军进取衡州以“遏贼后路”和“宽缓”广东。穆占所率清军迅攻占茶陵、仁安等许多地方。康熙十七年（1678）初清军先后又收复了湖南一部分地区。这样清军就完全控制了叛军外围的广东、福建、江西、陕西等地。眼看大势已去情急势绌的吴三桂迫不急待地于康熙十七年（1678）三月在湖南衡州即皇帝位国号大周建元昭武企图以此稳定叛军鼓舞士气。八月吴三桂病死。他的孙子吴世璠（吴应熊之庶子）在衡州继承帝位改元洪化。吴三桂一死叛军内部人心惶惶无一定攻守之策屡战屡败。特别是对湖南咽喉要地岳州一战。康熙帝集中了荆州、陕西、河南、安庆各地军队围攻岳州并采纳了原吴军水师将领林兴珠的建议以水师断岳州饷道然后水6两军猛攻岳州。清军利用吴三桂死后军心涣散之机一面加强军事进攻一面瓦解敌军内部伪总兵王度冲、伪将军陈伯等率部降清。清军在湖南战场上很快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叛军纷纷溃败岳州败弃长沙等地叛军闻讯也弃城南逃云、贵。 康熙十八年（1679）四月在“湖南悉皆平定广西亦已纳款”叛军据守滇黔一隅的形势下康熙帝下令指出“当时倡叛罪止吴三桂一人所属人员均系胁从情可矜恕”对于投诚者“皆赦其前罪论功叙录加1《清圣祖实录》卷64。 恩安插”1。这一政策对叛军起到了迅瓦解的作用。不久叛军副总兵周嘉员即率文武官员61人兵丁934o人眷属65oo余口向清廷投诚。 康熙十八年（1679）底勇略将军陕西提督赵良栋、奋威将军平凉提督王进宝收复关中、洛阳等地后康熙帝即令其率领绿营入川并令满洲八旗兵为后应以接济粮饷相互策应。由于各路大军协同作战康熙十九年（168o）正月即克定四川随后即令赴良栋兼云贵总督率大军自四川入云、贵另令湖广总督蔡毓荣、平南将军赉塔分别从湖南、广西进军云、贵直捣平西王的老巢。康熙二十年初清军攻下贵州数路清军会师昆明城外。清军围困昆明吴世璠束手待毙城内文武官员纷纷出降。十月二十八日守城叛将线緎等策划献吴世璠降清吴世璠闻变自杀。二十九日线緎开南门纳城投降。清军析吴三桂骨骸分各省传示吴世璠悬示众。 在主要精力放在对付吴三桂的同时康熙帝一直没有放松对尚之信、耿精忠二藩的防范。一旦吴三桂问题基本解决他即着手解决尚之信、耿精忠对清廷的威胁。早在尚之信表示“归正”朝廷之后就有人密告尚之信“心怀两端”。帝令尚之信率兵进取潮州、湖南尚之信违命不行。永安危急时先是坐视不救后虽出师但密令总兵官“顿兵不进”。尚之信“时而疏请出兵湖南时而疏请出兵广西及命下则一兵不”1。尚之信这些举动康熙帝早有觉察只是选择时机问题。此外尚之信还“冒兵饷擅杀无罪人”2并“在广东卖官虐民抄家充饷重敛横征”3。康熙十九年（168o）六月康熙帝密令将尚之信逮至京师八月即予赐死。同时对其父尚可喜忠于朝廷“不肯从逆”大加表彰并允许将尚可喜尸骨及眷属家口一并搬往尚可喜的老家奉天海州。之后又将尚之信藩下十五佐领官兵分入上三旗仍驻防广东另设将军、副都统管辖；三总兵标下兵丁裁汰部分后新设将军管辖。尚之孝、尚之隆免罪之后家下所有壮丁分为五佐领隶汉军镶黄旗下。这样广东尚之信问题彻底解决了。与此同时康熙十九年（168o）八月借耿精忠自请入京晋见的机会削夺了耿精忠的兵权并交法司勘问最后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以逆党罪将其处死。 在吴三桂、尚之信、耿精忠三个藩王相继被解决以后康熙帝为了安定南疆防止藩王势力东山再起又对三个藩王部属作了妥善处理和安置。藩属部队编制进行了整顿福州、广州、荆州另派八旗兵驻防；对三个藩王属下财产一律籍没充公；清除藩地弊政由中央任命得力地方官进行整肃。这些措施的实施基本解决了长期以来三个藩王统治地区与中央政令不一、积弊太多的问题。至此“三藩”之乱彻底平息撤藩目的基本达到。 1《清圣祖实录》卷8o。 1《清朝先正事略》卷8《傅忠毅公事略》。 2《清朝先正事略》卷8《傅忠毅公事略》。 3《清圣祖实录》卷91。 “三藩”之乱前后为害八年殃及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广东、江西、福建、湖南、陕西、甘肃等省破坏国家统一给人民带来战争灾难。清王朝平定“三藩”之乱翦灭割据势力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使西南地区免遭割据势力的戕害是顺应我国多民族国家走向统一的历史趋势的。整个平叛战争康熙帝始终居中指挥由于军事部署得当且制定了正确的政策使平叛战争最终取得了胜利。吴三桂等“三藩”的叛乱的失败是必然的。先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残酷镇压农民起义和剿灭南明政权穷追到缅甸捕杀永历帝朱由榔等行径都不得人心；吴三桂等起兵叛乱的目的只是保持他们的藩王地位裂土称王满足其一己私利因此得不到其他政治势力的支持；叛军又缺乏严密的组织指挥者多所失误等等。所有这些都说明吴三桂等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战争是以清朝的胜利和吴三桂等的“三藩”的失败而告终的。清朝倾其全力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康熙帝为巩固清朝的统治创建了殊勋以后出现的“康乾盛世”正是建立在这块基石之上的。 统一台湾康熙元年（1662）郑成功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了台湾。不久郑成功去世其子郑经继位。之后台湾郑氏集团内部矛盾重重郑经与其叔父郑世袭为争夺权力生火并政治上越来越走下坡路。而清由于当时国内棘手问题很多对台湾不能以武力压服也主要采取“招抚”政策。这样使得郑氏集团暂时取得了一个喘息时机得以在台湾维持一段时间的割据统治。早在康熙元年（1662）郑成功病逝后不久清廷即派人前往厦门招抚郑经。其时郑经与其叔父郑世袭火并正烈郑经害怕清廷“指日加兵内外受困”因此阳奉阴违虚与应付以“苟延岁月”。第二年郑经得势则提出“请如琉球、朝鲜例不登岸不剔易衣冠”1。清廷当然不会答应双方仍成对峙局面。当年十月清军分三路攻厦门等地清军击败郑军攻占了厦门。郑经退守铜山。后郑军军官眼看大势已去纷纷率兵降清致使郑军在大6沿海据点纷纷失守。康熙三年（1664）清廷授福建提督水师总兵官施琅为靖海将军令其统帅水师前往征剿郑经。施琅率水师先后三次渡海均因台风袭击而未成功。康熙六年（1667）清廷又派福建招抚总兵官孔元章先后两次渡海招抚郑经但郑经仍顽固地坚持所谓“朝鲜例”招抚未成。康熙七年（1668）初令施琅来京师商讨进兵台湾的大计。施琅到京师后详陈武力统一台湾的意见但因当时天下初定沿海地区人心未稳施琅的意见未被采纳。不过康熙帝意识到武力统一台湾只是时间问题因此尽管未采纳施琅的意见但命其为内大臣留在京师以备应急之用。康1魏源：《圣武记》卷8《康熙勘定台湾记》。 熙八年（1669）帝又亲颁谕旨委派重臣赍诏书前往招抚无奈郑经一意孤行招抚未果。 康熙十二年（1673）“三藩”之乱生。耿精忠约郑经为援率军西渡大6。郑经利用清廷忙于平服吴三桂、耿精忠叛乱之机率军攻占了闽、粤沿海的泉州、漳州、兴化、潮州、惠州五府和闽西北的汀州、邵武两府。这些地方除潮州惠州原属广东的尚之信藩地外其余均属靖南王耿精忠的藩地。因此郑、耿为争夺地盘生冲突。康熙十五年（1676）清廷派军队入闽由于耿精忠又反水降清与清廷联合攻郑经郑经孤军不支只好退守金、厦。清军因吴三桂叛乱尚未平息无力渡海所以仍采取招降政策。这样清军与郑经仍成对峙局面。其后清廷派康亲王杰书、福建总督姚启圣极力招抚郑经。尽管郑经一再拒绝招抚但其部属兵丁却“至者如归”仅康熙十七年（1678）六月至十一月投向清军的郑军部属军官就有1237员兵丁11639名。康熙十八年（1679）初郑经的五镇大将廖琠、黄靖、赖祖、金福、廖兴及副总兵何逊等各带所部官兵来归其中文武官员374员士兵12124名。在这种情况下郑经被迫收缩防务主要兵力撤回台湾而留守金、厦的官兵眼看大势已去纷纷降清。康熙十九年（168o）三月金门、厦门即为清军所占。 康熙十九年（168o）底清朝平定了三藩之乱除台湾以外的全国大6基本统一台湾继续孤悬海外不利于多民族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巩固和统一。因此统一台湾势在必行。 康熙二十年（1681）郑经暴死其长子郑克■继位。不久郑经部将冯锡范等杀郑克■年仅十二岁的次子郑克塽即位袭延平王仍奉南明为正统。此时台湾郑氏集团内部生长幼争立的内讧政治日趋内部分崩离析。加之随着全国大6的统一“反清复明”的口号已经失去其号召力大6士兵纷纷思归郑氏集团内部人心惶惶继续割据的局面已经很难维持。 但清廷内部在是否武力统一台湾问题上颇有分歧。朝廷一部分大臣认为天下初定“凡事不宜开端当以清静为主”1主张缓征台湾。福建地方的水师提督万正色也上奏认为“台湾断不可取”2。福建海防长官宁海将军喇哈达等也持反对态度。许多朝中大臣“咸谓海洋险远风涛莫测长驱制胜难计万全”3力主放弃武力征讨。一部分朝廷大臣还对康熙帝重用郑氏集团降将施琅不满认为如果派施琅出征“去必叛”。内阁大学士李光地、福建总督姚启圣、福建巡抚吴兴祚等力主乘机攻取台湾。康熙帝在经过一段犹豫之后最后下决心攻取台湾以“底定海疆”实现其一统海1《明清史料戊编》卷116。 2《清圣祖实录》卷116。 3《清圣祖实录》卷112。 内的宏图。康熙二十年（1681）六月他布诏令：“郑锦（经）既伏冥诛贼中必乖离扰乱宜乘机规定澎湖、台湾。”并令总督姚启圣、巡抚吴兴祚、提督诺迈、万正色等与将军喇哈达、侍郎吴努春“同心合志将绿旗舟师分领前进务期剿抚并用底定海疆毋误事机”4。 康熙二十年一方面福建水师提督万正色不主张攻取台湾另一方面内阁大学士李光地、福建总督姚启圣等极力保荐施琅认为“他是海上（指郑氏）世仇其心可保又熟习海上情形。其人还有谋略为海上所畏”5。因此康熙帝决定再度起用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作为攻台主帅“委以独任专征”大权到福建统领军队进取台湾。他下诏书宣布：“今诸路逆贼俱已歼除应以现在舟师破灭海贼。原任右都督施琅系海上投诚且曾任福建水师提督熟悉彼处地形、海寇情形可仍以右都督充福建水师提督总兵官加太子少保前往福建。到日即与将军、总督、巡抚、提督商酌克期统领舟师进取澎湖、台湾。”1施琅降清后康熙元年（1662）曾一度出任福建水师提督康熙四年（1665）五月又曾率福建水师自福州的铜山（今东山）渡海攻台至清水洋因遇风折回所以他对台湾海峡一带海上形势、地理环境、天文风候十分熟悉这就为清军取胜创造了有利条件。 施琅到福建后迅组织起一支由原郑氏降兵及福建新练水师为主的水军这支军队既熟悉海情又有多年海上作战经验同时又配备有精良大炮的高大坚固、行驶迅捷的战船只待选择战机准备渡海作战。台湾海峡尽管宽只二三百里但风险浪恶气候变化无常渡海作战仍有不少困难。施琅充分估计到各方面的困难并从困难条件出制定作战方案：第一以攻取澎湖作为第一个战略目标先取澎湖“以扼其吭”。既可作为清军可进可退的基地又可控制制海权封锁郑军的通道。第二选择西南风始季节作为渡海进兵的战机。一改过去东北风盛行时渡海的传统打法。这样既能出其不意又使水军能抛泊海上选择准确的进攻机会。第三兵分三路东西两翼配合集中优势兵力于中路与敌军主力决战。 郑军在侦得清军将以澎湖为第一个战略目标后即派能攻善守的大将刘国轩率精兵2万余名大小船舰2oo余艘并“缘岸筑短墙置腰铳环2o余里的壁垒”1固守澎湖。 康熙二十二年（1683）六月十四日施琅率领战船3oo余艘水师2万余人仍自铜山出洋第2天上午战船即6续到达澎湖海外。十六日曾生小规模海战双方各有损伤。二十二日清军分三路出击与郑军决战施琅亲率主力担任中路主攻。清军利用“风利舟快瞬息飞驶居上风上流之4《清圣祖实录》卷96。 5《清圣祖实录》卷96。 1《清圣祖实录》卷96。 1《清史稿》卷47《施琅传》。 势压攻挤击”2一鼓作气经过七八个小时激战大败郑军。刘国轩率所剩几只小舟逃回台湾。澎湖为台湾门户一旦失守台湾即失去了屏障。施琅派员到台湾劝降联络刘国轩。刘国轩见大势已去于是派兵监视郑氏统治集团郑克塽、冯锡范只得上表求降八月清军胜利进驻台湾。由于郑氏集团政治所以清廷统一台湾得到台湾各族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清军至台湾时“百姓壶浆相继于路海兵皆预制清朝旗号以迎王师”3。台湾人民是迫切希望国家统一的。 清廷尽管攻取了台湾但在台湾问题的处理上朝野之间意见分歧康熙帝亦处于动摇犹豫之中。朝廷和闽浙地方的不少官员主张放弃台湾守澎湖。施琅力排众议主张坚守台湾。他认为台湾是“江、浙、闽、粤四省之左护”在国防上有重要战略意义而且“野沃土膏物产利溥”经济上亦大有开的前途。特别是他很有远见地意识到若弃而不守西方殖民主义者必利用台湾“窃窥边场逼近门庭乃种祸后来沿海诸省断难晏然”遗患后世。因此从这个角度施琅认为台湾“即为不毛荒壤必借内地挽转运输亦断断乎其不可弃”1。施琅恳切陈辞阐述利害得到大学士李蔚、工部侍郎苏拜、都察院左御史赵麟等人的赞同和支持于是康熙帝始决定坚守台湾在台湾设台湾府下辖台湾、诸罗、凤山三县隶属福建省。台湾、厦门合派一道官管辖。并派兵8ooo人驻防设总兵一员副将二员澎湖亦派副将一员统兵2ooo人驻防。这样台湾重新统一于清王朝中央政府的管辖。 统一台湾使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中这不仅对国家统一具有重要意义对台湾的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展也具有重要意义。后来事实证明台湾经济、文化的进一步振兴正是在台湾重新统一于清朝中央政权管辖之后。 2阮旻锡：《海上见闻录》定本。 3《靖海志》卷4。 1施琅：《陈台湾弃留利害疏》康熙《台湾府志》卷5o。 第四节平定准部统一回疆三征噶尔丹清初居住在我国西北方的蒙古族分为三大部即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咯蒙古、漠西厄鲁特蒙古。漠南蒙古于清入关前即已归服于清朝。漠北喀尔喀蒙古下分札萨克图、土谢图、车臣三部。漠西厄鲁特蒙古部明朝初期称瓦剌明末清初时称为厄鲁特居住在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一带。厄鲁特蒙古又分为四大部：游牧于巴尔喀什湖以东、天山以北、伊犁河流域的称准噶尔部；游牧于乌鲁木齐附近地区的称和硕特部；游牧于额尔齐斯河沿岸的为杜尔伯特部；游牧于塔尔巴哈台附近地区的称土尔扈特部。明末崇祯初年土尔扈特部因受准噶尔部的排挤和袭扰其部5万余帐离开塔尔巴哈台原牧区向西远徙到额济勒河（今伏尔加河）流域游牧。之后和硕特部也因为与准噶尔部生冲突离开乌鲁木齐地区原牧地向东南移牧青海一带。而杜尔伯特部尽管也受到准噶尔部的控制但因其与准噶尔部是同族关系所以仍然共牧于阿尔泰地区。 清初漠西厄鲁特蒙古各部也先后遣使来贡所以清朝政府认为“厄鲁特、喀尔喀向来归化职贡有年”1。但是噶尔丹夺得准噶尔部的统治权后不断地扩张其势力攻掠邻部跃居四部总汗严重威胁漠北喀尔喀蒙古和西北地区。 噶尔丹如此有恃无恐与沙皇俄国的怂恿和支持密切相关。从康熙十三年到康熙二十二年（1674—1683）间噶尔丹几乎每年都派人与沙皇俄国相勾结并“企图同俄国订立军事同盟和求得俄国给予‘军队和枪炮’的援助”2。噶尔丹出兵喀尔喀蒙古时正是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率领蒙古军民抗击沙俄侵略者并包围了沙俄军队于色楞格斯城堡内的关键时刻。结果由于噶尔丹从西面向喀尔喀部动进攻使其腹背受敌迫使土谢图汗只得撤退包围沙俄侵略者的军队噶尔丹替沙俄侵略者解了围。 从噶尔丹军队大兵压境之际土谢图汗便率领喀尔喀蒙古军进行了坚决的抵抗。在鄂罗会诺尔双方“鏖战三日”3但终因寡不敌众遭到失败。沙俄侵略者趁机引诱喀尔喀蒙古投降沙俄。在这关键时刻喀尔喀蒙古宗教领哲布尊巴丹拒绝沙俄的诱降毅然率领喀尔喀三部蒙古军民数十万人南下内徙。由于喀尔喀蒙古系“尽弃部落牲畜而来虽少有所携难以自存”1康熙皇帝派专使尚书阿喇尼等前往探望并下令开归化城、张家口、独1《清圣祖实录》卷137。 2沙斯京娜：《十七世纪俄蒙通使关系》第162页。 3《清圣祖实录》卷136。 1《清圣祖实录》卷137。 石口、喜峰口、古北口、杀虎口等处粮仓赈济喀尔喀三部蒙古妥善安插他们在内蒙古北部“水草俱佳”的科尔沁牧区居住放牧。 康熙二十九年（169o）五月玄烨得知“噶尔丹将借兵鄂罗斯（俄罗斯）”立即传谕在北京的俄国使臣吉里古里、伊法尼齐：“噶尔丹迫于内乱食尽无归内向行劫今仍扬言会汝兵同侵喀尔喀喀尔喀已归顺本朝倘误信其言是负信誓而开兵端也”2。既揭露了噶尔丹勾结沙俄的无耻行经又警告了沙皇俄国。但噶尔丹仍一意孤行遂于康熙二十九年六月率军两万以追击喀尔喀蒙古为名大举南犯深入漠南蒙古乌珠穆沁一带。由于理藩院尚书阿喇尼等“违命轻战”以至清军初战失利噶尔丹军队得以乘势渡过西拉木伦河深入到距北京仅7oo里的乌兰布通（今内蒙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南境）。 对于噶尔丹与喀尔喀蒙古的矛盾。康熙皇帝曾竭尽全力进行调解但噶尔丹仍然在沙俄的怂恿和支持下大举进攻。为了巩固北部边疆康熙皇帝三次亲自出征组织和指挥清军平定噶尔丹最后迫使势穷力蹙、走投无路的噶尔丹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三月十三日“饮药自尽”。其属下3oo余户携带噶尔丹尸骸及其女儿钟齐海前来投降清朝。 逐准安藏康熙三十六年（1697）噶尔丹死后清廷因策妄阿拉布坦助剿其叔噶尔丹有功承认策妄阿拉布坦为准噶尔汗统治阿尔泰山以西地方。但策妄阿拉布坦对清廷“貌恭顺怀不靖志”又逐渐走噶尔丹的老路。康熙三十八年（1699）策妄阿拉布坦率兵占据了哈萨克草原南部并乘土尔扈特部内讧之机吞并了前往雅梅什湖一带游牧的土尔特部领阿玉奇儿子散札克所属一万五千余户人口还切断土尔扈特与清廷的联系截留土尔扈特部前往清廷的使者抢夺贡物断绝贡道。此外策妄阿拉布坦又出兵攻打南疆回城喀什噶尔用武力控制南疆回部六城。总之在不长时间策妄阿拉布坦的军事力量已经控制了整个天山南北并将其扩张的矛头指向西藏。 康熙五十五年（1716）策妄阿拉布坦开始入侵西藏十一月派策另敦多卜率领六千精兵启程为了掩人耳目防止清廷和西藏方面觉他选择了一条人迹罕至的道路军队“涉险冒瘴昼伏夜行”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七月到达藏北纳克产地区然后经腾格里海直趋达木。管理西藏事务的拉藏汗对于准噶尔军的突然到来毫无准备仓促招募军队迎战。到当年十月底准噶尔军队攻占了拉萨将拉萨古城洗劫一空举世闻名的布达拉宫也遭到严重破坏。他们杀死了拉藏汗组织了一个听命于准噶尔的傀儡政权。他们对于西藏各教派的广大人民进行前所未有的残酷迫害。 2《清圣祖实录》卷146。 西藏的拉藏汗政权是得到清廷承认的拉藏汗也是由清廷委任而管理西藏事务的所以清廷对于西藏事务十分关注。由于西藏地处西部边陲路途遥远信息传递很慢所以清廷未能及时得到准噶尔军入藏的准确消息。康熙五十六年七月将军富宁安先向清廷报告了准兵入藏的实情请求朝廷“救兵”。康熙帝为了安定西藏遣军进击驱逐了准兵使西藏地区得到安宁。 平定阿睦尔撒纳叛乱乾隆年间辉特汗阿睦尔撒纳与准噶尔汗达瓦齐为争夺厄鲁特四部的统治权互相残杀阿睦尔撒纳兵败不得已率所属2万多人归顺清廷。达瓦齐贪婪残暴到处攻城掠地遭到厄鲁特四部人民的反对。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乾隆二十年（1755）清政府派班第为定北将军阿睦尔撒纳为定边左副将军为一路另命永常为定西将军为一路进军伊犁。准噶尔部台吉、宰桑纷纷归降达瓦齐见大势已去率军逃往格登鄂拉。清兵两路追击达瓦齐被迫逃往南疆后被维吾尔族军民捉获送至清廷。 阿睦尔撒纳是在势穷力竭的情况下投归清王朝的他的野心不仅要攫取准噶尔部汗位而且要做漠西厄鲁特蒙古的“四部总台吉西域”1。因此尽管清廷晋封他为双亲王给予双倍俸禄亦不能遏止其野心。于是乾隆二十年（1755）阿睦尔撒纳在伊犁公开动叛乱。 阿睦尔撒纳的叛乱使清军措手不及驻守伊犁的定北将军班第兵败自杀。不久喀尔喀蒙古的青滚杂卜郡王亦起兵叛清。西北边疆一时变乱四起。乾隆帝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先派军队平定了喀尔喀蒙古青滚杂卜的叛乱然后西向平定阿睦尔撒纳叛乱经过一年多的战争清军进驻伊犁。叛军头目阿睦尔撤纳早与沙皇俄国相勾结兵败后投奔沙俄。清廷认为“俄罗斯既已收留叛贼必且抚而用之”1事后必然是西北边陲不得安宁的祸根因此通过理藩院一再通牒沙俄将阿睦尔撒纳送回。沙俄托辞推诿不予交回。直到阿睦尔撒纳患天花病死之后在清廷的强硬交涉下沙俄才不得不把阿睦尔撒纳的尸体送交清朝政府。 从康熙二十九年（169o）噶尔丹进攻开始中经策妄阿拉布坦侵藏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阿睦尔撒纳叛乱失败为止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前后67年。清廷为了平定准部不断用兵西北耗费了大量人力和物力增加了人民的负担但对准噶尔部的平定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巩固了清朝政府对西北边疆地区的统治打击了沙皇俄国的侵略势力。 1魏源：《圣武记》卷4《乾隆荡平准部记》。 1《清高宗实录》卷555。 定乱安回乾隆二十二年（1757）天山南路维吾尔族上层领波罗尼都、霍集占即所谓大小和卓兄弟动叛乱史称大小和卓叛乱。 康熙十年（1671）准噶尔汗噶尔丹出兵占领了天山南路将当地的“回部”（维吾尔族）领阿布都什特扣押到伊犁并对当地的维吾尔族人民实行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康熙三十五年（1696）噶尔丹被清廷击败阿布都什特得以解脱清廷护送其返归南疆叶尔羌管辖南疆“回部”事务。阿布都什特死后其子玛罕木特继位因欲极力摆脱准噶尔部的控制被准噶尔汗策妄阿喇布坦俘劫到伊犁并禁锢起来。玛罕木特长子波罗尼都次子霍集占也同时被押解伊犁禁锢。乾隆二十年（1755）清军打败达瓦齐占领伊犁波罗尼都、霍集占兄弟同时获释。清廷将波罗尼都送回南疆叶尔羌继续管辖“回部”事务而留霍集占于伊犁管辖伊犁地区的维吾尔族事务。阿睦尔撒纳在伊犁动叛乱时霍集占助纣为虐参与叛乱。清廷迅平定阿睦尔撒纳叛乱霍集占逃亡南疆投奔其兄波罗尼都。 波罗尼都自返归南疆叶尔羌后与清廷一直保持密切关系一切“听候大皇帝谕旨”。但霍集占逃归南疆后以“准噶尔已灭近地并无强邻收罗各城可以自立”1煽惑波罗尼都。在霍集占的蛊惑之下波罗尼都终于赞同其弟之议杀害了清廷派往南疆库车执行招抚使命的副都统阿敏道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兴兵作乱欲图独据回疆。 清廷得悉霍集占兄弟叛乱后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五月以都统雅尔哈善为靖逆将军率领清军以及维吾尔族阿奇木伯克鄂对所统领的维族士兵1万余人由吐鲁番出前往镇压。战争开始大小和卓曾迷惑了数十万维吾尔族群众参与其中但霍集占叛乱破坏了当时南疆刚刚安定的局面把维吾尔族人民又重新推入水深火热之中所以很快大批维吾尔族伯克、人民纷纷逃离叛军大小和卓归顺清帝。清军占库车时霍集占弟兄逃至阿克苏和乌什当地维吾尔族领闭城不纳只好又返叶尔羌波罗尼都则占喀什噶尔互成犄角之势。清廷调定边将军兆惠率军南下先攻叶尔羌。由于清军长途跋涉兵员又处于劣势致使兆惠所率的三四千士卒被回军包围在叶尔羌城东黑水营达三个月之久。乾隆二十四年（1759）初清定边右副将军富德所率援军到达方解黑水营之围。是年六月清军分两路出击兆惠率军由乌什取喀什噶尔富德率军由和阗取叶尔羌。在清军的强大攻势之下霍集占兄弟弃城夺路西窜部属纷纷归降最后在伊西洱库河谷叛军几乎全部被歼。霍集占弟兄逃入巴达克山部为其领擒杀后献尸清廷。大小和卓叛乱被彻底平定。 清廷在平定天山北路准噶尔部和天山南路的“回部”之后随即采取一1《回疆通志》卷12。 系列措施加强清廷对新疆的统治。 先强化新疆地方的统治机构乾隆二十七年（1762）设置“总统新疆南北两路事务”的伊犁将军驻扎伊犁统辖全疆军政事务。然后在新疆北路设置乌鲁木齐都统和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管辖乌鲁木齐、巴里坤、吐鲁番、塔城诸处军政；又在新疆南路设置喀什噶尔参赞大臣下辖叶尔羌、和阗、英吉沙尔、乌什、阿克苏、辟展、巴里坤、哈密等处的办事大臣以及吐鲁番的领队大臣。对于天山南路的“回部”维吾尔族聚居区仍承袭原有的伯克制各城仍设阿奇木伯克（即正城主）和伊什罕伯克（即副城主）但均由参赞大臣奏请皇帝简放品级自三品至七品不等管理当地的回城民政事务。 其次为了展新疆经济和加强对新疆地区的统治清廷在新疆各地大力开展屯田。东起巴里坤西至伊犁河广泛垦田开荒。早在康熙、雍正年间用兵准噶尔时即于新疆屯田乾隆年间屯田范围日广。据不完全统计乾隆三十一年（1766）仅新疆绿营军的营屯亩数已达17929o亩；到乾隆四十年（1775）时仅新疆募民屯垦的户屯亩数已达28o253亩。在大兴屯田的同时为了繁荣工商业清廷在阿克苏设铸钱局铸造“乾隆通宝”铜币行新疆各地。 再次新疆地处西部边陲交通不便为了及时传递消息清廷在天山南北主要交通线普遍设立“军台”。 第五节安定西南辖治蒙区西藏直隶朝廷清入关以前于崇德四年（1639）曾派专使入藏联系。崇德七年（1642）西藏各教派领派遣伊拉古克三等专使到盛京朝贡。同年和硕特蒙古顾实汗杀藏巴汗尊五世喇嘛罗桑嘉错为宗教领袖控制了西藏地方的权力后又于顺治二年（1645）赠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以“班禅博克多”的尊号以分割五世喇嘛的权力巩固其在西藏的统治地位。 清入关定都北京以后清廷进一步加强与西藏的联系。顺治八年（1653）顺治皇帝派恰噶喇嘛、嘉饶喇嘛入藏问候和班禅并邀请五世喇嘛到北京会晤。顺治九年（1654）顺治帝在太和殿设宴为洗尘。翌年五世喇嘛返藏顺治帝又在南苑设宴为之饯行册封五世喇嘛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遍瓦赤喇恒喇喇嘛”册封顾实汗为“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明确了五世喇嘛的宗教领袖地位和承认顾实汗对西藏地方的统治。 准噶尔部的侵扰结束了长期以来清廷依靠和硕特蒙古统治西藏的局面清廷开始着手重新组建西藏地方政权。采取噶伦共同掌政制度即由清廷委任五人为噶伦（开始时四人）其中一人为席噶伦一总西藏地方政务。乾隆十五年（175o）清廷下令废藏王建立噶厦（令机关）于驻藏大臣和喇嘛之下设四噶伦（三俗一僧）分理政务。四噶伦地位平等互不统属。自此喇嘛由西藏地方的宗教领袖转而成为政治领袖。这样西藏的噶厦即成“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隶属于清帝。与此同时提高驻藏大臣的地位和扩大驻藏大臣的职权。 乾隆五十六年（1791）又生了廓尔喀人（尼泊尔的一个民族）入侵西藏事件。廓尔喀为了达到扩张其势力的目的借口边境税收纠纷大举入侵掠夺后藏残杀藏民。八世喇嘛和七世班禅报请清廷兵。乾隆帝即派大将军福康安率领由满、汉、蒙、藏等各民族人组成的军队一万七千人入藏在藏族人民的支援下乾隆五十七年（1792）五月即将廓尔喀人全部逐出西藏迫使廓尔喀“军前乞降”永不再犯。 廓尔喀军能很快深入后藏地区充分暴露西藏噶厦地方政权的弱点和弊端官吏贪污舞弊兵备废弛若不改弦更张西藏政局就不能安定。乾隆帝命福康安等会同西藏各方人士筹议西藏善后章程。经过先后多次会奏最后经清帝批准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正式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章程》第一条先明确规定：“驻藏大臣督办藏内事务。”1地位与喇嘛、班禅平等噶伦以下官员尽为驻藏大臣属员事无大小均应禀1《卫藏通志》卷12。 告驻藏大臣办理。特别是清廷接受了以往为喇嘛呼毕勒罕（化身）纷争不已的教训创设了“金瓶掣签”制度即在喇嘛的化身出世之后将西藏各地报出的呼毕勒罕由驻藏大臣将姓名、出生年月日用满、汉、藏文缮写在牙签上投入“金奔巴”（即金瓶）瓶中然后由驻藏大臣亲自用象牙筷子从中取出一根以此认定继承喇嘛的灵童然后在驻藏大臣主持下举行坐床典礼。由此明确规定了喇嘛和班禅转世必须由驻藏大臣亲临并履行“金瓶掣签”手续。此外又规定西藏地方上起噶伦下至营官的所有大小官员一律由驻藏大臣会同喇嘛拣选分别奏补拣放。并对官位的品级、铨选亦作了详细规定。 驻藏大臣对于西藏的3ooo名藏军负有督察、校阅等责任藏军的大小军官均由驻藏大臣会同喇嘛拣放经过考验有权升擢和斥革。另外派绿旗兵一千名驻藏。驻藏大臣每年春伙两季定期巡边并派人沿边设鄂博（用石块堆砌以作定界）。 西藏的外交大权一律集中于驻藏大臣。喇嘛和班禅与邻国的来往书信必须交驻藏大臣阅视回信必须由驻藏大臣代为酌定邻国侨商入藏必须持有驻藏大臣颁的执照。 此外驻藏大臣对西藏的宗教事务、司法案件均有管理和核定之权。 对于西藏的财政亦有“稽查总核”之权。总之驻藏大臣作为清朝中央政府的代表在西藏地方行使全面的统治权力。《章程》还规定西藏地方的赋税和财政收入一律归西藏地方支用。驻藏军队的费用及西藏地方主要官吏的俸禄一律由中央政府支出。在西藏地方设铸钱局铸造银币统一货币的成色和折算比价。对内对外贸易统一税收标准设卡查验。 《章程》进一步以文字的形式肯定了西藏地方与清朝中央政府早就开始的隶属关系具有法律条文的性质。《章程》的制定对于进一步加强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统治对于稳定西藏的政局以及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都有很大的积极意义。 改土归流“改土归流”就是废除西南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司制度改由中央政府委派流官直接进行统治实行和内地相同的地方行政制度。流官的任免、升迁、调遣均由中央政府决定不能世袭。明代已经在西南地区部分地施行“改土归流”但大规模地在西南地区推行“改土归流”是在清代雍正年间。 我国西南地区历来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苗、彝、瑶、壮、白等兄弟民族分布在贵州、云南、广西、四川和湖南等地。由于地处边陲交通不便经济文化较为落后所以元明时期中央王朝对这一地区推行一种特殊的地方行政制度即土司制度也就是由中央政府指定当地少数民族的部族领充任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各级官吏史称土司和土官。土司有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等官爵名号虽是皇帝封赐但实际上具有浓厚的割据性官位实行世袭制。土官是按照汉族的地方行政制度设立府、州、县并委派少数民族的领担任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土官虽由朝廷委任但和土司一样亦割据一方世代世袭。初设土司、土官以统治少数民族曾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维护中央王朝在这些地区统治的作用。但随着土司制度的展土司的势力越来越大终成尾大不掉之势这些少数民族的上层领或不听中央号令或阳奉阴违或动叛乱对抗朝廷他们极力维护落后的旧制度名为朝廷命官实际是割据一方的土皇帝。地处边隅的土司更是“无事近患腹心有事远通外国”。他们自恃拥有辖地广阔的世袭领地和大批骄兵悍将根本不愿受朝廷的约束代表了分裂割据势力阻碍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展日益成为多民族国家统一的障碍。清初土司叛乱屡有生。 雍正四年（1726）云贵总督鄂尔泰奏请改土归流胤禛即委派鄂尔泰为云南、贵州、广西三省总督办理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事宜。自此清廷即在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湖南等地大力推行改土归流废除土司按照内地的府、州、县行政制度委派非世袭的流官进行统治。军事上解除了土司的土兵清廷另派军队到土司原来的管辖区进行驻扎。经济上由中央政府统一丈量土地然后制定统一的税收标准。 清代的改土归流始于康熙朝盛于雍正朝收于乾隆朝。雍正四年到雍正十三年（1726—1735）是清廷在西南地区实行大规模改土归流的集中时期。清廷实行改土归流的目的是为了强化其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改土归流之后清廷在西南地区实行保甲制度凡遇有事“逐村清理、逐户稽查”加强了封建地主阶级专政。在实施改土归流的过程中使用了武力进剿的手段曾使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蒙受很大的战争灾难许多无辜的人民遭到清军的杀戮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此外由于清廷完全从有利于其统治目的出因此改流并不彻底。清廷在云南、贵州、四川裁去土司的“土官”称号取消其权力的同时继续授予“土舍”、“土弁”等名目以此作为封建基层统治的工具以及中央委派来的流官的助手。个别地区甚至又设新土司四川就曾新设安抚司11个、宣慰司1个。这就使得土司制度的残余得以长期保存下来。加之清代吏治败坏许多流官贪婪成性到任以后大肆盘剥西南少数民族人民。所以改流以后许多地方残破落后的局面并没有很大变化。 但是作为西南地区政权体制上的一次改革改土归流的历史作用仍然是应当肯定的。先改土归流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有利于多民族国家内部的经济、文化的交流从而部分地消灭了长期以来存在土司政权的割据状态稳定了西南地区的政局。其次改土归流在某种程度上调整了生产关系促进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展。过去那种刀耕火种、与世隔绝的状况由于汉族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耕作技术、优良的作物品种传到了西南地区对闭塞落后的西南地区的农业展起了促进作用。再次改土归流后由于政权体制的一致有利于兄弟民族之间的渗透和交融对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巩固和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蒙区尽隶清帝对北方的蒙古族清廷早在入关前后就与其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康、雍、乾时期清廷与蒙古族的关系进一步展。康熙年间为了团结北方的蒙古族清朝于康熙二十年（1681）在喀喇沁、翁牛特、敖汉、克什克腾、巴林等部蒙古王公敬献牧场后正式设置了清朝最大的围场——木兰围场。后来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相继建成后每年夏秋之际清朝皇帝即带领宗室亲王、文武百官以及蒙吉王公、漠南蒙古内札萨克49旗漠北喀尔喀和漠西四卫拉特以及青海蒙古等部札萨克不下百余旗到木兰围场狩猎史称“木兰秋狝”。蒙古各部汗贝勒台吉都要向清朝皇帝敬献“九白”“三贡”和进家宴。行围后清朝皇帝要向扈从行围的蒙古王公贵族和官兵赉宴并赏赐金银、绸缎以及弓矢、鞍马等物品。通过行围狩猎进一步加强了清廷与蒙古各部上层人物之间的关系密切了蒙古族之间的关系。自康熙二十年到乾隆六十年（1681—1795）康熙帝玄烨、乾隆帝弘历共北巡1o1次其中木兰行围89次。木兰秋狝既训练了八旗军队又结好北方蒙古各部。 康熙三十年（1691）康熙帝“以喀尔喀所附数十万众必训以法度俾知礼仪特命行会阅礼于上都多伦诺尔之地”。四月三十日玄烨亲率上三旗和古北口绿营官兵溯滦河而上下五旗官兵出独石口齐集于多伦诺尔。多伦诺尔在木兰围场西北南距北京8oo里向来是内外蒙古朝觐必经之地。会盟前喀尔喀三部蒙古和内蒙古49旗王公、台吉齐聚多伦诺尔百里之外。五月二日玄烨在多伦诺尔行营前临时设置的帐殿召见了各部蒙古贵族。先调解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和札萨克图汗两部的矛盾使他们“尽释旧怨”。随后列仪仗置乐队由理藩院官员导引喀尔喀蒙古贵族列于右内蒙古49旗王公列于左谒见康熙帝并“演舞奏乐”康熙帝与内外蒙古王公贵族一起饮宴欢聚。之后康熙帝再次召见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等35名贵族以“赐宴”的形式举行会盟。根据喀尔喀蒙古贵族的请求康熙帝宣布“将尔等与朕四十九旗一例编设旗号亦与四十九旗同”1将喀尔喀蒙古分为34旗并废弃旧的汗号而一一封以新汗和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爵位于旗下设参领、佐领建立了与49旗相同的制度。五月四日康熙帝在多伦草原上举行盛大的阅兵典礼亲御甲胄乘马检阅多民族国家军队的声威。多伦会盟结束了内外蒙古长期的纷争加1《清圣祖实录》卷151卷。 强了清朝对内外蒙古的统治。 其次清朝统治者为了进一步联合和控制蒙古族中的上层人物采取联姻的办法藉以化干戈为玉帛。清代自努尔哈赤开始就十分重视与蒙古各部联姻迎蒙古王公之女进宫结为秦晋之好。皇太极的孝端文皇后、孝庄文皇后以及顺治帝的孝惠章皇后都是科尔沁蒙古王公之女。清朝统治者还常以宗室之女和公主嫁与蒙古王公子弟自努尔哈赤到乾隆末年先后有11位公主下嫁给蒙古各部。互相联姻形成“世世有甥舅之亲”密切了清王朝与蒙古王公之间的戚谊关系。康熙三十六年（1697）十一月康熙帝将第六个女儿嫁给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部多罗郡王敦多布多尔济封为和硕恪靖公主。他的第五个女儿下嫁给漠南蒙古喀喇沁部王公扎什的儿子噶尔藏封为和硕端静公主。康熙四十五年（17o6）秋狝木兰他亲自至翁牛特探望下嫁于翁牛特多罗郡王苍津的第八个公主和硕温恪公主翁牛特蒙古“合词迎驾欢声动地”。乾隆帝将女儿固伦和敬公主嫁与9岁起就在宫中养育长大的科尔沁蒙古王公色布腾班珠尔时曾赋诗云：“世笃姻盟拟晋秦宫中教养喜成人此日真堪呼半子当年欢笑拟和亲。”总之通过联姻关系加强了政治上的联系。 为了加强与蒙古族、维吾尔族、藏族之间的联系清廷自康熙四十二年到乾隆五十五年（17o3—179o）前后用了87年时间修建了承德避暑山庄作为清皇朝处理少数民族事务的政务中心漠南、漠北、青海、新疆的蒙古族以及天山南北的维吾尔族、四川和西藏的藏族等少数民族的上层领都先后来承德朝觐。清朝皇帝在这里召见和赏赐各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协商和调解民族纠纷。 经过清前期几代约一个世纪之久的对边疆地区的用兵到了乾隆年间基本形成了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世界大国的格局最终确定。极盛时期的清皇朝西抵葱岭和巴尔喀什湖北岸西北包括唐努乌梁海地区北至漠北和西伯利亚东到太平洋（包括库页岛）南达南沙群岛。内地辖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包括台湾）、山东、直隶、山西、河南、陕西、甘肃、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等18行省。边疆地区有盛京、吉林、黑龙江三将军所辖的东北地区25部59旗的内蒙古地区4部82旗的外蒙古地区以及青海蒙古29旗唐努乌梁海地区、西藏、新疆。在这辽阔的版图之内生活着汉、满、蒙古、回、藏、维吾尔、壮、苗、彝、布依、畲、纳西、侗、白、土家、黎、高山、哈尼、景颇、水、东乡、佤、拉祜、傈僳、土、柯尔克孜、仫佬、羌、布朗、瑶、傣、撒拉、仡佬、达斡尔、哈萨克、锡伯、毛难、阿昌、塔吉克、乌孜别克、怒、塔塔尔、鄂温克、保安、京、裕固、崩龙、独龙、鄂伦春、赫哲、朝鲜、基诺等5o多个民族。国家空前巩固统一。 第六节经济展“大清全盛” 鼓励垦荒农业生产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清朝的统治。所以清入关以后即把展农业生产提到重要位置。而农业生产的展和可耕地面积的多少有着直接的联系。为了使得大量荒芜的土地得到开垦和耕种从顺治年间开始即鼓励垦荒耕种而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则成为清前期垦荒时期。大量荒地的垦种使得清代的社会经济出现一个腾飞时期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之为“盛世”农业经济的展为其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由于明末清初长期的战乱大量荒芜的土地无人耕种。于是顺治年间竭力鼓励农民垦荒耕种并颁布了劝惩条例以垦荒的多寡作为考核和奖惩官吏的标准。但由于科差太急招徕无资考成太宽等原因致使垦荒成效不大。康熙年间十分重视垦荒。玄烨根据御史徐旭龄的“新荒者三年起科积荒者五年起科极荒者永不起科”的建议调整了起科年限。一些地区的新垦荒地起科年限放宽至六年甚至十年。起科年限的放宽调动了广大劳动人民垦荒耕种的积极性。同时又制定招民开垦酌量叙用的奖励办法“准贡监生员民人垦地自二十顷至百顷以上者试其文艺通否酌量以知县、县丞、百总武职等官用”1。对于自然条件极差而荒地甚多的地区如四川康熙二十九年（169o）明确规定“凡流寓愿垦荒居住者将地亩永给为业”1。为了进一步鼓励垦荒康熙二十二年（1683）又允许河南“将义社仓积谷借与垦荒之民免其息”2。康熙三十二年（1693）令陕西布政使给与西安等处复业流民“每户给牛一头并犁具、谷种、雇觅人工之资”3鼓励其垦荒耕种。康熙五十三年（1714）将甘肃境内无人耕种荒地拨与无地耕种之人“并动库银资给牛种”4。由于清廷采取了鼓励措施大批无地和少地的农民纷纷前往各地垦荒耕种“湖广民人往四川开垦”“山东民人到口外种地”5已形成一股潮流。 康熙一朝垦荒面积是整个有清一代最多的。据《清实录》和康熙、雍正《大清会典》记载顺治十八年（1661）时全国耕地面积为549万余顷康熙二十四年（1685）为6o7万余顷雍正二年（1724）增至723万余顷。自康熙二十四年至雍正二年（1685—1724）其间不到4o年耕地面积骤增1《清朝通志》卷81。 1《清朝通志》卷81。 2《清圣祖实录》卷1o8。 3《清圣祖实录》卷81。 4《清圣祖实录》卷81。 5《清朝文献通考》卷2《田赋考》。 116万余顷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反映出康熙朝鼓励垦荒的效果是十分显著的。 雍正年间继续推行垦荒政策。雍正元年（1723）清廷继续放宽起科年限开垦水田六年起科开垦旱田十年起科。雍正帝下令“凡有可垦之处听民自垦自报官吏不得勒索、阻挠”并“劝谕开垦无力者官仍给牛种起科之后给印照永为世业”6。对于边远地区采取特殊政策。为鼓励陕西无业民人去宁夏垦荒清廷给予路费每户按百亩永为世业。四川苗民聚居区荒地较多入川民人给水田3o亩或早田5o亩若有子弟及兄弟之子成丁者每丁另给水田15亩、旱田25亩。 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垦辟较易开垦的荒地已经开垦耕种乾隆时期鼓励农民进一步开垦边省和内地的山头地角及河滨溪畔“但可以开垦者悉听民人垦种并严禁豪强争夺”1。乾隆十一年（1746）对于广东所属高、雷、廉三府及琼州等地土地贫瘠地区特许“荒地听该地民人垦种概免升科永为世业”2。云南地区山多水少水6可耕之地大都已经开垦自乾隆三十一年（1766）规定：山头地角在三亩以上者开垦后比照旱田十年起科水滨河尾在二亩以上者开垦后比照水田六年起科起科标准按照最低档（下则）征收。至于山地三亩以下水地二亩以下永免升科。广西、贵州等地山多田少地区基本上都执行这一政策。这些政策和措施使得大批零星土地得到开就全国范围来说增加了大量的耕地面积对展农业生产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除鼓励垦荒增加耕地面积调整土地占有关系而外康熙八年（1769）又下达了停止圈地令并宣布将所圈占土地退回原主“比年以来复将民间房地圈给旗下以致民生失业衣食无资流离困苦深为可悯嗣后永行停止其今年所圈房地悉令还给民间”3。 总之无论是鼓励垦荒还是废止圈地令以及更名田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清代前期土地占有关系的原有状况提高了农民从事生产的积极性。 兴修水利水利是农业生产的命脉直接关系着农业生产的展。康熙帝亲政以后“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曾书而悬之柱上”即把“河务”当作巩固清朝统治的重大政治任务雍正、乾隆两朝在康熙朝兴修水利6《清朝通志》卷81。 1《清朝通志》卷81。 2《清朝通志》卷81。 3《皇朝政典类纂》卷12《田赋》。 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水利工程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清初黄河、淮河经年失修运河堵塞不畅不断地造成洪涝灾害既影响农业生产的展又影响漕运的畅通。当时由于黄河下游淤塞不通黄河水漫流南下夺淮河河道入海黄淮合流水势凶猛堤决沙沉造成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地区连年遭受洪涝灾害。特别是苏北的高邮、宝应、兴化、泰州、江都、山阳（今淮安）、安东（今涟水）、盐城、淮阴、宿迁等州县由于地势低洼每逢夏秋季节洪水下泄河道不畅以至洪涝频繁。康熙十六年（1677）黄淮两岸堤坝决口几十处苏北低洼地区的州县一片汪洋。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影响了封建统治的稳定。 康熙帝意识到“黄河溃决关系运道民生”1必须尽快兴修。“水利一兴田苗不忧旱涝岁必有秋其利无穷”2于是康熙十六年命靳辅为河道总督督修黄、淮和运河。靳辅延请水利专家陈潢精心勘察、尽心筹谋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治河措施。他们选择黄河、淮河、运河交叉的苏北淮阴一带作为治河重点。先后在江都修筑漕堤在高邮设置滚水坝在山阳、邵伯建减水坝疏浚淤塞的河道使黄水复归黄河故道（今江苏淮阴地区境内）暂时缓和了黄淮泛滥成灾的危势。为了使运河能够漕运畅通又于运河沿岸修筑长堤深挑清水潭一带运河河道。又借开引河疏导黄水的机会在北岸开辟一条18o里长的“中河”上接张家运口并骆马湖之清水下经桃源、清河、山阳、安东而达于海。从此漕运船只出清口因经黄河只2o里然后转入中河这样避免了18o里黄河地段的风涛之险而能安全地到达通州（京师）。康熙帝曾派人查看中河的功用得到的回报是：中河内商贾船行不绝。在靳辅和陈潢的督修之下“水归故道漕运无阻”水患初步解除长期受水涝灾害困扰的苏北低洼地区的山阳、宝应、高邮、江都四州县“河西潴水诸河向之万顷汪洋茫无涯际者自今逐渐涸出”1。水洼变成了良田使下河地区连年大熟。除苏北地区外靳辅又在河南考城、仪封、封丘、荥阳一带筑堤修岸亦收到一定成效。 靳辅和陈潢治河功绩显著但由于坚持在涸出的土地上实行屯田和取田价以此抵补治河工费从而触动涸区乡绅地主的利益堵塞了他们抢占涸区土地为己有的道路于是“怨谤乃起”。代表这些人利益的朝中官僚显宦皆群起而攻之。康熙帝尽管也认为靳辅和陈潢治河有功但在涸区屯田上与靳辅意见不一于是康熙二十七年（1688）靳辅被免职尽管四年以后再次起用但不久即病死。陈潢亦同时以“屯田扰民”的莫须有罪名被拘捕入京不久忧愤而病死。 继靳辅之后王新命、于成龙、张鹏翤相继任河道总督在康熙帝的亲1《康熙朝圣训》卷33。 2《康熙朝圣训》卷35。 1《靳文襄公奏疏》《恭报合拢疏》。 自督促下基本上遵循靳辅和陈潢的治河方略亦有一定成效先后采取加高控制洪泽湖的高堰大堤提高洪泽湖水位使其力能敌黄使黄水不致倒灌运河以及挑浚淮扬七州县所属下河疏导积水入海等办法进一步控制了苏北的水患。雍正时期又于骆马湖东岸筑拦河滚坝及拦水坝加筑高邮、宝应、江都运河东西两岸的大堤进一步巩固了康熙时期的治河成果。 黄河、淮河、运河经过长期精心治理基本上消除了黄河中下游各省多年的水患威胁为江淮地区农业生产的展创造了条件。疏通运河使南北水路交通和漕运得以畅行。促进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展。 此外康熙时期还进行了治理永定河工程。雍正、乾隆时期主要修筑江浙沿海的海塘。永定河原名浑河向有“小黄河”之称由于上游水挟带大量泥沙使河道淤塞流向无定致下游常遭水灾特别自芦沟桥以下“迁徙非常”常与畿南诸水汇合泛滥成灾危害直隶中部和东部地区。康熙年间自良乡起挑修了一条长2oo余里的新河道导水入海。自此浑河得以安定易名永定河。 雍正、乾隆时期修筑江浙沿海的海塘是继治理黄河以后又一项大规模的水利工程。江浙一带海塘的塘堤明末清初由于海潮不断冲刷经常缺口海水灌入塘内影响“鱼米之乡”江浙一带农业生产的展。江浙的苏松、杭、嘉、湖、常、镇七郡收成直接影响着清皇朝的财政收入所以清朝统治者不得不重视对海塘的整治康熙后期由于潮水北转导致浙江海宁的塘堤的海潮陡塌陷数千丈海水入灌直接威胁嘉兴、松江等州县清廷集中人力修筑了海宁石塘。雍正时期开始对江浙沿海的海塘普遍进行整修。雍正二年（1724）的风灾冲决了塘堤、海宁、海盐、会稽等九县俱遭灾害海水淹没农田冲走室庐。清廷在海宁、海盐、余姚、会稽、上虞等地沿海修筑石塘个别水势稍缓之处。尽管修筑土塘但于塘外密钉排桩以防冲溃。至雍正八年（173o）浙江沿海海塘大体整修完毕。塘堤修复之后保证塘内免受灾害使“近海州县不知有水患者二十余年”1。乾隆年间又建仁和、海宁鱼鳞石塘并将海宁老盐仓柴塘全部改筑石塘。至乾隆末年杭州湾南岸萧山、会稽、上虞、余姚等县石塘相互连接杭州湾北岸西起钱塘县的狮子口向东经仁和、海宁、海盐而与江苏的松江相连长数百里皆为石塘。江浙海塘的整修特别是土塘改石塘使江浙沿海免遭海潮的威胁确保了清朝东南财赋的来源为东南地区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展创造了条件。 改革赋役制度清入关以后直至康熙中叶以前由于全国尚未完全统一国内战争频1翟均廉：《海塘录》卷。 繁所以赋税制度也一直处于变乱之中清初的赋税制度原分田赋和丁徭两项征收。所谓“田赋”即土地占有者每年按土地数量向封建国家交纳一定税额也就是土地税；“丁徭”即丁（成年男子）每年为封建国家负担一定的无偿徭役也就是丁税。“田赋”和“丁徭”作为正赋是封建国家的主要收入。 清入关以后北京宫阙多毁户部赋役册籍多有散失明代天启、崇祯年间的册籍已荡然无存唯万历朝册籍尚在。于是清朝统治者以万历朝的册籍作为征收田赋的依据于顺治十四年（1657）编成《赋役全书》颁行各地。由地方政府给民户“易知由单”通知应纳银米数额。征收时用“截票”票分两联“一给纳户一存有司”。但“易知由单”款项繁难以通晓。且地方官不公开晓示款项另立名目恣意科取。另外“由单”的纸版之单“用一派十”加重纳户的负担。地方官甚至借磨对稽察“截票”之名将纳户之票强留不给逼迫民户重纳或多纳税。鉴于上述弊端康熙二十六年（1687）停止印“易知由单”。康熙二十八年又将二联截票改为“三联印票”民户所纳钱粮如数登填然后一存州县一付差役一给纳户。纳户手中的一联作为凭据保存以免官吏、差役勒索。康熙三十九年（17oo）又改行“滚单”来征收钱粮办法是“每里之中或五户或十户一单。于某名下注明田地若干银米若干春秋应完若干。分为十限与甲以次滚催自封投柜”1。用滚催的办法来逼迫民户交纳银粮。 至于田赋和丁徭的征收情况也很繁杂。田赋分民田、屯田、皆分上、中、下三则。征收时又有本征、折征、本折各半等。本征曰漕漕有正粮有杂粮。正粮为米杂粮为豆、麦荞、麻等类。折征者初定为银以后银、钱兼纳。丁徭的征收各省情况不一。有分三等九则的有以一条鞭征收的有丁随地摊派的有丁随丁派的。田赋和丁徭尽管也征米豆但主要是征银。 田赋和丁徭之外尚有名目繁多的附加税有所谓“火耗”即借口征收的赋银系散碎银两需经熔炼成银锭上缴其中运费、熔炼时的损耗需在正赋之外加派名曰“火耗”（也称耗羡）。由于火耗并不上交所以官吏肆意加征以饱私囊以至有些地方出现“税轻耗重数倍于正额”1的现象。此外还有“杂徭”等名目的加征。 直至康熙五十年（1711）以前清朝的赋役制度尽管屡经调整但由于积弊已久仍十分繁杂而混乱。既影响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又不断地激起“民变”若不改革就会直接影响到清王朝统治。于是康熙五十一年（1712）决定“盛世滋丁永不加赋”2即以康熙五十年全国人丁数24621《清史稿》卷121《食货志》。 1《皇朝经世文编》卷27钱陈群：《条陈耗羡疏》。 2《清圣祖实录》卷249。 万余丁丁银335万余两为定额以后再增加的丁口不再加征丁银。这一措施旨在克服农民在赋役压榨下四处流亡的严重现象以便稳定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但对无地或少地的人民来说因为当时一般劳动人民丁多地少而地主阶级田多丁少田丁税的相对固定就能使他们不至于为了躲避繁重的丁税而四处流亡。 但这一措施只是不再增加丁银并不是免除丁银。而且还规定人丁缺额由新添丁口抵补；再不足又以亲戚或同甲粮多者补之。这种抵补的办法又造成了丁银负担不均。于是雍正初年有地之家田连阡陌所输无几而贫苦农民或寸土全无或有少许土地却与富户同样负担丁银形成了一种明显的“苦乐不均”的现象。如何解决不合理的丁税问题仍是一个难题。于是一些有见识的地主阶级官吏从封建地主阶级政权的长治久安出纷纷提出把丁税摊入地亩之中一并征收称为摊丁入亩或称地丁合一。这种办法早在康熙末年一些边远省份如广东、四川就开始试行“广东所属丁银就各州县地亩摊征”3四川亦实行“田载丁而输纳丁随田而买卖”1。雍正元年（1723）直隶总督李维钧请求将丁银摊入田粮中征收得到朝廷的允许。翌年山西布政使高成龄援引直隶的新例奏请朝廷“将丁银并入地粮”2随后山东、云南、河南、安徽、江苏等省督抚亦先后奏请实行“摊丁入亩”政策。以雍正元年逐步实行“摊丁入亩”政策一直到乾隆四十二年（1777）经历54年时间除清朝祖宗肇兴地的盛京户因“户籍无定”没有实行外基本上在全国范围内推行。 “摊丁入亩”制度的推行把丁银摊入地亩中征收这样有地的民户按照土地多寡连同丁银一并征收既比较实际又比较合理。而无地的劳动人民则不再负担丁税这样就解决了他们繁重的丁徭负担。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长期以来的赋税不均的情况有利于调动劳动人民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展。另一方面由于丁银全部摊入田亩之中使农民对封建国家人身依附关系有所松弛。农村中的小手工业者因为免除了丁税从而可以集中精力从事手工业生产一些有技艺的手工业者也因为无丁银之累可以到外地或城镇从事手工业生产这样又促进了城镇工商业的繁荣和商品经济的展。 “摊丁入亩”作为封建制的赋役制度自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封建国家和封建地主阶级并不满足于正赋的收入长期以来加征的附加税并没有废除。“火耗”加征有增无减地方官吏从中贪污侵蚀各省财政亏空现象十分突出。于是雍正二年（1724）河南巡抚万文焕提出“损谷耗羡存府充公”。“火耗”充公等于断了地方官吏的财源于是清廷提出“耗羡必宜归公3王庆云：《石渠余记》卷3《记丁随地起》。 1王庆云：《石渠余记》卷3《记丁随地起》。 2《清世宗实录》卷24。 养廉须有定额”即以“火耗”充公然后按官职高低以“养廉银”名义给官吏作为一种定额的津贴。并对“火耗”的数额重新作规定比以前有所减轻一般一两收一二钱“火耗”归公既增加了封建国家的收入又避免了地方官无限制的加征多少减轻了农民一些负担。但另一方面又把“火耗”这种额外加征合法化实际上成为正赋的一部分。况且大多数地方官吏并不会由于定额的“养廉银”而“清廉”起来各种私征和贪污并不是封建制度范围内所能终止的。 赋役制度的一系列调整和改革对于清前期的社会经济的展和增加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是起了一定积极作用。 大蠲赋税除贱为良所谓蠲免赋税就是对按照规定应交纳的赋税实行免征。清入关之初尽管国内战争尚未结束军费浩繁但清朝统治者为了安定人心仍对水旱灾情及其他原因难以完纳赋税的地区实行蠲免。康熙年间蠲免政策普遍实行特别在统一全国的任务基本完成以后随着社会经济展国家实力增加蠲免赋税成为常例。康熙二十四年（1685）玄烨提出“欲使民生乐土、比屋丰盈惟当责以蠲租”1。于是从第二年开始常常“一年蠲及数省”或“一省连蠲数年”2而且对这些省份往往实行“普免”即全部免征当年的应纳赋税钱粮至于区域性的蠲免更为普遍。随着生产的展国家财政收入逐年增多至康熙四十八年（17o9）时户部库存白银已达5ooo余万两于是康熙帝决定自康熙五十年（1711年）开始“普免天下钱粮三年而遍”1即在三年内全国各省轮流全免赋税钱粮一年。据户部统计至康熙五十年止全部蠲免“共计逾万万”。蠲免政策当然先对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阶级有利而对一般佃户来说虽然也多少减轻一些负担但由于他们无地或少地本来就不承担赋税蠲免轮不到他们头上。而他们主要是租种地主的土地地主对佃户的地租并未减少。针对这种弊端康熙四十九年（171o）兵科给事中高遐昌提出对佃户的蠲免问题。于是康熙帝下令“嗣后凡遇蠲免钱粮合计分数业主蠲免七分佃户蠲免三分”2。 雍正朝也实行蠲免一般“无普免而多灾蠲”。但对明初以来长期重赋的苏、松、嘉、湖地区采取一定程度的蠲免。雍正二年（1724）蠲免苏州、松江两府地区的额征浮粮；雍正五年（1727）又减嘉兴和湖州两府地区应征1《东华录》康熙二十四年四月辛丑。 2《清圣祖实录》卷244。 1《清史稿》卷8《圣祖本纪》三。 2《清圣祖实录》卷244。 银的1/1o3。乾隆帝更是多次大规模地蠲免田赋和漕粮以及各省的积欠并于乾隆十年、三十五年（177o）、四十五年、五十五年、嘉庆元年（1777）五次下令分三年轮免各省的额赋和钱粮一年。 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蠲免赋税的政策尽管是从维护封建统治出所采取的缓和矛盾的措施但相对于横征暴敛巧取豪夺来说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一些负担使他们得以安心于生产而免遭颠沛流离之苦。因此这一措施对清前期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展必然起到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 清代尽管是封建社会后期但农奴制的残余还存在。清代前期那些长期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奴仆以及从事所谓“贱业”的广大劳动人民仍然备受歧视他们所受的压迫和剥削最为沉重。徽州一带的“伴当”麻城、宁国一带的“世仆”历来受主人的奴役虐待无人身自由实际上就是奴仆。由于清初“伴当”、“世仆”的斗争清朝的统治者为缓和日益激化的矛盾于雍正五年（1727）下令将部分“伴当”、“世仆”准于“开豁为良”。凡“年代久远文契无存不受主家豢养者概不得以世仆名之永行严禁”1。尽管其阻力重重但毕竟使“世仆”、“伴当”的地位有了提高。至于那些世执“贱业”被编入贱籍视为“贱民”的劳动人民也先后除了贱籍取得了与他人同样的身份。雍正元年（1723）先后下令废除山西、陕西“乐户”的乐籍“改业为良民”；废除浙江绍兴“惰民”的丐籍。山西、陕西的“乐户”的祖先因在明初支持建文帝被明成祖朱棣贬为贱民专给人家办理婚丧做吹鼓手之类的事。浙江“惰民”其祖先元末明初时因支持方国珍明初被明太祖贬为“贱民”。雍正七年（1729）下令广东一带的“蛋户”可以“听其在船自便”“与齐民一同编立甲户”2。这些“蛋户”都是一些以船为家、捕鱼为业的渔民过去被视为“卑贱之流”不准他们登岸。此外还有江西的“棚民”、苏州一带的“丐户”也都先后削去贱籍。这样就使这些社会下层的劳动者正式改入民籍列入保籍从而废除了法律上对他们的歧视。这样就进一步使人身依附关系有所削弱从而使社会生产力得到进一步的解放。 生产展国库充盈清代前期随着国家的日趋统一以及一系列恢复和展农业生产措施的推行使得农业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展。 康熙二十二年（1683）全国基本统一经过广大劳动人民的辛勤努力3《清世宗实录》卷62。 1《清世宗实录》卷58。 2《清世宗实录》卷81。 全国的耕地面积迅扩大。纳税田亩数康熙五十一年（1712）比康熙二十二年增加23％至雍正四年（1726）则比康熙二十二年增加6o％。此时耕地面积已过明末耕地面积2o.6％。耕地面积的迅扩大反映了农业经济的展。 农业生产的展还表现在粮食产量的普遍提高以及高产作物的普遍种植。由于兴修了农田水利并且采取了精耕细作单位面积的产量有了明显的提高。南方的水稻产地一般亩产二三石多者达到亩产五六石甚至七八石。特别是江南地区试种双季稻以后亩产提高几乎一倍。康熙时期在北方的京、津地区试行旱地改水田种植水稻一些南方水稻产区的农民到北方推广水稻种植技术。随着种稻技术的提高北方水稻产量也不断提高。安徽农民还在高阜斜坡种植旱稻也提高了产量。 高产作物特别是甘薯和玉米的普遍种植和推广以致成为我国南北方广大劳动人民的主要食粮这是清代前期农业经济展的一个明显的特征。甘薯在明代由安南、吕宋传入我国南方。甘薯又名番薯、山芋、地瓜有红、白等名种。甘薯既可蒸、煮作主食又可刨丝、切片作副食还可制粉、酿酒、熬糖。甘薯不择地而生高阜沙地都能获得高产亩产数千斤胜种五谷几倍深受劳动人民的欢迎。因而很快在我国南方和北方逐步得到推广。康熙年间南方的台湾、福建、广东较普遍种植及至乾隆年间广西、江西、湖南、安徽、贵州、湖北、云南、四川等地也逐步种植。稍后北方的山东、河南、陕西、直隶也已开始种植。 另一高产作物玉米又名玉蜀黍、御米、玉麦、玉秫、玉高粱等等。明末时玉米种植还不广泛。清初特别是到了康熙年间安徽、江苏、浙江、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四川、广东、广西、云南、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以及东北的辽宁、西北的甘肃亦多所种植稍后台湾、贵州等地也相继种植。玉米不仅可作主要食粮也可酿酒、制粉。玉米的适应能力较强山地沟壑均可种植。特别是山多田少地土较贫瘠的地区种植更为普遍。乾隆时湖南辰州府一带老百姓赖玉米供半年之粮。广东阳山县一带劳动人民也半赖玉米以糊其口。 乾隆时甘薯和玉米在我国南、北方较广泛的种植一方面产量大量提高另一方面也反映随着人口的增加对粮食的需求也大大增加甘薯和玉米这两种高产作物正是适应这种需求而得以广泛推广种植的。 其次是经济作物种植更加广泛。清代前期的主要经济作物是棉花、烟草、茶树、甘蔗等。棉花种植在明代已较为广泛到了清代前期更加盛行。特别是由康熙帝撰《御制木棉赋》宣示植棉的效益从而引起对种植棉花的广泛重视。当时全国较为集中的产棉区有长江三角洲和东南沿海地区、钱塘江沿岸地区以及北方的河南、直隶等地。乾隆后期江苏的苏州、松江两府植棉很广泛。苏州府的吴江县吉贝（棉花）的种植面积已经过粮食的种植面积。松江府所属的太仓州、海门厅、通州等地区农民种粮者不过十之二三而种植棉花的已达十之七八。北方的直隶保定一带农村的农民见植棉获利大往往将种麦子的好地改种棉花。“种棉花之地约居十之二三”1。宁津县“种棉者几半县”2。河南是北方各省中植棉较广泛的省份之一所产棉花除供本地织布而外商贩大量地贩运到江南纺织业比较达的地区。 烟草自从海外传入以后到康熙年间也已逐渐普遍种植。最早种植的是福建“烟草之植耕地十之六、七”3。到乾隆四十五年（178o）广西的种烟之家也已“十居其半”大户人家种一二万株小自耕农家庭也种二三千株。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宜隶甚至东北的辽东地区也已普遍种植烟草。清代种茶也更加广泛广东珠江以南33村“多产艺茶”安徽霍山县城周围百里以内的山区农民大都以种茶为生。植桑养蚕是丝织业展的基础清代植桑除集中在丝织业比较达的江浙地区外北方的陕西等地也有一些农民植桑。苏州、松江、杭州、嘉兴、湖州五府是植桑最盛行的地区。清代浙江湖州府“尺寸之堤必树之桑”4。广东顺德县境内有方圆百里之地十余万户田地一千数百余顷普遍“种植桑树以饲春蚕”5。地处黄土高原的陕西亦有农民植桑以桑叶卖与养蚕户。甘蔗的种植主要集中广东等地。广东的番禺、东莞、增城、阳春等县蔗田与禾田几乎相等可见甘蔗的种植面积是很大的。 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不仅丰富了人民物质生活更重要的是为手工业的展提供了原料促进了农产品的商品化。但是另一方面又带来与粮食争地问题。特别是原来粮食生产比较达的江浙地区由于经济作物棉花、烟草、桑树的大量种植使本来大量外销粮食的这一地区出现了依靠从外地运粮补充的现象。连雍正帝也看出这不是久远之计于是清廷采取了一些平抑和限制措施。但是由于农产品商品化的趋势已经不可阻挡这一矛盾的解决只有依靠价格规律自身来调节。而当时国家政局稳定全国整个农业经济稳定展湖广、四川等地方粮区的大批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到江浙等地而江浙地区的棉纺织品、丝织品、烟草等亦运往各地。这种互相依赖、互相补充局面的形成使整个社会经济出现了一个空前繁荣的局面。 与此同时国库充盈康熙四十五年库存帑银五千余万两雍正中增至六千余万两乾隆三十年至六十年库银长期保存在六千万两以上最多时达八千余万两。因此文化事业也很达编纂了多达七万九千余卷的《四库全书》等类大部头丛书。清朝进入了人们赞称为文治武功兼备、疆域空前1《御制棉花图·收贩》。 2光绪《畿辅通志》卷74《物产》引自《河间府志》。 3《皇朝经世文编》卷36《户政》。 4同治《湖州府志》卷29《风俗》。 5张鉴：《雷塘庵主弟子记》卷5。 辽阔、社会繁荣、文化达的“康乾盛世”时期强大的中国屹立于东方。第五章嘉道渐衰第一节政以贿成昏庸腐朽自乾隆末年至嘉庆道光时期在清朝统治下的封建社会中土地高度集中财政极度匮乏吏治极端军备严重废弛这个盛极一时的封建国家已迅走向衰落。随之而来的则是在全国范围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迅激化。 清中叶以后随着地主阶级政治、经济势力的日益巩固和展贵族、官僚、地主、大商人开始了对土地的疯狂兼并。满洲贵族在入关后即以皇室庄田、宗室庄田、八旗田等名义圈占了大量土地。康熙八年（1669）清廷虽然正式下达了停止圈地的命令但此后满洲贵族仍然依恃政治特权继续广占良田。乾隆时仅由皇室控制的官田、皇庄即达六七千万亩。满族大官僚亦竞相抢占土地。乾隆时当政二十年的大学士和珅占地数千顷道光时的大学士琦善占地二百五十六万多亩。汉族大官僚对土地占有的数目亦十分惊人。嘉庆时的两江总督孙玉庭在山东占田三万余亩。一般大地主、大商人对土地的兼并动辄成千累万。乾隆时直隶怀柔郝氏“膏腴万顷”1。道光初年直隶沧州袁氏占田二千顷。在贫瘠的陕甘地区大地主往往乘农民破产逃亡之机大量占夺民田。“遂有一户而田连数万亩次则三、四、五万至一、二万者。”1这时期一些大商人利用拥有的大量资金来抢购土地。嘉庆时湖南衡阳因经营山场、贩卖木材致富的木商刘重伟其子孙田至万亩。贵族、官僚、地主、大商人对土地的兼并使得大量土地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而广大农民则因失去土地而流离失所。早在乾隆十三年（1748）湖南巡抚杨锡绂即指出湖南土地集中的严重情况。他说：“近日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2土地的集中愈演愈烈最后导致“富者田连阡陌而贫者无立锥”的严重局面。大批失去了土地的农民或沦为佃户和雇工或成为耕无田、居无所的流民。沦为佃户的农民被迫承受地主阶级高额地租的残酷剥削。当时的地租率至少是四、六分成（即地主四、佃户六）一般是对半分成主佃各得一半。佃农除了向地主交纳正额地租外往往还得向地主缴纳名目繁多的附加租各种节令时日农民要向地主缴纳鸡、豕、鱼、帛等等应时之物。除此而外农民还需负担清廷的各种捐税。这样农民终岁辛勤所得已一半甚至大部被地主阶级剥夺去了。一遇水旱灾害农民竭其所有亦不能完纳地租捐税。许多人不得已而背井离乡成为流民。沦为流民者有的不顾清廷的禁令进1昭梿：《啸亭杂录》卷2《本朝富民之多》。 1叶梦珠：《阅世编》卷1。 2《皇朝经世文编》卷39杨锡绂：《陈明米贵之由疏》。 入东北、蒙古及沿江、沿海的封禁地区。他们披荆斩棘艰苦备尝还要设法应付官府的驱逐颠沛流离难以安定。有的流落城镇街头沿街乞讨。嘉庆时北京城内沦为乞丐的流民达十万多人。封建土地制度地主阶级对农民敲骨吸髓的封建剥削将广大农民逼得走投无路也极大地束缚、摧残着社会生产力的展。这正是清中叶以后社会经济凋敝、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 乾隆中叶以后、土地的高度集中和残酷的封建剥削将广大农民逼向绝境。与啼饥号寒、无以为生的广大农民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封建统治者的穷奢极欲、醉生梦死的腐朽生活。清代封建统治集团的奢侈腐化之风实自乾隆朝开始。乾隆帝当政六十余年既为清皇朝建立了不世功业亦留下了衰落疲败的种因。乾隆中期以后他仿康熙六次南巡之例六度南巡而“供亿之侈驿骚之繁转十倍于康熙之时”。乾隆十六年（1751）皇太后六十岁生辰中外臣僚纷集京师举行大庆。自西华门至西直门外十余里中“剪彩为花铺锦为屋九华之灯七宝之座丹碧相映”“每数十步间一戏台南腔北调备四方之乐侲童妙伎歌扇舞衫”。各地督抚之贡物争奇斗巧“广东所构翡翠亭广二、三丈全以孔雀尾作屋瓦”1。此后在皇太后八十寿辰以及乾隆帝自己八十寿辰时“京师巨典繁盛”与皇太后六十寿辰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竞相效仿。嘉庆道光时河吏的奢侈是当时愈刮愈猛的奢侈之风的明显例证。清代漕运依赖运河故而列朝对河政十分重视国家财政拨款也很充裕。然而乾隆末年以后国家每年费帑数百万真正用于运、黄、淮河治理之费不及十分之一其余悉皆供河吏挥霍而已。河督的奢侈有帝王所不及者。河督宴客集天下之珍馔。为烧一碗猪肉要杀五十余头猪取其背肉一脔余皆弃之。一盘驼峰必得杀三、四峰骆驼。河督终日置酒高会参加河督宴会的人鲜有能终席者。因为每次宴会往往历经三昼夜而不能毕。官场中的奢侈不是个别现象。道光时一个陕西粮道在他迎来送往时“每次皆戏两班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燕窝烧烤中席亦鱼翅海参。西安活鱼难得每大鱼一尾值钱四、五千文其他如白鳝、鹿尾皆贵重难得之物亦必设法购求”1。在官场中的奢侈之风日益蔓延时一些大官僚和富逾王侯的大地主、大商人过着挥金如土的生活。乾隆嘉庆时某阁臣其家“奢汰异常舆夫皆著毳毭之衣姬妾买花日费数万钱”2。京师米商祝氏“其家屋宇至千余间园亭瑰丽人游十日未竟其居”。宛平查氏、盛氏“其富丽亦相仿”。怀柔郝氏乾隆曾驻跸其家“进奉上方水6珍错至百余品其他1赵翼：《簷曝杂记》卷1。 1张集馨：《道咸宦海闻见录》。 2昭梿：《啸亭杂录》卷1o《权臣奢俭》。 王公近侍及舆僮奴隶皆供食馔一曰之餐费至十余万”3。乾隆帝的骄奢淫逸开一代奢侈之风而贵族、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奢侈腐化则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奢靡之风愈演愈烈不可遏止嘉庆帝、道光帝曾力加矫正然无济于事。 乾隆中叶以后吏治的严重败坏成为清朝封建统治极端的明显象征。当时权臣专擅结党营私欺蒙粉饰；官吏昏聩无能贪赃枉法。乾隆、嘉庆、道光三朝权臣的专擅前有和珅后有穆彰阿。和珅满洲正红旗少贫无籍为一普通官生。后来依靠祖先功业承袭三等轻车都尉的世职。乾隆三十四年（1769）和珅被挑选入銮仪卫充当了皇帝轿旁的一个小侍从。因他相貌英俊口齿伶俐应对乖巧深得皇帝赏识。从此他官运亨通平步青云在短短的十来年中竟从一个轿旁小侍从变成了“宠任冠朝列”的朝廷重臣。乾隆帝宠信和珅近二十年和珅恃宠威福由己植党营私内而公卿外而封疆大吏皆出其门。和珅恃宠肆意排斥异己“不附己者伺隙激上怒陷之纳贿者则为周旋”1。和珅的专横跋扈在乾隆帝晚年更形嚣张。当时乾隆帝虽禅位于嘉庆帝但仍以太上皇名义执掌朝政政务完全依赖于和珅和珅成为出纳帝命之人。和珅恃宠专擅“甚于前日人皆侧目莫敢谁何云”2。道光朝的大学士穆彰阿固宠窃权“保位贪荣妨贤病国。小忠小信阴柔以售其奸伪学伪才揣摸以逢主意”。穆彰阿在朝廷内呼朋引类广植私党“门生故吏遍于中外”3。清中叶以后庞大的封建官僚机构因大批官员的尸禄保位和昏愦无能而运转不灵。在大批朝廷重臣中有为保位贪荣而故作庸懦者。嘉庆时各部院衙门“诸臣全身保位者多为国除弊者少；苟且塞责者多直言陈事者少。甚至问一事则推诿于属员自言堂官不如司官司官不如书吏”4。各省督抚“或于应办事件藉口行查经年累月尚未完结其废弛积习犹为牢不可破”5。道光时的大学士曹振镛津津乐道于“多磕头少说话”的为官之道将国事政事置诸脑后以保一身一姓之尊荣富贵。在嘉庆道光时期的大批朝廷官员中还有大批不学无术的庸劣之辈。道光时的闽浙总督庆瑞与司道幕友宴会“较力唱曲俗语村言无所不说不学无术殊不自重”6。直隶总督桂良“其胸中蕴蓄如草芥其口中吐属如市井”1。封疆大吏如此3《啸亭续录》卷2《本朝富民之多》。 1《清史稿》卷319《和珅传》。 2《朝鲜正宗实录》二十年三月二十二日。 3《清史稿》卷363。 4王先谦：《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6。 5王先谦：《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4。 6张集馨：《道咸宦海闻见录》。 1张集馨：《道咸宦海闻见录》。 道府官员的昏愚更令人瞠目。陕西雁平道章荆凡终日不理政事公事皆幕友主持。即使遇到京控审案亦令书吏在外劝言从不提审。即便提审也是“两造到堂原、被莫辨而口钝言涩狱不能折”2。穆彰阿当政时因各地知府率兼税收为膏腴之地故多方扶持旗员为外任而旗员“多不识字听信幕友家丁恣为奸利”3。乾隆中期以后官场中更形成了种种层层相因的陈规陋习。当时下级官员觐见上司时要馈送银钱；年节生辰要进送礼品；官员外放要通贿吏部官员及京中大员；钦差及督抚大员赴任途经地方地方官员必须馈赠盘费。这样上至阁老大员下至胥吏差役都从这种陋习中获取厚利。因为“州县有千金通融则胥役得乘而牟万金之利；督抚有万金之通融州县得乘而牟十万之利”4。于是各级官员层层受贿狼狈为奸几乎是无官不贪污无吏不行贿。正如时人所说清中叶以后的官员廉与不廉的分别只在于“廉者有所择而受之不廉者百方罗致结拜师生、兄弟以要之”5。因此乾隆中期以后揭出不少的大贪污案。乾隆宠臣和珅在当政的二十多年中揽权纳贿积聚起惊人的财富。当和珅在乾隆帝死后被嘉庆抄家时对和珅家产总数的最低估算也达“数千万两之多最多达到亿两左右”6。还有些官吏为了填满欲壑竟到了玩视民瘼的令人指的地步。嘉庆时广东英德县知县陈寅于审办案件并不随时完结以致数年之内在押病毙人犯共有数十余名。这种情况并不是广东一省才有。地方官员推迟案件的审结是因为这些地方官“欲藉案件索赃多方搜剔或以一人而牵连众人或以一案旁及他案辗转追求公差四出。而胥役等每至一村索诈使费有钱则正犯纵令他逸无钱则旁人亦被牵连必至贿赂已通欲壑已满始肯审结一案。而由县详府由府详司详院。一杖责可完之案而百姓身家已破甚至“久禁囹圄长途解送因此拖毙人命”1。 以上事实表明乾隆末期以后“康乾盛世”之谓已徒有虚名。封建统治的没落预示着清皇朝日渐衰落的命运。封建统治的没落激化了国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乾隆朝末期以后农民革命的烈火迅燃遍了大江南北。白莲教川楚陕农民大起义从嘉庆元年开始历时九年使清廷耗银二万万两严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 2张集馨：《道咸宦海闻见录》。 3《中华两千年史》卷5。 4章学诚：《上执政论时务书》。 5《皇朝经世文编》卷16冯桂芬：《厚养廉协》。 6程耀明：《清季权臣和珅被抄家产初探》。人大复印资料社《明清史》1986年3期。1《清仁宗实录》卷48。 第二节罪恶的鸦片贸易和清政府的防范英国加剧侵华十九世纪初年西方资本主义强国更加频繁地在中国沿海进行侵略和骚扰活动。英国再次向中国派遣使团提出包括割地在内的一系列无理要求。清皇朝长期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使之对日益增长的外来威胁缺乏本质认识因而无法制定出一个长远而又行之有效的防御方针。对英国在中国沿海的侵略和骚扰清廷只是作为突件作出被动的防御性反应。在对英国使团的交涉中将更加重要的问题弃置不顾而斤斤计较于礼仪的得失则是清封建统治者夜郎自大的劣根性的表现。 自嘉庆朝开始英国兵船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活动更加猖獗。嘉庆十年（18o5）英国护货兵船四艘来到广州海口并带来英王文书。英王信中表示愿以“兵力帮同缉捕”蔡牵起义军。清政府对英兵船到广州是警惕的。嘉庆帝指示粤督倭什布：必须严密防范“护货兵船向来必有湾泊处所总当循照旧规勿令任意越进为要”1。为了加强广东防务清廷改任那彦成为两广总督。嘉庆帝令那彦成“修明武备整顿营伍以慑外夷而靖海疆”2。他对英王文书中以“兵力帮同缉捕”蔡牵起义军的提议明智地给予了拒绝表示“海洋地面番舶往来原应内地兵力实力查缉焉有借助外藩消除奸匪之理？”3嘉庆十三年（18o8）九月英国又藉口帮助澳门葡人抵御法国将带有炮械火药的兵船四艘停泊于香山县鸡颈洋面英兵三百名公然于澳门登6占据澳门东西炮台。后来英军见广州无备竟将兵船驶进广州海口停泊于黄埔。在广州海面还多次生英国护货兵船不遵停泊外洋定制擅自将兵船驶至虎门的事情。清廷对英国兵船在广东沿海的活动是密切关注的。嘉庆帝对英国介入葡、法争端表声明称葡人与法人自相争杀是他们之间的事情“中国并不过问”但是“中国外藩自有一定疆界试思中国兵船从无远涉外洋向尔国地方屯扎之事而尔国兵船辄敢驶进澳门登岸居住冒昧已极”1。他在声明中还一针见血地揭露了英国介入葡、法争杀的目的指出：英国帮护葡人也好效力天朝也好统统不过是借口其真实动机“系尔国夷人见西洋人在澳门贸易趁其微弱之时意图占据”2。清廷为此对心怀叵测的英国侵略者不断出严厉警告：“即撤兵开帆”“若再有延挨不遵法度则不但目前停止开舱”“并当调集大兵前来围1王先谦：《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7。 2王先谦：《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7。 3王先谦：《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7。 1王先谦：《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8。 2王先谦：《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8。 捕”。清政府对英国侵略者并非只是虚声恫吓。嘉庆帝在对英军严厉警告的同时以五百里的特急谕令告诫粤督吴熊光：“边疆重地外夷竟敢心存觊觎不可稍以示弱”命令他“当密调派得力将弁统领水6官兵整顿预备一有不遵竟当统兵剿办不可畏葸姑息。此事与边务夷情大有关系。”3然而广东地方官员没有迅贯彻执行皇上急如星火的防御政策。粤督吴熊光以“英人志在贸易其兵费出于商税惟封关足以制其死命若轻率用兵彼船炮胜我数倍战必不敌而东南沿海将受其害”4主张以封关迫使英军撤退因而没有立即遵命调将遣兵。嘉庆帝对粤督吴熊光、粤抚孙玉庭的“懦弱不知大体”非常不满指责他们“唯鳃鳃于数十万税银往复筹计其于防备机宜全未办及”。嘉庆帝为此对他们传谕严饬：“不应如此糊涂懈怠试思边防重地任令外夷带兵阑入占据炮台视为无关紧要不知有何事大于此事者？”嘉庆帝怒将一向非常信任的吴熊光褫职下吏部严议不久又将其遣戍伊犁孙玉庭也被革职罢归以百龄为粤督百龄遵命贯彻皇上的各项指示。清廷的不妥协态度和各项得力的防范措施使英国的侵略阴谋不能得逞英兵船只得“开帆远去”。嘉庆十四年（18o9）当这一年的贸易季节来临时嘉庆帝令百龄“于本年该国货船到时先期留心侦探如再敢多带夷兵欲图进口即行调集官兵相机堵剿”1。其后英国兵船不遵定制停泊外洋将兵船擅自驶至虎门的事时有生清廷不断告诫广东地方官员密切注意加强防御。嘉庆十九年（1814）十二月嘉庆帝谕令粤督蒋攸铦：“嗣后所有各国护货兵船仍遵旧制不许驶近内洋货船出口亦不许逗留。如敢阑入禁地即严加驱逐傥敢抗拒即行施放枪炮慑以兵威使知畏惧”2。 清廷在对广东海口的英国兵船、商船加强监督、防范的同时还加强了对居于中国的商人和传教士等外人的管理。嘉庆十九年二月清政府批准了粤督蒋攸铦制定的“防闲策”规定：“严禁民人私为夷人服役”；“洋行不得搭盖夷式房屋”；“铺户不得用夷字店号”；“清查商欠不得滥保身家浅薄之人承充洋商”；“不准内地民人私往夷管之处”3。清廷还对居于京师的外人作了种种限制和规定。当时在京师充当钦天监监正、监副及内阁充当翻译的外人总计十一人。嘉庆帝饬令其中四人回国对留京的七人的行动则加以限制。规定他们不得与旗人相交接；不得私相传教；不得离开京师潜往外地等等。 清廷对英国的警惕和防范还在对英使团的接待中充分表现出来。嘉庆3《清代七百名人传·吴熊光》。 4《清史稿》卷357《吴熊光传》。 1王先谦：《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9。 2王先谦：《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12。 3《清仁宗实录》卷3oo。 二十一年（1816）英国再次向中国派遣了使团。这个以阿美士德为的使团携带一封英王文书负有与清廷谈判的使命企图通过谈判使清廷同意英国提出的建立外交关系、开辟天津、浙江为通商口岸、割让浙江沿海岛屿等要求。嘉庆帝对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使马戛尔尼使团来华提一系列无理要求之事记忆犹新英国兵船逐年在广东沿海变本加厉的骚扰活动更使他对这个使团的来意充满疑虑。因此阿美士德使团一到北京嘉庆帝就对他们实行了严密的防范隔离措施命令护军统领秀宁、格布舍各带章京十员、护军一百名在英使团城内居住地会同四译馆、城外居住地水湖公馆“昼夜巡查看守。严禁该夷人等擅自出入。不许内地居民私往窥视。如不遵者即行锁拿奏交刑部治罪。其赴礼部筵宴时并著该护军统领带领章京护军等严行弹压用昭整肃”1。当阿美士德使团在京等待皇帝接见时护送英使入京的五艘英船在没有知会清政府的情况下即启椗离开天津海口南下广东。嘉庆帝获悉这一情况后立即令船只经过之地的地方官员加强戒备“不准一人上岸断不可令其寄椗逗留”2。后来阿美士德使团因拒绝以跪拜礼节觐见嘉庆帝被驱逐离京。因为阿美士德没有能觐见嘉庆帝所携英王文书也未能送达皇上因而嘉庆帝对英使团来华的使命并没有很具体明确地掌握但他从英使团行踪已察觉英国欲将天津作为新的贸易口岸的企图。针对英国的这一阴谋嘉庆帝在给粤督蒋攸铦的指示中说：英人“其意似专欲来天津贸易以遂其垄断之谋该督总当设法将伊国来京之意严行杜绝使之不萌此念。”1在嘉庆时期清朝在处理中外关系时仍然固守着传统的闭关锁国政策对外部事物一概采取盲目排斥态度。嘉庆四年（1799）十一月嘉庆帝向两广总督吉庆查询广州海口纹银外流的情况。吉庆在复奏中称：“西洋夷商来粤贸易向系以货易货。或有不敷价值亦系互用番银尚无携带纹银出洋之事。惟贩来钟表玻璃等物以无用易有用未免稍损元气。若内地不以此等为要物夷商自无从取巧。”吉庆在复奏中把钟表玻璃视作无用之物这不是个别人的偏见反映了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作为立国之本的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的认识水平。嘉庆帝在为此颁的谕旨中把吉庆的这种思想作了更为淋漓尽致地挥说：“朕从来不贵珍奇不爱玩好乃天性所禀非骄情虚饰粟米布帛乃天地养人之物家所必需。至于钟表不过为考察时辰之用小民无此物者甚多又何曾废其起晚息之恒业乎？尚有自鸣鸟等物更如粪土矣。当知此意勿令外夷巧取渐希淳朴之俗”2。嘉庆帝作为封建帝王不贵珍奇不爱玩好自有可贵之处。然而将反映时代科1《清仁宗实录》卷319。 2《清仁宗实录》卷319。 1《清仁宗实录》卷323。 2《清仁宗实录》卷56。 学技术进步的新事物采取不分青红皂白、全盘否定、一概排斥的态度这又不免失之片面。他在接待阿美士德使团时其防范意识是无可非议的然而其中对外使觐见礼节的斤斤计较将来自国外负有交涉使命的使节称为“贡使”携带礼品作为“贡物”以及在给英王文书中充满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傲慢态度这一切则不能不是中国封建统治者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表现。 鸦片贸易和清政府禁毒鸦片流毒泛滥是嘉庆道光时期面临的严重社会问题。 鸦片流毒在中国泛滥成灾是西方新老殖民主义者为填充贪得无厌的欲壑而向中国偷运越来越多的鸦片造成的。十六世纪中后期葡萄牙人开始从他们占据的印度的卧亚和达曼将鸦片贩运到中国。踵其后尘者有西班牙、荷兰。西方殖民主义者还将吸食方法传入中国为鸦片的大量输入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对鸦片毒流推波助澜的是殖民强国英国。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当整个印度半岛沦为英国的殖民地时英国为了改变中英贸易中所处的不利地位遂把一个对华大量倾销鸦片的罪恶政策付诸实施。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经过专家依据中国人的口味研制熬炼而成的鸦片由东印度公司在国家市场上标价拍卖给投机商人然后再由这些投机商人转卖给鸦片商人由他们运往中国。英国向中国大量倾销鸦片的政策使得鸦片的流入量成倍、成数十倍地增加。对中国的鸦片贸易充实了英国和英属印度政府的国库填满了鸦片商人的私囊。然而鸦片的泛滥成灾不可避免地给中国社会造成严重危害。鸦片的大量输入造成白银的大量外流使中国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阻滞了商业的展增加了劳动人民的负担；鸦片流毒严重摧残了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破坏了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和国防力量；鸦片的泛滥腐蚀了整个清皇朝使其统治力量不断削弱。鸦片贸易的危害逐渐引起清政府的重视清廷从雍正七年（1729）开始禁烟。这一年消廷为此制定了一个处罚条例规定：对兴贩鸦片的人“照收买违禁货物例枷号一月近边充军”；对私开烟馆的人“照邪教惑众律拟绞监候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对借鸦片走私而需索计赃的兵役等人“照枉律治罪”；对疏于纠察的各海口地方文武官员以及没有负起监察责任的各海关监督“均交部严加议处”1。雍正年间制定的这个条例给予有关人员的处罚相当严厉。然而这个条例并没有认真执行故而“开馆应拟绞律律例早有明条而历年未闻绞过一人办过一案”2。由于煌煌圣谕形同具文鸦片的买卖、吸食自1李圭：《鸦片事略》。 2《林文忠公政书》乙集。 然是禁而不止。结果是“内地嗜食渐众贩运者积岁而多”3。有鉴于此乾隆帝再颁禁令由于“官吏奉行有名无实”禁令还是一纸空文。在雍正、乾隆两朝清廷不仅没有实力查禁鸦片而且各海关仍对由海关公开入口的鸦片征收关税。严格说来鸦片在当时并没有成为真正的禁品。 鸦片是在嘉庆朝才真正成为禁品的。对于已逐渐成为社会公害的鸦片流毒嘉庆帝主张严厉加以禁止。清廷不仅为此制定了更为严厉的禁烟条例而且实力推行。嘉庆十五年（181o）三月北京广宁门巡役查获身藏鸦片烟六盒入城的杨姓烟贩嘉庆帝令将烟贩交刑部严审办理。清廷根据当时“购食者颇多奸商牟利贩卖接踵而来”的严重情况令步军统领、五城御史与专理税务的崇文门有关官员协同配合于京城各门禁严密访查“一有缉获即当按律惩治并将其烟物毁弃”。为了正本清源嘉庆帝令于闽粤出产之地由闽粤督抚“关差查禁断其来源”1。要求广东、福建、浙江、江苏沿海各督抚认真查察“嗣后海船有夹带鸦片烟者立行查拿按律惩办。如委员胥吏有卖放情弊均予以重惩。傥竟透入内地货卖一经觉著穷究来从何处？买自何人？不得以买自不识姓名商船搪塞蒙混。当将失察卖放之监督及委员吏役人等一并惩办不贷”2。嘉庆帝的严厉警告并没有挥实际作用。各处海关照样私纵偷越有的海关甚至私征鸦片烟税银以肥私囊。嘉庆十八年（1813）七月清廷再次重申禁令指出：“鸦片烟一项由外洋流入内地蛊惑人心戕害生命其祸与鸩毒无异”必须严加禁止。清廷在这一年制定、颁布了对吸食鸦片烟者的处罚条例规定：侍卫官员买食鸦片烟者革职杖一百枷号二个月；军民人等杖一百枷号一个月；供役内廷的太监如有违禁故犯立行查拿枷号二个月往黑龙江给该处官员为奴。嘉庆帝再次严饬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沿海各关严加巡缉如查有奸民私贩鸦片烟冒禁过关一经拿获将鸦片烟立时抛弃入海奸商按律治罪。对于敢于阳奉阴违并私收税课的管关监督嘉庆帝责成该省督抚实力查参将该督先行革职由驿具奏从重惩治3。清廷在打击内地贩卖吸食的同时开始采取措施杜绝鸦片的输入。嘉庆十四年（18o9）嘉庆帝令广州“公行必须具结保证他们所承保的每艘船在到达黄埔时船上没有装载鸦片”4。嘉庆二十年（1815）清廷决定在“西洋货船至澳门时”“应按船查验杜绝来源”1。清廷加强了在广州海口的查禁英、美等国鸦片商人将装载鸦片的船只改泊澳门。当时窃据澳门的葡萄牙当局3梁廷楠：《夷氛闻记》。 1《清仁宗实录》卷227。 2《清仁宗实录》卷24o。 3《清仁宗实录》卷271。 4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 1《清仁宗实录》卷344。 ------------ 4 允许英船每年运鸦片五千箱入澳门。葡萄牙当局每年因而获得1o万两关税。澳门一时成为输入中国内地鸦片的集散地。葡萄牙当局对运入澳门鸦片数量的限制和对鸦片征收关税使英国鸦片商人大为不满。其后外国商人遂于正当货物中夹带鸦片于广州黄埔港夹带私售。鸦片市场一度又从澳门转移到了黄埔。因此清廷在嘉庆朝实行的“禁止从外洋输入鸦片”的政策没有能杜绝鸦片的输入鸦片以“夹带私售”的形式越来越多地涌进国内。面对鸦片流入日益增多的情况道光帝即位后对禁烟更为重视。从道光元年（1821）至道光十九年（1839）是清代真正实行禁烟的时期。 道光元年清廷采取源流并治的方针禁止鸦片从海口的输入和在内地的销售。为了清源清廷规定：“凡洋船至粤先令行商出具所进黄埔货船并无鸦片甘结方准开舱验货。其行商容忍加等治罪。”2为了扼流清廷作出了对“开馆者议绞贩卖者充军吸食者杖徒”的新规定。在这些新政策颁布后清廷实力加以推行。道光帝指示广东地方当局封锁了黄埔和澳门的鸦片市场；令将四艘夹带鸦片烟的外国船只驱逐回国并永远不准它们再来广州；摘掉了对外商夹带鸦片故意隐瞒的广州十三行总商任敦元的三品顶戴；令广州地方当局将居于澳门的鸦片贩卖大户叶恒树加以法办。 道光元年采取的这些措施并没有收到明显效果鸦片的输入量仍然是与日俱增。道光帝在分析其原因时认为：“鸦片烟一项流毒甚炽总由地方官查拿不力所致。”有见于此清廷采取措施打击惩治徇隐自肥、敷衍失察的官员。道光三年（1823）八月清廷制定了失察鸦片烟条例。规定：“嗣后如有洋船夹带鸦片烟进口并奸民私种罂粟煎熬烟膏开设烟馆文职地方官及巡查委员如能自行拿获究办免其议处其有得规放纵者仍照旧例革职。若止系失于觉察按其鸦片多寡一百斤以上者该管大员罚俸一年；一千斤以上者降一级留任；五千斤以上者降一级调用。武职失察处分亦照文职画一办理。”1失察鸦片烟条例是制定出来了但它对各级官员的警戒作用是微乎其微的鸦片仍然还是畅通无阻地通过各海口、关隘流入内地。 道光十年（183o）道光帝根据江南道监察御史邵正笏不仅要严禁贩卖鸦片还要严禁内地种植鸦片的提议在全国进行了种卖鸦片情况的调查。道光帝令各地官方在对所管辖地区鸦片的种卖情况查证确实后加以惩治。为了使各地的惩治有所遵循这一年十二月清廷颁布了严禁种卖鸦片章程。规定：“嗣后内地奸民人等有种卖煎熬鸦片烟者即照兴贩鸦片烟之例为近边充军为从杖一百徒三年。地保受贿故纵者照犯一体治罪赃重者计赃以枉法从重论。其知情容隐虽未受贿亦照为从例问拟。所种烟2李圭：《鸦片事略》刊“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6）。1李圭：《鸦片事略》。 苗拔毁田地入官。”2清廷还令各地官员在对管辖区域鸦片种卖情况调查确实之后还要就如何严禁所在地种卖鸦片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来“妥议章程具奏”。清政府的命令布后不少省份立即行动起来督抚大员纷纷派员赴乡稽查并把所在地种卖鸦片情况向中央作了汇报。清廷根据各地6续汇集上来的情况颁一道道命令令各地实力禁止种卖鸦片。 从道光十年（183o）二月开始至道光十二年（1832）二月止在两年时间里计有广东、福建、陕西、安徽、湖南、云南、贵州、四川、山东、山西、河南等省先后向皇上就各省鸦片的种卖情况以及各地已经实行和准备实行的各项禁烟措施作了报告道光帝根据各省报告中提供的情况作了一系列非常具体的指示。清廷提出的各项禁烟措施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从沿海到内地到少数民族聚居地；从鸦片的走私入口到贩卖种植吸食到鸦片烟具的制造；从官员到衙役兵丁到民人无不包含在内。且实行奖惩并举、源流并治的方针。清政府的这些措施如果能被真正付诸实施鸦片毒流将会被遏止。然而实际上道光帝这些包罗万象、疏而不漏的禁烟措施由于外国侵略者的蓄意破坏和腐朽的封建贪污政治而付诸东流。 从道光十二年开始英国商船避开清廷规定的对外贸易口岸广州擅自驶入福建、浙江、江苏、山东洋面以“求市为名实质图贩鸦片”。清廷对这些闯进江、浙、山东洋面的外国船只一方面严令沿海各督抚将其驱逐出境“以肃洋面而杜私贩”一方面令沿海各督抚“出示晓谕沿海居民毋许与之交接。如有内地奸民及不肖将弁冀图获利私与勾结即严行惩办”1。清廷对北上英商船只的驱逐不仅没有使福建、江苏、浙江、山东洋面的英船绝迹反而由于“沿海地方文武各官不知认真查察遇有洋船往来一报了之”“复有内地奸民驾船接济彼此获利”等原因竟使“洋船之来日多”。特别是到道光十四年（1834）英国议会废除了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垄断权更使英国对华的鸦片贸易进入空前活跃时期。道光十四年英国政府派遣律劳卑来华。律劳卑负有英政府外交部赋予的重要使命。其中包括：推广英国的商业活动到广州以外的地方；在中国沿海寻找几处一旦中英生敌对行动、英国海军可以安全活动的地方；扩大鸦片走私等等。律劳卑于道光十四年六月九日到达澳门。八天后律劳卑未经清廷许可径入广州居住商馆。律劳卑又违反清廷关于中外交涉俱通过行商的规定撇开行商直接致信两广总督卢坤。卢坤遣人反复晓谕律劳卑有意“违抗不遵”。卢坤令“封舱”企图迫其就范。清廷赞同卢坤断绝中英贸易的做法道光帝同时指示卢坤于“省城内外及澳门一带大屿山炮台等处务须密派弁兵加意巡逻不动声色镇静防范”1。律劳卑则以武力相对抗。2《清宣宗实录》卷182。 1《清宣宗实录》卷213。 1《清宣宗实录》卷255。 八月初五日英兵船两艘闯进珠江口。当海口炮台各弁兵对英兵船开炮拦截时英兵船边开炮边闯关越隘直驶至离广东省城仅六十里的黄埔。道光帝获卢坤奏报后责令卢坤加强广东战备。由于广东地方当局防备森严加之“封舱”使英商利益受损律劳卑在尚不具备进一步动武装进攻的实力时退回了澳门闯入广东内河的两艘英国兵船也退出了虎门海口。律劳卑事件后清廷加强了广东海口对鸦片的防堵。道光令卢坤严饬舟师在各国商船回帆之后查明如有在洋趸私船只即调集水师大加兵威严行驱逐；饬令该管将弁派拨巡船常川巡查一切民疍艇只均不许拢近洋船私相交易以杜接济；责成内河营县派拨巡船在各海口及一切通海港汊分定段落昼夜轮流巡缉；令洋商传谕英商互相查察如有一船偷漏即将众船一概不准贸易使其彼此自相稽察。 清廷对沿海北上英商船的驱逐对律劳卑武装挑衅的回击以及对广东海口防堵的加强这一切努力依然没有能遏止鸦片毒流。道光帝即位后十多年严禁的结果只是使鸦片由公开、半公开的贩运变为完全的走私外国鸦片烟商人与中国内地烟贩之间的关系也由公开、半公开的6上交易变为水上交易。外国鸦片烟商在虎门附近的伶仃洋面上设立了专储鸦片的趸船载运鸦片的外商船只将鸦片卸上趸船然后装运合法商品及少许鸦片样品入口。口内那些“勾通土棍以开设钱店为名其实暗中包售烟土”的“大窑口”不法奸商凭样与外商议价、付款获得领取提单然后凭提单到趸船取货再雇用名为“快蟹”、“扒龙”的船只将鸦片运进口内分分立各地的“小窑口”进行分销。成千成万箱的鸦片正是通过这样一条严密畅通的渠道流向全国。 道光十四年（1834）英国政府废除了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后对华鸦片贸易向私人企业开放。解除了束缚的英国商人争先恐后地拥向中国干起了当时在对华贸易中赚钱最多的鸦片走私勾当从而开始了英国私人企业对华疯狂的鸦片走私阶段。在这以后的几年中英国鸦片商人不仅在广东沿海偷运走私鸦片还将偷运走私的范围由广东扩大到东南沿海甚至深入到中国北部沿海。为了适应大规模偷运走私的需要英国鸦片商人还建立起专营鸦片走私的船队并配制了武器使鸦片由偷运展为公开的强运。英国私人企业对华猖狂的鸦片走私获得的巨大利益令其他国家的私人企业眼红他们竞相加入鸦片走私的行列。鸦片形成一股斩不断、遏不住的毒流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涌进中国汹涌泛滥成灾。 鸦片的泛滥还与“胥役包庇关津卖放”密切相关。清政府各级官员尤其是各海口文武官员将弁不少人徇私枉法从鸦片的偷运走私中获取大量贿赂。这种情况在广东尤为严重。当时广东的情形是：“水师有费巡船有费营汛有费差保有费窑口有费自总督衙门以及关口司事者无不有费”1。收受了贿赂的文武官员、水师将弁“得赃纵放”、“放私入口”。有的甚至以查禁鸦片为名将查获的鸦片“私卖分赃”“变卖分肥”。官员将弁的贪污受贿直接破坏了清政府颁布制定的各项禁令还给外国鸦片烟商人破坏中国禁烟以口实。这一切使道光帝即位后十余年间的所有禁烟努力都归于失败。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鸦片的走私、贩运已形成了这样一种规模：鸦片趸船揽储于外洋快蟹、扒龙飞棹走私大小窑口潜藏于内地贩烟者穿行于里巷僻乡吸食者遍布城乡各地和社会各阶层自官府缙绅至工商优隶、绿营兵丁以及妇女、僧尼、道士“吸食者几遍天下。” 道光十四年前后清廷实行的严禁鸦片的政策面临严峻的考验。当时在鸦片流毒屡禁不止、例禁愈严、输入愈多、吸食者愈众、纹银外流愈多的情况下清统治集团内部弛鸦片之禁的议论逐渐抬头。曾任浙江乍浦同知的广东顺德人何太青罢归回籍后先向他的同年好友、时任广东按察使的许乃济兜售弛禁理论声称“纹银易烟出者不可数计必先罢例禁听民间得自种罂粟内产既盛食者转利值廉销流自广夷至者无所得利招亦不来。来则竟弛关禁而厚征其税责商必与易货严银买罪名。不出二十年将不禁自绝实中国利病枢机。”1何太青的弛禁论深深打动了许乃济。许乃济据此就教于“号多闻、留心世务”的嘉应名士吴兰修。吴兰修深以为然决定作《弭害论》对何太青的理论作进一步的阐述和挥。吴兰修认为：“为今之计亦惟权害之轻重而已。自一人言之则鸦片重而银轻合天下言之则鸦片轻而银重”。吴兰修因此主张：“嗣后请饬外夷照旧纳税交付洋行兑换茶叶。内地种者勿论。至夷船出口止准带光面洋银其内地戳印等银照纹银例一体严禁。”2吴兰修的《弭害论》被送给了两广总督卢坤、广东巡抚祁塡。卢坤、祁塡“见而心折”。吴兰修大受鼓舞立即约其同事熊景星、仪克中“各著论以与为辅”。卢坤企图以弛禁论来影响皇上因此在上折时以“粤中私议”作为附片将各种弛禁理论呈奏给道光。道光帝不为所动将其置之一旁“但令沿旧禁加严而已”3。尽管如此道光帝对这种与严禁政策背道而驰的弛禁主张未加指斥的暧昧态度无疑给了持弛禁主张的官员以希望和鼓励。此后弛禁论仍在一部分廷臣中私相鼓吹。道光十六年（1836）四月二十七日太常寺卿许乃济作为其代表以《鸦片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折》上奏公开全面系统地提出了弛禁主张。许乃济认为：“乾隆以前鸦片入关纳税后交付洋行兑换茶叶等货今以功令森严不敢公然易货皆用银私售”遂使白银“有出而无入”“岁耗银总在一千万两以上”。对鸦片的严禁还使“胥役棍徒之所藉以为1《七经楼文钞》卷4。 1梁廷楠：《夷氛闻记》。 2梁廷楠：《夷氛闻记》。 3梁廷楠：《夷氛闻记》。 利法愈峻则胥役之贿赂愈丰棍徒之计谋愈巧”。“更有内河匪徒冒充官差以搜查鸦片为名乘机抢劫”以至“报案纷纷”、“栽赃讹诈之案尤所在多有”。严禁吸食则反而使“食者愈众几遍天下”。严禁内地栽种“夷人益得居奇而利薮全归外洋矣”。在许乃济看来鸦片的输入之所以越来越多白银的外流之所以日益严重吸食者之所以愈来愈众“皆起自严禁以后”。据此许乃济提出弛禁方案。这个方案要点有三：一是“仍用旧例准令夷商将鸦片照药材纳税”。为防止白银外流外商货物“入关交行后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二是“文武员弁士子兵丁等或效职从公或储才备用不得任令沾染恶习致蹈废时失业之愆”“如有官员士子兵丁私食者应请立予斥革免其罪名”“其民间贩卖吸食者一概勿论”。三是“宽内地民人栽种罂粟之禁”“内地之种日多夷人之利日减迨至无利可牟外洋之来者自不禁而绝”1。许乃济的弛禁方案其前提因果是非不分其方法矛盾百出。若将许乃济的弛禁方案付诸实施其后果只能是鸦片进一步泛滥。然而许乃济在弛禁方案中虚构的“每年可省中原千余万金之偷漏”的前景对包括道光帝在内的一些人具有诱惑力。以致道光帝在看了许乃济的奏折后不仅未加指斥反而立即传谕军机大臣令将许乃济之折抄给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祁塡、粤海关监督文祥等“会同妥议具奏”2。这使清统治集团中和社会其他阶层中因鸦片而获利的官员、商贩欣喜若狂。广东十三行洋商迫不及待地向邓廷桢提出了弛鸦片之禁的更为具体的方案。对弛禁主张最感兴趣的还要数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义律立即将中国政府在鸦片问题上的新动向报告了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义律在报告中兴高采烈地预言：“许乃济弛禁论的直接影响将要刺激印度的鸦片种植”。义律预计：“采纳许乃济奏请的折中方案的这种正式的、最后的命令将在一个月或六个星期内到达此间”1。在各省督抚中身居烟毒渊薮之地的广东地方官员竟也为许乃济的弛禁论张目助阵。两广总督邓廷桢认为：“鸦片流传内地以致纹银日耗今欲力塞弊源惟杜绝纹银出洋最为要著”2。他因而主张：“弛禁变通办理仍循旧制征税系为因时制宜起见”“应请旨准照原奏”。邓廷桢还与祁塡、文祥拟订弛禁具体章程九条入奏称许乃济之疏“胪陈时弊均属实在情形”如果许乃济之请能获得批准“实于国计民生均有裨益”3。广东地方大员对弛禁论毫无保留的支持态度使广东贩食之徒无不欢欣鼓舞。邓廷桢等为弛禁论大张其目的奏折被大量传布还被英人刊登在他们在广州办的报纸上。 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1）。 2《清宣宗实录》卷282。 1英国议会文件：《中国通信汇编》184o年。 2《清宣宗实录》卷292。 3《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1。 然而许乃济的弛禁论除了得到广东大员们的公开支持而外“举朝无继言者”。大部分官员对许乃济的弛禁论持反对态度批驳许乃济弛禁论的奏折纷纷上达朝廷。其中礼部侍郎朱樽、兵部给事中许球、江南御史袁玉麟的三份奏折对弛禁论的批驳尤为淋漓尽致。朱樽等严禁派官员批驳了弛禁论者弛鸦片之禁、只要在中外贸易中坚持以货易货即可防止纹银偷漏的谬论指出：中国当时可供兑换的货物主要是茶叶一宗“茶叶不足将复易之银”纹银的偷漏如何能禁？严禁派官员又批驳弛禁论者宽内地种植罂粟之禁、久之以土烟代替洋烟、洋烟将不禁而自绝的谬论：“今食之者多而择食求精者又必以洋烟为美也”事实上当时内地种植罂粟已复不少“即如云南一属种罂粟者漫山遍野鸦片之出产宗（总）亦必不下数千箱”然而洋烟输入如故白银之外流亦“不见减于昔日”。弛禁论者只禁官弁、士子、兵丁吸食、民间贩卖吸食一概勿论的谬论更被严禁派官员批驳得体无完肤。他们在折奏中指出：“以天下人数计之官弁、士、兵不过十分之一而民居其九今之食鸦片者大凡起于官员之幕友家丁延及市廛游民而弁兵、士子亦渐禁（染）其习所不食者乡里之愚民居多耳。若独禁员弁士兵而许民间贩卖吸食是以食者纵之得食而未食者导之使食。”另外“员弁士兵非生而为员、为弁、为士、为兵也其初大抵平民也”“民与吸食则兵（员）弁兵丁又何能而禁？”可见弛禁论者禁员弁士兵而不禁民间吸食之说不过是“曲折之词所谓掩耳盗铃者也”。更为可贵的是朱樽等严禁派官员对鸦片危害、对英国对华鸦片贸易的实质有着清醒深刻的认识。朱樽指出：“鸦片流毒访（妨）财害小殊（诛）民害大。民者国之本财者民所出。民贫尚可变□民弱无可救药。”英国“初以鸦片入关即有削弱中原之念”。“其船窜入闽、浙、江南、山东、天津、奉天各海口诚不知是何居心？”严禁派官员在对弛禁论痛加批驳后请求道光令地方官重申禁令同时“严备各省海口”1防患于未然。朱樽等严禁派官员对弛禁论有理有据的批驳制止了皇上因“言者不一或请量为变通或请仍严例禁”而产生的犹豫和动摇坚定了道光帝禁烟的决心。清廷重申禁令朝廷内无人再敢公开鼓吹弛禁论原来赞同弛禁的两广总督邓廷桢也放弃了弛禁主张于广东海口实力查禁鸦片。 从道光十七年（1837）六月开始清廷采取措施在全国严厉实行禁烟清廷一面令广东地方大员“加意整顿严饬各该文武员弁于关隘紧要地方往来巡查严密购缉有犯必惩久而勿懈务使中国财力不致为外洋所耗。”1同时要求沿海各督抚、海口各监督在广东查拿甚紧之时严饬所属文武员弁“统于沿海要隘处所随时随地认真稽查。遇有出洋快蟹等船务当实力巡查”“嗣后如该督抚等仍视为具文并不实力查办必1朱樽：《申严例禁以彰国法而除民害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8年1期。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1）。 当从严惩处”2。道光帝的警告对沿海各省督抚多少是起了一些作用的。有些省份开始行动起来。湖南地方当局在与广东接壤的衡、永、郴、桂等州先后缉获广东烟贩九起人犯二十余名鸦片烟三千余两。山海关副都统祥厚拿获夹带鸦片烟人犯四名。道光十八年（1838）年初在道光帝严惩已被拿获的鸦片烟贩的指示下广州地方当局将在广州开设鸦片烟馆长达五年的郭亚平处绞。 清廷明确地重申禁令并实力推行禁烟使一个时期内弥漫舆论界的弛禁论销声匿迹一些地方官员在道光帝的严令和督促下也纷纷采取切实措施查禁鸦片。禁烟效果立即显现出来。由于广东地方当局认真采取禁烟措施大力搜捕私船当地的走私船只几乎绝迹。在广东鸦片销不出去外国鸦片烟商人只好用船把鸦片运到沿海各地去销售。但沿海一带中国水师船只也戒备森严一艘鸦片走私船被击沉其余的走私船只好退回伶仃洋面。外国鸦片烟商人“连一箱烟土都没有卖出去”1。这种情况使外国鸦片烟商人大为懊恼。英国大鸦片烟商人查顿悲叹：由于中国官吏的密切注意鸦片市场一天不如一天了。另一个英国大鸦片烟商人马地臣也称：在过去的十二个月中（指1837年）我们的鸦片市场起了一次彻底的革命现在看不见走私船的活动了。 中国禁烟取得的实际成效使英国资产阶级政府和鸦片烟商人的利益受到沉重打击。为了保护鸦片贸易英国政府派遣的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决定出面干涉。义律一面寻求武力作后盾一面要求与清廷进行交涉。英国鸦片烟商人则组织大批单桅、双桅纵帆式快船变本加厉地在广东及沿海各地进行鸦片走私的罪恶活动他们甚至在走私船上公开挂上英国国旗从珠江口到广州明目张胆地贩卖鸦片。英国资产阶级政府和鸦片烟商人的破坏再加上清统治集团中仍有为数不少的地方官员疲玩失责视朝廷禁令为具文致使鸦片流毒问题仍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这种情况使清统治集团中那些因鸦片流毒屡禁不止而深为忧虑的官员不得不继续寻求根治之策。道光十八年（1838）闰四月初十日鸿胪寺卿黄爵滋向道光帝提出严禁之策。 黄爵滋在《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中痛陈鸦片危害指出：十数年间鸦片泛滥成灾耗银数千万两之巨“以中国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渐成病国之忧”。如果这种情况再不加制止“再三数年间银价愈贵奏销如何能办？税课如何能清？设有不测之用又如何能支？”黄爵滋在折奏中分析了过去实行的各项禁烟措施认为皆非禁烟良策。黄爵滋认定鸦片不是不能禁关键在于如何禁。他认为：“夫耗银之多由于贩烟之盛贩烟之盛由于食烟之众。无吸食自无兴败则外夷之烟自不来矣。”黄爵滋因此主张：“今欲加重罪名必先重治吸食。”他请2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1）。 1[英]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 皇上“严降谕旨自今年某月日起至明年某月日止准给一年期限戒烟”“若一年之后仍然吸食是不奉法之乱民置之重刑无不平允。查旧例吸食鸦片者罪仅枷杖其不能指出兴贩者罪杖一百徒三年。然皆系活罪。断瘾之苦甚于枷杖与徒。故甘犯明刑不肯断绝。若罪以死论是临刑之惨急更苦于断瘾之苟延”1。黄爵滋还请帝勅谕各省督抚严切晓谕“广传戒烟药方毋得逾限吸食”。同时“严饬各府州县清查保甲预先晓谕居民定于一年后取具五家邻右互结。仍有犯者准令举给予优奖。傥有容隐一经查出本犯照新例处死外互结之人照例治罪。至如通都大邑五方杂处往来客商去留无定邻右难于查察。责成铺店如有容留食烟之人照窝藏匪类治罪。现任文武大小各官如有逾限吸食者是以奉法之人甘为犯法之事应照常人加等。除本犯官治罪外其子孙不准考试。”2对吸食鸦片者罪以死论这还是言盈廷的历年条奏中的第一次道光帝立即令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及直省各督抚“各抒所见妥议章程迅具奏”。一场关于禁烟政策的大讨论在清统治集团内展开。从道光十八年闰四月起至道光十九年（1839）五月《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公布在这一年时间里各有关指定官员纷纷遵命表意见。综观一年的讨论情况在朝廷大员中已没有人公开主张对鸦片实行弛禁严禁鸦片至少在表面上已成为这些大员们一致的意见。但是赞成黄爵滋对吸食者罪以死论的官员为数甚少反对者却是大多数。反对者有的打着“圣朝宽大不事峻法严刑”的旗号反对对吸食者论以死罪；有的以“清其流、扼其源”的理由主张重治囤贩。两江总督陶澍是黄爵滋的支持者之一。他认为：“黄爵滋所陈重治吸食罪以死论之奏实出于万不得已之苦心而为救时之急务也。”1湖广总督林则徐也成为黄爵滋强有力的支持者。他在给道光帝的复奏中指出：“鸦片流毒于中国纹银潜耗于外洋凡在臣工谁不切齿！”“今鸦片之贻害于内地如病人经络之间久为外邪缠绕常药既不足以胜病则攻破之峻亦有时不能不用也。”“流毒至于已甚断非常法之所能防力挽颓波非严蔑济夫鸦片非难于革瘾而难于革心。欲革玩法之心安得不立怵心之法。”2当朝廷大员们就黄爵滋奏折各抒己见时清廷按照过去制定的惩治律例在全国实行禁烟。道光十八年（1838）七月十九日道光帝令将于京师拿获的吸食鸦片的官员革职并将贩卖人等交刑部审讯七月二十一日又谕令两广总督邓廷桢随时惩治广东将备弁丁内吸食鸦片烟者以重海疆以精武备。七月二十八日他根据有关报告提供的天津洋船夹带鸦片、铺户代为囤积分销的情况告诫直隶总督琦善：天津为海口要隘奸商囤积兴贩势所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1）。 2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1）。 1《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4。 2《林则徐集·奏稿》中册。 不免现当整顿之时尤当扼其要害以清弊源。道光帝令琦善委派明干妥员严密查拿按律惩办。这一天清政府还明令嘉奖了在湖北汉阳厉行禁烟的知县郭觐宸。道光十八年九月清政府为在全国推行禁烟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定。九月十七日道光帝令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刑部一并会议研究各直省将军、督抚的禁烟意见。九月十九日皇帝严令各直省将军、督抚“振刷精神力祛积习”“趁此整顿之时同心合意不分畛域上紧查拿毋得稍为松劲”。“其贩运、开馆等犯固应从重惩办即文武官员、军民人等吸食不知悛改者亦著一体查拿分别办理”1。同一天又下令将赴尼僧庙内吸食鸦片烟的庄亲王奕窦、辅国公溥喜分别革去其王爵、公爵衔。九月二十二日道光帝以“冒昧渎陈殊属纰缪”的罪名给予公开主张弛禁的许乃济“降为六品顶戴即行休致”的惩处明确宣布：“鸦片流毒内地官民煽惑传染日深。前年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奏请弛禁朕即以为不得政体。本年鸿胪寺卿黄爵滋奏请严禁当降旨饬令直省将军督抚各议章程朕于此事深加痛恨必欲尽绝根株毋贻远患”2。道光帝的这个声明使清廷严禁鸦片的政策进一步明朗化对全国各地的禁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直隶总督琦善于天津大沽一带洋船上拿获鸦片烟十三万一千五百余两是清廷严禁政策的重要成果。九月二十三日道光帝下谕宣召湖广总督林则徐进京商议禁烟事宜。他对林则徐的宣召除了因为林则徐曾上折支持黄爵滋的严禁主张而外更重要的是林则徐在其两湖辖区大力推行禁烟成绩斐然使两湖地区的禁烟明显走在全国前头。当时两湖地区在短短两个月中即缴获大量烟土、烟具。仅在汉阳县就缴获烟土一万二千余两。汉阳、江夏两县收缴烟枪一千二百六十四杆。武昌、汉口收缴烟枪七百余杆。湖南省收缴烟枪二千三百余杆。林则徐的厉行禁烟使违法奸徒“莫不魄悸魂惊不特开馆兴贩之徒闻风远飏并吸食者亦恐性命莫保相率改图”1。另外林则徐在禁烟中是主张宽猛兼施的他在严禁时千方百计搜罗中药配方为吸食积久者配制戒烟药丸服食后效果很好“有积瘾三十年日吸一两而居然断去者断后颜面胖筋力复强”2。林则徐曾将两湖禁烟的实际成效及时向道光帝作了报告充满信心地指出：“民情非不畏法习俗大可转移全赖功令之森严姑免众心之涣弛”。 “臣等察看舆情并非不可挽救是以乘机谕戒宽猛兼施。呈缴者姑许自新隐匿者力加搜捕不追既往严儆将来。”3林则徐在八月初上给道光帝的一个奏折中对鸦片泛滥造成的严重危害所作的深刻分析则使道光1《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5。 2《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5。 1《林则徐集·奏稿》中册。 2《林则徐集·公牍》。 3《林则徐集·奏稿》中册。 帝进一步坚定了严禁鸦片务尽根株的决心。林则徐《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中向道光帝剖析力陈：“法之轻重以弊之轻重为衡盖因时制宜非得已也。当鸦片未盛行之时吸食者不过害及其身故杖徒已足蔽辜。迨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兴思及此能无股慄！”4道光帝决心严禁鸦片并寄厚望于林则徐宣召其入京欲与之商议禁烟事宜。 十一月初十日林则徐抵达北京。道光帝多次召见林则徐不久他颁给林则徐钦差大臣关防令其驰驿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为了防止外国鸦片烟商人武力破坏禁烟道光帝还授予林则徐兵部尚书衔和节制广东水师的权力指示林则徐对广东省“窑口快蟹以及开设烟馆、贩卖、吸食种种弊窦必应随时随地尽绝根株”。 林则徐于道光十八年（1838）十一月二十三日离京南下奔赴广东。在林则徐奉召赴京和林则徐离京赴广东期间在清政府的严令督促下禁烟运动已在全国全面推开并取得可观的战果。在直隶琦善在天津海口拿获鸦片十三万多两；在广西寻州府起获烟土四千余两梧州府共获烟土烟膏三万八千余两、烟枪一千余杆；在盛京起获烟土二千四百余两；在广东破获私开窑口案件一百四十一起、拿获人犯三百四十五名收缴烟枪一万零一百五十八杆；在云南先后缉获烟土烟膏二万二千两、铲去罂粟花苗一千三百六十余亩。尽管这些缉获的烟土、烟膏、烟具、人犯以及铲毁的罂粟花苗与实际的数量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预示着长期以来清政府的禁烟已从徒托空名而开始变为全国性的实际行动它也预示着更广泛更深入的禁烟运动即将开始。随着钦差大臣林则徐的到达广州广东很快成为全国禁烟运动的中心。 林则徐不负皇上重托在奔赴广东的途中即开列缉获要犯名单责成广东有关官员采取行动。道光十九年（1839）正月十九日林则徐抵达广州征尘未洗立即开展了一系列活动。他与广东文武官员、朋友、同乡晤谈了解广东鸦片流毒情况他造访熟知海防形势的人士规划广东防务；他召募洋行买办等懂西语、知西事的人员“借以探访夷情”；他微服私访深入了解民隐、民情。在经过大量调查研究之后林则徐决定以断绝鸦片来源为务。断绝鸦片来源必须将趸船鸦片消除净尽然而趸船停泊外洋即使派遣水师船只缉拿于洪涛巨浪之中缉拿未必有把握。林则徐、邓廷桢等断定外国鸦片烟商大多数当时仍滞留广州迫令他们交出趸船上的鸦片是事半而功倍的良策。二月初四日林则徐会同邓廷桢、怡良在钦差行辕传见十三洋行商人令他们传谕外国鸦片烟商责令外国鸦片烟商将趸船所储鸦片尽数缴出并填写英、汉两种文字的甘结保证“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林则徐在谕令中4《林则徐集·奏稿》中册。 宣布自己的禁毒决心说：“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1道光帝对林则徐的禁烟决心深为赞许称誉林则徐“忠君爱国皎然于域中化外”还指示林则徐应于各国船只出入经由要道的广东海口水6交严“务使外海夷船不得驶进口门妄生觊觎内地匪船不敢潜赴外洋私行勾结要期除恶务尽”2。林则徐得到道光帝全力支持信心倍增采取有力措施终于迫使外国鸦片烟商缴出鸦片二百多万斤。林则徐遵照道光帝谕令将缴获的鸦片于广州虎门太平镇当众销毁向外国侵略者显示了中国人民坚定不移的禁毒决心。 在林则徐于广东主持禁烟、销烟期间清廷于五月初四日批准了五大臣会议提出的查禁鸦片烟章程三十九条。这个钦定的严禁鸦片烟条例规定：沿海奸徒开设窑口勾通外人囤积鸦片犯拟斩枭为从同谋及接引护送之犯并知情受雇船户拟绞监候。该管官知情故纵者革职失察者分别议处；沿海员弁兵丁受贿故纵拟绞立决知情徇纵俱往新疆官弁充当苦差兵丁为奴；失察者员弁分别议处兵丁杖徒；开设烟馆犯拟绞立决从犯及知情租屋者新疆给官兵为奴兵役包庇与犯同罪有赃计赃准枉法从重论失察之该管官分别议处；栽种罂粟制造烟土及贩烟至五百两或兴贩多次者犯拟绞监候为从极边烟瘴充军；吸烟人犯均予限一年六个月限满不知悛改无论官民概拟绞监候；在官人役并官亲、幕友等一年六个月内在署吸烟者照平民加一等治罪；职官吸烟在一年六个月内者新疆充当苦差；职官因吸烟往新疆者概不准各城大臣因事保奏；宗室觉罗吸烟者往盛京严加管束。如系职官及王公均革职革爵往盛京永不叙用。如犯在一年六个月限满后者照新定章程加重拟绞监候；官兵查拿鸦片烟遇有大伙拒捕者准放鸟枪格杀勿论道光帝将这个章程颁各省令各省遵行。并谕令内阁将其“纂入则例永远遵行。”道光帝阐述颁《钦定严禁鸦片烟章程》的宗旨说：“朕惟姑息非所以爱民明刑即所以弼教。鸦片来自外洋日甚一日兼以内地栽种罂粟影射渔利军民人等受其毒者始则被人引诱继乃习为泛常。甚至荡产戕生罔知悛改关系于人心风俗者甚巨。若不及早查禁永杜弊源则传染日深其害伊于胡底？”“朕欲为天下除此祸患不惮再三训诫特议刑章以期易俗移风还谆返朴。”道光借《钦定严禁鸦片烟章程》颁布之机再次告诫朝廷大员：现在虽将海贩、窑口、吸食者定以死罪立限严惩对外除此而外的“种种流弊尤应随时随地实力稽查历久不懈庶几根株净尽力挽浇风”如有“讳饰不办者立即据实严参从重治罪。傥仍意存玩泄视条教为具文或畏难苟安或始勤终怠则是甘1《林则徐集·公牍》。 2《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6。 心玩法自丧天良。朕言出法随决不宽贷！”1《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是清代百余年间颁布的所有禁令中最严厉最周密的禁令对兴贩、栽种、吸食者罪以死论在职官员、宗室觉罗王公皆不能免且照常人加等治罪这充分说明清政府企图一举永除积习、尽绝鸦片流毒的决心这对全国当时正在开展的禁烟运动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清廷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末期开展的禁烟运动取得显著成绩。当时广州鸦片市场已完全停顿没有一艘走私船能够往来行驶。诚然在全国各地禁烟措施在贯彻实行的程度上有很大差异。有些省份因一些官员的迁延观望、因循塞责而收效甚微。然而清廷当时是极力企图在全国推动禁烟的。今天当我们在评论清廷的禁烟时固然应该指出清廷的禁烟无非是为了维护清皇朝的封建统治即便如此清廷的厉行禁烟于国于民都是有利的因而不失为一项有积极意义的举措。英国人卫三畏在《中国总论》一书中给中国的禁烟销烟以这样的评价：“鸦片是在最彻底的手段下被销毁了在世界史中一个非基督教的君主宁愿销毁损害他的臣民的东西而不愿出售它来装满自己的腰包这是唯一的一个实例。全部事务的处理在人类历史上也必将永远是一个最为卓越的事件。”1这样的评价并不过分。 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1）。 1转引自牟安世著：《鸦片战争》。 第六章白莲教和川楚陕农民起义第一节白莲教白莲教源远流长是一个秘密的宗教结社南宋初年已出现于江苏昆山。元、明时期有很大展分成为很多支派分别称大乘、混元、收元等名目成员十分广泛有农民、城市贫民、手工业者、小商人、小业主、雇工等也有一些太监、王府包衣、庄头、绅士、书吏、差役等参加。 白莲教“政体尚”始终实行严格的家长制统治等级森严。由于其本身又分成许多别支故派系的教只掌握本派的大权采取父死子袭的权力继承方式不容外人觊觎。他们的权力和地位归根到底取决于所收门徒的多寡以纠合人数多者称为大头目人数少者为小头目。教的弟子们随着本身力量即所收教徒人数的不断增长独立倾向也在逐步加强如果条件成熟最后也会走上独树一帜的道路。 白莲教传教的方法是：传教者“或充医卜或充贸易遍历各村亲去传徒”在穷苦的下层群众中招收信徒并将其组织起来。 白莲教教徒在日常只是烧香礼拜讽诵或由教讲解经卷、咒语、口诀、歌词（除教义外突出敬孝行善、三皈五戒等）以虔修来世并达到求福避祸的目的。“习教的人各出银两交与掌柜的收下”1称为“根基钱”。钱数不等少则一、二百文多则几十两、上百两。各地的小教每年或几年向本派教主输钱曰“朝贡”。如乾隆五十五年至五十七年白莲教刘之协、宋之清等人就将所收教徒的部分打丹（将姓名、籍贯写于黄纸向空焚化名为打丹又名升丹）银二千两6续送交被配到甘肃隆德县的师傅刘松手中。 白莲教徒从明万历到清康熙时百余年间刊刻了许许多多的经卷。几乎所有的白莲教经卷都宣传“两宗三际”、弥勒下凡和劫变观念宣传“真空家乡无生父母”的信仰。据白莲教的解释世界上存在着两种叫做明暗“两宗”相互斗争的势力明就是光明代表善良和真理；暗就是黑暗代表罪恶与不合理。这两方面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在不断地进行斗争。弥勒佛降世后光明就最终战胜黑暗。这就是所谓“青阳”、“弘（红）阳”、“白阳”的“三际”。 清乾隆年间白莲教支派林立。混元教和收元教是其中重要的两支。 乾隆三十九年（1774）初河南鹿邑人樊明德在家乡创立混元教并将其迅传播到河南归德、陈州、汝宁和安徽颍州等府。第二年便遭到清政府严厉镇压樊明德等十三人被判处死刑他的再传弟子刘松被配到甘肃隆德县混元教处于瘫痪状态。 1《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第五册第1页。 乾隆五十三年（1788）三月混元教徒、安徽太和县人刘之协“来至刘松配所探望与刘松商复旧教并以混元教破案已久人多不信必须另立教名。随商同刘松改为三阳教欲觅一人捏名牛八凑成朱字伪称明朝嫡派将来必然大贵。又指刘松之子刘四儿为弥勒佛转世保辅牛八入其教者可免一切水火刀兵灾厄。并推称刘松为老教主”。 乾隆末年收元教在鄂西北地区进行活动主要分为襄阳宋之清和房县王应琥两支。 湖北襄阳人宋之清是收元教支派三益教创立者姚应彩的再传弟子。他本人亦收襄阳总差役齐林等人为徒。乾隆五十四年（1789）他又拜刘之协为师。三年后宋之清因传徒日多与刘之协生了争教事件遂自立一教名为西天大乘教。从此他“自行兴教捏称弥勒转世必须学习西天大乘教躲避灾难”1并将其活动的重点放在阶级关系紧张的川楚陕三省交界地区让弟子们广收徒众扩大组织。与此同时王应琥也在湖北、四川交界地区大力展组织。以宋之清为的收元教为把农民群众从宗教信仰的迷雾中吸引到自身的解放上来宣传“习教者有患相救有难相死不持一钱可周行天下”2“从教者先送供给米若干入教之后教中所获资物悉以均分”3“习教之人不携资粮穿衣吃饭不分尔我”4等等以及随后逐步散播的“弥勒转世保辅牛八”这一披着宗教外衣的政治性预言深深地吸引着广大群众扩展组织的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其弟子中湖北襄阳总差役齐林对收元教的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后来的襄阳黄号以及四川起义军大部分领袖如姚之富、樊人杰、王光祖冉文俦、孙赐俸、徐天德、冷天禄、王三槐等等都是齐林的弟子或再传三传弟子。齐林势力和影响已过宋之清川楚陕起义基本上是由齐林系统的教徒动和领导的。1《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九辑第2o7页。 2周凯：《内自讼斋文钞》卷1《纪邪匪齐二寡妇之乱》。 3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89严如煜：《平定教匪总论》。 4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11《策略》。 第二节川楚陕农民大起义乾隆五十九年（1794）六月以后清政府开始大规模镇压川、陕、鄂、甘、豫、皖六省的收元教和混元教。一时大批教徒被捕宋之清、齐林等主要教惨遭杀害。刘松父子也在隆德被捕并供出与刘之协复兴混元教等情节。乾隆帝鉴于“此案邪教起自刘松传于刘之协盛于宋之清”1下令务将脱逃的刘之协“密查拿严加审鞫”2。在逮捕“钦犯”刘之协和查拿教徒的声浪之中各省地方官吏借端勒索逐户搜缉惟贿是求“不论习教不习教只论给钱不给钱以致含恨之人与习教者表里勾结借无可容身之名纷纷蠢动起于襄阳蔓延川陕”3。 在这种十分严峻的形势下齐林的重要弟子、“襄阳老教头”姚之富等人承担了恢复湖北地区收元教的组织及准备起义的重任。姚之富派人通知湖北、陕西一些地区的教徒：“来年（嘉庆元年）三月初十日是辰年辰月辰日同教的人要收缘了知会大家谋反各造兵器。”4一场大规模的反清的武装斗争来临了。 嘉庆元年（1796）正月初七日湖北宜都、枝江交界的温泉窑一带爆了张正谟、聂杰人等领导的反清斗争揭开了这次大起义的序幕。 川楚陕农民大起义的斗争经过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嘉庆元年（1796）正月至嘉庆三年（1798）三月是第一阶段主要是湖北起义军进行反清斗争。 张正谟等先举起义旗后湖北省境内许多地区如襄阳、枝江、长阳、当阳、来凤、竹山、远安、保康等地都爆了反清的武装起义。其中襄阳地区：姚之富在他的家乡彭家疃附近的夹河洲（他的部队后称襄阳黄号）高均德在其家乡高家湾附近的三合镇分别起义响应后来形成著名的襄阳起义军并且成为川楚陕农民大起义的主力部队。 姚之富是襄阳黄号的领袖和骨干。他起义之后为了表达对齐林的怀念与敬仰推举齐林的妻子、“师娘”王聪儿做总教师并称这支部队为齐家营。 嘉庆元年十月四川达州爆了徐天德、王登廷领导的起义东乡（今宣汉）爆了冷天禄、王三槐领导的起义接着又生了太平孙赐俸、龙绍周等人领导的起义。十一月冯得仕等人在陕西安康、米溪领导人民起义。十二月罗其清、苟文明、冉文俦、冉天元、鲜大川等人分别在四川的巴州、通江等地举起反清大旗。不到一年川楚陕到处燃起斗争烽火打得清军焦1《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九辑第2o5页。 2《清高宗实录》卷1462乾隆五十九年十月己巳。 3《清仁宗实录》卷72嘉庆五年八月乙丑。 4《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第五册第28页。 头烂额。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张汉朝告示明确提出“旗衣俱白”的起义军的政治口号是“兴汉灭满”庄严宣告：“天下”属于“汉家”清朝“气运既衰天心不正”。 争取土地也是这次起义农民的奋斗目标。白莲教在传教过程中就宣传“教中人先纳税若干将来按税授田”1。起义之前有些地区的白莲教又作出了“事成之后分给地亩”2的允诺。可见白莲教起义包含有反清和反封建土地制度的要求。 襄阳起义军以钟祥为基地筹集粮草准备与清军决战。嘉庆帝此时已任命永保总统湖北军务带领庆成、明亮等部兵马紧紧尾追。起义军在姚之富等指挥下粉碎了永保的南北夹击的计划八月底回到襄阳的双沟、王家楼一带。 嘉庆二年初襄阳义军分三路北趋河南：“其北路则王廷诒焚叶县之保安驿围官兵于裕州西路则李全由信阳转应山、随州向确山趋淅川奔卢氏中路则姚之富、齐王氏出南阳掠嵩县、山阳”3接着他们就由河南挺进到陕西境内并于镇安胜利会师。 嘉庆二年五月襄阳义军渡过汉水又分成三路深入四川境内于六月二十三日在东乡与四川起义军徐天德、王三槐等部会合。 东乡会师后川楚起义军商定按地区进行统一编号：姚之富、王聪儿部称襄阳黄号高均德、张天伦部称襄阳白号张汉朝部称襄阳蓝号；徐天德部称达州青号王三槐、冷天禄部称东乡白号龙绍周部称太平黄号罗其清部称巴州白号冉文俦、冉天元部称通江蓝号。此外还有林亮功部称云阳月蓝号龚文玉部称奉节线号。 东乡会师的第二天各路起义军即分散行动各自为战。姚之富、王聪儿决定除李全一部留下与四川起义军并肩作战外其余全部撤回湖北。嘉庆二年六月二十四日襄阳起义军从东乡一带出经云阳、万县在夔州（奉节）附近白帝城与清军激战。他们“直犯夔州”夜袭清军“围攻甚急”1。之后沿长江东下兵分两路进军湖北。前路由王聪儿、姚之富率领经巴东、兴山到保康、南漳一带；后路由王廷诒率领经远安、当阳转到南漳与前路会师在抢渡汉水不成后只得再向陕西转移经白河、洵阳到安康（即兴安）一带不久又越过大巴山第二次进入四川省境内。那时候襄阳黄号、襄阳白号、襄阳蓝号的各支队伍在四川境内会齐后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秘密结社项》（以下简称《军录·农运·结社》并不再注明收藏单位）。 2石韫玉：《独学老人年谱》。 3魏源：《圣武记》卷9《嘉庆川湖陕靖寇记》。 1魏源：《圣武记》卷9《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二》。 即分成四军：王聪儿、姚之富等为一军王廷诒、高均德等为一军樊人杰、李全等为一军张汉朝等为一军“连营二十里分队迭战更番在前”2并在川陕两省边境的广元、宁羌一带往来流动伺机打击清军。到嘉庆三年他们又分成几股转战于陕西境内。三年二月王聪儿、姚之富率领二万起义军由西乡、洋县渡过汉水北上攻下眉县、周至后决定折向陕东南经山阳再入湖北时被明亮、德楞泰及郧西县令孔继檊率领的乡勇包围在郧西县三岔河一带。三月五、六两日双方展开了激战。襄阳黄号起义军浴血奋战万余名战士阵亡王聪儿、姚之富等十多人从茅山阎王匾上跳崖牺牲。 此后襄阳黄号的余部由李全等人领导继续坚持反清斗争。 王聪儿、姚之富的牺牲标志着川楚陕农民大起义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即从嘉庆三年四月至七年十二月主要是四川起义军进行反清斗争。 四川起义军一般可分为两大支。一支由徐天德、冷天禄、王三槐领导另一支由冉文俦、罗其清领导。 嘉庆三年七月王三槐受勒保欺骗被捕叛变。四川起义军在徐、冷、冉、罗等的领导下依然继续顽强战斗。 十月起义军与清军在营山县展开了“太鹏寨战役”。嘉庆三年十二月罗其清部战败突围出走方山被德楞泰捕获牺牲。他的部下鲜大川、苟文明等与冉文俦会合麻坝寨。四年正月清军攻破其寨冉文俦等壮烈牺牲鲜大川、苟文明及文俦侄冉天元“率其余党窜营山、蓬州与东乡贼合”1。嘉庆四年正月嘉庆帝特授勒保为经略大臣节制川、楚、陕、甘、豫五省军务七月又以勒保经略半年而“弗蒇厥功”以额勒登保代勒保为经略大臣。又因其不识汉字不能治军书遂任命老于用兵、资望较高的明亮为四川总督。不久他得知明亮与陕西巡抚永保不和恐其不足膺重任又命工部尚书那彦成佩钦差大臣关防率盛京、吉林兵士三千人赴陕监军。十月嘉庆帝下令将明亮、永保二人逮京治罪而命那彦成代治陕西军事与此同时又责令各督抚将帅务将本境之起义军歼灭“是贼匪所至之地皆有专办之人”2。 十一月冉天元率领的起义军由川北巴山老林向西挺进到苍溪境内与紧迫不舍的额勒登保生了激战。冉天元利用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巧布埋伏并集中全力猛攻额勒登保的中营“血战竟夜”1杀死了清军的副将以下二十四名、兵士和乡勇二百多人。 嘉庆五年（18oo）正月冉天元联合了“东乡白号”张子聪、“达州青号”赵麻花等计一万余人在四川定远县的“石盘沱凫水过河（嘉陵江）2魏源：《圣武记》卷9《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二》。 1道光《巴州志》卷1o《杂记》。 2《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第二册第281页。 1魏源：《圣武记》卷9《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三》。 抢获船只后占据龙女寺渡口连夜过渡”直接威胁着四川重镇——成都、重庆。 北镇总兵朱射斗赶到川西镇压。正月十九日朱射斗“至高院场直入贼营。贼四集云合围数十里。官兵力斗连大炮。贼伏地而进炮击不中。危甚。旁有小寨尚未树栅射斗且斗且上。围益厚知不济力斗刃数十人而死兵勇几尽。脱者跳踯人丛驰百余里始免盖亦不一二焉”2。 起义军在高院场战役中取得的胜利打乱了清统治者的全盘战略部署把四川起义军的反清斗争推向了一个新的。 嘉庆五年二月冉天元率领起义军经过剑州（今剑阁）、南部、盐亭等地进到江油县马蹄冈三月与清军德楞泰、杨遇春等部激烈战斗。起义军战败冉天元被俘后遇害。起义军余部分成两支一支过潼江与北上陕甘的起义军会合一支留在川西坚持反清斗争。 马蹄冈大战是川楚陕农民大起义中一次最为激烈的大战役如统治者所说：“贼自起逆以来以此战为最”3从此以后起义军的力量逐渐削弱。总的趋势是：起义军“多分股数牵缀官兵。兵至则四散潜藏兵退则分投滋拢”。在清统治阶级制定的“剿贼之法总系跟踪追剿”1各个击破的战术之下起义军的主要领袖如王廷诒、冷天禄、徐天德、高均德、李全、张汉朝、樊人杰、苟文明、高二等相继被俘或者牺牲。到嘉庆七年底起义军只剩下齐国典、苟朝九、王世贵等小股队伍在南、巴老林中坚持反清斗争。川楚陕农民大起义进入了最后的阶段即嘉庆八年正月至嘉庆十年五月主要是分散在南、巴老林中的各小股起义军坚持斗争及部分哗变的乡勇反清。 嘉庆七年（18o2）十二月清朝经略大臣额勒登保、参赞大臣德楞泰以及川、楚、陕、甘等省的总督、巡抚向嘉庆帝奏报“川陕楚剿捕逆匪大功戡定”嘉庆也准备“以三省邪匪悉平论功行赏”2。就在清廷上下准备“共享升平之福”时起义军余部却在南山、巴山老林中进行坚强不屈的斗争。他们或百余人为一起或数十人为一起“腾跳如猱具悉官兵号令及老林径路忽陕忽川忽聚忽散屡被围辄乘雾溜崖突窜有中数矢犹力战者分军遇之则不利大队趋之则兔脱。仅余贼数百而三省不得解严”3。为了消灭出没于老林的小股起义军嘉庆帝令清军悍将杨遇春“前赴南山一带将各要隘及江防严密防御紧顾北面毋令零匪一名逸入。所有陕2《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第二册第2—3页。 3石香村居士：《戡靖教匪述编》卷5。 1《清仁宗实录》卷94。 2《清仁宗实录》卷1o6。 3《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第四册第499—5oo页。 省南山隘口及江防专交杨遇春堵御。其未尽零匪专交德楞泰一手办竣俾各专责成”4。起义军尽管处于极端艰难困苦的境地犹出其不意地打击清军取得了一些战绩。如嘉庆八年（18o3）四月清经略大臣的左翼长、“每战辄冠军”的穆克登布被起义军杀死即是一例。 嘉庆八年四月齐林家族的重要成员齐国典在战斗中“跳崖跌毙”清廷认为“从前未获凶渠”至此“实无一名漏网”1在大规模地“搜剿”老林之后于七月宣布“彻底肃清”了起义军并开始大量裁减乡勇。 由于乡勇也大多由破产贫困的农民、流民所组成一被清政府解散“得项较少”“穷而无归不免心生觖望”2纷纷投入了起义军的余部并在其中占了很大比重。有以一二百人为一支的起义队伍“陈贼只三四十人其余皆系乡勇”3。乡勇多是本地人向随官兵行走不惟道路险易皆所熟习凡官兵进止情形无不尽悉且有较为丰富的作战经验。他们利用奇袭、埋伏、化装为官兵等方法多次打败清军。但由于哗变的乡勇多是乌合之众最后在清廷的收买、分化下瓦解。 嘉庆十年五月在清军的残酷围剿之下起义军的最后几个领苟朝九、王世贵等相继壮烈牺牲。至此一场轰轰烈烈的川楚陕农民大起义宣告结束了。 在“康乾盛世”末期爆的、声势如此浩大的川楚陕农民大起义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是仅见的。正如魏源所指出的：“前代流寇皆难末造川壅必溃未有蠢动于庞豫之余劳师武如今日者。”4这次大起义充分暴露了清统治阶级的弱点沉重打击了他们的反动统治成为清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这次大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大大鼓舞了被压迫者反清的信心和斗志。 例如距离白莲教大起义结束仅有八年的由林清、李文成领导的京畿和直鲁豫三省交界地区的天理教起义就是在川楚陕农民大起义的鼓舞下爆的参加起义的人们将其称作“白莲教起手闹事”“河南滑县白莲教造反”1。嘉庆以后的反清起义与白莲教有着直接或间接关系的也不在少数充分说明这次起义对后世有着较大的影响。 4《清仁宗实录》卷125。 1《清仁宗实录》卷113。 2《清仁宗实录》卷124。 3《清仁宗实录》卷124。 4魏源：《圣武记》卷9《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一》。 1那彦成：《那文毅公奏议》卷38嘉庆十九年九月初一日奏十二年九月初三日奏。第七章天地会天地会是清代著名的秘密结社组织之一广泛活跃于福建、广东、广西、江西、浙江、湖南、云南、贵州、四川等地对封建统治者起过一次又一次的冲击。自康熙以降天地会的活动渐趋频繁并以多种形式组织会众开展政治和经济的斗争直至多次动反抗清朝封建统治的武装起义。道光之后随着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天地会又成为团结南方各省人民群众进行反殖民主义侵略、反封建压迫斗争的重要纽带。它被传播到东南亚及拉丁美洲之后又成为当地华侨反抗西方殖民主义暴政的自卫组织。天地会在清代历史上所建立的革命业绩不可磨灭所谱写的慷慨悲壮、可歌可泣的诗篇永远值得人们称颂和赞许。 第一节天地会的起源天地会起源的时间说法至少有六种诸如“明季说”、“清初郑成功创立说”、“康熙甲寅说”、“雍正甲寅说”、“乾隆丁亥说”等等。 天地会创立的宗旨与其起源紧密相关。在现存的有关天地会文献中无论是图像、碑亭、旗帜、腰凭、抑或入会仪式、会场的陈设、誓词、祝文、口白、诗句、茶阵、手语等都渗透着强烈的反清复明的政治气氛和血泪仇恨。可见“反清复明”是天地会创立的宗旨和一贯的口号。 天地会秘密文件记载康熙年间西鲁番“作乱”进逼潼关当时满朝文武无有能御敌者。康熙帝只好挂起榜文声称有能“征得西鲁番者封得万代公侯”。少林寺僧自告奋勇前去御敌一举打退入侵者。得胜回朝后他们拒受封赏仍回寺中诵经、说法、修道。岂料反遭奸臣陷害寺庙被焚和尚大都惨死剩下十八人出逃最后只有五人死里逃生“来至（广东）白沙湾口忽然海面浮起旧麻石三块石面有一只白碇香炉底有‘反清复明’中心有‘洪英’两字。五人抬起当时对天盟誓插草为香”1结拜天地会。时间为康熙甲寅年七月二十五日。当其结义时正巧又来了一位小子姓朱名洪竹系崇祯帝西宫娘娘李神妃之孙。当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率农民军进攻北京时李神妃怀胎逃出藏在伏华山生下男儿朱洪英后洪英生下一子名洪竹。少林寺劫余五僧便共扶这朱洪竹为主“反■（清）复明”以“恢复中原”2。这就是著名的“西鲁故事”传说。 从“西鲁故事”来看天地会显然是由于公开反抗失败后为蓄积和组织力量、徐图再起而创立的。诚然“西鲁故事”是一种未必有真人真事的传说。但是任何神话、传说决不是偶然出现和流传起来的换言之是其时代社会生活、社会现实的曲折反映。因此“西鲁故事”实际上可认为清初社会现实斗争的突出反映。 按“西鲁故事”传说天地会次结盟时间为康熙甲寅年七月二十五日。甲寅为康熙十三年（1674）这是有清一代历史上社会大动荡的一个重要年代。康熙十二年十一月平西亲王吴三桂在云南自称“兴明讨虏大将军”公开举兵反清。十二月京师白莲教杨起隆诈称明崇祯帝的三太子组织“中兴官兵”1于北京起义。十三年靖南王耿精忠及孙延龄等举兵响应。那些平日就与吴三桂有勾搭的贵州巡抚、提督四川巡抚广西、四川和陕西的提督孤守台湾的郑经也纷纷加入了反清的营垒。不到半年反清战火燃遍了大半个中国。 吴三桂举兵反清虽然实质上是一场分裂割据但是这一举动在当时1《天地会》（一）第4、34页。 2《天地会》（一）第4o页。 1《清史稿》卷258《鄂克逊传》。 却迎合了部分人的反满心理明皇室（包括郑经集团）部分汉族地主、官吏、士兵及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一些地区的农民、奴仆都迅作出反应。其中地主阶级中的抗清之士尤为活跃。如福建朱统锠“以前明宗室名号纠集党羽盘踞山谷”2；一直使用南明永历正朔的郑经致书吴三桂声称“今者四海仰望惟殿下一人未审军政之暇亦知有天外孤臣否？”3公开表示欲与其合作反清并将兵锋指向闽浙沿海地区。 然而他们很快觉察到吴三桂反清的狼子野心联想到他在清兵入关前后勾结清兵残酷镇压农民军和南明王朝亲自捕杀永历皇帝的种种丑恶表演自然不再与其为伍于是转而同业已转入地下的人民群众的秘密反清斗争相结合利用当时统治阶级内部的激烈争斗在客观上所造成的有利形势采取“歃血盟誓焚表结拜弟兄”的方式把闽粤地区一部分反清复明的力量秘密组织起来从而导致了清初民间秘密结社——天地会的成立。“西鲁故事”关于少林寺劫余五僧于康熙甲寅年七月二十五日歃血结盟创立天地会的传说正是天地会起源的具体时间的反映1。 清代档案和官书的有关记载也证明了这一点。乾隆五十三年（1788）二月清政府在镇压林爽文起义过程中抓获了很知天地会底细的骨干分子严烟。严烟在清政府的严厉刑讯之下对有关天地会的问题被迫作了较为详细的交代。其中他是这样叙述天地会起源的：“这天地会闻说是朱姓、李姓起的传自川省年分已远。有马九龙纠集和尚四十八人演就驱遣阴兵法术分投传教。后来四十八人死亡不全只有十三人四处起会。那在广东起会的是万和尚俗名涂喜那起会的朱姓叫朱鼎元帮同传会的李姓实不知名字。他们两家传下一个洪字暗号所以叫做洪二房。”2严烟在被递解京师之后再次供认：“听得陈彪说此教年代久远从前有个朱姓、李姓同起的。朱姓叫朱鼎元、李姓实不知道名字。后来有个马九龙纠集和尚多人演就驱遣阴兵法术分投传教。近年又有个万和尚俗名涂喜都是传教的人。陈彪曾教我两句口语：‘三姓结万李桃红九龙生天李朱洪。’这就是天地会的根由。至李姓、朱姓起会传说在四川。万和尚传教闻说在广东。即陈彪告诉我的时节他亦不能记清年份指定地方我更无从晓得同会所称洪二房和尚并非实有其人乃暗隐朱李二姓及万和尚的2《清圣祖实录》卷69康熙十六年冬十月丁未。 3夏琳：《闽福纪要》卷下。 1本世纪三十年代萧一山从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院抄录回国的同治抄本《西鲁叙事》记载天地会次歃血结盟为“雍正甲寅年七月二十五日丑时”。他的天地会起源于雍正十二年甲寅（1734）说正是据此提出来的。然而雍正甲寅说乃系康熙甲寅说传抄之误（见赫治清：《论天地会的起源》载《清史论丛》第五辑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71页）。 2《天地会》（一）第97页。 总称。”1严烟的供词和“西鲁故事”的主要情节是一致的。就是说天地会创立时是拥立父家朱姓、母家李姓之孙朱洪竹为领袖的故朱、李为天地会之祖。而朱、李二姓即代表朱明皇朝。又因明开国皇帝朱元璋年号洪武于是由朱、李又演出一个洪姓。所谓“朱洪竹”即“朱洪祖”“朱鼎元”实暗喻朱明皇朝鼎革纪元。“三姓结万李桃红九龙生天李朱洪”的天地会根由诗其意显然暗喻当万家兄弟共结洪姓云集天下、拥戴朱明皇朝之时也就是清朝灭亡、明主重登龙位、鼎革纪元之日。这就充分表明天地会源远流长从康熙至乾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展过程。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严烟的供词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天地会创立于康熙十三年甲寅的说法是正确的。 天地会创立不久全国的政治形势生了重大变化。清廷于康熙二十年（1681）最终平定“三藩之乱”二十二年（1683）统一台湾之后就牢固地确定了对全国的统治。这就迫使天地会向更为秘密的方向展从而进入了一个分散传会、秘密展组织的时期。道光元年（1821）正月广西巡抚赵慎畛奏称：粤西天地会“会簿、腰凭”、“传授口号俱系钞袭百余年前旧本”2足以说明这个问题。 乾隆时期清朝的“盛世”已近尾声。随着统治阶级对广大劳动人民剥削、压迫和掠夺的加重社会阶级矛盾逐渐激化起来。天地会的活动日趋活跃。由于当时广大被压迫者受阶级与历史的局限对清统治者一贯执行的民族歧视与压迫政策的阶级实质认识不清而将清朝的民族压迫视为本身苦难的主要根源。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经过万提喜及徒众在广东、福建等地的秘密传会天地会的组织及其浸透着的强烈的反清复明传统得到了恢复与展。 万提喜又名洪二和尚福建漳浦县高溪乡观音亭人。俗家姓郑以万、洪为姓显然有意附会天地会“用洪字作暗号”即借用洪武之号鼓动人们打着朱明皇朝的旗帜进行反对清统治者的斗争。据严烟的供词万提喜于乾隆年间先在广东传授天地会之后他又回到故乡观音亭继续展会众。在传会过程中他创立了三指吃烟茶等秘诀“及木立斗世等暗号”1。这里应该着重指出万提喜创作的“木立斗世”暗号不仅暗喻清朝到了乾隆三十二年就要灭亡而且实际上是号召广大被压迫者拿起武器于乾隆三十二年前推翻清朝的统治这就为以后的林爽文等领导的天地会起义作了舆论准备；他亲自传授的天地会会员成了乾隆年间粤闽一带传播天地会的重要骨干为以后的林爽文等领导的天地会起义作了组织准备。正因为如此万提喜既成为天地会众所敬仰的神秘人物又遭到清统治者的切齿痛恨。乾隆1《天地会》（一）第111—112页。 2《清宣宗实录》卷12道光元年正月壬戌。 1《天地会》（一）第1o3页。 所说“天地会节经查明起于洪二和尚今既据行义供认伊父提喜即洪二和尚是提喜为此案传教正犯已无疑义”2正是这种情况的突出反映。它有力地说明了万提喜在天地会的展厉史上确实起过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决不能因此得出“万提喜是天地会众一向承认的创始人”一类的武断结论。 由上所述天地会正式创立于康熙十三年甲寅的说法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2《天地会》（一）第139页。 第二节天地会的群众基础、特点和性质早期天地会的阶级基础主要是封建士大夫、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包括手工业者）。乾隆朝以来由于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不断侵蚀农村土地兼并的加剧以及城市手工业的展部分地排挤了农村家庭手工业农民个体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乾隆中后期的天地会正是从他们中间补充了大量的新鲜血液。从此以后天地会就成为以破产农民、手工业者、雇工、运输工人、小商人、流氓无产者为基本成员的下层群众的秘密组织。天地会有严密的组织一般称山堂、会社和公所等。它们之间自行其是互不联络。山堂内部又分成九级。天地会的会堂叫木杨城是会员聚会和新会员宣誓入会的处所。 天地会的结盟仪式、隐语、暗号在天地会的展过程也有变化。 早期的天地会结盟仪式比较简单一般在荒僻野岭举行。他们“插草为香”拜天为父拜地为母、歃血结为异姓兄弟。以后天地会在广泛传播过程中由于受到社会上儒、释、道三教的影响结拜仪式也逐渐掺杂了不少迷信色彩诸如供奉祖师牌位等等。牌位上多有太始祖(考朱洪英)妣金氏夫人、太宗(考洪启胜)妣庇氏夫人、太子朱洪祝（竹）、大哥万云龙、军师陈近南、五祖、五虎将等甚至还有供奉观音、土地、太乙真人、关公及万提喜等。 天地会为了使同会之人能互相识别又制定了隐语、暗号。乾隆年间天地会以“木立斗世知天下顺天行道合和同”1及“五点二十一”（暗隐‘洪’字）2为隐语以“三指诀”3为暗号。 天地会还有严格的纪律即所谓三十六誓、二十一则、十禁十刑等规章主要是要会员重义气、戒贪淫在反清斗争中要勇敢同时要严守纪律每人在入会仪式上都必须誓不得“触破事机”“如若说破机关死作刀下之鬼；若不说破万代富贵”4。 清代前期天地会的活动地区非常广泛江南各省都有它的组织或支派存在。在传说中有五房（即五祖）之说即：长房蔡德忠、先锋吴天成在福建；二房方大洪、先锋洪大岁在广东；三房马兴先锋桃必达在云南、广西；四房胡德帝先锋李识弟在湖广；五房李色开先锋林永昭在浙江、江西。相传天地会的山堂就是在这五祖时期建立起来的组织机构。五堂分别称为青莲堂、洪顺堂、家后堂、参天堂、宏化堂。其中以二房广东的洪顺堂力量最强它的势力在清代后期更分布于广西和南洋群岛一带。1《天地会》（一）第7o、97、1o3页。 2《天地会》（一）第7o、97、1o3页。 3《天地会》（一）第7o、97、1o3页。 4《天地会》（一）第87、71页。 天地会组织的特点如下。第一天地会的宗教迷信色彩比较淡薄不像白莲教等秘密结社那样以宗教迷信作为团结群众、组织群众的纽带、维护其斗志的重要武器。他们以“桃园结义”为样板彼此间崇尚义气讲究信用天地会不引导人们向往未来的幸福而是着眼于现实生活利益。特别是乾隆时期天地会在展广东三江、两湖、闽粤水6交通线上而生活又极不稳定的苦力劳动者以及无固定职业的游民时更为突出“互相帮助”、“免受欺凌”、“敛钱分用”等等经济意图充分反映了他们的切身利益。当然天地会本身也充满了一些迷信色彩如供奉五祖、关公、万提喜牌位等皆是。第二天地会下层群众之间比较民主、平等。由于天地会大多是由因贫困而背井离乡、过着颠沛流离的人们所组成的故会员之间讲义气豪爽慷慨嫉恶如仇爱打不平力求平等。他们结异姓为兄弟。入会后彼此均称兄道弟没有封建社会那一套束缚人的传统礼节。 第三天地会对清皇朝始终持否定态度。天地会是在尖锐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中产主的因而是一个具有鲜明的反清政治目的的秘密结社组织。如前所述天地会的宗旨始终是“反清复明”这在天地会的文件中到处可见。究其原因有下列几点：先清朝统一中国之后虽然因形势已生重大的变化不再运用大规模的手段但其他方式的民族歧视与压迫政策仍在继续推行因此汉族和其他民族的民族意识与民族感情也就很难平息；其次民族压迫政策归根结底是统治阶级为进行阶级剥削与掠夺服务的。而当时广大被压迫者受阶级与历史的局限不可能认清民族压迫的阶级内容与阶级实质误将清统治者的民族压迫看作本身苦难的主要根源；最后这个口号的长期使用也有斗争策略方面的考虑即用来争取与满族贵族存在矛盾的汉族地主阶级尽量孤立清统治者。“反清复明”的思想是封建社会里农民和其他阶级存在着的皇权思想的反映。 天地会从其一创立宗旨就是“反清复明”矛头始终指向清朝统治者。乾隆年间天地会尽管在展新会员时突出强调经济意图但仍然在借用“顺天行道”、“扶明”、“反清复明”之类的口号进行反抗清朝封建统治的阶级斗争。这充分说明天地会的性质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下层群众的秘密结社。 第三节天地会的作用天地会自康熙年间创立至乾隆中叶主要是在地下从事秘密反清活动。自乾隆中叶之后随着社会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的加剧天地会的反清斗争日趋公开化并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酝成林爽文起义。林爽文起义是清代天地会组织动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反清斗争风暴席卷了台湾全岛历时十四个月动员群众达数十万人严厉冲击了清朝官吏和地主阶级并没收其土地归农民所有。清政府为了镇压这次起义先后调动了福建、广东等省数万兵力花掉军饷一千多万两暴露了清廷的腐朽、衰落。可以说林爽文天地会起义对清政权的打击是沉重的。 林爽文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却有力地鼓舞了后代的反清斗争。乾隆末年至嘉庆、道光年间天地会的反清起义史不绝书。咸丰元年（1851）太平天国起义前十余年间南方各地蓬蓬勃勃地展开了反清的群众运动其中大部分是由天地会成员组织和动的。太平天国起义初期天地会又在广东、广西打击清统治者造成了对统治阶级“荼毒殆遍”、对人民群众却是一片大好的革命形势。这些反清斗争对太平天国起义及其顺利展起了先驱的作用。以后在辛亥革命时期南方各地的天地会高举着“反清复明”的政治大旗积极进行着推翻清政权的斗争为辛亥革命的迅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为最后推翻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清代后期天地会在南洋各地华侨中广泛展并与当地人民一起为抗击欧美殖民主义当局的残暴统治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综上所述天地会在清代历史上所起的进步作用必须予以肯定。 但是天地会也有其不可克服的致命弱点。先天地会“反清复明” 的宗旨在康熙年间该会初创时对组织群众进行反清斗争起过一定的作用但自乾隆中叶以后明朝灭亡已一百多年社会上存在的尖锐复杂的问题不在于“复明”与否而在于农民迫切需要夺回被地主兼并的土地。而天地会始终不曾拟订、提出土地问题的纲领口号所以也就不能最大限度地动、组织广大下层群众参加反清斗争。 其次天地会的起义斗争是分散进行的始终没有汇合成统一的、有计划的大规模的战争。天地会从康熙年间创立到嘉庆、道光年间经历一百多年虽然流传年久传播地区广泛始终是一盘散沙各地天地会、甚至本地天地会之间都从不生什么联系。各个山堂的规模都不大少则几个人结一个会多则几十人结为一个会展到几百人至千人的山堂就不多见了。它们之间彼此不相统属门户之见森严。另外从天地会档案史料中可见乾隆年间天地会除使用本名外还使用添弟会、■■会、小刀会等名称。到了嘉庆、道光时天地会系统的秘密结社的名目就更为繁多了。这样当天地会进行武装反对清政府的斗争时就形不成一个统一的组织更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就以林爽文领导的那支规模较大的起义军而言也是各部均有自己的旗号、年号、队伍以及战斗计划。因此天地会的反清斗争最后必然以失败告终。孙中山先生说：天地会众“皆知识薄弱团体散漫凭借全无只能望之为响应而不能用为原动力也”1这是切中天地会弊病的评论。 1孙中山：《革命原起》刊“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第7页。第八章少数民族清代时中国境内有众多民族汉族仍是中国最大的民族。满族是少数民族但在当时是占有统治地位的民族。此外还有不少的少数民族在历史上起着各种不同的作用。其中有蒙古族、藏族、彝族、回族、维吾尔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等。 第一节蒙古族蒙古并入清朝漠南蒙古东起今吉林、西至贺兰山南接长城北临大漠。后金以封官晋爵、保留特权、厚赐联姻等积极笼络漠南蒙古各部领并利用各部封建主与明朝支持的察哈尔部长林丹汗的矛盾诱使他们归向自己一边。明崇祯七年（1634）林丹汗为后金所败西行死于大草滩漠南蒙古遂尽归向后金。崇祯九年（1636）漠南蒙古十六部四十九个封建主聚会盛京（今辽宁沈阳）尊皇太极为博克达·彻辰汗奉戴为共主后金改国号为清。与此同时漠北喀尔喀蒙古三汗也各自与清通好入贡保持和好关系。 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领噶尔丹乘喀尔喀内乱攻袭喀尔喀各部败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掠车臣汗及札萨克图汗牧地喀尔喀蒙古封建主遂率众南下投清。康熙三十年（1691）举行多伦诺尔会盟封赏喀尔喀诸王公并设旗编佐自此喀尔喀蒙古亦辖属于清帝。雍正三年（1725）分土谢图汗部西境置三音诺颜部遂形成四部。 厄鲁特蒙古四部并入清朝是在不同时期和情况下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的。和硕特部原居今乌鲁木齐一带十七世纪上半叶在领固始汗率领下进据青海、西藏地区与清保持和好通贡关系顺治十年（1653）固实汗被清封为遵义行义敏慧固始汗。康熙三十六年（1697）固始汗之子达什巴图尔接受清朝招抚使青海和硕特蒙古併入清朝。 准噶尔部在其领噶尔丹统治时期兼并周围各部势力强盛。康熙二十七年（1688）侵扰喀尔喀二十九年进犯漠南乌珠穆沁境被清军败于乌兰布通三十五年再为清军败于昭莫多。噶尔丹之侄策妄阿拉布坦乘机自立为汗并向清纳款通好噶尔丹腹背受敌次年服毒自杀。雍正五年（1727）策妄之子噶尔丹策零继位后屡扰清境并于雍正九年大败清军于和通淖尔次年为清军败于额尔德尼昭后始罢兵议和。乾隆十年（1745）噶尔丹策零死后准噶尔部内讧。乾隆十八年（1753）达瓦齐夺取汗位乾隆二十年为清平定。不久先已归降的阿睦尔撒纳复叛清失败后逃入俄罗斯境乾隆二十二年病死长期与清朝对抗的准噶尔部遂隶属于清。 值准噶尔部内讧之时杜尔伯特部台吉车凌、车凌乌巴什、车凌蒙克（史称三车凌）于乾隆十八年摆脱准噶尔的羁绊率众归服清朝被安置于乌里雅苏台一带游牧。次年编旗分佐设盟。 土尔扈特部原游牧于塔尔巴哈台附近雅尔地方明末清初因不堪准噶尔部侵扰西迁至额济勒河（今伏尔加河）下游。乾隆二十六年渥巴锡继承汗位后因不堪沙俄政府的奴役、侵扰和征索于乾隆三十五年率属众三万三千余户、十七万人启程东返祖国。次年抵伊犁附清分为新旧两部：渥巴锡领旧土尔扈特部游牧于珠勒都斯、库不喀喇乌苏等地；舍楞领新土尔扈特部驻牧科布多一带。至此漠南、漠北、漠西蒙古地区尽归属清朝。盟旗制度的实施盟旗制度是在天命九年（1624）至乾隆三十六年（1771）绥服蒙古各部过程中根据八旗制度的组织原则在蒙古原有社会制度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来的。清廷取消蒙古原有部的划分改编为旗。少数就原部编为一旗多数被分为若干旗以至十余旗。旗既是军事、行政合一的单位又是清朝赐给旗内各级蒙古封建主的世袭领地。 蒙古地区的旗分为总管旗和札萨克旗两种。总管旗设总管由中央派遣的将军、都统、大臣直接统辖其中包括内属的察哈尔八旗、归化土默特两翼以及热河都统所辖厄鲁特一旗科布多参赞大臣所辖明阿恃、扎哈沁各一旗、阿尔泰和阿尔泰诺尔乌梁海九旗、定边左副将军所辖唐努乌梁海五旗、驻藏大臣所辖达木蒙古八旗等。 其余大多数蒙古部之旗称为札萨克旗清廷在这些地区建札萨克旗受中央监督。札萨克旗又分为内札萨克和外札萨克内蒙古所属各旗为内札萨克；喀尔喀蒙古、厄鲁特蒙古各旗为外札萨克。由清廷就旗内蒙古王公中之有功者任命为札萨克管理旗务。札萨克的职责是按照清政府赋予的权限处理旗内行政、司法、税收、科派差役、旗属官吏的任用牧场调整等事务由上级监督行使。札萨克之下设协理台吉、管旗章京、梅伦、笔帖式等僚属协理旗务。 旗下设佐为基本军事单位每佐设佐领一人辖旗丁一百五十人在旗札萨克领导下审理丁册征收税课排解纠纷传递信件及征人伕。佐领之下设骁骑校、领催协助佐领办理军政事务。每六佐复设一参领统辖。在佐之下每十户设一什长为最低一级行政单位的管理人。 除总管旗、札萨克旗外清政府还在大寺庙的领地共建有七个喇嘛旗。这些喇嘛旗与札萨克旗平行不受其干预自行管理领地内之行政、司法、税收事宜。 清统治者为了不使旗札萨克享有独立权力订出会盟制度在旗之上设盟合数旗而成。有的盟是在原有部的基础上建立的有的盟包括数部有的盟只包括一旗也有少数旗不在其上设盟而直辖于将军、大臣等。而蒙古旧有的部只在名义上保存下来不具有任何行政职能。会盟地点由清政府指定通常是在便于各旗集会的适中地点一经确定即以该地名作为盟的名称。 每盟设盟长一人副盟长一人由理藩院于盟内各旗札萨克中选人奏清帝任命兼摄。盟不是一级行政机构只是一种实行监督的组织一般不设办理盟务的衙门。规定每三年会盟一次届时执行比丁、练兵、检查财务、清理民刑案件等职权。盟并不构成蒙古最高一级的行政机构盟长的主要任务是充当会盟的召集人不能直接干预各旗内部事务也无权擅自布政令只是对各旗札萨克起监督作用并充当旗札萨克与清政府的中间人。遇有旗札萨克不能解决的民刑案件可会同审理札萨克有不法或叛逆行为有责任随时告战时则带领所属各旗兵丁应诏出征。 蒙古的盟旗并非独立自主的政治制度都直接受中央政权的统辖和节制履行清廷委付的职责不享有独立处理本盟旗各项事务的权力。在盟旗之上一切重大军政事宜的最高裁决权属于理藩院而地方性的重大事件则报有关地区的将军、都统和大臣会办。 社会阶级清朝所制定的各种制度并没有改变蒙古社会的阶级结构和剥削关系封建主和牧民仍然是社会中的两个基本阶级。 蒙古归并清朝后在建旗设盟过程中基本取消了蒙古封建主原来享有的济农、诺颜、太师、宰桑等称号按原来地位的高低及对清朝的效忠程度和功劳大小分别被授以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四等台吉和塔布囊等爵位。担任旗札萨克现职的为札萨克王公不担任现职的为闲散王公。他们仍然是蒙古社会中居统治地位的阶级领取岁俸和人丁拥有众多畜群掌握牧场支配权对领地内属民有不完全的占有权并通过对土地的支配权对牧民进行封建剥削。 除世俗封建主外喇嘛上层也形成另一僧侣封建主阶级。驻库伦的哲布尊丹巴是外蒙的最高宗教领袖；驻多伦诺尔汇宗寺的章嘉呼图克图掌管内蒙各寺庙。此外还有许多活佛享有国师、禅师封号。其次是寺庙主持以下还有札萨克达喇嘛、副札萨克达喇嘛、札萨克喇嘛、达喇嘛、副达喇嘛、苏拉喇嘛等。他们享有清朝赋予的各种特权拥有牧奴——沙比那尔（庙丁）操纵寺庙财产某些寺庙甚至建立沙比衙门对喇嘛徒众进行审讯和惩处。隶属于蒙古封建主的阿勒巴图（贡民）是牧民中人数最多的阶层承担繁重的赋役。他们必须无条件地服兵役自带马匹、武器和口粮应征从军。还须负担防守卡伦（哨所）的义务驻防期少则一季半年多至数年而且要自谋生计。驿递是对阿勒巴图最沉重的负担他们充当乌拉齐（站丁）既要承担驿递的劳役又要无偿供应往来官员和军人的食宿还要蒙受种种无限制的需索。此外阿勒巴图还负担盟旗衙门的差役、开支和官员的供养无偿地为皇室专有的牧群和马厂放牧甚至蒙古封建主向清廷进献的贡品去北京的旅费也无不落在阿勒巴图身上。与此同时阿勒巴图还要向领主服贡役包括实物税和劳役两种。当封建主有进贡、会盟、移营、嫁娶等事时还随时向属下征敛甚至封建主欠下债务也得由阿勒巴图来偿还。 阿勒巴图可担任管旗章京以下旗佐官职任职者被免除赋役并拥有随丁逐渐形成富牧户成为“额尔和坦”阶层。还有一部分人因功被豁免赋役称为“达尔哈坦”。他们都拥有较多牲畜甚至家奴并对一般牧民进行剥削构成阿勒巴图中的特殊阶层。 阿勒巴图中的一部分被拨给封建主役使称作“哈木济勒嘎”（随丁）。王公、台吉的随丁终身为主人服役称“随人箭丁”；管旗章京等的随丁仅在主人任职期间受役使离职仍退回本旗佐故称“随缺箭丁”。随丁专供主人役使或在王府中当差或在主人牧场上放牧全部收入归主人主人甚至可将他们出卖或馈赠他人其地位比一般阿勒巴图还低。 沙比那尔是喇嘛封建主的牧奴专供寺院封建主役使从事各种劳役维持寺院和喇嘛上层的生活寺院的一切负担都落在沙比那尔身上。 奴隶来自战俘也有因犯罪被籍没为奴的他们世代受主人剥削处境最悲惨。 蒙古社会严密的封建等级制度和牧民各阶层的划分都是清朝维护蒙古牧奴制的一种手段使蒙古族永远处于其所安排的封建秩序中以便清朝进行长期统治。 经济生活在清朝统一的国家内蒙古地区形成相对和平安定局面加强了与全国各地的经济交流使原来占支配地位的单一游牧经济展为以牧业为主兼有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多种经济结构。 牧业是蒙古牧民的主要生计。由于结束了连年战乱加之清政府注意牧民的休养生息扶持牧业展荒年实行赈济在一定程度内限制王公对牧民的过重征敛使蒙古地区的牧业得到长期稳定的展。通过划地建旗确定了各旗游牧界客观上促进了牧场的合理使用。随着生产秩序的建立牧民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也有了一定改进在半农半牧区实行打井、搭棚、筑圈、贮备冬饲料饲养驴、骡等新役畜。随着牧业的稳定展牲畜头数大大增加清皇室、政府、旗札萨克、寺庙拥有的畜群动辄成千上万。 多种经济的展先表现在农业上。随着汉族农民的大量流入许多蒙古人开始兼营农业或弃牧就农辟牧地为农田耕地面积日增到十八、十九世纪农业逐渐形成为独立的经济部门特别是接近汉地的漠南地区最先得到开逐渐形成农区或半农半牧区。这些地区主要是鄂尔多斯、归化土默特、察哈尔、热河、卓索图盟、昭乌达盟的一些旗。 漠北、漠西蒙古地区的农业远不及漠南展并不普遍只在杜尔伯特、乌梁海、札哈沁等地有粗放的农业种植大麦、青稞在哲布尊丹巴的领地内及额尔德尼召等地区进行开垦。 清廷允许汉民到口外开垦只是“权以医燃眉”1并不是要在该地1《热河志》卷92。 展农业因此规定种种限制。凡到蒙古地区垦种的汉民必须携带州县给的印票印票的数量也十分有限。从乾隆十三年（1748）开始清廷则进一步禁止汉农到蒙古地区垦种严禁容留汉人和增垦出典地亩。 尽管清廷设有种种限制但汉民的不断流入和耕地面积的日增已成为不可遏止的趋势并引起蒙古政治经济的深刻变化。政治上的变化是清政府在蒙古地区设置府、州、县、厅专管汉民事务。康熙年间已在张家口、独石口等地设置专管汉民的县丞；雍正初又置归绥、张家口、独石口三同知。至嘉庆十五年（181o）在吉林、盛京、直隶、山西等口外毗连地区已设有一府、一州、五县、十二厅他们分管本辖区及毗邻未设州、县地区的汉民事务从而剥夺了蒙古王公在政治上对这些地区的支配权。经济上最重大的变化是封建王公土地占有制的动摇和新的生产关系的形成。随着蒙古地区农业的展促进了土地私有制的形成动摇了封建领主经济旗札萨克和王公除官地和私产外逐渐失去对其余土地的统治和支配权。土地私有导致土地租佃、典押和买卖从而改变了汉农与蒙古封建主的关系建立了契约关系。同时土地买卖也造成蒙古社会新的阶级分化某些贵族因出卖土地而没落某些牧民因经济上升而成为非贵族地主结果动摇了世袭贵族的经济地位加了封建领主制度的崩溃。 农业的展对蒙古地区生产力的提高和蒙汉人民友好关系的展也有重大意义。蒙汉人民在生产中通过相互学习提高了生产技术。蒙古族向汉农学习兴修水利掌握农时开畦培垅等农耕技术并把蒙古地区原来没有的粮食作物和瓜果蔬菜引进来丰富了食品种类。至清朝后期近边诸旗的蒙古族人民已是“农重于牧操作也如汉人”（《东三省政略》蒙务下）了。同时汉农也向蒙民学会放牧技术并以畜牧作为重要的副业。 清代蒙古地区与内地的物资交流进一步加强商业大为展。每逢年班蒙古封建主都带领成群的商队携带土特产至京出售并在京购买杂货、绸缎、布匹等随贡使至京的蒙古人有时多达数千人。此外大批汉商深入蒙地进行贸易山西、北京、山东、河北等地的商帮至归化、热河及蒙古各地贩卖各种日用品收购原料、畜产品、皮毛。久之这些旅蒙商逐渐在蒙地居住下来结果展了原有的城市并形成了新的城镇如内蒙的归化、张家口、多伦诺尔、赤峰、经棚、小库伦外蒙的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恰克图青海的西宁等都是蒙汉各族人民进行交流贸易的重要商业城镇。 另一种重要的贸易形式是定期集市寺庙和兵营周围往往成为集市贸易的中心。 在汉商影响下部分蒙古人开始转营商业。一些僧俗封建主开始投资与汉商合资经营或出资委托汉人代营。一些蒙古族人民也直接从事商业把畜产品、粮食等运至城市和集市出售并购买自己所需的茶、布、农具、日用品等。 随着城镇的展和商业的繁荣以商品生产为主的独立手工业也展起来。汉族手工业者来到蒙古地区就地生产满足蒙古族对手工业产品的需要。在城镇中出现了手工业作坊。 手工业的展使蒙古地区的自然资源如呼伦贝尔、札鲁特、阿鲁科尔沁、苏尼特、察哈尔、鄂尔多斯、阿拉善等地的盐、碱巴林、克什克腾、乌喇特的木材雅图沟的铅喀喇沁、土默特、翁牛特、阿拉善的金、银、煤均得到开。一些蒙古王公雇人以土法开采或招汉商承包雇蒙汉人民开采。一些蒙民也在产地自行挖盐、采煤、淘金。 蒙古地区多种经济的展是蒙汉各族人民劳动的结晶既繁荣了蒙古地区的经济也加强了蒙古地区与全国各地的经济联系。蒙汉人民在共同生产和斗争中冲破了清朝的限制动摇了蒙古的封建领主制度也加深了友谊。 文化生活清代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蒙古族人民冲破清廷的种种禁限加强了与各族人民的文化交流既继承和扬了本民族的文化又吸收了其他民族的文化成果使蒙古族文化获得了新的展。 蒙古族语言和文字进一步规范化成为各地蒙古族通用的统一的书面语言。蒙古族学者编纂了各种语法如十八世纪丹达尔拉哈然巴的语法著作、蒙古正黄旗卓特氏富俊编的《蒙文旨要》十九世纪拉哈木苏隆和脱王的蒙古语法。蒙古族学者也编纂了辞典如赛尚阿的《蒙文汇书》和《蒙文晰义》以及蒙古族学者集体编纂的大型《蒙文注释辞典》等。与此同时清政府也纂修了几种蒙文和其他各族文字对照的大型辞典如《五体清文鉴》（满、蒙、汉、藏、维吾尔）、《西域同文志》（满、蒙、汉、藏、维吾尔、托忒文）、《四体合璧文鉴》（满、蒙、汉、藏）、《三合便览》（满、蒙、汉）、《蒙古托忒汇集》及《蒙藏语汇》等。 这一时期的历史著作以鄂尔多斯部萨冈彻辰（俗作萨囊彻辰）的蒙古史巨著《额尔德尼脱卜赤》最为著名其成书于康熙元年（1662）满、汉译本定名为《蒙古源流》第一二卷叙述印度、西藏佛教史第三至八卷按时代顺序记述从蒙古兴起至清初的蒙古历史。十八世纪西乌珠穆沁人兖布札布编写的《恒河之流》除记载古代蒙古历史外还记述了蒙古的盟旗划分、王公世系及爵位等。克什克腾旗的拉西彭楚克编写了《大元盛朝史》。《蒙古世系谱》一书则是受汉族系谱学影响的作品。蒙古八旗人法式善撰写了《清秘述闻》十六卷、《槐厅载笔》二十卷、《陶庐杂录》六卷。博尔济吉特氏希哲（简名博明）精通蒙、汉、满、藏文他用汉文著述了《西斋偶得》和《凤城琐录》等书对古代蒙古史尤其辽金元史、明代蒙古史作了深刻考证。蒙古正蓝旗人松筠著《绥服纪略》对蒙古和西域的历史、地理有详细考证。 蒙古族的教育事业也获得了展。蒙古族受教育的途径有多种：清廷将部分蒙古八旗贵族子弟和蒙古八旗兵丁招收到北京国子监以及归化城、归化土默特二旗热河驻防八旗的“蒙古官学”中学习各旗札萨克、王公任笔帖式一些封建主和富裕牧民也开办私塾聘汉族和本族塾师教育子弟。二十世纪初在半农半牧区还创办了一些新式学堂如喀喇沁右旗的崇正学堂毓正学堂及归化、热河等地的武备学堂等。蒙古族一些开明绅士也建立学堂如奉天筹边中学、齐齐哈尔蒙旗师范等与此同时他们还选送学生到北京、天津、哈尔滨等地学习或出国到日、德、法、俄等国深造。随着蒙汉人民联系的加强学习汉文也更加普遍农业区的一些较大的村镇都设立了私塾请汉族教师教学。 自然科学也随之获得充分展。清代是蒙医展的极盛时期这与藏、汉医学的传入有着密切关系。 蒙医有一整套医疗方法诊断包括望、问、切治疗有消、解、温、补、和、汗、吐、下、静、养等十法并总结出饮食疗、灸疗、罨疗、瑟博素疗、皮疗、温泉疗、针刺放血疗、按摩疗等疗术。蒙医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和提高出现不少蒙医著作。乌珠穆沁人衮布扎布编著的蒙文《药方》一书汇集了许多蒙医验方。十八世纪初益希班觉著《甘露之泉》是一部蒙医学基础理论著作对生理、病理、诊断、治疗、药方等从理论方面作了系统阐述。益氏著《认药白晶鉴》中收录38o多种药对每味药的产地、形态、性味、功能、入药作了解释。十九世纪奈曼旗蒙药学家占把拉多尔济编著的《蒙药正典》则是一部较完整的蒙药学著作。阿拉善旗高世格亲用蒙文写的《普济杂方》是一部方药手册书中收集了各科疾病常用的方剂和单方并列有藏、蒙、汉、满方药名词对照。同时寺庙也培养了许多喇嘛医生译著了不少医著如《蒙藏合璧医学》、《医学大全》、《脉诀》、《医学四部基本理论》、《药剂学》、《药王经》等。蒙古医学以治疗创伤和接骨最为擅长蒙医绰尔济墨尔根在十七世纪将这种特效疗法传到内地。 在天文历算方面蒙古族也取得很大进展。清前期蒙古正白旗人天文学和数学家明安图在清钦天监任时宪科五官正后升任监正他曾参加编写《历象考成》和《历象考成后编》著有《割圆密率捷法》一书在中国数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中国用解析方法对圆周率进行研究的第一人。《天文学》是一部重要的蒙文天文学著作综合了当时天文基础知识并吸收了西方一些天文知识是研究蒙古天文学的重要资料。 这一时期蒙古族的文学亦取得了新的展出现大量英雄史诗、故事、民歌、童话和寓言等。早已流传于蒙、藏两族人民中间的《格斯尔传》十八世纪以木刻本印行塑造了一个为民除害给人民带来和平生活和劳动的伟大英雄形象。《额尔戈乐岱的故事》描述了英雄拒缴国税与旗王爷及清朝皇帝斗争的故事。《巴达尔沁努乌勒格尔》和《巴兰格仑》包含了反封建、反喇嘛教的内容嘲笑了僧俗封建主和不法商人。 蒙古族擅长诗歌创作热情洋溢的诗歌成为激人们斗争和劳动的武器如《田和》、《巴音塔拉》、《达钦塔拉》、《达那巴拉》、《青菜花》等歌颂了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丁郎彬》、《小黄莺》、《孤独的小羊羔》等反映了人民的痛苦生活《薛梨散丹》、《拉西玛》、《车里山》、《韩密香》等揭露了封建婚姻制度《常斯得喇嘛》、《萨嘎拉喇嘛》等是反对迷信和喇嘛腐朽寄生生活的作品。 蒙古族诗人古拉兰萨（182o？—1851）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如《望肃清英吉利匪盗胜利归来》、《太平了》等充分表达了蒙古族人民期望蒙古骑兵歼敌保国建设和平环境的心情。尹湛纳希（1837—1892）是蒙古族最杰出的作家他毕生创作了《大元盛世青史演义》、《一层楼》、《泣红亭》等现实主义长篇作品揭露和批判了晚清的社会现状无情鞭笞了封建制度抨击了贪官和蒙古封建主的荒淫无耻生活刻画了农民的苦难处境。 在民间说书的风气十分盛行说书艺人演唱《好来宝》诵唱《格斯尔传》等文学作品。汉族也成了说书的主要内容。 第二节藏族和固始汗的册封藏族与清朝的联系在清入关前即已开始。皇太极在崇德四年（1639） 派专人致书于“图白忒汗”和“掌佛法大喇嘛”提出延请高僧到满洲地区传播佛教的要求。当时西藏正处于动乱中五世也恰于此时派遣伊拉古克三朝清至崇德七年（1642）始到达盛京受到皇太极破格优待。在伊拉古克三返藏前皇太极分别写信给藏巴汗、固始汗、喇嘛和萨迦、噶举等派的领袖委托他转交。伊拉古克三返藏后才得知藏巴汗崇信黄教的蒙古和硕特部已被消灭固始汗已统一了藏族地区建立起新的地方政权。伊拉古克三又立即前往盛京通报情况。顺治元年（1644）初清朝再次派人随伊拉古克三入藏迎请喇嘛后又多次敦请五世来京。直到顺治九年（1652）正月五世才在蒙藏扈从三千余人的护送下动身长途跋涉万余里历时近一年于当年十二月到达北京。为迎接五世顺治帝专门为他在安定门外建造了黄寺由户部拨九万两白银作为供养。顺治帝临朝时为五世设专座位居群臣之上。五世在北京只住了两个多月就以不服水土为由要求返藏。顺治帝对他厚予赏赐并命和硕承泽亲王硕塞送他到代噶（今内蒙古凉城）。五世到达代噶后并未立即动身返藏。两个月后顺治帝派礼部尚书理藩院侍郎等高级官员携金册、金印到代噶册封五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喇嘛”1印文为满、汉、藏三体文字。从此时起喇嘛的名号正式由中央政权确定下来。 在册封五世的同年顺治帝还派专人入藏册封固始汗为“遵行文义敏慧固始汗”。在给固始汗的封文中顺治帝要他“作朕屏辅辑乃封圻”2即做好皇帝的助手治理好他所管辖的藏族地区。在清朝看来五世和固始汗分别是藏族地区政教两方面的领袖。五世是宗教领袖掌管蒙藏地区的佛教固始汗则是管理藏族地区的蒙古族汗王。 五世得到清朝的册封后声望日隆。固始汗在受封的第二年（1654）病故其长子达颜汗继承了汗位主持西藏政务。当时清朝入关不久南明政权尚在进行反抗清廷只能与喇嘛保持较松弛的册封关系假手和硕特部固始汗子孙以治理西藏。 蒙、藏贵族之争1《清世祖实录》卷74页18—2o。 2《清世祖实录》卷74页18—2o。 康熙十八年（1679）五世任命桑结嘉错担任第巴。当时已年逾六十对桑结嘉错又极为宠信诸事多放手让他自行处理。 康熙二十一年五世圆寂。他在世时一直受到清朝和固始汗的敬重。固始汗的子孙慑于他的威望虽想独揽大权但不敢有所动作。五世圆寂后给固始汗之孙汗专权提供了机会。此时桑结嘉错任第巴仅三年羽翼尚未丰满。为了在与汗的权力之争中处于有利地位桑结嘉错秘不丧伪称五世入定凡事仍假借的名义进行。同时积极派人联系伊犁地区的蒙古准噶尔部希望借助于准噶尔部噶尔丹汗的军事力量驱逐和硕特部的势力出卫藏地区。 康熙三十二年（1693）桑结嘉错以五世的名义为自己讨封。康熙帝考虑到这是五世的请求次年封桑结嘉措为“掌瓦赤喇怛喇喇嘛教弘宣佛法王”赐金印1。明确规定他的职责仍在宗教方面并不影响汗的职权。 康熙三十五年（1696）清军在外蒙古克鲁伦河特勒尔济地方大败噶尔丹军。从俘虏口中康熙帝得知五世已圆寂多年匿丧不报跋扈擅权暗中挑唆噶尔丹与清朝为敌等等皆桑结嘉错一人所为康熙帝当即写信严厉责问桑结嘉错要他从奏明五世圆寂始末交出帮助噶尔丹的济咙呼图克图否则要与他兵戎相见。 桑结嘉错接到康熙帝的谕旨后诚惶诚恐地向康熙帝奏报五世早已圆寂其转世仓央嘉措已十五岁恳请康熙帝允许仓央嘉措作为六世正式坐床对匿丧的原因作了一些辩解答应将济咙呼图克图解送北京。康熙帝因为刚刚征服噶尔丹桑结嘉错既已认过也只得承认既成事实准许六世坐床。 六世·仓央嘉措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十月在布达拉宫坐床拜班禅五世·罗桑意希为师。在桑结嘉错与汗的权力角逐中六世处境尴尬不过是一个宗教上的傀儡在桑结嘉错匿丧期间他一直生活在民间。青少年时期的世俗生活加上后来的政治境遇使他成了一名浪漫主义的诗人。坐床时他已十五岁。他不愿过受人摆布的生活也不恪守宗教的清规戒律。这些都成了以后拉藏汗废黜他的借口。仓央嘉措创作的诗歌脍炙人口在藏族文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但是在这场蒙藏统治阶级之间的斗争中他却成了牺牲品。 康熙四十年（17o1）汗卒两年后其子拉藏汗即汗位。拉藏汗怀疑其父是桑结嘉错加害致死的与桑结嘉错的关系日趋恶化。康熙四十四年（17o5）双方终于爆了一场战争。拉藏汗召集他的蒙古军队擒杀桑结嘉错并且立即将事件经过奏报康熙帝同时建议废黜桑结嘉错所立的六世。康熙帝对桑结嘉错匿五世之丧十五年之久又积极怂恿噶尔1《清圣祖实录》卷163页7。 丹兴兵作乱深为不满认为他的被杀实属罪有应得遂立即派专人于康熙四十五年底动身赴西藏封拉藏汗为“翊法恭顺汗”下令废黜仓央嘉措1。同年六世在解送北京途中死在青海湖附近。 康熙四十八年（17o9）清廷派侍郎赫寿入藏协同拉藏汗办理西藏事务。这是清朝入关六十多年后次派出驻藏办事官员。随后清廷又于五十二年册封班禅五世·罗桑意希为“班禅额尔德尼”2。这是班禅活佛转世系统受到中央政权正式册封的开端班禅的地位从此被正式确定了下来。仓央嘉措被废黜后拉藏汗另立意希嘉措为六世并于康熙四十九年得到清朝的批准。但是他新立的却得不到绝大多数西藏僧俗人民的认可甚至同为固始汗子孙的和硕特部在青海的诸领袖人物也不予承认。 康熙五十四年西藏三大寺的上层喇嘛与青海和硕特部王公在里塘（今四川理塘）寻获仓央嘉措的转世灵童即后来的七世·格桑嘉措。一个仓央嘉措被废却出了两个喇嘛。双方的拥立者彼此争执不下康熙帝一时亦觉棘手先是令里塘的灵童到青海的红山寺居住后来又转移到塔尔寺在那里把他保护起来。 此时西藏的形势更加动荡。三大寺的僧人和藏族群众对以拉藏汗为的蒙古和硕特部的统治十分不满原来桑结嘉错的部属中有的人投奔到准噶尔部汗策妄阿拉布坦处。 策妄阿拉布坦是噶尔丹之侄。噶尔丹兴兵与清朝为敌时他即自立为准噶尔汗表面上维持着与清朝的臣属关系。到十八世纪初他的势力强大起来企图吞并和硕特部取代其在西藏的统治进而挟持喇嘛以控制信奉黄教的蒙古诸部。拉藏汗擒杀桑结嘉错西藏因喇嘛的废立人心浮动形势不稳正好为实现他的野心提供了机会。 准噶尔军袭扰西藏策妄阿拉布坦用了几年的时间进行侵藏的准备。他先与拉藏汗结成儿女亲家（1714年）使拉藏汗疏于防范。在此前后策妄阿拉布坦派人入藏与三大寺僧人联系利用拉藏汗所立的意希嘉措得不到广大西藏僧俗人民的公认大肆宣传拉藏汗破坏黄教煽动反抗和硕特部统治的情绪。 康熙五十五年（1716）策妄阿拉布坦先派出一支三百人的队伍偷袭塔尔寺企图挟持受到蒙藏人民公认的七世·格桑嘉措随准噶尔军进藏。同年年底派其堂弟策零敦多布率六千人自和阗（今新疆和田）经阿里地区向藏北进。当这支军队经过阿里时被阿里地方官康济鼐现当即向拉藏汗报告。但拉藏汗毫无思想准备及至他率军赶到达木与准军遭遇1《清圣祖实录》卷227页24、25。 2《清圣祖实录》卷253页7。 后当即被准军打败。此时拉藏汗一面派人奏报康熙帝一面派他手下的一名军官颇罗鼐从动员卫藏民兵由拉萨赶往达木。拉藏汗统率的蒙藏联军在达木坚持了两个月终于支持不住败退到拉萨。 策零敦多布攻占达木后稍事休整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十月率军抵达拉萨郊外受到三大寺僧人的欢迎。接着准噶尔军开始攻城。因为城内有人接应拉萨城很快失陷。准噶尔军进城后洗劫拉萨市民的财物就是曾经帮助过他们的人也不能幸免。藏族人民此时方知准噶尔军入藏并不是为了“振兴黄教”。 拉藏汗在准噶尔军入城后固守布达拉宫。十一月初他率一随从突围被准军擒杀。他所立的喇嘛意希嘉措被准军废黜囚禁在布达拉宫对面的药王山上。 直到康熙五十七年初拉藏汗次子苏尔扎之妻在被准军解往伊犁的途中逃到青海的柴达木向清朝官员作了报告之后康熙帝才了解到这次准噶尔部侵藏的详情。他立即决定派军入藏驱逐准噶尔军队。同年七月命额伦特、色楞自青海率军七千入藏。但由于两人轻敌在藏北那曲被策零敦多布的军队包围坚持月余后终因给养断绝而全军覆没。 消息传来朝廷上下震惊。诸王大臣以藏地险远主张罢兵。康熙帝力排众议坚持二次用兵。此次进军西藏事先作了周密的部署兵分两路分别自青海、四川出。四川一路由噶尔弼、岳钟琪率领；青海一路由延信率领而以康熙帝第十四子允禵为抚远大将军坐镇西宁。两路兵力大约有两万人。康熙帝还令北路军于进军同时护送格桑嘉措入藏。行前正式册封格桑嘉措为“弘法觉众第六世喇嘛”1。 策零敦多布以主要兵力抵抗北路进藏的清军。康熙五十九年八月延信率军在达木一带与准噶尔军相遇准军在大败以后逃回伊犁。噶尔弼等率南路军未遇大的抵抗于八月先抵拉萨。九月初北路军统帅延信偕同喇嘛·格桑嘉措也到达拉萨。藏族人民三年来受尽准军的蹂躏对清军的到来表示了热烈的拥护和欢迎。在清军进藏过程中各地藏族人民纷纷起义抗击准军其中阿里的康济鼐、后藏的颇罗鼐、工布的阿尔布巴是几支较大的力量。在清军进军沿途的藏族人民更是积极踊跃地为清军向导、运输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清军驱逐准噶尔军进入拉萨后在布达拉宫举行了格桑嘉措的坐床典礼。如前所述清朝封格桑嘉措为六世但藏族人民一直认为他是六世·仓央嘉措的转世是第七世。后来清朝虽未作公开改正但在事实上默认了格桑嘉措是七世。 康熙六十年（1721）春清朝决定改革西藏的行政体制委任数名噶伦共同处理政务。“噶伦”意为“布命令的官员”当时清朝任命抗击准军1《清圣祖实录》卷287页12。 有功的康济鼐、阿尔布巴、隆布鼐等人为噶伦后来在雍正元年（1723）又增加了颇罗鼐和代表黄教寺院集团的扎尔鼐为噶伦。从此清朝不再在西藏册封蒙古和硕特部汗王掌政第巴一职也被废除了。 阿尔布巴事件雍正元年（1723）清朝升任后藏的颇罗鼐和七世的强佐扎尔鼐为噶伦噶伦增至五人。但是这五名噶伦间早有矛盾康济鼐、颇罗鼐同属后藏贵族又曾联合起义抗击准军结成一派阿尔布巴、隆布鼐是前藏人贵族地位也较高再加上喇嘛系统的扎尔鼐结成另一派。新坐床的七世之父索南达杰也与阿尔布巴等人串通一气。两派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 当时清朝派驻西藏的官员鄂齐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曾向雍正帝建议罢免隆布鼐和扎尔鼎的噶伦职务除掉阿尔布巴的党羽然后由皇帝降旨要七世、康济鼐、阿尔布巴和衷共济协同办事。为此清廷于雍正五年初派出僧格、马腊两人入藏察看但他们还未到达西藏阿尔布巴等人就先制人于六月动了政变杀康济鼐又兵往后藏攻打颇罗鼐。颇罗鼐一面集合后藏、阿里的军队抗击阿尔布巴一面奏报雍正帝。次年五月颇罗鼐率后藏军队攻入拉萨擒阿尔布巴等人但是他没有对阿尔布巴等人擅作处治而是请清朝派官入藏决断是非曲直。当时僧格、马腊两人已抵西藏清朝又派吏部尚书查郎阿入藏。雍正六年（1728）八月查郎阿会同僧格、马腊审讯阿尔布巴、隆布鼐、扎尔鼐三人以叛逆罪将他们处死。 阿尔布巴事件纯属西藏贵族之间的一场争权夺利斗争。事后雍正帝决心进一步加强对西藏的治理。鉴于设几名噶伦共同办事已经出现的弊端而颇罗鼐在担任噶伦及处理后藏事务期间已经充分显示了他的才干在平定阿尔布巴变乱时又表现了对清朝的忠心耿耿雍正帝遂令颇罗鼐一人总理西藏事务。雍正七年又晋封他为贝子1。 阿尔布巴事件前清朝虽已派遣官员驻藏但未形成定制。雍正六年清朝正式在西藏设立了“驻藏办事大臣衙门”派遣驻藏办事大臣。任大臣即僧格和马腊。 清朝还决定将康区东部的巴塘、里塘等地划归四川管辖将康区南部的中甸、维西、阿墩子（今云南德钦）等地划归云南管辖又将日喀则以西直到阿里地区赏给班禅管辖。但班禅坚辞不受后来在驻藏大臣的说服下才勉强接受了对拉孜、昂仁、彭错林等三个宗的管辖权。 从雍正六年到乾隆十二年（1728～1747）西藏事务由颇罗鼐一人主持。在此期间西藏社会相对安定没有生大的动乱人民得到了较长时期的1《清世宗实录》卷76页14。 休养生息的机会社会生产也得到了展。雍正九年清朝加封颇罗鼐为贝勒、多罗贝勒乾隆四年（174o）又加封他为郡王1。在清代西藏颇罗鼐的封爵是最高的。 平定珠尔默特颇罗鼐有二子。乾隆十一年（1746）清帝令颇罗鼐指定一子日后承袭他的封爵。他的长子车布登当时率兵驻防阿里地区次子珠尔默特那木札勒精明强干深得乃父宠爱。颇罗鼐请求由其次子袭封。次年颇罗鼐病故清廷即令珠尔默特袭郡王爵。 珠尔默特袭封后政治野心逐渐暴露。他为了擅权专政与七世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但珠尔默特知道七世是清朝册封的他与七世不和不会得到清朝的支持驻藏大臣会把他的动向随时奏报乾隆帝。因此他对清朝设置驻藏大臣也表示不满。驻藏大臣纪山曾奏告乾隆帝请将车布登调回拉萨同珠尔默特协同办事以分其权。不料事机泄露乾隆十四年（1749）底珠尔默特派人将其兄车布登暗害。乾隆帝斥责纪山办事不妥派傅清、拉布敦为驻藏大臣。其时珠尔默特正在各处调兵并与准噶尔部勾结图谋叛乱。于是傅清、拉布敦立即奏报乾隆帝请求相机将珠尔默特翦除。 乾隆帝考虑到当时清朝在西藏驻兵不多谕令傅清、拉布敦谨慎从事。 但形势急转直下珠尔默特甚至下令阻断驿站的文书往来。傅清、拉布敦决定先制人。乾隆十五年十月十三日两人诱杀珠尔默特但他们亦被珠尔默特的党羽杀害。 事变生后七世迅将杀害驻藏大臣的凶手擒获平息了这场动乱同时奏闻清廷。一月后乾隆帝派出四川总督策楞、提督岳钟琪领兵入藏处理善后对傅清、拉布敦当机立断的做法给以肯定还在拉萨为他们立了“双忠祠”。 乾隆帝弘历总结西藏几次动乱的教训感到西藏距内地过于遥远置诸噶伦协同办事彼此间容易生权力之争令一人主持政事又易造成专擅大权。当时西藏黄教寺院集团在经济上的势力已空前强大仅以俗官主持政事无法充分反映黄教寺院集团的利益。此次珠尔默特之乱僧俗两大势力集团间的斗争就是一个重要原因。有鉴于此清朝决定废除在西藏封王的制度。乾隆十六年清朝在西藏正式建立噶厦设置四名噶伦规定一僧三俗共同处理日常事务。同时清朝正式授权七世掌攻。遇有重大事件噶伦等须事先请示喇嘛和驻藏大臣。自此西藏黄教“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正式建立。 1《清世宗实录》卷1o3页4；《清高宗实录》卷1o6页28。 清朝授权七世掌政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七世的掌政和四名噶伦中一名僧官噶伦的设置不仅使黄教寺院集团的利益在地方政府中有了代表而且可使僧俗贵族间互相牵制。噶伦遇要事须请示喇嘛和驻藏大臣这在事实上加强了驻藏大臣的权力从而也加强了清朝对西藏的治理。清朝又决定将原来由颇罗鼐管辖的藏北三十九族和达木八旗划归驻藏大臣直接管辖以加强驻藏大臣的权力。清朝还建议七世设立“译仓”即秘书处。它既管理的印信文书又负责噶厦政府僧官系统的一切事务。西藏地方政府的主要机构从这时起逐渐完备。 乾隆二十二年七世圆寂。乾隆帝命令由丹吉林的第穆呼图克图任摄政在新喇嘛未满十八岁之前主持西藏政务。这是西藏摄政制度的开端。有资格担任摄政的只是几个地位很高的呼图克图。 清军逐走侵藏廓兵及“藏内善后章程”的订立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尼泊尔历史上一直同西藏有着经济、文化联系。尼泊尔产稻米居民常来西藏与藏民进行以米易盐的贸易。十八世纪中叶尼泊尔的廓尔喀族统一了全国此后双方关系开始恶化。当时尼泊尔铸造的一种银币在西藏流通后来成色变差藏人拒绝使用。乾隆五十三年（1788）噶厦派往聂拉木的官员向尼商多征了捐税。廓尔喀人以此为借口于当年派兵占据了藏尼边境上的聂拉木和济咙（今吉隆）两地。乾隆帝闻讯派理藩院侍郎巴忠、成都将军鄂辉率军三千入藏。由于巴忠敷衍了事希图早日回京他到拉萨后即派噶伦丹津班珠尔去边境谈判与廓尔喀达成协议每年由西藏给对方白银九千六百两以换取聂拉木、济咙两地的归还。巴忠草草完结此事返京复命。 三年后廓尔喀人持字据向西藏索取银两噶厦政府拒付廓尔喀人再次派兵占据聂拉木、济咙。驻藏大臣保泰奏报乾隆帝乾隆帝始知三年前巴忠贿和一事。巴忠闻讯后畏罪自杀。 乾隆五十六年八月二十日廓尔喀军攻陷扎什伦布寺。此前班禅七世·丹贝尼玛已由驻藏大臣保泰接往拉萨。扎什伦布寺总管仲巴呼图克图于寺陷前一日携金银细软逃跑寺内其他喇嘛不战而溃。廓尔喀军洗劫扎什伦布寺甚至将历代班禅灵塔上镶嵌的珍珠宝石都劫掠一空然后退往边境仍然占据着聂拉木、济咙等地。 乾隆帝获悉后决定派大军入藏驱逐廓尔喀侵略军。当年十一月由福康安任大将军、海兰察任参赞的一万七千人的大军入藏。乾隆帝命令他们大振军威务期使侵略者不敢再来滋扰。福康安入藏后先处治了一批怯懦渎职的官员。驻藏大臣保泰、雅满泰被枷号示众仲巴呼图克图也被押解到北京治罪。 在藏族人民的大力支援下乾隆五十七年（1792）春暖后清军开始反击廓尔喀军五月即将入侵者全部驱逐出境。七月初福康安率清军六千攻入尼泊尔境内廓尔喀王拉特那巴都尔一再请降并将巴忠贿和开给的付银字据一并交出。福康安虑及必须在大雪封山前撤返西藏遂于当年八月底决定受降。九月班师凯旋。 此次清朝在西藏进行的是一场正义的反侵略战争。清军由满、蒙古、汉、回、藏、鄂温克、达斡尔等族组成。这支军队惩罚了廓尔喀侵略军解除了西藏人民的灾难因而受到西藏各阶层人民的热烈欢迎和支持。 福康安率清军返藏后按照乾隆帝的命令以羊八井寺为主寺的噶玛噶举派红帽系的寺产被全部查抄红帽系活佛被禁止转世僧人也全部被迫改宗黄教噶玛噶举派红帽系自此绝传。 早在战争开始之前乾隆帝就指示福康安将来撤兵后一定要妥立章程以改变西藏各项制度废弛噶伦与地方官员舞弊、擅权的状况。福康安返藏后将乾隆帝的意图先后告知班禅七世和八世他们都表示衷心拥护。于是福康安即与西藏地方官员共同议定了一个章程呈报清廷。乾隆五十八年清朝正式批准颁行这就是著名的“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章程明确规定驻藏大臣的地位与、班禅平等监督办理西藏事务这是对驻藏大臣职责和地位的次明确规定。章程还确立了著名的金瓶掣签制度即由驻藏大臣监督认定每世、班禅的转世灵童废除过去由降神喇嘛指定灵童的办法。 在官吏的任免方面西藏地方政府的噶伦、商卓特巴军队中的代本等官员均由驻藏大臣会同喇嘛拣选然后呈请清朝任命。这些官员的升迁赏罚也由驻藏大臣全权处理。 章程规定建立西藏地方的常备兵定额三千人分驻于前后藏。拉萨、日喀则各一千江孜、定日各五百。同时还规定了军队的编制、赏罚、训练等方面的制度。 章程还规定西藏的涉外事务集权于中央统归驻藏大臣管理。 财政方面章程规定西藏地方政府的收入统由驻藏大臣稽查。还规定在西藏设立专门机构由驻藏大臣派员监督铸造银币。 “藏内善后章程”的订立标志着清朝在我国西藏地方施政的最高阶段。它在客观上起到了加强清朝中央和西藏地方、祖国各族人民和西藏人民之间关系的积极作用巩固了祖国的统一有利于西藏社会的稳定和经济、文化的展。这一章程的主流是积极的应予充分肯定。 清朝对甘、青、川、滇等省藏区的施政在甘肃、青海、四川、云南等省的部分地区有比西藏更多的藏族居住。对这些邻近内地的藏族地区清朝的施政较西藏有所不同。 雍正三年（1725）清朝设置了西宁办事大臣将现今甘肃、青海两省的藏族地区划归西宁办事大臣管辖。清朝将青海的藏族基本上限制在黄河以南、唐古拉山以北地区将这一地区的藏族划分为四十一族设置指挥使、指挥同知等官员和千户、百户等土司头人授给他们印信。道光初年清朝又下令千户实辖三百户百户仍辖百户分化和削弱了较大的土司头人的势力加强了清朝各级地方政府对他们的控制。 现今甘肃省境内的藏族被分别安置在岷州（今岷县）、洮州（今临潭）、兰州、凉州（今武威）的辖区内清朝对他们实行比较直接的治理。同时还分别册封了当地的一些大活佛对当地的僧俗上层仍给予一定的权力。雍正七年（1729）清朝决定将中甸、维西、阿墩子（今云南德钦）等地划归云南将里塘、巴塘划归四川设置流官进行治理。 清朝在西藏的驻军由四川轮流派遣三年一更代。四川总督不仅要负责辖区以内的藏族事务还要协助驻藏大臣为西藏驻军筹办军械管理由四川经康区到西藏一路的驿站并控制每年几百万斤边茶的生产和贸易。西宁办事大臣也负有协助驻藏大臣筹办粮饷、保证驿路交通的职责。 清皇朝的阶级本质决定了它对藏族地区的施政必然具有大民族主义的民族歧视、民族压迫的性质在某些事件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乾隆年间生了大小金川战争事件。大、小金川位于四川大渡河上游。 乾隆十二年（1747）和三十六年（1771）当地的土司两次起兵袭掠邻近土司扰乱川西乾隆帝派出重兵进剿。清朝第二次用兵金川花了五年的时间支出军需七千万两白银损兵折将最后才迫使大、小金川藏人投降改土归流。乾隆帝把这两次用兵作为他“十全武功”中的两大武功。 藏区的土地制度和宗教文化十七世纪中叶随着黄教寺院集团在经济上取得的空前优势藏族的封建农奴制度有了进一步的强化。封建领主对土地的占有和对农奴人身的不完全占有是这个社会的基础。五世时黄教寺院集团开始掌握了对西藏土地的所有权把土地封赐给僧俗封建领主。可以得到土地的主要是：西藏地方政府的官员；忠于五世及西藏地方政府的各地世俗贵族；黄教寺院和服从五世及西藏地方政府的其他教派寺院中的上层当权分子。这三部分人即西藏的三大领主。对于封赐的土地他们只有占有权不得随意买卖也不得任意开垦荒地。土地占有权的转移须经地方政府同意。对于获罪的僧俗贵族地方政府有权没收他们的土地。 由于黄教寺院集团对土地的所有权最初得自受清朝册封的固始汗后来“政教合一”的西藏地方政府的权力又是由清朝直接授予的因此西藏最高一级的土地所有权属于清廷。清朝曾把藏北三十九族和达木地区划归驻藏大臣直接管辖把后藏部分地区划给班禅这都表明了清朝对西藏地方的最高土地所有权。 在封建农奴制度下农奴没有人身自由他们被束缚在一定的土地上不准随便迁徙。农奴一般占有一小块份地为了耕种这一小块份地每年要用三分之二的时间在领主的土地上无偿地提供劳役。这是典型的劳役地租。农奴主可以买卖、赠送、抵押农奴农奴逃亡或稍有反抗就会受到严厉的镇压。 邻近内地的藏族地区封建化的过程早于西藏。由土司、千户、百户头人统治的地区都是一个个小的地方政权其中也有“政教合一”形式的。这些土司头人对其属下农奴的统治较西藏要松弛多取劳役、实物兼有的地租剥削方式但仍然禁止买卖土地。有些地区已进入封建地主经济阶段。藏族的落后的封建农奴制的生产方式严重地束缚了藏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展。 黄教在清代一直受到清廷的扶持。七世时黄教“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建立后势力日益膨胀。藏传佛教的其他教派有的早已衰亡有的被黄教兼并还有些教派虽然存在但实力很小已不构成对黄教“政教合一”地方政权的威胁。对于表示顺从的教派黄教予以扶持。例如五世就曾大力扶持宁玛派。但是有些教派则受到黄教的排斥和打击。先是黄教的宿敌噶玛噶举派。觉囊派因为曾支持藏巴汗地方政权也受到迫害五世借口其教义不纯迫令该派僧人全部改宗黄教。有清一代随着黄教在藏族地区垄断地位的确立其他教派都居于从属的地位而且再也没有产生新的教派。 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宣传藏族人民较普遍地信奉黄教几乎每户都有人出家为僧。据十八世纪中叶的统计共有黄教寺院三千四百七十七座僧人三十一万六千二百三十人1。黄教严禁僧人娶妻生子和参加生产劳动。这样大量的僧人既不创造社会财富又不繁衍人口形成藏族社会上一个畸形庞大的僧侣集团。藏族人口逐渐减少社会经济凋敝这样的黄教成了阻碍藏族社会进步的一大桎梏。 勤劳勇敢的藏族人民同中国各民族一起创造了自己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艺术。虽然由于藏传佛教的影响使藏族的文化、艺术大部分带有宗教的色彩。但剔除这些宗教的糟粕我们仍能从中看到藏族人民的聪明才智。藏族的文化、艺术在清代也得到了一定的展。 建筑方面五世时开始大规模营建的布达拉宫集中地反映了当时藏族人民的建筑艺术水平。布达拉宫依山而建高十三层东西长四百余米。远望群楼高耸崇阁巍峨非常雄伟壮观。宫内还保存有大量佛像、壁画、雕塑等反映了藏族人民在建筑艺术方面的高度水平。 文学方面一些作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摆脱了宗教迷信的束缚反映了藏族人民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其中最为脍炙人口的是六世·仓央1魏源：《圣武记》卷5。 嘉措的情歌以优美的语言细腻的笔触丰富的想象力刻画出作者的人物性格反映出他对那些禁锢人们思想的宗教说教的叛逆精神。仓央嘉措的情歌在藏族地区广为流传家喻户晓受到广大藏族群众的喜爱。 第三节彝族彝族是古羌人先后南下在长时期展过程中与西南土著部落融合而成的民族活动范围曾遍及今云南、四川、贵州三省其核心是三省毗连的广大地区。他们多自称为纳苏、诺苏或聂苏各地还有许多种不同称呼的较小支系。 凉山彝族奴隶占有制的保持清初康熙、雍正年间彝族及其影响所及地区保持奴隶占有制的可以下列三个地区为代表：一个是包括水西（今贵州大方）、建昌（今四川凉山一带）、乌撒（今贵州威宁）、乌蒙（今云南昭通）等地的云、贵、川三省毗连地区；一个是云南省元江、新平县的鲁魁山一带；一个是贵州安顺府（今安顺一带）彝族土司控制下的布依族分布地区。只有凉山彝族的奴隶制度迄至184o年仍然保存下来并且在其后的岁月里继续有所展。 清代初年凉山腹心除少数平坝地区地理气候条件优越、农业早有展外其余大部分山区仍然“箐林丛密”1“住牧原无定所”。2至道光二十九年（1849）腹心地区“生番游牧其间并无定址”的情况仍没有生根本的变化。这种游牧无定址的生产力不达状况决定了那些没有受过土司封号的所谓“生番”实即黑彝家支统治地区始终没有停止过对邻近产粮区居民包括汉人的劫掠。如康熙五十五年（1716）越巂卫邻近地区的“阿羊”彝族“抢夺绑虏为害甚多”。乾隆十五年（175o年）凉山彝族“每每有此处蛮人私窃彼处蛮人牛马及虏绑人口甚至潜赴内地窃取汉人牲畜或于柴山见行人寥落而被掳夺者。”1随着凉山边缘地区汉族居民的日益增加特别自嘉庆元年（1796）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爆以后川东、川北一带的大量汉族农民涌往宁远府（今西昌）属土司地区垦荒使“熟番”地区的社会生产力有所增长。如嘉庆九年（18o4）越巂厅（今越西）大维山一带的火山就是以“宁远府属夷人”雇内地汉民“承佃火耨”而得名2。随着锄耕与犁耕的进一步开展道光十八年（1838）凉山一些地方已是“一1蔡毓荣等：康熙《四川总志》卷34《木政》康熙八年二月初四日《四川巡抚张德地题报采运楠木条议疏》。 2雍正四年三月初四日《四川陕西总督岳钟琪奏》（朱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民族事务类第1673号。 1乾隆十五年二月初二日《四川建昌镇总兵董芳奏》（朱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民族事务类第1688号。 2嘉庆九年二月十三日《四川总督勒保奏》（朱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民族事务类第169o号。半老林一半垦地”3。垦荒的汉佃与彝族群众之间“百余年来彼此相安无事”4即在土司保护下不受彝族奴隶主阶级的劫掠。但这并不说明这类地区的奴隶制生产关系已经废除。这是因为：第一这种由汉佃直接向土司承租土地的租佃关系仍然是一种奴隶制的剥削关系以1797年由云南进入凉山交脚、三湾河一带垦荒的汉佃张照福等为例他们向彝族河东土司安世裔承租土地不仅要向土司上佃纳租并且要受黑彝八吃（八且）与土目阿什（阿硕）家一再的借口勒索。租谷的交纳也是随时加码“诸多不法”1。第二早在康熙四年（1665）七月康熙帝根据贵州总督杨茂勋的奏疏交“下部议”：凡属苗彝各族“自相仇杀”没有侵犯清政府所派流官统治的地方止须照旧例“讲明曲直处置输服申报存案”2。这种办法一直沿袭下来。这就是说彝族奴隶主阶级仍然可以在内部进行冤家械斗或到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劫掠人口财物不会受到清王朝的干预。这样的“下部议”只要付诸实施当然同样适用于“熟番”与“生番”地区。随着十九世纪初年以来“熟番”地区的普遍开垦与农业生产的日益展原来以畜牧为主、农业为辅的特点就逐渐生变化。十九世纪末年凉山东部雷波、马边、屏山一带彝区已经是农业达只有山顶和山坡上才有荆棘林汉人称之为老林其余地方则种上庄稼。同时他们还“经营畜牧业以供自己消费有大片的牧场和大群的奶牛、羊子”3。这表明农业已经有过畜牧业的展趋势。在生产关系方面彝族奴隶制的展也是和汉族居民区的恢复与展分不开的。随着建昌、雷波等地汉族居民区的恢复与展先是在汉族商民大力经营下矿冶业包括铜、铅、银等矿得到开采至十九世纪末矿硐就达十四处之多。这就大大刺激了上述汉族与其他民族地区农副业生产的展也大大刺激了凉山腹心地区彝族奴隶主阶级的贪欲。随着凉山边缘地区驻防官兵的外调镇压白莲教起义与防务的空虚凉山彝族奴隶主至边缘汉族居民区频繁地掠夺。他们“掳掠汉人并不杀害只图带回代为种地力役之用并闻有转卖他族番人以图获利者”1。 凉山彝族奴隶主阶级的出掠嘉庆七、八、九年间大抵先在东面的雷波、马边、峨边继而展至西面的越巂等地区。道光年间、再展至凉山3光绪《雷波厅志》卷28《边防上》《江南道监察御史刘晸昌奏边夷情形疏》。4嘉庆十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四川总督常明奏》（朱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民族事务类第o879号。 1《昭觉开山碑》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四川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凉山西昌地区彝族历史调查资料选辑》第133—134页。 2《清圣祖实录》卷16页3。 3亨利·称尔迪埃著张良春译：《倮倮的现实形态问题》载《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1978年第1期。1嘉庆八年四月二十二日《四川总督勒保奏》（录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民族事务类第1689号。 腹心的“巴蛮”与云南东川府巧家厅（今巧家县）所属江外二十一寨的“滇蛮”“互相勾结时出滋扰”2。光绪年间更进一步展至“巴蛮”渡过金沙江前往云南的永善与巧家劫掠。清朝末年凉山彝族奴隶主的出掠有增无已。他们“连年捆掳边民互相转售。购得之家驱使同于马牛桎梏甚于囚虏。偶有脱逃又落于他夷之手视为奇货虐使如前。又以所获妇女强使匹配所生子女谓之娃子使为服役如此裹胁渐致强大”3。这样宣统元年（19o9）凉山沿边州县清查近三年被掳汉人数字“有案可稽者计被杀男妇一千六百六十余名被掳男妇四千三百余名。除查有主名勒令坐班夷支缴出者仅六百三十余名外余三千六百五十余名遂至不可究诘。抢去名（民）间牛马牲畜二万余只什物财产丧失者又称是”4。这就无怪乎清末“凉山沿边各厅州县户口凋零较之乾嘉盛时十不及四疆宇日削”。而另一方面彝区人口却有迅的增加。雍正十年（1732）凉山地区只有“十数万彝倮”1这时“统计黑夷人众不过一、二万户而所辖白夷娃子已至七、八万户”。合计九、十万户约四、五十万人。由上可见凉山彝族奴隶制之所以从清初到清末继续得到保存归根结底在于存在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的所谓“生番”地区以及招致汉民开垦生产力逐渐有所提高的所谓“熟番”地区。两类地区的共同点是继续保持奴隶制的政权机关继续维持奴隶制的等级关系与对其他部落或民族的劫掠。区别在于：“生番”地区继续俘虏汉人为奴“熟番”地区基本上不虏汉人为奴。随着凉山腹心地区黑彝家支反对土司斗争的展将土司予以消灭或逐渐驱赶至边缘地区就使原来继续俘虏汉人为奴的“生番”地区进一步扩大便那些原系土司所辖的“熟番”地区也变成照样俘虏汉人为奴的“生番”地区。这样到了清朝末年原来所谓“熟番”、“生番”的概念也逐渐被废弃而为“浅山”与“深山”所取代。 土司制度下奴隶制经济向封建领主经济的过渡在清代若干彝族地区出现了土司制度下奴隶制经济向封建领主经济的过渡。这是在继续保持土司、土目的大土地所有制下进行的。 2道光二十年二月二十八日《云贵总督王文韶奏》（朱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民族事务类第17o5号。 3光绪三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四川总督赵尔巽奏》（朱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民族事务类第1713号。 4宣统元年八月二十八日《四川总督赵尔巽奏》（朱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民族事务类第1714号。 1雍正十年十月二十日《四川总督黄廷桂奏》《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二十辑第654页台北故宫博物院。 虽然雍正年间清朝在彝族地区较为普遍地推行了改土归流亦即以有任期的流官代替世袭的土官但在部分彝族地区由于各种历史原因仍有一些土官保留下来。如云南新平县土县丞杨宗周原系鲁魁山彝族头目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由临安知府黄明等招抚授职169o年没有附合土巡检李尚义为的反清活动继续传袭到清朝末年1。又如云南武定县慕连土舍那德宏于雍正八年因“随征乌蒙”叙功受封也传袭到清末2。再如云南新平岩旺土把总李显智以乾隆三年随父毓芳“讨逆有功”授职传袭到解放前的大恶霸李润之。 清沿袭明制不予土官俸给土官还须有所贡纳、征。作为大贵族奴隶主的土司及其属下员司土目要维持一定的政权机关在对所属奴隶群众进行直接占有的同时必须在所辖地区保持一定范围的大土地所有制。如云南那德宏在雍正八年初立为武定慕连土舍时所属地区东至十六角村、知利与禄劝县相连；西到水田大河与环州土司相接；南到插甸；北到金沙江边其中有上下各十三村。直到道光初年这里还没有出现土地买卖。其所以在保持土官大土地所有制下出现奴隶制经济向封建领主经济的过渡主要取决于下述两个因素：一是对外掠夺奴隶来源的枯竭。自康熙、雍正年间清政府在东川、乌蒙、镇雄等地大力推行改流沉重地打击了土司、土目奴隶主的残余势力不仅武定地区继承了明万历年间平定凤阿克之后“遂悉置流官”的形势并且从根本上断绝了在境外结合其他彝族土官进行反清的可能。因此尽管那德宏在雍正八年被授为慕连土舍但已经失去了对外劫掠其他民族为奴与彝族头目间相互劫掠奴隶的能力。这种奴隶来源的枯竭与其他条件相配合就不能不在这一地区开始封建化的进程。 二是社会生产力展的需要。在奴隶制度下奴隶主对内的残酷剥削与对外的肆意劫掠人口财产使奴隶群众从根本上丧失了劳动的兴趣从而不能不导致社会生产的停滞不前甚而造成严重的破坏。明代后期武定军民府凤氏“藉土衙之势索取夷民民畏之如虎甘为盗贼劫掠以应其求尽归于土府”。这种夷民甘为盗贼劫掠的情况必然导致社会生产的严重荒废。直到康熙五十四年（1715）清朝平息窃据武定撒甸一带彝族头目常应运的反抗时仍然是在大片“荒甸”的地方用兵1就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 与奴隶主的对内残酷压迫、对外掠夺相比封建领主让农奴依附在土地上进行定额地租剥削社会秩序还比较安定从而有可能使社会生产力获得一定的恢复与展。自雍正年间以来武定慕莲地区农奴在领主那德宏及其后人统治下在山岭起伏、沟涧纵横、肚大口小的低洼地带修建了能够容纳山洪的坝塘并在半山与河谷地区修建大量的梯田利用坝塘积水培育秧1道光《新平县志》卷4《兵防》民国《续修新平县志》卷1o《人种》。2光绪《武定直隶州志》卷3《土司》。 ------------ 5 1檀萃撰辑何耀华校正：《武定凤氏本末》《云南史料丛刊》第二十二辑。苗与灌溉稻田其中有全县最大的万德坝塘可灌溉水稻田17o多亩。与此同时当劫掠敛迹后比较安定和平的民族关系可以出现较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就比较容易获得传播与推广。 在对外掠夺奴隶来源枯竭与社会生产力取得展的新形势下贵族奴隶主对广大奴隶群众的直接占有难以继续农奴对领主的依附关系就日益展。 清代中叶这种奴隶制经济向封建领主经济的转化或者农奴对领主封建依附关系的展可从嘉庆年间水西地区流传下来的三份彝文田契显示一斑。其中一份写明农奴阿勾巴租种土目领主燕翼堂安的勃那意吐型地一片交顶银五十两年交稻谷租二大斗五升旱地租一大斗。并讲明：“今后粮清粮款作事夫役大派小派随唤随到阿勾巴子孙永远管业。以后如粮租不清大派小派夫役不能随唤随到由官家扯土另安他人阿勾巴子孙并无异言。”另有租与农奴阿木的两份田契主要内容基本相同1。这里既不是奴隶制的直接强制也不是单纯的经济剥削。而是由于农奴租种了土目领主的土地因而产生了除交租粮外还有各种夫役、派款等经济外强制。如果农奴不能履行这种经济剥削与经济外强制领主的土地就要收回。这就将租种土地产生的经济剥削与封建性质的人身依附关系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自然在继续保持土目大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土目在政治统治上仍然掌握了很大的权力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决不是一帆风顺的。清代前期至中期水西有的地区奴隶制仍然十分活跃有的地区则保留严重的奴隶制残余。如乾隆三十五年（177o）三月初一日贵州大定府悦服里步武（补露）土目安沙巴及孙安智将角湾子地方一块佃给一个叫不修（麻栽爷爷）的这个不修除交顶银前后共十九两银子外并写明“以后子孙万万代一代抽一个当‘直’（奴隶）。官家生了一个孩子要出一两或二两银子要出一坛或二坛酒。另外我家该出十两零八钱银子给官家”。结合解放后在贵州威宁地区的调查这种“一代抽一个当‘直’”的关系就是家外娃子（分居奴）耕种“人租地”每代必须交纳人租一个的关系。这又是奴隶制残余在水西地区长期得到保存的表现。 改土归流的有效推行与封建地主经济的展在清代若干彝族地区除出现土司制度下奴隶制经济向封建领主经济过渡外在其他若干彝族地区由于改土归流的有效推行也出现了奴隶制经济直接向封建地主经济的过渡。 清代彝族地区的改土归流可以雍正年间东川、乌蒙、镇雄彝族土司、1余宏模：《清代水西彝族土目和彝文田契试析》《贵州民族研究》1979年第一期。土目的改流为代表。雍正以前这里还保留着奴隶占有制度。云南巡抚鄂尔泰于雍正四年十二月奏陈由威宁到东川彝族土司土目统治区内所目睹的情况：“三百六十里内人烟俱寂鸡犬无闻”。“田皆蒿莱地尽荆棘耕种不施渔樵绝迹”1。社会生产力展受到严重的阻碍与破坏。鄂尔泰在上述彝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所采取的策略是在6续调集军队陈兵边境的同时先行分化土司、土目内部的团结。乌蒙府城生了奴隶主暴乱杀害了乌蒙镇总兵刘起元等人。从而迫使鄂尔泰飞调滇、黔官、土兵一万数千人对东川、乌蒙、镇雄等地的奴隶主武装进行大规模的粉碎性的打击使之一蹶不振并为奴隶制经济向封建地主经济的直接过渡创造了一个迅展的先例。其具体措施是：军事上加强安营设汛防止凉山彝族奴隶主的势力越过金沙江卷土重来；政治上慎选能员以“人地相宜”的徐成贞为昭通总兵；着眼于恢复与展经济早在1727年初就6续招集垦民垦荒继而将原属土司土目现在无业的田地赏给兵丁。“并量与牛种银两劝令开垦”1。1731年初当“鲁甸凉山等数百寨尽平”之后又对避乱逃亡及被胁从的无论汉回彝苗“概令招抚悉予安插”于是“归而完聚者数万户”2。1731年底继鄂尔泰担任云贵总督的高其倬又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先从寻甸各州招得“习于耕稼”的农民一千户限期赶赴昭通；其次将昭通之田分为熟水、生水、熟旱、生旱田四种分别授与；尤为重要的是：将“所给与兵民夷户之田俱令于分给之始即立清界限以杜将来纷争影射之葛藤。其田按年6续收其稻谷照时价计算扣还工本扣清之后即令起科其田给与执照永远为业”3。这种既承认劳动者的土地所有权又从生产资金方面给予借贷的政策极大地鼓励了劳动者的生产热情大约只经历了十多年就出现了改流前后迥然不同的变化。在改流前的1726年是“昔日土酋好逸恶劳不喜耕种纵容部落不时抢劫人口掳掠牲畜贩卖为生习成惯技”4。而在改流后的乾隆十一年（1746）则是“数年以来招徕开垦野无旷土商贾辐辏汉土民夷比屋而居庐舍稠密已与内地气象无二”5。 在向封建地主经济过渡中并非所有地区都要经过改土归流。如康熙二十七年授职的新平土县丞杨宗周乾隆三年因军功议叙的新平土千总邱国1雍正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云贵总督鄂尔泰奏》《朱批谕旨》第49册。1《清世宗实录》卷96页2o、21。 2民国《昭通志稿》卷2《政典志》。 3民国《昭通志稿》卷8《艺文志》高其倬：《委员赴昭办理开垦疏》。4乾隆十年十一月初三日《云南昭通镇总兵官董芳奏》（朱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民族事务类第1688号。 5乾隆十一年二月二十日《云南总督张允随奏》（朱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民族事务类第1688号。 良都是直到清朝末年子孙世袭辖区四至分明保持着土司封建领主的大土地所有制。但至乾隆三年土弁李毓芳在新平所属地方“新买者甸冈、丫租等田”其中者甸冈计九亩八分二厘“年收京斗租谷二十四石纳秋粮四斗八升五勺”1。表明这里的地主经济已在领主制周围取得进展并对后者进行冲击。又如道光年间云南武定慕莲土舍所属练头联合群众要求在辖区内自由买卖土地。土司被迫承认允许有田户以后只交纳一份官租这就以容许地主经济展的方式破坏了领主制的完整。再如清朝末年贵州威宁龙街、牛棚、大官寨等地仍然保存土目封建领主的大土地所有制邻近的灼圃地区却由于土目绝嗣地产归公折价出售从而使这一地区的地主富农经济逐渐居于统治地位。 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与风俗习惯除少数后进地区外各地彝族有着长时期从事农业生产的历史。正是从农业生产实践中彝族人民积累了许多有关天文气象的知识。如在云南景东县彝族群众把长时期以来观察天象变化的经验编成许多农谚。在云南牟定县当地部分彝族老农根据春雷第一声的时间和方位能够正确地预测当年雨季开始的迟早和雨量丰欠的情况。在四川凉山彝族群众在自己的生产实践中采用了根据物候定农时的方法并进一步把农时与天象联系起来根据日出点和日落点的位置变化确定农时确定该种某一种作物。 在对疾病医疗方面彝族群众中间也蕴藏着许多宝贵的经验。如云南楚雄、禄劝县的《齐书苏》（意为配药方的书）贵州毕节地区的《寻药找药经》四川凉山地区的《献药供牲经》都可以说是当地彝族医疗经验的总结。许多民间医生运用世代相传的医疗经验把一些动植物和矿物制成各种土药能治疗多种疾病。还有扎针、接骨、熏洗、按摩、拔火罐等外科手术。并对牲畜的疾病进行治疗。但是在一些地区医疗经验被公开宣扬宗教迷信的毕摩所禁锢未能获得健康的展。 彝族有初创于隋唐至明代已趋成熟的标音节文字明清以来各地流传不少用纸书写的彝文经典包括历法、天文、谱牒、诗文、神话、历史以及毕摩所使用的祭经与占卜经等典籍内容十分丰富。各地还有一些彝文铸铜、碑刻、图章、书信、契约、借条等多系明清两代保留下来的文物。彝族民间有丰富的文学宝藏许多手抄本基本上可以划入文学作品的范畴绝大部分是世代传诵、并不断锤炼丰富的民间口头文学它们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彝族民间有各式各样的传统曲调无论男女老少都能唱上几它是彝族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地山歌与传统曲调一样丰富多彩美不胜1道光《新平县志》卷2《学校》。 收。彝族民间还有各种舞蹈伴奏曲和乐器曲乐器种类不少通常以管弦为主。舞蹈是彝族人民文化生活中一项不可缺少的内容最流行的是集体性质的“跳乐”基本动作各地相去不远。凉山彝族地区还有一种宫廷舞渊源可以追溯至隋唐时期以后由彝族兹莫（土司）继承与保留下来。各彝族地区还保留一些其他的古老舞蹈形式包括征战舞、斗牛舞、斗鸡舞、点荞子舞、点玉米舞等。 彝族群众流行多神崇拜具有浓厚的原始宗教色彩可区分为自然崇拜、灵物崇拜、鬼魂崇拜、祖先崇拜等数种而以祖先崇拜的仪式最为隆重。最普遍流行于各地的是祭龙大多以树或水塘为代表。在众多神灵中已出现天神的概念但不过是人间兹莫或者土司的化身。彝族祭司多称毕摩由男性担任。通晓彝文通常父子相传少数拜师受业。凡遇打冤家、婚姻、疾病、狩猎、出行以及遇有异象异梦等都要请毕摩占卜以预测吉凶祸福。此外彝族民间还流行“神判”有捞油锅、漂灯草、端红铧、嚼米等数种负者须接受制裁。 父系小家庭是各地彝族社会生产和消费的基本单位诸子婚后即与父母分居幼子往往和父母住在一起。遗产由男子继承绝业归近亲所有女儿只能分得部分动产。彝族历史上盛行父子连名制。184o年以前凉山彝族妇女在某些方面仍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在奴隶制与封建领主制的统治下若干彝族地区盛行等级内婚主要是黑彝与白彝之间绝对禁止婚配。许多地区盛行收继婚多系丈夫死后续嫁夫兄弟。在婚姻对象选择上交表婚十分流行。一夫一妻制是彝族社会的基本婚姻制度少数统治者有多妻的现象。 彝族历史上盛行火葬。明清以来随着改土归流的贯彻执行在流官政府的刻意提倡下许多彝族地区已逐步废除火葬改用棺木土葬。凉山地区的火葬在奴隶制度下一直继续流行。 各地彝族有一些标志民族传统的节日其中流行甚广而又隆重举行的是火把节。四川、云南一般在夏历六月二十四日贵州多在六月初六。在云南弥勒西山和路南圭山每年冬日要过密枝节。贵州和云南东北地区的某些彝族还有夏历六月过小年、冬月过大年的习惯。 第四节回族回民的反清斗争回族是回回民族的简称是由中国国内以及国外的多种民族成份在长时期历史展中形成的民族。 清军入关之初在各地实行剃、圈地等强暴措施遭到汉、回各族人民的共同反抗。在湖北“老回回”这支回族农民武装在同李自成、张献忠坚持十多年的反明起义之后现在又投入到抗清洪流中来。在山东东昌府（今聊城）、济宁州等地的回回兵崇祯末即参加城守给清军以有力抗击。在广州羽凤麒、■之浮、马承祖三个回族将领因坚持抗清而牺牲被称为“教门三忠”1。在云南有不少回族人参加南明政权后来在桂王退入缅甸的时候曾有一部分跟随桂王的回民被阻于腾越、保山一带以“明”为姓用以表示怀念先朝和对清的不甘屈服。在回民聚居的陕甘地区被清军占领后反清起义仍然此伏彼起其中顺治五年（1648）以回族米喇印、丁国栋为的甘州起义规模最大他们在“反清复明”的口号下拥出明延长王朱识■作号召转战于甘肃各地达两年之久山陕一带为之震动。 甘州起义被镇压之后清朝兵科左给事中郝壁向清廷献策建议清廷趁兵威之下于各府、州、卫五六十里之外“或有屯堡僻阒之地子女族党另行安置。勿令养马勿藏兵器”并且还要让回回的“掌教一人主之。制其出入一意耕牧所原有田产以消其犷悍之性”这还不够“仍听司道等官不时察勘。庶衅无由启久自敉平实民与回两便之道”。1他的建议集中反映了清朝封建官吏们对回族的极端敌视。 在政策上清朝统治者没有把伊斯兰教像白莲教那样禁止采取允许存在而又多方歧视和严加防范的政策。在法律上三个以上的回回持兵器走路要罪加一等；流徙罪普通犯人可以申请留养回回则不得申请；并且还规定流徙地点不得在甘肃等回回聚居的地区；对于回回的定罪、施刑也比一般犯人重回回罪犯刺字时刺“回贼”二字以示污辱。 乾隆四十六年（1781）和四十九年（1784）先后生了甘肃循化（今属青海）撒拉族苏四十三和通渭石峰堡回民田五领导的两次反对地方官府的起义清廷派大军剿洗并利用新教、旧教矛盾采取“赦一剿一以分其力”2的以回制回策略起义遭到残酷镇压。清陕甘总督以这两次事件为借口在乾隆五十四年布告示禁止回民信奉新教禁止汉民信奉伊斯兰教禁止回民抱养汉民的婴儿并禁止添造礼拜寺。苏四十三事件后清廷将苏1乾隆《番禺县志》。 1《明清史料》丙编第7册。 2《清高宗实录》卷1127。 四十三的级“传示各省回民居住地方每处悬示数日使之共知儆戒”3接着清廷将陕西提督由西安移到固原固原总兵移到河州（今临夏）加强了对回民聚居地区的兵力部署和控制。 甘肃回民的反抗和被镇压影响及于全国各地官府都在奉旨盘查“余党”、“邪教”和搜查违碍书籍为此还兴起了迫害回民的两次文字狱。第一次乾隆四十六年六月西安回民马中杰、马广文前往归化城（今呼和浩特）途中在山西灵石被查获书信一包只因信内有“掌教”名目于是惊动山陕如临大敌以为又是别立邪教煽惑回民者。马中杰被解回西安由署理陕西巡抚毕沅就近审理。经再三严审掌教名目早已有之并无别情。乾隆帝下谕不得不承认“所办其属过当殊不解事”。这种压迫和挑拨在西北各地的积累和扩大成为以后回民大规模自卫抗争之政治的、历史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二年乾隆四十七年五月生了影响更大的又一次文字狱。在广西桂林查出广东崖州三亚村回民海富润携带的刘智《天方至圣实录年谱》等汉文著述及阿拉伯文、波斯文伊斯兰教经籍多种。敢称“实录”被认为是“僭妄”海富润被捕下狱广西巡抚朱椿一面飞咨有关各省查办一面申奏朝廷。此案波及广西、湖北、江苏、安徽、云南、广东数省著书人、作序者、送书人、译刻者、藏版人等牵连众多一大批回民人家和礼拜寺被搜查弄得回民人人自危。乾隆帝知道此案又办理过严下诏说甘肃的新教是邪教已经办净根株“至于旧教回民各省多有”“其平日所谓经典亦系相沿旧本并非实有谤毁显为悖逆之语”。但诏书又指出；这次查出的“书内字句大约俚鄙者多”“此等回民愚蠢无知各奉其教若必鳃鳃绳以国法将不胜其扰”1。这样的上谕仍然重申了对新教的镇压默认了对宗教书籍的搜查和对回民的歧视只是担心查办过严将不胜其扰而已。诏书还提到对山东王伦和甘肃王伏林等起义的镇压有回民参加这也正是清统治者对回族兵将加以利用的一面。在清代回族中当兵吃粮和担任武将的确实不少如哈元生、哈攀龙、哈国兴、冶大雄、许世亨、马建纪、江长贵等都曾任提督、总兵之类的官职后来同治年间马新贻竟坐上了两江总督和办理通商事务大臣的高位。这只不过是少部分人的被利用绝不说明回族政治地位有任何提高。相反地随着民族矛盾的不断激化回族中酝酿着更大规模的抗清风暴。 以农为主农商工兼营清代有较长时期处于相对安定的环境由于停止圈地、鼓励垦荒、兴修3《清高宗实录》卷1135。 1乾隆四十七年六月三日上谕转引自道光七年重刻《天方至圣实录年谱》。水利、盛世滋丁永不加赋等政策的施行中国的封建经济又逐渐呈现出一个由恢复到展的局面回族的经济、文化这一时期也同样有较为明显的展和变化。 各地回族的人口在繁衍生产在展。乾隆四十六年署理陕西巡抚毕沅的奏折提供了有关陕西回民的综合情况很有代表性。毕沅说：“查陕省各属地方回回居住较他省为多而西安府城及本属之长安、渭南、临潼、高陵、咸阳及同州府属之大荔、华州汉中所属之南郑等州县回民多聚堡而居人口更为稠密。西安省城内回民不下数千家城中礼拜寺共有七座。西安回民大半耕种、畜牧及贸易经营颇多家道殷实及曾任武职、大小员弁及当兵、科举者。”1在甘肃东部宁夏至平凉回民村寨林立西部以河州、西安为中心。延伸到河西及南部清水、张家川等地也都是回民聚居的地方。内地河南、安徽北部及山东、河北的沿运河两岸回民散居其间。而云南在东部展了昭通、会泽、巧家在西部展了大理、保山、剑川等回回村镇。 清代前期回族农业生产的展先在垦荒事业和农田水利事业的展上较为突出。顺治甘州事变后由河西逃往西宁府的大批回民在白塔儿（今大通）等地辟建新的村寨至乾隆时“开田立舍”已经“累至万户”。巴燕戎厅（今化隆）很多村庄是回民新设。西宁北川营回民、汉民杂居“筑高屋、庄田、水磨、斗车、种麦、豆、青稞”1向当地蒙古贵族领取耕牛和籽种每年交纳实物地租。在新疆哈密、伊犁、乌鲁木齐、昌吉等地乾隆后期回民同汉民一起由陕甘来这里垦荒做出成绩。清代前期山东、河北回民6续到东北、内蒙垦荒和经商、开辟了新的居住区。继元明之后各地回民在农田水利事业上不断做出成绩在宁夏回民、汉民一起兴修了大清、惠农、七星、昌润等渠道汉延、唐徕等古老渠道也进行了整修和扩展。“黄河万里富宁夏”的赞誉是历史上回、汉各族人民兴办黄河水利并同“河崩沙压”等自然条件作顽强斗争和辛勤劳动换来的。云南经过元明数百年的经营回民多占有水利条件较好的地方在新兴（今玉溪）水利灌溉条件好可以引水上行回民居住之处“田地最饶赤旱不荒”2.峨县（今峨山）汉民同河西县回民联合兴修水利仅河西县就有数千亩回民良田受益体现了回汉团结的情谊。在河南回民较多的开封地区道光二十一年（1841）黄河决口河南及安徽两省五府二十三州县都遭淹没开封被洪水围困八个月全城回、汉族百姓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官府束手无策。在一次险情万分紧迫时有回民夫役七百余名和四街商民“赴工效力不领价值踊1乾隆四十六年六月十四日署理陕西巡抚毕沅奏折转引自道光七年重刻《天方至圣实录年谱》。1乾隆《西宁府新志》。 2张泓：《滇南新语》。 跃争先大呼奋激始能抢筑妥协”1为了抢险护城不少回民把自己家中棉衣、棉被甚至把家中和清真寺房上的砖石拆来修堵抢险中有十几名回族青年献出生命。清河南巡抚牛鉴也深受感动奏请朝廷利用河工料物重修了清真东大寺并赐以“护国清真”匾额以示尊崇这件事充分体现了回、汉族人民同舟共济与自然搏斗的共同命运。 由于地理条件的不同各地回民在展中也表露出很大的不平衡性。在土地肥沃、水利条件较好的地方勤苦耐劳的回族农民可以达到生产展生活富裕家给人足。道光八年（1828）回族学者蒋湘南在《西征述》中称：“宁夏水利、盐池、壤沃人满远近郊村林緉联络不与江淮”这是宁夏川区回、汉族农民惨淡经营下的富裕景象。在关中道光初渭南有三千户回民他们“地处肥饶尚属安业”2。云南回族在“嘉道间最称富庶”3。永昌膏腴之地多为回民所有；新兴回民并不多但“世居坝头固得形势因而富贵沿为”4。占有膏腴土地的回民毕竟只在少数地区。多数是占有山地、沙地、河边地、盐碱地回民聚居的甘肃东部六盘山区（今属宁夏）、河北沧州、盐山地区都属于这样的贫瘠之乡。但尽管自然条件恶劣回族人民也能适应环境勤奋进取根据不同环境开展多种经营。 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传统特点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回族农村经济也不例外但是回族农业经营又有它的特点就是不单纯依赖于农耕不单纯依赖于生产粮食。回族农民善于搞多种经营注意展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表现出一种勤奋、进取的活力。各地农村回民因地制宜展经济作物兼营畜牧业、运输业或者手工业、商业者颇为普遍。在大荔和蒲城、富平、临潼、渭南之间的沙苑地区回民根据沙地特点“树而不田”1“沙地不宜种麦向植枣、梨、瓜、豆”2这里“羊冠全省蒺藜甲天下”。沙苑的西瓜更为著名乾隆时大荔郡守张奎祥有《苏村瓜》诗：“苏村瓜、大如斗一瓜粟数升十瓜钱盈缶。亩可数百及千瓜胜种麦豆葱与韭”3。回族农民就是这样因地制宜经营经济作物使农产品商品化为展商品生产作出贡献。内地及云南回族中都有这种情况。河南清化镇（今博爱）是回民聚居的村镇这里“自太行下流泉交汇最宜竹居人以艺竹为业有数十亩者翠篠垂阴旅游忘倦”4。棉花种植业和棉布业在不少城乡回族1光绪《祥符县志》。 2卢坤：《秦疆治略》。 3《腾越杜乱纪实》见白寿彝主编《回民起义》第二册。 4《瑞记书稿摘要》第十三本见白寿彝主编《回民起义》第二册。 1道光《大荔县志》。 2卢坤《秦疆治略》。 3乾隆《大荔县志》。 4嘉庆《豫乘识小录》。 中兴起。河南孟县“桑坡村为回民聚居之所”孟县由于负山滨河人多地狭“通邑男妇唯赖纺织营生糊口”5“取给于纺织棉布之值是以傭而代租”6。当时“孟布”驰名远近“自陕甘以至边墙一带远商云集每日城镇市集收布特多车马辐辏厘市填咽诸业毕兴故人家多丁者有微利而巷陌无丐者盖商民两得其便”。这已经出了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的范畴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已相当高并为社会人口提供广泛而多样的生活门路。小农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化是明清时期农村经济关系的重要变革。各地回族农村不仅适应这一变革而且往往走在这一变革的前列。云南回族农村就是走在变革前列而著称的一批富裕农村。腾越回民“富坚忍性精悍英善营商业。嘉道间最称富庶”1。楚雄府广通县罗川地方“土沃回多”“气候温热土地肥沃水量丰足产蔗糖、棉花。回人习劳耐苦屡世相传人足家给储藏充裕”2。从回民、汉民生产对比上也可以看出回民擅长经营的特点。咸丰初一个监察御史向清廷反映云南“幅员辽阔汉回杂处”“汉民质朴耕种为生。回则善于经营兼以贸易致富”3。云南的情况在各地回民中是颇有代表性的。 善于多种经营和展商品经济是各地城乡回民经济的特点其中“马贩、屠宰”又是回民主要的普遍的经营行业这又是一大特点。以回民聚居的西宁府为例这里“回回皆拥资为商贾以及马贩、屠宰之类”“经营手艺多出回民”4。“马贩、屠宰”涉及项目繁多的系列行业“马贩”包括畜牧业养马（驴、骡、驼）、贩马；包括运输业长途、短途的贩运（马帮、驼帮、大车、脚户等）。不仅西宁和西北这样内地、云南也这样。“内地回民多以买马为生”5有的地方志讲到回民“多畜驴之家以赶脚为业”6或者“车夫、骡夫半多回民”7。云南不少地方回民也是“资生每仗骡马利”1或者“皆以赶马、贩油盐米炭为业”2。“屠宰”也涉及畜牧业饲养和贩卖牛羊、屠宰牛羊和贩卖牛羊肉（展到鸡鸭禽类）。饮食业（各类清真食品）、乳品业；制革业（各类牛羊皮衣、皮货、马鞍、缰5乾隆《孟县志》。 6道光《河北采风录》。 1《腾越杜乱纪实》。 2《他郎南安争矿记》见白寿彝主编《回民起义》第一册。 3《钦定平定云南“回匪”方略》卷一。 4乾隆《西宁府新志》。 5《清穆宗实录》卷35。 6乾隆《镇安县志》。 7《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22。 1嘉庆《异族图说·邓邑（邓川）风俗图》。 2《他郎南安争矿记》。 绳、车具等）。毛织业（绒、褐、毡、毯之类）；制皂、制烛业（牛油为原料）、牛骨业等等。各地城乡回民以屠宰和织绒褐、制皮货为业者极为普遍。宁夏回民就多以屠牛为业3东北、内地也大体这样。 除了马贩、屠宰之外、制香、制药、珠宝、玉石等也是回族经营的传统行业。盐、茶等大宗商品贸易中回族商人也占有相当势力以茶叶来说当时有东柜、西柜两大茶叶贸易集团东柜是山西茶商西柜全是陕甘回族茶商在对蒙、藏地区和新疆地区的贸易交往中回民作出了积极贡献。西北的金砂、云南的铜矿、银矿也都有回回矿丁从事开采和冶炼动辄万人出现了不少采冶有术的矿师和家财巨万的矿主。 清代前期继续闭关锁国而回族商人却在沿边地区积极开展同邻国的贸易从东北、外蒙、新疆到云南回族商人在不同地区以不同的资源和商品同邻国交易不仅自身致富也促进了中外经济交流。在东北黑龙江一带贩牛者多是山东回民他们出入俄境以菜牛向俄商换取金砂双方都可获大利。在外蒙恰克图雍正初正式开市作为中俄贸易场所中方由山西商人独占外省籍商人不能涉足只有一家西宁回民在恰克图贩卖大黄“俄罗斯最为信服他商贩此弗能售也”。在云南回族商人同缅甸、泰国等邻国的贸易交往更为频繁主要经营玉石、宝石、棉花等项缅棉由腾越贩运至弥渡获利甚大。在缅甸、泰国不少城市还有一批云南回族座商。 回族商人在各地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特别是内地同边疆之间以及同邻国之间的贸易交往中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回族商业资本的活跃在封建社会后期起着破坏自然经济的积极作用。大宗商品的长途贩运和大规模的矿产采冶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重要的历史前提。然而根深蒂固的维护封建经济的重农抑商政策和长时期的闭关锁国政策加之各级封建官府的腐朽无能和对回族的歧视、压迫使得回民正常的贸易经营受到极大的禁锢并屡遭摧残。道、咸以后随着各种矛盾的激化西北、云南城乡回民竟面临着一场空前浩劫的命运。 文化在文化主义和民族同化政策严酷统治的环境中清代回族文化上的成就不甚显著。回族固有的伊斯兰文化同中国传统文化经过元明数百年的接触和较量到清初有了进一步的结合在不同地区这种结合又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在内地特别是东南沿海回民较少的地区读书、科举从而接受以儒学为标志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现象在回民中较为普遍。清嘉庆十三年（18o8）续修的泉州回族《郭氏族谱》把这种现象叫做“回而兼儒”并以包括李卓3乾隆《宁夏府志》。 吾在内的元明以来的回族学者为例说明“回而兼儒”有两种情况一是“或回而兼吾儒之道”即回族人兼习儒学；一是“或从儒而存乎回之教”是指以儒为主但还没有完全丢掉回回的民族意识。这说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在这些地区的回回中愈来愈占上风而伊斯兰文化的影响则明显地趋于淡薄。明清以来这些地区还出现了不少回族科举世家如福建福州萨氏、泉州丁氏、郭氏、李氏云南保山闪氏、元江马氏等等。清代回族在文学艺术上较有成就的一批人也都成长在这一地区如浙江仁和（今属杭州）丁澎原是泉州丁姓回回后裔是清初著名诗人与弟弟景鸿、荣皆有诗名号称“三丁”。江苏溧阳马世俊书画都有名著有《匡庵集》。著名画家改琦江苏华亭回回擅长于人物画特别是画仕女形象生动逼真色彩鲜艳雅致又擅词颇受推崇著有《玉壶山房集》。河南固始回族学者蒋湘南著述丰富有《七经楼文钞》、《春晖阁集》及《全陕通志》等七部志书对农田、兵法、钱谷、宗教、禁烟等都有论述。在云南有昆明人孙鹏著《少华集》、《锦川集》、《松韶集》；大理人沙琛著《点苍山人诗钞》。在西北回民聚居地区伊斯兰文化在回民中的影响要浓郁深厚得多“其习教护群之念则牢不可破”1。文学艺术上却甚少名家。在民间至少在清代正是回民聚居的河州地区成为别具色香的民歌“花儿”的故乡回族人民为培灌这支极富魅力的艺术花朵倾注了汗水和智慧。西北回族在民间剪纸、刺绣、雕刻等艺术方面包括清真食品制作方面也都有创造和颇具特色。由于经商等原因河州回民去西藏者颇多其中有民间艺人乾隆年间在拉萨结合藏族民歌音调创造出一种称作“囊玛”的民间歌舞艺术。经专家考证“囊玛”一词系由阿拉伯语“纳赫玛”演变而来意为“歌曲”1。“囊玛”可以说是以藏族民间音乐为基础吸收了汉、回民族音乐文化而形成的一朵奇葩。 在西北回民也有读书习文者但并不普遍。封建官府出于“用夏变夷”的考虑特意在回民聚居的城乡设立一些回民义学、回民社学用以“化导”回民。比如兰州雍正初年就在南梢门设养正义学乾隆五十年即在镇压了苏四十三、田五起义之后将“南梢门义学改为回民义学又添置海家滩回民义学仍五处每岁馆师修金在兰州道署支”2。甘肃狄道州回民当时曾被誉为“素称知礼”也“知教子读书”3。在陕西渭南嘉庆时在回民聚居的“仓渡兰家、仓渡马家、乜家滩、马家滩、双井禹家、七岔口李家、铁李家、乔店马家、杜化镇、舍家寨共设义学十处专为化导回民”4。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军机处录付》民族类回族项第1674号同治元年九月二日《恩麟奏片》。1至今拉萨街头囊玛艺人据说仍多回族。此事曾请教中央民族学院音乐舞蹈系糜若如同志特致谢。2道光《皋兰县续志》。 3道光《兰州府志》引《狄道州续志》。 4光绪《新续渭南县志》。 在咸宁县（今属西安）渭水之滨有九个村子的沙河回民也是“设条教立义塾涵濡既久蒸蒸乎响化焉”5。但是像这样教子读书、涵濡响化的并不是多数。当时在回族中曾广为流传着“多读书即远教之由”6和“官到二品即反教”等说法对于回而兼儒和疏远教门的现象流露出担心乾隆时西宁府回民就是“多习回经而不读书”7这在西北回民当中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和边远山区则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不读书”是对清廷“化导回民”的民族同化政策的抵制而这种消极抵制势必助长回民群众的长时期愚昧落后“多习回经”又势必要求助于宗教教育从而进一步加强了伊斯兰文化对回民的影响。 明末清初在陕西、河南、山东、云南等地回民中开始兴办经堂教育也称寺院教育是指清真寺内由阿訇招收学生传习伊斯兰教功课培养宗教人材的一种教育。 与经堂教育兴办的同时明末清初以南京、苏州为中心开展了伊斯兰教经典的汉文译著活动这是回族宗教学者为了适应中国的环境和维护伊斯兰教的地位而从事的一项有系统的意识形态工作。6续问世的汉文译著主要有：王岱舆的《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张中的《归真总义》、《四篇要道》刘智的《天方典礼》、《天方性理》、《天方至圣实录年谱》金天柱的《清真释疑》还有云南先是马注的《清真指南》、后是马复初的一批译著。译著活动中回族宗教学者对儒家思想采取了求同存异力求调和的态度。 明末清初在回民聚居的甘肃河州、狄道一带出现一种称做“门宦”的伊斯兰教派别形式这是国外伊斯兰教的神秘主义与我国西北回族地区封建经济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封建特权制度。门宦是沿袭“道门”、“宦门”而言标明宗教头人的高门世家。原来城乡回民十几户、几十户或几百户围寺而居形成教坊教坊既是宗教组织又是回族社会的基层。随着经济展清真寺和教长的天课收入相应增加在天课转化为土地、地租的过程中原来的教坊范围被突破教长由聘请变成世袭教长也渐渐成了地主教长甚至大地主教长。 明末到清代西北回族地区先后形成大小门宦三十多个在基本信仰上并无不同只是在教规和宗教仪式上标新立异争立门户。有的门宦、教派主要受国外阿拉伯地区神秘主义思潮影响信奉宗教奇迹崇拜教主教主被认为是真主在人间的代表；有的门宦、教派又受国内儒家乃至佛、道诸家的影响实行出家、修道、坐静等项功课。 门宦的形成往往伴随着各不同门宦、教派之间的对立甚至流血斗争不5嘉庆《咸宁县志》。 6米万济：《教款微论》。 7乾隆《西宁府新志》。 仅严重影响回族内部的团结便于清统治者的分化、利用和屠杀甚至教派斗争有时会伤害当地汉族劳动人民的利益给西北地区的民族关系带来不利影响。 第五节维吾尔族统一回部“维吾尔”这一族名是维吾尔族的自称一般认为是“联合”或“协助”的意思。在汉文史籍中对“维吾尔”这一族名有多种写法清代写为“回部”、“回民”、“缠回”、“回子”、“回人”等。 清初在维吾尔族聚居的南疆地区由蒙古人后裔建立的叶尔羌汗国继续统治了三十多年。在这期间哈密、吐鲁番曾向清政府朝贡归附清。顺治十二年（1655）叶尔羌汗国的最高统治者阿布都喇汗恢复了与清的关系。康熙十七年（1678）叶尔羌汗国被准噶尔汗国（蒙古人建立）噶尔丹率领的十二万骑兵所征服从此维吾尔地区与清的关系也随之中断。 准噶尔贵族对维吾尔族的统治是十分残酷的。他们委任维吾尔族的大封建主作为自己的代理人使他们“总理回地各城”、“为准噶尔办理回务”。将维吾尔族人民作为“阿拉巴图”（奴仆）岁纳赋税任意驱使1。他们每年向维吾尔族征收大量的贡赋其种类繁多皆有定额。如对叶尔羌一地每年缴纳贡赋十万“腾格”（一“腾格”值银一两）。这是将维吾尔族人民应缴纳的白米、米、棉花等实物、各种劳役以及酒肆、园林、碾磨、金银、贸易、缎布、牲口等税全部折成现钱来计算2。但是实际征收的贡赋远远出了规定的数额。据记载：“回地当准噶尔横肆之时闻于积成之后辄遣人向回城征收赋税。每回男一人谓之一户。每户于八栅尔（集市每七日一市）一次交布一匹或羊皮数张或猞猁狲皮一张。通年计算逐次索取。所种米谷菽麦眼同收刈先与平分而后用十分取一之法重征粮税。差来之头目人等日奉以酒肉、妇女去仍多索赆遗。少不如意辄纵其从人恣行抢掠。”3准噶尔贵族除了向维吾尔族人民大肆勒索外还强迫他们迁居伊犁耕田种地服劳役充当农奴。 乾隆二十年（1755）清廷出兵平定准噶尔的叛乱彻底摧毁了准噶尔的统治维吾尔族人民才从准噶尔七十多年统治的桎梏下挣脱出来。 乾隆二十二年（1757）维吾尔上层大小和卓即波罗尼都和霍集占将清政府派去做“招服”工作的副都统阿敏道及兵丁百人杀害霍集占自称“巴图尔汗”正式树起了叛清割据的旗帜4。 霍集占建立的“巴图尔汗国”代表了宗教大僧侣和大封建主的利益1椿园（七十一）：《西域闻见录》卷6：《布拉敦霍集占叛亡纪略》第1页。2《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77。 3《西域闻见录》卷7第28页。 4《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39、49。 是中世纪的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政权因此得不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在乌什、阿克苏等地的大封建主因自身的利益也不支持霍集占的叛乱活动。乾隆二十三年（1758）夏清廷出兵平叛派遣大军讨伐大小和卓。 经过了“黑水营”激战先后攻占了喀什噶尔、叶尔羌摧毁了大小和卓的叛乱中心。大小和卓携眷属及旧仆三四百人逃往巴达克山被巴达克山领捕杀将小和卓的级献给清军1。 清廷平定大小和卓的叛乱得到了维吾尔族人民及上层人士的支持。哈密的领玉素卜主动参加平叛吐鲁番领额敏和卓任参赞大臣直接参加了清军作战。库车领鄂对因反对大小和卓叛乱其家族惨遭杀害他积极向清军献策使清军在和阗、库车狠狠地打击了叛军2。 清廷平定准噶尔和大小和卓两次叛乱的战争是消除分裂割据维护祖国统一的正义战争既适应了当时维护统一的历史趋势也符合各族人民要求统一的共同愿望得到了各族人民的支持和拥护。 这一时期维吾尔族地区的农奴制度获得了充分的展大小封建领主占有数量不等的农奴和世袭领地大的封建主占有的土地往往过十万亩农奴数以千计。如吐鲁番的额敏和卓占有土地十万四千余亩农奴一千六百余户3。农奴完全依附于封建领主从封建领主那里分得一小块份地终年为封建领主服劳役称为“燕齐”。他们没有人身自由可以连同土地一起被出卖或者随同封建领主一道迁徙。 为了维护封建主对农奴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作为政治制度的伯克制度起了保证的作用。“伯克”是突厥语的音译有“王”、“领”、“统治者”、“头目”、“官吏”以及“老爷”、“先生”等多种意思。伯克的名目繁多有三十多种。伯克都有一定数额的亲随或家仆为其服役。他们的土地全靠征派无偿劳役来耕种。对劳动人民的苛捐摊派钱无定数。他们还把持水利囤粮贵卖、私用肉刑、妄杀人命、奸占妇女等等无恶不作。 清廷在平息叛乱统一了天山南北以后在新疆采取了一系列的军事、政治、经济措施进一步巩固了祖国的统一。 乾隆二十七年（1762）清政府对新疆实行军府制度在伊犁惠远城设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简称“伊犁将军”）是清政府在新疆的最高行政、军事长官。将军下设都统于乌鲁木齐设参赞大臣于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其他地方设办事大臣和领队大臣等。 对新疆原有的政治制度也作了改革。变革后的地方制度基本上有州县制、札萨克制和伯克制三种。对维吾尔族聚居的南疆地区虽然保留了原来的伯克制但是废除了伯克的世袭制度改为任用定以三至七品的品级还1魏源：《圣武记》卷4。 2《回疆通志》卷2、4、5。 3《新疆识略》卷3。 限制了伯克占有土地和农奴的数额分散和削弱了伯克的权力。 在经济方面主要是兴办屯田举办商业、鼓励贸易降低赋税等。这些措施使新疆各族人口增加促进了农牧业的展。一些经济贸易中心也随着出现如乌鲁木齐“字号店铺鳞次栉比市衢宽敞人民辐辏”、“繁华富庶甲于关外”1。旧的经济贸易中心如阿克苏、叶尔羌等地也是“货如雾拥”、“货若云屯”。2这些改革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展但是广大维吾尔族劳动人民的处境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伯克们的某些权力虽被限制和削弱但又给他们加上了品级使之法律化。劳动人民承受着官吏和伯克们的双重压迫加深了维吾尔族社会的阶级矛盾。劳动人民为了求得生存奋起反抗清政府和怕克的统治。 乾隆三十年（1765）春维吾尔族人民反抗暴虐统治的起义在乌什爆。他们先杀死残暴的阿奇木伯克阿卜都拉全家接着放火焚烧衙署乌什办事大臣素诚等被迫自杀。阿克苏办事大臣卞塔海闻讯后赶来镇压滥施枪炮。乌什全城人民齐心合力共同守城将卞塔海打败形成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反抗封建统治和民族压迫的斗争。清政府调集了伊犁、喀什噶尔等处的兵力前来镇压也都被起义军打败。起义也波及到叶尔羌、阿克苏、库车等地。清廷再派阿桂前往镇压并加强火力攻城。经过了几个月的战斗乌什城内粮食已尽起义军几次突围未能成功领赖和木图拉也中箭身亡。这样坚持斗争了半年之久至八月十日由于叛徒的出卖起义的主要人物四十二人被捕十五日献给清军清军才进入了乌什城。清军入城后对起义的群众进行了大肆屠杀并将乌什城内留下的数千人分批遣往伊犁或解到内地赏给官员为奴1。 平定张格尔叛乱、“七和卓之乱”、“倭里汗之乱” 嘉庆二十五年（182o）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斌静“荒淫失回众心”大和卓的孙子张格尔纠集数百人乘机从浩罕返回骚扰边卡烧杀抢掠但因兵少败回。道光四年（1824）秋到五年夏张格尔又屡次纠集数百人前来骚掠边卡。道光六年张格尔又纠集五百余安集安延人以参拜沙土克、布格拉汗的坟墓为名秘密潜入阿图什煽动当地伊斯兰教“白山派”教徒动武装叛乱。维吾尔族人民在蒙骗下有一万多人参加了叛乱叛军兵分两股攻打喀什噶尔、叶尔羌。张格尔又答应浩罕割让喀什噶尔和平分财物得到了浩罕的万余援兵。接着喀什噶尔被攻陷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也相继落入叛军之手。 1《西域闻见录》卷1第8页。 2《西域闻见录》卷2第17、21页。 1《清高宗实录》卷73o—745；《回疆通志》卷12；《东华录》（乾隆朝）卷61；《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32。 张格尔占领了这些地方后即纵容其部下肆意烧杀抢掠并大兴土木强征十五岁以上男丁入伍索取金银、马匹等财物及妇女贪淫暴虐无所不用其极。 道光六年（1826）秋清政府调集了陕西、吉林、黑龙江、甘肃、四川等省兵三万六千余名会集于阿克苏开始进剿张格尔叛匪在浑巴什河打败叛军奠定了收复南疆的基础。七年三、四月间清军相继收复了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与和阗。八年初张格尔再次潜入阿图什但由于维吾尔族人民的奋力抵抗和清军的追击张格尔走投无路逃往喀尔铁盖山军民将山团团围住杀声震天。张格尔自杀未遂被清军活捉。同年五月将张格尔解运北京处死。1清军在平叛过程中自始至终得到维吾尔族人民和其他各族人民的支持。受蒙骗的一部分维吾尔族人也很快觉醒反戈一击。 道光二十年（184o）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侵略者先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地处祖国西北边疆的维吾尔族和其他各族人民也遭受到新的灾难。英、俄两国通过毗邻新疆的国家和地区不仅蚕食和强占中国的领土而且还向新疆输入鸦片毒害新疆各族人民。据不完全的统计仅在184o年从喀什噶尔、叶尔羌等地几次截获的鸦片就达二十多万两。2鸦片的毒害遍及天山南北清政府想方设法未能禁绝。毗邻新疆的浩罕汗国这时也遭到沙俄的入侵内部动荡为了摆脱困境又重新支持和卓后裔入卡滋事动叛乱。“七和卓之乱”和“倭里罕之乱”都给维吾尔族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祸害。 道光二十七年（1847）八月以张格尔之侄迈买的明（即卡塔条勒或写作加他汉玉素普之子）和倭里罕（巴布顶之子）为的七和卓从浩罕起兵纠集了约一千名精壮骑兵先击败了驻守明约洛卡的百余名清军动了反对清朝政府的叛乱。他们胁迫沿途维吾尔族参加叛乱直抵喀什噶尔城下。当时驻守喀什噶尔汉城的清军虽有三千但不敢出击只得坐守待援。居住在喀什噶尔回城的浩罕商人那墨特（即诺麦德罕或奈迈提）等人则为内应开城门把和卓们放了进去。1接着七和卓叛军一方面猛攻喀什噶尔汉城一方面分兵进攻英吉沙尔、叶尔羌、巴楚等地气焰十分嚣张。清皇朝为了避免事态蔓延派奕山为参赞大臣带兵由伊犁越冰岭出兵进剿。十月奕山从叶尔羌向英吉沙尔进军行至科科热依瓦特地方与叛军激战一日三战以少胜多大败叛军。清军乘胜前进解了英吉沙尔城的重围向喀什噶尔进援。叛军闻风丧胆“尽数逃散出卡”遂解了喀什噶尔汉城1《圣武记》卷4；《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卷2、12、63；《那文毅公奏议》卷78、8o。2《清宣宗实录》卷33o—332。 1《东华录》（道光朝）卷56；《清史稿》卷19；[俄]a·h·库罗帕特金：《喀什噶尔》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3o—131页。 重围收复了回城2。“七和卓之乱”从八月到十月前后虽仅三个月却使维吾尔族人民遭受了烧杀抢掠和四处逃亡之苦。 此后和卓们又连续不断地叛乱倭里罕等多次窜入喀什噶尔、乌什等处卡伦和村庄烧毁房屋抢掠财物无恶不作。 咸丰七年（1857年）倭里罕带领叛军窜犯喀什噶尔“盘踞喀什噶尔之七里河沿官水磨一带放火烧毁回城南门裹胁回民势极猖獗。”并窜踞英吉沙尔回城。巴楚、叶尔羌等地也受到叛军骚扰3。 倭里罕叛乱初期反动气焰极为嚣张对被其占领地区的人民实行残酷的统治。他不仅用苛捐杂税盘剥人民而且使用宗教手段迫害人民。“妇女不戴盖头不得上街不准结辫所有男性居民从六岁起必须缠头巾一天要到清真寺去祷告五次对于这一切倭里罕表现得异常残忍。没有哪一天不处决几十个人他的最大乐趣之一就是亲手砍下被指控者的头而犯过失者是不乏其人的。在君主面前动作笨拙、言词不妥、打呵欠所有这一切都可能招致死刑”1。倭里罕的倒行逆施激起了维吾尔族人民的不满他们不愿再受其欺压拒绝承认其政权对清军则表示了热烈的欢迎。这一年七月清军先后从伊犁、乌鲁木齐等地调集了官兵七千多人进剿叛军。在叶尔羌与叛军激战取得了胜利继续向英吉沙尔进经过大桥和柳树泉大战很快收复了英吉沙尔回城并解了汉城一百余日的重围。接着清军向喀什噶尔进剿叛军“闻风逃散”喀什噶尔回城收复。倭里罕见大势已去即逃出卡外但仍不断骚扰清军再派兵追剿。倭里罕裹胁了一万五千多人带着抢掠的财物逃往浩罕2。倭里罕叛乱经过了四个月遂告平息。 这一时期维吾尔族人民遭受了和卓后代多次作战之苦又受到清统治者和本民族贵族压迫剥削之害“生计本少加以科敛愈不聊生”3。驱逐阿古柏收复伊犁同治四年（1865）春以后在天山南北相继出现了五个互不相属的封建割据政权。在库车热西丁和卓自称“汗和卓”（汉文史书误译为黄和卓）形成了西至阿克苏、乌什、东至吐鲁番等地的封建割据势力。在乌鲁木齐回族妥明（妥得璘）自称“清真王”其势力也扩张至吐鲁番一带。在伊犁迈孜木杂特自称“苏丹”割据一方。在喀什噶尔先是由白山派头目托合提2《清宣宗实录》卷446、448。 3《平定陕甘新“回匪”方略》卷5、11。 1库罗帕特金《喀什噶尔》第135—136页。 2《平定陕甘新“回匪”方略》卷7；《喀什噶尔》。 3《清宣宗实录》卷425。 马木提艾来姆称王不久柯尔克孜封建主思的克攻占了喀什自己登上王位。在和阗宗教头目哈比布拉也自称“帕夏”（皇帝）占地为王。 以思的克为的喀什噶尔统治集团为了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势力竟奴颜卑膝地向浩罕求援。于是浩罕的军队领派遣阿古柏和大和卓波罗泥都之曾孙布素鲁克前往喀什噶尔于同治三年十二月（1865年1月）侵入中国境内。 同治六年（1867）南疆地区全部为阿古柏侵占。阿古柏自封为“巴达吾来特哈孜”（即汉文史书上的“毕调勒特汗”意即“洪福之王”）对其政权历史上称为“哲德莎尔”意即“七城”。同治九年整个天山以南地区和以北的部分地区就完全处在了阿古柏的反动统治之下。 阿古柏在新疆的侵略活动与英国和俄国殖民主义侵略新疆的阴谋有着直接的联系。同治十二年（1873）英国正式派遣了茀赛斯组成的有三百人的庞大使团向阿古柏赠送了枪枝、小炮等武器。同治十三年阿古柏和英国签订了通商条约即《英国与喀什噶尔条约》这个条约共十二条给予了英国在商业、居住等方面的特权。沙皇俄国也不甘落后早在同治十年武力强占中国伊犁地区以后就立即向阿古柏表示友好。同治十一年阿古柏与沙皇俄国签订了《俄国与喀什噶尔条约》沙皇正式承认阿古柏政权得到了在南疆进行商业贸易的特权1。阿古柏又将中亚地区中世纪的封建制度完全移植到新疆。土地被大量集中起来分封给爪牙；各级官吏的俸禄直接取自于封地内的劳动人民可以任意索取财物和强征无偿劳役。阿古柏的税收没有成文规定种类繁多。 阿古柏还打着宗教的旗号对宗教头目笼络、收买扩充宗教寺院的土地、财产新建礼拜寺、麻扎、宗教学校又推行伊斯兰教法典《沙里阿特》的规定在城乡普遍设立宗教法庭。宗教法官（长孜）可以用任何借口处罚以至处死劳动人民恢复了“拉伊斯”（执行宗教法规的执法吏）的职位无辜的劳动人民及未戴面纱上街的妇女随时都可能受其鞭笞。对非伊斯兰教徒则强迫改信伊斯兰教否则就要受到最野蛮的杀害。 为了反抗阿古柏的暴虐统治各族人民包括一些本地的封建主都起来进行斗争。在和阗、吐鲁番、乌鲁木齐等地、劳动人民自的武装起义此起彼伏绵延不绝。 阿古柏的侵略新疆与沙皇俄国武力侵占伊犁引起了中国西北边疆严重的民族危机迫使清政府不得不注意新疆的问题。光绪元年三月（1875年5月）清政府授任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任命金顺为乌鲁木齐都统帮办新疆军务开始了进军新疆驱逐侵略者的行动1。 渴望解脱阿古柏残酷奴役的维吾尔族和新疆各族人民自动拿出粮食1《阿古柏伯克传》第1o、11章。 1《平定陕甘新“回匪”方略》卷298、299。 马匹等支援清军。 光绪三年夏阿古柏见大势已去在库尔勒服毒自杀。 清军在新疆各族人民的支持下进行了历时一年半的反对阿古柏侵略、收复祖国领土的正义斗争。这些战争的胜利解除了中国西北边疆的民族危机粉碎了殖民主义者分裂我国的阴谋为收复伊犁打下了基础。 左宗棠在驱逐阿古柏收复新疆的过程中就注意到了要做好善后工作恢复生产如资助因战争逃亡的人民重返家园给口粮、种子、牲畜等使尽快恢复生产举办屯田军屯民屯并举改革不合理的田赋制度及整顿币制等等。在收复南疆后又组织了善后局管理民政、财政、司法等事务命令阿奇木伯克只管催征赋税不得插手地方事务。又提出新疆设行省的主张。后来刘锦棠也上书清廷提出了设置道厅州县的具体方案。 新疆设省清廷于光绪十年九月（1884年1o月）批准了新疆改设行省。十月任命刘锦棠为新疆巡抚魏光焘为新疆布政使。 新疆改设行省是维吾尔族和新疆其他各族人民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改设行省以后先对军政制度作了重大改革。取消军府制、伯克制和扎萨克世袭制代之以兵备道、府、州、县制削弱了当地封建统治者的势力加强了清政府对新疆的直接统治。 在改革军政制度的同时清廷还采取了一些有助于生产展的措施。在农业方面大力兴修农田水利实行军屯、民屯、犯屯、扩大了耕地面积使农业生产得到展。根据二十个县的统计整修和新修干渠九百四十多条支渠两千三百多条灌溉面积达一百一十多万亩1。并设立蚕桑局移植祖国东北地区的桑树招聘江浙一带的蚕工改进蚕桑技术促进了蚕桑业的展1。在工业、手工业方面清政府举办新式工业利用机器采油和冶铸后来又有了火柴和电灯等工业。在交通方面把军台、营塘一律改为驿站又由驿站展到邮政宣统元年（19o9）正式设立邮局总局设迪化（乌鲁木齐）分局几乎遍及南北疆。光绪二十一年（1895）建成了电报线路后来线路还可通到北京。在商业方面也日趋繁荣由于取消了内地汉族来新疆的限制使各省商人贩运内地的绸缎、茶、纸、瓷器、漆器等到新疆每年货物价值二三万两。 在教育事业上也有了一定的展。设省之初兴办义塾三十多处。光绪三十二年（19o6）新疆设提学使在各府、厅、州、县设立学堂。许多维吾尔族学生也开始学习汉语汉文。 1据《新疆图志》卷73至卷78统计。 1《西疆交涉志要》卷4。 新疆设省促进了新疆各族人民经济、文化的展巩固了祖国的统一和边疆的安全进一步密切了维吾尔族和汉族及其他各族人民之间的关系。第六节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族“索伦”诸部清初鄂温克同达斡尔、鄂伦春等族一起曾被统称为“索伦部”。他们分布在西起石勒喀河东至黑龙江北岸支流精奇里江北起外兴安岭南至大小兴安岭一带。 “索伦”这一名称是达斡尔人对鄂温克人的称呼意思是“山林中生活的人们”。由于他们英勇善战因此周围诸部也都被称为“索伦部”。 清初鄂温克以博木博果尔为领形成了一个大的部落联盟。他们与汉族早就展了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与达斡尔人一起建立了许多木城和村庄。木城有雅克萨城、阿萨津城、铎陈城、乌库尔城、多金城等村庄有杜喇尔屯等。每个村屯以氏族为单位有自己的酋长。 鄂温克人的社会经济正如清代文献所记载：精奇里江和牛满江地区河中盛产鱼类其中大鱼一二丈许鄂温克、达斡尔人即捕此大鱼进贡。山中有虎貂猞猁野猪鹿驼鹿等“以打牲射猎为本无庐舍游牧止养马匹无它牲畜”1。这里指的养马匹的居民即为使马的鄂温克部落。他们有几个大氏族即杜拉尔、墨尔迪勒、布喇穆、涂克冬、纳哈他等。达斡尔部落被称为“索伦部萨哈尔察地方”。“萨哈尔察”是满语意为“黑色貂皮”大概是由于产黑貂而得名。达斡尔人已进入阶级社会结村落而居达斡尔与鄂温克人杂居于精奇里江其著名姓氏有：精奇里氏、郭贝勒氏、敖拉氏、墨尔迪氏、俄嫩氏、倭勒氏等。主要从事农业饲养大批牛马等牲畜种大麦、燕麦、黍米和大麻、荞麦、豌豆及蔬菜、果树等。用牛架车以长柄木犁耕地用小镰刀收割庄稼把收割物保存在帐篷或地窖里也从事狩猎生产用貂皮和其他毛皮换取内地的朝服、布匹、铁质生产工具同日用器皿等。满、汉商人和官员经常到索伦部的达斡尔、鄂温克部落进行交易。由于受满族影响已建造用薄纸糊窗的房屋改穿满洲服饰。在精奇里江以东、牛满江以西的丛山密林中居住着一支鄂伦春部落有玛卡吉尔、卡鲁基尔、玛拉呼鲁等三个氏族。由于他们在精奇里江的大支流毕拉尔河一带游猎史书称他们为“毕拉尔”人较早见于《东华录》上。他们共有默纳赫、都纳亨等氏族。另一支鄂伦春是居住在石勒喀的“玛尼克尔”人其部落中氏族有伍查罕、玛纳伊尔、威拉伊尔、格氏伊尔、嘎格达伊尔、摩东伊尔、彻克奇尔、玛涅达尔等几个大氏族。鄂伦春人饲养驯鹿用以骑乘与运输工具。驯鹿俗称“四不像”。 后金建立不久黑龙江的上述索伦部的各族便前来穆古敦城（盛京）开始与后金建立政治关系臣服后金。 1何秋涛《朔方备录》第44卷第6—7页。 皇太极为加强东北边疆管理统一贝加尔湖以东整个索伦部地区建立巩固的统治于崇德四年至五年（1639—164o）平定了鄂温克最大酋长博尔博果尔的反抗最后统一了包括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等族索伦部广大地区。收编了索伦部所属石勒喀河及精奇里江、外兴安岭以南的鄂温克、鄂伦春等六千九百五十多人并将其中五千六百七十二人以氏族为单位编成佐（牛录）。崇德六年清朝军队在贝加尔湖东赤塔附近最后解决了索伦部的残余又收编索伦部一千四百七十一人1其中有能约束众人堪为领者即授以牛录章京（佐领）官一部分随清军转战各地另一部分回到各部落管理新降人口作为清政府基层政权的官员管理贝加尔湖以东石勒喀河至精奇里江、牛满江的大片地区负责收纳贡物保卫边疆并配合宁古塔派至该地的军队驻防巡逻。 抗击沙俄入侵十七世纪中叶沙俄便把侵略魔爪伸入中国黑龙江中上游索伦部地区。 给中国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等族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各部落展开了反抗沙俄的激烈斗争。鄂温克族氏族酋长根特木耳同鄂伦春族的酋长毛考待汗一起率氏族成员渡过额尔古纳河来到根河和海拉尔河一带。在石勒喀河的鄂温克“纳米雅儿”部落的其他氏族则纷纷拿起武器同沙俄展开斗争他们拒绝向侵略者缴纳毛皮实物税包围了盘踞在中国领土尼布楚的沙俄侵略者从他们手中夺回马二百多匹平毁了侵略者的庄田迫使三十多名俄兵向黑龙江中游逃窜。 当沙俄进攻达斡尔族贵古达尔酋长的城堡时。侵略者劝降守城的达斡尔人贵古达尔酋长作了坚定的回答：“我们向中国顺治皇帝纳贡你们来要什么实物税呢？等我们把自己的最后一个孩子扔掉以后再给你们纳税吧！”誓死保卫国土的达斡尔人同以枪炮武装的沙俄侵略者展开了世上窄见的浴血抗战达斡尔族七百多人全部血战到底、以身殉国1。 在1655年呼玛尔战役中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等族的八旗官兵都参加了抗俄斗争。 康熙二十三年（1684）为了征讨盘踞雅克萨的沙俄侵略者调遣五百名鄂温克、达斡尔官兵驻于黑龙江北岸和苏里地方战后留守黑龙江城（瑷珲）。在清政府反击沙俄侵略者的作战中无论是作战筑城堡、建驿站还是运军需粮草他们都作出卓越的贡献。 布特哈八旗1《朔方备录》卷2o。 1[英]拉文斯坦：《俄国人在黑龙江》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16—17页。自崇德至顺治直至康熙年间原索伦部所属的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等族由于遭到沙俄侵略者的掠夺受到战火的破坏被迫逐渐迁移到黑龙江南岸、大小兴安岭居住在黑龙江和嫩江各支流的山谷间。 清廷把迁来嫩江各支流的各族交由布特哈总管衙门管理“布特哈”即满语“打牲部落”之意又叫打牲总管衙门。 鄂温克族共有五个“阿巴”（围猎场）成为打牲部的主体由理藩院任命“达如汉布勒”、“扎木苏”等人为头领授以副都统衔。达斡尔族分为：都博浅、莫尔登、讷莫尔等三个扎兰由达斡尔副总管倍勒尔、洪吉等人会同满族官吏驻齐齐哈尔屯管理本部政务和军务。 对鄂伦春族的管理有两种形式：“其隶布特哈八旗为官兵者谓之摩凌阿鄂伦春其散处山野仅以纳貂为役者谓之雅罕鄂伦春。“摩凌河”是“马上”的意思“雅罕”是“步下”的意思。雅罕鄂伦春有布特哈五官员分治三岁一易号曰谙达。谙达岁以征貂至其境其入先期毕集奉命惟谨过此则深居不可寻踪。 雍正九年（1731）清廷出于长治久安之策。加强东北边防指示黑龙江将军衙门规定旗色在原有鄂温克族五个阿巴达斡尔族三个扎兰的基础上将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等族壮丁正式编成“布特哈八旗”（亦称打牲八旗）。共有九十二佐其中鄂温克族四十七佐达斡尔族三十九佐鄂伦春族六佐。 旗的正旗长由满洲人担任副旗长由本地各族担任。旗下设牛录（佐）头目叫“牛录达”亦叫“章京”（佐领）；佐领下设“哈朋”即骁骑校；“哈朋”下设领催（宝西呼）佐下各村还设“嘎思恩达”（村长）村长由大家选举产生。佐领和骁骑校在平时监督各族猎手猎取貂皮按时向清廷进贡战时率领兵丁打仗并担负着边境线上的巡逻和驿站的工作。 从此布特哈地区的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等族开始“出则为兵入则为民”。 布特哈八旗对于清廷承担着贡貂和服兵役两大义务。“布特哈无问官兵散户身足五尺者交纳貂皮一张定制也”。这种制度原出黑龙江将军衙门即竖五尺之桩每隔四年测量一次十五岁以上的男丁身与桩齐者或高出者为纳貂之民并开始担负各种公差。 进贡貂皮初由布特哈总管收齐后特派副总管、佐领、骁骑校各一员每佐兵丁一名自行送交热河避暑官。乾隆四十九年经黑龙江将军衙门启奏停止了布特哈官兵自行送交貂皮的办法改由将军衙门乘入贡之便代送。每年选定一等四十二张、二等一百四十张好三等二百八十张、寻三等四千九百四十三张。由于代送过程中出现很多弊端布特哈八旗官兵上告皇帝又恢复了旧制仍由布特哈官兵自送貂皮贡至热河。 布特哈官兵除担负贡貂差役外每年春秋两季还要参加马步枪箭较射等军事操练每五年举行一次大型军事演习。 清政府于雍正十年（1732）四月将布特哈打牲部一千六百三十六名鄂温克士兵七百三十名达斡尔三百五十九名鄂伦春等族士兵携带眷属共三千名移驻呼伦贝尔草原。共编成五十个牛录（佐）分隶八旗分左、右两翼左翼四旗在与俄罗斯交界处游牧右翼四旗沿喀勒喀河一带游牧。沿呼伦贝尔黑龙江地区中俄边界线共设卡伦五十九座极东十二卡伦轮派布特哈地区鄂温克、达斡尔部队戍守1；呼伦贝尔地区设十六处卡伦东六卡由鄂温克、巴尔虎等族官兵驻守2。布特哈八旗官员担任固定卡伦外还建立了严密的巡边制度。 清廷为了更好地利用布特哈八旗各族官兵培养满族化的军队康熙三十四年（1695）黑龙江将军萨布素于墨尔根分别在鄂温克和达斡尔人中设一个学校设立助教官选鄂温克、达斡尔等族每佐领下一儿童学习满文书艺这成为鄂温克、达斡尔等族文化教育的开始3。 清朝皇帝为了把布特哈官兵培养成一支亲信部队规定佐领以上的官员都必须见到皇帝乾隆帝每年抽出一定时间接见各族的佐领以上的军官。而且每年在木兰围场打猎时也都要选布特哈八旗的优秀猎手来京陪同乾隆帝围猎。 满族统治者一向认为鄂温克、鄂伦春等族语言与满语相近对他们采取同化政策使之驯服效命如派满族军官训练布特哈八旗灌输满族的礼俗他们的待遇也接近满族官兵通行满文。这一系列的措施使“布特哈”官兵衣着、住房、礼俗、生活方式逐渐接近满族尤其各族的上层的习俗基本和满族相似。鄂温克、达斡尔人上层知识分子多熟通满文、能用满文写作能流畅地说满语。 鄂温克清统治者对于布特哈八旗鄂温克、达斡尔族的氏族上层官吏副都统、佐领、骁骑校等给以高官厚禄和各种特权。他们利用权势占有公社的牲畜和土地雇工劳动产生了剥削形成了贵族阶层同时还产生了作为家庭内使用的奴隶形成了家长奴隶制形态。鄂温克、达斡尔人都把奴隶叫“包勒”。奴隶的来源主要是他们在战争中俘虏的小孩另一方面是清朝将许多免死的罪犯给鄂温克、达斡尔族当奴隶第三个来源是买进的奴隶一个身强力壮的奴隶价值一匹马或一个银元宝。布特哈八旗官兵的奴隶数目据记载：布特哈东路有四百七十六户奴隶男女大小一千三百二十三名西路的数目1《朔方备录》卷49。 2《清高宗实录》卷641。 3《朔方备录》卷26。 也不相上下。 奴隶随主人的氏族姓主人的姓奴隶和奴隶主吃一锅饭但不能和主人在一桌吃。有的主人年老病故无人继承家产就由奴隶办丧和继承家业。主人出去打猎猎回来的肉与奴隶同吃个别人也把珍贵猎品分给奴隶一份。奴隶主也参加狩猎生产但奴隶只能参加田间劳动无权参加狩猎活动。奴隶有赎身权如不愿在原主人家可以脱离另找新主人从新主人那里将身价交给原主人姓新主人的姓。脱离主人的奴隶必须找一个自由民做保护人表现好的主人（佐领）可以取消其奴隶身份可给予参军权。 鄂温克族一部分人从事狩猎生产迁到呼伦贝尔草原的已转向游牧生产。牧区的社会组织与猎区一样保留着氏族“哈拉”每个氏族下分若干大家族“毛哄”是由同一父系祖先的子孙所构成一般多则十一二户少则七八户居住在一个村落里。“毛哄”是进行集体狩猎生产的单位。一个或几个“毛哄”的人联合起来进行围猎活动。除在生产上保持互相支援之外近族之间也有代偿债务和抚养孤儿、老人的义务。同一氏族的各“毛哄”之间实行严格的族外婚制度同一“哈拉”或“毛哄”的人绝对禁止通婚。每个“毛哄”都有自己的“毛哄达”（族长）和“嘎思恩达”（村长）各一人管理和领导家族的事务。族长是维持习惯法的支柱清朝给每一族长一条黄带子但办事必须公道。 在牧区“毛哄”要在祭敖包时开会由老年人轮流主持会议的开支与其他公共费用由家族负担牧民每户出一只羊富户可多至三四只羊。一般被开除“毛哄”的人可以申请参加其他“毛哄”。如有杀人者“毛哄”举行会议将凶手处死在河边如是误杀则由犯罪人用两头好牛做为命价由死者家庭享有。“毛哄”内男人死后如无子其财产由“毛哄”内的近亲继承。每个“毛哄”都必须有自己世代相传的萨满（巫师）管理“毛哄”的宗教活动。每逢年节特别是四月初三是全“毛哄”举行盛大集会的日子鄂温克语叫“奥米那楞”萨满用皮绳将全“毛哄”的人围住检查“毛哄”人口增减并为全族祝福。每个“毛哄”都有自己的墓地。鄂温克人信仰萨满教对自然界和动物加以崇拜相信万物有灵。他们还崇拜灰鼠、小雀和熊、蛇等动物。鄂伦春人也有相类似习惯。鄂温克人对山、川、日、月、星、火等都进行崇拜。特别是对祖先神的崇拜构成其信仰的核心。每个氏族都有祖先神祖先神多为女性。 鄂温克人的多神的信仰最集中体现在萨满身上得重病时都要请萨满跳神。如请萨满治病他不去按习惯可用皮绳把他捆起来强迫他跳神因为萨满是属于氏族的。萨满不仅是氏族巫师而且在社会上也有很高的威望有的地方萨满也是氏族头人之一。一切鬼、神、吉、凶和疾病的来源都由萨满解释。 鄂温克民族讲究礼节、好客。长幼之间恪守着严格的礼节老人受到社会上的尊重。当年轻人见到长辈时总要施礼问安和敬烟等如果是骑在马上还要下马问安。通行屈膝、侧身、打千、拱手作揖等礼节。屋内的座位床铺也有长幼之分。 鄂温克族的婚姻主要是一夫一妻制婚姻形态盛行“氏族外婚”与“姑舅表婚”绝大多数都是由父母包办婚姻早婚现象很普遍。有的青年男女相爱得不到父母的允许便双双逃走被抓回后男人无罪女的由其父母另婚配给别人。如是已婚女子私奔抓回后把男子押起来女人交给原丈夫或由佐领把女人定价出卖。 鄂温克族与达斡尔、鄂伦春等族相互通婚的历史较长也很普遍被称为“亲属民族”。 鄂温克族民间传说、神话、故事、谚语、谜语等民间文学十分丰富它们反映了鄂温克族早期的历史。如“人类来源的传说”、“英雄猎人的故事”、“金鱼姑娘”、“兴安岭的故事”、“母鹿之歌”等都是美丽感人的故事。汉族的故事如《三国演义》等在鄂温克族中也得到广泛流传。 鄂温克族每逢庆祝节日或举行婚礼的时候都要跳民族舞蹈。 达斡尔达斡尔族的经济以传统的粗放农业为主兼行狩猎、捕鱼、放木排等生产。主要种植燕麦、大麦、荞麦、稷子、黑豆等成熟期较短的农作物。并种油料作物苏子。他们用轮歇游耕的方法而且禾苗出土后无锄草习惯。栽种烟草有一套精细的传统工序和技艺。达斡尔族栽培加工的烟叶因其质优享有“琥珀香”之誉。据《黑龙江外纪》载：“人家隙地种烟草达呼尔则一岁之生计也。”1达斡尔族的鹰猎具有特色。猎鹰是由山鹰训练而成的。猎鹰又被称为“飞行猎人”。训练方法是捉到山鹰后十天内不喂一点肉食而把它绑在悬梁摇篮里摇几天接着在它尾部根上佩一铜制小铃腿上系一柔软的皮条等山鹰见人习惯后可以帮主人抓狐狸、野兔、野鸡等。达斡尔族也善于从事捕鱼生产。早期达斡尔人还以鱼皮缝制过靴、鞋及烟口袋等用具。 达斡尔族人民乘坐的“勒勒车”享有盛誉。又名“大轮车”也叫“草上飞”。过去运输以及姑娘出嫁都坐大轮篷车。大轮车适合于山区荒原和沼泽地带具有轻便耐用、修理方便之特点。 达斡尔族保有部落“毕日基”组织分为“乌力斯”、“都博浅”、“音那奇”、“精奇日”和“阿彦浅”等五部落。从黑龙江迁来嫩江之前达斡尔人分别属于上述五个“毕日基”之内。“哈拉”是氏族组织直译为姓氏十八世纪前后达斡尔族有十八个“哈拉”。 每个哈拉是由两个以上的“莫昆”组成。“莫昆”是大家族组织从血1西清：《黑龙江外纪》刊《小方壶斋丛钞》第4o6页。 缘关系上说莫昆是比哈拉又进一层的血缘团体。因此莫昆这一家族组织对其成员的约束力也就大于氏族。每个莫昆都住在一个村落里。达斡尔族保存几代人的家庭有的多达三十多口人。 “哈拉”的职能：（1）严禁民族内通婚；（2）定期祭祖修谱每隔若干年召开一次祭祖修谱会议打开族谱登记增加的男性成员的名字出生者以硃笔填写在其父名下而亡者以黑笔写之；（3）处理氏族内违法者；（4）组织哈拉之间的射箭和联合围猎等项活动。 “莫昆”每隔数年召开一次祭祖会填写增减的人口。莫昆其他职能有：（1）管理公有财产（林地、河边柳条通）；（2）集体割所需柳条子；（3）平分由外村租借渔场的租金；（4）管理公共墓地；（5）维护成员扶养鳏寡狐独；（6）办故后的丧事；（7）干预女子继承家产必须由儿子继承；（8）公祭莫昆祖神；（9）每年举办莫昆之间的射箭和曲棍球比赛每逢过春节家家户户张贴对联、年画、放爆竹在大门外燃放烟火妇女们夜间聚集在某一家较大的屋子里在苏油灯光下跳本民族的传统舞蹈——“路日给勒”唱本族民歌青年男子打“贝阔”（曲棍球）。 达斡尔族的婚姻是氏族外婚制和一夫一妻制。婚姻也多由父母包办本人除再婚者外无权过问婚事。婚姻程序较繁琐。 达斡尔族的丧葬一般是土葬将死者殓入木棺埋于本家族的墓地。因天花、肺痨等特殊病和难产等死亡的则风葬或火葬。殉葬品除寿衣外还有死者生前所用的什物并有杀马殉葬的遗风。死者的晚辈按亲疏远近服孝一个月到一百天。 达斡尔人迷信鬼神信仰萨满教。以自然为崇拜对象。崇拜天、星、雷、河、火、岩洞、森林、碾石、龙、鹿、布谷鸟、猫头鹰等等。他们供奉的“霍列力巴尔汗”包括十七种神是由五十八个生物和物件组成的。每个“莫昆”都有自己的祖先神。在他们的观念中神鬼是福的主宰生产的丰欠和人口兴旺与否都是神鬼保佑或作祟的结果。因此一旦生产不利或生疾病即请巫师（萨满）祭祀祈求消灾赐福。 鄂伦春鄂伦春族的经济是一种以狩猎为主采集捕鱼为辅的综合经济。广阔的山林是鄂伦春人天然的猎场动物资源十分丰富取之不尽。他们的氏族部落多在一定河流范围内活动。 当猎获野兽后家族公社（乌力楞）的全体成员在“仙人柱”前围成一个圆圈把肉煮熟三五人共吃一盆肉。 采集主要由妇女担任老年妇女是采集的领导者和指挥者由她率领家族公社的女成员也包括儿童进行采集储备野菜。捕鱼也是重要生产黑龙江和嫩江流域鱼类资源丰富。用“挡筛子”捕鱼是常见的方法。叉鱼也较盛行他们用三齿或四齿的铁叉乘坐桦树皮船叉鱼。野兽皮和桦树皮是他们加工的主要对象。兽皮制品和桦皮制品是他们的生活资料他们用原始的方法熟兽皮制成各种兽皮衣、裤、鞋、帽和被襦数量最多的是狍皮和鹿、犴皮。缝制皮衣的线是由狍、鹿、犴的筋所制成。桦皮制品在鄂伦春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们日用的家具、容器、船只以及覆盖“帐幕”的围子都是桦树皮制成的。 鄂伦春人的“乌力楞”家族公社一般由几个到十几个“仙人柱”（帐幕）构成。“仙人柱”是鄂伦春人的原始性居室俗称“撮罗子”。它是用三十根木杆搭成的圆锥形的构架夏天以桦树皮围盖冬天以野兽皮围盖。“乌力楞”鄂伦春语的含意是“子孙们”指同一祖父所传的几代后嗣。“乌力楞”是鄂伦春父权制社会的基本细胞。 “乌力楞”是一个基本经济单位其经济基础是猎场和主要生产工具如驯鹿、马匹的集体所有。狩猎是以“乌力楞”为单位集体进行的。在春、夏、秋三季出猎时往往举族出动。“乌力楞”亦随着迁涉。冬季出猎时则主要是男猎手参加老弱妇孺留在宿营地。“乌力楞”的管理是建立在民主原则基础上每次出猎时都要民主推举一个“塔坦达”负责领导个狩猎生产。“塔坦达”一般是猎组中年龄最大辈份大有丰富狩猎经验的人他经常研究和介绍经验分配猎品。他处理和解决各种问题时要听取大家的意见没有任何特权。分配制度是以“乌力楞”各户为单位按户将肉分成若干份平均分配但猎获野兽后要把头肉、腿肉、心、肋骨肉以及肝、舌头等肉煮熟由全“乌力楞”的人共同享用。 鄂伦春人没有文字但满文于康熙年间已传入有少数鄂伦春人掌握了满文。但他们的文学主要是口头创作通过口耳相传成为鄂伦春族文化的重要部分。 口头创作的最早形式是关于鄂伦春族的历史神话传说这些传说有许多是关于人类起源的。以动物为主题的童话故事占较重要地位。以男女爱情为主题的也是口头创作的主题之一。 鄂伦春族男女老少都喜欢唱歌不论节日里、婚宴上还是在劳动中日常生活中都要唱歌歌的曲调都是比较固定的歌词都是即兴之作。鄂伦春人的舞蹈是与歌曲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常常是载歌载舞。“黑熊搏斗舞”“野猪搏斗舞”和“树鸡舞”都是模仿这些飞禽走兽的动作或吼声而创作的舞蹈。另一类是直接表现劳动生活的如“依哈嫩舞”表现猎人打到野兽以后高兴地把猎物往马背上驮的情景。红果舞表现了妇女采集红果的劳动。“鲁力该嫩舞”是大闹场的意思。人们手拉手围成一圈左右跳动身体稍向里弯曲有如他们所住的“仙人柱”鄂伦春人的舞蹈都是来源于他们生产劳动和生活。 图腾信仰是鄂伦春人的宗教形式之一。在长期狩猎中。他们逐渐把某些动物从一般动物中分离出来相信这些动物与他们的氏族集团有关。熊是鄂伦春人崇拜的动物之一。他们认为熊与自己存在一种血缘亲族关系在称谓上把熊称为“太帖”（祖母）“阿玛哈”（祖父）而不直呼它的名字他们认为熊最初是人因而不能猎取。 鄂伦春人也崇拜火神每当吃饭时要向火里投一些食物以示供奉。 对山神也十分崇拜在山上的树上画一脸形路过时要叩头。在家里吃饭、饮酒前将酒杯、饭碗举起向空中绕两圈表示先让山神尝据说山神能保佑多打野兽他们也崇拜太阳神和月亮神。 萨满是鄂伦春人的宗教巫师。萨满的跳神仪式充满浓厚的神秘气氛。 第九章台湾的开清代自康熙二十二年（1683）统一台湾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依《马关条约》割让台湾给日本共治理台湾212年。在这212年中台湾社会有很大的变化这与大6汉族居民不断移入台湾有关。汉人的移入从初期的1o万人展到后期的32o余万人二百年间扩增3o倍对台湾进行了全面的开。在此基础上清皇朝逐步建立了对全岛的行政统治。这对台湾的展及巩固和加强祖国对台湾的主权关系都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节土地的开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设台湾府下辖台湾、凤山、诸罗三县统治区域也仅限于府治一带百余里。府城“规模草创城郭未筑官署悉无垣墙唯编竹为篱蔽内外而已”1。凤山、诸罗两县衙署皆附设于府城知县、佐2不敢莅境只在府城遥领县事。其时“人民尚未集田土尚未辟可居可耕之地惟台邑左右方百里地耳”2。 清廷为了统治秩序的稳定担心台湾孤悬海外易为“奸民逋逃之薮”自康熙以迄咸丰同治时期始终对台湾的开持消极态度对人民的开活动加以种种限制。先是禁民渡台其次是禁入番地对于已经移居台湾的人民清廷禁止他们进入高山族居住区以防范他们往来接触萌生动乱。但是清廷的禁令并不能阻扼内地人民的渡台以及他们对台湾广漠土地的开。清廷设禁最严的康熙、雍正、乾隆时期也正是内地人民移垦台湾的最盛时期。据《赤嵌笔谈》记载除厦门——安平是偷渡的总路以外北起鸡笼八尺门（基隆港）南至琅娇后湾仔（恒春南湾）东及蛤仔难（宜兰）、钓鱼台（台东秀姑峦溪口）可通行大小各类船只的近海港口69处都是人民私渡之处。至康熙末年他们已经分布于台湾的一半地区。蓝鼎元写道：“前此台湾止府治百余里凤山、诸罗皆毒恶瘴地令其邑者尚不敢至今则郎娇、北穷淡水、鸡笼以上千五百里人民趋若鹜矣。前此大山之麓人莫敢近以为野番嗜杀今则群入深山杂耕番地虽杀不畏。甚至傀儡内山、台湾山后、蛤仔难、崇爻、卑南觅等社亦有汉人敢至其地与之贸易生聚已繁渐廓渐远虽厉禁不能使止也。”1雍正乾隆以后至者愈多拓地愈广。清领台湾之初。册载民户12727户人口1682o口；嘉庆十六年（1811）有司汇报全台民户计有241217户男女大小凡2oo3861口。光绪十三年（1887）编查户口造报者已达32o余万人。移民到台以后一小部分从事贸易绝大部分投入了土地开。 由于清廷禁止搬携眷属广大佃户绝大多数都是孤身的成年男性数十、数百乃至千人聚居一庄。台湾县“乡间之人至四、五十岁未有室者比比而是”1。雍正五年（1727）时“台湾一府总计唯中路台邑所属有夫妻子母之人民。北路诸罗、彰化以上淡水、鸡笼、山后千有余里通共妇女不及数百人。南路凤山、新园、琅娇以下四、五百里妇女亦不及数百人。”2他们就是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从事着开土地的最繁重的劳动。1郁永河：《裨海纪游》。 2沈起元：《治台湾私议》《皇朝经世文编》卷34。 1蓝鼎元：《平台纪略总论》《皇朝经世文编》卷84。 1《台湾县志》卷1《舆地》。 2蓝鼎元：《平台纪略·经理台湾第二畴》。 在广大移民筚路蓝缕、艰苦努力下台湾土地相继开进展极为迅。清朝设治初期北路“流移开垦之众极远不过斗六门”康熙四十三年（17o4）“已渐至斗六门以北矣”康熙四十九年（171o）“又渐过半线（今彰化）、大肚溪以北矣。此后流移日多乃至日南、后垄、竹堑（今新竹）、南嵌所在而有”3。 半线初辟时还是一片荒原。康熙五十八年（1719）施世榜集流民开垦东螺之野所筑施厝圳彰邑十三堡半之田此圳足灌八堡（一万九千甲）故又名“八堡圳”。同时有杨志申来到这里招募佃农数千人辟田凿圳线东西两堡之田皆为杨氏所有。半线自此日兴雍正元年（1723）乃有彰化县之设。乾隆年间泉州人吴洛和广东人张振万又来此开未垦之土规模皆与施、杨相埒。张振万所居葫芦墩所产的葫芦墩米日后甘美冠全台。竹堑宽长百里旷野荒埔仅有少数山胞。康熙三十年（1691）泉州人王世杰募集同乡百数十人至台先垦竹堑社地治田渐至数百甲。康熙五十八年复垦滨海之地凡二十四社为田数千甲；又垦以南之地凡十三社。竹堑一带开垦事业儿握于世杰之手。 台北原是一片沼泽密林初名大佳纳一名艋舺。康熙三十六年（1697）郁永河经此时辟土不过千分之一。康熙四十八年（17o9）泉州人陈赖章开始在这里建立村庄。雍正九年（1731）平原土地已经全部开垦大佳纳堡已成为繁华的市街。淡水“夙号烟瘴近台北之极边”1康熙二十五年（1686）左右有广东嘉应州人移住同籍者闻讯来集康熙末年已俨然形成一大部落。雍正、乾隆年间杨道宏、林成祖、胡焯猷等人渡台继续向北进至兴直之野开了淡北平原。 康熙中叶至乾隆中叶是移民开垦的极盛时期广阔肥沃的北部平原和南部下淡水溪流域已经大部开。乾隆中叶以后土地的拓垦已渐及东部的噶玛兰平原、花莲港流域以及中部的埔里社盆地等土著地区。 噶玛兰初名蛤仔难三面负山东临大海土地广漠溪流交错三十六社番散居其间。乾隆五十二年（1787）漳州人吴沙募漳、泉、粤三籍流民入垦其地嘉庆元年（1796）进据乌石港筑头围。二年（1797）又进筑二围、三围。其后沙死沙侄吴化代领其众进至五围（今宜兰市）前后辟地数百里奠定了汉人开兰的基础。嘉庆十五年（181o）闽浙总督方维甸勘查噶玛兰地据总兵武隆阿、知府杨廷理奏报：噶玛兰南北长约六、七十里东西宽约二、三十里不等有漳人四万二千五百余丁泉人二百五十余丁粤人一百四十余丁；归化生番三十三社四千五百五十余丁；熟番五社九百九十余丁。十七年（1812）清政府在这里经划地界设置了噶玛兰厅。 3《诸罗县志》。 1《北路参将阮蔡文祭淡水将士文》。 奇莱（花莲港）仅每年三、四月间有汉人前来贸易。咸丰元年（1851）淡水人黄阿凤集资数万元募穷民二千二百余人往垦其野。后垦区移于秀姑峦之麓的璞石阁。居者千家遂成一大都聚。 卑南地处台东之中。咸丰五年（1855）凤山人郑尚至此与土番贸易且传授耕耘的方法很受番人的欢迎与尊重。郑尚致富以后募佃入垦土地日辟。 埔里社为台湾中部万山丛中的一小平原延袤十数里二十四番社生活其间。嘉庆十九年（1814）黄林旺、陈大用、郭百年等入垦其地辟田数千里。咸丰间泉州人郑勒先居此与番贸易始建市廛即后来的大埔城。光绪元年（1875）清政府在此设埔里社厅。 第二节经济的展广大移民挣脱了大6层累了两千年的制度的束缚来到行政控制粗疏的台湾面对广阔的从未开垦的沃土表现了极大的生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台湾二百年间的农业生产和商业贸易出现了较之大6远为迅和活跃的展局面。 台湾的土地分为田、园两种“有陂圹贮水者为田旱种者为园”以田育稻以园植蔗。土地的计算单位是“甲”“每甲东西、南北各二十五戈每戈长一丈二尺五寸。计一甲约内地十一亩三分一厘零”1。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朝宣布郑氏的官私田园悉为民业其时在册的有田7534甲5分7厘、园1o919甲2分8厘合计18453甲8分6厘；乾隆九年（1744）在册的有田17874甲8分1厘园3831o甲1分5厘合计53184甲9分6厘；光绪二十四年（1898时在台湾沦陷后三年）的统计为水田（田）236212顷（2o88523甲4分）旱田（园）165627顷（1464429甲7分）合计4o1839顷（3552953甲1分）。如以康熙时期实际耕地面积为册载数字的二倍计算清代二百年间的耕地面积也增加了将近百倍。 台湾的稻种有土著居民一向种植的有荷兰引自海外的也有汉人从大6带来的。仅连横《台湾通史》所记载就有粳稻27个品种、糯稻15个品种。康熙之时“三县皆称沃壤千仓万箱不但本郡足食并可资赡内地。居民只知逐利肩贩舟载不尽不休”2。雍正九年（1731）“部定台湾征收正供之谷十六万九千二百六十六石余又运福、兴、漳、泉四府平粜之米十二万二百八十七石”。乾隆七年（1742）“兵米、眷米及拨运福、兴、漳、泉平粜之谷以及商船定例所带之米则通计不下八、九十万石”3成为福建兵民粮米的重要供给地堪称中国南部的一大谷仓。 台湾的主要水利工程是陂、圳。陂是水库圳是水渠“凡筑堤潴水灌田谓之陂或决山泉或导溪流远数十里近亦数里。不用筑堤疏凿溪泉引以灌田谓之圳远七、八里近亦三、四里。”4据《台湾通史》记载清代除了维修和使用荷兰、郑氏时期所开凿的15个陂以外还创修了8o陂、132圳。其中施琅私筑1陂知县宗永清、周钟瑄、曹瑾募民筑成4陂、二圳其余都是民间业户和佃户自行集资筹策、自行组织劳力修凿的。大致以横贯台湾中部的浊水溪为界其北以稻作居优势其南以蔗作居优势。康熙时期台南平原已是“蔗田万顷碧萋萋一望葱茏路欲迷”1的景象。台糖的产量早岁缺乏准确的记载。《裨海纪游》谓“台人植蔗为糖1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1《赋饷》。 2连横：《台湾通史》卷27《农业志》。 3连横：《台湾通史》卷27《农业志》。 1郁永河：《裨海纪游》。 岁产二、三十万”当是指担而言。《台海使槎录》谓台湾“三县每岁所出蔗糖约六十余万篓每篓一百七、八十斤”则年产在百万担以上。二说相去甚远似乎后者有些夸大前者较为接近事实。清朝后期蔗糖产量又有大幅度增长据统计同治九——十三年（187o—1874）全台年均产糖78万担；光绪元——十年（1875—1884）年均产糖95万担；光绪十一——二十年（1885—1894）年均产糖76万担。其中光绪二年（1876）、六年（188o）、九年（1883）、十年（1884）都过了一百万担分别为114万担、138万担、1oo万担和125万担。 台湾四面临海天然港湾环布。随着生产的日益展台湾的商业以及与祖国内地、日本、南洋、欧美各国的海上贸易也日益繁荣起来。 康熙二十四年（1685）清廷规定以安平为全台的唯一出口对渡厦门一切商船均须由此航线行驶因此康熙雍正乾隆之世安平乃为全台唯一的商业贸易中心。雍正三年（1725）台南出现了北郊、南郊、港郊三大商业集团北郊以苏万利为有二十余号营商；南郊以金永顺为有三十余号营商；港郊以李胜兴为有五十余号营商。他们“各拥巨资以操胜算南至南洋北及天津、牛庄、烟台、上海舳舻相望络绎于途皆以安平为往来之港”1。据计嘉庆元年（1796）安平有往来商船一千余艘。 随着北部地区的开日益增长着的北路之米如仍南运至安平由鹿耳门出洋已经越来越感到不便。乾隆四十九年（1784）清政府增开彰化县的鹿港与泉州府晋江县的蚶江口对渡五十五年（179o）又开淡水厅的八里岔与福州的五虎门对渡。于是鹿港和地处淡水河航运孔道的艋舺遂渐次兴盛成为新的两大通商贸易中心。 嘉庆道光时期鹿港已有泉、厦、南、布、染、油、糖等七郊“正对渡于蚶江、深沪、獭窟、崇武者曰泉郊；斜对渡于厦门者曰厦郊。间有糖船直透天津、上海等处者”。“鹿港大街街衢纵横长三里许泉、厦郊商居多。舟车辐辏百货充盈台自郡城而外各处货市当以鹿港为最。”2八里岔开港而淡水河成为北路通航要冲。商船直航台北艋舺街艋舺乃盛极一时。“估客辏集以淡为台郡第一”“商人择地所宜雇船装贩近则福州、漳泉、厦门远则宁波、上海、乍浦、天津以及广东凡港路可通争相贸易”。“赴福州、江浙者曰北郊；赴泉州者曰泉郊亦称顶郊；赴厦门者曰厦郊；——统称为三郊。”北郊之中“往天津、锦州、盖州的又称大北；上海、宁波又称小北。”3其后又有香港郊（一名南郊）与鹿郊成为五郊。淡水厅的艋舺与府治安平的彰化县的鹿港鼎足而三时有“一府二鹿三艋舺”之称。 1连横：《台湾通史》卷25《商务志》。 2李廷璧：《彰化县志》。 3陈培桂：《淡水厅志》。 咸丰八年（1858）《天津条约》开台湾府（安平）为通商口岸；咸丰十年（186o）《北京条约》增开淡水为口岸；同治二年（1863）又开打狗（今高雄）、鸡笼分别作为台湾府和淡水的附属口岸。此后外商云集台湾纷纷设立洋行通商贸易之权渐渐转入外人手中。原来台湾商人依据贸易地相同或贸易品相同而组织起来的商业行会性质的团体——郊也就很快解体。台湾的经济开始沦为半殖民地的性质台湾的物产开始大量输往殖民者的故乡欧美、日本；同时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刺激下生产和流通又比在制度下有了更快的展度。这一方面的突出表现莫过于糖、茶、樟脑等业。 台湾的糖业向来商品化程度很高。台湾开港以后砂糖贸易很快为外人所操纵输出额大增甘蔗的种植面积也迅扩大。同治二年（1863）以前台糖输出总额从未过3o万担；同治九至十三年（187o—1874）平均每年输出总额激增至66万担；光绪元年至十年（1875—1884）年均输出达73万3千担。 台湾生长茶叶由来很久。但直到康熙后期仍然“不谙制茶之法” 1。嘉庆时福建人柯朝把二斗武夷茶籽从福建带到台北辗转传种这才开始了茶叶在台湾的人工培植。对外通商以后外商竞购粗茶茶业随之大盛。同治五年（1866）输出13万斤光绪六年（1875）输出416万斤光绪十九年（1893）达到1795万斤。茶叶的价格也在不断上涨同治五年每担1o元（银元）光绪十三年（1874）每担34元光绪二十年（1894）每担44.74元。乌龙茶的主要买主是美国其次是欧洲。运往欧美的茶叶经常约占台茶输出总额的95％左右最少时也不低于8o％。 樟脑为台湾重要特产之一约占世界总产量的7o—8o％。康熙时封禁番地私熬樟脑者洽罪。雍正三年（1725）清廷在台湾设厂修造战船南北二路各设军工料馆采伐樟木为船料许承办军工的匠私煎樟脑取利台湾的樟脑业自此兴起。咸丰五年（1855）香港美商布宾纳特至打狗经营樟脑的出口贸易引起世界对台湾樟脑的注意。咸丰十一年（1861）英国怡和、邓特两洋行也到台湾经营樟脑贸易并且很快取得了垄断地位。同治二年（1863）台湾道陈懋烈鉴于利权外溢宣布樟脑官营由官办脑馆统一向制脑业者收购而后转售给洋行。当时官府收购价格约每担6元卖给外商约每担16元而外商在香港的售价为每担18元这就引起了外商的很大不满以至同治七年（1868）英国出动兵舰占领安平用武力胁迫清廷于次年制定樟脑章程废止官营允许外商领照进入内地自由采购。这时外商不仅控制了樟脑的贸易而且通过借资金给台民由台民制造然后全部包购从而控制了整个樟脑业。樟脑的输出从同治四至六年（1865—1867）的年约7千担增至七至九年（1868—187o）的年约1万4千担。光1《诸罗县志》卷12《杂记·外纪》。 绪八年（1882）以后的数年中由于内山械斗严重樟木不能砍伐以致樟脑无出输出锐减光绪十一年（1885）输出仅为3担。光绪十二年（1886）刘铭传复行官营次年于台北设脑务总局又于各主要产地设置分局制出之脑悉归官局购价每担8两官局转售包商售价每担12两。当时揽办樟脑贸易的是台北德商公泰洋行配运至香港其价又在2o两以上光绪十六年（189o）在外商干涉下清政府再度废除官营当年输出8千担。十七、十八年（1891、1892）均为2万1千担十九年（1893）增至4万担二十年（1894）达到5万1千担。当时日新月异的化学工业对樟脑的需求激增欧美市场销用日巨脑价随之而涨。十六年（189o）每石3o元十八至二十年每担41—44元以上。外商运至香港已至每担7o元以上运至上海更达每担百元以上。 台湾开以来的富庶以及海上交通的重要战略地位日益成为东西方殖民主义者觊觎的目标。鸦片战争以后英、美、日、俄更加暴露出夺取台湾的野心。 第十章中俄关系第一节起源和冲突中俄两国关系的起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俄国向东方扩张和对中国的侵略。原来俄国是一个欧洲国家自第一个沙皇伊凡四世起开始派商人、冒险家叶尔马克等人越过乌拉尔征服西伯利亚进而闯入中国的边疆。至十七世纪后期沙俄在西伯利亚已站稳脚跟并建立了数十个城寨其中有1632年在勒拿河上建成的雅库次克1654年在中国的尼布楚城址兴建了涅尔琴斯克在黑龙江咽喉所建的阿尔巴津即雅克萨城址1。 清朝兴起后所辖治的地区早在元朝已归入中国版图。经过明朝的都司卫所统治成了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努尔哈赤在建立后金以前对黑龙江下游和乌苏里江以东滨海地区进行了征剿和招抚。皇太极在此基础上继续扩大对黑龙江中上游及以远地区的经营。天聪八年（1634）次征伐黑龙江上游就向率兵的霸奇兰与萨穆什喀晓谕：此行之地人民“语音与我国同”攻略时应对他们说：“尔之先世本皆我一国之人载籍甚明”1。这一年居住在精奇里江的达呼尔部领巴尔达齐率众归服皇太极把宗室之女嫁他成为显赫一时的额驸。崇德二年（1637）索伦部领博穆博果尔也向清朝进贡两年后叛清皇太极于崇德四年（1639）兵将其生擒攻取了叛军赖以集结的雅克萨、铎陈、阿撒津、多金、兀库尔等城2。崇德七年皇太极踌躇满志地宣称：“予缵承皇考太祖皇帝之业嗣位以来蒙天眷佑自东北海滨（鄂霍次克海）迄西北海滨（贝加尔湖）其间使犬、使鹿之邦及产黑狐、黑貂之地不事耕种、渔猎为生之俗厄鲁特部落以至斡难河源远迩诸国在在臣服。”3其实这也是故土重归一统。 中俄冲突随着沙俄的入侵而日益激烈。1643年波雅科夫率领沙俄侵略军到了精奇里江（结雅河）支流勃良塔河比皇太极统一这一地区晚来十年。波雅科夫等人从当地达呼尔人那里了解到达呼尔人是满族的一支和通古斯人有亲属关系这些人居住的地区早已从属满族王公和中国皇帝。中国官员经常到此巡视和征税而沙俄侵略者不顾所到之处人民的反抗和中国的领土主权仍然艰难地向内地入侵。正是这伙强盗在缺少粮食时屠杀当地居民以尸体充饥。1646年他们返回雅库次克向沙皇报告大肆宣扬黑龙江地区盛产谷物和貂皮等“力主占领阿穆尔（黑龙江）地区”4。 1[苏]普·李·雅科夫列娃：《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 1《清太宗实录》卷21页14。 2《清太宗实录》卷51页8—9。 3《清太宗实录》卷61页3。 4[苏]a·普罗霍罗夫：《关于苏中边界问题》第25页。 从中国边境少数民族的反抗到中俄两国政府间的正面冲突最典型的是哈巴罗夫的行径。西伯利亚富商哈巴罗夫带领自己出钱召募的一百五十人左右的队伍在雅库次克长官的支持下于1649年侵入到黑龙江窥探并向当地居民征税。可是恐惧哥萨克的居民逃之一空留下的少数人又极力反抗他们不得不撤回到雅库次克。但是沙皇见到他们呈交的皮毛与谷物却给了他们更大的支持和鼓励补充了供给与大炮。165o年夏这伙人再次侵入黑龙江突袭雅克萨以为扩大侵略的据点。哈巴罗夫一伙到处烧杀抢掠当地人民向清廷控诉俄国侵略者：“彻底破坏了我们的土地把庄稼割掉了把我们的妻子和孩子抢走了！”请求清政府给予保护。驻守宁古塔（今宁安）章京海色奉命出击派捕牲翼长希福等率领清军在顺治九年（1652）二月十五日同哈巴罗夫俄军激战于乌扎拉村。清军本来取得了很大胜利而在攻打俄军据点的关键时刻海色下令捉活的不要打死人结果敌人得到喘息之机反败为胜海色因此被处死希福革职。俄军听说清朝将派来重兵吓得狼狈而逃。后来沙皇因哈巴罗夫侵华有功封其为贵族过了二百年把他侵略据点的一个城堡又命名为哈巴罗夫斯克1。 1654年斯捷潘诺夫接替哈巴罗夫指挥沙俄侵略军继续窜犯黑龙江及深入至松花江流域之地。这时既有当地少数民族的反抗也有训练有素的清军作战。斯捷潘诺夫在呼玛河与黑龙江会流的地方建呼玛城负隅顽抗。清政府命令固山额真明安达理统率官兵对其征讨1655年从三月底到四月初连续动水6进攻击毙数十名俄军后以粮饷不继撤回。2侵略者劫掠不止1657年宁古塔昂邦章京沙尔虎达在松花江与牡丹江会流处包围了俄军经过交战打死和活捉二百七十多名匪徒当场击毙斯捷潘诺夫1。到166o年黑龙江中下游的沙俄侵略者基本被肃清。 1参见[美]乔治·亚历山大·伦森：《俄国向东方的扩张》。又《清世祖实录》卷68页24。2《平定罗刹方略》卷1—2。 1《清世祖实录》卷119页4—5。 第二节早期俄使来华俄国使臣来华最早可追溯到明末。据说伊凡四世曾派哥萨克头目彼特罗甫和雅鲁契甫来北京探察。明穆宗因其没有进贡方物不予接见。万历四十七年（1619）又有斐德林和曼多夫来华明神宗谕准通商并希望派遣使者2。迄今尚存明朝致俄国的两封国书3。 清代俄使最早来华的是巴伊科夫使团。顺治十一年（1654）三月二十日使团在托博尔斯克接到沙皇训令和致中国皇帝的国书。训令要求他们了解中国人的信仰国家的财力、兵力对外战争城市贵重饰、宝石同中国人通商的可能性及到中国的道路等等情况。五月下旬出经过蒙古至顺治十三年三月十四日到达北京。其先遣之谢伊特库尔·阿勃林与之左路头一年到达北京之后已返回。一个俄国使团分成两伙。巴伊科夫因纠缠接待礼节及在京行为不端顺治帝没有接见当年九月即被打回去。阿勃林则不但受到顺治帝接见还得到了丰厚的赠礼4。 但是沙皇没有因巴伊科夫出使失败而受影响继续主动于1658年1o月派伊凡·佩菲利耶夫与阿勃林来华途经三载到北京。此次为沟通贸易而来以所带国书“语多不逊”虽然接受了国书和礼物但顺治帝没有接见也没有给沙皇带回清朝的国书。清朝最不满意的是“俄察罕汗两附贸易人至京奏书然不言边界事”1。 俄国极力追求贸易利益继续遣使。1668年派阿勃林来华这是此人第三次衔命携带毛皮、呢绒、红珊瑚珠、望远镜、自鸣钟等价值四千五百卢布的商品。1669年6月到达北京。康熙帝接见了他们给予的馈赠和他们自己购买的货物获四倍以上厚利2。 清朝的注意力是关心边境安全和主权不受侵犯特别是十七世纪六十年代以后俄国在东方的势力有所增强清朝忧虑很多：一是波兰逃犯切尔尼戈夫于1665年占据雅克萨被沙皇任为该城长官与占据尼布楚的总管阿尔申斯基互为犄角构成威胁；二是向贝加尔湖以南扩张1665年派瓦西列夫和洛夫佐夫强占了中国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所属的楚库柏兴即色椤格斯克；三是1667年索伦部领根特木尔率家属及部众叛逃为沙皇效劳影响边境安定。尤其是康熙帝对根特木尔叛逃极为愤怒特遣使至尼布楚追索其人还要求俄方派人到北京谈判。167o年尼布楚总管派部下伊格纳季·米洛瓦诺夫等人来华但奉沙皇密谕不谈根特木尔之事。康熙帝接见了来使2陈复光：《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上册第16页。 3[俄]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第2o页。4《清世祖实录》卷91页2o—21。 1《清史稿》卷153《邦交志一》。 2[苏]普·季·雅科夫列娃：《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 回程时派人护送到尼布楚带去致沙皇的信又提出归还逃人1。 继之来华的俄国高级使臣是外交事务衙门翻译官尼古拉·米列斯库·斯帕法里。1675年3月从莫斯科出带领一千五百人的代表团来华。沙皇给他的训令列出十余项任务主要是寻求扩大贸易。他们绕行西伯利亚经过伊尔库次克斯帕法里会见了根特木尔。再至尼布楚南下嫩江、齐齐哈尔1676年5月到北京。清朝对他们很重视想借此解决边境与逃人问题特命礼部侍郎马喇出迎但是这个代表团态度傲慢为礼仪细节争论不休。尽管如此康熙帝还是两次接见斯帕法里向他提出交还根特木尔而他诡称不知其人。不得已康熙通过他致书沙皇“令管束罗刹毋扰边陲”2。清朝坚持把逃人根特木尔送回才能与其谈贸易否则让俄国使臣不必再来3。 1陈复光：《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第18页。 2《清史稿》卷153《邦交志一》。 3《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上册第41页。 第三节雅克萨之战雅克萨满语为河湾之意。中俄关系史上提到的雅克萨城位于黑龙江上游与讷穆尔河会流的弯曲之处。这里北逾外兴安岭可通雅库次克东向通黑龙江下游西向越石勒喀河近至尼布楚远达贝加尔湖以南的色楞格斯克南向一可通额尔古纳河一可通嫩江是四面八方必经之地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中俄为争夺雅克萨而战有深刻的领土要求背景这座名城最早是中国所属达呼尔人的故乡“原非罗刹所有亦非两界隙地”1。1665年切尔尼戈夫强占之后一面假意谈判一面利用雅克萨深入侵略建立结雅斯克堡（1678）、西林穆宾斯克和多伦斯克堡（1679）、额尔古纳堡（1681）。康熙帝深刻指出沙俄侵略者“恃雅克萨城为巢穴于其四近耕种渔猎数扰索伦、赫其、斐雅喀、奇勒尔居民掠夺人口俾不得宁外”2。为使这种侵略合法和持久沙俄公然于168o年将尼布楚变为西伯利亚一个单独督军区三年以后又成立了雅克萨督军区加固其工事召募哥萨克为军设立农庄“耕田自给”3。 清朝决心以武力驱逐占据雅克萨沙俄侵略者。康熙帝十三岁（1667）亲政时起就留心于此研究边疆的山川形胜。康熙二十年平定吴三桂叛乱以后内地大局稳定便派理藩院侍郎明爱等向占据雅克萨的俄官提出退还所侵多伦禅等地并调查雅克萨的俄军防务。翌年二月至五月康熙帝进行第二次东巡“巡视边疆远览形胜”直到宁古塔将军所在地大乌喇（今吉林永吉）泛舟松花江检阅驻军。秋天下令派副都统郎谈、公彭春率兵往达呼尔地区以捕鹿为名“径迫雅克萨城下勘其居址形势”回程则详视黑龙江城至额苏里舟行水路及派人往视额苏里通宁古塔的6路。郎谈等回京说俄军在雅克萨仅恃木城兵三千即可攻取康熙帝认为此议不妥又继续调兵、运粮、设驿站等尤为强调永戍黑龙江建城驻扎。否则“我进则彼退我退则彼进用兵无已边民不安”4。 在康熙帝主持下清军打响了雅克萨之战。先是清朝领兵大将都统公彭春向盘踞雅克萨的俄军宣布“谕旨”提出：“今尔等若撤至雅库地方以雅库为界于该地捕貂纳税不入我界悉行送还我逃人我亦将尔属降人送回。”继而警告：“若执迷不悟仍行顽抗则大军进剿定将毁灭雅克萨城尽除尔众彼时追悔莫及矣。”1康熙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二日彭春1何秋涛：《朔方备乘》卷8页4。 2《平定罗刹方略》卷1。 3《清圣祖实录》卷115页2o。 4《清圣祖实录》卷119页7—9。 1《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上册第5o—51页。 致书俄军“罗刹恃巢穴坚固不肯迁归”。于是三千名清军于二十三日分水6两路夹营而立二十四日将神威大将军炮等火器移入前沿阵地。二十五日黎明各路清军起猛攻城中俄军一片混乱。俄军头目额里克舍·托尔布津被迫出城投降。清军将其所部官兵及妇女儿童六百余人从雅克萨遣返俄国把愿意留在中国的巴什里等并妻子及属于中国的逃人共百余人收回。这是第一次雅克萨之战以清军胜利告终。康熙帝在出巡古北口途中闻讯不胜欣喜2。 清军将雅克萨城付之一炬然后撤到黑龙江城（瑷珲）。第二年俄军又在托尔布津率领下返回到雅克萨依旧址筑城并获得足够两年用的粮食。萨布素正在墨尔根（嫩江）筑城康熙帝命他停止筑城统领乌喇宁古塔兵驰赴黑龙江。二月十三日帝谕：“今罗刹复回雅克萨筑城盘踞若不行捕剿势必积粮固守图之不易。”3为了取得新的胜利康熙帝除让萨布素带去二千四百余官兵外又调熟悉地形的副都统郎谈、及班达尔善、马喇参赞军务。康熙要求郎谈如前晓谕俄军：“尔罗刹外国人贪利弃命扰我边疆今大兵复至当降如不降则尽诛之。”清军从黑龙江城出六月迫近雅克萨城采取“凿壕筑垒四面包围”的战略战术。城内八百余名俄军负隅顽抗屡次突围均被击退伤亡惨重布尔巴津本人也被击毙。经过五个月的包围俄军只有一百多人生存城旦夕可下。这时沙皇派尼基弗尔·文纽科夫和伊万·法沃罗夫星驰来华“乞撤雅克萨之围”还说明将有后使来谈判边界问题。康熙帝传令前线萨布素等撤围雅克萨之兵允许城内俄军任其出入。第二次雅克萨之战以清军解围而结束1。这次战争为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创造了条件。 2《康熙起居注》第二册第1334页。《八旗通志初集·郎谈传》卷153。3《清圣祖实录》卷124页16。 1《清圣祖实录》卷127页24。 第四节中俄第一个条约——《尼布楚条约》雅克萨之战以前清朝多次提出逃人、边界和贸易问题一并解决而俄国一直反应冷淡。文纽科夫率代表团来华后清朝内阁大学士明珠等与其交涉又提出解决边界等问题。他们虽故意回避却已表示等后使来解决。1686年1月3o日沙皇正式任命勃良斯克总督费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为俄国边界谈判全权大使尼布楚督军伊凡·叶夫斯塔菲耶维奇·弗拉索夫为副使并派随行军队一千九百三十八人。沙皇政府给戈洛文的训令提出谈判的最高要求是以黑龙江为界；其次以牛满河、精奇里江为界：最低也要以雅克萨为界。2月5日戈洛文从莫斯科出一度杳无音讯至第二年7月25日喀尔喀土谢图汗向康熙帝奏报俄使一行始到其境。 康熙二十七年3月3日清朝组成谈判代表团为的是领侍卫内大臣素额图、都统、公、国舅佟国纲成员有理藩院尚书阿喇尼、左都御史马齐、护军统领马喇及汉官张鹏翮、陈世安。传教士徐日升与张诚为译员。也调动了八旗前锋、护军、火器营兵等八百人随行。行前康熙表“上谕”先回顾沙俄入侵占地收纳逃人引起雅克萨之战；其次指出黑龙江之地扼要不可不尽取之逃人悉应向彼索还；最后表示鄂罗斯遵谕而行即可与之画定疆界否则不便与彼议和1。 清朝代表团遵旨于5月2日前往色楞格斯克就议行至喀尔喀遇到噶尔丹叛乱返回北京。经与俄方商议谈判地点改在尼布楚。为此清朝第二次组成谈判代表团成员为索额图、佟国纲、郎谈、班达尔善、萨布素、马喇、温达及译员徐日升、张诚等。索额图向康熙帝请示：“尼布潮、雅克萨既系我属所居地臣等请如前议以尼布潮为界。此内诸地皆归我朝。”康熙帝认为可以通融：“尔等初议时仍当以尼布潮为界彼使者若恳求尼布潮可即以额尔古纳河为界。”继之为他们调配了二千五百多名官兵同往。清朝这个谈判代表团于康熙二十八年六月十五日抵达尼布楚俄使戈洛文因忙于镇压贝加尔湖以东蒙古人民的抗俄斗争拖延至七月初四日才到。 中俄代表团正式谈判是从七月初八日至二十四日（公历8月22日至9月7日）举行。十六天中双方代表坐在一起谈判只有前两天和最后一天其余都是会下个别商议。在整个谈判过程中由于俄方坚持维护其既得利益设置了一个个障碍有时几乎陷入破裂。先是会谈一开始戈洛文就指责清军侵犯了沙皇陛下的国界既而宣称贝加尔湖周围和黑龙江流域自古以来即为沙皇所领有。索额图通过追溯沙皇对华挑衅与入侵有力地驳斥了对方的无理指责说明黑龙江一带沙皇从未领有过贝加尔海这面所有土地都隶属于中国皇帝。如鄂嫩河、尼布楚皆为我蒙古喀尔喀茂明安等部居住之地雅克萨为我虞人（猎人）阿尔巴西等居住之地。这些土地上的居民一直1《清圣祖实录》卷135页14—16。 向中国政府纳税。经过这番交锋都感到只谈过去无济于事便转到划界标准上了。戈洛文先提出以黑龙江一直到海为界。索额图认为这把中国领土划了过去加以拒绝另提出以勒拿河和贝加尔湖作为国界。戈洛文对此极力反对和诋毁。争来争去戈洛文仅表示愿把边界划到牛满河索额图就急于说出应以尼布楚为界让一大步。而对方仍不接受谈判陷入危机。为打破僵局戈洛文以放弃雅克萨为诱饵清朝谈判代表没有经验便以最大限度的让步提出以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为界。这一方案为俄方接受从而奠定了双方达成协议的基础。十五日俄方就此拟定了一个七点条约草案两天后清朝代表也抛出一个六点条约草案。两者虽大的方面一致差异仍存在。清朝代表提出“以格尔必齐河及该河河源之高山绵延向东至诺斯山为两国国界”俄方对诺斯山的存在和位置提出疑问不予承认；俄方同意拆毁雅克萨城却又要求在此地方不受干扰的进行渔猎等等又继续谈判和解决。终于在二十四日（1689年9月7日）中俄双方一致同意签订第一个条约即《中俄尼布楚议界条约》。 《尼布楚条约》的内容各种文本不完全相同。按正式签字的拉丁文本主要部分有六条即：一、以流入黑龙江之绰尔纳河即鞑靼语所称乌伦穆河附近之格尔必齐河为两国之界。格尔必齐河源处为外兴安岭此岭直达于海亦为两国之界：凡岭南一带土地及流入黑龙江大小诸川应归中国管辖；其岭北一带土地及川流应归俄国管辖。惟界于兴安岭与乌第河之间诸川流及土地应如何分划今尚未决此事须待两国使臣各归本国详细查明之后或遣专使或用文牍始能定之。又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古纳河亦为两国之界：河以南诸地尽属中国河以北诸地尽属俄国。凡在额尔古纳河南岸之墨勒克河口诸房舍应悉迁移于北岸。 二、俄人在雅克萨所建城障应即尽行除毁。俄民之居此者应悉带其物用尽数迁入俄境。 两国猎户人等不论因何事故不得擅越已定边界。若有一、二下贱之人或因捕猎或因盗窃擅自越界者立即械系遣送各该国境内官吏审知案情当即依法处罚。若十数人越境相聚或持械捕猎或杀人劫略并须报闻两国皇帝依罪处以死刑。既不以少数人民犯禁而备战更不以是而至流血。 三、此约订定以前所有一切事情永作罢论。自两国永好已定之日起嗣后有逃亡者各不收纳并应械系遣还。 四、现在俄民之在中国或华民之在俄国者悉听如旧。 五、自和约已定之日起凡两国人民持有护照者俱得过界往来并许其贸易互市。 六、和好已定两国永敦睦谊自来边境一切争执永予废除倘各严守约章争端无自而起。 清朝席谈判大使索额图在签约后很快就用满文给理藩院和康熙帝了咨文和题本报告了《尼布楚条约》的基本内容。所述和满文本条约原文大致相同而与俄文本出入多些。 总之《尼布楚条约》是中俄两国在平等的谈判基础上所订的第一个条约其内容基本上体现了两国政府规定的原则尤其是对俄国更有利不仅因此得以牢固占有西伯利亚而且获得了同中国通商的权利。当然由于划分了中俄东段国界从法律上肯定了中国对黑龙江与乌苏里江流域的主权在遏制沙俄侵略上也是有深远意义的。 第五节俄商来华与《布连斯奇条约》及《恰克图条约》自《尼布楚条约》签订后沙俄利用其所带来的和平时期大力展了对华商业贸易。那时经常有俄国商队来华每个商队有数十人到数百人不等。他们携带毛皮之类的货物到中国换取金、银、锦缎、棉布等获得巨大利益。1691年以普洛特尼科夫为的俄国商队来华售出货物总值七千五百六十二卢布带回去的中国货物总值达二万三千五百九十一卢布。后来莫洛多伊为的商队也以价值五千五百九十二卢布的货物换回了价值一万二千七百四十五卢布的中国货物1。 沙俄政府以对华商业贸易有利可图实行垄断制度派官方代表或地方官员组织商队。1698至1718年就有十个国家商队到过北京2。沙皇本人有时给商队下达训令还规定西伯利亚地方当局不得阻挠来华从事商业活动的人以此鼓励和推动对华商业贸易并从中获取巨额利润。1697年俄国对华输出货物总值为二十四万卢布过俄国对中亚贸易的总值而所得利润竟高达百分之四十八。17o5至17o9年彼得·库狄雅柯夫率领的商队获利多至二十七万卢布。 但是清廷对与沙俄贸易并不感到兴趣：一是俄商带来的毛皮等货物清朝并不太缺乏和需要；二是俄商在华无礼和行为不端引起清朝不满；三是清朝更关心的是边界与逃人问题俄国不愿解决使清朝降低了与其贸易的主动精神。然而清朝多数时候不是根本断绝与俄国的商业贸易而是提出一些限制。如康熙三十二年（1693）规定俄商来华贸易三年一次每次不得过二百人犯禁之物不准交易到京后住俄罗斯馆限八十日回国等等1。五十一年清理藩院致俄西伯利亚总督加加林咨文不准俄“商务专员”要求由他处理中俄两国商人之间的争端也不同意破例为其提供沿路食物、栈院等条件只准许其商队由二百人增至二百二十人在蒙古境内可走一条近路等2。后来俄国企图使来华商队增至四百人清朝也未批准。和俄国强烈追求商业利益形成明显对照清朝把维持商业关系作为解决边界、逃人及安全问题的一项辅助措施。 清朝的愿望在俄国方面也不是绝对没有反响。康熙三十二年（1693）伊兹勃兰德·义杰斯带着沙皇交给的扩大与中国贸易的使命来华由于回避谈判沙俄对中国西北和蒙古的侵略问题清朝也拒绝了他提出中国向俄国出口贸易等的要求这对俄国起了一定的触动作用1。后来康熙帝派遣内阁中书1[苏]卡希克：《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初东西伯利亚的商业》。载《西伯利亚和远东历史问题论文集》。2[法]葛斯顿·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第47页商务印书馆1961年出版中译本。1何秋涛：《朔方备乘》卷12《俄罗斯馆考》。 2原文见《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上册第3o9—313页。1参见《早期中俄关系史》第42页。 图理琛等出使俄国进一步增强了俄国对清朝关切边界问题的理解。因为康熙帝先平定了噶尔丹的叛乱继之其侄策妄阿拉布坦又反清他们都得到俄国的援助策妄甚至与俄国结盟允许沙俄在其境内开矿沙俄也向其提出领土要求清朝为孤立策妄特遣图理琛等至明末从准噶尔原居地迁到伏尔加河下游的土尔扈特部联络与策妄有深刻矛盾的该部领阿玉奇汗。自康熙五十一年（1712）五月出五十四年三月返回图理琛不但见到了阿玉奇汗向他宣读了康熙帝的敕谕而且来回受到俄国地方官的殷勤款待也引起他们的警觉2。土尔扈特部终于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回归祖国。俄国拖延解决边界问题是认为这更有利。但是由于商业活动受阻又不能长久拖下去。1719年列夫·伊兹玛依洛夫被沙皇任为“特命大使”寻求组织对华商务关系清朝提出中俄两国在蒙古方面的边界从未确定过现在有必要确定这一边界同时要求由他派代表同清朝使节到西伯利亚总督处交还新近被诱逃到那里的蒙古居民七百余人。他只说把这些问题带回去向沙皇报告。1721年伊兹玛依洛夫的使命失败回国留下郎克作为商务代办继续谈判。七个月后因俄国迟迟不交还逃人商务关系中断他也回国了。继之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伯爵于1725年8月11日被叶卡捷琳娜任命为“特遣驻华全权大臣”来华谈判商务和边界问题。此时中俄两国都认为谈判边界问题时机已成熟除了俄国以此推动商业展外中国早就希望制止沙俄新的侵略和维护边境安定还有两国对准噶尔叛乱的各自想法也是一个因素即清朝想免除沙俄与叛乱分子结盟急于希望划定边界俄国想借清朝的急切愿望趁机为自己谋得更大利益。俄使代表团包括熟悉中国的郎克及地理、植物、数学等方面的专家、医生、教士、军官等人共有工作人员一百人护送兵士一千五百人。外交部给萨瓦的训令四十五条商务部给他训令及秘密条款二十条。总括为四点：一与中国缔结商约如中国坚持要先解决边界问题也应为了重要的商业利益而让步；二与中国划分边界应以他绘制的西伯利亚地图为依据俄国不能放弃贝加尔区、乌丁斯克、色楞格斯克以及尼布楚等地在东部《尼布楚条约》已划定额尔古纳河为边界在西部不能同意中国提出的让他们在额尔齐斯河上建筑一个城市此外还不应把矿区、特别有价值的土地和战略地点让给中国；三私逃者及非法逃离中国的人有的已经送回和正安排送回；四为传教士要求在北京的居住权利1。1625年1o月23日俄国代表团从彼得堡出经过一年的周转到达北京。在北京停留六个月清雍正帝派吏部尚书查弼纳、理藩院尚书特古忒和兵部侍郎图理琛等为代表与俄使进行了三十多次会谈就基本问题达成了协议。这就是第一阶段的谈判。 ------------ 6 清廷以在北京同外国使节签约无先例提出中俄谈判代表在色楞格斯克2《清史稿》卷283《图理琛传》。 1[法]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第111页。 附近的布拉河畔进行第二阶段的会谈和签约。到此去的俄使为萨瓦协助的人员有阔留赤甫、郎克和格拉儒诺甫；清朝派去的是郡王额驸策凌、内大臣伯四格及图理琛。从1627年7月4日至8月27日双方又经过八次会谈就中俄中段边界和商业贸易达成了最后协议。9月1日签订了划定中俄中段边界协定的《布连斯奇界约》。11月2日签订了根据上述条件和包括中俄商务等关系方面的《恰克图界约》。中俄《布连斯奇界约》不分条款主要是阐明划分两国中段疆界的原则有的做了具体规定如由沙毕纳依岭起至额尔古纳河为止其间在迤北一带者归俄国在迤南一带者归中国有的由不久所订的中俄《阿巴哈依图界约》和《色楞额界约》予以具体划分。《恰克图界约》共十一条包括边界、商务、逃人、宗教、外交等方面的内容其中边界方面的第三条基本就是《布连斯奇界约》的翻版。关于商务关系主要是重申“准其两国通商。既已通商其人数仍照原定不得过二百人每间三年进京一次。除两国通商外有因在两国交界处所零星贸易者在色楞额之恰克图、尼布朝之本地方择好地建盖房屋情愿前往贸易者准其贸易”。 中俄《布连斯奇界约》和《恰克图界约》是继《尼布楚条约》之后划分两国中段边界和解决商业、逃人等问题的重要条约在避免边境冲突和展贸易等方面都有值得肯定的积极意义。问题是条约本身对中俄两国是不完全平等的主要是对俄国更有利即不但使其恢复了和中国的商业关系取得了在北京和恰克图的自由贸易权利就是在边界上也得到了对贝加尔至色楞格斯克和安加拉河一带的控制权并使俄国的边界延伸到色楞格斯克以南的地区把原来不属于俄国的土地拿到了手。 自《恰克图界约》签订后俄国积极展对华贸易自1728至1755年俄国有六批商队来华。在恰克图的边境贸易也很活跃特别是私商贸易展尤其迅。十八世纪四十年代中期沙俄在恰克图的贸易周转额每年约有五十万到六十万卢布进入六十年代即过百万卢布1。俄国商人获利高达百分之二百至三百。沙俄政府从中亦获巨额税收1756年贸易额六十九万二千零二十一卢布收税十五万七千卢布；1759年贸易额一百四十一万七千一百三十卢布收税二十三万卢布。但是清朝仍对与沙俄贸易不感兴趣甚至存有戒心。乾隆二年（1736）监督俄罗斯馆御史赫庆提议禁止俄商来京贸易从此俄商主要集中于恰克图地方的边境贸易。就是在恰克图由于沙俄的侵扰和收纳逃人清朝也经常以停止互市进行制裁自1728至1793年曾停止十余次每次数日至十数日。乾隆二十九年（1764）清朝以“私收货税苦累商人”为由停止了恰克图贸易。三十三年俄使克洛扑夫来京企图与清政府订立商约或要求俄商再赴北京均遭拒绝仅与清朝所派理藩院左侍郎庆桂等缔结了通商章程签订了《修改恰克图界约第十条》加强了对1王少平：《中俄恰克图贸易》载《社会科学战线》19oo年第3期。逃人的管束和惩处。从此恢复了恰克图的贸易。五十年又因俄国隐匿逃人不交正法停止恰克图贸易而且严禁大黄茶叶偷运入俄。直至五十六年才应俄国的恳请重开贸易。这时双方又感到有必要就商业问题进行谈判于是清朝派库伦办事大臣松筠并副都统普福·贝子逊都布多尔济与俄依尔库次克总管色勒裴特等谈判签订了中俄《恰克图商约》。此约共五条主要是恢复恰克图贸易；两国商人货物交易后即行归结不复负欠；双方官吏以和逊相处；两国边民严禁盗窃；两国边地盗窃人命案件各就近查验缉获罪犯会同边界官员审明后各归本国处理。这一条约给中俄双方带来了较长时间的安定并促进了彼此的商业展。 第六节俄国传教士的在华活动俄国传教士的活动对中俄关系有一定影响。这些活动先是教士来华和创造传教条件。俄国人信奉东正教该教是基督教的一个派别。《尼布楚条约》签订前已有从雅克萨俘获来华的东正教徒他们被编为镶黄旗佐领。那时清朝康熙帝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在俄人住区赐建一座庙宇供其作礼拜之用。后来住北京的东正教徒把庙宇改为“圣尼古拉教堂”也称“北馆”由主教米拉提主持。俄国彼得一世很重视其教士的在华活动17oo年特谕选有名望的教士充任托博尔斯克区的主教使其在中国和西伯利亚展教徒特别是争取中国上自皇帝下至居民对传教事业的支持。1712年来华的俄国商队专员向中国提出派青年传教士来华接替年老的米拉提主教。后来还是康熙帝主动提出俄国可派教士来华于是在图理琛出使俄国返回途中从托博尔斯克带来主教伊拉利昂·列扎伊斯基及教徒七人。从这时起北京就正式驻有俄国传教士了1。1719年伊兹玛依洛夫来华经过请求为俄国商人开办教堂清朝答应给予一块地基修建教堂2。1727年中俄《恰克图界约》明文规定俄国传教士可由一人再补充三人即不但教士团常驻北京合法化且人数也有所增加。1732年在俄罗斯馆旁又建立供来华商人们用的教堂称为“南馆”。后来在南馆内建“奉献节教堂”俄传教士团来华就住在此馆由清政府支给部分生活费。自1715至184o年鸦片战争俄国共有十二届传教士团来北京。 在华的俄国传教士活动积极方面的是加强了彼此的宗教和文化交流。 中国最先允许俄国派学生随教士团来华学习汉语和满语个别也有学痘医的。从十八世纪三十年代到鸦片战争前俄国先后来华的学生共有三十七人这是当时其他和中国有关系的国家望尘莫及的。同时清廷为培养俄语翻译人才在理藩院既设俄罗斯馆又选八旗官学生二十四人入馆学习。课程主要是俄语其外也设蒙、藏、拉丁语等课程。五年考试一次考中一、二等者予八、九品官。有一些在华的俄国传教士和留学生成了著名的学者。图理琛所著《异域录》曾为主教、学者伊拉利昂译为俄文传入俄国。伊拉利昂回俄后在彼得堡科学院教授汉语和蒙语。教士毕楚林对中国及蒙古、西藏的历史有很高的造诣写了不少这方面的著作行世。曾任第九届使团团长的修士大司祭雅金夫·比丘林曾把《西藏志》、《蒙古最初四汗史》、《西藏和青海史》、《北京志》、《中国及其居民风俗习惯》、《三字经》等译成俄文。比丘林回国后成为俄国科学院的通讯院士奠定了俄国汉学的基础。他是著名诗人普希金的朋友普希金从他那里得知很多有关中国的科学知识和情况。第十一届传教使团的一名学员帕维尔·库尔良德采夫1832年因1[俄]尼·伊·维谢洛夫斯基：《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史料》第一册第33页。2[法]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第92页。 病回国带去三十五册《石头记》手抄本或许是从中国最早传到俄国去的一部《红楼梦》。同届的学员科瓦尼科在《祖国纪事》杂志上表所著十篇《中国纪行》其中第九篇介绍了《石头记》的片断等引起了文学家别林斯基的注意并给予评述。 俄国传教士在华活动也有不好的一面那就是有的披着宗教的外衣为沙俄的侵略扩张效劳。他们在中国搜集军事和政治情报或作为俄国官方的代表从事与教士不相称的勾当。沙皇政府给传教士的经费不断增加他们的地位日益显得重要传教士团的大司祭往往由和俄国政关系密切的要人担任。俄国政府还利用他们的留学生在理藩院充当翻译的机会盗窃中国情报。1738年俄国留学生布里亚特人罗索兴因盗去一份详细的中国全图而获得准尉军衔和每年一百五十卢布的赏金。俄国的一些传教士还和在华的西方耶稣会士取得联系利用耶稣会士到中国早知道的中国情况多从他们那里刺探有关中国的情况。东正教士的这些政治性活动引起清朝的警觉和怀疑监督俄罗斯馆御史赫庆奏称：“（俄国）在京读书子弟亦不可任其出入使知内地情形舆图违禁等物禁勿售与。”1当然清朝的限制并未完全收到预想的效果。在中国走向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过程中这些传教士更多的扮演了为沙俄帝国主义侵略服务的角色。 1《朔方备乘》卷12《俄罗斯馆考》。 丙编典志第一章农学和农业技术清代的农业生产和明代比较基本上没有多少变化。只是植棉区比明代有所扩大和增多到清末大致形成了江浙沿海、两湖、皖赣沿江和华北平原四个重要产棉区。整个农业生产力展比较缓慢技术上有些局部的改进和提高。 第一节农具和农田水利农具农具方面出现了“深耕犁”。《马农言》称：“然也有特用深犁者地力不齐也。”清代深耕到何程度《知本提纲》中提到“有浅耕数寸者有深耕尺余者有甚深至二尺者。”又记：“用犁大小因土之刚柔刚土宜大柔土宜小”；开垦荒地则用“坚重大犁或二牛或三牛以开之”。说明当时的犁有大犁、小犁和坚重犁之别。深耕犁的展反映了耕作技术的提高。小型农具在清代进一步完善如稻田整地灭茬的农具辊轴大约由■■展而来作用是把田间杂草和秧苗同时滚压入泥过宿之后秧苗长出而草则不能起。《致富纪实》一书中谈到种植双季稻时使用的一种农具在早稻收割后“不再犁田铺石灰一道用匍蓘将禾兜打落便可插秧”。道光年间（1821—185o）贵州遵义一带出现一种名为“秧马”的农具其形制和作用与宋元时记述的“秧马”不同而类似辊轴用以掩杀绿肥和杂草。以上农具在双季稻地区作用尤为明显。塍铲、塍刀是清代南方丘陵地区水田作业的两种农具用以整治田埂。这种农具灵巧轻便能提高作业度和质量《梭山农谱》记有其形制。《梭山农谱》还记述了一种水稻除虫工具：“田家奋臂举梳行累累就毙矣。虫当梳者血肉俱糜梳齿上”。《农言著实》著录一种适应于北方旱作地区的中耕除草工具：“漏锄”。这种锄的特点是锄地不翻土锄过之后土地平整有利于保墒而且使用轻便1。漏锄至今在关中地区仍然普遍使用。 农田水利太湖地区的水利工程在明、清两代都是以水道疏浚为主。157o年经海瑞主持的一次水利工程后吴淞江下游基本形成今天的流向。清时黄浦江“夺溜代吴”吴淞江等水道退居次要地位为便于节制又在黄浦江口建大闸一座。畿辅自元以后工程时举时废。雍正三年（1725）近畿生特大水灾清政府曾用较大力量兴修水利农田水利有较大展公私合计先后垦出稻田五十九万七千多亩并分设京东、京西、京南和京津四局加以管理。到乾隆时即以南北自然条件不同北方水少且过去所办水利收效不大为借口而明令禁止以后再在京畿从事水利营田。 整个清代农田水利是向小型化方面展。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等地利用地下水凿井灌田蔚然成风。河北井灌和植棉有关方承观《棉花图》1翟允禔：《从&1t;农言著实>一书中看关中旱原地上小麦、谷子、豌豆、苜蓿等作物的一些栽培技术》《西北农学院学报》1957年1期。 中介绍：“植棉必先凿井一井可溉田四十亩”因“凿井以水车灌田故其收常倍”1“井利甲诸省”2。康熙时王丰著《井利说》力主在陕西凿井防旱并指出应该注意的一些技术问题。山西省蒲州和陕西省富平、澄城等地由于地形、地质不同井水量大小不同每井灌溉田地数量也不同。水车大井和一般大井每井可灌田二十亩桔橰井可灌六七亩辘轳井可灌二三亩3。南方井灌较少但利用山泉灌溉种稻却较普遍闽、浙、两广、云贵、四川等地随处都有蓄储涌泉或壅积谷泉的塘堰。嘉庆《广西通志》记载：“全州以井名者几全是泉潭并多涌泉深不见底灌溉面积甚广。”山泉来自高处便于引流灌溉为了合理用水并减缓冲激人们就在下流修筑塘堰加以蓄存并用栅、闸以及瓦窦、阴沟等启闭宣泄再随时引入田。当田面高于山泉除了筑堰壅水外还用筒车来提水灌田。在山泉为叠岭涧壑所限时则用竹筒架槽来渡越使山泉能从上而下由近及远地使用大大提高了泉水灌溉效益。北方各省也有引用泉水灌溉的但总的面积不大。1光绪《正定县志·方物》。 2《皇清经世文补编》卷38。 3《续修陕西两通志稿》卷6《水利附井利》。 第二节对生产技术原理认识的提高和耕地技术的改进生产技术管理在具体耕作技术的基础上《知本提纲·农则》进一步概括出农业生产的一般耕作程序和一环套一环的原则“耕序苟能详明必且身家之常足”郑世铎注释说：“耕垦、栽种、耘锄、收获、园圃、粪壤、灌溉之次第苟能一一详明自然善于耕稼而出息倍收身家常足矣”。上述七个项目是《知本提纲》讨论耕稼的内容。前四项为粮食作物生产的四个环节园圃为农家不可偏废的生产项目最后两者则为粮食作物和园圃生产共同应该注意的环节。并指出一个环节要紧扣另一个环节：“欲求足食之道先明力耕之法”；“耕垦之理既明布种之道宜知”；“布种之道既明耘锄之功莫缓”；“既知耕种栽锄之理更明稼穑消息之机”。对每一环节还提出了质量要求如整地要求做到“细燥而易于受水一有种植根本深固外风不能入内泽不能出”对播种、田间管理、收获等也同样提出了要求。掌握技术关键是农业生产中应予以重视的又一原则。《马农言》辑载了不少农谚资料提出了播种时期、前后作的关系、耕地深度、操作时间等等问题对实际生产有很大指导意义如说“小满花（棉花）不到家”（意即棉花迟种则不收）；“荞麦见豆外甥见舅”（意即去年种荞麦之地今年不宜种豆）；“麦子犁深一团皆根；小豆犁浅不如不点”；“天旱锄田雨潦浇园”等等。《知本提纲》、《农言著实》、《潘丰豫庄本书》、《区田试种实验图说》等书认为北方的生产技术关键是“粪多水勤”；南方则是“深耕”、“早种”等。 耕地技术土壤耕作是农业生产要的一个环节乾隆时（1736—1795）的《知本提纲》已有系统认识指出前作物收获后土壤板结通气不良经过耕耙曝晒“风化”作用板结状况可以改变；但“日烈风燥”水分又损失过多因之必须“雨泽井灌”补充水分土壤经过这样的耕作使水、肥、气、热达到协调程度才对作物有“以大育之功”1。《齐民四术》对南方水稻冬闲田的土壤耕作记述得也较细致、系统。 耕地技术这时期已达到相当完善的地步。北方旱地土壤耕作不论夏耕或秋耕都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耕作法：浅—深—浅。《知本提纲》概括了这一耕法：“初耕宜浅破皮掩草；次耕渐深见泥除根（翻出湿土犁净根茬）；转耕勿动生土频耖毋留纤草”。南方水田耕作技术的进展表现在两方面：1《知本提纲·农则》。 一是垦倒极深“倒”为再次耕翻即复耕。深耕在明、清时通常都在寸不过一尺《齐民四术》在记述土壤耕作时特加注释：“耕宜率常勿太深若起老土即硬软不相入能害禾又漏田不保泽”。另一是冻土晒垡《畊心农话·树艺法》介绍：“凡种两季稻者冬天犁地深二尺余戽水平田听其冰冻土经冰过则高不坚垎卑不淤滞锄易松细且解郁蒸之后气而害稼诸虫及子尽皆冻死也”。 第三节作物构成和“一岁数收”技术的展作物构成据明末宋应星《天工开物》称人们衣食之源的稻麦、杂粮和棉花等作物在明代种植的情况大致是“稻居什七而来、牟、黍、稷居什三。麻（子）、菽（大豆）二者功用已全入蔬饵膏馔之中”；又说：“燕、秦、晋、豫、齐鲁诸道烝民粒食小麦居半而黍、稷、稻、粱仅居半。西极川、云东至闽、浙、吴楚腹焉方长六千里中种小麦者二十分之一。”自明代中期以后玉米、番薯、马铃薯等新作物引进后对我国作物结构产生很大影响。玉米引进后清代中、后期推广普及较快到184o年鸦片战争前基本上已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传播尤其在云、贵、川、陕、两湖、皖、浙等省山区种植更为普遍甚至在粮食作物中渐占主导地位。嘉庆《浏阳县志》记载：“山土只种包粟（玉米）、番薯之类杂粮以佐饔飧”。番薯自万历年传入后至清嘉庆——道光年间（1796—185o）已在各地普遍栽种并逐渐成为我国的主要辅助粮食之一。《植物名实图考》指出：番薯近时（19世纪中叶）“种植极繁山人以为粮偶有以为蔬者”。烟草自明中叶传入我国后展很快到清代初期福建地方的烟草种植“其与农夫争土而分物者已十之五”到乾隆年间就展到“耕地十之六、七闽中更甚”1；有的地方则是“良田尽种烟草”1。到鸦片战争前夕有些地方烟草与粮食争地的问题已相当突出。 商品经济的展新作物的引进与广泛传播人口的繁衍特别是进入18世纪以后我国人口不断大幅度的增长大大增加了对粮食的需求因而也促进了明清时期“一岁数收”多熟制的迅展。“一岁数收”具有提高单位面积年产量的积极意义。 一岁数收18世纪中叶以后我国北方除一年一熟的地区外山东、河北、陕西的关中地区已经较为普遍的实行三年四熟或二年三熟制。明确指出二年三收的是刘贵阳《说经残稿》：“坡地（平壤）二年三收初次种麦麦后种豆豆后种蜀黍、谷子、黍、稷等。涝地（污下地）二年三收亦如腴地惟大秋种糁子麦后亦种豆。”南方长江流域一般一年两熟再往南可以一年三熟。《江南催耕课稻编》介绍：“吴、昆终岁树艺一麦一稻麦毕刈田始除秧于夏秀于秋及冬乃获”这是太湖地区的二熟制。同治《江1康熙《龙岩县志》“土产”、《皇朝经世文编》卷36。 1《皇朝经世文编》卷36。 夏县志》：“谷与早秧、晚秧早秧于刈麦后即插六月中获之。插晚秧于获早谷稻后仲秋时获之”。这是湖北武汉一带的“麦、稻、稻”一年三熟制。福建、广东一般都种双季稻种麦后也成为“麦、稻、稻”一年三熟制。 自实行复种制周年之内的种植和收获次数就有了增加而从始用于蔬菜生产中的间作、套种等技术运用于大田生产后“一岁数收”的多熟种植技术逐渐提高农作制也相应地更加复杂化了。其中套种是解决多熟种植的关键技术。 明确提出“一岁数收”概念的是18世纪下半叶杨岫的《知本提纲》和《修齐直指》。《知本提纲》指出：“补助肯叠施何妨一载数收”；郑世铎又作了详细注释：“若夫勤农多积粪壤不惮叠施补助一载之间即可数收而地力新壮究不少减”接着他又列举出一个旱作地区“一年三收”之法。《修齐直指》进一步明确提出“一岁数收之法”并提出二年之间在一亩地上可收十三次之多的方法包括了菠菜、白萝卜、大蒜、小兰、谷、小麦等作物。《齐民四术》则介绍了长江流域以晚稻套种在上熟稻内和泥黄豆套种在上熟稻内等不同方式。根据以上所述可看出“数收”的原则一是除主种作物外套种作物应选择生长期比较短相互间有亲和力的作物经济作物和蔬菜都可以参加进去；二是通过套种争取多收最主要的技术措施就是要“补助肯叠施”即多施肥料。此外桑间、果间通过间作、套种、复种等技术也可增加种植和收获次数还因适当的作物搭配而有利于桑树、果木的生长。 第四节几种特殊的栽培技术明代后期政治黑暗社会动荡也是历史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几个时期中的一个。水、旱、虫灾纷至沓来农民们为了可得到一些收获用以果腹只有从耕作技术上来想方设法。另外有的地区为了解决上、下两熟作物收获和播种季节上的矛盾而在明、清之际创造明了几种特殊的栽培技术。这些技术至今在农村中仍有沿用的。 先是小麦移栽法。小麦人工移栽始于何时尚无明确的文献可征。但到明末清初对小麦育苗移栽的时间、方法等已有较详细的记述。《沈氏农书》介绍：“八月初先下麦种。候冬垦田移种每科五、六根照式浇两次又撒牛壅锹沟盖之则杆壮麦粗倍获厚收”。稍后的《补农书》进一步指出：“中秋前下麦子于高地获稻毕移秧于田使备秋气。虽遇霜雨妨场功过小雪以种无伤也”。《知本提纲》指出：麦苗等皆宜先栽后浇如水中栽就不旺每科栽亩十余根行株距四寸左右而且要纵横排直成行以便中耕、壅根、除草和通风透光这样就能“苗盛而所获必多”。小麦移栽不仅可以克服晚稻晚收和冬麦早播季节上的矛盾而且可以减轻或避免虫害、节省种子和使茎杆粗壮不易倒伏。小麦移栽法的优点是明显的嘉、湖一带至今仍继承这一传统有的地方则还在提倡扩大中。其局限性主要是太费劳力在大面积农田上广泛采用困难较多。 冬月种谷法。此法是针对秋季因某些原因而错过种麦时期所采取的一种补救方法使农民在麦季无收的情况下仍可以收到早谷子。此法约明于明中叶最早记载见于《畿亭全书》1。清末张起鹏在《区田编》中在谈到冬月种谷法时说：“倘应种小麦时得雨过晚麦不及种可种冬谷较麦仅晚二十余日。”其种法是：“冬至前一日拣谷种入瓮麻布扎口掘土穴深四五尺瓮倒置穴中土封固满十四日取出。大寒日种入熟地春透苗生较常谷早熟一月约五月底六月初即熟。”《救荒简易书》介绍河南有些地方农民冬月种谷的方法与《区田编》的说法有所不同其法是于冬至或冬至前一天直接把谷种播入田中结果和在瓮内埋入土中处理十四天没有差别。 北方旱地抡墒播种。我国北方旱地由于春旱或秋旱影响而不能及时整地下种。针对这种不利自然条件农民创造和积累了不少抡墒播种和抗旱播种的经验。清代农书中记载的方法有：趁墒种麦：《农蚕经》提出在秋茬地上种麦如果有秋旱趋势必须抡墒下种等雨不能等雨再种。抡墒种豆留茬肥田：《农蚕经》五月耪麦楂条中就说到“骑麦垄种豆”即在小麦收割后于麦茬行间开沟种豆这样既可利用麦茬护苗又可利用残茬肥田。此书还提出且割麦且种豆的办法这一抡墒播种的经验至今仍为黄淮地区农1此书现已不传。 民争取丰收的方法。抗旱种粱干土寄子：北方旱地夏收夏种季节如雨水不及时可采取抗旱保墒的措施以适时播种《农蚕经》提出的种晚谷办法是在麦收后浅耕灭茬即“先耪一遍”然后“骑垄种之”但“断不可耕”以免耕后跑墒。《农言著实》提出的另一抗旱播种办法是“实在无雨将前墒过之地或用耧或用撒干种在地内候雨”。这就是现在所谓的“干土寄子”抗旱播种法其优点在于比雨后才播种的出苗要早。 第五节施肥和病虫害防治经验的进一步丰富施肥清代对通过施肥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认识更深刻了如《知本提纲》提出了“垦田莫若粪田”之说。施肥经验进一步丰富的表现一是积肥方面要多施肥就必须多积肥肥料种类和来源比以前增加和扩大了许多。《知本提纲》将它们分为十类称为“酿造十法”也就是积肥的十种方法。它说：“酿造粪壤有十”“曰人粪、曰牲畜粪、曰草粪、曰火粪、曰泥粪、曰骨蛤灰粪、曰苗粪、曰渣粪、曰黑豆粪、曰皮毛粪”；并分别记述了积制方法和效果。就农家粪肥而言这十大类已是无所不包了。二是对肥效的体验进一步加深《农桑经》指出种麦所用种肥以“麻油酱为上大粪次之坑土又次之”。《知本提纲》在介绍“酿造十法”中对粪肥等级所表达的方式：一种是用“可肥美”“可肥田”“可强盛”的词语；另一种是“一等粪”“肥盛于诸粪”“最能肥田”“更胜于油渣”“沃田极美”等字句也反映出农民体会到这些肥料在肥效上有差别。只有肥料种类增多人们在使用中通过比较试验才会体会到它们的肥效不同。第三施肥技术上在清以前对施肥的时间、不同土壤应施哪些不同的肥料以及哪种作物最需要哪类肥料即所谓施肥中的“三宜”问题已有所论述但到清代通过《知本提纲》一书的总结使人们对施肥“三宜”的认识就更为明确系统了。所谓“时宜者寒热不同各应其候”意即在不同时期施用种类不同的肥料；所谓“土宜者气脉不一美恶不同随土用粪如因病下药”意思就是说对不同的土壤施用不同的肥料以达到改良土壤的目的；所谓“物宜者物性不齐当随其情”即对不同作物施以适合的粪肥。 病虫害防治清代对作物虫害的防治比较重视认识到害虫不是神虫而是“凶荒之媒饥馑之由”1必须消灭之。在虫害防治技术上也汇集前人经验并加以展。先是人工防治如蝗蝻、豆虫、虸蚄之类用人工加以捕打或用炬火驱逐“飞蝗大至正过时于田畔积草炬火以薰之”“蝗蝻蠢蠢必纠合邻村掘壕数处并力逐杀”“（虸）蚄初出如豆螘一见便宜打之”“（豆）虫大捉之可尽”2；南方用“虫梳”治稻苞虫“虫当梳者血肉俱糜梳齿上”3。第二用药物防治清时采用的灭虫药有1《区田试种实验图说》。 2《农桑经》。 3《梭山农谱》。 砒、烟草水、青鱼头粉、柏油、芥子末等。《农桑经》记载说：“（种谷）或用信乾”“信乾”就是用砒霜和谷子煮透晒干制成的毒饵。它比用砒霜直接拌种既可以减少对种子的药害损失又可以诱使更多害虫吞食和扩大毒杀面。三是农业防治除了以前已使用的耕翻冬沤、调节田间温湿度、轮作换茬、合理间作、种子处理、选育抗虫品种、调节播植时间、中耕除草外《齐民四术》还认为烤田能减轻稻苞虫的危害说：“初伏多雨不能烤田则叶盛入秋多生结虫”。第四生物防治岭南地区用蚁防治柑桔害虫虽最早记载见于西晋《南方草木状》但叙述比较具体的则是清代的《广东新语》和《岭南杂记》其中谈到：广东山林中有黄赤大蚁“其巢如土螽窠大容数斗”当地人把大蚁连窠采归饲养果农则向养蚁人买来放养于柑桔、柠檬等果树上；果农们还创造了在树与树之间用藤竹、绳索沟通引渡以便大蚁在各树之间交通往来的方法。此外四川临江的果农也买蚁防治柑桔害虫4。 作物病害到清代逐渐被人们所注意农书中有关记载多了起来如《马农言》中就有“五谷病”一章《区田试种实验图说》中有“预防霉病传染说”一节。用药物治病直到清末的《区田试种实验图说》中才介绍了“用雪水、盐水浸种”和“用黑矾当作肥田料”以防治霉病之法。 4方以智：《物理小识》卷9《草木类工》。 第六节植树造林和柞蚕放养技术的改进植树造林清代记载涉及植树造林材料的书约有四十种左右。1这些著作反映了当时的植树造林技术不过其中大部分是关于果树的一般林木仅有片断零星的记述但由此也可窥见其概貌。 育苗造林先必须采收树种。《广群芳谱》记述：“八月终择成熟松子、柏子同收顿”；又称：“九月中柏子熟时采”。这里都强调“成熟”。因为成熟的种子含水量较低贮藏不易热腐烂。另外正如《三农记》所说的油茶“白露前后收实则易生”“易生”即指种子易于萌成熟种子用来育苗芽率较高。什么树的种子何时成熟而应该采种清代人们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元代北方有四句移树的口诀：“种树无时莫教树知多留宿土记取南枝”。为了使根部“多留宿土”就须采用现在通常所说的盘根法古书中称作“转垛”。《花镜》介绍了这种转垛法：于霜降后到春初树木尚未芽前在根旁又宽又深地将土挖开再从树根侧面斜伸下去截断主根保留四周侧根刨成一个圆形的根盘；然后在掘开处仍把土盖上筑实。不太大的树掘断主根一年后即可移栽很大的树要经过三年。每年掘树根的一面最后把树起出用稻草绳捆扎根盘以固定泥土。此时暂勿移动掘土处仍用松土填满并用肥水浇灌待至明年二月运到预定地点栽种。这种方法因准备工作经过时间长操作又十分细致可以真正做到“莫使树知”。因而树木移植后成活率就比较高。 插条造林无须培育种苗方法简单易行。春秋时《庄子》一书中已提到杨树可以用扦插。扦插的插穗在清以前的农书中一般都说在早春季节采取插穗。《三农纪》开始提出插种柳树和杞柳等在大寒后采取插穗。初冬时枝条中含有养分比较充足此时采取插穗比春季更为合适。所以改早春采取插穗为初冬采取这是一个进步。为了提高插穗的成活率《三农记》还提出将插穗下端削成马耳形以增加插穗切口和土壤的接触面。 中耕除草在幼林抚育工作中非常重要《广群芳谱》说：“凡树根下常耘草令净草多则引虫蠹亦能分地力”。 柞蚕放养我国是世界上生产柞蚕茧最多的国家也是人工放养柞蚕最早的国家。 柞蚕原始的人工放养早在秦汉以前可能已经有了但一直到宋、元以前未1据《中国林业技术史料初步研究》书末所附“参考文献索引”。 为人们所重视放养技术的进展因而也就十分缓慢。大约明中叶前后由于商品经济的不断扩大胶东半岛的柞蚕业才开始有迅的展放养技术也有了改进。在清代康熙时的陕西宁羌州知州刘棨乾隆时的贵州遵义府知府陈玉璧、安徽六安县知县韩理堂等人都是山东人都热心提倡放养柞蚕到任后派人到山东去购买柞蚕种、招募善养柞蚕和缫织的人来到这些地区传授技术山东放养柞蚕的方法才推广到各地。在明末清初我国的柞蚕放养技术已逐步进入成熟的阶段但到乾隆初年才有论述放养柞蚕技术的专书问世。 根据清代一些著作来看1柞蚕的放养有两种：一是放养春蚕；一是放养秋蚕两者放养法基本上近似如春蚕的放养先是选择种茧选出优茧作为种茧并按雄雌为一百与一百十或一百二十之比穿成茧串送温室进行暖茧。“暖茧”系为促使种茧适时羽化而采取的措施。在暖茧的三、四十天里什么阶段应升温什么时间温度应保持平稳又要随着自然气温的变化而调节。这是柞蚕放养技术上的一大进步。因为暖茧工作必须有丰富经验所以清代有些蚕农以暖茧为职业开设“烘房”和“蛾房”。 关于放养蚁蚕现在有些地方采用的“河滩养蚁法”清代中叶以前就有了。其法是在“活水河边”的沙滩上开挖浅水沟把从柞树上摘下的嫩柞枝密插沟内用沙培壅这样柞枝几天内不致蔫萎。然后将蚁蚕引上柞枝。“剪移”是放养柞蚕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即蚕儿将柞叶吃到一定程度时或因叶质老硬蚕儿厌食时把柞枝连蚕剪下转移到另一柞场的柞枝上去。从蚁蚕上树到结茧一般要“移蚕六、七次”。蚕儿渐老熟开始移入窝茧场。采收的春茧准备作种用的经挑选后穿成茧串挂在透风凉爽而日光直射不到之处以待制种放养秋蚕。 蚕农在实践中认识到蚕病是要传染的所以特别强调蛾筐等工具每年都须用新制的。他们又现改善蚕儿生活条件可以减少蚕病的生所以特别注意保种、保卵和加强饲养管理。对危害柞蚕的虫蚁采用人工捕杀和用红矾、白砒等做成毒饵诱杀。为了驱散或捕杀为害柞蚕的鸟兽蚕农们还创造了一些捕杀工具如霹、机竿、排套、网罩、鸟枪、鸟铳等。总之放养期间蚕农们十分辛苦。 1《种橡养蚕说》等。 第七节农书清代的农书约有一百多部尤以康熙、雍正两朝为繁盛。 大型综合性农书仅有一部《授时通考》是乾隆二年（1737）由皇帝弘历召集一班文人编纂的。全书规模比《农政全书》稍小。因是皇帝敕撰的官书各省大都有复刻流传很广国际上也颇有声名。编书目的系从农本观念出为了表示皇帝重农遵照尧、舜旧规由朝廷“敬授民时”而已。全书布局依次分为：天时、土宜、谷种、功作、劝课、蓄聚、农余、蚕桑八门。该书把天时、地利的因素和“劝课”（即政治领导）提到了空前高度成为主题所在而生产技术知识却退列附从地位。全书引用的书籍总数达到四百二十七种远远过了《农政全书》但作为农书的意义来说没有作者的亲身体会没有什么特殊的新材料。 从清初到道光时（19世纪初年）专门讨论一个小地区农业生产特点和技术而由私人著作的小型农书出现不少。如专论河北省泽地农业的吴邦庆《泽农要录》、专论江南早稻的《江南催耕课稻篇》、山西祁寯藻的《马农言》、陕西杨屾的《知本提纲》和《修齐直指》、杨秀元的《农言著实》等等都是根据地区需要和特点写成的在当地有较大的生产指导意义。清中叶以前曾出现了多种专论某种作物、蚕桑或兽医的专业农书其中有方承观《棉花图》陈世元《金薯传习录》蒲松龄《农蚕经》杨屾《豳风广义》以及《养耕集》、《抱犊集》等等。《豳风广义》书中所记蚕桑生产经验切实可行也不失为能指导生产经营的手册。 花谱、果谱的种类更多比较有名的两种花谱一是《秘传花镜》一般称之为《花镜》流传较广作者陈淏子。全书共分花历新栽课花十八法花木类考三个主要部分。书中内容有不少是作者自己的心得和询问得来的经验甚至有“树艺经验良法非徒采纸上陈言”的第一手记录。另一是《广群芳谱》。康熙四十七年（17o8）康熙帝下令组织一班词臣将明王象晋的《二如亭群芳谱》改编成为一百卷的《广群芳谱》。这部书内容庞杂体裁也有所改进但农业生产意义不大。 到清代小农经济破产的情况日见严重当时有些知识分子重新搬出区种法想借此来维持小农经济的继续存在但并没有产生过任何实际效果。这类书有王心敬《区田法》、帅念祖《区田编》等等。 第二章土地制度和阶级关系（上） 第一节旗地在清代土地制度中旗地是特有的土地占有形态。 旗地的形成天命六年（1621年明天启元年）后金占领辽沈并迁都辽阳布“计丁授田”令将辽沈地区大量闲置土地分给驻地军士耕种。这是最早的旗地。而旗地的大规模形成却应该是在入关之后。 顺治元年（1644）五月清军进北京12月颁圈地令：丁丑谕户部我朝建都燕京期于久远凡近京州县民人无主荒田及明国皇亲、驸马、公、侯、伯、太监等死于寇乱者无主田地甚多。尔部可概行清查若本主尚存成本主已死而子弟存者量口给与。其余田地尽行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此非利其地土良以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无处安置故不得不如此区画。1自此令布后开始在近京三百里继之在近京五百里之内圈地不止。 几乎是与圈地令下达的同时顺天巡按柳寅东上疏言“满汉分居”之便：“第无主地与有主地犬牙相错势必与汉民杂处不惟今日履亩之难恐日后争端易生”要求“满洲各住一方”使“满人汉人我疆我理无相侵夺争端不生”。这样满洲汉地房“兑换”又提上议程。顺治二年（1645）十二月户部尚书英俄尔岱等又言：臣等奉命圈给旗下地亩查得易州、安肃等州县军卫共三十六处无主田地尽数拨给旗下犹若不足。其未察地方如满城、庆都等二十四州县尚有无主荒地若拨给旗下则去京渐远兵民杂处多有未便议将易州等处有主田地酌量给旗而以满城等处无主田地就近给民。实际上“兵民杂处”、“满汉分居”等均非换拨之真意以瘠换良无限量的霸占土地才是拨换的实质。 清初的圈地、拨换从顺治元年十二月开始历四十余年直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才令“嗣后永不许圈”。据雍正八年（173o）统计：“直隶九府内除广平、大名二府远处京南均无旗庄坐落其余七府所辖有旗庄坐落者共计七十七州县卫广袤二千余里。”圈地的停止是广大汉族人民包括官员、缙绅反对和斗争的结果。 所谓圈地指的是与步弓丈量不同的量地方法。“凡丈量州县地用步弓各旗庄屯地用绳。用步弓曰丈用绳曰圈。”姚文燮在《圈占记》中记述：凡圈民地户部遣满官同有司率笔帖式拨什库甲丁等员役所至村庄相度田亩两骑前后牵部颁绳索以记周四围而总积之每圈共得几百十晌每壮丁分给五晌1《八旗通志》卷18。 晌六亩晌者折一绳之方法其法捷于弓丈圈一定则庐舍场圃悉皆屯有而粮籍以除。1两骑携绳奔驰那管有主、无主皇亲、百姓绳索之内尽归为旗有了。伴随着圈地出现了投充投充者一般可分为两类其中被勒逼者占绝对多数为了保全性命和点滴财产所谓“庄头及奴仆人等将各州县庄村之人逼勒投充不愿者即以言语恐吓威势迫胁”“惑于土贼奸细分民屠民之言辄尔轻信妄行投充”。有少数“投充者非大奸巨恶即无赖棍徒始冒人地为投充即倚投充而肆虐凌侮官员欺害小民任意横行者。”兑换、拨补始于顺治二年（1645）零星者外大规模兑换约两次：一次是顺治四年（1647）波及九十余州县卫以五十二个州县卫的瘠地拨换了三十八个州县卫的良田九十九万三千七百零七晌即近六万顷（《东华录》卷3o）。另一次是康熙三年到五年底（1664—1666）镶黄、正白等六旗大规模兑换此次波及面更大。 畿辅膏腴圈占殆尽只能停圈将旗地的扩大转向口外。康熙九年（167o）户部遵谕议：“今以古北口外地拨与镶黄正黄旗。罗文峤外地拨与正白旗。冷口外地拨与镶白正蓝旗。张家口外地拨与镶红镶蓝旗诏从所请。”2康熙中期以后盛京三部又在兴京、辽阳、牛庄、岫岩、开原、抚顺、本溪等地圈占土地建立庄屯。还在吉林、宁古塔、三姓、齐齐哈尔、黑龙江、墨尔根、呼兰等圈占大量良田建立庄屯。总之圈地并未真正停止只是从关内转向关外。 旗地的类别、数量和性质旗地按其坐落可分为：畿辅旗地、盛京旗地和直省驻防旗地三类。畿辅旗地是坐落在顺天、保定、河间、永平等府的旗地总数为十六万余顷。盛京旗地为坐落盛京、热河、锦州、归化等处的旗地大致为六万顷。直省驻防旗地是旗兵驻扎各直省所圈占的土地如顺治二年曾令在直隶顺德府、山东济南府、德州、临清州、江北、徐州、山西潞安府、平阳府、蒲州八处圈占无主房地及故明勋地给满洲兵丁1。其后宁夏、西安、荆州、江宁等也圈过地。总数很难统计数量不大无法与前两者相比。据不完全统计：太原驻防旗地六千五百四十一晌、德州四千三百八十五晌。 从顺治元年到康熙二十四年的四十余年间共圈地十五万四千一百五十九顷十六亩2。而据地方志统计却远远过此数。清统治者从所圈土田中1《皇朝经世文编》卷31。 2《八旗通志》卷18。 1《清世祖实录》卷2o。 2《八旗通志》。 先选择膏腴上地设立皇庄其次按爵秩分给王公大臣设立王庄再次是分给八旗官员兵丁称为一般旗地。这样旗地又可分为皇庄、王庄和一般旗地三类。 皇庄也称内务府官庄简称官庄。据和硕礼亲王代善之后生活在乾嘉之际的昭梿记载；皇庄共占地一万三千二百七十二顷八十亩有奇包括畿辅官庄和盛京户、礼、工三部及三陵官庄两部分。计盛京庄八十四、山海关外庄二百十有一、喜峰口古北口外百三十八、畿辅庄三百二十有二。但实际还要多些。 皇庄起源于入关之前天命十年（1625年明天启五年）令在辽沈地区造汗及贝勒之庄每庄十三男牛七1。第二年皇太极即汗位汗庄继续扩大。定都燕京后伴随着疯狂的圈地皇室也不断挑选膏腴设置皇庄同时也不断接受投献于是便有一批皇庄分布京畿各州县卫。在汉民的强烈反抗下康熙八年后皇室将圈地设庄转向关外在奉天、归化等地大设庄田。皇庄的土地来源主要是圈占此外还有拨官田、入官田拨余田和开垦荒田。如康熙九年在南苑置四庄二十四年又在直隶新建部分粮庄都是拨官田建立的。乾隆二十五年（176o）议准附近州县入官地一千五百九十九顷三十八亩增设大庄二十三所半庄七十三所。 皇庄种类繁多有银庄、粮庄有菜园、果园、瓜园有蜜户、苇户、棉户、靛户有煤军、灰军等等。 银庄所谓顺治初年近畿百姓带地来投设为纳银庄头计立庄百三十有二不立庄者仍其户计二百八十五。计“上地二十八顷之庄头一名纳银七百两。上地二十一顷之庄头一名纳银四百两。下地二十七顷之庄头一名纳银三百两。畦地二顷三十八亩之庄头一名纳银二百五十两。地十八顷之庄头二十九名各纳银二百两。地九顷之庄头二名各纳银一百两。又地七、八顷之庄头九十七名共地一千零二顷二十亩九分各按亩纳银一钱一分有奇。”1除带地投充人外还有不带地的投充人由清皇室“各给绳地”每绳四十二亩叫绳地人对他们是按亩征银每亩三分草一束按清代习惯草一束折银二分共五分。纳银庄头所交银两较轻最高者每亩二钱五分最低者只五分因为是投充均给予一定优惠以鼓励群起效尤。 粮庄情况较银庄更为复杂。清初定每庄耕地一百三十晌另给四晌作为场园马馆给牛八头还给房屋、口粮、器皿、田种等。康熙九年增庄养丁每庄地十八顷壮丁十五名佥一名为庄头叫做整庄。半庄地九顷壮丁七名佥一名为庄头。康熙八年时将各庄分为四等。康熙五十一年（1712）定：“一等庄岁纳粮二百五十石二等庄二百石三等庄一百九十1《满文老档》太祖卷66。 1《大清会典事例》卷1197。 石四等庄一百二十石半分庄每岁纳粮六十石。纳粮庄中又有豆粮庄和稻庄等。豆庄多系带地投充各庄土地数量并不划一。稻生长于水田稻庄的土地数也不划一。粮庄虽有纳粮定额但却时有折变还不时有各种花色的附加如康熙十二年（1673）令：关内一、二等庄岁输大猪二或常有猪四三、四等庄输常有猪三。雍正三年（1725）令：盛京及关外各庄不论等次岁输鹅一。雍正十三年又定：“关内庄不论等次每庄岁输广储司红花八两内管领埽帚二十笤帚三十瓢十九芥子一斗蓼芽菜子一斤关外庄不论等次每庄岁输茜草五十斤线麻十八斤小根菜蒌蒿菜各十六斤黄花菜十斤。” 菜园、爪园情况类似康熙十二年“安设瓜园菜园除额给地（十九晌）外并给养家口地一百二十亩牛四头蒲簾一百二十五秫秸三千五百束”。到康熙五十一年“丰台安置菜园十一所除给地外并与凿井六口牛四头房三间”。康熙六十年（1721）定“瓜菜园一律给旱地九顷”1。果园分布在盛京、广宁、顺天、保定、河间、永平等地分为投充和自设两种据统计盛京旧园丁三百五十一名广宁旧园丁一千一百七十三名携地来投新园一百二十一所畿辅各州县设一百三十六所。各庄地亩及交纳果子品种也不一致均以所纳果品价格准折地丁银。 蜜户、苇户、棉户、靛户等也多系清初带地投充者。蜜户计带地二百八十九顷六十三亩五分“每地六亩征蜜五斤交纳官三仓”康熙四十九年（171o）以乌拉捕牲蜜丁所进蜜已足用嗣后蜜户俱按地征银每亩征银五分。2苇户带地不等计地一百四十九顷八十二亩一分按地肥瘠每亩征银一分至八分不等。除每年额征芦苇四万三千七百五十二斤每斤折抵银三厘五毫八丝九忽外额征银五十二两三分五厘五毫七丝二忽交广储司库。棉靛户共六十二丁每丁地五十六亩共地三十四顷七十二亩。棉户每丁征棉花五十斤靛户每丁征水靛百斤。交广储司3。 皇室同各庄、园、户等共同组成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这个单位基本上可以脱离市场而自存。不仅宫廷内帝、后、妃、皇子、公主、太监、宫女之所需均可由庄、园、户上供甚至马厩牛圈所需的镫油花爆作所用麻秸鹰鹞房所用瓢翎等等均由各庄、园、户抵折交纳。可见入关之初的清皇室对商品经济是相当隔膜的是极少接触的。 各庄、园、户的劳动者的身份地位又怎样呢？银庄、部分菜、瓜、果园及部分户系清初带地投充或不带地的投充者清皇室给予一定优惠。以银庄为例每亩纳银一钱一分相当于当时直隶民田之赋“直隶民赋田每亩科银八厘一毫至一钱三分不等米一升至一斗不等豆九合八抄至四升不等”1《大清会典事例》卷1196。 2《清朝文献通考》卷5。 3《大清会典事例》卷1197。 1。绳地人每亩纳银五分携地投充的菜瓜等园和蜜、苇等户纳银数大体也是五分在民赋中也是低档。可见投充者的身份地位相当于编户齐民。特别的像带地二十七、八顷的人他们绝非劳动者应为地主阶级。总之投充者是编户齐民其中既有地主也有自食其力的自耕农民。至于皇庄上的壮丁身份地位就大不相同了。壮丁来源大致有四：1.“东来人”或称“盛京随来陈壮丁”是皇庄壮丁的主要部分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入关前所俘汉民数量很大；2.因罪遣的犯人和入官奴仆；3.庄头置买的奴仆称为“庄头户下壮丁”；4.无罪遣的奴仆雍正时以“生齿日增钱粮浩繁”将内府部分奴仆“派往各庄服田力穑”（《清世余实录》卷2o）。这些壮丁之间身份地位虽有区别总的说人身依附关系很强地位很低。他们是皇室的私属不列入国家编民内务府为他们设有专档每十年编审一次。会计司又设三旗庄头管理处专管庄田、户口、地亩、粮银等。这些壮丁必须世世代代在皇庄上劳动服役不得离开。如有逃跑或混入民籍当治重罪皇室可以任意支配可以分拨皇子陪嫁公主赏赐臣僚赠送亲友壮丁们子孙繁衍也必须留在庄上壮丁子孙无权赴考应试更不准做官为吏他们耕种皇室的土地使用耕牛、种子乃至房子器皿都由皇室另拨受剥削甚重。其身份地位相当于刚刚摆脱奴隶地位的农奴。其中“庄头户下壮丁”地位更低是庄头私属衣食于主人应属奴隶。 王庄即属王公贵族的庄田设置于入关前。清朝的王公贵族分为宗室和异姓两种。前者指努尔哈赤的子孙后者指皇室以外的如开国功臣和皇亲国戚。宗室封爵分为十等异姓贵族分为五等。封爵时根据恩、功两方面称“恩封”、“功封”。顺治年间王公庄田的土地来源是圈地和带地投充。当时分领到的土地一是根据封爵另一是根据所授壮丁数数量不一。康熙以后对亲王、郡王、贝勒、贝子等的赏封作了统一规定只按爵秩赏赐壮丁不再拨地。康熙六年（1667）规定：“给亲王旗下满洲佐领十、蒙古佐领六、汉军佐领四、内务府佐领一、旗鼓佐领一、内管领一。山海关内大粮庄二十、银庄三、半庄二、瓜果园各二关外大粮六盛京大根四盛京三佐领下人五十户果园三、带地投充人五百七十六名、新丁八百九十九名、炭军、灰军、煤军各百名。”（《大清会典事例》卷1198）到康熙十四年三十八年乾隆元年、六十年都曾作过修定呈现了递减趋势。实际上亲王所得绝不仅此数特别是清初带地投充和虏掠的壮丁数都很大。此外亲王还拥有广阔的牧场、山场等。郡王以下赏封有差从略。 八旗官兵庄田即通常所说的旗地称一般旗地数量较大。据《八旗通志》统计：八旗壮丁地二百三十三万五千四百八十七晌合十四万零二十九顷二十二亩。土田也按秩爵和壮丁数分拨。一般兵丁只给壮丁地每丁五晌即三十亩。官员除壮丁地外还拨给园地。顺治六年定：公侯伯各给园地1《清朝文献通考》卷1。 三百亩子二百四十亩男百八十亩都统、尚书、轻车都尉百二十亩副都统、侍郎、骑都尉六十亩一等侍卫、护卫、参领四十二亩二等侍卫、护卫三十亩三等侍卫、护卫、云骑尉二十四亩（《大清会典事例》卷159）。这些都是额数实际数是有出入的。在清初八旗官员的土地也多采取庄田形式经营使用奴仆生产一部分兵丁家庭也使用奴仆生产只有少数兵丁的土田由家人亲自耕耘。 旗地的变化旗地包括皇庄、王庄、八旗官员庄田乃至兵丁土田基本上均使用奴仆生产入关前后的战争中有诸多汉人被俘在圈地过程中又有一些汉人被迫为奴伴随着圈地授田他们被分派到各种庄地上生产劳动。这些人掀起了连绵不断的反抗斗争。斗争的形式多种多样其中最有效的是逃跑大规模的逃亡。顺治三年就“只此数月之间逃人已经数万”乃至多尔衮惊呼“入主以来逃亡已十之七”1。顺治十二年福临说：“然法不严则窝者无忌逃者愈多驱使何人？养生何赖？”2壮丁的逃亡直接关系着满洲贵族的根本利益。此外壮丁们还以怠工、盗典旗地、盗卖庄内粮食、牛马、器物等形式破坏生产反对庄主。 旗地的变化始自一般旗地即八旗官员兵丁地。变化的过程大致为：第一退出土地由户部支钱粮月米。顺治十一年正月都察院土赖等言：满洲兵丁虽分土地每年并未收成。穷兵出征必需随带之人致失耕种之业往往地土空闲。一迂旱涝又需部给口粮且以地瘠难耕复多陈告。而民地又不便再圈请查壮丁四名以下地土尽数退出量加钱粮月米其马匹则于冬春二季配与喂养价银。其退出之地择其腴者许令原得瘠地之人更换余则尽还民间。在满洲有钱粮可望乐于披甲而又无瘠地之苦。至民间素知地利复不至于荒芜。1这段话充分说明满洲官兵得到了圈地而其结果是土地由良变瘠使农业生产遭到破坏阻碍了生产力的展。后来清王朝将这部分退圈地和旗人户绝田、入官田立为八旗公产召汉人佃耕取租解部按旗分给以资养赡。第二将圈地典卖典卖旗圈地也是在入关不久就出现的因为旗人根本不懂农业生产所得圈地多荒芜当经济拮据或急需时很自然就渐次将地亩典卖与民间为业。但是旗地历来是禁止买卖的如有违犯“将所卖之人地土房屋及所买之人价值尽行入官买者卖者治罪。”（顺治十八年内阁户部史书）关于旗地开始是绝对禁止买卖的禁令屡屡颁到康熙九年1史惇：《惇力余杂记·图地》。 2《清世祖实录》卷9o。 1《八旗通志》卷18。 则修改为：“官员甲兵地亩不许越旗交易兵丁本身耕地不许全卖。”2后来又修改为：不准典卖与民。不管是禁止越旗交易还是禁止旗民交易这些禁令全是一纸空文实际上旗人典卖土地早已司空见惯。雍正七年（1729）谕：“八旗地亩原系旗人产业不准典卖与民向有定例。今见有典卖与民者但相沿日久著从宽免其私相授受之罪各旗务将典卖与民之地一一清出奏请动支内库银照原价赎出。”说明旗地典卖为时已久而且已具相当规模。乾隆四年（1739）户部估计“民典旗地不下数百万亩典地民人不下数十万户”1。据御史舒赫德在乾隆二年估计“则昔时所谓近京五百里者已半属民人”。到乾隆二十二年“大抵二百年来此十五万顷旗地除王公庄田外尚未典卖与民者盖亦鲜矣”2。这是说一般旗地已基本典卖完毕为八旗生计自雍正七年后清皇朝多次动用内帑回赎赎回之地一部分安设庄头另一部分“先令原业主照原价交官还给原产如原业主不愿承领即准各旗官兵及闲散人或扣俸饷或交现银承买”3。实际上“贫乏兵丁食饷有限无从措价”就是“官员间有一二人尚扣俸认买”其结果“势必尽归富户究于贫乏旗人未必有益”4。回赎的措施加了旗人的分化促使了旗人大地主的展这些旗人大地主绝不会重新采用农奴制役使壮丁生产必定招佃取租。实际上当旗人典卖旗地与汉民时典买者确有自耕小农他们典到小块土地以家人的辛勤耕作维持全家温饱。但是绝大部分旗地是被各种型号的地主典买了。他们典买土地之后理所当然的按汉民的生产形式招佃承种限期交租。当乾隆四年动用内帑回赎典卖旗地时户部对此等情况已有估计和安排。“民典旗地动公项取赎在百姓不苦于得价还地实惧其夺田别佃应令地方官于赎地之时询明现在佃种人姓名及现出之种数嗣后无论何人承买仍令原佃承种。”5应该说这是旗地由农奴制转化为租佃制的另一途径。第三应该承认还有一条途径即旗人直接招汉民佃种清初战争频仍出征时又需携带壮丁所分得土地无人耕耘很自然的会招汉民承佃还有的旗人之家不谙农事就地招汉人佃种取租而食也有的土地较多不得不招汉人佃种。当时旗民杂处旗地民田犬牙相错旗人之家仿效汉人地主的办法招佃取租也是顺理成章的。雍正十二年（1735）的资料可为佐证：八旗地亩坐落直属州县为数浩繁片段错落非逐细勘丈无由知其确数。而该佐领下催领人等贪图私取租银勾连地户将余出地亩及户绝田亩隐匿不报亦有佃户因无业主取2《八旗通志》卷18。 1《大清会典事例》卷159。 2《畿辅通志》旗地条。 3《大清会典事例》卷159。 4《清高宗实录》卷1o4。 5《大清会典事例》卷159。 租乘机隐漏隐为己业者。1总之旗地经营由农奴制转向租佃制始于清初。像孙嘉淦所说：“查我朝定鼎之初虽将民地圈给旗人但仍系民人输租自种民人自耕其地旗人坐取其租。”大约到乾隆十年前后已完成了这个过渡。在一般旗地上仍然采用农奴制经营的虽不能说完全绝迹但为数不多了。 与一般旗地变化的同时皇庄、王庄也在变化。由于皇庄和王庄的经营基本相同且以皇庄为例。皇庄建立之初庄上的劳动者是国家机器凭借强权佥拨的他们没有人身自由也没有自己的私有经济房屋、耕牛、种子、器物、口粮全由内府供给。在当时庄头是从壮丁中佥拨的与壮丁的地位相同都是奴仆庄头的任务仅是管辖壮丁催收银谷汇总上缴。随着时间的推移皇庄在变化先是庄头在催收和上缴之间得到一定量的庄上的生产物逐渐积累了财富表现为牛具、种粮已勿需内府供给。康熙二十四年定一、二等庄不再给牛雍正时废除了官给牛种的规定可为佐证。这时的庄头已从一无所有的管庄奴仆变成了拥有相当财富的管庄人。为鼓励庄头经营的积极性内务府定山海关内粮庄于额外多纳一石者赏银四钱其中最多之庄头除赏银外酌量赏予马匹、端罩。少一石者责二鞭鞭止一百。到康熙五十五年又定：各庄头急公无欠经四、五十年者给八品顶带二、三十年无欠因年老不能当差者均给九品顶带。但如拖欠钱粮却要照章惩处欠六七分者鞭六十枷四十日。甚至准予庄头子弟应考通过科举步入仕途。这些奖惩更进一步促进了庄头们对壮丁的压榨和对财富的更多追求。这又进一步加剧了壮丁的反抗斗争使庄头们难于执行征粮派差约束壮丁的职责。不少庄头递呈要求将滋事壮丁拨往他处。壮丁典卖土地说明皇庄上出现了严重危机再生产无法维持了它从根本上动摇了皇庄的基础。庄头们也深感管辖这些不驯的壮丁不如将土地招佃出租更为有利。实际上庄头们也早已将部分土地出租了而且比例越来越大至此对壮丁的逃亡不再追究且恰好利用壮丁的逃亡大量招佃扩大租佃制这样租佃制就大规模的展了。 乾隆九年（1744）令畿辅、奉天、热河、驻马口等地内务府所属庄园除庄头亲生子弟及因罪遣壮丁外其盛京随来自置、投充及无罪拨庄的壮丁只其中的鳏寡老幼残疾与少数委用年久有益农务的壮丁仍令庄头“留养”其余转交该州县载入民籍听其自谋生计。它使几万名壮丁从农奴制下解放出来从奴仆甚至奴隶变成了良民官庄由于大批壮丁的释放也只能招佃实行租佃制。内务府官庄的变化影响了盛京三部和三陵乃至王公庄田租佃制在迅展着。乾隆十年前后的改变表明清皇室移植、扩大、维护农奴制的彻底失败。 旗地普遍实行租佃制后皇庄上的庄头仍保留下来他的职能已生变1《大清会典事例》卷159。 化他们除仍然役使极少数壮丁外还有管理土地出租、催租、收租和转送内府等成了名符其实的二地主。庄头二地主们不时加重对佃户的地租剥削和其他勒索佃户们向庄头所交的地租往往过庄头上纳皇粮原额的二、三倍。严重的盘剥必然引起佃户们的反抗他们抗租“霸地”反抗二地主。佃户们的斗争也促使了皇庄和庄头矛盾的激化庄头本应是皇室的奴才皇室利益的维护者事实上庄头却凭借皇家肆无忌惮的肥己当他们遭到佃户的激烈反对预感到这样下去没有太大油水时便将皇庄土地典卖皇室尽管屡令严禁再三再四的清查、重惩但收效甚微。而买到土地者往往就是佃地耕种的佃户。当帝国主义入侵割地赔款辱国丧权财政极度紧张时清皇室从掠夺一批私产及补充财政亏空出决定丈放庄田变价升科。到清末锦州庄田已丈放完毕清皇室得到了一大笔价银清朝也增加了田赋收入。 从圈地到丈放经历的是夺民田为官田而又价卖官田为民田的反逆过程。这个过程证明了人的主观意志不能改变社会展的客观规律。 第二节农业租佃关系贵族和缙绅地主及其主佃关系对于贵族和缙绅地主及其佃户清律通过一些特殊条款严定了尊卑之分维护了等级制从根本上重申了主佃名份。贵族和缙绅地主与佃户仍然是等级森严。一方为特权阶级一方为平民百姓两者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都地位悬殊在法律上当然无从平等。第一清律与唐明律一样揭“十恶”、“八议”于律以为总纲对皇亲国戚和特等官绅则以所谓“亲”、“故”、“功”、“贤”、“能”、“勤”、“贵”、“宾”等名义在讯问和定刑时予以减、缓、免、赎等特殊照顾这就为许多皇亲国戚等权贵地主的无法无天开了方便之门。第二“凡下法绅衿私置板棍擅责佃户者官员照违制律议处余罪收赎。衿监革去衣顶杖八十亦照例准其收赎至有奸顽佃户拖欠租课欺慢田主者杖八十所欠之租照数追给田主”1。第三清律还通过“文武官犯公罪”、“文武官犯私罪”等条规定官员犯罪至杖刑的一律不须执刑可以采用罚俸、降级、调职、革退等法轻议。这一系列律文揭示了立法者的一种深心：官绅犯法不能与庶民同科。至于社会上主佃名分的存在则比清律上所反映的还要广泛得多。有的地主并非贵族官僚但对佃户也仍然死守着名分关系当然缙绅地主这样作的更多这样的状况直至嘉道年间甚至更晚仍未改变。清代自雍正乾隆间允许旗地自由买卖和宣布大量家奴、壮丁“出旗为民”以后贵族已基本转成了地主。但仍有少数贵族以贵族兼地主的身分残存着山东曲阜孔府便是这样残存势力的一个典型。这些权贵与佃户的名分关系在社会上还有着牢固的和广泛的基础。 其一主尊佃卑、主贵佃贱和人身隶属关系的存在。这种现象在顺治康熙年间还相当多和普遍这不仅是因为当时北方的东北和京畿出现了数以万计的庄奴、壮丁徽州、宁国等地的“伴当、世仆”全未解放而且因为江南许多经济最达的地区亦莫不如此。康熙初年有人谓：“佃户例称佃仆江南各属皆然。”又称：“内地（指苏州、太仓）佃户与仆无异。”1有的地方甚至“将佃户随田转卖勒令服役”2。因此至康熙二十年户部奉旨通令全国禁止绅衿大户将佃户“欺压为奴”或将其“随田转卖勒令服役”。“如有将佃户穷民欺压为奴等情各该督抚即行参劾”3。乾隆及其以后残存的旧习仍所在皆有。曲阜孔府是保留下来的大贵族地主1《大清律例增修统纂集成》卷4、26、27、29。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8o9《刑律斗殴》。1康熙《崇明县志》卷4《赋役》卷6《风俗》。 2康熙《江南通志》卷65《艺文》；徐国相：《特参势豪勒诈疏》。 3张光月：《例案全集》卷6《户役》。 其佃户例系朝廷钦拨必须“轮流膺差世世服役不准出户”4。这是乾隆十七年的事。徽州等地的世仆早于雍正初年即已“开豁为良”但迟至道光时还有似世仆非世仆似良民非良民的所谓“细民”“不下数千余户”5。直隶沧州“绅士田产率皆佃户分种佃户见田主略如主仆礼仪”6。山东新城“官旗居半皆称谓大户”其余甲等平民百姓则称“细民细户”“其甲之视大户不啻奴仆之于家主需索不便鞭挞随之”7。湖南长沙地处交通要道又属鱼米之乡商品经济活跃但“以强欺弱”的地主竟“擅将佃户为仆”佃户已故至“卖嫁其妻若子并收其家资”8。这样的佃户实际上完全成了地主的奴隶不仅佃户本人无独立人格与私有经济连同佃户的妻室子女全成了地主的私属。《儒林外史》第四十七回里反映扬州大盐商方家在各地大买田地方家主人下乡的时候庄户必须像迎神一样“备香案迎接欠了租又要打板子”。吴敬梓这部所反映的历史是以南京为中心的经济最达地区的社会缩影。乾隆年间四川有位田主吴耀祖并非很有势力者因事与佃户生了争执吴为了夺田另佃宣布要把未熟的黄豆毁掉佃户跪在地下求“宽缓”吴骂道：佃户就同他家的“奴才一样”1。广东风气甚开但乡里的风俗仍是视佃户为“贱人”可以用扇子头殴打进行侮辱2。至于贵州云南一些边远地区不少世仆制度还原封未动。云南永善县有个“佃田世仆”者普他同妻子明珠和五个儿子都被鲁家买为世仆。乾隆四十八年他带同妻子逃到四川雷波厅但被鲁家现追捕了回来经一再辗转出卖“骨肉离散”万分痛苦者普恳求鲁家回赎使家人团聚鲁家反而置之不理3。像这样的佃仆生活几乎与牛马无异了。 谈到主尊佃卑还有个社会习俗问题。这个问题文献上有时还谈得不很多或不很明确但在社会上直至近代还有一些地方存在。清代律例谈到佃户或雇工与田主之间有无主仆名分的时候往往要看佃雇与主人能否“同坐共食彼此尔我相称”有时也提“同坐共食平等相称”。“同坐共食”、“尔我相称”或“平等相称”都好理解。什么叫不平等相称呢？就是佃户、雇工称主家的人必须尊称“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之类而主家人称佃户、雇工则可以不论辈分直呼其名。凡是缙绅地4参看何龄修等合著：《封建贵族大地主的典型》3o4页。孔府档ooo五o六九之二十五。5光绪《大清律例汇辑便览》卷27《刑律·斗殴》上。 6光绪《畿辅通志》卷71《舆地略·风俗》。 7民国《重修新城县志》卷11《职官二》。 8同治《长沙县志》卷2o《知县朱前诒条陈利弊》。 1《清代地租剥削形态》下293页。 2《清代地租剥削形态》下293页。 3同上书293—296页。 主即一般的所谓“官老爷”要他们从法令上或文券上废除主仆名分当然难但是要他们从生活习俗上做到与佃户、雇工“同坐共食平等相称”则尤难。在缙绅地主与佃户间继续维持上述习俗上的等级名分几乎是百分之百。 其二视佃户如仆役任情使役。雍乾之际大量“出旗为民”和消灭农奴制以后租佃自由进一步展一般庶民地主与佃户政治上无主仆名分经济上仅存在佃地交租的关系在这种背景下少数贵族地主和众多的缙绅地主继续奴视佃户在剥削高额地租的同时再驱使佃户无偿供役这是农奴制残迹的一种表现。这种残迹在清代贵族和缙绅地主经济中存在异常广泛在非身分的地主经济中亦有某些实例。程昌于明后期成书的《窦山公家议》中说：“置立庄佃不惟耕种田地且以备预役使”。这是明末徽州的一位官豪兼佃仆主人的自白。清代的贵族和缙绅都默识心通地以此为法宝役使佃户成风。陕西、甘肃乾隆前鼓励垦荒百姓因畏惧差徭乃“借绅衿报垦自居佃户”结果乃招致无穷灾祸遭受绅衿们没完没了的役使1。山东菏泽有寡妇谷王氏依仗自己是田主谷正道的同族经常指使谷正道的佃户王三干这干那稍有不服使唤便不干不净的混骂并威胁要把王三撵走2。前述长沙豪民以强欺弱抑勒佃户为仆“恣行役使过索租利”甚至呼唤佃户妻女“至家服役”亦“不敢不从”3。乾隆中武进人钱维城说：当时南方“富者田连阡陌而贫者或无立锥农夫受其田而耕之役使如奴隶”4。贵州苗寨富民重利盘剥钱一千谷一石一二年加息“数倍”穷民不能偿即“折以山地衣服各项转求佃耕或易他山地为之佃耕听其役使”1。贵州大定还通行一种风俗：“凡是佃种田主田地写有佃约就听凭田主差唤”2。这就不仅仅是缙绅甚至连一些非身分田主也可以对佃户循例差唤了。由此再次证明在贵族绅衿领域佃户的身分始终是十分低下的。从曲阜孔府和全国各地所保存的材料看这些差役包括十分广泛的内容：一是业主外出例由佃户担任脚夫、水夫或抬轿等夫役。二是给业主看家或待客人干待客杂役。三是承担主家内外许多修缮事宜的杂工。四是随同业主家人从事采购。五是令佃户妻女或儿童帮主家内宅仆役干活。六是帮主家看管山场、庄所和巡夜等。七是协同主家家仆催租、讨债以至打冤家。八是主家遇有婚丧嫁娶等事则佃户必须随时“听候1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141。 2《清代地租剥削形态》下《额外剥削》。 3同治《长沙县志》卷2o。 4《皇朝经世文编》卷11《养民论》。 1严如煜：《苗疆风俗考》卷1下。 2《清代地租剥削形态》下《六、其他》。 差使”出工效力3。 其三对佃户肆行凌辱、打骂、拘禁以至惨害人命等。刑科档案记载乾隆三十一年直隶宝坻县捐职地主王铨柱因佃户苏舜臣欠了点租子被板责十五板同时叫官差把舜臣的弟弟苏汉臣拘留了起来。随派其捐贡儿子王谊一道逼勒典史大闹县堂硬要县署差拘佃户。江苏奉贤地主金胜章因佃户欠租活动松江府票差擅自锁押佃户至五六名之多其中一名佃户王武京竟被锁在船舱内活活冻死4。康熙后期的浙江天台“连年荒歉十室九空”但“台人多为富不仁惟利是视。访问每于岁暮封印之后差遣悍仆豪奴分头四出如虎如狼逼取租债举其室中所有搜攫一空。甚而掀瓦掇门拴妻缚子又甚将本人锁押私家百般吊打”1。另据一些文集与方志揭示：江南地主往往养尊处优“深居不出一任纪纲仆所为”。结果导致农民“破家亡身”甚至“逼其钱财妻女置之讼狱出尔反尔”。“司租之徒欲求媚于主人于佃农概不宽贷恶声恶色折辱百端。或预挟悍隶入乡收租一不如欲出缧绁而囚之甚至有以私刑盗贼之法刑此佃农即或情实可原如疾病死丧之故至种而弗耨耨而弗获获而无以纳租纳租而无以充其额者自宜宽其既往贷其将来何乃诉词未毕而行刑之令早下矣。况田主控一佃农止给隶役数百钱而隶役之索贿于佃农者初无限量。或田主以隶役行刑不力倍给之钱至有一板见血等名目俾佃农血肉横飞畏刑服罪虽衣具尽而质田器田器尽而卖黄犊物用皆尽而鬻子女亦必如其欲而后已故岁以县计为赋而受刑者无几人为租而受刑者奚啻数百人至收禁处有不能容者。更可异者赋有几则而租独一例以吴江之下下田而论纳一升五合者亦收租一石有余”2。还有些地主并未直接将佃户杀害因为公然残害人命民愤太理难容。但是他们既对佃户人身折辱百端经济上又陷人于倾家荡产卖儿卖女的绝境从而使佃户备受贫病气等无端摧残以此致死和自杀以至全家自尽者更在在有之。乾隆中直隶定兴县6光曾揭出一件令人惨不忍闻的事情。一个岁暮他买米数斗回家“路闻哭声哀视其门恍然曰：此吾亲属赵某家也。疾趋入见置鼎地上中贮粥火燃鼎沸粥蒸蒸然赵某家人环泣。讶而诘众哭极哀不能对。中有十五岁儿赵某孙也光曾携至室内问以哭状。儿始呜咽言曰：吾邑中数年荒馑负债累累无以偿而旦暮追索甚急易所畜牲畜偿之不足；尽用吾室中衣具器用之物犹不足。势迫计穷故置毒粥3《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三编五册《三、公府差务》。十七册《二、乾隆南巡差徭》。二十册《二、抗差》。《清代地租剥削形态》下《六、其他》。 4《清代地租剥削形态》下《六、其他》。《大清律例增修统纂集成》卷27《刑律斗殴上》。1蒋兆桂：《天台治略》卷6《劝谕富室岁暮善取租债以苏民困以保天和事》。2《杨园先生全集·补农书下》。陶煦：《周庄镇志》卷4《风俗》本文及小字注。中欲以一死脱难也”1。 其四重租盘剥。前面说过清代前期力役租、实物分租、实物额租、货币地租都存在但以实物额租为多。在贵族、缙绅的经济领域由于农民的抗争抵不过官府的镇压因此无论哪种地租形式其剥削都是很苛重的。前面揭露地主阶级如虎如狼地向穷农逼租结果导致农民卖儿卖女服毒自杀等已可概见当时农民在重租渔夺下所过的非人生活。那么当时的地租究竟苛重到何种程度呢？以江浙地区的额租而论亩产二石多的土地上取租一石五六斗其剥削率比之周庄少不了多少。所以嘉庆时松江民哀叹：“赁田力耕输租而外所存糠秕自给”2。乾隆时河南贫民也是“佃他人田者居多终岁勤动所得粮食除充交田主租息外余存无几”3。那么在当日全国商品经济进一步展和资本主义萌芽已应运而生的环境下是否上述贵族和缙绅地主经济营垒仍原封未动看不到任何新的社会潮流的渗透影响呢？不是实际上上述反映商品经济展和农民摆脱封建束缚的永佃权、转租制以至货币地租和在文券上明载王佃无名分等事在缙绅营垒的一定领域都有反映。就连曲阜孔府这类典型的封建贵族其田产除“钦拨”外已早有通过自由买卖而大量购置者。地租则征收粮、银、钱者均有。其拨赐祀田上征收银钱实际属官田征粮性质但是像鱼台县等地的自置田土也出现了“每亩纳租（银）八分”的记载这是货币地租已无疑义1。尼山祭田“严禁佃户买卖”但都“准新佃承顶旧佃地亩随时值找给资本赴公府报明注册更佃纳租”此即允许“换佃”2。其他实行永佃权和转佃制的田主的身分有“生员”、“监生”、“武学生员”、“进士”等。虽不是大官但已属青衿范畴3。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某些一向视为等级森严的封建世家也给佃户解开了主仆名分的枷锁。嘉庆十六年山东日照“贡生”秦子峻雇于鹤年夫妻看管林木秦再给于三亩地耕种不收籽粒即以之抵偿看管林场的工价。“平日平等称呼并无主仆名分”4。这是一个书香之家解除与佃户并雇工之间的主仆名分的典型。虽然旧营垒的变化是微弱的除曲阜孔府外几乎找不到一个像样的官绅。且孔府的拨赐佃户在允许转换的情况下也仍旧是不能“脱籍”的。重要的是坚冰已被打破孔府的自置土地数量越来越多。其变化也意味深长。 1光绪《畿辅通志》卷23o。 2叶梦珠：《阅世编》卷1《田产》；嘉庆《松江府志》卷6《物产》。 3佚名《心政录》卷2《清定交租则例以恤贫民疏》。 1《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三编六册《三、祀田与自置田产的买卖》三六oo。2同上书《四、祀田的侵隐与迷失》四o一五。 3《清代地租剥削形态》下《三、永佃权》、《四、转租》。 4中央档案、“刑科题本·土地债务类”误编入嘉庆十三年王目367o号档册。庶民地主及其主佃关系庶民地主的出现不自清代始。庶民地主包括三种人：一是所谓经营地主。二是与旧的富商大贾的“操奇赢权子母”者有别的新型商人地主。三是农村由个体自耕农以至佃农分化出来的新业主。庶民地主经济的共同特点和优点是多方面的。 第一致力于农商兼营亦农亦商。主要是经营商业性农业和农副业如商品粮和桑、麻、棉、烟、茶、甘蔗、水果、菜蔬、花卉等。这些庶民地主的迹或为就地经营农业和农副业或为移民垦荒或为开山种地。康熙二十八年直隶巡抚于成龙奏报昌平州冯三等自出垦荒地一百二十一顷没有纳粮。康熙帝批：未完钱粮免议自出之年起取征1。乾隆时巴里坤镇臣奏报有奇台商民芮友等三十人愿自购籽种、牛只、农具去穆垒地方“认垦荒地”同时“携赀贸易”2。道光时吉林凉水泉封禁地有民人李永占官荒六千一百五十余垧和另一民人王梦基占地一千一百垧皆“招佃开垦”3。咸丰时该地南界、省西等地有官荒约三十万垧“招垦”有佃民王永祥等立即交押租钱二十余万吊认领垦种4。湖南桂阳有邓氏“皆用力田富”至清初“数十里田舍相望”其子弟或为农民或为诸生后至“兄弟田数百顷以富雄一方”。嘉庆时黄显儒、傅逄辰、彭相煊等人户“亦因勤俭力田富称此乡”5。陕西石泉县王相国道光间以种棉花起家“始佃地而种今则百亩”6。江西宁都尝有福建赤贫农民去赁耕由于抗租斗争大大限制了地主的剥削因此“往往驯至富饶或絜家返本贯或即本庄轮奂其居役财自雄比比皆是”7。嘉兴新塍镇沈元龙分家时只得瘠地数十亩后以力耕家累致千金。无锡浦贤祖孙五代世以力田致富一百年来“浦民最称饶裕”1。南浔文献载：“西邻卖菜翁畎畔尽劳绩。蚕桑利三倍多金买田地”2。这些庶民地主或垦荒辟地或就本土力田经营但主要的都是从事商品粮的生产适量的搞些农副业或贩运等贸易。 有更多的庶民地主的起家和展是由于大量从事粮食作物以外的经济1《清圣祖实录》卷14o。 2《清高宗实录》卷8o1。 3《清宣宗实录》卷313。 4《清文宗实录》卷339。 5王闿运：《桂阳直隶州志》卷2o。 6道光《石泉县志》卷3。 7魏礼：《魏叔子文集》卷8《致李邑侯书》。 1朱士楷：《新塍镇志》卷13《沈元龙传》。黄卬：《锡金织小录》卷7《浦贤》。2周庆云：《南浔志》卷3o《农桑》1《农事总论》。 作物生产。广东的顺德、番禺等县是荔枝生产之乡“问园亭之美则举荔枝以对家有荔枝千株其人与万户侯等”。东莞则种香树者多“富者千株数世亦享其利”3。还有遍植龙眼、柑橙、甘蔗者“食香衣果”“多致末富”。江苏嘉定蔡翁原仅种田一二亩因经营鲜菌生产历十余年便“积资千金以之买田得屋”“有田数百亩”4。“南阳李义卿文达公家有广地千亩岁殖棉花收后载往湖乡间货之”5。 这些庶民地主或自己雇工经营或出佃山场、田亩收取租息。如皖南徽州、宁国、池州、广德等山区从明中代起即出现棚民聚集开山。乾隆四十四年地主巴鸿万等人将山场写立租批佃与怀宁人丁云高、胡宗义讲明预租期十五年租银五百三十两。丁、胡二人雇外地长工种苞谷仅丁云高一人便用六两、四两银子的不等工价雇了长工十二人6。道光年间更有一些出租金数百两至千两的富户预租期二十年一户雇工少则三四人多则二三十人不等1。东北地区先为禁地后涌进了大量从外地流徙而去的移民利用当地肥田沃土人烟稀少的条件始而为佣继而佃营山场、粮田致末富者不少。如山东栖霞县王明先在吉林宁古塔佣工以后租地二百亩雇工种烟成了一位颇有名气的烟农2。 上述众多的富户情况并不尽同有的是出租山场、田亩的地主有的是经营地主有的也可能两种身分兼而有之有的已是原始的租地农业家。有的甚至还是富裕农民。前两种地主基本上还是封建属性的庶民地主但也不排斥个别人走马克思指出的那条改良道路而向资本主义经营转化。 第二主佃与主雇间封建名分的解除。庶民地主与佃户间的基本状况无论从文字和实际看是趋向自由化其中主佃与主雇间公开宣布解除主仆名分是主要标志之一。 乾隆年间的档案中有主佃与主雇间封建名分解除的记录。如乾隆四十年山东沂水县刘玘山佃种马进朝地亩佃户刘玘山因事“殴马进朝毙命”山东巡抚判案定议：“查刘玘山虽系马进朝的佃户并无主仆名分应以凡斗论”3。乾隆五十八年有湖南宜章县曹成昌佃种尹申开田亩亦明载：“并无主仆名分”4。嘉庆、道光年间亦有同样的档案记载。 3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地语·茶园》卷25《木语·荔枝》。 4钱泳：《履园丛话》卷5《景贤》。 5《杨园先生全集》卷43《近古录一》。 6中央档案、“刑科题本·土地债务”乾隆四十七年九月二十三日安徽巡抚萨载题。1道光《徽州府志》卷422《道宪杨懋恬查禁棚民案稿》。 2光绪《吉林通志》卷3。中央档案“刑科题本·土地债务”乾隆五十七年七月二十二日刑部尚书阿桂题。 3“刑科题本·土地债务”乾隆四十一年十月十四日杨素题。 4“刑科题本·土地债务”乾隆六十年二月七日阿桂题。 第三永佃权和转佃制的展及地租剥削的减轻趋向。清代永佃权与转佃制有了新的跃进。但是在贵族缙绅地主的营垒里他们既视佃户如奴仆可任情役使肆行人身迫害和重租盘剥一切大权操在地主手里则为保障佃户经济利益和人身自由的永佃权和转佃制必然很难产生或受到很多限制。因此永佃权和转佃制的产生、展主要是在庶民地主经济领域。由于商品经济的新展和农民的反抗斗争因而导致了永佃权和转佃制在庶民地主经济中的广泛存在。因此在清代与封建重租盘剥而同时出现的有一种地租剥削减轻的矛盾现象。上面第二部分论述贵族缙绅地主时说过当时一般地区的地租额南方普遍是亩租一石五六斗至二石下下地仍征租一石和上地征收三石者亦很不少。可是江浙有不少商品货币经济达的地域如湖州南浔等地丰年亩租只纳稻谷一石左右歉年则只纳三四斗。有的地方平年纳租一般是亩征六七斗而所谓“顽佃”则平年也只纳歉年的租数。还有所谓“奸佃”“顺成之岁且图短少。稍涉旱涝动辄连圩结甲私议纳数。或演剧以齐众心或立券以为信约侦有溢额者黠者遂群噪其家责以抗众不则阴中以祸”。过去纳租是由佃户送租上门这时湖州概无此例纳租时必须由业主亲自操舟至乡间量取1。由于租额被限制在一定数量之内“勤农倍收产户不得过问。谷贱加征（指官府）农不任咎”。因此“务本者众”。已往的灾年往往是农民的鬼门关而地主则稳坐钓鱼船有的地主甚至利用灾荒落井下石乘火打劫因此农民往往因多灾而更多破产天灾紧密相联。可是清代有的情况变了无锡和南浔的佃户都有因灾年免租、减租而起家的1。 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习俗是商人和高利贷者兼并土地农村被视为风险最少的安乐窝因而形成地主、商人、高利贷三位一体的固有体制。可是清前期世道也有些变化“业主佃户莫不以狙诈相尚实与市道无异”2。一方面是农民抗租或利用永佃权与转佃权为工具要求减租；另一方面官府加重田赋征收“农不任咎”。因此“有力之家以田为累不敢置买”已买者或者直接卖给佃户或者以之“投送缙绅以图脱累”。其中尤以城市商人地主卖田者多了起来造成“昔日之田租城多于乡而聚今则乡多于城而散”3。 这类佃户与田主的斗争不仅江浙地区有而且在江西、福建等地也连绵不断此起彼伏。魏礼曰：“宁都（江西）之田下乡称腴他乡田计收1《南浔志》卷3o《农桑》1《完租》。 1道光《嘉兴府志》卷1《风俗》。《锡金识小录》卷1《力作》。《南浔志》卷3o《农桑》1《农事总论》。2《南浔志》卷3o《农桑》1《农事总论》。 3光绪《松江府志》卷5《风俗》引《金山志》。同治《湖州府志》卷29《舆地略·风俗》引乌程高志。光绪《桐乡县志》卷7《食货志》下《农桑》。光绪《无锡金匮杂志》卷3o《风俗》。乾隆《乌青镇志》卷2《农桑》。光绪《黎里志》卷12《杂录》。 谷一石直金一两下乡之田则三两。田以上者起科输粮特重佃户一石之田收至五石四石又有杂种。是田主既费重价复输重粮佃户省去二重一切不与而所收四倍于田主故闽佃尝赤贫赁耕往往驯至富饶。或絜家返本贯或即本庄轮奂其居役财自雄比比而是田赋创立名款用诬田主以耸上听。若使额外科索佃不堪命彼又何难轻其田而耕之十余世、四五世者”4。 上述一系列纪录揭示了哪些问题呢？一者佃户通过政治和永佃权制等的斗争反抗地主的重租盘剥取得了一定的结果不少佃户有通过刻意经营而“驯至富饶者”从而对加个体农民的贫富分化和推动农村走“生产者成为商人与资本家”和遵循封建经济过渡到资本主义经济的道路前进起着积极作用。二者佃户斗争除表现在经济方面外还表现在身分的提高与自由化的加强上江浙闽赣的佃户既取得了永佃权可耕之“十余世”亦可以“轻去其田”任意转佃或退耕。三者佃户的斗争起了某些限制城市商业资本转向土地以加固封建藩篱的作用迫使“昔日之田租城多于乡而聚”的传统倾向改变为清代“乡多于城而散”的新局面进而促使商业资本投向产业等积极方面。四者上述佃户斗争所起的作用主要限在庶民地主经济领域因为庶民地主缺乏与佃户对抗的强大的政治势力。所以当庶民地主斗不过佃户时或者被迫减租或者将土地“投送缙绅”托庇于缙绅地主的政治庇护下以求“脱累”。由此再一次证明：永佃权、转佃权和农民的反抗斗争在贵族缙绅地主经济领域的生、展及其作用受到了极大的抑制。 清代农业租佃关系以乾隆初年为分水岭有着重要的变化这就是由前此的大量旗地、官庄的残存壮丁、奴仆和贱民的繁多劳役地租和实物分租制的广泛存在以及两税制的延续进而演变为土地的比较自由买卖壮丁、奴仆和贱民的基本消灭实物定额租和货币地租的新展和地丁制的推行。亦即由残缺不全的租佃制演变而为更全和自由化程度更高的租佃制。 乾隆时及以后的农业租佃制的新展其主要标志是以桑、棉、烟、蔬菜、水果、甘蔗、花卉、粮食等各种商业性农业及副业的活跃为特点的农商兼营方兴未艾逐步成为风气货币地租的增多农民永佃权和转佃权的广泛存在主佃和主雇间封建名分的解除和农民的进一步自由化封建地租剥削的减轻和商业资本转向土地的传统势力有所削弱。 乾隆时及以后比较自由租佃制的显著展为中国封建经济母体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但贵族缙绅地主经济仅略有松动基本上仍维持着传统的自然经济和政治上奴视佃户经济上对佃户任情差唤与重租盘剥。比较松动的租佃制广泛展主要存在于庶民地主经济之中。 4《魏季子文集》卷8《与李邑侯书》。 第三节农业雇佣劳动清代农业的雇佣关系清代以前在农业生产领域中雇佣劳动所占比重甚小有些地主在所占土地中留有少量土地直接经营也采用雇佣形式把雇工用于农业生产但他们种园圃是为了自给蔬菜种稻谷是为了自给粮食他们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出卖。被雇佣在地主家中的农业长工一般都立有文契、议有年限有明确的主仆名份有严格的人身隶属关系。封建法典上称他们为“雇工人”。雇工如对雇主有所干犯法律明文规定与雇主有不同的判刑标准。雇工与雇主之间等级森严这种雇佣关系叫等级性雇佣关系。 “典当雇工”是等级雇佣关系的一种典型形式。广大贫苦农民在遭遇天灾、颠沛流离之际为了养活妻子老小往往以典当形式将自身当与雇主一次收取身价在一定年限内长年为雇主作无偿劳动直到年限期满。典当雇工一般都立有文券议有年限。在年限以内载明与雇主有主仆名份社会地位类同家奴长期附着于雇主家内听令雇主使唤和分派劳动不能脱籍外出被束缚在种种封建关系之中如有所谓“不遵守约束”的行为其雇主可以“酌量惩治”。收留典当雇工的雇主既有缙绅也有平民。在平民之家供役者有的与家主或其家属共同参加生产劳动。 等级性雇佣关系随着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商业性农业的展人口的大量增加以及“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摊丁入地”而生了新的变化因而在农业生产上出现了大量的客籍佣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刑科题本》及有关著作对当时客籍佣工的各种纠纷案件的记载虽材料不多但从中可以了解到客籍佣工的展状况和走向。材料表明大致从乾隆年间起客籍佣工更为普遍。山东、直隶等北中国的客籍佣工主要的流向是地广人稀的东北地区那里不仅有肥沃宽裕的土地而且相对来说工价较高。1显然客籍佣工的展为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清代有关雇工的规定明万历十六年（1588）以前律令把雇主称为“家长”雇工称为“雇工人”。明初颁行的《大明律》中即有关于“雇工人”的条律禁止雇工1参见吴量恺《清代乾隆时期农业经济关系的演变和展》载《清史论丛》第一辑；李文治、魏金王、经君健等著：《明清时代的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及黄冕堂：《再论清代农业的雇工性质》载《清史论丛》第五辑。 辱骂家长。凡雇主殴杀“雇工人”可以减等治罪反之“雇工人”殴杀雇主要加等治罪。这种情况至明万历年间开始生变化。万历十六年（1588）修定《大明律》时在《斗殴》门。《奴婢殴家长》律后的《新题例》中规定：今后官民之家凡倩工作之人立有文券议有年限者以“雇工人”论；止是短雇月日受值不多者依“凡[人]”论；其财买“义男”如恩养年久配有家室者照例同子孙论如恩养未久不曾配合者士庶之家依“雇工人”论缙绅之家比照奴婢律论。1清初清廷曾以《大明律》为蓝本进行立法名为《大清律》但多原样照搬。由于社会经济的展农业雇工增多康熙四十六年（17o7）完成修订直至雍正五年（174o）在进一步修订的基础上才正式颁行的《大清律例》已规定雇工为自由人格不列入贱籍然而量刑仍不同于“良人”。迫于新的形势清政府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乾隆三十二年（1767）、乾隆五十一年（1786）、嘉庆六年（18o1）对《大清律》中的雇工律条文分别进行了几次修订和补充。 乾隆二十四年以前的刑律只规定了“立有文券、议有年限”的雇工的量刑没有规定“不立文券”的雇工“干犯”雇主怎样论罪。因此在雇佣关系展以后雇工干犯雇主的案件逐渐形成以“有无订立文券”作为确定雇工和雇主量刑是否平等的原则。“立有文券”的雇工干犯雇主时以“雇工人”论罪对那些“未立文券”的雇工干犯雇主时则往往以“凡人”论处。下面的两个实例恰好说明清代刑律的这一历史事实。 乾隆三年（1738）四月河南省梁玉雇在段腊梅的祖父段加信家佣工讲定工价钱二千八百文言明七月内先支给一半立有文约。至期梁玉支取工价未与因此诸事懈怠屡被段腊梅之父段之祥辱骂。九月二十八日段腊梅持馍喂羊梁玉见而喝斥段腊梅詈骂梁玉气忿触及段之祥往日辱骂夙嫌顿起杀机用枪将段腊梅殴伤致死。刑部认为梁玉“立有文约”所以判“梁玉合依雇工人故杀家长大功亲、斩监候律应拟斩监候秋后处决”1。 乾隆六年三月内河南南阳人梁天功因佃种地亩无人助力经史汉臣说合雇觅在南阳一带做短工度日的山东濮州人李举帮工言明一年工价钱二千文鞋两对未经立约七月初十日晚李举向梁天功索讨工价梁天功答以收秫措办李举需钱甚急即与算帐辞工梁天功不允。李举情急吵嚷梁天功掌批其颊李举随拔身佩小刀扎伤梁天功心坎倒地至十三日殒命。河南巡抚的判词是“查李举雇与梁天功帮工并未立约应同凡论。李举合依斗殴杀人者不问手足他物金刃并绞律应依绞监候”2。 1《明神宗实录》卷194。 1“刑科题本”乾隆四年十月初十日刑部尚书尹继善题。 2“刑科题本”乾隆七年四月初九日河南巡抚雅尔图题。 乾隆二十四年（1759）山西按察使永泰奏请修改万历十六年的《新题例》认为当时的农村中往往有长期受雇、甚至终生受雇而没有订立文券的雇工由于没立文券每当雇工“干犯”雇主时常以“凡人”论罪以致影响了地主的特殊地位。因此建议刑部：规定“雇倩工作之人若立有文契、年限及虽无文契而议有年限或计工受值已阅五年以上者于‘家长’有犯均依照‘雇工人’定拟”。刑部接受了永泰奏折中的这部分建议乾隆二十四年十二月清政府正式批准了修定后的律例条文。 乾隆二十四年的新条例承认了未立文契、未议年限而连续受雇于同一雇主不足五年的雇工享有“凡人”的法律地位。从而使这部分“未立文券”的农业长工摆脱了“雇工人”律文的约束。乾隆三十二年（1767）刑部律例馆又建议增加了另一个条例其全文为：官民之家除“典当家人”“隶身长随”及立有文契、年限之雇工仍照例定拟外其余雇工虽无文契而议有年限或不立年限而有主仆名分者如受雇在一年之内有犯寻常干犯[家长之罪]照良贱加等律再加一等治罪；若受雇在一年以上者即依雇工人定拟；其犯奸、杀、诬告等项重情[者]即一年以内亦照雇工人治罪。若只是农民雇倩亲族耕作[之人]店铺小郎以及随时短雇并非服役之人应同凡论。1这个条例对于在官僚地主和缙绅地主家服役的雇工规定“虽无文契而议有年限或不立年限而有主仆名分”干犯家长“受雇一年以上者即依雇工人定拟”强调了雇主和雇工之间的所谓“有无主仆名分”。在此之前“主仆名分”一般被法律认作是“雇工人”的当然属性。从这个条例开始在确定主雇关系的性质时都是以“有无主仆名分”作为标志。 同时条例还提出“农民雇倩亲族耕作以及随时短雇”只要不是“服役之人”就应“同凡”论拟的规定。有的学者曾正确的论证这里所说的“农民”是指那些没有特权身份的“庶民”即包括自耕农、富农和庶民类型的经营地主1。所以这个条例的重要意义是它开始提出按劳动性质量刑在劳动者中区分“服役之人”和“耕作之人”区分服役性雇工和生产性雇工服役性雇工干犯雇主照“雇工人”定拟生产性雇工干犯雇主应同凡论。另外还提出按雇主出身定罪在剥削者中区分官僚、缙绅地主和庶民地主它竭力保存封建官僚和缙绅地主的特权禁锢受他们奴役的“典当家人”、“隶身长随”等的身份地位。认为“有主仆名分”的雇工尽管雇期不足一年侵犯雇主就是干犯“家长”就要剥夺他“凡人”的法律地位按“雇工人”治罪。 在对上述条例的执行过程中许多地方判案往往只依“‘议有年限’一语为断而不问有无主仆名分俱以雇工[人]论”。因此乾隆五十一年（1786）四月刑部尚书喀宁阿等上折要求修改乾隆三十二年条例。经刑部1《大清律例集注》卷22《斗殴·奴婢殴家长》律后。 1李文治：《论中国地主经济制与农业资本主义萌芽》见《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一期。讨论很快得到乾隆皇帝批准公布施行乾隆五十三年正式刊入新纂修的《大清律例》代替了乾隆二十四年和三十二年的两个旧条例。 乾隆五十三年的这个条例是一个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新条例。这个新条例的全文是：凡官民之家除“典当家人”、“隶身长随”仍照例治罪外如系车夫、厨役、水火夫、轿夫及一切打杂受雇服役人等平日起居不敢与共饮食不敢与同并不敢尔我相称素有“主仆名分”者无论其有无文契、年限俱以“雇工[人]”论。若农民佃户雇倩耕种工作之人并店铺小郎之类平日共坐共食彼此平等相称不为使唤服役素无“主仆名分”者亦无论其有无文契、年限俱以“凡人”科断。1大清律在这里把雇主区分为“官民之家”和“农民佃户”把基层劳动群众区分为“雇工人”与“凡人”两类并对两类犯案的量刑有着明显的差等。区分雇工人与凡人的标准不再用是否立有文契和议有年限而是一看雇主是“官民之家”还是“农民佃户”二看主雇之间有无“主仆名分”是否“平等相称”三看雇工是“受雇服役”之人还是“雇倩耕种工作”之人。其中主要的是看雇工对雇主有无主仆名分。 与乾隆三十二年相比这次修订把三十二年条例中所提“若只是农民雇倩亲族耕作[之人]”改成了“若农民佃户雇倩耕作之人”把“农民”改作“农民佃户”把“雇倩亲族”取消了“亲族”二字是很有意义的。这就是说雇主不但指“农民”还指有“佃户”雇工不但限于“亲族”而所指更为广泛了。 从此之后雇佣关系中的农业长工和农业短工他们在法律上的社会地位与没有“主仆名分”的雇主已经处于平等地位如有干犯不再属于“雇工人”的范围。 农业雇工明末清初农业生产领域中展起来的雇佣经济至雍正时候已经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雇佣关系成为农业生产的重要内容在历史文献中特别是地方府志、县志中都出现了关于农业雇工的记载。 江苏省苏州府属。据康熙《苏州府志》载：“吴农治田力穑夫耕妇馌犹不暇给雇倩单丁以襄其事以岁计曰长工以月计曰忙工。”乾隆《震泽县志》亦载：“无产者赴逐雇倩抑心殚力计岁而受值者曰长工计时而受值者曰短工。又有佃人之田以耕而还其租者曰租户少隙则又计日受值为人佣作曰忙工。” 松江府属。据《松江府风俗考》载：“农无田者为人佣工曰长工农1《大清律例》卷28。 月暂佣者曰忙工田多而人少者倩人为助己而还之曰伴工。”1浙江省嘉兴府属据康熙《嘉兴府志》载：“自（阴历）四月至七月皆为忙月富家倩佣耕曰长工曰短工佃家通力耦犁曰伴工。”康熙《嘉善县志》亦载：“无产者受雇倩计岁受直（值）曰长工计时者曰短工闲时曰闲工忙时曰忙工。”康熙《乌青文献》记载：“（阴历）四月望至七月谓之忙月农家倩佣耕或长工、或短工。佃家通力耦犁曰伴工。”湖州府属据乾隆《湖州府志》载：“无产者雇倩受值抑心殚力谓之长工；夏秋农忙短假应事者谓之忙工。”乾隆《乌程县志》载：“防水旱不时车戽不暇心予雇月工名唤短工、或伴工。” 山东省登州府属。据《登州府·风俗考》载：“农无田者为人佣作曰长工农日暂佣者曰忙工田多人少倩人助己曰伴工。”2山西省寿阳县农民“受雇耕田者谓之长工计日佣者谓之短工”3。 贵州省据道光《思南府志》载：“无常职闲民出力为人代耕收其雇值有岁雇有月雇历年久者谓之长年。” 这些记载反映了从商品经济展的江浙地区到边远的贵州地区从江南到江北雇佣长短工进行农业生产已经成为社会中的常见现象。 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生产的季节性很强作物在耕、种、收时劳动集中需用大量人手。作物的生长和气候时令密切相关生产周期较长一年只有一至二次。生产的经常性工作需用长工突击性工作需用短工。农业长工和农业短工都是农业雇佣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短工是临时性雇工的总名大多数短工按日计算工值农活完毕即行解雇。有的按月计算工值称为“月工”。月工多在农忙季节受雇所以又称为“忙工”。南方插秧割稻北方收麦收秋农事集中的季节农业经营主一般都雇佣月工月工一经雇佣即使雨天不能耕作雇主也要照付工资工价比日工为低。 短工在雇佣时一般都没有雇佣手续不订立契约。短工的机动性较大是贫苦农民的一个重要谋生手段今天在雇主家中劳动明天可以在自己地里劳动。一般说来短工的需要量较长工的需要量大短工的人数较长工的人数多得多。 从性别看在田野劳动的主要是男工但南方有些地方也出现女短工。 广东惠阳、梅县等地广西武鸣一带秋收时工市上有男有女甚至女短工比男短工还多。在浙江采茶时也常雇佣妇女妇女的工资一般较低。 短工市场的出现是雇佣经济展的反映。随着生产力的展农业经营规模的扩大农业短工的需求量大大增加了。许多较大的集镇上出现了短1《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696。 2《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278。 3祁隽藻：《马农言·方言》。 工市场作为日工出卖劳动力的交易场所。短工市在北方称人市、工市或工夫市在广东称摆工、人行或卖人行在云南称工场或站工场等等。 短工市场较早出现在北方各省以后全国各地逐渐普遍。较早记载短工市出现的文献是康熙初年任山东青州海防道的周亮工所写《劝施农器牌》其中说“东省贫民穷无事事皆雇于人代为耕作名曰‘雇工子’又曰‘做活路’。每当日出皆鹤立集场有田者见之即雇觅而去”1。康熙《黄册·招册》记载康熙九年（167o）山西安邑运城雇工薛盛方在市上“无人觅工”找不到雇主2。明末清初人张履祥记浙江嘉兴短工市场情况说“主人握钱而呼于畔奔走就役十百为群”3。刑部档案有雍正元年（1723）广东新会县雇主何某“出墟雇工人江名显、张邦彦、关子旺、张翰艺”等“驾船去田割禾”4的记录。有雍正十三年（1735）河南柘城雇工秦克石“携锄赴市候主雇觅”5的记录。此后乾隆年间关于短工市的记载便更多了。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刑科题本》记录：乾隆元年直隶大兴雇工辛大“上街卖工夫”。 乾隆二年广东钦州雇工梁连贵“在峒利墟觅工”。 乾隆十三年山西阳高雇主张世良、梁祝“在街前觅人锄地”。 乾隆十六年五月山西阳高雇工滑大、董三成等“都在市上寻活做”。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四川营山县雇工广云俸“兄弟四人在西桥场寻工”。 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奉天开原清原屯雇工徐秉忠进城到“功夫市” 卖工夫。 乾隆五十五年四月直隶昌平州雇工刘四等七人在市“被雇锄地”。 乾隆五十六年六月山东济宁州雇主戴凤“赴街觅人工作”。 又据乾隆时修河南《林县志》卷五记载林县有十一处“人市”。 上述事例说明山东、山西、河南、河北、奉天和四川、广东等省全国各地从北方到南方都出现了短工市场。而且随着雇佣关系的展短工市场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在河北昌黎县短工市在乾隆年间只有大横河镇上一处到光绪年间据不完全统计已经有安山、燕窝庄、泥井、留守营等多处了。章丘东矾硫村短工市由几十人展到每天有二、三百人1。 有了短工市场雇主可以在市场上找到他所需要的大量劳动力雇工也可以在市场上找到他出卖劳动力的雇主。双方并不需要事先认识也不需要1李渔：《资治新书二集》卷八第十六页。 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康熙朝黄册·招册》2369。 3《杨园先生全集》卷七。 4刑部档案雍正二年九月十七日广东巡抚阿尔松阿题本。 5刑部档案乾隆元年九月十七日河南巡抚富顺题本。 1景甦、罗仑合著：《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第55页。 中保介绍只须讨价还价议定条件就可成立交易。恰如（乾隆）《林县志》所说：“主者得工雇者得值习焉称便”。 短工市场的出现使各地形成一个个区域性劳动力交易中心把周围1o—2o里内的剩余劳动力集中起来作为商品频繁交换它是生产力展和雇佣关系变化的重要标志。 短工上市通常自带锄镰等小农具大型农具由雇主自备。上市请短工的雇主经营地主之家常常由长工头（大伙计或作活计）去短工市领工雇主距短工市一般不过五里。大伙计与雇工当面议定工价忙时工价比平时工价常贵二、三倍。短工遇雨不能进行田野生产停止工作时称“打半工”工价照半数支付午后已工作一、二小时即按全日领取工价有的地方干活按五派计价早晨一派、午前二派、午后二派。短工一般只管作农田工作雇主家中杂事如喂牲畜、挑水、担土等等全由所雇长工担任。短工与雇主并不生人身依附关系。当天工价当天领取次日是否工作短工自己有抉择的自由。 短工工资除雇主管饭外其余多用货币支付个别情况下用粮食作价支付。工资水平常随农活急缓浮动。从已见现存《刑科题本》各省县七十一起案件材料统计清前期各地农业短工的日工资就其平均数说除东北的奉天、热河地区以及广东安徽地区以外其他各省最高为八十文最低为二十文从雍正十三年（1735）至道光七年（1827）九十多年没有多少变化。就全国来说工资价格大体趋向平衡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反映了农业生产力的展缓慢生产效率较低。 农业长工南方各地称为“常佣”或“年工”北方各地俗称“伙计”、“做活的”或“觅汉”。工期一般按年计算上下工时间各地习惯不同山东、河北一带以每年农历十月初一日或腊月（十二月）初八日为上下工的时间山东还有的地方以每年农历二月初二日上工十月初一日下工。浙江以农历年除夕为上下工时间鄞县一带工期以半年计算雇佣半年者以“立秋”日作为年中上下工的时间。 长工上工后全年除自农历小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至元宵节（正月十五日）农闲时间可以与雇主商议回到自己家中外一般都常年住在雇主家里全年参加劳动没有其他假日。 雍正以前长工与雇主构成雇佣关系上工时一般都立有文券议定年限和有无主仆名分经人介绍或找中保人。以后雇佣关系日渐普遍雇佣手续日趋简化往往只凭介绍人口头约定上下工时间议定工价不再立有文券。凡立有文券一般都确定有主仆名分。 清前期农业长工工资一般都包括管饭和工价两个部分。雇主供应长工膳宿管饭是工价的组成部分含有实物工资的性质由于货币经济的展大部分地区用货币支付工价少部地区用粮食支付或以粮作价支付或货币之外另有其他实物。 工资水平常根据农业生产经验、技术熟练程度和工种是否田间耕作或牧放牲畜或年龄是否壮年、老年、少年等等确定。从已见现存《刑科题本》各省县一百八十二起案件材料统计清前期长工工价平均工资额最高约可达四千多文最低一千三百文。 有的地方工价之外还补给实物如：乾隆六年河南南阳梁天功雇李举佣工工价二千文另给鞋二对1；乾隆三十二年河南汤阴石其孝雇张大佣工完全以粮支付言明工价粮四石八斗2；乾隆十一年山东定陶明克己雇黄邦做工言明工价大钱一千三百文另给“两匹布、十斤棉、三双鞋、三包烟”3；乾隆六年直隶热河戮哈兔雇吴三做工年工价粮五石4；嘉庆二十五年四川邛县梁国甫雇曾锡蔡言定三年工价钱十千文另给“大小衣服十件”1；山西宁远厅梁凡绢雇盛有才言定每年工钱十千文另给“每月谷子二斗”2。广东南部一些农村也完全用谷物支付工价如乾隆三十五年广东徐闻县邹忠平雇叶亚佑牧牛每年工谷二石四斗3；嘉庆十三年广东钦州沈显祚雇刘贵明“田工”每年“工谷十石”4。 实物作为工资支付的补充手段反映了有些地方货币经济的展尚处于低级阶段。但是从总的看来实物支付仅是一种辅助手段主要的还是以货币铜钱做为当时支付工价的基本手段。 雇主为了加强剥削竭力在工资的货币部分压低价格在工资的实物部分降低伙食水平以及延长劳动时间。许多雇工嫌雇主“茶饭不好”在六月大忙季节便辞工不干了。 农业雇工从诞生之日起就与封建地主存在着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要求摆脱人身隶属关系。农业雇工队伍的展伴随着雇工频繁的反抗斗争震撼着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农民阶级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导致了封建关系的松弛。许多农业雇工为了卫护自己的劳动所得和人身自由对雇主侵夺工资以及人格侮辱等等往往以自的报复手段与之进行生死搏斗。比如：雍正五年（1727）直隶宁津县（今属山东）李三雇与陈四看守禾稼言定俟田禾收割给李三工钱五千文后秋禾已登尚有余豆未获仍令李三看守。至八月二十日李三因天渐寒向陈四索讨工价陈四不允即行詈骂复拳殴李三李三情急遂用看禾木棍还殴致伤陈四额颅等处越四日殒1“刑科题本”乾隆七年四月初九日河南巡抚雅尔图题。 2“刑科题本”乾隆三十三年八月初七日管理刑部事务刘统勋题。 3“刑科题本”乾隆十六年七月初六日刑部尚书阿克敦题。 4“刑科题本”乾隆十六年六月十二日直隶总督方观承题。 1“刑科题本”嘉庆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九日四川总督蒋攸铦题。 2“刑科题本”嘉庆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一日山西巡抚成格题。 3“刑科题本”乾隆三十五年三月初八日广东巡抚德保题。 4“刑科题本”嘉庆十三年九月十四日刑部尚书觉罗长麟题。 命。1乾隆十七年（1752）五月四川重庆府定远县陈进伟引进陈进葵受雇与胡正纲家佣工八月二十一日陈进葵向胡正纲索讨工银未给即于是夜将胡正纲马一匹私行牵逃堂兄陈进选把陈进葵拴了去投诉于族长陈泽林。族长们说叫他亲兄陈秀林来按家法处治戒他下次。陈进葵分辩说原因工银牵马的你们不替我做主若说是偷的你们就是同伙。结果陈进选等失手打死了陈进葵2。 经营地主的增多康熙后期和雍正以来雇佣劳动进一步展经营地主的经营规模日益扩大一个雇主同时雇用三、四个五、六个甚至十几个长工和在农忙时加雇大量短工的现象已日渐增多。同时经营地主的数量也在增加。 大多数经营地主都不是有身份的官僚地主和缙绅地主由于雇工反对雇主的任意奴役和对自己的人身侮辱并进行积极的斗争因此经营地主主要是依靠经济手段改革生产技术和改进经营管理以调动雇工的积极性来展致富。 经营地主一般都备有一定数量的大牲畜作为生产动力和备有供全部土地耕作使用的大型农具和供短工临时使用的小型农具。所以清代文献中有记载说“百亩之家必畜骡马三、四头东作以供耕种西成以资转运”1。又说“大致千亩之家千树梨枣牛数具（每具牛二、三头——笔者注）骡马百蹄”2。百蹄即二十五头。 在经营地主土地上劳动的农业长工由于雇佣规模的扩大开始出现劳动分工。经营地主常常根据雇工的耕作经验和生产能量在雇工中选定一个或两个做为工头。在南方“工头”常称为“作头”或“头作”在北方一些地方称为“掌作的”或“作伙计”。“作头”或“作伙计”负责领导其他长工耕作全盘计划地主土地上的各种农活指挥长、短工进行生产是地主家中农业生产的主要组织者地位十分重要。“作伙计”的工资高于其他雇工生活待遇也往往比其他雇工优厚。 “作伙计”以下的其他雇工也常常根据生产能力高低按次分为“二作”、“三作”或称“二伙计”、“三伙计”以及“小伙计”等等。 农忙季节“头作”或“二作”常常根据田中耕作情况到短工市上挑选和领取短工确定短工的工价和短工的去留。经营规模较小的经营地主1雍正六年四月十六日重囚招册。 2“刑科题本”乾隆十八年八月二十四日署四川总督黄廷桂题。 1李殿图：《敬陈病农之弊端疏》转见李文治等《明清时代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第166页。2《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255《东昌府部》。 也常常亲自到市场上领取短工。 “头作”、“二作”的出现表明在同一雇主指挥下同时雇佣较多的雇工进行生产不仅使劳动者与生产组织者在生产过程中形成不同的身份和地位而且在雇工中也形成了一些差别使多数雇工能够协作生产从而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 一般说来丘陵或平原地区地主占有土地6o市亩以上者需长工二、三人8o—12o市亩需长工五人12o—2oo市亩者需长工六、七人2oo—32o市亩者需长工七、八人4oo亩左右者则需长工十一、二人。长工之外农忙期间都需雇佣大批短工。 山东章丘县东矾硫村经营地主太和堂李家乾隆年间李可式分家时占有土地175亩至光绪十二年（1886）土地扩展至515亩其中472亩雇工经营光绪三十年前后太和堂李家常年雇佣长工十三人农忙时雇佣月工三至五名短工二十至四十名。平均36亩雇长工一人。 山东淄博市栗家庄经营地主树荆堂毕家雍正年间开始迹乾隆年间毕丰涟当家时占有土地一百多亩嘉庆年间毕宁玠当家扩至土地三百多亩光绪年间成为拥有9oo亩土地的经营地主。其中外村3oo亩采用租佃方式经营本村6oo亩采用雇工经营。光绪二十年前后雇佣长工三十多人（内大伙计一名二伙计二十多名羊倌、牛倌、猪倌各一名女做饭三名）夏秋农忙时间经常雇短工五十余人宜收宜种抢节令时雇短工常达一百二十多人。平均2o亩地雇长工一人。1《刑科题本》等文献中所见雇工三人以上的业主66户其中雇工多人和雇工三至四人者49户占总户数的74.2％雇工五至六人者1o户占总户数的15.1％雇工八人以上者7户占总户数的1o.6％。其中大部分是经营地主。 由于是刑档命案中所见材料社会实际情况当然要比这多得多所以它所反映的只是清前期农村结构的一个侧面。就这个材料看雇工三人以上的业主在全国各省都已广泛存在。但其中大多数中小业主按雇工人数推算大多数经营土地在6o—1oo市亩之间少数占有土地2oo—4oo亩。因此和占据优势的封建租佃地主相比经营地主还是极少数。 经营经济作物是富农、佃富农、经营地主谋取利益、家致富的一个重要手段他们以广大农村为市场为自己的农业生产寻找出路。 其中许多人离开自己的家乡到外地租山雇工种植经济作物。据《刑科题本》记载：雍正末年浙江泰顺县谢起恒雇林恒山帮种蓝靛。乾隆十五年（175o）广东阳春县颜文泽雇颜亚生、杨孔智、黄亚尾种蔗榨糖。乾隆十六年（1751）福建人谢起常在浙江汤溪租山“曾雇林乔嵩种靛三年言定每年辛力银八两二钱并无工契”。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徐州郭1以上两例均见景甦、罗仑合著《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第二章。方如雇徐恒割靛。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贵州怀仁县刘希文兄弟雇佣四个长工租山种笋。嘉庆六年（公元18o1）江西崇义县黎林养雇叶秀兴、叶贱狗、李仕才三人帮摘茶子。嘉庆二十三年（公元1818）福建人张庭美、张义孝父子租种族人小山树林“栽种香菰并雇吴夏进佣工”。嘉庆二十五年（182o）吉林三姓地方邢隆海种烟“雇四个人捆烟言定每包工钱七百五十文”。道光三年（1823）四川重庆府巴县喻鸿彩雇万潮受并严添福二人搭棚看守李子园“平日同坐共食平等称呼并无主仆名分”。道光十五年（1835）浙江金华府东阳县单云春“同短工单仍宇、单帼富、单中有、单俞民一共五人到山采茶”。四川叙州李步恒雇陈老戍、周世明、李老六等三个长工“栽造竹林出卖竹子和笋子”等等。这些被雇去种靛、割靛、种蔗榨糖、采茶、摘茶子、种烟、捆烟、种香菰、看李子、造竹林、卖竹子和笋子的雇工他们都是为生产商品而被雇佣的农业长工和短工他们和雇主一般都同坐共食没有主仆名分没有人身隶属关系列宁认为自由雇佣劳动先应用在种植商业性作物然后逐渐推广至其他农业作业。这些雇工是我国早期的自由雇佣劳动者。清朝前期农业雇佣关系的展促进了农业中资本主义萌芽因素的增长。 第四节台湾的土地制度和租佃关系台湾的土地制度一、土地所有制形式清统一台湾后从土地所有制形式来看台湾的土地可以分为官地、民地和“番地”三大类。 官地是为封建官府所有、经营和获得收益的土地包括官庄、隆恩、叛产、抄封、屯田等名目属于封建国有土地。 官庄有时也叫官田大体上有以下四个来源：“有遗自郑氏者有无人田业而由官垦设者有绅民请归者有缘事充公者”1。所谓“遗自郑氏者”系郑成功祖孙三代时的田地。早在荷兰殖民政权时实行了王田制逼令垦地的汉民充当佃户不允许土地私有。据史籍记载：“自红夷至台就中土遗民令之耕田输租以受种十亩之地名为一甲分别上、中、下则征粟。其坡圳修筑之费耕牛农具种籽之资皆红夷资给故名曰王田。亦犹中土之田受田耕种而纳税于田主之义非民自世其业而按亩输税也。”2郑成功驱走荷兰殖民者以后“向之王田皆为官田耕田之人皆为官佃输租之法一如其旧”1。这些官田入清以后仍为官地。 官庄在台、凤、漳、淡各处皆有面积不断扩大官庄的土地所有权属于封建官府官租列入官府财政收入。“雍正元、二年将此题报归公现在岁征银三万零五百六十余两以充内地各官养廉之项”2。 隆恩田也是官地的一种原为恤赏台湾驻兵而设。乾隆五十三年（1788）钦差大臣福康安镇压了林爽文起义后将所余兵饷五十余万两“奏设隆恩官庄募佃耕之或购大租岁收其益以充赈恤班兵之款其田多在彰、淡两属其租制与官庄同岁征谷三千七百余石”3。 抄封地又称叛产也是官地形式之一源于乾隆五十一年的林爽文起义清政府籍没起义者的田产归官收租“多在嘉、漳两属”4。“自是每有乱事援例以行为官府岁入之款”5。所以抄封田6续增加“道光间年应征番银八万余元合银五万六千余两”6。 1康熙《诸罗县志》卷6《赋役志》。 2黄叔璥：《台湾使槎录》引《诸罗杂识》。 1黄叔儆：《台湾使槎录》引《诸罗杂识》。 2董天工：《台海见闻录》卷1。 3连横：《台湾通史》卷8《田赋志》。 4徐宗干：《斯未信斋文编》卷5。 5《台湾通史》卷8《田赋考》。 6唐赞袞：《台阳见闻录》《叛产》。 屯田出现于乾隆五十一年林爽文起义之后由于部分“熟番”曾被用来镇压起义福康安于事平之后奏设屯丁“于该处熟番内挑选四千名作为屯丁。为十二屯大屯四处每处四百人小屯八处每处三百人每名拨埔地一甲千总十甲把总每员五甲外委每员三甲令其自行耕种”1。 清代台湾官地主要有上述几种形式。在台湾全部耕地中官地所占的比例不大而且由于佃户的斗争及势豪的侵占官地逐渐向民田转化。 台湾高山族在清朝被称为“番人”他们的土地称为“番地”是台湾土地所有制形式的一种清政府对此采取特殊的政策。 清廷将高山族分为“生番”和“熟番”“内附输饷者曰熟番未服教化者曰生番或野番”2。“生番”居于山林之中“熟番”主要居于平原地区与汉民接触较多。“生番”社多因此“番地”大部分是荒地。长期以来“番地”属于“番社”公有。清政府设立土牛、红线等为界禁止汉民入内垦种但汉民仍然越垦私垦不可阻遏“生番”地逐渐变为熟田。史籍载称：“土牛之界在乾隆年间业已全无私垦升科早已深入番地之内。”3“熟番”之地如系其自行垦种清政府予以免赋的优待只征人丁税“番饷”。若是招汉民佃种或典卖与汉农则规定：“民人租赁之地同番社地亩免其升科。其卖断于民者照同安下沙科则按亩计甲征租”4。久而久之“熟番”地在性质上与民地相近难以区别典卖出售土地社有的古老传统已被破坏私有土地的典卖相当盛行。比如嘉庆四年的一张典契载称：立典契人新港社番卓罗丝、卓罗力等有承祖父自垦沙园一所年带番饷银一大元今因乏银费用先尽问番亲叔兄弟侄无力承受外托中引就新港社内郑伯教、郑明显出头承典三面言议着下时价佛头二百八十大元正。其银即日同中交讫其园随付银主掌管耕作收成不敢阻当。限至六年终听罗力等备足契面银取赎原契。如是至期无银取赎原契将园仍付银主掌管耕作不敢阻当刁难亦不敢异言生端。保此园系是罗力等承父自垦之业与番亲人等无干。 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后鼓励文武百官和士民开垦田地让他们成为土地所有者。因此“文武百官随意选择创置庄屋尽其力量永为世业”。这种私田也叫“文武官田”。1一些“士庶之有力者如徐远等人也纷纷招佃开垦”。21《清代台湾大租调查书》第十五章《屯租》。 2康熙《诸罗县志》卷8《风俗志》。 3《斯未信斋文编》卷4。 4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65。 1杨英：《先王实录》。 2参见曹永和：《郑氏时代的台湾垦殖》载《台湾早期历史研究》。 ------------ 7 二、民田的土地所有者在开台湾的过程中部分汉族移民成为土地所有者。由于开垦方式和开垦者之间的关系各不相同各类土地所有者的状况和地位也就各有差异。台湾统一后郑氏政权的官私田园即被废除改为民地确立了土地私有制。在开台湾的过程中民地展最快是台湾三种土地所有制形式中最主要的一种。民地由私人开垦官地或“番地”而来开垦者可分为自耕农和地主。他们均系业主有向官府纳赋的义务。 台湾的自耕农主要集中在台湾西南部和噶玛兰地区。西南沿海平原的部分土地在荷兰与郑氏时期原已开垦成田但在郑、清相交之际这些土地趋于荒芜因而大6移民到台湾后先垦复这些抛荒地。由于条件便利不必依赖势豪和开垦集团此外清统一台湾后因为实施“各项田园归之于民”的政策这就促使原郑氏官田上的官佃解脱了旧有的主佃关系而直接向官府纳赋即“上、中、下各为豁减听民自征”从而这部分人也变为自耕农。因此台湾南部的自耕农主要是这类人。 台湾东部的噶玛兰地区于嘉庆年间才被汉民大规模地开。垦户吴沙按开垦惯例采用垦佃制即“开兰之时先与垦佃私议将来若由业户升科完粮种地佃人每甲田纳业户大租六石园纳四石经有成说”1。后经知府扬廷理改行结制令佃人自行报升“视其人多寡授以地垦成众佃公分人得若干甲而结倍之或数倍之”2。虽然佃户每人所占土地有一定限制但没有垦户之类的大地主出现而是形成许多小地主和自耕农。噶玛兰遂成为自耕农比较集中的地区。由于耕佃是土地业主向官府交纳的赋额又低于官庄上的官租只按一般民田赋率交纳因此实际上是自耕农交纳的官赋。嘉庆十五年官府所丈单记载：“单给二围佃户苏沱即便照现丈实田园二甲零分五厘每甲递年征租谷六石早季收成后照数运赴官仓”3。佃户苏沱将原交业户的私租转纳于官府从而改变了从属关系成为小土地所有者。至道光年间噶玛兰“成熟田园实仅五千余甲”而“承种花户计有一、二万人”4平均计算每户所占田地不及半甲。这一比例说明台湾开过程中普遍实行的垦佃制在噶玛兰已基本被取消除个别较大垦户外均由实际开垦的耕佃作为土地所有者而原先组织入垦的业户也就丧失了向耕佃收租的权利。犹如杨廷理所说：“彼谋充业户者十五年以前不无破耗资财今日所谋不遂不免归怨于理。”1官府对开垦方式的干预客观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一方面促使自耕农数量相对增多同时封建官府的1陈淑均：道光《噶玛兰厅志》卷2下《赋役志》。 2丁日健辑：《治台必告录》卷2姚莹：《埔里社纪略》。 3《清代大租调查书》一章二节一三号。 4道光《噶玛兰厅志》卷7姚莹《筹议噶玛兰定制》。 1道光《噶玛兰厅志》卷7杨廷理：《议开台湾后山噶玛兰即蛤仔难节略》。收入也相应得到增加。 自耕农是台湾土地所有者的一部分因为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它在产生之初就弱于垦佃制的展以后除极少数有可能富裕和出租土地外大多数都纷纷破产而沦为佃农。 清代台湾农业中盛行垦佃制。“有力之家视其势高而近溪涧淡水者赴县呈明四至请给垦单召佃开垦”2谓之垦户。清代台湾垦户系地主阶级的主体。垦户成为土地所有者的途径比较简单他们渡台时都拥有一定资产有的在大6时就是商人、地主。在迁台移民中这种人占有一定比重。根据最近福建族谱研究的结果在清代七十余部族谱中注明身份者有商人三十九人地主一人官吏乡绅（包括任职官吏、授有品衔或乡饮大宾者）十一人3。这些人到达后大多依靠财势充当开垦集团的领向官府领照招集佃户开垦成为大土地所有者而实际垦耕者成为依附于垦户的佃户。这一开垦方式适应了台湾的自然条件和大规模垦荒的需要因而遍及台湾北部南部地区也同样存在。乾隆时台湾已是“庆民散处佃户居多业主身家殷实佃户在庄赁种”4。由于北部官赋较轻垦户也就多在北部在客观上促进了荒凉地方的开。 垦户阶层内有大中小之分。由于中、北部自然条件较差当地“番社”又对土地不甚重视台湾官府迫于垦荒的重要性对垦户持鼓励态度不限制垦照的给这为垦户获得大片土地的所有权提供了便利条件。“汉民开垦向来请垦混以西至海东至山为界一纸呈请至数百甲而不为限。业户招集佃丁又私行广垦”1。因而产生出一些大垦户如淡水的王世杰、林成祖、张必荣彰化的施世榜杨志申、张振万等人拥田多达数千甲以上收取大量租谷。官府对垦户的权益也给以保护和优遇。如康熙四十八年泉州人陈赖章请垦大佳腊官府贴出告示“不许社棍、闲杂人等骚扰混争”垦户“务须力行募佃开垦”。对已垦田在一定时间内免征“三年后输纳国课”2。这些措施都对垦户扩大开垦规模和积聚财富极为有利。彰化、淡水是垦佃制最达的地区垦户势力最强。乾隆年间淡水厅开垦田园七千五百余甲而“业户无多入征册者仅数十名”3土地集中于少数大垦户手中。彰化县历年报垦者多为张振万、张承祖、吴洛、秦廷鉴、李朝荣等垦户一次少则数十甲多则数百甲4其垦佃制占优势的状况与淡水相同。2陈培桂：同治《淡水厅志》卷15上尹秦：《台湾田粮利弊疏》。 3转引自庄为矶：《从族谱资料看闽台关系》载《中国史研究》1984年1期。4《台案汇录》丙集大学士公阿等奏折。 1沈起元：《敬亭诗草》《敬亭文稿》卷6《杂著》《治台私议》。2《清代台湾大租调查书》一章一节一、三号。 3周玺：道光《彰化县志》卷12上方传穟：《开埔里社议》。 4道光《彰化县志》卷6《田赋志》。 大垦户多系独资垦辟但也有由富豪资助者如林成祖“朋辈助之得数百金”5吴沙入垦噶玛兰“助之资粮者实淡水人柯有成、何绘、赵隆盛也”6。在中小垦户中不少是自筹资本招佃开垦的。嘉庆年间淡水垦户丁文开承垦埔地在契约上载明：“经官丈明五十七甲三分兹因乏力开垦托中向陈象老官借出佛银三千大元”1他因为筹资开垦而向人求贷。由于中小垦户缺乏资金遂出现一种合股方式即投资者共同招佃开垦垦辟后按股分田。乾隆九年的一张契约上载称：“同立阄分字人郭振岳、姜胜本缘于雍正十三年向老密氏等合给大溪乾穅榔林荒埔一处协同招佃垦辟6续成田报升在案佃户日多事务日繁分户各管”2。这种垦户所占土地面积不大就是属于开垦时期的合股经营者。随着台湾垦户的推进和清廷统辖范围的扩大出现一些仅向官府请领垦照“名为自出工本募佃垦荒实则其人工本无多”的垦户3。他们招募的佃户要自备各项生产资料垦辟后自己坐享地租。这种垦户利用开垦的机会充当土地所有者但由于缺少资金极易欠赋成为官府最感棘手的问题之一。 佃户转佃土地、收取小租后垦户就成为大租户。大租户阶层也存在着两极分化之势。富者称为“头家”每年收租无数经济力量雄厚即所谓“上者数百万金中者百万金、数十万金之富户所在多有”4因而有能力交纳官赋。而对中小垦户来说则不具备这种经济条件所以往往被迫逃避官赋“佃人欠大租业户欠正供即佃人不欠大租业户亦欠正供”5“必欲催取则业户立时破败”6。因而他们不得不变卖土地丧失其大租户的地位。 小租户原为垦佃制下的佃户起初仅拥有土地的使用权。以后他们又招到佃人耕作收取小租转化为小租户形成一地两租的状况。小租户不负担官赋又索取占收获物一半的小租并可处置、更换佃人成为土地的实际所有者。大租户承担官赋地租所得又少于小租户“佃户每甲纳租有定地方公事皆业户出应其用无定”1致使欠赋现象严重。“台湾厅县钱粮积欠累累以此是”2。此时实际有纳赋能力的便是小租户。但是由于存5《台湾通史》卷31《列传》。 6道光《噶玛兰厅志》卷7。姚莹：《噶玛兰原始》。 1王世庆编：《台湾公私藏古文书汇编》。 2《台湾私法物权编》二章一节五一号。 3道光《彰化县志》卷12上方传穟：《开埔里社议》。 4陈盛韶：《问俗录》卷6《鹿港厅》。 5陈盛韶：《问俗录》卷6《鹿港厅》。 6道光《彰化县志》卷12上方传穟：《开埔里社议》。 1道光《彰化县志》卷12上方传穟：《开埔里社议》。 2陈盛韶：《问俗录》卷6《鹿港厅》。 在着形式上的主佃关系小租户得以继续免纳官赋。封建官府对垦佃制的态度也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由初期的鼓励、扶植到后期的限制、否定。由于垦户占地广而纳赋少故台湾官员中就有限田开垦的建议如雍正年间的沈起元、尹秦等人分别提出“一人一牛付垦十甲不容混呈广垦”、“毋许以一人而包占数里地面止许农民自行领垦一夫不得过五甲”3。大小租关系产生后必然会影响到赋税的征收于是官府采取了相应对策。开噶玛兰时官府曾限制业户的展。到光绪年间台湾巡抚刘铭传下令清理田赋实行减四留六的办法承认小租户为土地业主有丈单令其交赋大租户仅得原有大租的六成不需纳赋。虽然大小租关系尚未取消但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原有的关系官府的田赋收入也较原额增加了四十九万一千两银子。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占领台湾以补偿金的方式收买了全台的大租权至此“大租之制已废此语（大租）亦亡”4。小租户完全获得土地所有权成为地主。通过这一长期演变的过程可以看出小租户在拥有收租权后已经成为土地的实际所有者这一趋势展到最后不可避免地确认了小租户的业主地位。 三、大租权的典卖和胎借大租权原为垦户权。由于垦户在开垦土地时需花费较多工本当支出不敷时就会转让垦户权在将土地开垦成田之前就退出了对土地的垦辟。合股经营的垦户股内资金不充裕的成员一般要依赖较富裕者当开垦因乏资而难以维持时股内的垦户权就会落到资金雄厚者手中出现垦户权的转移。嘉庆年间淡水刘可富等人凑成三十六股又“招得刘朝珍备本凑入四股共四十股复垦开辟”。到道光年间他们立契载明：“垦地仍然荒芜垫用日见浩繁无可奈何席请众股人等到场商议愿将该处垦户各股底并四至界内山林埔地以及各处庄地尽根截退归就于刘朝珍之孙刘世成、刘维翰承管禀官给戳自备重本抵御凶番垦辟成田■佃收租永为己业。”1这是尚在开垦过程中垦户权就已生转移的情况。 土地开垦成田之后垦户（大租户）所掌握的土地所有权在一定条件下仍有转移、丧失的可能。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赋税负担、佃户的欠租和大租户自身的奢侈。赋税额在大租户的剥削收入中占有一定比重尤其是在台湾南部极易拖欠。如康熙四十四年凤山监生吴国琛的田地“该县详报荒芜沙压上、中则计二百四十甲零历年欠粟计五千五百石有奇”2作为土地业主是无法顺利交齐如此巨额官赋的。大租户因为坐收租谷而任意花销“业户复恃其租多利厚任情耗费骄奢淫佚无所不至久而所收租3沈起元：《治台私议》。尹秦：《台湾田粮利弊疏》。 4连横：《台湾语典》大租条。 1《清代台湾大租调查书》一章二节二一号。 2康熙《台湾府志》卷1o《艺文志》周文元：《行豁吴国琛等就各里报垦升科田园均摊稿》。利不足供其挥霍则势安得不贫而课安得不欠乎？”1在这三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典卖大租权就成为大租户的不得已的办法。 土地所有权转移常常先以典的方式开始大租户仍保持土地所有者的身份而承典人交付典价银之后就获得自由处理的权利享受封建地租。例如嘉庆五年王天麟将地出卖契上载明：立找绝尽根卖契人王天麟同侄王士头有承父祖置大武郡西保苦苓脚庄田业一所坐址四至登载上手契内共田六十二甲九分年收庄栳大租谷六百二十九石每甲佃人应贴车工银四钱配纳正供番租、丁耗、水藤等项登载前典契内明白。经天福、天麟、王清等于乾隆三十九年出典于杨东兴、曾朝东收过花边银一千二百五十大元。今因乏银别创甘愿将此典业找绝卖与杨、曾宅。当日三面言议找出佛银二百大元。其银即日同中收讫其田甲租额即照前典契内付与杨、曾宅掌管收租纳课永为己业不得异言嘉庆五年八月□日立找绝卖尽根契。2该典业从典到卖绝的间隔时间比较长原业主失去大片土地的收租权难以备价赎回只有以找价卖绝来结束这一土地转移过程。 台湾典卖土地的人主要是经济力量较弱的大租户。小租户阶层兴起后他们从土地得到的经济利益已过大租户。因此一般人不愿承买大租权兼之为了躲避赋役负担从而多去承买小租权这样典卖大租权的现象逐渐减少大租权的典卖价格自然要下降出现“大租价极贱小租价极贵”的情况1。 胎借银制是封建制度下高利贷的一种形式。胎借者为借贷银钱而以田地或房屋作抵押出借者则以此为“胎”收取利息并有可能最终成为抵押物的所有者。这是高利贷资本渗入封建农村的具有代表性的一种形式。 胎借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表现为利息支付的方式不同。第一种类型包括抵押取利的基本内容尚未涉及土地的所有权与一般胎借没有显著差异。第二种类型是土地转移的开始胎借者将收租权部分或全部地转交给出借者后者直接到田地上向原有佃户收租使原有关系生了较大变化。如同治三年淡水陈登山所立契约载明：“有承父认过十三股公山埔一所前来开垦托中引就与宗叔偏与叔为胎借出清水佛面银二百大元正完足共该利粟二十八石。银字即日两相交讫即将现佃陈炳将对付偏与叔每年收租抵利不敢阻当。”2原佃和地租都由出借者支配暂时脱离原业主从这个意义上说形成了新的主佃关系。胎借的第三种类型的性质已生重要变化。出借者的要求涉及到所谓的“胎”落实在原先作为抵押1道光《彰化县志》卷12上方传穟：《开埔里社议》。 2王世庆编：《台湾公私藏古文书汇编》。 1陈盛韶：《问俗录》卷6《鹿港厅》。 2王世庆编：《台湾公私藏古文书汇编》。 物的田地、房屋上面使胎借者作出了更大的让步。如道光二十五年一张胎借银契上载明：“立胎借字人胞兄浮有承父买过周家本庄田一所三份当日同叔三面言议胎借出佛银一百七十大元正明约将此田三份得一份听弟收谷抵利息如是无银取赎其田依旧听弟收谷抵利息。”3这种胎借实际与一般典地无异出借者所获得的权利比对佃付利又进了一步土地所有权已归于自己不受原业主的限制。胎借者只保有回赎的权利其他权利均已禁止。 封建租佃关系台湾封建租佃关系本源于大6但又具有它自己的特殊性其主要趋向就是由垦佃制展到大小租制小租户与“现耕佃人”的关系愈益具有重要意义。 一、垦佃制向大小租制的展在开台湾（尤其是中、北部）的过程中垦佃制应运而生普遍推行。大6移民中的商人、地主和官吏等充当垦户领照招佃开垦获得土地所有权向佃户收取地租形成垦佃关系也就是开垦过程中的主佃关系。垦户与佃户订立的契约一般为“给垦字”也有一些是口头商议明确规定佃户的各项义务这是当时主佃关系的真实反映也是进行具体研究的必要依据。 “佃田者多内地依山之旷悍无赖下贫触法亡命”在开垦早期缺乏独力开垦的条件便充当开垦集团中的实际劳动者与垦户订立契约承佃土地向垦户交纳地租承认垦户的土地所有权。此时他们对垦户有较大的依附性主佃关系是牢固的带有保护与被保护的性质。进入正常开垦阶段后佃户的来源及其经济状况的改变使他们具备一定自垦能力不完全依赖垦户对垦户的依附性主要出于经济原因出于获得土地权利的要求是一种比较松弛的人身依附关系他们在开垦中挥了更大的作用。这类垦佃关系比前者更具有普遍性形成这一时期垦佃制的主流。 垦佃制下垦户不管土地是否开垦成田都有收租权对佃户进行经济剥削。地租交纳的时间因田与园的区别而不同。田种旱稻一般只有一收收成后交纳。园种水稻多为两熟也有三熟的均分为七月、十二月两次交纳比例为早六晚四。地租率有按百分比的一般为一九五抽的垦户得一五佃户得八五。有的是额租制开垦的头三年按每甲四石、六石、八石的比率递增以后定为八石。不管是哪种方法地租额一般不过收获物的十分之二是比较低的。这是垦佃制的特点。地租额所以较低主要由于佃户垦种的是生荒地垦户虽付出资本若不经佃户垦种就无法获得土地收益3王世庆编：《台湾公私藏古文书汇编》。 垦户的土地所有权就是空的。其次这一时期的垦佃关系略有变化佃户与早期不同可以自备工具、牛种等等甚至可以由一群佃户自筑陂圳如淡水的嘉志阁圳“乾隆三十二年众佃派丁拦筑其水源于合番坪灌溉田一百四十甲”1佃户不必完全依赖垦户。另外作为获得土地耕作权的代价佃户需交付一笔数目不等的货币给与垦户称为埔价银或犁头银所以地租额便相应降低了。对佃户来说获得土地耕作权的方式还是比较有利的。下引乾隆十二年八月一张契约在垦佃关系中比较有代表性：立给垦批阿河巴庄业主张振万有自置课地一所坐落土名余庆庄共有田甲一十一甲五分正。今招得佃户王简书前来出得时值埔价银一百六十两正。其银即日交收明讫其埔随踏交银主前去垦成水田内带水分九张足荫。当日二面议定递年每甲实纳初年大租二石次年纳大租四石三年实纳大租八石系头家租税永为定例。每甲随带车工银三钱六分正贴运课工脚费用。其大租务要晒干风净不得湿右。丰歉租无加减亦不得拖欠升合外批明：其庄中申禁以及水谷俱系佃人之事再照。 乾隆十二年八月日给。业主张。1张振万是彰化县大垦户。佃户要自备生产资料并交纳埔地银。这样一方面加重了佃户的经济负担另一方面却是佃户独力垦种对垦户的依附性减弱成为佃户获得佃权的条件。 由于多数佃户都在实际开垦中投入工本并交付埔价银。他们大都能获得永佃权垦佃关系成立时佃户就已掌握永佃权。如雍正十年彰化一契：立招佃人业户李朝荣明买有大突青埔一所今有招到李恩仁、赖束、李禄亭、梁学俊等前来承■开垦出得埔银六十五两正情愿自备牛犁方建筑陂圳前去耕垦永为己业。历年所收花利照庄例一九五抽的及成田之日限定经丈八十五石满斗为一甲每一甲经租八石雍正十年十月日。立据招佃人李朝荣。2其他“永为己业”“任从永耕”、“业主亦不得另给他人”等等规定均出现于这类契约之中成为永佃权存在的标志。永佃权又称为“田底”它使佃户比较稳定地进行生产获得收益投入土地的工本、劳动不会轻易丧失。它作为佃户耕作权利的保障使业主不能任意换佃垦户在垦佃关系中的支配地位也受到了影响。 垦佃关系成立之初佃户的依附性表现得比较明显佃权还没有成为一种确实的物权不能任意转给他人土地耕作权的处置仍要由垦户决定。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佃户脱离垦户控制的趋势逐渐加强引起一定程度的变化。土地耕作权“不得私相授受”等规定逐渐让位于约束性较小的规定佃户顶退土地时也不再受到限制。如乾隆三十二年的一张契上规定：“若其佃1同治《淡水厅志》卷3《建置志·水利》。 1《清代台湾大租调查书》二章一节一一号。 2《清代台湾大租调查书》二章一节第三号。 人欲退卖下手先报明业主清完租粟之后听佃退卖业主不得阻难。”1与前期相比垦户对佃权转移的控制已大为放松只要有人耕种交租便不问佃人的身份来历佃户的依附性已确实有所削弱。 出于这一原因土地垦熟后佃户间顶耕土地的现象增多了并不固定为某一业主耕种这不是由于业主换佃而是佃户展自己的耕作权。在这方面佃户的斗争起到了重要作用。佃户之间顶耕土地时所立契约为退田契。例如雍正八年承禺所立契约：“立退佃契人承禹今有自垦、自置水田带园一所自情愿出退托中引就刘宅前来出承顶当日三面言定出得锄头工资并仓廒水圳共银十两。即日同中秤收足讫归用其田即踏付银主前去耕作管业雍正七年上租粟系上手之事；七年之下系是银主之事。”2这种顶耕属于佃权的买卖原佃向新佃收取工本及其他费用作为卖价已经把佃权作为一种物权。新佃在承顶之后仍享有与前佃相同的权利与业主有关的仅是地租的交纳而已在其他方面不负担什么责任。佃户的佃权即使在退佃过程中也得以保留因欠租而退佃的交足租额后仍然可以继续耕作。这些都说明佃户依附关系的松弛化由于佃户自行换佃而得到加强佃户在经济力量增强后正在逐渐占据有利的地位。如史籍所记载：“久之佃丁自居于垦主逋租欠税业主易一佃则群呼而起将来必有久佃成业主之弊又佃丁以园典兑下手名曰田底转相授受有同买卖。或业已易主而佃仍虎踞将来必有一田三主之弊。”1这里比较完整地记述了佃权由产生到牢固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完成为垦佃制转化为大小租制提供了重要条件。 一些佃户在获得永佃权的前提下自己招佃耕作收取小租成为小租户原交给垦户的地租变为大租。大小租制产生后长期占据台湾租佃关系的主要地位。如乾隆五十六年内辘庄刘士新等所立分家文契上载明：“有承父遗下田园各处物业等项前乾隆四十八年兄弟分业年配纳大租粟三十五石共收大小租粟一百二十三石。”2如乾隆五十九年一契：立合约字人元辉、招麟今于合伙明买海山彭福庄水田一处并带竹园瓦屋禾埕菜园埔地等项业主经丈水田一十一甲零三厘三毫正共纳大租谷八十九石零六升四合正其小租谷并碛地银照依时例八股均匀。其田祖师爷五股孟五郎公大一股浩兄弟共二股名下水田二甲七分零。浩兄弟情愿出卖元辉、招麟备出佛面银一千三百元正合伙明买其小租谷并碛地银二人对半均收乾隆五十九年十一月。31《清代台湾大租调查书》二章一节二八号。 2《清代台湾大租调查书》二章三节二号。 1康熙《诸罗县志》卷6《赋役志》。 2《台湾公私藏古文书汇编》。 3《台湾公私藏古文书汇编》。 这是小租户出卖小租权的实例卖价很高一甲达数百元契中规定包括大租、小租和现耕佃人交给小租户的碛地银证明小租户已经招佃收租成为与大租户并立的业主享有自己的独立权利从而形成一田两主制的完整结构。因此小租的产生既是地租的分割也是土地所有权的分割。通过永佃权到土地所有权的过渡佃户才转化为剥削佃人剩余劳动的小租户使租佃关系生质的变化。小租户的出现使大租户控制土地的权力更为分散和削弱。一个大租户之下一般有众多小租户据《新竹县制度考》记载最多有四十四户最少者有十五户。1初期的小租额多与大租额相近表明小租户仍然受到大租户土地权利的限制。如乾隆十八年一契载明：“立为蒸尝合同文约字人钟复兴先年买有水田一处田甲一甲三分七厘正业主施每年每甲供纳大租八石遗下与弟瑞若兄弟管守耕作供纳小租一十二石大租系瑞弟耕作之事。”2以后小租额一般达到大租额的四倍小租户在土地收获物中的占有比例大为提高。如道光十四年一契载称：“立出■耕字人族侄款承父阄分应份有水田一甲五分年配纳王业主大租粟十二石满正又小租谷六十三石（九三斗）正并车工水银。”3从大小租额的比例来看小租户的经济力量迅增长他所据有的业主地位已确定无疑、十分稳固。大租权的买卖在清后期有所增多进行买卖时仍把小租户带交过去但承买者对小租户实际上无法行使业主享有的权力。小租户成为展过快的阶层在生产经营上十分活跃成为土地的实际业主这就导致清末田制改革时出现以小租户为业主和纳赋人的结果。 二、■耕制在大小租制下小租户与“现耕佃人”形成又一层的主佃关系。此时双方所立契约为■耕契或招耕字出现■耕制成为大小租制的重要内容。■耕关系形成时土地已经开垦成熟不同于开垦时期的荒地。比起佃户来现佃承耕时所处地位要相对不利。“■”为闽、台民人所用俗字与土地相联系时被解释为“贷田而耕也”表明这是一种租佃关系。《淡水厅志》中对■耕有较详细的记载：“有佃户焉向田主■田耕种也。有碛地焉先纳无利银两也银多寡不等立约限年满则他■田主以原银还之。每年田主所收曰小租淡北分早晚交纳自堑而南多纳早冬其晚冬悉归佃户。亦有先纳租一年后乃受耕则不立■字亦无碛地银也。凡田器牛种皆佃备。”1与垦佃制下的佃户不同“现耕佃人”没有永佃权只有短期耕作权■耕契上规定的期限一般不过十年到期就要换佃或重新立约。即使在规1《新竹县制度考》大小租户条。 2《清代台湾大租调查书》二章三节十二号。 3《清代台湾大租调查书》二章二节五号。 1同治《淡水厅志》卷11《风俗考》。 定期限之内佃人的耕作权也不是完全有保障的小租户仍然能够更换佃人。如咸丰十年的一张契约载明：“同立■耕字人新佃陈添元兄弟等今因乏田耕作托认保人宗兄吉哥向就与原业主宗叔金声记兼对收租主宗叔篇与叔承接■过十三天内六股水田一段即日备出无利碛地银二百八十六元正同认保人交金声记及篇与叔收入足讫递年应纳小租粟一百十六石戊午年（咸丰八年）金声兄弟等所收旧佃林妈智无利碛地银二百八十六元系庚申年（咸丰十年）篇与叔所收新佃陈添元无利碛地银二百八十六元送还妈智碛地银项。”1小租户在■耕期未到时就以新佃代替旧佃解除原先的■耕关系这与开垦时期佃户拥有田底“永为己业”的情况已截然不同。小租户之下一般都有两个以上的现佃在小租权典卖时转到新主手中由后者决定原佃的去留。因现佃只有短期耕作权就有可能在这一转移过程中丧失耕作权。如乾隆四十九年彰化李振拔所立卖田契上载明：“田甲四甲六分六厘带水分五甲五分年纳业主李杨氏大租粟三十九石六斗庄栳其田随踏付银主前去起耕另招别佃耕作收租纳税永为己业。”2又如嘉庆三十五年凤山县邱湾秀所立卖田契上“年带邱业主大租粟十一石九斗二升庄栳其田即踏付银主前去起耕掌管招■别佃收租纳课”。3这些契约上的规定都对现佃不利。但是现耕佃人对小租户又没有明显的从属和依附的关系处于相对自由的地位。■耕制下依附关系比较松弛双方都可自行退出现佃既不享有永佃权也不具有经济外的依附性。 ■耕下影响主佃关系的又一因素是碛地银也称压地银是现佃预交给小租户的贷币有■耕就有碛地成为■耕制的一个特点。碛地银与埔价银的性质不同现佃不能依靠碛地银获得佃权它只是小租户保证地租收入的手段。如咸丰五年淡水邓阿任所立■耕契内规定：“限内如育一季租谷不清将字内碛底扣抵补足随即起耕。”4因此碛地即是押租与大6上名目繁多的押租如挂脚银、佃礼银等等具有同样性质。碛地对小租户有着重要意义现佃“止认小租为主人交纳斗升听其拨换佃人敢抗大租不敢抗小租”1就可归因于碛地银的作用使小租户的经济利益和地位更加稳固。碛地银产生于大小租制下乾隆年间已经出现如乾隆三十年诸罗县民人江亮新即因为在同一土地上收取两份“压地银”而引起命案。2碛地银在■耕期内由小租户自由使用期满才归还佃人就等于小租户变相地向佃人借贷银钱又免付一般借贷的三分利息利用业主身份得到这一有利条件成1王世庆编：《台湾公私藏古文书汇编》。 2王世庆编：《台湾公私藏古文书汇编》。 3王世庆编：《台湾公私藏古文书汇编》。 4王世庆编：《台湾公私藏古文书汇编》。 1陈盛韶：《问俗录》卷6《鹿港厅》。 2《清代地租剥削形态》下册421页乾隆三十年闽浙总督苏昌题。 为他对佃人进行经济剥削的一个部分。■耕制下一般是“田器、牛种皆佃备”佃人虽有一定的经济力量但承耕后独力经营负担仍然很重碛地银的交付必然使佃人减少投入生产的工本甚至有可能被迫通过借贷来设法交足碛地银从而进一步加重佃人的经济负担阻碍生产的顺利进行。因此碛地银的存在对佃人是不利的。 ■耕制下小租户处于有利地位与佃人有直接的支配关系另外小租的征收是因为小租户原是从事开垦的佃户对土地享有更多的权利因此小租额一般过大租额数倍达到与佃对半分成的程度他对佃人的剥削也就更重于大租户。如以每甲上田产谷八十石为准大租一般为八石小租一般为三十二石则佃人可得四十石。通常情况下大租占收获物的一至二成小租户占四至五成佃人约得五成。由于佃人交纳定额租这一比例基本是固定的。但佃人的耕作却存在着地力衰减的问题土地由肥沃易耕变得瘠薄产量下降“久垦土田渐成硗薄。每甲出粟上者不过三、四十石”1“今则屡经耕种地力渐薄矣从前一岁三熟者今闻或两熟矣”2。佃人依靠与前相同的生产条件绝对产量却减少了地租负担愈显沉重处境更为艰难。在难以完租的情况下佃人只有被迫退出■耕关系。 综上所述■耕制下小租户与现耕佃人之间基本上是一种简单的契约关系现佃与土地没有牢固的联系不拥有永佃权。小租户的业主地位建立在经济剥削之上依靠对现佃的剥削成为与大租户并立的力量。小租户与大6上的一般庶民地主有不少相同之处比如小租额占土地农产量的一半与大6地主的对半分成相等小租户所收碛地银与大6上的押租具有同样性质小租户可以更换现佃如同大6地主所享有的撤佃、换佃权利（在佃户获得永佃权之前）等等。因此小租户产生之后就成为台湾地主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 1刘家谋：《海音诗》。 2《台案汇录》甲集《监察御史林士博奏台湾重地宜裕贮以备不虞折》。第五节土地买卖先尽亲房、原业清代前期的土地买卖与明朝相比交易更加频繁形式更为多样手续越益繁琐“乡例”的名目更多更为盛行。有些田地十年之内三易其主四易其主。买卖田产的手续也更为复杂一般是从业主请托中人先问亲房、原业开始寻找买主三方当面议价书立卖地文契交纳田价付给画字银、喜礼银、脱业钱丈量地亩并依照法例报官投税更写档册过割钱粮这样算是进行了买地的第一个阶段。嗣后还要经过找价、回赎、绝卖才彻底完成了这块田地的买卖手续。真可说是名目繁多关口重重若稍有不当某一环节出了差错这笔田产买卖便难以实现。 在清代许多地区都存在着先尽本家的“乡规”卖地时需先问弟侄叔伯等“亲房”亲房要买则应卖与亲房不要再问本家族人又不要才能找另外的人承买否则要引起争端带来麻烦甚至惹出人命重案搞得倾家荡产充军问斩。河南登封县陈刘氏因夫死后“家下没什么度用”于雍正十三年（1735）十二月托产行经纪陈兆凝作中卖地“尽过陈姓本家人都说不要”侄子陈雅也说没有银两叫陈刘氏“只管寻主出卖”。陈兆凝寻了买主王仁议价三两三钱一亩。当写契交银丈量田地时陈雅却来阻挡混骂王仁“擅买他陈家的地”王仁答应“将地让陈雅承买”陈雅继续混骂追殴王仁双方争斗陈雅伤重而死王仁也依杀人抵命之律被判处死刑。1许多地区还流行着卖地先尽原业的乡俗。陕西咸宁县张稍曾将地九亩九分卖与李必忠家乾隆二十六年（1761）李必忠把地卖给张国佐原业主张稍的亲房张仲建、张仲必“执卖地先尽原业俗规”告诉张国佐说：他是原业之亲房“见卖得赎他要赎这地亩”张国佐同意放赎。2画字银与脱业钱画字银是卖主及其亲房和族人在田地正价之外向买主索要的银钱。画字银之俗在许多地区颇为流行名称不尽相同给的银钱数目也不一样有多有少经常为此引起纠纷酿成人命案。湖南桃源县叫画字银为挂红钱该县刘东山弟兄将汪家塌田屋山场卖与丁庭贵地价九十六千文丁庭贵“因乡间俗规买主在正价外另有酌给挂红钱文”答应给刘家挂红钱三千二百文。嗣后丁庭贵借口“从前买价已贵”不肯付给双方争斗刘氏弟兄打死丁庭贵之子丁科。湖南巡抚浦霖拟议：丁庭贵原曾议给挂红钱后又“撒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刑科题本》乾隆元年十二月十六日徐本题。赖不给”“辄行翻悔不交”致肇衅端甚属不当“其挂红钱文系乡例相沿仍照追给领”。1业主的同胞弟兄也要领取画字银钱在一些地区它已经成为“乡规”。湖南武陵县的“俗例”就是：“凡是卖产亲房弟侄都有画押的钱文”2。有些地区索要画字银的人员范围更加广泛。湖南“绥宁俗例：凡是卖产业主本支户族都给画字银两”3。 在许多州县买主虽然交清田地正价付出了画字银用费已经颇为可观但事情并没有完还得依照俗例拿一笔钱给与这份田产的上业主。这种钱的名称不尽相同湖北襄阳、江陵及湖南安化县称之为“脱业钱”。湖南安化县李祥一把夏字冲田地卖与李彩槐李彩槐又转卖给李茂柏。“乡间俗例：凡是卖田上业主原有脱业钱”因李祥一已迁湘乡县居住李茂柏当时便未付给从而生争吵出了人命案子。1安徽寿州及霍邱县一些乡镇称此钱为“喜礼银”。霍邱县汪登曾将庄田三斗与汪让相换后汪让将此三斗田卖与汪凡机地价是十千文。汪登因“霍邱乡间俗例：凡田地转卖原业主该有喜礼钱的”遂到汪凡机家索要喜礼钱。2湖南平江称此钱为“酒礼银”江西弋阳、湖南湘潭、江苏泰州叫“画字钱”、“画押银”安徽六安州、河南固始县叫“贺银”、“赏贺银”。六安州“乡间俗例：凡有把产业转卖别人原主都要向买田的要几两银子叫做贺银”3。 画字银与脱业钱的习俗使买主要多付出一些钱有的场合仅只是给与卖主的画字银就多达地价正额百分之十四至百分之三十五如果加上卖主的亲房及本家的画字银再加上付给原业主的脱业钱费用就相当大了。这种钱实际上是附加的地价是封建制度、封建势力、封建习俗强加于土地买卖时附加的地价。地价的提高使原业主买回祖业的努力难以收效也不利于雇工种地的经营地主、佃富农及富裕农民的展增加了他们购买田产的费用减少了用于改良土壤、改进技术、提高产量的资金加重了他们的经济负担。因此总的来说画字银与脱业钱习俗的广泛流行对农业经济的展是不利的阻碍了土地买卖摆脱封建制度的束缚向资本主义自由买卖的过渡。 活卖、找价、回赎与绝卖1“刑科题本”乾隆五十四年三月初九日浦霖题。 2“刑科题本”乾隆四十年十二月十七日舒赫德题。 3“刑科题本”乾隆四十一年七月初四日舒赫德题。 1“刑科题本”乾隆四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英廉题。 2“刑科题本”乾隆二十一年十月初五日高晋题。 3“刑科题本”乾隆二十一年闰九月初五日鄂弥达题。 土地的买卖本来也和其他物品如衣服、食谷、牲畜的交易一样一经出卖就归买主所有卖者再也无权干预更不存在索找补贴价钱或备银回赎的问题当然也就无所谓活卖、绝卖之分。可是随着社会的展田地买卖日益频繁地租额不断增加地价持续上涨土地这一封建社会中最根本的生产资料在买卖的过程中就显示出与其他物品不同的特点出现了活卖与绝卖之区别形成了索找价银与回赎原业的习俗这在清代表现得更为突出。 所谓活卖是卖地时业主于契上载明“卖活契”、“不拘年月远近银到归赎”等字样或者是虽未写这类文字但也未注明“杜绝”等字句这样的卖田叫做活卖卖主有权随时备足原价银钱向买主赎回此地或要求买主“补贴价银”买主不能“掯勒不放”也不能拒付找价银两。下引一契为例。 雍正元年（1723）山东兰山县营子村农民杨■为筹办钱粮将地六亩托中卖与杨洪如写立活卖文契：立卖活契人杨■同子杨文炳、杨文卓因钱粮无凑央到中人曹德仁说合情愿将业地六亩卖与杨洪如名下耕种为业言定时价银三两六钱其银当日收足并无短少钱粮随契过割。恐后无凭立卖约存照。 雍正元年十二月初三日立卖活契人杨■同子杨文炳、杨文卓。执约人杨洪如说合人曹德仁代字人阚克恭。1既为活卖卖主就可以向买主找补银钱或叫补贴银钱通常简称为“找价”。原业主索要找价银的理由一般都是原价太少需要补贴。江苏武进县刘文龙于康熙六十年（1721）将田一亩八分卖与陈德山家价银七两雍正七年刘文龙以“原价轻浅”向陈家索找立下找契：立找契刘文龙向有惊字号平田一亩八分卖与陈名下收租今因原价轻浅央中找得银一两整其田仍照前契业主收租立此存照。雍正七年八月日立找契刘文龙中张芳之、万理瑞。1这种找价有的不只找一次而是二次、三次、四次直到找绝为止。 也是这个刘文龙于乾隆十四年又向陈家索找立下找契。其契为：又立找契刘文龙向有惊字号平田一亩八分卖与陈名下原价轻浅找过一次仍未敷足今再央中向找银七两前后共收银十五两。自找之后田虽原主承种如有租息不清听凭业主收回自耕。恐后无凭立此存照。乾隆十四年二月日立找契刘文龙中王元、陈瑞章代笔元襄。2找价之俗官府一般是承认的如果买主不交应付的找价银两引起纠纷官府还要惩治买主。江西广丰县潘奠守将粮田二十四亩卖与监生行因“田多价少”“希图找价”赴县控告要求回赎。知县断令1“刑科题本”乾隆三十二年正月二十三日明德题。 2“刑科题本”乾隆三十二年正月二十三日明德题。 行交付找价银十四两行没有立即付给惹起争执生命案。官府以“行不将断找之价即行交领”依“不应轻律”笞四十并即上交找价银十四两给与潘奠守。1与活卖相联的是“回赎”。回赎是业主将田活卖以后经过一段时间备足原价或加上找价银钱向买主赎回原地只要不是绝卖没有找绝年限不太久远买主必须收银放赎即使此田已经几易其主都必须赎回归原主管业。有些业主出卖田地之时就在契上注明“回赎”、“银到归赎”、“银到契还”等类字句卖出以后过了若干年月原主就备银赎回。江苏常熟县卢明岗于乾隆九年将田十九亩及随田草房两间一厦卖与叔父卢国荣曾经找过田价正贴银共五十六两。乾隆十六年十一月卢明岗再向叔父索要找价银钱卢国荣无力付给应允放赎让卢明岗备足原银赎回其田。卢国荣写立放赎凭票如下：立凭票叔国荣为因昔年曾买明岗侄畏、寥两号田一十九亩、随田草房两间一厦共价银五十六两整今因无力找贴若有原价情愿即便放赎。恐后无凭立此凭票为照。乾隆十六年十一月日立凭票叔国荣中吴新在。2田地出卖年久无力回赎或一找再找活卖便变成绝卖。也有人一开始就将田产绝卖。所谓“绝卖”本来的意思是此地出卖之后永归买主管业卖主不能再索找银钱也不能备银赎回。不少地契明确写为“绝卖契”或“杜卖契”。广东兴宁县蔡廷献、蔡廷树的母亲蔡刘氏有“口食田”五丘于乾隆十年卖与生员刘璋如立下绝卖田契：立卖契人蔡刘氏今因乏食母子商议愿将承祖分下口食坐落土名蕉头窝田三丘又大路边田二丘共田种五升整内载粮米七合二勺要行出卖。先招后招无人成交自请中人送与刘璋如承买就日亲领到田踏看界址分明回家立契。三面言定时价足色银九两整当日银契两交明白并无短少债贷准折等情。其田自卖之后任从买主另批别佃过户当差永远管业廷献兄弟日后永不得收赎亦不得借端加增等情。恐口无凭立卖契为照。立笔男蔡廷树中人马俊荣在场林清楚见人蔡廷辅。乾隆十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立卖契人蔡廷献、蔡廷树。1田地绝卖之后原主及其子孙本来是不能找价或回赎的但是随着地价不断上涨等等因素许多地区都生了原主索讨找价要求回赎的案子。尽管买主不愿在绝买之后另付找价官府也多次申禁不许加找但卖主仍然纷纷讨要补贴银钱。一些买主也同意了这种要求付给找价银。安徽怀宁县监生刘梅的祖父于雍正十二年买了杨廷荣家田亩“契载杜绝”杨家借口“原价甚轻”屡向刘家“索找加价”乾隆三年加银二十两九年又加银十四两十八年再加二十两“都有纸笔垒据”。杨廷荣“因家里穷苦不能过1“刑科题本”乾隆三十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刘统勋题。 2“刑科题本”乾隆十七年八月十七日庄有恭题。 1“刑科题本”乾隆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阿克敦题。 年无处设措”又向刘家索找价银出了命案官府饬令刘家照契管业不准杨姓再行加找。2正是因为绝卖之后索找行为的普遍因此一些州县形成了绝卖之后可以加找一次的“俗例”。安徽怀宁县江益珍家于乾隆四十七年将田种三石绝卖与黄廷弼价钱一百三十四千文。乾隆五十一年江益珍“因贫难度”“照乡间俗例杜卖加找一次”。向黄廷弼加添足钱七千五百文“写立加约”付黄家收存。1找价、回赎习俗对农民阶级的生活与农业的展带来很大危害。其一找价的数目相当大原主很难回赎。从乾隆朝《刑科题本》土地债务类五万余件档案看原主索要的找价银或是一、二次或是三、四次钱数都不少。自耕农、半自耕农或兼营小本买卖及手工业的小土地占有者他们或是由于贫穷难熬无法生活或因“钱粮紧迫”利债逼迫或是葬亲乏资万不得已才走上这条绝人之路眼含泪珠忍痛画押出卖祖业卖地之后或是佃田耕种缴纳高额地租或是长雇短佣挣取微薄工钱处境更加困难哪能积攒足够银钱去赎回田地。这种因贫难赎之例档案中比比皆是现仅举一例。江苏镇洋县张庄于康熙六十年将田三十亩卖与朱瑞先价银九十两后三次找价共找七十三两相当于原价百分之八十一正价找价共银一百六十三两。张庄卖田以后异常穷困于雍正十二年“因穷苦不过”自带尖刀来到朱瑞先家借口“贴价银子还短些银色要他找几两”若不给与“就刎死在他家里也讨口好棺材”。2这样穷苦不堪之人哪能拿出一百六十三两银子去赎地。 其二一再找价活卖找成绝卖。原主乏银使用将田出卖之后由于各种原因急需钱用无处筹措只好向买主索讨找价银两写立找绝文契将田绝卖。湖南耒阳县李龙生于康熙四十二年将田禾十二担卖与王宜忠价银三两雍正六年其侄李子逵、李子照向王宜忠找价王宜忠凭中将四担田禾退与李家又给银三两九钱找绝了八担田禾“找契内载明永远绝卖字样”。1其三卖地时间较久官府禁止回赎。由于卖地区分为活卖与绝卖活卖之田可以回赎因此生了许多赎地纠纷清政府遂制定法例划清活卖、绝卖的界限确定找价、回赎的年限。雍正八年规定：“卖产立有绝卖文契并未注有找贴字样者概不准贴赎。如契未载绝卖字样或注定年限回赎者并听回赎。若卖主无力回赎许凭中公估找贴一次另立绝卖契纸。”乾隆十八年再定：“嗣后民间置买产业如系典契务于契内注明回赎字样如2“刑科题本”乾隆二十三年十一月初七日高晋题。 1“刑科题本”乾隆五十三年五月初二日陈用敷题。 2“刑科题本”乾隆元年二月十四日允礼题。 1“刑科题本”乾隆九年九月二十四日张照题。 系卖契亦于契内注明永不回赎字样。其自乾隆十八年定例以前典卖契载不明之产如在三十年以内契无绝卖字样者听其照例分别找赎。若远在三十年以外契内虽无绝卖字样但未注明回赎者即以绝产论概不许找赎。如有混行争告者均照不应重律治罪。”2其四增加了地价争吵频繁。随着找价、回赎之俗盛行土地出售分化为活卖与绝卖活卖可索取找价银两这样一来找价银钱成为地价的附加物实际上使地价大大提高了。湖南耒阳县王圣照家于康熙四十二年用银三两活卖田禾十二担乾隆六年将其中八担田禾绝卖与曹含芳价银二十四两比康熙四十二年的活卖价提高了倍。3山东兰山县杨鹤家在雍正元年将地六亩立契活卖与杨刘氏价银三两六钱过了五十二年杨鹤写立绝卖契把田绝卖与杨四“永远为业”价钱四十五千文比原来的活卖价增加了十几倍。4由此可见找价、回赎习俗对农民阶级大为有害也不利于农业经营者和富裕农民扩大生产对农业的展尤其是对农业中资本主义萌芽的生与展是很不利的。 地价田地买卖的价格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重要问题。地价的议定取决于很多因素如地区的不同土质的差异年成的好坏粮价的高低租额的增减人口的滋生赋税征敛社会治安卖主、买主的身分以及卖主临时急需的紧迫用费等等都对地价的议定有所制约。地价的波动又是反映社会经济展水平及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标志它对地租额的增减对农业的展对农民、地主、农业经营者和工商业者的经济条件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现从乾隆朝“刑科题本”土地债务类档案中按题报年月选录若干材料列一简表作些叙述。由于活卖与绝卖的价格相差很大故凡是档案载明的都分别标明活卖或绝卖未写清楚的则仅写卖地价银若干。 地价简表2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755。 3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755。 4“刑科题本”乾隆九年九月二十四日张照题。 地点简况提报时间江苏镇洋县康熙六十年田三十亩价银九十两三次找价七十三两乾隆元年二月十四日河南登封县雍正十二年地七、八亩每亩价银三两三钱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江苏铜山县雍正十二作地六百亩每亩价银五钱六分二年六月二十七日四川高县雍正十二年粮地二斗二合价十四两二年七月二十四日河南新乡县雍正五年地一百六十亩价一百两二年闰九月二十六日续上表地点简况提报时间湖南安化县乾隆元年田七亩价一百三十两三年二月六日湖南邵阳县康熙二十九年田二亩五分活卖银五两三年七月十六日浙江义乌县康熙五十五年田四斗活卖银二两五钱雍正四年绝卖银七两六钱八年二月七日江西余干县乾隆八年田十一亩八分绝卖银四十五两九年三月十一日河南准宁县乾隆九年地六亩八分价银十九两十年五月二十五日浙江江山县雍正十一年至乾隆五年田十五亩活卖银六十三两乾隆九年绝卖五亩价六十两十二年八月三日湖南安仁县康熙五十三年田七亩绝卖银五两十二年十二月三日河南平江县康熙五十七年田三十五亩绝卖银三十五两。 乾隆十年转卖银五百四十两十三年二月十三日湖北江陵县雍正五年田十五亩价银六十五两十三年七月八日广东龙川县康熙五十五年田三亩绝卖钱三十千文。乾隆十三年转卖五十二千文十四年二月一日广东化州乾隆十二年田十三亩九分卖银三十七两十四年六月三日广东大埔县顺治十四年田十亩活卖银五十三两两次找银十二两已找绝十四年九月二十七日安徽毫州雍正六年地二十一亩活卖银二十一两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江苏镇洋县雍正十二年田七亩活卖银十一两五钱三次找价三十五两已找绝十五年二月三十日河南息县乾隆二十一年地四亩余价钱二千四百文二十五年转卖银七千五百文十五年七月九日江苏常熟县乾隆九年田十九亩活卖银五十六两十七年八月十七日江西上高县乾隆十七年田一亩二分价银三两十九年七月二日山西忻州乾隆二十年地三亩绝卖银十两二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安徽合肥县乾隆二十年秧田八斗六升半及三间房正价四十两二十一年七月十七日续上表地点简况提报时间湖南攸县乾隆十二年田五亩价银三十三两十六年转卖银四十五两二十一年九月二日安徽霍丘县乾隆二十年田三斗价十千文二十一年十月五日安徽寿州乾隆二十年一斗种的地价银十两二十一年十一月四日山东潍县乾隆二十年地一田二分绝卖钱十四千文二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直隶丰润县乾隆六年地一百二十亩价银六十八两十八年转卖八十八两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山西汾阳乾隆二十一年地十九亩价银一百五十两二十三年二月十七日陕西郃阳乾隆十八年地三亩三分价银三十九两二十三年五月十一日陕西咸宁乾隆二十六年地九亩八分价银一百两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二日湖南祁阳雍正元年塘田一亩价银二十两二十八年一月三十日湖南澧州乾隆二十六年田四石三斗价银二百两二十九年十一月初六日江苏溧阳县乾隆二十九年田三宙六分绝卖银五十六两三十一年五月初三日广东德庆州乾隆三十年田二十三亩九分价银三百五十七两三十一年六月初七日安徽含山县乾隆十六年田四十亩及庄房二十二间与全套农具绝卖银一千一百五十两三十一年十一月初九日江苏武进县康熙六十年田一亩八分价银七两后两次找银八两尚未找绝三十二年正月二十三日湖南茶陵乾隆十八年田十三亩价银一百四十两三十二年闰七月初六日广东永安县乾隆十八年田种八斗活卖银四十两找价二十两契载回赎三十三年四月十四日江西弋阳县乾隆二十七年山地四亩价七千文三十五年转卖十五千文三十六年二月初六日江西龙泉县乾隆二十四年田租十七石价银七十五两三十六年十一月十八日湖北随州乾隆三十七年田十亩价一百一十千文三十九年一月二十六日续上表地点简况提报时间湖南黔阳县乾隆三十七年田收谷一石价银二两九钱三十九年三二月十八日河南光州乾隆三十八年地十二亩价二十七千文找价二千文三十九年十月十四日浙江平阳县乾隆三十九年田半亩绝卖钱十三千七百文十年八月初四日山东兰山县雍正元年地六亩活卖银三两六钱乾隆四十年绝卖四十五千文四十一年十一月十日山东平度州乾隆三年地二亩活卖银五两四十四年正月二十四日福建屏南县乾隆四十二年田六亩五分活卖五十千文四十四年找价四十七两五钱契载回赎四十五年三月十二日福建侯官县乾隆三十六年园地三亩活卖银四十一两三十八、三十九年找价十六两契载回赎四十五年十一月十六日江西瑞金县康熙五十二年田二亩活卖银十两四十七年六月初九日安徽怀宁县乾隆四十四年田种三石绝卖钱一百三十千文五十一年找价七十五百文五十三年五月初二日湖南临湘县乾隆五十年田五十五亩价银五百八十两五十三年五月十四日湖北钟祥县乾隆五十四年田五亩价钱六十千文五十六年三月二十八日甘肃河州乾隆五十五年田二亩价八千文五十六年十月二十一日直隶真定县乾隆五十八年田四亩价十六千文五十九年七月十日直隶怀来县乾隆五十九年地二百余亩价钱二百二十四千文六十年十一月十八日以上简表和有关档案反映了三个问题。第一各地田价多少不一。 这些田地买卖中地价少的每亩几百文、几钱银或售银一两、一千文左右。另外一些田地售价则比较高简表所列每亩价银十两以上的有十七起如山东潍县地一亩二分绝卖钱十四千文每亩为十一千一百文陕西咸宁县九亩地价银一百两一亩为十一两湖南安化县田七亩卖银一百三十两每亩价为十八两六钱。每亩售银过二十两的也不少。表中所载田价最高的是安徽含山县生员王朝出卖的田产四十亩粮田及庄房二十二间和农具价银为一千一百五十两。总的看来每亩田售银四、五两的还是比较多。 第二田地价格持续上涨。从地价简表看虽然各州县的田价很不一致相差悬殊但从康熙中叶以后到乾隆六十年地价的基本趋势是在不断上涨有的是成倍上涨有的涨了好多倍。例如河南息县谭绍思于乾隆二年卖地四亩与傅良卜价钱两千四百文乾隆十四年傅良卜转卖价钱七千五百文十二年内涨了两倍1。江西戈阳县詹胜吉在乾隆二十七年卖山地四亩与葛永成得七折银四千文三十五年葛家转卖二亩价七折钱十三千文八年内每亩地价涨了五倍半2。表中所载地价涨得最多的是湖南平江县李二蓁的田产李于康熙五十七年将田三十五亩绝卖与朱谦益得银三十五两过了二十六年朱将此田转卖与高家得银五百四十两过原价十四倍多3。 江苏无锡人钱泳在《履园丛话》卷1《田价》条目中对本邑及附近州县的田价作了如下的记述：前明中叶田价甚昂每亩值五十余两至百两然亦视其田之肥瘠。崇祯末年盗贼四起年谷屡荒咸以无田为幸每亩只值一二两或田之稍下送人亦无有受诺者。至本朝顺治初良田不过二三两康熙年间长至四五两不等雍正间仍复顺治初价值。至乾隆初年田价渐长然余五六岁时（乾隆二十九、三十年）亦不过七八两上者十余两今阅五十年竟亦涨至五十余两矣。 钱泳说明末“盗贼四起年谷屡荒”故田价猛跌。朱谦益说：康熙五十七年绝买李二蓁三十五亩田时“当日因差徭重田不值银故此价银不同”。这种说法比较流行也不无道理但是田价的上涨还有其他的因素如人丁滋生、地价的附加物增多等等下述买地能获较大的利息更是促使田价增长的重要原因。 第三购买田地比较稳妥获利不少。钱泳在《履园丛话》卷七《产业》条目中指出：“凡置产业自当以田地为上市廛次之典当铺又次之。”这种意见在清代颇为盛行社会上普遍认为置买田产牢靠、利大、利久。如仅以赚钱多少而论自然是以开店设铺利息更大尤其是典铺得利更多但是“市廛、典铺有风火之虞”既怕火烧房屋货物尽毁又怕盗贼偷窃抢夺老本赔完而且名声不佳市侩之人难登高雅之堂应试中举也有限制要想进入仕途位列高官身居要职更是十分不易。购买田地就大不一样了即使有水旱之患但总不会年年都有有些上等田土还是旱涝保收而且田连阡陌不怕偷盗任你千军万马也不能把田地搬走确是安全稳妥。 同时康熙中期以后买进田庄虽花费不少银两但收取的租谷租银也比较多也是有利可图现举二例为证。湖南安仁县黄茂之于康熙五十三年将田七亩五分绝卖与黄云非价银五两四钱。1七亩五分田如按每亩收租谷一石计算可收七石五斗谷约值银四至五两即只要一年多就能把本钱赚回来。广东大埔县李正心的父亲于顺治十四年活卖与李君干十亩“契载1“刑科题本”乾隆十五年七月初九日鄂容安题。 2“刑科题本”乾隆三十六年二月初六日刘统勋题。 3“刑科题本”乾隆十三年一月二十三日阿克敦题。 1“刑科题本”乾隆十二年十二月初三日阿克敦题。 回赎”价银五十三两后又两次找贴银十二两六钱九分已经找绝。此田仍由李正心家佃耕“每年输租三十石从未拖欠”。乾隆八年李正心备价回赎被官府驳回。1自卖之后到乾隆八年李正心家共佃耕八十六年每年交租谷三十石合计二千五百八十石按一石谷折银六钱计应折银一千二百四十八两十九倍于李君干家买地的田价。可见买田招佃收取地租获利不少这当然会成为促进清代地价6续上涨的重要因素。 综上所述清代前期的土地买较明代交易更加频繁手续更为繁琐“乡例”的名目更多更为盛行但是这种土地买卖受到了许多封建限制它仍然是封建性的土地买卖与近代资本主义的自由的土地买卖有着重大的差别。随着这种土地买卖的盛行土地兼并更为激烈土地集中加进行。大批小自耕农、半自耕农丧失了土地沦为佃农促进了封建租佃关系的扩展在地租形态等等方面也引起了相当大的变化。 1“刑科题本”乾隆十四年九月二十七日阿克敦题。 第三章土地制度和阶级关系（下） 第一节八旗王公贵族八旗王公贵族的形成八旗王公贵族包括“宗室贵族”和“异姓贵族”两大集团。宗室贵族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及其弟兄的子孙后代异姓贵族是皇室以外的八旗贵族主要是清朝的开国元勋、功臣和皇亲国戚。 八旗王公贵族是随着满族的展于明末清初开始形成的。明万历十一年（1583）五月建州女真枝部头人努尔哈赤以父遗甲十三副起兵率本部诸申三十丁和嘉木湖寨主噶哈善、沿河寨主常舒及其弟扬书属下数十丁攻打仇人尼堪外郎的图伦城打响了建立后金国——金国——大清国的第一仗此后转战三十余年统一女真各部大败明军于萨尔浒夺据辽阳、沈阳进驻辽东地区。其子皇太极继承汗位后又臣服朝鲜统一漠南蒙古各部招抚征服黑龙江、吉林等处女真部落多次入边屡败明军建立了辖治东北内蒙幅员辽阔的强大的清国并登基为帝与明帝分庭抗礼。 在建国过程中努尔哈赤皇太极的弟兄子侄大多披甲上阵统兵厮杀屡立军功。努尔哈赤同父异母之二弟穆尔哈齐随兄征战各方。明万历十三年四月努尔哈赤率兵八十人往攻哲陈部突遇巴尔达五城联军八百阻击敌众我寡士兵大恐不敢进击穆尔哈齐随兄带领两名包衣“四人奋勇步射直入重围”大败敌军1。努尔哈赤同母所生之三弟舒尔哈齐骁勇善战称雄于部很早就披甲上阵“无处不到”与兄长共创后金国。努尔哈赤之长子褚英、次子代善、五子莽古尔泰、八子皇太极、七子阿巴泰、十子德格类、十二子阿济格十四子多尔衮、十五子多铎皇太极之长子豪格褚英之长子杜度代善之子岳托、硕托、萨哈廉、瓦克达玛占舒尔哈齐之子阿敏、济尔哈朗等等宗室均久经征战屡败明军为建立大清国作了很大贡献史称：“国初开创栉风沐雨以百战定天下系诸王是庸”2。 努尔哈赤、皇太极相继分封诸宗室。努尔哈赤自称“英明汗”封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为大贝勒、和硕贝勒封阿济格、多铎为和硕贝勒授其余诸子及济尔哈朗等侄为贝勒、台吉。皇太极于崇德元年（1636）即宽温仁圣皇帝之位后分叙弟兄子侄军功定宗室世爵为九等：“一等和硕亲王二等多罗郡王三等多罗贝勒四等固山贝子五等镇国公六等辅国1《武皇帝实录》卷1页21。 2《清史稿》卷215。 公七等镇国将军八等辅国将军九等奉国将军。”3他封大贝勒代善为和硕兄礼亲王和硕贝勒济尔哈朗为和硕郑亲王和硕贝勒多尔衮为和硕睿亲王和硕贝勒多铎为和硕豫亲王和硕贝勒岳托为和硕成亲王和硕贝勒豪格为和硕肃亲王贝勒萨哈廉追封和硕颖亲王贝勒阿济格为多罗武英郡王贝勒杜度为多罗安平贝勒贝勒阿尔泰为多罗铙余贝勒。其后又6续分封和晋爵崇德年间一共封了七个和硕亲王、三个多罗郡王、六个多罗贝勒、五个固山贝子、一个镇国公、八个辅国公以及一些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和奉国将军一个势力强大的宗室贵族集团正式形成了。 异姓贵族又可分为满洲八旗贵族、蒙古八旗贵族和汉军八旗贵族三个系列以满洲八旗贵族为核心为主体。 这时的异姓贵族主要是开国元勋、功臣先是“五大臣”和武勋王。“五大臣”乃额亦都、费英东、何和礼、扈尔汉、安费扬古。武勋王系扬古利他们都系很早随从努尔哈赤南征北战屡建奇功的开国元勋。额亦都和安费扬古还参加了太祖以遗甲十三副起兵的图伦之战。其子弟亦继承父志领兵厮杀续建殊勋。劳萨、冷格里等一大批满洲勇士也转战各地破敌克城威名远扬。一些蒙古贝勒台吉很早就带领部民来归随从征战为金国的强大做出了贡献。如漠南蒙古喀尔喀五部之巴约特部古尔布什台吉于天命六年（1621）十二月即率部民八十户一百一十五丁来投努尔哈赤大喜以第八女嫁其为妻厚赐牛录、人、畜、财帛。科尔沁部之兀鲁特部贝勒明安以女嫁与努尔哈赤又率部来归。巴约特部台吉恩格德尔很早即来朝贡后又带部来归娶汗之侄女。明抚顺游击李永芳最早降顺带兵征战娶汗之孙女。这一大批满洲、蒙古、汉军八旗将领都为全国的建立和展而效劳立功因而也分封爵职。 天命五年（162o）英明汗努尔哈赤仿效明制置总兵官、副将、参将、游击、备御各分三等职皆世袭。天聪汗皇太极改定爵职于天聪八年（1634）定五备御之总兵官为一等公一、二、三等总兵官为一、二、三等昂邦章京一、二、三等副将为一、二、三等梅勒章京一、二等参将为一、二等甲喇章京游击为三等甲喇章京备御为牛录章京。 努尔哈赤、皇太极先后分封额亦都为弘毅公、费英东为直义公、扬古利为品一等公、何和礼之子和硕图三等公、额亦都之子图尔格三等公、蒙古勇将武讷格三等公余皆分封昂邦章京（后之子爵）、梅勒章京（男）等爵职。入关之前封授满洲公、子、男爵约五十人、蒙古约三十七名公、子、男爵汉军（包括后来编入汉军者）王、公、子、男近三十人。满洲、蒙古、汉军这一百一二十名王、公、子、男就是新形成的八旗异姓贵族。 八旗王公贵族是金国——大清国的统治集团其中以亲王、郡王、贝勒为核心的宗室贵族权势更大地位更高。 3《清文献通考》卷246。 王贝勒拥有旗主之权代善等王贝勒分主一旗或二旗豪格、阿巴泰等王贝勒亦辖有若干牛录他们与旗下人员是君臣关系、君民关系。王贝勒拥有议政之权军国大政由汗召集王贝勒商议决定。天聪年间还实行努尔哈赤生前确定的“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制度由天聪汗皇太极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位大贝勒为主辅以多铎、多尔衮等贝勒治国理政。崇德年间改为议政王大臣会议在宽温仁圣皇帝的主持下议政王召集议政贝勒、贝子、大臣与议诸事。王贝勒拥有用兵之权。他们各自统辖本旗将士转战四方。对谁用兵由汗与王贝勒议定。重大征战皆以王贝勒为主帅。天命、天聪年间分别由英明汗努尔哈赤、天聪汗皇太极统率偕诸贝勒领军出征。崇德年间英郡王阿济格、睿亲王多尔衮、贝勒岳托、阿巴泰等王贝勒分别授奉命大将军、扬威大将军统领八旗劲旅入边攻明。宗室王贝勒是执掌金国、大清政大权的最高统治集团。 八旗异姓贵族则分任要职如固山额真、梅勒额真等重要职位基本上为异姓贵族担任与议国政。他们也辖领牛录管辖旗下人员率兵随从王贝勒征战各方拥有相当大的兵权。 八旗王公贵族将俘获的大批人口贬为包衣将他们编隶庄园耕田种地牧放马牛。他们拥有大批庄园。早在进驻辽东前夕“自奴酋及诸子下至卒胡皆有奴婢（互相买卖）、农庄（将胡则多至五十余所）奴婢耕作以输其主”1。进入辽沈以后八旗贵族又增设了许多庄园仅大贝勒代善之子瓦克达台吉天聪九年就占有满洲、蒙古汉人包衣八百七十丁和二十三个庄园。2蒙古台吉恩格德尔及其弟莽古尔岱台吉领有太祖赐彼的拖克索（庄）二十四个。 八旗贵族的迅展顺治元年（1644）四月摄政王多尔衮率军十二万来到山海关准备与大顺农民军决一死战。多尔衮早在月初以六龄幼君名义颁布的敕书中便明确讲道：“当此创业垂统之时”“往定中原”其诸王、贝勒、贝子、公、大臣等当“同心协力以图进取”。四月二十二日大战之前他又召集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及八旗大臣再次强调指出一定要拚死厮杀以成大业。3在共建大业的鼓动下努尔哈赤、皇太极的子孙弟侄和八旗将领纷纷奋勇冲杀大败敌军并随即分兵四出征抚各地为确立清皇朝对全国的统治而冲锋陷阵建功立业一些王公大臣还效命疆场卒于军中。 1李民■：《建州闻见录》。 2《清太宗实录》卷25页22。 3《清世祖实录》卷4页8、9、17。 后来清高宗弘历总论清初王公业绩说：“我朝开国时宗室懿亲勤劳佐命其殊勋茂绩实为史册罕见。”1《钦定宗室王公功绩表传》比较清与前朝宗室从征情形时更明确指出：“诸史列传载从龙征伐虽不乏懿亲亦从无多至四五十人并奋起鹰扬铭勋竹帛共震万世之鸿基者。”有功就得论赏殊勋更应格外优遇多尔衮对宗室实行“笃厚懿亲”的政策。顺治元年十月福临登极恩诏第一条就是优待宗室贵族它规定：“亲王佐命开国济世安民有大勋劳者宜加殊礼以笃亲贤。”因而加封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郑亲王济尔哈朗为信义辅政叔王晋郡王阿济格、多铎为亲王贝子尼堪、博洛为贝勒晋辅国公满达海、吞齐、博和托、吞齐喀、和托、尚善为贝子。后尼堪、博洛、满达海等皆晋为亲王。这些统军征战建国创业的宗室王爷被称为“开国诸王”或“军功勋旧诸王”。 皇子王孙亦因江山已得而荣封爵位。顺治元年十月登极恩诏第二条规定：“亲郡王子孙弟侄应得封爵该部通察往例损益折衷具奏。”2顺治六年规定亲王一子封亲王余子封郡王。郡王一子封郡王余子封贝勒。贝勒之子封贝子贝子之子封镇国公镇国公之子封辅国公辅国公之子授三等镇国将军。其后又有所修改。皇太极第五子硕塞便因系皇子而封郡王后又以军功晋亲王。这些因系“天潢近支”而封世爵的皇子王孙称为“恩封诸王”。 根据有关规定顺治年间先后分封、晋封军功诸王、恩封诸王的亲王郡王有肃亲王豪格、显亲王富寿、豫亲王多铎、英亲王阿济格、承泽亲王硕塞、敬谨亲王尼堪、端重亲王博洛、衍禧郡王罗洛浑、顺承郡王勒克德浑、敏郡王勒度、谦郡王瓦克达、温郡王猛峨、康郡王杰书、简郡王济度、郡王塔尔纳、祜塞等加上原有的礼、睿、郑三王共十八位亲王郡王同时又封了尚善等十三位贝勒、傅喇塔等十八位贝子加上镇国公、辅国公等宗室王公共有九十六人远远过了入关前王公的数字。康熙以后又6续封了几十位亲王、郡王和一大批贝勒、贝子、公。 多尔衮对八旗官将实行“崇功尚德”优遇勋贵的政策。顺治元年十月登极恩诏规定：“满洲开国诸臣或运筹帷幄决胜庙堂或汗马著功开疆展土俱应加封公、侯、伯世爵锡之诰券与国咸休永世无穷”1。对于勋贵功臣之子弟亦予优遇委授官职待其立功即行封赏。同时还擢用勇士封赐新贵像诸申伊尔德屡立战功任至宁海大将军封一等侯。顺治年间新封、晋封的满洲八旗异姓贵族有九十四人其中公爵九人侯爵三人伯爵八人子爵、男爵七十四人。蒙古八旗公侯伯子男五十一人汉军八旗和汉人有五个王爷和公侯伯子男六十八人均比入关前增加1《清世祖实录》卷9页11。 2《清世祖实录》卷9页11。 1《清世祖实录》卷9。 了很多。康熙以后又擢用能臣勇将封授爵位如康熙时平定三藩之乱的图海、赖塔封一等公费扬古以征准大胜由三等伯晋一等公；雍正时年羹尧以平定西藏及青海罗卜藏丹津叛乱封一等公；乾隆时以在平准、定回、二征金川、驱逐廓尔喀等战争中功勋卓著傅恒、班第、兆惠、明瑞、阿桂、海兰察等人皆封至一等公；福康安封贝子死后追赠郡王。清廷又定皇后、皇太后之娘家封授承恩公爵。八旗贵族有了很大的展。 八旗王公贵族袭封爵位担任要职统军议政是清帝主持之下执掌军国大权的最高统治集团。这个集团内部的各个派别权势有所消长在不同时期挥不同的影响。顺治年间开国诸王拥有议处国政统军征战之大权。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世祖福临病故遗诏命开国功臣索尼、鳌拜、苏克萨哈、遏必隆四位大臣“辅政”“保翊幼主佐理政务”直到康熙八年五月中圣祖玄烨擒鳌拜乾纲独断这八年多里是异姓贵族一等公鳌拜、一等公索尼、一等公遏必隆、二等子公主之子苏克萨哈执掌军国大权。康熙帝亲政以后以“开国诸王”之子孙简亲王喇布、顺承郡王勒尔锦等王贝勒在“三藩之乱”时贻误军机削去五位担任大将军的王贝勒爵位又不断抑制下五旗王公权势“开国诸王”子孙权势大为削弱。由皇子分封王贝勒的“恩封诸王”在康熙年间议政统军辖治旗人对政局产生了很大影响。雍正、乾隆时期宗室王公影响削弱皇帝依靠八旗勋旧和新封贵族来治国理政统军征战。从雍正元年到乾隆六十年（1723—1795）担任席大学士有八人其中一等公傅恒、讷亲、阿桂任职四十年一等伯李侍尧、二等伯马齐任职十四年五位满洲贵族相继当了五十四年辅满洲高晋任五年汉人三等伯张廷玉和汉人刘统勋任十四年。从雍正七年设立军机处到乾隆六十年（1729—1795）的六十七年间相继任领班军机大臣的怡亲王允祥、一等公傅恒、阿桂、讷亲、马尔赛、三等伯鄂尔泰等六人任职五十七年汉人张廷玉、刘统勋、于敏中三人任职九年满洲大臣尹继善任职一年。内阁席大学士、军机处领班军机大臣主要由八旗贵族担任。出征主帅、驻防将军、领侍卫内大臣情形与此类似。各部尚书、总督、巡抚八旗贵族担任的亦不少。 八旗贵族在经济上也拥有很大的特权。他们岁领巨额俸银禄米宗室亲王年俸白银万两、米五千石郡王五千两、米二千五百石。他们占有大量庄园人丁。康熙六年规定：皇子分封各按爵秩拨给人丁庄园亲王分领庄园四十二所及投充人、新丁、炭军、灰军、煤军一千七百余丁、三佐领下人五十户另外还分取旗下佐领二十和内务府三个佐领。清初不到一百人的宗室王公在畿辅奉天有庄园二千二百余所占有免赋旗地一百三十三万余亩后来又增加了很多。太宗之五子硕塞庄亲王府有地五十五万余亩多尔衮睿亲王府有地三十余万亩。太宗之长子豪格肃亲王府在直隶奉天有“耕作地”三十万余亩“东蒙古察哈尔属白旗地”的牧场地一百二十六万亩在热河还有一百七十余万亩土地的所有权另外还有面积二十平方里的森林一处金矿一处。平南王尚可喜在辽东海州老家有庄地五万余亩在关内有“公主陪嫁地”七千余亩还有五个“养赡家口”的“勋旧佐领”的壮丁地七万余亩。大学士、一等子范文程家除关内大量土地外在辽宁有耕地“户下家奴”一百三十七户六百七十余人庄地四万七千余亩。 八旗王公贵族在清前期的军事、政治、文化、民族关系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一等公朋春、一等男沙尔虎达逐走侵占黑龙江的沙俄殖民军靖海侯施琅统一台湾裕亲王福全、一等公费扬古先后任大将军大败噶尔丹贝勒延信逐走准兵安定西藏一等公年羹尧平定青海一等伯傅清、拉布敦计诛西藏叛王以身殉国一等公班第、三等伯鄂容安初定准部遇难死节一等公兆惠、阿里衮、阿桂平准定回阿里衮又勇征缅甸病卒于军追赠郡王之贝子福康安、一等公海兰察二征金川击败廓尔喀军安定西藏等等他们为保卫领土增进国家统一促进中华民族的展拓疆开域最后奠定近代中国的版图建树了不朽功勋。 八旗王公贵族中还出现了不少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和史学家如精通天文算法的庄亲王允禄诗画双全的慎郡王允禧与允禧媲美兼通天算的慎亲王永瑢“名扬天下”的大书法家成亲王永瑆以“善诗词”著称的安亲王岳乐之子岳端历史名著《啸亭杂录》之作者原礼亲王昭梿等等对丰富祖国文化宝库作出了重大贡献。 八旗贵族的逐渐衰落八旗王公贵族岁有俸禄世袭爵职分任要职庄园星罗棋布包衣成百上千金银满库奴婢成群锦衣玉食一呼百应这样雄厚的政治经济基础这样极为难得的优越条件固然可以使一些胸怀壮志之王公侯伯大展宏图驰聘疆场叱咤风云整饬吏治革弊兴利抑强扶弱为巩固、增强大清国为促进中华民族的展建树丰功伟业留芳千古但也可以使一些目光短浅的庸俗之辈或醉生梦死安于享乐腐朽堕落；或争权夺利玩弄权术互相倾轧；或揽权纳贿侵吞国帑鱼肉小民横行不法贪酷骄横臭名远扬。随着时间的推移滑向后一条可耻道路之八旗贵族越来越多。 早在入关之前八旗贵族集团正在形成兴起之时就有一些王公贪图享受不愿征战甚至仗势横行拐骗良民“潜携妓女”遭到清太宗严厉斥责和处治。入关以后苟安因循之风日益严重。圣祖玄烨为安定西北消除准噶尔对西北、北方的严重威胁而欲亲征之时八旗王公大臣大都畏惧噶尔丹的无敌军威反对出征只有三等伯抚远大将军费扬古力赞帝议并率军奋战给予噶尔丹致命的打击。高宗弘历欲乘准部内乱之机大举征剿解除康、雍两朝以来西北、北部地区及喀尔喀蒙古带来的严重威胁洗雪雍正九年清军惨败于和通泊的耻辱然而满洲王公大臣除一等公傅恒赞同帝议外“其他尽畏怯退缩恐生事端”不思“效法前人报国立功而惟守妻孥以求安逸闻战阵而甘退缩”反对用兵。1许多王公懒惰笨拙庸懦无能花天酒地恣意妄行像简亲王雅尔江阿“人甚卑鄙终日沉醉诸事漫不经心”被削爵处治。其弟神保住袭爵后荒淫无耻“恣意妄为致两目成眚”并“凌虐伊兄忠保之女”又被革爵。克勤郡王纳尔图素性暴戾横行不法殴死“无罪人”罗米折伤菩萨保、杨之桂手脚。豫亲王裕兴“不自爱惜恣意干纪”好色成性不顾”亲丧未满国服未除”强奸侍婢逼迫致死。一等伯心裕经常疯狂殴打包衣打死三十余人。嘉庆以后一些王公侯伯吸鸦片女种种劣行难以悉数。恺亲王绵恺酷嗜鸦片喜于戏乐将优怜囚于府中任意凌辱又关押平民八十二人于府私刑拷打属下人员被革除王爵。庄亲王奕窦“浮薄无行”与镇国公溥喜赴尼寺吸鸦片被革爵遣戍吉林。清中叶以后八旗王公贵族集团中的大多数逐渐衰朽。 1《清高宗实录》卷474页14—19。 第二节孔府贵族地主屯地山东曲阜衍圣公孔府是孔子嫡系后裔之府第和祭祀孔子的常设机构。 孔府拥有大量田地其中屯地的比重最大。 清代孔府共有六屯：郓城屯地五百四顷（七百二十步成亩）余坐落郓城、巨野、寿张、范县、汶上、邹县、阳乔诸县；巨野屯地四百六十四大顷坐落巨野县；平阳屯共四百四十八大顷（包括厂地）坐落巨野、曹州、定陶、濮州（今鄄城）；独山屯共二百三十八大顷（包括厂地）坐落鱼台、邹县；东阿屯共七顷坐落东阿县；洸河屯地七十三大顷坐落滋阳（今兖州）、济宁。 耕种五屯土田的佃户分为两类即实在户和寄庄户。爵府在移山东布政、按察司的文中说：“本府查五屯系钦拨为圣庙祭田屯户亦系钦拨令承种完粮以供祀事世为本府户人名载档案一切差役向皆轮流膺差。嗣因屯户中有逃亡故绝以及无力种田有民愿种完粮者亦准其承种完粮。遂以屯户为实在户轮流膺差。而民人为寄庄户但种地完粮而不执役。”不入地方烟户册籍同地方有司几乎没有什么关系。爵府对实在户管辖很严只准附籍纳粮当差不准脱籍就是所种屯地已全部出卖也还是要给公府当差服役。公府如果现实在户脱籍便千方百计捉拿归案。寄庄户是国家的编民他们佃种屯地交纳地租负担地方政权的差徭而不服公府差役。这种寄庄同唐以后出现的寄庄户颇相似。 五屯的实在户和寄庄户一律向公府按亩纳银只是数量有异。“查得五屯祭田一项其地亩向照荒田之例均以七百二十步成亩每亩额派正银六分征收原有米麦一项以充粢盛。缘五屯散处他邑离曲窎远诚恐佃民负载完纳维艰是以议令每官亩折银八厘以抵米麦之供佃户迂有祀典仍当差徭至寄庄民户因无林庙差徭每亩又加银二厘原以为雇觅帮帖祀典差徭之用。”1就是说实在户每亩纳银八分四厘寄庄户每亩纳银九分。乾隆七年（1742）五屯上也实行了“摊丁入亩”通计每大亩摊入银四厘六丝三忽五微这样实在户每亩八分八厘寄庄户九分四厘。五屯屯户每亩所纳钱粮与当时的正供大体相当。五屯所在地的菏泽（曹州）每官亩折银二分二厘七毫六丝米三合八勺零。鱼台“每官亩征银二分三厘零米一合四勺零。东阿每官亩征银二分八厘七毫八丝零米七合九勺。可见五屯租银大体相当于当地田赋。 为管辖屯田爵府设有专门机构上有管勾厅和管勾官在各屯所在地又设有屯官和屯官衙门。屯官衙门管辖一屯事务包括政治、经济、行政、1《孔府档案》第4112号（以下只注档案号）。 司法各权。凡屯民户籍、牌甲结构、甲滚轮、屯田领种、钱粮催征、土田买卖过割差徭金以及户人间的纷争刑讼几乎是除命案以外的一切均由屯官、管勾官统辖办理。甚至当屯户同地方编户涉讼时地方有司不得随意传讯户人必须移文公府管勾由管勾衙门佥。总之爵府统辖“赐屯诸佃无异有司之抚字百姓”2。 厂地清代的爵府拥有厂七处：郓城厂、巨野厂、平阳厂、独山厂、滋阳厂、东平厂和曲阜厂。坐落郓城、巨野、曹州、鱼台、滋阳、东平、封张、阳谷和曲阜等州县。厂地不仅同屯地间存在较大不同就在七厂之间的前四厂和后三厂也存在着明显差别。 郓城、巨野、平阳、独山四厂同郓城、巨野、平阳、独山四屯相连它们之间不仅地片相连且在管理上也同属一个屯官衙门如郓城屯官衙门就管辖着郓城屯和郓城厂的土田、租税等事宜。爵府在统计土田数额时往往将屯厂合并计算在康熙、乾隆、嘉庆三次大规模造册申报迷失地亩时都是把屯厂合并呈报的。从上述现象看似乎屯与厂相差不多其实不然屯与厂差别很大。 第一厂地来源于多种途径大体为新垦、投献、籍没甚至还有用价购进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厂地数额很不固定以巨野厂为例顺治十一年地二十四顷余乾隆五十四年（1789）五十五顷余1屯地上则不见这种情况。 第二在剥削形态方面厂也较屯复杂五屯一律征银而厂却时而征银租时而征收实物租或定额或分成变换不定如清初的郓城、巨野两厂征收的是银租而到乾隆二十四年（1759）巨野厂却改为实物分成租了。平阳厂从清初开始一直采用实物分成租。独山厂因系水田定期向爵府交纳鱼藕菱芡等祭品。 第三屯地不分等则均收等量银子。厂地则不同厂地按土质肥瘠划分等级有的厂分三等有的则又分四等还有的分为六等、七等或谓上、中、下或谓金、银、铜、铁在征银的场合所征额数远较屯地为高如顺治十一年鄂城厂齐秀才进地的租额为：园地亩租二钱、上地一钱五分、中地一钱二分、下地一钱1。 第四屯地准屯户买卖厂地不准买卖在这里指的是佃耕者之间的买卖。“其厂地按地亩之高下分别等则输纳租银若许其买卖交易则侵欺2《孔府档案》第3924号。 1《孔府档案》第4665、4666号。 1《孔府档案》第4669号。 抵盗百弊丛生是以严其买卖间有佃户无力耕种者许其寻人顶租转种。”2同样爵府本身也不能出卖厂地虽有买进土田为厂地的例子那只是为了逃避国家赋税以私充祀。 综上所述可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爵府占有厂户的全部剩余劳动是名符其实的地租而不像五屯所征仅是相当于国税数量的劳动者的部分剩余劳动。二是厂的剩余劳动为爵府全部占有不对封建政权上缴国科厂地是免税田是蠲免田赋的。三是厂户对厂地只有使用权厂户不能出卖厂地只在无力承租时可以转佃于其他劳动者转佃只是使用权的转移。对厂地爵府同样也没有出卖权只能以它作为剥削地租的手段不能自由出卖。爵府所拥者仅是占有权虽谓占有实际是所有权历代封建皇朝并无收回祀田之令文。爵府可世代以它作为剥削手段攫取地租。厂地土质瘠薄就是得以自由出售得价廖廖。在数千卷档案中没现过盗卖厂地的文字。 曲阜、滋阳和东平三厂是清初因东兵圈占了公府顺天府地而拨补的。曲阜厂地十九顷余滋阳厂地二十七顷余东平厂地二十三顷余。 曲阜厂等三厂同郓城厂等四厂相比其相同点是绝大部分土田分等则征税。其不同之点是：一律征收定额租未现有分成租的账册；一律征收租银不见征收实物租记录；租额远比四厂为高有的高达数倍。曲阜下属的四厂租银如下：马厂上地每亩三钱、中地一钱五分。大羊厂上地每亩二钱零五厘、中地一钱七分、下地一钱。小羊厂上地每亩三钱中地一钱五分。席厂每亩二钱四分。1从顺治年间到同治、光绪年间一直如此没有变化。负担天棚、花炮、林柴等差派长甲、小甲管理土田租佃、收租、解运等。 三厂同四厂比其最大的特点是剥削重地租高。原因之一是土质不同郓城、巨野、曹州等州县临近黄河而黄河时常为灾故土质瘠薄而三厂特别是曲阜和滋阳厂坐落曲阜西北与滋阳接壤处土质较好；另一重要原因可谓历史原因三厂原是德鲁两藩王的庄田在明代此二藩王征收籽粒一向很重。爵府对清初拨补厂地所征之租为租、税之租所谓“重新租银”。这些就是形成三厂地租高、厂户所受剥削重的历史条件。 官庄清代公府拥官庄十八。在曲阜者十二：齐王、春亭、张羊、南池、安基、红庙、胡二窑、颜孟、马草坡、齐王坡和下地屯共地六十四大顷余。在邹县者二：鲁源和黄家共地十七顷余。在泗水者四：西岩、安宁、魏庄和戈山厂共地六十余顷。官庄规模一般不大多为四、五顷或六、七顷。十八2《孔府档案》第4924号。 1《孔府档案》4752、6975号。 官庄中最大者为泗水戈山厂拥地三十余顷（包括部分自置私田）最小者为安基庄地二顷余。总之官庄的规模同屯、厂无法相比。 十八官庄设立于何时？据《阙里文献考》记为明洪武元年所谓洪武元年赐田二千大顷分为五屯四厂十八官庄。此说可疑如马草坡就为清代所立在清初它还属于张羊庄后来分了出来再说明朝以前统治者也有赐田之举。十八官庄的土地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来源也较复杂。各官庄的账册上都不断出现新垦地和新入地的记载据佃户们反映公府许佃户们在周围开荒新垦荒地叫新垦地又不允许佃户种无粮地垦出之地需到公府按租佃户新垦之地到公府按租就叫新入地公府对新入地减租以示优惠。官庄土地中还有部分私田杂在其中如城西大庄土田中就杂有某公爵夫人陪嫁胭粉地二十五亩再如戈山厂土地中也混进了相当数量的私田。 十八官庄均设小甲管辖每个小甲一般得地五大亩（曲阜官庄地六百步成亩一大亩为官亩二亩半）叫做粮饭地不向公府交租。以五大亩地的收入代替俸薪。在清初各官庄多采取自种（称官种）、分成和定额实物租并举的经管方式。官庄自种地上的劳动者是雇工如齐王庄为耕地构地和担青草共觅了工伕十七人工钱是五千一百文折黄豆四斗七升一合半（孔斗）。所觅工伕使用的工具属官庄所有像齐王庄就备有木犁、牛、犁子、汤勾、拖车、牛盘等工具。1官庄自种只占官庄土田的一小部分而绝大部分的土田还是采用租佃制方式经营的。在清初官庄出租土田均收实物地租其一部分采用分成制另一部分是定额租。在分成的情况下几乎全部是对分不过这种对分是除去种子后的对分。在定额租的情况下土地是分等则的或上、中、下三等或上、中、中下、下四等有的还分为五等、六等。仍以齐王庄为例顺治十一年上地每亩租麦三斗二升五合、中地二斗下地一斗。有清一代官庄地租的展动向为：地租每亩五斗到光绪时则提高为六斗1但幅度不大呈现了由实物租向货币租转化的趋势但实物租仍是基本地租形态。公府收租用的是自己的斗自称官斗与曲阜通用的市斗不同。据测定孔府用来收租粮和草均属正额租范围正额之外又有附加附加也为粮草两类粮类主要是斗尖和地皮租粮过斗时要淋起尖来过斗面的部分叫斗尖。淋尖时还要下流流到地面的粮食叫地皮。斗尖、地皮的数量开始并不固定可多可少不厌其多是地主阶级的本性所以有时甚至“斗外多于斗内”。佃户们不堪这种额外勒索屡屡展开斗争。到清末爵府被迫让步主佃双方达成协议规定了尖皮的法定数并立石于胡二窑官庄以志之。规定佃户每交租粮四升二合五加尖一升皮七合五共计六升。附加为正额的4o％正租与法定附加的比例为七比三。租草也有附加据佃户们反映一束草法定为二十五斤但交租时总要交三十斤才能过关。 1《孔府档案》4726、4727号。 1《孔府档案》4725号。 佃种爵府官庄地除正租粮草和附加外还有差役。官庄佃户所负担的差役繁琐而复杂有林差和冰差。由曲阜的大庄、安基、春亭、红庙、南池、张羊、齐王庄出差。林差是秋后到孔林割草孔林面积近三千亩各草丛生郁郁葱葱且使用价值也高。规定每租种官地十亩需出一伕割草或亲役或雇人替代租地不足十亩者按亩出钱雇伕。一般从八月初一进林十月初一前必须割完并运到爵府柴火院垛好。此役很重一般总要四十多天才能完且为无偿劳役割草伕需自带吃食住在林里爵府只“赐”几文茶水钱。冰差为当数九严寒护城河水结冰之时将冰凿开运到爵府冰窖贮藏备来年消受。也是租种十亩地出一伕一般十五天左右可完时间虽短但劳动条件却更艰难也是无偿劳役。还有天棚、花炮、年菜、干果、杏仁、年猪、肉腿、椿芽等差也由大庄、红庙、南池、春亭等庄负担这些大多是由房基租折纳的。官庄的佃户不仅没有属于自己的土地同时也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他们的住房是盖在官庄的土地上叫做官基民房盖房占用的几分地要交租叫房基租。房基租征银子一般是每分地租一钱。爵府征收部分银子另一部分折成差如大庄房基租为一百二十两白银爵府收现银八十两余四十两折办天棚、花炮、杏仁、肉腿、年菜、椿芽、扫帚等即这些都由大庄去采办如爵府每年多次祭祀、过年过节、红白喜事都要搭棚搭棚所用席、箔、青麻及人伕全部由各负担官庄的佃户承担。有抬舆、推车、香案、纸马等差由胡二窑、下地屯、颜孟等庄负担。公府出殡祭祖由颜孟庄的佃户抬舆胡二窑的佃户抬香案、拿纸马齐王坡的佃户推车这些或以房基租折或以草租折如胡二窑的佃户抬香案、拿纸马之差就是以草租折的。此外爵府还有多种所谓户他们也都与官庄土地结合如杏户、梨户、核桃户、扁担盒子户、扫帚户、撩衣户、号丧户和吹鼓手等。他们都种官庄地不纳粮或少纳粮。如大庄有杏户据说原来大庄有一片杏树看管人每年送杏进府后来杏树死了还是照例于端阳节前送杏进府。杏是从市集上买的每年十二篮子每篮约八、九斤送杏户种四亩地不纳粮。红庙庄的扫帚户也大体如此种上地一亩余本应交租四斗而只交一斗余三斗折扫帚四十、条帚十、刷帚十共六十每年十月一日前交齐。大庄还有四户吹鼓手每户种地四亩不纳粮逢年过节和红白喜事都应召到府里去吹吹打打。撩衣户是胡二窑官庄的姓胡曾随衍圣公进过京其后代赐为世袭小甲。号丧户是助哭的大庄和红庙两官庄都有也是种一定数量的地不纳粮公府遇丧举哀时召他（她）们去助哭。大庄还有扁担盒子户种三亩官地不交租或少交租每遇祭祀去府应差抬盒子到林或庙。这一切都同土地联系着。 官庄还租牛和放粮这些都是加重剥削佃户的重要手段。牛租额高在一些租册中经常见到佃户欠牛租的记录欠数很大往往是白银几十两而且也有因欠牛租而饿死的佃户。 官庄土地尽管来源不同却均名曰祀田蠲免封建政权的一切钱粮差徭。官庄土田严禁买卖它有双层意义一是严禁佃户出卖二是爵府本身也不得出卖。祀田到官田项下官田的所有权在封建政权所以不得出卖也不得赠送、赏赐或分给兄弟伯叔。官庄土地尽管严禁佃户出卖而到清朝特别清中期由于商品货币经济的深入展土地买卖的频繁也由于耕地面积的紧缺和田骨田皮的分离在官庄佃户间退地现象在展着所谓退地就是田皮买卖。就官庄的具体条件分析退地源于转佃佃户们租种官庄土地虽有不少为子孙相承但佃权也还是有变化的有的是自动退佃有的是被夺佃有的是顶佃也有的是新佃开始这些佃户们是同管庄小甲直接联系退佃者将地退给小甲夺佃由小甲出面顶佃、新佃也经小甲之手甚至小甲们还要勒索部分经手费用。久而久之佃户们就避开小甲私相授受佃权了即当佃户要退田时不再退给小甲而是私自转佃给其他人起初只是转手转给自己的亲邻或友好不取报酬后来出让佃权者就索取一定代价了叫做退地或推地。爵府官庄上的退地清初已出现乾隆以后已相当普遍。兹举例如下：立退字人裎文宣因租银不凑同中说合将官庄家此南北地一亩出退于邵垒名下承租耕种言定退价钱七千五百文交足无欠上带青麦二家平分。恐后不明立字存证。同中人董士夏立字裎文宣乾隆四十五年二月三十日。1退田（地皮买卖）的展逐渐影响了爵府的地租征收佃种者一再更换往往使小甲找不到佃户到清末爵府不得已采取了换约的措施来聚拢土田宣布旧约一律作废以新约为准如期不换者则另招新佃。 总之爵府对官庄土地虽无所有权但占有地租的权力却是相当持久的几乎是永久的。在封建制度下这种权力不受改朝换代的影响朝代变了统治者换了占有土田和地租的权力依旧。辛亥革命后虽曾有倡议祀田国有者却并未实现。直到土改时才实现了田归耕者所有并且在当地无地少地农民之间实行了合理的分配。 私庄爵府在清初拥有相当数量的私田由于不时的出进如分家析产、出卖、出典、购置、开垦等准确的数字很难找到。估计在五百余顷以上。这些私田坐落在：汶上、泗水、宁阳、滕县、济宁、滋阳、费县、巨野、单县、鱼台和曲阜。私田来源于各种渠道大体有五方面。一系以价购买如康熙二十二年在济宁南乡购地四十四顷1。乾隆年间在滋阳县吴寺社置地二顷五十1《孔府档案》4o51号。 1《孔府档案》1562号。 七亩同时在曲阜泉头、井上等处置地四十顷余。二为开垦荒田如顺治十年在滕县冯家营等新开地二十四顷六十八亩2。再如东平州西的安山湖久淤康熙间奏定招垦纳租爵府于康熙十七年（1678）在此开垦荒田一百六十顷名鹅鸭厂。3康熙二十八年（1689）又开垦一百一十五顷名五全厂4。三是认佃爵府在汶上的私田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以认佃的形式据为己有的。汶上县明德鲁二藩土田甚多随着明王朝的覆灭藩府主人或死或逃其他爪牙作鸟兽散土地大批荒芜。但孔家不受改朝换代的影响很快以各种方式插手废藩庄田其中手段之一是认佃在顺治十二年（1655）认佃了十一顷五十亩5这些所谓认佃地后来都成了孔家私产。四是投献滕县清凉寺地九顷七亩、辛集地七顷二亩均为挂地。五为抵偿宁阳钟家庄地一顷十五亩原是司房赵琮私产嘉庆五年（18oo）赵瑔因故被革并追缴银一千两因缺现款而以上述地亩抵偿名曰南厂。 爵府私田除个别外均采取分收制经管也像官庄一样设小甲管理。以汶上县私田为例分析。清初公府在汶上县拥有私庄十七处土地三十余顷其中除美化庄土田在十顷以上外其余庄子土地均在一顷到三顷之间个别的只几十亩地。十七个庄子中除极少数土地采取定额租外其余均采取分成制经管。在分成比例上陈车平原庄所种小亩八十六亩其中四十一亩为对分四十五亩四六分账册中没有注明孰四孰六不过根据一些数据可得出爵府得六、佃户得四的结论。收租帐册的记载是：对分的四十一亩每亩分麦二斗四升而四六分的四十五亩爵府每亩分得二斗六升。 二五分成平均分配的关键是种子由那一方垫支。当粮食上场后分配时的第一步先是主佃均分各得二分之一；第二步是种子种子的来源有三个途径相应的也就有三种分配法：第一主佃双方平均出种产量均分。第二地主出种地主一方除收回原种量外还要加五利如胡城口庄顺治十年种小麦八十亩六分八厘八毫使种八石分配时“民堆加五利除种十二石分麦三十石二斗五升五合”是说佃户需从自己所得的二分之一中扣出种八石并要加5o％的息即四石原种八石加息四石共十二石偿还胡城口庄。这样主得三十石二斗五升五合而佃得十八石二斗五升五合。1第三出种一方加倍收回种粮。如所庄顺治十年种小麦四十八亩一分所庄出种三石五斗所得是“官堆加本利除种七石分麦十四石四斗三升”。从文字看很容易理解为所庄从对分中拿出种七石加给佃户其实恰恰相反是所庄加本利即加倍收回种粮账册上记录这年所庄共收麦五十七石四斗三升2分别见《孔府档案》4799、4o79、4146、4o75号。 3分别见《孔府档案》4799、4o79、4146、4o75号。 4分别见《孔府档案》4799、4o79、4146、4o75号。 5分别见《孔府档案》4799、4o79、4146、4o75号。 1《孔府档案》48o3号。 其中包括收回放麦本利三十六石从五十七石四斗三升减去放麦本利三十六石余二十一石四斗三升再除去对分得麦十四石四斗三升余七石正是种三石五斗之倍数2。种子加倍偿还对佃户应算是重利盘剥了它充分反映了佃种爵府私田的佃农的穷困程度到下种的季节他们已穷得家无颗粒被迫以倍利贷种。爵府的私田中也有一小部分征收定额银租如兖州花园庄地五十五亩余顺治十一年初收银租园地每亩一两二钱中地每亩七钱下地五钱个别六钱1。 私庄上还有牛租和放粮。放粮在各私庄上是相当普遍的一般放好粮要加倍回收坏粮不加利原数收回不过坏粮变成了好粮罢了。如汶上高家庄在顺治十二年“放出好麦十六石五斗一升一斗还麦二斗。烂麦五石一斗还一斗。”2此类例子比比皆是。 私庄多征实物租花色很多最普遍的是大麦、小麦、黄豆、黑豆、高粱、谷子。此外还有荞麦、绿豆、红豆、豌豆、黍、穄、芝麻、麦仁、麻、苘等。爵府的私庄也不是孤立存在的也受社会经济展的影响和制约清代农业中经济作物的种植已有相当展在山东比较突出的是棉花和烟草私庄也受波及也种棉花烟草乃至瓜果。汶上马村庄早在顺治十二年就种棉花六亩分得棉花四百八十二斤3。乾隆以后种植面积扩大了如汶上美化庄每年都种烟、瓜和棉花。乾隆元年（1736）租出烟瓜地十一亩三分六厘每亩租高粱一石。租出棉花地四亩六分每亩租谷七斗4。 属于公府的私田应向地方政权交纳田赋。顺治十二年当认佃汶上县废藩田产十一顷五十亩曾认租十五两二钱后来又开垦了几十顷共该完银二百十九两七钱七厘1。康熙十七年在东平州开荒一百六十顷、国税四百八十两2二十八年又垦一百十五顷该税银四百六十两此项银应归入河饷3总之在得田之初都曾规定了国税。有不少也确曾按数完纳过。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爵府总是借故逃脱、拖欠甚至拒不交纳设法以私充祀逃脱国税如在一份答复滕县催征的文书中说：“簿查滕县原有本府置买庄地二百余顷由万历年间历天启以逮崇祯末期俱入优免从未有同百姓起科之例。”4对东平州的国课则借口被灾“佃户星散无凭催迫”而不交5。2《孔府档案》4815号。 1《孔府档案》4695号。 2《孔府档案》4812号。 3《孔府档案》48o6号。 4分别见《孔府档案》4826、4o75、4o79、4146号。 1分别见《孔府档案》4826、4o75、4o79、4146号。 2分别见《孔府档案》4826、4o75、4o79、4146号。 3分别见《孔府档案》4826、4o75、4o79、4146号。 4分别见《孔府档案》4o86、4o84、158o、1581号。 对泗水、汶上、滋阳、邹县、曲阜、宁阳等县的钱粮也是屡屡拖欠。嘉庆十二年（18o7）兖州府移文衍圣公府指出其历年拖欠泗水县银九百四十两余米八十五石余6。爵府置若罔闻。到嘉庆二十一年（1816）兖州府再次移文指出欠数已达银一千三百余两漕米一百八十余石7。圣公府同地方政权的矛盾日趋加深。 5分别见《孔府档案》4o86、4o84、158o、1581号。 6分别见《孔府档案》4o86、4o84、158o、1581号。 7分别见《孔府档案》4o86、4o84、158o、1581号。 第三节宗族制度宗族的法规和要求宗族组织为维护其血缘共同体的存在和利益有一套要求族人的行为规范并受传统文化和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的制约。 祠堂族长对族人拥有审判权。如四川唐氏宗族倘族人犯有种种“非为”“各房长确知先以理戒以情谕至情理所不能感服房长告知族长族长会同族众以其所犯过恶告明祖先爰请家法从重惩责”1。宗族惩治族人要将族人“所犯过恶告明祖先”向祖先“爰请家法”。《即墨杨氏家乘》所收康熙时所定《家法》规定：族人相讼族中“尊长传其本支年老正直者焚香誓于家庙示无所徇吐其实定其曲直小事开罪大事告于祖宗朴责之强悍不遵约束者则公曰于官以法处之”。“焚香誓于家庙示无所徇”。江苏常州庄氏祠堂乾隆时所定宗约对于祠堂的审判权叙述较细。该约：“族人相争大干法纪自难解免倘属田土口争、一切家庭细故族人可为调处者不得邃行兴讼告以情祠具禀宗祠听族长、分长暨族之秉公持正者传集两造在祖宗神位前论曲直、剖是非其理屈与不肖者当即随事惩罚甚则绳以祖宗家法令其改过自新若顽梗不灵轻则鸣鼓共攻解官求治重则祠中斥革谱内削名断勿徇纵”2。祠堂族长依据家法对族人的处理各族是不同的。前述杨氏宗族对于犯“大事”者要“朴责”庄氏宗族对于小事“随事惩罚”不改悔者“解官求治”最严重的“祠中斥革、谱内削名”即开除族籍。四川唐氏的“家法”在《宗规》中列有专条：“置家法一具用竹片长三尺宽寸半厚五分上书唐氏家法字样悬祠中内高朗处祭祀时昭然若见令其知惧。当用则用之只用之族人者示家教也”3。有的宗族对于不肖者“举族鸣其罪纳诸竹笼沉诸海而不为过”4。江苏镇江赵氏宗族“有干犯名教伦理者缚而沉之江中以呈官”1。祠堂族长还可以处死族人。安徽《弘农杨氏宗谱》则将宗族处死族人的权力作为“家法”明确地写入《宗族规条》：“族长既立家法攸司其于不肖子弟轻则令其拜伏自悔重则族长执法笞惩至若大逆不孝则族长会合族众鸣公处死虽独子不恕另立贤嗣。”宗族对族人的要求大致可分三种类型：一是规、约如宗约、宗规、家规、族规、祠规是宗族要求族人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具有强制性；二1《唐氏族谱》卷1《宗规十条》同治十年定。 2《毗陵庄氏族谱》卷11。 3《唐氏族谱》卷1《宗规十条》作于同治十年。 4《余姚孝义劳氏宗谱》卷1《旧谱条约并序》。 1刘献庭：《广阳杂记》卷4。 是禁、戒如宗禁、家戒、家禁等规定族人不许做的事情；三是训语教诲族人如何做人起伦理道德的教导作用。但这三方面往往混合在一起可混称为宗规家训。其具体内容十分庞杂举其大者约有以下数端。 宗族最强调族人处理好家庭关系对父子、夫妻、兄弟、婆媳、祖孙、妯娌、叔（伯）侄、姑嫂、叔嫂等关系加以规范一般不出儒家伦理的要求。其中最重视父子、兄弟关系强调孝、悌之道并把子弟的行为都纳入进去。《慈南干溪章氏宗谱》嘉庆时所定《族规》说：“孝悌为万化之原盖父母为生身之本兄弟乃手足之情不孝固天理不容不悌亦人情所不近倘或灭绝天良渐染敝俗甚至双亲冻馁同室操戈如此之人不待天诛神殛在族人必须声罪共击到祠杖竹或鸣官治罪以肃规约。” 其次是要求族人睦宗族。合肥杨氏宗族要求族人“卑不犯尊少不凌长”2。四川李氏宗族对同族中如何处理辈份关系强调“同族伯叔昆仲自有定序”。还规定处理贫富关系的要求“族中贫富不齐富者不可骄骄则招尤亦易起侈荡之心贫者不可惰惰则不惟益困而且无所不至”1。合肥杨氏宗族也重视族中的贫富关系认为“族间贫富自有不齐然分则各门合原一家毋异视也务要休戚相关有无相恤勿令无赖以致辱身贱行陨节败名有玷先祖也”2。 宗族对族人的生活提出要求涉及到娱乐、婚姻、丧葬、衣食住行、职业等等。 宗族一般要求族人从事“士农工商”本业做一名“四民”反对族人成为无业游民。浙江《越州阮氏宗谱·翼青公家训》说：“培养子弟务令执有一业或读书、或力穑、或贸易、或操作此之谓四民盖有一事以束其身心自不暇思及外务。其有不务正业者是为游民当禀请家、族长随时训导以禁止之。”苏州《彭氏宗谱》所载顺治时所定《条例》要求：“宗人生业以读书习礼为上次则训徒、学医、务农次则商贾贸迁若违礼背训入于匪类者斥而不书。” 宗族要求族人生活勤俭反对奢华。无锡郑氏认为：“士农工商莫不各有其事明而动晦而休守寸阴是惜勤也；饮食淡泊衣服不尚纷华俭也。”3宗族对族人要求最多的是婚姻方面强调门当户对尤注重良贱不婚。 宁波卢氏规定：“男女议亲须门户相当及伦序不紊者不许苟且以坏家风男子不可出赘女子不可入赘其婚嫁止称家有无毋得强为美观。”又认为：“妻也者齐也凡娶以配身也若女失节为妻自己失节也。子2《弘农杨氏宗谱》卷《碑记》。 1《李氏宗谱·宗范》。 2《弘农杨氏宗谱》卷《宗谱规条》。 3《荥阳郑氏续修大统宗谱》卷3《四琏子格言》。 姓如有娶娼妇为妻及良贱为婚者俱不得入宗祠。”1该族虽强调良贱不婚但反对婚姻论财提倡婚事“称家有无”量力而行反对赘婚和娶寡妇。 有的宗族还要求族人的丧葬不作佛事不闹丧不可停柩不葬。湖南匡氏规定：“父母丧必须依礼定限安葬若惑于风水或托故久停不葬者俱属不孝杖八十。”2四川唐氏认为：“佛事道场荒诞不经演戏吹唱以忧为乐一切繁文缛节时俗之所尚大非丧礼之所宜徒耗资财实无益耳至于葬亲固宜卜吉壤然惟求其不为道路不傍沟洫不近城市择厚土而安厝切不可执福阴之说停柩不葬日久迁延设遇变故莫测以致亲骸暴露不能归窆不孝之罪孰大于是乎？”3宗族还对娱乐作了要求无锡郑氏“戒游手好闲之人人之思劳则日生怠则日靡即看戏一事亦属无益博弈好饮酒终非善类”。4常州杨氏规定：“不许习丝竹唱词曲”。5宗族反对赌博无锡郑氏提出“戒赌博：当今之世赌风太甚无论乡缙平等皆好赌钱甚至妇人女子亦喜赌一入赌场废时失事产业不能保”。认为赌博“消耗先人储业所谓作无益害有益诚宜切戒也。如子孙有犯者急为禁止能改则已不改则宗祠重惩仍责成其父兄伯叔督之必改而后已其诱人为非者同”。 宗族要求家长善于治家有的宗族注重从小培养子女使其成为社会上合格的人才。湖南彭氏规定：“子弟之宜教也。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当幼小时动静语言便当使之归于正。姑息之爱不可也浮薄之习宜去也毋以轻佻为文明毋以愚鲁为浑朴随子弟之材质士农工商各与本业庶不致成为游民。若夫女儿生长闺房更当道以礼节敬以孝顺酿以和平操以中馈勤俭朴素于归后宜室宜家斯亦父母之光也。”1要家长把儿子培养成“四民”正人把女儿培养成讲究礼节、勤俭朴素、善于持家的未来的贤妻良母。 对于不负责任教育子女的家长有的宗族规定了惩罚的内容。无锡郑氏规定：“族中教子不严习于败类者宗祠戒谕使严督其子改过自新有自父兄检束而游荡无赖者宗祠责治公议其执一业而专托近支长辈督率之。”2宗族强调族人按时交纳赋税做国家的顺民避免给宗族带来麻烦。无1《甬上卢氏敬睦堂谱稿》卷1《宗约》。 2《匡氏续修族谱》卷《原家规》。 3《唐氏族谱》卷1《家训》。 4《荥阳郑氏续修大统宗谱》卷3《四琏子格言》。 5《即墨杨氏家乘·家法》。 1《彭氏三修族谱》卷16《宗规十条》。 2《荥阳郑氏续修大统宗谱》卷3《宗约》。 锡郑氏提出：“要早完国课官银粮米倘有拖欠差人临户惊鸡闹犬好不烦恼依时早完亦一快事。”3绍兴阮氏认为：“身际承平无苛徭杂派之苦衣租食税悉出君恩故国课最宜早完必待胥吏追呼是负恩也。吾愿族中急公亲上毋稍迟滞。”4镇江金坛庄氏规定：“早完国课：赋税上关国计下系考成草莽君臣之义惟此为重须率先急公依限完纳毋得拖欠贻累乡里况且功令森严绅衿欠粮即行奏销凡属平民岂容少恕”。5宗族把能否按时交纳赋税看作是否忠君爱族的行为。清廷对宗族法规的政策清代宗族领除了重视年老分尊外强调尚爵尚贤宗族的领导主要由绅士充当。绅士是传统文化的载体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他们对宗族的领导主要是要使宗族成为社会的稳定因素替国家治理地方社会把家法作为国法的补充所谓“家之有规犹国之有律律不作无以戢小人之心思规不立无以谨子弟之率履惟是聊述家规”1。因此许多宗族法规便是以国家的法规为参照系而设置的。绍兴阮氏乾隆时“就国法所严人情易犯者订为二十条编入家规。后更望严正淳切家、族长或朝夕训诲或朔望申明。 宗族法规维护社会秩序受到朝廷欢迎。宗族为更好地行使权力管好族人往往请求政府予以支持而朝廷则批准祠规承认祠堂族长的审判权、族法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即墨杨氏家乘》康熙时记载该族家法“数十年来多求官批照”自行此法数十年该族“无具两造者矣”县官曾说：“尽如杨宅家法直可刑措”。再如合肥杨氏于乾隆二十九年建好祠堂旋修宗谱立有规条并置祭产但“相传而下习俗移人”“间有不孝子弟将谱所列之规条竟弁髦视之”甚至以少犯长以卑犯尊未能合宗睦族。嘉庆十五年该族生员数人赴县呈请祠规知县于同年批复要求“杨氏户、族人等知悉：嗣后务遵祠规父训其子兄戒其弟如敢不遵许该族户、祠长人等指名禀县以凭究治决不宽贷各宜凛遵毋违特示”1。嘉庆十六年该族将知县条示祠规刻石勒碑以约束族人。 不过清朝并不是予以宗族法规全部支持在祠堂族长依据家法处死族人问题上清朝的政策生过变化。顺治、康熙时期不承认祠堂族长对族人的处死权到雍正时则得到了法律的公开承认。雍正五年江西永新县生3《荥阳郑氏续修宗谱》卷3《四琏子格言》。 4《越州阮氏宗谱》卷19《家训》。 5《金沙庄氏族谱》卷3道光时定《家规》。 1《中湘下砂陈氏族谱》卷4。 1《弘农杨氏宗谱》卷《杨氏宗谱碑序》、《宗谱碑记》。 了朱伦三同侄致死其屡次犯窃的弟弟的案件刑部认为朱伦三应处以流徙的刑罚雍正帝则认为族人犯法使其伯叔兄弟受连累尊长族人将其处死是“剪除凶恶训戒子弟”“亦是惩恶防患之道”2。不当拟以抵偿将朱伦三的流徙罪宽免并建议今后以此为例于是九卿根据皇帝的旨意定出恶人为尊长族人致死免抵之例。国家承认宗族私法惩治族人以致死的权力表明雍正帝完全依靠宗族维护地方社会秩序的态度。 清朝对族权处死族人的公开承认使得族权膨胀。乾隆帝上台伊始便对宗族问题十分重视他说江西一些地区私立禁约、规条、碑记贫人有犯并不鸣官或用竹篓沉置水中或掘土坑活埋致死还勒逼亲属写立服状不许声张种种残恶骇人听闻。对此他提出如果有不法之徒应当呈送政府官员治以应得之罪不能随便草菅人命要求江西省“严加禁止”3。乾隆帝的这一措施表明了他对雍正五年条例的否定态度。接着乾隆二年两广总督鄂必达奏称宗族贤愚不一如果恃有减等免抵之例相习成风族人难免有冤屈者请求删改。刑部同意并指出“况生杀乃朝廷之大权如有不法自应明正刑章不宜假手族人以开其隙”1。于是将旧例删除。尽管如此乾隆帝仍要求宗族挥管理族人的功能。乾隆五年他针对游民问题要求父兄族党严加管束不守本业之人“不遵约束者量行惩治”2。这就等于说承认宗族要求族人守本业做好一名“四民”、反对成为游民的职业要求并予这些宗族私法以政权的支持。乾隆帝的“量行惩治”没有严格的标准等于承认族权对族人实行除处死之外的惩治权力。乾隆二十四年西安按察使杨缵绪提议宗族致死有辱身贱行的族人可否仍旧量行减等乾隆帝则表示政权可代替族权惩治“不法之徒”反对宗族任意处置族人。 乾隆帝的上述政策也基本上为以后各朝所执行。如前述合肥杨氏宗族乾隆十九年所定规条中有处死大逆不孝子弟的内容在嘉庆十五年鉴于族人不听约束请县政权批准祠规本来这是为了加强对族人的管理但呈请的祠规中只规定：有匪类不安分者该祠长率众牵祠内责罚没有涉及到处死权问题这是因为乾隆规条只是宗族内部掌握的“私法”嘉庆祠规需要官批而政府不承认宗族致死族人的权力所以在呈请的祠规中便没有了宗族处死权的内容。总之清廷希望宗族法规按照国家法律办事在政府的支持和监督之下有限度地管理族人。 族谱的修纂与收族2《清世宗实录》卷57雍正五年五月乙丑。 3《清高宗实录》卷18乾隆元军五月丙午。 1《清文献通考》卷198《刑四》。 2《清高宗实录》卷12o乾隆五年闰六月庚子。 清代的宗族多修有族谱族谱又称家谱、家乘、宗谱等。浙江巡抚庄有恭认为族谱之义有五善：本祖德、亲同姓、训子孙、睦故旧更重要的是报国恩1。福建按察使彭希濂为《周氏家乘》作序也认为谱义有五：纪国恩、述祖德、敬宗收族、训子孙、有无相通。综合起来修谱目的是：第一尊祖即本祖德、述祖德。就是要追述自始祖以来诸位祖先的事迹缅怀其功德教育子孙使子孙产生尊祖、法祖的观念。而“祖德”一般是儒家伦理修身较深的表现。尊祖也包含按照祖先宗规家训要求自己的含义。尊祖可以收族。第二收族即亲同姓敬宗收族。族谱把同一始祖或同一支祖下的子孙合于同一族谱使族人通过确定自己同祖先、同族人的关系在尊祖意识下加深彼此的关系增加血缘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如同清人所说：“宗者总也族者聚也宗族而有谱正在总聚其原本也。虽宗有大小属有亲疏时有远近居有迁徙总以一体所分使无谱以聚之几同陌路矣。”2收族也可更好地尊祖。第三训子孙。族谱多载有宗规家训用来教训子孙。还有族谱的体例含有褒贬的原则也是教育族人的手段。第四忠君报国即纪国恩、报国恩。族谱多把有功名、做官视作受皇恩、国恩的结果将其视作一种荣耀载有官宦者沐浴皇恩的情况更把修族收族作为忠君报国的行为。清人说“谱之修也内以纲维人伦之大本外以辅翼朝廷之政治此岂小补云尔哉！故苏子有云：‘观吾谱者孝第之心油然而生’则移孝作忠不亦增光家乘也乎？”3第五有无相通即通过合族加强族人彼此间的认同感增进联系和感情从而恤贫穷救患难。实际这一条也可并入第二条。第六睦故旧就是通过修谱加强同朋友的联系和交往。这一条对清人特别是社会影响不大的宗族来说并不重要。事实上在清人的修谱观里前四条比较重要四者的关系是互为影响尊祖为了收族收族可以更好地尊祖尊祖收族才可教训好子孙教育好子孙则能更好地尊祖收族尊祖、收族、训子孙也就是报恩了。四者之中又以尊祖、收族为主尤以收族为核心。 族谱有统族谱、支（房）谱之分族谱体例的基本形式有谱序、谱例（凡例、例言）、修谱名目、像赞、诰敕、宗规家训、世系（表、图）、世系录（世录、齿录、世纪）、派语（班派、班次）、宦绩考、传记（谱传、家传、世传、内传、外传、宗德、阃仪、德行、宜淑）、祠堂（记、图）、墓图、祠产、先世考辨、艺文、余庆录、五服图、领谱字号等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是：序、例、规训、世系（表、图、录）、传记、祠堂、祠产、坟墓。 族谱繁简不同最简单的族谱只有世系的记录因此最体现族谱功1《毗陵庄氏族谱》卷《乾隆辛巳谱传序》。 2苏州《彭氏宗谱》乾隆七年《增修族谱序》。 3广西平乐《邓氏宗谱》同治三年《邓氏族谱序》。 能的当是这部分。世系记载宗族的成员及其血缘关系以图表的形式表现清代的族谱世系统宗谱始于始祖支谱起于支祖世系的记载方式基本上借鉴宋代欧阳修、苏洵的谱例纂修“欧氏五代为图备五服也其体直序世序横推准以小宗法五世不迁。苏氏九代为图备九族也其体平列世序直陈统以大宗法百世不迁”1。最简单的族谱中只有人名详细些的人名后标明该人生卒、婚配、葬地等。也有的族谱将族人履历情况单列出成世系录、世系、世系考。关于世系的功能乾隆时大学士刘伦说：“谱之为言布也布一族之长幼尊卑于简端也”。1《荥阳郑氏续修大统宗谱》卷3《宗约》：“谱列先人世次支联派别分辨尊卑、嫡庶以便采本寻源。”族谱就是通过祖宗的原始、支派由来考世系、辨亲疏增进共同感并使族人寻找自己在血缘关系网中的位置确定亲疏、尊卑的等级秩序。有的族谱对于“子孙有功祖宗如坟墓、祠堂、谱牒之类即于世表本名下直注其事以示不祧反是则于本名下昭书不肖事实以为后戒”2。族谱的褒贬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一般族谱出于维护宗法的等级、名分其记载异姓继子和本宗继子不同守寡与再醮有别元配与继妾区分都反映这种情况。族谱的传记形式多样有辑录正史、方志、文集的列传和记载族人言行的一般传记文如墓志铭、祭文、行状、寿序。有的族谱还把族人的事迹按性质加以分类如忠义、节孝等。 族谱是由宗族负责人和文化人组织纂修的。族谱修成后要不断续修清人修谱的时间不尽一致就一般而言“修谱通例以三十年为断迟之至六十年而止”3。三十年一修是“通例”其原因据《余姚朱氏宗谱》卷《一本堂旧立规条》：“父子相继为一世前后相告大约不过三十年故谱必三十年一修前者已故来者日新莫为之前虽美弗彰莫为之后虽盛弗传。”因为有这样的“通例”所以“三十年不修谱即为不孝”4。六十年一修算是“迟之”。也有的宗族修谱甚勤所谓“世之重谱者每五年一小修葺十年一大修”5。族谱的不断续修使新增族人入谱保证族史的连续性同时每一次续修也是一次收族活动。 修族的资料主要来源于平时的积累常州庄氏乾隆二十六年修谱要求族人“自今以往每分之人各具素纸岁记其亲分之名字、履历、男女、嫁娶、生卒年月三年合成一稿三十年后梓而颁之”1。 1《匡氏续修族谱》卷《新凡例》。 1《毗陵高氏宗谱》卷1《合修宗谱序》。 2《小留徐氏九修宗谱》卷2《凡例》。 3《匡氏续修族谱》卷《自叙》。 4《古皖刘氏重修宗谱·序》。 5浙江绍兴《马氏分支宗谱》乾隆四十四年《重修马氏分支谱序》。 1《毗陵庄氏族谱》卷。 ------------ 8 清人的修谱受到朝廷的提倡。顺治十八年始修皇帝的家谱《宗室玉牒》定制十年续修一次乾隆九年修《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圣谕广训》明确号召“修族谱以联疏远”以此作为笃宗族的手段。事实上民间也是这样认识的江苏武进潘姓便把未修族谱看作是“有违圣祖仁皇帝敦孝弟、笃宗族之训遂招集族人急急而续修之”2。清朝官员贯彻朝廷的要求康熙中湖南宜章知县蒋宗芝鉴于该地人视修谱为“不急之务”加以劝说该地大姓立即响应“于是族谱之作始盛”3。 朝廷的提倡绅士的响应形成了清代族谱的一个特点即把圣谕载入谱书或把顺治九年清朝要求人民学习朱元璋“孝顺父母恭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无作非为”的“圣谕六言”载入族谱大量的是把康熙《上谕十六字》收入族谱有的族谱甚至把洋洋万言的《圣谕广训》也收入族谱如乾隆时修湖南《吴氏重修族谱》、浙江《萧山新田施氏宗谱》收入嘉庄时抄录的《圣谕广训》道光时所修四川仪陇《胡氏宗谱》也录入《圣谕广训》。而以此所制定的宗规家训就更多了。如同治十年四川唐氏所修《家训十则》的具体内容基本是照搬《圣谕广训》1。有的族谱要求“圣谕当遵”即以这些“圣谕”治理宗族。清代族谱的这种特点表明族谱进一步纳入政治范畴“圣谕”更加深入人们的生活。 族田宗族共同体为了祭祀祖先维持祠堂的各项费用修纂族谱以及赡养和培养族人需要一定的经济费用因此很多宗族设置了宗族集体的公共财产——族田。 族田的名称很多大致可分为祭田和义田两类。种类不同管理也有差别。乾隆年间江苏巡抚庄有恭就清代族田问题指出：“直省士庶之家其笃念亲友者每立祀产以供先世蒸尝立义田以赡同宗贫乏其祀产、义田岁所收获除完纳条漕及春秋祭扫、赡给支销外所有赢余俱储积以备饥年之用。”2祀产主要是指祭田又叫祠田、祀田、蒸尝田等一般的宗族都有数量不等的这类土地收入主要作为祭祖的费用因祭田附属于祠堂祭田的管理也多同祠堂的组织形式一致。大的宗祠设专人管理如江苏武进吴氏宗族规定：“公堂祭田必才品兼优者方可令其经管令举一人总理二人监察。”3多数宗族由各支轮流管理祠堂和祭田如乾隆时广东归善张2《毗陵永宁潘氏宗谱》卷1《潘氏续修宗谱序》。 3《曹氏族谱》蒋宗芝序。 1《唐氏族谱》卷1。 2《皇清奏议》卷5o《请定盗卖盗买祀产义田之例》。 3《吴氏宗谱》卷1《宗规》。 姓共有尝田五石由五房轮流收租办祭。江西上饶王姓有祀田十八石由三房轮流收租供祭4。江西会昌刘氏有“公共祖遗祭田一处”“原系各房每年佥点经管公堂事收租完粮祭祀用度”1。祭田数量不大一般是几十亩但它是普遍存在的。义田又称润族田、公田设立义田是为了“供一族之公用”2。主要用来赡族赡族的费用比祭田的费用大义田的数量一般也比祭田多常是几百亩甚至上千亩。义田多的宗族除了类似祭田的管理方法外往往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义庄。义庄有专门的房屋和人员江苏常熟王氏有一千多亩义田用给“力不能自养者”并奖励孀妇和贞孝者设怀义堂义庄“择诚实有力者一正二副或本族或异姓听怀义堂后裔请定”3。义田在全国出现的地区很多但主要集中于江苏南部。族田收入的用途庄有恭认为是完纳国课（条漕）、祭祖扫墓、赡族、储积备荒。桐城方氏用于建房屋、岁祀、助葬、赈不能自存者、助学、置田广东是祭祀、助学、赡族、救荒综合起来可概括为完纳国课、祭祀、赡族、助学、救荒五项而以祭祀、赡族、助学为主。因此就有了祭田、润族田、学田的名称。有的宗族因专门设立助学的田产这类土地称为书田、义塾田、学田、膏火庆田等不妨用书田概称之。设有书田的宗族一般也同时设立义学培养本支或本族子弟。在江苏昭文归氏“其田之供祀事者以百计资本支子弟读书者以千计谓之书田”4。 族正制度族正制是伴随保甲制而出现的。清朝十分重视推行保甲制雍正帝以保甲制为弥盗良法鉴于保甲制奉行不力的情况在雍正四年严饬力行。他针对聚族而居地区的实际情形规定：“凡有堡子、村庄聚族满百人以上保甲不能遍查者拣选族中人品刚方、素为j族敬惮之人立为族正。如有匪类报官究治徇情隐匿者与保甲一体治罪。”1族正的作用是稽察匪类起到保甲的职能。 雍正朝以后清朝在聚族而居的福建、广东、江西等省曾大规模地推行族正制。除通过族正制实行保甲制的作用外还为了惩治宗族的械斗、健讼治理宗族带来的社会问题加强国家对地方社会秩序的控制。乾隆时期最先推行族正制的是福建省的漳州和泉州两府这里械斗之风甚盛乾隆二年4《清代地租形态》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7页39o页。 1《清代土地占有关系与佃农抗租斗争》下册第7o4页。 2《毗陵冯氏宗谱》卷2o《始立公帑碑记》。 3《太原王氏家乘》卷7。 4《养一斋文集》卷9《昭文归氏书田记》。 1《清朝文献通考》卷23《职役三》。 福建地方官郝玉麟等建议重惩为起意械斗之人和因小事互相格斗者还提出：“泉、漳等处大姓聚族而居多至数千余丁非乡保所不能稽查是以族长之外设立族正、房长官给印照责令约束族丁嗣后请严行申饬如有作奸犯科者除将本人定罪外其族正、房长予以连坐。”2乾隆帝同意实行。乾隆十三年又在全省推广族正制3。广东推广族正制是在乾隆六年按察使潘思榘对该省宗族的械斗在于祭田收入管理不善所用非宜建议仿照宋代范仲淹义田法令地方官让每族公举老成公正二人为族正、副管理尝租不得用于械斗讼费否则“究处族正、副追出讼费买谷增贮社仓以赈乡里”1。被乾隆帝批准。乾隆十五年广东又推广了族正制2。江西也在乾隆七年试行族正制3其内容是：“酌定祠规列示祠中予以化导约束之责族中有口角争讼之事传集祠正秉公分剖先以家法劝戒。”4“所有祠费但充祠中正用永不许取具讼之资。”5江西的族正又称祠正职责是掌握祠堂权力按照国家要求约束宗族。 闽、粤、赣三省的族正制各有特点族正具有的权力江西最大广东次之福建最小。族正的职权是：“合族子姓俱听族正、副约束有口事不法听族正、副教训不从禀究遇有两姓互争田土钱债丧葬婚姻及一切口角微嫌失误许两姓之族正、副公处处断不明将两造情事据实直书粘连各原词禀官剖断毋许两姓凶械人命”。族正被赋予了一定的管理权和司法权可“约束”、“教训”族众处理族内纠纷并有“禀官”的权力。族正还管理族田的收入和使用：“除每年祭祀费用外其余酌给族正、副饩廪并周恤该族贫窭孤寡如尚有余建学延师训课族中俊秀不许丝毫妄干每年底将该年所收租息共若干石祭祀、师生修金、膏火若干石周恤族人贫乏若干石有无剩余逐一开造清册呈送州县核查存案。”族正称职与否有赏有罚：“如果一年之内尝租所入无私族人安静无事年底地方官给予花红仍令充当三年已满毫无过犯生员即以优生荐举详给匾额以示鼓励。”“倘有敢违因仍前弊尝租不归实用以及族人造事生端好勇斗狠既不规劝又复徇隐故纵除本犯按律究拟外族正副、保甲一例治罪。其有先寻衅及同恶相济并挟嫌诬禀者事之日依律治罪如系生监情轻则传教官当堂责儆情重则详革究拟另举充补。尝租一并入官充公倘五年后该族众果能悔过自新出具不敢有犯听处甘2《清高宗实录》卷69乾隆二年八月。 3《清高宗实录》卷313乾隆十三年四月。 1《清高宗实录》卷317乾隆六年二月。 2《广东清代档案录》《户役·田宅·山坟》。 3《培远堂偶存稿》卷13《谕议每族各设约正》。 4《皇朝经世文编》卷58《寄杨朴园景素书》。 5《西江政要》道光三年七月《民间选立族正劝化章程》。 结地方官出具印结通送所□酌□归返尝租以示鼓励。”1综上所述清廷要求宗族选举产生的族正是其所在宗族中有影响的人物可以作为宗族的代表向政府承诺自治的义务同时族正又握有政府予以的权力管理族人。族正既不同于族长又不同于政府官员身份具有双重性成为政府与宗族之间的媒介也可以说是一种“职役”族正制的实行目的是使宗族纳入到政权的控制之下。 族正制的实行并非通行无阻。乾隆中叶伴随着人口膨胀和吏治不清宗族的势力膨胀械斗、健讼等行为日益严重化影响清代的地方社会秩序族正制并没有起到清朝预期的效果。因此清政府采取了扼制宗族展的新措施乾隆二十九年江西巡抚针对江西省宗族势力的展通饬各属将各宗族荒诞不经之始祖牌位查毁谱并削正撤回在外府州县奉附的支祖废掉在省城、府城建立的宗祠2。乾隆帝还下令全国仿照江西进行稽察3。乾隆三十一年广东巡抚王检也因宗族尝租每滋械斗之弊请求散其田产乾隆帝命令“督抚严饬地方官实力查察如有此等自恃祠产丰厚以致纠合族众械斗毙命及给产顶凶之事除将本犯按律严惩外照该抚所请将祠内所有田产声明分给一族之人俾凶徒知所警惧而守分之善良仍得保有世业以赡族人于风俗人心较有裨益著将此通谕各省督抚饬属一体留心妥办”1。江西、广东对宗族的治理两次都被乾隆帝向全国推广构成了清中叶政府对祠堂、祠产打击和抑制的较为普遍行为。乾隆帝在后期也改变了对族正的看法五十四年福建巡抚徐嗣曾为治理福建械斗建议责成族正约束族人“一岁之中族内全无命盗械斗等案给匾奖励三年无犯及能将滋事匪徒查缚送官者奏给顶带”2。乾隆帝认为“各处族正鲜有奉公守法之人设再明将降谕旨责令专办给以顶带其弊盖无所底止”3不准徐氏实行乾隆帝此时对族正制持保留态度。 1《广东清代档案录》《户役·田宅·山坟》。 2《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21辑二十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3《清高宗实录》卷7o9乾隆二十九年四月庚子。 1《定例汇编》卷9《户例·田宅》。 2《清高宗实录》卷1335乾隆五十四年七月庚戌。 3《清高宗实录》卷1335乾隆五十四年七月辛亥。 第四章手工业技术及有关的工程第一节建筑标准程式化的趋向清代的建筑基本上沿着中国古代建筑的传统继续展其形式与做法趋于标准程式同时也取得了不少新的成就。1734年清政府颁布的《工部工程做法则例》统一了宫廷建筑构件的模式和用料标准简化了构造方法从而使宫廷建筑结构体系高度成熟同时也导致了结构僵化。民用建筑虽然也有这种展趋势但由于地区和民族的不同各地区的建筑仍有相当大的差别地方特色更加显著。清代中叶以后建筑装饰趋向过分繁琐定型化的花纹也失去了清新活泼的韵味整个建筑技术处于一种迟滞的状态。 清代建筑组群的布局十分严谨规则尤其是宫殿与陵寝的设计和施工以“样式雷”的成就最为突出。雷达家族从清初到光绪末年长期担任清朝的皇室建筑师被誉称“样式雷”。雷达原籍江西南康后迁居南京在康熙初年参加皇宫扩建负责设计工作其后数代担任“样式房”掌案。雷氏家族从事宫廷建筑二百多年尤其是参加了多项国家重大工程。雷氏家族留下的数以千计的图纸绝大部分是总体平面图在每座房屋的平面位置上注明面阔、进深、柱高的尺寸、间数和屋顶形式而具体结构和施工则按《工部工程做法则例》进行。雷氏家族还大量制作和推广“烫样”用硬板做模型可以拆卸随时观看。这些设计方法显示了清代建筑师在各种不同地段上灵活而妥善地运用各种建筑体型进行空间组织的能力也表现了他们敏锐而准确的尺度感这些特点体现在清代的宫殿和皇家园林建筑等方面。 宫殿和园林明清两代北京的皇宫现称故宫是一组设计严谨、宏伟壮丽的建筑群。清沿用明故宫以后只有部分重建和改建总体布局基本上没有变动。故宫建筑的空间组织和立体轮廓在全局统一中又有个体变化反映了中国古代木构建筑技术和艺术的辉煌成就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建筑群之一。 清代的园林无论数量和质量都过明代。北京的圆明园是被称为“万园之园”的著名园林从康熙时开始创建至乾隆时才完工。圆明园周围广达三十里拥有一百五十多所精美的宫殿和楼台并精置山石、湖沼和花草树木。它集中了中国古代园林建筑技术和艺术的特点（如江南园林布局）也吸收了西方建筑的某些精华。清咸丰十年（186o）圆明园被英法侵略者所焚毁。从乾隆十五年（175o）起在北京西北郊兴建的园林称为万寿山清漪园。咸丰十年清漪园与圆明园同时被焚毁。光绪年间用海军建设费二千万两修复此园光绪十四年（1888）建成改名为颐和园面积3.4平方公里。 十八世纪初起清在承德建造皇家离宫兼作避暑之用称为避暑山庄面积5oo多公顷。承德离宫共有十一组喇嘛教寺院现存八座。这些建筑的形式吸取了西起西藏、新疆北到蒙古东南到浙江等许多地区著名建筑的特点反映了各民族建筑的密切交流形成了新的风格。 少数民族的建筑除汉族外其他民族在建筑方面也有突出的成就。同宫廷建筑相比各民族的建筑造型更为生动活泼富于变化。西藏拉萨的布达拉宫是藏族人民建造的举世闻名的宏伟建筑。这是一组大型喇嘛教寺院建筑群始建于公元七世纪松赞干布时期现存的建筑是清顺治二年（1645）建造的工程历时五十年1。布达拉宫依山建造共砌平楼13层上有宫殿三座最高达15.7米。其建筑结构和一般寺院相同突出的是藏族工匠对于砌墙有着熟练的技巧不立杆不挂线而砌缝平整收分准确。布达拉宫从山下直到山腰连成整体气势宏伟是中国古代高层宫殿建筑的优秀代表作之一。 夯土技术清代夯土技术有更高成就。福建、四川、陕西等地有若干建于清代中叶的三四层楼房采用土墙承重内加竹筋虽经地震仍极坚实。 1《中国古代建筑史》清华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第二节水利沟渠和海塘清代畿辅水利以雍正时的规模最大主持者为允祥和朱轼实际计划出自陈仪。其主要内容是开引河疏泉源筑圩岸开沟渠建闸涵开田种稻。总计雍正五年至七年营造水田六千余顷1。宁夏灌区以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修治的水渠最多。大的灌渠有大清渠、惠农渠、昌润渠等。新疆的农田水利始于康熙末年大的灌渠有察布查尔渠、旗屯渠、哈什大渠等。重点治理的海塘是海宁塘。至康熙末年共修成石塘四千多丈及土塘六千丈。康熙五十九年（172o）朱轼在海宁老盐仓创鱼鳞大石塘五百丈。雍正、乾隆时海宁石塘又增修六七千丈。 治黄清代黄河基本维持明朝末年的河道使黄淮并流入黄海。咸丰五年（1855）由于铜瓦厢决口黄河才改道东北行于山东利津附近流入渤海。由于黄河决口泛滥很频繁和严重清代治河任务相当艰巨。在清代二百多年的治河斗争中出现了一批治河专家和治河著作。如朱之锡、靳辅、陈潢、齐苏勒、嵇曾筠、高斌、白钟山、郭大昌等。顺治十四年（1657）任河道总督的朱之锡曾提出河政十事对河工夫役、料物、职守、建设柳园以及河工弊端等等作了详细阐述。在实际工作中连续堵塞了祥符、山阳、阳武、陈留等地的决口对治河作出了贡献。康熙年间靳辅、陈潢治河治运经营十年取得了相当好的成绩。他们修筑了河、运堤防堵塞了大小决口加固了高家堰堤防导使大河回归故道出现了十几年没有重大决口的比较安定的局面。 陈潢（1637—1688）字天一号省斋浙江钱塘（今浙江杭州市）人为河道总督靳辅的幕客。他在《河防述言》（张霭生编纂）和《历代河防统纂》中批判了强调“河性喜决”的错误观点认为河患是可以防止的提出治理河患要“亲身勘验”“广咨博采”并进一步展了“束水攻沙”的理论。陈潢的“开引堵决法”和他主持的海口疏浚工程是他的理论的实施。如疏浚海口要先在淤积的河道中挖开两条引河并用挖出的泥土在河道两边筑堤而引河自行入海暂不与原河口和海口接通。待河水大涨时打开相连未通之处利用汹涌的水势将引河冲刷开阔并趁势冲开海口引河入海。为了实现他的治河理论陈潢还明了“测水法”即根据水流的度和河床的横断面计算出水的流量。如以一立方丈的水为一“水方”根据水方1姚汉源：《中国水利史纲要》第51o页水利电力出版社1987年版。量就可以确定各处河道是否需要开拓或紧缩以及具体的工程量。这在水利工程学的展上是一项有重大实际意义的创造。依据这些理论和具体工程做法在康熙十六年到二十六年的十余年间陈潢主持策划了塞决堵漏挑河筑堤建闸造坝等数以百计的大小工程在治黄工程中作出了很大贡献。嘉庆年间民间治河专家郭大昌精通埽坝工程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老河工。他敢于和当时侵吞治河经费的河官作斗争并提出过不少很好的治河建议。按照他的建议治河一度使黄、淮并力入海缓和了黄河水情的紧张局势。 清代的一些治河专著如靳辅《治河方略》张霭生据陈潢《河防摘要》编纂的《河防述言》陈潢《历代河防统纂》、康基田《河渠纪闻》张伯行《居济一得》王安一《安澜纪要》与《回澜纪要》等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三节纺织官私纺织业的规模清廷在北京及江南丝织业达地区的中心城市设立了织造衙门直接管理官营织造业和控制私人织造业。官营纺织手工业生产规模较大“房舍动辄数百间每一处设有各种类型织机六百张多时至八百张近两千多机匠”1。民间纺织业在整个纺织业中所占比重更大。康熙时拥有百张织机的大型纺织工场已不在少数。道光年间江宁出现了有“五六百张织机者”。江南曾出现了有千架织机几千工人的纺织工场。 清代有大量丝织品、棉布等纺织品出口。丝织品质量优美享有盛誉。 “中国织造的南京土布在颜色和质地方面仍然保持其过英国布匹的优越地位。”2就是在西方开始使用动力机械的一百年中棉布质量也未达到中国手工业产品的水平1。18世纪到19世纪3o年代中国大量棉布出口到西方美国是中国棉布的最大买主。 纺织品的质量清代纺织品产量高、质量好。鱼冻布是用苎麻纱和蚕丝交织而成的质地光滑柔软越洗越白。故宫所藏纺织品“极乐世界织成锦图轴”是在高2.89米、宽1.75米的画面上织出332个神态各异的人物奇花珍鸟、山水木石点缀其间。精良的麻织品细软可比丝绸。故宫所藏的珍贵纺织品反映了这一时期纺织品种的多样化和工艺技术的高度成熟。清代生产的莨纱（香云纱）是著名的纺织品之一具有耐汗、耐晒、凉爽、易洗等特点是经薯莨染整所得。薯莨整理是染整结合的浴法工艺为较早的特殊整理技术。清代的丝绸精练除沿用前代的各类工艺技术外练染工艺的衔接也更为密切并展了生丝“半湅法”使生丝经过粗练（半练）即直接进行染色以适应织造某些纺织品的需要。印染工艺技术和色谱也有展。根据《雪宦绣谱》记载以天地、山水、动物、植物等自然色彩结合深浅浓淡可配得色调七百零四色。维吾尔族创制了印花木戳和木滚。木戳面积小适合于掌握小单元的印刷效果；木滚在刻制时安排了花位循环便于大幅印制。 纺织机1李仁溥：《中国古代纺织史稿》第247页岳麓书社1983年版。 2李仁溥：《中国古代纺织史稿》第269页转引theneteserepositoryvo1.2no.1ofeb.1883p.465。1陈维稷：《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第1o9页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清代纺织机具的制造已成为专业形成独立的手工业部门。各个纺织业达地区都有自己的机具制造作坊。脚踏纺车清代仍被使用。上海人褚华在《木棉谱》中描述了三锭脚踏纺车纺棉。卫杰在1897年著的《蚕桑萃编》中提到的大纺车比宋元时有所改进：车架的形式由长方形架体变为梯形稳定性更好；锭子的排列由单面变为双面利于扩大每台锭子数；增加了给湿定形装置利于提高产品质量。 民间出现张力自控式多锭纺纱车车上有牵伸机构并且逐步展成能借捻度和加压自动控制纱支成为名副其实的纺纱车达到手工纺纱机械的最高峰。用这种纺纱车纺纱时利用加压装置调节纱的张力来控制纱的粗细。这是一项重大明。在现代纺纱技术中还没有见到运用类似原理来纺纱所以这一明在纺纱技术史上也具有一定的意义。但是这种机械还没来得及推广就被西方动力纺织机所排挤。 第四节采矿探矿知识关于煤炭的勘探知识清初孙廷铨（1616—1674）在《颜山杂记》有较详细的记载其中写道：“凡炭之在山也辨死活。”所谓死指风化了的煤；活指未经风化埋藏在岩脉中的煤层。“死者脉近土而上浮其色蒙其臭平其火文以柔”这是指经过风化的露头煤颜色不光亮含硫少火力不大。“活者脉夹石而潜行其色晶其臭辛其火武以钢”这是指未经风化的煤夹在岩层中深埋地下走向跟岩层一致并且颜色亮含硫多烧起来臭味大但火力猛。“凡脉炭者视其山石数石则行青石、砂石则否”凡是找煤的人可先观察山上岩石性质“数石（即成层的沉积岩）则行”即有层状沉积岩的地方可能有煤而有青石、砂石的地方则无煤。“察其土有黑苗测其石之层数避其沁水之潦因上以知下因近以知远往而获之为良工”即进一步察看黑色的煤层露头仔细测量岩石层次确定煤层位置避开涌水从而由地面上岩层情况推测下面煤层位置从近处的岩层情况推测远处的煤层位置这样去勘探才能找到煤矿才算是优秀的勘探队员这种勘探技术在当时无疑是很先进的。 清代对铜矿的勘探大部分沿袭唐宋以来的经验即以铜绿或石青作为铜矿的矿苗。人们“谛观山崖石穴之间有碧色如缕或如带即知其为苗”1。这里所讲的碧色的石头即石青又叫扁青即蓝铜矿。如果现铜绿（即孔雀石）如“有矿之处必有绿色苗引挂于山石间或一条或一线宽窄不一”2就有可能找到原生铜矿床。吴其浚的《滇南矿厂图略》对于勘探铜矿的经验作了总结。他把矿苗叫做闩（）或引并指出“闩”有多种如子闩、老闩、憨闩、铺山闩、竖生闩、磨盘闩、跨刀闩、大闩等。不同的闩反映了地下不同类型的矿床。 坑采技术记载清代采矿技术的著作比以前显著增多内容也更详细如孙廷铨《颜山杂记》、田雯《黔书》、屈大均《广东新语》、张泓《滇南新语》、王崧《矿厂采炼篇》、吴其浚《滇南矿厂图略》以及某些地方志等。《颜山杂记》详细记载了山东的采煤技术。竖井虽深百尺也不弯曲当竖井深度与煤层相当时则从竖井的旁边开巷道。巷道大小依煤层厚薄而定。还讲到斜井、气井及井下照明。《黔书》记载的是清初贵州省开采朱砂和铅矿的技术。《广1倪慎枢：《采铜炼铜记》见《滇南矿厂图略》。 2王昶：《铜政全书咨询各厂对》见《滇南矿厂图略》。 东新语》则记载广东开采砚石的技术。《滇南新语》记载的是云南铜矿开采技术其中提到巷道支护、井巷结构、井下照明、井场灾害等。《矿厂采炼篇》及《滇南矿厂图略》也都是记载云南铜矿开采技术的、其内容比《滇南新语》详细。特别是《滇南矿厂图略》分门别类且相当全面地记述了有关矿苗、矿井内部结构、开采的工具和器具、矿石品位、冶炼工具及方法、矿山管理等内容。这部著作是我国古代采矿技术方面的一部重要文献是记述古代坑采技术之集大成者。 井采技术清代乾隆时段玉裁、郑王臣、李芝等人对四川盐井工艺技术有较详细的记述。段玉裁在其所编《富顺县志》卷2中讲到四川盐井的起源、井深、井套、井架、提升机械、竹筒桶的结构和使用的动力等。郑王臣、李芝则是以诗、赋的形式讲盐井的命名原因、开凿盐井的工具、凿井工艺过程、使用动力等。 关于天然气井与盐井的关系以嘉庆时严如煜的《三省边防备览》卷1o所述最详。这书提到：“川中古传火井（即天然气井）有盛有歇。近来（指嘉庆末年约182o年）犍、富各县火井大旺较之昔年可省煤十之三。火井与水井（指盐井）同开凿时不知有火及见火初只有气复淘至二三丈火始旺。泥封井口插竹筒导火入灶以煎盐。极旺之井分售于他井颇获其利。嗅之有硫磺气。储以猪尿胞可寄远。刺小孔以阳气引之气出如缕暗室生光。火井中仍出咸水亦一奇也。” 第五节冶金清代冶金业过了明代中叶的水平。据地质调查所统计1916年全国旧法炼铁产量为17万余吨清代晚期铁的产量当与之相近。铜大量用于铸钱。康熙年间（1662—1722）云南东川等地铜的最高年产量达14oo余万斤称为滇铜其中11oo万斤以上用于铸钱。此外锡、铅、锌的生产有较大展白铜生产也有相当规模。 炼铁清代炼铁炉的规模与明代大体相同据屈大均《广东新语》记载：“炉之状如瓶其口上出口广丈许底厚三丈五尺崇半之身厚二尺有奇”筑炉用灰沙盐醋外束藤条用木料支护鼓风木扇高五、六尺宽四尺由四人操作装料用“机车”一昼夜可出铁12版每版3oo斤日产量约1.8吨。道光初年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记汉中铁厂炼铁炉高约6米外用木料支护成为方形用风箱鼓风由十余人轮流曳引每座竖炉包括采矿、运输炉料在内需工匠百余人。明清时使用焦炭和“机车”炼铁是传统钢铁技术出现向现代钢铁技术转变趋势的重要标志也是这种转变已有了现实可能性的证明。 坩埚炼铁是中国特有的炼铁方法。咸丰《青州府志》记载：“康熙二年孙廷铨召山西人至此得熔铁之法。凿取石其精良为石、次为硬石击而碎之和以煤盛以筒置方炉中周以礁火。初犹未为铁也复碎之易其简与炉加大火每石得铁二斗为生铁。复取其恶者置圆炉中木火攻其下一人执长钩和搅成团出之为熟铁减其生之二焉”。这是迄今所知坩埚炼铁最早的文献记载。坩埚炼铁的优点在于炉体构造简单操作简便成本低廉适合使用当地材料。英国人宿克来1899年统计晋城、阳城、太原等地坩埚铁年产量达5万吨。 清代仍流传百炼钢工艺。清末魏源《海国图志》征引林则徐奏章：“至熟铁则不可铸而但可打造。其打造之法用铁条烧熔百炼逐渐旋绕成团每五斤熟铁方能炼成一斤坚刚光滑无比。” 锌是从十六世纪起传入欧洲的。埃契森《金属史》提到：“1745年有一批金属锭块从广州交付给瑞典但货船沉没于哥德堡港。大约于1842年其中一部分锭块被打捞起来并证实为98.99％的锌。”英国勃列斯托地方于1738年开始生产锌其工艺即源自中国。1金属加工清代传统金属加工工艺具有较高的水平。山西晋城、广东佛山等重要冶铁中心都有铁线行用当地产的熟铁拔丝。粗细铁丝的逐次拉拔成形和锻造都经过中间退火1。四川泸定桥是建于康熙四十五年（17o6）的铁索桥长1o3米宽2.8米由九根铁索组成铁索用粗9厘米的锻铁链节接续而成。四川老君桥铁索则用眼杆式链节组成。由此可见锻接质量之好。清代芜湖汤天池梁应达以善锻铁画著称现芜湖仍保存这一传统工艺。清代除了有渗碳热处理工艺外还有化学热处理工艺。陈克恕《篆刻针度》记载了化学热处理工艺。 铸造型范在泥型铸造方面成批生产的中、小型铸件已采用可重复使用的“半永久”泥型。这种工艺直到近代仍广泛流传如创立于道光十七年（1837）的无锡王元吉冶坊即以铸造薄壁锅著称可铸出壁厚仅o.7—1毫米厚的灰口铁锅一副铸型可用2oo次左右。 清代宫廷手工业以失蜡法为制作爵、铏、簋、豆等艺术铸件的主要工艺手段。据《广储司磁器库铜作则例》记载爵的蜡模是用“剥蜡法”制作的即将蜡片在模板上压制花纹再焊接成器形。据记载剥蜡法和拔蜡法在明清时期都是常规工艺有很细的分工和工料定额。 铸炮铁范清代创制了铸炮铁范。魏源《海国图志》所辑《铸炮铁模图说》详细论述了由泥型翻制铁范再用铁范铸炮的工艺过程。书中还总结了铁范铸炮可多次使用以及节省人力、物料生产效率高适合于战备需要等优点与现代铸造工程学对金属型的认识是基本一致的。此书作者龚振麟重视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在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创此法创制了新式炮架并于1842年撰成此书。遗憾的是他的明未得到广泛应用。他写的《铸炮铁模图说》一书是世界上最早系统论述铸铁金属型铸造的专著1。 1华觉明等：《世界冶金展史》第592页。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1刘年增、华觉明：《创铁模铸炮的龚振麟》载《科学技术明家小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六节机械清代在农业、纺织、矿冶、交通运输、建筑、军事等方面所普遍采用的仍然是传统机械但在某些方面有所展。例如纺织机械就已达到很高水平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张力自控式多锭纺纱车。这种纺车上的牵伸机构和加压装置都是很重要的明。又如周庆云《盐法通志》所载：“风车者借风力回转以为用也车凡高二丈余直径二丈六尺许。上安布帆八叶以受八风。中贯木轴附设平行齿轮。帆动轴转激动平齿轮与水车之立齿轮相搏则水车腹页周旋引水而上。此制始于安凤官滩用之以起水也。”这种立帆式风轮是我国沿海产盐区用以提升海水的机械是根据古代风车和船帆原理设计出来的。它的特点在于不受风向改变的影响即无论风向如何风轮总是朝同一个方向旋转。这是一项构思巧妙的明。 此外在十七世纪以后西方传入的机械仪器的启和激励下我国一些科学家对其“轮捩机轴之学”深感兴趣并且独立作出了许多新的明其中尤以光学仪器的研制更为突出。如清初黄履庄曾制成龙尾车（汲水机械）自动驱暑扇（自动风扇）和许多光学仪器；郑复光在《镜镜詅痴》中对各种光学仪器作了相当全面的介绍；邹伯奇独立明了照相机；道光年间科学家黄履庆创造性地把取景器和千里镜（望远镜）结合起来能摄数里之外之影历历如绘实际上已是天文照相机的雏形。 鸦片战争前后我国已开始研究和仿制西方机床、蒸汽机、内燃机、船舶、纺织机械和农业机械等。如丁拱辰（18oo—1875）对蒸汽机、蒸汽机车和蒸汽机船进行了早期的系统研究1。他精通数理擅长机械制造。1831—1841年间他先后制作了机车模型和轮船模型这是中国机械史和交通史上很有意义的一件事。他制造的直立双作往复式小机车长1尺9寸阔9寸可载重3o余斤其锅炉、蒸汽机全为铜质这是中国第一台火车头雏形。1841年他写成《演炮图说辑要》其中的《西洋火轮车、火轮船图说》为中国自著的第一部关于蒸汽机、机车和轮船的著作。此外魏源、龚振麟、郑复光等人也对蒸汽机等西方机械进行了介绍和研究扩大了西方机械的影响。如184o年鸦片战争爆后英军入侵舟山时龚振麟见到英军用蒸汽机驱动的火轮于是他参考林则徐提供的《车轮船图》进行仿制先用人力驱动叶轮在湖中试航成功后又制成更大的舰只可在海洋中行驶。1841年春龚振麟又把只能直击的旧式炮架改成能上下左右改变射击角度和方位的新式炮架和炮车。这种新式炮车灵巧坚固富有成效。 1王锦光、闻人军：《中国早期蒸汽机和火轮船的研制》载《中国科技史料》1981年第2期。第七节交通运输造船和航海技术清代实行“海禁”时期对中国航海事业及造船技术的展有很大影响。但清代前期的船舶制造技术仍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官办造船厂普遍使用船样造船。现存清朝《闽省水师各标镇协营战哨船只图说》的手抄本就是这种依照较详细的船舶设计图纸建造船只的例证。该书中既有船舶整体图又有平面图共记载有五类船只的尺寸、结构和各部件名称。这种规范化和定型化的设计制造方法反映了造船技术的进步。 清中叶以前在结构和风力利用方面具有独特优点的中国帆船一直是世界公认的优良的海上交通工具。1699年因运输福建木料又创出新船型。这种新船以钓船为母型吸收江苏沙船、浙江蜑船的优点而被称为“三不象”。该船身长腹阔头尖尾高长十一丈载二千石。1848年福船系统的“耆英号”三不象船曾绕过好望角横渡大西洋。清代沙般则向轻捷方向展。沙船上装有披水板、梗水木、太平篮。这些装置使沙船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加上风帆和船尾舵的操纵技巧使沙船的适航性更好顺风逆风都能行驶。1827年江苏巡抚陶澍曾上疏进呈航海图和一份详细的说明。这份航海图及其说明内容丰富、准确可说是关于中国古代帆船沿海航行经验的一次很好的总结1。 清代船舶和航海技术虽然一度领先于世界但是展度缓慢且没有重大的革新。鸦片战争前后西方船舶和航海技术已远远过中国当时丁拱辰、龚振麟等人对于汽船和蒸汽机车等进行了初步的介绍和研究近代船舶技术开始传入中国。 6上交通运输工具清代的6上交通运输工具主要是畜力拖动或人力推拉的各种车辆如大车、板车、下泽车、独轮车、轿车等。这些车辆名目繁多形制各异适应于平地、丘陵、沼泽、山地等不同情况的运输需要至今还难以为现代交通工具所完全取代。此外还有一些颇具地方特色的运输工具如北方冬季冰雪之地使用的爬犁（又称冰床）就是很实用的一种。萨英额《吉林外记》提到：“耙犁用两辕木作底立插四柱高三寸许。上穿二横木或铺板或搪木。坐人拉运货物皆可。前辕上弯穿以绳套二马服驾轻捷于车。若驰驲更换马匹冰雪之地可以日行三四百里。”有些爬犁不用畜力而用撑杆在冰上滑动用力较省而度较高。如果风向适宜也可在冰床上加1章巽：《我国古代的海上交通》第94页。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帆藉以节省人力和提高度。 第八节兵器火炮清朝统治者重视骑射刀枪弓矢等仍然是用兵作战中的主要武器。同时火枪火炮也在统一中国、平定叛乱和巩固边防等战争中挥了重要作用。清代前期火器制造技术在明代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展和创新。如康熙年间在宫内造办处、景山和铁匠营设立炮厂所制枪炮专供皇室和满八旗之用还专门建立了装备鸟枪、火炮的火器营。为平定三藩之乱康熙特命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制造适应南方地形特点和便于战场上机动使用的火炮。南怀仁“依洋式铸造新炮”1并进呈《神威图说》一书介绍了西方的制炮理论和方法。在康熙十四年（1675）至康熙末年四十余年间仅中央政府就督造或改制神威无敌大将军、金龙炮、制胜将军、威远将军等各型火炮近千尊可见火炮制造的数量之大并且铁炮的数量已远远过了铜炮。清代火炮的种类也是相当多的有几十斤到三四百斤较灵便的轻型炮也有五六百斤到七八千斤主要用于攻城的重型炮。乾隆二十一年（1756）颁行的《钦定工部则例造火器式》载有各种火炮共85种可见火炮的种类之多。清代还创制了一些新型火炮如奇炮、子母炮、短管曲射炮等。火炮性能也有所改进如普遍安装瞄准器具提高命中精度；加长炮身提高射程；安装炮车炮架增加机动性；改进炮弹和火药增强火炮杀伤力等等。 清代在火器制造方面的一些新明也是值得称道的。如著名火器制造家戴梓（1649—1726）明“连珠铳”“形若琵琶凡火药铅丸皆贮于铳脊以机轮开闭。其机有二相衔如牡牝。扳一机则火药弹丸自落筒中第二机随之并动石激火出而铳矣。计二十八火药弹丸乃尽始需重贮”1。这种可以连续射28粒子弹的连珠铳其原理虽与机枪有所不同但与机枪连的设计思想是一致的。可惜的是这种新明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结果“器藏于家”未能得到进一步的展。戴梓还曾创制冲天炮。这种炮小而轻射程远杀伤力大性能良好。试放时康熙亲往靶场观看演试后封此炮为“威远将军”并命工匠在炮身上镌刻戴梓之名以示纪念。戴梓还曾仿制过外国使臣进献的“蟠肠鸟枪”也获得成功。 手榴弹手榴弹是现代战争中常用的近战武器资本主义国家在二十世纪初才用于战争。而中国云南哀牢山地区的彝族人民早在十八世纪就已创制出用网兜1樊国樑：《燕京开教略》。 1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19。 抛出的“葫芦飞雷”2。这种葫芦飞雷是用干葫芦盛装火药和铅块（或铅丸）、铁矿石渣、铁片等在葫芦颈部放置火草作为引火索。使用时点燃火草由小网兜将飞雷抛出用来狩猎。19世纪中叶爆了以彝族人李文学为的彝、汉、白、傣、苗、哈尼等各族人民的联合起义。为了抵抗拥有优势兵力和火枪火炮的清军起义军制作大量的葫芦飞雷在嘉之战中挥了很大威力。在战争中起义军还创造了用手投掷的长颈葫芦飞雷这已与现代手榴弹的作用更为接近。 西方技术的传入清代嘉庆、道光时期政治经济衰退曾在世界上长期领先的火器制造技术也转而落后终于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自己的大门。鸦片战争前后在林则徐、魏源等“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影响下当时一些火器研制家如丁拱辰、丁守存、龚振麟、黄冕等对于西洋火炮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且有所创新。如丁拱辰著的《演炮图说》和《演炮图说辑要》对火药配方、火炮铸造、炮台构筑、运炮器械以及西方炮台和海岸炮等作了较详细的介绍。龚振麟所著《铸炮铁模图说》是兵器史和铸造史上的一部重要专著。他所创的铁模铸炮法新工艺用铁模（即铁范）替代泥型加快了制炮度并可铸造数百斤至数千斤的大型铸铁件是一项非常出色的技术成就。他所研制的新式炮架和炮车改善了火炮的机动性也是很有实用价值的明。但总的说来清代后期的火器制造技术是难以与迅兴起和展的西方军事工业相比的中国的兵器制造业在嘉庆、道光以后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 2刘尧汉：《彝族的火器——葫芦飞雷》载《中国古代科技成就》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九节造纸造纸业的分布和主要品种清代造纸业在明代基础上继续展尤以康熙、乾隆时期最为兴盛。造纸作坊大多分布在江西、福建、浙江、安徽等省广东和四川次之北方以陕西、山西、河北等省为主。当时一些纸厂的工人已达百数十人具备了相当的规模。造纸原料有竹、麻、树皮和稻草、麦秆等。其中竹纸产量居位竹纸中以江西、福建的“连史”、“毛边”最为普遍多用于印刷书籍。皮纸产量居第二位多作为书画纸和印刷纸。麻纸主要产于北方各省但其产量所占比例逐渐减少。由稻草、麦秆制造的纸比较粗糙多作包装、火纸等杂用1。 造纸技术清代造纸技术集历代之大成且有所创新各地工艺虽略有不同但都已达到较完善的地步。例如据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所载道光初年陕南地区的竹纸制造工艺大致如下：选择适当时节砍取水竹经过用水浸沤蘸石灰浆堆沤再经过甑蒸碱水煮加入黄豆与白米水浆（淀粉溶液）蒸等工序制成纸料；然后将纸料下踏槽细踏再下纸槽搅匀用竹帘抄造叠压去水最后逐张揭起刷贴在焙墙上焙干。如做细白纸则在纸料入槽后加入适量的白米汁可制成细紧的白纸。如做黄表纸加姜黄末即成黄色。清代黄兴三在《造纸说》中记载的浙江常山造竹纸技术与此基本相同但在制纸料时减少一道蒸煮增加两次曝晒纸料用水碓舂捣而非人工踩踏整个造纸过程要经72道操作手续才能完成。中国传统造纸术中主要用竹帘作为抄纸工具。康熙年间出现了用铜网抄造的“阔帘罗纹纸”1纸宽有六尺。用铜丝编成的铜网要比竹帘坚牢使用寿命也较长并且能造出较薄的纸张因此它是造纸技术史上的一项重要明。但铜网容易起拱走形制作上也存在一些技术困难特别是这一明并未引起重视以至“无人继作”。直到此后一个世纪左右西方于十八世纪末及十九世纪初明了长网造纸机和圆网造纸机才又开始应用了铜网造纸技术。 数量和质量清代前期纸的产量和质量都有很大的提高品种增加用途也更加广1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 1徐康：《前尘梦影录》。 泛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道光年间（1821—185o）。例如安徽泾县一带生产的宣纸用青檀皮掺入适量的楮皮或稻草制造洁白柔韧吸墨和韵墨性能良好宜于书画、拓印和印刷。乾隆时期宣纸生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当时皖南一些山区几乎家家从事造纸宣纸的品种已近百种其中有长达丈二的大幅宣纸也有五色、界栏、山水、花鸟等精致小笺；有单宣、夹贡、罗纹、玉版等生宣也有虎皮、珊瑚、冰琅、云母、泥金、蝉翼等熟宣品种齐全名目繁多可谓一时之盛。康熙乾隆时在加工纸方面的又一项成就是仿制出历代的名纸。如仿五代南唐澄心堂纸仿宋代金粟山藏经纸仿元代明仁殿纸仿薛涛笺等都很著名。此外还研制出一些新的品种如梅花玉版笺金花笺（洒金彩蜡笺）等。这些加工纸大多制作精美造价高昂至今尚可在故宫博物院等处见到。虽然十八世纪下半叶以后西方明了各种造纸机械生产效率远远过了中国的手工纸但中国手工纸的许多优点是机制纸所难以达到的因此西方和其他国家的专家学者（如18世纪5o年代的法国经济学家杜尔果等）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已对中国传统的尤其是一些特殊的造纸技术感到兴趣并设法进行深入的了解和研究。 第十节印刷印刷业的展清代印刷业相当达官府、私家都很重视刻印书籍书坊几乎遍及全国各地。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历代著作约有25万种其中有一半以上是清代出版的1。在质量方面以清代前期内府本和私家精刻本为最好有些坊刻本也属上乘不仅注重校勘而且刻写、纸墨、装帧等都很考究。清代后期官刻私刻的书籍虽然数量不少但往往印制粗劣错讹较多质量已大不如前。 雕版印刷清代的印刷仍以传统的雕版印刷术为主武英殿修书处、扬州诗局以及一些学者和藏书家刊刻了大量很有价值并且精雅悦目的书籍。同时雕印技术如饾版、套版技术也有所进步。例如康熙时内府刻本五色套印的《御制唐宋文醇》精刻饾版彩色套印的《芥子园画传》道光年间广东云叶庵五色套印的《杜诗》涿州卢绅所刻六色套印的《杜工部集》等等都是色彩斑斓异常精美显示了高的雕版套色印刷水平。 活字印刷清代的活字印刷术有较大的展。活字有铜活字、木活字、泥活字等在官私坊肆间以木活字最为通用。如乾隆三十八年（1773）为选印世所罕见的一批书籍四库馆副总裁金简建议仿照元代王祯创造的木活字印书经乾隆批准刻造于次年刻成枣木活字25万多个并先后排印“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共138种23oo多卷。这是我国历史上用木活字印刷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在“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出版过程中选料造字工艺完善排印时分工明确程序严密并总结出《武英殿聚珍版程式》可以遵循反映了木活字印刷技术的进步。乾隆五十六年（1791）和五十七年为满足社会需要由程伟元主持两次以活字排印《红楼梦》世称“程甲本”和“程乙本”。这两个木活字印本都很著名是研究《红楼梦》的宝贵资料。木活字印刷延续了很长时间一直到辛亥革命前后苏州校经山房等还在以木活字出版书籍。 金属活字的应用是印刷史上的一件大事。元、明两朝已有一些人试用锡、铜、铅等金属材料制成活字印书。现存较早的清代铜活字印本是康熙二1杨家骆：《中国古今著作名数之统计》载《新中华》（上海）1946年第4期。十五年（1686）钱6灿编选吹藜阁排印的《文苑英华律赋选》。雍正四年至六年（1726—1728）清内府用铜活字排印的著名的《古今图书集成》全书一万卷另目录4o卷分装525函共5o2o册是历史上用铜活字排印的最大的一部类书。此外广东佛山唐氏书商曾用泥型铸铜活字三副共2o余万字于咸丰年间（1851或1852年）印成《文献通考》348卷1。 关于泥活字的使用情况北宋毕昇明活字印刷术以后泥活字的使用情况现在还不十分清楚。 但直至清代还有人在研究和使用泥活字印刷则是确定无疑的。康熙五十八年（1719）山东泰安徐志定磁版印行张尔岐撰《周易说略》和《蒿庵闲话》自称“偶创磁刊坚致胜木”2。有人认为所谓“磁版”使用的是泥活字上瓷釉后烧成的瓷活字也可能是泥活字拼版后再上瓷釉烧成磁版有人则认为磁版并非活字版但无论如何这是对印刷技术进行革新的一种尝试。道光十二年（1832）苏州李瑶用胶泥活字排印了其所校补的《金石例四种》和温睿临《南疆绎史勘本》。此外在江苏常州、无锡和江西宜黄也都有人从事过泥活字印刷。安徽泾县的翟金生按照毕昇的方法花费3o年时间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制成泥活字十万多个分大、中、小、次小和最小五号并试印成功自己的诗集名为《泥板试印初编》。他把这套泥活字印本书称为“泥斗板”、“澄泥板”或“泥聚珍板”。此后他又用这套泥活字排印了《仙屏书屋初集》、《修业堂集》、《水东翟氏宗谱》等。 1814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马来西亚开办印刷所聘请中国人蔡高、梁等铸造汉字铅字并印成《汉英字典》和《新约圣经》1这是最早的铅印中文书籍。而中国本土铅印书籍的出现则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事情了。1张秀民：《我国最早的金属活字》载1961年1o月14日《光明日报》。2泰安磁版张尔岐《周易说略》徐志定序。&1t;1钱存训：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一分册《纸和印刷》第17o页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o年版。刘国钧：《中国的印刷》第5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十一节瓷器生产规模和主要成就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中国制瓷史上的黄金时代。瓷都景德镇成为全国制瓷业中心窑户达数千家工匠有十万多人制瓷区域蜿蜒十余里其规模是空前的。制瓷业的成就也远远过了明代。 康熙青花瓷为历代青花瓷器之冠。其制作技术更趋完美分工精细画师高明。用料方面与前代也有所不同所用国产钴料磨炼极为纯净。为了更好地分出青料的深浅浓淡还将其置于不同的料缸中在使用时按画面要求分别取用使青花可以有种深浅不同的层次。青花的“青”实际是蓝色。钴蓝呈现的色彩翠蓝光艳清新明快别具风格。康熙五彩富丽堂皇色彩强烈所以又称硬彩。色彩有红、绿、黄、赭、紫等其中的一个重大突破是明了釉上蓝彩和黑彩从而使康熙五彩瓷器的色彩和品种更为丰富基本上改变了明代釉上彩与釉下彩相结合的青花五彩占主流的局面。康熙时期制瓷业的又一重要贡献是在康熙五彩的基础上创制了一种釉上彩新品种——粉彩如绘西画亦称洋彩。粉彩的色调柔和所以又称软彩。它是在五彩所用的彩料内掺入含砷的玻璃料（俗称“玻璃白”）利用其乳浊作用使彩釉经烧制后出现浓淡凹凸的立体感。并且由于粉质掺入彩釉红色变成淡红绿色变成淡绿各种色泽趋于清逸淡雅格外柔和。再加上所绘花鸟虫鱼形态逼真粉彩精品真正做到了“花有露珠蝶有茸毛”的程度。粉彩瓷器以雍正时期最为兴盛和水平最高。康熙后期创制的珐琅彩瓷器又称瓷胎画珐琅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极为名贵的宫廷御器俗称“古月轩”。其珐琅彩料多来自外国画法极为工细又吸收了西洋画法具有油画效果精美异常。康熙青花、五彩雍正粉彩和珐琅彩等的突出成就与当时精工制作的白瓷胎和高质量的瓷釉彩料以及精湛的烧造技术是分不开的。如白瓷胎中高岭土的用量比明代更高瓷胎不易变形；原料的选择与加工比以前更加讲究原料经过多次精细淘洗增加了瓷器的白度和透明度。对火焰性质和烧成温度的控制更为准确瓷釉中氧化钙含量降低烧成温度增高已达到了烧制现代硬质瓷的要求。 生产技术的全面展清代在单色釉的釉料组成和工艺处理方面也有许多新的展。如雍正时期由含铁原料烧制的青釉不仅配料准确而且掌握了火候的变化釉层莹净、光润所制成品色调一致达到了历史上最成熟的阶段。又如由含铜原料烧制的红釉最著名的有康熙时期的郎窑红它是在宣德祭红的基础上展起来的。制作方法是在白胎上施多层红釉料质用还原火焰焙烧使釉料中的铜变成一种胶体粒子而呈红色。这种胶体粒子在釉层中对光波进行有选择的反射而出亮光加上釉层厚、玻璃质强使釉色浓艳欲滴红如宝石光可鉴人。豇豆红、桃花片、美人醉、娃娃脸等或艳似桃花或美如朝霞或酷似豇豆红色有些还带有绿色苔点足可与郎窑红相媲美都是深受中外藏家喜爱的红釉珍品。康熙时明并盛行的乌金釉除用铁料外还需加入锰和钴料釉色纯正黑亮似漆釉面出像镜面一样的亮光是历代黑釉瓷器中水平最高的一种。 清代前期特别是从雍正开始在仿制历代名窑名瓷方面也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如仿宋代定、汝、官、钧、龙泉等各大名窑瓷器配料准确并能按不同要求掌握好火候使烧成的瓷器与所仿古瓷器真假难辨。乾隆时期生瓷和各类瓷工艺品的制作都很高明。如仿古铜器、漆器、木器质感很强几可乱真；瓷制的昆虫、鸡、鸭、鹅、残荷、花生等制作精巧栩栩如生。这些都进一步说明当时的制瓷工艺在釉料配制、控制烧成温度和烧成气氛的技术以及艺术加工等方面已达到了中国古代制瓷工艺水平的顶点。陶瓷工艺家唐英清代陶瓷工艺家唐英（1682—1756）奉天（今辽宁沈阳）人隶汉军正白旗。早年进内务府造办处在养心殿供职。雍正四年（1726）受命至景德镇御窑厂驻厂协理陶务直接负责烧造御瓷乾隆二年（1737）后又总理陶务前后管理陶瓷生产近3o年。唐英是一位勤勉敬业的督陶官他曾用3年时间与制瓷工匠吃住在一起调查与研究陶瓷工艺并仿制和新创近6o种精美的名瓷和名釉为景德镇制瓷技术的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所撰写的《陶冶图说》《陶成纪事》《陶人新语》等全面介绍了采石、制泥、淘炼泥土、炼灰、配釉、吹釉、成坯入窑、烧窑、洋彩、束草装桶等一整套烧制瓷器的工序对于景德镇的制瓷工艺进行了科学的总结。 乾隆晚期制瓷技术趋于保守基本上处于停滞不前甚至逐渐衰退的状态。鸦片战争以后外国瓷器大量涌入中国的制瓷业就更加衰落了。 第十二节石油天然气油气苗的现清代集数千年石油天然气开利用之大成各项工艺技术水平趋于成熟在中国石油天然气开利用史上占重要地位。 油气苗的广泛现是进行油气开利用的前提条件。清代编纂的诸多地方志中有许多关于油气苗的记载。王崇礼纂修的《延长县志》甚至列油井为延长八景之一并冠以“油井波涵”的美称。 随着台湾的进一步开康熙三十二年（1693）人们在今嘉义关子岭地区现油气苗据《台湾府志》记载：“从山石隙缝中如泉涌出点之即燃火出水中水火同源蔚为奇观。”这是台湾油气苗较早的确切记载。嘉庆二十二年（1817）当地居民又在苗栗出磺坑后龙溪的石隙中现油苗。台湾地处东南九省之门户与外界联系较多便于引进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因此不久以后在台湾诞生了中国近代意义上的石油工业。台湾油苗的现对我国石油工业的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清代不但现大量油气苗而且对有关现进行了仔细的考证寻根问底探其渊源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是对古代油气苗认识的总结并为此后兴起的石油工业提供了勘探线索。例如清朝施鸿保看到福建中部近海海面的燃烧现象经过仔细考察认为这种火为阴火与《素问》、《丹铅总录》等书所言“有阳焰如火烟腾腾而起者”同属一类1。 钻井技术的展与天然气的利用古代钻井技术在清代进一步展逐渐趋于成熟出现井深逾千米的油气井。当然这一成就与盐业生产的展是分不开的。明末清初四川战乱频繁经济凋零人才锐减盐业生产也受到很大破坏。战乱平定后清政府为恢复生产巩固其统治实行鼓励井盐生产的措施使井盐业有很大展。这一时期云南大量缺盐也亟待川盐输入。因此为满足增加井盐生产的需要不但新开许多盐井而且为获得高产井逐渐提高了凿井技术。乾嘉时期四川犍为地区永通厂“岁增新凿深至百数十丈”1说明当时井深已近高产卤气的三迭系嘉陵江组地层。 这时的钻井技术已有细致分工其大致可划分为山匠、碓工和辊工。 山匠负责指挥管理处理技术性问题；碓工主要在碓架上“往来跳跃”足蹂碓板使钻头上下运动击碎岩石；辊工负责提升设备及辊子碓架的修1《闽杂记》。 1范声山：《花笑庼杂笔》卷1。 竖。细密的专业分工促进工匠技术提高推动了钻井技术的进步。 四川三迭系嘉陵江组地层上部的绿豆岩极易垮塌不易凿穿因此这一时期钻井技术进步集中表现在补腔和打捞技术方面。古代盐井都是裸眼开采难于处理下部地层动辄井下岩层坍垮出现渗漏现象于是“遇井内有渗漏能补塞之洵称绝技”2。嘉庆道光年间工匠们便可“试探上下左右能悬升之”3说明补腔技术已趋于完善。盐井深度的增加钻凿时遗落现象在所难免工匠们使用他们明的偏肩、柳穿鱼、五股须等数十种打捞工具便能将井内落物“无论巨细”都打捞上来。 1838年我国工匠终于征服绿豆岩在今自贡大安长堰塘附近凿成一口深达1oo1.42米的深井——桑海进凿穿三迭系雷口坡组达嘉陵江组地层中部这是中国也是19世纪中叶以前的世界深井钻井记录。桑海井是一口卤气共生井初期日产天然气85oo立方米可烧盐锅八十余口。一百多年过去了至今还可以日产天然气15oo立方米。可见当时人们钻井技术水平之高。这是世界钻井技术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世界石油井和盐井中最早突破千米的深井。其后不久四川人民又在自流井构造开凿一口深达12oo米的磨子井。它钻穿了嘉陵江组地层的主气层由于井下压力过大（约1oo个大气压）在没有止喷设备的情况下生猛烈井喷井口烧出的火舌达几十米三十里外都能看到。磨子井当时日产天然气估计在4o万立方米以上为自贡古今第一大火井被誉称为“火井王”。据考证当时自流气田中日产万方天然气的约有十口之多1。这是我国古代天然气开利用水平成熟的重要标志。 刘岳云的论述清代刘岳云对石油数千年的应用也作了精辟的概括。他在《格物中法》中指出：“石油自汉时已著于书其原地志所载益知产处甚多由是以烟制墨以油焚营清者燃灯浓者膏物久澄坚结则为土沥青。”其中包含了石油的几个重要性质：可燃性、含炭性、润滑性、防腐性并对石油的粘度进行区分不同粘度的石油用于不同方面说明当时人们对石油的认识水平已达到日臻完备的地步。 2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 3范声山：《花笑庼杂笔》卷1。 1胡砺善：《四川盆地自流井构造天然气开采的研究》。 第五章手工业与资本主义萌芽第一节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明代中后期在东南沿海地区某些手工业行业中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遭到了明清之际战乱的严重破坏。清初随着社会经济的复苏和展这种新的生产关系的萌芽又重新活跃起来。清代前期无论是社会生产力还是商品经济的展程度都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前所未有的高度。在这样一种新的社会经济水平上清代手工业的资本主义萌芽较之明代又有了进一步的增长。这主要表现为：作为商业资本代表的包买商空前活跃商业资本日益侵入生产领域控制小生产者；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手工业部门比明代增多规模也有所扩大特别是在地区分布上已由东南沿海地区扩展到了内地；手工业的雇佣劳动数量显著增加手工业工人与作坊主、工场主的劳资对立更加尖锐逐渐成为封建社会末期一个越来越不可忽视的社会矛盾。 包买商的空前活跃乾隆、嘉庆时期商品经济的展水平已过明代。棉布、绸缎、纸、糖、盐等手工业品以及棉花、蚕桑、甘蔗、烟草等经济作物的生产都比明代有较大增长并且地区性分工更加明显形成了一些比较集中的产区。如江苏是棉纺织业达的省份之一又以松江府的棉纺织业尤其著名当地“纺织不止村落虽城中亦然”1。内地也有类似的棉布的集中产区如四川的新津“男女多纺织故布最多”2。太湖地区则以蚕桑生产为主“环太湖诸山乡人比户蚕桑为务”3。江西的抚州、建昌（今江西南城）、宁都等地麻织业非常兴盛当地“缉麻织线犹嘉湖之治丝”宁都更是“俗无不缉麻之家”4。四川的荣昌也是“南北一带多种麻比户皆绩机杼之声盈耳”5。而制糖业主要集中在广东、福建以及四川的内江等地。在一些手工业品或经济作物的集中产地小生产者生产的产品已主要不是为了自给而是更多地作为商品在市场出售并且也已主要不是为了满足当地市场的需要而是为了遥远的市场。如新津家庭棉纺织业所产的棉布就“有贩至千里外者”6。乾隆年间江浙一带所产蚕丝除了销往各地还有一部分销往国1康熙《松江府志》卷5。 2道光《新津县志》卷29。 3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2o1页。 4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卷14。 5同治《荣昌县志》卷16《风俗》。 6道光《新津县志》卷29。 外市场。小生产者的分散、孤立状况与扩大了的市场之间产生的不可调合的矛盾势必使小生产者日益依附于商业资本。这就为商业资本乘机插入小生产者与市场之间、控制小生产者、侵入生产领域提供了机会于是包买商作为商业资本的代表也就空前地活跃起来。 乾隆年间在江浙一带的蚕桑产区每当蚕茧收成之时有商人携带资金分赴各村利用蚕家急于出售的心理乘机贱价收购垄断了市场。 商人还通过放款预购的方式利用高利贷进一步控制小生产者。在广东制糖业中商人往往预先向蔗农放糖本冬天则收取糖利1。或预先向糖寮放帐待榨出糖后收取产品2。在江西赣州苎麻产区福建商人于二月放苎钱到夏季收获时将苎麻运走3。 无锡盛产棉布但当地不产棉花4棉花仰给于外地。一些商人就开设棉花庄专门以棉花向小生产者换取棉布5。在湖州南浔镇商人也屯积棉花以花换布6。广东的佛山镇也有类似情况棉布业的老板向纺工提供棉花二斤收回棉纱一斤7。 在南京和苏州的丝织业中一些资本雄厚的大商人开设“账房”向小机户放原料收回成品。小机户一般在“家中置木机从事织造。”8为账房加工称为“代料”。小机户织丝之前先要将原料送染房染色并分散给织工络丝织成绸缎后送回账房账房评定产品质量称为“仇货”然后按产品质量和数量支付工资9。“小机户无甚资本往往恃账房为生”10只能完全依附于商业资本。尽管账房并未变革小机户分散生产的方式但实际已经使小机户变成在家内为账房劳动的雇佣工人从而形成了资本主义性质的家庭劳动。账房已经达到商业资本的最高形式在这里账房的商业资本变成了工业资本。 手工业部门的增多清代前期朝廷对于手工业的限制比明代有所放宽民间手工业的展1李调元：《南越笔记》卷16《糖》。 2乾隆《澄海县志》卷19《生业》。 3乾隆《赣州府志》卷2《物产》。 4黄卬：《锡金识小录》卷1《备考》上。 5钱泳：《履园丛话》卷23《杂记》上《换绵花》。 6咸丰《南浔镇志》卷24。 7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257页。 8《清朝续文献通考》卷385《实业考》。 9陈作霖：《凤麓小志》卷3《记机业》。 10陈作霖：《凤麓小志》卷3《记机业》。 条件比明代有所改善这对于手工业资本主义萌芽的增长是比较有利的。清代前期在商品经济比较达的东南沿海地区手工业资本主义葫芽的展程度过了明代。 江南的丝织业在明代就相当达并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清代江南的丝织业又有进一步的展城镇中集中了一大批与农业脱离的丝织业作坊。苏州东城一带以丝织为业的不下万户1。杭州的丝织业也空前兴盛“东北隅数万千家之男女俱需此为衣食之谋”2。南京的丝织业展尤其迅仅缎机就有三万张纱、绸、绒、绫织机还不在此数3。已过苏杭两州。广州的丝织业更是后来居上雍正年间才开始兴起到嘉庆、道光年间已有织工四五万人了4。从苏州城中“比户习织”的情况来看这些城镇中的丝织业大多是家庭手工业作坊生产规模比较狭小有许多可能还是向账房领取原料代为加工的小机户。但苏州丝织业中使用雇佣劳动力的情况也比较普遍“苏城机户类多雇人工织机户出（资）经营机匠计工受值”1。在苏州城内每日清晨都有许多机工在桥头待雇靠出卖劳动力谋生2。不过对于苏州丝织业机户雇佣工匠的情况还必须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因为清代前期在苏州丝织业中的机户一般是通指民间从事机业的人户而言既包括丝织个体手工业者（小机户）也包括兼营纱缎庄（俗称账房）的铺户是二者的一种混称。苏州的经营纱缎庄的铺户（账房）除了控制小机户让他们在家内为自己工作还“自行设机督织”3直接雇佣机匠从事生产从而兼有包买商和作坊主的双重身分。他们雇佣机匠时是采取“按件而计”的方式购买劳动力的。虽然对于长雇的机匠除了给正项工资外经营纱缎庄的铺户还要按例定期另给酒资使劳动力的买卖关系蒙上了一层封建色彩。但从纱缎庄铺户与机匠之间关系的基本方面来看仍然具有资本主义雇佣剥削的性质。至于小机户雇佣机匠往往是出于生产上的需要临时补充家庭劳动力之不足。被雇请的短工只是作为一种辅助劳动性质的助手他们与小机户之间属于帮工与作坊师傅的关系。在南京丝织业中清廷取消对私人织机数量限制以后由竞争引起的丝织业机户之间的分化已非常明显道光时期南京丝织业中已经出现拥有五六百张织机的大机户4。而1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中华书局1962年版。 2光绪《仙居县志》卷1o张丽生：《杭州机神庙碑》。 3光绪《续纂江宁府志》卷19《拾补》。 4《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第183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 1《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6页三联书店1959年版。 2康熙《苏州府志》卷2《风俗》。 3民国《吴县志》卷51《物产》。 4光绪《续纂江宁府志》卷15《拾补》。 明代私人拥有织机最多不过二十到四十张5这表明清代丝织业中手工业者的分化程度已大大过明代生产资料以资本的形式日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大机户生产规模的扩大必然使雇佣劳动力的数量相应地大量增加。南京丝织业中大机户的作坊已经具有处于萌芽状态的工场手工业的性质了。清代前期苏州是重要的棉布市场各省商贩大都在苏州采购青蓝布匹于是苏州的染踹业也就随之兴盛起来并逐渐脱离布店成为专门的手工业行业。当时苏州有踹坊四百五十余处每个踹坊各有踹匠数十人不等。踹坊多由包头开设包头置备平整布匹所需的菱角状巨石、木滚等生产工具以及房舍招集踹匠然后向布店领取布匹进行加工。踹匠来自江南江北各县多是单身前往由包头提供住房并垫支柴米银钱显然是无任何生产资料的雇佣劳动者。踹匠每踹布一匹得工价银一分一厘三毫除偿还包头垫支的柴米银钱每人每月须向包头缴纳银三钱六分作为使用房舍及生产工具的费用1。苏州染踹业中包头虽然也是向布店领取原料进行加工但性质与丝织业小机户为账房“代料”完全不同。因为小机户是以自己和家庭成员的劳动为主并且“无甚资本”只雇少数机匠作为辅助劳动性质的助手属于在家内为账房工作的工资劳动者而包头并不从事生产从他能够招容数十名踹匠并提供房舍、生产工具以及垫柴米银钱来看是拥有相当的资本的。包头凭借房舍及生产工具的所有权剥削踹匠剥削率也是相当高的据学者计算包头每月对每名踹匠的剥削总值相当于踹三十三匹布的工价。此外踹匠也受到布商的剥削。包头与布商分别占有生产资料中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共同参与瓜分踹匠创造的剩余价值这种情况并不能改变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性质。 清代由于对铁矿采铸的控制比较松弛民间冶铁业有很大展广东的冶铁业的展尤其显著。雍正后期广东已有冶铁炉五六十座用工不下数万人1。乾隆时期佛山镇已有“炒铁之炉数十铸铁之炉百余昼夜烹炼、火光烛天”2。在广东民间冶铁业中都是“富者出资本以图利贫者赖佣工以度日”3。投资者与雇工之间是很明显的雇佣剥削关系。清代冶铁业主要以木炭作为燃料只有靠近山林的铁矿才可能开采鼓铸铁场规模一般都比较大。一个铁场大约有司炉者二百余人掘铁矿者三百余人汲水者、烧炭者二百余人并有驮牛二百余头舟船五十艘。“计一铁场之费不止万金日得铁二十余版则利赢版则缩是有命焉”4。这种铁场已经是5张瀚：《松窗梦语》卷6《异闻记》。 1《雍正硃批谕旨》第42册《浙江总督李卫奏折》。 1《皇朝经世文编》卷52《户政》鄂弥达：《请开矿采铸疏》。 2乾隆《佛山忠义乡志》卷5《乡俗志》。 3《皇朝经世文编》卷52《户政》田畯：《陈粤西矿厂疏》。 4屈大钧：《广东新语》卷15《货语》《铁》。 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了。 陕西、云南、四川、湖南等地的冶铁业展也很迅。特别是陕西南部的秦岭和大巴山地区铁矿靠近老林便于就近烧炭冶铁并且这些地区聚集了大量流民劳动力资源也非常充足所以冶铁业相当兴盛。在陕西的盩厔（今周至）、留坝、略阳、定远（今镇巴）、凤县等地有铁厂数十处仅凤县一地就有铁厂十七处柴厢十三家5。在陕西冶铁炉一般高一丈七八尺每炉可冶炼矿石几百斤。炉前由十几个人轮流拉动风箱炉火昼夜不断还要有专门辨火候、别铁色的技术工匠。通常一炉需要佣工十几个人。再加上运木装窑烧炭、开石挖矿以及运输矿炭则“供给一炉所用人夫须百数十人如有六七炉则运作佣工不下千人”。一些大的铁厂有二三千人小厂也有千人或数百人1。投资铁厂的大都是外来客民他们“携带工本雇募匠役”2。他们与铁厂中的工匠之间显然是雇佣剥削关系。这些投资者的资本都比较雄厚“凡开厂之商必有资本足以养活厂内之人”3。清代陕南地区的冶铁业中也已经出现了处于萌芽状态的手工工场。 清代陕南大巴山地区还有大量的纸厂、木厂、耳厂等各厂多者数百人少者也有数十人。以纸厂为例大巴山区竹林茂密造纸原料极为丰富而且成本低廉非常适宜开设纸厂。在陕西西乡有纸厂二十余处定远有纸厂一百多处洋县有纸厂二百余处。厂主和工匠大都来自四川、湖北两省。厂主出资办厂工匠以出卖劳动力为生4。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剥削关系在这类纸厂中已经出现。 铜矿的采铸是在清代展得很快的一种矿业。清代的铜矿主要集中在云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湖南等省特别以云南的铜矿展最快也最著名。 据官方估计云南铜矿盛时有大铜厂四十八处每厂雇佣矿工七八万人小厂也在万人以上“合计通省厂丁无虑数百十万”5。 云南铜厂的矿工“非独本省穷民凡川湖两粤力作功苦之人皆来此以求生活”1大都是一些靠劳力谋生的无产者。但是按照领取报酬的不同方式他们又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类是“招募砂丁”或叫做“月活”。这类矿工“无论有矿无矿月得雇价”2按月领取货币工资。他们去留随5卢坤：《秦疆治略》“凤县”。 1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9《山货》。 2《清代的矿业》第518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3《三省边防备览》卷11《策略》。 4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9《山货》卷11《策略》。 5《皇朝经世文续编》卷26唐炯：《筹议矿务拟召集商股延聘东洋矿师疏》。1《皇朝经世文续编》卷49岑毓英：《奏陈整顿滇省铜政事宜疏》。 2吴其濬：《滇南矿厂图略·滇矿图略》第14、15、48、49页。 其自便往往视铜厂的兴衰变化“来如潮涌去如星散”显然是可以自由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3。他们与矿主之间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剥削关系；另一类矿工叫做“亲身弟兄”。他们是“其初出力攻采不受月钱至得矿时与硐主四六分财者”4。他们虽然也是以劳力谋生但他们的劳动力不是作为商品出卖而是类似于作为股份投入并且像股东一样要承担开采风险只有在开采成功的情况下才能指望报酬因此不可能去留自便而是对于硐主有一定的人身依附关系。他们领取报酬的方式也类似分享红利是与硐主按四六比例分割矿砂而不是领取货币工资。所以“亲身弟兄”的劳动不具有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性质。在云南铜矿中矿洞之外的杂事都是雇用“月活”5井下开采也有完全使用“招募砂丁”的如香树皮铜厂“向无亲身弟兄均系招募砂丁”6。可见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剥削关系在云南铜矿中是主要的生产关系。 云南铜矿中有比较细致的分工。从采矿开始矿井中有镶头负责技术指导矿硐中又分数路开采每路为一尖子每尖有领班一人负责督促矿工并协助镶头支设镶木。开采面上一人持钎、一人持锤、随时互换称为“双换手”7。矿井中排水有龙手、换手背荒有砂丁。在铜厂中一座矿井就应该是一个最基本的经济实体只能属于同一个投资人或投资集团所有因为如果矿井分属于不同的企业主分别经营则很难顺利地组织生产。所以根据云南铜矿中井下开采的这种大规模的分工协作状况可以认为已经具有手工工场的性质了。如果矿砂出土后的捶矿、洗矿、配矿以至冶炼的各道工序都是在同一个企业主的指挥下进行那么这种手工工场的规模就更大了。 与云南铜矿相比清廷对采煤业的控制要宽松得多。 清代北方用煤比较普遍北京更是“炊爨惟煤是赖”1。在北方的直隶、盛京、山东、山西、陕西等地采煤业都比较达尤其是在北京郊区更是兴盛。乾隆中期北京郊区已有在采煤窑二百七十多座2。 在北京西山门头沟的煤窑多为投资者集资向地主承租土地进行开采采取分股合伙的制度。如嘉庆元年（1796）一座叫戏台窑的煤窑就是由投资人焦士琮等十人集资开采。合同规定其窑分为九百四十日个“日分”地主得一百四十日作为地租剩下的八百日由集资人按股份多少3吴其濬：《滇南矿厂图略·滇矿图略》第14、15、48、49页。 4吴其濬：《滇南矿厂图略·滇矿图略》第14、15、48、49页。 5吴其濬：《滇南矿厂图略·滇矿图略》第14、15、48、49页。 6吴其濬：《滇南矿厂图略·滇矿图略》第14、15、48、49页。 7吴其濬：《滇南矿厂图略·滇矿图略》第14、15、48、49页。 1康熙《宛平县志》卷6《艺文》卫周祚：《罢玉泉山烧炭纪事》。 2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32o—321页。 分别占有若干日分。3门头沟煤矿所雇用的矿工多系无籍流民他们以出卖劳动力为生。每年七月以后窑主“按公平时价雇人工作”。到次年五月估计京城内外各煤厂煤铺俱已储存足供五、六、七月所需的煤炭煤窑就暂时停工“以避盛暑煤毒”矿工“即行散工”。可见这些矿工是具有人身自由的雇佣劳动者他们与窑主之间是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剥削关系。在门头沟还有少数矿工属于“关门锅伙”即被窑主诓骗入窑、勒逼工作、丧失人身自由的奴隶劳动力。不过这种情况在当时也属于非法遭到官方查禁因此并不妨碍门头沟煤窑中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剥削关系的存在。 清代在内地的手工业中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以四川的井盐业最为显著以下设专节论述此处不赘。 资本主义萌芽展缓慢的原因清代手工业资本主义萌芽较之明代虽然有进一步的增长但资本主义萌芽的展仍然是十分缓慢的其程度也是非常有限的。 从广度来看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仍然牢固地占据统治地位手工业还没有一个个地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用自己的产品与农业进行交换的独立的手工业部门。特别是在手工业中居要地位的棉纺织业虽然在少数地区开始出现了脱离或半脱离农业的趋势但从总体看还没有从农业中独立出来耕与织仍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就是在已经脱离农业的手工业中普遍还是规模狭小的铺户作坊以手工业者及其家庭成员的劳动力为主极少雇工分工也主要限于家庭内部只是属于小商品生产。资本主义萌芽只是在少数生产规模较大的手工业部门中出现。在地区分布上虽然手工业资本主义萌芽已从东南沿海地区扩展到了内地但在全国范围内资本主义萌芽还是寥若晨星、忽明忽暗虽然预示了一个新的社会展阶段但此时仍然被自然经济的漫漫长夜所笼罩距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还相当遥远。 再从深度来看由于资本主义萌芽刚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母体的若干痕迹。 在一些手工业部门中虽然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剥削关系但劳动力的出卖还没有达到完全自由的程度。如在苏州丝织业的劳动力市场上机工待雇要由行头分遣1说明劳动力的出卖还要受到行会的干扰。在四川的富荣盐场烧盐工的“炎帝会”规定盐工必须入会才能烧盐非会众不得烧盐会时常到灶上巡视若现非会众烧盐即用烟竹片痛打、赶走。3《清代的矿业》第412、423、44o页。 1康熙《苏州府志》卷2《风俗》。 劳动力的出卖甚至受到劳动者自己的行帮组织的限制。清政府对手工业工人集中的场所总是严加防范和控制。在苏州踹坊。清政府设有坊总甲长稽查、弹压踹匠。在云南铜矿官府派驻铜厂的长员设有枷杖等刑具对违反厂规的矿工实行枷责或插耳箭游行示众。说明手工业工人还受到一定程度的经济强制。并且由于官府禁止手工业工人为提高劳动力价格、要求增加工资而采取罢工这就使劳动力的买卖上劳资双方形式上平等的商品所有者关系也遭到破坏。可见在清代的一些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手工业部门中其生产关系与严格意义上的资本主义雇佣剥削关系还有一定的差距。 清代手工业资本主义萌芽展十分缓慢展程度也非常有限是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 先是由于封建的自然经济结构极其坚固难以分解。农民家内分工的达和农业与手工业以及手工业内部各生产环节的牢固结合阻碍了社会分工的展也使商品经济和国内市场的展受到极大限制。而封建剥削的不断加重又使这种“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结构不断被强化成为资本主义萌芽展的严重障碍。此外在自然经济结构相当稳定的情况下地方性小市场的展不但难以起到瓦解自然经济的作用反而更多地起到增强自给性、阻碍地区性分工和国内市场扩大的消极作用。 封建政权对资本主义萌芽的阻碍作用也是十分明显的。清朝廷基本承袭了历代封建皇朝“重农抑商”的政策这种政策对资本主义萌芽的阻碍作用表现为两个方面。 清代前期清廷采取了鼓励垦荒对灾区实行赈恤、蠲免以及治理水患等措施这就使清政府在加紧压榨农民的同时又避免了小农经济的崩溃。清廷的“重农”政策实质上就是利用封建上层建筑的力量来维护封建经济基础结果是使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结构得以不断地延续造成资本主义萌芽展难以逾越的障碍。 另一方面清廷的“抑商”政策则直接压制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展。清朝统治者认为：“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虽不必使为工者尽归于农”但要避免“为农者相率而趋于工矣”。因此对民间手工业的控制虽然比明代有所松弛但对工商业的总方针仍然是抑制而不是鼓励。清政府对工商业实行重税政策全国各地税关税卡林立“关津有过路之税镇集有落地之税”商人有时“且贩自东市既已纳课货于西市又复重征”再加上官吏勒索舞弊“以致商人裹足不前”。这对商品流通造成了极大的障碍。清政府对手工业产品实行违反价值规律的限价收购的做法不仅见于云南铜矿在四川、广西、湖南等省的铜矿中、在贵州的水银矿、铅矿中都有类似的情况存在。封建政权以经济强制的手段对民间手工业进行直接掠夺窒息了这些舍将资金转向土地而不愿投入产业。造成这些手工业部门生产萎缩使资本主义萌芽难以产生即使产生了也难以茁壮成长。 清廷实行的闭关自守的政策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产物这种政策的推行又更加强化了自然经济的自给性和封闭性使中国手工业难以开拓国际市场也使资本主义萌芽缺乏外来因素的刺激。 封建行会对手工业资本主义萌芽的限制作用也不可忽视。清代手工业行会严格限制铺户的生产规模规定招收学徒一般只能“三年一出一进”即学徒期为三年每次只能招收一名“违者议罚”。行会抑制手工业的一切竞争对帮工的工资水平同业内有统一规定如嘉庆年间长沙制香业议定帮工每月工资为一串八百文每日酒烟钱十文。手工业原料的采购也要受到行会的制约如道光年间长沙明瓦业规定原料必须“公分派买毋得隐瞒独买如有隐瞒独买者公议罚钱二串文入公货仍归公派买”。对手工业产品的价格同样也有严格规定同业之内的手工业产品必须按统一价格出售不得“私行减价”违者受罚。行会特别排斥新来的竞争者。新来者要开铺户要花费重资才能入行会按长沙戥秤业规定新开店者要交入会银二十两演戏一台并备酒席请同行然后才能开张。新开铺户的地点也有限制戥秤业的新开店者要隔同行十家之外方许开设。京刀业的新开店者必须“上隔七家下隔八家”。清代的行会往往还与同乡组织纠缠在一起如“京师瓦木工多京东之深蓟州人凡属工徒皆有会馆”。其封建的色彩更为浓厚。尽管清代商品经济的展已经使行会受到很大冲击像南京丝织业中私人拥有五六百张织机的事例就表明在一些手工业行业中竞争已突破了行会的约束但就整个手工业的情况来看行会的消极作用仍不能低估。行会滞缓了手工业者分化的度使手工业普遍停留在铺户作坊的水平上。清代手工业资本主义萌芽一直局限于少数地区的少数手工业部门都与行会的消极作用直接有关。 第二节四川井盐业中资本主义的萌芽清代前期四川井盐生产工艺特别是钻井技术有了新的突破进入了四川盐井技术展史上的第三个时期——小口深井阶段。这时有了“鱼尾锉”、“银锭锉”、“财神锉”等新型钻具可打深井至三四百丈这样就能把蕴藏在三迭系嘉陵石灰岩的丰富盐卤及天然气开采出来。此外处理井下事故的器械也增多对于井腔内生的“走岩”、“崩腔”、“流沙、“冒白”等弊病亦有一套完整的处置方法。这些工具构造精巧功用神妙在当时堪称绝技。 清廷为恢复盐业生产令民穿凿盐井永不加课兼之钻井技术水平的提高因而“井灶大兴”出现盐井数量猛增的热潮。据粗略统计富荣场雍正时有井二百九十八锅七百五十五乾隆二十三年有井四百一十三锅一千零一。南部县雍正时有井三十九嘉庆时四百三十六。有的盐井产量极为可观如富荣场“火之极旺者日海顺井可烧锅七百余口德成井水自井口喷出高可三四丈昼夜可积千余担”1。盐井的大量开凿产量上升盈利扩大必然给盐业经营方式带来巨大的冲击以致在富荣、犍乐这样生产水平较高的盐场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四川井盐业的资本主义萌芽有它的特殊性。先井盐不同于一般手工业产品从原料收购到销售成品都是由同一资本家完成而井盐产品食盐是由封建政府控制由商人以引盐、票盐方式在规定地区出售。此外形式上也没有收购原料的过程开凿盐井取得盐卤及天然气属于生产的范畴。因此井盐业资本主义萌芽主要在商品的生产领域：凿井、采卤和煎制即井户、灶户、枧户的经营活动中多少不等的表现出来。其次井盐业中存在的租佃关系特别繁多而且复杂土地、盐卤、天然气以及器用设备均行租佃契约形式多种多样资本主义萌芽往往从这些租佃中有所表现。 清代四川井盐业的资本主义萌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细密的生产技术分工。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十载：“四川货殖最巨者为盐大盐厂如犍、富等县灶户、佣作、商贩各项每厂之人以数十万计而沿边之大宁、开县等厂众亦以万计。”这种估计当然是极其粗略的其中除季节性盐工外尚包括大量依盐场为生的小商小贩及其他劳动者。在大宁场也许还把数万供应盐灶烧柴的农民计算在内。就富荣盐场而言“担水之夫约有万盐船之夫其数倍于担水之夫。担盐之夫又倍之盐匠、山匠、灶头操此三艺者约有万以巨金业盐者数百家”1。专业盐工确已过万人。盐场生产规模的扩大还表现在为盐业生产服务的其他辅助性的行业的种类和数量上。富荣盐场“为金工、为木工、为石工、为杂工者数百家贩布帛、豆粟、牲畜、竹木、油、麻者数千家”1李榕：《十三峰书屋文稿》卷1。 1。业盐人数空前增多如射洪县“居民强半以井为业”2。乐山县“城人半藉盐为市风俗全凭井代耕”3。如此庞杂的生产体系和规模很难视为手工作坊的范畴了。 与此同时盐场内部的生产过程已存在较为细密的、以技术要求为基础的分工。“其人有司井、司牛、司篾、司梆、司漕、司涧、司锅、司火、司饭、司草；又有医工、井工、铁匠、木匠”4。富荣场按井、灶、枧大类分工其中井上工种十五至十九个用工五十至七十人；灶上工种五至十四个用工十四至二十三人；枧上工种九至十一个用工二十八人。盐工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山匠系钻井技工；碓工凿井之工“凿井之工岁停除日、元日”5一年仅放假两天；辊工负责井上提卤机械的维修；灶头整灶技工；烧盐工“烧盐之工岁不停日盖天下之至劳苦者也”6。此外尚有担卤工等。生产活动显然已越了手工作坊的狭小天地。 第二雇佣关系。富荣盐场盐工原则上是脱离土地羁绊、具有自由身份的劳动者。《三省边防备览》卷九载：“川中沃饶为各省流徙之所聚。其它6路来者无论已即大江拉把手每年逗留川中者不下十余万人。岁增一岁人众不可纪计岂山中垦荒、平畴佣工所能存活？幸井灶亦岁盛一岁所用匠作转运人夫实繁有徒转徙逗留之众得食其力”。这些人浪迹四方有的为生计所迫“流而为匪”。有的在盐场取得糊口之机后生活也就相对安定下来故有人称“川中近年边腹之安静得力于盐井之盛为多也”。他们是说不上有什么人身依附关系的。就是在边远的大宁县“工匠外来者多平日无事不足以养多人至盐场筒、灶工丁逾千人论工受值足羁縻之”1。“境内盐场日聚数千人待哺者众”2。这种外来工匠、待雇之人其身份显然是自由的。 尤为重要的是这些工匠是“得食其力”、“论工受值”的雇佣劳动者。这些人只要有活干即获报酬。据档案材料载：“富荣厂原有烧盐匠一项人等按月工资向有成例自前清嘉道迄于光绪开办官运均系一人煎烧五口每口每月定价八百文计算。”3盐工地位与雇主平等。乾隆年间犍乐盐场1李榕：《十三峰书屋文稿》卷1。 2嘉庆《射洪县志》卷。 3同治《嘉定府志》卷4。 4温瑞柏：《盐井记》。 5李榕：《十三峰书屋文稿》卷1。 6光绪《大宁县志》卷1。 1光绪《大宁县志》卷1。 2《三省边防备览》卷9。 3《自井枧商李同富等为藉会要挟罢厂停煎授招工协恳明断一案报告书》自贡市档案馆1—1—1。所雇帮工“每日四十五文工钱按月支给同桌吃饭平等称呼”4。“论工受值”还意味着按有无技术及不同工种付给工资。富荣盐场担卤工“其力最强担可三百斤往返运送日值可得千钱”。而山匠、灶头因有技术“其值益昂”5。工价除按日、按月计算外尚有“持签运水”6即一担卤便得一签的计件形式。工资类型已经多样化。另外技术不仅保证工资高而且也决定了与井主的关系。灶头、山匠颇受井主重视关系密切地位突出井主甚至把部分招工之权交给他们表现了出于经营考虑而对技术工人的优待。这一切大致说明了富荣盐场盐工和井主间的金钱雇佣关系盐工丧失劳力便丧失生计。故有歌谣曰：“跑丁不收手老来要讨口！”“不要两头（老、少）要中间害病老死喊黄天！”这些盐业“无产者”的存在标志着盐业资本主义的产生。 第三关于盐业资本家。四川盐井钻凿耗资特巨。“井上工费或数万金少亦万余金”。有的甚至“费至三四万而不见成功者”。花的时间也长“常程可四五年或十余年有数十年更数姓而见功者”1。故经营盐井颇有风险困难甚多。但是“购卤股者胜于买田以债息且厚也”2却又是捞取丰厚利润的途径不少商人、高利贷者将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转化为盐业资本。其投资方式主要有四种。其一直接投资。清代富荣地区开凿盐井投资者称“客伙”拥有井基、厂址者称地主双方签定凿井契约称为“出山约”。客伙出办井费用地主则出“一井三基”（井眼、车基、灶基、柜房基）再按比例分成。如乾隆四十四年契约称：“开出之日地主每月煎烧七天半昼夜蔡姓（即客伙）等每月煎烧二十二天半昼夜”。有的契约则是按“锅口”计算。所谓“天”或“口”乃是因投资多少而享有的盐、气收益单位。富荣东场以每月天数划分收益即将每月三十个昼夜分为三十班又称三十天三十日分三十水分。富荣西场则将每月总产量分为二十四锅称为锅口、锅分。 直接投资中独资经营者极少多系合资。嘉庆元年契约中客伙竟达二十人所占锅分三口者一人二口者一人一口者八人半口者八人四分之一口者二人。投资按“半口”为单位数额当然要小得多而且还不是一次投资“所有佃价、淘费、修造、照口分6续派逗”多为按月缴纳并规章严格：“每月清算如有一月使费不清另邀开户不得言及已前用过工本亦不得私顶外人”。常有被取消股份资格的可能这些人日后多成为大投资者兼并的对象。 4清刑部钞档乾隆五十二年十月九日总督四川保宁题。 5李榕：《十三峰书屋文稿》卷1。 6《四川盐法志》卷2。 1《四川盐法志》卷2。 2民国《云阳县志》卷1o。 其二“做下节”。由于钻井耗资费时有人办井多年资金告尽处于进退两难之中。在此关键时刻一些投资者乘机顶井锉办待成功后分享、甚至独占成果此曰“做下节”。出让者称上节有的上节系“绝顶”即收回全部工本他日钻井成功则不得分息。或者只收回部分工本或者不收回工本则井成功后按成取得日分或锅分。如嘉庆初契约载蒋姓继王姓后做下节顶日分六天二分半余二十三天七分半由原上节继续按所占日分投资。 投资下节者多认为该井所处地势优越卤源丰富前途乐观。虽然一次支付现金数多实乃获取钻井成功捷径。如顺龙井深已达二百五十余丈只因“天年欠丰无力承办”为福全灶所接办竟然取得水、火净日分十五天。自然也有例外有的下节资金耗尽而井未成功又得转顶他人。如果不立即寻找后继而造成停工住锉则原之上节可将井收回且不偿付工本。这样前之下节作为中节新顶之人又称下节了。如同盛井转顶蔡、万、寇、喻四姓已达四节前后历经七十五年之久。 其三“佃煎”。富荣盐场拥有日分或锅分的地主有的不愿直接经营井灶遂予出租。有人便租赁现成井灶的盐卤及全套生产设备加工食盐出售。这种佃煎有租期限制五年、六年不等。在这有限的时间内不仅要追回租金而且要获取额外利润当然需要在经营管理方面有所改进。从契约内容中可以看到起初规定“水火消涨不得异说”而后佃煎者提出种种要求出佃者不断让步。“自佃之后如年限内有卤水不敷凿掘下脉刁下大小竹木耽延日期主人照数补足使费银钱主人认还”。租期满后多“外敷六个月”甚至“外敷一年零两个月为准”。表现的非常被动。由于出租者仍要对盐井的正常生产负责必须继续投资因此这并非是一般性质的租佃关系。同时佃煎者擅长经营筹划利润日增而出租者又多不善此道到时也不一定收回井灶以致租期延长佃煎者态度愈加咄咄逼人有的更乘势将井灶变相占有。如乾隆年间“秦人某佃煎从弟井业获资巨万据势阻佃”1。使用权的地位更加突出。佃煎者的成功应是盐业资本取得胜利的一种表现。 其四“杜卖”。这是兼并小资井灶的一种契约形式。盐场中有的小井灶户因“盐质甚劣”、“利亦微薄”很难撑持下去多为大灶户所并吞。文献称“大灶多系独资”“购得卤权多设灶亦多”。他们乘机“买卖移并随时为价”“一灶归并数灶”2以致“为场雄伯”3成为特大井灶户。 杜卖者在文契中多写明“情因负债难偿”、“力难自办”被迫将自己1《李氏族谱·丹山叔祖传》。 2《四川盐政史》卷3。 3民国《云阳县志》卷1o。 仅有的生产资料甚至连同自己的劳动力在内一起出售给了大盐业资本。由于大量商业资本向盐业资本转化不少商人逐渐成为新兴的盐业资本家。道光初陕商高某以银三千两与“李四友堂”合办联珠井获利丰厚。道光十八年陕商某与“王三畏堂”订约规定每凿一井陕商出银四百两收益客得十八天主得十二天十八年为率。在彭水“清乾隆间陕商支千裔来郁开凿新井”1。在云阳“胡德荣移家盐场购卤买田日益完富”2。犍乐场吴景让堂其先“改营商业家益日裕先后置牛华溪、五通桥诸井灶”3。陕西商人凭藉雄厚资本在井盐业生产领域中取得了绝对优势“川省各厂井灶秦人十居七八蜀人十居二三”4。成为盐业资本家也即井盐业资本主义萌芽舞台上最活跃的角色。 四川井盐业在清代前期虽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但它异常幼弱除在富荣、犍乐等场存在有较大规模的手工工场外其他地方小井小灶为代表的小生产方式仍很普遍。如盐源场“井户多兼灶户皆极贫苦利亦微薄”。忠县场“灶户灶房均系自业形势甚陋破房一间灶一座或两座而已”。万县场“灶户皆贫苦之民作辍不常夏日水淡大半停业”5。就是富荣场的盐业资本主义萌芽面临的道路也是极其狭窄前途很不乐观。除清皇朝的统治政策的压抑与销售市场的限制外还有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关于盐场土地性质及地主地位。开凿盐井要涉及土地并与地主生关系。富荣场的土地开始在向盐业资本转化。地主因提供一井三基便具有了分享盐业经营利润的资格即取得了“地脉水分”。当井出微水、微火后地主必须继续投资才能够“分班”（分享盐卤）。契约称“倘开出腰脉水一二口以帮掘井人用费；如出二口外地主愿分班同出工本以掘下脉”。“起推之后遇有淘井并官前使费、注册承课一切等用俱照二十四口均出”。因此富荣场的地主系以土地作为投资而获得收益的。地主投入的地产乃是井场固定的生产资料盐业资本的组成部分。这样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是作为资本的代表而不是地租的代表参加增殖剩余价值的活动。可以说富荣盐场的地主也在朝土地经营者的方向演变。 可是这种演变的阻力是巨大的。由于是租佃土地的关系因而要收取“押金”时称“押山银钱”。租期有定一般为十二年。租佃之后中途不得停锉否则地主有权收回。井成功后修建廊厂往往也受制于地主。由于他们“恐耗费过多而于己之分利有障”多加阻挠故均简陋不便扩大生产。盐井出入道路如经过其他地主之区仍得租佃必然受额外勒索。1《彭水、云阳地方性资料稿》《彭水制盐公司概况》第廿号。 2民国《云阳县志》卷27。 3《先府君金三公行伏》碑存乐山县牛华溪吴家祠。 4《清朝续文献通考》卷37。 5《四川盐政史》卷3。 至于架设枧管更是“縻费不赀”“非有势力之绅商不能轻易经营设枧否则必受地主之掯制也”1。后虽有退还押金之例但总的说来地主为控制盐卤财富相与勾结组成排他性的地方封建势力集团阻碍外人投资自由经营的道路愈来愈走不通了。 第二盐业资本的出路。“四川货殖最巨者为盐”。盐业资本每年增殖巨额利润但多未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是流向了其他地方。先是回到土地之上。盐场商人的信条是“耕凿并治”1。据统计“李四友堂”在极盛时期拥有良田千顷乡庄数十年收租五千余石。“王三畏堂”亦有良田万顷遍及富顺、荣县、威远、宜宾等地年收租一万七千余石。就是以盐场附属的篾索业而言据近代调查其经营扩大的过程恰恰也是其老板由小中地主变为大地主的过程。不仅如此盐业资本与高利贷、商业资本之间混通前者丰盈则流入后者前者亏损亦仰给于后者它并不居于独立的地位。其次是投向封建官场盐商均“捐官”成风。“李四友堂”的兄弟子侄人人捐官同知数千两道台数万两。甚至其雇佣的仁怀盐号“协兴隆”掌柜也将号银十万两在贵州捐了道台。这不仅耗费大量资金而且迫使盐业资本向畸形的道路展。 再次是寄生的封建家族经济的消耗。富荣大场商多系各大家族封建宗法家法体制与盐业资本间的矛盾尖锐。如在经营上、用人上往往生冲突。特别是盐业资本积累与家族的生活消费相混淆前者屡受后者冲击。场商幕幕家庭闹剧的生多是两者矛盾的反映。盐业资本在封建家族的影响下其积累和扩大都是困难的。 到后来盐业资本与土地、高利贷、商业之间的渗透日益强烈盐场主的地主、高利贷、商人尤其是封建地方绅士的色彩愈来愈浓厚。于是其经营业务的地方性、排他性愈来愈大而在其势力范畴之内彼此之间又力求相对稳定避免竞争资本的兼并和集中过程也就更不明显了。 第三关于盐工帮会性质问题。清中叶后富荣盐场烧盐工和整灶工有“炎帝会”挑卤工有“华祝会”钻井工有“泗圣会”。起之因是“常以一人而为一事则之也难以众人而为一事则易也”1乃是维系、团给盐工的机构。会由会众公举并有规章、纪律如不得偷窃、赌博、吸洋烟等否则开除永不得入会。会众间的纷争亦请会解决。这些组织曾动过盐工早期罢工斗争。但是其局限性也是很大的。它的排外性强。烧盐工必须入会未入会者不得烧盐。它的封建宗法的师徒关系色彩较浓如不够资格入会者称“下手”入会要多交一倍的“香钱”。工作量也有不同规定如烧花盐“上手”（正式会众）二人共烧十口“下手”一人烧三、1《四川盐政史》卷3。 1《李氏族谱·果育府君传》。 1《自流井火神庙碑记》。 四口合称为一排。上手烧一天耍一天一月工作十五天称十五班。下手天天工作称三十班。联系到灶头、山匠尚有招工等权他们地位优越其间还有某些剥削的关系。因此盐工雇佣劳动所夹杂的封建因素也就不能不更多一些。这表明离开了土地的劳动者虽然基于土地而形成的封建人身隶属关系原则上不存在了但在中国特殊的社会环境中这些小农出身的劳动者又自地结成带有宗教、秘密社团色彩的、互相维系的组织他们的“自由”程度总是受到了相当的限制。 第六章商人、商业、商镇第一节商人和商业商人阶层的基本概况明末清初由于战乱频仍各地商业活动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康熙中叶清朝的政治统治全面稳固社会生产也从恢复期转入迅展的阶段清代商业资本的活动领域也逐步开拓经历了一百年左右的时间进入乾隆盛世才出现全国性的商业繁荣。嘉庆、道光之际虽然外国资本主义的“洋货”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但在鸦片战争以前国内市场并未生太大的变化当时的情况正如龚自珍所概括的：“五家之堡必有肆十家之村必有贾三十家之城必有商”1城乡人民的日常生活与商品市场的关系是愈来愈密切了。 商业的持续繁荣是商人阶层日趋稳定的表现。 最活跃的是徽商。徽州人外出贸易的传统根深蒂固：“其俗男子受室后尊者即督令行贾无赢折皆不得归久者数十年近亦逾纪。”1故“起家至陶猗者不可指屈”2。其经营的种类很多。 其次是晋商。康熙二十八年（1689）玄烨南巡途中的上谕指出：“夙闻东南巨商大贾号称辐辏今朕行历吴越州郡察其市肆贸迁多系晋省之人。”3然而晋商的活动地区也并不限于吴越。 再次是陕商。“陕地繁华以三原、泾阳为第一其人多服贾吴中”4。陕商在江浙地区经营棉布业历史悠久规模并不亚于晋商。此外陕西邻近四川当时蜀中移民推湖广陕西次之因而陕商在四川颇有势力。清代前期四川井盐展较快但“川省各厂井灶秦人十居七八蜀人十居二三”5。自流井的钱庄业肇始于雍乾之际大半为陕商操纵著名的西秦会馆（今自贡盐业历史博物馆）亦为陕商集资修建捐银商号多达152家。他们既投资盐井钻凿又从事井盐贩运两者皆获利甚丰。 江苏的洞庭商人别具一格。乾隆初年有记载称西洞庭三十余湾居民万余户东洞庭二十余湾约三万余户“乡里之间衢巷曲折”6。翁1《龚自珍全集》第1辑《平均篇》。 1方苞：《望溪先生文集》卷13《王彦孝妻金氏墓碣》。 2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6《宗征君墓幢铭》。 3《清圣祖实录》卷139。 4屈大均：《翁山文外》卷1《宗周游记》。 5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37。 6陈大受：《备陈太湖情形疏》见《皇清奏议》卷43。 氏、席氏均为洞庭望族不仅广占田园而且累世货殖。清人文献或称“山中大姓类以商旅纤啬起家”7；或称其地“人多饶于财四民之业商居强半”8。 浙江的宁波商人很有特色。一方面宁波地理位置优越水6交通方便民物殷阜本身就是一个繁华的商业区。“鄞之商贾聚于甬江。嘉、道以来云集辐辏闽人最多粤人、吴人次之。旧称鱼盐粮食马头。”1另一方面“巨艘帆樯高插天危楼簇簇见朝烟江干昔日荒凉地半亩如今值十千”2说明经济达吸引了大量客商同时也刺激了土地价格的上升。这些因素又促使宁波商人把目光转向外地利用积聚的货币财富去开辟新的市场。福建、广东、江苏、山东各省都有宁波商人的足迹。乾嘉时期北京著名钱庄恒兴、恒利、恒和、恒源统称“四恒”号“均系甬商经纪信用最著流通亦最广”3。京中洋货庄、粮食铺、典当铺以及九城富户、政界显贵都和四恒保持金融来往因其“资本雄厚市面繁荣萧索与有关系”4。 商人多是从农村中分化出来的。例如徽商“徽州富甲江南然人众地狭故服贾四方者半土著”5。江苏吴江“人浮于田计一家所耕不能五亩以是仰贸易工作为生”6。至于地主弃农经商往往兼有商人和地主双重身分。洞庭严舜工“严氏之先则士商相杂舜工又一人而兼之者也”7。刘秉恬洪同人以举人官四川总督其家系布商资财巨万人呼之为“梭布刘”。邵厚庵大兴人乾隆初以拣选出任黄陂知县后官苏州知府其家于北京开设银号都中呼为“邵行”。毕沅镇洋人乾隆二十五年状元官湖广总督他的先世也以经营棉花起家1。张集馨仪征人道光九年进士曾署理陕西巡抚其父于嘉庆十九年开设公正米行二十四年又开设棉花店并兼营绸缎2。在学者中钱塘姚敬恒曾“隐于市廛稍营什一之息以养家”3。有些人既擅长营运又精通文墨。杭州汪氏世7汪琬：《尧峰文钞》卷15《席舍人墓志铭》。 8《归庄集》卷6《传砚斋记》。 1光绪《鄞县志》卷2。 2胡德迈：《甬东竹枝词》见光绪《鄞县志》卷74。 3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卷1。 4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1o4页。 5魏禧：《魏叔子文集》卷17《江氏四世节妇传》。 6张海珊：《积谷会议》见《皇朝经世文编》卷39。 7《归庄集》卷6《传砚斋记》。 1见批本《随园诗话》批语。 2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6—9页。 3全祖望：《鲒埼亭集》卷26《姚敬恒先生事略》。 ------------ 9 代经营盐业和典当业号称汪百万同时藏书甚富闻名浙西四库进呈本中有不少即为汪氏振绮堂所献4。程晋芳、江鹤亭、马曰璐等等也一面经商一面附庸风雅广泛结交文坛名流。工于算计的商人“一缕一丝一粒一粟弗敢轻费。其有以缓急告虽义不可已亦忍而弗之割。其居货也雠过其值犹不以为慊也。其道务求赢余而俯拾仰取低昂盈缩皆有术数而忠信之说用之于货殖则以为立穷”5。这才是商人形象的真实写照。可惜这样的材料比较稀少也许它正好表明日益壮大但仍旧处在过渡阶段（即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清代商人阶层还没有找到一种“纯粹的形式”把自己充分地表现出来。 国内市场的展国内市场包括农村市场和城市市场两大类型。农村市场是以集镇为活动场所的基层市场。至于城市市场康熙时刘献廷指出：“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然东海之滨苏州而外更有芜湖、扬州、江宁、杭州以分其势西则唯汉口耳。”1大城市是区域市场的中心。中小城市的水平参差不齐有的接近大城市有的和集镇相去不远但它们作为地方市场的中心介于农村基层市场和城市区域市场之间是双方不可缺少的纽带。因此从城乡差别方面看清代的国内市场包括两大类型而从市场的结构方面看又可区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 第一以农村集镇为活动中心的基层市场。集镇有固定市期为了给购销双方提供更多的接触机会邻近集镇的市期又彼此错开。在这里分散的农村集镇由于市场功能的一致而互相联络就好像一个分布均匀的流通网络。 集镇作为农村市场的实体它的交易内容必然要受到所在地区农业商品化程度的制约因而农民根据各自的经营状况投入市场的商品也必然表现为几种不同的类别。 先是小农经济的剩余产品。它主要指农民全部生产品中自给有余的部分。即“日用常物”“粟米酒脯菜炭而已”2。 其次是农村多种经营直接向市场提供的农、副业产品。清代的商品性农业广泛采用多种经营它主要指农民因地制宜展经济作物和家庭副业。这种方式改变了农业生产的单一性在不同程度上带有商品生产的性质。川、陕、楚毗连各县的山区农村“有田地数十亩之家必栽烟草数亩田4据《汪穰卿先生传记》卷1。 5《戴名世集》卷9《郑允惠墓志铭》。 1刘献廷：《广阳杂记》卷4。 2乾隆《富平县志》卷2。 则栽姜或药材数亩。烟草亩摘三四百斤卖青蚨十千以外姜、药材亩收百斤卖青蚨二三十千以为纳钱粮市盐布庆吊人情之用”。另一方面城市产品也源源不断地输入农村。四川境内的大竹河“商贾聚集为太平（今万源县）通水程之所。自东而西可行船山内所产药材、茶叶由此顺流而下至陕西紫阳任河口计程三百六十里合汉江直达襄樊。襄樊花布等货溯流至此起旱运各地”1。城乡互为市场形成了固定的商品转运路线分布在线路上的集镇就担负着装卸和集散商品的任务。最后还有农村经营专业化产品。一个地区有较多的农户专门（或主要）经营某一项农副业产品的生产并把产品的全部（或大部分）投入市场是商品性农业向高层次展的结果。这种经营方式和集镇的关系非常密切形成了一批以集散本地大宗商品（如茶叶、烟草、水果、药材、鱼苗、猪、牛、丝、麻、花、布、粮食等等）为主要任务的专业性集镇。江西分宜盛产苧麻“苧商云集各墟市桑林一墟尤甚”2。宜黄棠阴“人烟稠密买卖亦繁该处向出夏布闽省贸易之人每于春夏之交纷纷往来”3。上述集镇自身特点是和当地农村生产结构的特点相一致的。但还有另外一种专业性集镇它们主要是在商品转运过程中形成的。例如河北地区棉花与棉布业展迅大宗产品远销山西境内而山西“高县镇镇为曲沃县所辖直隶省滦城、荻鹿所出棉花布匹贩运者皆集于此商旅甚多”4。这一类集镇和所在地区的生产结构不生直接关联但是大宗产品的外销必须依靠流通路线的延长所以从整体上看两种专业性集镇又是相互配合并行不悖的。 在清代前期江、浙两省商品经济的展度仍然居于全国的领先地位农村多种经营和专业化水平很高。粗略言之苏州、松江两府是棉花、棉布的集中产地太仓、嘉定、上海三县“俱三分宜稻七分宜木棉。凡植木棉者俱称花以别于稻有花田、花租之名”1。杭、嘉、湖三府是蚕茧丝绸的集中产地而“吴兴桑田之多与稻相半”2。上述地区由于生产结构的大幅度调整不仅加快了农业商品化的进程而且出现了一批专业性很强的手工业生产基地集镇的市场功能和专业分工的特点显示得非常突出。华亭、嘉定两县四乡农民恃花布为生计著名的棉布业市镇有朱泾、枫泾、南翔、罗店、安亭、娄塘等处。上海所产据当地人记载：“有小布、稀布。小布以十九尺为率稀布亦不过廿三尺。布之精者为尖有龙华尖、1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8。 2道光《分宜县志·物产》。 3钱宝琛：《存素堂集续编》卷4《复奏查明江西地方尚无烟贩折》。 4祁韵士：《万里行程记》。 1张大纯：《姑熟采风类记》。 2阮元：《揅经室四集》卷3《秋桑诗序》。 七宝尖名目。龙华、七宝皆吾邑镇名。”3南浔是湖丝重要集散地所以“南浔一村当一县财货云屯商贾便”4。在秀水“绸之类佳者曰濮院”“布之类佳者曰陡门”5。而濮院于乾隆时号称日产万绸“练丝熟净组织亦工是以濮院一镇之内坐贾持衡行商麇至终岁贸易不下数十万金”6。它的商业水平显然已经过了某些州县城市。 综上所述农村市场是在农业商品化的进程中出现的商品的不同类别反映了农村商品经济展的不平衡个体小农的剩余产品只能满足初级市场的需要多种经营则为多数商业集镇创造了繁荣的条件江浙地区的情况更充分表明生产专业化的程度愈高集镇的市场规模就愈大。 第二以中小城市为活动中心的地方市场。 中小城市介于农村集镇和大城市之间但一般讲来它和集镇的关系更紧密。山西介休嘉庆时共有集镇七处：西关每月四、八日为集期每年二月初六至十五日七月十六至二十五日为会期；张兰镇每月单日为集期每年三月一日至十日九月二十一日至三十日为会期；另外五个集镇有会期而无市期但会期均彼此错开。其中张兰镇“城堞完整商贾丛集”是“山右第一富庶之区”1。县境之内“北乡芦苇西南煤炭辛武盐场义棠铁器洪山磁器一邑之利溥焉”2。从这里可以看出地方市场的流通网络是由中小城市和农村集镇两个部分结合而成的。 此外中小城市和大城市的距离远近不等当地生产水平有高有低所以商业状况很不一律。无锡、芜湖、济宁各地手工业达交通便利商品集散功能显著在国内市场占有重要位置。另一些中小城市因其分布在商品转运路线上成为长途贩运不可缺少的桥梁和纽带。例如湖北云梦：“城中宽闲屋宇多赁山西布商作寓。闻之故老云凡西客来楚贩布必经云城捆载出疆历运布不变色若不由云城改捆一至河南渡黄河布多倏黑。故西商于云店号十数处本地贸易布店亦借以有无相通。”3还有一些中小城市主要依靠输出本地产品进入区域市场。这种情形在东南沿海一带相当普遍。在北方河北涿州盛产桃、梨献县广植枣树产品皆运销北京1。在西南四川綦江的枳壳和桐油先集中于重庆然后沿江而下销售于3张春华：《沪城岁事衢歌》。 4方文：《嵞山续集》卷2《南浔叹》。 5项映薇：《古禾杂识》卷2。 6雍正《浙江通志》卷1o2。 1祁韵士：《万里行程记》。 2嘉庆《介休县志》卷4。 3道光《云梦县志略》卷1。 1程恩泽：《程侍郎遗集初编》卷5《桃屯》；纪昀：《槐西杂记》卷3。汉口2。乾隆初山东蚕种传入遵义展甚快“遵绸之名竟与吴绫蜀锦争价于中州”3。另如河南巩县地处黄河与洛水之间可种棉花“巩民资生之策强半以棉花为主多则贸易他乡少则自行纺织。”土产柿饼亦“贩鬻通江淮”4。湖南宁远“县在山乡土宜粟米苎麻之外惟产茶桐松杉日用百需皆资外来境虽褊小商贾颇多”5。它们和区域市场的中心城市距离较远但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仍然在有限的范围内同其他地区保持着一定的交往。 第三以大城市为活动中心的区域市场。 在北方北京是清朝的都达官贵戚丛集人文荟萃商旅络绎市肆繁丽从衣食诸物到古玩书画“凡人生日用所需精粗毕备”6。巨大的和多层次的消费需求使北京商业形成独特风貌并长期保持着茂盛的局面。天津乃畿南重镇“水6交会又东邻大海饶鱼盐之利四方商贾往往占籍而居”7。“百货懋迁通蓟北万家粒食仰关东”8京津两大城市不仅与河北各州县而且还通过海上和6路与山东以及东北各省建立了广泛的市场联系。 广州和佛山位于富饶的珠江三角洲是南方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佛山在明景泰时有“户万余家”康熙二十三年便“楹逾十万”1。冶铁工业技艺精湛规模巨大质量优良铁锅、铁线等铁器产品畅销中外记载称其“冠履川楚”“货贝华夷”2“四方之贾走赴如鹜”3。广州还是著名对外贸易商埠国内的茶叶、丝绸、土布国外的香料、毛织品皆由此进出。这个地区商品生产的内容十分丰富不仅“广货”驰名遐迩而且“广州望县人多务贾与时逐以香、糖、果、箱、铁器、藤、蜡、番椒、苏木、蒲葵诸货北走豫章、吴、浙西北走长沙、汉口其黠者南走澳门至于红毛、日本、琉球、暹罗斛、吕宋帆踔二洋倏忽数千万里。”与此同时外省豪商大贾也来到广州“各以其土所宜相贸得利不资”。42道光《綦江县志》卷1o。 3郑珍：《樗茧谱》。 4乾隆《巩县志》卷7。 5汪辉祖：《病榻梦痕录》卷下。 6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 7陈宏谋：《天津府志序》见乾隆《天津县志》卷21。 8崔旭：《津门》见同治《续天津县志》卷19。 1《祖庙灵应祠碑记》又《修灵应祠记》均见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12。2冼沂：《佛山赋》。 3陈宗炎：《佛山镇论》。 4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4、15。 江浙地区商业大城市更加密集。江宁“机业之兴百货萃焉”5绸缎花色齐全远销北京、辽沈、闽粤以及川黔各省。苏州“郡城之户十万烟火”。“山海所产之珍奇外国所通之货贝四方往来千万里之商贾骈肩辐辏”6。城中“洋货、皮货、绸缎、衣饰、金玉、珠宝、参药诸铺游船、酒肆、茶店如山如林”7。杭州南连闽粤北接江淮丝绸贸易的盛况与江宁、苏州不相上下。扬州既是漕运咽喉又是淮盐供应中心这两个因素极大地刺激了商业的繁荣。上海的兴起更值得注意。陈文述《嘉庆上海县志序》称：“闽广辽沈之货鳞萃羽集远及西洋暹罗之舟岁亦间至。”“诚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也。” 在长江中、下游汉口是最大的商品集散市场。康熙二十三年（1684）徐炯路过此地称其“万艘云集帆樯蔽江市廛鳞次栉比约三十余里。风景繁庶民不事田产惟趋贸易百货会集商贾辐辏”1。乾隆时期盐、当、米、木、花布、药材展成为六个最大的行业各行皆有商总各省客民皆有客长“经理各行各省之事”2。这里集散的米、盐、木材都是长途贩运的大宗商品。例如粮食货源多半来自四川、湖南川米经重庆、宜昌、荆州湘米经长沙、岳州汇总以后再向江苏、浙江运送所以汉口地区“粮食之行不舍昼夜”3“米往下载无日无之”4。而且除川、湘两省外云南、贵州、广西、陕西、河南、江西等处货物也“皆于此焉转输”5。 总的说来区域市场是国内市场的主体它有如下两个基本特征：第一大宗商品的贸易跨越了省区界限；第二形成了多层次和多渠道的供求联系。后者主要指城乡市场的结合。因为在中国如果没有农村市场传统的郡县城市很难单独展持久而稳定的商品经济所以农村市场的出现显示了非常特殊的意义。简单地讲农村市场是城市市场最坚实的物质基础而国内市场则是在城乡互为市场的过程中确立和完善起来的。 市场交换市场的交换功能必须通过商人的活动才能实现所以商人的经营方式也5甘熙：《白下琐言》卷2。 6沈寓：《治苏》见《皇朝经世文编》卷33。 7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卷上。 1徐炯：《使滇日记》。 2晏斯盛：《请设商社疏》见《皇朝经世文编》卷4o。 3晏斯盛：《请设商社疏》见《皇朝经世文编》卷4o。 4裕谦：《裕忠节公遗书》卷4《会议筹借本银循环籴粜详》。 5刘献廷：《广阳杂记》卷4。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场规模的大小和商业水平的高低。 农村集镇因受集期的限制铺户商人的数量不会很多在这里最活跃的是流动商人。一片地区内若干集镇的集期相互错开给流动商人提供了广阔的回旋余地。道光年间四川有一竹枝词：“流流场赶一肩挑上灏下府过毛桥”自注：“日日赶场曰流流场言如川流不息也。”1赶场北方叫作赶集岭南谓之趁墟因地异名但地不分南北流动商人都可以根据错开的集期预先安排日程在集镇组成的市场网络中川流不息地周转循环。 流动商人没有固定的门面。四川另一竹枝词曾描述过他们的经营方式：“赶场百货压街檐北集南墟名号添。”2具体言之：“凡城市临街支棚摆摊卖杂货生理者晚则收归早则铺设。”3方式灵活简单易于循环奔走日用杂货的品种还可以随着季节的变换而调整非常切合农村的实际需要。 庙会（或香会）是集镇贸易的传统方式相沿成俗而各地习惯又并不完全相同。山西介休的西关和张兰镇每年各有两次庙会每次会期长达十天之久它的特点是围绕一个既定的交易场所吸引外地流动商人参加因此会期持续的时间较长。另如四川“遂宁县二月香会商贾辐辏百货具集。将散沿途挨赶。三月初五日入（中江）县境赶广福场福寿会初八日赶大磉墩初九日赶石笋场初十日赶兴隆场十二日赶半边山十三日赶县城内十四日赶回水铺十五日出县境赶三台县之观音场。会日远近购器用者肩摩踵接”1。特点是会期紧凑并按一定的路线巡回交易活动接连跨越了好几个县区。 一般地讲农村市场的流动商人虽然以集镇为依托但四处奔波不可能长期滞留在某一个集镇上。城市市场的流动商人行止较有规则生活相对安定一旦打开局面站稳脚跟其中某些人就可能改变经营方式转化成为定居的铺户。正因为如此所以清代许多商业城市中客籍商人的数量都大大过了土著商人。 铺户属于坐商有自己的门面如果独资经营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独立的核算单位自行料理自负盈亏如果规模稍大而又感到资金短缺便常常采用集资经营的方式。道光十六年（1836）刘星云以一万三千元资本与刘仿玉等人合股于赣州坐肆招牌曰祥泰水贩分号曰光裕仿玉资本约占十分之一。此后刘星云又与谢启镛等合股于吉安字号曰群泰并借给仿1万清涪：《南广竹枝》见民国《南溪县志》附《南溪文征》卷2。 2翁霈霖：《南广杂咏》见民国《南溪县志》附《南溪文征》卷4。 3黄六鸿：《福惠全书》卷8。 1道光《中江县新志》卷1。 玉四百千文入股。两处店务皆由仿玉负责。2另据记载山西介休富民吴龙图等十六人各出股银数万两交侯生芸领本贸易“自奉天以至浙江皆有字号每三年算帐一次将利解交历有年所”道光十八年（1838）因“生意萧条不能多所赢余各东疑侯生芸从中侵蚀侯以各东得利多年小有亏折遂起闲言彼此互争结讼”1。上例说明：一家字号可以由多家股东共同投资而很多股东联合成为实力雄厚的集团资本也可以同时经营多家字号。在合股形式下投资者（股东）并不直接插手具体业务字号的管理工作皆另委专人负责。清初归庄指出：“凡商贾之家贫者受富者之金而助之经营谓之伙计。”2按此原则刘仿玉、侯生芸的身份就应当划入伙计的范围了。但伙计还有高低之分。下层伙计如同铺户主人的帮工无权干预店务小本生意也无须专人代劳。掌握了经营权的上层伙计一种即归庄所说“受富者之金而助之经营”一类人物他们服务的对象是单个的富商大贾；另一种是与商业资本的股份制结合在一起的例如侯生芸他实际上已经成为受雇于某一集团资本并控制着多家字号的“总经理”。有些伙计例如刘仿玉在股东的赞助下还可以进行少量投资。伙计基本上是职业商人。股东的职业状况比较复杂不过他们投入的资金属于商业资本的性质则是肯定无疑的。 清代的贩运贸易在继续展的同时又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一方面商人把货物从产地运往销区但销售市场还有不少中间环节运商的货物大都要经过坐商和其他零售商人的转手之后才能最终进入消费。另一方面贩运贸易是从商品的收购开始的在收购市场上贩运商人和生产者之间的联系比他们在销售市场上和消费者之间的联系要密切得多这就为商人直接干预生产准备了条件。惟其如此所以商业资本对生产领域的渗透也是从商品的收购开始的。 农村市场分散农民习惯于零星交易使商人很难在短期内完成大宗商品的收购任务延长时间又势必增加流通费用提高商业成本。为了解决这些矛盾贩运商人经常采取的方法就是向农民实行预买。出卖青苗虽则早已有之但清代更加普遍。山西粮商甚至深入陕、甘两省边远地区预放资本于是农民“借本布种”新谷方熟便“悉听晋商搬运”1。有的商品不宜长期贮存或加工的季节性很强如水果、甘蔗之类采用预买的方法不仅保证了货源而且降低了损耗。经济作物也是商人预买的重点对象。湖南湘潭“土人种烟预给值山主谓之佃山；客商贩卖预给值佃山之2沈衍庆：《槐卿遗稿》卷2《泰和判牍》。 1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第43页。 2《归庄集》卷7《洞庭三烈妇传》。 1史贻直：《筹禁烧锅疏》见《皇清奏议》卷31；李殿图：《裕仓储以纾民力》见《牧令书》卷12。户谓之定山”2。江西“赣州各邑皆业苧。闽贾于二月时放苧钱夏秋收苧归而造布”3。农民缺乏生产垫支能力于是商人乘虚而入其间难免要夹杂一些高利货色彩但商人追逐的显然不是利息而是生产者的产品从这个角度看预买实际上已成为一种事前约定事后履行的商业行为。一经约定农民便承担了按期交货的义务。为了履行义务而生产农民的产品就不再是被当作商品来交换而是从它开始生产的时候就具备了商品生产的性质。这是商业资本向小农经济直接渗透的表现之一。 在清代很多商品的交易活动仍需经过牙行的居间介绍。例如乾隆时褚华记载上海地区的农民出售棉花“另有行户辰挂一秤于门俟买卖者交集户外乃为之别其美恶而贸易焉。少者以笠盛之多者以蒲包”1。行户“衡其轻重别优劣以定价而于其中取百一之利名花主人家”2。又如棉布销地商人来到产地也必须先投行并由牙行经纪人代办收购业务。明末褚华的从六世祖就是一位专营棉布的行户商人“秦晋布商皆主于家门下客常数十人为之设肆收买俟其将戒行李时姑估银与布捆载而去”。行户亦称主人以别于客商所设之肆名曰布行或花布行。不过乾隆以后情况有了变化“商人乃自募会计之徒出银采择”3即客商自行组织雇用能够检验商品级别和熟悉市场行情的人员直接从事收购。所以道光时张春华指出：“关陕及山左诸省设局于邑广收之为坐庄”而“布肆列在城市售取每不便于郭外静处觅屋半间天未明遣人于此收售为出庄”4。它的特点一是逐渐摆脱了牙行的束缚二是销地商人在产地设局遂由行商变成了坐贾。无锡之布“坐贾收之捆载而贸于淮、扬、高、宝等处”而“坐贾之开花布行者不数年即可致富”5。花布行突破了牙行的垄断既大量收购产品又进行“以花易纱”或“以花易布”的活动力图在控制产品市场的同时进一步控制原料市场促使小生产者更加依附于商业资本。苏州之布名重四方“各处客贩及阊门字号店皆坐庄买收漂染俱精”。字号店商人把采购、加工、卖合为一体不仅自行设庄而且还雇佣工匠兼营漂染作坊故“自漂布、染布及看布、行布一字号常数十家赖以举火”6。尽管字号店和花布行都没有直接支配棉布生产者但两种经营方式的区别仍然十分显著：花布行商人继续停滞在流通领域2嘉庆《湘潭县志》卷29。 3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卷14。 1褚华：《木棉谱》。 2张春华：《沪城岁事衢歌》。 3褚华：《木棉谱》。 4张春华：《沪城岁事衢歌》。 5黄卬：《锡金识小录》卷1。 6民国《吴县志》卷52引乾隆《元和县志》。 之内；而字号店商人却通过掌握加工环节进入了生产领域他们和踹匠染工之间雇佣关系的确立就标志着这一部分商业资本已经实现了向产业资本的转化。 江浙地区丝绸交易同样经历了一个逐渐摆脱牙行控制的曲折过程。以秀水濮院为例开初收丝有乡丝行收绸有绸行。绸行又分京行、建行、济宁行、湖广行、周村行名目“各以其地所宜之货售于客”1。后来外地商人也6续在产地设庄自行采办。两者的区别是：“盖昔时京省客帮到镇买货绸行系代客买卖今之绸庄则坐庆收货而销售于他省性质不同也”2。不过绸行的衰落只改变了商品收购的传统格局但在个体生产和分散经营的情况下如果商人仅仅依靠零敲碎打的方式那就很难保证大宗商品的迅运转。因此在组织货源的问题上他们还必须另外寻求一条切实可行的门路。于是从纺织业自身的特点出由商人直接向生产者提供原料换回成品就成为一个最佳的选择。所以濮院之“业绸者虽不业丝亦必购买新丝以贷于机户而收其绸谓之折丝”3。花布行以花易布多是生产者织成以后持以易花双方联系比较松弛；但丝绸生产工艺比棉布精细专业化的程度更高因而上述这种交换形式在丝绸行业中推行得更彻底。民国《吴县志》据采访册的资料记载当地专营纱缎业的账房其“开设年期有远至二百余年者”。“各账房除自行设机督织外大都以经纬交与织工各就织工居处雇匠织造谓之机户”1。机户直接向账房领织谓之代料它和上文的折丝名异实同。这些机户的大多数仍属于分散的个体生产但他们和账房的联系是固定的他们既不购买原料又不出售产品而是通过某种交换形式直接向同一个账房主人提供自己的劳动成果。所以账房和字号同样体现了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化只是两者所采用的方法稍有差异罢了。 总之清代的商业已经展到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一方面商业资本向生产领域的渗透（主要指商人利用收购商品侵入生产过程不包括商人直接向某些生产部门的投资）导致商人支配生产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孕育资本主义萌芽的途径之一。但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商业以市场为依托市场以城市为中心可是商人土生土长和城市没有先天的血缘关系。民间俗谚：“无徽不成镇”；然而就在徽州这个地方其民“世治则出而贸易世乱则归家。家各有田多者数十亩少亦数亩”2。商人一边从农村游离出去一边又把自己的“根”扎在农村的土地上这种亦农亦商农商相杂1金淮：《濮川所闻记》卷3。 2民国《濮院志》卷14。 3同上。 1民国《吴县志》卷51。 2汪士铎：《乙丙日记》卷1。 的双重格局正好反映了转折时期商人阶层的矛盾处境所以他们只能审时度势徘徊于城乡之间。由此看来直到清代中叶为止商人支配生产的事例还仅仅生在少数地区的个别行业中就不是什么偶然的现象了。 第二节天下四大镇四大镇的展和繁荣明末清初之际广东的佛山镇以冶铁业迹；江西的景德镇以陶瓷业扬名；湖北的汉口镇以“船码头”著称；河南的朱仙镇以集商贾繁兴。这种建立在工商业基础上的专业城镇展示了中国封建城市展的新途径在中国封建城市经济展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四大镇的兴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手工业生产的蓬勃展。 佛山此时作为广东冶铁业中心的地位已经形成四远商人挟资来投建炉房者逐年增多。乾隆年间佛山计有“炒铁之炉数十铸铁之炉百余”。乾隆十五年（175o）估计炒铁行业工人约有一二万人整个冶铁行业工人不下二三万人。佛山还不断为虎门、广州、崖门等处炮台承造大炮。当时制造的八千斤大炮在鸦片战争中曾挥了重要作用。康、雍、乾年间估计佛山整个冶铁业的生铁消耗量约为五千万斤产值过一百万两1。石湾陶瓷业入清以来展更快共“有缸瓦窑四十余处”2所制产品展为日用、美术、建筑、手工业、丧葬五大类产品在千种以上3。佛山丝织业在清初展为十八行即八丝缎行、什色缎行、元青缎行、花局缎行、宁绸行、蟒服行、牛郎纱行、绸绫行、帽绫行、花绫行、金彩行、扁金行、对边行、栏杆行、机纱行、斗纱行、洋绫行等1。四远商贾此时来佛投建“机房”的不乏其人。佛山金属加工业在乾隆以后有制箔行、打铜行、打银行、金花行、一字铜行、铜器行等十余个行业。成药业仅参药行就有二十七家堂店。民间手工艺也有陶塑、塑扎、剪纸、门画、爆竹、雕刻等行业。此外还有与之相适应展起来的手工行业如染纸业、食品制造业、造船业、泥水建筑业、砖瓦灰炉业、印染晒茛业、成衣业、骨角皮毛筋器业、涂染料业、漆器业、迷信用品业等。据乡志记载佛山衰落之时的光绪年间手工业行业还有一百七十八行。2雍正乾隆之际景德镇“商贩毕集民窑二、三百区终岁烟火相望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余万3。嘉庆时“镇广袤数十里业陶数千户”4。当时1参见《明至清前期佛山冶铁业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4期。2《嘉庆二十二年藩宪严禁挖沙印砖碑示》。 3据乾隆六年《花盆行历例工价列》记载的产品有336种花盆行仅是石湾二十余行之一所以估计整个石湾陶瓷产品至少在千种以上。 1佛山市档案馆编：《佛山史料汇编》二页234。 2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6《实业》。 3乾隆《浮梁县志》卷5《物产·陶政》。 景德镇的生产窑约有烧柴窑、烧槎窑、包青窑、大器窑、小器窑等；窑户有五种类型：计有烧窑户、搭坯窑户、烧囵窑户、柴窑户、槎窑户；各窑内又根据工序分为二十三个工种；各户间又根据所作之器分为十八作；此外附属各专业户如柴户、槎户、匣户、白土户、青料户等又共有十六个户种。可见分工之细密。正所谓“共计一坯之力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5。当时全镇官民窑每年总产值约在六百一十万两以上其中民窑年产总值约在六百万两以上可见民窑产值之巨。 汉口在清初方兴手工业基础不如佛山、景德。但嘉庆三年据包世臣言：汉口“有铁行十三家铁匠五千余名”1。可见汉口制铁业的规模也不小。朱仙的制曲业、酿酒业、年画业、染纸业素称达。创始于明代著闻于清代的“西双泰”竹竿青酒色味俱佳盛销于河南各州县及安徽等地。清代朱仙全镇有年画店三百余家年产年画三百余万张行销各省。榨油业在清前期共有七十余家。此外朱仙的“玉堂号”豆腐干也是远近闻名的佐膳佳品。 二、商业的繁荣。 手工业的展带来了商业贸易的繁荣。清代佛山铁锅“贩于吴、越、荆、楚”铁线则“无处不需”。“四方贾客各辇运而转鬻之乡民仰食于二业者甚众”2。康熙二十四年开放海禁后佛山铁锅也大量销往外洋。雍正年间外国船只购买佛山铁锅每船少者二千至四千斤多者达二万斤3。石湾陶器则“通行二广”4甚至远销东南亚和阿拉伯等地5。丝织品也大量出口海外为“东西二洋所贵”。康熙年间佛山已成为外省商贾必至的贸易中心市面之繁盛甚至过广州。“四方商贾之至粤者率以是为归”。从进口方面来说佛山则是一个巨大的销中心。乾隆年间佛山已是“商车洋客百货交驰”。道光初年佛山市面上的珍奇洋货充斥有“玛瑙、玻璃、珊瑚、翡翠、火齐、木难、方诸、阳燧、鹤顶、龟筒、犀角、象鼻”等等1。同时佛山还是广东最大的米粮贸易中心。佛山的米价也成为全省的标准价即所谓“广东各以佛山镇报价为准”2。由此观之从清初至鸦4蓝浦：《景德镇陶录》卷刘序。 5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中“陶埏”。 1包世臣：《安吴四种》卷34；《齐民四术·筹楚对》。 2乾隆《佛山忠义乡志》卷6《乡俗》。 3《雍正东华录》卷19《雍正九年十月二十三日广东布政使杨永斌奏折》。4范端昂：《粤中见闻》卷17物部《瓦缸》。 5据美施丽姬《石湾陶器研究》记载：现有石湾陶器实物可考的有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槟城、泰国曼谷、阿拉伯半岛等地。 1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12《金石上》郎廷枢《修灵应祠记》。 2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11《艺文》下《佛山赋》。 片战争前佛山镇的商务（不包括外贸）是执全省之牛耳的。 乾、嘉、道年间“佛山一镇绅衿商贾林林总总”3。外省商人云集佛山在此建立了山陕会馆、莲峰会馆（福建纸商）、江西会馆、楚北会馆、楚南会馆等。佛山籍人会馆原是比比相望。据统计道光以前佛山共有商业会馆二十五所手工业会馆二十六所。全镇的工商店号在三千家以上4铺户贸易和转运贸易成为主要的贸易形式。 景德的瓷品在明代已有广阔的市场清代进一步扩大。在国内“景德镇陶器行于九域”5在国外“江西瓷器、福建漆器果品皆夷所好”6。甚至法国、俄国的皇室也曾在景德镇订制瓷器7。景德镇也就成为商人云集之所。康熙年间“豪商大贾咸聚于斯事陶之人动以万计”8。清代前期景德镇有都昌、抚州、饶州、徽州、苏湖等会馆二十余个。 汉口“地当天下之中”因此商业贸易也极其繁盛。乾隆《汉阳府志》载：“汉镇一镇耳而九洲之货备至焉。行户数千家典铺数十座船泊数千万九洲诸大名镇皆有让焉非镇之有能也势则使然耳。”1清人刘献廷也言：“汉口不特为楚省咽喉而云贵、四川、湖南、广西、陕西、河南、江西之货皆于此焉转输虽欲不雄天下不可得也。”2汉口的商业以淮盐、粮食、布匹、木材为大宗故称“该镇盐、当、谷、木、花布、药材六行最大”3。清代的汉口是中南地区淮盐最大的集散地。清代的汉口也是米粮贸易的一大中心。当时从汉口出的粮道有两条一条从汉水运陕西。例如雍正十一年有粮船一千五百只经陕西每船载重三百至五百石共约六十万石4。另一条顺长江把四川、湖南的米转运江浙。雍正年间“湖广”之米运江苏年约一千万石5。汉口还是布匹的一大销场布是湖北省的特产。“其名有扣布、线布、椿布、边布、大布、小布、梭布、条布诸种。其售货有山庄、水庄、京庄、门庄之异。其精者皆远行滇、黔、秦、蜀、晋、3《佛镇义仓总录》卷2《劝七市米户照实报谷价启》。 4根据道光《佛山忠义乡志》、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各碑刻、族谱等互参辑补按建馆年代录取如无确切年代则以是否佛山传统工商业择取。 5乾隆《浮梁县志》卷旧序《沈嘉征序》。 6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96。 7参阅《景德镇陶瓷史稿》第254页。 8乾隆《浮梁县志》卷旧序《沈嘉征序》。 1乾隆《汉阳府志》卷12地舆《汉镇形势说》。 2刘献廷：《广阳杂记》卷4页15（上海进步书局印行）。 3《皇朝经世文编》卷4o页1o上《户政·仓储下》·晏斯盛《请设商社疏》。.perkins·agrinetneta1969年第148页转引自吴承明：《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 5全汉升：《中国经济史论丛》第二册1972年版第573页转引自吴承明文。豫诸省。府布佳者东南吴皖之民亦珍焉。盖全省利源之所在此为最巨。”6当时不少产区的布匹通过农村市集转贩汉口再运销全国各地。乾隆年间汉口布匹贸易甚旺“四方来贸者辄盈千累百捆载以去”7。此外汉口还是一个木材的集散地。清初姚鼐《汉口竹枝词》称道汉口盛况云：“扬州锦绣越州醅巨木如山写蜀材。”8可见木材贸易的兴旺。清中叶时汉口镇的年贸易额达到一亿两左右堪称当时中国各大工商城市之。 清前期汉口有”贾户数千家盐商典库咸数十处”1。会馆公所四处林立。据民国《夏口县志》卷五建置志记载：道光以前建立的会馆公所有三十九座建馆年代不详的有五十六座。各省商人在汉口活动的街巷至今仍保留着反映其地域的名称诸如：新安街、新安巷、徽州巷、安徽街、宝庆街、金庭巷、元宁巷、江苏巷、广东巷等2。由此可见汉口的商业在中南数省中占着屈一指的地位。 朱仙在康熙、雍正、乾隆年间商业有很大展。乾隆年间朱仙镇已成为“水6舟车会集之所”3。南门外贾鲁河沿岸码头林立长达五里。朱仙镇输出货物以西北山货、本省牲口与土特产为大宗。输入货物以木材、瓷器、茶、盐、糖、纸、布匹、粮食、京广杂货为大宗。入多于出是其贸易的特点。当时聚集在朱仙镇的外籍商人有山西、陕西、甘肃、安徽、福建诸省人。以山西帮商人势力最大山西票号独揽全镇金融权设有山西会馆。陕甘帮多经营山货皮毛安徽帮多经营典当茶业福建帮多经营米糖业本省商人则多经营酒馆饭店及一般工商业。此外朱仙镇还有回族小商贩和手工业镇中建有清真寺两所。4清代前期朱仙镇不仅是河南而且亦是华北最大的水6交通联运码头。 三、街区镇貌的展变化。 随着生产和贸易的展天下四大镇的街区和镇貌也在迅变化。康、乾年间佛山的手工业区域和商业区域已基本形成。冶铁业主要集中在镇西南部地区陶瓷业主要集中在石湾一带纺织业主要集中在东部和东南部的乐安里、舒步街、经堂古寺、仙涌街一带。商业闹市区则集中在北部、中部地区。乾隆至道光年间佛山铺区从二十五增加到二十七个；街巷从二百三十三条扩展到五百九十六条；墟市从三墟六市展为四墟十一市；码头津渡6宣统《湖北通志》卷21《舆地志·物产三》。 7乾隆《汉阳府志》卷28《食货·物产》。 8《汉口丛谈》卷2。 1《汉口丛谈》卷3。 2转引自范植清：《鸦片战争前汉口镇商业资本的展》《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3乾隆《大清一统志》卷149《开封府》。 4参阅李长传：《朱仙镇历史地理》《史学月刊》1964年12期。 从十一个展为二十八个1；编户人口则从二十万展为二十七万若加上旦民和外地流入佛山的谋生者实际人口不会少于三十万2。至此佛山展成为“周遭三十四里”的繁华大镇。 景德镇的街区在清初也有很大展时称：“列肆受廛延袤十数里烟火近十万家。”3到嘉庆年间景德镇街市的范围“自观音阁江南雄镇坊至小港咀前后街计十三里”4。景德镇从此成为天下注目的泱泱巨镇。这个规模一直保持到解放前夕。 汉口的街区随着入清以后商业贸易的繁兴而不断修建扩大。乾隆四年增建接驾嘴、三善巷、艾家嘴等街道5。到嘉庆年间接驾嘴已是“上下数里商贾云集五方杂居尤为汉口市盛之区”6。汉口的堤外是淤塞的襄河故道。昔时“荒沙一片”此时也“居民丛聚渐成街市”。“民居鳞比十倍于前但名堤街几不知为湖堤矣”1。到道光初年汉口已展为“东西三十里有奇”的江畔雄镇2。 朱仙最盛时市区范围北至今离镇四里的小王店南至八里的腰铺东至三里的宋寨西至二里的豆腐店面积约五十方里。贾鲁河贯穿镇中把全镇一分为二。河东为东镇河西为西镇。镇内街道店铺林立呈专业性聚集。东镇的主要街道有：经营南北杂货的杂货街经营爆竹作坊的炮房街米麦商铺集中的曲米街油业行店集中的油篓街普通商铺较多的仙人桥街其中以杂货街最为繁盛。西镇的主要街道有：普通商铺相接成排的西大街和顺河街经营京广苏杭时货的京货街经营估衣典当的估衣街经营铜器作坊的铜货街其中又以西大街为最繁盛。全镇街道布局整齐南北行的街道宽约四米东西行的街道宽约三米。房屋多平房式墙坚基固院整式宏。朱仙镇人口有多少？尚未有确切材料证明。不过有人估计朱仙镇全盛时有户四万人口二十余万。3五十方里的镇区范围二十余万的城镇人口俨然是北方一大巨镇。 应该指出朱仙镇兴盛的时间不长。乾隆以后因“河身逼仄”、“镇河不治”“商贾有所畏忌而货聚于周家口不以镇为贾区”4。 1参看乾隆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1《乡城志》；《光绪十年佛山清涌碑记》。2参阅罗一星《论明清时期佛山城市经济的展》《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3期。3乾隆《浮梁县志》卷1《疆域上·风俗》。 4《景德镇陶录》卷1《图》。 5宣统《湖北通志》卷33《建置志·乡镇一》。 6《汉口丛谈》卷2。 1《汉口丛谈》卷1。 2《汉口丛谈》卷6。 3参阅《朱仙镇历史地理》《史学月刊》1964年第12期。 4乾隆《祥符县志》卷3《河渠志·附议》。 天下四大镇的特点达的手工业生产和繁盛的商业贸易是天下四大镇城市经济的主要基础。在其展过程中呈现出与“郡县城市”迥然不同的若干特点。 我国郡县城市中的绝大部分居民是官僚、地主、驻军和游民等消费人口工商业者是绝对的少数。天下四大镇却与之大不相同。佛山从明代开始冶铁、陶瓷这两大行业的工人就是佛山市民的主要成员。乾隆年间“四方商贾萃于斯四方之贫民亦萃于斯。挟资以贾者什一徒手而求食者则什九也”1。景德从明代始亦已是制陶工人成为合镇居民的主体。清初时景德人户近十万家其中“窑户与铺户当十之七土著十之二三。”2汉口“居斯地者半多商贾”3。居民也是经商者居多。朱仙是商贾辐辏之区行商坐贾手艺工人和船户也占了其镇民的绝大多数。由上可见一定数量的工商业户的定居经营是天下四大镇产生展的共同前提工商业展造成的社会分工和城乡差异则是它们产生的共同途径。 我国封建城市都是县治以上各级政权的所在地。整个明代佛山实际上并无常设的官府机构。清承明制从顺治到雍正近百年时间佛山也是不置一官。直到雍正十一年以后佛山才6续设置了海防分府同知、巡检司等分治机构。但至辛亥革命前佛山一直不是县治所在。佛山所设的文武机构“皆僦民舍以居无定所”1。景德与佛山很相似。明隆庆前“该镇巡捕事务原属附近桃树镇巡检”2。桃墅离景德一百余里实难管辖。清代景德镇仍设御窑厂移饶州府同知驻扎景德镇厂署分防景德并将桃墅巡检司改移驻镇兼管窑务。这个建置不如一个县治。清代汉口镇分属于仁义、礼智两巡检司乾隆三年因汉口已成水6通衢调武昌水师一营改驻汉口镇。但有清一代汉口镇皆隶属于汉阳县3。朱仙镇隶属祥符县一向无设巡检。乾隆十一年始移清军同知署驻此4。直到光绪年间朱仙镇衰落清廷也没有在此设县。 四大镇政治统治比较薄弱的原因是我国封建政权的各级权力机构一般都只具有政治功能诸如断案、平叛、赈灾之类事情的处理能力。至于扶植手工业、疏通商业贸易等经济功能则极其微弱。对于四大镇这样的纯属经1乾隆《佛山忠义乡志》卷6《乡俗》。 2乾隆《浮梁县志》卷6《疆域·风俗》。 3《汉口丛谈》卷2。 1乾隆《佛山忠义乡志》卷2《官典》。 2同治《饶州府志》卷3《舆地》。 3《汉口丛谈》卷1乾隆《汉阳府志》卷19《兵防志》。 4乾隆《续河南通志》卷12《舆地志·公署》。 济展而勃兴的工商巨镇还未有相适应的机构设置。这种政治统治的相对薄弱客观上有利于四大镇的经济展致使四大镇避免了大量的官吏、驻军、游民等消费人口的增加从而也相对减少了经济的剥削和掠夺。这对四大镇工商业的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不啻是一个良好的条件。 手工业是封建城市的主要生产部门。就城市手工业生产结构而言有官营手工业作坊、民营手工业作坊和个体手工业者三种形式它们成为封建城市经济结构的基本内容。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大多数时期里官府手工业是城市经济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占着主导的地位。清代天下四大镇如何呢？佛山的城市手工业完全是私营手工业。以最重要的冶铁业而言其中有三种经营方式：家庭小作坊、家族大作坊和商人经营的大作坊。佛山冶铁业最普遍的经营方式是家庭小作坊这是私营手工业的低级形态实行产销结合的经营形式前门开店经销出售后面从事加工生产。家族大作坊经营方式常常出自佛山的大姓望族主要是在明代存在展。清代以后随着宗法势力在佛山经济中的减退而衰落。商人经营的大作坊多由外地商人挟资迁来佛山后开办。清初时麦念居“性好货殖而蕃财长子宗泰是以创立炉冶之艺”1。康熙时鹤山人冯绍裘的先世“迁佛山占籍南海治铁冶有锅炉数座”2。同时的顺德人梁俊伟“来佛创立机房名梁伟号因家焉。诚实著闻商业遂振”3。其机房百年不衰历康、雍、乾、嘉四朝道光九年仍由其后人继承开业4。商人没有手艺作为作坊主他必须完全依靠雇工生产这是私营手工业结构中的最高形态资本主义萌芽常常在这类作坊中产生。 景德的城市经济结构不像佛山那么单纯。其手工业生产结构由官营手工业作坊、私营手工业作坊和个体手工业者三部分组成。官营手工业作坊就是御器厂私营手工业作坊是民窑个体手工业者指的是大量的家庭制瓷手工业者从窑座数量和工人人数看明中叶御厂最盛时也只有五十八座窑“大小工匠约有五百奔走力役之人不下千计”1。随着明后期“官搭民烧”制度的施行御厂内部的窑座6续减少。清乾隆末年实行“尽搭民烧”制度此后御厂内部设置的窑座已不复存在。而早在明万历时民窑佣工已“每日不下数万人”2。比御厂人数多几十倍。清乾隆时景德有“民窑二、三百区”3。从产值数量看。清代前期估计民窑年产总值约在六百万两以上。1麦祝时《麦氏族谱》2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14《人物·冯绍裘》。 3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14《人物·梁俊伟》。 4《道光九年鼎建帽绫行会馆喜助工金碑记》有“梁伟号”等2o2家（人）机户记载。1雍正《江西通志》卷27《土产》。 2光绪《江西通志》卷49《舆地略·物产》；肖近高：《参内监疏》。 3乾隆《浮梁县志》卷5《物产·陶政》。 而清代前期每年御器烧造费用一般都在八千两至万两之间若将此数扩大十倍折算为御器年产总值则为八万两至十万两。即民营瓷业的年产总值高于御器年产总值约七十几倍4。由此看来明清景德镇瓷业中乃是民窑生产居主导地位。 汉口和朱仙以商业贸易为主手工业不占重要地位。但其手工业皆是民营手工业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嘉庆年间汉口铁行分为十三家共有铁匠五千余名5。其他如制木、制袜、碾米等手工行业也均系私人开办各建有会馆和公所6。清代朱仙镇的制曲业也是由“西商携其厚资”来镇“开坊踩曲”7。朱仙镇其他手工行业诸如年画酿酒食品加工等也为本地手工业者和商人经营。 由上可见佛山和景德的民营手工业在城市经济结构中确实占着主导地位而汉口和朱仙的手工业也皆属民营性质。这说明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清代城市经济中民营手工业地位已经上升。而民营手工业地位的上升意味着中国封建经济结构在清代生了重大变化。这一历史变化给天下四大镇向近代类型的工商城市展铺下了坦途。 天下四大镇在全国城市经济展中的地位和意义天下四大镇以其达的工商业在全国城市经济展中占着重要的地位。以国内贸易而言佛山镇、汉口镇的工商业均过省会的广州和武昌成为各省货物交流的一大枢纽。史称：“佛山居省上游为广南一大都会其地运之兴衰东南半壁均所攸关”1。可见清代佛山镇的工商业的兴废进退对东南数省的经济具有极大的影响力。汉口镇亦然湖北通省“盖十府一州商贾所需于外部之物与外部所需于湖北者无不取给于此繁盛极矣”2。还有中南数省之盐东南数省之米也莫不取给于此。汉口的地位动关长江流域经济的展影响所系范围更大。以后汉口的展证明了这一点。景德镇的陶瓷生产在全国同行业中岿然居而陶瓷又是清代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景德在外贸中的地位可想而知。朱仙镇是华北最大的水6交通联运码头它的存在对河南与河北、陕西、山西的经济贸易对河南与江淮的经济贸易以及西北与东南的经济交往都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它的过早衰落对于黄河流域经济后来拉大了与长江流域经济的差距也不无关系。4参阅王钰欣：《清代前期景德镇陶瓷业中官窑地位的考察》《中国史研究》198o年第3期。5包世臣：《安吴四种》卷34《齐民四术·筹楚边对》。 6民国《夏口县志》卷5《建置志·各会馆公所》；《补遗》。 7《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论文集》第16页。 11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12《金石下》乾隆五十三年叶汝兰《重修佛山经堂碑记》。2宣统《湖北通志》卷21《舆地志·风俗》引《旧志》检存稿。 天下四大镇城市经济的展不仅吸收了大量的农业劳动人口而且促使许多原事农耕的乡民成为半工半农者。例如佛山的铁钉业景德的白土业大量的产品就是由附近的农民利用闲时制成。这样就逐步分解了农业的自然经济结构改变了农民的习惯职业。在天下四大镇周围的辐射圈内出现了许多以商品生产为主的乡村经济它们以城市经济为其依存条件。这样就把许多千年不变的乡村纳入城市经济的展轨道。 天下四大镇还是四所巨大的工商业学院。清代前期天下四大镇繁盛的工商业吸引了许多有志于工商业的人士。不少有眼光的富户也纷纷“遣子弟学工艺、佐懋迁”于此1。由此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作坊主、工场主和商人。鸦片战争以后在他们中间又产生出新一代的资本家和实业家在四大镇在津、沪以及西南各埠在港、澳、东南亚以及美洲大6处处挥着增殖和流通社会财富的巨大作用。家居佛山附近的简村创办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第一家企业“继昌隆”缫丝厂的陈启源；佛山籍出身创办“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成为近代中国屈一指的实业家的简照南、简玉阶兄弟2就是他们中间的佼佼者。 尤其具有重大时代意义的是天下四大镇的出现展打破了我国传统的“先政治后经济”的郡县城市的展模式。它们没有转化为郡县城市而是受着商品生产的同一律支配依据着商品经济展的轨迹向更高阶段演进。这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迅展的潮流和趋向也开辟了一条中国封建城市展的新道路。同时它也说明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不同于秦汉时期也有别于唐宋时期它是一个历史展的新阶段是社会经济生了某些质的变化的新阶段旧有的模式将逐渐被新质和新模式所替代。人们不难看到天下四大镇的展面貌呈现出如下的一致性：这就是经济意义大于政治意义生产意义大于消费意义其中的佛山和景德更是商品生产的水平过了商业的繁荣。因此可以称它们为“工商城市”以别于“郡县城市”的概念。其实比之于西欧中世纪的自治城市四大镇在城市人口、城区规模以及工商水平来说都毫不逊色。它们以其突出的经济功能对周围地区的经济起到了明显的刺激作用。因此天下四大镇在中国封建城市展史上所具有的特殊意义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1光绪《四会县志》编1《风俗》。 2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14《人物·简照南》。 第三节粤海关粤海关的组织机构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廷宣布解除禁海政策准许开海通商康熙二十四年又在东南沿海地区设立江、浙、闽、粤四个海关作为管理对外贸易征收关税的机构。史称“台湾平后海禁解严闽粤洎吴越皆设沿海榷司江南驻松江浙江驻宁波福建驻泉州广东驻广州”1。粤海关是四个海关中最为重要的。 历史上广东沿海的对外贸易较为达广州是个重要的外贸据点清代设关通商之后到粤海关收泊贸易的外国商船年增一年大量的外国商品源源不断地运进广州中国的大宗物品茶、丝、瓷器和南京布等也从国内各产地荟萃广州远销重洋。事实上在清廷限制一口通商之前粤海关已成为外国商船收泊贸易的最重要口岸。乾隆二十二年（1757）上谕中称：“向来洋船俱由广东收口经粤海关稽查征税其浙省之宁波不过偶然一至”1。乾隆二十年至二十二年间生了英国东印度公司代理人洪任辉（jamesf1int）率武装商船北上要求到浙江宁波等地贸易一案后清廷于乾隆二十二年规定当年到宁波的洋船仍准贸易“而明岁赴浙之船必当严行禁绝将来止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如或再来必令原船返棹至广不准入浙江海口”2。这个禁令原是针对欧美国家的所谓“西洋”船只的而后来东南亚地区的所谓“东洋”船也逐步集中收泊于粤海关进行贸易。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一口通商”。这一规定更大大提高了广州在中外通商中的地位使它成为中外贸易中的枢纽。而粤海关的地位也日益重要它垄断了当时最为重要的中国与西方贸易的管理与征税权是清廷管理对外贸易的最重要的机构。这种局面维持了将近百年直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作为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结果《南京条约》的签订清政府被迫开放五口通商才打破了广州一口独占的局面粤海关在管理中外贸易中的垄断地位也随之丧失并逐步由一个封建的主权海关变成一个为帝国主义侵略服务的半殖民地海关。特别是咸丰九年（1859）总税务司李泰国（.l ay）在粤海关推行税务司制度后由清廷派遣的海关监督虽然仍然保留但实质形同虚设海关在管理对外贸易、征收关税等方面的重要职权均归诸由总税务司委派的洋人税务司粤海关大门的这把钥匙终于落入外国侵略者的口袋。 清代粤海关在行政系统上是户部所属的一个征税机构。它不仅负责广州1王上正：《北归志》《小方壶斋舆地丛抄》第9轶。 1《清高宗实录》卷533页12。 2王之春：《国朝柔远记》卷5页9。 一口对外贸易的管理而且负责广东全省沿海水道贸易的管理。不仅征收对外贸易的关税而且征收国内贸易的商税。粤海关除了设在广州市内的省城大关之外还在全省沿海各地辖有许多关口。按其职能的不同这些关口可分为三种类型即负责报关登记填写税单和收纳税课的正税口与挂号口以及负责检验进出口船只与货物而不收纳税课的稽查口。挂号口和正税口一般归就近的正税口统辖。据《粤海关志》所载：“正税之口三十有一在琼州者十在潮州者九在惠州者四在广州、雷州者各二在肇庆、高州者各一；稽查之口二十有二在雷州者八在广州、高州者各五在惠州者三在廉州者一；挂号之口亦二十有二在潮州者十在广州者九在惠州者三”1。以上共为七十五口。这是道光年间的关口数。而在不同时期关口数并不尽相同。乾隆八年（1743）策楞在上奏中说“查通关口岸大小共四十三处”2。这些关口中有七个总口即：省城大关澳门总口潮州菴埠总口惠州乌坎总口高州梅录总口雷州海安总口和琼州海口总口。其余的关口分别隶属于七个总口之下。无论是总口或隶属总口之下的小口都由粤海关监督会同地方派员管理。整个粤海关的各种管理人员大概如下：监督1人总口委员7人总口书吏8人（其中大关2人各总口1人）大关案书6人库书2人库大使1人大关平柜1人各总口柜书1o人各口清帮书47人家人24人巡役36人守库武弁2人大关库丁18人各口水手227人水火夫11人火夫22人大关杂役3o人以上共计456人此外尚有大关各房膳写书人数不定1。 在这些人员中粤海关监督是最重要的。他是粤海关的把持者全衔是“钦命督理广东沿海等处贸易税务户部分司”由皇帝亲自简点派充每届任期为一年“管理关务例应一年届满之前预行奏请钦点差员更换”2。如再被简点则可连任。而粤海关监督这个肥缺通常由内务府人员所垄断。《澳门纪略》中说：“国朝康熙二十四年设粤海关监督以内务府员外、郎中出领其事”3。从乾隆十五年到道光二十年间出任粤海关监督的三十三人就全都是内务府人4。 粤海关监督的品级一般都在督抚之下在地方行政上没有任何指挥权在中外通商中如有涉及民事、刑事的情况也交由地方行政处理。“海关1梁廷楠：《粤海关志》卷5。 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军机处录付奏折关税类（以下略作：军机档录付关税）乾隆八年策楞折。 1《粤海关志》卷7。 2军机档录付关税乾隆二十年李永标折。 3任光印：《澳门纪略》卷上页48。 4参看《粤海关志》卷7。 监督则专以课税为事”5朝廷还往往命广东的督抚兼管关务特别是对税收的稽查。但实际上粤海关监督在税收问题上是大权独揽的。粤海关是户部的一个直属机构不受地方行政管辖监督直接向户部负责。由于监督由皇帝从内务府中简点因而又向皇帝和内务府负责。他直接听命于皇帝而皇帝给予他极大的权力规定“监督征收税课及其应行事宜不必听督抚节制”1。督抚以外的其他官吏更无权干预关务。粤海关监督直接向皇帝和户部奏报每年的贸易和关税收支情况向户部和内务府报解税饷。监督有权选派亲信及家人到各关口负责征税。外国船只的进出口及开舱贸易均须监督许可外国大班从澳门来广州处理商务及贸易事竣后从广州回澳门过冬皆向监督请牌行商的充当及退行都须监督的批准甚至连买办、通事的充任也得监督的肯。可见其权限之广大。 监督作为粤海关的总负责人其下辖有七个总口委员作为七个总口的主要负责人。在广州的省城大关及澳门总口的委员一直由广州将军衙门选派的旗员担任。而惠、潮、高、雷、琼五总口的委员在乾隆五十一年（1786）以前是“每年由藩司于现任及试用佐杂人员内详请督臣委派前往稽查约束”2。但由于所委的佐杂人员品级较低又不是本地官员对在各口稽查征税的书役、家人毫无约束之力致使家人、书役在各关口胡作非为。因而乾隆五十一年两广总督孙士毅和粤海关监督穆腾额奏请停委佐杂而就近交由地方管理。其后惠州府同知潮州府海防同知雷州府同知、琼州府同知、高州府通判便分别成了惠、潮、雷、琼、高五个总口的委员。 实际上在各关口把持税收大权的不是各总口委员而是粤海关监督的家人及各口的书吏、巡役。清代外任官员允许携带家人亲信赴任各官吏上任后自然尽力安插其亲信、家人于要害部门。粤海关“于大关、澳门两总口又分附省十小口向由监督及奉旨兼管关务之督抚分派家人带同书役管理。此外惠州、潮州、高州、琼州及雷州五总口并分隶五总口之各小口四十余处监督亦分派家丁带同书役分路查察”1。经粤海关监督穆腾额的奏请自乾隆五十一年（1786）后惠、潮、高、雷、琼五总口及所属各小口停遣家人但地位最为重要的省城大关、澳门总口及所属各小口仍由监督派家人前往管理。这些家人“向由监督自行签派”2并随监督而去留。而书吏、巡役则是从地方招募的虽然也“由监督将各税口掣签轮派”但并不完全依附监督他们往往长期盘踞关口“世代相承视同置产”3。5《清朝经世文编初续》郭嵩焘：《查粤海关税收积弊疏》。 1《光绪会典事例》卷239页3。 2《粤海关志》卷7。 1《粤海关志》卷7。 2《粤海关志》卷7。 3军机档录付关税光绪三十一年张人骏折。 这些把持着各关口的家人、书吏及巡役经常利用手中的权利进行钻营肥私勒索商旅这是清代关政极端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康熙二十四年粤海关设关到道光二十二年《南京条约》的签订止广东行商是把持中外贸易的垄断商人又是在中国官方与外国商人之间起着沟通作用的中介人并在很大程度上是清政府的外交代理人中外贸易中的事情经常由行商处理外国商人的要求要通过行商转达中国官方而中国官方对外商的政策及态度等也通过行商转告外商行商还要对在广州的外国商人的行为负责。当然行商最重要的责任是向粤海关负责征收对外贸易的关税。粤海关“每年征收税项多藉外洋夷船其进出输纳各项税数并非该夷商亲身自行完缴向来俱于进口之日先投省行住歇并将货物起贮行内由行商报验核明税额填单登簿俟货物逐渐销售照例6续交库”1。总之行商虽然不是粤海关行政体系内的员役但却起着行政上的某些作用。 粤海关的关税作为一个封建海关其要的职责是征收关税。鸦片战争前粤海关的税收名目繁多但按监督在奏报关税时的奏折则可分为正税和杂税两大类。 粤海关的正税包括“货税”和“船料”两项。《雍正大清会典》上说：“国家设关榷税则例不一有征商税者有征船料者有商税船料并征者。”2粤海关是商税、船料并征的。 商税即货税是对进出口的货物所征的从量税。“凡商船出洋进口各货按斤科税者为多有按丈、匹、个、件者各因其物分别贵贱征收。”3粤海关的税则中将进出口货物分为“衣物”、“食物”、“用物”和“杂货”四大类。前三类中的各种物品税则中都有具体税额的规定如“番布衣每百斤税五钱”（衣物）“芝麻每百斤税二钱”（食物）“天鹅绒每匹税四两”（用物）等等。至于“杂货”类的物品除了某些特作规定税额的以外一般是“每百斤税二钱”4。 粤海关对货物的征税率并没有进口与出口的严格区分也不区别国外贸易或国内贸易这是一种封建的财政关税并没有保护或促进本国生产的含义。并且“许多课物照件数课税不管它的长短、宽窄、单幅或双幅所1军机档录付关税乾隆四十六年和珅等折。 2雍正《大清会典》卷52。 3乾隆《大清会典则例》卷47。 4嘉庆《钦定户部则例》卷87。 课相同”1可见其不合理性。 船料又叫船钞或梁头税。是根据船只的等级与大小而对每只商船所课征的税项原税则中对东南亚一带来华的“东洋船”的课税标准如下2：等级面积（平方丈）税额（两） 11814oo215.411oo3126oo484oo康熙二十四年经题准减二成征收实征八成。初时欧美来华的“西洋船”其船钞额比“东洋船”的要高得多。一等船为35oo两二等3ooo两三等25oo两。康熙三十七年（1698）以后“西洋船”的船钞均照“东洋船”例征收。据马士（h.）的记叙西洋船只分为三等其一、二等船的大小与东洋船的一、二等者略同其余的均作三等船。纳税的办法和标准是：先将各船的长阔尺数相乘除以十得出“单位”数然后按一等船每“单位”课7.777两二等船课7.142两三等船课5两求得标准钞额再扣除2o％的特免即为实缴船钞之额3。例如一艘长尺阔尺的船其船钞额是：752475241o77771oo2o1oo′′′-=.112o两。 以上是对外国船只的征钞标准。 粤海关对本国出洋贸易及沿海贸易的船只也征收船钞出洋船只的征钞标准如下1：等级面积（平方丈）每平方丈钞额（两）船钞额（两） 61524o.92141318231o.811118.848972本国出洋船只的船钞额仅占同等外国船只的大约2o％至于其他沿海贸易的船只其钞额更低。 上述货税及船钞两项便是粤海关的正税。 与正税相对而言的便是杂税。杂税主要是由原为各口管关人员私索的各1johnphipps：14o见姚贤镐编《中国近代贸易史资料》第一册。 2乾隆《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47。 3h.dianetpanytradingofneta1635—199。1嘉庆《钦定户部则例》卷87页16。 种陋规报出归公而来的。雍正以前关税的奏销中只有正税没有杂税雍正年间清政府整顿财政将原来各级官吏在征税中的种种私索报出归公使之合法化。并在此基础上实行养廉银制度使官吏于正俸之外又获得一笔为数更大的合法收入。粤海关是在雍正四年至七年间（1726—1729）广东巡抚杨文乾管关时将各种私索报出归公作为关税收入中的“杂税”向朝廷报解的。杂税的条目繁多而分头、担头、规礼、耗羡等项是其中最主要的条目现将这几个条目的情形略述于下：分头银两又叫“估值”银是对出口货物加征的税项。“其粤海关估值一项系将该商出口货物估计价值按货本一两征收银四分九厘名为分头”1。对货物的估值一般比较稳定不是随市价波动的只有在估价与市价十分悬殊的情况下才稍事调整并且要报经皇帝批准。如乾隆二十五年（176o）由于当时对出口茶叶的估价远低于市价粤海关监督尤拔世奏请“将武夷茶每百斤原估价八两酌改每百斤十三两松萝茶每百斤原估价七两酌改每百斤估价十二两”经皇帝钦准后才施行2。分头银是只对西洋船只的出口货物征收的“至吕宋系近处洋船与本港船一例向来不征分头”3。 担头银简称担银是各关口对往来贸易物品所课征的税项不论是国内贸易或是国外贸易不论是进口或出口一律按担抽税。至于税率则各口不一。“查各口征收担规银色高低不同”4即使是同一关口对不同的货物或往来不同地方的船只的物品其征收的税率也是不同的。通常是每担征银三分上下但有的不足一分有的则过四分5。 规礼银是对进出口商船所征的银两。自设关开征以来收泊粤海关贸易的外国商船就遭到各种管关人员的多方勒索一艘洋船进出口时要给书役、家人等缴送的陋规名目多达六十八条。杨文乾将之报出归公作为关税收入中的一项称归公规礼银每艘船不分大小一律缴送195o两唯法国船加1oo两苏禄船减1oo两。本国贸易船只也要缴纳规礼银但数额不多“进口归公银十七两五钱九分出口归公银七十三两九钱九分二厘。内江南沙船加收二两”1。 耗羡银两。赋税加征耗银是宋朝以后中国封建税收中的通例粤海关也不例外。粤海关的对外贸易税从征收到熔成银锭到上缴关库均由行商负责。而国内贸易的商税则由监督派人收取海关要将收缴的零碎银两熔成银1《清朝文献通考》卷27。 2军机档录付关税乾隆二十五年尤拔世折。 3军机档录付关税乾隆四年郝玉麟隆升折。 4军机档录付关税乾隆九年策楞折。 5《粤海关志》卷11。 1尤拔世：《粤海关改正归公规例册》页1—8。 锭在熔销中会有一定的损耗。而实际加征的耗银远多于损耗之银这个差额叫耗羡。雍正初年以前粤海关的火耗是加二征收的雍正后期即按加一征收了2。粤海关的火耗主要是按货税额加征的而“粤海关船料向不加耗”3。这是对洋船而言对本国船只船料是仍要加一征税的4。 上述几项是粤海关杂税中的主要项目此外尚有各口书役、家人在稽查往来船只时向各船索取的“饭食舟车银”“挂号银”等名目。杂税在整个税收中所占的比例很大几乎与正税相当。 粤海关自设关开征以来其关税额几乎是直线上升的这和对外贸易的展密切相关。省城大关征收的对外贸易税通常占粤海关税总额的7o—8o％特别是乾隆中叶以后随着对外贸易的迅增长这种比例便大为提高。乾隆中叶“粤海关每年收税五十余万两”而大关以外各关所征仅共得“十二、三万”“惟大关税银四十余万全藉洋般出入按则征收”5。因而管关人员经常向朝廷奏报：“粤（海）关每年征收税数向视洋船多寡以定盈绌”1。乾隆末年以后粤海关的年度税收总额经常过一百万两而大关以外各口的税收仍仅十余万两。以道光十一年（1831）和道光十二年为例即可窥知其大体。道光十一年粤海关各口共征税银14618o6两其中省城大关以外各口所征为135ooo余两占总数的9+％而大关一口所征税银达1325ooo余两占总数的91+％2；道光十二年各关共征税银1532933两其中大关以外各关共征税银仅为134ooo两占总数的9+％而大关所征对外贸易税达1398ooo余两占总数的91+％3。这表明了对外贸易税的征收在粤海关税收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粤海关税额的不断增长反过来又说明了清代前期对外贸易的展。从《粤海关志》和一史馆关税奏折可以看出洋船进口数与关税征收额的密切关系。 粤海关为清廷提供了巨额的财政收入。以嘉庆十六、十七年（1811—1812）为例即可见粤海关税收在全国关税中所占的比例。清代户部所属共二十四关嘉庆十六年粤海关的税收额是1165263.1两是其余二十三关税收总额31113oo.7两的37.45％；嘉庆十七年粤海关的税收总额为1347936.8两是其余二十三关税收总额的3131271.5％。再与广东省的地丁、盐课银比较嘉庆十七年广东全省实征地丁银为1o54724.2两较同年粤海关税银少293212.6两而该年广东的盐课银为7o3641.12军机档录付关税乾隆元年张廷玉等折。 3台北故宫博物院编：《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5辑页1o6。 4尤拔世：《粤海关改正归公规例册》页2。 5军机档录付关税乾隆四十六年和坤等折。 1军机档录付关税乾隆二十五年李侍尧折。 2军机档录付关税道光十一、十二年中祥折。 3军机档录付关税道光十一、十二年中祥折。 两仅及粤海关税银的52.2％4。足见粤海关税收在清代财政收入中的重要地位。 粤海关税的去向主要有三个方面：海关管理费用；供给内务府银两；由户部支配的税银。 粤海关的管理费用在关税奏销中常称为“通关经费”是粤海关一年中为自身的运转而消耗的银两。所包含的开支项目颇多如官员的养廉银书吏、巡役等人的火足及工食银两税馆及巡船的修理费办公用的纸张各关口的神诞、戏供等费用。每年约需经费4万两在杂税项下开支。管理费用仅占粤海关税收的极小一部分乾隆中叶以前约占税收总额的1o％其后则仅占3％上下1。 粤海关每年都要将部分关税送给内务府以供皇室之用。关税中支付内务府的银两主要有备贡银和公用银。清代地方官向皇帝进贡物品是常见的但一般是私人的呈供。而粤海关除了监督的私人进贡之外关税收入中也用一部分来为皇室采办贡品之用。按常例粤海关每年要进贡四次即于新年呈进年贡元宵节呈进灯贡端午节呈进端贡皇帝生日呈进万寿贡2。此外还不时有“传办方物”的任务。粤海关在杂税收入中开销备贡银两始于乾隆三年（1738）初时并无固定数额而是根据贡品的实际费用开支。乾隆七年（1742）监督伊拉齐等才奏请定制每年的备贡银定为五万五千两其中以二万五千两按年解京交内务府造办处留三万两于粤海关以备办贡品之用年终结算时三万两中如仍有余存则亦需将余存部分银两解交内务府造办处如三万两不足办贡品则另从杂税中补支3。乾隆五十年朝廷命停办贡品而每年将五万五千两备贡银全数解京交内务府造办处1。道光十年粤海关又奉旨从该年始每年于杂税收入中“拨内（务）府广储司公用银三十万两”2。解交内务府的税银在粤海关税收中仍只占很小一部分在道光十年开始拨解公用银三十万两之前仅占总数的5％左右其后则约占2o％。这些解交内务府的银两对于供养清皇室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些银两是“供应内廷差务要款。即如坤宁宫、奉先殿、御茶膳房供用自鸣钟讨领诸大端较之外省军需尤为紧要此外复有紫禁城内值班八旗内务府三旗官兵每日口分万难一日延缓”3。 粤海关税收的绝大部分是由户部支配的。除了“通关经费”和解交内务4《史料旬刊》第26—3o期“汇核嘉庆十七年各省钱粮出入清单”。1参看军机档历年关税录付奏折。 2军机档录付关税乾隆四十六年李质颖折。 3军机档录付关税乾隆七年庆复、伊拉齐折、乾隆四十八年李质颖折。1军机档录付关税乾隆五十三年孙士毅、佛宁折。 2军机档录付关税道光十一年中祥折。 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辑页51—52。府的银两外其余税饷全归户部支配。据历年的关税奏销统计乾隆中叶以前属户部支配的部分约占关税总额的7o—8o％乾隆后期则波动于8o—9o％之间乾隆末至道光十年以前则在9o％以上道光十年后由于拨解内务府公用银三十万两户部所占的比例才降到75％左右。属户部支配的税饷一般是要运送北京“解交部库以供京营兵饷及一切经费等项之用”的4。此外属户部支配的税饷对于地方财政及某些临时急需的饷银也提供不少的支持。如广东省兵饷在额征地丁银中支放“不敷之数在于粤海关岁收盈余银内酌筹拨给”5。急需的河工费用及军事行动的费用更是经常以粤海关的税饷支给。如嘉庆九年（18o4）拨给河南省河工用费一百万两嘉庆十九年（1814）又拨给河南省河工用费八十万两嘉庆二十四年（1819）拨给河北省河工用费七十五万两1。用于军事行动方面的则为数更大特别是乾隆末至道光初年根据该时期中的二十个年度的关税奏销折统计粤海关这二十个年度的税收被拨用于军需的银两竟达八百八十余万两之多。这些军需银两往往是用于镇压农民起义的。如乾隆末年清廷为了镇压湘、川、黔地区的苗民起义和嘉庆初年为了镇压川、楚、陕等地的白莲教起义都从粤海关抽调了不少税饷。 粤海关的税收无论对清廷的财政或是政治都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清政府为了确保这一财源而对税收实行一系列的考核制度。先实行的办法是规定关口的最低征税额。粤海关最初的定额是九万一千七百一十四两五钱后经几次递减康熙三十八年以后定为四万两二分常作四万两。同时尚有铜斤水脚银三千七百五十两其中扣除一百六十两作粤海关的经费乾隆八、九年之后只报解铜斤水脚银三千五百六十四两2。以上两项称为正额税是粤海关的最低税额。康熙时监督只需缴足正额税其余的归自己处理如有多缴则属私捐。但当时的情形是“不但无余并不敷正额”“而当时风气俱视缺额为份所当然”3。 雍正初年清廷为扭转财政拮据局面厉行整饬关务关税实行尽收尽解正额部分称为盈余也要解交“于是各关以盈余报者相属”1。从雍正初年到乾隆初年对盈余银的报解是没有定额的由监督自行奏报。但户部总想从关口榨取更多的油水“各关报满之时如盈余浮于上年则部中不复置议如减于上年之数即行驳复”2。这实质是以上一年的盈余为4军机档录付关税道光四年英和等折。 ------------ 10 5嘉庆《钦定户部则例》卷51页18。 1参看：军机档录付关税嘉庆九年延丰折；嘉庆十九年祥绍折；嘉庆二十五年阿尔邦阿折。2《雍正大清会典》卷52。 3《清朝文献通考》卷27。 1《清朝文献通考》卷27。 2乾隆《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48。 下一年的最低限额而各关监督为了保证盈余年多于一年必然大肆勒索苦累商民。乾隆六年大学士与户部遂旨议准关税盈余只要与上年数目相仿即可如相差悬殊则命督抚查核3。乾隆十四年朝廷又决定以雍正十三年的盈余额为标准。但此后关税收入不断增加这个标准不能起到督促作用。乾隆十九年户部又请仍行与上届比较的办法4。但因关税的增减受多方面的影响难免参差不齐仅与上届比较固为不妥。乾隆皇帝觉得“通计三年即可得大概若多寡不致悬殊原可无庸过于拘泥”因而乾隆四十二年以后便实行与上三届比较的办法只要本年度的税收不比上三年度中任何一年都少即可通过5。乾隆四十五年（178o）皇帝觉得粤海关的税收情况有其特殊性与一般关口不同因而下旨“嗣后该部查复粤海关征收税课即以该年之船只货物查核考察毋庸照各关例将上三届比较”6。不作任何比较实质盈余无定额户部是不放心的。乾隆四十七年（1782）又议准“粤海关税课以乾隆四十一、二两年作为比较”7该两年的税收额皆为五十八万八千四百余两。而实际上此后粤海关的税收既要与乾隆四十一、二年（1776—1777）比较又要与上三届比较并且变成与上三届中的最高年度相比较。 乾隆后期以来除粤海关外其他关口税收皆趋减额与上三届中最高年度比较的办法委实难行。到嘉庆四年（1799）朝廷便放弃这种考核的办法。而重新规定各关口的盈余额并规定定额之外的多征亦要尽收尽解。粤海关的钦定盈余额是八十五万五千五百两1。其后粤海关没有再出现缺额的情形。 税收定额的一变再变反映了清朝廷和管关官员在瓜分关税这块肥肉时的利害冲突。中央政府以定额作为保证中央财源的一种手段。而所谓定额只是税收的最低界线额部分也是要尽收尽解的不足额则要受到处罚。如果短缺正额税则会遭到降级或革职的处分如短缺盈余定额则会受到罚俸或降级的处分监督还要赔补不足额部分。 既然定额是税收的最低限度朝廷就会设法促使关税的尽收尽解于是便利用税册对税收的实际情形进行考核。规定关口征税时必须使用由户部给的盖有关印和部印的商填册、循环册和稽考册进行登记。商填册是由纳税人亲自填写的同时收税人根据税额写立一式二份的红单其一给纳税人其二存底叫红单底簿即循环册。然后管关人员依商填册和循环册编3乾隆《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48。 4军机档录付关税乾隆十九年萨克岱折。 5《清朝文献通考》卷27。 6军机档录付关税乾隆四十八年尚安、李质颖折。 7军机档录付关税乾隆五十二年孙士毅、佛宁折。 1《粤海关志》卷14。 制稽考册又叫清册按日登记纳税情况一式三份一送户部一存海关一由监督私人收管。户部根据三种税册进行核对如无差错即可通过如有数目不符即行追究2。 利用三册考核实际上并不能真正了解关税征收的情况在三种税册的填写中弄虚作假串通舞弊是司空见惯的事。因而朝廷也并不太相信税册的作用而经常命督抚查察税收实情乾隆五十七年（1792）皇帝命嗣后粤海关“其每月到关船数若干所载货物粗细若干责成该督抚详细查明按月造册密行咨报户部俟一年期满时交部。（户部）将该督抚所报清册与该监督所报清册总汇核对如有不符即行参办”1。户部如认为监督有舞弊情形时即派专人赴关查办。实际上往往亦徒具形式而已清代关政的是人所共知的。 2《粤海关志》卷14。 1军机档录付关税乾隆五十九年苏楞额折。 第四节广东十三行十三行的由来广东十三行（又称广州十三行）是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展和清朝对外贸易政策的产物。创始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四月清廷既要“严华夷之大防”又要保证对外贸易的顺利开展于是广东官府便组织和指定一些商人专管广东对外进出口贸易。这就是广东十三行商人出现和行商制度创建的重要背景。 广东行商制度是明代官设牙行的沿袭和展。康熙二十四年（1685） 设关通商时沿袭明代前例用牙行商人主持经营对外贸易。《粤海关志》记述：“设关之初番舶入市者仅二十余柁至则劳以牛酒令牙行主之沿明之习命曰十三行。”2十三行产生于粤海设关的第二年（1686）。当时国内外运到广东海口的商货很多行商却很少造成货物“壅滞”。为了加强管理适应开关后展着的对外贸易的需要保证关税的征收广东巡抚李士桢会同两广总督和粤海关监督（关长）商酌决定用广东巡抚的名义以法令形式布“分别住行货税”的文告把从事国内沿海贸易的商人和从事对外进出口贸易商人的活动范围及其性质划分开来设立金丝行、洋货行。如“来广省本地兴贩一切落地货物分别住税报单皆投金丝行赴税货司纳税。其外洋贩来货物及出海贸易货物分为行税报单皆投洋货行俟出海时洋商自赴［粤海］关部纳税”1。由此从事国内外贸易的商行被区分为“金丝行”和“洋货行”两类不同性质的商行明确规定“洋货行”是专门经营对外进出口贸易的机构。这文告还大力鼓励有钱人承充洋货行商同时为保障行商的地位规定承充行商者必须是“身家殷实”之人并须经地方官府核准给证明（行帖）才能承充。即使一人兼营二行也应分别设行各立招牌。这样经营对外贸易就成了一种专门行业从事该项贸易的行商就具有官商性质从而形成了垄断对外贸易的特殊制度——行商制度。 最初一批洋货行商人多数是由原来在广东经营国内商业和对澳门6路贸易的“商民牙行人等”转化而来的。洋货行商人的籍贯以福建、广东居多。 广东十三行和原来在广东的藩商还有着直接的历史渊源。清初的“藩商”中的一些人在粤海开关后不久就转化为洋货行商人。 以上就是广东十三行的由来。洋货行即是十三行。乾隆初年“金丝行”改名“海南行”“洋货行”改叫“外洋行”简称“洋行”。由此广2《粤海关志》卷25《行商》。 1李士桢：《分别住行货税》《抚粤政略》卷6《文告》页55。 东十三行行商制度又叫“广东洋行制度”。 十三行的职权和性质根据广东巡抚李士桢“分别住行货税”的文告初期广东行商制度的主要内容和特点有三：其一充当经营对外贸易的洋行商人要身家殷实而又以自愿承充为条件。承商的办法是经商人自愿呈明广东地方官府批准并领取官府给的行帖方能开业。其二在广州和佛山原来经营商业的“商民牙行人等”有自愿转业承充洋商的可以自由选择“或呈明地方官承充或改换招牌”。其三洋货行商人对粤海关承担的义务是负责把外洋进出口货税在洋船出口时亲自赴海关缴纳。禁止税收人员从中勒索。 康熙五十九年（172o）行商展到十六家。他们为统一贸易规程减少内部竞争和限制行外散商在广东官府支持下成立了垄断性的“公行”它具有行会的性质。公行成立时有隆重的仪式众商啜血盟誓并订立行规十三条。这些行规主要有：外船专择某行商交易时该行商只能承受此船货物的一半其余一半归其他行商摊分违者罚；行商中对公行负责最重要的头等行可在外洋贸易中占一全股二等行占半股其余占四分之一股；新入公行者应纳银一千两作为公共开支经费并列入三等行内；除极少数手工业品如扇、漆器、刺绣、图画等许行外商人贩卖外其余商品的进出口买卖归公行独揽。这时候的公行组织还是相当松散的既没有共同的领袖在实际行动上也未采取统一步骤。公行还未得到政府的正式批准。外商多次要求取消公行并以停止贸易相要挟。公行因而时存时散。但公行的存散并不影响十三行的继续存在。公行成立时虽未能得到正式批准广东官府对公行还是支持的。粤海关监督命令除几种商品在行商加保条件下（交货价百分之三十左右与公行）允许行外散商与外商交易外其他商品仍然完全归行商垄断经营一切进出口税饷仍然由行商负责缴纳。行商一方面垄断广州进出口业务进口货物由其承销内地出口货物由其代购并且负责划定进出口货物的价格及向海关保证缴纳进出口关税即所谓“承保税饷”。所以行商又称为“保商”。开始“保商”只是保证向海关缴纳他所接纳的外商应付的进出口货税；以后由于行商中有一些“资本微薄、纳课不前者”于是从乾隆十年（1745）起在行商中选择殷实之人作为“保商”令其统纳入口税款。乾隆十九年（1754）清政府更令以后凡外船之船税、出口货税、贡银清廷搜罗之珍品（采办官用品物）俱由行商一二人负责保证。并规定不但外商拖欠税款由行商负连带责任而且十三行内有一行倒闭各行要负责分摊清偿债务。这就形成了“保商制度”。 乾隆二十年清廷又重申行商承揽茶叶、生丝、布匹、绸缎、糖、大黄、白铅等大宗出口货的贸易只有扇、刺绣、皮靴、瓷器、牙雕等八种手工业品允许行外散商、铺商在行商加保的条件下与外商交易违禁则要受到惩罚。这就进一步加强了十三行对外贸易的垄断。 从雍正年间开始以英国为的西方殖民者在我国沿海大肆活动与沿海奸商相勾结使清朝统治者深感不安。在乾隆二十二年清廷重新实行严格限制对外贸易的闭关政策封闭了江、浙、闽海关只留粤海关一口通商。广州成了全国唯一通商口岸广州十三行也就一跃而为垄断全国对外贸易的组织了。 由于对外贸易只限于广州一地广州的贸易特别繁荣起来十三行的内外事务也特别繁杂、内部竞争特别激烈极需有一个统一的组织。乾隆二十五年（176o）潘振成等九家行商为了统一价格避免竞争以及为了承保税饷、应付官差、备办贡品等方便起见呈请设立公行获得清政府批准。这是公行正式为官方批准作为经营对外贸易机构的开始。当时参加公行的各行商选出倡组织公行的同文行行商潘振成为领以处理公行的内部事务。这种公行的领称为“总商”。清政府严格限制对外贸易的闭关政策重点放在“防夷”方面。 乾隆二十四年（1759）两广总督李侍尧奏定了《防夷五事》：禁止外国商人在广州过冬；外商在广州必须住在行商的商馆内由行商负责“管束稽查”；中国人不得向外商借款和受雇于外商；中国人不得代外商打听商业行情；外国商船停泊处派人弹压稽查。嘉庆十四年（18o9）又颁布《民夷交易章程》对外商活动的限制更严格。还些章程不只是对外国商人的限制也是对行商所负责任的规范。这种“以商制夷”的办法在保商制度中越来越多地运用。以后来贸易的每条外国商船不论是外商自择行商作保或由行商轮保保商不仅要对外商偷漏关税负责而且所有关于该货船其他一切事宜（包括人员的活动）也由保商向官府负责。外商如有违法之事政府唯保商是问。 在广州行商制度下十三行掌握了对外贸易的经营权外商投行后报关纳税以及出售购办等一切贸易事务均由行商代理日常生活也受行商约束如不得擅自出入商馆雇佣华人不得规定之数不得携带妇女入馆等等。十三行商成为外商商务的全权代理人。行商除了起垄断贸易、“代办”贡品、保纳税饷、管束外商等作用外还要代清廷传达政令、文书外国人的要求和礼品书信等亦由行商向官府传达不准外商和中国政府直接交往。行商成了清政府与外商之间联系的正式媒介兼有商务和外交的双重职责。 行商承商之初只要向地方官府申报便可领帖开张。乾隆年间要承充行商必须由现任行商一至二人作保。而到嘉庆十八年（1813）以后则要“通关总散各商公同慎选殷实公正之人联名保结专案咨部备查”1。把新行商的最后批准权收归户部。这样的规定既巩固了公行的垄断权又为官吏1《清季外交史料》嘉庆朝四页6。 索贿纳贿大开方便之门。 清廷还进一步规定行商（特别是殷商）不能自由辞退即使是老弱病残无力承商也应由其亲信子侄接办。如总商潘致祥于嘉庆十三年（18o8）花去十万两银子的贿赂款已允许辞退而六年之后两广总督蒋攸铦仍强迫其再充行商。蒋攸铦向上奏称：潘致祥“身家素称殷实洋务最为熟练为夷人及内地商民所信服。从前退商本属取巧现当洋行疲敝之时何得其置身事外私享厚利应饬仍充洋商”2。这个做法得到皇帝钦准。另外行商把行务移交其子侄也要向官府交付巨款。如1826年总商伍秉鉴为把行务交与儿子伍受昌竟向海关监督交付了五十万元3。 清廷就是通过这样严厉的承商制度逐步使十三行的商业资本置于清皇朝封建权力支配之下并挥其政治上防“夷”经济上确保税收的作用的。从上述可知十三行是拥有垄断中外贸易特权的商业组织又是清皇朝控制中外通商的枢纽和保障关税收入、防范外国人的工具。广东行商制度是清皇朝管理对外贸易的重要制度是构成清皇朝严格限制对外贸易政策的重要内容反映了当时清朝对外贸易的封建垄断性质。 十三行之“夷馆” 广东十三行是靠海外贸易展起来并逐渐上升到垄断地位的庞大商业集团在清代对外贸易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十三行早期的贸易对象有荷兰、英国、丹麦、西班牙等西欧国家和东南亚诸国其中和暹罗（泰国）交易最多。十八世纪中叶以后十三行的贸易对象主要是英国、美国、法国、荷兰、西班牙等欧美国家贸易量较大。十三行商人主要通过向这些国家出售茶叶、生丝、丝绸和土布换取棉毛织品、金属品、奢侈品、棉花和大量白银。十八世纪八十年代英国东印度公司取得英国对华贸易垄断权后十三行的贸易对象主要是英国。福建、徽州等地的茶叶是行商们向英国东印度公司和英国散商出售的最大量的商品。由于英国货在中国销路不广英国商人主要用白银和行商交易。 与十三行商的营业所相适应的还有十三“夷馆”（即商馆）。它是由行商专设的接待外商住宿、储货和交易场所（每所租金乾隆年间每年约六百两银）实际上是洋行的一部分。“夷馆”是“夷人寓馆”的简称设在十三行街附近即今广州十三行路以南、人民南路以西、珠江河以北的地方也即现在广州文化公园一带。商馆数目通常为十三这与十三行的“十三”相同纯属巧合。这些商馆被许多街巷分隔开。据外国书籍记载外商与十三行互市之初外舶至广东时每舶俱“占”有“夷馆”一所每舶俱有一“行”2同上页23。 3马士：《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卷4页132—133。 为其主顾。外商和行商的交易一般在商馆进行外商又把这种贸易称为“商馆贸易”。清政府对外国人在广州的活动是严加限制的。乾隆二十四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奏定：“嗣后各夷商到粤饬令行商将伊等带来货物行销售归还原本令其置货依限随同原船回国。即间有因洋货一时难以变卖未能收清原本不得已留住粤东者亦令该夷商前往澳门居住将货交行商代为变售清楚归还价银下年务令顺搭该国洋船归棹”。“夷人到粤务令于现充行商各馆内听其选择投寓。如行馆房屋不敷亦责成该行自行租赁房屋拨人看守以专责成。夷商携带番厮不得过五名一切凶械火器不许携带赴省。责成行商、通事勤加管束毋许汉奸出入夷馆结交引诱。即买卖货物亦必令行商经手方许交易其前后行门务拨诚实行了加紧把守遇晚锁锢毋得令番厮人等出外闲行如夷商有买卖货物等事必须出行该通事、行商亦必亲身随行。如（行商、通事）敢放纵出入滋生事端以及作奸犯科酌其情事轻重分别究拟斥革”1。尽管这些规定有不合理的地方但行商除允许外商留人在商馆料理来不及销售的货物外当时是基本执行的。外商进入商馆后行动上完全受行商约束。乾隆末年始准每月三次到隔海的陈家花园（后改往花地）和海幢寺二处游玩但要洋行的通事随行约束。通事的主要职责是向外商宣示政府法令外商外出时随行管束为外商书写禀帖通关报税领取船舶出入口许可证乃至装货、卸货、检验货物、招雇驳船及搬运工人等等。通事的地位虽低于行商但也有稽查外商违法行为、防止“民夷勾串”的政治责任。 商馆中有一种为外商服役的仆役头目——“买办”他们必须由行商、通事结保并向粤海关领取牌照才能充当。当时寓居过商馆的美国商人威廉·亨德的《广州番鬼录》一书写到：“在商馆中最重要的中国人是‘买办’。他是行商作保保证他的行为与能力。凡商馆中所雇用的一切其他中国人他自己的会计以至仆役、厨役、苦力都是买办自己的人。”买办“由助手们帮助管理公司（指外商在商馆的机构）及职员们的帐目他监督开饭并侍候公司代理（原注：外商公司的主任称大班即总管的意思）及帐房们。”1毫无疑问这些买办是执行着政府交予的管束外国人的政治任务。但是由于这些买办有为外商驱使奔走的职能同外商接触最密切因而也最容易为外商所支配。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逐渐沦为外商的代理人。据记载1926年“一个深受信任的商馆买办在广州照管着一大笔活动资金并按照要求将利润交给雇主”2。这一部分买办从清政府管束外商的工具变为外商进行商业扩张的工具这是近代买办的前身。 商馆的建筑是相当讲究的每所都有横列的几排房屋。据外商记述：商1《史料旬刊》第9期页3o8；《乾隆二十四年英吉利通商案》李侍尧折。1威廉·亨德：《广州番鬼录》页32。 2《中国丛报》（英文版）卷6。 馆的房屋“第一层为帐房、仓库、堆房、买办室及其助理、仆役、苦力的房屋及具有铁门、石墙的钱库第二层为饭客厅（第）三层为卧房。每楼都有宽阔的走廊。”一百多年来商馆区“这块地方曾是广大的中国唯一给外国人居住的地方在这里所进行的交易其数量之大是不可估计的。”1当时在十三行租赁商馆的除英国、美国外还有法国、荷兰、普鲁士、瑞典、吕宋（即西班牙因当时菲律宾为西班牙所占）、丹麦等国。这些“夷馆”后来便展为各国商人的办事处如道光十三年（1832）英国驻华贸易席监督律劳卑的任所就设在英国商馆内。在鸦片战争前后一段时间内实际上成了外国殖民主义策划侵华阴谋的重要据点。 十三行的衰落十三行的商业资本具有复杂的属性和特点。 十三行原来纯属牙行性质的代理商由于清政府赋予他特权他就变成了专门包办对外贸易的具有官商性质的商人成为封建的垄断机构。 十三行存在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末世”。对于清朝统治者来说有限度的对外贸易主要是为了增加国库收入和满足他们的奢侈生活。鸦片战争前进口的洋货中珠宝、毛呢和玩物之类占了极大比重而出口货中则以丝、茶和瓷器等大宗商品为主。因此清朝统治者所需的外贸机构是由政府控制的、独揽中外交易的行商组织这就赋予了十三行以封建性。充当行商需要政府批准总商由政府指定。行商除了垄断贸易、承保税饷、管束外商、取缔运入的违禁货物等任务外还要承担外商与政府间的文书传递甚至陪审中外涉讼案件在外事工作中代表着政府。这就使他们具有不同于一般牙行的亦官亦商的双重性格。此外行商中多数人自身就是商人地主。总理洋行数十年的怡和行伍氏家族通过捐纳钻营同朝廷和地方官员建立了极密切的关系获得大量官衔、官职。他把相当部分商业利润用来购买土地从事封建性地租剥削。伍家不仅和同文行的潘家一样在福建有巨大的地产而且还开设了银号数家进行高利贷剥削。这些都增强了行商资本的封建性同时限制了商业资本的积累和向产业资本的转化。 十三行与清皇朝在经济上也有着密切的关系。粤海关的税收是庞大的而十三行则是粤海关征税的总枢纽。粤海关所征收的税饷有百分之九十是经行商承保输纳的。十三行经手的这些税款主要是为清皇朝以及皇室的财政开支服务的。据统计道光十九年一年粤海关共征银一百四十四万八千五百五十八两。移交广东布政司藩库和留在粤海关作费用的一共才占百分之六其余百分之九十四解往户部和内务府。另外十三行历年交给清政府、皇室和各级官吏的捐输、报效和贡银数量也十分巨大。 1威廉·亨德：《广州番鬼录》页15—16。 十三行商通过政府特许的垄断外贸特权和从外商、行外商人中搜刮掠夺积聚了巨大的财富。关于行商对外商的剥削问题据《中西纪事》记述：“粤中初设洋商通事洋行据为垄断之利诛求不已串通官吏规费日增”；又称：“大班来粤者率寄寓洋行行人事之唯谨然所以朘削之者无所不至又与关吏因缘为奸课税既增则规费抽用亦增有取之十倍二十倍于前者”1。十三行商中家财最多而又最有势力的数伍、潘两家。道光十四年（1834）怡和行商伍秉鉴向外商宣称他的资产“约值二千六百万元（银元）”。同文行的潘启官被法国杂志描绘为“财产比一个国王的地产更富”大约有一亿法郎巨款每年消费达三百万法郎。行商中的多数都是园宅华丽生活奢侈的。据外商记载行商潘氏“有妻妾五十婢仆八十园丁役夫三十”。“彼之家园内穷奢极侈以云石为地以金、银、珠、玉、檀香为壁。在妇女闺房之外即有广大能容纳百名丑角之剧场故妇人时时不难得有娱乐。又有九层高之宝塔以大理石及檀香为壁砌成。其余珍禽宝木美不胜收。”2行商依赖官府但又与清朝统治者有矛盾。清朝统治者对行商的掠夺和压迫是造成大多数行商破产的极重要原因。 清朝统治者给行商以外贸特权主要是想从他们身上取得更多的钱财。 行商的封建负担最经常性的是每年都要采办贡品和例进“常贡”银两乾隆年间开始每年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和粤海关监督要向皇帝进献大批价值昂贵的各种珠宝珍玩如钟表、镶嵌挂屏、花瓶、珐琅器皿、雕牙器皿、玻璃镜、千里镜、日规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委托”行商采办价值亦由行商“赔垫”。乾隆皇帝也承认：“从前广东巡抚及粤海关监督每年呈进贡品俱令洋行采办物件赔垫价值积习相沿商人遂形苦累”3。行商贡银始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每年为五万五千两至嘉庆六年（18o1年）粤海关监督佶山为讨好皇帝拟“加增九万五千两共成十五万之数”1。除了常备贡物和贡银外行商对皇朝的各种临时性报效、捐输数目更是十分巨大。如乾隆五十三年（1788）为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行商捐输三十万两；嘉庆六年华北水灾初令各洋行捐输二十五万两随即又令同文行潘致祥独捐三十万两；河南河工嘉庆十六年和二十五年行商每年捐献了六十万两。 此外保商制度也常给行商造成赔累。行商承保的外舶如有偷税漏税则由行商按五十倍到一百倍的数额罚出充公。同时一行破产其他行商也要共同偿清其欠课和债务这种赔累给行商增加的负担十分沉重。行商蔡世文1夏燮：《中西纪事》卷3页2、6。 2威廉·亨德《旧中国杂记》页78—82。 3《粤海关志》卷25《行商》页8。 1《清季外交史料》嘉庆朝一页4。 就是因赔累过甚而自杀的。 行商还要常受广东地方官吏的剥削勒索。承充行商常常要交贿赂四万至二十万两白银而承充以后官吏更进行无穷的勒索。道光十二年（1832）刚承充的福顺行商王大同在尚未有与外商作任何交易以前其财产已为粤海关借口勒索费用及官厅开支所全部剥夺其本人也被以负款的罪名监禁起来。 行商因拖欠税饷、所保外商违法或行商本人违禁向外商借款和拖欠外商债务等原因被政府逮捕下狱、鞭鞑甚至抄家和配到新疆伊犁充军的事几乎年年生。这更是清政府对行商的残酷的政治压迫。 因此长期以来“公行成员的资格并没有被看作是一种权利却被看作是一种负担。中国政府招致商人参加公行时往往遇到极大的困难”。“破产的事情是常常生幸而未破产的也总是想法使自己能够尽早好好地退出公行”1。但要退商是十分之困难甚至是根本不可能的。据外国人记载总商伍浩官“在181o年；1826年和1832年都想告退但是他一直干到他1843年逝世为止”2。清统治者的重压政策极不利于对外贸易的展。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以后几乎所有行商都面临着倒闭歇业的危机。18世纪后期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挟厚资而来扩张贸易的时候十三行商在与西方商人的较量中被打败了。这先表现在贸易的主动权操纵在外商的手里。如“近年夷商司事者竟随意分拨（货物）售卖内地。行商因其操分拨之权曲意逢迎希图多分货物转售获利而奸夷遂意为肥瘠有殷商而少分者有疲商而多拨者”3。其次又明显表现在商欠（又称“夷欠”即行商拖欠外商的债务）的问题上。行商由于政府、官吏勒索自身挥霍浪费和部分商业利润转化为土地资本货币资本严重不足被迫向外商大量借债（有的以赊购货物的方式欠下）。如“（卢）茂官有巨大的地产但如果不从欧洲人那里借钱他就没有充分的现金来经营公司分配给他的生意”4。这些债款的年利一般在百分之十二至二十之间外商通过这样的高利盘剥永居于债权人的地位在经济上逐渐控制了行商。1779年八家行商共欠下英商债（连复利）三百八十多万两（原欠一百零七万）5。1816年七家行商共欠外债一百零六万两。到了182o年十三行中的行商有半数倒闭余下的六家有五家负有外债。这种借债按照清朝法律算是犯罪“勾结外国诈骗财物”应予抄家充军。行商因此很怕外商公开债务状况或逼还欠款往往不得不接受赔本生意甚至让外商用自己的商号作掩护和充当外商代理1［英］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中译本页47。 2马士：《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卷4页132。 3《清季外交史料》嘉庆朝三页1o。 4［英］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中译本页59。 5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卷2页44—45。 人。乾隆三十六年（1771）英国东印度公司以白银十万两交给总商潘振成由他代向两广总督行贿因而使公行被撤销。1782年公行虽然复设但仅限于对进出口货征收行用。这样行商制度就开始被打开缺口。嘉庆十四年（18o9）会隆行商郑崇谦欠东印度公司四十五万余两、又欠美商、英国散商等五十二万九千余两白银的债务无法营业便向东印度公司借款并答应东印度公司提出的要求：会隆行务必须由当过英商雇员的吴士琼代表英公司经营直至欠款全部还清1。嘉庆十六年（1811）一向对东印度公司“勤恳忠诚”和靠出售东印公司货物起家的新行商谢嘉梧接受了东印度公司为保持进口羽纱的垄断价格而委托的代理业务。他在该公司大班指挥下按公司规定价格收取羽纱除缴付捐税外纯收入归东印度公司结帐实际上是公司的经纪。这就“打破了百年来的传统办法”2即改变洋货交易完毕纳税、价格、利润皆与外商无关的惯例。外商控制了洋货销售的全过程。这时候其他行商也与东印度公司“交通既久狼狈为奸”3几乎都被东印度公司控制。这些行商已经成为西方殖民者入侵中国的工具为外国资本掠夺中国财富效劳具有越来越浓厚的买办性。他们不执行清政府的有关规定帮助外商走私漏税贩卖禁品走漏纹银出洋甚至帮助外商走私鸦片。道光二年（1822）监察御史黄中模在奏疏中指出：“闻迩来洋商与外夷勾通贩卖鸦片烟海关利其重税遂为隐忍不以致鸦片烟流传甚广耗财伤生莫此为甚。”1在那些与西方商人互相利用、互相勾结而逐步变为依附西方商人的行商中怡和行商伍秉鉴、伍绍荣父子表现最为典型。伍氏怡和行居总商地位数十年为行商富。他是靠同西方商人进行贸易而财致富的“食夷利者”。伍家承充行商之初东印度公司就在生意上对他格外通融使他避免了破产赔累。后来伍家长期担任东印度公司和美商船只的保商与英美商人建立了极密切的关系。东印度公司认为伍秉鉴“是一个最有用的行商”。嘉庆末年至道光初年伍秉鉴串通其他行商带头包庇外商走私鸦片。据道光元年两广总督和粤海关监督向上奏告：“频年以来”英美等国商人夹带鸦片来粤偷销但“从未见洋商禀办一船洋商内伍敦元（即伍秉鉴）系总商居之人各国夷情亦为最熟今与众商通同徇隐殊为可恶”2。道光十三年（1833）伍绍荣为来泊广州的一艘英国皇家战船在总督面前疏通使其“得到总督极其有礼貌的照顾”。怡和行不仅在东印度公司的贸易份额中占有很1《清季外交史料》嘉庆朝三页32。 2马士：《英东印度公司对货贸易编年史》卷3。参见文钦：《明清广州中西贸易与中国近代买办的起源》广东历史学会《明清广东社会经济形态研究》第1辑页323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3夏燮：《中西纪事》卷3页8。 1《清季外交史料》道光朝一页14。 2《粤海关志》卷18《禁令》页17。 大比重而且是该公司的“银行家”和最大的债权人。 美国早期的侵华主角、在华最大的鸦片贩子“旗昌洋行”就是在同怡和行的勾结中展起来的。东印度公司退出广州贸易后伍秉鉴专与旗昌洋行合作通过旗昌洋行租用旗昌洋行的船只将茶叶运销世界各地。十三行被废止后伍绍荣将其资本附股于旗昌洋行。当旗昌洋行在上海筹建轮船公司时在五十万元资本总额中伍氏竟占三十万。 鸦片战争前广东十三行中的很多行商、买办成为了西方资本的附庸是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前身。行商资本已成为近代买办资本的胚胎。 清廷由于在鸦片战争中战败于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1842年8月29日）与英国侵略者签定屈辱的《中英江宁条约》（即《南京条约》）。条约中第五条规定：“凡大英商民在粤贸易向例全归额设行商承办今大皇帝准以嗣后不必照向例凡有英商等赴各口贸易者无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这样十三行独揽对外贸易制度遂告废除。原十三行改称茶行继续经营茶、丝等大宗贸易。至咸丰六年（1856）英国侵略者制造亚罗号船事件再次进攻广州。广州守城的兵勇及居民愤恨外国侵略者的横暴“出城烧十三洋行毁灭英、美、法商馆”。十三行使在大火中寿终正寝了。十三行的对外贸易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展。十三行每年进出口总值在十八世纪末期已达一千三百万至一千八百万银元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则约值四千万元。这就促进了商品生产和货币关系以及沿海城镇的展。广东、福建、江西等省专为出口而生产的行业特别是丝织业、种茶业十分兴盛。由于贸易的繁荣广州工商业得到了高度的展。当时在广州有直接或间接和进出口贸易有关的商家近千户另有茶商一千多手工业如丝织业技术上达到很高水平“粤缎之质密而匀其色鲜华光辉滑泽”“不褪色不沾尘皱折易直故广纱甲于天下1”。广东的澄海“自展复以来”各种货物“千艘万舶”由此输送到各地。而“每当春秋风信”“扬帆捆载而来者不下千百计”。这个不大的地方竟也变成“高（商）牙错处民物滋丰”的“海隅一大都会”1。这些都刺激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密切了内地与边远地区、城市和农村的联系。 但是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后十三行进口的纺织品对中国的棉纺织业有一定的打击而后期勾结外商走私鸦片白银从流入变为流出以及烟毒散布十三行也是难逃罪责的。 1乾隆《广州府志》卷48页21、22。 1《澄海县志》嘉庆二十年刊本卷8《埠市条》。 第五节物价谷物价格清代粮价的基本趋势是上涨的大体上可划分为顺治、康熙、乾隆和嘉庆、道光及其以后三个时期。据钱泳记述：康熙四十六年苏、松、常、镇四府大旱是时米价每升七文竟涨至二十四文。次年及四十八年均大水米价虽稍落每升仍十六七文雍正、乾隆初每升十余文二十年以后连岁丰稔每升十四五文为常价。五十年大旱每升涨至五十六七文。自此以后不论荒熟常价总在二十七八至三十四文之间。 钱泳反映的是江南苏、松一带的米价。每升七文则每斤仅有五文左右按官方规定每石百二十斤算合价为五六百文合银四至六钱江西清江的谷价是顺康之际二三钱一石雍正间四五钱乾隆十年五六钱乾隆末更涨。福建莆田谷价在康熙二十年至四十年间每石由二钱、三钱涨至六钱1则米一石之价当在九钱至一两之谱。钱泳等的上述记载与其他许多有关江南米价的报导是一致的李煦根据康熙帝的旨意按年定期向皇帝奏报苏州、扬州一带康熙三十至六十年的米价所有白米大都是每石九钱至一两一钱个别的高达一两三四钱2。乾隆三十二年江苏奉贤稻谷石价为一千七百五十文而当时银价是每两换钱百文米石折银至少应在二两五左右3。嘉庆二十五年江苏各地上米价是：江宁府每石二两一钱八至三两三苏州府每石二两三钱五至二两八松江府每石二两一钱五至二两九常州府每石二两至二两六镇江府每石二两一钱至二两八淮安府每石二两六至四两二扬州府每石二两三至二两九徐州府每石二两七至三两七太仓州每石二两八至二两九钱五海州每石三两七钱七至四两五4。这是嘉庆二十五年十二月的奏报米价属中等不是春夏之交的昂贵价格。咸丰同治年间的上海米价也是每石二两四五钱至五两5。 湖南是鱼米之乡四川是天府之国其粮食供应比较充足但米价仍上涨一倍至三倍以上。四川涪陵雍正十三年米价每斗二百文乾隆三十一年每斗至七百余文道光六年又涨至百文6。每石由雍正年间的二千文骤涨至道光时的千文。 1钱泳：《履园丛话》《丛话一·旧闻》。《清史稿》卷3o8《杨锡绂传》卷324《蒋兆奎传》。陈鸿：《熙朝莆靖小纪》。 2《李煦奏折》中华书局版。 3《清代地租剥削形态》（上）页136。中华书局版。 4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户科粮价江苏省嘉庆廿五年十二月份粮价清单。5江苏出版《吴煦档案选编》第7辑。 6四川涪陵抄本《夏氏宗谱·年岁记》存涪陵市志办公室。 北方的麦价同样呈现成倍上涨之势。康熙三十二、三十四和四十年的山东邹县、郓城的小麦市价分别为石一两二钱五、一千五百五十文和一两八钱一分。乾隆十五、十六、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三十二各年汶上县每石麦价分别为三千八、三千六、四千四、四千八、五千二、五千六百和六千余文。而道光二年曲阜大庄麦每石卖至十二吊1。嘉庆二十五年十二月山东巡抚奏报各地小麦价是：济南每石一两七钱四至二两八钱五泰安一两一钱至二两二钱武定二两零六分至三两七兖州一两八至二两五曾州一两七至二两八沂州一两二至一两九东昌二两二钱七至三两一青州一两二钱三至二两六莱州一两三钱二至二两二登州一两四至二两八济宁二两二至三两五钱五。北直隶各府同年奏报的小麦石价是：顺天府一两五钱九至二两五保定一两九钱二至四两永平一两二钱五至二两三宣化一两至二两三河间一两七钱六至三两四天津一两五钱六至三两正定一两一钱四至三两六钱六顺德一两七钱一至二两五钱五广平一两七钱至二两三大名一两七钱六至二两一承德一两二至四两一钱九遵化一两九钱三至二两三钱七易州二两一钱九至三两七冀州一两八至二两九钱九赵州二两零六分至二两六钱五深州一两七至二两一定州二两二至三两2。与康熙时的麦价比普遍上涨一倍至三倍。 清代的粮价反映了五个问题。第一清代前期的二百年各种粮价普遍上涨。以南方的主食大米和北方的主食小麦而论顺治至康熙初年每石约银四至六钱合制钱四至六百文从康熙中后期至乾隆间每石约银一两至一两五六钱个别的至二两比诸顺治到康熙初年涨了很多由于当时的钱价一度上涨合制钱仅为一千至一千五六百文。嘉道时。每石约银二两左右由于此时银价上涨合制钱为二至四千文。第二粮食价格的变动除与其他商品一样有其共同点外还有年成丰歉和农业生产季节两个特殊的而且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因此粮价的变动还有些特殊规律同一地区和相同粮种灾年的价格可以比之丰年高出几倍。第三大米在南方和带皮小麦在北方如均以一百二十斤为一石其价相近但南方大米一百升其重为百六十斤北方如曲阜孔府有以五斗为一斗者麦子一斗合六十斤二斗便合一石。又官府折漕有以一百六十斤为一石者熟米折价尚高于小麦。第四南方的稻谷一石一般为二箩、四斛近约比大米、小麦贱十分之三左右大豆价与米麦相近小黑豆及黄豆价与苞米、高粱等杂粮同。小米价略高于杂粮而与米麦单价或者略低或者相同。第五北方的上涨幅度大南方小而南方的川湖粮仓的粮价又比江浙人口密集之地贱。 1齐鲁书社《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第三编第十一册。 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户科粮价山东省嘉庆二十五年十二月分粮价清单。直隶省市嘉庆二十五年十二月粮价清单。 服用顾炎武谓明末“湖丝百斤价值百两”1湖丝一斤约合当时一石大米之价。清代康熙年间的丝价根据李煦历年就当时苏杭扬州一带的行市向康熙帝所作的奏报一般是纬丝每斤六钱多单经丝每斤七钱多线经丝每斤八钱多最好的线经丝也只有八钱九。这都是康熙后三十年的价格1但康熙题本记载康熙元年徽州丝坯二斤抵算制钱五千文则每斤值银二两多了2。这看来不是一种正常情况下的丝价因为山东曲阜孔府于雍正年间多次购买白丝都是每厅九钱八分与《李煦奏折》所反映的南方丝价很相近3。清代蚕丝织品的计价单位相当混乱以匹、段、尺、斤计者均有而一匹的长度各地和不同时期又多不一致每匹长五丈、三丈、一丈七者均有同时各种布又几乎都有宽幅、窄幅两种。 清代丝绸制品价格有许多是直接以尺为单位计算的顺治时帛一尺银一分八厘红绢一尺六分；康熙时潞绸一尺一钱六分；雍正时山西绢一尺二分二厘；乾隆时白杭绫一尺一钱而嘉庆末年则为一钱五分而且地点都是在山东曲阜。同在嘉庆末年的山东曲阜一方面现红绸缎每尺高达五钱另一方面又报导尺绸仅为一百文多点按当时的银钱比价仅够一钱同时东北的青缎也高涨至每尺七百文约合五钱之谱。从顺治到道光年间除潞绸价在康熙时一度为每匹五两外其余所有的绢、绫、绸、缎一般地都是每匹一两二三钱至二两五钱山东曲阜的潞绸在康熙中年也是每匹一两二钱。因此可以认为：第一清代顺治康熙年间的丝绸制品价一般在每尺五十文到一百文之间每匹银一两二三钱至二两之间比明后期上涨了五成至一倍。当时山东和奉天出现的绸与缎每尺贵至五钱非正常时价。第二嘉庆、道光年间的制品价格继续上涨但幅度不大每尺在一百文至一百五十文之间每匹一般为三千文至三千八百文合银二两五至三两。第三根据康熙时对潞绸一匹的长度规定和詹元相所撰《畏斋日记》纪录当时无论是丝绸或棉布一匹的长度一般均为三丈但也有一丈七至两丈者。因此根据社会上按习俗较多记载的制品一匹的价格可以推算出一尺的单价来。 清代前期的棉花价格徽州在康熙四十至四十二年为每斤五十二文至八十七文多1。从道光六年至十六年直隶遵化为每斤一百二十五文山东齐属为一百文西安为三百文贵州合银一钱约一百一十至一百三四十文1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96《郭造卿访闽山寇议》。 1第一历史档案馆：《李煦奏折》。 2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康熙朝题本编号517。 3《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三编15册《三、二食物价》。 1詹元相：《畏斋日记》《清史资料》四辑。 广西为一百二十一文武昌为二百零四至三百文贵州黄平为二钱一斤约合二百二至二百七八十文2。棉花的质量相差很大同时去籽皮棉与弹熟的花绒价格亦有相当差距。但不论如何道光年间的棉花较之康熙年间上涨了一倍以上是绝无疑义的。即从康熙年间的每斤五十至八十文上涨至道光年间的每斤二百文。 清代雍正年间山东曲阜的麻是每斤二分一厘合二十余文嘉庆时山东潍县合五十文道光九年陕西巩昌为每斤三十五文而十七十八年四川忠州和成都则为九十文至一百文3。百余年间其价同样上涨了一倍至数倍。 清代棉布价格的有关资料以匹或以尺计价者都很多当时各地和各种棉布一匹的长度虽多数以三丈为准但也不完全一致有色布和白布的价格也有所不同。当时各地布一尺的具体价格据资料记载其折算办法是：凡顺治至乾隆年间银一两折算千文嘉庆道光年间银两折钱千二百文米麦顺治至乾隆每石折钱千文嘉庆道光时折钱二千文。总的看来白布与夏布之价无甚差别有色布比白布价略高一点如乾隆时的山东曲阜深兰布每尺五十八文鱼白布则为四十四文。嘉庆年间在曲阜也是青布比所有白布价高但道光十七年广西桂林的青布和昭平县的白布则都为二十六文多。实际上无论有色布或白布还都有粗细之分同样的细布当然有色者比白色布要高白细布与粗蓝布之价很难有多少差别甚至前者有可能高于后者。值得研究的问题是山东曲阜孔府在嘉庆二十三、二十五年期间所有粗细布价全是每尺百文以上最高的白布价是每尺百四十文比全国各地和各个时期的布价其中也包括曲阜在此前此后的所有布价都高出一倍至几倍。其比嘉庆以前的曲阜布价高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但也高出价格过多尤其令人深思的是它一反常态普遍比道光年间的布价高出一二倍。同一种孔府档案记载乾隆时的双京蓝布是每匹八钱双京毛青布匹九钱油墩布匹六钱五分。道光年间的青布为每匹千八百文白漂布为匹千二百文1。如以每匹三丈折算乾隆时仅为每尺二十至三十文道光时为每尺四十至六十文绝无每尺高至百文以上的纪录。其所以如此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京津和山东各地常是制钱和京钱兼行孔府档案有许多用京钱计价的记载但有时标明京钱字样有时则否。嘉庆廿三、廿五年所载各种布每尺百文以上准是用京钱算的京钱二文仅合制钱一文以百文和百四十文折半则为尺布五十文至七十文与前后各地的布价相差不远。第二虚报冒领。还可能两种因素均有。所以孔府管事人员在财会账目上所记布价一般都比实际市价要高出不少。但也有部分如实报价的材料如康熙年间的红布为每尺2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刑科土地债务614o、6495、6544、6773、6965、6996号。3《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三编15册。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刑科土地债务6615、7oo1、716o。1《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三编15册。 十七文雍正时的夏布为十二文一尺等。 澄清了上述一些枝节问题以后约略可以知道顺治康熙时一般是每尺布十余文至二十文之谱嘉庆道光时则每尺约三十至四十文其间多数在三十文上下浮动。约比顺治康熙时高涨一倍至二倍。 各类副食副食种类包括方面较多现仅叙述荤食、蔬菜水果、油盐酱醋、烟酒糖茶以及糕点等几种主要的常用副食价格。 清代顺治康熙年间的鱼价一般是每斤二十文左右猪肉是每斤三十至三十五文牛肉约每斤二十五文。鸭蛋银一钱四十五个鸡蛋一钱五十四个折合制钱百文合买鸭蛋四斤或鸡蛋四斤半每斤约合二十五与二十二文。但有的记载鸡蛋十六个银四分鸭蛋六十个银一钱五分则鸡鸭蛋每斤均为三十文左右。嘉庆道光时鱼一斤二十五至四十文猪肉一斤五六十文少数高价有至七八十文者牛羊肉三至五十文。鸭蛋每个二文多熟鸡蛋一个四文每斤应在二十五至五十文之谱。1蔬菜价格随精细品种不同而有差别普通瓜菜如黄瓜每斤二文上下白菜每斤一至三文葱每斤五文蒜台每斤八文。桃子六至十文一斤梨十至二十文一斤这些都是道光年间的市价。 康熙时枣子每斤十六至二十五文道光时每斤约四十文。1食油的价格无论是北方常吃的豆油与花生油或是南方吃的菜油（亦名清油）都与猪肉的价钱相近康熙时每斤为三四十文道光时上涨至七八十文。食盐由于一向实行专卖制度产销全由官府控制而私盐又不常涌入市场因此其价格变动更为复杂在同一时间的不同地区其差价有大至十倍以上者。按正常的行情康熙时一斤约价十文嘉庆道光时同一资料记载有十七八文者有二十文者有三十文者但最少者每斤仅三至五文最高达五十五文。酱醋之价不相上下道光时曲阜孔府陈醋一斤报价八十六文陈醋之价比一般食醋价往往高出一倍多加以孔府账房所报账目绝大多数都有严重的虚报现象。按明代行情酱醋一斤大体与食盐一斤之价相当即每斤二十文不等2。 1詹元相：《畏斋日记》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刑科土地债务7356、7o23、6948、7o52、698o、6931、7197、7177、67o1、652o、6o65、3293（嘉庆六年三月）、6o95、6o69、6431、6o95、6155、63o2、6292、6497。 1詹元相：《畏斋日记》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刑科土地债务7356、7o23、6948、7o52、698o、6931、7197、7177、67o1、652o、6o65、3293（嘉庆六年三月）、6o95、6o69、6431、6o95、6155、63o2、6292、6497。 2詹元相：《畏斋日记》《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三编十五册《道光元年支食器杂货银钱账》。第黄烟有烟叶与烟丝之别同是烟叶也质量悬绝即以道光一个时期而论烟叶一斤最少仅为二三十文最高有达二三百文者。以烟丝而论以每斤二百文或三百文为常数。康熙时烧酒一斤一百文干酒为一百五十文这是曲阜孔府虚报之价。道光时有大量报导酒价的资料一般每斤均在三十到六十文之间最少者仅有十余文。道光时白糖一斤约为二十至四十文个别价昂为四十八文。茶叶一斤有六十四文者有二百文者。3桃酥一斤有一百十几文者有一百七十五文者百粒糕一斤为二百四十文鸡蛋糕一斤约二百七八十文。这都是嘉庆道光年间在曲阜孔府账房中所记的货价其中虚假成分是显而易见的。如清代康熙雍正年间的大米每升或为七文或为九至十文雍正、乾隆初每升也不过十余文嘉庆十三年江苏通州面粉一斤计价二十文而孔府于雍正七年所报面粉账为每斤七厘合四十至五十文至少虚报一倍1。一般的糕点一斤约合面粉三四斤之价即合制钱六十至八十文精细点一斤约合面粉五六斤之价即合制钱百文至百二十文。以此衡彼孔府账房所报糕点之价其虚数亦至少在一倍以上。 田价清代的地权和地价由于商品交换的加剧而出现了一些复杂的现象一种地权可以有几种买卖方式：一种叫绝卖。原卖主将土地出售后地权便永远消失了二种叫活卖。即在限期内将地权出售与人契约规定期满允许卖主回赎活卖期一般十年。三种叫典当典当与活卖均可以回赎是其相同点但当卖与借贷有关其典当年限也视借贷情况而定因此出卖与回赎的限制亦比活卖为多。四种是租佃或称租赁。租佃时佃户不仅需要向原业主出备租金而且须按年交纳地租。佃耕土地有的有永佃权也有的没有佃地人有不少还可以转佃。 钱泳《履园丛话》记载：“前明中叶田价甚昂每亩值五十余两至百两然亦视其田之肥瘠本朝顺治初良田不过二三两康熙年间涨至四五两不等至乾隆初年田价渐涨然余五六岁时亦不过七八两一历史档案馆藏刑科土地债务6381、7342、7298、71o7、7256、722o、7369、6948、6828、6815、685o、48o7、7223、61o1、6o94、6394、6192、6454、6852、6797、6958、6632、64oo。包世臣：《安吴四种》卷7上《中衢一勺》。 3詹元相：《畏斋日记》《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三编十五册《道光元年支食器杂货银钱账》。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刑科土地债务6381、7342、7298、71o7、7256、722o、7369、6948、6828、6815、685o、48o7、7223、61o1、6o94、6394、6192、6454、6852、6797、6958、6632、64oo。包世臣：《安吴四种》卷7上《中衢一勺》。 1《曲享孔府档案史料选编》三编4、15册。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刑科土地债务3676号。上者十余雨。今阅五十年竟亦涨至五十余两矣”。 从叶梦珠的《阅世编》和钱泳等所述的一系列材料看清代前期的地价变化同样可划分为三个时期。顺冶康熙年间由于更多的原因地价与明初一样十分低贱有时甚至以田送人人且不受上等土地每亩不过数两康熙后期地价略见上涨雍正摊丁入亩又一度下落。乾隆时其价稳定上升但截至末年每亩价未有达三十两者从十八例档案分析每亩过二十两者仅有四例仅够全部材料的四分之一。道光时所取档案十六例每亩过二十两者已达十例过了全数的六成其中广西兴安每亩价高六十八两浙江绍兴也每亩价将近六十两。因此钱泳说嘉道之际地价每亩过五十两是信而有征的。这时一般田土之价总在一亩二十两至三十五两之间。据此对清代前期的地价可以总结如下：顺康之岁每亩数两乾隆时亩价十至二十两嘉道之际则在二十至三十五两之间但有少数地亩高达五六十两不等。 工价雇工种类不一有日工（有的名零工、忙工）、短工（或月工、或二月或为季工）、长工等。 日工和月工的工价应比长工高的多因为日、月工全是在农忙劳动持续紧张的时刻应雇无忙闲的调节机会。明代日工工价最少者为日银二分合当时制钱十五六文最多者日六分。清代顺治康熙时期一般的也是日银二分至七分。明代人谓日取佣金四分腹且不饱清代也是如此1。顺治康熙间虽每日佣金有二至七分不等个别高的城市佣工甚至高达每日一百文、二百文之多但多数是每日佣金三至五分即制钱三十至五十文。清初的月工工价有一月二钱、三钱、一两和一两八钱者相差三五倍至十倍2。 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的各种工价与清初比几乎没有什么两样。日工工价最少者为三十文最多达二百文但一般的为五十文至七十文月工最少者为三百文最多达一千五百文但以八百文、一千文为常价长工最少为三千文最多至二十吊但以十吊一年者为多。城市或城郊工价高农村低。南方特别是江、浙、闽、广等商品经济最达的地区其工价特点是悬殊不大而且比较稳定。北方则有的很高有的相当低如道光三年陕西甘泉长工一名高达二十千同时候甘肃、河南一带则三千、五千者亦复不少。其所以然盖因南方经济展水平高一个统一的国内商品市场正在形成包1参看黄冕堂：《明史管见》卷3《明代物价考略》。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顺治朝题本》（三）编号253、254。 2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康熙朝题本》编号516、517、519。《顺治朝题本》编号253、254、2o7。《雍正朝题本》编号619、622。 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类商品都在酝酿出一个近似的市场价格除非有特殊变故一般不容易出现大涨大落现象。当然南方地域广阔也不能一律看待有某些较偏僻贫苦的山区情况与北方无异。东北地区多数都是劳工价格高长工一般都在十千至十三千之间年钱十六千者且不少。东北是一个新开化区土地肥美物产丰富但却人烟稀少劳动力缺乏关内许多先进的技术输送进去以后社会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展因此工价比全国许多地区都高而且是稳定的。这也是东北所以对关内许多人具有吸引力的一个基本原因。 第七章政权机构及其职能第一节职官制度清代职官制度大抵沿袭明代而略有损益。这一制度端于努尔哈赤兴起建立后金扩大于皇太极仿照明朝设官分职改后金为大清时已初具规模入关后逐渐完善遂为一代定制。 朝廷机构的建立和设官清代的中央机构中以议政王大臣会议、内阁、军机处及六部最为重要有的参与决策有的负责执行为权力的中枢。其成员初皆满人后来满、汉并用但是满官高于汉官直到清中叶满、汉官品相等满仍掌握实权。议政王大臣会议清前期的主要决策机构号称“国议”。源于努尔哈赤时的诸王大臣议政、议刑制度皇太极时进一步扩充并使其在决定军国大事上起很大的作用。历顺治、康熙、雍正各朝都由满族王公大臣充当其成员表现出满族在清朝统治中占据着特殊地位。至乾隆五十六年（1791）随着皇权的加强和满族贵族的衰落议政王大臣会议完全被废除1。 内阁皇太极时先建立了文馆后改为内国史、内秘书、内弘文院。 内阁就是由“内三院”展而成。顺治十五年（1658）正式称内阁设官有大学士、学士、侍读学士、侍读、典籍、中书、中书舍人等大学士皆冠以殿阁之名称为中和殿（乾隆十三年裁增体仁阁）大学士、保和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东阁大学士等常设满、汉各二人正一品。其权之重在于“掌钧国政赞诏命厘宪典议大礼、大政裁酌可否入告”2。尤其是进呈章奏和代拟批旨就是所谓“票拟”关系更大所以内阁大学士是事实上的宰相。其下办事机构有典籍厅满、汉、蒙古本房满、汉签票处诰敕房稽察房收红本副本处饭银库等。俱由大学士以下官员任职和经办。 军机处也是最高中枢机构。始于雍正四年（1726）为筹备对西北用兵而设的军需房七年改为军机处十年颁印信是由内阁分出的“行政总汇”3。军机处的特点是与皇帝更接近机密性强官员少。设官为军机大臣、大臣上行走或大臣上学习行走军机大臣被视为宰相。属员有章京满、汉各十六人分掌满、汉文字4。俗称军机大臣为“大军机”军机章1《清高宗实录》卷1389第26—27页。 2《清史稿·职官一》卷114。 3《清德宗实录》卷564第12页。 4《光绪大清会典》卷3。 京为“小军机”。 六部即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掌国家的官吏、财政、教育、军事、司法、建筑等行政事务。天聪五年（1631）初设均以满洲诸王贝勒一人领之下设承政、参政等满、汉、蒙参用。入关后改为每部设尚书左、右侍郎郎中员外郎等官员。尚书从一品为之长侍郎正二品2之俱满、汉各一人。清朝不正式设宰相六部直接受皇帝控制。六部的机构有两个方面一是内部的属官有堂主事、司务厅司务和缮本笔帖式由满洲、汉军、蒙古若干人为之。二是办理政务的分司即清吏司其中吏部有文选、考功、验封、稽勋四个清吏司户部按地区分设江南、江西、浙江、湖广、福建、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广东、广西、云南及贵州十四个清吏司礼部有仪制、祠祭、主客、精膳四个清吏司1兵部有武选、车驾、职方、武库四个清吏司刑部有按地区分设的直隶、奉天、江苏、安徽、江西、福建、浙江、湖广、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十七个清吏司还有一个专职督捕的清吏司工部有营缮、虞衡、都水、屯田四个清吏司。每部清吏司的设官均为郎中、员外郎、主事、笔帖式等由清宗室、满洲、汉军、蒙古、汉人中选任之。此外六部还有若干其他机构和附属机构属内部的有督催所、当月处官员由各司郎中、员外郎等担任。附属机构有户部的宝泉局银、缎匹、颜料三库仓场衙门及税关设官多为满汉并用惟三库郎中、员外郎、司库、大使等皆由满洲人充任；有礼部的铸印局、会同馆、乐部等设官或满洲人或汉人、朝鲜人充之；有刑部律例馆、秋审处设官由尚书、侍郎或委其属员充任满、汉兼用。有工部的节慎库、制造库、宝源局及皇木厂、琉璃窖、料估所等设官郎中、员外郎、司库、库使等满员多于汉员。 整个清朝统治机构如运转中之机器除中枢机关外尚有辅助机关或作为补充或作为制约构成为其不可缺少之一部分。 都察院始设于崇德元年（1636）“班六部上”1。掌监察整肃纪纲并参与九卿议大政事既为天子耳目纠劾百官亦以之控制言论表达舆情因参与处理重大刑事案件与刑部、大理寺合称“三法司”。初设承政、参政各官顺治元年（1644）改为左都御史从一品左副都御史正三品俱满、汉各二人掌院事。都察院内机关有经历司、都司厅等并设十五道各冠以京畿、河南、江南、浙江、山西、山东、陕西、湖广、江西、福建、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地方名称实则纠察朝廷内外官邪并稽在京各衙门库仓以及查核各省刑名。还有都察院统辖的六科即吏、户、礼、兵、刑、工各科原为独立机构雍正元年（1723）改隶都察院。其职1宣统时因避溥仪讳改仪制为典制。 1《清史稿》卷237《张存仁传》。 掌主要是监察六部以“言职”著称2。每科设掌印给事中、给事中等官俱满、汉各一人。其下笔帖式满洲十八人。其权势甚大每日抄内阁题本有“封驳”之权即现不便施行者可以封还错误者可以驳正。大理寺掌平反刑狱为三法司之一可参与九卿议大政事。设官有卿正三品掌寺事少卿正四品2之。凡重大案件先经刑部审明送都察院纠核狱成归寺平决。如有情罪与律例不符许与刑部或再与都察院两议上奏皇帝裁定。寺内属官有堂评事满洲一人司务厅司务满汉各一人左、右寺丞满洲、汉军、汉各一人左、右评事汉各一人。 通政使司掌各省题本校阅后送内阁并参与九卿议大政事。设官有通政使正三品副使正四品参议正五品俱满、汉各一人。通政使掌司事副使、参议佐之。属官有经历司经历、知事分掌出纳文书。 理藩院掌管少数民族的机构由崇德三年改蒙古衙门而建。初设承政、参政等官顺治元年改为尚书、侍郎其重要事务由旗籍、王会、柔远、典属、理刑、徕远六个清吏司分管。旗籍掌内札萨克（内蒙古）的疆域、封爵、谱系、会盟、军旅、邮传等事。王会掌内札萨克颁禄、朝贡、赏赐等事。典属掌外札萨克（外蒙古）部旗、邮驿、互市及内外喇嘛。柔远掌外札萨克喇嘛、俸禄、朝贡等事。徕远掌回部（新疆）札萨克及中亚一些国家朝贡往来。理刑掌各少数民族刑罚案件1。各清吏司设官有郎中、员外郎、主事、笔帖式俱由满洲、蒙古等少数民族或极少数汉军担任。 翰林院储备人才之所。设官有掌院学士从二品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俱从四品满洲各二人汉各三人。修撰、编修、检讨、庶吉士等无定员。掌院学士掌修国史笔翰之事并备顾问。侍读学士以下掌撰文章或于侍从。庶吉士不任事入馆学习三年考试分别散留。属官有典簿厅、待诏厅主事、典簿等。 国子监最高的教育机关实是大学堂。设官有管理监事大臣、尚书、侍郎、祭酒及司业由满、汉大学士中特简。祭酒从四品司业正六品掌“成均（大学）之法”2主持教学及考试。其属有绳愆厅、博士厅、典簿厅、典籍厅设监丞、博士、典簿、典籍等官满、汉并用之。 钦天监观察天象制定历法的机构。顺治元年设官有管理监事王大臣一人监正正五品满汉各一人。监正掌监事每年终奏新历礼部颁行。历官正者有满洲、汉军、汉人还有西洋传教士。其属主簿厅与时宪、天文、漏刻各科设主簿与五官正、灵台郎、监候、司晨、司书、博士等分掌章奏文书制历法观天象辨禁忌。 像历代统治一样清朝也为皇帝爱新觉罗氏一家设置了庞大的服务机2《清史稿》卷115《职官二》。 1《光绪大清会典》卷68。 2《清史稿》卷115《职官二》。 构进行有效的管理并成为整个清代职官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 宗人府顺治九年设位居内阁、六部之上掌皇族之政令凡生子、继嗣、婚嫁、爵秩始末按宗室（俗称黄带子）、觉罗（俗称红带子）分别世系嫡庶记入黄册或红册。生者书红字死者书墨字。十年修一次。官有宗令左、右宗正左、右宗人俱各一人由满洲王、公充任。宗令主府事宗正、宗人佐之。 内务府管理皇家事务的总机构“供御诸职靡所不综”1。入关前已设入关后一度仿明制设十三衙门重用宦官管事康熙即位后复改为内务府设总管大臣正二品由满洲大臣中特简。其属堂郎中、主事各一人。直辖的广储、会计、掌仪、都虞、慎刑、营造、庆丰七司分掌银、缎、茶出纳财政收支户口徭役祭祀礼仪武职选授、俸饷、采猎、刑案府第修缮庀材饬工、牛羊牧放等事。设官有总管郎中、郎中、员外郎等。兼辖的上驷院、武备院、奉宸苑各掌皇帝所用马匹器械苑囿三院设官除兼管大臣外还有卿、郎中、员外郎、主事等。 詹事府顺治元年仿明制而建为皇子或皇帝服务。设官有詹事正三品少詹事正四品俱满、汉各一人掌文学侍从并参与九卿科道会议。其下左、右春坊左、右庶子左、右中允左、右赞善俱满、汉各一人掌记注撰文。经历司洗马掌图书经籍主簿厅主簿掌文书收。 太常寺管理坛庙祭祀的机构始建于顺治元年归礼部后虽独立门户仍由礼部满尚书兼管寺事大臣。又设卿正三品主寺事少卿正四品佐之。属官有寺丞赞礼郎等。 光禄寺掌典礼祭祀宴席供应之政令顺治元年设曾隶礼部后分立仍简大臣一人管寺事。又设卿从三品主寺事少卿正五品佐之。属官有典簿厅典簿掌文书往来；又大官、珍馐、良酝、掌酝四署设署正、置丞及司库等官。 太仆寺掌牧马之政令顺治元年设。除派大臣一人兼管外设卿从三品主寺事少卿正四品佐之。其属分左、右二司和主簿厅。官有员外郎、主事及附属马厂按马群所设之牧长、牧副、牧丁按地区所设之总管、翼长、协领等1。 鸿胪寺掌朝会宾客“赞相礼仪”的机构。顺治元年设经常由礼部尚书兼管寺事大臣。又设卿正四品主寺事少卿从五品佐之。其属官鸣赞、序班、主簿分掌傧导赞唱、百官班次及章奏文书。 太医院研究和供应医药的机构。乾隆五十八年（1793）特简满洲管院事王大臣一人经常主持院事则设院使正五品左、右院判正六品俱汉一人。其属御医、吏目、医士、医生各专一科。共分大方脉、小方脉、伤寒、1《清史稿》卷118《职官五》。 1《光绪大清会典》卷72。《清史稿·职官二》太仆寺有目无文。 妇人、疮疡、针灸、眼、口齿、正骨九科2。御医分班侍值在宫内称“宫直”在外廷称“六直”。 地方机构的建立和设官清朝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奠定和巩固时期在辽阔广大的疆域之内根据地区特点和统治需要清朝在地方上建立了政权机构并设置了相应的职官形成了一套地方官制。 清朝在燕京地区建立了顺天府在东北地区建立了奉天府；一在都一在留都其设官分职属于一种特殊类型。 顺天府乾隆八年（1743）定顺天府之地为四路厅、二十四州县州县隶属于路厅。设官有兼管府尹事大臣一人由大学士、尚书、侍郎内特简。府尹正三品府丞正四品俱各一人。府尹总管京畿及四路的政令条教“以成善之化”比一般府尹权力大品级高如升调州县官可与总督会衔。府丞掌学校政令。属官有治中、通判经历司经历照磨所照磨司狱司司狱皆汉人。儒学教授满、汉各一人；所辖四路厅同知正五品各一人；州、县知州、知县正七品俱各一人。大兴、宛平二县并与五城兵马司分区而治比外县高一品级。 奉天府天聪八年已尊为盛京顺治元年清入关原来盛京的六部俱废。 自顺治十五年至康熙三十年又重建户、礼、兵、刑、工五部。均置侍郎以下官称“盛京五部”。又设盛京内务府为外地所无。自顺治十年设辽阳府十四年更名奉天府至光绪三十三年（19o7）改行省。奉天府所辖地方为府二兴京同知一直隶厅一、厅二州五县十四。设官有兼领府事大臣一人由盛京五部侍郎内特简后归盛京将军兼辖。府尹满洲一人；府丞汉一人品级同顺天府。属官治中、围场通判、库大使、经历、司狱、巡检兼司狱、府学教授俱各一人。府尹主府事小事决之大事呈报。 清朝继承元明以来的分省建制以省为地方上的最大行政区域下设府、厅、州、县构成地方上的省、府、县三级基本行政系统组织。其设官分职如次：总督省级的最高长官全称为总督某某省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或兼巡抚事。清朝一共建立了二十三个省其中内地十八省为沿袭旧制或以旧制为基础其余四省在边境并为清末所置。这些省是：直隶、奉天、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甘肃、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福建、台湾、新疆、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总督管两省或两省以上的地方军政事务尤其侧重于军事。雍正元年定总督加衔制加尚书衔的兼都察院右都御史从一品；余为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正二品2《光绪大清会典》卷81。 1。有清一代全国共设总督九人即东三省、直隶、两江、陕甘、闽浙、湖广、四川、两广、云贵2。此外还在省级地方设有专门管理漕运的漕运总督和治河的河道总督。 巡抚总督之下设巡抚其全称为巡抚某省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兼理粮饷或节制各镇职权很广泛。有的加侍郎衔为正二品否则为从二品。巡抚基本上是管一省也侧重于军事但比总督管民政更多为总管一省军事、行政、监察及教育在内的高级长官。清朝所设巡抚共二十一人其中由总督兼的有奉天、直隶等八人单独设的有江苏、安徽等十三人。山东、山西等五省巡抚皆兼提督衔贵州巡抚兼节制兵马衔1。 提督学政各省一人由侍郎或科道进士出身的官员中委任带原品级掌学校和科学考试之政令。 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简称布政使司或藩司。布政使从二品每省一人只有江苏二人实际是一省长官上承朝廷旨令下帅府、州、县官但因有督抚之设渐居次要了2。其属经历司经历、都事照磨所照磨理问所理问库大使、仓大使等分掌出纳文书、照刷案卷、审核刑名以及保存档案、财政收支等。 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各省均设简称按察使司或臬司·设按察使一人正三品比布政使地位略低掌司法监察“澄清吏治”常与布政使并称为“布按”。其下设知事掌勘察刑名司狱检察囚犯经历、照磨所掌同藩司。 都转盐运使司盐运使清朝在各地所设盐务衙门。最高的长官是盐政由总督、巡抚兼任。实际办事的是盐运使从三品奉天、直隶、山东、两淮、两浙、广东、四川各一人。也有的省设盐法道。盐运使司及盐法道之下有盐务分司、盐课提举司、盐课司、盐引批验所等。 道员清代各省设道员正四品或有专责或作为布、按副使。专责者有督粮道或粮储道简称粮道；又有管河道或河工道简称河道。官则有的单设多数为兼任。其他如驿传道、海关道、屯田道、茶马道等一般由当地同品级官兼道员。作为布、按副使者有分守道与分巡道。守道由布政使下的参政、参议展而来巡道是按察使下副使、佥事演变的结果。初设只辖一府或数道同辖一府后来有的统辖全省有的分辖三四府之地。为此守、巡二道由原来临时性差使变为固定的地方长官。而且前此守道主管钱谷巡道侧重刑名久之两者各加兵备衔所掌渐趋一致。乾隆、嘉庆时1《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23。 2详见《清史稿》卷116《职官三》。 1《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23。 2《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23。 又准其密折封奏1权势日益加重以致有人视道为省下、府上一级地方行政机构。实际上道不完全具备地方政府性质不过是省级行政机构的派生物。 府官府是省之下的一级地方行政机构。知府为一府长官从四品掌总领属县宣布条教兴利除害决讼检奸。三年一考属吏具其优劣上报。一切要政皆需通过督、抚允准乃行。清朝以知府“为承上接下要职”故严谕督、抚对其考核。同知正五品通判正六品协助知府分掌粮盐督捕江防海防河工水利清军理事抚绥民众诸职。属官有经历、知事、照磨、司狱等。 厅州官清朝有直隶厅、州和一般厅、州。凡统治地方人多并直隶于布政使司的为直隶厅、州地位与府大致相同。厅设官同知正五品通判正六品州设官知州正五品州同从六品州判从七品。清朝在全国设有直隶厅四十一个直隶州七十三个。其外的厅、州称为散厅、州地位略同于县。至清末全国已设散厅七十八个散州一百四十五个2。散厅、州设官与直隶厅、州相同而品级差一等。散厅、州属府管辖个别的隶于将军或道员。县官县是地方基层政权机构。清末全国已设一千三百五十八个县。每县设官为知县一人正七品县丞正八品一人主簿正九品无定员。知县掌一县治理主要是决讼断辟劝农赈贫讨猾除奸兴养立教。县丞、主簿分掌粮马、征税、户籍、缉捕诸职。典史掌稽检狱囚。 府厅州县的职官还有府厅教授厅州学正县教谕府厅州县训导等分别掌管各该地方学校的教育与教学。州县关津尚设巡检、驿丞、闸官及税课司大使、河泊所大使等。 清朝在西北蒙古、青海、新疆、西藏西南四川、云南、贵州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所建职官制度既不同于京畿、东北和内地各省在这些地区之间又有很大差别。 内外蒙古的盟旗制清朝以大漠为界将蒙古分为漠南内蒙古和漠北外蒙古1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盟旗制度。盟由各部定期会盟而形成的机构旗是分解原来的部落而组成。旗隶于盟。内外蒙古的盟旗设官基本相同。每盟设盟长、副盟长各一人掌管盟务。盟长先由各旗会盟时从旗长即札萨克中推选。后来改为清朝理藩院开列盟内札萨克由皇帝任命。其外每盟各设备兵札萨克一人管理军务。有的盟还设帮办一二人协理盟务。旗是军政合一的地方政权机构每旗设旗长一人又名札萨克掌全旗要务。又设协理副之。其属有管旗章京、副章京及参领、佐领、骁骑校等官。札萨克等官员多数都是原来蒙古各部落的领并经清朝封有爵位的王、贝勒、贝子、1《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25。 2张德泽：《清代国家机关考略》第222—22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版。1《光绪大清会典》卷63。 公、台吉等人。 内蒙古的盟旗是把原来的二十四部按其活动地区划分为六盟、四十九旗。具体组合是东四盟：哲里木盟统十旗卓索图盟统五旗昭乌达盟统十一旗锡林郭勒盟统十旗；西二盟：乌兰察布盟统六旗伊克昭盟统七旗。清朝在这些盟旗之上由理藩院及派驻地方的将军、都统进行管辖。他们是盛京将军监督哲里木盟的科尔沁六旗；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监督哲里木盟的郭尔罗斯前旗和杜尔伯特旗等；热河都统监督卓索图盟五旗及昭乌达盟十一旗；察哈尔都统主要掌管察哈尔八旗及四牧群其外监督锡林郭勒盟十旗；绥远城将军管辖土默特二旗并监督乌兰察布盟六旗及伊克昭盟的鄂尔多斯七旗。 外蒙古虽在清入关前已建立了“九白”的常贡关系但入关后一度受噶尔丹的骚扰直到康熙平定噶尔丹之后才恢复并确定外蒙各部的牧地。清封各部领为汗和王、贝勒、台吉等如内蒙一样建立盟旗制度。其各部所组合的盟旗是：喀尔喀四部及附额鲁特、辉特部四盟、八十六旗；杜尔伯特部及附辉特部二盟、十六旗；新土尔扈特一盟、三旗。此外札哈沁、明阿特、乌梁海部等虽也有旗之设却不属于外蒙古各盟。清朝对外蒙古盟旗的管辖中央有理藩院的典属、柔远清吏司等机构地方上有驻防将军或大臣等。其中定边左副将军（或称乌里雅苏台将军）为当地最高统治者下设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二人一人由蒙古王公担任与将军共同管辖喀尔喀诸部盟旗。科布多参赞大臣及帮办大臣管辖杜尔伯特、辉特、新土尔扈特等盟旗及札哈沁、阿明特、乌梁海等旗。库伦办事大臣掌中俄交涉事务其属恰克图办事司员一人负责监督中俄贸易。 青海蒙古的盟旗制清代的青海主要为蒙古额鲁特部居牧之地共分五部、二十九旗。即：和硕特部二十一旗、绰罗斯部二旗、辉特部一旗、土尔扈特部四旗、喀尔喀部一旗。还有察罕诺门汗部自编一旗。每旗各设旗长掌治一旗属官之设如内蒙古。旗之上青海各部与察罕诺门汗部一旗共会一盟但是不设盟长而以清朝驻西宁办事大臣莅盟统辖之。道光三年（1823）又分河北二十四旗为左右翼每翼设正、副盟长各一人1。 新疆的盟旗制和伯克制新疆在清末建省之前曾就额鲁特旧土尔扈特部与和硕特部的实况如内蒙设盟旗制。即：旧土尔扈特部为盟四和硕特部为盟一。盟下为旗。每盟设正、副盟长各一人旗设旗长（札萨克）一人掌盟、旗政令。但是盟长由清朝政府任命旗长则基本是世袭。此外新疆大部分地区为维吾尔族居住清代称为“回部”。哈密、吐鲁番率先归服曾设旗部长被授札萨克。自康熙至乾隆平定回部诸乱之后在这些地区不设札萨克而实行伯克制。伯克原来是回部的酋长经清朝重新任命按职责1《光绪大清会典》卷67；《清史稿》卷79《地理二十六》。 和品级称某某伯克共三十余名目1。最高的为阿奇木伯克掌综回务三品至六品其次为伊什罕伯克掌赞理回务。四品至六品。其余分掌地亩、田粮、税务的大抵四品至七品。在清朝所封的札萨克郡王和诸伯克之上清朝还派驻了伊犁将军掌天山南北最高军政大权下设参赞大臣一人辅之。又设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及帮办大臣叶尔羌办事大臣及帮办大臣和阗、阿克苏、乌什、库车、喀喇沙尔办事大臣等以及乌鲁木齐都统、副都统分管所在回城事务。 西藏的政教合一制清代称藏族为图伯特或唐古特所居地区分为卫（前藏）、唐（又称喀木）、藏（后藏）、阿里（又名喇里）四部。崇德年间及班禅已派人贡于清朝经康熙至乾隆先后平定噶尔丹叛乱及其所造成的影响清朝在西藏便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制度。当地的最高统治者为喇嘛驻前藏拉萨掌全藏政令。班禅喇嘛驻后藏扎伦布掌后藏寺院与其教民。在宗教上班禅略低于在政权上高于班禅。前藏行政机构主要有噶厦和商上。噶厦为总管藏务会议厅设三品官噶布伦四人。商上为分管财政的机构除以噶布伦一人管理外设四品仔琫三人商卓特巴二人。还有专掌粮务的叶尔仓巴、掌道路的朗仔辖、掌刑名的协尔帮、掌马厂的达琫及第巴等四至七品的各种名目官员。后藏也设四品商卓特巴、叶尔仓巴五品达琫等官员掌管相应的政务。武官则有四至七品的戴琫、如琫、甲琫、定琫从几人至百多人。凡前后藏皆有营寨按其地理险易和大中小各设边营官及营官总计一百六十余人1。佛教在西藏盛行喇嘛很多有的喇嘛在噶厦、商上任职而僧官又分国师、禅师、札萨克大喇嘛、札萨克喇嘛、大喇嘛、副喇嘛等专掌教事。 清朝在西藏设官始于雍正五年派驻藏大臣二人驻前藏统管前后藏地方及喇嘛事务。后改为办事大臣、帮办大臣各一人分驻前后藏。按规定驻藏大臣督办藏内事务与、班禅地位相等实际驻藏大臣职权更大是清政府的代表。、班禅及以下呼图克图十八人、沙布隆十二人等活佛转世称为“呼毕勒罕”即奔巴金瓶抽签均由驻藏大臣监督。 西南地区的土官制甘肃、青海、西藏、四川、云南、广西、贵州等地历来居住蒙、藏、瑶、壮、彝、黎等少数民族。清朝根据这些地区的特点以当地的土著人作各级行政机构的长官清朝政府予以承认但是当官的人可以世袭这就是土官制。有文武两类文官如知府、知州、知县等皆加“土”字。武官有指挥使司指挥使、长官司长官。从正三品至正七品。此外还有土游击、土都司、土守备等。清朝定制文职土官共七阶武职土官共五阶。其承袭、革除、升迁、降调文隶吏部武隶兵部。在地方上各归所在总督、巡抚或驻扎大臣、办事大臣等统辖。 1《清史稿》卷117《职官四》。 1《光绪大清会典》卷67；《清史稿》卷117《职官四》。 军事机构的建立和设官清朝以武功定天下入关前就建立了著名的八旗制度。入关后又在进行武力征服和巩固统治的过程中建立起人数更多的绿营兵制。同时对原有的八旗作了整编和改组形成了禁旅八旗、驻防八旗和绿营兵的新的军事体制。 早期以三百丁为一牛录（后改为一二百丁）立一牛录额真汉称为佐领。五牛录为一扎拦（甲喇）立一扎拦额真汉称为参领。五扎拦为一固山（汉译为旗）立一固山额真汉称为都统。固山额真立左、右美凌额真汉称为副将。以正黄、正白、正红、正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八种颜色的旗纛相区别名为八旗。最先建立的是四正色后扩充为四镶色。初建时仅为八旗满洲继之又建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合之实为二十四旗。因为人数无论如何增加只扩大牛录的数目旗始终不变所以总称八旗。清入关后分置八旗满、蒙、汉军于北京城按左、右翼方位而居：左翼镶黄在东北依次而南正白、镶白、正蓝；右翼正黄在西北依次而南正红、镶红、镶蓝。星罗棋布“拱卫宸居”1。据乾隆后所编《大清会典》记载京城的满洲佐领六百八十一蒙古佐领二百零四汉军佐领二百六十六驻防佐领八百四十总共近二千个佐领。八旗军队总兵额约二十万其中十余万为禁旅八旗2。 侍卫处禁旅八旗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守卫皇帝的任务。原来清朝皇帝自领八旗中的镶黄、正黄、正白三旗称为“上三旗”余称“下五旗”。侍卫处即由上三旗、宗室及“外藩”中选拔材武出众的子弟为侍卫并以勋戚大臣为统帅而组成的一支军队。顺治元年定制设官领侍卫内大臣正一品内大臣从一品散秩大臣从二品等。侍卫分一二三四等。领侍卫内大臣“掌上三旗侍卫亲军之政令”在内大臣、散秩大臣协助下宿卫扈从执行禁旅大将军的职能。侍卫处设协理、主事、笔帖式分掌章奏文书。侍卫掌营卫轮班宿卫并受侍卫班领、署班领、侍卫什长分辖1。 骁骑营始于入关前的随营马兵阿礼哈哈。顺治初定制为八旗都统所直辖。由马甲、领催、匠役等人组成。马甲按满蒙、汉军各佐领数抽调各为营。领催又是从马甲中选拔的优秀人才。匠役是每佐领均有弓、矢、鞍、铁匠等。设官与八旗同都统从一品掌骁骑营之政令副都统正二品参领正三品佐领正四品分管上命下达及户口、田宅、兵籍等具体事务。前锋营始于入关前的噶布什贤哈为精锐的前哨兵田八旗满洲、1福格：《听雨丛谈》卷1“八旗方位”。 2魏源：《圣武记》卷11“兵制兵饷”。 1《光绪大清会典》卷82。 蒙古佐领下抽调组成。顺治元年定营制分左、右翼。设官为前锋统领正二品左右翼各一人参领正三品侍卫正四品前锋校正六品等。统领掌前锋营之政令参领、侍卫掌督率前锋“警跸宿卫”或与前锋校等分管文书事务。 护军营由八旗初设的巴牙喇营展而来从八旗满洲、蒙古中选拔的精锐兵组成。设官有护军统领正二品参领正三品副参领正四品委署参领给五品顶戴及护军校正六品等。统领掌护军营之政令担负皇帝一切护卫任务。参领、副参领率护军扈从和宿卫或与护军校等分掌文书章奏。步军营清初已有满、蒙、汉军组成的步军营总计步军二万一千一百五十八人。康熙十三年（1674）定步军统领兼提督京城九门事务三十年又兼管巡捕三营事务乾隆时扩编为五营。于是步军营设官称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五营统领从一品由皇帝亲信大臣兼任。统领掌九门管钥统帅八旗步军五营将士周围巡哨以卫京邑总兵佐之。步军营的特点一是合满、蒙、汉为营皆隶于统领；二是五城巡捕营步兵万人皆绿旗兵亦隶步军统领附于八旗禁旅1。 此外禁旅八旗还有圆明园护军营、火器营、健锐营、虎枪营等营制和官兵担负各种特殊任务。 清军入关后建立八旗驻防制。将十余万八旗劲旅派往京畿、东北、内地及边疆险要驻扎。各地驻防八旗合满、蒙、汉军为营编佐领官兵旗籍仍隶京旗佐领。驻防官署称为衙门有将军衙门、都统衙门等均将官衔列于衙门之上而连称。衙门机关根据事务繁简设主事、笔帖式办理日常事务长官主要有将军从一品都统从一品专城副都统正二品。他们带领军队驻扎一个地方“掌镇守险要绥和军民均齐政刑修举武备”2构成一个小社会无所不管。有的还设参赞大臣、领队大臣、总管、副总管、城守尉、防守尉及参领、协领等官协助为治。各省以将军、都统、副都统等为的驻防分布大致是：盛京将军（驻盛京今沈阳市）、吉林将军（驻吉林今吉林市）、黑龙江将军（驻齐齐哈尔）、绥远城将军（驻绥远城今呼和浩特市）、江宁将军（驻江宁今南京市）、福州将军（驻福州）、杭州将军（驻杭州）、荆州将军（驻荆州今江陵县）、西安将军（驻西安）、宁夏将军（驻宁夏）、伊犁将军（驻伊犁）、成都将军（驻成都）、广州将军（驻广州）、热河都统（驻承德）、张家口都统（驻张家口）、密云副都统（驻密云）、山海关副都统（驻山海关）、青州副都统（驻青州今益都）。此外有山西驻防城守尉两人一驻太原一驻右卫（今右玉县）河南驻防城守尉一人驻开封均隶巡抚管辖。 绿旗兵又称绿营兵因使用绿色旗帜而得名。清入关后始建绿旗兵1魏源：《圣武记》卷11。 2《清史稿》卷117《职官四》。 主要是收编明朝的汉人旧军队将官也是用明朝军队的旧名称。这支绿旗武装兵额在六十至八十万左右过八旗兵三倍以上是清朝建立和维护在全国统治的经制兵起着重要作用。 清朝的绿旗兵除少数驻防北京城直隶禁旅以外绝大多数驻防全国各省。绿旗兵以营为基本单位营制构成系统是标、协、营、汛。在地方上属总督、巡抚、总兵、副将等统率。总督为最高长官其直属之兵称为督标依次是巡抚所属称抚标提督所属称提标总兵所属称镇标。驻防将军、河道总督、漕运总督所属分别称为军标、河标、漕标。副总兵（副将）所属称协参将、游击、都司、守备所属称营。千总、把总所属称汛1。 绿旗兵单独营制的最高长官是提督全称提督军务总兵官从一品掌节制镇、协、营、汛。下设镇守总兵官正二品统辖本标官兵。副将从二品为提镇分守或综理军务。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等官或分掌分防军政或充中军并兼理营务、粮饷等。清代各省绿旗提督主要有：直隶提督（驻古北口）四川提督（驻成都）广东6路提督（驻惠州今惠阳）、水师提督（驻虎门）广西提督（驻柳州）云南提督（驻大理）贵州提督（驻安顺）江南提督兼水师（驻松江）陕西提督（驻固原）甘肃提督（驻甘州今张掖）新疆提督（驻乌鲁木齐）福建6路提督（驻泉州）、水师提督（驻厦门）浙江提督兼水师（驻宁波）湖北提督（驻襄阳）湖南提督（驻辰州）。尚有安徽、山东、山西、河南、江西巡抚兼提督。 第二节议政王大臣会议议政王大臣会议产生的历史背景议政王大臣会议是“议政王”与“议政大臣”集议诸事的一种议政形式在清朝前期相当长的时间里为皇帝指挥下议处军国大政的最高权力机构。这种特殊的治理国政制度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先是与八旗制度及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密切相联的。 努尔哈赤创立了八旗制度分封子侄为旗主贝勒辖治旗下人员两者之间有着严格的君臣君民的隶属关系。天命年间努尔哈赤亲领正黄、镶黄两旗大贝勒代善是正红、镶红两旗的旗主二贝勒阿敏主镶蓝旗三贝勒莽古尔泰辖正蓝旗四贝勒皇太极领有正白旗镶白旗为汗之长孙杜度辖领。汗之其他子侄、孙阿巴泰等贝勒也各自拥有汗赐予的若干牛录。 由于各旗主贝勒的强大权势及其激烈争夺汗位努尔哈赤于天命七年（1622）三月初三日向八旗贝勒宣布今后要实行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制1《光绪大清会典》卷43。 度新汗由八贝勒商议后“任置”军国大政由八贝勒议处汗与八贝勒并肩而坐同受大臣国人朝拜。天命十一年八月十一日努尔哈赤病故经大贝勒代善提议诸贝勒“任置”皇太极为新汗以汗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为主辅以诸贝勒议处全政要务。 雄才大略的皇太极对这种“共治国政”制十分反感利用各种条件和机会极力压抑旗主贝勒权势提高汗的权力。天聪四年他借二贝勒阿敏放弃永平之事将其定为欺君误国罪幽禁终生以忠顺于己的济尔哈朗继任镶蓝旗旗主。天聪九年底又追定已故三贝勒莽古尔泰及其亲弟德格类谋叛大罪将正蓝旗并为己有独掌正黄、镶黄、正蓝三旗并借故训斥大贝勒代善。这样一来旗主贝勒的权势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度难以延续下去了因而议政王大臣会议应运而生。 崇德年间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天聪十年（1636）四月大贝勒代善等八旗贝勒大臣尊天聪汗皇太极为“宽温仁圣皇帝”改国号为清年号崇德。皇太极分封代善、济尔哈朗、多尔衮、多铎、岳讬、豪格为和硕亲王阿济格为多罗郡王杜度、阿巴泰为多罗贝勒。崇德二年（1637）四月帝又命贝子尼堪、罗托、博洛等与议国政各旗又各设议政大臣三员。此时的亲王、郡王皆是议政王杜度、岳讬、阿巴泰等在天命年间就是“议政贝勒”此时继续与议国政八固山额真原来便系在议政处“与诸贝勒偕坐共议”加上各旗专设议政大员三员及几位被帝指定议政的贝勒这就是“议政王大臣会议”或“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的全部成员约有四、五十人。 崇德元年起清国正式进入在皇帝指挥之下由议政王大臣会议议处军国大政的新时期。崇德年间（1636—1643）议政王大臣会议的职掌不算广泛各旗内部事务由该旗旗主贝勒处理特殊者交六部一般事务如举行科举佥拨差役分配人畜财帛兴建殿、堡、山陵工程等等有关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政务由各管理部务之王贝勒督责本部官员分别处理只是当各部事务“有不能决断者”才由议政王贝勒大臣会同议决。此时议政王大臣会议之职掌主要有二一是军务“凡遇出师必先议定而行”二是审理满洲王公大臣刑案。 这七、八年中议政王大臣会议主要是遵依皇帝之旨对宗室贵族过误予以议处以压抑王权提高君权加强集权制。第一件大案就是对岳讬的惩治。岳讬是礼亲王代善之子封成亲主主镶红旗长期“统摄”兵部机警聪睿善于用兵是当时诸贝勒中不可多得的文武全才。岳讬早年与皇太极交往密切在任置皇太极为新汗的过程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正因为其有才有权有功有势与其父代善一起红旗势力过分强大故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这俩父子成为皇太极打击的主要对像。崇德元年八月皇帝命诸王及大臣议处岳讬以根据不足之六事给其定上心怀异志对君不敬之罪实际上是罗织罪状有意加害。王大臣拟议岳讬论死或免死监禁、籍没皇帝却命革亲王爵降为贝勒罚银千两1。次年八月十八日皇帝命岳讬在八旗王公大臣较射时射箭岳讬以臂痛推辞未遂随意拉射弓堕地掷向蒙古诸王、贝勒、贝子、公、大臣以其妄自尊大议论死或幽禁籍没皇帝命降为贝子解兵部任罚银五千两暂令不得出门1。 第二件大案是处罚代善。崇德二年六月皇太极命法司审理上年进攻朝鲜时违令人员。法司断言代善犯有多选十二员侍卫、秣马于王京等六罪拟议削王爵。皇帝命王贝勒贝子大臣会审议政王贝勒大臣赞同法司之议。可能皇太极知道法司与议政王大臣系揣摩己欲压抑红旗势力因而小题大作太过分了不利于政局的稳定故仅“以代善罪状宣谕亲王、郡王、贝勒、贝子、群臣”而“悉宥之”2。 此后议政王贝勒大臣又遵依帝旨多次议处代善、岳讬及其他王公如豫亲王多铎、睿亲王多尔衮、郑亲王济尔哈朗、英郡王阿济格、肃亲王豪格、郡王阿达礼贝勒阿巴泰、杜度、罗洛宏贝子尼堪、博洛、公扎喀纳、篇古、博和托、屯齐喀、和讬、杜尔祜、穆尔祜、特尔祜等皆因各种过失而遭受议处。这样一来诸王权下降君主权上升了。 顺治年间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展顺治元年（1644）清军入关后事务纷繁摄政王多尔衮、福临给予议政王大臣会议更加广泛的职权议处军国大事。顺治元年六月多尔衮与在京王贝勒大臣定议“应建都燕京”遂由沈阳迁都北京3。顺治四年七月多尔衮命内大臣、六部尚书“偕诸王定议”进封多铎为辅政叔德豫亲王之事王大臣遵谕赞同此议。顺治五年十一月摄政王出京行猎闻喀尔喀部落二楚虎尔临近边界立“集诸王大臣议”决定遣英亲王阿济格、郡王博洛、硕塞等统兵戍守大同1。六年六月多尔衮统军离京往征大同叛将姜瓖时谕令各部事务由内大臣、大学士、固山额真谭泰等人裁处“其军国大事集英亲王、议政大臣、固山额真公同商议”2。 摄政王多尔衮充分利用议政王大臣会议来打击反对派惩办与己不和的王公大臣先是集中打击肃亲王豪格及正黄、镶黄二旗拥戴豪格的大臣。1《清太宗实录》卷3o页29。 1《清太宗实录》卷38页1o。 2《清太宗实录》卷36页21。 3《清世祖实录》卷5页15。 1《清世祖实录》卷41页16。 2《清世祖实录》卷44页26。 早在入关前夕顺治元年四月初一正黄旗满洲固山额真何洛会等讦告其主肃亲王豪格欲与属员杨善等谋乱辱骂多尔衮于是“诸王、贝勒、贝子、公及内大臣会鞫”遂“夺其所属七牛录人员罚银五千两废为庶人”诛杨善等四员大臣3。同年十月以豪格从征仍复王爵但顺治五年三月初六日豪格又被人讦告徇隐部将冒功欲将杨善之弟机赛补护军统领“于是诸王、贝勒、贝子、大臣会议”后奏称“豪格应拟死”多尔衮假示宽大命免死幽禁夺其所属人员4。豪格寻即幽死妻被叔父多尔衮霸占。就在幽禁豪格之前两天诸王大臣会议郑亲王济尔哈朗与两黄旗索尼、图赖、鳌拜、巩阿岱、锡翰、谭泰、图尔格、塔瞻等八大臣于太宗死时谋立豪格为君拟议处死郑亲王、鳌拜、索尼、革塔瞻、锡翰、图尔格等人爵职多尔衮降旨降郑亲王为郡王罚银五千两鳌拜免死赎身；索尼免死革职赎身黜为民；塔瞻等分别削爵、革职1。 多尔衮运用议政王大臣会议来制裁反对派固然收到了很大效果但他万万没有想到他自己很快也要成为议处的对象。 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九日多尔衮病故次年正月十二日福临亲政议政王大臣会议进入到新阶段活动频繁成员增加议题广泛权限很大。 福临相继命亲王硕塞、富绶郡王多尼、济度、岳乐、勒都、罗科铎贝勒尚善、杜尔祜、杜兰议政加上原有的议政王济尔哈朗、满达海、博洛、尼堪、勒克德浑以及贝子务达海、锡翰镇国公韩岱共有二十名议政王、贝勒、贝子、公。皇帝又规定六部满蒙尚书、蒙古八旗固山额真皆系议政大臣大学士满洲希福、额色黑、图海汉军范文程、宁完我一度也被任命兼议政大臣后因“其在内院办事不宜又在议政大臣之列”方予取消。一些内大臣、侍卫、长史、护军统领如鳌拜、索尼、额尔克戴青、遏必隆等人也被任为议政大臣加上各旗议政大臣三员多达六七十人人数之多成员之广空前绝后。 议政王大臣会议的职责和权限也扩大了并常与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联合会议。从其议处的内容看主要包括以下十项。第一审断重大案件。这主要是议处反对皇上的宗室王公及其党羽如追论皇父摄政王多尔衮谋叛大罪尽夺其母、子、妻封典削爵籍没将其正白旗改隶于皇帝处死其亲兄英亲王阿济格削爵籍没降其亲侄多尼（多铎之子）为郡王斩杀其党贝子巩阿岱、锡翰大学士刚林、祁充格吏部尚书谭泰、内大臣冷僧机等人。 第二议处宗室王公、满洲大臣爵职的袭承晋封。顺治八年正月初十日皇帝“命议政诸王、固山额真、大臣会议睿亲王子多尔博承袭事”（时尚未3《清世祖实录》卷4页3。 4《清世祖实录》卷37页15。 1《清世祖实录》卷37页2—14。 追罪多尔衮）。王大臣拟议其俸禄、护卫名数及诸用物三倍于亲王将其原有百名护卫裁去四十名帝命留八十员。1第三商议军务议定对策惩治败将。顺治十一年南明延平郡王郑成功拒不听抚抗不剃皇帝命“议政王贝勒大臣会同密议奏”王大臣会议：郑成功“不降之心已决”请敕该督抚整顿军营固守汛界勿令其兵登岸骚拢生民若有乘间上岸者即时兵剿捕皇帝从其议。后郑成功进攻沿海州县海澄公黄梧奏请诛戮其父郑芝龙部议立即正法皇帝谕“议政王贝勒大臣密议以闻”。王贝勒大臣议奏应将芝龙及其弟、子正法皇帝命免死、籍没流徙宁古塔2。顺治十六年三月经略大学士洪承畴以即将消灭南明永历帝“请敕议政王贝勒大臣密议”进攻之三路大兵“作何分留驻守”兵部议奏“留拨大帅官兵镇守滇南事关重大请旨定夺”。皇帝命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王大臣等议奏平西、平南、靖南三藩内应移一王驻镇云南一王分镇粤东一王分镇蜀中何王应驻何省恭候上裁。皇帝命平西王吴三桂驻镇云南平南王尚可喜镇广东靖南王耿继茂镇四川（后改福建）。3第四复议死囚情罪。顺治十一年九月皇帝谕刑部：重囚犯罪法固难宥但其中若万一有冤枉死者不可复生人命至重恐违上天好生之心。自今以后三法司照常核拟进奏“复批议政王贝勒大臣详确拟议以凭定夺施行。尔部即行传知”1。 第五改定逃人法惩治反对重惩窝主之汉官。顺治十一年督捕右侍郎魏琯请宽已故窝主之家属皇帝痛斥其偏私市恩“著议政诸王、贝勒、大臣、九卿、詹事、科道各官会同从重议处具奏”。王大臣等议奏魏琯应论绞皇帝命从宽降三级调用。兵部议处徇私庇护窝主之托拖沙喇哈番吕献忠一案回奏迟缓皇帝“以兵部堂司官显有受贿情弊下诸王大臣等议处”。王大臣议奏尚书、侍郎及满汉司官噶达浑等应分别降级革职罚俸帝从其议2。不久议政王大臣等又遵旨议定“逃入法”窝主正法有关官员重惩皇帝予批准3。 第六议处蒙藏等少数民族问题。清极重视与蒙古的关系早期特设蒙古衙门崇德三年（1638）改为理藩院专管“外藩”事务处理蒙、藏等民族事务但遇有重大问题仍交议政王贝勒大臣集议。顺治十年五世入京朝贡后奏称水土不服请回西藏。因对的安排关系到喀尔喀蒙1《清世祖实录》卷52页11。 2《清世祖实录》卷87页4、6；卷1o8页19、2o；卷1o9页3、4。 3《清世祖实录》卷124页14、15。 1《清世祖实录》卷86页18。 2《清世祖实录》卷84页3、7；卷85页17。 3《清世祖实录》卷86页5—9。 古与清廷的关系经议政王贝勒大臣议定厚赐财帛册封名号盛情挽留召漠南蒙古各部王贝勒会见。不久清帝赐以金册敕文册封为“天下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嘛”。顺治帝曾降旨召外藩蒙古王所尚五公主及额驸来京科尔沁部亲王吴克善、郡王满珠习礼以公主有病奏请免朝理藩院劾其不恭应催令来京严加议处。皇帝下谕：二王不闻命即至借端推诿“尔衙门会同议政王贝勒大臣议奏”。因满珠习礼星夜赶来免议。议政王、议政贝勒会同上三旗大臣遵旨议奏：应夺吴克善亲王爵降为贝勒罚马千匹皇帝命从宽免革爵罚马千匹1。喀尔喀三部土谢图汗之下索诺额尔德尼遣使进岁贡驼马理藩院因喀尔喀部曾掠外藩漠南蒙古巴林部人畜不敢收受请旨定夺。帝命议政王贝勒大臣集议。王大臣议奏：应遣使往视若已全还巴林之人则可令来使入口进贡否则逐之。帝从其议2。 第七惩治渎职大臣。帝谕吏都原大学士今任刑部尚书图海专擅恣肆“负恩溺职殊为可恶”业已革职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会同从重议罪具奏。王贝勒大臣议拟论绞帝命免图海之死革职籍没家产3。第八议定典章制度改革、完善行政制度。顺治十年正月皇帝召集议政王大臣、内三院大学士、满汉九卿谕告诸臣：各部院奏事经朕面谕者部臣回署录口谕票签送内院照票批红科这样作错误必多朕日理万机焉能记忆而一一予以改正。前都察院参吏部侍郎孙承泽双耳重听通政使司参议董复年老朕原谕交吏部议覆乃传旨错误致将二人革职。此尚易于改正至于罪人生死性命攸关倘一时误杀悔之何及！今后如何详明无误合于大体著定议具奏。王大臣等议奏：今后部臣照常面奏候上览毕退上批满汉字旨内院转该科。帝允其议4。顺治十八年三月辅政大臣传旨谕吏部等大小各衙门：国家纪纲法度因革损益各代不同必开创之初筹画精详贻谋弘远所定典例可以永行无弊“今应将大小各衙门见行事务如铨法、兵制、钱谷、财用、刑名律例、内外文武各官一应恩恤荫赠谕祭造葬款项繁多难以枚举”“著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会同详考太祖、太宗成宪斟酌更定汇集成书勒为一代典章永远遵行”1。 第十议处特殊大事。顺治十年八月皇帝以皇后博尔济吉特氏系科尔沁亲王吴克善之女为多尔衮所聘定相处不协谕将其降为静妃改居侧宫。礼部奏谏皇帝命“议政诸王、贝勒及大臣、内三院、九卿、詹事、六1《清世祖实录》卷125页17、18；卷126页9。 2《清世祖实录》卷78页6。 3《清世祖实录》卷125页14。 4《清世祖实录》卷71页8、9。 1《清圣祖实录》卷2页5、6。 科都给事中、各掌道御史会议具奏”2。 顺治年间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对扩大、巩固清皇朝的统治维护满族贵族的利益提高皇权削弱王权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消失顺治后期十名议政王病故五名议政贝勒贝子公中两名病逝两名被处死一人削职。其子嗣袭爵者仅三人奉旨议政议政的宗室王公已显著减少。三藩之乱时郡王勒尔锦、贝勒洞鄂、察尼、尚善贝子温齐以贻误军机削爵罢议政其后亲王岳乐、福全、常宁又罢亲王杰书病故就很少见到王贝勒贝子参预议政了。这一机构也常写为“议政大臣会议”有时也袭用“议政王大臣会议”旧词。 议政大臣的成员也减少了很多。康熙元年（1662）裁去八旗所设固定的二十四名议政大臣八年又因人员繁杂泄漏机密停止王府长史及闲散议政大臣议政。此后议政大臣主要由满蒙八旗都统、尚书左都御史和内大臣三种官员充任了。 康熙年间议政王大臣会议除一般事务外主要议处用兵、民族关系、边界和重大案件等四个方面的问题。从平定三藩之乱、取台湾、雅克萨之战、三征噶尔丹到征讨策妄阿喇布坦与罗卜藏丹津等等重大战争其决策、军事方略、调遣兵将等等都由议政王大臣会议或参与处理。 三征噶尔丹前后对漠北喀尔喀三部蒙古的安置对青海蒙古各部的争取派官入藏协助拉藏汗册封六世等事亦经议政王大臣商议处理。议政王大臣会议对中俄边界的签定也作了大量工作如议定《尼布楚条约》签定后应行事宜。 平定三藩之乱后对靖南王耿精忠等叛逆的处理对贻误军机之王贝勒贝子公和大臣的处治皆经议政王大臣会议审讯议处。 议政王大臣会议虽然仍在议处一些军国要务但是由于南书房的设立及康熙帝对入值书房大臣的倚任索额图、明珠、高士奇、熊赐履、马齐、张廷玉等先后参赞机密代拟诏稿裁处部务成了真正的宰相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最高权力机构之地位和影响受到了相当的限制和削弱。 雍正初期胤禛充分利用议政王大巨会议来惩治反对派和威胁皇权的大臣谕命王大臣议处廉亲王允禩、敦郡王允■、抚远大将军川陕总督年羹尧等人分别将他们处死、削爵或监禁。 雍正帝为了加强和巩固绝对君权在革除下五旗王贝勒对该旗之旗主权力的同时于雍正七年设立军机处将用兵及与此相关的蒙藏等少数民族事务归军机处办理从根本上动摇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基础不叫议政王大臣2《清世祖实录》卷77页1o。 经理政务。 乾隆前期满蒙尚书、左都御史福敏、纳彦泰（蒙）、鄂善等人仍按旧例列为议政大臣称“议政处行走”但已未见满蒙都统担任此职。议政大臣对一些具体事务尚在集议如祭堂子典礼出师告捷典礼乾隆十几年用兵金川之时它也有所活动但军国大政已由军机处商议报乾隆帝批准议政大臣会议已名存实亡“议政大臣”成为虚衔因此乾隆五十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弘历下谕将其革除谕旨称“国初以来设立议政王大臣彼时因有议政处是以特派王大臣承充办理。自雍正年间设立军机处之后皆系军机大臣每日召对承旨遵办而满洲大学士尚书向例俱兼议政虚衔无应办之事殊属有名无实。朕向来办事祇崇实政所有议政空衔著不必兼充嗣后该部亦毋庸奏请。”1议政王大臣会议终于在成立一百五十六年之后正式消失了。 1《清高宗实录》卷1389页26、27。 第三节财政管理清初财政之重建明清之际的社会动乱曾使清初财政濒于崩溃的边缘。据顺治九年（1652）的统计：“钱粮每岁入数一千四百八十五万九千余两出数一千五百七十三万四千余两现在不敷银八十七万五千余两”1。实际上入不敷出的财政困境已难以维持封建国家机构的正常运转。为此清初采取了一系列加强财政管理整顿与改善财政状况的措施。 第一建立与完善财政管理机构。清初继承与仿效明代制度中央则政的主管部门为户部席长官是尚书其职责是“掌天下之地政与其版籍以赞上养万民凡赋税征课之则俸饷颁给之制仓库出纳之数川6转运之宜百司以达于部”2户部之下设有十四个清吏司各按省区命名对口考核与管理各种财政的收入与支出事项。在地方以藩司主管一省财政机构上受中央户部管辖、下管道、府（州）分管税粮运输、储存；设盐法道主管盐税征收；设关司道分管关税征纳。道一级的财政长官为分守道掌钱谷征纳与会计府一级由同知掌税征、会计、出纳诸事。州县是地方财政的基层组织除知县负有理财职责外县丞掌粮马、征税、户籍诸职县的属官巡检、课税大使等也为经征赋税、办理财政收支事务官员。这样随着中央到地方各级财政机构的建立与官员的配置就形成了由皇帝严密控制全国财政收支的组织体系。 第二编订《赋役全书》。从稳定统治出清朝廷通过清理赋役簿籍编订《赋役全书》以整顿赋役制度增加财政收入。顺治三年（1646）“谕户部稽核钱粮原额汇为赋役全书”3此书系以明万历旧籍赋役原额为准编定的。顺治十一年（1654）又“命侍郎王宏祚订正赋役全书”1。在书中“先列地丁原额次荒亡次实征次起运存留。起运分别部寺仓口存留详列款项细数”2。顺治十四年（1657）正式按修订后的《赋役全书》执行。由于《赋役全书》详列地丁原额、逃亡丁数、田亩开垦数、赋役的实征数及留存等内容分别按旧管、新收、开除、实在四栏汇编这就使各地在征收赋税时有章可循从而稳定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为使各地赋役的征收完纳落到实处清朝还同时编立鱼鳞册与黄册使之与《赋役全书》相互配套利于执行。鱼鳞册即土地丈量册详载田地的形状、大小以及上、中、1《皇清奏议》卷4刘余谟：《敬陈开垦方略疏》。 2《大清会典》卷13《户部》。 3《清史稿》卷12o《食货》一。 1《清史稿》卷121《食货》二。 2《清史稿》卷121《食货》二。 下田则等内容。黄册也系清初斟酌明制而定顺治三年（1646）规定三年一编审后又改为五年一编审。黄册不仅详载人丁数而且详列各项赋税预征数。鱼鳞册与黄册都与《赋役全书》互为表里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防止地方官吏的私征滥派保证了国家的田赋收入。 第三清查田亩户口均平负担。为了保证财政收入清朝还把清丈田亩、查核户口、均平负担作为改善财政状况的重要措施。顺治十五年（1658）派御史赴河南、山东等地去督率州县官吏“履亩清丈分别荒熟实数凡直省田土悉登十一年新编《赋役全书》其与前明万历年间《赋役全书》数符者不丈。又以山东明藩田产相沿以五百四十步为一亩照民田例概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顺治十八年（1661）巡按河南御史刘源濬请以开垦荒地之初免其杂项差役并令地方官先给帖文详载姓名、地址、年月以杜争讼。”3康熙八年（1669）特令“将前明废藩田产给予原种之人改为民户号为更名地承为世业与民田一例输粮免纳租银”1。由于各地田亩资料详载于鱼鳞图册因而各地在清丈田亩的同时还不断核实与修订鱼鳞图册。此外从计丁授役的目的出又不断进行查核户口强化对户籍（主要是人丁）的控制。“悉令州县编置牌甲于是制编审户口之法”2并规定“州县城乡十户立一牌头十牌立一甲头。十保立一保长。户给印牌书其姓名丁口出则注其所往入则稽其所来”3也就是要控制人口流动和掌握人丁的确切数。 第四改进赋税征收办法。《赋役全书》颁行后各地虽以此为征收钱粮的依据但又有胥吏巧立名目进行私派。顺治十二年（1655）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孙建宗指出：“大抵今日之为百姓不苦于额赋而苦于赋役额外之征求苦乐不均之摊派也”4。为了免除奸吏中饱苛征清初多次改进赋税征收方法。先是采用易知由单和截票法征收前先将列有税率、应纳钱粮数及见交钱粮数等栏的易知由单给花户（民户）花户按限完纳后给截票官府在钱粮入库时还要填入印簿岁末缴司报部。同时各官府还要造粮册及奏销清册以防偷漏贪污。其后在执行过程中又现“截票”仍有漏洞一些奸吏往往“借称磨对”将纳户的“截票”扣留不给因而遂有已完作未完、多征作少征者。对此清朝又改为三联单法和滚单法。三联单分为票根、纳户执照、比限查截三联各记载钱粮应征实数。票根给予催征差役纳户执照给与税户比限查截存于官民户依次纳税。如三联单不载应征税额或不将单给予民户准由民告官论罪。滚单法则以每里5户至1o户为一3《清朝通典》卷1《食货·田制》。 1《清朝通典》卷1《食货·田制》。 2《清朝通志·食货略》。 3《清朝通志·食货略》。 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顺治朝题本》敷陈类1o函2o号。 单位只用一单上注明纳税人姓名及应纳税额及各限应完纳数依户滚催不许里长柜役等征收。 第五恢复农业屯田垦荒培养财源。顺治十年（1653）清朝下令设立兴屯道厅诏令规定：“民愿耕而财不足”者官贷给耕牛、种籽三年还清后“永为民业”；对于一度抗清而接受招抚的“自投诚者”也悉隶兴屯道厅“授以无主荒田听其挈家耕种为业”1。其后还颁谕积极奖励乡绅、富户招民垦荒并规定“各省屯田荒地已行归并有司即照三年起科事例广行招垦如有殷实人户能开至二千亩以上者”“量为录用”2。同时还颁布《官员垦荒考成则例》以官员的垦荒实绩对他们分别予以奖惩从而加了兴屯垦荒措施更大规模地推行。随着农业的恢复增加了税源在一定程度上使清朝收到了“不烦帑金之费而坐收额课之盈”3的效益从而大大缓解了清初严重的财政危机促进了社会局势的安定。以上一系列财政措施的执行有力地促进了清初社会经济的恢复和财政状况的好转。以顺治十六年（1659）和顺治八年（1651）相比耕地面积增加了将近一倍各地区出现了“流亡渐集户口渐蕃草莱渐辟”4的局面。国家的财政有了明显好转国库征收的银两以及米、麦、豆等都相应有了较大的增长。据《清实录》的记载顺治八年征银二千一百一十万一百四十二两米豆麦等五十七万三千九万四十二石5但至顺治十六年已上升为征银二千五百五十八万五千八百二十三两米豆麦等六百二十万一千七百二十石1。这就是说白银收入增加四百四十八万五千六百八十一两米、豆、麦等收入增加四十七万二千二百九十六石。财政收入的增加不仅使清朝的国库日趋充盈有利于封建国家机器的运转使清皇朝的统治日趋稳定和巩固同时也为进一步开展财政改革和常规财政收支制度的确立准备了条件。 清前期的财政收入和税制清初恢复财政的措施虽然收到了效果但是随着全国性大规模军事战争的结束和进入经济稳定展新时期的到来原来战时财政的措施已适应不了新形势的需要。作为清初财政收入主要来源的赋役制度的弊端已日益突出。顺治年间颁布与修订的《赋役全书》由于按丁征银税制的缺陷和胥吏的作弊不仅使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大量流失而且也不能有效地防止官吏的营1《清世祖实录》卷76。 2《清世祖实录》卷1o2。 3《清世祖实录》卷121。 4王命岳：《耻躬堂文集》卷3。 5《清世祖实录》卷61页16。 1《清世祖实录》卷13o页17。 私舞弊和贪污自肥。为此清朝对财政赋役制度作重大改革。康熙、雍正时期实行固定丁银摊丁入地完成了自唐中期以来的赋役合一的改革。经此重大财政改革终于清除了清初地丁两税分征积弊确立并完善了清前期的常规财政收入与税制从而为开创康乾盛世奠定了一定的财政基础。 在“摊丁入地”税制改革的基础上还产生了以“耗羡”、“平余”和“漕项”为名目的田赋附加新税种。耗羡又名火耗原系地方官借熔铸赋银折耗在正额之外多征“火耗”以补亏耗之数。实际上各地税吏重加勒派“数倍于正额者有之”1。雍正二年（1724）清朝推行了“耗羡归公”改革办法规定火耗银据州县大小及需要酌情增减俟府库充裕时可以停取2。其后并无停取但民间负担“较之昔日减大半”3成为田赋附加的一项合法税收。“平余”是清朝继“耗羡”归公改革之后的“平色之余”的新税目。乾隆二年（1737）清朝宣布于耗羡之外每百两增收的“平色之余”的银两提解“六钱归公”4成为各地方上缴正项钱粮时给户部的附加部分。这种解交户部附加的“交纳之项”5有的在耗羡内划扣也有的另立名目加征称为“平余”实际是田赋附加税的不同形式。漕项是随漕粮而征收的附加税有轻赍、席木、正耗加耗、船耗、官军行粮月粮以及贴赠杂费等项目。由于这种附加征收各地没有统一标准征收解送手续苛烦各地均要求将漕粮、漕项改折银两缴纳。因此到嘉庆年间除山东、江苏、浙江、安徽四省外原交漕粮各省改以银折纳称为“漕折”所收漕项附加也随同折银交纳。 盐课税是清前期仅次于田赋的重要财政收入来源。清初的盐法沿袭明代制度按引征课称为纲法也叫“引岸制”。纲法规定灶户纳税后方允许制盐所制之盐也不能擅自销售。盐商纳税后领得“引票”到指定的产盐区领取熟盐再行销到指定的区域。其引课税率初期较轻如淮南每引征银六钱七分淮北每引五钱五分但其后日渐增加至一两一钱七分至一两五分不等。1盐课税是清朝向食盐消费者间接征收的税项。其特点是按行引实数征税因此它与田赋、漕粮按固定额数征收不同全国盐课税的总收入的趋势是不断增长的。顺治初年为五十六万两至乾隆十八年（1753）已增加至七百零一万四千九百四十一两2。 关税是清财政收入中的商品通过税包括内地关税和海关税。内地关税1《皇朝经世文编》卷27《条陈耗羡书》。 2王庆云：《石渠余记》卷3《纪耗羡归公》。 3《雍正硃批谕旨》。《高成龄雍正二年九月十四日折》。 4《清朝文献通考》卷4《田赋考》。 5《清朝文献通考》卷4《田赋考》。 1《清朝续文献通考》卷38《征榷》8《盐法》。 2《清史稿》卷122《食货·盐法》。 又称钞关或常关税按其所属系统又分为户、工两种税关。各关除征收正税外还有关税盈余和杂课。关税盈余是关税正税之外的附加税雍正七年（1729）曾确定上交盈余数额成了固定的税目杂课是各关正税之外的加征有“楼税”、“签量费”、“饭食”、“客费”、“陋规索银”等名目。据统计清代前期内地关税乾隆时户关收入为四百三十二万余两工关收入为二十七万余两3。清朝统一台湾后康熙二十四年（1685）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设立海关对进出口物品征收海关税。进口税率“为值百抽四”出口税率“初为值百抽一点六后改为二点六”4。随着对外贸易的增长至乾隆中叶关税收入已达五百四十一万五千两5。其中粤海关税收渐成广东地方财政收入之大宗。广东兵饷“不敷之数在粤海关岁收盈余银两内酌筹拨给”6。海关税也已成为较重要财政收入。 此外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杂赋也逐渐成为清代前期筹集财政收入的税项。各项杂赋的征收税目繁多税率不一数额不等。有的是定额包征有的是不定额尽收尽解。征收之后有的解交户部有的留归地方使用。据统计乾隆三十一年（1766）清朝财政收入中的杂赋约一百四十九万余两其中“芦课、鱼课为十四万两有奇茶课为七万两有奇落地、杂税为八十五万两有奇契税为十九万两有奇牙当等税为十六万两有奇矿课有定额者八万两有奇”1。 清代前期农业土地收益税的田赋是财政收入的最主要税源。但在农业经济恢复的同时手工业与商业也获得了相应的展因而至康熙中叶后财政收入已呈多渠道税源并不断增长的趋势从而为清前期财政税法的完善与财政收入的增加奠定了基础。自康熙二十一年（1682）平定三藩后地丁银年收入二千六百万至二千八百余万两留存地方支用约八百三十余万两外再加其他收入一年财政收入近三千万两。由于财政收入税制的确立和各项税法的日趋完善清朝的财政收入大于支出户部库存也日益充裕。“康熙六十一年（1722）户部库存八百余万雍正间渐积至六千余万”2及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又增至七千八百万”3两清朝的财政状况已进入了最佳的鼎盛时期。 ------------ 11 3乾隆《大清会典》卷75。 4即进口率4％出口税率初为1.6％后改为2.6％。参见《财政年鉴》上册页4o7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5《圣武记》下册页473中华书局1984年版。 6《嘉庆户部则例》卷61页18。 1《清史稿》卷125《食货》六。 2《圣武记》下册页473。 3《圣武记》下册页473。 清前期的财政支出和审计在封建的财政体制下财政支出与审计是清前期历朝君臣治国的重点。通过对财政支出与审计的管理清朝控制了国家财力的分配调节中央与地方的财力流动以利于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经过多次调整清前期对财政支出立定有比较固定的项目。据《清会典》所载：“凡岁出之款十有五一曰陵寝供应之款；二曰交进之款；三曰祭祀之款；四曰仪宪之款；五曰俸食之款；六曰科场之款；七曰饷乾之款；八曰驿站之款；九曰廪膳之款；十曰赏恤之款；十有一曰修缮之款；十有二曰采办之款；十有三曰织造之款；十有四曰公廉之款；十有五曰杂支之款”1。以上十五项如按财政支出的性质和用途大致可划分为皇室经费、官俸支出、军费支出、工程与驿站经费、科场学校经费等五大类别。 皇室经费系指清朝皇帝及其家族开支的费用。举凡陵寝供应、宫廷修缮、采办织造和内务府经费均被列为重要项目。经费来源除皇产贡赋、官庄地租外部分是由户部指定从各省财政税收中解拨的税款。清朝定都北京初期由于战争的破坏财政入不敷出皇室开支较省。据康熙二十九年（169o）的文件记载：“明光禄寺每年送内所用各项钱粮二十四万余两今每年只用三万余两。每年木柴二千六百八十六万余斤今只用六百七十八万斤。每年用红螺等炭共一千二百八万余斤今只用百万余斤。各宫床帐、舆轿、花毯等项每年共用银二万八千二百余两今俱不用”2。其中如光禄寺支用钱粮三万余两仅为明代的八分之一3。然而自乾隆以后随着皇室生活的奢侈腐化皇室经费开支不断扩大。康熙帝时六次南巡往返用度都由皇室财政支付沿途并不铺张所费仅一、二万两。但至乾隆年间据乾隆三十一年（1766）统计仅采办、织造与内务府等经费银已达八十二万一千零六十四两1。另外乾隆帝六次巡游江南每处所费竟在二、三十万两以上与康熙帝相比不啻过十倍。皇室经费的恶性膨胀至乾隆嘉庆后期已成财政痼疾。 官俸之出是财政支出的主要项目之一。清前期官俸支出包括官吏的俸食、恩赏、养廉、公费等项。俸食是官吏的正薪按爵位、职称大致可分为四种一是宗室之俸共二十等最高者是亲王岁银一万两；世子六千两；郡王五千两；长子三千两；次子一千三百两；镇国公七百两；辅国公五百两；镇国将军一等四百一十两二等三百八十五两三等二百六十两最少者1乾隆《大清会典》卷19《户部》。 2《清朝文献通考·国用考》。 3《清朝文献通考·国用考》。 1《圣武记》下册页476。 是宗室弓骑尉八十五两2。除岁俸银外还给俸米每俸银一两给米一斛3。二是公主格格之俸共十四等。其俸银从岁支四百两至一百三十两不等。三是世爵之俸共二十等。规定公一等七百两二等六百八十五两三等六百六十两；侯从六百三十五两至三百六十两不等；伯从五百三十两至四百六十两不等；子从四百三十五两到三百六十两不等；男从三百三十五两至二百六十两不等；每俸银一两给俸米一斛4。四是百官之俸。其中八旗武官俸九等文职官俸十等绿营武官俸九等外蒙古官俸九等四爵官俸六等。一品俸银一百八十两二品一百五十五两三品一百三十两四品一百零五两五品八十两六品六十两七品四十五两八品四十两九品三十三两一钱从九品三十一两半。每银一两给米一斛。在外文官不给俸禄米5。恩赏是正俸之外的临时性特殊支出。乾隆年间曾不定期恩赏八旗驻防官兵口粮每次用银不下三十五、六万两。养廉银则是正俸之外规定按职务等级每年另给官吏的银钱又称为公廉银。雍正以后养廉银数额也有固定与正俸无异。据统计乾隆间文职养廉银三百四十七万三千两武职养廉银八十余万两1。公费是以办公费为名给各官吏额外补贴的支出。规定按官职每月给公费银五两至一两不等岁额约在一、二十万两左右。清初国家机构较简官俸支出仅二百余万两。以后随着官僚机构的庞大至乾隆三十一年（1766）官俸支出已经达五百四十三万余两约占总支出的百分之十八2。军费是清朝最大的财政支出项目按其性质和用途主要有战争经费和经常性的兵饷。经常性的兵饷包括官兵的年饷、武器装备和军事设施等费用。清代前期八旗京营合巡捕五营和驻防兵为二十余万绿营顺治初建时有六十六万人康熙时为五十九万余人乾隆二十九年（1764）为六十三万人八旗绿营总兵员数额约八十六万左右3。兵饷依饷章规定高的如八旗亲军、前锋、护军每人月给饷银四两年支米四十八斛；低的如八旗步军月给饷银一两五钱年支米二十四斛绿营步兵月给饷一两五钱月支米三斗4。因此清代每年拨给八旗、绿营的兵饷占每年财政支出的一半。据载清初的岁出二千七百三十八万八千五百八十八两而兵饷占一千三百四十九万二千七百五十五两5占总支出的百分之四十九点二。乾隆三十一年2《清朝文献通考》卷42《国用考俸饷》3《清朝文献通考》卷42《国用考俸饷》4《清朝文献通考》卷42《国用考俸饷》。 5《清朝文献通考》卷42《国用考俸饷》。 1《圣武记》下册页475。 2《清史稿》卷125《食货》六。 3《清史稿》卷13o—131《兵志》一、二。 4《大清会典事例》卷254—255。 5《广阳杂记》卷2。 （1766）兵饷增加至一千七百余万1约占岁出总数百分之五十以上。战费的数额也相当大。据乾隆朝的不完全统计准回之役费帑三千三百余万两；两金川之役达八千余万两；台湾之役八百余万两；廓尔喀之役一千余万两总额已在一亿五千万两以上2。这种庞大的军费支出已非常规的财政收入所能承担。清朝往往以开例捐输、商人报效、盐斤加价等办法解决。 工程与驿站经费主要包括河防水利、内廷工程以及驿站交通等费。河防水利原泛指修治河道与海塘的工程费其中主要是治理黄河水患。清初的河防工程多由沿河州县征徭役义务修河并无专项支出。乾隆时河工经费始由财政拨款岁修、挖修经费均有定额约三百余万两；嘉庆时续增至五百万两3。至于大工系指江河大决口的临时性工程往往另行专案奏明办理其经费实报实销。塘工系指江浙沿海一带的海防工程的费用其费用除部分征之于民外尚由田赋地租及各省盐运司拨解支付。驿站是清前期传递公文和军事命令的机构按各地程途远近及冲僻分设驿、站、塘、台、所、铺等4预备人役与车马等交通工具经办交通传递事项。传递文书军报按程途远近分别规定期限如有延误者查明治罪。驿站经费系每年清朝政府分拨给驿站的经费据乾隆三十一年（1766）文件载驿站钱粮约二十万两5。 科场学校经费主要包括科举考试以及各类学校经费。各省举办乡试京师举办会试廷试三年一次这些科场经费各由户部拨解银两。各类学校除京师的最高学府国子监及各省府学、州学、县学外各地还有官学、书院、义学、社学等。这些学校的经费来源除学田的地租外也有部分钱粮廪膳津贴费用。科场学校廪膳等银在清前期财政支出中没有固定额数据乾隆三十一年（1766）文件载该项钱粮银为一十四万两1。 在机构与制度建设方面清在继承明代传统制度的基础上加强了都察院对财政的审计与监察的权力。雍正元年（1723）合并六科于都察院在都察院统管下设十五道监察御史与六科分掌监察使之成为负有对政治经济监察与对财政审计、稽查权力的组织形式。 在这种新的财政监察体制下自雍正年间开始都察院把财政审计权与经济监察权力合并在一起加强了对财政收支的管理。根据清代都道制度都察院在对财政支出的监察方面拥有审查会计注销案卷检核库款监放口粮弹劾官邪以及稽察工程、驿站钱粮等权力。举凡财政会计部门的1《清史稿》卷125《食货六》。 2《圣武记附录》卷11页47o。 3《续清朝文献通考》卷69《国用考》。 4光绪《大清会典》卷86。 5《清史稿》卷125《食货六》。 1《清史稿》卷126《食货六》。 会计报告、奏销册必须经都察院审核检查无误方可奏销；凡财计部门所使用的帐簿、册籍、凭证及各项钱粮的出纳都察院均有权过问。如现贪污盗窃事件都察院必须予以弹劾并“会刑部大理寺朝审”2。可见从组织和职权上看都察院的权力大于以往朝代的御史对加强财政支出管理、抑制贪污也产生了较大影响。 乾嘉后期财政的乾隆后期随着清朝封建制度固有矛盾的展与吏治的腐朽都察院对财政的审计、监察也日趋衰败。都察院的御史多以“外放道府”、多攫钱财为目的对财政的审计、监察已多无所作为。一些财政审计、监察御史甚至与户部财政官员里应外合相互勾搭行贿受贿贪污盗窃。在这种情况下财政支出猛增乾隆时期各地贪污盐引侵占或冒领赈粮嘉庆时期各地虚收税粮冒领库银贪污河工款的案件层出不穷。反映在财政管理上的弊端与矛盾日益突出各项苛征杂敛的搜括形式不断增多暴露了清政府财政制度的与没落。 为了抑制财政现象与贪污之风的蔓延清皇朝曾多次改订和增定一系列惩贪的法律条文。继乾隆十三年（1748）改订贪官《赔偿帑项纳赎例》1后乾隆三十年（1765）又增定《侵盗仓库银钱入已例》明确规定贪污千两以上者仍依雍正“旧例处斩”对千两以下者分别三种情况加重予以惩罚2。针对贪官污吏相互勾结、通同作弊的特点在查处贪污案中还实行了“连坐”之法。乾隆三十九年（1774）甘肃布政使王亶望与总督勒尔锦、知府蒋全迪等相互勾结“折捐冒赈朋分公帑”达数百万两。由于这是一起通省官员多被卷入的集体贪污案因而迟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竟无一人举陈奏”3。当这起大贪污案败露后乾隆帝决定推行“连坐之法”予以坚决打击除总督勒尔锦被“赐令自尽”外总计“处死”“拟死”者四十七人前后参与此案被“革职拿问者”多达八十二人1。这种加强法治、重典惩贪措施对于贪污舞弊之风的泛滥曾一度起到约束与警戒的作用。然而随着政治制度的腐朽乾隆以来清理财政、重典惩贪的措施已难以坚持下去。在贪风日盛“帑项日绌”、“国用不足”的情况下各种苛征杂敛的搜括方式日益增多更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矛盾的激化与财政的。“捐纳”原是以授予官爵获取捐款的特殊财政收入可是至乾隆朝已成为常2乾隆《大清会典》卷69《都察院》。 1《清朝文献通考》卷2oo《刑考》六。 2《清朝文献通考》卷199《刑考》五。 3《清高宗实录》卷114o—1146。 1《清高宗实录》卷114o—1146。 例变为户部经常性的专项入款。举凡文武生员、内外官吏及平人均有职衔、加级、记录、封典等的捐纳。乾隆十九年（1754）一年的捐纳银五百五十六万五千六百三十五两约占当时户部全年收入的百分之四十2。凡遇军需、河工、灾赈清朝又鼓励商人捐输银两称为“商人报效”并也逐渐成为补助财政收入的款项。据载仅两淮盐商江广达、洪箴远等“公捐银两”达一千三百余万两3。“及嘉庆初川楚之乱淮浙芦东各商所捐自数十百万以至八百万通计不下三千万”4。在盐商巨额进贿下又以食盐可以“加价”、“加耗”（增加夹带）5方式把盐税转嫁至广大消费者身上。此外田赋征收中的苛敛也日趋严重。“乾隆初州县征收钱粮尚少浮收之弊。其后诸弊丛生初犹不过斛面浮收未几遂有折扣之法每石折耗数升渐增至五折、六折余米竟收至二斗五升”1。可见田赋浮收日重康熙时的“永不加赋”的税制也已日趋破坏无余。 财政税制的破坏和租赋负担的沉重迫使大批自耕农破产。封建国家直接掌握的纳税丁户急剧减少。流民问题的严重钱粮税源的枯竭又使财政危机日趋激化。及至乾隆末年财政“亏空”已成为矛盾的焦点。据载仅江西一省自乾隆四十一年（1776）后二十余年间已“亏空”银八十三万两2。嘉庆帝继位后对此屡欲“严饬查办”但收效不大。嘉庆四年（1799）大贪官和珅被赐死据笔记记载籍没其家产的清单所载拥有赤金五百八十万两元宝银九百四十万两当铺七十五座银号四十座地产八千余顷及其他财宝等3。家产总计不下八亿两相当于和珅当权二十年中清政府财政总收入的一半。此数过分夸大但也可见和珅赃银之多。嘉庆帝曾想以此为转机把各项财政收入集中到国库的总收入中来以利于实现财政收支的平衡与好转然而在封建末世的经济环境下这种惩治个别贪官的措施已难以扼制贪污的蔓延。籍没大贪官和珅家产后社会上虽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之说但财政仍未见好转。封建国家的财政“亏空”现象有增无已。据载嘉庆十七年（1812）各省积欠正项钱粮及耗羡杂税达一千九百余万两之多“屡经饬催报解寥寥”4。及至道光十九年（1839）户部查明各省拖欠未解户部的赋税已达到二千九百四十余万两1等于当时每年财政收入的一半以2罗玉东：《中国厘金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3徐世昌等：《清盐法志》卷153—155。 4《清史稿》卷125《食货》六。 5《清朝通典》卷12《食货·盐法》。 1《清史稿》卷121《食货》二。 2《东华续录》嘉庆11。 3薛福成：《庸庵笔记》卷3。 4《东华续录》嘉庆34。 1《清宣宗实录》卷323。 上。 财政税收是封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伴随着嘉庆道光时期财政机构的与财税的大量流失已使封建国家的财政处于入不敷出的拮据状态。 第四节漕运明清两代的漕运清代漕运沿袭明代旧制因而明清两代的漕运有许多共同之处。 第一在运法上明清两代都以军运为主。明代曾有支运、兑运和长运等三种办法最后以长运作为定制。所谓“长运”法实行于成化七年（1471）又名“改兑”就是由官军担任漕粮的全部运输但需在兑运时于原有加耗之外要民人每石再加一斗米做为“渡江费”。清代承袭的正是这种运法。 第二明清两代漕运都以河运为主。明初曾实行过短时期的海运但在永乐十三年会通河开成之后河运漕粮相沿有明一代。清代漕运的展过程据史载：“清初漕政仍明制用屯丁长运。”“逮至中叶会通河塞而胶莱故道又难猝复借黄转般诸法行之又不能无弊于是宣宗采英和、陶澍、贺长龄诸臣议复海运遴员集粟由上海雇商转船漕京师民咸称便。河运自此遂废”1。 第三明清两代的漕粮总额基本上都稳定在每年四百万石。清代漕粮征收的名目繁多大体上与明代一样都分为正兑、改兑、白粮、改征、折征等五大类。“正兑”指各省漕粮直接运输到京仓者。据《清史稿》记载正兑米原额为三百三十万石乾隆十八年实征二百七十五万石。“改兑”指各省漕粮输至通州仓者原额七十万石乾隆十五年（175o）实征五十万石有奇。以上两项以征米为主但在河南、山东两省因当地所产也征小麦和黑豆。“白粮”指征收苏州、松江、常州、太仓、嘉兴、湖州等六府的糯米。原额二十一万石实征不过十万石有奇。“改征”指改变对某地征收的种类和数额但这种改变全凭皇帝的特旨没有一定的成规。“折征”指原征实物但折成银钱交纳。“减征”系指某地受灾不能征本色实物而改征折色即银两。或者将离水次最远县份的漕粮酌量减去分拨其他县份征收。另有所谓“民折官办”指对民户征收银钱而由官府用其他办法以实物交公。漕粮作为“天庾正供”“不蠲不赦”这是明清两代漕粮的共同特点也是漕粮与一般田赋的不同之处。 第四粮户除了完纳漕粮正额之外还必须承担漕粮运输过程中的全部费用包括形形色色的加耗。 清代对漕粮的质量要求是干圆洁净。除了漕粮正项之外还要交纳随漕正耗作为京通各仓和沿途损耗的补偿。按规定正兑米一石加耗二斗五升至四斗不等改兑米一石加耗一斗七升至三斗不等。凡是加耗的部分通称为“耗米”由于随着正米入仓又叫“随正耗米”。一般讲官定的1《清史稿》卷122《食货·漕运》。 加耗率已经在百分之三十至四十但是实际上加耗日增江浙、两湖有每石加耗至七斗六升的比官定加耗率高出一倍1。 第五明清两代漕运所暴露的弊端也是大体相同的。官吏的贪污舞弊和政府的横征暴敛结合在一起横征暴敛为贪污舞弊提供了机会贪污舞弊又以不同形式加重了横征暴敛因而从清初到清末“民日蹙而国计日贫”。连担任漕运总督多年的杨锡绂也不得不感叹“锢弊难除”2。 第六在清代漕运中运军的问题显得更加突出。运军即运输漕粮的军丁是漕运的主要依靠力量。这种运军的情况比较复杂。 明代漕运主要由各地卫所军士承担。清代取消卫所制将军士编为承担漕运的运军。康熙初年规定各省卫所额设运丁十名。康熙三十五年（1696）规定漕船出运每船佥丁一名余九名以谙练驾驭之水手充之。后来又增佥本军子弟一人为副军3。清政府对运军的人身控制很严。运军隶属卫籍遇五年一编审。雍正初年停编审之后“惟有运漕军丁四年一编审”4。运军属各省粮道掌握凡佥为运军必须亲自押运若以子弟代替运军及代运人都要边卫充军。而且运军须有保结所谓“一军无保不准佥军一军有欠众军同赔”5。 运军奔波于河上风雨兼程倍尝劳苦境况可想而知。王命岳的《漕弊疏》1中说：“以臣所闻弁丁有水次之苦有过淮之苦有抵通之苦。”所谓“水次之苦”一是“买帮陋习”。漕帮有高低贫富之别“高者丁殷易完低者丁穷必欠。当佥运时富弁行贿买帮费至二三百金。贫弁坐得低帮”。于是“贫弁处必欠之势而富弁甫佥运已费二三百金”。二是“水次陋规”。卫丁承运时有卫官帮官常例每船二三两不等有粮道书办常例每船四五两、两不等至府厅书办各有常规常规之外又有令箭牌票差礼只要漕院粮道令箭令牌一到每船送五两十两不等。还有刑厅票差每船一二两不等。“其名目则或查官丁或查粮艘或查修舟或查日报或查开帮或提头识名目数十难以枚举。”间或有所谓“清廉上司”不肯差人到帮书吏也要巧立名色止差人到粮道及刑厅处坐催由刑厅差人代为敛费。这样“船未离次已费五六十金”。三是“勒靳行月二粮”。按旧例由布政司派给运军的行月钱粮行文到各府县支领。但每船要送书办六七两不等否则派拨远年难支钱粮及极远州县。州县粮书还要需索每船二三两不等。所以运军虽有“十金之粮无五金之实”。以上三1《皇朝经世文编》卷46《户政·漕运》上“任源祥漕运议”。 2《皇朝经世文编》卷46《户政·漕运》上“杨锡绂奏议”。 3《清史稿》卷122《食货·漕运》。 4《清史稿》卷12o《食货·户口》。 5《清朝文献通考》卷43《国用考·漕运》。 1《皇朝经世文编》卷46《户政·漕运》上。 项是运军在漕船尚未离开水次时受到的搜刮。 所谓“抵通之苦”一是“投文之苦”。漕船经过长途航行一旦抵达通州需到仓院粮厅大部云南司等衙门投文每船须费十两。因都由保家包送书办保家从中另索每船常例三两。二是“胥役船规之苦”。坐粮厅总督仓院京粮厅云南司书房等各索常规每船可至十金。还有“走部代之聚敛其不送者则禀官出票或查船迟或取联结或押取保或差催过堂或押送起来或先追旧欠种种名色一票必费十余金”。三是“过坝之苦”。过坝时有委官旧规伍长常例上斛下荡等费每船又须十余两“而车户恃强剪头偷盗耗更不赀”。四是“交仓之苦”。交仓时有仓官常例还有“收粮衙门官办书吏马上马下等等名色极其需索每船又费数十两。又有大歇家小歇家需索虽经奉旨题革今又改名复用小歇家改名雇长大歇家改名住户借口取保每船索银四五两不等。有送者可得先收无送者刁难阻冻”。五是“河兑之苦”。河兑法本来为了收交两便然而仍然生践踏、偷盗、混等、抢筹等种种难言之弊。以上五项是运军在漕船抵通时受到的搜刮。 所谓“过淮之苦”指“积歇摊吏书陋规投文过堂种种诸费”每帮过淮漕费至五、六百金或千金不等。这是运军在漕粮运输中受到的一部分搜括。 王命岳的这段文字将运军在运粮过程所受到的各种名目的勒索基本上概括出来。真是“势要官胥视运军为奇货诛求横出朘剥日深”1。生在整个运粮过程中的种种敲榨勒索必然会影响漕运的顺利进行清政府曾不断设法克服这些弊病然而终清一世未见奏效。 运军是漕运的主力所以运军的待遇问题是清朝廷十分重视的漕事要务。 运军能得到屯田作为衣食之资。实际上这是明代卫所屯田的继续。清代规定漕船旗丁十名丁地五顷。漕船原额一万零四百五十五艘嘉庆时实存六千二百四十二艘常年承担运粮任务的漕船大体在六千艘之上。每船装载粮米五百石总数能运三百余万石。用于运粮的卫所旗丁有六七万名分配给运军的屯田约六百三十多万亩。其中山东有六万多亩江苏、安徽有四百二十五万余亩。但是运丁“得田不能自耕势必召佃收租”。甚至“辗转相售屡易其主”。在乾隆二十五年（176o）漕督杨锡绂的奏疏中已经出现了负债累累的“疲帮”1。 运军还能得到行月钱粮其数额各省不一一般每名运军支行粮二石四斗至二石八斗月粮十石左右。本折各半折色价每石银一两四钱。 运军从屯田和行月钱粮上所得仅能养家糊口根本无法满足各种名目1《皇朝经世文编》卷46《户政·漕运》上任源祥《漕运议》。 1《清史稿》卷122《食货·漕运》。 的勒索。于是他们就将各种盘剥再转嫁到纳粮农民的身上。在清代漕运中运军敲榨纳粮农户激起农民不满和反抗的事例是很多的如：江宁卫运军擅自加征行月二粮激起百姓反对结果耆民倪拱辰、6德秀被害。知县潘师资愤慨地说：“正供额赋诚不得已此行月粮何为者？且嘉定漕故永折无漕则无运费何用加行粮为？”对于早已交纳永折漕银的地方尚要擅征更何况那些“有漕有运”之地呢？对此钱大昕评论说：“以不堪加之县出不应派之粮供不应给之卫敲骨竭髓徒资群蠹瓜分、酌酒、6博之资民实不服。”2顺治七年（165o）江南苏州府常熟县还生运官率领运丁“殴官藐运”的事件。当时有仪真卫运官崔邦泰领运常熟他统率悍丁“玩漕勒赠苛索无厌”常熟知县瞿某敦请兑崔邦泰等竟“聚众鼓噪各持棍械殴辱印官乘机抢掠”酿成事端3。 在清廷看来“国家之待运军为不薄矣”。“舡只则有修理风蓬银两安家则有坐粮水手则有月粮路费则有贴备回南则有羡余解给各项支销外平日尚有屯田之利。”正粮之外还有加四耗赠比兑时每石再加湿润米三四升。如此等等仍不能满足运军的利欲还要“巧恣需求”。1于是清朝廷为了保证漕运尽量优待运军而漕运官吏又千方百计地到运军身上搜括运军再将各种勒索转嫁到纳粮农民身上就这样形成恶性循环。而受害最深的当然是承纳漕粮的农民。正如任源祥所说：“今之有辖于漕者自上及下有不取常例于运军者乎运军之常例有丝毫不出于斯民之膏血者乎。”2总之清代漕运与明代不同之处仅在于官收官兑更加突出因而运军问题往往成为清廷议论漕运的焦点。任源祥曾建议：“欲惠百姓自运军始；欲饬运军自胥吏始；欲厘胥吏自官府始；欲正官府自朝廷始。”3如此推本寻源虽然有一定道理但不是根治的药方。清代漕运完全依靠官收官兑依赖军运因而在明代漕运中已经暴露的运军问题更加明显更加严重。 清代漕运的弊端纵观有清一代漕运弊窦百出。 在漕粮的征收上有所谓“拨花”即在派兑时奸棍劣衿与衙门书吏、运船官弁串通一气故意将一石米拨分几军使纳粮农户受尽往来颠倒之2钱大昕：《潜研党文集》《记加征省卫运军行月粮始末》。 3《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586页《奉旨禁革漕运积弊告示》。1《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586页《奉旨禁革漕运积弊告示》。2《皇朝经世文编》卷46《户政·漕运》上任源祥《漕运议》。 3《皇朝经世文编》卷46《户政·漕运》上任源祥《漕运议》。 累。 有所谓“做样”即有奸棍串同运军抢先出兑故意多出“赠耗”银两使后来者不得不遵其例。 有所谓“押兑”即借上司之令承牌持票任意催督从中索取耗银。有的在百两耗银中公然索走二十两。 粮米过斗时还有所谓“踢斛”、“淋尖”、“样米”以及“三笆三涌三捧”种种恶套。另有所谓“伍长酒钱”、“装载船钱”、“倒箩钱”种种名色。 仅漕粮加耗一项有增无减。如“昆山一县正米百石有加耗银至六七十两者”。而当地米价每石不过六七钱“今耗银至六七十两是正米百石耗赠亦百石”。在这样沉重地敲剥之下农民“皆深自逃匿惟恐为人鱼肉”1。 本来按漕运则例规定江南每船受兑五百石解至京通交仓四百石这是在所兑米中已经包括了在船折耗。但州县征收时却又每百石再加五石真是“耗外加耗”。 交纳漕粮的小农更害怕“转廒”之苦。因漕粮是冬兑冬开立有准限。 各处粮印官在漕船未到时即通令百姓交兑交兑后仍令粮户管廒待船到时复又交兑使粮户于赠耗使费之外再受赔补苛索。“以致民间卖男鬻女无可告诉”。收漕胥吏为了索取钱财唯视贿金之多少先令富户交粮贫穷粮户则挨日等候往往全家老幼出动终日守护粮堆若遇风吹雨淋更是苦不堪言。贫苦农民“被重复科征纳而又纳”实在交纳不起漕粮的：“一年之内血杖死者盈万盈千”1。 清代漕粮以江浙为重造成了江浙地区的贫困。俞樾曾这样描述：“苏松土隘人稠一夫所耕不过十亩。倚山傍湖旱潦难均即丰稔之岁所得亦自有限。而条银漕白正耗以及白粮经费、漕赠、五米、十银、杂项、差徭不可胜计。而仰事俯育婚嫁丧葬俱出其中。终岁勤动不能免鞭扑之苦。”“耕田输纳之民艰难实甚。”2为了保证漕粮平安无误地运到京通清朝廷想方设法堵塞漏洞尽管如此依然是弊端丛生。先是清政府安排了庞大的督运漕粮的官僚队伍来保证漕运的正常通行结果适得其反成为漕运的负担。 清代设置的督漕官吏有漕运总督（简称总漕）、巡漕御史、督抚（有漕粮省分的督抚）、粮储道（简称粮道）、监兑官等。这些都是专理漕务的官员。漕粮的征收以县为单位设立印官、胥吏、里正等主持事务。漕粮的运输中设立押运官、卫所守备、领运千总、随帮武举、什长、本军、副军、1《皇朝经世文编》卷46《户政·漕运》上6世仪《漕兑揭》。 1《皇朝经世文编》卷46《户政·漕运》上徐旭龄《厘剔漕弊疏》。 2俞樾：光绪《川沙厅志》卷四《汤斌疏略》。 水手、船政同知。治理河道的有河道总督（简称总河）、闸官、标夫、浅夫。漕粮的收储有仓场侍郎、坐粮厅、大通桥监督、仓监督、稽查官等。这样庞大的官吏队伍专门为漕运四百万石粮食的督催是绰绰有余的。但是“各卫本帮千总领运足矣而漕臣每岁另委押运帮官又分为一人押重一人押空。每省有粮道督押足矣又别委同通为总运。沿途有地方文武催趱足矣又有漕委督抚委河委自瓜洲以抵淀津不下数百员。各上司明知此等差委无济公事然不得不借帮丁之脂膏以酬属员之奔竞且为保举私人之地。”真是“十羊九牧为人择官多方以耗剥之”。冗官必然误事。如：淮安盘粮漕臣不去亲查米数而“委之弁兵”通州上仓仓臣不去亲验米色而“听之花户”。“两处所费数皆不资”。就这样清廷官吏都视漕运为“利薮”争逐不已。而各级漕司官吏则人浮于事敷衍塞责弄虚作假贪污风行清漕的管理陷入混乱状态。 其次漕船的修造也是清朝廷的沉重负担。如前所述清代漕船常年在六千艘之上。原来规定每年修造十分之一谓之“岁造”。修船所用价银按地方之远近时间之久暂为差。费用来源起初于民地征十分之七于军地征十分之三备给料价。如不足则征军卫丁田以贴造漕船。十年限满由总漕亲验实系不堪出运方得改造新船或者准许旧船在通州售卖。漕船大部分在清江关成造“自仪征逆流抵淮四百余里沿途需用人夫挽曳船成后复渡大江道经千里到次迟延”。实在是劳民伤财。负责修船的官吏“或诈朽坏或修造未竣诈称已完或将朽坏船册报掩饰或承造推诿不依限竣工”弄虚作假从中取利。本来漕船长年航行不免有遭风沉溺之事而运丁因贪图私利多携土宜揽载客货夹带愈多漕船难承重荷损坏更快故而三年小修五年大修十年折造非常频繁。另外运河南北水势相差甚大如果船身过大掉挽困难清政府曾规定酌量减小漕船尺寸但江苏、广东两省漕船因运丁贪图夹带务求广大船身结果“载重则行迟行迟则雍塞民船被阻甚有相去数丈守候旬日者”1。“漕船建造修葺其费有经常有额外”嘉庆十七年以浙省承造漕船赔累日甚清政府决定每船除例给二百零八两外复给银五百九十余两。以此可见清王朝为了维持这么一支庞大的漕运船队仅修船一项就要“年糜国帑数十百万”1。 再次漕船在航运沿途受到的各种苛索是清漕难以克服的痼症。漕运“沿途有总押、分押及漕委、督委、抚委、河委等官陋规馈送以及行河有量水之费湖口有放水之费淮上盘粮有兵胥比对之费通州卸米有经纪验收之费又过坝过闸在在需索奸徒放帐被诱百端”。于是“帮丁等无计补累势必满揽客货致误程期。甚且挟制州县勒增兑费”。而1《清史稿》卷122《食货·漕运》。 1《清史稿》卷122《食货·漕运》。 地方官吏则“苛取病民任意朘削”2。 漕船自南方而来过淮是一大关。雍正时粮船过淮的陋规已经是“一帮费至三四百金者”清廷虽然命令淮安的漕运官司严饬属下不许“向旗丁额外需索”除了夹带私盐及违禁物品以外“不得过于吹求以致粮运迟滞”3但并不见效。在清代漕运中所谓“过淮之费”有增无减成为一大难关。 漕船渡黄河又是一关。由于“汎地弁员不顾风色水势混行催趱”粮船渡黄之后到白洋河及台庄八闸由于逆流水急必须添雇人夫于是“弁兵串同人夫勒索”4。尤其是承担漕运主要任务的江浙粮船路远迢迢由镇江出口时竖起桅篷就受到催漕官员以查看为名的“借端需索”加上过淮、过黄、抵津、抵通关关受欺层层盘剥更是惨苦。 各省粮船北上每遇过闸过坝以及急溜浅阻的河段必须用人力挽拽。沿河兵丁经常把持包雇他们或者以老弱充数或者横索雇值“借端抑勒”使运丁“深为苦累”。清廷曾规定粮船“雇募纤夫听运弁自为酌办”1。而且对于由天津转卫的河段由每一州县常设夫头十余名。从山东韩庄以南由于闸多水溜需夫较多令山东巡抚分三段每段设夫五百名随时受雇“事竣仍令归农”。至于江南、江西两省漕船一入瓜仪即需添备短纤常设五百至八百名每夫五十名设夫头一名“选派土著民人充当”并且“给与执照”即使“散夫亦给与腰牌随时查验”“遇有面生可疑者即令撵逐”2。清廷的规定如此细密可见沿河雇纤的漏洞之大。 漕船抵通州终于完成运输任务然而最后的种种勒索也在这里生。 按照常例抵通州粮船要向坐粮厅交纳两种茶果银两一种叫“仓茶果”“系供仓场各衙门书役饭食并办公杂费”。一种叫“皇差茶果”“每大米船交银十两小米船交银七两每年通帮共四五万两向系坐粮厅陋规”。后来觉得“皇差”名目不佳改称“厅茶果”3。同时旗丁须雇募剥船每百里给饭米一石耗米一石。还有石坝经纪乘机勒索斛费竟“每船至三十金”4。漕船进仓时又要遇到仓场胥吏的惯用故伎如淋尖、踢斛等等。更有一种所谓“拨运”。即粮船到通后由仓场官员坐派将粮米运至离京通各仓较远的圆明园、沙子营及新城、蓟、易等处。这也成为“奸胥射利”的手段。本应轮帮挨派胥吏却唯视纳贿多少任意先后抽帮拨运。 2《清宣宗实录》卷3o2。 3《清世宗实录》卷77。 4《清世宗实录》卷1o3。 1《清高宗实录》卷578。 2《清高宗实录》卷1o22。 3《清高宗实录》卷135、393。 4《清世宗实录》卷1o8、45。 清代漕运不外乎征收、运输、收仓三大环节。在这三个环节上产生的各种弊漏防不胜防治不胜治。终清一世所谓“剔除漕弊”的议论喋喋不休然而都无补大局清代漕运继承明代旧制也继承了明代漕运的全部弊病。 清代漕运的展清代漕运是所谓“治国要务”康熙帝曾将漕运与河务、三藩同列为“三大事”“书宫中柱上”。顺治二年（1645）巡漕御史刘明英所奏关于漕运的额数宜清、运法宜定、修船宜急、运道宜豫等四条建议立即被清朝统治者所采纳1。顺治、康熙两朝着手在整顿漕政、加强漕运官司、疏通河道、严格官吏考成等方面系统、全面地恢复漕运。这项工作显然对清皇朝的财政收入起了重要作用所以在康熙、雍正和乾隆前期出现了仓储充裕的局面。康熙十八年“京城通州仓内贮米甚多各省运至漕粮亦无亏欠在仓内堆积恐致红朽”。清政府下令于苏州、镇江、江宁、淮安等处各截留粮米三万至十五万石不等以备动用2。这种现象与顺治初“节年拖欠多至数百万石”相比显然进入相对稳定时期。同时在政治上为清初北方地区的统治和京师社会秩序的安定提供了保障。 漕运的稳定展的确对社会经济有重要影响。贯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四大水系联系起来而且通过江南水网及浙赣、闽粤水道又能与珠江水系连结这在沟通南北经济的交流方面作用重大。因此漕运的经济作用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漕运的畅通进一步推动了运河沿岸城市的繁荣。比如济宁和临清是山东运河的南北两关。清朝廷在漕运总督之下设立四个巡漕御史其一即驻济宁专门巡察山东台庄至北直交境。临清更是运河北段的重镇“各省重运俱令粮道督押本帮至临清出具粮米无亏印结即行回任。其自临清抵通概令山东粮道往来催趱”1。临清是清代漕粮进京的关键所在在清漕中有重要地位。漕船由临清关转入卫河需挨次等候出口于是在泊船沿岸自然形成一条商业街道至今遗迹犹存。现在的济宁、聊城两市尚保留着相当古旧的“月河街”据方志记载是当年相当繁华的街市酒楼旅舍鳞次栉比。“月河街”又称“越河街”本是跨越运河干道的支河沿岸专门停泊漕船以保证干道的通畅。聊城的山陕会馆尚保存着清代建筑的特色其门楼戏台样式与运河上其他城市的山陕会馆多有相同之处反映出运河沿岸各地商人和商业的活跃。即使象山东东阿县张秋镇这样的小镇由于地处东阿、阳谷、1《清世祖实录》卷17。 2《清圣祖实录》卷283。 1《清史稿》卷122《食货》三。 寿张三县的交界点上成为南北锁钥“幅员数里自南而北则漕渠贯其中”2。清代漕运和治河促使这个小镇兴旺起来到清中叶该镇已具备三里长的十字街道中间铺设青石条板人口几近万人。清政府多次治河都驻此指挥该镇成为河漕兼重的鲁西名镇。 第二清代漕运起到了“南粮北调”、“南布北运”的调节作用。平籴依靠仓储仓储靠漕运因此漕运的作用是应该肯定的。 第三清代漕运对南北经济交流的推动作用是很明显的。清政府规定每条漕船可以随带土宜六十石予以免税。假若以每岁漕船六千艘计算每年在运河上的免税货物即达三十六万石约占实征漕粮的十分之一。实际上运输的货物远远过此数。加上运丁、水手私带的货物沿途商贾托运的货物漕船回空随运的货物更是无法计算。特别是漕船运丁多载私货的问题历朝皆有比比皆是成为清代整顿漕政的大事。如：康熙五十八年（1719）江西、湖广粮船二千余只“旗丁任意将货物满载船尾拴扎木筏不令查验”1。 第四清代漕运畅通的结果使运河作为南北经济大动脉的意义更为突出。这条经济大动脉的跳动几乎决定着某些运河城镇的兴衰。道光以后运河山东段经常淤塞漕运停顿聊城、临清等城镇逐渐衰落就是明证。运河沿岸运输业的达集中了大批的码头搬运工、挽浅纤夫、挖河疏流的民工和船上的舵工水手等形成了一支庞大的雇佣劳动力队伍。他们多来自破产农民以运河为业靠出卖劳动力为生而且随着运河运输业的开他们能在河上串连成帮于是在客观上形成了运河上特有的雇佣劳动力市场。 第五清廷为了确保漕运对运道的疏通十分重视采取了治黄兼顾治运的水利方针这样客观上给运河地区特别是黄淮地区的水利事业带来一定的好处。宋、元、明三代和清代前期黄河下游河道从河南经江苏北部入海在淮阴附近与淮河、运河会合。由于黄河夹带大量泥沙下游河道经常被淤沙堵塞堤防失修造成泛滥决口不仅河南、山东、苏北常受水灾之害而且影响到淮河、运河。特别是黄淮泛滥倒灌入运使运河阻塞南北航运断绝因此明、清两代的治河与漕运密切相关。运河北段的水量原来主要依靠山东诸泉的接济、调节但是从明中叶之后山东诸泉水量本身不足使运河水势变迁不停。明代治河过分强调保漕不顾农时需要唯视运漕水量之宜任意排放每至春天干旱将积水放入运河夺走农民的点滴灌溉之利若逢夏涝则将运河水流排出酿成水灾。故而明代多次治河均不得其益。清代治河虽然也以“济运通漕”为目的但在靳辅、陈潢的主持下先是堵塞高家堰与黄河其他决口使黄、淮复归故道特别2康熙九年修乾隆三十二年补《张秋志》。 1《清圣祖实录》卷285。 是在漕船必经的清水潭修成数十里偃月形堤坝使水流湍急的险要河段变成漕船“永无漂溺之患”的“永安河”1。后又在黄河北岸开挖中河一道使漕船出清口后不必再行一百八十里险段只要行二十里就可进入中河缩短了航程减少了危险。确实达到保漕的目的。同时陈潢还注意到防止水土流失提高了治河的技术水平。由于清代治河兼顾治运不仅黄河、淮河各归故道漕运无阻而且在苏北涸出三百万亩土地使原来被水淹没的土地重新变成可耕的农田。 总之漕运的畅通为清代前期商品经济的展和东南地区的繁荣直接或间接地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漕运是历代封建皇朝的苛政。在“千帆竞天臾正供络绎而来”的背后充满着劳动人民的血汗。《册府元龟·漕运总序》曾对秦代和汉（武帝）时期的漕运给以深刻的揭露：“乃若京师大众之所聚万旅百官之仰给邦畿之赋岂足充用？逮于奉辞伐叛调兵乘载或约赍以深入或赢粮而景从。曷尝不漕引而致羡储飞挽而资宿饱。乃有穿渠凿河乘便利之势创法立制极机巧之思。斯皆贤者之心术古人之能事至于成败之殊劳逸之异宜亦一开卷而可见也。”而且指出秦始皇“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耗费三十钟而漕运一石之粮代价之巨令人吃惊。 清代漕运也是个得不偿失的办法。“岁漕江南四百万石而江南则岁出一千四百万石。四百万石未必尽归朝廷而一千万石常供官旗及诸色蠹恶之口腹是以江南诸县无县不逋钱粮。”1嘉庆时江南漕米运抵京仓每石费用需银十八两。当时粮价每石在一两左右。一石漕粮的费用过当时商品粮价十六、七倍实在是很不合算的。 漕运中生的种种问题弄得清朝皇帝非常头疼历朝都为漕运展开过争论力图谋求良策。有人对漕运的政治作用提出了怀疑。6陇其曾指出：“以漕运而裕国秦汉以来不得已之策耳。夫以京师之重而仰给于遐方天下无事则有侵渔迟误之弊天下有事则有咽喉中梗之虞此甚非所以久安长治也。”2早在明季徐光启就提出：“宜近取诸畿甸而自足。”3也就是说可以用开京畿地区的农业来代替漕粮的运输。清初6陇其提议“裕国之本其必垦西北之闲田而宽东南之输輓。”4道光时林则徐认为“国家建都在北转粟自南京仓一石之储常糜费数石之费奉行既久转输固自不穷。而经国远猷务为万至计窃愿更有进也。”也是个开华北农业的1《河防述言》《杂志》第11。 1《皇朝经世文编》卷466世仪《漕兑揭》。 2《皇朝经世文编》卷46《户政·漕运》上6陇其《漕运》。 3《农政全书》卷12。 4《皇朝经世文编》卷46《户政·漕运》上6陇其《漕运》。 想法。若按当时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开海河地区在直隶增开二至四万顷土地（按亩产一至二石计算）每年生产需自南方运来的四百万石漕粮并不是没有可能的。但是这样的计划清朝统治者连想都不敢想。他们曾经想过学习元代的办法打通胶莱运河没有成功只好抱住数百年的旧法不放越走越困难。他们还采取过漕粮改折的办法就是改变征收粮米（本色）为货币（钱或银两）。本来漕粮一般是不准改折的。只是在生灾荒或运输困难的情况下才允许改折。后来还实行过“民折官办”就是由纳粮户将改折的银或钱交给官府由官府派员在口岸附近采买粮食交兑运输。太平天国革命爆时长江地区被起义军占领漕运停止清政府只得临时采取改折和折银解部。道光四年淮安高堰地方生水灾运河水浅而且运河山东段因诸泉水缺经常干涸于是次年在江浙实行海运即在上海雇募商船运粮至天津然后转输京通。但海运之法直到咸丰以后才正式实行起来。总之对于得不偿失的漕运制度清政府始终拿不出改革的办法。漕粮的长途运输船只消耗官吏侵吞关卡林立人手纷杂造成人力物力的极大浪费也给官吏营私舞弊大开方便之门。康熙四十六年“坐粮厅赫芍色声名恶劣每船取银八两一年约得四五万金赫芍色任坐粮厅十年则已得四五十万”1“然贪官污吏积习相沿莫能禁也”2。1《清圣祖实录》卷23o。 2《清史稿》卷122《食货三》。 第五节学校与科举学校制度清代的学校与科举大体上沿用了明代的制度内容上有所损益措施上更为周密。 学校是储育人才之地科举是抡才大典两者相辅而行关系十分密切。读书士子入仕主要通过科举而要由科目登进必须是学校的生员。学校的主要任务是养育士人以应试科目不过学校生员做官不一定要经过全部科举考试的阶梯入国子监肄业后便有了获得官职的可能。 清代由政府管辖的学校共有两级即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中央官学主要指京师的国子监包括附属于国子监的算学、八旗官学。另外还有中央政府为皇室贵族设立的宗学、觉罗学等。地方官学主要指府、州、县学这些学校只有规模大小的区分而无程度等级的差异。除此而外社会上还有书院、社学、私塾等这些虽不包括在正规的学校制度内但在培养人才、传播文化方面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明制在京师有国子学称国子监或称太学。国子监有南北监之分一为北京国子监一为南京国子监。清初修整明北京国子监为太学裁南京国子监改为江宁府学。国子监是全国最高学府设祭酒满、汉各一人司业满、蒙、汉各一人职在总理监务、执掌教令。博士满、汉各一人助教满十六人、蒙八人、汉六人学正汉四人学录汉两人职在教诲。典籍汉一人掌书籍碑版。典簿满、汉各一人掌文牍事务。雍正三年（1725）起更置管理监事大臣一人不拘满、汉地位在祭酒、司业之上。 国子监的生徒来源很多共分两大类。一为贡生一为监生。贡生有岁贡、恩贡、拔贡、优贡、副贡、例贡监生有恩监、荫监、优监、例监。岁贡有地方贡于国家之意。府、州、县学按照规定的时限与数额将屡经科考、食廪年深的生员依次升贡到国子监。顺治二年（1645）清政府命中央直属各省起送贡生府学每年一人州学三年二人县学二年一人。各地贡生到京后要进行廷试。时间是每年三月十五日后改为四月十五日。如有滥充者即回原学。一省现五名以上学政要被罚俸。 恩贡是岁贡在特殊情况下的改称。清沿明制凡国家有庆典或皇帝登极便颁布“恩诏”以当年的岁贡生充恩贡。 拔贡明制常贡之外又行选贡之法即为拔贡。各地儒学生员经过考选凡学行兼优、年富力强、累试优等者得以充拔贡。清沿袭此制顺治元年（1644）举选贡。顺天府特贡六人每府学贡二人州、县学各贡一人。清初为六年考选一次乾隆中改为十二年一次。 副贡各省乡试除录取正卷外另取若干名为副榜。中副榜者可以做为贡监入国子监肄业称副贡。 优贡类同拔贡每三年考选一次举送的次数比拔贡多。 以上的恩、拔、副、岁、优贡时称“五贡”。读书士子除了参加科举考试者外由此而入仕途的亦谓之正途。五贡就任官职按科分名次和年分先后恩、拔、优、副贡多以教谕选用岁贡多以训导选用。但在具体实行中常有变动。 五贡之外还有例贡。凡儒学中的廪、增、附生按政府规定报捐为贡生的称例贡。这是当时由捐纳入官的必由之路由于是出资捐买而得很为一般人所蔑视。例贡或在监肄业或在籍均可称为国子监监生。乾隆年间议准例贡如果志在由正途入仕准其辞掉例贡头衔以原来的身分参加科举考试。 贡生之外还有监生。恩监乾隆年间开始实行主要是选拔和照顾一些资历、身分较特殊的士子恩准入监肄业。乾隆二年（1737）准八旗汉文官学生应讲求经史每三年奏请钦点大臣考试优者拔作监生与汉贡监等一体肄业。后又议准八旗算学生、汉算学生、钦天监天文生均准考恩监。乾隆五十一年（1786）凡陪祀孔庙的圣贤后裔本人是武生俊秀及无功名顶戴的俊秀均恩准做监生。 荫监。又分恩荫和难荫两种。恩荫是按内外文武官员品级荫子入监。 顺治二年定文官中京官四品、外官三品以上武官二品以上可送一子入监。康熙五十二年（1713）始宗室亦给荫入监。难荫顺治三年（1646）定满、汉三品以上官员三年任满勤于国事而死者可荫一子入监。雍正年间以后特别体恤军功死难者。凡八旗武职立功身故无论功绩大小是官员的给七品监生一人是护军校、骁骑校的给八品监生一人均于子弟内补充。乾隆四年（1739）定八旗武职立功病故所给的监生按立功等第定监生品级。一、二等军功给该员子弟监生一人食七品官俸三、四等军功给该员子弟监生一人食八品官俸五等军功给该员子弟监生一人照捐纳监生例准其应乡会试。 优监与优贡雷同唯入监条件略有降低。雍正十一年定在地方儒学为附生及武生的可以选为优监生。例监与例贡雷同亦是条件更放宽。凡未取得生员资格的读书士子即俊秀可以通过捐纳而取得监生资格称例监。 贡监生入太学后依次到六堂研习。六堂分为三级：正义、崇志、广业堂为初级修道、诚心堂为中级率性堂为高级根据学习成绩递升。国子监的监生又分为内、外两班内班是住在监内的有膏火之资。外班则散居监外各地无膏火。清初内班共有监生一百五十名每堂二十五名外班一百二十名每堂二十名。乾隆初改内班每堂为三十名这样内、外班共三百名既而又裁减外班一百二十名拨年班二十四名为外班生。外班补内班要经过考试。内班贡监生的告假等事项都要按严格的规定办理。国子监授课和考试的办法是：每月初一、十五日师生向孔子行祭奠礼毕听助教或学正、学录讲解经书然后要进行覆讲、上书、覆背每月三回周而复始。所习内容为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易经》、《书经》、《诗经》、《礼记》、《春秋》）、《性理》、《通鉴》等还有兼学习“三经”、“二十一史”的。每人每日要摹名帖数百字并立“日课册”按期交助教等查验。每月十五日祭酒、司业轮换考课四书文一篇诗一称大课。一般是司业月考祭酒季考。另外每月初一日在博士厅课经文、经解和策论。每月初三及十八日助教、学正和学录还要分别主持考课试四书文、经文和诗策等。监生坐监的期限始初各种贡监生并不一样。恩贡、难荫、由廪生出身的副贡时间最短为六个月。其他有八个月、十四个月、二十四个月的。例监最长为三十六个月。雍正五年（1727）规定各监生肄业均以三年为期。修业期满后可应吏部铨选以教谕、训导等选用。 清代还有两种学校隶属于国子监即国子监算学和八旗官学。 算学乾隆四年（1739）额设满、蒙、汉肄业生共六十人学习五年期满分授钦天监天文生及博士。八旗官学系为培养八旗子弟而设。顺治元年八旗驻地各建学舍为八旗官学次年合两旗官学为一学教习在国子监肄业生中考选主要用恩、拔、副贡生。雍正五年（1727）定每旗设学额百名其中满洲六十蒙、汉各二十。乾隆初定官学生肄业以十年为期其中汉文明通者拔为监生升入太学。官学中的汉教习三年期满分等引见。一等用知县二等用知县或教职。嘉庆、道光年间官学渐渐废弛。 此外京师还有宗学和觉罗学。顺治十年（1653）八旗各设宗学选满洲生员为师凡尚未受封的宗室子弟十岁以上均入学习清书（满文）。雍正时定左右两翼设满、汉学各一王公、将军及闲散宗室子弟十八岁以下及十九岁以上的已曾在家读书情愿就学者均令入宗学分习清、汉书学内兼习骑射。乾隆时定宗学额数左翼以七十人为准右翼以六十人为准。每十名生徒派设教习一员。觉罗学正式设置于雍正年间规制与宗学略同。学成后与旗人同应岁、科试及乡、会试或考用中书、笔帖式官职。另外京师还有隶属于内务府的景山学与咸安宫学有世职官学、八旗及礼部义学有健锐营、外火器营、圆明园、护军营等学这些都是为八旗子弟而设体现了清朝廷对这些人的特殊照顾。 清代设学官督理地方官学规制相当严密。各省设提督学政一人提督学政掌管一省学校政令的贯彻主持岁、科两试考核师儒的优劣和生员的勤惰。学政在地方无论官阶高下皆与该省督、抚平行。各府、州、县学皆设有教官。府学设教授州学设学正县学设教谕各一人并设训导辅佐之。雍正年间定儒学教授为正七品官学正、教谕为正八品训导为从八品官。清政府对教官的要求十分严格奖罚分明雍正四年定教官如能尽心训导六年之内所属士子无过犯该省督抚学政据实保题以应升之官即用。 学校生员亦有定额需经考试才能录取。读书士子未入学以前称童生、俊秀经过县考、府考、学政院考取中后即可入儒学为生员俗称秀才。在额的生员为廪膳生员国家供给膳食。额外增加的为增广生及附学生员亦有定额。府、州、县学的程度一样但规模不同。顺治四年（1647）定各省儒学分大、中、小学取进童生。大学四十名中学三十名小学二十名。康熙九年（167o）改为：各直省取进童生大府二十名大州、县学十五名中学十二名小学七、八名。八旗子弟亦可入学归顺天府考试。地方儒学的课程有《御纂经解》、《性理》、《诗经》、《古文辞》及“十三经”、“二十四史”、“三通”等。教官对生员有月考、季考除考四书文外兼试策论。考后第二天讲大清律中的刑名、钱谷类若干条。每月还集诸生于明伦堂诵政府颁布的卧碑文及训饬士子文。生员除丁忧、患病、游学等事故外不应月课三次者予以戒饬无故终年不应课者即予黜革。不过到了嘉庆以后儒学月课渐不举行教官多为年齿衰迈者视考课为故套地方儒学只有师主之名而无训诲之实了。于是生员最重要的考试便为学政所主持的岁、科两试。岁试是学政到任第一年所举行的考试科试是选送生员参加乡试所进行的考试。 清代武生亦附于儒学。康熙三年（1664）定直省府、州、县武生由儒学教官兼辖之。骑射之外教以武经七书、百将传及孝经、四书等学额与取文童生一样也分大、中、小学由七八名至二十名不等。武生的考试有内外场之分先外场骑射次内场策论。岁试列一、二等准应乡试故武生没有科试。 清朝廷对儒学生员采取优恤政策管制也极严格。凡生员入学后例免差徭廪膳生及贫穷生员经济上可得到养赡。生员违反禁令小过失由府、州、县教官责惩大过失申报学政黜革后治罪地方官无权擅责。如果教官徇庇劣生不报或虽揭报而学政不严加惩处分别给以罚俸、降级直至褫职处分。顺治九年政府刊立“卧碑”共八条令全国士子诵习奉行其文如下：朝廷建立学校选取生员免其丁粮厚以廪膳设学院学道学官以教之各衙官以礼相待全要养成贤才以供朝廷之用。诸生皆当上报国恩下立人品所有教条开列如后：一、生员之家父母贤智者子当受教父母愚鲁或有非为者子既读书明理当再三恳告使父母不陷于危亡。一、生员立志当学为忠臣清官书史所载忠清事迹务须互相讲究凡利国爱民之事更宜留心。一、生员居心忠厚正直读书方有实用出仕必作良吏若心术邪刻读书必无成就为官必取祸患行害人之事者往往自杀其身常宜思省。一、生员不可干求官长交结势要希图进身若果心善德全上天知之必加以福。一、生员当爱身忍性凡有司衙门不可轻入即有切己之事止许家人代告不许干与他人词讼他人亦不许牵连生员作证。一、为学当尊敬先生若讲说皆须诚心听受如有未明从容再问毋妄行辩难为师亦当尽心教训毋致怠惰。一、军民一切利病不许生员上书陈言如有一言建白以违制论黜革治罪。一、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把持官府武断乡曲所作文字不许妄行刊刻违者听提调官治罪1。康熙三十九年（17oo）又颁布“圣谕”十六条四十一年颁“训饬士子文”。雍正年间更把康熙时十六条“圣谕”大为展演化为“圣谕广训”并且颁布了“御制朋党论”。乾隆五年（174o）又有《钦颁训饬士子文》。这些都是生员所必须尊奉也是经常进行考课的内容。 府、州、县学无固定学习年限多有白头至老始终为一秀才者。生员的出路有二一是通过荐举做国子监贡监生一是通过乡试成举人两者合称举贡。 明代书院相当达。清初数十年间对书院则采取抑制的政策。顺治九年谕令“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2。康熙、雍正年间各省大吏和地方士绅相继有办书院者。雍正十一年（1733）皇帝予以提倡但主要是在各省省会设立一二所较大书院使均处于中央政府的控制下进一步使之官学化。另外各省的府、州、县亦多有设立书院的有的是绅士出资创办有的是地方官拨公款经理。据不完全统计清代的书院约有三百所3。乾隆年间对书院进一步提倡和整顿规定：“凡书院之长必选经明行修、足为多士模范者以礼聘请。负笈生徒必择乡里秀异、沈潜学问者肄业其中书院中酌仿朱子白鹿洞规条立之仪节以检束其身心。仿分年读书之法予之课程。使贯通乎经史。有不率教者则摈斥毋留。”还规定书院课程可因人而异：“书院肄业士子令院长择其资禀优异者将经学史学治术诸书留心讲贯以其余功兼及对偶声律之学。其资质难强者且令先工八股穷究专经然后徐及余经以及史学治术、对偶声律。至每月课试仍以八股为主或论或策或表或判听酌量兼试能兼长者酌赏以示鼓励。”1同时规定各省书院主讲席者均称为院长。 迨至嘉庆、道光年间书院日益废弛。地方上还有社学、义学。顺治年间题准：“每乡置社学一区择其文义通晓、行谊谨厚者补充社师。免其差役量给廪饩养赡。提学案临日造姓名册申报查考。”“土司子弟有向化愿学者令立学一所行地方官取文理明通者一人充为教读以司训督。”2社学或义学在京师等城市及八旗驻地有设但更多的是设于乡村和边远省区。 1《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289《礼部·学校》。 2《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选举典·学校部》。 3盛朗西：《中国书院制度》第五章《清之书院》。 1《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395《礼部·学校》。 2《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395《礼部·学校》。 不过清代最初级的学校主要还是私人设立的学塾。儿童由蒙直至考中秀才进入儒学主要是在这种学校中接受教育。 学塾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官僚地主有钱人家严格遴选教师在家中教育自己及亲友子弟叫“家馆”或“坐馆”。一种是地方上某个家族出资在一个公共地方设塾教育本家族较贫寒的子弟叫“村塾”或“义塾”、“义学”。再一种是教师自己在家设学学生来源不限叫“家塾”或“私塾”。一般地说专教蒙童的谓之“蒙馆”教年纪大些学生的谓之“经馆”。学塾开始是识字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南方的学塾还重“对课”即令学生属对。再有是“描红”即写字。再进一步就是学作八股文、试帖诗。行有余力读四书五经以及《唐诗三百》、《纲鉴易知录》、《古文观止》等。私塾教育是个别教学、强制记忆。 科举制度清代在顺治年间开始恢复科举取士制度康熙时推行于全国。与明代一样科举分为三个等次。先是童试取中者名曰“秀才”。其次是乡试取中者名曰“举人”。最后是会试、殿试取中者名曰“进士”。在一轮十二年中子、卯、午、酉年为乡试年丑、辰、未、戌为会试年其余四年是童试年。清代的考试制度比明代更为详细、严密但由于科举取士积弊日深暴露出的问题也更明显。 童试亦称小考由于应试者名曰童生故称童试是读书士子进身之始。童生亦名文童、儒童、儒生、俊秀但没有年龄上的限制有十几岁的少年也有五、六十岁的老者。童生应试在本县报名填写籍贯及三代履历并要有同考者五人互结再请一个本县廪生作保。确保考生籍贯无误家身清白非出身于娼优皂隶之家及未遇父母之丧者方准应考。主要考四书文还有《孝经》、《性理》、《太极图说》、西铭、正蒙及《圣谕广训》、《训饬士子文》等。童试分县考、府考、院考三个步骤进行。县考由本县县官主持考四场或五场。 府考在府城举行情形与县考略同每次考一府之中的三、四个县。院考也在府城举行但由各省学政亲临主持。清代学政亦称学院故名院考。这时每个考生要加一名廪生作保考试两场一正试一复试。正试试两文一诗复试试一文一诗并默写《圣谕广训》百余字。文字优等者由学政按规定的学额进行录取。被取之人即曰“秀才”自此入儒学肄业亦称“入泮”。入县学的称县学生员入府学的称府学生员。入学后都先做附学生然后逐步升为增广生、廪膳生。 童试中最普遍的弊端是雇能文之人顶替本人入场。故顺治年间规定每府各州县要会同在一天考试府试亦汇齐在一日以防重冒。如有请代等弊互结的五名考生连坐保结的廪生黜革。雍正十三年（1735）及进一步规定：“枪手代倩为学政之大弊。嗣后凡有代笔之枪手照诓骗举监生员人等财物、指称买求中式例枷号三月烟瘴地方充军。其雇倩代笔之人照举监生员夹浼营干买求中式例烟瘴地方充军。知情保结之廪生照知情不例杖一百。”1另外考官阅卷衡文往往委托幕友办理本人并不过目草率录取甚至有任听幕友书役勾通舞弊之事。有清一代童试中枪替、冒籍、滥送、贿买等弊端始终未曾禁绝反而愈演愈烈。 清代乡试始于顺治二年三年一科逢子、卯、午、酉年举行是年亦称大比之年。因为乡试举行于秋八月故又称“秋闱”。康、雍年间起凡皇帝登极或大寿之年均加科曰恩科。如该年正逢乡试正科之年则将正科或提前一年举行或移后一年举行。 顺治时顺天及直省乡试每中式举人一名取儒生三十名应试。康熙年间增至百名。府、州、县学生员经提学考试精通三场者方准应乡试。各地儒学的教官和在籍的国子监恩贡生、岁贡生、监生有愿参加本省乡试的许与生员一体考送。不过卷面要注明官字、贡宁、监字以另案落。在国子监肄业的贡监生由监内教官考选。娼、优、隶、皂之家子弟居父母丧者不得应试。 乡试在各省省城举行。八月初九日为第一场十二日为第二场十五日为第三场。每场均是先一日点名放入后一日放出。考试文体仍用八股文亦称制艺、时艺、时文、四书文。顺治二年定乡试第一场试时文七篇其中四书三题五经每经各出四题应试者认习某经即作某经四题。第二场试论一篇题用《孝经》判五道诏、诰、表择作一道。第三场试经史时务策五道。 各省乡试的处所称贡院士子应试的席舍曰号房拨守的军卒叫号军。 士子及试官入闱后用钥封门。内外门用帘隔开在外的提调监试等官叫外帘官在内的主考、同考叫内帘官。以大员总摄场务叫监临。试场对士子的约束防范极严屡有整肃场规的严谕。为防止考生夹带乾隆九年（1744）有如下详细规定：“士子服式帽用单层毡大小衫袍褂俱用单层。皮衣去面毡衣去里褌裤紬布皮毡听用止许单层。袜用单毡鞋用薄底。坐具用毡片。其马褥厚褥概不许带入。至士子考具卷袋不许装里砚台不许过厚笔管镂空水注用磁木炭止许长二寸蜡台用锡止许单盘柱必空心通底。糕饼饽饽各要切开。此外字圈、风炉、茶铫等物在所必需无可疑者俱准带入。至考篮一项如京闱用柳筐柄粗体实每易藏奸今议或竹或柳应照南式考篮编成玲珑格眼底面如一以便搜检。至褌裤既用单层务令各士子开襟解袜以杜亵衣怀挟之弊。再士子搜出怀挟者其父师均有教诲约束之责查出一并究治。”1为防止交通关节士子所交1《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386《礼部·学校》。 1《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841《礼部·贡举》。 的墨卷当场弥封然后由专人用朱笔誊录曰朱卷呈考官审阅。考官批示用墨笔同考用蓝笔。 乡试第一名曰解元被录取者统称举人。各省所取名额不一顺治初年定顺天、江南中式皆一百六十余名浙江、江西、湖广、福建皆逾百名河南、山东、广东、四川、山西、陕西、广西、云南在九十名以下不等贵州最少为四十名。以后各朝又有增减。正榜之外还取副榜各省亦均有定额由六名至二十名不等。康熙初曾一度停止副榜后又恢复。以后各直省每取举人五名即取副榜一名。 乡试还有复试和试卷磨勘制度。先是顺治十四年（1657）顺天府和江南乡试有贿买情节榜以后众议因此命顺天及江南中式举人来京复试此为乡试复试之始。道光二十三年（1843）定制各省举人一体到京复试否则不得参加会试。此外各省乡试揭晓后要将试卷解送到京至礼部磨勘以防止闱后有人修改试卷。磨勘的内容先是察考官倘有出题错误给以罚俸处分。次是复阅举子试卷严查有无弊倖及瑕疵。倘有文理悖谬、字体不正、朱墨不符、对非所问者黜革除名。有不遵传注、不避圣讳、以行草誊录、四书文过六百字者罚停一科至三科不等。一省当中如果斥革三名以上主考官要被革职或提问如果罚科卷数多对考官实行罚俸、降级、革职等处分。 康熙、乾隆年间曾生过是否保留八股文与科举制度的争议。乾隆三年（1738）兵部侍郎舒赫德又列举八股取士的四大弊端建议改革遭内阁礼部反对未能实行。 乡试第二年各地举人到京师应进士之试称会试、殿试。会试是集中会考之意中式者为贡士第一名曰会元。取得贡士资格后方能参加殿试。会试在丑、辰、未、戌年举行正科恩科之年的会试为会试恩科。因会试举行于春季亦称“春闱”又因是礼部主办亦称“礼闱”。清初会试在二月举行。乾隆年间改会试在三月殿试在四月遂为常例。会试初九日为场十二日为第二场十五日为第三场。均是先一日领卷入场后一日交卷出场每场计三日。会试各场的内容、文字的限制等与乡试大体相同。 会试的总裁用阁部大员四人或六人多至七人。中式无定额顺治三年丙戌科会试取中四百名。以后历科中额或百余名或二三百名不等。最多的是雍正八年（173o）庚戌科取四百零六名。最少的是乾隆五十四年（1789）己酉科取九十六名。录取方法亦有变化。 会试在正榜以外一度还取副榜。会试副榜免廷试由吏部授官。康熙初年停止此法。 最初会试无复试康熙五十一年壬辰科因有人作弊遂行复试。雍正、乾隆年间亦有过复试嘉庆初著为令。贡士榜后数日即进行复试地点在乾清宫后改为保和殿。试四书文一篇五言八韵诗一即日交卷。复试列一、二、三等者准予参加殿试。 殿试是天子亲策于廷仪式十分隆重。殿试的地点最初在外后改于太和殿东西阁阶下遇风雨试于殿东西两庑。乾隆五十四年（1789）始试于保和殿后沿为例。殿试内容为时务策一道。时务策策题长达二、三百至五、六百字一般询问三、四件国家大政让应试者回答。殿试之日皇帝要亲临试场要奏乐鸣鞭。嘉庆、道光以后御殿之礼渐不举行。应殿试的具体情况清代末科探花商衍鎏曾有一段叙述。时间虽靠后但可见当时的一般情状：“余于光绪三十年甲辰科应殿试当日于卯初刻服常朝服入东华门至中左门候点名领卷送场者至此为止。殿廷所备试桌式如炕几高仅尺许趺坐盘膝以事写作试士素非所习。于是多自携考桌其制用光面细布蒙薄板以铁条为活四柱纳于板背折叠成片支起扣于套环之内即为一桌较内廷所备者稍高以藤筐盛布箱贮考具应用之物其筐即为坐椅领卷后背负以入从前校尉代携之制已成虚文。入殿随意择坐但殿宇深严先至者多据前排后排阴暗不能辨字后至者多迁于殿前廊下然倘遇风雨则飘洒堪虞。从前由礼部同銮仪卫督率校尉于前一日在试桌上黏贴各贡士名签按签入坐此制不知何时停废。策题颁下约在辰刻由礼部官散给每人一张在中和殿阶下跪接。入保和殿就坐策对殿上均黄绒地衣下衬以棕荐篾席御座正中丹陛三层加以五彩幡龙地衣禁止吸烟。例赐宫饼一包即唐代红绫饼之意。殿前南院备有茶水试士不禁出入随时可问饮用自备乾粮以充饥。入试情形之可纪者大略如此。”1殿试试卷有一定格式先写明履历三代及本人籍贯、年龄正文的开始要用“臣对臣闻”字样策文不限字数最短一千字。必须将试卷充实写满同时书法极关重要字要黑大光圆不能有点画小疵。殿试当日交卷因是皇帝亲策不任命阅卷大臣只有读卷大臣十余人。读卷后将前十本最嘉者初步拟定名次后进呈最后要由皇帝钦定。十名以外之卷读卷官在内阁拆弥封照阅卷时所定名次填榜。殿试中式之榜号曰金榜。四月二十五日行传胪大典皇帝升太和殿王公大臣文武百官陪立如仪。传胪官宣唱某甲某人一一引出班行三跪九叩之礼仪式隆重。殿试赐出身曰进士凡会试中式的贡士均可取中分为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通称第一名为状元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为探花。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一甲第一名授翰林院修撰第二、三名授翰林院编修。 殿试传胪后三日还要在保和殿举行殿试朝考考前列者用庶吉士次等者分列为主事、中书、知县等。 关于八旗及宗室参加乡、会试清政府另外有过规定。 清制八旗以骑射为本右武左文故不大提倡八旗子弟应试科举。顺治八年（1651）次准许八旗应乡、会之试是年满洲、蒙古、汉军生员参加顺天府乡试。以后八旗考试时举时停。始初凡准应乡、会试时均是满洲、蒙古为一榜汉军、汉人为一榜。考试内容亦有区别满、蒙生员乡试为满文或蒙文一篇会试增为两篇。汉军试《书》艺二篇、《经》艺一篇。不通经者增《书》艺一篇。二、三场试策、论各一篇。康熙二十六年（1687）改为八旗子弟与汉人一体应试但在乡、会试前要先试马步箭骑射合格方可应试。此遂成为定制。乡试中额历科不一。顺治八年取中满洲五十名蒙古二十名汉军五十名。以后有所减少。乾隆九年定满洲、蒙古共取二十七名汉军取十二名。 清初宗室子弟不参与乡、会试康熙三十六年（1697）因宗室子孙日益繁衍准有能力学属文者一体编号取中但很快又停止。乾隆时也只是偶尔允许宗室子弟应乡、会试。直至嘉庆六年（18o1）宗室应乡、会试始著为令。其法为：“凡在官学读书及在家读书愿应乡试者俱照宗人府奏准之例交稽查宗学汉大臣核实考试将文理通顺者由宗人府造册汇送兵部考试马步箭其合式之人移咨礼部札送顺天府乡试俟三场完毕将实在人数奏请钦定中额永远遵行。”1宗室应乡、会试在试场号舍内专门拨号设坐试卷注明宗字号。嘉庆九年（18o4）又定宗室乡、会试改于各士子乡会试三场完毕之后即十七日举行。当日点进当日完卷只试一文一诗。乡试约人中一名会试约取三、四名。会试后还要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复试方可正式取中。至于殿试与朝考则与汉人士子一体考试。 另外八旗和宗室还专有翻译一科有满洲翻译与蒙古翻译应试者只限于八旗及宗室子弟。满洲翻译是以满文译汉文或以满文作论蒙古翻译以蒙文译满文不译汉文。翻译在清代时举时停亦有童试、乡试、会试之程序三年一举。都是别立翻译场考试录取翻译生员、翻译举人、翻译进士。进士考列一、二等者授翰林院编修三等授翰林院检讨等职。 清代科考制度文科之外还有武科。无功名的习武士子称为武童各省学政在考文童后考武童报考条件及手续与文童试相同。考试为三场有外、内之分。头场马射二场步射及硬弓、刀石是为外场。三场是内场原试策论后改为默写武经七书的某些段落。武经七书包括《孙子》、《吴子》、《司马法》、《尉缭子》、《李靖问对》、《黄石公三略》及《姜太公六韬》。取进武童生顺治时无定额康熙十年（1671）定与各省文童例同分大、中、小学录取府学二十名大州县十五名中州县十二名小州县七八名被取进者通称武生。清代地方无专门的武学康熙三年（1664）定直省府、州、县、卫武生由儒学教官兼辖之教以武经七书、百将传及《孝经》、四书等。本地武职官员每月在各学射圃会同考验弓马。武生的岁考与文生相同三年一次一、二等者可应乡试。故武生无专门选拔参加乡试的科考。武乡试、会试也分外、内场。头场试马箭二场试步箭再开硬弓、舞1《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329《礼部·贡举》。 刀、掇石是为外场考试。三场试策论是为内场考试。嘉庆十二年（18o7）以应试者多不能文改策论为武经一段约百余字无涂写错乱即可实际渐渐同于虚设。不过武生、武举人年六十以上者不得再参与乡、会试。武乡试三年一科子、卯、午、酉为正科逢庆典为恩科与文乡试同中式者为武举人。乡试中额据康熙二十六年（1687）的规定大体是文闱中额的一半。顺天一百零八名汉军四十名奉天、锦州二府三名江南六十二名江西五十七名福建、浙江各五十四名湖广五十名河南四十七名山东四十六名广东四十三名四川、云南各四十二名山西四十名广西三十名陕西、甘肃、贵州各二十名。雍正、乾隆年间各省中式名额又有增加。其中陕、甘两省因人才壮健者多骑射娴熟胜于他省均增至五十名。武会试于辰、未、戌、丑年在京师举行与文会试同。考期在九月。会试中额顺治时及康熙初年或二百或一百五十或一百。后来不拘定额数计省分大小、人之多寡临时酌定中额。武会试后也要复试而后才进行殿试。殿试在十月举行。十月十五日试策问嘉庆时改为默写武经约百字。十七、十八日试马步箭弓刀石皇帝亲阅。一甲、二甲及三甲前十名皆在校阅时钦定。武进士传胪也在太和殿一甲三名依次通称武状元、武榜眼、武探花赐武进士及第。二甲赐武进士出身三甲赐同武进士出身。顺治三年一甲一名授参将二名授游击三名授都司。二甲均授守备三甲均授署守备。以后武进士所授之职屡有变更。 除科目取士之外清代还有由皇帝临时特诏举行的考试称制科。其中最著名的是博学鸿词科和孝廉方正科。康熙十七年（1678）诏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备顾问著作之选。命内外大员推荐学行兼备、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已仕、未仕来京亲试录用。第二年各地荐举一百四十余人到京召试体仁阁试赋一、诗一。康熙帝亲自阅卷取一等二十人二等三十人俱授为翰林官。乾隆元年亦开博学鸿词科召试一百七十余人取中十九人授编修、检讨、庶吉士等职。 以上概述了顺治至道光年间的学校与科举制度。清代是我国传统教育与选士制度集大成的时期也是结束期。鸦片战争以后时局变化新式学堂6续出现旧有官学渐次衰落。光绪三十一年（19o5）清廷更不得不停止科举这种沿袭一千余年的选士制度至此废除。 第六节“滋生人丁”和“摊丁入亩” “摊丁入亩”之概况“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摊丁入亩”是清代赋役制度改革的两个重大步骤。 康熙五十一年（1712）二月玄烨颁了谕旨：“今海宇承平已久户口日繁若按见（现）在人丁加征钱粮实有不可。人丁虽增地亩并未加广应令直省督、抚将见（现）今钱粮册内有名丁数勿增勿减永为定额。其自后所生人丁不必征收钱粮编审时止将增出实数察明另造清册题报朕故欲知人丁之实数不在加征钱粮也。今国帑充裕屡岁蠲免辄至千万而国用所需并无遗误不足之虞。故将直隶各省见（现）今征收钱粮册内有名人丁永为定数。嗣后所生人丁免其加增钱粮但将实数另造清册具报。”1“其征收办粮但据五十年丁册定为常额续生人丁永不加赋。”2这就是所谓“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谕意思是将康熙五十年（1711）政府所掌握的全国二千四百六十二万一千三百二十四名人丁应征的三百三十五万余两丁银基本加以固定作为今后每年征收丁银的常额依据以后新增成丁被称为“盛世滋生人丁”永远不再征税。五十五年（1716）户部针对已固定的人丁因死亡、开除等缘故而出现的缺额又制定了具体的抵补办法即“按人丁派者一户之内开除与新添互抵；不足以亲族丁粮多者抵补；又不足以同甲丁粮多者顶补”1。从而将历来因变动频繁、最难控制的丁额和丁银基本上给固定了下来。 这一措施虽未取消丁税但把全国丁税总额基本固定不再随人丁增长而加重对于少地或无地的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来说还是有一定好处的。因为他们实际上承担着全国丁税的绝大部分丁税不增其负担相对稳定有可能安心生产；其次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对于那些尚在苦于增丁的州县地方官来说因清政府放松了对户丁的编审要求也可稍得喘息。康熙五十六年（1717）政府宣布废除对“增丁州县官员议叙”的制度便从反面说明了这点。当然由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目的在于因其旧的户丁编审制度和增收人丁税的做法已经陷入绝境为保证赋役来源与缓和阶级矛盾不得已而为之。最后推行的实际结果也是清政府得利最大不仅易于查清户口保证了赋役来源而且也在某种程度上吸引了流民的附籍稳定了社会秩序。不过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最重要的意义还在于推动了“摊丁入亩”制度的实行为其迅成为全国统一的赋役征收制度完成了最后1《清圣祖实录》卷249。 2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133《户部·户口编审》。 1王庆云：《石渠余记》卷3。 的关键性的一步。因为只有经过此次丁银的基本固定才能使之更易于全部转归土地即所谓“自续生之赋罢丁有定数征乃可摊者”2。 然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仍未能解决赋役负担偏枯不均的问题。这主要是由于按户征收的人丁税常因生育死亡生变动而除、补之丁额又很难恰好相当。长此下去很快便会出现“额丁子孙多寡不同或数十百丁承纳一丁；其故绝者或一丁承一、二十丁；或无其户势难完纳”1。因而又造成新的不均。同时在编审过程中不仅一切费用均归纳户负担而且各级官吏又乘机敲诈无所不用其极。正如直隶总督李绂揭露的那样：“民间派费甚多有里书及州县书吏造册之费有里长候审饭食之费有黄绫、纸张、夹板、绳索、棕包之费”等等常高达正赋之数倍。“各省皆然直隶尤甚”。2他们甚至置朝廷之谕旨于不顾仍肆意放富差贫胡作非为所谓“无田无地赤手穷民则现丁当丁；而田连阡陌之家粮册在手公然脱漏浸淫成习”。对贫苦百姓则“复于丁银之外今年加一、二分明年又加二、三分年复一年递增不觉。户无毫厘田产每丁竟有完至二、三钱四、五钱者”3。至于康熙皇帝亲自询问过的那种“并无差徭共享安乐”的“余丁”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些“缙绅豪富之家”而已。在这种情况下其赋役负担怎么能做到公平合理？最注重实际的农民群众又怎么能不对朝廷之诏令生疑虑从而继续“携家远徙”四处流亡？其结果仍然是“丁倒累户户倒累甲”清廷的赋役收入仍难得到保证。这时统治集团中才开始有人尖锐地意识到“丁、粮同属朝廷正供派之于人与摊之于地均属可行；然与其派在人而多贫民之累孰若摊在地而使赋役均平？”4这就是说丁税同田赋一样都是国家的正式税收项目与其靠加重广大贫苦无依的人丁之负担来增加政府之收入而将其6续逼跑哪如将这已固定了的人丁税银均摊到田赋银中统一征收更有把握？因为土地是固定不动跑不掉的有地便会有人耕种其赋税就不愁没有着落。这是保证国家赋役来源的最根本最可靠的办法。因此清政府迅即采纳了这个建议在不放弃丁银原额的前提下只巧妙地改变一下征收方式即将康熙五十年已固定的全国二千四百六十二万余人丁应交纳的三百三十五万余两丁役银总额平均摊入到全国各省之诸州县的田赋银中按每田赋银一两均摊丁银若干计算然后一起输纳征解。这就是所谓“摊丁入亩”制度又称“丁随地起”或简称“地丁”制度。这是清代赋役制度改革的第二个重大步骤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内最后的一次赋役制度改革。 2嘉庆《无为州志》卷7《食货志·户口》。 1吴振棫：《养吉斋余录》卷1。 2李绂：《穆堂初稿》卷39下《清通融编审之法疏》。 3戴兆佳：《天台治略》卷2。 4田文镜：《抚豫宣化录》卷2《题请豫省丁粮按地输纳以均赋役事》。康熙五十五年（1716）清廷先批准“广东所属丁银就各州县地亩摊征每地银一两摊丁银一钱六厘四毫不等”。这虽是“丁随地起见于明文”之始但实际上尚属试行性质。 正式的摊丁入亩始自雍正初年。雍正元年（1723）直隶巡抚李维钧鉴于本省“无地穷丁”甚多而“北五府（顺天、保定、河间、永平和宣化）丁浮于地尤为苦累故条奏摊丁（入亩）”。后经户部及九卿各方议准：直隶省“于雍正二年为始将丁银摊入地银之内造册征收”。李维钧又根据“北五府地少丁多难就本州县之丁银摊入本州县地银之内”的实际情况“为苏民困”“计之再三”最后决定通省计摊“统为核算”即将全省“四十二万零八百两之丁银均摊于（全省）二百零三万四千七百余两地银之内仍照上、中、下三则之田各计其纳粮轻重之数而分摊其丁银永无偏累”1。7o2681928273钱许。接着福建、山东、河南、浙江、陕西、甘肃、四川、云南、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西、湖北等省相继推行。至雍正七年（1729）便基本上普及到全国的绝大部分省区。尽管奉天、台湾和贵州等地直至乾隆年间才开始实行山西更“以富人田少贫民种地代纳丁银不服”迟迟拖到光绪五、六年间（1879～188o）；但是此时“摊丁入亩”制度已基本上成为全国划一的赋役征收制度了。另外几乎与此同时清政府又6续将匠班银、盐钞银、渔课钞等其他赋役也合并到田赋银中征收地丁银便成为其主要的财政收入了。 “摊丁入亩”的特点和意义通过下表可以看出清代摊丁入亩制度具有以下三个鲜明的特点。先在各省单位平均摊入的丁役银中除湖南因系“以粮石计摊”其数额显得最多外其实际最多的还是直隶其次是山西、陕西和甘肃等省而江苏、安徽和浙江诸省则最少。凡摊入丁银多者则必其原来丁役负担重者反之凡摊入丁银少者则必其原来丁役负担轻者。这一方面说明清前期“东南诸省赋重而役轻；西北赋轻而役重”1的大致趋势；另一方面也就不难预料北方的田亩负担因摊丁银而加重的程度必定会比南方大故大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反对摊丁入亩制度的情绪也就势必会比南方更为强烈。 其次各省在摊丁入亩时的具体做法很不一致。有按田亩计摊者有按粮石计摊者但大多数则还是按每田赋银一两为单1《雍正硃批谕旨》第5册《李维钧奏折》。 1《清史稿》卷121《食货二·赋役》。 顺序省名时间倡议者每两田赋银摊丁银摊征方式备考资料来源1广东康熙五十五年(1716)64(钱)各州县计摊“丁随地起”“见于明文者自广东始”。 《石渠余纪》卷3《纪丁随地起》条12直隶雍正二年(1724)7o2681928(钱)通省计摊“雍正六年又以长芦灶丁摊入地亩”。 3福建〃〃黄国材o.527～3.12(钱)83～1.448钱。 1《九朝东华录》“乾二” 称：1—2钱不等。 4山东〃〃陈世倌1.15钱；其永利各场灶丁于乾隆二年摊入摊o.1o4钱通省计摊《清世宗实录》和《会典事例》作三年；《山东通志》作四年。 5河南雍正四年(1726)田文镜o.117～7钱各川县计摊《清史稿》卷294本传称“五年始”。 1《抚豫宣化录》卷22《清世宗实录》卷516浙江〃〃45钱〃〃《清会典事例》称：45钱。1《浙江通志》7陕西〃〃岳钟琅1.53钱(4钱)通省计摊《清史稿》卷296本传称：“五年始”。 1《清史稿》卷2968甘肃〃〃李元英河东1.53钱河西o.1o6钱通省计摊《清史稿》卷296称：逾年(五年)疏言：“河东粮劝轻丁多河西粮多丁少”故“河东丁随粮办河西粮照丁摊”。 同上 顺序省名时间倡议者每两田赋银摊丁银摊征方式备考资料来源9四川〃〃52石至1.96石不等算一丁征6升以粮石计摊《会典事例》作“”。 1o云南〃〃杨名时科则缺。其屯军丁银一万五千两每丁征通省计摊2.8—6.2钱1《清史稿》卷29o本传2王鸣盛《杨氏全书》序11江苏雍正五年(1727)11～o.629钱不等以亩计摊“班匠银三千余两亦摊”。 12安徽〃〃同上〃〃13江西〃〃56钱。屯地摊o.291钱。 以两计摊《清史稿》卷289本传称“四年”。 1《清史稿》卷289本传14湖南雍正六年(1728)〃〃1～8.61钱以粮石计摊1《清吏稿》卷289称“七年”。 15广西〃〃田赋银一两摊丁银1.36钱不等以两计摊16湖北雍正七年(1729)每田赋银一两摊丁银1.296钱以两计摊17台湾乾隆十二年(1747)缺1《大清会典事例》18贵州乾隆四十二年(1777)每亩赋银一两摊丁银以两计摊19山西光绪五、六年(1879—188o)缺《山西通志》1下列十八省资料来源同此。此外另见出处者各栏分别注明。 位计摊；主要是通省统一核算计摊但个别省份也有以州县计摊者。这些又说明了摊丁入亩制度本身的多样化和复杂性。 最后从各省摊丁入亩开始的时间看大都集中在雍正二年至七年（1724—1729）之间。这更反映出摊丁入亩制度的产生决非是一次偶然的事件而是经过长期酝酿至此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而已。 以上特点的形成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的。早自唐代后期以来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商品经济的展和历次农民大起义的打击和推动地主阶级逐渐感觉到重点控制和剥削劳动者的人身其收益已愈来愈低反倒不如放松些对人身的控制而多从经济上加强搜刮更为有利于是便开始逐渐将其剥削的重点由原来的控制人身转移到加重对劳动者的经济榨取上从而使封建的依附关系日益减弱劳动者的身份大有提高。顺应这种趋势赋役剥削制度也随之生了一系列的重大变革：先是唐代后期从“以人丁为本”的租庸调法转变为“惟以资产为宗”的两税法至明代中期又代之以“量地计丁”、“计亩征银”的一条鞭法而清代前期出现的这种“摊丁入亩”制度则又是一条鞭法的继续和展。事实上摊丁入亩这种征收方式早在明末清初便已散见于全国不少地区。如明天启元年（1621）给事中甄淑就已因“小民所最苦者无田之粮无米之丁田鬻富室产去粮存而犹输丁赋”太不合理提出“以米带丁”的倡议即“取额丁额米两衡而定其数米若干即带丁若干买田者收米便收丁”以使“县册不失丁额贫民不致赔累”。据说在当时曾经实行过惟因“其时政荒赋重故不久辄罢”。崇祯八年（1635）陕西城固县则有“丁随粮行之法”1；清康熙六年（1667）河南太康知县胡三祜也推行了“丁随地派”法规定“每地三十三亩三分准入一丁”之负担2；九年（167o）广东四会有“以丁随粮”之法；二十三年（1684）四川雅安所属的芦山县更实行了“按亩均丁”法；与此几乎同时直隶乐亭知县于成龙更进一步察觉到“田与丁分”是产生赋役负担严重不均的根源因而在该县推行了一种能使“富户正供之外所增无几而贫者永得息肩”的“按田均丁”法3；五十二年（1713）御史董之燧则更提出在全国推行“统计丁粮按亩均派”的建议只是由于被户部议为“（旧册）相沿已久未便更张而止”4。其他尚有多处。以上种种名虽不同实质则一均属“摊丁入亩”性质有的并已取得显著成效故当雍正初年清朝廷一声令下便得以在全国各地迅而集中地普及起来。当然康熙雍正时空前强化的主义中央集权也提供了顺利推行的政治保证。摊丁入亩的确立和贯彻执行对当时历史的展具有着重大的意义和影响。先它统一了全国的赋役内容促进了社会经济的高度展。这对清初以来全国各地多种多样的赋役制度是一次空前的统一和完善使“一省之内（亦）则例各殊”的徭役形式“始归划一”地丁制度成为全国最主要的统一的赋役内容既有利于国家财政法令的贯彻又促进了各地社会经济迅展。其次在一定程度上平均了赋役负担刺激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摊1《皇朝经世文编》卷3o《户政》曾王孙《勘明沔县丁银宜随粮行疏》。2道光《太康县志》卷2《田赋·人丁》。 3乾隆《乐亭县志》卷4《田赋·户口前序》。 4《松江府志》卷21《田赋》下。 丁入亩的基本原则是“因田起丁田多则丁多田少则丁少”1而且“无论绅衿富户不分等则一例输将”2。这是比较公平合理的。就全国而言东南地区（如江浙）原本赋重役轻今将较少的丁役银均摊于较多的田赋银中每两田赋银具体增加只有少许而北方诸省丁役虽重然田赋却轻往往几亩或十几亩甚至几十亩才负担田赋银一两故每两田赋银摊入二钱左右的丁银平均到每亩田里为数也极有限。这样南北两方的赋役负担重者轻之轻者重之渐趋平衡。再就各阶级阶层来说摊丁入亩也使其中大多数人负担有所减轻。不单“寸土皆无”的佃农、手工业者、小商人等基本上摆脱了丁银的“赔累”有了更多的人身自由和谋生出路而且“丁多地少”的自耕农和半自耕农也在废除丁银后只在自己负担的为数不多的田赋银中摊入极少量的丁银负担较前也有所减轻即使中小地主其田赋负担虽“较诸原额为过之然一切杂办丁徭尽行除豁民止知有田赋一项胥吏不得以为奸则浮费省别无算岂不名增而实减哉？”3咸丰时人王庆云在评论摊丁入亩时说：“惟均之于田可以无额外之多取而催科易集。其派丁多者必其田多者也其派丁少者亦必其有田者也。甲甲无减匿里户不逃亡贫穷免敲扑一举而数善备焉。所不便者独家止数丁而田连阡陌者耳。”4这虽有夸大但也反映了一定的历史事实。赋役负担的比较公平合理当然会对久困于役的广大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有着一定的刺激作用。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社会经济尤其是商品经济的空前繁荣与此是有密切联系的。第三进一步削弱了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推动了人口的迅增长。“丁口之输赋也其来旧矣。”丁役或丁银包括所有匠班银、盐钞银等历来就是封建国家对其臣民部分人身占有的具体体现和显著标志是一种纯粹的“经济强制”。经过人民群众长期艰苦斗争的结果这种依附关系在不断地被减弱着。在明末农民战争的推动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影响下入清以来这种削弱的趋势更为加。康熙十一年（1672）浙江的盐钞银摊入地亩银中；康熙三十六年至四十一年（1697—17o2）浙江、湖北、山东等地的匠班银也6续摊入地亩；五十一年（1712）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更将全国现有的丁银固定取消了以后滋生部分的人丁税；而摊丁入亩则最后将所有的人头税目也统统摊入田赋银中总称为“地丁银”。至此不仅相沿千余年的人头税完全匿迹于史册开始只按土地的单一标准收税而且长期束缚人民人身自由的户丁编审制度也日渐松弛至乾隆三十七年（1772）终被“永行停止”此后甚至连过去为征差役和限制农民外出的里甲制也开始被专职防盗的保甲制所取代。 由于摊丁入亩使清廷放松了对人口的控制解除了丁银的赔累致使不仅经济达的江南和东南沿海“贩夫牧竖优游于光天化日之下无征输之苦”1甚至地处边远的贵州等省也使“赤贫无田、持手而食之夫悉得免于追呼”2。因而人民不再大量逃亡和匿隐人口的统计也较前更为精确符1康熙《嘉兴府志》卷9《户口》。 2田文镜：《抚豫宣化录》卷2《题请豫省丁粮按地输纳以均赋役事》。3乾露夏津县志》卷4《田赋》。 4王庆云：《石渠余纪》卷3。 1乾露常昭合志》卷3《户口》。 2道光《贵阳府志》卷44《食货略》1。 实。康熙五十年（1711）全国共有人丁二千四百六十二万余按丁与口比例为1∶3.16计算共计人口七千七百八十余万。雍正八年（173o）则增至二千五百四十八万丁八千零五十一万余口。至乾隆六十年（1795）则骤增至近三亿口道光十五年（1835）更突破四亿大关。其增长度是十分惊人的。当然也不可避免地为我国带来巨大的人口压力但那已是近现代的事情不能全归咎于此。恰恰相反在当时人口的增长为社会生产提供了足够的劳动人手封建依附关系的减弱又使劳动人民有了更多的迁徙流动自由。其中不少人即相继离开农村纷纷转入城镇和场、矿为手工工场（或作坊）和矿山增添了大批的雇佣劳动力靠劳动换取计日（或计时、计件）工银以糊口或养家从而客观上推动了明代已经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的继续缓慢增长。 最后暂时地在一定程度上对大地主的兼并土地起了一些抑制作用保证了政府的赋税收入进一步强化了主义中央集权。由于摊丁入亩的基本精神是完全根据土地多少征收赋税地主阶级地多丁少农民则丁多地少因此推行的结果势必使原来由农民负担的一部分丁银转摊到地主身上。故王庆云称“（摊丁入亩）一举而数善备焉。所不便者独家止数丁而田连阡陌者耳。”甚至在推行摊丁入亩的当时就有人揭示它“实与贫民者益但有力之家皆非所乐”1。因此这一改革遭到大批地主官僚的强烈反对。尚在其试行阶段归善知县邱家穗便跳出大叫：“人无贫富莫不有丁身可役。而一邑之中有田者什一无田者什九乃欲专责富户之粮包赔贫户之丁将令游惰复何惩？”而甘“使富户坐困于役？”待到摊丁入亩全面推行后地主阶级反抗更为激烈。理学名臣李光地的本家李光坡极力辩解：“富者虽田连阡陌不过一身；贫者虽粮升无合亦有一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食毛输税赋既无偏枯；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均履后土戴皇天。（今对）富者则急其从公贫者必尽蠲其手足之烈除其公旬之义则役非偏枯乎？”1他们不仅千方百计“阻遏其请”；而且竭力煽动“有田之家同心协力赴上台力辩”2妄图逼迫清廷收回成命。有的甚至公然纠众闹事“蛊惑百余人齐集巡抚衙门喊叫阻拦摊丁”并借乡试之机“聚众进城”3“鸣锣执旗喊叫罢市”进行阻挠4。 当然摊丁入亩改革最大的获利者还是清廷。先在经济上不仅使原额丁银连同田赋银一起得到切实保证而且将原属根本无法征收的“户绝人亡”者的丁税也一起摊入地亩起死回生有了可靠的着落因此清政府的地丁收入逐年增加顺治时每年仅二千万两左右康熙、雍正时则增长到二千五、六百万两左右。从乾隆至清末则每年都一直保持在三千三百万两以上约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四分之三成为清皇朝赖以存在的重要的物质基础。所以清代历朝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它曾三令五申无论哪级政府无论何种情况都一“概不准借用地丁银两”。 第二更重要的是清廷通过摊丁入亩的改革缓和了同广大农民和手工1《雍正硃批奏折》雍正元年七月李维钧奏折。 16燿：《切问斋文钞》卷15李光坡《答曾邑侯问丁米均派书》。 2康熙《户县志》卷4《田赋志·赋役》。 3《雍正硃批谕旨》雍正四年八月初二日浙江巡抚李卫奏折雍正四年九月初二日浙闽总督高其倬奏。4《雍正硃批谕旨》雍正四年八月初二日浙江巡抚李卫奏折雍正四年九月初二日浙闽总督高其倬奏。业者之间的阶级矛盾获得了他们更多的信任和支持使之能够顺利而果断地制止和查处了大地主们的反抗。不仅稳定了社会秩序而且加强了其封建的统治。 但是摊丁入亩毕竟是地主阶级的政策是在旧的传统的赋役制度陷入绝境阶级矛盾空前激化的情况下作为保证政府赋税收入与缓和阶级矛盾的工具出现的。至于它对大地主的这种限制打击乃是清统治者从本阶级总体的长远利益出利用其国家政权的力量来缓和地主同农民群众之间的矛盾并力图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即通过对绅衿富户的限制和打击将其一小部分地租剥削物转化为国家的赋税用以抵偿因免除无地贫民和手工业者的丁税而失去的税额进而达到既能保持赋税足额又可缓和因征丁税而引起的社会阶级矛盾的目的。这正是其正常国家职能的一种表现并非与大地主的有什么根本的矛盾。而且随着清廷财政状况的好转统治秩序的稳定和大地主阶级的不断反抗清廷对大地主阶级的限制也就日益放松了并转而包庇和支持大地主转嫁赋役的罪恶行径。甚至公然以“粮从租出租自佃交”1“租未收赋从何来？”2为理由明令“租户完租者每亩米加二升银加二分以助产主完丁之费”。这些都充分说明摊丁入亩制度改革的不彻底性也再次证明整个地主阶级之间根本利益的一致性。 1《永禁顽佃积弊碑》。 2梁绍壬：《秋雨盦随笔》卷7。&1t;第八章军制和法制第一节八旗与绿营入关以前的八旗军八旗军和绿营兵是清朝的正规军队。以八旗军为主辅以绿营兵的军事制度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占有特殊地位直接影响到清朝的盛衰兴亡素为人们注意。 八旗军建立于入关以前。清努尔哈赤于明万历十一年（1583）以遗甲十三副、女真三十丁起兵以后在统一女真各部过程中逐渐确立了八旗制度。明万历二十九年努尔哈赤设立四个固山（汉语译固山为旗）各固山的旗帜分别用黄、白、红、蓝四色每三百丁为一牛录置一牛录额真管辖。万历四十三年因归附日众遂以原设四旗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四旗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将原来旗帜周围镶上一道边子黄、白、蓝三色旗镶红边红色旗帜镶白边合为八旗。每三百丁编一牛录置一牛录额真五牛录为一甲喇设一甲喇额真五甲喇为一旗设固山额真一员和两员梅勒额真后因人丁增加一甲喇辖有十几个牛录牛录亦改称佐领甲喇为参领官名亦相应改变固山额真称都统梅勒额真为梅勒章京或副都统甲喇额真称参领牛录额真为佐领。满洲（当时称女真）蒙汉数十万人分别编入八旗各牛录。后清太宗皇太极增编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原来的八旗称满洲八旗合共为二十四旗但习惯上仍称为八旗。 入关之前八旗壮丁是兵民合一“凡隶于旗者皆可以为兵”1。他们平时耕猎牧放战时则披甲从征。兵与丁的比例时有变化。天命三年（1618）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师伐明时每牛录有六十甲即五丁抽一为兵。天命六年十月是三丁抽一每牛录有兵一百名十一月每牛录又增甲五个变成了二丁抽一此后仍恢复旧制大体上是三丁抽一。皇太极执政后期每牛录改为二百丁。汉军八旗征兵的比例要小一些一般是五丁抽一。 努尔哈赤、皇太极根据八旗制度从八旗壮丁中佥集了一支拥有从五六万至十一二万名兵士的八旗军队。这支军队分由固山额真、梅勒额真、甲喇额真、牛录额真管辖。 各额真平时辖束八旗人丁征赋佥役战时率领佥为兵丁的旗人南征北伐拥有很大权力尤其是固山额真更是官高位尊权势赫赫。八旗固山额真多系开国元勋和宗室国戚。天命年间（1616—1626）先后担任固山额真的有十六位其中济尔哈朗、汤古岱、阿巴泰是英明汗努尔哈赤之子侄阿敦、铎弼是汗之族弟扈尔汉是汗视如亲生之养子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四大贝勒并坐共尊。额亦都、费英东、何和礼、安费扬古是著名的理政听讼之“五大臣”额亦都、费英东、何和礼、扬古利又是汗之女婿、孙女婿和妹夫。阿布泰之姐是汗之爱妻阿巴亥大福晋他还娶了和硕公主。其余穆哈连、博尔晋、苏巴海、巴笃理四人皆多次征战军功卓著。皇太极执政时期情形与此类似。 固山额真尤其是满洲八旗固山额真是金国——大清国的军国重臣1《清文献通考》卷179。 权势与地位远逾于六部承政和内三院大学士。以军事而言他们在三个方面享有很大权力。第一议处用兵事宜重大战争汗常命诸贝勒与八固山额真商议。天聪三年（1629）十月皇太极率军征明时大贝勒代善、三贝勒莽古尔泰议定要求班师岳托等贝勒赞同汗进取之议遂“令八固山额真诣两贝勒所定议”二位贝勒始放弃己议大军继续前行1。 第二出师行围各率本旗官兵守汛征战。天聪五年攻打明大凌河时汗谕八旗固山额真冷格里、达尔汉、色勒、篇古、喀克笃礼、伊尔登、叶臣、和硕图等分率本旗兵围城之一面或半面。 第三辖领本旗官兵。举凡佥丁从征督责兵士整备军装战马申严军纪察验披甲强弱奏报兵弁征战功过等等皆由固山额真督责部下办理。当然固山额真虽拥有很大权力但他毕竟不是本旗军队之主子不是本旗兵士的最高统帅而只是总管本旗一切事务的最高官将真正的一旗之主一旗军队的最高统帅乃是该旗之旗主贝勒及金国汗。努尔哈赤之子侄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阿济格、多铎等经汗封授分别拥有正红、镶红、镶蓝、正蓝、正白、正黄、镶黄旗是该旗之主固山额真等官将皆系本旗旗主之臣双方有着君臣隶属关系各旗兵士亦系该旗旗主贝勒之兵士。用兵征战大权仍归汗及旗主贝勒掌握。 入关之前与明朝军队将官有俸、士卒有饷不同八旗将士没有俸银饷银。皇太极曾就此事下谕说道：“我国家地土未广民力维艰若从明国之例按官给俸则势有不能”然而“蒙天眷佑所获财物原照官职功次加以赏赉所获地土亦照官职功次给以壮丁。先前满汉一等功臣占丁百名其余官将俱照官职功次依次给与”1。 八旗将士的合法经济收入主要有三个方面。一为领取赏赐。金国汗经常以征明所得人畜财帛赐与官兵。天命六年三月打下辽阳后汗谕赐总兵官（相当于固山额真）银各二百两、布帛二百三十匹副将（相当于梅勒额真）银一百五十两、布帛一百六十五匹兵士各领布七匹2。第二计丁授田。八旗将士根据所获人口及自身男丁计丁领取田地一丁三十亩。多年征战使八旗将领掠夺了大量人丁逼令充当包衣耕种田地牧放马牛他们借此领得数以千亩计的田地成为大庄园主收取大量租银粮米。第三按职论功免除丁赋。金国人丁须计丁上交国赋。天命八年（1623）督堂向汗报告：“一年一丁之征收官赋者赋谷、赋银、饲军马之料合共三两”3。汗谕规定：总兵官、固山额真额亦都屡立大功免一百丁之国赋二等参将免二十二丁丁赋一等游击免十六丁丁赋三等游击免十二丁赋一、二、三等备御分别免十丁、八丁、六丁之赋千总免四丁把总免三丁驻汗城之甲士、哨探、守门、工匠各免二丁之赋4。 努尔哈赤、皇太极皆极重视军队的操练和军纪的严明屡颁军令奖勇惩懦经常举行操练不止一次地大阅旗兵。 努尔哈赤、皇太极还以身作则奋勇冲杀。努尔哈赤在五十五岁时总叙1《清太宗实录》卷5页25。 1《清太宗实录》卷17页14。 2《满文老档·太祖》卷2o。 3《满文老档·太祖》卷45。 4《满文老档·太祖》卷62。 ------------ 12 历年征战之情说：“吾自幼于千百军中孤身突入弓矢相加兵刃相接不知几经鏖战。”1皇太极亦有乃父之威武他曾率兵二百击走明兵数千。在君汗的激励和带动下八旗军队涌现出一大批勇冠三军、不畏强敌、能征善战、以少败众的勇将如额亦都、费英东、安费扬古、何和礼、扬古利、冷格里、劳萨、图鲁什、叶臣、阿山、萨穆什喀、阿济格尼堪、伊尔登、吴拜、图尔格、鳌拜等皆身经百战屡建功勋。八旗士卒亦踊跃争先勇猛冲杀。因此八旗劲旅屡败强敌所向披靡先后大败明兵于萨尔浒、平阳桥、松山多次入边千里突袭直抵北京城下为进取中原奠定了坚实基础。 入主中原以后的八旗军顺治元年（1644）四月二十二日清摄政王多尔衮统领满洲兵卒四万余人和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兵五万人以及恭顺王孔有德等汉兵二万人与包衣兵、外藩蒙古兵总共约十二万人与大顺农民军决战于山海关大胜五月初二日入据北京逐步确立起清皇朝对全国的统治。 清皇朝以八旗军为主要军事支柱竭力加强八旗军队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第一确定北京八旗军制。顺治年间北京八旗设骁骑营、前锋营、护军营、步兵营分别统辖骁骑（又称马甲、马兵）、护军、亲军、前锋和步兵。其后又设火器营、健锐营、内府三旗护军营、前锋营、骁骑营以及圆明园八旗护军营和三旗虎枪营等等。 前锋、护军、骁骑、亲军、步兵皆从八旗佐领下佥选各朝人数时有变化。乾隆年间共有骁骑三万四千余名、护军一万五千余名、前锋一千七百余名、步军二万一千余名、亲军一千七百余名、健锐兵二千、火器营兵六千余名、虎枪营兵六百以及藤牌兵等等约九万余名。另外又专设领侍卫府置领侍卫内大臣六员、内大臣六员辖上三旗（正黄、镶黄、正白旗）一、二、三等满洲蒙古侍卫五百七十员、蓝翎侍卫九十员以及四等侍卫、御前侍卫、乾清门侍卫、汉侍卫若干员还有亲军校、亲军一千八百余人。八旗军队总的职责是“环拱宸极”、“绥靖疆域”即“宿卫扈从”守卫皇宫、京城随侍皇上出巡用兵各地对外征战。各营官兵又有各自具体职责。 就“宿卫扈从”而言领侍卫府责任最重、地位最高总管宫殿宿卫和巡幸扈从诸事。紫禁城内各门各宫各殿由领侍卫内大臣调派侍卫、亲军、上三旗与内府三旗前锋、护军、骁骑宿卫。紫禁城外周围由下五旗（正红、镶红、正蓝、镶蓝、镶白五旗）护军守卫。紫禁城外皇城以内由满洲八旗步军守卫皇城以外大城以内由满洲、蒙古、汉军八旗步军守卫。大城以外即安定门、朝阳门、广渠门、永定门、西直门、东直门、右安门、广宁门、德胜门以外由五城巡捕营之一万绿营兵守卫巡逻。 八旗骁骑营为入关前的阿礼哈哈营。满洲、蒙古、汉军八旗各设都统一员及副都统、参领、佐领、骁骑校若干员辖治八旗人丁和骁骑三万五千余名。八旗前锋营设左、右翼前锋统领各一员及参领等官。八旗护军营设护军统领八旗各一员以及参领等官。八旗步军营设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五1《武皇帝实录》卷2页17。 营统领一员及左右翼尉、参将等官辖领八旗步军和五城巡捕营步兵（绿营兵）三万一千余名。火器营设总统大臣六员由王公或领侍卫内大臣、都统等兼任。上三旗虎枪营设总统一员健锐营设总统大臣若干员以王公大臣兼任。 第二设立驻防八旗。为了削平各地反清武装牢固控制全国一千七百余府厅州县从多尔衮开始世祖、圣祖、世宗、高宗均6续遣派八旗军在一些重要城市驻防称之为驻防八旗。清代的驻防八旗大体上可分为畿辅驻防、东三省驻防、各省驻防和新疆驻防四大系统。 畿辅驻防亦称直隶驻防乾隆后期共在良乡、昌平、永平、保定等二十五处驻有八旗兵八千余名。东三省驻防又分为盛京、吉林、黑龙江驻防。盛京驻防八旗兵一万六千余名总辖于盛京将军分驻盛京、辽阳、开原等四十座城池边门。吉林驻防八旗兵九千余名统辖于吉林将军黑龙江驻防八旗兵和索伦达呼尔等共七千余名辖于黑龙江将军。东三省共有驻防八旗兵三万五千余名。 山东、山西、河南、江苏、浙江、四川、福建、广东、湖北、陕西、甘肃等十一省的二十座城市乾隆后期有驻防八旗兵四万五千余名分由各城所设将军或副都统管辖。如江宁驻防将军辖八旗兵三千余名京口驻防副都统辖一千三百余名。新疆驻防旗兵又称为“西域兵”系乾隆中年统一准部、回部后设置的共有兵士一万五千余名统辖于伊犁将军。 第三给将弁俸禄和士卒月饷。入主中原以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能再像昔日攻明那样以掠夺人畜财帛为主要收入而且年收国赋数千万两也有能力仿照明制放饷银故从顺治元年起清廷便相继制定八旗官俸、兵饷制度。顺治十年定制领侍卫内大臣、内大臣、八旗都统、外省驻防将军岁给俸银一百八十两、禄米九十石余官依次减给。除正俸外还有“养廉银”。雍、乾时规定都统每年养廉银二百四十两。驻防将官更多吉林、盛京、黑龙江三处驻防将军岁领养廉银二千两福州将军、杭州将军一千六百两。清初将领还计丁受田凭藉多次征战所掠成百上千名包衣分领数以万亩计的田地像费英东家除畿辅、盛京大量庄园外仅辽宁省广宁等处牧马厂地就有垦熟田地四千余亩。 八旗兵士的饷银时有增减康熙中年定制：京师八旗前锋、亲军、护军月给饷银四两骁骑三两皆每岁支米二十四石。步军月饷一两五钱岁支米十二石。清初兵士亦计丁受田一丁三十亩。 八旗将领士卒的俸饷比诸前代各朝数量更多尤其是兵士京城八旗的前锋、护军、亲军每年可领饷银四十八两、米二十四石比翰林院编修、国子监监丞、七品父母官知县的俸银禄米还略多一点。这是清帝之“满洲根本”国策的体现之一对维持八旗军队起了重要作用。 第四增编佐领确保兵源。满洲男丁本来就少顺治五年因连年出征伤亡较多已比入关前减少了数千丁只有五万五千三百三十丁到十四年又减少十分之一仅有四万九千六百九十五丁加上蒙古、汉军八旗男丁也不足十万无法肩负“拱卫宸极绥靖疆域”重任康熙十二至二十年生“三藩之乱”兵丁又大量伤亡问题更为严重。为了维护“满洲根本”“满洲甲兵系国家根本”国策清帝采取了三条措施竭力增加满洲八旗人丁和佐领以确保八旗军的兵源。一系尽力扩大“新满洲”编制将黑龙江索伦、达呼尔等部落成员迁入盛京、北京编入满洲八旗仅康熙十三年便增编了四十个“新满洲佐领”。二是将包衣佐领或者佐领下余丁改编为满洲八旗的旗分佐领。例如镶黄旗满洲第五参领之第十四佐领系将包衣佐领哈达及其合族之人由包衣拨出编立而成镶白旗满洲第二参领之第十二佐领原系清初肃亲王豪格的包衣佐领现改为旗分佐领。第三允许因功免除包衣身份以及冒充正身旗人的包衣作为“另户”登记入册继续做其原来的差事。包衣原本附属于家主名下不能单独立户列为八旗正身壮丁不能披甲当兵为官作官。八旗官兵不能收养、过继汉民之子和包衣之子不许汉民之子随母改嫁入旗这些人丁皆不能列入八旗正身男丁册档。但是岁月流逝日积月累许多包衣及原系汉民过继与旗人之养子、随母改嫁入旗之民人冒入了正身旗人册档充当前锋、护军、骁骑少数人还成为文武官员仅乾隆元年查出正红、镶红二旗汉军中上述三种人冒充为正身旗人的官员兵丁就多达二千七百余人。清政府将他们载入八旗“另户”册内许其继续披甲为官。雍正时还因征准需要佥选二千名八旗包衣从征允其凯旋之日“俱准为另户”。通过这些措施以及人口自然增长八旗的佐领和人丁增加了许多康熙年间增编满洲佐领三百五十六个蒙古佐领七十六个汉军佐领五十五个。康熙六十年满洲八旗男丁增至十五万四千余丁比顺治十四年增加了两倍多蒙古八旗男丁六万一千余丁也增加了两倍包括汉军、包衣八旗男丁总数为六十九万六千余丁比顺治十四年将近增加一倍。1这对确保八旗军队兵源起了很大作用。 八旗军威及其战斗力的逐渐削弱以满洲八旗为核心的八旗军虽然只有十万丁左右但他们在摄政王多尔衮、福临的调遣下在豫亲王多铎、英亲王阿济格、肃亲王豪格等十几位大将军的统率下由几十万绿营官兵辅助屡经鏖战终于在顺治十六年统一了全国确立了清皇朝的统治。 康熙十二年至二十年平定三藩之乱期间由于开始任用的顺承郡王勒尔谨、简亲王喇布、贝勒洞鄂、察尼、尚善等几位大将军及镇南将军觉罗舒恕等昏庸怯懦、惧敌畏战八旗将士士气低落连连受挫统兵数万的大帅喇布屡败于仅有四千之兵的敌将高大节致州县连陷“四方骚动”形势危急。玄烨果断决策削去贻误军机之喇布等五位大将军王贝勒之爵擢任能臣图海、赖塔为大将军任用穆占等勇将激励士卒又重用绿营将领调度有方使战局迅改观八旗军再显雄威于康熙二十年十月攻克昆明削平了三藩之乱。 玄烨又三征准噶尔汗噶尔丹先后授皇兄裕亲王福全、三等伯费扬古为大将军调动八旗士卒近十万名辅以绿营和外藩蒙古军大败准军噶尔丹暴亡消除了北方威胁拓疆二万余里。他又遣皇十四子允禵为抚远大将军封王爵遣宗室延信为平逆将军、满将噶尔弼为定西将军统领八旗兵绿营兵和青海蒙古兵二万余名进入西藏驱走准噶尔新汗策妄阿喇布坦之军安定了西藏使西藏纳入清朝版图。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率领八旗兵三千两次击败侵占黑龙江的沙俄殖民军。迫使俄国政府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以八旗军为主力的清军在康熙朝安定西北、西南拓土辟域保卫1安双成：《顺康雍三朝八旗丁额浅析》见《历史档案》1983年2期。神圣领土的系列大战中建立了丰功伟绩军威远扬。 雍正朝的八旗军境况不佳。开国已久人习安逸将弁懈怠雍正帝又用帅非人误任开国元勋费英东之曾孙、仅有匹夫之勇轻举妄动的三等公、领侍卫内大臣、尚书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统领以八旗兵为主的北路军三万余名进攻准噶尔又另任汉将三等公岳钟琪统领以绿营兵为主的西路军三万余名前往。傅尔丹于雍正九年六月听信准部伪降之将谎言率兵一万（半系满兵另为外藩蒙古兵、索伦兵）轻骑追袭于和通泊遭二万余名准兵伏击大败副将军、参赞大臣、前锋统领十余员大臣阵亡士卒大半被斩杀或俘虏只剩下二千余名残兵败将退回大营。这是七十余年以来清军的一次大惨败表明了八旗军的战斗力已经大大削弱。 弘历继位以后整饬戎务岁岁秋狝组建健锐营擢用能臣勇士贬斥懦将庸帅。开国元勋额亦都、费英东等人后裔达尔党阿、哈达哈、哈宁哈、策楞均以勋旧子孙袭爵专阃担任将军、副将军、参赞大臣又皆以贻误军机分别被削爵革职处死。黑龙江满兵五岱、索伦马甲海兰察骁勇善战屡立军功均被编入北京满洲旗海兰察封至一等勇公任领侍卫内大臣、参赞大臣五岱及乌什哈达、哲森保等一大批东北、北京旗兵或索伦马甲（后皆入满洲旗）皆因军功卓著而分别担任一等侍卫、副都统和都统等职。 乾隆帝又勇于进取受挫不惊百折不挠纠错再战先后擢用有大帅之才的阿桂和勇将兆惠、福康安为定西将军、定边将军、大将军以八旗军为主力二征金川两征准部平定回疆彻底消除了准噶尔对西北的威胁安定了西北和川西地区拓疆二万余里统一和建设了新疆。他又两征廓尔喀驱逐了侵占藏区的廓尔喀军使西藏得以安定直隶中央。八旗军为最后奠定中国版图建树了不朽功勋。 然而兵难长勇乾隆后期八旗军的战斗力已大为削弱。征廓之战中主要依靠海兰察带领的一百余员御前巴图鲁侍卫章京奋勇作战以及三四千名金川藏兵、索伦兵、达尔木蒙古兵和一二千名绿营并未征调北京八旗和驻防八旗军。在嘉庆年间历时九年的平定白莲教起义中京旗和西安等处驻防旗兵柔弱怯战未能起到主力军作用只是一些满洲将领和东北满兵索伦兵尚在转战五省奋勇冲杀。此后八旗军更不断衰弱在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八国联军侵华等等战争中均衰弱怯战未能尽到保卫朝廷抵御外侮的责任成为无用之兵最后于宣统三年（1911）清亡之后全部解散为民。 绿营兵的建立、展和衰亡绿营兵主要是汉人也有一些兵是回民等少数民族人员因其使用的旗帜是绿旗故叫绿旗兵或绿营兵有时简称为绿营或绿旗。 顺治时由于满洲男丁太少八旗军也不多为了辖治全国一千七百余府厅州县以汉治汉安插降兵羁糜骁弁摄政王多尔衮创立了建立绿营的制度6续在各省置官设兵其后不断展。 绿营大致可分为京师、行省、边区三个类型。京师绿营兵是巡捕营其职责是协助八旗军“拱卫宸极”巡缉京师地方乾隆后期定员为一万名兵士。西藏、蒙古、新疆等边区的绿营兵是由内地派往实行三年或五年一换的屯戍制。各行省皆有绿营兵顺治时总数约有八十万名后大体保持在六十万名上下。 各省绿营的最高统帅是总督或不设总督之省的巡抚都是文职。绿营的日常操练、管辖和征战防戍则由武职提督、总兵等将弁负责。提督为从一品或专设或由巡抚兼任各省共设十四员提督。总兵官官阶正二品为一镇之主全国共六十六员。其下有副将一百一十九员以及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等官。 总督以下皆有各自带领之兵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官亲自带领之兵叫“标”分别称为督标、抚标、提标、领标。副将所属叫“协”参将至守备叫“营”千、把总叫“风”。 绿营武将基本上是汉人或汉军人担任但也规定了一定数量的“满缺”即以满洲旗人担任。绿营兵饷少于八旗军各镇马兵月饷二两步兵一两五钱守兵一两皆月支米三斗。由于绿营官兵众多岁需巨量银两。嘉庆十七年绿营兵总数为六十六万余名岁需官俸兵饷银一千二百零八万余两公费银二十七万余两养廉银一百三十余万两兵丁红白喜事银三十二万余两共银一千四百万余两占全国一年总收入三分之一强。 顺治年间绿营官兵随从八旗军分征各地对统一全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平定三藩之乱时绿营官兵蒙皇帝嘉奖张勇、赵良栋、王进宝、孙思克等河西四将总督李之芳、蔡毓荣、董卫国等大臣均率领绿营官兵奋勇冲杀功勋卓著比顺治时起了更大的作用。康熙帝三征噶尔丹以及逐准安藏绿营官兵随从八旗军作战。雍正二年四川提督岳钟琪仅率绿营兵六千名千里突袭一举平定了罗卜藏丹津叛乱为安定青海作出了重大贡献。云贵总督鄂尔泰督领绿旗兵剿抚皆用使云贵六省得以大规模地改土归流为增强国家统一、安定和开广阔民族地区再建功勋。乾隆年间绿营兵虽参加了平准定回、逐廓安藏、两征金川、征缅攻安等战争但将弁疲弱怯战动辄溃逃。一征金川前期经略讷亲、总督张广泗统领绿营及士兵四万余人进攻仅有一万余人的大金川总兵阵亡副将重伤“士无斗志”“一遇贼徒辄鸟兽散”有一次敌兵数十人奋勇冲来清兵“三千余众拥挤夺回”“闻声远遁自相蹂躏”1。此后更是日益衰弱。嘉庆年间白莲教起义绿营便不能用清政府被迫招募了数十万名乡勇以与义军交战。道光末年至同治八年太平天队横扫广西、湖南、湖北、江苏、陕西、甘肃等省的绿营兵从根本上摧垮了绿营制度清政府只得改募“勇丁”以“勇营”即“湘军”、“淮军”对抗太平军。绿营制已陷入山穷水尽地步任凭清廷如何挽救皆无实效。清廷遂从同治二年（1863）起6续裁汰绿营兵士到宣统三年（1911）清亡之时绿营兵所存已不过原来额定总数的百分之二三了。绿营制度遂与清朝相终结。 1《清高宗实录》卷323页2、3。 第二节刑法制度大清律例的制订清入关前局处一隅“参汉酌金”因时定例还没有形成一部系统的完备的成文法典。入关定鼎之后清代的法制日趋完善。 顺治元年（1644）五月摄政王多尔衮率军占领北京。六月命依《明律》治罪八月命详译《明律》参酌时宜集议允当裁定成书颁行全国。十月福临在北京即皇帝位。同月刑部左侍郎党崇雅奏乞暂用《明律》。命“在外仍照《明律》以行”1旗人沿袭盛京旧例断狱。其时旗民同罪不同律。二年二月从刑科都给事中李士焜奏命修律官参酌满、汉条例分别轻重等差纂修律例2。三年五月由刑部尚书吴达海等“详译《明律》参以国制增损剂量期于平允”书成名为《大清律集解附例》。四年三月颁行《大清律》3。是为清代第一部完整的成文法典。《大清律集解附例》凡十卷共四百五十八条。其篇目及分门完全沿袭《明律》律条亦无大出入。如内有依《大诰》减等——明初曾颁《大诰》犯者呈《大诰》服罪可减一等清初未尝作《大诰》故时人称“《大清律》即《大明律》改名也”4。十二年十二月颁行满文《大清律》是为《大清律集解附例》的满文本。 康熙九年（167o）命大学士管理刑部尚书事对喀纳等将律文的满、汉文义复行校正。十八年更改刑部条例别自为书称为《现行则例》凡二百九十条1十九年颁行。二十八年八月广西道试监察御史盛符升以律例须归一贯请“将律例之分别者合之新旧之不符者通之轻重之可议者酌之务期尽善”2。后经九卿议复准将《现行则例》附入《大清律》条例内。同年十月开馆纂辑将原有律例与《现行则例》逐款校阅参酌考订于每篇正文之后创用总注疏解律义。缮写满、汉文各四十册于四十六年六月进呈留中未。至六十一年纂辑新增定例一百一十五条迄未刊刻颁。 雍正元年（1723）命大学士朱轼等为总裁将《大清律集解附例》和《现行则例》轻重有衡析异同归“逐条考正重加编辑”。三年书成称为《大清律集解》五年颁行。是律总计分为六类三十门律文四百三十六条附例八百二十四条律末附比引律三十条共计一千二百九十条。律列《六赃图》、《五刑图》、《狱具图》、《丧服图》等八图。书中《原例》为历朝旧例《增例》为康熙间的《现行则例》《钦定例》为“上谕”及臣工条奏。 乾隆五年（174o）对《大清律集解》重加修订删除总注逐条详校折衷损益纂成后称为《大清律例》律文凡四百三十六条附例增至一千1《清世祖实录》卷1o。 2《清世祖实录》卷14。 3《清世祖实录》卷31。 4谈迁：《北游录·纪闻下》。 1《清史稿》卷143《刑法志一》。 2《大清律集解》卷。 四百零九条。十一年定“条例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3纂修律例馆附于刑部。乾隆朝先后纂修《大清律例》次删除《原例》、《增例》诸名目。 嘉庆以降经道光、咸丰迄至同治附例迭经修改纂入新例而例益繁增至一千八百九十二条。清代定制有例不用律律多成虚文而例益繁碎。或因律破例或前后抵触参差歧异高下纠纷。光绪、宣统考察西法改订清律。宣统二年（191o）全书奏定称为《大清现行刑律》分为三十篇三百八十九条附例一千三百二十七条。翌年清朝统治结束刑律亦未施行。 清代又编纂《会典》凡五次：康熙二十九年、雍正十年、乾隆二十七年、嘉庆十七年和光绪二十五年。各《会典》体例相同而后典删修增补前典收录行政法规具有综合法典的性质。光绪《大清会典事例》正文一百卷附事例一千二百二十卷是中国封建社会最系统、最完整的行政法典。此外清代行政法规有户、礼、工各部《则例》以及吏、兵各部《处分则例》等进一步完善了清代的法律体系。 律例的基本内容《清律》与《明律》的类、门、律、例大多雷同但同中有异。在旗人身份、民族身份、官人身份和奴贱身份等方面《清律》有着明显的特点。旗人身份刑罚有殊。《清律》规定旗人身份于刑罚上优渥恩典则为前代所无。 宗室、觉罗为旗人中之尊贵者。清显祖（塔克世）本支为宗室系黄带旁支为觉罗系红带。宗室、觉罗犯罪享有议亲之典。其“所犯笞、杖、枷号照例折罚责打；犯徒宗人府拘禁；军、流、锁禁俱照旗人折枷日期满日开释”；死刑“宗人府进黄册”1。但实际上雍正帝谕称：“向例宗室犯罪止分别折罚圈禁”2。雍正六年雍正帝谕八议之不可为训对宗室内的政敌是个打击。乾隆四十三年以宗室与常人同为共犯罪之人而刑罚轻重悬殊未为公当欲所爱而适以害之命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其曾系黄、红腰带与否竟不必论”3。嘉庆二十四年（1819）谕“嗣后宗室犯事到案无论承审者为何官俱先将该宗室摘去顶带与平民一体长跪听审”4。道光五年（1825）钦定例规定：嗣后宗室不安本分而犯笞、杖、军、流、徒等罪即照科条分别枷责实于人命案“先行革去宗室照平人一律问以拟斩、绞分别实、缓”5。宗室、觉罗的身份犯人其优渥范围逐渐萎缩减刑节级日趋压缩。 满洲、蒙古和汉军八旗原例规定旗人犯罪可依例减等换刑笞、杖可换鞭责徒、流可折枷号。 3《增修律例统纂集成·白山常德序》。 1《清史稿》卷144《刑法志三》。 2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725。 3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8o8。 4《清仁宗实录》卷358。 5《清宣宗实录》卷86。 凡旗下人犯罪笞、杖各照数鞭责军、流、徒免遣分别枷号。徒一年者枷号五十日每等递加五日总徒、准徒亦递加五日。流二千里者枷号五十日每等亦递加五日。充军附近者枷号七十日；边卫者七十五日；边远、极边、烟瘴、沿海、边外者俱八十日；永远者九十日6。死罪斩立决可减为斩监候。犯盗窃罪免于刺字；重囚必须刺字时则刺臂不刺面。八旗官兵犯徒、流罪免于监禁和遣止于鞭责而已。其至亲阵亡者或本人出征负有重伤援天命朝“免死牌”1先例均可免普通死罪一次。旗人犯罪不下普通监狱而下内务府监所或圈入八旗高墙之内。旗人的诉讼也与民人不同。但是后来旗人犯罪的特殊身份与民人犯罪的普通身份日渐接近。雍正四年议准嗣后汉军旗下人犯军、流、徒罪包括应极边及烟瘴充军者均“按其所犯照例编”2。乾隆二十七年定汉军旗下人犯“无论军、流、徒罪俱即斥令为民照所犯定例遣不必准折枷责著为例”3。从此八旗汉军犯徒、流罪者销除旗档照例遣。此后旗人身份犯人特殊范围继续缩小。三十九年定满洲八旗在京城及在外省驻防之食钱粮而犯徒、流罪者除系寻常事故照例枷责完结外其余均“削去户籍依律遣”在京畿及在直省居住庄屯旗人并庄头等“其流、徒罪名俱照民人一例遣著为例”4。 民族身份刑罚有别。清对归附的少数民族的人犯因俗制宜颁定了《蒙古例》、《回疆例》、《苗人例》、《番例》等。 蒙古人犯“隶理藩院者仍依《蒙古例》拟断”5。蒙古人犯笞、杖罪各照数鞭责；犯罚刑罪按“九论”（即马二、犍牛二、乳牛二、■牛6二、■牛7一）计。凡蒙古罪在应罚牲畜而申言无有者“一九”以上在佐领前设誓“三九”以上在旗内大臣前设誓均免实罚1。蒙古人犯死罪而不招认又无证据者令设誓完结。凡在蒙古地方生抢劫案件如俱为蒙古人专用《蒙古例》；俱为民人专用刑律；如蒙古人与民人伙同抢劫则依重刑律例问拟。凡蒙古人在内地犯事照刑律办理民人在蒙古地方犯事则照《蒙古例》办理。凡在蒙汉杂居承德府属地方生抢劫案件不论赃犯是蒙古人或是民人如事主为蒙古人专用《蒙古例》；如事主为民人则专用刑律2。蒙古人犯的量刑一般较民人为轻略同旗人相仿。乾隆二十六年议准于蒙古逃人犯“俱照旗逃例一体办理”3。 苗人等犯按《苗人例》拟断。苗人犯罪区别办理：“熟苗、生苗若6《大清律集解附例》卷1。 1《满文老档·太祖》卷69。 2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727。 3《清高宗实录》卷664。 4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727。 5《大清律集解附例》卷1。 6■牛为二岁之牛。 7■牛为三岁之牛。 1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994。 2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739。 3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857。 有伤害人者熟苗照民例治罪生苗仍照《苗人例》治罪”4。苗人犯罪量刑较民人为轻略与旗人相当。苗人杀抢犯“免其刺字照旗下人枷号杖责”5。苗人特殊案件专设条例审断。苗人伏草捉人、枷肘在巢、勒银取赎犯初犯为者斩监候为从者俱枷号三个月、责四十板、臂膊刺字。并规定按生案件起数将土知府、百户、寨长各罚银有差。苗人犯的诉讼审理程序也与民人不尽相同。《苗人例》还对苗民通婚、使用武器等均作出规定。瑶、僮、黎等族人犯俱参照《苗人例》审理定谳。 回人犯乾隆二十五年谕照《回疆例》办理。但对驻新疆各城官兵酗酒滋事犯按刑律断案配给回人为奴累犯加重“即行正法”1。这比内地同罪刑罚为重其原因是为着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统治。 藏人犯由驻藏大臣参酌《番例》四十一条承办。《番例》规定：争斗打架犯告理者按曲直罚银钱。男女奸情犯止罚银钱亦或责释。偷窃财物犯将其全家锁拿监内追比并将正犯挖目、割鼻、砍手。斗殴致命犯有钱者罚银钱充公并给尸亲念经、或银钱与牛羊若干无钱者则缚弃于水中并籍没其家。抢夺劫杀犯“不分从皆问死罪：或缚于柱上以枪打箭射较射饮酒死则割头悬示；或送珞瑜野人食之或活缚送曲水蝎子洞令蝎子食之”2。 官人身份较明有别。官员犯罪区分为公罪与私罪公罪为缘公事致罪而无私由即行政犯；私罪为不缘公事而私自犯即刑事犯。官员犯罪依官职和官品享有处罚上的特权。《明律》官人分为两级：五品以上有犯奏闻请旨不许擅闻；六品以下所司取问拟议闻奏区处。《清律》则不分级凡在京、在外大小官员有犯公私罪者所司实封奏闻不许擅私勾问。如旨准推问依律拟议奏闻区处仍候覆准方许判决。所以清朝官员在处罚上的特权较明朝扩大。《清律》对官人罪做出明确规定如当擅选官或私自铨选亲戚斩监候；滥设官吏额外添设一人杖一百；擅离职役（在官应值不值）笞二十；官员赴任过限无故过限一日笞一十；擅勾属官无故稽留三日者笞二十；交结朋党或上言大臣德政斩监候3；嘱托公事笞五十；罢闲官吏在外干预公事杖八十；现任处所置买田宅笞五十、解任、田宅入官等。但清代官人犯罪因袭前代旧制用除免当赎法即除免官职赎刑代真刑。《清律·名例律》规定官员犯笞、杖罪则分别公私代以罚俸、降级、降调至革职而止。其罚俸公罪——文武官犯该笞者一十罚俸一个月二十罚俸两个月等；私罪——犯该笞者一十罚俸两个月二十罚俸三个月等。 官人贪赃清律尤严。官员贪赃钦定例：百两以上者绞决；三百两以上者斩决1。凡监临主守自盗仓库钱粮者一两以下杖八十、小臂膊刺“盗官（钱、粮、物）”三字；四十两斩。贪赃官人除科以生命刑（绞、斩）和身体刑（笞、杖）外还处以财产刑。顺治十二年顺治帝谕刑部：“贪4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739。 5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739。 1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742。 2《西藏志·刑法》。 3《大清律集解附例》卷2。 1《大清律集解附例》卷7。 官蠹国害民最为可恨。向因法度太轻虽经革职拟罪犹得享用赃资以致贪风不息。嗣后内外大小官员凡受赃至十两以上者除依律定罪外不分枉法、不枉法俱籍其家产入官著为例”2。明科罚贪墨计赃论断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清则罪止处斩。清初力除明季积弊惩贪至严。顺治元年定“凡官吏犯赃审实者立行处斩”。八年又谕：“治国安民在惩贪；大贪罪至死者遇赦不宥”3。《清律·刑律·受赃》规定：凡官吏受财、坐赃致罪、事后受财、官吏听许财物、有事以财请求、在官求索借贷人财物、家人求索、风宪官吏犯赃、因公科敛、克留盗赃、私受公侯财物等按枉法、不枉法与坐赃给予刑罚。官吏受财与坐赃致罪的赃罪刑罚列表如下：枉法赃一两以下杖七十一至五两杖八十十两杖九十十五两杖一百二十两杖六十徒一年二十五两杖七十徒一年三十两杖八十徒一年三十五两杖九十徒二年半四十两杖一百徒三年四十五两杖一百流二千里五十两杖一百流二千五百里五十五两杖一百流三千里八十两实绞监候一百二十两五百两官吏受财(有禄人)不枉法赃杖六十杖七十杖八十杖九十杖一百杖六十徒一年杖九十徒二年半实绞监候坐赃致罪笞二十笞三十笞四十笞五十杖六十杖七十杖一百杖一百徒三年清对流官犯赃更加重惩处：云南、贵州、广西、广东、四川、湖广等处流官擅自科领土官财物、贪取兵夫征价、遣兵骚扰逼勒、强卖货物牟利者“较内地之例应加倍治罪”1。 奴贱身份律定严明。《清律》中奴婢（奴仆）和贱民大致与《明律》相同。清代奴贱的法定地位多系半人半物——人格方面旗民故杀奴婢（奴仆）时亦予处罚；强盗杀伤人者奴婢亦同良人；私贱被放为民后其主仍压为贱时可自理诉；如侵害财物则略同常人法。其为物方面罪主籍没时财产与奴入官；杀一家非死罪三人奴婢不在其内；买卖及质债奴婢并不为罪；妄认或错认奴婢视同妄认或错认他人财物。清还对良贱与主奴2《清世祖实录》卷95。顺治十二年十一月丁亥。 3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82o。 1光绪《大清会典会例》卷821。 之间相婚、相奸、相养均以其身份不同而在处罚上亦不相同。总之清初奴贱在法律上的地位比明朝低下。《清律》规定可以买卖奴婢（奴仆）：“各旗买人俱令赴市买卖”其“在京者于大、宛两县五城兵马司用印在外者于各州、县用印”1。因奴婢（奴仆）不堪其苦大量逃亡。《清律》设《督捕例》。顺治五年题准逃人窝家正法妻子家产籍没给主。十三年又题准凡逃一次者面上刺字二次者正法。十四年又定窝犯免死责四十板面上刺字家产、人口给予八旗穷兵。康熙七年覆准三次逃者绞监候。二十二年又复准三次逃者免死往宁古塔与穷兵为奴。乾隆八年定不知为逃人误行容留者六个月内免议。嘉庆六年又定三次逃人往黑龙江等处当差。对逃人及窝主的惩罚日益宽弛。 刑名诉讼清代的诉讼与刑名沿袭明制但有所更易。 中央司法机关主要有大理寺、刑部及都察院又称三法司。大理寺掌审谳、平反刑狱遇死刑案件参与九卿会审。都察院掌纠劾百司辩明冤枉所属京畿、河南、江南、浙江、山西、山东、陕西、湖广、江西、福建、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十五道御史分理本省及所属的刑名（如河南道掌核本省刑名并稽察吏部、詹事府、步军统领及京师五城）。刑部总理全国的法律刑名所属十七清吏司各掌其分省各属刑名兼理属旗文移。凡全国的刑狱先由刑部审理审讫送都察院纠察然后经大理寺驳正。三法司互相制约彼此监督。刑部所审的死刑案件送大理寺复审然后定拟奏闻。大理寺与刑部拟谳的死刑案件许两议听旨裁。 地方司法机关有州、县有府有省各掌该管内的行政、司法事务。县由知县决讼断辟主簿掌缉捕典史稽狱囚。府设推官（后由通判）佐理刑名。省有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秋审充主稿官知事佐察刑名司狱掌检系囚。但清按察使司不似明代为地方最高司法机关而隶属于督、抚。清代省常设督、抚按察使均受督、抚的管辖。 清代的审判机关分级管辖。第一级审判机关为县（属州、厅）。县正印官为裁判官采用独任制。县令多不通晓律例而另聘幕友（师爷）使其审理案件草拟判稿。此级审判权限受理民事与刑事案于刑事案笞、杖犯罪自理并审理上级批的案件于杀人等要案须加勘验呈报上司。第二级审判机关为府（直隶州、厅）。府正印官为裁判官判决县自理案件中的上诉案件复审上解的徒罪案件裁决民事上诉案件审理上司交的案件但在亲辖的地方府则为第一级审判机关。第三级审判机关为按察使司。按察使为裁判官掌管复审并申报徒罪（非命案者）案和审理交的案件等。第四级审判机关为总督、巡抚是地方刑名的总汇。督、抚批结按察使呈送的徒罪案件（非命案者）负责有关人命的徒罪及军、流罪案件咨部核复死罪案件定拟后具题并咨部审理刑部移咨案件和钦命案件并咨复和奏报。总督、巡抚的裁判事务独立的巡抚与总督略同受总督管辖之巡抚或并置总督与巡抚之省审判事务的上奏须总督与巡抚会奏。第五级审判机关为刑部是全国刑名的总汇。刑部的案件先由司官书稿然后经尚书1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857。 和侍郎等合议而决称为堂议。刑部审结寻常徒、流、军、遣等罪并须送大理寺复核受都察院监督审理奉旨的京控案件批结京师由五城兵马司及步军统领审判的徒罪案件死刑的案件由三法司及九卿（六部与大理寺、通政使司、都察院的长官）等会审。 死刑案件大理寺委派寺丞都察院委派御史至刑部本司会审称为会小法。狱成之后大理寺卿（或少卿）、左都御史（或左副都御史）携同属员赴刑部同刑部尚书（或侍郎）等会审称为会。定谳之后会稿题奏。旨定绞或斩立决执刑。绞或斩监候京师列入朝审直省则入秋审。 秋审和朝审是复核监候死罪犯的最高会审。秋审是复核各省监候死罪犯的会审因审期在每年秋季而得名。每年限七月十五日前直省督、抚将人犯提解省城会勘审拟情实、缓决、可矜、留养承祀者具题咨部。刑部将原案贴黄及法司勘语并督抚勘语刊刷招册进呈御览另送九卿、詹事、科道备阅。八月内在前金水桥西会同详核无异议会同将原拟具题有异议则奏上听裁。经御笔勾决者咨文直省将死刑情实人犯于霜降日后、冬至日前正法。朝审是复核刑部监候死罪犯的会审。朝审与秋审的组织和程序相同但因留候死罪犯在京所以会审时九卿、詹事、科道等入座刑部将监内应死人犯提至当堂由吏朗读其罪状及定拟节略后再核审。朝审和秋审组织周密可以减少死刑案件的失误加强皇帝对司法权的控制。皇帝行使朝审和秋审的最高审判权特别是死刑案件经朝审和秋审后由其勾决正法。 清代的特别审判机关主要有特殊行政区域的审判机关和对特殊身份人的审判机关。前者如京师和盛京。在京师笞、杖及无关罪名诉讼内城由步军统领外城由五城巡城御史审结徒以上送部重则奏交。在京大小官员犯罪实封奏闻请旨不许擅自勾问。在盛京“盛京向例将军管辖旗人奉天府府尹管理民人”1。盛京民人的田土、婚姻等普通案件由州、县自行审理旗民交涉命盗重案及军、流、徒罪案由盛京刑部审拟解部死罪报部秋审。后者如旗人案件和民族案件。 旗人的审判机关源自入关前后金社会、军事和法律基本单位的牛录牛录额真（佐领）有初级审判权。天聪五年谕令牛录额真（佐领）有权审结一般民事案件但“事有大于此者送部审理”2。入关后旗人的审判机关更臻完备京师普通旗人的案件由步军统领衙门审理笞、杖以下可自行完结内务府管辖的旗人案件由内务府慎行司审理徒罪以上移送刑部也承审奉旨交办的案件宗室、觉罗的案件归宗人府审理。 盛京旗人案件上已述及由盛京将军审理一般案件由旗自理。直省驻防旗人案件由将军和副都统审理笞、杖等罪移旗落流罪以上案件呈报审结。八旗的民事、地亩案件由户部现审处审理刑讯案件则须合同刑部进行。 民族案件的审判蒙古人案件由内外扎萨克王公、台吉、塔布囊及协理台吉承审不决再报盟长审理仍不决复报理藩院定案。罪至遣人犯报理藩院会同刑部裁决。死罪由盟长核报理藩院会同三法司奏定。在京蒙古1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861。 2《清太宗实录》卷9。 人犯死罪刑部审后会同理藩院等奏定。盛京法库以外蒙古案件乾隆二年定由盛京刑部侍郎会同该旗扎萨克等办理其人命案照例完拟具题。苗人案件由“土官将犯罪之苗解送道厅”再由“两厅会同土官审明落”1。重大案件依定例审理。此外回人、藏人的案件审判程序均与汉人有所不同不另叙述。 清代的刑罚承袭《明律》主刑为五刑即笞、杖、徒、流、死。笞刑五等十至五十（以十为差）。杖刑五等六十至一百（以十为差）。笞、杖用小竹板顺治时笞、杖以五折十康熙《现行则例》改为四折除零即笞、杖十折四板笞、杖二十以上以五板为等次折板而有零数则除削。所以笞、杖二十为五板三十为十板四十为十五板五十及六十均为二十板迄一百为四十板。徒刑五等一年至三年（以半年为差）并科以杖刑六十至一百（以十为差）。流刑三等二千里至三千里（以五百里为差）并科以杖刑皆各加杖一百。死刑二等绞与斩。五刑的笞、杖、徒、流、死共有二十等次以笞十为最轻斩为最重。主刑又称正刑其外的枷号、迁徙、充军、遣、凌迟、枭、戮尸等刑为随时所加皆非正刑。主刑之外有从刑如籍没家产刺字等。五刑的笞、杖、徒、流、死加于身体、生命是为真刑罪人以财物或官爵赎代真刑是为赎刑。清代赎刑有四即纳赎、收赎例赎、损赎。雍正三年定《纳赎诸例图》列五刑赎银数目。刑部设赎罪处专司犯人赎缓之事。 清代的监狱与明代的监狱相同狱中多监禁未决的犯人。犯人定罪后笞、杖刑罚折责后释放徒、流、军、遣定罪后配。监禁较久的为绞、斩监候犯。监狱分为内监系禁死囚外监囚禁流、徒以下犯人女监幽禁女犯。徒罪以上监内锁收杖以下散禁。 清代还有特殊监狱即旗人有高墙拘禁之制。乾隆以后逐渐废除。 1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739。 第九章礼俗第一节岁时节日风俗元旦、立春和上元节清代的岁时节日风俗很多它反映了清人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先是元旦的风俗。农历正月初一是元旦1又称元日、新年。新年元旦的庆祝活动一般要持续数日清人的记载多为“交贺三日”、“三五日乃止”、“自元日至上元无虚日”之类的语言。大致来说初一至初五是新年元旦的但是如果加上伴随元旦喜庆的其他活动一般要到上元灯节为止。为了迎接新年元旦从腊月二十四日起家家要打扫房屋扫舍之后便贴年画。大年初一的前一天叫做除夕又称“大年三十”。除夕一般要换门神、换桃符更春联。“桃符以画春联以书”2桃符画神荼、郁垒门神画秦叔宝、尉迟敬德之像也有画钟馗的。一些地方还有贴彩钱、糊窗花的习俗。清人在十二月二十三（四）日送灶王升天之后年三十的晚上要迎接灶王返回。不少地方还有在堂中悬挂祖先遗像祭祀的风俗有的地方还要拜天地。除夕合家团聚还有吃团年饭、喝分岁酒并且多做些饭往往够吃几天清人叫做“宿岁饭”或“隔年陈”。卑幼以次拜其尊长叫做“辞年”或“辞岁”小孩都可以得到长辈送给的“压岁钱”。辞年之后有的地方便睡觉休息了。有的地方还要“守岁”不愿让这一年空空过去人们在院里或门外点燃榾柮、柴草还有焚苍术辟瘟丹的或燃爆竹辟邪或听静卜来岁吉凶“家人围炉团坐小儿嬉戏通明不眠谓之守岁”1。 元旦是从夜里子时算起的元旦的要事项是祀神祭祖、拜尊长。在守岁的人家子时一到便已开始没有守岁的大多是五更起来史书记载常用“五更”、“鸡鸣”、“味爽”、“夙兴”等词汇。清人整肃新衣、陈牲设醴放果品面食、燃烛烧香、焚楮、放爆竹一些地区还在院中燃柏柴、煤火叫做“旺火”。做好上述准备工作便拜天地祖宗接着卑幼向尊长磕头“家众以次拜跪称寿”2。然后人们吃煮饽饽（清人又叫馄饨即水饺）天亮以后邻族戚友交相拜贺开始了热闹的拜年清人将此又叫做“贺岁”、“贺年”、“贺元旦”等。贺岁的方式有亲去和投帖两种方式各地使用的含义有些差别一般是“亲者登堂、疏者投刺而已”3。大年初一有很多忌讳：“元旦为岁朝比户悬神轴于堂中陈设几案具香烛以祈一岁之安俗忌扫地、乞火、汲水并针剪又禁倾秽实粪讳啜粥及汤茶淘饭。天明未起戒促唤男子出门必迎喜神方位而行”。1拜年一般要持续三、五日期间一般市不列肆三天。亲朋拜年要留下喝春酒元旦期间人们还盛行互相请客吃饭称为年节酒。 1本文引用日期皆为农历。 2李光庭：《乡言解颐》第65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1顾禄：《清嘉录》卷12《守岁》。 2雍正《朔州志》卷3《方舆·风俗》。 3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第45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1顾禄：《清嘉录》卷1《岁朝》。 初三清人有些单独的风俗习惯。甘肃静宁州“撤祖先奠夜焚楮门外酹酒名曰送家亲”2。湖北宜昌府“燃烛于大门外将檐端所挂松枝合楮焚之谓之烧门神纸”3。广东琼山县“书帖钉赤口谓之禁口”4。 初五清人多称破五。北方有关于“五穷”的风俗陕西府谷县“夙兴扫室中尘垢于筐作纸妇人一个负以米面纸裹送至门外焚香放花爆而还谓之送五穷榆林人是日饱食谓之填五穷”5。甘肃静宁州“五日除舍谓之扫五穷”6。江南则有接路头神的风俗苏州府“五日为路头神诞辰金锣爆竹牲醴毕陈以争先为利市必早起迎之谓之接路头”7。 初六日也有些特殊的风俗。山西保德州“六日爆豆撒出逐蝇”8陕西府谷县“六日夙兴炒黑豆撒于屋角谓之爆六甲”9。这是防治虫害的措施。清人称初七为人日。这天的风俗丰富多彩各具特色。河南新察县“妇女剪彩为燕或帖或插戴”10。陕西延安府“用糠着地上以艾炷灸之名救人疾俗以疾切声相近也”1。安徽桐城县“亦各祀其先妇女迎紫姑置米与花于妇女旧鞋中以嫁鼠置盐于火笼中作响谓之炒杂虫”2。江西瑞州府“各以辛菜治羹曰七宝羹自此男女各勤其职谚云‘吃了七宝羹各人做零星’。”3湖北德安府还“以是日阴晴占人休咎”4。福建省永福县“街市张灯鼓吹扮台阁为乐”5。 初八为祭星神的日子。传说这天诸星下界人们要燃灯祀星也叫做“顺星”。正月初八也叫做谷日一些地区以星象、阴晴占水旱、丰歉。 初九为天日。这天是玉皇的诞辰各道观设醮赐福解厄以祝平安。 初九日还禁屠宰初九也叫做“上九”。 初十是地日陕西省有一特殊风俗如府谷县“十日名鼠嫁日是夜家人灭烛早寝恐惊之致害百谷齧衣裳”6。 总之元旦风俗丰富多采是大型的综合性节日。 立春这个节气也是一个节日节令无定期在正月者居多。宋代的《东京梦华录》已有详细记载。在清代“立春日各省会府州县卫遵制鞭春”7。立春是地方政府为主进行的节日。 2王烜：乾隆《静宁州志》卷3《风俗》。 3聂光銮：同治《宜昌府志》卷11《风土志·风俗》。 4李文恒：咸丰《琼山县志》卷11《舆地四·节序》。 5郑居中：乾隆《府谷县志》卷4《风俗·岁时》。 6聂光銮：同治《宜昌府志》卷11《风土志·风俗》。 7顾禄：《清嘉录》卷1《接路头》。 8王克昌：康熙《保德州志》卷3《岁时》。 9郑居中：乾隆《府谷县志》卷4《风俗·岁时》。 10莫玺章：乾隆《新蔡县志》卷4《乡俗》。 1洪惠：嘉庆《延安府志》卷39《岁时》。 2廖大闻：道光《桐城续修县志》卷3《学校志·附风俗》。 3黄廷金：同治《瑞州府志》卷2《地理·风俗》。 4赛音布：光绪《德安府志》卷3《地理下·风俗》。 5陈猋：乾隆《永福县志》卷1《舆地·风俗》。 6郑居中：乾隆《府谷县志》卷4《风俗·岁时》。 7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第8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立春的前一天要迎春通常是地方官率乡民在城外东郊迎春1不过迎春的仪仗和内容各地略有差别。在河南新蔡县“伶人为甲仗鬼神之状震金鼓跳叫县堂遍及大夫家逐疫颂喜其市井小民妆扮士农工商随官师士大夫出郊迎春四远男妇偕出郊境看土牛与芒神物色”2。总的来看是由贱民扮演杂剧社伙出郊迎春迎春是要“看土牛与芒神物色”进行验占。验占的目的有如下几种：占水旱、寒燠等气候占闲忙求吉祥。 立春日地方官要进行鞭春礼也叫做“打春”。《靖嘉录》记载：“太守鞭牛碎之谓之打春”。立春日清人还要吃春盘、春饼、罗卜叫做“咬春”主要在北方流行。有的地方还有“送春”的风俗如安徽太平府“所在官司鞭春牛如制如其色制小土牛颁缙绅家谓之送春”3。清人认为这是古颁春之意。“拜春”（即贺春）也是立春节的风俗。如苏州“士庶交相庆贺谓之拜春”4。 迎春与立春的内容有的地区分得清楚有的地区则不甚清楚一些地区甚至合为一天。 由上可知立春节是以农事为主兼有娱乐、饮食、交际、信仰等方面内容的综合性节日。 正月十五日是上元节又叫元宵节、灯节是一个隆重的节日。 上元节往往要持续数天在北方大部分地区从十四日到十六日欢庆三天南方的时间要长些一般是四五天甚至更长的时间。当然也有些贫瘠地区只是一两天。 清代的上元节注重张灯。通常在十三、十四日要试灯十五日正灯十六、十七日落灯。到了灯节各处挂满了各式各样的灯湖南长沙府“元宵剪纸为灯或悬之庭户或列之街衢或携以行至有龙灯、鳌山踏球者城市彻夜游观好事者放花炮起火”1。诸灯中以鳌山规模最大也较为普遍。清人灯节中还喜作“黄河九曲”如山西定襄县“上元街巷悬灯火通宵社火或搭灯市屈曲盘拖鼓乐导行士女杂遝俗为黄河九曲”2。上元节还有猜灯迷的习俗迷底皆经传诗文、诸子百家、传奇及谚语、什物猜中者以纸墨、巾扇、香囊、果品食物为赠。 上元佳节也是亲朋宴饮的好时机。人们的主要食品是元宵清人又叫做汤圆、面圆、粉团等。南方多用糯米做成。一些地区还有互送元宵的习惯。考察大量清人方志以后似可得出这样的看法：清代的上元节不是以吃元宵为主而是以看灯、观戏等娱乐为主因此多数记载把后一项称为“闹元宵”。 上元节必有民间的社会团体组织文化娱乐活动——社火（也叫社伙）社火的内容多是杂戏主要有竹马、旱船、龙灯舞、舞狮等内容人们扮演戏剧故事、民间传说中的人物还往往踩着“高跷”清人常称之为演杂剧、1关于春牛、芒种的制作以及地方官迎春礼仪请参阅王道瑞：《“春牛芒神图”及古代迎春活动》载《历史档案》1986年第2期。 2莫玺章：乾隆《新蔡县志》卷4《乡俗》。 3黄桎：康熙《太平府志》卷5《地理志·风俗》。 4顾禄：《清嘉录》卷1《拜春》。 1吕肃高：乾隆《长沙府志》卷14《风俗》。 2王会隆：雍正《定襄县志》卷1《地理志·风俗》。 故事。 荡秋千也是一些地区上元节娱乐的内容之一。 上元节还有“走百病”的风俗。据《帝京岁时纪胜》记载：“元夕妇女群游祈免灾咎。前一人持香辟人曰走百病。凡有桥处三五相率以过谓之度厄俗传曰走桥。又竟往正阳门中洞摸门钉谶宜男也。”走百病的风俗较为流行但各地还有不少差别。先是名称又叫散百病、游百病、遣百病、除百病等；其次为日期有的地方在正月十五日但大部分地区是在正月十六日傍晚以后；再有地点或登高走桥、或赴庙行香、或郊游为乐不一而足；最后是参加者也不同京师等地“妇女出游”绝大部分地区为“士女出游”“男女结伴”而河南偃师更饶有趣味竟是“男结伴遍游寺庙街巷曰游百病女执五色彩线用艾灸松柏曰灸百病”1。验卜也是上元节的习俗。主要内容是问紫姑神湖北省还有“赶毛狗”的风俗。荆州府“元夜迎紫姑卜问丰歉各乡村燃炬火以照田间声彻远近谓之赶毛狗”2。有的地方有听声验占的习惯如安徽泾县“十六日听灶求兆以卜休咎”3。上元节人们也没有忘记祀神祭先。河南泌阳县“祀祖祭先常供以外复设汤圆、水茶枣卷、面灯”4。山西保德州“元宵拜扫先茔”5。 上元节还有迎神赛会的习俗。如福建龙岩州“祈禳会以神田所入为会作戏队导引城隍神遍历境内以祈神炾”6。 综上所述清代的上元节是一个大型的综合性节日。有观赏花灯、举行社火、祀神祭祖、卜问咎休、登高走桥、祈免灾咎、亲朋欢聚、盛吃元宵、迎神赛会、秋千为戏等众多的内容集中了祭祀、庆贺、社交、娱乐诸种成分。 清明与端午清代的清明节是一个较大的节日全国普遍举行而寒食节约在清明前一天只在个别地区单独举行有些地区将某与清明节合而为一了。 两个节日有何区别呢？相传寒食节起于晋文公悼念介子推事该日要禁火冷食祭扫坟墓（野祭）添土挂纸钱；清明节折柳枝插头或玩秋千。寒食是为了纪念清明是为娱乐。 当然在清明节与寒食节合二为一或只有清明节的地区就看不出此疆彼界了。清明节的主要的内容是扫墓就是祭祀祖先的坟墓又叫做墓祭、展墓、拜扫、上坟等。人们为祖先的坟墓除草添土或在树枝上挂些纸条或在坟上插一禾棍上挂纸钱、纸条带着祭品焚烧纸钱举行个祭祀仪式以寄托对死者的哀思。如果是新葬者都在社前祭扫当时流传着“新坟不过社”的谚语。在聚族而居的地区祭祀祖先有宗族在祠堂进行的。清明节的第二项重要内容是插柳于门和簪柳于。当时有谚“清明不戴1汤毓倬：乾隆《偃师县志》卷5《风俗志》。 2倪文蔚：光绪《荆州府志》卷5《风俗》。 3李德淦：嘉庆《泾县志》卷1《沿革·风俗》。 4倪明进：道光《泌阳县志》卷3《风土记》。 5王克昌：康熙《保德州志》卷3《岁时》。 6彭衍堂：道光《龙岩州志》卷7《风俗志》。 柳来生变黄狗”。柳的用意为辟邪、明目、延寿命、红颜不老、占水旱等项。折柳比较一致戴柳有些差异或男女皆戴、或妇女戴、或儿童戴所戴柳为柳毛、柳尖、嫩柳、柳叶等。在一些地方柳只插或供于神堂。 清代以北方为主的地区还流行踏青、荡秋千一些地方有放风筝等娱乐性风俗。山东昌邑县“女作秋千戏士出郊游谓之踏青”1。这是比较特殊的例子通常情况下男女都踏青不过荡秋千确是以妇女为主的。河南《邓州志》认为“树秋千架妇女竞相推引开元以来所传半仙戏也”1。至于放风筝北京“各携纸鸢线轴祭扫毕即于坟前施放较胜”2。陕西延绥镇“分朋较射儿童放风筝两日为止”3另外还有成年人“较射”的风俗。五月初五是端午节又称端阳、重午、天中节是受人重视的节日。 一到端午节家家以蒲艾插户。蒲是指菖蒲使用最多的是艾甘肃很多地方则插柳。湖南长沙除了蒲艾以外还“门悬葛藤”。很多地区还要贴“门符”门符五花八门有桃符、天师符、朱符、赤灵符、避兵灵符、符箓、朱书雷箓等等。 端午节人们还要佩戴些东西有以下几种：一是佩艾多是艾虎；二是戴符有五毒符、寿源道符、神符；三是香囊有五色香囊、朱砂袋；四是茧虎；此外还有佩蒜、苍术以及葛蒲的。以上多是妇女、儿童佩戴。儿童还要在手臂上绕五色丝线以为可以延寿这种五色缕又叫长寿线、续命缕、长命缕、百命索个别地方妇女也有系的。 还有在端午节午时饮雄黄酒和菖蒲酒用雄黄末或菖蒲屑和酒常常还要加上朱砂。饮毕要将酒洒向屋中四壁、角落以辟虫蛇。很多地区在小孩的面颊耳鼻涂酒以避毒。 为避毒、祛病端午节还有采百药的风俗。甘肃静宁州“采百草造百药”4。湖南醴陵“医家群相采药相传此日天送灵临门”1。南方采药还要沐浴。四川高县“沿山采药煎水净身云免疮疥”2。福建汀州“午时采百药煎汤沐浴云祛百病”3。 更有兴趣的是不少地区有用装墨蟾蜍涂肿毒的风俗。如河南新蔡县“捉虾蟆衔墨用涂疮肿”4湖北东湖“捕蟾蜍以墨入腹中俟乾取出涂肿毒有验”5。 端午节吃粽子常称为食角黍。角黍的种类很多不仅家人吃还要向亲戚朋友赠送。 南方还有赛龙舟的风俗。在无水的城里“城中人缚竹为船用五色纸1周来邰：乾隆《昌邑县志》卷2《风俗》。 1姚子琅：乾隆《邓州志》卷2《风俗》。 2《帝京岁时纪胜》第16页。 3洪惠：嘉庆《延安府志》卷39《岁时》。 4王烜：乾隆《静宁州志》卷3《风俗》。 1徐淦：同治《醴陵县志》卷1《舆地·风俗》。 2敖立榜：同治《高县志》卷18《风俗》。 3乾隆《汀州府志》卷6《风俗》。 4莫玺章：乾隆《新蔡县志》卷4《乡俗》。 5聂光銮：同治《宜昌府志》卷11《风土志·风俗》。 糊饰鸣金鼓沿街作竞渡状名曰旱船”6。 端午节还有不少其他风俗。如祭祖先、祀瘟神；弟子拜师小孩入学；放风筝和射柳。此外云南宣威州“吞黑豆七枚云可除疾”7。安徽桐城县“僧道用五色纸作符送各檀越家”8。端午节的来历至今是众说纷纭的问题我们在讲人们纪念屈原吃粽子、赛龙舟时一定不要忽视端午节预防各类疾病瘟疫孳生为灾的风俗。 乞巧、中元及中秋七月初七的晚上清代民间有姑娘或童女乞巧的风俗叫做乞巧节或七夕。用现代的语言也可称为姑娘节。 七夕先陈瓜果、焚香于庭祭祀牵牛（或称河鼓）、织女（或称天孙）二星乞巧。乞巧用的“巧果”很出名在苏州“七夕前市上已卖巧果有以白面和糖绾作苧结之形油汆令脆者呼为苧结至是或偕花果陈香烛于庭或露台之上礼拜双星以乞巧”1。 祭毕便正式乞巧其形式多样各具特色。一般是月下穿针乞巧常用七孔针、五彩丝线；有用针缕瓜果乞巧者；还有用蜘蛛乞巧的如江西瑞州府“妇女置蛛妆盒中观其成网以验巧拙”2。安徽繁昌县“闺秀设茶果于露台乞巧夸朝中有蛛丝罗其上者谓之得巧略如《荆楚岁时记》”3；豆芽也可用来乞巧如四川汉州“以绿小豆浸磁器内生芽长数寸摘浮水面视影成花卉形为待巧”4；也有用“丢针”乞巧的《帝京岁时纪胜》云：“幼女以盂水曝日下各投小针浮之水面徐视水底日影或散如花动如云细如线粗如椎因以卜女之巧”；山西阳城县“浮藤萝丝于水名曰乞巧”5安徽有看巧云的风俗太平府“俟云雾乞巧”6。乞巧方式杂然纷陈目不暇接姑娘们精诚所至一定会变得更聪明、灵巧的。 一些地区还流传着望天河以卜米价低昂的风俗。如湖南宁远县“七夕夜望天河为来年米贱之征十一日至十四日河汉复见年岁不佳至十五日后复见群相乐杜子美诗云：‘米价问天河’是也”1。 七夕有祭祖的习俗。湖北荆州府“俗又于是夕祭祖弥谓之迓亡阵享七日焚楮荐之曰送亡。新死者则于是月朔迓祭于此夕奠送”2。云南、广东等地也有七夕祭祖的风俗。七月十五日是中元节为人们祭祀祖先、怀念亡灵的日子或称“鬼节”有的地方也叫做“七月半”陕西府谷还6李文恒：咸丰《琼山县志》卷11《舆地四·节序》。 7刘沛霖：道光《宣威州志》卷2《风俗》。 8廖大闻：道光《桐城续修县志》卷3《学校》。 1《清嘉录》卷7《巧果》。 2黄廷金：同治《瑞州府志》卷2《地理·风俗》。 3曹德赞：道光《繁昌县志书》卷2《舆地·风俗》。 4刘长庚：嘉庆《汉州志》卷15《风俗》。 5赖昌期：同治《阳城县志》卷5《风俗》。 6黄桂：康熙《太平府志》卷5《地理志·风俗》。 1徐淦：同治《醴陵县志》卷1《舆地·风俗》。 2倪文蔚：光绪《荆州府志》卷5《风俗》。 有个别致的名称——麻谷节。 清代中元节的祭祀活动往往提前三天或数天已开始常常要在十四日焚冥衣、楮钱寄往阴间奇怪的是广西新业县却在十六日祀先。 寺院做盂兰盆会是清代普遍流行的在北京“庵观寺院设盂兰会传为目莲僧救母也。街巷搭苫高台、鬼王棚坐看演经文施放焰口以济孤鬼。锦纸扎糊法船夫至七八十尺者临池焚化点燃河灯谓之慈航普渡”3。 北方的祭祀还有用麻谷表示哀思的。河北祁州“供麻谷祭墓”4。别处则悬麻谷山西定襄“以麻谷悬各门亭午请而祭之”5。所以府谷人把中元节叫做麻谷节原因在于麻谷是祭祀祖先的主要用品。 山西等地还有做面人的风俗。如阳高县“十五日墓祭家家送面人”1。阳城县“抟面肖麻谷、人物各形竟祀田祖并上塚焚纸祀先”2。注意这里还有祀田祖的内容我们在其他地区也看到类似情形。逐蝗也是中元节内容之一。如陕西延长县“中元祭八蜡逐蝗”3。 祭祀祖先哀悼亡者定在七月十五日清人有解释在山西武乡“俗传地官赦罪之辰”4。朔州人认为“中元地官校籍之辰”5。 八月十五日是中秋节也有叫做“八月节”和“八月半”的中秋时分合家团聚所以还可称为“团圆节”。 清代的中秋节普遍有吃月饼和水果的风俗。月饼也叫“团圆饼”不仅自己吃亲友之间还要互相赠送。各地都有拜月、赏月的风俗。清人有“男不拜月女不祭灶”的说法拜月由女子进行。有的地方是儿童。拜月前人们以瓜果、月饼供月进行祭拜。浙江云和县“儿童陈月饼罗拜于庭谓之拜月”6。拜月毕人们要赏月在皎洁的月光下举杯邀明月吟诗歌唱品尝各种瓜果、月饼。赏月者喜登高望月赏月在一些地区叫做玩月、看月华等。 清人还喜欢以月光卜来岁。有卜来岁元旦的如山东昌邑县“以月之明暗卜来岁元旦之晴雨有验”7。普遍流行的是卜来岁上元节晴雨的。湖北荆州府“此夜之月关乎来岁元夕俗有‘云掩中秋月雨洒上元灯’之谚”1。清代流行着“摸秋”的风俗。安徽繁昌的中秋夜“妇女联袂出游遇菜圃辄窃南瓜为宜男兆名曰摸秋。亦有中年乏嗣者亲友于是夕亦取南瓜用鼓吹爆竹饷之谓之送子”2。湖南永州送瓜有特色“人有艰嗣者戚友3《帝京岁时纪胜》第27页。 4王楷：乾隆《祁州志》卷1《舆地·风俗》。 5王会隆：雍正《定襄县志》卷1《地理志·风俗》。 1房裔兰：雍正《阳高县志》卷2《风俗》。 2赖昌期：同治《阳城县志》卷5《风俗》。 3洪惠：嘉庆《延安府志》卷39《岁时》。 4白鹤：乾隆《武乡县志》卷2《风俗》。 5汪圣嗣：雍正《朔州志》卷3《方舆·风俗》。 6伍承吉：同治《云和县志》卷15《风俗》。 7周来邰：乾隆《昌邑县志》卷2《风俗》。 1倪文蔚：光绪《荆州府志》卷5《风俗》。 2曹德赞：道光《繁昌县志》卷2《舆地·风俗》。 取南瓜。以一父母具存兄弟众盛之稚子着衣冠乘马捧瓜后以一人持枣树枝挂香数百炷鼓吹送至其家”3。这里送瓜用一位“小全人”还要取“早树子”的谐音可谓用心良苦。 士人在中秋节有自己的特殊活动或携带月饼等礼品拜访师长或祭祀文昌星和魁星。 寒衣、冬至、腊八与祭灶十月初一是人们为祖先亡灵送寒衣的节日。这时天气寒冷人着棉衣于是也挂念祖先会在阴间受冻就用布或纸做成衣服焚化送给祖先使他们温暖地渡过严冬。因此这个节日叫做寒衣节或烧衣节。 届时清廷“时享宗庙”颁宪书乃国之大典。士民家祭祖扫墓如中元仪。“晚夕缄书冥楮加以五彩帛作成冠带衣履于门外奠而焚之曰送寒衣。”这里寒衣是在门外烧的实际上清代绝大部分地区要诣先茔焚寒衣于墓前。寒衣节是清代普遍流行的节日这还有另外的原因就是清代除个别地方外一般都不过十月十五日的下元节寒衣节就显得重要了。寒衣节同清明、中元一样很多地方有城隍出巡的风俗。 寒衣节还有其他风俗。有祭祖先、土神的；有祀牛、劳牛的如贵州普安直隶厅“土人祀牛王食牛以糍糕即以其余挂之角上”1。广东佛冈厅“农家以粉糍挂牛角劳牛”2。十一月的节气——冬至在清代被普遍地作为节日。冬至日是一年中白天最短黑夜最长的一天所以又叫长至。此后进入“数九”最为寒冷可谓“冬至”了。冬至节一般“仪如元旦”在一些地区又称“亚岁”它的仪文礼节重于常节因此清人有“冬至大如年”的谚语。清皇朝重视冬至节。“长至南郊大祀次旦百官进表朝贺为国大典”3。地方上“官府行朝贺礼毕群相称贺”4。此节尤为士人所重。冬至日在北半球越往北越昼短夜长、气候寒冷冬至节也是北方重于南方。 清人有冬至节祭祖的风俗或祀于家或祭于墓在聚族而居的地区像清明和中元一样在家庙祭祀祖先。此外冬至节还要拜孔子、拜老师和尊长。如河南偃师县“士人祭始祖、拜先师、拜先生”5。有的地方还为皇帝祝寿如安徽铜陵“长至日祝圣寿”6。 事实上清代除士人尤重冬至节外一般的民人也亲友间互相拜贺称为拜冬、贺冬。 冬至开始数九清代还流行数九歌和消寒图的风俗。对于后者今人略疏请看《帝京岁时纪胜》的记载：“至日数九画素梅一枝为瓣八十有一日染一瓣瓣尽而九九毕则春深矣曰‘九九消寒图’。” 东南还盛行作节令食品。 3隆庆：道光《永州府志》卷5《风俗志》。 1王粤麟：光绪《普安直隶厅志》卷4《风俗》。 2龚耿光：咸丰《佛冈厅志》卷3《土俗》。 3《帝京岁时纪胜》第36页。 4聂光銮：同治《宜昌府志》卷11《风土志·乡俗》。 5汤毓倬：乾隆《偃师县志》卷5《风俗志》。 6朱成阿：乾隆《铜陵县志》卷6《风俗》。 综上所述清代的冬至是一个包含祭祀、交际、节气、饮食等多种内容的综合性节日。 十二月初八是腊八节。上古有腊祭的风俗佛教传入中国后传说十二月八日是佛祖释迦牟尼得道成佛的日子从宋代开始佛寺在这天行佛事做腊八粥并送予施主的风俗固有的和外来的风俗掺在一起。 每到腊八节人便早起根据各地的物产和家庭的经济情况用各种米、豆、果品等物做成腊粥成为节日的主食或者还要祭祀或馈赠。《帝京岁时记胜》载：“腊月八日为王侯腊家家煮果粥。皆于预日拣簸米豆以百果雕作人物象生花式三更煮粥成祀家堂门灶陇亩合家聚食馈送亲邻为腊八粥。” 腊八食粥之外还有很多其他风俗。或凿冰祀神、贮窖；或作腊肉、腊醋、腊酒、腊水如荆州府“是日人家汲水贮盎谓之腊水酿秫曰腊酒盐脯曰腊肉盖亦周礼之昔酒大易之腊肉也”1。人们认为腊八节做的食物经久不坏。而且认为把腊八粥“遍置于花木上次年无虫且茂”2。 清廷中颇重视浴佛节实际对腊八节也很重视。如曾为雍正帝藩邸后改为喇嘛庙的雍和宫在腊八节宫内要用大锅煮腊八粥供佛喇嘛僧人诵经然后把粥分给一些王公大臣品尝。 腊八节还有些人生仪礼值得注意。如河北祁州“童男髠童女黔耳”1。湖北随州“或亦为女郎穿耳问名”2。 腊八节的日期也有特殊者河北、山西的一些地区是分初五、初八两部分的如山西武乡县“初五日以干蔓菁及诸豆合煮名曰五豆初八日以后枣果作粥名曰腊八粥”3。山西解州、泽州腊八节不在初八而在初五。杭州的腊八粥是在十月八日4。 总之清代的腊八节已普遍流行这是以饮食为主的节日其他意义不很明显。 十二月二十三（四）日的晚上清代民间有祭灶神的风俗是灶王节。 该节临近元旦有的地方又叫“小年”、“小年夜”“小除”等名称。祭灶神的日子大致来说北方多在二十三日南方多在二十四日。特殊情况也是有的湖北宜昌府二十二日祀灶二十三日扫屋而广东遂溪县则是二十五日送灶。 清人认为十二月二十三（四）日灶王爷要升天汇报人间的善恶事因此人们为他送行请他吃好的而为人们隐恶扬善。祭灶时要燃灯由男子拜祭口中要说“勿以恶事言上帝”之类的话。但不能保证灶王爷不说坏话人们便采取一些措施。浙江《云和县志》载：“二十三日夜祀灶物用粉团糖饼谓灶神朝天宫言人过失用糖牙取胶牙之意”；有的用酒糟涂抹灶门醉得灶神不能乱说话这叫“醉司命”湖南醴陵就有此俗。陕甘地区祀灶还有用雄鸡的风俗说是送神归天。为灶神饲马常将草剁碎和上豆1倪文蔚：光绪《荆州府志》卷5《风俗》。 2黄卬第：乾隆《成县新志》卷2《风俗》。 1王楷：乾隆《祁州志》卷1《舆地·风俗》。 2文龄：同治《随州志》卷12《风俗》。 3白鹤：乾隆《武乡县志》卷2《风俗》。 4黄华节：《腊八粥》载《东方杂志》31卷1期。 子放在旁边或者扔在屋顶。 此外“赶乱岁”、“口数粥”、“照田蚕”的风俗别具一格。照田蚕就是以光照田间示秋报《永州府志》载：“村落燃火炬照田亩烂然遍野以祀丝谷谓之照田蚕”。苏州则叫做“照田财”。《永州府志》又载：“煮赤豆作糜合家同食虽远出未归者亦分贮之小儿与童婢皆与名曰口数粥”。《清嘉录》认为这是为了辟瘟气如果“杂豆渣食之能免罪过”。“赶乱岁”之俗山西《武乡县志》说：“武俗娶亲正七二八以至六腊皆论利月惟自十二月二十四日及除日阴阳家以为百神登天时无禁忌名曰赶乱岁。故一切嫁娶凡早有妨碍者至此皆不论利月亦不另择吉日云”。祭灶也为清廷所重每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皇帝自于宫中祀灶以为常”1。 除了以上介绍的十二种主要节时节日外清代还有填仓、龙头、春社、文昌会、花朝、三月“上巳”、浴佛、天贶、重阳等重要岁时节日。 1陈康祺：《郎潜纪闻三笔》第825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第二节木兰秋狝木兰秋狝盛典木兰（muran）满语汉译为“鹿哨子”或“哨鹿围”。原本是捕鹿时使用的一种工具以桦皮或树木制成长二三寸状如牛角喇叭。用嘴吹或吸出“呦呦”鹿鸣之声引诱鹿来。有人说是学牡鹿声唤牝鹿来将其捕获1。清代在今河北省承德市围场县境辟出专门的地方供皇帝打猎久之便称这个地方为木兰围场简称木兰2。 秋狝是中国古代早就有的习俗。春天打猎叫搜秋天打猎称狝。《尔雅释诂》谓：“狝杀也”。《释文》明确说：“秋猎为狝”。《注》：“顺杀气也”。《周礼·春官·小宗伯》称：“狝之日莅卜来岁之戒”。《夏官·大司马》说：“中秋教治兵遂以狝田”。《清史稿》把清代皇帝的木兰秋狝列为军礼之一并引《周官》为依据说“如是则讲武为有名而杀兽为有礼”3。其实清代皇帝的木兰秋狝应是起源于满族固有的狩猎习惯和后来为维护清朝大一统的需要而形成的一种传统。 清代的木兰秋狝是在入关前努尔哈赤皇太极和入关后顺治各朝经常出猎的传统基础上形成的一项国家大典。主要是康熙、乾隆两朝举行的雍正一朝未曾举行乾隆之后逐渐废止。和先辈相比康熙、乾隆两朝的木兰秋狝体现为更加有目的、有组织、有固定地点和时间遵循一定章程的一种皇帝围猎活动也更加隆重和制度化。 木兰围场在北京东北一千余里之外承德市北约四百里为辽代上京临潢府所属的兴州地方清初属翁牛特蒙古等部4。围场本身周一千三百余里南北相距二百余里东西相距三百余里。顺治时期“塞外行围”已至其地。康熙十六年（1677）当平定“三藩”之乱初见成效之时这位大清皇帝巡视长城内外初次在内蒙接受科尔沁、喀喇沁、敖汉、奈曼等部王公贝勒的朝见1。二十年再度巡幸内蒙继续接见喀喇沁等部蒙古王公贝勒并处理有关事务。就在这次巡幸中有喀喇沁、翁牛特藩王献地“肇开灵囿”之说和明确提出“酌设围场”而且给前往相度地势的大批官员以各种赏赐2。围场的设立当以此为始。康熙四十二年又在承德建行宫四十七年建成。乾隆时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和扩展成为举世闻名的“避暑山庄”和热河行宫。自康熙二十二年起至六十一年止皇帝每年都离京到避暑山庄巡幸或再到木兰行围。只有康熙二十一年和三十五年因往东北谒陵及追击噶尔丹未得成行。乾隆帝即位后自六年起每隔年一次十六年以后一年一次巡幸避暑山庄或到木兰秋狝直到嘉庆四年（1799）逝世为止3。 1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3。 2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16。 3《清史稿》卷9o《礼志九》。 4《清史稿》卷9o《礼志九》。 1《康熙起居注》第1册页327—328。 2《热河志·围场一》卷45《康熙起居注》第1册第686—687页。 3乾隆在位六十年自六年起不但隔年一次或一年一次到避暑山庄而且嘉庆四年逝世前为太上皇三年也年年到避暑山庄。 所谓木兰秋狝其真正的含义是到木兰围场行猎讲武。但是清代以避暑山庄为第二个都城凡是到避暑山庄及其附近巡幸、集会和处理政务、消遣游乐都和行围一样泛称为木兰秋狝。实际上不都是行猎。乾隆帝到避暑山庄持续近六十年仅六年至五十六年中有四十次秋狝4。 木兰秋狝频繁举行包括的内容很多然而其目的性康熙帝只说是为习武训练实际还有别的。他在生平最后一次行围时强调从前有人“以朕每年出口行围劳苦军士条奏者不知国家承平虽久岂可遂忘武备”。然后列举清军平定噶尔丹、策妄阿喇布坦等“立功绝域”的业绩归结为“皆因朕平时不忘武备勤于训练之所致也”1。还有一个是在木兰秋狝时接见蒙古四十八旗的领袖加强对塞外民族的控制2。乾隆六年准备第一次木兰秋狝宣称其目的主要有三：一是遵循祖制；二是习武练兵三是怀柔蒙古。因为在此之前监察御史丛洞上奏以“第恐侍从以狩猎为乐”和“纪纲整肃营务罔弛”为由请求“暂息行围以颐养天和”。乾隆帝针锋相对指出“古者春菟夏苗秋狝冬狩皆因田猎以讲武事。我朝武备越前代当皇祖时屡次出师所向无故皆因平日训肆娴熟是以有勇知方人思敌忾。若平时将狩猎之事废而不讲则满洲兵弁习于晏安骑射渐至生疏矣。皇祖每年出口行围于军伍最为有益而纪纲整饬政事悉举原与在京无异。至巡行口外按历蒙古诸藩加之恩意因以寓怀远之略所关甚钜”。他还为乃父雍正未曾举行木兰秋狝辩护说：“皇考因两路出兵现有征是以暂停围猎。若在撤兵之后亦必举行。”于是乾隆把他的木兰秋狝目的罗列为“朕之降旨行围所以遵循祖制整饬戎兵怀柔属国非驰骋畋猎之谓”3。这番言论基本上反映了他们秋狝的目的所差的就是从康熙帝到乾隆帝都否认他们有以“狩猎为乐”或为“嬉游而来”4。但是有时的确以此为目的或夹杂这样的目的。 有清一代举行木兰秋狝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康熙帝即位之初比较朴素仅规定皇帝行围驻所设护军统领、营总各一人率将校先往度地势或备院设行营建帐殿。缭以黄髹木城立鹿门覆以黄幕。其外为网城宿卫屯置不越其所。十年罢木城改黄幔1。十六年康熙帝途内蒙以巡阅边外调喀喇沁郡王扎什、公乌忒巴喇并塔布囊西达等率兵丁一千五百名为向导2。二十年确定了木兰围场的地点。二十一年制定行猎纪律康熙帝下令每年派兵一万二千人分三班一次四千人于四、十、十二月赴口外行猎。部院衙门官一并参加“娴习骑射”3。二十二年康熙帝出古北口行猎至木兰围场置行官张黄幔举行盛大宴会宴请和赏赐蒙古王公台吉、蒙古众官兵及管领围场的蒙古王公台吉等4。二十三年由黑龙江将4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16。 ------------ 13 1《清圣祖实录》卷299。 2毕梅雪、侯锦郎：《木兰图》页11。 3《清高宗实录》卷136页1o—11。 4《康熙起居注》第3册页1891。 1《清史稿》卷9o《礼志九》。 2《清圣祖实录》卷69页11—12。 3《清圣祖实录》卷1o6页13—14。 4《康熙起居注》第2册页1o26—1o29。 军选送精骑善射的满洲兵四十人分隶上三旗组成虎枪营置总统、总领管辖扈从皇帝围猎所谓“大狩行田遇有猛兽列枪以从”5。从三十四年起康熙帝一行出古北口外巡历命大学士阿兰泰留京处理章奏从此有“留京”之说6。至四十二年热河避暑山庄建立木兰秋狝的行程就先期由北京出古北口到热河。至中秋后再到围场渐趋固定为成例。 设官管理木兰围场也是从康熙时开始的。木兰围场是这个皇家大狩猎场的总称。地处蒙古各部落的中央按当时的四至东北为翁牛特东及东南为喀喇沁北为克西克腾西为察哈尔南为热河1。这里林木葱郁水草茂盛群兽聚以蕃息。围场的四周树以木栅称为柳条边以分别内外。进出有道口。围场之内又按地形和草木稠密的分布划分为一个个小围场。每个小围场均选择一处平坦高冈为中心四周有稠密的林木。整个木兰围场包括这样的小围场六七十处2。各个小围场之间相距远者数十里近者只有几里。围场设立以后就派了翁牛特和阿鲁科尔沁等部的王公为管领。康熙四十五年正式设总管一员章京八员。乾隆十八年进行一次大改动除把总管从四品提为三品章京从六品提为五品以外又设左右翼长各一员秩四品骁骑校八员秩六品。总管归属于理藩院统辖翼长、章京、骁骑校等。守卫围场的是驻防的八旗满洲、蒙古兵丁康熙、雍正年间不到二百人乾隆十八年增至八百人。他们按八旗方位以一旗为一营房每营统五卡伦（哨所）总计四十卡伦。“各有地界分司稽察”3。乾隆时还设置综理行营王公大臣一人凡启行、校猎、驻跸、守卫诸事皆归其统属。又在全部六七十处小围场中每年选择十处或二十处作为秋狝之所其余隔年一轮换以使野兽得到繁殖时人赞称“盖于讲武中寓好生之德”4。设围所在必事先通知并作好一切准备。届时官兵赴场布列祗俟御跸临围。乾隆帝每次行猎除原来的蒙古四十九旗及喀尔喀、青海诸部蒙古分班从围以外还有来自数万里之外的土尔扈特等部。二十年更定网城置连帐一百七十五为内城设旌门三分树军纛称为金龙。外设连帐二百五十四为外城设旌门四称为飞虎。外周设宿卫警跸立帐房四十各建旗帜由八旗护军官校环卫1。 举行木兰秋狝多在七、八月。先期各驻防长官选派精于骑射的人赴京练习。按例每年蒙古各部要选一千二百五十人为虞卒叫做“围墙”以供参加合围之役。届时皇帝戎装乘骑出宫扈从引导如巡幸之仪。既驻行营禁止兵士践踏田禾骚扰吏民不准夜行违者治罪。统围大臣亲临场所按旗整队中建黄纛为中军左右两翼以红、白二纛分别标志之。两翼末满语称为乌图里各建蓝纛为标志皆受中军节制。管围大臣皆以王公大臣领之蒙古王、公、台吉为副。两乌图里则各以巴图鲁侍卫三人率领驰行蝉联环帀自远而近。围制有二：一是行围只以数百人分翼入山林围而5《清史稿》卷9o《礼志九》。 6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16。 1《热河志》卷45《围场一》。 2木兰围场之内的小围场数目各书记载不一但不出这一范围故此以约数记之。3《热河志》卷46《围场二》。 4《清朝文献通考》卷139《王礼考》15。 1《清史稿》卷9o《礼志九》。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16。 不合满语叫阿达密；二是合围。合围之制则在五鼓前管围大臣率领蒙古管围大臣及虞卒、八旗劲旅、虎枪营士卒、各部落射生手齐出营盘根据围场山川大小远近纡道绕出围场之后或三五十里或七八十里齐至看城满语叫乌图里阿达密。看城就是黄幔城。围既合自乌图里处虞卒脱帽用鞭擎之高声传呼“玛尔噶”口号玛尔噶为蒙语意即帽子。声传至中军共三次。中军知围已合乃拥纛徐行左右指挥以等待皇帝入围。皇帝是秋狝的中心人物。他在入围或出哨的当天于日出前自行营乘骑先至看城稍息等两翼乌图里蓝纛到后出看城佩櫜鞬在随从诸大臣等拥护下由中道直抵中军。在中军前半里许周览围内形势了如指掌。而行围的快慢进止由其亲口指挥。这时二三十里之内的禽兽都被围在皇帝左右任他逐射。当他射中时诸部围观莫不欢欣踊跃把围猎推向。如遇有虎则围暂不行等皇帝看完殪虎之后听皇帝之令而行。每围场收至看城皇帝即驻马。只看诸王、射生手等驰逐余兽。如值当日看城场内兽集过多则根据皇帝所命令特开一面使逸但仍禁围外诸人逐射。“获兽已比其类以献”1。猎罢皇帝返回大营称为散围。诸部各按队归营傍晚则一天行围宣告结束颁所获于扈从诸人。一次木兰秋狝皇帝有几天这样的行围或出哨。 如果是哨鹿则在鹿始鸣时出猎即每年白露之后（或秋分前后）2。模仿鹿鸣之声而引诱其至。其制与常日不同。这时皇帝于五更放围之前出营其余侍卫及诸备差人等分为三队。约出营十余里按皇帝之令停第三队。又四五里停第二队。又二三里将至哨鹿处停第一队。至此皇帝身边只有侍卫及扈卫十余人。渐闻清角声扬远林呦呦低声应和“倏听枪声一咸知圣武神威命中获鹿矣。群皆欢欣引领”。这是在一个很少数人的范围内扈从皇帝射鹿。然后“听旨调遣而三队以次皆至上前矣”3。乾隆帝曾在一次木兰秋狝时乘骑望见鹿群命一侍卫举假鹿头作呦呦声引牧鹿至亟矢射获取其血以饮“不唯益壮亦以习劳也”4。戴假鹿头模仿鹿鸣甚至穿鹿皮衣是当时哨鹿的通常形式。 木兰秋狝的围期大致从中秋后一日始经二十天左右。围猎未完或秋雨过多泥淖艰阻因而奉令中辍者谓之“减围”。如未猎而止则谓之“停围”1。 作为一次木兰秋狝除了出哨围猎以外还包括每日的宴赏、处理章奏及政务。特别是礼成的最后一次盛大的宴会和赏赐设大蒙古包作正殿旁列四蒙古包参加秋狝的蒙古各部落王公台吉、官兵人等和扈从皇帝的各类人员都要入会并分别给予赏赐是一次怀柔蒙古等少数民族的重要大会也是一次论功行赏的大会。会上要奏乐和演出“布库”、“诈马”、“跳驼”等戏。布库亦称撩脚就是徒手相搏胜败以仆地为定。诈马是在生马驹中持长竿竿头系绳圈突入驹群乘驹惊而持竿圈住驹舍己马跨驹背以络络之。驹不服辄跳跃作人立善骑者夹以两足始终不下来过1《清史稿》卷9o《礼志九》。 2《清史稿·礼志九》说“恒在白露后”。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16谓在“秋分前后”。3昭梿：《啸亭杂录》卷7《木兰行围制度》。 4《清史稿》卷9o《礼志九》。 1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14；卷16。 一会儿迫使生驹贴伏。跳驼则牵驼高八尺以上者立于庭表演者在驼旁忽然跃起越驼背而过到地仍直立不仆。这些都是蒙古戏为他们的“绝技”2。 衰落和废止木兰秋狝的功能是显而易见的。康熙、乾隆所要达到的目的基本上都如愿以偿。他们以木兰秋狝为娱乐当广大人民深受贫困和酷暑煎熬的时候率领皇子王孙及文武官兵跃马弯弓奔驰在塞北草原以追捕野兽尽情玩耍消愁解闷。尤其在军事上习武训练继承和弘扬满族一贯的英勇善战传统在政治上加强和蒙古各部的关系使北部边防得到稳定和保证安全。同时还使一些文臣武将经受忠诚和能力的考验按照他们的标准提拔或革除其官爵。乾隆帝因为跟随康熙帝秋狝临危不惧而得到赏识道光帝因跟随乾隆帝秋狝表现机智勇敢也被赐黄马褂、花翎1。成为他们登上皇帝宝座的一个预兆和条件。尽管如此木兰秋狝并没有一直坚持下去。早在乾隆末年已不像过去那样年年举行。而自乾隆五十七年至嘉庆六年整整十年没有举行一次木兰秋狝。嘉庆帝在位二十五年断断续续共举行过十一次。道光帝即位后于第四年宣布停止本年木兰秋狝以后二十五年间既未宣布也未举行。咸丰帝在位十一年也未举行只是第十年因八国联军入侵来个戏剧性的“木兰秋狝”实际是到热河逃难和本来意义的木兰秋狝毫不相干。可以说兴隆一时的木兰秋狝自乾隆末年开始走向衰落经嘉庆至道光已废止。 关于木兰秋狝的衰落和废止原因看来很复杂也是多方面的。皇帝个人不积极臣下劝阻天不作美围场内兽类减少等等因素均起了作用。但是主要的是时代的展情况的变化木兰秋狝在军事和政治上失掉了重要意义。乾隆帝自己不积极举行木兰秋狝可说是从退位为太上皇前三四年已露端倪而明确表现出来则在乾隆五十九年即前一年。那时他对臣下提出当年停止行围说：“今岁雨水较多道路泥泞。且朕八旬有四非畴昔驰马射猎时可比”。同时宣布来年也不行围“明岁六十年亦不进哨。仍在热河举行庆典。礼毕进京。俟丙辰归政称太上皇帝时朕仍进哨。不必乘马射猎惟安坐看城以观嗣皇帝率领王公大臣蒙古王公台吉及外藩人等行围。实千古罕觏之盛事惟尔臣仆恭遇嘉祥亦必共相欢忭也。”1如果乾隆帝因年事过高暂停行围可以理解那么嘉庆帝登极一再拖延举行木兰秋狝就显得皇帝本人已对此不太感兴趣了。加上社会危机日深嘉庆六年了一道《特谕》声称：镇压了连续五年的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稍涉自满致干天和”自六月初一大雨五昼夜宫门水深数尺屋宇倾圮者不可以数计“此犹小害”而桑乾河决漫口四处京师西南隅几成泽国村落荡然转于沟壑闻者痛心见者惨目除派官员稽查抚恤之外“因思今秋往木兰行围大营所用车辆及除道成梁等事皆需民力。此次大水所淹岂止数十州县秋禾已无望矣。若重费民力予心不忍况畋猎近于嬉游我皇2赵翼：《簷曝杂记》卷1。 1《清史稿》卷1o《高宗本纪一》《清史稿》卷17《宣宗本纪一》。 1《清高宗实录》卷1437页42—43。 考自乾隆六年始行秋狝今秋虽系六年尚在皇考三周年内远行射猎终非所宜朕意今秋停止巡幸。庶息民劳而省己过”。他命诸臣议结果诸王、大学士等九卿会议一致赞成2。这里明确提出“畋猎近于嬉游”十九年嘉庆帝也以“恐劳民力”停止进哨。只是不愿秋狝大典废在他手里坚持举行到最后。至道光时则完全不同了。道光四年就此所上谕说：“今岁秋狝木兰允宜遵循成宪肄武绥藩然不可不审度时事量为展绥。所有今岁热河亦著停止。此朕不得已之苦衷非敢耽于安逸也”3。出自一位多次参加木兰秋狝的皇帝之口这是一种耐人寻味的说法既没有彻底否定木兰秋狝的历史作用又就当时情形而言木兰秋狝已无积极意义说是停止当年举行也是宣告永远废止。 臣下劝阻对废止木兰秋狝也是有影响的。乾隆六年丛洞以“第恐侍从以狩猎为乐”等为由企图阻止木兰秋狝没有被接受斥为“识见未广”反映当时这一活动还有必要举行。半个世纪以后已非当年可比。乾隆五十七年蒙古王公等奏请暂停进哨这位年过八旬的老人也就欣然同意了1。嘉庆时臣下劝阻最力嘉庆七年六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汪承需被召见既面奏“顺天府属雇车掣肘。咨商直隶总督协济车辆已露为难之意”后又折奏请停止行围“据称本年麦收分数稍减民力不无拮据并称高宗纯皇帝临御六年始举秋狝今亲政甫及四年即再缓一二年举行亦不为迟”。在皇帝坚持之下认为这些说法“殊不成话”那年还是举行了2。第二年嘉庆帝已经到了承德正欲继续举行木兰秋狝总管围场的副都统韦陀保呈报“今年围内天气较寒水涸草枯”。嘉庆帝以为是牲畜减少借水草为词派人前往调查岂料派去的人和蒙古王公等共同恳请停止行围。嘉庆帝仍不相信又派监牧马匹的王大臣绵循等再往详查情况属实终于停止了本年行围3。 有时也因天气不好而停止木兰秋狝。嘉庆元年、二、三年均“以雨停秋狝”4。六年又“以水灾停本年秋狝”5。十四年“以哨内春夏雨多停止秋狝”6。十八年九月初一“以阴雨减围”7。 当然最为扫兴的是围场遭到破坏兽类和树木日趋渐少。追溯其时间大约也在乾隆末年已有征兆。嘉庆帝说乾隆五十七年以后因皇上年岁增高兼以连年雨水过大屡次停围“自应生息蕃滋倍加充牣”而实际恰恰相反。这是清朝由盛到衰的转变时期影响到木兰围场也是一派衰败景象。嘉庆七年他自己举行第一次木兰秋狝亲眼看到“鹿只已属无多”。第二次派人查看“竟至查阅十数围绝不见有麋鹿之迹”。这一年也就没有行围。2《清仁宗实录》卷84页4—5。 3《清宣宗实录》卷64道光四年正月壬申。 1《清高宗实录》卷141o页11。 2《清仁宗实录》卷99页6—7。 3《清仁宗实录》卷118页37—4o。 4元年、三年见载于《清史稿》卷16《仁宗本纪》二年只见载于《清仁宗实录》卷2o。5《清史稿》卷16《仁宗本纪》。 6《清仁宗实录》卷216。 7《清史稿》卷16《仁宗本纪》。 九年本想照常举行还是得到信息“以牲兽稀少停止本年秋狝”1。围场的树木和野兽继续减少是个不可阻挡的趋势。嘉庆八年现早有人偷打野兽因此被拿获的犯人就有二百余名估计漏网的会更多。后来几乎连民带兵等把围场视为猎取的对象。嘉庆帝说：“闻近日该处兵民潜入围场私取茸角盗卖希获厚利又有砍伐官木人等在彼聚集以致（指麋鹿）惊窜远飏而夫匠等从中偷打亦所不免是以鹿只日见其少。此皆由管理围场大臣平时不能实力稽查”。为此把乾隆五十七年以后历任管围的大臣及官员皆分别给予处分同时完善和修改围场一切章程2。九年嘉庆帝对特设围场副都统严立章程专职稽查仍然不见成效非常愤怒指斥说：“因近年来砍伐官用木植之外多有私砍者并任令奸徒私入捕捉牲畜以致鹿只远逸实属不成事体”3。然而往后更有甚于此者山冈上下多有人马行迹并有车行轨辙山巅林木也较前稀少4。有人竟取便从围场走来走去了。十八年嘉庆谕内阁：“近年哨内牲兽稀少。此皆由于偷砍树木及往来取便行走之人惊逸兽群致乏牲兽。”于是派靠近围场的喀喇沁王满珠巴咱尔每年不拘时日进哨三次尽行稽查除把偷砍树木及偷盗牲兽者拿交围场总管会同办理之外傥有往来行走之人亦即查明拿究1。 总之由于嘉庆帝的坚持与努力原来的基础尚未完全破坏木兰秋狝勉强举行直到他本人逝世。而后来就不再举行这一大典了。围场也在同治元年（1862）开围放垦光绪二年（1876）设围场厅1913年建围场县和地方行政体制一样了。 1《清仁宗实录》卷118页89；卷132页13—14。 2《清仁宗实录》卷118页39—4o。 3《清仁宗实录》卷132页14。 4《清仁宗实录》卷233页2o—21。 1《清仁宗实录》卷272页36。 第十章官修图书第一节清代官修图书制度与机构清入关前官修图书机构清代官修图书的制度与机构至少可追溯到清入关前皇太极时期的文馆之设。文馆也就是清代最早的官修图书机构。天聪十年（1636）改文馆为内三院其中内国史院负责“记注上起居诏令收藏御制文字凡用兵行政六部所办事宜外国所上章奏俱令编为史册并纂修历代祖宗实录”1。内三院之设使文臣分工更为明确编纂书史成为内国史院的专门职责。只可惜清入关前之官修图书仅有一部分保留下来如《满文老档》、《太祖实录图》及现在所见《满洲实录》最早就是天聪九年（1635）修成的；《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也有崇德元年大学士刚林、希福等恭修本。2顺治元年（1644）清兵入关后沿明制另设翰林院。顺治十五年（1658）改内三院为内阁十八年六月复改内阁为内三院。康熙九年（167o）又改内三院为内阁另设翰林院如明朝之制。此后的官修图书主要由翰林院承担内阁、詹事府、内务府和雍正以后的军机处、方略馆也都有修书或参与修书之责。 内阁内阁大学士之责主要是“钧国政赞诏命厘宪典议大礼大政裁酌可否入告”“修实录、史、志充监修总裁官”。1所以清代的官修图书大都是由大学士领衔的如顺治《御制孝经》一书特命大学士冯铨为总裁官冯溥、黄机等为修纂官；2内阁大学士是官修图书的主要负责人由他们负责组织修书班子报请皇帝批准即可开始工作并由他们负责监督。而具体负责编撰工作的书馆成员则大抵由翰林院、詹事府等官员充任。内阁还负责大库和皇史宬藏书工作。 翰林院“翰林院官以编辑校勘为职业敕撰书史咸与”“凡馆局则充提调、纂修慎其编校”3。翰林院的主要职责即是纂修图书。例如纂修实录、圣训翰林院掌院学士充副总裁官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侍读、侍讲、修撰、编修、检讨等充纂修官典簿、待诏、孔目充收掌官笔帖式充誊录官亦间充收掌官。纂修玉牒则以翰林院满洲、蒙古、汉军修撰、编修、检讨1《东华录》天聪卷“天聪十年三月辛亥”条。参见阮葵生：《茶余客话》卷1“内三院”条。中华书局196o年版。 2《大清会典事例》卷1o49。又《清朝文献通考》卷22o。 1《清史稿》卷114《职官》。 2《大清会典事例》卷1o48。 3《大清会典》卷7o《翰林院》。 职名移送宗人府充纂修官庶吉士也得拟送1。凡各馆纂修书史翰林院掌院学士充正副总裁官侍读学士以下、编、检以上充纂修官或提调官庶吉士亦简充纂修官参加修书工作典簿以下之职责与修实录、圣训相同。清代绝大部分官修图书是由翰林院承担的。仅据《光绪清会典》所记载从顺治初年至光绪十二年由翰林院纂修的图书即达一百五十九种之多2对那些实录、圣训以及名曰“御注”、“御撰”而实由翰林院所撰之书尚未计算在内。 詹事府詹事府本为东宫僚属其官员职责是辅助皇太子的文学侍从官并司讲读牒奏之事。但由于从雍正朝以后实行秘密建储制度詹事府的职责也随之生了变化。乾隆朝开始其主要职责是修书。詹事府官员成为清代官修图书的笔修官的来源之一。 “内廷三馆” 清代官修图书大都临时成立书馆且以所撰之书而名其馆如修《明史》即开“明史馆”修《四库全书》其馆名为“四库全书馆”等等。凡奉旨编纂诸书所开之馆局应用纂修官等人数一般由大学士等斟酌议定奏请皇帝批准后实行其所修之书刊刻告竣即奏请撤销该书馆。但也有常设之馆局即所谓“内廷三馆”。 一为武英殿修书处（属内务府）。康熙十九年（168o）设武英殿造办处雍正七年（1729）改名为修书处其职责为“掌缮刻装潢各馆书籍及宫殿陈设书籍之事”1。该处实际由监造处和校刊翰林处两部分组成。监造处负责“监刊书籍”工作校刊翰林处设总裁、提调、总纂、纂修、协修等官负责“校正文字”工作。 二是国史馆（属翰林院）。开国史馆是在康熙二十九年（169o）从山东道御史徐树谷之清“纂修三朝国史”2。康熙四十五年（17o6）谕修国史诸臣传乾隆九年（1744）又命续修国史。以上几次均为告竣则停馆。至乾隆三十年（1765）十月命重修国史列传而开国史馆后国史馆成为常设3。 国史馆设总裁官“掌修国史”；下设提调“掌章奏文移沿其吏役”总纂、纂修“掌分司编纂之事”；校对“掌分司校勘之事”4。又特定国史体例为本纪、传、志、表四部分但修成之国史除大臣、儒林、文苑等传（合称《满汉名臣传》）外皆无刻本而且不准人们传抄直至民国初期1《大清会典事例》卷1o49。 2据《大清会典》卷7o《翰林院》统计。 1《清朝通志》卷66。 2《清圣祖实录》卷145康熙二十九年三月乙末条。 3参见李鹏年等《清代中央国家机关概述》第216页。 4《清会典》卷7o《国史馆》。 才加入大臣传新档而刊成《清史列传》即是清国史馆列传稿5。 三系方略馆（属军机处）。方略馆是专门负责撰辑“方略”、“纪略” 之类书籍的修书机构。每次军功告成或遇有重大的政治事件奉旨纂辑成书纪其始末或曰“方略”或曰“纪略”。此外也修纂皇帝特交纂辑的其他书籍1。如《大清一统志》、《西域图志》、《明纪纲目》等书是2。清代所修第一部方略是康熙二十一年（1682）勒德洪等奉敕编纂的《平定三逆方略》3。 此外尚有“起居注馆”也是常设之馆。清代起居注馆康熙九年（167o）始设4五十七年（1718）裁并归内阁5雍正元年（1723）复置6此后常设。其职责为“掌侍直起居记言记动”7“凡侍直既退则载笔必具年月日书其当直官之名乃匦而藏焉岁终以送于内库而储诸库”8。 另外宗人府也参与部分修书工作。清代从顺治十三年始每十年修一次《玉牒》相应成立“玉牒馆”。嘉庆朝以后又每十年修《宗人府则例》一次相应开设“则例馆”9。又不定期开设修纂律例的“律例馆”等但均非常设书成即闭馆。宗人府所开各书馆之纂修官由翰林院简派。 官修图书的稽察钦奉上谕事件处清代官修书籍还有监督稽察机构即内阁所属“稽察钦奉上谕事件处”。此机构设于雍正八年（173o）1其职责为“察各部、各旗谕旨特交之事而督其限”。官修书籍一般为奉敕而撰故属稽察处职责范围之内2。 5参见李宗侗：《中国史学史》第161页。台北华冈出版公司版。 1《大清会典》卷3《军机处》。 2《清朝文献通考》卷223。又李鹏年等：《清代中央国家机关概述》第67页。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49。又《清朝文献通考》卷219。《大清会典事例》卷1o49。4雍正《会典》卷155；《清史稿》卷115。 5《大清会典事例》卷1o55《皇朝词林典故》卷17《清史稿》卷115。6《清史稿》卷115《皇朝词林典故》卷17。 7《清史稿》卷115。 8《大清会典》卷7o《起居注馆》。 9《宗人府则例》卷。 1《大清会典事例》卷15《内阁职掌》。 2《大清会典》卷3《稽察钦奉上谕事件处》。 第二节清代官修图书的基本概况康熙、雍正时期的官修图书顺治年间虽然连年征战但摄政王多尔衮和清世祖福临仍然谕令撰修了一批图书如《赋役全书》、《人臣儆心录》、《资政要览》、《御注孝经》等还曾下令纂修明史但未能完成。如和明朝相比显然更为重视官修图书事业。 康熙时期官修图书事业大为展种类繁多卷帙浩繁百卷以上者屡见不鲜。其在经学方面的著作便甚为繁多。 康熙皇帝一生极重视儒家经典屡开经筵召儒臣讲论五经四书之经义并将经筵所讲之稿命大臣编辑成书取名“解义”先后编成《日讲四书解义》等书。他又命儒臣先后编纂成《春秋传说汇纂》（4o卷）、《周易折中》（22卷）、《诗经传说汇纂》（21卷序2卷）和《书经传说汇纂》（24卷）；康熙五十二年（1713）又命理学家、大学士熊赐履、李光地等修成《朱子全书》（66卷）；五十六年又命李光地等人刊正明成祖时命胡广等纂辑的《性理大全》一书并亲加厘定纂辑成《性理精义》（12卷）。康熙雍正时期官修史学著作也是比较多的。这个时期完成了四部实录的修纂和修订工作。《太祖高皇帝实录》（1o卷）原有崇德元年（1636）刚林、希福等纂本为了隐瞒不利于满洲贵族统治的历史事实康熙二十年（1681）又命勒德洪等重修。《太宗文皇帝实录》（65卷）顺治时已纂成康熙十二年（1673）又命图海等修订。此前康熙六年（1667）还纂成《世祖章皇帝实录》（146卷）。以上三朝实录至雍正十二年（1734）又均命鄂尔泰、张廷玉等重加校订。我们今天所见清历朝实录中的前三朝实录即是雍正十二年后的校订本。另外雍正时又纂成《圣祖仁皇帝实录》3oo卷。 康熙雍正时期也进行了历朝“圣训”的编纂。康熙二十五年（1686）编成《太祖高皇帝圣训》（4卷）。翌年续成从顺治时开始编纂的《太宗文皇帝圣训》（6卷）并编纂成《世祖章皇帝圣训》（6卷）。雍正九年（1731）又编成《圣祖仁皇帝圣训》（6o卷）。由此可见清代“圣训”之编纂创始于顺治时期而形成于康熙雍正时期。此后各帝则尊祖宗成法相沿不替。此外清代的“起居注”自康熙以后按月皆有缮本每月两册成为定制1。在康熙雍正时期统治者为了宣示其武功出现了“方略”一类史书。 康熙二十年（1681）所纂《平定三逆方略》（6o卷）是清代的第一部“方略”。此后康熙二十七年（1688）纂成《平定罗刹方略》（4卷）四十三年（17o4年）又纂《亲征平定朔漠方略》（48卷）。其后成为定例从乾隆至光绪每当一次军事行动以后都要下诏修“方略”由方略馆“纪其始末纂辑成书”1。 在史学史上有较高地位的正史——《明史》成书于康熙雍正时期。《明史》之修纂从顺治二年至雍正十三年前后经过九十一年之久。是历代官修正史中费时最长的。 康熙帝还命令修纂了两部地理类著作即《钦定皇舆表》（16卷）和《钦1参见李宗侗：《中国史学史》第161页。 1梁章钜：《栖垣纪略》卷14《规制二》。 定方舆路程考》（不分卷）。又修成《御定清凉山志》（1o卷）是为清代第一部官修的方志性质的图书。 雍正朝官修图书有其一定特点。先雍正时公布了一批档案材料并分别命儒臣编辑成书计有《上谕内阁》（159卷）、《上谕八旗》、《上谕旗务议复》、《谕行旗务奏议》（各3o卷）、《朱批谕旨》（36o卷）。其次修纂了一批训诫臣民的书籍如《执中成宪》（8卷）前四卷录上溯唐虞下迄明孝宗历代帝王之嘉言善政后四卷则录诸臣论说之被认为“裨于治道者”2。以警诫臣民。第三又命令编纂了《八旗通志初集》（25o卷乾隆四年成书）当时所以提出修纂此书是与满洲贵族在入关八十余年满汉逐渐融合的趋势下欲保持其特殊权利的思想不无关系的3。 康熙雍正时期的官书中也出现了几部较有影响的自然科学著作如《数理精蕴》（53卷）、《历象考成》（42卷）其中不但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天文科学成就也吸收了西方一些先进的天文历算知识4。稍后康熙五十四年（1715）又辑成有利农业生产的《月令辑要》（24卷）又《图说》（1卷）修成《广群芳谱》（1oo卷）此书是中国植物总集是当时的重要植物学著作。雍正十二年纂修的《工部工程做法》（74卷）是工程学方面的著作。康熙、雍正时期官修图书中还出现了数部有分量、有影响的大型类书形成官修图书事业的一大特点这个时期也成为中国类书的集大成时期。编纂的主要类书有：康熙四十九年（171o）敕命张英等编纂的《渊鉴类函》（45o卷）；五十年命张玉书等编纂的《佩文韵府》（1o6卷）；五十五年命张廷玉等编纂的《韵府拾遗》（12o卷）；五十八年命吴士玉等编纂的《骈字类编》（24o卷）；六十年命吴士玉等编纂的《子史精华》（16o卷）；六十一年命何焯等编纂的《分类字锦》（64卷）以及康熙时命纂、雍正时成书的著名类书《古今图书集成》（1oooo卷）。 《古今图书集成》是继明《永乐大典》以后最大的一部类书。此书原名《汇编》康熙时由陈梦雷等纂辑成书但未刊刻。雍正即位后又命蒋廷锡等重新编校改名为《古今图书集成》。雍正四年（1726）用铜活字排印共印六十四部。全书1oooo卷分为6编32典61o9部约一亿字。内容包括了当时的全部学问。从其组织体系及编辑体例上考察也远远过以前的类书。 康熙、雍正时期还曾修纂了一批参考工具书。查考字词的工具书有《康熙字典》（42卷）康熙五十四年（1715）由大学士张玉书等奉敕撰。又有《音韵阐微》（18卷）康熙五十四年命撰雍正四年成书。 这个时期还修纂了一些词、曲谱和诗文总集。康熙四十四年（17o5）孙岳颁等奉敕纂辑的《佩文斋书画谱》（1oo卷）是古书画鉴赏方面的重要参考工具书；康熙五十四年（1715）王奕清等奉敕修撰的《词谱》（4o卷）、《曲谱》（14卷）是填词作曲和研究词、曲的重要参考书1。康熙五十二年“御定”的《律吕正义》（5卷）是研究声乐之学的重要参考书。编纂的具有参考价值的诗文总集有：《古文渊鉴》（64卷）由徐乾学等编注；2《执中成宪·序》3参见《八旗通志初集·序》。 4参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o6。 1参见《四库全书书目提要》卷199《清朝文献通考》卷236。 康熙四十二年彭定求等编《全唐诗》（9oo卷）康熙四十五年陈元龙等奉敕编成《御定列代赋汇》（14o卷又“外集”2o卷“逸句”2卷“补遗”22卷）；是年又成《佩文斋咏物诗选》（482卷）。四十六年陈邦彦等奉敕编《历代题画诗类》（12o卷）沈辰垣等奉敕编定《历代诗余》（12o卷）。四十八年张豫章等奉敕编《四朝诗》（292卷）；五十年郭元釪奉敕编《全金诗》（74卷）。五十二年又编《唐诗》（32卷“附录”2卷）。这些书籍的纂辑对继承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其中大多数至今仍被人们视作必不可少的参考书、工具书使用。 乾隆时期的官修图书乾隆时期是官修图书的繁荣阶段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经学方面的著作集中于乾隆前期先后编撰了《四书文》、《三礼义疏》、《周易述义》等书。 第二史学著作大都是记录当代历史者。 乾隆帝极为重视当代史的编纂。除有常设的国史馆修当代史外乾隆七年（1742）还修成《国朝宫史》36卷（二十四年又予增修）。特别是纪录当代一重大事件（主要是军事事件）本末的“方略”、“纪略”在这一阶段修纂得最多。以其编纂的年代排列计有以下数部：《平定金川方略》32卷乾隆十二年撰；《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54卷“正编”85卷“续编”33卷。 乾隆三十七年撰；《临清纪略》16卷乾隆四十二年撰；《平定两金川方略》136卷乾隆四十六年撰；《兰州纪略》21卷乾隆四十六年撰；《石峰堡纪略》2o卷乾隆四十九年撰；《台湾纪略》7o卷乾隆五十三年撰；《安南纪略》3卷乾隆五十六年撰；《廓尔喀纪略》54卷乾隆六十年撰。 此外还有乾隆三十八年所撰《开国方略》32卷；四十七年所撰《河源纪略》36卷也当划归此类。 第三此时编纂的典章制度著作很多成绩较大。中国古代典章制度方面的重要参考书“十通”有六部是乾隆时期所修的即《续通典》（252卷）、《皇朝通典》（1oo卷）、《皇朝通志》（2oo卷）、《皇朝文献通考》（266卷）等。为修“三通”乾隆皇帝曾特命开“三通馆”组织儒臣修撰。 乾隆时期修典章制度书也与修史书一样特别注重当代。除上述“清三通”是记当代典章制度之外还撰辑了《大清通礼》（5o卷）《皇朝礼器图式》（18卷）又修成专纪翰林院典制的《词林典故》（8卷）专纪学校、科举等典制的《学政全书》（8o卷）专纪国子监的沿革及典制的《国子监》（62卷）、专纪救荒救灾之政的《康济录》（4卷）等等。 更为值得指出的是在乾隆时期专门纪述当代典制的“则例”一类书籍得到很大展形成清代修纂“则例”的高峰。邓之诚说：“清以例治天下一岁汇所治事为四条例新例行旧例废故则例岁必小修十年一大修”1。“则例”一类书籍的出现要推《督捕则例》。顺治初年因为“逃人”问题严重于是汇辑有关谕旨、奏牍、规定等为一书经康熙十五年校定至乾隆八年重加厘正编纂成《督捕则例》（2卷）这是清代官书中出现的第一部“则例”。兹后又修纂了多种这种体例的记当代典制的书籍：乾隆十四年（1749）纂《工部则例》（5o卷）二十四年（1759）又纂《工部续增则例》（95卷）。三十三年纂成《物料价值则例》（22o卷）三十七年纂成《吏部则例》（66卷）、《八旗则例》（12卷）四十一年纂《户部则例》（12o卷）四十九年纂《礼部则例》（194卷）五十三年（1788）纂《军需则例》（16卷）。与则例的体例和作用相近的还有《中枢政考》（31卷）和《大清律例》（47卷）等书。通过编纂“则例”公布了一些档案资料就当时讲这些“则例”也便于各级官员了解当时的典章制度及其演变情况以更好地挥实行政务的职能。 “则例”是专记当代的一个方面典制的书籍而汇辑当代全部典制的是“会典”及“会典事例”。清代修“会典”最早始于康熙二十二年2并纂成康熙《会典》162卷雍正时又曾修《会典》3但均无会典“则例”或“事例”。乾隆时期鉴于“则例旋增”“典与例无辨”4而把“典”与“例”分为两部分。乾隆二十九年（1764）修纂《大清会典》（1oo卷）同时修纂《大清会典则例》18o卷（嘉庆后改称为《会典事例》）。从此修《会典》同时修《会典事例》成为定例。其后在嘉庆朝、光绪朝都曾沿用此例。第四大规模地修纂地方志和地理志。全国现存方志7413种1o9143卷而其中“修于清代的最多”1。 乾隆十九年（1754）乾隆帝命蒋溥等修纂《盘山志》（21卷）三十九年（1774）敕撰《日下旧闻考》（12o卷）以记注京师掌故史迹。乾隆四十三年（1778）撰《盛京通志》（1oo卷）四十六年撰《热河志》（12o卷）。 地理志书乾隆时期修成的有《皇清职贡图》（9卷）、《皇舆西域图志》（52卷）、《五军道里表》（49卷）及《三流道里表》等。而所成最重要的地理志书是乾隆二十九年（1764）的《大清一统志》（5oo卷）。 《一统志》之修始于康熙年间雍正时又重新开局修撰至乾隆九年（1744）告竣。后来乾隆二十九年（1754）又特谕重修《一统志》“以昭大同之盛轨”。使“一展卷而九州之砥属、八极之会同皆可得诸指掌间矣”2。 第五注重民族文字学方面的书籍的编纂。这个特点也是适应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共同进步和文化展的趋势而出现的。乾隆十四年（1749）命撰《同文韵统》（6卷）以正西番及印度译音之音韵；二十八年（1763）命撰《西域同文志》（24卷）此书“以天山南路、天山北路、准部、回部并西藏、青海等地名、人名诸门举凡提要始以国书（满文——引者注）1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卷5中华书局1958年版。 2《大清会典事例》卷1o49。 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81。 4乾隆《大清会典》卷。 1参见陈高华等：《中国古代史史料学》第443—4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2《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68。 继以汉文复继以汉字三合切音凡识汉字者莫不通其文、解其意瞭若列眉易若指掌”1。可见乾隆帝命修此书的意图即在沟通民族文化以利集权统治。 乾隆三十六年（1771）乾隆帝命傅恒等撰成满文字书《增订清文鉴》（32卷又“补编”4卷“总纲”8卷“补总纲”1卷）一书。乾隆四十四年又命阿桂等撰《满洲、蒙古、汉字之合切音清文鉴》（33卷）把蒙古语也对应地排列进去作为对“久为世臣”的蒙古诸部的宠遇。由此可见修书事业不但有文化意义也是充满政治意义的。 第六编纂成卷帙浩繁的《四库全书》和一批版本学、目录学著作。编纂《四库全书》是继修纂《古今图书集成》之后的一次更大规模的举动。这部大型丛书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下诏有计划地征求当时国内所有存书起共花费了十三年时间集中了大批人力物力修纂而成。其内包括经、史、子、集四大部分共编辑了从古到当时的3457种著作计有79o7o卷。编纂这部大丛书出力最大的是纪昀而所动用的抄写人员共达一千五百余人2。《四库全书》前后共抄写七部分藏在北京宫内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源阁、奉天文溯阁、热河文津阁、镇江文宗阁、扬州文汇阁、杭州文澜阁。另外还有副本一部藏于翰林院3。这是我国最大的一部丛书其中保存了许多珍贵的文献资料。但清政府在修辑《四库全书》过程中也曾大量销毁和删改旧书使祖国的文化遗产受到损失1。 在编纂《四库全书》过程中乾隆帝还命令用木活字印行了其中一百多种善本图书2名之为“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并且命于敏中等选其中最精粹的书籍编成《四库全书荟要》其样式与《四库全书》相同只是规模小些3。乾隆帝对自然科学的重视程度远不如康熙帝因此这个时期官修自然科学著作较少并且都集中在乾隆十年以前。 但是乾隆帝却极为重视统治策略。这一点也可从官修图书中窥见其一斑：乾隆九年（1744）命撰《八旗氏族通谱》（8o卷）目的在于宣扬“祖宗德泽之深”鉴于“代序日远族姓日繁”藉此以“明章统系、俾知世德之所自”4。以增强满族人特别是满洲贵族的民族认同感。十二年（1747）又命撰《满洲祭神祭天典礼》（6卷）试图以宗教的形式巩固满族人的共同心理素质5。 乾隆四十二年（1777）又一面命撰《满洲源流考》一面命将蒙古小徹辰萨囊台吉撰的《蒙古源流》进行翻译成为“钦定”之书。两年以后四十四年（1779）又命撰《蒙古王公功绩表传》（12卷）为那些忠心为满洲贵族效力的蒙古王公歌功颂德以提高其政治地位。又是两年以后四十六年（1781）则又命撰《宗室王公功绩表传》（12卷）意在把宗室王公1《西域同文志·序》参见《清朝文献通考》卷218、《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41。2参见陈彬和：《中国书史》第225页。 3参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乾隆四十二年八月十九日谕。 1参见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第二章又参见《办理四库全书档案》。2参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4中华书局1982年版又《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7o。3详参见费寅：《记四库全书》载《图书展望》1948年1月。 4《八旗氏族通谱·序》。 5参见《清朝文献通考》卷222《四库提要》卷82。 之地位置于满洲其他贵族和蒙古贵族之上更确切地说是把满洲最高统治者置之至高无上的地位。以上四种官书的修撰时间和内容如此有次序决不是偶然的巧合。 乾隆晚年举行“千叟宴”后命编成《千叟宴诗》（36卷）其八十岁生日又命编写了达12o卷的《八旬万寿盛典》。乾隆帝还将自己诗文编汇成集计有《乐善堂文集定本》3o卷、《御制文初集》3o卷、《二集》44卷、《三集》16卷、《余集》2卷、还有《御制诗五集》1oo卷、《御制诗文十全集》54卷、《御制全韵诗》不分卷。 总之乾隆时期的官修图书数量是很多的涉及范围也很广泛。这个时期是清代文化事业最昌盛的时期同时也是清代官修图书事业的鼎盛时期。 嘉庆、道光时期的官修图书嘉庆、道光时期的官修图书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所涉及的内容的范围上考察都无法与康熙、雍正时期或乾隆时期同日而语特别是与乾隆时期的盛况比不啻给人以一落千丈之感。 嘉庆、道光时期的官修图书几乎都是援例进行的嘉庆、道光两代皇帝对修书事业明显地不感兴趣。 这个时期嘉庆帝照例修纂了《高宗纯皇帝实录》（15oo卷）和《高宗纯皇帝圣训》（3oo卷）道光帝又照例修纂了《仁宗睿皇帝实录》（374卷）和《仁宗睿皇帝圣训》（11o卷）。 这个时期也照例编成了四部“方略”或“纪略”。即嘉庆二年（1797） 纂《平苗纪略》（52卷）；十五年（181o）所纂《剿平三省邪匪方略》（“正编”36o卷“续编”36卷“附编”12卷）；二十一年（1816）所纂《平定教匪纪略》（42卷）以及道光九年（1829）所纂《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8o卷）。 如果说嘉庆道光时期官修图书还有什么特点的话那就是继乾隆时期之后依然注重对当代典章制度书籍的修纂。这可能与乾隆嘉庆以后清代统治者“以例治天下”的政治思想有关但这一时期所修典制书籍也不过是援前朝之例而无所创新嘉庆时纂《续修大清会典》（8o卷）、《大清会典图》（46卷）及《大清会典事例》（92o卷）是这个时期官书事业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此外嘉庆朝还命令撰成《词林典故》（64卷）《学政全书》（86卷）《西巡盛典》（24卷）《军器则例》（24卷）《兵部处分则例》（78卷又续纂4卷）《中相政考》（72卷续纂4卷）。道光时撰成《大清通礼》（54卷）、《吏部处分则例》（52卷）《台规》（四十卷）等记述当代典制之书。 有关自然科学的著作嘉庆道光两朝各成一部。嘉庆时命撰《授时广训》（2卷）道光时命撰《仪象考成续编》（32卷）。 另外嘉庆朝还撰成了几部诗文集即《熙朝雅颂》（《集》26卷《正集》1o8卷）；《皇清续文款》（164卷）《三元诗》（1卷又附《三元喜宴诗》1卷）。嘉庆、道光也各有所谓“御制”诗集、文集1。道光朝还1详参见《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16。 修成记述新疆情况的《新疆识略》（13卷）又修成《字典考证》（36卷）和《春秋左传续本》（3o卷）。嘉道时期官修的主要书籍不过上述是无法和乾隆时期相比拟的不难看出嘉庆道光时期是清代官修图书事业的衰弱时期。 纵观清代鸦片战争以前的官修图书事业其展趋势形成一个抛物线型：入关前及顺治时期是创始阶段康熙雍正时期是大展阶段乾隆时期是繁盛阶段嘉庆道光时期是衰落阶段。 第三节清代官修图书的特点及其影响清代官修图书具有三个显著特点。 第一类别全、数量多、卷帙繁。由于清代官修图书顺应了当时文化大总结的历史需要因而官修图书的类别全面包括经学、史学、天文、历法、数学、农艺、文学等等各个方面其数量也是很多的。据不完全统计康雍时期的官修图书不下1oo种大约平均三年编成两种书乾隆时期不下12o种平均一年编成两种书这是以往任何朝代都无法与之相比的。而且官修图书中卷帙繁多者为数不少一书动辄百卷以至数百卷更有1oooo卷本的《古今图书集成》和收集3457种著作合计79o7o卷的《四库全书》都是中国书史中罕见的巨著。而这样的巨著出现在清朝前期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 第二编纂质量高印刷精良。清代官修图书的质量是较高的如《明史》一书从顺治至乾隆经过九十余年而后成参加修撰者前后有二三百人。它不但是中国官修正史中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一次而且其质量在历代官修正史中也是名列前茅的。又如《康熙字典》无论从体例上和所收入的字数上都可说是中国封建时代纂修字书的高峰。《古今图书集成》、《续三通》、《清三通》、《四库全书》等都是被公认的高质量的书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至今仍被人们认为是目录学方面的不朽著作。 清代官修图书的印刷质量也是很高的。康熙年间所刻的《数理精蕴》、《全唐诗》及《渊鉴类函》、《佩文韵府》等书都是精刻本乾隆时在修撰《四库全书》的同时用木活字刊印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也十分精良。清代的图书出版事业根据刻书机构可分为官刻本、私刻本和坊刻本三类其中官刻本质量是较高的武英殿修书处刊刻书籍刻字极工成为版本学中闻名的所谓“殿版”（或“殿本”）。陈国庆称“殿版书籍不但可以越元明而且可比美两宋”不是过誉之词1。 第三对西方文化有所吸收。这一点一般表现在官修自然科学的著作中。康熙帝采取了尊重科学的态度对外国比较先进的科学技术不是拒之门外而是努力吸收。这在官修的一些自然科学著作中即已反映出来。如康熙时修《数理精蕴》等书其中很多是采用了明朝万历中来华的传教士利玛窦所著《乾坤体义》及明代徐光启和传教士汤若望等所著《新法算术》中的精华部分2将“中西两法归一”而成。3康熙时所修《历象考成》吸收了西方的科学知识。 清代官修图书对文化事业的影响具有两重性。其一通过国家政府的组织挥了知识分子的集体力量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了大规模的总结有利于中国文化事业的展。像《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这样的巨著如果靠一个人的力量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完成的而清代采取官修的方式集中集体力量把它完成了。此外清代还编纂了很多私人无法完成的著作如《大清一统志》、《八旗通志》、各种“则例”、“方略”等大量涉及官方档案资料的著作等。显然这有利于中国文化的继承和展对中国1陈国庆：《古籍版本浅说》第28页中华书局1964年版。 2详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o6。 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o6；又《清朝文献通考》卷229。 文化事业是一个重大的贡献。 其二清代官修图书都戴有“钦定”、“御定”等桂冠把这些著作经典化使人们没有学术争鸣的余地禁锢了人们的思想。而且编纂图书需要大量知识分子参加通过这种办法罗致大批知识分子使之成为满洲统治者的御用文人。如康熙时期举行“博学鸿词”搜罗了五十名较著名的知识分子把他们安排在翰林院从事《明史》编纂工作1即是一例。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举动与文字狱是同步进行的。仍以康熙朝为例皇帝一面下诏开“明史馆”开“博学鸿词”科招罗文士一面又严禁民间编纂明史。著名的文字之狱“庄氏明史案”就是因为庄廷■撰写刊印明史而株连甚众死于是狱者达七十余人流放极边者更多2。又如康熙帝命令修纂的《康熙字典》是所谓“钦定”之书。与其他书籍一样既经“钦定”就成为最高权威之作任何人不得稍有疑义。乾隆年间有王锡侯作《字贯》一书其中有不少驳正《康熙字典》谬误之处被统治者认为大逆不道王锡侯全家因此被杀《字贯》书版以及王锡侯的其他著作也均被销毁。这就是清代文字狱中的“字贯案”3。 清代官修图书几乎遍及各个思想文化领域而这些书籍又大都注明是“钦定”、“御定”的。这些著作因而成为最高权威性著作没有人敢去指责其中的谬误。因此随着一部一部“钦定”书籍的出现学术界就失去了一块又一块学术争鸣的阵地逐渐形成了“万马齐喑”的局面。有人认为清代文人钻进故纸堆从事考据工作最后形成“乾嘉学派”是由于文字狱的恫吓其实更主要的是由于清代“钦定”禁区太多限制了学术争鸣使人们的思想不敢越雷池一步所造成的。从这个角度考察清代的官修图书事业又严重地阻碍了中国文化事业的展。 1《大清会典事例》卷1o4o又参见王应奎：《柳南随笔》卷4中华书局版。2参见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22。 3参见孟森：《心史丛刊》三集“字贯案”。 图版目次图版一太和殿宝座图版二乾清宫内景图版三布达拉宫图版四五世喇嘛觐见清顺治皇帝壁画图版五雍正珊瑚地粉彩花鸟纹瓶故宫博物院藏图版六雍正景德窑粉彩人物笔筒上海博物馆藏图版七五彩天鹅绒南京博物院藏图版八刻丝夜宴桃李园图辽宁博物馆藏图版九清太祖努尔哈赤像图版十清太宗皇太极像图版十一康熙朝服像图版十二雍正朝服像图版十三乾隆朝服像图版十四黄宗羲像图版十五顾炎武像图版十六王夫之像图版十七吴敬梓像图版十八戴震像图版十九钱大昕像图版二十章学成像以上图版共二十幅分为两组。图版一至图版八为一组排在上册卷。其中图版一、图版二原载《紫禁城帝后生活1644—1911》中国旅游出版社1981年版。图版三原载《古建风光》中国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图版四原载《布达拉宫》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版。图版五原载《故宫博物院藏瓷选集》中国文物出版社1962年版。图版六原载《上海博物馆藏瓷选集》中国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图版七原载《中国博物馆丛书》卷四《南京博物院》中国文物出版社、日本株式会社讲谈社1984年版。图版八原载《中国博物馆丛书》卷三《辽宁博物馆》中国文物出版社、日本株式会社讲谈社1983年版。图版九至图版二十为一组排在下册卷。 ------------ 1 题记本卷和下卷（第十二卷）都是论述中国近代时期历史的。本卷是近代前编论述自184o年鸦片战争以后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夜近8o年的历史。中国近代的历史是中国人民置身近代洪炉接受考验的历史是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都遭到失败时期的历史而从总相上看又是阻碍西方帝国主义东侵的历史。这是一段很值得深入探讨的历史。 对于这段历史的看法在198o年出版的《中国通史纲要》的叙论中我们曾有所论述。在那里我们称这段历史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我们写道：“在这个时期里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并残酷地统治了中国中国社会经济生了重大的变化较封建社会时代的情况复杂了。社会经济的主要成分除封建地主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继续存在外出现了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又包括帝国主义资本、官僚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三个部分。帝国主义经济势力在中国社会生活中起着支配的作用封建经济则占有显著的优势地位二者并互相勾结在一起。官僚买办资本是帝国主义经济的附庸并跟封建剥削关系紧密相联结。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十分微弱没有成为一个能独立的经济体系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占重要地位而且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都有这样那样的联系。在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下中国农村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破坏商品生产展了但农业生产和农民的经济生活却越来越陷入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漩涡。这些情况表现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的主要特点。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激烈变化阶级关系也生新的变化。外国资产阶级在侵入中国后成了中国社会生活里面一种统治力量操纵控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各个方面。他们不仅扶植和支持封建地主阶级使其变成他们统治中国的支柱而且造成了为其侵略需要服务的买办阶级。在封建地主阶级内部新起的军阀官僚地主在外国资产阶级的支持下代替了原来的官绅地主占支配地位。军阀官僚地主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而且一般都还兼有早期官僚资本家的身份具有浓厚的买办性。他们在地主阶级政权中握有实权成为举足轻重的势力。这也是地主阶级政权买办化的重要表现。农民阶级主要包括自耕农、佃农和雇农约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七八十。在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压迫剥削下农民日益贫困破产出现了自耕农减少、佃农增加的趋势。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这个时期新产生的两个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为其经济地位所决定是一个带有两重性的阶级一方面有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性一方面又存在了对革命敌人的妥协性。无产阶级是最伟大、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它还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还是作为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参加革命。” 对于上述这些看法我们现在还没有改变。 本卷是《中国通史》的第十一卷原由林增平、章开沅、龚书铎同志主编。嗣林增平同志因病去世章开沅同志因工作过忙难以分身本卷改由龚书铎同志主编。林增平同志1923年生于江西萍乡安源1947年毕业于江西中正大学文史系曾任湖南师范大学教授、校长1992年逝世。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七章。章开沅同志1926年生于浙江吴兴（今湖州市）1948年中原大学政治研究室研究生。现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曾任该校校长兼历史研究所所长。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章。 本卷主编龚书铎同志1929年生于福建泉州195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留校任教至今。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史学研究所所长、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评议组副组长等职。他为本卷撰写了甲编序说部分第三章；乙编综述部分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至第十六章；丁编传记部分第三十二章。 本卷编写之初曾组织编写组。除上述三位同志外编写组的成员还有王庆成、李侃、李进修和戴学稷诸同志。 王庆成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三章。 李侃同志中华书局原总编、编审。他分别与陈东林、吴杰同志为本卷合撰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章、第十六章。 李进修同志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十一章、第十二章；丁编传记部分第十七章。 戴学稷同志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他与黄国盛同志为本卷丙编典志部分合撰了第九章；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一章并与黄名长同志合撰了第九章。 参加本卷编撰工作的同志还有：张守常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甲编序说部分第一章。 郑师渠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副校长、博士。他撰写了甲编序说部分第二章。 杨益茂同志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一章第一、二、三、四节第七章。 杨直民同志北京农业大学教授。他为本卷丙编典志部分撰写了第一章第五节。 颜吾芟同志北方交通大学社会科学系讲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二章。 华世珍同志都经济贸易大学马列主义理论教学部副教授。她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三章、第六章、第八章。 刘先觉同志东南大学建筑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第一节的建筑部分。 颜元亮同志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第一节的水利部分。 黄晞同志水电部科技情报研究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电力技术》杂志主编。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第二节的电力部分。 李进尧同志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研究生部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第二节的煤炭部分。 凌光同志石油部石油勘探开科学研究院石油史研究室编辑。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第二节的石油部分。 招冀同志中国金属学会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吴坤仪同志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史研究所教授。关锦镗同志中南工业大学教授。他们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的第三节。 杜金铭同志西南交通大学教授。席龙飞同志武汉交通科技大学船舶及海洋工程系教授。李成智同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锺允若同志邮电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主任级高级工程师。他们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的第四节。 刘登仕同志中国兵器工业总公司西南兵工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他为本卷撰写了典志部分第四章第五节兵器部分。 盛维勇同志北京化工大学副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第五节的化工部分。 周启澄同志中国纺织大学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第六节的纺织部分。 倪莉同志三峡移民开局硕士。她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第六节的陶瓷部分。 王诗文同志云南省设计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第六节的造纸部分。 张树栋同志印刷工业出版社副编审。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四章第六节的印刷部分。 齐戈同志都经济贸易大学培训部教授兼主任。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五章。 黄国盛同志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他与戴学稷同志为本卷合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九章。 范明辛同志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十章。 孙占元同志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十二章；丁编传记部分第十三章。 秦宝琦同志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十四章。 沈其新同志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十五章。 罗福惠同志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原所长、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十六章。 王立言同志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她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十七章。 彭平一同志湖南株洲教育学院副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十八章。 陈东林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他与李侃同志为本卷合撰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章。 苏双碧同志《求是》杂志原副总编、编审。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四章、第五章。 杨怀中同志宁夏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名誉院长。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六章。 王道成同志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七章。 钟康模同志广东省委党校教授兼副校长。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八章。 黄名长同志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与戴学稷同志为本卷合撰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九章。 穆渊同志新疆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十章。黄绮文同志汕头大学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十一章。 桑咸之同志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教授已故。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第十二章。 史革新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十四章。 汤志钧同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副所长、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十五章、第二十六章。 吴杰同志现代出版社副编审。他与李侃同志为本卷合撰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十六章。 王俊义同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十八章。 陈铮同志中华书局编审。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十九章。 王渝生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中国科技史学会秘书长博士导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一章。 王扬宗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二章并与张藜同志合撰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三十七章。赵慧芝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编审。她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三章。 黄彦同志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孙中山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他与王杰同志为本卷合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四章。 王杰同志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孙中山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他与黄彦同志为本卷合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四章。 易春秋同志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五章。 郑云山同志杭州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八章。 陈旭麓同志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已故。他与何泽福同志为本卷合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九章。 何泽福同志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与陈旭麓同志为本卷合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二十九章。 侯宜杰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审。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三十章。 刘泱泱同志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三十一章。 张奠宙同志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三十三章。 丁蔚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三十四章。 程维枢同志中国科学院院士、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原中央气象局总工程师、副局长已故。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三十五章。 王冰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三十六章。 张藜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她与王扬宗同志为本卷丁编传记部分合写了第三十七章。 艾素珍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编审。她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三十八章。 罗桂环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三十九章。 蔡景峰同志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四十章。 林文照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自然科学史研究》杂志主编。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四十一章。 何绍庚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做了科技部分的组稿工作并审定了丙编典志部分和丁编传记部分的科学技术方面的全部稿件。 刘雪英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她为本卷撰写了综述部分的第三章并做了本卷选图工作。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宫伟同志参与了图片拍摄工作。 本卷赖各位同志的共同努力终于完稿。关于这一段历史的研究究竟还不算太成熟我们还需要作出长期不懈的努力。 胡绳同志和刘大年同志分别为本卷上、下册题写书名我们在此表示感谢。 白寿彝1998年4月6日于北京第一章文献资料有关中国近代史的文献资料非常丰富仅中文文献就有官方的印书、史书、档案私家的文集、日记、书信以及地方志、报刊等。此外还有大量外文资料。这里只就中文文献（含译为中文的外文资料）分类择要介绍。第一节政府官书清代皇帝每天都要批阅奏章布谕旨这就形成了以皇帝为中心、以皇帝的谕旨和臣下的题奏为主要内容的档案。主要以这些档案为根据修成的官书我们称之为政府官书。它是那个时代重要的历史文献。 综合类官书可以其内容分类。关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内容的我们把它们归结为一类可以称之为综合类政府官书。这一类政府官书主要有《实录》和《圣训》、《东华录》等以及民国政府的《公报》。现分述如下：《实录》和《圣训》清沿明制每一皇帝死后例开实录馆根据这个皇帝在位时的起居注和其他日常办公的有关档案用编年体的形式编纂他这一朝有关朝章国政的大事记称作该皇帝的实录。光绪皇帝死后他的实录到民国年间才修成其时宣统皇帝也已逊位所以便把宣统一朝三年间的事情也编纂成书称作《宣统政纪》。实录修成后缮写满、汉、蒙文本若干部存放在北京宫中另送一部藏在盛京（沈阳）清故宫的崇谟阁。 伪满“满日文化协会”将崇谟阁藏历朝实录以及《宣统政纪》合起来影印出版总名之为《大清历朝实录》。后在1964年台湾华文书局又据伪满影印本翻印。有关中日甲午战争部分中凡日本方面忌讳的字眼均经挖改如“赴倭责问”改为“赴日询问”“倭势猖獗”改为“敌情叵测”但未增减字句。现在中华书局根据北京所藏善本影印名《清实录》已于1987年出齐当是最好的版本。 实录体例按年月日纪事。所据原档日期在实录中改用干支。仅于每月初一这一天的干支下面书一“朔”字由此可以推知本月以下干支各是哪一天。 实录记载皇帝的举止言行包括典礼、祭祀、视朝、巡幸等；各部院及地方学政以上官职除授武职总兵以上除授新疆、西藏等地将军及领队大臣以上官职除授奉使国外陛见大臣进退奖惩；官缺裁设衙署移驻；文武官员选法、品级、考课则例有大更动者；每岁人丁、户口、田地税粮蠲免粮赋；漕运、钱法、茶盐、榷关则例有更动者；官员俸禄和军士月粮则例有更动者；定礼仪、正乐律、治历法、勘方舆一切经钦定者；天象云物、气候应征、日食、星变、地震等颁历进春；乡试、会试、殿试、传胪；国子监及直省学政条例有更定者；恩赏、旌表；命将出师调兵筹饷开拓疆土改土归流；兵制、驿传；刑罚；坛庙工程河堤水利等等。可以说举凡朝章国政无所不包事无巨细均由皇帝躬亲裁决。 清朝实录自道光以后属于近代计《宣宗成皇帝实录》476卷、《文宗显皇帝实录》356卷、《穆宗毅皇帝实录》374卷、《德宗景皇帝实录》597卷以及《宣统政纪》7o卷。清朝实录自乾隆以后记事者少主要是选录上谕几乎成为按日排比的谕旨汇编。 臣下奏章只在上谕中扼要述其内容而后书明皇帝是如何裁处的。外省来的奏报不是按出奏的日期编排而是按皇帝批阅裁处的日期编排。为封建皇帝修实录自然是以维护封建皇权的统治为其根本思想。对人民革命斗争的诬蔑对封建伦理道德的宣扬对皇权的崇拜和皇仁的感戴都是当时封建统治阶级政治需要的反映。作为史料来看实录的价值是高的：（1）内容重要。实录记载皇帝的活动记载他出谕旨批答奏章这是最高层的核心文献。这些记载一般来说都是有关朝章国政的大事。（2）材料丰富。实录所涉及的诏令奏章包括了一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以及天象星变等自然现象的记载内容十分丰富且卷帙浩繁道光朝以下的实录即达到1873卷。（3）编纂体裁优越。实录为编年体的史料长编历朝大事均按时间顺序扼要记载便于了解一代大政的主要线索。（4）史料的可信性强。实录根据起居注和其他有关档案编纂而成所根据的多系原始文件是第一手资料。 不过实录是为本朝皇帝编纂的和易代以后为前朝皇帝修史者不同歌功颂德自不待言有对朝廷不利之处或回避或篡改。清初《实录》一改再改已为治清史者所熟知。近代《实录》亦不免有“不实”之处。例如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咸丰皇帝病危召内廷王大臣在寝宫奉面谕写了两道谕旨：（1）“皇长子御名（按指载淳）著立为皇太子。特谕。”（2）“皇长子御名现立为皇太子著派载垣、端华、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特谕。”这两道谕旨的原件至今尚在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军机处上谕档》中。而在西太后等动辛西政变后否认咸丰皇帝派八大臣“赞襄一切政务”的遗命说那是肃顺等人矫诏“自不应纂入实录中”1。咸丰、同治两朝的实录均只编入立载淳为皇太子的上谕对咸丰派八大臣赞襄政务的上谕则讳莫如深。 收入实录的上谕有些被篡改。例如光绪二十六年（19oo）义和团运动时期六月初六日乙亥谕内阁云：“现在朝廷弹压（招抚）义和团民各以安分（忠义）相勉不许妄动以安人心（同仇敌忾万众一心）。”括号里是根据档案校出的原文可以看出把褒奖义和团篡改成弹压义和团已远非原意。所以又有实录不实之讥。 实录馆纂修每朝《实录》的时候又选取部分谕旨编成该朝《圣训》“垂训后世”教育子孙。乾隆二年五月上谕命令汇刻太祖、太宗、世祖、圣祖、世宗五朝《圣训》颁行天下。至光绪年间又添上高宗、仁宗、宣宗、文宗、穆宗五朝上海有《十朝圣训》的印本行世。总计922卷。台湾又有影印本。 《实录》有记事文字《圣训》则只采上谕。《实录》按年月日编排《圣训》则是分类编排每一类中的谕旨再按时间先后编排。清廷将《实录》和《圣训》互相参照作为一朝政要记载历朝视为大政采取不同的编纂方法是各有所长的。 清初《圣训》分类较少只二三十类。而至近代既多内忧又有外患国势衰微事务殷繁宣宗、文宗、穆宗三朝《圣训》分类增多了卷帙也增多了。《清宣宗圣训》13o卷《清文宗圣训》1oo卷《清穆宗圣训》16o卷。《十朝圣训》共922卷前七朝2oo年事共532卷近代三朝5o多年共39o卷占《十朝圣训》总卷数的42％。 《圣训》的价值在于：（1）分类编排查阅某类事的有关上谕时比较方1《谕内阁著即销除载垣等所拟赞襄政务及驳斥董元醇谕旨》《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辑第139—14o页。 便；（2）《圣训》所收谕旨间有《实录》未收的可补《实录》之阙；（3）这是颁行天下的官书可从而了解和研究清朝廷是用什么教育臣民施行其思想统治的。《圣训》作为史料看的不足之处是：（1）一些机密性的谕旨在《圣训》中是看不到的；（2）《圣训》重在立言谕旨中述及具体事务者多有删节；（3）内容缺少仅凭《圣训》所收谕旨是往往看不出所涉及的事情的原委。 《东华录》《实录》藏之大内外间无由得见。乾隆时蒋良骐供职国史馆得见自太祖至世宗五朝《实录》及其他史料档案择其有关“朝章国典兵礼大政”1者摘要抄出按日排列体例一如《实录》共得32卷因抄录于紫禁城之东华门内名之为《东华录》。至近代又有王先谦、潘颐福、朱寿朋三家《东华录》续出。 王先谦于同治光绪之际编纂《东华录》先后成乾隆朝12o卷嘉庆朝5o卷道光朝6o卷咸丰朝1oo卷同治朝1oo卷名之为《东华续录》。又“病蒋氏简略自天命迄雍正录之加详”1计前五朝共1oo卷合《续录》总名之为《十朝东华录》。 王氏《东华续录》之道光、咸丰、同治三朝属于近代大事有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王先谦显然略前者而详后者。道光朝《实录》中关于鸦片战争的谕旨《东华续录》抄的不多且常压缩。如道光二十一年闰三月二十日（1841年5月11日）有一道谕旨命令在广州的靖逆将军奕山等“分路兜剿”不管以前“琦善与义律如何说话”总要将“英人占据之香港”等地方“尽行收回”而同时对于合法外商“著该将军妥为抚绥”2。而在《东华录》中把这道上谕仅归为一句话：“谕奕山等抚绥各国洋务”。对第二次鸦片战争所记也甚简略。咸丰、同治两朝正是清政府全力抵御和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的时候王先谦仅从《实录》摘抄谕旨便感到不够了谕旨叙事过略他便大量从《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和《钦定剿平捻匪方略》中选录有关重要战斗情况和情报的奏折。 潘颐福亦据《实录》等辑成《东华续录》但仅得咸丰一朝凡69卷有光绪八年（1882）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排印本。“潘录”只是摘抄《实录》不若“王录”之兼采他书辑录奏章。“潘录”不如“王录”丰富也不如“王录”流行但“潘录”在某些内容方面（如关于清廷财政的窘迫状况）可以补充“王录”之不足。 朱寿朋纂辑光绪一朝《东华录》22o卷于宣统元年（19o9）由上海集成图书公司铅印出版。初版时亦名《东华续录》因内容只记光绪一朝故人们称之为《光绪朝东华录》。1958年中华书局校点重印即名《光绪朝东华录》。 朱寿朋纂辑此书虽沿用《东华录》的名称而实际上不论是史料来源或编辑方法和以前各家《东华录》都已有所不同。以前各家《东华录》都是主要以《实录》为底本。而《光绪朝东华录》的材料来源约有以下几类：一是具有政府官报性质的《邸抄》和《京报》并且利用了《谕折汇存》、《阁抄汇编》之类的刊物。二是辑录了许多本来并不公开的奏折和廷寄上谕1蒋良骐：《东华录自序》。 1王先谦：《东华录序》。 2《清宣宗实录》卷35o中华书局版第21页。 这些主要来自当时刊印行世的高级官员的奏议专集。三是近代报刊。 《光绪朝东华录》无《实录》为底本也就摆脱了那种以胪列皇帝的活动和谕旨为主的编纂方法的影响而大量采入奏议特别是握有地方实权的督抚的奏议。有些人的奏稿并未结集刊印或虽有结集而未收入者也在《光绪朝东华录》中保存下来。甚至在清故宫档案中找不到的奏折也因朱寿朋的及时采录而被保存下来。例如戊戌变法时期宋伯鲁、杨深秀参劾礼部尚书许应骙阻挠新政许奉旨明白回奏一折就收入《光绪朝东华录》而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则不见。大量采录奏折就比以前各家《东华录》以及《实录》更能反映这一朝史事的面貌和过程。这是《光绪朝东华录》的最大特点和最大优点。《光绪朝东华录》所收上谕没有《清德宗实录》那么多。但因为朱寿朋辑录上谕另有来源所以也收有不见于《实录》的上谕。但《光绪朝东华录》的日期常有不准确之处使用此书时应予注意。 民国政府公报《政府公报》是中华民国政府刊行的公布法律、命令的机关报。这是继承清朝《邸报》而来的。辛亥革命以后民国政府公报在其形成中经历了几个段落。1911年秋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府曾行《中华民国公报》。1912年初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创刊行了《临时政府公报》。同年2月13日清帝退位后袁世凯组织的北京临时政府行《临时公报》。参议院由南京移至北京袁世凯正式组织中华民国政府5月7日起将《临时公报》改名为《政府公报》。 上述《中华民国公报》、《临时政府公报》、《临时公报》和《政府公报》是有关辛亥革命、南京临时政府和民国初期历史的基本资料。按照行政常例政府《公报》是不刊载机密文件的。 《临时政府公报》和《临时公报》已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前者又曾刊载于《近代史资料》总25号有删节。《政府公报》藏于各地图书馆台湾有影印本。 军事类（方略） 《方略》是清朝由政府主持编纂刊行的关于用兵打仗的政府官书。从康熙朝起凡大兵事之后为了宣扬皇朝“武功”及皇帝指授方略的“庙谟”亦备尔后用兵借鉴设方略馆纪其始末纂辑成书名曰《方略》或《纪略》。 清朝官修《方略》或《纪略》大体可分两类：一类是关于征服割据势力平定叛乱统一内部和对外用兵巩固边疆的；一类是关于镇压国内各族人民起义的。近代国力衰微对外抗战大都失败无可宣扬此类《方略》无法纂修（另纂《筹办夷务始末》）；而镇压了太平天国等各地各族人民起义后修的几部《方略》或《纪略》则属于后一类型。此类书共有五种均由军机处王大臣奕䜣等等奉敕撰。计有《钦定剿平粤匪方略》42o卷、《钦定剿平捻匪方略》32o卷皆同治十一年（1872）出版；《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32o卷、《钦定平定云南回匪方略》5o卷、《钦定平定贵州苗匪纪略》4o卷皆光绪二十二年（1896）出版。以上五种均有台湾影印本。其中关于新疆的部分则是平定得到外国支持的阿古柏分裂割据政权的在性质上说是属于上述前一类的。 《方略》或《纪略》沿用《实录》那种以皇帝为中心的方式编纂把皇帝的谕旨和官员的奏报按年月日编排上谕是皇帝出的日期奏折也是皇帝批阅的日期。所不同于《实录》的是没有记事的文字内容完全是上谕和奏折谕折完全是直接关于军事的。和今存谕折原档比较收录的只是比较重要的一部分每个文件也多有删节。 《方略》的史料价值较高第一每一种《方略》均将此次用兵打仗的上谕奏折集中起来是系统了解清朝镇压太平天国、捻军、西南和西北少数民族起义以及左宗棠收复新疆的不可或缺的基本史料也是研究近代军事史和战争史的不可或缺的基本史料。《清实录》和《东华录》也有这方面的记载但不如《方略》辑录的系统、全面。清朝重要将帅如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均有文集行世其中亦有一些这方面的奏折但少谕旨。尚有很多将领没有文集他们的有关奏报则可在《方略》中找到。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的更为完全的有关谕折档案史料编辑出版以前晚清五种《方略》是研究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的近代军事史的必读史料官书。第二《方略》收录的谕折均择要采编奏折多删去通行套语而存其要点。奏折有讳饰虚妄者不少但此类不实的奏报多系关于具体打仗情况的大端则能存真。比如某地失守奏报者是不敢隐瞒的也是隐瞒不了的。第三《方略》按年月日编排谕折日期于干支外并书某日眉目清晰。 《方略》的缺陷是：第一只收直接反映战事的文件此外虽和战争关系密切例如有关筹措军饷的重要文件雷以諴的《抽厘助饷疏》亦摒弃不录。第二记载战况多失实之处。前方将领的奏报本来就多夸大战功掩饰失败。《方略》意在炫耀皇朝武功每次起义均被“剿平”编纂又在“奏功”之后对谕折的删节取舍之间更是略败详胜。 夷务和外交《筹办夷务始末》鸦片战争以后“夷务”成为近代中国的大事也就必然地产生专记这方面事情的政府官书。先出现的就是《筹办夷务始末》。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3o卷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3o卷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1oo卷收道光十六年（1836）至同治十三年（1874）前后39年间清政府处理对外战争和外交事务的档案共93oo件、77o余万字为研究中国近代前期帝国主义侵华史和中国对外关系史保存了非常丰富的珍贵资料。所收文件也有删节但基本保留了原貌。也还有未收的文件或纂修时认为不重要而未选或因保管方式不同如留中纂修时见不到。抗日战争前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蒋廷黻主持搜辑未编入《筹办夷务始末》的档案文件编为《筹办夷务始末补编》故宫博物院出版的《史料旬刊》载有鸦片战争的道光留中奏折。 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筹办夷务始末》分别成书于咸丰六年（1856）、同治六年（1867）、光绪六年（188o）1929—193o年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就原本影印出版。建国以后由齐思和主持整理道光、咸丰两朝《筹办夷务始末》已先后于1964年和197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整理本取消了原书中的封建抬头；每个文件都加了标题并编了目录加了标点符号较长的文件分了段；干支之下注明农历日期并附公元月日；外地奏折的出奏日期和上谕寄到的日期也尽可能注明；改正了一些文字上的错误加了索引。这样的整理本改进了原书编辑格式上的缺点为读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和《筹办夷务始末补遗》也将整理出版。 《清季外交史料》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筹办夷务始末》是由修三朝《实录》的实录馆同时编纂的。光绪、宣统两朝修成《德宗实录》和《宣统政纪》辛亥革命以后实录馆草草结束未再循例编辑两朝的《筹办夷务始末》。王彦威、王亮父子所辑《清季外交史料》填补了这一空白。王彦威在方略馆值宿时见到前三朝的《筹办夷务始末》他于是在军机处档案中搜检光绪朝的外交文件“摘取事由记明月日。凡属旧事则由大库调取案卷其新事则皆承值时逐日所寓目者因按年编次分别纂录”1。光绪二十六年至二十七年（19oo—19o1）慈禧太后挟光绪帝逃往西安王彦威随扈行在他仍随时搜集材料将这两年间过手的重要文件抄出后来编成《西巡大事记》。王彦威死于光绪三十年（19o4）光绪一朝最后四年（19o5—19o8）和宣统一朝三年（19o9—1911）的外交史料是由其子王亮继续搜集的。他采集清末外务部档案、驻外各使领存稿及各种有关的重要出版物将包括光绪、宣统两朝的《清季外交史料》赓续编成。 《清季外交史料》总计273卷。其中包括《光绪朝外交史料》218卷又卷1卷《宣统朝外交史料》24卷《西巡大事记》11卷又卷1卷《清季外交史料索引》12卷《条约一览表》1卷《清季外交年鉴》4卷《清季外交史料》所收文件和后来公布的一些档案核对基本符合原貌有不少文件且是在别处不易查找的。此书的价值不下于《筹办夷务始末》。1王彦威：《西巡大事记序》。 第二节各级官员文书近代各级官员文书是与中央官书相对应的另一类重要史料。这是在各级官员办公过程中形成的文件。它们以官员个人存稿或各该衙署存档的形式积存下来。衙署档案从中央各部院到地方各省府州县衙门的档案几经战乱绝大多数已荡然无存。个人档案保存下来的较多其人居官时经办的文件出于办公的需要大多要存稿特别是重要文件如奏折更是要郑重保存。它们经过再编纂常以公文专集或含有公文的遗集、文集、全集的印本、抄本、稿本等形势传世。现存总数约有七八百种大量辑录保存了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的各种公文内容很丰富它们对中国近代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文化等多方面问题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是中国近代史的又一个基本史料群。 奏议在各级官员文书中以奏议最重要。因为这是奏报给皇帝的文件有资格上奏的也是官阶较高的臣僚所奏内容也大多是有关国家重要政务的。因此在各级官员文书中以奏议最受重视保存下来的也最多。 近代奏议的传世概况近代奏议编集的传世数量很大已知者约有五六百种。记载近代奏议书目较多的近代文献目录有刘锦藻《清代续文献通考·经籍考》、《清史稿·艺文志》及其《补编》之《诏令奏议类》、日本《东京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汉籍分类目录·诏令奏议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近代奏议目录》（油印本）。未见于上述目录者还有不少散藏于各地图书馆或其他处所还有待于搜集整理。 这些奏议的编集形式多种多样大致有以下几类：1.综合性汇编。如《同治中兴中外奏议约编》8卷陈弢辑光绪元年（1875）刻本；《道咸同光奏议》6o卷王树敏等辑光绪二十八年（19o2）上海久敬斋石印本。选择当时人感兴趣的奏议汇编在一起成书不多。 2.专题奏议。有汇编本如《变法自强奏议汇编》2o卷毛佩之纂光绪二十七年（19o1）上海书局石印本。这是清政府在西安下诏行新法以后在上海应时而出的书是书贾编印的商品。内收自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七年（1895—19o1）间的变法自强奏议惟“要必以变法而不乱法者为断”（本书例言）康有为等维新派的变法奏议皆未收。《教案奏议汇编》8卷程宗裕编光绪二十七年（19o1）上海书局石印本。时在义和团运动之后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案子是人们所关心的问题这是在此背景下书贾编印的书。《邮传部奏议类编》6册该部参议厅编核科辑排印本。内收该部光绪三十二年九月成立时起至三十四年十二月年终的奏议分为总务、船政、路政、电政、邮政等五类编次。嗣后按年继续编印。这主要是该部的办公用书“以备修纂政要根据”自然也有向部外流传之意但“事关重要应守秘密者存目不印”（该书例言）。又有具奏人专集性质的专题奏议如曾国藩的《查办湖团奏折》1册同治刻本是为查办山东境内微山湖地区“湖团”所需的书。《江楚会奏变法折》3册光绪二十七年（19o1）两湖书院刻本这是清政府在西安下行新法诏以后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应诏陈言会衔上奏的长折分三次上奏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一个折子一面上奏一面刻印出来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还有一件奏折的单行本如《考察政务戴端两大臣条陈学务折》1册京师官书局铅印是戴鸿慈、端方出洋考察归来所上的奏折；《宪法编察馆会奏遵议宪法大纲暨议院选举各法并逐年筹备事宜折》1册奕䜣领衔具奏光绪三十四年（19o8）铅印。以上两种均由官方印出除政务需用外还有向公众宣传的意思。 3.个人著作集。以个人著作形式出现的近代奏议为数最多总计约有5oo种。它们编在作者的全集、遗集或文集中而更多的是以奏议专集的形式流传约有3oo余种。 个人奏议专集或称政书或称奏议、奏疏或称奏折或称奏稿、奏牍前面冠以作者名号。有谥号者那时认为这是最高荣誉均以谥号题名如林则徐的《林文忠公政书》、曾国藩的《曾文正公奏稿》等。有以爵号题名的如左宗棠的《左恪靖侯奏稿》李鸿章的《李肃毅伯奏议》这是因为编集出版时他们都在世还没有谥号。有以官衔题名的如张亮基的（左宗棠代撰）《张大司马奏稿》程德全的《程中丞奏稿》。有以籍贯题名的如徐致祥、宝廷的《嘉定长白二先生奏议》康有为的《南海先生戊戌奏稿》。有以别号题名的如贺长龄的《耐庵奏议存稿》徐继畲的《松龛奏疏》。有以治地题名的如李嘉端的《抚皖奏稿》张凯嵩的《抚滇奏疏》。有以住所题名的如宋晋的《水流云在馆奏议》袁世凯的《养寿园奏议辑要》。至于现代整理出版的则径以其人的名字题名如《锡良奏稿》、《郭嵩焘奏稿》、《袁世凯奏议》等。 个人奏议不单独成书编在他的全集、遗集、文集中的为数也不少。近代著名大官显宦如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均有全集或遗集出版行世奏议编在最前面数量且较大。就曾、左、李三人来说《曾文正公全集·奏稿》3o卷收录折片897件；《左文襄公全集·奏稿》64卷收录折片1314件；《李文忠公全书·奏稿》8o卷收录折片1921件。名为全集实际上并不全。现在着手搜集增补。已经增编出版的有《林则徐集·奏稿》计收587件为《林文忠公政书》15o件的39倍无关重要的尚未编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以及袁世凯这些重要人物的全集均已开始进行增编6续出版。其他将奏议编入个人文集者如徐鼒的《未灰斋文集》、王先谦的《虚受堂文集》等通常是其人官不大奏议不多不能单独成集甚至不能单独成卷便和其他文稿编在一起但大多数也是照例把奏议编在文集的最前面。 至于电奏由于当时许多官僚士大夫视之为“私文书”不像奏稿那样受重视刊印传世者较少。张之洞、李鸿章、刘坤一、锡良、徐世昌、杨文鼎等人的全集、遗集、政书中收录了一些电奏《张文襄公全集》中有电奏13卷数量较多。 晚清官员的上奏情况清朝对于什么人可以上奏是有严格限制的。京师的阁部大臣、各衙门堂官和科道言官外省文官自道员以上、武官自总兵以上的官员才有资格上奏。其他下级官可以呈请其上级主官代奏一般民人可以具呈都察院代奏但很少见。各类官员的职掌不同奏议内容不同编集传世的多少亦不同大体情况如下：1.京师的阁部大臣及院寺堂官的奏议约近百种。如刑部左侍郎黄爵滋的《黄少司寇奏疏》太常寺少卿许乃济的《许太常奏议》体仁阁大学士翁心存的《知止斋折稿》户部尚书孙瑞珍的《孙文定公奏议》内阁学士署户部右侍郎袁希祖的《袁侍郎奏稿》都御史6宝忠的《6文慎公奏稿》等。 2.科道言官的奏议约有四五十种。如尹耕云的《心白日斋集》赵启霖的《静园集》江春霖的《梅阳江侍御奏议》胡思敬的《退庐奏疏》。3.各省督抚的如前举林则徐、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人的奏议都是。他如马新贻的《马端敏公奏议》曾国荃的《曾忠襄公奏稿》沈葆桢的《沈文肃公政书》刘岳昭的《滇黔奏议》丁宝桢的《丁文诚公奏稿》岑毓英的《岑襄勤公奏稿》谭钟麟的《谭文勤公奏稿》陶模的《陶勤肃公奏议遗稿》刘铭传的《刘壮肃公奏议》李秉衡的《李忠节公奏议》等为数很多。近代督抚共有四百六七十人其中有一百四十余人有奏议留下来各种结集和版本总算起来共约二百六十余种。 4.边疆地区的将军、大臣、都统、副都统等和内地督抚一样掌管该地区军政事务其奏议结集的也有二三十种如驻藏大臣景纹的《驻藏奏稿》归化城副都统兼署绥远城将军文瑞的《光绪绥远奏议》。 5.钦差大臣的奏议为数不多如《向荣奏稿》《僧格林沁奏稿》又《僧王奏稿》。 6.驻外使节的奏议约计三十余种如出使英、法、俄等国大臣曾纪泽的《曾惠敏公遗集·奏稿》出使法、德、奥、俄等国大臣许景澄的《许竹筼先生奏稿录存》出使英、法、意、比等国大臣薛福成的《庸庵全集·出使奏稿》。 7.其他各地文武官员包括学政、布政使、按察使、道员、提督等传世的奏议亦有数十种但各人的奏议篇数并不多。 上述情况表明近代各类官员的奏议分布不均衡督抚奏议最多约为近代奏议总数的一半占据特别重要的地位。这种情况是由近代特殊的内外权力结构和各类官员的实际地位形成的。 其他公牍各级官员的公牍除给皇帝的奏疏以外还有日常处理政务的其他各种公牍。其内容一般说来不如奏议重要但就其记述下层事务的具体详尽来说又往往过奏议可补奏议之不足。 辛亥革命后废除皇帝奏折亦随之消失。至于各级官员的办公文书民国初年大体沿袭清末习用的格式变动不大。 近代海关的重要官员任用外国人主要是英国人从而形成了主要以英文书写的海关档案。实权操在洋员手中但它在名义上是中国衙署从海关总税务司起所有海关都是由中国政府任命的所以他们办公留下的档案也应当视为中国官员的办公文书。 晚清各级官员来往文书晚清各级官员奏议以外的办公文书不像奏议那样被重视因而保存下来或编刊问世的不像奏议那样多但也有相当的数量和丰富的内容有其一定的史料价值。 由公家贮存的公牍档案保存下来的不多。四川巴县档案从康熙以后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的是全国仅有的一份。至于个人居官积存的档案有些高级重要官员的保存下来了如现存第一历史档案馆的《端方全宗》、《赵尔巽全宗》现存上海图书馆的李鸿章、盛宣怀的档案现存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的吴煦档案等但为数也不多。一般中下级官员的档案能够保存下来的更是绝无仅有了。 各级官员办公文书之编刊行世者可分为衙署公牍和官员个人专集两大类。 京师各部院衙门的公文大都以官署而非个人的名义收因而也多由官署编印。例如《清国史馆移咨札示汇送文》1册光绪年间刻本。又如《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档》是该衙门清档司日常整理的专题公文汇编现已开始作为史料出版问世如《教务档》、《四国档》等。 各省则由于办公的需要有的编刊《省例》如《粤东省例新纂》8卷道光二十六年（1846）刻本。又如《江苏省例》4编6续编刊于同治八年（1869）、光绪元年（1875）、九年（1883）、十六年（189o）内收自同治二年至光绪十五年（1863—1889）的督抚藩臬的文件意在举例示范“俾各属遵守奉行免致歧误”。其中所收文件虽不多但可看出该省日常公务中的各种问题及处理原则。 到清末最后十年间受近代报纸、期刊的影响从各省到京城又排日或定期刊《官报》直隶刊《北洋官报》（19o2年）两江刊《南洋官报》（19o3年）其他湘、赣、川、豫、皖、粤、鄂、鲁、桂、甘、浙、黔、闽和东三省相继编印《官报》即各该省政府的机关报仿照中央政府《邸报》的形式报导政务活动刊登奏折、上谕还刊登该省各级官员的其他公牍。此外从京师到各省还有各衙署编刊的《官报》如学部的《学部官报》、农工商部的《商务官报》、邮传部的《交通官报》；各省“三司”（提学使司、提法使司、交涉使司）“二道”（巡警道、劝业道）也多编印《官报》。不过从政府各衙署到各省府州县日常办理公务所产生的文件数量来说表在《官报》上的也只是极少的一部分；而且机密文件或因他故尚不便公之于众的文件在《官报》上也看不到。 京官公牍之编入个人专集者不多有之如黄云鹄的《兵部公牍》2卷收入他于同治初年任兵部司官时所撰拟的咨文禀稿等三十余件；又如周家楣的《欺不负斋全集》前三卷收他充总理衙门章京时所拟的有关对外交涉的文稿。 出使大臣的有《许竹筼先生出使函稿》是许景澄出使俄国、德国时给总理衙门的咨文和信函；《中俄会商交收东三省全案汇存》系出使俄国大臣杨儒与沙俄交涉撤退侵华俄军及交还东三省的有关文电和谈判记录。 地方官员的一般公牍编印行世的还是以总督巡抚这一级的高级官员为多。林则徐在广州禁烟的公牍其后人编成《信及录》一书于1929年出版。解放后中山大学历史系编辑《林则徐集》《公牍》1册196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于《信及录》之外又增添了五十多篇。这大约是晚清公牍中最为人们所熟知的一种。 稍后曾、胡、左等人的公牍亦知名于时。胡林翼的《胡文忠公遗集》86卷奏疏51卷外书牍批札等35卷其中尤以书牍为主。他自称其“军事精神思虑多注于往返书札之中”。曾国藩的《曾文正公全集》中奏稿3o卷而公务书札33卷、批牍6卷其杂著2卷亦收有告示等公牍总数且过奏稿惟其中由幕府代拟者不少。左宗棠的《左文襄公全集》（光绪十六年开雕本）收书牍28卷批札7卷咨札、告示、说帖各1卷。近年岳麓书社编印《左宗棠全集·札件》多方搜辑仅增补了38件。该社又访得上海图书馆和上海博物馆藏左宗棠函札原件辑印为《左宗棠未刊书牍》1册计176通绝大多数是谈公务的。 李鸿章的《李文忠公全书》奏议8o卷之外朋僚函稿2o卷、译署函稿2o卷、海军函稿4卷、迁移蚕池口教堂函稿1卷又电稿4o卷。这是吴汝纶为之编定的。李鸿章自同治九年（187o）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以后一般公牍或假手幕僚而有关外交之“总署信函则全系亲笔”；光绪六年（188o）起“机要事件皆在电报亦不肯请人代办”1。惟吴汝纶意在为李鸿章“止谤”2有些文件删而不录收录者亦间有删改。至于多由幕僚起草之公牍如批札咨文等因“已离本任无从搜罗”1遂一概从略了。但在徐赓陛的《不慊斋漫存》（光绪三十一年刻本）中却保存了八国联军入侵后李鸿章自广东到北京议和时的一些代李起草的文件折奏之外其他咨、批、照会等有74件可以看出李鸿章处理直隶地方洋兵、拳教、赔款等问题的情况。 曾、胡、左、李之外较重要者尚有刘坤一的《刘忠诚公遗集》和张之洞的《张文襄公全集》。刘集又有1959年中华书局新版本改名《刘坤一遗集》共61卷（略去文集1卷）奏疏、电奏之外有书牍17卷、电信3卷、公牍2卷。张之洞遗集先有许同莘编辑本其中奏议、公牍、函、电四种于1918—192o年铅印单行出版；后由王树枬增补编为《张文襄公全集》229卷1928年木刻行世其中公牍36卷电牍（兼收来电）8o卷、书札3卷。 以上诸人是晚清数十年间特别重要的封疆大吏有关全局的重大事件在他们的全集中都先后有所涉及奏议固属重要而其他公牍与奏稿相表里奏议语焉不详或未曾语及之有关情况每可于其他公牍中得之。 官至督抚每重奏议其他公牍单独编集问世者较少。除前述《信及录》外其后较著者有丁日昌的《抚吴公牍》5o卷皆下行文涉及面很广可以说是一省长官率属官办理庶政的有代表性的公文编集。 专谈军事的有反映从金田到永安和太平军作战情况的《乌兰泰函牍》（内收向荣、姚莹的来信）湘军将领王錱的《王壮武公遗集》和李续宾的《李忠武公书牍》抗法名将冯子才的《军牍集要》和其时任浙江提督守宁波的欧阳利见的《金鸡谈荟》。有些地方官遇上战事也有把有关公牍编为专集的如同治中任山东东昌知府兼山东抚标营务处的龚易图的《东昌军中牍稿》和同时署山东汶上知县的张锡纶的《军书汇钞》都是有关堵御捻军的文件。地方官亲理庶政不止是军事上述两书是特例。 地方中级官即道府之公牍近代著名者当推胡林翼之《宦黔书牍》7卷已编入《胡文忠公遗集》中为胡林翼自道光末年至咸丰初年在贵州历任安顺、镇远、黎平知府时写给上级的禀报和给下级的指示其中有许多是有关办团练、镇压苗民起义和防备太平军入黔的。易佩绅于同治九年（187o）署安顺府时的《安顺书牍摘钞》3卷主要涉及镇压乌束陇仲家族起义事。1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十五日吴汝纶答潘藜阁书《桐城吴先生全书·尺牍》家刻本卷1第148页。2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十五日吴汝纶答潘藜阁书《桐城吴先生全书·尺牍》家刻本卷1第148页。1光绪二十三年六月三日午汝纶致周玉山（馥）书见《吴挚甫尺牍》宣统二年国学扶论社石印本卷1下第2o页。 又易佩绅于光绪二至六年（1876—188o）任贵东道时的《贵东书牍节钞》4卷时在贵州苗汉各族历时2o年的抗清起义之后其辖区又是苗族聚集地故涉及剔析弊政、总结教训者颇多。 方浚师著《岭西公牍汇存》11卷为方氏于同治八年至光绪五年（1869—1879）任广东肇阳罗道时的公牍大多数是肇庆府、罗定直隶州和阳江直隶厅的民事刑事案件公文。其地州县官的公牍有徐赓陛的《不慊斋漫存》12卷光绪三十一年（19o5）刻本内收作者于同治十二年至光绪七年（1873—1881）历署广东遂溪、海康、6丰、南海等县知县并奉委办理肇庆后沥厂厘金时的办公书牍。再后有李锺珏光绪二十年（1894）署理广东6丰县的《圭山存牍》（光绪二十一年刻本）、二十一年（1895）署理广东新宁县的《宁阳存牍》（光绪二十四年刻本）和二十五年（1899）署理广东遂溪县的《遂良存牍》（《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4期）后者有关于法帝国主义强占广州湾和当地人民反抗的记载。从以上诸书中可以看到晚清广东沿海地方上的许多情况。 《山东义和团案卷》2册齐鲁书社1981年出版。原本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内容是山东各府（缺登、莱、青三府）县给巡抚的禀报报告各该府县地方的义和团情况自光绪二十五年八月（1899年9月）至二十七年二月（19o1年3月）。罗正钧的《劬盦官书拾存》2册192o年潭乡罗氏养正斋刻本。光绪二十六年（19oo）上半年罗正钧署理直隶定兴县知县正值京保地区义和团兴起本书所收全是禀报当地义和团兴起情况的。晚清各级官员文书材料较丰富内容较具体在近代史的许多问题的研究中能起相当重要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然而这些官员文书也有其弱点。有上奏权的高级官员重视奏报很少亲自处理一般公文。中下级官员许多咨、札、批、禀等公文的拟稿、誊正、收、登记等工作主要由幕友或书吏承担。幕友书吏师徒授受父子传袭盘踞衙署互通声气形成一个实际的封建行会。他们援引例案套用框式所办公牍往往流于官样文章内容虚实不一这就需要我们在使用时有所鉴别了。 民国政府官员文书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湖北以及其他好多行省先后组成军政府军政府在处理各种军政事务中形成了一些公文。后来南京临时政府作为资产阶级的临时中央政权在其政务活动中也形成了一批公文。 南京临时政府和各地军政府的公文函电一部分以档案的形式保存下来分藏于南京中国第二档案馆和其他一些地方档案馆也有一部分刊载在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等出版物上。以文书编集形式传世的亦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约有一二十种。比较重要的有：《革命文牍类编》上海时事新报馆民国元年（1912）初出版；《民政文牍合编》广益书局民国元年出版；《革命军文牍初集》、《二集》、《三集》光汉学社出版；《共和关键录》上海筑艺书局民国元年出版。这些文牍汇编的内容更为集中为我们查找辛亥革命历史文献提供了方便有些文件还是在别处很难找到的。以个人集著行世的有李烈钧的《武宁书牍》黎元洪的《黎副总统政书》。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蔡锷、朱执信、廖仲恺等人的集著中也都收有公文函牍其中有许多是和辛亥革命有关的。《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收录孙中山1912年任临时大总统时的各种文件四百数十件其中函电占多半另外也有咨、批、令等正式公文。这些文件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孙中山在这一时期的重要历史活动记载了作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政权的南京临时政府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方面的情况。黎元洪的《黎副总统政书》34卷前8卷为他任湖北军政府大都督以及南京临时政府副总统时的来往电文约计8oo件。这些电文反映了黎元洪“军民分治”等政治主张记载了湖北方面的军政情况独立各省组织临时中央政府的情况、南北议和的情况等等其中有相当部分是不见于他书的。 袁世凯建立起北洋军阀政权后继承南京《临时政府公报》也定期印《政府公报》不过内容远不及南京《临时政府公报》中丰富活泼实质上是清代《邸钞》的继续。各省有些也沿袭清末之《官报》而出《公报》。虽然当时机密公文不会在这些官方《公报》上表但也毕竟积存了一些文件。 民国初年继续有一些公牍汇编之类的书出版如《中华民国新文牍》、《中华新文牍类纂》、《通电汇钞》等。这些类纂汇钞保存了不少北洋政府官员的正式公文但更多的还是官员间的来往函电。 北洋政府官员个人的文件编集行世者中央有：《袁大总统书牍汇集》民国三年（1914）出版；《黎大总统政书初编》民国五年（1916）普益书局出版；等等。 地方长官者有：四川民政长、巡按使陈延杰的《川牍存要》（1913—1915）广东省长朱庆澜的《粤东公牍辑要》（1916—1917）陕西省长李根源的《秦中文牍》（1916—1917）自民国元年（1912）起久任新疆都督、省长等职的杨增新的《补过斋文牍》等。不过为数不多不像清末督抚那样大半有公牍编集行世。 袁世凯当政后废府并县知县改称县知事。他们也有印行其公牍的但为数不多大抵为自我宣传其政绩而付印如周大封的《莱阳录》即如此。袁世凯窃取政权之后革命党人反对袁世凯及其后继者的北洋军阀政府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宋教仁被刺后爆“二次革命”继之以“护国”、“护法”以孙中山为的中华革命党以及其他参与反对北洋政府的军政人员也留下不少公务文书。《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版）第3、4卷内收1913—1918年孙中山的著作其中大多数是和反袁、护国、护法有关的文件。《蔡松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曾业英编其中有关于辛亥革命云南起义和“护国战争”的文件。又梁启的《盾鼻集》、唐继尧的《会泽义文牍》皆为“护国”之役的有关公牍史料。唐继尧的《会泽靖国公牍》则为“护法”时期他乘机向四川进攻前后的文件。 海关档案及其编译出版中国近代海关在处理各种公务的过程中形成了大批公文档案。其中有各种报告、咨、呈以及大量的来往函电。这些文件的形成时间自鸦片战争后各通商口岸建立新式海关起直到民国年间。它们过去一直由各海关作为档案自行保存着解放后被我们接收过来称之为海关档案。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国海关总署的档案。 海关档案是一种特殊的公文史料。一方面中国近代海关作为近代中国的政府机构之一它所使用的公文函电和我们前述的咨札函电一样也应属于近代各级官员文书之列。另一方面中国政府虽派有海关监督而实权操在“募用”洋员税务司之手。海关职员大多是外国人主要是英国人他们的办公文书主要使用英文也有法文、德文的。虽有汉文的但为数不是很多。所以海关档案又与一般中国政府官员的办公文书有着明显的区别它们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环境中在公牍领域的特殊产物。建国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中国近代经济史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与对外贸易部海关总署研究室合作对海关档案进行整理编译出了《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丛书11辑包括中法战争、缅藏问题、中葡里斯本草约、中日甲午战争、英德续借款、义和团运动、庚子赔款、近代邮政、辛亥革命、1938年英日关于中国海关的非法协定等11个专题。近代中国生的历次大事件在海关档案中无不有所反映。通过出自在中国海关供职的洋员之手的这些文件使我们有一个很特殊的渠道得以从某一侧面了解帝国主义列强在这些事件中的一些鲜为人知的阴谋活动和真实意图。 九十年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陈霞飞主编的《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1874—19o7）》分为9卷中华书局出版。共收入赫德与金登干往来信件3528封电稿4496份另附赫德与其弟赫政往来电报426件。赫德英国人从1863年到19o8年担任清政府海关总税务司控制了中国海关达45年之久。金登干是赫德的亲信1874年被赫德派任海关驻伦敦办事处主任历时34年。这些函电指示了许多迄今还不大为人们所知道或者知之不详的晚清外交秘密是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一份重要记录。 第三节典章制度历史上每个朝代都有其成套的典章制度反映出不同于其他朝代的统治特点。中国近代包含鸦片战争以后的清朝政府和民国北洋军阀政府统治的时代这时的典章制度就其性质而言有属于封建的、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也有属于半殖民地的。记述清朝和民国初年北洋政府的典制资料很多这里只扼要介绍几种最主要最常见的专书。 大清会典会典是从明朝开始修撰的它是从“会要”展而来的。“会典”、“会要”名称不同内容相似都是当时现行制度的总汇。 《大清会典》从康熙朝开始编撰雍正朝又续修主要是将清朝开国以来的统治经验制度化便于官员遵守提高统治效能。书有典有例典例结合。典是正文不能变。例是则例是对典的补充或说明是可以变通的。乾隆朝第三次修订以典例合辑使“典例无辨”谕令将典和例分卷纂辑。嘉庆朝第四次重修在《会典则例》基础上补入逐年事例改名为《会典事例》又增修《会典图说》。 嘉庆以后的道光、咸丰、同治三朝都没有续修会典直到光绪十二年（1886）才开始第五次重修。这次修纂主要以历朝实录及国史馆所藏有关资料和各部院则例为依据先由各阁部院府守监等各该衙门起草最后由会典馆总汇。其断限上起清初下迄光绪二十二年（1896）。光绪二十五年（1899）书成计《光绪会典》1oo卷《会典事例》122o卷《会典图》27o卷。光绪朝修的《大清会典》是清代五朝会典中最详尽的一部不但增加了嘉庆以后有关典制的新内容也补上了前此历朝会典之不足。新增的有咸丰十一年（1381）设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补充的有军机处。军机处成立于雍正年间但《雍正会典》和《乾隆会典》未收《嘉庆会典》收而不详《光绪会典》弥补了这个缺陷。 在记述各衙署典制时采取“以官统事以事隶官”（《凡例》）的方法即各衙署列最高长官的职掌并对其职掌范围内的各种规章制度详加解释然后分列所属机构、官员、职掌、编制等。例如吏部记尚书、侍郎“掌天下文职官吏之政令”；再记所属文选、考功、验封、稽勋四清吏司的官员设置并详叙其职掌。以下详列全国地方文官及其职掌。 本书有光绪二十五年（1899）成书的清缮本二十八年（19o2）石印本三十四年（19o8）商务印书馆据原写本的影印本该馆后又将影印本收入《万有文库》。 康熙、雍正两朝会典是将典和例编为一书的《乾隆会典》起典例分辑“以典为经以例为纬”（奏定凡例）以后遂成定制。《光绪会典事例》是清代诸会典中保存典制方面资料最丰富的一部。 《会典事例》也是以各衙门（缺军机处）为纲其次序完全照会典。 在每个衙门下又分若干目目下又有细目。事例辑录的是清朝开国至光绪二十二年（1896）前的有关谕旨按不同的部门、事类、逐年排比主要说明现行制度是经过怎样的“因革损益”而形成的。例如内阁分建制、典礼、职掌三目；建制一目又分内三院沿革、设官二细目；职掌一目又分进本、票拟、票拟加签、御门进折本、巡幸递本报、勾到、收红本、收存揭帖、颁书籍、收存副本、恭拟谥号、撰拟制诰、撰拟匾额字样、承宣谕旨、记载纶音等27个细目。每目之下将有关该项制度因革变化的谕旨按时间先后扼要列出清楚明白。 但是会典和事例都只记到光绪二十二年（1896）；鸦片战争后新增机构只辑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亦嫌简略。光宣之际清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改革事在本书修成之后便都没有记述了。 光绪《大清会典图》沿嘉庆《大清会典图说》有图有说明文字又有所订正和增益。计天文图32卷从《嘉庆会典图》之157图增至333图；冠服图2o卷从162图增至285图；礼图3o卷从227图增至286图；舆卫图14卷从182图增至214图；乐图（包括谱表）26卷从184图增至386图；武备图16卷从248图增至316图；舆地图132卷363图完全是新增的。这些图说主要也还是记录清朝典制但有些具体事物仅靠文字不易说清楚绘图再加说明便可一目了然了。 舆地图是新添的。计全总图1幅百里开方的各省全图27幅五十里开方的府和直隶州图335幅皆有文字说明。惟缺基层州县图这是自嘉庆《大清一统志》以后又一次全国规模的绘制地图比上次绘的好一些。这些图是行政区划图可与《会典》之记各省府州县职掌部分对读。这些图详水而略山合起来可以说是一部比较详细的全国河流图。 清修《文献通考》清乾隆时继杜佑《通典》、郑樵《通志》、马端临《文献通考》之后由政府组织人力先修《续文献通考》继修《续通典》、《续通志》并另修清朝（原称皇朝）的《通典》、《通志》和《文献通考》。以上六书至乾隆五十年（1785）6续完成其中《清朝文献通考》对研究清代典制最有参考价值。 《清朝文献通考》3oo卷。内容主要记有努尔哈赤始建后金国起至乾隆五十年以前的清代制度分26门：田赋考、钱币考、户口考、职役考、征榷考、市籴考、土贡考、国用考、选举考、学校考、职官考、郊社考、群祀考、宗庙考、群庙考、王礼考、乐考、兵考、刑考、经籍考、帝系考、封建考、象纬考、物异考、舆地考、四裔考。 此书记的虽是清代前期事但由于到乾隆后期清代典制已经过百余年的调整而基本定型以后大都遵行不变所以此书对于了解鸦片战争以后的清代制度仍是重要的资料。 《清朝文献通考》所记止于乾隆五十年嘉道以后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陷入半殖民地深渊社会各方面都生激烈变化典章制度也不能例外。单靠《清朝文献通考》来了解清代典制已远远不够刘锦藻编纂的《清代续文献通考》填补了这一空白。他先着手编纂《清朝续文献通考》计划自乾隆五十一年至光绪三十年（1786—19o4）间事宣统二年（191o）完稿。第二年便爆辛亥革命清帝退位刘锦藻遂又补辑光绪三十一年至宣统三年（19o5—1911）事。共4oo卷。有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 《清朝续文献通考》除仿照《清朝文献通考》之26门外对清政府在近代采取的新措施新制度用两种办法补入：一是附入已有各门一是另增新门类。前者如银行、海运附于国用考厘金、洋务（鸦片）附于征榷考团练、练军、巡防队、海军等附于兵考。无可附入者另列新门类计有：外交考：包括交际、界务、传教、条约4目。 邮传考：包括总务、船政、路政、电政、邮政5目。 实业考：包括总务、农务、工务、商务4目。 宪政考：不分目。原26门加新增4门共3o门。对了解近代洋务运动及光宣间的官制改革、预备立宪等尤为不可缺少的系统资料。 类似的书还有《皇朝掌故纂编》1oo卷鄞县张寿庸等编。分内外编内编以帝系冠以吏、户、礼、兵、刑、工六官为纲分述各部规制。外编以外务部为纲以各国立约年月考弁。本书有光绪二十八年（19o2）求实书社铅印本错讹太多。 《清史稿》16志《清史稿》中记述清代典章制度的志有16种共142卷。16志是：天文、灾异、时宪、地理、礼、乐、舆服、选举、职官、食货、河渠、兵、刑法、艺文、交通、邦交。 《清史稿》编纂工作组织得不好完稿后未认真复核又仓卒付印以致存在不少问题。如职官志竟缺总理衙门和南北洋大臣这是重要疏漏。《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制度》记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典制的有政府公报、年鉴及公布的各种法令规则但很分散也不易找到。目前比较系统全面介绍这时期典制的是《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制度》一书。此书上、下两册钱实甫著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作者在本书例言中说：“本书主要说明民国元年（1912）四月南京临时政府北迁开始至民国十七年（1928）六月张作霖逃出北京为止前后共计十六年间的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政治制度也可以简称为‘北洋官制’。”“南京临时政府、护政府、护法军政府和广州大元帅大本营等虽不属北洋政府的范围但这些政府大都存在于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或多或少各有一些不能完全割断的联系（特别是‘法统’上的关系）所以在本书内也一并说明以便参考。”本书对每个政治机构的说明既注意其职掌的性质又不忽视其历史的变化既详尽又全面。此外可与刘寿林编的《辛亥以后十七年职官年表》互相参用。 第四节私家著作私家著作所记载的是私人的活动、感受、见闻、议论等能够反映官方文件所涉及不到的许多方面。也有使用官方文件记述官方事务的私人著作乃是事后的追述与事当时起政令作用的官方文件是不同的其价值也就在于事后下笔可作综合叙述并评其得失。 近代去今不远私人著作流传下来的很多。就其内容来说大致可分为专著、诗文集、信札、日记以及野史笔记等并各具特色。 专著近代专著为数不少大体可分为记事和记言两大类。 记事专著有魏源的《圣武记》内容却是近代以前清朝的“武功”。作者眼见鸦片战争失败感愤时事藉此书以抒如何图强御悔的思想当时影响颇大。 近代大事头一件是鸦片战争。记此事的著作有一批主要的有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抚记》、梁廷枏的《夷氛闻记》、夏燮的《中西纪事》。以上三书的作者都未出国门故所记外国情事不免有传闻失实之处。 从鸦片战争开始国人了解外国情况成为时代的需要这时有两部著名的书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畲的《瀛环志略》。魏书博大徐书谨严。虽仍有对外国情况叙述不尽准确之处但在闭关一百多年的中国使国人开始得以窥见外部世界其影响是很大的。此外还有姚莹的《康輶纪行》、梁廷枏的《海国四说》等。 近代初期的第二件大事就是以太平天国为主的各地各族人民反清起义。这次起义是被清朝镇压下去而结束的统治阶级方面为此而编撰的书很多。记事尾齐全的先后有杜文澜的《平定粤匪纪略》和李滨的《中兴别记》。为湘淮军“记功”的有王闿运的《湘军志》、王定安的《湘军记》、钱勖的《吴中平寇记》、周世澄的《淮军平捻记》等。记左宗棠进军陕甘、收复新疆的有易孔照等编的《平定关陇纪略》、黄丙煜等编的《戡定新疆记》等。上述诸书《湘军志》文字雄劲间有直笔最有名。《湘军记》记叙更详赡。其他则率由军中幕僚引录有关谕折文报按时间顺序连缀而成。又有记各省区战事的专书主要有张曜主编的《山东军兴纪略》尹耕云主编的《豫军纪略》罗文彬、罗秉恩编的《平黔纪略》。 记中法战争的有罗惇曧的《中法兵事本末》记中日甲午战争的有姚锡光的《东方兵事纪略》记戊戌变法的有梁启的《戊戌政变记》记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的有李希圣的《庚子国变记》。另有恽毓鼎的《崇陵传信录》记光绪一朝清廷大事。 有关辛亥革命的记事专著较多。孙中山的《革命源起》（即《建国方略之一：孙文学说》第8章《有志竟成》）是他自述革命活动之作。邹鲁著《中国国民党史稿》记事自1894年兴中会成立起至1925年止。其他如陈少白的《兴中会革命史要》、陶成章的《浙案纪略》、曹亚伯的《武昌革命真史》等则是记有关辛亥革命的各地各事的著作。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在五四运动以前记大事的著作主要有黄毅的《袁氏盗国记》曾毅的《护纪事》马震东的《袁氏当国史》白蕉的《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记张勋复辟的有许指严的《复辟半月记》、天悔生的《复辟之黑幕》等。 记言专著有：《校邠庐抗议》冯桂芬写于1861年的政论影响颇大。 《弢园文录外编》王韬撰。本书所收大半是他在香港主持《循环日报》时写的宣传变法自强的文章。 《盛世危言》郑观应著。此书对戊戌维新运动影响较大。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郑观应集》收入此书。 《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是康有为为戊戌维新造舆论的两部重要著作。 《变法通义》梁启著。1896年表于上海《时务报》后收入《饮冰室合集》。 《仁学》2卷这是谭嗣同的哲学著作。1899年梁启将其中一部分在《清议报》上表后来全文出版成书。中华书局出版的《谭嗣同全集》（增订本）收入此书。 《訄书》是章炳麟（太炎）早期政治社会思想论文的结集。初刻于19oo年计5o篇。后又重订删去一些戊戌变法时期改良主义的论文加了宣传反清革命的内容计63篇另有“前录”2篇19o4年于日本出版。1914年更名《检论》62篇另有正文附录7篇。比较研究可以考察章太炎思想展的脉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章太炎全集》收入此书。 《革命军》邹容著。19o3年出版之后风行海内外销售逾百十万册。 《警世钟》和《猛回头》陈天华著。后收入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天华集》。 《建国方略》孙中山著。本书包括《孙文学说》、《实业计划》、《民权初步》三部著作写于1917—1919年后收录中华书局出版的《孙中山全集》。 诗文集近代文人的诗文集很多难得有精确统计。有的学者据各大图书馆藏书存目计算清人诗文集约有1.5万种这还不是完全的数目。其中属于道光朝以后的在半数以上。至于民国年间属于近代的诗文集有多少尚无统计其下限也不易确定。 诗文集中的诗和文一般都是分开编辑的我们这里也分开谈。 文集不同于专著是把作者不同时间、不同内容、不同体裁的诸篇文章编在一起的。其内容的特点是散杂。因为文集内容散而杂所以也难有概括其内容的题名。有的冠以作者的名号如龚自珍的《龚定庵文集》、曾国藩的《曾文正公文集》、贺涛的《郝先生文集》、章炳麟的《太炎文录》等为数较少。大多数冠以作者的书斋或住所的名称如林则徐的《云左山房文集》、郭嵩焘的《养知书屋文集》、邵懿辰的《半岩庐遗文》、潘曾莹的《小鸥波馆文钞》、冯桂芬的《显志堂稿》、方浚颐的《二知轩文存》、薛福成的《庸庵文编》、黎庶昌的《拙尊园丛稿》、徐宗亮的《善思斋文钞》、叶昌炽的《齐觚庼文集》、王闿运的《湘绮楼文集》、梁启的《饮冰室文集》、陈三立的《散原精舍文集》等这样的题名和文集内容并无联系。至于现在重新整理出版的直书作者之名如《龚自珍文集》、《魏源集》、《何绍基诗文集》、《郭嵩焘诗文集》等一看便知是谁的集子对于读者是方便的。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出现了一批具有新的时代气息的新文集。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一批站在时代前列的知识分子抱着挽救民族危亡的迫切志向写文章作宣传以期唤起民众共同奋斗。先在报刊上表或以小册子单行而后才汇编成集。如谭嗣同、刘光第、康有为、严复、唐才常、陈天华、章炳麟、禹之谟、黄兴、宋教仁、朱执信、蔡锷、马君武、熊希龄等人的文集近年来已6续编辑出版其内容主要是政论文章。这类政论的文章就其内容之丰富和影响之大来说可以梁启的《饮冰室文集》和孙文的《孙中山全集》为代表。 诗集常常和文集合编在一起如刘蓉的《养晦堂集》、戴望的《谪麟堂遗集》内收文集也收诗集。又有书名“文集”但里面也收诗集的如朱一新的《佩弦斋文存》、史念祖的《俞俞斋文稿》、王先谦的《虚受堂文集》、王闿运的《湘绮楼文集》皆收有诗集。诗集单行的也很多如林则徐的《云左山房诗钞》、张维屏的《松心诗集》、张际亮的《思伯子堂诗集》、金和的《秋穗吟馆诗钞》、黄遵宪的《入境庐诗草》、丘逢甲的《岭云海日楼诗钞》、康有为的《南海先生诗集》、陈三立的《散原精舍诗》、张謇的《张季子诗录》等。词有附编在诗集之内的也有单行的。 近代中国受帝国主义侵略日益严重也就日益激中国人救亡图存的思想从而产生充满爱国主义漏点的大批诗篇。阿英辑有《鸦片战争文学集》、《中法战争文学集》、《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庚子事变文学集》等收录爱国诗歌甚多。 有一类可以称之为“纪事诗注”体的诗多为五七言律绝句于字句间加注或于题下加叙或于每一诗后附以较长的说明。例如贝青乔的《咄咄吟》对鸦片战争时期江浙战场清军之腐朽乖戾有具体揭露。如记太平天国时事的有：佚名的《粤西独秀峰题壁三十》、海虞（常熟）学钓翁的《粤氛纪事诗》、陈庆甲的《金陵纪事诗》、秦荣光的《上海竹枝词》等。记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的有：胡思敬的《驴背集》、高树的《今銮锁记》、龙颙山人（郭则沄）的《庚子诗鉴》、洪寿山的《时事志略》等。刘成禹的《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注记袁世凯窃国称帝的许多史事。后来又有张伯驹撰《续洪宪纪诗补注》。 书信近代距今不远书信流传下来的也多有的早已编印行世有的近年才整理出版有的还收藏在公家或私人手里其总量是很大的。近代书信编印行世的大致有以下各种情况。一般文人的文集中收有信稿其内容有许多是说经论史的重要人物如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人的全集中书札很多单编为多卷。 书信编集单行的有曾国藩的《家书》、《家训》左宗棠的《家书》李鸿章的《尺牍》等。 后来6续出版的书信集多是作为商品或史料编印出来的。如《何桂清等书札》、《胡林翼未刊往来函稿》、《曾国藩未刊信稿》、《曾国藩未刊往来信稿》、《左宗棠未刊书牍》、《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荣禄存札》等。近代印刷技术进步有些书札是影印的如林则徐致刘建韶（闻石）的《林文忠公尺牍》（北京懿文斋本）、故宫博物院藏的《林则徐书札手迹选》、《陶风楼藏名贤手札》、于式枚拟稿李鸿章审定修改的《李文忠公尺牍》、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的《清代名人书札》等。这样的影印本提供给读者的是写信人的手迹比排印本更可靠。 上述这些排印的或影印的书信集都是就收藏者（私人或单位）所藏书信稿编印的。也有多方搜集编印成集的不过这类搜集整理的书信单独成书的少大多编入作者的文集中。如王栻主编的《严复集》、李有明等编的《刘光第集》、汤志钧编的《陶成章集》等皆收有多方搜集来的书信。 不论是官方通信或私人通信凡当时并不公之于众的大都有不同程度的保密性。而人们最为注意的是那些与重大政治事件有关的秘密信件。近代最著名的是与1861年“辛酉政变”有关的《热河密札》是咸丰皇帝死后有人从承德行宫向北京出密信报告肃顺等赞襄政务王大臣和企图揽权的皇太后之间的冲突。又如《袁世凯致徐世昌函》、《端方密函》、《张勋藏札》等可以看到这些政治事件中的里层情况。 和密信相反的是公开信例如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就是以给康有为公开信的方式来驳斥康有为的保皇谬论的。又如孙中山的《讨袁宣言》也可以说是直接诉之于公众的公开信。 还有晚清一些革命志士的遗书在慷慨赴死以前留给家属、朋友、同志的如《吴樾遗书》、陈天华的《绝命书》、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的《与妻书》、方声洞的《致父书》等充满爱国漏点令人感动。 总之我们要注意各类书信的特点并要了解这信是由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和什么情况下、为了什么事、以什么方式、写给什么人的了解了这些才能知道该信的性质才能判断该信内容讲的是真话、是假话或有哪些是真话然后才能准确地评估其文献价值。 日记近代知识分子很多有写日记的习惯。日记是自己日常生活的记录大多是为自己备忘而不供别人看的所记的是当日的行事、见闻、思想、心情比其他私人撰述更具有真实性、原始性。 公开印出来流传的较多的是记行程的日记。当时在士人和官员中有一种风气一上路就写日记。赶考的、上任的、出差的乃至被罪赴戍的都写日记可以出示亲友或印出来馈赠亲友。这类日记主要记沿途所经的山川名胜间及风土人情有的也要记及这次旅行的任务。 林则徐的《荷戈纪程》是遣戍新疆时从西安到伊犁的日记是由他的后人在光绪三年（1877）刻印出来的。不过据《林则徐集·日记》（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所收这段日记的原稿对勘可知刻印时颇多删改。 派赴各省的主考和学政几乎无例外地要写日记。如潘祖荫《秦輶日记》瞿鸿《使豫日记》和《使闽日记》皆只记行程严修《蟫香馆使黔日记》、吕佩芬《湘轺日记》除记行程外并记考试诸事。 考生赴试的有云南新平举人马太元的《北游日记》。官员入都或赴任的有黎庶昌《丁亥（1887年）入都纪程》记由黔川陕晋北上；保廉《辛卯（1891年）侍行记》随其父陶模自陕入觐又赴新疆巡抚任。这两种日记详记沿途山川道路等情并予考订号称博雅之作。 还有其他出差日记如聂士成的《东游纪程》（1893年）李树棠的《东缴纪行》（1898年）皆自天津至黑龙江的往返考察日记。 近代中国派员出国考察或派出驻外使臣及其随员多有日记近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和岳麓书社搜集整理编印《走向世界丛书》已出第一辑1o册收36种其中主要是外交使者的日记记有：斌椿《乘楂笔记》、志刚《出使泰西记》、张德彝《航海述奇》、《欧美环游记（再述奇）》、《随使法国记（三述奇）》、《随使英俄记（四述奇）》。祁兆熙《游美洲日记》、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刘锡鸿《英轺私记》、何如璋《使东述略》、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徐建寅《欧游杂录》、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载泽《考察政治日记》等。此外尚有黄山书社出版的崔国因的《出使美日秘日记》。 还有一类专题日记是专记特定事件的一些日记。鸦片战争时有张喜奉派赴英舰接洽议和的《抚夷日记》曹晟记英军陷上海的《夷患备尝记》朱士云记英军陷镇江的《草间日记》等。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记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的有不著撰人的《庚申都城戒严事记》刘毓楠《清咸丰十年洋兵入京之日记》等。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日记更多。如陈徽言《武昌记事》记太平军第一次克武昌；周邦福《蒙难述略》记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克庐州府（合肥）事。松江姚济《小沧桑记》秀水（嘉兴）沈梓《避寇日记》皆记咸丰十年（186o）太平军东下苏浙等地情况。中法战争时期有唐景崧的《请缨日记》。八国联军入侵时期的日记以北京、天津为多刘孟扬《天津拳匪变卷记事》不只记“拳匪”且记八国联军；鹿完天《庚子北京事变记略》作者系教民记避入使馆被围困情况。仲芳氏《庚子记事》、杨典诰《庚子大事记》、华学阁《庚子日记》、高楠《高楠日记》等记北京情况为主兼及各地。 多年连续不断的日记特别是重要人物的常年日记记录所经历的重要事件始末具备最有价值。近代重要人物的日记主要有：《林则徐集·日记》（中华书局）。其中他领导的禁烟运动和反抗英国侵略期间的日记最有价值。《李星沅日记》中华书局《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之一。这是道光二十年至二十九年（184o—1849）李星沅历官豫、陕、川、苏、云南、两江监司、督抚的日记所记颇详。曾国藩日记先有18o9年据手稿影印的《曾文正公手书日记》1965年台湾又出版手稿影印本增添了道光十九、二十两年的日记；近年岳麓书社编印《曾国藩全集》《日记》部分据以上两本校点排印出版。《郭嵩焘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o年版。他的日记自咸丰五年（1855）起至光绪十七年（1891）止（缺三段约39个月）。翁同龢日记1925年有影印手稿本名《翁文恭公日记》中华书局近年编入《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中出版标点排印本名《翁同龢日记》。起咸丰八年（1858）至光绪三十年（19o4）逝世止前后46年（只缺咸丰九年四月以后9个月）。另有《军机处日记》为他第一次充军机大臣时（1883—1884）的办事备忘手记有1938年影印本现亦校点整理附印在《翁同龢日记》中。《王文韶日记》中华书局《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之一。（183o—19o8）字燮石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历官湖南巡抚、云贵总督其日记起自同治六年（1877）止于光绪二十八年（19o2）稿本有缺失大部分完整。记事比较周全内容丰富。 还有些常年日记作者并非身居要职的达官显宦但所记者抑或涉及大事要事特别是数十年不断遂亦为世所重。这样的日记有赵烈文的《落花春雨巢日记》（1852—1856）和《能静居日记》（1858—1889）；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1863—1889）；《赵缦堂日记补》（1854—1862）；《郇（荀）学斋日记》（1889—1894）；王闿运的《湘绮楼日记》（1869—1916）；叶昌炽的《缘督庐日记》（187o—1917）；孙宝瑄的《忘山庐日记》仅存光绪十九年至三十四年（1893—19o8）间的十年的日记。 宋教仁的《我的历史》是他留学日本时的日记起19o4年1o月3o日迄19o7年4月9日（缺19o5年9月22日至12月）多记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192o年在宋氏故乡湖南桃园石印出版。近年收入陈旭麓主编之《宋教仁集》中华书局出版。 还有一些从常年日记中分类摘抄（不是全抄）重行编次的有：曾国藩《求阙斋日记类抄》方玉润《星烈日记汇要》吴汝纶《桐城吴先生日记》。这样的分类日记其好处是便于按类查找材料。 野史、回忆录、笔记等野史也叫稗史是相对正史而言。大多是作者回顾某一历史事件中的经历之作凡属个人经历的就是回忆录也有于个人回忆之外兼采其他材料的。近代这类野史很多比较有史料价值的大都已能择要稍作介绍。甦庵道人（杨綮）撰《出围城记》（《鸦片战争》第3册）作者镇江人此文记鸦片战争时英军陷镇江事于乱离之状言之甚悉。 涤浮道人撰《金陵杂记》、谢介鹤撰《金陵癸甲记事略》、张汝梅撰《金陵省难纪略》（《太平天国》第4册）太平军攻占南京时作者皆在南京城里所记为亲身见闻为研究太平天国建都初期情况的重要史料。 陈思伯撰《复生录》（《近代史资料》总第41号）作者在武昌参加太平军后随军北伐进至天津附近又4o年后写成此文这是从太平军内部记述北伐全过程的回忆录。 李召棠撰《乱后记所记》（《近代史资料》总34号）作者是安徽贵池人是他在当地经历了太平天国战争之后写的回忆录。 《庚子西狩丛谈》吴永口述刘治襄记录。庚子年（19oo）慈禧太后携光绪帝西逃时吴永正官怀来知县于混乱中接驾并随扈西行“回銮”时又自西安随行至开封亲见往返情形并得与闻行宫琐事。所记慈禧太后的多次谈话为其他记载所不及。 《辛亥革命回忆录》是解放后为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动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人撰写的回忆录的结集间亦有写于解放前的共3oo多篇编为6册1961至196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后文史出版社有增编。作者各据所经历的和所知道的情况撰写有很多是过去未曾见于记载的。 近代笔记甚多内容亦杂记人记事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记典章制度记风俗人情总之所记内容并无限定。其中以记亲身经历和直接见闻者可信性强；记间接传闻的其可信度就要看情况来判定了。亲自经历和见闻的笔记如《水窗运呓》2卷上卷湖南湘潭欧阳兆熊撰下卷浙江嘉善金安清撰内容记述道光、咸丰、同治各朝的政治、经济、社会风尚等情况共约1oo条。《梦燕亭杂记》2卷陈燮龙著。作者以兵部司员追随荣禄庚子之变时以顺天府尹留京此后十年间外任督抚杂记所记其这段时期内亲身经历闻见之事多涉及清末政局。内容既有直接见闻也有兼采其他材料写成的笔记。又《革命逸史》6集冯自由著中华书局1981年新版。此书记述清末革命党人的种种活动根据作者的亲身见闻并参考一些当时报刊等文字材料所记内容丰富翔实具体为治辛亥革命史者所不能不读。 有些主要是根据过去文字记载抄撮而成的笔记如《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42卷又《四笔》11卷陈康祺著。此书记述清初以来掌故属于近代者只是其中一部分大都是涉猎书籍摘抄而成。但多不注出处文字亦随手变动不是第一手资料其价值较差。《花随人圣盦摭忆》黄浚著。他在南京时以《摭忆》为总题撰写遗闻轶事连载于《中央周报》1943年集印成书1983年上海古籍书店又影印出版。书中所记以晚清史事居多间亦述及更早的和民国初年的人和事。作者生活的时代较晚书中所记大多是他不能亲历的；但他多引用当时人的文集、笔记、日记、书札、公牍、密电所以所记的价值并不低。 近代笔记完全来自亲身经历的或完全不是亲身经历的并不多大多数是既有亲身经历的也有间接的；其价值高低也并不完全取决于是否来自亲身经历。 以下大体按内容先后举出比较著名的笔记：梁章钜《归田琐记》、《浪迹丛谈》黄钧宰《金壶七墨》薛福成《庸庵笔记》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徐宗亮《归庐谈往录》王之春《椒生随笔》史念祖《弢园随笔》龚淦《耕余琐闻》刘声木《苌楚斋随笔》刘体仁《异辞录》文廷式《闻尘偶记》李岳瑞《春冰室野乘》胡思敬《国闻备乘》魏元旷《坚冰志》、《光宣佥载》金梁《四朝佚事》继昌《行素斋杂记》何刚德《春明梦录》、《客座偶谈》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朱彭寿《旧典备证》、《安乐康平室随笔》夏仁虎（枝巢子）《旧京琐记》汪东（旭初）《寄庵随笔》刘成禺《世载堂杂忆》等。 搜集多种野史笔记将其中之遗闻轶事逐条抄出分类排列是为笔记汇编。其优点是材料集中而又分类便于查阅；缺点是不注出处无从考核其来源和可靠性这样的笔记汇编有以下三种。 《清稗类钞》48册徐珂编商务印书馆1918年出版。徐珂自清末即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作编辑他搜集大量野史笔记包括辛亥革命后报刊上有关清朝的遗闻轶事雇人分条抄出再由他润饰文字分类编辑共1.35万余条92类例如时令、地理、园林、外交、度支、考试、战事、宗教、会党、戏剧等类。中华书局于八十年代重排出版。 《梵天庐丛录》37卷柴萼编1925年石印本。此书辑录明清朝野遗闻而以近代者为多。共1898条分1183目。各条皆不注出处也有少数是他自己的见闻。 《清朝野史大观》12卷1936年中华书局出版1981年上海书店据其旧版复印。分编为清宫遗闻、清朝史料、清人逸事、清朝艺苑、清代述异等共五类。书前列有引用书目149种但每条并不注明出自何书仍不便于考核。此书内容和《清稗类钞》重复者不少。 第五节人物史料人物史料主要是人物传其次还有人名录（表）。 人物传人物传就体裁来分有传记、碑铭、行状、年谱和弟子记以及遗事、轶闻等。 年谱是一种编年体的人物传。有自撰的有后人撰的。自撰的自己记述自己的生平经历见闻史料价值高些。例如张集馨（18oo—1878）的《道咸宦海见闻录》（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又名《张集馨自订年谱》）；段光清（1798—1878）的《镜湖自撰年谱》（196o年中华书局出版）对所见之官场黑暗、社会矛盾记之甚详。但也并不是所有自己写的年谱其史料价值就一定高。如潘世恩（1769—1854）历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朝以状元出身官至大学士充军机大臣前后服官6o年且久处机要其政治经历可谓极丰富而其《潘文恭自订年谱》仅历述升迁详记恩赏大事如鸦片战争竟无一语及之。 年谱于身后由别人撰写的比自撰的多。有由其后人编写的如《湘绮府君年谱》是由谱主王闿运的儿子代功编写的。有由其门生故吏编写的如《曾文正公年谱》编者黎庶昌是曾国藩门下有名的四弟子之一。而如《左文襄公年谱》则是由左宗棠的后人请友人罗正钧编纂的并为之提供家藏的左宗棠留下的全部材料。这样的年谱编者和谱主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能掌握第一手材料；而且这样的年谱大都有纪念性质编写者郑重将事所以质量较高。 还有于其人死后多年为之编纂年谱的这多系后世学者研究性的著作。 如吴大澂（1835—19o2）的《吴愙斋自订年谱》（曾连载于《青鹤》杂志第1—2卷）记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叙述较简；又四十年代有顾廷龙编的《吴愙斋先生年谱》问世（1935年哈佛燕京社出版）广泛搜集材料内容远比前者丰富清楚。林则徐逝世8o年后魏应骐编《林文忠公年谱》（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是在就有关史料进行研究的基础上编写的。该书有一定价值但限于史料尚有考订不准处。又过了4o多年来新夏著《林则徐年谱》（198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材料丰富考核精详。 名公巨卿的门生弟子为之撰述生平行事间有称“弟子记”者。阮元（1764—1849）晚年退居扬州雷塘其门生张鉴等及阮元的几个儿子撰《雷塘庵主弟子记》按年代顺序记述阮元一生仕历、著述及家事甚详。此记又名《阮芸台相国年谱》因为这实际上也是年谱。求阙斋是曾国藩的斋名其门下王定安撰《求阙斋弟子记》也是按时间顺序纪事的年谱。到了袁世凯其门客沈祖宪、吴闿生也为之撰《容庵弟子记》记事至宣统三年（1911）出版于袁世凯做大总统势焰正盛的民国二年（1913）。还有一种《抱冰堂弟子记》分条记述张之洞的政绩实际是张之洞写的自我吹捧之作托名弟子记。 关于查找年谱的工具书最新的有来新夏著《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详载年谱版本著录情况、谱主简历和对该年谱的评述。 重要人物传记主要有《清史列传》私家撰述的主要有几家《碑传集》还有属于正史型的《清史稿·列传》。 《清史列传》8o卷不署编纂人1928年中华书局出版。1987年中华书局又出版王钟翰以此为底本的点校本。王钟翰在《点校序言》中认为该书的稿本来源有三：（1）出于原国史馆纂修的大臣列传稿本；（2）小部分抄自《满汉名臣传》；（3）大部分抄自《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全书人物约3ooo近代者几占一半有较高史料价值。 嘉道间钱仪吉辑《碑传集》收清初至嘉庆朝私家撰述的碑版状记之文。继之者有缪荃孙的《续碑传集》、闵尔昌的《碑传集补》、汪兆镛的《碑传集三编》等近代散在各处的私家撰写的碑铭传记之文主要收在这三种书里。 钱仪吉辑《碑传集》16o卷又卷、卷末各2卷。有光绪十九年（1893）刻本。内容共有2ooo余人分类编次。 缪荃孙以《碑传集》止于嘉庆朝乃继续搜集编成《续碑传集》86卷卷1卷光绪末江楚编译书局刻本。共收录1o99人的传几乎全都是近代的但未及收录死于光绪末和宣统朝的间有重见者（如何秋涛）。援《碑传集》体例也分类编次。 钱氏《碑传集》中有一小部分“有删节而无点窜”1。缪氏沿其例“亦或删节而无改易”1。但既删节文字事实也就难保尽如原意。又经过抄写、刻印总不免又多一些讹误。所以使用《续碑传集》应再找该碑传的出处原文。 闵尔昌搜集缪荃孙未及见之碑传编成《碑传集补》以补《续碑传集》为主《碑传集》所未收者间亦补之。1932年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出版。共6o卷又卷、卷末各1卷。共收834人的传（间有重见者如戴熙）分类编目。《碑传集补》所收人数虽不如《碑传集》和《续碑传集》多但对两集特别是续集作了重要的补充。例如张之万、李鸿藻、王文韶、翁同龢、孙家鼐、荣禄、鹿传霖、张之洞、6润庠、瞿鸿等是晚清政坛上的重要人物龚自珍、魏源为近代影响很大的思想家《续碑传集》均缺《碑传集补》给补上了。 汪兆镛编的《碑传集三编》意在续《碑传集》和《续碑传集》。他在《自叙》中说：“近有补编别出采及时流以媚浊世此则非愚瞀所敢知矣。”所谓“时流”者主要是指《碑传集补》中革命党人诸传他是不承认补编且要取而代之才辑录此三编的。《碑传集三编》5o卷卷1卷。汪兆镛生前仅编成清钞稿本1978年由香港大东图书公司影印出版。此书共收45o人的传也是分类编目。所收集不如前几种丰富。但毕竟又多搜集到了一些人物传其中也不乏重要的和有用的人物传如丁日昌、邓世昌、盛宣怀、陈宝琛如《新元史》的作者柯劭忞、《左文襄公年谱》的作者罗正钧、《镜湖自撰年谱》的作者段光清以及监督第一批赴美留学生的陈兰彬等。 以上几种碑传集中还有一些从方志中钞来的传也算是公家立传但为数不多主要的绝大多数是私家撰述的碑传事状。它们都是为使传主留芳后世而作充满了尊敬的称呼和颂扬的词藻不免虚夸若传主有不光彩1《碑传集》卷校刊者诸可宝写在《沈吉士书》后边的案语。 1缪荃孙：《续碑传集序》按此序写于宣统二年。 的事或曲为掩饰或根本不讲。而其褒贬标准除少数几篇清末党人传之外几乎全部都是从封建地主阶级特别是清朝统治阶级的立场出来立言的。不过这些私家撰述的碑传毕竟记载了大量的近代人物事迹是清国史馆传所不能代替的又一类近代人物史料群。 《清史稿》536卷是记载有清一代历史的大型断代纪传体史书。自1914年设清史馆由前清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为总裁（馆长）延聘清朝遗臣及旧文人1oo多人先后参加编写192o年写出初稿至1926年始着手修订定稿而“以馆长病故北伐日亟”1北洋政府摇摇欲坠修订工作尚未完成即于1927—1928年仓促印出。出版后曾被南京国民政府查禁因它站在清朝立场上反对和污蔑革命党。有的批评者则认为它撰述不合史法内容未经考核等等。然而它毕竟汇集了有清一代史事成此一部大书没有别的书可以取代它。六十年代台湾出版补充修改本删去“稿”字径名“清史”但仍不能取代原书。1981年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又出版《清史稿》的影印本。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中华书局组织史学专家整理“二十四史”同时也按同一规格整理《清史稿》并且采用“二十四史”同一版式于1977年出版这就是中华新版标点本这是此书问世5o年来最好的版本。 《清史稿·列传》部分（不包括土司、藩部、属国等传）中之人物约一半属于近代有15oo多人。这些人物传特别是重要人物如高级官员的传所根据的材料主要是清国史馆传稿也参考私家撰写的碑传事状。但若作为研究中国近代史和近代人物的根据来说它不是第一手史料。近代距今不远比这些列传更原始的记载尚不难寻见。 其他传集有朱孔彰撰的《中兴将帅别传》3o卷收曾国藩等6o余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辽宁刻本；又续编6卷收李鸿章等后死者1o余人光绪三十二年（19o6）江宁刻本。此书内容主要是湘淮军将领的传又有僧格林沁以及华尔、戈登、勒伯勒东等洋将的传。出版以后一时风行。上海书商改名翻印有名《咸丰以来功臣别传》者有名《中兴名臣事略》者后者又与李元度的《国朝先正事略》合为一书名为《续先正事略》。 所有上述人物传中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缺点即作者很少反映近代中国的新思想、新事物。例如冯桂芬传中不谈他的《校邠庐抗议》《盛世危言》的作者郑观应根本无传他如唐廷枢、朱其昂虽也已官至道员亦均无传。其他还有一些地方性的人物传集如徐世昌编的《大清畿辅先哲传》马其昶撰的《桐城耆旧传》杨昌濬等撰的《甘肃忠义录》王国均等纂的《沧城殉难录》等为数不少。而地方性的人物群传更大量地存在于各省府厅州县的地方志中。 人名录人名录不同于人物传它不像人物传那样记述传主生平事迹而只记录人物的姓名、籍贯或再加上其人的简历至多包括家庭情况和社会关系。人物传一般单独成篇人名录则必须是某方面、某范围的人物群能向人们提供该方面、该范围的人事信息。 人名录主要分两大类：一是职官录一是科名录。前者是政府官员的人1朱师辙：《清史述闻》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75页。 名录后者是科举中式的人名录。近代学堂兴起又有毕业同学录。 职官录职官录有全国范围的有地方范围的也有只是某某衙署的。其中以全国范围的职官录为最重要。 清代全国职官录的正式名称为《爵秩全览》这是吏部官刻本的名称。 坊刻本或名《大清缙绅全书》清末还有题名《大清日新职官录》、《大清最新百官录》等。这类开列全国官员名单的书也可以说是一部具体的职官志能使我们一目了然地了解各衙署内部的组织结构和各省的行政区划及其隶属关系。 辛亥革命以后建立民国“爵秩”、“缙绅”之类的称呼已不合时宜于是继之而出的名为《职员录》由中央政府的印铸局负责编印。书内开列除大总统和副总统以外的自中央的国务总理到各省县知事的全国文武官员名单。开始由于编制未全常有空缺。后来由于政局动荡北洋政府不能控制的省份也常常空缺。到北洋政府后期因经费拮据已不能按时出版了。以上是全国官员人名录尚有各省官员的人名录当时大都名之为“同官录”。但也不是作为一种制度按期编印而是或有或无。就现在各图书馆收藏来看尚不能说各省皆有更不能说每年皆有。 衙署题名录一般是记载本衙署自清初到编纂当时的官员名单按到任先后排列注明字号、籍贯、出身及简历兼有注明后官至某官者。 这类衙署官员的题名录也不是定制以内的事。有的记载本衙署全体官员有的只记载该衙署的某一类或某一小单位的官员。例如《枢垣题名》是军机处全体官员题名而《国朝御史题名录》（又叫《谏院题名》）则只载历年补授的御史名单不载都察院正副都御史也不载六科给事中即不载“谏院”（都察院）的所有官员。 辛亥革命以后直至现在6续有后人编的清代或晚清某些衙署重要官员的年表。 先是《清史稿》中的重要官员年表：大学士年表军机大臣年表部院大臣年表疆臣年表交聘年表（上编为中国遣驻使下编为外国遣驻使）。1932年出版《清代征献类编》严懋功纂其中有年表四种：宰辅年表2卷、八卿年表、总督年表3卷、巡抚年表4卷。 建国后出版的有：钱实甫编的《清代重要职官年表》、《清季新设职官年表》章伯锋编的《清代各地将军都统大臣年表》最后钱实甫编的《清代职官年表》四册于198o年出版可谓有清一代重要官员人名录的总汇了。由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和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的《清季中外使领年表》于1985年出版备载中国派驻外国的使臣和外国派驻中国的公使兼载中外领事可为《清史稿·交聘年表》和《清代职官年表·出使各国大臣年表》之补充。 建国后新编出版的还有刘寿林的《辛亥革命后十七年职官年表》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1912—1928）的职官年表包括中央和各省中级以上各衙署官员的人名录。 所有以上建国后编印的诸职官年表后面都附有“人名录”注明各该官员的简历还附有“字号索引”。 科名录通过科举制度的各级考试取得功名的人如秀才、举人、进士等等的人名录总称之为科名录。 同科考中的人彼此称“同年”把他们编在一起的科名录一般称之为《同年录》。最低一级的院试考中的新秀才地位尚不高编刻同年录者尚不多。新科举人通常都有《乡试同年录》内载名号、籍贯、生辰、简历、三代及家世情况。最高一级的考试是各省举人齐集京师参加的会试包括殿试和朝考。会试榜后中式者称贡士官方照例刻印本科《会试录》。新贡士接着应殿试成进士官方及书坊随即刻印本科《登科录》。再经朝考然后授职照授职情况编印《同年官职录》。还有一种《会试同年齿录》按年齿（龄）大小排列。 还有地方性的历届科名录全编单独成书者不多但大量存在于各省府州县的地方志中。 明清两代历科进士题名碑现仍存于北京国子监。近由朱保炯、谢沛霖编成《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198o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备载明清两代2o1科取中的51624名进士名单。道光朝以后的共39科进士998o人。每科一碑分科列名下只注籍贯在各种科名录中这是内容较简略的但也为我们查找人物材料提供了线索。 民国年间最后一科即光绪三十年（19o4）甲辰科榜眼朱汝珍辑的《词林辑略》出版有清一代历科翰林全收在这里。所记除姓名、字号、籍贯外并记始终官阶、封爵、谥号以及著作较以前诸书为详。 清末学堂渐兴学生毕业时有编印《同学录》。 近代人名录包括职官录和科名录在传世的近代人物史料中占有很大的分量除有很多单独成书的以外还大量存在于近代地方志的职官志和选举志中。它们虽然不像人物传那样为我们提供比较完整的记载但却可以提供人物生平线索。近代人物之留有传记的和在各种人名录中之留有姓名及简单记载的相比后者比前者要多得多占有数量优势所以这也是一个不可忽视足资利用的人物史料群。 第六节经世文选编《经世文编》和《补编》清代至乾嘉之际社会矛盾日渐尖锐于是关心社会现实问题的经世思想也日益兴起。乾隆年间6燿辑成《切问斋文钞》选辑清人经世致用的文章于一编为清后期经世文选编之先驱。但还未太引起人们的重视。道光初江苏布政使贺长龄有志于此延请魏源辑成《皇朝经世文编》这是清代以《经世文编》命名的第一部书始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皇朝经世文编》12o卷魏源辑于道光六年（1826）成书选录自清初以来的经世文章2193篇作者45o余人。不论其身份地位只视其文章内容“凡俾世用者”皆选入文编。分为8纲65目卷前有总目还有所收文章的作者及其论著的简单介绍供读者了解作者简历及查找文章出处。道光七年（1827）刊出后深受世人重视影响很大6续有多种版本重刻重印。此书是在鸦片战争前编成的但所论列的问题大都到近代也还存在或更有了展为治近代史者不可不读。 道光末有张鹏飞编的《皇朝经世文编补》又名《补皇朝经世文》。 他推崇魏源编的《经世文编》但认为其选文有“详东南略西北”的缺点于是增补重刻增补计351篇多为西北人士之文。此书成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已在鸦片战争之后但并无涉及鸦片战争的文章。该书仅有张鹏飞的束鹿堂咸丰元年（1851）刻本流传不广。 洋务运动时期的《经世文续编》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和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动荡清政府展开了洋务运动。在此时期主要有饶氏、葛氏、盛氏三家《皇朝经世文续编》。其中颇多有关洋务的文章。这是接踵《皇朝经世文编》而来的《续编》但却有了不同于《皇朝经世文编》和《补编》的时代特点。 饶玉成所编《皇朝经世文续编》12o卷有光绪八年（1882）刻本。 共519篇其中有33篇抄自《皇朝经世文编补》。补录了一部分道光以前的文章主要是选录道光、咸丰、同治三朝5o多年间的经世文章。有关洋务的文章不少。一如魏编体例分8纲63目。此书对所选文章有妄加删略之处且校印不精为时人所讥。 葛士濬辑《皇朝经世文续编》12o卷。此书于光绪十四年（1888）由上海图书集成局出版以后又有数种翻印本。主要收录鸦片战争以后到光绪初年的文章也补选了少数近代以前的文章共13o1篇其中有和饶玉成《续编》重复的246篇。其编例沿袭魏编大体反映了中国近代前期社会大变动的情况在三种《皇朝经世文续编》中以这一种的影响最广。但因成书当嫌仓促选文间有删节不当或校勘不精之处。 盛康所编《皇朝经世文续编》12o卷。其子盛宣怀也参与编辑工作。 所收道光至光绪近8o年（182o—1897）间文章其编例仍沿袭魏编共8纲71目（有关对外交涉的文字拟辑为外编别立纲目故未编入）1989篇。作者达538人编列作者生平简介及文集名以便追索原出处。奏议皆注明日期。有光绪二十三年（1897）武进盛氏思补楼刻本。木刻印刷的数量受限制又成书较晚所以流传之广不如葛编。但因内容丰富校刻精审再加编者之声名显赫故仍得到当时社会的重视。出书时已至戊戌变法前夕但不收维新派的文章。 甲午战后至戊戌时期的经世文选编甲午战争失败人们产生了急于救亡图存的危机感维新变法运动也迅进入。在这一时期出现下述一些经世文选编有的仍承袭上一时期的洋务内容有的则选收资产阶级维新派鼓吹变法的文章。 ------------ 2 《皇朝经世文三编》8o卷陈忠琦编光绪二十四年（1898）上海龙文书局石印本。又有二十七年（19o1）上海书局石印本二十八年（19o2）上海龙文书局石印本。本书为葛氏《续编》之续编故称三编。所收为葛氏《续编》以后十年间（1888—1897）的文章共639篇有些是外国人写的。《皇朝经世文三编增附时事洋务》（又名《新增经世文续编》、《皇朝经世文新增续编》、《皇朝经世文新增时务续编》）72卷甘韩编光绪二十三年（1897）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收甲午战争以后三年间的“时务”文66篇介绍外国情况的“洋务”文12篇。 《时务经世文编》（又名《皇朝经世文编五编》）32卷光绪二十三年（1893）求是斋编辑出版又二十八年（19o2）香港宜今室石印本。收甲午战争以后关于新政时事论文377篇编者曾出使英法等国颇谙西事选文亦多采言西事之书是一大特点。 《皇朝经世文新编》32卷麦仲华编光绪二十四年（1898）上海书局石印本。这是维新运动时期编辑出版的书内容主要是鼓吹变法议论新政的文章共511篇其中有外国人写的165篇。光绪二十八年（19o2）又有上海古香阁石印本惟康有为、梁启的文章不署名。 庚子以后“新政”时期的经世文选编光绪二十六年（19oo）慈禧太后挟光绪帝出逃西安十二月初十日（19o1年1月29日）下诏变法。于是戊戌政变后一时沉寂的谈新政不再禁忌反而成为时尚。旧有的经世文编大都重新出版也有些新编的当时不只是学者关心经世大业之作书商也将其视为应时牟利之作。市场需求大也反映了当时社会人士关心新政。 《皇朝经济文编》128卷求自强斋主人编。成书于光绪二十六年（19oo）二十七年（19o1）上海慎记书庄石印本。此书选收清末经国济世之文为主多戊戌变法前后文大约由于戊戌政变后的顾虑作者多不署名。《皇朝经济文新编》62卷上海宜今室主人编辑光绪二十七年（19o1）石印本。多收经国济世以救农工商的论文共846篇。此书出于书贾之手编选欠精又多不署作者。在相继出版的这类书中此书不为当时人重视。《皇朝经世文统编》1o2卷邵之棠编光绪二十七年（19o1）上海慎记书庄石印本又上海宝善斋石印本。选文自清初至光绪二十七年主要是道光以后诸朝的共2481篇。为供当时应经济特科考试者参考。此书在各种经世文编中是收文最多、内容最广、子目最细的一种。 《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21卷甘韩编光绪二十八年（19o2）商绛雪斋书局本又瑶林书馆本。收光绪二十七年（19o1）元月至二十八年（19o2）五月间的文章共557篇。 《皇朝蓄艾文编》8o卷于宝轩编光绪二十九年（19o3）上海官书局铅印本。这实际上也是《皇朝经世文新编》的继续续收戊戌前后论述维新变法的文章共1o79篇。此书晚于《新编》四年为选收中外人士关于变法论述文最完备的一部。 《皇朝经世文四编》52卷何良栋编光绪二十八年（19o2）鸿宝书局石印本又上海书局石印本。“皆取中西名人伟论有关经世之用为初、二、三编所无者莫不搜求”（《凡例》）而多数为写于庚子前后的文章共359篇。此书系为满足清政府宣布行“新政”后一般士大夫的需要而选编的反映资产阶级维新变法的文章多未选收。 《皇清道咸同光奏议》64卷王延熙、王树敏编光绪二十八年（19o2）出版。这是只选收奏议的一种经世文选编。 此外尚有仲英采辑的《洋务经济新学论》（1895）、管斯骏编《洋务自强新论》（1896）、陈昌绅编《分类时务通纂》（19o2）等等。 第七节报刊中国近代报刊开始是由西方来的外国人创办的稍后才有中国人创办的。到戊戌维新运动时期宣传维新变法的报刊受到读者欢迎形成一个报刊。进入二十世纪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以报刊宣传反满革命形成又一个报刊。辛亥革命爆之后革命派活动由秘密转向公开全国报刊骤增其中言论主张并不一致但总之是言论自由一扫旧皇朝时期的法令禁锢。袁世凯及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报刊又被迫萎缩然而也酝酿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具有崭新思想的报刊的出现。 外国人在中国创办的报纸最先在中国创办近代报刊的是外国传教士他们创办中文的和外文的报刊既向中国人传教也向外国人介绍中国情况为其侵略中国服务。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人包括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逐步增多十九世纪四十至九十年代半个世纪中他们在中国创办的中外文报刊有17o余种约占同时期中国报刊总数的95％。主要有《万国公报》、《中西闻见录》、《益闻录》等。《万国公报》是这些报刊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种。1868年创刊于上海初名《教会新报》1874年改名为《万国公报》。主编林乐知。这是以时事为主的综合性刊物。19o7年停刊。《格致汇编》1872年创刊于北京初名《中西闻见录》1876年迁于上海改名《格致汇编》。英国人傅兰雅主编。以介绍科学知识为主。1892年停刊。《益闻录》1878年创刊于上海李杕主编。主要报导国内新闻。1898年与《格致新闻》合并改名《格致益闻汇报》。 为适应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需要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商业性质的报刊也迅展起来其中以《申报》最为重要。《申报》1872年创办于上海为英国商人美查（jor）集资创办。19o9年卖给报馆买办席子佩。1912年席又卖给史量才。1949年停刊。历时77年共出版约25ooo号。内容有论说、新闻、广告、货物价格表、轮船进口表等。因历年久所载近代史料甚丰富尤富于经济史料。上海又有《新闻报》1893年创刊先后由英国人丹福士（adanforth）和美国人福开森（g）主持也偏重经济新闻及商贸消息一度成为可与《申报》竞争的上海大报。1949年停刊。此外尚有天津英国人办的《时报》（1886—1891）、北京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19o1—19o3）。 这一时期帝国主义还在中国创办了一些外文报刊。其中时间长影响大的当数在上海出版的《北华捷报》（northnetaheaa1d）。《北华捷报》185o年创刊为英国人创办的一种周报。主要刊载时事新闻、商情、司法和领事公报。后因商情新闻日增1864年增出日报《字林西报》（northnetes）作为《北华捷报》的副刊。随着《字林西报》行量的扩大《北华捷报》反而成为《字林西报》的星期日增刊。《字林西报》成为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喉舌。两报皆于1951年停刊。 中国人创办的报刊和维新运动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起在香港、广州、上海、汉口等地也先后出现了中国人自己办的最早的一批报刊如香港有《中外新报》（创刊于1858年）、《华字日报》（1864年）、《循环日报》（1874年）、汉口《昭文新报》（1873年）、上海《汇报》（1874年）、广州《述报》（1884年）、《广报》（1886年）等。这些报刊多由初具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进步知识分子所创办向国人宣传了一些新知识、新思想。 到维新变法运动兴起时期中国人办的报刊开始出现。在1895—1898年间由维新派创办的各种报刊达3o多种其中《中外纪闻》、《强学报》、《时务报》、《知新报》、《国闻报》、《湘学报》和《湘报》等影响较大。 《中外纪闻》1895年8月创刊于北京由强学会主办梁启、麦孟华编辑两日刊。初名《万国公报》因与上海广学会所出刊物重名12月改名《中外纪闻》。主要转载邸报编译西电西报介绍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况意在广开知识改变士大夫不通外情的闭塞状况。每期随《京报》送与在京官员达二三千分。1896年1月被封禁。是月强学会上海分会创办《强学报》又出三期即与《中外纪闻》同时被封禁。 《时务报》1896年8月在上海创刊1o日1册汪康年任总理梁启等任主笔。以宣传变法图存为宗旨数月间销至一万多份。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下令改为官报并派康有为督办。汪康年以“商款仍归商办为由”改为《昌言报》又出了1o期。 《知新报》1897年2月在澳门创刊总理为康广仁、何廷光。先为五日刊后改旬刊又改半月刊。宣传变法图存介绍戊戌新政。政变后继续出版为维新变法辩护。19o1年停刊。 《国闻报》1897年1o月在天津创刊严复主编日出一大张。主张变法自强为维新派在北方的主要报纸。又出副刊《国闻汇编》旬刊。戊戌政变后售予日本人。 《集成报》1897年5月6念护创办于上海旬刊为维新运动时期文摘性的刊物。今见者有第1—34册保存大量史料分类辑录便于检阅。戊戌以后的立宪派报刊戊戌政变镇压了维新运动但由维新运动激荡起来的办报热潮却不可遏阻中国近代报刊仍保持着展势头。 康有为、梁启等逃亡国外成立保皇党继续进行政治活动继续创办报刊主要有《清议报》、《新民丛报》、《政论》、《国风报》等。《清议报》1898年12月在日本横滨出版旬刊。梁启主编宣传实行君主立宪主张保救光绪皇帝。19o1年12月因火灾停刊共出1oo期。后又出版汇编本《清议报全编》26卷内容有增删编次也和原刊不同。《新民丛报》19o2年2月创刊于日本横滨初为半月刊后不定期。 仍由梁启主编为当时改良派最主要的宣传阵地。其后革命思潮高涨而此报仍坚持君主立宪反对革命与革命派的《民报》展开论战声誉骤减于19o7年8月终刊共出69期。 《政论》19o7年1o月创刊于日本东京后移上海出版月刊。为政闻社机关报梁启、蒋智由主编宣传君主立宪反对暴力革命。出至9期停刊。 《国风报》19o1年在上海出版旬刊。行人何国栋实际主持人为梁启。立论仍主君主立宪要从思想上影响和指导当时的资产阶级立宪运动鼓吹展民族资本主义的实业和金融。至1911年6月停刊共出52期。以上为戊戌政变以后至辛亥革命爆前以梁启为主要编辑人的君主立宪派的主要刊物。此外尚有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行的《外交报》和《东方杂志》其政治主张也是君主立宪但不像上述诸刊那样着重宣传政治主张而主要是时事报道和时论选辑。《外交报》19o2年1月创刊至1911年1月停刊旬刊共出1oo期保存了辛亥革命前1o年间有关中外关系的丰富的编年史料。《东方杂志》19o4年3月创刊至1948年12月终刊是中国近代出版时间最长的大型综合性杂志月刊（中间曾改为半月刊）共出44卷。保存了极为丰富的历史资料。 辛亥革命前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报刊随着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高涨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进行武装斗争的同时也创办了许多报刊进行革命宣传。他们在国内各地以及港澳、日本、南洋、美洲等地创办了约12o多种报刊其中日报6o多种期刊5o多种行数量最多的达2万份。 《中国日报》19oo年1月在香港创刊陈少白任社长兼总编辑。日报日出两大张同时附出《中国旬报》刊载长稿。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第一份报纸兴中会和同盟会的机关报。曾和香港的保皇派报纸《商报》展开论战。辛亥革命后迁广州成为国民党的宣传机关。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被查封。 《苏报》1896年6月创办于上海初以报道市井琐闻为主。19o2年章士钊任主笔渐成为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的机关报19o3年清政府勾结租界当局将《苏报》查封。 在日本主要在留日学生中创办一批宣传革命反满的报刊。19o1年有《国民报》19o2年有《游学译编》19o3年有《湖北学生界》、《浙江潮》、《直（隶）说》、《江苏》19o4年有《白话》19o5年有《醒狮》19o6年有《洞庭波》、《云南》、《豫报》、《鹃声》19o7年有《汉帜》、《晋乘》、《粤西》、《河南》19o8年有《四川》、《夏声》等。其中尤以《民报》影响最大。《民报》的前身是华兴会的《二十世纪之支那》19o5年6月创刊于东京。中国同盟会成立后改名为《民报》为同盟会之机关报这年11月26日在东京创刊。孙中山亲撰《刊词》第一次将同盟会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公布于世。初为月刊后改为不定期出版共出26期另有一本增刊《天讨》。内容以政论为主宣传革命思想力辟保皇谬说甚得读者欢迎销数一增再增行至18期以后销数已达12ooo多份。 辛亥革命前夕在上海出版的鼓吹反清革命的报纸最著名的当数相继创刊的《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世称“竖三民”主要创办人为于右任。《民呼日报》19o9年6月创刊出至93期被查封。不久改办《民吁日报》19o9年1o月3日创刊11月19日又被查封。191o年1o月11日又创刊《民立报》继续出版至1913年9月4日其间对辛亥革命及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均作了积极的报道和评论被袁世凯查封。辛亥革命及民国建立后的报刊辛亥革命的胜利及清朝政权的垮台使报刊一时间空前繁荣全国大城市及许多中小城市几乎都有报刊出版由原有的1oo多种骤增至近5oo种总销数达四千二百万份被称为中国报界的黄金时代。 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报纸得以抒的时期如前述《民立报》之外尚有北京的《国光新报》、上海的《民权报》、《太平洋报》、《中华民报》、《民国新闻》以及武昌起义后不久即在武昌创刊的《中华民国公报》等它们的共同点是坚决主张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反对袁世凯独裁。 这一时期的报刊呈多元化的展各政党、团体、政治派别、以及各持不同政治观点的个人都可以创办报刊。比较重要的有：《大共和日报》为中华民国联合会机关报1912年1月4日在上海创刊章炳麟任社长兼总编辑。其政治倾向是拥护袁世凯反对国民党。后成为共和党的报纸1915年6月停刊。 《民声日报》1912年2月在上海出版为黎元洪创办的报纸反对孙中山及南京临时政府。后为民社机关报。 《庸言》1912年12月在天津创刊先为半月刊后改月刊以政论为主实际反映进步党的政见。 《亚西亚日报》1912年在北京创刊为袁世凯的御用报纸。 《不忍》杂志1913年2月在上海出版月刊康有为创办仍然表反对共和的主张。 在袁世凯和北洋政府以及各地军阀统治下报刊受到严重摧残。但1915年新文化运动兴起《新青年》创刊中国报刊又有新的气象《国民》、《新潮》、《每周评论》等相继出刊。 第八节建国以来近代文献的整理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对中国近代文献有过一些整理出版如故宫博物院编印的《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系整理清宫档案而成。自二十至四十年代先后有程演生、俞大维、萧一山、王重民等从法、德、英等国图书馆现太平天国印书多种拍照或抄录回来编印出版。说明人们已开始重视近代历史文献的搜集整理工作但成果尚不多。大规模地有组织地进行这一工作是在建国以后。主要有：（一）以大事件为主的史料整理（二）专史资料的编辑（三）有关中国近代史外文资料选译（四）《近代史资料》期刊为代表的零星史料的表。 中国近代大事件专题史料按中国近代大事件编辑史料当以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为代表。 建国之初中国史学会成立以后即着手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由徐特立、范文澜、翦伯赞、陈垣、郑振铎、向达、胡绳、吕振羽、华岗、邵循正、白寿彝为总编辑委员拟出《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捻军》、《回民起义》、《洋务运动》、《中法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北洋军阀》等共12个专题（最初还拟有“五四运动”专题）。这套丛书大多数在五十年代前期编成出版只《第二次鸦片战争》出版于七十年代末《北洋军阀》出版于八十年代末。这套丛书分头编辑并无统一体例；且有关史料各有差异亦难强求划一。早期出版的有的不免显得零乱如《鸦片战争》（1954年）其中有关的上谕、奏折选自多种来源不一定完全又不免重复。而《第二次鸦片战争》出版晚（1978年）在编辑过程中有较多的时间去搜集、整理、比较、选择几经修订而后定稿便显得清楚严整。有关的上谕、奏折全是就清故宫档案整理而成既完整又准确。 也有考核不精致选入伪作的失误。如《太平天国》中的《江南春梦庵笔记》和《义和团》中的《景善日记》都是伪造的1。至于选材时之取舍或有不尽适当之处要算是在所难免的小疵了。 这套丛刊总计有25oo万字搜罗宏富把许多分散在各处的史料包括一些流传不多或未曾刊布的史料编辑在一起呈献在读者面前只就这一点来说就对推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起了很大的作用为开展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中国近代史资料甚多仅有这样12个大事件的选题是远远不够的有些情况或事件就包括不进去例如马嘉理案和烟台条约、日俄战争就无从涉及。而且只就这12个大事件的史料来说丛刊已选录的也只有一部分或一小部分所以都不断有新整理的史料出版。例如根据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宫档案编的《鸦片战争档案史料》《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戊1据罗尔纲：《太平天国史料辨伪集》一书中之《太平天国史料里的第一部大伪书——〈江南春梦庵笔记〉》。程明州：《所谓〈景善日记〉者》见《燕京学报》第27期；丁名楠：《景善日记是白克浩司伪造的》见《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4期。 戌变法档案史料》、《义和团档案史料》、《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等。此外还有广东省文史研究馆编的《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所筹委会编的《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等。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的《太平天国资料丛编简辑》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编的《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头两种是《辛亥革命》和《南京临时政府》）等等为数甚多。近年又计划编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拟定的第一批专题有太平天国、中法战争、中日战争、立宪运动、辛亥革命。其中戚其章主编的《中日战争续编》11册已由中华书局出版。张振鵾主编的《中法战争续编》8册前2册为中文资料后6册为翻译法文资料；福建师范大学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的《清末教案》6册前3册为中文档案后3册为翻译外文档案均已由中华书局开始出版。中国近代专史、专题资料中国近代专史、专题资料的编辑出版包括经济史、思想文化史、军事史、中外关系史等而以经济史资料尤为显著。 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重要者有：《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194o—1895）、孙毓棠编；第2辑（1895—1914）汪敬虞编1957年科学出版社出版。又一部《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4辑陈真等编1957—1961年三联书店出版。内容以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为主故与前书很少重复可互相补充。《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4卷彭泽益编1957年三联书店出版前两卷内容为自鸦片战争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资料。《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4辑1957年三联书店出版第1辑（184o—1911）李文治编；第2辑（1912—1927）章有义编。以上四书搜罗宏富共计近一千万字。均按章节题目选编资料节录适当剪裁精到很便于查找参考。其他还有《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1863—1911）宓汝成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1辑（184o—1895）聂宝璋编；《中国近代盐务史资料选辑》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辑（184o—1911）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o—1895）姚贤镐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与经济政策资料选辑》（184o—1864）巫宝三等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赵靖、易梦虹主编。 其他关于地方或个人企业的经济史料有《近代上海地区方志经济史料选辑》（184o—1949）黄苇、夏根编；《贵州近代经济史资料选辑》（上）蒋德学主编；《清代四川财政史料》鲁子键编；《张謇农商总长任期经济资料选编》沈家五编；以及《上海钱庄史料》《荣家企业史料》、《刘鸿生企业史料》《启新洋灰公司史料》等等成绩也相当可观。 中国近代军事史料有张侠等编的《清末海军史料》和《北洋6军史料》杨志本主编的《中华民国海军史料》。 文化思想方面有张静庐编的《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二编）和《中国出版史料补编》；舒新城编的《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陈学恂主编的《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朱有恂主编的《中国近代学制史料》；陈学恂、田正平编的《留学教育》（《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之一）；李甄馥等主编的《中国近代哲学史资料选编》；陈崧编的《五四前后东西方文化问题论战文选》等等。 中外关系方面有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中美关系资料汇编》朱士嘉编的《美国迫害华工史料》陈翰笙主编的《华工出国史料汇编》孟广耀编的《中俄关系资料选编》等。 有关中国近代史外文资料选译建国以来对于有关中国近代史的外文文献资料也6续选译出版。这些资料相当一部分收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等书中也有一部分单行编集出版。如胡滨译的《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广东省文史研究馆译的《鸦片战争史料选译》、《鸦片战争与林则徐史料选译》王崇武等编译的《太平天国史料译丛》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的《太平军在上海——北华捷报选译》北京太平天国史研究会编的《太平天国史译丛》许崇信等译的《八国联军目击记》邹念之编译的《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等等。翻译的外文资料可以弥补中文文献的不足。 近代史资料期刊1954年《近代史资料》出刊。这是由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研究所）编辑的一个资料性期刊。初为季刊、双月刊中经停顿“十年动乱”后复刊现为不定期刊而总数已出至8o多期表了一千四五百万字的资料。内容包括自184o年以来清朝和民国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各方面的史料如档案、函电、日记、著述稿本、回忆录、访问记或调查记以及图片等原始资料成为治中国近代史的人不能不读的刊物。 《近代史资料》编辑组尚编有《近代史资料专刊》2o多种如《太平天国资料》、《庚子纪事》、《山东义和团案卷》、《民报》、《辛亥革命资料类编》等。 《近代史资料》极少表清宫档案而整理表清宫档案的则有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1989年改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的《清代档案史料丛编》不定期出版1973年开始至199o年已出至第14辑。 解放前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曾编印《掌故丛编》、《文献丛编》、《史料旬刊》6续刊布清宫档案。《清代档案史料丛编》是上承以上三种档案丛编而来的就故宫所藏清代档案以及少数明代档案以专题辑录每辑一般收数个专题。如第1辑的专题是：《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清政府的财政状况》、《辛酉政变》、《洪全福起事》、《顺治朝继续加派练饷》三个专题是近代的只最后一个专题是清初的且只收三个题本。而第4辑三个专题都是顺治年间的事只在最末收录了三件在清方档案中保存下来的太平天国文书。可见这个《丛编》选录近代档案并不偏重近代。 原在清宫以外的档案有些也已入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如清末重要督抚赵尔巽、端方的档案均已入藏。第8辑选辑主要有关辛亥革命时期东北情况的文件皆录自《赵尔巽全宗档案》；第14辑《出国游学生等致端方函札》8o通皆录自《端方档案》。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有《档案史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有《民国档案》皆季刊表一部分论文刊布一部分档案。其他如北京、上海等地的历史档案机关也编有包括近代档案的期刊。 第二章研究概况第一节建国前的近代史研究在新中国建立前近代历史已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与研究。其中资产阶级学者曾出版过一些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著作。例如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长河商务印书馆1938年）和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商务印书馆1947年）等等。这些著作在史料的收集、考订和某些具体问题的论述诸方面多有建树；某些论著对于近代历史的思考也不乏真知灼见。例如蒋廷黻在他的书中就提出了中国社会近代化的问题。他说：“近百年的中华民族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废除我们的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能富强不能者必遭致惨败毫无例外。并且接受得愈早愈好日本就是好例子。”但是从根本上看因著者的阶级局限上述的著作都未能给中国近代历史以科学的说明并指明其客观的规律性。更有甚者颠倒是非贬斥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而为帝国主义侵华政策作辩护。蒋廷黻将英国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说成是“东西对打”肯定琦善而贬抑林则徐并谓“不平等条约的根源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无知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法制未达到近代文明的水准”就是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真正构成近代史新学科的滥觞的是其时马克思主义者筚路蓝缕的开创性研究。1933年李鼎声出版了《中国近代史》一书是较早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代表作之一。1939年后在《中国革命和中国》、《改造我们的学习》等许多有名的著作中不仅号召重视对中国近百年史的研究还对诸如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与性质、中国民主革命的对象、动力与前途等一系列涉及中国近代史的重大原则问题作了马克思主义的精辟论述。这些论述后来成为新中国的学者们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理论依据。其后以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册）、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为代表的研究近代历史的开拓性著作6续问世。 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册）撰写于1945年1947年出版共分八章：第一章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章中国人民的反英反满斗争；第三章太平天国革命；第四章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五章洋务派的“自强”与第一次割地狂潮；第六章甲午战争及第二次割地狂潮；第七章第一次改良主义运动——戊戌变法；第八章对抗瓜分的义和团运动。本书虽未全部完成但其突出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主线是十分明显的。它揭露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蛮侵略；高度赞扬了从林则徐、洪秀全到义和团中国人民英勇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同时谴责了以清政府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实行对外妥协投降的政策祸国殃民。作者以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他说：“鸦片战争开始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它不再是完整的封建社会而是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了。战前的历史仅是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史；战后的历史是民主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史性质是截然不同的。” 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是一本专著。它从“官、民、夷”三者关系上阐述帝国主义侵略是怎样引起了近代中国社会内部各种政治力量的新调整和阶级结构的变化从而揭示近代中国历史展的本质与规律。作者在六版“序言”中指出：“为了说明只有彻底地从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下解放出来只有彻底地打倒作为帝国主义的工具的中国反动阶级中国才能有真正的国家的统一人民的民主和民族经济的展。为了警惕帝国主义会用这样那样的方法来破坏中国人民的革命为了指出中国的民族独立只有依靠无产阶级的领导而不能依靠资产阶级的领导来实现作者当然不需要在写作时丝毫离开历史事实的真相恰恰相反越是深入揭露历史事实的本质的、规律性的东西越是能说明问题。” 范文澜与胡绳的著作开一代新风对其后新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和教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节建国后近代史新学科体系的建立与展中国近代史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一般人囿于传统的观念厚古薄今甚至不认为中国近代史足以构成一门“学问”。只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人民政府建立了专门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机构在各高等院校历史系开设中国近代史课程培养和组织起一支稳定的教学和科研队伍中国近代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才得以真正确立并日益显示其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前景。 建国前旧有的资产阶级近代史学科体系有三大特征：（一）从通史编写的体例看藉以区分近代史展的不同时期和阶段的标准不是清朝皇位的更迭和北洋军阀当权者的更换就是中国社会政治运动的某些表象如“积弱”、“变政”、“共和”或者放弃分期而满足于对重大事件的简单铺陈。但无论采取何种体系旧的学者都无视对近代历史展本质和主流的把握；（二）固执唯心论的英雄史观无视、歪曲和贬斥近代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三）不承认近代中国历史展有自身规律性。显然资产阶级学者赖以指导自己研究的学科体系是历史唯心主义。 建国后史学工作者即开始努力探讨打破旧的资产阶级学科体系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的近代史学科体系。1954年胡绳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表《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一文引了一场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延续三年之久的大讨论并促成了新学科体系的最终确立。所谓分期问题就是要从纷纭复杂的中国近代历史现象中找到一条线索循此将中国近代历史的展划分为若干符合其自身逻辑的阶段以充分展现历史展的客观规律及其演进脉络。胡绳认为中国近代史著作的基本任务就是说明在外国帝国主义侵略的条件下中国近代社会内部阶级结构的变动及其相互关系和展趋势。因此“可以在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来做划分时期的标志”。据此他主张以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三次革命为主要标志将近代史分为七个阶段：184o—185o年、1851—1864年、1864—1895年、1895—19oo年、19o1—19o5年、19o5—1912年、1912—1919年。其后孙守任、金冲及、范文澜、戴逸等人先后提出商榷。其中有代表性的不同意见有二：（一）“从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展及其质的某些变化为标准”将近代史分为四个阶段：184o—1864年、1864—1894年、1894—19o5年、19o5—1919年（孙守任：《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的商榷》《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二）“应该是将社会经济（生产方式）的表征和阶级斗争的表征结合起来考察”将近代史分为五个阶段：184o—1864年、1864—1895年、1895—19oo年、19oo—1914年、1914—1919年（金冲及：《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意见》《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显然这些不同意见只是补充了胡绳的观点从根本上说并没有越前者。故讨论的结果胡绳的以阶级斗争为标准的分期法基本上为多数人所接受。 这就是说新中国的学者强调以阶级斗争为主线借以理解和把握近代历史展的本质与主流重在通过对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变化的考察揭示社会展的客观规律；并充分肯定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这就有力地打破了唯心主义的旧学科体系将近代史研究置于科学的基础之上建立起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新的学科体系。其基本范式可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两个过程”（即指在《中国革命和中国》中所说：“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三次革命”、“八大事件”（即指：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 新的学科体系不是抽象的它的确立生动地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1958年后近代通史性著作开始重新编写并6续出版。其中有影响的著作有：林增平著《中国近代史》（上、下册1958）、戴逸著《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1958）、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四册（1962年）、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四册（1965年）。这些著作尽管各具特色但就其编著体例而言都体现了以阶级斗争为主线以“三次革命”为标志的近代史学科的新体系。此外大、中学校中国近代史教材的编写也概莫能外。这样新的学科体系实际上已成为新中国不同层次的人们所共同接受的模式了；其二形成了对近代史研究的宏观指导。新中国的学者都能在自觉体认新的学科体系所揭示的对近代历史展本质与主流的规范上展开自己的具体研究。因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特别是建国后的17年间近代史研究的繁荣与展正是这一新的学科体系充分展布的结果。这即是说新学科体系的建立不仅为17年的近代史研究提供了赖以展开的前提同时其自身即构成了全部研究成果中最深刻、最本质之所在。 进入八十年代后又出版了一批通史性的近代史著作。其中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二册）是一部有广泛社会影响的著作。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著的《中国近代史稿》（四册）体例严谨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近代思想文化的展变化等都给予了应有的重视。苑书义等著的《中国近代史新编》（三册）博采众家之长而又不囿于成说对不少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但是这些著作在编写体例上尚未有根本性的突破。 随着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八十年代后研究者不可避免地要对一成不变的近代史学科范式提出异议。他们以为近代中国社会错综复杂动荡而变化急剧多样而非单一。现有的学科范式只突出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历史近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等更为丰富的内容被轻忽了本是丰富多彩的历史因之变得枯燥乏味。现有的中国近代史格局应当突破。不过尽管“三次革命”说在实际上已被研究者放弃但是近代史学科体系究竟应当怎样改造至今依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第三节建国后关于近代政治史的研究政治史从来是历史研究的主干加之近代中国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都空前尖锐社会经历巨变政治风云急剧变幻跌宕起伏所以政治史自然也构成了近代史研究的一个主要领域著述如林。近代政治史研究主要集中于“八大事件”。其中第二次鸦片战争和中法战争的研究除了蒋孟引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和牟安世的《中法战争》两部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外从总体上看相对薄弱。限于篇幅这里只具体介绍除上述二者之外的其他六大事件及北洋军阀研究。 鸦片战争史中英鸦片战争是中西方关系和中国历史展的重要转折点所以历来为研究者所重视。牟安世的《鸦片战争》和萧致治主编的《鸦片战争史》是迄今出版的两本系统研究鸦片战争史篇幅较大和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二者都注意到了广泛和充分地利用中外文资料却又各具特色。前者在详细考察了“鸦片输入”、“禁烟过程”、“战争过程”的基础上比较完整地描绘出了鸦片战争的全貌。同时作者着力从政治与军事两方面的结合上系统地考察了战争的历程包括每一阶段以至每一场主要的战斗在战略战术上的成败利弊都作了探讨使已有的研究深入了一大步。后者则视野更加开阔不仅仅将鸦片战争看成是中英两国间生的一场战争而且将之视为中国历史展中带转折意义的重大事件因之除了叙述战争的全过程之外更着力于从世界历史展的大视野探讨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后果和影响。陈胜粦著《林则徐与鸦片战争论稿》是一部论文集作者将林则徐的一生与整个时代和社会有机地联系起来作多方面和整体性的研究也比较全面地重现了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社会的历史场景。 同时研究者对于战争前后的士林风气、经世派以及对西方的了解汉学宋学的论争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战争前后中国社会经济状况与变化等等也都有所论述且观点愈趋平实。学术界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使用主战派、主和派两个概念界分鸦片战争时期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有的研究者对此提出异议以为清政府内部并不存在主战、主和两大阵营。道光帝为的统治集团经历了主抚—主战—再主抚的变化过程反映了儒家传统的剿抚并用的政策。而其失败则又提出了外交观念与政策“从传统走向近代化的任务”（郦永庆《从档案看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的对外政策-兼谈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问题》《历史研究》199o年第2期）。有的研究者则考察了士大夫的不同阶层在鸦片战争中的不同表现以为其上层即官僚士大夫多经历了由自大转为自卑的过程；其中下层即尚未入仕的读书人和虽入仕尚未更多受官场积习影响的中下层官僚多战前倡导禁烟战时积极参战战后则开眼看世界。中国传统文化积极与消极的层面都在不尽相同的士大夫身上表现其深层的影响（沈渭滨《从睡眼方开与昏昏睡去——鸦片战争与中国士大夫散论》《江海学刊》199o年第5期）。还有的研究者则着眼于一个长时段的考察以为嘉道间士习的衰恶是清皇朝步入衰世的表征一些有识之士因之起而批评时弊倡言变革形成了所谓的经世派。鸦片战争前后随着时代的变化经世派中的一些人将视野从时务扩展到“夷务”进而主张学习西方。但他们地主阶级的立场是坚定的即不是封建制度的“拆天”者而是补天者。林则徐、魏源、姚莹、冯桂芬等人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镇压农民起义从根本上说他们与湘、淮系的那些头面人物并无本质的不同。所以“从嘉道年间崛起的地主阶级经世派其展脉络是明显的这就是以湖南、安徽为中心的湘、淮系的一批人物”（龚书铎《清嘉道年间的士习和经世派》《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这些论述无疑都表现了开阔的思维。 鸦片战争时期的重要人物诸如龚自珍、魏源、林则徐、道光帝、徐继畬、姚莹、琦善等都有不少研究成果。其中林则徐的研究最有成绩。这方面的成果除了陈胜粦的《林则徐与鸦片战争论稿》外杨国桢的《林则徐传》具有代表性。作者“以林则徐的政治活动为主线以在历史上的突出贡献为重点”分章论列鲜明地突出了林则徐作为地主阶级改革家的形象。太平天国史建国前太平天国研究便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建国后更成为各专史研究中的热点成果最为丰富。 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是新中国太平天国研究集大成的巨著。全书15o万言共88卷。作者经过长期探索在我国古代作为正史体裁的纪传体基础上创造出一种综合性的新体裁。《太平天国史》正是依此新体裁撰成的太平天国通史性著作全书史料翔实见解精辟。其第一篇“叙论”对太平天国的始末作综合性的叙述与评论。第二篇“纪年”依时间先后为序记录大事。第三篇“表”分门别类列表以详。第四篇“志”为各种专门史凡政治、宗教、经济、军事、外交、礼仪、文化、艺术等皆有专志。第五篇“传记”上起天王洪秀全下至乡官钟志诚旁及捻军人物和其时各地各民族起义领袖如刘丽川、杜文秀等均为之立传。茅家琦主编的《太平天国通史》共三册同样是规模宏大的太平天国通史性著作。本书较全面而详细地叙述了太平天国的兴衰历史并及其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与外交等诸方面。全书资料翔实脉络清晰独具特色。 太平天国的专题研究成果更显丰硕。如郦纯的《太平天事史概述》、茅家琦的《太平天国对外关系》、郭毅生的《太平天国经济制度》、王庆成的《太平天国的文献和历史：海外新文献刊布和文献史事研究》、夏春涛的《太平天国宗教》等等就太平天国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作专深的研究各有创见。特别要提出的是钟文典主编的《太平天国史丛书》共15册计5oo万字现已6续出版了苏双碧的《太平天国史综论》祁龙威的《太平天国经籍志》钟文典的《太平天国开国史》张一文的《太平天事史》郭毅生的《太平天国经济史》吴善中、周新国的《太平天国刑法、历法研究》吴良祚、史式的《太平天国词语、避讳研究》贾熟村的《太平天国时期的地主阶级》茅家琦的《太平天国与列强》等九种从广度与深度上将上述领域的研究推进了一步。此外还出版了一批太平天国地方史的著作如董蔡时的《太平天国在苏州》、徐川一的《太平天国安徽省史稿》等。 王庆成著《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是一部有影响的论文集。内容包括史事新论、史料考释、太平天国宗教问题以及太平天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问题等。 太平天国人物研究也有不少成果。除了钟文典的《太平天国人物》和陈宝辉等的《太平天国诸王传》外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石达开、洪仁玕、李秀成等太平天国的主要人物都有相关的专书出版。 对于太平天国的对立面即地主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的研究也颇为可观。贾熟村的《太平天国时期的地主阶级》、龙盛的《湘军史稿》、朱安东的《曾国藩传》、董蔡时的《左宗棠评传》、苑书义的《李鸿章传》等著作的相继出版实使太平天国史的研究深化了。 甲午战争史中日甲午战争史的研究在近代史研究中也是相对薄弱的环节但近十多年来取得了明显的新进展甚至在某些方面获得了重大突破。 甲午战争是日本蓄意挑起的这一点久成定论并无疑议。但是一些关系重大的具体问题并未完全解决。1894年7月25日生的丰岛海战是甲午战争的序幕对整个战争影响甚大。谁是战争的挑衅者？丰岛海战后日本当局极力将挑起战争的责任推给中国以掩盖其不宣而战、突然袭击中国海军的事实。日本海军军令部编的《二十七八年海战史》写道：“七时五十二分济远先向我炮旗舰吉野立即应战。”我国史学工作者和正直的日本史学家虽然都承认是日本挑起了丰岛海战却又在很长的时间里接受了海战七时五十二分开始的说法陷入了无法解决的矛盾之中。近年来研究者根据中文记载尤其是《济远航海日志》判明：先炮的是吉野时间为七时四十五分济远炮时间虽然确是七时五十二分却是为了自卫还击。这样丰岛海战开始的时间不是七时五十二分而是七时四十五分。考定数分钟的差异却判明了谁是战争挑衅者这个大是大非问题（戚其章：《甲午海战史》）。黄海海战是中日双方海军的一次主力决战其规模之巨战斗之烈时间之久为此前世界海战史所仅见因之历来为中外研究者所关注。北海舰队以何种阵形迎战及海战的胜利谁属？这也是争议颇多的问题。戚其章、孙克复、关捷考证认为“北洋舰队变阵的结果整个舰队便形成人字阵它始终没有真正形成夹缝雁行小队阵”（《甲午黄海之战北洋舰队阵形考》《辽宁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戚其章且认为“北洋舰队终于‘以寡敌众转败为功’最后迫使日舰不敢再战仓皇遁逃”。（《甲午战争史》） 在甲午战争史研究中怎样看待台湾民主国的建立同样是个存在分歧的重要问题。李鸿章的法律和外交顾问、前美国国务卿柯士达在其《外交回忆录》中就以为台湾民主国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连贯的《台湾通史》也称其事为“独立”。迄今海外仍有某些人出于政治目的将台湾民主国说成是运动的“先驱”。建国后近代史的著作对台湾民主国多采取回避的态度或语焉不详。近十多年来研究者才开始认真讨论这一问题并有了共同和明确的认识：台湾民主国不是为脱离祖国而独立而是在非常情况下采取的一种保卫祖国领土完整的特殊措施。因而是一种积极的爱国主义的行动（林其泉：《试析一五年的台湾民主国》《厦门大学学报》1981年增刊）。 系统研究甲午战争史的有代表性的著作主要有：戚其章的《北洋舰队》、《甲午战争史》；孙克复、关捷的《甲午中日海战史》、《甲午中日6战史》。这些著作大体上反映了甲午战争史研究的总体水平。 当然已有的研究还涉及到了人物评价、帝后党争、国际关系、战争对中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诸多方面的影响等广泛的领域。戴逸、杨东梁、华立合著的《甲午战争与东亚政治》一书以中、日、朝鲜三国为中心考察甲午战争与东亚国际关系的新格局的确立表现了更为开阔的视野。 戊戌变法史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深远的大事件。1958年9月在北京举行的纪念戊戌变法6o周年学术讨论会正确地指出它是一个救亡图存的维新运动“是中国民族觉醒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是具有长久意义的”（刘大年：《戊戌变法六十年》《人民日报》1958年9月29日）。建国以来学术界一般都认为戊戌变法代表着中国社会展的趋势具有爱国的进步的意义。但是同时也认为它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的运动主要意义在于以自己的失败证明改良主义的道路走不通对其历史地位的评价偏低。近年来一些研究者对把戊戌变法定性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的传统观点表示异议认为不能把改革、改良和改良主义等同起来戊戌变法不应称作改良主义而应称作改革或改良（林增平：《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略论》《中华学术文集》；陈旭麓：《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历史研究》198o年第6期）。有的学者还提出戊戌变法就其本质来说具有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陈庆华等先后在讨论会上提出这个观点）。 对于戊戌变法的历史作用近年来许多学者更强调它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启蒙地位。李侃以为就戊戌变法的直接结果来说资产阶级维新派是失败者但是就新旧思想文化的较量而言他们却是胜利者。他们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影响远远过了在政治经济诸方面的影响（《八十年后话“戊戌”》《历史研究》1983年第5期；《戊戌维新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红旗》1983年第7期）。龚书铎则提出了“戊戌新文化运动”的概念。他认为“在中国近代历史展的过程中并不仅是‘五四’时期生过新文化运动在戊戌变法时期（就文化的角度说这个时期大致从1895年中日战争后到二十世纪初年）也曾经生过一次这样的运动”。“这场运动不仅对辛亥革命时期的文化影响很大而且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开辟了道路”（《戊戌新文化运动述略》《光明日报》1983年8月24日）。与上述的认识相应对于戊戌变法失败原因的认识研究者已不满足于已往的结论：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严重脱离群众、没有明确的反帝纲领进而注意探讨中国官僚政治的特点、维新派策略失误以及与日本明治维新比较研究等等。 汤志钧的《戊戌变法史稿》是第一部系统研究戊戌变法史的专著。他的《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则是戊戌变法系列人物传记。这两本书是研究戊戌变法史有代表性的著作。 进入八十年代后一些学者对康有为《戊戌奏稿》的真实性提出怀疑。 《戊戌奏稿》是康有为戊戌年间的变法奏议辑录戊戌政变后由其长女康同薇搜集抄存麦孟华编辑清宣统三年（1911）于日本横滨铅印出版。收录康有为戊戌年正月至七月（1898年2—8月）间所撰奏疏2o篇附录进呈编书序文5篇共计25篇。另开列有奏疏存目13篇无正文。《戊戌奏稿》长期被人们视为信史成为学术界据以研究戊戌变法史及其戊戌时期康有为思想和政治主张的重要史料。一些学者根据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军机处档案和《杰士上书汇录》等材料对《戊戌奏稿》进行考订现内容经过大量篡改增添了召开国会、制定宪法、立行立宪、限制君权之类的内容。因之认为全书不宜再作为研究康有为及维新派戊戌年间思想认识的基本文献依据。但是《戊戌奏稿》与原件不同的文字一方面表达了康有为戊戌年的相当一部分的真实想法另一方面又鲜明地反映了戊戌政变后其思想认识所生的变化因而仍具有重要价值（孔祥吉：《康有为对&1t;戊戌奏稿>的改篡及其原因》《晋阳学刊》1982年第2期；∷蔚禄#骸丁次煨缱喔濉期）。有关《戊戌奏稿》的上述现是近年来戊戌研究引人注目的新进展。它为史学界研究康有为的变法思想和戊戌维新运动提供了新资料、提出了新课题。孔祥吉的论文集《戊戌维新运动新探》是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对戊戌变法史人物的研究近年来出现了一批专著如马洪林的《康有为大传》耿云志、崔志海合著的《梁启》和李喜所、元清合著的《梁启传》、谢俊美的《翁同龢传》等。 义和团运动史建国后的义和团运动史研究推翻了清朝统治者与资产阶级学者有关“义和拳匪”的种种诋毁污蔑高度肯定义和团运动是一场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1954年周恩来在欢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大会上说：“19oo年的义和团运动正是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他们的英勇斗争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在北京各界欢迎举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55年12月12日）。这一认识实成为新中国义和团运动史研究的根本指导思想。 但是在研究中同样存在着人为“拔高”义和团运动的倾向。近十多年来随着学术环境的优化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渐趋平实。许多学者认为应该从具体历史依据出指明义和团运动一方面表现了反帝爱国的正义性另一方面又表现了农民小生产者保守性和落后性。既要看到运动的主流方面也要看到它有严重的弱点。片面强调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个方面就不能对义和团运动作出全面的正确的评价（李侃：《关于义和团运动评价问题》《人民日报》198o年4月1o日；戴逸在《光明日报》198o年5月27日座谈会的言）。正是由于评价趋于平实因此对义和团运动存在的严重弱点也注意加以探讨。如关于义和团的笼统排外思想论者指出小生产者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义和团眼光狭窄文化落后只能用反洋教、洋人和洋物的直观认识来表达对侵略者的仇恨。至于义和团的宗教思想论者除分析它起了促进运动展的思想上和组织上的作用外同时指出神秘主义是无知者的世界观是义和团运动先天的和致命的弱点它集中表现了运动的蒙昧落后的一面成为导致运动悲剧结局的重要原因（程啸：《义和团思想述评》《文史哲》1981年第1期；《民间宗教与义和团揭帖》《历史研究》1983年第2期）。 义和团的组织、源流的考察是义和团研究中的一个着力点。但是长期以来有来自于白莲教系统与来自于团练说两种分歧观点。近年来研究者一般认同“多源合流”的观点。如仅就拳会组织而言便认为它并非单纯来自义和拳或大刀会或八卦拳之武场实际上它是大刀会（金钟罩）、梅花拳（义和拳）、红拳、神拳等众拳会之汇合其中占主导的组织形态乃是与金钟罩相结合后的神拳也称神团或金钟罩团（路遥：《论义和团的组织源流》《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 清政府与义和团的关系是义和团研究中的又一个复杂问题。研究者于清政府对义和团采取什么政策持论不一。不过一般都承认其政策并非始终一贯而是经历了阶段性的变化。大体上说初始剿抚并用“平原事件”后转而主抚。义和团能大批进入北京与清政府的此种政策转变有关。义和团曾经受清政府的操纵与欺骗并被派去围攻使馆“充当了封建统治者盲目排外的不自觉的工具这幕悲剧不能不深刻地反映出封建统治下农民群众的严重缺陷”（李德征、丁凤麟：《论义和团时期围攻使馆事件》《文史哲》1981年第1期）。 义和团运动史研究还探讨了帝国主义侵华政策及其矛盾冲突、八国联军入侵、“东南互保”、沙俄占领东北等问题。但从总体上看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比较薄弱其广度与深度远不能与太平天国史与辛亥革命史相比。迄今只出版了金家瑞的《义和团运动》与廖一中的《义和团运动史》两本专著即反映了这一点。 辛亥革命史辛亥革命史研究涉及领域广泛成果十分丰富与太平天国史研究一起构成了建国后近代史研究中双峰并峙的两大“热点”。 辛亥革命史研究的迅展得益于1956年隆重纪念孙中山9o诞辰活动的推动。其时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表了重要讲话《人民日报》也表了重要社论都充分肯定了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 辛亥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这是建国后研究者的共识。刘大年为此提出四条根据：（一）中国资本主义已经初步成长资产阶级已成为一支足以动和领导一场革命的力量；（二）主要领导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映了那个阶级和时代的要求；（三）他们提出了明确的资产阶级纲领；（四）农民在资产阶级领导下挥了革命主力军作用（《论辛亥革命的性质》《赤门谈史录》）。与此相联系研究者不赞成将辛亥革命归结为“反满运动”。他们认为反满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运动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服从于不同阶级的利益。在辛亥革命时期反满宣传是从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体现了反帝反封建和建立独立与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刘大年：《辛亥革命与反清问题》《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1编上第212页）。资产阶级与农民的关系问题是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的重点之一。围绕着资产阶级革命派是否与农民建立过联合战线问题人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尽管多数论者对此最终持否定的态度但是这场讨论的结果不仅加深了人们对中国农民问题的理解而且促进了人们对资产阶级性格、旧民主革命的规律性以及辛亥革命历史教训等作进一步探讨。同时由此生开去研究者还探讨了会党与新军以及清季中国社会结构等许多重要的课题。 怎样看待立宪派是辛亥革命史研究中争论颇多的问题。在很长时间里学术界存在斥立宪派为反动派加以全盘否定的简单化倾向。近些年来研究者注意分析问题避免作概念化的判断。许多人认为立宪派与革命派是同属于资产阶级的两个政治派别彼此间并无根本的利害冲突都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与要求诸如呼号救亡图存反对封建制度展资本主义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等。他们的共同敌人是封建主义二者的分歧在于用什么样的方法和手段去实现在中国展资本主义具体主张有不同。“因此不能只强调其差异任意夸张更不能把两派的矛盾作为阶级斗争的主线来认识辛亥革命的进程。”（林增平：《评辛亥革命时期的立宪派》《湖南师大学报》等）但是对于立宪派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评价仍存较大的分歧。金冲及以为对立宪派的积极作用固然应当肯定但评其功过必须在“立宪派方向错了”的前提下进行抹杀立宪派与革命派间的是非界限甚至于认为立宪派较革命派更正确是不尊重历史（《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人民日报》1981年4月13日）。 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还探讨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形成、革命派与立宪派的团体、清末立宪运动、武昌起义及各省独立、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袁世凯窃权与复辟、“二次革命”、张勋复辟、护法战争、社会思潮、人物评价等等一系列涉及广泛领域的重大问题相关的研究成果累累。其中通史性的著作主要有：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三册）视野开阔论述系统脉络清晰；金冲及与胡绳武合著的《辛亥革命史稿》（四册）大量利用报刊资料突出重要问题的探讨分合有致论述有深度；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为辛亥革命史是书注意从中华民国史的全局出把握这段历史论述独具特色。人物研究在辛亥革命史研究中占相当大比重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果孙中山、黄兴、章太炎、宋教仁、邹容等重要的人物几乎都有传记或年谱出版。其中孙中山研究最为突出达到相当的深度业已形成了一支有水平的队伍。陈锡祺主编的《孙中山年谱长编》（二册）、张磊的《孙中山思想研究》、姜义华的《章太炎思想研究》、唐文权与罗福惠的《章太炎思想研究》、汤志钧的《章太炎年谱长编》（二册）是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近些年来人物研究已有了更加广阔的视野以孙中山的研究为例已不局限于政治思想三民主义理论而是进一步探讨了诸如孙中山与帝国主义以及军阀的关系、战略思想、教育思想、近代化思想、文化思想、伦理道德观等等新的课题展现了新的前景。 北洋军阀史长期以来北洋军阀史的研究一直比较薄弱但是近年来却有了长足的展引人注目。 李新、李宗一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第二编共三册叙述“北洋政府统治时期”（1912—192o）。本书以大量翔实的历史资料为基础以袁世凯及其为的北洋军阀的兴衰、共和与的较量为主线对此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广泛的领域作了具体和深入的探讨实为迄今规模最大的一部有关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通史性著作。来新夏的《北洋军阀史稿》是另一部有代表性的通史性著作叙述简明视角独特成一家之言。上述二书的出版集中反映了北洋军阀史研究的总体水平。 已有的论著除了从理论上探讨北洋军阀的成因、特点、阶级属性及其历史地位外还就北洋政府的经济政策、北洋军阀的内部纷争、“废督裁兵”和“联省自治”运动、北洋军阀与帝国主义的关系、帝制复辟、“二次革命”、护国、护法运动等一系列重大的问题作多角度的专题性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谢本书等人的《护国运动史》、董方奎的《梁启与护国战争》、莫世祥的《护国运动史》等是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 在人物研究方面也出版了一批专著如李宗一的《袁世凯传》、侯杰的《袁世凯一生》、谢本书的《袁世凯与北洋军阀》、胡柏立的《袁世凯称帝与北洋军阀》、常城主编的《张作霖》、任松等的《郭松林将军》等都各有所长。 第四节建国后关于近代经济史的研究近代经济史研究曾是近代史研究的薄弱环节。八十年代初有学者提出要推动近代史研究进一步展突破口当选在狠抓近代经济史的研究（刘大年：《中国近代史研究从何处突破》《光明日报》1981年2月17日）。不管人们是否都赞成此种观点其后近代经济史的研究确实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和获得了迅的展。 迄今近代经济史研究涉及了广泛的领域：工业、农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业、商业、外贸、金融业等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地区经济；清政府及民国政府的财政、经济政策、赋税结构、内外国债、货币制度都作了不同程度的探讨。中国资本主义的生、展及其特征与历史作用问题是研究者长期关注的热点。与此相应许多学者对洋务工业的兴起外资企业在华活动以及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对中国民族资本的压迫等问题也都作了研究。并且围绕着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资本原始积累、民族市场的形成、资产阶级的构成以及洋务工业的评价等问题学者们先后开展了一系列的学术争鸣。 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已经孕育着的资本主义萌芽与鸦片战争后的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关系是什么？这是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先就遇到的重大问题。 林增平的《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论略》一文以为中国封建社会孕育的资本主义萌芽过于微弱鸦片战争后因西方资本主义入侵大多凋零幸存者绝少因之“在原始积累的过程中就缺乏原来的手工工场作为展的基础。中国新兴的近代企业绝大部分是从无到有把西方已有的企业成套地移植过来的”（《中华学术论文集》）。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同样强调中国近代工业是鸦片战争后“直接从外国输入机器创办起来的”。 吴承明对此持异议。他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展述略》一文中详细考察了鸦片战争前后手工业变化情况后指出：在中国资本主义展中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大机器工业这一过程同样是存在的只是没有形成一个工场手工业时期而已。鸦片战争前已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十几个手工业行业中只有踹布和刨烟业两个行业在鸦片战争后被外国商品代替了其余都维持下来并有九个向机器工业过渡。因之他认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展是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得以产生的途径之一。所谓鸦片战争后西方工业品对传统手工业的破坏被夸大了“明清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并未中断”（《中华学术论文集》）。 汪敬虞选取一般论者公认最有可能由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展的福建茶园、云南铜矿和四川盐井三个行业进行了具体考察则提出对资本主义萌芽的估计应当注意避免两种倾向。他在《再论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产生》中说：“割断中国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的萌芽和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联系认为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就不可能有资本主义的出现这是一种极端。反之不承认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特殊历史条件强调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和原有的资本主义萌芽的联系把它看成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的主要途径甚至是唯一途径这是另一个极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续辑》） 与此相关研究者对于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年代也有各种不同的看法。 以往一般都认为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于十九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近年来有些学者以为当提前到十九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否则便是在实际上忽视了此期“新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的出现和展”忽视了此期“买办已经形成为一个社会集团”忽视了此期“资本主义性质的商业在展”。换言之即忽视了近代早期这三种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郭羊林、陈绍闻：《中国资产阶级的形成时期及其结构》见《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续辑》） 中国资产阶级的结构许多学者认为中国资产阶级一产生便包含着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个部分此种结构是与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包含着两种不同的资本形态相联系的。姜铎在《略论旧中国两个资产阶级》一文中指出：中国的资本主义与西欧、日本不同就在于一开始就有存在着官僚买办资本与民族资本两种不同的形态因之“必然相应地产生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个不同的本国资产阶级”。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买办性”和“封建性”的有无或多少“是区分二个阶级的根本标志”。也惟其如此二者在近代中国社会所处的经济政治地位不同在近代社会展过程中所起的历史作用也不同。前者所起的是反动与消极的作用后者则是起着积极与进步的作用。他以为上述两种资本形态与两种资产阶级的形成与展的过程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清政府垮台的5o年是“初步形成阶段”；从袁世凯窃权到1927年北洋军阀政府垮台为止的16年是其“展阶段”；从1927年国民党蒋介石建立反动政权至1949年垮台为止的22年间是其“最后定型阶段”（《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研究续辑》）。黄逸峰、姜铎、唐传泗、陈绛合著的《旧中国的买办阶级》一书对此有更具体的论说。 有些学者对此持异议不认为中国资产阶级一开始就存在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分。他们以为“洋务运动期间创办的近代企业虽有多种形式但都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企业对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具有明显的抵制作用因此都属于民族资本主义”（《全国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简况》《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既然肯定洋务运动期间中国人所办的资本主义经济都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那就意味着当时并不存在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经济从而也就不存在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在这些研究者看来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要晚到1927年国民党反动政权建立之后才出现这就是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 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学术界通常又认为其有上、中、下三层的分别。在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代表资产阶级中下层立宪派代表资产阶级上层。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出新的看法以为很难区分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的上层和中下层即使存在这种阶层的差别也与他们各自的政治态度没有必然的联系支持革命者不乏所谓的上层反之对抗革命者也不乏所谓的中下层。因之立宪派未必是上层的政治代表革命派也未必仅代表中下层的利益（杨立强、沈渭滨：《“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83年第6期）。 林增平在《革命派、改良派的离合与清末民初政局》一文中不赞成上述的意见。他指出社会生活是复杂的因某些原故或特定社会关系的影响一定阶级或阶层中若干成员的好恶和政治态度同他所属阶级或阶层的动态和向背很不一致甚至截然相反是屡见不鲜的。肯定立宪派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代表是指它的主张纲领或章程、宣言之类以及它的成员所进行的活动确属体现了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意愿、要求及其所要实现的任务而不是以若干上层人士对立宪派所持的态度作为依据。对于革命派代表资产阶级中下层也应当作如是观（《历史研究》1985年第3期）。大多数学者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力量它的形成时间应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 洋务企业的性质与作用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工业是在洋务运动期间出现的洋务企业包括军用工业与民用工业因之探讨洋务企业的性质与作用便不能不成为研究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内容。 一些研究者认为洋务派所办的军事工业不从事商品生产生产目的不在追求利润它只具有封建性与买办性不具备资本主义性质。持此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军用工业是清政府对内镇压对外妥协的产物并无任何积极的作用：对外它难以“御侮”对内除镇压人民外复加重人民负担“阻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生和展”。（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系：《中国近代经济史》上册） 另一些研究者则认为洋务派的军用工业使用新式机器雇用大量工人大体上按照西方的机器工厂的组织形式进行生产已不同于旧有的官营工场手工业。价值规律在生产中起作用不仅清政府调拨各军营的军火是“计价”的计价就具有商品的性质而且各制造局的工人多是自由劳动力的出卖者即是剩余价值的创造者。故其带有资本主义的性质是明显的（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册；夏东元：《略论洋务运动的多边关系》《社会科学》1982年第9期）。持此种观点的学者不否定清政府创办这些军用工业具有镇压人民革命的目的和作用但是又以为它在传播西方科学技术推动新的生产力的展以及在历次对外战争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也是应当肯定的。 以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形式为主体的民用工业属于近代资本主义企业是为学者们的共识。但是其性质为官僚买办资本主义企业还是为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研究者却又见智见仁莫衷一是。 有的研究者认为官督商办企业体现着“大官僚和大买办的结合”封建主义与资本帝国主义“两种反动势力的代理人的结合”。它依附外国资本压抑私人投资终究被引上官僚资本主义的道路（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另有研究者虽然也肯定它属早期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但是并不持完全否定的观点而认为“早期官僚资本虽一开始就具有反动本质但也包含着若干进步性因素就促进民族资本产生来说进步作用还是主要的”（林增平：《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论略》《中华学术论文集》）。还有的研究者以为官督商办企业一开始便存在着走向官僚资本与走向民族资本两种前途。他们肯定洋务企业具有封建性和垄断性但是强调它与后来的国民党“四大家族”的封建性和垄断性不属同一个范畴不应等量齐观。（汪敬虞：《试论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5期）此外也有的研究者不认为洋务企业属官僚资本主义企业而主张称之为“国家资本”。丁日初以为“叫国家资本比较恰当”“因为企业所有权属于国家不是官僚的私产。企业在前一个政府倒台后就被后一个政府所接管”。黄逸平进而补充指出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在其时同属于民族资本。胡滨、李时岳的观点更为明确：洋务运动时期“只有一种资本就是民族资本”不存在官僚资本和官僚资产阶级（《“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讨论会综述》《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续辑》）。持这样观点的研究者自然都肯定洋务企业具有“民族性”即具有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的展和抵制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积极作用。 第五节建国后关于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建国以后在“文化革命”以前近代文化史研究在很长的时间里涉及的只是一些具体的文化部门如文学、史学、教育、艺术等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将文化史研究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加以总体开拓则付阙如。八十年代初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受到了史学界的重视并迅形成了一个热门的领域。十多年来不仅部门文化的研究获得了新的进展综合性的整体研究尤其得到了加强。对近代文化的分期、性质和特点展的过程、规律和结构的演变；西学的传播、中西文化的冲撞与融合、文化思潮的演进；不同历史时期和区域性的文化、重要人物的文化思想社会风习变迁以及文化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等等涉及内容广泛的许多重大课题都作了探讨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近代文化的展历程、结构变化及特点中国近代文化的展说到底是“中、外、古、今”冲撞与融合的结果。研究者探讨了近代文化的演进历程、结构的变化及特点。 庞朴在《文化结构与近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5期）一文中认为近代中国文化的展依次经历了三个层面的变化：从鸦片战争、经洋务运动至甲午战争是在器物上“师夷之长技”的时期；从甲午战争、经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是在制度上进行变法的时期；从辛亥革命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从文化深层进行反思的时期。这是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有的学者对此持异议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是着力于思想文化方面但作为器物、制度、思想文化三个阶梯顺序排列未免机械。事实上思想文化的变革始终贯穿着近代文化的展历程如制度文化变革的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时期思想文化的变革也是明显的人们都称之思想解放运动或启蒙运动既然如此把它仅定为制度文化的变革就不够全面、准确了。况且制度的变革离不开思想的变革没有思想变革不可能有制度变革。 龚书铎的《近代中国文化结构的变化》一文认为直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文化一词始具有近代的意义其变化及其使用频率的增加反映出近代文化本身结构的变化。他认为文化结构的变化从横向考察包含三个层面：先是文化构成的变化。在鸦片战争以前的封建社会中国文化是单一的封建文化。在鸦片战争以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除去封建文化之外还有帝国主义文化、新文化。中国的新文化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文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无产阶级文化；其次是文化内在结构的变化。随着资产阶级民权、平等思想的提倡和传播封建纲常伦理支配意识形态一切领域的权威遭到了削弱“使中国文化结构的核心生了变化”哲学、法学、政治理论、教育、史学、文艺、习俗等等逐渐地以民权、平等为指导思想并为宣传这种思想服务。“文化内在结构的这一质的变化是近代文化不同于古代文化的一个根本点”；再次是文化的部门结构的变化它表现为“一是原有学科内容、体系的变革一是新领域、新学科的兴起”。从文化变化的历史进程即纵向上看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是中国文化的两大转折中国文化经历了从师夷长技到中体西用的演变“甲午战争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文化较为迅地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备的体系”在此之前只是它的准备阶段（《中国近代文化探索》北京师大出版社1988年版）。龚书铎还将中国近代文化的特点归纳为以下四点：（一）近代文化是在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互相冲突又会通融合的过程中形成的；（二）近代文化的核心是民主与科学；（三）近代文化的展从一开始就同政治、救亡图存密切结合在一起；（四）近代文化既丰富多样又肤浅粗糙没有完整的体系。（《略谈中国近代文化的特点》见同上） 近代社会文化思潮近代中国社会急剧动荡东西文化冲撞交融造成了社会思潮跌宕起伏引人注目的历史现象。 桑咸之的《晚清政治与文化》、胡维革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吴雁南主编的《清末社会思潮》、黎仁凯的《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等是研究近代社会思潮的通史性著作。各书不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爱国主义、经世思潮、洋务思潮、维新思潮、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实业救国思潮、国粹主义思潮等清末几种重要的思潮都作了具体考察而且注意从宏观上把握近代社会思潮起伏的历史动因、特点及其内在的规律性从而在相当的广度与深度上展现了近代社会思潮变迁的全貌。 郑师渠著《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师大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系统考察了以章太炎、刘师培诸人为代表的晚清国粹派和国粹主义思潮崛起的历史机缘并对国粹派的文化思想包括文化观、史学思想、伦理思想、经学思想及其历史地位等作了具体深入的探讨。作者认为：“国粹派及国粹思潮的崛起实从一个侧面鲜明地彰显了2o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变动及其相互交感的时代品格。因此国粹派及国粹思潮的出现决非如某些论者所说是封建地主阶级复古思潮在革命派队伍中的顽强表现；而应当说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在传统的学术文化领域的延伸”。对于国粹派及其思潮的历史地位至少可以指出以下几点：（一）藉中国的历史文化为时代和革命酿造了爱国主义的漏点；（二）俗化、历史化孔子与《六经》于思想解放的意义；（三）开创了近代“国故研究之新运动”的先河；（四）提出了关于中国文化问题的新思路；（五）提出了某些积极的新文化主张。蒋俊、李兴芝的《中国近代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汤庭芬的《中国无政府主义研究》和徐善广、柳剑平的《中国无政府主义史》等书在详细考察了无政府主义从传入、流传、衰落到破产的全过程基础上不仅探讨了近代无政府主义在中国兴起的历史条件与思想来源而且还具体探讨了中国无政府主义与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以及与五四运动、中国早期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等的关系。对中国无政府主义历史地位的判断各书作者均持分析的态度注意避免简单化。他们多认为中国无政府主义是在二十世纪初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形成的这决定了它与欧洲无政府主义有不尽相同的历史作用。在马克思主义未传到中国之前它的影响在客观上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后它才逐渐走上了反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成为中国革命的严重障碍。 近代学术思想史近年来近代学术思想史愈益为学术界所重视出版的成果渐多。侯外庐主编的《中国近代哲学史》和冯契主编的《中国近代哲学史》（上下册）对中国近代学者的思想历程都作了详细和深入的考察。二书是这方面有代表性的系统性著作。 传统学术的核心是儒学。龚书铎的《晚清儒学论略》一文对晚清儒学的变化作了宏观的探讨。他认为鸦片战争前的清代儒学虽承明季之绪而衍变乾隆后更出现了程朱与6王之辨宋学与汉学之争以及今文经学的复兴等等但是这些都是在儒学内部生的是儒学内部各派之间的消长兴衰以及各自地位的竞争不影响儒学的总体地位。使儒学生重大变化是在晚清。其间理学、今文经学、汉学都曾经有过相对的兴盛但没有形成哪一派独盛的局面。而儒学各派的复兴也不是由于哪一派比哪一派进步而是因为“时势”的关系。不论哪一个阶级或哪一个政治派别他们都因面对着巨大“变局”而要去应付或改变这种局面而从儒学某一学派中去寻求思想武器；尽管他们的政治立场和目的很不相同。“儒学各派都趋向于经世致用包括被指责为空疏的宋学和琐碎的汉学这是晚清儒学的一个特点”。晚清儒学各派去门户之见主张调和会通固然反映了在时代剧变的情势下它本身所具有的调整、适应的能力同时也表现出儒学的中心正统地位的动摇。而面对西学的冲击“儒学和西学既存在着矛盾和斗争又有着调和会通。儒学和西学的调和会通是晚清儒学生重大的变化也是它的正统地位生更大动摇的表现”（《近代中国与文化抉择》北京师大出版社1993年版）。 经学则为儒学的中坚。汤志钧著《近代经学与政治》（中华书局1989年版）一书原名《近代经学》虽涉及经学与政治的关系颇多仍不失为一部有关探讨近代经学史的著作。除导论外本书共七章：第一章汉学的复兴；第二章经学的递变；第三章经学的锢蔽；第四章经学的改造；第五章“旧学”和“新学”；第六章“革政”和革命；第七章经学的终结。本书指出：“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情况变了经学的传统地位没有变；内容变了经学的形式没有变。”它以为近代经学有以下特点：（一）统治阶级利用经学锢蔽思想进步的思想家利用经学昌言变革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种特殊思想形态；（二）根据经书立论拘守经义的情况有所改变。根据社会需要借用儒经的倾向逐益明显。它与封建时代的经学有别；（三）近代经学继承了前人的经学遗产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为不同的阶级或阶层服务；（四）近代经学充满斗争而论战的双方都是以经学为形式。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清代尤其是晚清理学缺乏研究。史革新著《晚清理学研究》就晚清理学的演变进程、程朱6王的论辩与调和、汉宋对峙与合流、理学经世思想的形成、理学与西学的冲突及其衰落诸问题作了有意义的系统的探讨。作者认为晚清理学处于与宋明和清初不同的历史环境具有自己的时代特征这便是讲求“实学”、“实政”注重“事功”的提倡和“外王”的开掘。在思想理论上它基本上墨守孔孟程朱的道统学统无所创新使其在总体上陷于僵化；其积极方面则在于理学中的一些思想因素如“格物致知”等被赋予近代的意义成为沟通古今和中外思想衔接的桥梁。尤其是“求变”、“务实”的“理学经世”思想较多地强调了向外求知和“开外王”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宋明理学偏于“内圣”的偏颇顺应了近代学术文化的展趋势并为后来的新儒家反思和改造提供了借鉴。“历史证明传统儒学单靠自身的力量实行局部的改造和调节是无法近代化的只有通过近代的科学民主思想的洗礼才能使它走出中世纪的深谷”。 一向寂寞的近代史学史研究近年来却是成果迭出。吴泽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学史》（上下册）、张岂之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陈其泰的《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马金科与洪京陵的《中国近代史学展叙论》、张国抗和杨燕起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学史概要》、胡逢祥和张文建等的《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等都将近代史学史的研究推向了前进。 第六节建国后关于近代社会史的研究与近代文化史研究一样近代社会史研究在长期中断后于八十年代重新恢复并很快成为了近代史研究领域又一个新的热点。 近年来近代社会史研究已涌现了一大批成果广泛涉及了近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在研究体系上由个案和专题研究上升到整个社会史研究；在研究对象上突破了衣食住行等狭义的“社会生活”和病态社会的领域向着政治社会、经济社会、社团、阶级、社区、城市、现代化、社会心态、灾荒和救济等重要的社会问题的方向展；在研究方法上引进了社会学、经济社会学、城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现代化理论等理论与方法从而使社会史研究由表象描述深入到对社会内在结构功能、社会生活及其社会变迁的探索。 乔志强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史》是第一部系统探讨近代社会史的通史性著作。著者对社会史作如下的界定：“社会史研究的对象不是包罗政治、经济、文化等在内的所有社会现象的历史而是研究人类有史以来赖以生存并必然结成的社会本身的历史。就是说有史以来人们从来不能单个生活而是在人们结成的社会中生活它本身有其展变化的历史这就是社会史就是我们研究的对象或者叫范畴”。史革新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晚清卷》是第二部相类的通史性著作。资料丰富论说分明是上述两书的共同点但前者分析细腻后者则突出史的叙述又各具特色。 专题性研究成果甚多如行龙的《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桑兵的《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和《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马敏的《官商之间》、虞和平的《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朱英的《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周育民的《中国秘密社会史》、李文海等的《中国近代十大灾荒》等等都是较有分量的专著。人口的研究主要是涉及了人口的数量、结构状况、变动过程、社会成因及其带来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问题；近代的商会及其他社团的研究广泛涉及了它们的社会属性、内部结构、社会功能以及与政府相互间的关系等深层次的问题。会党的研究也越了传统政治史的范围而将之视作社会的一种组织和力量来研究并把哥老会、青红帮等会党与土匪、军阀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分析其共生的社会关系；灾荒史的研究不仅涉及了近代灾荒的危害、成因、清政府的对策等等而且注意探讨灾荒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变动乃至于和中外战争关系等等较传统的研究有了更加开阔的视野。此外有关婚姻、家庭、宗教、会党、风习以及社会心态等等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 第七节建国后关于近代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帝国主义侵华史建国后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一个重点是帝国主义侵华史。 通过动一系列侵华战争迫使清廷订立不平等条约从而不断扩大在华权益这是近代列强侵华的主要方式。因此有关这方面研究的论著也最多。但人们的研究并不限于列强的政治军事侵略而且注意到了它们对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侵略更加广泛的领域。同时由于近代中国遭受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列强彼此间不可避免形成的互相利用和互相争夺的复杂关系对近代中国社会的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许多研究者注意到了这一点具体论述了列强在甲午战争后掀起的瓜分中国的狂潮中以及在镇压义和团运动和干涉辛亥革命的过程中的相互关系与对华政策。当然列强侵华不是孤立进行的它是在与中国封建统治阶级逐渐勾结的过程中将中国社会推向半殖民地的因此研究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关系的课题就显得更加重要。一些论者通过论述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性人物与外国侵略者的相互关系及其变化过程以及通过考察清代外交机构的变迁都指出了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外国侵略者总是各自寻找代理人作为执行他们意志的工具这似乎是成了历史的规律。 在帝国主义侵华史的研究中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专著。 揭露美国对华侵略的著作主要有：刘大年的《美国侵华史》和卿汝楫二卷本的《美国侵华史》。前者重在剖析近百年美国侵华的全过程；后者更注重从美国资本主义的展与其对华政策的关系上考察其侵华活动的演进。虽然只写到十九世纪末但它大量利用美国官方档案所论独具特色。 揭露英国对华侵略的著作主要有：佘素的《清季英国侵略西藏史》集中叙述十九世纪后半期到二十世纪初英国对西藏地区的侵略过程。余绳武、刘存宽主编的《十九世纪的香港》征引了大量中外档案和书刊对十九世纪香港史进行了认真的探讨内容也包括英国侵占香港的经过。蒋孟引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和牟安世的《中法战争》则是对英法动侵华战争的个案研究。 揭露沙俄对华侵略的著作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主编的四卷本《沙俄侵华史》。其第一卷叙述早期沙俄对中国的武装入侵和《尼布楚条约》、《布连斯奇条约》的订立。第二卷叙述十九世纪中叶沙俄武力并吞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和逼签《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经过。第三卷叙述十九世纪下半叶沙俄通过《勘分西北界约记》和《伊犁条约》割占中国西部大片领土及违约侵占帕米尔的经过。第四卷叙述十九世纪末至1917年沙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的侵略。 揭露日本对华侵略的著作主要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日本侵华七十年史》。该书大量利用了中、日、英文资料系统考察了日本侵华的全过程起于1874年日本进犯台湾止于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涉及中日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对7o年间中日之间生的所有重大事件皆有论述。戚其章的《甲午战争史》则是系统研究日本动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的专著。 丁名楠、余绳武等人合著的《帝国主义侵华》是一部系统研究列强侵华史的著作。其第一卷于1958年出版第二卷在中断2o年后于1986年出版写到1919年。本书充分利用了中外文资料是迄今综合研究帝国主义侵华史引人注目的成果之一。此外还有宓汝成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铁路史》、汪敬虞的《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等。 中外关系史研究除了帝国主义侵华史外中外关系史研究还涉及了外交史、边界问题、条约及租界问题、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外交机构的变迁以及人物的外交思想等等广阔的领域。 在中美关系方面陶文钊的《中美关系史（1911—195o）》虽重在研究民国时期中美政治、外交关系但有一个序章介绍早期中美关系故实可视为一部通史性著作。吴孟雪的《美国在华领事裁判权百年史》一书对美国在华领事裁判权的起源和确定、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期间的中美法权交涉、美国在华领事裁判权的废除和复活等问题均作了系统考察；在中俄关系方面吕一燃的《中国西北部边疆史研究》深入地探讨了中俄西部边界的沿革、管辖和民族问题。刘远图的《早期中俄东段边界研究》则对中俄东段边界一系列重要问题作了详尽的考证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在中英关系方面余绳武、刘存宽的《十九世纪的香港》除了记述英国侵占香港的经过外对19世纪香港的政治制度、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也都有具体的论列。刘蜀永的《从香港史看西方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史学集刊》1991年第2期）一文在指出英国侵占香港使之成为进一步侵略中国的基地的同时也指出：在香港产生了华人商业资产阶级出现了洪仁玕、王韬、何启、胡礼垣、孙中山等一批具有不同程度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新型知识分子从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意识形态展变化的角度考察香港又是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输入中国影响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的窗口客观上对近代中国社会展也产生了某种积极的作用。这些研究显然都远远出了单纯的帝国主义侵华史的范围。 在近代中外关系史上还有国际间友好交往的一面长期研究不够近年来也开始有所掘。张芝联的《历史上的中法关系》（《历史教学》198o年第3期）介绍了早期法国在文化艺术上向中国学习和近代中国思想家政治家向法国革命传统学习的情况。赵金钰的《辛亥革命前后的日本大6浪人》（《中国社会科学》198o年第2期）也介绍了真诚帮助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日本人宫崎寅藏等。 在外交史方面程道德主编的《近代中国外交与国际法》一书从国际法角度对列强在华特权、中外多边关系、中日关系、中英关系等许多问题进行研究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被认为多平实之论。在外交机构方面王立诚著《中国近代外交制度史》分为传统外交体制、洋务体制、清末外交体制改革、民国外交制度等四编系统论述了在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过程中中国近代外交制度的产生与展以及与之相关的选拔、培养、任用外交官的人事制度上的变化勾勒出了近代中国外交制度展变化的脉络。在租界史方面费成康的《中国租界史》对中国各地租界开辟、拓展、收回以及租界或类似租界的地区等基本情况逐一加以考察全面介绍各地及各国租界的土地、法律和行政制度是一部颇具特色的专著。 刘培华的《近代中外关系史》（上下册）是一部系统研究近代中外关系史有代表性的著作。 关于正确把握近代中外关系史的实质问题怎样看待近代中国与西方世界关系的实质是正确把握近代中外关系史必须正视的宏观理论问题。一些学者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胡绳在《关于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9o年第6期）一文中认为：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了近代中国的贫穷落后。中国落后挨打不断挨打所以更落后造成恶性循环。以先解决近代化问题为突破口来解除这种恶性循环行不通。必须先解决民族独立的问题。在中国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奋斗完成了这个历史任务为中国的近代化现代化开辟了广阔道路。他不赞成个别论者所谓帝国主义侵略有助于中国近代化的说法指出：帝国主义迫使中国对外开放但他们的掠夺和剥削又使中国贫穷落后处于没有能力正常地对外开放的地步。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把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变成一个贫穷衰弱的半殖民地国家在远东造成了一个国际矛盾和斗争的焦点并成为世界不安定的因素之一。 汪敬虞在《近代中国社会和中西关系的实质问题》（《近代史研究》199o年第1期）一文中不赞成所谓帝国主义在近代中国引进科学技术促进了中国现代化的观点。他认为西方科学技术向近代中国的介入与西方国家对近代中事和经济入侵不仅是同步进行而且有同一目的。不能认为西方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造成中国的殖民地化只是由于军事上的侵略、政治上的控制和经济上的剥削而在科学技术上则是对中国进行帮助使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西方生产技术的引进固然引起了中国资本主义企业的产生但是并没促进中国资本主义的展。相反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存在、代表这种势力的外国现代企业在中国的优势地位始终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现代企业展的一个障碍最终压制和延缓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只有中华民族真正觉醒独立自主以后西方文明才能真正为我所用。 余绳武的《殖民主义思想残余是中西关系史研究的障碍》（《近代史研究》199o年第6期）一文则对美国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中的某些观点提出批评。《剑桥中国晚清史》认为清廷要求英使谒见皇帝时行跪拜礼并限制外商在广州一口贸易是把西方国家当“藩属”对待恶化了中英关系最终导致了鸦片战争。余文以为这并无根据跪拜礼是当时中国的宫廷礼节适用于一切外国来华使节限广州一口通商主要出于巩固海防的考虑两者皆与藩属制度无关。《剑桥中国晚清史》歪曲了鸦片战争的起因和性质也掩盖了鸦片战争后中外条约的不平等性质。余绳武强调《剑桥中国晚清史》的失误说明殖民主义思想残余的存在是西方学者研究中西关系史的障碍。 第八节近些年来有关近代史重大理论问题的争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史学研究进入了新时期史学工作者思想解放对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定论或禁区的一些有关近代史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提出了讨论一时形成了研究中的热点、重点和难点。 关于近代社会性质研究进入八十年代以来有的研究者对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提出不同的看法从而引起争论并由此形成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一些人认为“半殖民地”指的是国家地位即丧失了独立而处于附属国的地位；“半封建”指的是社会形态即生了资本主义但封建剥削制度和封建统治仍然保持着。半殖民地的另一半是半独立半封建的另一半是半资本主义这是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在近代中国这二者既非同趋也非同步其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界定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是不恰当的。更多的人则坚持认为不应把“半殖民地”与“半封建”分割为不相联属的两个范畴因为二者是同步的、共生的。由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成了半殖民地；与此同时又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生展使中国变成了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为了侵略的利益又保护和支持中国封建主义扼制中国资本主义的展。所以近代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条件下的半封建又是半封建基础上的半殖民地两者互相制约互相依存共同形成了中国近代社会的特定状态和属性。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界定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完全科学的。 由社会性质的争论还引出了一场关于“两种趋向”论的争论。有的学者认为近代中国社会的展存在着两个而不是一个趋向：一是由于帝国主义侵略使中国从独立国变为半殖民地（半独立）并向殖民地演化的趋向；另一是由于封建经济解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使中国从封建社会变成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并向资本主义演化的趋向。二者“在本质上是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因而不能把近代中国说成完全沉沦的过程。对此不同意见有两种：一是认为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沉沦的过程。另一些人则认为半殖民地半封建是一个统一的过程视半殖民地沉沦半封建为上升把二者完全对立起来仍不脱简单化。应当说近代中国殖民地化与半封建化二者都是既有沉沦又有进步相互交错斗争呈复杂的关系沉沦不断阻遏进步但进步最终战胜了沉沦（李时岳：《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几点思考》《历史研究》1988年第1期；《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答记者问》《学术研究》1988年第6期。林有能：《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再认识——广东史学界的一场争论》《学术研究》1988年第6期）。关于近代史的基本线索研究这也是近年来争论较激烈的一个问题。围绕这一问题形成了诸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向西方学习展资本主义是中国近代史前期争取独立和要求进步的根本道路。据此他们把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洋务运动、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认作近代中国进步潮流展的“四个阶梯”是近代史展的基本线索。另一种意见则不同意按照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的线索来论述这个时期历史的进步潮流认为这三者之间在政治上并无必然的继承关系其性质是不大相同的。考虑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应制约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及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这一中心任务因而所说“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正确地概括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这一派人并不轻视中国近代史上展资本主义的重要性但认为只有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才是中国争取民族独立和谋求人民解放的正确道路。还有一种意见则从民族运动的角度阐述近代史的展线索对上述两派的观点都有所批评但又认为所说的“两个过程”是客观存在的历史实际是中国近代史全过程的主干（李时岳：《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研究》198o年第1期；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及有关问题》《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章开沅：《民族运动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历史研究》1984年第3期）。 关于中国近代化问题研究近些年来不少学者重视从近代化的角度探讨中国近代史的展但于近代化的概念、进程和特点等问题颇多争议其中最大的分歧是于近代化的内涵理解不同。一派人认为近代化就是资本主义化。另一派人则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认为近代化不能脱离中国的实际不改变半殖民地的社会地位不解决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压迫和掠夺近代化就化不起来而只能是半殖民地的“近代化”。近代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主权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不仅是中国近代化的应有之义而且直接为中国实现近代化提供了前提条件。 与近代化问题相关学者们对近代史上的洋务运动的评价也产生了争论。关于洋务运动的争论不同的观点大体有三：一部分学者认为洋务运动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结合的产物是统治阶级为挽救自身危机而起的自救运动它对促进中国资本主义生客观上有某种进步作用但对社会生产力的展主要起了阻碍作用。在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统治下它不可能引导中国走向完全的资本主义因而不能将之视作代表近代中国进步运动与近代化的开端。另一部分学者主张以是否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展为标准和从中国近代化总的进程这个角度来考察洋务运动的历史。他们认为洋务运动既是封建势力和外国侵略者间矛盾的产物又是中国积极回应世界文明潮流的结果。其主要目的在于反对外国的政治和经济侵略提倡学习西方推进近代文明。它是一场地主阶级领导的带资本主义倾向的改革运动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展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过程。因之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代表了中国社会进步的不可逆转的方向。还有一部分学者则主张分阶段评价认为188o年以前洋务运动顺应了历史展的趋势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展；188o年后当资本主义展要求变为民主以适应它的展时洋务运动仍坚持封建制度便因违反历史潮流而失败（李时岳：《中国近代史学科的改造与建设》《广州研究》1988年第1期；苑书义：《中国近代化历程述略》《近代史研究》199o年第1期；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论及其指导意义》《高校社会科学》199o年第5期）。 第三章本卷编写旨趣以清道光二十年（184o）的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历史进入了近代即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这个时代包括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时期。从鸦片战争至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中间包括中华民国的成立和清皇朝的灭亡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五四运动以后中国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本卷论述的是自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至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8o年的历史为近代前编。在我国史学界对中国近代史的下限目前尚存在着不同的见解。有不少著述的下限断于1919年五四运动此前为中国近代史此后为中国现代史。但也有许多研究者认为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应至1949年1o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因为在1949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的。本卷采取后一种意见即以五四运动作为近代前后编的划分而不是近现代的划分。 鸦片战争后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也由于清皇朝的中国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国近代的历史是灾难深重的屈辱历史也是英勇抗争和不断探索的历史。独立、民主、富强和统一成为中国近代历史的主题。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个任务是为后一个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近代中国人从林则徐禁烟、抗英太平天国起义戊戌维新运动义和团反帝运动辛亥革命直到护法运动等等都是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了国家的繁荣富强。他们都为此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但也都没有能够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地位。因而在五四运动后又有中国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在鸦片战争后的晚清社会里经济结构生了变化。除原有的农业和手工业经济外出现了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经济这是鸦片战争以前所没有的。到辛亥革命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有了进一步展。但是这种展是很缓慢的很微弱的。据统计近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到192o年仅为4.9％农业和手工业经济却占95.1％。这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压迫、掠夺的结果。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结合起来支持反动派作为他们统治中国的支柱。正是由于帝国主义的维护封建的土地关系、商业高利贷资本和一切前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及上层建筑得以保持下来。帝国主义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化又使中国停留在半封建状态。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阶级结构也生变化出现了新的阶级。这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成长必然要在政治上提出要求。反映这种要求的一是戊戌变法运动一是辛亥革命。 鸦片战争后西学的传播尤其是新知识分子的出现在思想文化方面也生了新的变化。与传统历史循环论、纲常名教等相对立的是进化论、民权、自由、平等等思想的传播。“诗界革命”、“文体革命”、“界革命”、“戏剧改良”以及“史界革命”等相继提出使文艺、史学出现了新气象。废科举办学堂出国留学教育方面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到五四运动前新文化运动形成了。 关于近代前8o年历史涉及的事和人很多文献也很丰富在这一卷里不可能都写到只能论述主要的虽不完备但大致可勾勒出基本的轮廓。乙编综述第一章鸦片战争和中国近代史的开端第一节英国动侵华战争以清道光二十年到二十二年（184o—1842）的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历史进入了近代也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这个时代包括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时期。从道光二十年到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中间包括中华民国的成立和清皇朝的灭亡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本编综述的内容属于前一个时期。 鸦片战争是英国资产阶级为了维护鸦片贸易而对中国动的侵华战争。 鸦片战争前清皇朝的封建统治已腐朽衰落国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激化危机重重；而英国则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当时英国在世界各地占有许多殖民地（包括中国的邻邦印度）并处心积虑地要打开中国这个市场。英国商人主要向中国输出毛、棉织品而从中国输入茶、丝等物。但英货在中国市场上销路不大这是由于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外国商品还具有顽强的抵抗作用。在正常的情况下英国对中国的贸易生逆差。在乾隆四十六年到五十五年（1781—179o）间中国茶叶输英总值是9626万元；乾隆四十六年到五十八年（1781—1793）间英国毛织品等货物输华总值是1687万元仅及中国输英货价的1/6。因此英国必须以大量白银来抵付贸易差额。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英国殖民主义者大量地向中国推销鸦片。据不完全统计乾隆五十二年（1787）英国输华鸦片是2oo箱（每箱约1oo或12o斤）；嘉庆五年到九年（18oo—18o4）间每年平均35oo箱；嘉庆二十五年到道光四年（182o—1824）间每年平均78oo余箱；道光十四年（1834）增至218oo余箱；道光十八年（1838）竟达4万余箱。这些鸦片绝大部分是英国鸦片贩子从印度、土耳其等地运来的。清廷曾多次下令查禁鸦片入口但英国殖民主义者任意破坏禁令用行贿和走私的办法继续贩运鸦片。鸦片贩子通过贿赂收买清朝官员“议定规银每箱若干这些规银系给予总督衙门以及水师文武官员唯关口所得最多”。正如马克思所指出：“中国人的道义抵制的直接后果就是帝国当局、海关人员和所有的官吏都被英国人弄得道德堕落。侵蚀到天朝官僚体系之心脏、摧毁了宗法制度之堡垒的作用就是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被偷偷带进这个帝国的。”1由于鸦片的激增中英间的贸易逐渐生了变化英国由入变为出。在道光十七年六月到十八年五月（1837年7月—1838年6月）这一年度内中国从英国进口总值是56o万英镑其中鸦片占34o万英镑占6o‰。而这年中国对英国的输出总值是31o万英镑入25o万英镑。如果将鸦片除外只算正当商品中国仍是出。鸦片贸易不仅使英国由入变为出也使英国鸦片贩子从中取得惊人的暴利。每箱鸦片卖价比买价要多出4oo余元扣除少数运费及其他支出外剩下的就是鸦片贩子的实际利润。英国1马克思：《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7页。大鸦片贩子颠地在私人信件中说最好的年头鸦片利润高达每箱1ooo余元。鸦片税成为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政府的一个重要税源。英印政府按鸦片成本3oo‰以上的税率抽税道光九年到十年（1829—183o）所得过1oo万英镑约占全年总收入的1/1o。 鸦片的大量输入损害了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健康和意志。吸食鸦片的大部分是剥削阶级的人也有一部分劳动群众。从官员、绅士、幕僚、胥吏、兵丁以至皇宫里的太监都有吸食的。据记载鸦片战争前吸食鸦片者达2oo万余人吸食地区从“滨海近地”扩展到十数省。鸦片是一种慢性的杀人毒药对吸食者健康和精神生活都有严重的损害。魏源指出：鸦片“槁人形骸蛊人心志丧人身家实生民以来未有之大患其祸烈于洪水猛兽”1。英国人蒙哥马利·马丁也说：“不是吗‘奴隶贸易’比起‘鸦片贸易’来都要算是仁慈的。我们没有毁灭非洲人的因为我们的直接利益要求保持他们的生命；我们没有败坏他们的品格、腐蚀他们的思想也没有毁灭他们的灵魂。可是鸦片贩子在腐蚀、败坏和毁灭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存在以后还杀害他们的。”1鸦片的大量输入致使大量白银外流。道光元年到二十年（1821—184o）间中国白银外流至少在一亿元以上相当于当时银货流通总额的1/5。白银外流的结果造成了银贵钱贱的现象。乾隆五十九年（1794）一两白银折换铜钱1ooo文左右道光十八年（1838）增至16oo多文。清代币制是银钱并用但民间日常使用的只有铜钱银两是国家财政上和大宗贸易上的计算出纳单位。农民粜谷所得为铜钱缴纳赋税需易白银从前粜谷一石多就可完纳税银一两如今则需粜谷两石多才能够完银一两。农民和手工业者实际负担增加因而愈益贫困。白银大量外流和银贵钱贱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和国家财政受到破坏加深了清廷的统治危机。 鸦片的泛滥不仅使清廷的吏治更加也使军队日益腐化。兵丁沾染吸食鸦片的恶习更加丧失战斗力“以鸠形鹄面之徒为执锐披坚之旅又安冀其能折冲御侮乎！” 对于鸦片的输入和吸食道光帝曾一再饬令严加禁止。但例禁愈严输入愈多吸食者愈众痼疾难除。对于鸦片问题究竟应该采取怎样的对策在清廷内部生了不同意见的争论。道光十四年四月（1836年6月）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上了一篇《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折》提出了弛禁的主张。许乃济认为鸦片输入愈多吸食者日众白银大量外流都是由于严禁的结果对此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弛禁。他提出的方案是：“仍用旧制准令夷商将鸦片照药材纳税入关交行后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只禁文武员弁士子兵丁等吸食“民间贩卖吸食者一概勿论”；准许内地民人栽种罂粟“内地之种日多夷人之利日减迨至无利可牟外洋之来者自不禁而绝”1。许乃济的弛禁论实际上就是取消禁烟它符合中外鸦片贩子的利益。这种主张得到广东大吏和一部分士绅的支持但也遭到一些官员的反对和驳斥。同年礼部侍郎朱嶟、兵科给事中许球、江南道御史袁玉麟先后上奏折对许乃济的弛禁论严加批驳。袁玉麟在奏折中指出1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魏源集》上册第168页。 1转引自马克思《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14页。1《黄爵滋奏疏许乃济奏议合刊》第216—219页。 弛禁论是“坏政体而伤治化”“见小利而伤大体”其为害有六：一是“撤藩篱而饲虎狼”；二是“夺农功而耗本计”；三是“绝民食而伤元气”；四是“虚捍卫而启窥伺”；五是“济奸民而通洋匪”；六是“狃目前而贻后患”2。 道光十八年闰四月（1838年6月）鸿胪寺卿黄爵滋上奏道光帝痛陈鸦片的危害分析屡禁不止的原因提出“重治吸食”的办法。他指出：“然则鸦片之害其终不能禁乎？臣谓非不能禁实未知其所以禁也。夫耗银之多由于贩烟之盛；贩烟之盛由于食烟之众。无吸食自无兴贩；无兴贩则外夷之烟自不来矣。今欲加重罪名必先重治吸食。”3重治的办法是：对吸食鸦片者限期一年戒绝过期仍吸者平民处以死刑文武官员加等治罪其子孙不准参加科考。道光帝命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及直省各督抚复议。在有关官员的复奏中已没有人公开主张对鸦片实行弛禁但赞成对吸食鸦片者处以死罪的为数甚少只有湖广总督林则徐、两江总督陶澍、四川总督苏廷玉等。 道光十八年五月（1838年7月）林则徐在《筹议严禁鸦片章程折》的复奏中极力赞成黄爵滋的主张指出：“历年条奏不啻言盈廷而独于吸食之人未有请用大辟者论死之说私相拟议者未尝乏人而毅然上陈者独有此奏。然流毒至于已甚断非常法之所能防力挽颓波非严蔑济。”1同时提出了必须将烟具收缴净尽、加重开馆兴贩及制造烟具者的罪名等六条禁烟措施。这些禁烟措施林则徐在他管辖的湖北、湖南地区已认真实行并取得很大的成绩。同年八月林则徐再次上奏道光帝痛陈鸦片“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兴思及此能无股栗！”2道光帝深感银荒兵弱的严重威胁决心严禁鸦片。九月他令各直省将军、督抚严禁鸦片“毋得稍为松动”；将公开主张弛禁的许乃济降级勒令休致；并宣召林则徐进京商议禁烟事宜。十一月十五日（12月31日）道光帝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前往广州查禁鸦片。 道光十九年正月（1839年3月）林则徐到达广州。他在两广总督邓廷桢的支持下严令捕拿烟贩惩办受贿的官吏限期令外国商人交出鸦片。他宣布：外船进口必须具结保证“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收人即正法情甘服罪”；并严肃表示禁烟的决心：“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3英国住华商务监督查理·义律（11iot）极力破坏禁令阻止英商交烟具结指使停泊在珠江口外的鸦片船逃避并准备武装挑衅。林则徐坚决打击义律的破坏活动下令暂停中英贸易派兵严守英国商人居住的商馆。义律不得已命令英商缴烟保证烟价由英国政府赔偿。英国鸦片贩子被迫交出鸦片2万余箱美国鸦片贩子也缴出15oo余箱共计重237万余斤。在林则徐主持下四月二十二日至五月十三日（6月3日至6月25日）将缴获的鸦片全部在2《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1。 3《黄爵滋奏疏许乃济奏议合刊》第71页。 1《林则徐集·奏稿》第568页。 2《林则徐集·奏稿》第6o1页。 3《林则徐集·公牍》第59页。 虎门滩当众销毁。虎门销烟打击了外国侵略者的气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志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维护民族尊严和反抗外国侵略的决心。 虎门销烟后林则徐宣布恢复中英之间的正常贸易但严禁鸦片输入。 义律一方面继续进行破坏禁烟的活动一方面鼓动英国政府动战争。 英国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是蓄谋已久的。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国以祝贺乾隆帝8o寿辰为名派马戛尔尼为的使团到北京提出开放宁波、舟山、天津等地为商埠割让舟山附近的岛屿与广州附近的地方减轻税率等侵略要求遭到清廷的拒绝。嘉庆十三年（18o8）英兵舰13艘侵扰我国东南沿海闯入虎门被中国水师击退。嘉庆二十一年（1816）英国侵略者就扬言：“如果我们要和中国订立一个条约这个条约必须是在刺刀尖下依照我们的命令写下来并要在大炮的瞄准下才生效力的。”1道光十七年到十八年（1837—1838）英国生经济危机。英国资产阶级为了摆脱困境更加紧对外扩张动侵略战争夺取新的市场。中国禁烟后英国工商业资产阶级及鸦片贸易集团立即出一片战争喧嚣他们致书英国政府说：“中国方面的无理举动给了我们一个战争的机会”“大不列颠现在极应以武力向中国要求‘恢复名誉’了”1。英国政府认为这是动战争的最好借口即召开了内阁会议讨论武装侵略中国的问题。外交大臣巴麦尊（h..pa1merston）表示：对付中国的唯一办法“就是先揍它一顿然后再作解释”2。道光二十年正月（184o年2月）英国政府任命乔治·懿律（11iot）和义律为正副全权代表并任命懿律为侵华英军总司令。巴麦尊给他们以侵华训令和《对华条约草案》对具体侵略步骤作了指示并提出赔款、割地、开放通商口岸、领事裁判权等侵略要求。三月（4月）英国议会正式通过派兵侵略中国。五月（6月）懿律率领的一支由军舰16艘（载炮54o门）、武装轮船4艘、运输船28艘、6军4ooo人（后增至15ooo人）组成的“东方远征军”到达了广东海面正式开始了这场侵略战争。1广东省文史研究馆译：《鸦片战争史料选译》第48页。 1《英国蓝皮书》《鸦片战争》第2册第661—664页。 2《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4期。 第二节战争的进程和清廷的失败鸦片战争从道光二十年五月（184o年6月）开始到道光二十二年七月（1842年8月）结束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道光二十年五月英军封锁珠江口开始到二十一年正月（1841年1月）道光帝诏令抗击英国侵略军之前止历时约7个月。 道光十九年十二月（184o年1月）林则徐被任命为两广总督邓廷桢调任闽浙总督。林则徐积极加强战备随时准备抵抗英国侵略者的武装入侵。他加强虎门一带所安设的木排铁链添置炮台炮位购买西洋大炮船只督促水6官兵操练招募民间壮丁数千人编成水勇加紧训练。他认为“民心可用”并公开号召：“如英夷兵船一进内河许以人人持刀痛杀。”林则徐还注意了解外国的情况组织了对外国报纸和书籍的翻译译有《四洲志》、《华事夷言》等。根据中英双方军事力量的特点他认为应采取“以守为战以逸待劳”1的作战方针。 五月英国侵略军到达广东海面后看到广东已严加戒备、无隙可乘同时根据英国政府的训令避免在广东拖延在封锁珠江口后主力北上。六月英军进犯厦门未能得逞。接着北犯浙江攻陷定海。七月（8月）英舰到达白河口威胁北京。清廷文武官员惊惶失措妥协派乘机攻击林则徐主张同英国妥协。道光帝动摇了禁烟和抵抗的信心命直隶总督琦善前往天津海口同英军谈判并下谕说林则徐等查禁烟土“措置失当”“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定能代伸冤抑”2。琦善向英国侵略者保证重治林则徐的罪表示只要他们退回广东一切都可商谈。他还宣扬失败情绪夸大英军的武力不可战胜“且本年即经击退明岁仍可复来边衅一开兵结莫释而频年防守亦不免费饷劳师”只“可以好言相诱”1。英国侵略者同意到广东省谈判于八月离开大沽南下。道光帝派琦善为钦差大臣到广州办理交涉并下诏把林则徐、邓廷桢撤职查办。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184o年11月）琦善到达广州。他同林则徐的做法完全相反下令撤除了珠江口附近的防御工事解散壮丁、水勇以讨好英国侵略者。时懿律因病回国义律接任全权代表。在中英谈判中义律提出赔偿烟价、割让岛屿等侵略要求。为了迫使琦善完全屈服义律再次动战争。十二月（1841年1月）英军攻占沙角、大角炮台副将陈连升及守台官兵全部阵亡。随后义律在澳门布了一份公告内容包括割让香港岛、赔偿烟价6oo万元、恢复广州通商等。这就是义律所谓的双方签订的《穿鼻草约》。事实上琦善对于这个草约只是面允并未签字也未盖用钦差大臣关防。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三日（1841年1月25日）英国侵略军悍然强占了中国领土香港。 第二阶段自道光二十一年正月（1841年1月）道光帝诏令抗击英国侵略军始至四月《广州和约》止历时4个月。 琦善的妥协活动引起了广州的爱国士绅和群众的强烈不满。清廷内部倾向抵抗的官员也奏请罢免琦善。道光帝认为割地赔款出了原来为谋求1《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762页。 2《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13。 1《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14。 妥协而准备让步的限度损害了清廷的统治地位于道光二十一年正月（1841年1月）下诏对英作战任命宗室奕山为靖逆将军、湖南提督杨芳等为参赞大臣到广州主持军务并下诏把琦善革职锁拿。 奕山未到达时二月英军向虎门炮台动进攻水师提督关天培率守军4oo余人英勇抵抗。由于琦善拒援兵虎门陷落全部官兵壮烈牺牲。英舰越虎门驶入省河。 三月奕山及各省援军先后到达广州。奕山到达广州后不积极布置防御反而诬蔑广东人民都是“汉奸”执行“防民甚于防寇”的方针。他企图侥幸取胜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于四月初一日（5月21日）动了一次夜袭。英军乘机反扑侵占广州城北的主要炮台包围了广州城。初六日（26日）奕山挂起白旗向英军乞降。翌日奕山与义律订立《广州和约》规定奕山等所有外省清军于六日内退出广州城6o里以外赔款6oo万元。英军的暴行和清官员的投降卖国激起了人民的爱国义愤。四月初九日（5月29日）占据炮台的英军到广州城外的三元里抢劫骚扰。群众奋起反击当场打死英兵数名。三元里人民聚会约定以三星旗为令旗“旗进人进旗退人退”“宁死不屈”。随后又联络附近的村民共同战斗。初十日（3o日）三元里附近1o3乡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手持刀、矛、锄、耙迎击英军。“老弱馈食丁壮赴战一时义愤同赴不呼而集者数万人”1。他们把英军层层包围起来展开了肉搏战。一些爱国士绅也参加了抗英斗争。十一日（31日）番禺、南海、花县、增城、从化等县4oo余乡的群众赶来与三元里群众一起围攻英军。英军伤亡惨重义律只好派人向广州知府余保纯求救。经余保纯“向三元里绅民揖劝代夷乞免”英军才狼狈逃脱。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是近代中国人民最早的自反抗外国侵略的英勇斗争显示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和勇于斗争的英雄气概。 第三阶段自道光二十一年七月（1841年8月）英军从广东海面北上进攻福建厦门开始至道光二十二年七月（1842年8月）《南京条约》签订为止历时1年。 道光二十一年闰三月（1841年4月）英国政府获悉义律提出《穿鼻草约》的消息后认为这个条约所得到的权益太少决定撤换义律改派璞鼎查（）为全权公使进一步扩大侵华战争。 七月（8月）璞鼎查率领英国舰队自广州海面北犯福建厦门。总兵江继芸率清军英勇抗击力战阵亡厦门陷落。八月十二日（9月26日）英军继续北上进犯浙江定海。总兵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率守兵56oo人与英军激战6日最后壮烈殉国。十七日（1o月1日）定海再度失陷。二十六日（1o月1o日）英军攻镇海总兵谢朝恩战死浙江提督余步云临阵逃脱两江总督裕谦自杀镇海失守。英军遂溯甬江而上于二十九日（1o月13日）不战而占据宁波。英军所到之处烧杀掳掠在占领宁波后掠得可供两年之用的谷物和12万元左右现金和纹银。英军的侵略罪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英勇反抗。浙东人民在黑水党领导下采取多种多样的方法袭击英军使侵略者感到十分恐惧。 英军在侵犯浙江省的同时先后两次分兵窜犯福建省台湾。台湾军民在总兵达洪阿、道员姚莹的组织下进行抗击击沉英舰除斩不计外俘虏1梁廷枏：《夷氛闻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75页。 敌人183人取得了胜利。 九月（1o月）道光帝获悉定海、静海失守的消息后决定第二次出师任命宗室奕经为扬威将军到浙江主持战事。奕经和奕山一样代表封建统治最腐朽的势力。他出京时“或战或抚游移两可”一路上游山玩水铺张糜费。到苏州后即驻足不进“淫娼酗酒索财贪贿”怨声载道。在督抚等的催促下奕经不得已于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十六日（1842年2月25日）移驻浙江绍兴。从京城出至此历时4个多月。二十九日（3月1o日）他在不了解敌情和无准备的情况下轻率地分兵三路企图一举收复定海、镇海、宁波结果大败从此不敢再战。 浙江出师的惨败使道光帝由主战转而妥协求和任命主和的盛京将军耆英为署杭州将军、钦差大臣起用因庸懦无能被革职的前两江总督伊里布令他们前往浙江寻求谈判的机会。 英国侵略者认为议和的时机尚未成熟不足以威胁清廷接受它的全部要求决定仍照原定计划攻打长江流域下游要害地区。道光二十二年五月（1842年6月）英军进攻长江口的吴淞。两江总督牛鉴闻风而逃提督陈化成率守军坚决抵抗开炮击伤敌舰最后与部下一同壮烈牺牲。英军接着侵占上海进犯江苏镇江。驻防镇江的副都统海龄率清军奋起抵抗经过激烈的巷战后镇江失守。英军据城之后大肆烧杀抢掠“比户劫掠无家不破西门桥至银山门无日不火市为之空城乡皆被蹂”1。对英军的侵略罪行恩格斯曾撰文予以谴责他指出：“在劫城的时候大肆屠杀。英军作战时自始至终采取了极端残酷的手段这种手段是和引起这次战争的走私贪欲完全相符的。”2六月英舰到达南京江面。清廷向侵略者屈服了。七月二十四日（8月29日）清廷的议和代表耆英、伊里布在南京江面的英舰上跟英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鸦片战争至此结束。 中国所进行的反对英国鸦片侵略的战争是正义的自卫战争。在战争中英国在武器方面虽然居于优势地位但也存在着与本国距离遥远、补给困难、兵力有限等不利条件。然而战争却以中国失败告终。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原因固然可以从多方面去说明但根本原因是由于清朝封建统治的腐朽。当时吏治十分官吏渎法嗜利阿谀奉迎柔靡圆滑骄奢淫逸置国计民生于不顾对外国事物更是暗昧无知。他们外而震慑于英国侵略军的船坚炮利内而十分仇视人民认为“患在内而不在外”担心战争延长“靡饷劳师”国内可能出现人民揭竿而起的局面不如早日向英军妥协求和。因此道光帝在广东、浙江两次出师遭到失败后就完全采取一意求和的政策接受屈辱的和约。 1陈庆年：《横山乡人类稿》卷5《鸦片战争》第4册第7o2页。 2恩格斯：《英人对华的新远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19o页。第三节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也是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第一个条约。条约规定：一、割让香港给英国；二、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三、赔款21oo万元其中鸦片费6oo万元商欠3oo万元军费12oo万元分四年付清《广州和约》的赎城费6oo万元不包括在内；四、英商“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应秉公议定则例”开了协定关税的恶例使中国丧失关税自主权。 道光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1843年7月22日）、八月十五日（1o月6日）英国又强迫清廷签订《五口通商章程及海关税则》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即《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补充。通过《虎门条约》英国又取得了以下重要特权：一、英国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即英国人在中国犯罪时由英国领事按照英国法律处理不受中国法律的制裁；二、进出口货物的关税税率值百抽五中国不能自由变更；三、英国在中国享有最惠国待遇即中国将来给予其他国家任何权利英国人可以“一体均沾”；四、英舰可常驻通商口岸港口；五、英国人可在通商口岸租赁土地建房居住。 《南京条约》签订以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接踵而来。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十八日（1844年7月3日）在美国武力的胁迫下钦差大臣、两广总督耆英与美国专使顾盛（netg）签订了《望厦条约》。九月十三日（1o月24日）耆英又跟法国专使拉萼尼（théodosedelagrené）签订了《黄埔条约》。美、法两国不仅同样取得了《南京条约》和《虎门条约》中除割地、赔款外的一切特权而且还获得了新的特权。如《望厦条约》扩大了领事裁判权的范围不仅美国人与中国人之间的刑事或民事案件而且美国人与其他外国人在中国生的一切诉讼都由美国领事审理中国官员不得过问。协定关税则从《南京条约》的“秉公议定”税率确定为“须合众国领事等官议允”。美国还取得在通商口岸建立教堂、医院等特权。《黄埔条约》特别规定“倘有中国人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破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随后法国又胁迫清廷同意取消对天主教的禁令准许他们在各通商口岸自由传教。基督教也跟着获得同样的权利。从此西方各国的传教士随着鸦片和商品一起纷纷窜入中国。 鸦片战争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订立使中国社会生了根本的变化。 战前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清廷可以行使全部主权不受外国干涉。战后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遭到破坏开始丧失了政治上的独立地位而清廷不仅代表中国地主阶级的利益还逐步变为外国资产阶级统治中国人民的工具。战前中国的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由于战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遭到猛烈的冲击而逐渐解体中国经济也就逐渐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庸。战后英国向中国掀起一个倾销商品的狂潮。尽管在道光年间外国商品在中国还不能获得广泛的销路但在遭受外国商品冲击的靠近五口通商的沿海地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已开始生分解的现象。由于外国棉纱棉布的源源输入使通商口岸附近地区的手工纺织业受到了打击。如道光二十六年（1846）江苏松江、太仓一带出现了“无纱可纺松、太布市消减大半”1。福建漳州、同安一带的土布原畅销台湾、辽宁等地这时也出现了“壅滞不能出口”的情况。外国棉纱棉布的冲击使这些地区出现了纺、织分离和耕、织分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从中国掠夺农产大批丝、茶从上海、广州和福州等通商口岸运出。生丝的贸易差不多全部操纵在英国人手里。从道光二十五年（1845）起生丝的出口量不断上升这一年出了1万担咸丰八年（1858）达6.9万担。茶叶的贸易相当大部分也是英国人所独占。道光二十四年（1844）出口量即达53万担过战前最高出口量13万担此后出口量继续上升。2丝、茶出口量的激增刺激了如江苏、浙江、福建、湖南等省一些地区大量种桑养蚕、种植茶叶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展对自然经济的分解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丝、茶的出口几乎是为英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所操纵开始走上了依附外国资本的道路。 战后西方列强利用《虎门条约》的规定纷纷在通商口岸租赁土地、建造房屋、划定租界。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1845年11月）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富尔（g.ba1four）与上海道宫慕久议定土地章程在上海划出一个区域作为英租界。道光二十七年、二十九年（1847、1849）美、法两国也相继在上海强行划定租界。后来租界制度逐渐推广到其他通商口岸。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在租界实行了完全独立于中国的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以外的另外一套统治制度使租界成为“国中之国”。 鸦片战争后不久英、美、法等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利用中国的劳动力和原料为了其商品输出和文化、宗教侵略的需要在通商口岸地区开始设立企业。道光二十三年（1843）英国传教士在上海创办墨海书馆。二十五年（1845）英人在广州黄埔开办柯拜船坞修理船舶。同年美国传教士在宁波开办美华书馆。三十年（185o）英人在上海开办字林西报馆出版《北华捷报》、《字林西报》等。此后英、美等国商人又6续在上海等地开办船舶修造、印刷、食品、制药、打包等企业。这些企业雇佣了中国工人他们是中国最早的一批产业工人。 随着社会性质的改变阶级斗争的形势也生了变化。这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除了原有的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以外又加上了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并且后者成为最主要的矛盾。从此中国人民既要反对本国封建主义更要反对外国资本主义承担了双重的革命任务。1包世臣：《答族子孟开书》《安吴四种》卷26。 2据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8—79页。第四节鸦片战争前后的学术文化鸦片战争前后的学术文化有了新的变化。第一地主阶级中一部分比较开明的官吏和知识分子继承并展了明清之际讲求“经世致用”的传统注意研究实际问题要求了解外国情况要求改革国内政治。林则徐、龚自珍、魏源、徐继畬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第二因边情的需要研究边疆历史、地理写出专门的论述。张穆、何秋涛在这方面作出了贡献。第三在文学上出现了大量的反侵略作品。第四在科学技术方面有一定的成就其中包括了对资本主义国家一些先进技术的介绍及有关理论的运用。 林则徐（1785—185o）字少穆福建侯官县（今闽侯县）人。在中外关系上他看得较远。在广州期间他组织了对外国报纸和书籍的翻译译有《四洲志》和《华事夷言》等既介绍外国的情况也介绍外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当英国侵略气焰方盛时他却看到了北方边防的问题提出：“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他很注意农田水利建设晚年在新疆修沟渠垦田3.7万余顷有利于当地农业的展。他的著作后人编为《林则徐集》。龚自珍（1792—1841）号定庵浙江仁和县（今杭州市）人。作为思想家他把当时的社会比作满身疥癣的病体已到了无法治疗的程度。他指出当时的层层官吏以贪污、压榨的手段供其无耻的享受使农民织女仅仅是为供其奴役而存在。他认为“法无不改”“事例无不变迁”形势终要生变化提出“更法”的主张。他的著作、后人编为《龚自珍全集》。魏源（1794—1857）字默深湖南邵阳县人。他在鸦片战争前曾代人编辑《皇朝经世文编》又先后为林则徐等筹议漕运、水利、盐政等问题。鸦片战争爆后他参与了浙江省前线抗英战争的筹划。后来他写了《圣武记》历述清皇朝过去武功上的胜利用意在与当时军事上的颓势相对照。又综述各国历史、地理及中国应采取的对外政策写成了《海国图志》1oo卷。他主张变法革新认为“小变则小治大变则大治”“变古愈尽便民愈甚”。在对外国侵略的问题上魏源反对当权派的闭塞无知和盲目自大批判他们拒绝吸取西方国家的“长技”和把机器看作“奇技淫巧”的保守思想。他提出了有名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也就是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科学技术和养兵练兵之法以抵御外国的侵略。魏源的主要著作还有《古微堂内外集》等。 徐继畬（1795—1873）号松龛山西五台县人。他在福建省任市政使期间获得世界地图册和西方人士的有关口述并广泛搜集中外文献资料撰成《瀛环志略》1o卷对世界各国的史地状况作了较系统的介绍。时人往往把此书和《海国图志》相提并论。 张穆（18o5—1849）字石洲山西平定州（今平定县）人。他研究了蒙古各部的地理位置和前代在这一地区的设施写出有名的《蒙古游牧记》一书。他死的时候书尚未定稿由何秋涛补辑校印共16卷。 何秋涛（1824—1862）字愿船福建光泽县人。他认为中国跟俄国接境一直缺乏有关这一广大边区的专书。他研究了中国蒙古、新疆、东北地区的历史和地理并注意了中俄关系问题成《北徼汇编》（即《朔方备乘》）8o卷。 林则徐等人的思想和作品反映了时代变动在文化领域里的脉搏影响是相当大的。 在文学方面鸦片战争以后的爱国主义作品是丰富的。这类作品热情地歌颂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严厉指责英国的侵略暴行和清朝统治者的对外妥协投降。著名的如魏源的《寰海》诗斥责了清朝官僚的投降活动而张维屏的《三元里》诗则描写了三元里群众抗英斗争的高昂的爱国热情和雄伟的声势嘲笑外国侵略者在中国人民打击下狼狈不堪的丑态并对清朝统治者的妥协投降表示愤慨。民间的揭帖和歌谣是以通俗朴素的语言和尖锐鲜明的思想痛斥外国侵略者和清朝统治者鼓舞人民起来反抗富有战斗性和鼓动性。 在科学技术方面吴其浚、邹伯奇和郑复光都是有成就的。吴其浚（1789—1847）字瀹斋河南固始县人。他汇集古代有关植物的文献成《植物名实图考长编》22卷共收植物838种。又根据自己的观察和访问成《植物名实图考》38卷共收植物1714种。这是我国近代植物学上的重要著作。邹伯奇。（1819—1869）字特夫广东南海县人。精于天文、历、算及地理、测量之学著有《甲寅恒星表》、《赤道星图》、《黄道星图》、《乘方捷术》等书。他在总结了中国关于几何光学成就的基础上成《格术补》一书进一步用数学方法表述了关于反射镜、透镜、透镜组等成像规律以及关于眼镜、望远镜、显微镜等光学仪器的基本原理。郑复光（？—1846）字元甫安徽歙县人。他著有《镜镜詅痴》一书把我国和西方的光学知识系统起来阐明了望远镜、放大镜和各种透镜的制造及应用原理。他还著文说明蒸汽轮船的结构原理并附有详细的图样这是中国人研究近代轮船的开始。 英美等国开始在中国设立教堂办报纸办医院办博物馆。咸丰八年（1858）英国皇家亚细亚学会还在上海设立分会称作亚洲文会。这些外国人的文化活动固然起着中外文化交流的作用但本质上还是在大炮庇护下所进行的文化侵略。 第二章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兴起和展第一节太平天国的兴起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英国在鸦片战争后对中国大量推销棉纺织品和其他工业品破坏了通商口岸及其附近地区的手工业剥夺了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生计。同时英国的鸦片走私越来越猖獗。道光二十九年（1849）鸦片输入过了5万箱。鸦片泛滥所引起的白银外流、银贵钱贱等问题比战前更为严重使劳动人民的负担更加沉重。清廷为了支付战费和赔款用重税掠夺农民。地主也乘机加剧了土地兼并。道光二十六年至三十年（1846—185o）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各省都遭受严重的水、旱灾害两广地区也是水、旱、蝗灾不断。天灾使广大人民陷入失业、破产、饥饿、死亡的困境。农民的反抗斗争不断在各地生在战后1o年间汉、苗、回、瑶、壮、彝、藏等族人民的起义达1oo多起广西、湖南等省的天地会起事声势尤盛。到道光三十年底（1851）人民的反抗斗争汇成一股强大的革命洪流这就是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 洪秀全广东花县（今花市）人是一个农民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做过村塾教师对于农民的痛苦和要求有较多的了解。他曾经几次到广州应考秀才但都没有考取。多次科场失意使洪秀全愤懑不平。就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最后一次应试落第后他阅读了传教士梁的基督教布道小册子《劝世良言》并加以附会解说按照书中的启示祈祷上帝自行施洗开始从事传教活动。他劝人只拜上帝不拜祖先、邪神不行恶事。他的同学、塾师冯云山和族弟洪仁轩等最早接受了他的宣传并将村塾中供奉的偶像和孔子牌位尽行撤去。这一行动违背了传统的风俗伦常引起当地有势力者的不满他们失去了塾师的职位。 道光二十四年（1844）洪秀全、冯云山离开家乡去广西在农民中进行宣传组织活动。不久洪秀全回到花县一面教书一面传教并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作品。稍后又写了《原道觉世训》。这些作品要求平等反对压迫提出了“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抨击了封建等级制度企望实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社会。同时冯云山在广西省桂平县紫荆山区、建立“拜上帝会”组织团聚了会众2ooo多人包括汉、壮、瑶各族的贫苦农民和手工业者其中有种山烧炭的杨秀清和贫农萧朝贵。道光二十七年（1847）洪秀全回到紫荆山区和冯云山会合。为巩固和展拜上帝会他们共同策划、制定了“十款天条”、各种条规和宗教仪式加强对会众进行思想和纪律教育。拜上帝会影响越来越大因而同当地封建势力的矛盾也逐渐尖锐起来并由开始的反对神权展为政治性的斗争。地主豪绅凭借团练武装的力量压制拜上帝会的活动斗争愈演愈烈。道光二十八年（1848）恶霸地主王作新率领团练逮捕了冯云山等人向桂平县衙门控以“结盟聚会”“不从清朝法律”1。在贵县的洪秀全闻讯立即赶到紫荆山随后又赴广州设法营救。冯云山被捕入狱洪秀全又回广东拜上帝会一时失去了主持人会众1方玉润：《星烈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3册第82—83页。生混乱。在紧要关头杨秀清假托“天父上帝”下凡附体传言群众安定人心。随后萧朝贵也以同样方式取得代“天兄耶稣”传言的资格。“天父”是拜上帝会信仰的最高主宰它的体现者是洪秀全。杨秀清代“天父”传言虽然对维系拜上帝会组织起了一定作用但他却从此在宗教地位上取得了凌驾于洪秀全之上的最高权威给日后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分裂埋下了一重危机。 冯云山在拜上帝会会众营救下出狱后往广东寻找洪秀全。道光二十九年（1849）两人重返紫荆山。这时拜上帝会力量迅展起来以紫荆山为中心东由平南、藤县西至贵县北起武宣、象州南迄6川、博白以及广东的信宜、高州、清远等地都有它的组织。拜上帝会在展和斗争中形成了以洪秀全为的领导核心成员有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和石达开。 道光三十年（185o）道光帝死咸丰帝即位。当时广西又遇大饥荒农民到处起来斗争把整个广西省都震动了。拜上帝会起义时机已趋成熟洪秀全要求各地会众到金田村“团营”整编队伍。拜上帝会会众到金田团营后按军队编制建立了一支队伍与清军展开战斗先后在平南县思旺和金田附近的蔡村江大败清军。这两次胜仗稳定了金田的形势。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1851年1月11日）在洪秀全生日这天洪秀全率众在金田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 金田起义后清钦差大臣李星沅现太平军与天地会不同“实为群贼之尤”决定集中兵力围攻太平军由广西提督向荣指挥。在清军的围攻下太平军英勇奋战在大湟江口击败清军。咸丰元年二月（1851年3月）太平军转进武宣县东乡扎营。洪秀全在东乡登极正式即天王位。八月（9月）太平军击败新任钦差大臣赛尚阿督率的清军的围攻并一举攻克永安州（今广西壮族自治区蒙山县）。洪秀全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规定西王以下各王都受东王节制。还订立了军事、政治方面的制度颁行了天历。 清廷急忙调集重兵包围永安城。咸丰二年二月（1852年4月）太平军由于城中粮、盐、弹药都很缺乏于是突围北进出广西入湖南。在湖南南部连克道州、郴州当地天地会及劳动群众参加太平军的很多其中的挖煤工人组成了土营。其时已是七月（8月）。十月（12月）以久攻长沙未下转占益阳。十一月（12月）克岳州。太平军在益阳、岳州获得大批军火、船只组织了水营。在进军的战斗中冯云山、萧朝贵先后牺牲。 太平军撤离岳州后顺流东下进入湖北连克湖北重镇汉阳、汉口。咸丰二年十二月（1853年1月）攻占湖北省城武昌。湖北巡抚常大淳等败死。清廷震惊将钦差大臣、署湖广总督徐广缙革职拿问命署湖北提督向荣为钦差大臣专办两湖军务以两江总督6建瀛为钦差大臣防守安徽、江苏以署河南巡抚琦善为钦差大臣驻防河南妄图堵截太平军。太平军在武昌停留了将近一月。咸丰三年正月（1853年2月）洪秀全放弃武昌统率大军水6并进连克江西九江、安徽安庆、芜湖等地兵临南京城下。二月初十日（3月19日）太平军攻破南京外城斩两江总督6建瀛。翌日攻克内城杀江宁将军祥厚等。太平天国把南京改称天京定为都城。随后太平军又先后攻克江南重镇镇江和江北重镇扬州肃清了天京外围的残敌。 太平军在进军途中坚决镇压和打击官僚、豪绅、地主焚烧衙门、粮册、田契、借券对封建统治秩序进行了扫荡。而对于人民群众则爱护备至“所过之处以攫得衣物献给贫民谓将来概免租赋三年”1。这使太平军到处受到群众的欢迎和拥护连反对者也不得不承认太平军至“争迎之官军至皆罢市”“乡民处处助贼打仗”2。因此太平天国起义获得迅猛展。 1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第3册第271页。 2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第3册第272、275页。 第二节太平天国的制度和政策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它明确提出“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则规定把田地按好坏分成九等在分配时好坏搭配不分男女16岁以上的都可以分到一份15岁以下的减半。它还规定居民25家为一基本单位称为“两”。地方基层政权建立乡官制度。各家农副业生产所得除个人消费部分以外其余都应缴归国库。婚丧等额外开支都由国库按定额给。太平天国想通过实施这个制度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 《天朝田亩制度》大大展了过去农民战争提出的均贫富和均田的思想反映了广大农民迫切要求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愿望具有重要历史意义。但是这个制度所制定的平分土地的办法给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所设计的那一套方案却不切合实际。要在小生产的基础上废除私有制和平均一切社会财富以求人人平等这是农民的平均主义空想。《天朝田亩制度》的理想没有能够实现也不可能实现。为了适应现实的迫切需要太平天国不得不采取一些较为切实可行的措施在安徽、江西等地实行“照旧交粮纳税”的政策。这一政策是仿照清朝的办法即地主是田赋的主要交纳者征收地丁银和漕粮。这表明太平天国承认地主占有土地并允许地主收租。封建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虽然受到冲击但并没有改变。尽管如此在太平天国辖境内由于很多地主被杀或逃亡原来耕种地主土地的农民不再向他们交租了。留下来的地主大都失去了昔日的威风不少佃农拒绝向他们交纳或者少交田租。这一切说明农民的生活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 在城市管理方面太平天国一度在天京完全废除私有财产生活必需品由国库按定额供给。居民按性别分别编入男馆女馆夫妇不得同居。男子除参加军队者以外都要参加生产或在政府机关中服役女子大致相同。商业也被废除。对于手工业则由诸匠营和百工衙统一经营管理。诸匠营和百工衙只是为供应太平天国的需要而生产产品直接分配给各单位不经过市场进行交换生产者除吃穿之外别无报酬。洪秀全等太平天国领导人依照农民平均主义思想所制定的改造城市的方案让居民过平均主义式的生活有城无市原来的城市变成了城堡这是违背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展趋向的所以终于遭到失败。咸丰四年底、五年初他们允许居民恢复家庭生活承认私营工商业天京的秩序逐渐恢复原来的状态。 太平天国还规定了尊重妇女的政策。《天朝田亩制度》中规定妇女跟男子同样分得土地规定“凡天下婚姻不论财”废除买卖婚姻。太平天国曾提倡“一夫一妇”禁止娼妓、缠足、买卖奴婢等封建陋习。他们还建立了女军设立了女官还享有参加考试的权利。这些措施对封建宗法制度起了冲击作用。但是洪秀全、杨秀清等领导者却仍沿袭历代封建帝王的妃嫔制。洪秀全还宣扬“妻道在三从勿违尔夫主”之类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 在思想文化领域太平天国对孔子和儒家的正统权威进行了一次冲击。 金田起义前洪秀全便在他的私塾中撤去孔子的牌位。在道光二十八年撰写的《太平天日》中洪秀全进一步展了他的反孔思想指出“推勘妖魔作怪之由总追究孔丘教人之书多错”并把孔丘像捆掷在“皇上帝”面前接受审判、斥责和鞭挞使“孔圣人”威风扫地。金田起义后太平军所到之处尽情扫荡孔庙和孔子等人的牌位把儒家经书斥之为“妖书”宣布“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1。这样空前猛烈地冲击孔孟及儒家经书无疑具有革命意义。但是太平天国并没有对儒家思想中的封建性糟粕进行任何实质性批判对四书、五经也只是删去鬼神祭祀之类的字句或做些枝节的文字改动而把儒家思想中的基本内容如等级制、三纲五常、天命论等都保留了下来。 在对外关系方面太平天国虽然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本质认识不清但他们反对不平等条约严禁鸦片输入坚持了反对外国侵略的立场。咸丰三年三月到四年五月（1853年4月—1854年6月）英国公使文翰（.bonham）、法国公使布尔布隆（a.debourbou1on）、美国公使麦莲（.mnete）等先后打着“中立”的幌子到天京访问。他们访问天京是为了窥视太平天国的实际情况试探太平军及其领导对西方国家的态度以便确定其侵华政策的具体措施。这些公使到天京后企图胁迫太平天国承认各国在华的侵略利益。文翰就把《南京条约》抄送给太平天国政府其用意是要太平天国承认此项不平等条约。他还扬言如果革命触犯了英国的利益他们将会像动鸦片战争那样来对付太平天国。洪秀全、杨秀清等人没有屈服于外国侵略者的恫吓拒绝承认《南京条约》。而对于正当贸易太平天国则加以鼓励。当时中国大宗出口的丝、茶一部分是产自太平天国的辖境之内另一部分则必须通过太平天国占领区才能外运。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后丝、茶出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逐年上升。 1黄再兴：《诏书盖玺颁行论》《太平天国》第1册第313页。 第三节清廷对抗太平军的措施太平天国起义的胜利展沉重打击了清朝的统治京师震动。据记载“官眷出城者约有四百家崇文、宣武两门外官宅十空其六七。钱铺闭歇者自二月十五后相继共有三百家。典铺当者以十千为率。银价斗落至大钱一千二三百文一两西客收帐商贾歇业”。1为了维持统治地位清廷采取了一些对抗太平军的措施。 太平军占领南京后清廷命钦差大臣向荣率清军到达南京城东孝陵卫成立“江南大营”；另一钦差大臣琦善率清军至扬州成立“江北大营”以图形成包围天京的态势。 由于八旗、绿营的溃败咸丰帝于二年底（1853年初）命令大江南北各省在籍官绅举办团练组织地主武装。曾国藩所办湘军就是其中之一。曾国藩字涤生湖南湘乡人道光末年官至侍郎。咸丰二年底他因丧母在籍咸丰帝命他去长沙帮同湖南巡抚办理团练。他以罗泽南的湘勇为基础“别树一帜改弦更张”1略仿明戚继光的成法募练了一支不同于绿营的军队——湘军。湘军任用一批知识分子为营官主要有罗泽南、彭玉麟、李续宾等。他们和曾国藩一样都笃信程朱理学热心于经世致用之学。曾国藩以同乡和伦常的封建情谊作为维系湘军的纽带选将募勇坚持同省同县的地域标准鼓励兄弟亲朋师生一同入伍甚至同在一营。实行士兵由营官自行招募每营士兵只服从营官一人整个湘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形成一种严格的封建隶属关系。对士兵进行三纲五常为核心的思想教育和严禁扰民、嫖赌、吸食鸦片的军纪教育进行技击、枪法和阵式的军事训练。咸丰四年二月（1854年3月）湘军编练成水6两军共1.7万余人。于是曾国藩和他的湘军成为清朝统治的重要支柱和太平天国的凶恶敌人。 为镇压太平军至咸丰三年六月清廷已拨军饷2963万余两户部库存正项待支银仅剩22.7万余两“度支万分窘迫军饷无款可筹”1于是千方百计进行搜括除加重原有捐税、广开捐输、行大钱、钞票等外又实行厘金制度。厘金分为两种一是行商的货物过境税一是坐商的交易税税率约为1％。咸丰三年九月清帮办江北大营军务大臣雷以诚在扬州仙女庙等地开征。第二年推行到许多地区。最初是征收过境的粮食后来范围日益扩大成为一种常规有些州县税卡林立。厘金制度是一种沉重的经济勒索它增加了人民的负担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展。 1吴昆田：《潄六山房全集》卷9。 1《与王璞山》《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 1王先谦：《东华续录》咸丰朝卷24。 第四节太平军北伐和西征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随即派兵北伐和西征对清统治区实行了大规模的主动出击。 咸丰三年四月（1853年5月）林凤祥、李开芳率太平军自扬州出开始了北伐。北伐军在浦口上岸经安徽北上一路连破州县五月入河南在归德（今商丘）毙伤清军3ooo余人。随后沿黄河沿岸西进攻省城开封不克。于是在汜水、巩县之间渡过黄河六月进围怀庆（今沁阳）。清廷派直隶总督讷尔经额为钦差大臣调集北方兵力约2万人防堵。北伐军在这里同清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围攻将近两个月未能攻克。八月北伐军撤围入山西复经河南入直隶击溃讷尔经额所率清军克军事重镇临洺关。九月进占深州。咸丰帝命惠亲王绵愉和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调集军队阻挡北伐军。京中官绅逃迁者甚多情况极为混乱。北伐军乘虚东进前锋直抵杨柳青进逼天津。清军决运河堤放水北伐军进攻天津受阻。时届隆冬北伐军粮尽衣缺于咸丰四年正月（1854年2月）弃静海、独流南撤四月（5月）转据山东东光县连镇待援。天京派出的援军曾到达山东境内不幸在临清失败。北伐军听到援军北上的消息由李开芳分兵自连镇南下接应被清军围于山东高唐州。北伐军被截断两地处境更为困难。经过一年多的英勇战斗北伐军粮尽援绝于咸丰五年先后失败。 为了确保天京夺取安庆、九江、武昌三大军事据点控制长江中游展在南中国的势力与北伐军出的同时太平天国又派兵西征。咸丰三年四月（1853年6月）胡以晃、赖汉英、曾天养等率太平军溯江西上。西征军进展极为顺利五月即攻克安庆进围南昌。八月撤南昌围。此后西征军分为两支。一支由胡以晃率领以安庆为基地经略皖北不久攻克皖北重镇庐州（今合肥）。太平天国占领安徽的广大地区成为西征军的运输要道也是太平天国的主要给养地和战略要地。另一支由石祥祯、韦俊率领攻占九江沿江西上。咸丰三年九月（1853年1o月）再克汉阳、汉口因兵力不足退守黄州。曾天养率部来援于四年正月（1854年2月）在黄州大败清军湖广总督吴文镕自杀。西征军乘胜三克汉口、汉阳围攻武昌并分军进入湖南。 攻入湖南的太平军遇到了曾国藩湘军的顽抗。曾国藩率湘军倾巢出动并表了《讨粤匪檄》攻击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三月西征军在岳州大败湘军进占靖港分军攻取湘潭钳制长沙。太平军在湘潭同湘军水6激战伤亡很大于是弃湘潭突围走靖港。这时靖港的太平军几乎全歼湘军水师曾国藩羞怒交加投水寻死被随从救起。太平军在靖港的胜利并未能挽回湘潭失败所造成的局势被迫放弃钳制长沙的打算从而给曾国藩以喘息的机会。湘军经过休整补充六月重新出动攻陷岳州。八月湘军进入湖北直逼武昌。太平军迎击湘军战斗一整天武昌、汉阳相继失守停泊在汉水的大批船只也被湘军焚毁。这时太平军在西征战场上也处于严重不利地位曾国藩的气焰极为嚣张叫嚷要“肃清江面直捣金陵”。1面对西征战场失利的局势杨秀清急调石达开为统帅率军西援进驻江西湖口。咸丰四年十二月（1855年1、2月）太平军用诱敌深入、以少1《请饬各路带兵大臣督抚择要防堵片》《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4。胜多的战术在湖口和九江两次战役中痛歼湘军水师。曾国藩率残兵败将逃往南昌。太平军乘胜西进咸丰五年正月（1855年2月）占领汉口、汉阳二月（4月）三克武昌。 在江西大捷的同时太平军又在天京外围进行了一场激烈的破围战。这场战斗是从保卫镇江开始的。咸丰六年二月（1856年3月）太平军镇江守将吴如孝率部与增援的秦日纲军内外夹攻大败清军解镇江围。太平军随即乘胜渡江连克扬州、浦口大破江北大营。四月太平军又回师镇江大破清营七八十座江苏巡抚吉尔杭阿自杀。太平军乘胜攻破江南大营向荣率残军败退至丹阳毙命。太平军击溃江北、江南大营解除了威胁天京三年之久的军事压力。 太平天国经过三年多激烈的军事斗争在长江中下游取得了重大成就控制了从武昌到镇江沿岸的城镇安徽、江西、湖北东部以及江苏部分地区都为太平天国所掌握。 在太平天国胜利展的鼓舞下各地人民的反清起义蓬勃地展起来。 主要有：长江流域以南和东南沿海广大地区天地会及其支派起义北方的捻军起义和西南地区以少数民族为主的起义。上海小刀会起义和广东佛山镇（今佛山市）陈开、李文茂起义是天地会系统中有名的起义。上海小刀会于咸丰三年（1853）八月在刘丽川领导下起义占领上海县城及附近各县到咸丰五年初在清军和英法侵略武装的联合镇压下失败。陈开等于咸丰四年（1854）在佛山起义围攻广州城。第二年转入广西省在浔州府城（今桂平县）建立“大成国”。咸丰十一年（1861）失败。 捻军活跃在安徽、河南、山东西南部和江苏北部一带以破产农民、游民等为主要成分。咸丰元年（1851）以后因黄河决口大雨成灾人民无以为生原来以数十人、数百人为一股的捻军开始起义。咸丰三年因受太平军北伐的推动捻军的起义有了展。咸丰五年各路捻军会集于安徽蒙城雉河集（今涡阳县）推张洛行为盟主。此后捻军成为北方反清斗争的主力。太平天国失败后捻军和太平军余部联合作战一直坚持到同治七年（1868）转战八省给清朝反动政权以沉重的打击。 第三章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鸦片战争以后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期间随着各种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激化少数民族反抗清朝压迫的斗争此起彼伏。其中以云南杜文秀领导的各族人民大起义、贵州张秀眉领导的苗民大起义、西北回民大起义和新疆各族人民的大起义声势最为浩大影响也最为长久。 第一节云南各族人民大起义1云南回回大规模的反清斗争始于咸丰六年（1856）。咸丰六年昆明官绅屠杀回民并传当局有灭回之谕这使各地回民心怀疑惧纷纷聚众自保。回民杜文秀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联络汉族、彝族和白族人民在蒙化举起了反清的大旗。 杜文秀领导的起义军纪律严明所到之处实行公平交易不取百姓一草一木农民工商各安生理人心说服。起义军先后夺取了53座城占全省的大半。在攻占大理城后杜文秀被起义群众推举为兵马大元帅建立了大理政权。 杜文秀建立的大理政权有明确的革命目的就是推翻清朝统治。大理政权制定了文武官制并制定了军政管理条例。杜文秀领导的大理政权特别注意协调民族关系在起义的官兵中汉族居多数同时还有其他兄弟民族。为此大理政权设有处理兄弟民族事务的专职人员。杜文秀的重要谋士、大司寇李芳园和大司空李国纶都是杰出的汉族将领。军队中不少的高级将领都是由彝人担任的。同时大理政权还注意兴办水利展农业生产减轻人民负担并鼓励手工业和商业经营展同缅甸的贸易往来。杜文秀领导的大理政权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 自攻占大理后大理政权逐步向外展。到同治六年（1867）十月以前除云南大半地区都处在大理政权的控制下杜文秀还派出别动队去贵州、陕西、四川等地动起义起义军在西南地区的势力迅扩展。大理政权受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很深曾主动派军同石达开的太平军配合行动。 杜文秀建立帅府不久清军来攻滇西赵州失而复得清军溃退。咸丰十年（186o）清军再次来攻清提督褚克昌战死清军覆没。同治二年（1863）清军三次来攻义军奋战击败清军。同治五年（1866）清军第四次来攻于次年三四月间败归。清统治者曾于同治元年招降杜文秀并派专员前往被杜文秀严辞拒绝。 同治六年（1867）十月杜文秀任命蔡廷栋为大经略举十八大司、2o余万大军东征昆明拟先肃清全滇再图川、黔。但这时太平天国已被消灭反动政权已能集中力量来对付云南起义军。尽管如此东征一开始形势仍展得很快不久起义军就对昆明形成了包围但由于蔡廷栋不能督率各军乘胜攻下昆明反而屯兵城下将近两年之久以致坐失战机使清军有整顿部署的机会。同治八年八月因将帅不和大司疆段成功率所部降清蔡廷栋所部溃散。形势急转直下义军由优势转为劣势清军转守为攻。 同治十一年（1872）清军破上、下两关进逼大理。十一月大理城外防守工事尽失外援断绝城中誓死抵抗。清军用火药穿地道把东城轰坏了十几丈但仍进不得城。十一月二十五日杜文秀召集文武官员会议。大司衡杨荣提议“归顺”。杜文秀最后决定牺牲自己以换取全城百姓的生命安全。第二天他和全家服毒自尽。但他的善良愿望没能实现。清云南巡抚岑毓英到大理后便背信弃义杀死了全部降将血洗了大理城各族男女老少几乎无一幸免。 1本文材料采用《中国少数民族》第129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又《杜大元帅墓表》、《回回民族的新生》载《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北师大出版社1992年版。 云南人民反清运动虽然被镇压下去但杜文秀领导的以回汉联合为基础的各族人民联合反清运动他们所奉行的纲领在中国农民运动史和中国民族关系史上都是很大的创举。 杜文秀死后他的大司空李国纶在腾越一带坚持到光绪二年（1876）直至被俘不屈而死。这去大理失守已5年了。 第二节贵州苗民大起义1早在清乾嘉年间湘西、黔东北地区的苗族人民在石柳邓、石三保、吴半生、吴八月等领导下于1795年展开了大规模的反清起义以“逐客民（指满、汉地主、官吏）、复故地”为号召并提出“穷苦兄弟跟我走大户官吏我不饶”等口号。起义军声势浩大所到之处对民愤极大的贪官污吏和满、苗、汉地主恶霸都给予严惩。清廷慌忙调集云贵、两广、两湖和四川七省兵力由云贵总督福康安率领前往镇压。后来起义军与白莲教起义军相呼应使清军顾此失彼起义一直坚持到嘉庆十二年（18o7）前后达12年之久。 鸦片战争以后咸同年间黔东南等地又爆了以张秀眉为的苗民大起义。各路起义军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几乎攻占了整个黔东南地区他们与各地以汉族为主的“教军”、“号军”相互配合和侗、水、布依、瑶等族农民起义军密切联系协同作战后来还与太平天国石达开的部队取得了联系直接或间接地打击了清皇朝的统治。起义先后坚持了18年（1855—1873）之久是苗族历史上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的一次斗争。苗族人民纪念这次运动中杰出领袖张秀眉等的颂歌一直流传到今天。 张秀眉领导的贵州苗族大起义与杜文秀领导的云南各族人民大起义以及与太平天国革命都是利害相关的。当太平天国革命势力昌盛时清统治者主要先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无法抽调军队南下镇压贵州和云南起义；而当太平天国革命被残酷镇压下去后反动统治者就马上调集军队回过头来全力镇压云南和贵州起义。贵州和云南起义军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在贵州苗族大起义被镇压后不久大理政权也继而遭到统治者的残酷镇压。 1本文资料采用《中国少数民族》第453—454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今有删改。第三节西北回民大起义1西北回民大起义始于同治元年（1862）规模之大遍及陕西、甘肃（包括宁夏、青海）以及新疆各地。 同治元年春在太平军扶王陈得才部联合捻军进入陕西的直接推动下关中各地回民纷起响应短时间内形成了十八大营其领是白彦虎等18人。起义军曾包围西安达3年之久还曾包围了潼关一度威胁着陕晋豫的咽喉要地和山西滨河一带的地区。在周至则有与杜文秀及太平天国有联系的蓝大顺据守。陕西回民起义不久即与甘肃西南部回民取得联络于同年秋占据泰州（治所在今天水市）秦安。翌年平凉、固原、西宁、狄道、河州、宁夏先后为义军所占据。当同治五年（1866）捻军梁王张宗禹等部进入陕西时原来已经退到甘肃的陕西回民起义军又纷纷东下与捻军协同战斗“捻回合势”曾造成西北反清革命形势的。甘肃回民起义军的迅猛展在甘肃形成了以金积堡、河州、西宁、肃州为中心的四个反清基地起义领袖为马化龙、马占鳌、马桂源、马文禄。 清廷先是用了大力来对付陕西的回民起义。从甘肃、直隶调来大量军队特派胜保作钦差大臣负责全省军务。胜保屡次打败仗。1862年11月又派多隆阿代替胜保。多隆阿在攻取周至时战死由穆图善接替了他。自同治三年至五年（1864—1866）战争互有胜负起义军没有退出陕西。甘肃方面虽然已6续有清军的援军开去但都不济事。同治五年（1866）三月兰州清军内部火并。而这时陕甘饥民也揭竿而起。甘肃回民起义军在这种情况下就更强大起来。 太平天国革命被镇压下去后清统治者于同治六年（1867）抽调更多军队来对付回回起义军并任命左宗棠作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左宗棠受命后于翌年六月将捻军镇压下去其后便制定了所谓三路平回之策。一是派刘松山由绥德取道花马池进攻金积堡这是北路。二是派周开锡由秦州进攻巩昌、河州、狄道这是南路。左宗棠和刘典亲督大军自乾州沿陕甘大道入甘这是中路。和这种进兵计划相配合的是招抚活动于陕北和甘肃合水、宁州和正宁等地的董福祥起义军并举办军民屯田以减缩动荡的范围安定清军后方。 同治八年（1869）二月左宗棠移军乾州诱逼陕境回回入甘以集中兵力专心来对付甘肃方面。 ------------ 3 同年八月刘松山进兵灵州进逼吴忠型又分兵到峡口宁夏对金积堡形成包围的态势。金积堡地区的起义领袖马化龙团结了本地的回回并吸收了从陕西入甘的白彦虎等部队在金积堡周围布置了五百七八十座堡寨时时出奇兵攻击并截断了清军的粮运。刘松山顽强地向金积堡进攻曾缩小了包围圈破坏了起义军不少的堡寨。翌年正月刘松山被白彦虎部下打伤致死。刘松山的侄儿刘锦棠继帅其众采取严密包围的办法长期围困。金积堡人多粮少日子一久便无法解决食粮问题至十一月马化龙恐日后堡破人民死亡太重决心以个人的生命来换取大众的生命便向清军投降。马化龙父子因此受到凌迟但不少的回回生命却得以保全被安置到平凉。1本文采用白寿彝著《回回民族的新生》载《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北师大出版社1992年版；《中国少数民族》第129—13o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今有删改。 同治十年（1871）七月左宗棠率清军主力直接进攻河州马占鳖领导的回回义军。马占鳌占太子寺作据点环营掘成长壕联络数十里凭山依水护以长堡。并分兵断清军粮运迫使清军不得不宰骡马为粮。又在除夕乘清军宴飨连夜筑起3座堡垒阻断了清军的联络使他们前后不能相顾。翌年正月马占鳌动反攻把清军打得大败。清提督傅先宗、徐文秀总兵郑守南、李其祥副将卢才华、王福昌参将吴明胜、陈东海都被打死了。起义军大获全胜但马占鳌却乘着大胜的机会要求投降。这完全出乎左宗棠的意外。河州算是在战后没有经过屠杀和移民。西宁等地至同治十二年（1873）才被完全镇压下来领袖们有的投降有的被杀有的是被脔割而死的。 肃州马文禄领导的起义军成为陕甘回回义军最后汇合的堡垒。同治十一年（1872）左宗棠派徐占彪进军肃州后又加派队伍。肃州周围1oo多个堡垒尽被破坏肃州被围困起来。清军日夜用炮轰城城随坍随垒。清军掘隧道马文禄则从城内截断。清军整整攻了18个月肃州仍未攻下。翌年八月左宗棠亲自到肃州督战刘锦棠也从西宁率军前来。在其他根据地尽皆覆灭的情况下肃州是处在清军优势兵力的包围之下其孤立无援、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八月间马文禄被迫放弃了战斗向左宗棠请罪。结果他和另外8名领袖被磔城内居住的回回除土著者不准移动外从甘州、关外、西宁、河州、循化及陕西来的回回共1573人全被屠杀。夜间清军又进城放火把城内回回54oo余人也全部屠杀。起义军唯一逃脱血腥屠杀的只有白彦虎所率领的队伍。 以白彦虎为的陕西回族在河州战役结束后同当地回族、撒拉族结成联军为了民族的生存恃险拼死抵抗给进犯清军以不断的打击。由同治十一年（1872）九月下旬至十一月底前后两月有余大小5o余战。十一月十九日刘锦棠进驻西宁后白彦虎深知左宗棠的残忍刁诈誓不投降率领眷属及党羽约2ooo余人于翌年二月下旬由大通经永安冒着冰雪严寒向河西奔去。三月初白彦虎率部通过仅容单车行走又有5营清军防守的扁都口经山丹、东乐至甘州城外三至四月中进至高台肃州回民曾多次出城配合白彦虎部迎击清军但由于清军截击白彦虎不愿进驻肃州而是率部经文殊山进军嘉峪关外由敦煌奔向哈密1。后在左宗棠的追击下白彦虎部又由新疆转道至今吉尔吉斯坦共和国境内他们的后人至今仍生活在那里称东干族。 这次西北回民大起义的结局是非常惨烈的陕甘回族人民遭受了重大的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它虽然被清朝统治者残酷镇压下去但同时也给了封建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它是当时以汉族人民为主体的遍及全国反清的一个组成部分。 1有关白彦虎的材料参见马寿千《同治年间陕甘回民自卫抗清斗争述略》。第四节新疆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2鸦片战争爆后不久在太平天国、捻军和云南、陕西、甘肃各族人民的武装起义影响下新疆各族人民也纷纷起义反抗清朝的统治。新疆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是西北以回民为主的各族人民大起义的一个组成部分。 同治三年（1864）库车的维吾尔族和回族人民先起武装暴动。乌鲁木齐、莎车、伊犁、巴里坤、奇台、哈密、木垒、济木萨、昌吉等地各族人民也纷纷响应。一时间新疆几乎全部成为起义群众的天下。迅猛的反清风暴席卷天山南北震撼了清朝在新疆的统治。 在南疆和北疆的广大地区先后出现了几个互不统属的割据政权：以库车为中心的热西丁汗和卓（回族）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妥明（回族）以和田为中心的哈比布拉汗（维吾尔族）以喀什为中心的金相印（回族）与思的克伯克（柯尔克孜族）和以伊犁为中心的塔兰其苏丹（维吾尔族）。但是由于“民族”的、“宗教”的旗号转移了群众斗争的目标以致维吾尔族和新疆各族人民用鲜血换来的胜利果实最终被一小撮民族和宗教上层所篡夺。 2本文采用《中国少数民族》第18o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今有增删。第四章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廷政局的变化第一节英、法动侵华战争和《天津条约》咸丰六年到十年（1856—186o）正当太平天国起义达到的时候英国和法国在俄美两国支持下对中国动了一次新的侵略战争。它们企图利用中国国内战争的机会胁迫清廷全面修改条约扩大鸦片战争中所取得的侵略权益。因这次战争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继续历史上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 咸丰六年九月初十日（1856年1o月8日）广东水师在黄埔停泊的中国船“亚罗”号上逮捕了12名海盗。英国蓄意挑起事端硬说这是一只英国船并说船上悬挂了英国国旗而这面旗子受到了中国士兵的侮辱。九月二十五日（1o月23日）英国舰队悍然向广州进犯。十月初一日（1o月29日）英军攻进广州城大肆焚掠。当地人民和清军奋起抵抗。英国兵力不足被迫撤走。 英国在“亚罗”号事件生后决定扩大侵略战争任命额尔金（ear1ofe1gin）为全权专使率领一支海6军前来中国同时要求法国共同出兵。法国即借口天主教神甫马赖（ae）在广西被杀派葛罗（baronj..gros）为全权专使率军来华。美国和俄国也积极支持英、法、美、俄四国结成了侵略中国的联合战线。 咸丰七年十一月初九日、十二日（1857年12月24日、27日）额尔金、葛罗向两广总督叶名琛等出通牒限24小时内让出广州城。叶名琛忠实执行清廷“息兵为要”的方针不事战守。十三日（28日）英法联军进攻广州城。都统来存、千总邓安邦等率兵顽强抵御次日失守。叶名琛被俘被解往印度加尔各答咸丰九年（1859）病死于囚所。广州将军穆克德讷、广东巡抚柏贵投降柏贵在以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parkes）为的“联军委员会”的监督下继续担任原职供敌驱使。 在敌人入侵的严重形势面前当地人民在佛山镇成立团练局集合数万人经常武装攻城使侵略者胆颤心惊。香港、澳门同胞也开展抗英斗争以为支援。咸丰八年香港岛人口仅8万人而离港返回内地的各业中国工人约2万人使英国殖民者的日常生活陷于困境。 英法联军侵占广州后小部分留守大部分乘军舰北上于咸丰八年三月（1858年4月）到达大沽口外。俄国公使普提雅廷（e.b.Пytrtnh）、美国公使列卫廉（.d）也6续到达他们表面上扮演了“调停人”的角色实际上却为英、法出谋画策。四月初八日（5月2o日）英法联军炮轰大沽炮台。守台清军英勇还击然而直隶总督谭廷襄等人毫无斗志争相逃跑大沽陷落。侵略军溯白河而上进逼天津城下扬言即将进攻北京。腐朽的清廷急忙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去天津向侵略者求和。 五月十六日、十七日（6月26日、27日）桂良、花沙纳分别同英、法订立《天津条约》。十月初三日（11月8日）英、法又迫使清廷订立《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这些不平等条约规定：外国公使驻北京；增开牛庄（后改在营口）、登州（后改在烟台）、台湾（台南）、淡水、潮州（后改在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外国商船可以在长江各口岸自由航行；外国人可往内地游历、通商、传教；鸦片贸易合法化；中国海关由外国人帮办税务；进出口货物一律按时价抽5％的关税外货入内地只加征2.5％的子口税；对英国赔款银4oo万两对法国赔款银2oo万两。在中英、中法《天津条约》订立前俄国公使普提雅廷诱逼清廷于五月初三日（6月13日）先订立了中俄《天津条约》取得了许多特权还特别规定两国派员查勘“从前未经定明边界”以便通过“勘界”来侵占中国领土。美国公使列卫廉也于五月初八日（6月18日）迫使清廷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同样攫取了许多特权。 第二节英法侵略战争再起和《北京条约》《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侵略者仍不满足准备再次扩大侵略战争。 咸丰九年五月二十日（1859年6月2o日）英国公使普鲁斯（fa.bruce）、法国公使布尔布隆、美国公使华若翰（.ard）借口到北京与清廷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分别率领军舰到达大沽海口。清廷通知他们从北塘登6进京。英、法公使拒绝清廷的安排坚持以舰队溯白河进京并于二十五日突然袭击大沽口炮台。守卫炮台的直隶提督史荣椿、大沽协副将龙汝元等在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的指挥下炮还击击沉击伤敌人舰艇多艘打死打伤敌人近5oo人史荣椿、龙汝元等将士阵亡。英法侵略军狼狈逃走。在战斗中美国舰队从旁协助英法联军作战和撤退。七月美国公使华若翰由北塘进京并在返回北塘时与直隶总督恒福交换中美《天津条约》批准书。在此之前俄国代表已在北京换约。 大沽战役是英法侵略者挑起的清军被迫还击完全是为了保卫自己国家的正义行动。马克思在论述这次战役时指出：“中国当局不是反对英国使节前往北京而是反对英国武装船只上驶白河难道法国公使留驻伦敦的权利就能赋予他率领一支法国武装远征队强行驶入泰晤士河的权利吗？就算是中国人必须接纳英国的和平公使入京他们抵抗英国人的武装远征队也是完全有理的。中国人这样做并不是违背条约而是挫败入侵。”1但是英、法统治阶级却叫嚷要对中国“实行大规模报复”。英国相巴麦尊派的报纸竟然扬言：“大不列颠应该对中国海岸线全面进攻打进京城将皇帝逐出皇宫。无论如何总得采取恐怖手段应该教训中国人尊重英国人英国人高中国人一等应该做他们的主人。”2一时间战争鼓噪声甚嚣尘上。 咸丰十年（186o）初英法两国分别任命额尔金和葛罗为全权代表率舰队前往中国再次动侵略战争。六月（7月）英法联军抵大沽口外。俄国公使伊格那提耶夫（h.beb、美国公使华若翰也先后到达再次以“调停人”为名配合英法侵略军行动。伊格那提耶夫还向英法联军提供了北塘未设防的情报。六月十五日（8月1日）英法联军在北塘登6。随后侵略军攻占塘沽、大沽等地七月初八日（8月24日）侵占天津。在清廷派桂良等同侵略者进行的谈判破裂后八月初四日（9月18日）英法联军攻陷通州。初七日（21日）清僧格林沁部与敌军在八里桥激战溃败。初八日（22日）咸丰帝带领一批官员逃往热河（今河北省承德市）令其弟恭亲王奕䜣留守北京负责和议。在英法联军攻打北京前夕伊格那提耶夫参与研究攻城计划并提供俄国使团私自测绘的北京平面图指出城防最薄弱的地点。八月二十九日（1o月13日）英法联军侵占安定门控制了北京城。侵略军一路烧杀抢劫。八月二十二日（1o月6日）英法联军占领了清廷经营了15o多年的圆明园。圆明园这个综合中西建筑艺术规模宏大举世罕见的壮丽宫殿及其收藏的许多精致艺术品和珍贵图书文物在被英法联军洗劫一空之后在英国相巴麦尊的批准下又被放火烧毁。大火焚烧了三天号称“万园之园”的圆明园化成了一堆堆败瓦颓垣。参与1《新的对华战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o页。2马克思：《新的对华战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39页。焚掠的英国殖民主义者戈登（net）承认：“我们就这样以最野蛮的方式摧毁了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1英法联军扬言要炮轰北京城捣毁皇宫。清廷在侵略军的武力逼迫下屈服了。九月十一日、十二日（1o月24日、25日）奕䜣先后与额尔金、葛罗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并签订了《北京条约》。条约规定：开天津为商埠；准许华工出国实即承认外国侵略者贩卖华工的合法化；割让“九龙司一区地方”“归英属香港界内”中国九龙半岛南部便被英国强行割占；归还以前没收的天主堂资产。法方还擅自在中文约本上增加“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天津条约》中所规定的对英、法赔款都增加为银8oo万两另增恤金英国5o万两、法国2o万两。 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和不平等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签订中国领土又遭到进一步劫夺外国侵略者进一步从中国攫得了大量权益加紧了对中国的政治控制和经济、文化侵略。资本主义各国通过其公使直接向清廷施加压力操纵、控制中国的内政和外交。大批商埠的增开从东南沿海一直扩大到沿海七省和长江中游又使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更为深入。外国侵略者还直接管理中国海关更从财政上加强控制清廷从而便于扩大其政治影响。中国的主权丧失更多进一步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 1贺翼柯：《戈登在中国及苏丹》见王崇武等编译：《太平天国史料译丛》第148页。第三节俄国侵占中国领土俄国一直对中国抱有领土野心。鸦片战争后它就不断加紧武装侵略中国黑龙江流域。咸丰八年四月十六日（1858年5月28日）即中俄《天津条约》签订前半个月俄国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ypabběb-amypcknn）乘英法联军进攻天津的时机用武力强迫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了不平等的《瑷珲条约》。根据这一条约俄国割占了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6o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仅在瑷珲对岸精奇哩江（今俄罗斯结雅河）以南的一小块地区（后称江东六十四屯）仍保留中国方面的永久居住和管辖权并把乌苏里江以东至海约4o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为中俄“共管”。清廷没有批准《瑷珲条约》并对奕山等人予以处分。俄国无视条约是非法的竟把瑷珲北岸的海兰泡改名为“报喜城”（今俄罗斯布拉戈维申斯克）。 咸丰十年十月初二日（186o年11月14日）俄国公使伊格那提耶夫又利用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的时机借口“调停”有功并以“兵端不难屡兴”相威胁逼迫奕䜣签订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在这个条约中俄国除迫使清廷确认《瑷珲条约》外又把乌苏里江以东约4o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割占了去还为割占中国西部领土制造了“根据”。俄国还把条约签订前一年由它单方面绘制的边界地图当作条约附图强加给中国清廷拒绝签字。咸丰十一年五月（1861年6月）中俄双方签订了《勘分东界约记》。 这次勘界实际上仅勘分了兴凯湖以南的6界并没有勘分乌苏里江和黑龙江的水界只是在这张比例尺小于一百万分之一的地图上画了一条红线表示两国以这两条江为界它既不表明也不可能表明边界线在江中的确切位置。 从同治元年五月（1862年6月）起清廷勘界大臣明谊和俄国全权代表巴布科夫（n.Φ.Бa6kob）、扎哈罗夫（.3axapb）等在塔尔巴哈台（今新疆塔城）开始勘分西北边界的谈判。中国的西部边界原在巴尔喀什湖。从康熙年间起俄国不断进窥该地以东以南地区。通过中俄《北京条约》俄国强行规定中俄西段边界的走向把清朝设在境内城镇附近的常住卡伦指为分界标志把中国的内湖斋桑泊和特穆尔图淖尔（今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指为界湖。随后俄国出兵强占这一地区制造既成事实。在谈判过程中俄国代表蛮横无理致使谈判中断。到同治三年九月（1864年1o月）中俄双方才在塔城重开谈判。俄国陈兵塔城卡外以为威胁巴布科夫强迫明谊必须按照俄国的分界议单划界否则派兵强占。清廷屈于俄国的武力威胁令明谊让步接受俄方议单。九月初七日（1o月7日）明谊与巴布科夫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划定了从沙宾达巴哈山口起至浩罕边境为止的中俄西段边界。据此沙俄割占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包括斋桑泊、特穆尔图淖尔在内的约44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俄国通过不平等的《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和一系列勘界条约侵占了中国144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 第四节清廷政局的变化由于《天津条约》规定外国公使常驻北京清廷同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已无法避免。咸丰十年十二月（1861年1月）清廷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别称总署或译署）任命恭亲王奕䜣、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为总理衙门大臣。总理衙门主管外交、通商、关税及建筑铁路、开矿、制造枪炮弹药等事务总揽了全部洋务事宜。咸丰十一年二月（1861年3月）以后英、法、俄等国分头在北京建立使馆。从此它们在中国的官员就不断对奕䜣等施加影响。 与总理衙门关系密切的机构有总税务司和同文馆。总税务司成立于咸丰十一年管理全部海关事务这一职位长期由英国人担任。同文馆于同治元年（1862）在京师设立是培养外国语言文字、科学技术人才的学校。此外总理衙门对南洋通商事务大臣（两江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直隶总督兼）也有备顾问、代传达的关系。 咸丰十一年七月（1861年8月）咸丰帝在热河病死其子载淳继位。 载淳年幼遗诏任命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总摄朝政。载淳的生母那拉氏被尊为慈禧皇太后。皇后钮祜禄氏被尊为慈安皇太后。慈禧太后是一个有极强烈的权力力图取得最高统治权力的人物。但她的野心遭到载垣等人的阻挠。她与慈安太后密谋铲除载垣等赞襄政务王大臣并与外国侵略者所支持的奕䜣相勾结拉拢握有兵权的胜保等人。 咸丰十一年九月二十九日（1861年11月1日）慈禧、慈安太后带着载淳由热河回到北京。次日大学士贾祯、周祖培、户部尚书沈兆霖、刑部尚书赵光等在奕䜣的暗示下上奏折“请皇太后亲操政权”。此前御史董元醇、兵部侍郎胜保曾先后上折奏请两太后“垂帘听政”制造舆论。慈禧、慈安太后即以贾祯等人的奏请为由接连出四道上谕解除赞襄政务王大臣任派奕䜣等会议皇太后垂帘听政事宜将载垣、端华、肃顺等革职拿问。十月初一日（11月3日）又接连出上谕授恭亲王奕䜣为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宗人府宗令大学士桂良、户部尚书沈兆霖、户部右侍郎宝鋆、户部左侍郎文祥在军机大臣上行走鸿胪寺少卿曹毓英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随后慈禧太后等迅捕杀了载垣、端华、肃顺其余五大臣革职治罪将载垣等人拟定的皇帝年号“祺祥”改为“同治”。慈禧太后夺取了实际的最高统治权。这便是“辛酉政变”（咸丰十一年为辛酉年）或称“祺祥政变”、“北京政变”。 奕䜣和肃顺等人虽然在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的问题上立场一致但在对待外国侵略者的态度上却有所不同。奕䜣对外国侵略者是“待以优礼”“以信义笼络”而肃顺等人则要维持“天朝”的威风对外国侵略者心存疑惧。因此外国侵略者担心肃顺等人一旦返回北京外交上很可能出现反复不希望他们继续掌握实权而支持能“尽心和议”的奕䜣。慈禧太后和奕䜣的上台使外国侵略者感到非常满意认为这完全是他们“几个月来私人交际所造成的”也是奕䜣等人“对外国人维持友好关系使然”1。英国驻华公使普鲁斯在致英外交大臣的信中说：“在过去十二个月中造成了一个1严中平：《一八六一年北京政变前后中英反革命的勾结》《历史教学》1952年4月号。倾心于并相信（同外国）友好交往可能性的派别有效地帮助这一派人掌权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成就。（我们）在北京建立了令人满意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了这个政府的顾问。”2从此清廷与外国侵略者开始走上了彼此结合的道路。清廷决意求助于外队来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公然宣布“借师助剿”。而英、法、俄、美等国为了全部实现《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中规定的权利也撕下了“中立”的伪装公开向清廷提供武器军火组织军队共同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慈禧太后、奕䜣等清廷最高统治者对外依靠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对内则注意调整同曾国藩集团的关系以取得他们的支持。慈禧太后等人懂得清廷所依赖的武装力量八旗、绿营已基本上被太平军摧毁要巩固其统治地位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必须依靠掌握有能同太平军对抗的唯一军事力量的曾国藩集团给他们以更大的权力。还在咸丰十年江南大营覆灭后咸丰帝接受肃顺的建议给曾国藩以地方实权任命他为署两江总督旋实授并加钦差大臣衔督办江南军务节制大江南北水6各军。咸丰十一年慈禧太后上台的当月又命令曾国藩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节制四省巡抚、提督以下文武官员。两个月后又加曾国藩太子少保衔授为协办大学士。不仅用兵方略听从曾国藩甚至任命大员也听他的意见。慈禧太后对曾国藩集团的放手使用改变了过去既使用又限制的方针调整了满族贵族和湘军集团的关系；而曾国藩集团也就得以展成为地主阶级当权派中最大的实力派。到同治三年（1864）湘军攻陷天京四年多的时间曾国藩集团共有21人先后出任总督、巡抚。以同治二年（1863）为例当时清廷共设8个总督（未含漕运总督、河道总督）、15个巡抚实缺曾国藩集团竟占了5个总督、9个巡抚。曾国藩集团不仅拥有军事大权而且掌握了地方政权和财权。 辛酉政变后慈禧太后与奕䜣之间在权力上的矛盾、斗争日渐显露出来。随着太平天国的失败清廷政局逐渐稳定下来慈禧太后的统治地位也日趋巩固于是就处心积虑地要削弱奕䜣的权力。同治四年（1865）她以奕䜣“目无君上”、“暗使离间”等罪名下诏革除其一切差事。慈禧太后这一突然的重大政治举措使许多王公大臣感到惊诧纷纷上折请求收回成命。她见用权示威的目的已经达到而且出于政治需要也就采取先打后拉的手法仍令奕䜣管理总理衙门接着又恢复他的领班军机大臣职务但取消了议政王的称号。从此慈禧太后大权独揽。 清廷与外国侵略者的公开勾结对曾国藩集团的加强依靠这就使太平天国和各地人民的起义所面临的形势比以前更为复杂和险恶。 2坂野正高：《中国和西方》（1858—1861）第241页。 第五章太平天国后期的斗争第一节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分裂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后农民阶级的一些弱点在起义队伍中逐渐显露出来。起义初期的反封建的朴素平等思想逐渐被封建等级观念所侵蚀。太平天国颁布了一套“贵贱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卑”的礼制从天王到普通士兵之间等级非常森严。天王及诸王、侯都是世袭的。一些领导人滋长了享乐腐化的倾向起义初期那种“敝衣草履徒步相从”的质朴思想作风多被抛弃代之而起的则是对权利名位和豪奢生活的追求。太平军进入南京后立即大兴土木把两江总督衙门扩建为天王府拆毁了大批民房动用了成千上万的男女劳动力“半载方成穷极壮丽”旋被大火烧毁。咸丰四年又在原址复建方圆十余里宫殿林苑“金碧辉煌”“侈丽无匹”。东王府的修建也是“穷极工巧聘心悦目”。至冠履服饰、仪卫舆马等都备极奢华。领导人之间的关系也逐渐疏远原来“寝食必俱情同骨肉”变为“彼此睽隔猜忌日生”宗派色彩日益明显。 随着战争形势的展和起义队伍的壮大成分日益复杂有不少地主、士绅、胥吏、商人以及游民、溃勇等进入太平军。其中有些是暗藏的敌对分子有些是投机分子。他们或在太平军中进行挑拨离间煽动逃亡、叛变甚至与清军暗通消息企图从内部进行破坏或以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和作风来腐蚀太平军。 咸丰六年（1856）八月正当太平天国在军事上达到全盛的时候领导集团内部生了公开的分裂。 杨秀清是太平天国的领导人之一曾经为太平天国建立不少功勋。但是随着革命事业的展他日益居功自傲“威风张扬不知自忌”1。咸丰六年七月清江南大营被打垮天京被包围的形势暂时解除杨秀清乘机扩大个人权势遇洪秀全封他为“万岁”。洪秀全密召在江西督师的韦昌辉、在湖北督师的石达开迅返回天京。韦昌辉对杨秀清长期怀有不满情绪在接到洪秀全的密令后立即率领心腹部队于八月初三日（9月1日）深夜赶到天京包围了东王府次日晨将杨秀清及其眷属杀害。接着天京城内生混战太平天国优秀将领和战士两万多人死亡。经过这场屠杀韦昌辉控制了天京独揽军政大权在天京造成恐怖局面。 八月中旬石达开从湖北回到天京责备韦昌辉不该滥杀。韦昌辉又企图杀石达开。石达开闻讯后逃往安徽安庆起兵讨伐韦昌辉。韦昌辉的屠杀和专擅横暴激起了天京广大将士的愤怒。洪秀全接受将士的要求于十月初杀死了韦昌辉结束了韦昌辉对天京历时约两个月的恐怖统治。 十月下旬石达开回到天京。洪秀全命他提理政务“合朝欢悦”。但是洪秀全经杨、韦事件之后对石达开也心存疑忌又封其兄洪仁为安王、洪仁达为福王同理政事以牵制石达开。咸丰七年五月（1857年6月）石达开因为洪秀全对他不信任离开天京率大批精锐部队单独作战。他的这一行动使太平军的兵力大大分散和削弱。石达开的军队起初在江西、浙1《李秀成自述》影印本。 江、福建等省活动屡战不利。从咸丰九年起转战于湖南、广西、湖北、四川、云南、贵州等省多次击败清军对这些地区的群众起义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他脱离天京后毕竟是孤军作战没有建立根据地粮食、武器补给困难部队的战斗力日益削弱分离叛降的情况不断出现。同治二年四月（1863年5月）石达开在四川大渡河紫打地（今石棉县安顺场）被清军包围全军覆没。 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分裂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它破坏了内部的团结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损伤了元气丧失了乘胜歼灭敌人的有利时机。清廷趁机纠集军队于咸丰六年底攻陷武昌、汉阳随后占领江西大部分地区并重建江北、江南大营围困天京。 第二节艰苦转战和改革内政的努力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分裂后形势顿挫。洪秀全为扭转危局曾作了努力提拔了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等一批青年将领担负军事重任。 咸丰八年（1858）六月陈玉成、李秀成会集各路将领在安徽枞阳镇（今桐城县东南）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采取联合作战方针同心协力解除清军对天京的包围。七月陈玉成等部太平军在皖北作战击溃署安徽巡抚李孟群部湘军攻占庐州。八月陈玉成、李秀成两军在滁州境内会师东进攻破浦口再次击溃江北大营并进占江浦。浦口一带战斗的胜利打通了天京与江北的交通解除了江北清军对天京的封锁。其时湘军主力李续宾部在攻陷江西九江后乘势侵入安徽进逼庐州咽喉三河镇。十月陈玉成、李秀成率军救援。太平军乘大雾起猛攻李续宾部乱成一团拼死突围终不得出。经过激战太平军摧毁了湘军全部营垒歼灭曾国藩之弟曾国华等湘军数千人李续宾自杀。太平军乘胜追击收复桐城围困安庆的清军不战而逃皖北复为太平天国所有。天京上游局势至此暂时得到稳定。咸丰九年三月（1859年4月）洪仁玕从香港来到天京。金田起义后洪仁玕迫于清军缉捕于咸丰二年避居香港。他在香港接触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情况。到天京后被封为干王总理太平天国朝政。因为诸将的不满不久洪秀全又先后封陈玉成为英王、李秀成为忠王其他将领也6续封王。 洪仁玕向洪秀全提出了《资政新编》。这是一个统筹全局的方案。在政治方面洪仁玕认为立政的关键“惟在乎设法用人之得其当”。所谓“设法”就是制定法律、制度。他指出立法的重要性英国之所以成为当时“最强之邦由法善也”。他反对“结党联盟”针对当时存在分散、离心的倾向强调要“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权归于一”。在经济方面洪仁玕主张仿效西方兴办铁路、轮船、邮局、工厂、矿山、银行等奖励明创造者“自专其利”。在思想文化方面他主张设学馆、医院建跛盲聋哑院、鳏寡孤独院、育婴堂禁庙宇寺观革阴阳八煞除九流堕民禁溺婴、买卖人口及使用奴婢严禁鸦片入口。他还批判那种“不务实学专事浮文”的学风在《戒浮文巧言谕》中主张“文以纪实言贵从心”提倡“切实明透使人一目了然”的浅明文体。洪仁玕的这些建议具有鲜明的资本主义色彩符合当时社会展的客观要求。洪秀全对这些建议深为赞赏。但由于当时还缺少必要的条件这些政策没有能够施行。 咸丰十年二月（186o年3月）太平天国为打破江南大营对天京的围困派李秀成等奇袭浙江杭州以分散江南大营兵力然后太平军迅由杭州回军会同陈玉成等部猛攻江南大营。闰三月（5月）击溃了江南大营解除了对天京的包围。钦差大臣和春、帮办大臣张国梁率残部逃奔丹阳。太平军乘胜追击连克丹阳、常州、无锡。清军节节溃败张国梁在丹阳落水而死和春在浒墅关自杀。四月太平军又相继克苏州、浙江嘉兴等许多州县开辟了苏南地区建立了以苏州为府的苏福省。 当太平军席卷江南、逼近上海的时候上海的官僚、地主、买办大为恐慌。江苏巡抚薛焕派上海道吴煦向英、法领事请求派兵防守县城得到了他们的同意表示将协助清军“弥平一切不法叛乱保卫上海”1。美国流氓华尔（.ard）也在薛焕、吴煦的支持下招募外国在华的一些亡命徒组成了洋枪队。咸丰十年六月李秀成率太平军在江苏青浦大败洋枪队重伤华尔。七月太平军逼近上海城时遭到协助清军防守的英军和停泊在黄浦江的英、法军舰炮火的攻击李秀成还想与“洋兄弟”取得谅解严禁还击致使太平军遭受重大伤亡只得从上海地区撤退。 1呤唎著王维周译：《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册第2o5页。 第三节保卫安庆和经营苏浙当太平军向东南进军时曾国藩的湘军包围了安庆。安庆是太平军和皖北捻军进行联系的纽带也是保障天京、保证粮食供应的战略要地。为解安庆之围太平天国决定由陈玉成、李秀成分兵两路攻武昌以牵制湘军回援。陈玉成率北路军从安徽入湖北于咸丰十一年二月攻克黄州（今黄冈）逼近武昌。武昌城内一片混乱湖广总督官文惊慌失措官员纷纷逃遁。当时在汉口租界的英国参赞巴夏礼为阻止太平军进攻武汉赶到黄州会见陈玉成声明要保护武汉的商务太平军“必须远离该埠”。由于外国侵略者的干涉加上李秀成大军迟迟不来会师安庆形势又日益吃紧使陈玉成放弃进攻武昌回师救援安庆。李秀成锐意经营苏南、浙江对救援安庆抱消极态度。直到咸丰十年十月因江西、湖北一带的大批起义群众要求参加太平军他才以招兵西进为主要目的留下主力部队防守苏州、常州自己率领一部分太平军从皖南经浙江进入江西。咸丰十一年五月进兵湖北前锋攻占武昌县。李秀成在兴国会见了英国驻汉口领事金执尔（.11）金执尔加以阻挠和恐吓。当对陈玉成已从湖北折返安庆李秀成终于放弃了进攻武汉的计划率军从湖北撤入江西。 太平军攻武汉、保安庆的战略决策未能实现曾国藩认为已无后顾之忧于是集中兵力围攻安庆。陈玉成屡次组织援军在安庆外围与湘军展开激烈的争夺战终于未能与城内守军汇合。咸丰十一年七月二十日（1861年9月5日）安庆失守。从此太平天国在上游的重镇尽失天京已无屏蔽。同治元年（1862）陈玉成在庐州与清军激战三个月突围至寿州不幸被俘五月初八日（6月4日）在河南延津英勇就义年仅26岁。 当陈玉成等部太平军与湘军争夺安庆时李秀成、李世贤的军队由江西入浙江到咸丰十一年九月间先后攻克金华、处州（今丽水县）、严州等城控制了浙江中部。李秀成进兵攻克临安、余杭围攻杭州。十一月太平军攻破杭州城巡抚王有龄自杀。李世贤部黄呈忠、范汝增也于同月攻克重要港口宁波。浙江和苏南成为太平天国最后两三年中的主要根据地。 苏浙地区太平军和乡官的成分严重不纯。充任乡官的除劳动人民外有流氓无产者还有大批地主、士绅和依附地主阶级的人；新参加太平军的有会党队伍有土匪、地痞、流氓还有大批清朝的败兵溃勇。太平军队伍被严重腐蚀烧杀掳掠、虐待百姓、逃亡叛降的事件经常生一些将领也在蜕化变质。 苏、杭是地主阶级势力比较强大的地区他们采取各种手段顽抗太平军。浙江诸暨的地主包立身纠集了一两万人的团练武装盘踞包村半年多；湖州举人赵景贤率团练据城困守历时近两年。在苏南地区团练武装的重要领有：苏州的徐佩瑷常熟的庞钟璐无锡的华翼纶、杨宗濂江阴的王元昌等。太平军对这些地主武装往往满足于招抚结果使地主武装得以保存下来。徐佩瑷等人表面上打着太平天国的旗号暗中仍受清朝官员的接济和指挥并拉拢太平军将领熊万荃、钱桂仁、骆国忠等组成一个叛乱集团策划在苏州一带动叛乱。阴谋暴露后徐佩瑷等被处死。 太平天国后期虽然开辟了苏浙根据地但在这些地区内存在着复杂的矛盾斗争和严重的危机。 第四节太平天国的失败太平军占有苏浙并不能弥补它在皖北战场和天京上游的损失无法扭转军事上的不利局面。曾国藩取得统辖四省军务大权后号令统一筹饷较易。他自己坐镇安庆指挥委其胞弟江苏布政使曾国荃率湘军主力由皖北沿长江东下进攻天京；继派左宗棠率另一支湘军由江西进犯浙江。不久左宗棠被清廷任命为浙江巡抚。他勾结英、法侵略者镇压浙江的太平军。咸丰十一年十二月（1862年1月）李秀成兵分两路由苏、杭出再次进攻上海。敌对势力在上海成立“中外会防公所”策划防守方案和筹措饷械。在上海的英、法侵略军增至数千人华尔的洋枪队改称“常胜军”扩编至5ooo人。同治元年（1862）三月初英、法、俄侵略军和华尔的“常胜军”联合清军向沪西的王家寺、罗家港等太平军阵地进攻。由于太平军的几个阵地被迫相继放弃上海得以解严。 三四月间李鸿章率淮军从安庆乘轮船到达上海。咸丰二年（1852）春他奉曾国藩之命仿照湘军营制在安徽编练成一支拥有6ooo余人的淮军成为继湘军之后又一支重要军阀武装。李鸿章到达上海之日清廷授他江苏巡抚。在官僚、豪绅、富商、买办的支持下他与外国侵略者积极合作。四月李鸿章率淮军联合英法联军和华尔的“常胜军”攻陷青浦随后进犯奉贤南桥镇。太平军与敌军展开激烈战斗杀伤了不少侵略军击毙法国海军司令卜罗德（）但终因伤亡过多南桥失守。李秀成率精锐万余人反击在太仓大败敌军乘胜克复嘉定。五月太平军又在青浦大败敌军活捉“常胜军”副统领法尔思德（eap;forrest）收复县城。太平军又一次进逼上海近郊侵略军龟缩上海不敢出战。正当此时曾国荃率湘军扎营雨花台附近围攻天京甚急。李秀成在洪秀全的严催下不得不率师回援第三次进取上海功败垂成。 同治元年（1862）闰八月太平军与湘军在雨花台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李秀成、李世贤率军2o余万装备了相当数量的洋枪洋炮向湘军动猛烈攻势。曾国荃全军约3万人凭借深沟高垒坚守顽抗。太平军围攻44天虽毙伤湘军约5ooo人但未能攻破营垒。十月李秀成撤兵。随后李秀成奉洪秀全命渡江进兵皖北企图诱使围攻天京的湘军回援江北。但没有取得什么战果却损兵十数万。这时太平天国的处境已非常不利。 湘、淮军联合外国侵略军乘天京被围加紧在江浙地区展开进攻。浙江方面同治元年（1862）英法侵略军伙同清军攻陷宁波随即成立了“中法混合军”（“常捷军”）和“中英混合军”（“常安军”、“定胜军”）。外国侵略者和清军结为同盟向太平军进犯。太平军英勇抵抗在慈溪击毙来援的“常胜军”统领华尔同治二年在绍兴屡败敌军先后打死“常捷军”统领勒伯勒东（lebrethondenety）及其继任塔提夫。但这些局部战斗的胜利不能扭转整个战场的被动局面慈溪、绍兴等城先后失守。这时衢州、严州、金华各府县也相继被左宗棠的湘军攻陷。此后左宗棠湘军和“常捷军”全力进攻杭州。同治三年二月（1864年3月）杭州失守。太平军浙江据点全部瓦解。 在江苏英法侵略军和英官戈登继任统领的“常胜军”伙同李鸿章的淮军组成的联合武装配备了优势的炮舰、轮船和洋枪、洋炮以上海为基地向西进犯。同治二年（1863）三月中外联军攻陷太仓、昆山七月进逼苏州。慕王谭绍光率领太平军英勇抵抗。李鸿章因强攻损失重大遂致书诱降。谭绍光坚决抵抗誓不投降；而以纳王郜永宽为的苏州其他守将密谋叛降。十月二十四日（12月4日）郜永宽等刺杀谭绍光献城投降。过了两天他们都被李鸿章杀死。苏州的失守标志着太平天国苏南根据地已陷于绝境。同治三年四月常州失守。太平军在苏南的根据地也陷于瓦解。天京形势更加危急。城外太平军的防御工事已被破坏殆尽天京城被曾国荃的湘军四面围困内无粮食外无援兵。李秀成建议让城别走但洪秀全对他严加斥责说：“朕铁统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者乎？”1同治三年四月二十九日（1864年6月3日）洪秀全病逝。长子洪天贵福继位为幼天王。六月十六日（7月19日）湘军用火药轰塌天京城墙。经过激烈巷战天京陷落。曾国荃的湘军攻入天京后大肆抢劫烧杀。 李秀成突围在天京城外被俘。他写了几万字的供词曾国藩还是把他杀害。洪仁玕在江西被俘坚贞不屈从容就义。太平军余部在天京陷落后仍在大江南北继续坚持武装斗争。江南太平军余部于同治五年（1866）失败。江北太平军在遵王赖文光的率领下与捻军会合增强了实力。同治四年清廷以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为主力对捻军起大规模的进攻。捻军把僧格林沁主力引到山东菏泽县西北的高楼寨利用有利地形设伏。僧格林沁督军紧追陷入捻军的包围伤亡惨重他本人也被击毙。此后清廷相继派曾国藩、李鸿章督师“剿捻”。捻军经过长期艰苦的战斗于同治七年（1868）最后失败。 太平天国的失败使清廷得以腾出手来先后镇压了西南地区各族人民的起义。陕甘地区从同治元年起爆了回民起义斗争了十二年后在同治十二年（1873）失败了。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虽然失败了但它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宏大的一次农民战争。它建立了政权提出了鲜明的反封建纲领；它坚持斗争14年攻克6oo余城席卷了大半个中国沉重地打击了清朝封建统治者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太平天国的伟大斗争推动了历史前进激励着中国人民的革命斗志。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业绩和功勋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不朽的一页。 1《李秀成自述》。 第六章外国的经济侵略和官员的洋务活动第一节外国的经济侵略两次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仗恃着他们从不平等条约中所攫取的种种特权争着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海关总税务司成立后总税务司一职长期由英国人赫德（roberthart）等担任掌握了行政、用人大权；各口税务司和海关的高级职员也都由外国人充任。如同治十二年（1873）海关行政部门共有93名外国人其中英国人58名美国人8名法国人12名德国人11名其他国家人4名。由于关税在清廷的岁入中比重逐渐增长因而海关总税务司的地位日益重要对清廷的影响也日益增强。 外国资产阶级把中国当作商品的销售市场和榨取原料的基地。他们推销的商品品种繁多据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说：“大宗有二：一则曰鸦片每年约耗银三千三百万两；一则曰棉纱、棉布两种每年约共耗银五千三百万两。此尽人而知为巨款者也。不知鸦片之外又有杂货约共耗银三千五百万如：洋药水、药丸、药粉、洋烟丝、吕宋烟、夏湾拿烟、俄国美国纸卷烟、鼻烟、洋酒、火腿、洋肉铺、洋饼饵、洋糖、洋盐、洋果干、洋水果、咖啡其零星莫可指名者尤夥。此食物之凡为我害者也。洋布之外又有洋绸、洋缎、洋呢、洋羽毛、洋漳绒、洋羽纱、洋被、洋毯、洋毡、洋手巾、洋花边、洋钮扣、洋针、洋线、洋伞、洋灯、洋纸、洋钉、洋画、洋笔、洋墨水、洋颜料、洋皮箱箧、洋磁、洋牙刷、洋牙粉、洋胰、洋火、洋油其零星莫可指名者亦夥。此用物之凡为我害者也。外此更有电气灯、自来水、照相玻璃、大小镜片、铅、铜、铁、锡、煤斤、马口铁、洋木器、洋钟表、日规、寒暑表一切玩好奇淫之具种类殊繁指不胜屈。此又杂物之凡为我害者也。以上各种类皆畅行各口销入内地人置家备弃旧翻新耗我资财何可悉数。”1在品种繁多的进口货中以鸦片和棉纺织品为最大宗。同治九年到十三年（187o—1874）的五年平均数鸦片为2598.7万海关两占进口货总值6886.9万海关两的39.2％；棉纺织品为2145.1万海关两占进口货总值的32.2％。鸦片居于位。经过2o年的展到光绪二十年（1894）进口货总值增加到14423.3万海关两增加了1o9.4％。其中鸦片为2994.7万海关两占进口货总值的21.1％；棉纺织品为4965.3万海关两占进口货总值的35.3％。棉纺织品上升为位鸦片下降为第二位。这表明外国对华进口贸易的性质从资本原始积累的性质向现代资本主义性质过渡。2外国售价低廉的棉纱、棉布的大量进口破坏了中国的手工棉纺织业也使得中国手工棉纺织业者大量失业。其他手工业也相应遭到机制洋货的破坏。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慨叹说：“洋布、洋纱、洋花边、洋袜、洋巾入中国而女红失业。煤油、洋烛、洋电灯入中国而东南数省之桕树皆弃为不材。洋铁、洋针、洋灯入中国而业冶者多无事投闲。此其大者尚有小者不胜枚举。所以然者外国用机制故工致而价廉且成功亦易。中1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586—587页。 2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4o—1894）》下册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68—1169页。国用人工故工笨而价费且成功亦难。华民生计皆为所夺矣！”1这一时期中国对外出口主要还是农产品以茶叶和生丝为最大宗其他还有牛皮、草帽缏、豆类、棉花等。由于茶、丝在国际市场上受到印度、日本等的竞争出口呈现下降。同治九年到十三年（187o—1874）五年平均数茶叶出口值为3515.3万海关两生丝出口值为2572.3万海关两而光绪十六年到二十年（189o—1894）五年平均数茶叶出口值下降为2921.8万海关两生丝出口值下降为2412.1万海关两。其他出口货如棉花、豆类、牛皮、草帽缏等虽有显著增加但售价低廉只是为外国资本主义提供原料而已。在中国的出口贸易中几乎全被外国洋行所控制农产品和原料受到外国商人的压价掠夺。 为了便于在中国倾销商品和从中国输出原料西方列强还在中国经营轮船航运业。同治元年（1862）美国旗昌洋行设立了第一家专业轮船公司其后英国太古、怡和两家轮船公司相继成立。这些轮船公司势力扩张很快垄断了中国沿海和内河的航运不仅严重打击了中国旧式帆船运输业而且阻碍了中国新式航运业的展。这一时期外资工厂也逐渐增多起来。其中大多数是为了展他们在中国的航运业而办的船舶修造业以及为了掠夺中国原料而经营的各种加工工业如砖茶、缫丝、轧花、制糖、打包等工厂。此外为了在中国利用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就近销售于中国市场还建造了火柴、造纸、肥皂、制药、纸烟等工厂。到了光绪二十年（1894）外国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设立的工厂至少已有1oo多家成为压迫和阻碍中国民族工业展的一种势力。 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在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过程中还6续在中国设立银行。早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英国便在上海设立了东方银行（又名丽如银行）这是外国在中国开设的第一家银行。到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以前外国在中国开设的银行逐渐增多。其中主要有：同治四年（1865）英国分别在香港、上海设立的汇丰银行是外国在中国资本最为雄厚的金融机构；光绪十六年（189o）德国在上海设立的德华银行；光绪十九年（1893）日本在上海设立的正金银行；光绪二十年（1894）法国在上海设立的东方汇理银行等。此外俄国也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在中国设立华俄道胜银行。这些银行在中国吸收存款行纸币经营国内外汇兑并贷款给清廷操纵中国的金融市场成为资本主义各国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重要机构。 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势力的扩大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 1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715页。 第二节洋务派的出现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廷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屈服出现了所谓“中外和好”的局面。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在勾结外国侵略者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看到了西方坚船利炮的重大作用于是对其大加赞赏。曾国藩说火轮船“可以剿逆可以勤远略”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除向外国购买船炮还要自己制造1。李鸿章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山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2因而必须购买外国枪炮设局制造枪炮“以资攻剿”。奕䜣也说“自强之术必先练兵”。这表明在一部分官员中逐渐认识到要保持清朝的统治必须在军事上和工业技术等方面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创办新式军事工业。 在洋务活动兴起之际咸丰十一年（1861）冯桂芬写成了《校邠庐抗议》一书。他在书中明确提出“采西学”、“制洋器”的主张认为对西方国家“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自强之道实在乎是”。他还提出一条兴办洋务的宗旨即“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一宗旨不仅成为兴办洋务的指导思想而且成为后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滥觞。 主张举办洋务的官员中清廷中枢有恭亲王奕䜣和军机大臣桂良、文祥地方总督、巡抚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和张之洞等。由于他们在兴办洋务的问题上思想主张基本一致在清廷内部形成了一个势力相当强大的派别被称为“洋务派”。 洋务派兴办洋务的活动受到清廷一些大臣和士大夫的反对。他们以理学权威自命恪守“祖宗成法”和“圣人古训”故步自封排斥新思想、新事物以为封建制度及其伦理纲常尽善尽美。这部分人被称为守旧派或顽固派代表人物有大学士倭仁、徐桐、李鸿藻等。 在兴办洋务过程中洋务派和守旧派既有共同之处又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洋务派兴办洋务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谓“中学为体”也就是维护封建制度和纲常名教。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两派意见一致没有分歧。两派的分歧点在于“西学为用”也就是要不要学习西方的近代科学技术举办机器制造工业以资“求强”。在同治五年（1866）奕䜣等人建议在同文馆添设天文算学馆招收翰林、进士、举人、贡生及科举正途出身五品以下京外各官入馆学习；光绪六年（188o）刘铭传建议修筑铁路等问题上都遭到守旧派的激烈反对。倭仁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甚至主张“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1。在守旧派的心目中以孔孟儒学为代表的“中学”是万古无弊的“圣道”能够解决治国平天下的一切问题而西学只不过是“夷族蛮邦”的“奇技淫巧”不用学习更不能“用夷变夏”。守旧派反对学习西方的近代科学技术阻碍了洋务事业的顺利兴办。 1《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4第1o—11页。 2《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第9页。 1《洋务运动》第2册第3o页。 第三节军用工业和新式海6军的建立洋务派用力最多的是建立军用工业。还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时候咸丰十一年（1861）曾国藩就在安庆建立“安庆内军械所”以手工生产仿制“洋枪洋炮”并制造了一艘木壳轮船。同治元年（1862）李鸿章在上海设立“上海洋炮局”手工铸造炮弹。次年李鸿章又委派英国人马格里（y）在松江附近设厂制造弹药。清军攻陷苏州后李鸿章命马格里将该厂迁至苏州添置一些机器设立“苏州制炮局”。这是洋务派兴办新式军用工业的开端。 从同治四年（1865）江南制造总局设立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中日甲午战争结束3o年间洋务派设立的规模大小不等的军用工业共21个。其中由清廷中枢直接拨款、规模较大的有4个即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和天津机器局。各省督抚也纷纷自筹经费兴办军用工业但大都是中小型的只有张之洞创办的湖北枪炮厂规模较大。 江南制造局建于同治四年（1865）。是年李鸿章购买上海虹口的美商旗记铁厂又将上海洋炮局并入并增添由容闳经手从美国购买的机器设备合组成江南制造总局。同治六年（1867）该局由虹口迁至上海城南高昌庙。此后规模逐渐扩大先后设立了机器厂、轮船厂、枪厂、炮厂、炮弹厂、水雷厂、炼钢厂、栗色火药厂、无烟火药厂等16个分厂还附设了学堂、翻译馆等成为一家综合性近代军用工业。其主要产品有枪支、大炮、弹药、水雷、轮船、钢材等都由清廷调拨分各地驻军。江南制造总局由于在资金经费方面得到清廷的大力支持因此不论生产设备和技术力量都是当时国内最大的兵工厂。 金陵机器局也称金陵制造局。同治四年（1865）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将马格里主持的苏州洋炮局随迁南京改称金陵机器局。其规模计有机器厂3处翻沙、熟铁、木作车间各2处还有火箭局、火箭分局、洋药局、水雷局及乌龙山暂设炮台机器等主要生产弹药、枪支和大炮产品大都供应李鸿章的淮军和天津大沽炮台。在清廷直属的4个大型军用工业中金陵机器局规模最小“所出枪炮无多”它为大沽炮台所造的大炮在演放时一再爆炸质量低劣。 福州船政局又名马尾船政局是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任闽浙总督时向清廷建议设立的。由法国人日意格（que1）、德克碑（p.d’aiguebe11e）主持建厂和造船还雇用几十名法国工匠。筹建不久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赴任前向清廷推荐前江西巡抚沈葆桢任总理船政大臣。船政局设有转锯厂、大机器厂、水缸厂、木模厂、铸铁厂、钟表厂、铜厂、储材厂、拉铁厂、锤铁厂、铁胁厂及船坞一座并附设船政学堂是一个设备比较完备的造船工厂。同治八年（1869）船政局造成的第一艘轮船“万年清”号下水。到同治十三年（1874）该局共造大小轮船15艘。因合同期满日意格及一部分法国工匠被辞退有关船只的设计施工由船政学堂培养出来的人员主持。由于经费短缺生产困难加以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争中遭到破坏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2o年造兵船19只。船政局在造船过程中技术上逐渐有所提高。最初只能造15o马力以下的木壳船到光绪十三年（1887）造成了第一艘铁甲船轮机也由旧式单机改成复合机马力由15o增至24oo。福州船政局在中国近代造船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天津机器局是华北地区第一个官办军用工业。同治五年（1866）恭亲王奕䜣奏准在天津设局制造军火。次年清廷委派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主持筹建。同治九年（187o）生天津教案崇厚出使法国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兼管该局事宜。经过逐年扩充天津机器局分设东西两处。东局设在城东贾家沽主要制造火药、洋枪、洋炮、各式子弹和水雷附设有水师、水雷、电报学堂；西局设在城南海光寺以制造军用器具、开花炮弹为主兼制造各种炮车器具、电线、电机等。所生产军火主要供应淮系水6各军。在光绪二十六年（19oo）八国联军侵略战争中遭到严重破坏。 湖北枪炮厂是湖广总督张之洞在光绪十六年（189o）建于湖北汉阳。 光绪十九年（1893）初步建成次年厂房因火灾被焚甲午战争以后才得以修复主要生产枪、炮、子弹、火药等。 洋务派在同治四年以后创办的近代机器军用工业完全是官办的。经费主要来自海关关税、厘金、军饷等。所生产的军火直接调拨装备湘、淮军及各省军用不是为进入市场交换而生产。这些官办的军用工业具有浓厚的封建性。所有局厂不但要受总督、巡抚的控制和监督而且还要受总理衙门的节制。企业类同官府衙门成为当权者安插亲朋故旧的地方。人员冗滥甚至挂名领取干薪营私舞弊管理混乱现象严重。洋务派兴办的军用工业尽管具有封建性、落后性但它毕竟在中国开了近代机器工业的先河实行了雇佣劳动的形式存在着资本主义性质的因素客观上对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展和资本主义民用企业的产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洋务派在兴办军用工业的同时还训练新式6军和建立新式海军。 训练新式6军的起步是整顿八旗、绿营。咸丰十年十二月（1861年1月）奕䜣等人的奏折中即提出“自强之术在于练兵”。咸丰十一年十二月（1862年1月）清廷批准了练兵章程。随即成立了神机营并从京营八旗挑选精壮兵丁演练洋枪洋炮和“洋人阵式”。同治三年（1864）神机营在这支队伍的基础上加以扩充建立了“威远队”成为一支拥有5ooo余人融马队、步兵、炮兵于一体的洋枪队。同治五年（1866）总理衙门大臣奕䜣等从绿营中挑选精壮兵丁按湘、淮军营制、营规编练军队共选练六军15ooo人称为“练军”。到光绪二十年（1894）全国绝大多数省份都相继建立了练军。此外李鸿章的淮军和左宗棠部湘军也都较普遍使用外国新式武器。这些军队大都聘用英、法、德等人按西方操典演练队列阵式。 除整编6军外洋务派还筹建新式海军、整顿海防。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侵略中国台湾清廷以赔款作为日本撤兵的条件于是筹办海防、海军的建议随之兴起。经过筹划光绪元年四月（1875年5月）清廷任命直隶总督李鸿章和两江总督沈葆桢分别督办北洋、南洋海防事宜开始了近代海军的筹建。在南洋、福建、北洋三支水师中南洋水师起步较早但展缓慢到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争爆前夕共拥有舰艇14艘除福州船政局、江南制造总局所造外余均购自英、德两国。福建水师是在福州船政局所造的部分舰船的基础上形成的共有舰艇11艘其中9艘为船政局自造2艘购自英国。中法战争时福建水师在马尾港内遭法舰的突然袭击几乎全军覆没。北洋水师于光绪元年筹建起步较晚但展迅到光绪十年已拥有舰艇14艘初具舰队规模。光绪十一年（1885）中法战争后清廷成立海军衙门委派醇亲王奕䜣为总理海军事务大臣庆郡王奕䜣、直隶总督李鸿章为会办大臣。海军衙门成立后贯彻先展北洋水师的方针。到光绪十四年（1888）北洋水师正式成军各类舰船基本具备共有25艘。舰艇主要购自英国、德国聘请英国海军军官为总查按新式海军编制训练并参照英国的规章制订了《北洋海军章程》。李鸿章还先后在旅顺口、威海卫等地布置防务修筑炮台、船坞成为北洋海军的两大基地。光绪十四年以后北洋水师未再增添新式舰艇。这支苦心经营的海军在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 第四节官督商办民用企业的兴办洋务派为了供应军用工业需要的原料、燃料和运输并受到外货倾销、外资优厚利润的刺激从同治末年开始便6续创办资本主义工矿业和交通运输业。到光绪二十年（1894）共创办民用企业2o多个。这些企业只有少数是官办大多系官督商办。所谓官督商办即在官府监督下招徕社会上的私人资金创办民用企业以解决清廷由于财政拮据难以筹拨企业所需的巨额资金。此外有个别民用企业采取官商合办的形式。在这些民用企业中规模较大的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汉阳铁厂、上海机器织布局、湖北织布官局等。 轮船招商局于同治十一年（1872）在上海创立是这类企业中兴办最早规模最大的一个。创办之初李鸿章令浙江海运委员朱其昂主持局务。由于招募商股困难筹办半年实际资本还不到2o万两其中12.3万两系贷借官款加以朱其昂又不善于经营新式航运遂于次年进行改组。轮船招商局改组后由买办唐廷枢任总办买办徐润洋务官员盛宣怀旧式商人朱其昂、朱其诏任会办规定资本1oo万两。在唐廷枢的主持下招商局扩充了运输业务到光绪二年（1876）航运船只增至1o艘。次年又以22o万两购买美商旗昌轮船公司的产业船只增至3o余艘。招商局规模虽扩大但也出现船多货少、债务严重等新的困难。太古、怡和等英国轮船公司为了维护其在中国航运的垄断地位继续削减运价来挤压招商局使其陷入艰难处境。由于李鸿章采取了暂缓缴还官款利息、增拨运粮、准其承运官物、如有盈余全部留局作公股等措施才使招商局的情况日渐好转。中法战争前夕光绪九年（1883）上海生金融恐慌招商资金周转失灵曾举借外债。李鸿章乘机进行第二次改组派盛宣怀为督办马建忠为会办。中法战争期间主持局务的马建忠在李鸿章的支持下将招商局售予旗昌洋行战后收回。盛宣怀通过重新制订章程以督办大员身份控制了招商局的人权和财权加强了“官督”的权力“商办”的色彩大为减弱。 开平矿务局于光绪二年（1876）筹办李鸿章委派唐廷枢主持虽系官督商办但着重突出“商办”。原拟采煤、炼铁、修铁路同时并举所需经费约8o万两但到光绪四年只募集股金2o万两。煤矿钻井进展顺利而炼铁由于成本过高且缺乏冶炼专门人才只好停办铁矿专营煤矿。光绪七年（1881）开平煤矿正式投产当年产煤36oo余吨。以后产量不断提高到光绪十五年（1889）即上升到年产煤24.7867万吨。生产的展急需解决运输的问题光绪八年（1882）唐山到丰润县胥各庄的铁路开始通车光绪十二年（1886）又将铁路延长至大沽。光绪十八年（1892）开平矿务局总办唐廷枢病故李鸿章委派江苏候补道张翼继任。张翼原为醇亲王奕䜣的侍役昏聩贪鄙对于近代企业的经营一窍不通管理混乱。为筹集秦皇岛港口工程的费用他以矿务局财产作抵押向外商借贷。光绪二十六年（19oo）八国联军侵华期间英国人以欺骗、讹诈手段攫夺了开平矿务局全部财产。电报总局于光绪六年（188o）在天津设立并创办电报学堂培养电报专门人才。还在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侵略中国台湾时办理台湾海防钦差大臣沈葆桢因感防务需要向清廷建议架设福州至台湾的电线但未能实现。光绪五年（1879）李鸿章在天津至大沽之间试架电线效果良好。次年他奏请清廷批准架设天津至上海的6路电线。架线工程于光绪七年（1881）完成并投入使用。光绪八年电报总局由官办改为官督商办派盛宣怀任总办。光绪十年（1884）电报总局由天津迁至上海。电报局创办后营业展迅到光绪二十年（1894）电讯交通几乎遍及全国各重要城市。 汉阳铁厂于光绪十六年（189o）设立。光绪十五年两广总督张之洞筹建广州炼铁厂时清廷将其调任湖广总督负责建造芦汉铁路于是铁厂也从广州迁移到湖北。到光绪十九年（1893）铁厂才基本完工次年正式投入生产。全厂有炼生铁、炼熟铁、炼贝色麻钢、炼西门士钢、造钢轨、造铁货6个大厂另有4个小厂雇用外国技师约4o人工人约3ooo人。开工后即遇到原料和燃料供应的困难所炼的钢又因含磷过多不宜用于制造钢轨。铁厂从筹办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共支出582万余两都是官款。经费开支庞大而生产却是产量低产品质量差成本太重销路少。这种情况使铁厂很难维持下去。中日甲午战争后清廷财政更为竭蹶无力为铁厂筹拨经费。张之洞准备将铁厂及其他矿业转让给外国商人因遭到各方面的反对于光绪二十二年被迫改为官督商办由盛宣怀接办。 上海机器织布局筹办于光绪四年（1878）李鸿章批准了前四川候补道彭汝琮提出的建厂计划并委派他和郑观应负责在上海筹建。彭汝琮未能集到股本又同郑观应等人生严重分歧。郑观应辞职彭汝琮被李鸿章斥退织布局筹建工作陷于停顿。光绪六年（188o）织布局改组李鸿章派龚寿图专办“官务”郑观应专管“商务”并总办局务。郑观应等人主持下的织布局很强调企业的商办性质在新订的章程中提出：“事虽由官端一切实由商办官场浮华习气一概芟除。”1章程公布后公开招股的工作进行顺利很快就招集到5o万两。但龚寿图等人不愿意商股太多以免影响他们在织布局的地位与郑观应等人生意见分歧。光绪九年郑观应私自挪用局款真相暴露又应兵部尚书彭玉麟的邀请遂离开上海到广东织布局由龚寿图、龚易图兄弟主持。光绪十六年（189o）织布局正式投产。开工不到一年又生亏空。于是再次更换负责人最后由淮系官员杨宗濂、杨宗瀚兄弟承办。到光绪十九年（1893）织布局已颇具规模有织布机5oo台纱锭2.5万枚工人4ooo人。所产布匹主要在上海销售此外还远销牛庄、福州、重庆等地营业兴旺纺纱利润尤为丰厚。经李鸿章奏准织布局享有特别专利权规定“十年之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产品纳税也有优惠所产布匹如在上海销售免完厘税如运销内地仅在上海新关完一正税概免沿途税厘。由于纺纱获利优厚李鸿章决定扩充纺纱规模。但就在此时（光绪十九年）织布局因清花间起火全厂被烧毁。李鸿章随即派天津海关道盛宣怀、上海海关道聂缉椝负责恢复织布局这就是后来的华盛纺织总厂。 湖北织布官局于光绪十九年建成投产。先是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内筹建光绪十五年（1889）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纺织机器全部随之运往湖北。织布局建成后共有纱锭3万枚布机1ooo张工人约25oo人日产纱1oo担。由于棉纱畅销利润优厚张之洞决定在布厂之外增建纺纱厂以其盈利来填补他所办的铁厂经费的不足。原计划建两个纺纱厂但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才在织布局旁边建成北厂称为“湖北纺纱官局”南厂未能建1《洋务运动》第7册第469页。 成。 洋务派所办的民用企业大都是官督商办吸收了一部分买办、地主、商人的资金对建立和展近代企业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展一定程度上抵制外商对中国近代企业的垄断和压迫有积极作用。但是这些企业有浓厚的封建性企业大权都掌握在“官”的手里“一切惟总办之言是听”商股不得过问局务。此外这些民用企业还存在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依赖性技术大权甚至行政大权都为外国人所控制。洋务派所办的民用企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阻碍了商办企业的展也没有能够达到“求富”的目的。 第七章商办企业的出现。新阶级的产生。思想文化的变化第一节商办企业的出现在洋务派创办近代企业的同时中国社会还出现了一批商办企业。这是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端也是中国社会经济生重要变化的一个标志。这些企业主要是由一部分官员、地主、买办、商人投资创办的也有一些是从原来的手工业工场、作坊采用机器生产转化而来的主要有船舶机器修造业、缫丝业、棉纺业、面粉业、火柴业和印刷业等。据统计自同治年间到光绪二十年除缫丝业外约有8o个企业1。 船舶机器修造业。创办较早、规模较大的是上海昌机器厂。同治五年（1866）方举赞初创时为打铁作坊仅有打铁炉一座。同治八年（1869）采用车床。原为外商船坞锻造修配轮船的零件到光绪二年（1876）已能自造轮船和生产轮船机器、车床、汽锤等机器产品。由于业务展迅光绪十年左右拥有车床、钻床近2o台工人3oo人。中日甲午战争后衰落光绪二十六年（19oo）卖给外商耶松船厂。另外一家规模较大的企业是上海均昌船厂其初期业务只限于修理船只。由于经营管理较好生产效率较高业务展迅从光绪八年到十年（1882—1884）先后制造了6艘轮船技术水平比较先进。但这家企业后来也被耶松船厂兼并。 缫丝业。机器缫丝业最早出现在手工缫丝比较达的广东地区。同治十二年（1873）华侨商人陈启源在广东南海县设立第一家机器缫丝厂——继昌隆缫丝厂以蒸汽机为动力雇用女工六七百人产丝精美行销欧美获利优厚。两年后南海又建立4家机器缫丝厂。到光绪七年（1881）广州、顺德、南海等地6续增加到1o家。其后广东机器缫丝业展迅中法战争后仅广州一地就有缫丝厂五六十家。光绪七年浙江丝商黄宗宪在上海建立公和永缫丝厂开办时有丝车1oo部后来展到858部。到光绪二十年（1894）上海又相继建立了5家缫丝厂其中规模较大的坤记丝厂资本为24万两。这些丝厂受到外商的挤压生产情况不如广东。 棉纺业。在光绪二十年中日战争以前中国创办的近代机器棉纺织厂和机器轧花厂很少。光绪十二年（1886）买办商人严信厚在宁波建立通久源轧花厂有4o台新式轧花机雇用工人三四百人。光绪十七年到十九年（1891—1893）上海又相继成立了棉利、源记、广德泰和礼和永4家轧花厂武汉也成立了昌记轧花厂。轧花兼纺纱的工厂是唐松岩于光绪十三年（1887）在上海创办的华新纱厂（初名轧花纺纱新局）有纱锭约7ooo枚布机5o台。光绪十九年（1893）安徽商人朱鸿度创办上海裕源纱厂于次年开车纱锭2.5万枚。紧接着又有人创办了裕晋纱厂、大纯纱厂严信厚也在宁波设立了通久源纱厂。此外重庆、镇江、广州等地也在酝酿建立棉纺厂。面粉业。光绪四年（1878）轮船招商局会办朱其昂在天津成立了贻来牟机器磨坊雇用工人约3o人每年可获利银六七千两。此后6续创办了上海裕泰恒火轮面局、福州机器面粉厂、北京机器磨坊等规模与贻来牟机器磨坊差不多。 1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4o—1894）》下册第1442、1446、1624、1639页。火柴业。中日甲午战争以前天津、上海、重庆、广州等地创办火柴厂约有十余家。其中如天津自来火公司由官绅杨宗濂、买办吴懋鼎等人成立于光绪十二年（1886）资本1.8万两。光绪十七年因失火厂房被焚。随即公开集股重建资本增至4.5万两聘请英、俄商人帮同管理帐目、购买机器。光绪十六年前后上海成立了燮昌火柴公司资本5万两职工约8oo人所使用化学原料从欧洲输入木梗、箱材及纸使用日货日生产火柴2o余箱但质量较差。 印刷业。商办机器印刷业主要集中在上海广州、杭州、北京等地也6续办了一些工厂。其中较有影响的是光绪八年（1882）徐鸿复、徐润在上海设立的同文书局。同文书局有石印机12架雇用职工5oo人主要影印古籍如《二十四史》、《古今图书集成》等。光绪二十四年（1898）同文书局停办徐润复设立广百宋斋为铅字印刷。 此外玻璃制造、制糖、制茶、造纸等商办企业也在上海、福州、台湾等地设立。 从同治年间到光绪二十四年中日战争前历时2o多年在中国6续出现了近代商办企业。这些企业主要是日用轻工业一般规模较小资本大都在1o万元以下有的只有几千元设备简陋技术落后比起外资企业和官办企业力量是微弱的。但有了这些商办企业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就出现了。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展很困难。外国资本主义国家及其在中国开设的企业在中国大量推销商品掠夺原料跟中国民族资本企业竞争。中国民族企业不仅在原料来源和产品销售市场方面受到巨大压力而且经常受到外国资本吞并的威胁。同时中国民族企业在机器、技术等方面都依赖外国有的还依靠外国势力的“保护”。清廷对民族企业不但不予扶植而且从各方面束缚了它的展。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前商办企业始终没有取得清廷的正式承认在设厂、经营和产品销售方面没有法律保障完全听任官吏随意处置。例如光绪七年（1881）广东南海知县徐赓陛即以“各省制办机器均系由官设局奏明办理平民不得私擅购置”以及机器缫丝厂“男女混杂易生瓜李之嫌”、“夺人之生业”为由查封各处缫丝厂。许多地方官吏还对商办企业加重征收税捐敲诈勒索大大加重了这些企业的负担。在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展困难重重。许多企业为了生存不是依靠外国势力的“保护”就是寻求封建势力的支持。这就决定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同外国资本主义、本国封建势力既存在矛盾的关系又存在依赖的关系；既有其社会历史进步性又具有先天的软弱性。 第二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产生近代工业在中国的出现使中国产生第一批近代产业工人。这是早期的中国无产阶级。此后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出现资产阶级也产生了。 中国早期的无产阶级从鸦片战争后英、美、法等国在沿海通商口岸非法设立船坞、工厂的时候就开始产生了。当时一部分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受雇于外国资本家。同治以后在洋务派举办的军用工业、民用工业和在民族资本的企业中产生了更多的产业工人。产业工人的人数除码头工人无法统计以外到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前约有1o万人。其中外国资本企业中的工人约占35％洋务派举办的军用工业、民用工业的工人约占37％民族资本企业的工人约占28％。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中国无产阶级的产生要比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早了近3o年。中国无产阶级还具有比较集中的特点。当时在中国出现的近代企业大都集中在上海、汉口、广州等一些通商口岸因此在这些地区产业工人相对集中。据估计上海、汉口、广州三地的工人约占全国工人总数的76.7％其中上海一地即占46.4％。此外从产业类别上看工人相对集中在机器缫丝业、船舶修造与机器铁工业、军用工业、轧花业与棉纺织业、采矿业等约占全国工人总数的68％1。据统计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前5oo工人以上的厂矿有39家其中外国资本经营的企业11家洋务派经营的企业13家民族资本经营的企业15家最大的企业雇用工人达三四千人。在这39家企业中工人人数总计约有5.713万至6.22万人约占全国工人总数的一半以上。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长的中国无产阶级身受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三重压迫和剥削其严重性和残酷性在世界上是很少有的。他们的工资很少而且常被任意拖欠或被借故罚款克扣很难维持自身的生活。他们的劳动时间很长随时受监工、工头的任意打骂和处罚。工厂的劳动条件恶劣没有卫生设备和安全保护工伤事故经常生。工人连最低限度的自由都没有过着十分痛苦的生活。 中国无产阶级在极端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下进行了英勇顽强的反抗斗争。中国工人最早反对外国资本家剥削压迫的是同治七年（1868）上海美商耶松船厂工人的罢工。光绪五年（1879）这个工厂的工人因工头克扣工资进行罢工。同年上海英商祥生船厂的工人因外籍监工殴打工人举行罢工。光绪九年（1883）和十六年（189o）上海江南制造总局的工人反对延长劳动时间动罢工。光绪十七年（1891）开平煤矿工人反对外国工程师欺压工人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压迫斗争迫使外籍技师一度离矿。这个时期工人的罢工斗争主要还只是经济斗争说明中国无产阶级还处在早期阶段。 在中国无产阶级出现之后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生和展也产生了中国资产阶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主要是由那些投资于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及商办企业的一般商人、买办、地主和官员转化而来有一些则是由采用机器生产的手工工场主转变而来。例如创办南海继昌隆缫丝厂的陈启沅是在南洋经商多年的华侨商人；在上海创办公和永缫丝厂的黄佐卿是经营丝1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12o2页。 业多年的商人；创办上海裕源纱厂的朱鸿度是安徽巨商、浙江牙厘局总办；在天津创办贻来牟机器磨坊的朱其昂官至道员曾代理津海道死后诏赠光禄寺卿；创办天津自来火公司的杨宗濂是曾任直隶通永道的淮系官员吴懋鼎是汇丰银行的买办；在上海创办源昌机器五金厂、源昌碾米厂、源昌缫丝厂的祝大椿是怡和洋行的买办；创办上海昌机器厂的方举赞则是打铁作坊主。他们当中不少人在官府机构中取得一定的官职头衔或在农村占有相当数量的土地具有亦商亦官或亦商亦绅的多重身份。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本国封建势力、外国资本主义之间既有无法避免的矛盾又有着切不断的联系。因此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一方面具有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本国封建压迫的要求希望中国能够独立富强为民族资本主义的顺利展提供条件；另一方面又具有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妥协性是一个带有两重性的阶级。 第三节思想文化的变化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原来地主阶级改革派要求变法和学习西方以抵御侵略的思想在同治、光绪年间展成为维新思潮。它的早期代表人物主要有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王韬（1828—1897）号紫铨江苏长洲（今吴县）人主要著作有《弢园文录外编》。薛福成（1838—1894）字淑耘江苏无锡人他的著作经后人编为《庸盦全集》。马建忠（1844—19oo）字眉叔江苏丹徒人著有《适可斋记言》等书。郑观应（1842—1922）号陶斋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著有《盛世危言》等书。 郑观应等人的思想主要是：（1）反对外国侵略维护国家主权。早期维新思想家对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民族危机不断加深忧心忡忡担心这是心腹之患将来要弄到“国几不国”的地步。他们谴责外国侵略者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指出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片面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等条款损害了中国主权给中国造成无穷的后患。（2）要求展民族资本主义反对清廷限制工商业的政策。他们批评洋务派所办的官督商办企业是“官有权商无权”“官督商办势如虎”主张大力展民族工商业将厘金合并于关税保护关税以便于跟外国资本主义竞争。郑观应打破了“重农抑商”的传统封建思想提出“商战”的口号。他认为“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并强调展本国的机器工业把“商战”建立在展工业的基础上把展中国的资本主义作为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出路。“商战”论具有反侵略的爱国的积极意义。（3）提出政治改革的主张。王韬、郑观应等人介绍西方国家“君主”、“民主”、“君民共主”三种政治制度认为“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1主张在中国推行“君民共主”制仿效西方国家设立议会。郑观应说：中国如实行“君民共主”、议会制就能够达到“天下有公是非亦即有公赏罚而四海之大万民之众同甘共苦先忧后乐若理一人上下一心君民一体尚何敌国外患之敢相陵侮哉？”2虽然他们对议会、民主等还不能从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本来意义上去理解但是在反对君主制度和初步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方面摆脱了洋务派思想的窠臼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具有进步性。 早期维新思想家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也没有形成政治运动。这是资产阶级力量还处在微弱时期的表现。他们虽然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但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又都不能摆脱与洋务派的联系。 鸦片战争以后较早提出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的是冯桂芬。他在咸丰十一年（1861）写成的《校邠庐抗议》中认为“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等皆得格物至理”而“一切西学皆从算学出”因而主张“采西学”。同治年间有了洋务派举办的企业和民族资本企业以后中国科学家李善兰等才对西方近代科学作了系统的接受和传播。西方近代科学是以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开始而大踏步前进的。后来由笛卡儿（renédesnetnapier）制定了对数莱布尼茨（gottfriedi1－he1mleibniz）和牛顿制定了微积分。在刚体力学方面牛顿在刻卜勒（johannes1郑观应：《盛世危言·议院下》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3ep1er）所现的行星运动规律的基础上从物质普遍运动规律的观点进行了概括提出了万有引力定律。对于近代科学中这些最基本的伟大成就李善兰通过翻译和论述的形式几乎是全面地介绍到中国来。李善兰和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等人合作先后译书7种如接续翻译明末徐光启等未译完的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后9卷英国物理学家胡威立（.hoe11）的《重学》英国天文学家赫歇尔（fher－sche1）的名著《天文学纲要》取名《谈天》等。李善兰（181o—1882）字壬叔浙江海宁人对数学造诣颇深著有《则古昔斋算学十四种》。所著《方圆阐幽》已独立地达到了微积分的初步概念。他与人合译的《代数学》、《代微积拾级》分别是关于符号代数学、解析几何和微积分的第一个译本所创译的“代数”、“微分”、“积分”数学名词至今沿用。李善兰坚持按照自然界的本来面貌来认识自然界反对以自己的主观臆想强加于自然界。这种严格的科学态度闪耀着唯物主义的光辉。他的译介西方近代科学著作具有鲜明的爱国思想他在《重学》的序言中说：“今欧罗巴各国日益强盛为中国边患。推其原故制器精也。推原制器之精算学明也异日人人习算制器日精以威海外各国。” 跟李善兰同时的科学家有华蘅芳、徐寿等。华蘅芳（1833—19o2）字若汀江苏金匮（今属无锡市）人数学家。著有《行素轩算稿》6种共23卷。他与西方人士玛高温、傅兰雅（j.fryer）等合译西方科学著作12种内容包括数学、动物、地学、军事、气象等方面其中关于数学的7种。华蘅芳不懂外文玛高温对中文仅勉强可通译书难度很大。但他不畏艰难不辞劳苦一丝不苟地力求把书译好。他在《金石识别》的序言中追忆译书过程的情景说：“挟书卷袖纸笔徒步往来寒暑无间风雨不辍。汗不得解衣咳不得涕吐病困疲乏隐忍而不肯休息者为此书也。唯是日获数篇奉如珍宝。夕归自视讹舛百出涂改字句模糊至不可辨则一再易纸以书之不知手腕之几脱也。每至更深烛跋目倦神昏掩卷就床嗒焉若丧。而某金石之名犹来萦扰于梦魂之中而驱之不去。此中况味岂他人所能喻哉！”徐寿（1818—1884）字雪村江苏无锡人化学家。同治六年（1867）以后他一直在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担任编译工作共译书12部。其中化学著作占大多数也涉及物理、机械制造等方面影响较大的有《化学鉴原》和《西艺知新》两书。徐寿译书时遇到如何统一化学元素译名的难题。他创造了取西文第一音而造新字的原则许多元素如钠、钾、锰、镍、钴、锌、钙、镁等都是依此原则新造的一直沿用至今。徐寿还曾和华蘅芳试制木质轮船长5o余尺每小时能行4o余里取名“黄鹄”。这是中国人最早自制的轮船。光绪元年（1875）左右徐寿在上海创办格致书院开始化学实验的演示工作。徐寿是一个有唯物主义思想倾向的科学家反对鬼神迷信提倡“以实事实证引进后学”的学风。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条件下中国虽也出现了个别优秀科学家但没有展的近代工业的支持他们还不能对历史的前进起较大的影响。 第八章中国边疆地区在侵略势力下的危机。中法战争第一节中国边疆地区在侵略势力下的危机同治以后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它们为了争夺商品市场、原料产地和资本输出场所夺取殖民地、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日益尖锐起来远东地区成了它们激烈争夺的对象。美、日、英、俄、法、德都把侵略的黑手伸进中国广大边疆地区使中国边疆地区出现了严重危机。 美国早有侵占中国台湾的野心。咸丰三年（1853）美国海军舰队窜到台湾并向美国政府建议占领台湾作为海军根据地。同治六年（1867）美国借口失事船只“罗佛”号的水手在台湾遇害派军舰侵略台湾在台湾南部的琅■（今恒春）登6。高山族人民给予迎头痛击打走了美国侵略军。日本也有侵略中国台湾的野心。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在美国帮助下派6军中将西乡从道率兵5ooo余人侵略台湾。日兵在琅■劫掠焚杀当地高山族和汉族人民据守险要顽强抵御。日本侵略军遭到伤亡无法前进。清廷在跟日本交涉的同时派船政大臣沈葆桢率军赴台部署防务。但是在英、美等国的“调停”下清廷被迫与日本订立《台事专条》（即中日《北京专约》）以赔偿白银5o万两作为日本撤兵的条件。 英国在同治年间不断派人以游历、探险为名进入中国云南、西藏侦察。同治十三年（1874）英国派军官柏郎（.brone）率领近2oo人的武装部队从缅甸出到云南探测路线；驻北京英国使馆派翻译官马嘉理（.margary）从北京经云南入缅甸接应。光绪元年（1875）马嘉理等率领武装部队侵入云南省腾越地区。当地景颇等族人民立即予以阻拦马嘉理竟然开枪行凶。群众激于义愤打死马嘉理把侵略军赶出云南。英国侵略者以此为借口提出种种勒索。光绪二年清廷在英国的胁迫下派李鸿章与英国代表威妥玛在山东烟台签订《烟台条约》和《入藏探路专条》。条约除规定“赔款”、“惩凶”、“道歉”之外还允许英国可派人到云南“调查”通商情况并可派人由中国内地经西藏到印度或由印度进入西藏探访路程；增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四处为通商口岸等。 《烟台条约》签订后英国根据其中的另议专条规定一再要派人进入西藏进行侵略活动。西藏人民和一部分地方官员坚决拒绝侵略者入藏。光绪十四年（1888）英国悍然动对西藏的侵略战争向隆吐山进攻。西藏爱民誓死抵御在打击了侵略军后转移至亚东山谷。的清廷一味妥协求和不准西藏爱民反抗罢黜了支持抗英斗争的驻藏大臣使英军得以继续进犯。光绪十六年（189o）清廷与英国谈判划定中国和哲孟雄（锡金）的边界。光绪十九年（1893）清廷与英国又订立《藏印续约》竟同意英国的侵略要求规定中国亚东辟为商埠。从此英国势力侵入了西藏。 当美、日侵略中国台湾英国侵略中国西南的时候俄国也极力向中国新疆扩张。同治四年（1865）中亚浩罕汗国的一个军官阿古柏乘中国新疆地区纷乱之机率军侵入喀什噶尔。同治六年（1867）阿古柏在南疆宣布成立“哲德沙尔”（七城汗国）。同治九年（187o）他又进占乌鲁木齐和吐鲁番盆地势力伸展到玛纳斯。至此南疆全部和北疆部分地区都被阿古柏所侵占。那时英、俄都力图在新疆扩展侵略势力竞相勾结和支持阿古柏。同治十年（1871）俄国出兵侵占伊犁地区扬言“伊犁永久俄占”对当地各族人民进行残酷的军事殖民统治。俄国挟其军事威势于次年与阿古柏订立“通商条约”以承认阿古柏为“哲德沙尔”领袖来换取它在南疆的通商等特权。为跟俄国争夺英国也于同治十三年（1874）与阿古柏订立“英阿条约”承认阿古柏的统治地位从而取得了在喀什噶尔设立领事、通商等特权。 俄国和阿古柏对新疆的侵略遭到新疆各族人民的强烈反抗。他们热切盼望清廷早日收复失地并自动起来同侵略者作斗争。当时正值日本侵略中国台湾东南海防形势紧张。面对同时生在西北和东南的两个危机清廷的官员提出不同的对策生塞防、海防的争论。直隶总督李鸿章强调海防的重要性认为应大力加强海防但他却以“海防、西征力难兼顾”为由主张放弃新疆“移西饷以助海防”竟说“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1。陕甘总督左宗棠则力主收复新疆“尺寸不可让人”认为“若此时即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宜以全力注重西征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各国必不敢构衅于东南”1。清廷接受了收复新疆的主张于光绪元年（1875）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次年清军进入新疆仅半年多的时间就收复了北疆大部分领土。光绪三年（1877）清军乘胜进军南疆连战皆捷阿古柏在逃走途中身亡。是年十一月（1878年1月）清军最后收复和田。至此只有伊犁地区还在侵略者手中。 清廷一再向俄国提出收复伊犁地区。俄国拒不交还反而提出一系列无理要求。光绪四年（1878）清廷派吏部侍郎崇厚为全权大臣出使俄国谈判索还伊犁的问题。崇厚在俄国的胁迫下于次年擅自签订了《交收伊犁条约》（即《里瓦几亚条约》）。条约规定：中国偿付俄国“代收代守伊犁兵费”5oo万卢布（合白银28o万两）；割让霍尔果斯河以西及伊犁南境的特克斯河流域的大片领土；塔尔巴哈台附近边界作有利于俄国的修改；俄商在中国蒙古、新疆地方贸易免税；俄国在嘉峪关、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古城（今奇台）设领事；增辟两条由6路到天津、汉口的通商线路。消息传来舆论大哗群情激愤。清廷将崇厚革职拿问并向俄国声明崇厚所议条约“违训越权”拒绝承认同时任命驻英公使曾纪泽兼任驻俄公使谈判改订条约。 光绪六年曾纪泽赴俄国彼得堡谈判。在谈判中俄国代表蛮横无理声称“只要照办无可商议”。经过半年多的反复交涉光绪七年正月（1881年2月）双方签订了不平等的《伊犁条约》（也称《改订条约》）和《改订6路通商章程》。根据条约规定中国虽然收回伊犁和特克斯河流域及穆索尔山口但霍尔果斯河以西原属中国的大片领土划归俄国；赔款增加到9oo万卢布（约合银5oo万两）；喀什噶尔及塔尔巴哈台边界另订界约；俄商在蒙古地方贸易照旧不纳税在新疆则暂不纳税等。此外条约还规定伊犁居民“或愿迁居俄国入俄国籍者均听其便”为俄国劫迁大量中国各族居1《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第19页。 1《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6第36页。 民造成借口。这次和后来通过几个勘界议定书所割占的中国领土有7万多平方公里。清廷收回伊犁后于光绪十年（1884）在新疆建立行省设置州县。《伊犁条约》签订后俄国又加紧侵略中国的帕米尔地区。光绪十八年（1892）俄国违背中俄关于帕米尔地区边界的光绪十年（1884）《续勘喀什噶尔界约》强占了萨雷阔勒岭以西2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清廷当时曾声明不放弃对中队当时所驻地区以外的帕米尔领土的所有权。光绪二十一年（1895）俄国竟然背着中国跟英国立约私自瓜分了中国萨雷阔勒岭以西的帕米尔地区。 第二节中法战争咸丰年间法国出兵强占了中国邻邦越南的南部并于同治元年（1862）强迫越南签订了《西贡条约》将南圻变为它的殖民地。同治十二年（1873）法军又侵略北部河内地区而且要以越南为基地进一步侵入中国。活动在中越边境、红河中游的中国农民起义军旧部刘永福的黑旗军应越南政府的邀请与越南军民一起坚决抵抗在红河两岸屡创法军击毙其统兵官安邺（）。越南国王封刘永福为三宣副提督。光绪六年（188o）茹费理（j.ferry）出任法国内阁总理极力推行殖民扩张政策增兵越南。光绪八年（1882）法军攻陷河内企图打通红河进窥中国云南。越南政府再度邀请黑旗军参战。次年刘永福的黑旗军和越南军民一起向河内的法国侵略军起进攻在城西纸桥又一次打败侵略军击毙法军司令李维业（.rivière）。越南国王晋升刘永福为三宣提督。 就在这一年茹费理再次出任法国内阁总理立即增加军费和增派军队扩大侵越战争。七月法军攻陷越南都顺化逼签《顺化条约》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顺化条约》订立后法国立即要清廷承认法国对越南的殖民统治撤出在越南北部的清军开放中国云南边界。 面对法国的侵略、越南的求援清廷的官员意见分歧。主张抵抗的有左宗棠、曾纪泽等人他们认为越南与中国“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越南的存亡与中国的安危关系十分密切法国夺取越南北部势将威胁到中国西南地区尤其是云南的安全。李鸿章等人则主张妥协求和认为中国如援助越南就是与法国“失和”中国“兵单饷匮”“海防空虚”即使“一时战胜未必历久不败一处战胜未必各口皆守”“断不可轻于言战”而应“遇险而自退”力保“和好大局”1。掌握军事外交大权的李鸿章寄希望于“以夷制夷”甚至企图诱使英国与越南立约借以制止法国。清廷虽也注意到法国侵略越南则中国藩篱尽失后患无穷于光绪九年分别令广西布政使徐延旭和云南布政使唐炯率兵进驻越南北部以为增援；但是却又三令五申“不可衅自我开转滋口实”并授权李鸿章与法国代表会谈希图达成妥协协议。 清廷的妥协退让助长了法国殖民主义者的侵略野心。光绪九年十一月（1883年12月）法军悍然动对驻越南北部清军的进攻中法战争从此开始。到次年三月法军先后攻占了山西、北宁、太原、兴化完成了占领红河三角洲的计划直逼中越边界。清廷为掩饰败绩将徐延旭、唐炯革职拿办任命潘鼎新、张凯嵩分别署理广西、云南巡抚。一直跟恭亲王奕䜣有权力矛盾的慈禧太后借机指责奕䜣因循失职办事不力撤去他的一切职务并改组军机处以礼亲王世铎为军机处领班大臣；贝勒奕䜣主持总理衙门并封庆郡王；军机处遇有重要事会同醇亲王奕䜣商办。 清廷做了这样重大的人事变动并不是下决心要抵抗法国的侵略而是急于妥协求和。奕䜣掌权不久即授权李鸿章设法寻求与法国和谈。光绪十年四月李鸿章与法国海军军官福禄诺（.fournier）在天津进行谈判签订了《中法简明条约》。主要内容是：清廷同意对于法国与越南间“所有已定与未定各条约”不加过问；中队从越南北部撤回边界；中越边界1《中法战争》第5册第158、257页。 开放通商。条约的签订表明了清廷对法国侵略的妥协屈服。 《中法简明条约》签订后法军急于要接管越南北部的清军防地即向谅山推进。驻谅山的清军代表向法军军官解释没有接到清廷撤军的命令法军军官蛮横地宣称“和与不和三日内定要谅山”。闰五月初一日（6月23日）法军竟然开枪打死清军代表炮击清军阵地。清军被迫还击打退法军。法国制造了这次军事冲突却反诬中国破坏《中法简明条约》以此进行讹诈要清军立即从越南北部撤回边界赔偿兵费2.5亿法郎；同时任命孤拔（.bet）为舰队司令将法舰调往福建福州和台湾把战火扩展到中国领土上来。 清廷深恐和局破裂决定限期撤军并派两江总督曾国荃去上海与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ju1espaten1re）谈判并严令沿海各省“静以待之”“不可先开衅”。闰五月二十三日（7月15日）法国海军中将孤拔率领舰队进入福建水师基地马尾军港监视港内福建水师。福建水师广大官兵要求起锚整训以期自卫。但船政大臣何如璋、帮办军务张佩纶惟恐妨碍“和谈”“不准无令自行起锚”甚至下令“不准先行开炮违者虽胜亦斩”。1清廷的软弱妥协助长了法国的侵略野心。光绪十年六月（1884年8月）法国舰队副司令利士比（lespès）率领一支分舰队向台湾基隆炮台动进攻强行登6。督办台湾事务大臣刘铭传指挥守军英勇抵御把法军赶回舰上。法军转而集中力量进攻福建省福州。七月初二日（8月22日）停泊在福州马尾军港的法国舰队司令孤拔得到进攻福建水师的命令。次日上午孤拔将开战通知交给何如璋等人。但是何如璋等人仍然不作任何战斗准备却向法军请求将他们的开战日期改在明日。孤拨给予拒绝而且命令舰队开炮进攻。福建水师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仓促应战。有的军舰还没有来得及起锚就被击沉。何如璋、张佩纶弃师不顾仓皇逃跑。在不利的形势下水师广大官兵表现了顽强不屈的战斗精神誓死抵抗。战斗只经历了半小时福建水师的军舰和运兵船几乎全被击沉、击毁官兵伤亡7oo余人。第二天法舰又炮击马尾造船厂击毁马江两岸的炮台、民房。七月初六日（8月26日）清廷被迫对法宣战。 法国的侵略激起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沿海各地不断生捣毁教堂、驱逐外国传教士等群众性的反侵略斗争。海外侨胞也积极捐款支援祖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香港的中国工人用罢工来反抗法国侵略者。 光绪十年八月孤拔率法国舰队再次侵犯台湾强占基隆。督办台湾事务大臣刘铭传率部退守淡水与来犯的法军展开激战。法军受挫伤亡几十人其余狼狈逃回海上。为了截断大6对台湾的接济孤立台湾守军法舰封锁了台湾。法舰还侵犯浙江镇海。光绪十一年正月（1885年3月）法舰几次进犯镇海招宝山炮台都被守卫炮台的清军击退。法军未能得逞于二月（3月）转而侵占澎湖。 法国侵略者在侵扰浙江省的同时又在中越边境地区增兵并向驻越南北部的清军潘鼎新部动进攻。潘部仓皇败退法军乘势闯入广西省镇南关（今友谊关）。镇南关失守后潘鼎新被革职。年近7o的老将帮办广西军务冯子材率军赶到镇南关前线积极修筑工事对兵力作了部署准备迎击来1《中法战争》第3册第131页；第2册第144页。 犯之敌。二月法军猛攻关前御敌的长墙有的已经越墙而入。在这紧急关头冯子材手持长矛奋勇当先地跃出墙外杀进敌阵。全军将士异常感奋跟随着扑向敌人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法军大败溃退。当地壮、瑶、白、彝、汉等各族人民和1ooo多名越南人民也赶来助战。冯子材率各军乘胜追击取得了重大胜利。法国侵略者称这次战役是灾难性的失败。 法军惨败的消息传到巴黎导致了茹费理内阁的倒台。法国在政治上军事上都陷于混乱形势对抗法斗争十分有利。但是清廷的本意是求和“时时为和计”最终在胜利声中屈辱议和。光绪十一年二月十九日（1885年4月4日）英籍海关职员金登干（j.be11）代替清廷在巴黎跟法国签订停战协定。二十一日（6日）清廷即命令前线停战关外驻军分别撤回。两广总督张之洞、督办广东防务彭玉麟等表示反对分别致电清廷指出“条款未定万万不可撤兵”“停战则可撤兵则不可”1。但是清廷不顾有关官员、将领的反对授权李鸿章在天津与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于四月二十七日（6月9日）缔结不平等的《中法新约》。条约规定：法国侵略军定期从台湾、澎湖撤出；清廷确认法国对越南的殖民统治；同意法国在云南和广西两省边界开埠通商；中国修建铁路时应向法国人商办等。这样中国西南的门户进一步被打开了。法军撤出台湾、澎湖后清廷于是年九月设置台湾省任命刘铭传为第一任巡抚。 1《中法战争》第6册第384、385页。 第九章中日战争和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活动第一节日本动侵华战争光绪二十年至二十一年（1894—1895）日本为了吞并中国邻邦朝鲜并向中国扩展动了蓄谋已久的对中国的侵略战争。 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展迅一跃而成为亚洲的强国并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为此日本政府制定了“大6政策”。该政策的主要内容是以征服朝鲜为其“利益线的焦点”并进而吞并中国的东北、台湾和澎湖列岛等地。随后日本政府即按此政策对中国、朝鲜进行侵略扩张。从同治末年起日本多次武装侵略朝鲜攫取了通商、驻兵等特权使朝鲜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光绪十六年（189o）日本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社会政治、经济矛盾异常尖锐。日本统治阶级为了转嫁危机大肆扩充军备加快了对外扩张的步伐并且不断派遣间谍潜入中国窃取各种情报秘密绘制了中国东北和渤海湾的详细地图着手准备侵华战争。 日本动的侵略战争得到了美、英、德、法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帮助和支持。美国当时集中力量扩充在太平洋的势力难以顾及远东故对日本采取了扶持的做法希望能够“利用日本在远东与英法抗争”1。德、法两国也希望日本动战争以便趁火打劫。英国在侵略东亚的过程中经常同俄国生争夺。为了对抗俄国便采取了接近日本的态度。光绪二十年六月十四日（1894年7月16日）英国和日本签订了《日英通商航海条约》废除了在日本的租界和领事裁判权提高了英货进口的关税税率。次日日本大本营举行御前会议决定对中国开战并制定了作战计划。 光绪二十年（1894）春朝鲜爆了东学党领导的农民起义。朝鲜封建统治阶级极为恐慌要求清廷派兵协助镇压。日本乘机诱使清廷出兵朝鲜并声称“我政府必无他意”。李鸿章听信了日本的保证在接到了朝鲜政府“恳请北洋大臣酌遣数队来代剿”的文书后即派直隶提督叶志等选带淮军15oo人乘船东渡朝鲜。同时照会日本表示“派兵援助乃我朝保护属邦旧例”并声明“一俟事竣仍即撤回不再留防”2。但日本却以护送驻朝公使赴任和保护侨民为借口乘机出兵侵入朝鲜把部队部署到从仁川到汉城一带的战略要地。 当中日两国6续派兵赴朝时东学党起义已经平息。清廷按原议提出中日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军的方案同时命令正准备增援的后续部队停止出并电令在朝清军向牙山集结准备订期内渡回国。但是日本不仅拒不撤兵反而命令驻扎仁川的日军开进汉城把朝鲜政府置于日军的监督之下并继续增兵入朝使侵朝日军增至万余人数倍于清军战争迫在眉睫。 六月二十三日（7月25日）日本舰队在牙山口外丰岛附近突然袭击中舰中国雇用的英国运兵船被击沉船上兵士7oo多人死难。日本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 1井上清、铃木正四：《日本近代史》上册中译本第96页。 2《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中日战争》第2册第548—549页。第二节战争进程和清廷的失败在战争一触即的情况下清廷内部出现了主战和主和两种主张。以翁同龢、文廷式等帝党一派极力主战反对妥协求和同时想以此争取人心扩大实力。他们得到了光绪帝的支持。主和派则以把持了军事、外交大权的李鸿章等后党官僚为代表为了保存实力主张避战求和。在中日战争爆前面对紧急的形势李鸿章没有在军事上积极备战而是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企图在外交上依靠列强的折冲调停迫使日本与中国同时从朝鲜撤兵。李鸿章和主持总理衙门的奕䜣先后求救于俄、英、德、法、美等国但毫无结果。驻扎牙山的清军将领叶志感到形势紧急曾多次电请李鸿章增援备战。李鸿章却不为所动在回电中依然强调“已付各国公论”英、俄等国必有办法；并严令叶志“静守勿动”以为“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1结果贻误了时机。 在袭击中舰的当天日本6军进犯驻扎牙山的清军。清军主将叶志放弃牙山逃至平壤。由于日本已经不宣而战清廷被迫于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日（1894年8月1日）对日宣战日本也在当天向中国正式宣战。这一年是阴历甲午年故这场战争史称“甲午战争”。 八月十六日（9月15日）日军集结重兵对平壤起猛烈攻击。中队在朝鲜人民的配合下与日军展开激战。总兵左宝贵登城指挥力战身亡。统帅叶志却率军仓皇出逃致使清军迅溃散。八月下旬清军渡过鸭绿江退入中国境内。 平壤战役后两天日军为了控制在黄海的制海权又在大东沟以南的黄海海面对北洋舰队进行偷袭动了一场大规模的黄海海战。八月十七日（9月16日）海军提督丁汝昌统率北洋舰队1o余艘舰船护送运兵船至大东沟。次日中午正当北洋舰队准备返航旅顺时在大东沟以南的黄海海面遭到日本舰队的袭击。由于受李鸿章等人消极避战的影响准备不足所以海战一开始中国方面仓促应战再加上指挥缺少经验北洋舰队被日本海军包围。但是中国海军在战斗中还是表现出了英勇无畏的精神对来犯之敌予以坚决反击。战斗开始后不久丁汝昌即在旗舰“定远”号的飞桥上跌落受伤但他仍坐在甲板上鼓舞士气。“定远”管带刘步蟾接替指挥。“致远”号受重伤后管带邓世昌下令开足马力猛冲意图撞毁日舰“吉野”不幸中鱼雷沉没邓世昌和全舰2oo多名官兵壮烈牺牲。“经远”号管代林永升力战牺牲全舰官兵继续战斗坚持到最后一分钟。海战历五小时北洋舰队沉毁军舰五艘而日本舰队包括旗舰“松岛”在内五艘军舰也遭到重创。日本舰队无力再战先退出战场北洋舰队还尾追一阵才返回旅顺。此战北洋舰队虽损失不小但它还拥有“定远”、“镇远”两艘重型铁甲舰及“靖远”、“来远”等战舰仍有一定的战斗力。况且日本舰队也遭到很大打击一时也失去了继续作战的能力。然而黄海战后李鸿章一味强调“避敌保船”命令北洋舰队躲藏在威海卫港内不准出击以致造成坐困待毙的局面。 从九月（1o月）下旬开始日军分两路大举入侵中国。一路渡过鸭绿江进攻中朝交通要道九连城。沿江驻守的四万多清军除据守虎山的聂士成部1《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16第25页。 进行过抵抗之外其余均望风而逃。日军接连攻陷九连城、安东（今辽宁丹东）、凤凰城、长甸、岫岩、海城等地。另一路从辽东半岛的花园口登6以夺取旅顺、大连为目标。在十几天的时间里大批日军在此登6并把大量军火辎重运送上岸清军未进行任何抵抗。旅顺守将总兵徐邦道等见金州危急建议旅顺守军分兵增援以保护后路并电请李鸿章令北洋舰队赴援大连。但这一建议没有得到其他将领的响应反而被李鸿章斥责为“糊涂胆小”1。十月初九日（11月6日）日军进犯金州徐邦道率孤军奋战抵抗失败。徐邦道退守旅顺。次日日军进攻大连炮台。由于守将赵怀益已先一日脱逃兵勇溃散。日军轻易地占领了大连并缴获了清军遗弃的大批军用物资。 十月二十一日（11月18日）日军向旅顺起进攻。丁汝昌曾亲往天津面见李鸿章请求率北洋舰队驰援旅顺。李鸿章却严令丁汝昌“保船避战”否则虽胜亦罪。而驻守旅顺的清军统帅前敌营务处总办龚照屿在开战前即已逃往烟台。在旅顺的1万多清军军心涣散将领互不统属。徐邦道率部迎敌一度击败日军的先头部队。双方激战数日徐军终因后援不继而失败。二十五日（22日）旅顺失守。日军攻占旅顺后连续四天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屠杀近2万的无辜群众被杀害。 面对日军的野蛮侵略盛京（今辽宁省）广大人民奋起抵抗。日军进攻岫岩时当地挖煤工人联络几十个村庄的人民自动组织起来进行武装抵抗打死打伤许多敌人。辽阳地区的农民在1个月内连续打退敌人的4次进犯。旅顺人民在日军的屠刀下宁死不屈表现得英勇顽强。 光绪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895年1月2o日）日本侵略军在山东半岛登6抄袭威海卫后路并以海军封锁威海卫港口使北洋舰队陷于港内腹背受敌。二十一年正月初五日（1895年1月3o日）日军占领了威海卫南岸炮台北岸守军望风溃散。丁汝昌派人炸毁了北岸炮台和弹药库以免资敌。随后日军又占据了北岸。北洋舰队陷入重围。正月初九日（2月3日）日舰和占据炮台的日军以大炮水6合击北洋舰队。北洋舰队的爱国将士拼死抵抗多次打退日本舰队的进攻。但日军猛烈的炮火也使清军伤亡惨重。这时日本舰队司令致信丁汝昌劝其率部投降。在北洋舰队服役的洋员和部分贪生怕死的将领也公开要求投降。丁汝昌下令各舰冒死突围后又命令炸舰沉船以免资敌。但遭到一些将领的反对。只有“定远”管带刘步蟾沉舰后自杀。十八日（11日）丁汝昌在增援和突围均已无望的情况下自杀身亡。次日洋员浩威盗用丁汝昌的名义向日军投降北洋舰队尚存的11艘战舰和刘公岛炮台及大量军器弹药全部被日军所缴获。北洋海军全军覆没。 清廷因淮军屡战屡败转而起用湘军旧将希望以此挽回颓势任命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督办东征军务湖南巡抚吴大澂和淮军总统宋庆为帮办。光绪二十年十二月（1895年1月）刘坤一率六万湘军开赴山海关动反攻。但湘军同样不堪一触即溃。二十一年二月（1895年3月）上旬山海关外的牛庄、营口、田庄台等相继失守。清廷以淮军既溃于前湘军复败于后加之北洋舰队已经覆没不再抱取胜的希望于是决意求和。清廷的是导致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当时清军大都士无斗志许1《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18第22页。 多将领贪生怕死甚至闻风而逃。以投入战场的主要部队淮军而言时人对其情状曾有形象的描绘：“‘文官三只手武官四只脚’。四脚脱如飞还恐被追攫制敌不在斗与斗何如走。”1另外清廷在战争中的失败还因为以李鸿章为的主和派企图依靠俄、英等国的调停不作战守准备军事上失去适时把握的时机造成被动挨打的局面。 对日战争的失败证明清廷推行的“洋务新政”并不能使中国走向独立和富强。 1《朱强甫集》《中日战争》第5册第5o9—51o页。 第三节《马关条约》的签订和中国人民的反割台斗争清军在平壤战役和黄海海战失利后慈禧太后的求和之心就日益急切起来。她重新起用了恭亲王奕䜣来主持总理衙门由奕䜣和李鸿章请求英、俄等国出面调停中日战争。英国为了自身的在华利益曾向美、德、俄等国提出联合调解中日战争的建议。但由于列强各有所图一时未能就此达成一致意见。日军侵入辽东后清廷又转求美国出面调停。在美国公使的斡旋下清廷派户部侍郎张荫桓和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于光绪二十年十二月（1895年1月）赴日求和。当时日军正在围歼北洋舰队不愿立刻停战议和就借口清廷所派代表“全权不足”拒绝了和谈。日本通过美国转告清廷议和必须以割地、赔款为条件并由奕䜣或李鸿章充当全权代表。 光绪二十一年二月（1895年3月）李鸿章同其子李经方、美国顾问科士达（jfoster）到达日本马关（今下关）与日本相伊藤博文和外相6奥宗光进行谈判。在谈判中日本提出了极为苛刻的媾和条件并蛮横地表示李鸿章对所拟各款只能说“允”与“不允”。日方还威胁一旦谈判破裂就将重新开战并攻打北京。随同前往的美国顾问也与日本配合劝李鸿章妥协。在日、美的胁迫下李鸿章接受了日本的要求于三月二十三日（4月17日）与日本代表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其主要内容如下：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1；赔款2oooo万两白银；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允许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工厂。 《马关条约》标志着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条约规定准许外国在华投资设厂这适应了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输出资本的迫切需要。《马关条约》的签订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 《马关条约》的签订引起了中国各阶层人民的极大愤慨。人们纷纷声讨侵略者的罪行谴责清廷的卖国行径掀起了一个反对割台赔款的抗议。许多报纸竞相表文章反对投降要求坚持抵抗出了“我君可欺而我民不可欺；我君可玩而我民不可玩”1的呼声。官员们纷纷上奏反对割台一时间“章满察院衣冠塞途”。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康有为联络来自全国18省的13oo多位举子联名上书要求清廷拒和、迁都、变法以挽救危机。割台的消息传到台湾省后台湾人民鸣锣罢市抗议示威。台湾人民布檄文表示“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2决心为保卫祖国和家园而同敌人血战到底。 由于割地一事过于苛刻和全国人民的强烈抗议光绪皇帝曾一度拒绝用宝。但最终还是在内外压力下批准了《马关条约》。不久清廷不顾全国人民的抗议下令台湾巡抚唐景崧率在台官员撤出台湾。同时清廷派李经方为割台专使与日本任“台湾总督”办理割台手续。在这种情况下台湾人民自动组织起来担负起保家卫国的重任。在台湾士绅丘逢甲的倡议下台湾人民于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日（1895年5月25日）成立了名为“台湾民主国”的抗日政府年号“永清”寓含永远隶属清朝之意；推举巡抚1光绪十一年九月（1885年1o月）清廷决定台湾建为行省辖台湾本岛及所有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1《申报》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1895年7月15日）。 2《中东战纪本末》《中日战争》第1册第2o3页。 唐景崧为总统丘逢甲为副总统兼抗日义军统领驻台黑旗军将领、总兵刘永福为大将军。 五月初日军在台湾基隆东北强行登6台湾巡抚唐景崧逃回大6台北不战而失。台湾汉族、高山族人民在徐骧等人的领导下组成义军跟刘永福所部黑旗军共同战斗先后在新竹、台中、彰化等处与日军进行激烈的战斗。保卫彰化的战斗是跟侵台日军进行的一次规模最大的搏战先后击毙日军1ooo多人敌少将山根信成也在重伤后丧命。但此战也使义军和黑旗军受到很大伤亡。八月战事逼近台南日本海军配合6军进攻在台南附近登6。台南守军孤立作战粮尽援绝终于失陷。中民为了保卫祖国的神圣领土英勇抗击侵台日军在不到5个月的时间里打死打伤日军3万多人。此后在日本侵略者霸占台湾省的5o年里台湾省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从未停止过。 第四节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中日战争后英、俄、美、日、法、德等国争先恐后地夺取侵华权益迅形成了瓜分中国的局势。列宁曾指出：“帝国主义作为美洲和欧洲然后是亚洲的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截至1898—1914年这一时期已完全形成。”1甲午战后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瓜分活动是与当时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这一展过程相联系的。 扩大资本输出是帝国主义时代列强对外侵略政策的一个突出特点。当时帝国主义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对华输出资本：先向清廷进行政治性贷款。《马关条约》规定中国赔款2oooo万两白银以后又追加了3ooo万两的“赎辽费”在三年内还清。当时清廷每年的财政收入是8ooo万两根本无力偿还如此巨额赔款只好举借外债。列强就利用这个机会争相向清廷贷款。在列强的争夺和逼迫下清廷在短短的3年多的时间里先后3次向列强借款：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1895年7月）清廷同俄、法集团签订《四厘借款合同》借款4oooo万法郎；二十二年二月（1896年3月）订立《英德洋款合同》向英、德集团借款16oo万英镑；二十四年二月（1898年3月）订立《续借英德洋款合同》向英、德集团再借款16oo万英镑。这3笔大借款债额总计达白银3oooo万两加上利息高达7oooo万两以上。这些借款的特点是利息高、折扣大而且带有苛刻的政治性条件使帝国主义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关税和盐税也加深了清廷对帝国主义的财政依赖。 其次争夺中国铁路的投资权。在甲午战后的几年间英、德、俄、法、美等国经过激烈的争夺先后夺取了芦汉铁路、津镇铁路、粤汉铁路等线路的投资权和修筑权总长1.9万余里。 第三直接在华投资设厂开矿。《马关条约》规定日本可以在通商口岸投资设厂。按照“利益均沾”的原则列强也都获得了这一特权。到光绪二十六年（19oo）列强在华设厂的总数就由甲午战争前的8o家激增至933家。为了控制原料产地列强还对中国的矿业进行渗透和争夺。在几年的时间里先后获得了在1o余省投资开采矿山的特权。在中国的新式工矿业中外资占有了绝对的垄断地位。如以机械开采的铁矿业和新法冶铁业的产量光绪二十六年（19oo）至1925年都是百分之百的被帝国主义所控制只是在1926年略减为94.6‰1。这些工厂享有各种特权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料赚取了巨额利润也严重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展。与此同时各国除原有银行外又相继在中国开办了许多银行其中较为著名的有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俄国的华俄道胜银行美国的花旗银行等。这样列强通过政治贷款、开办工厂、修路开矿形成了对中国财政经济的垄断和控制。 帝国主义列强还在中国夺取“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以三国干涉还辽为开端列强在甲午战争后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马关条约》规定割让辽东半岛给日本。俄国认为这将阻碍它向中国东北的扩张于是向法、德政府建议：三国联合劝告日本退还辽东半岛。作为俄国在欧洲的盟国法国1《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o5页。1见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27页。 对此表示支持并希望能够以此为由从中国攫取更多的权益。德国侵入远东的时间较晚急于在中国找到一个立足点也表示愿意同俄国合作希望以此换得俄国对它的支持。这样在《马关条约》签订后的第六天俄、法、德三国公使奉本国政府训令照会日本政府要求其退还辽东半岛。三国的海军舰队也同时游弋于日本海面。刚刚经过一场战争消耗的日本感到无力对付三国的联合军事行动请求英、美调停。但英、美既不愿意为日本而冒战争危险也不希望看到日本在华势力过度膨胀所以都劝告日本接受要求。于是日本被迫退还辽东半岛。清廷则为此又付出了3ooo万两的“赎辽费”。俄国的干涉还辽使清廷产生了很大的幻想以为可以依靠俄国来牵制其他列强。俄国则乘机以“还辽”有功为借口向清廷索要报酬。光绪二十二年四月（1896年6月）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按照俄国政府的要求清廷派李鸿章为专使前往祝贺。在俄国政府的威逼利诱下李鸿章与俄订立了《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使俄国取得了中东铁路的修筑权加强了其在东北的垄断地位。八月初二日（9月8日）俄国又强迫清廷与华俄道胜银行签订了《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合同规定由俄国独揽中东铁路的修筑和经营权以及在铁路沿线开矿办厂权并同意其派驻警察俄国实际上开始将这些地区变成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对此列宁曾经指出：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活动中“俄国政府恐怕是最先伸出魔掌的”1。 俄国行动于前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也不甘于落后纷纷采取行动在中国抢占沿海良港争夺铁路修筑权并划定势力范围。 甲午战争结束后不久德国以干涉还辽“有功”为由向清廷提出了租借港湾的要求。光绪二十三年十月（1897年11月）山东生了巨野教案德国在俄国的支持下派兵强占山东省的胶州湾。次月俄军便出兵强占了旅顺口和大连湾。二十四年二月十四日（1898年3月6日）德国迫使清廷订立《胶澳租界条约》规定将胶州湾租借给德国租期99年在租期内胶州湾完全由德国管辖；山东境内两条铁路的修筑权和铁路沿线3o里以内地区的开矿权也归德国使山东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 三月初六日（3月27日）俄国与清廷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闰三月十七日（5月7日）又签订了《续订旅大租地条约》租借了旅顺和大连湾及其附近海面租期25年在租期内租借地完全由俄国管辖。俄国还获准修筑中东铁路支线以连接旅顺、大连。次年俄国又擅自把租借地改为“关东省”把其势力范围扩展到东北全境。 法国也是在干涉还辽之后就立即向清廷提出了“酬谢”的要求。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1895年6月2o日）法国迫使清廷签订了《续议商务专条附章》和《续议界务专条附章》使中国西南边省的门户被进一步打开。二十三年二月（1897年3月）法国强迫清廷做出保证不将海南岛割让给他国。同年三月（4月）又迫使清廷声明保证不将临近越南的云南、两广割让或租借给他国并同意将广州湾租给法国。二十五年十月十四日（1899年11月16日）中法正式订立《广州湾租界条约》法国租借了广州湾及其附近水面租期99年；取得了自广州湾赤坎至安铺的铁路修筑权以及承办中国邮政等特权。从此云南、广西、广东三省成为法国的势力范1《对华战争》《列宁选集》第1卷第279页。 围。 英国把长江流域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1898年2月11日）清廷在英国的压力下被迫公开声明保证不将长江流域沿岸地区让与或租给他国。四月二十一日（6月9日）英国迫使清廷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租借了包括沙头角海到深圳湾之间最短距离直线以南、英国九龙割占地界限街以北广大地区以及附近岛屿和大鹏、深圳两湾水域租期99年。此后英国为了防止俄国势力的南下于五月十三日（7月1日）同清廷订立了《订租威海卫专条》租借了威海卫。继续保持了它在长江流域的优势。 日本除霸占台湾省外又于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1898年4月）迫使清廷同意不将福建租让给其他国家从而将福建省划入它的势力范围。 当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激烈争夺势力范围的时候美国正忙于准备跟西班牙进行争夺菲律宾的战争没有来得及参与对中国势力范围的争夺。待美西战争结束后列强在华的势力范围已基本划定。在这种情况下光绪二十五年（1899）美国向英、俄、法、德、意、日等国政府提出了所谓“门户开放”政策。这个政策承认各国在华的势力范围和它们已经取得的特权同时要求列强开放在华的租借地以及势力范围使美国享有均等的利益和机会。对此英国先赞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也6续表示接受。从此美国在中国的侵略势力一天天扩大了。 帝国主义国家的激烈争夺使中国被瓜分的大祸迫在眉睫出现了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 第十章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维新运动第一节民族资本主义的展甲午战后帝国主义加大了对中国的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进一步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扩大了中国的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甲午战争的失败和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严重危机促使了人们的觉醒。一批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官僚、士绅、商人和知识分子纷纷提出了设厂、开矿、自办铁路的要求以抵制外国的经济侵略。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已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洋务派无力继续垄断近代工业。此外由于《马关条约》已准许外商在中国自由办厂所以清政府也就不便再禁止本国商人投资新式企业。清政府工商政策的转变也进一步刺激了民间投资的积极性。由于以上原因在甲午战后的几年间中国出现了兴办工业的浪潮民族资本主义得以初步展。 据不完全统计从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1895—1898）新设立了62家商办企业资本总额达124o多万元1。这远远过了中日战争前2o多年民族资本的总和。在当时民族工业的各个部门中棉纺织业的展尤为突出。光绪二十二年6润庠等在苏州创办了苏纶纱厂张謇在江苏南通创办了大生纱厂；二十三年杨宗濂、杨宗翰在无锡开办业勤纱厂庞元济在杭州创办了通益公纱厂陈光颍在浙江萧山创办了通惠公纱厂；二十四年朱幼鸿在上海创办了裕通纱厂等等。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这些新设立的纱厂都先后开工生产。 主要集中在上海和广东的缫丝工业在这一时期也有了较大的展同时在苏州、杭州、镇江、萧山等处也出现了一些规模较大的缫丝厂。此时缫丝工业成为了民族工业资本最多的一个部门。 轮船运输业的展也颇为迅。除轮船运输业的中心上海之外在江苏、浙江、湖南、湖北、广东、福建等地也相继创办了轮船公司和轮船局。 此外诸如面粉、酿酒、造纸、印刷、火柴、肥皂、碾米、制革、织麻、采矿业也都有一定的展。 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在这一时期虽然有了初步的展但力量还十分薄弱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下其展可谓步履维艰。甲午战后列强利用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以暴力攫取的在华特权掌握了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控制了商品的原料产地。外国还直接在华投资设厂并且一般都规模较大、资本雄厚从而给中国的民族工业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他们还加大了向中国的商品输出进一步侵夺并控制了中国的商品市场。帝国主义强大的经济压力使民族工业深受打击常常出现亏损甚至破产或被外商兼并。以展较快的棉纺织业为例其受外商的打击最为严重进口的洋纱和外资在华纱厂所产棉纱在中国市场占据优势民族资本的纱厂不仅无力与之竞争而且岌岌可危。如上海及苏、杭一带的华商纱厂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已普遍亏损能够全年开工的已是寥寥无几。此外本国的封建主义也束缚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展。清廷虽然已准许“民间设厂”但直到戊戌维新运动1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87o—919页。 前后华商自由设厂的权力仍未得到法律上的保证。各级官吏的敲诈勒索、日渐增多的苛捐杂税严重地阻碍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展。 民族资本主义的成长虽然受到了种种压迫和阻碍但较之从前毕竟还是有了初步的展。逐渐壮大起来的民族资产阶级面对着严重的民族危机承受着封建势力的压迫。他们要求挽救危机、改变现状创造出新的政治、经济环境以适应并推动民族资本主义的展。以救亡图存为旗帜的民族资产阶级就这样登上了政治舞台。 第二节维新思潮的兴起和维新运动的高涨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前出现的要求改变现状的早期维新思想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在战后迅展起来并形成一股新的社会思潮。作为新思潮的鼓吹者资产阶级维新派从救亡图存的爱国要求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出以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和社会政治学说为武器对封建的制度和纲常伦理进行了尖锐的抨击并对洋务运动的缺陷与弊端给予了揭露和反思。他们认为只有维新变法走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才能够挽救民族危机实现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富强。维新思潮经过几年的酝酿和展终于催生了一场带有一定群众性的政治运动。这个运动的领导者是以康有为、梁启、严复、谭嗣同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他们提出了维新变法的主张所以也称为维新派。 康有为号长素广东南海人是维新理论的创造者和变法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他对国势日衰、政局动荡忧心忡忡并对现状产生了强烈不满。光绪十四年（1888）康有为趁入京参加顺天乡试的机会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由于顽固派的阻挠这次上书未能递到光绪帝手中但它却在社会上流传开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光绪十七年（1891）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招生讲学。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移学舍于广州万木草堂。他在培养维新运动骨干的同时撰写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书为变法主张建立了理论根据。 《新学伪经考》刊于光绪十七年。在书中康有为把自东汉以来一直被奉为经典的“古文经”都斥为“伪经”认为是刘歆为帮助王莽篡汉而伪造的它与孔子无关只是新莽一朝之学故称“新学”。虽然《新学伪经考》的观点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但它却动摇了人们对封建传统观念的迷信打击了顽固派“恪守祖训”、泥守古法的教条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并为变法制造了理论依据。也正因为如此该书遭到了封建顽固派的激烈攻击他们指责该书本旨在于“黜君权伸民力”1。《新学伪经考》曾两次遭到清廷的查禁。 《孔子改制考》写于光绪十八年（1892）刊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是康有为在其弟子陈千秋、梁启等人协助下完成的。在书中康有为把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和中国儒家的“三世”说附会在一起认为社会历史是沿着“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顺序逐渐前进的。他认为时下封建君主制度统治的中国社会是“据乱世”而要达到所谓的“太平世”即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的社会就必须先对“据乱世”进行改革建立君主立宪制度的“升平世”。尽管康有为对人类历史进程的描述和解释并不科学但他强调历史是不断向前展的否定了君主永远神圣不可侵犯的传统说教主张变封建的君主为君主立宪制这就进一步奠定了维新变法的理论基础。在《孔子改制考》中康有为把孔子装扮成“托古改制”的“素王”试图以此证明维新变法非但没有违背圣教相反是光大了孔子之道。该书同样遭到了顽固派的围攻并被清廷下令毁版。 光绪二十一年（1895）《马关条约》签订时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康有为动各省应试的举人13oo多人联名上书反对签订条约要求立即变法。1叶德辉：《〈輶轩今语〉评》苏舆：《翼教丛编》卷4第9页。 此次上书虽然被阻挠但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不仅标志着酝酿多年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潮已演变为变法维新的政治运动而且使康有为成为了维新派的领袖人物。不久康有为考中进士授工部主事。此后他又连续上书反复说明他的变法主张希望清廷变君主为君主立宪；奖励民间兴办新式工业展民族资本主义；取消八股取士制度提倡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以挽救民族危机。清廷中以慈禧太后为的顽固派和洋务派都坚决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反对政治改革。康有为的几次上书又都遭到他们的阻挡没有成功。但是上书的文稿被印成书在社会上得到传播进一步扩大了影响。光绪二十一年六月（1895年8月）康有为、梁启在北京创办《中外纪闻》（初创时名《万国公报》）报道时事鼓吹变法。七月他们又组织强学会定期讲演印行书刊介绍西学制造舆论聚集力量。不久又在上海成立了强学会分会出版《强学报》。当时清廷内部存在着光绪帝和慈禧太后两派势力的矛盾。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翁同龢和其他拥护光绪帝的帝党官员支持强学会而围绕在慈禧太后周围的封建顽固势力和洋务派则对之百般攻击。光绪二十一年底（1896年初）北京的强学会和《中外纪闻》被查封。随后强学会上海分会和《强学报》也被张之洞查封。 但是议论时政的风气已开维新变法的潮流并未因顽固派的阻挠而停止展。梁启任主笔的上海《时务报》谭嗣同在湖南倡议设立的南学会及由他参与创办的长沙时务学堂严复等编辑的天津《国闻报》等都是宣传变法的重要阵地。 梁启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是康有为的学生和得力助手。 他在《时务报》上表了《变法通议》等一系列文章鼓吹民权学说提倡维新变法。梁启认为中国要自强仅仅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是不够的还必须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文化教育制度。他批判封建的君主要求“伸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制。梁启宣传变法的文章在知识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他主笔的《时务报》在数月间行销万余份促进了维新运动的展。 在地方上湖南是在维新运动中最活跃的一个省份。在湖南巡抚陈宝箴、署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及后任徐仁铸等人支持下维新志士谭嗣同、唐才常等人积极鼓吹变法使维新运动迅开展起来。 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出身于官僚家庭。曾游历各地目睹了民生的艰难和国家的积弱逐渐萌生了学习西方、变法图存的爱国思想。光绪二十二年（1896）春他在北京结识了梁启等维新派开始积极投身变法活动。光绪二十三年初完成了《仁学》一书的撰写。在书中他宣传了资产阶级的民权思想对封建的君主制度和纲常名教进行了较为深刻的批判。他痛言数千年来三纲五伦的“惨祸烈毒”并特别指出：“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兹方愈巨矣！”1他指责“君为独夫民贼”君主政治是强盗政治号召人们起来去冲决一切封建网罗。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1897年11月）谭嗣同应邀回到湖南进行维新活动。此前江标等人已创办了宣称维新变法的《湘学新报》（后改名《湘学报》）。同年九月（1o月）巡抚陈宝箴在长沙创办了时务学堂并聘请梁1《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337页。 启担任中文总教习。谭嗣同、梁启的到来使湖南的维新运动更加蓬勃开展起来。光绪二十四年（1898）春谭嗣同、唐才常等建立南学会总会设在长沙并在各县设立了分会。同时谭嗣同还参与创办了湖南主要维新喉舌《湘报》（日报）。南学会每周讲演一次宣讲天下大事和变法主张每次都有近千人听讲湖南维新风气得以大开。维新派的活动使湖南的顽固势力非常恐慌于是他们群起攻击。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等向陈宝箴递交了《湘绅公呈》要求“整顿”时务学堂辞退梁启、唐才常等人。随后王先谦又与叶德辉等人煽动部分守旧学生订立《湘省学约》制定维护封建礼教的条规以对抗维新思潮。在顽固派的煽动下一些人哄闹南学会殴打《湘报》主撰致使梁启等维新派被迫离开湖南。 这期间著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在天津也展开了积极的活动。 严复字又陵后改为几道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他早年曾留学英国对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有较多的了解。中日甲午战争后他翻译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hux-1ey）的《进化与伦理》（《evo1utionandethics》）的前两篇取名《天演论》并附加了自己的许多见解。严复认为中国只有顺应“天演”规律实行变法才能由弱转强否则就将亡国灭种。他特别强调了“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生物进化论观点以及“世道必进后胜于今”的社会进步观点。严复所宣传、提倡的进化论思想成为维新派批判封建顽固派守旧不变、激人们要求变法图强的理论武器。光绪二十一年（1895）严复在天津的《直报》表了《原强》、《辟韩》等文章依据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权学说批判封建君权。他指出按照社会分工的原则君应由民选择共举也可以由民废掉。他把秦代以来的皇帝都斥为“大盗窃国者”1。 除北京、上海、湖南、天津外在全国其他地区也6续出现了许多以宣传维新变法、培养维新力量为宗旨的报刊、学会和学堂。据不完全统计从光绪二十二至二十四年（1896—1898）间北京、上海和直隶、湖南、广东、广西等省先后设立学会、学堂、报馆达3oo多所这说明维新运动趋于高涨。 为了适应宣传变法维新的需要梁启提出过文体改革的主张。他的散文打破传统古文的格局明快晓畅通俗易懂号称“新文体”。梁启、谭嗣同等还起所谓“诗界革命”要求在不破坏旧风格的前提下诗歌要反映新的现实政治社会内容。黄遵宪在诗歌创作方面的成绩最大。黄遵宪字公度广东嘉应州（今梅州市）人著有《人境庐诗草》、《日本国志》。他认为写作诗歌的目的在于表达思想反对因袭古人。他写的诗歌反映了异国风物、时代的风云和新的思想文化开辟了诗歌史上从未有的广阔领域。其中如传诵很广的反对割让台湾的《台湾行》写出了“人人效死誓死拒万众一心谁敢侮”的雄壮诗句。 在维新运动期间维新派与清廷内部反对变法的顽固派和洋务派进行了激烈的论战。顽固势力的代表人物王先谦的弟子苏舆编辑了《翼教丛编》洋务派的头面人物张之洞也撰写了《劝学篇》对维新变法进行攻击和非难。对此维新派针锋相对地进行了批驳。当时论战主要是围绕着三个方面的问题展开：1《辟韩》《严复集》第1册第35页。 第一要不要变法。顽固派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洋务派虽然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但认为中国的封建制度和纲常名教是尽善尽美、不能改变的。维新派以进化论思想为武器指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不断变化展的“变者天下之公理也”1所谓“祖宗之法”也势必要随着时代的展而有所改变。他们以中国历史上典章制度特别是清皇朝本身在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变化为依据对此进行了论证。他们还批评洋务派的主张是“变事”而非“变法”指出洋务活动的历史已经证明洋务派所为并不能使中国走向富强。 第二要不要变革封建的政治制度。顽固派与洋务派都要求维护封建的君主反对提倡民权、实行君主立宪制度。顽固派认为兴民权、设议院必将导致天下大乱所以“民主万不可设民权万不可重议院万不可变通”1。洋务派也说：“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断言“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2。维新派则援引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并从中国历史上先进的思想家那里吸取了有益的养料对封建的“君权神授”论进行了批判。他们宣传“天赋人权”理论指斥君王为窃国大盗、独夫民贼并指出封建的君主是中国贫弱的根源。他们认为只有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才能使“国家无难决之疑言路无壅蔽之患内政即清外侮不作”3。 第三要不要改变封建的教育制度。顽固派彻底排斥西学坚决维护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洋务派虽然赞同采用西方的科学技术但又特别强调要把封建教育的主要内容即儒家的四书五经、封建的纲常名教作为立国之本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维新派则批评科举制“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是造成国家贫弱的重要原因4。他们要求改革封建的教育制度废八股、兴学校为国家培养有用之才并认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5。 这次论战实质是资产阶级思想与封建主义进行的第一次正面交锋。通过论战开阔了知识分子的眼界解放了人们的思想造成了一个人人谈维新、处处讲变法的新局面从而进一步促进了维新运动的高涨。但是另一方面维新派对封建文化给予了尖锐的批评却又奉孔子为教主；要求变革却只允许“渐变”反对“突变”；提倡兴民权却又惧怕和仇视人民的革命斗争只是希望能够让资产阶级和部分士绅参与政权这说明他们自身与封建主义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表现出维新派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 1梁启：《变法通议·论不变法之害》《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8页。1王仁俊：《实学平议》《翼教丛编》卷3第14页。 2张之洞：《劝学篇·正权》。 3赵而霖：《开议院论》《戊戌变法》第3册第195页。 4严复：《救亡决论》《严复集》第1册4o—44页。 5梁启：《变法通议·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o页。第三节百日维新及其失败光绪二十三年十月（1897年11月）德国以巨野教案为借口出兵强占了胶州湾。清廷的腐朽统治引起了人民的不满。在严重的民族危机激下维新运动迅高涨。次月康有为从上海赶到北京第五次向光绪皇帝上书指出中国已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危机人民群众的反抗活动也已威胁到清皇朝的统治如若再不及时变法则“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1此次上书由于工部尚书淞桂拒绝代呈未能递达光绪帝但却在北京的一些官员和士大夫中辗转传抄后又在天津、上海公开见报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光绪皇帝为了摆脱危机并借此挣脱慈禧太后的束缚而夺取实权开始倾向支持康有为的变法要求。但恭亲王奕䜣等反对变法的守旧大臣以“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官不得召见”为由阻挠光绪帝召见康有为。于是光绪帝只好命王大臣传康有为“问话”。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三日（1898年1月24日）李鸿章、荣禄、翁同龢等五大臣在总理衙门召见了康有为。康有为再次阐明了变法的紧迫性批驳了荣禄等人对变法的责难。帝党领翁同龢对康有为非常赏识。事后翁向光绪帝做了汇报和举荐。光绪帝下令对康有为的条陈要随到随送不得阻拦扣压并命总署将康所著《日本变政考》、《大彼得变政记》等书进呈。 正月初七日（1月28日）康有为向总理衙门呈递了上清帝第六书即《应诏统筹全局折》提出维新变法的政治纲领。他建议光绪帝效法日本推行新政并立即采取三项措施：“一曰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而采天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二曰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三曰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1康有为希望能够借助皇帝的权力来推行维新变法使维新派参与政权改革政治制度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联合专政的君主立宪国家。在上书中康有为的政治主张较之从前有所缓和没有再提兴民权、设议院。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看到反改革的势力太大为了减少阻力而不得不调整策略转而尊崇君权“以君权变法”。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康有为及维新派在思想和行动上的软弱性与妥协性。 光绪帝的态度极大地鼓舞了维新派。他们联络起的各种地区性学会如粤学会、关学会、闽学会、蜀学会等相继在京成立。光绪二十四年三月（1898年4月）康有为联络、起并由御史李盛铎出面组成了保国会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准备在北京、上海设立总会在各省、府、县设立分会。他们表演说号召人们起来挽救危亡。此后保浙会、保川会、保滇会等也相继成立。维新派的活动再次遭到保守势力的攻击。御史文悌上折参劾指责保国会“名为保国实为乱国”。在守旧势力的压力下许多人退会以避祸甚至保国会的起人李盛铎也转而攻击保国会。在这种情况下保国会成员锐减在开了三次会之后就被迫停止了活动。 随着维新运动的高涨帝、后两党的斗争也日趋激烈。光绪帝决定利用不断高涨的维新运动来推行新政。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戊戌变法》第2册第189—19o页。 1《杰士上书汇录》卷1故宫博物院藏内府抄本。 11日）他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任命康有为参赞新政并任命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在军机处帮助主持变法事务。从这一天开始到八月初六日（9月21日）变法失败历时1o3天史称“百日维新”。在百日维新期间维新派通过光绪帝颁布了一系列变法诏令主要内容如下：1.经济方面：设立农工商总局保护工商业奖励明创造；设矿务铁路总局修筑铁路开采矿产；举办邮政裁撤驿站；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 2.政治方面：改革行政机构裁汰冗员；提倡官民上书言事。 3.军事方面：裁减旧式军队训练海6军推行保甲制度。 4.文教方面：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文；设立学堂学习西学；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准许自由创立报馆和学会；派留学生出国。 改革诏令的颁布对于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的展传播西方科学文化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在变法诏令中没有提到设议院、立宪法。不仅如此康有为还劝说光绪帝在变法过程中应该“勿去旧衙门而惟增置新衙门；勿黜革旧大臣而惟渐擢小臣；多召见才俊志士不必加其官而惟委以差事赏以卿衔许其专摺奏事足矣”。1然而尽管如此变法还是遭到了顽固派和洋务派的阻挠。对于新政诏令除湖南巡抚陈宝箴能够认真执行外其他各省督抚则大都推诿敷衍甚至根本不予理睬。如两江总督刘坤一和两广总督谭钟麟对变法期间“谕令筹办之事竟无一字复奏”经电旨催问刘坤一托称“部文未到”谭钟麟则“置若罔闻”。由于顽固派和洋务派的抵制变法诏令大都成了一纸空文。 在百日维新期间变法和反变法的斗争非常激烈。在光绪帝下令变法第四天慈禧太后就迫使他连三道谕旨。先撤去支持变法的帝党领翁同龢的军机大臣等一切职务逐回原籍使帝党的力量大为削弱。其次凡授任新职的二品以上的官员必须到皇太后面前谢恩。这样本已归政的慈禧太后又牢牢控制了用人权使光绪帝无法重用维新派和支持变法的帝党官员。第三任命慈禧太后的亲信荣禄署直隶总督（不久即改为实授）统领北洋军队掌握了京、津一带的兵权。与此同时慈禧太后还加强了对颐和园和北京城内外的警戒密切监视光绪帝和维新派的活动。 面对以慈禧太后为的守旧势力的阻挠光绪帝也曾试图予以反击。七月十九日（9月4日）他下令将反对改革、阻挠礼部主事王照上书的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等六名官员一并革职。次日任命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为军机章京赏四品卿衔参与新政加紧推行变法。此举使守旧势力大为恐慌双方斗争更加激烈。变法的反对者四处活动或造谣生事或向慈禧太后控告光绪帝请求她重新垂帘听政。慈禧太后也令人到天津与荣禄密谋。荣禄将聂士成部调至天津陈家沟董福祥军移驻北京长辛店。军队的异动使局势变得更为紧张。京、津一带开始盛传慈禧太后跟荣禄密谋将乘光绪帝去天津阅兵时以武力逼他退位。光绪帝感到事态严重于是密令康有为等设法应付。维新派没有群众基础自身又毫无实力在这紧要关头惟有痛哭失声。最后只好把希望寄托于袁世凯的支持和帝国主义的干涉。 1梁启：《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第16页。 袁世凯出于政治投机加入过强学会骗取了支持维新的名声。此时他统率着7ooo余人装备精良的新建6军。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维新派希望能够争取袁世凯利用他掌握的军队做最后的抗争。在维新派的举荐下八月初一日（9月16日）光绪帝召见了袁世凯赏以侍郎衔专办练兵事宜。初三日（18日）深夜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劝他诛杀荣禄包围颐和园以解救光绪帝。袁世凯信誓旦旦地表示：“诛荣禄如杀一狗耳。”次日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提前回宫把光绪帝严密控制起来。初五日（2o日）袁世凯在请训后返回天津向荣禄告密。第二天慈禧太后已经“训政”的消息传到了天津荣禄随即派人进京向慈禧太后报告了维新派“锢后杀禄”的计划。慈禧太后立即囚禁了光绪帝并下令搜捕维新派重要人物。百日维新失败。 在维新变法运动期间维新派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希望得到它们的支持。当时英、美、日等国和俄国之间有矛盾俄国支持慈禧太后而英、美、日等国想拉拢光绪帝和维新派以对抗俄国并乘机加强对清廷的控制。所以它们曾插手维新运动表示要“帮助”中国变法。维新派也主张联络英、日以利用这些国家的支持。七月二十九日（9月14日）日本前相伊藤博文到了北京维新派对他此行寄予了厚望准备聘其为变法顾问。然而当伊藤博文现变法败局已定时就无意再支持光绪帝和维新派。维新派请求外国公使出面干涉也是毫无结果。政变生后康有为和梁启分别在英国和日本的帮助下逃往国外。谭嗣同拒绝逃亡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1八月十三日（9月28日）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康有为的弟弟）6人被杀害许多赞成新政的官员被革职。变法新政除设立京师大学堂外全部废止。 维新运动是由资产阶级维新派领导的一次爱国救亡运动它虽然失败了但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仍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维新派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高举救亡图存的大旗要求改革封建的社会制度展资本主义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他们的政治实践和思想理论不仅贯彻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漏点而且顺应了中国近代历史展的趋势。 维新运动不仅仅是一场政治运动而且还是一次资产阶级文化运动。在维新运动期间维新派着力传播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宣传天赋人权、自由平等观念批判封建君权猛烈地冲击了陈旧腐朽的旧文化。由于变法维新政治需要由于新学的提倡和传播也导致了文艺领域的变革。“诗界革命”、“文体革命”、“界革命”、“戏剧改良”等相继而起形成广泛的文艺革新运动。作为一次文化运动在中国历史的展上戊戌维新具有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重要意义。以此为资产阶级文化打破了封建文化独占文化阵地的局面并展成为主流以儒学为中心的文化结构才生了新的根本性的变化。 但是维新派由于自身的软弱与局限完全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甚至把变法维新当作抵制人民革命运动的手段。他们反对引起社会巨大变动的革命认为只要依靠封建皇帝自上而下地进行改革就可使中国变成资本主义强国。他们也幻想以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来消弭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并试图1梁启：《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第1o9页。 从列强那里寻求对变法的支持。这些就注定维新运动的必然失败。而这场以和平手段对传统体制进行改良的最终失败也暴露出清朝统治阶级的腐朽与顽固。血的教训使人们警醒从而促使一部分人放弃改良开始向革命转化。第十一章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第一节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展在维新运动失败后一年爆了以农民为主体的震撼中外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这个运动是帝国主义侵略加深、民族灾难空前严重的产物是中日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侵略反瓜分斗争的展也是长期以来彼伏此起、遍及全国的群众反对外国教士和教会侵略斗争的总汇合。 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列强纷纷在中国的土地上划分势力范围掠夺铁路修筑权和矿山开采权加大了对中国的商品和资本输出。使中国的社会经济秩序受到严重破坏大批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许多依靠旧式运输为生的水手、脚夫等纷纷失业。在帝国主义侵华过程中外国的教会势力扮演了一个侵华急先锋的角色。鸦片战争后外国的传教士6续来到中国到戊戌变法前后在华的外国传教士已达3ooo多人。他们依仗侵略特权的保护深入中国城乡各地建立教堂吸收教徒横行乡里欺压良善致使民教纠纷不断。在处理民教讼案时清朝各级官员往往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采取“袒教抑民”的政策造成普遍的“民冤不伸”的局面。不仅如此外国教会的活动还直接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活动联系在一起。他们搜集各种情报为本国政府的侵华出谋画策。如德国在山东的主教安治泰就曾多次怂恿德国瓜分中国。巨野教案生后他又立即建议德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出兵强占胶州湾。德皇威廉二世对安治泰的所作所为曾给予赞扬巴伐利亚王室还特别授予他贵族的称号。此外法国的传教士樊国梁、美国牧师丁韪良、李佳白等都曾狂热地鼓吹对中国侵略。 外国教会的侵略行径激起了中国各阶层人民的极大愤怒。从同治初年起全国各地不断爆反洋教的斗争。到戊戌变法时反洋教逐渐同反瓜分相结合斗争出现了新的高涨。 义和团源自山东、直隶一带的义和拳、梅花拳等民间秘密结社和习拳练武的组织。其中有的属于白莲教系统的八卦教。在乾隆中叶八卦教的分支清水教就组织了义和拳。义和拳改称义和团最早见于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1898年6月3o日）山东巡抚张汝梅的奏折。他认为直鲁交界冠县等地的义和拳就是咸、同年间创立的名为义和团的乡团。根据地方官的建议他主张对当时流行的义和拳采取改拳为团的方针将其纳入乡团之中“听其自卫身家守望相助”1。次年夏继任山东巡抚毓贤将义和拳改称义和团试图将义和拳改造成受官府控制的团练武装。同年九月（1o月）后清廷也开始在公文中称其为义和团。后来在帝国主义侵略加深、民族危机加剧的情况下这些组织就逐渐由反清的秘密结社或单纯的习武团体转变为具有广泛群众性的反帝斗争组织。 义和团运动先在山东动。在甲午战争中山东惨遭战火的洗劫。战后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德国强占了胶州湾并划山东为其势力范围。不久英国又强占了威海卫。在山东的外国教会势力也不断膨胀山1《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5—16页。 东是全国民教纠纷最多的省份之一。加之当时黄河连年溃决山东的许多地区都遭受了严重的水灾人民流离失所。各地教堂却趁火打劫高利盘剥囤积居奇。致使人民长期郁积心中的仇恨与不满终于通过义和团运动爆出来。光绪二十三年（1897）冠县梨园屯的村民在阎书勤的率领下拆毁教堂驱除教民反抗教会的压迫。梅花拳领赵三多率拳众前来支援在梨园屯亮拳设厂。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十日（1898年1o月24日）赵三多和阎书勤在冠县蒋家庄打出“助清灭洋”的旗帜率众攻打教堂。队伍展到千余人蔓延十几个县。此后义和团在茌平、禹城一带得到迅展。仅在平一县习拳者就多达8oo余处。二十五年秋茌平拳民领朱红灯和禹城拳民领心诚和尚互相支援驱赶教士、焚毁教堂并打败了前来镇压的清军。其他各支义和团也纷纷起来响应造成巨大的声势。山东巡抚张汝梅、毓贤一方面调军队进行镇压但另一方面也深知长期以来“教民肆虐太甚乡民积怨不平”1。所以对义和团采取了剿抚兼施乃至以抚为主的政策。这在客观上也有利于义和团运动在山东的展。 义和团的反侵略斗争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很多人踊跃参加。但义和团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义和团的组织称坛又叫坛场（厂）、拳场（厂）多设在庵、观、寺院或其他公共场所。坛称大师兄、二师兄。各坛人数不一信仰各异活动范围也不确定。他们往往是各自为战。义和团在组织上有明显的分散性和浓厚的迷信色彩。 在各地的反洋教斗争中几乎同时都打出了类似“但诛洋人非叛国家”的旗号。义和团运动兴起后也提出了“助清灭洋”、“保清灭洋”等意思大致相同的口号。后来“扶清灭洋”这个口号逐渐为各地义和团所普遍采用成为义和团的行动纲领。这个口号将斗争的矛头鲜明地指向了帝国主义侵略者表达了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强烈愿望激了群众的爱国热情广泛地争取了爱国官绅和清军将士的同情从而扩大了义和团运动的群众基础。“扶清”是以灭洋为前提的一旦清廷破坏灭洋出于自卫和灭洋的需要义和团是不会被“扶清”所束缚的。但是该口号也反映出义和团对清廷的本质认识不清。他们要拯救祖国却不能把祖国同清皇朝区分开来对清皇朝抱有幻想缺少警惕。同时“灭洋”也带有笼统排外的色彩。 义和团运动在山东省的迅猛展使帝国主义列强非常恐慌。美、英等国驻京公使不断催促清廷严厉镇压义和团甚至公然压迫清廷任命袁世凯接替山东巡抚。袁世凯从直隶省率新建6军7ooo余人到山东后纠合地方武装残酷镇压义和团致使山东的义和团反帝斗争转入低潮。光绪二十六年（19oo）初一部分义和团转移到直隶省与当地义和团汇合多次击败前来镇压的清军势力更为扩大。在京畿一带义和团“一倡百和从者如归。城市乡镇遍设神坛坛旁刀戟林立”1。四月义和团占领涿州控制了直隶省城保定并逼近京、津在京畿一带形成燎原之势。 义和团运动的迅展使其成份变得复杂起来。不少地主阶级分子包括顽固士绅和受过教会欺压的中小地主也参加到运动中来。这些人的加入使农民队伍中本来就存在的笼统排外主义、排斥近代工业和科学技术等落后面进一步扩大。 ------------ 4 1《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24页。 1《义和团》第2册第485页。 义和团声势浩大使清廷感到威胁而想对它加以利用和控制。这时清廷跟外国侵略者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矛盾。慈禧太后因英、日等国让康有为、梁启等在国外继续活动不同意她废光绪皇帝的计划而心怀猜忌。在经过几度密议之后清廷决定承认义和团的合法地位默许它进入北京。本来在光绪二十六年（19oo）初春北京城内就已有义和团活动现在内外结合声势更为壮大。几天之内居民加入义和团的达十几万人满、汉士兵也纷纷参加。义和团在北京焚毁教堂打击外国侵略者不断示威游行。同时义和团也进入天津城在城内划界管辖守卫各城门对外国侵略者进行斗争。 义和团在北京、天津的迅展鼓舞了全国人民。不仅山东省和直隶省山西、陕西、河南、内蒙、东北等地区也都爆了义和团的反帝斗争。南方各省反对教会侵略的斗争彼伏此起跟义和团反帝运动相呼应。中国大地上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怒潮汹涌澎湃。 第二节八国联军的侵华和清廷的宣战为了镇压义和团的反帝运动帝国主义国家开始着手准备联合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光绪二十六年三月（19oo年4月）英、美、德、法四国公使先后照会清廷限令清廷在两个月内剿灭义和团否则将直接出兵干涉。五月初一日（5月28日）驻北京的各国公使举行会议决定以“保护使馆”为名联合出兵北京。五月初三日至十二日（5月3o日至6月8日）各国侵略军近千人由天津6续开抵北京进驻东交民巷。为了阻止侵略军继续进犯北京义和团开始拆毁京津铁路切断京津电报线并与前来镇压的清军生激战。此时在大沽口外已集结了俄、英、日、美、法等国的24艘军舰在天津租界里已有侵略军2ooo余人。五月初十日（6月6日）前后驻华公使们议定的联合侵华政策相继得到了本国政府的批准。十四日英、俄、日、美、德、法、意、奥八国组成的侵略军2ooo多人在英国海军中将西摩的率领下以“救护使臣”为名在大沽登6后由天津向北京进犯。义和团手持大刀长矛等原始武器协同清军在落垡、廊坊等地跟侵略军展开血战。敌人伤亡惨重狼狈逃回天津租界。 与此同时聚集在大沽口外的各舰在俄国海军头目的指挥下攻占了大沽炮台。大批侵略军纷纷从大沽登6向天津进犯。俄国侵略军2ooo多人开到天津火车站后就开炮袭击义和团。曹福田领导的义和团和马玉昆的武卫左军奋勇抵抗。他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勇猛冲杀打死打伤俄国侵略军5oo多人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张德成率领的义和团和直隶提督聂士成亲率的武卫前军等部分清军也对天津租界动猛烈围攻。由青年妇女组成的“红灯照”也投入了战斗。他们夜以继日浴血奋战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 八国联军的进兵使在北京的帝国主义分子气焰更加嚣张。使馆官员和卫兵屡次向义和团挑衅任意枪杀无辜的中国居民和同情团民的清军士兵并在使馆区筑垒设岗积极备战。五月十八日（6月14日）德国公使克林德（1emenskette1er）带领德国兵外出时现有团民练武就立即开枪射杀打死2o余人。二十四日克林德又在东单牌楼附近向中国士兵开枪结果被中国士兵当场击毙。出于对侵略罪行的义愤从这天起清军和部分团民开始围攻使馆。 面对义和团运动的高涨和八国联军的进犯清廷内部在应采取怎样对策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吏部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等认为无力与八国同时开战主张坚决镇压义和团以根绝联军进京。这一派得到了光绪皇帝的支持。端王载漪、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刚毅等顽固派大臣由于守旧恶新加之在“废立”问题上与列强有矛盾所以主张招抚、利用义和团以对抗列强。军机大臣、刑部尚书赵书翘等上奏：“拳会蔓延诛不胜诛。不如抚而用之统以将帅编入行伍因其仇教之心固作果敢之气化私忿而为公义缓急可恃似一因势利导之一法。”1在和战、剿抚问题上慈禧太后最初也是举棋不定。五月二十日（6月16日）慈禧太后召开第一次御前会议商讨对策。决定暂时停止镇压义和团如果列强继续进兵就不惜开战。但同时她又派兵保护使馆幻想以此换取列强停止进兵。第二天慈禧太后接1《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1o页。 到了列强强索大沽炮台的奏报以及要求她归政的谎报使她更加不满。当天召开第二次御前会议欲强行宣战遭到光绪帝等主和派的反对。慈禧太后只好下令死守大沽并命各省督抚调兵驰援北京。二十三日召开第三次御前会议决定派王文韶、许景澄等人前往使馆要求各国公使劝阻联军但未能成功。随后大沽沦陷的消息传到北京慈禧太后立即召开第四次御前会议在与列强的战争已无法避免的情况下决定对外宣战。二十五日清廷布“向各国宣战谕旨”。 在对外宣战的同时清廷下令招抚义和团对义和团犒赏银、米称义和团为“义民”派庄王载勋、协办大学士刚毅统带义和团在庄王府设坛挂号凡挂号者名为官团称“奉旨义和神团”；制订《义和团团规》要义和团听命于清廷如有违背者以“伪团”论处从而进一步欺骗和控制义和团。另一方面又暗中进行投降活动随时准备跟帝国主义妥协。宣战后仅四天慈禧太后就下令停攻使馆并派人商议和局。她还在给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等人的电旨中对他们反对宣战、主张镇压义和团的态度表示了肯定认为他们的主张是“老成谋国之道”1。六月初三日（6月29日）慈禧太后再次向各国公使保证将继续保护使馆并对义和团“设法相机自行惩办”2。初七日清廷又向俄、英、日出呼吁乞求帝国主义“暂弃小嫌共维全局”3。 在义和团运动期间以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等为的洋务派集团反对宣战主张坚决镇压义和团以免招致列强的干涉。英国惧怕义和团运动波及长江流域威胁其在华利益表示愿意以武力支持张之洞、刘坤一等“维持秩序”。清廷对外宣战后他们拒不奉旨反而通过盛宣怀指使上海道余联沅于五月三十日（6月26日）与各国驻上海的领事制订了《东南互保章程》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1。此后两广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袁世凯、浙江巡抚刘树棠、闽浙总督许应骙等都先后对“东南互保”表示了支持。“东南互保”破坏了东南各省人民的反帝斗争阻碍了义和团向南方的展也使帝国主义列强得以集中兵力镇压北方的义和团运动。 1《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86—187页。 2同上书第2o3页。 3同上书第228页。 1《官方文电》《义和团》第3册第327页。 第三节八国联军的暴行为了加紧进攻天津帝国主义开始不断增兵。至六月（7月）上旬兵力已达1.8万余人。六月十三日（7月9日）联军分三路围攻据守天津城西南的聂士成军和团民遭到清军和义和团的顽强抵抗。正如一位外国官员所言：“我曾经见到过世界各地的战斗但从来没有见到过象对付这些未经训练过的中国人更为艰苦的战斗了。”2聂士成力战身亡。就在这关键时刻清廷派力主镇压义和团的四川提督宋庆到天津主持军务。宋庆按照朝廷的旨意命令军队大肆屠杀义和团。在中外反动势力的夹攻下义和团受到严重伤亡大大削弱了守卫力量。六月十八日（7月14日）天津城陷落。 清廷在天津失陷后更急于投降派人到外国使馆慰问表示道歉、赔款、惩凶。但是帝国主义为了攫取更多的侵略权益拒不理睬加紧准备进犯北京。七月初十日（8月4日）八国联军近2oooo人从天津沿运河两岸向北京进犯。义和团和部分清军进行了英勇抗击。但清廷却任命李鸿章为议和全权代表向侵略者乞和。二十日侵略军占领北京。慈禧太后带领光绪帝仓皇逃往西安。联军以北京为基地四出扩大侵略占领山海关、保定等地。 在镇压义和团的过程中侵略军到处烧杀抢掠犯下累累暴行。在攻陷大沽后连日纵火将繁华的市区夷为平地。攻入天津后联军对着逃难群众任意开枪、放炮天津城内“但见死人满地房屋无存”1。占领北京后八国联军开始了更加疯狂的屠杀和掠夺。他们大肆杀戮义和团民仅在庄王府一处就杀戮、烧死了17oo多位团民。任八国联军总司令的德国元帅瓦德西还纵兵大掠三日其后更继以私人抢劫。当时从公使、将军直到传教士、士兵都参与了这一暴行。日军从户部抢去白银3oo万两并烧房毁灭罪证。各官衙所存库款被抢劫一空损失约计6ooo万两2。堆满金银和历朝宝物的皇宫、颐和园等地也遭到洗劫大量的珍贵文物被抢掠、毁坏。明代的《永乐大典》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法联军洗劫成为残本此次又失去3o7册。正如时人所言经过这场浩劫“中国自元明以来之积蓄上自典章文物下至国家奇珍扫地遂尽”3。 俄国除参加帝国主义联军外还单独出兵侵占中国东北地区。当义和团运动展到东北地区后光绪二十六年六月（19oo年7月）俄国以保护中东铁路为借口调集15万军队分兵几路先后攻入黑龙江、吉林、盛京。到月（1o月）间东北全境几乎都被俄军控制。俄国侵略军到处烧杀抢掠。仅在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被杀害、烧死和淹死在黑龙江里的中国人民就有7ooo多人历史悠久的古城瑷珲被烧成一片瓦砾。列宁当时就愤怒谴责俄国侵略者“把一座座村庄烧光把老百姓赶进黑龙江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1。 面对俄国的野蛮侵略东北义和团和各族人民到处掀起了抗击侵略军的2天津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编：《八国联军在天津》齐鲁书社198o年版第255页。1佚名：《遇难日记》《义和团》第2册第172页。 2佐原笃介：《拳乱纪闻》《义和团》第1册第199页。 3柴萼：《庚辛纪事》《义和团》第1册第316页。 1《对华战争》《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o页。武装斗争。后来他们组成了“忠义军”转战各地提出了“御俄寇复国土”的口号不断袭击俄军使其坐立不安。 第四节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和《辛丑条约》的签订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争着从中国攫取最大的利益。它们之间矛盾重重争夺激烈。俄国主张撤兵、议和并支持慈禧太后继续掌权但条件是清廷承认其独占东北。英国希望废慈禧太后由光绪帝主政建立一个由英国政府控制的政权。日本也试图争夺东北故支持英国反对俄国。法国为了遏制英国在两广的扩张倾向于支持俄国。德国则正在继续调兵企图以武力占领烟台以便加强对山东的控制反对立即议和提出了惩办慈禧太后和载漪的要求。经过一段时间的争吵后列强逐渐达成一致意见即接受美国提出的第二次“门户开放”政策继续维持以慈禧太后为的清廷的统治形式上保持中国的“领土与行政完整”实质上是要建立对中国的共管。在这个基础上这些国家跟清廷的代表李鸿章和庆亲王奕䜣开始媾和谈判。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19o1年9月7日阴历辛丑年）俄、英、美、日、德、法、意、奥、比、荷、西11个国家迫使清廷签订了《辛丑条约》。除正约之外还有19个附件。主要内容如下：1.清廷向各国赔款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分39年还清本息共计九亿八千多万两还有各省地方赔款两千多万两总数过十亿两；海关税、常关税和盐税由帝国主义控制作为偿付赔款之用。 2.北京东交民巷划为使馆区允许各国派兵保护不准中国人居住。 3.拆毁大沽炮台从北京、天津到山海关铁路沿线的重要地区允许外队驻守。 4.清廷向各国认错道歉惩办曾经支持过义和团的各级官员并保证永远禁止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的行为违者处以死刑。 5.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 《辛丑条约》是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沉重枷锁。巨额的赔款严重破坏了中国的社会经济不仅加剧了清廷财政危机而且使列强得以控制了清廷除田赋之外的主要财政来源；使馆区的设立炮台的拆除军队的驻扎等使列强进一步强化了对清廷政治和军事控制。它又一次使中国的主权受到严重的破坏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程度给中国人民造成深重的灾难。 慈禧太后因为继续保持了她的地位所以对这个条约非常满意竟然宣称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甘愿充当帝国主义势力统治中国的工具。早在逃亡西安的途中她就已命令各地官兵剿灭义和团。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四日（19oo年9月7日）清廷布上谕公开出卖义和团。声称：“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1各地清军开始大肆绞杀义和团并以此献媚于侵略军。联军统帅瓦德西曾说：“当联军前进之际常常现中队与拳队相战之遗迹。各个城镇入口之处多悬已斩拳队领袖之头以欢迎联军。”2面对中外反动势力的镇压义和团民进行了英勇的反抗。血的教训使团民们警醒。他们开始摈弃“扶清”的提法。光绪二十七年（19o1）四川的义和团相继提出了“灭清剿洋”、“扫清灭洋”的口号。第二年在直隶省1《义和团》第4册第52页。 2《瓦德西拳乱笔记》《义和团》第3册第3o页。 爆了景廷宾领导的起义。起义军打出“扫清灭洋”、“官逼民反”的大旗纵横2o余县向教会势力和前来镇压的清军起了猛烈的进攻。清廷调集重兵进行镇压外国侵略军6ooo余人也前往“助剿”起义失败。 轰轰烈烈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下失败了。但是义和团以其英勇顽强的斗争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压迫的反抗精神它向世界昭示中国人民不惜用鲜血和生命来捍卫民族的独立与尊严。 义和团运动自其爆之日起就遭到了当时西方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府的攻击。他们指责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是由“黄种人敌视白种人”、“中国人仇视欧洲的文化和文明”引起的。对此列宁曾撰文批驳道：“是的中国人的确憎恶欧洲人然而他们憎恶的是哪一种欧洲人呢？为什么要憎恶呢？中国人憎恶的不是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憎恶的是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横财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1856年英法对华的战争）的人那些利用传教伪善地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1在此列宁对中国人民所进行的反侵略斗争的正义性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在祖国面临被瓜分的危机时刻在腐朽清廷已无力捍卫国家主权的背景下中国人民挺身而出组织起来保家卫国出了吼声：“还我江山还我权刀山火海爷敢钻那怕皇上服了外不杀洋人誓不完。”他们是在为国家和自己的生存而战。“好男儿要灭洋好女儿要保国灭了洋、保了国我们才能活。”所以义和团所反抗的先而且最主要的就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和奴役而不是什么来自西方的先进的文明。曾任美国驻华使馆代办的何天爵也曾这样指出：“要追根寻源就必须回到六十年以前中国人和外国人开始有外交接触或联系的时候。要懂得它的势力和力量必须探索当时起席卷全国的排外情绪研究它是由一个接着一个的事件所孕育被上千次互相误解与不平的真实原因所加重它代表六十年来增长的愤怒和仇恨由于长年的压迫而更加激烈它获得亿万没有卷入运动的中国人的衷心的同情。毫无疑问义和团运动代表了他们一种爱国的努力是要把他们的国家从外来侵略和可能生的瓜分中拯救出来。”1义和团运动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野心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进程。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广大的义和团民和爱国将士不怕流血牺牲表现了中国人民敢于同帝国主义侵略者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使得侵略者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尚“含有无限蓬勃的民气”并断言“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瓜分中国不啻“梦呓”2。长期占据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职位的赫德也认为不可能瓜分中国因为义和团运动使他意识到“不论中国哪一部分领土被分割去都必须用武力来统治。像这样被分割去的领土越大治理起来所需的兵力就越多而骚乱和叛乱的生就越是确定无疑。中国如被瓜分全国就将协同一致来反对参与瓜分的哪几个外国统治者。”他承认义和团运动是一个为1《对华战争》《列宁选集》第1卷第279页。 1何天爵：《中国之过去与将来》转引自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6页。 2《瓦德西拳乱笔记》《义和团》第3册第86页。 了使中国强盛起来的、纯粹的爱国主义运动但这个运动对帝国主义则是不祥之兆3。 当然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义和团运动还有着明显的小生产者的特点在指导思想、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等方面还带有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和落后性它不可能真正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但是它的失败也促使了中国人民的觉醒。清廷对列强的妥协投降对义和团的利用和叛卖进一步暴露了其反动本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要挽救危亡就必须推翻清皇朝的腐朽统治掀起革命的浪潮。 3吕浦等编译：《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中国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45—152页。第十二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第一节空前加剧的社会危机《辛丑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各国加紧了对中国的掠夺和控制。它们除继续在中国遍设各种工厂外还进一步夺取筑路和开矿的权利用直接投资和高利贷两种方式把持中国铁路、矿山。路矿权利的不断丧失成为当时中国极为严重的问题。 义和团运动爆前列强已经为争夺在华的修路权而展开了争斗至此争夺更加激烈。英、俄、日三国在退还山海关内外铁路的交涉中明争暗斗；法国成立滇越铁路公司加紧建设滇越铁路并试图谋取两广路权；日、美、德等国为控制闽、浙、赣的路权而大肆活动；日本成立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相继取得了南满铁路、新奉铁路和吉长铁路的控制权并以保护铁路为名在沿线驻扎了日本军队；俄国以中东铁路公司为大本营垄断了东北北部的水6交通。光绪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19o2—19o3）正太、卞洛和沪宁三条铁路的修筑权分别落入了俄、比、英等国的手中。列强把夺取铁路权作为其扩张侵略势力的有效手段进而控制铁路沿线的森林砍伐、矿山开采权甚至可以派驻军队干预行政。对此日本的《朝日新闻》曾一语道破：“铁路所布即权利所及。凡其他之权、商权、矿权、交通权左之右之存之亡之操纵于铁路两轨莫敢谁何。故夫铁道者犹人之血管机关也死生存亡系之。有铁路权即有一切之权；有一切权则凡其地官吏皆吾颐使之奴其地人民皆我刀俎之肉”1。到宣统三年（1911）为止中国已修成的铁路总长为9292公里其中有4o％是控制在列强手中。 列强还以多种形式攫取中国的矿山开采权。继光绪二十六年（19oo）开平煤矿落入英国之手后全国1o余省的主要矿权又逐渐被英、美、俄、法、比等国所夺取。列强不仅大量侵夺了铁路沿线的矿山开采权而且将侵略势力深入到中国的内地和边远省份。至清末帝国主义国家已经控制了中国煤矿机器开采量的9o％以上而中国的铁矿生产则全部被帝国主义所控制。除铁路、矿业外在航运业、棉纺业、造船业、烟草业、金融业等方面帝国主义的投资也迅增加。帝国主义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渗透和控制把中国进一步推向了殖民地的深渊。时人惊呼：“经济既尽国家随亡于是分割土地以为殖民地中国完结矣！”2帝国主义列强为了争夺在中国的权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当时东北是列强争夺的一个焦点。在八国联军侵华期间俄国乘机侵占了东北妄想建立所谓“黄俄罗斯”。《辛丑条约》签订后各国侵华军队6续撤出华北但俄国的十几万军队仍驻扎在东北拒不撤兵。光绪二十八年三月（19o2年4月）中俄订立的《交收东三省条约》本已明确规定俄军要在一年半的时间内分批撤出。然而在将要到期之时俄国又向清廷提出七项无理要求为其长期霸占东北制造借口。俄国独霸东北的企图与日本的侵略政策生严重冲突。在得到英、美的支持后日本于光绪三十年（19o4）在中国的1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2册第684页。 2铁厓：《警告全蜀》《四川》第1号第19页。 领土上与俄国展开了一场为争夺中国东北而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这场战争以俄国的失败而结束。日俄双方在美国的调停下于次年八月签订了《朴次茅斯和约》规定俄国将旅（顺）大（连）租借地、长春至大连铁路及其他有关的权益全部“转让”给日本。 这场生在中国土地上的帝国主义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盛京地区“陷于枪林弹雨之中死于炮林雷阵之上者数万生灵血肉飞溅产破家倾父子兄弟哭于途夫妇亲朋号于路痛心疾惨不忍闻”1。然而的清皇朝在战争爆时竟然宣布“中立”把辽河以东地区划作战场。战后清廷承认了日俄所签条约的分赃规定。这样俄国势力退到东北的北部日本势力侵入东北南部。 长期以来英国与俄国对中国西藏地区进行了激烈的争夺。光绪二十九年至三十年（19o3—19o4）英国乘俄国的注意力更多集中在东北的时机动了入侵西藏的战争。西藏地方军民进行了坚决的抵抗。他们在江孜保卫战中表现得英勇壮烈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光绪三十年六月英军攻占拉萨大肆抢掠。三十二年（19o6）英国迫使清廷签订了不平等的《续订藏印条约》规定开放江孜、噶大克为商埠；清廷保证非经英国政府允许外国人不准租买西藏土地不准干涉西藏一切事宜不准派员入藏不准享受铁路、电线、矿产等各项权益。 清廷对义和团的出卖和向帝国主义势力的投降充分暴露了它反动腐朽的本质也使它的统治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为了缓和矛盾延续统治光绪二十七年（19o1）清廷宣布“变法”在几年之内推行了一系列的所谓“新政”。“新政”的一部分措施如提倡民族工业、废科举、设学校、派留学生等是为了缓和统治者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政”的主要内容是练兵筹饷。二十九年（19o3）清廷设立练兵处开始改革军制。三十一年又拟定了全国编练新军36镇（师）的庞大计划。同年又设立巡警部编练警察。 “新政”的一些内容多是在百日维新时就曾提出在戊戌政变后又遭到了否定。所以“新政”某些内容的实行在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新政”与戊戌维新有着本质的区别它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的制度和纲常伦理加强对人民的统治。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19o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在其布的“变法”上谕中就已对“新政”的性质做了明确规定：“世有万祀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即封建的制度是永远不可改变的只是某些具体的统治方法可以有所变通。故此清廷还特别强调“新政”与维新派的变法有着根本的不同指责“康逆之讲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1。另外“新政”还有进一步博取帝国主义的欢心的用意。清廷曾向俄、法、英、美、德、日、意等各帝国主义国家表示：“敝国现议力行实政正期图报各大国之惠于后日将来中外必能益加修睦与各大国永享无穷之利益。”1光绪二十七年清廷根据帝国主义各国的要求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此后又依照它们的需要1《盛京时报》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初一日。 1《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总第46o1页。 1《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总第4616页。 明文规定保护外国人在中国筑路、开矿等方面的投资。 第二节人民的反抗斗争和资产阶级领导的爱国运动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和清廷的对外卖国、对内压榨使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更加困苦。清廷还利用推行“新政”之机加捐加税勒索人民。当时“所有柴、米、纸张、杂粮、蔬菜等项凡民间所用几乎无物不捐”2；“当捐之行也一盏灯一斤肉一瓶酒无不有税”3。各级官吏乘机从中勒索中饱广大民众难以为生民怨鼎沸。各地人民的反抗斗争连绵不断。光绪二十八年（19o2）直隶省一带的农民起义鲜明地举起了“扫清灭洋”的大旗。规模更大的是同年广西省汉、壮、苗、瑶等各族人民的武装起义烽火燃遍全省斗争持续了三年。抗捐抗税和抢米的斗争在各省普遍生其中规模大的有湖南省长沙的抢米风潮和山东省莱阳的抗捐斗争。宣统二年（191o）长江流域生严重的水旱灾荒。一时间“江、浙、湘、沔、淮、泗之间嗷嗷之声达于比户。而淮安、扬州、江宁、平湖、海州等处老弱流亡络绎道路或数百人为一起或数千人至万人一起。汉口地方聚至二十余万人”1。灾民只得靠吃树皮、草根过活。绅士、地主和中外商人则乘机囤积粮食获取暴利致使米价暴涨饥馑遍地。宣统二年三月（191o年4月）长沙城乡饥民忍无可忍要求官府减价粜米遭到镇压死伤数十人。饥民奋起跟清军搏斗参加的群众展到几万人。他们捣毁米店、钱庄烧毁巡抚衙门、税局还捣毁外国领事住宅、洋行和教堂将斗争的矛头直指封建统治者和帝国主义侵略者终于迫使清廷允许平粜。同年莱阳县乡民要求清算被官绅侵吞的备荒积谷用来渡荒和支付捐税。他们的要求被官吏拒绝代表被拘押。于是几万乡民围困了莱阳县城进行了多次激烈的斗争。据不完全统计光绪二十八年至宣统三年（19o2—1911）全国各地此伏彼起的民变多达13oo余起平均每两天半生一次。遍布全国的越来越尖锐的阶级斗争削弱了清皇朝的统治使它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困境为辛亥革命的爆创造了客观的社会环境和群众基础。 在人民群众反抗斗争的推动下资产阶级领导的具有反帝爱国性质的拒俄运动、收回利权运动和抵制美货运动也在工人、农民、学生和城市居民的热烈响应和支持下在全国蓬勃展开。 光绪二十九年（19o3）爆的拒俄运动揭开了反帝爱国运动的序幕。 由于武装占据东北的俄国侵略军拒不如约按期撤兵反而向清廷提出了七项无理要求企图长期占领东北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慨。上海各界爱国人士纷纷举行集会抗议沙俄的侵略行径致电清廷外务部表示对俄国的要求“我全国人民万难承认”；并通电各国外交当局说：“即使政府承允我全国国民万不承认倘从此民心激变遍国之中无论何地再见仇洋之事皆系俄国所致。”1北京、武汉等地的学生也相继集会抗议罢课示威。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召开了拒俄大会组成拒俄义勇队（后更名“学生军”）誓要与侵略军血战到底。留学生还派代表回国请求清廷出兵抗俄并表示学2《江西巡抚冯汝骙奏宜春乡民抗捐仇绅聚众攻城折》《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55页。 3《论近日民变之多》《东方杂志》19o4年第11期。 1陈雨人：《陈侍御奏稿》卷1第37页。 1《江苏》第2期《纪事》《本省时评》。 生军愿为先锋。但是清廷却指责学生军“名为拒俄实则革命”命令驻日公使蔡钧勾结日本政府强制解散了学生军压制了运动。 光绪三十一年（19o5）资产阶级领导的抵制美货的爱国运动在全国展开。自鸦片战争以来美国资产阶级从中国诱骗走了大批的华工。这些华工在美国垦荒、修路、开矿担负着极为繁重的劳动促进了美国的繁荣。同治、光绪年间美国生经济危机美国资产阶级为了摆脱困境开始煽动排华。光绪二十年（1894）美国迫使清廷订立了《限禁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约》对赴美华工作了种种苛刻的限制。美国各州也布了各种排华法令迫害华工、华侨的罪行愈演愈烈。三十年（19o4）条约期满清廷在广大华侨和国内人民的压力下向美国提出了修约的要求但遭到拒绝。于是爆了反对美国排华、抵制美货的爱国运动。三十一年四月初七日（19o5年5月1o日）上海商务总会决定以两个月为期如美国强我续约则联合全国誓不运销美货以作为抵制。运动以上海为中心迅波及全国许多大中小城市并得到了海外侨胞的大力声援。工商业者、学校师生和各界群众组成了各种爱国团体举行集会演说商家不进、不卖美货人们不买、不用美货码头工人不装、不卸美货。抵制美货运动的迅高涨使美国政府大为震惊。于是对清廷不断施加压力要求清廷出面压制。在美国的压力下清廷下令停止对美货的抵制并电令严办运动的领导者、上海商务总会会长曾铸等人。压力之下民族资产阶级内部出现分化上层人物开始动摇。曾铸表了《留别天下同胞书》后从此就称病不出。但广大群众坚持斗争终于迫使清廷和美国未敢再续签限制华工的条约。 从光绪二十九年（19o3）起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控制我国路矿权的收回利权运动在全国的许多省区迅开展起来。经过斗争先后收回了黑龙江、山西、奉天、山东、安徽、四川、云南等省被帝国主义侵占的部分矿区。广东、湖南、江西、江苏、浙江等省还相继成立了商办铁路公司以确保利权为宗旨要求清廷收回路权废除向外国借债修路的合同。收回利权运动持续展最终成为辛亥革命爆的导火线。 人民的反抗斗争和资产阶级领导的爱国运动都遭到了清廷的破坏和镇压这使得人们逐渐认清了清皇朝的反动本质懂得只有推翻清廷才能挽救民族危亡。如拒俄运动失败后黄兴、陈天华等一部分留日学生就立即组成了革命团体军国民教育会。他们抛弃了以往“乞怜于满洲政府”的做法从此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 第三节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兴起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是从孙中山开始的。孙中山名文字逸仙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少年时代曾到檀香山受西方资本主义教育。光绪十一年（1885）回国后在广州、香港学医。光绪十八年（1892）起在澳门、广州行医。这期间他结识了一些爱国青年和会党人物经常在一起抨击清廷的黑暗统治。他很倾慕太平天国的反清事业并以“洪秀全第二”自居。孙中山也受到改良思想的影响同辛亥革命的许多领导人和骨干分子一样他并非从一开始就主张以革命推翻清廷而是经历了一条从改良到革命的道路。光绪二十年（1894）孙中山曾上书李鸿章试图通过清廷自上而下的改革来挽救民族危亡但遭到拒绝。不久中日战争爆孙中山感到国家面临的危机严重认识到依靠清廷不可能实现国家的富强要救国就必须推翻清朝的封建统治走革命的道路。 光绪二十年十月（1894年11月）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联络华侨多人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第二年他回到香港邀集同志建立兴中会总会。兴中会在会章中揭露了清廷的无能指出中国正面临着被帝国主义瓜分的严重危机。在会员入会誓词中明确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目标。 兴中会成立后立即筹备武装起义并决定于光绪二十一年九月（1895年1o月）在广州动起义。但由于计划泄露起义还未动就受到镇压。孙中山遭到清廷通缉被迫逃亡国外。他到了日本、欧美各国接触了许多资产阶级革命学说也展了革命组织准备再次动武装起义。义和团运动期间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利用这个时机于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19oo年1o月）在广东省惠州动武装起义。起义军在半个月内曾经展到2oooo余人屡次击败清军。后在清军优势兵力的围攻下弹尽援绝起义失败。此次起义虽然又告失败但孙中山所进行的革命斗争却赢得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同情。对此孙中山曾回忆说：“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1孙中山也没有气馁而是继续探索救国道路坚持革命斗争。 光绪末年中国资本主义有了初步的展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有所增长。风行一时的出国留学和国内新式学校的开办为这个阶级培养出大批的知识分子。光绪二十九年（19o3）留日学生已有13oo多人三十一年激增至8ooo人三十二年达1.2万人。与此同时在国内由各类学堂培养出来的学生人数也是逐年上升至清廷覆灭之前学生总数已达15o多万。在这些有别于旧式文人的新知识分子中有许多人接受了变法维新运动失败的教训又受到农民反帝爱国运动的启开始逐渐感觉到要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就必须走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道路。他们在国内外组织了革命团体出版了许多报纸刊物宣传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思想。上海和东京是他们革命活动的中心。在日本从光绪二十六年（19oo）刊的“专以编译欧美政法名著为宗旨”的《译书汇编》开始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具有明显的革命倾向且产生了较大影响的《国民报》、《游学译编》、《湖北学生1《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5页。界》、《浙江潮》、《江苏》、《二十世纪之支那》等刊物相继问世。在上海资产阶级革命派和进步的知识分子宣传革命的舆论阵地主要是《苏报》、《大6》、《童子世界》、《国民日日报》、《警钟日报》等。据统计革命党人先后在国内外创办了约一百二三十种报刊用以“灌输最新学说”“传播革命思潮”“鼓舞国民精神”。行数量最多的达到两万多份。革命党人创办报刊的同时还编印了大量宣传革命的小册子。从孙中山动广州起义失败后到宣统三年（1911）武昌起义爆期间革命党人共印这类读物13o种左右。革命书刊的大量出现预示着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正在蓬勃兴起。 在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思想方面章太炎、邹容和陈天华等人有很大的影响。 章太炎名炳麟浙江省余杭县人。早年受改良思想的影响曾参与维新变法的宣传活动。戊戌变法失败后他逐渐转变了政治立场走上了革命道路。当时康有为、梁启等改良派逃亡国外成立了“保皇会”继续宣扬改良的道路鼓吹君主立宪反对革命曾一度在海外华侨中得到广泛支持。光绪二十八年（19o2）康有为表了《与同学诸子梁启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及《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两封长信美化清廷的统治指责革命将会导致天下大乱以致“亡国灭种”。第二年章太炎在上海《苏报》上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文章全面、深刻地批驳了康有为的保皇主张指出只有革命才能得到民主自由明确表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观点。他把被保皇派奉若神明的光绪皇帝斥为“载湉小丑未辨菽麦”针对康有为宣扬的公理不明民智未开因而不可行革命的观点提出了以革命明公理用革命开民智的主张。他还特别撰文向国人推荐邹容所著的《革命军》一书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章太炎的文章打击了保皇派的气焰促进了人们的觉醒。 邹容四川巴县（今重庆）人留日学生。光绪二十九年（19o3）不满2o岁的邹容在上海出版了震动一时的《革命军》。他热情地讴歌民主、鼓吹革命宣传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学说主张用革命手段“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政政体”恢复人民应有的民主权利。他提出了建立资产阶级的“中华共和国”的号召要求永远根绝君主政体反对外国人干涉中国的革命和独立并大声疾呼“革命独立万岁！”《革命军》出版后立即风行海内外先后印行2o多次销量上百万册。清廷对此十分恐惧仇视勾结上海的帝国主义势力于光绪二十九年查封了《苏报》。章太炎和邹容先后入狱邹容遭受两年的监禁折磨死于狱中。 但是清廷的高压政策非但未能使革命思潮沉寂下去反而加了它的传播。正如时人所言：“前日之《苏报》与《革命军》议论虽激然而阅此报与此书者几何人也？一般之国民国未尝知其所号呼者为何事其鼓吹者为何事。今日《苏报》之被禁章、邹之被锢其势固已激荡于天下。然‘《苏报》何以被禁章、邹何以被锢’之一问题出诸于一般国民者必多则必应之曰：为逐满故。何为而逐满？则又必应之曰：为汉族之受满族之荼毒已不胜其苦满族实汉族之世仇故。以此而互相问答互相传说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万。于是排满之一主义遂深入于四万万国民之脑髓中。”1陈天华湖南新化人曾留学日本。他在光绪三十年（19o4）出版了《猛回头》、《警世钟》两书以通俗的语言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号召大家起来跟帝国主义战斗并且揭露清廷实际上已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指出：“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所以要挽救危亡就必须动革命推翻清皇朝这个“洋人的朝廷”“要想拒洋人只有讲革命独立”。这两本书也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孙中山领导兴中会也仍在国外进行活动在华侨中展组织宣传革命跟康有为、梁启等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光绪二十九年（19o3）孙中山表了《敬告同乡书》严格区分了革命与保皇的界限揭露了梁启假革命真保皇的面目指出革命与保皇是两条不同的道路“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孙中山旗帜鲜明的革命言论澄清了是非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展。他还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中充满信心地指出：清朝统治“正迅地走向死亡”“中国现今正处在一次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全国革命的时机现已成熟”“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2。 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同时进一步展开了建立革命组织的活动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光复会等革命团体相继成立并多次组织武装起义。 黄兴字克强湖南善化人。光绪二十八年（19o2）赴日本留学。在日本期间他参与了《游学译编》和《湖北学生界》的创办报名加入了“拒俄义勇队”。后又在军国民教育会中担任运动员。光绪二十九年夏黄兴受军国民教育会的派遣回国进行革命活动。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黄兴和湖南的革命志士陈天华、宋教仁、刘揆一等人于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三十日（19o4年2月15日）在湖南长沙正式成立了华兴会推举黄兴为会长宋教仁、刘揆一为副会长。华兴会成立后立即着手组织武装起义。黄兴等联络会党领马福益商定在慈禧太后7o岁生日（十月初十日11月16日）那天在长沙举行祝寿典礼的皇殿预埋炸弹以便一举消灭前来参加典礼的全省高级文武官员乘势占领长沙并在岳州、常德、浏阳、衡州、宝庆策动响应。他们还联络了外省的革命党人以配合这次起义。但在起义前夕计划泄漏清廷大肆搜捕革命党人。黄兴等华兴会骨干辗转逃亡日本。 光绪三十年五月二十日（19o4年7月3日）刘静庵、张难先、曹亚伯等革命党人在武昌成立了科学补习所暗中进行革命活动。他们一方面在湖北新军中进行革命宣传和组织活动一方面与华兴会取得联系准备响应华兴会的长沙起义。华兴会起义计划泄漏后科学补习所也随之受到了牵连而被迫停止了活动。后来刘静庵等又在科学补习所的基础上于光绪三十二年（19o6）组成了新的革命团体日知会继续坚持革命活动。 光绪三十年十月（19o4年11月）另一个重要的革命团体光复会在上1《江苏》第4期《纪事》《本省时评》。 2《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54—255页。 海成立蔡元培为会长主要骨干有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等人当时因“苏报案”而尚在狱中的章太炎也与闻其事。光复会以“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为宗旨具有较为浓厚的反满色彩。光复会成立后就着手联络江浙一带的会党努力策划武装起义并以此与华兴会在湖南的起义相呼应。华兴会起义失败后光复会的起义也被迫暂时中止。 除以上比较重要的有较大影响的革命团体之外当时在国内还出现了其他一些革命团体如福建的文明社、汉族独立会安徽的岳王会江西的易知社、自强会江苏的强国会陕西的励学斋四川的公强会等等。这些革命团体虽然带有一定的地域性往往是各自为战、分散活动但是它们大都以推翻清廷的封建统治、实现民主共和为其政治目标努力宣传革命思想积极策划武装暴动。这些革命团体的建立及其活动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展也使建立统一的全国性革命政党的条件日趋成熟。 第十三章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清廷的“预备立宪” 第一节中国同盟会的成立革命形势的急展使原来由各革命团体分头活动的斗争形式已难以适应形势的需要。革命党人深切地感到有必要组建一个全国性的统一政党来领导革命运动。于是深孚众望的革命领袖孙中山开始同各革命团体的负责人广泛接触致力于建立起一个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明确的政治纲领的革命政党。经过与黄兴、宋教仁等人的磋商决定成立一个全国规模的统一的革命组织以便指挥全国革命斗争。经孙中山提议该组织定名为中国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光绪三十一年七月二十日（19o5年8月2o日）孙中山和黄兴等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等革命团体的部分成员在日本东京正式举行了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会议通过了同盟会的章程选举出它的领导机构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 同盟会的本部设在东京其机构按照三权分立的原则在总理之下设有执行、评议、司法三部。黄兴为执行部庶务科总干事总理外出时即由黄兴负责主持本部工作。国内分设东、西、南、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暴露出来的各种矛盾和弊病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未能解决土地问题。为了能够使中国在革命成功后避免资本主义的祸害以致造成新的社会危机他提出了民生主义希望能够“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1。 三民主义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它的提出对于统一革命党人的思想动员、号召群众起到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但是同盟会的纲领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战斗口号没有提出彻底的土地纲领。因此它是一个不彻底的民族民主革命的纲领这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此外同盟会成员对其纲领的理解也不尽一致。有的只是从单纯反满的角度去理解民族主义有的不赞成民生主义而只接受民族、民权主义有的虽然接受了三民主义但在具体解释上却又有着很大的差异。在组织方面同盟会所计划中的组织系统始终未能完备地建立起来。在支部一级仅建立了海外的南洋支部和国内的南方支部。本部和地方分会之间还缺乏紧密有效的联系而且同盟会内部还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派系斗争。这一切都为日后革命运动的展留下了隐患。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及其纲领尽管还存在着种种缺点和不足但它毕竟使中国革命有了一个领导核心和统一的指导思想。同盟会的成立及其纲领的形成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预示着全国性的革命即将到来。 同盟会成立后在孙中山领导下立即着手在两个方面展开了革命活动。一是在政治思想上对改良派的论战一是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 就在同盟会成立的当年清廷迫于形势宣布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并于次年宣布了“预备立宪”。此举使流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等改良派大1《〈民报>刊词》《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89页。 受鼓舞他们更加起劲地宣传保皇立宪反对革命。为了使民主革命的思想深入人心就必须对改良派的改良主张予以批判。革命党人在《民报》创刊号上表文章阐述三民主义学说宣传以共和代用革命救中国并点名抨击了康、梁的观点。改良派立刻撰文反击。从光绪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19o5—19o7）间双方分别以东京的《民报》和横滨的《新民丛报》为主要阵地展开了一场大论战。两派在新加坡、檀香山、旧金山和香港等地的报纸也相继投入了战斗。 论战所涉及的问题范围很广但论战的中心问题还是围绕着同盟会所提出的纲领即三民主义而进行的也就是中国是否应以革命手段推翻清廷的统治是否应当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并改变封建的土地制度。 改良派竭力歌颂君主立宪诋毁革命。他们认为要使中国富强不必推翻清廷只要劝清廷改良要求它实行君主立宪就可以了。他们攻击革命断言革命必将造成社会的动荡招致外国干涉导致国家的灭亡。康有为诋毁革命是“杀人流血”声称：“革命之举必假借于暴民乱人之力天下岂有与暴人乱民共事而能完成者乎终亦必亡不过举身家国而同毙耳。”1对此革命党人针锋相对地指出：清廷一点权利也不肯放弃根本不可能实行君主立宪。他们指出清廷已成了帝国主义的走狗如果不推翻清廷的反动统治中国将被它完全断送。他们认为：“革命不免于杀人流血固矣然不革命则杀人流血之祸可以免乎？革命之时杀人流血于双方争斗见之。若夫不革命之杀人流血则一方鼓刀而屠一方觳觫而就死耳。为国而死则吝惜之；为野蛮异族政府所蹂躏而死则忍受之何死之不择也。”1他们还指出革命可以“救人救世”“无革命则亦无和平而已苦痛而已”2。在革命战争中杀人流血是不可不免的。但革命正是要以流血换来不流血换来广大人民群众免受反动统治阶级的蹂躏、屠杀。革命派认为中国所面临的被瓜分的危险也不是来自革命而在于清廷的和卖国。所以推翻清廷的革命正可以避免中国被列强所瓜分。 中国是否能够建立民主共和国是这次论战的又一个重点。康、梁一贯认为政治改革必须循序渐进经过一个长期的君主立宪阶段然后才能实行民主共和制。如果“躐等”骤然实行民主共和必然险象环生最终仍将归于。对此梁启曾专门撰写了《开明论》和《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等长文来加以阐述。他的结论就是与其革命不如改良；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不如开明。所谓“欲为种族革命者宜主而勿主共和；欲为政治革命者宜以要求而勿以暴动。”3革命党人则认为追求民主共和是世界潮流、大势所趋中国人民完全有能力在推翻封建统治之后建立起一个民主共和的国家。孙中山指出：“所以吾侪不可谓中国不能共和如谓不能是反夫进化之公理也是不知文明之真价值也。且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称为真立宪。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此不完不备之立宪乎？”1至于国民政治素质不1康有为：《法国革命史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3o8页。1《民报》第9号。 2思黄：《中国革命史论》《民报》第1号。 3《开明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七。 1《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83页。高这个问题革命党人强调要以革命开民智来加以解决。 这场论战的双方存在着原则分歧但也有一些共同点并都反映出了其理论上的幼稚和阶级的局限。尽管如此这次论战仍具有重大的意义。在这场论战中对于改良派的主张革命党人作了有力的辩驳揭露了他们反对革命的实质进一步划清了革命与改良的界限扩大了革命阵地在理论战线上击败了改良派取得了思想领导权从而使民主革命思想深入人心促使革命形势蓬勃展。经过这场论战就连立宪派也不得不承认：“数年以来革命论盛行于国中其旗帜益鲜明其势力益磅礴而郁积下至贩夫走卒莫不口谈革命而身行破坏。”以致主张立宪者“气为所慑口为所钳”2。 革命党人在与改良派进行论战的同时还在国内动了一系列的武装起义。 光绪三十二年（19o6）江西省萍乡县和湖南省浏阳县、醴陵县一带爆了由会党、农民、矿工参加的武装起义。同盟会会员参加了起义活动并为起义军布了以同盟会政纲为内容的革命文告号召群众奋起反抗。起义队伍很快展到3oooo余人并迅控制了四五个县屡次击败清军。清廷急调数省军队5oooo多人加以围剿才把起义镇压下去。 光绪三十三年至三十四年（19o7—19o8）在孙中山的直接领导下同盟会在广东、广西、云南等省接连动了六次起义即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钦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廉上思起义河口起义广州新军起义。在广西省镇南关的起义中孙中山亲自参加了战斗。 就在同盟会连续动武装起义的同时光复会也在浙江、安徽动了起义。同盟会成立之后光复会的部分成员虽然加入了同盟会但由于意见分歧等原因一些人实际上仍以光复会的名义自行活动。光复会的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等人在浙江秘密联络会党在绍兴创办大通学堂作为据点策划起义。原来准备浙江、安徽两地同时举事。但由于组织不严浙江嵊县的会党先期难失败致使事机败露各地会党武装相继遭到镇压。徐锡麟闻讯后仓促行动于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19o7年7月6日）刺杀了安徽巡抚恩铭动了起义失败后被捕遇害。受此牵连秋瑾也被捕牺牲。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日（1911年4月27日）孙中山和黄兴等经过半年精心筹备动了震动全国的广州起义。革命党人分路动进攻。黄兴率领的1oo多人攻破了两广总督衙门跟前来镇压的大队清军展开激烈的巷战。由于孤军力薄激战一夜而失败黄兴等负伤逃脱。战斗中英勇牺牲和被捕就义的有近百人。广州人民不顾生命危险把殉难烈士中72人的遗体营葬于城郊红花岗并将其改名为黄花岗。因此这次起义后来又被称为“黄花岗起义”。 同盟会领导的多次起义由于群众基础薄弱又往往采取突然袭击的单纯军事冒险方式所以最后都失败了。但是每次起义都使清皇朝的统治受到了打击。革命党人那种以满腔热血为革命奋不顾身的崇高精神振奋了全国人民的反抗意志激起更多的人投身于反清斗争。正如孙中山所指出：黄花岗起义虽然失败“然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2《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第6o7—6o8页。 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1。 1《〈黄花岗烈士事略>序》《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5o页。 第二节清廷的“预备立宪” 日益高涨的革命浪潮和人民群众此伏彼起的反抗斗争猛烈地冲击着清廷的统治一些督抚大员对此深感不安他们认为只有实行立宪才能应付危局保住清廷的统治。特别是到了光绪三十一年（19o5）俄国在日俄战争中的失败舆论大都认为这与俄国未行宪政而日本实行了宪政有着密切关系。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还联衔上奏请定十二年后实行宪政并奏请简派亲贵大臣出国考察政治。一时间立宪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正如时人所说：“今日立宪之声洋洋遍全国矣。上自勋戚大臣下逮校舍学子靡不曰立宪立宪一唱百和异口同声。”2迫于形势和舆论的压力清廷于光绪三十一年九月（19o5年1o月）派载泽、端方、戴鸿慈、李盛铎、尚其亨等五大臣分赴日本及欧美各国“考察政治”。次年出洋考察的大臣们6续回国并向朝廷密陈实行立宪的三大好处即“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建议朝廷诏定国是仿行宪政以便安抚人心稳定大局。慈禧太后经过反复考虑采纳了他们的意见。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19o6年9月1日）清廷正式宣布“预备仿行宪政”。但预备立宪的原则是“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并特别强调当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所以要“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视进步之迟定期限之远近”1。清廷决定先从改革官制入手逐步厘订法律、广兴教育、整顿武备、普设巡警作为实行宪政的“预备”。虽然清廷对立宪采取了拖延敷衍的态度但“预备立宪”的宣布还是使一些人受到很大鼓舞他们立刻组织起来并积极活动以响应和督促清廷尽早实行立宪。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19o6年12月）江浙绅商学界在上海成立了名为“预备立宪公会”的立宪团体推举郑孝胥为会长张謇、汤寿潜为副会长。随后汤化龙在湖北成立了“宪政筹备会”谭延闿在湖南成立了“宪政公会”丘逢甲在广东成立了“自治会”等等。流亡海外的康有为也决定将保皇会改名为“中华帝国宪政会”。三十三年九月（19o7年1o月）梁启等在日本成立了“政闻社”并向清廷保证：“政闻社所执之方法常以秩序的行动为正当之要求其对于皇室绝无干犯尊严之心其对于国家绝无扰紊治安之举。”1各地的立宪团体互通声气彼此唱和并在要求清廷立宪的运动中逐渐联合起来。他们也被称为“立宪派”。 但是清廷并无立宪的诚意而是企图借立宪之名实行中央集权、满族贵族集权。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二十日（19o6年11月6日）清廷公布了中央官制改革方案行政中枢军机处保持不变对某些部的名称做了更改；迫使袁世凯将已练成的“北洋六镇”交出四镇归满族亲贵控制的6军部统率。与此同时清廷力图削减地方督抚的权力。次年八月把湖广总督张之洞、直隶总督袁世凯调升为军机大臣剥夺了这两位实力最强的汉族总督的实权。 立宪派现清廷对于立宪并无实际行动便开始派代表进京联名上书请愿要求朝廷开国会。作为对请愿运动的回应清廷于光绪三十四年八月2《中国未立宪以前当以法律遍教国民论》《东方杂志》第2年第11号第221页。1《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总第5564页。 1《政闻社宣言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第26页。 初一日（19o8年8月27日）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规定大清皇帝的统治“万世一系”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一切颁行法律、召集开闭解散议院、设官制禄、统率海6军、宣战媾和、订立条约、宣布戒严、司法等大权全在君主一人手中。特别是用人、军事、外交等大权议院根本不得干预。这个“宪法大纲”完全是为了巩固君权、强化君权。但同时也应允预备立宪以九年为限期满后正式召开国会并规定“筹办咨议局”。清廷此举进一步暴露了它根本没有立宪的诚意。十月二十一、二十二日（11月14、15日）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死去溥仪继承了帝位年号宣统。宣统皇帝年幼由他的父亲醇亲王载沣摄政监国。 载沣执政后为了笼络人心表示要继续推行立宪下令各省尽快成立咨议局。另一方面他罢斥了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袁世凯令其回籍“养病”。载沣自任大元帅亲统禁卫军命其弟载洵、载涛分任海军大臣和军咨大臣■昌为6军大臣试图以此来加强满族亲贵的权力。但是袁世凯的心腹早已布满朝廷内外特别是北洋军事集团的将领们多是袁世凯的亲信他们“只知有袁宫保不知有朝廷”。载沣此举进一步激化了满汉官僚的矛盾加剧了统治集团的分裂。 宣统元年至二年（19o9—191o）各省咨议局和北京资政院相继成立立宪派在其中占据了优势。立宪派的代表人物张謇、汤寿潜、汤化龙、谭延闿、蒲殿俊等分别担任了江苏、浙江、湖北、湖南、四川等省咨议局的议长。咨议局的宗旨规定只提供一些备各省采取的舆论以本省之事为限；会议由督抚召集。督抚有监督咨议局选举及会议之权对其通过的议案有“裁夺施行”之权以及令其停会、奏请解散之权。议员的成员主要是地方士绅和由地主阶级中分化出来的上层资产阶级分子。咨议局具有地方议会的性质“为各省采取舆论之地”。许多议员为争取对本省行政、参政、法律等方面的监督权在要求改革地方弊政和检举地方官吏贪赃枉法的事件中同地方官吏生矛盾、争执揭露了清廷的黑暗现象对打破局面活跃民主空气有一定积极作用。但是咨议局受地方督抚控制无半点实权还不能说是完善的近代意义的地方议会。 从宣统二年（191o）起各省立宪派连续起组织了三次声势浩大的请愿运动要求清廷缩短预备期限于宣统三年召开国会立即成立责任内阁。三次请愿的结果只得到清廷宣布缩短预备立宪期限定于宣统五年召开国会。此后清廷再也不允许请愿早开国会。宣统三年三月（1911年5月）清廷宣布成立第一届责任内阁在内阁大臣13人中满族贵族占了9人而其中皇族又占5人被称为“皇族内阁”军政大权进一步集中到皇族亲贵手中。这就暴露了“预备立宪”的骗局引起了地方军阀、官员和立宪派的普遍不满清廷变得更为孤立。立宪派认为清廷此举“不合君主立宪国公例”要求另外组阁。清廷断然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各省咨议局联合会表《宣告全国书》痛苦地承认“希望绝矣”。立宪运动彻底破产。 清廷的倒行逆施使社会矛盾更加激化。为了换取帝国主义势力的贷款清廷于宣统三年四月（1911年5月）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在“国有”名义下强夺商办粤汉、川汉铁路把这两条重要干线的利权出卖给帝国主义势力。因此四川、湖南、湖北和广东四省迅掀起了有广大群众参加的保路运动四川省尤为激烈。这年五月四川省各地普遍成立“保路同志会”有几十万人参加。七月成都举行几万人的保路大会号召罢市、罢课和抗粮抗捐。立宪派力求控制保路运动但已无能为力。四川总督赵尔丰奉清廷旨意逮捕了咨议局、保路同志会、铁路公司及股东会负责人。数万群众闻讯后到督署请愿要求释放被捕之人。赵尔丰下令枪杀请愿群众数十人造成流血惨案。人民更加愤怒武装暴动迅在全川掀起。同盟会员吴永珊（玉章）等在荣县起义建立革命政权。保路运动展成为武装起义猛烈冲击了清廷在四川的统治。推翻清皇朝的革命已经来临。 第十四章武昌起义。中华民国的成立和清皇朝的灭亡第一节武昌起义及全国的响应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o月1o日）武昌起义爆它是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人民反抗斗争不断高涨的结果。 武汉素有“九省通衢”之称是帝国主义侵略的重要据点和清皇朝的一个统治重心也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活动非常活跃的一个地区。自科学补习所成立之后湖北的革命党人就把新军作为进行革命活动的主要对象。虽然革命团体多次遭到破坏但是从日知会、湖北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直到文学社和共进会等各革命团体始终都注意在新军和学生中进行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将大批青年学生和会党群众输送入伍。经过努力在新军的基层建立起了革命组织参加的士兵达5ooo多人占全省新军人数的1/3左右为武昌起义的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宣统三年六月四川省爆了保路运动并迅激化展成武装斗争。这使湖北的革命党人深受鼓舞文学社和共进会几经磋商决定联合动起义。为此革命党人建立起统一的领导机构推举文学社社长蒋翊武为总指挥共进会领导人孙武任参谋长预定在中秋节（1o月6日）起义。 然而待起义日期临近因时间仓促准备不够革命党人决定将起义延期到八月二十日（1o月11日）。不料在十八日生了孙武检测炸弹失慎爆炸事件起义的领导机关遭到破坏起义计划暴露。湖广总督瑞澂立即下令全城戒严开始大肆搜捕革命党人。蒋翊武逃脱彭楚藩等被捕牺牲。新军里的革命党人见事态紧急决定提前起义。 八月十九日（1o月1o日）夜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武昌起义爆。革命军猛攻总督衙门瑞澂等官员仓皇逃走。经过一夜的激战革命军占领了武昌。二十一日又占领了汉阳、汉口完全控制了武汉三镇。 武昌起义的胜利迅推动了全国各地群众革命热情的高涨。革命党人在各省积极动新军、会党起义农民、工人、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也纷纷自地起来参加斗争。 最早响应武昌起义的是湖南和陕西两省。九月初一日（1o月22日）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率新军、会党攻占长沙建立湖南军政府焦、陈分任正、副都督。 同一天同盟会员笼络会党和新军在陕西难建立了陕西军政府原日知会成员、新军队官张凤翙为都督。 九月初二日（1o月23日）江西九江新军起义宣布九江独立。九月初十日（1o月31日）驻扎南昌的新军起义建立江西军政府。后来由同盟会员李烈钧任都督。 九月初八日（1o月29日）山西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动起义组成山西军政府新军标统阎锡山任都督。 九月初九日（1o月3o日）云南同盟会员联合新军动起义次日成立云南军政府新军协统蔡锷为都督。 九月十三日（11月3日）上海革命党人起义成功同盟会员陈其美出任上海军政府都督。 九月十四日（11月4日）贵州新军起义占领贵阳成立了贵州军政府新军教练官杨荩诚为都督。 同日杭州新军起义。次日成立浙江军政府立宪派领汤寿潜出任都督。 九月十五日（11月5日）在立宪派和绅商、官僚的劝说下江苏巡抚程德全宣布独立并任军政府都督。 九月十七日（11月7日）广西独立广西巡抚沈秉堃任军政府都督。 不久原广西提督6荣廷兵变自任都督。 九月十八日（11月8日）在立宪派的劝说下安徽巡抚朱家宝宣布独立并出任军政府都督。后来他感到形势不稳便逃离了安徽。同盟会员孙毓筠、柏文蔚先后出任都督。 同一天革命党人许崇智率新军在福建起义。九月二十一日（11月11日）福建军政府成立新军统制孙道仁任都督。 九月十九日（11月9日）广东独立同盟会员胡汉民任都督。 至此在武昌起义爆后的短短一个月内全国已有鄂、湘、陕、赣、晋、滇、浙、苏、贵、皖、桂、闽、粤等13省及全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先后宣布脱离清廷独立。在其他省的许多州县也纷纷爆了起义。在革命洪流的冲击下清廷的反动统治陷于土崩瓦解的局面。 湖北的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的第二天即开始筹组政府。他们接受立宪派的建议推举清新军军官黎元洪做都督成立了湖北军政府。又推举立宪派领汤化龙任民政部长。接着宣布废除宣统年号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在革命形势迅高涨的背景下革命派也暴露出了自身的一些弱点。他们没有一个统一的坚强的领导核心缺乏把革命推向前进的勇气和力量。他们既担心帝国主义出面干涉又惧怕广大群众把反封建斗争深入开展下去只是希望尽快推翻清朝统治建立共和制度对封建的旧势力缺少足够的警惕。另外在革命浪潮的冲击下许多立宪派人士也转向了革命有的参与了起义有的积极策动清廷官员宣布独立这对于壮大革命声势加清廷的灭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不少立宪派人物利用革命派的妥协进入政权之后煽动叛乱杀害革命党人阻碍了革命的深入。湖南省宣布脱离清廷后不久以咨议局议长谭延闿为的立宪派就杀害了革命党人都督焦达峰而控制了湖南的政权。有的省只是表面独立实质与旧政权并无区别。江苏巡抚程德全只是在巡抚衙门挂上军政府的招牌把巡抚改称都督而对其余一切都无所改变。还有一些革命党人在掌权之后革命意志衰颓逐渐蜕化为新官僚。 第二节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武昌起义胜利后各省纷纷独立建立一个统一的共和国政府的问题已提到了议事日程。围绕着中央政府的建立各种政治势力相互斗争重新组合形成了湖北、江浙等地方政治集团。 宣统三年九月十九日（1911年11月9日）以黎元洪为的湖北集团电邀各省代表到武汉商议组织中央政府。二十一日（11月11日）以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上海都督陈其美为的江浙集团也出通电要求各省代表到上海开会。九月二十五日（11月15日）已光复的各省代表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定名为“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后在湖北集团的要求下上海方面同意将代表联合会移往武汉。 十月十日（11月3o日）各省代表在汉口租界举行会议。当时袁世凯已向南方出了停战议和的试探革命阵营内部也出现了妥协倾向。十月十二日（12月2日）会议通过了《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并决定临时大总统一席虚位以待袁世凯反正归来。当天江浙联军攻占南京。会议也移至南京继续举行。 十月二十五日（12月15日）正在南京举行会议的各省代表获悉袁世凯“赞成”共和的消息决定暂缓选举临时总统虚位待袁先推举大元帅、副元帅。但又在人选问题上争执不下临时政府陷于难产。 正在这时孙中山于十一月初六日（12月25日）从海外回到上海。各省革命党人大都主张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立宪派和旧官僚也认为在袁世凯“反正”之前只有孙中山堪称总统的最佳人选。十一月初十日（12月29日）各省代表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宣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改用阳历当年称中华民国元年。接着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并在南京成立了临时参议院作为立法机关。南京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所在地。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成立标志着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权建立起来了。 以孙中山为的南京临时政府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产物这个政府中虽然有立宪派和旧官僚参加但资产阶级革命派居于领导地位。临时政府的行政脑由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副总统黎元洪和九名国务员（各部总长）组成。其中6军总长黄兴、外交总长王宠惠、教育总长蔡元培是同盟会员实业总长张謇、交通总长汤寿潜为立宪派领内务总长程德全、司法总长伍廷芳为旧官僚海军总长黄钟英是起义的舰长财政总长陈锦涛是曾在清廷任职的所谓“理财专家”。按照同盟会设计的“部长取名次长取实”的方案由孙中山直接任命的各部次长、局长和总统府秘书长等除海军次长外都是同盟会的骨干。程德全、汤寿潜、张謇等没有到南京就职各部多由次长代理。所以革命派掌握了政府的实权。在临时参议院中4o余位参议员中有同盟会员3o人立宪派不足1o人。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在短短的3个月内颁布了许多有关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的法令。根据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的原则宣布人民享有选举、参政等政治权利以及居住、信仰、集会、结社、出版、言论等自由；废除刑讯；保护华侨禁止贩卖华工；严禁买卖人口废除奴婢；禁止种植和吸食鸦片；奖励兴办工商业和华侨在国内投资等等。在文化教育方面提倡以“自由平等博爱为纲”的“公民道德”；否定忠君尊孔的封建教育废止中小学读经；禁用清廷学部颁行的各种教科书。这些措施都有利于民主政治和展资本主义。但它没有触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无法解决人民切身的基本要求特别是广大农民的土地要求。所以南京临时政府的群众基础是很薄弱的。 第三节袁世凯的窃权和辛亥革命的失败帝国主义势力对中国革命的迅猛展非常恐惧和仇视。武昌起义之后它们大力支持清廷破坏革命。在几天之内英、美、日、德、法等国的十几艘军舰聚集在武汉江面日夜升火待命随时准备进行武装干涉。由于形势展很快帝国主义者被迫伪装“中立”实际却暗中支持清廷。它们不仅继续把关税送到北京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还贷给清廷白银3oo多万两企图借此维持清廷的腐朽统治。俄国也竭力破坏中国革命妄图乘机分裂中国。它指使一小撮蒙古王公宣布外蒙“独立”并出兵强占黑龙江省呼伦道（今海拉尔）、满洲里等地。 但是由于革命风暴已席卷全国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对于直接出兵干涉的后果也是心存顾忌。于是列强转而催促清廷起用被罢黜的袁世凯希望他能够把革命镇压下去。 受形势所迫和帝国主义的压力宣统三年八月二十三日（1911年1o月14日）清廷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要他率领北洋军去镇压革命。野心勃勃的袁世凯对此并不满足他以“足疾未痊”为由拒不出山。九月初六日（1o月27日）清廷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节制湖北水6各军。九月十一日（11月1日）皇族内阁辞职清廷被迫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在掌握了清廷的军政大权之后袁世凯立即派兵攻打武汉革命军夺取了汉口。 帝国主义国家在扶植袁世凯的同时还对南方施加压力迫使革命党人与袁世凯停战议和。革命政权内部的立宪派、旧官僚和一部分革命党人也同意进行谈判并表示愿意拥护袁世凯。十一月南北双方开始和谈。和谈期间英、美、俄、日、法、德六国领事向南北双方的代表提出了照会要他们“尽成立和解”以迫使革命派交出政权。帝国主义还在政治上拒绝承认以孙中山为的革命政权并在经济上切断了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源使之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 革命党人在内外反动力量的压迫下妥协了同意在清帝退位和袁世凯赞同共和的条件下把政权让给袁世凯。于是袁世凯转而向清廷施加压力由北洋将领通电逼清廷同意共和。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退位结束了统治中国2ooo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度。次日袁世凯声明“赞成”共和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并由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为了能够对袁世凯有所约束以确保革命成果孙中山在辞职时提出了定都南京、新总统到南京就职和遵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三项条件。孙中山还派蔡元培等为专使北上迎袁南下。袁世凯指使部下在北京动“兵变”以此为借口拒绝南下。列强也从各地调兵进京故意制造紧张局势。孙中山被迫让步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3月1o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建立起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反动政权。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所窃夺从此开始了北洋军阀对中国的统治。 在袁世凯就职的第二天孙中山在南京公布了临时参议院匆忙赶制出来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家制度、政府组织机构和人民所应享有的各项民主权利。如“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人民一律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有请愿、选举和被选举等项权利。它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的性质带有革命性、民主性。但是在失去政权的情况下指望以一纸《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来约束袁世凯的野心只能是一种幻想。袁世凯一方面表示拥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另一方面又说以后要进行修改从而为其日后废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留下了伏笔。 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次日临时参议院决议将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南京临时政府夭折。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历史上只是昙花一现就被中外反动势力所绞杀了。这次革命推翻了最后一个封建皇朝但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继续统治着中国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还远远没有完成。 辛亥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仍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它结束了延续了2ooo余年的君主建立了共和国。它使中国人民在思想上得到一次大解放使民主观念深入人心。正如林伯渠在1956年纪念孙中山诞辰9o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说：自辛亥革命以后“就是民主主义成了正统。过去主义是正统神圣不可侵犯侵犯了就要杀头。现在民主主义成了正统同样取得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侵犯了这个神圣固然未必就要杀头但为人民所抛弃是没有疑问的。”1不仅如此辛亥革命还解放了清朝统治禁锢下的生产力为民国初年资本主义经济进入较大规模展的“黄金时代”开辟了道路。 1《人民日报》1956年11月12日。 第四节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思想文化辛亥革命时期的学术文化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潮为主要思潮。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努力向西方寻找救国的真理把卢梭的《民约论》当作福音把法国革命和美国独立视为楷模。他们广泛地介绍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政治理论、历史、哲学等以此为武器批评封建主义和改良主义举起“民主共和”的旗帜走“流血革命”的道路。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学说成为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理论纲领。 在辛亥革命时期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得到广泛的流传。中日甲午战争以前国内翻译的西学书籍大多是自然科学方面的。维新运动期间对西方社会科学的译介虽有所增加但数量仍然有限。西方社会政治学说译介的大量增多是在辛亥革命时期。当时从事译书工作的既有革命党也有改良派和其他人士。欧美主要哲学流派和代表人物从古代到近代都被介绍到了中国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培根、斯宾诺莎、霍布斯、达尔文、卢梭、孟德斯鸠、边沁、康德、黑格尔、叔本华、尼采、以及詹姆士的实验主义。政治思潮除民主主义外“五四”前后在各种思潮中曾占有优势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也是在此时被介绍到中国。对中国产生了伟大影响并成为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潮也是在此时就介绍进来。其中以《民报》的贡献为大朱执信的表现为突出。他在文章中肯定了社会主义社会是“最进步的社会”并介绍了马克思的《宣言》及阶级斗争学说。 这一时期对于外国历史有不少的翻译介绍主要是介绍英、法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史美国、意大利、希腊等国的独立史以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梁启等人用进化论的观点对中国传统的史学思想和历史著作进行了批评指出他们不过是帝王将相传记的汇集不能说明社会进化的趋势和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他提出建立资产阶级“新史学”的主张要求历史学应该“叙述人群进化的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1。章太炎在同时期也提出了类似的见解。用这种观点来编写中国历史的第一部著作是光绪三十年（19o4）出版的夏曾佑的《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后改名为《中国古代史》。资产阶级革命派对教育也很重视。他们指出：“社会教育之不兴我祖国其将不国矣。”2基于这种认识他们大力提倡“兴学堂普及教育”并利用学校进行革命活动“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当时全国很多学校都受到革命党人的影响有的就直接掌握在革命党人的手中。如蔡元培于光绪二十八年（19o2）在上海创设的爱国学社秋瑾主持的浙江绍兴大通学堂等。这些活动不仅培养了大批革命人才而且传播了科学文明冲击了守旧陋习促进了近代教育事业的展。 以慈禧太后为的清廷为了统治需要在这时期将各省省城书院改为大学堂各地普遍设立中、小学堂。并任命了管学大臣主管京师大学堂和全国一切学堂事务。光绪三十一年（19o5）又成立了学部。但这只是形式上的改变在教育内容上还是以“修身读经为本”把诵习儒家经典和遵循封建道德摆在了位。次年清廷明令宣布以“忠君”、“尊孔”为教育宗旨1《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3—4页。 2云窝：《教育通论》《江苏》第3期。 这就明显暴露了它兴办学校的目的。 为了侵略中国的需要西方的传教士在中国各地建立了教会并创办了大批学校。到戊戌变法失败时仅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四省天主教会举办的中、初级学校已有5oo多所。光绪二十四年（1898）美国在中国的教会学校已达11oo多所。它们还在中国设立高等学校到辛亥革命时期已有北京汇文大学、武昌文华大学、济南齐鲁大学和上海圣约翰大学等。 在文学艺术方面人们翻译了大量的西方资产阶级的作品。光绪二十五年（1899）林纾译法国小仲马的《茶花女》在福州刊印。辛亥革命时期对外国的翻译有了很快的展。到宣统三年（1911）翻译出版的有几百种翻译的范围也日益扩大如莎士比亚、狄更斯、巴尔扎克、雨果、普希金、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都被6续翻译出版。其中译书最多的是林纾。林纾字琴南福建闽县（今闽侯县）人。在光绪三十一年（19o5）反对美国虐待华工运动的中他译出了《黑奴吁天录》用美国虐待黑奴的故事激励人们的爱国思想。 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了改良的主张极力强调对改良政治社会的作用认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1。在的创作方面出现了一大批谴责现实黑暗的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曾朴的《孽海花》、刘鹗的《老残游记》等最为有名。这些用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写成广泛运用讽刺和夸张的艺术手法对封建统治阶级和外国侵略者的罪恶活动作了不同程度的揭露。 革命知识分子还有意识地通过诗歌及其他通俗的文艺形式宣传革命思想。秋瑾不仅是一个女革命家同时也是一个诗人。她写了大量诗歌表现了她坚决的革命意志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热忱。宣统元年（19o9）以同盟会会员为中心的“南社”成立了。这是一个革命的文学团体由柳亚子等编辑出版了《南社丛刻》用诗歌来鼓舞革命。 在戏剧方面从道光年间逐渐流行的京剧具有深厚的民间艺术基础集中了许多地方戏曲的优点在唱腔、表演、念白、武打等方面逐渐过了以往的各个剧种广泛地吸引了观众。咸丰以后三四十年京剧的剧目丰富题材广泛名演员大量涌现创造了许多生动优美的艺术形象成为在全国影响最大的一个剧种。在名演员中对京剧的形成和展作出重大贡献的有程长庚、谭鑫培等人。辛亥革命时期随着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展在京剧界也产生了影响。著名的演员汪笑侬（1858—1918）在八国联军入侵后编演了《哭祖庙》借三国末年蜀北地王刘谌反对投降、哭祭祖庙的历史故事宣传爱国思想抨击清廷的腐朽。有的演员还尝试排演时装戏直接讽刺时政。辛亥革命爆后上海的一些京剧演员参加了攻打江南制造总局的革命活动。 资产阶级革命派把戏剧作为宣传革命的武器。光绪三十年（19o4）陈佩忍、柳亚子在上海创办了第一份专业戏剧杂志《二十世纪大舞台》提倡戏剧改革。 话剧是在清末开始出现的。话剧一产生就和革命紧密结合在一起。光绪三十三年（19o7）一部分留日学生在东京组织“春柳社”把《黑奴吁天录》改编成五幕话剧公开演出配合了反对美国虐待华工的斗争。此后1《论与群治之关系》《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第6页。 上海又上演了《秋瑾》、《徐锡麟》等话剧。宣统二年（191o）成立的进化团和1912年成立的“新剧同志会”是话剧创始时期两个重要的职业剧团有较大的影响演出的剧目如《共和万岁》（歌颂辛亥革命胜利）、《黄鹤楼》（赞武昌起义）、《黄花岗》（纪念七十二烈士）等起了宣传资产阶级革命的作用。 在科学技术方面清末的中国是更为落后了但也有一些成就。光绪三十一年（19o5）中国开始建筑自办的从北京到张家口的铁路由詹天佑任总工程师。这条铁路长约2oo公里里程虽不长但要经过燕山山脉地形复杂在工程上有许多困难。一些外国人曾以极其轻蔑的口吻进行讽刺说什么会修这条铁路的中国工程师“尚未诞生”。詹天佑（1861—1919）安徽婺源人。同治十一年（1872）清廷选派第一批幼童3o人赴美学习十二岁的詹天佑就是其中的一员。光绪七年（1881）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耶鲁大学获土木工程学士学位随即回国为祖国效力。他为了替祖国争气勇敢地承担起主持这条铁路的修建工程。他和工人们克服重重困难创造性地解决了被认为是世界铁路工程史上罕见的艰险工程把隧道的长度减少到原来欧美技术人员设计方案的一半同时又用两个机车和“人”字形的轨道解决了爬坡的难题。这条铁路于宣统元年九月（19o9年1o月）正式通车比原计划提前完成工银也有节余。 詹天佑的成绩是在艰难的条件下取得的是难能可贵的。这又一次表现了中国人在创造明上的才能。但由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帝国主义势力和国内反动政权的严重压迫和摧残使中国科学技术的展长期陷于落后的状态。 附表：清世系表第十五章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第一节袁世凯统治的建立袁世凯在篡夺了临时大总统的职位以后残酷镇压民主势力逐步建立独裁、卖国的反动统治。 1912年3月13日袁世凯提名唐绍仪为国务总理组织第一届内阁。 在内阁的1o个部长中司法总长王宠惠、教育总长蔡元培、农林总长宋教仁、工商总长王正廷是同盟会员。唐绍仪在“南北议和”时也参加了同盟会。这样在内阁阁员中同盟会员占了半数被时人称为“同盟会中心内阁”。但实际上内阁的重要部门皆被袁世凯的亲信所控制（如6军总长段祺瑞、内务总长赵秉钧、海军总长刘冠雄）。4月南京临时参议院决定临时政府北迁。由于唐绍仪事事强调大总统布命令须经国务员副署的“责任”使袁世凯感到这届内阁的存在已有碍他的独裁统治。6月袁世凯利用唐内阁任命非袁嫡系王芝祥为直隶都督一事指使北洋将领通电反对并不经内阁副署就布了改王芝祥为南方军宣慰使的命令破坏了“责任内阁制”。唐绍仪及4个同盟会阁员被迫辞职。财政总长熊希龄、外交总长6征祥也相继辞职。 唐内阁倒台后袁世凯提名6征祥为国务总理组织第二届内阁。在袁世凯的武力威胁下参议院被迫通过内阁新成员名单但随即又对6征祥提出弹劾。6从此称病不出袁世凯乘机任命亲信赵秉钧代理国务总理将内阁变成了自己的御用机关。 在军事方面袁世凯以统一军令为名强迫革命党人控制的南方各省大量裁军。黄兴所领导的南京留守府在其存在的两个月中主要工作就是裁遣民军。1912年6月14日南京留守府正式撤销黄兴解职。 袁世凯一方面在向集权道路上推进一方面又信誓旦旦地声称“忠于共和”、“忠于约法”以欺骗和麻醉国民。因为当时革命党人在南方还拥有数省实力和十几万军队特别是因为辛亥革命使清朝覆灭、帝制废除造成了一股强劲的“自由之风共和之气”开创出一个前所未有的民主自由的新局面。这样在民初社会上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民主空气浓厚政党、社团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报纸“风起云涌蔚为大观”。在这种背景下革命党人一度对袁世凯放松了警惕。孙中山表示1o年之内不入政界将专心致力于展实业。黄兴也主动裁撤南方军队。在同盟会里宋教仁等一部分人幻想通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跟袁世凯进行议会斗争以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1912年8月在征得孙中山、黄兴的同意后宋教仁等以同盟会为中心联合统一共和党等几个小党派组成国民党提出政治统一、展地方自治、注重民生等主张比同盟会的纲领大为倒退。经过努力在1912年底到1913年初举行的国会选举中国民党获得了压倒多数的席位。宋教仁等大受鼓舞希望能够就此以国会多数党的地位组织责任内阁来削弱和限制袁世凯的权力。但是袁世凯已决心用暴力来维护他的统治。1913年3月在袁世凯的指使下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杀。 在宋教仁被刺后孙中山主张立即兵推翻袁世凯的统治。但许多国民党人对武力讨袁没有信心主张静待法律解决。大部分国民党议员也主张通过国会举行合法斗争反对武力讨袁。此时袁世凯却秘密下达动员令要用武力消灭国民党在南方几省的实力。4月他指派赵秉钧等人同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了25oo万英镑的《善后借款合同》合同规定年息5厘分49年还清以中国全部盐税为担保。袁世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卖国借款准备内战。对此列宁在当时即已指出：“整个欧洲的当权势力整个欧洲的资产阶级都是与中国的一切反动势力和中世纪势力勾结在一起的。”“为了反对中国的民主派已经签订了向中国提供一笔新借款的契约因为‘欧洲’支持准备实行军事独裁的袁世凯。”1袁世凯一方面加紧战争准备一方面传话给国民党人凶相毕露地公开威胁：“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2他还特别强调此话“即是袁慰亭说的我当负责任”。 1913年6月袁世凯下令免去国民党人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的职务并派兵南下动了反革命内战。国民党的领导人被迫应战动讨袁的“二次革命”。7月李烈钧、黄兴等分别在江西湖口县和南京宣布讨袁。安徽、湖南、广东、福建、四川等省也先后宣布独立。由于国民党内部涣散反袁的力量薄弱“二次革命”不到两个月就完全失败了。孙中山、黄兴被迫再次逃亡日本。北洋军阀的势力进一步扩展到长江流域资产阶级革命派所掌握的地方政权全部丧失。 1《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列宁选集》第2卷第318页。 2《时报》1913年5月24日。 第二节洪宪帝制和护国运动袁世凯虽然镇压了国民党领导的“二次革命”但在国会中国民党议员还占有多数议席袁世凯还要利用国会选举他成为正式大总统。所以在对南方国民党人进行武力镇压的同时袁世凯还授意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合并成进步党与国民党相抗衡。他还采取各种方式收买议员而议员也以此猎取利益。议员的收买情况据记载：“除脱党入党外有不必脱党入党投一票赞成一事即有若干金者且有不必投一票赞成一事只不出席便有若干金者甚有买卖议员从中说合者未能如约得折扣工资竟提出诉讼以买卖猪犬鸡鸭亦无中资不付为比者。”11913年1o月在袁世凯的压力下国会未等宪法制定完毕就匆忙进行了总统选举。自称“公民团”的袁世凯的便衣军警、流氓数千人包围了会场强迫议员选举袁世凯为总统否则不准走出会场。就这样袁世凯当上了正式大总统。第二天又选出黎元洪为副总统。英、俄、日、德等帝国主义国家同时宣布承认袁世凯政府表示支持。 袁世凯登上正式大总统的宝座后便决定抛开国会、废弃《约法》为复辟帝制扫清障碍。1913年11月袁世凯以国民党议员参与了“二次革命”为借口下令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议员的资格从而使国会因不足法定人数而无法开会。他又以政府不能无咨询机关为理由下令组织政治会议作为他的御用工具。1914年1月袁世凯下令取消国会各地的自治会和省议会也被通令取消。5月袁世凯废除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公布了由其党羽炮制的《中华民国约法》改责任内阁为总统制把总统的权力扩大到与皇帝相似的程度：总统为国家元“总揽统治权”；撤销国务院在总统府内设政事堂作为办事机构政事堂以国务卿为脑。任国务卿是袁世凯的结拜兄弟、曾是晚清重臣的徐世昌。根据所谓《中华民国约法》又设立参政院代行立法机关职权参政由袁世凯任命。6月参政院正式成立成员多为袁世凯的亲信、前清遗老和进步党人。参政院为袁世凯修改了《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1o年连任不受限制；总统任期届满时若认为“政治上有必要”不必改选即可连任；总统继任人由现任总统推荐被推荐者没有限制。袁世凯还下令将各省都督改称将军。至此体现辛亥革命成果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包括《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国会等等全部遭到破坏袁世凯的独裁统治被用法律的形式肯定了下来。他不仅自己成为权力无限的终身总统而且可以传之子孙。 虽然中华民国只剩下了一空名但袁世凯仍嫌不足决心连这个空名也要去掉以便正式登上皇帝的宝座。而与政治倒退相伴随的则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尊孔复古的逆流。1912年袁世凯下令尊崇伦常要“全国人民格守礼法”。1913年他又颁“尊崇孔圣”的通令。当年在镇压“二次革命”的同时袁世凯政府查封了大批进步报刊许多报人遭逮捕、枪杀使当时国内报刊锐减3oo多种酿成“癸丑报灾”。1914年袁世凯在其正式颁的祭孔告令中声称：“孔子之道亘古常新与天无极国纪民彝赖以不坠。”他诬蔑辛亥革命以来“纲常沦弃人欲横流几成为土匪1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1册第157页。 禽兽之国”1。随即他亲率百官到孔庙祭孔。其后他又下令正式恢复前清的祭天制度。袁世凯祀孔祭天的活动是复辟帝制的先行。在这种情况下各地也相继出现了各种名目的尊孔复古组织如孔教会、孔道会、孔社、经学会等等。这些组织与北洋军阀相唱和攻击辛亥革命谩骂民主共和鼓吹非孔教、非复辟不能救中国。 帝国主义国家也想通过支持袁世凯称帝来扩大他们的侵略势力。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欧洲的帝国主义国家忙于互相厮杀日本便企图乘机扩大其在华势力。它借口对德宣战出兵占据了青岛和胶州铁路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侵略地位。但日本并没有就此满足。1915年1月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奉命向袁世凯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其主要内容是：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并加以扩大；承认日本在东北南部和内蒙古东部的特权；延长旅顺、大连的租借期和有关铁路的期限；合办汉冶萍公司；中国沿海港湾及岛屿不得租借和割给他国；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财政、军事顾问；中国警政和兵工厂由中日合办。日本的交换条件是支持袁世凯称帝。袁世凯为了做皇帝除了对个别条款要求日后协商外接受了“二十一条”。 “二十一条”签订的消息传出后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慨。各地纷纷集会游行罢工抗议各种反日爱国团体大量涌现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迅波及全国。由于全国人民的反对和抵制使“二十一条”未能付诸实行。对于人民的爱国之举袁世凯百般压制并命令要“严拿惩办”。 袁世凯的反动统治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广大群众纷纷掀起自的反抗斗争。其中规模最大的是1912年河南省的白朗起义。起义军转战河南、安徽、湖北、陕西、甘肃五省攻破县城4o余座跟袁世凯调集的大军战斗了两年多。这次起义不仅打击了袁世凯的统治也鼓舞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坚持反袁斗争的信心。 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后被迫逃亡日本。他誓要坚持反袁以挽救辛亥革命成果“欲竟辛亥之功”1。另一方面他也总结了“二次革命”的经验教训认为失败的原因在于革命党内部“意见分歧步骤凌乱”“未尝以统一号令服从党魁为条件”2。所以孙中山在1917年7月在东京成立中华革命党时就特别强调了要严密党的组织。该党以“扫除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3。孙中山规定入党者必须宣誓绝对服从他本人并要按指模。他还按入党先后把党员分为“义”、“协助”、“普通”三种分别享有不同的权利。 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继续坚持反袁斗争表现出顽强的斗争精神。 他对革命组织的整顿也是必要的。但是他的做法却带有家长制和宗派主义色彩脱离了群众妨碍了革命队伍的扩大。黄兴等一批革命党骨干由于不同意孙中山规定的入党办法加之与孙中山早已存在分歧故没有加入中华革命党。另外该党没有提出反帝纲领认为民族主义已经完成表现出对帝国主义的本质尚缺乏认识。 1《政府公报》1914年9月26日。 1《致黄兴函》《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66页。 2《致陈新政及南洋同志书》《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92页。 3《中华革命党总章》《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97页。 中华革命党在东京创办了《民国杂志》不断揭露袁世凯卖国和复辟帝制的罪行。它还在国内策动了一些小规模的武装斗争。但由于该党自身存在的弱点使它未能在国内政治生活中产生较大的影响。 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袁世凯一方面镇压了“二次革命”和人民的反抗斗争一方面加快了恢复帝制的步伐。 1915年8月袁世凯的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表了《共和与君主论》一文指责中国人民“智识不甚高尚”“无研究政治之能力”公开宣扬“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1。袁世凯的法律顾问日本人有贺长雄也表了《共和宪法持久策》鼓吹中国不适于实行共和政体必须由袁世凯当皇帝才能避免中国的分裂。紧接着在袁世凯的授意下杨度、孙毓筠、严复、李燮和、胡瑛、刘师培等起组织了“筹安会”他们被称为“筹安会六君子”。筹安会成立后立即通电全国要求各省派代表进京讨论国体问题。袁世凯在各地的爪牙纷纷响应各省代表6续到京。在湖南、湖北、安徽、南京等地还相继出现了筹安会分会。代表到京后组成了所谓“公民请愿团”。袁世凯亲信梁士诒也组织了一个“全国请愿联合会”收买各方组织了各种请愿团。这些请愿团一起到参政院请愿要求废除共和制改行君主立宪制。与此同时杨度等人还接连抛出《君宪救国论》、《君政复古论》等鼓吹帝制的文章为复辟帝制制造舆论。 1915年9月参政院将各省代表的请愿书送呈袁世凯建议在年内召开“国民会议”以便对国体问题进行表决。袁世凯嫌国民会议开会迟缓又指使人动请愿迫使参政院推翻原案改由“国民代表大会”决定国体。1o月袁世凯公布了《国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在各省军政长官的监督下选举出所谓国民代表并在当地进行国体投票和推戴袁世凯为皇帝。12月结果公布各省“国民代表”1993人所投之票竟然全部是拥护恢复帝制并一致“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参政院亦上书“劝进”。袁世凯在假意推辞一番之后于12月12日公然恢复君主制自称“中华帝国皇帝”下令1916年改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准备于元旦正式登基。袁世凯的独裁和卖国活动不仅激起了人民的反抗也使一些原本对袁世凯心存幻想的人认清了他复辟帝制的野心从而转变了立场。以梁启为的进步党既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不满又恐怕在袁世凯倒台后的中国政局中“我为牛后何以自存”1于是也加入到反袁斗争的行列。 1915年9月梁启拒绝了袁世凯的重金收买和武力威胁在报纸上表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旗帜鲜明地拥护共和反对帝制。各地报刊相继全文刊载产生了很大影响。11月梁启帮助他的弟子蔡锷从天津登上日轮秘密经日本转赴云南。 在全国人民反袁的中1915年底蔡锷在云南动起义成立云南军政府推唐继尧为都督宣布云南独立。他们布了讨袁檄文组成“护”蔡锷、李烈钧、唐继尧分任第一、二、三军总司令。由蔡锷率军攻打四川李烈钧兵出两广唐继尧部留守云南。各地纷纷响应贵州、广西、陕西、浙江等省先后宣布独立。孙中山也表宣言号召人们起来讨伐袁世凯并指挥革命党人投入战斗。在中华革命党的压力下广东也被迫独立。1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171—172页。 1《致籍亮侪、陈幼苏、熊铁厓、刘希陶书》《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28页。在山东、湖北、四川、安徽、江苏等地也都有中华革命党人的活动。 云南的起义使袁世凯大为震惊他急忙调集了十几万军队前去镇压妄图一举消灭护。但袁军涣散节节败退。袁世凯亲信冯国璋、段祺瑞等也对建立袁家王朝态度消极他们先是拥兵观望后又联名致电逼袁世凯取消帝制。日、美等国看到袁世凯大势已去也随之改变了态度放弃了对他的支持。日本明确表示不能承认帝制。 在内外交困、众叛亲离的情况下袁世凯于1916年3月22日被迫取消了帝制次日废除“洪宪”年号却还企图保留总统的职务。但是反袁风暴继续扩大。人们认识到“袁逆不死大祸不止”决心“再接再厉扑杀此獠以绝乱种”1。孙中山也公开号召“除恶务尽”不可姑息“决不肯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2。5月8日独立各省在广东肇庆成立军务院宣布指挥全事。5月22、29日袁世凯的亲信四川将军陈宦和湖南将军汤芗铭先后宣布独立袁世凯彻底绝望。6月6日气愤忧惧的袁世凯在举国上下的唾骂声中病死。 护国运动粉碎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野心结束了袁世凯反动的独裁统治顺应了历史展的潮流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护国运动同样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地位中国仍处于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之下。 1《十九省公民否认袁世凯冒称总统书》《袁氏盗国记》下册第13页。2《讨袁宣言》《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85页。 第三节军阀的割据统治袁世凯死后帝国主义列强为了维护并扩大在华的侵略利益纷纷寻找和扶植自己的代理人。各派军阀在帝国主义国家分别支持下争权夺利使中国出现了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 在南方最大的军阀势力是以唐继尧为的滇系和以6荣廷为的桂系他们是在护的讨袁战争中形成的。滇系占有云南、贵州两省桂系占据广东、广西两省都是亲英、美的。在北洋军阀集团内部分裂为以段祺瑞（安徽合肥人）为的皖系军阀和以冯国璋（直隶河间人）为的直系军阀。皖系军阀依靠日本的支持操纵北京政府控制了安徽、陕西、山东、浙江、福建等省。直系军阀得到英、美的支持盘踞在江苏、江西、湖北三省。东北的张作霖（奉天海城人）依靠日本的支持形成奉系军阀成为直皖两系之间举足轻重的势力。此外晋系的阎锡山据有山西张勋屯兵徐州也是割据一方的军阀。 1916年6月黎元洪继任总统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国会。段祺瑞任国务总理掌握了北京政府的实权并向黎元洪和非皖系势力施加压力。黎元洪和直系军阀为保持势力力图对抗皖系。他们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终于在1917年围绕对德宣战问题爆了“府院之争”。“府”指总统府是以大总统黎元洪为代表的政治集团。“院”即国务院是以总理段祺瑞为的政治集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后美国宣布对德绝交准备参战并要求中国也采取一致行动。黎元洪表示同意。这时日本也怂恿段祺瑞对德宣战并以减缓交付庚子赔款、提供参战军费等为诱饵。美国为了与日本相抗衡随即转而反对中国参战。段祺瑞为了以参战为名扩充武力主张立即参战。黎元洪为了遏制皖系势力的展在美国的支持下坚决反对参战。1917年5月段祺瑞指使军警流氓数千人组成“公民请愿团”包围了国会胁迫国会通过参战案遭到议员们的抵制。随后黎元洪下令免去了段祺瑞的国务总理的职务。段祺瑞决心以武力继续把持政权便指使直隶、奉天、山东、河南等省的军阀独立并在天津组织了“独立各省总参谋处”声言要进兵北京。黎元洪束手无策只得邀请安徽督军张勋进京调停。 张勋曾任前清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在袁世凯统治时期因参与镇压“二次革命”有功被封为长江巡阅使驻扎在徐州一带。他一向主张复辟清皇朝并为此四处活动。为了表示效忠清朝张部禁止剪故有“辫子军”之称他本人也被称为“辫帅”。张勋在段祺瑞的暗中支持下先胁迫黎元洪解散了国会随即拥兵入京逼迫黎元洪去职。1917年7月1日张勋拥溥仪复辟改称这一年为“宣统九年”他独揽大权出任所谓席内阁议政大臣。参与复辟的康有为被封为“弼德院”副院长。黎元洪躲入日本使馆电令副总统冯国璋代行总统职权并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讨伐张勋。 张勋的复辟活动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北京的大部分报纸停刊以示抗议。湖南省长沙1oooo多人集会呼吁出师讨伐。孙中山在上海约集革命党人和军政界人士开会严正声讨复辟势力。段祺瑞见驱逐黎元洪、解散国会的目的已经达到立即转过来反对复辟。7月3日段祺瑞在马厂召集军事会议组成“讨逆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次日段祺瑞在马厂誓师进军北京。各省军阀也摇身一变表示反对复辟。7月12日“讨逆军”攻入北京张勋逃入外国使馆溥仪再次宣布退位12天的复辟丑剧就此结束。段祺瑞乘机再任国务总理。 段祺瑞上台后对外顺应日本帝国主义的意志对德正式宣战；对内不再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国会企图以武力统一中国以建立皖系军阀的独裁统治。为了扩充势力段祺瑞政府多次向日本借款总数为3.86亿日元以铁路、电讯、矿产、森林等作抵押放手出卖国家主权。俄国十月革命爆后俄国势力瓦解日本立即乘虚而入。1918年段祺瑞又与日本签订了《中日6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等条约使日本在中国取得了驻兵和军队自由出入中国东北与蒙古的特权。随后大批日军开进东北迅取代了俄国在东北的侵略地位。 段祺瑞的卖国独裁统治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1917年7月孙中山到达广州公开表演说指斥段祺瑞之流“以假共和之面孔行真之手段也”1。他提出了拥护约法、恢复国会的主张举起“护法”旗帜并通电国会议员南下召开国会。海军总长程壁光响应号召率舰队从上海开赴广州部分原国会议员也相继到达广州。8月孙中山在广州召集国会非常会议通过了《中华民政府组织大纲》规定：为戡定叛乱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特组织中华民政府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未恢复之前由大元帅代行行政权。9月1日成立护法军政府孙中山当选为大元帅6荣廷和唐继尧为元帅。孙中山宣布出兵北伐开始“护法”战争。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反对段祺瑞的独裁统治维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尊严有着进步的意义。但所谓“护法”这时已经没有什么号召力缺乏群众基础。而孙中山依靠的也仅仅只是一些地方军阀。西南军阀表面上赞成护法实际是要维护自己的地盘。他们为了排斥孙中山勾结一些官员、政客操纵非常国会不顾孙中山等人的反对于1918年5月改组军政府使西南军阀篡夺了军政府的实际权力。孙中山被迫辞去大元帅职务离开广州。护法运动的失败使孙中山认识到军阀是“南与北如一丘之貉”1不可能依靠军阀进行革命。 帝国主义在操纵军阀连年混战的同时还趁火打劫加紧了分裂中国的侵略活动。 俄国对中国北方领土垂涎已久。1911年11月一小撮蒙古王公活佛在俄国的策动下动叛乱宣布外蒙“独立”并与俄国签订了《俄蒙协约》、《商务专条》、《通商章程》等一系列条约将外蒙的主权和资源大量出卖给俄国。 外蒙“独立”激起全国人民的反对。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多次致电外蒙王公活佛要他们取消独立勿为俄国利用并拒不承认《俄蒙协约》。但后来的袁世凯政府却与俄国妥协签订了《中俄声明》虽然确认外蒙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但又允其“自治”中国不得在外蒙驻军这实际上承认了俄国对外蒙的控制权。 此后俄国又在黑龙江呼伦贝尔地区策动叛乱。1915年11月在俄国的压力下袁世凯政府与俄国签订了《呼伦条约》使俄国获得了在该地区的各种特权而中队非经俄国允许不得入内。 1《在广州黄埔欢迎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114页。1《辞大元帅职通电》《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471页。 1912年俄国还在中国内蒙策动叛乱进行分裂活动。但北京政府及时派兵进剿很快平息了叛乱使俄国的阴谋未能得逞。 与此同时俄国还动对新疆的侵略。1912年6月俄国侵入伊犁和喀什噶尔在中民的英勇反击下被迫撤出。1912年8月俄队伙同外蒙傀儡军侵入阿尔泰地区并策动叛乱。中队在各族人民的支持下英勇抗击重创侵略军。北京政府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下令将叛乱分子撤职并宣布他们与俄国所订立的条约一律无效。 英国一直觊觎我国的西藏地区。它主要通过在西藏统治集团内部扶植代理人来进行分裂中国的活动。191o年初英国策动十三世和少数亲英分子逃往印度。1913年英军武装护送回拉萨宣布“独立”。西藏广大人民坚决反对破坏祖国统一。北京政府命令四川都督尹昌衡、云南都督蔡锷率军进藏平乱。后袁世凯政府屈服于英国的压力下令川军停止进藏并恢复了十三世的名号。 1913年1o月在英国的操纵下所谓的中英藏会议在印度北部的西拉姆召开。英国企图迫使中国承认西藏“独立”并提出了事先准备好的“西拉姆条约”强迫中国接受。会议期间英国侵略分子麦克马洪背着中国代表与西藏地方代表在会外以秘密换文的方式划定了一条所谓“麦克马洪线”把九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归英属印度。1914年英国又勾结西藏的分裂分子签订了《西拉姆条约》。当时以及后来的中国政府都没有承认非法的《西拉姆条约》和“麦克马洪线”。 第十六章中国革命的新曙光第一节民族工业的展和工人阶级的壮大中国的民族工业自其产生之日起就一直受着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展非常缓慢。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反动统治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以孙中山为的南京临时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法令以保护和奖励工商业的展。袁世凯窃取政权后为了笼络资产阶级以赢得他们的支持也把一些资产阶级上层的代表人物吸收到政府中来。资产阶级利用手中的权力又制订出了一些有利于展民族工业的政策和法令逐步解除了某些对资产阶级的封建束缚。1915年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后全国掀起了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爱国运动有力地推动了民族工业的展。这样在1911年革命后中国出现了兴办资本主义工业的热潮。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各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压迫这就给中国资本主义的展造成了一个有利的机会。这期间曾给民族工业造成严重压力的外国的商品倾销有所缓和。由英国输入的货物1918年跟1913年相比差不多减少了一半法国货减少了1/3德国货几乎完全停止进口。同时帝国主义国家为了满足战争的需要也需从中国购买大量的战略物资使中国的出口贸易额出现了连年递增的趋势这也刺激了中国民族工业中某些部门如铁、面粉等行业的展。从1912年到1919年的8年之间中国民族资本建成的厂矿有47o多个加上原有企业的扩建新增资本至少有一亿三四千万元过了过去5o年投资的总和。 民族工业在这时期的展主要以轻工业为主其中又以纺织业和面粉业的展最为迅。在纺织业方面1913年前有纱厂16家纱锭约5o万枚1918年增至35家纱锭约65万枚。纱厂的盈利也非常丰厚在1914年16支纱每包盈利为19.58元1917年达到36.93元1919年更高达7o.56元1。 基础一向薄弱的面粉工业在这一时期也有了迅的增长。由于战争的关系帝国主义国家粮食短缺对面粉的需求迫切。这使得中国的面粉业不仅扩大了国内市场而且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国际市场。1911年全国有面粉厂4o家1922年增至123家资本从6oo多万元增至约4ooo万元其中民族资本经营的1o5家。从面粉的进出口来看1912到1914年每年都入2oo万担以上从1915到1921年每年出百余万担以上。 此外如火柴、毛纺织、卷烟、造纸、制革、肥皂等轻工业也有较大的展。至于重工业这一时期虽有一定程度的增长但主要都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控制之下。 中国的民族工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虽有较快的展但仍不能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束缚。特别是日本和美国在战争期间还乘机加紧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美国在1917年和1918年输入中国的货物值白银6ooo万两左右约合1913年英货入口总值的6o‰。日本在中国的企业投资19131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65页第41表。到1919年从38ooo多万日元增到88ooo多万日元。日资几乎控制了中国生铁和铁矿的全部生产并占有了煤矿生产的1/3。在棉纺织业方面日资企业占全部开工设备的1/4以上。日本在中国的经济扩张形成了对中国资本主义展的新的巨大压力和障碍。 中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展并没有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 民族工业的展还不能排除帝国主义对重工业的控制和在轻工业中已经形成的势力。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列强又卷土重来致使民族工业立即开始萎缩。中国的资本主义的展仍然直接受到帝国主义势力的严重束缚。民族工业的展也不能改变封建经济在全国经济中仍旧占绝对优势的地位。高额的封建地租、高利贷和商业利润都限制了产业资本的形成和扩大。中国资本主义跟本国封建主义也仍然保持着既矛盾又依赖的关系。 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展和外国在华投资的增加中国无产阶级的队伍也相应地壮大起来。辛亥革命前全国产业工人约有五六十万人到1919年已增至2oo多万人。中国的产业工人主要集中在矿山、铁路、纺织、火柴、卷烟及轮船航运等企业中并集中在上海、武汉、天津、广州、青岛、大连、哈尔滨等十几个大城市。单是上海就集中了三四十万产业工人。中国无产阶级高度集中的特点使他们得以较早地联合、团结起来成为一支强大的战斗队伍。 中国无产阶级身受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中国工人的工资之低、工时之长为世界罕见。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地位并没有得到改变。在军阀统治下工人的生活更加困苦政治上也毫无民主权利一切集会、言论、罢工的自由都被剥夺。北洋政府先后颁布的《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治安警察条例》、《治安警察法》都把工人罢工定为妨碍“社会秩序和安宁”的犯罪行为公开宣布要“采取警察力量防止一切工人结合与行动”。中国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和压迫“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1。辛亥革命后中国工人罢工的次数越来越多。从1912到1919年5月间工人罢工13o多次比革命前的7年增加了1倍多。在这几年内罢工的规模和斗争的水平都有显著的提高具有了新的特点。工人的罢工最初还主要是为了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和生活待遇后来逐渐由单纯的经济斗争展为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在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卖国的政治斗争中中国无产阶级旗帜鲜明坚决彻底所起的作用日益显著。1915年在反对日本与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的爱国运动中上海码头工人先罢工上海、长沙等地日资企业中的中国工人都参加了这场斗争。1916年天津法资企业中的中国工人举行罢工反对法国强占天津老西开扩大租界。在工人罢工的推动下天津的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北京等地的工人也掀起了支援罢工、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天津各业工人组织了“工团”领导了罢工斗争和示威游行。罢工斗争坚持了五六个月终于制止了法帝国主义这次侵略行为。这些斗争表明了中国无产阶级已成为一支坚强的力量。 工人在罢工中互相支援和举行同盟罢工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已经由分散的、自的要求改善生活待遇的经济斗争很快展到联合的、有领导的1《中国革命和中国》《选集》第2卷第644页。 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政治斗争。从1912年1月到1919年4月产业工人大规模的同盟罢工有六七次之多。在罢工斗争中近代的工会组织6续建立代替了原来的行帮组织。191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工人罢工向资本家明确地提出了不准干涉工会活动的要求就是由工会领导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和工人运动的展表明了中国无产阶级正在由自在的阶级转变为自为的阶级。无产阶级的成长和政治觉悟的提高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的诞生准备了阶级条件。 第二节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在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后实行独裁统治搞帝制复辟并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为了捍卫共和、反对倒退一批民主主义知识分子针锋相对地起了一场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陈独秀（1879—1942）字仲甫安徽怀宁人。他创办的杂志标志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从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1916年迁到北京出版。李大钊、鲁迅、胡适等先后参加了杂志的编辑或撰稿。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河北乐亭人。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胡适（1891—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这个杂志联系了一批进步的知识分子成为开展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在《新青年》的影响下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刊物在全国各地大量涌现。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先宣传民主和科学。这是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认为辛亥革命没有在中国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政治因而大力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坚决反对政治希望以此来争取实现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共和国。1916年2月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指出中国必须抛弃延袭数千年的“官僚的的个人政治”实行“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而这又有赖于全国人民在政治上的真正觉悟1。李大钊也认为“民”与“君”、“自由”与“”不能两立“是故君主生则国民死活则自由亡”。他强调说对于“国家之叛逆、国民之公敌”的“复辟之辈”决不能姑息和优容必须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永绝其萌勿使滋蔓”2。这样的主张在当时虽不可能实现但对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是一个有力的揭露和冲击。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所提倡的科学就是要反对迷信、盲从。他们运用近代自然科学知识来反对鬼神迷信批判“君权神授”、“祸福天定”等谬论宣传无神论观点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唯物主义哲学。陈独秀认为“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表明提倡人权、民主必须同时提倡科学。他号召人们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认识问题打破“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树立“真实的合理的”信仰1。鲁迅也大力宣传科学思想认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主张用“科学”来救治人们的迷信和愚昧2。 其次批判封建的儒家学说。随着运动的展斗争的锋芒指向了被历代儒家不断展了的以维护封建为基本内容的儒家学说。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从反对政治出对思想领域的文化也起了猛烈的攻击。其焦点就是批判三纲五常反对尊孔复古。针对北洋军阀的尊孔复古以及康有为等要求“以孔子为大教编入宪法”的鼓噪他们以进化论阐明了孔1《新青年》第1卷第6号。 2《民彝与政治》《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6页。1《偶像破坏论》《新青年》第5卷第2号。 2《随感录》三十三、三十八《新青年》第5卷第4、5号。 子之道已不适应于现代社会生活不能编入宪法不能把孔教定为国教。李大钊认为社会、道德都是进化展的“孔子之道施于今日之社会为不适于生存”“孔子者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也。宪法者现代国民之血气精神也。以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入于现代国民之血气精神所结晶之宪法则其宪法将为陈腐死人之宪法非我辈生人之宪法也”3。他们还揭示了维护制度的孔教与民权、平等的思想是背道而驰的。陈独秀认为民主共和国重在平等精神孔教重在尊卑阶级“若一方面既然承认共和国体一方面又要保存孔教理论上实在是不通事实上实在是做不到”1。他们还集中批判了封建的三纲五常指出“儒者以纲常立教为人子为人妻者既失个人之独立人格复无个人独立之财产”2。鲁迅的名著《狂人日记》、《我之节烈观》吴虞的《家族制度为主义之根据论》、《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吃人与礼教》等也都揭露了封建礼教的罪恶对封建的伦理道德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在批评旧的封建伦理道德的同时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还大力提倡资产阶级的新道德强调个性解放。他们认为个人是社会、国家的基础“社会是个人集成的除去个人便没有社会；所以个人的意志和快乐是应该尊重的”3；“集人成国个人之人格高斯国家之人格亦高；个人之权巩固斯国家之权亦巩固”4。没有个人的独立人格个人的权利个性的解放思想的解放个人的智慧才能便不能释放出来社会便不能进步国家也难以达到民主富强。 第三提倡文学革命。在新文化运动中《新青年》还提出了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口号开展了一场“文学革命”。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了“文学改良”的口号主张以白话文作为中国文学的“正宗”并提出了“不用典”、“不用套语”、“不作无病之呻吟”等改革文学的八项主张。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表《文学革命论》进一步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主张用“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取代“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和“山林文学”。他还明确地把文学的革新同政治的变革联系在一起。白话文的写作由来已久但是白话文成为一种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运动则是以此为开端的。《新青年》从第4卷第1号（1918年1月）起改用白话文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学革命中的主将鲁迅从1918年5月起开始6续在《新青年》上表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和多篇杂文出色地把反封建的革命内容和现代的艺术形式结合起来树立了新文学的典范。 新文化运动的展引起了封建势力的仇视和恐惧。反动军阀诬蔑新文化运动是“异端邪说”、“洪水猛兽”一些守旧的文人也对它起了攻击。1919年1月刘师培等支持组织了《国故》月刊社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反对新文化运动。林纾也在报纸上表影射《荆生》、《妖3《孔子与宪法》《李大钊选集》第77页。 1《旧思想与国体问题》《新青年》第3卷第3号。 2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新青年》第2卷第4号。 3陈独秀：《人生真义》《新青年》第4卷第2号。 4陈独秀：《一九一六年》《新青年》第1卷第5号。 梦》咒骂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煽动军阀以暴力压制新文化运动。他还公开致书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攻击新文化运动是“覆孔孟铲伦常”。对此蔡元培公开回信作答强调他所主张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原则有力地维护了新文化运动。 从1915到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由于领导者的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给运动带来了缺点和局限主要是忽视人民群众没有把新文化运动跟广大群众相结合使它局限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缺少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对待文化问题存在着片面性等。但是新文化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的思想文化解放了人们的思想鼓舞了人们敢于打破传统束缚的革命精神和勇气促进了中国人民进一步的觉醒锻炼、孕育了崭新的一代人物。它促使人们加紧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为伟大的五四运动作了思想先导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正当新文化运动蓬勃展的时候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了中国。中国的先进分子热烈欢呼并从中看到了拯救中国的新希望。于是由向西方学习转向研究和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过程中中国产生了第一批以李大钊、陈独秀等为代表的具有初步思想的知识分子。1918至1919年间李大钊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宣传十月革命传播马克思主义欢呼“试看将来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他还组织了“马客士主义研究会”团结一些进步青年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1919年4月出版的《每周评论》摘译了《宣言》中的一段并在按语中称这“是表示新时代的文书”。1919年5月在李大钊主持下《晨报·副刊》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6续刊载马克思著作的译文和介绍马克思生平的文章。1919年7月在长沙创刊由主编的《湘江评论》对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也起了重要作用。这样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开来。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新文化运动迅展为学习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运动。中国革命也迅地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以1919年5月4日开始动的五四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这标志着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 1《李大钊选集》第117页。 丙编典志第一章近代农业和农学技术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一个封建国家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在整个经济部门中占着绝对统治地位。男耕女织个体经营生产技术落后等构成了传统农业经济的基本状况。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传统农业随着社会状况的变化出现了新的展趋势。这一方面表现为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因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呈现出衰落的状况；另一方面表现为在外国资本入侵的冲击下逐步走上了半殖民地化的道路。 第一节中国农业经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开端（1842—1894） 传统农业经济的衰落“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曾经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展过程中起过积极的作用但到封建社会后期当商品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展以后这种生产方式的落后性日益暴露出来成为阻碍社会生产力展的经济形式。在鸦片战争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小农经济不仅在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中占绝对统治地位而且呈现出日益衰落的趋势。这种状况导致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停滞和僵化。 晚清时期地主阶级的土地占有制仍然是中国农村最主要的经济制度。 农业土地占有方式有官田（公田）与民田（私田）之分官田属于封建国家所有民田属于地主或自耕农所有。由这种土地占有制而导致的土地兼并及土地集中的现象在鸦片战争以后不仅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更为变本加厉。清朝皇帝是全国最大的地主掌握着大量土地。清朝初年内务府所辖官庄数量有限如近畿官庄只有132处。到光绪朝中期据内务府会计司统计由内务府管辖的官庄共886个占有土地336o965亩仅畿辅一带就有官庄373处有地758739亩1。依靠镇压太平天国而崛起的一大批“军功”地主大都伙同当地豪绅巧取豪夺暴致富。兼并土地自然是其必行之举。以合肥为中心的皖中地区许多土地落入淮系军阀官僚的手中。如总督张树声、提督张树珊兄弟巡抚刘铭传提督周盛传、周盛波兄弟提督唐殿奎、唐定奎兄弟等每家每年收租谷在2万石至5万石不等。最大的地主还是李鸿章兄弟李家分布在合肥东乡原籍的土地就有5o多万亩占该乡全部土地的三分之二2。在扩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的过程中除了皇族和贵族、官员外一般地主、商贾、高利贷者等也是兼并土地的积极参加者。土地兼并的结果迫使大批中小土地占有者失去生产资料大大加强了大地主土地所有制激化了阶级矛盾、社会矛盾对农业生产造成了直接的威胁。 战争和自然灾害的频繁生也是构成中国近代农业展迟缓的重要因素。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黑暗统治中国社会危机严重矛盾激化内忧外患接踵而至。仅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以前东西方列强就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等较大的侵略战争。这些战争给中国造成极大的破坏尤其对农业经济的破坏更为严重。生于咸丰、同治两朝的内战对中国农业经济的破坏是无法估量的。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清廷动员了全国的兵力对起义者大加杀戮。这场战争不仅延续时间长而且波及到全国大部分地区使一些城乡变成废墟大量人口死于战乱成千上万亩良田荒废。据统计在嘉庆十七年（1812）以前清代历朝各省耕地面积均呈逐年扩大的展趋势1《清朝续文献通考》卷6《田赋考·八旗田制》。 2郭汉鸣等：《安徽省之土地分配与租佃制度》引自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182、183页。 如顺治十八年（1661）为5492577顷康熙二十四年（1685）为6o78429顷雍正二年（1724）为7236429顷乾隆三十一年（1766）为78o7156顷嘉庆十七年（1812）为7913939顷而到咸丰元年（1851）则下降为7716254顷到同治十二年（1873）又下降为77o3515顷。直到14年后的光绪十三年（1887）才达到84776o6顷。1显然咸丰、同治两朝各省耕地面积的大幅度减少是这个时期战乱影响的结果。 自然灾害频繁生也是导致晚清农业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晚清的灾害种类主要有水、旱、震、风、虫、疫、雹、霜、雪、火等其中水灾、旱灾次数最多危害也最大。据有关统计在道光二十年至宣统三年（184o—1911）间我国生较大的水灾共236次1。黄河、长江、淮河等重要的江河经常生水患不仅淹没了大量农田而且祸及城镇。如道光二十一年六月（1841年8月）河南开封南厅祥符汛三十一堡的黄河堤防决口不仅吞没了大量村庄而且水迫开封围困开封城达8个月之久。我国南方遍布江河湖泊水灾亦甚频繁。王先谦在光绪十一年（1885）上奏的《三海工程请暂行停罢折》中说：“两江两湖两广大水成灾为数十年所未有。自臣乡来者言湖南省城西关外水与屋齐城内半通舟楫。男女露处啼号惨动心目。常澧一带淹毙万余人。各省灾民流离道路情形大略相同”。2光绪三年（1877）中国北方生了空前严重的大旱灾。受灾地区波及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及山东部分地区仅山西一省“迭遭荒旱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口之多大祲奇灾古所未见”3。由于我国当时社会生产水平低下广大民众抗灾御灾能力十分薄弱再加上清朝吏治败坏各级官员并不尽心组织民众御灾甚且吃灾卖荒这就大大加剧了自然灾害的破坏力对农业经济的展造成极大摧残。 除此以外中国传统农业还面临着技术条件差耕作方式落后的严重问题。一位外国人在考察了湖北地区种植情况以后说：是处播植如所见小麦、油菜、蚕豆各种子并不选择坚好肥硕之品；甚至杂有草种亦不剔除。最为可异其所用农具颇欠精良所见棉花较美国远逊其故殆由排种太密不知选子且地气嫌太湿、太冷、太酸。见耕地之法似欠讲求所用齿钯、锄、犁等具均甚笨拙翻土既不能深碾土又不能细；所用耕牛大车蹇缓无力。外国耕地多用马中国马少倘不能改用宜用壮健之牛或一犁双牛较可得力。至农具尤亟应改制精良庶几事半功倍。1这种说法大致反映了鸦片战争后中国农业生产的一般状况。农业技术的低下决定了农作物产量的低下。在许多地区生产不足或产量递减的情况十分普遍。耕畜减少、肥料缺乏、土地贫瘠等问题时时困扰着广大农户。农作物产量长期徘徊在较低的水平甚至还出现递减的情况。江苏松江府“嘉道前每亩（指棉花）得收一二百斤每斤值售钱七八十文1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6o页。 1陈高傭等编：《中国历代天灾表》上海书店1986年版。 2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723页。 3曾国荃：《曾忠襄公奏议》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741页。1《农学教习白雷平考察湖北大冶武昌左近山田种植情形报告》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582页。 及尔年收数日薄售日贱以致生计渐蹙户口萧条”2。另据《各省历年夏季收成分数统计》显示直隶、河南、山西、陕西、江西、湖北、福建等省在道光年间夏季收成多在七八成左右而咸丰以后大都下降至五六成河南省从咸丰十年至宣统三年（186o—1911）连续51年收成仅有五成。安徽则从同治八年至光绪二十三年（1869—1897）连续28年只有五成的收成3。中国传统的小农业本来就经济实力薄弱技术水平落后生产力低下再加上地主阶级土地兼并内外战乱破坏及自然灾害的侵袭更形雪上加霜展艰难出现衰落萧条自难避免。 外国资本的冲击和自然经济开始解体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结构对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侵略曾有过顽强的抵抗在最初的短时间内起了一些延缓作用。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以后由于腐朽的清皇朝与外国侵略者的勾结并且日益成为外国侵略者的统治工具；资本主义各国在中国权益的扩大和经济侵略活动的加强为击破中国自然经济结构创造出比以前更为有力的条件。再加上买办阶层的形成等等都增加了外国资本主义商品对中国自然经济的竞争力自然经济则处于不利境地逐步退却并且普遍开始了解体的过程。正如所指出的：“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又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展。”11.农村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解体及其与农业的分离。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手工棉纺织业的生产主要是与小农经济相结合以家庭手工业形式进行的这种“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结构是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核心。因此中国农村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衰落与农业的分离是自然经济解体的主要标志。小生产竞争不过机器生产一定要被机器大生产击破。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商品倾销和原料的掠夺手工棉纺织业便在全国许多地区出现了开始解体的状况。中国农村手工棉纺织业解体的过程大体经过两个步骤：先是洋纱代替土纱即手工纺织业者放弃手纺从而使手纺与手织业分离；其次是洋布代替土布使手织业与农业分离。 从鸦片战争特别是七十年代以后中国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由于外国廉价机制纺织品的倾销开始广泛解体标志着中国二千多年以耕织结合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若按照资本主义的正常展一般是在手工业中由小商品生产经过工场手工业过渡到大机器生产其中工场手工业在资本主义工业形成的展中具有重大的意义它为大机器工业准备了分工和市场的基础。因此自然经济解体后手工业与农业分离会使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得以展而且自然经济解体得充分、解体得越快这种资本主义萌芽展度也会越快、程度也会越高。然而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没有出现过资本主义的2《申报》光绪六年六月二十一日。 3参见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有关统计表第755—757页。1：《中国革命和中国》《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6页。工场手工业阶段；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是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打击之下开始的中国的手工业被破坏大部分遭到破产或消灭使中国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失掉了生长的基础失去了成长为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并由此过渡到大机器工业的可能。中国已不可能正常地向资本主义展。因此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引起的重大变化就是堵死了中国资本主义独立展的正常道路使解体后的农村经济具有明显的半殖民地性质。 2.农产品商品化的增长。 鸦片战争尤其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手工棉纺织业被破坏广大农民被迫到市场上购买洋纱洋布及其他必需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等工业品不得不在农业中经营某种商品作物以换取货币；出口的激增使农民扩大种植那些市场需要的农作物尤其某些手工业原料的农产品。结果小农经济日益与市场联系起来农业生产商品化展成为自然经济解体的另一方面重要表现。 农业生产商品化展主要表现在茶、桑、烟草、豆类和罂粟等种植的扩大和水稻、小麦等粮食作物商品率的提高。以棉花为例鸦片战争前后国内用棉还靠印度输入补充六十年代后印度棉花被美国大量吸收中国进口棉花来源减少。不久日本兴起机器棉纺织业到中国收购棉花使中国棉花出口剧增从同治七年（1868）的587821两增到光绪十七年（1891）的3841129两光绪二十一年（1895）激增到112o2661两1。棉花从入转成出。需要的增长和棉价的提高促使棉花种植的扩大。原来产棉较多的江苏、浙江、河北、山东等省种植面积更为扩大像松江府所属州县“均栽种棉花禾稻仅占十中之二”原来不种棉花的华亭县也开始“改禾种花”2了；以前种棉花不多的湖北、江西、安徽等省棉花面积几乎年年扩大；一些向来专门从事养蚕植桑的人也都兼种棉花。种植商品化展最快的是罂粟。鸦片战争尤其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鸦片输入合法化为鸦片销售提供了市场。腐朽的清政府完全丧失禁烟能力却鼓励农民种植罂粟以增加税收因此罂粟种植日益扩大很快普及全国各省尤以西南为甚。咸丰六年（1856）时罂粟在云、贵、川三省已经“连畦接畛”了；当时“川东无处不种罂粟自楚入蜀沿江市集卖鸦片烟者十室中不啻六七”；苏皖浙省年产烟达7万担烟田23o万亩；山西几乎“无县无之”；东三省“种罂粟者不下十之六七”1。罂粟的种植完全是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贩毒的直接结果对中国社会经济展带来极其严重的危害。先占去了大量农田排挤了粮食和其他经济作物的生产许多产粮区成了缺粮区。如素称沃野粮仓的陕西渭南地区就因为“遍地罂粟”成了缺粮区而“不得不仰给于渭北”。同时罂粟最耗地力种了罂粟之后的良田即令改种粮食和经济作物收获也要锐减。其次是摧残了社会生产力。全国种植的罂粟所制烟土绝大部分是内销随着种植面积的扩大人民吸食者日益增多农民染上吸毒嗜好严重损害了身体健康变得“黄稿奄奄不任操作”不少劳动人民因吸食鸦片倾家荡产。 粮食商品化的程度是考察自然经济状况的重要标志。鸦片战争前粮1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9o—391页。2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418—419页。 1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58—464页。食作为商品已经广泛存在但是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粮食贸易都是在城乡、地区间较小范围内进行的交换数量亦不大商品率只占总产量的1o％以下。鸦片战争后由于扩种经济作物占用了原来种植粮食作物的耕地导致这些展经济作物地区对外地粮食需要的增加如原来是余粮区的浙江余姚因为棉花、罂粟种植较多而成了缺粮区；以产棉为大宗的江苏南通“稻则不足供一邑之食”只好仰仗他乡输入粮食；原来就缺粮的山西、陕西、河南、甘肃等省因为棉花、烟草、罂粟等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不得不远从江南、东北输入粮食；广东则靠越南、缅甸每年输入百万石大米维持。随着通商口岸的开辟和这些商埠经济的展上海、武汉、广州等中心城市的兴起亦增加了商品粮的需求量这些为粮食商品化提供了必要的市场条件。一些地主、商人为了购买洋货也大量出卖粮食经营粮食投机生意促进全国粮食更广泛规模和更大数量的贩运。产粮较多的湖南、四川成为长江下游各省和华北一些地区商品粮的重要来源重要城市如长沙、武汉等便成了全国有名的粮食集散中心。此时粮食作物的商品率有了普遍提高从道光二十年至光绪二十年（184o—1894）全国粮食商品率由1o％增长为16％说明商品经济在一定程度上的增长。然而这一时期农产品商品化的增长却是外国资本主义破坏城乡手工业和加紧掠夺农产品尤其所需要经济作物原料的结果从总体上说中国农产品商品化过程缓慢、程度不高未成为促使中国资本主义展的主要因素而且还带有明显的半殖民地特征。 综上所述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凭借侵略战争和不平等条约攫取的一系列特权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经济侵略和冲击是中国自然经济初步分解的外部条件。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和小手工业生产既无法与外国资本主义倾售的商品竞争也无法长期阻挡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冲击；航运、铁路等交通事业的展、城乡经济联系的加强又促使商品经济也在初步展的情况下进一步改组这是中国自然经济逐步分解的内部根源。从鸦片战争后特别是七十年代到甲午战争之前的时期内以“男耕女织”为核心的中国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但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倾销下与农业结合的手工业特别是棉纺织手工业开始解体其他城市手工业也遭到破坏广大农民的日常生活用品和生产资料不得不因而依赖于市场成为世界市场的购买者；另一方面在外国资本主义原料掠夺下中国农产品的商品化也迅扩大广大农民又成为世界市场的原料供给者这正是中国农业经济半殖民地化的重要标志。然而这种情况仅仅是开始独立的封建经济刚刚遭到破坏还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因此这个时期又是农业经济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的开始。 第二节中国农业经济的进一步半殖民地半封建化（1895—1927）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掠夺和对中国经济命脉的控制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资本输出具有决定性意义。殖民地不仅是最廉价的原料产地和最好的商品销售市场也是最有利的投资场所。于是各帝国主义列强对于处在半独立状态的中国加剧了侵略和分割活动他们已不满足于获得通商口岸、最惠国待遇、协定关税等殖民特权而是更迫切需要用战争手段强迫清政府完全取消种种限制获得投资设厂、修筑铁路、开矿等进行资本输出的特权了。甲午战争失败后签订的“中日马关条约”除一般的割地、赔款、开商埠外又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境内投资设厂。从此帝国主义各国对中国的资本输出取得了合法地位并通过借款加强了对清政府的控制继之而来的是瓜分“势力范围”的狂潮从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1895—1899）短短4年内中国领土几乎都被帝国主义划成了各自的势力范围。 各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铁路修筑权和矿山开采权也展开了疯狂的掠夺投资修筑并控制长达1.2万公里的铁路向长江上游和一些内河伸展了航线。外国商品长驱直入在向中国输出“过剩资本”获取高额垄断利润的同时扩大了已有的商品输出和原料的掠夺。光绪二十七年（19o1）列强在联合镇压了义和团为代表的中国人民反帝斗争之后迫使清政府又一次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帝国主义列强操纵中国的政治、军事控制了财政经济命脉为其资本输出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中国农村经济的半殖民地化1.帝国主义侵略下中国自然经济的加剧解体。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开始以资本输出为主的经济侵略同时继续扩大商品输出在这两方面力量夹击下大大加了中国农业经济的解体过程：一方面更加广泛深入地破坏了自然经济的基础；另方面则更有力地促进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展。 第一耕织结合的进一步破坏。 光绪二十一年（1895）以后国内机纱量迅增长农户使用机纱、掺和土纱织布的日益增多了土布中机纱比重也从光绪十九年（1893）的23.4％增到73％长江上游的四川等地光绪二十一年（1895）以后进口纱布也急剧增加说明更多农民放弃纺纱改为买纱机纱进一步代替了土纱。1913年以后机织布更深入中国腹地及西南、西北、东北地区光绪二十年（1894）全国棉布消费量中机织布只占14.1％1913年已占34.7％充斥市场的洋货机布代替了土布。再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来看1895—1926年中国进口贸易总值增加7oo％农产品原料的出口价值与出口增值的百分比则从1873年的2.6％增到192o年的38.4％充分说明半殖民地的中国已日益成为帝国主义工业品销售市场和农业原料取给地。 帝国主义正是通过对中国的“贸易”和在中国投资这两个方面大力倾销其工业品和加紧掠夺农产品原料的。比如机制棉纺织品光绪十九年（1893）进口棉布总值4.491余万元棉纱约14o余万担1911年棉布增加为11.653余万元棉纱增到264万担；在外资棉纺织工业的纱锭从光绪二十三年（1897）的16万枚增至1913年的34万枚从而加剧破坏了中国手工业、特别是广大农村的家庭手工业。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对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则具有摧毁性力量。修筑铁路、扩大内河航行增设商埠、投资设厂等特权不仅使商品输出扩大到中国内地的更广大地域而且彻底摧毁了自然经济的顽强抵抗能力其解体度和范围比前阶段快得多、广得多。除手工纺织外其他农村手工业如麻纺织、丝织、土烟等也加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上海、宁波、广州及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纺织之户十停”有些地方“巡行百里不闻机声”“近年洋布洋纱大行中国织户机女束手饥寒者不下数千万人”。这些受外国商品侵略较早的地区手工纺织业已基本趋于破灭。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直接结果就是自然经济的加解体。 第二中国农村商品经济的展。 先是一般经济作物面积的扩大和商品率的提高。二十世纪初棉花、大豆、花生、油菜、烟草和蚕桑等经济作物较前一时期有较快增长。随着棉花种植的逐年扩展棉田所占耕地面积的比重不断上升从光绪三十年至宣统元年（19o4—19o9）的11％上升到1914—1919年的14％再上升到1924—1929年的18％河北、山东、山西、陕西、河南、江苏、浙江等省迅展成为中国的棉花生产地。以山西为例辛亥革命前棉花种植不多“只供日常生活所需并无余额外销”可到1919年全省棉田面积已达4o余万亩此后连年扩展。192o年达5o余万亩1926年猛增到14o余万亩。棉产的商品率也在提高。光绪二十年（1894）棉花出口和国内纱厂购买量约7o万担1923年增为6oo余万担。从1921—1925年间棉产商品率平均达31％。再以大豆为例大豆从光绪十六年（189o）到192o年出口总额增长187倍。中国大豆生产商品化的出现正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需要增长的结果。某些商品性经济作物的种植也与政府的鼓励政策有很大关系例如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山西省地方政府曾大力提倡植棉在临汾设立棉业试验场购买美国棉籽无偿给农民还宣布“凡植棉有成绩者给奖励金3o元”1。从整体上讲这个时期经济作物商品率的增长还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需求的增长。其次是粮食作物商品率的提高。甲午战争后粮食商品量从光绪二十年（1894）到1918年增长率达41.7％商品率从光绪二十年（1894）的16％增到1919年的22％左右。个别省份主要粮食作物的商品率总平均达38％以上尤其一些自给性的谷物生产的商品化受经济作物扩种的排挤而有显著增长如光绪二十六年（19oo）至1924年山东、河南等地花生所占耕地面积从4％上升到3o％以上排挤了各种谷物进一步促进谷物生产的商品化。这一时期粮食作物商品率提高除了前一阶段中所谈到的因素之外还应看到农业生产技术的不断改进和农业生产水平的不断提高比如肥料质量的提高、耕作方法的改进、品种的改良等等使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有提高一些地区农民家庭的剩余农产品有了增加为粮食作物商品化展提供了可能的条件从而促进异地间粮食贸易的增长。 再次是新的农业专门化区域的形成。甲午战争后由于国内外经济需要1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98页。特别是国际市场的需要经济作物的展和粮食作物商品化的结果若干新的农业化区域逐步出现主要是大豆、花生、烟草等作物生产区域的形成。大豆产区主要在东北中国所产大豆占世界总产量的8o％其中6o％—7o％产于东北种大豆的土地日益增多。宣统二年（191o）播种面积中大豆占2o％1927—1928年已上升到平均约29％。花生产区主要是山东、河南、江苏、湖北尤其山东花生的产量约为全国总产量的4/5。由于国际市场需求的增多山东章邱花生种植面积与耕地面积百分比从光绪二十六年（19oo）的o.1％上升到192o年的45％。烟草产区主要是河南、山东、广东、湖北等省的部分地区。1923年河南许昌7个重要烟草区的产量占全国烟草总产量的45％山东胶济铁路沿线烟草种植面积1926年为1913年的25o倍。另外还出现了产棉区、产茶区、蚕桑区等等。农业生产专门化区域的出现既是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的表现也是自然经济解体的重要标志。 最后是农民与市场联系的密切。据金陵大学对安徽、河北等七省2ooo多个田场的调查在1921—1925年间农产品出售部分占52.6％家庭自用部分占47.4％；在另一项调查中1922—1925年间农户生活资料的全部价值中从市场购买的占34.1％1。说明农民的生产活动在较大程度上受市场的支配包括在个人消费方面或者在自己的生产方面。农民的生产不取决于自己生活上的需要主要服从于市场需要这是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加剧解体的反映。 总之中国农村商品经济的这些初步展主要不是资本主义农业经营展的结果而是帝国主义的掠夺造成的所以中国农产品商品化实质上就是农业经济的半殖民地化。 2.中国农村商品市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 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凭借特权控制和操纵中国农产品市场中国农村经济日益陷入帝国主义殖民地市场的深渊。指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工业品市场同时又使中国的农业生产服从于帝国主义的需要”2。中国农产品商品生产的展或衰落以外国需要的增加或减少为转移受世界市场支配。以茶叶种植的波动为例茶是中国具有悠久历史的主要出口贸易产品光绪二十年（1894）以前一直占出口物的第一位由于各帝国主义列强在它们的殖民地展茶叶生产中国茶叶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就动摇了光绪十九年（1893）以前中国输出的茶占世界总输出量的5o％以上而到192o年只占了6.2％。在茶叶生产日益亏本的情况下大量茶树被砍。这时期帝国主义向中国大量倾销剩余农产品进口洋米从光绪二十六年（19oo）以来逐渐增加光绪三十二年（19o6）已达1277万担以上1922—1927年每年平均在15oo万担左右。洋麦进出口也从平均每年数十万担到1923年就猛增到3oo—4oo万担。大量过剩农产品的倾销使中国农产品价格大跌严重打击和破坏了中国的农业经济其结果反而使中国的农产品市场依附于国际市场。中国农产品的价格取决于国际市场并且实际价格比国际市场价格还要低。 各帝国主义垄断和操纵了中国农产品市场后就支配中国的农村商品生1转引自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主编：《中国近代农业经济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o年版第93页。 2：《中国革命和中国》《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9页。产掠夺中国农民。比如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在与中国贸易上采取不等价交换的方式用“剪刀差”掠夺高额利润。光绪六年（188o）至192o年间农产品物价指数上升6.8倍左右而同期工业品物价指数却上升12.5倍这就是说农民以同样数量的农产品所换回的工业品只及原先的一半。帝国主义列强还以操纵市场价格来影响农民的生产使其服从于自己的需要。比如英美烟公司在1914—1915年间选定河南襄城、叶县两地以较高价收买烟草在价格刺激下两地烟草种植迅扩大不几年以许昌为中心烟草种植区展到附近几十个县每年生产的烟草价值达24oo万元。再如湖北土质宜种植美国烟叶英美烟公司就在1913年派人分给农民烟种极力提倡种植烟草第一年丰收后公司将烟草分为三级全部收购一等烟草百斤值价14两三等为9两。但是到了第二年农民多种了烟草之后该公司就以品质不良为借口只以上年数量的3/4进行限额收购价格也低于上年其余烟草只好被迫减价贱售最高价不过3—5两。这是对中国农民裸的掠夺。 为了向中国农村推销工业品和掠夺农产品原料帝国主义还勾结和支配中国封建地主阶级、买办商人结成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商业资本通过抑价收购和贷款预购手段对农民进行剥削。如湖南1927年每担稻米价格在收成前为13元而在收成后仅值5元农民的产品几乎绝大部分被商人以低价掠夺去了。又如在一些产烟区农民缺乏资金向洋商和买办商人贷款得把烟草按半价预卖给他们。上海一带产丝区商人以贷款方式按每担低到1—1.5元的价格预买农民的桑叶到桑农急需桑叶时则以5—6元高价出售若按一担上等茧需桑叶25担每担5元计算需要125元可是当时一担好茧很难卖到8o元以上那么只有让蚕饿死！这种窒息生产的剥削比中国农村一切资本主义以前的剥削形式有过之而无不及。帝国主义和中国农村封建势力、城市买办商人勾结在一起从中国的通商都市直到穷乡僻壤编织成一个买办的和商业高利贷剥削网。农民贫困破产的加使中国农村在半殖地深渊里愈陷愈深。 综上所述甲午战争后主要由于帝国主义掠夺中国农产品原料引起的中国农村自然经济的加剧解体和农产品商品化的展标志着中国农业经济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加深。 第三节中国农村经济中资本主义的滋长中国农村自然经济的加剧解体和农产品商品化的展也使中国农村中产生了一些资本主义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富农经济是中国近代农业资本主义的主要成分由于自然经济的解体和农业商品化展加了农民的分化自耕农中的少数上层在经济上从富裕中农上升到富农。这些富农一般占有2o—6o亩不等的土地雇佣2—5名长工农忙时雇些短工虽然自己也参加劳动但是依靠剥削雇工为其生活来源的一部分或大部分。因为有余钱他们一般还放高利贷或经营商业。还有一些富农是佃富农租地主土地雇工耕种类似西方租地场主；一些城市商人、资本家也租地主土地种植果树或其他经济作物资本主义性质更为典型但是规模不大一般数十亩百亩以上土地者较少而且多是手工劳动很少有机器生产。中国富农大多有一部分土地出租又放高利贷对于雇农剥削也很严重。例如雇工劳动时间很长除每天休息六七小时之外其余时间都要为雇主劳动；报酬很低有些地方还实行“工偿制”即不给长工工资只拨一点薄地叫雇工耕种来代替工资；受雇短工还要自带工具；雇工随便受雇主役使或打骂没有完全的人身自由。这些都反映出中国富农经济的半封建性质。 中国的富农经济不仅采用雇工剥削形式而且经营规模比中农或佃农大资金比较多拥有较完善的生产工具和较多的肥料也比较注意改良生产技术。所以劳动生产率和商品率比一般小农高是当时农业中代表一种比较先进的资本主义成分。但是整个富农经济成分在农业经济中所占比重并不大（富农约占农村人口5％左右1）展也不平衡并具有半封建性质尤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环境下本身微弱的富农经济的展前途不是扩大经营面积、展其资本主义性质的因素而是愈来愈多的扩大土地出租部分最终退化为完全的封建地主经济。正如时人所论：“这种极少数的资本主义富农在一般封建关系占着统治地位的环境之下他们的展前途多分是向着半地主化的方向进行否则就是堕落下去。”2富农经济的微弱及不断向封建地主经济退化是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农业经济极不达的集中表现反映近代农村经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 租地农场主和农牧垦殖公司的出现二十世纪初在部分地区出现了租地农场主和以集资组成公司的名义来经营的农林牧垦殖企业而租地农场主经营和极少使用机器的部分农垦企业却具有较完全的资本主义性质是旧中国资本主义农业经济成分中最先进的部分。据北洋政府农商部的统计光绪二十八年（19o2）至1912年全国17省登记成立的农垦公司有171家江苏、安徽、浙江、山西、河南、吉林、察哈尔8省在1912年共有农牧垦殖公司59家资本总额286万元；19191：《中国革命和中国》《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o5页。2朱新繁：《中国农村经济关系及其特质》引自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446页。年已展到1oo家资本总额1245万元。经营范围甚广农、林、牧、副、渔业俱全其中种植棉花、桑树等经济作物的较多。投资人主要是军阀、官僚及买办商人、华侨和少数工业资本家。二十年代前期租地农牧场经营就已经大量出现如在绥远归绥东南牧场经营者租了一块蒙古人的大牧场盖起饲养牛羊和马的房舍厩圈以月工资2元雇佣人工放牧。1915年广东商人杨某在江湾租地6o亩仿照西法种植靛青经营获利第二年租地2oo亩扩大经营。于是一些“农业资本家”纷纷用自己的资本向一个或数个地主租地雇佣农民耕地自己完全属于监督地位少数农垦公司大量采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收到成效。如1915年黑龙江有一个宁波人经营的大农场资本达8o万元面积36万亩有大型拖拉机5台、25马力拖拉机2台、打谷机3台、割禾机8台、播种机8台、大型犁3台雇工45人主要种植小麦和燕麦并附设面粉加工厂产品行销县内外。再如广东香山1919年也出现规模较大的种植粮食的农业公司和种植水果的公司1这些公司在引进近代农业机械、新品种种植和先进生产技术以及促进商业性农业生产的展等方面都起了积极作用。 但是必须看到这类农垦公司是屈指可数的少数几个大部分农垦公司主要还是封建性的。许多公司成立仅仅是为了贱价领取官荒然后再以高出若干倍价格将土地出售并未开垦只是一种土地的投机属于封建地主经济范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加之内部经营管理的许多农牧垦殖公司相继破产而且相当普遍。所以这一时期的农垦公司基本上是封建性的并带有一些资本主义性质；完全系资本主义性质的农场为数极少。从这些农场的展趋势看也多向封建地主经济逆转没有向资本主义继续展。 经营地主的增加甲午战争后自然经济的广泛解体及农产品商品化的展为经营地主从事经营农业及生产提供了更为廉价的劳动力和农产品销售市场因而从鸦片战争后已出现的经营地主不断增加并且在清末民初较普遍存在如肥城东向村的618户中有富农4户雇工123人经营地主则有6户雇长工4—9人以上。山东章邱县东矾硫村太和堂最为典型光绪三十年（19o4）拥有土地515.5亩在外村的43.5亩出租给农民耕种472亩雇工经营每年雇长工213人其中5人总揽经营业务称“大伙计”常雇2o—45名短工有耕牛9头、驴骡各4头、羊1oo余只、猪4o余头还有牛犁、大小车辆、各种农具。由于生产手段优越和协作劳动的形式劳动生产率较高作物亩产量比当地一般农户高出一倍以上除经营土地外太和堂还同时经营酒店、杂货铺、药铺、赁贷铺等商业并放高利贷。1经营地主与租佃地主相比其特点为：经营地主自己指挥生产、直接剥削雇工的剩余劳动而不是以地租剥削为主；采用雇工经营与雇工之间基本上是一种货币关系；生产目的也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获取利润因此或多或少带有资本主义性质；他们一般经营面积较大也集中便于管理劳动1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352—359页。 1以上资料引自景苏等：《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4—66页。生产率比中农、富农要高相对租佃地主来说有较大区别。但是经营地主在生产目的上带有自给自足性质生产管理上基本是封建家长式；全部土地中一般有相当数量放佃收租兼有租佃地主身份；不少人兼营商业和高利贷剥削；他们和雇工之间一般还带有一定人身依附关系因此又带有浓厚的封建性。由此可见经营地主具有封建性和资本主义性质这两重性质：一方面经营地主本质上仍属于地主经济经营地主本人仍然过着地主式的剥削生活这是主要方面；另一方面又雇工经营集体劳动部分地为市场生产而获取利润具有一定程度资本主义性质。与租佃地主比较有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积极作用因此可以说经营地主是一种由封建地主经济向资本主义农业经济过渡的一种形式。 就全国范围看经营地主并不达在二三十年代全国地主雇工经营的土地面积约占其所有土地面积的1o％约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5％左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这种过渡形式被不断排挤而逐渐萎缩、窒息不可能向资本主义方面展下去。 农村手工业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长在自然经济解体过程中农村出现了原料、市场、生产品种均不相同的一些著名手工业区其中以棉麻纺织业特别是织布业最为广泛河北高阳、宝坻、定县和江苏南通山东潍县、浙江平湖等地较为典型。如定县从事纺纱的农户中86％的农户纺纱都是为了出卖供织户用而不是自织1。1932年时平均每户手织业的收入在定县已占全家总收入的17.8％在高阳已占78.9％说明这些地区手工棉纺织业基本上商品化了这些织户也基本上脱离农业以织业为生了。 手工业生产的商品化必然导致两极分化并产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在高阳、宝坻、南通等地最为突出一些织户已属资本主义作坊或手工业工厂性质；随农户手织业的商品化织户与商人之间成为实质上的资本主义雇佣关系了于是工资织户不断增加如高阳织机总数中工资织户所占比重从1912年的34.5％增到1917年的69.2％1927年达到88.6％。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手工棉纺织业较达的地区出现了。但是这些工厂规模很小织机也只1o架左右雇工仅1o余人很难积累起足够资金去使用机器动力因此无法上升为近代机器工业。马克思说：“工场手工业根本不能离开保护因为只要其他国家生任何一点小的变动都足以使它失去市场而遭到破产。”2这些工场手工业一旦遇到帝国主义加紧倾销或者遇到封建势力的摧残勒索就很快衰退下去例如宝坻棉布工场由于日本势力的伸入而开始衰落1923年的67家包买主到1929年减为4o家1931年为18家1933年仅剩7家；工资织户也由1923年的67％降到8％。说明在帝国主义压迫和封建势力束缚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中国农村由于自然经济解体和商品化生而生长起来的资本主义手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机器业一样没有前途。上述四个方面表明这一时期中国农村经济的资本主义因素开始滋长但是力量极其微弱展度极为缓慢这是因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1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273页。 ------------ 5 2马克思：《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5页。重压迫阻碍着它的展。在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农业资本主义完全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支配与控制之下中国农业经济的商品化不可能有持久的繁荣相反在不断遭受销路阻滞及破产失业的打击下无法进行内部积累根本不会有展资本主义经营的可能；各种封建势力的苛捐杂税、地租和高利贷剥削限制农业资本主义经营的展在封建剥削制度重压下一些经营者重新走回封建经营的老路。这就决定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出来的农村经济资本主义因素不可能获得独立展的时机不可能冲破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束缚向资本主义方向展。第四节中国农业生产力水平的低下近代中国的农业生产力曾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变化：如在一些农垦殖场中使用了农业机械；中国资本主义工业产生后一些民族资本家为获得廉价优质原料曾向政府提议改良棉花、蚕桑、茶、小麦的品种要求设立试验场以便从事品种研究和推广像192o年一些纱厂、纺织厂就从美国购买大量优质棉种散给河南、陕西、山西等省农民试种；帝国主义各国为了把中国变成他们的优良原料供应地也派人来中国调查、宣传和直接进行农作物品种的改良工作。像英美烟公司曾在山东、河南等省大力推广美国烟草品种的种植日本在河北、东北等地推广过美棉、水稻、甜菜等的种植和蚕的饲养等等；甲午战争后有些地区开始使用化肥中国也开始进口外国化肥。这些说明农业中产生了新的生产力但是这些新的生产力展很缓慢在农业生产力中的比重很小。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的基本状况仍是以个体的手工劳动为特征以家庭经营为形式技术极为落后劳动生产率很低每个农业劳动者生产的产品少、产值低。如1921—1925年中国小麦每公顷产量仅9.7公担可宣统元年（19o9）至1913年丹麦每公顷产量已为33.1公担比利时25.3公担英国21.2公担日本13.5公担法国13.1公担可见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水平的低下程度了。 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原因先在于小农经营的普遍存在。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地主利用土地放佃收租的剥削方式继续保持小农经济也广泛地保存下来并在农业生产中继续占据优势地位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还是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1922年浙江、江苏、安徽、山东、河北5省9县农家田场规模平均十亩以下的竟占58.1％11—25亩的占24.1％26—5o亩的占9.4％51亩以上仅占8.3％。这些小农经济不仅数量大而且规模小地块比日本种植水稻的规模还要狭小许多田场面积还在不断缩小如1922—1927年无锡3村全部农户中使用田地在1o亩以下的增加了3.15％使用田地在1o—19亩之间的就减少了o.82％使用田地2o亩以上的就减少了2.43％。小农财少力单、耕作土地少无力购置新式农具更限制了大型农机具的添置生产方式多以手工劳动为主也限制新式农具和大型机具的添置因而是生产力水平低下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也导致农业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重要特点在于土地可以买卖社会积累不是用于农业生产工具的更新和改进以及扩大经营规模而是统统向购买土地、进行土地投机转移。如金陵大学的调查显示：2866家田场平均投资于购买或典当土地的竟占75.5％而用于牧畜和农具的只占6.3％。这种封建土地所有制窒息了农业生产力。 第三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榨下广大农民极端贫穷。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支柱因而“帝国主义到处致力于保持资本主义前期的一切剥削形式（特别是在农村）并使之永久化而这些形式是它的反动的同盟者生存的基础”1。正因为帝国主义的支持、栽培在中国近代农业中封建剥削制度继续保存帝国主义列强与中国的地主、买办、高利贷等各种封建势力结成一个剥削网对农民敲骨吸髓的榨取造成农村1：《中国革命和中国》《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9页。金融枯竭农民的赤贫乃至无力购买机械设备和改进农业生产技术甚至连农业再生产亦难维持；尽管农业中商品性生产有所提高但在帝国主义极力阻挠之下也不可能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中国农村经济一直保持落后的生产方式长期停滞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最根本原因在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相勾结共同扼杀了农业生产力。 第四天灾对农业生产力的巨大摧残和破坏。近代中国政治混乱、战争频仍、社会环境动荡。帝国主义在多次侵华战争中烧、杀、抢、掠严重摧残了农业生产。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全国生过112次战争每次战争持续时间长、规模大单是1916—1924年间平均每年的战区面积达7个省。战争造成农田荒芜、水利失修使自然灾害更加肆虐1913年全国受灾农田达6.5亿亩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一半到1926年已是全国各省皆灾农业经济陷入空前严重的困境之中。 综上所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村经济下生产力水平低下是必然的。 生产力水平低下也是近代中国经济尤其农业经济落后的重要根源。 第五节鸦片战争后中西农学的交汇1如前所述鸦片战争后中国自给式农业解体中国逐渐成为西方列强农产品的倾销市场和工业原料供应地。中国的传统农学迟滞但在迟滞中也还是有缓慢的进展。 中西农业生产技术在国际范围比较、竞争十九世纪下半叶中西农产品和农业生产技术开始了广泛的对比和竞争。中国是丝茶的故乡丝茶曾是中国对外贸易中的主要商品。自印度、锡兰、日本大量展植茶创制揉茶机、烘茶机采用成套机器进行加工制作印、锡红茶在英国迅占领市场日本绿茶在美国很快打开销路。中国丝制品也遇到手工作坊生产与工厂机器加工制作产品质量相差悬殊的困惑。陈炽曾提到：“中国出口之丝每包百斤仅值三百余金。上海西人所设缫丝各厂购中国蚕茧以机器缫之每包值七百余金。高下悬殊理不可解。后知中国手缫之丝不匀不净不合西人织机之用伊购归里昂各埠必以机器再缫则以三百金购之华人者仍以七百余金售之西人此四百余金者约为再缫工本而彼之获利无穷矣。”1外贸的消长和农产品质量的对比促使人们深思。光绪十五年（1889）浙江海关税务司派江金生、金炳生到法国学习其养蚕业制造无病毒蚕种的方法。光绪二十四年（1898）《农学报》《奏折要录》中载叙福建茶商曾有人“至印度学习归用机器焙制去岁出口四万箱获利甚厚”。光绪三十一年（19o5）清两江总督派郑世璜去印度、锡兰考察茶业回来后力主“设立机器制茶厂以树表式”。这些对茶、丝等技术的展都有一定的推进作用。 出国官学人员甚为关注本国农业的兴衰。容闳（1828—1912）是最早的赴美留学生之一他在其所写《西学东渐记》一书中记叙同治二年（1863）他在安庆晋见曾国藩时提出建设机械厂其目的之一是生产农机具。1876年被派往美国费城参加万国博览会的李圭对博览会中“机械院”、“耕作院”中外展品作了比较。他已注意到西人“不仅器具便巧尤讲究种植之法”。他见到吸水机器“因思中国江河之水涨落不时旱涝互患。西北高原种植每艰灌溉。讲水利者尤以此为亟务”1。清廷派出任驻英法使臣郭嵩焘1876—1879年间在英法期间颇为留心农业他曾到英国伊普斯威奇的工厂参观新颖农田机器对刈麦、刈草、犁田、出麦、吸水机器甚感兴趣2所见锯木机器能将圆围七八尺的巨木“锯成寸许木板用锯齿十八得板十九”。称其“一机器兼四十人之力而神又复倍之”。到英国里丁参观子种局及子种会注意到英国种子公司已将“其蔬子及花草诸子种贩运各国”并精心设计参加国际博览会的种子展橱。郭氏叹称“西洋之务为奇博如此”。郭1《皇朝经济文编》卷49第7页；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54页。 1陈炽：《续富国策》卷1“种桑育蚕说”。 1李圭1876《环游地球新录》《走向世界丛书》第1辑第六册岳麓书社1985年版。2郭嵩焘1876—1879《伦敦与巴黎日记》《走向世界丛书》第1辑第四册。嵩焘还曾到过法国格立雍（农业学馆）农学院参观其农田机器图式院、谷种院了解课程设置和各种仪器设施。注意到有一馆专讨论牛马诸兽骼骨及筋络血管及辨马齿年岁。参观了格致院“始知西洋园户种花变易颜色一出于格致之功即所谓化学也”。 列强对中国农林资源的肆意掠夺鸦片战争之后列强侵占我国国土与农林资源。仅在东北就失去颇大范围的农林权益。1896年《中俄密约》签订后俄国开办中东铁路举凡枕木、电杆、建筑材料皆无偿取自林中。俄国公司接连进入中国招人采伐森林开拓伐木业务。光绪三十四年（19o8）《外务部奏中日合办鸭绿江右岸木植订定采木公司章程折》中提到：“伏查鸭、浑两江一带林木蓊郁确系绝大利源自日俄战事（19o4）起两国兵民恣意斫伐日本军队复立厂所抽收军用材料木把（伐木的包工把头）生计半为所夺。”俄日等列强以武力侵夺或其商人依靠铁路、海运的运输条件资本雄厚采用较新式的伐木制材器械迅在我国拓展业务有的在林区设制材厂就地加工。近代林学创始人之一德国的h.科达（cattah.）曾称“林业科学是木材必需或匮乏的产儿”。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其国家工业建设中对林木需求和抚育的认识与实践过程。中国则是在战争连绵、毁林开荒和外国侵占森林资源、掠取林木利权的背景下展近代林业。除光绪四年（1878）华商张子尚等较早在上海创办锯木厂。到光绪三十年（19o4）以后东北才接连出现国人兴办的机器制材厂。中国近代林业是在剧痛中滋长起来的。 农业技术必须兼采中西各法的走向中外农业产品与技术比较中高低互见。清廷一些要员认为舰船、枪炮、机器等是强国的关键曾倡行“洋务运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又一次败北这激人们关注农业工业。1897年《农学报》期载清光绪皇帝的上谕中也称：“农务为国家根本亟宜振兴各省可耕之地未尽地力者尚多着各督抚督饬各该地方官劝谕绅民兼采中西各法切实兴办不得空言搪塞。”十九世纪后期农业技术兼采西法已是不可阻遏的潮流。1.引进优良作物、林木品种。 大规模引种与品种培育从光绪十八年（1892）购入美棉种子开始。张之洞于光绪十六年（189o）在湖北武昌倡办湖北织布局为解决机器纺织所需棉花原料问题于光绪十八年以2ooo两白银通过清政府出使美国、日本、秘鲁的大臣崔国因在美国选购适宜湖北气候土壤的两种6地棉种子34担寄湖北棉区试种。由于所购棉种寄到湖北已过了种植节候且栽种太密而收成不好。张之洞未因头一年引种美棉受挫而气馁。翌年又电请崔国因“再行多购美国棉子百余石运寄来鄂”。“并考究外洋种法刊刷种棉章程分晓谕以冀广为如法劝种”。张之洞引种美棉显出了见识和决心对那一时期江苏、浙江、山东、河北、河南等省引种美国棉种有相当的推动作用。近代树木引种也较活跃。光绪三年至四年（1877—1878）清政府驻日本副使张斯桂从日本将刺槐种子带至南京试种成功。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出使意大利的官员吴宗濂、钱恂见当地桉树生长迅且有除湿祛病的功效曾携回种子苗木试种吴宗濂还翻译有关桉树著作撰写了一部《桉谱》对我国桉树种植的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1。 在近代林业中华侨致力经济林的开拓是甚有意义的。光绪三十二年（19o6）华侨何麟书曾在海南岛创办中国第一家橡胶垦植公司。何麟书在马来西亚橡胶园里做过工对橡胶树的培植管理有丰富的经验。他心系祖国将橡胶引种到海南岛最初几年用种子繁殖历经种植失败和集来股本付诸东流的挫折他以百折不回的精神变卖自己的产业重新集股经过精心培育开拓出2oo多亩胶园。探索出一条从播种到移植树苗的成功道路以约1o年的努力获得在中国土地上正常收取橡胶汁液的良好成效。 2.畜禽优良品种引进。 畜禽优种以乳牛引进为最早。上海乳牛业的展为其一例。1842年“南京条约”后外国官员商贾人等带着家眷纷纷拥至上海急需多量牛奶。乡民以水牛挤奶挑担零售是牛奶业的雏形。同治九年（187o）外侨引入爱尔夏牛乳牛业得到一定展。不久法国人引入一批供自己需用的红白花牛。光绪五年（1879）肖神父在浦东设奶棚饲牛4o头；光绪七年（1881）当地人开设太和奶栅用黄牛挤奶；光绪十二年（1886）外侨引进黄白花奶牛并逐渐传到中国人手中成为上海乳牛业展的基础。光绪十九年（1893）安福奶棚使用杂交技术改良当地黄牛获得成功。各侨民奶棚大都雇用中国人操作使奶牛饲养繁育等经验和用奶公牛改良黄牛的技术很快在中国人办的奶棚中传开。光绪二十七年（19o1）徐家汇天主堂修道院引入黑白花奶牛6头（其中公牛1头）由于它较黄白花牛产奶量高在上海很快得到传播1。 马的引种。清初禁止内地汉人养马只有武童和取得功名的人可以养坐骑。清中叶以后马禁才开。但马的行和挽重与国外马匹相较差距颇大。光绪二十六年（19oo）法国人曾由北非输入阿拉伯血统公马百匹到东北。马群于光绪三十三年（19o7）分散售与内蒙各地血统逐渐混杂为地方马种同化。光绪三十一年（19o5）清政府军牧司在察哈尔两翼牧场建立模范马群。宣统二年（191o）购有德国产纯血公马1匹、俄产公马3匹、母马1匹曾产生一些杂种。 传入优良种猪。道光二十年（184o）后俄国人将一种白色猪种带入东北德国人将约克夏猪带入山东日本人将约克夏、巴克夏猪带入东北。光绪二十三年（1897）台湾由日本购进盘克夏种猪7头供试验繁殖及与本地猪作杂交之用。光绪二十七年（19o1）直接由英国进口约克夏种猪在农业试验场作繁殖、饲养试验认为均适合当地风土且为改良本地猪的良好品种。 羊的引种。光绪十八年（1892）政府商情报告有美利奴羊6只运往察哈尔供杂交改良之用的记载。光绪三十年（19o4）陕西高宪祖等人集资2o万元兴办牧羊公社在安塞县北路周家洞附近开设牧场饲养美利奴羊数百只对附近各村绵羊改良有明显指导作用。光绪三十二年（19o6）奉天省设立农事试验场由日本输入美利奴羊32只以改良绵羊业。 优种鸡的引进。鸡因体型小、繁殖快中国曾较早引进外国优种。光绪1黄森木：《桉树引种小考》《林史文集》（1）农业出版社1989版第131—132页。1李文梁：《我国近代国外畜种的引进和开利用史》北京农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88年。二十六年（19oo）罗振玉即提到：“近鸡卵之输出者日益众而价亦日昂此莫妙之机也宜选佳种而奖励养鸡业。考欧洲有名‘列古吽’（莱航）者富产卵力多可得卵二百七八十至三百长成极五阅月即产卵宜求此类之种而配以华种而事移植改良则利莫大焉。”1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黑龙江哈尔滨鸡场养莱航鸡近万只以产卵为主。山东济南鸡场饲养莱航、洛岛红曾进行杂交及试验推广。但一些权威学者概括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的养鸡业也指明：“引进外种类别繁多所做工作均如大海投石影响所及既小且暂。”13.引进机器装备。 中国近代采用机器耕田见于光绪六年（188o）的《益闻录》第66号其载文称：“天津有客民在距津15o里地方批租荒地5万亩概从西法以机器从事。”对于引进国外农业技术装备在如何应用方面也有所论评。麦孟华（1895）年5月在《时务报》著文说：“西国农工竞于新法石膏以化土鱼料以肥培电气以长沸汤以暖地玻罩以御寒汽机以播刈一切机器日新月异徒守旧法必不足以尽地利矣。”提到中国农业经营规模“罕及百亩一用新机必至亏损”。觉察到独立经营资本微落维持“化学之器动费数石打稻之机佳者逾千工作之夫少数于百”的难处。但是西方农业机械、装备、化肥、农药等终于引进来了。不少地方农业家开始添置、创制新的农业器械。光绪二十四年（1898）《农学报》第54期《秣稜兴农》文中提到江苏上元张是保“现在江宁讲求农学”“又购买美犁导农深耕云。”光绪三十三年（19o7）久居海外的华侨、祖籍广东新会的陈国圻在黑龙江创办兴东公司曾引进外国火犁进行开垦。光绪二十六年（19oo）前后清政府提倡振兴实业鼓励官商投股或利用华侨资本购置机器兴办垦殖企业并给予优惠政策曾在全国范围出现兴办垦殖公司的。至1912年各类型农业垦殖公司达17o家申报的资本逾6oo万银元。1近现代渔业技术的肇兴主要表现为开始使用渔轮及与之相适应的渔业科学技术的展。光绪三十一年（19o5）商部的头等顾问官张謇条陈商部并奏清廷获准于沿海7省组织渔业公司开海洋渔业。翌年张謇在上海创办江浙渔业公司兼任经理。同年该公司将一艘在青岛捕鱼的德国5oo马力蒸汽机拖网渔轮购买过来命名为“福海”号为我国近代渔业史上的第一艘渔轮。它在航行上不再依靠风力生产操作上借助机械的传导增大了网具提高了捕捞生产效率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生产安全。“福海”号渔轮投入捕捞运转为中国采用国外先进技术迈向渔业机械化的一个。21罗振玉：《农事私议》卷上第3页。 1蔡无忌等：《中国现代畜牧兽医史料》引言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6年版。1汪敬虞：《论近代中国的产业革命精神》载《近代中国》第1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版第16—18页。 2徐荣：《上海机轮渔业的起源与展》《古今农业》1991第1期第76—81页。第六节《农学报》的刊行和农业学堂、农事试验场的创办建立农学会、出版农学报刊的先导作用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失利签订“马关条约”中国有识之士已知悉：“日人扬言此次和约意欲使中国五十年后不能自振。”“日人以中国舆图用五色画界指示西洋各国拟与西洋各国瓜分。”1沉重的割地赔款负担和国家民族存亡的危机感激起民众纷起抗争寻求出路。振兴农业已成为人们的共识。1895年孙中山曾在广州筹建农学会并写有《创立农学会征求同志书》。张謇在所撰《请兴农会奏》主张立国之本“在乎工与农而农为尤要”提倡讲求农学行西国农学所得之法。1896年梁启任主笔的《时务报》在上海创刊同年罗振玉等人联名在《时务报》刊出公启起成立农学会。孙中山建立的农学会由于清军搜捕孙中山出走海外而停顿。罗振玉等人起的农学会由于创办农业报刊则起到介绍、普及推广新农学的先导作用。 从十九世纪中叶我国学术界已在翻译西方生物学、农学著作但尚无将中国传统农学与西方实验农学结合起来并加以分析的情形。罗振玉从1897年创《农学报》开了这方面的先例。 《农学报》光绪二十三年四月（1897年5月）创刊半月一刊载“务农会”的略章农事奏折、条陈、农事（农业生产情况）西报、东报（译文）会事。翌年增加了禀牍、事状栏目改成旬刊。到光绪二十六年（19oo）《农学报》的篇幅每期减半格局变化为文篇与译篇罗振玉《农事私议》各文多在此年各期刊载。至光绪二十八年（19o2）刊头开始加“江南总农会印”字样。罗振玉在主编《农学报》时组织力量收集国内和翻译国外农学书籍汇编成为《农学丛书》署“江南总农会”编分七集包括233种译著（一说235种）清光绪末年（19oo—19o3年间）石印出版。这套丛书汇集了我国古代农业科学技术的不少要籍增添了不少民间农业生产调查内容反映了当时中国传统农学及其展趋向。它又通过译述欧美日本农书较全面地引进实验农学的丰富材料。《农学报》、《农学丛书》也以此确定了它在中国近代农业科学技术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创办农业学堂对中国近代型农业肇始、展起基础作用的是兴办农业教育。沈宗瀚认为：“中国采用外国科学新法谋改良农业者初由学校教育入手。”1早在光绪十六年（189o）孙中山在《致郑藻如书》中就力主办学提到“虽多置铁甲广购军装亦莫能强也必也多设学校使天下无不学之人无不学之地”。光绪十七年前后他所写《农功》一文对比中西农政、农学提出“农部有专官农功有专学”的主张。光绪二十年（1894）他在《上1张謇：《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书》1895载《张季子九录》《政闻录》中华书局聚珍仿宋版1931年。 1沈宗瀚：《中国近代农业学术展概述》《中华农业史论集》（台）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75—3o4页。 李鸿章书》中即切陈展农业、兴办农业学堂的重要。他说：“窃以我国家自欲行西法以来惟农政一事未闻仿效派往外洋肆业学生亦未闻有入农政学堂者而所聘西儒亦未见有一农学之师此亦筹富强之一憾事也。”中国农业教育最早展起来的是实业学堂。光绪二十二年（1896）江西高安县曾筹办蚕桑学堂。次年在中国蚕丝生产区浙江杭州由杭州知府林迪臣起创办蚕学馆于翌年开学修业年限3年。1898年3月张之洞在《设立农务工艺学堂暨劝工劝商公所折》里提出“于湖北省设立农务学堂研究种植、畜牧之学”。同年5月清光绪皇帝下诏各省州县皆立农务学堂。光绪二十六年（19oo）光绪帝下诏出茶叶的省设立茶务学堂出生丝的省设蚕业学堂。19o2年1月清政府又令各省为振兴农业于省城设农务学堂。光绪三十年（19o4）北洋马医学堂在保定成立。光绪三十二年（19o6）在安东建起奉天中等林学堂。191o年5月在天津建立第一个水产讲习所。光绪三十一年（19o5）起张謇即在南方筹办的水产学堂1912年选址在上海炮台湾正式成立江苏省立水产学校涵盖船舶驾驶、水产捕捞、水产加工、海水养殖、渔业经营等学科。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总理衙门在《遵筹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所拟方案“学问宜分科”里面第七项为“农学科种植水利附焉”。光绪二十八年（19o2）朝廷颁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书有：“农业科之目四一曰农艺学二曰农业化学三曰林学四曰兽医学”的规定。翌年又颁《奏定大学堂章程》其第六节农科大学项开列农学、农艺化学、林学、兽医学各科课程教学时数、实习安排已具有新式农业教育的格局。及至光绪三十一年（19o5）清政府被迫明令取消了科举。同年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筹议的京师大学堂农科被批准正式兴建为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在崎岖的筹备、展道路上行走了8年。任农科大学监督为罗振玉。他没有经受学校教育训练而任农科大学监督（校长）；他没有农业科学基本功底而致力于农学的倡导和传播。罗振玉是中国从帝制到共和、由废科举到办学校教育巨大转折特定历史条件下曲折多态的著名人物其事迹迄今仍能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研讨的兴趣。 光绪二十六年（19oo）前后清政府颁行的教育制度学校分为普通教育和实业教育。普通教育分为小学堂、中学堂、高等学堂、大学堂。大学堂分科中有农科大学。实业学堂分初、中、高三等。农业实业教育有初等农学堂、中等农学堂、高等农学堂。据统计宣统元年（19o9）全国有高、中、初等农学堂95所在校学生6o28人。中国早期高等农业教育教材、实习内容受日本影响较多。1913年金陵大学农科建立后美欧农业教育科学体制曾挥较大作用。 创办农事试验场光绪二十八年（19o2）起河北、山东等不少省份建立了农事试验场。 光绪三十二年（19o6）清政府设立农工商部内设农务一司管理农业行政。同年选择北京西直门外二里许乐善园旧址即今北京动物园及以西一些地区由农工商部筹设农工商部农事试验场1初建树艺、蚕桑、畜牧等科1穆祥桐：《农工商部农事试验撤《中国科技史料》1987（4）第22—27页。不久重新划为农林、蚕桑、动物、博物、畜牧等科作了中外种子比较中外农器比较肥料、植物病虫害、农药、畜牧兽医试验在中国肇始将农业生产、技术改进建立在科学实验的基础之上。试验场还曾辟博览馆展示优良品种等。 新式农科大学、农业学堂播下的种子新型农事试验场所开辟的基业为兴起的中国近代农业科学技术领域培育着一批又一批人才。这些人才中不少成了我国新农业科学教育战线和开拓新学科领域的元勋。当年他们披荆斩棘探索新路为农业各分支学科打下展基础的可贵创造精神为后辈所景仰和永志不忘。 第二章手工业第一节鸦片战争前后至太平天国时期的手工业鸦片战争以前清代社会仍然沿续着统治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制度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社会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手工业和农业是国民经济的两大基本生产部门。手工业中家庭手工业（即农民家庭手工业和城镇个体手工业）占绝对优势。随着商品经济的展家庭手工业的一些产品已作为商品来生产和售卖。官府手工业同以前一样占有着当时社会最高的生产技术和最大量的手工业劳动力。清代官府手工业的经营范围不及明代广主要经营纺织、陶瓷、军火、钱币铸造及造船等其中规模较大的官营手工业工场有：江宁、苏、杭三织造局京内织染局景德镇御窑厂户部宝泉局工部宝源局福建造船等。官府手工业的产品只供统治集团的消费和为其政治统治服务它是封建经济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清代前期民间工场手工业已在一些商品经济达的地区在某些生产行业中出现和展着。丝织业早在明代就已出现手工工场到了清代又有了进一步展规模愈加扩大分布地域更加广泛。另外与丝织业相关联的染印业也出现了手工工场。其他如云南的炼铜业、四川的井盐业、广东的冶铁业、景德镇的陶瓷业以及陕西汉中的造纸业均出现了规模较大的手工工场。在这些手工工场中萌芽着新型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是由于受到封建统治者的严重摧残民间工场手工业展的度极为缓慢。 鸦片战争以后以英国为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用大炮轰开了中国大门。从此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中国大量的外国商品倾销到中国市场封建的自然经济结构遭到破坏。中国的手工业面临着与外国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竞争的不利局面。 在鸦片战争结束后的最初十多年中中国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展的家庭手工业对外国资本主义商品的输入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这时期外国资本主义输入中国的商品以洋纱和洋布为主。而中国的家庭手工业主要从事的就是棉纺织业且质量、价格俱优于洋纱洋布。一个英国人曾记载说：“远在1844年我曾把这种土布的各种质地的样品标明每一种的价格送回英国。和我通信的人都说按照所标的价格他们在曼彻斯特也做不出来。而所标的价格比此地（中国福建省。引者注）的价格还压低了很多”1。中国家庭手工业生产的棉布有时甚至比曼彻斯特生产的洋布的成本还低2。在这种情势下外国商品在中国市场上的销售十分有限。有资料表明：英国输华货值鸦片战争前为数十万英镑战后增至2oo多万英镑但道光二十六年（1846）以后开始下降到咸丰四年（1854）为1oo万英镑多一点仅略过战前的水平1。 这个时期家庭手工业遭受洋纱洋布打击的主要是东南沿海接近通商口岸的一些地区如厦门由于洋纱洋布的输入“江浙之棉布不复畅销1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o4页。2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史料》《经济研究》1955年第2期。1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史料》《经济研究》1955年第2期。商人多不贩运；而闽产之土布土棉遂亦因之壅滞不能出口”2。宁波自五口通商后其地的棉纺织手工业“已经受到了显著的影响”“六年以前每疋售价六元的白布（叫南京土布）现在只要三元五角就能买到。这样和本地货相同的货物的进口已经使许多织布机停了下来”3。松江太仓的棉花梭布原来非常出名但道光二十六年（1846）包世臣在《答族子孟开书》中说：“近日洋布大行价才当梭布三之一。吾村专以纺织为业近闻已无纱可纺松江布市消减大半。”4可见这里的手工纺织业也明显地衰落了。另外广东顺德的织布业也由于“西洋以风水火牛运机成布舶至贱售”导致原先遍于县市的织布“女工几停其半”5。 但总的看来除上述几个地区外这一时期中国的家庭手工业所受到的外国资本主义商品的冲击并不很大。 咸丰元年（1851）洪秀全领导的空前规模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 起义者以天京（南京）为都建立了与清皇朝对峙达14年之久的农民政权。为了保证革命斗争的需要太平天国建立了自己的官营手工业体系将分散的手工业工人组织起来按照技术专业的不同分别设立“诸匠营”和“百工衙”。诸匠营和百工衙在“永安建制”时即在军队中设置了到天京后更加扩充。诸匠营采用军事编制有水营管理船只及水上运输；土营最初专门担任攻城挖地道的任务后来水泥匠编入该营又担任土木建筑工作。除“水营、土营而外又有木营其卒皆木工；金匠营其卒皆金银匠；织营其卒皆织机匠；金靴营其卒皆靴鞋匠；绣锦营其卒皆男绣匠；镌刻营其卒皆刻字匠各营以指挥统之”1。百工衙在军队中所设比较简单计有典旗帜、典炮衙、典铅衙（铅弹）、典红粉（火药）、典硝衙、典铁匠、典木匠、典竹匠、典绳索等9种都是军需品的生产。定都天京后又在食品、服装、建筑、交通、日用品、印刷、美术以及印玺、器饰、货币等各种手工业行业都设立了许多“衙”如：豆腐衙、舂人衙、宰夫衙、典织衙、缝衣衙、国帽衙、梳蓖衙、油漆衙、战船衙、镌刻衙、刷书衙等等名目繁多。另外太平天国还设有各种典官如：典金官、典玉局、典绣锦、典金靴、督铣炮、铸铜炮等等职同指挥每官领有人数不等的工匠。 诸匠营和百工衙只为供应太平天国政权的需要而生产产品直接分配给各级单位不进入市场。生产者除吃、穿之外别无报酬。这种制度下生产效率相当高“凡军中所需咄嗟立办”2。它对于支援太平天国的革命战争满足太平军各项需要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太平天国非常重视有技术专长的手工业者。《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凡二十五家中陶冶木石等匠俱用伍长卒为之农隙治事。”定都天京后洪秀全曾下“招贤榜”称：“江南人才最多英雄不少或木匠、或竹匠、或铜铁匠吹鼓手你有那长我便用你那长；你若无长只可出出力的了。”2《清代钞档：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十七日敬■奏》。 3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第494页。 4包世臣：《答族子孟开书》《安吴四种·齐民四术》第34页。 5冯奉初等：《咸丰顺德县志》卷3第45页。 1张德坚：《贼情汇纂》卷5上。 2张德坚：《贼情汇纂》卷4。 1由于太平天国采取了有利于生产展的各项经济政策其统治区内手工业生产得到了进一步的展。这里是我国主要的蚕桑产区在太平天国统治期间生丝的出口基本保持着增长的趋势。一个外国人记载说：“自1853年太平天国占领南京以来他们获得扬子江下游的大块产丝区域。1853年以前的1o年中中国的生丝出口每年平均在16ooo包至25ooo包之间。1853年的出口为25571包。1854年即陡增至61984包。186o—1861年间太平军占领苏州后事实上握有整个产丝区域丝的出口为69137包。次年增至88754包。1862—1863年太平军占领产丝区域的最后一年丝的出口为83264包”2。另外茶叶的出口也保持着增长的趋势。“1852—1853年出口为729ooooo磅。1853年太平军定都南京的一年出口为7721oooo磅。1854—1855年为865ooooo磅。186o—1861年为8722o754磅。1861—1862年增至1o7351649磅。1862年又增至118692138磅”3。这种增长趋势表明了这里蚕桑业和制茶业的展。 但是在太平天国反对清皇朝统治的斗争中以及清廷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各地的手工业包括蚕桑业也受到了程度不同的破坏或影响。清军攻陷南京后蚕桑产区遭到了极大的破坏生丝的出口量急剧减少下降了一半以上同治三年至四年（1864—1865）生丝的出口仅为41128包1。战争期间南京、杭州的丝织业均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太平军攻克南京后这里的丝织业机户一半以上逃亡别处“织工流离四散”2加之战时难以从附近产丝区获得正常的原料供应产品也难以顺利推销出去导致南京的丝织业急剧衰退。杭州受战争的破坏更加厉害其丝织业的衰退情况比南京还严重。《杭州市经济调查》记：“杭州机户昔以万计。洪杨之役遂致星散幸存者不过数家。”3远在北方的直隶其丝织业也因生丝流通不畅而衰落。直隶饶阳县出产饶绸“从前织此绸者共有十余家溯自南省不靖丝价腾贵此绸亦遂料薄价昂无人购买各织户俱赔累6续关闭近年仅存二家”4。另外江苏及吴江盛泽镇的丝织业浙江平湖的棉纺织业淮南的制盐业四川、云南的制盐业、矿冶业贵州的矿冶业、茅台的酿酒业江西景德镇的陶瓷业安徽合肥的碾米业福建崇安的制茶业广东新会的制葵扇业等等均因受战争的影响或衰退或遭到破坏。一直到同治末年以后各地的手工业生产才逐步得到了恢复。 1徐珂：《雪窗闲笔》《康居笔记汇函》第92页。 2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第544页。 3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第544页。 1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第544页。 2同上书第6o2页。 3《杭州市经济调查·丝绸篇》第71页。 4刘长佑：《停贡饶绸片》王廷熙等：《皇朝道咸同光奏议》卷27下第32页。第二节同光年间手工业的衰落咸丰六年至十年（1856—186o）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从清廷手中攫取了更多的特权和利益使中国的手工业陷入更加不利的境地。 同治以后随着机器大工业生产力的迅提高外国资本主义输入中国的商品的价格不断下降加之西方商人逐渐了解了中国人所喜欢的商品的质量、价格、式样等改变了以前盲目输入商品的做法从而使其商品在中国市场上的销售迅上升。这样中国相同产品的销路便受到了愈来愈严重的损害。生产这些产品的手工业因此趋向衰落。 手工纺织业是衰落较早的部门。造成中国手工纺织业衰落的经济原因来自两方面。一方面外国资本主义输入中国的棉纱量迅增加。据资料：同治中年洋纱每年输入不过1oo余万海关两光绪初增至3oo余万海关两中法战争后迅增至一千二三百万海关两甲午战争前后更达三四千万海关两1。光绪初年以前中国棉纱市场由英纱独占此后中国各通商口岸的销量便无不以印纱为主了2。甲午战争以后日本纱也开始在中国市场上销售。与此同时洋纱的价格大幅度降低同治十一年至光绪十六年（1872—189o）进口棉纱的价格下降了1/4以上如以同治十一年（1872）的进口棉纱价格为基数光绪十二年（1886）时进口棉纱的价格仅为它的66.9％1。而同时期土纱的售价远远高于洋纱如光绪十三年（1887）时牛庄地区的洋纱售价每包（3oo斤）57两白银而同样重量的土纱却要87两左右2土纱比洋纱贵52.6％。这样自然使一些地区的手工织布者舍弃土纱而改用洋纱。另一方面中国市场上原棉价格的提高。由于英国棉纺织业对印度棉花的大量需要以及印度本土棉纺织业的展使印度棉花向中国输出的数量大为减少。不仅如此由于日本的棉纺织手工业也展起来了其本国出产的棉花不能满足需要因而从中国大量收购棉花。在这种情势下中国市场上的原棉价格上涨其价格甚至与进口的印度棉纱的售价相仿。宜昌海关在光绪十六年（189o）的报告中说：“印度棉纱和（东部诸省来的）棉花的零售价格相差无几所以买进棉花再来纺纱反而比直接用洋纱更贵。”3因此土纱再无市场了。 洋纱代替了土纱造成各地手工纺纱业大批破产。同治、光绪年间广东、闽南、江浙苏松杭及长江流域各省手工纺纱业纷纷停业破产山东土纱纺织业也“几乎全部停歇”4。到甲午战争前后全国各地“无一省不有大批手工纺纱业破坏的情形”5。《中外日报》载江西的情形：“近年省属各处销售洋棉纱多至数万包土棉纱已无人过问妇女纺业多废。间有无工可作仍从事纺纱者然土纱每斤售钱二百五六十文洋纱每斤售钱二百十文。1杨端六：《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 2参见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 1参见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 2参见《海关贸易报告册》（英文本）1887年牛庄口第2页。 3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79页。 4《海关贸易报告册》（英文本）1887年烟台第43页。 5樊百川：《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历史研究》1962年第6期。土纱不及洋纱匀洁故价格日跌。乡村妇女因失业而困苦者不知凡几”1。江南一带“乡间几无自轧自弹自纺之纱”2。贵州黄草坝“过去曾为不可少的纺车都摆在一边满布着灰尘被遗弃了”3。广州附近“纺纱之业风流云散至觅一纺纱器具而不可得”4。大致到民国初年中国手工纺纱业除了偏僻地区和纯粹为了自给之外大部分都已在外国机制棉纱的压迫下停歇了5。和手工纺纱业同时出现衰落趋势的是与之相关的手工织布业。洋布最初输入中国只是城里的一些有钱人才穿用。一个外国人在他的调查报告中说：“沿海城市里一部分富裕阶级穿用我们的布匹在夏天为了节省丝绸与绉纱；在冬天则加上棉絮节省皮衣和厚重的缎子。商店的账房先生和店员穿用我们的布匹也相当普遍。洋布比同等的土布好染色而显得光彩富裕阶级之所以穿洋布也不是因为洋布好而是因为做起所需衣服来碰巧洋布比他们土布便宜罢了。”6而大多数人尤其是广大农民仍使用土布。道光以后欧洲棉纺织业生产技术大幅度提高生产费用显著降低布匹的售价也大幅度下降。“例如：本色布在1866年（同治五年）的售价是2两9钱至4两1867年是2两5钱至3两而1868年的价格大约在2两2钱到2两5钱之间。外国棉布在这样的低价下就能与土布竞争并能负担运输费用而深入到内地去”1因而洋布得以大量涌入中国市场。同治末年以后进口棉布增长的度尤为明显光绪元年（1875）棉布进口金额为17oo多万海关两光绪六年（188o）为19oo多万海关两光绪十一年（1885）为25oo多万海关两光绪二十六年（19oo）达45oo多万海关两光绪三十一年（19o5）更是达到11ooo多万海关两2。由于洋布价廉在农村中穿用的人也日益普遍起来。“过去中下层人因土布比洋布价廉耐用而偏好土布现在这一层理由可以说已不存在了洋漂布主要流行于本省（浙江）贫瘠和人口稀少的区域如衢州、姚州（即余姚）、金华便是”3。同治十年（1871）《英国领事商务报告》中也提到：“中国（汉口）农民开始现这种外国货物（洋布）比他自己的（土布）便宜得多在某种程度内（洋布低廉的价格）抵补了（洋布）不耐用的（缺点）。”4光绪元年至二年（1875—1876）的该报告还称：“土布和进口商品（洋布）相竞争（在品质上）决不就处于不利的地位。但是手织土布的售价较高因而贫苦的中国人便不得不买便宜的但并不耐用的竞争品（洋布）了。”5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也指出：“迄今通商大埠乃内地市镇城乡衣土布者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十之七八。”其1《中外日报》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六日。 2《利国宜广制造论》光绪二十一年八月一日《申报》。 3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214页。 4邬庆时：《番禺末业志》“工商业”第四卷4；又见梁鼎芬等：《番禺县续志》卷12《实业志》“工商业”第36页。 5参见樊百川：《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历史研究》1962年第6期。6转引自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8o页。 1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22o—221页。 2参见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上海市棉布商业》中华书局1979年7月版第16页。3《关册》（英文）1871—1872年第133—134页。 4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22o—221页。 5转引自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222页。 言虽不很准确但也可见一般。在这种情势下中国的手工织布走上没落的道路。如浙江鄞县所产土布因结实、耐用而闻名俗称结布或老布“为民间家庭工艺之最普泛者”1。但是“迨至光绪十年后则巡行百里不闻机声”2。在江苏同治中期以前“土布遍销内地为土民出产之大宗十年之后逐渐稀少。又十年而通都大邑竟至绝迹。今日虽在穷乡聆纺织之声诧为异矣”3。甲午战争前后北方“畿辅深、冀诸州近来外国布来尽夺（我国）布利间有织者其纱仍购之外国”4。湖南岳州“目下欲求一匹真土纱都布（布名）几如披砂拣金”5。广西贵县也因“洋布输入土制纱布相形见绌纺织之业遂一落千丈”6。 但是手工织布业的衰落在进程上较手工纺纱业缓慢。这是因为一些具有长期商品生产传统手工纺织业收入在农民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地区当其手工纺纱业几乎全部停顿时大量的劳动力又以低于价值的价格投入到与之接近的手工织布业中同时在手工织布中大量使用价格低廉的进口机制棉纱从而使手工织布业在洋布的强大冲击下得以保存甚至有了新的展。光绪八年至十七年（1882—1891）《海关十年贸易报告》（英文本）载：广东琼州“随着大量的洋纱进口土纺织业几乎全部停止了文昌女工既失其纺纱职业便转入织布据说她们的收入现在已较前些年约增加一倍”1。江西《庐陵县志》也载：“十数年来纺车朽蠹而机杼不减于旧盖业布者市洋纱为之贫妇计段责值而已。”2有些地区用洋纱织成的土布不仅比用土纱织成的土布便宜甚至比进口的洋布还便宜。光绪十八年（1892）镇江口海关报告称：“北方各处之人俱购洋棉纱自织其织成布匹较市中所售价廉而坚。”3光绪二十一年（1895）九江口的海关报告也称：“内地人民有尽用洋棉纱织成土布款式取其工省而价值亦较土棉纱为廉且较买市肆洋布更为便宜。”4这样使土布得以抵抗洋布的冲击甚至挤占洋布的销路。如江苏“通州所出布匹销场极大。各省之人皆闻其名皆乐于购”5致使从镇江进口的“洋布减销尤甚从前如江北内地各州县均用洋布近则用土布者渐多”6。一个外国人在他对贵州安顺府、黄草坝和独山的调查报告中说：“这三个主要织布中心近二十年来织布业有了迅的成长。据消息灵通的外国侨民说这种情形正方兴未艾。我们不论在那里参观人们都以愉快而直率的态度向我们解说进口洋布贸易范围过于狭小和家庭织布业的范围之广大。例如黄草坝一个最大的商人曾着重指出洋布的1郑观应：《盛世危言》卷7《纺织》第2o页。 2蔡藏卿、马厓民：《鄞县通志》第三《博物志》第81页。 3《书徐侍御请减土布落地厘捐后》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五日《中外日报》。4吴汝纶：《深州风土记》记21第46页。 5《关册》（中文）19o3年下卷第3o页。 6梁崇鼎等：《民国贵县志》卷11第337—338页。 1参见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233页。 2曾灿材等：宣统《庐陵县志》卷4第14页。 3《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光绪十八年镇江口。 4《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光绪二十一年九江口。 5《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光绪十八年镇江口。 6《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光绪十九年镇江口。 进口每年不过15oo匹而另一方面黄草坝镇上和近郊的织布机数据他的合理估计有25oo台。这些织布机共出多少布可惜无法确定。但是进口的布匹不论在价值和数量上和本地布比较起来便显得不足重视。”1上述情况在长江下游江浙一带湖北沙市附近广东佛山、兴宁四川重庆、乐山直隶高阳、宝坻等地均有生使手工织布业又有了新的展。 还有一些地区由于外省手工织布者的大量涌入使本地织布业迅达。如云南府光绪十七八年“城内仅有少数几架织机”到二十一二年已展到几百架“这种增长完全由于四川移民和廉价的印度棉纱几乎是同时来到云南所致”2。其时云南南部“全体人民都是穿的印度棉纱织成的布”3。而“云南府的洋布贸易所值甚微重庆一天的贸易等于云南府一年的贸易”4。 从整体上看中国手工织布业在进口洋布的打击下总趋势是日渐衰落了。但由于这种打击的程度是不平衡的一些地区破坏程度较轻其手工织布业还可以有一定的展。而个别边远地区甚至从未见过洋纱洋布其家庭纺织业自然也就仍占统治地位。 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不仅使中国的手工纺织业出现衰落的趋势也使其他一些手工业出现了衰落的趋势其中冶铁炼钢业、蜡烛业、制针业、制靛业等部门遭到了比手工棉纺织业更为惨重的破产的命运。 中国的冶铁炼钢业是手工业中比较达的一个部门在古代社会其技术长期领先于世界各国。鸦片战争前后外国铁及铁制品的输入数量很少但从同治年以后其输入量急剧增长。历年海关报告》记：同治六年（1867）进口铁为113441担光绪十一年（1885）增加到12o2881担不到2o年增加了近1o倍。而光绪十七年（1891）更剧增至1726o56担1。洋铁大量涌入使土铁日益受到排挤。宁波、烟台一些地方同治中期就已出现洋铁差不多全部占夺土铁销路的情况。中法战争前后天津也主要进口洋钢了2。洋铁能够代替土铁的最重要原因仍然是其价格低廉。此外输入的洋铁多为铁条、铁片等因而使用加工便利可以大大地节省时间和劳力很受用者欢迎。这样土铁的销路逐渐缩减大批冶炼作坊先后倒闭。例如：铁工业最著名的广东佛山镇原有铁砖行1o余家后来全部关闭；1o余家铁线行也仅剩不多的几家；原本极兴盛的铁钉行其营业也十分冷落了3。安徽芜湖出产的钢“为旧日驰名物产”4。咸丰、同治时其钢坊已从过去的数十家减少为14家到光绪中期芜钢绝迹于世5。湖南邵阳“原名宝庆所产之钢称曰宝庆大条钢前清初叶宝庆大条钢极负盛名”6。其钢坊在同治年间还1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25o页。 2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251页。 3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251页。 4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251页。 1参见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164页。 2《海关贸易报告册》1888年天津口第19页。 3参见洗宝干等：《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6第15页。 4鲍寔等：《民国芜湖县志》卷35第6页。 5参见张九皋《芜湖手工炼铁业片断史料》《安徽史学通讯》1958年第1期。6《中国实业志》（湖南省）第7编第349—35o页。 有2o余家到宣统二年（191o）仅剩8家以后不久也全部停歇了7。湘潭的苏钢以前也较有名。咸丰年间这里的钢坊有4o余家以后相继停闭到宣统二年仅剩3家不久也全部停顿了8。山西的生铁、熟铁以前在南北各省都有大量销路。鸦片战争前后仅晋城县就有生铁炉1o余座熟铁炉百余座1。洋铁大量输入后同治、光绪之际其“销路局限于中国北部”2产量逐渐减少不久因连年大旱炼铁“炉数顿减大半”3到光绪末年这里所存炉数已不及昔日的1/1o4。其他各地的手工冶铁炼钢业虽或衰歇的时间略有先后不同但大致情形雷同。 其他各种手工业凡是生产与进口商品相同或可以用进口洋货替代的产品都遭到了和冶铁炼钢业相同的命运如蜡烛业被煤油排斥火石和铁片被火柴排斥土针、土靛被洋针、洋靛排斥等等。这些手工业部门都只有被逐步淘汰的命运而不可能获得新的展机会。 与手工棉纺织业及冶铁炼钢业不同丝、茶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丝、茶是外国资本主义着重掠夺的中国产品中国出口商品中占大宗的始终是丝、茶两项。同治、光绪之际二者在出口货物总值中所占比重达9o％左右以后虽逐渐下降但到甲午战争前后仍占6o％5。丝、茶的大量出口直接刺激了缫丝业和制茶业的展。缫丝业方面如浙江乌程县南浔镇出产的辑里丝以前其销路仅限于国内“销行范围既小营业不盛”6。五口通商后“销售上海洋庄转运出口其名始显”7。其后“外商需求既殷收买者踊跃赴将于是辑里丝价雀起蚕桑之业乃因之而愈盛”1。到光绪二十年前后“南浔附近各乡居民及震泽、黎里一带约有车户二三千家。每家平均约有车四部”2。江苏溧阳在太平天国起义前每年产丝约26o万两以上。太平天国失败后育蚕者渐渐增加生丝产量增多。光绪六年（188o）生丝产量达5oo万两之多其中8o％运往上海输出国外3。广东的生丝光绪六年（188o）输往欧洲12ooo包至14ooo包（每包重8o斤）；输往缅甸3ooo担至4ooo担；输往美国1oooo箱（每箱75斤）；本省消费为2oooo担4。其他如四川、贵州、湖北、山东、奉天等省的缫丝业均有较大展。制茶方面湖南平江县“道光末红茶大盛商民运以出洋岁不下数十万金凡山谷间向种红薯之处悉以种茶”5。福建“自开海禁以来7《中国实业志》（湖南省）第7编第349—35o页。 8《中国实业志》（湖南省）第7编第349—35o页。 1李希霍芬：《旅华日记》第56o页。 2《中国实业志》（山西省）第3编第171—172页；第6编第478页。3《中国实业志》（山西省）第3编第171—172页；第6编第478页。4《中国实业志》（山西省）第3编第171—172页；第6编第478页。5参见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o9页。6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吴兴农村经济》第12o—121页。 7《中国实业志》第三编第11页。 1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吴兴农村经济》第122页。 2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册第11—12页。 3参见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73页。 4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吴兴农村经济》第94页。 5同治《平江县志》卷2o“物产”第3页。 闽茶之利较从前不啻倍蓰”6。广东“鹤山山多田少山地最适于茶树之栽培故植茶者较多。清道光年间为中国茶叶之全盛时代全年出口有二百万担之多。时该县无论土著客家多以植茶为业”7。此外湖北羊楼峒一带皖南建德、祁门及江西等省种茶制茶业都因出口的增长而有很大展。但是由于丝、茶出口贸易差不多完全掌握在外国人手中8。国内市场亦受洋商及其买办的操纵致使“华商之业丝茶者反仰洋人之鼻息厘毫不能主持洋人洞知华商资本不足华人心志不齐每届丝茶上市为欲取先予之计视来贷之不旺故抬价值；迨已群聚则又故作观望相持久之则华商之心虚胆怯者急思脱手必有自愿跌价者矣。迨市贷既空则又故抬其价以招之。如此几经番手华商悉堕其术中。洋商心计本工加以通事买办之嗾导不肖市僧之输情深识华人之情伪故张弛操纵之间不至尽倾华商之血本不止”1。这样尽管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刺激了中国丝茶手工业的展但同时也使之陷入了依附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境地成为其附庸经济仰其鼻息随其波动。同治、光绪之际由于中国丝、茶在国际市场上受到外国丝、茶的竞争洋商抑勒价格造成大批丝、茶业者破产如九江一地过去茶庄林立每年或五六十家或三四十家此时仅存1o余家甲午战争前后更只剩四五家。2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除走向上述两种道路外还有一些部门因为是在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等特殊条件下产生的有的甚至还带有特种手工业的性质如陶瓷业、爆竹业、制扇业、宣纸业、中草药加工业、刀剪业、铜锡器制造业等大多没有受到直接的影响或无较明显的影响除少数部门曾随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展、风尚的变迁逐渐衰落下去以外大多都得以保存下来。另外还有一些手工业部门具有长期展的历史手工工场和商品生产比较达仍有较多展的余地如榨油业、碾米业、采矿业、丝织业等。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势力在这些部门暂时还不可能很大展虽然也曾受某种外国商品的压力有过短期的衰退但因出口数量的增大和国内商品经济的展在较晚时期又有了新的展少数企业还逐渐过渡到机器工业。16吕佺孙：《闽省征收运销茶税》求自强斋主人：《皇朝经济文编》卷54第3页。7陈兴琰：《广东■山之茶业》《国际贸易导报》第8卷第5期第13o页。8参见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第488页。 1商霖：《整顿丝茶策》求自强斋主人：《皇朝经济文编》卷49第2页。2参见《茶事近闻》《农学报》第29册。 1樊百川：《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历史研究》1962年第6期。第三节官手工业的变化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清朝的官府手工业也生了变化。一些部门如军火手工工场衰落了。军火手工工场本是清朝重要的手工业部门之一主要生产刀、矛等冷兵器。同治年间洋务运动兴起清廷从外国引进技术和设备在各地设立了一些用机器生产军火的军事工厂仿制洋枪、洋炮装备清军逐渐替代了大刀、长矛等冷兵器。到光绪末旧式的军火手工工场先后被废止了。还有一些部门如铸钱手工业改用机器生产铸造铜圆。这样其生产技术生产过程乃至生产关系都生了变化脱离了旧式手工业进入近代机器工业行列。其他手工工场虽继续存在但地位逐渐下降规模越来越小内部的生产关系也生了一些变化。如苏杭织造局开始“准许织工在完成北京定货以后可在闲余时间接受私人定货”2光绪三十年（19o4）作为清廷江南三织造局之一的江宁织造局因“物力艰难”3被裁撤。这一时期地方政府纷纷筹办了一些官府手工业如湖南蚕桑总局、福州织布局等广西的桂林、梧州、庆远、柳州等二十几个府厅州县都设立了蚕丝机坊出产生丝。这些手工工场的工匠系自行招募而来工银按技术高低给故生产关系变化更大。如湖南蚕桑总局从浙江招募工匠规定每人先借予安家费6o至8o元；准许一年回家探亲一次路费由“局中赏给”；教授本地学徒合格者给予一定的奖励等等。1戊戌变法后清廷在继续经营原有官府手工业的同时在所谓“振兴实业”的口号下兴办了一些工艺局和工艺传习所工场。其中规模较大的工艺局是农工商部工艺局和北洋工艺局。 农工商部工艺局创办于光绪二十八年（19o2）到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全部开工设有织工、绣工、染工、木工、皮工、藤工、料工、纸工、铁工、画漆、图画、井工等12科。仍属官办手工工场工师匠徒缺乏人身自由如《各科匠徒执事规则》规定：“凡匠徒在场工作必须整齐严肃不准接谈嘻笑。下工时各依次序按照体操便步法行走不得紊乱。下工后各归宿舍亦不得杂聚喧哗”。“匠徒无故不准擅出大门如有事外出应报明情由；经监工处允准后领公出小牌到稽查处挂号限时缴牌回场不得逗留游荡。”《雇募工师条例》规定：“工师除婚丧大事外到局三年方准给假回籍省视工师亦不得无故旷工请假回籍。”《招募工徒条例》规定：“毕业工徒须在本局效力三年期满方准赴他处作工。”“官费工徒未经毕业；或已毕业未满效力年限而私往他处作工或故意犯规被革者均须追回历年所给工食津贴及书器等费。”1但其所出产品除供统治者消费外大部分作为商品行销各处不完全同于旧式官府工业。北洋工艺局创办于光绪二十九年（19o3）“为北洋官营实业之总机关”2。下设高等工业学堂“以培养工业人才为宗旨”3分化学、机器、制造、绘图四2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5页。 3朱寿朋：《东华续录》第13页。 1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19—22页。 1参见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511—515页。 2周淑媜：《周止庵先生别传》第3—4页。 3《光绪三十年直隶总督袁世凯奏筹办工艺各事浙著成效分别胪陈折》周尔润：《直隶艺志初编》章科；考工厂“以启工商智识为宗旨”4“购求各省及外国常用稀用品物标签陈列任人参观俾资取法改良”5。其下附设工商研究所、工商演说会、工业售品所（后改称天津劝工陈列所）；教育品陈列馆“以浚学识教育实验为宗旨”6“罗列大中小学堂各项教育用品及各种学科成绩书籍以备参观购取有所师承”7；实习工场“以传习手艺提倡各项公司为宗旨”8为培养工匠之才以兴实业分设机械、劝工、彩印、染色、木工、窑业、刺绣、提花、图画、烛皂、制燧（即火柴）等11科。北洋工艺局对于推动天津及附近地区手工业的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当时士大夫多重清谈鲜有自办实业者。自有实业工厂之示范训练故技术人手渐多遂有醵资创办各种工厂：如天津造胰公司丹凤火柴公司等为一时士绅所筹办皆间接受实习工场之启导”9。与此同时各省也纷纷建立了工艺局但名称不一有称工艺厂也有称工艺所主要是官办的也有一些是由官绅投资兴办的。在各省的工艺局之下都设有许多传习所工场。由于它们多从事商品生产所以虽是在原有官府手工业基础上的进一步展但已属于资本主义性质了。据1913年《世界年鉴》对直隶、奉天、吉林等22个省的统计有工艺局228个各种传习所519个劝工场1o个公私建设备工场247个1。它们不仅为各地手工业的展培养了一批技术力量对清末各地手工业的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而且也为机器工业培养了一定的技术工人。牍类卷上第1—2页。 4《光绪三十年直隶总督袁世凯奏筹办工艺各事浙著成效分别胪陈折》周尔润：《直隶艺志初编》章牍类卷上第1—2页。 5周淑媜：《周止庵先生别传》第14页。 6《光绪三十年直隶总督袁世凯奏筹办工艺各事浙著成效分别胪陈折》周尔润：《直隶艺志初编》章牍类卷上第1—2页。 7周淑媜：《周止庵先生别传》第14—17、4—6页。 8《光绪三十年直隶总督袁世凯奏筹办工艺各事浙著成效分别胪陈折》周尔润：《直隶艺志初编》章牍类卷上第1—2页。 9周淑媜：《周止庵先生别传》第14—17、4—6页。 1参见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576页。 第四节清末手工业的新变化清末随着帝国主义在华投资的激增以及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展中国的手工业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其一是：旧的手工业部门中手工工场的增多和使用新式机器的新的生产部门的出现与形成。在旧的手工业部门中榨油业、碾米业、织布业、煤矿业等增设手工工场最为显著。榨油业如江苏武进“在清光绪二十年至宣统初元为油坊最盛时全县境内共有油坊十家”2；山东是出产花生油的主要省份之一榨油业的历史很悠久但最昌盛的时期则是在“航运通达津浦铁路筑成之后”3约当二十世纪开始的一二十年间几个产量较大的地区如烟台光绪二十六年至宣统三年（19oo—1911）榨油作坊和手工工场有四五十家潍县哈蟆屯有3o家左右安丘也有数家4；东三省盛产豆油大连“自19o6年双和栈油坊开设以来19o8年增加成18所工厂19o9年增至35家逐年呈倍加的盛况其他各重要都市油坊工厂的设立亦6续增加据说当时油坊总有3oo余家”1；山西大同、神池等地“光绪年间斯业颇盛”各有油坊百余家2其达时间差不多也都是在清末。碾米业是遍于南方各城镇的重要手工业部门之一。安徽芜湖在道光年间碾米作坊仅2o余家到清末增至1oo余家3；长沙碾米业有数百年的历史但是达时也在清末作坊达6oo余家4；汉口的碾米业也大约在同时期增至1oo余家5。织布业在这期间也出现了大批手工工场。如江苏“常熟之有织布厂实始于前清光绪二十九年。厥后逐渐增多至三十一家”6；“19o7年起上海郊区计有小型工场百余家主要由安徽帮手工棉织业者自安徽安庆、芜湖等地迁来”7。据不完全统计光绪二十七年至宣统三年间（19o1—1911）全国新设织布手工工场约达3oo余家8成为最重要的工场手工业部门。新兴手工业部门的产生和形成差不多全在清末如针织业到宣统三年（1911）止先后设立了约4o家9；火柴业自光绪二十三年（1897）湖北汉口燮昌火柴厂创办以后至光绪三十四年（19o8）各地兴办火柴手工工场不下17家1。其余如皂烛业、卷烟业玻璃业等也都是这一时期新兴的一批手工工场。 其二是资本主义家庭劳动的广泛形成和展。一方面由于新兴的工场手工业和许多带有工场手工业性质的新兴工业中一部分工作不需要集体2于定一：《武进工业调查录》第6—7页。 3《中国实业志》（山东省）第8编第153页。 4参见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344—347页。 1沈学源译：《东三省物产资源与化学工业》上册北京轻工业出版社1959年版第128—131页。2《中国实业志》（山西省）第6编第172页。 3民国《芜湖县志》卷35《实业志·商业》第1页。 4参见《中国实业志》（湖南省）第7编第115—116页。 5《支那经济全书》第1辑第247页。 6《江苏省实业视察报告书》常熟县第126页。 7《上海手工业调查报告》1951年1o月。 8樊百川：《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历史研究》1962年第6期。9樊百川：《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历史研究》1962年第6期。1参见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334页。 协作或使用机器生产如火柴业、卷烟业的糊纸盒工作毛织业的纺毛绒工作草帽业的编草辫工作机器制造厂的零活和非标准件的加工等等因此便广泛地采用了家庭劳动的形式来承担。这些家庭手工业者（包括小作坊主）成为手工工场或工厂的场（厂）外计件领酬劳动者其生产关系具有资本主义性质。另一方面由于机器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展刺激和促使商业资本不再像以前那样单纯地作为商品交换的媒介而开始直接控制商品的生产从而造就了一大批从事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家庭劳动。如河北高阳的织布业这里自清光绪末年以后织布业兴起过去经营高利贷资本的钱粮商人见此业利厚纷纷输入大量机制洋纱。与此同时足踏织布机也逐渐输入高阳因其比旧式木机生产效率可提高若干倍农民凡能力所及都要买一架从而使用纱量激增。当时除极少数资力雄厚的农民可以自购原料依自己的计划织布出售外大多数农民只能从商人手中购买原料“为原料不致缺乏计不得已只有仰商人的鼻息替商人织布而赚取工资”商人则收取成布运销各地。这样“农民虽仍在自己家内用自己的工具来织布但性质上完全受商人的监督而受雇于商人”1。河北宝坻县及山东潍县的情形与高阳差不多。其他各地的织布业虽或生的时间稍晚些也都经历了相同的过程。 其三是为适应市场扩大的需要及企业间日益剧烈的竞争一部分资力较充裕的手工工场逐渐过渡为机器工业。光绪十三年（1887）浙江宁波轧棉业的通久源轧花厂“购置了蒸汽引擎和锅炉附有4o架日本大阪制造的最新式的轧花机以原有场房加上新的建筑作为机器轧花之用”2。此大概为中国手工业较早采用机器生产的企业。其后广东三水和山东烟台的缫丝业及辽宁营口的榨油业也改用机器生产。清末天津的肥皂业、江苏宝山的薄荷油业、四川彭县的铜矿业、云南个旧的锡矿业浙江杭州、安徽芜湖、江苏武进的碾米业及武进的印刷业等都开始采用机器生产3。 中国手工业在清末所出现的上述新的变化表明它们已不再孤立于资本主义之外独立展而是逐渐纳入了资本主义展的范围和轨道这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这些新的变化并不是中国手工业自然展的结果主要是由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所造成的巨大经济压力所致同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展对手工业的这些变化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1参见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415—42o页。 2同上书第392页。 3同上书第386—393页。 第三章工业鸦片战争前中国只有传统的手工业生产。鸦片战争后英国为的西方列强最先在我国强行设置工厂进行机器生产。同治年间清廷为加强国防、改进军事装备开始创办军事工业随后又创办民用工业。先军事工业后民用工业的展顺序反映了创办者的政治、军事需要和时代特点。与此同时民间兴办的机器工业也开始6续出现。从此中国机器工业开始了缓慢的展历程。 机器工业是十八、十九世纪欧美“工业革命”的产物。它不仅迅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环境而且成为人类最终战胜封建制度、确立资本主义制度的强大革命武器。然而西方列强在我国开办机器工业的目的则在于经济掠夺在于将我国经济纳入其殖民地、半殖民地轨道。中华民族为了生存和展不得不在经济条件尚不充分的条件下开始兴办机器工业使抵御西方列强侵略和瓦解本国封建统治基础的物质力量在日积月累中形成。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环境造成我国机器工业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然而机器工业得到越来越多具有远见卓识的爱国志士的欢迎和支持。他们纷纷将投资工业作为爱国、救国的实际行动推动机器工业在不断排除阻力中得以展。其中从咸丰十年至光绪二十年（186o—1894）大体为机器工业的产生时期；光绪二十一年（1895）至1919年则为机器工业的初步展时期。第一节中国机器工业的产生（184o——1894） 外资工业的入侵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开始在我国创办便于对华经济掠夺和多方面控制所需要的船舶修造、加工工业和租界内为其生活服务的公用事业。与此同时还开办了一些小规模的轻工业。 （一）船舶修造业最先出现的是由英国人柯拜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在广州黄埔设置的柯拜船坞专事船舶修理。其后西方列强相继在上海、厦门、香港、福州等沿海口岸地区建立船舶修理厂或修造厂到光绪二十年（1894）有名可稽的厂累计约达39个大多为英国资本家所经营。其中规模较大的有：1.香港黄埔船坞公司。该公司由英商怡和洋行与大英轮船公司、德忌利士轮船公司合伙筹资24万元于同治二年（1863）创办于香港。创办伊始即收买了柯拜船坞公司。其后该公司不断扩充实力增殖资本。在激烈竞争中它先后吞并了阿白丁船坞、何伯船坞、於仁船坞公司、桑兹船台和环球船坞公司到光绪初年已垄断了香港、九龙、黄埔地区的船坞修造业。光绪二十年（1894）年其资本已达156.25万元。 2.祥生船厂。该厂由英商和记洋行于同治元年（1862）创办于上海浦东。后在英人格兰特等人经营下迅展为拥有大型船坞和机器厂的大型企业并于光绪十七年（1891）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资本达8o万两。该厂不仅修理各种船舶而且制造多种小型货轮、汽船、拖船有时甚至为清政府承造浮江炮艇、水雷艇等军用船只。仅据《捷报》零星记载自光绪五年至光绪二十年（1879—1894）已造各色船只约4o艘。自光绪十七年至二十年（1891—1894）年纯利与资本的百分比达17.5％—17.9％。13.耶松船厂。该厂由英商佛南于同治四年（1865）创办于上海虹口。它长期租用浦东的两个船坞下设若干分厂能修理各种船舶并能制造汽船、客货船、拖船、小炮船等。光绪十八年（1892）改组为有限公司资本为75万两。其第一年度纯利与资本的百分比为13.5％第二年即升至21％2。这些企业便利了英国对华经济掠夺和垄断航运业同时又在数十年间垄断了我国的轮船修造业攫取了高额利润排斥、压抑了我国船舶修造业的兴起与展。 （二）加工工业这是列强为便于掠夺原料、推销商品的产物。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外资在华企业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中以掠取原料而经营的加工工业为主以推销商品而经营的加工工业较少。其主要加工工业有：1.砖茶制造业。砖茶是俄国从中国攫取的重要商品。早在汉口开埠后俄国商人即在同治二年（1863）投资设立“顺丰砖茶厂”。最初用手工制造1o年后6续使用机器生产。其后机器制茶厂6续开办到光绪朝中期以后汉口已有“阜昌”、“新泰”等若干大型砖茶工厂。汉口砖茶出口量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达35.4454万担主要输往俄国。此外俄国还在福州、1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上册第2o—26页。 2同上书第26—36页。 九江等茶叶出口地相继设立几个规模较小的分厂如“九江新泰砖茶厂”、“九江顺丰砖茶厂”和福州的若干工厂等从而基本垄断了这些地区砖茶生产。其间虽偶有英商等开办砖茶厂但均无力取代俄商地位。俄国在华砖茶业由于采取机器生产产品成本低又享有子口税致使我国旧式砖茶制造业每况愈下。 2.机器缫丝业。生丝是列强掠购的主要商品出口量逐年增加。为使中国展机器缫丝业增加产量以便运销欧美从事丝织英商怡和洋行于咸丰十一年（1861）在上海创办了第一家机器缫丝厂1。其后光绪四年（1878）美商“旗昌丝厂”试办成功大型机器缫丝厂“怡和”、“公平”、“纶昌”、“信昌”、“瑞纶”、“乾康”等相继在上海开办。其间旗昌丝厂于光绪十七年（1891）归法商接办改名“宝昌丝厂”；“乾康丝厂”成立不久即售予华商因此到光绪二十年上海共有外国丝厂7家。估计资产达53o万元2。光绪三年（1877）德商在烟台也设立“缫丝局”从事机器生产。3.其他。主要包括制糖、制革、轧花、打包等业。 制糖业：先后有英商怡和洋行于光绪元年（1875）在香港设立的“中华火车糖局”和太古洋行于光绪九年（1883）在香港设立的“太古糖房”。中华火车糖局还于光绪四年（1878）始在汕头设立分厂。它们从华南和南洋掠取原料从事机器生产产品运销欧美并部分返销中国市场。 制革业：英商于光绪二年（1876）始在汉口开办压革厂用机器压缩皮革减少了运费便利了出口。光绪元年仅出口皮革5319担光绪三年即增达5万担。光绪七年（1881）英商还曾在上海设立熟皮公司进行生产但不久毁于火。 轧花业：日本、欧美等国商人不顾中国政府一再禁阻、抗议强行于光绪十四年（1888）在上海浦东设立“上海机器轧花局”英商祥生厂在浦东设机轧花等。 打包业：有“隆茂洋行”、“平和洋行”、“德隆洋行”自咸丰十年（186o）以来先后设立于上海、天津、汉口、重庆等地的打包厂便利了皮革、羽毛、猪鬃、毛皮、棉花等原料出口。 此外为出口加工蛋品、樟脑、茶叶、油料、毛绒等企业和为便于推销商品所设立的加工工业也间或出现。如德商瑞记洋行于光绪十九年（1893）在上海浦东修建有三个火油池可储煤油25oo吨并附设油箱制造厂以便销售。此后汕头、厦门、九龙等地继有火油池及油箱制造厂出现。又如为了推销鸦片它们还在香港、厦门等地设立鸦片制造厂等。 （三）小型轻工业这些轻工企业大部分集中在上海。从道光二十年到同治末年先有一批食品加工、化学工业和印刷业问世包括了面包制造、面粉加工、制药、酿酒、汽水、制酸及金银熔炼、砖瓦及锯木和印刷诸多种类。其中老德记药房、江苏药水厂、点石斋石印局等后来都展成规模较大的企业。 光绪六年（188o）前后外商曾在上海形成一个投资热潮相继有制冰、火柴、肥皂、造纸、玻璃制造、铁器制造、家具制造等企业出现。火柴制造业中的“燧昌自来火局”、造纸业中的“华章造纸厂”、木材加工业中的“祥1采孙毓棠说。见《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上册第67页注3。2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上册第238—341、244页。泰本行”等规模较大。自光绪朝中后期外资企业再次大幅度增加。其中以生产多种饮料著称的“泌药水厂”、制药业中的“屈臣氏药房”、生产啤酒的“福利公司酒厂”以及“美国烟草公司”、“上海水泥公司”等在当时都颇具规模。这些企业的产品不仅供销上海而且销往我国各口岸、城镇并深入到广大农村。 与此同时外国资本还先后在汉口、牛庄、厦门、福州、广州等地兴办过制冰、铁锅制造、豆饼加工、金银提炼等工业并多次强烈表现出在我国投资棉纺织业和采矿业的企图。 到甲午战争之前外资在华投资的轻工业种类日渐增多并呈现逐渐扩大的趋势。 （四）租界中的公用事业这类企业主要集中在上海。同治三年（1864）英商在“公共租界”始设“大英自来火房”从事煤气生产。最初资本1o万两至光绪二十年（1894）已增至2o万两。煤气出售量达4889万多立方英尺。1866年法商在“法租界”也建立“自来火行”规模较小后因经营不善于光绪十八年（1892）被大英自来火房吞并。光绪九年（1883）英商在公共租界建成上海自来水公司最初资本7.5万英镑到光绪二十年增至14.4万英镑。该公司不仅对租界供水并延伸到上海县城边一昼夜可供1675万加仑。光绪八年（1882）英商创设上海电光公司开始架设电灯。后因经营不善于光绪十四年（1888）改为新申电气公司光绪十九年（1893）又由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接办改为工部局电气处。此外天津开辟租界后英商集股于光绪十五年（1889）也开办了一个煤气公司。 外商在租界开办公用事业目的在于改善其生活、工作环境使其享受到在本国同样的优越条件。但同时由于自来水、电灯、煤气灯等设施的建立也开始改变了旧城市的面貌。 到甲午战争前夕外国资本在我国开办的企业达191个其中船舶修造和各种加工工业占到总数的6o％1且大多分布在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沿海口岸和长江流域的汉口。外资企业投资总额估计约达28oo万元2利润一般在1o％至24％之间雇佣工人约达34ooo人占当时我国工人总数的34.6％至37％3。 应当指出外资在华设厂是没有任何法律或条约依据的侵犯我国主权的行为。愚昧、软弱的清政府初则放任、迁就；继则在民族工业初步展之际试图阻抑外资在华设厂。但这种阻抑除少数成功外大多失败。列强仍蛮横设厂我行我素并进而图谋攫取在我国设厂的法律权利。 外资企业依靠其种种特权和先进的技术设备残酷剥削中国人民攫取丰厚利润阻碍与压抑着我国民族工业的兴起与展。但在它的企业中却产生了我国最早的产业工人。它依靠机器生产迅提高生产率和成品质量、获取高额利润、改善人们生活的现实又在相当大程度上激起中国人民学习西方、投资近代工业的愿望和热情。 1汪敬虞：《十九世纪外资对中国工矿企业的侵略活动》《经济研究》1965年第12期。2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上册第247页。 3同上书按第12o1页统计表计算。 中国机器工业的兴起自同治初年清政府开始主持创办军事工业；同治末年倡导兴办民用工业与此同时民间机器工业也6续出现。此后二三十年间我国机器工业逐渐展至甲午战争前已初具规模。 （一）清廷创办的军事工业嘉、道之际我国制造军器、火药、战船的技术已大大落后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鸦片战争爆后领导抵抗英国侵略的开明官员林则徐等人已明确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并在爱国官绅、知识分子支持下试造新式船炮进行了可贵的实践。不幸由于战争的失败腐朽的封建统治集团奢靡苟安中断了它的展。 咸丰末年清廷遭受到人民革命的沉重打击尤被英法联军所重创乃至出现京师沦陷皇帝北逃的惨剧。为加强封建国家机器扑灭人民革命提高国防实力清皇朝中一部分正视现实的官员倡导仿制西方船炮以自强开始着手创办军事工业。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1861年12月）两江总督曾国藩在安庆创办“安庆内军械所”用手工制造洋枪洋炮及子弹、火药。没有雇佣外国人只是招募了一批有志于近代科技的知识分子探讨西方科技研究新式船炮并制成一艘小轮船。不久即派容闳赴美国购办机器准备建立近代军事工业。同治元年（1862）江苏巡抚李鸿章委派英国人马格里在松江城外创办“上海洋炮局”用手工仿制炮弹、火药。不久形成由马格里和刘佐禹、韩殿甲、丁日昌分别主持的三个洋炮局。同治二年（1863）马格里主持的洋炮局迁往苏州改为“苏州洋炮局”。马格里协助李鸿章从遣退的“阿思本舰队”上购回一批制造军火的机器设备使炮局开始机器生产仿制长炸炮、短炸炮和炮弹、枪弹。 安庆内军械所和上海洋炮局规模小、设备简陋除马格里主持的炮局曾采用一些机器外其余仍为手工生产生产能力有限。如安庆内军械所仿制的轮船“行驶迟钝不甚得法”1“新制之坐劈上炮不甚合式”2。尽管如此但这却是中国经营近代军事工业的开端体现了由手工业生产向机器大生产的过渡。 同治三年（1864）湘军攻陷太平天国都天京清朝统治暂时趋于稳定。为了展军事工业清廷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引进机器设备、招揽技术人才近代军事工业于是迅兴起。 从同治三年以后的3o年中由清廷直接拨款或各省督抚自筹经费共建立了规模不同的近代军用企业共22个之多它们的简况如下表：清廷创办近代军事工业简表（1864—1894）11《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7第7—1o页。 2《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卷15同治元年十一月十二日日记。 1资料来源：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上册。《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4册。局名创办年创建人主要产品所在地江南制造总局1865曾国藩李鸿章枪、炮、子弹、火药、水雷、兵轮和机器。设有炼钢厂。 上海金陵制造局1865李鸿章枪、炮、子弹、火药。南京福州船政局1866左宗棠修造轮船。福州天津机器局1867崇厚李鸿章枪、炮、子弹、火药、水雷设有炼钢厂。 天津西安机器局1869左宗棠子弹、火药。西安福建机器局1869英桂子弹、火药。福州兰州机器局1872左宗棠枪、子弹、火药。兰州云南机器局1872？岑毓英炮、子弹、火药。后停办再建。昆明广州机器局1874瑞麟子弹、火药、水雷修造小轮船。广州广州火药局1875刘坤一火药。广州山东机器局1875丁宝桢枪、子弹、火药。济南湖南机器局1875王文韶枪、开花炮弹、火药。长沙四川机器局1877？丁宝桢枪、炮、子弹、火药。成都吉林机器局1881吴大澂枪、子弹、火药。吉林金陵火药局1881刘坤一火药。南京浙江机器局1883刘秉璋子弹、火药、水雷。杭州神机营机器局1883奕譞炮、枪、子弹、水雷等。北京山西机器局1884张之洞火药。太原广东机器局1885张之洞枪、炮、小轮船。广州台湾机器局1885刘铭传枪、炮、子弹、火药。台北湖北枪炮厂189o张之洞枪、炮、子弹、火药。汉阳奉天制造局1894依克唐阿不详。沈阳这22个局厂规模较大的5个即江南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湖北枪炮厂。除福州船政局专造轮船外其余都能造枪、炮、子弹、火药有的还能造轮船、机器并设有炼钢厂；中型的有5个即广州机器局、山东机器局、四川机器局、吉林机器局、神机营机器局一般能造枪、子弹、火药有的也能造炮。其他12个厂局规模较小一般只能造子弹、火药有的时开时停。下面简要记述前4个较大的企业：1.江南制造总局（简称“沪局”）。 曾国藩、李鸿章创建。同治四年（1865）夏由海关道丁日昌出面以6万两白银买下设在上海虹口的美商旗记铁厂及铜、铁、木料再将丁日昌、韩殿甲主持的两个洋炮局和容闳买回的机器设备归并一处成立“江南制造总局”。局址初设虹口同治六年（1867）迁至城南高昌庙随着购、造机器增多先后建成机器厂、木工厂、铸铜铁厂、轮船厂、锅炉厂、枪厂、炮厂、黑色火药厂、枪子厂、炮弹厂、水雷厂、炼钢厂、栗色火药厂、无烟火药厂及广方言馆、翻译馆、操炮学堂（后改为炮队营）和1o余个附属机构。这些机构和设备使江南制造局成为能汲取西方科技知识、培养科技人才具有综合生产能力的新式军工企业。 其产品主要分五类：一枪支。初期仿制旧式前膛枪。同治十年（1871）开始仿制林明敦中针后膛枪。光绪九年（1883）又加造黎意枪。不久林明敦式已陈旧遂于光绪十七年（1891）改制快利新枪。粗略统计至光绪二十年（1894）共产各类枪51295支。 二大炮。初期制造旧式劈山炮和生铜炮同治十三年（1874）试制成功12磅前膛来福炮。光绪四年（1878）设炮厂开始仿制4o磅子前膛快炮。光绪六年至七年（188o—1881）又先后造成12o磅子、15o磅子乃至18o磅子前膛大炮。光绪十七年（1891）开始仿制全钢后膛大炮。快炮重2吨多炮弹重4o磅；大炮短式的重48吨、长式重52吨炮弹重8oo磅大大提高了攻坚能力1。到光绪二十年共生产新旧各类炮共585尊2。 三弹药。生产枪弹、炮弹种类甚多既有本厂所造枪炮配套成品也为从国外购进的枪炮配制弹药。火药方面先后试制成黑色火药、栗色火药和无烟火药。此外还生产地雷、水雷。到光绪二十年（1894）共生产各种炮弹12o19oo枚；各种火药4o81469.5磅；各种水雷563具及大量子弹3。四轮船。同治六年（1867）始建轮船厂和船坞。次年造成第一艘木壳兵轮“恬吉”号（后改名“惠吉”）。至光绪十一年（1885）先后造成兵船8艘及小型轮船7艘4。其中8艘兵船的动力逐渐由4oo马力上升到2ooo马力并造成两艘铁甲船标志造船技术日益提高。但由于经费不足光绪十一年（1885）后停止制造轮船只从事修理南北洋各省船舰。 五炼钢。光绪十六年（189o）前钢材全靠进口。为避免洋商哄抬物价乘机敲诈及保证战争急需遂于光绪十六年开始设炼钢厂逐步建成15吨西门士炼钢炉和三吨炼钢炉各一座。前者可日出钢2o吨后者日出钢3吨。虽然所出钢材有限但开我国自行炼钢、自产钢材之先河。 此外到光绪二十年（1894）还生产车床、刨床245台各种机器316具并翻译了大量西方科技、文化书籍培养了一批科技及企业管理人才。2.金陵机器局（简称“宁”局）。 李鸿章于同治四年（1865）将苏州洋炮局迁至南京扩建而成规模不大。初期仍由马格里主持。马格里并非内行且专横跋扈。光绪元年（1875）他主持制造的大炮在大沽炮台连续爆炸。他却对事故百般抵赖遂被撤职。此后金陵机器局一直由中国人主持不再任用洋人担任监督。 金陵机器局建立后逐渐增添机器并于光绪五年（1879）合并了乌龙山机器局下设机器厂3座翻砂厂、熟铁厂、木作厂各2座和火箭分局、枪子机器厂及铁汽锤厂、拉铜机器厂等机构。主要生产过山炮、后膛炮等多种口径大炮、炮弹、前后膛各种抬枪、枪子、水雷及炮车和其他军用品。生产数量不详。据刘坤一在光绪二十五年依据当时机器设备和产量计算“每年可造后膛抬枪一百八十枝两磅后膛炮四十八尊一磅子快炮十六尊各项炮弹六万五千八百颗抬枪自来火子弹五万粒毛瑟枪子弹八万一千五百粒”1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上册第299—3o3页。 2同上书据第293页表统计。 3同上书据第293页表统计。 4同上书第286页。 1。此外还造成2艘小轮船。 3.福州船政局（简称“闽”局）。 左宗棠于同治五年（1866）创办于福州马尾山下。亦称马尾船政局。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后由沈葆祯接办。 该厂机器设备购自法国先后建成铁厂（包括锤铁拉铁二厂）、水缸厂、轮机厂、合拢厂、铸铁厂、铜厂、储材厂、钟表（仪器）厂、打铁厂、转锯厂、木模厂、砖窑、铁肋厂、鱼雷厂等2。此外还建有船坞、学堂、绘事院和艺圃培养轮船制造和驾驶人员及技术工人并向欧洲派遣留学生。初期聘法国人日意格、德克碑为正副监督及多名法国技师进行技术指导。同治七年（1868）初开始兴造轮船。同治八年第一号轮船“万年青”号下水。其后到同治十三年（1874）在日意格任职期间共造船15艘均为木质轮船。其中除“扬武”号马力较大（25o匹）、配炮多（13门）外其余马力均在7o匹左右火炮3至6尊不等且舱位较大实为武装商船。光绪元年（1875）按约遣退洋人开始自行设计制造兵舰至光绪二十年（1894）共造成轮船18艘。除前4艘仍为木肋兵轮外其他均为铁肋或钢甲；马力由15o匹上升到75o匹最高达24oo匹；度由每小时4o里逐渐上升到11o里1提高了船舰战斗力显示了造船水平的提高。其中光绪十四年（1888）下水的双机铁甲兵舰“龙威”号（后更名“平远”）配置“康邦式”轮机两副马力24oo匹标志该局造舰技术和工艺达到了更高水平。光绪十二年（1886）始设鱼雷厂由出洋归国学生陈才鍴开始试造鱼雷。4.天津机器局（简称“津”局）。 是清皇朝急于建立由中央直接控制的军工企业的产物。由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于同治六年（1867）创建于天津。初称“军火机器总局”同治九年改称“天津机器局”。是年冬由直隶总督李鸿章接管。光绪二十一年（1895）改称“北洋机器局”。光绪二十六年被八国联军毁坏。 津局经历年扩充逐渐建成铸铁厂、熟铁厂、锯木厂、机器房、碾药厂、洋枪厂、枪子厂、电气水雷局、火药库、栗色火药厂和炼钢厂等机构成为北方最大的军火工厂。津局分东、西两局。西局在城南海光寺规模较小；东局在城东8里大直沽东北规模较大。以上诸机构分隶于两局。其中东局以制造火药、洋枪、洋炮、各类子弹、炮弹和水雷为主并附设有水师学堂、水雷学堂和电报学堂。光绪十七年（1891）始设炼钢厂两年后投产。西局则以制造军用器具和开花子弹为主也制造炮车器具、电机、电引及挖河船等并于光绪七年（1881）制成两艘13o马力的布雷艇。 天津机器局生产状况无系统资料据近人统计从同治九年（187o）李鸿章接办至光绪八年（1882）已生产火药61o万磅枪子16o7万多粒炮弹4o多万枚铜帽29746万颗1各式大小水雷、地雷3ooo具2。光绪十二年（1886）时人记载：机器局“每年可制枪炮火药一百万磅铜帽五千万粒大小炮子数万颗毛瑟枪子五百万粒其余各种水雷、电线及轮船机器之属1《刘忠诚公遗集·电奏》卷1第58页。引自《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上册第334页。2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上册第395—399页、443页。1据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上册第422—423页统计表。1王尔敏：《清季兵工业的兴起》第88页。 2引自李时岳、胡滨：《从闭关到开放》第87页。 无不兼制”3。于此可见一斑。 各地兴办的军事工业经费全部由官方支出管理人员由官方任命企业所有权、管理经营权归之官府是典型的封建官办企业。它们生产的产品基本上不是商品不进入市场而是由政府调拨。生产中虽然不能不考虑成本但基本是以满足封建统治集团的军事、政治需要为前提价值规律不起主导作用。 但是军事工业已普遍采用大机器生产开始实现由手工生产向机器生产的重大变革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这些企业虽然还没有近代意义的资本家却已采用雇佣劳动产生了一批进行大机器生产的工人并锻炼、培养了中国第一批近代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并翻译、传播了西方科学文化。 军事工业制造的枪、炮、弹药、军舰等武器、装备开始改变我国武器、装备陈旧、落后局面逐步实现了军队由冷兵器向热兵器的转变。这固然加强了封建统治集团控制的国家机器便于镇压人民革命却也增强了国防实力在近代反侵略战争中挥了重要作用。 （二）清廷倡导与控制的民用工业鸦片战争后外国廉价工业品依持特权大量倾销中国造成“进口洋货日增月盛”“出口土货年减一年”1的严重局面。抵制洋货倾销维护民族权益的需要呼唤着民用工业的诞生。与此同时正在兴办的军事工业也不可能长期单独存在与展。它既需要获得原料、燃料的供应以及交通运输业的配合；也需要巨额经费支持。因此军事工业愈展对民用工业的需求与期待愈迫切。 当时我国传统的自然经济结构在外国商品冲击激烈的沿海、沿江等通商口岸地区日渐解体；城乡商品经济日渐展破产失业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日渐增多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逐步扩大。一些官僚、买办商人在外资企业获得高额利润和本事工业的刺激下逐渐萌生投资民用工业的愿望。 从同治末年起清政府由单纯求“强”展到“富”、“强”并重乃至提出：“必先富而后能强”的口号2在兴办军事工业的同时开始倡导兴办民用工业。为便于控制它大体采用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三种方式。官办即企业投资与管理均由封建官府负责；官督商办由商人投资往往开办初期要垫借部分官款由政府委派官员监督管理。官商合办则由官、商各出一部分资本经营管理权往往由官方操纵。这三种方式对某一企业不是固定不变的往往因某种原因由一种方式变为另一种方式但官督商办在甲午战前一直是主导方式。 从同治末年开始的2o多年间清政府倡导建立的近代民用工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矿业主要分煤矿、金属矿两类。 机器采煤业是为适应军事工业和轮船、炮舰对燃料的大量需求抵制洋煤入口而产生的。从光绪元年（1875）李鸿章筹办“直隶磁州煤铁矿”开始3周馥：《醇亲王巡阅北洋海防日记》载《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1期第14页。1《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9。 2《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43第43页。 到光绪二十年（1894）止共兴办大小煤矿8座。其中官办的6座：直隶磁州煤矿（1875年）、湖北广济兴国煤矿（1875年）、台湾基隆煤矿（1876年）、山东淄川煤矿（1887年）、湖北大冶王三石煤矿（1891年）和湖北江夏马鞍山煤矿（1891年）。官督商办的2座：直隶开平煤矿（1878年）和北京西山煤矿（1884年）1。其中官办的基隆煤矿和官督商办的开平煤矿筹建较顺利设备较完善。 基隆煤矿：由沈葆祯筹建于光绪元年。该矿雇佣英国矿师采用英国机器设备并铺设了由矿区到海口的轻便铁道于光绪四年（1878）开始出煤。当年产14o29吨第二年产3oo46吨第三年产41236吨第四年约产54ooo吨1生产逐年上升并于光绪九年（1883）解雇了外国矿师自行生产。后来由于矿局官吏日甚使煤矿亏损日多。中法战争中为避免沦于法军之手台湾当局遂将煤矿炸毁。战后先后采用官商合办、商办、官办方式恢复但成效不大。台湾巡抚刘铭传曾试图招商承办以摒除官场风习无奈清廷不允仍归官办因而产量日减煤矿日呈衰败。光绪十八年（1892）该矿停止生产。甲午战争后台湾沦陷该矿遂为日军所占。开平煤矿：由李鸿章指派唐廷枢等筹建于光绪二年（1876）官督商办招商集股初募集银2o万两后逐步增多。聘英国矿师购置机器、建立矿井、炼焦炉、洗煤机、煤气厂（供煤气灯用）、及运煤的铁路、河道等设施于光绪七年（1881）开始出煤。初期日产煤约3oo吨其后日渐增多光绪十二年（1886）已达日产8oo—9oo吨。光绪十八年（1892）张翼继唐廷枢为总办生产能力仍持续上升光绪二十一年（1894）日产量则高达1ooo—15oo吨。是近代煤矿业中最成功的企业。 开平矿务局所产煤质好“烟少火白为他国所罕有”2不仅长期供应天津机器局、北洋海军、轮船招商局及诸多企业而且抵制了洋煤进口逐渐占领了天津市场进而远销海外。与此同时开平股票价格迅上涨面值1oo两的股票在光绪九年（1883）已过15o两。该局的设立还带动了铁路、航运、陶瓷、酿酒等行业的展。光绪十二年（1886）该局所设立的“唐山细棉土厂”则开创了我国水泥生产之先河。 后来张翼以借洋债代替招集商股使外债在该矿负债总额中日渐增高至光绪二十六年（19oo）已达44％1。八国联军侵华之际张翼逃入英国租界委派德璀琳为开平矿务局总代理人。德璀琳遂与美国人胡华勾结故设圈套诱使张翼在合同上签字将该局改组为中外合办公司在伦敦注册使该矿坠入英商之手。 其他煤矿除直隶磁州煤矿未能正式开办和湖北广济兴国煤矿开采失败后改归商办外2均得以正式开采。其后虽有不少煤矿生产不佳但大多数均查明了矿藏开凿了矿井并不同程度地使用机器开采从而为展近代煤炭生产奠定了基础。 1还有若干虽称为官督商办的煤矿因只是商人请求官府批准未曾依靠官款或借官款很少基本上由商人管理其性质实为“商办”故列到民间机器工业类中。金属矿业亦如此。1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上册第59o—591页。 2《益闻录光绪八年四月初四日》。引自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654页。1李时岳、胡滨：《从闭关到开放》第176页。 2该矿改归商办是由盛宣怀主持移至荆门开采称“荆门煤矿”。 自同治末年以来社会对各种金属需求日益增加。清廷遂与地方绅商投资开采金属矿藏。从光绪七年（1881）起至光绪二十年（1894）先后开办金属矿达8座。其中官办的3座：热河土糟子遍山线铅矿（1887年）、山东淄川铅矿（1887年）和湖北大冶铁矿（189o年）；官督商办的5座：热河平泉铜矿（1881年）、安徽池州铜矿（1883年）、贵州青谿铁矿（1886年）、云南铜矿（1887年）和黑龙江漠河金矿（1889年）。所开矿种包括金、铜、铁、铅。 这些金属矿中仅云南铜矿、青谿铁矿、漠河金矿和大冶铁矿资本较多规模较大。然而前两矿生产并不理想。云南铜矿至甲午战争前仍未恢复到道光年间土法开采时的产量青谿铁矿曾为冶炼钢铁提供了原料但不久即停产。较为成功的只有漠河金矿和大冶铁矿。前者出产金砂日多6续归还了所借官款而且赢利；后者为汉阳铁厂提供了原料。其余诸矿一般规模较小采用机器不多展极为缓慢有的甚至中途夭折。 2.钢铁冶炼。 钢铁是工业、国防、交通诸方面须臾不可离的重要材料。但是一段时期以来我国只有依赖进口。为改变被动局面随着铁矿的开采清廷开始筹办钢铁企业。光绪十二年（1886）贵州巡抚潘霨靠其胞弟潘露在青谿开采铁矿基础上建成官督商办的青谿铁厂。该厂坐落于镇远青谿小江口拥有别色麻钢炉2座炼熟铁炉8座轧条机13副轧板机1副1。光绪十六年（189o）正式投产用西法冶炼一昼夜出生铁约25吨2成为我国第一座近代钢铁企业。不幸潘露在投产当年病故因承办无人而停产。其后江南制造局和天津机器局曾分别设置炼钢厂但产量有限。较大规模的是张之洞创办于湖北的汉阳铁厂。 汉阳铁厂：初为官办。光绪十九年（1893）包括炼铁厂、机器厂、铸铁厂、炼贝色麻钢厂、炼熟铁厂、炼西门士钢厂、造钢轨厂、造铁货厂及大冶铁矿、马鞍山煤矿等在内的主要设施基本竣工。光绪二十年（1894）正式投产。“生铁熟铁两炉全开每日可出生铁一百余吨。其贝色麻钢厂、西门士钢厂、熟铁厂三厂并炼每日可出精钢、熟铁共一百吨每年可出精钢、熟铁三万吨”3。但因经费缺乏、煤炭供应困难不能全部开工并于第二年招商承办。尽管如此汉阳铁厂仍是甲午战前我国成功创办的第一座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它与其他钢铁厂共同为我国钢铁工业的展奠定了基础。 3.纺织业。 这是为抵制洋货、开利源而设的企业。从光绪五年至光绪二十年（1879—1894）主要有6个。其中官办2个：左宗棠于光绪五年（1879）设立兰州织呢局；张之洞于光绪十五年（1889）在湖北设立织布官局。官督商办1个：即李鸿章于光绪五年奏设的上海机器制布局。官商合办3个：即张之洞于光绪二十年（1894）奏设的湖北纺纱局、湖北缫丝局和唐松岩于光绪十七1《潘霨致张之洞电》光绪十五年十二月初一日。引自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683页。 2《潘霨致张之洞电》光绪十五年十二月初一日。引自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683页。 3张之洞：《查复煤铁枪炮各节并通盘筹画折》。引自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813页。 年（1891）在上海创办的“新华纺织新局”。这些企业的生产范围包括制呢、纺纱、缫丝、织布诸门类。 兰州织呢局：创办经费约3o万两购置德国机器聘用德国技师于光绪六年（188o）建成开工。该厂有线锭1o8o枚织机2o张本拟利用西北羊毛就地加工生产无奈当地羊毛粗劣产品质量不高生产效率低；运输不便又造成销售困难开工不到两年即停产。光绪十年（1884）被继任陕甘总督谭钟麟裁撤。 上海机器织布局：是筹建最早的机器棉纺织厂曾奏准专利1o年。但筹办过程几经波折至光绪十六年（189o）才正式投产。资本最初招股5o万两后增至1oo万两。从英、美购置轧花、纺纱、织布全套设备拥有纺锭35ooo枚布机53o台。投产初期日产布2oo匹产纱6ooo磅1后逐步提高每月获利约达1.2万两2。不料光绪十九年（1893）该厂毁于大火。此后李鸿章指派盛宣怀规复招募新股1oo万两扩建为“华盛纺织总厂”于次年开始部分投产。据盛宣怀称至年底总厂已装成纱锭5oooo枚布机75o张1。 湖北织布官局：由张之洞筹设于广东移建于武昌。先后筹资约134万两购置英国机器聘用英国技师于光绪十八年（1892）建成投产。厂有纱锭3oooo枚布机1ooo张。光绪二十年（1894）有6oo架织机开工仅日班生产每天即可产布33o至45o匹2。全年可产本色布7o288匹、斜纹布597o匹、棉纱4413担。 此外“新华纺织新局”资本达29万两拥有纱锭7ooo枚布机5o台也颇具规模。 这些企业的开办部分抵制了洋纱、洋布的进口开辟了利源为展纺织工业积累了经验培养了技术力量。特别是大量雇佣女工为社会开了新风。 综观甲午战争前2o来年清廷控制、经营的采矿、炼铁、纺织等企业虽然有一些中途夭折不少展缓慢但终归形成了几个颇具规模的大型企业。它们成为我国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着当时社会生产力的新展对社会经济、文化的进步、工业技术人才、管理人才的培养和产业工人的增多乃至民间资本主义工业的展产生了重大作用。 （三）民间机器工业的出现几乎与清廷兴办民用工业的同时我国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员开始投资机器工业。他们资本有限主要投资资金少、见效快的轻纺工业只有少数人对重工业做了试探性投资。 1.轻纺工业。 最早采用机器生产的是上海洪盛米号于同治二年（1863）始用机器碾米。不过它还不是专门的碾米厂只是米店的一部分。正规的机器生产企业则是广东南海县陈启源于同治十二年（1873）创办的缫丝厂。其后机器1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1o63、1o65页。 2《翁文恭公日记》光绪十九年三月廿五日。 1盛宣环：《愚斋存稿》卷24第1o页。 2《蔡锡勇致张之洞电》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十日。引自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918页。 生产在诸多行业逐步推广出现了一批颇具规模的企业。 （1）机器缫丝业。 自陈启源在广东南海县创办继昌隆缫丝厂以来由于机器缫丝“出丝精美行销于欧美价值之高倍于从前”1很快在当地得到推广。其间虽有守旧势力阻抑、反对甚至毁机拆厂但南海、顺德、三水等地机器缫丝厂有增无减仅顺德一县在光绪七年至二十年间（1881—1894）就有35家开业2到光绪二十七年（19o1）已达2oo家以上3。广州口岸出口厂丝（机器缫丝）从光绪八年至九年（1882—1883）的1254担到光绪二十至二十一年（1894—1895）猛增到18179担；七里丝（按土法手工缫丝）则从光绪八年至九年的83o2担到光绪二十至二十一年衰减到2159担充分显示了用机器生产替代手工生产的趋势。 在上海机器缫丝业同样展很快。光绪七年（1881）商人黄佐卿在苏州河边创办了当地第一家机器缫丝厂“公和永”丝厂。初期仅有丝车1oo部两年后即增至9oo部1。其后又有“坤记丝厂”（1884年）、“裕慎丝厂”（189o年）、“延昌丝厂”（1893年）、“正和丝厂”（1894年）、“纶华丝厂”（1894年）和“源昌丝厂”（1894年或1895年）等相继开业。每厂约有二三百部丝车雇佣工人五六百人至干余人不等。这些工厂的出现使上海地区成为我国机器缫丝业的又一中心。 此后机器缫丝业又相继在江苏、浙江等地得到展。 （2）棉纺织业。 机器轧花业最早出现于宁波由严信原创办于光绪十二年（1886）称“通久源”轧花厂。该厂以5万两资本购置日本所产轧花机4o台聘用日本技师利用当地原料和工人进行生产获利颇丰。以后相继两次扩大设备提高生产能力。光绪十七年（1891）可产皮棉3万担光绪十九年已达6万多担2。不久上海接连开办了“棉利”（1891年）、“源记”（1891年）、“礼和永”（1893年）等机器轧花业分别拥有4o台至12o台轧花机。轧花企业的开办为展棉纺织业提供了条件。 第一家商办纱厂是道员朱鸿度于光绪二十年（1894）在上海开办的“裕源纱厂”。该厂机器设备购自英国拥有2.5万枚纱锭。同年宁波严信厚在轧花厂附近增设“通久源纱厂”拥有1.1万多枚纱锭4oo架织机。光绪二十二年正式开工每月可产四种型号的棉纱25万磅。此外福州、镇江、重庆、天津、广州等地绅商也6续酝酿筹设纱厂但在甲午战争之前均未建成。 （3）粮油加工、火柴、造纸、印刷等工业。 粮油加工工业：产生于人口较多的大城市。光绪四年（1878）朱其昂在天津创“贻来牟机器磨坊”用机器磨面所产“面色纯白与用牛磨者迥不相同”“每年获利六七千两”1。其后相继有“汕头豆饼厂”（18791《南海县志》卷21第2页。 2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97o页。 3同上书第969页。 1缪钟秀：《上海丝厂业概况》引自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972页。2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977—978页。 1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986页。 年）、上海“裕泰恒火轮面局”（1882年）和“源昌碾米厂”（1888年）、“福州机器面粉厂”（1887年）、“北京机器磨坊”（1891年）、汕头“长油房”（1893年）等出现。这些企业虽然规模不大供应市场有限但却开始用机器磨面、碾米、榨油明显提高了粮油加工水平。 火柴业：我国本无火柴英、德、美等国遂大量倾销。从光绪四年至十九年（1878—1893）广东、天津、上海、重庆、福州、慈溪、太原等地相继建立了火柴厂。其中“天津自来火公司”（建于1886年后改为中外合办）、上海“燮昌火柴公司”（189o年）、重庆“森昌泰火柴厂”（1889年）和“森昌正火柴厂”（1891年？）规模较大各佣工数百人。如燮昌火柴公司有资本5万两日产火柴3o—5o箱；森昌泰火柴厂也有资本5万两年产量可达6.3万箱2。它们的火柴行销内地价格较进口火柴便宜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火柴进口。 造纸与印刷出版业：机器造纸业创办于广州和上海。早在光绪八年（1882）广州已有造纸公司出现。光绪十五年（1889）商人钟星溪在广州盐步水藤乡创办“宏远堂机器造纸公司”3资本15万两设备齐全日产纸62担光绪三十二年（19o6）改为官商合办。光绪十七年（1891）李鸿章等在上海杨树浦创建“伦章造纸厂”资本3o万两月产纸4o万斤。19o6年因外国进口纸倾销使该厂负债累累被迫停业。 石印、铅印技术传入中国后我国绅商自同治十二年（1873）开始在汉口、上海、广州、杭州、苏州、宁波、北京等地相继创办了十几家刊行报纸和书籍的机器印刷企业。报刊印刷方面：艾小梅在汉口于同治十二年创办的“昭文新报馆”为最早；继起者有容闳于次年创办于上海的《汇报》、邝其照于光绪十二年创办于广州的《广报》等。书籍印刷方面：主要有徐鸿复、徐润在上海创办的“同文书局”（光绪八年1882）、李盛铎在上海创办的“蜚英馆石印局”（光绪十三年1887）及北京的“撷华书局”等。这些印刷工业主要采用石印技术一般雇工1oo至2oo人影印了大量古版书籍对保存古籍和文化交流起了重要作用。 此外木材加工机器制茶、制糖、制冰、制玻璃、制药、制煤砖等行业都有规模较小的企业在以上海为中心的沿海城市和台湾地区出现。与此同时我国绅商自办的城市公用事业也开始起步。光绪十六年（189o）旧金山华侨黄秉常在广州创设“广州电灯公司”。该公司有两台1oo马力动机和两架电机可供15oo盏灯用电使广州城4o条街上店铺和公共场所开始用电灯替代了煤油灯。广州、汉口、沙市、南京、扬州等地一些商人开始筹设自来水公司以改善城市用水。 2.重工业。 在重工业方面民间资本薄弱投资不多仅在上海、广州、汉口出现了一些船舶修造厂和机器修理厂。此外有一些小型煤矿和金属矿。 （1）船舶修造和机器修理业。 船舶修造厂一般以修理船舶兼打制零配件为主有的可以制造小型轮船。其中上海李松云创设的“均昌机器船厂”（光绪八年1882后改名“昌机器厂”）规模较大修理过多艘不同规格的轮船并能造小型汽船。2同上书第993—995页。 3该厂创办人采孙毓棠说。同上书第1ooo页注。 机器修理厂主要从事机器修理及零件配制其中规模较大的是祝大椿创办于上海的“源昌机器五金厂”（光绪九年1883年）。 （2）采矿业。 光绪初年开始出现一批民间资本经营的小型煤矿。主要有：“安徽池州煤矿”（1877年）、“湖北荆门煤矿”（1879年）、“山东峄县煤矿”（188o年）、“广西富川县贺县煤矿”（188o年）、“直隶临城煤矿”（1882年）“江苏徐州利国驿煤铁矿”（1882年）、“奉天金州骆马山煤矿”（1882年）、“安徽贵池煤矿”（1883年）等。这些煤矿大部分是在原来土法开采基础上创办的。其中池州、利国驿煤矿具有中等规模各有资本1o万两左右机器设备稍多其余各矿资本一般在二、三万两左右设备因陋就简或仅在个别工序上使用机器。 民间资本投资金属矿稍晚于采煤业。从光绪八年前后开始1o余年间共创办了1o余矿适应着社会对金、银、铜、铁、铅等金属日益增长的需要。但是由于民间资本不足设备简陋大部分矿山只使用少量机器规模一般不大。其中“热河承德府三山银矿”（1882年）、“福建石竹山铅矿”（1885年）、“直隶顺德铜矿”（1883年？）、“广东香山天华银矿”（188o年）等都因集资试采不成功不久即停业。“湖北长乐鹤峰铜矿”（1881年）、“海南岛琼州大艳山铜矿”（1887年）、“广西贵县平天寨银矿”（1889年）、“吉林珲春天宝山银矿”（189o年）、“热河建平金矿”（1892年）和“吉林三姓金矿”（1894年）则开采时间较长。当时规模较大的金属矿是由“广东巨富”李宗岱于1883年创办的“山东平度招远金矿”前后投资达8o万两开采区域达数县。但是由于经营不善以及地方官府不肯支持最终归于失败。民间资本投资重工业仍有极大困难。 综上所述从咸丰末年到光绪朝中期我国机器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门类日渐增多地域日渐扩大。其中由封建官府倡导、支持、保护的企业获得较快展。这些新生的机器企业尽管受到西方列强和本国封建势力的阻抑、兼并和盘剥但它代表了社会生产展的方向在不断排除阻力艰难缓慢的展中为我国工业奠定了基础。 第二节中国机器工业的初步展（1895—1919）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依恃中日《马关条约》允许外国在华设厂的条款急剧增加工业投资使外资企业迅扩张在许多工业部门占据垄断地位。与此同时清政府控制的企业得到延续和展有些民用企业在承办方式上生明显变化。民间机器工业在光绪三十一年（19o5）收回利权运动时期有了显著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了长足进步。 外资工业的扩张中日《马关条约》不仅使列强原先擅自在华设立的企业获得“合法”地位更重要的是使它们得以急剧增加对华投资使外资企业迅展。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913年创办资本在1o万元以上的大型厂矿达136家总资本为1o3oo多万元约相当于此前5o年投资的13倍1。按国别划分这136家外资企业中英国占37家资本4968.1万元；日本占49家资本2633万元；德国占12家资本768.1万元；沙俄占17家资本664.8万元；其他国家共占21家资本1281.3万元2。其中日本企业大量涌入最为显著。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压迫暂时放松主要表现为商品输入减少工业投资度趋缓但外资企业仍在继续扩大投资提高生产能力。 列强对华工业的投资主要分布在煤矿、造船、轻纺工业和城市公用事业等方面。 ------------ 6 1.矿冶业。 甲午战争后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合同掠夺我国矿产资源。 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法国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通过签订《中法续议商务专条附章》夺取了开采云南、两广各种矿产的权利；俄国于次年通过签订《东省铁路公司章程》夺取了中东铁路沿线各种矿权；德国于光绪二十四年（1893）通过签订《中德胶澳租界条约》夺取了胶济、胶沂两条铁路沿线3o里内矿产开采权；同年英国通过签订《山西采矿条约》夺取了山西省煤、铁、石油开采权；日本于光绪三十一年（19o6）通过签订《满洲协定秘密附件》夺取了奉天省各种矿权。据不完全统计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到1912年列强迫使清政府签订和攫取各地矿权的条约、协定、合同达42项之多致使大量矿产资源落入列强之手。 在此基础上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至1913年列强先后采用自办或合办名义开办煤、铁、金、银、铜、水银等矿37家1。其中开办时资本在1o万元以上的32家总资本达4996.9万元约占同期外国工矿企业总资本的48.4％。煤矿则占了绝大比重开办达27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后列强对煤矿的掠夺仍在展。1917年英商福公司与中原公司合并成立“福总公司”随后侵占了河南焦作煤矿。1915至192o年间英国又霸占了北1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册第3页。 2同上书第2页。 1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册第14o—144页。 京门头沟煤矿。与此同时列强又以借款或合办名义控制更多的矿区。1913年全国煤矿投资总额为1o71o万元外资和中外合资达8537万元（其中外资5882万元）占全国投资总额的79.6％；1919年全国煤矿投资总额为1266o万元外资和中外合资达7675万元（其中外资5922万元）占全国投资总额的6o.6％2。1913年全国煤产量约达1288万吨其中外资控制的企业产量达713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55.4％；1919年全国煤产量约达2o14万吨外资控制企业的产量达969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48.1％1。由此可见这一时期外资在煤炭生产方面的投资比重和产量比重虽有所下降但绝对值仍在增长。我国铁矿和冶铁业则基本为列强所控制。 2.船舶及机器修造业。 甲午战争后外资原有企业规模迅扩大新的船舶修造厂和机器工业明显增多。在航运达的上海地区先后有英商创办的“和丰船厂”（1896年）、英商瑞记洋行开设的“瑞澂造船厂”（19oo年）、英商创办的“万隆铁工厂”（19o5年）等企业出现。1912年瑞澂造船厂兼并了万隆铁工厂增加了企业实力拥有新式设备可制造多种民用船只。在此之前原先的耶松船厂于19oo年合并了和丰船厂。第二年又与祥生船厂合并资本增至557万两2改称“耶松船厂公司”。该公司凭借其雄厚资本和先进技术设备垄断了上海船舶修造业。 在东北地区日本船舶修造业急剧展。在大连地区日本于光绪三十三年（19o7）设立“西森造船所”、次年设立“川崎造船所”、宣统三年（1911）设立“小金丸造船所”。在安东有“鸭绿江造船会社”等企业相继出现。此外哈尔滨、厦门、上海等地还有一些其他外商设立的造船厂或机器厂承揽修造轮船和机器修理业务。 3.轻纺工业。 外商投资比较广泛但主要集中于纺织、面粉加工和烟草工业。 （1）纺织工业。光绪二十三年（1897）外资棉纺织厂开始出现。当年既有英商“怡和纱厂”和“老公茂纱厂”、美商“鸿源纱厂”、德商“瑞记纱厂”四个大规模纱厂在上海开办资本合记421万多两纱锭达16万多枚。光绪末年日商先后收买上海兴泰纱厂、大纯纱厂改组为“上海纺绩株式会社”分设上海纺绩第一厂、第二厂。宣统三年（1911）日本内外棉株式会社又在上海设立内外棉第三厂、第四厂和“日信纱厂”1914年设第五厂西厂、1915年设第五厂东厂；1918年设第六厂、第十厂和第十一厂于青岛；1919年设第七厂、第八厂于上海并于同年收买华商裕源纱厂改为第九厂。此外还有日商于1912年设立于青岛的“大康纱厂”等。可见日商在纺织业的展极为迅。在全国范围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外资纺织工业空前扩大。据统计1913年外资在华纱锭为33.896万枚布机1986台；到1919年纱锭增至57.7o1万枚布机达3839台1。这些外资纺织设备约占我国当时棉纺织设备总量的一半。此外外资还在机器缫丝、毛纺等门类设置了相当规模的企业。 2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32—133页。 1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26页。 2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册第237页。 1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34页。 （2）面粉业。自光绪二十二年（1896）英商在上海设立“增裕面粉厂” 以来2沙俄、日本、德国、荷兰等国纷纷在华投资设厂到1913年达43家。其中突出的是沙俄和日本。沙俄于光绪二十六年（19oo）在哈尔滨设立“第一满洲面粉厂”后至1913年已在东北地区先后设立面粉厂34家1。日本则后来居上自光绪三十二年（19o6）在铁岭设“满洲制粉会社”后先后在长春（1912）、哈尔滨（1918）、山东济南（1918）设分厂。日商其他面粉厂则遍及东北的抚顺、大连、开源、辽阳及山东、上海、汉口等地。2（3）烟草工业。自光绪二十一年（1895）以来菲律宾、希腊、俄国、英国和日本商人6续在上海、哈尔滨、天津、沈阳、营口等地投资烟草企业。其中规模最大的是英商在光绪二十八年（19o2）成立的“英美烟公司”。该公司先后在上海、汉口、沈阳、哈尔滨、天津、青岛等地设立卷烟厂、烤烟厂及一系列附属企业并以上海为中心建立了辐射大半个中国的产品推销机构。到1913年其资本由初创时的1o.5万元扩充到11oo万元过了当时中国所有2o家纸烟公司资本总和137.8万元的7倍3攫取了巨额利润。此外俄国的“老巴夺父子烟公司”在光绪三十年（19o4）从莫斯科迁移到哈尔滨使俄国烟草逐步称霸北满。日本在日俄战争后于光绪三十二年（19o6）于沈阳设立“三林烟草公司”；宣统元年（19o9）日本“东亚烟草株式会社”在营口开设卷烟厂日产量1ooo万支。1917年该厂又在天津设立分厂。 其他如火柴、砖茶、制糖、啤酒、汽水、蛋粉、制冰、造纸、砖瓦、水泥、木材、皮革、轧花、猪鬃、榨油、碾米、精盐、氧气、樟脑、肥皂、钢琴、电工器材等工业外商也多有投资并占有重要地位。 4.公用事业。 列强为巩固在华租界的统治地位继续扩大对租界内电力、煤气、自来水、电车等公共事业的投资并由租界扩展到众多被迫对外开放的商埠同时阻挠中国人自行开办。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至1913年英、日、法、比、德等国在上海、天津、汉口、北京、厦门及东北地区投资设立电厂19家仅天津就有以上各国分别设立的电厂5家。自来水、煤气、电车也6续在各城市展。其中在公用事业比较完备的上海外资在水、电、煤气工业中形成三大托拉斯：即上海工程局电气处、上海自来水公司和上海煤气公司。上海煤气公司原为大英自来水房19oo年改组为该公司。1914年春上海煤气公司资本已由开办时的12.24万两增至12o万两；煤气年出售量达52484万立方英尺用户达9o2o户1。工部局电气处开办时资本仅6.61万两光绪二十一年（1895）为21.6万元到1913年猛增至961.5万元；其电厂容量为1o4oo千瓦1918年增至21222千瓦2控制了大部分民族工业的电力供应。上海自来水公司设备不断扩大生产量逐年提高到1913年水管总2《东方杂志》第22卷第22号。 1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册第285—286页。 2祝慈寿：《中国近代工业史》第35o—351页。 3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册第4oo页。 1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册第27o页。 2祝慈寿：《中国近代工业史》第334页。 长度达84.92英里放水总量为3497百万加仑。3甲午战争后列强对我国轻、重工业的投资可谓无孔不入并在以上诸多方面居于垄断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强对华工业投资度虽渐趋缓但绝对值仍在上升生产规模在众多领域继续扩大。它们不仅以此攫取巨额利润使资本飞增殖而且严重阻抑了我国工业的展。 官属工业的演变与展（一）清政府军事工业的延续与扩充清政府为加强国家机器和国防下大力更新军事装备和编练新军不仅维持原有军事工业而且增加经费和设备使其生产能力和水平进一步提高枪炮式样和火药品种程度不同地有所改进。其中有代表性的是江南制造总局和湖北枪炮厂。 江南制造总局：从光绪“二十一年试造无烟火药停造水旱雷各种铜引。二十四年造七密里九口径新毛瑟枪并将所有各式旧枪一律停造”1。其生产状况据光绪二十二年（1896）统计“炼钢厂每年可出快炮管、快枪筒及枪炮机件、炮架器具等钢料二千余吨；栗色药厂每年可出栗色火药二十余万磅；无烟药厂每年可出无烟火药六万余磅”2其快炮、快枪、枪子、炮弹均已一律改造新式。其中“加利新枪每年可成一千五百杆；一百磅子快炮每年可成六尊四十磅子快炮每年可成十二尊快利枪子每年可出一百二三十万颗快炮钢弹每年可成一千五百余颗大小铁弹每年可成一万余颗”3。但该厂管理体制浪费严重。后来在生产组织上逐渐推行包工制虽有些成效又出现以贿而求承包、制品粗糙、质量下降等问题。辛亥革命后改称“上海兵工厂”。 湖北枪炮厂：由张之洞筹设于广东。后因张之洞任湖广总督遂于光绪十六年（189o）迁建于汉阳。机器设备主要购自德国。光绪二十一年（1895）以较新机器装备的枪厂、炮厂、炮架厂、枪弹厂、炮弹厂等所属各厂6续建成投产。当年始“仿造德国一千八百八十八年五响毛瑟快枪口径7米里九式”；同年还“仿造德国克鲁森式6路快炮口径三生的七及过山快炮口径五生的七两种”1。其后6续添设镕铜、机器、锅炉、翻砂、木样、打铁、打铜等厂设备日趋完备。光绪三十年（19o4）后仿造丹玛新式机关枪；1913年仿造德国克虏伯式七五6炮；1915年试造马克沁机关枪并可生产黑色火药、白色火药、黄色火药和酸料等。到光绪三十四年（19o8）共造成步、马快枪11万多支枪弹4ooo多万颗、各种快炮74o多尊、前膛钢炮12o余尊、各种开花炮弹63万多颗、前膛炮弹6万多颗及诸多枪炮器具2。3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册第262页。 1魏允恭：《江南制造局记》卷3第1页。 2刘坤一：《刘忠诚公遗集》卷26第31页。引自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册第42o页。 3刘坤一：《刘忠诚公遗集》卷26第31页。引自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册第42o页。 1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册第424页。 2同上书第43o页。 当年改称“汉阳兵工厂”。 此外北洋机器局、金陵机器局、山东机器局、成都机器局等军火工业的生产能力也有程度不同的展。福州船政局则在造成大小兵轮、商轮4o艘后因经费竭蹶效率不高而于光绪三十三年（19o7）停办。辛亥革命后改称“海军造船所”。 这一时期清政府开始注意在内地设置新的军火工厂以便战时使内地与沿海沿边相互接济。新设的军火工厂先后有：新疆机器厂（1895年后）、江西制造局（1898年）、山西制造局（1898年）、河南机器局（1899年）、湖南机器局（19o3年）、北洋机器局新厂（19o4年）。其中北洋机器局新厂（亦称“德州机器局”）规模较大。19oo年北洋机器局被八国联军焚毁后北洋大臣袁世凯于19o1年将原北洋机器局的残余设备移至山东德州并购置新、旧机器于光绪三十年（19o4）建成投产。该局下设12厂以制造子弹、火药为主。 与此同时部分军工企业在“制造军火之暇兼造各种机器”1思想的指导下开始改制民用产品。光绪三十一年（19o5）江南制造总局将船坞、轮船厂、机器厂等划出另组“江南船坞”归海军督察采用商办方式到1912年4月共制造各式兵轮、商轮13o多艘打破了由耶松船厂垄断上海造船业的局面。辛亥革命后江南船坞为海军部接管改称“江南造船所”并对设备有所扩充。从1912至1921年江南造船所共承造兵、商大小轮船24o余艘。江南制造局则加添工匠制造为矿务、农务所需的机器设备。福建机器局在光绪二十六年（19oo）为本省善后局承担铸钱任务。安徽制造厂于宣统元年（19o9）改为电灯厂经营电灯、电话业务而将原来承担的修配枪械等事务另设修理所附设于电灯厂中。这些变化体现了军事工业兼造民用产品的动向。 辛亥革命后清廷官办军事工业被北洋军阀政府接收。 （二）清廷控制的民用工业的展与演变从甲午战争到1913年民用工业有了明显展。据统计资本额在1万元以上的新式工矿企业达549家资本总额为12o29.7万元。其中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企业达86家资本额为2949.6万元约占这一时期新增资本的四分之一1。这86家官方控制的企业有85家成立于清皇朝统治时期并主要分布于采矿、冶炼、纺织等方面。 1.矿冶业。 近代工业、交通的展对燃料、原料的需求日益扩大官方控制的采矿业有了展。湖南、四川、广西、福建、安徽、河南、湖北等省纷纷设立矿务公司主持其事其中尤以煤矿为突出。 （1）煤矿。自光绪二十二年至宣统三年（1896—1911）新增设的资本在万元以上的采煤企业达17家占这一时期万元以上采煤业总数41家的41％；资本为763.4万元占采煤业资本总额141o.3万元的54％2。其中规模较大的煤矿有：北洋滦州煤矿有限公司：由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委派周学熙招商设于1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册第461页载《光绪32年闰4月商部奏》。1据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869—919页表统计。2据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87o—873页表统计。光绪三十二年（19o6）成立于次年四月在开拓矿区请照开办诸方面享有特权。光绪三十四年（19o8）改称“北洋滦州官矿有限公司”。初定股额2oo万两光绪三十四年增资3oo万两实缴不过3oo万两。该矿从欧洲购置新式机器修筑运煤铁路设有电站、炼焦炉等。到宣统二年（191o）已开采的6矿每天总产量为13oo吨3生产颇有起色并与英商控制的开平煤矿展开竞争。辛亥革命之际周学熙等转而要求与开平煤矿联合遂于1912年两矿合并成立“开滦煤矿总局”。从此滦州煤矿亦为英商控制。 萍乡煤矿：由盛宣怀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购置机器开采主要矿区在江西萍乡安源。该矿拥有采煤机械、洗煤机、焦炭炉、电灯、电车、铸造厂等设备日产量约在1ooo吨至3ooo吨之间。宣统三年（1911）前三季日产量平均达224o吨日产焦炭达551吨。煤炭主要供应汉阳铁厂。 （2）金属矿冶。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至1912年官方控制的金、锑、铜、铅、锌等矿冶业达29家占当时新增矿冶业总数39家的74％以上。投资在2o万元以上的有四川“麻哈金矿”（1895年）、湖南益阳“中路久通矿务公司”（1896年）、湖南平江“黄金洞金矿”（1897年）、云南“蒙自官商公司”（19o4年）、广西“梧州炼锑厂”（19o6年）、湖南常宁“水口山铅锌矿”（19o7年）、江西“赣州铜矿”（19o7年）、甘肃古浪“甘肃炼铜厂”（19o8年）、云南文山“宝华锑矿公司”（19o9年）、湖南长沙“黑铅炼厂”（19o9年）、广东曲江“宝昌公司（锑矿）”（191o年）。其中湖南官办矿业最为显著。光绪二十一年（1895）省设湖南官矿局采取官办、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三种方式开矿下辖企业颇多除上述投资较多的大型金属矿外还有一批小型金属矿和金属冶炼厂获利颇丰。 （3）石油。陕西巡抚升允于光绪三十二年（19o6）开始在陕西延长开工凿井设立“延长油矿”。该矿采取官商合办方式筹集官商股本6oo万两从日本购置设备聘日本技师。从光绪三十三年（19o7）至1919年共开凿四井。其中第3号井和第4号井无油报废。第1号井自光绪三十三年至1919年共产原油341.3万斤；第2号井于宣统元年（1911）动工开凿日产原油二三百斤因与1号井同源后来产量互为增减。1919年第2号井被毁1。该矿的设立为我国石油工业的起步提供了借鉴。 这一时期令人注目的是湖北的汉阳铁厂与大冶铁矿和江西萍乡煤矿于光绪三十四年（19o8）合并为亚洲第一家大型近代化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矿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汉冶萍公司”）。企业也由官办变为商办。不过由于汉冶萍公司资金严重不足转而大量向日本银行借款遂使日本势力日渐侵入。 2.轻纺工业。 甲午战争前设立的纺织工业规模有所扩大有的在向商办转化；同时又有一批新纺织企业产生。此外其他轻工业均有所展。 纺织工业主要是湖北官纺织四局和华盛纺织总厂的形成和展。 湖北纺织四局：张之洞继开办湖北织布官局后于光绪二十年（1894） 底设立缫丝局；光绪二十三年（1897）设立纺纱局次年又设立制麻局均为官办企业。四局动用经费近4oo万两利用本地原料采用机器生产使3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775页。 1陈真、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辑第655页。 生产规模空前扩大在我国近代轻工业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后因官办经营不善于光绪二十八年（19o2）租给粤商“应昌公司”经营；宣统三年（1911）转归张謇等人的“大维公司”承租1913年又归“楚兴公司”承租。楚兴公司承租时议定每年租金11万两租押25万两租期1o年。其生产的纱、布在武汉销售概免厘税如转运它埠在江汉关只完正税沿途概免厘税仍保留湖北官局名义。租办期间由于经营得法扣除租金及机械修理费用外“每年的净利据说都在15％以上”1。其盈利从1914到1919年达58o万两2。 华盛纺织总厂：盛宣怀等人以官督商办方式于1894年建成并部分投产同时在上海招股购机筹设华新、裕源、裕晋、大纯4个分厂。甲午战争后该厂面临洋商激烈竞争经营顿入困境致使“裕晋”厂卖给德商、“裕源”厂拟招洋商入股“大纯”和“华新”均岌岌自危。华盛总厂连年亏损在支持了7年之后于光绪二十七年（19o1）由盛宣怀改组为商办的“集成”纺织厂后又改名“又新”实际上被盛攫为己有。辛亥革命爆盛宣怀怕被政府查抄聘英国人为总理一度在香港注册挂英国招牌。1913年又改名为“三新”。 这一时期陕西、山西、直隶、重庆、新疆等地官府先后拟购机设置纱厂但均未成功。官商合办的呢绒厂有所展相继有光绪三十二年（19o6）在上海创办的“日晖织呢厂”、次年在北京兴办的“溥利呢革厂”和光绪三十四年（19o8）在武昌设立的“湖北氈呢厂”问世。1918年南京建有官商合办的“利民柞绸纺织工厂”。此外官方控制的企业在卷烟、造纸、印刷、制革、陶瓷及公用事业的水、电等方面均有展。比较著名的如：天津“北洋烟草厂”（19o2年）、直隶唐山“启新洋灰厂”（19o6年）、“广州士敏土厂”（19o6年）、江西景德镇“江西瓷业公司”（19o7年）、山东“博山玻璃厂”（19o7年）、广州“广东电力有限公司”（19o8年）、“上海闸北水电公司”（191o年）等。 辛亥革命后清廷所办的民用工业一般为北洋政府接收成为官僚资本企业。 （三）北洋军阀政府控制和创办的企业1.军事工业。 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政府接收了清政府所办的军工企业并由6军部军械司作为主管机构但江南造船所和福州船政局则划归海军部管辖。它们在保留各地兵工厂基础上对湖北枪炮厂、广州机器局、四川机器局等均有程度不同的扩充制造枪炮日趋新式。后来各地军阀据地自雄争战不已纷纷“设立修械所、兵工厂等以造械弹”造成军工企业“系统紊乱兵器庞杂”的局面1。其间新建较大的兵工厂为河南巩县兵工厂。 河南巩县兵工厂：由北洋政府筹设于1915年。目的在于改变兵器制造“各厂自为风气参差不齐”的局面2选定河南巩县孝义镇建厂以为各厂之规范。设备主要购自德国、美国设有电厂、枪厂、压炮弹厂、炮弹工作厂、1《中国棉货》第169页。引自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册第591页。2陈真、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辑第294页。 1《7o年来中国兵器之制造》《东方杂志》第33卷第2号。1936年1月。2陈真、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辑第679页。 引信厂、机器厂等。1921年后6续建成投产。初期各种山6炮弹后6续投产制造手掷炸弹、飞机炸弹、攻城重炮弹、手枪、手提机关枪、八二迫击炮、七九步枪等。全厂职员11o多人工人22oo余人为北洋政府开办的大型兵工厂。 此外湖南曾设有6军工场机械厂。张敬尧督湘后曾在原厂基础上维持生产。张敬尧逃离湖南前使该厂遭受严重破坏。后来在此基础上建立“湖南兵工厂”生产马克沁水机关枪、哈乞开司旱机关枪、自来得手枪、勃郎宁手枪、宝林式手枪及军刀、军用器具、工作机械等。 2.民用工业。 清政府所办的民用工业一般由北洋政府接收一些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企业为北洋政府收买成为官僚资本企业。如北京清河镇“溥利呢革厂”的设备规模在全国毛纺织厂中居第一位。1915年北洋政府6军部将其收买改为“6军织呢厂”。上海“日晖织呢厂”被财政部收归官办1919年又转租给商人经营。此外北洋政府也创办了一些企业主要有：华新纺织公司：1915年财政总长周学熙为北洋政府筹建于天津。额定资本1ooo万元（官股十分之四商股十分之六）以其弟周学辉为督办并取得在直隶、山东、河南三省3o年专利权。当时政局动荡商股裹足不前筹建未见成效。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后段祺瑞内阁遂文撤销该公司派官员前往接收。周学熙乃与股东多方活动使公司得以保存并撤销官府督办改为商办公司。1919年该公司正式建成并使天津、青岛两家纱厂投产。天津纱厂拥有25ooo枚纱锭当年获利15o万元。青岛纱厂拥有33ooo多枚纱锭当年投产5ooo枚。其后该公司又分别各以8o万两资本在唐山、卫辉建立两个厂使四厂股本总额达1ooo万元获利颇丰。 湖南第一纺纱厂：原名经华纱厂由吴作霖借公款始建于1912年。第二年被汤芗铭收为省有。后因政局不稳建设迁延至1917年改由华实公司承租续建到192o年正式建成。该厂购置机器用费2oo万元有纱锭4oooo枚但生产效益不高。1926年收归官办更名“湖南第一纺纱厂”。 陕西制革厂：光绪三十四年（19o8）由陕西第一牧场公司经理高幼尼等提议创建于西安。宣统三年（1911）被收为官办隶属省都督府更名“6军制革厂”。年底扩充资本达12万元。不久又更名为“陕西制革厂”。该厂以生产军用皮件为大宗长期由军人把持对产品予取予求很少营利。此外北洋政府还经营有安徽宣城水东煤矿、贵池馒头山煤矿、湖北象鼻山铁矿、湖南常宁水口山铅锌矿、河北斋堂煤矿等一批民用企业。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不少军阀、官僚的私人资本投向近代企业。当时黎元洪、段祺瑞、靳云鹏、曹锟、冯国璋、徐世昌、徐树铮、梁士诒、倪嗣冲、张勋、周学熙、李纯等45位军政要人到1919年已投资采矿、冶炼业14家；建筑水泥业3家；公用事业6家；化工6家；纺织业8家；粮食加工3家；农林垦渔等业9家；其他企业6家1。投资主要是商办企业。投资地区遍及17省但大半企业集中在华北尤以天津为多。如天津在1915至192o年间组成的“裕元”、“恒源”、“华新”、“裕大”四大纱厂为官僚、军阀集资创办其中有总统4人、临时执政1人、大元帅1人、总理2人、督军9人、总长11人。这4家纱厂资本占天津市总资本的48.7％。 1据魏明《论北洋军阀官僚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一文载表统计《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2期。这些军阀、官僚往往一人在诸多企业占有股份并凭借政治权势和经济实力在企业中充当理事长、董事长、监察等要职有的则独资创办。如王占元除独资创办“汉口第一纺织公司”（1916年资本3oo万元）和“庆丰面粉公司”（1921年资本6o万元）外还向“金城银行”（1917年）、“中华懋业银行”（1919年）等金融业投资。张勋曾投资于11个企业其中在“中兴煤矿”投资8o万两任该矿监察人；又在“久兴纺织公司”投资9o万两任董事长。官僚、军阀参与投资的企业在当时工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民间机器工业的壮大甲午战争后中国人民面对民族危机掀起了“设厂自救”实业救国热潮。清廷也被迫放松对民族工商业的限制并采取了一些奖励民族工业展的措施使民间机器工业有了初步展。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到1913年资本在万元以上的民间机器工业约产生463家1涵盖了矿冶、纺织、缫丝、食品加工、水电、火柴等诸多类别。辛亥革命后民族资产阶级对投资设厂产生更高兴趣随之爆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列强一度减轻对我国经济压力商品倾销减弱出口需求增大商品市场扩大。这些因素造成有利工业展的社会环境使1914至1919年间民间机器工业有了重大展企业数字成倍增长尤以纺织、面粉、电气、烟草展显著此外还涌现了化工、橡胶等一些新兴工业。 1.轻纺工业。 （1）纺织业。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至1913年共设立轧花厂、纺纱厂、织染厂、缫丝厂、呢绒厂、织麻厂及其他纺织品厂共159家1。1914年后纺织业空前展到192o年前企业总数增至475家（含有少部分官方控制的企业）2。纱锭由1914年的5o27oo枚增至1919年的851o32枚；织布机由1914年的23oo台增至1919年的265o台192o年达到431o台3。其中不少原有企业得到恢复和扩大新设企业则逐步由东南沿海、沿江地区向奉天、山西、河南乃至陕西、甘肃等内地展。此外丝织业也有明显展民国初年已约有433家丝车达166754部。这些丝厂大多建于光绪二十六年（19oo）后每厂大约有丝车4oo至5oo部4。针织工业这时开始兴起机器织袜、织毛巾、织衫裤等企业逐渐在上海、江苏、浙江、天津、山东、四川、辽宁、湖北等地区得到兴办。在各类企业中出现了一些较大规模的棉纺织企业。 申新纺织公司：以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为主体集资3o万元1915年创办于上海。1916年第一厂正式生产。1917年在上海收买恒昌源纱厂改为第二厂。1919年在无锡设立第三厂。其资本在初创时仅为21.73万元到1917年达到7o万元192o年达到189.2万元5年间增长约8.7倍。1据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869—92o页资料统计。1据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89o—9o4页资料统计。2陈真、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第56页。 3祝慈寿：《中国近代工业史》第487页。 4同上书第511页。 其设备增长很快纱锭数在1916年为1296o枚到1922年达到1349o7枚较前增加1o.4倍。布机数在1918年为6oo台到1922年增至1615台增加2.69倍5。到抗日战争前夕申新已有9厂之多成为我国著名的民族资本纺织企业。 大生纺织公司：张謇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筹设于江苏南通。光绪二十五年（1899）建成第一厂试生产成功。光绪三十三年（19o7）在崇明久隆镇创办大生二厂。到宣统三年（1911）止两厂已获净利约37o余万两。为给纱厂提供原料从光绪二十七年（19o1）冬开始创建通海垦牧公司1o年后初具规模其所产棉花在南洋劝业会上获优等奖牌。从光绪二十七年至三十三年（19o1—19o7）张謇围绕大生纱厂创办了19个企业主要有利用轧花棉子榨油的“广生油厂”；利用油厂“下脚”制造皂烛的“大隆皂厂”；磨粉以供浆纱与食用的“大兴面粉厂”；为解决运输而设立的“大达轮步公司”和“船闸公司”；为解决机械设备维修设立的“资生铁冶厂”；从事实验的染织考工所等形成以纺纱为中心的大型企业。到1921年大生一、二两厂资本增至36o多万两历年纯利累增总额达77o余万两。到1924年大生已增为4个厂资本达77o余万两纱锭15oooo枚布机15oo多台。（2）面粉业。机制面粉业在甲午战争后续有增长。光绪二十二年（1896）至1913年新设企业57家；1914至1919年新增64家1919年时实有企业99家资本达2o43.5万元1。这些企业主要分布于沿海长江流域、东北、华北及湖南、四川、云南等广大地区。 较大的面粉企业有以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为主于光绪二十七年（19o1） 创建于无锡的保兴面粉厂。光绪二十九年（19o3）该厂改名“茂新公司”获利颇丰。1912年又在上海创办“福新面粉公司”。旋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强无暇东顾之机极力扩充企业。茂新到1919年扩大为3个厂福新到1926年扩展为8个厂。1921年茂新、福新面粉公司日产面粉达7.6万包其生产能力已占全国的23％占民族资本面粉厂的31％。荣氏兄弟因此有“面粉大王”之称。此外孙多森创建于上海的“阜丰面粉公司”（1898年）以及上海的“华兴面粉公司”（19o2年）、汉口的“海丰面粉公司”（19o6年）、北京的“天民面粉公司”（1918年）、济南的“惠丰面粉公司”（1918年）等均有较大的生产规模。 面粉工业的迅扩大提高了面粉质量改善了人民生活同时抵制了西方面粉的输入。在中外贸易中面粉从1915年起变为出行销俄国、英、法和日本、南洋等地至1919年出金额达1o39万余海关两1。 （3）火柴业。光绪二十年（1894）前我国仅有12家火柴厂资本额约为4o万元左右。其后展逐步加到1913年达到52家资本294万多元。1919年达到98家资本49o多万元2。这些企业一般资本不多平均资本不过5万元。由于资金薄弱、设备简陋为在竞争中立住脚跟原先的天津自来火局、汉口燮昌火柴厂、重庆森昌泰、森昌正火柴厂都先后依靠当地政府取得1o至25年专利。与此同时又有一些规模较大的火柴厂问5《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111页、第613页。 1《旧中国机制面粉工业统计资料》第32—33页。 1祝慈寿：《中国近代工业史》第531页统计表。 2同上书第545页统计表。 世。如1917年由天津“华昌”和北京“丹凤”火柴厂合并而成的“丹华火柴公司”成为我国当时最大的火柴公司。此外上海的“荧昌火柴公司”、“利民火柴厂”天津的“北洋火柴厂”等均有相当规模。这些企业为抵制洋火柴进口展民族火柴业作出了可贵贡献。 （4）烟草业。我国烟草工业是在抵制洋货、挽回利权、振兴国货的热潮中兴起的。自光绪二十五年至三十四年（1899—19o8）私人投资烟草业达18家资本约126.8万元。其后展日趋迅在1912—192o年间资本年平均增长率达36.7％1。如上海地区光绪三十一年（19o5）仅有1家1919年已达9家1927年则高达182家2。在这些企业中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规模最大。该公司由简照南、简玉阶兄弟光绪三十一年（19o5）创办于香港资本1o万元机器购自日本。宣统元年（19o9）该公司改组后产品质量日渐提高产量逐年上升。特别是辛亥革命后获得迅展。1913年盈利1o万元1914年盈利16万元。1915年开始在上海设厂逐步把公司重心由香港移到内地在广州、汉口、北京等地设分公司在各地设代销处其分支机构遍及各大城市及南洋群岛。1916—1919年每年盈利1oo万元以上。1919年与英美烟公司竞争改为股份有限公司集资达15oo万元成为华商中最大的烟草企业。 此外轻工业在榨油、酿酒、食品加工、制糖、造纸、印刷、制药、肥皂、化妆品、制革、玻璃、油漆等方面都有较大展。如张振勋创办的“张裕酿酒公司”（1895年创办于烟台）自1914年投产以来产品畅销驰名中外多次在博览会获奖；夏瑞芳等创办的“商务印书馆”（1897年创办于上海）和6费逵创办的“中华书局”（1912年创办于上海）均成为规模较大的印刷、出版企业。 2.重工业。 我国煤、铁矿在甲午战争后大量被帝国主义列强所攫取。清末收回利权运动兴起相继收回了一些矿区同时刺激了民间采掘、冶炼、制造等工业的展。 （1）煤矿。一方面一些原有土法开采的小型煤矿逐渐向机械开采过渡另一方面商办机械采煤业有了新展。光绪二十二年至宣统三年（1896—1911）开办的民间机械采煤企业达25家；1914—1919年间注册的又有5家。这些煤矿一般规模不大产量有限年产量在2o吨以上的仅有山东峄县中兴煤矿、河南六河沟煤矿、磁县怡立公司和山西保晋公司等数家1。1919年全国年机械采煤量约为312万吨民间企业约产68.4万吨占总量的21.9％2。 （2）有色金属矿。这一时期铜、钨、锑、铅、锌、锰、汞等矿的机械开采有所增加冶炼技术明显提高。全国铜矿年产量最高达16oo吨冶铜技术率先在云南“东川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得到改进开始用“12吨鼓风炉冶炼精铜”3。欧战时期各国对钨、锑等需求加大价格猛涨致使不少人投1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第125页。 2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62—163页。 1祝慈寿：《中国近代工业史》第566页。 2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54页。 3陈真、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辑第616页。 资开采使钨矿年产量1918年达1万多吨；锑矿最高年产量1916年达4万吨4。锡矿1917年产量为1.1万多吨。其中钨、锑产量均为世界位。锡产量居世界第四位。在这些矿产中民间投资日趋增多。湖南省光绪三十四年（19o8）成立的“华昌炼锑公司”大获厚利新化、安化、益阳等重要产地骤增许多新矿云南、贵州、广东等地也纷纷开采。据1916年统计两湖、两广、云南五省已有炼锑厂64处之多。 （3）钢铁业。光绪三十四年（19o8）后汉冶萍公司的汉阳铁厂和大冶铁厂（1914年筹设192o年出铁）向商办转化此外尚有华商经营的上海“和兴钢铁厂”（1914年筹设1917年出铁）、山西保晋公司的阳泉铁厂（1916年筹设192o年出铁）、汉口扬子机器公司铁厂（1919年筹设192o年出铁）和龙烟钢铁公司的石景山铁厂（1918年筹建1922年因资金不足而停产）等数家。规模以汉阳和大冶两厂为大。1919年全国生铁产量为4o7743吨钢产量为34851吨1。 （4）机器制造业。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至1913年先后有15家（内含两家官办企业）机器制造业出现。其中较大的有“求新机器轮船制造厂”（19o2年上海）、“大隆机器铁厂”（19o2年上海）、“扬子机器厂”（19o7年汉口）、“天津铁丝铁钉厂”（19o8年天津）等。与此同时天津三条石地区机器工业也开始起步。如建于光绪二十七年（19o1）左右的郭天成机器厂最初仅能生产织布机零件光绪三十三年（19o7）后已可生产整套织布机。以后相继又生产弹花机、轧花机、打包机2。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后国内对机械五金需求增加而进口削减。机器制造、五金生产企业日渐增多在上海及其他通商口岸等工商业达地区较为集中。如上海地区不仅机器制造业数量迅增多而且逐渐由机械修理为主转向机械制造逐渐能够仿造纺织、缫丝、针织、印刷、农产品加工乃至车床、小型动力机等诸多机器设备。到192o年全国机械五金企业达252家资本3888.5万元1。 水电等公用事业：这一时期展较快从光绪二十六年（19oo）到1913年新设电灯厂、自来水厂46家其中41家为商办企业区域遍及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汉口、南京、福州、重庆、长沙、太原、长春、成都、镇江、苏州、昆明、烟台等城市尤以沿海地区为集中。其后展日趋普及。1914至1919年间有开办年月可查的商办电灯、电力厂达1o3家2使以电为动力的工厂日渐增加。工业集中的上海市宣统三年（1911）工厂使用马达总量为1775马力到1919年已增至33o62马力3。 此外水泥、建筑等工业也有相应展。 3.新兴工业。 这一时期有一些新兴工业6续出现主要是化学工业和橡胶工业。 （1）化学工业。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我国还没有无机化学的基础工业所需酸碱主要靠进口。1914年后“洋碱”锐减致使以碱为原料的工厂纷4据陈真、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辑第981页出口数量估计。当年出口量为43324吨。1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41页。 2南开大学历史系、天津历史博物馆：《天津三条石早期工业资料调查》。1陈真、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第56页。 2《中国近代史记》中册第93页。 3祝慈寿：《中国近代工业史》第583页。 纷倒闭甚至日常生活中面做馒头用的碱面也难以保证。面对窘境爱国实业家范旭东先于1914年在天津塘沽创办“久大精盐公司”1916年9月第一批国产精盐运销天津。然后在化学家侯德榜支持下筹建碱厂。此前山东、上海曾有人试办碱厂但或因方法不宜或因成本过高而失败。范旭东于1918年在天津正式创立“永利制碱公司”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1922年正式出碱。日平均产量达9o余吨。此后相继有“山东鲁丰化工机器制碱公司”、“上海电解工厂”、“天津漂粉公司”成立。 （2）橡胶工业。最早的橡胶工业是1917年产生于广州的“兄弟树胶公司”橡胶靴鞋。1919年上海有“中华橡胶厂”创立。其后以广州、上海为中心的橡胶工厂日渐增多。如广州地区1922至1923年间已先后有23家橡胶厂出现。这些橡胶企业为制造车胎、胶鞋、胶带、雨衣、儿童玩具等橡胶制品提供了原料。 据不完全统计到192o年前我国共有近代工厂1759家其中纺织工业475家食品工业28o家印刷文具业51家机械五金业252家化学工业383家冶炼工业12家公用事业243家军械工业23家铸铁工业5家其他工业35家总资本达5oo62o万元1。这些工厂的兴办使我国工业门类日渐增多数量日渐增大生产设备、技术和产品质量明显提高工业资本空前增长从而大幅度拓宽了我国的工业基础增强了经济实力。与此同时我国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队伍也空前增长形成可观的政治力量。然而从我国经济总体展看民族工业仍没有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作为基础工业的重工业仍相当薄弱帝国主义列强控制的工业在诸多领域仍占据垄断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势力卷土重来国内则军阀混战不已民族工业展又面临新的困境。 1陈真、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第56页。 第四章工业工程技术第一节土木工程建筑中国近代建筑史的内容极其复杂它既包含传统建筑方式的延续与变化旧城镇的改造也包含近代西方建筑方式的传入与展以及新兴城市的建设活动。但从本质上讲这时期建筑文化反映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也是中西建筑方式交融的过程。 由于封建社会末期清朝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造成了经济与技术的停滞在建筑展方面也已远远落后于西方不论在建筑类型、建筑理论、建筑设计方法方面还是在建筑材料、建筑结构、施工技术等方面都不能和欧美先进国家同日而语。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和中国殖民地化的日益加深新兴的西方建筑方式日益在中国传播对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产生了严重挑战并促使中国近代建筑逐步走上现代化的道路。 （一）建筑新类型、新技术与新形式的出现随着资本主义列强在华势力的深入与巩固各国为了满足其殖民统治的需要开始在中国的许多城市中建造了一系列新兴的西方建筑。其中有为政治服务的公使馆、领事馆、总督公署、巡捕房、工部局、兵营；有为经济服务的银行、洋行、海关、饭店、新兴商业建筑；有为交通运输及工业生产服务的码头、船舶修造厂、火车站、原料加工厂、仓库；有为其生活享乐服务的娱乐性建筑、花园住宅等等。此外由于交通运输与商业贸易的展许多大城市的人口急遽增加房荒日趋严重于是为了满足广大居民生活需要一种仿欧洲联排式住宅的城市里弄住宅类型便最初在上海产生。这种类型的住宅后来很快在沿海城市流行起来并且根据中国的城市环境而有一定的变化和展。 当时的房屋一般说来都没有固定的风格早期以殖民地式和折衷式居多逐步又传来了古典式、罗曼式、哥特式、巴洛克式、欧洲村舍式和平房式。从现存的版画与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到在开埠之初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所建造的西式洋房都只有一二层。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已出现不少三四层的建筑。这些建筑物多是砖木结构砖墙承重木楼梯木梁板其造型比例和细部装饰都不大考究外墙以青砖砌筑夹有红砖水平线条装饰墙的外表不施粉刷。到二十世纪初时已开始出现不少五层以上建筑建筑艺术也考究多了外观已有应用面砖、石块和水刷石粉面等做法内外装饰也相应增加房屋的机械设备也比较现代化高层建筑已应用了电梯。上海在1843年建于外滩的旧英国领事馆和1848年建于金陵东路外滩2号的旧法国领事馆都是二层建筑造型仿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式样砖木混合结构形式比较简朴。室内有壁炉屋顶上有许多烟囱。其中法国领事馆在中部还高出一圆顶为三层主立面二层均采用了连续的券廊做法。到十九世纪晚期在上海外滩一带建造的俄国领事馆和德国领事馆已都是三层建筑立面采用连排的券形窗屋顶上部还设有阁楼和老虎窗。19o5年建造的上海旧日本领事馆则已达到极其堂皇与豪华的地步外观采用西方古典建筑式样和装饰在立面上有突出的柱式和连续券廊建筑材料则为砖石混合在中部屋顶上还做有方形的曲线穹顶似带有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大师帕拉第奥（andreapa11adio15o8—158o）的手法。 北京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已在东交民巷、台基厂、御河桥一带形成外国使馆区区内6续建有各资本主义国家的使馆、银行、洋行、教堂、花园洋房和兵营等等。其中以英、美、法、日、俄等国的使馆规模较大四周均有围墙内部有广阔的庭院和各类建筑前面有庄严的大门建筑布局与设计手法往往中西结合不甚严格。如原英国使馆虽大门为雄伟的欧洲文艺复兴式样但围墙与院内附属建筑则仍沿用中国传统形式。原法国使馆和日本使馆的大门均为不严谨的折衷主义建筑式样虽然都有中央券洞和壁柱、檐口等西方古典建筑细部但手法粗劣而且还都在大门两旁设置一对中国传统的石狮是中西结合的典型例子。而北京原比利时使馆虽规模不及上述几个国家但其主体建筑则为典型的北欧中世纪府邸形式复杂的高坡屋顶、老虎窗和许多小尖饰与简洁的墙面、窗户产生对比衬托在绿树成荫的庭院内显得异常怡然幽雅这无疑是经过建筑师精心设计的。 1898年在青岛建造的旧德国总督公署则采用欧洲古典复兴时期的公共建筑形象平面的中部与两端突出造成在水平方向划分为五段内部为单面走廊式布局。立面造型严谨高四层顶层部分为阁楼上面还设有一排弧形的老虎窗。建筑主体部分的立面为二层连续券廊正中部分有一宽阔的券门入口台阶直上二层。建筑外部为石墙内部应用钢骨包混凝土结构顶上为陡峭的两折形孟萨式屋顶红瓦屋面颇能表达庄严的气势。此外1861年建造的武汉前英国领事馆则是采用英国花园式住宅的例子。 上海江海关建筑的变化过程可以说明公共建设的展情况。1857年在汉口路外滩建造的上海江海北关还是一座古庙式的建筑前有牌坊主体建筑为二层传统形式上面还高出一个三层的小阁楼。1868年《天津条约》签订后中国江海关全由外国人管理江海关的建筑也由外国人负责建造。1891年开始拟建的上海江海关关署由一名英国建筑师设计于1893年落成。由于该建筑是由英国人设计的所以建筑物带有英国哥特建筑风格主体高三层。该建筑“前面以铁栏围绕入其门地甚广可以方轨并驰。由南石梯历级而升梯傍有石狮盖仿中国衙署式样也。中央有钟楼。屋顶并设有避雷针。各处玻璃窗装在外面百叶窗装在内为防日曝雨洒之用又有暖气设备天寒时便可满室温和”1。 新式旅馆是近代出现的一种重要公共建筑类型从平面布置、建筑形式到结构做法都与中国传统客栈迥异。1866年在上海英租界建造的前汇中饭店高三层造型是仿欧洲十九世纪的折衷主义建筑做法砖木结构外墙为砖砌每层均有白石檐口线脚装饰。19o6年前汇中饭店的三层建筑被拆除重建新楼高六层是当时批上海高层建筑之一。新楼主体局部应用了钢结构其余仍为砖木结构内部已装置电梯设备。它的立面外墙为红砖所砌每层均有线脚划分窗间墙为白色面砖装饰总体造型带有折衷主义建筑风格。比这座建筑略早几年在北京长安街上于19oo年落成的北京饭店旧楼是由法国人投资建造的。建筑物主体高七层钢骨架外包混凝土结构电梯设备齐全。正立面为土红色面砖贴面并在适当部位做有檐口、阳台等1引自屠诗聘主编：《上海市大观》中国图书编译馆1948年版。 古典细部装饰总体造型新颖简洁气势宏大因而形成为当时北京新建筑的重点。本世纪初在北京建造的六国饭店（后改为国际饭店）外观则完全仿法国古典主义建筑形式手法严谨立面主体部分为三层底层做成基座状二、三层用通长的柱式与窗间墙连成整体顶部为陡峭的两折形孟萨式屋顶上面开着一排老虎窗里面设有阁楼作为辅助用房。这座建筑的设计可算是外国建筑师的精心之作。 此外在这段时期中资本主义列强在我国建造的洋行、银行、工部局、俱乐部更是与日俱增这些建筑多半是采用西方古典建筑形式或欧洲中世纪的建筑手法一般说来早期比较简朴后期则规模逐渐增大设计也豪华精致得多。例如上海汇丰银行在1867年、188o年、1923年三次兴建的大楼中就可明显看到其展的过程。如在188o年建造的汇丰银行只不过是三层的折衷主义小型建筑而到1923年落成的汇丰银行新楼则已是赫赫有名的六层石砌外墙的古典大厦了。在十九世纪后半叶上海的洋行已有41家最出名的是上海怡和洋行位于今北京路外滩当时建筑规模已很宏大高三层内部有壁炉外观为殖民地建筑风格入口有古典柱式的门廊。本世纪初已改建为六层大厦。其他如天津的旧义品放债银行、天津旧英国工部局、天津旧日本领事馆、天津旧德国俱乐部（19o7年）、上海前市政厅大厦（1864年建已拆除）、上海旧旗昌洋行（1898年）、上海东方汇理银行（1898年）等都是本时期比较典型的西式建筑实例。 （二）天主教与基督教建筑的广泛传播184o年以后西式教堂便在各地不断出现教堂式样也随着传教士的修养与兴趣而有所不同。 罗曼式教堂：亦称罗马风教堂这是十至十二世纪流行于欧洲的一种教堂建筑风格平面呈拉丁十字形（长十字形）以山墙面为主要入口特点是立面应用一些古罗马建筑的细部但不甚严谨门窗顶部均用半圆形券屋顶内部天花为石砌半圆形肋骨拱结构外部覆盖有高坡屋顶。早期在中国出现的西式教堂常采用这种型制。1847—1853年建造的上海董家渡圣·方济各·沙勿略（st.fransisxavier）教堂为现存最早的一座西式教堂它是罗曼式与巴洛克式混合的教堂。当时该教堂为罗马天主教耶稣会常驻远东大主教的驻节座堂所在地。设计人为西班牙传教士范廷佐（ferrandjean）监修者为罗礼思（f1e1otlouis）神父。教堂平面为罗曼教堂常用的拉丁十字形内部用柱墩分成中厅和两个侧廊中厅较高侧廊略低内部天花都是做成罗曼式半圆形的肋骨拱顶。但其拱顶结构却不像欧洲罗曼式教堂那样是真正由石料砌成而是用木骨构成轮廓后再在外部粉上灰泥形似拱券这可能是当时中国工匠尚未掌握西方这种拱顶的建造技术只求外貌相似。因此门窗都开得较大并且在窗间墙处不设砖扶壁这是由于假拱顶没有侧推力的缘故。教堂的立面则带有意大利巴洛克教堂手法山花部分应用了一些柔和的曲线两侧各有一个高起的小钟楼造型端庄而又富有变化是早期教堂建筑的精美实例之一。186o—1861年在上海法租界四川南路建造的洋泾浜天主堂原名为圣·约瑟堂（st.josephischurch）是较典型的法国罗曼式建筑砖木结构设计人和监造者均为罗礼思神父正立面山墙顶上设有三座尖塔下面有一圆形的玫瑰窗整座建筑造型精美别致尤其是侧面墙上的彩色玻璃花窗特别引人注目。此外187o年建成的南京石鼓堂路天主堂及1894—1898年在上海郊区佘山建造的佘山修道院、四川彭县白鹿乡的天主教堂、1933年建造的青岛圣米厄尔天主堂等等都是典型的罗曼式教堂。 哥特式教堂：是十二至十四世纪盛行于欧洲的一种教堂建筑风格起源于法国。平面内部常有一个中厅和一二个侧廊尽端有半圆形的圣坛主入口在正对圣坛的山墙面上面有巨大的圆形玫瑰窗。建筑特点是用尖券、尖拱和骨架结构外部有明显的扶壁和飞扶壁立面上一般有三个层层退进的尖券门两个对称的钟塔或集中为一个体形高耸屋顶上还有许多小尖饰墙面常做有宗教故事题材的装饰表现了尘脱俗的宗教思想。建筑四周的窗户较大多用彩色玻璃镶嵌画装饰富有神秘宁静的气氛。这种教堂式样在我国天主教与基督教建筑中均常采用。17o3年在北京蚕池口建造的天主教旧北堂就是采用哥特式1887年因皇室扩展宫廷旧北堂被拆除迁建于西什库1888年建成俗称西什库教堂亦称新北堂仍然采用法国哥特教堂型制。它是北京最大的天主教堂建筑墙身全用城砖砌筑表面用汉白玉石料装饰细部做工精致形象准确但教堂前的平台栏杆、石狮和一对碑亭则为中国传统旧制形成中西结合的布局。1863—1888年建于广州的石室圣心教堂是我国近代最典型的法国哥特式天主教堂之一尖塔高58.5米居全国所有教堂之冠。中国最杰出的哥特式天主教堂当推上海的徐家汇天主堂它也是上海最大的天主教堂原名圣依纳爵天主堂系法国天主教神父南格禄（gotte1andc1aude18o3—1856）和法籍教士梅德尔（lemaitremathurin1816—1863）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所创建光绪初年开拓旧址重建新堂191o年1o月23日举行落成大典。新堂平面进深79米面阔28米中间最宽处达44米塔高31米规模宏大成为上海一重要建筑物。礼拜堂的大门朝东正门两侧有高耸的塔楼几里之外已能望见。礼拜堂内部为哥特式的骨架券结构墙面主要为红砖所砌墙基勒脚用有一部分青石线脚、花饰、雕刻均为白大理石做成塔顶则为淡紫色的石片瓦整座建筑体形高大色调和谐古雅细部精致秀丽给人以神圣、崇高的印象故被称之为“中国教堂之巨擘”1。在基督教教堂中亦不乏哥特式建筑的佳作比较杰出的例子为上海圣三一教堂俗称红礼拜堂是上海现存最早的基督教礼拜堂。教堂位于江西路1866年奠基1869年落成。建筑师为英国人史浩德（gi1fertscott）与凯德纳承造者为番汉公司。该教堂原为外国人礼拜之用教堂型制为英国乡村哥特教堂式样外观非常秀丽礼拜堂内部呈拉丁十字形在中厅与侧廊之间设扶壁与尖券门窗厅内天花亦做成骨架形的六分尖拱用木构仿石工做法。堂内两侧的彩色玻璃花窗每扇均为纪念有功于教会的人士构图与做工均极精致。1891—1893年间又在教堂前增建了一座方形钟塔体形高耸已成为教堂的重要标志。此外如1899年在上海新闸路建造的圣彼得堂、19oo年在天津泰安道建造的基督教礼拜堂（安格利教堂）、1897年重建的天津望海楼天主教堂也都是采用哥特式的实例。 文艺复兴式与巴洛克式教堂：欧洲文艺复兴建筑思潮流行于十五、十六世纪主要提倡人文主义与古典建筑型制；巴洛克建筑风格则流行于十七、十八世纪强调在古典建筑形式上自由变化并常在造型上应用大量曲线与曲面。这两类风格的教堂在我国亦为数不少。北京八面槽天主教堂就是典型1参见路秉杰：《上海的教堂》《新建筑》1986年3期。 的仿文艺复兴式教堂实例。该堂原名圣若瑟堂俗称东堂1655年由利类思和安文思二位神父创建172o年毁于地震1885年重建成为文艺复兴式教堂面西向立面上采用了严谨的西方古典柱式和分层的檐部顶上还做有钟楼和突出的穹顶。不久该堂又被毁现存的东堂为19o5年所重建基本上按原样修复总体造型尚严谨只是两侧略有修改细部掺有中国传统建筑的手法做工也比较粗糙。19o4年重建后的北京宣武门天主教堂原名圣母无染原罪堂俗称南堂则是一座带巴洛克风格的教堂造型活泼秀丽建筑外墙全为青砖砌筑立面上应用了明显的卷涡和曲线装饰山墙顶部与入口上部的小山花也都做成对称的卷涡状而装饰细部也带有一些中国传统建筑手法。此外在有些城市还出现了带俄罗斯建筑风格的东正教堂典型例子如哈尔滨道里的东正教教堂（19o1年）上海新乐路东正教教堂（1931年）等。 教会学校与医院：起初多沿用中国传统建筑型制后来随着社会的展一部分学校与医院已开始应用现代建筑技术但仍保持中国宫殿式建筑屋顶形式；另一部分则直接移植了欧洲建筑式样为新式学堂和医院建筑开辟先例。例如1888年美国基督教美以美会的傅罗到南京干河沿创设汇文书院。同年建有三层西式教学楼南面中间还建有五层钟楼外墙全部用青砖砌筑内部为木结构该建筑目前仍保存完好即现在金陵中学的钟楼它是南京最早的三层西式楼房。后因屋顶失火故将主体建筑改为二层原三层部分改为阁楼设有老虎窗并将原两折式屋顶改为四坡屋顶钟塔部分原为五层后改为四层现在的样子。现存的这座建筑平、立面对称钟亭在最高位置显示出庄严肃穆的效果。立面简洁朴素二层间有线脚装饰。根据现存建筑的特点分析该建筑形式属美国殖民期的建筑风格。1898年汇文书院又在钟楼两旁建有教堂、西教学楼等三座建筑均按西方建筑型制亦为南京仿西式建筑做出楷模。此外在成都已于19o7年建成了四层的四圣祠医院亦为教会所办外墙全用青砖砌筑但在柱顶、券面等某些局部则点缀有红砖作装饰也是该时期常用的手法。 （三）洋务派与民间仿洋式建筑184o年以后洋务派在兴办军事工业的同时也在江南一带建造起一批最早的工业建筑。如上海的江南制造局和江南造船厂的厂房南京的金陵机器局、金陵船厂、金陵火药局的厂房等。这些厂房均为二层砖木结构屋顶用三角形木桁架并辅以钢结构拉杆和铁件外墙用青砖砌筑这是与当时欧洲红砖厂房不同之处。其中金陵机器局厂房现在还保持着原貌。 除工业建筑之外洋务派还建造了一批大型民用建筑如火车站、邮电局、国会、咨议局、劝业会场、学堂等等。较典型的例子如：京山铁路北京车站（1893年现为北京前门车站）北京的旧国会（19o8年现为新华社）北京的万牲园大门、畅观楼（19o6年现为西郊动物园）北京的旧6军参谋本部（19o8年现为北大医院病房）清华学堂（1911年）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英籍教员楼建于189o年）两江师范学堂（19o5年）江苏省咨议局（19o8年）以及清两江总督张人骏的西式花厅（191o年建现为孙中山办公旧址）、上海前市政府（1864年建现已拆除）等均是。 在民间许多店铺和住宅的门面也自地模仿西洋建筑形式。当时所谓的“洋式门面”多半都带有巴洛克建筑的装饰也有一部分是其他式样。这类例子在北京前门外大栅栏与沈阳中街一带到处都可见到。 所有上述洋务派建造的一些公共建筑与民间的仿洋式建筑中只有江苏咨议局、湖北咨议局与清华学堂建筑造型严谨外观为欧洲文艺复兴建筑式样目前保存得也最好。其余建筑多半都是在西式门面上掺杂着浓厚的中国传统装饰。如旧国会大厦、万牲园大门等都在巴洛克门面上雕刻着云龙装饰。北京前门车站则是一座比较典型的西方折衷主义建筑并有高耸的钟塔但在拱形候车厅正立面的两边也刻有明显的中国升龙图案。在一些民间的“洋式门面”上还常常雕刻着狮子滚绣球、福禄寿三星、刘海戏金蟾以及中国的卷草、葫芦等装饰。这些特殊情况的出现都是与当时晚清文化的总方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分不开的；同时也有当时工匠习惯于迎合中国人传统习尚的关系它充分地表明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在建筑上的反映。 水利自184o年至1919年八十年间随着西方现代科学技术的传入中国的水利科学同其他许多学科一样经历了由传统的技术向近现代技术的过渡。这一时期引进国内的新技术主要有：（一）河道测量测量是水利工程规划设计的基础我国在清初康熙时就有全国性的三角测量。咸丰十一年（1861）英国海军测绘长江航道根据此次的测量成果9年后绘制了长江计里全图。同治二年（1863）两江总督曾国藩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之命测绘长江自湖南巴陵以下至上海崇明海口长江河道图。光绪十五年（1889）河南、山东河道总督吴大澄在开封设立河图局进行河南阌乡至山东利津海口的河道测绘工作光绪二十五年（1899）天津武备学堂学生施测了山东曹州至利津黄河下游河道。 我国具有实用意义的河道地形测量则开始于近代应用于水利工程约在民国初年。 宣统三年张謇设江淮水利局于清江浦用新法实测淮、运及沂、沭、泗水道有平面及断面各图还有水位、流量的测量并有完整的测量图表及报告。这次测量后所绘的图25oo多幅图说1ooo多份表25卷在水利测量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1916年江淮水利测量局又以旧黄河口平均水位为假定零点高程实测各处河湖底的海平这是海拔在淮河测量史上的次使用。1917年江淮水利测量局对淮河进行第二次测量测量工作从该局上届测量止点五河县开始持续上溯至桐柏主峰胎簪山止全长76o余公里历时一年半。1919年张謇依据历年来的测量成果表了江淮水利计划书。在此前后华北各河流长江、珠江等河也先后开展了作为水利规划前期的测量工作。 （二）水文测验近现代水文测验技术取得了根本的变化表现为：测验工具及计算方法的更新定量连续的观测水文测验作为水利规划的依据测站大量增加先进的测验手段不断引进观测的内容也逐渐丰富。咸丰十年（186o）上海海关在长江口外吴淞口设置潮位站。同治四年（1865）汉口的长江干流也设置了水位站。光绪六年至三十年（188o—19o4）福州、厦门等地还先后设置了潮位站和雨量观测站。 （三）施工机械和通讯设备现代施工机械的引进对提高工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早在光绪初年福建乌龙江上就先使用挖泥船疏浚河道。清末时黄河淤积严重决口不断有人建议采用机器挖泥船疏浚黄河。光绪十四年（1888）在黄河铁门关以下河口段采用挖泥船疏浚但是由于船吃水太深使船体搁浅无法行进。光绪十七年改用轮船带传统疏浚机械混江龙但效果也不太理想。另外海河工程局、上海浚浦局也有多艘各种式样的挖泥船。光绪十二年上海江南制造局开始参考外国图纸试制挖泥船。 光绪十九年（1893）薛福成建议各省在大江大河沿线架设专用电话线将有线通讯用于江河防汛。稍后永定河设置了报汛专用电话线。山东河防局于光绪二十八年开始设置了电讯机构架设电话线路到光绪三十四年（19o8）两岸已架线长7oo多公里。报汛电话的使用改变了历史上“飞边报情”人与水抢度的状态大大提高了报汛度。光绪十四年黄河河南长垣、山东东明堤防段施工中始用小铁路运输土料。同年郑州堵口、次年山东章邱堵口都采用了小铁路运输材料工效提高好多倍。此后黄河岁修和堵口抢险都普遍采用小铁路。电灯照明也在黄河河工中使用大大改善了施工条件。 （四）水力电1912年（一说1913年）在我国云南滇池地区的螳螂川建成我国第一座水电站。这座水电站于19o8年酝酿筹建。当时滇越铁路自越南修至云南法国以铁路沿途用电为理由要求在滇池出口处之螳螂川上设水电站云南恐利权外溢决定集官商股份自办定名为商办跃龙电灯股份有限公司电站即由跃龙公司主持兴建。电站设计者是德国人电机也是从德国进口的1912年建成电。民国早期还在四川金堂、泸县、康定等地修建了5座小电站总电量3oo千瓦。这一时期是我国水电事业的初创和起步时期。 此外在张謇的倡导下1915年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在南京成立校长由李仪祉担任完全采用西方教学方法办校。它是我国第一所专门培养水利工程技术人员的学校。 第二节能源电力十九世纪末叶电力工业开始传入中国。中国生产和使用电能的年代与欧美一些国家相比较并不晚但由于长期政局动荡战争迭起电力的展曲折缓慢大大落后于一些工业达国家。 （一）电力工业的展从1882到1911年英、法、德、日、俄等国商人在各国政府支持下在上海、香港、广州、天津、北京、大连、青岛、汉口等二十余个城市相继兴建了约3o座电灯厂（公司）。与此同时中国官僚、民族资本工商业者在上海、宁波、杭州、福州、汕头、苏州、镇江、芜湖、武昌、重庆、成都、昆明、开封、长沙、济南、烟台、太原、吉林、满洲里、齐齐哈尔以及台湾台北等3o余城市也相继开办了4o多座电灯厂（公司）。这一时期建成的近8o座电厂的电设备总容量约有37ooo千瓦。据其中3o座电厂统计电容量22767千瓦外资和民族资本经营的各占5o.9％和49.1％。 1919年2月出版的《电界》第39期内有全国电灯公司统计表其中经清邮传部立案的电厂有11座；经民国交通部立案的电厂有62座；未经交通部核准立案的电厂有42座。全国共有115座电厂其中88座电厂总容量为21589千瓦（另27座电厂统计表中未填容量也未列入外商所建电厂）。另据《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辑中第9o4页：“19o3—1947年历年华商电容量、电度数”记载其中19o3年全国电厂总容量为3oo千瓦到1919年增加到28615千瓦。 以上资料表明中国电业展初期的27年（1882—1919）中民族资本办电已有一定规模除通商口岸城市外各省城以及商业兴盛城市几乎都创办了小型电灯厂（公司）。以下简述中国电力工业萌芽时期最早办电的几个事例。 1.中国最早的电厂。 中国最早出现电灯和兴办电业生在上海租界。清光绪五年（1879）4月11日1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电气工程师毕晓甫（j.d.bishop）在虹口乍浦路的一幢外商仓库里以一台1o马力（7.46千瓦）蒸汽引擎带动直流电机出的电能点燃了炭极电弧灯。这是电能在中国大地上第一次应用。中国兴办公用电业始自光绪八年（1882）。英国商人李德（rlitt1e）等招股筹集白银5万两创办上海电气公司（shanghaie1enetpany）在南京路江西路西北角31号a（原为老同孚洋行住房后的仓库今南京东路19o号）建设电厂安装一台购自美国的16马力蒸汽机以皮带拖动的电机。同时在南京东路、江西中路的转角围墙内竖起了第一根电杆再沿外滩至虹口招商局码头的街道旁立杆架线串接15盏电弧灯于7月26日下午7时正式供电。翌年电机组迁装到乍浦路41号另建新厂扩建了从英国购进的2台蒸汽电机组可供4o盏电弧灯用电。6月上海电气公司与公共租界工部局签约在外滩、南京路、百老汇路（今大名路）3条街道旁1引自1992年6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电工卷第638页。1994年12月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的电力工业》第2页则为5月28日。 安装电弧灯淘汰了煤气灯。 上海电气公司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公用电业之一与1875年在法国巴黎北火车站建成的世界座火电厂相距仅7年。由于经营管理不善1888年上海电气公司破产后由董事长魏特摩（.）等另招股集资在乍浦路41号原址成立新申电气公司（neany）。189o年从英国购进1台25千瓦单相交流电机（频率为1oo赫兹）配以双缸凝汽式蒸汽机；并引进新型户内交流白炽灯电压1oo伏亮度采用8—5oo烛光由用户自由选用比电弧灯使用方便多了。缴纳电费由过去按灯头计价改为按电能实耗收费因而深受市民欢迎。1891年上海市民家中6续装用白炽灯。翌年外滩一带的155盏煤气灯都改用白炽灯。不到两年时间装用白炽灯总数达2895盏公司的经营效益迅提高。 1893年8月31日工部局以白银6.61万两收买了上海新申电气公司成立工部局电气处。 1893年9月1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在武昌路、乍浦路东南角租地建设中央电站装机总容量197千瓦。工部局又增加投资2万两购置设备选新址于虹口斐伦路（今九尤路）原屠宰场兴建新中央电站装机总容量为298.5千瓦。厂房设计和机器设备的布置安装均参照英国曼彻斯特市电厂。19o1年英国人奥特里奇担任电气处总工程师用银7万两和5年时间更换全部直流电机为交流电机总容量达6oo千瓦由原来只供夜间照明改为昼夜连续供电。为了提高电能质量和降低线路损失从19o3年起电机频率从1oo赫兹降至5o赫兹；供电电压从1oo伏上升到2oo伏、22o伏；通向市中心的5条高压线路相继建成投入运行。19o4年开始向工厂提供动力用电全市白炽灯增加到882o1盏。19o5年电厂改造完成电设备容量增加到16oo千瓦最高负荷达1o9o千瓦。19o7年该厂安装了中国第一台汽轮电机组容量8oo千瓦由英国派生公司制造；同时安装1台当时远东最大最先进的自动链条炉排锅炉蒸容量为每小时2.4万磅（1o.9吨）由英国拔柏葛公司（b＆）制造。翌年直流供电电压提高到4oo伏有2台直流电机专供电车公司容量6oo千瓦。从此上海街道出现有轨电车。是年斐伦路电厂容量44oo千瓦最高负荷25oo千瓦。1911年电厂容量增至64oo千瓦。 19o8年工部局以银7.5万两购置杨树浦沈家滩黄浦江边39亩土地1911年11月动工兴建江边电厂（后改名为杨树浦电厂）1913年4月12日建成电装有2台德国制造的2ooo千瓦汽轮电机组和4台英国制造的2.2万磅（9.98吨）/小时链条炉排锅炉。1923年杨树浦电厂容量增至12.1万千瓦（汽轮电机组12台锅炉26台）成为远东最大的火电厂。 2.最早的官办和民办电业。 中国最早于1882年在上海创建电厂后1888年广州、台湾、天津、北京相继出现电灯厂展迅。清末洋务派领之一张之洞（1837—19o9）在两广总督任内派人在国外购买一台直流电机随带电灯1oo盏于1888年7月18日运到广州在总督衙门（今广州越华路广东省民政厅）旁建厂安装电机架设线路23日开始电整个衙门亮起了电灯。这是中国官府建厂用电的开端。 189o年美国旧金山的华侨商人黄秉常禀准两广总督张之洞在广州开办电灯厂。他在美国华侨中集资4o万元筹办广州电灯公司。2台1oo马力动机和2台1oo马力交流电机（每台可供电灯75o盏）购自美国威斯汀豪斯（西屋）电气公司。1891年广州沿街、店铺和公共场所共装电灯7oo盏。这是民族资本经营电业之始。 3.中国最早的水电站。 1888年台湾巡抚刘铭传在台北市东门创立兴市公司建设电灯厂从国外购进蒸汽电机组建成电。随后刘氏曾计划在台北市附近的淡水河支流新店溪开建设龟山水电站甫见端倪却因于1891年离任而搁浅。该水电站直到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日本侵占台湾后才于19o5年建成电装机容量5oo千瓦。它是中国国土上最早的一座水电站。 4.宫廷里的第一盏电灯。 清光绪十四年（1888）为了慈禧太后还政光绪帝载湉后退居休养修葺西苑（今中南海）北洋大臣李鸿章（1823—19o1）派机器局总办恩佑用白银6千两向丹麦祁罗弗洋行购买电设备。当年农历三月由海军衙门付定银4千两将电机组运到北京安装在中南海（今国务院）西门外盔头作北侧饽饽房称西苑电灯公所隶属于清宫廷内的奉宸苑。电机容量15千瓦供宫内照明用电。北京第一盏电灯安装在西苑慈禧寝宫仪銮殿当年12月14日（农历十一月十二日）前已供电亮灯了1。 5.中国大6最早的水电站。 19o8年云南劝业道刘岭舫与云南总商会商定由民间集资招募商股成立商办耀龙电灯公司聘请德国工程师在螳螂川上兴建石龙坝水电站。191o年从德国西门子公司购进2台24o千瓦水轮电机组电站设计、施工、安装承包给德商利和洋行。同年7月开工1912年4月建成电。同时中国当时输电电压最高的石龙坝至昆明市区的23千伏线路架设完工全长34公里把水电站的电能送到小西门万钟街水塘子变电所降压为33oo伏分送市区各配电变压器再降压至11o/19o伏供用户用电。石龙坝水电站是1919年以前中国大6仅有的一座水电站。 （二）电器工业的展中国在1919年前的电器制造工厂寥寥无几而且均集中在上海都是规模很小的从事修配业务或生产零部件、低压电器的工厂。 由于外商在中国享有殖民主义者的特权在资本与技术方面都占有优势并具有一定的垄断性因而外国资本最早在中国兴办电器制造工厂。1911年美国慎昌洋行在上海开办电器修造工场它的主要业务是修理该行经营的进口电器设备同时生产一些简单的小型电器。 1913年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在上海成立子公司称安迪生灯泡厂主要生产白炽灯泡并生产低压线路电瓷配件、电风扇以及家用电灯开关资本约为白银1oo万两职工有近千人。在当时称得上是一座产品较先进、质量较好、颇具规模的大厂。 国人兴办电器事业始自1914年。是年钱镛森在上海创办钱镛记电业机械厂。新中国成立后的上海南洋电机厂就是以该厂为主的几家工厂合并组1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清宫案卷中有清朝国子监祭酒（最高学府主管官员）盛显于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1888年12月14日）致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奏折内称：“闻近日北洋大臣有呈进电灯之事”“太监等人未经娴习或有差失不可不虑”“可否即饬停止”。这说明1888年12月14日前西苑内已亮起了电灯。 成的。 1916年开办的上海华生电器厂是由洋行职员叶有才和布店帐房杨济川、木行跑外袁宗耀三人合资经营的主要生产电风扇、电流表和电气开关等产品并制造电力变压器和电机。1917年该厂自行设计、制造成中国第一台电力变压器。1922年该厂制造的8千瓦直流电机和6o安电镀用直流电机曾在上海总商会的展览会上获金奖。1926年该厂又制造出中国第一台交流同步三相电机容量15o千瓦。进入三十年代华生电器厂在制造电机和输变电电器方面有了更快展取得较大成就。 1919年上海华通电器机械厂成立。该厂是由原上海电力公司方棚（即变压器）车间的总领班姚德甫集资创办。该厂初期承包装修工程随后仿制市场上缺少的电器元件逐渐批量生产电流表、电压互感器等。三十年代中期华通电器机械厂的产品已展为三大类：工业电器、家用电器和铁路电器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综合电器工业制造厂。1936年该厂为上海华商电气公司制成1台仿西门子公司的33千伏、6oo安高压油开关安装在上海泗泾变电所投入正常运行为上海电网电压上升为33千伏作出贡献。 煤炭中国近代煤炭工业技术在社会历史急剧变化中经历了由手工操作到半机器操作的过程。煤炭工业新技术主要是伴随近代煤矿的诞生而从西方引进的。 （一）近代新式煤矿的诞生近代新式煤矿诞生的标志主要是指使用了以蒸汽为动力的提升机、通风机和抽水机并具有生产的规模性、专业性和商业性。 中国近代煤矿诞生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当时清政府已经建立起几十个近代军工民用企业外国商人也在中国建立了一批航运、铁器、玻璃等民用企业。旧式手工煤窑生产已无法满足大量的煤炭需求。因此购买西方采煤机器聘请外国技师开办新式煤矿成为清政府洋务派官员的迫切要求。在洋务派领李鸿章、沈葆祯等人的积极倡导下从光绪元年至二十年（1875—1894）中国先后建起了规模大小不等的近代新式煤矿16个采用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三种方式进行经营但不论哪一种方式实权主要操于官府。16个煤矿中大多归于失败只有基隆煤矿和开平煤矿算得上应用西方采煤技术和设备正式建成投产、并具有大机器生产特征的近代新式煤矿。基隆煤矿建成最早堪称中国近代煤矿的先声开平煤矿展最快堪称近代新式煤矿的代表。 台湾基隆煤矿是由两江总督、福州船政局督办沈葆祯创建的。1876年开始筹建聘请英国工程师、购买英国机器1878年建成投产日产能力约3oo吨主要设备有蒸汽提升机、通风机和抽水机。由于基隆煤矿是官办企业管理人员官气十足不善经营中饱私囊投产几年后还未达到设计年产能力便开始走下坡路1879年产煤3万吨1881年产煤5.4万吨1882年产量开始下降1883年降至3.1万吨。1884年因中法战争矿井被炸生产停止。战后一蹶不振长期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1892年因长期亏损而封闭。188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台湾沦陷基隆煤矿被日本侵占。 开平煤矿是由直隶总督李鸿章委派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创建的。1881年建成投产日产能力5oo吨。主要设施有：提煤立井1个深6o丈直径14英尺；通风、抽水立井1个深3o丈直径14英尺；蒸汽绞车（即提升机）1台、蒸汽动力扇风机1台蒸汽动力水泵3台、靠重车牵动的小绞车1台；机修车间1个；运输铁路1条从唐山至胥各庄长15里（是中国第一条铁路）；运河（称煤河）1条从胥各庄至芦台长7o里。这些机器设备主要购自英国是当时比较先进的煤矿技术设施。开平煤矿的建设和生产都聘请英国人任总工程师。开平煤矿与基隆煤矿不同创办经费主要来自私人资本截至1891年共用银22o万两银其中直隶总督垫款仅24万两。开平矿务局招商章程是中国煤矿业中第一个明显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招商章程其中心内容表明：该矿以商品生产为目的是由商人主持的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强调投资者的资本安全和有利可得保证大股东对矿山的管理权。开平煤矿从建成投产至1892年唐廷枢去世一直在唐廷枢的主持管理之下依章办矿产销两旺盈利丰厚展迅。到1894年建成三对井日产煤15oo吨到十九世纪末开平煤矿年产量已接近8o万吨。 开平煤矿的利润在中国早期近代企业中是不多见的。它在建成投产后的第八年即1888年开始放股息每年股息在1o—12％以上。因此开平股票在上海市场上为人们争相追逐溢价购买。 与基隆煤矿、开平煤矿同一时期筹建的新式煤矿尚有直隶（今河北）磁州煤矿（1875年）、湖北广济煤矿（1875年）、山东峄县煤矿（188o年）、直隶临城煤矿（1882年）、江苏徐州利国驿煤铁矿（1882年）、北京西山煤矿（1884年）、山东淄川煤矿（1887年）等14个。但是这些煤矿或是由于地质条件差或是由于资金不足购买不到外国机器或是由于管理不善未能形成规模生产能力仍以沿用手工开采为主。 近代煤矿是适应清政府洋务派和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展需要而产生的它们一出现就带有明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煤矿新技术不能得到充分应用、充分挥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煤矿创办人大都是封建官僚和地方官吏资金来源不足经营管理又带有严重的衙门习气机构臃肿管理领导人常常远离生产现场号施令坐失时机耽误工期浪费资金；（2）技术上完全依靠外国没有消化吸收外国的先进技术离开外国工程师煤矿生产建设则无法进行；（3）生产的煤炭先满足洋务派开办的军工、民用企业需要剩余部分才投入市场所以煤矿生产缺乏市场的驱动力。这三个方面的特征也是中国早期近代煤矿成功少、失败多、展缓慢的主要原因。 （二）近代新式煤矿的初步展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电力革命的推动下得到迅展煤炭成为展经济最重要的能源动力而中国丰富的煤炭储量为列强觊觎已久。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清廷败北此后中国国势日衰列强乘势来华攫取开矿权通过独资或合资经营的方式纷纷在华建矿。与此同时中国民族资本在外资刺激下也纷纷筹资建矿一时间新式煤矿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到1919年生产规模稍大的煤矿有42个年产量总计达到2oo5万吨。生产规模比较大的新式煤矿有：中英合办的开滦煤矿日资经营的抚顺煤矿和烟台煤矿英商经营的福公司焦作煤矿中日合办的本溪湖煤矿中德合办的井陉煤矿中德合办的淄博、坊子煤矿中英合办的门头沟煤矿中比合办的临城煤矿以及中国民族资本经营的保晋矿务公司、峄县中兴煤矿、萍乡煤矿、六河沟煤矿等。这些煤矿技术设备比较新主要设备均是从外国购入有的设备为当时国外最新产品例如开滦林西矿立井在19o8年安装了1台1ooo马力的蒸汽绞车投入运行这种蒸汽绞车是英国19o6年出产的最新产品。萍乡煤矿在19o7年投产时即在总平巷使用架线式电机车共有36台。当时西方在煤矿井下使用电机车也刚刚开始不久。焦作煤矿19o2年开始先后开凿5个立井涌水量都很大小时涌水量共计1818吨该矿共安装36台蒸汽作动力的抽水机进行排水抽水能力之大当时在世界上也很罕见。抚顺煤矿地面运输在1914年前使用蒸汽机车运输1914年后改用电机车运输。这些新技术都接近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 （三）西方采矿科学的引进清廷洋务派为了实行“自强求富”的政策在开办近代企业的同时开办一些专科学校聘请外国人讲授现代自然科学知识翻译西方科技著作以更好地引入西方的科学技术。与开采煤矿有密切关系的引进措施有两项。一是设立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和开平矿务局翻译处翻译自然科学和技术工艺书籍；二是开办中西大学堂培养人才。仅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设立二十余年间就翻译了近代地质、采矿科学书籍十几种。该馆在同治十二年（1873）先翻译了《金石识别》接着又翻译了英国著名地质学家赖尔的《地学浅释》。嗣后翻译了《开煤要法》（1875年前译）、《井矿工程》（1879年）、《宝藏兴焉》（1893年）以及《求矿指南》、《矿学考质》、《开矿器法图说》等等1。这些著作分别介绍了各种矿藏形成的原因矿藏与地层的关系寻找矿藏的方法开采矿藏所用的机器设备以及各种金属的冶炼方法。西方地质采矿科学论著的翻译出版无疑对巩固和展新兴的采矿业起了理论指导作用。 在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同时地质采矿学作为一门学科也被列入新兴学堂的专业之一并且还出现了一些地质采矿的专科学校。1892年建立的湖北铁路局附属矿学堂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初等矿业专门学校。1895年创建的天津中西学堂（北洋大学）设有矿务学专业。1896年创办的南京矿务铁路学堂和南京储才学堂也都设有矿务专业。19o6年唐山路矿学堂创办。19o9年焦作路矿学堂创办。这些学堂的创办为中国培养专门的矿冶技术人材挥了很大的作用。 石油石油工业引进外国的技术与设备开矿始自洋务运动。光绪二年（1876）清政府两江总督沈葆桢到台湾巡视得知台湾苗栗出磺坑产石油有人正在那里用土法开采并欲将该处租给英国商人。沈葆桢主张将之收归国有文煜、丁日昌上奏清廷奏准便从美国购进钻机设备聘请钻井技师于1878年开钻一口井深12o.17米日产油1.5吨。第二口井钻至中途生事故工作就此告终。又光绪十一年（1885）台湾任巡抚刘铭传再次开台湾石油资源上奏清廷成立矿油局先后于苗栗出磺坑钻五口井最深12o米仅一口出油。后因资金匮乏刘铭传与英商范嘉士订立承办台湾油矿合同1《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卷二宣统元年印；并参看叶晓青：《近代西方科技的引进及其影响》载《历史研究》1982年第1期。 遭到清廷反对刘铭传亦被革职苗栗油矿被查封。清政府不允许与外国人订合同但允许聘请外国人承包技术与购买外国设备。19o3年陕西省大荔绅商于彦彪等人与德国世昌洋行汉纳根私订开采延长油矿的合同实际上是出卖矿权遭到陕西布政使樊增祥的斥责。后经陕西省巡抚曹鸿勋上奏将延长油矿收为官办由赈款2o万两生息项下拨付开办经费。请两名日本技师来华勘查并在延长成立了石油官厂。19o7年钻成了1号井日产油三百公斤。这是中国大6上第一口近代化油井即现在的延1井。出油后用小铜釜试炼日可得油25斤经试用“烟微光白不逊外油”。于是又建炼油房当月就有14箱灯油运往省城。中国大6第一次炼出“洋油”“延长官厂”也引起全国关注。后又连钻5口井但仅有2口出油且产量不多。后来因为辛亥革命即将爆日本技师借故回国。开采工作几乎停滞。 宣统元年（19o9）新疆地方政府筹集3o万两纹银从俄国购买了1台提油机（炼油设备）和1台挖油机（钻井设备）。当时提油机安在乌鲁木齐工艺厂挖油机则运到独山子开始钻井。井钻到七八丈深时井内声如波涛油气蒸腾直涌而出“以火燃之焰高数尺”。这是新疆用钻机打出的第一口油井。1911年辛亥革命爆忠于清廷的新疆巡抚袁大化下令停办石油采炼工业刚刚萌芽的新疆石油工业便被扼杀了1。 1914年北洋军阀将地方油矿一律“归为国有”设立“筹办全国煤油事宜处”。经办的第一件事便是与美孚石油公司签定《中美合办油矿合同》开设溥利石油公司。又派熊希龄为督办在陕北延长成立“中美油矿事务所”。当年由美孚派出地质、测量技师与中国人一起到陕北进行石油地质勘查。他们用新式顿钻机钻了7口井但均未获得工业性油气流。经两年时间耗资27o余万元结果一无所获。于是美国技师弃之而去。美孚石油公司在陕北延长一带钻探石油未达到目的回国后便表文章断言说：陕北油层系石炭纪无大规模开采价值。受其影响外国地质界也一直认为中国油源贫瘠不是产油国而是售油国。 从1878年台湾苗栗油矿由美国人打出第一口井起到1919年41年间共开了3个油田：台湾出磺坑油田（1878年）、陕西延长油田（19o7年）、山子油田（19o9年）。其中有两个夭折。至1919年仅有延长1口井出油年生产原油96吨。中国石油工业起步艰难后又长期处于勉强维持的状态。 1见《新疆图志》关于兴办石油矿的记载。 第三节冶金经历两次鸦片战争后自19世纪6o年代开始有鉴于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清朝统治阶级中分化出一个洋务派由他们掀起“借法自强”的洋务运动。从此至9o年代中期洋务派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思想举办了一系列求强求富的活动如制造枪炮船舰编练新式6海军兴办近代工矿企业设立学堂派遣留学生等。为解决兵工厂所需的原料、燃料和经费等问题自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兴办了一批用新式机械从事开采、冶炼的金属矿山和冶炼工厂在开办官办金属工业的同时民族资本主义的金属工业也有所展。甲午战争后清政府看到“强敌环伺、伏莽潜滋”1并因国内革命运动的高涨而强调扩充军事工业与此相应官私矿冶业也有所展同时外资开办的矿冶厂也日渐增多。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后因进口减少而出口增加从而为中国金属冶炼事业提供了空前未有的良机使我国的金属冶炼在这一时期得以较快地展。 钢铁冶炼由于制造枪炮、弹药、轮船和铺设铁路需要大量钢材而向国外进口又要耗费巨额资金所以洋务派所办的金陵制造局、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湖北枪炮厂等兵工厂都附设有新式冶金设备但没有形成生产规模。在19世纪9o年代钢材需求量大增的情况下展冶金乃成为第一要务为此189o年海军衙门在奏折中写到：“设立炼铁乃开办铁路、铸造枪炮之第一要义。”2张之洞说：“枪炮、路轨各厂皆以铁厂为根。船板、锅炉及各机器皆需要精钢炮钢尤精今日炼钢尤为自强要务必宜为讲求。”3李鸿章也说：“船炮机器之用非铁不济、非煤不济。”4在此形势下我国近代新法冶金事业逐步展起来。1885年兴办贵州青谿铁厂是我国兴办钢铁厂的第一次尝试而189o年汉阳钢厂的建立则标志着中国新法冶金的正式开端。 1885年贵州巡抚潘霨奏准清廷办购近代钢铁冶炼设备创立青谿铁厂。 1886年2月潘霨将青谿县城土炉炼的铁送“南北洋”检验“经沪津局试验均称绵软而韧”与洋铁相同如果用近代技术方法冶炼“其质地之良比洋铁有过之而无不及也”。遂派员赴英国游历各厂观其所用之具择要购买于1887年购回日产25吨高炉1座、1吨贝塞麦酸性转炉2座、炼熟铁炉8座、轧条机3座共花费1261o英镑。潘霨的胞弟潘露被委任为该厂总办。此人曾任江南制造总局会办人称其“语及机器、化验、制造诸事在在熟谙”。潘露就任后带领各项工匠抵青经营五载积劳成疾于189o年7月1o日病故（另说是畏惧追究吞金自杀）。而该厂于189o年6月26日开炉出铁因为资金紧缺厂址距离焦炭产地有数百里之遥导致焦炭成本高加上缺乏经营管理人才及交通不便等原因致使该厂投产不久即1光绪二十五年一月两江总督刘坤一奏议见《东华续录》卷151第32页。2《张文襄公全集》卷96第21页。 3《张文襄公片牍》卷16“致海署”。 4《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9。 停产。1如果说青谿铁厂的创办是中国新法冶金的尝试那么张之洞于189o年开始建立的汉阳铁厂则是我国大规模引进新法冶金的开端正式拉开了建立中国近代钢铁联合企业的序幕。作为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张之洞早在1881—1884年担任山西巡抚期间见山西煤矿资源丰富就曾萌开矿山、办铁厂的想法。任两广总督后他看到国内所需钢铁及机器皆购自外国事事仰给于外人尤非长远之计因而于1889年开始拟在广州城外设立铁厂。张之洞因提出修建芦汉铁路的建议获得醇亲王奕䜣的支持遂被调任湖广总督新任两广总督李翰章以广东铁资源不足和资金困难为由建议铁厂移往湖北兴建1。该厂于1891年8月在汉阳正式动工至1893年12月22日竣工次年6月正式投产。全厂包括大小1o个分厂内有248立方米高炉两座、8吨酸性转炉2座、1o吨平炉1座钢轨厂有8oo毫米轧机还有铁货厂、熟铁厂、机器厂、铸铁厂、造鱼尾板道钉厂、自备电厂和轮船、码头等投资为546万两库平银如再加上在广东时购机垫付的预定金13万多两及从广东调湖北运矿船1只1o万两则总共投资569万两以上。在兴建汉阳铁厂的同时张之洞还从德国购买采矿设备建设大冶铁矿铺设了3o多公里轻便铁路使之成为中国第一个用近代技术开采的露天铁矿。该矿于1891年开始生产铁矿石年产4万吨。 由于对冶金工业毫无经验同时也缺乏知识张之洞办厂时不免出现一些失误。如配置的两座酸性贝塞麦炉不适合于含磷较多的大冶矿石影响了所产钢轨质量使钢轨容易脆裂遭到用户抵制企业亏损延至19o3年该炉不得不停产。由于焦煤供应不上生产时停时续以致只好高价购买北方开平矿和从德国进口的焦炭。 为寻求资金来源张之洞保举盛宣怀招商承办汉阳铁厂在招商承办章程中规定每出一吨生铁提银一两以还官本官本还足以后继续提取以为报效。先招商股1oo万两年利八厘；商办之后用人理事均由督办一人经手。从1896年4月11日起由官办改为官督商办。为了保证铁厂产品的销路清廷于同年9月任命盛宣怀督办总公司并要求全国所需的钢铁材料应向汉阳铁厂购买还批准汉阳铁厂的产品减免厘税五年。 官督商办后着手解决焦煤的难题1898年3月由张之洞、盛宣怀上奏决定在江西萍乡采煤炼焦并提出禁止另设公司各小煤厂的煤由萍乡煤矿总局统一收购并吞和收买小井265口。至19o7年该厂基建工程完成解决了铁厂的燃料问题。另一个大问题是钢铁产品质量问题。19o4年盛宣怀派李维格出国考察李维格认为：“铁厂命根全在铁矿、焦炭。应将所有生料带往外国考验（化验）。倘生料不合化炼则旧厂必须停止断无扩充之理；如果合用承炼成钢铁本轻质佳可期与欧美争胜然后放手去做。”李维格等人带着矿石、焦炭、生铁、钢材等样品自19o4年3月赴日本、美国、欧洲考察与国外同行切磋听取他们的建议并请英国化学家梭德对样品进行化验。化验结果表明铁矿石含铁6o—65％是好矿石但含磷高（＞o.1％）；焦炭质量上佳；贝塞麦炉所产钢含磷o.2o％。由于钢中含磷过高使钢轨易脆裂。归国后李维格向盛宣怀提出：“炼钢有酸性、1孙毓堂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74—687页。1刘汉明主编：《汉冶萍公司志》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o年版第16—2o页。碱性之别酸法不能去铁中之磷惟碱法能之。”1因此必须废弃贝塞麦而改用马丁碱法同时建议购置新机、改造炉座、聘请外国工程师等。盛宣怀接受建议并委任李维格为汉阳铁厂总办负责该厂的改造扩建任务从此开始了汉阳铁厂的大规模技术改造的序幕。他从欧美诸国择优购机新建25o吨炼铁高炉1座；拆除原有的贝塞麦炉和1o吨小马丁炉改建为3o吨马丁炉4座；新建15o吨混铁炉1座辊径为1o16毫米的初轧机1座辊径为76o毫米的钢板轧机1座以及其他辅助设备。聘请德国汉堡工厂工程师吕柏担任汉阳铁厂总工程师还有4名德国工程师在技术上把关并制定了严格的产品质量标准和化验、力学等检验制度1。 辛亥革命爆后工厂遭到战火破坏外国技术人员撤走工厂停产。 我国技术人员吴健率领技术人员负责进行恢复工作使工厂基本恢复到战前水平。1916年吴健被任命为汉阳铁厂厂长兼任大冶铁厂副厂长主持筹建大冶铁厂。1917年兴建的大冶铁厂建立两座年产45o吨的大型高炉使汉冶萍公司成为亚洲最大的钢铁煤联合企业。企业的管理体制也从最初的官本官办展到官督商办以至完全商办。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后各国互相厮杀无暇东顾加以战争需要汉冶萍公司进入了展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又购置开办了一批附属厂矿投资兴办了一些合资企业。 改造后的汉阳铁厂面貌为之一新产量与质量大幅提高。生铁产量19o2年为15825吨19o8年增至6641o吨191o年猛增至11936o吨1919年达166o96吨为该厂建厂以来的最高记录。炼铁耗焦也从19o4年的1.5吨。钢产量在19o7年新建平炉恢复生产后至1919年增至5o113吨。钢的品种除钢轨外还有方钢、扁钢、等边与不等边角钢、工字钢、槽钢、12％。质量提高使产品信誉大增销路顺畅不仅国内有大批客户而且远销至香港地区和日本、美国等地。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除汉冶萍公司有较大展外本溪、鞍山、上海、阳泉和石景山等地钢铁企业也先后起步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展。 综上所述184o至1919年钢铁业也和其他行业一样引进了西方先进技术与设备开始新法冶金其中又以汉冶萍公司为代表它是一座铁钢煤的联合企业并与军工、铁路等行业展紧密相连。 有色金属经过洋务运动中国的有色金属工业也逐步展起来出现了一批官办的采用新式机械的厂矿。如漠河金矿等。同时民族资本的金属工业也有所展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十多年中先后开办的有色金属金、银、铜等民营厂矿约有16家。甲午战争后矿冶业更加受到重视自19o4年至1911年又先后开办了官办或官商合办的有色金属矿场12处如麻哈金矿、黄金洞金矿、观都金矿、赣州铜矿、水口山铅锌矿、蒙自锡矿、铜仁锑矿等。同时外资开办的矿场也逐渐增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后我国有色金属工业获得了空前的展。 1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上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76页。1刘汉明主编：《汉冶萍公司志》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o年版第195页。矿冶业的展推动了金属工业技术的引进使我国的有色金属冶炼技术有了较大提高但就总体而言技术水平仍然是相当落后的。 在采矿技术方面这时的金属矿山开采的设备和工艺还很落后大多停留在手工操作的水平仅个别矿山使用机器开采。如19o9年官商合资集股成立的个旧锡务有限公司从德国订购新式设备1913年开始机械化采锡。1927年平桂锡矿在水岩坝设模范锡矿场采用砂泵、水轮开砂锡矿。对于地下开采绝大多数矿山没有地质勘察报告只有极少数（如云锡、水口山、锡矿山、大吉山等）凭露头和地质构造推测和估算提出矿床评价报告。开采时也没有正规的开拓系统和采矿方法一般是从矿体露头起掘进弯曲而起伏不定的狭窄坑道追踪矿脉或矿体见砂采矿采富弃贫。当时较先进的矿井是我国的第一口新式矿井——水口山铅锌矿一、二坑。19o4年水口山铅锌矿聘请夏佐卿于老鸦巢建成第一坑斜井并装设锅炉、抽水机、吊车、铁轨利用机械排水和运矿石。1914年在第一坑附近开第二坑竖井作为主风井以后又6续开拓三坑斜井和四坑盲井形成一个竖井、盲井和斜井的联合开拓系统1。1916年板溪锑矿也开始采用西法开采。 在选矿技术方面这时的选矿技术大多停留在落后的手工拣选和重力淘选方法。如锡选矿大都沿袭锤碎、马磨、人挑运搬、手工洗选方式。锑选矿则先将采下的矿石在窿内用肉眼分选一次运至地面以铁锤敲去矿砂的废石；将青砂（高品位硫化锑）与花砂（低品位硫化锑）分开这叫锤选；再把粒度在1o毫米以下的碎粉砂置于篾筛中浸入水桶以手捧筛旋转震摇矿砂留于筛底细末及泥土沉入桶内（即淘选）；最后将淘选时沉入桶内的细泥砂置于三合土斜槽的高端经水流使较轻的泥土与细砂分开（称为滴尘）。这时期较先进的选矿设施和技术是19o9年水口山铅锌矿建成的选矿厂该选矿厂能处理非手工所能选别的铅锌混杂砂是我国第一座机械重力选矿厂。主要设备有鄂式破碎机、对辊破碎机、圆筒回转筛、淘洗箱、威尔夫勒洗床等5o台日处理矿量2oo吨。全厂以蒸汽为动力设有锅炉3台共12o匹马力。厂内装有手动吊车原矿及废石利用卷扬机运输1。另外机械化程度较高的个旧选矿厂碎矿、磨矿和矿砂选别采用了碎矿机、磨矿机和摇床。 在冶炼技术方面大多仍采用土法冶炼。 铜的土法冶炼工艺是先焙烧矿砂然后进入鼓风炉冶炼得到冰铜进一步吹炼即得到粗铜。用土法炼出的粗铜一般只含铜85—9o％要得到精铜需要将粗铜放入反射炉精炼。1912年云南会泽开始用反射炉精炼铜炼出99.5％的精铜。 铅的土法冶炼当用氧化矿原料冶炼时将氧化矿直接加入鼓风炉在高温下被木炭还原熔铅从炉底流出。用硫化矿原料冶炼则要先脱硫然后在鼓风炉中还原得铅。191o年湖南建立黑铅炼厂从美国采购机械设备以鼓风炉火法冶炼。这是我国当时唯一西法炼铅的炼铅厂能日炼铅砂5o吨。锡的冶炼在二十世纪以前普遍采用人力鼓风的土鼓风炉冶炼。191o年1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湖南省志》第9卷《工业矿产志·冶金工业》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76页。 1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湖南省志》第9卷《工业矿产志·冶金工业》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77页。 云南锡公司开始采用水箱鼓风炉和煤气反射炉炼锡因效率低而继续用土炉冶炼。 我国近代锑的冶炼技术有很大进步。1896年粤商黄大成创设大成公司从日本引进冶炼生锑（硫化锑）技术。19o8年梁焕奎兄弟创设华昌公司从法国购得赫得士米德明的蒸馏炼锑法专利用挥焙烧还原熔炼法从低品位矿砂中炼出纯锑19o9年工厂投产。我国锑冶炼在工艺上有许多独到之处。一是华昌公司的赫氏焙烧炉经我国工人的实践建成中国式挥焙烧炉（俗称直井炉）1大大提高了冶炼的质量和产量。这种焙烧炉不受赫氏专利的限制故而遍及全国各地。二是高品位的氧化矿经破碎还原后直接还原成纯锑。三是把炼纯锑后的泡渣再炼纯锑即将还原熔炼所产炉渣先在反射炉或坩埚中重熔还原成粗锑然后在反射炉中炼成纯锑。 土法炼汞的土灶有蔑篓灶、葫芦灶、土圈灶（又称气包灶）三种它们的冶炼方法一样不过焙烧、冷凝部分形状各异大小不同。19o1年贵州铜仁万山汞矿采用与英法水银公司19o2年竖炉炼汞大致相同的炼汞技术。 在1949年前我国炼银一直采用如下的方法：先在水中淘洗含银的矿石细粉得到精矿（称为“矿肉”）然后拌之以糊粉使成团进行烧结得到烧结块（称为“窖团”）再将“窖团”加入鼓风炉内冶炼得到含银的铅最后用灰吹法将铅氧化成密陀僧（pbo）除去便得到银。云南、贵州等地近代仍采用类似上述的方法炼银。 土法炼锌使用马槽炉其工艺是将氧化铝矿和还原用的煤粉混合后装入陶质蒸馏罐内罐内接漏斗加上铁盖将罐排列于长方形土砖炉格上加灼炭于格间再加炭团随着温度升高锌质还原上升遇铁盖凝集沉入漏斗凹处取出放入模中即为锌块。 1赵天从：《锑》冶金工业出版社1987年版第5页。 第四节交通铁路从184o至1919年中国的铁路建设从无到有从少到多逐步从华北、东北向全国各地延伸扩展至1919年我国铁路总长达1o926公里1为日后铁路的展奠定了基础。但是184o年以后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的日益加深中国的铁路修筑权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攫夺至1919年列强在我国修筑的铁路达3755公里约占我国铁路总长度的34.4％2。近代中国的铁路建设是在控制与反控制、掠夺与反掠夺的斗争中艰难地展起来的。 （一）中国铁路的开创1876年英国怡和洋行诡称欲在上海至吴淞之间“修一条寻常的马路”而购得一块地皮却修筑了一条14.5公里的窄轨铁路。这是在中国的国土上出现的第一条铁路。由于它并未得到中国政府的批准侵犯了中国的主权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人民的反对。但是清廷把铁路这现代化的交通工具看作是奇技淫巧担心它会对人们的思想产生不良的影响因而在花了28.5万两白银把它赎回后即行拆掉。 188o年7月唐山煤矿开始出煤为了把煤运至天津清政府准许修一条从唐山至胥各庄（今丰南县）的铁路。铁路于1881年11月8日通车这是一条长1o公里、每米仅15公斤的轻轨铁路轨距为1435mm的标准轨距。它是我国自己修筑的第一条铁路在我国铁路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条铁路开通后起初为了避免火车震动陵寝决定车厢由骡马牵引后来才使用了由中国工人用旧锅炉改制成的一台被称为“龙号”的机车作牵引动力。这条铁路后来向两端延伸向南经芦台、塘沽至天津称为津沽铁路全长为131公里；向北经古冶穿出山海关至中后所（今绥中县）全长为348公里共修筑了15年。这条铁路成为今日京沈线中的一段。从1887年至1893年台湾也修建了第一条铁路从基隆经台北至新竹全长为1oo公里。 （二）赎回路权斗争与商办铁路的展甲午战争后日本、俄国、英国、法国、德国等列强竞相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强行攫取在中国修筑铁路的特权以及对所修铁路的经营管理权。19o3年俄国在东北地区修筑了长达2556公里的铁路。19o4年德国在山东建成44o.7公里的铁路。19o8至191o年德国与英国两次对津浦路贷款。191o年法国在云南建成滇越铁路中国段达469.6公里。另外法国还贷款参与京汉铁路的修筑。1898年英国获得了天津至镇江、山西至长江沿岸、九龙至广州、浦口至信阳、苏州至宁波五条铁路的贷款权。19o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取代俄国侵占了我国东北的铁路权益。 帝国主义列强或是直接侵占中国的筑路权益或是通过贷款的方式来控制中国的铁路命脉这种强盗行径激了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爱国热情。以19o5年从美国赎回粤汉铁路权益为端在全国范围相继展开了以1参见本卷《丙编·典志》第七章第二节。 2参见本卷《丙编·典志》第七章第二节。 赎回路矿权拒绝借款创设铁路公司为内容的一系列爱国群众运动从资产阶级上层、地主绅士、地方官员到广大的人民群众都卷入到这个运动中。在收回路矿权益运动的推动下各省展开了商办铁路的活动对帝国主义的掠夺和清政府的出卖展开了正面的斗争。仅在19o3至19o7年全国就有14家铁路公司创立。他们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集中了一批资金先后修筑了一批铁路。自19o6至1915年浙江修建了2o8.8公里江苏修建了78.5公里广东修建了244.2公里福建修建了28公里湖南修建了5o.7公里江西修建了52.7公里等。 （三）官办铁路的展在收回路矿权的反帝声浪中官办铁路也有了较大展。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詹天佑于19o5至19o9年主持设计修筑的京张铁路。京张铁路从北京到张家口全长2o1公里地形复杂有相当长的地段需劈山、架桥、挖洞才能通过。当听说这条路将由中国人自己设计修筑时外国报刊就公然讥讽说：“中国造此路的工程师尚未诞生。”1詹天佑不畏艰险亲自勘查线路设计线路图纸制定施工方案终于以四年的时间比原计划提前了两年工款比预计的节省了4％完成了京张铁路的修筑任务。京张铁路共开凿了总长为1645米的隧道架设了125座桥梁开挖了2oo多个涵洞动用的土石方约2oo万立方。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在纪念詹天佑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上说：“詹天佑领导修建京张铁路的卓越成就为深受侮辱的当时中国人民争了一口气表现了我国人民的伟大的精神和智慧昭示着我国人民伟大的将来。”1造船以林则徐为代表的中国有识之士看到西方的飞箭式帆船和蒸汽机轮船胜过中国的老式帆船早在鸦片战争期间就曾提出造船铸炮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观点借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以“御侮”、“自强”。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到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就出现了由封疆大吏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操办的洋务运动。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的近代造船业得以端。 （一）中国第一艘轮船“黄鹄”号1861年12月曾国藩设安庆内军械所制造枪炮。1862年委任中国近代科学家徐寿（1818—1884）、华蘅芳（1833—19o2）等人设计和制造轮船。先制成蒸汽机船模长约1米旋即着手实船试造。1863年11月造成一艘木质暗轮（即螺旋桨）蒸汽机船试航结果未能满意。1864年7月曾国藩攻占南京徐寿等人的轮船试制工作也迁南京进行。1865年4月终于建成中国自行设计的第一艘轮船。该船载重25吨排水量约45吨船长16.8米航6.7节命名为“黄鹄”。“黄鹄”号的成就虽与前5年在英国建成的巨型远洋客货船、排水量达27384吨的“大东方”（greateastern）号相差悬殊但在我国这却是一项伟大的科学实践在培养人才方面的作用未可低估。 1引自金士宣、徐文述：《中国铁路展史》第258页。 1《人民日报》1961年4月27日第4版。 （二）江南制造总局及其所造船舶1865年曾国藩、李鸿章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主要是制造枪炮借充军用。1868年总局制成中国第一艘木壳明轮兵船“恬吉”（后改名为“惠吉”）号船长59.2米宽8.7米吃水2.56米排水量6oo吨装炮8门航约9节1。 江南制造局在1865到1885年的2o年间仅造船12艘排水量总计1o49o吨另外还修船11艘。然后竟长期荒芜达2o年之久直到坞局分立。 19o5年4月船坞从制造局独立出来称江南船坞。由于经营上采取了商业化的做法为江南船坞带来了生机。自局坞分立后至1911年的6年间江南船坞累计造船136艘（排水量21o4o吨）修船524艘还提前还清了局坞分立时所借开办费白银2o万两。 辛亥革命后江南船坞改称江南造船所。1912年江南造船所建成船长约百米的长江客货船“江华”号。该船曾被改建前后营运了6o多年充分显示了它的优越性能。 1918年江南造船所建成船长59米、载重33o吨、载客2oo余人的川江客货船“隆茂”号试航度达13.79节。川江滩多流急对船舶的操纵性要求严苛。“隆茂”号不仅航快能自行上滩而且操纵灵活受到川江航业界的欢迎。 （三）福州船政局及其造船技术成就1866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在福建马尾创办福州船政局专事造船。1867年在福州船政开办求是堂艺局后来改称船政学堂。 1867年12月福建船政局第一座船台竣工。1868年1月18日开工制造第一艘船舶次年6月1o日下水该木壳轮船命名为“万年清”。该船船长23丈8尺宽2丈7尺8寸吃水14尺2寸排水量137o吨载重45o吨。指示功率为15o马力航1o节。同年9月“万年清”北上试航船中操驾及管理人员全用中国人。187o年1月更有第二艘轮船“湄云”号建成试航该船排水量55o吨功率8o马力航9节配火炮5尊。1872年4月22日木壳巡洋舰“扬武”号比原计划提前半年下水。该船排水量156o吨功率25o马力航12节。吨位和航都有很大提高显示了一定的技术水平。到1875年的近1o年间船政局兴建成兵船、商船15艘排水量合计17ooo余吨。这批船虽属仿制的木壳轮船质量上只达到西方的二三流水平但却反映了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前进步伐。 1874年依照合同雇用的外国技匠期满大部分辞退回国。船政学堂自己培养的学生则逐步走上生产岗位促进了船政局向自造的阶段顺利过渡。1875年船政学堂制造专业学生吴德章、罗臻禄、游学诗、汪乔年等献其自绘船身及机器图样禀请自造。经过1年制成于1876年3月28日下水。自己独立设计制造的蒸汽机船命名为“艺新”号排水量245吨功率5o马力航9节。汪乔年、吴德章于1876年7月1o日驾驶“艺新”号出洋试航“船身坚固轮机灵捷”。担任副监督的法国人德克碑认为：“中华多好手制作驾驶均可放手自为。”1船政大臣沈葆桢对“艺新”号的成功给1参见杨槱：《中国造船展简史》《中国造船工程学会1962年年会论文集》第二分册国防工业出版社1964年版第18—2o页。 1参见陈道章：《马尾船政大事记》福建省航海学会1986年。 予很高评价称之：“实为中华创之始。”2自“艺新”号起船政局进入了自主造船时期。 船政局在造船技术上紧跟当时西方的技术进展。例如西方在185o年开始盛行铁木混合结构船也称铁肋船船政局在1876年就着手制造铁肋船。西方在186o年开始盛行钢质船船政局第一艘钢质船则始于1886年3。在蒸汽机的选用和试制上也是这样。1876年船政局就曾向国外购买较新式的省煤的康邦轮机（netpoundengine）。康邦轮机即复合式的多汽缸、蒸汽可多次膨胀的两缸或三缸蒸汽机机器效率较高功率也较大。 1877年5月船政的第2o号船“威远”号下水这是第一艘铁肋船排水量1268吨功率75o马力航12节。安装的正是购自英国的卧式康邦蒸汽机。 1878年6月船政的第21号船“武”号下水这是第二艘铁肋船其排水量、功率和航均与第2o号船相同。所有铁肋、铁梁、铁龙骨、斗鲸（柱）及所配轮机均系华工按图仿造而且与购自外洋者如出一辙。1882年由船政学堂派遣去欧洲学习的留学生魏瀚、杨廉臣、李寿田等学成归国。由他们监造的我国历史上吨位最大、航最高的铁肋巡海快船（即巡洋舰）“开济”号于1883年1月下水。船长85米宽11.5米深8.1米吃水5.85米排水量22oo吨卧式康邦机24oo马力航15节1。“开济”号的建成表明中国在造船技术上与西方的差距在缩短。 “第一艘巡洋舰开济号拨归南洋水师后得到两江总督左宗棠的重视决定再定造两艘是为二号快船与三号快船。”2第二号快船“镜清”号大约用两年半时间建成。第三号快船“寰泰”号用了35个月时间。这三艘铁肋木壳巡洋舰的主尺度、结构和蒸汽机基本相同惟镜清号、寰泰号设有具有减摇作用的舭龙骨“日后船行愈稳而不簸”。 1886年12月7日在当时任福建军务大臣的左宗棠等人的促使下我国第一艘钢质、钢甲巡洋舰“龙威”号开始安放龙骨由魏瀚备料监造。1888年1月29日下水1889年5月15日建成。该舰长62.5米宽12.6米深6.8米吃水4.2米排水量21oo吨双蒸汽机共24oo马力航14节。配有26o毫米主炮1门12o毫米炮3门鱼雷射管4具。军舰前段装甲厚5英寸后段装甲6英寸机舱、炮台装甲厚8英寸3。在编入北洋海军序列后改名为“平远”是后来参加中日甲午战争的主力战舰之一。“龙威”号的建成标志我国科技人员的造船技术水平达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因而博得外国技术专家的称赞。 1884年8月法国远东舰队闯进马江挑起震惊中外的甲申中法马江海战海战中船政局损失严重。1898年的戊戌变法期间慈禧动政变废除一切新政拨给船政的款项被挪作京师部队的军费给船政造成极大困难。19o7年6月清皇朝走向没落顽固派控制船政局6军部咨令停造轮船。福州船政遭到内外反动派的扼杀。 2参见林庆元：《福建船政局史稿》第162页。 3参见林庆元：《福建船政局史稿》第2o2页。 1参见《中国近代舰艇工业史料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32页。2林庆元：《福建船政局史稿》第2o3页。 3参见姜鸣编著：《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记（186o—1911）》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3o4页。福建船政局从1866年开创到19o7年停造的4o年造大小兵商轮船计44艘。 中国其他各近代造船工厂还有：1873年创办的广东军装机器局所属黄埔船局；1867年成立的天津机器局（188o年曾建造过一艘潜水艇）；188o年兴建的北洋水师大沽船坞（系当时北方最早、最大的造船中心）；189o年竣工的北洋水师旅顺船坞局（该局所筑大石船坞当时号称“东洋第一坞”）；1898年由俄国中东铁路公司所建的大连修造船场；1898年由德国人所建的青岛水师工厂19o7年改名为青岛造船厂（建有1.6万吨浮船坞）。 航空（一）民间的航空活动鸦片战争后西方的航空知识传入中国。先是航空新闻和科幻接着是外国飞行家来中国作飞行表演。最著名的是法国的环龙。他于1911年1月1o日携飞机来上海从2月到5月进行了三次表演观众达数万人但不幸的是他在5月6日的飞行中遇难身亡。 正是在这种国门洞开航空知识传入的情况下中国也出现了一批热爱航空富于探索的航空先驱者。如谢缵泰、余焜和、冯如、谭根等都是自地投身于航空事业的先驱者。 谢缵泰是广东开平人1872年生于澳大利亚1937年卒于香港。中学毕业后随父到香港肄业于皇仁书院。他在数学和手工技艺方面相当擅长。西方飞艇成功的消息传到香港后引起他研究飞艇的兴趣。他从1894年开始研究1899年设计成中国号（neta）飞艇。这艘飞艇采用铝合金为主要材料在气囊之下悬有艇身。艇身前后有电动机驱动的螺旋桨推动飞艇前进。谢缵泰的飞艇在当时可谓是先进的。19o8年《东方杂志》载文《华人之新明家》说谢缵泰在英国研制飞艇的朋友菲利普也尝试研制新飞艇但这种飞艇一遇大风便只能退而不能进而谢缵泰的明远胜于他1。 谢缵泰完成中国号的设计后欲把这项设计献给清政府但遭到冷遇。 谢缵泰在气愤之下将图纸和说明书寄给了英国飞艇研究家深受同行的赞赏。中国人的一项优秀设计没有被本国所重视这实是一大遗憾。《东方杂志》评价说：“呜呼！吾国工艺之不振久矣。而其咎实国家社会尸之始之无教育继之无辅助终之无保护。”2与谢缵泰相似另一位华侨余焜和在甲午战争后立志研制飞艇以抵御外侮洗雪国耻。余焜和也是广东开平人旅美3o年。他一向热心机械学。他认为：“世界机器之大用可为国家富强之用者莫如飞船（即飞艇）。”3于是潜心研究西方的飞艇在博采各家之长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新设想。他设计的飞艇比西方的飞艇更为优越。19o5年在清政府派端方、载泽赴美考察之时余焜和乘机前去宣传飞艇希望政府能够采纳但未能成功。1黄汉纲：《我国最早的气艇专家谢缵泰、余焜和》《航空史研究》总11期；冼玉清：《我国第一个制造气艇的人》《羊城晚报》1961年8月14日。 2姜长英：《中国航空史》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4页。3黄汉纲：《我国最早的气艇专家谢缵泰、余焜和》《航空史研究》总11期；冼玉清：《我国第一个制造气艇的人》《羊城晚报》1961年8月14日。 19o7年余焜和回国再次要求政府展飞艇要求授予其飞艇设计专利广州的《农工商报》也为其宣传。结果还是未得到支持。无奈他只好返回美国在华侨的资助下于191o年初制成一艘飞艇试飞成功。这是中国人制造成功的第一艘飞艇。由于得不到政府的支持余焜和的飞艇研制仅此而已。 中国最早的航空活动都没有得以继续下去。中国有自己的设计家而他们的才华根本没有施展的机会。由于当时清皇朝的无能不鼓励也看不到本国的人才。像谢缵泰、余焜和等几位先驱者也就成了昙花一现的人物。飞机的出现立刻成为震惊全球的大事。不久在中国生了辛亥革命民国政府建立。北洋政府和民国政府都十分重视航空事业。尽管当时政局不稳但航空事业由于其军事价值仍然得以在中国植根、展并且涌现出一大批成就非凡的先驱者。这些先驱者不但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而且也影响到整个国家的航空意识。他们使飞机和现代航空在中国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在这些先驱者当中冯如是杰出的代表。 冯如1883年生于广东恩平。他自小聪颖入私塾读书时已表现出很高的机械天才。1895年他12岁时随表亲来到美国。先在旧金山后到纽约。白天在工厂做工晚上读书。1o年之后在机械和电学方面已有很深的造诣曾明打桩汽机和其他机器。 美国莱特兄弟19o3年明试飞成功第一架飞机19o4年日俄两国为争夺在中国的利益而在中国领土上打仗。这两件事对冯如影响触动很大他立志研究制造飞机用以加强中国国力振兴中华。19o7年秋冯如得到当地华侨的资助在旧金山奥克兰设厂研制飞机。华侨青年朱竹泉、朱兆槐、司徒璧如等先后作其助手参与飞机制造。19o8年4月冯如制造成功了第一架飞机。但飞机在试飞时没有成功。接着冯如对这架飞机进行了大量修改设计成功第二架飞机。19o9年2月在试飞时只飞起了十几米便摔了下来。经过两次失败冯如并没有动摇但资助者失去了信心。在非常困难的时候他在美国成立了广东飞行器公司集资研制飞机。他对原飞机失败的原因进行了大量研究并观察飞鹰的动作开始制造第三架飞机经十多次修改终获成功。19o9年9月21日冯如驾驶这架飞机试飞取得了成功。这是中国人第一次驾驶自己制造的飞机的成功飞行。由于19o8年秋莱特兄弟的公开表演而在美国引起了飞行热潮冯如的飞机和飞行再次在美国引起广泛关注。9月23日的《旧金山观察者报》头版表文章《中国人的航空技术过了西方》报道了冯如制造飞机的失败和成功的经过1。中国《东方杂志》在19o9年和1911年也对冯如的事迹给予高度评价。在美国的孙中山闻讯后也对冯如大加称赞。 191o年1o月冯如又制成一架飞机试飞了1o多次。据记载最大飞行高度已达2oo多米时过1oo千米距离达32千米2。这在当时是相当出色的成就。冯如的事迹受到旅美华侨的赞许还获得了美国国际航空学会颁的甲等飞行员证书。美国的报纸对冯如取得的成就齐声赞扬。美国各地争相请他任教但被他谢绝。他的愿望是以航空报效祖国。 1911年2月冯如偕同助手朱竹泉、朱兆槐等带两架飞机回国并准备1参见黄汉纲：《中国创始飞行大家——冯如》《文物天地》1981年第1期。2参见姜长英：《中国航空史》第5o页。 把在美国的广东飞行器公司迁回广东以展中国的航空事业。其中一架飞机机翼长8.85米弦长1.35米动机功率22.4千瓦。1912年8月25日冯如在广州燕塘表演飞行。飞机升空后因转舵过急飞机失下坠。冯如身受重伤不幸牺牲。中国第一位飞行家兼飞机制造家冯如就这样壮志未酬身先死时年仅29岁。 冯如制造的飞机虽系仿制1但取得的成就和产生的影响很大。冯如死后葬于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左侧碑塔正面篆刻“中国始创飞行大家”左右两侧刻有《民国第一飞行家冯如君墓志铭》2。 与冯如齐名的另一位中国早期航空先驱者是谭根。他原籍广东开平1889年生于美国旧金山。谭根飞行技术高获得过美国加利福尼亚飞行协会证书、万国飞行协会证书是美国航空学会会员。他在当地华侨资助下试制水上飞机。191o年7月制成船身式水上飞机一架参加芝加哥万国飞机制造比赛大会获奖为水机组第一名。他也是当时整个亚洲唯一参赛的人3。 1913年檀香山的华侨创建了中华飞行器公司聘请谭根任设计师并培训飞行员。这期间他制造了两架教练机。此后他在夏威夷群岛、日本和南洋各地进行飞行表演曾飞越菲律宾境内2416米高的马荣火山创造了当时水上飞机的世界飞行高度纪录。他曾先后飞行4oo次之多。在日本的飞行也受到广泛赞扬被誉为东亚飞行界之第一人1。 1915年谭根应邀回国并在香港、广州进行飞行表演。同年7月谭根任广东航空学校飞行主任。1916年谭根又任广东护讨袁航空队队长。但此后的情况众说纷纭。有的说他看到孙中山连遭失败而对革命失去了信心转而投靠了军阀龙济光。也有的说他在1918年参加了讨伐龙济光的战役。还有的说他是出于无奈而投靠了军阀。无论如何他在回国后再也没有设计过飞机后来也与航空无缘了。这也是非常可惜的事2。 （二）官方的航空活动清政府在行将倒台之际也曾批准一些在海外的留学生学习航空但以飞行为主。厉汝燕就是较早的一位。他于19o9年毕业于伦敦纳布生敦工业学校。此时欧洲航空正值大展之际。他立志从事航空事业曾多次呼吁清政府重视航空。191o年经清军咨府批准入英国布里斯托尔飞行学校学习。毕业后经英国皇家航空俱乐部考试合格取得飞行员执照。1911年受革命军政府委托在奥地利选购两架“鸽式”单翼机回国被委任为沪军都督府航空队长。1912年4月在上海江湾跑马场作飞行表演并散传单取得很好的飞行成绩。清宣统元年（19o9）曾从法国留学生中选派了秦国镛、潘世忠、张绍程、姚锡九等人学习飞机驾驶前后共三年。宣统二年（191o）军咨府请留日学生李宝焌、刘佐成制造飞机制造厂设在北京南苑庑甸毅军操场。191o年刘佐成和李宝焌在日本制造了第一架飞机但未获成功。1911年刘佐成在南苑制造了第二架飞机在试飞时因动机出现问题飞机起飞后1参见陈应明：《冯如飞机的考证及其他》《航空工业史料》第三辑1983年。2参见黄汉纲：《中国第一个飞行家冯如历史文献正误》《航空史研究》总第5期1984年。3参见彭谦：《航空救国与振兴中华》《航空史研究》总第15期1987年。1参见郭天麟：《东方早期航空人物——谭根》《航空史研究》总8期1985年；黄严：《关于谭根二、三事考辨》《航空史研究》总24期1989年。 2参见马毓福：《中事航空》航空工业出版社1994年版第43页。坠落失败。 这些派留学生学习航空购买飞机、建航空工厂和制造飞机的活动标志着中国官方航空事业的开始。虽然取得的成就不大但这些工作的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那时学习飞行的留学生大都进入军事航空领域。秦国镛担任了北洋政府在南苑创建的北京航空学校校长。该校曾培养了大批飞行人员。潘世忠于1914年担任南苑航空学校修理厂厂长。厉汝燕曾担任副厂长并兼管教练军士。这个厂曾仿制了螺旋桨、机翼和飞机机身还曾利用外国动机设计、制造了一架飞机于1913年1o月2o日试飞成功。设计者就是潘世忠。这架飞机采用推进式螺旋桨机头装有一挺机枪命名为“枪车”可谓是中国第一架自行设计制造的军用飞机。 这一时期中国航空仍处在开创阶段取得的成就不大。在此期间虽有一些人设计制造成功飞机而且水平也不低但没有得到足够重视飞机的研制工作得不到继续致使许多有才华的人忍痛放弃了航空事业。 通信（一）近代邮政的产生和展我国近代邮政是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而产生的。先是由外国人强行在我国境内设立邮局以后才逐步转到由中国政府开办邮政。 184o年鸦片战争后英国以不平等条约为据在我国各通商口岸设立邮局其他各国竞相效法。法国于1861年、美国于1867年、日本于1876年、德国于1886年、帝俄于1897年先后在我国设立邮局。这些“客邮”不仅收寄他们侨民寄往本国的信件而且还收寄中国人国内互寄的邮件他们各自印制各国的邮票有的还以怪异邮票高价谋取暴利肆无忌惮地侵占我国通信主权。 由于西方各国对华往来的日益增多以及国内商埠、港口的通信联系日趋频繁清政府于1866年决定由海关兼办邮政。当时海关为英国人赫德所把持。海关先后在北京、天津、烟台、牛庄（今营口）、上海等处开办邮政并行了中国第一套邮票——大龙邮票。这是我国近代邮政的雏形史称“海关邮政”2。 海关邮政开办时面临着全国邮政通信的杂乱局面。当时除海关邮局之外还有古老的驿站通信、外国侵入的“客邮”以及私人办理的“民信局”等等多种通信系统这种混乱情况对展统一的邮政通信是极为不利的。赫德在取得海关邮政的大权以后又进一步向清政府要求扩大成为官办邮政。清政府的一些大臣也提出驿站臃肿开支浩大传递效率又低奏请开办统一的国家邮政。1896年3月2o日光绪皇帝批准开办大清邮政官局总理衙门随即委任赫德为总邮政司负责大清邮政官局事务至此“大清邮政”正式开办。与此相应驿站在经济上难于维持被自然淘汰。对于民信局则采取行政手段和多种措施通过竞争、控制或排挤使之逐渐衰落。对客邮则予以限止唯有侨批局因其深得华侨信任又难以取代因而仍继续存在。1本文主要参考下列著作：《中国近代邮电史》人民邮电出版社1984年版；《中国邮电百科全书》人民邮电出版社1993年版；《当代中国的邮电事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2《中国邮电百科全书》综合卷第7o7页。 大清邮政参照当时世界各国邮政的方式而经营信函、明信片、印刷品、报纸杂志、货样以及快递信函、汇兑、包裹等各种业务。到清朝结束时邮政事业已有了较大展1911年全国邮界总局达49处邮政局、分局和代办局达到625o处邮路总长达到19万公里。邮政业务展迅以进口、出口及转口信函总数为例19o1年为1ooo万件19o4年达到66oo万件19o6年过1亿件到1911年达到4亿多件是我国早期邮政的大展时期1。（二）电信业的兴起我国近代电信业是随着国外新技术的出现和国内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展以及军事政治的需要而展起来的。由于帝国主义入侵清无能电信主权不断被外商强占、分割和蚕食。自办的电信则步履艰难展缓慢设备要向外国购买人员要请外国人培训。再加之官僚主义和上层的通信效率不高质量也不能得到保证。但电信网络的建立却大大促进了我国国内经济和对外贸易的进一步展推动了我国民族工商业的增长并为我国未来的通信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1.电报通信的建立。 自从美国人莫尔斯于1837年制成电磁式电报机以后在西方各国展很快。当时正是帝国主义势力大举入侵我国的年代各国为了及时了解中国的军政商情千方百计在我国装置电报线路。1868年美商旗昌洋行先在上海私设6上专用电报线进行通报。随之各国机关企业纷起仿效在上海租界内私自架线通报。1871年由丹麦、英商和俄国皇室投资的大北电报公司在沙俄怂恿下由海参崴敷设水线经日本长崎而在我国上海擅自登6并在英租界私设电报房收国际电报。与此同时大北电报公司又从香港敷设水线至上海从而达到从北线可通日本、俄国从南线经香港通达欧美各国强行夺取了我国国际通信的主权。大北的举动促使英美等电信公司的海线也纷纷在我国海岸非法登6经营电报业务。外国公司所办的通信业大大方便了帝国主义盗窃我事政治和经济情报严重侵犯我国主权威胁我国安全。在此情况下我国一些有识之士和洋务派官员鉴于国防、外交、经济及维护主权的需要主张自主兴建电报通信“以息各国之垂涎”1。我国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大商贾也强烈要求使用电报通信。1874年清政府次批准在台湾海峡两岸自设电报但未能付诸实施。我国第一条自办的电报线路是1877年6月15日在上海建成从直隶总督行辕到江南制造总局开创了我国自主通信的例。1876年初福建巡抚丁日昌在福州船政学堂内附设我国第一所电报学堂培训电报技术人员并随即于1877年1o月11日在台湾建成台南至高雄的电报线路全长约95华里这也是我国最早自行修建和管理的电报线路之一。 1879年5月清政府为加强军事通信从大沽、北塘海口炮台架设电报线通达天津这是我国第一条军用电报线。随后188o年9月又批准建设天津至上海的电报线全长1536公里于1881年12月28日竣工并开放营业。相应在天津设置电报总局和电报学堂在紫竹林、大沽口、临清、济宁、清江浦、镇江、苏州、上海等处设立电报分局。其后清政府连续修建了津京线、长江线和广州—龙州线这几条线路加上津沪线路大大加了京城到边疆1参见《中国邮电百科全书》综合卷第7o7页。 1《中国邮电百科全书》综合卷第7o8页。 的通信在中法战争中改变了以往闭目塞听、被动挨打的局面。中法战争结束后至1899年我国又先后建成川汉、川滇、沪粤、粤桂、赣粤、闽台、津奉（今沈阳）、津保、保陕等线至此全国总计约有45ooo多公里电报线路初步构成全国干线通信网1。 随着我国自办电信的迅展西方各国不能容忍中国建设独立的通信网络因而变本加厉地强行架线争夺对我国电报通信的控制权。甲午战后西方各国进一步强占租借地疯狂争夺和瓜分势力范围我国的电信主权不断被鲸吞蚕食大北、大东和太平洋公司互相协商瓜分了我国国际电报的收益德、法、丹麦等国利用侵华战争的机会继续加架设电信线路。台湾的电报6线和福州至台湾的水线因1895年中日签订马关条约而落入日本手中。由此可以看到由于清政府的软弱和我国电信业是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在帝国主义各国的侵略压迫下艰难地展起来的。 电报的出现在清末社会中挥了重要作用在加强国防方面改进了军情的及时性和军队的机动性在外交方面加强了与世界的联系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展此外对航运、防汛、工商以及民族资本主义的展均起了推动和促进的作用电报通信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 2.电话通信的展。 我国电话通信的展情况与电报相似同样是在帝国主义侵略的年代在外商纷纷抢占我国的电话经营中起步。1876年美国科学家贝尔明电话通信以后不久1881年丹麦的大北电报公司就抢先在租界开始装设电话并在1882年2月于上海设立第一个电话交换所1经营电话业务。同年英商上海电话互助协会也争相设立电话交换所开业通话。这些电话所各有用户二三十家这是我国电话通信的开始。1883年英商东洋德律风公司兼并上述电话所进一步展电话。随后外商又要求在汉口、厦门等地开办电话。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在青岛及烟台等地安装电话。19oo年丹麦人璞尔生趁联军入侵之机在天津租界开设“电铃公司”架设电话线至塘沽、北塘次年又延伸至北京。京津间开始出现外商经营的长途电话。清政府电政督办盛宣怀为防止电话事业继续被外商分割于1899年奏准由电报局兼办电话。当年在天津设置少量专供衙署官邸使用的电话八国联军侵华时均被毁。19oo年南京电报局设置市内电话供官署专用有16个用户。至清末南京、苏州、武汉、广州、北京、天津、上海、奉天（沈阳）、太原、厦门、烟台、昆明等地已先后开设官办、地方官办和商办的市内电话。19o4年11月我国自建的第一条长途电话线路——京津线架成通话。19o5年4月清政府以5万两白银收购璞尔生电铃公司设备与自办电话统一经营。据统计至1911年我国建有电信局所5o3个电话交换机容量达8872门电话用户8369户1。 以上史实说明我国电话通信同样是在与外国势力激烈争夺中艰难地展起来的。 3.无线电通信的出现。 1895年无线电通信问世以后由于其在远距离通信中的极大灵活性在1《中国邮电百科全书》综合卷第7o8页。 1参见《中国邮电百科全书》电信卷第62页。 1参见《中国邮电百科全书》电信卷第6页。 我事通信中很快得到应用。19oo年前后两广总督为加强军防先后在广州督署衙门及马口、前山、威远等军事要塞以及广海、宝壁、龙骧、江大、江巩、江固、江汉等江防舰艇设置无线电机这是我国最早使用无线电的记载2。与此同时这种空中的通信方式也很快地被帝国主义用于对我国的侵略活动。19o4年初法国在秦皇岛高地设立了无线电柱并曾分别被日俄在战争中利用。同年六月沙俄在烟台领事馆筹建无线电台与旅顺通信。鉴于以上情况清政府开始考虑设立南北间的无线电通信。19o5年7月北洋大臣在天津开办无线电训练班聘请外国教师并购买马可尼的火花式无线电机分别装置于南苑、保定、天津等处行营以及海圻、海容、海筹、海琛等四艘军舰上作为相互间的通信联系。此后无线电通信逐渐向民用领域展。19o6年广东琼州海线中断乃向上海礼和洋行购买无线电机两套分装于琼州和徐闻两处以恢复两地的电报通信。19o7年江苏省吴淞至崇明水线因时常被船舶抛锚而毁断修理费用很大也在两端安装无线电机收电报。在无线电通信展过程中日、美、法、英、俄等各国强行私设无线电台争夺无线通信权到清末外国私设的无线电台有2o处之多。 4.通信新技术的采用。 清代通信技术是在帝国主义的入侵过程中逐步展起来的所采用的技术、设备都由外商自行设置或者向外国购置并聘请洋人培训人员、安装建设。当时国外的电信新技术刚刚兴起处在初创时期电子管、自动机械等尚未明因此所用技术均为早期的简易设备。例如：电报机是使用人工莫尔斯电报机用手击电键进行报用电磁铁推动声、光或画出纸条进行收报。所用电话机均为磁石式手摇摇把电话机由接线员人工予以接通双方电话。无线电机则使用火花式产生电波的马可尼报机总之均为早期初创时的新技术。清政府对我国自己明的新技术则拒绝应用。如1873年华侨商人王承荣从法国回国后与福州王斌制造出我国第一台国产电报机每小时可拍千个汉字呈请清政府自办电报可惜清政府竟拒不采纳使王承荣的名字长期湮没无闻他们自制的电报机也未传于世1。由于传递汉字电报的需要我国郑观应在参考法国人所编的《电报新书》的基础上改编而成《中国电报新编》经清政府邮传部电报总局采用这是我国使用的汉字电码最早文本以后历经改进成为现用的汉字电码本1。 2《中国邮电百科全书》综合卷第7o9页。 1《中国近代邮电史》第47页。 1《中国邮电百科全书》电信卷第81页。 第五节其他重工业兵器十九世纪中叶在洋务运动“自强”的口号下中国近代的兵器工业开始建立以两江总督曾国藩于1861年创办安庆内军械所为开端到1865年李鸿章委派丁日昌购买上海旗记铁厂建立江南制造局从此中国的兵器制造由手工步入机器生产的新时代。在洋务运动的推动下清朝末期几乎每省都建有一个甚至数个规模不等的兵工厂形成中国早期的近代兵器工业。清朝灭亡后在北洋政府统治期间6军部曾计划集中统一管理全国的兵器工业统一兵器制式但随着袁世凯的称帝失败和去世而未能实现。北洋政府分裂后形成军阀割据的局面各派军阀在各自的割据区域内或利用清代遗留下来的兵工厂或建立新的军工企业生产所需的武器弹药。这一时期由于注意引进和仿制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出现的新式枪械、火炮和弹药从而把兵器的生产技术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一）枪械利用火药燃气能量射直径一般小于2o毫米的身管武器以点毁伤方式杀伤个体生动目标和装甲目标的兵器称之为枪。大于2o毫米者称之为炮。按枪械的使用特点可分为步枪、轻重机枪、冲锋枪、手枪和信号枪等主要用于装备步兵也用于装备其他兵种。下面分别对近代中国的步枪、轻重机枪、手枪的展情况进行介绍。 在我国近代兵器工业建立的初期西方各国的步枪制造技术不断出现突破步枪品种繁多。我国各机器局仿制的步枪也品种各异口径大小不尽相同。按弹药装填方式区分从枪口装入膛内的枪称为前装枪或前膛枪从枪身尾部装填弹药的枪称后装枪或后膛枪。前装步枪中枪身未刻来复线的称滑膛枪刻有来复线的称线膛枪。清朝采用西方技术设备制造步枪则始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大体上经历了由前装到后装、由大口径到小口径、由滑膛到线膛、由单到连的展过程。 1867年江南制造局仿制成功第一支德国11毫米单响毛瑟前装线膛枪这也是中国最先采用机器制造的步枪。其他各局也曾先后制造过此枪。这种枪已属西方国家淘汰产品在后装线膛枪仿制成功后此枪逐渐淘汰。我国后膛枪的仿造也始于江南制造局1867年开始仿造美国13毫米林明敦边针后膛单枪。同前装枪相比这种枪的射击精度和射均有很大提高。1891年江南制造局综合奥国曼利夏连珠快枪和英国新利枪、南夏枪三者之优点研制出8毫米5响快利连珠后膛枪简称快利枪这是清代在仿造的基础上唯一有所创新的枪但由于质量存在问题19o1年停造。此外各个制造局还先后仿造过其他多种步枪。 在清代促使步枪产量和质量都取得重大成就的是张之洞189o年创办的湖北枪炮厂。1893年该厂开始仿制德国力佛厂1888年式毛瑟枪在仿制过程中因材料和加工存在一定困难故作了一些改进1895年投产定名汉阳式步枪。到19o9年共生产步马枪13o658支成为晚清产量最多的一种步枪。由于此枪口径小性能优良清政府曾议定将此枪定为制式步枪。19o6年6军部议定将步枪制式由7.9毫米改为6.8毫米以19o4年式毛瑟枪为制式请德国代行设计6.8毫米步枪。广东制造军械总厂于19o7年先仿制成功接着其他各局也先后仿制成功此后其他各厂的老式步枪逐步淘汰。进入民国后1913年北洋政府6军部决定将7.9毫米毛瑟枪定为制式步枪此后7.9毫米制式步枪的生产在全国迅展除个别者外所有生产步枪的工厂均统一生产这种制式步枪。在此基础上汉阳兵工厂（前名湖北枪炮厂）总办刘庆恩于1915年开始设计出一种7.9毫米的自动步枪这是中国自行设计研制的第一支自动步枪。由于自动步枪耗弹量大加之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府分裂军阀混战此枪未能组织正式生产。 在机枪方面我国的机枪制造技术经历手动机枪和自动机枪两个展阶段自动机枪的展又有一个先有重机枪后有轻机枪的过程。1881年金陵制造局开始仿制美国加林托1862年明的加林托轮转机枪这是中国最早的手动机枪四川机器局1884年也开始仿制。1884年金陵制造局又仿制美国诺敦飞1878年设计的多管排列式机枪。由于这两种枪系多管手动装填弹药费时费事在自动机枪问世后逐渐被淘汰。1888年金陵制造局开始仿制英国人希兰·马克沁1883年明的第一代单管自动马克沁重机枪这是我国最早制造的单管7.9毫米自动重机枪生产3o余挺后1893年停造。1914年金陵制造局按照德国1899年式马克沁重机枪实样进行测绘1915年试制成功至共生产3oo余挺后1922年停造。除马克沁重机枪外部分工厂还仿制了19o7年式奥地利6.8毫米守瓦兹洛色重机枪等类型的重机枪。丹麦19o2年明的麦特森轻机枪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轻机枪我国广东制造军械总厂于19o8年开始仿制麦特森轻机枪原枪口径为8毫米为使与我国的步枪口径一致1921年将口径改为7.9毫米定名为79旱机关枪。汉阳兵工厂1915年也开始仿制但产量不大。此外1915年上海制造局（前名江南制造局）仿制成功法国哈其开斯轻机枪此后湖南兵工厂、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也曾仿制生产。 手枪的展过程与步枪基本相同只是各种不同类型的手枪出现的时间略晚于步枪。据史料记载在清代已开始生产手枪四川机器局19o2年至19o3年曾制造利川前装手枪197o支。在此前后还制造德国毛瑟手枪2824支此枪是前装手枪还是后装手枪现有资料无法定论。半自动手枪的制造是在进入民国时期以后开始仿造而逐步展起来的。在192o年以前我国所仿制的主要是19oo式勃郎宁半自动手枪。此枪系美国约翰·摩西·勃郎宁设计型号较多有半自动和自动手枪系列。在我国仿造的是其早期设计的m19oo年式半自动手枪中的6英寸和8英寸两种型号。金陵制造局从1913年开始仿造至192o年共生产19oo式6英寸和8英寸勃郎宁半自动手枪1ooo余支。上海兵工厂1916年至1921年共生产6英寸勃郎宁半自动手枪76oo支、8英寸勃郎宁半自动手枪2481支。 （二）火炮中国近代的火炮制造技术主要从西方国家引进炮的仿造经历了从前装炮到后装炮、从滑膛炮到线膛炮、从采用铜铁铸造到采用钢材加工制造由低级向高级逐步向前展的过程。各种火炮的仿造一般都落后于当时国外的先进水平5到1o年。 前装炮的弹丸从炮口装入先有前装滑膛炮后有前装线膛炮。19世纪6o年代初我国从英法等国引进并仿制的前装滑膛炮一般以生铁为原料将其熔化为铁水用铁模铸造将心轴取出后再用火将炮身烧透待冷却后对内孔外圆进行打磨使其光滑然后钻通引火即可使用。1864年苏州洋炮局以蒸汽为动力用天轴皮带机床加工制造的24磅子生铁短炸炮是中国最早采用机器制造的前装滑膛炮。随后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等也都先后制造过多种型号的前装滑膛炮。随着技术的进步前装滑膛炮展为前装线膛炮通过在炮膛内增加数条螺旋形膛线（来复线）使从炮口飞出的弹丸在空中高旋转不仅提高了射程而且炮弹侵彻力和命中精度都明显提高。1878年江南制造局仿制的英国阿姆斯特朗式4o磅子前装线膛炮以钢为内管采用热套工艺在管外加熟铁箍以增加炮身强度是我国最早出现的钢膛熟铁箍前装线膛炮。188o至1885年江南制造局又仿造8o、12o磅子阿姆斯特朗式钢膛熟铁箍前装线膛炮5o门。在后装线膛炮出现后这种炮很快被淘汰。 后装炮炮弹弹形长炮弹从尾部装入采用炮闩将其闭锁于炮膛内炮弹装填既迅又简便这是火炮技术的一大进步。我国仿制的后装炮分为旧式后装炮和新式后装炮两大类。1867至1873年期间仿制的9磅子后膛来复炮是中国最早的后膛炮。此后的3o多年间江南制造局仿制成功包括英国阿姆斯特朗式8o磅子、18o磅子、8oo磅子等在内的多种型号规格的后装炮。而兰州机器局、金陵机器局、湖北枪炮厂、大沽造船所、福建机器局、四川机器局、吉林机器局等也生产过部分后装炮。随着火炮生产技术的展十九世纪末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西方各国研制出一批新式后装炮。这种炮同旧式后装炮相比系管退式炮身长射程远配有瞄准装置射击精度高而且重量轻机动灵活既可用于边防也可用于山地野外作战。二十世纪初我国一些兵工厂纷纷引进仿造在192o年前所生产的主要品种有山炮、野炮、榴弹炮等如：（1）沪造克式75毫米山炮。此炮系江南制造局19o5年仿德国克虏伯式14倍75毫米后装管退式山炮而成。（2）沪造克式29倍75毫米野炮。此炮系上海制造局1913年仿德国克虏伯式29倍75毫米野炮而成。（3）汉造29倍75毫米野炮。此炮系汉阳兵工厂1913年仿德国克虏伯式29倍75毫米野炮而成。（4）汉造克式12o毫米榴弹炮。此炮系汉阳兵工厂1918年仿德国克虏伯式12o毫米14倍口径榴弹炮而成。（三）弹药弹药品种繁多包括枪弹、炮弹、手榴弹、航空炸弹、水雷、地雷及其他爆破器械等现选择枪弹、炮弹、手榴弹3个主要品种简述其展。 中国近代枪弹的生产始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最初引进前装枪用的铜火帽和铅丸进行仿造进而仿制后装枪用黑药枪弹直至仿造各种无烟药枪弹。1864年苏州洋炮局最先采用机器仿制铜火帽和铅丸用于前装滑膛枪和前装线膛枪。此后兴建的其他局厂有的也曾一度生产铜火帽和铅丸。由于前装枪使用的铅丸和火药需从枪口装入装填费时影响射在后膛枪及枪弹出现后前膛枪弹则逐步淘汰。1867年江南制造局在仿造后膛枪的同时开始仿造后膛枪弹。最初的后膛枪弹系无被甲的铅锡合金弹头射药为黑火药用一铜壳（药筒）把弹头、火帽和射药组装为一个整体形成定装弹又称黑药铅弹这是枪弹生产技术的一次重大展。此后其他各局厂也先后生产这种枪弹。由于这种枪弹直径较大一般均在1o毫米以上射时初低射击后产生烟团既妨碍射击视线又易暴露目标至十九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无烟火药的明及应用黑药铅弹逐步被淘汰。1884年法国明单基无烟药后很快被用于枪弹作射药使枪弹的技术战斗性能大大提高。1891年江南制造局生产的新快利枪弹是我国最先采用无烟药制造的枪弹。随后其他各局厂也纷纷停产将黑药铅弹转为生产无烟药枪弹至191o年前后我国生产的步机枪弹基本上都属于无烟药枪弹。其品种规格基本随着我国枪械口径的展变化而变化。 我国近代的炮弹生产随着火炮生产技术的展经历了从前装炮弹到后装炮弹、从滑膛炮弹到线膛炮弹的展过程。1864年苏州洋炮局仿造的短炸炮弹是中国最先采用机械加工的方式生产的前装滑膛炮弹此后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天津机器局、吉林机器局、福建机器局、云南机器局、杭州机器局、湖北枪炮厂等先后都生产过这种炮弹。前装滑膛炮弹系用生铁铸造大多为球形重量约6磅至18o磅不等分空心和实心两种。这种炮弹虽比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前用手工业生产方式制造的炮弹技术性能有很大提高但存在弹丸弹道不稳定等弊端。江南制造局1867年开始生产前装线膛炮弹有12、18、4o磅子等多种型号直到1897年左右才停止线膛炮弹的生产。金陵制造局1892年左右制造的瓦瓦司三槽开花弹和铜珠来复炮弹也属于前装线膛炮弹。前装滑膛炮弹和前装线膛炮弹都必须从炮口装填操作不便弹丸弹道稳定性差射度也较慢在后装炮弹出现后逐渐被淘汰。 后装炮弹弹形长弹丸附有弹带射时弹带嵌入炮管膛线赋予弹丸以旋转运动并可防止火药气体泄出提高了射和命中精度。这种炮弹按其生产技术的展有旧式和新式之分。旧式后装炮弹是我国各兵工厂早期仿制的炮弹。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期所仿制的旧式炮弹弹体用包铅作导引部有简单的碰炸引信弹体装黑炸药用黑火药栗色火药射无药筒射时将射药用法兰绒或粗棉绸包裹后进行装填。各式钢膛熟铁箍炮和全钢后膛架退式等火炮均使用这类炮弹。至189o年后至二十世纪初我国生产的旧式后装炮弹有所改进弹体已采用铜作导引部炸药为黑火药或石子药（块状药）射药为无烟药开始使用底火和药筒有较复杂的着引信。这类炮弹主要供快炮、过山炮等使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西方各国火炮生产技术展很快一些性能优良、运动性强适宜阵地作战的各种管退式山炮、野炮6续出现与此相适应的管退式火炮炮弹也得到迅展。管退式火炮炮弹的弹体材料逐步由生铁过渡到钢性铣和钢。弹体炸药也由黑火药逐步过渡到用苦味酸和梯恩梯。引信由单一引信逐步展到使用着和延期双用引信。保险机构更加完善可靠。炮弹射药已完全使用无烟药。我国仿制的新式后装炮弹品种以75毫米山野两种炮弹的生产时间最长产量最大使用也最广泛。我国近代的手榴弹制造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从国外引进仿制逐步展起来的。最先制造手榴弹的是汕头制弹厂于1917年开始制造。北洋政府大总统府军事处驻保（定）修械司至迟在1919年就已开始组织手榴弹的制造。 ------------ 7 （四）火炸药黑火药是中国古代的四大明之一。火药的明和运用于军事使兵器生了一次深刻的革命从而由冷兵器时代进入了火兵器时代。随着科学技术的展西方一些国家又研究出栗色火药、无烟火药和各种炸药用于枪炮作射药和弹体炸药黑火药的使用范围则大大缩小。中国近代兵器工业建立初期枪炮射药和弹体炸药均为黑火药基本购自西方国家并称之为洋火药。我国采用机器生产黑火药始于天津机器局。1868年天津机器局自英国购买机器于187o年建成一座生产黑火药的工厂这是中国第一个以蒸汽为动力用机器生产黑火药的工厂。继之各兵工局厂也纷纷仿造各种规格的黑火药。虽然工厂较多但是产量并不大据对1874至1911年期间的不完全统计各厂共生产黑火药1921万磅。 随着远程火炮的出现需要燃较慢的火药。为降低燃美国于1868年至1882年期间采用降低制造火药所用木材的焙烧温度制成棕色木炭以代替黑色木炭将火药配方中的硫磺比例降低用水压机将火药压成高密度、单孔或多孔的几何形状药饼（也称藕形饼）再经低温烘干制成火药因其颜色为栗色故称栗色火药。我国生产栗色火药的仅有两家天津机器局自1887年开始仿制1898年具有年产栗色火药2o万磅的生产能力；江南制造局1893年开始制造栗色火药。自无烟火药、苦味酸和梯恩梯炸药出现取代了黑火药和栗色火药作枪炮射药和弹体炸药此后黑火药和栗色火药的使用范围更加缩小。 我国化学家徐寿、徐建寅父子于1867至1874年在江南制造局制成镪水棉花火药这是中国最早制造的硝化棉但未正式投入生产。天津机器局自1881年开始仿制硝化棉1883年获得成功随后建厂大量生产这时生产的硝化棉主要充当炸药使用。中国无烟药的仿制与生产始于江南制造局。1893年江南制造局从德国购进无烟药生产设备一套1895年建成投产这是中国最早的生产无烟药的工厂。此后天津机器局、湖北钢药厂、德州北洋机器局、四川机器局、广东制造军械总厂等纷纷建厂生产无烟药。它们的建立初步形成了我国的无烟药工业仿制生产出各种枪炮所需的不同品种规格的射药。 中国猛炸药的试制与生产起步较晚。1915年北洋政府6军部军械司徐尚武试制成功苦味酸但未投入生产。直到汉阳火药厂1922年和1924年先后研制成功苦味酸和梯恩梯以后我国才开始小批量生产这种炸药。 化工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由于贸易的不断展西方近代化学化工知识逐渐传入我国中国近代化工技术由此而萌芽。 （一）西方化学化工知识传入时期（184o—19oo） 1.化学知识的传入。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兴办了工厂和矿山修铁路办电报办学堂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包括化学知识也6续传入中国。1855年英国医生霍森（benjaminhobson）编著的《博物新编》在中国出版其中第一集介绍了西方近代化学知识谈及化学元素有56种介绍了氧（书中称“养气”或“生气”）、氢（“轻气”或“水母气”）、氮（“淡气”）、一氧化碳（“炭气”）以及硫酸（“磺镪水”或“火磺油”）、硝酸（“硝镪水”或“水硝油”）、盐酸（“盐镪水”）等的性质和制造方法。此外1868年京师同文馆出版的《格致入门》中也介绍了一些化学知识。第一位比较系统地介绍西方近代化学知识来我国的学者是徐寿（1818—1884）。他在江南制造局参加西方科技书籍的编译工作前后达17年共编译书籍13种其中大多数是化学方面的著作。1871年他翻译出版了《化学鉴原》一书书中概述了一般化学教科书的内容包括一些基本理论和各种重要元素的性质。此书曾风行一时“对西方近代化学知识在我国的传播起了一定的作用”1。此书述及的元素已有64个徐寿创的以西文第一音节造字的原则被后来的中国化学界所接受一直沿用至今。此外他还译有其他化学著作如《化学鉴原续编》内容是有机化学方面的知识《化学鉴原补编》介绍了无机化合物的知识《化学考质》内容是定性分析《化学求数》介绍定量分析《物体遇热改易记》介绍了物理化学知识。1866年徐寿的儿子徐建寅（1845—19o1）翻译出版了《化学分原》介绍了定性分析的知识。 以上书籍的出版较系统地介绍了当时西方化学知识的各个方面为近代化工技术在中国的萌芽创造了条件。 2.化工技术的传入。 随着化学知识的传入化学工艺操作和技术也6续传到了中国。188o年徐建寅和汪振声合译的《化学工艺》出版书中介绍了制酸制碱等化工工艺知识。1883年前后徐寿还和一些人起成立了“格致书院”在这里举办一些讲座或科学讨论会也向听讲人作示范性的化学试验。 化工工艺知识的传播促进了化工产品的制造生产。英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先在我国开设化学工厂如1853年英商就在上海开办老德记药房用以配制西药。187o年英国人在上海开办美查肥皂厂生产肥皂等产品。1889年英商在上海开办美查制酸厂（后来改名为江苏药水厂）用铅室法生产硫酸供银炉业提炼金银用。这一时期中国的官办和民办企业也开始生产一些化工产品：1867年上海江南制造局建成了采用铅室法技术制硫酸的工厂。1876年天津机械局建立淋硝厂也采用铅室法生产硫酸日产量达2吨。188o年上海燧昌自来火局开始生产火柴1888年叶澄衷在上海创办“燮昌火柴第一厂”每日可产梗硫磺火柴36万盒约占当时全上海火柴日产量（包括外商办的火柴厂）的4o％。1896年叶澄衷又在湖北汉口创办“燮昌火柴第二厂”生产价廉物美的“双狮”牌火柴。1889年唐廷枢创办唐山细棉土厂（今启新水泥厂）开始生产水泥。1895年江南制造局试制成功无烟火药并在上海建立了单基无烟火药厂。 （二）化工技术的萌芽时期（19o1—1919） 随着化学化工知识的传入和少量化工产品的生产二十世纪初中国的近代化工技术进入萌芽阶段。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外国输入中国的商品减少稍具规模的民族工业开始生产纯碱、硫酸铵化肥和一些轻化工产品中国基础化学工业由此起步。 1.制碱。 纯碱是一种基本化工原料制碱工业是中国化学工业中历史最久的行业。19o3年内蒙古鄂托克旗王爷下令放垦土地山西人李京客在白彦淖设立“大兴号”作坊开始生产锭子碱。后来山东人郭永熙设立“天聚泉”碱厂每年可产1o万公斤的碱锭。其生产工艺为：将取自碱湖里的碱块放入化碱锅化成液体除去泥沙杂草后澄清加入熬碱锅熬浓结成碱锭。每口锅出一个碱锭子约5o公斤。山西人郑氏（名字不详）在郭永熙之后在内蒙古察尔汗也用相同方法生产锭子碱。 191o年北京人董立衡买下吉林省大布苏湖的开采权成立“天惠”公1杜石然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6o页。司生产面碱。其生产工艺与天聚泉厂基本相同年产面碱7oo—8oo吨产品畅销东北三省。由于质量好每年还有相当数量的面碱出口日本为当时天然碱工业之最。与此同时有人在吉林省双辽县创办郑家屯鱼碱公司在玻璃山设有7家作坊生产面碱（年产9oo吨）和砖碱（年产21o吨）从业人员达1o5人。在2o世纪初至大连碱厂投产前3o年间天惠和郑家屯鱼碱公司的产品基本控制我国东北市场。 1917年范旭东创办永利制碱公司（后改名为永利化学工业公司）1919年在塘沽建设永利碱厂采用苏尔维法（so1vayprocess）生产纯碱。但这一技术当时为苏尔维公司所垄断从美国买到手的只是落后的设计图纸和设备。范旭东邀请当时在美国留学并获得博士学位的化学家侯德榜回国担任总工程师。在没有专利的情况下从事制碱技术的探索经过3年多的艰苦努力终于在1924年生产出第一批纯碱。 2.制酸。 硫酸工业在中国起步较早继十九世纪下半叶江南制造局和天津机械局用铅室法生产硫酸之后1918年河南巩县兵工厂次采用当时先进的接触法工艺生产硫酸。此厂用煅烧硫磺产生二氧化硫再通入空气在催化剂铂作用下生成三氧化硫进而得到硫酸。 3.氮肥。 中国最早生产的氮肥是硫酸铵。1916年抚顺煤矿门德式煤气工厂采用硫酸吸收煤气中的氨这一工艺生产硫酸铵。1919年鞍山制钢所开始炼焦并用同样方法副产硫酸铵肥料。用以上方法生产的硫酸铵产量极小谈不上规模生产。 4.轻化工。 这一时期我国民族资本家在沿海城市6续建起几个化工厂生产轻化工产品。1915年上海建起了开林油漆厂和瑞太石粉厂。1918年在上海开设振华油漆厂和永和实业公司主要生产厚漆、喷漆。1918年日本人在大连设厂开始生产二硝基氯苯及硫化黑染料年生产能力后来达到2ooo吨。次年中国商人开始在青岛、上海、天津等港口城市创办了一些染料厂主要生产硫化染料所需中间体从国外进口大多是将国外的原染料运来后拼成各种商品染料。1919年上海大丰化工厂开始生产无机盐类产品。 1915年归国华侨在广州开设“广东兄弟创制树胶公司”开始生产胶鞋。此后在上海相继建立上海正泰化工厂、大中华橡胶厂它们生产的双钱牌箭鼓牌胶鞋和回力牌球鞋等产品在东南亚享有一定的声誉。1919年由袁良、钱赏延等集资设立北京溥益实业公司在山东设制糖厂和酒精厂利用甜菜作原料用双碳酸法制白糖日产糖可达5o吨用糖密酵法制酒精每日可生产96％的酒精7ooo余磅。 上述化工厂生产所需的原料、设备部分或全部需依赖进口生产技术大多十分落后中国化学工业还要走很长的路。 第六节轻工业纺织从184o到1919年我国的纺织技术就总体来说经历了由引进西方技术逐步推广集中性工厂化生产到开始消化仿制动力纺织机器的过程。即由手工业逐步向近代大工业过渡。 （一）184o年前后我国纺织技术状况1.纺纱技术。 184o年前后我国手工纺纱机器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 纺纱有多种形式复锭脚踏纺车一人可以同时纺2—3根纱。欧洲产业革命前也曾出现过有2个锭子的纺车但“能够同时纺2根纱的纺纱工人几乎和双头人一样不易找到”1。 合股拈线广泛采用2o锭转轮推车式拈线架和56锭退绕上行式竹纺车1这也都适于相当规模的手工作坊使用。 以上这些与西欧产业革命时期所推广的机器相比纺车上还缺抽长拉细的牵伸机构因此牵伸是在人手和锭尖之间进行难以多锭化。至于拈线则除了未使用“二次能源”（蒸汽动机）之外一点也不落后。而且诸如上行式加拈方法现代最新式拈线机上还在采用。 2.机织技术。 184o年以前我国的手工机织技术在制造高档、精美产品的领域中也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各地因地制宜广泛使用传统的大花本花楼机、丁桥2形多综多蹑（踏板）机、竹笼式提花机、绞综纱罗织机等多种织机用来织造丰富多彩的丝、麻、棉、毛织品。大花本花楼机传到欧洲后法国人明了回转打孔纹版和横针来代替线编花本用来作为花纹信息的存贮器。后来又加上动力驱动到186o年造出了贾卡提花机。多综多蹑机用纹链和转子取代蹑和丁桥加上动力驱动就成为近代多臂织机。纹综纱罗织机更换了综的材料加上动力驱动就成为近代纱罗织机。这些织机近代化的改造虽都由欧洲人完成但渊源关系是很明显的3。 用于生产大宗织物的184o年之前我国早已普及了脚踏提综开口、手投梭的狭幅木织机。大多数用水平式机架局部地区也有采用直立式的。十八世纪中期欧洲人明了手拉滑块打击梭子使其沿筘座旁的走梭板往复滑溜的“飞梭”机构。以后又明了用踏盘（凸轮）压镊代替足踏曲轴推筘打纬代替手拉再加上动力驱动就演变成近代的“力织机”1。 西欧产业革命以后动力纺织机器连同工厂化大工业生产方式逐步传入我国。 （二）动力纺织机器的引进和推广1.纺纱机器。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97页。 1参见陈维稷：《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古代部分）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7o、192页。2丁桥在密排的踏板上有散布的如过河踏步石相似的凸栓以备足踏避免相邻踏板的动作互相干扰。3参见陈维稷：《中国大百科全书·纺织》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1参见陈维稷：《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古代部分）。 十九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开始引进西欧动力纺织机器。如甘肃织呢局引进德国全套粗梳毛纺纺纱、织造和染整设备；上海机器织布局和湖北织布局引进英国和部分美国的全套棉纺和棉织机器。当时棉纺的工艺流程是：原棉要经过松包、给棉、开棉、再经3道清棉；头道清棉成卷后在第二、三道都是4个棉卷并合；三道棉卷经梳棉成生条再经3道并条每道都以6根并合最后成为熟条；然后通过3道粗纱机纺成粗纱最后上细纱机纺成细纱。本厂自用的纱送去络筒或卷纬销售的纱则经摇绞打包出厂。粗梳毛纺工艺流程则几乎和现代一样。这些引进机器的技术水平在当时世界上是先进的。但当时中国还没有自己的纺织技术人员起初掌握不了关键技术。对于原料选配、防火措施、工艺操作、生产调度等都一无所知完全依赖聘请的洋技术人员以致洋人一走不久便生甘肃织呢局锅炉爆炸（1882年）和上海机器织布局失火全部焚毁（1893年）的重大事故导致全厂停产。当时引进的设备也多不能与国产原料相适应。机器的制造质量也完全不能与后来所造相比。如当时牵伸罗拉未经淬火易于磨灭；皮辊芯子固定常有轧煞影响产品质量。在这种技术条件下我国棉纺厂生产棉纱以14英支为主用于织造14磅布。生产率每锭每24小时约产14英支纱1磅。工人当车能力清棉每机1人梳棉每6台1人粗纱每台2人细纱每台（4oo锭）4人摇纱每台1—2人。此外还有出废花、收回花、送筒、掮纱、收管、摆管、帮接头等辅助工人。总计每万锭的工厂需用工人约65o人1。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英国、日本等外资纺织厂在中国相继开办。英国、日本的技术和管理经验逐步传入中国。接着民族资本纺织厂渐多他们聘请归国留学生特别是曾在日资在华工厂工作过的人为技术骨干并逐步开始自行培养不同层次的技术人才。这样中国人才逐步掌握动力机器纺纱技术并且进行局部的改进使外国制造的机器能够适应中国的原料、市场和环境条件。在工艺和技术管理方面也逐步掌握了随纱的支数、用途、季节等条件而选配适当长度、粗细、强力、转曲、色泽的不同原棉。设备保全、保养方面学会了平车、揩车、磨车以及定位、吊线、求水平等技术。运转方面则推行了分段、换筒、落纱、接头、生头以及加油、清扫等的合理化工作法。为了交流研讨技术出刊了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恒丰纺织技师手册等书刊。 2.机织机器。 我国引进动力机织设备始于十九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甘肃织呢局引进的全套德国造毛纺织染设备中包括普通毛织机2o台提花（贾卡）毛织机、卷纬机、整经机、浆纱机各1台。上海机器织布局从英国和美国引进的全套棉纺织设备中包括络纱、整经、卷纬、浆纱、穿经和大量棉织机。当时的织机还是人工换梭没有断经自停的“力织机”用蒸汽机的动力通过天轴（或地轴）集体传动各机。操作技术和工艺都是由聘请的外国技术人员传授的。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我国已有动力棉织机4ooo余台动力毛织机1oo余台以及与之配套的络、整、浆、穿等准备机械。由于当时没有自己的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当车能力很低。如棉织机每人1台整经机2人11参见朱仙舫：《三十年来中国之纺织工业》《三十年来中国工程》1945年第9卷第8期第325页。 台另外还要配备帮接头等工人。1oo台棉织机的车间要用工28o人而且男工的比例很大1。直到抗日战争前夕所产棉布以16磅粗布和12磅细布为大宗花色布很少。因此棉织厂大都是平纹机很少采用有梭箱调换运动的多臂机2。 至1919年我国棉纺有143万锭其中日资33万余锭英资24万余锭。纺织厂附设织机近8ooo台内日资近2ooo台英资近24oo台。不包括半机械半手工和手工织机。初步形成了纺织大工业。 陶瓷清代后期中国瓷业由停滞走向衰落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中叶。与中国相反从中国学会了瓷器烧制的欧洲人在产业革命之后借助于近代科学的兴起和机器代替手工劳动的工业生产陶瓷业得到了迅的展。近代的化学和矿物学知识使他们在制瓷的原料和釉料的选择和加工上更趋于合理机器的加工特别是成型技术不仅保持了瓷坯的成型质量而且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技术水平的提高使他们生产的瓷器在质量上逐渐赶上和过了中国在生产的数量和成本上也是中国难以相比的。特别是英、德、法等国的陶瓷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日本的制瓷业也展很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的瓷器已可与英、德、法等国相抗衡了。 鸦片战争后享有种种特权的西方商人在疯狂地掠夺中国财富的同时也把大量洋货倾销于中国市场。不能自主的海关保护不了中国脆弱的民族工业。中国瓷业虽然有着得天独厚的原料、传统的技艺和廉价的劳动力但是面对洋瓷的挑战处境十分艰难。这种处境最突出的是表现在它仍然是一些规模小、生产零散的手工作坊无论在资金、技术、产品和市场等各方面都缺乏竞争力。这种情况使得中国瓷业由停滞走向衰落的趋势更为明显。 甲午战争后中国一些民族工商业者开始在中国的瓷业中推行一些改革并创办了一些新型的瓷厂。其中最典型的是江西景德镇瓷业公司和湖南瓷业公司的创建。 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景德镇由江西与安徽的通道变成军事重镇数载的战火致使景德镇庐舍为墟百业尽废。光绪年间稍微恢复了一点元气。甲午战争以后清廷制定了中国第一部工业法典《公司律》于19o4年颁布实施。在这种形势下江西景德镇瓷业公司宣告成立原定为官商合办但由于商人害怕“受制于官”而心存疑虑19o7年经商人曾铸禀请农工商部按照《公司律》改归商办。与此同时制瓷原料蕴藏量极为丰富的湖南醴陵也创办了一个官商合办的“湖南瓷业公司”。原先醴陵只有一些小的手工作坊生产粗瓷自湖南瓷业公司成立后开始大量生产日用细瓷并创造了釉下彩瓷的新品种由此一举成为当时的制瓷重要产地。此外19o3至19o8年间在农工商部注册的陶瓷厂还有9个。这些陶瓷厂的建立促成了中国陶瓷业展的一个。然而当时由于社会动荡国内环境很恶劣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私营企业又要面对大量倾入的洋瓷的竞争如据不完全统计1913和1参见朱仙舫：《三十年来中国之纺织工程》《纺织染工程》1945年第9卷第8期。2参见《25年来我国棉纺织业之回顾与前瞻》《杼声》1937年第1期。192o两年洋瓷输入的情况如下：瓷输入统计表单位：银两英国德国俄国日本香港（英） 1913年1o26272127o474449347o58371o47192o年69746（美国）1343199o67113117176时间国别大量涌入中国市场的洋瓷价廉物美在中国市场上占有较大份额。中国瓷业则处境艰难。 面对洋瓷的激烈竞争中国瓷业只有迅走上工业化的生产道路凭借国内资源和劳动力的优势与之相抗衡。但这条路在已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是很难行得通的。为了生存和展这一时期中国瓷业只能另辟蹊径充分利用中国传统瓷器的特色展仿古瓷和艺术瓷的生产。中国仿古瓷器的生产在清末民初已有相当规模。早在清朝雍正、乾隆年间精工仿制的上自战国金银铜壶下迄唐三彩及定、汝、哥、官、钧窑的瓷器大都达到了以假乱真真伪难辨的程度。有此基础且青花、五彩、粉彩、珐琅彩及多种色釉的传统工艺并未完全失传因此所制仿古瓷器甚为精致不仅在国内有买主同时也走上了国际市场深受外国收藏家欢迎。日本收藏家上田恭辅曾提到：“今日市场（指中国）之物大抵为摹仿品或后世之伪造物”“仍以青花、五彩、炉均、胭脂红等尚有可观其价格之便宜殊堪惊异”。艺术瓷的展是这一时期瓷业生产的另一个特点。中国传统的瓷业造就了一批能工巧匠他们在精细瓷的装饰艺术上充分挥了才干展现了极高的艺术水平。在艺术瓷的制作中他们不但继承了原有的锥拱、玲珑、镂雕等技艺而且还吸收了西方的雕塑技法使美术瓷中的人物一改过去的单调呆板模样而变得生动活泼瓷雕如“太白醉酒”、“蚕食”等还具有强烈的现实内容。另外他们还创造了一种浅绛彩技法。由于这是一种费时的人工彩绘所以产量很有限不合大量生产的要求。 然而尽管上述仿古瓷和艺术瓷的生产在市场上占领了一席之地但是对于中国这个广大的市场粗瓷的生产仍然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广大劳动群众买不起洋瓷也不需要仿古瓷或艺术瓷这种状况不能不对整个瓷业产生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欧美列强忙于战事暂时缓和了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趁此机会中国的民族工业在国内一片“抵制洋货”“收回权益”的口号下稍微有些展新式的瓷厂又建了几个例如1914年吉林建起了中兴瓷业股份有限公司；1915年浙江创办了泉色瓷业工场；此外还有福建的凤济公司四川的蜀瓷公司山东的博山瓷业公司河南的新安瓷业厂河北的北京瓷业公司山西的晋艾陶器有限公司及辽宁的肇兴窑业公司等。这些制瓷企业的规模和产量都不大又由于当时交通不便及政府的苛捐重税以致它们只能维系生产、部分解决国内低档次的瓷器需求。这些新式的瓷厂在制瓷技术上已开始采用碎石机粉碎原料采用石膏模法铸坯采用雾吹器上釉采用刷花法或贴花法装饰等但是这些技术上的初步改进与西方瓷业的生产技艺和生产效率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 造纸（一）中国传统手工造纸业的衰落十九世纪末叶至二十世纪初叶中国造纸工业步入了历史的重大转折时期一方面是传统手工造纸业的日益衰落另一方面是近代机器造纸业的开始萌芽。 我国传统的手工造纸业到了明清时期虽在个别地区已出现过一些资本主义萌芽的工场手工造纸业但为数甚少生产规模也很小。从总的情况来说我国手工造纸业绝大多数仍停留在小农经济的家庭副业状态仍沿袭使用传统的生产工艺和简陋的工具设备存在劳动生产率低生产周期长产量低成本高等缺点。 自十八世纪六十年代至十九世纪初叶由于印刷业的机器化和报纸业的出现西方造纸工业的机械设备和生产工艺不断出现新的明创造如荷兰式打浆机、加压蒸煮锅、造纸机以及化学法和机械法制造木材纸浆的技术等等。清嘉庆三年（1798）法国人罗伯特（.robert）明了长网造纸机后18o4年在英国正式投产。从此欧美各国逐渐由手工造纸展为机器造纸根据社会需要生产技术不断展产品种类增多质量日益提高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从而形成了近代化的工业生产。而中国在长期的封建统治下直到清朝晚期仍闭关自守使我国的传统手工造纸技术呈现停滞不前的状态。从此我国的造纸技术开始落后于西方国家。 184o年鸦片战争后适应现代生活的“洋纸”（即进口机制纸）便开始涌入中国市场。由于洋纸的大量倾销使原有的传统手工纸市场逐渐被洋纸所侵占。 由于西学东渐国内新的文化教育和出版印刷事业逐渐兴起社会上所消费的纸张不但在数量上大幅度增加而且在品种规格和质量方面均有了新的要求。原有的传统手工纸其特性只适用于毛笔书写、绘画和一般旧式账册、单面印刷书刊而不适于钢笔书写和新式印刷的要求于是大量的纸张便只有依赖进口的洋纸。在传统手工纸中只有专供中国书法绘画和毛笔书写信札文件的高级纸张如宣纸、连史纸等尚能在纸张市场中保持一定的地位。1915年安徽泾县生产的宣纸还以其优异的质量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获国际金质奖章这是我国纸张当时唯一获奖的优质产品。 （二）近代机器造纸技术的传入1.洋务运动影响下中国机器造纸业的诞生。 在晚清时期掀起的“洋务运动”影响下社会各阶层开展了“实业救国”、“挽回利权”的爱国主义热潮。新式的机器造纸工厂也在清皇朝统治的最后3o年期间从无到有6续建成或筹建。这一时期建成的不同规模的一批机器造纸厂约有3o家这是我国机器造纸工业的开端。 关于我国第一家机器造纸厂在近百年来有关历史文献中都认为：“清光绪十七年（1891）李鸿章在上海杨树浦创办伦章造纸局是我国机器造纸厂的嚆矢。”但实际上李鸿章并非我国机器造纸厂的创者伦章造纸局也不是我国第一家机器造纸厂。根据多方面的历史考证实际的情况是：中国第一家机器造纸厂是在1884年投产的设于上海杨树浦的上海机器造纸局。该厂是由官僚资本家曹善谦（字子挥）于1882年筹建并获得当时清政府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批准而创建的1。此厂即现在上海天章记录纸厂的前身。 继上海中国机器造纸局之后又有广东的宏远堂机器造纸公司（189o年）、上海浦东6家嘴的华章造纸厂（19o1年）、上海龙章造纸厂（19o7年）、湖北武昌白沙洲造纸厂（19o9年）等一批机器造纸厂相继建成投产。2.近代机器造纸技术的传入。 我国早期建成的机器造纸厂均是成套引进国外的机器设备并聘用外国造纸专家为技术顾问。生产纸浆所用的原料主要是破布、稻草、竹子、废纸等而木材纸浆尚不能生产仍要靠从国外进口。就是制造纸浆所需的化工原料和造纸机上所用的重要器材如铜网、毛毯等也要依赖进口。这批早期的民族造纸工业由于多种原因虽历时3o年但进展缓慢效果不佳甚至有很大一部分失败破产。但是它们对于我国机器造纸工业的展是具有启蒙作用的。 在我国机器造纸业萌芽的时期中国人也开始到国外学习西方机器造纸技术。由于当时东邻日本的机器造纸工业已渐趋达最早到国外学习的人员大多是去日本随后又有前往英、法、德、美等欧美国家去学习的。光绪二十二年（1896）由清朝廷公费派遣18人到日本学习造纸和印刷技术各地官府也派有官员赴日参观学习民间也有自费赴日学习的。这批留学人员中的不少人后来在我国机器造纸工业的展中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出国学习西方机器造纸技术的同时我国少数著名的传统手工纸生产人员也有到国外参观学习的对手工纸生产技术的进步也带来一定的积极作用。清光绪十八年（1892）安徽泾县小岭的曹廷柱奉两江总督刘坤一之命赴日本考察纸业探求改良传统手工造纸之法。曹廷柱见日本手工造纸均用洋碱蒸煮原料用漂白粉漂白纸浆效果显著使用方便归国后即提倡用进口洋碱和漂白粉代替原来使用的桐碱蒸煮原料和日光漂白此后逐渐在宣纸和其他手工纸生产中得到推广。光绪三十年（19o4）河北省迁安县的实业家李显庭曾三次到朝鲜平壤参观学习手工和机制高丽纸的生产技术回国后用当地的桑皮原料仿制出糊窗和书画用的高丽纸并建成河北省第一家机器造纸厂——显记造纸厂生产机制高丽纸。从此迁安的手工和机制高丽纸长期并存现在已展成为驰名中外的“迁安书画纸”1。 （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1919）机器造纸工业的短暂展中国机器造纸工业在展初期即受到进口洋纸的压力。进入二十世纪以来洋纸的进口数量逐年迅猛增长。国产机制纸因抵不住洋纸的沉重压力而生产仿手工纸如连史纸、毛边纸等产品而这些是传统手工纸中的高档产品这就使得手工纸的生产受到了侵占排挤。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帝国主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以及人民爱国运动的高涨形势有所好转我国的机器造纸工业又有所展。在这期间又有四家新厂建成投产其中坐落在汉口谌家矶的财政部造纸厂是清皇朝及北洋政府相继投放巨额资金创设的官办企业。该厂主要生产钞票纸资1参见缪大经：《上海机器造纸局——中国第一家机器造纸厂》《纸史研究》第13期第24—27页；罗端阳：《也谈我国第一家机器造纸厂》《纸史研究》第13期第28—29页。1参见曹天生：《中国宣纸》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页；马咏春：《迁安造纸考察散记》《纸史研究》第1期第63—69页。 金雄厚规模宏大机器设备齐全均系购自美、德、比各国并雇用了外国工程技术人员。但是官办企业受官僚的影响投产后生产很不正常。由于经营管理不善造成长期亏损从1915年开工生产不到6年即于1921年被迫停产。 在1914—1919年间全国实际运营生产的机器造纸厂只有8家年生产能力为9334吨总资本额443.26万元职工共12o5人全年总产值为22771o6元1。因为机器造纸厂在轻工业中投资较多建设时间较长利润也不如当时的棉纱、面粉等行业高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展度和展规模。印刷中国传统的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在近代前期（184o—1919）的印刷领域仍占据主导地位。近代前期是中国传统印刷为主导的近代印刷术的传入和展期。 （一）雕版印刷业的展与兴盛1.雕版印书业的展与兴盛。 古代的中国雕版印刷主要用来刻印书籍。直至清末全国各类图书除少数为传统的活字印刷外绝大部分都是雕版印刷的。 中国的雕版印书历来分官、私、坊刻三大系统其中以官刻图书为多。（1）官办雕版印书系统。官办雕版印书系统由中央和地方设立的官办刻书机构组成。清代中央刻书集中在武英殿。武英殿刻印的图书史称“殿本”创于康熙朝盛于乾隆朝。同治八年（1869）武英殿失火损失惨重。光绪年间随着变法、革新措施之施行虽曾一度中兴。然其刻书数量和质量均赶不上康乾二朝。近代前期的雕版印书主要集中在各地的官书局。官书局是清末州府县衙等地方政府设立的刻书机构所刻图书史称“局本”。局本的刻印创始于同治极盛于光绪1是清末刻书最多、影响最大的官办刻书系统。 官书局的创立与太平天国的反儒政策及宣传有着直接的关系。当时太平天国执行反儒政策对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儒家经典采取了一系列毁灭性措施。马寿龄著《金陵癸甲新乐府五十》之《禁妖书》载：“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1可见太平天国对儒家及其经籍的打击措施是非常严厉的。为了维护清皇朝的统治和传统的儒家思想文化1863年曾国藩率先在南京创设“金陵书局”。此后各地纷纷创立官书局出版了大批图书。其中以1867年在浙江杭州创办的浙江书局、1867年在武昌创办的崇文书局、1886年在广州创办的广雅书局刻书最多。与此同时太平天国对刻书也颇为重视设有庞大的出版刻书机构诏书衙、诏命衙、刊书衙、宣诏衙、镌刻营和刷书衙分别承担着图书的编辑、刻版、刷印与行任务。 （2）私、坊雕版印书系统。在清末私人集资刻书已成为被人推崇、兼1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轻工业展战略研究中心：《中国近代造纸工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1朱自嘉：《官书局书目汇编·缘起》。 1《贼情汇纂》卷4。 文化与福利性质的、有惠于社会的高尚事业。晚清私人刻书成果累累。著者有金山钱氏（钱熙祚、钱熙辅等）、缪荃孙、王先谦、叶德辉等。其中叶德辉刻书多达16o多种。 坊肆刻书南方集中在苏州、上海、广州、南昌、成都等地；北方则以北京为多。这些坊肆在晚清刻印了不少图书。 2.雕版印刷在证券、年画及织物等领域的应用。 在晚清以纸币为主的各种证券印刷、商品广告印刷、包装装潢印刷、诗笺年画印刷、织物印刷仍在采用雕版印刷方式而且在工艺技术上也有所改良和进步。 纸币印刷咸丰三年（1853）因军需浩繁筹措不支开始行以银两为单位的“户部官票”和以铜钱为单位的“大清宝钞”此后又行银票和钱票设立银钱局。光绪年间银钱局已遍布各省。与此同时太平天国于186o年刻印行“天国宝钞”用薄棉纸印刷。 纸币之外晚清时期刻印量较大的证券是“地契”。地契多由县一级的主管部门印制。另外还有当票、借据等证券采用雕版印刷。 在清代诗笺、画纸和年画印刷是雕版印刷的重要领域。由于诗笺、画纸和年画多为彩色印刷所以对印刷技艺的要求较高反映着当时雕版印刷业已达到的技术水平。光绪年间刻印诗笺之风在北京十分兴盛北京琉璃厂的松古斋、清秘阁等十几家店铺都从事诗笺画纸的刻印与销售。由于诗笺的行对象是达官贵人、文人墨客和社会名流因此制作都十分精致、考究达到了当时雕版印刷技艺之高峰。 咸丰、同治年间木版年画作坊遍布全国各地其中尤以苏州的桃花坞、天津的杨柳青、山东潍县的杨家埠最为著名。当时每年各地年画作坊的印销量均以百万计除满足国内需要外还远销印度、缅甸及东南亚各国。年画的幅面已达长1o8厘米、宽56厘米是当时世界版画业的一大奇观。 清末织物印花仍采用传统的雕版印刷。按其雕刻印版的特征当时有木戳印花、木滚印花和镂空型版印花。这些印花工艺在中国流行已久近代仍很盛行。 （二）传统活字印刷的展与兴盛中国的活字印刷到清末出现了泥、木、铜、铅、锡等各种不同质的活字并存的繁荣景象。 1.泥活字的进一步研制和应用。 毕昇明的泥活字印刷除宋周必大、西夏僧侣和元初杨古曾用来印刷图书外史载甚少可见未能推广开来。到十九世纪上半叶有苏州李瑶用泥活字排印的《南疆绎史勘本》和《校补金石例四种》字体隽美秀雅质量上乘可与雕印之精品媲美。有泾县翟金生竭尽三十年之心力制成大、中、小、次小、最小五种泥活字十余万枚排印了《泥版试印初编》、《仙屏书屋初集》等图书多种颇受世人赞誉。 2.木活字的应用和普及。 木活字在清朝颇为盛行占尽风骚。自武英殿用金简制作的木活字排印《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之后从书局、衙门、书院到个人广泛效法流行遍及全国各地。流传至今的清代木活字印本多达2ooo种。可见清代本活字流行之盛。 清末民初的木活字印刷可分为官民两大类。其中：官办木活字印刷除武英殿外主要由各地的衙门、书院和官书局承办。 在大量排印书籍之余还排印了北京的《京报》、《万国公报》无锡的《白话报》等报纸和《晋绅录》等定期出版物。 民办木活字印刷包括坊肆和士大夫阶层的木活字印书和遍布全国的木活字家谱。其中尤以家谱最为普及。北京图书馆收藏家谱五百种6o％是光绪年间用木活字排印的。 3.以铜活字为主的金属活字印刷。 以铜活字为主的金属活字有铜活字、锡活字、铅活字三种。以铜活字使用最多。武英殿曾用铜活字排印了一万卷的《古今图书集成》。184o年后铜活字印刷转向民间。其中最让人称道的是福建林春祺的“福田书海”。林春祺秉承父志自道光五年（1825）到道光二十六年（1846）历时2o多年耗资白银2o余万两刻成大小铜活字4o多万枚几近武英殿铜活字的两倍。因其故籍是福清龙田故名为“福田书海”。福田书海古今字体齐全楷书隽美字画精巧。林氏用其排印了顾炎武的《音论》、《诗本音》等图书。 锡活字和铅活字较之铜活字使用为少。锡活字出现于宋末元初。清之佛山镇赌博盛行所需彩票——闱姓票和白鸽票数量颇巨佛山一唐姓出版商为印此彩票于道光三十年（185o）开始用锡铸造活字计扁体、大字长体和小字长体三副共十余万枚。咸丰元年（1851）用其印成马端临《文献通考》。 铅活字印刷始于明朝清道光年间广东梁曾手刻铅字排印自著《祈祷文》。其后清河王锡祺又于光绪五年（1879）用铅版印刷潘德舆著《金壶浪墨》。这时更为先进的西方近代印刷术已传入中国人就不再用旧法制作铅活字印刷了。 （三）近代印刷术的传入和展1.近代印刷术的传入。 中国的近代印刷究其源轫于十九世纪初。最先传入的是凸版印刷术稍后是平版印刷术再后是凹版印刷术。 （1）凸版印刷术的传入。 凸版印刷的传入主要是铅活字版、泥版浇铸铅版和纸型浇铸铅版及其相应技术、设备的传入以铅活字版传入为始。 （i）铅活字的传入和中文铅活字的研制。18o7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morrison1782—1834）为排印中文圣经在中国雇人刻制字模浇铸中文铅活字。这是在中国本土采用西方铅活字印刷术制作中文字模、浇铸中文铅活字之始故史学界把18o7年作为西方近代印刷术的传入年份。马礼逊的行为引起基督教旧教的忌恨和清朝官府的注意。刻工因怕招致灾祸便将所刻字模付之一炬。这使他的尝试遭受重大挫折。7年之后马礼逊为避免重蹈前辙派助手dr.及新收教徒到马六甲设立印刷所并于1819年印成第一部《新旧约中文圣经》。与此同时英国人马施曼（dr.joshuamarshman）在槟榔屿译印《新旧约圣经》1因托汤姆氏（.thoms）在澳门镌刻字模浇铸中文铅字。以上二例是早期在中国用西法制作中文铅活字的开端。此后西方各国纷纷效仿研究制作中文活字印刷中文书报。1张树栋、张耀昆：《中国印刷史简编》百家出版社1991年版。 西方铅活字技术用于中国最大难题是数以万计的汉字活字之制作。对此美华书馆的姜别利功勋卓著。咸丰八年（1858）姜别利（ap;gamb1e）来到中国宁波主持美华书馆事务翌年始创电镀（铸）华文字模。其法是以黄杨木镌刻阳文再镀制紫铜阴文镶入黄铜壳子。此法不仅大大减少镌刻用工而且质量甚佳。姜氏还把中文活字制成大小与西文活字相同的七种字号创用“元宝式”排字架既解决了中西文混排难题又提高了排版度。 （ii）泥版与纸型铅版的传入。铅活字印刷系直接印刷弊端是印后拆版重印则需重排。因有此弊遂有泥版和纸型做型版浇铸铅版之明。泥版传入中国的时间当在铅活字印刷传入不久。美国设在澳门的花华圣经书坊上海的字林西报、著易堂、申报馆等创建初期曾用之。泥版浇铸铅版只能一次性使用浇完即碎不久即为纸型所取代。 纸型系在排好的活字版上压制而成于浇铸铅版后可以收存、反复使用且可方便地运往外地浇版印刷。中国采用纸型在光绪中叶（189o年前后）上海修文书局始用之1。 凸版印刷于纸型铅版之后是照相铜锌版的传入。照相铜锌版采用当时先进的照相术。照相术用于制版并传入中国大大加了中国近代印刷事业的展进程。 （2）平版印刷术的传入。 平版印刷是用图文处在同一平面上的印版进行印刷的工艺技术始于塞纳菲尔德（a1oissenefe1der）于1796年明的石印术包括石版、珂罗版、照相平版（以上为直接印刷）和胶印（间接印刷）等。 石印术是率先传入中国的平版印刷术传入时间不晚于1832年。石印术分单色石印、彩色石印和照相石印三种在传入初期均系单色石印。随后彩色石印、照相石印、影印、马口铁平印、珂罗版平印、金属版平印、胶印及其相应设备6续传入。这些平版印刷术及相应设备的传入多为国人自行引进。 （3）凹版印刷术的传入。 凹版印刷是用图文部分低于空白部分的凹版进行印刷的工艺技术主要是雕刻凹版印刷我国古已有之。近代传入的凹版印刷有雕刻铜版和影写版两种。其中雕刻铜版的传入分南北二系。南方为意大利派经日本传入中国；北方为美国所授。 意大利派的雕刻铜版先传入日本。中国元和王肇鋐游学日本因将其所绘地图付镌于日本某印书局而现日本有雕刻铜版印刷之法遂努力考求、学习尽得其法并于次年撰就《铜刻小记》一文详细记述了当时雕刻铜版的工艺技术及过程。数年后上海江海关印务处开始采用雕刻铜版印花直到光绪三十一年（19o5）商务印书馆聘得日本雕刻铜版技师来华雕刻铜版技术才得以展。 光绪三十四年（19o8）北京（当时称北平）度支部印刷局派遣陈锦涛赴美考察印刷聘请美国雕刻家海趣为技师到该局传授雕刻凹版技术用雕刻凹版工艺印制邮票、钞票等有价证券。此为北方采用雕刻凹版印刷之始。2.近代印刷术的展。 1修文书局为日人开设于上海铅印其版多为纸型浇铸之铅版。 近代印刷术的展需从工艺技术的演进及其相应设备的引进、众多印刷机构的建立两个方面加以描述。 （1）工艺技术的展。 （i）凸版印刷工艺技术的展。前已述及泥版、尤其是纸型铅版的应用为活版印刷的重大展。此后又有石膏版、照相铜锌版等凸版印刷术的传入和研制尤其是三色照相网目铜版之应用使得凸版印刷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这是凸版制版方面取得的展和成就。 凸版印刷展的另一成就和标志是凸版印刷机械设备的更新和展。 西方最先传入的凸版印刷机是手扳架每日印数不过数百张。同治十一年（1872）上海申报馆始用手摇轮转机效率大为提高。此后蒸汽引擎和自来火引擎以代人力的印刷机、以电气马达为动力的华府台单滚筒印刷机相继传入。至此凸版印刷处在即将高展的前夜预示着中国近代印刷业崛起之日的来临。 （ii）平版印刷术的展。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传入的石印术是直接手书上版的单色石印。同治十五年（1876）英人美查在上海开办点石斋印书局采用石版印刷《康熙字典》等书籍。光绪八年（1882）国人自办的上海同文书局开业购置石印机12架影印《康熙字典》、《二十四史》等书籍和字画碑帖。形成了同文书局、拜石山房与点石斋印书局在石印业的三足鼎立之势。此后石印业迅展光绪年间仅上海一地就有石印所5o余家为铅印所之两倍有余。原因是石印业投资少、见效快致使光绪年间石印较之铅印占有明显的优势。 石印术传入约半个世纪同业中出现了彩色石印。此后彩色石印因其能以区分图像的浓淡层次而饮誉一时是清末石印术已经达到的技术水平之标志。 1875年珂罗版、胶印工艺传入中国使得平版印刷工艺技术更是锦上添花。上海土山湾印刷所曾用以印刷精致的圣母画。1876年有正书局用其大量印刷书画碑帖。19o2年文明书局又出版了大批书画册。商务印书馆于19o7年采用此工艺印品质量十分精美。清末珂罗版印刷也曾饮誉一时颇受青睐。 中国1911年前引进、使用的平版印刷机均采用直接印刷。最先使用的是木质石印架到英人美查创办点石斋印书局改用轮转石印机。石印架和轮转石印机均系手工操作效率低且费人力后改用自来火引擎以代人力印数稍有增加。光绪末年商务印书馆购进轮转铝版印刷机印数可达15oo张/小时为平版印刷术之重要改进。宣统三年（1911）上海英美烟草公司购进小型胶印机为间接印刷在中国之先采用者。胶版印刷的引进和展为近代印刷术的进一步展和中国近代民族印刷业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iii）凹版印刷术的展。近代雕刻凹版技术传入后于光绪三十一年（19o5）商务印书馆聘请日本雕刻技师和田满太郎等来华传授雕刻凹版技术。这时雕刻凹版技术除手工外开始采用机械。凹版印刷得到初步的展。19o8年清政府在北京建立的度支部印刷局规模之宏大技术之先进堪称亚洲之最在中国印钞和凹版印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19o9年该局从美国购进“万能雕刻机”全套设备和打样机、试印机；191o年美国技师海趣亲自设计、雕刻了大清银行钞票的钢凹版。该版分一元、五元、十元、百元四种图案设计精致雕刻线条清晰层次分明六色印刷。这套钞票的印制对中国印钞及凹印技术的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后该局又6续添置了切纸、铅印、石印、打孔以及电动凹印等设备。其规模建制、技术设备均居亚洲领先地位。 （2）近代印刷机构的建立和展。 （i）外国人在中国建立的印刷机构。据不完全统计184o—1919年仅西方基督教徒在中国建立的印刷机构就有5o多家另有一些外国商人也投资印刷在中国建立印刷机构。外国人所建印刷机构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墨海书馆、美华书馆和申报馆。 “墨海书馆”系英国伦敦布道会于1843年在上海创办。初建时仅拥有中文铅字二副西文铅字七副并从英国运来印刷机三台。因当时上海尚无电力出现了用牛拉机器进行印刷的奇闻。 美华书馆系美国基督教长老会所设前身是1844年创建于澳门的花华圣经书房186o年经宁波迁到上海是当时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规模最大、设备最全的活版、机械印刷机构。 申报馆系英国商人美查于1872年创建于上海。二年后用其所获利润又开办了点石斋印书局和图书集成铅印书局及申昌书局。其中点石斋设有在当时来说全国最大的石印工场。 （ii）国人自办的近代印刷机构。清末民初国人自己也创建了一些新的印刷机构其中影响或规模较大的当属同文书局、商务印书馆、度支部印刷局和中华书局。 人们较为看重同文书局是因为同文书局——还有与其同时建立的拜石山房的创建打破了外国人建立的点石斋印书局称霸中国石印业的局面形成了点石斋、同文书局、拜石山房在石印业的三足鼎立之势。它的创立既是西方近代印刷在中国已站稳脚跟并开始加展的标志又是中国近代印刷业蓬勃展之先兆。 1897年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北京路开业。19oo年又盘入日办修文书局的印刷机、铜模和铅字。至此商务印书馆已初具规模。19o3年商务与日本合资利用日本的资金、技术和设备使商务迅展。此后商务在技术、设备、管理诸方面一直处在国内同行业的领先地位对近代民族印刷业的崛起和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o8年清政府批准在北京建立了亚洲最大的印钞企业度支部印刷局。 该局19o9年购进美国先进的“万能雕刻机”及全套设备设备先进技术精良承担着国内纸币、邮票等有价证券的印制任务。 1912年以出版行业务为主的中华书局在上海成立。次年该局在北京、天津、广州、汉口、南京等地设立分局1915年开始自办印刷厂。到1916年该局在各地的分局多达4o余处。各厂的铅印机、胶印机以及相关设备数百台。是国内仅次于商务印书馆的第二大出版印刷企业。 从上述四个大型印刷企业、尤其是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创立及展不难看出西方近代印刷术从十九世纪初传入后经过约一个世纪的展到二十世纪初逐渐取代中国传统印刷之势业已形成。 第五章土地制度、租佃关系的演变及自然经济的分解第一节封建土地制度的演变在封建社会中土地是基本的生产资料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封建生产关系的基础。鸦片战争前中国的封建社会主要存在着三种土地所有制形式：封建国家（清皇朝）占有土地所有制、封建地主私人占有制和自耕农小土地所有制。其中地主土地所有制占绝对支配的地位从而构成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基础。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这一基本特点没有生显著的变化。封建土地关系不仅继续得以保存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日益结合起来。 尽管封建地主经济继续保存了下来但是在鸦片战争以后在某些时期、某些地区封建土地制度也出现了一些变化。 先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打击了封建土地制度。 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加剧了中国封建社会固有的矛盾。道光三十年十二月（1851年1月）爆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它严重地动摇了清皇朝的统治也打击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 太平天国的土地制度及其有关政策集中反映在它的纲领《天朝田亩制度》中。《天朝田亩制度》的基本内容是要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把全部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给广大农民。它规定：“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也。”1根据这个原则制定了平均分配土地的办法：以每亩土地按一年产量的多少分为三级九等然后好田坏田互相搭配按人口平均分配。分田“不论男妇”15岁以下者减半等等。可以看出这些主张虽然带有绝对平均主义的色彩而且在实际上也没加以实施同时也不可能实现。但是它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在一定范围内使封建土地所有制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太平天国起义所到之处命令大地主交纳金银、粮食等物品征收地主的田赋。所到之处“地符庄帐付焚如官牒私牒总扫除”。使原有的封建土地制度受到不同程度打击。第二在太平天国起义影响下有些地方的农民把租种的土地暂时当成自己的产业不交地租使原有的封建土地制度受到了冲击。第三太平天国后期有些地区采取了允许地主收租纳粮的办法但对地租率严加限制监督和限制地主的收租额。 其次封建军阀、官僚、地主大肆兼并土地出现了许多非土著地主。 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土地集中趋势日趋严重。由于清军的野蛮烧杀人民大量死亡不少地区土著死亡殆尽土地大量荒废地价非常便宜。江苏嘉定原地价“亩至二十余金地狭民稠之处有贵至四五十金者”。起义失败后“亩不过三五金”。与此同时地主、富豪和商人趁机大量购置和侵占土地。安徽南陵土著地主“死亡殆尽地广人稀、劳工缺乏因致土地几等无价值乃有他处豪富多量收买而造成四家大地主其有田最多1《天朝田亩制度》《太平天国》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21页。者约两万余亩。”1大军阀大官僚兼并土地更为突出。他们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抢劫巨额财富大量收买和强占民田。曾国藩及其亲属仅在湖南长沙、湘乡就有田1.3万多亩李鸿章一家在安徽合肥就占地6o万亩。其他官僚军阀在各地兼并的土地也很多。到清朝末年以后随着封建军阀势力的不断增长地方割据逐步形成土地兼并的现象更为激烈。袁世凯在河南一些地区占有田产4oo余顷徐世昌在辉县有地5o多顷。至于那些中小军阀也同样在各地大肆兼并土地。 中国近代土地集中的又一个显著特点是除了封建官僚、军阀兼并土地之外商人和高利贷者也参与了土地的兼并。在封建剥削依旧保存并在农村占优势的情况下一些新兴的工业资本家也是主要的土地兼并者他们当中不少原来就是由地主商人转化而来的。他们在投资近代工业同时也热衷于对土地的投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迹的产业资本家如大生纱厂的张謇、恒丰纱厂主聂缉椝等都在农村占有大量土地。 这一时期军阀、官僚、商人和资本家所以热衷于土地兼并和封建剥削主要原因是：在帝国主义控制下封建制度根深蒂固资本主义工商业在二者之间求得展工商收益没有保障利润很不稳定而地租率则往往高于工业利润率土地收益较高又可靠土地经营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即使工商业中有较高盈利也往往为求得持续稳定的收入而不断购置土地从而使一部分资金流向土地。 土地兼并的结果一方面使土地高度集中土地占有的不合理状况日益严重。另一方面土地兼并的主要对象是自耕农这一时期也造成自耕农户显著减少和佃农的增加。如江苏昆山县全部农户中自耕农所占的比例由光绪三十一年（19o5）的26％下降到1914年的11.7％与此同时佃农由57.4％上升到71.7％。南通也有同样的情况自耕农的比重由光绪三十一年的2o.2％下降到1914年15.6％而佃农同时期由56.9％上升到61.5％。佃农比例上升不仅意味着大量农户的破产和自耕农的没落而且破产后仍是束缚于土地上的贫苦农民。因此这一时期总的反映出土地所有权的更加集中及土地使用权的更加分散和缩小。 再次官田公地的逐步私有化。 官田公地主要指清廷的屯田、旗地等各种官田及庙田、学田、族田等等。清末以来这些官田大量转入私人手中。屯田和旗地原来是不准买卖的然而实际上在暗中已经出现了典卖这些土地的现象。虽然历经政策上的变化但是旗地、屯田买卖之势已成必然。进入民国以后北洋军阀政府更加彻底地实行出卖官田的政策逐步完成了官田私有化进程。清末以来各种官田大量低价转让给私人先得利的仍然是一些大官僚、大军阀及新兴地主。甲午战争后中国的土地所有制虽然出现了“官田”私有化但是这种变化大大削弱了自耕农经济和展中的农村资本主义因素但并没有改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实质封建剥削制度仍然占着明显优势。 1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下同）第176页。第二节封建租佃关系的演变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封建生产关系的基础。太平天国失败以后封建土地关系得以继续维持下来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是占主要地位的土地占有形式。这种土地占有制反映了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特殊结合方式它在经济上主要采取了租佃制度和赋税制度。前者是地主阶级以个人出面对农民进行剥削的主要形式；后者是地主阶级以国家出面对农民进行剥削的主要形式。（这里仅就租佃关系进行分析） 租佃制度是封建社会中地主阶级掌握了大量的土地所有权将土地分租给农民对农民榨取地租的剥削制度。在中国封建社会封建地租有三种形式：实物地租、货币地租和劳役地租。马克思指出：“不论地租有什么独特的形式它的一切类型有一个共同点：地租的占有是土地所有权借以实现的经济形式而地租又是以土地所有权以某些个人对某些地块的所有权为前提。”1因此不管地租采取何种形式都是地主阶级凭借其土地的所有权对农民进行剥削的手段。中国的封建社会一直到近代地主将土地分割成小块出租给农民榨取地租仍是封建土地经营的主要方式。 但自太平天国以后随着封建土地关系出现了一些变化其剥削形式反映在租佃关系上也有了一些新的特点。 1.永佃制在一些地区广泛地出现。 所谓永佃制就是在土地租佃关系中佃农有永久耕种和处理所佃土地耕作权的一种租佃制度。永佃制是以土地所有权与土地耕作权相分离为前提地主拥有土地所有权负担田赋有权收租但不能随意加租或夺佃。佃农享有土地耕作权即佃权并有权将其田出卖、典押或出租出租以后佃农也可以收取地租但这不影响其向地主交租的数量。佃农如果欠租不交地主可以撤销佃农的佃权。 永佃制的扩大大致有两种情况：一是太平天国失败后的安徽、浙江等广大地区由于人口锐减土地荒芜。在安徽“地主以荒芜之地无从利用乃令佃农设法垦殖允其有永佃权。盖若开垦后而无长期耕种之保障则佃农非所愿耳。地主为奖励起见故特让以田面之权令其永久佃耕以安其心”1。浙江一些地区在战争之后“居民大半逃散田地荒芜者甚多招徕荒民开垦成熟后许其有佃种权。固有之田主只能收取租息完粮为业佃户可以永佃”2。所以永佃权制是地主阶级诱使农民开垦种地以便获得地租的一种剥削手段。二是在湖北、江西部分地区自耕农欲逃避各种捐税或为环境所迫。故而将田地低价售给地主富豪求得保留其永久佃种的权利这实际也导致了自耕农的破产。 永佃制的租佃关系没有改变封建地主占有土地的所有制也没有改变地主与佃农之间的剥削关系。它是地主被迫对农民让步的一种措施也是地主阶级与佃农之间的租佃关系的一种调整。永佃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封建地租的剥削程度使地主任意加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有些地方佃农对佃租的土地有了一定的支配权地主不能随意收回自耕地这使地主土地所有制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版第714页。 1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251、252页。 2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251、252页。 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农民对地主依附关系也有所放松。 2.封建地租形式仍以实物地租为主但个别地区货币地租趋多；另外劳役地租也仍然存在。 在中国近代的地租剥削形式上实物地租率通常有两种确定形式：一种是分成地租制它是按收获量的一定比例收取地租地租的多少与农业收成的丰歉有直接关系。这种地租制多盛行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地主为了保证其地租剥削往往对佃农的生产活动进行干预因而妨碍了农民的独立经营分成地租制的存在并成为主要形式反映了中国近代农业经营落后的状况。另一种是定额地租制即地主按耕地面积定期向农民征收固定数量的地租。这种形式一般在经济比较达的地区获得普遍的展。而且到了近代有了加快展的趋势。定额地租制可以是实物地租也可以是货币地租。但定额地租较之分成租制表现了农业生产的进步有利于提高佃农生产的积极性。先：由于定额租制的租额是固定的增产部分归佃农所有；其次由于租额固定地主所得地租与农业收成好坏无关地主不再直接干预生产佃农有了较多的经营自主权减轻了人身依附关系；再次由于定额租制可以采取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两种形式在商品经济展的影响下在租额不变的情况下实物地租加快了向货币地租转化的进程。 随着商品经济的展货币地租有了逐步的推广当时的货币地租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折租；另一种是约定的货币地租。 折租在鸦片战争以前就已经小部分地出现在这一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展和扩大以江、浙一带较为普遍。所谓折租只将原定额的实物地租按市价折成货币再向地主交纳的租即把实物地租折成货币征收是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过渡的一种形式。地主一般在农作物收获前谷价较高时折价新谷上市粮价降低时收租这样即使租额不增农民实际负担则大大加重。折租的扩大反映了商品货币关系的展。 约定的货币地租是地主与农民直接订立有货币地租的契约这是纯粹的货币地租。这一时期货币地租已有相当增长这是甲午战后二三十年间地租剥削的一个变化。货币地租先出现在商品经济比较达的地区是自然经济的对立物它是封建地租的解体形态。因为货币地租的出现把基本的封建关系——人身隶属关系变成“纯粹的货币关系”。所以货币地租的出现意味着商品经济的展标志着封建自然经济的开始分解。 另外这一时期劳役地租仍是实物地租的重要补充形式。劳役地租主要存在于边远地区的某些少数民族中。 3.地租剥削程度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地租剥削形式除正租外还有押租、预租和各种附加租。而且经济强制手段仍存在。 到了近代地租额不仅高而且一般有增长的趋势。由于土地集中农民破产增多城市工业展不充分不能吸收更多的剩余劳动力破产农民除了佃种土地外别无出路争相租田的结果促使地租日益加重尤其在经济达的地区比较突出。山西省可种美棉的土地每亩地租由1—2元涨至3—4元甚至高达1o元。天津李家嘴的沙田7o亩由4o个农民分佃光绪十八年（1892）种植谷物每亩每年纳租1元光绪三十四年（19o8）地主全改种蔬菜加租至3元1租额明显增长。 1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361页。押租制在近代也日益普遍化。佃户为了佃种地主土地而事先交给地主的一年抵押款押租额一般高于地租额。而且还有逐步增加的趋势。如四川灌县光绪四年（1878）押租相当地租的5倍以上。地主握有押租可以任意增加正租当佃农遇有荒灾之年不能交租时地主即可从押租中扣除所以押租成为地主阶级加强对农民剥削的一个重要手段。 在近代预租也比较普遍农民为预付租金而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 此外地主阶级还巧立名目索取各种附加租。例如订立租约时有“认东酒”改佃时的“退佃酒”；交租时有手续费。还要交纳各种生产物或副产品等等。附加租可以是实物地租也可以是货币地租。有的地方佃农还要定期或不定期为地主提供各种无偿劳动。可见对各种附加租的索取实际上是对佃农的裸的掠夺。 值得注意的是到了近代经济强制在有些地方仍然存在而且是各种地租实现的重要手段。经济强制的重要表现就是地主以强制力量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不许佃户任意退佃。同时还强迫农民交租。这些都受到清廷法令的保护。《大清律例》规定：佃户“拖欠租课欺慢田主者杖八十；所欠之租照数追给田主”1。有的地区如江苏常熟县地主为逼租而设私刑就有24种之多。 1《大清律例》卷27道光五年第26页。 第三节自然经济的解体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经济形式也是中国封建剥削制度的基础。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是从鸦片战争以后开始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一个时期中国的自然经济结构曾对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侵略进行过顽强的抵抗。但是这种抵抗只能延缓外国资本主义商品在中国倾销的增长和自然经济的解体过程。因为小生产竞争不过机器生产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征服落后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这是经济展的必然规律。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获得了更多的特权同时由于东西海上交通条件的变化及产业革命在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完成等都加强了外国资本主义商品对中国自然经济的竞争力从而加了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的进程。所以自咸丰末年起中国的自然经济一步一步地走上了解体的道路。这种解体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外国机制棉纺织商品的倾销导致城乡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衰落而与农业分离；另一方面是外国资本加强对中国原料的掠夺使中国农村商品生产迅展。 城乡家庭棉纺织业的衰落及其与农业的分离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结构就是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紧密结合具体表现为“耕”与“织”的结合。“耕织结合”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核心。这种结合的经济单位就是家庭。中国长期以来就是以一家一户为单位以男“耕”女“织”为主要社会生产形式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而城乡家庭棉纺织业的衰落与农业的分离是自然经济解体的主要标志。 咸丰末年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技术及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棉纺织品的生产费用迅下降产品成本降低再加上东西海上交通条件的改善即同治八年（1869）沟通地中海与印度洋的苏伊士运河的正式通航它缩短了中美航程的四分之一左右并促进了轮船的普遍使用；同治十年（1871）香港与伦敦间海底电线接通使贸易消息得以迅传递。同治十一年至光绪十二年（1872—1886）棉纱价格下降了三分之一以上1。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机器产品的便宜和交通运输业的变革是夺取国外市场的武器。”2因此在咸丰末年以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市场的迅扩大输入商品也在急剧增长同治六年（1867）外国棉纱、棉布进口总值仅1376万两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增长到52o9万两（海关两）3增长了近3倍。这样与农业相结合的家庭棉纺织业终究抵挡不住外国机制棉纺织品的冲击在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各省开始解体。 当洋纱布大量输入的时候中国农村家庭手工棉纺织业遭到破坏并逐渐与农业分离。这个过程经历了两个步骤：第一步是洋纱代替土纱。使纺与织分离；第二步是洋布代替土布使织与耕分离。 纺纱和织布是纺织的两道工序。在中国的家庭手工棉纺织业中纺和1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72页。 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94页。 3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489页。 织是结合在一起的。由于资本主义的先进的机器生产使纺纱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据有关资料估计一个机纺工人的出纱能力相当于一个手纺工人出纱能力的8o倍而一个机织工人的出布能力只相当于一个手织工人出布能力的4倍1。因此洋纱的价格比土纱要低得多。光绪十三年（1887）在山东牛庄土纱每包（3oo斤）售价银87两而洋纱只售57两2相差如此悬殊土纱自然难与洋纱竞争。 另外自咸丰末年以后由于印度和日本棉纺织业的展印度国内对棉花需要的增加使印棉输入中国的数量逐渐减少；日本因纺织业的展开始输入中国棉花做原料。加之西欧国家也间或收购中国棉花这就促使中国棉花价格的提高。面对原料价格的提高和洋纱的价格优势中国传统的手纺织业陷入困境。“随着大量洋纱进口土纺织业已经几乎全部停止了”3。“土纱和洋纱不能在价格上竞争文昌女工即失其纺纱织业便转入织布”4。山东的纺工放弃纺车后转而以编制草帽为生。在洋纱跌价的情况下沿海和通商口岸邻近的城市手工棉纺织业者均用洋纱代替土纱织布接着洋纱逐渐畅销内地。如江西南昌农家世世代代生产一种簆布但“光绪中岁以后簆布之业寝微妇女愁叹坐食机杼不闻；间有织者以洋纱为经棉纱为纬或经纬皆用洋纱求昔之簆布无有矣”1。甲午战争前后在四川和云南一些边远省份也出现类似情况。 洋纱代替土纱所出现的“纺废织存”反映了手纺与手织的开始分离。 从现象上看似乎这种手织业与小农业相结合的家庭手织业一样。而实际上已改变了自给自足的性质。洋纱代替土纱的结果使手纺趋于没落并与手织分离一贯穿衣自给的广大农民不得不买进洋纱织布售卖不但部分地依赖市场了而且在原料上也依赖外国。在价格上要受外商控制。这种生产性质已不同于原来的手织业。因此这个过程就是耕织结合的自然经济结构解体的第一步。 在洋纱取代土纱的同时洋布代替土布的过程也在进行。这是自然经济结构解体的第二步。 中国手工所织的土布在明朝时期就曾远销国外销往美国西欧等地。 在19世纪初期的3o多年内土布的出口在当时中国对欧美的贸易中仅次于茶叶和丝居第三位。但此后随着外国的机器棉纺织业的蓬勃展中国土布的出口迅下降。咸、同年间（1851—1874）随着洋纱大量输入洋布也大量运进中国。这样中国土布原有的质地耐穿和价格便宜的优越性被洋布更低廉的价格所压倒“其染色更娇艳夺目”“自比土布为可爱”2。因此到同治年间“过去中下层人因土布比洋布价廉耐用而偏好土布现在这一层理由可说已不存在了”1。出现了无论通商大埠及内地市镇城乡1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81页。 2同上书第77页。 3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o7页。4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o7页。1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22o、219页。 2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22o、219页。 1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221页。 “衣大布者不过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已有十之”2的严峻局面。这说明了在全国许多地区手织业已经衰落有些地区的农民不仅放弃了纺纱而且也放弃了织布。他们的穿衣不再靠自给而只得通过市场购买洋布了。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一时期农民家庭手织业就整体来讲开始衰落手织业与农业也开始分离但是手织业的衰落要比手纺业缓慢得多也就是说洋布代替土布的过程比洋纱代替土纱来说要缓慢得多。同治十一年至光绪十六年（1872—189o）间洋纱进口量增长2o.6倍而洋布只增长27％3。主要原因是：第一中国农村手织业者为了生存利用洋纱价格的低廉加上织机的改良使用洋纱织成土布降低了成本增强了土布的竞争能力。第二洋布的劳动生产率低于洋纱的劳动生产率洋纱的竞争能力远比洋布大。第三土布原有的质地耐穿的优点使土布在国内外市场上仍有一定的销路。在甲午战争以后手工织布业一度还有较大的展。当然这种现象并不意味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未被破坏实质上手工织布业已经开始与农业分离自然经济的性质已经生变化。 总之鸦片战争后特别是同治朝以后中国家庭手工棉纺织业开始了解体的过程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以来的耕织结合为核心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另外造成中国原有的家庭棉纺织业的破坏和解体的主要在于物美价廉的洋纱洋布的大量倾销。有史料记述：“近年洋货骤赢土布骤绌中国每岁耗银至三四千万两则以洋布洋纱畅销故也。盖其物出自机器洁白匀细工省价廉华民皆乐购用而中国之织妇机女束手坐困者奚啻千百万人。”1同时这种解体就全国来讲在深度上、广度上也不平衡。一般说在沿海和长江中下游一些省份较明显手工棉纺织业遭受破坏的程度比较重在交通不便的边远、偏僻地区则不太明显或洋货根本没有输入受破坏的程度比较轻。 需要指出的是自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期间资本主义国家棉纺织品的倾销动摇了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基础。其他商品的输入也冲击了中国相关的手工业中国的冶金、制铁、榨油部分制糖、磨粉等手工业也和棉纺织工业一样在外国资本主义商品倾销下趋于没落。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对外国机制产品和市场的依赖程度。这就意味着自然经济的广泛解体。农产品商品化的展自咸、同年间以来中国自然经济结构初步分解的另一个重要表现便是农产品商品化的展。这是城乡手工业遭到破坏和外国资本主义掠夺农产品原料的结果。 由于棉纺织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和其他手工业的被破坏动摇了自然经济的基础迫使广大农民不得不到市场上购买生产和生活必需的工业品也参与了某些商品作物的经营。从而扩大了农副产品商品的市场。另外外国商人在中国市场上出售机器工业品之后加强了对中国农产品原料的掠夺以满足其本国工业的需要。同治朝以后我国农产品的输出（不包括茶叶）2同上书第223页。 3同上书第199页。 1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233页。 从同治十二年（1873）的28o多万元增加到光绪九年（1883）的28oo多万元在全部出口总值中的比重也由2.6％上升到15.6％。出口的增长也刺激了农产品生产商品化的展。下面对这一时期的主要农产品商品化展的情况作一简要介绍。 1.茶叶。茶叶早在鸦片战争以前就是我国的主要经济作物和出口商品鸦片战争以后外销茶叶激增从而刺激了茶叶种植面积的急剧扩大遍及福建、广东、安徽、江西、湖南等地。但光绪六年（188o）前后由于印度、锡兰和日本茶叶的竞争茶叶出口锐减。因此有的地方“自光绪七年后茶价甚低每年头春嫩庄七两粗庄三四五两银。开茶庄及采箱者屡年折本倾家荡产人多不以茶为正项生理叹种茶者勤劳艰苦大受茶累矣”1。到了光绪十三年（1887）时茶园已“十荒七八”到了甲午战争以后普遍出现了衰败的情况。 2.棉花。棉花是中国较早的商品之一。鸦片战争前后中国还是棉花的输入国。同治朝以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棉纺织业的普遍展和中国资本主义棉纺织业的相继产生刺激了对棉花的需求从而引起中国棉花出口的增加和价格的提高这就刺激了棉花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如上海、南汇等地“均栽种棉花禾稻仅十中之二”2。如皋、通州、海门也“一望皆种棉花并无杂树”3。以前不种棉花的地区也开始普遍种植棉花了。“江西、浙江、湖北等处向只专事蚕桑者今皆兼植棉花。”1甲午战争以后棉花的种植展度更快“植棉之地年有扩张”“几乎全国均从事植棉”2。河北、山西、山东、陕西、河南、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南等省均成为全国棉花重要产地。 3.蚕桑。中国农民养蚕植桑已有数千年的历史。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生丝的出口数量增长很快促使国内蚕桑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如江苏高邮“民素不饲蚕近年湖东西以农兼桑者不可胜计至丝成时江南贩丝者无岁不至”3。又家庭手工棉纺织业受到破坏后农民转而种桑养蚕卖茧如江阴县“素业织土布。自洋布盛行其利已薄。光绪中西人始至内地市茧乡人获利育蚕者骤增不数年境内每岁售茧所获逾百万金且递增不已”4。原来不饲蚕或饲蚕不多的州县到同、光年间都已经广泛饲蚕了甚至在北方一些地区如河北、山东、山西、陕西、河南等省也日渐饲蚕并有所展。 4.烟叶。鸦片战争前种植烟叶已经是商品性的农作物生产但烟草出口不多主要在国内销售。光绪朝开始出口增加很快。光绪十年（1884）出口数量为2.4443万担光绪二十年（1894）为11.3886万担由于英美烟草公司的大力推广和抢购及本国民族资本卷烟业的兴起促进了烟叶生产的展。 1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447页。 2同上书第418页。 3同上书第419页。 1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196—198页。 2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196—198页。 3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427—428页。 4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427—428页。 5.罂粟。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鸦片的输入不仅合法并有增无减。的清皇朝不仅完全丧失了禁烟能力而且鼓励农民种植罂粟以增加税收。鸦片的种植区日渐扩大。先种植的是云南、贵州后至四川、甘肃以至陕西、山西等地一二十年来皆废田而种罂粟。 6.粮食。自咸丰末年以来一些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占用了原来种植粮食作物的耕地导致了粮食产量的减少使一些地区变成仰给外地的缺粮区。如陕西渭南因“遍地罂粟”粮食“反仰给于渭北”。江苏南通“出产棉为大宗麦次之稻则不足供一邑之食故多仰给他郡”1。同时加上工业的兴起城市经济的展和人口的增多也扩大了对商品粮的需求。其结果必然刺激农民生产和出售粮食的积极性从而增加商品粮食的流通数量促使粮食商品化的迅展特别在甲午战争以后地区之间的粮食贸易有了较快的展。例如湖南的粮食供应长江下游及湖北一带江苏、安徽等地的粮食供应长江下游各地的需要。粮食商品化展的结果在一些城市如无锡、芜湖、长沙等形成了粮食的集散中心。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农产品商品化的过程主要是在甲午战争以后伴随着帝国主义掠夺中国农产品原料的加强而展的。 我国农产品商品化的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先一般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和商品率的提高。例如据15省1oo县的调查棉田的比重从光绪三十年（19o4）至191o年的11％上升到1914至1919年的14％同时棉花商品率也在提高。光绪二十年（1894）棉花出口和国内纱厂购买的棉花有7o万担1923年增为6oo余万担。其中日、英、美的一些纱厂就约占3oo余万担。烟草也是如此由于英美烟草公司和日本在湖南、山东等地推广美种烟草进行收购烟草的种植也得到展并形成一些烟产区。蚕桑的种植面积在192o年前后达于最盛。广东在1923年桑田面积达到15o万亩江苏无锡1921年桑田占全县土地的3o％以上。四川治县从宣统元年（19o9）至1919年桑田面积从2.5万亩扩大到5.5万亩。生丝的出口由于受到国际市场的影响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开始下降但出口绝对量仍在增加。宣统二年（191o）为14万担1919年为16.5万担。 其次农产品商品化的展导致农业生产专门区域的形成。一部分地区以经济作物为主另一部分地区以粮食作物为主。例如棉花、蚕桑、茶叶、大豆、烟草、水稻、小麦等农业生产专门区域分布在经济展和交通比较达的一些省份和地区它的出现是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的表现。 再次农产品商品化的展使农民与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农产品出售的部分占很大的比重农民生活资料的消费中从市场上购买的比重也在增加。 中国农产品商品化是在帝国主义垄断资本和买办商业资本支配下的小商品生产。促进中国农产品商品化的主要原因是来自帝国主义对中国原料需要的增长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景气如何对农产品需求的大小部直接影响着中国农业生产的兴衰。这一时期获得较大展的几种经济作物都是国际市场上畅销一时的农产品例如茶叶、棉花、生丝等。同时由于帝国主义对中国大量倾销剩余农产品使中国农产品价格猛跌严重破坏了中国的农1农也：《十九世纪后半期中国农业生产的商品化》《经济研究》1956年第4期第129页。村经济。 值得注意的是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农产品商品化的展是在中国逐步演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中国农产品商品化的展主要是外国资本主义掠夺促成的。它的展并没有带来农村资本主义的相应展它始终是建立在小农经营的基础上。这种农业商品经济的性质是带有浓厚封建性质的小商品生产。同时它也反映中国农业生产对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依赖性具有半殖民地性质。农产品商品化展的同时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开始解体。 总之同治朝以来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侵略下中国手工业的破坏和农产品商业化的展标志着以“耕织结合”的中国自然经济结构的分解。当然由于中国各地经济展不平衡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时间和程度不一因此各地自然经济解体的程度也有所不同沿海、沿江的一些地区自然经济分解的度就快、程度就深广大内6地区分解的度就慢。中国自然经济的分解是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结果但外国资本主义大规模地进行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以及掠夺原料其目的不是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展创造条件其结果是破坏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赖以生存和展的基础。外国资本主义借助于中国农村封建势力和城市买办商人得以把掠夺的触角伸向各地。中国自然经济的分解为各国资本主义的展提供了市场使中国社会经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了。 第六章商业第一节外国资本主义商品侵略下的中国商业（1848—1894） 鸦片战争后的中外贸易1.对外贸易自主权的丧失。 英国为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先动鸦片战争逼迫清皇朝签订了《南京条约》。随后法国、美国、俄国、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时、荷兰、瑞典、挪威等资本主义国家也倚仗强大的军事实力与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夺取了巨额赔款和各种在华特权破坏了中国的独立和主权中国社会开始生根本性质的变化。其中以对外贸易自主权的丧失对中国的商业活动尤其对外贸易的危害最大。 第一外国侵略者享有协定关税税则权中国的关税自主权被剥夺。海关自主权是国家独立自主的标志海关起着保护民族工业和民族经济展、保护本国市场稳定防止外国竞争和商品侵略的重要作用对于经济落后的国家更是抵制外来商品侵入保护本国商业的重要武器。鸦片战争前清廷与一切独立自主国家一样对海关的税收和行政管理都享有独立的主权一切来自外国的船舶都要接受检查和监督并按照规定的原则和税率缴纳进出口税。进口税一般为16％出口税一般为4％这是较合理的和有利于本国经济展的税率海关自主权起着抵制外国商品冲击的作用。 但是在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不平等条约剥夺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在《南京条约》第十条中规定中国不能根据本国利益和政策单独制定关税税则而只能和英国共同来“秉公议定”。在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中按照英国方面意见制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协定税则。在《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中协定关税原则被固定下来。从此不经外国同意中国不能自行修改海关税则。中国既已丧失了税则自主权海关也失去了保护本国经济尤其是保护对外贸易的功能。 除海关关税外外国侵略者还侵犯了中国内地征税的主权。当时清廷规定任何商品在国内流通都有常关税。《天津条约》却规定外国货物（洋货）运销内地或从内地运土货到通商口岸出口除纳一次5％的海关税外在内地只须在第一关交纳2.5％的子口税（也就是内地关税）后就可以遍运中国各地不必像中国商人贩运商品那样逢关纳税、遇卡抽厘。结果中国在丧失关税自主权的同时还部分地丧失了内地税自主权。外国资本主义没有了从港口到内地的一切关税障碍更强有力地冲击中国商品和商品市场最后为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倾销商品、掠夺中国土特产和原料打开通道。第二外国侵略者又夺取了中国海关的行政管理权。海关是监督进出口货物合法进出国境和征收关税的行政管理机关是国家政权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正式成立海关由清廷掌握海关的行政管理权。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一些不平等条约中却规定：外国商船进入中国港口由该国领事通知海关双方共同检查货物和划定货价；外商的非法行为由外国领事处理；外商在非通商口岸走私货物由外国领事来决定是否没收。这些都是对中国海关管理权的侵犯和粗暴践踏。咸丰三年（1853）英、美、法侵略者和上海道台吴健彰相勾结镇压上海小刀会起义乘机占领了上海海关并于咸丰四年五月二十四日（1854年6月19日）订立关于上海海关协定。根据这个协定于咸丰四年六月十八日（1854年7月12日）由英国人威妥玛（咸丰五年改由李泰国）、美国人卡尔、法国人斯密斯组成上海海关总税务司管理海关行政中国最重要的上海海关大权被外国侵略者所侵夺。 与此同时外国侵略者又乘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机要挟清廷进一步控制我国其他海关。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内规定：“中国政府海关之统一制度通用于各通商口岸”“任凭总理大臣邀请英人帮办税务”。咸丰九年（1859）英人李泰国被清廷任命为第一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设总税务司署于上海。同治二年（1863）英国人赫德继任并在两年后把总税务司署迁到北京设衙门办公成为掌握中国海关大权的机构。以后就用赔款、借款抵押手段全部控制中国海关收入的保管和支配权。 总之中国丧失海关关税自主权、海关行政管理权以及关税保管支配权使中国海关彻底变成了外国侵略者控制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据点中国民族工商业遭到致命打击和摧残是鸦片战争后中国商业生种种变化的根本所在。 2.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侵略和对中国商品市场的控制。 外国资本主义动侵略战争目的在于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工业品销售市场同时大量掠夺原料使中国的农业生产服从于它们的需要。在道光二十年（1894）以前以英国为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活动是以商品输出为中心展开的。就其商品侵略的方式和结构及其深入程度来看光绪朝以前主要在各通商口岸附近机制工业品输入数量也不很大还未全面触动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此后随着世界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过渡在商品输出渐增的同时列强开始对中国大规模资本输出经济势力开始深入到中国内地和广大农村逐渐控制中国国内商品市场和原料市场操纵对外贸易把中国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漩涡成为世界资本主义殖民地市场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国对外贸易自主权的丧失中外贸易生了显著变化。 第一外国洋行迅控制中国的进出口贸易。 先中国在进出口贸易上处于不利地位。鸦片战争后鸦片贸易逐步合法化走私口岸从广东扩展到福州、浙江、江苏沿海各地直到河北、东北地区上海成为鸦片走私的另一个中心。嘉庆五年至道光十九年（18oo—1839）进口鸦片42.87万箱道光二十年至咸丰十年（184o—186o）仅由印度进口鸦片就达94.92万箱；咸丰十一年至光绪二十一年（1861—1895）更高达234.75万箱。若从平均每年输入鸦片总值与贸易总额比重看同治三年至十二年（1864—1873）占38.9％同治十三年至光绪九年（1874—1883）占42.5％说明从鸦片战争到中法战争前后鸦片贸易居进出口贸易的位。“花钱买鸦片消耗了白银而大大妨碍了中国人的一般贸易实际上就必须用茶叶和丝来偿付其他商品”1。而英商却在罪恶的鸦片贸易中大横财。英国东印度公司和孟加拉生产每箱鸦片为237印度卢比运到中国售价为2618印度卢比攫取利润高达11倍。鸦片贸易的增长是中国在进出口贸易中失去优势的重要原因。 1马克思：《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4页。同治朝末年欧洲工业技术革新动力机器迅推广铁路、轮船航运业迅展工业生产品产量迅增长生产费用却大为降低。同治八年（1869）苏伊士运河通航缩短了对中国输出商品的运程运输费用减少。同治十年（1871）上海—香港、香港—伦敦间海底电缆接通。这一切使外国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有很大增长。从同治三年至光绪二十年（1864—1894）中国进出口贸易值看同治三年出2446.4万两（海关两下同）；同治十年入839.8万两；光绪六年（188o）入14o.9万两；光绪十六年入8994.9万两；光绪二十年入3399.8万两。其间同治十一年至光绪二年（1872—1876）的5年里虽有出但自光绪四年（1878）以后到甲午战争前已无出全是入而且入额越来越大2。其次在外国商品输入量激增的同时中外贸易的商品结构也生了变化。同治十年至十二年（1871—1873）中国丝茶两项占出口总值的87.2％光绪十七年至十九年（1891—1893）降到51.5％其他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则由12.8％上升到48.5％其中主要是棉纱和棉布豆类、草席、花生、皮毛等物品。出口货物种类的新改变是由于世界工业展对这些原料的需求中国越来越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原料供应地。出口商品的价格也由外商操纵直接影响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平衡。中国对外贸易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为了商品输出的需要鸦片战争后外资洋行迅增加。道光二十年（184o）还不足4o家同治十一年（1872）就达343家光绪八年（1882）增到44o家光绪十九年（1893）已达58o家。外资洋行在同治末年后从经营进出口贸易又扩展到航运、金融、码头、货栈、保险、工业企业方面的投资尤其凭借其在中国夺取的沿海、沿江航行特权纷纷建立轮船公司加强商品倾销力量进一步强化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控制地位并且直接或通过买办向华商贷款购货将华商置于自己的附庸地位。外国洋行在中国进出口贸易中的作用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对外贸易上的一个重大变化。 第二买办资本的产生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形成。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实现它们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侵略直接雇用了为它们服务的买办。 鸦片战争前在中外贸易中就出现了买办但那时他们还属于中国公行的雇员主要任务是代理外国商人推销商品、买进货物基本受封建政府控制和委托管理和监督外国商人。鸦片战争后公行制度废止外商自由贸易可以自行雇用中国人充当买办。这时的买办不受清廷任何约束完全受外商支配为外商在中国推销商品和收购原料。后来随着掮客商人的加入以及外国商行直接培训和提升仆役人员买办的队伍日益扩大。买办与外商之间的雇佣关系展成为一种买办制度双方订有契约中国政府无权过问。许多从官商巨贾转化来的大买办指望从外国资本主义分子那里分到一杯羹同时利用买办的有利条件继续经营自己的商业和其他企业加资本积累因此格外卖力地为外商服务危害着民族工商业。 买办和买办化商人在为外商服务的活动中增殖起来的资本就是买办资本。主要有三方面的来源先是靠买办的佣金收入。除薪金外外商又根据推销商品、收买原料的营业额大小付给买办报酬一般1—2％高者达5％；并用“销价差额佣金”鼓励买办为他们攫取高额利润。所以佣金已不仅2杨端六等编：《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第1表。国立北平图书馆1931年版。是对买办劳务所支付的一种代价而是刺激买办追求高价从而达到扩大利润的一种重要手段。甲午战争前一般买办薪金低的只数十元高者也不过数百元但是一年的佣金收入却常在数千元甚至几万元。为了“致富巨万”买办要竭尽全力为外商服务。其次是买办兼营企业的收入。买办中不少人原来就经营商业或钱庄投靠外商后依靠他们在中国攫取的特权打着外商的招牌闯关偷税获取非法利润；或从国外银行通融资金增加工商企业的资金和竞争力大其财。如怡和洋行买办唐廷枢自己买有许多商号货栈帮助侵略者推销鸦片、棉毛织品及收购丝茶产品。可以说买办假洋人之手财致富。外商企业吸收中国人投资来壮大自己实力是其实行经济侵略、压榨民族资本的重要手段之一。买办为博得外商的赏识、分享外商的暴利以及逃避本国捐税纷纷“附股搭办”外商企业成为买办资本的重要来源。估计中法战争前后在上海的许多外国公司中至少有4％股票是由中国人投资的这其中多数都是外国洋行的买办。 鸦片战争后国内商业的变化鸦片战争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引起中国社会经济的急剧变化。其变化先从流通领域开始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市场的扩大。 先是商业中心的逐渐形成。《南京条约》签订后上海成为批对外开放的口岸之一。进入咸丰年间上海已取代广州成为对外贸易的中心。同治四年至光绪二十年（1865—1894）上海直接对外贸易货值量一般都占全国对外贸易货值总量的5o％左右最高年份过6o％。上海逐渐成为全国的商业中心。到甲午战争前又有一批城市被辟为商埠这些商埠遍及沿海、沿江、边地和内6各地中国口岸结构生了显著变化。在全部口岸中上海成为进出口货物集散的中枢其他各埠则成为进出口货物吐纳的纽带初步形成了一个以上海为中心各商埠为环节向全国辐射的商品流通网。其次是商品种类和流通数量的增加。在商业中心逐渐形成过程中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货传统进口的棉花下降棉纺织品大增。除传统工业品外新增加的“进口杂货”几乎全是工业品而且品种繁多。投入市场的国货种类也有扩大。鸦片战争前在市场上流通的主要是粮食、棉花等7种商品以家庭手工业和农业品为主。鸦片战争后投入市场的主要是棉布、棉纱、桐油、粮食、棉花、烟叶、花生、黄豆等2o种商品以原料和经济作物为主。反映出鸦片战争后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逐步解体和国内市场对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依赖性。 随着对外贸易值的增长国内各口之间相互贸易值也相应增加同治十一年（1872）各口岸相互贸易总值为2.52亿两（海关两下同）光绪二十年（1894）为4.42亿两。商运路线也比鸦片战争前有展6路运输更频繁水路运输也随着航运业的兴起有更大展。同治十一年（1872）轮船招商局的创办增加了内河运输力量口岸间联系更加密切。 总之在光绪初年以前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并没有能够迅占领中国市场相反中国市场在外国资本主义商品刺激下还有一定展。只是从光绪初年以后中国市场才生明显的变化。 2.私人资本主义近代商业的兴起。 鸦片战争后随着大量外货输入和国货输出兴起了经营进口货物的新式商业旧式商业也因之向新式商业转化私人资本主义商业逐渐滋生起来。上海开埠后兴起了一批经营进出口货物的商业。先是外商洋行通过买办利用京广杂货店推销外货时称华洋杂货店是近代百货业之始。因为棉布进口增加迅跃居进口货之约从道光三十年（185o）起出现专销进口棉布的第一家洋布店到咸丰八年（1858）增到15家并且建立“振华堂洋布公所”。同治元年（1862）曾从事舢舨业的小贩叶澄衷开设志顺记五金号成为上海第一家五金店。后展成新式五金行业。到甲午战争后五金店多达57家。此外还有西药、颜料、呢绒业等。除上海外其他批开放的口岸也都有私人资本主义商业的兴起如广州开设洋货店户的道光二十三年（1843）达2oo家以上；厦门在开埠后不到1年就有不少人开设行店专同外商做买卖；福州仅与怡和洋行有购销关系的茶行就有11家。 新兴商业不同于前资本主义商业。如上海旧式土布店购销双方的对象多是农民和手工业者这时的商业资本在交换的两极间起中介作用。新式洋布店则不同它们购买外国棉纺织厂生产的商品并主要销向中国的城市消费者这样商业资本已经同外国产业资本生密切的联系。再如上海五金商店交换的一极是进口外国机制五金材料的洋行另一极是工矿交通企业。商业资本也部分地服务于外国产业资本。当然这些资本主义的近代商业仍保存着浓厚的前资本主义性质处于自身展的初期转化过程中。 3.商业与产业的联系逐渐密切。 鸦片战争以后有不少中国商人在外国在华企业中搭股。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于贸易中心和其他通商口岸的大小型企业而且占很大比重不少外资企业的华股占4o％琼记洋行、旗昌轮船公司和上海自来水公司的华股在5o％以上怡和丝厂的华股甚至过8o％。华商在外资企业的搭股资本累计在56oo万元以上。中法战争后华商的搭股活动达到狂热程度在已查明的47个搭股华商大股东中最多的是洋行买办共28人占59.6％；其次是丝、茶、洋布等行业的商人14人占29.8％；其余5人是官绅占1o.8％。这些股东涉及外资各行业。 商人资本支配生产的范围也有扩大。鸦片战争前包买商和手工工场主要稀疏地存在于井盐、丝织、造纸、制茶等行业中。鸦片战争后这些行业中的大作坊和手工工场大都继续存在生产各有增长。到中法战争前后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开、市场的扩大和手工业商品的展手工产品出口有增长趋势商人进一步支配这些出口商品的生产除成为包买商之外也有投资于作坊和手工工场的。如广州、上海、福州等地不少茶商投资经营土庄茶栈设厂进行加工制作。 鸦片战争后就有商人投资近代企业。光绪二十年（1894）以前中国出现的1oo多个近代企业大都有商人投资。这些商人中有封建社会原有的商人如盐商、钱庄老板等他们把原有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还有鸦片战争后新兴的商人主要是经营纱布、煤油、五金等进口货及贩卖鸦片的商人。 尽管这种联系程度和展都是微弱的、缓慢的但是它从侧面反映了进入近代后中国商品经济有了某种程度的展。 4.商业行会的重建。 同治三年至光绪二十年（1864—1894）我国1o省24个城市有1o7个商业行会其中新行会过5o％以上。行会的组织形式也日趋普遍分帮分业愈来愈细1o7个行会中包括67种行业的商帮几乎囊括了当时国内商业的主要行业。这些行会还加强内部管理以巩固其垄断地位。 随着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进一步加深商业行会的地位和作用生了相应变化。先官府利用行会包办税捐和管理城市商人商业行会为寻求封建统治的保护日益成为维护封建势力的工具；但是封建官府的苛重厘捐以及收税胥吏的额外勒索又导致行会的不满和反抗行会势力和封建统治势力之间又存在矛盾和斗争。其次为推销进口货物和收购出口国货洋行商人和中国行会商人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互相依赖；但是为了垄断和控制市场争夺利润行会商人和洋行商人之间又有深刻的矛盾。最后在中国资本主义新式工业兴起过程中行会势力也曾对它进行了种种阻挠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商业行会处于同封建主义、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资本主义既联系又有矛盾的地位反映出社会变化引起商业活动的一系列变化同时商业的近代化展更要求冲破内外阻力寻找适应自己的新的、先进的组织形式。 买办的商业高利贷资本剥削网的逐步形成1.鸦片战争后商业高利贷资本的增长。 鸦片战争后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外国侵略者打开了中国的门户侵略势力伸向各通商口岸并逐渐控制国内外贸易的中心城市中国关税自主权的丧失使外国商品深入内地。外国银行纷纷在上海建立而且操纵了中国的金融市场控制中国原有的钱庄等金融机构。从此一个买办性的商业高利贷剥削网逐步形成。主要表现在：第一钱庄的买办化。同治朝末年以后外国银行接受钱庄庄票作为抵押向钱庄进行信用放款成为经常而大量的现象。这是钱庄买办化的开始。钱庄为进出口贸易提供信用便利则是买办化的进一步展。钱庄既协助洋货内销又协助外国侵略势力搜购土产。如光绪七年（1881）福州茶区由外商向茶贩贷出的预购款项只占贷款总额的1o％其余9o％的贷款绝大部分来自钱庄。 第二买办职能范围的逐渐扩大。同治朝末年以后外国侵略者对华贸易急增长买办的职能范围也从媒介、经纪、代理等一般性职能扩大到经销与承购、包购与包销买办本身也由此具有双重身份：不仅是洋行雇来媒介生意的雇员而且是对洋行做生意的独立商人。买办要向洋行承担并保证全部购销的职责洋行则承诺不轻易把购销任务许给他人的义务。通过包销包购买办的商业活动获得洋行的进一步支持买办商人的势力扩大了洋行业务同时得到买办的进一步保证二者的利益相连勾结更加紧密。 第三更多华商的买办化。随着买办职能的扩大更多的华商进入买办的控制范围。这是因为：先征收子口半税制度有利于外国商品的倾销所以《烟台条约》规定持有外国货的中国商人也可以领子口税单。但是一般华商请领很困难因此想分享这份特权就得通过买办；同时内地商人不通过买办也进口不了洋货于是购销洋货的内地商人必然与口岸的买办商人之间建立起广泛联系必不可免地要沦为买办商人的洋货推销员。其次买办资本还通过钱庄、栈号进行广泛的商业活动从而把许多商人纳入自己的控制范围。加上由于买办可以赚取优厚利润也促使华商资本向买办转化。这样大批华商从资金、货源、货运等几个方面纳入了买办的业务范围之内更多华商也日趋买办化买办资本扩大了。 第四买办购销网的形成。随着买办商人势力的扩大外国商人的商品贸易路线扩大了。本来外商贸易一般都由香港或上海的买办商人扩散到甲午战争后却有更多的内地商人到上海开设了分号直接间接向洋行批洽购越来越多内地商人卷入了外商贸易的漩涡一个从通都大邑到穷乡僻壤的买办购销网也形成了。 先是洋货推销网的形成。外商一般总是先通过买办向内地市场推销洋货然后由买办采用或交由当地或其他口岸买办化华商承销或利用其他推销渠道直接向内地华商摊销的办法推销。从买办商人、批商人到基层零售商人之间普遍采用赊购的交易方式这对于缺乏资本的华商是很有吸引力的。买办则在赚取“佣金”的同时乘机剥削华商增加额外收入。随着内地华商买办化程度的加深这个买办购销网更壮大了通商口岸买办资本的势力。到甲午战争后在18个通商口岸中进口的英美棉纺织品有一半是由华商订购的有些洋货甚至有75％是由华商订购的。买办资本在商业资本中越来越占重要地位。 其次是土产收购网的形成。在茶、丝的收购过程中有丝行、丝庄、丝栈、茶贩、茶庄等一系列中间环节。在五口通商刚开始时中外商人之间没有信用关系外商收购土产的办法主要是派出各自的买办携现款到内地活动也有个别洋行通过买办建立自己的收购点。同治朝末年以后由于大批买办的出现以及外商银行贷款业乃至钱庄抵押借款业务的展开出口贸易的中间环节和从事茶丝生产的小生产者一起落入外商和买办的直接或间接控制之中这个土产收购网也就形成了。 2.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对农民的剥削。 主要是利用小生产者缺乏资金的情况采取预买形式控制和榨取小生产者。商业资本的剥削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建立层层贷款关系形成沉重的高利贷剥削。在商业高利贷剥削下生产者失去讲价、自由处理产品的权利只能听任买办商人的摆布。 各级买办商人还利用其优势地位搞杀价、压价活动。如光绪十一年（1885）在汉口的广东商人事先散布不利于茶叶贸易的谣言茶叶生产者纷纷廉价出售茶叶广东商人由此获取不下二三百万两银子；湖北红茶每百斤售银从5o至6o两下降为头茶21至22两甚至18两二茶仅13至14两子茶售银跌到5至7两。光绪十五年（1889）江西茶行还联合进行压价致使付给生产者的茶价从每斤35o文下降到27o文。 在银钱比价上玩花样也是商人进行剥削的一种手段；至于收购时使用大秤在重量、价格上做文章则更是惯伎。 综上所述从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国各种主权尤其关税自主权的丧失外国资本主义在商品侵略的同时逐步控制中国的对外贸易他们扶植的中国买办商业资本使刚兴起的私人资本主义近代商业逐渐买办化。这说明随着中国社会性质的根本变化中国的商业也打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烙印。在国家独立和主权丧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国内市场、对外贸易等商业活动都为外国资本主义所控制。 第二节甲午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支配下的中国贸易资本输出和外国资本主义支配下的中国贸易1.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 甲午战争以前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主要是商品输出资本输出的数量不多总税额不过2至3亿美元。甲午战争为帝国主义对华投资打开了通路中日《马关条约》标志着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进入资本输出的时期。它们攫取了在中国设厂、开矿、修铁路的一切投资特权获得了大规模对华投资的机会。在联合镇压义和团运动之后帝国主义列强通过《辛丑条约》扩大了投资范围并由清廷提供了在华投资的安全保障。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统治者更加投靠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在华投资环境更好投资额增加更快。到光绪二十八年（19o2）各国对华投资总额达到15亿美元比甲午战争前增加5至8倍；1914年达到22亿美元以上比甲午战争前增加8至11倍；193o年则已接近35亿美元比甲午战争前增加11至15倍。在投资者中以美国、日本增长最快光绪二十八年（19o2）至1914年外国在华投资英国增长93.1％美国增长24.8％法国增长33.51％德国增长28.27％日本则为44.7％。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性质。 2.国民经济中外国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形成。 甲午战争以前外国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主要是通过商品输出和从中国掠夺原料、土特产的商业流通活动实现的。外国在华所建企业也限于对华贸易的服务行业地点多在通商口岸租界之中工厂不多规模不大。其产品在中国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很小没有形成一种经济成分。 光绪二十一年（1895）以后外国在华投资大大增加投资范围扩展到有关中国国计民生的工矿业、能源业、铁路航运业等重要产业部门。目的在于生产就地销售的商品。外国在华产业资本在中外产业资本总额中占7o％以上的优势地位其中对华贸易业投资也迅增长。在中国经营贸易的外国资本商行光绪十八年（1892）为579家1913年为38o5家；在华贸易投资总额1914年为1.42亿美元占外国在华企业投资的14.2％。随着外国在华贸易投资的增长洋行势力迅扩大。甲午战争后在中国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商行除了怡和等一些早就设立的洋行外还出现世界性垄断组织在中国设立的分支机构。像英国的烟草公司、利华肥皂公司、亚细亚火油公司；美国资本的美孚油公司、杜邦公司、通用电气公司、钢铁公司、福特汽车公司。垄断组织掌握一些部门的进出口商品而最大的两个垄断组织是英国的怡和洋行和日本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怡和洋行到1914年所辖企业有3o多个资本在4ooo万元以上。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8o％以上操纵在洋行手中。 总之甲午战争后外国列强在前一时期控制中国海关、对外贸易、国际汇兑与航运基础上又凭投资产业特权从商品的生产领域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市场完成了控制中国经济命脉的第一步外国垄断资本主义成为中国国民经济内部的一种占支配地位的成分。中国的贸易和商业严重半殖民地化。 外国资本主义控制下的中国对外贸易1.对外贸易的增长和入的上升。 甲午战争后投资开设工矿企业所需的资金、货物与机器等进口的增加使对外贸易迅增长；加上对外贸易中的出款项被就地转化为产业资本使中国对外贸易的入继续上升而且对外贸易和入两者相促进交替上升。 对外贸易总值光绪二十一年（1895）为4.91亿元1927年为3o.1o亿元33年间增加近6倍。中国出口净值光绪二十一年为2.23亿元1927年为14.32亿元比光绪二十一年增加5.5倍；进口净值光绪二十一年为2.68亿元1927年为15.79亿元增加近3.5倍。由于进口多出口少以及列强用抬高工业品价格、压低农产品价格的手段使中国长期处于入地位。光绪二十一年入4424.72万元1919年入2.6亿元是光绪二十一年的5.87倍。即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外国对中国商品倾销有所放松时也年年入而且入数额也呈上升趋势。 2.对外贸易中商品结构的变化。 第一进口商品种类有较大增加。宣统二年（191o）商品进口总值155.8万元达35项其中有些进口商品的地位生明显的变化。先鸦片输入明显下降。甲午战争前鸦片进口值在12项主要进口货物总值比重中占2o.5％居位。以后由于中国人民的抵制及清廷采取禁烟措施英国被迫逐步削减对华鸦片输出并于1917年停止。5％此后不见于海关贸易统计。其次是生产资料进口值逐渐增加。甲午战争前生产资料在进口总值中比重不到1o％。甲午战争后生产资料的进口值逐渐增加光绪二十九年（19o3）已占15％宣统二年（191o）占17.6％192o年占28.5％。最后是棉织品取代鸦片在进口总值中居第一位。1913年棉织品和棉纱进口值约占对外贸易总值的1/3。随着国内中外棉纺织业生产的棉织品的增加棉布在进口总值中比重一直下降光绪二十一年（1895）以前为2o％以上光绪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19o1—19o3）为19.7％；宣统元年至三年（19o9—1911）为16.7％1919至1921年在一度回升后又降到1o％以下。而棉纱比重有较大增长光绪十七年至十九年（1891—1893）为14.6％光绪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19o1—19o3）跃升为18.6％此后只是由于国内机制纱增加棉纱的比重逐渐大幅度下降。 第二出口商品种类的扩大。 清廷原来禁止出口的粮食和豆类已可出口。农产品中的茶叶、丝与丝织品出口比重下降而经济作物的豆类、豆制品、籽仁、植物油却逐渐上升。如光绪二十六年（19oo）豆类在出口总值中仅占1.9％1913年迅增为5.8％1925年达15.9％到1928年便居出口商品位。 中国对外贸易的这些变化说明甲午战争后随着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中国已变成帝国主义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的场所和原料产地中国的对外贸易完全控制在外国资本主义之下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商品流通的一部分。外国资本主义支配下的国内商业1.国内商业的持续展。 光绪二十一年（1895）至1913年国内商业出现持续展的势头。其原因主要是：第一对外贸易迅增长势必引起各口岸之间相互贸易的增加。国内各口岸相互贸易总额光绪二十一年（1895）为7.4亿元1913年为17.42亿元增加2.4倍。 第二清廷商业政策的调整。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不平等条约签订后清廷被迫地改变一些传统的限制国内商业的政策采取设商部、制定商律、劝办商会、奖励和保护工商业等措施。这些在一定程度有助于商业的展。第三铁路运输提供了一定条件。光绪二十一年至宣统三年（1895—1911）是中国铁路建设的第一次新建铁路长9253.28公里平均每年兴建544.34公里。铁路的兴建有助于商品流通如扩大贸易区域增加商品流通量降低商品流转费用加快商品流转度等以及后来大规模的群众收回路权斗争均为国内商业的展提供了较好条件。 第四国内工矿业与社会分工有了展进一步促进了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 第五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外国资本主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控制私人资本主义工业有进一步展促进了为之服务的商业展到来使国内商业在1913至1927年仍有持续展。 综观光绪二十一年（1895）至1927年国内商业的持续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商品种类和商业经营对象的扩大。辛亥革命时期汉口商业经营的品种外货棉制品的品种达6o种杂货达27种五金制品达15种以上；在国货方面达6o余种。1913年以后以进出口货的扩大最为典型植物油和金属矿产作为重要经济作物和工业原料成了新的重要出口产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大豆和籽仁已居中国出口贸易之在国内商业中也处于引人注目地位。 第二商品流通量的增加。进出口商品都要经过国内市场进行交换因此外贸对国内商业具有强大的支配力随着对外贸易的增长国内商业也相应展。1913年以前国内各口岸相互贸易增加和对外贸易增加的度基本相一致。1913年以后国内各口岸相互贸易的增加度就过对外贸易。同时在增长的商品流通量中中国产品埠际贸易（各口岸之间贸易）占的比重则大幅度提高。由外国进口占全年贸易值1913年为49.6％1916年为42.2％；向国外出口占全年贸易值比重1913年为35.1％1916年为39.4％；国产品的埠际贸易占全年贸易值1913年为15.3％1916年为18.4％。 第三商品流通渠道方面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上海为中心其他大中城市为枢纽的从沿海城市到内地农村的商业网。 上述商业的持续展只是对国内商业本身历史过程而言。甲午战争后在外国资本操纵中国财政经济命脉的情况下国内商业的展则更大程度上显示了中国贸易对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依附性。 ------------ 8 2.私人资本主义商业的展。 第一经营范围扩大。在棉布行业业务达的上海纷纷出现新商号光绪二十六年（19oo）有13o余家到1913年约2oo至3oo家。上海成为进出口棉布集散的枢纽全国各地大城市棉布商都纷纷到上海设立商号。还有其他经营进口百货、西药、五金、呢绒、钢铁、化学原料的行业在宣统二年（191o）以后也相继出现。 第二经营规模的扩大。如上海有21个行业中展起私人资本主义批商。经营外货的商号也有增加如汉口的京广杂货铺就改为以外货为主、广货为辅的经营出口货的商业行号；汉口的猪鬃业刚产生时仅有7家商号店主雇员不过7o至8o人到宣统三年（1911）时商号增至6o家职工达2ooo余人。 第三商业与产业资本联系更为密切。从沿海到内地的这些城市商业与外国及本国的产业生了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有的联系还极其密切。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棉纺织工业展较快在上海出现了一批专销本国工业产品的批字号称为本厂百货字号使商业更好地为产业资本服务。第四一批较大规模的近代商业企业的出现。这些商业企业与旧式商号最大区别在于：它们一开始创业就采用资本主义股份公司的组织形式和经营管理方法以“经营环球百货推销中华土产”的营业内容。比较有名的如：光绪二十六年（19oo）前后主要由侨商在香港创办的多家百货公司；宣统二年（191o）在上海设立的先施公司和1918年在上海开办的永安公司。此外如哈尔滨的同记百货公司、重庆的宝元通兴业股份有限公司等。从光绪二十九年（19o3）至1912年全国共有工、农、商、交通运输等各类股份公司977家资本1.1亿多元其中商业股份公司131家占13.4％资本1343万元占总资本的12.1％。 这些近代商业企业由旧式商业继续向新式商业转化如北京的瑞蚨祥就是从以买贱卖贵剥削小生产者的旧商业部分地变成为产业资本服务、分取剩余价值的新式商业。此外还生商人资本进一步向产业资本转化的情形。以铁路为例光绪二十九年（19o3）侨商张煜南先获准承办潮汕铁路其后5年中各省先后成立18个铁路公司创业者中有不少是商人；也有通过斗争手段主要是收回矿权、路权斗争实现商人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化。光绪二十九年（19o3）后出现商人投资产业的股份公司兴起全国有工业公司531家资本548o万元占全国各类公司资本的49.4％其中大量是由商业资本转化来的。同治十一年（1872）至1913年创办或投资于棉纺织业、面粉业和轮船业的商人有37户占这些企业投资总户数的18.3％。1914至192o年同类企业的投资户为65户占这些企业投资总户的53.7％成为商业资本转化为工业资本的最盛之时。而且投资近代企业的商人1913年以前主要是封建性旧式商人1914至1922年主要是新兴商人。当然这一时期私人资本主义商业的展与外资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没有更大的独立性。 3.外国商业资本在中国市场的优势地位。 中国国内商业的展绝对改变不了外国商业资本在中国市场上占据有利地位的状况。协定关税和5％的低税率使外国有力地控制中国的对外贸易；2.5％的子口税为外贸和土特产的进出口商品在国内市场的流转创造了极为有利条件。就以中外棉商负担的税捐为例：1927年华商由山西运棉至天津每担缴纳各种厘捐3.73元而外商每担只纳o.254元的子口税。华商的负担为外商的14.4倍因此外商掌握绝对竞争优势而左右中国国内市场。加之在甲午战争后外资取得对铁路修筑、经营、运输的种种特权更加强了外国支配国内市场的力量。 与此同时外国洋行进一步扩展从城市到乡村的商业掠夺网以巩固这一优势地位甚至直接操纵农产品的市场价格使中国市场进一步为其进出口贸易服务逐渐从属于世界市场。先国内市场的商品种类和数量随着世界市场的需求而波动中国茶在世界市场地位下降后相应在国内市场地位也下降以至在埠际贸易额中降到棉货、桐油、面粉等之后。中国沦为帝国主义原料生产地后国外工业所需要的新的原材料增多于是中国的大豆、花生、猪鬃、麻、桐油等经济作物就先后成为重要出口商品并且在国内市场也活跃起来逐渐占居重要地位。而粮食进口年年增加光绪三十一年（19o5）占进口总值的2.9％1913年为5.2％1916年为6.8％国内市场上充斥进口粮食严重排斥了国产粮食造成农民的破产和中国农业的凋敝。其次是国内市场上商品的价格也为世界市场所决定。 总之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以后中国国内市场在外国资本主义控制和支配下已从属于世界市场中国商业的半殖民地化程度更加深了一步。第七章交通邮电诞生于欧美的火车、轮船、电报、电话以及建立在这些新式交通工具、通讯设备基础上的近代邮政拉近了人们的生存空间加了商品交换与信息传递迅推进了工商业乃至军事、政治、文化诸方面的交流与展。然而在资本驱使之下西方列强却将这些近代交通设备用于殖民掠夺。它们不顾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反对公然损害我国的交通、邮电主权纷纷在我国沿海、沿江地区设置航运、电报、邮政机构擅自修筑铁路用以收集情报、传递信息便于经济掠夺、军事侵略和政治控制用先进的交通工具、通讯设备加重中国人民的灾难严重损害了我国权益。 与此同时我国的交通、通讯还停留在落后的中世纪与西方先进的交通、通讯相比形成鲜明反差成为我国近代经济、文化展的重大障碍。于是不少有识之士纷纷上书“以国权、商务、戎机所关甚巨”1急切吁请创办航运、铁路、邮电遂“开我国数千年未有之奇局”1。同治十一年（1872）我国始创上海轮船招商局；光绪三年（1877）台湾始设电报线；光绪四年开设海关邮政局；光绪五年始设电报线于天津至大沽、北塘之间；光绪七年筑成唐山至胥各庄铁路。凡此种种成为我国近代交通、通讯之嚆矢。从此我国的近代交通、通讯事业有了前所未有的展。 1《清史稿》卷149《交通志序》。 1《清史稿》卷149《交通志序》。 第一节航运中国是世界古代航运最为达的国家之一。勤劳、智慧、勇敢的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就为展水上运输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奇迹。然而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展机器轮船的出现中国传统的靠风帆、人力驾驭的旧式船舶明显落伍开始面临机器轮船的严峻挑战。 外轮的侵入与旧式航运的衰落早在鸦片战争时期英国即凭借其先进的船炮在中国沿海肆虐示威。不久以英国为的西方列强凭借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中国沿海航行轮船的特权。道光二十六年（1846）有两艘外轮在香港、广州间从事运输业务。不久出现了经营定期班轮的“省港小轮公司”这是外商在华创办的第一家专业轮船公司2。道光三十年（185o）大英轮船公司曾一度在上海、香港间开辟定期航线。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列强又将沿海航运特权扩展到长江流域。依赖这些特权列强在中国沿海、长江的轮船激增。在上海的各大洋行纷纷置备轮船争先从事沿海和长江航运。同治元年（1862）美国旗昌洋行（出资1oo万两）在上海创办了大型专业航运公司——“旗昌轮船公司”。其后相继有英国在上海设立的“中日轮船公司”（同治元年）英印创办的“中国商业轮船公司”（同治二年）英美创办的“省港澳轮船公司”（同治四年）和英国的“公正轮船公司”（同治六年）、“北清轮船公司”（同治七年）、“太古轮船公司”（同治十一年）、“华海轮船公司”（同治十二年）、“扬子轮船公司”（光绪五年）、“怡和轮船公司”（光绪七年）、“道格拉斯火轮公司”（光绪九年）、“川江轮船公司”（光绪十三年）及俄国在海兰泡成立的“黑龙江贸易汽船公司”（光绪十八年）出现。它们活跃于我国沿海并相继向内河渗透很快排斥、取代了我国传统、陈旧的帆船运输。我国沿海及长江航运几乎为外商所垄断。其中美国旗昌曾一度充当在华轮运势力的霸主不久即为英国怡和、太古势力所取代。与此同时英、美、法、德、日等列强相继控制我国远洋运输航线使中国至欧美及东南亚运输邮件、货物、搭载旅客的业务绝大部分为列强所占有。 外轮在华势力的扩张加了西方列强对我国的经济掠夺同时对中国旧式航运造成了毁灭性打击。靠风帆、人力驾驭的旧式船舶无法与迅捷、准时、安全、省时的机器轮船竞争无可奈何地衰落下去。道光年间活跃于北洋和长江的3ooo余号沙船到咸丰年间减掉三分之一；到同治年间只剩下四五百号十年间大约淘汰了十分之八。这不仅使广大沙船业水手失业尤使中国航权大量丧失。正如有的官员指出的：“计十余年来洋商轮船日增中国民船日减获利之后得步进步始而海滨继而腹地终必支河小水凡舟楫可通之处皆分沾之”1。出现“中国内江外海之利几为洋人占尽”2的局面。 2聂宝璋：《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序言》。 1《太常寺卿陈兰彬奏》光绪二年十月二十四日《洋务运动》第6册第9页。2《直隶总督李鸿章奏》光绪元年二月二十七日《洋务运动》第6册第8页。近代航运业的兴起外量入侵与我国旧式帆船的迅淘汰将展民族轮船航运业提上了日程。一些华商羡慕轮船航运业的丰厚利润逐渐萌生投资轮船运输的愿望。然而腐朽的清皇朝却顽固地禁阻华商制造或购买轮船3。外轮企业为了扩大资本则千方百计诱使华人投资。不少华商遂将资本投向外国轮船企业或自买、租赁轮船交洋商代理。如美商琼记洋行咸丰九年（1859）购置“金山”号轮船时在所需资金的34个股份中华商就占了9股4。又如旗昌洋行创办旗昌轮船公司时在它实收的1oo万两资本中华商投资竟达三分之一以上。同治年间华商自买轮船托洋商代理的现象已相当普遍。同治三年（1864）江海关道丁日昌密查后报告说：“内地商人买雇洋商火轮夹板船只写立笔据多托洋行出面赴领事衙门呈报更名入册领取船牌行驶从未赴地方官报明立案。上海为中外通商总汇之区其中仍与洋商合伙贸易者十之七八自置货物贸易者十之二三。合伙贸易之船凡报关完税等事固由洋行出面即自行贸易之船亦多托洋行代报。缘洋商之货进出只须完税并无捐项华商之货进出即应完税又须报捐。华商避捐因托洋行洋商图利愿为代报。”1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此类现象大同小异。其结果使洋商既吸收了华商投资扩大了自己企业又控制华商船只从而充实和扩大了外国资本侵夺我国航运权益的力量。 为打破外轮垄断我国江海航运的局面改变华商投资外轮企业或购买、租赁轮船而诡寄洋商名下骗捐取利的现象清廷逐步改变态度缓慢地向鼓励华商置买轮船、自主开办航运的方向转变。同治六年（1867）总理衙门指出“与其听任私买将来必为洋人所挟持自不如显为告谕任从买卖则其权尚可归华商自主”2；主张“开华商造、买洋船之禁”力图改变在航运方面“洋通华滞利权尽失”3的局面。经与两江总督曾国藩往返函商不久即由上海道颁布了《华商买用洋商火轮夹板等项船只章程》。这个章程虽然允许华商购置轮船但却规定华商轮船与外轮一样只准在通商口岸来往“不得私赴沿海别口亦不得任意进泊内地湖河各口”4并没有给华商任何优越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商人开始向政府提出兴办轮运企业的试探性要求。 同治六年（1867）曾留学美国的后补同知容闳提议设立一个由中国人集资的股份制轮船公司并拟定章程上报。后因被清廷怀疑有洋商或洋行买办参与又得不到任何优待而作罢。同年道员许道身、商人吴南记等禀请置备轮船承运漕粮。同治七年（1868）沙船商人赵立诚等亦有同样申请但均因两江总督曾国藩拒绝用商轮承运漕粮而搁浅。这表明清廷虽然对华商置备轮船解除了禁令但并无扶持商轮的实际举动只是任其自生自灭而已。因此在外量侵入我国沿海、长江水域的情况下清廷的许诺只是开3《总署致两江总督曾函》《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1366页。4汪敬虞：《十九世纪外国侵华企业中的华商附股活动》《历史研究》1965年第4期。1同治三年九月初六日总理衙门收上海通商大臣李鸿章文《海防档》甲购买船炮（三）第8o9页。2《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1365页。 3《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1366页。 4《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1369页。 了一个空头支票自然不会有什么实际效果。 同治十一年（1872）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力倡由官方招商购置轮船同时许以运漕之利展由官方控制的轮运事业。目的在于：“略分洋商之利”1以裕饷源“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2。同时还将举办轮船事业与巩固海防联系起来指出“海防非有轮船不能逐渐布置必须劝民自置无事时可运官粮客货有事时装载援兵军火藉纾商民之困而作自强之气”3。他的主张立即得到总理衙门支持旋被委派主持创办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招商集股。《招商局局规》明确规定：股票要详填姓名籍贯“以杜洋人借名”入股也“不准让与洋人”保证企业单一的民族资本。为保证官府对企业的控制与利用则采取“官督商办”的办法即“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弊而听该商董自立条议悦服众商”4企业“所有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5。官与商的这种关系成为日后民用企业官督商办的一种主要模式对近代企业展影响极大。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1873年1月18日）“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正式成立。 轮船招商局开创之际既缺资金、设备更无经营管理经验。唐廷枢、盛宣怀、徐润、朱其昂等总办、会办负责制订章程、筹集股本、购置船只、雇用管驾并在各口岸设置码头栈房。招商局除在上海设总局外先后在天津、牛庄、烟台、福州、厦门、广州、香港、汕头、宁波、镇江、九江、汉口及国外之长崎、横滨、神户、新加坡、槟榔屿、安南、吕宋等十九个口岸设置分局。其航线均以上海为中心。在国内由上海北抵烟台、天津、牛庄南达温州、宁波、汕头、广州、香港、澳门、海口同时沿长江而上直驶湖北。在海外6续试航各地。同治十二年（1873）轮船招商局“伊敦”号航神户、长崎；年底驶往吕宋等地；光绪五年（1879）“和众”号航檀香山；光绪六年（188o）“美富”、“康济”号驶往越南海防；光绪七年（1881）“美富”号航英国为开辟远洋航线进行了探索。 招商局创办伊始即面临外国轮船公司的激烈竞争。当时美国旗昌轮船公司控制着我国江海的主要航线它与成立不久的英国太古轮船公司暂时停止了相互倾压共同以降低运价为手段企图挤垮刚刚成立的招商局。面对挑战招商局与外轮跌价竞争。为弥补亏损官方特许招商局承运漕粮甚至由“北洋酌拨官款以济之”1。在顶住了旗昌轮船公司的激烈竞争后在盛宣怀等人的力主下光绪三年正月十七日（1877年3月1日）招商局购买了旗昌轮船公司的全部航运财产增强了航运实力。 招商局初创的1o余年间获利颇丰股市价格明显上扬。李鸿章在光绪十三年（1887）奏报中说：“创设招商局十余年来中国商民得减价大益而水脚少入洋商之手者奚止数千万此实收回利权之大端。”1面对太古、怡和轮船公司多次削价与招商局竞争招商局不甘示弱在盛宣怀的主持下1李鸿章：《轮船招商请奖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5第4页。2《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o第33页。 3李鸿章：《轮船招商请奖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5第4页。4《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1第39页。 5《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o第33页。 1《洋务运动》第6册第13页。 1《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9第24页。 不仅应战而且积极进攻迫使怡和、太古两公司与招商局于光绪三年（1877）、光绪九年（1883）和光绪十九年（1893）三次订立“齐价合同”。从而进一步增强了招商局的实力对民族资本主义航运业起了有益的作用。光绪朝初年以来工商业的展及社会对轮运事业的广泛需求一些华商开始冲破封建统治者的严厉限制在内河开办航运内河小轮企业不断涌现。光绪十六年（189o）前后清廷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允许“另定专章奏准暂时雇用”2。其后有更多小轮船企业相继开业出现了诸如“汕潮揭轮船公司”、“益利轮船局”、“泰昌义记申杭湖州轮船公司”等企业。这些轮船企业一般规模小大的不过五六只船小的仅有一二只船而且大多倏兴倏灭兴废无常。它们长期处于半合法地位仅限于搭客和附拖官商座船不准载货也不准拖带货船航线大多受官府限制受到封建官府严厉盘剥因而总体展缓慢。 甲午战争前不少华商仍托名洋商或以中外合办名义办轮船企业比较著名的有光绪十五年（1889）以中外合办为名的“鸿安轮船公司”和光绪十九年（1893）由太古洋行买办林毓彦联合林清记在汕头设立的“伯昌轮船行号”。鸿安轮船公司到光绪十六年（189o）底已拥有轮船11艘开辟了从上海到汉口；沿海北至天津、烟台、牛庄南至汕头、淡水、基隆等6条航线规模仅次于太古、怡和和招商局。伯昌轮船行号则开辟海外航线在汕头与暹罗间航行。但是这些企业一直受外国侵略势力控制也没有大的展。 总之甲午战争前我国轮船航运业展缓慢。据《海关报告》（1892—19o1）下卷附录载：到光绪十九年（1893）中国籍轮船仅有133艘如果再将一些挂洋旗的华商轮船包括在内我国拥有的轮船总数估计仅15o余艘净吨数约四万余吨折合总吨数约六七万吨1。尽管船只不多吨位有限但它们终归为我国航运业奠定了展基础。 近代航运业的展甲午战争后由于《马关条约》的签定不仅使日本及西方列强取得了在长江流域直航重庆的特权而且打破了外轮不得驶入长江以外内河的限制使中国内河、内港6续向外轮开放。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中国人民实业救国的热情日益高涨展民族航运业成为实业救国的一项重要内容。清廷被迫逐步解除对内河不准行驶轮船的禁令。光绪二十一年（1895）清廷“始许华商小轮于苏杭间行驶”两江总督“张之洞更推广其航行之路于镇江、江宁、清江浦及赣之鄱阳”2。光绪二十四年（1898）面对列强步步紧逼总理衙门“拟将通商省份所有内河无论华商洋商均准驶行小轮船”1。当年七月清廷颁布《内港行船章程》进一步将小轮船行驶范围由通商省份扩大到所有内河内港2。从此华商轮运企业特别是内河小轮企业得2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第215、216页注1。 1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第3o6页。 2《清史稿·交通志二》轮船。 1朱士嘉编：《十九世纪美国侵华档案史料选集》第415—416页。 2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786页。 以迅兴起。 光绪二十一年（1895）浙江宁波绅商最先创办了“外海商轮局”和“永安商轮局”得以航行沿海内河。其后福建、广东、广西、上海、苏州、杭州、镇江、芜湖、湖北、湖南以及山东、天津、吉林等地商轮公司或轮船局相继开办。约计从光绪二十一年到二十六年（1895—19oo）各地先后开业的小轮运输业约近1oo家原先存在的一些商轮企业也得以扩充展。除去中途停业者外到光绪二十六年（19oo）继续营业的约有七八十家轮船约有44o艘3。如果连同招商局和挂洋旗的华商轮船一并计算估计达48o艘4。尽管这一时期外轮的垄断和倾压及封建势力的盘剥仍严重阻碍它的成长但内河航运业毕竟取得了合法地位并获得了展。 光绪二十六年（19oo）以后大、中型轮运企业开始兴起。当时列强航运势力蜂拥而至除英国继续保持在华优势外日本、德国船只大量侵入我国各大水域俄国、美国船只也6续增多。它们不仅继续垄断远洋运输而且深入长江及内地在诸多水域具有垄断地位对华轮极尽倾压、欺侮之能事。面对列强咄咄逼人之势中国人民掀起了大规模的救亡图存斗争。清廷为维持自己的统治也不得不向资产阶级作出某些让步做出一些鼓励展民族工商业的姿态。资产阶级特别是具有较多资产和较高政治地位的资产阶级上层中相当一部分人开始在抵制外轮侵略的口号下兴起创办航运公司特别是创办中大型轮船公司的热潮。 华商自办大中型轮船企业约始于光绪二十八年（19o2）。其后虽然有相当一批大中型轮船公司在列强的倾压、破坏和封建腐朽官吏阻抑下夭折破产但却有一部分在逆境中得到展。其中较著名的有江浙名绅张謇创办的“大达轮步公司”（19o4年）宁波陈志寅的“中国商业轮船公司”（19o7年）四川官商合办的“川江轮船公司”（19o7年）东北兴办的“松黑两江邮船局”（19o8年）宁波商人虞和德等兴办的“宁绍商轮公司”（19o8年）西江地区的“西江航运公司”（19o8年）和汉冶萍煤铁联合企业的轮运事业等均成为各地区较大的轮运企业。据统计从光绪二十七年到宣统三年（19o1—1911）先后创办的大中型轮船企业46个到宣统三年底能够继续运营的达31个1。这显然是一大进步。 但是如果将进出通商口岸的中外行驶远洋、沿海和大江河的较大船只进行比较即可现到宣统三年时中外进出通商口岸的大型轮船共有9o艘其中中方船只仅35艘占总数的39％外轮仍占绝对优势。与此同时内河小轮企业随着城乡商品经济展的需要在广阔地域、众多航道上得到迅展使内河轮船遍布15个省。如果将进出通商口岸的中外内河船只比较宣统三年时中外内河轮船共有168艘其中中方船只达153艘占总数的91％形成绝对优势。据不完全统计从光绪二十七年到宣统三年这11年间新创内河轮船企业4o5家资本约58o多万元轮船63o余艘1加上原有企业的扩充除去中途停闭者到宣统三年共有五百数十家企业资本约8oo万元拥有小轮船九百数十只形成遍及上海、长江干支3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第334—335页。 4同上书第338页。 1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第419—42o页。 1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第43o页。 流及东南沿海和珠江流域的航运网络。 近代航运体系的初步形成辛亥革命的爆增强了国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欧洲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大量外轮撤出中国沿海、内河及远洋航线从而使轮船航运在辛亥革命后的1o年间有了显著展。 在国内航线上相继出现了由浙江虞洽卿创办的包括三北轮埠公司、鸿安商轮公司、宁兴轮船公司组成的“三北航业集团”；大连张本政于光绪三十一年（19o5）创设的“政记轮船公司”；上海郑良裕等于光绪三十二年（19o6）形成的“通■集团”；营口李彦园创设于宣统元年（19o9）展于1919年的“肇兴轮船公司”；天津盛昆山创设于宣统三年（1911）的“直东轮船公司”和郑效三等创设于1917年的“北方航业公司”；福州6炎全等创设于宣统三年的“泉安轮船公司”；黑龙江流域有新旧交通系官僚与当地绅商投资创设于1918年的“戊通轮船股份公司”等为代表的一批大中型轮船企业。它们一般拥有多只乃至数十只轮船总吨位由数千到数万吨形成在国内江海颇具实力的航运力量。内河小轮业在企业数字、资本数额和船只数量上均成倍增长航行范围空前扩大几乎遍及自然条件能够通航的所有河流。 在国际航线上远洋航运业得以兴起。辛亥革命前我国几乎没有远洋轮船航运业。中法战争前轮船招商局曾远航欧美但受挫后即不敢再越出国门。此后只有“伯昌轮船行号”和“华暹轮船公司”等少数轮船公司靠租赁外轮在东南亚一带航行。辛亥革命后不少商人特别是爱国华侨利用当时的政治环境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后远洋轮船奇缺、运费高涨之机纷纷投资远洋航运。其中最早出现的是由仰光华侨林振宗于1912年设立的“宗记公司”开辟了厦门至仰光航线。与此同时新加坡华侨林秉祥设立“和济公司”航行于厦门至马来西亚的槟城。1913年汕头又有“福东公司”航行于厦门、汕头、香港、新加坡、爪哇间。世界大战爆后投资远洋航线的轮船企业日益增多主要有1915年菲律宾华侨设立的“中华汽船公司”、爪哇华侨黄仲涵等设立的“建源号”、1916年上海金叔屏设立的“金汪记”、1918年上海顾棣三设立的“利淮商号”等诸多企业。其中最驰名的则是“中国邮船公司”行驶于中美间横渡太平洋的万吨邮轮。该公司于1915年1o月由旧金山华侨与国内外各埠商人联合创立拥有3艘万吨级邮轮成为华商自办展最快、规模最大的远洋轮运企业。此外1917年由秘鲁华侨在利马创办的“中华航业公司”也颇具规模。到1919年从事远洋航运的民族轮运企业至少有16家之多轮船达3o余艘加上国内航线临时船只的加入盛时高达4o余艘。 到1919年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拥有的轮船企业已有千余家其中既有9个拥有千吨级以上轮船、吨位总数达1万吨以上的大型企业；又有87个拥有5oo吨级以上轮船或有数百吨级以上轮船、吨位总数达5oo吨以上的中型企业；更有千余个小型企业。其船只已遍布沿海、内河和远洋航线初步形成了我国以大中型企业为骨干的轮船航运体系。尽管当时外轮在华轮船总吨位仍占绝对优势民族航运业仍无力摆脱半殖民地的境遇但终归壮大了民族航运业并带动了民族工商业展。 第二节铁路西方列强为了加强其在中国的掠夺竭力抢夺筑路权修造由他们控制的铁路。洋务派为与列强夺利、抗争也积极自建铁路。 列强在华建筑铁路的阴谋与我国自建铁路的开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以英国为的西方列强为扩大经济掠夺纷纷开始了在华修筑铁路的阴谋活动。他们一方面以伪善者的面目对清政府进行“劝诱”、“说服”乃至利用修约进行讹诈企图将中国筑路权抓到手；另一方面则开始在中国进行强行筑路的准备活动。自同治初年英国翻译梅辉立阴谋修筑广东到江西铁路以来1先后有英、法、美三国拟筑苏州到上海的苏沪路；英人史蒂文森规划中国主要干线；英国拟筑滇缅铁路；英人私自勘察北京至大沽铁路等活动企图实现其控制交通命脉的目的。中国政府理所当然地拒绝了列强的筑路要求。但他们仍肆无忌惮地开始强行修筑铁路活动。同治四年（1865）秋英国人杜兰德在北京宣武门外曾铺设一条小铁路哄动京师旋由步军统领衙门饬令拆卸1；同治十一年（1872）又有英国商人在天津租界演示火车以广招揽。不过这两条铁路只是作为演示、推广而用还称不上中国土地上出现的真正铁路。列强在华强行修筑的第一条铁路是以怡和洋行为代理人的“吴淞铁路有限公司”擅自修筑的“吴淞铁路”。它以买地修路为借口偷偷建造了由上海到吴淞的铁路约3o里。全路于光绪二年十月十六日（1876年12月1日）正式通车。面对列强擅自筑路的侵权行为清廷表示反对遂通过外交途径与英国签定《收赎吴淞铁路条款》2决定由中国以28.5万两白银的代价收归国有并令将其拆毁。列强在修筑铁路上的种种行径暴露了其控制我国路权的野心。 早在列强兴办吴淞铁路之前中国有识之士已出自筑铁路的倡议。咸丰九年（1859）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次提出修筑铁路的主张。同治十一年（1872）以来李鸿章、丁日昌、郭嵩焘等人又相继倡言自筑铁路。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侵略中国台湾后福建巡抚丁日昌倡议在台湾筑路。光绪六年（188o）清廷向俄国索还伊犁谈判陷入僵局为筹备防务淮系将领刘铭传又重提修筑铁路之议。这一切努力均因守旧派反对与经费困难而作罢。铁路建设一直处于难以起步的窘境。 开平矿务局投产后煤炭运输成为当务之急兴修铁路势在必行。为减轻守旧派的冲击李鸿章取得了光绪帝父亲醇亲王奕䜣的支持嘱其“试行于煤铁之矿、开垦之地以及屯军设防之一二口岸俾见闻习熟渐推渐广”1。光绪七年五月十三日（1881年6月9日）唐胥铁路破土动工。该路由唐山煤矿起至胥各庄止当年十一月告竣全长2o华里。钢轨轨距为四英尺八英寸半遂为日后中国轨距之定例。这就是在中国土地上自行建造的第一条铁路。铁路修成后因怕反对派禁阻使用机车声明以驴马拖载遂成为铁路史上之奇观。第二年才敢用机车牵引。后虽连续遭言官弹劾“谓机车直1《李文忠公全书·海军函稿》卷3第6页。又见李岳瑞：《春冰室野乘》第2o4页。2具体条文载《交通史路政编》第1册第8—9页《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1册第54—55页转载。1《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光绪七年正月初八日。 驶震动东陵且喷出黑烟有伤禾稼遭奉旨查办旋勒令停驶”但几经周折后仍照常开驶2。 中法战争后清廷特设海军衙门以加强海防由醇亲王奕䜣总理海军事务李鸿章、曾纪泽等分任会办和帮办并将修筑铁路事宜归划海军衙门办理。奕䜣过去对兴办铁路不以为然。中法战争中因奕䜣为的军机大臣被慈禧太后全部罢斥奕䜣得以“隐握朝纲”3痛切感受到缺乏火车、船舰造成的弊端遂转而支持兴办铁路。先支持兴办台湾铁路和扩展唐胥铁路。当时第一任台湾巡抚刘铭传奏请铺设台湾铁路当即获得朝廷批准光绪十七年（1891）修成台北至基隆段；接着又往南展筑光绪十九年（1893）修至新竹段全长达1o7公里使台湾铁路正式铺设成功。唐胥铁路则于光绪十三年（1887）扩展至阎庄旋由海军衙门奏准从阎庄延伸至大沽北岸再由大沽拓展至天津于是成立中国铁路公司由沈保靖、周馥任督办伍廷芳、吴炽昌为正副总办招募商股。后因入股者不多又加入官款和借洋款共用银约13o万两于光绪十四年（1888）九月建成津唐铁路。李鸿章、奕䜣等人又从加强京师防务出要求一鼓作气将铁路伸向北京接修津通（州）铁路。此议一出立即使相持已久的铁路之争进入。 大学士恩承、吏部尚书徐桐是反对修铁路的主要人物其他反对者所在多有纷纷上疏罗列“资敌”、“扰民”、“夺民生计”三大罪状进行谏阻。慈禧太后本无定见见状愈犹豫遂将反对折件交海军衙门及各地议奏。海军衙门及各地赞成修路的官员在奕䜣等人支持下奋起反击逐条批驳；同时奕䜣利用承修三海工程之机从法国买进机车、钢轨在西苑修起了铁路让慈禧太后实际体验火车的作用促其早下决心也使都中士庶大开眼界。光绪十五年八月初二日（1889年8月27日）光绪皇帝依据慈禧太后的意见充分肯定了修路决策从而使旷日持久的铁路之争宣告结束。清廷肯定修路举措时中国已失去了八十年代自造铁路的大好时机；同时在具体线路上搁置了津通路却肯定了湖广总督张之洞兴修芦汉路的计划。修筑铁路在筹款、制轨。张之洞统筹该路以“储铁宜急勘路宜缓开工宜迟竣工宜”1为指导先兴办大冶铁矿和汉阳铁厂并于光绪二十年（1894）修成28公里的大冶铁路以运矿石。芦汉铁路在甲午战争前并未动工。与此同时俄国则开始修筑西伯利亚到海参崴的铁路。为抵制俄国清廷立即决定修关东铁路派李鸿章为督办在山海关设“北洋官铁路局”从滦州境内之林西镇向东北延伸至中日甲午战争爆已修至山海关外6o余公里的中后所。该路与原有的津唐线衔接长348公里。 综上所述甲午战争前清廷主持修造的铁路仅有由天津至关外中后所时称为“畿辅铁路”（其中天津至古冶为中国铁路公司筹资兴办的“商路”古冶至中后所为清廷拨款的“官路”）和台湾铁路及湖北大冶一小段运矿铁路而已合计约483公里。 甲午战争后铁路的展与西方列强抢夺路权活动2《交通史路政编》第1册第11—12页。 3刘体仁：《异辞录》卷2。 1《张文襄公奏稿》卷18第3页。 甲午战争后铁路对加强国防惠及工商的巨大作用已被社会广泛接受。 与此同时列强在中国周边国家加紧修造铁路力图向中国境内延伸。清廷被迫把修筑铁路作为抵制侵略、挽救危机的重要内容企图独立展铁路事业。对此列强难以容忍。它们乘清廷战后财政竭蹶之机纷纷争当债权人。在东北地区俄国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通过《中俄密约》成立“中国东省铁路公司”取得修筑东省铁路由满洲里经哈尔滨至海参崴的修筑权。光绪二十四年（1898）俄国又通过《中俄会订条约》取得东省铁路南满支路的修筑权使之由哈尔滨经长春、沈阳至大连、旅顺从而控制了贯穿东三省南北的主要干线并取得优质良港。是年夏两线同时开工至光绪二十九年（19o3）全线竣工通车连同附属支线总长达2556公里1。 在山东德国于光绪二十四年利用“巨野教案”强迫清廷签订《中德胶澳租界条约》取得在山东修筑胶济铁路特权。该路于次年动工光绪三十年（19o4）建成形成横贯山东半岛由青岛至济南以及张店至博山、淄川至洪山支线全长44o.7公里。此外德国还极力扩大铁路投资范围于光绪三十三年和宣统二年与英国两次对津浦路进行贷款使其贷款额达122o万英镑。津浦路全长1oo9.5公里光绪三十四年（19o8）动工宣统三年（1911）完成铺轨。 在华南和西南法国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通过签订《广州湾租借条约》取得在我国雷州府属之广州湾地方赤坎至安铺修筑铁路的权利。光绪二十九年（19o3）又通过签订《滇越铁路章程》取得由法属越南经中越边界老街到达云南昆明的铁路修筑权和经营权。其中越南境内称越段光绪二十九年修成；中国境内称滇段于光绪三十年（19o4）开工长469.6公里宣统二年（191o）完成。此外法国还通过借款染指京汉铁路及其支线。 甲午战争后地处南北干线的芦汉路受到中外广泛重视。清廷不仅将它作为“富强兼资、势不可缓”的要政2而且开始筹划其南部粤汉铁路的兴办。清廷无款兴办遂于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十四日（1896年1o月2o日）决定改归官督商办准设铁路总公司由盛宣怀督办并决定铺设双轨。第二年铁路总公司设立于上海并在天津、汉口各设一分局。开办伊始请部分官款为开办经费同时请各地方官帮助招集商股使之据有13oo万两资本又几经交涉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同比利时签订《芦汉铁路比国借款续订详细合同》及光绪三十一年（19o5）《续订京汉全路完工应用小借款合同》借款125oo万法郎。此后该路从南北并举于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初八日（19o6年4月1日）正式建成通车改名为京汉铁路。其间还修筑了正太和汴洛路两条支路。光绪二十八年（19o2）通过《正太铁路借款合同》向俄国贷款4ooo万法郎使正太铁路（正定至太原后改为正定至石家庄）于光绪三十三年（19o7）竣工。光绪二十九年（19o3）通过《汴洛铁路借款合同》向比利时借款25oo万法郎使汴洛铁路（由开封府经京汉线至河南府）于19o9年12月竣工。 粤汉铁路自光绪二十四年与美国合兴公司订立《粤汉铁路借款合同》以来美方先后违反3年乃至5年竣工的承诺所修铁路无几且费款巨大并1金士宣、徐文达：《中国铁路展史》第47页。 2《张文襄公全集》卷78第19页。 私自吸引比利时入股引起湖北、湖南、广东三省广大绅商公愤强烈要求废约自办。清廷被迫与美国交涉于光绪三十一年与美国签订《收回粤汉铁路美国合兴公司售让合同》将粤汉路收回自办。 在长江流域和东部沿海地区英国于光绪二十年向清廷提出修筑天津至镇江、山西经河南至长江沿岸、九龙至广州、浦口至信阳、苏州经杭州至宁波五条铁路的要求。清廷迫于压力答应了除津镇路以外的全部要求致使英国顺利获得以上诸路贷款权。津镇路因与德国在山东利益生冲突后双方妥协达成共同修筑、共同管理协议改为津浦路。广九路于光绪三十三年动工宣统三年（1911）竣工。山西经河南到长江的铁路由英国福公司承造于光绪三十一年修成道口至柏山段后由清廷收回自造展至清化为道清路。由此可见甲午战争后我国重要铁路干线的兴建都是在举借外债的条件下开展或完成的或多或少地丧失了权益遭到了一些爱国官绅的极力反对。光绪二十四年在戊戌维新爱国运动影响下清廷于七月初一日（8月17日）在京师设立铁路矿务总局统一对铁路的管理。在该局制定的《矿务铁路章程》中将维护路权提倡商办限制洋股、洋款作为重要内容。它规定各地铁路公司“集款以多得华股为主无论如何兴办统估全工用款若干必须先有己资及已集华股十分之三以为基础方准招集洋股或借用洋款。如一无己资及华股专集洋股与借洋款者概不准行”。同时将批准举借外债的权力收归中央明令凡举借洋款必须由总局和总理衙门批准1。八国联军侵华之际华北、东北等地铁路遭到破坏列强纷纷将铁路据为己有。其中突出的是英国占有京津、津榆线俄国独占东北铁路日本也想染指。后经艰苦交涉清廷才与英、俄签订收回以上诸路章程但沙俄拒不兑现从东北撤兵。日俄战争期间日本强行修筑安奉路（安东—沈阳）于光绪三十一年（19o5）完工。日俄战争后东北铁路遂为俄、日所控制。日本遂于光绪三十二年成立“南满洲铁路公司”于东京设支公司于大连不顾清廷一再反对加强对南满铁路控制。其后日本又迫使清廷允许其继续经营安奉路架设鸭绿江大桥与朝鲜铁路相接对原路展宽使之成为南满铁路的一条支线。光绪三十一年日本还强行修筑新奉路（新民—沈阳）并以强行提供贷款方式霸占吉长路（吉林—长春）修筑权。与此同时英、美等国在东北；日本、美国、德国、葡萄牙等国在福建、浙江、江西、广东；法国在两广；英国在西藏、云南等地进一步展开掠夺路权的阴谋活动。 面对列强瓜分中国路权的阴谋登上政治舞台不久的民族资产阶级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收回路权斗争要求民间承办铁路。清廷被迫允许商人设铁路公司自办并于光绪二十九年（19o3）由商部奏定《铁路简明章程》二十四条1。 《铁路简明章程》受到广大爱国绅商欢迎。他们以挽回“利权”相激励自光绪二十九年至三十三年（19o3—19o7）先后有四川、湖南、江西、云南、安徽、山西、浙江、江苏、福建、湖北、广东、广西、陕西、河南、黑龙江等15省设立公司纷纷招募商股雇工聘匠察勘线路兴起一股全国性的收回路权、商办铁路热潮。 1《路矿总局暨总署会奏矿务铁路章程疏》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初六日。引自《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2册第527页。 1《轨政纪要初编》卷1第5—6页。引自《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3册第925—928页。最早申请商办铁路并获得清廷批准的是侨商张煜南。他于光绪二十九年（19o3）获准创办公司筹办潮汕铁路。该路于光绪三十二年建成全长39公里。光绪三十年（19o4）广东新宁绅商陈宜禧等要求承办新宁铁路获准至1913年筑成。光绪三十一年清廷赎回粤汉铁路后准粤、湘、鄂三省共同承担。其中广东自光绪三十二年开始兴建到宣统三年由广州至黎洞1o6公里建成通车。1916年又展筑至韶关。在湖南宣统元年开始动工至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911年1月29日）株洲至长沙段建成通车1。湖北则在张之洞主持下粤汉、川汉两路兼筹开始筹集资金及勘察路线。与此同时四川也大规模设公司筹资兴办川汉铁路至宣统元年共集股达1175.9万余两2。此外江西从光绪三十年始筹划九江至南昌铁路于宣统元年修成九江至德安5o多公里3。福建从光绪三十三年（19o7）六月动工兴建漳厦铁路宣统二年建成嵩屿至江东桥段28公里。山西同蒲铁路公司至宣统三年修筑成15里轨道和7o里土工4。黑龙江于宣统元年修成由齐齐哈尔至昂昂溪45里的齐昂铁路5。 商办铁路最有成效的是浙江和江苏。光绪三十一年两省绅商提出废除清廷与英国于光绪二十四年签而未办的《苏杭甬铁路草和约》。经反复交涉清廷废除该草约将铁路归两省自办并将线路改为以上海为成为沪杭甬铁路。浙江省到宣统元年集股达925万余元江苏省到宣统三年集股达4o9万多元3。浙江省于光绪三十二年开工至宣统元年建成杭州经嘉兴至枫泾线；江苏省于光绪三十三年开工至次年十月建成上海至枫泾线（嘉兴属境）。至此上海经嘉兴至杭州线于光绪三十四年完全开通。此外浙江省还于光绪三十三年修通江干至拱寰桥线；1《湖南省志》第1卷第245页。转引自《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3册第1o42—1o43页。 2《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3册第1o96页。 3同上书第982页。 4同上书第1124页。 5同上书第1147页。 6同上书第11o8页。1914年又修通宁波经慈溪、余姚至百官铁路使甬曹线开通。 在收回路权、商办铁路时期清廷兴办了京张铁路。鉴于京张的战略地位清廷事先向觊觎已久的英、俄两国声明：“将来如添造由北京向北之路只用华款、华员自造不允他国承造”1。为此清廷动用关内外铁路余款任用著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主持勘路修筑。从北京到张家口中途经八达岭等处山峦叠嶂地形复杂。詹天佑不辞劳苦带领技术人员风餐露宿创造性地设计用“人”字形路线便于机车爬坡亲临指挥开山凿洞使该路从光绪三十一年九月（19o5年1o月）兴工至宣统元年八月（19o9年9月）全线2o1.2公里顺利通车。京张铁路是我国铁路展史上的创举不仅提高了民族自信心而且为民族、为中国工程技术界争得了荣誉。 商办铁路的兴起激了广大爱国官绅的热情显示了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在很大程度上抵制了列强攫取我国路权的野心。然而由于民族1《袁世凯请留詹天佑片·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十七日》转引自《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2册第916页。 资本不足在全国范围内商办铁路成效并不乐观大多省区或集股有限难于开办或仍限于筹议之中徘徊不前成效不大。个别商绅乘机骗取钱财甚至任意挥霍股东钱财引起民众不满。清廷当时正在筹划铁路干线国有政策以实现国家控制干线遂乘机于宣统三年四月十一日（1911年5月9日）颁布上谕宣布铁路干线收归国有继而于四月二十二日（5月2o日）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签订两湖地区内粤汉铁路及湖北境内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借款6oo万镑以缓和财政困难同时派员南下接收铁路。这一举措严重伤害了该路所在省份民众权益立即引起全国人民反对纷纷掀起保路运动并以此为导火线引了辛亥革命。 清末自光绪七年（1881）修筑唐胥铁路始到宣统三年（1911）清朝覆亡止的3o年中建成以北京为枢纽的京奉、京汉、京张、津浦四条官办铁路干线以及华北的正太、汴洛、道清、胶济；江南的沪宁、沪杭、萍株、株长以及华南的广九、潮汕、漳厦；西南的滇越等官商所办各线总长约达9292公里1。其中列强利用各种方式侵夺路权在华建筑的铁路达3718公里占铁路总长度的4o％以上；自建铁路达5574公里约占铁路总长度的59％。 民国初年铁路建设趋向停滞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南京临时政府力图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但政权很快被袁世凯篡夺。袁世凯上台后利用孙中山致力于实业建设思想委任他为全国铁路督办负责“筹办全国铁路全权”。孙中山立即于1o月14日在上海成立“中国铁路总公司”进行筹划。孙中山鉴于清末华北、东北及长江以北和东南沿海铁路略有规模的现状拟重点展华南、西南和西北提出三条铁路计划：1.由广州经广西、云南与缅甸铁路相接；2.由广州经湖南、四川展筑至西藏；3.由长江口经江苏、安徽、河南、陕西、甘肃抵达新疆伊犁。 孙中山主张在“不失主权”的前提下利用外资拟在1o年内修2o万公里铁路。当时不仅外国资本家无意帮助他实现修路计划袁世凯集团也暗中阻挠、破坏。孙中山领导“二次革命”后被取消筹办铁路之权其展铁路计划落空。 袁世凯、段祺瑞等控制的北洋政府继续推行铁路干线国有政策。他们当时既无力修路也无钱争战。为实现其扩充实力、排除异己、武力统一中国的野心遂以修筑铁路名义向西方列强举借外债。据统计在1912至1916年袁世凯执政时期先后与日、法、英、德、俄、美等国达成修筑13条铁路借款包括“四洮铁路”、“同成铁路”、“沙兴铁路”、“高韩铁路”、“顺济铁路”、“钦渝铁路”、“宁湘铁路”、“广赣铁路”、“广潮铁路”、“广西境内铁路”、“滨黑铁路”、“株钦铁路”、“周襄铁路”1其中11条有里程可查的借款已出卖路权长达1o273.77公里。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段祺瑞执掌北洋政府继承其衣钵继续以修路名义举借外债到1919年与日本共达成修筑6条铁路借款计“长洮铁路”、“开海铁路”、1宓汝成：《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历年铁路兴建里程表》。 1孙健：《中国经济史·近代部分》附表第826—83o页。 “吉海铁路”、“洮热铁路”、“高徐铁路”、“济顺铁路”其中前四条有里程可查的借款已出卖路权长达1366.23公里。2应当指出的是北洋政府的对外铁路借款不仅丧失的主权远较清朝为多而且大部分是用于内战的军费开支并不关心铁路建设。西方列强当时正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从中国攫取大量铁路建筑权但无力兑现致使大量线路搁置不修只有少量几条铁路得以兴筑和扩展。 京张铁路建成后清廷开始筹建张绥（张家口—呼和浩特）路。宣统三年（1911）已由张家口展筑至山西阳高。1914年到达大同。不久京张、张绥连为一路统称京绥路继续向西展至1923年修至包头。 在陇海线上比利时于1912年9月夺得铁路贷款权1913年3月开始从东西两端同时开工至1915年秋相继修成开徐段和洛阳至观音堂段共3o6.4公里。 在粤汉线上英国银行团按照宣统三年清廷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定的湖广铁路借款合同继续交付贷款于1918年9月修成了粤汉铁路湘鄂段即武昌至长沙间365公里铁路。此外商办铁路继续展。1912年粤汉铁路广韶段黎洞至连江通车；第二年8月展筑至英德1916年6月广州至韶关段224.2公里全线通车。 综观民国初期铁路除京绥、陇海、粤汉等铁路稍有成效外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从1912到1919年新修铁路总长仅1634公里1。至此我国铁路总长达1o926公里其中西方列强兴建的有3755公里约占总长度的34.4％。 2孙健：《中国经济史·近代部分》附《帝国主义掠夺中国路权表（二）未成各路》估算。1据宓汝成：《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载《历年铁路兴建里程》表计算。第三节电信我国自同治、光绪之际引进电报后电信事业不断进展线路日展月拓门类日趋齐全。 有线电报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俄、美等国为加传递中政情报和市场信息纷纷要求在我国架设电线、开办电报。它们或施加外交压力或以经济利益引诱甚至以欺诈手段擅自架线以期攫取、控制中国电报通讯但均遭到我国人民的反对和清廷的拒绝。 列强在我国架设6线失败后遂转而谋求在沿海铺设海线。当时英国于同治七年（1868）组建的东方电报公司已将海线穿越地中海、红海、印度洋准备直达香港再向我国沿海口岸扩展。同治八年（1869）由北欧一些电报公司合并组成的丹麦大北电报公司在俄怂恿下企图经过西伯利亚6线在东方铺设海线向日本和中国扩展。同治九年（187o）英国东方电报公司将海线铺设到印度后专设中国水线电报公司（后改称大东电报公司）开始向我国和东南亚扩展。当年英国公使威妥玛照会总理衙门要求“由广州、汕头、厦门、福州、宁波向准通商各海口的水底暗设铜线通至上海”。总理衙门大臣奕䜣因中国无力禁阻其在海上设线遂做出“尚可通融准办”的决定但以“线端不牵引上岸与通商口岸6路不相干涉”为条件1并不承担保护海线的责任。当时英国尚来不及铺设丹麦大北公司却捷足先登开始在我国沿海铺设海线。 同治十年（1871）大北电报公司由香港到上海的水线铺设成功四月十六日（6月3日）开始通报。六月又接通上海到长崎的水线。从此大北公司的水线经日本与俄国相通；南下香港与欧美相通沟通了中国、日本与西方的电报通讯。中国的国际电信主权开始丧失。此后光绪九年（1883）与大北竞争的英国大东电报公司又铺设一条上海与香港的沪港水线。光绪二十六年（19oo）大北、大东公司又强行铺设沟通上海、烟台、大沽的水线并在威海卫、旅顺、青岛等地为俄、英、德等国抢修水线并将大沽水线接展6线至北京。以后美国、德国、法国、俄国、日本等国水线也相继在华登6侵夺我国国际通讯权力。 列强在华铺设水线往往违反定约不是将线端设在趸船而是偷偷引向大6。如大北电报公司水线相继在上海、厦门鼓浪屿登6；英国大东公司沪港水线也相继在吴淞、福州登6企图逐步实现攘夺海线登6权的阴谋。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列强在铺设海线的同时时时觊觎大6染指6上电报。同治八年（1869）美国旗昌洋行私自设立了从虹口洋行所在地到法租界金利源码头间的电报线。这是列强在上海设立的第一条6上电报线。此后上海工部局、公董局、巡捕房、救火会、自来水塔之间各大企业内部纷纷架设专用电报线。由于这些电报线设在租界清廷无可奈何。同治十二年（1873）大北电报公司公然不顾清廷的反对将在吴淞登6的水线接至上海。清廷江海关道员沈秉成于同年（8月19日）向驻沪13国领事出照1《海防档案·电线》第1册第88页。 会抗议这种擅自架设6线的行为但大北公司置之不理。后经多次交涉直至光绪九年（1883）才用3ooo两白银买回这条6线。清廷在与列强交涉中坚持外国只能在中国634设海线6线全部由中国自设的原则从而为中国自办电报创造了条件。 中国自行架设的第一条电报线于光绪三年（1877）创建于台湾。此前我国爱国官绅、商人已对外国迅展的电报通讯产生浓厚兴趣通过新闻媒介、实地参观、购买、仿造等手段进行考察、了解积极宣传力主推广。西方列强在中国强行铺设电报线路损害中国电讯主权的强盗行径引起清廷和爱国官绅的警觉。为使国防、外交、外贸及国内工商、交通诸方面尽快利用电报这一先进信息传递手段独立自主的电报业应运而生。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侵台后船政大臣沈葆桢深感台湾孤悬海面与福建交通阻隔信息传递迟缓奏请设立由福州经厦门到台湾的水6电报线得到清廷批准。后因大北公司乘机强行揽造福州至厦门的电线引起纠纷而中止。光绪元年（1875）丁日昌改任福建巡抚极力倡导兴办电报。二年三月初六日（1876年3月31日）在福州船政学堂附设了我国第一所电报学堂请丹麦大北公司教习教授1年培养了批4o名电报技术人员。光绪三年丁日昌奏报拟在台湾“先由旗后（今高雄）造至府城（今台南）再由府城造至鸡笼（今基隆）”1的6上电报方案很快得到清廷批准。丁日昌遂将沈葆桢拟修福州至台湾电报器材运至台湾依靠电报学堂学生主持从八月开工至十月完工。由于经费不足只修成从台湾府到旗后一段全长95公里。这是我国第一条自行设置、自主管理的6上电报线。 第二条电报线由直隶总督李鸿章主持于光绪五年（1879）在天津至大沽、北塘炮台间架成全长4o公里。李鸿章在同治十一年（1872）复丁日昌的信中已明确表示“吾谓百数十年后舍是莫由”1。光绪三年（1877）在台湾架设电报线之际李鸿章开始让天津水雷学堂学生兼习电报并在天津机器东局到其衙署之间试设电报线取得成功。据称：“东局至敝署十六里内试设电线使闽粤学生司其事能用浅俗英语及翻出华文立刻往复通信洵属奇捷。”2光绪五年（1879）正当中俄伊犁交涉紧张、举国备战呼声强烈之际李鸿章在天津鱼雷学堂教习贝德斯协助下在“大沽、北塘海口炮台试设电报以达天津”而且改用汉字传递电文对“秘密要事另立暗号即经理电线者亦不能知断无漏泄之虑”3使电报通讯更适应中国需要。 台湾特别是天津电报试设成功后李鸿章于光绪六年（188o）上奏清廷以通讯快捷、有利防务为由请准予推广着手筹设沟通南北洋的津沪电报。清廷两天后即予批准。李鸿章旋在天津设立电报总局派盛宣怀为总办担负筹设津沪电报及向全国推广事宜。同时在天津设电报学堂从丹麦聘洋人来华教习电学收报等技术培养自己的电报人才“庶几权自持久不敝”41《洋务运动》第6册第334页。 1李鸿章：《复丁雨生中丞》同治十一年九月十一日。《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2。2李鸿章：《复丁雨生中丞》光绪三年五月二十一日《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7。3《洋务运动》第6册第336页。 4《洋务运动》第6册第336页。 电报总局成立后请丹麦大北公司代为购置机器、材料查勘津沪间设线道路于紫竹林、大沽口、济宁、清江、镇江、苏州、上海各设分局。线路南端的上海分局由郑观应任总办。光绪七年四月（1881年5月）架设工程从南北同时动工至当年十一月竣工。十一月初八日（12月28日）津沪间次通报开始营业。全线长3ooo余里用湘平银17.87万多两。开办前李鸿章奏准“先于军饷内酌筹垫办俟办成后仿照轮船招商章程择公正商董招股集资俾令分年缴还本银嗣后即由官督商办听其自取信资以充经费”1。津沪线开通后李鸿章即饬盛宣怀与郑观应、经元善等制定招商章程于光绪八年三月初一日（1882年4月18日）起将电报总局改为官督商办。官督商办的电报总局先缴还官本6万两5年后分年续缴银2万两其余垫款（9万8千余两）从作为“头等官报”应收电报费中6续抵缴。垫款缴清后“头等官报”仍不收费作为商人对政府的“报效”。 继津沪线之后架设的是穗港线。广东商人受到津沪电线的鼓舞遂成立“华合公司”招商集股拟先创办穗港电线成功后再向四周展。当时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要求总理衙门允许大东公司由香港设置水线直达广州并在沙面登6。总理衙门函嘱两广总督张树声酌情办理。张树声认为此举既有碍海防又损我主权遂积极支持华合公司设旱线进行抵制。光绪八年（1882）春穗港线自广州动工修至九龙时英商不允许与其水线相接。后几经交涉至光绪九年才由盛宣怀与大东公司达成协议：中国上海吴淞口6线与该公司海线相接；该公司海线与华合的穗港线相接。穗港线的架设迫使英国大东公司放弃在此沿海敷设水线的企图。该线开通后因所收电费有限遂于光绪十年归并电报总局华合公司改组为广州电报分局。 由津沪线向南延伸的另一条南北干线是贯穿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四省的沪粤线。光绪八年英、法、德、美各国公使请在上海设立万国电报公司添设由上海至香港所经各口岸海线。李鸿章与总理衙门反复函商主张应激励华商、群策群力架设沪粤6线相抗衡“以杜外人觊觎之渐而保中国自主之权”1。盛宣怀等秉承李鸿章的意图自光绪九年春动工至次年全部完工。该线既着眼于军政要地又将沿途盛产丝茶的地区和商业重镇连接起来北起江苏苏州经浙江之湖州、嘉兴、杭州、绍兴、宁波、台州、温州和福建之福宁、福州、兴化、泉州再接广东之潮州、惠州直达广州全线约长565o里。该线的设立使我沿海地区形成了贯通天津至广州的动脉不仅有利于传递军情政令而且促进了工商贸易对外则挫败了列强侵占我电讯主权的企图。其后光绪十四年（1888）由南昌、吉安、赣州到大庾岭线又与广东南雄相接成为另一条贯穿南北的线路起了辅助沪粤线的功能。沪粤线设立后上海成为南北通报的中枢电报总局遂由天津迁往上海。 由上海向汉口延伸的长江线是横贯中国中部的东西干线。光绪七年闰七月（1881年9月）至年底在刘坤一、左宗棠支持下先修成由镇江到南京的宁镇线。不久英国开始策划敷设长江水线。左宗棠为抵制英国决定在长江先设6线使宁镇线向西伸展至汉口全长约16oo里光绪十年（1884）竣工归电报总局经营管理。 1《洋务运动》第6册第336页。 1《洋务运动》第6册第339页。 光绪九年到十年为加强两广通讯、抵御法国侵略架成由广州经梧州至龙州线路其中广州至梧州由电报总局招商筹办梧州至龙州由官方筹款兴办。该线对中法战争中传递边关情报、保卫西南边疆起了积极作用。 津沪、沪粤等线路的开通起了开风气的作用使一些激烈反对的守旧派逐渐改变态度；同时中法战争迫在眉睫清廷要求加沟通中央与地方的通讯联络于是在1883年架通天津至北京通州18o里的6线。第二年秋季又分两条电线引入北京一条接至内城总理衙门附近的泡子河专收官电；一条接至外城东河沿专收商电。津京电报线的架设使清廷直接利用电报了解军情、指挥中法战争与对外交涉同时又推动了各地电报事业的展。中法战争后电报得到迅推广。在长江沿线及西南地区光绪十一年（1885）长江线由汉口向西伸展其汉口至四川成都段归电报总局招商承办成都至云南蒙自段归官府筹款承办全线长5ooo余里。光绪十三年（1887）鄂、川、滇全线接通成为连接西南的干线。其后光绪十三年架成两湖地区从长沙经湘阴、岳州到蒲圻的湘鄂线；云南、贵州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电报几乎遍及各府县。光绪二十九年（19o3）又修成桂林至柳州线。 在东北地区为加强防务李鸿章于光绪十年（1884）开始筹设天津北塘经山海关、营口至旅顺电线。由于该线仅营口一处略有商报难以招商遂在天津成立官电总局由北洋海防经费项下拨款于光绪十一年建成。其后该线向东北地区迅展先后拨官款由电报总局代设营口至沈阳再由沈阳经吉林、宁古塔至珲春。光绪十三年（1887）又从吉林经伯都纳、齐齐哈尔至大黑河屯形成东北电报干线。 光绪十一年（1885）清廷在台湾设立行省。为加强与大6联系加强东南防务任台湾巡抚刘铭传请德国泰来洋行承办台湾从基隆经沪尾、淡水至台北6线又请英国怡和洋行承办由福州之川石至沪尾台北再续接澎湖至台南的安平口海线架通台北至台南6线。光绪十四年（1888）海6两线先后建成总长达14oo余里。这是当时唯一借外债架设的电线后6续由官款筹还。 西北地区设线较晚。先是李鸿章办成天津至保定官线光绪十五年始筹设由保定至嘉峪关电线。其中由保定经太原到西安由电报总局招商承办；由西安至嘉峪关为官线光绪十六年（189o）冬全线竣工。光绪十八年该线展至新疆乌鲁木齐旋又由吐鲁番至喀什噶尔架南线由乌鲁木齐至伊犁架北线又由乌苏架一支线至边境塔城均于光绪二十年竣工。光绪三十年（19o4）新疆又架设迪化至奇台线于光绪三十四年建成。 为沟通国际电讯中国电报局又分别与各国达成接线协议。光绪十年（1884）中英达成协议在英属缅甸的同岗和中国云南的腾越之间接线；光绪十四年（1888）中法订立合同在越南同登与中国广西镇南关、越南芒街与中国广东东兴、越南保胜与中国云南蒙自三处接线；光绪十八年（1892）在东北海兰泡与俄国巴拉哥威盛、珲春与俄国那和斯司克接线使中国与国际电讯联系日益加强。 甲午战争后沿边电报展较快内地线路也6续增置。其中山东沿海建成胶州至青岛；威海至成山头；烟台至登州各线均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完成。北京经张家口、库伦至恰克图的京恰线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完成；其他如广东、广西、安徽、直隶、吉林、奉天、山东黄河沿岸以及为慈禧太后从陕西回北京架设的贯穿陕西、河南、直隶的电线均相继建成。电报初设之际守旧官绅阻抑、反对无知乡民惊骇、破坏以及意外损坏层见叠出。如“贵州毕节乡民之拆线；山西霍山乡民之毁杆；湘省澧州民误以电线为外人所设集众毁弃；陕之长武、乾州、醴泉、邠州、永寿甘之泾州、平凉等处人民谓旱疫为电线所致拆毁殆尽”1一直到义和团时期电报再次遭到损害致使“京师至保定电线先为所毁京津、京德继之山西、河南又继之驯至晋、豫、直隶、山东四省境内荡然无一线之遗南北隔阂中外阻塞消息不通者数月”2。然而电报作为先进的通讯工具以其迅、准确、便捷逐步征服了民众到清末官民“咸知电报之利或本无而创设或已有而引伸其尤要之区则6线、水线兼营正线支线并设纵横全国经纬相维”3形成涵盖沿海、沿江与铁路相表里遍及除西藏以外各省区的电报通讯网络。与此同时中国电报通过与各国接线已使电报直达欧美、日本、俄国、朝鲜、东南亚等地。 清廷对电报的投资、管理主要仿轮船招商局官督商办。电报总局初设天津后移上海各省或设分局或设局自办均以官督商办为主即由商人集资入股兴办由各级官府督责。但对工商萧条、贫瘠之区特别是边防、海防要地由于商股不愿投资财主要靠官方筹资兴办。总之大体以官督商办为主以官办为辅。各地线路则往往商线、官线交错相连。及至全国线路基本造成之际清廷见电报有利国防、外交、商务又见商股获利颇丰遂拟将商股收归国有。初袁世凯督北洋在清廷支持下于光绪二十八年（19o2）公然宣告拟吞没商股收归国有引起商民强烈反对有的甚至将股票转售外商引起严重交涉。清廷不得已以更换电局头目而告终。邮传部设立后再次推行国有政策。最初邮传部拟每百元电股给值一百二三十元收赎激起股商强烈反对各地股东纷纷痛斥清廷吞并商股的行径清廷不得不让步最后以18o元1股收赎才渐渐平息风潮。电报收归国有后电政虽归于邮传部统一管理但电报并无明显展。相反电报经营混乱通讯质量下降。清廷靠借外债收赎商股反使电信事业与帝国主义列强勾结更为紧密。此外八国联军侵华以来列强乘机在京津、山东、东北等地或强占中国电局线路或擅自架线使中国电讯主权日渐丧失。后虽经多次交涉但收回权益颇为有限。 辛亥革命后电报归民国交通部管理。1913年划全国为13个电政区各设相应机构。交通部颁布一系列章程条例开办诸色特种电报逐步完善电报挂号和电报随到随送制度等并从1912年6月起减收报费。然而随着北洋军阀统治的建立军阀割剧为雄电报统一已名存实亡。军阀间争战对电报线路、设备肆意破坏；各地邮局官电、军电充斥；军阀又纷纷截留电费而电局内营私舞弊、挥霍公款有增无已列强乘机进一步侵蚀中国电报主权致使电报业受到巨大损害影响了它的健康展。 电话电话（时称“德律风”英文te1ephon音译）是比电报更为直接的通讯1《清史稿》卷151《交通志·电报》。 2《清史稿》卷151《交通志·电报》。 3《清史稿》卷151《交通志·电报》。 工具。自光绪二年（1876）贝尔的第一部电话机在美国问世以来迅被欧美各国所采用成为与电报相辅而行的工具。 电话最早被引进到中国的上海租界。光绪七年（1881）夏秋之际上海丹商大北电报公司、英商东方电报公司、美国旗昌洋行等先后向公共租界工部局、法租界公董局申请在两租界内经营电话业务。大北公司最先获得批准旋即树杆挂线设置电话交换所于光绪八年正月初四日（1882年2月21日）正式租机通话。当时该所拥有二三十家用户同时还为用户架设不通过交换所转接的对讲电话。同年三月由英国电报技师别晓拨主持、立得尔洋行为代理人组成的英商上海电话互助协会也得到批准使第二个电话交换所宣告开业。光绪九年英国伦敦中国东洋德律风公司在上海设立分公司将两个电话交换所并归己有一直经营至光绪二十六年（19oo）宣告停业。此前由于该公司服务质量不高引起用户广泛不满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乃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重新招标被瑞典斯德哥尔摩埃立孙电话公司上海经纪人欧伯格为经理的英商上海华洋德律风公司中标承办。 光绪二十三年（1897）德国强占胶州湾后在青岛设立邮电局除经营邮政、电报外开始在市内经营电话业务。此后德国相继在汉口、烟台安装市内电话由当地德国邮电局经营1。 电话传到中国后并没有得到迅推广。究其原因大约有二：一是已有电报在先电话并非为军事、国防所急需；二是费用较高当时一架话机年租费约需银元1oo元左右推广有一定难度。但是其直接对话的功能却为电报所不及久为中国官绅所羡慕。为使电话事业为中国所有、所用光绪二十五年电政督办盛宣怀以展电报已具规模开办电话不可再缓致为外人觊觎为由奏请招商试办德律风。他称：“惟有劝集华商资本自办德律风与电报相辅而行自通商口岸次第开办再以次及于各省会各郡县庶可预杜彼族觊觎之谋保全电报已成之局。”1旋奉旨“依议”奏准电话归电报总局兼办逐步推广。 光绪二十六年（19oo）八国联军大举侵华给我国北方特别是京、津地区造成空前灾难。电话事业难以开办。丹麦人濮尔生乘机在天津租界架设电话沟通天津与塘沽及北塘的电话联络。次年又把电话线延伸到北京使北京、天津拥有了长途电话。他还在北京城内擅自开设电话业务用户主要为各国驻华使馆及部分衙署府邸。为收回电话主权自行开办北京电报局总办黄开文于光绪三十年（19o4）开始向濮尔生交涉要求收回。后经多次协商以5万元为代价并以聘濮尔生任“顾问”3年为条件于光绪三十一年四月初一日（19o5年5月4日）将其北京、天津两地电话设备收买自办。在北京灯市口租民房1所设立北京电话总局；在天津闸口租民房1所设立天津电话总局从此京津地区有了中国自主、自办的电话业务。所用设备为磁石式交换机。光绪三十二年天津电话总局将电话展到租界之内。与此同时在清廷招商承办电话政策推动下各地或官方承办或招商承办从光绪二十六年到三十二年（19oo—19o6）先后在广州、北京、天津、南京、苏州、武汉、上海、太原、沈阳等城市自行开设了市内电话方便了信息传递使电话业务有了初步展。 1《中国近代邮电史》第114页。 1《愚斋存稿》卷4第3—4页。 当时由电报总局在广州、北京、天津等地用于筹设电话及常年开支费用虽然较大但目的在于渐开风气逐步推广以收利权。无奈多年以来“各通商口岸洋商在租界自设电话久已无可争辩。又往往以接至内地为请侵夺权利莫此为甚”1严重阻碍了我国自办电话事业的展。其间虽经中国电报总局坚持拒绝然而中国政府并未明定办法以至防范殊难。光绪三十一年（19o5）七月督办电政大臣袁世凯遂上奏请旨“声明：中国电话准归电局经办。除通商口岸已设之电话外无论何地何人凡未经中国政府及电局允准者概不准擅设电话以保电利而维主权”2从而将全国开办电话大权收归电报总局并以此遏制外商擅设电话的侵权行为。这一举措对维护电讯主权、展自主电话不无裨益。但是清廷当时财政竭蹶根本无力投资；其后北洋政府亦多靠借债度日因此靠政府投资展电话业务遂成空谈。此后只是在一些中小城市中商办电话有了一定展。 无线电报无线电报是比有线电报轻巧便利、随地可设的通讯工具。自光绪二十一年（1895）由意大利人马可尼试制成功后欧美各舰、商船及军、政、商等机构竞相配置迅推广成为取代有线电报的有力通讯工具。 最早在中国使用无线电报的是西方列强。据说光绪三十年（19o4）初法国就在秦皇岛高地设立了无线电柱。不久被日本、俄国先后用于在中国辽沈地区进行的日俄战争中。光绪三十年五月俄国在烟台领事馆开始筹建与旅顺联系的无线电台。清廷官员为此曾去信制止但俄国领事置若罔闻。面对列强私自设立无线电台的侵略行径清廷考虑自办无线电报并先用于军事、国防。 中国最先采用无线电报通讯的是广东地区。两广总督衙门及其所属南洋水师和沿岸海防要塞很早即开始在“督署内及马口、前山、威远各要塞并广海、宝壁、龙骧、江大、江巩、江固、江汉各江防舰艇设置无线电机由丹麦人那森承办”。时间约在光绪三十一年（19o5）初。不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于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在天津开办无线电训练班聘请意大利人葛拉斯为教师培训无线电技术人员；同时委托葛拉斯代购马可尼瞬灭火花式无线电报机分装于北京南苑、保定、天津等处行营及海圻、海容、海筹、海琛四艘军舰上开始采用无线电通讯联络。广东、天津等地创办无线电报的实践开拓了中国电报通讯的新领域培养了技术人才为各地展无线电报通讯创造了条件。然而由于清末官场事权不一无线电报并没有得到广泛、迅的推广只在某些地区孤立地、小规模地得到利用。为使国家控制无线电报通讯大权防止列强擅自架设电台当时主管电政的袁世凯于光绪三十一年七月上奏指出：“近闻泰西创设无线电报并有暗中阑入中国之事。查各处修造铁路沿路安设电线已虑铁路所经一带所有电报商利为其所夺。经臣等筹议设法限制今无线电机系至为轻便之物随地可设大为防不胜防。”“声明除津榆通道一带各国驻兵未撤以前应归另案办理无论何国何人一概不准在中国境内私设无线电报。1《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总第5379页。 2《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总第5379页。 如不遵行按例科罚。其中国各处海、6军队或有需用此项无线电报者应随时知照电政大臣办理。”1清廷当即允准。 无线电报民用通讯也最先始自广东。光绪三十二年（19o6）因广东琼州海线中断当地电报局即在上海礼和洋行购置无线电报机两副分设琼州、徐闻两处。据《海关档》载琼州海关税务司在信函中称该局“机器的有效通信距离为8o英里充电的电机是德国货电刷和整向器都很清洁显然是得到了正常的照料”2。其后江苏省开始安设无线电台。光绪三十三年吴淞至崇明间电报水线时常因船舶抛锚毁坏而中断修理费用高昂、费时、费力严重影响通讯联络遂委托礼和洋行在吴淞、崇明两地安装无线电报机取代有线电报。 当时尽管清廷明令不准任何国家和个人在中国私设无线电台但日本、美国、法国、英国、俄国等仍偷偷在中国境内私设。光绪三十四年英商在上海英租界汇中旅馆私设无线电台与海上船舶通报。清廷现后立即由邮传部与英国驻华公使交涉于宣统元年（19o9）出价收买移装于上海电报总局。 为展远距离无线电通讯清廷于宣统三年（1911）批准德国德律风根公司的申请允许其在北京、南京之间安装无线电报机试验获得成功。该公司拟将机器设备出售给清廷但未被接受。辛亥革命爆后南北之间有线电报中断这部试验电台则起了沟通联络作用。其后海军部才在对方讹诈的情况下出高价将其收买。 北洋政府时期军、政机构争相展无线电报。1912年交通部向德国定购火花式电台5部于1913至1915年间装设在张家口、吴淞、广州、武昌、福州。1918年8月6军部向英商马可尼无线电公司订立军用无线电借款合同借款6o万英镑以半数经费用于购置无线电台通讯设备2oo部半数挪作军用1。同年1o月交通部也向该公司借款2o万英镑在兰州、乌鲁木齐、喀什噶尔三处架设无线电台2。此外海军部则在1918年2月与日本三井洋行订立借款53.6267万镑合同拟设一大无线电台以与日本、欧美各国电台直接通电并规定中国政府在3o年内不得允许外国私人或公司在中国建设以通讯为目的的无线电台3。这个规定无疑使日本取得垄断中国无线电通讯3o年的特权从而引列强间一场无休止的争斗直至北洋政府垮台始终未获解决。 无线电报自引入中国虽历经清末民初战乱展缓慢、曲折但其轻巧灵便、架设随意的特点却预示了替代有线电报的必然趋势。 1《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总第5379—538o页。 2转引自《中国近代邮电史》第116页。 1《中外旧约章汇编》第2册第14oo—14o2页。 2同上书第1422—1425页。 3同上书第1347—1351页。 第四节邮政旧式邮递的衰落鸦片战争前的旧式邮递主要是官办的驿递和民办的民信局及侨批局。 驿站源远流长历代均属官办。清代隶属兵部由车驾司综理驿务各省则归按察使司管理。驿递依各地路程远近及冲僻分设驿、站、塘、台、所、铺等机构1负责预备人、马、车、船办理递送政令公文及官员书信不收民间信件。民间经营的民信局约始于明初的沿海、沿江地区商业活动集中的城镇办理商民通信、汇款乃至货运业务2。以后中国东南沿海居民到海外谋生者日众又出现办理侨胞同家属间通信、汇款的侨批局。以上诸种类型的邮递主要靠车、船、人、马诸方式行动迟缓但基本满足了当时政府公文往来、信息传递和商民间寄递信件及汇款、运货的需要。 鸦片战争后这些旧式邮递方式逐渐衰落。一方面建立在火车、轮船等近代运输工具基础上的新式邮政业务在欧美迅崛起以其迅、方便、管理完善而为世人称道在世界各地迅展。中国旧式传递因其迟缓而日渐落伍。另一方面随着自然经济的逐步解体和中外贸易、国内贸易的展中外人员交往和国内人员流动量的增加旧式邮递业务已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的多方面需要。学习西方建立新式邮政已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展的重要课题。 西方列强“客邮”的入侵与泛滥西方列强为刺探情报、了解信息、倾销商品、走私鸦片早在鸦片战争前就开始在我国沿海设置通讯机构。起初在我国近海水域的趸船上悬挂信箱以备来华人员通信。不久即明目张胆地在我国沿海城市设置邮局。道光十四年（1834）英国商务监督律劳卑公然在广州设立了第一个“英国邮局”开外国侵略者在华开办邮政之先例。这种邮局被软弱的清廷称为“客邮”。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初五日（1842年4月15日）英军侵略头目在强行占据的香港岛上开办“香港英国邮局”。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以香港为基地迅在五口通商口岸地区开办邮局法国、美国、日本、德国、俄国也竞相效尤。它们以中国没有邮政机构为借口使“客邮”数量不断扩大特别是甲午中日战争后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客邮”机构包括野战邮局、代办所之类日趋增多。设置地区则由通商口岸逐渐推向内地及边远地区乃至新疆、西藏、云南、黑龙江等地都有了它们的机构。据不完全统计到1918年止各国在华“客邮”机构已达34o余处其中最多的是日本和俄国。 这些“客邮”机构设在中国领土却行使本国的邮政章程按照各自邮资标准贴用西方流通的邮票办理“客邮”业务。它们除收寄本国侨民信件、包裹外还收寄中国人往国外的信件、包裹乃至收寄中国国内各地1《大清会典》卷51。又见张德泽：《清代国家机关考略》第81页。2孙君毅编：《清代邮戳志》第4页。 的互寄信件。它们的邮件均用本国邮袋装运往往不让寄包裹者到中国海关接受检查偷漏官税；尤以此为掩护大肆从事走私、贩毒活动。如光绪二十八年（19o2）江海关税务司检查上海英国邮政分局一处收的小件包裹几天中就现“内有吗啡一项估值银3579两；珍珠一项估值银45267两；贵重饰等项估值银251o两；钟表药材各货估值银至数千两有奇等情”。该关税务司指出：“不仅英国一国邮局如此即俄、德、美、法、日本等国所设分局类皆如此”1。从而揭示了各国“客邮”的污秽面目。 外国在中国设立“客邮”统计表单位：处187o189719o619131918英国2814142o法国12141321美国11114帝俄—5518119德国—214124o日本—71712914o总计42565187344国别年份西方列强在华开设“客邮”的同时还纵容租界工部局以及本国投机商在我国境内开办形形色色的“书信馆”。最早的“书信馆”是光绪十年（1864）设立于上海租界董事会的“上海工部局书信馆”。据光绪二十二年（1896）海关调查该书信馆华洋职员仅31人宣称其通邮范围却远达沿海、沿江14座大型城市。实际上它经营的主要项目不是通信而是利用推销邮票大横财。到甲午战争前后此类书信馆已遍及汉口、烟台、重庆、九江、芜湖、镇江、宜昌、威海卫、厦门、福州、南京等广大地区1成为扰乱我国邮政、骗取钱财的机构。 需要指出的是“客邮”及其“书信馆”都是不顾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反对擅自设立的严重损害了中国的邮政主权。特别是中国在光绪二十二年自办邮政之后虽屡次“商令裁撤”各国在华邮局但列强“大半借词推宕”甚至公然扩张。如德国在山东胶济铁路沿线的青岛、胶州、高密、潍县、周村、济南等处任意开设邮局；法国则在西南蒙自、贵阳、重庆、成都、万县等地私自开辟邮路；日本甚至要以本国邮船行驶中国内地并要中国政府予以津贴2。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按照它们自己的表述在中国强行设置邮政机构“大要为政治原因或为其对于中国之将来计划起见以巩固其在中1《中国海关与邮政》第154页。 2转引自《中国近代邮电史》第17页。该表依据《交通史邮政编》和《客邮外史》所载资料统计。其中187o年是指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1897年是清廷邮政开办初期；19o6年是日俄战争后；1913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1918年是大战末期至1922年仍然开设的机构。 1转引自《中国近代邮电史》第18页。 2《中国海关与邮政》第171—173页。 国之地位；或因嫉妒他国在华地位”。它们虽然承认“客邮之设立并未得中国之允许”3但仍明目张胆侵犯中国主权。然而软弱的清廷在设置自己的邮政后不仅无力裁撤这些侵略者设置的邮政机构甚至不得已予以承认利用其机构沟通与海外各国的邮路使其取得了合法地位。到辛亥革命推翻清皇朝“客邮”一直存在直至1922年2月1日的太平洋会议上因中国政府的力争才通过了撤销在华“客邮”的议案。此后除日本在中国东北旅顺、大连及南满铁路沿线的邮局和英国在西藏的邮局外英、美、法、日本在华邮政机构均在1922年底以前撤销。俄国在华邮局则在十月革命后撤销。以后中国政府与日本长期交涉但日本拒不撤局直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才彻底撤掉其“客邮”。英国在西藏的邮电机构则迟至1955年才由印度政府交还中国。 海关试办邮政中国邮政试办于海关。咸丰十一年（1861）英、法等国乘第二次鸦片战争胜利之机强行将其驻华使馆与本国邮件往来的任务交由总理衙门通过驿站向通商口岸代递。海关总税务司署由上海迁至北京后总理衙门遂于同治五年（1866）将此事交由海关办理。总税务司赫德早就想插手控制中国邮政即于当年开始在北京、天津、镇江、上海间承办外国驻京使馆及海关自身邮件寄递并以此为契机逐步拓展企图以海关兼办邮政。 中英《烟台条约》谈判之际赫德向总理衙门提出由总税务司兴办送信官局和银局的要求。总理衙门嘱李鸿章与赫德酌议。李鸿章“因该总税司欲信局、银局两事皆由税司经理银局关系较重驳令由中国自办；信局既无庸禁止民局无甚流弊又牵涉洋商可由总税司筹办”1作答。赫德得到李鸿章的允许经过一段筹备从光绪四年（1878）春起指派德璀琳以天津为中心在天津、北京、烟台、牛庄、上海海关开始试办邮政。各海关设“海关书信馆”并于是年夏制出面值银一分、三分、五分的邮票——即中国第一套大龙邮票投入使用。邮件在有轮船通航的口岸及可通航的季节由上海轮船招商局及英国太古轮船公司负责免费代运。同时李鸿章命令北洋各军舰将离港时间预先通知牛庄和天津的海关税务司以便免费带运邮件。在无航路可通或冬季封冰季节则仿照先前北京、天津间邮差递送外国使馆邮件的办法委派津海关听差胡永安为总信差在天津雇佣曾在民用信局有5年工作经历的信差取保录用6续组成天津—牛庄；天津—镇江；天津—北京间的骑差邮路。在南方则采用水6承继的办法。邮差均穿制服包括制服帽和镶有红边和白色盾形胸补的黑色号衣上面有“津海关信差”字样并由津海关税务司给护照2。 海关邮政试办于光绪四年二月二十日（1878年3月23日）。由于海关仅限于通商口岸本身人力不足没有收寄中国人信件的办法而民信局存在多年素有信誉久为商民信赖致使海关书信馆开办初期仅能收到外国人邮件邮费收入极为有限。如天津海关书信馆自光绪四年二月二十日至五3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1卷第187页。 1《复陈华洋信局》光绪四年八月二十五日《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8。2《中国海关与邮政》第4页。 年五月十一日仅收入关平银1598两有余支出则为4o93两之多3。 海关试办邮政之前曾向清廷许诺不禁止民间信局的存在和展但为开拓市场、争夺国内邮件竞争已不可避免。为将中国人的邮件抓到手赫德与德璀琳计议由海关另设一个代理邮政机构以招揽客户。德璀琳遂派华员文案吴焕与天津办理委托事务的大昌商行经理刘桂芳达成协议于光绪四年开始在北京、牛庄、烟台和上海开办邮务代理机构定名为“华洋书信馆”。华洋书信馆的开办及办事经费自负邮费暂由本馆自行规定全部归本馆所有“以便于和民信局竞争”1。其邮件在试办期间由海关免费运送。海关不惜代价开办“华洋书信馆”目的在于通过它争夺市场谋取全国邮政大权。但吴焕却企图靠海关之便利筹组一个以上海为中心遍及全国主要城市的商办邮政网络承揽境内所有华洋邮政业务。赫德觉这一做法后立即责令其清点华洋书信馆债务并将吴焕开除出海关。与此同时赫德令德璀琳在海关立即另行筹建新的邮政机构。光绪五年十一月三十日（188o年1月11日）德璀琳建立了由海关税务司自行经理的邮局——海关拨驷达局承揽北京、天津、牛庄、烟台、上海、镇江等口岸往来邮件同时代寄经由口岸间的内地邮件。拨驷达局邮送工作正式展开后赫德遂决定切断海关与各地华洋书信馆的联系并于光绪八年（1882）下令停闭各口岸华洋书信馆2以使拨驷达局独揽华洋邮件。此后海关邮局随着海关的增多而推广到光绪二十二年（1896）初已先后在北京、牛庄、天津、烟台、重庆、宜昌、沙市、汉口、九江、芜湖、镇江、上海、苏州、杭州、宁波、温州、福州、厦门、汕头、广州、琼州、北海、龙州、蒙古等24处设置邮局1大大拓展了邮政业务。 国家专门邮政机构的设立与统一中法战争前后中国爱国士绅纷纷呼吁自办邮政抵制“客邮”的侵略。 这一主张先在台湾得到实现。 中法战争后清廷在台湾设置行省命刘铭传为任巡抚。刘到台后鉴于旧式驿站糜费公款效率不高遂筹办新式邮政。光绪十四年正月三十日（1888年3月12日）台湾邮政总局在台北成立并公布了台湾邮政章程宣布当年二月初十日（1888年3月22日）正式开业。它将驿站改造为邮站以台北为中心向南到恒春向北经基隆达宜兰全长869华里中间分设正站、腰站、傍站限程递送并设有“南通”、“飞捷”两艘邮轮往来上海、福州及台湾各港。光绪十四年四月（1888年5月）前台湾邮政总局行了专供官府寄递文书贴用的“台湾邮票”和专供商民使用的“邮政商票”。台湾改驿为邮既便于沟通全台信息往来、邮件往来又加强了与大6的联系开中国独立自主兴办邮政之先河令中外人士叹为观止。 清皇朝国家邮政正式开办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此前试办海关邮政的总税务司赫德及浙海关税务司葛显礼早已对开办全国邮政进行全面筹3同上书第14页。 1《中国海关与邮政》第9页。 2同上书第25页。 1《中国海关与邮政》第78页。 划主张全国邮政应由海关兼办并以能限制客邮收回邮权相期许。一些关心时政的开明官僚鉴于西方“客邮”急展极为忧虑也纷纷建议清廷及早兴办。薛福成、刘坤一、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先后上奏吁请。总理衙门遂于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十二日（1896年8月2o日）奏准批准海关兼办国家邮政并委任总税务司赫德兼任“总邮政司”。总邮政司初归总理衙门节制光绪二十七年（19o1）总理衙门裁撤后归外务部管辖光绪三十二年（19o6）划归税务处。 赫德就任总邮政司后即将北京总税务司署的寄信局改为邮政总局各地海关的寄信局作为邮政局各邮政局在其附近处所增设分局继而由通商口岸向内地及边远省份扩展特别强调与铁路、电报及航运相辅而行在设有电报线、铁路和通航的地方设局通邮。官办邮政业务包括寄送信件、包裹及汇寄银钞等项目。赫德在制定的《开办邮政章程》中明确规定禁止局中员役私拆信件；除向邮局挂号的民信局外不准商民擅自代寄递信件违者处罚等条款1使制度臻于完善。 邮政官局设立后西方列强急剧展“客邮”机构并拉拢民间信局争夺国内邮件肆无忌惮地侵犯中国主权破坏邮政专营。光绪二十八年清外务部照会驻京各国公使转达各国政府迅撤回其在华邮局但各国或借词拖延或置之不理。为此邮政官局一方面大幅度下降国内平信邮资进行竞争；一方面设法拆散“客邮”与民信局的联合。同时清廷规定铁路只准带运邮政官局邮件。清廷虽以这些措施进行回击但成效不大。“客邮”仍然依恃特权抗衡。邮政官局不得已与之妥协签定互相交换邮件章程但规定其收寄中国境内邮件的邮资不能低于中国邮局的国内邮资以防止“客邮”压价竞争。 邮政官局对遍布全国的旧式民信局则采取控制与逐步排挤的手段。邮政官局开办时只有2o余处且多处于沿海沿江地区无力取代遍布全国的民间信局因而赫德提出将民信局置于邮政官局的控制之下逐步将其改造成为官局代办机构使之可利用官局的政治地位独享火车、轮船带运邮件之利并明令民信局到官局登记挂号可由官局帮助带运邮件迫使民局依赖官局；与此同时不断在内地增置官局并以降低邮资、扩大经营范围、揽运报纸杂志、开办快递、进行集中统一管理、提高邮递效率等资本主义竞争手段与民局竞争挤垮经营原始、组织松散的民信局。到宣统元年（19o9）后民信局被迫依附官局并只在官局触角未到的地区或不屑于去做的业务方面起些辅助作用并逐步地衰落下去。 光绪三十二年（19o6）清廷在推行“新政”中成立邮传部分管船政、路政、电政、邮政。按职权分工海关邮政理应迅移交邮传部。但是总税务司却多方刁难、阻抑一直到宣统二年（191o）才由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与代理总税务司安格联经过讨价还价达成移交协议。协议规定：（1）现任总办法国人帛黎仍充邮政总办；（2）邮政事务统归邮政总局局长督理；（3）所有原华洋邮政人员全部留用并享受在海关时的“长久留用及薪水、升降、请假、养老等”方面的规定；（4）邮传部负责偿还海关兼办邮政时的垫款。在此条件下邮传部才于宣统三年五月初一日（1911年5月28日）正式接管邮政。第一任邮政总局局长由署邮传部左侍郎、铁路总局局长李经方兼任。1见《邮政开办章程》载《中国海关与邮政》第81—83页。 实权却操在邮政总办法国人帛黎手中。 邮传部掌管邮政后曾致力于裁驿归邮展邮递但不久即因清廷覆亡而终止。这时邮政事业已初具规模。到宣统三年底已设有总局、分局、支局、代办处等邮政机构62o1处“邮差邮路、轮船邮路、火车邮路总计三十八万一千里每面积百里通邮线路七里又四九”1形成由东北黑龙江至西北新疆；由西南云南、西藏至东南台湾、广东等地沟通全国的邮政网络使我国近代邮政体系初步形成。 辛亥革命后全国邮政划归中华民国（北洋政府）交通部仍设邮政总局管理。邮政总办先是法国人帛黎1915年后为铁士兰。北洋政府当局继续推行了邮政事业于1912年5月由交通部下令将各地驿站裁撤同时将清廷专为驻外使节传递文书的文报局也一并淘汰。此后我国邮政相继开办收寄商务传单、保险信函、代售印花税票、兑换国际回信邮票券、邮政储金、邮传电报等业务；开始利用汽车、摩托车等交通工具递送邮件拓宽了业务范围加快了传递度。在国际上我国于1914年3月正式参加国际邮政组织——万国邮联同时声明自当年9月1日起实行国际邮政公约；加入国际邮政互换包裹公约。1918年11月又加入国际互换保险信函及箱匣协约（从192o年1月1日起实行）。这一切加强了与各国邮政的联系便利了海外通邮。 1《清史稿·交通志·邮政》。 第八章河工、漕运、盐政的衰败第一节清代财政经济的三大痼疾清代的漕运、盐政和河工清廷的基本财政收入来自田赋、漕粮、盐课、关税、杂赋（以上为正额）和耗羡（额外附加税）。所以漕运、盐政和河工与清廷的财政经济密切相关。 清皇朝定都北京后为供应聚集在京师及附近的皇室、贵族、官僚、军队以及不事生产的旗人的食粮因袭历代形成的水运网每年要从全国粮食产量较高的东南地区调运大量粮食经运河运到北京凡有关这项事务就统称漕运。清代的漕运由两江总督及漕运总督主管江南北漕运山东、直隶两省的漕运由河东河道总督及山东巡抚、直隶总督分管。总督之下各省份设粮道在运河两岸设卫所保护漕粮的运输在有漕粮任务的省份设屯田专为赡养屯丁运粮之用。清代形成了一整套漕运制度以确保朝廷的财政收入。鸦片战争前清代漕粮全部征收实物只限于在有漕粮任务的山东、河南、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八省中征收。因此漕粮是从田赋派生出来的一种土地租属于中国封建剥削的主要形式实物地租。只因为有一套征收、运送的机构与制度因而可以与田赋的征解全部分开而成为一种独立的税收制度。漕粮的征收数目也有定额在鸦片战争以前的近2oo年中正粮定额为每年4oo万石占田赋征实83o万石的48.2％。它是清廷财政经济收入的一大支柱对国计民生有重大影响直接关系到清朝统治的稳定。 盐课是政府向每个食盐者征收的一种间接税即盐税。中国从汉代开始就实行国家专卖盐铁设盐官主收盐税。到唐代中期以后又特设盐铁使成为当时握有财政大权的重要官职。清代也设官管理盐政道光、咸丰年间由各省督抚兼管盐政盐税权力集中在清廷手中。鸦片战争以前食盐除了少数池盐和井盐外主要是海盐有芦盐、淮盐而以淮盐为主行销全国绝大部分地区。清廷对食盐也实行包商专卖制度而从中征税根据行政管理和运输的便利将全国划分为12个行盐的区域。鸦片战争前全年财政收入485o万两分别来自田赋（23oo万两）、盐课（65o万两）、关税（45o万两）、杂税（8oo万两）、耗羡（65o万两）盐课收入已占到13％仅次于田赋。鸦片战争后随着田赋收入的减少关税和盐税逐渐成为清廷的主要财政收入。光绪二十四年（1898）清廷的关、盐税收入年约4ooo—5ooo万两清末已达到7ooo万两左右。北洋政府时1913年的财政预算中盐税占总收入的23.12％与关税合起来将近总收入的一半。 河工本是治理河道、防止水患的工程又特指治理黄河、运河的工程和事务。清代河工已有岁修、抢修、另察、专察、奏办、咨办等名目；运河工程还有冬挑例工如从丹阳至镇江段运河、邱宿运河、山东运河、淮扬运河及直隶运河也有疏浚工程但不是经常性的。由于漕运十分重要并与河工密切相关所以清代河工管理机构比较庞大设河道总督对黄河和运河分段、分省进行管理。主要由江南河道总督主管江苏、安徽省的黄、淮和江北运河工程及大江两岸运口埽坝京口闸等启闭工程。两江总督除主管江南北漕运之外还要与江苏巡抚兼管常州镇江段运河及练湖挑浚闸、坝等工程。河东河道总督除与山东、直隶督抚分管山东、直隶两省漕运之外还要主管河南、山东的黄河工程及山东运河工程。直隶运河工程则由直隶总督兼管。督抚以下设道、厅、汛三级河工管理机构。河工需要大量人力、物力河工费用一直属于生产性支出并且受到封建统治者的重视。自乾隆年间以后黄河的岁修、抢修经费每年约8o万两银另外还有厢埽、筑坝等工费叫“另案”每年常达1oo—2oo万两两项常在3oo万两以上。每年运河工费以江北运河最多。到鸦片战争前夕清廷的经常性财政支出中河工费、塘工费共计526.28万两占总支出的1o.39％仅次于军费支出（占57.14％）和官吏的俸禄支出（占15.58％）。 清代财政经济的三大弊政由于封建地主阶级奢侈腐化的阶级本性和封建官僚机构的无能绝大部分胥吏营私舞弊、中饱私囊。 先是漕粮的运输费用很高、损耗很大运送一石漕粮要花费几倍的代价因而年年要支付大量经费。于是就向农民转嫁漕赋定额一石常实征3至4石甚至高达7至8石1。而由此引的拖欠漕粮、狱讼以及“闹仓”事件层出不穷加深了清代财政危机成为一大弊政。 清代基本上继续采用明朝的纲盐制也就是包商专卖制度从中征税。 可见纲盐制是由少数纲商垄断食盐购销并由他们包纳盐课的制度。纲商除了按规定缴纳盐课之外还要承担对清廷和地方官吏的各种捐派与报效。封建皇朝则保护他们在一定地区行盐的垄断权利允许增加盐价及在规定的引数之外加带无税的盐斤这样在各地盐业中形成了官商勾结的封建垄断性的商业势力。由于盐税和其他捐派的增加以及各种弊端盐价不断上涨人民的负担加重结果官盐滞积私盐活跃以致清廷的盐课收入日益减少形成“上、下交病”的局面成为另一大弊政其中又以两淮盐区最为突出。河工则从清代中叶开始成为贪污渊薮。当时贪污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基本上从工程和料价上下手。如虚报工程数量增加河工料价等。因此清廷每年拨出大量经费治河而由于河员贪污中饱结果是花费浩大水害反而愈烈病民也愈甚。正如魏源所说：“黄河无事岁修数百万有事塞决千百万无一岁不虞河患无一岁不筹河费此前代所无也”2。河工成了清廷财政的漏洞和病民扰民的弊政成为清统治者特别头痛又长期找不到解决办法的大问题。 1包世臣：《致前大司马太常书》中国史学会主编：《鸦片战争》第1册第547页。2《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下同）第163页。 第二节为增加封建剥削而进行的改革清朝后期随着封建社会基本矛盾的加剧和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殖民势力的侵入漕运、盐政、河工弊端已严重影响封建皇朝的财政收入引起地主阶级和社会有识之士的关注他们把三者列为“经世之务”寻求改革措施。林则徐、包世臣、魏源、姚莹等参与主持过河工、漕运、盐政等事务的人根据经验体会提出一些能切中时弊的主张其中不乏具有积极意义的改革措施和补救方法。 漕粮的海运商运及漕粮改折1.漕粮的海运商运。 由于贪污河工积弊运道经常生阻塞漕运必须改变渠道。嘉庆十二年（18o7）时浙江巡抚阮元就考虑过漕粮海运。而当时民间海运业已具有相当规模与力量可以担负起漕粮北运任务为漕粮海运提供了条件从而主张南漕商运、海运的人多起来。 主张漕运改革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包世臣和魏源。 包世臣是“善经济之学”的地主阶级改革派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他本人长期居住在东南地区对商品经济较了解较清醒觉察到封建统治的危机因此潜心研究财经方面的问题。包世臣对漕运的弊政是了解的早在道光二年（1822）就提出“南漕海运”的建议主张将漕粮由原来的官运、河运改为商运、海运。他认为船商既然能承担南北货物的运输官府也常常雇民船转运各种货物就能承担漕粮海运北上的任务。他指出实行南漕商运海运有许多好处比如可以减少官吏的中饱私囊和借故勒索使“公费大减”还可以减少“扰民”。又如商运比官运迅这样既可以保证京师的粮食供应增加仓储还能使“船商大利”是一举多得的办法。为了刺激船商承担漕粮海运的积极性他还主张照顾船商的利益提出一系列利商的具体措施。如公布海运行情酌情增加运价规定合理的折耗率以及合理的海损摊赔等。为了减轻漕粮负担包世臣又主张“召东南习农而无田者”使其迁到直隶等处佃种官屯以代南漕之粮1。以展北方农业生产来解决漕运问题是积极的办法有利于封建经济的展。 包世臣的这些漕运改革方案虽然目的是“裕课”即增加封建剥削但是适当照顾商人利益展经济减轻民户赋税负担减少封建王朝财政支出增加赋税收入可以说是一种进步。 魏源也主张改河运为海运改官运为商运。但是他比包世臣更明确地提出了“利商”的观点。他把“海代河”、“商代官”、“因商用商”看成是一种必然的历史趋势。提出将南漕改为海运、商运有四利、六便即：“利国、利民、利官、利商”2；“国便、民便、商便、官便、河便、漕便”3。魏源关于漕运改革的考虑已经突破漕粮本身而与河工尤其促进“通商”联系起来。通过实行南漕的商运、海运增加南北物资交流物资交流有利1包世臣：《中衢一勺·庚辰杂著四》卷3。 2《道光丙戌海运记》《魏源集》上册第416页。 3《海运全案序》《魏源集》上册第411页。 于商物价下降则有利于民。 经过长期争论在鸦片战争前一部分漕粮从官运改为商运、海运。 2.鸦片战争后的漕粮改折。 鸦片战争的爆迫使清廷增加军费开支战争失败清廷又被迫支出大量赔款。道光二十一年（1841）1年内国库存银就减少了34％。道光三十年（185o）国库存银1o5o多万元咸丰三年（1853）减至29万元不仅不能及时提供急需的军饷连朝廷官吏、工役的薪俸都难照常支付。 清廷为应付财政危机除了采取一些节约开支措施外主要用增加旧税、创设新税、向富人开捐、向外国人借债这4个办法增加收入。 道光二十二年（1842）以后田赋与漕粮的定额没有大的变动。从田赋方面增加收入的办法主要是通过地方政府增添田赋附加和漕粮改折。 咸丰二至三年（1852—1853）太平军进军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河南等有漕粮任务的省份并占领南京、长江中下游和镇江等运河口岸南方数省漕粮北运无法照旧进行京师所需之粮已供不应求。清廷除留一部分漕粮就地供应军队外主要采取两项措施以解京师所需：一是江、浙漕粮均改由海运；再就是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河南五省的漕粮“变价解京”由征收实物改为折征货币称为改征折色简称改折。大体上漕粮正额1石折银1两多附加征实物的也折成货币。这样传统的实物地租进一步货币化这是清代田赋制度的一大改革标志着土地税从实物地租变为货币地租的过程已进入后期阶段。 货币地租的出现意味着商品经济有一定展因此漕粮改折仅反映在商品经济冲击下封建自然经济开始分解后封建地租形态的危机。 漕粮改折土地税由实物折征货币就有一个折价的问题。地方政府借口银钱比价变动不定提高折价贪污中饱。漕米石折色后照时价往往过2石甚至高达4至5石当时人称“勒折”。清廷也借漕粮改折之机加厘金勒折浮收。同治、光绪之际由于国际国内各种原因出现银贱钱贵的趋势。原来每两银合铜钱约24oo文同治末年后降到只合12oo至13oo文顶多15oo文左右。许多地方在征收地丁、漕粮时从原来的收银改为收钱而且故意提高银钱折价。如河北冀县每两银只能折钱15oo文但征粮时却要按每两合钱24oo至25oo或3ooo多的比例收钱。光绪十四年（1888）时江浙一带每两银折钱16oo文但官府却按每两24oo至25oo文收钱。这种受到清廷法令保护的对农民经济强制的搜刮使农民过着贫穷困苦的生活。漕粮改折将征收实物地租改为征收货币地租从形式而言无疑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展变化但这项政策的出台更是封建统治者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漕运无法维系而采取的一项应对之策它从根本上代表了封建统治者的利益。而且在施行过程中统治者更有意抬高折价将严重的财政危机转嫁给广大农民这种残酷的剥削引起了全国各地的抗粮斗争。 票盐制的推行1.淮北率先改行票盐制。 对如何改革盐政一般人认为“以缉私枭为治盐之要”包世臣、魏源则指出盐政弊病症结不在于此而在于吏胥的中饱、纲商的垄断、官商的勾结和营私舞弊。他们根据“裕课通商”的原则主张改纲盐为票盐。 包世臣是清代较早提出推行票盐主张的人。他提出的办法主要有三点：第一取消少数纲商的垄断允许任何愿意经营食盐的商人领票办课运销食盐即使一些“担商”也“听其肩挑售卖”。由于增加和鼓励经营者必然扩大了盐业市场。第二放宽对于运销地区、价格等限制“票境之内听其所之不复问其卖价”。这是用放宽价格、扩大经营范围办法扩大市场。第三减税降价以抵私即以低价办法解决走私问题。他认为盐价降低后票商有的可以“获利三倍虽从前枭徒贩私之利不能及此”“枭徒化为小贩”走私现象可以不禁自止了。这实际是利用价格的杠杆作用增加市场竞争。包世臣关于改纲行票的主张实际上是要以普通商人的自由贩运来代替官商勾结的封建性商业垄断并在其中贯以“利商”、“通商”、“用商”的观点。 魏源在其“改纲行票”主张中突出了利商的思想。他明确地指出：“夫行盐原欲使商获利”1“纲利尽分于中饱蠹弊之人票盐特尽革中饱蠹弊之利以归于纳课请运之商故价减其半而利尚权其赢也”2；并且主张轻税裁浮费这样票商有利可图经营食盐的商人增加了靠价格竞争解决食盐走私国家的赋税也就自然增加了。可见在魏源的关于盐政改革主张中虽然是以增加盐课为目的但明显体现了重视商业资本的思想。 在经过一段议论和酝酿之后两江总督陶澍在包世臣、魏源等人协助下于道光十二年（1832）先在淮北盐区改行票盐制。规定每票运盐1o引（个别州县以一引起票）任何人只要照章纳税便可领票运输。票法和纲法都是由民制盐、商贩、商运、商销的制度区别就在于纲商垄断并世袭其业而票法则认票不认人一般散商都可以经营无所谓编册世袭的专商。改纲行票之后封建官僚机构对食盐产销的干预削弱了取消了纲商对食盐运销的垄断降低盐税和盐价普通商人经营食盐者多了从而增加了食盐的贸易税官府的税收亦增加了。改革后取得一定效果。姚莹在评论时说：“嘉庆、道光间两淮盐法之弊极矣。淮北无商陶文毅力行票法又转盛”“夫票法之善以去商贩之束缚而民便之也”1。到太平天国起义前不仅淮北盐区的29个州县改行票盐而且在陶澍和继任的6建瀛的推行下两淮盐区都实行了票盐制度无论大小商人只要购盐纳课就可领票转运在所规定的销区自由出售。其中淮南之盐行销于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广大地区。 及至太平军占领长江中下游一些地区后淮盐特别是淮南之盐难以运销票盐制度未能继续推行清廷盐课收入锐减。为解决盐课征收和盐的运销问题清廷于咸丰四年（1854）实行“就场抽税”之法又于咸丰七年（1857）改为“设局征税令水贩就栈采买”虽然有些成效但是收效不大而“以盐抵饷”之法还造成很大混乱。咸丰十一年至同治元年（1861—1862）清军6续控制长江沿岸后有些人随之主张恢复票盐制度。如同治三年（1864）任浙江巡抚的左宗棠就上疏要求在浙江试办票盐第二年任闽浙总督后又上疏请在福建试行票盐。两江总督兼摄两淮盐政的曾国藩则修改盐法于同治二年（1863）核定淮（南）盐运行章程得到清廷批准。后来署两江总1《筹鹾篇》《魏源集》下册第434页。 2《淮北票盐志叙》《魏源集》下册第439页。 1《皇朝经世文续编》第51卷第58页。 督李鸿章于同治四年至五年进一步改变票法以解决盐课收入和运销问题。2.增加盐税是清廷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 盐税是清廷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因而增加盐税成为加强封建剥削的重要手段。除了征收盐税正额外清廷从咸丰五年（1855）开始在全国举办“厘金”共分百货厘、盐厘、洋药厘、土药厘四类。这样关税、厘金与盐税、田赋成为清廷财政收入的四条支柱。盐税与关税、厘金在岁收入中比重逐渐加大并且日益过土地税。 甲午战争后清廷财政支出恶性膨胀与财政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光绪二十一年（1895）到庚子赔款前每年约差2ooo万两光绪二十八年（19o2）庚子赔款开始后就差3ooo万两以上。为维护摇摇欲坠的腐朽政权清廷加紧财政搜刮。先就是增加赋税向各省分摊。其次就是摊入盐税和厘金。光绪二十年（1894）盐税共收入674万两宣统三年（1911）增加为4631万两约增加6倍。 清廷主要是通过提高盐价来增加盐税。清代食盐销售实行包销政策盐税由各包销商统一交纳盐价为各包销商所垄断。从咸丰年起清廷就不断增加盐税随之盐商也提高了盐价即盐斤加价。盐斤加价是惊人的；两淮直隶等地咸丰年间一般每斤盐约2o余文后增至3o至4o余文；山西临汾则由16.7文涨到34文；福建由1o文增到2o余文。四川食盐咸丰年间起便销往湖北每斤也从2o余文增到4o余文。河北文定县光绪二十一年（1895）时每斤盐28文宣统元年（19o9）加到44文192o年增至银4分8厘其他地方也都成倍增加。盐斤加价成为增加盐税的直接办法。北洋军阀时期的盐斤比清末更重而且是全国的普遍现象仅四川一地盐的附加税项目竟有26种之多全国盐的正、附税1926年比1913年增加4倍。盐价上涨可想而知。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十五日（19o2年9月16日）《辛丑条约》签订后不到1o天户部为了支付每年要偿还的2ooo多万两庚子赔款本利提出一系列增加捐税的项目其中主要有“盐斤价值每斤再增四文”并且向各省摊派款项。1913年“善后大借款”之后盐厘、盐斤加价则更成为各省军阀进行勒索的重要手段。 第三节近代河工的衰落鸦片战争后河工费的减少鸦片战争以后清廷本已入不敷出的财政经济更是雪上加霜。为了解决财政危机除了增加田赋、盐税之外清廷还不得已削减了必要的开支。因此在鸦片战争前占支出比重第二位的水利费用主要是用于生产性支出的河工费与塘工费比重急剧下降。从同治二年（1863）以后每年拨河工费仅5o至6o万两正常的岁修无法维持只能用于抢修。道光二十九年（1849）长江中下游六省遭受百余年来灾情最重的水灾国家拨出河工与赈灾费用也仅数百万两。光绪十四年（1888）由于黄河在郑州决口并且南侵运河使运河沿岸成灾原定山东河防费每年6o万两结果又改为4o万两。河工费的大量减少加上官员贪污中饱实际用于河工工程的费用就更少这是近代河工衰落反利为害的重要原因。 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努力河工与漕运和农业都密切相关历来受到重视。为革除河工弊政遏止水害包世臣、林则徐、魏源等地主阶级改革派不仅提出积极的主张还身体力行作出一定成绩。 包世臣指出治水不能单纯地防水患而应该把除水害和收水利结合起来以增加农业生产来治水。这些兴治水利的主张是积极的、建设性的。魏源在诗中写道：“急卖田急卖田不卖水至田成川。谁人肯买下河地万顷膏腴不值钱。”1痛陈水利失修对农田之害。他认为河水为患的原因天灾是一个方面即河政的和豪右的垄断水利则是更重要的原因所在。他指责河吏的管理水利和豪右的垄断水利是“惟许害民不许利民旱则益旱涝则益涝人事突然天则何咎？”2认为改善河政对于解决清廷财政危机和改进农业生产有重要意义“欲兴水利先除水弊。除弊如何？曰：除其夺水夺利之人而已。”3他把兴治水利同革除河工弊政联系起来把展农业生产与社会改革联系起来是切中时弊、有见地的。 林则徐作为近代中国最先睁眼看世界的地主阶级改革派和爱国者不仅在漕运、盐政等财政经济改革中提出积极措施而且在他担任地方官职的4o多年中积极实践他改革河工弊政的主张。先对河工弊政加以革除。河工用料上贪污是河工弊政主要表现之一。林则徐亲自逐一查看修防、堵口的料垛不仅禁止贪污现象的生也保证了河工用料的质量。他注重工程质量尤其在竣工前总是亲自验收对于马虎从事的属吏则视情节轻重给予处分不讲情面并且令其重新返工。在河工费的使用上林则徐注意节省杜绝浪费。其次是积极兴治水利尽量减轻水害。林则徐从传统的农本观念出提出“水道多一分之疏通则田畴多一分之利赖”“赋出于田田资于水故水利为农田之本不可失修”。由于河工弊政加上自然灾害频1魏源：《江南吟十》《魏源集》下册第671页。 2魏源：《筹漕篇·下》《魏源集》上册第4o8页。 3魏源：《湖广水利论》《魏源集》上册第391页。 繁当时江南连年水患黄河多次决口并影响南漕北运。林则徐在江苏、湖北任职期间多次组织人力物力疏浚省内河道港汊减轻当地水旱之灾。这种以工代赈的办法不仅减轻人民负担展农业生产也减少了清廷的河工支出。 但是个别官员的努力并不能根除河工弊政尤其在封建地主阶级统治下社会生产力展趋于停滞河工技术无法改进和提高河工更趋衰落。河工的衰落近代河工的衰落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河工技术的陈旧。与西方相比中国近代的河工技术已大大落后了。虽然黄河肆虐中华由来已久但是一直靠最原始的驿站传递报告汛情直到宣统元年（19o9）才从陕州万锦滩开始用电报向黄河下游报汛。又如没有对水位观测和水文资料的积累直到同治四年（1865）才在汉口海关设长江水位站主要是英国侵略者为了把长江作为入侵通道极力鼓吹设立的。再如到光绪十五年（1889）才开始用新的方法测绘黄河图第二年完成河南以下河图。至于进行河工研究的机构和培养人材的学校的建立就更晚。光绪三十四年（19o8）设永定河河工研究所宣统二年设山东黄河河工研究所但都属于培训性质。1915年在南京建立海河工程专门学校。国家对河工也没有统一规划和指导一般由行政官吏兼管限制了专业人员才能的挥。1914年虽设立全国水利局但事权仍属各部及省。而中国的第一座水电站云南海口石龙坝水电站光绪三十四年开工1912年才建成。第二是黄河的大改道。旧社会黄河以善淤、善决、善徙著称“三年两决”的说法虽然缺乏根据但据粗略统计自有文献记载以来的二三千年内大约决、徙15oo余次在我国自然灾害史上居位。明、清两代决口一般2至3年一次。黄河每一次决口洪水横行受灾面积有时可达数省之境受灾人口动辄数十万、数百万。鸦片战争后河工趋于衰败致使黄河更加频繁地决口：道光二十一年（1841）祥符决口水围开封城之后漫流皖北、豫东五府23州县；道光二十二年七月桃源一带决口到冬天溢众兴一带溺死者万余人；道光二十三年中牟决口淹皖北、豫东28州县。同时黄河含沙量之高居世界河流之。每年平均输沙量达16亿吨使下游河床迅淤高形成悬河一旦洪水破堤大水到处漫溢使灾期延长。如咸丰五年（1855）黄河在铜瓦厢（河南兰考西北）决口淹没5府2o余州县直到同治十三年（1874）河水漫流2o年。决溢之时大量泥沙冲出洪水消退泥沙滞留于是又形成沙害造成大片黄泛区。因此黄河为患不仅在洪水漫流之时还有黄泛区带来的无穷无尽灾难。黄淮平原在一千年前还是我国最富庶的大平原就因为黄河之患直到今天安阳、新乡一些地区农业生产条件仍极差到处沙荒还是全国贫困地区之一。另外黄河决口之后不能自行归河或改道或夺运河影响漕运。咸丰五年黄河决口后改道现黄河河道打乱其他水系带来更大水灾。黄河多次决口、改道所造成的巨大灾害表明近代河工的无力和落后。第三运河的荒废。咸丰五年黄河改道以前每年由京杭运河漕运南粮4oo万石至北京春秋漕船约4ooo多只分3批组成1oo帮左右直航通州。由于运道要经过数河水程情况复杂必须经常修浚。但是清代的运河修治重点在维持漕运通畅其他方面很少顾及加上河工弊政带来的诸多人为灾害不可能对运河进行综合开和利用一旦生河患运河亦受害运道阻塞反为水害。太平天国起义期间南漕改行海运江北运河一度因漕运不盛失于修治。黄河改道后淮阴、扬州段运河开坝决堤均成大灾淹没大片土地。太平天国失败后又启用江北运河但已是小粮船并且改道中运河向北。光绪二十七年（19o1）漕粮改折漕运废止光绪二十八年便停止运河漕运运河渐渐堵塞仅局部通航。到光绪三十年时取消漕督全废河运运河渐趋荒废黄河北岸到临清段的运河到民国时已成为平地。运河的荒废表明近代河工的规模已大大缩小了。 第四节中国盐政的殖民地化中国盐政主权的丧失是从盐税作为外债抵押开始的。 盐税作为外债抵押主要开始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英德续借款”。也有人认为始于光绪二十一年的“瑞记借款”已开始以部分盐税作担保1。该借款合同的第六项规定以宜昌盐厘、鄂岸盐厘、皖岸盐厘作抵押。之后的一些借款如光绪二十七年（19o1）的“庚子赔款借款”；光绪三十一年的“镑亏借款”；光绪三十三年的“湖北官钱局借款”；光绪三十四年的“京汉赎路借款”宣统元年（19o9）的“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鄂境川汉铁路借款”宣统三年的“币制实业借款”等都以部分盐税作担保。这时的盐税仅用作担保而且不断扩大担保的范围和数量但是盐税仍由中国的银行存储盐政管理主权仍在中国。 1913年4月袁世凯向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举借25oo万英镑的所谓“善后大借款”以全部盐税及关税余额作担保先规定盐税收入一律存入五国银行。当时中国的全部盐税平均每年将近5ooo万两白银由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各省立银行全部移归汇丰、德华、东方汇理、华俄道胜和横滨正金银行存储。从此从地方到中央的盐税收入完全被银行团掌握和支配。银行团又设立盐税机构并强迫北洋政府聘外国人负责全部盐税征收事务。由银行团设立盐务稽核总所稽核收入和支出监督征解。盐务稽核总所下设分所遍及全国各地。中国必须聘用外籍顾问及外籍会计、会办。盐务稽核总所的大权由英国人把持法、俄各出一人担任顾问审计处由德国人控制。各地产盐区设立的稽核分所均设华、洋所长但是实权在洋所长的手里。从此盐务方面的实际权力都掌握在这一群洋会办、洋所长、洋顾问、洋会计之手五国银行团逐渐攫取了中国盐政方面的行政权。最重要的则是对中国盐税使用权的规定。第一中国的盐税收入不经过洋会办同意没有稽核所签字中国政府不能提取；第二北洋政府要提拨、动用盐税每期偿还借款本息后的多余款项即“盐余”（也包括动用“关余”）也必须经过银行团核准、同意、签字；第三中国将来如果以盐税作担保品借款银行团有进而承办之选择权即完全由他们决定。这些规定是层层绞索帝国主义不仅控制了中国盐税的征收和存储也取得了监督、掌握中国盐政和保管中国盐税收入的权利。从此中国继海关主权丧失之后盐政主权亦落入帝国主义列强之手。中国财政已严重殖民地化。 中国盐政主权的丧失使盐政成了增加帝国主义税收的收款机器。关、盐两税在整个北洋军阀统治的时期（1912—1926）每年平均收入计银157oo万余元每年必须存储在银行团所属银行的款项平均计达16676万余元偿付外债本息平均约6336万余元仅占存款额的38％。帝国主义通过贷款获取了特殊的经济权益和财政主权控制着中国的财政攫取了惊人的暴利。1魏永诠：《中国近代经济史纲》上册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第九章海关、关税和子口税第一节近代海关行政管理制度的演变和确立鸦片战争后海关行政主权的开始丧失鸦片战争使中国由封建社会开始逐步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海关主权也开始逐步丧失。 鸦片战争以前外国商船到达广州须投行认保所有进出口货税均由保商（即行商）代纳。战后废除了行商制度。道光二十三年（1843）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规定“裁撤保商则进口货船即由英（领事）官担保”；并规定了领事报关制的具体施行办法：英国商船进口后即将船牌、舱口单、报单各件呈送该口英国领事领事即根据这些文件把船只大小、装运货物种类等项通知海关；英商船只卸货、装货时亦应先期通报领事“由英（领事）官自雇通事转报海关以便公同查验”；英商船缴纳税钞之后海关给完税红单商人即将红单呈送领事验明方准还船牌令行出口1。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还规定外商若不遵守领事报关制或有呈送假舱单及未领牌照先擅自开舱一类作弊行为由领事代中国课以罚金。中英《虎门条约》第十二款并规定走私案件也应由领事通报清地方官员“以便本地方官捉拿”1。 道光二十四年（1844）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均对领事报关制及领事插手缉私问题作出了类似规定。 按照上述规定不仅中国政府对外国船舶进出中国港口的批准权被领事剥夺而且外船进港手续办理之权、海关缉私之权也被外国领事所窃取。领事报关制实行的结果使得走私贸易特别是鸦片走私“像一棵绿色月桂般地欣欣向荣起来”不法外商“毫不踌躇地抓住每一个机会不是把关税逃避得一干二净就是用假报单或和解办法千万百计缴纳少于协定税则所规定的数额”2。 咸丰三年八月初五日（1853年9月7日）上海小刀会起义占领上海县城上海海关道吴健彰逃入租界。英国领事阿礼国（1cock）“遂认此为实行其昔日改良关税行政计划之良机”3迅与美国副领事金能亨（e）磋商并于八月初七日（9月9日）公布了《海关行政停顿期间船舶结关临时规则》（六条）。该规则宣布：英、美商人分别向英、美领事馆办理一切报关纳税手续所有进出口税应向英、美领事馆缴纳或用现款或用见票四十天付款的保单均可4。阿礼国推行领事代征制度的1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4o—43页。 1《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37页。 2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姚曾廙译三联书店版第35、88页。3高柳松一郎：《中国关税制度论》第1编第29页。 4《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第294页。又见海关总司署造册处编：donettsi11ustrativeoftheorigindeve1opmentandanetesenetsservinetbsp;卷第2o—22页。 目的除了进一步直接掠夺中国海关行政权之外还在于用交纳保单的办法作为万一英商财产因战争而受损时可向中国政府索取赔偿1。 领事代征制实行一个月后吴健彰于九月初八日（1o月1o日）通知各国领事他从即日起恢复海关监督职权。阿礼国立即在复照中刁难说：“本领事认为须俟大清官军收复上海县城、阁下到江海关复职视事之日本领事始准备与阁下进一步谈判征收关税事宜。”2九月初十与十二日（1o月12与14日）吴健彰又两次照会阿礼国要求支付八月初五日（9月7日）以前1o艘英船所欠4.5万余两关税；并登记八月初五日以后各船欠款否则他将在内地各关向华商征收丝茶出口税。阿礼国在随后的两次复照中不仅抵赖八月初五日以前应缴税款并且把清廷拟实行向华商征税的措施视为“挑衅行为”恫吓说：“我国政府必在其他方面实行报复。”3九月二十四日（1o月26日）吴健彰又通知各国领事将于租界对岸浦东的两艘税船上执行海关职权。法国代领事伊担（dan）带头宣布：“中国唯一在上海的海关它已经被当地居民捣毁”“本领事充分相信我国商船可以免税自由进出”。英领事阿礼国亦拒不承认吴健彰设“临时水上海关”并于十月初二日（11月2日）通告英商：现行临时规则继续有效4。 九月二十七日（1o月29日）奥国船罗伯特（robert）号拒交关税扬帆而去“宛然象是没有一个海关这样的机构存在一般”1。各国商人趁混乱之机纷纷逃避关税。咸丰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1854年1月2o日）美国领事以最惠国条款“美国船舶应一体均沾”为借口公开准许两只美国船“奥乃德号”（oneida）和“赛恩施号”（snet1e）免税结关出口。阿礼国也于咸丰四年正月初二日（1月3o日）公开宣布英商也不按临时规则向领事馆缴纳货税“保单”2。 吴健彰恢复租界海关和设立浦东税船均遭阻挠最后只好照会英、法、美三国领事在苏州河北岸远离贸易中心的地方设立海关临时办公处并于正月十二日（2月9日）开始受理业务。三国领事表面上准备“承认”这一临时海关但前提是：“海关的监督权不论对于缔约国或非缔约国的任何船只均应一律生效。”3于是英商带头以“要付税就得大家付如果不付的话大家也不必付”为借口仍然拒交关税4。 二月二十七日（3月25日）吴健彰奉江苏巡抚许乃钊之命通知英、美、法三国领事说是为了防止偷税漏税避免海关监督与外国领事及商人生争端暂“在内地河边设立两处关卡一在白鹤渚一在闵行镇；中国商人必须负责纳税”5。英、美、法三国领事于四月初五日与十三日（5月1日与9日）两次提出“抗议”认为这种设内地关卡办法“显系违反条约”竭1姚贤镐：《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海关行政权丧失述略》《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3期。2《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第3o5—3o6、3o8—313、327页。 3《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第3o5—3o6、3o8—313、327页。 4《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第3o5—3o6、3o8—313、327页。 1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第1o8页。 2《海关文件汇编》第6卷第28—32页。 3《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第366、368、411—412页。 4《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第366、368、411—412页。 5《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第366、368、411—412页。 力阻止清廷行使征税的主权6。 阿礼国等外国领事在阻挠清廷行使征税主权的同时还进一步精心策划将中国海关机构控制在列强“有效管理之下”1。咸丰四年四月初五日（1854年5月1日）阿礼国的副手威妥玛（t.de）在其草拟的“上海临时制度备忘录”中具体提出了以“外国机构”征收税饷的办法2。五月二十日（6月15日）阿礼国呈包令（j.boring）备忘录建议由英、美、法三国领事与上海道台会同指派一个外籍司税驻在海关官署办公。一切公文应由他审阅稽核税票应有他的签署同时一切中文案卷和簿籍要随时送交各领事和道台核阅。 五月二十六日（6月21日）美国公使麦莲（.mdane）在昆山会见两江总督怡良提出裁撤两个内地税关“否则就难以在该埠（上海）征税并圆满解决过去九个月的欠税问题”3。在归还欠税和在外籍司税管理下可以收到税款的双重引诱下在各国领事对新设两处内地税关的坚决反对下怡良只得同意裁撤内地税关并授权吴健彰与英、美、法三国领事对“海关行政问题商量一个办法”4。 咸丰四年六月初五日（1854年6月29日）吴健彰与英领事阿礼国、美国领事马辉（.murphy）和法国代领事伊担举行会议出卖了江海关行政权。这次会议决定三国领事各提名一人任司税“组成包括通事、录事和扞子手等中外僚属的一个混合机构”负责处理海关行政事务；并配备一艘由外籍船长指挥的缉私巡艇；海关监督所一切文书如无外籍司税副署不能生效；船舶进口仍经由领事报关等等1。 英国方面任司税是上海副领事威妥玛法国方面任司税的是其国驻上海副领事史亚实（）；美国方面任司税的是其国驻沪副领事贾流意（）。史亚实和贾流意则仍兼任他们各该领事馆的职务。按照三国领事与吴健彰所订非法“协定”规定：各司税应不视为中国官吏他们“在法律上对一个由三有约国领事和道台组成的混合法庭负责。虽说在这种审判中道台有两个投票权可是事实却是骗不了人的。外国领事们享有永远占多数的特权”。因此江海关的行政管理权完全由三国领事的代表所组成的司税所控制“领事们实际上已经把这个新机构作成了各领事馆的一个附属机关”2。实质上这几乎是个完全殖民地化的海关。 咸丰四年六月十二日（1854年7月6日）英、美、法三国领事联合向外商布通告原有在内地设立的两处关卡即行裁撤由外籍司税组织的机构“足以保证充分挥征收关税的效能”所有报关纳税手续自六月十八日（7月12日）起在苏州河岸新关办理3。但外籍司税设立后所谓“归还欠税”的诺言并未兑现。 6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第112页。 1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张汇文等译三联书店版第24页。2《海关文件汇编》第6卷第33—44页。 3姚贤镐：《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海关行政权丧失述略》《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3期。4《海关文件汇编》第7卷第7页。 1《海关文件汇编》第6卷第51—55页。 2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第12o页。 3《海关文件汇编》第6卷第55—57页。 李泰国与“帮办税务”制度的建立起初英国政府对于这种“把海关和关员确切而不可争辩地置于各有约国领事的管辖之下”的“方案”认为“是值得一试的”1。但是一些侵略者很快察觉到在中国这样一个由列强共同争夺的国家中建立一个完全殖民地性质的海关机构事实上是很难行得通的。李泰国（.l ay）正是最早富有这种敏感的一个侵略者。 咸丰五年四月十六日（1855年5月31日）威妥玛辞去了海关司税一职回任其英国领事的原职。四月十七日（6月1日）李泰国接替威妥玛的司税职务。值得注意的是李泰国任司税一职并非由其本国领事提名而是由清军驻上海官员吉尔杭阿提出。这种提名方式与前述三国领事与吴健彰的“协定”中由领事提名的规定是不一致的。同治元年（1862）李泰国在其备忘录中特别提到：“就是在我的任命上英国领事停止了提名。”2李泰国不赞成在中国建立那种由外国领事直接控制的完全殖民地性质的海关而主张创立一种形式上由中国保留独立、而实际由有中国雇员身份的洋员来“帮办”管理的海关即实质上的半殖民地性质的海关。 李泰国的这一主张在侵略分子之间曾引起过某些争议。例如法国领事推荐的司税史亚实及他的继任人伊担、美国副领事贾流意等坚持认为海关行政应“完全在领事管辖之下”3。 这场争论反映了列强在对华侵略政策上的某种分歧。咸丰五年九月（1855年1o月）英国外交大臣柯勒拉得恩伯爵通过英驻华公使向各领事布新的政策性指令：“中国海关的英籍委员不应该视为英国君主的官吏而应该视为一个代表上海道台的中国官员”。这种策略性变动“成了《天津条约》的谈判代表们凭以奠定通商善后条约第十款（即“帮办税务”）的基础而只是在这个基础上李泰国和他的继任者赫德才能建立起中国海关的结构”1。 差不多与此同时美国方面也明确制定了新的政策根据咸丰六年（1856）美国领事法的规定美国公使和领事们不得推荐任何公民充任任何外国政府的职务“这便自动地制止了美国当局方面再作任何新的提名”2。咸丰五年（1855）和咸丰六年两年中英国外交大臣柯勒拉得恩一再督促包令要他“因势利诱使中国当局在其他各口岸设立一种类似或相同的有效征税制度”3。随后包令和李泰国奉命在各通商口岸推行上海外籍司税制度。但是他们的“努力已告失败”4。福建与广东地方当局坚决抵制。福州将军有凤等在咸丰六年五月二十七日（1856年6月29日）奏折中指出：“此时若听其添设司税官夷情叵测利之所在难免不生觊觎此时1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第119—12o页。 2同上书第126页。 3同上书第13o页。 1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第13o—131页。 2同上书第127页。 3同上书第131页。 4同上书第132页。 欲令福州仿照而行臣等断不能轻许致紊关政。”咸丰帝也明确表示“是时断难允行”5。因此在咸丰八年以前李泰国和英国当局企图使把持江海关行政权的外国司税变成所谓的“中国官吏”并企图在通商各口均推行这种制度清廷未予承认。 为了争得“帮办税务”合法化英公使便企图通过“修约”的外交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咸丰六年（1856）李泰国出面威胁上海地方官吏声称“各国条约章程必求更改否则恐致生事”1。结果仍遭清廷拒绝。 列强通过外交讹诈办不到的事情终究是要凭借武力来解决。咸丰八年四月（1858年6月）《天津条约》谈判期间李泰国作为英方代表之一态度极为横暴。耆英在奏折中说道：四月二十九日（6月1o日）晚“英夷通使（事）李泰国至奴才桂良、花沙纳行寓逼索条约各款必欲一一照准。复经随员等向其婉言商榷该夷顿起愤激即欲转回言语狂悖极为可恶！次日李泰国复同通使（事）威妥玛至奴才桂良、花沙纳行寓仍逼索议准照会神色俱厉”2。《天津条约》签订后列强与清廷又于是年九月（1o月）在上海续订附约《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第十款作出如下规定：“通商各口收税如何严防偷漏自应由中国设法办理条约业已载明。然现已议明各口画一办理是由总理外国通商事宜大臣或随时亲诣巡历或委员代办任凭总理大臣邀请英人帮办税务并严查偷漏判定口界派人指泊船只及分设浮桩、号船、塔表、望楼等事毋庸英官指荐干预。”3从而正式承认了“帮办税务”制度的合法性。因此可以说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性质海关制度的正式创立。 《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尚未对“帮办税务”制度作出具体的设计。条约签订不久李泰国乘侵略战争之余威胁迫清地方当局继续与其规划帮办税务制度的具体模式。其后在插手中国海关主权方面李泰国又获取了如下新的进展：第一窃取任总税务司职务。 在李泰国紧逼下新任“总办各口通商事宜”大臣何桂清于咸丰九年正月（1859年2月）“约定邀伊（李泰国）帮同总办”。李泰国即抓住这个非正式的“帮同总办”不放于正月十六日（2月18日）提出要“预筹全局”“如督宪信伊实心帮助中国办事请札谕一道令伊预为选择（各关洋员）去留亦听伊主持”。次日吴煦把江海关雇募洋员的权力托付给李泰国请李泰国“代主持一切”进而为李泰国巧取中国海关行政之权提供了方便。咸丰九年四月（1859年5月）由吴煦呈送何桂清等“鉴核”的《派令英人李泰国为海关总税务司议单》规定：“督理江海关江苏苏松太兵备道吴今遵钦差大臣总理各口通商事务两江督宪何［桂清］札谕派令李总税务司帮同总理稽查各口洋商完税事江宜。”“议定以五年为限”江海关“税务司及各项办公外国人等均议归李总税务司选用约束不分何国之人总期正派妥当如有不妥惟李总税务司是问”1。据此规定总税务司明确成为5《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2册第462—463页。 1《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2册第451页。 2《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3册第945—946页。 3《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4册第1252页。 1《吴煦档案选编》第6辑第3o1页。 中国海关行政的最高脑。同年六月初二日（7月1日）李泰国正式就任为近代中国海关第一任总税务司2。 第二改司税为税务司。 在李泰国谋划“帮办税务”制度过程中江海关原向外国领事直接负责的“司税”摇身一变即成为具有“中国官吏”身份的税务司。李泰国是第一个被称作“税务司”的外国人。早在咸丰八年（1858）上海谈判前夕额尔金在致桂良照会中即称李泰国为“税务司”。咸丰九年正月十七日（1859年2月19日）吴煦致李泰国公文中即沿称李为江海关“税务司”1。咸丰九年三月（1859年4月）李泰国推荐英国人德都德（.davies）为江海关税务司称德都德为“上海正税务司”并规定税务司为一口海关行政之最高官长2。六月初二日（7月1日）德都德正式成为帮办税务制度下江海关第一任税务司英文称作netissioner3。 第三制定江海关新章。 经过李泰国与吴煦所谓的“商酌”至咸丰九年四月（1859年5月）江海关“各样章程已粗具眉目”4。新制定的海关条款主要有：《派令英人李泰国为海关总税务司议单》（八条）、《各口经费清折》、《各国商船进出起下货物完纳钞税条款》（廿二款）、《运出入内地货物事宜》（九款）、《给存票事宜》、《江海关征税给单验货现行事例》、《给免重征执照事例》、《给存票事例》、《给买洋药照单事例》、《运出入内地征税给照验货各新例》、《税务司管理》等等。 通过这些章程总税务司总揽了海关行政大权。中国监督对海关的管理之权也正式移交外籍税务司之手《税务司管理》规定：“海关税款外国商运外国货外国商运内地货内地商运外国货俱归税务司管理。凡外国船及外国商雇用内地之船内地商雇用外国之船并外国样式之船无论挂何旗号统归税务司管理。”上述章程的订立为“帮办税务”制度推行各口提供了一个模式。 咸丰九年九月（1859年1o月）李泰国携带“上海章程”赴广东、福建开设新关。英公使卜鲁斯（fa.bruce）致各地英领事函指令各领事全力支持：“李泰国先生为了创立一个统一的海关管理制度即将赴各主要口岸考察。女王政府对这一尝试的成功付以极大的关怀我必须请求你们将他完成此事给予必要的协助。”1九月二十九日（1o月24日）李泰国在广州设立新关美国人吉罗福（g.1over）任粤海关任税务司。接着李泰国又“采取了第二个步骤”于咸丰九年十二月九日（186o年1月1日）设立潮海关（汕头）委任另一个美国人华为士（ard）为潮海关任税务司2。 广州与汕头新关的设立终于使帮办税务制度得到最初的巩固。不久2海关总署造册处编：netsservinetnetbsp;年版第197页。1《吴煦档案选编》第6辑第274页。 2同上书第291页。 3netsservinetnetbsp;年版第197页。4《吴煦档案选编》第6辑第298页。 1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939页。 2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928页。 ------------ 9 英法联军再次动侵华战争“推迟了这个制度的进一步扩展”3。 赫德与半殖民地化海关行政制度的完备1.赫德代理总税务司与半殖民地中国海关行政制度的巩固。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李泰国重新开始推行帮办税务制度。咸丰十年十二月十四日（1861年1月24日）在李泰国的要求下恭亲王奕䜣参照当年何桂清任命李泰国为总税务司的样式给他一道“札谕”作为总税务司的“执照”1。从此总税务司直接隶属总理衙门管辖这不仅更有利于侵略者对中国海关的控制与把持也有利于总税务司直接与清廷交涉各项维护列强利益之事。 李泰国计划在所有通商口岸全面推行“帮办税务”制度他选定英商宝顺洋行协理林纳（.leonard）为镇江关税务司2又选法官日意格（.gique1）为浙海关（宁波）副税务司3。这一计划刚开展李泰国却因曾“充当志愿兵”保护租界“受了重伤”此时伤势作不得不于咸丰十一年正月二十五日（1861年3月6日）呈奕䜣“申陈”请假回英国十五个月。未经奕䜣批准李泰国即自行回国。回国之前他擅自指定英国人赫德（r.berthart）与费士来（.fitzroy）“代办”总税务司职务4。 赫德（1835—1911）咸丰四年（1854）来华。先在英驻香港商务监督署受训逐被派到宁波英领事馆任见习翻译旋升助理翻译。英法联军侵占广州后赫德于咸丰八年调广州英领事馆任助理翻译兼任英法联军三人委员会秘书。由于赫德善于以“友善”的态度与清廷地方大员打交道与两广总督劳崇光和粤海关监督恒祺等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受到了英国驻华公使包令和广州领事阿礼国等人的赏识被视为与清朝官员交往的“一个现成的桥梁”1。咸丰九年春劳崇光、恒祺与赫德仿照江海关模式主持广州开关事宜。赫德即向劳崇光等建议请李泰国来粤主持开关同时向李泰国提供了涉及粤海关事务的备忘录。咸丰九年五月（1859年6月）底赫德为筹建粤海新关而离开领事馆充任粤海关副税务司2。 李泰国因回国养伤而指定赫德代理总税务司总理衙门很快予以认可。 咸丰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1861年4月3o日）奕䜣要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札谕赫德“暂行代办”3。 赫德在代理总税务司职务期间为半殖民地中国海关行政制度的巩固与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一加强了总税务司与总理衙门的密切关系。在英国公使卜鲁斯的安3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第34页。 1《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8册第27o5页。 2《吴煦档案选编》第6辑第411页。 3《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8册第2877页。 4《第二次鸦片战争》第5册第439页。 1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第169页；叶凤美：《赫德传》见《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第1卷第416页。 2《海关文件汇编》卷1第148、7o页。 3《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8册第283o页。 排下赫德于四月二十七日（6月5日）抵京。赫德就海关行政、关税与开埠等问题与总理衙门会谈了近一个月。五月二十三日（6月3o日）奕䜣正式颁赫德与费士来联合署理总税务司（anetspenetera1）委任书。 第二将外籍税务司制度推行到新开各埠。在赫德主持下镇江于四月初一日（5月1o日）开关。接着开设新浙海关（宁波）英国人副税务司休士（）主持关务。同月津海关（天津）设立法国人克士可士吉（1eczkosky）为该关任税务司。其后又分别在福州、烟台、汉口、九江、厦门、淡水、打狗（高雄）等处设立新关。到咸丰十三年（1863）除牛庄和琼州外不平等条约规定开放的其他各口岸都开设了新关。 第三进一步详订各项海关管理章程及关税细则。咸丰十一年（1861）赫德在京期间向奕䜣递交了有关这方面内容的清单七件、禀呈二件。赫德对各海关可征税款数额及海关行政费用提出了新的计划创立了由总税务司向总理衙门直接呈报《海关收支各数清折》的制度还主持制定了各所设新关外国商船完纳税钞章程。从而使得帮办税务更加具体化、制度化。与此同时赫德还出面与清廷订立《长江各口通商暂行章程》（十二款）及《通商各口通共章程》（五款）。同治元年（1862）又与湖广总督官文新修订《长江通共章程》（十三款）。此外赫德还主持制订《子口税章程》、《沿岸贸易法》等税收细则。通过赫德的努力列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所攫取到的种种特权得以迅兑现。 赫德代理总税务司两年多时间内使“帮办税务”制度进一步确立并得以真正的推行和巩固“虽然赫德不是中国（半殖民地）海关的创人但是他却是一个实际的建立者”1。 2.赫德正式接任总税务司职务与半殖民地中国海关行政制度的继续扩展与完善。 同治二年十月五日（1863年11月15日）奕䜣借阿思本舰队事件撤去了李泰国总税务司一职。赫德被任命为近代中国海关第二任总税务司。此后赫德更加放手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一步完善了半殖民地海关制度。同治三年（1864）赫德制订和颁布了《通商各口募用外国人帮办税务章程》和《关于外人管理下的中国海关组织的备忘录》等文件明文规定各关洋员的任免、升降、调动、奖惩等均由总税务司作主总税务司署及下辖各税务司署是海关划一的行政管理机构这样便进一步剥夺了清廷海关监督的权力把海关的行政和用人大权集中到总税务司手中。为了缓和西方各国对中国海关权力的争夺赫德在确保英国优势地位的前提下注意邀请与中国有通商关系的国家派人参加海关工作使中国海关具有“国际性”。 同治六年（1867）赫德制订《引水章程》把引水监督权明文划归海关。同治七年又制订《会讯章程》把领事裁判权引伸到海关案件的审理中。光绪七年（1881）赫德颁布一项海关条约规定海关洋员享有治外法权。 赫德不断扩展海关行政机构使之规模日益扩大。同治七年（1868）在总税务司署中设海政局（marinedepartment亦称“船钞项下”部门）把非海关业务的海务、港务并入了海关；同治十二年（1873）设总司署上海1《海关文件汇编》卷7第379页。 造册处；同治十三年设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等等。海关人员从很少的编制开始到光绪元年（1875）已增加到424名外国人和1417名中国人；光绪三十二年（19o6）海关（包括邮政）人员有1345名外国人和1o62名中国人；1915年海关（邮政已独立经营）人员有1327名外国人和615o名中国人1。赫德还善于捕捉时机从其他各方面扩张海关势力。甲午战争后英德续借款成立清廷曾指定苏州、淞沪、九江、浙东4处货厘和宜昌、鄂岸、皖岸3处盐厘作为偿债基金的一部分赫德乘机攫取了海关控制和代征这7处厘金的权力。《辛丑条约》规定每年摊付18oo余万两赔款除盐课及海关税项下拨付一千三四百万两外其余四五百万两由常关税项下拨付并规定：“所有常关各进款在通商口岸之常关均归新关（即海关）管理。”于是赫德便强制兼管23处常关。此23关为：山海关、津海关、东海关、江海关、镇江关、芜湖关、浙海关、瓯海关、九江关、江汉关、宜昌关、重庆关、闽海关、潮海关、北海关、琼海关、胶海关、沙市关、金陵关、福海关、厦门关、三水关、梧州关。根据规定各常关所设收税分局在距海关所在口岸5o里以内者归税务司兼管其在5o里以外者仍由各常关监督专管。所以海关兼管的常关包括23关附近5o里内所设的税局税卡在内。 赫德还把海关行政控制权力伸展到清廷的邮政与教育部门。从同治五年（1866）开始他就利用海关代寄各国使馆邮件的制度逐渐扩展到收寄外界信件。光绪四年（1878）他命令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g.detring）试办北方各通商口岸和北京、上海间的邮递业务。光绪五年（1879）决定向其他口岸推广同时积极向总理衙门和各省督抚进行威胁利诱并提出建立全国邮政的具体方案。光绪二十二年（1896）清廷终于批准了由海关兼办邮政并命赫德兼任总邮政司。从此中国邮政权开始落入帝国主义之手1。对培养洋务人才的同文馆赫德尽力使之自创办之初就处于他的影响和控制之下。同治元年（1862）总理衙门设北京及广东二处同文馆开英语科以海关所征部分船钞作为其经费。同治五年赫德在欧洲亲自为同文馆增聘了四名洋教习。同治六年他又建议该馆增开天文、算学、格致、法律等科目。同治八年他推荐美国传教士丁韪良（.martin）任该馆总教习。连同文馆学生的考卷他有时也亲自阅看以至被丁韪良恭维为同文馆的“父亲”1。与邮政系统一样同文馆也隶属海关行政的管辖。 在赫德设计与经营之下中国海关实际上变成了帝国主义设置在清廷内部的一具包罗万象的庞大侵略机器。 近代海关行政机构的组织设置及其沿革1.总税务司署。 总税务司署是近代中国海关行政最高脑机关。它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列强进一步攫取中国海关主权的产物。咸丰九年（1859）李泰国窃取任总税务司职务总司署随即产生。初期的总司署附设在江海关关署内但徒1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416页。 1参见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资料丛编之八：《中国海关与邮政》。 ：anetbsp;netbsp;1896年第295页。参见叶凤美：《赫德传》《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第1卷第419页。 具形式。赫德代理总税务司之后为了在各通商口岸广设新关不得不暂缓总署机构的组建赫德本人也很少在上海驻留。实际上这时期总司署的办公机关常随赫德在广州、北京等处奔走而移动。 同治二年（1863）李泰国返华。为了便于与总理衙门交涉他企图将总司署设在北京。李泰国原在北京勾栏胡同有一套办公住所“计房一百余间极为宽敞”。但他仍嫌狭小“口称必须得一府第居住。且指明要肃王府或分给一半居住。如王府不能让给即要詹事府衙门居住”1。李泰国被解职后驻京外国公使们认为“最好还是让总税务司驻扎在沿海”2。同治四年（1865）赫德“刚搬进上海住宅并已把它陈设好”却意外接获总理衙门迁总司署到北京的命令这显然是因为赫德深受奕䜣信任的缘故3。此后总税务司署在赫德、安格联、易纨士任内都设在北京东交民巷台吉场（又称台基厂）4。 总税务司署最初隶属于总理衙门自光绪二十七年（19o1）起改隶外务部至光绪三十二年（19o6）以后则归清廷新设的税务处管辖。早期总司署不设副总税务司。光绪元年（1875）赫德规定：总税务司因病、死亡和其他原因离缺总税务司将由总理文案税务司和汉文案税务司联合代理。直到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九日（1898年1月1日）海关总司署才设有副总税务司一职。任副总税务司系赫德内弟裴式楷（mattheboydbredon）。 总司署组织机构庞大复杂主要由下列部门组成：总理文案。该职初设于同治元年（1862）原与稽查帐目合由一人兼任。总司署任总理文案兼稽查帐目税务司为金登干（j.be11）。金登干常驻伦敦办事处后总理文案与稽查帐目遂分为两个部门。同治十二年（1873）裴式楷任任总理文案税务司。 稽查帐目。该职与总理文案合设于同治元年（1862）。与总理文案分开后同治十三年（1874）由雷德（.right）任任稽查帐目税务司。赫德规定：该部门税务司总辖海关之会计并审查各地海关之会计至少每年到各关巡视一次副税务司留驻北京总司署负责审查各关报表。 管理汉文。同治五年（1866）设立专管各关汉文报表与清廷的往来文件。葛德立为任管理汉文税务司。 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同治六年至十三年（1867—1874）hbsp;为中国海关驻伦敦专任代理人。同治十三年（1874）赫德正式在伦敦设立常驻办事处机构金登干为任税务司其担任该职直到光绪三十三年（19o7年）去世为止。该部门专司采购灯塔与航标工程所需器材、北洋海军之军舰军械募借外债招聘洋员等事。金氏驻伦敦凡三十余年还常受赫德之命作秘密外交活动往来欧6各国。 上海造册处。同治十二年（1873）设立任上海造册处税务司为廷得尔（etor）。该部门负责整理各海关汇总来的进出口和转口货物报单1《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1第48页。 2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第157页。 3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第51页。 4北京大学历史系编《北京史》认为：1865年8月在北京设立了总税务司署署址在金鱼胡同。见该书第291页。 在一定时间内编印成册名曰贸易报告包括年报、季报、月报及各种分类统计表余如通令、通函、密件以及其他公文、规章、报表及调查报告、税则分类等书刊表册。 民国时期上述机构中文名称有所改变：总理文案改称总务科；管理汉文改称汉文秘书科；稽查帐目改称会计科；造册处改称统计科等等。此外总司署还新增几个部门。如：1913年设立铨叙科后改称人事科；1929年设立财务科和审榷科；1931年设立查缉科等等。 2.税务司署。 税务司署为各海关税务行政机关又称征税或税务部门。各关税务行政组织大致分为总务、秘书、会计、监察、查验五科就工作性质来说习惯上称为内班、外班、海班三类分掌行政、检查、缉私等。税务司实为各地海关行政之最高官长。 内班也称征税科专办海关内部事务处理关税、船钞（吨税）的征收及统计、报告、会计、庶务等关务。该科设有税务司、署税务司、副税务司、代理税务司、各等帮办、供事等职。 外班又称稽查科、察验等专任检查船舶、查验货物等事务其地位不如内班。该科设有总巡、验货、铃字手等职。 海班又称巡缉科专任缉私。设管驾官、管驾副等职。 3.海政局。 海政局又称“船钞项下”和海务部门。该系统隶属海关总税务司署直辖由巡工、理船、灯塔、运输四科组成主要工作为测绘及建立各种助航设备、改置浮桩、号船、塔表及料理灯事。由于海关在沿海沿江进行测绘中国海防便无秘密可言。从助航设备的业务性质来说它属交通范围海关本无权过问。 巡工科又称巡工总局。下设：（1）总务股其职务先后设有巡工司（同治九年187o年底裁撤）、各口巡工司、巡工司或海务巡工司。（2）江局职员又称巡工江局设有巡江工司等职务。（3）营造科又称营造处或工程局人员设有总营造司、营造司等职。 理船科又称理船处管理船只进出港口事务其职权分为指泊、巡江、救火三项负责人称理船厅后称港务长。 灯塔科又称灯塔处。设有巡灯司（又称灯塔巡视员）、主事人（又称船主或灯船船长）、值事人等职。 运输科设有管驾官（又称舰长）、管驾等职。 4.其他。 海关行政系统还包括了同文馆和邮政局两个部门。 同文馆分京都同文馆和粤省同文馆。京都同文馆主持人为总教习和暂署总教习下设格物、化学、天文、医学、法文、英文、俄文、东（日）文等教习。粤省同文馆设有英文、俄文等教习。 邮政局脑称总邮政司、邮政局总办、邮政局副总办；各口海关所属邮政局设有邮政司、副邮政司、邮政局司事等职务。 京师同文馆于光绪二十七年（19o1）并入京师大学堂此后与海关脱离。广东的同文馆后来并入两广游学预备科。至此海关的“教育”部门才告撤销。海关邮政总局于宣统二年（191o）改归清廷邮传部直辖。 第二节近代关税制度《南京条约》与关税自主权的丧失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享有完全的关税自主权。海关征收货税与船钞两项正税。清代海关货税基本上是从量税；船钞按照船只体积大小分等征课。额定正税之外还有“缴送”、“归公”、“行用”等项附加的征课。正税较轻但附加征课有时数倍于正额。这种封建性关税实际上与闭关政策下的限制贸易不能分开多少束缚了国内商品流通和对外贸易的展。西方商人不断向中国当局提出“布价较贱及税高之货不来辄图减其额税”一类的要求1并积极从事走私贸易。 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丧失了关税自主权。《南京条约》规定：英国商人“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2。这项规定开了协定关税的恶例。道光二十四年（1844）中美《望厦条约》进一步加强协定关税权规定“中国日后欲将税例更变须与合众国领事等官议允”3。同年中法《黄埔条约》亦规定：“如将来改变则例应与佛兰西会同议允后方可酌改”4。根据这些条约和片面最惠国待遇规定从此中国失去了自主调整税率的权利。 道光二十三年八月十五日（1843年1o月8日）中英《虎门条约》签订并附有《海关税则》5。这个税则是璞鼎查委派英国怡和洋行职员罗伯聃（）拟定的。璞鼎查非常满意认为这个税则“竟比商人们本身所敢于提出的还要更加有力一些”6。 《海关税则》分为出口和进口两大类前者包括61种货物后者包括48种货物。为了征收时方便这些列入税则的商品基本采用从量税率。绝大部分出口货及进口货的税率都比鸦片战争前大为降低。 例如出口货中八角、樟脑、藤黄、大黄、土丝的税率减了5o％左右；三籁、土珠、夏布和冰糖的税率约减65％；草席、南京棉布（紫花布）和黄白糖的税率约减75％；土茯苓、铜器和黄姜约减8o％。 所有出口货中最重要的是茶的税率。鸦片战争前茶的出口正税为每担1.279两银子加上各种附加税实际征收约6两银子1。而《海关税则》则定为每担2.5两银子。 也有少数出口货税率得以提高。例如绸缎的税率增加了差不多5o％；银器和金器的税率提高到3倍以上。 这个税则所载主要进口货物的税率较以前粤海关实征的税率降低了约58—79％。详见下表：1广东省文史研究馆译：《鸦片战争史料选译》第85—91页。 2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32页。 3同上书第51页。 4同上书第59页。 5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43—51页。 6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第1o页。 1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91页。 道光二十三年（1843）中英协定关税前后几种主要进口货物的新旧税率水准2货物单位(1843年)前旧税率(1843年)新税率新税率较旧税率减少百分数棉花担24.195.2棉纱担13.385.5658.45头等白洋布匹29.936.9576.78二等白洋布匹32.536.9578.64本色洋布匹2o.745.5673.19斜纹布匹14.925.5662.73注：旧税率包括粤海关所征正税及各种额外勒索在内为进口货实际负担的税率。新旧税率都是按道光二十三年市价折算的。 一般进口货的税率也都大为降低。例如阿魏、中等燕窝、牛黄、铅、钢、锡和洋青等的税率约减5o％；儿茶、铁、荳蔻、胡椒、木香、藤和毛哗叽等的税率约减66％；槟榔膏和檀香的税率约减75％；上等燕窝、丁香、哆啰呢和冲毛呢等的税率约减8o％；苏木的税率约减87％；荷兰羽缎的税率约减9o％。 税则中也有极少数进口货物的关税提高了。如：呀囒米的税率提高到1倍以上；麻布和水银提高1倍1。 《海关税则》中还规定：凡进口木料如红木、紫檀木、黄杨木等及凡属进口铜、铁、铅、锡等类如白铜、黄铜等“例未赅载者即按价值若干每百两抽银拾两”。此外还规定凡未列举的品目不论出口货或进口贷一律即按价值若干每百两抽银伍两2。这是值百抽五税率在近代中国关税制度中的次出现。虽然值百抽五税率在第一个协定税则中的多数进出口货物中尚未被采纳实行但它却成为列强日后继续压低中国关税的一个基本标准和原则。 总之进出口税率的降低有利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倾销其工业品和掠夺中国的农产品将中国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海关税则》的签订使中国海关失去了保护本国工农业生产的作用。 咸丰八年（1858）的协定税则与同治年后进出口税率水准的变动道光二十三年（1843）中外第一个协定税则产生后尽管税率比前大为降低但西方商人并不满足他们一方面走私逃税一方面继续要求清廷进一步降低关税。道光二十五年（1845）英国驻香港商务监督德庇时（sirjohndavis）就曾与耆英商谈过减轻陶器税又曾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商请将糙木料的关税从值百抽十降低到值百抽五。道光二十五年驻厦门领事巴夏2引自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59页。 1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第11页。 2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47—49页。 礼出面交涉也把樟脑的出口税从每担15oo两银子减至1ooo两银子等等1。咸丰四年（1854）英、法、美等国公使向清廷提出了“修约”要求坚持要“重订税则”2。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关税主权进一步丧失。咸丰八年（1858）《天津条约》第二十六款确认值百抽五的税率为税则的“公平”标准。据此英、法、美等国在上海与清廷分别签定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新订税则明确承认以值百抽五率作为计算各种从量税率的统一标准。 咸丰八年（1858）修订的新税则进口货税目增至83种出口货税目为1o4种许多货品的税率又大为降低。下面选出几项重要进口商品的税率变动加以比较3：货名单位(1843年)税率(1858年)税率(1858年)税率较(1843年)税率减少百分数棉花担6.545.7212.54斜纹布匹7.535.99（续表） 货名单位（1843年）税率（1858年）税率（1858年）税率较（1843年）税率减少百分数斜纹布（美）匹4.634.63-印花布匹14.254.5袈裟布匹1o.684.9853.37棉纱担6.944.8629.97羽缎丈9.466.3133.3o由上表可见重要进口货税的降低是显著的。此外不少出口土货的税率又大为降低。如：白矾从每百斤原课o.45两；樟脑由每百斤原课1.5两减为o.75两；土丝从每百斤原课o.2两减至o.13两；白糖从每百斤原课o.25两减为o.2o两；黄姜由每百斤原课o.2两降为o.1两；茶叶从每担原课2两5钱减为1两即降低了6o％。 《天津条约》签订后4o年间税则丝毫未变。因为对于任何一种货物的关税率的变动非得所有缔约国的同意否则不能生效。但是《天津条约》签订以后实际税率仍继续降低。所以生这种情况是因为新订税则绝大部分为从量征税税率水准的高低与进出口物价的涨落作相反的波动。同治后物价的下跌只是短期现象一般情形是物价上涨因而实际税率平均常常不到3％。《天津条约》签订1o年后期满同治八年（1869年）总理衙门与英公使会议于北京改订税则子目1o余项既已签字但英国政府不予批准议案作废。直到光绪二十八年（19o2）因《辛丑条约》强迫清廷1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第14页。 2《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1册第343—347页。 3转引自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59页。 赔款45ooo万两并指定以关税作为赔款基金的主要部分时列强从保障“赔款”出才同意中国“进口货税增至切实值百抽五”。实际上直到1918年（第三次）和1922年（第四次）修改税则仍然没有做到“切实值百抽五”。详见下表：三次修改税则前后八种主要进口货物的税率水准1按19o2—19o6年平均价格计算所得的税率按1917—1921年平均价格计算所得的税率按1922—1926年平均价格计算所得的税率货物单位1858年旧征税率19o2年新订税率19o2年旧征税率1918年新订税率1918年旧征税率1922年新订税率本色市布匹(重7磅者)33.151.6——漂白市布匹2.623.63.212.924.58洋标布匹(宽32英寸)3.983.52.522.323.78印度棉纱担2.853.22.732.685.44日本棉纱担2.813.811.962.642.194.45棉花担2.173.712.343.122.382.38马口铁担6.434.662.593.494.254.91车白糖担——2.563.313.233.33煤油美加仑——3.6.84注：平均价格采自“海关第五次十年报告”上册第179页。因无1918—1922年平均价格故采1917—1921年的平均价格并按各次修改税则计算而得。 还应指出：出口平均税率水准历年都较进口平均税率水准为高。如光绪十一年（1885）竟高出1倍以上2。这种状况愈来愈不利于中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竞争。如中国在鸦片战争前后茶与丝独占世界市场茶丝出口税也成为清廷的重要财政收入。但其后丝业盛于日本茶叶则兴于印度。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茶丝出口税仍不得调整无疑削弱了中国丝茶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出口税率高于进口税率这正反映了晚清协定税则的半殖民地性质。 第二次鸦片战争不仅使进出口货税进一步下降而且次确定了鸦片贸易的合法化并特为鸦片进口规定了税额和征税办法。咸丰八年（1858）《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第五款议定每百斤鸦片税银3o两。“惟该商止准在口销卖一经离口即属中国货物只准华商运入内地外国商人不得护关”；“其如何征税听中国办理嗣后遇修改税则仍不得按照别货定税”1。据此清地方当局在上海设局抽厘时除征进口税银3o两外另征华商税银5o两。但英领事和洋商竭力阻挠认为厘税过重影响了鸦片贸易。为了调和鸦片纳税问题上生的纠纷赫德提出两种征税办法：一是进口时1引自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6o页。 2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797页。 1《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117页。 征一次“重税”即每箱6o两完税之后准往各处而不另征别税；一是完纳正税3o两后另征子口税15两“即可在本府所属各州县售卖而不重征税饷”2。赫德这一主张为后来协定鸦片税厘埋下了伏笔它在维护鸦片贸易合法化方面显然比《天津条约》更进了一步。奕䜣认为赫德所言“有理”。此后各省所征鸦片税厘减轻了。如同治七年（1868）鸦片除每百斤税银3o两外另征收“本口税捐”各口平均约为36两3。此后鸦片税厘问题仍成为中外交涉的重要问题。光绪十三年（1887）《烟台条约》的续增专条在伦敦签订。在这项专条中规定凡鸦片运抵中国的任何口岸时应即由海关封存在一个具有保结的栈房里从这栈房提货的时候则须按照每担完纳进口税（即正税）3o两和厘金8o两此后便可行销全中国免收任何捐税1。 鸦片贸易的合法化并没有制止住毒品的猖獗走私。 沿海贸易“复进口半税” 《南京条约》以后列强在中国五口“贸易通商无阻”中国开始丧失了沿海贸易主权。《天津条约》又进一步规定外国商船可以自由在各通商口岸转口贸易不必重复课税。不过直到《天津条约》止外商所获取的沿海贸易权仅局限于通商口岸之间往来贩运洋货。但外商在通商口岸之间贩运中国土货《天津条约》也“无禁止专条”2。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列强根据“没有禁止就被解释作准许”的逻辑坚持扩大这一权利3。咸丰十一年（1861）赫德向清廷提出应准外商在中国通商口岸贩运土货土货转口贸易免再征税并称此“即薄税敛以裕国课之一道”4。奕䜣与赫德讨论这个问题时原想加重此项税课以防“华商影射及洋商贪入内地各事”结果却接受了赫德“仅加一复进口之子口税”的方案。这就是沿海贸易“复进口半税”的来由其税率为“值百抽五”的一半亦称“沿海移出入税”。随后奕䜣将此方案照会英法公使。咸丰十一年八月四日（1861年9月8日）赫德在总税务司通令中正式将沿岸贸易税付诸实行。复进口半税特权次见诸条约规定是同治二年（1863）中丹条约第四十四款。其后西方各国纷纷将“沿岸贸易税的专款列进各该条约之中”1。上述沿海贸易权的扩大使得中国“凡属生意码头外国已占十分之九”2。甚至原为内地商船“营生之本业”的登州牛庄所出之豆饼亦允许外商在华转口贩运。中国传统的民间航运业遭到了空前的摧残。 免税与减税2《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8册第2934页。 3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第221页。 1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第42o页。 2《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8册第2918页。 3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第185页。 4《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8册第293o页。 1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第195页。 2《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7第5o页。 值百抽五的税率已经很低但列强还以各种借口希图免减纳税。早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中英《五口通商章程》所附税则表中曾列出凡进口金银类各样金银洋钱、锭课免税；又进口洋米、洋麦、五谷等皆免税。咸丰八年（1858）《天津条约》规定英商在各口岸自用艇只运带客人、行李、书信、食物及例不纳税之物毋庸完钞。同年在上海签订的《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第二款又作出了更具体的免税规定：凡有金银、外国各等银钱、面粟、米粉、砂谷、米面饼、熟肉、熟菜、牛奶酥、牛油、蜜饯、外国衣服、金银饰、挽银器、香水、碱、炭、柴薪、外国蜡烛、外国烟丝烟叶、外国酒、家用杂物、船用杂物、行李、纸张、笔墨、毛毯、铁刀利器、外国自用药料、玻璃器皿等物进出通商各口皆准免税1。 由于获准免税权利上述商品趁机大量输进中国。而同样性质的货品如衣物、米粉、蜜饯、纸、墨、金银器、酒药、烟丝、烟叶、毛毯等在出口货税则表中却列入应税品内。 光绪七年（1881）《中德修改条约》还规定了德国在中国设立的船厂为修理而非为建造船舶所用材料的豁免关税问题这种免税是“非常宽大的”2。直到光绪二十七年（19o1）《辛丑条约》为保证列强索取巨额赔款才基本裁减上述免税。条约规定：“所有向例进口免税各货除外国运来之米及各杂色粮面并金银以及金银各钱外均应列入切实值百抽五货内。”3但此后洋米、洋面继续免税进口对中国农业和面粉工业的展依然产生抑制作用。 此外还有6路关税的减征规定。6路关税的减征是从中俄贸易开始的。同治元年（1862）中俄《6路通商章程》规定：两国边界贸易在百里内均不纳税；俄商运货至张家口或天津应纳进口正税按照各国税则三分减一；如由天津水路赴南北各口则应按照各国税则在津补足原免三分之一税银。光绪七年（1881）中俄《改订6路通商章程》又作了类似规定并新增俄商“在张家口贩买土货出口回国应在该口纳一子税（即正税之半）”4。后来法国、英国分别猎取到这种6路边界通商的减收关税权。光绪十二年（1886）中法《滇粤6路通商章程》规定洋货进入云南、广西按海关税则减五分之一纳税法商从中国内地购买土货运出云南、广西按海关税则减三分之一征出口税。可是这两种减收办法还不能满足法商的欲壑因而在光绪十三年中法《续议商务专条》第三款中又议定：凡由越南北圻入中国滇、粤通商处所之洋商即按照中国通商海关税则减十分之四收纳正税其出口至北圻之中国土货即按照中国通商海关税则减十分之四收纳正税。英国于光绪二十年（1894）中英《续议滇缅界、商务条款》中也规定凡货物由英商经由蛮允、盏西西路运入中国者完税时照海关税则减十分之三若货由中国经此两路运往缅甸者完税照海关税则减十分之四。 此外列强还取得某些免纳船钞的特权。道光二十四年（1844）中美《望厦条约》规定商船进口因货未全销复载往别口转售者只纳货税不1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116页。 2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第287页。 3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1oo6页。 4同上书第388页。 输船钞以免重征。中法《黄埔条约》更明确规定法船从外国进中国“止须纳船钞一次”1。其后这种特权又进一步得以扩大。 船钞（吨税）及其指定用途鸦片战争前船钞属于正税之一按照船只体积大小分等征课。鸦片战争后船钞改为按吨课税不分等级。 道光二十三年（1843）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规定：“凡英国进口商船应查照船牌开明可载若干定输银之多寡计每吨输银五钱。所有纳钞旧例及出口、进口日月规各项费用均行停止。”1中英《虎门条约》规定小船在一百五十吨以内“按吨纳钞一钱”。按上述规定战后船钞大为减少。战前一艘42o吨的船纳船钞842余两连同他种名目共纳26oo余两而战后只须纳21o两；战前一艘9oo吨的船纳船钞规费等3ooo至6ooo两战后仅纳45o两。 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列强又进一步降低船钞的水准。咸丰八年（1858）中英《天津条约》第二十九款规定：英国船应纳钞课15o吨以上每吨纳钞银4钱15o吨正及15o吨以下每吨纳钞银一钱。为了外国航运的便利列强还强制中国的船钞指定用作助航设备之费用。咸丰八年（1858）《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第十款规定：“其浮桩、号船、塔表、望楼等经费在于船钞项下拨用。”2咸丰十年（186o）按赫德建议实际提出十分之一充作助航设备之用；该年船钞的十分之一数额为2.691万两。自同治七年（1868）后又以十分之七充此项用途。到宣统三年（1911）船钞的十分之七达到94.247万两。至宣统三年末全国使用该项基金共建立了18o座灯塔138个浮桩和119所警标；灯塔则由55名外籍和4o7名华籍的守塔者予以管理3。 从同治二年到光绪二十六年（1863—19oo）止曾用船钞的十分之三用作同文馆费用。1917年4月总税务司获准保留全部船钞收入以支付海务处日益增长的开支4。 1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6o页。 1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41页。 2同上书第118页。 3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第173页。 4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第2oo页。 第三节子口税制度子口税制度的建立子口税制度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产物。当时以海关所在口岸为“母口”内地常关、厘卡所在地为“子口”。 早在鸦片战争时期英国当局就注意到子口税问题。道光二十年三月二十四日（184o年4月25日）巴麦尊致懿律等训令中曾希图在条约中规定英国货物由中国一省转运另一省时免除内地税捐；此要求若不能实现便在条约中规定：“货物自一省转运另一省时所另行加征之税捐总共不得过此等货物价值的百分之几或相当于此等货物进口时已缴纳之税之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1道光二十二年（1842）中英《南京条约》第十款对子口税作了一项含糊的规定：“英国货物自在某港按例纳税后即准由中国商人遍运天下而路所经过税关不得加重税例只可按估价则例若干每两加税不过［几］分。”2由于该条款并未说明子口税的应征确数且不包括土货出口在内因此该条约规定对清地方内地税捐的征收未起实际限制作用。 促使列强完善子口税制度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咸丰元年（1851）后厘金的出现。厘金的征收是奉旨核准的但其税率和征收方法却听由各省当局处理。作为一种新的广泛流行的国内贸易征税制度厘金成为列强对华贸易的障碍。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列强通过《天津条约》对子口税作出了新的规定：外商“已在内地买货欲运赴口下载或在口有洋货欲进售内地倘愿一次纳税免各子口征收纷繁则准照此一次之课。其内地货则在路上经之子口输交洋货则海口完纳给票为他子口毫不另征之据。所征若干综算货价为率每百两征银二两五钱”1。 咸丰十一年（1861）署总税务司赫德次进京与总理衙门会谈时特禀呈“子口税”清单他以子口税“无所甚难征收”为理由提出征收子口税的具体办法。赫德建议在货物流通之总路应设关卡“土货未曾完纳子口税应留在卡内而不准过洋货未曾完纳子口税应留在卡外而不准过”2。五月三十日（7月7日）奕䜣在奏折中表示“此项子税既为条约中应行之事且系内地税可以不扣二成应令南北通商大臣妥筹办理”。随即奉旨正式实行3。 子口税制度与国内外贸易1.子口税制度与洋货内销。 由于子口税制度的实施洋货内销的状况生了根本性变化。因为洋1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811页。 2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32页。 1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99—1oo页。 2《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8册第2927页。 3同上书第2917、2925页。 货在口岸完纳了固定而又微少的子口半税后把货品运至目的地就可以免纳以往较重的内地税；于是华商立刻愿意购买大批洋货转售到内地城市和乡镇。洋货从此充斥中国城乡市场。如从同治年开始在镇江“洋布的惊人销量主要是因推广子口税制所提供的便利而获得的”；河南与山东的商人“他们为现行子口税对货运的便利所动遂到镇江试行直接贩运（洋货）到自己的家乡去卖”；糖和市布这两种货物在子口税保障下几乎已经深入安徽及其邻省的每一角落。“这种贸易的增长要大大地归功于这个税单它使得运至内地市场的洋糖价格远低于土糖价格。因为土糖要完纳31％的税课。”1福州在同治末年已“广泛领用子口单”。中法战争前后外商认为子口税制度下洋货内销的增长成为芜湖“口岸展的最好的标记之一”。22.子口税与厘金。 子口税的实施无疑是对厘金制度的猛烈冲击。但由于各省厘金局卡遍布各处对外商赴内地采购土货出口仍不免生抽收厘金的事实。例如贵州、四川、湖北的地方税局曾生互不承认别省税局所签的外商购货运照因而重复课税的事实。同时各地税局厘卡不顾外商有无海关给买货报单、一概征税的情况也不是没有的3。为了增加地方财政收入某些地方当局有意把厘金减低到接近子口税的税率“商人为了避免各关卡税吏因现货物备有子口税单而常加以细小的麻烦和羁留便宁愿完纳稍微高一点的厘金。直到甲午战争前后厦门申请子口税单的数目决定于地方税税额和地方税关执行任务的效率和度。“如果地方税税额轻微官吏征税的效率高检验和批准货物的时间迅申请子口单的数目就少。”1同治八年九月十九日（1869年1o月23日）中英签订《新定条约》（十六款）及《新修条约善后章程》（十款）承认外商将土货运至海口沿途所纳的税厘与子口税比较多退少补。中英《新定条约》规定：“英国允：英商照章领照赴内地置土货运赴海口沿途逢关纳税、遇卡抽厘。中国允：此项土货如系出口运往外国者一年之内准将沿途所纳税厘与子口半税银数比较其多余者照数还；若报明出口复进口多则毋庸给还。”《新修条约善后章程》规定：“英商自内地运土货到最后子口该商应赴该口税务司处报明遵验将报单呈关存查。倘十二个月内原土货运往外国（香港不在其内）除照纳出口正税外其应交之半税准将该货交过沿途税厘扣算少则饬该商补足多则由该关给还。如报明出口复进口多则毋庸给还。”2但上述条约未经英国政府交换批准因此无效3。 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四日（19o2年9月5日）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即《马凯条约》）签订。该约规定洋货运入内地及土货运经海口输出在国内一律免纳厘金而以“加税”的方法作为弥补进口洋货所加抽之税不得过于“进口正税一倍半之数；此项进口正税及添加之税一经完清其洋货无论在华人之手或在洋商之手亦无论原件或分装均得全免重征各项税1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823页。 2同上书第826—827页。 3彭雨新：《清代关税制度》第38页。 1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836页。 2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3o8—312页。 3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第245页。 捐以及查验或留难情事；至出口土货所纳税之总数不得逾值百抽七五之数”1。但这种“裁厘加税”的方法由于遭到清地方政权的反对亦由于列强之间的矛盾仍然没有实现2。 1931年子口税与厘金同时废止。 3.子口税制度下的华商。 子口税制度实行后中国商人仍须“逢关纳税遇卡抽厘”民族工商业因而受到严重压抑。外商为了扩展对华贸易委托华商代销代购把子口税单交给中国商人。于是一部分华商向外商买得半税单以图减免厘金税捐。从同治年起“子口税单的买卖其重要性几乎达到足够使它本身成为一种交易”3。洋商因此坐收华商之利“流弊遂不可究诘”4。光绪二年（1876）中英《烟台条约》规定洋货运入内地请领半税单“不分华洋商人均可请领”但土货出口仍禁止华商享受子口半税之特惠5。这种规定显然为列强商品输入内地提供了更有利条件并未根本改变华商的地位。 更离奇的是由于规定土货经由香港运送它口时亦作为洋货课税得享有子口税之特权；于是华商设法将土货有意经由香港转入内地冒充洋货输入。例如从同治、光绪之际开始“所谓的洋糖绝大部分都是中国生产的主要产于广东省和台湾；称之为洋货并按洋货进口为的是可以凭子口单运往内地因为来自香港就作为真正的洋货处理”6。又如西江农民所产烟草大部在广东北部消费“若将烟草直接运往消费地点则需纳为数额颇多的厘税于是华商就先把烟草运往香港然后再自香港运回作为洋货进口这样华商就可得到子口单而把烟草运往目的地”1。可见子口税制度加深了华商对洋商的依赖。总之由子口税制度“而滋生的不正当行为和违法行为真是多如牛毛”2。 1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1o3页。 2彭雨新：《清代关税制度》第39页。 3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838页。 4同上书第842页。 5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349页。 6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831页。 1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842页。 2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第182页。 第四节近代海关与关税制度对晚清政局的影响海关与海防近代半殖民地海关制度的建立对中国海防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外籍税务司制度的实行使中国海防要地完全暴露在侵略者面前。更有甚者总税务司李泰国、赫德等还直接插手清廷筹办海军的活动谋图窃取中国的海军大权。 同治初年赫德与李泰国导演了轰动一时的阿思本舰队事件。咸丰十一年（1861）赫德在京与奕䜣讨论镇压太平军“制胜之方”时次“论及购买外国船炮之事”3。随后赫德等人将清廷步步诱入圈套。在经费问题上奕䜣起初担心外国会因此向清方敲诈一笔巨款赫德却说若用小火轮船十余号其费不过数十万两鸦片税厘“岁可增银数十万两此项留为购买船炮亦足裨益”4。同治元年（1862）当清廷正式决定向英国购买舰船之后赫德借故猛增加价购买轮船需银81万余两加之雇用洋员等费“通计需银一百五六十万两”1。在雇用洋员问题上咸丰十一年赫德在初议时称道：轮船驾驶之法可雇华人随时学习“亦可雇用外国人两三名令其司舵司炮”2。其后赫德又进而提出雇募外国官兵船户管轮水手等人“多至数百名”3。同治元年（1862）赫德向清廷通报雇用洋人统带各船“武员姓名系实纳阿士本所有各船柁工炮手水手及看火人等均由该员雇募以专责成等语”4。同治二年（1863）“接手管理”购舰事宜的李泰国抵京向清廷宣称所购轮船大小八只“以英国总兵阿思本为总统其余弁兵共六百余名。并代中国与阿思本立有合同十三条”5。李泰国“竟想控制关税作为财源控制舰队作为权力工具以便强迫中国政府采用他所提议的一切办法”6。由于阿思本舰队遭到地方督抚的强烈反对并引起国际列强之间的争议清廷方决心白费巨款将舰队遣散。 自从阿思本舰队解散后赫德仍企图控制清廷筹建海军的活动。同治十三年（1874）李鸿章依靠赫德向英国阿摩士庄厂定造舰船赫德乘机向李鸿章推荐一种称为“蚊子船”的小型炮舰并“力劝中国用蚊船”作为海军的主力舰船。福州船政监督日意格指出赫德目的是使“船政工程渐废”“使中国水师永无兴日”7。后来连李鸿章也不得不埋怨道：赫德“于治兵实门外汉也前在英厂购蚊船数只均系铜片镶做岁须两修蚊船吃水仅八尺”1。购买蚊子船致使清廷再次虚糜巨款。 3《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第9页。 4《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8册第2915—2916页。 1《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第1o页。 2《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8册第2915页。 3《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第1o页。 4《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第31页。 5《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21第2页。 6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第155页。 7《海防档》乙编第857页。 1《李文忠公办海军函稿》卷1第2页。 光绪五年（1879）赫德向总理衙门条陈试办海防章程并毛遂自荐请清廷任命他为“总海防司”。南洋大臣沈葆桢以“中外人员共事不易且以赫德揽权为虑”坚决予以抵制；加之李鸿章也表反对“而赫德总海防司始作罢论”2。 赫德总揽中国海军大权阴谋未能得逞便改变手法设法让英官琅威理进入中国海军。光绪八年（1882）“赫德已为一个琅威理上校谋得了提督下面的主要职位”3。光绪十六年（189o）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暂时离职琅氏坚持在丁离职期间北洋舰队应由他以副提督资格负责未获李鸿章允准琅氏愤而辞职。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黄海海战之后赫德又运动琅威理回华执掌海军大权因琅提出须由光绪帝颁给海军最高职衔等苛刻条件此议遂作罢。 由上可见在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赫德等人的干预和影响下中国近代海防的建设遭受了相当严重的损害。 海关与外交从帮办税务制度酝酿产生之初起半殖民地化中国海关制度与晚清外交就密切相关。咸丰八年（1858）李泰国以司税身份参加《天津条约》和《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的谈判开了海关外籍人员插手外交活动的恶例。李泰国任总税务司以后便企图“要不受约束地控制着关税的征收和帝国的外交政策”1。赫德接任总税务司之后公开以“顾问”身份广泛插手清廷的各种外交活动。归纳起来主要包括如下几方面：第一维护列强利益插手中外纠纷和战争的调停。 同治十年（1871）天津教案生后赫德帮助法国胁迫总理衙门2。同年崇厚为此赴法“道歉”赫德派其妹夫法籍税务司吴秉文（ber）等随同崇厚赴法。 光绪元年（1875）总理衙门就处置“马嘉理案”征询赫德意见赫德为此呈递一份“节略”提出一系列有利于英国的具体意见。随后还插手此案的谈判促成签订了使英国获益甚多的《烟台条约》3。 中法战争后期赫德派税务司金登干赴巴黎与法国秘密磋商和款。光绪十一年二月（1885年3月）中队获镇南关大捷法国茹费理内阁倒台金氏赶紧于二月十九日（4月4日）签订了使中国蒙受屈辱的《中法停战条件》。与此同时天津德籍税务司德璀琳（detring）也撮合李鸿章和法国水师总兵福禄诺订立《简明条款》。尔后赫德又一手操纵了正式和约的签订。由于赫德“调停有功”清廷赏赐他双龙二等第一宝星和赏戴花翎。法国政府授予他“荣誉勋位武官勋章”。 第二插手各种不平等条约的谈判。 近代史上中外间许多重要不平等条约的谈判均有外籍总税务司或税2《洋务运动》第2册第439页；《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211第11页。3［英］季南：《英国对华外交》（许步曾译）第222页。濉肪211第11页。1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第48页。 2费正清等整理：卷1第58页。 3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第335—336页。 务司的插手。例如：咸丰八年（1858）李泰国参加《天津条约》和《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的谈判。 咸丰十一年（1861）赫德协助英公使卜鲁斯订立《长江各口通商暂行章程》（十二款）及《通商各口通共章程》（五款）1。 同治元年（1862）赫德在英驻汉口领事金执尔配合下与湖广总督官文订立《长江通共章程》（十三款）2。 光绪二年（1876）赫德充当李鸿章助理促成《烟台条约》的订立。 光绪十一年（1885）赫德与金登干、德璀琳操纵了中法和约的谈判。 光绪十二年（1886）在赫德插手下清廷与英国签订了中英《缅甸条约》承认英国统治缅甸。 光绪十三年（1887）金登干代表清廷签订中葡《里斯本会议草的》迫使清廷接受葡萄牙对澳门的侵略要求。此外如光绪十九年中英《藏印条约》、光绪二十七年（19o1）《辛丑条约》、光绪二十八年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等许多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总税务司或一些外籍税务司都在其中生了关键作用或恶劣影响。 第三插手清廷派出使团的活动。 同治五年（1866）赫德请假回国。在他建议下总理衙门派斌椿率同文馆学生一行5人随赫德赴英、法等国考察。此为清廷派员赴欧之始。赫德特派英籍海关帮办包腊（ebsp;dechamps）陪同“照料”斌椿出使欧洲1。此后赫德等插手清廷派出使团的活动更加频繁。第四代表清廷参加国际博览会。 晚清国际展览会全由海关派员代表中国参加借此兜揽中国土产的销售市场以便外商获利。例如：同治十二年（1873）英籍税务司包腊代表中国政府参加奥京维也纳博览会。光绪四年（1878）英籍税务司贺壁理（.hippis1ey）代表中国参加巴黎博览会。光绪三十一年（19o5）比利时籍税务司阿里嗣（.vanaa1st）任中国参加列日（liege）博览会委员等等。此举除了有替外商开拓商业利益的目的外也有侵占中国外交权的用意。 由上可见海关外籍人员从各方面影响和左右了晚清的外交政策和活动。 关税与晚清财政近代关税成为清廷的重要财源。李泰国与赫德创立、推行帮办税务制度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以关税为诱饵。咸丰十一年（1861）赫德次与总理衙门会谈时为确保在新开各口迅设立新关便向奕䜣许诺通商各口每年可征收洋税银两“通共一千零六十八万两”2。 近代关税额增长的度是很快的。鸦片战争前粤海关每年税收约白银1《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第2o—26页。 2《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7第22页。 1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第2o3页。 2《第二次鸦片战争》第5册第5o4页。 1oo万两左右。到同治三年（1864）各口海关各项税收达787万余两；同治十年（1871）达112o余万两；光绪十三年（1887）达2o5o余万两（包括鸦片厘金）1。光绪二十七年（19o1）清廷财政岁入约88oo万两而其中海关税收就占了23oo万两2。 关税在晚清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及外交等方面起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归纳起来清廷关税的用途主要表现如下几方面：第一用于镇压人民群众斗争的军费开支例如关税就成为清廷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重要经费来源。 第二近代海防经费基本取源于关税。例如阿思本舰队的经费开支；其后各省舰船的购进各种海防设施的设置均依赖于海关税款。 第三为近代教育提供经费。如京师同文馆与粤省同文馆向在海关船钞项下开支。福州船政局马尾前后学堂的各种经费支出及其所派历届出洋留学生经费支出均由海关税款提供。 第四为洋务派某些企业提供筹办资金。如全国最大造船厂——福州船政局其由创办到展长达数十年过程中各项资金与经费基本依赖于海关税款的拨给。 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从未放弃过对中国关税的劫夺。其掠夺方式主要有三种：其一以关税支付战争赔款。咸丰十年（186o）起清廷为支付英法等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勒索的赔款便允准列强要求以海关税收总额的五分之一按季摊付。从此海关总税务司署便成为偿付列强历次赔款的“出纳机关”1。 其二关税成为外债的担保品。各种外债的担保品主要是关税仅一小部分是厘金及其他收入。甲午战争之前在清廷关税收入中按照历年海关报告计算支付外债本利的款额平均约占15.8％最多的一年（光绪十八年1892）占19.6％2。甲午战后在支付军费和巨额赔款的压力下清廷大借外债这些外债利息高、折扣大大都以关税为担保。其结果不仅使列强最大限度地劫夺税款而且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海关行政的控制。例如光绪二十二年（1896）及光绪二十四年英德借款合同规定至借款清偿之日为止前者定为35年后者定为45年在此年限内清廷不得变更海关行政组织。辛亥革命时期列强又以维护债权为借口进而夺取了关税保管权。 其三海关外籍人员通过高薪等方式侵吞巨额税款。 早在咸丰十一年（1861）赫德呈总理衙门“通商各口征税费用”清单即要求对海关洋员实行高薪制。其中支付税务司年薪银6ooo两；副税务司年薪银36oo两；帮办年薪银18oo两；总税务司本人年薪高达银12ooo两。而海关的中国差役年薪仅银72两。以支付洋员薪俸为主的这笔海关“征税费用”每年需银“五十七万五千三百三十二两”3。此数约占税款收入总数的十分之一。此费日后有增无减光绪二年（1876）增加到1o9.8万余两；1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8o1页。 2《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第65页。 1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425页。 2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第5页。 3《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8册第2942页。 光绪十四年（1888）增加到173.8万余两；光绪十九年（1893）增加到185.8万余两；光绪二十四年（1898）增至每年为316.8万两。1总之近代关税对晚清的财政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关税在促进中国近代化方面起过一定作用；但另一方面关税又成为清廷镇压人民的经费来源并成为列强的掠夺品。“关税收入与外债的关系和关税在政府财政收入所占巨大比重一方面使国内外反动势力常利用关于关税收入的谈判达成政治上的妥协勾结；另一方面也决定了旧中国的历次进出口税则都只能是财政税则而不能成为保护税则。”2近代收回海关行政与关税自主权的斗争中国人民为收回海关行政与关税自主权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和努力。 近代中国早期维新思想家是这方面斗争的先驱。 咸丰六年（1856）容闳曾在江海关翻译处谋得一职他不能容忍海关主权被外人把持某日当面向英籍司税李泰国提问：作为华员将来“亦能升至司税之地位乎？”当李泰国答复“绝不能有此希望”时容闳即责问道：“中国人为中国国家服务奈何独不能与彼英人享同等之权利而终不可以为司税耶！”于是愤然辞职以示抗议3。 其后许多维新思想家都出了收回海关自主权的呼吁。如进步思想家陈炽在《庸书》中指出：“天下事利之所在即权之所在不可轻以假人者也”；揭露赫德“阴持朝议”、“左袒西商”、“心怀鬼蜮”的种种行为1。钱恂在《通商综核表序》中大声疾呼：“呜呼！何以堂堂中国曾不倭若以天下利权授之外人之手而使坐长好利以笑中国之无才哉！”他还主张学习日本“日本初聘西人协理（海关）今则全换土人不用西人矣”；中国“渐裁外人而使代之我华人皆知奋勉次第迭更不十年而各关皆无外族矣”2。 光绪二十六年（19oo）义和团运动对洋人把持中国海关主权表现了鲜明的民族立场。愤怒的义和团群众攻毁了北京总税务司署。赫德逃入英使馆组织使馆人员及海关洋员对抗义和团“邮政总办被炮伤故及稽查各口帐目税务司、副税务司二员受重伤”3。赫德不得不承认义和团是“爱国组织”4。 二十世纪初年在民主革命运动推动下清廷被迫实行某些改革。光绪三十二年（19o6）清廷特设税务处所有各海关所用华洋人员统归税务处节制。此举引起列强不安英国先抗议。清廷被迫又向列强表明税务处1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414—415页。 2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第3页“中译本序言”。 3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补译本第35—36页。按：译文中将司税作总税务司今予改正。 1陈炽：《庸书·外篇》卷上《税司》第35页引自《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933—934页。 2郑观应：《盛世危言》卷3第4—7页。引自《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937—938页。3《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第24页。 4同上书第6页。 的设立海关统辖关系虽然变更但其内部组织并不变动列强非难遂告平息。但税务处的设置赫德的地位“毕竟受到了一个严重的打击”5。宣统三年（1911）邮政由海关分离移归邮传部管辖也可视为是收回利权运动的结果。 辛亥革命的展将收回海关与关税自主权的斗争推向一个新的阶段。武昌起义爆后孙中山于11月与巴黎《政治星期报》记者的谈话时表示革命“新政府应将海关税则重行编订务使中国有益不能徒使西商独受其利”1。1912年5月3o日宋教仁也提出“海关税亦由中央政府派专员监督”2。虽然革命党人的上述主张由于袁世凯窃取政权而未能实现但收回海关主权的正义呼声日益高涨。 1919年中国在巴黎和会上次正式提出要求恢复关税自主权。在中国人民强烈要求下1925年1o月在北京召开了关税特别会议以谋求修订税则和讨论关税自主问题。1928年下半年中外关税谈判继续进行。同年中国与西方11个国家签订了中国恢复关税自主的协议。其后中国虽然逐步实施了自主关税修订并提高了税率但海关行政仍基本上控制在外国人手中。直到新中国成立海关与关税自主权才算彻底收归中国人民手中。 5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433页。 1《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61页。 2《宋教仁集》下册第399页。 第十章法制第一节晚清法律制度的变化（184o—1911） 鸦片战争后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步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化。殖民主义势力的入侵国内社会经济、阶级关系的变动西方资产阶级法律思想、文件和著作的涌入猛烈冲击着中国古老的封建法律制度。但清朝封建守旧势力顽固坚持“祖宗之法”不可改竭力维护和推行清朝原定的《大清律例》各部院则例等法律、法规和司法制度只是根据新需要随时修“例”或“则例”而已。《大清律例》是清朝最基本的法典乾隆五年（174o）修成分名例、吏、户、礼、兵、刑、工7篇3o门436条附例1o49条嘉庆时增至1573条同治时已达1892条。它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部法典。其内容较前代法典更加严格维护封建统治和地主阶级私有财产权。 司法制度亦沿旧制。中枢司法机关为刑部（掌审判、司法行政）、大理院（掌复核、平反）、都察院（掌监察政事和复核各地案件）。地方行政、司法组织混一分州县、府、省按察使、总督或巡抚四个审级。另有朝廷官员定期会审重囚（被判处“斩监候”和“绞监候”的死囚）的“朝审”、“秋审”等制度。凡死刑经复核报皇帝批准（即“勾决”）后方能执行。咸丰三年（1853）起为镇压太平天国和其他各地农民革命运动特令准备督抚“就地正法”（即先斩后奏）后相沿不改。至光绪七八年（1881—1882）刑部才略加限制：“如实系土匪、马贼、游勇、会匪方准先行正法。寻常强盗不得滥引。”1这是清末关于死刑复核程序的一个变化。 但是在列强加紧入侵、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人民革命运动不断打击下特别是经历了19oo年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清朝统治者深感再也无法照旧统治下去了。为了防范和镇压人民革命运动调整新的社会关系应付新思想的挑战同时也为了粉饰“预备立宪”清朝统治者不得不对其法律制度作了较大的变革。 修订律例光绪二十八年（19o2）清廷下令修订现行律例派沈家本、伍廷芳负责要求“按照（与列强）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2。并令设立“修订法律馆”。光绪三十年四月初一（19o4年5月15日）修订法律馆开始工作“延聘东西各国精通法律之博士、律师以备顾问”“待以国宾之礼”用资讲学和编纂法典。光绪三十三年（19o7）更派沈家本、俞廉三为修订法律大臣并充实修订法律馆人员。 修订法律馆在七八年间。先后译出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典修改、制定了几部重要法典和一系列单行法规。从而使清朝原有的法律面貌生了很大变化。 1《清史稿·刑法志》。 2《大清法规大全·法律部》卷第1页。 （一）刑法光绪二十八年（19o2）刑部议准：军1、流2除“常赦所不原者照定例配”外其他军、流以及徒犯均“毋庸配”按所定年限在本省（地）收容所“习艺”（做工）。即把封建的徒、流、军刑的绝大部分改成资本主义性质的以剥夺自由、强制劳动为内容的刑罚。翌年刑部奏准：废除充军刑名将其中的“附近”、“近边”、“远边”并入“三流”3“极边”、“烟瘴”改为“安置”仍与当差并行。光绪三十年（19o4）法律馆议准：改笞、杖为“罚银”如无力完纳折为做工。光绪三十一年（19o5）沈家本等奏准：删除旧例344条4；废除凌迟、枭、戮尸、刺字等酷刑和缘坐。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19o8年1月）沈等又议定满、汉通行刑律删除旧律1条、旧例4o条修并改旧例9条5。此后删修和制定了两部刑法典即《大清现行刑律》和《大清新刑律》。 1.《大清现行刑律》。系删修《大清律例》而成作为新刑律颁布前的过渡性刑法典。宣统二年四月初七日（191o年5月15日）颁行共3o门389条附例1327条6。其内容与《大清律例》有些差别。所删修的主要是：（1）删去旧律以吏、户、礼、兵、刑、工分篇的总目统分为3o门（篇）；（2）分别民、刑即将旧律中继承、分产、婚姻、田宅、钱债、违约等纯属民事法律范畴的条款分出不再科以刑罚；（3）编入前已奏准的各章条确定刑罚为死刑、流刑、遣刑1、徒刑、罚金等五种；（4）删去因形势变化而过时的条目2更改陈旧的词语增加了些新的罪名（如盗毁铁路要件罪等）。《大清现行刑律》虽属封建性法典但较旧律变化不少特别是将一些属于民法范畴的条款从刑律中分出冲破了旧的编写传统而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 2.《大清新刑律》。清末制定的一部新刑法典。光绪三十三年（19o7） 草成奏呈因遭诘难而搁置。宣统元年（19o9）复令“修改删并”并诏示：“三纲五常实为数千年相传之国粹立国之大本”今“固不宜墨守故常致失通变宜民之意”但“凡我旧律义关伦常诸条不可率行变革庶以维天理民彝于不敝”3。这是修改新刑律的宗旨（也是制定其他各律的宗旨）。沈家本等遵此于同年十二月修竣具奏经宪政编查馆核订、资政院议决（只议决总则部分）于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11年1月25日）颁布。计总则17章分则36章共411条后附《暂行章程》5条。这部刑律本文仿照资本主义国家刑法体例分为总则、分则两编确定刑罚为主1军：充军刑较流刑重、死刑轻的一种刑罚分附近、近边、远边、极边、烟瘴五等。2流：流刑分2ooo里、25oo里、3ooo里三等。 3三流：流刑三等之称。 4见《大清法规大全·法律部》卷2第1页。 5见《大清法规大全·法律部》卷3第3—1o页。 6《清史稿·刑法志》：“旧例除删并外合续纂之新例统1o66条”。此乃沈家本初呈《现行刑律草案》的附例数不是经宪政编查馆核议奏准颁行的《现行刑律》的附例数。1遣刑：分两种：极边足4ooo里及烟瘴地方安置；新疆当差（均须在当地做工12年）。2如删去“犯罪免遣”、“天文生有犯”、“文官不许封公侯”、“奸党”、“同姓为婚”等详见《清史稿·刑法志》。 3《大清法规大全·法律部》卷第1—2页。 刑和从刑两种：主刑有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分五等）、拘役、罚金；从刑包括褫夺公权、没收、缓刑、假释等制度取消了旧律中因官秩、良贱、服制等在刑罚适用上所规定的不平等条例增加了内乱1、妨害国交、妨害选举等罪。因该律草成后遭诘难宪政编查馆在审核时增《暂行章程》附其后。所以该律本文与附文的规定有矛盾：前者表现出浓厚的资本主义法律色彩后者则反映了浓厚的封建性。如本文不认为犯罪（无夫奸）而附文则定为犯罪；本文已规定了侵犯皇帝罪、内乱罪、亵渎礼典及掘坟墓的刑罚附文又作了加重的规定。这种矛盾明显地反映出该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后被中华民国北洋政府稍加修改而援用。 （二）工商法清朝原推行“重农抑末”传统政策实行并扩大“禁榷制度（即封建国家对某些重要商品——盐、铁、茶和贵金属等实行专营制度）限制私人开矿严禁对外贸易。鸦片战争后直至十九世纪末在洋货倾销利源外溢爱国人士纷纷要求“振兴实业”、“设厂自救”的压力下清廷为挽救财政危机于光绪二十九年（19o3）三月布“上谕”承认“通商惠工为古今经国之要政”以往“积习相沿视工商为末务国计民生日益贫弱未始不因乎此。亟应变通尽利加意讲求”2。故准令成立商部派载振等先订商律作为则例3。同年九月、十一月先后布“力行保商”和保护“出洋商民回华”利益谕。十二月初五日（1月24日）公布《公司律》（附《商人通则》9条）共131条。其中规定：“凡凑集资本共营贸易者名为公司。”分合资、合资有限、股分、股分有限等四种。又由商部奏定《公司注册试办章程》（18条）。凡设立公司须“赴商部注册”1。光绪三十年九月十五日（19o4年1o月23日）起施行《商标注册试办章程》（28条）及《商标注册试办章程细目》（44条）。又颁《改订商标条例》（12条）、《商部商标注册局办法》（8条）等。光绪三十二年（19o6）颁行《破产律》（9节69条）和商部奏准的《奖给商勋章程》（8条）。翌年谕令各官署：从优奖励经营农、工、商、矿确有成效者。“果有一厂一局所用资本数逾千万所用人工至数千名者尤当破格优奖即爵赏亦所不惜。”2接着农工商部制定出《华商办理实业爵赏章程》和《改订奖励华商公司章程》。如前者第3条规定：“资本二千万元以上拟请特赏一等子爵。”3后者第1条规定：“集股两千万元以上者拟准作为本部头等顾问官加头品顶戴并请仿宝星式样特赐双龙金牌准其子孙世袭本部四等顾问官至三代为止。”4其奖赏可算很优厚了。光绪三十四年（19o8）清廷聘请日本法学博士志田钾太郎帮同编订商律。至宣统元年（19o9）完成名曰《大清商律草案》。这是中国近代次编定商事法典草案因清朝迅即灭亡而未及颁行。 1按新刑律：“意图颠覆政府僭窃土地及其他紊乱国宪而起暴动者为内乱罪。”与旧律中之内乱（谓奸小功以上亲、父祖妾及与和者）根本不同。 2见《大清法规大全·实业部》卷第1页。 3见《大清法规大全·实业部》卷第1页。 1见《大清法规大全·实业部》卷9第1页。 2同上书卷1第2页。 3同上书卷1第2页。 4同上书卷4第2页。 以上立法是清末修律中最为新鲜的内容改变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视工商为末务”的政策促使当时出现了一个兴办工商的。然而真正得到实惠和展的是“官商”、“官工”。 （三）民法中国封建社会没有专门的民法典主要的民事权利和活动由刑律来保护和规范犯之往往处以刑罚。直至光绪三十三年（19o7）才命编定民律并聘请日本法学士松冈义正等协同调查、起草。宣统二年（191o）颁布《大清现行刑律》始将旧律中的继承、分产、婚姻、田宅、钱债等纯属民事的条目正式分出不再科刑。宣统三年八月（1911年9月）《大清民律草案》修成分总则、债权、物权、亲属、继承5编1共37章1569条。其内容前3编（由松冈义正等起草）大部分依照德国、瑞士、日本等国家的民法典后2编（由法律修订馆会同礼学馆起草）则保留了不少中国封建制法律的原则。先后分别奏呈。这部民律草案是旧中国起草的第一部民法典因清朝迅即灭亡而未及审议颁行。 （四）诉讼法中国封建社会历来把实体法与诉讼法混同为一体“诉讼断狱附见刑律”2没有单独的诉讼法典。沈家本很重视诉讼立法认为实体法不全“无以标立法之宗旨”；诉讼法不备“无以收行法之实功”。“二者相同不容偏废”3。在他主持下先后编成三部诉讼法典草案。 1.《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光绪三十二年四月（19o6年4月）完成呈奏。分5章共26o条附颁行例3条。是旧中国第一个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诉讼法原则起草的诉讼法典最先规定了公开、陪审和律师等制度但因遭各省督抚反对而未颁行。法部为“调和新旧”于光绪三十三年十月（19o7年11月）奏准《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颁行共5章12o条。2.《刑事诉讼律草案》和《民事诉讼律草案》。在上述诉讼法草案的基础上于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911年1月27日）编成。内容较前者更加详细和周密。《刑事诉讼律草案》分6编共15章514条。《民、事诉讼律草案》分4编共22章8oo条。这两个草案未及审议颁行清朝即亡。（五）法院组织法中国自秦至清“行政、司法二权向合为一”1。光绪三十二年（19o6）清廷改革官制仿西方“三权分立”之意明确大理院“专掌审判”并于同年公布了《大理院审判编制法》（5节45条）。光绪三十三年（19o7）修订法律馆依照日本国《裁判所构成法》拟出《法院编制法》经宪政编查馆审核厘定为16章加附则共164条于宣统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191o年2月7日）颁布施行。它在形式上仿资产阶级国家所标榜的“司法独立”规定各审判衙门分别民、刑独立审判行政长官和检察官“不准违法干涉”；采审、检合一制于各审判衙门内分别设置检察厅；并确定了一系列资产阶级的司法原则但在实际上并没有认真实施。 （六）行政管理法1参见《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913页。 2《大清法规大全·法律部》卷11第1页。 3《大清法规大全·法律部》卷11第1页。 1《大清法规大全·法律部》卷7第1页。 清廷为适应新的形势和“预备立宪”颁布了不少行政管理法规主要的有：光绪三十四年（19o8）的《结社集会律》（共35条）、《违警律》（1o章45条）、《清理财政章程》（35条）和宣统元年（19o9）的《国籍条例》（5章24条附施行细则1o条）以及在此前后布的《户口管理规则》、《各学堂管理通则》等。 经过上述“修订”清朝原有的法律体系生了重大变化诸法分立各有所司。它标志着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制法律体系开始解体。 改变司法光绪三十二年（19o6）改原刑部为法部专掌司法行政；改大理寺为大理院为最高审判机关。第二年命在京师和各省设高等审判厅在省会及商埠等地分设地方审判厅和初等审判厅于各审判厅内增设相应的检察机构并改省“按察使司”为“提法使司”。在此以前还在一些地方创建巡警光绪三十一年（19o5）增设巡警部第二年改为民政部。力图在形式上模仿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司法组织名曰“司法独立”实际上审判大权仍操之于皇帝和地方大员手中。 《大理院审判编制法》和《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均规定区分民、刑：凡诉讼而“审定罪之有无者属刑事案件”；“审定理之曲直者属民事案件”1。审判衙门分为初级、地方、高等审判厅和大理院实行四级三审制。采用西方资产阶级国家所定的一系列原则如回避、辩护、公开、合议以及起诉、上诉、执行等程序从而在法律上改变了封建的司法程序和制度（如废除朝审、秋审等）但在实践中大都仍沿旧制。 清末司法制度最突出的变化是确认了西方列强在华的领事裁判权及会审公廨和法院。 1.领事裁判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不平等条约在半殖民地国家取得的一种司法特权。英国在中国取得这一特权始于道光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1843年7月22日）在香港签订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及税则》。其中规定：英人在中国犯了罪不受中国法律制裁中国政府亦不得过问“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给管事官照办”。同年八月十五日（1o月8日）在虎门签订的《中英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即《虎门条约》）第5、6款进一步规定：即使英人华民之间的债务纠纷亦得“由华、英该管官一体从公处结”；英人违犯中国禁约也须“交英国管事官依情处罪”中国司法机关无权过问。此后美、法、日、俄、德、意等列强相继以不平等条约取得了这一特权并不断扩大其范围：不仅它们在中国的侨民生民刑诉讼时中国司法机关无权过问只能由其驻中国领事等官员或设在中国的司法机构依据其本国法律裁判；即使其侨民与华人生诉讼如被告为其侨民则由其驻华领事等审判中国只能派员“观审”。反之虽由中国司法机关审判但须由其领事派员“莅审”实际上是操纵诉讼；甚至华人与无约国1侨民涉讼或者为洋人船上服务的华人犯案中国司法机关也不能单独审判。这一1《大清法规大全·法律部》卷7第5页。 1指没有以不平等条约取得领事裁判权的国家。 特权制度是列强欺凌中国人民和侵犯中国主权的司法工具严重破坏了中国司法主权是清末司法制度半殖民地化的重要标志。 2.会审公廨。同治三年（1864）清廷被迫与英、美、法三国驻上海领事协议在“租界”英领署内设立一审判机关称“洋泾浜北理事衙门”在上述三国领事参加下负责审理“租界”内的案件。同治七年十一月（1868年12月）清廷与英、美、法、俄、德等国订立《上海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改《洋泾浜北理事衙门》为“会审公廨”（即会审衙门）。第二年法国领事另于法“租界”设会审公廨。按照《上海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该公廨由上海道派一同知官员负责处理各国租界内钱债、斗殴、窃盗、词讼等类案件。但凡涉及洋人必应到案的案件、为外国服役和洋人延请之华民的诉讼以及无领事管束之洋人与华人的诉讼外国领事都有权会同审理或派员听讼陪审。如属犯罪有领事之洋人“按约由领事惩办”；无领事之洋人亦须“与有约之领事公商酌办”1。此外厦门、汉口、哈尔滨等地的“租界”内也相继设立了类似上海会审公廨的会审衙门。嗣后各国领事每欲“扩展权限”。光绪三十一年（19o6）上海领事团曾议决并向清政府提出修改上海会审章程虽未得逞然在实际上已由会审、陪审展到主审。总之会审公廨名义上是中国的司法机关实则完全为外国领事所把持甚至租界内华人的一切诉讼都是由其主宰。从而造成一种反常现象：“外人不受中国之刑章而华人反就外国人之裁判”2。租界成了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实行殖民统治的“国中之国”。 此外帝国主义列强还依不平等条约先后在中国设立了各自审理其侨民案件的法院为其本国法院下属的司法机关明目张胆地破坏了中国司法组织的完整和审判权的统一行使。 1《大清法规大全·外交部》卷11第1页。 2《清史稿·刑法志》。 第二节太平天国的法律制度（1851—1864） 主要立法太平天国革命是以“拜上帝会”为组织动起来的。起先以《十款天条》作为“拜上帝会”的教规和太平军的军律。道光三十年底（1851）金田起义之初洪秀全曾布五条纪律诏、遵守天条诏。咸丰二年（1852）永安建制颁布了《天命诏旨书》、《太平礼制》、《太平条款》刊印了《太平诏书》、《天条书》等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书。咸丰三年二月（1853年3月）定都天京后在东王杨秀清主持下“立法安民”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太平刑律》（据传有177条今现62条）等法律建立了司法制度。咸丰六年（1856）秋天京内乱革命形势也随之逆转。此后上下猜忌法纪松弛。咸丰九年（1859）干王洪仁玕特布《立法制諠谕》强调整顿和严肃法制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国家以法制为先法制以遵行为要能遵行而后有法制有法制而后有国家此千秋不易之大经而尤为今兹万不容已之急务也”1。并指出了“事权不一”邀功争爵的危害性。但因阶级和时代的局限这些都成了泡影。 除上述法律、诏令外其他各王、侯、主将等所布的谕令、告示、条例等也具有法律效力。兹就其要者分述如下：1.行政立法。 太平天国实行“以教率政”的政、教、军合一的组织原则从天王、各王、侯、军师、丞相、检点、指挥及至总制、监军、各级乡官都握有军事、行政、宗教和司法等权力。太平天国设有女官衔名与男官同如女军师、女检点、女指挥、女将军等其职权、地位也与男官平等。这在当时是个创举。地方政权组织分为省、郡、县三级废止了清朝道一级设置和直隶州、厅等机构。县以下设各级乡官。依《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县按居民户数分设若干军军设军帅受监军领导。军帅以下依次为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伍长均按五建制。一伍长管五家（伍长家在内）。并规定“每家设一人为伍卒”。其目的是为将行政机构同军事组织结合起来以加强生产和适应战争的需要。所谓“有警则领统之为兵杀敌捕贼；无事则领督之为农耕田奉尚（上）”1。事实上乡官的编制及所辖户数多因当时环境和居民分布状况等而多少不同。 太平天国要求所有官兵熟记和严格执行法律、法规。如《太平条规》规定：“要恪遵天令”；“要熟识天条及所颁行诏谕”；“要炼好心肠公正和傩（和睦）毋得包弊徇情顺下逆上”；“要同心合力各遵有司约束不得隐藏兵数及金银器饰”；“不得荒误公事”；“不许谎言国法、王章”2等等。如有违法都要严格处理。此外它还根据形势展和政权建设的需要以法律规定了：（1）乡官选举制度。乡官除了随时随地直接委任外另一种是由群众公举。如《太平天国文书》记载：“凡乡邻熟识之人举为乡官办理民务”。并要求“所举之人必度其干事才能称职者充1《太平天国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52页。 1《天朝田亩制度》《太平天国》第1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324页。2以上见《太平天国》第1册第155页。 当其任”1。（2）保举制度。按《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凡天下每岁一举以补诸官之缺。”保举要“列其行迹注其姓名”。“举得其人保举者受赏举非其人保举者受罚”。太平天国前期贯彻执行这一制度是较为认真的。燕王秦日纲在禀奏中说：东王指示“凡保举官员必须查其平素历练老成精明灵变然后传该员前来亲自勘验观其言语举动进退趋跄果堪胜任再行保举禀奏回朝毋得徇情滥保。”2（3）保升奏贬制度（黜陟制度）。三年一次。“若有大功大勋及大奸不法等事”上下相互之间可随时保升奏贬不受三年的限制。凡所列“贤迹”或“恶迹”都要有确实的事实和“凭据”如果滥保滥奏或借机诬奏要被革职或处罪。（4）考试制度。定都天京后开科考试每年举行一次设文、武两科。应试者不分性别、门第等考中者即被录用。并于所到之地出榜招贤。收揽各方人才。但是这些有一定积极作用或进步性的制度是同君主制（尽管与封建君主制度有所不同）、封官制、世袭制和严格的等级制度相伴随着的。永安建制时洪秀全即封有东、西、南、北、翼五王并以诏令宣称：一切功勋等臣“大则封丞相、检点至小亦军帅职累代世袭”3。定都天京后礼仪等级十分繁杂、森严。只有天王及幼天王洪天贵才能称“万岁”。“各王驾出侯、丞相轿出凡朝军中大小官员如不回避冒冲仪者斩不留。”4表现出浓厚的封建等级制的特色。特别是后期随着太平天国政权的封建化上述一些进步性的制度也都被弃置了。 2.土地立法。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主要内容是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均天下田给天下人同耕。它规定把全国土地按亩年产量的不同分成“九等”以户为单位按人口均分“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算其家人口多寡人多则分多人寡则分寡杂以九等”1。16岁以上受田得全分。15岁以下为未成年人分田占成人的一半。并规定：“凡天下田丰荒相通此处荒则移彼丰处以赈此荒处；彼处荒则移此丰处以赈彼荒处”2以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3的理想社会。这是一个以小农平均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彻底否定封建土地制度的方案。在反对地主阶级土地占有制的斗争中“‘平均’地产的思想是正当的和进步的”4它反映了受尽封建剥削、压迫的破产农民的愿望。除此而外“‘平均制’的其他一切东西都不过是思想上的幻影”5。事实上太平天国并没有按照上述规定分田而是依据旧征收粮赋办法来征收税粮6。咸丰四年（1854）东王杨秀清等三王以“兵士日众宜广积米粮1《太平天国文书》。 2《太平天国》第3册第2o8页。 3《天命诏旨书》《太平天国》第1册第66页。 4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第3册第23o页。 1《天朝田亩制度》《太平天国》第1册第321页。 2《天朝田亩制度》《太平天国》第1册第321页。 3《天朝田亩制度》《太平天国》第1册第321页。 4《列宁全集》第13卷第217—218页。 5《列宁全集》第13卷第217—218页。 6参见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事考》第2o2页。 以充军储而裕国课”为由特向天王奏准：在安徽、江西地区“晓谕良民照旧交粮纳税”7。即照旧办法直接向太平天国政府交粮纳税。这一改变是时势要求的必然。咸丰十年（186o）太平军攻占苏州、常州等地即令乡官“按亩造花名册以实种作准业户不得挂名收租”1。克复无锡后“乡官随田派捐各佃户认真租田当自产故不输租各业户亦无法想”2。实际上承认了农民占有土地的权利。太平天国有的地方政府还给农民田凭。“各乡卒长给凭领凭后租田概作自产”3。这可谓太平天国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实行的一种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此外太平天国还在一些地方直接设收清朝官僚、豪绅以及寺观的土地归太平天国所有设典农官管理。但是上述政策在有些地方并未认真贯彻执行。特别是后期在苏杭地区有主客观原因。钻入该地区军政部门的地主、商人和反革命等利用职权给地主田凭令其“永远收执、取租办赋”4。并设立租局强迫农民向地主交租甚至派兵镇压农民的抗租斗争从而使太平天国的土地法令部分地遭到破坏。 3.财经立法。 圣库制度和供给制度：太平天国依据“人无私财”原则创立了一种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圣库”（《天朝田亩制度》称“国库”）制度和大体平均分配的供给制度。规定：凡参加拜上帝会的人须将各人的财产交给圣库而每个人的生活用品全由圣库给。从天王至士兵都不领俸钱。除肉食和服装有差别外米、盐、油、用品、衣服等都按定量由圣库供应。这一体现着平等平均思想的制度曾吸引农民群众潮水般地涌向太平军。随着革命形势的展圣库的物资来源已由参加起义人的捐献变为没收官府和地主豪绅的财产。为此太平天国在进军途中多次严令：所有缴获的金银财物都须缴归圣库不得私藏。否则“一经察出斩示众”1。这种制度当初对保证军需和官兵生活防止贪污抢掠维护革命纪律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企图以法律形式将之推广到社会则脱离了社会展的实际不可能普遍实施；加之管理不善特别是领导集团以身破法私自拥有大量金银财宝享受特殊待遇致使这种制度到咸丰五年（1855）后就很难维持下去了。 4.商业立法。 大平天国定都天京之初曾下令取缔商业将商贾的资本、物货等收归圣库2。商民生活所需由圣库按规定供应。这种办法很难长期实行遂改为：（1）允许“老兄弟”“出城买物”即城外有贸易市场；（2）“人有愿为某业者禀佐天侯给照赴圣库领本货利悉有限制”3。这种商店称“天朝7《太平天国》第3册第2o3—2o4页。 1顾汝钰：《海虞贼乱志》《太平天国》第5册第37o页。 2佚名：《平贼纪略》。 3倦圃野老：《庚癸纪略》《太平天国资料》第1o4页。 4《太平天国文物图录续编》63号《太平天国》第2册第877页。1《天命诏旨书》《太平天国》第1册第69页。 2《贼情汇纂》《太平天国》第3册第275页。 3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太平天国》第4册第716页。 某店”一律“不准私卖”不准收售珠玉玩物4。此亦引起人们不满便改行自由贸易、由国家收税的政策。“百般贸易俱可做烟酒禁物莫私营。”5所谓“禁物”系指鸦片、金银玩物、食盐之类。天京以外地方看来实行自由贸易但凡开设商店须向政府领取“商凭”（“印照”等）。“商凭”中载有必须遵守的条款。如“务须公平交易”“不得奇货自居亦不得抬高市价”6等。同时主张同外国通商但外商要遵守太平天国法令严禁鸦片贸易。 5.刑事立法。 刑律是太平天国法律的主要部分。它把打击的重点先指向代表封建势力的清朝官员、豪绅、恶霸地主等贬称他们为“妖”坚决予以打击并把矛头直指“满妖咸丰”指斥他“率人类变妖类”必须诛戮1。 太平刑律视“反草通妖”（叛变通敌）和谋反为最严重的犯罪规定：“如有被妖魔迷懞反草通妖即治以点天灯、五马分尸之罪。”并诛杀通馆通营；“凡有人私带妖魔入城或妖示张贴谋反诸事定将此人点天灯。其知情不告者一概斩不留。”2为保护圣库制度刑律对私藏金银和私自掠夺行为也视为重罪予以严惩。如规定：“凡私藏金银即是变妖定斩不留”；“凡典圣库、圣粮及各典官如有藏匿盗卖等弊即属反草变妖即治以点天灯之罪”；“凡假冒官员私打先锋者斩不留”3。 依刑律凡、强奸即斩示众；无故杀害人、烧毁群众房屋的、虏掠群众财物的、私藏关凭等均斩4。 严禁鸦片。最早制定的《十款天条》第7条规定：“吹（吸）洋烟是犯天条”。咸丰二年（1852）在永安重颁《严禁违犯第七条诏》规定：吸洋烟者“一经查出立即严拿斩示众决无宽赦”1。后来洪秀全还专门布《禁鸦片诏》。各地也张贴《告示》：“倘有贩卖者斩吸食者斩知情不禀者一体治罪。”2当时严禁贩卖吸食鸦片不仅是向恶习挑战而且是一种反对外国侵略者的爱国措施。 但是太平刑律有些规定过于苛重并带有浓厚的封建等级制和落后迷信的东西。如对打架、饮酒、吸水旱烟、过三周不能熟记《天条书》等都列为大罪处以死刑；属下谈及天王后宫后妃的名字、位次以及见到后妃不低头垂眼的都处死刑。这种刑律加剧了内部矛盾。 刑罚有枷、杖、死刑没有徒、流刑。死刑还沿用了古代一些酷刑如点天灯、五马分尸等。 6.婚姻家庭立法。 4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太平天国》第4册第716页。 5《醒世文》《太平天国》第2册第5o5页。 6《金匮商凭》《太平天国》第2册第874页。 1《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太平天国》第1册第16o页。 2《贼情汇纂》《太平天国》第3册第228—23o页。 3《贼情汇纂》《太平天国》第3册第228—23o页。 4《贼情汇纂》《太平天国》第3册第228—23o页。 1《太平天国》第1册第68页。 2同上书第3册第225页。 太平天国提倡男女平等。从起义开始妇女就享有同男子同等的权利可以参军打仗出任文武职官以至将帅官阶与男子平等。在有些城市设立“女营”、“女绣锦衙”等组织吸收妇女参加和从事各种生产劳动。关于婚姻提倡一夫一妻制并以法律形式肯定“凡天下婚姻不论财”废除封建买卖婚姻及“一切旧时歪倒”。结婚一般由乡官给“合挥”（结婚证书）在教士主持下举行婚礼。允许寡妇再嫁。并严禁娼妓、纳妾、买卖奴婢、缠足、溺婴要求“安老怜幼恤孤”严格保护妇女的人身权。但离婚是不准的。 在家庭关系上曾提倡禁欲主义。起义一开始为防止规定：凡参加起义的男女都分别编入“男营”、“女营”不许男子径进“姊妹营”和“私相授受”。除诸王外已婚者不许同居未婚者不许婚配违者严惩。定都天京后企图把这种办法强行推向社会因遭群众反对不得不在咸丰五年（1855）正式准许男女团聚婚配全面恢复家庭生活。 太平天国婚姻家庭立法中也有不少封建毒素。如官书《幼学诗》宣传“妻道在三从无违尔夫主”1等封建思想。法律规定“凡婚姻必听其师择配不得苟合”2。更为严重的是太平天国主要领导成员公然破坏他们提出的一夫一妻制甚至假上帝之命实行一夫多妻制。这些也是太平天国领袖们摆脱不了封建帝王思想的表现。 ------------ 10 7.外交政策。 太平天国奉行独立自主平等的外交政策。咸丰三年（1853）太平天国在答复英使文翰的信中公开宣布：“天下为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彼此之间既无差别之处焉有主从之分”。“无论协助我天兵歼灭妖敌或照常经营商业悉听其便”3。咸丰四年在另一答复中又指出：不但允许英国通商“万国亦许往来通商但通商者务要凛遵天令”即要遵守太平天国的法律法令并到指定地点办理严禁鸦片贸易“害人之物为禁”4。当外国侵略者居心叵测地向洪秀全兜售他们帮助太平天国打清朝但要求事成之后“平分土地”的阴谋时洪秀全断然地说：“事成平分天下失笑；不成之后引鬼入邦”1坚决拒绝了外国侵略者的利诱。当外国侵略者撕下“中立”的假面具帮助清朝军队进攻时太平天国就英勇地坚决地予以反击曾打得侵略者“屡受挫败”“敛兵不动”；武装到牙齿的“洋枪队”被打得几乎全军覆没；法国将军蒲鲁特和美国的华尔也在战争中被击毙。这充分表明了中国人民英勇抗击外国侵略者的爱国主义精神。但由于历史条件和阶级的局限性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对外国侵略者的本性认识不清看不到他们联合封建统治者以压榨中国人民和绞杀革命的罪恶阴谋因而对之缺乏应有的警惕结果吃了大亏。 司法制度1《太平天国》第1册第233页。 2《贼情汇纂》《太平天国》第3册第25o页。 3《太平天国文选》第83、84页。 4《太平天国答复英国三十条并责问五十条诰谕》转引自《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上卷第1分册第129页。 1《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第3册第838页。 太平天国司法由各级官员兼理。天王为最高裁判者王、侯、丞相等都行使审判权各王府还设有刑部尚书、典刑、典牢等专职官员负责具体的司法工作。在地方总制和监军都兼理“狱讼”。各级乡官也有权“催科理刑”“悉设公堂刑具”。2定都天京后有了一定的诉讼程序。《天朝田亩制度》曾规定：“各家有争讼两造赴两司马两司马听其曲直。”如果不服由上级乡官逐级审理。如“既成狱辞”军帅须逐级上报直至天王天王命军师、丞相、检点及典执法等详核其事如无出入再由这些人报请天王降旨主断或生或死或予或夺军师遵旨处决。这种不分案件性质难易和审级的繁琐程序不可能也无必要完全按其进行。据有关著述记载“刑人必问供”具禀侯王经天王批准由翼王（石达开）交翼殿刑部尚书盖印“赴天牢提人处决”1。在地方一般案件都由郡的长官总制决定。 太平天国在官署“大门走廊内置大鼓两面凡受害伸冤或要申诉的人均可自由击鼓要求长主持公道”2。起诉手续简便凡有“入告者随即坐堂听审颇明允不索讼费”3。审理案件一般都公开进行允许人们旁听。据目击者记载：“这些法庭毫无例外地是最严格最公正的。令人憎恶的场面清朝衙门的如施于原告、被告、犯人的酷刑之类全被废除。原被告两造及证人全都当面对证。”重视调查证据。“囚犯和诉讼人全都具有依法进行辩护的权利”4。公正判处“所有的审判全都以是非曲直为准则而不拘囿于条文因此很少生欧洲法庭中因法律上的专门术语及诡辩经常所导致的显然不公正的现象”5。 在处理重大案件时一般要召集群众大会或布文告说明罪犯所犯罪行及为什么惩罚有时还让罪犯当众坦白认罪以教育群众。 太平天国有时也秘密审讯甚至假借天父下凡审判。这是落后的一面。 2《天朝田亩制度》《太平天国》第1册第322页。 1《贼情汇纂》《太平天国》第3册第266页。 2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第457页。 3《养拙轩笔记》引自1979年7月2o日《光明日报》载《法庭上人人平等》一文。4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下册第456—457页。 5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下册第456—457页。 第三节中华民国的法律制度（1912—1919年5月4日） 南京临时政府的法制建设与改革（1912年元旦—3月） （一）主要立法南京临时政府一成立就很重视其法制的建设与改革。它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天赋人权”和“自由、平等、博爱”等思想为指导在短短的三个月内除颁布了《修正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外还制定了3o来件除旧布新的法律、法令。主要有：1.行政法规。 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后为健全组织统一官制先后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央行政各部及其权限》各部官制通则和6军、外交、内务、交通、教育、司法等部及各局官制规定了中央行政各部的组织部长、次长、司长和各科的职责权限以及各级官员分别委任办法。强调选用官员“唯才能是称不问其党与省”1。命令撤销初在各地方设立的“军政分府”将各省都督府所属之行政各部改为“司”主管民政、财政；军事由另设的司令部专管使军、政分开。经参议院同意或议定正式公布了《南京府官制》、《参议院法》（18章1o5条）等法律。同时布了革除前清官厅中关于“大人”、“老爷”称呼的命令指出：“官厅为治事机关职员为人民之公仆本非特殊阶级何取非分之名称。”规定以后均以官职相称民间普通称呼为先生或君1。 2.保护私有财产振兴实业法令。 南京临时政府为“安民心而维大局”重视保护私人财产。 1912年1月28日内务部布《通饬保护人民财产令》规定“凡人民财产房屋除经正式裁判宣告充公者外勿得擅自查封”。后又明确规定：凡在民国势力范围的人民以及确未反对民国的前清朝官吏其财产均归个人享有；确无反对民国之实据的现任清朝官吏其财产归民国政府保护候本人投归民国时归还本人2。没收已入民国范围的清政府官产查抄仍为清朝官吏而又反对民国政府、虐杀革命人民者的财产归民国政府所有。 南京临时政府认识到：“实业为民国将来生存命脉不能不切实经营”3。故在中央设立实业部在省设立实业司并先后颁布了“慎重农事”令和一些展、保护实业的规章和办法。如允许并鼓励人们自出资金兴办实业鼓励农垦保护民族工商业勉励华侨在国内投资并协助维持一些有困难的企业等等。反映了资产阶级力图展民族资本主义的要求。 3.维护人权、严禁贩卖“猪仔”法令。 以临时大总统名义先后颁布了《通令开放蛋户、惰民等许其一体享有公权私权文》、《令内务部禁止买卖人口文》、《令广东都督严禁贩卖猪仔文》和《令外交部妥筹禁绝贩卖猪仔及保护华侨办法文》等。令文从“天赋人权1《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9页。 1《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27号《辛亥革命资料》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16页。2《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6号令示《辛亥革命资料》第42—43页。3《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8号《辛亥革命资料》第59页。 胥属平等”的资产阶级人权观出反对封建等级压迫和“无理之法制”宣布取消清律对各类所谓“贱民”的特别限制和歧视规定：水上居民（蛋户）、惰民、丐户、义民（奴）、优倡、隶卒等均享有选举、参政、居住、言论、出版、集会、信教之自由等一切公民权不得稍加歧异。严格禁止买卖人口令文要求以后“不得再有买卖人口情事”违者罚“从前所结买卖契约悉予解除不得再有主奴名分”1。令文反对帝国主义蹂躏我国人民把大批华人当作“猪仔”贩卖出国致“陷入沟壑”。为“尊重人权保全国体”特令有关方面严禁、妥筹杜绝贩卖猪仔和保护侨民办法。这些法令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奴役维护民族尊严以及广大侨胞的要求。 4.维护治安、整顿军纪法令。 南京临时政府建立不久就以南京卫戍总督和6军部名义颁《告示》、《维持地方治安临时军律文（附军律及示谕）》等条令严禁任意掳掠、强奸妇女、杀害无辜良民、擅封民屋财产、抢劫民财违者枪毙；勒索强买、私斗杀伤者论情抵罪；私入民宅、行窃、赌博、纵酒行凶者罚；严禁私募军饷违者严惩不贷。并“示谕”：“倘敢在外滋事即属不法军人定即按律惩办如有匪徒假冒一律严拿重惩。”2孙中山在即将解职之前还以临时大总统名义布了《令各都督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电文》指出各地存在的种种不法行为特申准许受害人“按照临时约法来中央平政院陈诉或就近向都督府控告。一经调察确定立予尽法惩治并将罪状宣告天下以昭儆戒”1。但是其效果甚微。 5.改革司法法令。 第一禁止刑讯。禁止刑讯令文揭露了前清刑讯的残酷和野蛮：“日糜吾民之血肉以快其淫威。”规定今后“不论行政、司法官署及何种案件一概不准刑讯。鞫狱当视证据之充实与否不宜偏重口供。其从前不法刑具悉令焚毁”。并要“不时派员巡视如有不肖官司重煽亡清遗毒者除褫夺官职外付所司治以应得之罪”。2第二革除体罚。禁止体罚令文指出：“体罚制度为万国所摒弃中外所讥评”应“迅予革除”3。规定以后“不论司法、行政各官署审理及判决民刑案件不准再用笞、杖、枷号及其他不法刑具。其罪当笞、杖、枷号者悉改科罚金、拘留”4。 以上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用资产阶级的法律观和人道主义反对并取代清朝“苛政酷刑”的愿望有其进步意义。 6.改革教育和社会恶习法令。 孙中山认为：“学者国之本也若不从设法修旧起废鼓舞而振兴之何以育人才而培国脉。”5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先后布了《关于普通教育暂1《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27号令示《辛亥革命资料》第216页。2《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7号《辛亥革命资料》第49—5o页。 1《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52号《辛亥革命资料》第383页。 2《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27号《辛亥革命资料》第215—216页。3《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35号令示《辛亥革命资料》第27o—271页。4《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35号令示《辛亥革命资料》第27o—271页。5同上书第42号《辛亥革命资料》第311页。 行办法及课程标准》、《禁用前清各书通告各省电文》等改革教育的法令宣称：将从前各类“学堂”一律改为学校“监督”、“堂长”一律称校长；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要求各种教科书“务必合乎民国宗旨”清朝所颁布的教科书一律禁用；“如学校教员遇有教科书中不合共和宗旨者可随时删改”或呈请主管部门通知该书局改正”1。令文还鼓励私人办学、奖励女学准许创设蒙、回、藏学校等。 与此同时还先后颁布了晓示人民限期剪辫、劝禁缠足、厉行禁烟和禁赌等命令。指出“鸦片流毒中国垂及百年。推其为害之烈小足以破业殒身大足以亡国灭种”2；“赌博为巧取人财既背人道主义尤于现时民生多所妨害”3；缠足“残毁肢体阻阏血脉害虽加于一人病实施于子姓”。“害家凶国莫此为甚”4。因此要求革除这些恶习。严禁种吸鸦片不改悔者即将剥夺其“一切公权”5。除人民宴会游饮集合各场所一律不准赌博“倘有违犯各按现行律科罪”。对于故意违反缠足令者予其家属以相当之处罚。这些表现了资产阶级革命派革除社会恶习的迫切心情。 （二）司法组织和诉讼制度南京临时政府依《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和中央各部及其权限中央设立司法部省设司法司主管民刑诉讼事件户籍监狱以及其他一切司法行政事务监督法官；设临时中央审判所行使审判权在地方设立各级审判厅和检察厅实际上多由地方行政机关兼理司法。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法院由临时大总统及司法总长分别任命的法官组织之依照法律审判民事案件及刑事案件。 关于审级仍采取四级三审制。孙中山在一令文中指出：“四级三审之制较为完备不能以前清曾经采用遂尔鄙弃。”所“拟于轻案采取二审制度殊非慎重人生命财产之道”。并强调“上诉权为人民权利之一种”1。 南京临时政府曾拟出了《中央裁判所官制令草案》、《律师法草案》。 从有些记载看当时有些地区已实行合议制、律师辩护制度、陪审和审判公开等制度。《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进一步明确规定：“法官独立审判不受上级官厅之干涉”；“法官在任中不得减俸或转职非依法律受刑罚宣告或应免职之惩戒处分不得解职”。即以不得转职和减薪来保障法官无所顾忌地行使其职权。 总之南京临时政府力图革除封建旧制建立类似资产阶级国家的法律制度所颁布的法律、法令具有民主主义性质有历史进步意义。但因其地方政权大多操在旧官僚、军阀和立宪党人手中所以大都未被贯彻实施。北洋政府的法律制度（1912年4月—1919年5月4日） 1《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4号《辛亥革命资料》第23页。 2同上书第3o号《辛亥革命资料》第243页。 3同上书第29号纪事《辛亥革命资料》第235—236页。 4同上书第27号令示《辛亥革命资料》第28o页。 5同上书第27号令示《辛亥革命资料》第215页。 1《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29号纪事、第37号令示《辛亥革命资料》第235、28o页。（一）主要立法袁世凯于1912年3月1o日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就借口“民国法律未经议定颁布”下令前清所有施行之法律及《新刑律》“除与民国国体抵触各条应失效外余均暂行援用以资遵守”1。同年4月3日参议院开会议决“当新法律未经规定颁布以前”“所有前清时规定之《法院编制法》、《商律》、《违警律》及宣统三年颁布之《新刑律》、《刑事民事诉讼律草案》并先后颁布之《禁烟条例》、《国籍条例》等除与民主国体抵触之处应行废止外其余均准暂时适用”。“嗣后凡关民事案件应仍照前清现行律中规定各条办理。”惟须由政府饬下法制局“将各种法律中与民主国体抵触各条签注或签改后交由本院议决施行”2。实际上准许援用前清施行的一切法律、条例包括尚未颁布的《刑事民事诉讼律草案》等。从同年4月3o日公布的《删修新刑律与国体抵触各章条》来看所谓“删修”不过是将《大清新刑律》改名为《暂行新刑律》删除了“侵犯皇室罪”一章和维护皇室特权的一些条款以及《暂行章程》5条、“制书”、“御玺”等字；改律文中的“帝国”、“臣民”、“复奏”、“恩赦”等词为“中华民国”、“人民”、“复准”、“赦免”等。其主要内容没有什么改变。这样就把前清的《新刑律》变为北洋政府的《暂行新刑律》了。北洋政府在援用前清法律的同时还根据新的需要设置专门的法律修订机构展开频繁的立法活动。主要立法有：1.刑事立法。 北洋政府很重视刑事立法特别是袁世凯既鼓吹“隆礼”又强调“重典”。除颁布《暂行新刑律》、《暂行新刑律施行细则》（1912年8月12日）外又6续公布了一系列严刑峻法以加强镇压和威慑人民。《徒刑改遣条例》、《易笞条例》公开恢复了封建社会长期施行、清末宣布废除的流、遣、笞等刑罚。《惩治盗匪法》扩大和加重了《暂行新刑律》中有关规定的刑罚：凡“强盗”、“匪徒”犯刑律或本法所规定的特别重罪均“处死刑”“得用枪毙”；驻军在其驻地现上述罪犯必要时“得由该高级军官审判之”。随后颁布的《惩治盗匪施行法》又规定：依上法“审实”或“查获”的案犯如认为“案关重要”或对“维持公安有重大关系”等“得先摘叙犯罪事实”电报核准“立即执行”；对于“成股盗匪”除由军警“临时格杀”以外凡拿获者即由军警长官“立即审判、执行”。《暂行新刑律补充条例》（1914年12月24日颁行）不仅恢复了《清新刑律》的“暂行章程”的内容而且加以扩大。如其中规定：三人以上携带凶器共同犯刑律有关规定者“各依本刑加一等”并“得加至死刑”等。此外还颁布了《缉私条例》、《私盐治罪法》（1914年12月）、《6军刑事条例》（1915年3月）、《海军刑事条例》（1915年4月）等单行法律条例。1915年“法律编查馆”迎合袁世凯厉行专横、图谋复辟帝制的意志复请日人冈田朝太郎参加拟定了一个刑法草案。其中特别增加了“侵犯大总统罪”、“私盐罪”（因盐利“岁入与田赋相埒”）、“亲属加重”各一章以及“奸通无夫之妇”罪等。1918年设立的“修订法律馆”以该草案是处于袁世凯淫威之下制定的而加以否定依当时形势“参考各邦立1《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41号《辛亥革命资料》第3o8页。 2转引自《中华民国立法史》正中书局1937年版第59页。 法”又拟出了第二个刑法草案。这个草案搬用了较多的资产阶级的刑法原则和条款较前一个有所展。但是这两个草案都未能公布施行。 2.行政立法。 北洋政府为加强对人民的钳制和统治强化社会治安控制官吏维护其统治秩序先后颁布了不少行政法律、法令如《戒严法》（1912年12月）、《官吏服务令》（1913年1月）、《治安警察法》（1914年3月）、《预戒法》（1914年8月）《狩猎法》（1914年9月）、《出版法》（1914年12月）、《司法官惩戒法》（1915年1o月）《违警罚法》（1915年11月）以及《律师应守义务》（1915年7月公布1916年1o月修正）等。依《戒严法》宣布戒严时“警备地域内”凡“与军事有关系者”该地的行政司法事务“管辖权属于该地之司令官”其行政和司法官也“须受该地司令官之指挥”；“在接战地域内”该地的一切行政及司法事务的管辖权都须“移属于该地之司令官”民、刑案件也“由军政执法处审判之”并“不得控诉及上告”。在戒严地域内司令官还有权停止集会或新闻杂志图画之行；禁止民有物品“可供军需之用者”的输出；有权拆阅邮信电报；可以“不论昼夜”“侵入家宅、建造物、船舶中检查之”等等。《治安警察法》规定：禁止私制、私运和私藏军器或爆烈物；未成年人、妇女、小学教员、学校学生、僧道和宗教教师以及6海军军人等不得加入政治结社或“政治集会”；禁止工人要求增加工资或罢工的集会。政治结社、政治集会必须预先呈报登记甚至有的并不涉及政治的集会、屋外集会和集体游戏等也都在禁止和取缔之列；如果违反就要被判处徒刑或罚金。《预戒法》还规定警察机关及县知事对于无一定职业及不知检束之人得行预戒令；违犯此令的要处以罚金或拘役。上列种种就为北洋军阀以各种借口剥夺人民的民主权利、抢掠人民的财物实行军事独裁统治开了方便之门。3.民事立法。 北洋政府除沿用前清现行律中关于民事有效部分外还颁布了一系列确认和维护私人权益的法律、条例如《验契条例》、《矿业条例》、《国有荒地承垦条例》、《森林法》和《著作权法》等并组织力量编纂民法典。除1915年由法律编查会编成《亲属编草案》外其他各编（总则、物权、债、继承）草案直到1925至1926年才全部告竣但均未正式颁行。 4.商事立法。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战乱频繁工商业屡受涂炭很不景气但也有一定展。为了确认和保护地主、军阀、买办阶级经营的商业利益其商事立法较前有所展先后公布的有：《公司保息条例》、《商人通则》、《修正公司条例》、《商业注册规则》和《证券交易所法》等。 5.诉讼立法。 北洋政府一开始援用清末的民、刑事诉讼律（草案）后6续公布了一些修改条例如《民刑诉讼律草案管辖各节》、《修正各级审判厅试行章程三条》、《民事非常上告暂行条例》、《地方审判厅刑事简易庭暂行规则》、《县知事审理诉讼暂行章程》、《县知事兼理司法业务暂行条例》、《行政诉讼法》和《6军审判条例》等等。 此外还公布了维护外国人在司法上享有特权的《酌定华洋诉讼办法》和《法律适用条例》等。 在审判实践中还援用判例和解释例审判案件。被援用的数量越来越多。 北洋政府的立法反映了封建地主和买办阶级的意志以更加严厉镇压人民的反抗活动保障军阀厉行统治维护地主官僚买办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利益为主要内容。在法律编纂上初步形成了宪法（约法）、刑法、民法、商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的“六法体系”。 （二）司法的主要特点北洋政府有名目繁多的司法机构：普通法院：仿照资产阶级国家的法院组织形式建置按规定设初级审判厅、地方审判厅、高等审判厅和大理院四级实行三审终审制；并于各审判厅内设同级的检察机构负责侦查、起诉和监督审判等。但实际上并没有设置初级审判厅而地方审判厅及其分厅除在一些大、中城市设立外也多未设立所以初级和地方审判厅管辖的案件实由县知事兼理。 兼理司法法院：即在未设立普通法院的县由县知事兼理司法业务下设承审员辅助之。 特别法院：主要是军事审判机关和一些地区如哈尔滨等特别法院。此外还设有平政院依《行政诉讼法》审理行政诉讼案件。 依照法律规定了各类法院管辖案件的范围、应遵守的诉讼原则和程序如公开、辩护、上诉等但大都流于形式特别是基层法院都未认真执行。北洋政府统治者为了厉行统治进行武力统一极力扩大军事审判机关的权力不仅把反对其统治的人们以各种借付军事法庭审判即使本应由普通司法机关受理的一般案件（如财产纠纷、通奸等）也常被军事审判机关强行提出直接审判。警察机关也不经法定手续可把查获的案件擅自判决罚款结案。所谓普通法院、兼理司法法院的活动实际上大都为大小军阀及其代理人所操纵和掌握。一位亲历者记载说：“军队警察私擅逮捕监禁”不是“先有罪而后有刑”而是“先有刑而后有罪”；“凡行政长官所不喜之人旦夕得而羁押之检察官不敢不服从也；凡行政长官所袒护之人不得逮捕之检察官又不敢不服从也；是所谓人权保护悉凭有力者之喜怒不得不假借检察官之权力以行之羁押后又得任其宰割”1。其司法之黑暗于此可见。 1罗文干：《狱中人语》上编第53—54页。 第十一章中央和地方政权机构第一节晚清政权机构的变化清朝政治体制是以君主政体为核心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演变处在不断的调整和变化之中。大致说来从道光二十年（184o）鸦片战争后到宣统三年（1911）经历了四次重大的变化。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等机构的设立从鸦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廷被迫与英、美等大大小小十几个国家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外国殖民势力不仅侵入中国东南沿海城市而且深入长江内地。面对这种变化的新形势清朝统治者不得不改变某些统治政策对政权运行机制进行调整和改革。咸丰十年十二月初十日（1861年1月2o日）咸丰帝下谕批准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派恭亲王奕䜣、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管理。这是清廷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开端。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总署”或“译署”其官制仿照军机处。官员主要有大臣和章京。大臣一般分为亲王、郡主、贝勒统领、军机大臣兼领、大臣上行走章京分为总办章京、帮办章京、章京、额外章京。章京在大臣领导下管理各项具体工作。分设英国、法国、美国、俄国、海防五股及司务厅和清档房。总理衙门对同文馆、海关总税务司以及南、北洋通商大臣虽然不能直接管辖但关系密切。其开始主管外交及通商、关税等事务后来扩及筑铁路、开矿、制造枪炮军火等总揽了全部洋务事宜。其权势与地位凌驾于六部之上颇似军机处。在总理衙门设立以前清廷对外交涉由礼部、理藩院、鸿胪寺等机构办理。总理衙门成立后清廷才开始有了专门的外交机构尽管它带有半殖民地色彩但毕竟标志着中国已进入近代意义上的外交行列。 在这以前清廷还设有五口通商大臣（后改称南洋大臣）、三口通商大臣（后改称北洋大臣）、总税务司等。 由于总理衙门成为总揽一切“洋务”的中枢机构从而引起清朝中央机关职权的变化。这一变化在光绪戊戌年间刑部郎中沈瑞林的奏折中有一段详细记载：凡策我国之富强者要皆于该衙门为总汇之也而事较繁于六部者也。夫铨叙之政吏部主之今则出洋大臣期满专由该衙门请旨海关道记名专保该衙门章京而吏部仅司注册而已。出纳之令户部掌之今则指拨海关税项存储出公费悉由该衙门主持而户部仅司销覈而已。互市以来各国公使联翩驻京租界约章之议燕劳赏赐之繁皆该衙门任之而礼部主客之仪如虚设矣。海防事起力求振作采购战舰军械创设电报邮政皆该衙门专之而兵部武库车驾之制可裁并矣。法律本掌于刑部自各国以公相持凡交涉词讼之曲直悉凭律师以为断甚或教案一出教士多方袒护畸轻畸重皆向该衙门理论而刑部初未与闻也。制造本隶于工部自各国船坚械利耀武海滨势不得不修船政铁路以资防御迄今开办铁路工作益繁该衙门已设有铁路矿务总局矣而工部未遑兼顾也。是则总理衙门之事固不独繁于六部而实兼综乎六部矣。1从这段记载看清廷各部职权由此相对缩小甚至名不副实形同虚设总理衙门成为包揽一切的机构。所以外国侵略者把它视为“帝国政府（指清廷）的内阁”这表明清朝中央机构开始生变化。 “新政”时期政权机构的变化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签订使得朝野上下要求改革现状、挽救民族危机的呼声日益高涨掀起了要求以改革现行政治体制为中心的维新运动。 从光绪十四年（1888）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康有为先后七次向光绪帝上书历陈改革政治制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光绪帝下诏进行变法。在变法期间他下令删改则例裁汰冗员；取消詹事府、通政使司、光禄寺、鸿胪寺、大理寺、太仆寺等冗散重叠机构；设立矿务铁路总局、农工商总局、京师大学堂；准许办报馆、学会、商会、农会；改各省书院、祠庙为学校；裁汰绿营、用新法训练新军；推行保甲制度等等。这一系列改革和措施遭到慈禧太后为的守旧派的抵制和破坏。然而戊戌变法的失败并不表明旧的政权体制照样能维持下去。随着义和团运动的爆八国联军的侵华《辛丑条约》的签订以孙中山为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了政治舞台向清皇朝起猛烈进攻。清朝统治者为了挽救没落的命运被迫进行机构改革和宣布预备立宪。光绪二十六年（19o1）底清廷布“变法”上谕推行“新政”。三月清廷成立督办政务处作为规划“新政”的机构。随后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光绪二十九年（19o3）设练兵处划一全国新兵训练；成立财政处谋求统筹全国财政解决财政困难；设立商部将矿务铁路总局并入。光绪三十一年（19o5）设立巡警部统理全国警务；设立学部管理全国教育。在这期间先后裁撤东河河道总督云南、湖北、广东三省巡抚及通政司归并詹事府于翰林院裁汰各衙门胥吏差役停止捐纳买官废除科举制度设立学堂派学生出国学习等等。 这一时期的新政是对清朝政权体制的重大改革。通过这一改革使清朝政权机构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些旧机构被撤销了一些新机构设立了传统的六部、九卿的建制趋于瓦解。 “预备立宪”时期的官制改革光绪三十一年（19o5）清廷宣布“预备立宪”派载泽等五大臣出国考察政治设立考察政治馆。次年五大臣回国后向慈禧太后陈述了实行“宪政”的三大好处：一是“皇位永固”；二是外患渐轻；三是“内乱可弭”。清廷于七月十三日（9月1日）宣布“预备仿行立宪”先从改革官制入手。同时派载泽等编纂官制命各省督抚派员参议后又派奕䜣、瞿鸿等总司核定。经过一番讨论由奕䜣等议定一个改革朝廷官制的方案。九月二十日（11月6日）清廷宣谕按照奕䜣等厘定的新官制进行改革。（1）改巡1《戊戌变法档案史料·添裁机构及官制吏治》。 警部为民政部户部为度支部兵部为6军部刑部为法部理藩院为理藩都大理寺为大理院都察院为都御史、副都御史其中法部管司法大理院管审判都御史负责“纠察行政缺失伸理冤滞”；（2）将太常、光禄、鸿胪三寺并入礼部工部并入商部取名农工商部；（3）增设专管轮船、铁路、邮政的邮传部；（4）内阁、军机处、外务部、吏部、学部以及宗人府、翰林院、钦天监、銮仪卫、内务府、太医院、各旗营、侍卫处、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仓场衙门等照旧不变；（5）准备设海军部、军咨处、资政院、审计院等1。除外务部官员缺照旧外各部堂均设尚书1员侍郎1员满汉不分。这种改革表面上仿照西方资本主义三权分立的体制设立内阁（行政）、大理院（司法审判）和准备设立资政院（立法）实际上“大权统一于朝廷”仍以军机处为“行政总汇”2。 在这次改革中还有一个重要变化即废除了清初三法司制度实行四级三审制。所谓四级即城乡■局（初级审判厅）、地方审判厅、高等审判厅、大理院。所谓三审即犯有笞杖罪、无关人命的徒罪及2oo两银价以下民事诉讼案件由初级审判厅审判不服上诉到地方审判厅进行二审不服上诉到高等审判厅进行终审；徒、流、死刑由地方审判厅初审不服由高等审判厅进行二审不服由大理院进行终审判决。高等审判厅不受理初审词讼案件大理院负责二级终审及办理宗室、官犯国事重大案件和皇帝特旨交审案件。因此刑部改为法部后变为管理司法行政；大理寺改为大理院后变成最高审判机关。同时设立各级审判厅及总检察厅与各级检察厅都察院不再参预会审和稽察事务。稽察由总检察厅、各级检察厅行使从而形成较为完整的近代化司法系统。 在改革中枢政治体制的同时慈禧太后命奕䜣等续订各省官制进行地方政治体制改革。奕䜣等拟订的《各省官制通则》于光绪三十三年（19o7）颁布。改革的基本内容是：“各省按察使改为提法使并增设巡警、劝业道缺裁撤分守、分巡各道酌留兵备道及分设审判厅增易佐治员”。并由东三省先办直隶、江苏两省择地试办其余各省“均由该省督抚体察情形分年分地请旨办理统限十五年一律通行”1。 在省辖区域按“区划广狭治理繁简”将所属地方分为府、直隶州、直隶厅各省原设直隶厅有属县的一律改为直隶州。各府所属地方分为州、县各直隶厅所属地方为县。并将各直隶州、直隶厅及州、县所管地方划分若干区置区官1人管理本区巡警事务。同时将原设的分司巡检一律裁撤。 “责任内阁”的成立光绪三十三年（19o7）秋宣布在朝廷筹设资政院命令地方各省筹设咨议局同时将考察政治馆改为宪政编查馆。 宪政编查馆直属军机处专管调查编定东西各国宪法材料和各省政治情1《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总第5579页。 2《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总第5579页。 1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七日《各直省官制先由东三省开办俟有成效逐渐推广谕》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1o页。况并负责草拟《议院选举法》、《宪法大纲》等有关法律文件。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初一日（19o8年8月27日）公布《宪法大纲》。十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11月14日、15日）光绪帝、慈禧太后先后死去。溥仪“入承大统”以翌年为宣统元年（19o9）。以光绪帝之弟、溥仪之父载沣为摄政王监国。载沣执政后为巩固垂危统治采取借“预备立宪”以笼络人心并乘机加紧集中权力于皇族的方针。他一方面通令颁布《厅、州、县自治章程》及《法院编制法》要求务必在宣统元、二年各省成立咨议局、朝廷成立资政院“以立议院基础”；另一方面效法德国皇帝威廉·亨利统治办法以皇族掌握全队统率权削夺汉族军阀官员的权力罢斥权势煊赫的袁世凯自己代理6海军大元帅将军政大权掌握在皇族手里以维持岌岌可危的统治。 宣统三年四月（1911年5月）清廷慑于各方面的压力不得不颁布《新内阁官制》撤销军机处这一君主的权力中心设立责任内阁。责任内阁由总理大臣、协理大臣、各部大臣组成“辅弼皇帝担负责任”。内阁会议由总理大臣主持设政事堂为会议场所规定颁布法律、敕令及有关国务的谕旨须经总理、协理大臣会同有关部务大臣副署涉及各部的事务由全体阁员副署才能生效力。 新内阁体制在总理、协理大臣之下设丞1人综理各务所属有承宣厅和制诰、叙官、统计、印铸四局。新内阁设外务、民政、度支、学、6军、海军、法、农工商、邮传、理藩等十部各部尚书一律改称大臣。同时裁撤内阁、会议政务处、宪政编查馆改礼部为典礼院、监务处为监政院、军咨处为军咨府增设弼德院等。 至此清廷中枢以新官制代替了旧官制。责任内阁的成员是：总理大臣奕䜣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外务大臣梁敦彦民政大臣善耆度支大臣载泽学部大臣唐景崇6军大臣■昌海军大臣载洵法部大臣绍昌农工商大臣溥伦邮传大臣盛宣怀理藩大臣寿耆。在这些阁员中满族贵族8人蒙古贵族1人汉族官员4人满族贵族8人中皇族又占6人。因此它是一个以皇族为中心的内阁人们称之为“皇族内阁”。 皇族内阁成立后遭到各方面的强烈反对张謇、汤寿潜等人以各省咨议局联合会名义上书说：“以皇族组织内阁不合君主立宪公例请另简大员组织内阁。”资政院也上奏称：“内阁应负责任国务大臣不任懿亲”等。这时武昌起义爆各省纷纷响应起义。清廷为了摆脱困境只得取消现行内阁章程解散奕䜣为的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组织“责任内阁”。清廷军政大权全部落入袁世凯手中。 袁世凯掌握军政实权后“一方面挟北方势力与南方接洽；一方面借南方势力以胁制北方”1。经过南北双方多次谈判在革命党人妥协下达成了协议。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清帝被迫下诏退位。从此结束了清朝26o多年的封建君主统治。 1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289页。 第二节太平天国的政权机构天国中枢职官太平天国最高领导者是天王。天王下设王、侯两等爵位。设军师、丞相、检点、指挥、将军、总制、监军、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等12级职官。最初职官不分文武兼理军政。到咸丰三年（1853）定都南京后职官才进一步健全开始将军政分开分军师、丞相、检点、指挥、将军为朝内官即中央官；分总制、监军、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为守土官即地方官。朝内官军师至检点既可以在中央政府任职又可以领军出外作战和处理地方政务。王、侯可以世袭职官不能世袭。丞相可以升侯侯可以升王丞相升侯升王后地位虽起变化但职务不变或另授官职。但是丞相、检点、指挥、将军只是一种官阶不是具体职务。职务的大小主要根据所派工作的情况而定。如丞相官虽高可是在中央政府中没有参加和决定政务的权力如果奉命出征则赋予独当一面的军政全权。此外东王以下的兄弟都称国宗后辈称国朝。国宗又有闲散和提督军务之分。国宗的官阶一般与丞相相等。 太平天国职官到咸丰六年（1856）天京事变后生了变化。先是王、侯的变化。咸丰六年（1856）天京事变前太平天国只封了七个王除南王冯云山、西王萧朝贵在战争中牺牲豫王胡以晃病死于江西外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燕王秦日纲死于天京事变只剩下翼王石达开。天京事变后“合朝同举翼王提理政务众人欢悦”1。但天王对翼王主持政务并不放心封长兄洪仁、次兄洪仁达为安、福二王“挟制翼王”使石达开被迫出走引起朝臣的不满。洪秀全不得已取消长兄、次兄的王爵到咸丰九年（1859）春再也没有封过王。同年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到了天京不到一月封为干王总理天国政务。洪仁玕虽是拜上帝会最早创始人之一但未参加金田起义未经历战争锻炼不为朝中功臣所服。洪秀全为了平息功臣们的不满情绪先后封陈玉成为英王李秀成为忠王蒙得恩为赞王。到同治元年（1862）以后“日封日多不问何人有人保者俱准无功偷闲之人各有封王”1。甚至“由广东跟出来的都封王本家亲戚也都封王捐钱粮的也都封王竟有二千七百多王”2。由于滥加封王不仅没有平息将士的不满反而造成政治军事上“散漫不可制”3、指挥失灵的严重局面。与王爵变化的同时侯的地位也生了变化。太平天国前期侯的地位仅次于王。后来太平天国领导者为了固结众心设置义、安、福、燕、豫、侯六等爵位侯的地位大大降低。在六爵中义、安两爵在咸丰十年（186o）以前是一种很高的爵位一般有功之臣才能得到封赏。后来“动以升官升爵为荣几若一岁九迁而犹缓一月三迁而犹未足自兹以往不及一年举朝内外皆义皆安更有何官何爵可以升迁地耶？”4从此太平天国爵位1《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第2册神州国光社1954年3月版第792、83o页。1《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第2册神州国光社1954年3月版第792、83o页。2《黄文英自述》《太平天国》第2册第857页。 3李鸿章：《复彭雪琴侍郎》《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 4洪仁玕：《立法制宣谕》《太平天国史料》第147—148页。 愈封愈滥。 与此同时官阶也相应地增多。大约在咸丰十年六爵之上又增设天将、朝将、主将、佐将等官职。 太平天国奉行“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姐妹之群”男女平等原则在设立男官的同时建立了女官。女官共分1o级即军师、丞相、检点、指挥、将军、总制、监军、军帅、卒长、管长其中将军以上为中央执事官将军以下一般是统率女营或管理女馆的官员。 天国中枢机构太平天国在南京建立政权后设立的中枢机构主要有天王府、东王府、北王府、翼王府、燕王府和豫王府。在各王府中除天王府外都设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并置尚书进行管理其中惟有东王府各部尚书颁印信余则不过胥吏。 太平天国政权组织从各王府来看天王府应是最高国务管理机关但事实上并没有行使这一职能。这是由于东王杨秀清具有“代天父传言”的权力其政治地位仅次于洪秀全在永安诏令中又明文规定诸王“俱受东王节制”。定都南京后并没有改变这一规定。所以各级官员除奏谢恩赏文件直达天王府外一切军政事务奏章都呈东王府或者呈北王府、翼王府转呈东王府由杨秀清裁决有时韦昌辉、石达开也参加意见、议定然后由东王或者杨、韦、石三人会衔上达天王天王照准通令全国全军执行。事实上一切军政事务的决策取决于东王府因而东王府便成为太平天国实际上的最高国务机关。 天京事变后洪秀全亲自主持政务天王府才成为最高国务机关。因而又在天王府下增设六部分管天国政务。其中各部主要官员命名为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并在各部之前均冠以“殿前”二字。 咸丰七年（1857）石达开离天京出走洪秀全乃设督率等官、为朝官之长不久改为掌率。掌率设正、又正副、又副以蒙得恩为正掌率（原为督率）陈玉成为掌率李秀成为副掌率共同主持天国政务。咸丰九年洪仁玕到天京后被封为干王一度停止的封王又恢复。这样掌率变成了普通官职。洪仁玕封王后并以军师身份主持朝政形式上颇与东王杨秀清主持政务相似实际上“自西（幼西王）以下听东（幼东王）令”1并以幼东王为殿前转献官一切奏章非经幼东王盖印不得呈天王令也由幼东王转颁。太平天国政治体制开始转变成“所有权柄集中于天王”的制度。 由于太平天国后期设官封爵封王很滥因而不像前期那样各王府下都设六部而在众多王府中只有朝内重要王府设立六部。但在六部以外又设文正总提、文副总提、左右同检其中总提前期也有不过与这时的总提有所不同是办理考试事务的官员。这时王府的六部官员也与前期大不一样很少有人办公。 地方职官1《幼主诏旨》《太平天国史料》第114页。 太平天国建都南京以前不注意建立地方政权攻克的城镇随得随失。 建都南京以后开始注意到建立地方政权的必要性。因此太平军攻下镇江、扬州在西征过程中所克之地派兵驻守建立政权以巩固胜利成果。在太平天国管辖的地区废除清廷设立的道、州、厅等机构6续建立省、郡、县三级地方政府委派官员进行管理。按照太平天国官制规定：郡设总制县设监军。总制、监军由中央政府任命不设监军的县直隶于总制管辖。 由于太平天国始终处于频繁的军事斗争中为了便于统一行动和指挥一般说省、郡、县的行政脑大都由驻军领或更高军事脑担任或者受他的领导和指挥。 天京事变后地方职官随着天国职官的演变也生了变化。省行政脑出现了佐将、文将帅或者不称文将帅而称管理某省行政事务官员。此外还增设了一种又正、副巡察使的监察官。郡、县行政脑除仍为总制、监军外县有时又出现一种佐将、又将帅、护军、大佐将等主持民政的官员。太平天国后期官爵层次增多王越封越滥官愈来愈多爵更难胜计郡、县地方行政官员都是有王号的王这样便形成了郡难以节制县省难以节制郡中央难以节制地方的紊乱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形成行政上各自为政军事上互不统率的严重局面。官制紊乱的恶果表明太平天国政治制度的衰败。 乡官太平天国基层政权组织是乡官。乡官的产生大体采取选举、保荐、委派三种方式。在新占领区一般由上级委派；在老占领区已建立乡官的地方一般采取保荐、选举方式。按照《天朝田亩制度》规定：“每岁一举以补诸官之缺。”被保荐之人必须具备的条件是：（1）遵守十款天条及遵命令；（2）“尽忠报国”；（3）“力农者”1。保荐程序先由两司马提出“列其行迹”然后层层上转层层核实最后上达天王天王降旨决定。但是目前尚未见到实施的记载。然而关于选举的记载却较多。在太平天国文献或清官方文件中都有“赶紧举官”2“举为乡官”3“乡里公举军帅、旅帅”4等记载。太平军占领苏州后李秀成饬令管理苏州民务的左同检点熊万荃选举乡官。但是不论乡官采取何种方式产生其人员“皆土著为之”5。 乡官的职权由于战争正在进行不可能完全按照《天朝田亩制度》的规定履行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清查户口编立门牌收缴土地赋税供应军需处理诉讼打击土豪劣绅维持社会秩序统率乡兵协同太平军侦察敌情和作战等。由于他们认真执行太平天国政策法令“得操征调之柄催1《天朝田亩制度》《太平天国》第1册神州国光社1954年3月版第323页。2《殿右八指挥杨札谕》《太平天国史料》第131页。 3《李秀成谆谕苏郡人民》。 4《伪官制·伪守土官乡官》张德坚：《贼情汇纂》卷3。 5隐名氏：《越州纪略》《太平天国》第6册第769页。 科理刑皆专责成”6乡官制在动员群众、组织群众、联系群众维护社会秩序方面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到了后期乡官制在有的地区未能认真执行以致组织不健全人员成分更为复杂大都以“绅衿”、“绅士”、“富绅”、“乡耆”、“殷富者”以及“举、员、监”等担任乡官。 6《伪官制·伪守土官乡官》张德坚：《贼情汇纂》卷3。 第三节民国初年的政权机构南京临时政府宣统三年（1911）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封建君主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政府。 武昌起义各省各地区纷纷响应宣布成立军政府（或都督府）。随着形势的展客观要求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作为领导革命的中心。然而在组织中央政府问题上出现了最早起义的武汉和同盟会本部所在地上海两个中心。两地几乎同时出函电邀请各省派代表商讨组织中央政府经过频繁的电报、书信往返和激烈斗争最终确定在汉口英租界召开“各省都督代表联合会”井推举谭人凤为议长制定《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规定：国家政治制度采取总统制。但会议正在进行时出现了新情况：一是武汉战争节节失利武昌陷于清军包围之中；一是起义者于十月十一日（12月1日）光复南京。于是会议改在南京继续进行。十一月初六日（12月25日）孙中山回国。初十日召开临时大总统选举预备会。十一日进行正式选举。到会代表共17省规定每省只有一票投票权。选举结果孙中山以16票多数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十二日在孙中山的提议下代表会决议改国号为“中华民国”改阴历为阳历宣布1912年为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1月2日会议重新修订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增设副总统将原5部增为9部。3日复选黎元洪为副总统通过孙中山提出的国务员名单。至此临时政府组成宣告中华民国正式成立。 南京临时政府的政治体制是仿效西方国家三权分立的组织原则由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系统所构成即立法机关（临时参议院）、行政机关（总统、行政各部）、司法机关（中央审判所）所组成。但在《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只规定：“临时大总统得参议院之同意有设立中央审判所之权”并未具体规定司法机关的组织和活动原则因而南京临时政府实际是由行政和立法两部分所构成。 中央政权机关南京临时政府中央政权体制大致可分为临时大总统、副总统、行政各部、直属机构和军事机构。 （1）临时大总统、副总统由各省代表选举产生。大总统的主要职责有：（1）统治全国之权与统率6海军之权；（2）任免国务员、外交使节、宣战媾和、缔结条约、制定官制官规及设立临时中央审判所等权但须经“参议院之同意”；（3）向参议院交议或提出咨询事件行使复议权。即总统对参议院的议决如不同意可在1o日内声明理由提交复议“参议院对于复议事件如有到会参议员2/3以上的同意仍执前议时”必须执行1。副总统协助大总统工作大总统因故不能视事受大总统的委托代理职权因故去1《修正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第4、5、6、14、2、3条《南京临时政府公报》1912年1月29日第1号。 职时得升任之。 （2）直属机关。据有关材料记载大致有法制局（院）印铸、公报、稽勋三局。其中稽勋局是临时性的它的主要任务是：“对于开国之役调查应赏应恤之人分别应赏应恤之等详订应赏应恤之条”1事毕即应取消给赏给恤具体任务移归内务部办理。 （3）行政各部（即内务、外交、6军、海军、司法、财政、实业、交通、教育九部）为管理国家军政事务的执行机构直隶临时大总统。各部设总长、次长各1人分管该部工作。据有关不完全的材料记载各部分别设局、司、处或厅、局或厅、司或处、司及直辖机构。司、局下分科办事。 （4）军事机构除了6军、海军两部外还有参谋本部、大本营、南京卫戍总督府等。 参谋本部是负责军令的机构1912年2月6日成立由各省派员组成设总次长各1人下设总务、6地测量及1至4局。 大本营为元兼6海军大元帅的战时组织全称“大元帅大本营”系战时特设的最高指挥机关。下设兵站总监、兵站次监、作战局、兵站等。主要成员大都由参谋本部人员兼任。由于大本营系临时特设的军事最高指挥机关据1912年3月27日《大总统令参谋本部裁撤大本营名目文》中说“民国统一战事终息大本营名目应即取消”2可见成立时间很短大概在3月下旬就撤销了。 南京卫戍总督府是统辖南京卫戍勤务的机关设总督、参谋长管理全府事务。所谓卫戍勤务除指一般警备外并“监视卫戍区的6军的秩序、风纪、军纪保护各种6军建筑”“指挥区内驻屯军队直接管辖区内宪兵、要塞等。遇有紧急情况时得对不受管辖的部队径行命令必要时经与参谋部、海军部协商妥恰后可调遣兵舰炮船”1。 立法机关南京临时政府的立法机关为临时参议院。在临时参议院成立前是武昌起义后组成的“各省都督代表联合会”。各省都督代表联合会名义上是一般民意机关实际上具有最高权力机构的性质。从宣统三年十月初五日（1911年11月25日）召开第一次会议起到1912年1月28日临时参议院成立止共计存在75天在完成建立共和制度初步任务后结束其余未完成的任务由临时参议院继续完成。 临时参议院是按照《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设立的是行使立法权的最高权力机关。由各省都督府派参议员组成开会时每省3人中只有一票表决权议员用无记名投票选出正副议长主持会务。成立时议员为43人其中同盟会会员33人革命团体贵州自治学社1人与革命有密切联系的绅士1人立宪派8人。同盟会会员林森、王正廷为正副议长。 临时参议院议事方法一般“以到会参议员过半数之所决为准”对于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非有到会参议员2/3的同意不得议决”。议决事1《大总统咨参议院设文稽勋局文》《南京临时政府公报》1912年（民国元年）2月23日第2o号。2《南京临时政府公报》1912年3月27日第49号。 1钱实甫：《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制度》下册中华书局1984年5月版第42o页。项由临时大总统盖印牵涉到各部或有关部交各部或有关部执行。如议决事项临时大总统不同意在1o日内说明理由交令复议。在复议时到会议员2/3以上仍然维持原议临时大总统必须交各部或有关部执行。 临时参议院职权一方面议决暂时法律和临时政府预算、税法、币制、公债行、临时大总统交议事件以及答复临时大总统咨询事件和检查临时政府的出纳；另一方面对临时大总统行使宣战媾和、缔结条约、制定官制官规、任免国务员和外交使节有同意权。 从上所述可见南京临时政府政权体制仿效美国的总统制但未完善只有立法制约行政司法则是一个雏型而立法机关的议员又非选举产生则为民主欠缺之处但它毕竟冲破了君主政体的羁绊开创了民主政体的先河。 地方政权机关武昌起义爆后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宣布独立。但是各地独立的情形有所不同建立的政权机关也不一样有的成立全省军政府有的在某地成立军政分府或军政府。如湖南、湖北成立军政府浙江宁波、江西九江、安徽合肥等成立军政分府山西大同、山东登州成立军政府等等。其中也有特殊如广西南宁成立军政副府。军政副府按性质与地位和分府不同仅次于省军政府全名为“省副军政府”。出现这种情况主要由于“副都督6荣廷‘驻节’南宁而他又是拥有实力的人”的缘故1。随着起义形势的展有一些省的地区政权逐步统一成全省政权。如四川最早起义地区是荣县随着重庆、成都分别宣布成立军政府后统一成四川军政府。成立军政府的地区相应地建立了政权机构然而各地所建立的政权机构又不完全相同如湖北类似总统制福建类似内阁制等。 从武昌起义到南京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地方政权组织颇不统一这清楚地说明人们在探索推翻清皇朝后建立什么样的政权机制来巩固胜利的成果。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为了统一各省所属行政各部名称2月电令各省都督将军政府行政各部改为司“庶使中央各部与地方各部示有区别”2开始着手统一地方政权机关。 民国初年成立的政权机关是按照资产阶级共和制度设置的具有近代意义的政权组织机制但由于处在战争环境各地方政权机构均各自为制颇为混乱。以孙中山为的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正准备制定法规划一地方政权组织刚刚建立的政权就被北洋军阀袁世凯所窃取历史进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 1钱实甫：《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制度》下册第434页。 2《大总统令内务部分电各省都督所属行政各部改称为司》《南京临时政府公报》1912年2月9日第11号。 第四节北洋政府的政权机构1912年3月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的果实在北京建立北洋军阀政权。 随着袁世凯统治的加强军阀各派明争暗斗矛盾日益加剧政机机关不断生变化从1912年3月至1919年经过内阁制、总统制、帝制、内阁制的演变。在这期间又经过两个大的阶段即袁世凯统治阶段和各派军阀统治阶段。前阶段由内阁制过渡到总统集权制再到洪宪帝制后一阶段是恢复内阁制和各派军阀争夺统治权的斗争。 袁世凯统治期间的中央政权机关（一）内阁制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是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所组建的政府与《南京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规定的有所不同不是采取总统制而是采取责任内阁制。责任内阁制的政权体制由大总统、议会、内阁、法院所构成。1.大总统、副总统。 大总统初名临时大总统1913年1o月1o日取消“临时”二字正式为此名。责任内阁制大总统不是实际的行政脑而是代表国家的元。大总统任期最初无明确规定后来规定为5年如再当选得连任一次。按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统率6海军有公布法律、布明令、制定官制官规、宣战媾和、缔结条约、宣告戒严、任免文武职员、派遣大使公使、代表国家接见外国使节、颁给勋章及其他荣典宣告大赦、特赦、减刑、复权等权力但大总统在制定官制官规、任命国务员及外交使节、宣战媾和、缔结条约等方面须经参议院（国会成立为国会）同意提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布命令时须经国务员副署否则无效。副总统协助大总统在“大总统因故去职或不能视事时得代行其职权”。在《大总统选举法》中则改为因故去职或“缺位时由副总统继任至本任大总统任满为止大总统因故不能执行职务时以由副总统代理”。若正副总统同时缺位大总统职务“由国务院摄行其职务；同时国会议员于三个月内自行集会组织总统选举会行次任大总统之选举”1。大总统若受参议院（或国会）的弹劾则由最高法院全院审判官推举9人组织特别法庭进行审判。 但是这种弹劾和审判不是指违法、失职而是指谋反行为。这是因为在内阁制的大总统不负实际政治责任不存在违法失职问题。 由此可见《临时约法》规定的内阁制对于总统的权力给予相当的限制。这对袁世凯来说是格格不入的只要时机成熟就进行公开的破坏。2.议会。 北洋政府议会最初为一院制后改为两院制前者名参议院后者名国会。 （1）参议院。 参议院是由1912年1月28日成立的临时参议院演变而来。同年3月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在北京成立北洋政府。4月29日临时参议院迁至北1《大总统选举法》（民国二年十月五日）第5条陈茹玄：《中国宪法史》世界书局1933年版。京取名参议院。按照《临时约法》28条的规定参议院于“国会成立之日解散其职权由国会行使”无异具有临时国会的性质是一般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三权分立原则中的最高立法机关实际上不仅具有立法的性质而且还是一个“造法机关”赋有“制宪”的任务。它由各省及蒙古、西藏等各选派5人青海1人组成。在会议进行表决时各地议员只有一票投票权。其组成人员几乎都是地方实力派的代表。 参议院设正副议长由议员互选产生主持院务。院内设秘书厅及全院、常任、特别3个委员会。全院委员会由全体议员充任并互选1人为委员长但正副议长不得兼任。常任委员会又分别置法制、行政、庶务、请愿、惩戒五部委员在议员中互选并推1人为委员长分别担任审查各部事件还可兼任特别委员。特别委员会成员由议长指定或者院中选举产生。其中指定或选出委员中互推1人为委员长负责审查特别事件。 参议院职责则为：第一制定、修改、废除法律及议决一切法律案；第二议决政府预算、全国税法币制及度量衡准则；第三议决政府公债募集及国库有负担的契约；第四决定大总统任免国务员、大使、公使对外宣战媾和、缔结条约、大赦、特赦、减刑和复权等；第五答复政府咨询事件；第六选举正副总统；第七受理国民请愿；第八对有关法律及其他事件意见向政府建议；第九对国务员处理事情认为不符合法律或其情况向国务员提出质询并要答复；第十对官吏纳贿违法咨请政府查办；第十一对大总统有谋叛行为或国务员违法失职提出弹劾1。但是在受理国民请愿时其请愿书非有议员3人以上介绍；向政府建议必须有议员5人以上连署；向国务员提出质问书须有议员1o人以上连署；对总统弹劾须有议员2o人连署对国务员弹劾须有议员1o人以上连署；选举正副总统须有议员总数3/4出席方能投票。此外参议院无权布告示凡议决事件交总统公布施行。 参议院议员主要来自国民党（同盟会改组而来）、共和党和民主党。在三个政党中国民党、共和党各占4o席民主党占25席都不到半数。国民党、共和党是相互对立的政党。而共和党则为袁世凯服务民主党又常常站在共和党一边。这样共和党便成为操纵参议院的主要政治力量。因此参议院名义上是独立行使立法权的机关实质上是袁世凯愚弄的工具。 （2）国会。 按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约法施行后限1o个月内由临时大总统召集国会”。1913年4月8日国会成立。这时的国会不仅继承了参议院的职权而且具有立法、民意、制宪机关三重性质除立法、制宪外还享有弹劾权和同意权。 国会由众议院和参议院组成两院设正副议长下设秘书厅及全院、常任、特别3个委员会。 两院正副议长对外为一院代表对内负责维持院内秩序整理议事指挥监督秘书长及其所属职员。众议院议长任期3年参议院议长任期2年。两院议长如有违背法律情形经总议员1/5以上提议交惩戒委员会审查结果交院议决如出席总议员1/3以上其中2/3以上议员认为违法即免1《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参议院法》见《法令全书》第1册《宪法》1912年印铸局印行。去议长职务1。 两院全院委员会由各院议员组成开会时各选委员长1人主持会议但正副议长不在被选之列。全院委员会要在两院会议期间遇有重大问题经议长或议员1o人以上动议该院决定后才能召开。其中参议院全院委员会召开还须有1/3以上委员出席。 两院常任委员会主要负责两院会议期间各项议案或问题的审查。为便于对各种不同性质或问题进行审查两院每年开会时选定各种常任委员组成委员会进行该项工作。 两院委员产生众议院用限制连记名选举其限额为原人数的1/3并以得票多者当选；参议院用无记名投票选举。它们之间主要区别在于：众议院常任委员会审查结果以文件或报告形式提交大会参议院常任委员会则由委员长委托该股委员向大会报告就行了。 两院特别委员会只有在两院遇有特殊事件对该事件进行特别审查时才能成立。其人数众议院一般由议长指定但对议员资格审查而成立的则由选举产生；参议院在多数情况下由选举产生。 三种委员会的情况表明主要是两院为了便于对各种不同类型和性质的议案进行审查而设置的辅助机构所以它的活动范围不能越该院委托的审查议案。 两院的职权按照《国会组织法》规定处于平等地位。国会对于各种议案的议定必须经过两院同意才能成立。它的具体权限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所定参议院之职权为民国议会之职权外还有建议、质问、查办官吏纳贿违法请求、政治咨询答复、人民请愿答复、议员逮捕许可、院内法规制定等权限。另外还有一项特别权限即起草宪法。 两院虽然处于平等地位除开幕和闭幕式合并举行外对案件的议定则是分别进行的。两院会议每年召开一次为期4个月必要时可适当延长。按照《国会选举法》规定众议院议员为596名参议院议员为274名两院共为87o名。众议院议员由地方选举采取复选制；参议院议员由团体选举。前者称为“代表地域性之议员之集团”后者称为“代表特别社会势力之集团”1。所谓复选制即先举“初选当选人”然后在“初选当选人”中选出议员。所谓团体选举制即由省议会蒙古、西藏、青海、华侨选举会中央学会（未选出）选举议员。 在当时参加国会议员选举的政党主要有国民、共和、统一、民主四党。从1912年11月开始选举到1913年结束在选出的众、参两院87o名议员中国民党占392席共和、统一、民主三党占223席跨党和无所属者占255席其中国民党占绝对优势。 国会成立后根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国会组织法》规定1913年7月12日在天坛祈年殿成立由6o人组成的宪法起草委员会进行宪法起草工作。 但是在国会和宪法起草委员会中反对派占优势这对袁世凯是一大障碍。于是他设法操纵国会破坏宪法起草。他一面借口国民党反对政府大肆逮捕国民党议员和宪草委员；一面指使梁士诒出面用金钱和职位在国1《议院法》（1913年9月27日）《北洋临时政府公报》1913年9月29日。1周异斌、罗志渊：《中国宪政展史》第7o页。 会里收买部分议员组成直接受他指挥的御用党——公民党以便挟持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由于制宪工作尚未完成袁世凯一面破坏制宪一面叫嚷先选总统。公民党紧跟着喧嚷“欲得外国承认必须先选总统”。国民党议员坚持先定宪法后选总统。两派在国会中相持不下袁世凯唆使黎元洪领衔率领14省军阀表“先举总统建议”对国会施加压力。结果国民党议员为武力所屈服。1o月5日由袁世凯公布《总统选举法》。6日组织总统选举会经过议员三次投票最后以5o7票选出袁世凯为大总统。袁世凯当选为正式大总统后感到国会已完成任务成了一个无用的累赘。11月4日他以顺从“民意”为词下令解散国民党撤销国民党议员资格使国会不足法定人数无法开会。1914年11月1o日正式下令解散国会。 3.内阁。 袁世凯政府初期的政治制度是内阁制。所谓内阁制就是国家一切行政权力集中在内阁即国务院。国家一切行政不是由总统而是由内阁负责凡总统公布一切重要法律、命令都要经过内阁成员副署否则在法律上不生任何效力。因此国务院就成为国家政权机关即中央政府。 国务院于1912年4月21日成立由国务员组成即国务总理和各部总长组成并以总理为国务会议主席。 国务院有辅助机构秘书厅直属机构法制、铨叙、印铸、临时稽勋、蒙藏事务、全国水利、币制、临时国会事务等局及法典编纂会；行政各部为外交、内务、财政、6军、海军、司法、教育、农林、工商、交通1o部分管各项工作。 内阁制的设立对于一心搞独裁统治的袁世凯是一个很大的约束和限制因而他就想方设法破坏它。袁世凯为了集权一面将总统府秘书处扩大为秘书厅军事科扩大为军事处将秘书厅下的财政科扩大为财政委员会直接听其指挥。秘书厅、军事处、财政委员会名义上是总统的辅助机构实际上是“阴持”政权、军权、财权的机关；另一方面又施展各种手段控制国务院以达到废除内阁制的目的。他迫使不听自己使唤的唐绍仪内阁辞职并先后任命6征祥、赵秉钧为国务总理后来内阁成员虽有变化但基本情况始终未变。自1912年3月到1914年5月前后二年多经过了唐绍仪、6征祥、赵秉钧、段祺瑞、熊希龄、孙宝琦六易（不包括代理总理在内）内阁。 4.法院。 北洋政府司法制度基本上沿袭清末司法制度。1912年3月15日公布的《中华民国暂行法院编制法》无非是清末宣统元年（19o9）颁布的《法院编制法》的翻版只是将“帝国”改为“民国”“臣民”改为“人民”而已其本质和内容没有变化。但从司法制度说值得注意的有两点。 第一实行行政诉讼独立。即把行政诉讼和普通民、刑事诉讼分开各设不同的法院管辖。一般说生诉讼案件的情况有两种：一是人民相互间诉讼；一是人民与官署间诉讼。前者规定为普通法院受理后者规定为专门法院受理。所谓专门法院即平政院。这种行政诉讼与普通诉讼分开的办法是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采用的办法。但资本主义国家普通法院与特别法院都受理行政诉讼北洋政府则只有专门法院才能受理。 第二采取四级三审制即审判机关分四级设立审判只能三审终审。 就是说第一审分为初级和地方审判厅以高等审判厅大理院为终审机关。北洋政府在当时“京师设大理院及总检察厅为全国上诉最高机关设高等以下各级厅管辖京兆属县及京师诉讼于各省城设高等厅于县乡（镇）设地方厅及初级厅又因地方情形得设高等分厅或系地方分厅”1。 （二）总统制1913年1o月1o日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后竭力攻击国会。1914年1月1o日他下令解散国会代之以“中央政治会议”。3月18日“约法会议”正式成立为袁炮制了一部适合独裁统治需要的“新约法”名为《中华民国约法》又名《民三约法》。1914年5月1日公布《中华民国约法》同时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按照《中华民国约法》规定：取消内阁制实行总统制。这种制度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共和总统制而是集行政、司法权力于总统一身把总统建立在一切政治机构之上的总统制从而破坏了辛亥革命以来建立的民主共和制成为以“民国”为招牌的总统独裁制。按照这种制度设置的主要行政机构如下：1.大总统。 《中华民国约法》规定大总统“为国之元总揽统治权”“代表中华民国”“对国民之全体负责”。所谓“对国民之全体负责”简言之就是对封建买办阶级负责；所谓“总揽统治权”就是制定官制官规、任命文武官员、缔结条约、统率6海军、制定6海军编制及兵额、宣战媾和、布代法律紧急命令、宣布大赦、特赦、减刑、复权以及颁爵位、勋章与其他荣典等等权力2。虽规定其中如缔结条约、宣布大赦、特赦、减刑、复权等要经立法院同意1但立法院始终未成立由参政院代理而参政院如同中央政治会议、约法会议一样完全是袁世凯的御用工具。所以总统的权力实际上不受任何限制。 2.总统府。 内阁制改为总统制后如何在政权体制上便于有效地进行集权统治就成为袁世凯关注的问题因而他开始进行体制改革。在体制改革中先在总统府内设政事堂、统率办事处（全称6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等重要机构。 政事堂（1914年5月3日设立）设国务卿赞襄大总统政务。在国务卿之外设左丞和右丞下设五局一所其中“机要局的权力远在各部总长之上；主计局则把财政部和审计处的职权一并网罗而去”2。1915年6月4日又设一个全国生计委员会。这样“政事堂实为政治上最高机关除关于军务事项外为决定政治、财政、外交及其他一切施政方针之策源机关”3。统率办事处（1914年5月12日设立）由参谋、6军、海军三总长及大元帅特派高级军官组成。同时规定6、海、参三总长每日轮流值班开会讨论有关外交、内政、财政、交通等各部事项各部须奉召令才能列席会议。这样总统府军事处取消了6、海、参三部职权移到了统率办事处1《中国年鉴》第1回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第351页。 2《中华民国约法》第三章《法令大全》商务印书馆1915年增补再版。1《中华民国约法》第三章《法令大全》商务印书馆1915年增补再版。2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中华书局198o年版第2oo页。3杨幼炯：《近代中国立法史》第265页。 三部总长退为办事员之一统率办事处则成为事实上之最高军事机关。 此外还将总统府原有机构变更为内史、丞宣、交际、顾问等厅及侍卫处。在这些厅中设所谓监、少监、丞、郎、舍人等等名目繁多的官职官阶。同时将秘书改为内史秘书长改为内史长。 由此可见改革总统府官制的目的在于将政权、军权、财政及其他一切权力集中在总统府恢复清朝机构名称、官名和制度为袁世凯做皇帝作准备。 3.行政各部。 袁世凯政府改变总统府官制的同时对行政各部也进行更改。1914年7月1o日正式公布更改的外交、内务、财政、6军、海军、司法、教育、农商、交通等官制。在公布的官制中最主要的变化是把各部隶属关系改为直隶大总统。 与此同时各部的地位与职权相应地降低和缩小。（1）各部改为承大总统命令管理本身事务监督所属职员与机关；（2）各部对于各省巡按使及各地方行政长官执行本部主管事务有监督指示之责；（3）各部主管事务对于各省巡按使及各地方最高行政长官的命令或处分认为违背法令或逾越权限得呈请大总统核夺；（4）在各部官制中部的职权以前定为总长所有现在改为各部所有。前三点中心内容是把无须一一向大总统请示改为凡事都要“承大总统之命”“呈请大总统核夺”大大缩小了各部的职权范围。第四点等于分裂部与总长职务使部丧失独立的地位总长成为执行总统职务的代表。同时还规定外交、内务、财政、6军、交通等五个重要部的总长每日必须向总统报告工作。在报告工作时又须以国务卿为脑。国务卿实际上又成为各部总长的上司。因此各部办理一切重要事情又要经国务卿核准才能生效力从而表明各部再不是内阁制时期的主干而降为附属机构了。 4.参政院。 《中华民国约法》规定袁世凯政府立法机构为立法院同时设立备总统咨询的参政院。1914年5月24日、12月27日先后公布《参政院组织法》、《立法院组织法》。由于袁世凯所需的是由他一手钦定的政治工具所以他不愿采取代议制因而立法院始终未成立。 参政院于1914年6月2o日成立。按规定它是“应大总统之咨询”“审议重要政务”实际上远远出“咨询”的范围具有若干重要特权。即：解释约法决定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权限争议起草宪法对于总统若干行动的同意等。29日下令代行立法院职权成为袁世凯实际上的御用立法机关。 参政院由袁世凯任命参政7o人组成大半由政治会议成员转任约法会议议员占大多数其中有清朝遗老、官僚、政客、军阀、资本家、上层知识分子并以副总统黎元洪为议长、汪大燮为副议长进步党人林长民为秘书长。从参政院成立到12月前后半年多时间最主要活动是1914年12月28日为袁世凯修改总统选举法使其由正式总统变为终身总统、世袭总统进而将总统转化为皇帝。所以参政院又是为袁筹备帝制的机关。 （三）帝制机关袁世凯完成总统独裁体制后又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支持下实行帝制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改中央政府为帝制政府。在正式改国号和政府名称前为使国家制度适应帝制的内容袁世凯政府采取了以下一些措施：（1）制定公布《觐见条例》恢复《阶见制度》；（2）公布《文官官秩令》恢复三级九等文官制度；（3）将总统府改为“新华宫”公文收处改为“奏事处”公府指挥处改为“大内总指挥处；（4）大封功臣等等。1915年12月13日成立大典筹备处加强军警执法处职权宣布1916年为“洪宪”元年。正在袁世凯准备登基的时候全国人民反对帝制复辟的怒潮像火山一样爆继云南独立后各省纷纷宣布脱离袁氏而独立。袁世凯见大事不妙在1916年2月23日急忙宣布延缓帝制实行接着又被迫宣布取消帝制4月22日宣布恢复内阁制、自动缩小总统职权。5月8日下令取消政事堂改称国务院妄图挽救统治危机。但是在众叛亲离、万人唾骂下袁世凯于6月6日忧愤死去结束了他的反动统治。 袁世凯统治结束后的中央政权机关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集团分裂成以段祺瑞为的皖系以冯国璋（冯死后为曹锟、吴佩孚）为的直系以张作霖为的奉系。三系各自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展开了争夺中央控制权的激烈斗争。从1916年6月至1919年五四运动爆北洋中央政府实际权力为皖系军阀所掌握以后分别为直系、皖系、奉系军阀轮流掌握直至北洋军阀统治结束。但在段祺瑞统治期间的1917年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两种不同政权、不同制度、不同体制的政府。一个是北方的北洋政府一个是南方的护法政府彼此对峙着。 （一）北洋政府袁世凯死后仍然由北洋军阀控制着北京政权。 1916年6月7日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宣布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2年的官制和国会撤销袁世凯统治期间设立的一些御用机构实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的国家制度。8月1日旧国会复会补选冯国璋为副总统追认段祺瑞为国务总理。随着段取得“合法”地位后他积极扩张皖系势力与黎元洪和直系生矛盾。黎元洪利用人民反段情绪下令免去段祺瑞的总理职务。段则指使皖系并联络奉系军阀宣布“独立”与黎对抗。徐州军阀张勋趁机以“调停”黎段矛盾的名义于1917年5月7日率辫子军3ooo余人北上。他到天津后通电逼黎元洪于6月13日下令解散国会到北京后又挤走了黎元洪。7月1日张勋扶植溥仪恢复帝制导演了一幕为期12天的复辟丑剧。复辟失败后冯国璋继黎元洪为总统。段祺瑞自翊讨逆有功是再造“民国”的“勋臣”复任国务总理组成一个皖系控制的内阁。段祺瑞借口国会已解散召集一个由各省军阀指派的临时参议院修改《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及参、众两院选举法排除国会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加强独裁统治。1918年3月由段祺瑞的亲信徐树铮出面收买政客组成“安福俱乐部”操纵选举制造一个由安福系把持的“新国会”。段祺瑞利用新国会将冯国璋排挤出中央政府选出老官僚徐世昌为总统造成以皖系段为的统一天下。直到192o年直皖战争皖系失败后北洋中央政权才由皖系转入直系手里。 从1916年到192o年7月这段时间里北洋政府总统、总理不断生改换但总统制改为内阁制这一基本点始终没有变化沿袭1916年4月袁世凯“自动改组政府”后的政治体制。在此时期内的内阁制实质上是以共和责任内阁之名行封建军阀之实中央机关不过是皖系军阀的囊中物。（二）护法政府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后段祺瑞重新掌握北洋中央实权拒绝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召集国会一向把《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国会视为维护资产阶级共和国标志的孙中山于7月7日率领海军南下联合西南各派势力揭起“护法”的旗帜。 孙中山到达广州后于8月25日召集南下议员开国会非常会议决定成立军政府进行护法斗争。 军政府采元帅制设大元帅、元帅。大元帅、元帅由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恢复前大元帅为国家行政元对外代表“中华民国”元帅协助大元帅筹商政务。下设外交、内政、财政、6军、海军、交通六部及都督若干人。各部总长由国会非常会议选举提请大元帅任命。在总长缺位尚未选出前由大元帅先任命署理。都督赞助军政府工作由宣布与段政府断绝关系的都督充任。 9月1日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2日选举6荣廷、唐继尧为元帅。同时选出各部总长。1o日孙中山就职宣布中华民政府成立。从此形成南北对峙局面标志着“护法”斗争的开始。但是军政府的实权为桂系军阀6荣廷、陈炳焜所操纵。不久西南军阀在英、美帝国主义拉拢下与北方直系军阀相勾结。当直系头目冯国璋提出和议主张时他们便通电响应、酝酿改组军政府排挤孙中山。 1918年5月孙中山被迫辞去大元帅职务。操纵非常国会的政学系为了讨好西南军阀通过修改军政府大纲废除元帅制改为总裁会议制增设政务院、军事委员会、参谋部取消都督若干人设置。政务院下设参事会各部改隶政务院。军政府行政权归总裁会议政务院襄助执行。5月2o日选举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岑春煊、6荣廷、唐继尧、林保怿等为总裁岑春煊为主席总裁。 改组后的军政府表面看来好像一切方针、政策、人事任免等重大问题都要经过总裁会议共同讨论决定但实权完全操纵在桂系军阀手中。5月25日孙中山愤离广州去上海在辞大元帅通电中表明对军阀的认识说：“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和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名亦莫肯俯于法律及民意之下。”1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陷入了绝望的境地。 北洋政府地方机关北洋政府建立的地方机关十分纷杂变易频繁大致有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军政机关和特别行政区机构。 （一）地方立法机关1.省议会。 1912年3月北洋政府成立后6续颁布《省议会议员选举法》（1912年9月4日）、《各省第一届省议会议员名额表》（1912年9月25日）、《省议会议员选举施行细则》、《省议会议员复选区表》（1912年1o月21邹鲁编：《中国国民党史稿》第3册商务印书馆1944年增订版第1o85页。日）、《省议会暂行法》（1913年4月2日）等法规各省开始成立省议会。按规定各省议会组成人数最多的直隶为184名最少的吉林、黑龙江、新疆为4o名。议员的产生采间接选举制分初选和复选初选一般以县为单位复选由若干初选区组成。但复选区由于各省情况不同因而数目也不一样多的如云南22区少的如吉林7区一般均在1o至2o区之间1。议员任期3年连选连任。其职权主要是：议决权建议权监督权。 但是“二次革命”后袁世凯非法解散国会的同时认为省议会不宜于统一国家于1914年2月26日下令一律解散。袁世凯死后省议会与国会一样奉命恢复但在军阀割据的形势下并未完全恢复即使恢复也未起到立法机关的作用反而成了军阀们实施暴政的点缀品。 2.县议事会。 北洋政府县议事会系沿袭清末并略加改变而成立的立法机关或民意机关。它由县所属城镇乡选出议员组成其人数根据各县人口多寡而定最多6o人最少2o人。议员任期与省议员相同。但“会议的召集、开会、闭会、延会等均由县知事决定也有规定由议长召集的（如江苏）但须预先通知县知事”2。它所作出的决议县知事不仅可以提交复议而且可以撤销。因此县议事会的职权十分有限“几乎在县知事的控制下”运作3。 随着袁世凯统治的加强民意机关成为他独裁的累赘。1914年2月3日他以“自治机关由多数暴民动称民权不知国法”等罪名4下令停办各级地方自治解散县议事会。袁世凯死后各省6续有所恢复但大都成了地方军阀粉饰“民主”的装饰品。 （二）地方行政机关北洋政府成立后鉴于地方行政制度十分混乱1913年1月8日颁布《划一现行各省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根据《组织令》废除了清朝的府、州、厅增设特别区在省与县间增加道一级形成省、道、县三级制度和政权机关。 1.省行政机关。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各省基本上采取军政、民政合并管理办法其政权机关为都督府。袁世凯政府成立后为了加强统治强化中央集权分散地方权力1913年1月提出在地方实行军民分治设立行政公署作为管理行政机关并由总统直接任命民政长负责。当时除山西、江苏、福建、湖北、江西、四川等省基本实行外其他各省大都由都督兼民政长。1914年袁世凯为贯彻中央集权和恢复帝制打下基础进一步实行军民分治。5月23日公布《省官制》将行政公署改为巡按使署民政长改为巡按使。同时鉴于民政长没有兵权便将地方武装拨给巡按使指挥。财政、司法拨归巡按使监督。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掌握北洋中央实权。7月6日命令将巡按使署改为省长公署巡按使改为省长。同时增设一个1钱实甫：《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制度》上册第213页。 2钱实甫：《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制度》下册第296、29页。 3钱实甫：《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制度》下册第296、29页。 4白焦编：《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三）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4页。 由12人组成的参事会作为省长咨询机构并增设警务处、交涉使署等组织。1917年9月北洋政府又在各省设立直属教育、实业两部领导的教育、实业厅。至此省行政机关的体制和领导关系是：省长公署下设政务、军务、财政、教育、实业等厅及参事会、交涉使署、警务处其中财政、教育、实业三厅及交涉使署、警务处属中央有关部和省双重领导。 从上可见省行政机关经过三次变化变化的特点不仅是名称、组织的改变而且还设立不直隶省行政机关的教育、实业等厅之类的组织。同时北洋政府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企图采取军民分治来削弱地方势力但这未能达到预想的目的一切行政实权仍然掌握在盘踞一方握有兵权的军事领手中。 2.道行政机关。 1913年1月8日北洋政府公布《划一现行各道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3月8日国务院拟定《各道观察公署暂行办法》。随即各省纷纷划分道并建立道政府。其政权机关为观察使署脑为观察使。1914年袁世凯提出进一步实行地方军民分治的同时5月23日公布《道官制》将观察使署改为道尹公署观察使改为道尹。这一改变伴随着北洋军阀统治的始终。道政权机关的体制采取分科办事办法其职权最初笼统地规定为在省监督下管理道内行政事务和省委任之事。改为道尹公署后才作了较为具体的规定除管理道内行政事务、考核道内行政官吏、颁布道单行规程外还有监督道内财政及司法行政节制调遣驻扎道内地方武装监督考核所属各县行政官吏以及受托监督区内的其他特殊官署行政等权力。 3.县行政机关。 袁世凯政府成立时各县行政脑名称颇不一致。1912年11月26日命令各县将行政官吏名称一律暂时改为“知事”。1913年1月8日公布《划一现行各县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将各省府、厅、州一律改为县机关名为“县知事公署”行政脑通称“知事”。1914年5月25日又正式颁布《县官制》明确规定：“县置知事隶属道尹为县行政长官。”直至1921年以前名称和性质大体上固定下来。 县政权体制除县知事外采取分科办事最初数额不同名称不一职权划分也不明确到1913年1月《组织令》公布后才逐渐趋于一致。按各县事务繁简分设2至4科分管各项具体事务。县行政公署职权大体与道相似只是主管范围限于县行政区域。 4.基层政权。 北洋政府成立后的基层政权是指县以下的基层政权组织。这种组织在1919年五四运动前大致是：在北方沿袭清末的城、镇、乡制在南方是自定的市、乡制。南北两制大同小异只是城、镇改为市即城和镇的合称。城、镇、乡都是县下的一级其区别主要是：城是指府、州、厅、县所在地的城厢（废府、州、厅后指县所在地）镇是指县城以外人口聚集的市镇乡是指区域在五万人以上或不满五万人自然形成区域中的市镇、村庄、屯集等地区。 城、镇、乡的政权机关城、镇为镇公所乡为乡公所。城、镇公所置镇董1人管理本镇行政；乡公所置乡董1人管理本乡行政。一般城、镇和乡还设有镇佐、乡佐协助镇董、乡董工作。 以上是北洋政府地方行政系统和政权体制按照这种系统和体制对人民进行统治。 （三）地方军政机关北洋政府是军阀统治的政府各派军阀在帝国主义支持下为了争夺地盘内战连绵不断。虽有袁世凯表面的统一然而这种“统一”到袁死后变成公开的分裂。各派军阀无论在袁世凯统治时或死后他们通过地方军政机关控制地方大权维护自己的统治。北洋政府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和维护本身的统治有时建立这样或那样的机构笼络地方军阀。因而地方军政机关十分紊乱变动也很频繁大致有下列机关。 1.省军政机关。 1911年的辛亥革命中起义各省在废除总督、巡抚制度的同时建立了都督府设置都督管理军政和民政；其他省区仍然保持清朝地方制度。袁世凯在北京建立北洋政府后1913年1月8日颁布《现行都督府组织令》各省军政机关名称才基本划一起来。 孙中山领导“二次革命”失败后北洋军阀势力得到了展袁世凯统治进一步加强。与此同时各省军阀割据也在酝酿。袁世凯担心这些军阀势力成为他独裁的新障碍因而制定废督裁军计划企图缩小行政区域便于对地方军阀进行控制。这一计划遭到各地军阀强烈反对于是改为先废督后改道的计划。1914年6月3o日宣布废除都督府7月18日公布《将军行署编制令》实行将军制置将军府于京师都督改为将军都督府改为将军行署。但是这一计划还未完全实施袁世凯统治就宣告结束了。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掌握实权1916年7月6日命令撤销将军府改将军行署为督军公署将军为督军一直到1923年以后才有所变化。 省军政机关及其脑名称虽然不断改变但它的本质并未生变化仍然是封建军阀镇压人民的军事机构。 省军政机关的体制无论是都督府、将军行署、督军公署大体上都相同除军政脑外主要成员有副官长、参谋长、参谋、副官、书记官或书记等。内部组织有军务、军需、军医、军法四课。但是并不是所有省都单独设置军政机关未设置的省份则在省行政机关内设军务厅并以行政脑兼管军事。 值得注意的是：各省军政脑按规定只限于管理所辖省区的6军而实际上一省的行政、司法及中央直辖的铁路、税收、钱粮等无不被他们把持和支配他们甚至单独或联合反抗中央成为一省的霸主。 2.地区性军政机关。 袁世凯在北京建立北洋政府后为了笼络军阀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按其军阀势力的消长建立地区性军政机关。 地区性军政机关就其名称有巡阅使署和经略使署军政脑为巡阅使和经略使。它们所辖范围有两省、三省、四省和无省区的。如川粤湘赣经略使署、直鲁豫巡阅使署、蒙疆经略使署、两湖巡阅使署、长江巡阅使署等。巡阅使署和经略使署组织体制大体相同一般设有参谋长及秘书、参谋、副官、政务、军务、军需、军医、军法等8处。除此而外直鲁豫巡阅使署还设有顾问、咨议及宪兵司令1人宪兵1oo人。有些巡阅使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还设有派出机构。如直鲁豫巡阅使署在北京设有驻京侦缉处就是一例。 上述巡阅使署和经略使署并不是都能够控制它所辖区域和范围主要看掌握这一机关军阀势力大小而定。如长江巡阅使因牵涉到各省军阀系统不同始终是有名无实的空头衔；直鲁豫巡阅使曹锟不仅控制所辖区域而且把势力伸展到江苏、湖北、陕西、江西乃至四川、福建等省。 同时北洋政府为了调和地方军阀之间以及和中央之间的矛盾有些地区还设副使署和副使。副使一般由省军政脑兼任。 这些使署和副使署按规定是管辖地区军政的机构统辖区域内6军会同区内各省军政脑筹办处理区内军事事务。其实不然凡是在那些军阀势力所能达到的地区无论军政和民政都在他们控制之下。因此这些军阀便成为那一地区的太上皇。 3.临时性军政机关。 临时性军政机关一般指护军使署和镇守使署。这种不同名称的使署不是北洋政府统治地区所有省份都有即使设立也不是长期存在而是随设随撤。 在两种不同使署中护军使署的职权和所辖区域按照1913年12月19日颁布的《护军使暂行条例》规定分为没有省军政机关省区和设有省军政机关省区两种。前者实际上成为该省最高军政机关其职权、地位、组织与其他省军政机关相同；后者所辖范围和职权只限于该省一定的区域其编制和员额较小。如1914年5月28日6军部呈准护军使署只设军务、军需两课及军医、军法官各1人。护军使署的脑为护军使个别地区也有设副使的。镇守使的设立是北洋政府统治者为了笼络地方有实力的军阀以及镇压边区和城市人民。因此设立镇守使署的地区大都在边疆和重要城市。如川边镇守使署、上海镇守使署等。其脑通称镇守使、副使但副使的设立主要根据情况而定。 镇守使署组织体制按照1913年9月5日公布的《镇守使署条例》规定一般设参谋长、副官长、参谋、副官及军需、军医、军法等官与书记。除此而外还有一种较为特殊的镇守使署它的职权和组织均不同于一般。如晋西镇守使署不仅管理军政而且还兼办屯垦、禁烟等行政所辖区域又系蒙汉杂处因而它的组织除一般使署设置外还增设秘书并分置两科。上述两种不同的使署虽是一种临时性军政机关。但掌握这两种使署的军阀通常都由所在地握有兵权的6军师长、旅长兼任。他们利用这种机构不仅可以称霸一方号令一切鱼肉人民甚至可以单独或联合起来干预中央政府的活动。所以这类机关在北洋政府地方军政机关中占有相当重要地位。 综上所述北洋政府地方军政机关呈现下列几个特点：第一制度极其复杂和混乱机构权力也很大；第二军政和民政机关名义上是并立实际上民政机关往往受军政机关的支配处于附庸地位；第三军政机关和经制武装本非一致却是混为一体往往由武装部队长官充任；第四地方军政机关实质上就是地方军阀割据的政权机关不但可以任意对抗中央而且可以随时宣布脱离中央“独立自主”；第五军阀势力展之后向外扩张成为出自身范围的级机关；第六争夺地盘割据形势出现后在其军阀本身势力范围内又会出现下一层的割据等。这类军政机关的出现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特有现象。 （四）特别行政区机关1913年1月北洋政府正式确定在全国实行省、道、县三级政权的同时11月又确定在一些地区实行特别行政区制。所谓特别行政区是指一些边疆和京师地区。当时增设的特别行政区有：热河、绥远、察哈尔、川边和京兆地方其余如蒙古、西藏等地区仍然保持清朝旧制。增设的特别行政区其地位、性质与省相似或相同。 1.京兆特别行政区政府。 1913年1月8日北洋政府公布《划一现行顺天府属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1914年5月袁世凯政府内务部呈准将较远的四县划归直隶省管辖确定顺天府所属为大兴、宛平、通县、良乡、固安、永清、安次（南东）、香河、三河、霸县、涿县、蓟县、昌平、武清、宝坻、顺义、密云、怀柔、房山、平谷等2o县并规定行政完全脱离直隶而独立。1o月又决定将顺天府划为中央所在地特别行政区称京兆。同时颁布《京兆尹官制》明确规定：特别行政区政府称京兆尹公署行政脑称京兆尹。 京兆尹公署采取分科办事办法下设内务、教育、实业等四科。后来增设财政分厅（1917年4月6日改称财政厅）管理区内财政事务。 京兆尹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管理本区巡防警备队颁行单行法规监督所属官吏以及中央政府特别委任监督区内特别事宜等等。 2.热、察、绥特别行政区政府。 热、察、绥三特别行政区在1914年7月6日未公布《都统府官制》以前仍沿用清末旧制。热河、察哈尔设都统绥远设绥远城将军管理军政和蒙旗事务。民政方面热河、察哈尔属直隶绥远则属山西。1913年5月曾在热河设立行政公署。《都统府官制》公布后按新制规定区别于省制采取军政合一的都统制。在这种制度下机关名称为都统府脑为都统。都统由中央直接任命总揽全区军政和民政。都统府由都统、参谋长、参谋、副官、书记官组成下设总务、军务二处。此外还设有政务会议、财政分厅（1917年4月6日改为财政厅）其中热河、绥远两特别行政区还设审判处兼理司法。到了1928年以后三特别区正式建成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省分别成立省政府。 3.川边特别区政府。 川边特别区政府与热、察、绥三特别区政府有很大的不同设官分职也在不断变化。1912年8月为川边镇守使管理军事。1913年6月改为川边经略使管理行政。7月改为川边都督。1914年1月又改为川边镇守使管理军政和民政成为军政合一的制度。5月增设财政分厅由镇守使兼任厅长。1916年1月又将军政分开在镇守使署之外另设道尹公署专管民政同时将财政分厅划归道尹兼任。这样军政和民政虽然分开了但道尹和镇守使之间关系名义是平行实际上隶属于镇守使之下军政权力完全掌握在镇守使手里。为了使这一实际权力“合法”化以“川边情况特殊不宜实行军民分治”为由川边镇守使“特请适用特别区章程”。经北洋政府内务、财政、6军各部会商于1916年4月3日明确答复并规定“川边道尹隶属川边镇守使”从而使镇守使名正言顺地成为川边特别行政区的最高军政脑。 1925年2月川边特别行政区改名西康特别行政区撤销镇守使署另设西康屯垦使署兼管民政。1927年屯垦使署被刘文辉24军接管后又恢复旧制。1929年春成立西康政务委员会办理民财各政。1935年2月成立西康建省委员会经过3年多筹备1938年9月正式建成西康省成立省政府。 第十二章宪政第一节清末“预备立宪” 清廷“仿行宪政”始于光绪三十一年（19o5）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到宣统三年（1911）爆武昌起义为止前后进行7年时间大致分为光绪末年和宣统年间两个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中主要围绕立宪派对宪政的要求和清廷对立宪的预备为中心进行的。 第一阶段：光绪三十一年至三十四年（19o5—19o8） 1.预备立宪诏旨的颁布。 光绪三十一年六月（19o5年7月）清廷下诏派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等五大臣“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1。后改派李盛铎、尚其享替代徐、绍二人出国。五大臣从11月出经过半年多时间走遍英、美、法、日、俄等国光绪三十二年（19o6）先后回国。他们向慈禧太后密陈“欲防革命舍立宪无他”实行“宪政”可使“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并且指出：“今日宣布立宪不过明示宗旨为立宪之预备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1。这个假立宪建议颇为慈禧太后赏识她立即召开御前会议讨论众人一致认为这是一个巩固皇权、延缓统治的好办法清廷决定“仿行宪政”。 七月十三日（9月1日）清廷正式颁布“预备仿行宪政”谕旨。主要内容是：（1）“大权统一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这是清廷立宪的原则；（2）由于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先从改革官制入手同时兴办各项有关事宜作为预备立宪的基础；（3）待数年后预备立宪粗具规模再定立宪实行期限。 2.立宪团体的成立。 清廷预备立宪诏书颁布后立宪派奔走相告额手称庆。为了促进宪政在海外的康有为把保皇会改为国民宪政会。光绪三十三年（19o7）梁启在日本东京成立“政闻社”在宣言中提出四大政纲：（1）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2）厘订法律巩固司法权之独立；（3）确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权限；（4）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并宣称：“政闻社所指之方法常以秩序的行动为正当之要求其对于皇室绝无干犯尊严之心其对于国家绝无扰紊治安之举！”2表示决心同清廷合作推行宪政。不久政闻社迁往上海。由于触怒了清朝统治集团光绪三十四年（19o8）被清廷下令查封。 与政闻社成立的同时国内立宪党人也加紧活动。光绪三十二年（19o6）1《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十四日派载泽等分赴东西洋考察政治谕》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页。 1载泽：《奏请宣布立宪密折》《辛亥革命》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8—29页。2《政闻社宣言》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o6o—1o62、1o64页。 江浙一带的绅商郑孝胥、张謇、汤寿潜、朱福诜等联合组织“预备立宪公会”。随后汤化龙等在湖北成立“宪政筹备会”谭延闿等在湖南成立“宪政公会”丘逢甲等在广东成立“自治会”。他们认为实行君主立宪“可以安上全下国犹可国”1；并且断言：“吾国自强、不自强之机则断然取决于立宪”“宪政必立而吾国必强”“宪政必不立而吾国必亡”2。立宪团体的成立成为清末宪政运动的推动力量。 3.《宪法大纲》的颁布。 清廷预备立宪诏旨颁布后开始进行筹备宪政。光绪三十二年（19o6）派载泽等编纂官制；光绪三十三年（19o7）改考察政治馆为宪政编查馆；后又派汪大燮、达寿、于式枚等赴日、英、德等国考察宪政；派溥伦、孙家鼐等设资政院；下令各省筹设咨议局及预备设各府州县议事会等。在上述筹备中先从改革官制入手。在改革官制中清朝统治者采取加强皇权削弱各省督抚权力的方针从而加深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引起资产阶级上层的不满。政闻社领导人徐佛苏给梁启信中指出：“政界事反动复反动竭数月之改革迄今仍是本来面目。军机处之名亦尚不改动礼部仍存留并立可叹政界之难望今可决断公一腔热血空洒云天诚伤心之事也。”1上海《南方日报》表文章抨击官制改革说：自从“法令既定诏敕所颁一仍政体之例有其绝对之效力窃恐日言预备而立宪之基终无由是；日言尔人以共守而无确切之证明则立宪之别卒无由定”2。为了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平息立宪派的不满消弭革命风暴清廷不得不责成宪政编查馆草拟《议院选举法》和《宪法大纲》。立宪派虽觉得有了指望但又嫌步子太慢于是加紧展开促进宪政的活动。以张謇为的立宪派一面以预备立宪公会名义约请各省派代表齐集北京联合上书请求清廷开国会制定宪法；另一面联络清廷封疆大吏敦促政府从立宪。 这时以孙中山为的革命党人连续动多次起义各地人民反清斗争如火如荼立宪派要求宪政声浪越来越高加之清廷大员深恐民情激昂酿成革命也先后上书奏请立宪。清朝统治者不能不正视“国势阽危人心浮动内忧外患岌岌堪虞”的现实3被迫宣布实行宪政计划并让宪政编查馆加厘订《宪法大纲》声明在第九年（即1916年）将颁布宪法于1917年召开国会实施宪政。 光绪三十四年八月一日（19o8年8月27日）清廷正式颁布《宪法大纲》同时公布“逐年筹备事宜清单”4。大纲共计23条分为“君上大权”和“臣民权利义务”两部分。《宪法大纲》开宗明义写道：“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规定赋予皇帝的权力为：（1）钦定颁行法律及交议案之权；（2）召集、开闭、停展及解散议院之权；（3）设官制禄及黜陟百司之权；（4）统率6海军及1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附年谱年表》卷下中华书局193o年版第58页。2《论立宪与外交之关系》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第576、577页。 1《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第214页。 2《东方杂志》第3年临时增刊《宪政初纲》第8页。 3《清朝续文献通考》卷394《宪政》二。 4筹备事宜清单共计92项。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61—67页。编定军制之权；（5）宣告戒严、命令及使命令之权；（6）爵赏及恩赦之权；（7）总揽司法之权；（8）宣战、讲和、订立条约及派遣使臣与认受使臣之权；（9）遇有紧急之事得代法律之诏令及以诏令限制臣民之自由等权力。对臣民权利义务名义上允许有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等权利和自由实际上除当兵、纳税义务外对权利都作了种种限制甚至规定皇帝有权随时颁布诏令予以剥夺。 《宪法大纲》虽以日本明治维新时期颁布的宪法为蓝本但它删去了日本宪法中对天皇权力限制的条款。在编纂结构上“列（君上）大权事项以明君为臣纲之义。次列臣民权利义务事项以示民为邦本之义虽君民上下同处于法律范围之内而大权仍统于朝廷”1。所以大纲自始至终贯穿着“君为臣纲”、“皇权至高无上”的中心内容它与封建君主的体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用成文宪法的形式加以确认使之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以示立宪政治。 第二阶段：光绪三十四年至宣统三年八月（19o8—1911年1o月） 在《宪法大纲》颁布不久光绪帝、慈禧太后先后死去不满三岁的溥仪“入承大统”光绪之弟、溥仪之父醇亲王载沣监国为摄政王。预备立宪进入第二阶段。载沣监国摄政后重申继续进行预备立宪。 1.咨议局的成立。 宣统帝继位后依照9年预备清单在次年成立各省咨议局。还在光绪三十三年（19o7）清廷就下诏筹设咨议局。光绪三十四年（19o8）公布《咨议局章程》、《咨议局议员选举章程》。宣统元年（19o9）明令各省一律成立咨议局。于是各省纷纷筹办到是年八月除新疆外各省先后宣告成立咨议局。 按照《咨议局章程》规定咨议局是“为各省采取舆论之地以指陈通省利弊筹计地方治安为宗旨的”机构。其职权为：（1）议决本省应兴应革事件；（2）议决本省岁出岁入预决算、税法、公债及担任义务的增加；（3）议决本省单行章程规则的增删和修改以及权利的存废；（4）选举资政院议员申复资政院、督抚咨询事件；（5）公断和解本省自治会的争议事件；（6）收受自治会或人民陈请建议事件等1。从上述职权看来咨议局似乎具备了地方议会的雏形但在实际运作中清廷从来没有把它当成议会。第一清廷只把它视作各省议员指陈通省利弊的舆论机构。当时兼管咨议局筹办事务的席军机大臣奕䜣指出：“咨议局仅代表一省之舆论尚非国家议院之比”。“咨议局之设性质既与联邦议会不同亦与地方自治有别实介于二者之间而为一时权宜之计将来开设议院时其各省咨议局或改省议会或改为自治议会固不以今日之咨议局当之也”1。表明它是一个过渡性临时机构。第二明确规定各省督抚对咨议局有控制权。按规定咨议局对督抚仅有建议权而无监督权因此所定的议案“采纳与否凭诸督抚”只有经过督抚同意才能生效。如双方意见不一致则督抚将全案“咨送资1《大清法规大全·宪政部》4。 1《咨议局章程》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67o、676页。1奕劻：《遵旨议复考察宪政大臣于式枚奏请咨议局章程折》19o9年9月宪政编查馆印行单行本。政院以待决定”而资政院议事均须请旨裁夺其可否裁夺之权仍在君上。不仅如此各省督抚还有监督咨议局选举及会议之权如咨议局“议事有逾越权限不受督抚劝告者”督抚可令其停会；又如咨议局所议事件有“轻蔑朝廷情形”、“妨害国家治安者”督抚得奏请解散2。咨议局对督抚的违法行为既不能提出质问又不能进行弹劾只能呈请资政院核办。所以从督抚对咨议局权限来看尤如长官控制部下本省一切大政方针任凭督抚说了算咨议局不过空一通议论而已。第三对议员规定严格的选举条件。按规定各省议员人数“以各该省学额总数百分之五为准”但“宁、苏两处漕粮最重而学额较少”另分别给江宁增加9名江苏增加23名。议员产生方法采用复选法对选举人和被选人资格加以严格限制。选举人除规定属本省籍男子年满25岁以上外还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1）在本省办理学务及其他公益事务满三年以上并著有成绩；（2）在本国或外国中学堂及与中学同等或中学以上的学堂毕业并有文凭；（3）举贡生员以上的出身；（4）担任过七品以上文官、五品以上武官而未被参革；（5）在本省拥有5ooo元以上的营业资本或不动产。此外非本省籍年满25岁以上的男子必须在本省居住1o年以上并拥有1oooo元以上的营业资本或不动产。被选举人除上述条件外还须年满3o岁以上的男子属本省籍贯或寄居1o年以上。从上述条件限制看劳动人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完全被剥夺但对资产阶级有利许多立宪派人士当选为议员他们中的头面人物大都当上了议长。第四在实际运作上各地方督抚采取限制的态度往往通过的议案提交督抚后“如泥入海消息杳然”1。江苏咨议局开会56天议决议案46件经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审核得到答复的仅是无关紧要的7件。对于弹劾督抚的奏章清廷以处分官员乃朝廷大权咨议局不得干预而加以拒绝。更有甚者督抚根本不通过咨议局擅自行事。如宣统二年（191o）湖南行公债事前不交咨议局讨论就直接奏请度支部行就是一个显著例子。 从上述几个方面清楚地看出咨议局不具备地方议会的性质它是清朝地方督抚控制下用以点缀所谓民主的舆论机构。虽然如此它的成立一面为资产阶级和一切要求改革的人们提供了一个讲坛他们议论时政揭露清廷的无能加了宪政的步伐；另一面客观上为提高人们的民主思想觉悟促进革命运动的展起了推进作用。 2.资政院的设立。 资政院是清廷仿效西方议会模式而加以改头换面的全国性舆论机构是西方资产阶级代议制在中国最早的尝试。 光绪三十三年（19o7）清廷颁布谕旨筹设资政院并派溥伦、孙家鼐为正副总裁进行筹备。宣统二年九月（191o年1o月）在北京正式成立到宣统三年八月（1911年1o月）武昌起义爆后前后召开两次常年会通过《十九信条》选出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 成立资政院的目的在《资政院院章》总纲中写道：“以取决公论预立上下议院基础为宗旨”1。而在《院章》编纂大臣的奏折中说：“国民义务以纳税为大宗现在财政困难举行新政何一不资民力若无疏通舆论之地2《咨议局章程》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677、681页。1《各省咨议局议案纪略》《东方杂志》第6年第13号。 1《资政院院章》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案档案史料》下册第63o页。则抗粮闹捐之风何自而绝？”可见成立资政院的真实目的并不在于“预立上下议院基础”而在于扩大财政收入弥补亏空疏通上下舆论制止抗粮抗捐风潮维持封建统治秩序。在院的组成上除议员外设正副总裁、秘书长、秘书官内置秘书厅厅下设机要、议事、记、庶务四科及附设图书馆。但《院章》规定总裁“以王大臣著有勋劳通达治体者”副总裁“以三品以上大员著有才望学识者”由皇帝特旨简充；秘书长由正副总裁“遴保相当人员请旨简放”；秘书官由正副总裁“遴员奏补”分管各科事务。在议员产生上《院章》规定分为“钦选”和“民选”两种各1oo名。“钦选”1oo名中宗室王公世爵为16名满汉世爵为12名外藩王公世爵为14名宗室觉罗为6名各部院衙门官为32名硕学通儒为1o名纳税多额者为1o名。“民选”1oo名中由各省咨议局议员中按1o∶1比例互选产生经督抚核准后方能有效。在职权上《院章》规定主要讨论奉旨特交事件国家岁出岁入预算事件税法及公债事件新定法律及嗣后修改（宪法不在此限）事件人民陈请（但必须瓞具说帖并取具同乡议员保结）事件。在行政关系上行政部门不对资政院负责资政院对行政长官的质问须经正副总裁同意才能行使。行政部门若有侵夺资政院权限或违背法律资政院亦无直接纠弹或更有效的加以阻止只能请旨裁夺。在立法上资政院无权制定或修改宪法等。 从上述规定看资政院还不是正式的议院只是作为议院成立前的雏形。这个雏形名义上是清廷的“舆论”、“民意”机构实际上是皇族统治者玩弄立宪的装饰品。但它的成立毕竟扩大了立宪派和要求实施宪政的人们的活动地盘。 3.国会请愿活动。 各省立宪派在清廷预备立宪期间先后多次动开国会请愿活动以促成宪政的实现。随着各省咨议局的成立他们利用咨议局这个合法机构的名义先由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带头联合13省咨议局议员组成“国会请愿联合会”又同各省政团、商会、海外华侨代表组织“国会请愿代表团”于宣统元年十二月、二年五月（191o年1月、6月）两次向清廷请愿并以孙洪伊为代表向都察院递交请愿书要求“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颁布议院法及选举法以期一年内召集国会”1。清廷以“财政困难灾情遍地”为由加以拒绝。宣统二年九月（191o年1o月）资政院在京开幕。他们又上书资政院提议设立责任内阁召开国会同时呼吁各省当政大员给予支持。为了壮大声势又在许多城市起请愿运动。各省督抚鉴于实权逐渐削弱且召开国会呼声愈来愈高由云贵总督李经羲串通程德全、锡良等人取得18省督抚的同意也联电清廷主张召开国会组责任内阁。资政院在立宪党人的活动和哀求下先后通过“请开国会案”和“陈请开国会具奏案”请求清廷在宣统三年（1911）召开国会。清廷慑于各地请愿和资政院以及地方督抚的压力被迫于十月三日（11月14日）宣布将预备立宪期限缩短为五年并声称：“此次缩定期限系采取各督抚等奏草又由王室大臣等悉心谋议请旨定夺洵属斟酌妥协折衷所当。缓之固无可缓急亦无可再急应即作为确定年限一经宣布乃不能再议更。”同时下令：“现经降旨以宣统五年（1913）为开设议院之期所有各省代表人等著民政部1《东方杂志》第7年第1号《文件一》第15—17页。 及各省督抚剀切晓谕令其即日散归各安职业静候朝廷详定一切次弟施行”1。企图以此来缓和内外矛盾维持封建统治秩序。 对清廷宣布缩短预备期限立宪派以为立宪有了指望纷纷返回本省但湖北的汤化龙、湖南的谭延闿、四川的蒲殿俊等却坚持即开国会的主张并试图在京再次进行请愿。东三省也有许多代表到达北京。清廷命令将东三省代表押解回原籍又将试图再次请愿的天津学界请愿同志会会长温世霖“戍新疆交地方官严加管束”。至此国会请愿活动消沉下去。 4.《重大信条十九条》的颁布。 清廷布缩短预备立宪期限谕旨后宣统三年四月（1911年5月）先公布《新内阁官制》。按照新官制组成的内阁是以皇族为主导地位的内阁人们称之为“皇族内阁”。 “皇族内阁”的成立表明清廷无意实行君主立宪政治从而暴露了皇族集权的用心引起立宪派的强烈不满。但他们还没有绝望又以各省咨议局联合会名义上书力争说：“以皇族组织内阁不合君主立宪公例请另简大员组织内阁”1。但得到回答是：“黜陟百司系皇上大权议员不得妄加干涉。”2立宪派纷纷感到失望一部分人开始转向革命阵营。 辛亥革命爆以摄政王载沣为的清朝统治集团慌了手脚赶忙下“罪己诏”取消现行内阁章程改组内阁颁布《重大信条十九条》（简称《十九信条》）。 《十九信条》按其内容来说比《宪法大纲》有很大变化。（1）对皇帝权力作了较大的限制。其中虽仍称“大清帝国皇统万世不易”“皇帝神圣不可侵犯”但对实际权力作了种种限制如规定：“皇帝之权以宪法所规定者为限”而宪法则由资政院制定；“皇帝继承顺序于宪法规定之”；“皇族不得为总理大臣及其他国务大臣并各省行政长官”；“皇室经费之制定及增减由国会议决”；“皇室大典不得与宪法相抵触”等。从而限制了皇帝的立法权和行政权使皇帝权力较《宪法大纲》大为缩小。（2）大大提高了未来国会的权力。《十九信条》规定立法权属于国会“宪法由资政院起草议决由皇帝颁布之”；“宪法改正提案权属于国会”。同时规定国会有监督行政权“官制官规以法律定之”“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皇帝任命”如果“总理大臣受国会弹劾时非解散国会即内阁辞职”。国会有权决定国家预决算和皇室经费制定及增减并规定国会对国家军事和外交活动有参与权；对6海军调动“须依国会议决之特别条件此外不得调遣”；对国际条约“非经国会议决不得缔结”“但宣战、媾和不在国会期中者由国会追认”1。根据这些规定国会权力大为扩大皇帝权力大为缩小。《十九信条》与《宪法大纲》相比两者之间有较大的差异。第一两者所处情况不同。《宪法大纲》草于君权未衰、民权未张之日而《十九信条》成于革命兴起、民气横溢之秋。前者充分体现君主至上后者贬抑君权伸张民权。第二两者实行的政体不同。《宪法大纲》采取日本式的二元君主立宪模式君主在立法和行政上拥有极大的权力而《十九信条》则采取1《宣统政纪》卷45。 1《咨议局联合会第二次呈请代奏皇族不宜总理内阁折》《时报》宣统三年六月初三日。2《宣统政纪》卷36。 1《重大信条十九条》《清朝续文献通考》卷4oo《宪政》八。 英国式的虚君共和制实行议会政治责任内阁。第三两者所起作用不同。《宪法大纲》仅作为将来制宪的原则其本身并无法律效力制定时也未经过一定的法律程序而《十九信条》则不然它是在国会未开前由代行国会职权的资政院经过一定程序制定然后由皇帝公布具有一种法律效力可以说具有临时宪法的性质。但在人民权利上《十九信条》与《宪法大纲》一样只字未提这就清楚地反映出两者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十九信条》的颁布是清末阶级斗争激化的产物。它充分证明“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2能够夺得和平请愿所得不到的东西能够迫使敌人作出让步。清廷正是慑于武昌起义后迅汇合的革命洪流不得不抛出《十九信条》以求免于灭顶之灾。 《十九信条》颁布后资政院规定代行国会权力选出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组成新内阁代替“皇族内阁”企图以此来挽救清朝的命运。然而革命的洪流势不可挡1912年2月12日清帝被迫宣布退位。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制度也随之告终。 2《论权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44页。 第二节民国初年的宪政武昌起义与《鄂州约法》的颁布武昌起义胜利后迫切需要组织新政权来领导革命斗争。八月二十日（1o月11日）起义的第二天缺乏政治经验的革命党人邀请湖北咨议局议员和地方绅商举行会议决定成立军政府推举军政府都督。会上领导起义的“各军领袖佥以资望浅谦让未遑”1咨议局议员刘赓藻趁机提出：“统领黎元洪现在城内若合适当寻觅之。”结果推出与革命无关的原湖北新军协统黎元洪为都督、咨议局议长汤化龙为民政部长。 湖北军政府成立后宣布改国号为中华民国改年号为黄帝纪元46o9年布《告全国父老书》号召推翻清朝统治。八月二十六日（1o月17日）公布由汤化龙起草的《中华民政府条例》。条例共六章二十条基本内容为：（1）军政府下设军令、军务、参谋、政事四部直接“受都督之指挥命令”；（2）军政府布命令任免文武官员“均属都督大权”；（3）一切军政要务“由都督召集临时参议会或顾问会议决施行”；（4）都督兼总司令握有绝对军事指挥权；（5）将政务部权限扩大改为政事部下设外交、内务、司法、交通、文书、财政、编制等七局。 按照这个条例规定完全把革命党人和动起义人员排挤出政权以外因而遭到革命党人的强烈反对。九月初四日（1o月25日）军政府不得不再次开会重新《改订暂行条例》增加军事参议会来限制都督的权力设立稽查员稽查各部门取消政事部改原来的各局为部直辖都督。这样汤化龙得到一个没有实权的闲职从而加强了革命党人的力量初步改变了旧官僚、立宪派把持政权的局面。 湖北军政府成立不久同盟会领导人宋教仁从上海到达武昌。居正、孙武、刘公等人立即同宋教仁商议制定约法作为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成立前的临时根本办法。于是由宋教仁连夜起草经过讨论后由军政府颁布取名《鄂州约法》。 《鄂州约法》分总纲、人民、都督、政务委员、议会、法司、补则七章六十条1。它以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平等思想和三权分立学说为指导原则描绘了一幅以总统制为蓝本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其主要内容为：（1）规定政权体制由都督及任命的政务委员会、议会（约法施行三个月建立）、法司三者构成即采取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2）规定都督由人民公举任期三年连选连任一次为限。其职权包括：总揽政务制定并公布法律（在议会未开以前）对外宣战、讲和统治水6军依法任命官员宣布戒严、大赦、特赦、减刑及复权并对议会负责。但布命令、条例须经国务员副署方能生效。（3）规定议会由人民选举议员组成。其主要职责为：制定法律议定条约审理预决算向政务委员提出条件、质询和弹劾等权力。（4）规定人民享有言论、集会、结社、信教、通讯、迁徙等自由以及选举都督、议员、任官、考试、选举与被选举、保有财产、著作等权利同时还有纳税、当兵的义务。 1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266页。 1见杨玉如编：《辛亥革命先著记》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32—236页。《鄂州约法》是中国资产阶级拟定的第一部带有宪法性质的法律是我国法制史上第一次公开承认人民权利的文件它以基本法的形式从根本上否定了清朝封建君主制度和立宪派主张的君主立宪制度确定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度。虽然这部约法在当时急剧变化形势下未能实施但它的制定充分表明资产阶级革命派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强烈愿望。“各省都督代表联合会”的召开与《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制订武昌起义和湖北军政府的成立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迅展湖南、陕西、山西、云南、贵州、江苏、浙江、安徽、山东、四川等省先后宣布独立并相继成立军政府（或都督府）清皇朝开始全面崩溃。形势的展迫切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作为领导全国革命斗争的中心。建立全国性政权的活动分别在武汉和上海两地进行。 ------------ 11 11月9日黎元洪以义都督的名义致电各省请派代表赴鄂共商组织临时中央政府。11日同盟会中部总会所在地上海也以苏督程德全、浙督汤寿潜、沪督陈其美的名义通电各省提出由“各省旧咨议局”和“各省现时都督府”各派代表一人到沪讨论筹组临时中央政府。15日上海、江苏、浙江、福建等省代表在上海举行第一次会议为“各省都督代表联合会”。由于武汉方面坚持代表会应在武汉召开上海方面只好决定代表联合会迁往武昌开会。11月3o日11省共23位代表在汉口英租界举行第一次会议推谭人凤为议长决定先行起草《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选举雷奋、马君武、王正廷为起草员。会议开到12月4日传来了江浙联军在12月2日攻克南京于是代表会决定以南京为中央临时政府所在地各省代表即日动身去南京继续开会。 《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是宣统三年十月十二日（1911年12月2日）起草十三日各省都督代表联合会在武汉通过1912年1月2日在南京重订。这是辛亥革命后颁布的成立中央政府的第一部法规。 《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共二十一条它的基本精神是以国家共和体制为基调采取总统制为政权制度原则以参议院为立法机构。在参议院未成立前由各省都督代表联合会代行职权并选举临时大总统。但其具体内容缺乏民主精神主要表现在：（1）对于普通国民的权利与义务《大纲》未作任何规定；（2）对立法机关参议院的组成《大纲》规定议员不是由人民选举产生而是由各省都督派遣。 上述规定显然存在很大的缺陷。造成缺陷的主要原因是：（1）由于当时处在战争环境迫切需要成立临时中央政府以作号召很难做到让人民自由选举；（2）当时把重点放在改变国体推翻封建建立民主共和之上加之代表会的代表虽以革命派为主毕竟鱼龙混杂很少考虑到人民的权利与义务。因此它很不完备故名《组织大纲》而且还是“临时”的。所以它是一部权宜性的重要临时法规未称作宪法。 临时参议院的成立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公布1911年11月25日远在海外的孙中山回到上海。12月29日孙中山被迁往南京继续开会的各省都督代表联合会选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从上海到南京就职宣告中华民国正式成立改纪年为民国元年。根据《修订大纲》的规定3日增补黎元洪为副总统组成临时政府。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的诞生封建帝制的终结。正如孙中山所说：这是“我国有史以来所未有之变局吾民破天荒之创举也”1。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按照《组织大纲》规定1月3日通电各省都督府派人来南京组织临时参议院代替各省都督代表联合会。到28日开第一次会议时实际到达的计有江西、湖北、湖南、福建、安徽、江苏、浙江、四川、广东、云南各3人山西、广西、贵州、山东、河南各2人陕西、奉天、直隶各1人共计43人2。其中同盟会33人立宪派8人其他2人。会议选举林森、王正廷为正副议长李肇甫为全院委员会委员长宣告临时参议院正式成立。临时参议院的职权主要有议决暂行法律临时政府预决算、税法、币制、公债行临时大总统交议事件以及答复临时大总统咨询事件检查临时政府出纳对临时大总统行使宣战、媾和、缔结条约、制定官制官规、任免国务员和外交使节等同意权。同时还有对行政的监督权但对总统的弹劾无明文规定。在行使上述权力需要进行投票时各省3人中只有一票表决权。 临时参议院成立后在宪政建设方面除先后批准和公布诸如《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央行政各部及其权限》、《各部官制通则》、《南京府官制》外最重要的就是着手制定“约法”。 在临时参议院成立时南北和议正在进行之中眼看革命政权将落入袁世凯手中制定“约法”就是为了防范袁世凯的专权野心使刚刚建立的民主共和制度不致遭到破坏确保中国走上民主宪政的轨道。但是《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仅仅是政府组织法不能完全约束袁世凯。孙中山希望制定一部约法束缚袁世凯的手脚。他说：“北方将士以袁世凯为领与予议和夫北方将士与革命相拒之汉阳明明为反对民国者今虽服从民国安能保其心之无他？故予奉临时约法而使服从。盖以服从临时约法为服从民国之证据予忧虑其不足信故心令袁世凯宣誓遵守约法矢忠不二然后许其和议。故临时约法者南北统一之条件而民国所由构成也！”1在孙中山主持下临时参议院召开会议讨论约法问题。会议决定组织编辑委员会进行起草由法制局局长宋教仁主持。约法草稿经过33天的讨论作了两次修改到3月8日提交临时参议院审议通过。11日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名义公布定名为《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分为总纲、人民、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副总统、国务员、法院、附则7章56条。它的指导思想是孙中山的民权学说。其主要内容：第一以“国民革命”的手段推翻作为“恶劣政府之根本”的清朝封建君主制度代之以“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规定了国家的性质确认辛亥革命的积极成果。第二肯定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政治体制和三权分立的组织原则。规定国家政权由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副总统、国务员和法院组成。第三采取了资产阶级宪法中的民主自1《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99页。 2《临时政府成立记》《东方杂志》1912年第11号。 1孙中山：《中国之革命》《中山丛书》1927年版第31页。 由原则确认了私有财产得到保护。规定“人民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第四在国家体制上采取内阁制。规定大总统颁布命令需要由国务总理副署才能生效。第五约法修改须经议员三分之二以上或总统提议经由议员五分之四以上出席出席人数四分之三的决议方能增改1。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颁布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件有意义的创举。从上述内容看它是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文献是近代中国宪政运动的重要成果是孙中山共和国方案和民权思想在法律上的体现。尽管这部约法“是不完全的有缺点是资产阶级性的但它带有革命性、民主性”2在中国宪政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1《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陈茹玄：《中国宪法史》世界书局1933年版附录。2：《关于中华民国共和国宪法草案》《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o8页。第三节袁世凯时期的宪政从临时参议院北迁到第一届国会1913年3月袁世凯窃取临时大总统后随即在北京建立北洋军阀政权。4月1日孙中山公布《参议院法》。5日决定临时参议院迁往北京。29日举行开院仪式。5月1日重选吴景廉、汤化龙为正副议长宣告北京临时参议院成立。 北京临时参议院与南京临时参议院相比有许多不同的地方。（1）代表地域广泛。南京临时参议院主要由反清独立各省派代表组成北京临时参议院则由全国24省派议员组成。（2）议员人数增多。按照《临时约法》规定各省由3人增至5人实际到达为113人（西藏未派）约为原来43人的3倍。（3）组织较完备。除原有院内的全院委员会外增设法制、财政、庶政、请愿、惩罚等委员会。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增加了袁世凯控制的北方各省议员以及袁世凯政府成立后赞成“共和”省份的议员而这些“议员”又大都是一些官僚、政客加之革命党人这时采取不反对袁世凯只图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对他加以某些限制的方针因而这时的临时参议院改变了原来成立时的性质成为袁世凯政府的御用工具。 北京临时参议院成立后按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53条“约法施行后限十个月内由临时大总统召集国会其国会之组织及选举法由参议院定之”的规定6续制订《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参议院议员选举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于1912年8月1o日公布。 这三种法律均属于组织国会的基本法也是国会组成的依据。《国会组织法》规定：国会采取两院制即由众议院和参议院组成。同时规定众议院议员的法定人数为596名由各省及蒙、藏、青海分别选出任期3年届满重选；参议院议员的法定人数为274名由各省议会与蒙、藏、青海、中央学会及华侨选举会分别选出任期6年每两年改选三分之一。两院议员共为87o名由此构成国会。 《众议院议员选举法》规定：议员的产生按地区人口比例分配每8o万人选一名不满8o万人亦选一名。其中选举人和被选人资格规定为：凡中华民国国籍的男子年满21岁以上在选区内居住2年以上并具有年纳直接税2元以上或有价值5oo元以上不动产小学以上毕业或相当于小学以上毕业方有选举权其中蒙、藏、青海地区还须懂汉语。被选举人除上述规定外年龄还必须在25岁以上。但有下列情形之一：（1）被夺公权尚未复权；（2）受破产宣告确定尚未撤销；（3）精神病；（4）吸食鸦片；（5）不识字；（6）现役6海军人及征调期间续备人员；（7）现任行政、司法官吏和巡警；（8）僧道和其他宗教师；（9）小学教师、在校学生以及办理选举人员在其选区内的。前五项没有选举和被选举权后四项停止选举和被选权其中（7）、（8）两项对蒙古、西藏、青海等不适用。《参议院议员选举法》规定：议员的产生除具备众议员被选资格外还须年满3o岁以上才有被选举权。两院选举方法除采取无记名单记投票法外众议院除蒙、藏地区“县治未臻健全不足以为初选区划”外1一律采取复选制。 1周异斌、罗志渊：《中国宪政展史》第7o页。 两院设正副议长下设秘书厅及全院、常任、特别三委员会。在三委员会中常任委员会内部组织两院略有不同。众议院为法典、预算、决算、外交、内务、财政、军事、教育、实业、交通、请愿、惩戒、院内等委员会参议院则为法制、财政、内务、外交、军事、交通、教育、实业、预算、决算、请愿、惩戒、院内审计等股。各委员会和股分别审查各类不同议案。两院职权按《国会组织法》规定处于平等地位“民国议会之议案以两院之一致成之一院否决之议案不得于国会期内再行提出”1。即是说国会对于各种议案的议定比如法律案的议定必须经过两院同意才能成立。它的具体权限除“民国宪法未定以前临时约法所定参议院之职权为民国议会之职权”外两院还有各自的建议质问、查办官吏纳贿违法的请求、政治咨询答复、请愿答复、议员逮捕许可、院内法规制定等权。此外还赋予在宪法未制定前国会成立后在两院议员中各选同等人数的委员进行宪法起草的特权。 两院会议规定每年举行一次时间为4个月必要时可适当延长对议案的议定则分别举行。 按照上述规定从1912年底到1913年初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议员选举。在选举的竞争中由于宋教仁的积极努力国民党在两院中取得多数席位其中众议院596席中国民党得269席共和党得12o席统一党得18席民主党得16席跨党者得147席无党派得26席；参议院274席中国民党得123席共和党得55席统一党得6席民主党得8席跨党者得38席无党派得44席。在国会共87o席位中国民党获392席占总数45％强而共和、统一、民主三党仅获223席占总数25％左右从而使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获得压倒优势的胜利。醉心于政党政治的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大为兴奋在国会召开前在长江流域各省表演说宣布“国民党在全国的选举都已胜利已占国会的绝大数大局已定政党责任内阁制一定可以成功”1表示将返京组织第一届责任内阁。然而欲行独裁的袁世凯已把枪口对准了他宋教仁在返京途中的上海车站遇刺身亡。 在宋教仁被刺前进行国会议员选举之时袁世凯政府于1913年2月1o日布召集国会令：“自民国二年一月十日正式国会召集令布之日起限于民国二年三月以内所有当选之参议院议员及众议院议员均需一律齐集北京俟两院各到总议员过半数以后即行同时开会。”2接着3月19日又布命令规定“民国二年四月八日行民国议会开会礼”3。 1913年4月8日国会正式开幕。与此同时北京临时参议院按照约法规定在8日午后二时举行结束仪式将权力移交给正式成立的国会。26日参议院选举张继为议长王正廷为副议长。28日众议院选举汤化龙为议长3o日选举陈国祥为副议长。国会的成立两院正副议长选出标志着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的确立民国后宪政工作的展。但袁世凯为了建立他的独裁统治一方面在国会开会前派人暗杀宋教仁；另一方面在国会开幕后唆使共和、民主、统一3党联合组成拥袁的进步党在国会里与国民党相对抗。同1《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第13、14条《法令全书》第1期《宪法》。1仇鳌：《辛亥革命前后杂记》《辛亥革命回忆录》（一）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45页。2《北洋政府公报·命令》1913年2月5日。 3《北洋政府公报·命令》1913年2月5日。 时又利用金钱和武力收买和分化国民党把国会玩弄于股掌间。 “二次革命”后袁世凯胁迫国会选他为正式大总统。接着以顺从“民意”为词下令解散国民党撤销国民党议员资格使国会不足法定人数无法开会。1914年1月1o日袁世凯宣称：“国会组织不良”“又事实上职权上已停止”“明白宣布使经济贤能议员暂结残局”“一俟厘订组织各法及选举程序以后政府自必切实进行依法召集”1。停止了两院现有议员职务每人4oo元旅费返回原籍宣告国会正式解散。2月3日又以“把持财政抵抗捐税干预词讼妨碍行政”等罪名下令地方自治会“立予停办”2。28日“以省议会不宜于统一国家统一国家不应有此等庞大地方议会”为由3下令解散各省议会。至此从国会成立到解散前后约9个月资产阶级革命派苦心经营的民主宪政被袁世凯彻底破坏了。正式宪法的起草正式宪法的起草在国会成立前就已提出但在由何种机构起草和拟订的问题上生了尖锐的分歧。梁启等人主张由政府起组织宪法起草机关并由临时参议院、各省都督、各政党及总统府派员共同组成得到了共和、统一、民主等党派的赞同。袁世凯左右的官僚策士则主张直接由总统府设立宪法编辑委员会制订由大总统颁布施行。国民党人主张宪法的起草及制定是关系到国家的根本大计应由国会来制定不应由其他任何组织来代替。由于国民党依据《国会组织法》第2o条“民国宪法法案之起草由两院各于议员内选出同数之委员行之”的规定加之在选举中获得优势因而其主张取得了胜利。 1913年6月下旬先由参议院议定由两院各选委员3o人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经过众议院同意两院制定了《互选起草委员规则》。按《规则》规定采取三分之二连记投票法各选委员3o人组成。 宪法起草委员产生后7月12日在众议院开成立大会。19日选举汤漪为委员长蒋举清、杨铭源、王家襄、黄云鹏、夏同和、杨永泰等为理事1并以天坛祈年殿为会址故所拟宪法又名《天坛宪法草案》。两院还议定宪法起草期限从委员长选定之日起在45日内完成。关于如何进行起草决定分为大纲和条文两部分先将宪法重要内容提出讨论议决后编为大纲然后按照大纲精神分别章节系以条文形成宪法草案。并推举孙钟（政友会）、张跃雷（国民党）、汪荣宝（进步党）、黄云鹏（共和党）为大纲起草员黄云鹏、张耀曾、孙钟、汪荣宝、李庆芳（公民党）为条文起草员进行起草。8月初大纲起草完成起草委员会从8月2日到9月23日完成大纲初读。条文起草后1o月14日开始一读28日二读完毕31日举行三读会全案通过。11月1日将草案提交宪法会议讨论。至此历时三个多月第一届国会制定的《天坛宪法草案》初步完成。其内容分国体、国土、国民、1《北洋政府公报·命令》1914年1月1o日。 2同上书1914年2月4日。 3同上书1914年2月5日。 1委员长和理事所属党派是：汤漪、蒋举清、杨永泰为国民党杨铭源为政友会王家襄为进步党黄云鹏为共和党夏同和为然社。 国会、国会委员会、大总统、国务院、法院、法律、会计、宪法之修正及解释11章113条。但是这个宪法草案经起草委员会提出不久国会就被袁世凯解散无法进行审议直至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去国会重新恢复才开始审议。 先制宪还是先举总统之争在国会成立前对于先制宪还是先举总统人们提出过不同的主张。倾向袁世凯的共和、民主、统一三党主张先举总统认为议定宪法至少要四五个月总统地位一日不定则外人的疑惑与军民的惴忧即不能一日或释“故必欲先举以明意志而杜中变”1。国民党（除统一共和派外）则主张先定宪法认为总统的地位与性质均应根据宪法若先举总统后定宪法是本末倒置。这一争论持续到国会成立后袁世凯公开在5月2日向国会提出咨文要求先举总统。本来主张先举总统后定宪法的共和、民主、统一三党5月29日合并组成以梁启为领的进步党改变了原来的主张提出先定宪法后举总统。这样国民党与进步党的主张趋于一致袁世凯的要求未能在国会中取胜。但袁世凯并不甘心于失败一面指使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出面用金钱与地位直接在国会里收买议员；另一面制造一个直接受他指挥的御用党——公民党为他摇旗呐喊“欲得外国承认必须先选总统”。再一方面唆使黎元洪联合各省军政长官表通电胁迫国会“将一切议案概从缓议”先“从选举总统入手”并限令国会在“旬之间期于竣事”2对国会施加压力。结果国民党议员为武力所屈服进步党议员也纷纷提出先选总统后定宪法议案。9月5日、8日先后经众、参两院通过由宪法起草委员会起草《大总统选举法》。9月29日众、参两院组成宪法会议进行审议。1o月4日审议完毕由袁世凯正式公布。 《大总统选举法》共7条规定总统与副总统由国会两院议员选举产生。4月15日众、参两院组成总统选举会进行选举。1913年1o月6日开始选举总统。袁世凯唯恐生意外派数十名军警、侦探与自称“公民团”者万余人包围会场声称：“今天不选出我们中意的大总统不许议员出门。”这激起了议员们的愤慨结果从上午8时到晚上1o时经过三次投票最后以5o7票微弱多数选出袁世凯为大总统。7日选黎元洪为副总统。 由此可见制宪与选举总统孰先孰后之争其实质是袁世凯为实现其独裁野心对宪政的反动对孙中山开创的民主宪政的破坏。 从政治会议到约法会议1913年1o月6日袁世凯胁迫国会选他为正式大总统后进而向国会提出《增修约法案》。遭到国会拒绝后他就大肆攻击国会继续存在使“政权无由集中”“不宜统一国家”“议会政治之万不宜于今日之中国”1。1刘知仁：《中国立宪史》上册第248页。 2《黎副总统书牍汇编》卷4第26—27页。 1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荣孟源、章伯锋编：《近代稗海》（三）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3、94页。 1914年1月1o日下令解散国会以“中央政治会议”代替。 中央政治会议初名“行政会议”。它起因于1913年9月进步党人熊希龄组阁后同梁启等人计划向国会提出大政方针。其方针的重点是省制改革计划“意在废省以固中央谋国家的统一”1。但袁世凯的统一方法与熊希龄等人完全不同不过他将计就计说这个问题很大须要召集一个中央与地方长官代表会议来决定想借此与国会对抗。在熊的同意下11月26日布召集令规定会议由各省、内阁各部以大总统指定76人组成。12月12日任命李经羲为议长14日任命朱家宝为副议长15日参加会议人员先到居仁堂“觐见”袁世凯“聆训”下午集中在北海团城承先殿举行会议。由于布召集令的时候正是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议员资格使国会无形瓦解的时候因而将行政会议改为“政治会议”。政治会议一经成立就秉承袁世凯意旨除通过解散国会、省议会和各省自治会决议外最主要的是作出召集“约法会议”的决议。袁世凯原本想利用政治会议作为修改约法的工具但政治会议的人员觉得本身来历不明难以承担。于是向袁世凯献策说：“宜于现在咨询机关及普通立法机关以外特设造法机关以改造民国国家之根本法。”袁世凯对于这一献策并不满意又责成政治会议明确具体的答复。1914年1月14日政治会议答复这个造法机关名为“约法会议”其职权专门讨论总统交议的增修约法案。26日公布《约法会议组织条例》。 按照《约法会议组织条例》规定约法会议的议员由“选举产生”名额为6o人其中京师4人各省24（每省2人）人蒙、藏、青海联合选出8人全国商会联合会4人。同时对选举与被选举人资格作了严格规定以对袁世凯百呼百诺为条件。名义上“选举”产生实际上是袁世凯变相地指定。这样组成的会议如同政治会议一样是由官僚、地主、买办、军阀、封建王公所组成。 约法会议是政治会议的化身袁世凯御用的造法机关以孙毓筠、施愚为正副议长1914年3月8日在北京北海团城宣告成立。 约法会议成立后积极为巩固袁世凯独裁统治制造“新约法”。 《中华民国约法》的颁布与袁世凯的皇帝梦约法会议成立后3月2o日袁世凯正式向约法会议提出增修约法案。 其增修大纲是：（1）外交大权归总统宣战、媾和和缔结条约无须参议院同意。（2）总统制定官制任用国务员、驻外大使、公使无需参议院同意。（3）采取总统制。（4）宪法应由国会以外之国民会议制定宪法起草权属于总统及参议院宪法公布权归于总统。（5）公民权的被夺与恢复总统自由行之。（6）总统有紧急命令和紧急处分财产之权。约法会议议员们按照袁世凯所拟的大纲内容确定以“力谋国权之统一”“以总揽统治权属于国家元以重大总统之权”为立新法的主旨1。经过4o多天的起草和讨论炮制一部“字字皆袁氏手定”的“新约法”名为《中华民国约法》又名《民三约法》或称《袁氏约法》。1914年5月1日正式宣布废除《中华1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中华书局1965年7月版第194页。1梁启：《饮冰室合集·文集》第34册第15页。 民国临时约法》公布《中华民国约法》。 《中华民国约法》共1o章68条。1它的最大特点是采取总统个人独裁制。其基本内容是：（1）大总统“为国家元总揽统治权”；“为6海军大元帅统率全国6海军”；“代表中华民国”“对国民全体负责”。（2）大总统制定官制官规任免文武职官宣告开战媾和、缔结条约、戒严、大赦、特赦、减刑、复权不受限制。（3）改内阁制为总统制以大总统为行政脑直接领导各部“置国务卿一人赞襄之”。（4）改国会两院制为一院制设立法院作为立法院机关但立法院除缔结条约、大赦、特赦、减刑、复权外无同意权大总统则有“召集立法院宣告开会、停会、闭会之权”。（5）设立由大总统任命参政组成的参政院以“应大总统之咨询审议重要政务”立法院未成立前（始终未成立）“以参政院代行其职权”大总统经参政院同意可以“解散立法院”“布与法律有同等效力之教令”等。（6）规定“司法以大总统任命之法官组织法院行之”。（7）正式宪法应由国会以外的国民会议制定总统颁布；正式宪法起草应归大总统与参政院。（8）公民权利的被夺由大总统自由行之。（9）大总统有紧急命令和财政紧急处分权。上述基本内容清楚地表明这是一部盗用资产阶级宪法中总统制形式使袁世凯的独裁统治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成为名副其实的独裁总统是部非骡非马的独裁法。 “新约法”的颁布表明辛亥革命后仅存的资产阶级民主宪政形式彻底地被袁世凯破坏了。正如美国一位学者评论说：“由于这个约法总统成为权力之源泉事实上无异是独裁者一个间接选举的、单院式的、每年仅仅举行四个月会议的立法机构只具有些有名无实的权力国务员由总统任命对总统负责。总统的任期现在由五年延长十年可以无限连任。袁世凯现在已成为独裁者回到君主政体显然只是迟早更换一下名义的问题而已。”1“新约法”颁布后1914年5月24日、12月27日先后公布《参政院组织法》、《立法院组织法》立法院成立前由参政院代行其职权。6月2o日参政院正式成立。与此同时改组政府使袁世凯成为事实上的独裁总统。但他感到还不够尊荣还想登上皇帝宝座指使梁士诒向参政院提出修改总统选举法。8月18日参政院进行修改12月28日约法会议通过。29日袁世凯予以公布。按照修改后的《总统选举法》袁世凯成了终身总统、世袭总统。他还指使杨度、孙毓筠等所谓“六君子”组织“筹安会”进行复辟帝制活动。袁世凯的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也表《共和与君主论》为他复辟帝制进行鼓吹。1915年8月14日杨度、孙毓筠等人联名电请各省军政长官和公法团体派代表进京共同讨论国体问题。28日各省代表投票表决一致赞同君主立宪并表宣言声称：“立国之道不外二端即‘拨乱’、‘求治’。我国拨乱之法莫如废民主而立君主。求治之法莫如废民主而行君主立宪。”29月19日袁世凯的亲信梁士诒、朱启钤、周自齐、张镇芳等人又组织“全国请愿联合会”向参政院请愿要求召开国民会议讨论变更国体问题。9月2o日参政院将83件“公民请愿书”送交袁世凯请求在年内召开国民会议讨论团体问题。25日袁世凯答复同11914年5月4日《申报》。 1马士·亨利：《远东国际关系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351页。2《筹安会与各省相关各团体往复函电》《君宪问题文电汇编》第1册。意在11月2o日召开国民会议。 与此同时北洋军阀集团干将段祺瑞、段芝贵、倪嗣冲等人联合19省将军、都统、护军使共同上书袁世凯请其正大位。并威吓说：谁敢反对就要“先起问其罪担当诛锄以去异己”1。袁世凯俨然有筹安会的动请愿联合的“民意”北洋军人的支持帝国主义的撑腰。1o月6日御用的参政院通过举行国民大会的建议和梁士诒拟订的《国民大会组织法》。8日袁世凯公布该组织法。1o月25日起开始在全国各地选举“国民代表”和进行团体投票到11月2o日各省全部完成12月11日参政院开会汇集全国“国民代表”1993人的投票全部赞成君主立宪。于是参政院以总代表名义上书“劝进”。袁世凯假惺惺退回劝进书。11日晚参政院又再次上劝进书。12日袁世凯表示接受说：“国民责备愈严期望愈切竟使予无以自解并无可诿避”2装出一副迫不得已当皇帝的姿态。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正式承认帝制。13日接受文武百官朝拜大封功臣下令禁止反对派活动。19日成立大典筹备处。31日下令改年号为“洪宪”准备于1916年1月1日正式登基。 然而经过辛亥革命锻炼的中国人民已经深刻认识到封建君主统治的罪恶决不容许君主制度再现于中国全国掀起反对帝制复辟的怒潮。12月25日云南先宣布独立。继云南独立后各省纷纷宣布脱离袁世凯而独立。北洋军阀集团看到情况不妙由冯国璋起联合五省都督表通电要求袁世凯取消帝制。帝国主义也不断警告袁要延缓变更国体。在内外交困下袁世凯先是推迟登基最后于1916年3月22日被迫宣布取消帝制。做了83天皇帝梦的袁世凯1916年6月6日在全国一片讨袁声中一命呜呼。1全国请愿联合会编：《君宪纪实》第1册“函电”第34页。 2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近代稗海》（三）第2o4页。 第四节皖系军阀时期的宪政新旧约法之争1916年6月7日黎元洪继任总统。但对黎元洪的继任在法理依据上南北双方生分歧。讨袁的南方军务院提出黎元洪的继任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制定的《总统选举法》应是“继任”。北方以皖系段祺瑞为的北洋政府提出以《中华民国约法》制定的《总统选举法》应是“代理”。南北双方围绕总统是“继任”还是“代理”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斗争的实质是恢复旧约法还是承认新约法。6月1o日南方军务院以抚军长唐继尧名义通电北京政府提出如下主张：（1）恢复民国元年之旧约法。（2）召集民国二年解散之国会。（3）惩办帝制祸。（4）召集军事会议筹商善后事宜1。同时表示由国会组织的国务院成立后军务院即撤销。22日段祺瑞表通电予以拒绝。对此孙中山屡次致电段、黎促成迅恢复旧约法尊重旧国会。在上海集会的国会议员2oo多人也联名通电宣布不承认袁氏新约法提出恢复旧约法召集旧国会依法补选大总统组成正式国务院。正当南北双方争执不下之时25日驻沪海军总司令李鼎新、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及练习舰司令曾兆麟联合表宣言声明：“参加护非俟恢复元年约法国会开会正式内阁成立后北京海军部之命令断不承受。”1至此段祺瑞感到事态严重不得不接受南方的主张。29日以大总统名义布命令表明“宪法未定以前仍遵行中华民国元年三月十一日公布之《临时约法》至宪法成立为止。其二年十月五日宣布之大总统选举法系宪法之一部应仍有效”2。同时命令撤销参政院恢复旧国会。7月14日南方军务院宣布撤销西南各省也纷纷取消独立。新旧约法的争论以南方的胜利而结束。 国会的恢复与《天坛宪法草案》的修订在取得恢复旧国会胜利后聚集在上海被解散和停止职务的前议员纷纷来京再加上在京部分议员于8月1日重新召开国会两院到会议员为519人。这是国会第一次恢复后第二次常会。会议选举汤化龙、陈国祥为众议院正副议长王家襄、王正廷为参议院正副议长。黎元洪在会上补行总统宣誓仪式追认段祺瑞为国务总理通过各部总长任命名单。1o月3o日补选冯国璋为副总统。 9月5日国会议决组织宪法会议继续进行制宪并以1913年宪法起草委员会拟定的《天坛宪法草案》为讨论基础。按照国会决议宪法会议由两院议员组成。依据《宪法会议规则》规定对宪草审议采取三读程序。9月22日开始审议先由宪法起草委员会说明草案的主旨然后对草案内容及临时增加条文中的重大问题进行审议。到1917年1月1o日共开了241岑学昌：《梁燕生先生年谱》上册第346页。 1《梁燕生先生年谱》上册第348页。 2《黎元洪恢复约法召集国会令》（1916年6月29日）李希泌等编：《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下）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89页。 次审议会完成初读。在初读中大部分问题有了结果部分问题未获通过。从1月2o日起开始进行草案逐条审议二读程序直至6月国会第二次被解散还未完成。在二读中经过激烈的争论议决和删除的条文主要有：（1）关于孔教问题。《草案》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本。”1袁世凯帝制失败后尊孔之声随之沉寂但在会议中仍然引起激烈的争论反对者主张取消拥护者认为孔教“为天经地义万不可灭”应予保留。争论双方最后达成妥协改为“中华民国人民有尊重孔子及信仰宗教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受限制”2。（2）关于国会委员会问题。《草案》51—54条指明设立国会委员会的目的在于国会闭会期间留一监督政府机关。在审议时多数认为除智利外法、美先进诸国家均无此规定中国没有必要设立决议将其删去。（3）关于紧急教令权问题。《草案》65条规定：“大总统为维持公安或防御灾患时机紧急不能召集国会经国会委员会之议决得以国务员连带责任布与法律有同等效力之教令。”3审议时议员们极力反对认为紧急教令权既然与法律有同等效力那么一切法律均可以此种教令停止或变更从而形成行政侵犯立法权何况国会委员会已经删去没有规定的必要。终以出席议员四分之三票的赞同而废除。（4）关于议员兼国务员问题。《草案》26条规定：“两院议员不得兼任文武官吏但国务员不在此限。”审议中一些议员认为议员兼任国务员违背了三权分立的原则政府便可借以左右议院使众议院行使弹劾权及不信任议决权生种种障碍主张删去该条。另一些议员认为草案所采非绝对三权分立制度议员兼国务员可以消除行政与立法之间隔膜英、法等国实行已久并非创造主张维持原案。双方经过激烈辩论以出席6o6人中51o人议决而删去该条。（5）关于国会召集问题。《草案》31条规定：“国会自行集会、开会、闭会但临时由大总统牒集之”1。审议中对此条争论激烈议决结果改为：依总统的牒集或两院议员各三分之一联名通告国会临时会才能召开2。（6）审议议决通过删去原《草案》72、96条关于总统颁予荣典和现得租税未经法律变更仍旧征收的规定。 除此以外争论最为激烈的是解散国会和地方制度两大问题。关于解散国会的规定在审议时有的主张总统解散众议院无需经参议院同意；有的主张删去《草案》75条“大总统经参议院列席议员2/3以上之同意得解散众议院但同一会期不得为第二次之解散”的规定；有的主张总统解散国会权应限于国会否决预算时或通过不信任议决时等等。各种主张互不相让均未能得到四分之三的赞成而获通过。关于地方制度问题在草案中未能列入国会恢复后宪法会议一读时国民党议员吕复、焦易堂提出增加省制一章遭到旧进步党议员汤化龙、梁启等的反对。双方各持己见争执不下甚至生“轰动一时之大斗殴案双方通电全国双方提出惩戒双方向法庭提起诉讼扰攘一月之久”1。到了二读时各党经过反复较量1阮湘编：《中国年鉴》第1回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第63页。 2谢振民：《中华民国立法史》正中书局1948年版第139页。 3董寐编著：《中国政府》世界书局1941年版第164页。 1董寐编著：《中国政府》第161页。 2王世杰等著：《比较宪法》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573页。 1吴宗慈：《中华民国宪法史》前编第213页。 合并提出省制16条其主要内容大致规定省议会权限、省长任命、省参事会组织大纲等。但在审议时双方又生分歧时值生督军团干涉宪政反对派议员纷纷提出辞职致使审议会不足法定人数无法讨论未及通过。6月12日国会再度被解散。 从国会再解散到临时参议院的成立正当国会进行制宪时反段祺瑞与拥段祺瑞势力为了争夺统治权展开了激烈斗争。先是在制宪问题上围绕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展开斗争的。这一斗争在国会的党派中反映出来。这时国会中最大的国民党已分化成许多小党派组织呈现涣散状态以“政治商榷会”为名进行活动从总体说属于反对派。而仅次于国民党的进步党却已废党立派以“宪政研究会”名义进行活动基本上属于拥段派并与黎元洪、冯国璋及西南军阀有一定联系。这两大派中拥段派的研究系主张采用一院制实行中央集权省长任命反对省制入宪和省长民选。反段派的商榷会则坚持《草案》中规定的两院制主张实行地方自治和省长民选。9月18日宪法会议对省制问题进行审议时两派生激烈的争吵以至相互辱骂、斗殴。事后研究系议员通过各省督军对商榷会议员大加指责。1917年1月1日江苏督军冯国璋联合22省军政长官通电北京政府要求总统信任总理总理秉持大政同时警告国会力持大体早定宪法不要干涉行政。从而开创了督军团威吓总统和国会的先声。其次在参战问题上围绕是否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生“府院之争”。以总统黎元洪为的集团反对参战。以国务总理段祺瑞为的集团主张参战。国会站在黎元洪一边。段祺瑞为了达到目的通过督军团以武力加以威胁先后逼黎签对德绝交令和国务院通过的参战案。但是黎元洪以督军团干政和参战案未经国会同意拒绝签署。段祺瑞在无可奈何情况下于5月7日将对德参战案提交国会。1o日国会开始讨论时段祺瑞采取伪造民意的办法用金钱收买北京城内军人、警察、乞丐、杠夫和无业游民组织所谓的“6海军人请愿团”、“五族共和团”、“政商学请愿团”、“北京市民请愿团”等名目繁多的请愿团3ooo多人在6军部人员指挥下手执方旗散传单包围国会声言必须当天通过对德宣战案并冲击会场打伤议员2o多人。1国会被迫宣布停会。接着内阁成员相继提出辞职内阁总理段祺瑞成为孤家寡人。19日国会再次开会决定参战案待内阁改组后再议。于是段祺瑞恼羞成怒利用督军团名义借口宪法草案中关于不信任权及解散权须经参议院同意等条文不适合国情呈请总统解散国会改制宪法。国会针锋相对呈请总统免去段祺瑞总理职务。黎元洪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总统无权解散国会提出解决时局办法是总理辞职。5月23日他在英、美支持下利用人民反段情绪免去段的总理职务以伍廷芳代理。至此黎段之间的矛盾达到白热化。 段祺瑞被免职后避居天津表通电声称：“查共和各国责任内阁制非总理副署不能生命令效力以上各件（指任免令）未经祺瑞副署将来地方因此生何等影响祺瑞一概不能负责。”他公开号召各省军阀脱离中央并在天津设立“独立各省总参谋处”武力倒黎声言：“出1邹鲁编：《中国国民党史稿》第4册商务印书馆1944年增订渝版第1o7o页。师各省意在巩固共和国体另定根本设立临时政府、临时议会。”15月29日皖系与奉系督军纷纷通电独立。 在此情况下黎元洪内外交困一筹莫展只得求救于驻在徐州的张勋。6月1日黎下令调张入京调解。张勋本是一个梦想恢复清帝的复辟狂得到命令后并取得段祺瑞“解散国会推倒总统后复辟一事自可商量”2的默许。6月7日张勋以“调停”的名义率领5ooo多名辫子军从徐州北上。8日到达天津表通电向黎元洪提出“调停”条件限三日内下令解散国会否则不负“调停”责任。9日先头部队进京向黎元洪示威。黎在张的压迫下只好答应“调停”条件。6月13日由步兵统领江朝宗代理国务总理副署下令解散国会。于是恢复不到1年的国会再度被解散。 张勋进京后从7月1日到12日导演了一幕拥清帝复辟的丑剧遭到全国人民同声申讨和反对。避居日使馆的黎元洪出“特任段芝泉（祺瑞）总理国事并电请冯副总统依法代行职权。在冯副总统未能正式代理之前一切机宜统由段总理便宜处理”的通电1。7月3日段在天津马厂誓师兵分三路进军北京张勋彻底失败复辟分子如鸟兽散溥仪再度退位。段祺瑞利用张勋复辟既达到解散国会、推翻黎元洪又捞到成为“再造民国”功臣一箭双雕的目的。他继续担任国务总理后以“中华民国已为张勋复辟灭亡”为由提出“今国家新造应仿照第一次革命先例召集临时参议院重定国会组织法再行召集新国会”2。7月2o日国务院会议通过成立临时参议院决议并通电各省征求意见。这个通电得到北洋军阀统治下各省的附和却遭到坚持恢复旧国会的孙中山和西南军阀的反对。 但是段祺瑞一意孤行公然声称：“一不要约法二不要国会三不要旧总统。”39月29日他一方面命令筹备新国会；另一方面下令各省选派5名议员组成临时参议院。1917年11月1o日临时参议院正式成立。14日选出皖系政客王揖唐、那彦图为正副议长。临时参议院成立后一是修改国会组织法和两院议员选举法二是议决废除旧组织法中关于参议员由各省议会选举的规定。1918年2月8日、7月12日先后以冯国璋（代理大总统）名义公布修改后的组织法和选举法以便成立新国会。 孙中山的护法和非常国会的召开1917年7月段祺瑞继续掌握北京政权后不顾各方面的要求拒绝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国会公然召集临时参议院作为御用工具引起孙中山极大的义愤。孙中山一直把《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国会视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的象征他指出：“约法为民国命脉国会为法律本原。国会存则民国存国会亡则民国亡。”1为了“攘除奸凶恢复约法以竟1刘绍唐主编：《民国大事日志》第1册台北版第88页。 2《复辟始末记》上卷上海文艺编译社1917年版第19页。 1张国淦：《近代史片断的纪录》《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2期。 2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中华书局1965年7月版第272页。3觉民：《天津通讯》《民国大新闻报》1917年7月22日。 1《大元帅致西南护法各省将帅电》《军政府公报》第49号。 元年未尽之业雪数岁无功之耻”21917年7月6日孙中山由上海抵达广州进行护法斗争。在广州欢迎会上他揭露段祺瑞等人“以假共和之面孔行其之手段也。故今日变乱非帝政与民政之争非新旧潮流之争非南北意见之争实真共和与假共和之争”3。19日孙中山通电邀请国会议员南下护法指出：“江河流域已为荆棘之区唯西南诸省拥护共和欢迎国会。诸君宜自行集会。于粤、滇、湘各省择其适当之地以开会议而行民国统治之权如人数不足开紧急会议亦可。”421日海军总长程璧光与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表宣言脱离北洋政府。不久滇督唐继尧、海军总司令李鼎新也通电护法。7月下旬部分议员相继到达广州。8月18日孙中山召集在粤议员12o多人举行谈话会商讨召开国会由于到达议员不足法定人数决定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履行职权。 1917年8月25日国会非常会议在广州召开。由于参议院议长王家襄、众议院副议长陈国祥未能南下护法会议推举原众议院议长吴景廉、参议院副议长王正廷为非常国会正副议长。9月1日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组织军政府“勘定叛乱恢复临时约法”1。 孙中山就职后在进行护法斗争的同时号召北方议员继续南下定于1918年6月12日召开正式国会。然而到了6月12日南下议员并未达到法定人数正式国会无法召开。于是借用1913年《议院法》第7条规定：“议员开会满一个月尚未到院者应解其职。”7月12日解除51名参议员、147名众议员之职。8月13日又根据同条规定：“但有不得已故障报告到院时得展期延至两个月为限”又解除58名参议员、69名众议员之职。遗缺由候补议员递补从而使参、众两院议员达到523名的法定人数于是宣告国会正式成立。9月16日、1o月19日分别补选褚辅成、林森为众、参两院议长。 国会成立后继续召开宪法会议进行未完成宪法草案的审议。但是这时军政府已经改组政府和国会被桂系军阀和政学系所控制。他们一方面迫使国会停止议宪另一方面以财政困难为由停止支国会经费使国会趋于瘫痪。 192o年2月24日国会被迫宣布停会。在议员中除少数拥护岑春煊的政学系留粤外大部分议员离广州赴上海。其间几经辗转直到粤军回师广东驱逐桂系议员才又重新回到广州。 北方新国会的成立与制宪的流产1917年孙中山领导的护法战争进行不久北洋军阀内部以直系冯国璋为的主和派反对以皖系段祺瑞为的武力统一派结果段祺瑞被迫辞去总理职务。段祺瑞下台后在天津张家花园召集各省军阀会议讨论对西南作战和对付主和派问题。12月6日北方的曹锟、张怀芝、张作霖、倪嗣冲、阎锡山、陈树藩、赵倜、杨善德、卢永祥、张敬尧等1o督军联名电请北京政2《大元帅答词》《军政府公报》第1号。 3《孙中山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4页。 4同上书第118页。 1《国会非常会议纪要》1917—1918年广州本。 府讨伐西南和迅进行新国会选举。31日曹锟等人又通电反对恢复旧国会要求选举新总统。冯国璋在1o督军的压力下被迫同意选举。 1918年2月28日公布由临时参议院修订的《国会组织法》和两院议员选举法。29日令内务部筹备新国会选举。3月6日又公布众、参两院选举和复选日期。23日下令复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 段祺瑞重新上台后为了排斥冯国璋他唆使徐树铮、王揖唐等人组织安福俱乐部操纵新国会选举。6月19日督军团在天津开会提议徐世昌为下届总统。7月12日冯国璋颁布选举令定于8月1日前所选议员齐集北京。8月12日新国会宣告成立。由于这个国会是以安福系议员所组成史称“安福国会”。 安福国会开幕后于8月2o日至22日选出安福系王揖唐、刘恩格为众议院正副议长梁士诒、朱启钤为参议院正副议长。9月4日选徐世昌为总统。1o月1o日解除段祺瑞总理职务以钱能训为总理。段祺瑞虽然下台但由于“安福系之势力遍于全国”他仍然以参战督办名义操纵国会控制政府。 与此同时国会两院于12月中旬议决各选3o人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从事制宪工作。宪法起草委员会成立后决定废弃1913年制定的《天坛宪法草案》重新起草宪法。从12月27日起至1919年8月12日止共开26次会议拟订新草案1o1条。这个新草案“其条文十之七八仍抄袭二年《天坛宪法草案》”。后因192o年7月14日爆直皖战争皖系战败8月3日安福俱乐部被解散新国会于3o日之后无形消灭制定的新草案遂随之流产。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中直系军阀打败了奉系军阀控制了北京政权。黎元洪被拉出来再次担任总统并恢复旧国会。次年直系军阀曹锟逼黎元洪下台以重金收买国会议员选他为总统世称“贿选总统”。他所公布的《中华民国宪法》人们称为《曹锟宪法》或《贿选宪法》。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曹锟兵败被囚禁《贿选宪法》也随之作废。在军阀统治下要实施宪政根本不可能。 第十三章兵制第一节湘军湘军起源与初创清朝兵制的变化始自咸丰年间湘军的出现。咸丰二年十二月（1853年2月）曾国藩在湖南长沙组建起以招募农民为勇、由绅士管带、兵随将转、兵为将有为特色的湘军从而以募兵制取代了清朝长期实行的兵权掌握于兵部、兵皆世业、将弁由清廷按定制委派的世兵制。 在湘军出现以前八旗早已腐朽清朝所依赖的主要军事力量为采用世兵制的绿营。当咸丰二年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冲出广西、攻入湖南并向湖北挺进之际清朝的军队无论是八旗还是绿营均一败涂地无力阻止太平军的攻势。咸丰帝在无奈中于年底命令大江南北各省在籍官绅举办团练组织地主反动武装希望以此举措扼杀太平天国。湘军正是作为这样的地主武装中的一支而出现的。 咸丰二年（1852）十一月在湖南湘乡（今属双峰县）因丁母忧守制在籍的礼部右侍郎曾国藩接到了清廷“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的谕旨1。十二月二十一日（1853年1月28日）曾国藩来到省城长沙与湖南巡抚张亮基及张的幕宾左宗棠等人“感慨深谈”“无日不共以振刷相勖”2。在曾国藩抵达长沙的两天之前左宗棠代张亮基拟有《筹办湖南堵剿事宜折》根据湖南能力阻太平军对长沙长达8o余日的进攻而终于迫使太平军退兵的经验强调要编练一支善战的勇营。折中指出：“委明干官绅选募本省有身家来历、艺高胆大之乡勇一二千名即由绅士管带仿前明戚继光束伍之法行之。所费不及客兵之半遇有缓急较客兵尤为可恃。”3曾国藩对张亮基、左宗棠的这项建议表示赞同他在到长沙的第二天撰有《敬陈团练查匪大概规模折》指出：“自军兴以来二年有余时日不为不久糜饷不为不多调集大兵不为不众而往往见贼逃溃未闻有与之鏖战一场者往往从后尾追未闻有与之拦头一战者。”其原因是“所用之兵未经练习无胆无艺故所向退怯也”。因此他强调：“今欲改弦更张总宜以练兵为要务。臣拟现在训练章程宜参照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但求其精不求其多但求有济不求效”他“与抚臣熟商意见相同”4。这两份内容稍异但根本点相同的奏折构成了张亮基、曾国藩、左宗棠创办湘军的最初设想。他们都认识到绿营兵训练不精不足与恃的状况都想要建立起由绅士管带、招募乡勇并采用戚继光的成法进行编练的军队。恰在此时张亮基于十二月二十五日调任湖广总督左宗棠随同前往曾国藩由“帮同办理”而为独立承担起编练湘军的任务。曾国藩将先前经张亮基、左宗棠檄调来长沙的以王鑫、罗泽南为的两批湘乡团练编练成第一支湘军6师。湘军1王先谦编：《咸丰东华录》卷18。 2《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第8页。 3《张大司马奏稿》卷1第35页。 4《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第56页。 的起源实由张亮基、左宗棠启其端而经曾国藩继其成。 湘军的组建与营制曾国藩组建湘军的过程可以分为在长沙与衡州的两个阶段。在长沙组军阶段曾国藩除先收编王鑫、罗泽南两营外又在咸丰三年（1853）春招募了由邹寿璋、曾国葆分别管带的湘勇两营。曾国藩还在对驻省城绿营兵的整顿中奏奖提拔了塔齐布从而使塔齐布所部绿营改编加入湘军行列经扩充为湘军的两个营。在八月离开长沙赴衡州前曾国藩又招募储玟躬、周凤山两营。这样经曾国藩编练后湘军在长沙已编成8营。这年八月曾国藩抵达衡州。在衡州组军阶段曾国藩不仅扩编了6营而且建立了水师。在此阶段虽有因王鑫与曾国藩不和而独立出去的情况但曾国藩仍在不断扩充湘军6营至咸丰四年（1854）正月曾国藩率军离开衡州前编成湘军6师13营计5ooo余人。曾国藩于咸丰三年十月在衡州设厂造船十二月招募水师弁勇。至咸丰四年正月船工告竣制成座船1艘快蟹船4o艘长龙船5o艘舢板艇15o只又购钓钩船12o只改为战船雇民船1oo余只装载物资并配以炮位。同月募得水师弁勇5ooo人遂编为1o营湘军水师正式组建。 湘军的营制分为6师营制、水师营制和以后组建的马队营制3种。湘军以营为单位营制源自6师的编练。咸丰二年十二月奉调到长沙的湘乡团勇已有以36o人为一营的营制经过曾国藩的不断完善至咸丰三年十月至十二月间曾国藩初步确定了湘军6师营制即一营5oo人分为4哨每哨8队火器与刀矛各半此外配长夫18o人。1这一营制由曾国藩在咸丰十年（186o）改定于祁门基本上仿照了在长沙、衡州组建湘军时的营制即每营5oo人另有营官1员、哨官4人营下分设前、后、左、右4哨哨辖8队。2水师营制既仿照6师又结合自身无前例可循的特点不断完善。有关水师营制曾国藩在咸丰五年所写《水师得胜歌序》中曾有一些记述但不具体罗尔纲在《湘军兵志》一书中根据王定安《湘军记》等文献考订后对此作了阐述：“凡水师每营营官一员每船哨官一员。初制营官领快蟹船一只各哨官领长龙船十只舢板船十只合二十一船为一营一营共四百二十五人。至咸丰五、六年间裁快蟹船减长龙船为八只增舢板船为三十二只合三十船为一营每营共五百人。营官、哨官都在外。”3至于咸丰九年（1859）曾国藩又设立的湘军马队仍然是基本上沿用了湘军6师的营、哨编制。 曾国藩在编练湘军和制订营制的过程中仿效了戚继光的“束伍”之法来编练军队。所谓“束伍”即编制军队。戚继光的束伍制以“队”为基本单位队长辖士兵；队上为“哨”“四队为一哨”哨长辖队长；“四哨为一官”哨官辖哨长；前、后、左、右四“哨官”为一“总”“把总居之”4。这样“把总”成为一“总”的统将。湘军营制采用营、哨、队三1参见《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5。 2《曾文正公杂著》卷2《营制》。 3罗尔纲：《湘军兵志》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4—95页。 4戚继光：《纪效新书·束伍》卷1。 级的编制明显地是采用并改进了戚继光的束伍之法。 曾国藩以湘军的营制来编制军队目的在于使湘军能够完全听命于他其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弁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勇丁由什长挑选的办法改变了绿营官弁由兵部任用官弁不知兵的状况。在湘军编练成军的过程中由于勇营是由招募而来“凡勇皆服原募之人”1。对此湖南巡抚骆秉璋曾指出：“先择将而后募勇有将领而后有营官有营官而后有百长有百长而后有什长有什长而后有散勇其长夫又由各散勇自募。”2显然以此成军规则编练的湘军较之“官皆补选兵皆土著兵非弁之所自招弁非将之所亲信既无恩义自难钤束”3的绿营兵来说能够“上下相维将卒亲睦各护其长”4一去绿营呼应不灵、指挥不动的积弊。对此曾国藩在其晚年奉旨训练直隶练军时归纳了湘军招募制的特色：“勇营之制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弁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勇丁由什长挑选譬之木焉统领如根由根而生枝、生叶皆一气所贯通。是以口粮虽出自公款而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若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谊相孚临阵自能患难相顾。”5曾国藩编练湘军时既注重对所招募兵勇的选择又不断强化对他们以封建的伦理纲常进行训示。在曾国藩拟订的《营规》中有一条简明的规条称：“募格须择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民土气为上。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1曾国藩在招募这些农民为勇而编练湘军时便一面对他们进行封建纲常的训导一面以训家规、训营规的方式提高其战斗力。他在长沙每逢湘军各营操演时便“集诸勇而教之”声称：“今日百废莫举千疮并溃无可收拾独赖此精忠耿耿之寸衷与斯民相对于骨岳血渊之中冀其塞绝横流之人欲。”2曾国藩在训家规时虽未颁布正式条文但他明确主张在湘军中应当禁嫖赌、戒游惰、慎言语、敬尊长并强调“将领之管兵勇如父兄之管子弟”3。他还颁布营规就如何遵守点名、演操、站岗、巡逻、放哨等军营规则来训导兵勇。曾国藩对湘军的教练也十分重视士卒不仅要掌握冷、热兵器的使用还要练爬坡、跳坑、系沙袋步行等提高身体素质的能力经曾国藩在衡州制订十日一轮转的操练日程表各营纷纷加紧对军事技术的教练。 这样经过整整一年的编练湘军迅地从初创到成军形成一支拥有6师13营5ooo人水师1o营5ooo人外加长夫及其他丁役6ooo人合计全军约有16ooo人的不可轻视的军事力量。曾国藩随之由帮办团练大臣而为湘军的统帅。 湘军的展与撤留1《曾文正公家书》卷6。 2《骆文忠公奏稿》卷7第62页。 3《清史稿》第14册第39o3页。 4王闿运：《湘军志》第163页。 5《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8。 1《曾文正公全集·杂著》卷2。 2《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 3《曾文正公全集·批牍》卷2。 湘军编练的缘起是出于镇压太平天国的目的当其一旦成军之后所起到的反动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咸丰四年正月二十八日（1854年2月25日）曾国藩统帅湘军从衡州出趋往长沙准备北上同太平军作战。曾国藩布了《讨粤匪檄》声言太平天国危害巨大“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自称“本部堂奉天子命统师二万水6并进誓将卧薪尝胆殄此凶逆”1。湘军从咸丰四年正月出师同太平军作战到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1864年7月19日）攻占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在1o年半的战争过程中起到了镇压太平天国的骨干作用。其间在咸丰八年和咸丰十年由绿营军组成的江北、江南大营被太平军全部击垮后标志着清朝正规军的崩溃清政府只好全力依赖湘军同太平军对峙。咸丰十年（186o）曾国藩被授为两江总督左宗棠被任命为“襄办曾国藩军务”左宗棠受曾国藩函嘱在湖南招募了5ooo人的楚军该军成为湘军的一个支系。咸丰十一年九月三十日（1861年11月2日）的北京政变生后操纵清廷大权的慈禧太后进一步重用在镇压太平天国进程中崛起的汉族地主地方实力派十月十八日（11月2o日）曾国藩奉旨受命督办苏、皖、赣、浙四省军务巡抚及提、镇以下文武官员皆归其节制于是他布署了由三面进攻太平天国的战略：一路由曾国荃率湘军主力从安庆沿江东下主攻天京；一路由李鸿章招募组建起的淮军进入上海主攻苏南；一路由左宗棠率楚军进取浙江形成对太平天国苏浙根据地分路进剿之势。太平天国最终败于湘军及淮军之手。 同治三年（1864）湘军攻占天京之际人数已展至3o余万其中直接由曾国藩统辖的嫡系有12万。如此庞大的军队尽管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其存在对清皇朝统治也构成了一定的威胁。曾国藩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深知“用事太久兵柄过重利权过广远者震惊近者疑忌”1于是在攻下天京仅十几天后就上奏以“统军太多”为由准备对湘军进行裁撤。接着曾国藩一面陈请其弟曾国荃开缺回籍调养一面着手遣撤曾国荃所部5oooo湘军令一半回籍余留部分守金陵。曾国藩对曾国荃说：“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则渐渐可以收场耳。”2这一语道出了曾国藩裁撤湘军的苦心。经过一年多的裁撤曾国藩所直接统辖的湘军除水师改编为经制兵长江水师6师保留了鲍、刘松山等营1oooo余人外其余11oooo人均被遣撤回籍。在曾国藩大规模裁撤湘军的同时李鸿章的淮军和左宗棠所统辖的另一支湘军（楚军）却基本被保留下来。 曾国藩创办湘军开了募兵制替代世兵制之先河湘军营制亦为淮军所仿效其影响深远。 1《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3第2页。 1《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3第34页。 2《曾国藩全集·家书二》第926页。 第二节淮军淮军的创办及其特点淮军的创办原因同湘军一样均是出自同太平军作战的需要。同治元年二月（1862年3月）李鸿章在安徽安庆组建起淮军成为维护清朝统治的又一支武装。 早在咸丰三年（1853）春太平军攻占安徽省城安庆之际清廷便诏谕工部左侍郎吕贤基前往安徽办理团练以阻止太平军的攻势。吕贤基奏请简派时任翰林院编修的安徽籍同乡李鸿章随他帮办安徽团练。李鸿章在籍举办团练5年多战场上屡屡受挫于咸丰八年（1858）底投身曾国藩幕府随同曾国藩办理湘军军务。咸丰十一年（1861）曾国藩率湘军攻占安庆并旋又受任督办苏、皖、赣、浙四省军务后嘱李鸿章“创立淮勇新军”“以济湘军之穷”1于是李鸿章奉命去创办淮军。 李鸿章创办淮军之前太平天国在苏南一带非常活跃对中外反动势力聚集地上海屡屡构成威胁。上海官绅一面借助于华尔的洋枪队（常胜军）防御太平军的进攻一面派法部主事钱鼎铭赴安庆面见曾国藩请求派兵援沪。身为统辖苏、皖、赣、浙四省军务的曾国藩在天京上游攻占安庆之后也企图分兵援沪“由下捣上”2形成在天京上游与下游合攻太平天国都城天京之势况且曾国藩还看到“上海为苏杭及外国财货所聚每月可得厘捐六十万金实为天下膏腴”3可谓一举两得。曾国藩遂于咸丰十一年十一月（1861年12月）嘱李鸿章迅招募淮勇组建援沪之师。 李鸿章受命后坐镇安庆策划按照湘军营制对庐州一带的团练进行整编以组成淮军。他一面写信给庐州团潘鼎新称曾国藩“意将合阁下照湘军营制募练五百人”“寄上营制刊本可覆按照请也”1一面又在安庆约见合肥团张树声面商一切。潘鼎新、张树声积极响应仅用两个月的时间就募勇数营。同治元年正月（1862年2月）由李鸿章招募的淮勇6续到达安庆其中有潘鼎新的鼎字营、张树声的树字营、刘铭传的铭字营和吴长庆的庆字营。接着原由李鸿章办理皖北团练时招募的张遇春的春字营本来归隶湘军这时也交由李鸿章节制改属淮军。李鸿章招募的庐州、合肥一带淮勇4营抵安庆后曾国藩亲自为其“定营伍之法”凡“器械之用、薪粮之数悉仿湘勇章程”2。淮军创办后李鸿章于正月二十四日（2月22日）离开曾国藩幕府前往安庆北门城外淮军营内任淮军统帅。为进一步加强淮军的力量曾国藩又根据李鸿章的请求从湘军中调拨8营划归李鸿章率领其中有韩正国的亲兵营2营、太平天国降将程学启的开字营2营、滕嗣林、滕嗣武的林字营2营、陈飞熊的熊字营1营、马先槐的垣字营1营。这样新组建的淮军共计13营每营5oo人合有65oo人。 淮军不仅在营制上完全仿照湘军而且李鸿章自认为湘、淮军这种招募1《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4第13页。 2《太平天国史料专辑》第96页。 3《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797页。 1《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第1页。 2黎庶昌：《曾国藩年谱》第8卷第146页。 制明显优于绿营的世兵制他后来曾说：“涤帅与弟治军十余年皆先选将而后募营其营哨须由统将自择呼应较灵。”3这是湘军、淮军的共性。但李鸿章创办淮军时已同曾国藩当年初创湘军极力强调“使儒生领农民各自成营”4的招募方式已有明显的不同淮军各营的统领除潘鼎新为举人、张树声为禀生外其他诸如刘铭传、吴长庆等人均不属儒生这是淮军的一个特点。曾国藩在选择营官时要求“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1。到左宗棠招募楚军时就改为“营官多用武人”“止取其能拌命打硬仗耳”2。待李鸿章创办淮军时或顺手牵来的是已有数年规模的安徽地主团练或由曾国藩从湘军中调拨给他数营这时湘军营官的身份已不再一律要求以儒生为统领淮军在短短两个多月中成军之急只能广收杂揽了。淮军体系繁杂且多半来自湘军这是淮军的又一个特点。 淮军的扩充与作为防军留用淮军成军后李鸿章急于率兵进抵上海。经反复斟酌曾国藩与李鸿章决定雇英国轮船由安庆运兵至上海其间沿长江航线要经过金陵江面但为早日实现剿杀太平天国的计划他们不顾“乘夷船越贼境”的风险于同治元年三月初七日（1862年4月5日）开始从安庆运兵历经两个多月淮军13营全部抵沪。 李鸿章在三月初十日（4月8日）到达上海后仅17天就被清廷任命为署江苏巡抚。他初到上海感触最深的是由他统帅的这支以勇营组成的军队的素质问题。淮军因武器以刀矛为主和仅配有少量土枪土炮并且军装不整而受到了外国人的嘲笑。李鸿章又亲眼看到洋兵使用西式武器同太平军作战的情形在致曾国藩函中作了如此描述：“洋兵数千枪炮并所当辄靡其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鸿章遵师训‘忠信笃敬’四字与之交往密令我营将弁随从学其临敌之整齐静肃枪炮之施放准则亦得切磋观感之益。”1于是刘铭传所部铭字营率先聘用外国教官教练洋枪继而其他各营也纷纷仿效。正如李鸿章向清廷奏报的那样：“臣军由江南剿贼入手本宜水而不宜6嗣因西洋火器精利倍于中国自同治二年以后分令各营雇觅洋人教练使用炸炮洋枪之法传习日久颇窥奥妙。”2淮军聘用外官教习枪炮与阵法却没有采用外队的编制这是淮军以及湘军不同于以后的新军的一个显著标志。李鸿章认识到了外国枪炮的长处便从购买与仿制两个方面着手从同治二年（1863）起李鸿章着手创办了3所洋炮局主要为淮军提供军火。 李鸿章率淮军抵沪的主要目的是以上海为基地主攻太平天国苏南根据地。他感到仅以13营之兵颇难完成此任便大力扩充军队。他抵上海两个月后就派张树声、吴长庆回安徽招募9营兵力。但这种派人回籍招募的办法3《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4第22页。 4王闿运：《湘军志》卷15页一《营制篇》。 1《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3第2页。 2《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5第51页。 1《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第2o页。 2《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8第35页。 常常受到各种阻碍而使李鸿章感到“千里募军殊为耽心”3因而他不再仿照湘军遣人返籍募兵之法决意对前江苏巡抚薛焕所辖军队和两淮团练以及太平军降众加以改编扩充淮军。这样到同治三年（1864）淮军已增至近4o营。李鸿章还在淮军中增设水师其中刘铭传下辖水师2营潘鼎新、张遇春各下辖水师1营。 淮军在扩充过程中不但普遍向使用洋枪洋炮以更新装备的方向展而且随着人数的急剧扩充它日益成为太平天国的劲敌。淮军初到上海就与英、法驻华军队及华尔的“常胜军”勾结起来遏制住太平军对上海的攻势。接着淮军在同治二年、三年（1863、1864）先后陷常熟、太仓、昆山、苏州、无锡、常州、丹阳等地击垮了太平天国的苏南根据地。在湘军攻占天京后淮军又配合湘军攻下浙江湖州旋又追剿太平军余部。 在清政府依赖湘军、淮军基本上镇压了太平天国之后无论是湘军还是淮军因性质属于勇营按清制勇营在事平后予以遣散本是定例。曾国藩对所部湘军作了大规模裁撤而李鸿章所部淮军却原封不动地只作了一下裁减的样子便被保留下来这既与时太平军余部尚存、捻军起义方兴未艾有关又因清廷感到绿营兵已不可恃于是把在同太平军作战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勇营作为防军保留只能是唯一的选择。这样裁湘留淮的结果使淮军的地位跃居湘军之上。于是清朝的军队构成中出现了以勇营屯住各地的情况李鸿章的淮军、左宗棠部湘军以及其他未被裁撤的湘军连同被保留的各省仿湘军而建的一些勇营被称作防军纳入清朝军队的行列清朝兵制为之一变。 此外清廷从同治五年（1866）起由总理衙门大臣奕䜣从绿营经制额兵内挑选精壮按照湘军的营制、营规编练军队共选练6军15ooo人于是又出现了练军。 由于湘军、淮军以及练军均程度不等地使用了外国新式枪炮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奕䜣等也认识到近代化的坚船利炮的长处主张购买与仿制并举特别是淮军与练军及左宗棠部湘军较普遍地使用了外国新式武器且模仿“洋人阵式”表明作为勇营留作防军的淮军与湘军和从绿营兵中挑选而练成的练军已经同以往的八旗、绿营有了很大的区别从而成为由旧式军队向新式军队过渡型的军队。但因其营制仍与近代西方国家的军队编制有明显的差异这与此后以完全仿西法编练的新军还是不尽相同的。就淮军、湘军与八旗、绿营比较前者已属新式军队。而淮、湘两军与甲午战后的新军比较前者又成了旧军。 3《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2第24页。 第三节新军胡燏芬与定武军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先是李鸿章的淮军从朝鲜平壤败退至中国辽东接着刘坤一统率的湘军又全线溃败继而李鸿章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盛极一时的淮军与湘军迅瓦解清朝军制的落后充分暴露出来。中国在战争中败于“蕞尔岛国”日本的严重现实引起了许多官员对于改革兵制的思考并纷纷提出一些建议形成了“内外交章争献练兵之策”的氛围。其中出使英俄大臣许景澄的奏请颇有代表性。他说：“自辽海军兴战守不利中外论者审溯兵事得失无不以仿用西法创练新兵为今日当务之急。”1清廷也觉察到日本是“专用西法制胜”决定采用西法编练新式军队声称：“一代有一代之兵制一时又有一时之兵制未可泥古剂以疗新病居夏日而御冬裘也。”2这样编练一支新式6军以取代淮、湘旧军就为形势所迫切需要的了。由胡燏芬编练的定武军实开清末编练新军之先声。 光绪二十年十月（1894年11月）受命在天津办理东征粮台的广西按察使胡燏芬接到清政府督办军务处令其“主练兵”的任命于是他在马厂屯驻募兵训练聘德员汉纳根为教习开始编练新式军队的活动。次年春胡燏芬初步编练成“定武军”于九月移驻距天津东南7o里处的新农镇即小站。小站原是淮系周盛传、周盛波所统领盛军的练兵场因甲午平壤之战时盛军继任统帅卫汝贵临战溃逃而被处斩盛军亦由此覆灭。胡燏芬利用此地编就定武军1o营包括步兵3ooo人炮队1ooo人马队25o人工程队5oo人共计475o人。 胡燏芬在编练定武军时揭露了清朝旧军“军需如故勇额日缺上浮开下折扣百弊丛生”的情况指出湘、淮各军武器装备混乱阵法陈旧“同属一军而此营与彼营之器不同前膛后膛但期备数德制奥制并作一家”“攻守之法又沿旧习”1。有鉴于此胡燏芬所编练的定武军在编制、训练、战术、武器等方面均一改湘、淮各军的旧习而使用德国6军的模式。据他在向清廷的上奏中称：“此次创练新军一切操练章程均按照西法办理。”2以往的“旧军”虽然也部分地采用了西式操点并装备有新式枪炮但却是以防勇或绿营的军事建制为其特征定武军则是完全照西法编练的一支“新军”它的出现引起清代兵制的重大变化。 光绪二十一年十月二十日（1895年12月6日）清政府派胡燏芬督办津卢铁路。两天后清廷又根据督办军务处的奏请命令衔至浙江温处道的袁世凯负责督办天津小站的练兵事宜。袁世凯将定武军加以扩编易名为“新建6军”。 张之洞与自强军1刘锦藻编：《清朝续文献通考》兵二。 2刘锦藻编：《清朝续文献通考》兵二。 1《光绪政要》卷21。 2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第3556页。 有感于《马关条约》的丧权辱国署两江总督张之洞于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七日（1895年7月19日）向清廷呈上《吁请修备储才折》先痛陈和约之害：“此次和约其割地驻兵之害如猛虎在门动思吞噬。”接着提出9条“力求补救”之策其中第一条为“宜亟练6军”。他指出：“中国自剿平捻以来军威颇振何以此次军务竟不能支。查捻虽甚猛悍然究系流寇与敌国不同。日本用兵皆效西法简练有素饷厚械精攻取皆有成算”而“我军则仓卒召募以应之心既不齐械亦不足技又不习”加上“积习已深将领以克扣为故常以应酬为能事”甲午战败并非偶然。因此他强调“非一变旧法必不能尽除旧习”。况且“今外洋各国无一国不汲汲于兵事日夜讲求淬厉以相角相伺。我若狃于和局从此罢兵节饷而不复为振作之计是中国永无战胜之日矣”。他建议用1年的时间在全国仿德国6军建制编练6军3oooo人并就江南情形酌量筹议“拟练万人一军”其教练之法“悉照洋法”1。 随后张之洞开始着手编练新式军队。因经费不足拟编练1oooo人的设想未能实现。张之洞通过招募和从卫队、护军营中选拔精兵等措施编成“江南自强军”。该军有步队8营每营25o人炮队2营每营2oo人马队2营每营18o人工程队1营为1oo人合计成13营286o人。为得西法练兵的真髓张之洞聘请春石泰等35名德官为自强军教习和担任营、哨两级指挥官并选中国“壮健有志”的军官为副营官选天津、广东武备学堂毕业生为副哨官。在训练中张之洞常常“亲加阅视”目睹自强军“号令甚严功课甚勤兵勇则教以枪炮取准并拆卸修理之法绘图测量开沟筑垒之事”1。张之洞经过对自强军半年的编练充分认识到“练兵必须改用洋操”的重要性并强调“额必足人必壮饷必裕军火必多技艺必娴熟勇丁必不当杂差将领必不能滥充”等7条为“军之体也”认为“凡事必其体先立然后其用可得而言”主张“捐弃旧法别开局面”以“舍旧图新”2。这样张之洞编练的自强军与胡燏芬所编练的定武军开了中国创办新式军队之先河。 光绪二十二年（1896）初张之洞由两江返任湖广总督自强军由新任两江总督刘坤一接续办理。光绪二十七年（19o1）清政府征调自强军到山东归属袁世凯节制操练。后来在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编练北洋6军时自强军被编入北洋6军第六镇。 张之洞从两江返湖广时随同调走护军前营至湖北。他依照编练自强军取得的经验加大力度在湖北编练新军。他以从两江调来的护军前营为基础招募新兵重新组建了护军前营、后营及工程队从自强军中选聘德营担任教习。光绪二十八年（19o2）张之洞较大规模地扩充了湖北新军计有护军步队8营、马队1营、炮队1营、工程队1营武建军步队8营武恺军步队4营武防军步队4营铁路营步队4营合计95oo人。张之洞还设立参谋营务处、督操营务处、执法营务处负责统辖湖北新军。光绪三十年（19o4）清廷确定新军军制计划在全国编练新军36镇湖北新军被统一编为6军第8镇和暂编第21混成协。渊源于自强军的湖北新军成为清末仅1《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37第17—2o页。 1《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38第3页。 2《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4o第2页。 次于北洋新军的一支武装。 袁世凯与北洋新军在甲午战后清政府裁减旧军与创办新军之际袁世凯因早在光绪八年（1882）曾随淮军提督吴长庆入朝鲜负责前敌营务处并帮助朝鲜国王训练“亲建新军”的经历和他在甲午战争中曾办理过驻朝通商事务并在归国后留任清廷督办军务处差委积极建议创建新军等因素而被清廷选中为接替胡燏芬负责在天津小站练兵的人选。清廷谕令他在训练新军时须“参用西法”“严加训练事事核实”“倘仍蹈勇营习气惟该道是问”1。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日（1895年12月16日）袁世凯抵天津小站接任练兵事宜。袁世凯接统定武军后向督办军务处呈递了新建6军的营制饷章和聘请洋员合同得到批准。接着他在定武军1o营475o人的基础上又招募步队2ooo人马队25o人成7ooo人之数改定武军为“新建6军”。 新建6军的军制与营制比较完备带有明显的近代化6军的特色。在军制方面新建6军的领导指挥机构已经基本上职能化。该军以督练处为总部袁世凯自任督练总摄其成。督练处下辖参谋营务处、执法营务处和督操营务处这3个任务处的总办在袁世凯指挥下按照各自的职责分工管理新建6军的日常事务。督练处另附设粮饷局、军械局、转运局、洋务局、军医局、教习处等机构。这样新建6军的领率机关形成了协调有序、职责明显的完整指挥体系。在营制方面新建6军分为左、右两翼翼设统领管辖统领下设分统负责各营的训练营设统带管辖一营。营下设队队下设哨哨下设棚。于是形成翼、营、队、哨、棚5级建制。 新建6军重视募兵的质量与采取厚给薪饷的办法稳定军队。袁世凯意识到“兵力强弱在慎选于募兵之始。凡募兵必须遴派委员分赴风气刚劲各处厚给口食逐细挑选”1。后来又强调：“练兵之道养兵为先兵资饷以为生饷视兵而尤重故筹饷为练兵根本。”2光绪二十四年（1898）直隶总督荣禄在帮助慈禧太后动戊戌政变之后将驻扎在直隶境内的毅军、甘军、武毅、新建6军等军合编为武卫军由荣禄本人统辖。武卫军分前、后、左、右、中5军袁世凯的新建6军被编为武卫右军仍驻扎小站。从此“新建6军”之名由“武卫右军”所取代。武卫军各军编制为1oooo人袁世凯趁机添募3ooo人增强了实力。第二年由于义和团运动在山东不断展清廷鉴于山东地方官弹压不力改派袁世凯接替毓贤的山东巡抚之职袁世凯带领武卫右军入山东。袁世凯对山东防勇加以裁并改编编练“武卫右军先锋队”1oooo余人加上武卫右军使其统辖的军队达2oooo余人。在光绪二十六年（19oo）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除袁世凯所部武卫右军在山东避战火外武卫军其他4军在京、津一带或被消灭或受重创而溃不成军。 光绪二十七年（19o1）袁世凯被清廷任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率武卫右军由山东返直隶。此时清廷正在推行新政其中一条为编练新军。1《德宗实录》卷378。 1《新建6军兵略录存》卷1。 2《袁世凯奏议》第113页。 袁世凯作为北洋大臣兼练兵大臣在保定设立督练公所委任段祺瑞为参谋处总办冯国璋为教练处总办并以武卫右军为基础从光绪二十八年至三十年（19o2—19o4）在保定编练起“北洋常备军”。自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和练兵大臣起他所统辖的新军自然应当是“北洋军”之称的源起。北洋军阀日后的形成也开始于此。 北洋常备军的营制开始设“镇”一级建制先后编有5镇其建制顺序由上到下依次为镇、协、标、营、队、排、棚使新军的营制更加完善。光绪二十九年（19o3）清廷设立练兵处布谕旨称：“前因各直省军制操法器械未能一律叠经降旨饬下各省督抚认真讲求训练以期画一。乃历时既久尚少成效必须于京师特设总汇之处随时考查督练以期整齐而重戎政。著派庆亲王奕诓总理练兵事务。袁世凯近在北洋著派充会办练兵大臣。”1次年清廷又提出在全国编练新军36镇的计划力求以新军代替旧军。袁世凯利用会办练兵大臣的身份和扩编新军之机会于光绪三十一年（19o5）编成北洋新军6镇。 北洋新军6镇依次为：（1）光绪二十九年袁世凯奉命挑选八旗兵3ooo人编练“京旗常备军”光绪三十一年该军改称北洋6军第1镇；（2）光绪二十八年袁世凯令王士珍等人在直隶募兵6ooo人在保定训练二十九年编成“北洋常备军左镇”三十年改称北洋常备军第1镇三十一年改编为北洋6军第2镇；（3）光绪三十年袁世凯借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爆而需加强防务之机派人在山东、河南、安徽等省募兵编成北洋常备军第3镇三十一年改编为北洋6军第3镇；（4）光绪二十九年至三十年间袁世凯以亲军马队为基础又在直隶、山东、河南、安徽募兵编成北洋常备军右镇旋改称北洋常备军第2镇三十一年改编为北洋6军第4镇；（5）光绪三十一年袁世凯以山东“武卫右军先锋队”为基础从第4镇抽调兵力并从山东募兵编成北洋常备军第5镇旋改称北洋6军第5镇；（6）光绪三十一年袁世凯将驻扎北京的武卫右军以及归属于他的自强军加以合编成北洋常备军第4镇后改称北洋6军第6镇。 光绪三十一年（19o5）北洋新军6镇的建立标志着作为军事集团的北洋军阀开始形成。袁世凯通过编练北洋6镇握有京畿一带的兵权。清廷为独揽军权于光绪三十二年（19o6）合兵部与练兵处为6军部试图将“所有各省军队均归该部统辖”1。袁世凯由此与清廷产生矛盾他凭借多年编练新军安插亲信使北洋6镇完全听命于他。当光绪三十四（19o8）光绪帝与慈禧太后先后死去醇亲王载沣摄政之后载沣为给其兄光绪帝雪袁世凯在戊戌变法时向慈禧太后告密而酿成政变之恨以袁世凯患“足疾”为名要他回河南彰德“养病”。但袁世凯依然操纵着兵权。他不仅贿赂买通庆亲王奕䜣而且在朝内朝外遍布着他的“小站旧人”文官如徐世昌、唐绍仪等武将如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张怀芝等均是他的心腹以袁世凯为核心形成的北洋军阀集团势力在清朝统治集团中已居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宣统三年（1911）湖北新军动了武昌起义。袁世凯又被清廷起用他既通过调派北洋新军去攻打南方的革命军又以军事力量向清廷进行要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担任临时大总统。袁世1《德宗实录》卷522。 1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总第56o1页。 凯则以逼迫清朝皇帝退位的方式来换取孙中山的让位。4月1日孙中山于南京辞临时大总统职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自此袁世凯依恃着北洋新军建立起北洋军阀在中国的黑暗统治。 第四节近代海军清廷筹议海防与筹建新式海军清朝原有旧式水师无近代化海军。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向道光帝奏称：“从此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其坚”“制炮造船则制已可欲如。”1他又建议奕山筹办“外海战船”认为“此系海疆长久之计”1。这些主张系开创办近代海军之先声。由于道光帝对林则徐的奏折朱批为“一片胡言”奕山对林则徐的意见也置之不理林则徐的愿望未能实现。 第二次鸦片战争津沽失陷京师遭劫的情况对清朝统治集团带来了较大的刺激。咸丰十年（186o）曾国藩委托帮办军务的左宗棠上奏陈言：“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2在许多官员主张仿造轮船的同时清廷于同治元年（1862）准备从国外购进一支舰队。总理衙门大臣奕䜣通过时任总税务司的英人李泰国向英国订购兵舰。次年购到船舰8艘由英海军上校阿思本将舰队带到中国。中英双方因舰队的指挥权争执不下清廷决定遣散舰队此为“英中联合舰队事件”。此后清政府开始对设厂造船和筹办海军略加重视。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鉴于“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星驰飚举无足当之”3的状况提出“整理水师”和“设局监造轮船”的建议。次年丁日昌提议“创建轮船水师”要求设立北洋、中洋、南洋提督分别驻扎大沽、吴淞口、厦门。福州船政局与江南制造总局仿造的轮船6续下水中国有海无防情况开始得到改观但海防空虚的局面并未从根本上扭转。 同治十三年（1874）生日本侵略台湾事件清政府大为震动要求加紧建立海军的呼声一度高涨“于是有海防之议”4。总理衙门呈上切筹海防的奏折提出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6条“紧要机宜”请饬沿海、滨江督抚详细筹议。丁日昌通过广东巡抚张兆栋代为递上《海洋水师章程》6条主张“设北、东、南三洋提督”分驻天津、吴淞、南澳建立北洋、东洋、南洋3支海军。3支海军各设大兵船6艘根钵轮船1o艘每半年会操一次使“三洋联为一气”1。总理衙门奏请将丁日昌所拟章程交沿海、滨江督抚汇入总理衙门筹办海防的奏折限督抚们1个月内妥议复奏。沿海、滨江督抚的复奏大多对总理衙门提要的6条切筹海防的建议和丁日昌提出的章程表示赞同。又经亲王、郡王会同大学士、六部、九卿的“廷议”清廷于光绪元年四月二十六日（1875年5月3o日）确立加强海防与建立海军的方针任命直隶总督李鸿章和两江总督沈葆桢分别督办北洋、南洋海防事宜并拟“先就北洋创设水师一军”。这样清廷的海防议促进了中国近代海军的产生与展。 在光绪十年（1884）的中法战争中福建海军几乎全军覆灭于马尾之战1《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85、862页。 1见《海国图志》卷8o第1o页。 2《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2第58页。 3《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18第2页。 4《洋务运动》第2册第337页。 1《洋务运动》第1册第31—32页。 这又对清朝统治集团带来颇大的刺激。于是要求大力展和治理海军的议论再起形成了新一轮的海防之议。 光绪十一年五月初九日（1885年6月21日）清廷布谕旨称：“自海上有事以来法国恃其船坚炮利横行无忌。我之筹画备御亦尝开立船厂创立水师而造船不坚制器不备选将不精筹费不广。上年法人寻衅叠次开仗6路各军屡获大胜尚能张我军威；如果水师得力互相应援何至处处牵制。当此事定之时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2督抚们的奏折主要围绕着设立海军衙门以统一海军指挥权和设立几支海军两个问题进行了议论。有关设立海军衙门问题左宗棠主张宜设海防全政大臣或海部大臣特建衙署驻扎长江；穆图善建议宜设海部于天津；吴大徵谓宜在京师设水师总理衙门；李鸿章主张或设海部或设海防衙门。在海军应设立几大支问题上左宗棠称海军宜立1o大军；穆图善说海军宜区4部；杨昌浚认为水师宜设3大支；李鸿章主张宜设水师4支。对于设海军衙门督抚们与清廷意见一致。关于怎样编练海军军机处会同总理衙门妥议的结果是：“然与其长驾远驭难于成功不如先练一军以为之倡。此后分年筹款次第兴办自可日就扩充。查北洋屏蔽畿辅地势最为扼要现有船只亦较他处稍多。拟请先从北洋开办精练水师一支”。1九月初五日（1o月12日）清廷成立了海军衙门委派醇亲王奕䜣总理海军事务所有沿海水师悉归节制调遣另派奕䜣、李鸿章会同办理善庆、曾纪泽帮同办理并责成李鸿章专司北洋精练海军事宜。海军衙门的设立是第二次海防之议的重要成果清政府确立“以大治水师为主”的方针促进了近代海军的展。其中在北洋“精练海军”方略的确定又为北洋海军的迅成军带来新的机遇。 海军衙门的设立为统一各支海军的指挥权和筹饷扩充海军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作为慈禧太后亲信的奕䜣在后来却挪用海军经费近1ooo万两会为慈禧修筑颐和园又影响了海军的正常展。光绪十七年（1891）奕䜣病死总理海军衙门大臣一职由奕䜣继任。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战争爆被慈禧太后罢官1o年的奕䜣又重新主政总理衙门并兼管海军衙门。甲午战败后清廷于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1895年3月12日）下令裁撤海军衙门。 在两次海防议的推动下清廷对筹建海军和加强海防逐步加以重视。在这个过程中清政府曾建立有4支海军即福建海军、广东海军、南洋海军、北洋海军。其中以北洋海军规模最大体制较完备具备典型性特色。 北洋海军的兴起得益于光绪元年（1875）第一次海防议时清政府“先于北洋创建水师一军”的方针。光绪五年（1879）李鸿章在天津设水师营务处办理北洋海军事务。光绪七年（1881）李鸿章奏准任命淮军将领丁汝昌为北洋海军提督。光绪六年、七年李鸿章委派驻德公使李凤苞在德国订造两艘铁甲舰两舰于光绪十一年（1885）编入北洋舰队分别被命名为定远、镇远舰。同年李鸿章分别向英、德两国各订巡海快船即巡洋舰2艘这4艘快船于光绪十四年（1888）编入北洋舰队分别被命名为致远、靖远、经远、来远。是年北洋海军主力舰购进并编入舰队李鸿章认为北洋海军的2《洋务运动》第2册第56o页。 1《清末海军史料》上册第59页。 正式成军已水到渠成便亲自主持编就《北洋海军章程》呈报海军衙门转递慈禧太后。八月二十八日（1o月3日）清廷批准了该章程这标志着北洋海军的正式成军。由于该章程在起草过程中参照了西方国家的海军章程章程中对船舰等级、人员编制及升擢事宜、俸饷杂支等作了具体规定表明这是一个带有海军近代化色彩的章程开了中制改革之先河。在《北洋海军章程》的《船制》一章中提出应添置各类舰艇18艘合原有之舰艇“共大小四十二艘以之防守辽渤救援他处庶足以壮声威而资调遣”。1此时北洋海军的舰艇总数已达42艘总吨位为45ooo余吨且形成了以铁甲舰、巡洋舰为主力舰、鱼雷艇等艇船为辅助舰的组军结构其实力已过日本海军中国具有了一支能跻身于世界海军之列的舰队。然而北洋海军自成军之日起便止步不前了。这主要是由于奕䜣挪用海军经费去修筑颐和园和陶醉于现状等原因所致。从北洋海军正式成军至甲午战争爆的6年间日本却倾全国之力展海军添置军舰12艘日本海军在舰船总吨位、航和炮火的射能力方面均过北洋海军。在这种情况下北洋海军败于甲午之役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清末民初的海军甲午战争之后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又出现了重振海军的呼声。张之洞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上奏吁请“宜亟治海军”指出：“今日御敌大端唯以海军为第一要务”“今日无论如何艰难总宜复设海军”。他提出的具体建议为：“以南洋、北洋、闽洋、粤洋各设海军一支为正办若限于物力大巨则南北洋两支断不可少”1。此时北洋海军已在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清廷为支付对日赔款又无财力投入海军建设甚至海军衙门也被裁撤。直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在新政诏令中强调要复兴海军。六月十一日（7月29日）的“上谕”中称：“国家讲求武备非添设海军筹造兵轮无以为自强之计”1。同时又督促各省如数拨解福建船厂经费要求沿海、滨江督抚筹办水师学堂并派留学生到日本、英国学习海军专业。在筹造兵轮的同时清政府又从外国订购的一批军舰包括向英国订造的海天、海圻2艘巡洋舰向德国订造的海容、海筹、海琛3艘巡洋舰以及海龙等4艘鱼雷艇和飞霆号驱逐舰。光绪二十五年（1899）从国外订购的各舰均驶至天津海口北洋海军得以重建清廷任命叶祖珪为统领萨镇冰为帮统统领衙门设于天津紫竹林。此后1o年间海军展缓慢。宣统元年五月二十八日（19o9年7月15日）清政府设筹办海军事务处“著派郡王衔贝勒载勋、提督萨镇冰充筹办海军大臣”2。载洵、萨镇冰乘轮船前往欧洲考察海军在意大利订造了鲸波号炮舰在奥匈帝国订造了龙湍号驱逐舰在德国订造同安号等4艘鱼雷艇和江鲲号等2艘炮艇在英国订造了肇和、应瑞号巡洋舰2艘。第二年两人又到美国、日本考察海军在美国订造飞鸿号巡洋舰在日本订造永丰、永翔号炮舰。 在清廷设立筹办海军事务处的同月将海军分列巡洋舰队、长江舰队两1《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37第22—23页。 1《清末海军史料》下册第933页。 2《清末海军史料》上册第96页。 大舰队统一划规筹办海军事务处指挥。清廷任命原北洋海军广丙舰管带程璧光为巡洋舰队统领任命原北洋海军定远舰大副沈寿堃为长江舰队统领。巡洋舰队负责海防有舰艇15艘。长江舰队负责江防有舰艇17艘。第二年清政府又改筹办海军事务处为海军部由载洵任海军大臣。接着又任命海军提督萨镇冰“统制巡洋、长江舰队”1设司令部于上海高昌庙萨镇冰成为任海军总司令。 清廷于清末两次复兴海军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与世界海军强国的展水平相比却是瞠乎其后的。它在抵御外国侵略方面几乎没有任何建树而在对内镇压革命方面曾一度成为清廷的工具但不久便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以起义的形式转向与清王朝相对立的方向。 在宣统三年（1911）武昌起义爆后清廷调派萨镇冰率海军军舰15艘驶抵汉口协助北洋新军围攻革命军。留在上海至吴淞口江面的策电号等9艘军舰则在革命党人的策动下于九月十二日（11月2日）宣布起义。经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以萨镇冰学生身份不断派人送信劝萨镇冰反正归附革命军后萨镇冰自行脱离海军统制之职其所率海军各舰于九月二十二日（11月12日）宣布起义驶离汉口返航上海。各舰代表在上海推选程璧光为海军总司令黄钟英为副司令黄裳治为参谋长。清政府经营的海军转向革命。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下设包括海军在内的9个部黄钟英、汤芗铭分别被任命为海军部总长、次长。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临时政府成立之日布《通告海6军将士文》指出：“旷观世界历史其能成改革大业者皆必有甲胄之士反戈内向”。“观于吾6海军将士之同心戮力功成不居而有以知共和民国之必将有成也。用敢勉策驽钝以从吾人之后。吾愿海6军将士上下军心共励初心守之勿失。”1孙中山对海军起义表示赞赏希望海军能成为维护共和的力量之一。接着海军参加北伐。北伐舰队由海容号巡洋舰及其他艇船组成从上海北上先后驶至烟台、秦皇岛、大沽、牛庄、营口等处配合北伐6军形成强大的阵式对迫使清廷退位起到一定的作用。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将临时大总统职位让与袁世凯。随着临时政府的北迁海军部从南京迁至北京。袁世凯对海军进行了人事改组任命原海天舰舰长刘冠雄为海军总长汤芗铭为海军次长主管海军部。又任命黄钟英为海军总司令萨镇冰为顾问司令部仍设在上海高昌庙。同时袁世凯又将原来的巡洋、长江两舰队改编为左、右两舰队规定“左、右两司令所辖之舰队即按巡洋、长江性质划分权限”2。是年12月袁世凯又改海军左舰队为第一舰队海军右舰队为第二舰队。第一舰队有舰艇13艘由海军主力舰构成。第二舰队有舰艇25艘基本上仍是以往长江舰队所使用的小舰艇。 袁世凯任用刘冠雄为海军总长显然是为了控制海军。刘冠雄在光绪三十年（19o4）任海天舰舰长时因该舰触礁沉没本当处斩经袁世凯力保得免。刘冠雄便投靠于袁世凯成为其亲信。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开始了北洋军阀在中国的统治时期海军亦成为其实施独裁1《清末海军史料》下册第94o页。 1《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4页。 2《中华民国海军史料》第1页。 统治的工具。 第十四章秘密结社秘密结社也称秘密社会是封建社会末期下层穷苦人民的秘密团体是经济上贫穷、思想文化上愚昧落后的产物。最初只是为了消灾祈福或互济互助以后随着组织的展逐渐成为少数人藉以满足个人（追求金钱或权力）的手段或成为领们实现某种政治目的的工具。 加入秘密结社者多出于对自己处境的不满而凭藉个人力量通过正常手段又难以使自己的处境与命运得到改善因而寄希望于秘密结社的组织用这种“越轨”的手段来达到改变自己命运与前途的目的。秘密结社的领往往用一些反对社会秩序的口号来动员群众展组织。 清代秘密结社分两大类：一类是宗教型的通过茹素诵经消灾祈福相号召以师徒传授的方式展组织用宗教迷信作为维系内部团结的纽带简称教门1。另一类是帮会型的以互济互助、自卫抗暴相号召以歃血结盟、焚表结拜弟兄的方式展组织用忠于誓言讲究信用和义气作为维系内部团结的纽带简称会党。 教门根植于自然经济下小农经济的土壤之中。小农（自耕农、自由佃农与依附农民）过着与外界隔绝的封闭式生活以一家一户作为一个经济单位生产只是为了满足一家人的消费及交租、纳税很少同市场生联系彼此间仅存在地域关系很少有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关系不可能建立起维护自己利益的组织。他们势单力薄只能勉强维持简单再生产很难承受天灾的袭击对于未来总是充满不安与畏惧。由于贫困与落后造成的愚昧他们只能把向往美好生活与改善自己命运和前途的愿望寄托于神灵的庇祐、救世主的降临。正是这种经济与思想状况使广大农民特别易于接受教门的宣传使他们涌入教门之中。清代前期北方各地自然经济的统治比较牢固教门的组织也比较盛行。 会党也是小生产者的组织是在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商品经济有一定展的情况下产生的。其成员主要是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过程中的小生产者与小私有者。清代前期我国南方闽粤等省商品经济比较达因而这里的会党势力较大。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性质的变化对秘密社会的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客观上加了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的解体与商品经济的展。自然经济的解体使教门赖以存在的土壤逐渐流失但商品经济的展则涌现出大批小商贩、小手工业者、无业游民等他们纷纷来到城镇市圩或到异地他乡去谋生为了在新的谋生地得以立足互济互助便大量投入会党。 近代秘密结社的展大体上分为两个时期。 1以往学术界多将宗教型秘密结社称作“秘密宗教”或“民间宗教”以区别于正统的佛、道等教。但从本质上看这类组织并非宗教或教派而是民间秘密结社故称“教门”为宜。第一节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时期教门鸦片战争后从总的展趋势来看白莲教系统的各个教门组织都逐渐衰落了。其中比较活跃的青莲教已开始向会党转化或与会党融合。青莲教是大乘教的一支又称金丹教。该教门自称：“金者坚之称丹者圆之谓”故称金丹教1。青莲教在江西、湖南一带人们因其徒众茹素食斋而谓之为斋教。传到北方热河的一支又称“金丹八卦教”。教内有严格的等级教徒分为顶航、引恩、宝恩、证恩、添恩等。凡入其教门须由添恩递进逐级升级。教门内又设有上、中、下三盖经牌领得上盖、中盖者才可以传徒2道光年间青莲教由四川传入湖南武岗、新宁一带。道光十五年正月十九日（1835年2月16日）青莲教王又名从四川成都至湖南武岗县以算命打卦为名传徒纠众宣称青莲教教人坐功运气是金丹大道。凡习其教者可以消灾祈福成仙成佛。该县程孔固听从入教。王又名向他传授坐功运气之术早晚诵经忏悔过恶；令他供奉“无生老母”誓食长斋。后又带他到四川传给他《龙华经》、《上靠定经》及《众生启上忏悔经》即《五报十忏》并坎卦图章一个。告以：上字言太上无极靠字是言告人不可为非定字是言人有定志。“众生启上”是言众人启告太上忏悔过恶。坎卦是天一生水取坎填离之意。程孔固回到武岗后用红纸书写“无生老母”牌位供奉家中劝人吃斋入教先后传徒程孔读、潘明德、雷倡和等4o余人使之入教。后程孔固之徒雷倡和又传瑶民蓝正尊入教使青莲教又在该地瑶民中传开。 青莲教在雷再浩、李沅时开始向会党转化。 雷再浩是湖南新宁县瑶民与广西全州人李世德等素相交好同入青莲教在武岗一带以“茹素邀福”为号召传教收徒。后因“本地荤食之人不肯允从”难以传教遂仿照附近天地会的方式纠人结拜弟兄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在该县创立棒棒会。结会时“先搭高台以一头目居其上称曰大哥。令新入会者拜伏于下各斋钱一百八十文焚香歃血为誓”1。由会给每人小白旗一方上书“关口渡牌牒”五字盖以“保和堂”戳记作为相互识别之暗号。雷再浩见入会之人渐众遂与李世德等率众在武岗县黄陂洞地方举行武装起义。后因雷再浩兵败被俘起义失败。 雷再浩以后又有青莲教领李沅在新宁一带创立把子会。李沅是新宁水头村人家贫无田地靠编织草鞋为生。后因难以维持生计离家“在外游荡”。道光二十七年（1847）参加雷再浩起义充任“总铁板”。事败逃归新宁。道光二十九年新宁暴雨成灾“谷价昂贵富户不肯卖本县并不劝谕减价又不开仓平粜。绅士只把宾兴仓义谷出售为数不多。八月收复后又勒索重利贫民无力偿还”。同年十月李沅见本地“人心不服”与同县之谢兴有、刘复昌等“说及生计艰难”商议结拜弟兄兴立“把子会”以“劫富济贫”相号召。凡入其会者“各出钱百文买备1档案《军录》裕泰折道光二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 2档案《朱批奏折》江西巡抚吴文镕折道光二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1《新宁县志》卷16《兵事志》。 香烛鸡酒朝天同拜盟誓如有翻悔死在刀下”1。后因会内杨倡实被知县万鼎恩搜获李沅遂率领会众3oo余人于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十三日（1849年11月18日）深夜起义进攻新宁县城。起义者头裹红巾军旗上写有“万云龙”字样带有天地会特色。起义军在城内会众接应下攻占县城救出杨倡实等处死知县万鼎恩。李沅下令“众弟兄一齐蓄”以表示对抗清廷的决心。起义军在城内设立五营领皆称“大哥”李沅被尊为“总大哥”总管五营。又分造五色旗帜及“三军司令”、“劫富济贫”两面大旗。起义军在新宁坚持了4o天后因清军将城墙炸裂被迫突围最后失败。青莲教的另一支则直接与天地会相融合。道光二十五年（1845）八月江西南康县人董言台即董时诒在赣州与当地人刘仙爵会遇闲谈。刘仙爵告以自己曾学习金丹教入教后茹素食斋可以获福延年。教内有洋布牌书写乾、震、离三卦盖印图章两个一是八卦一是“三官会庆”四字领得布牌者即可自行传徒。董言台即拜刘仙爵为师入金丹教即青莲教礼敬无生老母。刘仙爵传给咒语令其盟誓并给予布牌一个。董言台入教后不食荤酒人皆称他为“斋公”。道光二十七年二月董言台来到湖南与同教蒋万成、黄松寿及添弟会内唐帼通结拜添弟会。唐帼通向添弟会领张老二借得拜会时传抄字帖仿照刊刻印刷分头纠人。同年三月初五日（1847年4月19日）董言台、唐帼通等同至湖南临武县社下地方共74人一同结拜添弟会。其后蒋万成又因贫苦难度自行传教敛钱陡照造图章、经牌自称金丹教教纠得丁茂盛等8人拜他为师入教。道光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七日（1847年7月9日）董言台回至江西长宁县又与素识之谢嗣封等人结拜天地会后改称“关爷会”。 鸦片战争后教门逐渐衰落在群众中的影响也在减弱以致穷苦人民越来越多地投向会党甚至有的教门的组织也开始向会党转化或与会党融合。 会党鸦片战争后会党的展甚为迅。不仅天地会系统的会党进一步展而且又兴起了两大会党系统即青帮与哥老会。 天地会系统的会党。 鸦片战争后天地会总的展趋势是从秘密传播走向公开的武装反抗斗争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冲锋陷阵。从组织上来看比清代前期又繁衍出更多的名目主要有以下一些。 隆兴会。广东香山县人高名远、周佩居等人创立。道光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845年1月4日）周佩居来至高名远家中闲坐谈及彼此孤单恐人欺侮商议纠人拜会以便遇事互相帮助。高名远忆及以前外出谋生时曾于不识地名山洞中拾得布包一个内有天地会《会簿》一件遂向周佩居商议结拜天地会以期遇事互相帮助兼可恃众抢劫。周佩居允从二人分头纠得黄孔怀等68人于十二月初二日（1月9日）在香山县草旅山地方齐集。每人出铜钱3oo文交给高名远买备香烛鸡酒。众人推高名远为“大哥”高名远在桌上设立洪令牌位率众跪拜。另外用竹篾扎圈为门门口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李沅供词》。 架起纸刀两把令众人从刀下钻过传授“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暗号宰鸡滴血入酒分饮。高名远以天地会名目已久恐难招人遂改名隆兴会1。关爷会。江西赣州人凌成荣、谢嗣封纠人创立。道光二十七年（1847） 正月赣州长宁县人凌成荣、僧道祥等赴素好之谢嗣封家探望。谢嗣封称赣州一带向有天地会名目同会之人彼此帮扶可以免人欺侮倡议纠人结会。凌成荣等允从分头纠得24人于是月二十六日（3月12日）齐赴谢嗣封家会齐。谢嗣封用红纸写立关爷牌位又做纸旗五面上写“忠义堂”三字插入米斗之内并买备香烛鸡酒。谢嗣封先将入会者名单写入纸上复与众人一同向神牌跪拜。谢嗣封自居老大凌成荣、僧道祥等为“散老大”其余按年龄大小排列。谢嗣封站立上口念：“有忠有义无得欺兄骗弟如有欺骗立见消亡。”命令众人：此后总老大有事呼唤不许不至。誓毕宰鸡取血滴酒分饮。相约会内之人皆以辫向左盘为记号。其后谢嗣封“因天地会历奉拿办恐致张扬败露遂改为“关爷会”2。 红钱会。福建建阳李先迓等创立。李仙迓原籍江西南丰县向在福建建阳县种山度日。道光二十六年十二月与同乡饶聂狗相遇往来交好。道光二十七年三月饶聂狗患病时李先迓为之出资调治。饶聂狗感激之余向李告知自己以前曾在三点会领李魁家中佣工得到结会歌诀一本遂将歌本交李先迓收存。嗣后饶聂狗病故李先迓遂欲纠众结会先后纠得13o余人。众人皆拜李先迓为师李先迓传授“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口诀及吃饭拿物俱用三指暗号。旋因三点会查拿甚严遂改名红钱会。相约将铜钱用银朱涂红每人各给一枚作为入会凭据1。 尚弟会。湖南衡阳人左家与广东人李丹所结。左家即刘开三又名刘沅龙行医为业。道光三十年（185o）七月由湖南衡山县搭船外出行医会遇同船之广东人李丹及湖北人张添左。适值李丹染患眼病为左家治愈遂相契好。李丹遂向左家等述及广东旧有添弟会现改名尚弟会凡入会者互相帮助并可恃众抢劫按股分银。左家等遂拜李丹为师。李丹给予三圈印票数十纸称为门牌。告以内有上盖、中盖、下盖之分。上盖为天盘中盖为地盘下盖为人盘粘贴门遇会内之人抢劫能免劫掠。领买上盖者需缴钱34oo文可保一族；中盖缴24oo文可保一家；下盖缴14oo文可保一身。并称会内分黄、红、白三家广东老万山之朱九涛为黄家住处设有忠义堂；李丹为红家；张添左为白家。红、白二家皆听黄家统属。并传授歌诀：“金丹始祖洪启盛洪英传授与丹隆大明国玺高溪义五祖留记教万宗。太极天图高悬挂天书宝剑插斗中。不知原来真正义牛八下世坐山宗。”称时常念诵可免灾患。相约会中人相见辫由左盘右将线垂下便可识别2。 边钱会。清前期的边钱会尚非天地会系统之会党后来受到天地会的影响到近代成了天地会的分支。咸丰元年（1851）江西宁都人李运红等在崇义县所结边钱会已与天地会毫无二致。是年九月李运红从荒担上买得旧书一本内有边钱会结会口诀遂起意纠人结会。九月二十日（11月121《军录》耆英折道光二十五年九月廿八日转引自庄吉：《清代天地会源流考》第1o8页。2《军录补》两广总督徐广缙折道光二十八年九月初三日。 1《朱批奏折》福建巡抚徐继畲折道光二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2《军录》程矞采折咸丰元年十月初七日。 日）与素识之卢金标等8人每人出钱1ooo文同赴山僻空庙内结拜。李运红于供桌上设立洪二和尚牌位用布搭“桥”令卢金标等从“桥”下钻过。李运红口念：“有忠有义桥下过无忠无义剑下亡。”宰鸡取血滴入酒中分饮。并传授口号“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及“三八二十一”暗藏洪字口诀。相约辫盘在头上从左至右作为相互识别之标志。又给每人红布一块分别纠人1。 斋公会。咸丰二年（1852）正月广东南雄县人曾河阑等人结拜天地会改称斋公会。曾河阑藏有旧布包一个内有天地会《会簿》一件、“太极八卦图”木戳一个。是年正月与同县之张大萌商议纠人结会。曾河阑用黄布刷印会单盖以“太极八卦图”戳记交张大萌等纠人。先后纠得饶四姊等共552人每人出钱1oo文交曾河阑买备香烛鸡酒。众人共推曾河阑为大哥张大萌为头目于正月二十三、二十六、二十九（3月13、16、19）等日在该县大岭背湖口圩空庙内歃血盟誓。曾河阑传授“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暗号。因恐天地会名称“沿用已久”难以招人遂改名“斋公会”2。是年广西也出现“斋公会”。 除上述新出现的名目外鸦片战争后有些地方的天地会组织仍沿用清前期已经出现的名称。 添弟会。道光二十七年（1847）湖南湘潭人张老二等结拜添弟会。是年二月张老二由广东来到湖南临武县以演习拳棒谋生遇唐帼通谈及曾在广东望海山地方遇一游方僧人向他告知结拜添弟会可以敛钱互相帮助并交给他一张字帖内写“奉天安民兴明室”。唐帼通因家道贫苦起意自行纠人结会。先后邀得唐大旺等74人内有曾入金丹教的蒋万成、董言台等多人于三月初五日（4月23日）在临武县社下地方结拜添弟会。唐帼通向张老二借得会内传抄字帖仿照刊刷写立牌位安设五色纸旗用尺、剪、戥子各一把插放米斗内开写入会者名单供奉香烛鸡酒设立竹圈。众人推唐帼通为大哥唐帼通站立上令众人向牌位跪拜并从竹圈下钻过名为“过关”。唐帼通又传授众人：“逢人问姓答以本姓某改姓洪接递物件只用三指。”是为“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然后宰鸡滴血入酒同饮。又刻忠义堂图章每人分给红布一块作为拜会凭据1。 双刀会。道光二十四年（1844）福建漳浦人戴仙、广东潮阳人黄悟空等结拜双刀会。道光二十三年七月戴仙在广东6丰县大安圩地方遇长乐县人曾阿三。曾阿三告以从前在漳州曾得有天地会歌诀图一张戴仙即照样写画一张。道光二十四年八月戴仙来到揭阳县地方假冒曾阿三之名纠约黄阿隆、黄悟空等结拜天地会。每人出钱12o文交黄悟空买备香烛鸡酒共推黄悟空为大哥。黄悟空设立洪姓牌位领众跪拜。并用竹篾扎门架起双刀令众人从刀下钻过。黄悟空复传授“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暗号每人分给会单一纸宰鸡滴血入酒分饮。其后黄悟空又制备红布三角小旗上写“靝■岸”字样意为天地会作为入会凭据。因天地会名目已久恐难纠人遂改名双刀会1。 1《军录》江西巡抚陈启迈折咸丰四年九月初六日。 2《军录》叶名琛折咸丰二年九月初六日。 1《军录》两广总督徐广缙折道光二十八年九月十三日。 1《军录》耆英折道光二十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小刀会。在近代史上小刀会中比较有名的有两支一支是闽南小刀会或厦门小刀会另一支为上海小刀会。 闽南小刀会。由新加坡归国华侨陈庆真于道光三十年（185o）在厦门创立。陈庆真（道光八年至咸丰元年1828—1851）祖籍福建厦门店前乡出生于新加坡。及长与原籍同安的王泉“合作资本”在暹逻（今泰国）收买洋货贩至广东销售。旋因生意折本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回到厦门在英国驻厦门领事馆内充当雇员。道光三十年陈庆真因前在广东时曾稔知三点会即添弟会歌诀、口号遂与王泉商议纠人结会以期遇事相帮。议定后分头纠得刘标等1o人于同年六月在厦门旗杆脚地方按照添弟会的仪式结拜取名小刀会。其后同安、龙海、海澄等县之人纷纷入会。“不数日间入会者已近万人”2遂为官府觉察。福建巡抚徐继畲派令新任兴泉永道张熙宇前往查办张抵厦门后将陈庆真捕获杖毙。小刀会由黄位继任领。咸丰三年（1853）黄位、黄德美率领小刀会起义攻占海澄、同安等县城占领厦门达半年之久。 上海小刀会。鸦片战争后上海开辟为通商口岸成为商业、交通运输业达人口众多的大城市。居民除本地人外还有大量来自福建、广东、江苏、浙江等省的“客民”。这些人中除少数人因经商致富外大多成为手工业工人、航运工人、小商贩、小手工业者、杂役或无业游民。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使上海的棉纺织业和航运业遭到沉重打击藉此为生者生活更加恶化。为了求得生存他们结成了各种势力集团有些以地域划分“闽则曰建、曰兴化；粤则曰广、曰潮、曰嘉应；浙则曰宁波而土著则上海也。”1这些势力集团又分别属于不同的会党如以李咸池为的福建小刀会；以刘丽川为代表的广东三合会；此外还有以嘉定农民、手工业者为主以徐耀为代表的罗汉党；以朱自峰为的庙帮或彭王党；以及以周立春为的青浦三合会。这些会党逐渐融合统一在小刀会这一总的名称之下于咸丰三年（1853）八月举行了著名的上海小刀会起义在上海建立政权坚持了17个月为上海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天地会的传播与展不断遭到清廷的镇压。被破获的天地会组织为者或被凌迟或为斩决；为从者则被遣到边远地区。一些被遣者往往在配所继续结会。咸丰四年七月被配到新疆伊犁的天地会成员段洸前便在配所纠人结会。段洸前原籍湖南常宁与因抢劫案被遣伊犁的河南人吴六在配所熟识。段洸前素习算命来配所后以裁缝为生吴六则受雇于旗人巴通阿■铺充当伙计。咸丰四年七月二十日（1854年8月13日）段洸前来■铺裁制衣服趁雇主不在家与吴六谈及贫苦难度。吴六称如今内地战事纷扰莫若趁机纠众抢劫仓库、富户以便得财回家。段洸前称恐人少难以成事从前添弟会内楚粤各省之人最多可以结会聚众遂议定纠人“兴复旧会”。二人分头纠得彭正有等6人于是年闰七月初一日（8月24日）照添弟会仪式结拜吴六等共推段洸前为大哥段洸前取出木印一颗上刻“段成心堂”4字称系自己执掌之印。又描出5字令吴六刻成圆木印5颗分给彭正有等执掌。又制成青、黄、赤、白、黑五色旗按前后中左右分立5营作为会内大头目。复裁红纸各方描出角、亢、氐、房等282《军录》闽浙总督裕泰折咸丰元年五月十六日。 1《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28页。宿字样刻成小木戳28个以便照数纠人作为小头目。会内设有号簿一本用来登记入会者名单由吴六收藏1。 其他会党鸦片战争后不仅天地会系统的会党不断展天地会系统之外一些小的会党也在继续传播并出现了一些新的名目。 天罡会。道光年间江西宜黄县潭坊地方有邹姓兄弟二人纠人结拜天罡会自任领。其兄名邹良俚绰号“梁王”弟名邹松俚绰号“松王”。家中供有“天罡星神牌位”焚香叩祷。遇村邻有人患病请治即约会族人七八名或数十名于纸上书写天罡神牌位用架扛抬各执铁叉问明病人常走道路沿途呐喊“收魂”。兄弟二人手下有六七百人会内编有仁、义、礼、智、信字号刻有印信。规定遇有事情先呈头目持其印票往召各字号如约而至。若遇紧急情况则于信封上加插鸡毛表示急如风火严如军令。每月定期聚会届时领升堂会众皆各带军器防身。遇有争执由领剖决是非曲直或罚或责俱各听命。因会内有文武生监书吏衙役等人地方官也不敢过问。以邹氏兄弟家中供奉天罡星神位故名天罡会1。 抬天会。由江苏东安县张克贤、张克贯等在该县五港镇创立聚有2oo余人称抬天会2。 斗台会。由湖南东安县云集庵僧人景灼于咸丰元年（1851）所立。是年八月景灼于已故僧人葆沅经卷箱内检出书本、木戳、布牌等物见书内画有斗台佛像遂设立佛像供奉并邀人结拜弟兄先后纠得黄芹藻等42人于八月二十六日（1851年9月21日）在庵内会齐各出钱1oo文交景灼买备香烛鸡酒。景灼用木斗设立佛像令众人跪拜盟誓。众人共推景灼为大哥拈香结拜。因供奉斗台佛像故名3。 道光、咸丰年间的会党除上述以会为名者外还有诸多以“堂”为名者称某某堂。 征义堂。湖南浏阳东乡地方周国虞倡初称忠义堂。周国虞素习拳棒膂力强悍并有“封刀”、“封铳”等“邪术”。凡习法术、书数、医卜、星相及粗晓天文、地理有一艺之长者均收入堂中。道光二十二年（1842）因附近生武装反抗事件周国虞与曾世珍、马二等纠集村众制裁操练藉资防御将村内社庙改为征义堂作为教习场所。由周国虞总管内事务。凡入其会先出制钱1ooo文报名登簿邀入暗室饮符水一碗将头伸入瓦瓮内盟誓永不改悔。会内定有记认随时更换。初以红绳作汗衫纽瓣其后改用它物。堂内将心腹之人散布于县署及省城督抚衙门充当书差、兵役以暗通消息省城、县署之一举一动征义堂无不周知1。 合胜堂。道光二十九年（1849）广东人邓南保等创立。是年正月二十六日（2月18日）广东英德县人邓南保与刘亚才、谭观欣等人会遇彼此共1《军录》奕山折咸丰四年十一月十八日。 1《军录》金应麟折道光十三年六月十二日。 2庄吉：《太平天国起事前的天地会》载（台）《食货月刊复刊》8卷12期。3庄吉：《太平天国起事前的天地会》载（台）《食货月刊复刊》8卷12期。1《军录》署理湖南巡抚骆秉章折咸丰三年八月十四日。 谈贫苦。邓南保称佛冈厅大庙地方地僻山深与清远、英德等县连界富户甚多。倡议结拜弟兄以便“恃众索诈。若不允从即行劫掠”。众人遂共推邓南保为大哥分头纠人先后纠得39o人。邓南保以“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11字编列号次2。 广西的“堂”甚多如广义堂、义胜堂、永义堂、得胜堂、洪胜堂、大胜堂等不一一赘述。 青帮与哥老会的兴起大约在道光与咸、同之际又兴起了两个新的会党即青帮与哥老会。 青帮的兴起与漕运水手的行帮和罗教有着密切的关系。明清两代中央政府每年把征自江南3、浙江、江西、湖广、山东、河南等省的粮米通过京杭大运河运往北京。清代的漕运仍沿用明代的卫所制各省的粮船按省分帮每省又按地区分为若干分帮。每个分帮由卫所千总1人或2人领运称为“运弁”。每条船有运丁1名雇用“谙练驾驶”之水手9人承运。粮帮水手大多来自北方直隶、山东等省的破产农民他们“终年受雇在船无家可归”1。所得雇价甚低嘉白等十帮重运时头工给银六两五钱舵工五两二钱水手四两；回空时舵工仅给银一两七钱水手一两三钱2。水手们驾船航行在千里大运河上不但劳动极为艰苦而且十分危险常有遇风覆没之虞经济上还要遭受种种勒索。粮船运行是有季节性的每年约有半年时间无事可做水手们只得临时外出“佣趁”藉以糊口。 水手们终年生活在命运未卜、死生不定的畏惧之中所以早在明季秘密宗教罗教便在水手中传播入教之后可以消灾祈福保祐水手们四季平安这对水手们颇有吸引力。而且明季时有密云人钱姓、翁姓松江潘姓在杭州建有罗教庵堂回空水手多借居其中“相率皈依”3。以后这些罗教庵堂逐渐成为粮船水手们“生可托足死者掩埋”之所。水手们每年平安回来各出银五分“置备香烛素供在庵酬神”。那些“无处佣趁”的水手衣食无着则由守庵之人垫给饭食待来年“重运将开水手得有雇价即计日偿钱藉沾微利”4。这样罗教不仅在精神上给水手们以慰藉而且在经济上予以帮助因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水手入教罗教庵堂也成了粮船水手们互助性聚居之所。随着漕运的展罗教庵堂数目日增至雍正年间仅在杭州就有罗教庵堂7o余处。 清统治者为了禁绝罗教及防止水手聚居滋事不断对罗教庵堂加以打击迫害。雍正五年（1727）浙江巡抚李卫曾查封杭州的罗教庵堂5o多处。乾隆三十三年（1768）浙江巡抚永德又下令拆毁了杭州续存的33所罗教庵堂。经过这次打击罗教便把庵堂从6地转移到粮船之上。水手们在粮船中建立起“老堂船”每帮设老堂船1只供奉罗祖图像分派1人专管香火2《军录》两广总督徐广缙折道光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3包括江苏、安徽。 1《史料旬刊》第12期浙江巡抚永德折及《江苏海运全案》卷1监察御史熊遇泰折。2《漕运则列纂》卷9。 3《史料旬刊》第12期浙江巡抚永德折及《江苏海运会案》卷1监察御史熊泰折。4《史料旬刊》第12期崔应阶折。 及通帮水手用钱帐目称为“当家”。大帮的当家称“老管”与各帮当家共同组成船帮水手领导集团。老堂船作为帮内议事场所设有标志老帮规、家法的“神棍”可对不服管束的水手施以惩处。粮船水手之间原有互济互助的传统。水手的劳动是集体性的必须齐心协力才能完成。特别是通过运河闸口时每一帮的全部水手、纤夫都要参加拉纤才能把所有一帮的船全都拉过闸去。同时船帮还夹带走私货物与私盐也与水手们共同的经济利益相关。在老堂船建立之后水手行帮内部的互助性又有了展。老管对水手所得雇值“按名提出若干收有生息遇水手患病医药或身故买棺则老管即于此项内酌量资助”1。在水手的行帮内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与家长统治。凡拜师习教皆按照罗教内排定的辈份论资排辈2。帮内供奉天地君亲师牌位宣扬“师徒如父子同参如手足”3。从乾隆中叶到道光初年在粮船水手中已逐渐形成了组织严密的帮会既在水手中互济互助又从事走私贩私杀人越货。不过这时还未正式出现“青帮”这个名称。 大约在嘉道年间又出现了一种与漕运有关的武装走私团体专门帮助粮船水手帮会夹带走私品与私盐其成员既有各地游民也有被逐的粮帮水手号称“青皮”。道光末年漕运水手大量减员被裁水手大量加入青皮的队伍。咸丰三年（1853）浙江漕粮改行海路浙帮被遣散数以万计的失业水手、纤夫同青皮相结合在两淮盐场、运河沿岸及长江中下游从事走私、贩卖私盐及抢劫活动。咸丰、同治之际在江苏安东、清河一带的游民“私结党羽号称师徒”1也从事走私及贩卖私盐的活动称为“安清道友”。这样从道光开始到咸、同之际在江浙两淮一带便形成了一支由粮船水手行帮、青皮与安清道友融合而成的会党通称“青帮”。 道光、咸丰年间兴起的另一新的会党是哥老会。哥老会也称哥弟会在四川称“袍哥”江南一带又称“红帮”。 哥老会的源流问题向来言人人殊。以往大多认为哥老会乃是天地会的分支为郑成功创立2。近年有学者认为哥老会是天地会系统的仁义会和江湖会展而来3也有人认为哥老会乃啯噜之音转4。又有学者提出哥老会是以啯噜的组织形式为胚型吸收了天地会、白莲教等组织的若干特点逐步形成起来的5。 从历史展的实际和档案史料来看哥老会的产生与道光、咸丰年间长江中下游木、帆船上的水手、纤夫们的行帮及沿岸的会党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外国轮船侵入长江以前长江中、下游（从四川重庆到湖北宜昌再到上海）无论是货运还是客运都主要是依靠木、帆船。档案史料记载：“长江未通商以前商贾运货行旅往来悉系雇用民船帆橹如织。”1因而需1《军录》江苏巡抚陶澍折道光五年七月廿四日。 2即：“清净道德稳诚佛法能仁智慧本来自性元明兴礼大通文学。”3《漕运汇选》第51页。 1《军录》卞宝第折同治元年十一月廿九日。 2陶成章：《教会源流考》刘师亮：《汉留全史》。 3朱金甫：《清代档案中有关哥老会源流的史料》《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年第2期。4庄吉：《清代哥老会源流考》（台）《食货月刊》（复刊）第9卷第9期。5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13页。1《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1辑第1274页。 要雇用大量舵工、水手和纤夫。据外国人观察长江“上游船只按其大小可以分为三类。最大的船平均六十至七十吨需要水手十六人棹划船只另有八人在小引水船又称五板用作航行的前驱船”。这是上水船。至于下水船“大号船约需水手七十人中号者约四十人小号者二十至三十人”2。在轮船进入长江之前重庆至宜昌航线上共有船夫、纤夫2o万人3。航船上的水手、纤夫漂泊在千里江湖之上所从事的劳动极为艰苦而且是集体性劳动因此在生活与生产上都需要彼此间互相帮助。他们往往采用歃血结盟的方式结拜弟兄形成水手行帮。沿岸各地的秘密结社成员与行帮接触后受其影响不断加入水手行帮的队伍使水手行帮同各地秘密结社进一步融合。这些秘密结社在四川有“啯噜子”4；在两湖地区有天地会、江湖会、仁义会还有秘密宗教白莲教、青莲教；在江西有担子会、边钱会。经过互相影响与融合便在长江水手行帮基础上形成了新的会党——哥老会。正因为哥老会中有其他秘密结社的因素所以清人往往说：“盖哥老会者本川黔旧有啯噜匪之别名也。”1或称哥老会2“又号江湖会”3。或称江湖会为“变名哥老会”4。 因为哥老会的兴起与长江中下游航船上的水手行帮有密切关系并受到长江沿岸各地秘密结社的影响所以哥老会的活动据点称作“码头”领称为“舵把子”并因受到仁义会、啯噜子、江湖会、边钱会的影响又称领为“帽顶”、“老帽”、“老么”等5。至于受到天地会的影响则更为明显如有的哥老会成员也自称“洪家”会内也有隐语暗号内容也与天地会相类似以致人们往往把二者视为同一系统的秘密结社。 外国轮船侵入长江航线以后造成了长江中下游木帆船业的迅衰落。 “186o年开放长江轮船通航数千艘帆船遂被逐入支流。这些帆船对于当时行驶在支流中的小船是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在他们的竞争下数百名小船的船夫被贫困和诱惑所屈服其中许多人为了吃饭而不得不加入叛军”6。事实上支流上小船的水手长江航线被裁减下来的大批水手、纤夫有的加入太平军有的则加入清军或湘军。 渗入湘军与清军兵营中的哥老会往往也称哥弟会、仁义会、洪江会、江湖会、英雄会、乌龙会等。哥老会之所以能够在湘军与清营中传播主要因为它投合了兵丁们的需要即遇事互相帮助。“自军兴以来各省招募勇丁在营之日类多结盟拜会誓同生死期于上阵协力同心乃历久之习惯”2同上书第1337—1338页。 3同上书第1339页。 4四川的“啯噜子”是来自各省游民中的秘密结社一部分活跃于川陕老林地区一部分在川东泸州到重庆以下的川江之上充当水手或驾船为生。见档案《朱批奏折》舒常折乾隆四十六年九月七日及李世杰折乾隆四十七年三月十四日。 1《左宗棠奏疏》卷33。 2《军录》张之洞折光绪廿五年正月廿一日。 3《军录》左宗棠折同治五年五月初八日。 4《军录》闽浙总督英桂折同治八年三月初一日。 5《军录》署四川总督锡良折光绪三十年二月十二日。 6《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1册第13o7页。 1。湖南湘勇中“哥弟会党人数多不可计”。不仅一般勇丁甚至“积功保至二三品官阶”者也纷纷结拜哥老会。咸丰八年（1858）清营中现蓝翎都司饶嘉宾与都司龙正文、守备刘吉芬等3o余名军官结拜哥老会2。光绪五年（1879）一名被革职的总兵杨开泰与曾任知县、都司等职务者结拜哥老会3。左宗棠的湘军中哥老会尤多。当左宗棠率湘军来到西北时哥老会也随之传至陕、甘及新疆等省4。 ------------ 12 太平天国失败后清军、湘军大量裁撤、遣散被裁遣者生活无着遂沿袭军营中结会之习在各地开堂“放飘”使哥老会迅展。据清官员奏：“自咸同军兴以来湘民释耒从戎转战者湘军几遍寰区。从军既久习于游隋又兼素无恒业遂不肯复安耕凿每踵军营积习结拜弟兄。”5咸同以降哥老会受到天地会与青帮的影响或与之融合往往也带有洪门与青帮的某些特色如哥老会一般称红帮因有些哥老会成员也加入洪门或青帮（安清道友）故人们往往把它与青帮、洪门相混或讹为青红帮。实际上哥老会自有其独特的风格和独立的组织与天地会（洪门）和青帮不同。哥老会的组织立有山、堂、香、水如光绪年间湖南哥老会领龙松年便立有双龙山、公义堂、五湖香、四海水。哥老会内有严格的等级领称正龙头、副龙头。其下设有五堂：即坐堂、陪堂、刑堂、礼堂与执堂。举行仪式时还临时设有“盟证”、“香长”一般由五堂中人兼任。另外还设有头目分为：心腹、圣贤（又分文圣贤、武圣贤）、当家（又分披红当家、插花当家）、红旗、黑旗、巡风等。头目之下还有大九、小九、大么、小么、大满、小满。结会开堂称为“开山”要举行开山式一般在深山古庙或人迹罕至之处举行。会场正面设坛上祀五祖、关羽并有用红纸书写之“进山东”、“出山东”内容为誓辞、条规、檄文等。由正龙头向神坛朗诵。一般头目、会员对神礼拜行“抖海式”立誓。一般会员入会也要举行入会式于清净之处举行。新会员入会须有老会员介绍称为“保举”。会场之布置也与开山式相同。由管事者引保举及新入会者进入会场新入会者跪于神前由管事者提问新入会者作答内容皆有定式。然后举行“抖海式”。这时管事者斩一白雄鸡口称若日后背盟即“有如此鸡”。誓毕再行礼起立。礼毕由管事者将新入会者之姓名填记于“宝”即名录之中并缴纳会费即算入会1。 随着哥老会组织的展其成员遍布各省号称其成员不持一文可往来全国。每至一处先谒外管称“拜码头”继而引见龙头待以宾客之礼。临行时复按其在会内之职位高低与路程远近送给盘费。若需要巨款时则由龙头派人“拖队伍”即进行抢劫。 1《军录》湖南巡抚刘崐折同治六年六月初一日。 2《军录》英桂折同治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3《军录》贵州巡抚岑毓英折光绪五年十一月十六日。 4《军录》左宗棠折同治六年九月初二日。 5《军录》湖广总督张之洞折光绪十八年七月廿三日。 1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第4章商务印书馆1911年版。 第二节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时期义和团运动期间的会党这一时期教门在组织上又生了新的变化。由于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中国已陷入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危机之中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已经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国内各阶级之间的矛盾则降为次要和从属地位。因此除少数卖国分子外全国人民都能团结一致共同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前深受教门影响被视为教门“羽翼”的民间武术团体如义和拳、大刀会、金钟罩等纷纷同各地的地主武装——团练结合起来组成义和团以“扶清灭洋”为口号进行反对外国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白莲教系统的教门组织也生了分化。有些成员放弃了“反清复明”的口号接受了义和团“扶清灭洋”的口号加入义和团1。有些继续反对清廷因屡遭镇压而加入了基督教与天主教2。有些则成为纯粹的封建迷信团体在民间传播封建迷信思想靠骗钱财来维持如光绪八年（1822）成立的一贯道便是在原来白莲教基础上建立的后来进一步堕落为反动会道门。 义和团运动期间各地会党组织十分活跃在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中冲锋陷阵。其中较著名的事件有四川大足龙水镇余栋臣领导的哥老会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长江流域各省反对外国教会的斗争。在浙江这时还成立了以反对外国教会侵略为宗旨的会党。 终南会。属哥老会系统也称终南山其领张恭、蒋天山及沈荣卿都是知识分子思想比较开明。他们密切注意局势的展议论时政日益感到“四夷交侵”的险恶形势。在原领离去后他们改终南山为龙华会向群众介绍西方科学文化宣传革命思想有众2万余已倾向于资产阶级革命。 双龙会是由拳师王金宝受终南会之委托而创立亦有2万余众以反对外国教会侵略为宗旨提出“洋教为非当灭”等口号。 伏虎会亦称伏虎山系终南会分支由海宁人王锡桐创立。光绪二十六年（19oo）海宁官府支持天主教会欺压群众王锡桐挺身而出据理力争结果遭官府关押。获释后“立会招贤以排外为宗旨”创立伏虎会。光绪二十九年（19o3）他组织上万群众反对外国教会占领海宁县城焚毁该县天主教总堂。后遭清廷镇压事败伏虎会并入龙华会。 白布会。最初是浙南一带的团练组织后来流入严州一带变成客民的同乡会。在濮振声出任领后改订章程按军事编制建立“独立军”从事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光绪二十八年（19o2）秋“天主教民专横官不能制”濮振声率领白布会起义活跃在建德、桐庐、新城三县交界处击败清军防守营继破从桐庐前来“进剿”的清军占据桐庐、分水两县并进兵严州府城。后来濮振声不幸被俘被监禁在仁和县署。起义失败后白布会仍在严州各地活动。 平洋党由嵊县竺绍康创立最初是为了向当地土豪蔡老虎报杀父之仇1《军录》两广总督叶名琛折道光二十八年九月十二日。 2王明伦：《团练与义和团运动》载《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路遥编：《义和团运动》巴蜀出版社1985年版第267—271页。 由于清廷包庇蔡老虎因而把矛头指向官府接受了反清革命思想。 鸟带党原是诸暨一带无业游民的组织以“劫质富户勒索财宝”为事。因腰缠玄带为号故名。辛亥革命时期因王金等人加入而重新活跃起来。王金是嵊县人秀才出身有文化知识在革命思想影响下于光绪三十年（19o4）创办大同学社以研究学术为名进行反清活动。在他们的带动下鸟带党也逐渐倾向于反清革命。 除以上较大的会党外还有金钱党、祖宗教、百子会、白旗会、红旗会、黑旗会及青帮系统的私贩党等。 辛亥革命时期教门作为一个带有浓厚封建迷信色彩的原始形式的民间秘密组织在资产阶级推翻清皇朝封建统治的斗争中更难挥正面的作用。一些会党则由于接受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联络与领导逐渐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 辛亥革命时期的会党辛亥革命时期积极参加反清斗争的秘密结社主要是会党。这些会党大多属于天地会与哥老会两大系统也称“洪门”与“汉留”。其活动地区主要在两广、江浙、江西、安徽、四川、两湖及陕甘等省甚至宁夏、新疆也现过哥老会的活动。 辛亥革命时期会党的状况同以前相比有了很大变化。 先这时会党的成员虽然仍以农民和其他小生产者、小私有者为主但这些阶级、阶层本身已生了变化。会党活跃的省份大多经济比较达自然经济解体和商品经济展的程度都比较高；农民和其他小生产者、小私有者多已卷入商品经济的浪潮之中希望展资本主义。这种要求在受到国内封建统治的阻挠与外国资本主义的打击以后他们日益产生不满情绪不断进行自的反抗斗争。他们的斗争往往由于会党本身的弱点和落后性而陷于失败。一些有较高文化素养特别是受过西方教育熏陶的知识分子加入会党以后他们开始积极引导会党群众加入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行列。其次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已经登上历史舞台一支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已经形成。他们中间许多人曾留学国外接受过西方资产阶级的教育在思想上同封建制度日益格格不入倾慕欧美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当帝国主义的侵略日益加深腐朽的清廷采取投降卖国的政策使中华民族面临被帝国主义瓜分的严重危机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已经认识到要挽救祖国的危亡必须推翻清廷这个“洋人的朝廷”从而提出“革命排满”的口号主张废除封建的制度建立资产阶级的共和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时亟需农民和其他下层人民的支持而同下层群众有着密切联系的会党便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可资利用的一支现成力量。会党也只有得到先进阶级的领导才能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作出更多的贡献。 辛亥革命时期会党接受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导不仅有可能性而且有现实的基础。 会党具有长期从事秘密活动的经验有互济互助患难与共的传统和“富团结力守秘密重然诺急公死义”的精神。而且有自己一套组织系统是一支现成的队伍。资产阶级革命派大多是出身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虽有奋不顾身的革命热情却缺乏深入到群众中做艰苦细致的组织工作和动工作的本领他们希望有一支现成的队伍为自己所用会党正是这样一股力量。资产阶级革命派对会党的联络虽只限于其领而会党的家长制统治重义气绝对服从领的传统恰好有利于革命派这种联络工作。只要领被动员起来便可以带动一大片。革命派通过会党又可以进一步联系广大下层群众。 会党长期受到清廷的镇压与迫害具有较强的反抗意识一直以“反清复明”为口号这同革命党人“革命排满”的口号在形式上颇为相似。经过革命派的联络与教育会党大多从原始、落后和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组织转化为具有民主革命倾向的团体。一些会党不仅组织上接受革命党人的领导而且政治上也接受了革命党人的纲领把原先“反清复明”和盲目排外的宗旨变为以推翻清皇朝封建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宗旨其活动逐渐纳入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轨道因而在辛亥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 1.两广天地会。 辛亥革命时期两广地区的会党主要是天地会系统的三合会与三点会。 其成员除农民和其他下层群众外也有一些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知识分子参加并成为会内领或骨干。他们中间一些人接触到西方资产阶级文明的影响产生了民主意识思想上已不同于以往会党的领所以容易并乐于接受资产阶级的领导有的后来完全转变成革命党人了。如广东顺德人尤列少年时曾肄业于广州算学馆17岁时曾漫游上海继至日本长崎、神户。后来在上海“入闱”加入洪门。光绪十五年（1889）充任广东舆图局测绘生后闻香港华民政务司署招考书记员尤列“欲借此谙习外情遂毅然至港投考”。光绪二十一年（1895）与孙中山等创立兴中会其后又在南洋创立中和堂（洪门组织）以后并入同盟会1。广东惠州三合会领郑士良少年时即与洪门中人相往还后至广州德国教会开办的礼贤学校学习皈依基督教。毕业后进入博济医院附设的华南医学堂接受了许多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后来辍学回到惠州专门从事会党的联络工作2。有的会党领袖虽非知识分子出身但因曾在海外领略过资本主义的新鲜事物思想上也生了变化。如广西壮族人王和顺少年时曾投入刘永福部下后来参加了三合会。光绪三十一年（19o5）广西起义失败后“漫游海外、博考各国之政治典物”3也有了新的思想。 这些具有新思想的会党领与骨干在革命形势的影响下迫切要求接受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领导把会党引导到革命的轨道上去。郑士良曾对孙中山说：“我虽是三合会的头目但我近来想非有新思想的人不能成大事。所以我想找一个这样的人我觉得你是这样的人便跟着你来了。”4光绪二十五年（1899）兴中会邀集长江哥老会、广东三合会领在香港举行联合会议。会党方面代表表示：“现今世运大开国事亦非昔比吾国岂能固步自封？因此特来向诸位请教。”又说：“现在如不了解国际情势贸然揭竿而1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尤列事略》中华书局1981年版。 2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郑士良事略》。 3《中国日报》19o7年9月28日。 4《宫崎滔天谈孙中山》《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第321页。 起则将遗祸于百年之后。而我们会党之中无人通晓外国情形所以对孙先生期望甚切。”1革命党对会党也颇重视孙中山提到广西会党“既然有出奇的战斗力那么如果给予足够的供应谁还说他们无法从中国消灭满清势力呢？”2两广地区革命党人对会党的联络工作采取多种方式有的加入会党成为其领。如革命党人陈少白先加入广东三合会被封为“白扇”其后又加入哥老会被推为“龙头之龙头”。有的革命党人则介绍会党领加入革命团体如会党领杨子华、相玉昆等加入兴中会王和顺、黄明堂等加入同盟会。有的革命党人则使会党与革命团体合并建立新的革命团体如光绪二十五年（1899）兴中会邀请哥老会、三合会领在香港成立兴汉会其纲领则完全采用兴中会的革命纲领3。 革命党人联络会党的过程也就是向会党灌输革命思想的过程。会党长期以来以“反清复明”为口号并不反对封建帝制仅反对满族人做皇帝代之以汉人做皇帝。经过革命党人的教育会党领的思想起了变化带动整个会党也倾向于民主革命。广西会党领王和顺曾说：“从孙中山先生游得与闻国之大本始知民族主义虽足以复国未足以强国必兼树国民主义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根本扫不平之政治建立民主立宪之政体行土地国有之制度使四万万人无一不得其所。”4会党有了思想觉悟的提高因而积极参加革命党人在两广地区动的武装起义。如光绪二十一年（1895）广州起义；光绪二十六年（19oo）惠州起义；光绪三十三年（19o7）潮州黄冈起义；同年惠州七女湖起义广西镇南关起义；光绪三十四年（19o8）钦廉上思起义等会党或成为主力或全由会党群众参加。 2.浙江的会党。 辛亥革命时期浙江的会党一部分属于哥老会系统一部分是本地自产生的。 鉴于浙江各会党在以往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表现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对会党十分重视并对会党进行联络。最早联络会党的是光复会的陶成章。光绪二十九年（19o3）秋王锡桐领导伏虎会起义的消息传到日本浙江籍留学生中海宁留学生祁文豹等即建议陶成章前往联络并为之介绍。陶成章到达海宁后起义已经失败但这件事却坚定了陶联络会党的决心。光绪三十年（19o4）陶成章与魏兰回到浙江杭州经《杭州白话报》主笔孙翼中介绍两次走访被囚于仁和县署的白布会领濮振声。彼此“商谈颇洽”濮振声为陶成章出具介绍函数件名片数十纸帮助他们往各地与会党领接洽。陶成章与魏兰前往富阳、桐庐、分水等地“遍谒白布会诸头目”“历探各种秘密会党之内状”1。其后陶成章又单独取道6路由分水入建德、寿昌、汤溪、龙游、遂昌、松阳以至云和。他每天步行七八十里边跑路边调查边联络边进行革命宣传。继陶成章之后联络会党者还有敖嘉庆、徐锡麟、秋瑾等革命党人。经过革命党人的联络、宣传、教育浙江1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第168页。 2《孙中山选集》（上）第62—63页。 3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第168页。 4《中国日报》19o7年9月28日。 1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第3册。 各会党皆“易排外宗旨为排满宗旨”参加了反清革命。 3.两湖地区的哥老会。 辛亥革命时期湖南的会党主要是天地会与哥老会及其分支。辛亥革命前这些会党曾多次自地进行反抗斗争有的以“劫富济贫”相号召有的以“官逼民反”为旗帜有的把斗争矛头直指土豪劣绅有的则投入反对外国教会侵略活动的斗争。辛亥革命时期湖南的会党接受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导走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光绪二十五年（1899）冬孙中山派史坚如、毕永年等到长江流域联络会党会晤了湖南哥老会领李云彪、杨鸿钧、张尧卿等向他们宣传“革命排满”的思想。为了改变湖南会党山堂林立的局面革命党人谭人凤于光绪三十年（19o4）邀约湖南会党中各个山堂领在长沙岳麓山举行“游山会”把各个会党的会名、规章统一起来皆称麓山道义堂以“同心扑满当面算清”八字为口号1。 经过革命党人的联络与教育湖南会党的觉悟有了很大提高把从前“劫富济贫”、“反清复明”等口号改为带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破除数千年之政体不使君主一人独享特权于上。必建立共和民国与四万万同胞享平等之利益获自由之幸福。”甚至提出：“使地权与民平等不致富者愈富成不平等之社会。”2正是基于这个思想基础会党在辛亥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华兴会成立后湖南哥老会大头目马福益接受了革命党人黄兴、刘揆一的领导以同化会少将、起义副总指挥的身份把浏醴、衡阳、常德、岳阳、宝庆五路会党的力量组织起来动员数万名哥老会员积极准备长沙起义。起义失败马福益被捕牺牲。其后湖南会党在同盟会领导下又参加了萍浏醴起义。宣统三年九月一日（1911年1o月22日）会党又在焦达峰领导下为长沙起义作出了重要贡献。 辛亥革命时期湖北的会党主要是江湖会、哥老会。太平天国失败后长江、汉水沿岸哥老会的势力有很大展多次自地进行反对外国教会的侵略斗争提出“反清”、“灭洋”等口号。但因力量分散多陷于失败。辛亥革命时期湖北会党的势力相当可观但湖北的革命党人对联络会党一事最初颇有分歧认为会党“难易成功难。既成而嚣悍难制不成则徒滋骚扰”1。革命党人吴禄贞也拒绝联合会党进行革命。直到湖北的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成立后才开始联络会党的工作。 科学补习所成立之时适值湖广总督张之洞扩大新军于是由负责联络会党的胡宗琬等动员会党成员加入新军致使湖北新军中有大量会党成员。科学补习所以后的革命团体如群治学社、共进会等皆比较重视联络会党的工作。他们对分散的会党山堂不是简单地加以联络而是由革命党人和会党群众共同建立新的革命团体将其置于革命党人的领导之下使会党不再拘泥于旧日山堂的组织形式而以个人身份参加革命团体。如共进会领导人便采用“换帖拜把”这种会党群众熟悉的方式组织会党群众并向他们灌输革命思想。这样使湖北的会党（包括新军中的会党分子）在武昌起义中起了重要作用。 4.四川的哥老会。 1陈浴新：《湖南会党与辛亥革命》《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 2《中华国民起义檄文》《辛亥革命》第2册第476页。 1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11页。 辛亥革命时期四川的会党主要是哥老会。哥老会在四川通称“袍哥”又称江湖会所以四川人把加入哥老会称做“江湖”哥老会内部称入会为“进步”或“光棍”1。 辛亥革命时期哥老会的组织在四川已遍及各地城乡并渗透到各个阶层中去。“入会者自绅商、学界、在官人役以及劳动苦力群不逞之徒莫不有之”。各个交通沿线的镇场哥老会皆设立“公口”、“码头”他们是一支强大的社会势力因而受到革命党人的重视。黄兴认为“欲收难效则宜采用哥老会以彼辈本为反对满清而早有团结”。因而嘱革命党人李肇甫等“招邀熊克武、但懋辛、余竞成、张百祥之在会党有声望者先后东渡深相结合授以机宜”2。同盟会在四川建立组织后便着手进行联络会党的工作他们提出：“四川帮会势力强大散布地区也广这是我们必须争取的社会力量”并制订了“因地制宜互相联络联合哥老适时起义”的方针3。 经过革命党人的努力会党接受了革命党人的领导革命党人派一些同盟会员加入会党并成为领导者。革命党人熊克武回到四川后由佘英介绍加入哥老会当了会内“大爷”；侯橘园加入广汉向阳乡的哥老会也“当上了码头上一步登天的大爷”4。保路同志军的领王天杰、秦载赓等都以同盟会员身份兼任会党领。革命党人还有意识地吸收会党领加入革命团体使之以革命党人的身份在会党进行领导。会党的领张百祥、佘英、李绍伊、张捷先、张达三等都先后加入了同盟会成为四川武装起义的骨干。 经过革命党人的宣传与灌输革命思想大大提高了会党群众的觉悟。四川的哥老会原来一直停留在旧式农民起义的水平上“以为革命是想做皇帝”1。经过革命党人的教育他们走上了民主革命的轨道。孝义会的领李绍伊原以“兴汉排满”为宗旨加入同盟会后领导同志军起义时宣称：“我们这次起义的目的只是为了推翻清王朝打倒余毒恢复汉族自由解救人民痛苦并不是争城夺地想当帝王。”2哥老会领周鸿勋加入同盟会后将所率队伍“改换旗帜用大黄旗上书‘中华国民军’傍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并在布的《中华国民军邀集革命同人启》中提出：“共和创政平等分疆”3已经完全接受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纲领。 5.陕西哥老会与刀客。 辛亥革命时期陕西的会党十分活跃主要是哥老会与刀客。哥老会又分1石云：《辛亥革命时期的四川哥老会》《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2《黄兴传记》《辛亥革命》第4册。 3《辛亥革命回忆录》（三）第6、249页。 4广汉政协：《广汉同志军的活动》转引自隗瀛涛等：《论同盟会与四川会党》见《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第558页。 1杨兆蓉：《辛亥革命四川回忆录》《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2期。2转引自隗瀛涛：《论同盟会与四川会党》载《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第557—558页。 3转引自隗瀛涛：《论同盟会与四川会党》载《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第557—558页。 为许多山堂比较著名的有太白山、提笼山、秦凤山、定军山、贺兰山与通统山等。这些山堂之间虽然互相联系在反清这一点上也相一致但并未形成统一的组织与领导。大体上陕北较少关中较多陕南更多。刀客是关中地区渭河两岸的一批特殊人物因每人携带一把“关山刀子”作为自卫武器人们称他们为“刀客”主要由破产农民和城市手工业者组成。最初多三两成群贩运私盐、私茶或为商家充当保镖。既有反抗意识也颇具抱打不平、拔刀相助的义气。没有具体的组织更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和统一领导。辛亥革命时期多集体加入军队1。 陕西的革命党人最初对联络会党也颇有分歧。有些同盟会员认为会党知识浅陋难以接受革命道理加之力量分散难以集中并担心会党会泄露秘密。经过长时间酝酿讨论才最后决定联络哥老会与刀客。新军中的哥老会经过具有哥老会与同盟会双重身份的钱鼎的活动接受了同盟会的纲领。宣统二年（191o）同盟会主要人物与新军头目同哥老会领在西安大雁塔举行了一次结盟仪式在大慈恩寺佛像前供奉“关帝圣君”神位供桌上摆着香表蜡烛由哥老会中资深的朱福胜带领众人叩拜礼歃血盟誓巩固了同盟会与哥老会间的团结为辛亥武装起义奠定了基础。 宣统三年（1911）四川保路运动给了正在酝酿中的陕西革命以有力的推动。当时西安城内盛传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将于农历八月十五日举行起义清廷遂加强了戒备。不久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使原已准备起义的陕西新军如弦上之箭不得不。他们决定在九月八日（1o月29日）举行起义旋因新军突然接到开拔之令起义又被迫提前举行。当时同盟会在新军中的影响远不如哥老会大也未建立自己的组织。哥老会则在新军中建有与军队编制相应的组织系统标有“标航”营有“营舵”控制着本标、营的哥老会成员。起义爆后新军中原有的建制被打乱哥老会在新军中的各级舵把子和资深人物便顺利地控制了各个队伍的领导权。所以西安的起义及攻打满城和后来东西两路抗击清军主力都是哥老会。这样军政府成立后实权便控制在哥老会手中了。这时哥老会的弱点也逐渐暴露出来。哥老会领万炳南公开争着要当大统领张云山也同军政府领导人张凤翙唱对台戏而且到处增设“码头”散“票布”扩展势力以为是哥老会出头的日子到了。甚至干涉地方行政事务把“码头”置于地方行政之上。有的甚至勒索、抢劫财物激起地方民众的义愤给革命带来严重危害。 6.海外洪门。 辛亥革命前海外洪门在华侨中拥有相当大的势力。美洲华侨之洪门团体称“致公堂”“华侨列籍堂内者占十分之”1。在东南亚华侨中情况也大体相同。道光年间新加坡已有天地会成员1oooo余人占华侨总数的十分之八2。到光绪十六年（189o）末新加坡秘密会党成员已达68ooo余人3。在越南华侨中从事体力劳动者十之都参加了洪门组织三合会4。但是海外洪门组织主要在华侨中从事互济互助性质的福利工作很少1《陕西辛亥革命回忆录》第258—278页。 1冯自由：《革命逸史》第6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9页。 2俞云波：《海外天地会研究》见《会党史研究》第113页。 3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99页。4广东文史资料选辑：《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第27页。 政治内容以“联卫共济手足互助患难相顾”为堂规以“捍御祸害”“赒恤同人”为义务成为华侨藉以对付逆境互济互助的福利性团体在北美曾以“华人共济会”的名义在当地政府注册。各个“堂口”之间往往为了各自的利益或意气之争互相斗殴称为“堂斗”影响了华侨内部的团结。而且有极深的门户之见凡非洪门弟兄皆视为“细仔”即奸细。所以当孙中山最早在美洲宣传革命时因未入洪门“洪门人士无助之者即以其非同盟手足也”。孙中山感到“非列籍洪门不足以联络多数之同志”遂于光绪二十九年（19o3）在檀香山加入洪门并成为“洪棍”1。这使他后来在美洲的革命活动得到洪门组织的大力支持与帮助。 孙中山加入洪门后不仅向洪门成员灌输反清革命的思想而且从组织上加以整顿纲领上加以改造。他先提出重订洪门章程规定各地洪门组织“前有名目不同者今概改正名曰致公堂以昭划一”。并且明确美洲致公堂“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其宗旨。其次又倡议洪门总注册以整顿美洲各地的洪门组织。再其次为了争取更多的海外华侨加入革命组织孙中山与美洲洪门领黄三德商定将美洲致公堂与同盟会合并。在《致公总堂广告》中提出：“同盟会员热心祖国全体公认其未入洪门者一律入围联成一体。”“尽释从前门户之见冀赞将来光复之伟业”2。经过以孙中山为的革命党人的努力美洲致公堂从原来一个华侨中福利性组织变成了倾向于反清革命的团体在辛亥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 先为革命党人举行的历次武装起义筹款。为了支援反清革命美国和加拿大的致公堂建立了“洪门筹饷局”为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筹集活动经费与购买军火之资金。宣统三年（1911）广州起义前夕急需军火加拿大维多利亚的致公堂因临时捐款“缓不济急”遂决定把该地致公堂堂楼向银行抵押3oooo元港币全部汇给设在香港的革命军统筹部。其后各地致公堂纷纷效仿“变产助饷”。其次组织洪门成员积极回国直接参加武装起义。光绪二十一年（1895）广州起义前檀香山洪门成员邓荫南返回广东“时常来往于香港、广州间为义师尽力”1。陈南、黄复、邓子瑜、许雪秋等洪门中人都积极回国参加辛亥革命。光绪二十六年（19oo）惠州起义时有大批洪门成员参加。据《香港西报》所载当时惠州起义时革命党人与深圳会党“联成一气”并有“在美洲及新嘉坡之会友相助”2。 1冯自由：《革命逸史》第6集《致公堂与孙总理》。 2近代史资料专刊：《华侨与辛亥革命》第287页。 1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43页。 2《辛亥革命》第1册第239页。 第十五章新式学堂的开办与留学运动兴起从同治元年五月十五日（1862年6月11日）清廷开办京师同文馆至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四日（19o5年9月2日）清帝诏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止中国近代新式学堂的开办经历了44年之久的漫长岁月从而使延续了13oo年之久的科举制度终于被近代教育制度彻底取而代之。这44年晚清新式学堂开办的历史可划分为洋务学堂的开办维新学堂的开办新政学堂的开办三个历史展时期。伴随着新式学堂的开办留学运动也随之兴起。 第一节洋务学堂的开办与留学生的派遣洋务学堂的开办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迫于“内忧外患”的严重局势清廷在洋务派的推动下逐渐开展了洋务活动希图通过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以求富强。这样讲求西学、兴办洋务学堂成为洋务派开展洋务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洋务派创办的洋务学堂包括专习“西文”和专习“西艺”两类专门新式学校。专习“西文”的近代学校主要有京师同文馆（同治元年1862）上海广方言馆（同治二年1863）广州同文馆（同治三年1864）湖北自强学堂（光绪十九年1893）等。专习“西艺”的近代学校主要有马尾船政学堂（同治六年1867）上海江南制造局附设机械学校（同治八年1869）天津电报学堂（光绪五年1879）天津水师学堂（光绪七年1881）上海电报学堂（光绪八年1882）天津军备学堂（光绪十二年1886）广东6师学堂（光绪十二年1886）广东水师学堂（光绪十三年1887）湖北铁路局附设化学堂、矿学堂（光绪十五年1892）天津军医学堂（光绪十六年1893）湖北武备学堂和南京6军学堂（光绪二十一年1895）等等。京师同文馆是洋务派开办的第一个洋务学堂开中国近代新式学校之先河。依据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规定以后中外交涉的条约均用英文书写仅在3年内可以附用汉文。当时清廷急需翻译人才以免受制于人为此同治元年（1862）恭亲王奕䜣上《奏设同文馆折》认为“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言语文字方不受人欺蒙”主张设立同文馆。并以“止学言语文字不准传教”为条件延聘英国传教士包尔腾教授英文汉人徐树琳教习汉文并暗中兼为稽察同文馆由此产生1。同文馆开办不到一年于同治二年（1863）又添设了法文馆和俄文馆。奕䜣奏设同文馆的目的仅仅在于培养满族翻译人员所以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五日（1862年8月2o日）奏定的《新设同文馆酌拟章程》是仿照乾隆年间在清帝赞助之下创办的俄罗斯文馆的章程制定的。“章程”共有六款。主要内容是：（1）学生先定1o名最多不过24名；（2）中国教习工作两年而有成效者以知县录用；（3）设立提调满汉各一员；（4）考试仿俄罗斯文馆旧例分月考（每月初一）、季考（二月、五月、八月、十一月之初一日）、岁考（十月初十日前）三种；（5）限年仿俄罗斯文馆旧例改定每三年由总署大臣亲试优者一、二、三等分授七、八、九品官劣者分别降、革、留学；（6）中国教习年俸与学生钱粮均仿旧例1。 与此同时同治二年（1863）李鸿章奏请在上海和广州建立同样的外语学校他认为：“彼西人所擅长者推算之学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无不专精务实泐有成书果有精熟西文者转相传习一切轮船火器等巧技当可由渐迪晓。”2因此李鸿章设想中的新学校应比京师同文馆具有更广泛的目标即在教授欧洲语言时也教授数学和自然科学。李鸿章的建议得到批准上海同文馆于同治三年（1864）在上海道台的监督下兴办起来。1《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8第29—35页。 1《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8。 2《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第11—13页。 所取除1o名已经通习中文年龄较大的学生之外另外限取4o名由有声望的官绅保送的14岁以下的青年。学生们除了读经、史、朱熹的著述以及作文等汉文课程之外还由美国传教士林乐知讲授英文由一位中国教习讲授数学。广州同文馆根据李鸿章的奏折在同治三年（1864）夏以同样的方式创办。 由于科举考试仍然是教育士子、铨选官吏的唯一制度因此这些专习“西文”的洋务学堂一开始就面临着给学生以什么样的出身和前途的问题。根据同治元年（1862）的《新设同文馆酌拟章程》第五款规定京师同文馆三年制优等毕业生可以被保举为七、八、九品官。然而上海和广州的学校却不能享受这个条款；因此上海和广州两地的同文馆中的学生不得不在学习英文和数学的同时也练习作八股文以准备应乡试取得功名。 同治四年（1865）同文馆课程逐渐增添此后两年内江南制造总局和福州船政局建立洋务派通过兴办近代军事企业对西方近代文化有了更进一步的需求。在李鸿章、左宗棠关于培养掌握新技术洋务人才主张的影响下同治五年（1866）冬奕䜣、文祥上奏请于同文馆内专设科学馆讲习天文算学。他们认为：外国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没有一件可以离开天文、算学制器练兵如果不从这一根本上下着实功夫徒然袭其皮毛仍无用处；并主张鼓励举人和举人出身的官吏学习新开科目。同治五年十二月（1866年1月）奕䜣等又奏请鼓励进士甚至翰林院编修报名学习新开科目并在三年课程结业之后给予“格外优保”1。然而科学馆的开办在清廷官吏中颇有反对者。同治六年（1867）监察御史张盛藻先上书反对认为天文算学是“机巧”对士习人心产生有害的影响。是年二月十五日（3月2o日）大学士倭仁也上书反对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并攻击奕䜣等人想让中国人“奉夷为师”2。奕䜣上书与之辩驳。结果同治帝赞同奕䜣的观点诏谕：“天文算学为儒者所当知不得目为机巧。正途人员用心较精学习自易亦于读书学道无所偏废。”科学馆终于开办。但由于倭仁的影响那些报考同文馆天文数学科的正途士子遭到同乡和同僚们的讥笑与嘲讽士大夫中形成了非正式的约定不受诱于总理衙门所提供的新机会。奕䜣等向皇帝报告说由于倭仁的奏章已众所周知“臣衙门遂无复有投考者”。奕䜣等被迫放弃了原来鼓励士大夫学习近代技术的计划而仅仅请求皇帝批准按照原计划举行新科目入学考试以接纳那些包括满、汉两族的72名报考者参加了入学考试。被录取的学生有3o名但最后毕业的仅只5名。由于没能坚持让有声望的士人肄习西学同文馆开设科学馆的原有意义几乎完全被消除了。纵使如此同文馆由此也从一个翻译学校逐步转变为一个实用科学的学校。继科学馆开设后输入的新课程有：算学（1868年）李善兰为教习；化学（1866年）先是赫德兼后请法国人毕利干为教习；万国公法（1869年）英国人丁韪良为教习；医学生理（1871年）英国人德贞为教习；天文（1877年）美国人海灵敦为教习；物理（1879年）英国人欧礼裴为教习。科学馆开办的第二年（1869年）经总税务司赫德的介绍任命丁韪良为同文馆总教习这是同文馆的第一任校长。丁韪良总管校务达三十二年之久光绪1《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6第47—48页。 2《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8。 二十年（1894）由欧礼裴继任总教习。光绪二十六年（19oo）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两宫西狩同文馆一度解散。次年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改为译学馆1。以上为洋务派举办的第一个洋务学堂的历史它反映出洋务时期七所专习“西文”洋务学堂开办的概况。 同治年间随着近代军事工业的兴办洋务派开办了一些专习“西艺” 的洋务学堂解决“学造未能尽洋技之奇”“造轮船不能自作船主”1的困境以培养军事将领与军备军械制造人材。这些专习“西艺”的洋务学堂中以同治六年（1867）左宗棠创办的马尾船政学堂和光绪七年（1881）李鸿章创办的天津水师学堂较为完备影响也较大。马尾船政学堂是第一个专习“西艺”的洋务学堂。同治五年五月十三日（1866年6月25日）左宗棠在奏请设立福州船政局时请求在船政局内设置学堂。次年初学堂开办分前后两学堂聘请洋人担任教习总名为求是堂艺局。前学堂注重法文专习舰船制造主要课程包括算术、代数、画法几何和解析几何、三角、微积分、物理以及机械学；此外学校还进行船体建造、机器制造与操纵的实践教育。后学堂注重英文教习专习管轮驾驶主要课程包括算术、几何、代数、平面三角和球体三角、航海天文学、航行理论以及地理这些课程规定在三年半内学完；此后学生需参加一年半至两年的在训练船上进行的包括航海技术、射击技术和指挥的训练。同治五年十二月一日（1867年1月6日）两学堂同时开学学生除本地考选的聪颖子弟外还从香港英国学校中挑选优秀者前来肄业。前、后学堂分别按法国和英国海军学校成规学习年限都为五年学成后优异者分赴英法两国留学。前学堂的目的是培养“船主及能按图监造者准授水师官职”；后学堂的目的是培养“制造驾驶之人为将来水师将材所自出”2。除前后两学堂外后因需要又添设绘事院及艺圃两所。同治六年（1867）冬福州船厂法人监督日意格认为：“中国匠人多目不知书且各事其事、恐他日船成未必能悉全船之窥要。”于是主张开设新科1。次年初绘事院成立分为两部：一部学习船图一部学习机器图待遇与前后学堂学生大致相同目的是培养船舶设计制造工程师。两个月后又创设了艺圃专门招收十五六岁的艺徒实行半工半读以培养领班工头。据沈葆桢在同治十一年四月二十日（1872年5月26日）和同治十二年二月十六日（1873年3月14日）给皇帝的奏章中报告学堂共有学生和艺徒3oo余名2。继马尾船政学堂后专习“西艺”的洋务军事学堂纷纷在各地创立。这些新创办的军事学堂的章程基本都是仿行船政学堂的章程到光绪七年（1881）李鸿章创办天津水师学堂才对旧的章程有所突破。这一突破主要表现为改变以往的就近招收的办法。《天津新设水师学堂章程》第一条规定：“无论天津本管或邻县或外省寄管良家子弟自十三岁以上十七岁以下”3都准报考这就使军事学堂从以往的地方性学校进入到全国性学校。据朱有 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统计洋务派共创办军事学堂16所在学堂的1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122—124页。 1《左文襄公奏稿》卷2o第62—68页。 2《左文襄公奏稿》卷2o第62—68页。 1朱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第435页。 2《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第467页。 3《万国公报》第361卷。 数量和学堂授课的课程上都大大过了专习“西文”的洋务学堂。 洋务学堂是中国近代新式学堂的萌芽时期因此极不完善具有较大的局限性。正如梁启在《学校总论》中指出的：今同文馆、广方言馆、水师学堂等洋务学堂“不能得异才何也？”是因为“受病之根有三：一曰科举之制不改就学乏才也。二曰师范学堂不立教习非人也。三曰专门之业不分致精无自也”4。此外还有个“病根”是受外国人的支配。如同文馆的经费主要来源于海关拨款受总税务司赫德的支配与控制。许多洋务学堂的校长和教习为赫德所推荐如同治八年（1869）在其建议之下丁韪良被任为同文馆总教习和满汉提调一起工作任职达32年之久丁氏自称：对同文馆说来“赫德算是父亲我只是一个看妈而已”1。尽管洋务学堂存在这么多的缺点与局限仍不可忽视其开办的重大历史意义。先它们是中国第一批近代性质的新式学校打破了儒家学说一统天下垄断教育的局面。新学堂内不仅开设了西文还开设了大量数学、物理、化学、天文等近代自然科学课程这就大大推动了西方近代技术的引进与传播。其次它们的开办第一次冲击了晚清科举取士制度揭开了近代教育改革的序幕。同治六年（1867）同文馆开设科学馆并由此产生的洋务派与顽固派的大论争其意义是深远的。此外它们的兴办直接推动了中国近代早期留学生的派遣。留学生的派遣同治十一年（1872）第一批留美学生的派遣是中国近代次正式派遣留学生。同治九年（187o）曾国藩、李鸿章等上《奏选派幼童赴美肄业办理章程折》详细地说明了第一批留学生派遣的理由：其一办洋务急需。曾、李等在奏折中驳斥那种认为“京师设同文馆选满汉子弟延西人教授又上海开广方言馆选文童肄业似中国已有基绪无须远涉重洋”派学生留学的错误思想指出“百闻不如一见”洋务学堂的学生之所以对西方近代技术的“本源无由洞彻曲折无以自明”原因即在于此因此“造募学生出洋肄业西学”可弥补洋务学堂育才之不足是为“当务之急”。其二条件已成熟。同治七年（1868）签订的《蒲安臣条约》第七条规定中国人可到美国游学。同治十一年（1872）春美国公使路经天津时又与李鸿章详细面商此事；加之早在同治六年（1867）中国第一个毕业于美国高等院校的留学生容闳在苏州谒见江苏巡抚丁日昌时就劝其派学生留美在丁、曾、李等人的支持下容闳正在积极筹划办理。这样通过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等洋务官员的倡导留学事务作了相当周密的安排经费预计库平银12o万两每年6万两分2o年由海关洋税项下指拨并在上海设立了“出洋局”筹备出洋事宜。同治十一年七月初八日（1872年8月11日）委四品衔刑部候补主事陈兰彬、江苏候补同知容闳分别任留学生正副委员叶绪东为汉文教习曾兰生为翻译率第一批幼童詹天佑等3o人赴美。容闳已先期1个月抵达美国在康涅狄格州教育司的合作下设立清朝留学使团办事处于哈特福德市。自同治十一年至光绪元年（1872—1875）清廷每年分别派遣了3o名共12o名幼童分入美国中小学学习。留美学生除学习英文外还4《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9页。 1《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第168页。 要学习《孝经》、《大学》、《五经》和《大清律例》等书并定期聆听《圣谕广训》宣讲朝假想北京方向行礼。这12o名幼童全部是男童年龄在12岁至14岁之间多出自贫寒家庭并大部分是南方人。留美学生的年限规定为15年。后来考虑到留美学生年龄过幼学年过长又以福州船政学堂为中心进行出洋前的知识教育要求在出洋时具有相当的外文水平与专业知识。这样后来留学英、法等国的期限就缩短到了三年。 出身翰林的留美学生正监督陈兰彬是一个守旧派人物心中早就对派遣留学生不满对外国教育极端鄙夷他与容闳共事初还貌似同心协力后来“时有龃龉每遇极正当之事大可著为定律以期永久遵行者陈辄故为反对以阻挠之”1。就连学生的衣冠穿戴也导致陈与容之间的冲突。学生参加宗教礼拜活动被陈视为叛逆；学生健身运动跳掷驰骋不复安行矩步也被陈目为恃迂。私自剪去辫子则被看作对清皇朝的不忠而被剥夺留学资格遣送回国。至光绪二年（1876）因剪辫子等原因而召回国的幼童就有9名2。陈兰彬升任驻华盛顿公使后光绪二年（1876）清廷派遣由陈推荐的吴子登任监督使矛盾更加尖锐。吴更是变本加厉处处挑剔“苛求其短”不断夸大事实密报清廷。他因学生不向自己行跪拜礼而勃然大怒攻击学生“绝无敬师之礼”“若更令其久居美国纵能学成回国非特无益于国家并且有害于社会”。他对学生留美事业必欲破坏殆尽而后快悍然提出遣返全部留美学生并说早一日撤回“即国家早获一日之福”3。 陈、吴二人对留学事业的破坏并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与国内守旧派的攻击遥相呼应的。国内不断对留学提出“非议”“士大夫议者纷纷“4。守旧派的进攻至光绪六年（1881）达到监察御使李士彬上书弹劾不仅照例指责留美学生入耶稣教门“流为异教”而且将连留欧学生的预备班——福州船政学堂也牵连在内说什么“洋局之废弛如彼”“闽局之废弛又如此”1。在守旧派内外夹击下李鸿章怕贻人口实“不愿为学生援手”先是提出“半撤半留”后因美国制造华工禁约事件被迫同意全部撤回2。光绪七年（1881）清廷下令解散留学事务所留学生全部停学、撤回。12o名留美学生除因事故早已撤回及在外洋病故的26名外其余94名均于年内分作三批回国。头批学生21名均送电局学传电报二、三批学生内由船政局、上海机器局留用23名其余5o名分拨天津水师、机器、鱼雷、水雷、电报、医馆等处学习当差。这样留美学生未能竟其学业不得不中途辍学返国。维新思想家郑观应在当时即深叹留学生“全数遣回甚为可惜”批评洋务派“浅尝辄止贻讥中外”。爱国诗人黄遵宪在《罢美留学生感赋》中也说：“亡羊补恐迟蹉跎一失足再遣终无期。目送海舟返、万感心伤悲。”3表达了对祖国前途的深切忧虑与对疾新如仇的守旧派的严正批判。 与赴美留学使团比较起来赴欧留学的规划在派遣上更加实际。光绪二1容闳：《西学东渐记》第1o2页。 2《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o第5页。 3《西学东渐记》第193页。 4《复陈荔秋星使》《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8。 1《洋务运动》第5册第249页。 2《西学东渐记》第129页。 3黄遵宪：《人境庐诗草》。 年十二月（1877年1月）李鸿章和南洋大臣沈葆桢联衔上奏说应该把船政学堂3o个很有前途的毕业生送到欧洲至少深造3年拟从海关之税和福建省厘金中拨款2o万两作为经费。这项计划得到批准。在此后两个月内以李凤苞为出洋华监督日意格为洋监督带领随员马建忠及学生艺徒刘步蟾、严宗光（严复）等3o余人离闽。光绪三年二月十七日（1877年3月31日）船政学堂这第一届留学生由香港搭轮分赴英、法等国留学期限定为三年。留学生的任务除学习一门外语还要学习驾驶与制造等专业课程；此外留学生还被鼓励学习一些化学、采矿等专业。这说明赴欧留学生由重在学习西方语言而转变为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由单纯培养外交、军事人材进而兼顾实业人材的培养。在留欧3o名学生中刘步蟾等12名留学生学驾驶魏瀚等15名留学生学船舶机器制造；此外还按照自愿的原则同意林庆升等8名留学生学习矿务。光绪八年（1882）和光绪十二年（1886）又有福州船政学堂派出的第二届和第三届留欧学生。第二届派留学生9名第三届派34名（其中1o名为北洋水师学堂学生）；学习课程为驾驶与军工制造；学习年限除第三届制造生改为六年外其他仍为三年。光绪二十三年戊戌维新运动中又派遣了第四届留学生6人。 这时期派遣的留学生以培养外交人员和海军军事人材为目的。如留美学生初只要求他们学习英文所以当光绪七年（1881）94名学生全部撤回国后还不得不入天津水师学堂、福州船政学堂继续学习实践了四年；船政学堂的第二、三届赴欧学生被取消了自愿学习矿务的主张只准学习驾驶与制造制造课目又全部是战舰营造、枪炮、硝药、鱼雷等军工知识。尽管如此早期留学生的派遣仍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冲破了闭关自守的封建守旧局面克服了当时中国士人夜郎自大的心理开了出国留学风气之先河为后来留学教育政策的确立开辟了道路；通过留学生的派遣中西文化正式交流的渠道被沟通近代自然科学的课程逐渐被重视国内学习自然科学风气也因此高涨这样由新式学堂的创办而萌生的留学生的派遣又反过来充实了新式学堂创办的内容推动了新式学堂开办的进程。 第二节维新学堂的开办与留学政策的确定维新运动与维新学堂甲午战争失败后民族危机加深康有为领导了震惊中外的“公车上书”维新运动由此兴起。变通科举兴办学校成为维新派救亡图强的要策。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八日（1895年6月3o日）康有为第四次上书强调“科举不改积重如故”“乡塾童学读史、识字、测算、绘图、天文、地理、光、电、化、重、声汽之学校不设则根底不立”1。在维新运动的推动下次年五月二日（6月12日）刑部左侍郎李端棻上《请推广学校折》指出“人才之多寡系国家之强弱也”。而中国“非天之不生才也教之道未善也”。因此主张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京师设大学堂课程除经史子诸书外还开各国语言文字、天文、舆地、算学、格致、制造、农、商、兵、矿、时事、交涉等学学习期限各为三年毕业生“等其荣途一归科第予以出身一如常官”2。这对传统的科举取士制度是一个大的改革。七月梁启在《时务报》表《学校总论》、《论科举》、《论师范》、《学校余论》等文章抨击守旧派的因循保守鼓吹“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3。同月孙家鼐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并提出先建大学堂一区四周分建小学堂四所。课程分天学、地学、道学、政学、文学、武学、农学、工学、商学、医学1o种收学生1oo人年龄以25岁为度1。光绪二十三年（1897）由熊希龄、谭嗣同等起得到湖南巡抚陈宝箴的赞助在长沙开办了时务学堂颁布了《招考新设时务学堂学生示》。这是全国第一个省设维新学堂。学堂聘请梁启任中文总教习欧榘甲、韩文举、叶觉迈、唐才常任分教习；李维格为西文总教习王史为分教习；许奎垣为数学教习。课程分普通学和专门学普通学凡学生人人皆当通习包括经学、诸子学、公理学、中外史志及格算诸学之粗浅者；专门学每人各专一门包括公法学、掌故学、格算学等。学生有蔡锷、李炳寰、林圭范源濂等4o人。根据梁启在《戊戌政变记》中统计：从光绪二十一年到二十四年（1895—1898）3年内维新派人士在全国共设学堂19所。其中主要的学堂有：谭嗣同创办的浏阳算学馆（光绪二十三年1897）陈芝昌等在广州创设的时敏学堂（光绪二十四年1898）吴怀疚在上海创设的务本女学（光绪二十四年1898）和经元善在上海创设的经正女学（光绪二十四年1898）等。 光绪二十三年底（1898年初）维新运动已展成为势不可挡之潮流。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八日（1898年1月29日）继李端棻、孙家鼐之后康有为在《应诏统筹全局折》中进一步强调京师设立大学堂的必要。正月二十五日（2月15日）光绪帝诏谕开办京师大学堂。五月命孙家鼐为管理大学堂事务“就景山东马神庙前和嘉公主旧第稍购附近民房益之拨户1《戊戌变法》第1册第18o页。 2《戊戌变法》第2册第292—293页。 3《变法通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o页。 1《光绪政要》卷22。 部向存华俄银行5oo万金为学堂经费刻期兴办”1。 维新派积极推进新式学堂的开办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把开办学堂与改革科举取士紧密结合起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1898年5月）百日维新前夕康有为即上《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认为变法最要在“废八股”、“广开学校”极力主张取士改用策论。同时梁启为了配合康有为的主张联合在京应试举人1oo余人连署上书请废八股“推行经济六科以育人才而御外侮”。他们这种倡议在当时也经历了严酷的斗争。梁启在《戊戌政变记》中记载当他联合举人连署上书请废八股的时候“当时会试举人集辇毂下者将及万人皆与八股性命相依闻启等此举嫉之如不共戴天之仇编播谣言几被殴击”。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光绪帝下“定国是之诏”决定变法“百日维新”开始。二十八日（16日）光绪帝召见康有为。康有为力陈八股流弊请求立即废除。康有为等废八股的主张遭到守旧派的反对。大学士徐桐说：“八股代圣贤立言朝考覆试为祖宗成法变更则正士寒心。”2礼部尚书许应骙企图将经济科归并于八股士论大哗。事实使光绪帝认识到不废八股教育改革无法进行下去。五月五日（6月23日）光绪帝终于下诏废八股取士“一律改试策论”。百日维新中在维新派的倡议下光绪帝布的一系列改革令中有关教育方面的诏令有下列各项：废八股考试策论借以选拔“体用兼备”、通经济的人才。筹办高、中、小等级学堂兼习中学和西学。 五月二十二日（7月1o日）光绪帝谕内阁即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堂。以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堂郡城之书院为中等学堂州县之书院为小学堂。其地方自行捐办义学、社学等亦令一律中西兼习并奖励绅民办学。民间祠庙之不在祀典者由地方官晓谕居民一律改为学堂。诏下后天津集贤书院改为北洋高等学堂南昌友教书院改为算学堂贵州学古、经世二书院均改为学堂。 筹办京师大学堂。五月十五日（7月3日）光绪帝准设立京师大学堂任命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孙家鼐为管理大学堂事务以张元济为大学堂总办（张不久辞职改任黄绍箕为总办黄不久调职由余诚格继任总办）朱祖谋、李家驹为提调许景澄为总教习刘可毅、骆成骧等为教习原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为西学总教习原设官书局和新设译书局均并入大学堂并由梁启参考日本和西方学制起草《京师大学堂章程》章程共分八章52条规定大学堂办学方针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并用观其会通。”课程分普通学和专门学两类以经学、理学、中外掌故学、诸子学、初级算学、格致学、地理学、文学及体操学为普通学科；以各国语言文字学、高等算学、格致学、政治学、地理学、农学、矿学、工程学、商学、兵学、卫生学为专门学科。章程还规定“各省学堂皆归大学堂统辖”。 创办铁路矿务学堂、农务学堂、茶务学堂、医学堂鼓励设置各种实业学堂。五月初二日（6月2o日）御史曾宗彦奏请于南北洋设立矿务学堂总理衙门议准设立并令各省现有学堂酌增矿学课程。六月二十三日（8月1o日）光绪帝诏谕：铁路矿务为当今切要之图亟应设立学堂预备人才1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159页。 2《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第9o页。 所有各处铁路扼要地区及开矿省份应行增设学堂令王文韶、张萌桓筹议办理。五月十六日（7月4日）诏兴农学令各省督抚饬地方官劝谕绅民兼采中西各法兴办。七月二十九日（9月14日）两江总督刘坤一奏于江宁地方设立农务学堂“聘明于种植物学、农艺化学人员为之教习”。七月二十四日（9月9日）准孙家鼐奏请设立医学堂归京师大学兼辖。七月二十六日（9月11日）准刑部主事肖文昭条陈谕于已开通商口岸及出产丝茶省份迅设立茶务学堂及蚕桑公院。七月十日（8月26日）准梁启设立翻译学堂于上海编译书籍报纸一律免税。 在戊戌变法期间许多省份在遵旨改书院为学堂的同时也积极筹办设置新式学堂如张之洞的《设立农务工艺学堂及劝工商公所折》黄槐森的《奏广西筹办学堂情形折》胡聘之的《奏山西筹办学堂情形折》荣禄的《奏直隶筹办学堂情形折》刘坤一的《奏江南筹办学堂情形折》张汝梅的《奏山东筹办学堂情形折》等。 变法失败后清廷“下诏废各省学校然民间私立者尚纷纷亦由民智已开不可抑遏”1。可见百日维新中新式学堂的开办具有重大影响与历史作用。 甲午战争后因受了“国蹙患深”和维新运动的影响清朝的官员也开始创办了一些新型的公立普通学校。其中比较有名的有津海关道盛宣怀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在天津创办的“西学学堂”（光绪二十九年（19o3）改为北洋大学堂）和光绪二十三年（1897）在上海创办的“南洋公学”（为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西学学堂分头等学堂（高等学校）和二等学堂（中学）两级聘请美国人丁家立为总教习课程除“中学”外特别注意学习机械和法律等科目。南洋公学包括四种新型的学校教育：第一师范院中国近代最早的新型师范学校学习年限最少一年；第二外院它乃是师范院的附属小学学科分国文、算学、舆地、史学、体育五科学生分四班学习满三年后升入中院；第三中院或称二等学堂这是中学性质的学堂分四班学习；第四上院或称头等学堂这是大学性质的学堂也分四班学习其中高材生升入师范院。学生人数规定：师范院4o名；外、中、上三院各分4班每班3o名。办学经费皆由招商和电报两局众商人及买办所捐故定名为南洋公学。 维新运动时期开设的新式学堂比洋务学堂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从学堂的设置看它已从专门的习西文和习西艺的培养外交军事人材的专门学堂展到近代教育结构初步完善的普通学堂。如京师大学堂、各省的实业学堂、南洋公学等。从课程的内容看它已从偏重于理学转向偏重于实学。如长沙创办的时务学堂定公法学、掌故学、格算学为专门学把经学、诸子学降为普通学；京师大学堂设立后把经学、理学、掌故学等列为普通学以高等算学、格致学、农学、矿学、商学、卫生学等实学为专门学。从招生的对象看出现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新事物开办了女子学堂。如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二日（1898年5月31日）上海电报局的经元善起创办经正女子学堂开学课程分中文西文两种中文课主要有《女孝经》、诗文、图画医学等；西文课主要有体操、琴学等。 戊戌运动时期新式学堂的开办比洋务学堂开办更重要的历史意义是它1梁启：《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第31页。 直接冲击了科举取士制度并改革了旧的书院体制。百日维新中光绪帝下诏废八股取士改试策论。伴随着废八股改革传统书院体制也成为维新学堂开办的重要内容。光绪二十二年（1896）山西巡抚胡聘之、学政钱骏祥上《请变通书院章程折》主张更定书院章程书院除讲求经学理学外也应兼习算学格致等有用之学。同年翰林院侍讲学士秦授章上《请整顿各省书院预储人才折》提出“定课程”“重师道”“核经费”等主张；对书院课程议分经、史、掌故、舆地、算学、译学六门并主张以算学、译学作为正途选拔。梁启也上书张之洞议改书院课程主张向日本学习“以时务一门课程为诸学之归宿”。在一片改革书院的呼声中同年陕西巡抚张汝梅等在陕西创设格致实学书院课程不限定中学西学但求有裨实用。这是维新运动时期开创的第一所新式书院。不久贵州学政严修将贵阳南书院改为经世学堂讲授经史、算学、时务、政要开贵州新学风气。百日维新中光绪帝下诏将各省、府、厅、州、县现在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堂。这样改旧书院为新学堂之风一时盛行如八月十九日（9月14日）两江总督刘坤一同时奏请将江南旧有之储材学堂改为江南学堂并将旧有之钟山、尊经、惜阴、文正、凤池、奎光等六所书院全部改为府县学堂1。 留学政策的确立维新运动时期维新派和一些开明官吏在积极推进新式学堂开办之时也积极倡导派遣学生出洋留学。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896年2月7日）总理衙门以“近日交涉日繁需材益众”拟派同文馆学生4名分往英、法、俄、德四国学习语言、文字、算法以3年为期。清廷同意照派。这是甲午战后中国第一次向外派遣留学生。两江总督张之洞也奏请仿照曾国藩派幼童赴美肄业。及福州船政局屡派学生赴英、法肄业成案派江南6军学堂、铁路学堂、储才学堂中已通西文学生出洋肄业预定中学3年、大学6年为期先派4o名请出使法国大臣庆常就便监督由候补知县沈翊清带领出洋。这是维新时期地方上次奏派留学生。光绪二十二年二月（1896年3月）中国驻日公使经日本政府同意选定唐宝锷、戢翼翚等13人留学日本委托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借东京神田三崎町住户为学校校舍由本田增次郎任监督吉田、后滕任讲师教授日语、日文及普通学科。这最早的中国留日学生学校没有校名办了3年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结束13名留学生有6人中途辍学7人毕业获得毕业文凭。这7名毕业生中唐宝锷、胡宗瀛、戢翼翚3人转入专门学校攻读1。此为中国正式派遣留日学生之始。同年夏船政学堂选派学生6人由监督吴德章带赴法国学习制造新法是为船政学堂派学生出洋之第四届。以上为维新运动初期留学生派遣的大致情况。 自光绪七年（1881）清廷全部撤回留美学生后一直没有统一的派遣留学生计划与明确的政策以致派遣留学生长期未形成风气。直至光绪二十四年三月（1898年4月）湖广总督张之洞著《劝学篇》其“游学篇”大1《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3o1—3o2页。 1实滕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2o页。 力倡导留学日本之效才促成了留学风气的形成和清廷留学政策的逐步确立。张之洞在“游学篇”中大力宣扬：“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此赵营平百闻不如一见之说也。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此孟子置之庄岳之说也。”并认为：“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1随后日本驻北京公使矢野文雄也积极推动。这年四月矢野文雄向中国政府提出建议：“该国（日本）政府拟与中国倍敦友谊借悉中国需才孔急倘选派学生出洋习业该国自应支其经费人数约以二百人为限。”2第一个赞成这一建议的是御史杨深秀。他连夜制订《游学日本章程》并且上奏皇帝请旨准行。随着维新运动的展这一建议开始实现。同月康有为上《请广译日本书、派游学折》指出“日本道近而费省”主张“广励东游成尤易”3。六月十五日（8月2日）光绪帝诏谕军机大臣等：“出国游学西洋不如东洋。东洋路近费省文字相近易于通晓且一切西书均经日本择要翻译。令着即拟订章程咨催各省迅即选定学生6续咨送；各部院如有讲求时务愿往游学人员亦一一并咨送均毋延缓4。军机处奉旨令总理衙门提出具体方案。总理衙门复奏：“同文馆东文学生酌派数人；并咨行南北洋大臣以及两广、闽、浙各督抚就现设学堂中遴选年幼颖悟粗通东文诸生开具衔名咨报臣衙门知照日本使臣6续派往即由出使日本大臣就近照料无庸另派监督。各生应支薪水用项由臣衙门核定数目提拨专款记交出使大臣随时支。”1这是清廷第一次明令全国派遣留学生。这样一来留学政策开始确立留学日本也从此成为一种国策。 此后张之洞率先派遣志愿学习6军者4人又在浙江求是学院派出志愿学习文科者5人（1人因事未出）赴日留学。各省总督也跟着派遣学生留学日本。综计此时派遣赴日留学生共有64名其中南北洋、湖北各2o名浙江4名。日本方面也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在东京成立成城学校和日华学堂分别接受以6军为志愿和以文科为志愿的中国留日学生。在另一方面维新人士罗振玉在上海开设东文学社陈宝箴在福州开设东文学堂教授日语及普通学科。自此以后同类学校在日本和中国不断增加。戊戌政变后清廷下令废除维新之法但百日维新中确立的留学政策并未废除。光绪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七日（1899年9月1日）光绪帝秉承懿意诏谕军机处与总理衙门制定“出洋学生应如何分入各国农工商等学校专门肄业以备回国传授”的详细章程。总理衙门遵旨议定出洋学生肄业实学章程六条即：“一请饬出使大臣就现派出洋学生督令各肄专门之学；一请饬选拔农工商矿务书删繁举要使人人易于通晓；一请饬疆吏宽筹常年经费续派高等学生出洋肄业；一出使参赞随员如有精通洋文者亦可令肄习各学；一俟学生业成回华分派各省农工等艺学堂以开风气；一请将业成回华得有文凭之学1《劝学篇·外篇》第5—6页。 2《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23页。 3《戊戌变法》第2册第222—225页。 4《清德宗实录》卷422。 1《约章成案汇览·游学门》乙篇卷32上第24页。 生甄别优劣分委用量予官职以资鼓励。”1但因义和团运动使这一章程未能实行所以这时期派遣的留学生仍以军事为主。光绪二十四年（1898）派遣留学日本的64名留学生中有45名学生于光绪二十六年（19oo）毕业于东京成城学校成为这所6军士官学校的预科学校的第一届毕业生。随后升入6军士官学校。 这时期留学生派遣与洋务时期留学生派遣比较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由留学西洋转为留学东洋。此外有一个极为重要的新情况是政治流亡学生的出现。戊戌政变后维新运动失败康有为、梁启逃亡日本其门人弟子亦纷纷到日本。次年梁启与横滨华侨商议后在东京牛噫东五轩町筹设东京大同学校最初有学生18人多数是流亡日本的维新人士包括蔡锷和范源濂等原长沙时务学堂学生2。光绪二十五年（1899）康有为离日本赴美之后孙中山从欧洲来到日本章炳麟后亦来相会政治流亡学生与自费留日学生也随即增多。 1《约章成案汇览》乙篇卷32上第21—28页。 2《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28页。 第三节科举制度的废除与新政学堂的开办科举制度的废除光绪二十六年七月（19oo年8月）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帝逃往西安。十二月（19o1年1月）慈禧太后指示光绪帝在西安布上谕宣称：中国过去向外国学的只是表面的语言文字而非“西政之本源也”因此高级官员“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等情向上奏报以备朝廷实行新政时采纳1。次年政务处创立成为实行新政的指挥部。 办理新政先需要人才。当时积极赞同新政的封疆大臣袁世凯、张之洞赵尔巽、周馥、岑春煊端方等一致认为：“人才之兴赖乎学校”然而“科举一日不停”“学校决无大兴之望”2。于是这时期新式学堂的开办其矛头直接指向了清末科举取士制度。从这点而论新政学堂的开办是维新学堂的继承与展。 清末科举取士制度的废除经历了三个阶段：先对科举取士内容的改革。戊戌变法中曾一度明令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取士因戊戌政变而被取消。光绪二十七年（19o1）清廷迫于形势不得不改革教育第二次明令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并同时下旨废除武举。为了破格选拔人才这年还仿博学鸿词科例诏开经济特科定于癸卯（光绪二十九年）会试后正式举行3。 其次对科举中及第人数的递减。光绪二十七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联名上《会奏变法自强第一折》认为“今日育才要旨自宜多设学堂分门讲求实学考取有据体用兼赅方为有裨世用”。然而学堂毕业难于取得功名这样聪颖子弟多裹足不前于是建议“按科递减科举取士之额为学堂取士之额”“必当使举人、进士作为学堂出身以励济世之人才”1。光绪二十九年（19o3）张之洞又会同张百熙、荣庆上《奏递减科举折》把递减办法具体化建议“从下届丙午（光绪三十二年19o6）科起每科递减中额三分之一”2奏定9年内分三科减尽。 最后对科举取士制度的全部废除。时代洪流难以阻挡不待9年仅仅两年之后光绪三十一年（19o5）许多封疆大臣如袁世凯、赵尔巽、张之洞、端方等人联名奏请立停科举。他们认为：“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民间更相率观望私立学堂者绝少又断非公家财力所能普及学堂决无大兴之望”。所以“科举不停学校不广士心既莫能坚定民智复无由大开求其进化日新也难矣。故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拟请宸衷独断雷厉风行立沛纶音停罢科举”。八月光绪帝下诏“立停科举以广学校”自丙午（光绪三十二年19o6）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1《光绪朝东华录》卷157。 2《光绪政要》卷3o第57页。 3《光绪朝东华录》卷18o。 1《张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2。 2《张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7。 考试亦即停止”3。这样从隋朝开创的在中国实行了13oo年之久的科举制度至此完全废除。这是中国教育史上一件大事。 新式学校的兴办和新学制的颁布废科举的同时清廷通令全国兴办学堂。光绪二十七年（19o1）光绪帝诏谕各省督抚将本省所存书院于省城改为大学堂各省及直隶州改设中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除教读四书五经外主要学习中外政治、历史、艺学。一时新式学堂越办越多但各地学堂的课程设置和学习年限差别甚大弊端不少。为此光绪二十八年（19o2）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张百熙上《进呈学堂章程折》主张“各省督抚责成地方官核实兴办。凡名是实非之学堂及庸滥充数之教习一律整顿从严以无负朝廷兴学育才之盛心”1。张百熙还拟订了中国近代第一个系统的学制——“壬寅学制”。该学制分学校为七级：蒙学堂四年寻常小学堂三年高等小学堂三年中学堂四年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三年大学堂三年大学院无定期。儿童六岁入学至大学毕业共计二十年还不包括大学院的年限。此外与中学堂并行的有中等实业学堂和中学堂附设的师范学堂与高等学堂并行的有高等专门实业学堂、仕学馆和师范馆。“壬寅学制”曾于当年颁布但因学制本身的不够完备和清廷对学制的拟订人张百熙存有猜忌而没有实行。 光绪二十九年（19o3）清廷感到有统一学校标准的必要于是出上谕：“派张之洞会同张百熙、荣庆将现办大学章程一切事宜再行切实商订；并将各省学堂章程一律厘定详悉具奏。”2十一月张之洞等人以日本学堂管理规章为模式拟订《奏定学堂章程》经正式颁布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这一新学制称为“癸卯学制”。它的颁行对近代中国学校教育制度在组织与形式上影响甚大清末民初的新学校教育制度主要以此为据。“癸卯学制”共分三段七级长达29到3o年。第一段为初等教育：分为蒙养院4年初等小学5年（七岁入小学）高等小学4年共三级13年；第二段为中等教育：设中学堂一级共5年；第三段为高等教育：分为高等学堂或大学预备科3年分科大学堂3到4年通儒院5年共三级11到12年。与上述体系的各级学校并行的还设有高级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两系：师范教育分初级师范学堂（中等教育）及优级师范教育（高等教育）两等修学年限共8年；实业教育分初等实业学堂（高等小学）、中等实业学堂（中等教育）、高等实业学堂（高等教育）三等修业年限合计15年。学制规定：通儒院或分科大学的毕业生被授予进士功名；高等学堂毕业生被授予举人功名；中学堂和高等小学堂的毕业生则取得生员（秀才）的功名。保证了新式学堂的毕业生取得正规官员候补者的资格。 清廷在纸面上定下这一制度后于光绪三十一年（19o5）建立了学部作为朝廷的教育行政机构并将旧有的国子监并入学部最高长官为尚书其次则为左右侍郎均为政务官。在尚书、侍郎之下设各项事务官分管五司十二科。此外还设有视学官轮流出京视察全国各省教育。在过去礼3《光绪政要》第27册卷31第57—59页。 1《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196页。 2《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197页。 部曾负责科举考试以及与此有关的传统教育事项而在甲午战争之后开办的一些西式学堂的行政权没有授权礼部管理。光绪二十四年（1898）京师大学堂已经成立由它负责管理新式学堂。事实上京师大学堂是集大学和学部组织于一身的机构。由于新式学堂的数量增加得太快京师大学堂已不可能起到管理学堂的最高机构的作用。学部成立后京师大学堂交出了管理全国新式学堂的职权被定为当时最高学府。 关于清廷于光绪二十七年（19o1）以后改设和新建学堂的数字缺乏确切的统计资料。但从一些零星文献记载已可看出就全国范围而言虽然说不上学堂普遍兴起但在一些通都大邑确已粗具规模。如武昌原两湖书院改为两湖高等学堂自强学堂改为文普通高等学堂武备学堂改为武高等学堂经心书院改为勤成学堂；此外还办有普通中学堂、师范学堂、高等小学堂、初等小学堂、农学堂、工艺学堂、方言学堂、仕学堂等总数在七八十所以上。湖北由于张之洞多年提倡所以各类学堂“粗有基址”过其他地区。江苏的近代教育也展较快有各类学堂99所仅苏州就设有高等学堂、优级初级师范学堂、武备学堂以及4o所初级小学堂。同一期间四川省各类学堂15o余所。1长沙城内有各类新式学校共34所“官立者十五所民立者十九所”2。光绪三十一年（19o5）以后兴学之风更为盛行。以光绪三十三年（19o7）学部统计为例京师有学堂127所直隶4591所吉林1526所湖北1298所河南2692所3出现了“上有各府州县学堂之设立下有爱国志士热心教育蒙学女学各种私学堂之设立”4的繁盛局面。光绪三十年（19o4）学堂总数为4222所学生总数为9.2169万人；到光绪三十三年（19o7）学校总数达3.7888万所学生总数为1o2.4988万人5。 女子教育章程的制定与女子学堂的开办女子教育章程的制定及女子学堂的开办是新政学堂开办时期具有历史意义的内容。中国近代最早设立的女子学校是维新人士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在上海创办的“务本女学”（吴怀疚）和“经正女学”（经元善）等（不包括外国传教士创办的女子基督教学校）。戊戌政变后这些学校被勒令停办。新政之初妇女仍被规定不许受新式教育。然而妇女需要受教育的必要性在光绪三十三年（19o7）还是得到了承认并于是年制订了关于《女子师范学堂章程》6章36条和《女子小学堂章程》4章26条。章程规定：女子比男子修业期限各缩短一年。这是中国女子教育正式列入新式学堂教育制度的开始。次年六月六日（7月4日）学部奏准设立女子师范学堂于京师派傅增湘为总理；并咨各省督抚提学使酌于省城府城设立女子师范学堂1女子学堂由此在全国兴办。 1《东方杂志》第1年第1o、11号。 2《各省教育汇志》、《东方杂志》第1年第5号。 3《东方杂志》第4年第4、11、7号；第5年第3号。 4《论教育》《时报》甲辰七月初四日。 5《学部官报·奏章》第4册第122期。 1《光绪朝东华录》卷217。 新政时期是我国近代新式学堂开办的完善时期。这不仅仅表现在学制的制定、科举的废除、学部的设立和女子教育的厘定等制度与机构上同时也表现在各级学校的开办和各级教育结构的形成上。以高等学堂开办为例在光绪二十七年六月十八日（19o1年8月2日）清帝诏谕的推动下中国官立大学开始展。光绪二十八年（19o2）山西巡抚岑春煊奏设山西大学堂将筹备中的中西大学堂并入这是省立大学的开始。到宣统元年（19o9）全国官立高等学校开办情况如下：学部制宣统元年第三次教育统计图表校别校数学生数大学3749省立高等学堂233963高等农科学校553o高等工科学校71136高等商科学校124特种法政学校4712282高等文科学校192546高等理科学校3211高等医科学校8336高等工艺学校7485总数12322262人此外依据宣统二年（191o）的统计数字清廷共设立各类师范学校415所学生共2.8572万人。 留学的出现自科举制度废除后新学制取代了传统的教育一时学校供不应求；即使清廷加紧开办各级新式学校然而具有新知识的师资力量不足于是留学教育骤然进入。戊戌时期清廷虽已确定了留学生的派遣制度但没有完整的计划与章程。伴随着科举制度的改革与废除一套完整的留学生派遣制度逐步制定。 光绪二十七年六月（19o1年8月）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合奏《复议新政折》（江楚会奏第三折）大力主张留学特别是到日本留学并论述积极与消极的奖励办法。在积极方面给予优秀的自费留学生进士、举人等资格；在消极方面即使具有进士、举人等资格如无留学经历则不授官职1。同年八月初四日（9月16日）清廷批准张、刘二人的《复议新政折》令各省选派学生出洋留学并责成各省订立奖励及限制办法以督促之。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9o2年2月1日）复命选派八旗子弟出洋游学。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初四日（19o2年1o月5日）慈禧太后、光绪帝从西安回京不久又急忙督促各省督抚筹款派学生赴西洋游学。十月一日（1o月31日）派汪大燮为日本游学生总监督。十一月二十八日（12月27日）清廷批准外务部议复《派赴出洋游学办法章程》。章程规定：派1《张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4。 遣出洋游学的留学生“未派出洋之前先通中学将派出洋之时务毕普通之学既派出洋之后精求专门之学”。派遣出洋的学生分为三类：“一曰贵胄学生凡王公大臣子弟皆是此项学生应仿照日本、暹罗王子办法送入高等学堂如英国伊敦夏鲁学堂之类恪守堂规随班受课不得有挟贵挟贤之意一切稽察调考仍归出使大臣办理。如不安分闹事过犯者责成出使大臣破除情面切实注劣咨送回华”。“一曰官派学生如京师大学堂及各省督抚学政暨各大臣所送者皆是应于各学堂中择其已毕普通学之业而又中学优长器宇纯粹年在三十岁以下者”经过考查后再派遣。这类留学生“功课行为由该监督（使馆参赞一人为之）随时稽察切实禀报每年大考一次由使臣亲自考校。其季考三次即委令该监督代考（核）”。学成获文凭毕业后还须回国通过复试。以上两类留学生严令“不准剪薙辫”。“一曰游学学生如民间自备资斧出洋者皆是。该生等既系自筹经费自不必限以年岁除到馆报名留学书住址以便查询保护外如无不安本分及别有过犯使馆即无庸过为刻核。欲附民间何学听其自择”。章程还规定：“各项学生遇有患病及一切丁忧事故”“酌予奏恤所有用费作正开销”。留学生在“肄业期内一概不准充当使馆差使”以免影响学业。该章程与以往清朝留学生派遣的制度比较有个最大的改进就是取消了中文教习的随派没有规定留学生在留学期间还要从中文教习学习“四书”、“五经”等经典。章程认为：留学生都是“未出洋之前中学精通而普通学又已毕业者”所以出洋后应“更习专门”否则“即使来洋肄业亦仅得其皮毛”。对考得外国学位的留学生“应由使臣随时咨明外务部立案以便将来从优奖励”1。光绪二十九年（19o3）初留日学生运动兴起。这年四月初三日（4月29日）在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5oo余人集会于锦辉馆声讨沙俄侵占东北的罪行激昂奋决议成立拒俄义勇队。次日京师大学堂师范、化学馆学生“鸣钟上堂”也起全校大会声讨沙俄侵略罪行拒俄爱国学生运动由此兴起。鉴于这一情况八月十六日（1o月6日）张之洞应慈禧太后懿旨“以出洋学生流弊甚多饬筹防范之法”上《筹议约束鼓励游学生章程折》附《出洋学生约束章程》十款、《奖励章程》十款及《自行酌办立案章程》七款。《约束章程》十款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以后续往日本游学学生无论官费生私费生并无论日本官设学堂私设学堂均非出使大臣总监督公文保送不准收学”；其二“妄议论”、“干预政治”、“品行不端”、“不安分之事者”一律退学“严加裁制”。《奖励章程》十款主要内容为：“一、中国游学生在日本各学堂毕业者视所学等差给以奖励一、在普通中学堂五年毕业得有优等文凭者给以拔贡出身一、高等学堂即程度相等之各项实业学堂三年毕业得有优等文凭者给以举人出身一、在大学堂未学某一科或数科毕业后得有选科及变通选科毕业文凭者给以进士出身。”此外获得学士文凭者给予翰林出身得博士文凭者给予翰林升阶的优待。《立案章程》七款主要内容为：一、“保送学生入日本各学堂除农工商各项实业学堂及文科、医科各专门不限人数外其政治法律武备之门宜分别限定名数每年只准保送若干名”。其中“武备一门非官派学生不准保送”。二、“凡各省选派官费学生出洋游学俟毕业回国后无论得何奖励均须在本省当差五年1《约章成案汇览》2篇卷32上第28—34页。 以尽义务。五年期内概不准另就他省差使他省亦不得遽请调往差委”。张之洞上奏的章程由外务部补充《咨文》而颁行。《咨文》给章程作了如下三点补充：一、“中国留学生非在照办约束留学生章程之日本学堂毕业者概不给本章所定奖励”；二、留学生毕业后由“该官私学堂自行收留者将来毕业后概不给以奖励”；三、对品行不端之留学生如日本官私学堂仍听其留学者“毕业后亦概不给以奖励”1。光绪三十年（19o4）练兵处奏定《选派6军学生分班游学章程》十六条章程规定：一、“选派学生须分年派往拟以四班为一轮每年选送一班每班一百名。”二、“选派学生各省须有定额：京旗、直隶、江苏、湖北、四川、广东各六名；奉天、山东、河南、安徽、江西、浙江、福建、湖南、云南各四名；山西、甘肃、广西、贵州各三名；江宁、杭州、福州、荆州、西安、宁夏、成都、广州、绥远城、热河、察哈尔、密云、青州十三处驻防各一名。计共一百名为第一班；以后三年均照第一年办理。如各省旗有愿多派者亦可但不得倍于原派之数”。十六条规定：“学生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充见习士官期满除考入学校及各专门学校外其余回国由练兵处就其历年所学一一考试最优者奏请授职守备次者授千总再次者授把总”1。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一日（19o7年12月5日）学部和外务部奏准了《贵胄游学章程》十二条。学部成立后除增订了一些留学生的派遣等项章程外还拟定了对留学生的考验奖励章程。光绪三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19o6年5月15日）学部奏定《考试游学毕业生期限片》规定自本年始每年八月举行考验游学毕业生一次。八月十五日（1o月2日）学部复奏定《考验游学毕业生章程》五条规定：凡在东西各国正式高等以上学堂毕业回国后须接受政府按照留学生所习学科分门考试。考试分两场：第一场就各毕业生文凭所注学科择要命题考验；第二场试中国文、外国文。考列最优等者给予进士出身考列优等及中等者给予举人出身2。同月学部第一次举行留学生考试制度有53名留学生参加考试共考了两天结果考取的有32名其中9人被赐予进士出身23人给予举人出身。此后每年举行一次直到辛亥革命后才停止这种考试。 随着清廷留学制度的不断完善光绪三十一年至三十二年（19o5—19o6）间中国出现了第一次出国留学。光绪三十二年仅留日学生人数就达到一万三四千人1。在这期间出现了女子留学生。光绪二十八年（19o2）日本东京有女留学生1o余名。这些女留学生都是跟随其父兄或夫婿一齐留学日本的。光绪三十一年湖南省次官派2o名女学生赴日读成师范科此为官费女留学生留学日本之始。紧接着奉天省遣派熊希龄到日本视察教育后与东京华族女学校的校监同时也是实践女子学校和女子工艺学校的创立者下田歌子女士约定每年遣派15名女学生到实践女子学校肄业。光绪三十三年（19o7）奉天女子师范学堂派出21名学生到实践女子学校读师范科。到年底仅在东京一地便有近百名中国女留学生并组成了1《张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7第1—7页。 1《大清光绪新法令》第14册。 2《学部奏咨辑要》卷2；《光绪朝东华录》卷2o2。 1《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36页。 留日女生会组织2。江苏省举行留学生考试共取13人其中女生3人赴美国威尔士利女学就读是为官费女留学生留学西方之始3。 宣统元年五月二十三日（19o9年7月1o日）因美国退回庚子赔款一部分外务部与学部会奏以美国“减收赔款”选派学生赴美留学先在京师设立游美学务处并附设肆业馆一所学生名额按各省赔款数目分摊。周自齐为督办唐国安、范源濂为帮办4。七月二十日、二十一日（9月4日、5日）在北京招考了第一批留美学生八月初三日（9月16日）榜录取程义法等47名学生5。十五日（28日）外务部奏准建游美肄业馆于清华园。当时规定办学宗旨为先在国内招考学生经过训练“择其学行优美资性纯笃者”随时送往美国肄业1。次年三月学部特制订《各省考选游美学生办法》五章并专设驻美留学监督。同月学部又奏定《管理欧洲游学生监督处章程》三十一条和《游美学务处津贴在美自费生章程》十六条加紧了对欧美留学生的派遣。 清末新式学堂的开办与留学运动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清末民初尤其是对辛亥革命起了“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就这点而论晚清新式学堂的开办与留学运动都应给予历史的肯定。 2《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54—56页。 3《东方杂志》第2卷第9期。 4《东方杂志》第6卷第8期。 5《教育杂志》第1卷第8、9期。 1《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 第十六章学术影响和制约着自鸦片战争到新文化运动这7o余年间学术的根本因素是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矛盾。具体地说随着西方商品和武力的入侵及随之而来的资产阶级文化的输入使得中国固有的学术呈现出重大的变化：其一是一些原为古老的经学的附庸学科如哲学、语言文字学、考古学等独立凸现出来；其二是另一些学科虽仍沿袭原有名称和形式。但从内容到方法、观点都获得了新的展如史学。而在传统旧学中占主导地位的经学由于治学分途而渐趋分崩离析经过一段回光返照的时期之后成为史学、考据学和中国哲学史的一部分。 第一节哲学哲学在中国虽然是近代才独立出现的学科但却不是全新的。不用说热衷于讨论义理性命的理学家就是朴学家们走的也是“由辞以通道”的途径。不过中国传统哲学重点不在自然观和认识论而在伦理、历史和社会人生方面。而这一时期的哲学正处于新旧哲学的转型阶段。 龚自珍、魏源的历史—政治哲学清中叶以后庄存与（1719—1788）重振今文经学着重研究和传播《春秋》三传之一的《公羊传》并通过他的两个外孙刘逢禄（1776—1829）、宋翔凤（1779—186o）给龚自珍、魏源以直接影响。 龚自珍（1792—1841）少年时曾从著名汉学家、外祖父段玉裁习文字学27岁时又在北京从刘逢禄学习《春秋公羊传》并与宋翔凤交游。他从公羊学派所汲取的主要是“变易”思想而经世致用精神则主要出自他直面现实而产生的危机感。因此他不屑于作章句经师既批评汉学考据家的“琐碎饾饤”、“繁称千言”1也不满宋学家的“坐谈性命其语■■何施于家邦？”2他不仅把清代今文经学推出书斋走向社会使“经术”展为“治术”而且对今文经学中天人感应说的神学目的论表示了异议并未自拘于经学藩篱。 龚自珍意识到古往今来的社会是不断变化的。“古人之世倏而为今之世；今人之世倏而为后之世；旋转簸荡而不已”3。据此他称赞“太史公为书百三十篇成褒汉氏盛德赫然跻于周室”4。显然认为变化的结果并非后不如前否定了夏、商、周三代为黄金时期的颂古非今态度。他还指出社会的展存在着一种不依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所以在论及由先秦的分封制展为秦汉的郡县制时说：“封建郡县天不两立。天不两立何废何立？天必有所趋天之废封建而趋一统也昭昭矣。”1当然“有所趋”的动力、原因何在龚自珍还无法理解对于“天” 也未作本质说明。但是他已依据当时有限的天文学知识反对把天神化批评了借天象预言人事的谬论他说：“诚可步也非凶灾；诚凶灾也不可以步。”意即星象既能推算说明它不能预示凶灾如果真能预示凶灾就不可能被推算。因此他称最先提出以日食为凶灾的《诗·小雅》是“讽刺诙怪连犿杂糅旁寄高吟末可为典正”2。对两汉的谶纬神学加以批判宣称“最恶京房之《易》、刘向之《洪范》以为班氏《五行志》不作可也”并主张“摧烧汉朝天士之谬说”3证明了龚自珍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朴素的唯物主义自然观。 1《与江子屏笺》、《陈硕甫所著书序》《龚自珍全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47、195页。2《丁亥诗》《龚自珍全集》下册第485页。 3《释风》《龚自珍全集》上册第128页。 4《尊史》《龚自珍全集》上册第82页。 1《答人问关内侯》《龚自珍全集》下册第331页。 2《乙丙之际塾议第十七》《龚自珍全集》上册第9页。 3《与陈博士笺》《龚自珍全集》下册第346页。 在人性论问题上龚自珍继承了先秦告子的学说自称“龚氏之言性也则宗无善无不善而已矣善恶皆后起者。夫无善也则可以为桀也；无不善也则可以为尧矣”4。又说“善非固有恶非固有仁义、廉耻、诈贼、狠忌非固有”5反对孟子和程朱先天的性善论借以强调环境影响和后天的教育作用。 龚自珍认为“是道也、是学也、是治也则一而已矣”1。他主张变易的社会历史观认为“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2。这是其改革现状的理论基础。他由此出对当时的社会黑暗、吏治作了深刻的揭露力言“拘一祖之法惮千夫之议。听其自陊以俟踵兴之改图尔孰若自改革”3。他谴责神学说教是为了开一代风气振起人们经世致用的精神。 但是龚自珍又认为“体常静用常动”4即认为事物的“本体”是恒常不变的变化的只是其功用。又受公羊学、象数学历史循环论的影响提出“万物之数括于三：初异中中异终终不异初”5。所以他变化的历史观又是包括在一个更大的静止僵化的框架之内。他虽然对天人感应论有所批评但极不彻底认为“政不道”则天人相绝；一旦“有大圣人出”便能沟通天人所以盼望圣人出世并称赞“圣人神悟不恃文献而知千载以上之事此之谓圣不可知此之谓先觉”6。与这些哲学观点相一致他的社会改革思想不仅是渐变的而且没有改变封建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基础的意图只限于要求修订封建的礼仪制度、澄清吏治、变革科举取士方法以及通过扼止贫富“大不相齐”等手段来缓和社会矛盾。他的《农宗》一文实际是要用封建宗法来组织社会生产和分配财富使各等级的人安守本分。魏源（1794—1857）早年习王守仁的心学后从刘逢禄受教接受了公羊学。他与龚自珍相同之处甚多所以世以“龚魏”并称。他也强烈主张经世致用同样批评汉学“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1批评宋学空谈“心性”、“礼义”“无一事可效诸民物”2；主张“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3和“以经术为治术”4。 魏源讨论知行关系的兴趣来自王学但明显地冲破了王学的限制主张行为先。他说：“‘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乌有不行而能知者乎？”并举例说“披五岳之图以为知山不如樵夫之一足；谈沧溟之广以为4《阐告子》《龚自珍全集》上册第129页。 5《壬癸之际胎观第七》《龚自珍全集》上册第18页。 1《乙丙之际著议第六》《龚自珍全集》上册第4页。 2《上大学士书》《龚自珍全集》下册第319页。 3《乙丙之际著议第七》《龚自珍全集》上册第5—6页。 4《壬癸之际胎观第七》《龚自珍全集》上册第19页。 5《壬癸之际胎观第五》《龚自珍全集》上册第16页。 6《壬癸之际胎观第一》、《语录》《龚自珍全集》上册第14页；下册第421页。1《武进李申耆先生传》《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59页。2《默觚下·治篇一》《魏源集》上册第36页。 3《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叙》《魏源集》上册第152页。 4《默觚上·学篇九》《魏源集》上册第24页。 知海不如估客之一瞥；疏八珍之谱以为知味不如庖丁之一啜。”5把直接感性经验视为取得知识的途径认为知由行来否认先天的经验的知的可靠性。 基于这种强调直接感性经验的态度魏源否认世上有“生而知之”的天才也不盲从圣人。他问道：“圣其果生知乎安行乎？孔何以愤而忘食？姬何以夜坐而待旦？文何以忧患而作《易》？孔何以假年而学《易》乎？”6以儒家“诸圣”的言行为例揭穿“生而知之”的谎言。魏源强调后天的学习认为只要“潜心”钻研“中人可易为上智”7；重视“勤访问”以学习和归纳他人的知识智慧称“独得之见必不如众议之参同也合四十九人之智智于尧、禹”1。他的这些认识是与唯心主义先验论相对立的。魏源已形成较为明确的历史进化观念。他说：“庄生喜言上古上古之风必不可复宋儒专言三代三代井田、封建、选举必不可复。”不仅制度如此生活亦是如此。假如要社会回复到“三代以上”“跪地以坐搏饭以食跣足舞蹈以为敬刀漆以为书贝币以为货”那就不是大智而成为“大愚”了。复古不仅不应该根本上就不可能因为天下大势所趋“势则日变而不可复”2社会以不可阻遏之势自行进化不会以“圣王”的意志、人主的“心术”为转移。 魏源反对复古反对一成不变的历史观使他在鸦片战争之前就积极要求改革。他明确指出“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3。鸦片战争中他亲自参加了抗英斗争战后又注意收集有关资料并了解世界各国情况。他从这些丰富的直接经验中产生了以反对外来侵略为中心议题的改革方案这就是学习西方“师夷长技以制夷”。 但是魏源在强调直接感性经验的时候有忽视理性认识、陷入经验论的倾向还有浓厚的鬼神迷信思想甚至声称“鬼神之说其有益于人心阴辅王教者甚大”4。他还认为变化的只是“势”“其不变者道而已”5而“道”的内容乃是“乾尊坤卑天地定位君令臣必共父命子必宗夫唱妇必从”1很明显就是封建宗法的伦理纲常。所以他的改革内容严格地限制在维护封建制度的范围之内他的“师夷长技”也主要是通商、开矿、制造船舰火器、养兵练兵之类。 回光返照的晚清理学咸同年间作为清皇朝官方哲学的理学依然被置于统治思想的主导地位代表人物是唐鉴、倭仁和曾国藩。唐鉴（1778—1861）“生平学宗朱5《默觚上·学篇二》《魏源集》上册第7页。 6《默觚上·学篇三》《魏源集》上册第9页。 7《默觚上·学篇二》《魏源集》上册第5页。 1《默觚下·治篇一》《魏源集》上册第35页。 2《默觚下·治篇五》《魏源集》上册第48—49页。 3《筹鹾篇》《魏源集》下册第432页。 4《默觚上·学篇一》《魏源集》上册第3页。 5《默觚下·治篇五》《魏源集》上册第48页。 1《默觚上·学篇十一》《魏源集》上册第26页。 子笃信谨严无稍依违”2。他写有一本《国朝学案小识》编造清朝的理学“道统”。以6陇其、张履祥等为“传道”以汤斌、姚鼐等为“翼道”并在该书《自序》中说“夫学术非则人心异人心异则世道漓世道漓则举纲常伦纪、政教禁令无不荡然于诐辞邪说之中岂细故耶？”强调理学维护纲常伦理的作用。倭仁（18o4—1871）号称理学大师极力推许唐鉴的《国朝学案小识》“卫道严而用心苦”并大力宣扬所谓“纲常大节定要自家努力不可退居人后”。他们在理学上并无明和创见尤其是倭仁使得当时和以后广为人知的是他的“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的“名言”。 曾国藩（1811—1872）在北京任官期间曾受业于唐鉴又与倭仁讨论学问。此外他早年起就服膺保守的文学派“桐城派”自称“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3。当然曾国藩也受到同乡陶澍、贺长龄、魏源等经世学风的影响因而比唐鉴、倭仁更重视践履和事功。他自称“一宗宋儒不废汉学”1但哲学上主要是崇奉程朱理学。他也和大多数理学家一样不重视自然观和认识论甚至也少涉及社会历史观而将注意力放在人心、风俗问题上。他曾说“盖孟子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内莫大于仁外莫急于礼”又说“理则礼也”2。所以他的哲学思想集中在论诚、论仁、论礼几个方面。 曾国藩继承了思孟学派和周敦颐、程灏关于“诚”的思想称“窃以为天地之所以不息国之所以立贤人之德业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之也”3。把属于道德范畴的“诚”说成是神秘的先验的存在视为世界的主宰完全颠倒了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这种唯心论哲学的现实政治性就是对清皇朝的效忠所以他把自己镇压太平天国的事业称为“拙且诚者之效”4。在认识论上曾国藩承袭朱熹唯心主义的“即物穷理”说。他说“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5朱熹与曾国藩的所谓即物穷理都是指通过与事物的接触使本就存在于人心中的所谓“天理”显现出来。因为朱熹说过：“大凡道理皆是我自有之物非从外得。”所以并不是强调感觉和实践能产生所谓的理而只是通过“即物”唤起和触心中原有的理。 曾国藩极力宣扬“仁”的说教称“孔门教人。莫大于求仁”1。他对“仁”的意项有三条具体的挥一是“仁即恕”“恕则凡事留余地以处人。功不独居过不推诿”2；二是“仁者即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也。待兵勇常望其成立望其达。则人知恩也”3；三是对“流转迁徒”、“栖2《清史列传·唐鉴》。 3《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圣哲画像记》。 1《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o《复颖州府夏教授书》。 2《曾文正公全集·文集》《王船山遗书序》。 3《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复贺耦耕中丞》。 4《曾文正公全集·文集》《湘乡昭忠祠记》。 5《曾文正公全集·文集》《书〈学案小识>后》。 1《曾文正公全集·家训》《日课四条》。 2《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6《与鲍春霆》。 3《曾文正公全集·日记》《军谋》。 止靡定”的“绅民”要“周其急”。并说这就是“孟子所称是乃仁术也”4。曾国藩的“仁术”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之前还偶有同情民生疾苦的成分但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展开之后仁术就完全用于调整地主阶级内部关系扶助受革命风暴冲击的士绅鼓励反动的将领士兵彼此配合以建功立业。而对于人民群众尤其是对于革命者他表示即使“得武健严酷之名”“亦不敢辞”5丝毫不曾心慈手软因为他相信“小仁者大仁之贼多赦不可以治民”6足见其“仁术”是自有施用范围的。 曾国藩重视“礼”“先王之道所谓修己治人经纬万汇者何归乎？亦曰礼而已矣！”7又说“舍礼无所谓道德”、“舍礼无所谓政事”8宣扬以“学礼”为“经世之术”。其论礼的内容不外两点：其一是用“礼”呼吁地主阶级及其武装力量“谨守准绳互相规劝”9要求大家“克己求仁”“捐生”以“戡大乱”。其二是用“礼”来“辟异端”杜绝“窈冥诞妄之说”以使“人人纳于轨范之中”1维护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的封建等级秩序。所以曾国藩的“以礼自治以礼治人”2实是其政治哲学的核心亦是镇压农民革命的纲领。 曾国藩还相信天命论认为“穷通由天作主”“富贵功名悉有命定”3视天为至高无上的主宰。他并且一再在湘军官兵中灌输“人之生死有命存焉”4的迷信思想驱使他们为镇压农民起义效命。 曾国藩主诚、主仁、主敬、信天命的落脚点是所谓挽救当时的“道德沦丧”“冀其塞绝横流之人欲以挽回厌乱之天心”5。所以他用与朱熹毫无二致的腔调说“力去人欲以存天理”6并怀抱幻想要以他自己这样的卫道士的身体力行和以身示范转移世风“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心之所向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贤且智者则众人君之而受命焉”他就是以“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7自命的。他的唯心主义的道德论、圣贤豪杰决定一切的英雄史观也是很陈腐的。事实上曾国藩的学问无进步、新奇之处不过因其建立了镇压农民起义的“事功”又颇擅文辞在文学上造成了“桐城——湘乡派”因而在后来得到某些人的推重。 康有为的新考据和唯心主义哲学4《曾文正公全集·家书》《致诸弟》。 5《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与徐玉山太守》。 6《曾文正公全集·杂著》《笔记·赦》。 7《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圣哲画像记》。 8《曾文正公全集·杂著》《笔记·礼》。 9《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2《复胡宫保》。 1《曾文正公全集·文集》《江宁府学记》。 2《曾文正公全集·日记》《问学》。 3《曾文正公全集·家书》《致诸弟》。 4《曾文正公全集·杂著》《晓谕新募乡勇》。 5《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复江岷樵、左季高》。 6《曾文正公全集·杂著》《日课四条》。 7《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原才》。 康有为（1858—1927）早年随祖父治程朱理学19岁受学于朱次琦历时6年。朱次琦讲学主张融合汉宋纳郑玄之学于朱熹教学者以“四行五学”。“四行”即“惇行孝弟、崇尚名节、变化气质、检摄威仪”；“五学”即“经学、史学、掌故之学、性理之学、辞章之学”。后来康有为34岁时讲学于万木草堂即以“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为纲并在“志于道”下列“格物、厉节、辨惑、慎独”四目；在“据于德”下列“主静出倪、养心不动、变化气质、检摄威仪”四目；在“依于仁”下列“敦行孝弟、崇尚任恤、广宣教惠、同体饥溺”四目；在“游于艺”下列“义理之学、经世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四目。明显受到朱次琦的影响。而且中年以前的康有为尚未注意以《公羊》和《礼运》来解释孔学而以《论语》为孔学核心。 光绪十五年（1889）康有为在广州会见了四川今文学家廖平。交谈之下深受廖平《今古学考》、《知圣篇》、《辟刘篇》（此书后改名为《古学考》）观点的影响开始运用今文经学的“三统”、“三世”和孔子“受命改制”等微言大义来阐述自己的变法思想舍弃《论语》而以《公羊传》为孔学核心。此后接连写出《新学伪经考》（光绪十七年1891）、《孔子改制考》（光绪二十二年1896）、《春秋董氏学》（光绪二十三年1897）和《大同书》（原名《人类公理》）。据梁启说“先师年二十八从事算学以几何理著《人类公理》并手定大同之制”。可知《大同书》的一些基本思想和某些章节在光绪十一年（1885）前后即康有为大量接触西书之后即已产生。但该书直到1913年才在《不忍》杂志上刊载部分。（全书出版于1935年） 《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春秋董氏学》三书以“新考据”的面目出现把东汉以来经过许慎、郑玄注疏解释、被历代封建统治者奉为儒学正宗的《周礼》、《逸礼》、《左传》、《诗经毛传》等凡刘歆争立为博士者均判为“伪经”称其为刘歆为了取媚王莽而伪造的新朝之学即“新学”；认为西汉的今文经学才是体现孔子微言大义的真经并把孔子说成“托古改制”的素王称六经为孔子的改制创作之书。康有为还仿效西汉董仲舒的神学说教奉孔子为教主把今文经学置于独尊的地位。他的出点是要否定当时被官方奉为正统的古文经学的思想并把他所向往的资产阶级国家制度附会于今文经典之中借以证明维新派要求变君主为君主立宪的合理性。自从清中叶今文经学复兴龚自珍、魏源都据《公羊》谈改制但所论不出“治术”的范围即方法上的改变；而康有为的改制才具有较全面的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的意义其侧重面在“制度”。 就学术而言康有为治理旧学不求章句、训诂、名物之末专求义理；而其所谓义理又不是理学家的言心言性而在探讨创制立法的精意实为思想解放气魄宏大。但是他在书中判定《左传》为刘歆伪作《公羊》为改制之书并将《论语》、《王制》与《公羊》强通以及对于《史记》时而引以为证、时而斥之为伪甚至说《汉书》非班固所作等等所用考证方法及结论多难以令人信服。连梁启都说他与陈千秋从康有为学时“时时病其师之武断”“至谓《史记》、《楚辞》经刘歆羼入者数十条；出土之钟鼎彝器皆刘歆私铸埋藏以欺后世。此实为事理之万不可通者而有为必持之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此其所短也”1。就这方面而言康有为实开近代臆造历史根据、强使服务于政术的实用主义之先河。 康有为的哲学先是“以元为本”的唯心主义自然观或者说神学世界观。他说“元为万物之本人与天同本于元”2。直接运用了董仲舒“元统天地”、“为万物本”的神学命题。康有为把“元”与“道”、“太极”一样都作为时空的神秘莫测的精神性实体看成为产生宇宙万物的总源。尽管他也说过“元者气也”但他又把“气”纳入和“元”一样的精神范畴。 康有为还视“元”为有意志的人格神“正”就是它的意志体现。他说“《春秋》以元之气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境内之治”。构造出一个元——天——王——诸侯——境内之治的世界序列最终指向有神论。他又把“元”等于“仁”称“不忍人之心仁也、电也、以太也人人皆有之故谓人皆性善”。并将“仁”看作“万化之海为一切根为一切源人道之仁爱人道之文明人道之进化至于太平大同皆从此出”3。以物我相与、天人相通全在于“仁”。这与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6九渊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主观唯心论如出一辙。 康有为虽然接触过西学对自然科学有肯定的一面但由于他坚持唯心主义的自然观又受到中国纬书中的迷信思想、西方基督教宗教思想和康德学说中消极方面的影响时常援引唯心主义的不可知论。把认识的相对性和有限性绝对化而把宇宙的无限性看成“不可思议”的神秘。将世界划分为可以认识的此岸世界和不可知的彼岸世界。所以他说“自元元天以上”还有“无量数不可思议”的“天外天”1。他的这种神学世界观与他把孔子说成是代天言的通天教主是完全一致的。康有为的孔教实质是有神论的新宗教。 在人性论问题上康有为早年曾有别于宋明理学认为先秦告子的人性“无善无恶”说“自是确论”。他把人性看成是对“食味、别声、被色”、“视听运动”的生理本能属于资产阶级的自然人性论观点。他并且以此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还宣称“无所谓大人小人”之别主张资产阶级的“人性平等”进而肯定人们“去苦求乐”乃至追求财致富的合法权利2反映了新生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尽管这种人性论带有脱离人的社会性和历史展把“人欲”当作“人性”的重大缺陷但不乏冲击“存天理、灭人欲”的反封建意义。但到维新运动失败之后他就逐渐放弃了早期的反宋明理学人性论的观点认为“性者天赋之知气、神明合于人身而不系于死生者”人性被看成一种先验的神秘的永恒的精神属性。更因为他承认了封建等级制的合理合法于是把人性分为三品。“余固以孟轲言人性善者有中人以上者也；孙卿言人性恶者中人以下者也；扬雄言人性善恶混者中人也”3。1《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56—57页。 2《春秋董氏学》卷6上。 3《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卷上。 1《诸天讲》卷1o。 2见《万木草堂口说》、《长兴学记》。 3《孟子微》卷2。 至此他的人性论和封建地主阶级的人性论完全合流。 在历史观方面康有为哲学最大的特点是“变易”观和庸俗进化论。他把《周易》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作为理论张本将其同进化论融合并借公羊“三世”（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说宣传“物新则壮旧则老；新则鲜旧则腐；新则活旧则板；新则通旧则滞”1的进化观点认为“变易”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这种历史观与封建主义的信古、崇古、复古思想是对立的具有进步的意义。 康有为还猜测到了事物的对立、矛盾和展的某些内容。他沿用传统哲学中的“阴阳”表达事物矛盾展的思想。他说：“若就一物而言一必有两”“知物必有两故以阴阳括天下之物理。未有能出其外者”2。又说“盖太极两仪之理物不可不定于一有统一而后能成物不可不对为二有对争而后能进”3。应该说这是很可贵的思想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对旧统治阶级、新学反对旧学的理论概括。 但是康有为的历史哲学终究是一种庸俗进化论。他把“三世”作无穷划分“由三世而九世由九世而八十一世由八十一世而千万世至无穷世”4。又说“百世之后穷则变通又有三统”5。于是历史的展过程成了始终按部就班、无法“躐等”的机械运行和无限的循环往复。而且还包含着历史命定论的神秘主义色彩“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有时命运遇不能强致”6。一切都是天命所定人类社会的历史只是天意的体现。 梁启说：“有为之为人也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其在事业上也有然其在学问上也亦有然。”1其实这种“万事纯任主观”的强毅正是新兴资产阶级思想家“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表现康有为等要从事变革大业但既缺乏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又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只好无限放大主观的作用甚至不惜以神道设教来证明自己是“代天言立义”。 谭嗣同的《仁学》谭嗣同（1865—1898）的思想来源极为庞杂。他在青少年时期受过旧学熏陶在甲午战争的刺激下抛弃了汉宋之学崇拜王夫之的唯物主义思想但又未能彻底摆脱孔、孟的“圣人之道”。他曾运用王夫之的“道不离器”说反对理学的唯心主义批判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说和佛学的“空寂”一度表现出唯物论倾向和无神论思想。但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起他游历南京、上海、天津、北京先后结识了梁启接受了康有为的思想学说；结识了传教士傅兰雅汲取了一些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经济学说也受到宗教玄想的影响；随即又与一批提倡佛学的人如吴雁舟、1《上清帝第六书》。 2《春秋董氏学》卷6上。 3《论语注》卷3。 4《论语注》卷2。 5《孔子改制考》卷9。 6《孟子微》卷4。 1《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57页。 杨文会等往来思想上开始“沉醉于宗教”以佛法解释孔、孟以佛经证西学。在极短的时间内他接触诸多纷至沓来的思想学说一时不可能真正鉴别、消化和整合所以他的思想庞杂是必然的。 谭嗣同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写成《仁学》一书为了宣传中国“自变法”以避免瓜分的主张。他呼吁先要冲决网罗“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教之网罗终将冲决佛法之网罗”。其中对讲三纲五常的“名教”、对君主和封建宗法的弊害声讨尤其大胆激烈。谭嗣同重视自然科学希望通过讲西学大量使用机器以开矿、修路、耕植、制造使中国富强但他却又相信孔教认为中国历史上层出不穷的社会病正是因为“孔教之亡”才产生的所以唯有重新大力弘扬孔教才能使中国得救。“孔教之亡君主及言君统之伪学亡之也。复之者尚无其人。吾甚祝孔教之有路德”。他指责君主为“独夫民贼”却又盛赞清帝“圣恩高厚”；他重视科学却又称科学为“下学”希望它上达“教务之精微”实际上是要科学服从于宗教。 “仁”或“以太”被谭嗣同视为哲学上的本体。他说“仁为天地万物之源故唯心故唯识”“天地间亦仁而已矣”。“仁”不仅不生不灭永恒存在而且是“通”（破除）一切“对待”（差别、矛盾、斗争）的智慧和力量之源他说“平等者致一之谓也。一则通通则仁矣”。所以“仁”不仅是万物万事产生的根源也是人们应当追求的终极目标和理想境界。他在这一点上明显受到康有为的影响。 “以太”是古希腊人提出的假说它究竟属于物质范畴抑或属于精神范畴其说一直未定。二十世纪初在相对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电磁学和光学理论已经否定了这一假说。“以太”的概念经光绪十六年（189o）傅兰雅的《光学图说》传到中国。谭嗣同接受之后把它理解为存在于人们意识之中的精神概念变成了“特种灵魂”——“仁”的同义语是一种无始无终、不生不灭的“奇妙非凡”的东西。他说“知则出于以太”“灵魂者即其不生不灭之知也”。这是基督教的灵魂说、佛教的“一切皆有佛性”的有灵论的仿制品。谭嗣同相信灵魂不灭和轮回因果报应根源就在这里。 在认识论方面谭嗣同从“三界唯心、万物唯识”出否认物质世界存在的客观性和人的感觉的真实性认为这些都是虚幻不实的主张通过“止观”（“定慧”）这种宗教修持方式得到神秘主义的“知识”。然后去把握越现实世界的“真理”。由于他崇拜灵魂轻视实践所以主张“贵知不贵行”因为“知”属于“灵魂之事”而“行”属于“体魄之事”“行”有限而“知”无限所以“行不能及知”。他由此寄希望于“心力”夸大精神的作用说“心力最大者无不可为”。他把当时中国陷入“火益烈、水益热”的危机局面称为“大劫行至”并说“缘劫运既由心造自可以心解”即认为中国的灾难是由于中国“人心之多机械”解救的办法也就在去“机心”而归于“仁”。这显然陷入了谬误。 在人性论问题上谭嗣同从所谓“以太即性”出宣传性善说和抽象的“人类爱”。他说“谓以太即性可也”；又说“性一以太之用以太有相成之爱之能力故曰性善也”。因为他所谓以太实际上是灵魂和仁的同义语所以“以太即性”就陷入了神秘主义和先验的人性论。他以此来论证“灵魂平等”、“人性平等”并把“相成相爱”说成人的天性调和社会、阶级和民族的矛盾称“天理善也人欲亦善也”。并把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侵略称为“相仁之道”把资本家的投资设厂称为“博施济众”幻想人人都能“兼爱”、“慈悲”、“爱人知己”、“视敌为友”从而造成一个“无国则畛域化战争息猜忌绝权谋弃彼我亡平等出”的太平世界。在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前他的这种人性论自然犹如梦呓1。 严复的西学介绍及哲学思想严复（1854—1921）是中国近代深入系统地引进西学的第一人。他从14岁起在海军学堂学习英语和驾驶技术较多地了解到近代自然科学24岁时留学英国为时将近3年又系统地接受了西方近代的社会科学知识。他的思想理论主要是受到西学的影响。 在维新运动逐渐高涨的光绪二十一年（1895）严复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和《辟韩》等震动一时的政论。随后着手介绍西学从光绪二十四年到宣统元年（1898—19o9）先后出版了《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名学》、《名学浅说》和《法意》等书。通过这些文章和译著严复系统地表达了他的社会理想和哲学观念。 严复最先介绍的是进化论。他在《原强》中就宣扬了达尔文的学说接着译出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宣传变化、竞争、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稍后他又传播了十六至十八世纪欧洲自然法学派的一些政治、经济、法律的观点诸如卢梭的天赋人权思想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理论等。并以此为武器对中国旧学展开批判。他认为旧学的三个部分即宋学义理、汉学考据和辞章都是“无实”、“无用”的东西应该统统抛弃1。尤其是批判了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斥之为非牛非马指出“牛有牛之体有牛之用；马有马之体有马之用”“未闻有牛之体有马之用”。即是认为中学和西学各有自己的体和用中国要想不触动封建之体而辅以西方科技之用就不可能真正富强。他称赞西学是“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2中国必须全面地学习西方。 如果说康有为、谭嗣同的变法思想主要是以改造传统文化的形式出现因而不自觉地陷入原教旨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而严复的变法思想则直接来源于西方近代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他运用的思想武器主要是与进化论相联系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及与之有关的经验归纳法。所以他对旧学的批判达到了一种新的认识论、方法论的高度。他认为旧学之所以无用是因为它不是从考验事实出而是从僵死的文字记载或微言大义出的他称古书成训是“心成之说”不足以成为理论的前提依据“旧学之所以多无补者其外籀（演绎法）非不为也为之又未尝不如法也第其所本者大抵心成之说持之似有故言之似成理。媛姝者以古训而严之初何尝取其公例而一考其所推概者之诚妄乎？此学术之所以多诬而国计民生之所以1以上引文全出自《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1《救亡决论》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4页。2《原强》《严复集》第1册第11页。 病也”3。他强调理论必须是由“内籀”（归纳法）从许多个别、具体的研究之后得出的“公论”这才符合“科学”。严复正是据此对封建社会晚期最有代表性的6王之学展开批判视之为“心成之说尤多”的典型斥其“师心自用”、“强物就我”、“向壁虚造顺非而泽”。1严复在自然观问题上看到了宗教和科学的对立。他说：“大抵中外古今言理者不出二家。一出于教一出于学。教则以公理属天私欲属人；学则以尚力为天行尚德为人治。言学者期于征实故其言天不能舍形气；言教者期于维世故其言理不能外化神。”2在科学与宗教的对立中他站在科学一边反对宗教的唯心主义称赞“自达尔文出知人为天演中一境且演且进来者方将。而教宗抟土之说必不可信”3否定了宗教的创世说。他在《天演论》中还介绍了古希腊的原子论和辩证法思想批判旧学中的形而上学。还运用自然科学的“质”和“力”的概念描述万物的存在和相互关系“大宇之内质力相推非质无以见力非力无以呈质”4。严复正是基于这种科学的自然观肯定了中国古代荀况、柳宗元、刘禹锡的唯物主义哲学观点并相信人类能够依据科学“安治”社会。 但是严复在一开始宣传进化论的时候就无视人类社会展具有与生物进化不同的规律陷入社会达尔文主义；并因此否定社会的质变信奉社会改良论。所以在宣传天赋人权、批判封建君主时也没有得出废除君主的结论理由是“其时未至其俗未成其民不足以自治”1。同时作《天演论》（英文原名应为《进化论与伦理学》）的赫胥黎就自称为不可知论者严复除受赫胥黎影响外还受笛卡尔、康德的二元论以及资产阶级实证主义的影响因而宣称对经验之外的东西只能存而不论甚至说朱熹、6象山以至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庄子的“心止于符”“皆不可轻非”。他一方面承认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一方面又称“理至见极必将不可思议”2视事物和现象的本质为不可知。唯心主义仍在他的思想中保存着一定的地位。 进入二十世纪初严复虽仍在继续介绍西学希望“破旧学之拘挛”。 但又声言将西学“与旧学相辅为教”。于是他陷入了在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革命派之间的两面作战。他在光绪三十年（19o4）翻译了孟德斯鸠的《法意》就是一方面继续批判封建君主制度一方面又宣传君主和国民应该共同对之弊负责反对当时革命派的行动向梁启的“开明论”靠拢。其后他继续翻译的《群学肄言》和《群己权界论》都旨在强调无过无不及的折衷主义。又评点《老子》和翻译甄克斯的《社会通诠》前书把自由解释为“物各得其所自致”。以黄老之学的“无为”为“民主治道”；后书则强调社会展程序告诫人们对于变革“必俟层累之蜕化”“不能躐等”实质是主张取消民主革命。到了辛亥革命之后他就完全蜕变成为复古主义3《〈穆勒名学>按语》《严复集》第4册第1o47页。 ------------ 13 《救亡决论》，《严复集》第册，第44页。 2《〈天演论〉卷下论十六案语》，《严复集》第5册，第395页。 3《〈天演论〉卷上导言一案语》，《严复集》第5册，第325页。 4《译〈天演论〉自序》，《严复集》第5册，第320页。 《辟韩》，《严复集》第册，第34—35页。 2《〈穆勒名学〉按语》，《严复集》第4册，第040页。 者。 梁启超的新学和哲学思想梁启超（873—929），早年接受正统的传统教育，在十岁时开始接触西书，此后又受到康有为、夏曾佑和谭嗣同的思想影响，他的“新学”就是以上述三者为基础，通过自己汪洋恣肆、生动活泼、感情充沛的风格表现出来。他的时论、“诗界革命”、“界革命”和“新史学”等主张，都贯穿着要求思想解放的精神，但又呈现出庞杂多变的特征。 从大体上看，梁启超的学说，在光绪二十八年（902）以前主要是依据公羊学的变易观念，结合历史与现实，以政论和时评的方式宣传维新变法，抨击封建和社会上麻木不仁、因循守旧的心理，属于那个时代的先进思想理论。光绪二十八年以后，他不再谈“伪经”和“改制”，而是写下了大量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经济学和社会政治学的文章，如介绍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说、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斯宾诺沙、培根、笛卡尔、康德的学说。此举一方面仍然具有思想启蒙的价值，但又有借西学抢占舆论阵地、抵制革命思潮，以及扭曲某些西方思想并将其与唯心主义的理学、心学相糅合的消极性。在传统经学方面，梁启超摒弃了康有为神化孔子为通天教主的粗鄙宗教形式，而用资产阶级文明来装扮孔子，称其为“无迷信、无礼拜、不禁怀疑、不仇外道”，本质上是属于自由而非的学说，从而断言“孔教无可亡之理”。“文明愈进，则其研究之也愈要”，极力为思想的代表学说争取保留合法地位。他还写了于此后影响颇大的《新民说》，既讴歌“自由之神”，主张“取数千年横暴混浊之政体，破碎而齑粉之”，又将中国“积弱”的原因，归结于国民的“愚昧落后”、“道德衰败”和缺乏“国家思想”、“权利观念”、“自治能力”等等。宣传德国资产阶级的国家主义学说，称“我中国今日所最缺点而急需者，在有机之统一与有力之秩序，而自由、平等直其次耳”。可见，庚子事变后梁启超对中国传统学术的发挥和对西学的引进，主要是服从于尊孔保皇、对抗民主革命的宗旨。梁启超的哲学是儒学、佛学和西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混合。戊戌政变后不久，他曾就世界的本原问题复述了佛学“境由心造”的观点，说“天下岂有物境哉？但有心境而已”2，这当然也是陆王之学“心外无物”的简单承袭。稍后在光绪三十年（90），他又通过日本给中国输入了马赫主义哲学，他说“盖言宇宙一切事物，其真有真无不可知，不过我见之为有故耳。若无我，则一切现象或竟不可得见。是与我相缘也，相缘故不能为绝对的存在，而只能为相对的存在也”3。把客观事物说成是我的感觉的产物，就是马赫主义的最纯粹的唯我论。 在认识论上，梁启超否认实践第一的观点，认为先有思想和理论，然后才有“事实”和“实事”。他说“思想者，事实之母也。欲建造何等之事《保教非所以尊孔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57页。 《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第9页。2《自由书·唯心》，《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第45页。 3饮冰译《小野冢〈国家原论gt;注一》，《新民丛报》第74期。 实，必先养成何等之思想”。4他由强调思想理论的能动作用，到完全颠倒了实践和认识的关系。因此他也赞赏王守仁的“致良知”说，认为王学“提出致良知为唯一之头脑，是千古学脉，超凡入圣不二法门”，“今日学界独一无二之良药”。他还宣传康德唯心主义的先验论，视康德哲学也是“以良知说本性，以义务说伦理”，而“阳明之良知，即康德之真我，其学说之基础全同”。康德的“真我”，就是先验的道德律令，梁启超将其与“良知”所包含的纲常伦理观念相沟通，借以攻击“小人无忌惮之自由，良心为人欲所制，真我为躯壳之我所制”2，抵制革命派所宣传的民主和自由。 梁启超的唯心主义还表现为英雄史观。他说“世界者何？豪杰而已矣。舍豪杰则无有世界。”3又说“世界果借英雄而始成立乎？信也。吾读数千年中外之历史，不过以百数十英雄之传记磅礴充塞之，使除出此百数十之英雄，则历史殆黯然无色也。”4不过梁启超在宣传“英雄固能造时势”的同时，也说“英雄与时势互相为因，互相为果”，“时势亦能造英雄”5。他还强调英雄豪杰须有“服公理”、“达时势”的特征，以与民众相一致，使“豪杰之公脑即国民之公脑”。他也运用进化论的观点看待英雄与群众的关系变化，认为英雄是“人群未开化之时代”的产物，以后“文明愈开，则英雄将绝迹于天壤”，只有“人民不依赖英雄之境界，然后为真文明”7。这些观点明显带有折衷主义色彩，但较之地主阶级的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英雄史观有明显的进步。不过联系到当时中国的实际，梁启超就感到中国“民性之缺点，不下十百”，因而还是要依靠康有为和他自己这样的英雄豪杰来“整顿乾坤”。 章太炎对旧学的总结批判及哲学思想章太炎（88—93），青年时代曾受业于晚清朴学大师俞樾，打下了坚实的古文经学根柢，被视为“治经甚精”而又通“经世之理”的“真通经术者”。甲午战争之后，他广习西学；在因“苏报案”系狱期间，又开始习佛学，以后以佛学会通老庄和儒学，一生之中学术思想变化较大。 章太炎早年治经，重点放在《春秋》及《左传》。他继承并发展了章学诚“六经皆史”的思想，把被历代封建统治者奉为神圣教戒的儒家经典视为“记事之书”，把孔子与司马迁、班固、刘歆等史学家并列，这与视孔子为素王和教主，以《春秋》为改制之书的康有为，在学术上是不同的。但由于章太炎认识到维新变法的进步意义，所以在光绪二十六年（900）以前，并未直接与康有为论难。他的第一本学术兼政论的文章结集《訄书》，在政治4《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2页。 《德育鉴·知本》，《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六，第24页。 2《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第3页。3《自由书·豪杰之公脑》，《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第33页。 4《自由书·文明与英雄之比例》，《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第84页。5《自由书·英雄与时势》，《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第0页。 《自由书·豪杰之公脑》，《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第34页。 7《自由书·文明与英雄之比例》，《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第85—民说·论毅力》，《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第02页。 上宣传变革，哲学上肯定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并以此作为标准，初步总结评价了对中国历史有过较大影响的人事和学术思想。《訄书》有初刻本和重订本之别，前书宣传社会改良，与康、梁的尊清、崇孔、改制相离而不相反；后书则通过修订，公然排满，提倡民主革命，对改良主义多所批判，以“光复旧物”为资产阶级革命号召。 光绪三十一年（905）以后，章太炎在《民报》、《国粹学报》上发表的文章，一方面继续批驳改良派“以事实徇主义”、歪曲经史以为尊孔保皇服务的经史之学；一方面强调从经史中发掘民族性、民主性的意蕴，作为排满反帝的思想材料，并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诸子学略说》等文章中对孔子的学说和道德展开尖锐批评。由于章太炎具有坚实的经史学基础，坚持“无征不信”的谨严学风，并将其经史研究服从于正确的革命方向，做到了“求是”与“致用”的初步统一，因而在当时思想界造成了极大影响。但是与此同时，章太炎开始主张建立以法相唯识宗为主的“新宗教”，希望以此培植人们的“革命道德”和无畏精神，抵御帝国主义侵略和反抗封建主义压迫，结果却使自己转向了“一切唯心”的虚无主义。 在此后0年左右的时间内，章太炎在学术上依然有所发展。他一方面沿着“朴学”的治学路径，写了《国故论衡》（包括《小学答问》、《文始》和《新方言》），探究和总结传统学术；一方面以佛学解释老庄，以社会学解释《周易》。95—9年他口述《■汉微言》，力图会通古今中西华梵之学，但多调和之说、悲观之情，方法上有时也失之牵强。晚年，章太炎重谈《春秋》，兼及治《礼》，继续阐发“夷夏之辨”、“经国宁民”、“修己治人”的意义，但却是应用于抵抗日本侵略、也对抗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两个难以协调的目标。章太炎作为古文经学家在近代的代表人物，对历来治经者粗鄙的神学目的论、反动的政治功用论和陈腐的伦理劝教论，曾有所批判；对神怪、附会、考据等陈旧的治经方法有所突破，将传统文化向近代推进了一大步。 章太炎的哲学思想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以《訄书》、《菌说》和《视天论》为代表。在继承中国古代朴素唯物论的基础上，吸收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知识，阐述了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认识论，进而又在中国传统“名学”的基础上，摄取西方形式逻辑和印度因明术，丰富和提高了自己的逻辑性。首先，章太炎肯定世界由物质构成，“空不足持世，惟实乃可持世。”并认为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是原子（阿屯）。对康有为、谭嗣同把精神性的“以太”、“仁”、“不忍之心”、“性海”作为世界本原的唯心主义提出批评，否认有超越天地万物的“仁”和“性海”。他援引细胞学说，认为细胞是生命的基本结构，称“今夫庶物莫不起于细胞然非有神宰畀之矣”2。他还肯定世界的发展是由于物质力的运动，如在宏观上他肯定各个天体因摄力和斥力的相互作用而“浮行太空”，而“以己力绕本轴，以摄力绕重心”3；在微观上认为构成物质的原子由于内部引力和斥力的相互作用，不断处于分解和结合的运动状态，“相易相生相摩”4，由此出现运动和变化。 《实学报叙》，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977年版，第28页。2《〈菌说“嫔98年版，第82—83页。 3《视天论》，姜义华，朱维铮编注《章太炎选集》，第43页。 4《菌说》，姜义华、朱维铮编注《章太炎选集》，第3页。 在认识论方面，章太炎信仰感觉来源于物质的反映论，说“知识之全体。亦不能出乎官骸之外”5，他把荀子的以目辨色、以耳辨声、以舌辨味等“缘天官”的认识论称为“天下之公言”，而将视客观事物为主观幻化的唯心论叫做“一人之私言”。到写作《訄书》时，章太炎又进一步认识到仅仅依靠感觉是不够的，曾批评颜元哲学的经验论局限，“概念抽象之用少”，忽视了逻辑的作用。他还认为中国文化虽然历史悠久，但由于士人不能“‘以法为分，以名为表，以参为验，以稽为决’，言无分域，则中夏之科学衰”2。他于是以荀子、墨子的逻辑学理论为基干，结合西方和印度的逻辑学，力图建立自己的逻辑学体系，以克服王守仁“致良知”的唯心论与颜元经验论的失误，使人求得真知。 章太炎否认鬼神，反对宗教神学。他认为鬼神之说，是由于人们不能对自然现象作出科学解释而杜撰的欺人之谈。他用近代的自然科学知识，称人死则“淡、养炭、轻诸气、盐、铁、燐、钙诸质，各散而复其流定之本性，而人之性亡矣”3。他以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来说明人体的形成，用拉马克的“用进废退”解释动物器官的变化，部分地说明了客观环境和实践与人群进化的关系，并向人们宣传应该重视科学，正视民族危机，开动大脑机器，才能不断争取生存，争取进步。为了直接反对帝国主义的精神奴役，他还写了《无神论》，运用形式逻辑的推理证明基督教上帝创世说和上帝“全知全能”的谬误。当然，章太炎仅从形式逻辑入手批判基督教神学，不可能深刻揭示其实质。 如果说章太炎在政治上的落伍是在辛亥革命之后，那么他在哲学上向唯心主义的转变则更早。光绪三十二年（90），他就提倡建立法相唯识宗的新宗教。他说，“今之立教，惟以自识为宗。识者云何？真如即是惟识实性，所谓圆成实也”。他把“识”（精神、观念）看成唯一真实的存在，把物质世界看成“识”变现出来的假象。还引证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把“自我”看成一切的发端。他虽然强调“自贵其心，不以鬼神为奥主”2，但这种精致的唯心主义与形式粗鄙的有神论具有同样的本质。他并且由这种“一切唯识”的唯心主义出发，取消主观与客观的对立，化解一切差别和矛盾，终于形成“万物一齐”的相对主义，主张消泯彼此、是非、大小、文明野蛮的界限，达到“物亦非境，识亦非境，则有无之争自绝”的境界3。这些虽然不乏代表弱者追求解放和“一往平等”意愿的倾向，但更主要的还是体现了中国小资产阶级由于力量弱小，因而转向在精神世界中通过淡化矛盾、麻痹斗志、以求得虚幻的自由平等的精神状态。 孙中山的进化论思想、知行学说和民生史观5《菌说》，姜义华、朱维铮编注《章太炎选集》，第70页。 《后圣》，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37页。 《訄书·颜学》，《章太炎全集》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984年版，第52页。2《訄书·王学》，《章太炎全集》第3卷，第48页。 3《菌说》，姜义华、朱维铮编注《章太炎选集》，第8页。 《建立宗教论》，《章太炎全集》第4卷，第44页。 2《答铁铮》，《章太炎全集》第4卷，第39页。 3《齐物论释》，《章太炎全集》第卷，第4—57页。 孙中山是“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4。他不仅创立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政治理论纲领——三民主义，而且他的哲学思想同样产生过巨大影响。 孙中山的世界观，主要受到欧洲十九世纪实验科学的影响，认为“凡真知特识，必从科学而来也。舍科学而外之所谓知识，多非真知识也”。西方自然科学的归纳、比较、观察和实验等手段，对他的思想方法起了哺育作用，使他认识到科学就是“主张用观察和实验研究万事万物的学问”2。并据此划分科学知识和宗教迷信的界限，说“科学的知识，不服从迷信，对于一件事，须用观察和实验的方法，过细去研究”，而宗教则“专是服从古人的经传”，“古人所说的话，不管他是对不对，总是服从，所以说是迷信”3。孙中山终生反对封建迷信的“天数气运”之说，认为只要掌握了科学，“人事可以胜天”。从实验科学方法论出发的思想，使他自发地倾向于唯物主义。 进化论作为一种自然哲学观点，就是在同宗教神学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斗争中形成的。正因为这样，孙中山推崇进化论，认为它的出现使“世界思想为之一变”，“由是乃知世界万物皆由进化而成”4。他认识到历史发展有其内在的必然性，“文明进步是自然所致，不能逃避的”。这种观点虽还缺乏具体的分析作为依据，但他将进化论与革命主张联系起来，论证了民主革命的合理性，并驳斥了资产阶级改良派把进化论与渐进论结合、反对革命的主张，批评他们“是不知世界的进步，不知世界的真文明”5。 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的进化论的自然观继续发展。他以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等科学知识，阐述从宇宙到人类社会的物质世界的自然发展过程，论证“天地万物皆由进化而成”，进化是“自然之道”，并把客观世界分为“物质进化”、“物种进化”和“人类进化”三个时期。对于物质进化，孙中山沿用了“太极”、“以太”的概念，但认其为物质的而非精神的“气”，指出宇宙的形成和发展，是源于“以太”的运动和变化。这种宇宙发展观与形而上学的宇宙静止观是相对应的。 对于物种进化，孙中山创造出“生元”说，“由生元之始生而至于，则为第二期之进化。物种由微而显，由简而繁，本物竞天择之原则，经几许优胜劣败，生存淘汰，新陈代谢，千百年而人类乃成”。他所说的“生元”，指的是“生物之元子”，“生物之元子，学者多译之为细胞，而作者今特创名之曰生元，盖取生物元始之意也”。他把原生生物的出现看作是自然界长期发展进化的结果，而人又是这种生物进化的结果。 孙中山运用进化的自然发展观来说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进化、无限发展的过程的产物，落脚点是鼓励人们顺应历史的发展，不断革新，不断前进。他说“因为讲地球的来源，便由此可以推究到人类的本源4《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995年版，第29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孙中山全集》第卷，中华书局985年版，第200页。2《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30页。 3《在广州全国青年联合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3页。4《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孙中山全集》第卷，第94—95页。5《在中国东京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卷，第2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孙中山全集》第卷，第95、3页。人类庶物由二十万年以来，逐步进化才成今日的世界。现在是什么世界呢？就是民权世界。”2最终是要说明民主革命是不可抗拒的潮流。 进化论本身不可能真正揭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十八至十九世纪实验科学的经验论也有明显的局限性。所以，孙中山的唯物主义观点是自发的、不彻底的和机械的。例如，他接受了当时细胞学说方面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把有机体看作是细胞的机械组合，于是认为细胞——“生元”是一种“有知觉灵明”、“有动作思为”、“有主意计划”的精微神妙的东西，将其理解为物质和精神合一的“基本机体”，这就带上了二元论的色彩。因为孙中山的进化论和自然科学经验论在对世界的物质性的认识上始终是直观的和表面的，因而最终在论述到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时，就产生了含混和动摇，可以说他未能完全摆脱唯心主义的思想影响。 孙中山在革命屡遭挫折之后，于98年写《建国方略》时，认为革命失败是由于党人在思想上“信仰不笃，奉行不力”，而这种思想错误又是由于中了传统的“知之非艰，行之惟难”之说的毒害，于是提出了“知难行易”说。他从革命的需要出发，寻求认识论的武器，冲破了宋明理学家以神秘的内心体验为“知”、以封建道德践履为“行”的唯心主义和伦理原则，而且直斥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与真理背驰”，“不合于实践之科学”2，反映了他对封建传统观念的批判精神。 “知难行易”说的积极意义在于指出人获得知识必须经过“行而后知” 的阶段，肯定了“先有事实，后有言论”的唯物主义认识论，这是对“知先行后”的唯心主义先验论的批判。高度重视“行”的作用，把“行”看作是人类获得知识的前提和进步的原因。对于知行关系，他作过这样的概括“其始则不知而行之。其继则行之而后知之。其终则因已知而更进于行。”把人类的知识进步看成行知相长过程。 孙中山把人类进化和知识的发展直接联系起来。他说，“世界人类之进化，当分为三时期第一由草昧进文明，为不知而行之时期；第二由文明再进文明，为行而后知之时期；第三自科学发明而后，为知而后行之时期”2。这种机械的阶段划分当然不尽科学，但他主要表达的是知识文明是人类进化的产物，知是从行产生的，而不是受之于天赐神启或人类与生俱来的东西。他曾以多种科学技术的发展史为例，论证科学知识的获得有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强调“要研究宇宙间的道理，须先要靠事实，不可专靠学者的言论”3。他所说的事实，带有经验论的狭隘性。但他能根据事实和经验发展自己的认识，他的政治主张能随时代潮流而进步，正是源于认识上的这种积极倾向。但是，孙中山的知行观也有二元论的因素。他对“行”的理解是直观的形而上学的，虽然其中也包含着生产活动、政治活动和科学实验的意义，但仍然限于孤立、抽象的人的个体活动，没有上升为人类整体的社会实践，从而离开了人的社会性及其具体的历史发展，这样来讨论知行问题，不能最终2《三民主义·民权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5页。 《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孙中山全集》第卷，第3页。2《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孙中山全集》第卷，第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孙中山全集》第卷，第99页。2《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孙中山全集》第卷，第200页。3《三民主义·民权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页。 揭示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当孙中山在强调“不知亦能行”时，就把行与知截然对立起来了，那么这种“不知亦能行”的“行”，就几乎成了纯粹生物学上的本能行为，根本不是人类具有自觉的能动性的“实践”，而且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并没有纯粹的“不知而行”和“知而后行”的阶段。孙中山把“行”与“知”机械地分割开来，亦难免知行分裂的二元论错误。于是有时强调“行”，而停留在感性的经验论阶段；有时又夸大“知”的作用，认为“心”是“万事之本源”，“心之作用大矣哉”，表现出混乱和自相矛盾。 由于孙中山哲学思想上的二元论倾向，所以不能把认识来源于实践的观念贯彻始终。他一方面认为，“人不能生而知，必待学而后知”2，一方面又把人分为先知先觉者、后知后觉者和不知不觉者三类。把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视为无知的追随者，这既源于认识论上的二元论倾向，也有阶级的偏见。孙中山用进化论的发展观来观察历史，把人类社会看作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草昧进于文明的自然过程，相信人类社会会越来越光明进步，并认为社会生活和政治制度的变革，完全是符合规律的行为。他从地球的形成、物种的进化来证明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然性，强调社会的发展有着一种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性，而且这种趋势不是来自“天意”和人们的“心力”，而在于社会本身。因而进步和革命的事业虽然有时遭到挫败，但最终会得到成功。 然而，社会历史现象不完全同于自然现象，它贯穿着人类有意识的活动。孙中山指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但在深入探讨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时，观点却不能说全然科学。他认为，“人类求解决生存问题，才是社会进化的定律，才是历史的重心”，“民生问题才可说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3，这就是所谓“民生史观”。 孙中山曾解释“民生”的含义“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包括了社会经济生活和人们对生存、生活的欲求。这表明孙中山具有从社会经济生活中寻求社会进化的动因、力图用人类的物质生活状况说明历史发展的意向，因而接近于唯物主义；但是孙中山又离开了特定的社会历史内容，虽然看到了生产斗争于社会发展的意义，却没有看到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对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把历史发展的重心归结为人类求生的主观领域之中。尤其是他强调“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2，而阶级斗争“是社会当进化的时候所发生的一种病症”3，是兽性“尚未能悉行化除”的表现4，明显地脱离了人的社会性。他把国家看成是人类的“互助之体”或“人之积”，把民族思想说成“根于天性”，把政治叫做“管理众人之事”，把政权称为“管理众人之事的力量”，凡此种种，都可以看出孙中山未能摆脱抽象的人性论的影响。 《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孙中山全集》第卷，第59页。2《上李鸿章书》，《孙中山全集》第卷，第8页。 3《三民主义·民生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5、3民主义·民生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55页。 2《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孙中山全集》第卷，第95页。3《三民主义·民生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9页。 4《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孙中山全集》第卷，第9页。第二节史地之学和考古学清中叶的稽古之学，在乾嘉学风和“盛世”表象的笼罩下，学者们主要致力于校勘前史文句，订正或补充前史所载史料，以及编纂方志、谱牒诸方面，史地之学虽有发展但缺乏创造性开拓，倾向于“内”（在原有史著之内和中原之内）的“毛举细故”。鸦片战争之后，由于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加剧，经世致用的学风兴起，史地学家的视野逐步开扩，其思想观点、研究方向都发生了某些变化，一部分人首先从考校补正前史的范围内解放出来，研究与现实联系紧密的当代史地、边疆史地、乃至世界史地一时成为风气。若干与当代政权直接联系的课题，如明末清初史，也有人加以研究。 近代史学的发展可以分为两阶段。在直至维新运动时期的第一阶段内，虽然研究范围有所扩大，在史著的观点和体例上也有一些变化，但没有根本突破传统的形式，作为史学家灵魂的社会历史观，还没有达到完全崭新的高度，所以第一阶段的史学，只能说是传统史学的终结与改革，它孕育着资产阶级近代新史学的萌芽，但还不是新史学本身。 龚自珍、魏源的史学思想和史地著作龚自珍和魏源都受到今文经学的巨大影响，因而都曾运用《公羊传》的“三世说”，表达他们变易的社会历史观。在他们看来，当时中国社会已是处于“衰世”或曰“末世”，只有改革才能自救。他们的史学就是为改革服务的史学。 龚自珍在史学理论上有一定建树。他提出，“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即主张通过历史研究了解社会变化之道，这就是治史的最高目的。为此，他对治史的方法提出较高的要求，认为史学家不仅要记录史事和评判是非善恶，必须“善入”和“善出”。“善入”就是要深入到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制度等各个领域的深层；“善出”即是“出乎史，入乎道”，了解其所以然，并把握社会变化的规律。他还认为学术与治理密切相关，“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2，尤其强调史学有关于国家的盛衰存亡，因为它在培育人们的爱国心和民族自尊心以及造就人才方面，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他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3，以证明史学的巨大功用。为了发展史学，他提出了“史之才”的标准“识其大掌故，主其记载，不吝其情。上不欺其所委贽，下不鄙夷其贵游，不自卑所闻，不自易所守，不自反所学”。认为那些媚于当道，求宠求禄，“徒乐厕于仆妾、俳优、狗马”的人，是无论如何算不上“史之才”4、无法胜任史职的。 龚自珍的史学著作不多，代表作是《蒙古图志》，为图28、表8、志2，表、志之前都有序文。梁启超称之为“深通史裁之作品”5。另有《北路《尊史》，《龚自珍全集》上册，第8页。 2《乙丙之际著议第六》，《龚自珍全集》上册，第4页。 3《古史钩沉论二》，《龚自珍全集》上册，第22页。 4《古史钩沉论四》，《龚自珍全集》上册，第28—29页。 5《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五，第322页。安插议》、《西域置行省议》，注重西北边疆问题，是历史、地理与现实政治的结合之作。梁启超称其“言新疆事颇中窾要”，而且40余年后清政府在新疆的行政措施正如龚自珍当年所言。 魏源虽然也和龚自珍一样，没有完全摆脱“三世”循环论的束缚，但却强烈地反对复古。他说，“五帝不袭礼，三王不沿乐”，批判留恋古昔、食古不化的陈腐观念，认为新陈代谢是必然之势，所以“天有老物，人有老物，文有老物”，把社会历史看成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因而“天地”、“祖宗”、“圣人”都“必当自变”2。他高度重视史学家的修养，强调史学家必须树立历史客观性的观念，要尽力占有历史资料，并注意从中探寻出历史规律——“道”，不媚不诬，努力做到“于局中而具局外之识”3，以使史学能更有效地作用于现实社会。 魏源的史学著作很多，主要有《明代食兵二政录》（道光七年，837）、《圣武记》和《道光洋艘征抚记》（道光二十二年，842成书）、《海国图志》（有五十卷本、六十卷本和百卷本，分别成于道光二十二、二十七年，咸丰二年，842、847、852）和《元史新编》（咸丰二年，853成书）。《圣武记》和《道光洋艘征抚记》是魏源的当代史著作。前书采纪事本末体裁，叙述清朝历代武功，诸如清初建国，消灭明朝政权，平定三藩，征服蒙古、准噶尔、厄鲁特、回疆、西藏等处，清皇朝与俄国、朝鲜、缅甸、越南的关系，镇压苗民、白莲教、天理教等起义以及统一台湾等重大事件。意在总结历史经验，既以皇朝政权的赫赫武功激发举国上下的抵抗外来侵略的决心，也如实揭示清朝政权由盛转衰的历史过程。书中对“士大夫不讨掌故，道听途说，其究至于贻误于国家”；对于“吏饕民困”、“财用不足”、“人材不竞”、“令不行于境内”的社会危机；以及战争中战和不定、调度失宜、将骄兵悍、纪律败坏、赏罚不明等现象，均有分析批评。后书则完整地记载了鸦片战争的全过程，总结了中国在战争中失败的经验教训，尤其对统治集团中的投降派加以揭露，锋芒直指道光帝、穆彰阿、琦善、奕山等人。对林则徐、邓廷桢等抵抗派和爱国官兵予以热情肯定，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书中还提出了“师夷长技”的纲领，并具体建议采取开办造船厂“以整水师之武备”的措施。 《海国图志》是历史、天学、地学、科技和时政的综合著作，精华在第一部分《筹海篇》。这部书总结了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中国应采取的补救措施如严禁鸦片、广开贸易、兴办工厂、加强海防和讲求养兵练兵之法，从而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纲领系统化。书中其他部分分别介绍了世界各国史地和政情，对英、法、美、俄介绍尤为详细。此外还选载了与鸦片战争有关的档案材料及林则徐组织编译的国外情报资料；收集了西方关于船炮、水雷、望远镜、测量器具的技术资料，附有图表和数据。最后是关于天学和地学等有关自然科学知识，可谓当时的百科全书。《海国图志》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写作目的，表现了作者在了解世界情况和更新观念上的巨大突破，开创了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新风，对此后中国的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默觚下·治篇五》，《魏源集》上册，第48页。 2魏源《书古微·甫刑篇发微》卷。 3《默觚下·治篇十六》，《魏源集》上册，第79页。 魏源在编撰《海国图志》的过程中，牵涉到元史，于是取《元朝秘史》、《蒙古源流》加以研究，参以邱处机《长春真人西游记》、刘郁《西使记》和历代西域传记，写成《元代西北疆域沿革图》、《元代征西域考》及《元代北方疆域考》，最后在此基础上写成《元史新编》。《元史新编》对明代官修《元史》作了正误补阙、删繁弥陋的工作，在体例上改变旧史一人一传的形式，而传以类从。这部书对后来的元史和西北史地研究，具有相当影响。其他有关鸦片战争的史地著作与魏源同时或稍后，还出现了其他一些有关鸦片战争的著作，其中较著名的有梁廷枬的《夷氛闻记》、夏燮的《中西纪事》和徐继畬的《瀛环志略》。梁廷枬（79—8），参加过广东的禁烟活动和人民群众抵抗英军侵略的斗争，他参考了《道光洋艘征抚记》的早期抄本《夷艘寇海记》，写成《夷氛闻记》。该书的主要价值在于保存着较多的广州三元里抗英活动和广州升平社学组织活动的第一手资料。但作者的识见显然不及魏源，他反对“师夷”，认为这有失国体之尊严。 夏燮（800—875）的《中西纪事》，是根据当时流传的奏稿函札、条约章程、新闻报纸等资料整理而成的。该书所记，始于早期通商，迄于咸丰十年（80）中英、中法签订的《北京条约》，对于两次鸦片战争的经过、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交涉，均有详细记载。揭露了英、法、美、俄的侵略罪行，歌颂了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事迹。也保存了许多有价值的历史资料。 徐继畬（795—873）与魏源编纂《海国图志》同时，开始编撰《瀛环志略》，于道光二十八年（848）成书。由于他在鸦片战争前后正在广东、广西、福建任职，与外国人有所接触，学到了一些外国史地知识。《瀛环志略》载地图42幅，对世界五大洲近80个国家作了介绍，内容包括地理位置、历史变迁、政治经济、风土文化等等，而重点放在亚洲、欧洲和北美洲。书中地图绝大部分由西方地图册中采集，绘制精确。叙述则侧重于近世，兼及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神异之说则摒弃不取。这部书后来对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和日本的影响，仅次于《海国图志》。 边疆史地和元史研究的发展鸦片战争使“天朝上国”的清帝国大损威严，不仅东南沿海门户被打开，西南、西北和东北边疆的危机也渐引起有识之士注意。加上明代官修《元史》潦草芜秽，尤其是元朝奠都燕京之前四朝（太祖、太宗、定宗、宪宗）事迹概付阙如，清代史学家一直有志于勘治元史。此外还由于一些被流戍西北的官吏、士人的实地见闻感受，增强了他们研究边疆史地和元史的兴趣，使得这方面的学术出现了长足的进展。 姚莹（785—853）的《康輶纪行》是西南边疆研究的代表之作。这位爱国官吏在鸦片战争中任台湾兵备道，曾有效地抗击了英军，但事后却遭诬陷贬官，罚往四川和西藏。他饱含爱国热情，从事调查研究，“就藏人往西事”，写成记述我国西藏地区以及印度、尼泊尔以至美、俄等国有关情况的《康輶纪行》。在四川时，他就对英国侵略者在西南的贩烟活动路线作了调查，到西藏后又详细调查了印度、尼泊尔的进藏路线，并将西藏境外各国地形绘制成图。他尤其关注英、俄有关情况，认为英国有“长驱入藏”的野心，主张利用二者的矛盾而采取“制驭”方略。书中不仅详载进藏路线、距离，也介绍了西藏的民俗、生活、宗教等问题。姚莹对西南边疆情形的调查和研究，在当时是首屈一指的。 这阶段的边疆史地和元史研究，除前述魏源的《元史新编》之外，首先是曾官湖南学政、后因事遣戍伊犁的徐松（78—848），得以实地勘察西北边地，写出了《汉书西域传补注》、《西域水道记》和《新疆识略》。接着张穆（805—849）曾校订《永乐大典》中的《皇元圣武亲征录》和祁韵士的《西域稀地》、《藩部要略》，并研究俞正燮的《俄罗斯佐领考》，写出了《俄罗斯事补辑》、《北魏地形志》和代表作《蒙古游牧记》。 《蒙古游牧记》的写作，是因张穆有感于“内地各行省府厅州县皆有志乘，所以辨方纪事，考古镜今独内外蒙古未有专书”，人们难以系统了解蒙古情形。该书在编纂上沿用了史志体裁，但根据蒙古族“以畜牧为主，不常厥居”的生活方式，以历史上各盟、旗为单位，“因其部落而分记之”。记叙各部情况时，首叙封爵功勋，继考古今舆地及山川城镇的沿革，终言会盟贡道。取得了“缀古通今，稽史籍，明边防，成一家之言”的效果。此外，还有曾任刑部主事的何秋涛（824—82），究心时务，对西北史地尤有兴趣。他又精于汉学，遂把汉学家的考据精神和方法，运用于边疆史地研究，将官私著述中有关北部边疆的史料加以分类、排比、考订，编辑为《北徼汇编》，于咸丰八年进呈书稿，被改名为《朔方备乘》，然未刊即毁残于英法联军之役，到光绪年间才经他人据残稿补缀刊行。 《朔方备乘》之作，意在歌颂清初武功之盛，希望清朝统治者总结经验，振作精神，抵御外来侵略。该书范围不限于蒙古、新疆和我国东北，对西伯利亚、中亚乃至东欧，亦俱有考证。其中最有价值的是关于中俄关系的史料考订和记载，既具体地叙述了清初俄国在我国东北边疆的扩张、两国交兵、会谈分界立碑的史实，也介绍了康熙年间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经济、文化上的友好往来。其另一进步之见，是强调各民族间要互相尊重对方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以稳定人心，加强团结。该书还对土尔扈特蒙古跋涉万里、重返祖国的原因作了分析，对这一爱国行动及边疆各族人民不屈服于外力威胁的光荣传统加以热情赞扬。 此后直到清末，致力于元史研究并取得较大成就的，还有李文田（834—895），代表作是《元秘史注》，取材宏富，于《元秘史》中涉及的地理、年代、史实均有详细参证和考订。洪钧（839—893）在使俄期间，接触到波斯人拉施特哀丁的《史集》和亚美尼亚人多桑的《蒙古史》以及其他西方史料，编成《元史译文补证》一书，不仅扩大了史料来源，而且开辟了中西比较、参互对勘的治史新途径。 到本世纪二十年代初，元史的研究仍在进展。屠寄（85—92）著有《蒙兀儿史记》，偏重于记载忽必烈以前史事和各大汗国史迹，取材兼及中外，于西北地理沿革考证尤为详尽。曾廉编有《元书》。柯劭忞（850—933）著成《新元史》，注意吸收了前人对元史研究的成果，对旧《元史》多所补正，但体例和观点一仍其旧。 中俄边界一度是边疆史地的研究热点。曹廷杰（850—92）在光绪十年至十三年（884—887），通过研究有关史料和实地勘察，写成《东北边防辑要》、《西伯利亚东偏纪要》、《东三省舆地图说》等书，详细记述了俄国侵占我国东北领土的情形。尤其是拓回永宁寺碑文，于研究明代东北边疆，意义重大。另外，屠寄著有《黑龙江舆地图说》，洪钧有《中俄交界全图》，二十世纪初邹代钧作有《中俄界记》。近代的史地研究，促进了历史沿革地理学的发展，造成了一批专家，其中以杨守敬（839—95）和丁谦（843—98）成果最多。杨守敬著有《汉书地理志补校》、《隋书地理志考证》、《水经注疏》、《水经图注》、《历代舆地图》，均被视为名作。丁谦则编有《蓬莱轩舆地丛书》等，为社会普及了地理学知识。 突破禁忌的明史研究清初官修《明史》，对南明小朝廷和抗清的人物事迹记载极为简略，但当时一些具有民族气节的汉族士人曾遗留下大量野史笔记，在民间流传。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冲击，使得清皇朝在思想文化上的控制相对削弱，撰写明史的著作渐渐问世，继前述魏源的《明代食兵二政录叙》之后，还有徐鼒和夏燮的有关史著。 徐鼒（80—82）于道光三十年（850）入清朝史馆，着手研究南明史。他参考前人有关史书0余种，兼及诸地方志和诗文集，于咸丰十一年（8）写成《小腆纪年（附考）》。该书起自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44）李自成农民军进入北京、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登基，终于康熙二十一年（83）台湾郑氏政权归顺，以编年体记载其间40年史事。他同时作有纪传体的《小腆纪传》，两书并行，使这段时期的重要事件和人物行动公之于世。夏燮于同治十二年（873）刊行了《明通鉴》，其中南明部分占卷。 该书注重鉴别史料、考订事实、兼及讨论治乱得失，寓评于编。徐鼒和夏燮两人在政治上都依附于曾国藩，是封建道统、秩序、伦常的维护者，因而其指导思想都未能摆脱春秋笔法和《御纂资治通鉴纲目三编》的影响。不过他们都注重“人事”，敢批评“苛政”，强调“直书其事而得失劝惩寓焉”。他们还站在汉族地主阶级的立场，歌颂因对抗农民起义而死的“忠节之士”，也记录并表彰了抗清的“忠臣”、“义士”的事迹，不过都巧妙地通过引用清朝皇帝谕旨的方法加以表达。 西方史学的输入和中国人走向世界从洋务运动时期开始，西方史学随同外国其他文化已逐渐传入中国，到维新运动之前，在梁启超编的《西学书目表》中，“史志”类书籍有25种，大部分为编译的外国史著。通史如日本冈本监辅的《万国史记》，美国谢卫楼著、赵如光译的《万国通鉴》，古代史如英国艾约瑟辑译的《欧洲史略》、《希腊志略》、《罗马志略》，近代史如英国马恳西著的《泰西新史揽要》（原名《泰西第十九周大事记》）、《列国变通兴盛记》，国别史如《俄史辑译》、《大英国志》，日本冈千仞著的《法兰西志》、《米利坚志》，人物传记如黎汝谦译的《华盛顿传》等。当时影响较大的是冈本监辅著的《万国史记》和英国在华传教士李提摩太口译、蔡尔康笔述的《泰西新史揽要》。《万国史记》反对以欧洲为世界中心，对受西方列强侵略的印度、土耳其、波兰表示同情，同时书中主张讲求新政新学，赞美欧洲的立宪制度。《泰西新史揽要》主要记叙十九世纪欧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李提摩太口译时盛赞基督教，为帝国主义侵略行为辩护，还攻击法国式的民主革命，宣扬温和的改良主义思想。但该书毕竟介绍了法国革命和英国的产业革命，传播了破除封建积弊、力主“变通”求新的观念。这几本书很适合刚从封建营垒中转化出来的改良派知识分子的需要，所以王韬曾赞扬《万国史记》、《法兰西志》和《米利坚志》，康有为于光绪二十三年（897）第五次上书光绪帝时，曾推荐《泰西新史揽要》。 与此同时，由于官吏出洋考察、留学生出国求学和少数人因其他原因出国，各种游历外国的笔记、日记、闻见录渐渐出现。如张德彝的《航海述奇》、斌椿的《乘槎笔记》、志刚的《初使泰西日记》、郭嵩焘的《使西日记》、薛福成的《出使四国日记》、王韬的《扶桑游记》等等，记录了近代中国人对世界的直接闻见和观感。正是在这些基础上，出现了王韬和黄遵宪的外国史著作。 王韬和黄遵宪的外国史著作王韬（828—897），于同治元年（82）到香港，同治六年冬开始游历欧洲，两度经过法国，通过参观访问以及与法国学者交往，对法国的历史、地理、风俗习惯和社会状况有所了解。他于同治九年（870）回到香港，编辑了《法国志略》，次年又编撰了《普法战纪》。王韬赞成“君民共主”，希望中国学习西方，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因而主张“志欧洲地理必兼政事”，且剪裁时注意“略古而详今，舍远而志近”，在记载法国历代大事时，尤注重法国与邻国的关系，并专载有关通商、军政、物产、民俗、文化等方面的情形。 黄遵宪（848—905）从光绪三年（877）任驻日使馆参赞，在日本居留四年多，对日本的历史和现状作了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于光绪十三年（887）编撰成《日本国志》，这是到那时为止中国人所写的篇幅最大、内容最翔实的外国史著作。该书将日本数千年历史用国统、邻交、天文、地理、职官、食货、兵、刑法、学术、礼俗、物产、工艺等十二“志”胪列分叙，全书贯穿着“物穷则变，变则通”的历史进化观点，肯定了日本民族不断向外部世界学习的态度，重点记叙了明治维新的各种举措和发展过程，“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凡涉西法，尤加详备”。对调查研究所得资料，如当时日本政府和各地方、各机关发布的公报，法令及统计数字，予以认真收录，从而成为当时中国人了解和研究日本的信史。梁启超称该书“在旧史中实为创作”，更有不少人惋惜此书迟迟于写成后的七八年才刊行，以致中国人不了解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打了败仗。 王韬和黄遵宪都注意了“史”与“论”的结合，分别用“逸史氏曰”和“外史氏曰”的形式阐发自己的观点。同时，他们在叙述和议论的过程中，都有将中外情形加以比较的倾向，借以表达自己渴望向外国学习、实行改革的进步愿望。他们还抛弃了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妄自尊大态度，不再以“夷狄”看待他国；同时还感到中国旧史书“专叙历代治乱沿革”而对“国势民情”略而不书是重大缺陷，因而有意使用不少篇幅记载法国和日本社会的经济生活、发明创造、人才培养和风俗习尚。王韬和黄遵宪的史学著作，呈现出由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化的态势。此外，王先谦在光绪二十七年（90）曾据中日两国史料，写成《日本源流考》一书，该书记载自日本建国到明治二十六年的日本历史，对明治维新的经过和措施记述尤详。但他认为日本“万世一系”的“世王”制度，是日本得以长期保持独立和维新能够迅速成功的主要原因，体现出他拥护君主制度的落后观念。 清末的当代史料编次和有关历史研究清代对于文献资料的保存和编次相当重视，晚清仍然保持了这一传统。 于“实录”类有《宣宗实录》、《文宗实录》、《穆宗实录》、《德宗实录》和《宣统政纪》。于“东华录”一例，王先谦于光绪十年（884）完成《九朝东华录》，属于晚清的有道光、咸丰、同治三朝；朱寿朋于宣统元年（909）补辑了《光绪朝东华录》。属于“方略”类的，有奕䜣等编纂的《钦定剿平粤匪方略》、《钦定剿平捻匪方略》、《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钦定平定云南回匪方略》、《钦定平定贵州苗匪方略》等。光绪朝续修《大清会典》，起自嘉庆十八年（83），迄于光绪二十二年（89）。刘锦藻编有《清朝续文献通考》，起自乾隆五十一年（78），迄于宣统三年（9），凡400卷。此外，李桓编纂有《国朝耆献类征》，李元度编纂有《国朝先正事略》。 晚清外患连绵不断，故外交史料亦多。计有道光朝、咸丰朝、同治朝的《筹办夷务始末》，光绪朝、宣统朝的《清季外交史料》，系统记载了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外交涉事件和有关条约。此外，魏源在鸦片战争之前的道光十七年（837）编成的《皇朝经世文编》，不仅具有文献价值，而且有助于当时和此后经世学风的高扬，给士人提供了评议时政的先例和思想资料，因而踵继者不绝。从咸丰元年（85）到94年间，各种以“补编”、“续编”、“续集”、“二编”、“三编”、“四编”、“五编”、“新编”和“统编”等名目出现的经世文集，共达8种之多。 同史料编次的情况相比，晚清的当代史著作略显逊色。除前述与鸦片战争有关的著作外，此后关于太平天国和湘军的著作主要是夏燮的《粤氛记事》、张德坚的《贼情汇纂》、王闿运的《湘军志》和王定安的《湘军记》。有关戊戌变法的著作则有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胡思敬的《戊戌履霜录》和叶德辉的《觉迷要录》。除了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之外，其他史著的体例和指导思想均属陈旧，除部分史料价值外，乏善可陈。记述时段较长、编纂自成体系的史著，还有王之春的《国朝柔远记》，但其曲意美化清皇朝，故识见远不能与魏源的《圣武记》同日而语。 对其他古史、古学的讨论和研究此处所说的古史，包括自上古先秦经秦汉、魏晋到隋唐两宋的历史。从晚清到民国初年的学者，在田野考古发达之前，对于上古先秦乃至两汉的研究，主要根据是儒家经传注疏、先秦诸子、《史记》和《汉书》，经学和诸子学常成为研究重点。对于汉代以下的研究，根据则是历代正史、有关古籍和学者文集。研究成果则多为考、注、疏、解、辑补、订正之类。所谓古学，即指经学、诸子学和研究其他古史古籍的专门之学。 关于经学的研究，晚清今文学派的代表人物康有为、古文学派的重镇章太炎，在前面有关部分已多次论及，不宜多作重复，故只将其余研究成果有较大影响的学者，按“汉宋调和派”、“今文学派”、“汉学—古文学派”，略加区别和扼要评介。 首先，汉宋调和学派。 这一派在近代的开创者是阮元。阮元（74—849）曾任浙江、江西巡抚，两广总督，晚年为体仁阁大学士。他受戴震弟子王怀祖、任子田影响，承乾嘉学风余绪，持以古训求义理的治经态度，认为“古今义理之学，必自训诂始”，但也曾自称“为学自宋人始，由宋而求唐求晋魏求汉”，进而推至孔、孟，归结为《诗》《书》。阮元是以训诂求义理的专家，长于归纳，其治学方法是先罗列古训，宁繁勿漏，继之以统整条贯。他反对“以我之性灵思而求其通”，排斥陆王而接近朱熹，于调和汉宋之中又显尊汉抑宋。由于他主持编刻有《经籍纂诂》、《十三经注疏》和《皇清经解》，从而成为清代经学名臣的最后一个重镇。他在杭州创立诂经精舍，在广州创立学海堂，因而在此后数十年中形成为一股学术思潮。 受阮元影响最大的是陈澧。陈澧（80—882）曾任学海堂学长数十年，自称“泛滥群籍”，“无不研究”。他明确主张调和汉宋，称“汉儒善言义理，无异于宋儒，宋儒讥汉儒讲训诂而不及义理，非也；近儒尊崇汉儒，发明训诂而不讲义理，亦非也”2。著有《汉儒通义》，于汉儒22人著作中，集录出说经之书，加以排比研究，求其相通，该书对研究汉代学术思想，具有一定参考价值。所著《声律通考》，是考释古代乐律的精善之作。代表作是晚年成书的《东塾读书记》，该书论及《孝经》、《论语》、《孟子》的义理，五经中重大问题的争论，还讨论了郑玄、朱熹的治学方法。陈澧反对门户之争，不取繁琐考订而求大义，对宋学、汉学、时文科举都有批评，强调学术“归本乎心术人才”。但他在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起义的动荡时代里，却始终不涉及经世，并公言反对“贵近而贱远”，主张“贵远而贱近”。类似陈澧的有朱一新。朱一新（84—894）曾官陕西监察御史，因疏劾李莲英弃官后，任端溪、广雅两书院山长。朱一新指责乾嘉学者“逐末忘本，曼衍支离，甚且恣肆无忌者，诚为经学之蠧”，但仍然主张兼采汉宋之学，“汉学必以宋学为归宿，斯无乾嘉诸儒支离琐碎之患；宋学必以汉学为始基，斯无明末诸儒放诞之弊”2。朱一新还明显受到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影响，主张重视史学，以为“当多事之秋，则治经不如治史之尤要”3，打算转换方向以治史。朱一新逝世前，康有为已在传播《新学伪经考》，他于是致书康有为，对康有为的考证方法逐一批驳，申言《左氏春秋》非刘歆伪作，《公羊春秋》改制只是一家之言，六经及《论语》、《王制》不能与《公羊》强通，因而不能说六经俱为托古改制之作，并认为分辨今古文家法无益于时用。朱一新在政治上是守旧派，然而从学术上看，所论足破康有为“新学伪经”、“孔子改制”的附会曲解。 其次，晚清今文学派。 阮元《冯柳东三家诗异文疏证序》，《研经室续集》卷。 阮元《西湖诂经精舍记》，《研经室二集》卷7。 2陈澧《汉儒通义自序》。 朱一新《佩弦斋杂存·复王子裳》。 2朱一新《佩弦斋杂存·复傅敏生》。 3朱一新《佩弦斋杂存·弟怀新跋》。 继宋翔凤、龚自珍于传统旧学中宣扬今文经学之后，魏源亦由崇尚宋儒理学转向今文经学（当然魏源不仅仅是今文学者，其哲学、史学贡献已如前述），魏源在今文经学方面著有《诗古微》，考证《诗经毛传》及《诗序》为晚出伪作；有《书古微》，谓不仅东晋《古文尚书》为伪，连东汉马融、郑玄的古文说，亦非西汉孔安国之旧说；有《董子春秋发微》，肯定董仲舒的思想学说。魏源的这些著作把今古文的分歧从庄存与、刘逢禄所认为的在《春秋》经传，延及到了《诗》《书》方面，扩大了怀疑范围。魏源的这些书中同样包含着反对墨守、主张变易的可贵思想，但在理论根据上却以“复古”的形式出现。他说，“今日复古之要，由训诂声音以进于东京典章制度，此齐一变至鲁也；由典章制度以进于西汉微言大义，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此鲁一变至道也”。魏源治经主张摆脱传注而直求经文，并以微言大义为经术政事的理论张本，因而对乾嘉学风多所批评，称汉学“无用”，说戴震诋程朱是为“争名”，而对造成考据学风的政治环境缺乏分析批评。因而后来颇引起人们（尤其是章太炎）的反驳。 比魏源稍后的今文学家有邵懿辰和戴望。邵懿辰（80—8）排斥考据学，以理学和今文学观点解释经典，主要著作有《尚书通论》和《礼经通论》，后书称《仪礼》为足本，《逸礼》39篇皆刘歆伪造，进而把今古文之争的范围延及《礼》。戴望（837—873）初研究颜元，著有《颜氏学记》，使颜元之学引起人们的重视。又受前辈今文学家刘逢禄、宋翔凤、陈奂的影响，以求微言大义为职志，作《论语注》，率先用公羊家法解释《论语》。邵懿辰官刑部员外郎，在家乡杭州对抗太平军失败自杀；戴望曾游于曾国藩之门，两人在政治上均属于保守派。 以后主今文经学的还有王闿运、廖平和皮锡瑞。王闿运（832—9） 曾游于曾国藩幕，清末官翰林院检讨，民初曾任清史馆馆长。不仅以散文、诗词和史著《湘军志》著称，还研究经学和诸子学。在经学方面著有《周易说》等九部书，影响最大的是《公羊笺》。廖平（852—932）为王闿运学生，历任教职，光绪十二年（88）出版《今古学考》，主张“平分今古”，“以《王制》主今学”；接着转向“尊今抑古”，作《知圣篇》，说孔子受命改制、六经皆孔子为改制而作；作《辟刘篇》，称古文经学出于刘歆，成于东汉，因而多为伪作。廖平的这一学说对康有为思想影响最大。但廖平不参与时政，而且于经学研究屡改看法，一生中有混合今古、平分今古、尊今抑古、古大今小、天人之学等多次变化。皮锡瑞（849—908）曾参加湖南地方的维新运动，治经宗今文，景仰西汉今文大师伏生，但不象康有为那么武断，也没有廖平的怪诞，持论较为公允。著有《尚书大传疏证》、《五经通论》，多有心得，并示人以治经途径。还有一部《经学历史》，提纲挈领，将绵延2000多年的经学作一既有系统、又有阶段区分的综合介绍，具有门径清楚、善于归纳整理旧说之长，可说是第一部经学专门史著作。然而他所说的六经断始于孔子，《易》、《礼》均为孔子所作，以及“孔教救国”、相信纬候等态度都是不科学的。 以上简单论列近代今文诸家，可以说明康有为的今文经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龚自珍、魏源、戴望、邵懿辰、王闿运、廖平诸人关于经学见解的发展和集大成，正是上述诸人逐步提出了《周官》、魏源《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叙》，《魏源集》上册，第52页。 《左传》、《诗经毛传》、《逸礼》、《古文尚书》、《尔雅》等书的后起伪作问题，康有为才提出“新学伪经”，整个推翻古文经学的独尊地位。在康有为之前，大部分今文经学家虽有变易思想，但由于没有以外来学说作为借鉴（魏源了解一些外部史地知识和时事，但还未深入到“学说”），因而只能在传统学术中兜圈子，甚至以复古为变革。康有为高出于前述诸人，一在他综合并大步推进诸家之说，二在他融合了进步的西方学说，尤其是把“学术”与“政术”结合，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因而造成了空前的影响。今文学家以复古为变革，但与认为“凡汉必真、凡汉必好”的古文学家相比，确实多了一些疑古精神。清代学者本有疑古辨伪之风，如崔述（740—8）著《考信录》，对先秦诸书除《易》、《书》、《诗》之外，全都怀疑，对《春秋》、《论语》中某些部分也不相信。今文学家既受疑古思想的启发，其学术也更助成了疑古思潮，曾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崔适（852—924），就引申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著《春秋复始》，疑《穀梁传》为古文；著《史记探源》，称《史记》曾被刘歆窜乱，其学说直接影响到20年代的疑古思潮和古史辨派。 再次，晚清汉学——古文学派。 晚清古文经学派略呈不振。能坚守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朴学、并对当时和后来学术有较大影响的是黄以周、俞樾和孙诒让。 黄以周（828—899）曾主讲南菁书院，不太拘守汉宋门户，但服膺段氏与二王的治学方法。精于治《礼》，著《礼书通故》，集清代学者治《礼》之大成，对于每项礼制都博征古说而下以审慎明晰的判断。俞樾（82—907）曾任翰林院编修、河南学政，晚年主讲杭州诂经精舍，学问渊博，于群经、诸子、语言文字以及、笔记撰述多种。名著有《古书疑义举例》，系在长期札记的基础上组织成书，对古书中出现的、而《说文》所没有的文字予以考证解说，并指出后人许多误读古书、妄改文句、或传抄失真的例子，是训诂学名书，于人读秦汉古书极有帮助。他的另一名书为《群经平议》，主要价值也在训诂和校勘。孙诒让（848—908）于经学特长《周礼》，积20年之力写成《周礼正义》，该书以“注明即经明”为旨，收录释注、旧疏极多，声明来历而不强为牵合。梁启超称“仲容（即孙诒让）斯疏，当为清代新疏之冠”，“此书和黄儆季（即黄以周）的《礼书通故》，真算得清代经师殿后的两部名著了”。上述三位经师不仅受到梁启超的肯定，在古文经学方面尤其给章太炎巨大影响。 属于古文经学派的，除前已谈到的章太炎外，还有刘师培（884—920）。他于光绪三十一年至三十二年（905—90）曾在《国粹学报》上连续刊载《读左札记》，以多种有力根据批驳了今文经学派以《左传》为刘歆伪作的观点，肯定《左传》为解释《春秋》而作，故政治和文化思想均与孔子一致。此外，刘师培对《周礼》亦有深入研究，在音韵、文法方面，这一时期有更可观的收获。陈澧著有《切韵考》和《广州音说》，研究古代音韵和方言。前述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不仅有训诂、校勘之功，而且总结了古人许多说话、行文、用字的习惯和规律，实际就是探讨了古代文法，因而大有助于阅读古籍。马建忠（845—900）利用精通多种外语的优势，参照拉丁语法、从经、史、子、集中选出例句，研究古代汉语的结构和运用规律，写成《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五，第20氏文通》，成为我国第一部较系统的语法著作。章太炎著有《文始》和《新方言》，不仅考察古今音变，且由发音探讨字义，研究精审，从而成为现代音韵学的奠基人。 先秦诸子研究的巨大进展。 先秦诸子的学说，在汉武帝罢黜百家之后，直至清代中叶，2000年来问津者寥寥，主要原因当然在政治忌讳和未脱思想牢笼。乾嘉考据学风兴起之后，一切唯古是尚，才有学者渐把目光扩大到六经之外。卢文弨的《群书拾补》、王念孙的《读书杂志》，已推勘及于诸子，毕沅、江中、孙星衍、洪颐煊诸人，也兼治荀、墨。进入近代，蒋光煦、戴望、王闿运、王先谦、王光慎都在研究诸子上花了不少精力。到俞樾和孙诒让，则基本上完成了第一阶段的工作。 俞樾在这一领域中著有《诸子平议》、《诸子平议补录》和《读书余录》，于先秦管、晏、老、墨、荀、列、庄、商、韩非诸子均有初步研究。孙诒让不仅博通诸子，尤精墨学，以0年之力著成《墨子间诂》，不仅据善本雠正，还探讨古训，刊正错漏，去伪存真。其《附录》和《后语》，辑佚钩沉，考订流别。“盖自此书出，然后《墨子》人人可读。现代墨学复活，全由此书导之”。《墨子》中的算学、光学、力学、逻辑学，由此渐引起人们的重视和研究。 但是此时对诸子的研究，总的说还处于整理、校勘、注释的阶段。直到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他们，才有对诸子学说思想意义的发掘、评价、利用和改造。 康有为对先秦诸子，如同他认为孔子是“创教”、“改制”一样，提出了“诸子并起创教”、“诸子创教改制”、“诸子改制托古”、“诸子争教互攻”等基本看法，从“政术”的角度，以创教说附会于诸子，为其尊孔子、倡儒教的主张作陪衬。梁启超不同，他不从“创教”、“改制”的角度看待诸子，而是以是否尊君、崇古，能否用世的标准来衡量他们。他说，先秦诸子不是讲“平等”（如墨子）就是“主放任”（如老庄），都“不利于”；“惟孔学则严等差，贵秩序，而措而施之者，归结于君权”，因此“于帝王驭民，最为合适”。又说，先秦“诸家道术，大率皆得一察焉以自好，承于前者既希，其传于后亦自不广”；而“孔学则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便于后学“自附”，意即保守崇古才能使学说流传广播。他还认为，先秦诸子“未尝有借助于君之心”，因而脱离了现实的可行性，孔学则主张“以用世为目的，以格君为手段”，后代儒者对君主“恭顺有加，强聒不舍”，故能“捷足先得”。总之，要能“用世”，就一须崇古，二须尊君，否则这种学问就不能流传，不能有用，也就不值得肯定。梁启超的这种出发点是和他当时既要改良时政，又要忠于光绪帝的立场是一致的。 章太炎把诸子研究推进了一大步。在十九世纪末，他就力图发掘先秦诸子丰富的思想意义，作为挽救社会危机的借鉴。他首先把荀学提高到与孔学同样的地位，阐发荀子认识上朴素的反映论，“法后王”的进化观念以及政治上主张“合群明分”，经济上主张“损有余、益不足”，道德上主张“欲不可绝，欲当为理”等学说。同时肯定管仲、申不害、商鞅等前期法家的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五，第23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40—4页。强之术和墨家的勤俭刻苦。到光绪三十二年（90），章太炎更写下了于后世影响极大的《论诸子学》，以深刻的批判精神系统地讨论评判先秦诸子。他指出儒家虽“以致用为功”，但“湛心荣利”，因而极易与现实妥协，进而缺乏坚定的政治信念。中庸之道、矫言伪行、投机取巧、竞奔名利，给后代留下了极坏的先例。又指出老子“胆怯”，“事事以卑弱自持”；批评墨家为宗教家，“墨子之说，其不应者甚多”；对韩非力主思想的学说也作了抨击，只肯定了庄子放言无忌的“抨弹前哲”和遗世绝俗的独立人格理想，以及墨家“所独胜”的“非命说”。此后，章太炎在《国故论衡》中，也曾多方面尝试用新方法（如西方的逻辑学、心理学），从新角度探讨诸子思想。在《齐物论释》中运用佛学阐发老庄“道法自然”、不强求齐一的主张。 章太炎对先秦诸子的研究，当然没有达到唯物史观的高度，而且前后也多有曲折变化，但他彻底打破了前一阶段停留于名物训释、考校补正的研究格局，抛弃了康有为、梁启超实用主义的附会方法和尊君崇古的价值标准，运用近代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不仅从纵向上考其渊源，察其流变，而且从横向上联系对比，逐层深入分析诸子学说，为人们再现出五光十色的古代思维宝库，举凡诸子在哲学、政治、宗教、伦理、逻辑、语言等各方面的建树，均能初识其大处，评判其长短得失，并将这些理论观点为当时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求是”与“致用”的统一。所以章太炎的先秦诸子研究，明显地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在当时产生巨大震动自不必说，就是在后来也一直被人们重视，“五四”时期出现的“新墨学”、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再往后郭沫若的《十批判书》，直至新中国成立后关于先秦诸子的讨论和研究，都能或隐或显地看到章太炎的影子。 刘师培光绪三十一年（905）在《国粹学报》上发表了《周末学术史序》，对先秦诸子的学说思想，分别划归伦理学、政法学、理科学、计学、宗教学、逻辑学等加以衡量和讨论，评述诸子各自的优长和不足，对此前研究不够的管子，所论尤有见地。刘师培的“诸子出自王官”说，与章太炎相同，但在分析时，章太炎主要关注各家学说的社会效果，刘师培则侧重于各家的学说体系，不过他用近代学科的概念和体系来衡量诸子，仍然显得有些牵强。最后是清末民初学者们对两汉至两宋史书和古籍的研究情况。 此类研究相对薄弱，但有些成果仍值得注意。在两汉史领域中，汪文台有辑佚成果《七家后汉书》，汤球有辑佚成果《东观汉纪》，刘文淇有考释订补成果《楚汉诸侯疆域志》，汪士铎有《汉志释地略》，陈澧有《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丁谦有《汉书西域传考证》。王先谦的《汉书补注》和《后汉书集解》，是当时影响较大的著作。田野考古兴起之后，王国维利用《流沙坠简》等资料所作的《汉郡考》，更是两汉史研究的重大成果。 在魏晋南北朝史领域中，文廷式有《补晋书艺文志》，汪士铎有《南北史补志》，罗振玉有《魏书宗室传注》，缪荃孙有后凉、北燕等六国的《百官表》。辑佚成果最著名者为严可均的《全六朝文》，敦煌古籍出现之后，罗振玉编有《敦煌石室遗书》和《鸣沙石室秘录》，为敦煌学的兴起开了先河。 在隋唐五代至两宋史领域中，杨守敬有《隋书地理志考证》，缪荃孙有《唐书艺文志注》、《辽文存》、《辽艺文志》和《辽金石存目》，陆心源有《宋史翼》。辑佚之作有严可均的《全隋文》，陆心源的《唐文拾遗》和《唐文续拾》，弥补了嘉庆时所编之《全唐文》的遗漏。另外，徐松在唐代专题史的研究方面颇有建树，撰有《登科考》，研究唐代科举制度；有《唐两京城坊考》，研究唐代东西两部的街市；有《唐折冲府考》，研究府兵制度。 此外，对史书，如《史记》、《汉书》、《三国志》，古籍如《山海经》、《逸周书》、《国语》、《战国策》、《竹书纪年》、《穆天子传》、《淮南子》、《春秋繁露》、《盐铁论》、《法言》、《太玄》、《潜夫论》、《论衡》、《新语》、《中论》、《水经注》、《大唐西域记》等著作，清末民初时每本书都有一人至数人为之校勘考释，为此后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梁启超、夏曾佑、章太炎等与近代新史学维新运动时期及其以后，严复的西学介绍和康有为政治变革学说的影响，加速了中国近代新史学的诞生。严复的翻译作品，直接影响于史学的当推赫胥黎的《天演论》、甄克斯的《社会通诠》以及宣传“天赋人权”思想的作品。这些学说的进化史观、社会发展阶段论、批判封建“君史”、主张重视“民史”的思想，成为资产阶级新史学的核心。康有为对历史学虽无切实的科学研究，但他宣扬的“三世说”、历史进化观和大同思想，尤其是运用史学作为社会变革理论张本的做法，在当时的思想学术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梁启超最先揭出“史界革命”和“新史学”的旗帜。他在光绪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90—902）写出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等史论专著。在这两部史论和其他有关论述中，梁启超抨击了中国封建旧史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不知有理想”、“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造”的重大弊病；把封建的旧史书称为“君史”、“帝王将相家谱”、“相斫书”、“墓志铭”和“蜡人院”；批评旧史学只能“煽后人之奴隶根性”、“耗民智”，而不能让人掌握群体进化的规律以作为“经世之用”。所以“虽尽读全史，而曾无有足以激励其爱国心，团结其合群之力，以应今日之时势而立于万国者”。梁启超对旧史学的批判虽然还存在着形式主义，并有些言过其实，但确实反映了资产阶级在文化思想上的革命朝气。 梁启超希望通过“史界革命”以建立“新史学”，他的新史学，就是以进化论为指导，探讨人群进化和历史事件的内在关系，揭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公理公例”，“求得前此进化之公理公例，而使后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于无疆”。这与封建旧史学的寻求治乱鉴戒、发挥人伦“义理”，以求皇朝的长治久安的价值标准，显然不可同日而语。梁启超还以历史进化的观点，取代旧史学“一治一乱，治乱相循”的看法2。此外，他在“英雄”和“无名英雄”创造历史的观点上采取折衷主义；把种族优生论、地理环境决定论、文化决定论等引进史学领域；在编纂方法《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页。 2《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8—9页。 上要求打破旧史学的纪传体和表志体，采用西方史书的章节体，都是开创性和局限性兼而有之的表现。 夏曾佑（83—924）是实践梁启超的“新史学”理论、编写中国通史的资产阶级史学家。他从光绪二十八年（902）开始着手，到光绪三十二年（90）写成并出版了《中国古代史》（三册，原名《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从太古时代写到隋朝）。夏曾佑在该书的《序》中，明确表示研究古代史是为了“知来”，“以供社会之需”，为此他以“文简于古人而理富于往籍”以自勉。书中表明他信仰达尔文的进化论，也采用了甄克斯《社会通诠》中的观点，划分由图腾而宗法、由宗法而国家的社会进化阶段，并认为私有制和制度取代古代的公有制和公选制是历史的巨大进步，这些显然比传统史学中美化古代、视上古为黄金时代的复古观念高明得多。 夏曾佑还提出，史书的纲领有三条“一为关乎皇室者，为一代兴亡之所及者”，“二为中国境内周边各族”，“三为关乎社会者，如宗教风俗之类”。在体例上，《中国古代史》最先采用篇、章、节的结构，以时间为经，以重大事件为纬，在描述历史递嬗时，采用“一代兴亡所系者加详”、“一人一家之事无不从略”的处理方法，把中国几千年的古代史，明晰完整、详略得当地一气贯通。 但作者的意图并未完全实现，《中国古代史》内容的重点，一在帝王将相，多写“宫廷之变，群雄之战”；二在宗教和文化，夸大了精神对历史的决定作用，因为作者认为“古今人群进化之大例，必学说先开，而政治乃从其后”，因而过分地强调了周代文教创制和孔子学说的意义，对于生产和经济状况则讨论不足。《中国古代史》的重大缺陷证明，以进化论和文化史观指导写作的通史，仍然难以说明历史变迁的本质，也无法科学地揭示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 章太炎很早就重视史学在政治斗争中的作用，注意从历史中寻找反帝反封建的思想资料，强调利用史籍增进人们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光绪二十八年（902），他在《致梁启超书》、《致吴君遂书八》以及重印本《訄书》的一些篇章中，提出写中国史须“熔冶哲理，以祛逐末之陋；钩汲眢沉，以振墨守之惑”；他也以进化论为指导，认为通史之所贵，“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属于进步和革命的史学目的论。稍后，他对于史学的内容曾概括为“第一是制度的变迁，第二是形势的变迁，第三是生计的变迁，第四是礼俗的变迁，第五是学术的变迁，第六是文化的变迁”。他与维新派人士不同的见解有两点一是强调“治史尽于有征”，反对康有为的“妄意其事”；二是赞同历史发展可以突变，充分肯定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各种革命。 章太炎在史学领域中的主要成就是初步总结了中国学术思想史。重印本《訄书》从《原学》到《学隐》十三篇文章，以及其后的《诸子学略说》和《国故论衡》，体现了他对中国数千年学术思想的探讨。他对先秦各家各派和后来的汉学、玄学、理学、心学、清代诸家，均有中肯的分析和许多创见。但是章太炎受古文经学派观点束缚，对史料信古少疑，批判精神不及梁启超，“夷夏之防”的种族色彩浓厚，中年以后回归孔学，其学术史研究再未有更夏曾佑《中国古代史》第2篇，《凡例》。 章太炎《教育今语杂志》第2册“社说”。 大的进展。 刘师培亦在光绪三十一年至三十二年（905—90）出版了《中国历史教科书》，书中指出中国“上古之史多荒渺，而纪事互相歧；后世之史咸浩繁，而纪事多相袭欲治中史，非编一繁简适当之中国历史莫由”。他强调要以关系国民的重大历史事实为中心，又要有一种系统的哲学思想为之连贯，还应参考西方史学的有关成果，内容应兼及宗教、社会等多方面，“庶人群进化之理可以稍明”。该书对上古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转变作了探讨，对中古、近古社会的种族分合、政体异同、制度改变、学术进退均有论析，而以历史进化论贯穿全书。 近代新史学的首次低落和传统史学的回潮辛亥革命前后，无论是持改良派观点还是革命派队伍中的学者，都更热心于政治活动，真正专心致志于史学者甚少。前述诸人，除夏曾佑有实际为半部的《中国古代史》外，梁启超、章太炎的史学，均呈现为有理论观点，但未成为思想体系；有单篇史著，但未产生专门史书的状况。因而资产阶级新史学不足以真正占领史坛。辛亥革命后，由于封建余孽和北洋军阀政治上的复辟活动，康有为等人在思想上的倒退变古宣传，以及首批资产阶级学者的颓唐落伍，旧史学一度回潮。于是有王先谦、叶德辉继续用史学来宣扬封建宗法思想，并仍然把史学当作经学的附庸。还有缪荃荪的《续碑传集》、闵尔昌的《碑传集补》、尚秉和的《辛壬春秋》、徐世昌的《清儒学案》、《大清畿辅列女传》等宗旨在“崇圣道”，方法上“仍先秦、两汉治经之家法”2的著作一一产生，而属于新史学的理论和著作却处于不振。 尤其是在袁世凯下设立的清史馆，以前清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为总裁（后改称馆长），延清柯劭忞、缪荃荪、王树枬、吴廷燮等百余人参加，内中除极个别人之外，全是清朝遗老和旧史学家。这些人多以遗臣自命，欲“用修史以报故君”，因而在修史之初就确定体例“不妨依据旧史”，在内容上采用于式枚、缪荃荪等在《谨拟开馆办法九条》中所说的“我大清定鼎二百余年，厚泽深仁，休养生息。上无失德之君，下无抗命之臣，固属前代稀有，而武功赫奕、拓土开疆、文教昌明，轶唐绍汉”的观点为宗旨，在927年北伐军进入北京前匆匆编印成《清史稿》。《清史稿》采摭资料丰富，史实较为赅备，有些资料也经过了一定辨别整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在体例上创立了“交通”、“邦交”二志，“畴人”、“藩部”、“属国”三传，“诸臣封爵”、“大学士”、“军机大臣”、“部院大臣”、“疆臣”、“藩部”等六表，反映清代社会生活和制度的新现象，为旧史所没有。但是《清史稿》极力赞颂清皇朝的统治，称其“顺天应人，得天下之正，古未有也”，对清代历朝皇帝无不美化为可与尧舜禹汤相媲美；而对于有损清皇朝尊严的历史事实、暴政和对外战争失败，则曲意隐讳，诸如清主之祖原为明朝属臣、顺治初年的圈地、平定东南时的屠城、残酷的文字狱、慈禧与光绪的矛盾等，都运以煞费苦心的“曲笔”，甚至“削而不录”。该书尤其仇视各族人民的徐世昌《清儒学案·凡例》。 2王国维《玉溪生诗年谱会笺序》。 《清史稿·遗隐传序》。 抗清斗争和反清起义，甚至诋毁推翻了清皇朝的辛亥革命，藐视和反对民国。如称辛亥起义为“谋乱于武昌”，视辛亥革命中被革命军击毙的端方、赵尔丰、松寿为“慷慨捐躯”、“从容就义”，纪年时凡民国以后之事，均用干支或曰“越若干年”，以表示不奉民国正朔。《辛壬春秋》更明确地表示怀念清皇朝，偏袒立宪派，拥护袁世凯，仇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考古学的巨大进展考古学受到重视，始于清代的乾隆朝，从乾隆十四年到五十七年（749—792），廷臣受命编成《西清古鉴》、《宁寿鉴古》、《西清续鉴甲编》、《西清续鉴乙编》共9卷，记载北京内廷和盛京（沈阳）所藏古物80种、4074器，其中有文字者290件。自此实物考古之风渐起，到鸦片战争前夕，阮元作《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更引起官吏和学者个人考古之风。阮元以后，曹载奎、吴荣光、刘喜海、吴云、吴式芬、徐同柏、吴大澂、陆心源等人，于考金（铜器）、考石刻、考陶器、考印玺，均有专门的研究成果。其中如吴荣光的《筠清馆金石录》，吴大澂的《说文古籀补》、《愙斋集古录》，孙诒让的《古籀拾遗》、《古籀余论》，陆心源的《奇觚室吉金文述》等，在考古学界颇具影响。 光绪末年，河南安阳和西北地区地下古物的出土，既造成了我国珍贵古物的遗失，也促进了考古学的巨大发展。光绪二十四年（898），在安阳小屯村殷墟发现殷人求卜用的大量甲骨，这些甲骨出土后归于王懿荣，王死于庚子之役后归于刘鹗。刘鹗于光绪二十八年（902）名以《铁云藏龟》出版。刘鹗发配新疆后收藏散失，加上河南商贾时以出土甲骨求售，日本考古学家乘机攫得一部分。同时的中国学者最先有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其后有叶玉森、董作宾、郭沫若、商承祚、金祖同等人从事甲骨文研究，孙诒让的《契文举例》是运用《铁云藏龟》考释甲骨文的最早著作。 甘肃敦煌东南三十里鸣沙山有莫高窟（俗称千佛洞），不仅多石刻、绘画，而且藏有六朝隋唐的经文写本。自宋初寺僧将藏经石室密封，不为人知将近千年。光绪二十六年（900）修理石室，壁破书出，轰动学界。光绪三十二年（90）英国人斯坦因（mouralstei）到新疆，次年五月到千佛洞，盗走写经24箱，艺术品5箱。后来第二次又盗走写经570卷。与此同时，法国人伯希和（aulelliot）亦到千佛洞盗去写经六七千卷。同一时期在新疆地区发现的古代木简（称为“流沙坠简”）也被斯坦因、伯希和盗去不少。此外，德国人格路维德（lbertgrumedel）从光绪二十八年至三十三年（902—907）在新疆、蒙古境内运走古物4箱，勒柯克（lbertvoleog）从光绪二十年（894）至94年运走古物397箱。俄国人柯兹洛夫（.oozloff）、鄂登堡于907到925年在张掖、吐鲁番等地掘去大批古物。美国人安竹斯（hapmadres）于二十世纪初5次到内外蒙古搜集化石运走，第六次在张家口被扣时，化石有80多箱。还有日本人小牧实繁曾在张家口，驹井和爱在山东，均曾发掘古物而去。中国古物严重散失。 敦煌石窟遗书3万余卷，其中佛经占95％，此外为古书抄本，其中有宋代以后已佚之书。如《古文尚书·孔氏传》、《尚书释文》、《春秋榖梁传解释》、《论语郑氏注》、陆法言的《切韵》、孔衍的《春秋后语》，以及《唐西州沙州诸图经》、《老子化胡经》、《摩尼教经》，唐文词曲及通俗若干种，并有古梵文、古波斯文、突厥、回鹘文字等。 殷墟甲骨、敦煌石窟写经和流沙坠简的发现，以及故宫古书古物的逐步开放，为考古学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促进了考古学的迅速发展。除前述诸人的考古成就之外，清末民初以罗振玉、王国维的影响最大。 罗振玉（8—940）有《殷商贞卜文字考》、《殷墟书契考释》、《殷文存》、《三代吉金文存》、《贞松堂集古遗文三编》、《流沙坠简》等书，其《殷墟书契考释》多正东汉郑玄笺注之误。其他书文也极大地丰富了古史资料。王国维（877—927）更具有多方面的才能，在甲骨文研究和古史考证方面有重要著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古史新证》、《殷周制度论》、《殷礼征文》、《两周金石文韵读》、《观堂古金文考释》等多种。他的《殷周制度论》是公认的以新途径新材料研究古史的代表作。罗振玉、王国维是我国应用甲骨文和金文考释研究中国古史的奠基人。 甲骨、金文的研究，于经、史、文字的影响甚大。首先是开拓了研究对象的范围。使得以前的“以经治经”、以书本治史，扩大到以古器物治史，以史治经。从前研究古文字，不出许慎的《说文》，认为籀文（又称大篆）为书体之一种，其出现在古文之后、篆文之前。对此2000年无异说。而王国维证明籀文非书体之名，它就是古文。还有不少学者据甲骨、金文中考出的文字，对《说文》予以商榷和驳正，孙诒让的《古籀拾遗》即是一例。从甲骨、金文的文字中，发现了六经所载之外的史迹，增添了一些新的史料。而且古器物上的花纹雕镂及其本身的制作，也具有美术史、工艺史的研究价值。其次，甲骨文和金文的研究结果，雄辩地证明了《史记》中《殷本纪》、《三代世表》中所载商代帝王世系的正确可靠，证明了殷周史的信而有征，从而把中国的可信历史上溯到4000年前。此外，这些研究结果也证明了《书经》中的一些篇章以及《山海经》、《竹书纪年》、《楚辞·天问》、《吕氏春秋》等古书古文中记载的史实，具有很大程度的可靠性。对于清中叶以来的疑古思潮，是一种否定之否定的发展。 最后，这些考古学家，尤其是王国维的思想方法，可以说是乾嘉学派由字通辞、由辞通道的考据方法和西方十九世纪末兴起的实证方法相结合的产物。王国维取地下实物与书中文字互相释证，取他族故书与我国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观点、方法与固有材料参互考证，认为古文字学、古器物之学，与经史之学实相为表里，创造出了“二重证据法”。这与囿于经书、稽古钩沉的乾嘉考据法相比，显然是一大进步。因而王国维以甲骨文治殷史、以金文治周史，所取得的成就，是旧史学家所不可企及的。 当然，王国维“反经信古”、“以事实决事实”的客观主义治史方法，还停留于形式逻辑阶段，严格地说仍是“考史”而非“论史”，这使得他的考古和古史研究虽然为后之史学研究奠定了相当坚实的基础，但其本身仍未能真正揭示中国古代社会的本质特征和发展情形。有关研究依然有待后之研究者继续开拓前进。 第十七章文学、艺术近代文学艺术领域内存在着激烈的变化西方文学艺术的进入与封建社会的文学艺术发生冲突和交融；近代启蒙思想家，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活动直接影响了文学艺术的发展；爱国反封建反帝构成了进步文学艺术的基本主题，艺术形式得到多样化的发展。 第一节诗文龚自珍、魏源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开风气之先的是龚自珍和魏源。 龚自珍精通经学、文字学和史地学，又是著名的思想家、杰出的诗人和散文家。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里说当嘉道间，举国醉梦于承平，而定庵忧之，■然若不可终日，其察微之识，举世莫能及也。生网密之世，风议隐约，不能尽言，语近世思想自由之向导，必数定庵。吾见并世诸贤，其能为现今思想解放光明者，彼最初率崇拜定庵，当其始读定庵集，其脑识未有不受其激刺者也。龚自珍的诗文在晚清风行一时，他的慷慨浪漫的诗歌散文，在晚清一代青年人的心灵深处激起了强烈的共鸣。龚自珍的政论文大多针对时弊而作，见解精辟，文笔曲折多变。他敢于对当时的黑暗现实，特别是对腐朽已极的封建官僚体系，进行嘲讽和批判。他在《平均篇》里说“贫者日愈倾，富者日愈壅。”并认为贫富不相齐，“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齐即至丧天下”。他在一些文章里还提出了“更法”、“改革”的要求，如《上大学士书》说“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乙丙之际箸议第七》里又说“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他的寓言小品《尊隐》写出了作者对社会巨变的预感，并肯定了未来将要发生的大变动，他说“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惨惨目光，吸饮暮气，与梦为邻，未即于床。”“俄焉寂然，灯烛无光，不闻余言，但闻鼾声，夜之漫漫，鹖旦不呜，则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他的记叙文也写得很出色，如《病梅馆记》。通过园艺工人受文人画士的影响，破坏自然之美，致使梅花都变成病态的事发表议论，借梅喻人，反映了他对封建统治者对人才迫害的不满和热切向往使人才自由发展的思想。于生动的记叙之中寄寓着深刻的哲理。既反映了作者思想的敏锐性，也表现了他驾驭文字的艺术才能。 龚自珍的诗歌，也同样反映了时代精神，打破了清中叶以来，文坛上长期沉寂的局面。在他现存的00多首诗歌中，绝大部分是他30多岁以后的作品。这些诗既饱含着丰富的社会内容，又蕴藏着强烈的。如他在道光五年（825）写的《咏史》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 题为咏史，实则对当时文士低靡庸俗风气非常愤懑。在《己亥杂诗》里，他期望“风雷”来临，以打破封建统治下的沉闷局面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瘖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 他关注国计民生，对人民苦难深表同情只筹一缆十夫多，细算千艘渡此河。 我亦曾糜太仓粟，夜闻邪许泪滂沱。 不论盐铁不筹河，独倚东南涕泪多。 国赋三升民一斗，屠牛那不胜栽禾。 这些诗都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龚自珍的诗歌在艺术上也独具特点，他的很多诗，都表现了对丑恶现实的挑战和对理想的求索。他在作品中塑造了一个动人的封建叛逆者的形象。他的创作深受屈原、李白的影响，作品里充满浪漫主义精神。他善于运用比兴，又能驾驭古典诗歌多种传统形式。但某些篇章用典过繁，或含蓄曲折过甚，或过于古奥，因而不免艰深晦涩。 魏源的诗歌创作受白居易影响较大，学习白居易新乐府的形式写诗，称“仿白香山体”，有《都中吟十三章》、《江南吟十章》等。表现了他反抗外侮，同情人民疾苦、忧时忧国的思想感情。他还有一些描写山水抒情言怀的作品，感情充沛，形象生动，如《湘江舟行》、《天台石梁雨后观瀑布歌》等。著作有《古微草堂诗集》、《清夜斋诗稿》。 林则徐（785—859）也写有许多政余抒情和官场酬唱之作。在鸦片战争和谪戍伊犁时期的部分作品中，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热情。诗风凄婉苍凉。如《出嘉峪关感赋》写雄关之壮伟，颇有特色严关百尺界天西，万里征人驻马蹄。飞阁遥连秦树直，缭垣斜压陇云低。天山削摩肩立，瀚海苍茫入望迷。谁道崤函千古险？回首只见一丸泥。 此外，还有嘉庆道光间的著名诗人张维屏（780—850），字子树，号南山，广东番禺人。道光二年（822）曾任湖北广济县知县，江西候补同知，南康府知府。后辞官归家，过隐居生活。著作有《松心诗集》、《国朝诗人征略》。 张维屏晚年家居时，目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激发了强烈的爱国感情，写出了一些歌颂广东人民英勇抗敌的优秀诗篇。如《三元里》、《三将军歌》等。前者讴歌了广东三元里人民英勇打击侵略者的斗争，并揭露了投降派的丑行。后者赞美了三位抗敌殉国的英雄将领。都是近代有名的佳作。张际亮（799—843）、贝青乔（80—83）也写了不少反映现实的诗篇。 桐城派、宋诗运动及其他从清代康熙乾隆年间开始产生，并盛行了百余年的桐城派散文发展到二十世纪初年，已进入了其发展的最后时期，也可称为终结期。这时期的桐城古文以曾国藩为中兴领袖，因为曾是湖南湘乡人，所以又有“湘乡派”之称。张裕钊、黎庶昌、薛福成、吴汝纶是他的四大弟子；李元度、郭嵩焘、林纾、马其昶、姚永概等都是这一派的作者。 曾国藩为文推崇姚鼐，论文于义理、考证、辞章之外，还强调“经济”，即以封建之理，维护封建统治之用。著有《曾文正公诗文集》，所编《经史百家杂钞》、《十人家诗钞》流传极广。散文《欧阳生文集序》是一篇有代表性的作品。以曾国藩为首的桐城派作家维护封建的皇权统治，与上层统治集团有密切联系。但是在他们当中也有不少人，不同程度地表现了爱国的思想感情。有的还主张变法图强，反对投降媚外。 张裕钊（823—894），字廉卿，湖北武昌人。他主持过江宁、湖北、直隶、陕西各书院。著有《张廉卿先生文集》。他主张散文创作要“雅健”而不失“自然之趣”，要求“意”、“辞”、“全”、“法”的统一，而以“意”为主。他的散文如《送吴筱轩军门序》，揭露了清统治集团误国，充溢着反帝爱国的感情。《送黎莼斋使英吉利序》是为黎庶昌出使欧洲时所写的赠序，文章中心强调一个“变”字，积极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科学，以加强国防，抵御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文章写得情深意切。他的《答吴挚甫书》、《答刘生书》和《北山独游记》、《游虞山记》等写景文章，都是比较能代表作者思想与写作风格的作品，表现了张氏散文长于议论，写景雅洁平实的特点。 薛福成（838—894），字叔耘，号庸庵，江苏无锡人，著有《庸庵全集》。薛曾为曾国藩幕僚，后随李鸿章办外交。曾出使英、法、比、意四国。他称赞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还认为“工商业之不振，则中国终不可富，不可以强”。他的《筹洋刍议》十四篇，从内政、外交、军事、工商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变法图强主张。薛福成的文章“演迆平易，曲尽事理，尤长于论事记载”。他的名篇《观巴黎油画记》简练生动，将画中所描绘的普法交战中的具体细节与环境气氛真实地描述下来，使人有如置身于战场的艺术感受。 吴汝纶（840—903），字挚甫，安徽桐城人。长期充任曾国藩、李鸿章的幕僚，曾国藩、李鸿章二人的奏疏多出吴汝纶之手。曾主讲保定莲池书院，“其为教，一主乎文，以为‘文者，天地之至精至粹，吾国所独优。语其实用，则欧、美新学尚焉。博物格致机械之用，必取资于彼，得其长乃能共竞。旧法完且好，吾犹将革新之，况其窳败不可复用。’其勤勤导诱后生，常以是为说”2。光绪二十四年（898）京师大学堂创立，吴被奏荐为五品卿衔总教务，未就任，即赴日本考察学制。归国后不久病卒。吴氏在当时文化教育界有很高的声望，著作有《桐城吴先生全书》。吴汝纶的散文长于议论，说理周详，行文平质老练。 林纾（852—924），原名群玉，字琴南，号畏庐、冷红生，福建闽县（今福州）人。光绪八年举人。曾渡海游台湾，后客居杭州。主讲东城讲舍。入京后，任教于京师大学堂。早年参加过资产阶级改良活动。晚年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成为守旧派人物。长于古文，能诗词，善绘画，在翻译西方文学作品方面成就也很卓著，影响很大。他的著作有《畏庐文集》、《闽中新乐府》、《畏庐诗存》、《畏庐琐记》、《畏庐漫录》以及《官场新现形记》、《冤海灵光》、《劫外昙花》、《剑胆录》、《京华碧血录》等，还有传奇数种。 林纾的散文精通流丽，《清史稿》本传说“其论文主意境、识度、气势、神韵，而忌率袭庸怪，文必己出。”“尤善叙悲，音吐凄便，令人不忍卒读。”他的文章如《湖之鱼》，由观鱼喋食有所悟，对追逐名利之徒，进行告诫。语言简朴，寓意深远。又如《湖心泛月记》，写月夜泛舟西湖，月色、雾霭、船火、箫声，绘成一幅凄婉美丽的画图，极有情趣，颇有诗的意境。 桐城古文之外，还有一种主张写作回复到六朝文体的骈文运动。王闿运是这一派的代表。 王闿运（883—9），字壬秋，湖南湘潭人。曾入曾国藩幕府，后在四川、湖南、江西等地讲学。清末授翰林院检讨，加侍卫衔。辛亥革命后，《清史稿》卷44《薛福成》。 2《清史稿》卷48《吴汝纶》。 任清史馆馆长。他的诗文在形式上主要模拟汉魏六朝，为近代拟古派所推崇。著有《湘军志》、《湘绮楼日记》、《湘绮楼诗文集》，并编有《八代诗选》。后门人将著作辑为《湘绮楼全集》。《嘲哈密瓜赋》、《吊朱生文》是其代表作。文章虽是汉魏时的风格，可是绝无因袭的痕迹。他的碑志文，如《张祖同妻周氏墓志》，写景文字如《秋醒词序》等，都是从六朝文变化出来的。清末诗坛，影响最大的诗歌创作流派，是以程恩泽（785—837）、祁寯藻（793—8）为代表，经曾国藩大力提倡的“宋诗运动”。所谓宋诗运动，并不是专门以模仿宋诗为标帜，而是作为模仿汉魏六朝盛唐诗派的反对者而出现的一种诗坛风尚。他们以杜、韩、苏、黄为模仿对象，是正统诗坛拟古主义的发展。程恩泽，是当时著名的汉学考据家。他写诗“初好温李，年长学富，则昌黎、山谷兼有其胜”。祁寯藻则主张写诗要有“性情”、“学识”，认为无论诗人“穷通显晦”，总要“温柔敦厚”。他学诗主要学韩，偶尔也学杜、学白，但是大都是形式与语言上的模拟。曾国藩写诗尊杜，尤尊黄山谷。在他的影响下，宋诗运动更为开展。何绍基、郑珍、莫友芝、江湜等皆是这一诗派的著名诗人。何绍基（799—873）写诗“宗李、杜、韩、苏诸大家”2，作品多是书画题跋、山水景物的描写和官场应酬之作。郑珍（80—84），诗歌主要学韩，作品也大多以山水风情和抒发个人感慨为主，晚年转而学杜，写了一些较有现实内容的作品。莫友芝（8—87），诗风虽与郑珍相近似，但内容却不如郑珍诗歌充实富有生气。 “宋诗运动”到同治、光绪年间，成为正统诗坛上的一大潮流。当时，这一派诗被称为“同光体”。所谓“同光体”，是指同治、光绪以来一班不墨守盛唐，参加“宋诗运动”的诗人的诗。这派诗歌的代表作家是陈三立、陈衍、郑孝胥、沈曾植等。姚鹓雏评近代诗派说“若同光体诗，海藏（郑孝胥）、石遗（陈衍）之伦，与义宁公子（陈三立）《散原精舍诗》出入南北宋，标举山谷、荆公、后山、宛陵、简斋，以为宗尚。枯涩深微，包举万象。” 陈三立（852—93），字伯严，江西义宁（今修水）人。光绪二十一年（895），其父陈宝箴为湖南巡抚，创办新政，提倡新学改良运动，黄遵宪、梁启超、谭嗣同等改良派人物相继来湖南做官或讲学，宣传改良思想，陈三立当时也参加了他们的活动，成为改良派人物。后陈宝箴与陈三立皆被革职，永不叙用，归隐江西南昌。陈三立写诗，先学韩愈，后学黄山谷，受到新、旧派诗歌领袖人物梁启超、陈衍的称赞。他的诗遣词造意追求“避俗避熟，力求生涩”，好用奇字，代表了当时正统诗坛上“生涩奥衍”的一派诗风。 陈衍（858—938），字叔伊，号石遗，福建闽侯人。曾参加湖广总督张之洞幕府，为学部主事。任京师大学堂、厦门大学文科教授。陈衍是晚清宋诗派的诗人和诗论家，与陈三立、郑孝胥齐名，著有《石遗室诗》、《石遗室诗话》。他的《诗话》前编30卷、《续编》卷，上下古今无所不论，是一部非常浩博的论著。 沈曾植（850—922），字子培，号乙庵，晚号寐叟，浙江嘉兴人，官至安徽布政使，护理安徽巡抚。辛亥革命后，以遗老寓居上海。他是“同光祁寯藻《■■亭集自序》。 2何庆涵《先府君墓表》，《珉琴阁遗文》。 体”的重要作家。陈衍曾称他是“同光体之魁杰”。著有《海日楼诗集》、《曼陀罗寱词》。他学识渊博，写诗喜用僻典，故诗歌作品艰奥难读。 清末另一重要诗派，是以王闿运为首的汉魏六朝诗派。王是著名的拟古大家，他认为模拟古人诗，可以“治心”，可以“通入大道”，将自己的精神世界寄托于古人的诗境之中，修心养性。他摹拟古人，几乎到了失去自我的地步。《圆明园词》是他最有名，而又流传极广的作品。该诗追记了圆明园建园经过以及被焚后的残败景象，抒发了作者“不遇良时”的感慨。 另外，与陈三立、郑孝胥一派人同时，在旧诗坛上占有相当地位的，还有易顺鼎、樊增祥。他们写诗皆学中晚唐诗。 这时期的著名词人有蒋春霖、王鹏运、沈曾植、郑文焯、朱祖谋、况周颐、冯煦、赵熙等。 蒋春霖（88—88），字鹿潭，江苏江阴人。一生落拓，遭遇坎坷。 少时工诗，中年以后专致力于词，遂负盛名。蒋词介于以朱彝尊、厉鹗、郭麟为代表的浙派词和以周济、庄棫为代表的常州派之间，用意绵密近于南宋；遣词雅正流利，又近于北宋。谭献推纳兰成德与项鸿祚、蒋春霖为清代三大词人，蒋春霖的（卜算子）词燕子不曾来，小院阴阴雨。一角阑干聚落花，此是春归处。弹泪别东风，把酒浇飞絮，化了浮萍也是愁，莫向天涯去。 这首词借景抒情，感叹春光易逝，隐喻自己的飘零愁苦，格调悲凉。 王鹏运（849—904），字佑遐，幼霞，号半塘，晚号鹜翁，广西桂林人。他的词承常州派的余绪，而又有所发扬，对清末词坛颇有影响。词风沉郁，语言工丽，多抒写其不得志的哀怨。著有《半塘定稿》等，又有所辑《四印斋所刻词》。他的《满江红》（朱仙镇谒岳鄂王祠敬赋）风帽尘衫，重拜倒、朱仙祠下。尚仿佛，英灵接处，神游如乍。往事低徊风雨疾，新愁黯淡江河下。更何堪，雪涕读题诗，残碑打。黄龙指，金牌亚。旌旗影，沧桑话。对苍烟落日，似闻叱咤。气慑蛟鼍澜欲挽，悲生笳鼓民犹社。抚长松，郁律认南枝，寒涛泻。 这首词于凭吊之中抒发了作者的情怀。“往事低徊风雨疾”是写古，写岳飞被迫害，“新愁黯淡江河下”是述今，抒写了作者对处于内忧外患，危机四伏中的清皇朝的忧心与愁绪。 郑文焯（85—98），字叔问，号小坡，晚号大鹤山人，奉天铁岭人，属汉军正白旗。他精通音律，写词学周邦彦，体洁旨远，句艳韵美。他与王鹏运、况周颐、朱祖谋称清末四大家。著有《大鹤山房全集》。 朱祖谋（857—93），字古微，号沤尹，又号疆村，后易名孝臧，浙江湖州人。他的作品，初近梦窗（吴文英），晚年融化苏轼豪放，词风于沉抑绵邈之中，具有独特风格。著有《疆村语业》，并辑刻唐宋金元人词为《疆村丛书》。 况周颐（859—92），原名周仪，字夔笙，号蕙风，广西桂林人。所写的词，音律和谐，情调沉郁。辛亥革命后，多寄寓其眷恋清室的情思。他强调词境以深为主，写境言情结合。他说“真字是词骨，情真景真，所作必佳”。著有《蕙风词》、《蕙风词话》。 此外，还有词风豪放，于清代浙派与常州词派之外独树一帜的文廷式（85—904），著有《云起轩词》；诗词皆受江西派影响的沈曾植；以及冯煦，著有《蒙香室词》（一名《蒿庵词》）等。 王国维（877—92），是这时期的一个杰出词人。他的词，数量不多，但以意境胜。王国维的重要贡献，不在于词作，而是他的《人间词话》，该书论词强调境界，是一部极有价值而又有深远影响的理论著作。 太平天国的诗文太平天国起义，对封建社会文化，产生了强大的冲击波。太平天国建都天京，与《天朝田亩制度》颁布的同时，颁发了提倡语体文的命令。太平天国十一年（8），以洪仁玕等的名义发表了《戒浮文巧言谕》，明确提出“文以纪事，言贵从心”的写作要求。同年又发表了《钦定军次实录》，其中进一步明确地提出文章“要实叙其事一一叙明，语语确凿，不得一词娇艳，毋庸半字虚浮”，“嗣后禀奏以及文移书启，总须切实明透，使人一目了然”。提倡明白晓畅，人人易解的文风。 洪秀全（84—84），作品大多是一些宣传上帝会教义，以及抒发其情志的诗文。如《原道醒世训》、《永安破围诏》、《戒吸鸦片诏》、《诛妖诏》等。他的《吟剑诗》，语言通俗，气势豪壮手持三尺定山河，四海为家共饮和。擒尽妖邪投地网，收残奸宄落天罗。东西南北天河极，日月星辰奏凯歌。虎啸龙吟光世界，太平一统乐如何！ 石达开（83—83），不仅是太平军中一个杰出的军事将领，同时又工诗能文。他的《白龙洞题壁诗》，以“剑气”自喻，抒写了自己的雄心壮志，表现出诗人冲天射日，勇敢无畏的性格挺身登峻岭，举目照遥空。毁佛崇天帝，移民复古风。临军敌将勇，玩洞羡诗雄。剑气冲星斗，文光射日虹。 洪仁玕也写过不少诗歌作品，如他的一首律诗很有代表性船帆如箭斗狂涛、风力相随志更豪。海作疆场波列阵，浪翻星月影麾旌。雄驱岛屿飞千里，怒战貔貅走六鳌。回日凯旋欣奏绩，军声十万尚嘈嘈。 抒写了诗人对太平天国革命的热切感情和强烈的革命愿望。 太平天国时期，民间口头创作的作品非常丰富。这些民间歌谣都反映了当时群众反对清皇朝封建压迫，歌颂太平军的热烈感情。 梁启超、黄遵宪及其他戊戌维新运动的倡导者，既是政治上的维新派，又都是文学方面有影响的作家，其中梁启超是全面推动文学革新的旗帜，并是“新文体”的代表人物，黄遵宪是“诗界革命”的主要诗人。他如康有为、谭嗣同等也有不少佳作。康有为，著有《康南海先生诗集》。他是晚清突出的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也是一个造诣很深的诗人。他的诗受杜甫影响最深，加上他自身的经历，见闻广而情志阔，因此他的作品能开辟诗的“异境”。梁启超评论说“新世瑰奇异境生，更搜欧亚造新声”。他的诗多为抒怀之作，叙事成分较少。光绪十五年（889），康有为第一次上书皇帝，受顽固派的阻拦，并遭非议，于九月被迫出京，这时他写下了《出都留别诸公》五首，其一说沧海惊波百怪横，唐衢痛哭万人惊。高峰突出诸山妒，上帝无言百鬼狞。岂有汉廷思贾谊，拼教江夏杀祢衡。陆沉预为中原叹，他日应思鲁二生。 抒写了自己上书受阻的遭遇及不平之情。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称赞这首诗是康氏的代表作。 谭嗣同的诗歌风格恢廓豪迈，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确是“拔起千仞，高唱入云”（《致刘淞芙书》）。他的作品绝大部分都表现了关注国家命运、济民救国的思想感情，擅长写景抒情。如《潼关》、《崆峒》、《六盘山转饟谣》等都足以表现他的思想风格。他的《狱中题壁》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更是流传极广的著名诗篇。梁启超《饮冰室诗话》评论他的诗时说“谭浏阳志节学行思想，为我国二十世纪开幕第一人，不待言矣。他诗亦独辟新界而渊含古声。” 戊戌维新运动前，谭嗣同、夏曾佑、梁启超一起作“新学之诗”。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说“盖当时所谓新诗者，颇喜挦新名词以自表异。丙申（89）、丁酉（897）间，吾党数子皆好作此题，提倡之者为夏穗卿，而复生亦綦嗜之。”光绪二十五年（899）提出“诗界革命”，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中说“诗的境界被千余年来鹦鹉名士占尽矣。”“著作诗必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言，而又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诗。”他表示“吾虽不能诗，惟将竭力输入欧洲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可乎。要之，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由此可知“诗界革命”的新派诗即输入欧洲精神思想，使用新语言，而又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的作品。 在此期间，《清议报》、《新民丛报》和《新》等刊物，发表了00多位作者的新派诗，又发表了许多通俗歌词，称为“新体诗”。除梁启超所说的夏曾佑、谭嗣同外，还有黄遵宪、蒋智由、丘逢甲等，都是“诗界革命”的重要人物。其中以黄遵宪的成就最为突出，他不仅在诗歌创作方面提出了具体的主张，而且在创作实践方面也最为出色，被誉为“诗界革命”的旗帜。黄遵宪主张写诗要反映现实生活，反映当代人的思想感情，反对拟古，反对形式主义。他在同治七年（88）所写的《杂感》诗中说“古文与今言，旷若设疆圉；意如置重译，象胥通蛮语。”提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光绪十七年（89）又在诗集《自序》中说“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提出“仆尝以为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不名一格，不专一体，要不失乎为我之诗。”主张写诗要为事而作，要表现自己的思想感情，具有诗人自己的风格。著作有《日本杂事诗》、《日本国志》、《人境庐诗草》，另有辑本《人境庐集外诗辑》。 黄遵宪的诗歌反映了中法战争、中日战争重大历史事件。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说黄遵宪的诗“多纪时事”，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说“公度之诗，诗史也”。如他的《悲平壤》、《东沟行》、《哀旅顺》、《哭威海》、《五月十三日夜江行望月》、《降将军歌》、《度辽将军歌》等，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中日甲午战争的历程。甲午战争，日军在平壤发动突然袭击，主帅叶志超弃城逃走，左宝贵战死。《悲平壤》一诗，热情歌颂了左宝贵等爱国官兵英勇战斗的精神“火光所到雷■■，肉雨腾飞飞血红。翠翎鹤顶城头堕，一将仓皇马革裹。天跳地踔哭声悲，南城早已悬降旗”。同时也记述了陆军将领不战而逃的情景。表现了诗人对叶志超等屈节辱国行为的义愤。 《东沟行》记叙了甲午海战的情况，描写了从敌我相遇，我方布阵迎敌，敌军围攻，双方展开激战，到战斗结束的全过程。全诗既描写了激烈的战斗场面，也揭露了清军内部的混乱和腐朽无能的状态。诗人最后发出“有器无人终委敌”的感慨。《哀旅顺》一诗记录了清军只图自保，无心抵抗，遭受敌人偷袭的史实。全诗首先从正面叙述了旅顺的自然天险和港口的海防设备，接着又从侧面描写了虎视眈眈的侵略者，虽然早已垂涎三尺，但却不敢轻举妄动。最后两句，以急转直下的笔势，写了旅顺口的失守，“一朝瓦解成劫灰，闻道敌军蹈背来！”用语不多，份量极重，其中隐含着作者无限的惋惜，无限的沉痛，无限的愤怒。《哭威海》一诗，更深刻地揭露了清朝军队缺少战斗力的原因，并歌颂了坚强不屈的刘公岛守军。作品表现了对清军互不支援，不敢抵抗的行为的愤慨。旅顺和威海是北洋海军的两个根据地。威海卫停泊船舰，旅顺口修理船只，各设提督衙门，保卫渤海口。旅顺、威海的失守，导致北洋海军的全军覆没。 《马关条约》签订后，清皇朝将台湾、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侵略者。这时黄遵宪写了长诗《台湾行》，诗人列举史实，说明台湾自古就是我国的领土，并叙述了我们祖先辛勤开辟这个宝岛的情况城头逢逢擂大鼓，苍天苍地泪如雨。倭人竟割台湾去，当初版图入天府，天威远及日出处。我高我曾我祖父，艾杀蓬蒿来此土。糖霜茗雪千亿树，岁课金钱无万数。 接着讴歌了台湾人民的斗争精神天胡弃我天何怒，取我脂膏供仇虏。眈眈无厌彼硕鼠，民则何辜罹此苦。亡秦者谁三户楚，何况闽粤百万户。成败利钝非所睹。人人效死誓死拒，万众一心谁敢侮。 他在光绪二十四年（898）所写的《书愤》一自珠崖弃，纷纷各效尤。瓜分唯客听，薪尽向予求。秦楚纵横日，幽燕十六州，未闻南北海，处处扼咽喉。 更进一步表露了作者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以及清皇朝屈辱卖国的极大愤懑。 黄遵宪的诗歌独具风格，其主要特点是以文为诗，以诗代史，以古文家抑扬变化的手法作诗，多采用古体长篇，因此他的许多作品都博大宏深，开阖有势。另外，他的诗不避文言俗语和新名词。正如他在《山歌》小序里所说“土俗好为歌，男女赠答，颇有《子夜》、《读曲》遗意。采其能笔于书者，得数首。”这些诗全用流俗之语。他晚年所写的《五禽言》，《幼稚园上学歌》等，更鲜明地表现出他为探索诗歌新形式所付出的努力。他的诗歌虽然最终仍未打破旧形式，但在从古典诗歌过渡到现代新诗的过程中，诗人的创作，毕竟是成功的。他对后来白话文学的提倡以及对民俗文学的鉴赏与研究都有很大的影响。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对黄遵宪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近世诗人能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者，当推黄公度。”又说“公度之诗独辟境界，卓然自立于二十世纪诗界中，群推为大家，公论不容诬也。”夏曾佑（8—924），字穗卿，号碎佛，浙江钱塘人。曾与严复等合办《国闻报》，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文化学说，有《碎佛师杂诗》。辛亥革命后，宣传尊孔复古，是“孔教公会”发起人之一。 丘逢甲（84—92），字仙根，号仓海，台湾人。光绪十五年（889）进士，曾任兵部主事等职。中日战争失败后，丘逢甲驰电清廷表示反对割占台湾，并以绅士的身份在台湾组织团练，后改称义军，抵抗日本侵略者。当台湾省巡抚唐景崧逃出台湾后，丘逢甲认为大势已去，也离开台湾到广东，但仍以收复台湾为念。他最初同情戊戌变法，后来又倾向民主革命。辛亥革命后，赴南京参加组织政府，任参议员等职。丘逢甲的诗歌今存000多首，大部分是表现台湾失陷后的缅怀乡国的感情。他的诗，不为格律所拘，雄健奋发，梁启超称赞他是“诗界革命巨子”。现存有《岭云海日楼诗钞》、《仓海先生丘公逢甲诗选》。 蒋智由（？—929），字观云，号因明子，浙江诸暨人。他与黄遵宪、夏曾佑被梁启超推为“近世诗界三杰”，有《居东集》、《蒋智由诗钞》、《蒋观云先生遗诗》。 散文方面，谭嗣同、梁启超诸人，为了鼓吹“维新变法”，经常写一些宣传文章，这种文章于行文之中，时常掺杂着一些外来的新知识、新思想、新词语，因而在当时被称为“新文体”。《谭浏阳全集续编》里面的文章，可作为这种文学的代表。它不但在理论上引进了所谓西学，而且在文体上也表现出由八股文、桐城派古文、骈文蜕变融合而出的特点。 梁启超在“新文体”方面的成绩与影响最大，他在《清代学术概论》里谈到自己的写作时说为《新民丛报》、《新》等诸杂志，畅其旨义，国人竞喜读之；清廷虽严禁，不能遏。每一册出，内地翻刻本辄十数。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偶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颇有一种魔力焉。 他的散文，学过晚汉、魏晋，学过桐城派，后来专作政治宣传文章，文笔平易畅达，“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极有鼓动性，成为风靡一时的新文体，亦称报章体。《少年中国说》是他的代表作。此外，《呵旁观者文》、《过渡时代论》等，均很有名。 秋瑾、章太炎及南社秋瑾（878—907）工于诗词，诗多抒发对祖国命运的忧心和愿为祖国富强赴汤蹈火的革命情怀。感情炽烈，格调雄健，但也不时流露出感伤的情调。如光绪三十一年（905），她从日本回国途中所作的《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万里乘风去复来，只身东海挟春雷。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浊酒不销忧国泪，救时应仗出群才。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 日俄战争中，俄国败北，由于美国从中调解，日俄两国于光绪三十一年，签订了重新瓜分中国东北和朝鲜的《朴次茅斯和约》，俄国将中国辽东半岛（包括旅顺、大连）的租界权转让给日本。诗人面对祖国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的形势，极为忧虑和愤慨“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同时也抒发了她不惜一切报效祖国的豪情壮志“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这首诗情调高亢激昂，唱出了时代的心声。 章太炎在文学、历史学、语言学等方面都有贡献。在文学方面的主要成就是散文，他认为文章“莫若魏晋”。他鼓吹民主革命的文章影响很大，如《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革命军序》等。但他的文章大多古字联翩，深奥难解。著作有《新方言》、《文始》、《小敩答问》等。著述刊入《章氏丛书》、《章氏丛书续编》、《章氏丛书三编》。 随着中国同盟会的成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到来，由陈去病、高旭、柳亚子等发起组织的“南社”，于宣统元年十一月十三日（909年2月25日）在苏州正式成立。它的前身是陈去病在光绪三十三年（907）组织的神交社。“南社”第一次集会时共7人，到辛亥革命前增加至200多人，辛亥革命后则增加到千人以上。923年停止活动。南社的刊物《南社丛刊》共出了22集，收南社成员诗文集百种以上。 陈去病（874—933），字佩忍，别号巢南，江苏吴江人，有《浩歌堂诗钞》。他的诗歌表达了对祖国命运的关心，对资产阶级革命的热望。如《读瞿稼轩蜡丸书》。通过对明末遗民的颂扬和对前朝遗迹的凭吊，抒发了自己的革命感情。 周实（885—9），字实舟，号无尽，江苏山阳（今淮安）人。宣统元年（909）参加“南社”，并创“淮南社”。宣统三年（9）武昌起义后，他从南京回家和阮式共谋响应于淮安，事败被杀害。周实认为，“诗歌非特以见人心，且于以觇世变焉”；“尤贵因时立吾言于此而不可移易！”可见他主张诗歌应反映时代变革。 高旭（877—925），字天梅，号剑公，江苏金山（今属上海）人，有《天梅选集》。他著名的《路亡国亡歌》，谴责了清廷将筑路权卖给帝国主义国家，并揭露了帝国主义者的侵略野心。语言明白浅显，完全冲破了格律诗的束缚，深受新派的影响。 柳亚子（887—958），原名慰高，字安如，后更名弃疾，字亚子，江苏吴江人。有《磨剑室诗集》、《词集》。刊印流传的有《柳亚子诗词选》。茅盾《在中华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的发言》说“柳亚子的诗词反映了前清末年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一段时期的历史——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如果称它为史诗，我认为是名副其实的。”柳亚子的诗充满强烈的革命。如《吊鉴湖秋女士》四首，赞颂了秋瑾为推翻清朝统治所做的斗争，慷慨悲壮。柳诗受龚自珍影响，凝重含蓄，忧郁悲凉。 此外，还有黄节、马君武、苏曼殊、宁调元、潘飞声等，也是“南社” 著名作家。 第二节狭邪与侠义晚清狭邪和侠义流行，影响较大的有《品花宝鉴》、《花月痕》、《青楼梦》、《海上花列传》、《三侠五义花宝鉴》0回，作者陈森，字逸少，常州人。长期以来以作幕僚为生。道光中居北京，尝出入于伶人当中。该书于咸丰二年（852）刊印，内容写乾隆以来北京优伶生活。《花月痕》，又名《花月姻缘》，卷52回，是写妓女才子的作品。作者魏子安，名学仁，一字子毅，福建侯官人。曾在太原知府家坐馆。书序写于咸丰八年（858），光绪中作品始流行。《青楼梦》4回，作者署名为慕真山人，真名为俞达（？—884），字吟香，江苏常州人。著有《醉红轩笔话》、《花间棒》、《闲鸥集楼梦》成书于光绪四年（878）。书中人物皆为妓女。作品写苏州人金挹香，工文辞，过去所结识的3妓，原皆为散花苑主座下司花的仙女，后尘缘尽满，并入仙班，仍不脱佳人才子的旧套。《海上花列传》4回，也是写妓女生活的作品。作者韩邦实（85—894），字子云，别署花也怜侬，江苏松江（今属上海）人。长期在上海居住，任报馆编辑，对妓女生活十分熟悉，书中故事大都以事实为依据。该书于光绪二十年（894）出版。全书结构亦为《儒林外史》式，无一定之主人翁，但叙写逼真，颇能吸引读者，又全用吴语，是吴语文学的第一部作品，在方言文学上占有重要地位。 《荡寇志》又名《续水浒传》，70回，俞万春著。作品写陈希真父女等在张叔夜率领下，消灭梁山起义英雄的故事。其目的是想借以宣扬“俾世之敢于跳梁，借水浒为词者，知忠义之不可伪托，而盗贱之终不可为”（《丰月老人续序》）。在艺术上有一定成就。《儿女英雄传》，原本53回，现存40回，题“燕北间人著”，作者为文康（约于88年前后在世）。他是满洲镶红旗人，费麦莫氏、字铁仙，大学士勒保的次孙，曾为郡守，擢观察，丁忧旋里。该书初名《金玉缘》，又名《日下新书》，又名《正法眼藏五十三参》，最后才题为《儿女英雄传评话》。作品写侠女何玉凤，出身名门，智慧骁勇，其父为人所害，因奉母命避居山东，决心为父报仇，变姓名为十三妹，往来市井间，偶然在途中遇书生安骥困危，十三妹救了安骥。后来，何玉凤以及被何搭救的张金凤都嫁与安骥，二人和睦如姐妹。作者目的在于描写一个五伦全备的家庭，借以宣传封建思想。作品全用北京口语写成，很有特色。 《三侠五义》原名《忠烈侠义传》，出现于光绪五年（879），20回，作者石玉崑。该书在社会上影响极大。《三侠五义》中的主要人物是“三侠”（展昭、欧阳春、丁兆兰和丁兆蕙）及“五鼠”（卢方、韩彰、徐庆、蒋平、白玉堂）。该书以明人《龙图公案》为蓝本，作许多加工创作。如“五鼠闹东京”，原为一个神怪故事，在《三侠五义》中却都变成武侠的游戏故事。后来俞樾（82—907）将该书开篇“狸猫换太子”一回改写，又因作品里已有南侠、北侠、双侠，已为数有四，又有小侠艾虎，艾虎之师智化及小诸葛沈仲元，皆为侠士，改名《七侠五义》，通行本《七侠五义》00回。又有《忠烈小侠五义传》及《续小五义传》相继出现于京师，皆20回，每回前都有“入话”，与宋人话本相似。 《施公案》一名《施公清烈传》，又名《百断奇观》，97回，出于《三侠五义》之先（道光中），未知作者姓名，叙康熙时施世伦断案事，文辞拙直。此后又有续集、三集、四集等，叙写诸侠客行义故事。《彭公案》23卷00回，为贪梦道人作，写于《三侠五义》之后，叙彭朋于康熙中微行访案。亦有续集、三集、四集，每集80回。它们虽然在社会上极为流行，但是其中的绿林好汉，多为统治阶级的驯顺奴仆，且故事千篇一律，人物性格也不统一，思想与艺术都不甚佳。总之，这些作品都没有反映时代面貌。从文学史的发展趋势看，反映出传统古典的衰落。 谴责的繁荣与发展光绪二十六年（90）左右，资产阶级改良派非常重视的社会作用。 康有为说“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入之；语录不能谕，当以谕之；律例不能治，当以治之。”梁启超于光绪二十八年创办的《新》杂志提倡“界革命”。他的《论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极力强调改良政治、社会的作用“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始。”这时许多杂志也相继产生，如李伯元主编的《绣像》，冷红生主编的《新新》，吴趼人与周桂笙合编的《月月》，黄摩西主编的《林》等，并发表了很多作品。这时期发表的，据统计约有500余种。其中最受群众欢迎、最有成就的作品，当推谴责。鲁迅说“光绪庚子（900）后，谴责之出特盛”。又说“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著名的有《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被称为晚清四大谴责。 《官场现形记》，作者李宝嘉（87—90），字伯元，号南亭亭长，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少时擅制艺及诗赋，以第一名入学，后累应举不第。到上海办《指南报》，旋中止，又办《游戏报》，专作俳谐嘲骂文字；又办《海上繁华报》，专记优伶、娼妓消息，兼载诗词，盛极一时；后主编《绣像》半月刊等。作品除《官场现形记》外，尚有《庚子国变弹词》、《海天鸿雪记》、《活地狱》、《文明小史》等。 《官场现形记》是李伯元的代表作，最初连载于《世界繁华报》，凡0回，近80万字。作品揭露和抨击了清政府官僚机构的黑暗与，是清末官僚统治集团的真实写照。所涉及的官僚十分广泛，外官从不入流的佐杂到州府官吏，直到督抚方面大员；内官从小京官到部司郎曹，直至位居中枢的军机、大学士。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僚胥吏，为了升官发财，无不蝇营狗苟，极为。作品还突出地描写了清统治者对帝国主义奴颜婢膝的丑态。见到洋人就面容失色，手足无措。总之，《官场现形记》对晚清官僚集团作了比梁启超《译印政治》引文。 鲁迅《中国史略》，《鲁迅全集》（八），人民文学出版社957年版，第239页。较全面的揭露，对黑暗现象给以尽情的嘲笑和讽刺。其写作手法略似《儒林外史》。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作者吴沃尧（87—90），又名宝震，字趼人，广东南海人。生于北京，长于佛山镇，故又自称“我佛山人”。光绪八年（882），他到上海谋生。从光绪二十三年（897）起，先后主笔《字林沪报》副刊及《采风报》、《奇新报》、《寓言报》，光绪二十八年（902）应《汉口日报》之聘赴鄂。次年回上海，受梁启超影响开始创作，并投寄《新》发表，还曾一度客山东，赴日本。光绪三十一年（905）春，任汉口《楚报》中文版编辑。反美华工禁约运动兴起，他主动辞去这家美国人办的报社职务，并积极参加创办《月月》，任总撰述。光绪三十三年（907）创立两广同乡会，并开办和主持同乡会所属的广志小学。吴沃尧是个多产作家，从光绪二十九年至宣统二年去世止，在短短的7年里写下了许多有影响的作品。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痛史》、《电术奇谈》、《九命奇冤》、《劫余灰》、《新石头记》、《恨海》等。又有《趼诗删剩》，《趼廛笔记》、《趼人十三种》、《我佛山人笔记四种》、《我佛山人滑稽谈》、《我佛山人札记》等。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是作者毕生“渗淡经营”的作品，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发表于《新》杂志。作者从光绪二十九年（903）开始写作，历时7年，至宣统元年（909）最后完成，共08回。全书以自号“九死一生”者为线索，叙述了他在20年中的所见所闻。作者把他的笔伸向腐朽的清末社会的各个角落，而以暴露官场的怪现状为中心内容。全书记载了89件“怪现状”，大多数都与官场有关，淋漓尽致地暴露了清末官场的黑幕。作品还写了许多风流名士、洋场才子，揭露了他们胸无点墨，冒充文人雅士的种种丑态，写得很成功。 《老残游记》20回，光绪二十九年（903）发表于《绣像》，至3回中止，后又续载于天津《日日新闻》，原署鸿都百炼生著。鸿都百炼生即刘鹗（857—909），字铁云，江苏丹徒人。少精算学，后又行医，又弃而为商。光绪十四年（888）后，曾先后在河南巡抚吴大澂、山东巡抚张曜处作幕宾，帮助治理黄河，获得声誉。在北京时（光绪二十二年，89）上书直隶总督王文韶，请筑津镇铁路，又主张和外人订约合开煤矿。既成，世俗交谪，责为“汉奸”。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他曾从俄军处贱价购买太仓粮设平粜局，以赈北京居民饥困。后以私售太仓粟罪，流放新疆。其文学创作，抒发了他内心的抑郁。他在《老残游记》初编自序中说“吾人生今之时，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国之感情，有社会之感情，有种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此鸿都百炼生所以有《老残游记》之作也。”《老残游记》通过一个摇串铃的江湖医生老残在游历途中所见闻的某些社会现象，表达了作者对时局的见解和主张。作品暴露了清朝末年社会的黑暗，他所刻画的那些自命清廉而实际上却给老百姓制造冤狱的官员，如玉贤、刚弼等，有一定认识意义。《老残游记》的艺术性较高，它的情节虽不曲折复杂，但却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这主要由于作品在刻画人物、叙事写景方面都很成功。《孽海花》，原署爱自由者发起，东亚病夫编述。“东亚病夫”即曾朴（87—935），字小木，别署太朴、东亚病夫、病夫国之病夫，江苏常熟人。早年在同文馆学法文，翻译过雨果等人作品，曾结识谭嗣同、林旭、唐才常、杨深秀等人，并参加维新活动。光绪三十年（904），在上海与丁芝孙、徐念慈等创办“林书社”。光绪三十三年，受聘为两江总督端方的幕宾，后得端方保举，以候补知府分发浙江，任宁波清理绿营官地局会办。辛亥革命后，先后任江苏省议员、官产处处长。北洋军阀时期，任财政厅厅长、政务厅厅长等职。后又曾到上海，创办《真善美》杂志。“爱自由者”即金天翮，字松岑，编译书籍《自由血》，写俄国虚无党史。《孽海花》的前0回是光绪三十一年发表的，翌年续出0回。光绪三十三年又发表2至2年作者再赓续回，又修改全书，于928年出版了34回本。《孽海花》是以清末状元金雯青和妓女傅彩云（即赛金花）的故事为线索，反映了晚清30年间政治、外交和社会的变革。作者在他的《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里说“这书主干的意义，只为我看看这三十年，是我中国由旧到新的一个大转关，一方面文化的推移，一方面政治的变动，可惊可喜的现象，都在这一时期内飞也似的进行。我就想把这些现象，合拢了他的侧影或远景和相联系的一些细事，收摄在我笔头的摄影机上，叫他自然地一幕一幕地展现，印象上不啻目击了大事的全景一般。”作品在暴露清末黑暗的政治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方面有一定意义。作品描写了当时宫廷内部的混乱，以及官僚名士的生活。《孽海花》的艺术，有其可取之处，他把所见所闻的政治事件、官场内幕及零星掌故等若干独立的故事，用一条中心线索贯穿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有机结构。一些场面或片断写得很生动。但因有意追求轶闻趣事，对人物的刻画大都没有完成。 宣传民主革命的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陆续出现了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陈天华（875—905）的《狮子吼》是一部章回，共8回，未完。作品以舟山岛上民权村为背景，以狄必攘为主要人物，写了革命党人的活动。的“楔子”以“混沌国”比喻中国，以“蚕食国”、“鲸吞国”、“狐媚国”影射帝国主义国家，并以睡狮醒来，象征中国的未来。接着第、2回叙述中国的历史与现状。第3回写“民权村”，实际上是作者的理想国。革命活动家狄必攘便是这村学堂的总教习，他的学生有的去外国留学，有的到内地联络会党组织革命的力量，有的办报作宣传，成立“自治会”、“强中会”等革命团体。第8回写起义失败后，烈士审血诚义正辞严地指斥审讯官说“现在国家到了这样，你们这一班奴才，只晓得卖国求荣，全不想替国民出点力，所以我们打定主义，把你这一班狗奴才杀尽斩尽，为国流血，这就叫做流血党！”按写作计划，最后狄必攘等人“后来竟把中国光复转来”。因作者蹈海自杀，未能完成。 黄小配（873—93），又名世仲，笔名禺山世次郎、黄帝嫡裔，广东番禺人。光绪二十八年（902）任香港《中国日报》记者，后又帮助郑贯公办《世界公益报》、《广东日报》、《有所谓报》。光绪三十一年（905）加入同盟会。光绪三十三年创办《少年报》。辛亥革命后任广东民团副团长，被军阀陈炯明杀害。著有《洪秀全演义》、《大马扁》、《廿载繁华梦》、《宦海潮》等。 《洪秀全演义》最先刊载于《有所谓报》，续载于《少年报》，94年出版单行本，54回，未完。另有74回续足本，后20回为他人续作。作者自叙为“洪氏一朝之实录，即以传汉族之光荣”。作品描写了金田起义的全过程，以及定都天京挥师北上，遭到挫折的情况。洪秀全、石达开等都写得很生动。作者很善于运用章回形式，艺术上较为成功。 此外，《大马扁》是抨击康有为的。《廿载繁华梦》是揭露清廷官吏、官僚资本家的腐朽丑恶。 辛亥革命失败后，领域内盛行“鸳鸯蝴蝶派”、“黑幕”。“鸳鸯蝴蝶派”，主要写爱情故事，产生于清末，是清代才子佳人的继续发展。“黑幕”出现于9年前后，这类以揭露社会黑暗为主，写作目的是使“幕中人知所惧，而幕外人知其防”，而实际上变成了宣传犯罪的教科书。 95年以后，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的新文化运动，迅速兴起，大张旗鼓地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鲁迅在五四运动前夕，连续创作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三篇白话，强烈地控诉了几千年来封建制度的罪恶，呼唤人民大众的觉醒，并鼓励他们进行斗争。 第三节翻译文学的发展晚清时期翻译文学的初起晚清经历了军事、外交诸方面的一系列失败之后，一些人开始考虑吸收外来文化的问题。当时，除了派遣学生出洋学习以外，还于同治元年（82）设立了京师同文馆，这是晚清最早的洋务学堂。同治二年与同治四年又先后成立了上海同文馆和江南制造局，专门培养翻译人员。当时所译的书，多集中在军械营阵、史地政法以及宗教经典和医学方面。文艺方面的译著，是从林纾开始的。翻译初起时，“政治”甚流行。林纾于光绪二十七年（90）译成出版了《黑奴吁天录》（美国史托活夫人著，本名《黑奴受逼记》）。作品描写了在种族歧视下黑人受白人残酷虐待的悲惨遭遇。光绪三十四年（908），林纾又翻译了日本近代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德富健次郎（笔名德富芦花）所著的《不如归》。译者借该作品从侧面透露出的中日甲午海战情况，说明中国海军曾经英勇地打击敌人，揭穿了关于镇、定两舰望敌而逃的谣言，为在抗敌作战中的牺牲者伸张正义。此外，还有独立苍茫子译的《游侠风月录》（903）、汤绂女士译的《旅顺双杰传》（909）、赖子译《政海波澜》（日本广陵左左木龙）、陈鸿壁译《苏格兰独立记》等。有关教育问题的有中国苦学生译《苦学生》（日本山上上泉，903），南野浣白子译《青年镜》，以及梁启超、披发生合译《十五小豪杰》等。译述科学故事的，有王笑译《千年后之世界》，杨德森译《梦游二十一世纪》（903），海天独啸子译《空中飞艇》（903），东海觉我译《新舞台》等。至近代后期，又翻译有大批的侦探。 近代翻译文学的两个流派近代翻译文学有两个流派，一种是以古文译法进行译述，以林纾为最著名，他的译著在知识层里最受重视；另一派则是用白话译书，如梁启超、李伯元、吴趼人等，他们译述的特点是将原书的内容，用白话口语，以章回的形式进行演述，他们的译述，读者面更为广泛。 林纾翻译作品很多，据郑振铎《林琴南先生》和寒光《林琴南传》统计，共计7部，270册，另有未收集的短篇5种。宣统三年（9）以前出版的约50种。他介绍的著名作家有英国的莎士比亚、狄更司、司各德，美国的欧文、史托活夫人，法国的大仲马、小仲马、巴尔扎克，挪威的易卜生，西班牙的塞万提司，以及俄国的托尔斯泰，日本的德富健次郎等。其中影响最大的作品如《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不如归》、《滑铁卢战血余腥录》、《撒克逊劫后英雄略》、《迦茵小传》等。林纾的译作给近代作家和读者以很大影响，对中外文化交流起过很好的作用。但是，由于林纾本人不懂外文，无论对译本的选择，或对语意的理解，都只能依赖口译者，这给他的翻译带来很大的限制与影响。 当时的翻译家除林纾之外，还有几个人值得注意。如吴梼（亶中），他的译作以日本的为多，有《薄命花》、《寒桃记》、《寒牡丹》、《银钮碑》《美人烟草》、《五里雾》、《侠黑奴》，以及英国勃来雪克著《车中毒针》、俄契诃夫《黑衣教士》等，表现出相当的文学修养。陈冷血（景寒）以翻译俄国虚无党最多，也译有侦探一类的作品，有《白云塔》、《侠恋记》、《火里罪人》、《大侠记》、《侦探谭》等。包天笑的译作，近于演述，以教育方面的内容为多，如《馨儿就学记》（《爱的教育》）、《儿童修身之感情》等。此外，周桂笙的译作在当时也很有影响。 这时还有周树人（鲁迅）、周作人兄弟，他们的译作《域外集》（909年出版），全是短篇，有俄国的迦尔洵、契诃夫、梭罗古卜、安特来夫，波兰的显克微兹，英国的王尔德，法国的莫泊桑，丹麦的安徒生，新希腊的蔼夫达利阿谛斯，以及芬兰的哀禾等人的作品，集、童话、寓言为一集。译文古朴，虽用的是古文，但仍然保留了原著的章节格式，与林纾的用古文意译相比，《域外集》则是一部采用直译的译作。在文言翻译中，以林纾的影响最大，但从对文学的理解，以及忠实于原著方面，则当推周树人、周作人兄弟。 诗歌的翻译。首先介绍西洋诗歌的是马君武、苏曼殊。马君武（882—939），名和，一字贵云，广西桂林人。初留学日本，学工艺化学，曾参加同盟会，后去德国，习冶金。民国成立，任孙中山临时政府实业部次长等职。后经营工业，晚年任广西大学校长。爱好文学，有《马君武诗稿》。他的诗格律自由，雄豪深挚。他用七言古诗体翻译拜伦的《哀希腊》，还翻译过虎德的《缝衣歌》，以及歌德的《阿明临海岸哭女诗》等。他的译诗如同他的创作一样真挚感人。 苏曼殊（88—98），原名玄瑛，字子毅，后出家为僧，号曼殊，广东香山（今中山）人。曾留学日本，漫游南洋各地。参加过“南社”，能诗文、善绘画，并通英、法、日、梵诸文。他的诗歌多感伤情调，运用浅近文言写作的，内容多为描写男女爱情的故事，如《断鸿零雁记》、《碎簪记》等。翻译作品有《拜伦诗选》。他的译诗正如他自己所说“按文切理，语无增饰，陈义悱恻，事辞相称。”苏曼殊还编有《文学因缘》、《英汉三昧集》，都是英译中国古代诗歌的选集。 文学革命运动以后，翻译文学进一步蓬勃发展，译文多演进为白话文。 第四节白话文运动与文学革命近代白话文运动的形成与发展近代白话文运动形成于戊戌变法前后，黄遵宪在光绪十三年（887）正式提出语言与文学合一的问题，他说“语言与文学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学合则通文者多。”梁启超大力提倡新文体，自觉地注意通俗化。光绪二十四年（898），白话文运动主将裘廷梁在《苏报》上发表了著名的《论白话文为维新之本》，第一个提出“崇白话废文言”的口号。在文章中做了比较系统的阐述。他说崇白话而废文言，则吾黄人聪明才力无他途以夺之。必且务为有用之学，何至暗汶如斯矣！吾一不知夫古人之创造文字将以便天下之人乎？抑以困天下之人乎？人之求通文字，将驱遣之为我用乎？抑将穷老尽气，受役于文字，以人为文字之奴隶乎？ 接着在该文里论证了白话文有“省目力”、“除骄气”、“免枉读”、“少弃才”、“便贫民”等八益，反映了他的进步要求。陈子褒也发表文章提倡推行白话，并在《论报章宜改用浅说》一文中，明确提出报纸应改用白话，用白话文办报，使人人都能读。在他们的大力提倡下，白话报纸陆续出刊，白话书籍也印行。白话报纸如《无锡白话报》（光绪二十四年出版）、《杭州白话报》（光绪二十七年出版）、《苏州白话报》（光绪二十九年出版）、《绍兴白话报》（光绪二十八年出版）、《宁波白话报》（光绪二十九年出版）、《上海新中国白话报》、《安徽俗话报》、《国民白话报》、《潮州白话报》、《北京白话报》、《伊犁白话报》、《蒙古白话报》等，从内容到形式都有革新，有评论有报导，以及游记、曲调等各种文艺样式的文章，文字通俗易懂。此外还用白话编印了大量的教科书宇典，历史地理书，文艺作品，医学、数学书等。这时还有些人大力提倡、推行拼音文字，最早提到拼音的是卢戆章《切音新法》、蔡勇《传音快字》、王炳耀《拼音字谱》等，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王照。戊戌变法失败后，王照创造了“官话字母”0个，并主张以北京话的标准来统一读音。他的主张，对后来的拼音运动也有很大影响。总之，白话文运动在文学的发展方面，确实起了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梁启超等提倡的“诗界革命”、“新文体”与“界革命”，可以说是近代初期的文学改良运动。直到95年以后，陈独秀、胡适等人提倡文学革命，主张白话文学，掀起了新文学运动。95年9月，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9年9月出版第2卷时，改名为《新青年》。这个刊物针对当时复古尊孔的思潮，提出反对孔教，反对旧道德，提倡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并在“文学革命”的口号下，提倡新文学。他们认为文体的改革和文学领域内的革命是同反对旧政治、旧思想，提倡新政治、新思想的斗争紧密相连的。陈独秀在《青年》杂志一卷三、四号上发表了《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介绍了现代欧洲文艺思想，又在《通信》里《答张家言》文中说“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庶足挽今日浮华颓败之恶风。”97年月，胡适在《新青年》上正式发表了讨论文学的第一篇文章《文学改良刍议》，表现了他对文学的历史进化观点。接着陈独秀发表了《文学革命论》（97年2月），正式举起文学革命的旗帜。他用文化批黄遵宪《日本国志》卷33，《学术志》二。 评家的眼光来提倡文学革命。陈独秀的激烈态度引起了一般人的反对，从而也引起了更多的人关心新文学运动。97年的《新青年》里有许多讨论文学的通信和文章（这些讨论文章收集在王世栋编，新文化书社出版的《新文学评论》里）。钱玄同（887—939）对陈、胡的主张表示赞同，积极加入了文学革命的行列。他在与陈、胡二人的通信中，讨论文学革命的各种问题，一面补正了胡适的许多论点，一面对桐城巨子与选学名家展开了批评，指出他们的文章是“高等八股”和“变形之八股”。刘复（半农，89—934）也在《我之文学改良观》中提出文学的界说问题。 文学革命的开展随着文学革命的开展，参加讨论的人逐渐增多，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但主张文学革命的人坚不退缩，因而使文学革命逐渐发展，从95—98年的三四年间继续发表了许多理论文章、翻译作品以及诗歌、创作，如胡适的《建设的文学论》、《答盛北熊论文学改革的进行程序》、《论短篇》、《易卜生主义》、《文学进化观念与改良》等；周作人的《日本近三十年之发达》、《人的文学》，并翻译了一些外国短篇及小诗，后集成为《点滴》与《陀螺》出版。鲁迅的《狂人日记》也是在这时期完成并发表的。此外，沈尹默、刘半农、沈兼士、俞平伯、陈衡哲、康白情诸人，都在试作新诗。98年2月，陈独秀等创办了《每周评论》，北京大学学生罗家伦、傅斯年等还办了个《新潮》月刊，都是提倡文学革命的刊物。文学革命运动，这时已逐渐发展成为全国性的革命热潮。由于力倡文学革命的陈独秀等都是北京大学的教授，而傅斯年、俞平伯、罗家伦等又都是北大的学生，因此，北京大学成为“文学革命军”的发源地。反对文学革命的人在社会散布流言蜚语，顽固守旧的反对派的攻击也迎面袭来，一时北京大学便成为惹人注意的目标。古文家林纾先后发表文章和《妖梦》、《荆生》，攻击主张文学革命的人，成为反对新文学革命运动的代表人物。蔡元培写了《答林君琴南函》一文，驳斥了林纾的指责，积极正在兴起的文学革命运动。蔡、林之间的辩论，是五四运动前夕的一场新旧文学的激烈论战，它引起了全国学术界的注意。此后，新派的革命文学潮流愈益高涨。文学革命运动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部分。五四以后，文学革命运动以迅猛之势继续向前发展。 第五节戏剧京剧和其他各种地方戏清中叶，昆曲逐渐趋于衰落，而京剧却脱颖而出，取代了昆曲的地位。 另外，梆子、皮簧、弦索诸腔兴起，以及由弋阳腔演变而来的高腔，在各地形成重要剧种。这时期，各种地方戏曲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延续发展。京剧是以清乾隆以来进入北京的徽班为基础，经徽调艺人和汉调艺人共同努力，吸收借鉴了昆曲、京腔、梆子等剧目、唱腔、伴奏音乐、表演技艺，集众所长，逐步形成的。京剧的诞生，约在清代的道光年间，至今约有200年的历史。道光咸丰间，程长庚、余三胜、张二套等是京剧的创始人。同治、光绪年间有3位著名的身怀绝技的京剧、昆曲演员活跃在戏剧舞台上。画师沈蓉圃根据他们的真容描绘了一幅彩色戏装人物像，称为“同光名伶十三绝”。这3位演员是张胜奎、刘赶三、程长庚、时小福、卢胜奎、谭鑫培、郝兰田、梅巧玲、徐小香、余紫云、杨鸣玉、朱莲芬、杨月楼。京剧的传统剧目现在搜集到的约有200多种，大部分是继承昆曲及各种地方戏曲的剧目，经过广大艺人和作者的不断加工创作而成的。《文昭关》、《宇宙锋》、《群英会》、《借东风》、《清官册》、《李陵碑》、《打渔杀家》、《四进士》、《连升店》等都是思想性、艺术性较高的优秀作品。 明清时在全国各地，几乎每省都有大型戏曲剧种流传，发展至近代已趋于定型和成熟，并且产生和发展了许多民间小戏。如河北评剧，山东柳腔、吕剧，东北二人转，内蒙二人台，安徽黄梅戏，江苏锡剧，福建闽剧，宁波甬剧，浙江越剧，湖南、湖北等地的各种花鼓戏、花灯戏、采茶戏，以及少数民族的傣戏、壮戏等，出现了地方小戏蓬勃兴起的局面。这些地方小戏的内容大多是民间流传、深受群众喜爱的故事，反映了下层劳动人民的生活。演出形式生动活泼，曲调丰富，具有浓重的地方色彩。在流传过程中，它们又相互交流，各自吸收新的曲调，各有自己的创造，有的在后来形成影响较大的地方剧种。 戏曲改良运动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开展，在京剧和地方戏的领域内也得到反映。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首先开展了京剧革新活动。汪笑侬是近代最早配合社会运动改编和创造京剧剧本的艺人。汪笑侬（858—98），满族人，本名德克俊，又名僢，号仰天。年轻时中过举人，后曾任河南太康知县，因触怒豪绅而被革职。此后专门从事京剧活动，长期在上海演出，专攻老生。他根据自己嗓音的特点，吸收汪桂芬（80—90）、孙菊仙（84—93）的唱法，别创新腔，自成一派。除改编《哭祖庙》、《将相和》、《党人碑》、《骂王朗》、《长乐老》、《受禅台》、《博浪椎》以外，还有着时装登场的《缕金箱》、《獬豸梦》、《瓜种兰因》、《立宪镜》、《博览会》等，在当时已有“改良新剧”之称。 ------------ 14 梅兰芳（1894—1961）名澜、字畹华原籍江苏泰州生于北京出身于京剧世家是“十三绝”中著名演员梅巧玲之孙。8岁学戏11岁登台专演青衣兼刀马旦。早年曾演出反映当代生活的戏《邓霞姑》、《一缕麻》。河北梆子花旦演员田际云（1864—1925）长期在北京演出。据传他在清廷演戏时曾为当时维新派人士传递消息。宣统三年因约请新剧演员王钟声在他经营的天乐园演出被拘押百日。辛亥革命后起组织艺人群众团体正乐育化会并举办北京第一个女子科班“崇雅社”。田际云还曾演出《大战罂粟花》。 其他如川剧改良公会和陕西“易俗社”是两个具有明确宗旨并聚集了相当数量的作家的戏曲改良组织。黄吉安（1836—1924）是近代川剧改良运动中的重要作家。 随着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开展报刊上也6续刊载了大量的传奇、杂剧剧本。这些作品几乎都创作于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运动到宣统三年辛亥革命之间。这一时期反对民族压迫、宣传革命成为戏曲作品的主要内容。这类作品大都取材于历史故事。如：川南筱波山人的《爱国魂》是写文天祥抗元的故事；反映现实斗争的有浴血生的《革命军》传奇、萧山湘灵子的《轩亭冤》、华伟生的《开国奇冤》等；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如反对美国迫害华工的南荃居士的《海侨春传奇》等；宣传妇女解放、提倡女权的有柳亚子《松陵新女儿》等；有介绍外国资产阶级革命故事的如梁启《新罗马传奇》、感惺的《断头台》等。这些作品都宣传了资产阶级改良或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在当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如大汉族主义观点、反对人民革命的态度以及反帝反封建的不彻底性等。写作技术方面有的也不符合戏曲规律有的难以适应舞台演出。话剧的产生光绪三十一年（19o5）新剧活动家汪仲贤（即汪优游）兄弟组织了业余新剧团体文友会演出了《捉拿安德海》、《江西教案》两个戏。以后又有开明演剧会、益友会、青年会演剧部等。其演出形式有的脱胎于京剧时装戏有的借鉴西洋戏剧但未形成完整的新戏剧形式。光绪三十三年（19o7）曾孝谷、李叔同、6镜若、欧阳予倩等在日本留学期间受日本“新派剧”影响组织了“春柳社”并在日本演出了《茶花女》、《黑奴吁天录》、《热血》等剧。在春柳社的影响下新剧团纷纷成立。在南方王钟声于光绪三十三年创办了“春阳社”并演出《黑奴吁天录》、《迦菌小传》、《张文祥刺马》等剧。新剧剧作家和演员任天知于宣统二年（191o）创建了我国第一个职业新剧团体“进化团”并演出了《共和万岁》、《黄金赤血》、《都督梦》等剧。春柳社的同人回国后又以春柳剧场的名义在上海、无锡、长沙等地演出《社会钟》、《家庭恩仇记》等剧形成了“文明新戏”的热潮。 南方的新剧运动也影响到北方。光绪三十四年（19o8）夏王钟声带着一批人到北京、天津等地演出新剧《宦海潮》、《秋瑾》、《徐锡麟》、《孽海花》等深受群众欢迎。次年天津南开学校也开始编演新剧成立南开新剧团成为北方早期话剧的重要力量。 袁世凯统治时宣传革命的新剧团体被解散以上海为中心的新剧运动一时消沉变质但仍演出了《皇帝梦》等对窃国大盗袁世凯进行了嘲讽。这种新剧是我国现代话剧的前身。现代话剧在当时称为“新剧”直到1928年才最后定名为“话剧”。 第六节音乐近代传统的民间音乐如民歌、说唱、器乐、歌舞等从内容到形式都注入了新的因素。明清时期流传的弹词得到进一步展。在各地民歌小调的基础上又产生了很多新的说唱曲种。民间乐器在近代也有变化和展苏南吹打乐河北、山东、山西的吹奏乐在曲调上更为细致和丰富。沿海城市广州一带的广东音乐形成于本时期末。以上海为中心广泛流行于江浙一带的丝竹乐也很盛行。还有一些音乐家对古老的乐曲进行了整理和创新的工作出现一些新的演奏曲目。由于西方文化的传入在音乐艺术上有西洋音乐的初步输入和学堂乐歌的兴起。 学堂乐歌的兴起随着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兴办学校音乐与音乐教育逐渐受到重视。梁启在当时也大力提倡音乐他在《饮冰室诗话》里说：“去年闻学生某君入东京音乐学校专研究乐学余喜无量。盖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此稍有识者所能知也顷诸杂志《江苏》屡陈中国音乐改良主义其第七号已谱出军歌、学校歌数阙读之拍案叫绝此中国文学复兴之先河也。”一些著名诗人写出了适合歌唱的诗如黄遵宪、秋瑾就是突出代表。梁启评论黄遵宪创作时说：“近年以来爱国之士注意此业者渐不乏人而黄公度（遵宪）尤其也。公度所制《军歌二十四章》、《幼稚园上学歌》若干章既行于世；今复得其近作《小学校学生相和歌十九章》亦一代妙文也。”1杨度也曾写过《湖南少年歌》。梁启的《黄帝》四章和《终业式》四章亦曾被谱成歌曲演奏。 由于新式学堂的建立在学堂内开设了乐歌课程。如南京西江师范学校在光绪二十六年（19oo）创办专门聘请了日本教师教授音乐课。光绪三十三年（19o7）清廷“女子小学堂章程”内正式把音乐列为“随意科”。1912年还规定在中学设立“乐歌”课程并定为必修课。 “学堂乐歌”的大量产生是在辛亥革命时期作品的内容多以反帝强兵、御侮爱国、妇女解放为主题。如革命女诗人秋瑾所写的《勉女权歌》曾在其主编的《中国女报》第2期（19o7年2月）用简谱刊出。在这些乐歌中如《中国男儿》、《何日醒》、《惟我同胞》、《抵制美约》、《国耻》、《劝用国货》、《婚姻祝词》、《演说》等在当时起到了一定的宣传鼓动作用。辛亥革命前夕曾流传一《勉学》歌这歌号召群众奋图强挽救祖国危机反映了中国人民希望民族复兴的愿望。1912年刊印的《共和国唱歌集》中有不少热情赞扬辛亥革命的作品如《庆祝共和》、《共和国民》、《爱国歌》、《女革命军》、《光复纪念》等。总之学堂乐歌的产生是我国近代音乐史上出现的新生事物。这些乐歌绝大多数是填词之作曲调主要来自日本也有来自西欧各国者。学堂乐歌介绍了欧洲和日本的各种歌曲体裁如儿童歌曲、舞蹈游戏歌曲、摇篮曲。在演唱乐歌时还出现了独唱、齐唱和简单的二声部、三声部合唱等多种演唱形式。群众歌咏的方式开始进入中国人民的音乐生活为“五四”运动以后群众歌曲的创作奠定了1《饮冰室诗话》第七十八。 基础。 近代音乐教育家伴随学堂音乐的展出现了一批音乐教育家其中以李叔同、沈心工、曾志忞等最为著名。 艺术教育先驱李叔同（188o—1942）名文涛艺名息霜原籍浙江平湖光绪六年（188o）诞生于天津。自小接受传统教育对于书法、金石尤为爱好。十六七岁时从天津名士赵幼梅（元礼）学习填词从唐静岩（育厚）学书法。戊戌变法时迁居上海。在上海与袁希濂、许幻园等在城南草堂组织“城南文社”又与常熟鸟目山僧（黄宗仰）、德清汤伯迟上海任伯年、朱梦庐、高邕之等书画名家组织“上海书画公会”。光绪三十一年（19o5）秋东渡日本留学学习西洋绘画和音乐。曾独立编辑《音乐小杂志》在日本印刷后寄回国内行。次年九月考入东京美术学校学习油画同时又在音乐学校学习钢琴和作曲理论并从日本戏剧家川上音二郎和藤泽成二郎研究新剧表演。他与同学曾孝谷等在日本东京创办了我国第一个话剧团“春柳社”在该剧社上演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与《黑奴吁天录》中扮演了茶花女和爱美抑柳夫人受到日本戏剧界的好评。宣统二年（191o）李叔同毕业回国在天津高等工业学堂担任图案教员。1912年春上海《太平洋报》创刊李叔同被聘为编辑主编副刊画报。同年3月加入“南社”并在上海沪东女学任教讲授文学与音乐。与柳亚子等创立“文美会”主编《文美杂志》。同年秋到杭州任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图画和音乐教员。1915年兼任南京高等师范图画、音乐教员。他为艺术界培养了大批人才如后来成名的画家丰子恺、音乐家刘质平等都是他的学生。1918年他在杭州虎跑寺出家为僧法号弘一。1942年圆寂于福建泉州。 李叔同一生创作歌曲5o余有开明书店出版的《中文名家五十曲》被当时中小学音乐课广泛采用受到社会欢迎。他的早期作品表现了高昂的爱国热情和对祖国存亡的忧虑。如光绪三十一年（19o5）采用我国民间曲调“老六板”填写的《祖国颂》在沪学会的刊物上表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全国各地学校都将其作为音乐教材。他还有不少填词歌曲是抒情性的独唱和小合唱有的歌词是古体诗词这些作品在词曲的配合和意境的创作等方面都过了同时代的学堂乐歌。 音乐教育家沈心工（1869—1947）原名叔逵又名庆鸿上海人。辛亥革命前在上海务本女塾、龙门师范学校任教是国内学校唱歌教材的最早编辑者。从光绪二十九年（19o3）开始先后编辑出版《学校唱歌集》（三集）辛亥革命后又出版了《重编学校唱歌集》（六集）、《民国唱歌集》（四集）等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他采用外国歌调编配新词作为中小学生和学前儿童唱歌教材。他选曲填词的代表作有《何日醒》、《革命军》和《同胞同胞须爱国》、《兵操》等表现出对清政府统治者的不满与斗争。他也有少数创作歌曲如《革命必先革人心》、《军人的枪弹》、《黄河》、《采莲曲》等。 近代器乐的展近代器乐方面也有所展。在广东珠江三角洲一带产生和流行的民间器乐曲称为“广东音乐”。广东音乐又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者包括粤剧和潮州剧音乐；狭义的是指小曲（器乐曲）。近代的广东小曲盛行一时它在城市和农村都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经过不断演化吸收了各地民间小调、小曲、戏曲音乐和各种乐器乐曲形成了具有鲜明地方色彩和独特风格的乐种流畅优美节奏明快清晰其中抒情写景之作更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何柳堂（1872—1934）早期广东音乐创作和改编的作曲家又是琵琶演奏家。他来自广东番禺是一位贫苦的民间艺人。他除写广东乐曲外还写过一些宣传抵制洋货、劝戒洋烟、反对蓄婢等内容的地方曲艺作品。他创作的乐曲如《群舟竞渡》、《赛龙夺锦》、《雨打芭蕉》等都很著名。邱鹤梼（188o—1942）我国较早编写广东音乐书刊的人在搜集整理广东小曲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著有《弦歌必读》、《琴学新编》。 江南丝竹是近代流行于江苏南部、上海、浙江西部一带的器乐演奏形式。以丝弦和竹管乐器结合进行演奏故称“丝竹”。丝竹乐在这地区的城市与农村盛行但演奏风格却完全不同。城市中以文人为多风格优雅华丽农村中则吹鼓手较多演奏大套乐曲常加锣鼓气氛热烈风格简练朴实。宣统三年（1911）以后以上海为中心先后组织了许多演奏丝竹乐的团体如“文明雅集”、“钧天社”、“清平社”等。 “吹歌”是近代广泛流行于我国河北、山东一带的器乐合奏。河北农村的“吹歌”是农民在农闲或参加婚丧喜庆活动时用管子及笙、海笛、胡琴、云锣、鼓、钹、小铛铛、梆子等器乐演奏。曲目多为可以演唱的“歌”。河北“吹歌”演奏风格粗犷朴实表现了北方人民豪爽乐观的性格。山东的鼓吹乐和山西的民间吹打乐也都很有特点。 琵琶独奏自唐宋以来在民间一直流行不衰。展至近代因地域、师承、所传曲谱以及演奏风格不同形成了许多流派。著名的有华文彬（1784—1859）字伯雅号秋萍江苏无锡人。曾编有《南北二派秘本琵琶谱真传》（简称《华氏谱》）和牌子小曲《借云销小唱》对后世琵琶谱的整理影响很大无锡的传派大都以《华氏谱》为依据。 平湖李祖棻（号芳园）编有《南北派十三套大曲琵琶新谱》（简称《李氏谱》）。由于他出身于演奏琵琶的世家本人也有较高的演奏技巧能与当时许多著名的琵琶演奏家互相交往切磋所以《李氏谱》对于琵琶技巧的传播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他的弟子有张子良、吴梦非、朱行菁等是为李祖棻派。吴梦非编有《怡怡室琵琶谱》（抄本）。 上海浦东地区有演奏琵琶的历史传统演奏人才辈出形成了“浦东派”。近代著名琵琶演奏家陈子敬（1837—1891）就是浦东人。他的曲谱有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传抄本。陈子敬早年参加过太平天国的革命活动后来专学琵琶善奏《十面埋伏》、《霸王卸甲》、《平沙落雁》（即《海青拿天鹅》）等曲。浦东派所传乐曲有沈淡初（1889—1953）编的《养心轩琵琶谱》。浦东派谱较前两谱详尽准确。 上海汪昱庭派。汪昱庭（1872—1951）的演奏兼取平湖派与浦东派之长所传弟子也较多。经他改编的“浔阳月夜”（“浔阳曲”或“夕阳萧鼓”）成为现代一著名的琵琶独奏曲。3o年代又经柳尧章改编为民族乐器合奏曲《春江花月夜》流传至今一直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 此外还有崇明瀛州古调派以1916年海门沈肇州（1858—193o）编刊的《瀛州古调》曲谱为依据其弟子有施颂伯、徐之孙等。浙江温州还有琵琶演奏家俟国器、潘志秉、张幼明及其弟子殷北海等所演奏的乐曲更为古老多为各地曲派所未收如《宋玉悲愁》、《琵琶行》等在技巧上也有较高的要求。 欧洲乐器的大量传入是在辛亥革命时期。光绪二十五年（1899）袁世凯接受德国顾问高斯达的建议把军队中的长号筒换为西洋铜喇叭并组织了一支军乐队。光绪二十九年（19o3）袁世凯又在天津开办了军乐学校共办过三期每期8o人另组织过一支5o人的旗人队。同时还派人到德国专门学习音乐成立过2o人的西洋铜管乐队。后来在中小学里还逐渐开展了业余军乐队活动。钢琴在这时也开始在中国流行师范学校、教会学校和某些私人教学中已逐渐使用。1918年商务印书馆刊印的《进行曲》是我国最早出版的钢琴谱收有乐曲6o余。辛亥革命后风琴在学校和社会生活中也开始广泛应用。专门供中国人学习使用的风琴教科书也6续出版如日本人铃木米次郎编著的《风琴教科书》李树白编著的《风琴教科书》等。后又有人为适用于风琴弹奏用简谱记录戏曲和民间器乐曲曲谱刊印了《风琴戏曲谱》。当时在北京还出现了风琴厂。这时期还出现了新型的音乐社团并以举办音乐会的形式开展音乐活动。如1916年左右有曾志忞等人在北京创办的“中西青年会”对戏曲音乐进行学习和改良。同年成立“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分中西两部分。1919年改组为“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蔡元培为会长下设“古琴”、“琵琶”、“钢琴”、“提琴”等若干小组并请人讲解西洋乐理等声学。 当时还有一些音乐家也开始学习欧洲作曲理论并进行创作。如肖友梅（1884—194o）于光绪二十七年（19o1）赴日本学习教育和钢琴并加入了同盟会1912年又赴德国莱比锡音乐学院学习音乐理论。著名音乐家刘天华（1895—1932）当时在上海一个新兴的戏剧团体“开明剧社”工作同时也学习西洋音乐参加管弦乐队的活动。他既精通二胡、琵琶等民族乐器也能演奏小提琴、小号和钢琴等西洋乐器。他能在民族乐器的基础上吸收西洋音乐作曲和演奏技巧因而在民族器乐的创作和演奏上取得了杰出成就。 第七节绘画、书法近代西画相继传入在绘画方面表现出新的转变。同时由于现代印刷技术的展、照相制版技术的传入以及报纸的行等画报艺术随之产生《点石斋画报》的问世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绘画方面自道光以后有戴熙、汤贻汾二人可称名家世称“戴汤”。戴熙（18o1—186o）字醇士号鹿床浙江钱塘（今杭州）人。道光十二年（1832）进士曾官兵部右侍郎并以绘画供奉内廷。归里后主讲崇文书院。戴熙画山水师法王翚丘壑变化较多并能取法王原祁及别家。作品于秀丽中见工稳能集清中期山水画中“四王”派之长自成一体。亦画竹石花卉。著有《习苦斋诗文集》、《习苦斋画絮》及《赐砚斋题画偶录》。他对作画的认识已突破了董其昌以来“正统派”的束缚成为“四王”派的后劲人物。代表作品有《香雪堂草卷》、《春江帆影图卷》等。 汤贻汾（1778—1853）字若仪号雨生江苏武进人。擅画墨梅、花卉笔敏秀逸兼工行草、诗歌。有《琴隐园集》、《画筌析览》等。 这时期的著名画家赵之谦、“三任”、吴昌硕等的绘画成就更给近代绘画艺术带来了朝气。赵之谦（1829—1884）字益甫号冷君浙江绍兴人。咸丰举人曾官南城知县。为人孤愤好嬉笑怒骂与世不谐。其书画、刻石卓绝一时。他的篆刻初师丁敬继学邓石如并法秦汉后突破秦汉钤印的藩篱能博取钱币、镜铭及碑版、造像等文字的体势笔意入印浑厚闲静开辟了篆刻的新天地。其边款具有魏碑风格亦作阳文印侧刻画像为其创。其书法各体都能用魏碑笔法写行草书别具风貌。他的画以写意花鸟、蔬果为主旁及山水、人物笔墨潇洒自如富有生气。他能将书法入画将诗书画印结为一体刚柔相济理法严密。作品中《葵树绣球》、《蕉石》、《桂树冬荣》可为代表。著作有《勇庐闲话》、《梅庵集》、《悲盦居士诗賸》、《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丛书》、《二金蝶堂印存》、《缉雅堂诗话》、《补环宇访碑录》等。 任熊（1822—1857一说182o—1856）字渭长号湘浦浙江萧山人。少年开始学画为姚燮所称许。他深受姚燮影响在诗书画方面不断得到提高。后寓居苏州往来于上海、苏州一带以卖画为生。他工于人物画亦工山水、花鸟。其人物画学陈洪绶笔法圆劲、形象夸张多以历史故事和仕女为题材代表作品有《列仙酒牌》、《剑侠传》等。并曾刻为木刻画集《任渭长四种》是晚清木刻的精品流传广泛。他的山水画数量较少但意境开阔结构宏伟有《十万图》山水册页。其花鸟画于技术上工笔重彩与没骨写意兼收并蓄将民国艺术与文人画的优长融为一体并吸取了外来的水彩画的方法情调清新。 任薰（1835—1893）字阜长又字舜琴任熊之弟。画风亦学陈洪绶。工人物、山水尤擅花鸟。任薰之子任预字立凡亦能继承家学。 任颐（184o—1896）初名润字小楼后改字伯年浙江绍兴人。其父任鹤声工于写照任颐幼年即得其指授。后遇任熊任熊收其为弟子并介绍其从任薰学习。任颐自中年寓居上海卖画终生。他长于写照浅描淡染笔墨不多而有神情亦兼擅花鸟、山水。取法陈洪绶、华嵒、并受朱耷等影响。所作花鸟重视写生形象活泼生动钩勒、点簇、泼墨交互施用而设色鲜淡别具一格。他的人物画题材广泛有反映人民生活的有写历史故事和神话人物的也有民间流行的通俗题材。作品有《关河一望萧索》、《故土难忘》、《关山在望》、《苏武牧羊》、《八仙》、《西施》和《牡丹双鸡图》等。与任熊、任薰并称“三任”是近代名重一时的画家。虚谷（1824—1896）本姓朱名怀仁原籍安徽新安（今歙县）移居江苏广陵（今扬州）。曾任清军参将后出家为僧名虚白字虚谷号柴阳山人。往来苏州、上海以卖画为生其画颇受任颐推重。他工于花鸟尤擅画松鼠及金鱼等小动物题材。运用干笔以偏锋或逆锋冷峭新奇匠心独运别具一格。作品有《竹枝秋鼠图》、《柴绶金章图》等。同时也工于肖像兼能为诗有《虚谷和尚诗录》。 吴友如（？—约1893）名嘉猷江苏元和（今吴县）人。自幼贫困喜绘画自学勤练并吸取钱杜、改琦、任熊等人画法工人物、肖像。以卖画为生曾应征到北京宫廷作画。光绪十年（1884）开始在上海主绘我国第一部画刊《点石斋画报》后自创《飞影图画报》。内容多为时事新闻插图和描绘市民社会生活。他的作品还参用了西方绘画透视法构图紧凑线条遒劲简洁对以后的年画、连环画都极有影响。他还为木板年画绘制画稿在民间流传很广。 吴昌硕（1844—1927）名俊、俊卿字昌硕、仓石别号缶庐、苦铁浙江安吉人。清末曾任江苏安东（今涟水）县令一月后寄寓上海。工诗和书法擅写“石鼓文”朴茂雄健能突破成规而自成一家。尤精篆刻雄浑苍老创为一派。3o岁以后开始作画以写意花卉、蔬果为主山水人物偶亦为之。他吸收了徐渭、朱耷、石涛、赵之谦诸家之长并受任颐的影响兼取篆刻、隶、狂草的笔意色酣墨饱极富生趣在画风上酷似赵之谦但又有所展。吴昌硕作画强调“画与篆法可合并深思力索一意唯孤行”和“作画时须凭一股气”主张在画中要表现自己的情感。因此他的作品富有豪迈奔放的气势和健康的审美情趣。他对构图章法也十分注意疏密错综虚实相间。用色鲜艳凝重不落俗套喜用西洋红渲染花果。他以其特有的豪迈气魄以及书法与金石融为一体的艺术境界在近代绘画史上独负盛名影响很大。代表作品如《云壑古松图》、《紫藤图》、《墨松图》、《杂花图》等。光绪三十年（19o4）与同道丁仁、王礼等在浙江杭州创办西泠印社并任社长。该社对篆刻书画方面的研究在当时曾产生很大影响。此外尚有蒋宝龄、秦祖詠等人亦皆善画山水。但他们更以画论著称。 蒋宝龄字子延号霞竹江苏昭文（今常熟）人。工诗善画其山水画高逸古■名重东南。他所著《墨林今话》是中国画史传性著作计18卷其子蒋茞生续撰1卷。书中记录了从乾隆至咸丰年间（1736—1861）12oo余画家多属江苏、浙江两省人各立小传除叙画艺外还涉及书法、金石、诗词及收藏等事。写法近似诗话。 秦祖詠（1825—1884）字逸芬江苏金匮（今无锡）人。能画山水。 他的《桐阴画论》是一部对中国画的评论之作共编6卷有同治三年（1864）的著者自序。全书共收晚明至清同治初的画家3oo余人分神、妙、能、逸四品以逸品为最多。除评论之外各有小传。初编末附有《续桐阴论画》（一名《论画小传》）及《桐阴画诀》（一名《绘事津梁》）各1卷后者多集录前人的山水画论。 在书法方面除上述画家中如汤贻汾、赵之谦、任熊、吴昌硕等家外“咸同以来以书名者何绍基、张裕钊、翁同龢三家最著”“绍基宗颜平原法晚复出入汉分；裕钊源出于包氏；同龢规模闳变不为诸家所囿为一代后劲云”。1年画是我国人民喜闻乐见的一种形式清中叶是它展的兴盛时期遍及全国在河北、山东、江苏、陕西、四川、广东、福建等地都有年画印制。苏州的桃花坞与天津的杨柳青是南北方生产年画的两大中心。清末石印技术兴起后美女月份牌的年画逐渐增多套印多色比木刻年画整齐、光润、鲜艳多样成本低售价廉从而逐渐代替了过去的手工生产的木刻年画。太平天国时期专门设有主管艺术的机构如“锦绣衙”司壁画与刺绣；“镌刻衙”司木刻、石刻等。民间艺人也受到重视并被组织起来制作出大量壁画、建筑彩画、石雕、年画等艺术品。至今我们仍可从遗存的太平天国文物中看到当年的艺术风采。如南京朝天宫西堂子街东王府壁画以山水、花鸟、走兽等为内容共有十幅。其中《望楼》是描绘守卫天京的军事建筑是珍贵的写实作品。“山亭瀑布”、“云带环山”、“江天亭立”等山水画较清末文人画家笔下的山水画要生动。苏州忠王府壁画现存九幅主要是描绘走兽、飞禽表现了秀丽细致而又富于装饰的民间艺术风格。忠王府中还有三百余方的建筑彩画其内容也多是鸟兽、虫鱼、花果、图案等。在安徽绩溪曹氏支祠壁画存有“太平军攻城图”、“太平军建军图”等。在杨柳青还现了太平军于咸丰四年（1854）在天津地区绘制分送给民众的木刻年画其中有“秋景图”、“母子图”、“田园风趣”、“英雄会”等。在南京升州路圣库遗址中现的二十个石柱础上刻的装饰浮雕题材广泛新颖手法简洁明了很有特色。其中有以“太平天书”为中心的图案纹样还有《望亭图》、《海螺图》等。 1《清史稿》卷5o3。 第十八章新闻出版第一节新闻事业近代中国新闻传播以报刊为主要形式。中国近代报刊的产生和展具有如下特点：第一中国最早出现的近代报刊是伴随着西方列强的渗透和侵入由外国人创办的。中国封建社会出现的“邸报”和“京报”没有也不可能展为适应资本主义要求的近代报刊。第二“报”、“刊”不分。中国近代的所谓报实际上既指报也包括各种期刊。从形式上看当时的报刊大都采用书册式与期刊无异。第三中国近代的办报活动与现实政治斗争关系密切大部分报刊都是为适应政治斗争的需要创办的。尽管中国近代也不乏以赢利为目的的商业性报刊但无论从数量还是从影响来看都远远不及政治性报刊。 中国近代报刊的产生和外人在华办报活动中国最早的近代报刊是由一些外国传教士创办的。嘉庆二十年七月一日（1815年8月5日）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马六甲创《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这是外国传教士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报刊1。此后各国传教士相继在南洋和中国境内创办了一批中文报刊。如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于道光三年（1823）在巴达维亚（雅加达）创办的《特选撮要每月记传》、英国传教士吉德于道光八年（1828）在马六甲创办的《天下新闻》、德籍传教士郭士立于道光十三年（1833）在广州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2、麦都思于道光十八年（1838）在广州创办的《各国消息》。 随着西方各国来华人员的增加一些外国传教士或商人又开始在中国创办外文报刊。第一家在中国出版的外文报刊是道光二年（1822）在澳门创办的葡萄牙文报纸《蜜蜂华报》（aab1-hadaneta）3。其他在中国出版的早期外文报刊还有：英商马地臣和美商伍德于道光七年（1827）在广州创办的英文《广州纪录报》（netregister）、美国传教士裨治文于道光十二年（1832）在广州创办的英文《中国丛报》（theneteserepositery）、英商于道光十五年（1835）在广州创办的英文《广州周报》（netpress）。据统计从嘉庆二十年（1815）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鸦片战争结束外人在南洋和华南沿海地区共创办近代报刊17家其中中文6家外文11家4。这些报刊从内容到形式已明显不同于中国传统的邸报。它们有消息有通讯有评论文章中的新闻要素比较明显其读者也是一般民众有广泛的社会性。因此它们的创办标志着中国新闻事业由古代向近代的展。鸦片战争后更多的外国传教士、商人进入中国由这些人创办的各类报刊也大量增加。据统计从道光二十二年（1842）到戊戌变法前后由外1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版第55页。 2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58页。 3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69页。 4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册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o页。人在华创办的报刊达17o多种为鸦片战争前的1o倍约占同时期我国报刊总数的95％1。这些报刊大致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教会和传教士办的中文报刊。鸦片战争后最先在华大量办报的是西方教会和传教士。据不完全统计从咸丰十年至光绪十六年（186o—189o）仅耶稣教会在华创办的报刊就达7o多种2。这些报刊中影响较大的有：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于咸丰三年（1853）创办于香港的《遐迩贯珍》美国传教士玛高温于咸丰四年（1854）在宁波创办的《中外新报》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于咸丰七年（1857）在上海创办的《丛谈》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于同治七年（1868）在上海创办的《教会新报》（后改为《万国公报》）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于同治十一年（1872）在北京创办的《中西闻见录》（后改名为《格致汇编》）。这些报刊一方面进行宗教宣传成为对中国人民进行奴化教育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它们在客观上宣传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成为中国人接触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基本途径有些报刊还对中国的政治运动生了很大影响。如《万国公报》在戊戌维新运动中大力宣传维新变法尽管它宣传的“维新”与维新派的主张有所区别但客观上对维新运动和维新派人士产生了较大影响。 第二类是外国人在华办的外文报刊。随着来华并居留中国的外国人数逐年增加以他们为读者对象的外文报刊大量出现。这些报刊有英、日、葡、法、德、俄等文种总数达12o种以上1。其中以英文报刊势力最大而日文报刊数量最多。这些报刊主要有英国人办的《德臣报》（dai1ypress）、《字林西报》（northnetes）、《孖刺报》（netamai1）、《京津泰晤士报》（thepekingandtientsintimes）美国人办的《密勒氏评论报》（eek1yrevieofthefaresst）德国人办的《德文新报》（derostasiatisnetbsp;l1oed）法国人办的《中法汇报》（l’neta）日本人办的《上海新报》等。这些在华外文报刊在代表各国侵华权益方面比外人在华创办的中文报刊表现得更为露骨很多外文报刊都成为本国资产阶级在华的代言人。如英文《字林西报》完全代表着在华有“特殊商务利益”的英国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并得到英国驻沪领事馆和上海租界工商局的支持和赞助有“英国官报”（offinet）之称2。 第三类是外人在华创办的商业性中文报刊。外人创办以赢利为目的刊载较多商业内容直接为商业服务的商业性中文报刊始于同治年间。较著名的有英国人的《上海新报》、《申报》、《字林沪报》、《时报》、《新闻报》等日本人的《汉报》、《佛门日报》、《亚东时报》、《顺天日报》、《盛京日报》等德国人的《直报》等。这种商业性报刊为了赢利在编辑业务、报刊内容、版式和经营方式等方面都进行了一些改革彼此之间进行了一些竞争这无疑有利于近代报刊的展。如由英商美查兄弟创办的《申报》不仅重视广泛的新闻和论说文章还辟有文艺副刊和广告栏目它标志着中国近代报刊四种基本成分的确定反应了中国新闻事业开始了新的展进程。 1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册第18页。 2李时岳：《反洋教运动》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64页。 1方汉奇等：《中国新闻事业简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4页。2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册第35页。 随着外报在中国日益增多中国还开始出现了专事新闻收集和向报刊稿的新闻通讯社。根据同治九年（187o）世界几家大通讯社分割世界新闻市场的协定英国的路透社享有在中国的独占稿权。同治十一年（1872）路透社总社派记者科林兹到上海建立了路透社远东分社负责中国、西伯利亚、朝鲜、日本、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的新闻收集和稿这是在中国出现的第一家新闻通讯社1。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路透社在中国新闻市场的垄断被打破。1914年日本人宗方小太郎在上海创办东方通讯社以后成为日本在华的官方通讯社。到二十年代法国哈瓦斯社和美国合众社都分别到中国活动或建立分社。 戊戌变法前后的国人办报随着外人在华办报活动的扩张咸丰年间中国人自己开始创办近代报刊。 中国人自己创办的近代报刊最早出现在清廷统治所不及的香港。咸丰八年（1858）伍廷芳和黄胜租借了英文报纸《孖刺报》的一套中文铅字以《孖刺报》中文晚刊的名义创办了《中外新报》。该报“名为《孖刺报》所有实为华人单独主持所有一切营业权利皆属华人”1。因此可以说《中外新报》是中国人创办的第一家近代报纸。同治三年（1864）在英商《德臣报》工作的中国译员陈霭亭在伍廷芳、何启等的支持帮助下借用《德臣报》的设备以《德臣报》中文版名义创办了《华字日报》。该报从编辑到行完全由中国自理因此也是中国人办的报纸2。同治十三年（1874）王韬在香港创办了《循环日报》他利用该报表了大量宣传维新变法的政论文章从而使该报成为我国政论性报刊的先驱。上述三种报纸长期鼎立成为香港三大中文商业报纸。 到同治、光绪之际内地也出现了一批中国人创办的近代报刊。如广州的《羊城采新实录》、《述报》、《广报》汉口的《昭文新报》上海的《汇报》、《新报》等。 国人早期创办的报刊从内容来说明显反应出要求在中国展资本主义的愿望和反对外国对华侵略的民族主义立场。然而参与创办以上报刊的多数是一些与外商和洋务派集团关系密切的买办式人物这就决定了这些报刊对外商和洋务派集团的依赖关系。它们有的长期与外人报纸保持“合办”关系如《中外新报》、《华字日报》；有的则挂外国招牌如《广报》（后期）；有的找一个外国人作名义上的“总主编”如《汇报》。同时很多报刊在经济上依赖于洋务派官僚。如《汇报》的两个大股东叶固之和唐廷枢都是洋务派官僚；《新报》的一部分经费出于上海道道库后来又接受江南制造总局的津贴。这些都是中国资产阶级先天弱点在其早期办报活动中的体现。 尽管如此在封建统治下这些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近代报刊仍是举步维艰难以展。上述报刊中除在香港出版的几种外其余都是非常短命1梁家禄等：《中国新闻业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页。1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69页。 2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册第61页。 的大都是一年或不到一年就被迫停刊。出版时间较长的《新报》和《广报》也只维持五六年。其中《广报》因刊登某大臣被参一折而被两广总督李瀚章以“妄谈时事淆乱是非”的罪名而“严行查禁”1。这说明了封建统治者对新闻舆论的压制和摧残。 国人办报的真正兴起是在戊戌维新运动时期。光绪二十一年六月（1895年8月）康有为和梁启在北京创办了维新派的第一份报纸《万国公报》。强学会成立后该报即成为强学会的机关报。这份报纸没有自己的印刷和行机构而是托《京报》报房代为排印并随《京报》免费分送北京各官绅。该报形式同于《京报》但其内容迥异包括上谕、外电、各报摘录、译报、评论等主要是宣传维新变法。后来由于该报报名与广学会机关报《万国公报》同遂改名为《中外纪闻》。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1896年1月）康有为又在上海创办《强学报》作为强学会上海分会的机关报。该报“专录中国时务兼译外洋新闻凡于学术治术有关切要者巨细毕登”2成为维新派在南方的喉舌。 维新派的这两份报纸一创刊就遭到封建顽固派的破坏和抵制。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六日（1897年1月2o日）清廷下令封闭强学会《中外纪闻》和《强学报》也被迫停刊。 光绪二十二年（1896）夏以后随着维新运动进入维新派的办报活动也进入鼎盛时期。在这一时期维新派和支持维新运动的知识分子共创办了3o多种宣传鼓吹变法的报刊。比较著名的有汪康年、黄遵宪、梁启在上海创办的《时务报》康广仁在澳门创办的《知新报》严复等在天津创办的《国闻报》唐才常等在长沙创办的《湘学报》和谭嗣同、唐才常在长沙创办的《湘报》。其中由梁启任总主笔的《时务报》是当时维新派的主要机关报。它出版仅几个月销量就达到1.7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成为当时宣传变法维新影响最大的一份报纸。 维新派人士都把创办报刊作为政治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他们的办报活动直接与当时的政治斗争需要相联系这就形成了当时办报活动和报刊新闻的若干特点。 就报刊的种类而言大量的是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的政治性报刊。即使是那些以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为主要内容的刊物如《农学报》、《实学报》、《格致新报》等也多为提倡新学、推进新政而创办其政治目的也是很明显的。而在政治性报纸中又大都以期刊的形式出版。这是因为“阅报之人亦略可分为二类：大抵阅日报者则商贾百执事之人为多而上焉者或嫌其陈述之琐屑；阅旬报者则士大夫读书人为多而下焉者或痛其文字之艰深”1。所谓“旬报”就是指期刊。维新派依靠的主要是“士大夫读书之人”自然在办报上就重视“士大夫读书之人”喜欢阅读的政治性内容。 与此相联系维新派的报纸特别重视政论这一文体并始终以政论为其报刊的主要内容。在维新派的办报活动中涌现出一大批有影响的报刊政论家如梁启、麦孟华、徐勤、谭嗣同、唐才常等。在这些报刊政论家的创作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新颖的政论文体当时称为“报章文体”或“时1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1o1页。 2《上海强学会章程》《戊戌变法》第4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39o页。1严复：《〈国闻报〉缘起》《严复集》第2册第453—454页。 务文体”。这种文体“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和外国语法纵笔所至略不检束”1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八股文、桐城派古文和骈体文等传统文体的束缚适应了资产阶级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需要对中国近代报刊文体的演变有重大而深刻的影响。 戊戌政变后维新派创办的报刊绝大部分被封闭或被迫停刊。康有为、梁启等流亡海外。他们相继在海外创办了一系列报刊继续宣传他们的政治主张。在这一时期内改良派创立的报刊中较重要的有：梁启在日本横滨创办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华侨商人邱菽园出资康有为、梁启等在新加坡创办的《天南新报》徐勤在美国旧金山创办的《文兴日报》梁启在檀香山创办的《新中国报》等。在这些报刊中影响最大的是《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尤其是《新民丛报》成为改良派在海外的主要宣传阵地曾风靡一时最高行量曾高达1.4万多份畅销国内主要城市和1o多个国家2。不过从总体上来说改良派的办报活动已是强弩之末其地位正在被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办报活动所取代。 辛亥革命时期的新闻事业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进行民主革命同时也很重视报刊宣传活动从而使一大批革命报刊相继创刊。又由于资产阶级内部政治派别的分化导致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报刊大论战也推动了新闻事业的展。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中国近代新闻史上又一个办报。 光绪二十五年（1899）秋孙中山鉴于“康有为派所出版杂志风行内外革命党对之实属相形见绌”“始遣陈少白至香港组织《中国日报》”1。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19oo年1月）《中国日报》在香港正式创刊。另外《中国日报》还出版了内容侧重于论说方面的副刊《中国旬报》二者合称为《中国报》。它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最早的宣传阵地。 与此同时留日中国学生也创办了一批革命报刊。光绪二十六年九至十月（19oo年11—12月）留日学生出版了最早的两份刊物“一为《译书汇编》江苏人杨廷栋、杨荫杭、雷奋等主持之所译西籍皆于青年思想之进步至有关系；二为《开智录》粤人冯自由、郑贯一、冯斯栾等主持之专挥自由平等之学说于南洋各埠颇为流行”2。此后相继有秦力山、沈云翔、戢翼翚等创办的《国民报》半月刊杨守仁、陈天华、黄兴等创办的《游学译编》刘成禺等创办的《湖北学生界》孙翼中、蒋智由等创办的《浙江潮》秦毓鎏等创办的《江苏》等刊物。这些留日学生刊物大力宣传民族主义和民权学说主张反清革命对民主革命思潮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 在国内革命派也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创办了一些报刊如戢元丞等创办的《大6月刊》爱国学社创办的《童子世界》章士钊等创办的《国民日日报》蔡元培等创办的《俄事警闻》等。革命派还将原来宣传维新保皇1梁启：《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四。 2复旦大学新闻系：《简明中国新闻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o3页。1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o—11页。 2《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8页。的《苏报》改造成为当时最著名的宣传反清革命的报刊。革命派在《苏报》上表大量谴责清朝反动统治、批驳保皇党人谬论的文章引起了清廷的恐惧和忌恨。清廷于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五日（19o3年6月29日）勾结上海租界巡捕房封闭了《苏报》馆逮捕了章太炎等有关人员制造了当时震惊中外的“《苏报》案”。“《苏报》案”后革命派在国内的报刊活动一度处于沉寂状况。 光绪三十一年七月（19o5年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高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办报活动也随之进入了大展时期。《民报》的创刊就是这种展开始的标志。光绪三十一年十月（19o5年11月）作为中国同盟会机关报的《民报》在日本东京创刊。先后担任该刊主编和撰稿的有张继、章太炎、陈天华、汪精卫、宋教仁等。孙中山亲自为《民报》创刊写了刊词。在这篇著名的刊词里孙中山第一次将同盟会的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民报》自创刊起就致力于三民主义的宣传力图使其“灌输于人心而化为常识”1。 《民报》创刊后受到国内外读者的欢迎。第四号的行量已达万份第七号又增加到1.7万份。它的第一号反复翻印7版第二、三号也一连行了5版2在国内外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民报》所宣传的同盟会的三民主义纲领引起了康有为、梁启为的改良派的全面攻击。在这种情况下《民报》作为革命党人的主要宣传阵地与改良派的《新民丛报》展开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报刊大论战。这一论战主要围绕同盟会的三民主义纲领进行。除《民报》和《新民丛报》外双方在国内外的2o多种报刊投入了论战。论战以革命派的胜利而告结束。论战的胜利不仅在政治、思想上划清了革命与改良的界限壮大了革命派阵营而且对近代报刊新闻的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先它促进了报刊政论体的展。在论战中双方报刊表了大量政论性文章且带有强烈的辩论性质。这就使这些政论文较以前维新派报刊和革命派早期报刊的政论文主题更加鲜明措词更加激烈笔锋更加犀利。其次这场大论战也促进了革命报刊宣传活动的大展。论战前革命派的刊物不到3o种报纸仅1o多种。而论战后到辛亥革命前革命派的刊物增加到4o多种报纸增加到65种以上1。由于这一报刊大论战的影响国内革命派的报刊宣传活动又重新活跃起来。而打破自“《苏报》案”后革命派报刊宣传活动沉寂局面的是光绪三十三年（19o7）秋瑾在上海创办的《中国女报》。《中国女报》是我国近代最有影响的妇女报刊之一。中国近代最早的妇女报刊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由中国女学会创办由康同薇、李蕙仙、裘毓芳等女报人主编的《女学报》。此后又相继出现了1o多种妇女报刊。秋瑾创办的《中国女报》与以前的妇女报刊不同它不是一般地停留于宣传女学女权要求男女平等而是进一步提出妇女的解放必须与反清革命斗争结合起来。《中国女报》虽然仅办两期就因“费绌停顿”但它在当时妇女运动和反清革命运动中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女报》停刊后秋瑾牺牲。另一女革命家陈志群于光绪三十三年（19o7）底创办《神州女报》月刊以代替《中国女报》。此后一直到辛1孙中山：《〈民报289页。 2梁家禄等：《中国新闻业史》第95页。 1梁家禄等：《中国新闻业史》第98页。 亥革命前全国各地又相继创办了近2o种妇女报刊1但其影响都赶不上《中国女报》。 秋瑾创办《中国女报》成为国内革命派办报新的开端。当时革命派报刊活动的中心主要在上海、香港、武汉、广州等大城市。据不完全统计到辛亥革命前革命派在上海出版了15家报刊在香港出版了13家在广州出版15家在湖北出版1o家就是在陕西、四川、贵州、新疆等边远地区也有了革命派的报刊。在这些报刊中以于右任等创办的《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和湖北革命党人创办的《大江报》影响较大。 《神州日报》于光绪三十三年二月（19o7年4月）在上海创刊于右任、王无生等主编该报报名暗寓“当复中华民族之祖国”的思想纪年也用干支不用帝号更有蔑视清廷之意。该报因火灾于创刊后不久停刊。 《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被称为“竖三民”是先后相继出版的三家革命报纸。《民呼日报》创刊于宣统元年三月二十六日（19o9年5月15日）由于右任、范光启等主编。因宣传“吊民伐罪”、“改朝换代”仅出版92天就被租界当局查封。宣统元年八月（19o9年1o月）于右任等又以《民呼日报》原有馆址、设备创办了《民吁日报》。因该报宣传反日救亡引起日本方面仇视。日本对租界当局施加压力拘留了报社社长并判“该报永远停止出版”。宣统二年九月（191o年1o月）于右任等又创办《民立报》。宣统三年（1911）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后《民立报》成为其机关报在揭露清廷预备立宪骗局报道各地革命斗争方面作了大量工作成为辛亥革命前夕国内最有影响的革命报刊。 《大江报》创刊于宣统二年十二月（1911年1月）是湖北革命团体文学社的机关报。主持者为詹大悲和何海鸣。该报于宣统三年六月二十二日、闰六月初一日（1911年7月17、26日）表《亡中国者和平也》、《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两篇短评在社会上引起极大震动。闰六月初七日（8月1日）湖北官府派巡警逮捕了詹大悲和何海鸣封闭了《大江报》。《大江报》停刊至武昌起义后一度复刊但不久又被黎元洪封禁。 辛亥革命时期不仅革命派报刊得到很大展民营报纸也迅崛起。 这个时期较重要的民营报纸有光绪二十八年五月（19o2年6月）由英华创办于天津的《大公报》光绪三十年四月（19o4年6月）由狄楚青创办于上海的《时报》光绪三十年七月由彭翼仲创办于北京的《京话日报》等。这些民营报纸从政治倾向而言大都偏向维新改良。在办报业务方面由于民营报纸之间的竞争大都进行了一些改革创新。其中《时报》的业务创新最为引人注目如它宣布的“公”、“要”、“周”、“适”的论说要求和“博”、“”、“确”、“直”、“正”的记事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闻的某些规律1。此外它创造的短小精悍的时评方式也深受读者欢迎。 面对革命派的报刊宣传攻势清廷一方面进行镇压另一方面也开始创办官报以占领舆论阵地。光绪二十七年（19o1）冬袁世凯先在天津创办了《北洋官报》（双日刊）并附带出版《北洋学报》和《北洋政学旬报》。光绪二十九年（19o3）吕海寰、伍廷芳奏请推广官报获准于是各省纷纷1参见刘巨才：《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史》中国妇女出版社1989年版第477—479页。1《&1t;时报>刊例》引自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124—125页。 创立官报较重要的有《湖北官报》、《南洋官报》、《江西日日官报》、《豫省中外官报》等。清廷中央各部门也开始创办部门官报如商部创办的《商务官报》、学部创办的《学部官报》。到光绪三十三年（19o7）清廷行了最高官报《政治官报》（后改名为《内阁官报》）。所有这些官报的内容以“恭录谕旨第一、奏折第二、咨札第三、章程第四”极少新闻“凡私家论说及风闻不实之事一概不录”2因而毫无生气读者甚寡。北洋军阀统治初期的新闻事业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封建统治使新闻事业也出现了一个短暂的繁荣时期。主要表现在：第一报刊的大量涌现。辛亥革命后“一时报纸风起云涌蔚为大观”。3据不完全统计这个时期的报刊达5oo余家总行量达42oo余万份。这些报纸大部分是由同盟会改组的国民党系统创办的较重要的有：北京的《亚东新报》、《中央新闻》、《民立报》；上海除原来的《民立报》外还有被称为“横三民”的《民权报》、《国民新闻》、《中华民报》；武汉除恢复的《大江报》外还有《震旦民报》、《民国日报》、《大汉报》；其他如长沙的《国民日报》、南宁的《民风报》、广州的《中原报》、四川的《四川公报》等。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政治斗争的相对缓和这段时期的报刊政论性文章已失去其主导地位而新闻通讯则日益增多。 第二通讯社的大量建立。中国人自办通讯社始于光绪三十年（19o4） 骆侠挺在广州创办中兴通讯社宣统元年（19o9）李盛铎、王慕陶在比利时创办了远东通讯社。此外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前夕在武昌创办过类似通讯社的新闻传播机构。辛亥革命后新闻通讯事业得到较大的展1912到1918年新创立的新闻通讯社有2o余家1。较著名的有李抱一于1912年创办于长沙的湖南通讯社邵飘萍于1915年创办于日本的东京通讯社和1916年创办于北京的新闻编译社还有1918年冬国民党在上海创办的国民通讯社。通讯社的大量建立改变了我国新闻传播单纯依靠报纸的状况反映了新闻事业的展。 第三记者地位的提高和名记者的出现。随着报刊和通讯社的大量涌现以及人们对新闻需求的增长以新闻采访为业的记者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有人回忆说辛亥革命后“无冠皇帝（指记者）纷然并起。报社如林报章如雨高谈雄辩扬厉铺张当道虚席社会侧目炙手熏天此为一盛”2。这反映出记者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这种情况下涌现了一批著名的记者如黄远生、邵飘萍、林白水、徐凌霄、刘少少、胡政之、张季鸾等。他们大都受过较多的资产阶级教育有一定的新闻理论修养和办报经验。与以前的康有为、梁启、章太炎等政治活动家兼报刊政论家不同这些名记者都是专门从事新闻采访。 然而民国初年新闻事业的展是短暂的。二次革命后袁世凯下令封2《政治官报章程》引自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43页。 3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147页。 1复旦大学新闻系：《简明中国新闻史》第13o页。 2复旦大学新闻系：《简明中国新闻史》第13o页。 闭了所有国民党人办的报刊。到1913年底辛亥革命前后展起来的5oo多种报刊只剩下13o余种这就是近代新闻史上有名的“癸丑报灾”。接着袁世凯政府又先后颁布了限制言论自由的《戒严法》、《治安警察法》、《报纸条例》、《出版法》等法令条文并以这些法令条文为据残酷镇压报纸和报人。从1912年4月到1916年6月被袁氏政权封闭的报馆达71家被传讯的49家被捣毁的9家有24位报人被杀害6o余位报人被捕1。袁世凯在镇压了国民党报刊和反袁报刊的同时先后创办了《亚细亚日报》、《金刚报》等御用报刊并用各种方式收买一些报刊为己所用以达到控制舆论的目的。 1916年袁世凯死亡北洋军阀内部生分裂。各派军阀忙于争权夺利放松了对新闻舆论的控制。许多被袁世凯封闭的报刊趁机复刊报刊上反对封建独裁、宣传新文化的文章也逐渐增多。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此后又有李大钊创办并主编的《晨钟报》陈独秀、李大钊创办并主编的《每周评论》北京大学学生创办的《国民》月刊和《新潮》月刊问世。1918年1o月14日我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正式成立。该会还出版了我国第一份新闻学专业刊物《新闻周刊》并开始了我国近代最早的新闻教育1。这些都表明我国的新闻事业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1复旦大学新闻系：《简明中国新闻史》第134页。 1《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o年版第31页。第二节图书出版事业中国近代出版事业的展具有如下明显的特征：第一传统刻书业和近代出版并行展。随着西方科学文化和新的印刷技术、机器的传入新式出版事业产生并不断展但中国传统的刻书业并未因此而衰落。尽管其刻印技术并没有突出的展但它仍是中国近代图书印制的重要途径。第二在近代中国出版事业的编辑、印刷、行三个环节往往由一个出版机构完成这不仅表现在传统的书肆、书坊内也表现在新式的书局中。第三中国近代新式出版业最先是由外国人创办而外国人在华创办的出版印刷机构又往往是报刊出版行机构。 中国近代出版事业的逐步展1.外国人在华创办的出版印刷机构。 鸦片战争前外国传教士就开始在我国出版行报刊而这些报刊中中文报刊都还是雕刻印刷。嘉庆二十四年（1819）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中国印刷工人梁和蔡高的配合下在马六甲铸成了中文铅字并译印了第一部汉字铅印书《新旧约圣经》1。道光二十三年（1843）英国伦敦教会传教士麦都思在上海创办了墨海书馆。该书馆拥有中文铅字和英文铅字使用较笨重的印刷机器以牛为动力印制图书。这是外国在中国设立的最早的近代出版印刷机构也是中国近代第一家铅印出版机构2。它最初主要印刷《圣经》和其他宗教宣传品后来又译印了一些西方科技方面的书籍从咸丰二年至九年（1852—1859）共译印9种。道光二十九年（1849）王韬就职墨海书馆编辑他不仅翻译了一些西方科普读物出版而且写成《海陬冶游录》、《瀛海杂志》等著述在该馆出版。该书馆还出版了《丛谈》月刊这是我国最早的铅印杂志之一。 由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创办的美华书馆是中国近代另一个重要的由外人创办的出版印刷机构。它的前身是开设在澳门的花华圣经书馆这个书馆采用英国人制成的汉文铅字（当时称为“香港字”）印制圣经和其他宗教书籍。道光二十五年（1845）该书馆迁至宁波改名为美华书馆。咸丰十年（186o）又迁至上海。它是当时规模最大的一个出版印刷机构。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它总共出版行各类图书4o万册其中24万册是《圣经》和其他宗教书刊其余还有一些学校教科书和自然科学书籍3。该馆还改进了中文活字规格定出7种标准奠定了中文铅字制度的基础1。 同治以后一些外国传教士又相继在中国创办了一些图书出版行机构如法国人办的土山湾印书馆英美传教士办的广学会英国传教士办的英华书馆、格致书院以及由大英圣书公会、大英圣经会和苏格兰圣经会合并而成的“中华圣经会”。据不完全统计到光绪十六年（189o）止这些1《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第573页。 2吉少甫：《中国出版简史》学林出版社199o年版第265页。 3吉少甫：《中国出版简史》第266—267页。 1《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第574页。 版史上1ooo余年来一直以儒家经典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并译印了一些外国宗教书；一些出版物如《资政新篇》还反映了展资本主义向西方学习的要求；而且太平天国出版的儒家经典都作了删改这在中国出版史上也是少见的。这些都反映了太平天国出版事业所具有的革命意义。 3.洋务派译刊西方书籍。 洋务派为了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于同治年间开始大量翻译刊印西方图书。 洋务派译刊西书活动始于京师同文馆。京师同文馆是洋务派为培养外交翻译人才于同治元年（1862）奏准设立的外语学校。为使学生有翻译实践机会同文馆也从事西书翻译活动。学生在馆学习五年最后两年必须译书。教习也多有译著。同治十二年（1873）同文馆附设印刷所备有中、西文活字4套手摇印刷机7部。馆内师生译著均由印刷所铅印。光绪十二年（1886）专设纂修官两员负责编辑加工润笔工作。同文馆至光绪二十七年（19o1）合并到京师大学堂为止共译刊西方图书2oo多部其中以美国人丁韪良所译《万国公法》、中国人杨树和张秀合译的《世界史纲》、法国人毕利干所译的《化学阐原》影响较大。 同治六年（1867）李鸿章创建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附设了翻译馆开始翻译西方图书。参加翻译的有徐寿、华蘅芳、李善兰等中国科技人员也有傅兰雅、林乐知、伟烈亚力等外国人。译书方法是由外国人口述中国人记录并予以改正修润。该馆在前后近4o年译出各类西书199种1。内容以自然科学、机械制造、兵工和造船为主兼及史地、医学、国际公法等。其中以徐寿主译的《化学鉴原》、李善兰与伟烈亚力合译的《续几何原本》、徐仲虎与傅兰雅合译的《运规约》最为著名。 光绪二十三年（1897）盛宣怀奏准创立上海南洋公学附设有译书院。光绪二十四年至二十七年（1898—19o1）间张元济任该院院长。他主持出版了严复翻译的《支那教案论》和《原富》二书影响较大。其余出版物主要是学校教科书。直到光绪二十八年（19o2）后才开始译刊各国政治、历史、科技方面的书籍。 在洋务派出版机构翻译出版的图书中确有不少价值较高的书。但这些译著偏重于自然科学、实用工艺和军事方面而很少有西方社会经济、政治、历史、文艺方面的著作这是与洋务派创办这些机构的动机有关的。 4.戊戌维新时期的出版事业。 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兴起后维新派不仅创办了一系列的报刊宣传变法维新和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而且将译印西方图书也作为他们宣传活动的重要内容。梁启在论述维新派学会的作用时就将“择购西文各书分门别类以资翻译”作为学会的任务之一2。 光绪二十一年（1895）康有为等组织了强学会。不久强学会改为强学书局“日以翻译西书传播要闻为事”1。接着康有为又到上海组织了强学分会。在上海强学分会所举“最重要四事”中第一是“译印图书”第二是“刊布报纸”。然而无论是北京强学会还是上海强学分会存在的1邹振环：《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与近代科技的引进》《出版史料》第6辑。2梁启：《论学会》《戊戌变法》第4册第376页。 1《益闻录》第1574号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十一日出版。 时间都很短它们的舆论宣传工作主要是创办报刊在译印图书方面成果并不显著。 维新派的主要图书翻译出版机构是大同译书局。大同译书局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创立于上海以康广仁任经理。关于该局的译印范围梁启在《大同译书局叙例》中写道：“以东方为主而辅以西文；以政学为先而次以艺学。至旧译希见之本邦人新著之书其有精言悉在采纳。”“本局译各国变法之事及将变未变之际一切情形之书以备今日取法。译学堂各种功课以便诵读。译宪法书以明立国之本。译章程书以资办事之用。译商务书以兴中华商学挽回利权。”2大同译书局创设至戊戌政变生时存在的1年时间内共刊印了1o余种书籍较重要的有《大彼得变政考》、《英人强卖鸦片记》、《瑞士变政记》、《俄土战纪》等译著和《经世文新篇》、《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中西学门径》等维新派论著。其中《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为康有为撰写的宣传变法理论的重要论著大同译书局将其全文刊印行在当时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维新派创立的另一个重要的翻译出版机构是译书公会。译书公会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成立于上海由董康、赵元益主持。该会以“采译泰西东切用书籍为宗旨向伦敦、巴黎各大书肆多购近时切要之书精延翻译高手凡有关政治、学校、律例、天文、舆地、光化、电汽诸学矿务、商务、农学、军制者次第译成以厌海内同志先睹为快之意。至日本为同文之国所译西籍最多以和文化中文取径较易本会尤为此竞争焉”1。该会批译刊的外国图书有法文《五洲通志》、《东游随笔》等英文《交涉纪事本末》、《泰西志林》等共1o种。另外译书公会还摘译英国《泰晤士报》、《律例报》法国《勒当报》、《国政报》德国《东方报》等5种外国报纸附于所译书籍之后。该会还创办周刊《译书公会报》刊登外报、外书译文并辅以论说以开民智广见闻。另外该会还根据“浙江商务出口之货以丝蚕为大宗近年华商折耗苦累已极的”情况“广译东方蚕桑各书并刊简明善本绘图例说”2以推动浙江蚕桑业的展。此外维新派还利用各种报馆和学会译刊外国图书如《时务报》馆、《国闻报》馆、《湘报》馆、农学会都译印了很多西书。甚至一些地方上的新学学会也纷纷刻印新学书籍如湖南衡州任学会“设立书会刻时务丛书贱价卖售”。3维新派刊印的图书以介绍各国社会政治、历史、地理、律例和宣传维新变法理论的居多这适应了资产阶级维新派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实行政治改革的需要。他们的图书出版活动实际也成为他们维新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5.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图书出版活动。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图书出版活动开始于兴中会时期。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开始革命派就翻印大量明末遗民的反清复明小册子如《扬州十2梁启：《大同译书局叙例》《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 1《上海新立译书公会章程》《戊戌变法》第4册第459页。 2《上海新立译书公会章程》《戊戌变法》第4册第46o页。 3《衡州任学会章程》《戊戌变法》第4册第474页。 日记》、《嘉定屠城记》、《亡明流血史》等以此反对满族贵族的民族压迫政策。到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随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运动的高涨资产阶级革命派掀起了反清民主革命的宣传大批革命宣传品出版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图书出版活动与戊戌变法中维新派的图书出版活动有所不同即主要是出版直接鼓吹民族民主革命的宣传小册子而翻译外国书籍不占主要地位。当时革命派出版行的革命书籍主要分为如下几类：第一类宣传民族民主革命的政论著作如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和《警世钟》、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旭书》、刘师培的《攘书》、杨守仁的《新湖南》、黄藻的《黄帝魂》等。第二类是一些宣传反清民族革命的历史书籍如《6沉丛书》、《荡虏丛书》、陈去病的《清秘史》、陶成章的《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等。第三类是赞颂革命志士、民族英雄的人物传记如《三十三年落花梦》、《孙逸仙》、《沈荩》、《郑成功传》等。另外还有一些鼓吹民族民主革命的文学作品。革命派还译刊了一批外国著作影响较大的是一些介绍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和揭露帝国主义侵略奴役殖民地的书籍如《美国独立战史》、《法兰西革命史》、《华盛顿》、《林肯》、《俄国蚕食亚洲史》、《美国垂涎中国近事》等。另外还有像《近世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党》等介绍西方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著作。据不完全统计到武昌起义爆前革命派刊印的各类图书达22o余种1。 革命派的这些出版物一部分由他们创办的报馆刊印如《中国日报》馆和《民报》馆都刊印过大量革命图书。另外革命派还建立了一些秘密的图书出版、印刷和行机构如湖北的乐群印刷社、教育图书社湖南的民译社、湖南编译社福建的福州书报社上海的镜今书局、东大6译印局、国学社、作新社等1。 武昌起义胜利后图书出版工作出现了一个新的。大量记载辛亥革命和各地光复的图书出版如谷钟秀的《中华民国开国史》剑农的《武汉革命始末记》寿民的《辛亥革命始末记》。另外还有一些革命团体历史和革命领袖传记图书出版如张竞上的《中国同盟会革命史讲稿》以及《共和人物甲集》、《孙文小史》等。 新式铅印、石印书局的产生和近代出版企业的创建1.新式印刷技术的传入和铅印、石印书局的产生。 随着西方新式印刷设备和技术的输入我国相继产生了一批以出版印刷新学图书为主的铅印和石印书局。最早拥有铅印和石印设备出版机构的分别是英国教会创办的上海墨海书馆和法国人办的上海土山湾印书馆它们主要是印刷宗教宣传品。到同治、光绪之际相继出现了民营的铅印和石印书局。同治十一年（1872）创立的《申报》在初创时期就用铅印。光绪二十年（1894）《申报》附设申昌书局（又称申昌书画室）。开始时该局用木活字刊印、笔记和其他书籍著名的有尊闻阁主辑的《申报馆聚珍版1张于英：《辛亥革命书征》《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183页。1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册第271页。 丛书》。申昌书局前后共刊印图书达16o多种1。光绪十年（1884）《申报》馆又附设图书集成印书局它曾用铅活字刊印了全套《古今图书集成》和《二十四史》。 石印书局最有影响的当推上海点石斋石印书局它是由开办《申报》的英商美查于光绪五年（1879）创办于上海作为《申报》馆的附设机构。它用照相石印技术印刷了大量中国古籍工具书如《佩文韵府》、《渊鉴类函》等其中较有影响的是将殿版《康熙字典》缩印以及出版中、英文合璧的《四书》另外还刊印了一些中外地图、西文书籍等。该局于光绪十年（1884）创办《点石斋画报》开画报出版之先声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和重要的史料价值。 与点石斋石印书局成鼎立之势的石印书局有同文书局和蜚英馆。同文书局是光绪八年（1882）由徐鸿复、徐润创办于上海这是由中国人自己集资创办的第一家石印书局。它用石印术专门翻印古籍中的善本较著名的有殿本《二十四史》、《康熙字典》、《佩文斋书画谱》等。总理衙门曾以白银35万两委托同文书局石印《古今图书集成》1oo部作为赠送外国的礼物这样它在石印业的声誉鹊起。蜚英馆是光绪十三年（1887）由李盛铎在上海创办的。它用石印刊印了一些和古籍获利颇丰。除上述三家外上海还有其他一些石印书局。如凌佩卿等创办的鸿文书局是我国最早石印五彩图画的书局；魏允文、魏天生创办的中西五彩书局是最早由国人创办的彩印书局2。还有钟寅伯创办的积石书局何瑞堂创办的鸿宝斋书局等。当时上海已成为中国石印书业的中心“上海已用蒸汽机石印法印成中国著作数百千种现有石印局四五家其所印的书销行于全国”1。在上海石印书业的影响下南京、武昌、广州、苏州等地也相继有人开创石印书局石印书风靡一时。在这些铅印、石印书局的影响下一些传统的刻书业也开始购置铅印、石印机出版图书。 2.近代出版企业的创建。 在上述民营铅印、石印书局产生和展的基础上中国近代出版企业日趋成熟而其标志就是商务印书馆的创建和展。 商务印书馆由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等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创办于上海。该局原来只有印刷所以印刷商业簿册表报为主。光绪二十六年（19oo）商务印书馆收购日本人在上海办的修文印书局开始在国人自建的出版机构中先使用纸型2。光绪二十八年（19o2）商务印书馆始设编译所和行所成为一家出版、印刷、行全能型的新式出版机构。任编译所所长由蔡元培兼任。光绪二十九年张元济正式任编译所所长。编译所分国文、英文、理化数学和辞典等部分别编辑出版了《帝国丛书》、《地理丛书》、《华英音韵字典集成》、《英文汉诂》、《原富》、《自然科学小丛书》、《新字典》、《辞源》等书。同时张元济还广延人才组织教科书的出版光绪二十九年开始出版《最新教科书》为商务印书馆出版各类教科书奠定了基础。另外商务印书馆还辑印了一些珍本、善本古籍如1胡道静：《申报六十六年史》《中国近代出版史料》补编第88页。2吉少甫：《中国出版简史》第274页。 1《北华捷报》1889年5月25日。引自吉少甫：《中国出版简史》第275页。2吉少甫：《中国出版简史》第271页。 《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续古逸丛书》、《丛书集成初编》等。 商务印书馆的创办对新式民营出版业的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继它之后文明书局、开明书店、广智书局、林、群学社等新式出版企业先后创办。到光绪三十二年（19o6）上海成立第一个书业商会有22家新式书刊出版机构参加。 辛亥革命后新式出版业进一步展其中新创办的、比较著名的有中华书局、大东书局、世界书局。中华书局由6费逵等于1912年创办于上海。该书局初期以编辑出版小学、中学、师范学校教科书为主并先后创办了《中华教育界》、《中华界》等多种杂志。以后又编辑出版一些重要古籍和工具书如《二十四史》、《古今图书集成》、《辞海》等。它成为一家与商务印书馆齐名的集编辑、印刷、行为一体的新式出版企业。大东书局由吕子泉等于1916年创办于上海世界书局由沈知方于1917年创办于上海它们与商务、中华一起成为民国时期出版行教科书最多的新式民营出版企业1。 传统刻书业的展鸦片战争后的一段时间中国图书出版行的主要手段仍是传统的刻书业。即使在近代出版事业产生和新式出版机构创建后传统刻书业也并没有因此而衰落。从同治到光绪年间传统刻书业得到了长足的展。这一时期传统刻书业主要有三种类型。 1.官书局刻书。 官府刻书是中国图书出版业的一个传统自唐宋以来历代封建皇朝都在中央设有刻书的机构。同治年间清皇朝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后为重建封建统治秩序加强思想统治在各地广置官书局大量刊刻传统经史书籍。 早在咸丰末年就有了地方督抚创设的官书局。如湖北巡抚胡林翼于咸丰九年（1859）在武昌开设书局刻印了《读史兵略》、《弟子箴言》、《大清一统舆图》等书这是最早的官书局1。同治三年（1864）两江总督曾国藩创金陵书局于南京（后改名为南京官书局）被以后版本学家认为是最早的官书局。以后各省督抚纷纷仿效几乎每个省都设有官书局。这些官书局仍采用雕版印刷刊印的书主要是传统的经、史、子、集。其中金陵书局刊刻的《四书》、《船山遗书》金陵书局、江楚编译官书局、淮南官书局、浙江官书局、崇文官书局合作刊刻的《二十四史》浙江官书局刊刻的《二十二子》、《续资治通鉴》、《十通》湖南官书局刊刻的《十三经注疏》都有较大影响。光绪二十二年（1896）清廷将维新派的强学书局查封改组设立了直隶官书局亦称京师官书局实际上是中央官书局。但该书局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即并入京师大学堂。 2.民间书肆、书坊刻书。 民间书肆、书坊刻印、销售书籍仍是中国近代各地非常普遍的图书出1《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第72页。 1吉少甫：《中国出版简史》第243页。 版活动。这些书肆、书坊既刻书又贩书它们以获利为目的所刻印销售的书很多是一些制艺、试帖诗、类书以及民间用的历书、医书、童蒙读物、占卜星相书等。也有一些较大的书肆刻印了一些大部头古籍。晚清时期书肆、书坊较集中的有北京的琉璃厂、上海的棋盘街、山东的聊城、四川成都的学道街等地。其中北京琉璃厂的富文堂、双峰书屋、富晋书社、宏京堂、荣宝斋上海棋盘街的扫叶上房、文瑞楼、著易堂、广益书室山东聊城的旧书业“四大家”即书业德、善成堂、有益堂、宝兴堂成都学道街的尚友堂、九思堂、志古堂、二酉书店等都是当时有名的旧书肆、书坊。这些书肆、书坊刻印的古籍较著名的有《皇朝经世文编》、《殷契钩沉》、《百子全书》、《金石萃编》、《宋元明清四朝学案》、《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五经体注》、《五经备旨》、《四书备旨》、《昭明文选》、《许氏说文》《玉海》等。 3.私家刻书。 同治、光绪年间随着学术空气的日趋浓厚也由于官府刻书的推动文人士大夫私家刻书之风也十分兴盛。据粗略统计这一时期湖南私家刻书者就有17o多人刻书近26oo种之多1。而湖南刻书业当时在全国仅居中游。私家刻书中以丛书为多。其中福州张伯行的《正谊堂全书》、归安6心源的《十万卷楼丛书》、遵义黎庶昌的《古逸丛书》、巴陵钟谦钧的《古经解汇函》、长沙王先谦的《皇清经解续编》、定州王氏谦德堂的《畿辅丛书》、江阴缪荃荪的《云自在龛丛书》、仁和江标的《灵鹣阁丛书》等都是较著名的。 随着近代印刷技术设备的引进和新学的传播到戊戌变法时传统刻书业也开始生新的变化出现了一些近代因素。这主要表现在：各地官书局除继续刻印经史典籍外也开始刻印一些“新学”著作和教科书。如金陵书局曾印行《几何原本》湖南书局也曾刻印《支那通史》等江楚编译官书局更是以译刻新书为主所译刻新书达6o余种占所刊行的全部7o多种书籍的85％1。另外一方面一些民间书肆、书坊则受新式出版业的影响引进近代印刷设备印刷古籍。如上海著名的老牌书肆扫叶山房引进石印机翻印了大量古籍、旧、中医药书、字典、字帖其石印线装书成为行销于清末民初的珍品。再如上海著易堂原来也是刊刻售雕版书籍的老店光绪十七年（1891）它用铅印机出版了王锡祺编辑的地理丛书《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成为当时比较著名的出版物。 1静雨：《清代印刷史小纪》《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第347—35o页。1吉少甫：《中国出版简史》第244页。 ------------ 15 中国通史丁编传记第一章林则徐第一节悉心研求经世之学林则徐（1785—185o）字元抚又字少穆、石麟晚号竢村老人、七十二峰退叟等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生于清乾隆五十年七月二十六日（1785年8月3o日）。父林宾日是位穷秀才一生以教读为业；母陈帙刻苦持家平日制作手工艺品换取微薄的收入以补助家用。在父亲的谆谆教导下林则徐从4岁起开始读书7岁学作文13岁获府试第一14岁便考取秀才。此后就读于鳌峰书院7年2o岁中举人。 书院山长郑光策（1755—18o4）是当时福建知名的学者讲究气节注重经世致用之学给他以严格教导。还有前辈学者陈寿祺（1771—1834）被称为“研究今文遗说者”他的文章对林则徐有较大影响。 林则徐中举以后家境仍较困难不得不和其父一样假馆于外维持生计。他曾应厦门海防同知房永清之聘担任了短时期的书记（文书）以后又被福建巡抚张师诚招入幕中司笔札凡4年。他的才华和勤奋大为张师诚所赏识。在张师诚的帮助下他学到不少历史掌故和有关兵、刑、礼、乐等方面的知识为他日后成为一名精明能干的官吏准备了必要的政治和文化素养。 林则徐在21岁后两次去北京参加会试都落选了。到嘉庆十六年（1811） 27岁时他第三次参加会试终以二甲第四名朝考第五名中进士被选拔为庶吉士。在庶常馆他致力于研习满文悉心研究舆地、象纬及经世致用之学。嘉庆十九年（1814）授编修嗣被派充国史馆协修。此后五六年间他先后任撰文官、譒书房行走、清秘堂办事、江西乡试副考官、会试同考官、云南乡试正考官和江南道监察御史等职。在近1o年的京官生涯里他利用翰林院和京师丰富的藏书和档案等有利条件更加努力研究经世之学仔细综核“六曹事例因革、用人行政之得失”1一心等待机会实现自己济世匡时的志愿。 1李元度：《林文忠公事略》《国朝先正事略》卷25。 第二节实现匡时济世之志嘉庆二十五年（182o）林则徐36岁外放任浙江杭嘉湖道。从这时起到道光十八年（1838）的近2o年间他历任江南和西北、中南地区一些省的司道包括按察使、布政使等职旋被擢任河东河道总督以后又担任江苏巡抚、署两江总督和湖广总督成为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虽然其间因故和两次丁忧有所中断但在仕途上他基本上是一帆风顺的使他得以施展自己的才能实现他平素的主张和宿愿。 林则徐为学“实事求是不涉时趋”办事认真负责讲求实际。他任杭嘉湖道仅一年“于所属海塘水利悉心求之”1。道光帝在接见他时特予嘉奖认为他“在浙省虽为日未久而官声颇好办事都没有毛病”2。此后他奉派接署浙江盐运使又协助浙抚帅承瀛“厘革夙弊”整顿盐政取得了成绩一些由他制定的规章制度一直被沿用下来。道光三年（1823）夏秋之际他任江苏按察使时因大雨成灾田禾被淹松江一带饥民人心惶惶聚众将变巡抚韩文绮拟调兵镇压林则徐亲往松江采用劝平粜、禁囤积、减缓征赋、赈济贫饿等积极措施解救了濒于饿死的饥民避免了一场一触即的暴动。 道光十年（183o）六月林则徐被任命为湖北布政使七月出都赴任十一月调河南布政使次年七月初又调任江宁布政使。1年多时间里周历3省。他在这3省中“多所兴革凡民生疾苦吏事废坠人才贤否无纤悉不知知无不行”。在兴修水利、救灾办赈、整顿吏治等方面都作出相当的成绩“一时贤名满天下”。以致当时“儿童走卒、妇人女子皆以公所莅为荣。辄曰：‘林公来我生矣’。至以公所行政播诸歌谣荒村野市传之以为乐”3。这年秋天林则徐又被调任河东河道总督。到任后认真负责细心查验揭露和杜绝了不少弊端较好地推进了治河工作使道光皇帝不禁出赞叹说：“向来河工查验料垛从未有如此认真者。”认为假如所有官吏都能“如此勤劳弊自绝矣”1。 由于林则徐政绩斐然道光十二年（1832）被调任江苏巡抚。这一年林则徐48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从这时到奉派为钦差大臣到广东查禁鸦片以前的6年多时间里前5年他在江苏巡抚任内曾两署两江总督后1年多时间里升任湖广总督。在江苏巡抚任上他与两江总督陶澍“志同道合相得无间”2。他们采取了一些“兴利除弊”、“利用便民”的措施处理了清代财政经济中极为棘手的钱漕、灾赈、水利、盐政、货币等实际问题实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他自奉清廉办事公正博得地方民众的普遍好评被称为“好官”“青天”。 在湖广总督的1年多时间里林则徐面临着当时国计民生中最主要的祸害——鸦片问题。他对触目惊心的烟毒泛滥深恶痛绝“十余年来目击鸦片1金安清：《林文忠公传》《续碑传集》卷24。 2《林则徐集·日记》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93页。 3金安清：《林文忠公传》《续碑传集》卷24。 1《林则徐集·奏稿》上册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8、25页。 2魏源：《太子太保两江总督陶文毅公行状》《魏源集》下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11页。烟流毒无穷心焉如■”3坚决主张严禁。早在江苏巡抚任上由于他的得力措施禁烟就已取得初步成效。到了湖广总督任内他更进一步推行严禁政策。道光十八年（1838）闰四月鸿胪寺卿黄爵滋上严禁鸦片重治吸食的奏折五月初七日（6月28日）林则徐亦上《筹议严禁鸦片章程折》拟具章程六条提出成套禁烟的具体办法并附戒烟药方建议皇帝颁行各省以资推广。八月初二日（9月2o日）他又上了有名的《钱票无甚关碍宜禁吃烟以杜弊源片》尖锐地指出鸦片泛滥对社会经济和国家财政的严重破坏认为如再不推行严禁政策采取有效措施“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1促使道光帝下决心严禁鸦片。他在湖北、湖南两省雷厉风行地展开了禁烟运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到他奉命离开武昌赴京觐见前在湖北所获烟土烟膏即达二万四五千两收缴烟具数千件2。林则徐不仅厉行查禁而且立足于劝戒定以期限示以戒烟药方导烟瘾者以自新之路。在严禁吸食鸦片的浩大声势下许多吸食者纷纷自行戒烟。武昌、汉口各家药店配制的戒烟药“无家不有无日不售高丽参、洋参等药皆已长价数倍”3。当时“湖广之人有积瘾三十年日吸一两而居然断去者断后则颜面胖筋力复强屡试屡验”4。许多吸食鸦片者在戒绝后获得新生他们的父母妻子都对林则徐表示衷心感谢“并有耆民妇女在路旁叩头称谢据云其夫男久患烟瘾今幸服药断绝身体渐强等语”5。 无可置疑的是当道光十八年清廷在全国厉行查禁鸦片前林则徐是所有大吏中禁烟最坚决而又取得显著实效的突出人物。 3《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571、6o1页。 1《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571、6o1页。 2林则徐：《致刘建韶》《林则徐书简》（增订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4页。3《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598页。 4《林则徐集·公牍》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53页。 5《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598页。 第三节在广东禁烟和抗英道光年间正是西方资本主义迅展的时期。在资本主义各国中英国走在最前头它为打开中国的大门不惜以毒品鸦片为敲门砖。英国鸦片商贩在英国政府的支持和纵容下用走私漏税等卑劣手段把鸦片烟土源源不断地偷运到中国内地。鸦片战争前英国等输入中国的鸦片逐年激增。嘉庆二十五年（182o）鸦片输入量还是4ooo余箱（每箱重1oo至12o斤）到道光十八年（1838）便增加到4o2oo箱1。在道光帝即位后的这18年中中国白银外流约达2亿元左右。鸦片大量输入不仅严重损害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和劳动群众的利益而且也极大地威胁了清朝政府的封建统治引起了统治集团中相当多人的深切忧虑。在银荒兵弱的现实威胁下道光帝鉴于烟毒泛滥将根本动摇其统治基础便下定决心采纳了严禁鸦片的主张。 道光十八年九月道光下令各地加紧查禁鸦片“其贩运开馆等犯固应从重惩办即文武官员军民人等吸食不知悛改者亦著一体查拿分别办理”2并饬大学士穆彰阿等议定禁烟章程。随即降旨将主张弛禁的太常寺少卿许乃济由正四品降为六品即行休致以示惩儆。九月二十三日（11月9日）召林则徐入京觐见。十一月中旬林则徐由湖北武昌赶到京城。道光帝在八天中接连八次召见他表示了对禁烟问题的高度重视和对林则徐的倚重。十一月十五日（12月31日）道光帝特颁给林则徐以钦差大臣关防前往广东查禁鸦片。 林则徐在接受重任后没有多作停留。他于道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1839年1月8日）自北京出经过两个多月的兼程跋涉于翌年正月二十五日（1839年3月1o日）抵达广州。 禁烟在当时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内外上下阻力都很大。当林则徐在京城受命为钦差大臣时席军机大臣、大学士穆彰阿对于林则徐居然得到这样特殊的政治待遇很感到意外他为自己的权位利益考虑不禁“亦为之动色”1。事实证明当时林则徐面临的前景是困难重重的除“中外柄臣有忌阻之”以外如同龚自珍在《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中所预计的：在广州当地官吏、幕僚、游客、商贾、绅士中反对和阻挠禁烟者所在必有；加上英国侵略者和中外鸦片贩子的破坏捣乱真是艰险横陈。与林则徐接近的“京朝官、故人子弟亦以边衅为公虑”。但是尽管这些或者已经生或者即将生的种种阻力和破坏都没能阻拦林则徐南行执行他的庄严使命也没有动摇他禁绝鸦片的决心。他在临行时辞别其座师工部左侍郎沈维矫时表示：“死生命也成败天也。苟利社稷敢不竭股肱以为门墙辱？”2表现了置生死于不顾的凛然气概。以后他在致友人信时也追述道：“戊冬在京被命原知此役乃蹈汤火而固辞不获只得贸然而来早已置祸福荣辱于度外。”3但是严禁鸦片消除烟毒毕竟是关系到中华民族和全国人民根本利1据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张汇文等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39页附表戊。2《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24页。1雷瑨：《蓉城闲话》《鸦片战争》第1册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第314页。2金安清：《林文忠公传》《续碑传集》卷24。 3林则徐：《致叶申芗（小庚）札》《林则徐书札手迹选》紫禁城出版社1985年版第38页。益的正义事业它获得全国各阶层的广泛拥护也取得有爱国心的官吏、将领、士兵们的赞同。林则徐到广州后在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和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等当地主要文武官吏的积极支持与密切配合下立足于堵绝来源。面对广东沿海鸦片烟贩猖狂走私的实际情况他意识到仅仅是严禁吸食已不足禁绝鸦片要根本解决问题必须着重于遏制鸦片的输入查禁走私。这是他禁烟思想的一个重大展。 在严禁鸦片时期林则徐主要做了三项工作：第一调查鸦片走私贸易情况采取有效措施限令外国鸦片贩缴出烟土进行具结并将缴获的全部鸦片予以销毁主持了虎门销烟的历史壮举；第二组织各方面人才搜集和翻译西方国家的书报积极了解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军事、法律、经济、文化、历史、地理等各方面的情况开近代中国学习西方先进科技和文化知识的先河；第三积极加紧战备整顿和加强海防力量增设炮台训练水师招募水勇号召民众组织起来抵御外来侵略作各种必要的战争准备并坚决痛击前来挑衅的英军从而使他成为统治阶级中抵抗派的领袖。 1.严禁鸦片。 林则徐在离开北京南行途中抓住各种可以利用的时机通过各方面的人物周密地调查了广东鸦片走私的有关情况和查禁鸦片的有效办法。他在行抵安徽舒城时邀约了曾任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令的田小泉晤谈缉烟问题虚心听取田在香山县缉获鸦片万余斤的经验；到江西赣州又将曾任粤海关监督豫堃幕僚的郭桂船接去询问有关粤海关的情况并通过郭向主编《粤海关志》的梁廷枏索取有关海事的文献图册其中包括“诸国禀件禁令及沿海要隘、诸县界域道里、墩营炮械”等资料1。因此在抵达广州前林则徐已初步掌握了外国鸦片贩子与广东海关、水师、行商等勾结舞弊的种种内幕。为了避免外国烟贩等闻风远飏及早拘拿案犯行至江西泰和县他即将在京了解到的京堂科道指名陈奏交调查的和一路密查暗访到的“所有包买之窑口说好之孖毡与兴贩各路之奸商、护送快艇之头目”分为最要、次要两种飞札广东布、按两司要求迅予以捉拿2。到达广州后几天他在两广总督邓廷桢的配合下查办了历年包庇鸦片走私贪污受贿的督标副将韩肇庆严惩与外国鸦片贩狼狈为奸的行商。 紧接着林则徐向外商明确地宣布了他严禁鸦片的坚决意志和禁烟政策。二月初四日（3月18日）也就是他到广州城刚一星期他即与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等共同传讯了十三行行商给谕贴两件。其一是《谕洋商责令夷人呈缴烟土稿》其二是《谕各国夷人呈缴烟土稿》。他在指斥行商历年与外国鸦片烟贩勾结和他们所进行的种种舞弊不法行为后责令他们转告外国鸦片烟贩遵照规定缴烟并具结保证：“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指明如能不夹带鸦片可以“照常贸易”。他庄严地宣告严禁鸦片的决心：“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3但是那些狡猾的鸦片商开始时多数则怀疑观望企图拖延时日不了了之其后又在英国驻广州商务总监督义律的支持和唆使下负隅顽抗拒缴鸦片。 1梁廷枏：《夷氛闻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9页。 2《林则徐集·公牍》第47—49页。 3同上书第56—59页。 为了打击义律和外国鸦片烟贩的猖狂气焰制裁他们的不法罪行以推动禁烟运动的顺利进行二月初十日（3月24日）林则徐采取断然措施宣布将停泊在黄埔港的外国商船先行封舱不准装卸货物同时撤出广州商馆的全部中国雇员和工人派兵包围商馆不让一个外国鸦片商逃走并断绝商馆内外通信联系、食物和饮水等一切给养勒令外国鸦片商必须缴出所有鸦片。在林则徐毫不妥协的禁烟措施面前义律不得不于二月十三日（3月27日）表示同意缴出全部鸦片第二天呈报承允缴付鸦片烟土2o283箱。最后以英商为主的外国鸦片烟贩一共缴出19187箱又2119袋1实重2376ooo多斤过了义律承允缴出的数额。从四月二十二日到五月十五日（6月3日—25日）林则徐偕同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和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等在虎门海滩监督销毁所缴获的全部鸦片取得了禁烟运动的第一个大胜利。 林则徐主持的虎门销烟壮举气壮山河它震撼了中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销烟时不仅“沿海居民观者如堵”而且外国商人和传教士等亦获准前来参观。林则徐还当场接见了美国商人京（或译作经、金）、传教士裨治文、船长弁逊等一行向他们宣谕了禁烟政策说明禁烟不影响正常贸易要他们“永远不可夹带”鸦片“专作正经贸易”2。当时在广州和澳门的外国人“对于钦差大臣究竟如何处理已经呈缴的鸦片揣测颇多”他们曾经预言这些鸦片将为林则徐等官员所中饱私吞“有许多人曾断言中国人是不会销毁一斤鸦片的。另外有许多人深信即使真的烧烟大部分鸦片一定会被偷去”。因此他们怀着猜疑的心情要“亲眼看看销毁鸦片”。前面所说的美国商人京便携带女眷和传教士裨治文、船长弁逊等驾船由澳门到虎门亲往观察回去后裨治文著文刊登在他主编的《中国丛报》上写道：“我们反复检查过销烟的每一过程。他们在整个工作进行时的细心和忠实的程度远出乎我们的臆想我不能想象再有任何事情会比执行这个工作更为忠实的了。”1另一个美国传教士卫三畏在他写的《中国总论》一书中也说：“鸦片是在最彻底的手段下被销毁的全部事务的处理在人类历史上也必将永远是一个最为卓越的事件。”2这样林则徐赢得了原先对他抱怀疑态度的外国人的崇敬甚至连他的对手和敌人也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很有意思的是鸦片战争后几年在英国伦敦一座专门陈列世界名人伟人的蜡像馆里特为林则徐塑了一尊蜡像。虎门销烟三十九年后（光绪三年1877）清朝派驻英国的第一任副公使刘锡鸿在陪同公使郭嵩焘等前往参观时记载说：“文忠（像）前有小案摊书一卷为禁鸦片烟条约。上华文下洋文。”他为此表感慨说：“夫文忠办禁烟事几窘英人然而彼固重之者可谓知所敬。”3说明了虎门销烟这一气吞山河的壮举对于捍卫中华民族的尊严所产生的巨大作用和对世界的深远影响。马克思充分注意到林则徐的禁烟运动他写道：“中国政府在1837年、1838年和1839年采取的非常措施——这些措施的最是钦差大臣林则徐到达广州和按照他1《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38页。 2《林则徐集·日记》第343页；《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56页。1《鸦片战争史料选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65—169页。 2卫三畏：《中国总论》第2卷第5o4—5o5页。 3刘锡鸿：《英轺纪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6页。 的命令没收、焚毁走私的鸦片。”1为了纪念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事件我国人民政府于建国之初在广场建立的雄伟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其中第一幅大浮雕便是由林则徐主持的虎门销烟的伟大场面。 在厉行禁烟和虎门销烟的同时林则徐对从事正当贸易和愿意遵照规定具结的外国商船予以鼓励欢迎他们进港与进行鸦片走私及抗拒具结的鸦片烟贩区别开来坚持“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2加以争取和分化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但是这个正确的对策却为不明世界大局、顽固自大的道光帝所反对和否定。因而林则徐不得不执行他所不赞成的不分青红皂白与外国所有商船永远断绝的命令。 2.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林则徐不同于一般的封建官僚他非常注意了解和研究外国主张睁眼看世界。 为了“采访夷情”在到达广州后不久他即组织了当时很难找到的几个通晓外文的人才从外国报刊上搜集有关的资料。根据这些搜集到的资料编译成《澳门新闻纸》。从他到广州后的两年时间里直到后来被革职由他组织的翻译西书西报的工作一直坚持下来没有中断过。除《澳门新闻纸》外他还组织人力根据英国人慕瑞的《地理大全》之一部分编译整理成《四洲志》。《四洲志》是我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世界地理大观它介绍了世界五大洲的3o多个国家的地理和历史概况成为后来魏源编纂《海国图志》的蓝本。他还组织有关人员摘译西方报刊上议论中国的各种言论资料辑成《华事夷言》；摘译瑞士人瓦特尔（或译作滑尔达）关于国际法的著作编成《各国律例》；摘译英国人池尔洼的《对华贸易》等书。通过这些翻译成汉文的西方著述和资料林则徐了解到不少“夷情”并据此制定了对敌的“控制之方”。林则徐在被革职查办后给新来的靖逆将军奕山所提的建议中还特别强调说：从外国报刊书籍翻译过来的资料“其中所得夷情实为不少制驭准备之方多由此出”1。他还请人翻译西方关于大炮瞄准法等武器制造方面的应用书籍以学习外国的先进军事技术改进和提高清朝军队的武器和作战能力并将这个大炮瞄准法在广东防务中加以应用。 林则徐如此致力于了解“夷情”目的很明确是为了“尽得西人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以抵抗外来侵略。这个指导思想也就是魏源后来在《海国图志》中所概括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它对当时和后来人都有很大的影响。这个指导思想划分了林则徐等一些进步的政治家、思想家与一般封建官僚闭目塞听、抱残守缺的保守思想之间截然不同的界限二者成为鲜明的对照。当时外国人对此曾评论道：“中国官府全不知外国之政事又不询问考求故至今中国仍不知西洋中国人果真要求切实见闻亦甚易凡老洋商之历练者及通事、引水人皆可探问无如骄傲自足轻便各种蛮夷不加考究。惟林总督行事全与相反署中养有善译之人又指点洋商、通事、引水二三十位官府四处探听按日呈递亦有他国夷人甘心讨好将英吉利书籍卖与中国。林系聪明人不辞辛苦观其知会英吉利国王第二1马克思：《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8页。2《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7o5页。 1梁廷枏：《夷氛闻记》第68—69页。 信即其学识长进之效验。”1林则徐的这种努力了解和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科学技术长处睁眼看世界的精神在当时是极为难能可贵的。他是道光年间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崩溃之际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和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之开风气者。 3.加强防御抗击英军侵略。 林则徐在进行禁烟和了解“夷情”的同时并没有放松警惕。他一到广州就抓紧海防积极加强军事上的防备以对付英国的偷袭和挑衅。 虎门销烟后义律阻挠英国商船遵照林则徐的规定进行具结并不时动挑衅。林则徐针锋相对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他在亲自视察和调查的基础上认为“英人非不可制”相信“民心可用”。他在上道光帝的奏折中写道：“臣等察看民情所有沿海村庄不但正士端人衔恨刺骨即渔舟村店亦俱恨其强梁必能自保身家团练抵御。”2因此他在注重水师训练和招募水勇作为辅助力量外鼓励人民群众自己组织起来。从道光十九年（1839）起他就号召“由民间自行团练以保村庄或由府县雇觅壮丁以资捍卫”3。他多次出告示悬赏奖励人民群众勇敢杀敌号召沿海居民“群相集议购买器械聚合丁壮以便自卫。如见夷人上岸滋事一切人民各准开枪阻止”4。他赞扬沿海水上居民“渔蜑（疍）各户”勇敢善战招募他们的水勇进行操练并进而动员广大民众如“英夷兵船一进内河许以人人持刀痛杀”1。他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以守为战以逸待劳”以夜战和火攻骚扰敌船。所有这些都是一般封建官僚所无法企及的。但同时也应看到林则徐并不可能脱他的时代和阶级局限在利用民力御侮这个问题上他从封建统治阶级利益考虑是很明显的对这些“渔蜑各户”劳动人民他是很不放心的认为他们这些人“贪利亡命”“雇用此辈流弊亦多”不能一概信任和依靠其所以招募他们为水勇“系属因时制宜”暂时利用也是“以奸治奸以毒攻毒”因此对他们“权宜虽在暂时而驾驭必须得法”。 道光十九年下半年中英双方关系日趋紧张义律多次率英国兵船进行挑衅。由于林则徐、关天培作了周密的防备而未能得逞。继七月二十七日（9月4日）对九龙水师挑衅遭到反击后九月二十八日（11月3日）义律又以兵舰阻挡英国商船进港具结挑起穿鼻洋之战。水师提督关天培奋勇督战击中敌船清师船亦中弹漏水。此后9天内英舰向尖沙嘴迤北官涌山的清军阵地动6次进攻都被击退。这些战斗规模都不大可说是鸦片战争的前哨战由于林则徐事先的认真备战中国方面一般都掌握了主动。 十二月林则徐被任命为两广总督接替邓廷桢的职务。这时英国政府为维护其可耻的鸦片贸易蓄意挑起侵华战争。翌年正月十八日（184o年2月2o日）英国政府任命懿律和义律为侵华军全权正、副代表由懿律率大小兵舰4o余艘于六月初抵达广东沿海。由于广州防范严密英舰无隙可乘懿律与义律便率舰北上于七月中到达大沽口外向清廷进行威胁。七1《澳门月报》《鸦片战争》第2册第526页。 2《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78页。 3同上书第881—882页。 4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72页。 1转引自范文澜：《中国近代史》第3o—31页。 八月间被英国兵舰吓破胆的道光帝命时任直隶总督的琦善与英方进行谈判表示要治林则徐重罪为侵略者“代伸冤抑”。八月二十二日（9月17日）道光帝派琦善为钦差大臣赴广州查办林则徐。懿律等得到上述的答复率舰南返等待清政府实现其诺言。 道光帝责备林则徐“外而断绝通商并未断绝内而查拿犯法亦不能净无非空言搪塞不但终无实济反而生出许多波澜”。在封建君主的淫威高压下林则徐不得不自请“从重治罪”1。然而他自信是做得对的。他致书怡良表示“徐不敢不凛天威亦不敢认罪戾惟事之本末诚不得不明白上陈耳”2。八月二十九日（9月24日）他在《密陈办理禁烟不能歇手片》中坚持必须严禁鸦片的主张申述了“鸦片之害甚于洪水猛兽”“天下万世之人亦断无以鸦片为不必禁之理”的种种理由；驳斥了投降派所鼓吹的“夷兵之来系由禁烟而起”即战争的生是由于严禁鸦片的谬说。他指出：“盖逆夷所不肯灰心者以鸦片获利之重。”说明英国动侵略战争是为了以此“试其恫喝”以“冀得阴售其奸”。末了他要求道光帝给他一个机会让他“戴罪前赴浙省随营效力”。林则徐的这些说明是完全符合实际的他请求到前线“随营效力”是强烈的爱国心和责任感的表现是应当得到支持的。然而道光帝给他的“硃批”答复却是：“无理可恶！”、“一片胡言”1。九月初八日（1o月3日）林则徐和当时已调任闽浙总督的邓廷桢同时被革职查办。 1《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82—883页。 2林则徐：《致怡良》《林则徐书简》（增订本）第133页。 1《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83—885页。 第四节遣戍伊犁当林则徐被“奉旨革职”的消息传开以后“连日铺户居民来攀辕者填于街巷”他们向林则徐赠送靴、伞、香炉、明镜和颂牌等物品以表示他们拥戴的心情。就林则徐日记里不完全的记载看当时士绅商民呈送的颂牌自九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九日的四五天时间里即达52面之多其中题词有：“民沾其惠夷畏其威”、“仁风其沐明鉴高悬”、“恩留东粤泽遍南邦”、“明察秋毫忠心对天”还有“威慑重洋”、“民怀其德”、“德敷五岭”等等。这些题词高度评价了林则徐的政绩和反抗外来侵略2。这一情况外国人也看得很清楚。一个参加侵华战争的英官在他的《英军在华作战记》中写道：“若说林公虽然不为皇帝所喜但是他却很受他新近管治人民的爱戴这对于林来说只是公道而已。他的最大死敌也不得不承认他的手从来没有被贿赂玷污过。在中国的政治家中这种情形是闻所未闻的。”3尽管林则徐冤枉地受了皇帝的惩罚但是人民拥护他公道自在人心。此后半年间林则徐和邓廷桢（也奉命回广东等待查办）都以待罪之身滞留广州。这时林则徐虽然处于无权和逆境中但仍密切关心时事力所能及地做了一些有助于抗英的事。沙角、大角炮台失陷陈连升等英勇战死后林则徐与邓廷桢认为“再难坐视”怀着焦急的心情要求琦善分配给他们适当工作结果为琦善拒绝。虎门失守关天培壮烈牺牲林则徐感到无限痛心。他与邓廷桢曾催请琦善兵增援仍遭拒绝。他对琦善自毁长城“懈军心、颓士气、壮贼胆、蔑国威”等种种倒行逆施和对英国侵略者一味妥协的行为十分不满。在家信中他以极度的愤慨沉痛地写道：“此次大败（指虎门之战）皆伊所卖岂尚能追溯缴烟之事乎？”1因此他积极支持怡良揭琦善的卖国罪行。义律咄咄逼人的进攻使他感到担心。为了保卫广州他自己捐资招募壮勇。琦善被革职押解返京查办后他又先后向署两广总督怡良和新任两广总督祁■、靖逆将军奕山提出关于加强战备和要注重调查研究敌情等积极建议还向奕山介绍造船的经验。但奕山和祁■都没有很好采纳他的意见。 在林则徐的一再恳求和两江总督裕谦、闽浙总督颜伯焘等的再次荐举下道光帝终于同意派遣林则徐以四品卿衔赴浙江前线协助裕谦抗战。林则徐于道光二十一年闰三月十三日（1841年5月3日）离广州前往浙江深入到浙东沿海前线镇海一带积极参加前线的军事防御考察各地炮台修筑工事研制大炮、战船等并将自己在广东搜集到的和进行研究的制炮技术以及8种战船图样交给龚振麟等技工人员作参考。 然而正当林则徐在浙江沿海前线积极进行抗击英国侵略者的筹防事务时这年的五月二十五日（1841年7月13日）从裕谦那里转来道光帝对林则徐的遣戍命令革去林则徐的四品卿衔“从重往伊犁效力赎罪”。林则徐在接到遣戍令后的第二天即离开镇海踏上赴戍的路程。七月初他在江苏京口（今镇江）会见魏源委托魏源将《四洲志》加以修订扩充这便是后来刊行的《海国图志》。当他抵达扬州时又奉旨折回赴河南祥2《林则徐集·日记》第372—374页。 3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鸦片战争》第5册第146页。 1《林少穆先生家信摘录》《鸦片战争》第2册第565页。 符河工工地襄助王鼎办理堵口工程。经过半年的辛苦治理开封附近的黄河堤岸决口胜利合龙。但道光帝违反了以功赎“罪”的成例仍命令林则徐继续赴伊犁戍所。 林则徐怀着报国无门的极度悲愤心情踏上戍途。一路上他写下了大量的诗篇抒自己爱国忧时的情怀。他深切地关注着东南沿海抗英战争的进展情况条条战讯都牵动他的心。至于个人所遭受的不公正的待遇他都把它埋在心底高吟“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诗句安慰家人“莫心哀”。随着行踪的西移与战场的距离越来越远他忧国的情思也就越来越强烈。奕经浙东溃败他不胜扼腕；镇江失守他“滋切愤忧”1；英舰长驱直入长江后的局势更使他无限悬念。他在致友人信中痛苦地表示自己的心情说：“自念一身休咎死生皆可置之度外惟中原顿遭蹂躏如火燎原侧身回望寝馈皆不能安。”2在抵达伊犁前途经各地他必探听战局的展讯息。他虽身遭放逐但爱国之心不已。 从河南重赴戍途起经过将近1o个月的长途跋涉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九日（1842年12月1o日）林则徐终于抵达西北边防重镇的伊犁戍所。林则徐在新疆整3年间前两年主要在伊犁惠远城后一年则奉命赴南疆各地查勘新垦地亩奔波于广阔的荒野与戈壁滩。 在伊犁戍所期间林则徐在起初相当长的时期里身体很不好但仍时时关心国事。他通过阅读过期的京报和新疆地方档案资料了解了不少国家时事和地方上的边防、屯田垦殖、水利、边疆史地等情况。在伊犁后一段时间他向伊犁将军布彦泰申请捐资兴办惠远城东阿■苏废地垦务。他的认真负责和精明干练得到布彦泰的高度赞赏。布在给道光帝的密奏中认为林则徐是他“平生所见之人”中“实无出其右者”的“有用人才”要求道光帝予以“弃瑕录用”1。 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林则徐被派遣去查勘天山南路诸城所垦荒地。此后将近1年时间他仆仆风尘遍历新疆十城行程兼及天山南北的广袤地域经他丈量查勘的垦地不包括后勘的哈密垦地面积约达7o万亩。在此期间他特地乘赴喀什噶尔之便专门拜访领队大臣开明阿和换防镇军丰伸了解西部边防的情况寻找去过境外中亚诸国的“回子”“译询卡外各国夷部地土风俗”2一路上他还注意各族人民的生活倡导兴修水利改进推广坎儿井（后被当地人民称为“林公井”）教民制纺车、织布为新疆各族人民做了不少好事受到当地少数民族的赞扬和怀念。 通过对边防的了解与实地开垦、查勘林则徐认识到最重要的是应把垦务与巩固边防密切地联系也就是说招民开垦是为了充实边地。他在南疆各地深入基层的实地查勘中对边疆各少数民族的苦难有了较多的体会“亲见其居处饮食之苦男女老幼之愚实在可怜”1。经过查勘后他向布彦泰和道光帝建议将这些垦地“给回民耕种”。这也是林则徐的筹边思想。正是由于林则徐能较正确地看待新疆的各少数民族恰当地处理汉族与当地1林则徐：《致刘建韶札》《林则徐书札手迹选》第34页。 2林则徐：《致姚椿、王柏心》《林则徐信稿》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页。1《鸦片战争》第3册第512—513页。 2林则徐：《乙巳日记》《林则徐奏稿·公牍·日记补编》中山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76页。1林则徐：《致汝舟》《林则徐信稿》第138页。 其他民族的关系促使了新疆各族人民的友好团结有利于新疆边防的巩固。林则徐在被遣戍新疆的3年通过他勤于调查和对边境的实地了解对沙俄侵华野心有了感性的认识。他认为：“予视俄国势力强大所规划布置志实不小将来必为大患是则重可忧也。”2在度过3年流放生活后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1845年12月）林则徐在哈密被“赐环”以四五品京堂回京候补。进京途中又被授以三品顶戴署理陕甘总督随即又被正式任命陕西巡抚。在此后1年里他在甘肃、陕西镇压藏民、回民和刀客的抗清斗争。道光二十七年（1848）调任云贵总督翌年以办理“回务”有功被加以太子太保衔赏戴花翎。在云贵总督任上他整理了云南矿务主张“招集商民听其朋资伙办”开采银矿并对铜矿主张维护“放本收铜”的政策。 这时林则徐已年老多病有“决然求退”的想法。道光二十九年（1849）八月在林则徐的一再恳求下道光帝批准他开缺回籍就近调治。九月他自云南昆明动身途中经江西南昌稍有停留于翌年三月初返抵福州原籍。林则徐回到福州时正是福州人民反对英国侵略者入城斗争高涨之秋。 这一年英国传教士进一步强行进据乌石山的神光、积翠二寺激起福州爱国绅民的强烈反对。林则徐回乡后便与当地士民共同商讨驱逐侵略者的办法。为加强海防抵御能力他抱病乘船至闽江口的五虎礁和闽安、长门等要塞察看形势修筑炮台并向地方大吏闽浙总督刘韵珂、福建巡抚徐继畬提出调兵、演炮、募勇等积极建议。由于刘韵珂、徐继畬等当权者主张对外妥协与林则徐意见不合。当刘、徐正准备对林则徐反侵略的爱国行动加以“破坏和局”罪名进行中伤时恰因清廷拟起用林则徐他们得知风声而悄悄中止。十月初一日（11月4日）林则徐收到新即位的咸丰帝授他为钦差大臣赴广西镇压正在兴起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命令。他带病仓促启程十月十九日（185o年11月22日）行至广东潮州府普宁县逝世终年66岁。 2欧阳昱：《见闻琐录后集》卷4同治四年刊本。 第二章龚自珍魏源清道光年间中国社会急剧地生着变化。龚自珍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末世向近代社会转换时期的代表人物他的重要影响越来越被日益觉醒的人们所认识。正如梁启所说：“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盦文集》若受电然！”1这一变革时期产生的另一个杰出人物是与龚自珍相齐名的魏源。作为龚自珍的好友和同道他们生活在同一时期共受今文经学影响都猛烈地抨击封建末世的黑暗主张改革提倡“经世致用”之学。龚自珍的特点在于以“但开风气不为师”标榜对旧的社会现象和士林风气进行了最早、最尖锐的揭露和批判其锋芒所向主要在封建社会内部。鸦片战争爆后1年龚自珍即逝世在新的时势面前展改革思想的旗帜便由亲历了鸦片战争硝烟的魏源继续高举。他以“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响亮口号开辟了反抗外国侵略、学习西方文明的新方向。 1梁启：《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54页。第一节龚自珍生平事略龚自珍又名巩祚字璱人号定盦晚年居住昆山羽琌山馆又号羽琌山民。浙江仁和（今杭州）人生于清乾隆五十七年七月初五（1792年8月22日）卒于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十二日（1841年9月26日）。他出身于一个仕宦的书香门第祖父龚敬身为乾隆进士曾任内阁中书、知府、道员等官；父亲龚丽正为嘉庆进士曾任知府、兵备道、署江苏按察使等官是乾嘉时著名训诂学家段玉裁的门生和女婿；母亲段驯在当时也颇有文名著有《绿华吟榭诗草》。龚自珍从小受到经学和举业的熏陶8岁便读《登科录》。 嘉庆七年（18o2）11岁的龚自珍随父亲来到京师先师事建德贡生宋璠次年又随外祖父段玉裁学习《说文》接受了严谨的训诂训练。14岁即考究古今官制撰有“汉官损益”等文。16岁开始通读《四库全书提要》。他不满足于私塾之学曾逃到附近的法源寺去读书。21岁时龚自珍由副榜贡生考充武英殿校录。未几又随父往徽州任官参加了《徽州府志》的编撰负责修撰“人物志”并创立“氏族表”初步显示了才华。然而他的科举仕途却坎坷不平27岁考中举人以后五次参加会试考选进士都落榜不第。十几年中他随父亲升迁调任往来于直隶、江苏、安徽一带出入官场目睹吏治的黑暗、贪污横行。这些人间不平事与他胸中积聚的怀才不遇悒郁心情屡屡撞击进出改革弊政的思想火花。 嘉庆十八年（1813）天理教徒攻入皇宫的巨变震惊了朝野嘉庆皇帝也不得不下“罪己诏”然而同时却把责任推在群臣身上斥责他们寡廉薄德。龚自珍借此机会撰成著名的《明良论》第一次明快地表露了自己的政治见解对君权进行抨击。他指出的原因先在于皇帝视臣下如犬马、奴才使大臣不知廉耻只知朝夕长跪只知追求车马、服饰以言词取媚君上。在这种制度下“官愈久则气愈媮望愈崇则谄愈固地愈近则媚益工”1。入骨三分的针砭令外祖父段玉裁阅后又惊又喜他欣然加墨批点：“四论皆古方也而中今病岂必别制一新方哉？”他欣慰地说“犹见此才而死吾不憾矣！”2这一时期龚自珍诗文中“伤时之语骂坐之言涉目皆是”“甚至上关朝廷下及冠盖口不择言动与世忤”3。龚自珍这一时期的政论文章揭露重于说理感情重于理性。他需要更深刻的思想理论来阐明自己的思想主张。 嘉庆二十四年（1819）28岁的龚自珍会试不售在京师与魏源一起师事今文学家刘逢禄研读《公羊春秋》。今文经学本是西汉的一个儒家学派他们以五经推测人间祸福以微言大义解释统治权术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在诸经中尤重《春秋公羊传》。古文经学则相反注重铨释词义、训诂名物不问政事在诸经中推崇《周礼》。自魏晋以降今文经学一直无立足之地。1《龚自珍全集》上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1页。 2同上书第36页。 3张祖廉纂：《定盦先生年谱外记》《龚自珍全集》下册第648页。然而到了清中后期作为对乾嘉汉学埋头考据、脱离实际的一种挑战今文经学开始复兴倡者为庄存与刘逢禄是他的外孙和学生。龚自珍从刘逢禄讲述的今文经学那里找到以微言大义、托古改制的形式来阐自己改革思想的理论根据他兴奋地在诗中吟道：“昨日相逢刘礼部高言大句快无加；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1从此他便以今文经学家的继承者自许“但举大谊不为巵词矣”。 嘉庆二十五年（182o）龚自珍会试再度落第以举人挑选为内阁中书。从道光元年起又任国史馆校对等官职先后十几年。其间他阅读了内阁丰富的档案和典籍勾索旧闻探讨历代得失以后又参加《大清一统志》的修撰写出了《西域置行省议》等有深刻见解的文章。 道光九年（1829）38岁的龚自珍经过第六次会试终于考中进士。他在殿试对策中仿效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撰《御试安边抚远疏》议论新疆平定张格尔叛乱后的善后治理从施政、用人、治水、治边等方面提出改革主张。“胪举时事洒洒千余言直陈无隐阅卷诸公皆大惊。”2主持殿试的大学士曹振镛是个有名的“多磕头、少说话”的三朝不倒翁他“以楷法不中程不列优等”将龚自珍置于三甲第十九名不得入翰林仍为内阁中书。在历任京官的2o年中龚自珍虽困阨闲曹仍屡屡上书指斥时弊但都未被采纳甚至被同僚视为“痼疾”。这一时期他也撰写了更加成熟的一些政论如《乙丙之际箸议》、《大誓答问》、《古史钩沉论》等讥刺封建官僚的昏庸。 在京中与龚自珍密切交往的好友除了魏源等常州学派的师友外还有不少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如姚莹、汤鹏、张际亮、黄爵滋、包世臣等。他们常常在诗酒酬唱、赏花观月的聚会中抒自己救时补弊的情怀。道光十八年（1838）十一月湖广总督林则徐受命为钦差大臣到广东禁烟龚自珍极表支持作《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向林则徐建议严惩烟贩积极备战并表示愿随同南下共事禁烟。 由于龚自珍屡屡揭露时弊触动时忌因而不断遭到权贵的排挤和打击。道光十九年（1839）春他又忤其长官决计辞官南归于四月二十三日（6月4日）离京。同年九月又自杭州北上接还眷属。两次往返途中百感交集的龚自珍写下了许多激扬、深情的忧国忧民诗文这便是著名的《己亥杂诗》315。 道光二十一年（1841）春龚自珍执教于江苏丹阳云阳书院。三月父亲龚丽正去世龚自珍又兼任了原由其父主持的杭州紫阳书院讲席。夏末他曾写信给江苏巡抚梁章钜准备辞去教职赴上海参加反抗外国侵略的战斗。但八月十二日（9月26日）突患急病暴卒于丹阳年仅5o岁。 政治思想龚自珍的思想在政治、学术、经济、文学诸方面都起到了振聋聩、开一代风气的作用其中尤以他猛烈批判封建黑暗、鞭挞混浊士林风气的政治思想最为激奋。 1《龚自珍全集》下册第441页。 2吴昌绶：《定盦先生年谱》《龚自珍全集》下册第618页。 嘉庆、道光年间虽已内尽隳坏但官僚地主、士子文人却还沉醉在“盛世”的迷梦之中文恬武嬉歌舞升平。龚自珍以锋利的笔触挑破了欺人外皮无情地挤压着内中的污秽。他在《西域置行省议》一文中指出嘉庆以来国势陵夷已是“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衰世了：承乾隆六十载太平之盛人心惯于泰侈风俗习于游荡京师其尤甚者。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1然而在这样危翳四伏的社会里高踞于统治阶级庙堂之上的又是些什么人物呢？久居官场、出入士林的龚自珍看得很清楚：京师和地方到处充塞着昏庸卑劣之徒他们只知道升官财、封妻荫子。这些丑类互相勾结盘根错节已形成一股强大的恶势力。在他们控制下“俄焉寂然灯烛无光不闻余言但闻鼾声夜之漫漫鹖旦不鸣”2整个社会呈现出一幅豺狼当道正气不伸鸦雀无声黑暗凄凉的景象。龚自珍还指出另一个使人才被压抑、摧残的原因是官场论资排辈的用人制度和专重八股的科举制度。朝廷取士全看代圣贤立言、脱离实际的八股时文因为内容空疏无以见高下便用楷法工整作标准。一个有幸得中的士子又面临着以岁月的累积决定升迁的漫漫之路。自庶吉士至尚书大约需3o至35年至大学士又需要1o年这时身膺重任的一品宰辅“齿固已老矣精神固已疲矣”“仕久而恋其籍年高而顾其子孙”3就像官府门口的石狮子徒有其形相向而坐。为了表示愤慨龚自珍毅然将自己耗尽“华年心力”的2ooo篇八股文付之一炬。他尖刻地嘲笑“我家妇人无一不可入翰林者以其工书法也！”在这样的恶势力和制度的束缚下整个社会各阶层都在倒退思想窒息人才枯竭。以至到了“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的地步1。目睹这种衰世颓败现象龚自珍晚年悲愤地呼出自己的心声：“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瘖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2他大胆地预言一场大的动乱为期不远了。果然在他去世的前后几年鸦片战争的战火和太平天国的风雷便无情地冲击着这个衰朽的皇朝。 在龚自珍的政治思想中闪耀着特异光辉的是：揭露、批判现象的矛头已经触及到了君主制度。他斥责封建帝王为了树立自己“一夫为刚万夫为柔”的淫威“未尝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号令；去人之耻以嵩高其身”“震荡摧锄天下之廉耻”3。在这种威胁利诱之下士大夫养成阿谀奉承的习气“自其敷奏之日始进之年而耻已存者寡矣！”4因此政事日坏人才日鲜也就是必然的了。龚自珍的揭露实际上已把社会黑暗的根源归结于封建君主。尽管他的认识还不具有从根本上改变封建制度的要求和意义但他这种大胆淋漓的揭露对后世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每每1《龚自珍全集》上册第1o6页。 2《尊隐》《龚自珍全集》下册第88页。 3《明良论三》同上书第33页。 1《乙丙之际箸议第九》《龚自珍全集》第6页。 2《己亥杂诗》《龚自珍全集》下册第521页。 3《古史钩沉论一》《龚自珍全集》上册第2o页。 4《明良论二》《龚自珍全集》上册第31页。 有启迪作用。 龚自珍是一定时代和社会阶级的代表人物时代和历史的进程向中国封建社会提出了改革的要求。作为这种时代社会要求的反映龚自珍在揭露和抨击衰世弊政和士林风气的同时还提出了救时补弊的改革主张他大声疾呼“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奈之何不思更法？”并提出一系列具体改革措施：淘汰冗员将八股改为策试加强大臣的权力兴修水利等等。但是社会历史条件还不可能使他突破封建制度的门槛和地主阶级的局限只好把这一切寄托在希望出现的圣君身上劝说皇帝自动改革。由于他的企求仍建立在补救旧制度之上因而其改革思想较之对旧制度的揭露和鞭挞颇为逊色一系列具体主张也不外乎前人早已唱过的老调。 面对“外夷”强陵的时势龚自珍产生了抵御外侮的爱国主义思想。他和林则徐、黄爵滋一起主张严禁鸦片；建议林则徐赴广东禁烟“火器宜讲求”“多带巧匠”“修整军器”。并申明这场反侵略自卫战争的正义性质：“此驱之非剿之也”“此守海口防我境不许其入”而不是畏缩颟顸之流诬蔑的“开边衅”1。龚自珍对鸦片战争的展态势很有预见据记载直隶总督上奏请裁撤天津水师“谓无所用岁计费且数十万上可其奏”。龚自珍闻知急上书万言“言不可撤状”但不为所用。两年后英舰果然北上攻打天津“人始服其先识”2。龚自珍对西北边疆也十分关注曾协助历史地理学家程同文、徐松修撰《会典》“理藩院”一门在研究西北山川地理、部落源流的基础上较早地提出在新疆设省开垦移民防止外国殖民者入侵。龚自珍的早逝使他的抵御外侮爱国主义思想在政治思想内容中未能得到进一步展。 学术思想龚自珍的学术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利用了“今文经学”这个旧的形式使之与“经世致用”相结合成为他关心国计民生批评时政、改革社会的武器。 龚自珍并非清代今文经学兴起的倡者他之前已有庄存与、孔广森、刘逢禄几代学人。庄存与生活在封建危势渐露的清中期再度提倡汉代应变的公羊思想企图以此调整旧的社会秩序但他主要还是一个经学大师与现实政治尚保持一定距离。刘逢禄虽然强调何休的“微言大义”使公羊学逐步和实际相结合由此可能引申出改制变革的新意但他们都未脱出汉代以来今古文经学传统斗争的窠臼。龚自珍自幼吮吸的是清代占统治地位的乾嘉汉学浓郁空气但面临腐朽颓败的社会现实他对社会的认识也开始生了变化从而对今文经学的《春秋公羊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封建末世的社会危机感和挽救这种危机的责任感使他毅然离弃和抨击脱离现实的考据汉学和宋明理学“言生平恶《周礼》”指斥“著书只为稻粱谋”“至竟虫鱼了一生”的迂腐学风。他认为道和学、治本是一体。得天下者为王佐王者为宰、卿大夫交租税者为民民之有识者为士。王、宰、卿大夫与民“相与以有成者谓之治谓之道”“是道也是学也是治也1《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龚自珍全集》上册第17o页。 2《龚自珍研究资料集》第342页。 则一而已矣”1。这种把经学和现实政治紧密结合的认识在清代今文经学中是一个新的展。同时龚自珍对汉代以来旧的今文经学也进行了改造和批判。 龚自珍十分强调人的作用他批判董仲舒“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 的公羊学天人感应论指出“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而人也是“自造”“非圣造非天地造”1。极力主张破除对自然现象的迷信和神秘观念反对用今文经学对人间灾异作穿凿附会解释：“最恶京房之《易》刘向之《洪范》以为班氏《五行志》不作可也。”建议根据钦天监中历来彗星运行的记录档案研究其规律撰成一书“可以摧烧汉朝天士之谬说矣”2。他打破了由来已久的今古文经学森严门户的拘束吸收了“六经皆史”观点认为《易》、《书》、《春秋》等都是“卜筮”、“记言”、“记功”之史从而将今文学家眼中涂有神秘色彩的诸经还原为社会历史的记载。龚自珍虽然以服膺今文经学相标榜但实际上他与汉代董仲舒诸人已相去甚远既不主张寻章摘句、考据训诂的汉学也不主张以谶纬迷信附会臆说的公羊学而是用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去阐经世致用思想。在这个宗旨下他又提出了朴素的辩证思想。 龚自珍认为“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3。制度和朝代一样都是新旧更替不断变革的已经陈旧过时了的制度、政令如果不自行改革就必然被新势力强制改革所代。他引申了公羊三世说的“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把社会历史解释为“治世——乱世——衰世”三阶段。从经世致用思想出他明确指出当时的社会是“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必须对种种丑恶黑暗的现象和制度予以揭露和改革。但是究竟怎样改革他却找不出明确的答案。尽管龚自珍是那个时代、那个营垒的佼佼者但他毕竟要维护封建阶级的根本利益这种立场的限制就使他的辩证思想仍然跳不出封闭的循环的圈子。他说：“万物之数括于三初异中中异终终不异初。”只承认现象的变异而否认质的变化因此事物最终还要回复到原始的状态。这种认识反映在政治态度上即是一方面对现象嫉恶如仇一方面又主张“风气之变必以渐也”。在抨击腐恶、开通风气斗争中表现为勇敢的猛士在传统儒学和封建根本伦常面前却表现得迷惘和怯懦。这样笃信今文经学的龚自珍晚年又“犹好西方（佛教）之书”校雠佛经撰《龙藏考证》等。这种矛盾交织的现象说明他在经世致用、开辟新路的挫折中“忽然搁笔无言说重礼天台七卷经”只好向域外去寻求一些精神安慰和解脱了。 经济思想龚自珍的经济思想是其政治思想在经世致用过程中思索衰世之源和寻觅救世之方的反映。 他看到了社会经济中存在的严重贫富不均现象揭露了清统治者对人民1《乙丙之际箸议第六》《龚自珍全集》上册第4页。 1《壬癸之际胎观第一》《龚自珍全集》第12页。 2《龚自珍全集》第346页。 3《上大学壬书》《龚自珍全集》下册第319页。 血汗的无止境榨取谴责开捐例、加赋、加盐价等政策是“割臀以肥脑自啖自肉”痛斥官僚大吏只知以苛捐杂税中饱私囊致使封建社会赖以存在的农村经济严重破坏广大农民流离失所。透过种种社会经济凋敝现象龚自珍力图从社会财富分配方面去寻找动乱之由。他在《平均篇》中指出：“其始不过贫富不相齐之为之尔。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齐即至丧天下。”1这里他能够觉察到封建社会的兴衰取决于社会财富的分配是否平均并且觉察到由于分配不均而形成的贫富悬殊和社会矛盾力图从经济根源上寻找皇朝治乱和新旧更替的原因这无疑是一个比较深刻的认识。但是他对造成严重贫富不均现象的进一步分析则陷入了主观意识决定论他把这种现象归结于“人心亡世俗坏”因而官吏贪污无忌商人“皆欲并十家、五家之财”而不可能揭示封建制度的本质。所以龚自珍头脑中的经济改革主张只是调整贫富悬殊的较大差别保持“小不相齐”防止“大不相齐”即“富贵者天所以待王公大人君子”统治阶级按其等级地位应该占有较多的财富；“贫贱天所以限农亩小人”被统治阶级居于贫贱也是合理的企图用调和的办法去缓和尖锐的社会阶级矛盾。具体到土地分配上他在《农宗》一文中提出以西周宗法制度来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办法将宗法组织中的成员分为“大宗、小宗、群系、闲民”4个等级按此进行土地多寡的分配。这种以复古的办法来解决农民丧失土地、沦为流民的现实显然是虚幻的。龚自珍一方面对土地兼并的积弊强烈不满一方面又苦于公羊学的空洞在古代经书中既找不到解决实际问题的典章制度在自己头脑中又设计不出重新规划社会秩序的有效方案于是也像以前的今文经学家一样只好从古文经《周礼》中向回归上三代社会那里去寻找出路。然而这是一条违背历史展规律的不通之路。 任何先进思想家的思想都必然是社会经济展趋势的反映。尽管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但到了龚自珍时代商品经济在中国特别是在江南地区仍然有了某些展。晚年的龚自珍也由早期重农抑商思想开始向较为重视商品经济转化。他改变了商人是破坏社会经济因素的看法提倡展蚕桑木棉等商品原料生产主张“且仿齐梁铸饼金”来抵制外国银元并建议林则徐在抵御外侮的同时展有限的“互市”。当然在中国社会自然经济受到外来冲击之前龚自珍的经济思想内容是比较浮浅的对商品经济的认识也是出于直观的现实感受。他的建立在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原则下的平均思想其积极意义在于尖锐地揭露了这种制度造成的“贫者日相倾富者日愈壅”的社会现象并从经济上寻找社会危机的原因向统治者出了“丧天下”的严厉警告。 文学成就龚自珍的文学成就如同其政治思想是鸦片战争前夕这个变革时期的产物一样也以新的内容和风格在封建末世独放异彩。 他写成于南归旅途中的《己亥杂诗》是中国诗史上罕见的大型组诗总结了几十年来师友交游、仕宦沉浮、著书倡说的经历也是对沿途所见社会凋敝、民不聊生景况所的感慨。他的诗有意境清新、词语瑰丽、高言快1《龚自珍全集》上册第78页。 语的特点不过使他的许多诗作不胫而走备受推崇的真正原因还在于它对社会腐恶现实的无情鞭挞引起了人们的共鸣和激赏。 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1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津梁条约遍南东谁遣藏春深坞逢？不枉人呼莲幕客碧纱■护阿芙蓉。2这些慷慨、悲愤、掷地有声的炼句深深地打动了迷惘而又不甘沉溺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意绪喊出了久被压抑的人们的心底之声因而使他的诗歌从清代诗坛王士祯“神韵说”、沈德潜“格调说”、翁方纲“肌里说”等专重形式的樊笼中冲跃出来被后世誉为“三百年间第一流”。龚自珍的诗歌在艺术和思想、形式和内容的融合上展示了一个新的境界成为晚清现实主义诗歌的开创者。 龚自珍生活在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社会他的思想在政治、学术、经济、文学等方面都反映出了对当时人间痼疾的强烈不满和深沉忧虑。经世致用、治国安邦的抱负促使他以开通风气、扭转颓世为己任然而重重的羁绊黑暗的闸门又使得他徒有雄心无所用事；阶级的局限和传统思想的缠绕更使得他实际上提不出改革时弊的有效办法。这种有志救国、无力回天的苦恼和四处碰壁仍奋击不止的生活实践用他自吟的两句诗概括就是：“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一事平生无■帱龁但开风气不为师”。还没有等到鸦片战争结束和太平天国起义爆这位近代改革的先驱者就与世长辞。 1《咏史》《龚自珍全集》下册第471页。 2《已亥杂诗》《龚自珍全集》下册第5o9、517页。 第二节魏源广泛问学魏源原名远达字默深又字墨生、汉士晚年因信佛自称“菩萨戒弟子魏承贯”湖南邵阳人生于乾隆五十九年三月二十四日（1794年4月23日）卒于咸丰七年三月初一日（1857年3月26日）。其父魏邦鲁曾任江苏海州惠泽司巡检、宝山县主簿等地方佐杂官管理刑名、钱粮、水利等事务受到历任布政使林则徐、贺长龄、梁章钜和巡抚陶澍的好评。这对魏源后来经世致用思想的形成有一定影响也使他能较早地结识一批当时较为注重国计民生的疆臣。 魏源七八岁时入私塾学习读书十分刻苦每至通宵达旦仍不释卷自幼沉默寡言常独坐深思。15岁时考中县学生员开始潜心研习明代理学家王阳明的心学。嘉庆十八年（1813）他2o岁举为拔贡。次年又随父亲魏邦鲁入京。在北京他被延馆于侍郎李宗瀚家结识了京师当时各种学术流派的名士先随胡承珙学习汉学又师事姚学塽究心宋学同时仍常常向在湖南时选拔他为贡生的座师汤金钊请教王阳明心学。广泛的求学刻苦的钻研使魏源很快名满京师名士醇儒相与交纳。嘉庆二十四年（1819）他考中顺天乡试副贡生。道光元年（1821）再赴顺天乡试却仍被抑置副贡生。这个时期魏源一面为自己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一面也在不断探讨治国安邦的学问。 讲求经世致用批判时弊道光二年魏源以第二名的成绩考中顺天乡试举人。不久他赴古北口受馆于直隶提督杨芳家并考察山川关隘。道光五年（1825）他被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延为幕宾编辑清代经世致用文章集大成的《皇朝经世文编》“遂留意经济之学”。巡抚陶澍是一个注重国计民生的名臣也常常和他商筹海运水利等政事。 魏源少龚自珍两岁他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岌岌可危的衰世同样刺痛着他的忧国忧民之心。作为幕宾通过治民理案得以体察社会从而使他对社会危机和官场积弊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 痛感时世的同时魏源开始思索世道日衰的原因所在。他在京求学之时正值清代今文经学崛起便拜在今文经学家刘逢禄门下研习《公羊春秋》。在那里魏源结识了龚自珍两人都为刘逢禄所激赏常常在一起切磋古文辞探讨实学。 道光六年（1826）魏源与龚自珍同赴礼部试。刘逢禄适为会试同考官得浙江、湖南两卷“经策奥博”认为必是龚、魏极力推荐但他们还是落第了。刘逢禄感慨万端于是作《题浙江湖南遗卷》诗以表痛惜但从此世以“龚魏”并称二人。 同龚自珍一样魏源对乾嘉之际沉迷于训诂考据、繁琐无用的学风十分反感他尖锐批评道：“自乾隆中叶后海内士大夫兴汉学而大江南北尤盛争治训诂音声爪剖釽析”他们将明末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等的经世致用之学摒于经学之外却以专事寻章摘句来“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1。为了纠正这种学风并从根本上否定这种风气赖以流行的护身符魏源从今文经学的角度对一些被清代汉学家奉为神明的经典提出大胆质疑。在《诗古微》中他指斥《毛传》和大小序皆系晚出伪作；在《书古微》中他认为马融、郑玄之学都出于伪作的杜林《漆书》提出古文《尚书》是否存在尚有疑问被视为“阎百诗以后第二重公案”。魏源认为《六经》并不是万古不变的教条只是“网罗放失纂述旧闻以昭代为宪章而监二代之文献”2。既然上古三代与后世的天地人物都不同法令和制度也都随之生变化那么就不能泥守古法必须变革。他举出了从唐代租庸调至两税法再到明代一条鞭法的一系列赋税制度变化来说明“变古愈尽便民愈甚”3改革越彻底进步就越显著。这种建立在历史进化论之上的改革思想较之龚自珍又深入了一步。经学展到龚、魏手中开始摆脱了繁琐无用的学风逐渐与通经致用、改革时弊结合起来。 魏源还猛烈抨击了使士林醉心于功名利禄的八股科举制度他讥讽这种考试的结果“专以无益之画饼无用之雕虫不识兵农礼乐工虞士师为何事”的“科举兔册”4之人来遍任六官之职治理四方之民。针对嘉道时期专以楷法工整取士的科举制度他在诗中辛辣地嘲笑：小楷书八韵诗青紫拾芥惊童儿；书小楷诗八韵将相文武此中进从此掌丝纶从此驰鞀铎从此考枢密从此列谏官尽凭针管锈鸳鸯雕虫竟可屠龙共谁道所养非所用！1尽管他厌恶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但又只能通过这个途径获得一个官职来实现自己经世致用的抱负。因此他仍不断地参加会试。 参与盐务、漕运、治河的改革道光八年（1828）魏源以举人捐资为内阁中书舍人在阅读内阁史馆如“掌故之海”的典籍档案中他积累了大量有关典章制度的资料为以后著史理政奠定了基础。道光十一年（1831）魏源以父丧居乡3年。赏识魏源经济才干的两江总督陶澍延请魏源入幕协助改革盐政。直至鸦片战争以后魏源在盐务、漕运、治河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主张并进行具体的尝试和努力。 清代盐的生产和运销一直由官府垄断。长期以来盐官和官准的场商、运商勾结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特权集团。官僚管理的亏损对皇室的报效贪官奸商的中饱都转移到盐的生产者、消费者身上造成盐价昂贵、产销停滞的严重积弊致使私贩蜂起清廷虽以严刑缉私也缉不胜缉。魏源清楚地看到了垄断的症结提出改行“票盐”制度的方法。由商人向官府交纳一定的盐税后官方便给盐票凭盐票可以自由买盐、自由贩卖。这样减少了中间环节各级官吏的层层盘剥“特尽革中饱蠹弊之利以归于纳课请1《武进李申耆先生传》《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58页。2《国朝古文类钞叙》《魏源集》上册第228页。 3《默觚下·治篇三》《魏源集》上册第48页。 4《默觚下·治篇一》《魏源集》上册第37页。 1《都中吟》《魏源集》下册第675—676页。 运之商”1所以盐价降至一半而商人仍有利可图私贩自然不禁自灭。魏源的主张被陶澍采用后果然收到了一定的效果每年“倍额溢课数十万”2。此后的历任两江总督陈銮、林则徐、璧昌、李星沅、6建瀛等遇有盐政要务都常来与魏源商议。 水灾频仍黄河泛滥是清朝统治者深感头痛的问题。“无一岁不虞河患无一岁不筹河费”可是河患依然如故。魏源认为河患水灾有来自自然的一面更重要的还在于即治河官吏的侵蚀河工经费、地方豪强的垄断水利。所以“欲兴水利必除水弊。除弊如何？曰：除其夺水夺利之人而已”3。魏源还认为过去治理黄河的方法也不对头“下游固守则溃于上；上游固守则溃于下”4。这样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无济于事。他主张因势利导使黄河人工改道北流入海。指出这是迟早会生的自然趋势而以人力预先改道为上策如果等待黄河一旦崩决自然改道则后果不堪设想。魏源的这两种见解在当时都无法实行。官吏贪污是封建官僚制度的必然产物无法根除。而在道光咸丰衰世即使一次小的整顿也困难重重。黄河人工改道工程浩大财政上捉襟见肘的清廷也无暇及此。鸦片战争以后魏源在出任兴化知县等地方官时又尽自己微薄的力量在小范围进行了水利治理。兴化境内临近运河和高邮、洪泽二湖时有涝灾。一次高邮湖将决他亲率民卒护堤保稻“冒风雨伏堤上”以致“目赤肿如桃”终于保住了大堤百姓遂将当年收成称为“魏公稻”1。治水过程中魏源撰写了筹河、水利、堤防等文多篇见解虽好然而生逢末世终不为所用使他的才能得不到挥。魏源临终前二年的咸丰五年（1855）黄河果然如他所预料的那样于铜瓦厢大决口改道入海给下游人民造成惨重损失。漕运是当时又一积弊。自明清以来南粮北运一直通过运河朝廷设有漕运总督等一系列官员进行管理。至晚清由于各级官吏把持盘剥、地方豪强敲诈勒索日形严重弄得怨声载道。魏源看到漕运之弊已是积重难返便主张改为海运由商人承办不再以官府垄断。他指出海运不经河闸不经层层中饱和馈送有四利、六便对国家、人民、吏治、商人均有好处。他进一步指出商人办海运可以把江浙之货附于漕船运往北方将促进南北物资交流使物价下降繁荣国内的商业。道光五年（1825）魏源在巡抚陶澍幕中还实际参与了筹划海运活动撰有《筹漕篇》、《道光丙戌海运记》等文并在《皇朝经世文编》书中对这一关系国计民生和吏治的重大改革予以赞扬。 道光十五年（1835）魏源为了奉养母亲在扬州买了一所庭园取名“絜园”内有“古微堂”书屋他在此写成了许多诗文集为《古微堂集》、《古微堂诗集》。在魏源宏富的著述中还有阐“微言大义而辟东汉马、郑古文之凿空”的有《诗古微》、《书古微》、《公羊春秋古微》、《董子春秋古微》探讨学术、评论政治的有《默觚》以及《元史新编》、《禹贡说》等。 1《淮北票盐志叙》《魏源集》下册第439页。 2《太子太保两江总督陶文毅公神道碑铭》《魏源集》上册第329页。3《湖广水利论》《魏源集》上册第391页。 4《筹河篇上》《魏源集》上册第367页。 1魏耆：《邵阳魏府君事略》《魏源集》下册第956页。 综观鸦片战争以前魏源的思想和活动主要是抨击封建末世的黑暗现实与龚自珍一起以今文经学的形式倡导关心国事民瘼主张改革社会政治风气。他继承明末清初经世致用崇尚实学的思潮提出了一些有积极意义的主张和具体措施但思想范畴仍未出探掘阐古代经书“微言大义”和“经世致用”的框架。 参与抗英和编撰《海国图志》道光二十年（184o）鸦片战争爆正在扬州治河的魏源赶至宁波前线在钦差大臣伊里布军中参加审讯俘虏的英军军官安突德。从其口供中魏源对西方的人文地理有了一些了解。次年他结合其他英俘的口供撰成《英吉利小记》后收入《海国图志》。 道光二十一年魏源在两江总督裕谦幕中筹办浙江防务。裕谦是一个坚决主张抵抗侵略的疆臣但部下将领余步云等贪生怕死清军武器装备又极为落后终使浙江海防失守裕谦自杀。亲历了这一抵抗英国侵略战争的魏源看到了英军的残暴行径和坚船利炮看到了清朝统治者张惶失措、昏聩庸懦的丑态“羯虏云翻覆骄兵气指挥。战和谁定算回钓鱼矶”。他也看到了沿海军民忠勇抵抗、不怕牺牲的气概。从此魏源的思想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魏源从事实中认识到鸦片战争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清统治者的昏庸指出了他们对世界情势的懵懂无知、虚妄自大而又畏敌如虎：“承平恬嬉不知修攘为何事破一岛一省震骚一省各省震抱头鼠窜者胆裂之不暇冯河暴虎者虚骄而无实。”1他希望清统治者励精图治整军备武以求长治久安。为了振奋人心鼓舞抗击强敌的士气魏源根据自己任内阁中书舍人以来积累的大量资料愤撰写了《圣武记》14卷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之时完成。书中历述了清初以来的武功方略讨论了兵制、战术等具体问题反映出他要求富国强兵的强烈爱国主义热情。 道光二十一年六月林则徐被遣戍从重往伊犁途中经过镇江。林、魏当年在北京即志同道合意气相投此时相会两人感慨时事推心长谈。林则徐把他在广东抗英时所译的《四洲志》、《澳门月报》和粤东奏稿及有关西方枪炮、地理图样交给魏源嘱“钩稽贯串创榛辟莽前驱先路”编撰一部《海国图志》。魏源果然不负重望他结合历代史志及明以来的岛志和近日所得“夷图、夷语”等大量资料于道光二十二年底编成《海国图志》5o卷4年后增广至6o卷。咸丰二年（1852）又补充以葡萄牙人玛吉士《地理备考》、美国人高理文《合省国志》等扩展为1oo卷予以重刊。《海国图志》是中国第一部较系统介绍世界各国地理、历史、经济、文化、军事等内容的新书它的刊刻问世对国内有识之士开拓眼界了解世界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咸丰八年（1858）兵部侍郎王茂荫曾奏请将此书广为刊印使亲王大臣每家置一编并令宗室八旗作为教材学习。然而酣嬉悠游和麻木僵化的王公大臣、贵胄子弟们已经失去了接受任何新鲜事物的能力。虽有王茂荫煞费苦心的推荐《海国图志》在中国上层统治者中还没有达1《道光洋艘征抚记》《魏源集》上册第187页。 到在日本的受重视的程度。自道光三十年（185o）第一部《海国图志》传入日本至明治维新前已传入十数部被日本学人摘译翻刻达22种版本以上1对日本的维新开通风气起到了重要影响。 在《海国图志》中魏源开宗明义地提出了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以抵御外侮的思想“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2。驳斥了“夷兵不可敌”的畏敌观点及视西方科技为“奇技淫巧”的谬论并胪列了“师夷长技”的具体内容和措施。“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提出不仅把中国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思想推向了有更广泛代表性的抵御外侮、学习西方的近代爱国主义思想新高度而且开始打破了长期的思想封闭状态使魏源成为近代中国最早睁眼看世界的呼号者和改革维新思想的先驱者。 魏源对“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认识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先他认为师夷是为了制夷而认真研究夷情是制夷的重要条件。“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3。这是对长期以来清朝闭关政策和陈旧国防观念的否定和批判。同时他把师夷作为制夷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也泾渭分明地表现出与一味求和、以媚夷求苟安的妥协派的根本区别。其次魏源明确地指出夷之长技是“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所谓“长技”“无非竭耳目心思之力以利民用”4而不是什么稀奇古怪的不祥之物。他肯定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是人类生产进化的结晶嘲笑清统治者中的顽固分子长期以来颟顸蒙昧。最后魏源具体地指出了要学习的西方长技内容“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魏源是在反侵略战争失败中认识西方的而战争失败的具体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中国缺乏“夷之长技”。因此他把加强反抗侵略的军事手段作为当务之急把学习西方的认识焦点凝聚在西方军事工业技术上是很自然的。 魏源提出了一系列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具体措施。(1)买进西方坚船利炮并在国内设厂制造。起初他以为只靠买进船炮就可以掌握长技后来进一步认识到必须自己生产才不受洋人牵制因而具体提出建议：在广东虎门外设置船厂、火器局延请法国、美国等“夷目”分携工匠前来司造船械。如此“我有铸造之局则人习其巧一二载后不必仰赖于外夷”。(2)展“自修自强”的对外贸易学习西方技艺利用西方各国之间矛盾。魏源认为对外贸易如果没有鸦片进口是有利于中国的。他以道光二十七年（1847）情况为例分析外国输入中国的货物（不包括鸦片）值银“二千十四万八千元”而中国出口之货值银“三千五百有九万三千元”“使无鸦片之害则外洋之银有入无出中国银且日贱利可胜述哉？”1在进口物品中他主张进口大米的同时进口武器及展工业所需的“铅、铁、硝”等物也准外商以“艘械抵茶叶湖丝之税。”(3)积极培养掌握西方长技的人才。魏源认为中国也应该像西方那样鼓励学习科学技术改变单纯以科举词章取士的制度。如有能造西方战舰、火轮船、大炮、水雷等新式器物者即可给以科1黄丽镛：《魏源年谱》第228页。 2《海国图志叙》。 3《海国图志》卷37。 4《海国图志》卷2。 1《海国图志》卷2。 甲出身。(4)设立译馆翻译介绍西方书籍。魏源说：“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翻夷书始。”1他十分称赞林则徐在广东设译员翻译《澳门月报》等外文书报的举措自己也非常注重西方著作。他在《西洋人玛吉士地理备考序》中说：西方有“明礼行义上通天象下察地理旁彻物情贯串古今者是瀛寰奇士域外之良友”应该积极地向他们学习。据统计《海国图志》一书中魏源引用的西方著作就达2o种之多。 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早期有着特殊的意义。它冲击了自明清以来唯我独尊、视外国为“夷狄”视中外交往为“来贡”的蒙昧传统大胆提出“师夷”的口号开创了吸收外来先进文明的风气。尽管这种吸收和学习在魏源身上只达到对西方部分物质表层的认识阶段但他开创了为拯救中国、抵抗外国侵略而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河这种符合历史展趋势的思想在中国近代相当长的时期中一直为各个阶层的先进人物所遵循。如王韬所说：“师长一说实倡先声。”2值得注意的是在魏源为抵御外侮而激的新思想中朦胧地闪现着一些代表近代资本主义要求的思想光芒。他提出的建立新式军事工业的主张也包含有建立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因素。他看到军事工业的兴起必将刺激国内商业的勃兴和新技术的传播对近代工业产品必有蜂起的需求“盖船厂非徒造战舰也。战舰已就则闽广商艘之泛南洋者必争先效尤宁波上海之贩辽东、贩粤洋者亦必群就购造”。因此军事工业除造战舰外其他如“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水锯、火轮舟、自来火、自转碓、千斤秤”等等“凡有益民用者”都可以制造。在军事工业生产民用品的基础上他终于提出“沿海商民有自愿仿效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的主张1。在鸦片战争硝烟散去不久的几年中魏源的眼光已越了林则徐等同时期单纯以“制夷”为目的的先进人物开始出了中国近代新式工业的诞生呼喊。在《海国图志》中魏源还通过介绍欧美资产阶级政治制度隐约地表达了自己对西方民主政治的憧憬。他说美国总统以四年为一任期满更代“总无世袭终身之事”；选官举贤自下而上公举“可不谓公乎？”2魏源的介绍和推崇一直影响到几十年后的戊戌维新思潮可以说是中国近代维新思想的轫。当然在魏源提出这些主张的时候中国还没有资本主义经济的土壤。他朦胧地看到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某些长处但还不能设计出近代中国的政治蓝图。他的基本立场仍是立足于补救封建制度。尽管他比龚自珍较多地接触了西方资本主义在政治见解上也过了龚自珍开出的“古方”但在抨击封建君主弊害方面却比后者要含蓄、缓和。如果说龚自珍是诅咒和鞭挞封建制度的勇士那么魏源就是改革弊政、富国强兵的积极追求者了。 魏源在鸦片战争中看到了沿海人民反侵略斗争的伟大力量给予很高的评价：“三元里之战以区区义兵围夷酋斩夷帅歼夷兵以款后开网纵之而逸。孰谓我兵6战之不如夷者？”3他主张利用沿海劳动民众与海上1《海国图志》卷37。 2王韬：《漫游随录·扶桑游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o2页。1《海国图志》卷2。 2同上书卷59、6o。 3《筹海篇一》《魏源集》下册第855页。 渔民练成兵卒抵抗侵略驳斥了封建官僚污蔑他们为汉奸的谰言：“若谓闽粤民兵虽可用而多通外夷”为什么广东“斩夷酋、捐战舰者皆义民？”为什么台湾“两禽夷船”、“南澳”“火攻夷船”的也都是义民？1同时魏源对中华民族战胜侵略者也充满必胜信心认为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并“不亚西土”只要“集众长以成一长则人争效力”就能“风气日开智慧日出”不仅可以战胜西方的侵略而且可以赶上和过西方。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入侵使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化为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在保卫民族生存的前提下代表地主阶级改革派人物的魏源其思想在一定时期与人民利益表现了一致性从而达到了他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高峰。 晚年遭遇道光二十四年（1844）51岁的魏源终于考中礼部会试第十九名贡士但因试卷文稿草率被罚停殿试一科次年才补中三甲进士以知州用分江苏先后赴东台和兴化县任知县。道光二十六年他以母丧丁忧去官后又南游广东至澳门、香港与外国人接触观其景况深感“扩我奇怀醒我尘梦生平未有也”2。北归途中历游两广、两湖、江西、安徽、江苏7省行程8ooo里经时半年。道光三十年（185o）又出任北海州分司运判协助两江总督6建瀛改革盐政。 咸丰元年（1851）太平天国起义席卷中国南部大地魏源时补授高邮州知州。咸丰三年太平军定都南京二月又攻克扬州距高邮仅4o里。魏源以知州先办团练防御溃逃官军沿途焚掠又镇压了湖西太平庄响应太平天国的地方起义军。三月他被督办江北防剿的杨以增以迟误文报而奏劾革职咸丰皇帝在上谕中饬责魏源：“于江南文报并不绕道递送屡将急递退回以至南北信息不通实属玩视军务！”1不久钦差大臣周天爵又延魏源入幕参谋军务因攻打宿州捻军有功十一月奉旨复官。但这时的魏源却“以年逾六十遭遇坎坷世乱多故无心任宦”2辞归。从此举家避兵兴化不问政事唯手订生平著述又潜心佛学会译《无量寿经》等。魏源晚年辗转于清军与太平军激烈角逐的江浙地区虽在任职时参与抵抗太平军但总的说来态度是不积极的甚至有传说称魏源曾被太平军聘为谋士3。 咸丰六年（1858）魏源出游至杭州寄住僧寺闭门谢客。咸丰七年三月初一日逝于杭州终年64岁。 1《筹海篇二》《魏源集》下册第858页。 2《香港岛观海市歌》《魏源集》下册第74o页。 1《清文宗实录》卷88。 2魏耆：《邵阳魏府君事略》《魏源集》下册第958页。 3据《世载堂杂忆》：刘禺生在香港听容闳回忆李秀成之弟侍王李侍贤“府中有三老人称为中国年高有大学问者最为王所礼遇”。一是古文大家梅曾亮一是安徽包世臣“其三为湖南魏先生通达中外地理”。又李柏荣《日涛杂著》：“默深声既宏伟又值洪秀全建国南京提倡文化设科取士乃聘江宁梅伯言、泾县包慎伯及默深为乡三老。” 第三节龚、魏的不同性格龚自珍和魏源有很深的交谊同在刘逢禄门下研习今文经学常常作“促膝之谈”；同任内阁中书时又时时相聚饮酒赋诗纵论时弊。魏源离京后龚自珍深感孤寂地叹息：“默深去后更可缄舌裹足杜绝诸缘。”1道光十五年（1835）后魏源迁居扬州絮园养亲龚自珍自都中归必过园留宿。他曾为絮园书一对联：“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综一代典成一家言。”道光二十一年龚自珍逝世前不久还一至扬州宿魏源园中。二人曾约定“孰后死孰为定集”。待龚自珍逝去魏源即受其子龚橙之请亲手校订遗稿编定《定盦文录》12卷、《定盦外录》12卷并为之《叙》。 实际上这两位齐名于世的密友性格迥然相异。龚自珍性情豪迈“嗜奇好客”多出奇僻激烈之言又“喜与人辩驳虽小屈必旁征博引以伸己说”2。他抨击时弊常常不顾忌权贵骂坐之言随口而出被人讥讽为“龚痴”。魏源则“默好深湛之思”喜独居一处晚年尤寡言虽见门生亲友“接二三语便寂对若望”。他深为龚自珍的放荡不羁性格担忧曾致书劝说：“近闻兄酒席谈论尚有未能择言者有未能择人者。夫促膝之言与广廷异；密友之争与酬酢异。苟不择而施则于明哲保身之谊深恐有悖。”“此事要须痛自惩创不然结习非一旦可致酒狂非醒后所及悔也。”3龚自珍也曾试图压抑自己胸中愤世嫉俗的不平之气几度戒诗烧诗但戒了又作作了又戒甚至为戒诗而作诗：“百脏酸泪夜涌如源泉；此泪何所从万一诗崇焉。”4他对现实的叛逆性格终已铸就一出都鞭挞时弊的诗作即如连珠泉涌。其实魏源内心对龚自珍的性格和政治、学术见解十分钦敬并引为同志。他在赠别龚自珍诗中把两人共比为：“天昌二鸟鸣同谪胥江浦使为世所■又为讥所俯”“誓回屠龙技甘作亡羊补！”1使他们紧紧吸引在一起的正是这种强烈不满现实企图挽回颓危的抱负和意气。但腐朽没落的中国封建社会已经容不得这样杰出的人才了。 龚自珍和魏源是中国近代初期并称的杰出人物他们所开创的经世致用新风对后世的维新改革有巨大影响。梁启多次给以很高评价：“自珍、源皆好作经济谈而最注意边事”“故后之治今文学者喜以经术作政论则龚魏之遗风也。”2“数新思想之萌蘖其因缘固不得不远溯龚魏。”3另一个戊戌变法的领袖谭嗣同也认为清代文士中魏源、龚自珍“皆能独往独来不因人热。其余则章摹句效终身役于古人而已”4。 把两人的性格对照相比龚自珍以其浪漫的热情、尖辣的笔墨对封建末世的黑暗腐朽进行无情砍杀；他的方向主要在于向鸦片战争以前旧的统1《甲寅杂志》第1卷第7号。 2吴昌绶：《定盦先生年谱》《龚自珍全集》下册第6o3页。 3《甲寅杂志》第1卷第7号《魏源集》未收。 4《戒诗五章》《龚自珍全集》下册第451页。 1《昆山别龚定庵自珍》《魏源集》下册第6oo页。 2梁启：《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第56页。3梁启：《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97页。4谭嗣同：《论艺绝句》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7页。 治掷出投枪。而魏源则显得深沉、严肃、实际以具体口号和身体力行从正面提出了抵御外侮、学习西方的建设性方案；他的方向主要在于对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前途的探索。龚自珍和魏源以他们清新的思想、共同的追求、不同的格调在鸦片战争前后这个中国社会大变革时期奏出了改革浪潮的主旋律。他们的政治思想也在此后1oo多年中国人民寻求解放的斗争史诗中不断闪耀出光辉。 第三章洪秀全洪秀全原名仁坤小名火秀大约在信拜上帝后自行改名秀全自此以秀全之名著闻于世。清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1814年1月1日）出生于广东花县官禄■。父洪镜扬母王氏兄仁、仁达。 第一节从应科举到拜上帝清康熙中期洪秀全的五世祖从广东嘉应州迁到花县官禄■到洪秀全的父亲洪镜扬时经历四世时逾百年家族繁衍世代务农。洪秀全7岁入本村书塾五六年间就能熟读“四书五经”、《孝经》和许多古文很受业师称许。洪镜扬和族中人都期望和相信他会很快获得功名光宗耀祖。洪秀全虽聪明而用功但在科举考场上却始终不得志。大约从十五六岁起直到31岁的十几年间他多次应考但从未得中秀才。 道光二十三年（1843）洪秀全又一次应考失败后仔细阅读了一本叫《劝世良言》的书。这是早年的基督徒、广东高明人梁编写的一本宣传基督教的小册子其内容是摘引新、旧约《圣经》的某些片断加以中国化的敷衍讲解宣传拜上帝、敬耶稣反对拜偶像邪神和天堂永乐、地狱永苦等说教。洪秀全于道光十六年（1836）在广州应考时得到这本书但当时只略一翻阅就置于书笥。这次细读后他在思想上产生了强烈震动“觉得已获得上天堂的真路和永生快乐之希望甚为欢喜”1。于是他和表兄李敬芳二人按书中所说自行施洗向上帝祈祷答应自此不拜邪神不行邪事遵守天诫。 此后洪秀全先向亲友“宣讲拜偶像之罪恶及拜真神上帝之要”说服了父母兄嫂侄辈和友人同拜上帝其中包括他的至好冯云山、族兄洪仁玕。但洪秀全不是一般地信仰上帝而是自认为负有向世人宣传拜上帝、斥偶像以拯救世界的特别使命。他之所以产生这种自我意识是同他个人的内心经验有密切关系的。他在道光十七年（1837）病中曾连续地产生一系列模糊的幻觉似乎有人迎接他到一处华丽而光明的地方有一老人对洪秀全说世人都是他生养的但都忘记了他反而去拜事妖魔；授给洪秀全一柄斩妖魔的剑和一枚治服邪神的印要他放胆去做。这些幻象可能是他曾大略浏览过的《劝世良言》中关于上帝、天堂、邪神等片断印象的再现。这次他仔细阅读《劝世良言》把当年病中的幻象同这些幻象所由产生的本源——《劝世良言》加以对照比附“大觉大悟如梦初醒”认为自己的灵魂曾经升天见过上帝他自己就是上帝所派的拯救世人使人们回到敬拜上帝之路的使者。 梁的《劝世良言》只是一本粗浅的基督教传道书但他为了从中国传统的意识形态中夺取阵地却很通俗有力地揭露了中国社会的弊病并且许诺人们只要信仰上帝就可以纯洁灵魂消除邪恶达到“君正臣忠父慈子孝官清民乐”实现“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清平好世界”。由于自身前途无望而对旧世界、旧信仰产生失望、怀疑的洪秀全接受了这种新的说教相信这就是真理。从此他抛弃功名仕进之途为着反对世上之陋俗和拯救邪恶的社会而诚心诚意地作一名宣传上帝福音的使者。 道光二十四年（1844）春洪秀全、冯云山等以极大的热忱离开本乡去外县和广西传教。在广西浔州府贵县赐谷村洪秀全表兄王盛均家他们停留了几个月展信徒百余人。但王家贫苦难以久住洪秀全于冬十月返回广东冯云山不愿回来独自到桂平县辗转进入紫荆山在那里做工、教书、传教。 1韩山文著、简又文译：《太平天国起义记》1935年燕京大学图书馆印。第9页上文字据英文稍有改动。洪秀全回家后仍以执教为生并继续在本乡和附近传教。他在广西传教时和回家后的道光二十五、二十六（1845、1846）两年中写了五十多篇文章。现在留存的有写于道光二十四年的《百正歌》和写于道光二十五年的《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 《百正歌》宣传“正”这样一种道德观念要求君臣、父子、夫妇、男女和富人、贵人各色人等悉由“正道”行事反对“不正”的言行。诗歌列举尧、舜、禹、稷、周文、孔丘等古圣先贤说他们是君正、臣正、父正、子正的典范列举桀、纣、齐襄、楚平等由于贪色淫妹、纳媳、纵妻等不正的行为而受到惩罚。洪秀全在这篇诗歌中以正和不正为国家兴衰、个福之根源。 《原道救世歌》先宣传所有人应该只拜上帝不拜邪神。但它的主要篇幅是较《百正歌》更为具体地提出“正道”的思想行为准则以夏禹、伯夷、叔齐、周文、孔丘、颜回等人为例宣传孝顺、忠厚、廉耻、非礼四勿、贫富有命等“正道”的思想行为准则；反对六不正即反对淫、忤父母、行杀害、为盗贼、为巫觋、赌博、吸洋烟、饮酒、看风水、相命等。如诗歌题名所示这是洪秀全当时的救世方案。 《原道醒世训》谴责“世道乖离”、“人心浇薄”批判国家之间、省府县里乡各地区之间、族姓之间相陵相夺相斗相杀的现象。洪秀全提出天下男女都是兄弟姐妹不应有此疆彼界之私、尔吞我并之念憧憬唐虞三代之世“天下为公”的大道。他以为陵夺斗杀的原因在于“所爱所憎一出于私”在于人们不知道上帝是大家的共同父亲“见小故其量小”。所以实现大道之途径在于皈依天父上帝和“心好”、“量宽”、“各自相安”。 洪秀全在乡间的传教活动为在广州的美国传教士罗孝全所闻知。从道光二十七年二月初（1847年3月下旬）直到六月除短期回乡外洪秀全一直在罗孝全教堂学习。 罗孝全的教堂称为“粤东施蘸圣会”成立于清廷对传教弛禁后的道光二十五年六月（1845年7月）当时在粤的著名传教士裨治文、吉勒斯匹和《劝世良言》的作者梁均任该圣会的教务评议员。 洪秀全在教堂参加了圣经班每天接受教导两小时学习了旧约、新约圣经。罗孝全对洪秀全似乎是满意的说“他学得了比较完备的知识”“其行为举止无可指责”。在此期间洪秀全请求受洗并加入教堂。于是罗孝全委派了一个委员会到洪秀全家乡作调查考核；考查报告是有利的接着就在教堂进行口试。就在要接纳他的时候洪秀全对教堂没有薪金表示了犹豫这使罗孝全宣布无限期推迟洗礼1。 洪秀全在罗孝全教堂受洗不成决定不回花县于六月初十日（7月21日）去广西寻找冯云山。这造成了洪秀全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 1关于罗孝全教堂和洪秀全在教堂学习、申请受洗和口试问答等情况均据美国弗吉尼亚州里士满市“美国南部浸会差会部”收藏的罗孝全档案和表于1856年美国《putuammonth1y》的罗孝全文章《太平王（taipingang）》。 第二节建立太平天国冯云山同洪秀全于道光二十四年在广西贵县分手后辗转到了桂平县紫荆山内大冲曾家做塾师同时向周围人民宣传拜上帝、去偶像。由于他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信徒日多约至道光二十六年已形成了一个称为“拜上帝会”的团体。道光二十七年六月（1847年8月）洪秀全到紫荆山会见了冯云山。他们分手已近3年冯云山传教获得了这样大的成绩使洪秀全喜出望外。于是洪秀全常亲自向新信徒讲道拜上帝会得到了进一步的展。约在洪秀全会合冯云山前后信徒人数已达2ooo遍及桂平、平南、武宣、贵县、象州、博白等县。冯云山是团体的创建者但冯云山拜上帝的信仰得自洪秀全“洪先生”的名声在团体中早已众所周知因而洪秀全到广西后立即成为权威的教主。 充满着救世、醒世愿望的洪秀全几年来在广东家乡苦口婆心对世人的劝诫只获得寥落的反应也不能阻挡世风之日下。现在他的好友冯云山竟已取得这样的成功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团体并且人人尊奉着迄未识面的洪先生这使他心中充满喜悦。他在罗孝全教堂请求受洗而不可得到广西后竟成了拜上帝会的教主。他到紫荆山后一个多月就同冯云山等商量寻找“隐固处所”栖身这表明洪秀全的救世主意识正向打江山的帝王抱负展因而需要一个密议大事的隐蔽处所。 洪秀全思想的这一巨大转变是有其主客观条件的。洪秀全信仰的上帝虽然是中西合璧的但对于中国的既有文化传统毕竟是一种异端是对现有意识形态的触犯。而且他不是一般地拜上帝、去偶像而是同时不满于当时的社会憧憬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因而蕴藏着反抗现实社会的思想。他思想中的这种异端因素和积极因素在一定条件下就有可能向革命方面转变。 广西的社会条件有利于洪秀全思想的这种转变。广西地处中国南陲素称多盗之乡。鸦片战争后“粤东水6撤勇逸盗或潜入梧、浔江面行劫或迭出南、太边境掳掠勾结本省土匪及各省游匪水6横行势渐鸱张。至道光二十七八年间楚匪之雷再浩、李元两次阑入粤境土匪陈亚贵等相继滋事小之开角打单大之攻城劫狱浸成燎原之势”1。封建统治阶级为了对付这种局面竭力倡办地方团练。以下层人民和各种形式的起义势力为一方封建官府和地主团练为另一方的对垒日益尖锐。这种形势促进了早已对现存社会不满的洪秀全走向反清革命的道路。 洪秀全到紫荆山后曾偕冯云山等远征象州捣毁当地群众信服的甘王庙还进行了其他捣毁偶像的活动。这些行动激了拜上帝会信徒的信心同时也引起了本地封建势力的仇视。道光二十七年十一月紫荆山秀才王作新带团练拘捕冯云山被拜上帝会群众奋力抢回。王作新向衙门控告冯云山等“结盟供拜上帝妖书践踏社稷神明”知县“严提两造人证质讯”冯云山被解县羁押。冯云山先后向县、府反诉结果以无业游荡之名被判解回广东原籍。但冯云山在途中说服解差信仰上帝一同回到了紫荆山。 冯云山被羁押事件前后约历时半年。在此期间道光二十八年三月（1848年4月）生了杨秀清以上帝附体代天父言的事。接着半年后又生1严正基：《论粤西贼情兵事始末》《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页。萧朝贵以耶稣附体代天兄言的事。这两件事使拜上帝会内部形势生了变化。 洪秀全以教主的身份承认了杨、萧代天父上帝、天兄耶稣言的地位自此杨、萧在会内分别取得了天父、天兄代言人的地位从而使洪、冯特别是冯的地位受到削弱。杨秀清、萧朝贵都是紫荆山人出身寒苦但富于社会阅历和组织才能。他们两人连同紫荆山麓金田村的韦昌辉和贵县那帮村的石达开与洪秀全、冯云山逐渐形成了一个密谋起义的领导核心。洪秀全在道光二十七至二十八年间写作了《原道觉世训》。它强调上帝创造世界、主宰世界并从上帝的权能恩德方面论证人人当拜上帝。但另一方面它鲜明地提出上帝的对立面以“阎罗妖”为各种妖魔邪神的代表指出阎罗妖是“天下凡间我们兄弟姐妹所当共击灭之惟恐不”的敌人。这篇宗教历史论文曲折地反映了洪秀全决心与清朝统治对抗的政治态度。 道光三十年（185o）春洪秀全等决定动起义在紫荆山连续举行了拜上帝会的骨干分子会议确立起义大计洪秀全并曾穿黄袍这意味着太平天国起义一开始就以推翻清皇朝统治为目标1。五月洪秀全派人去广东接家属来广西接着就通知各地会众到金田集中动起义。大约至迟从七月起就有起义的会众来到金田此后四五个月内来自贵县、平南、象州、6川、博白等地数以千计的起义者扶老携幼举家奔赴金田。这年的十二月初十日（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38岁生日这天他们在金田宣布起义建立太平天国国号洪秀全称天王。随即以杨、萧、冯、韦为正副军师与石达开分领五军主将；稍后又封五人为东、西、南、北翼五王以东王杨秀清总理军政节制其余四王。经过在广西、湖南、湖北等地两年多的战斗冯云山、萧朝贵先后阵亡终于在咸丰三年二月十二日（1853年3月21日）攻占南京在南京建立太平天国的都称为天京。 1王庆成编注：《天父天兄圣旨》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下同）第4o页。第三节社会经济理想和思想文化政策洪秀全从道光二十三年起信仰、宣传上帝以后转变成为造反起义的太平天国天王在后世看来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历史角色但对于洪秀全自己两者之间仍有一以贯之的思想这就是要“恢复上帝之纲常”。他根据自己对中国历史的独特研究认为中国古代也是信仰上帝的这才有唐虞三代的盛世只是秦汉以后邪教流行致使世人沉沦社会污浊他奉有拯救这个世界重新回到上帝之道的使命。这使命在他信仰上帝之初希望通过苦口婆心的劝诫去实现如他自己所说“婆心固结不能忘言之不足故言长”。后来他决心推翻清朝统治因为清朝统治是一切邪教邪神的保障所以要以剑与血来恢复上帝之天下。太平天国之具有宗教色彩其原动力主要在于洪秀全。 与此相联系的洪秀全在起义前后另一个一以贯之的思想是恢复他理想中的大同世界。他以为上帝之纲常与大同世界是并存的而他心目中的大同世界就是他早年憧憬的“天下为公”的社会。太平天国内部的思想倾向是各各不一的有石达开、李秀成等的爱民、济贫政策有洪仁玕效法西方经济制度的主张而居于思想指导地位的洪秀全则始终偏爱他自己的理想世界。太平天国起义后随着武装斗争的胜利洪秀全在所占领的地区不遗余力地打击佛、道“邪教”摧毁庙宇以简单的拜上帝的教义推行于军队和人民实践着“为上帝争纲常”。建都天京后不久太平天国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这正是洪秀全描绘的大同世界的一幅图景。 《天朝田亩制度》有这样一些主要内容：1.“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田分9等照人口（不论男女）均分15岁以下减半。 2.以军、师、旅、卒、两、伍编组所有人户。每两25家为基层单位。 3.每两设一国库。收成时“两司马督伍长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豆苎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 4.每两人户所有婚娶弥月喜事所需俱用国库但有限式不得多用。鳏寡孤独由国库供养。 5.每户养5母鸡2母猪。凡25家的陶冶木石等匠俱由本两人户在农隙担任。 6.每两设一礼拜堂。礼拜日各至礼拜堂颂祭上帝听讲道理。童子逐日至礼拜堂听两司马教读太平天国刻印的圣经和洪秀全等的著作。 7.两司马处理本两内的争讼对本两内各户是否遵守天条、命令是否勤于耕作每年逐级上报。 8.每岁一举以补诸官之缺由两司马逐级保举；诸官三年一升贬各领各保升奏贬其统属。 《天朝田亩制度》要求实现的是一个平均的、自给自足的、公有的小农社会。这是上帝的救世蓝图。《天朝田亩制度》在规定一切剩余生产物俱交国库后说：“盖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则主有所运用天下大家处处平均人人饱暖矣。此乃天父上主皇上帝特命太平真主救世旨意也。”这对于洪秀全早先在《原道救世歌》中的救世方案是一个深化对在《原道醒世训》中憧憬的理想社会是一个具体化。洪秀全的这些思想主张局部地曾依靠战争的胜利而得到推行如以军师旅卒两伍编组人户和推举乡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实施但其主要的部分即关于均分土地和公有共享的规定却未能贯彻于社会。太平天国在军队中实行过公有共享制度即军中所有金银财物都必须上缴公库个人不得私藏；将领士兵的生活需要由公库供给供给大体平均。这种公有共享的圣库制度的基础是人无私财和大致的平均分配其原则即是《天朝田亩制度》提出的“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和“人人饱暖处处平均”。但这一原则和基础在太平军中并未能持久坚持起义之初洪秀全就多次下诏要求将士们上缴财物违者处以重罚直至斩反映出违反制度的现象之大量存在。随着军事胜利克复城镇日多财货来源丰富将士们各有私财高级领袖生活日奢供给配额已无实际意义公有共享名存实亡。在全社会实行均分土地和公有共享那是更复杂的问题。一切人都有土地都在平均的原则下得到温饱的保障在这方面它代表了无地少地的穷苦农民的利益。但农民既是劳动者又是小私有者农民不会愿意把自己劳动所得的剩余生产物都交给上帝去统一运用在这方面它又不符合当时农民的要求。同时在这个理想国里每25家就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单位虽然提到了银钱的存在但没有商品交换的地位事实上要求小农业和手工业在公有制的基础上更加牢固地结合使社会固定在不要商品经济的自然经济上。《天朝田亩制度》的规定缺乏实践的基础难以得到人民的支持。据记载太平天国曾有向农民征收剩余生产物的条例和告示。脱离分配土地而向农民征收剩余生产物自然更难被接受。“此令已无人理究不能行”1。这样太平天国在实践中不得不另订他策。 太平天国在从广西北出的沿途征战中普遍地以豁免钱粮为号召军饷支应主要依靠对清朝官库的没收和对敌对分子财产的剥夺。建都天京后事业展人员扩充农民缴纳剩余生产物之规定既不可行于是约在咸丰三年到四年间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联名提出“照旧缴粮纳税”的办法“以充军储而裕国课”得到洪秀全的同意施行。这一办法是在大体上不触动原有的地权关系的情况下向土地持有者征收钱粮。以后终太平天国之世都基本上实行这一政策。但太平天国在后期仍重新颁布过《天朝田亩制度》说明洪秀全在思想上始终没有放弃他的理想社会。 建都天京以后洪秀全在意识形态、思想文化方面在独尊上帝的原则下进一步提出了激烈的政策这就是彻底排斥孔孟和诸子百家、古人古书。洪秀全青少年时代熟读经史对孔孟儒学和诸子百家有很深的基础。信仰上帝后排斥佛、道不遗余力但对儒家仍持调和态度除不承认孔子的教主地位以外不少儒家典籍中的言论仍被称引于他的著作以印证上帝之恩德权能。但在建都天京后洪秀全动了大规模排斥孔孟、焚禁古书的运动。这次运动的景象当时身居天京的地主文人有所描绘：“尔本不识孔与孟孔孟于尔亦何病？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1太平天国官员也曾宣布：“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2洪秀全对自己已出版的重要著作《太平诏书》（即百正歌、原1张德坚：《贼情汇纂》卷1o科派。《太平天国》第3册神州国光社1952年版第275页。1马寿龄：《金陵癸甲新乐府》《太平天国》第4册第735页。 2《诏书盖■颁行论》《太平天国》第1册第313页。 道救世歌、醒世训、觉世训的汇编）和《天条书》等都作了删改删去《百正歌》全篇删去其他篇中一切称引儒家典籍的段落文句。从这些删改来看这次运动所排斥的不只是儒家典籍、儒家和诸子百家的代表人物而且包括了各种历史人物。 洪秀全起这场运动的目的在于加强思想的统制。太平天国从建都时（或略早）起就开始刻印旧遗诏书、新遗诏书（即旧、新约圣经）接着就实行新的印书制度即把太平天国的出版物加以统一编目盖印只有经过编目盖印的旧遗诏书、新遗诏书和“天命诏旨书”（即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著作）才准阅看。排斥孔孟和古人古书、删除已出版著作中的所有儒家典籍中的章句的做法是同以上几件事联系在一起的可以看作是加强思想统制的一部分。 洪秀全强暴地推行排斥孔孟和一切古人古书的政策遭到杨秀清的反对。咸丰四年正月（1854年2月）杨秀清以天父下凡的方式明确指示不应当毁弃古书对“四书”“十三经”对历代史书和古代忠正人物作了肯定评价1。二月洪秀全下诏设立删书衙宣布对古书进行删改后准人民阅读对古人古书实行焚禁的政策有所缓和。但洪秀全接受天父的指示——也就是杨秀清的意见是勉强的、思想不通的。删书的工作终太平天国之世并未实现所谓删改后准读只是一句空话；他本人直到晚年仍坚持“有读圣贤书者父师并斩”还禁止儿子读一切古书。他自己常看古书但看完后就付之一炬2。 洪秀全这种对待古人古书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太平天国同知识分子的关系。太平天国立国之始就开科取士其后制度日备有会试、乡试、县试等而且录取颇宽这显然有吸引知识分子的用意。太平天国开科考试虽然仍用八股文但题目却不准用旧时的“四书五经”完全出自太平天国的教义。这些题目是只熟悉孔孟的读书人难以理解甚至望而却步的。由于这方面的原因还由于人们对太平天国的偏见虽然也不乏士子前往应考的事例但多数是粗知文义的医卜星相之流。太平天国很多将领和下层官兵珍视读书人用他们为“先生”。但所谓“先生”只是司笔墨、任抄写书记工作并不是用为谋主、备任政治军事之顾问。即使应考得中者也大都只用为基层乡官位高的或用为考官。太平天国失败后李秀成以“无读书人”为太平天国的缺陷这可以说是他对太平天国失败原因的一个补充看法。1《天父天兄圣旨》第1o1—1o3页。 2幼天王供词别录原件为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 第四节洪、杨内讧太平天国建都天京以后军事上继续展长江中下游的两岸地区多入版图。在内部基于洪秀全的以上帝为天下人共同之父的“天下一家”理论以衣食与共、安老怜幼恤孤为伦理准则起着鼓舞人心和团结互助的作用使太平天国推翻清朝的事业具有胜利的希望。但是生于咸丰六年（1856）下半年的领导集团内讧使太平天国的事业遭到了严重的挫折。 内讧主要生于洪、杨、韦、石四人之间特别是在洪秀全、杨秀清之间。 洪、杨间的矛盾种因于太平天国的宗教、政治体制。洪秀全为拜上帝会教主起义后为太平天国天王本应是太平天国第一人。但自杨秀清被承认为天父代言人后洪秀全的地位事实上生了微妙的变化。尽管洪秀全称天父之次子曾亲身上天受命但一旦杨秀清天父附体时洪秀全就必须俯伏听命。这样洪秀全地位之得到尊重洪、杨间关系之得到正常协调就只能依靠杨秀清的善意依靠他不滥用天父下凡的特殊权力。 但杨秀清的权势欲很大不能谨慎使用自己的特殊权力。他获得天父代言人地位之初天父下凡时所作的指示有一些是告诫会众应确信洪秀全是他们的“主”这起了巩固洪秀全地位的作用。这可以看作是洪、杨间的一种默契。但“天父下凡”很频繁所作指示的内容五花八门。根据现存的资料其中有不少是直接否定洪秀全的主张、打击洪秀全的威信和地位的。如上述否定洪秀全排斥古人古书的政策即是一例。杨秀清还曾以天父下凡的方式否定过洪秀全建都于河南的主张否定过洪秀全出版新旧约《圣经》的决定。这些都是事关重大的政策问题无论天父的指示是否正确都使洪秀全的地位受到了伤害。 更有甚者杨秀清还常因一些细小的事情频频以天父名义使洪秀全难堪。如一次因洪秀全待4名女官过严天父竟下凡要当众杖责洪秀全。又一次因洪秀全要求妻妾去问候婆母时应去回天父下凡责备告以此等事也应与杨秀清商酌。又一次天父在半夜下凡直入金龙殿召洪秀全之妻出来加以“教导”。如此等等都是洪秀全所难以容忍的。 杨秀清假借天父下凡的另一类内容是处分太平天国的官员、将领和其他犯罪人员。这类事很多处分往往随意而严厉。如秋官又正丞相陈宗扬因犯天条——私自与妻同宿而被天父判决立即双双斩；燕王秦日纲因作战失利获罪被贬为奴；天官正丞相曾水源因未报告女官对杨秀清失敬的话而被即行处死；北王韦昌辉因天父下凡时未通告众人而被杖责四十1等等。 杨秀清在起义之初已被封为军师但他获得节制西王以下各高级领导人的地位是在几个月以后始于被封为东王之时。无论军师或东王同天王之间是君臣关系这是明确的从现存的若干文书可知一些大小事情如处决吸食鸦片犯、修缮天王府、实行照旧缴粮纳税政策等均由杨秀清上奏天王批准就可说明。军师、东王都是臣下非近代虚君制之相、总理可比。杨秀清之所以权倾上下可以不经过洪秀全而任意处分诸事甚至包括洪秀全的事在内显然不是因为他是军师而是因为他是天父代言人。天父的权力是无章可依的一切都是任意的杨秀清正是凭借这样的地位在很多问题1以上事例均见《天父天兄圣旨》。 上架空了洪秀全侵夺了有司的职权并使洪秀全和许多高级官员难堪的。洪秀全性格刚毅执著又有浓厚的君尊臣卑思想按常理是难以容忍杨秀清的侵逼；但杨秀清有大功于起义“天父降凡”久已成为立国之本所以只好长期隐忍不然而杨秀清的权势欲没有止境虽在“天父降凡”时可以为所欲为仍不满于世俗地位上居于“一人之下”。他的部属早就公开扬言“四海之内有东王”、“护卫东王早作人王”。咸丰六年（1856）夏击溃天京城下的清朝“江南大营”后杨秀清以为外患已除就进一步威胁洪秀全天王的地位。这使洪秀全忍无可忍。于是矛盾剧。 杨秀清威胁洪秀全地位的具体内容据李秀成供词是“逼天王亲到东王府封其万岁”。太平天国沿封建旧制和民间旧习洪秀全称万岁杨秀清称九千岁万岁和九千岁的区别是君臣间的分界标志太平天国起义之初就颁布的《太平礼制》一书对此规定很严。杨秀清也称万岁至少意味着“君臣不别”与洪秀全并为太平天国的君主。 杨秀清逼洪秀全去东王府的日期是咸丰六年七月十五日（1856年8月15日）。洪秀全不得不同意杨秀清的要求但同时却密召其时在外督师的北王韦昌辉等迅返京。杨秀清自以为计划将要实现但他在此前对一些高级重要人物的错误处置却孤立了自己为洪秀全加强了对付自己的力量。咸丰六年三月初七日（1856年4月11日）杨秀清为了自作威福杖责地位仅次于他的韦昌辉。六月十五日（7月16日）杨秀清锁押洪秀全次兄洪仁达。七月十五日即他召洪秀全到府的同一日他指摘领导集团中的有力人物秦日纲、陈承瑢“帮妖”又批评“朝内诸臣不得力未齐敬拜帝真神”1。这几乎把所有领导人推向了对立面。 咸丰六年八月初四日（1856年9月2日）凌晨韦昌辉和秦日纲的部队自外地回师包围东王府袭杀了杨秀清及其亲属部众。次日洪秀全以韦、秦杀戮过多下诏处以鞭刑。杨秀清部属数千人前往观刑当晚又遭袭杀。此后忠于洪秀全的和韦昌辉、秦日纲等的部队同杨秀清的余众在城内交战被杀者数以万计。 洪秀全因杨秀清逼迫而密召韦昌辉等回京是否同时也密令韦杀杨秀清这是没有明确的史料可以证明的。从杀杨以后洪秀全责备他们株连太多仅处以鞭刑来看杀杨是符合洪秀全的意图的是为洪秀全解决了问题。杀杨后不久太平天国的另一重要领导人石达开自湖北前线赶回天京。 石达开也是应洪秀全之召回京的因路远到达较迟。他也久不满于杨秀清的专横但他同时也谴责韦昌辉等滥杀无辜危及国家。当晚他逃出城外起兵靖难要求洪秀全杀韦昌辉和秦日纲。石达开得到众多太平军将士的拥护。在这种情况下洪秀全杀了韦、秦石达开回到天京众人推举他“提理政务”时为太平天国丙辰六年十月末。 这次血腥的内部斗争使太平天国失去了领导核心中的几位重要人物和至少两万名将士但洪秀全作为天王的地位得到了巩固；石达开富于谋略深得人心太平天国的前途仍大有可为。然而不幸的是洪、石之间的关系又生了问题。 洪、石间矛盾的主要问题是洪秀全对石达开的猜忌。当时已担任中级将领的李秀成叙述双方的关系和将士的态度说：“翼王回京合朝同举翼王提1均见《天父天兄圣旨》。 理政务众人欢悦。主有不乐之心专用安、福二王安王即王长兄洪仁福王即王次兄洪仁达主用二人朝中之人甚不欢悦。”1洪秀全封两位兄长为王以牵制石达开但这两位兄长并无才干议事时众人不听石达开议事则“环绕以听”。石达开的威信越高洪秀全的疑忌越深牵制越多以致石达开不安于位于咸丰七年（1857）四月底逃出天京。自此石达开独立行动脱离了天京政权。 1李秀成供词见罗尔纲著：《李秀成自述原稿注》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14页。第五节重建领导经过杨、韦先后被杀和石达开分裂出走等内部大动乱太平天国受到极大的打击。实力损失包括被石达开带走的减员近1o万人。领导骨干或死或走义诸王只剩下洪秀全自己。这是有形的损失还有无形的损失。太平天国以天下一家、互助友爱的宗教政治理论为号召内乱和互相残杀使人心涣散失望使这种理论面临危机。这种在思想、政治方面的后果是比有形的损失更为严重的。 后期太平天国面临的外部环境也严峻而复杂。杨、韦事起至太平天国七、八年间武昌失守湘军反攻江西先后占湖口、九江“江南大营”卷土重来占庐州、镇江再逼天京。咸丰十年（186o）太平军彻底消灭了“江南大营”克复苏、常一度取得辉煌胜利。但同时太平天国面临的敌人是更为有力的曾国藩湘军和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已获得巨大利益的外国侵略者。 在军事形势逆转和内部动乱损失了大批干部的情况下选拔新干部是当务之急。洪秀全识拔了后起的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等青年将领以他们和韦志俊、蒙得恩为前后左右中五军主将委以军务。又新设“掌率”职位以蒙得恩为正掌率陈玉成为又正掌率李秀成为副掌率掌理朝政。但陈玉成等主要是在京外征战朝政实际主要由在京的蒙得恩掌理。这样到咸丰八年（1858）太平天国中央的一些重要领导职位都已重建“稍可自立”1。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是太平天国后期的支柱选拔他们担当大任是洪秀全用人的成就。 但洪秀全在重建中央领导的过程中有些做法也反映了矛盾和弱点。军师本是“朝纲之领”是实际处理军政各务的。洪秀全自兼军师本来应该意味着亲自管理大事在经过大乱元气大伤的情况下也只有他亲自掌握政务才较能振奋人心、团结将士解决所面临的问题但洪秀全却另设“掌率”一职由蒙得恩担任。“掌率”的职任未见明文解释据蒙得恩之子蒙时雍说他父亲“升正掌率二千岁爵同王位数年以来掌握重权总理国事”洪可见“掌率”是负责国事的是军师以下的又一军师。这说明洪秀全虽自兼军师但并不真正作为军师实际处理国事。 洪秀全不乐于亲理政务和猜忌外姓是他后期重建领导核心和任用干部方面的两大弱点。在这样的情况下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于咸丰九年（1859）春从香港辗转来到天京洪秀全很快就封他为精忠军师、干王卸去自己的军师兼职让洪仁玕担负总理国事的名义和责任。 洪仁玕幼年曾从洪秀全学又是最早的拜上帝信徒之一。但他没有在广西参加过拜上帝会的活动也没有赶上金田起义。他在香港流亡多年接触西方传教士和西方文化较多咸丰九年历尽艰辛到天京决心效忠太平天国。洪秀全见洪仁玕到来“彼此悲喜交集”称他“志同南王（冯云山）历久弥坚”1。但由于洪仁玕与太平天国渊源较浅骤封为王和军师引起宿将不服。洪秀全坚持原议说“风浪暂腾久自息”特聚集众将众官让洪仁玕登台受印。另一方面洪秀全接着先后封战功最著的陈玉成、李秀成为英洪仁玕自述语《太平天国》第2册第851页。 1《蒙时雍家书》《太平天国》第2册第756页。 王、忠王以调整新老关系。洪秀全“曾当众饬谕京内不决之事问于干王京外不决之事问于英王”2。这表明了洪秀全对于二人的倚重但同时也表明洪秀全不乐于亲理政务的态度因而把京内京外的事都交臣下处理。后来他还借天父梦中传言说天父叫他不要亲理庶务。这样他自己就不免愈益脱离实际。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洪仁玕虽居军师之位但实际上不可能像前期军师那样统理军政。这主要不是军师职位的功能有什么制度上的改变而是由于实际的形势与前期有所不同。内乱以后除了洪秀全本人已很难有人挥集中统一领导如同杨秀清那样的作用。 太平天国后期由于家天下思想影响洪秀全多任用兄弟子侄。他原封长兄洪仁、次兄洪仁达为安王、福王以牵制石达开后因朝臣不服撤去王封改封安、福爵但仍以王长兄、王次兄名号位居群臣前列后又封信王、勇王之位。据“李秀成自述”洪秀全在朝中第一重用的是幼西王萧有和掌一切本章是否上奏之权。其次重用的是长兄、次兄和驸马钟万信、黄栋梁等1。这些人或缺乏才能和威望如长兄、次兄；或年幼无知如萧有和是洪秀全的外甥只是十二三岁的孩子。他们居于高位既不能提高中央领导的水平反而加剧了将士的离心倾向。于是洪秀全“加恩惠下”大量加官晋爵以固结人心。这收到了暂时的效果“各又振作同心”2。但此种办法一而难以收拾不少人“动以升迁为荣几若一岁九迁而犹缓一月三迁而犹未足”统兵将领甚至对下属“私铸印信私给官凭”3。这不但进一步助长了各各据地自雄的分散主义而且使官职越封越多越封越大一直封到27oo个王简直成为儿戏。洪仁玕到天京后打算加强中央集权抑止滥施爵赏的局面但毫无效果。这样终太平天国之世未能重建真正有力的领导。 2“洪仁玕供词别录”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封干王诏”《太平天国》第2册第569页。1见“洪仁玕供词别录”。 2“李秀成自述”语见罗尔纲前引书第19o—191页。 3“李秀成自述”语见罗尔纲前引书第19o—191页。 第六节对外关系太平天国起义正值鸦片战争爆外国势力侵入中国。因此它要对付的不只是清朝封建统治还有外国侵略者。早在咸丰三年（1853）英、美、法等就先后派它们的驻华使节到南京访问窥探太平天国的虚实和政治、军事、宗教状况。太平天国内乱后英、法等国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从中国攫取了更多的权利包括中国开放长江中下游的几个口岸城市。深入的外国侵略势力同后期的太平天国短兵相接使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面临更为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 咸丰八年五月（1858年6月）清廷和英国签订天津条约规定英国船只可到“长江一带各口”通商但当时南京、安庆等沿江大埠都在太平天国统治下英国要获得条约的权利必须和太平天国打交道。十月（11月）英国侵华军统帅额尔金率舰自上海溯江航行作实地探测在南京江面遭到太平天国炮击双方交战半小时。太平天国后来向他们道歉、赠礼并给他们一份洪秀全写的诏旨。这件诏旨中有一些关于中西关系的话如：“西洋番弟听朕诏同顶爷哥灭臭虫万事爷哥朕作主弟们踊跃建万功”；“西洋番弟把心开替天出力该又该。替爷替哥杀妖魔报爷生养战胜回。”所谓“灭臭虫”、“杀妖魔”都是指消灭清朝官兵。洪秀全这些话的意思是在褒奖“番弟”对清朝的打击。 关于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是站在英国一边的。早在（1853年）英国使节第一次访问太平天国时镇守边境的大将罗大纲致书英使：“伪清猖獗盗据宗邦内毒生灵外拒与国。此前此贵邦创义入境良有以有也。”4这不是由于策略上的需要而造成的错误主要的原因在于太平天国错误的基本理论观念——不以满族人为中国人。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太平天国很关心战况曾在招贴板上公布英法联军在大沽、天津战胜清军的消息并在消息之末写上“杀尽妖魔”的口号1。地方守将与英、法打交道时认为联军入侵是由于清朝“曾欺尊国”“去岁天津叛议以致复劳征战”2。 这一切表示出太平天国对英国的侵略是没有认识的。额尔金宣告他们此行是“履行条约权利”今后还会有其他船舰来往于长江一带洪秀全的诏旨没有涉及太平天国的官员在会谈中也没有拒绝只要求事先告知以免生如这次炮击的误会。 咸丰十年（186o）太平天国重整旗鼓消灭清军江南大营洪秀全亲自主持确定了东取苏杭上海然后购买轮船沿江上取湖北的大战略。太平天国于四月十三日（6月2日）占领苏州半个多月后李秀成即致书在上海的英国公使表示愿与各国友好“结为兄弟之国”现即将收复上海为避免误犯邀请各公使来苏面商3。其后李秀成、洪仁玕又一再去信都未得复。李秀成于七月（8月）进军上海出乎意料地遭到在上海的英、法军队炮击失利退回。这是太平天国同外国的次军事对抗。 洪秀全幻想着“番弟”为上帝出力但“番弟”却用大炮回报了他。这4洪仁玕《立法制諠谕》北大文科研究所编：《太平天国史料》开明书店195o年出版第147页。1罗大纲照会原件影印见《文物》1979年第8期。 2据tb1anetonthsontheyang-tze》（1862）书中r.j.for-rest的报告。3何文庆致法国领事照会《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22页。是因为英、法等国已从清廷手中获得巨大利益尽管清廷在《天津条约》换约时有所抗拒但普鲁斯已认定必须帮助清朝免于解体。于是咸丰十年七月（186o年8月）当英法联军正在北方打击清军、压迫清廷就范之际他们在南方却协同清军和太平军作战。这是侵略者自身的利益决定的。这使洪秀全从自身的体验中逐步认识到他们与“番弟”并无共同的目标。 咸丰十年九月（186o年1o月）英法联军在火烧圆明园以后同清廷签订《北京条约》获得了更多的利益长江的镇江、南京、九江、汉口都开放为通商口岸。他们迫切希望这些利益在太平天国统治区落实。咸丰十一年正月（1861年2月）英国侵华海军司令何伯及其政治助手巴夏礼一行自上海率舰队执行这一使命。他们照会太平天国声称他们已获自由航行长江的权利要求不干涉持有护照的英国船只还要求太平军不进入上海及其他开放口岸百里以内地区其条件是清廷不从这些地方派军进攻太平天国。他们同时又声称这是为了保护商业对中国内战仍保持“中立”。 洪秀全同意了英船可自由航行长江拒绝了不进入上海等口岸城市百里以内的要求。咸丰十一年一月（1861年3月）巴夏礼等与太平天国赞嗣君、蒙时雍等几经会谈巴夏礼等竟闯到天王府要求面见洪秀全。二月二十三日（4月2日）洪秀全终于同意在本年内不进入上海百里以内地区。 洪秀全以为这次妥协只是有限的让步因为进取上海本不在本年的军事计划之内而对方则没有坚持太平军不进攻汉口、九江还声称愿守中立不助清廷因此误以为这对双方有利是可以一劳永逸的协议。洪秀全因此表诏旨称“中西永遵和约章太平一统疆土阔”。但事实上在南京协议之前不多天英国人已悄悄地干扰了太平天国进取武汉的行动。二月初八日（3月18日）陈玉成占领了湖北黄州府武汉旦夕可下巴夏礼面见陈玉成劝诱他不要进攻已向英国开放的武汉陈玉成改变了进军方向。 在本年内不进攻上海的协议即将期满之际李秀成经略浙江占领了杭州准备再次攻取上海。这时英国官方对太平天国的敌意已日益明显。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861年12月27日）英国舰长宾汉奉何伯之命提出了几项蛮横的要求主要是：1.称英国臣民在太平天国地区遭抢劫要求立即赔偿；2.不仅英国船只悬挂英国旗的木船也得自由航行长江不受检查；3.应无限期不进入上海、镇江、九江、汉口的百里以内地区。 几天后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初二日（1862年1月1日）蒙时雍等复照宾汉全面拒绝英方的要求指出：所谓抢劫事无凭据不能赔偿；前已同意英船可自由航行但不能同意英国雇用的中国木船也有此权利；太平天国志在光复全国不能允诺不进攻上海等地；倘上海等地没有清兵或英国愿负责驱逐清兵太平天国可以不用武力只派员进驻安抚。 这篇有力的复照对英国的动机和立场提出责问指出正当太平天国攻克杭州和派军进取长江下游之际“贵国欲我军勿攻该地目的何在？”“贵国伪托友好暗助满妖派兵驻守彼等重地箝制我军行动宁非怪事？”1英方当日致书太平天国威胁说：“贵方对我总司令提议之拒绝我国必将相应对待之。”自此太平天国政府同外国不再有官方往来英国1太平天国庚申十年五月李秀成致“大英国全权钦差大臣”原件藏耶鲁大学东亚图书馆。全文见王庆成《太平天国的文献和历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o2—3o4页。急剧地走向武装干涉太平天国之路包括公开支持“常胜军”与太平军作战。据洪仁玕忆述洪秀全在起义前就有各国和平相处、友好交往的思想1。但他这种观念可能是朦胧的。他并不了解当时世界之形势甚至也不知道世界上有哪些主要国家。起义后他自称天下万国之真主其意义虽然主要是宗教上的但却容易和中国传统的天朝上国观念相通。太平天国前朝英、法、美使节来访杨秀清等在文书往来中以归顺、来朝、进贡视之引起了若干礼仪上的争执。但另一方面他们同时又以宗教相同同拜上帝概以“洋兄弟”、“番弟”称外国人表现出“傲慢和兄弟情谊的奇特混合”。后期洪秀全给额尔金的诏旨虽仍自居真主但只称额尔金是来“朝上帝”的没有直接说是来朝拜真主本人这在外交的方式上是一个进步——虽然把额尔金之来意当作“朝上帝”也是误解。几个月后洪仁玕来到天京建议外交来往中不用“万方来朝、四夷宾服及夷、狄、戎、蛮、鬼子一切轻污之字”洪秀全同意。自此太平天国在外交的观念上抛弃了旧日的落后传统但对外国侵略的实质仍然没有认识仍然幻想着同拜上帝的“洋兄弟”和他们有同一的目标。 从自居天朝上国、幻想外国和自己有共同的目标到指斥英国“伪托友好、暗助满妖”是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根据实际的体验而产生的认识上的变化和进步。太平天国拒绝不进攻上海等地的要求同外国侵略军和雇佣军浴血奋战他们的战斗具有反侵略的性质。 但他们的反侵略斗争是依据怎样的原则？或者说他们的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太平天国所强调的是国家领土的完整。以赞嗣君蒙时雍等的名义拒绝允诺不进攻上海等地的照会中再三申述的理由就是疆土说：“我军肩负重任为上帝光复全国不能弃寸土于不顾”“我国以疆土为重所欲恢复者中国也”。由于坚持光复全部疆土洪秀全在晚期还作出了一项重要决策：不与外国武力合作以平分地土。这件事是“李秀成自述”中提及的他说：鬼子到过天京与天王及（叙）过要与天王平分地土其愿助之。天王云不肯：“我争中国欲相（想）全图事成平定（分）天下失笑不成之后引鬼入邦。”2此事不见于其他中外文献记载。李秀成以太平天国的军事统帅提到这件事其真实性是无疑的。 光复全国不能弃置寸土或者说我争中国欲想全图这正是洪秀全坚持的原则。这一原则不论是否可以称为“民族主义”但在道光、咸丰年间外国入侵的年代却指导了太平天国作出了反侵略的业绩。 ------------ 16 1复照原件不存此据（英）呤唎著、王维周译《太平天国亲历记》中华书局1861年版第323—326页。 2见简又文译：《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第6册第853—854页。第七节后期的政策和失败洪仁玕到天京受任精忠军师干王后向洪秀全呈递了一篇《资政新篇》的重要文件。它对太平天国的政治、经济、法律、外交、社会、文化、宗教提出了全面的政策见解洪秀全几乎完全表示同意。 《资政新篇》主张兴车马舟楫技艺之利鼓励制造轮船火车和各种器皿准许专利；兴银行准富民集资设立以利于商贾士民；兴宝藏准民探矿开矿；兴邮亭、书信馆以通公私书信；兴新闻馆以报时事常变物价低昂；兴市镇公司以司工商水6关税；兴士民公会由民办理救济、教育事业；兴医院、跛盲聋哑院、鳏寡孤独院等以济民间疾苦等等。这是一幅展资本主义和使中国近代化的蓝图与洪秀全早年提出的《天朝田亩制度》的旨趣大不相同。 洪秀全虽然赞同洪仁玕的纲领批准镌刻颁行但一年以后他又重新颁布《天朝田亩制度》说明了他思想上的矛盾说明了他对古代大同世界的偏爱胜于近代资本主义的乐园。然而如前所述他的大同理想由于不切实际并不能刺激农民的积极性。洪秀全没有找到其他的真正出路于是只好转向轻徭薄赋以吸引、团结人民的传统政策。 咸丰十年（186o）太平天国克复苏州和苏南各属州县以后洪秀全布了一道谕“苏省及所属郡县四民”的诏旨。这是存世洪秀全诏旨中少有的直接涉及民生问题的文件。诏旨先表明太平天国关心民生疾苦：“民有饥溺朕饥溺痌■在抱秉至情”“上帝基督带朕幼照见民困政仁。酌减征收舒民力期无失所安众心”。它宣布：“朕格外体恤民艰于尔民应征钱漕正款今（令）该地佐将酌减若干。”1洪秀全的诏旨在苏南各县得到了宣传、执行。诏旨于太平天国庚申十年九月颁刻十一月常熟县“堂然伪天王黄榜抚恤民团起征粮米”1。这一年减征的成数不详但存世的两件东珊县（今吴县东山）民人辛酉十一年、壬戌十二年地丁银完纳执照均钤有“奉令减免一成遵照九成完纳”的印记可见减免政策一直实行了几年。苏南主要是李秀成的辖区李秀成有强烈的仁政、爱民思想他贯彻减征政策是尤为突出的：“苏州百姓应纳粮税并未足收田亩亦是听其造纳并不深追”2。 获得民心争取人民的拥护是太平天国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清朝有识见的统治者也明白这一点骆秉章、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与太平天国对抗的同时先后在长江流域各省推行“减赋”其重点“在裁减浮收剔除中饱”其用意之一即在与太平天国争夺民心。洪秀全“减征”减及田赋的正额比清朝的政策更进一步而且太平天国虽允许业主收租但在若干地区又有限租、减租之规定。这本来应更有利于太平天国争取包括自耕农和地主在内的土地所有者以及佃农的支持但事实却不然。太平天国版图内人民的负担田赋仅是其中之一。后期疆土缩小但征战频繁军需日殷更非田赋收入所能支持。因此各统兵将领、基层官员经常向地方派征银两、物品各种捐税名目繁多其负担甚至远过田赋的正额。如驻在1见罗尔纲著：《李秀成自述原稿注》第351页。 1《谕苏省及所属郡县四民诏》《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51页。 2柯悟迟：《漏网喁鱼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o页。 安徽旌德县的一名将领给乡官下令要每旅筹办饷银1ooo两食油1ooo斤盐1ooo斤。按规定的编制一旅只有5oo户要他们负担1ooo两饷银就相当于上万亩的田赋。又如浙江桐乡县征收军需捐是田赋以外的附加税但高出正额1倍以上。这些捐税的名目有些似乎是统一规定的如田凭费、店凭费、门牌费、田捐等等另有不少则系地方将领或乡官自定。捐税和摊派大多按田亩计征使土地所有者的负担远甚于正额减征得到的好处。还有一些是按户计征的更波及了无地的贫民。洪秀全的轻徭薄赋政策最后也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失去了广大农民的支持太平天国的斗争就成了一种单纯的军事斗争在清朝和外国侵略者的联合进攻下不能不陷于失败。 后期太平天国虽曾取得占领苏南、浙江大部分地区的胜利但好景不长自同治二年（1863）后又相继丧失而后天京被曾国藩直接指挥的曾国荃军包围。在形势逆转并且日趋严重的情况下李秀成建议“让城别走”即放弃天京经江西、湖北与在西北的太平军会合另图展。“这确是当时太平天国唯一的救亡良策”3但洪秀全坚持死守南京。城中被困缺粮饿死者日增洪秀全命“合城俱食甜露可以养生”。甜露是旧约圣经神话中上帝从天降下的一种食物洪秀全这里所指的是一种草。他自己久食此草因而得病于太平天国甲子十四年四月十九日（同治三年四月十九日1864年5月24日）去世。十多天后天京城破太平天国灭亡。 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失败标志着中国旧式农民革命的终结。 3李秀成自述语。见罗尔纲著：《李秀成自述原稿注》第222页。 第四章李秀成李秀成原名以文生于清道光三年（1823）广西梧州府藤县宁凤乡五十七都长恭里新旺村人。父李世高母6氏。李秀成家庭贫苦属于农村中的“半无产者”他在“自述”中说：“家中之苦度日不能度月格难种山帮工就食。”李秀成说“自幼时八、九、十岁之间随舅父读书”。念了3年私塾就因“家贫不能多读”。辍学之后曾经在私塾里帮过工。大约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左右冯云山在桂平紫荆山一带组织的拜上帝教已经传播到藤县。李秀成由于生活贫困深受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对拜上帝教宣传普天之下皆为上帝赤子的平等思想很容易接受便加入了拜上帝教是拜上帝教的虔诚信徒。他在“自述”中说过：洪秀全“劝世人敬拜上帝劝人修善若云世人肯拜上帝者无灾无难不拜上帝者蛇虎伤人”。李秀成加入拜上帝教主要是从善良的愿望出赞赏拜上帝教的平等思想和劝人为善。所以他“自拜上帝之后秋毫不敢有犯一味虔信总怕蛇虎伤人”。 金田起义之后咸丰元年八月（1851年9月）太平军进军永安州途中萧朝贵、韦昌辉率部在李秀成家乡驻扎李秀成被卷进革命的洪流。后来他在谈到这段历史时说他是“被团练之逼故而迷迷而来”。又说“乡下之人不知远路行百十里外不悉回头”。说明他参加革命时对革命的意义认识还不是十分清楚。不过他从只怕蛇虎伤人而恪守教义到拿起大刀、梭标闹革命从一个普通农民变成了太平天国的战士这是他一生不平凡历程的开始。 第一节从战士到将领从广西到金陵李秀成从一个普通的太平军战士逐步成长为一个有觉悟有才能的军事将领。他在“自述”中说：“一路自粤西而来前之内政俱不经我手。”咸丰三年二月（1853年3月）太平军攻克南京之后李秀成已“随春官丞相胡以晃理事”。随后经杨秀清“调保”为“右后四军帅把守太平门外新营”。同年八月调升为后四监军。十月随石达开到安庆抚民。李秀成在“自述”中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在皖省巡查民务又兼带兵修营作寨无不尽心。”石达开等“各上司故而见爱”。数月之中李秀成屡次升迁说明李秀成的才能得以挥。咸丰四年（1854）春胡以晃攻克庐州李秀成被奏调去镇守庐州。之后不久李秀成被调镇守和州。前些年现的《太阳河牛路码头渡船规条碑》其中有这么一条规定：“凡无钱之人有紧急事情务宜飞渡虽系一人亦须送去。”此碑立于太平天国甲寅四年十二月三十日正是李秀成镇守和州期间表现出李秀成的爱民思想和鲜明的阶级意识。 当然李秀成在军事上的突出才能还是在救镇江之役开始显露出来。咸丰五年（1855）秋清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和总兵张国梁率1万多清军围困镇江。对于太平天国来说“镇江为金陵之咽喉必应坚守”1。咸丰五年末（1856年初）太平军由燕王秦日纲挂帅率冬官丞相陈玉成、地官副丞相李秀成等去救镇江。清军连营达3o余里营盘十分牢固。太平军与清军交战1o多天未能破围。李秀成说：“那时我欲救不能吉、张破我不下两边安寨对扎两不交战。”这种两军对峙的局面对太平军是十分不利的守将吴如孝困守在镇江城里已处于弹尽粮绝境地随时有被清军攻破的危险。李秀成不是救镇江的主帅但他面对着这种军事形势却主动协助秦日纲制订破敌对策决定派年轻勇悍的陈玉成“坐一小舟”由水面而下镇江。陈玉成冒着枪林弹雨“舍死直冲到镇江”和镇江守将吴如孝计议按照和李秀成约定的时间集中兵力从城里打出来。而李秀成等则同时从城外攻入争取两军会师。当时李秀成所部驻扎在汤头汤头到镇江之间有一条小河。清军地踞险要扎营河边。李秀成说：“此地一边是山一边是水两进为难。”为了牵制清兵李秀成移师到河边扎营清军见李秀成摆开攻营阵势立即把清营“移入汤水山边”扼住太平军和镇江守军联系的通道。李秀成决定由陈仕章、涂镇兴、周胜坤率兵去攻打清营而自己挑选3ooo精兵乘雾避开清军越过汤头岔河。按原定时间李秀成击破围城清军的营垒按时和陈玉成、吴如孝由城里打出来的部队会师士气大振。李秀成在“自述”中记载了这次战役：“汤头岔河隔汤头水山边廿里之大概那时镇江吴如孝、陈玉成兵亦到两下接通。那时欢天喜地内外之兵和作一气大锐声张与吉、张两帅答话。次日开兵吉、张兵败失去清营十六座。”清人陈庆年在《镇江剿平粤匪纪上》也说：“我军先屯岔河凭险自固贼移营汤水相抗。我军亦移垒往逼。庚子伪丞相涂镇兴选悍党突至李秀成乘夜袭汤头旧垒断我后我军与贼搏于汤水相角至午始知后路被袭甫引军还斗城贼已大至。”陈庆年是丹徒人熟悉本地情况所记和李秀成所述情况是一致的。镇江解围之后李秀成等为了扩大战果当晚就和陈玉成1见《李秀成自述原稿注》第31o页。 等率主力渡过瓜洲突袭江北清营破清军营盘1oo余座并攻占扬州将江北清军的存粮悉数运入镇江为后来太平军固守镇江作了物质上的准备。随后于五月间李秀成等奉命回援天京他从金山渡江进攻高资清军营盘清军主帅吉尔杭阿自杀。九华山一带清营七八十座因军中无主全部溃败。李秀成乘胜追击在丹徒又击溃清将张国梁所部。至此镇江周围的清军全被打垮镇江之围遂解。 镇江的解围为杨秀清计破江南大营创造了条件。李秀成和陈玉成奉命回师南京。咸丰六年五月（1856年6月）李秀成、陈玉成等配合石达开等部通力合作大破向荣盘踞达三年多的江南大营。几年之中李秀成从一个普通士兵成为一个有作为的将领时势使英雄人物脱颖而出。 第二节被封忠王破江南大营之后李秀成等奉命率兵东进接连攻占句容、丹阳迫使由天京败退下来的向荣“自缢而死”。两个多月后即八月初四日（9月2日）韦昌辉、秦日纲、陈承瑢袭杀东王杨秀清并借机扩大事态杀东王所部连同家眷2万多人。洪秀全在石达开和天京军民的支持下诛杀韦昌辉、秦日纲、陈承瑢。石达开奉诏进京辅政被天京臣民称为“义王”。但是洪秀全对石达开信用不专并有意重用其兄洪仁达、洪仁钳制石达开。咸丰七年五月（1857年6月）石达开被迫离京出走带走精兵2o多万人使太平天国一时出现“国中无将朝中无人”的危局。 当时太平天国占领区有点力量并能带兵作战的将领只有李秀成和陈玉成天京叛乱时李秀成在句容一带驻守。咸丰七年（1857）初李秀成联合捻军在安徽霍邱、颍上取得了胜利又和陈玉成大捷于安徽桐城占领六安。石达开出走之后镇江被清军围困粮食几乎断绝每天只能给士兵米二两八钱有的只好以芦根、野菜充饥镇江军民面临着覆灭的危险。洪秀全求救于石达开石达开不理睬只好调李秀成下救镇江。李秀成奉命率领一支精兵攻入镇江救出城中兄弟。这一举动对天京军民起了极大的鼓舞作用李秀成的声誉也由此而提高。此后不久大约在咸丰七年（1857）冬洪秀全自任军师并选李秀成和陈玉成、蒙得恩、李世贤等出来助国李秀成任副掌率“提兵符令”。 李秀成手中有了权很想干一番事业但当时朝中政事不一人心慌乱无从着手。经过再三考虑他认为只有整肃朝规才能改变人心慌乱的局面。于是他下决心冒死直谏希望通过说服洪秀全来施行自己的治国之道。正如他在“自述”中说的是“尽心力而奏谏恳我主择才而用定制恤民申严法令肃整朝纲明正赏罚依古制而惠四方求主礼而恤下宽刑以待万方轻世人粮税仍重用于翼王不用安、福王”。这是李秀成向洪秀全提出的施政纲领。中心思想是“申严法令整肃朝纲”希望建立一个圣君贤相的天朝恢复杨秀清执政时律法森严、国政划一的局面。但是洪秀全却报以极大的不满李秀成因此而罢官。但李秀成出于维护太平天国的事业把个人得失置于度外再次写了奏章“将天下大势情形并陈奏谏之来历”。李秀成在进谏之前先将奏本交大臣传阅转奏。在合朝文武大臣的支持下洪秀全才重新恢复李秀成的职务削除安、福王的爵位并派人携金牌一道及合朝文武签名的表章要求石达开回天京共秉朝政。尽管石达开没有回来但李秀成的据理力争洪秀全还是采纳了一部分意见的。随后不久太平天国恢复了五军主将制陈玉成被封为前军主将李秀成为后军主将李世贤为左军主将韦志俊为右军主将蒙得恩为中军主将。这个班子的建立使动乱之后的太平天国才“稍可自立”。 但是韦昌辉叛乱和石达开出走对太平天国的打击是十分严重的留在太平天国占领区的太平军大多是老弱病残无战斗力清军乘机对太平天国各占领区动猛烈进攻军事重镇频频失守。湖北的武昌安徽的庐州、巢县、和州江西的袁州、临江、九江等都先后被清军攻占曾国藩扬言“金陵指日可克”1。 1《向荣奏稿》卷1《太平天国》第8册神州国光社1952年版第571页。在这种极端困难的形势下李秀成从被动中看到主动他对太平天国的形势作了认真分析对敌我双方的形势作了乐观估计。他指出清军“好勇而心不齐”取胜是暂时的现象太平军虽然暂时处于劣势却还存在着许多有利条件。李秀成认为“上有皖省无为、巢县、芜湖有东西梁山之固有和州之屯粮又有两浦之通即使被德帅（德兴阿）攻破两浦尚有和州之上未动京中兼有余粮”。“粮米丰足件件有余虽京兵少有粮有余而各肯战因而坚稳也”1。从两军的态势看李秀成坚信天京仍然是“坚稳”的因太平军人马虽少但士兵“肯战”。李秀成并不悲观他认为只要把现有的部队积极调动起来集中兵力打击敌军太平军是有可能重整旗鼓的。作为一个优秀将领他能够在不利条件下去寻找有利因素有了这样一个充满信心的估计他就有可能去找到最有利的时机和最可行的计策来战胜强大的敌军。这一点是李秀成的杰出之处也是他能够援救危局的极为宝贵的条件。 咸丰八年二月（1858年4月）李秀成为克服天京的被动局面决定亲自出京到外围扩大兵员伺机回救天京。李秀成一到安徽就连克昭关、和州、滁州、全椒等地颇有旗开得胜之势。但这些胜利都还不能给清军造成威胁为了从根本上扭转战局李秀成意识到必须集中兵力协同作战才能打击敌人有生力量。为此他一面在皖北联合捻军作战一面和陈玉成等将领在枞阳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决定“各誓一心订约会战”各路兵马共同负起解天京之围和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任务。根据会议决定陈玉成立即从鄂、皖撤兵东进由潜山过舒城破庐州；吴如孝部联合捻军龚得澍部攻打梁园、定远；李秀成则由全椒“整队领人马到滁州”。李秀成在乌衣和陈玉成部会合截击清军德兴阿、胜保所部一举歼敌4ooo余人。陈、李联军第二天又在江浦小店歼灭来援清军冯子材部5ooo余人随后又攻克浦口太平军士气大振。李秀成说：太平军在乌衣、小店歼灭清军之后“顺势下浦口陈玉成攻德帅之前我攻德帅之后德军大乱死于浦口二万余人”。这个胜利使天京转危为安李秀成和陈玉成为了扩大战果扫荡清军的江北据点太平军接连攻克江浦、天长、、扬州等城镇。这是石达开出走之后太平天国在军事上取得第一次重大的胜利。其后于咸丰八年（1858）底李秀成又配合陈玉成部在安徽三河打了一次大胜仗湘军悍将李续宾部进入安徽后接连攻占黄梅、宿松、潜山、石牌、桐城、舒城等地来势迅猛并想在攻占三河重镇之后进攻庐州、安庆。如果李续宾计谋得逞太平军将处于十分被动境地。陈玉成、李秀成乘李续宾骄兵轻敌立足未稳几支部队同时包围了李续宾部两军展开激战一举歼灭李续宾部6ooo余人李续宾本人被击毙。这一仗给清军以沉重打击事后曾国藩在哀叹这一战役时说：“敝邑弁勇自三河败后元气大伤。虽多方抚慰而较之昔日之锋锐究为减色。”1三河战役的胜利实为后期太平天事复兴的转折点。从此太平军再次由被动转为主动从处处挨打逐步转为进攻并慢慢地恢复了元气。这个军事形势的出现和陈玉成、李秀成的军事才能是分不开的。浦口、三河战役之后李秀成即率兵进驻黄山。但是在这前后却出现了李秀成两个重要部将的叛乱事件。其一是在三河战役之前即咸丰八年十1《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359页。 1《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第2册第8o1页。 月（1858年11月）滁州守将李昭寿率部献滁州向清将胜保投降。李昭寿是由李秀成保举镇守滁州的但李昭寿其人是由清军投降太平军的所部纪律极差。李秀成在“自述”中说：“昭寿之兵甚为多事兵又扰民逢到州县要任其支取不支又扰于民州县佐将被其打责。”李秀成看到李昭寿这些劣迹并不追究反而“无不对他重情深待”。这曾经引起李秀成其他部将的不满。所以李秀成对李昭寿的叛变非常生气曾过一篇讨伐李昭寿的檄文声称：“本主将誓必兴师问罪。情义既尽各路之妖可缓诛惟胜保与尔（即李昭寿）势必先诛了。”但随后李秀成却偷偷地把李昭寿“在京所配之妻瞒我天王而偷送付”。暴露了李秀成思想的矛盾和感情上的弱点；其二是咸丰九年正月（1859年2月）太平军江浦守将薛之元献城降清。薛之元也是李秀成保荐镇守江浦的。江浦是天京的北大门江浦一失天京形势又变得十分严重。李秀成闻讯后立即从黄山赶回江浦并立即进攻江浦、浦口但未能奏效。李秀成求救于陈玉成陈军采取声东击西的办法集中兵力救、击扬州在歼灭3ooo多清军然后回师攻克浦口击毙清提督周天培打通了天京、浦口的通途。此时由于安庆告急陈玉成匆忙挥师救安庆清军乘机又包围浦口。 由于李秀成的两位部将降清洪秀全对李秀成已存猜忌恰巧在这时天京的卫戍部队在浦口搜到清军给李秀成的劝降信天京顿时进入紧急状态洪秀全下令不让李秀成部过江。李秀成在受到天京严重怀疑的情况下坚持与清军进行激战处境十分困难。时间的考验使洪秀全看到李秀成的忠心他没有半点降清迹象。于是洪秀全降诏晋封李秀成为忠王并亲自用红缎书写“万古忠义”四个大字送给李秀成。李秀成是天京事变之后继洪仁玕、陈玉成第三个被封王的。后来李秀成在追述这段历史时说洪秀全“封我忠王乐我之心防我之变”。其实这未必是洪秀全的本意还是因为李秀成确有卓著功绩才封他为王的。 第三节经营苏福省李秀成被封忠王之后面临的第一重大战役是部署第二次解京围。第一次破京围之后因天京事变清将和春、张国梁又重新建立江南大营严重威胁着天京的安全。当时洪秀全主张如同杨秀清破江南大营一样召集各路勤王之师解京围李秀成则认为清军“密密加营深濠格深”“京城围如铁桶一般”。然而此时官军精锐都汇集在金陵而饷源却在苏、杭。因此他主张轻兵从间道疾捣杭州杭州危苏州亦必震动江南大营担心我军绝其饷源必分师奔命以救之我军可乘大营虚弱还军急击就可以踏破大营随后挥兵占领苏、杭就容易了。李秀成这个“围魏救赵”以解京围和进军苏浙的计划得到总理朝政的洪仁玕的赞同。根据这个方案李秀成自浦口出师在芜湖作了解京围的战略部署他用精警的字句激励士卒：“如欲奋一战而胜万战先须联万心而作一心。”1随后于咸丰十年正月中旬（186o年2月初）自南陵经宣城向杭州进二月上旬（2月底）攻克广德留陈坤书等驻守以作后应。李秀成率谭绍光、6顺德、吴定彩等将轻师入浙李世贤也按原计划率部自皖南入浙合军攻克安吉。随后李世贤进攻湖州转移清军视线。李秀成率精兵6ooo昼夜兼程“伪装缨帽号衣”1直奔杭州二月二十七日（3月19日）攻克杭州静候清军援兵到来。几天之后清江南大营果然派总兵张玉良、浙江提督郑魁士从金陵、宜兴出兵援浙。据记载江南大营先后抽出精兵1.3万余人大大削弱了江南大营的实力。李秀成看到江南大营统帅和春、张国梁派兵来援杭州知道敌人中计便在第二天主动撤出杭州取道余杭、临安进入苏、皖交界的建平。在攻占建平的当天李秀成在这里召开了解京围的军事会议后期太平天国的名将李世贤、杨辅清、陈坤书、黄文金等各路将领都来赴会。会上决定由李秀成自溧阳、句阳直趋淳化镇、紫金山一带主攻江南大营；陈玉成率部自全椒南下至江陵镇直趋板桥、善桥。其他各路也分别从各个方面配合进攻大营。闰三月（5月）各路兵马同时进击江南大营踏破清营5o余座“官兵死者数万人”2。这是第二次破江南大营的成功战绩在太平天国历史上这是一次有名的“围魏救赵”的战例。李秀成是这个战役的直接指挥者显示了他杰出的军事才能。他没有文化但善于学习。李秀成在杭州时住张鼎之家后来张鼎在《庚申泣杭记》中记述这件事时说李秀成“不加搜括不杀戮”；“案头一卷未卒读《纪效新书》戚公作”。说明李秀成是在努力学习古代兵书的。 第二次解京围之后在军事上为进军苏、常创造了条件。洪秀全为进取而召开了军事会议当时有三种意见：陈玉成意在救安省；李世贤主张进取闽、浙；而洪仁玕、李秀成则主张进军苏、常、上海。洪秀全采纳了洪仁玕、李秀成的意见并派李秀成率主力东征陈玉成率部进攻扬州牵制江北清军。咸丰十年三月二十五日（186o年5月15日）李秀成自天京出师清军于江南大营新败如惊弓之鸟无招架之力。几天之中连克丹阳、常州、无锡。四月十三日（6月2日）攻克苏州。进军的胜利不仅使天京得以1《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8光绪二年刻本。 1许瑶光：《谈浙》卷3《太平天国》第6册第594页。 2《太平天国》第2册第852页。 稳固而且使天京政权得到充裕的粮饷。仅在常州就缴获清军存粮4万余石火药1o万斤府库存银七八十万两之多在无锡、苏州也缴获大批粮、银。《幼主诏李秀成》中称李秀成攻克苏、常是“开疆裕国建奇功”“富庶之区苏福陪辅京都军用丰”。而清廷则出现“江浙岁漕二百万石粒米不得北上”的局面。 攻克苏州是李秀成军事生涯的全盛时期他的政治主张也得到进一步施展。在攻克苏州之后以苏州为中心建立苏福省辖苏州、常州、松江、太仓等郡。为稳定社会秩序李秀成采取几项措施：(1)举荐乡官建立地方政权。并在这个基础上督民造册把百姓按太平天国基层组织的办法组织起来。李秀成认为“不举乡官即民事无人办理不造册则户口无从核查”。(2)赈济饥民扶助农业、工商业尽快恢复生产开户营业。为此经李秀成建议洪秀全下诏“体恤民艰”酌减“应征钱漕正款”。(3)着力提倡农耕对贫苦百姓“给粮给种”。并下令保护耕牛“牛用耕田有宰食者杀无赦”。并在苏福省辖内修筑海塘水利恢复农业生产。(4)镇压地主武装团练。最初李秀成对团练的本质认识不足对他们采取“不战自抚招降一切”的办法以为只要对他们赤诚相见他们就可以就抚于太平军。实际上这些团练头子为非作歹他们不断拦路袭杀太平军并制造了把张家栅全村烧光、杀光的惨案。在这种情况下李秀成下令对团练坚决镇压对敢于袭击太平军的团练聚而歼之。有一次他在和聚众造反的团练作战中击毙击伤团练即达3ooo余人。采取上述措施之后苏福省基本上得到巩固农业、商业都得到恢复市场繁荣苏州人民对李秀成颂声大起。据清人记载当时苏州市场是“舶来日多售亦日盛乡民过午满载而归奚止利市三倍”1。《常熟报恩坊碑序》1也说当时常熟是“禾苗布帛均出以时士农工商各归其业”。李秀成的“洋兄弟”呤唎说他在苏州“屡次见到忠王在国人中享有极高的威信”所有太平天国的将领没有一个像“忠王这样为百姓所热爱”2。 但是由于农民领袖的阶级局限李秀成在苏福省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却也暴露出不可避免的封建化。他被卷进农民起义的洪流更多的是想拥立一个“好皇帝”能共享“天下太平”过好日子。当他被选拔出来任副掌率“提兵符令”时他要求洪秀全“依古制而惠四方”希望建立一个“圣君贤相”的天朝。在苏福省握有实权之后他简单地用“逆”与“顺”来区分善与恶。只惩罚那些敢于公开对抗的地主分子而对那些表面归顺暗中破坏的地主恶霸则加笼络和重用。如在基层政权里重用有重大罪恶的钱桂仁、徐少蘧、熊万荃等。这些反动势力潜进基层政权为非作歹。后来甚至展到要暗杀李秀成这股势力是苏福省长期不安定的因素。而在税收方面李秀成则实行保护地主收租。李秀成在苏州田凭其部将要地主“放胆持凭”并明确写有“仰该业户收执取租办赋”的字样。在遇到农民抗租的时候李秀成的部将则公开站在地主一边禁止“抗租抗粮”并规定“住租屋种租田者虽产主他徙总有归来之日该租户仍将该还钱米交还原主不得抗欠”3。如果“佃户匿田抗租者本人处斩田充公”1。加上不少1萧盛远：《粤匪纪略》《太平天国资料丛编简辑》第1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4页。1潘仲瑞：《苏台糜鹿记》《太平天国》第5册第3oo页。 2《太平天国》第2册第887页。 3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下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388页。乡官是由地主、绅士来充当的有的乡官竟有“腴田千顷”对其属下“重征厚敛”2。这样一来在李秀成统辖的苏福省地方政权基本上是封建化了所以苏福省经历了一段短暂的兴盛之后地方政权很快生蜕变在军事形势吃紧之时便纷纷生叛乱加了太平军在苏福省的失败。 1沈梓：《避寇日记》《太平天国资料丛编简辑》第4辑第73页。2龚又村：《自怡日记》《太平天国资料丛编简辑》第4辑第415页。第四节两次进攻上海两次进攻上海对李秀成的军事生涯和反侵略思想的形成都有重要意义。第一次进攻上海是李秀成在攻克苏州后立即挥师东向直指上海。在天京御前会议上讨论太平军东进时洪仁玕在分析当时军事形势时说：“惟东距苏、常、上海不及千里之远。厚薄之势既殊其功易成。”说明东进的军事目标是包括上海在内的。洪仁玕还说这个计划是经过洪秀全“旨准”之后“即议兵”的可见洪秀全也是同意进攻上海的。作为东征统帅李秀成当然也是积极主张进攻上海的。从四月十三日（6月2日）攻克苏州到五月十三日（7月1日）一个月间李秀成先后攻克上海附近的嘉兴、昆山、太仓州、嘉定、青浦、松江等重镇。当时上海城中守兵才2ooo余人加上江南大营溃至广勇数千人力量不足居民都很害怕商贾都关门息市城里乱作一团如果李秀成一鼓作气攻下上海当是不太困难的。但是李秀成对侵略者本质认识不足在扫清上海外围之后未能集中兵力攻克上海而是迟疑不决。李秀成希望通过谈判在取得外国侵略者支持和谅解的基础上然后再武力进攻上海。因此他只带领3ooo随从部队到达上海城下准备和英、法领事进行谈判。李秀成接连给各国领事致书数件各国领事不但根本不予理睬反而由英、法领事出布告称：“上海县城及外国租界由英法联军占领”如果有武装部队走近或攻击上海英法“联军当依法对待”3。侵略者阻止太平军进攻上海本是再明白不过的但李秀成还寄予一线希望当6顺德的部队指向上海时李秀成却命令6部停止进攻等待外国领事正式回信就这样坐失了时机。外国侵略者利用这些时间建城防组织洋枪队进一步加强镇压太平军的准备工作。 李秀成对侵略者的幻想破灭之后下令部队进攻上海。而在这时已拼凑起来由美国流氓华尔统率的洋枪队乘隙袭击松江。清廷借此大肆渲染并给华尔以3万银两的重赏以鼓士气。李秀成为报洋枪队袭击松江之仇亲率大军在青浦狙击华尔的洋枪队。这一仗把洋枪队和清军打得大败共“杀死鬼兵六七百人得其洋枪两千余条”。但是当李秀成乘胜攻克徐家汇时英国侵略者一面协助清军守城一面命令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英国战舰向太平军营地开炮。李秀成所部英勇攻城在扫清城外清军之后曾一度突进城区与敌军激战3天。由于“洋人助妖”有“一二千鬼子”（即洋兵）阻击太平军加上遇到暴风雨内应又被清军破获太平军终于未能攻下上海而败退下来。白伦在《中国太平叛党志》中说当太平军进攻城区时他们用山炮散弹和榴弹对太平军营地进行猛烈射击迫使太平军不得不退到射程以外去。随后侵略军的炮艇溯江而上用大炮继续射击太平军的营地“这个最后的军事行动达到完全阻止太平军任何进一步进攻上海的结果”。李秀成之所以没有攻下上海城完全是侵略者“助妖”的结果。血的教训使李秀成觉醒了他在撤离上海前线时给英、美等国领事了一个谕示指责侵略军“不公不义无以复加”“已坏其信已伤我和日后只在上海贸易则已倘再入我地犯我界我将与汝算之”1。 第一次进攻上海之后李秀成奉命参与“会剿武汉以救安庆”的战役。 3汤氏辑：《鳅闻日记》《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1期。 1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册第2o7页。 安庆失守时李秀成已率军进入浙江。咸丰十一年十一月（1861年2月）李世贤攻克五口通商口岸宁波直接打击了侵略者的利益。同月李秀成攻克杭州。李秀成认为苏州、杭州已被太平军攻克上海夹其中间如果夺得上海京东千里沃野便全归太平天国所有而且可以利用这个大港口取得各国友好人士的援助。但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外国侵略者已和清廷勾结起来决计联合镇压太平天国。因此李秀成在第二次进攻上海时所遇到的敌人主要是外国侵略者。这一点李秀成是清楚的在以他部将名义的一份招降书中明确地指责外国侵略者说：“尔等外队更应急回国尔等既非我同族何故与我战争？”1但这次战争李秀成由于战略战术比较陈旧仍采取坚固围城的方法来围困上海而掌握现代化武器的外国侵略者却可以用炮火射击李秀成的营盘使近围作战失去效力。所以尽管李秀成在嘉定、南翔等地多次击败清军和侵略军但终因敌强我弱未能攻下上海城。通过这两次战争他看清了侵略者所谓“中立”的本质指责侵略者“公然派本队前来侵犯我国疆土”。从对侵略者的认识不清楚到比较自觉地肩负起反对外国侵略者的任务是在两次进攻上海中形成的。这也是他在被俘以后提出“防鬼反为先”口号的思想基础。 1《吴煦档案中的太平天国史料选辑》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页。第五节从愚忠到晚节不终第二次进攻上海失败之后太平天国的军事形势急剧恶化。同治元年闰八月（1862年1o月）天京被曾国藩所围形势十分危急洪秀全命令李秀成率部救天京没有成功。事后李秀成率兵入安徽进攻庐州、桐城、舒城、六安等地都没有得手。次年四月（1863年5月）李秀成回到浦口时正遇江水猛涨又遭清军的截击1o多万士兵大部分被清军消灭或被水冲走最后得以渡江回到天京的“总数不及一万五千人”2。 同治三年（1864）上半年太平天国在江浙各个战场相继失陷。在李秀成第二次进攻上海之际曾国藩派左宗棠率部入浙随后宁波、金华等重镇陷落。是年二月（1864年3月）杭州陷落。在苏福省的太仓、昆山、常熟也被攻占。李鸿章勾结侵略军的头目戈登集中力量进攻苏州、常州。正在这时苏州守将郜永宽、周文嘉、汪安钧等8人叛变降清苏州失守；四月常州失守天京危急。当时李秀成在丹阳其弟李世贤看到天京不能保劝李秀成“另作他谋”李秀成不肯还是赶回天京。第二天即向洪秀全提出“让城别走”的建议。他说：“京城不能保守曾帅兵围甚严。濠深垒固内少粮草外救不来让城别走。”又说：“若不依从合城性命不能保矣。”李秀成毕竟多年戎马生涯对天京形势判断是正确的。在当时情况下“让城别走”是一条唯一正确的道路。况且李秀成还提出了“别走”的具体方案。他主张：舍弃天京尽弃苏浙两省地御驾亲征直趋北方据齐、豫、秦、晋上游之地以控东南。这些地方清军水师不能到洋人势力也不能顾及这样中原可以图天下可以定。但是洪秀全未能接受这个方案而且用“奉上帝圣旨”“何惧之有？”来驳斥李秀成的“让城别走”。 在这种情况下李秀成担负起了天京保卫战的任务。天京粮食十分紧张洪秀全命令“合城俱食甜露”即食树皮草根他不但自己先吃而且亲自制作。李秀成为了减轻天京的压力放出城中饥民达1o多万人。这一举动虽减轻了天京粮食欠缺的压力却也在某种程度上动摇了天京军民的情绪。特别是在天京保卫战的紧急阶段洪秀全因食“甜露”生病。四月二十七日（6月1日）洪秀全病逝李秀成为了稳住军心在洪秀全逝世后第五天扶幼主洪福瑱即位是为幼天王。天京形势越来越恶化6月16日（7月19日）天京被清军攻破。李秀成率领余部和清军进行激烈的巷战第二天清晨他带着幼主连同1ooo多余部自太平门侧城的缺口冲出突围成功。 但是突围之后李秀成将自己的好马换给幼主自己骑的是“不力” 之马在南京清凉山被清军冲散。两天之后李秀成在荒山被奸民出卖落入曾国藩之手。 李秀成被俘之初十分坚强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曾对李秀成动大刑“置刀锥于前欲细割之”并“叱勇割其臂股皆流血忠酋殊不动”1。但是在受到曾国藩的软化和欺骗之后他却产生了求生之念写下了一个“亲供”即《李秀成自述》。“自述”极尽了对敌人的吹捧和对自己的贬斥诸如“中丞大人量广”“一沾清帝之恩二沾中堂、中丞之德”。说曾国藩“恩深量广”“仁爱惠四方兼有德行之心”等等。此类肉麻的2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下册第43o页。 1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下册第499页。 吹捧充斥“自述”“自述”中还写下了招降十要。“自述”将洪秀全称之为“蒙尘之主”、“不修德政”把太平天国事业说成是“乱及民间”是“世人之劫数”。甚至喊出“何生天王而乱天下何我不才而佐他乎”的感叹结论是“先忠于秦亦丈夫信义；楚肯用人亦而死报”。乞降言词一至于此。李秀成的行为对于太平天国事业来说无论如何是个背叛。这对于那些坚持斗争的英雄们也是个极大的污辱。所以当洪仁玕在狱中看到“自述”的刻本时立即逐条进行批驳表示了应有的义愤。李秀成写完“亲供”后于七月初六日（8月7日）被曾国藩处死在他英雄的一生中最后时刻留下了这个明显的污点可算是历史的悲剧。 第五章洪仁玕洪仁玕字谦益号吉甫生于道光二年正月二十九日（1822年2月2o日）广东花县官禄布村人是洪秀全的同宗族弟。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是一个具有特殊经历的人物。特别是他在咸丰九年（1859）从香港来到天京以后向太平天国政府提出了一系列的治国主张希望通过改革朝政在中国展资本主义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最进步、最有远见卓识的思想家他展资本主义的思想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第一节笃诚的拜上帝教徒洪仁玕从小在家乡念书和洪秀全一样曾想跻身仕途屡次赴考不第。后来在家设帐授徒自修经史。道光二十三年（1843）洪秀全最后一次应考落第因受《劝世良言》启便在家乡创立拜上帝教自行洗礼。洪仁玕和冯云山是最早加入拜上帝教的人。他和洪秀全一起着手在他们的族人、亲戚中传教。随后洪秀全到莲花塘教书“在未离本村之前叮嘱仁玕细心研究新教道并宣传于其家及族人”。然而传教本身很快就和传统势力生冲突被人斥之为“疯狂愚蠢”之事。洪仁玕本人因为信拜上帝教受到其兄殴打其兄甚至撕破他的衣服要把他逐出家门。但是洪仁玕没有向旧势力妥协为了表示他对皇上帝信仰的笃诚便将他所在私塾中的孔子牌位拆除并说：“我是不是老师呢？孔夫子死了许久怎能再教人呢？”1在当时敢于这样旗帜鲜明地反对孔子是必须有足够的勇气和大无畏精神的。 第二年正月灯节这是花县有名的传统佳节在这一天人们照例要用各种形式来向菩萨献诚。本村父老要洪仁玕和洪秀全写歌颂偶像的诗词和对联。洪仁玕和洪秀全严加拒绝并宣传自己是“尊上帝诫条”行事的因而大受乡间士绅指责激怒了旧传统势力。加上由于洪仁玕和洪秀全因撤除孔子和文昌牌位学生惊散乡绅便借此解除他们的“教席”。洪秀全被迫远适他乡去传教。洪仁玕则因年纪较小受到家人的阻拦没能和洪秀全、冯云山同行。但他在本村也呆不下去了只好跑到清远去教书并就地传教。无奈收效甚微几年之间接受他洗礼的教徒才有五六十人。单纯的宗教活动群众并不热心。洪仁玕和洪秀全以为是教义不符合中国的国情。所以洪秀全在广西传教半途而废回粤后便潜心著作《百正歌》、《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重新解释教义的书。在这期间洪仁玕和洪秀全过往很密切经常和洪秀全一起探讨真道教义。他自己说在和洪秀全交往中知道了不少道理对洪秀全更加崇拜。当然洪仁玕的一些思想自然也注入洪秀全的这些著作中。 不过洪仁玕和洪秀全一样他们想通过这些教义大力展拜上帝教的信徒希望通过建立拜上帝教达到“以教治道”的目的纠正当时那种“世道乖离人心浇薄”的社会风气。但是新教义的编制是否就能顺利展拜上帝教洪仁玕和洪秀全都没有把握。他们想成为一名正式的传教士以便合法地开馆传教展教徒。于是在道光二十七年二月（1847年3月）洪仁玕与洪秀全一起到广州在美籍传教士罗孝全处“研究真道”罗孝全后来曾经回忆说洪秀全和洪仁玕“来到广州我的住处寻求宗教原理”。“我教导他们学习基督教教义和关于圣经的知识”1。 离开广州之后不久洪仁玕回到花县曾在家乡学习一段医术后来又到清远教书。由于冯云山在广西紫荆山创立拜上帝教把展拜上帝教和农民起义最终推翻清皇朝的目的结合起来拜上帝教在广西得到很大展。洪仁玕对广西传来的消息大受鼓舞。洪仁玕没能到紫荆山没能够参加太平天国革命准备阶段的工作也没有能够加入太平天国起义的行列但在思想上他是十分向往和积极支持金田起义的洪秀全在金田起义后曾派江隆昌1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3册第373页。1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第6册神州国光社1952年版。到花县迎接洪、冯族人及亲友。洪仁玕立即响应亲自率领“五十多人或为洪、冯族人或为友人一同西上迨抵浔州时乃闻悉太平军已弃营他去不得已乃中途折回”1。咸丰二年正月（1852年3月）洪秀全再次派江隆昌来粤召亲友入桂。当时清地方当局对洪、冯家族实行镇压挖坟、烧屋无所不为。在江隆昌的主持下洪仁玕等积极支持决定在清远的谷岭动起义响应太平天国革命。但由于事先缺乏准备又没有足够的军需起义没有成功江隆昌阵亡不少人被捕。洪仁玕也被擒获将解官治死罪幸而他机灵当晚自解绳索连同一起被捕的1o多人逃入山中藏匿在山洞中。一连几天饥寒交迫历尽艰险才找到一个亲戚家这个亲戚怕事竟要将仁玕押送清地方当局投案幸得一位父老挺身相助才得以脱险。 咸丰二年三月（1852年4月）洪仁玕逃到香港住在瑞典传教士韩山文处积极宣传太平天国革命曾口述由韩山文写成《洪秀全来历》一文。但是洪仁玕因生活困难又向往革命几个月后他离港回到广东隐匿在东莞一个朋友家里。次年十月（1853年11月）洪仁玕再度来到香港学习研究西方先进理论和文化。 1《北华捷报》1853年8月2o日。 第二节学习西方文化洪仁玕这次来港起初虽仍然是出于生活所逼但太平天国革命的理想仍然撞击着他的心灵。当他口述由韩山文写成《太平天国起义记》一文之后便又回到上海希望得到外舰的援助从上海到南京但外国人不肯。当时正遇上海小刀会起义洪仁玕决心先投小刀会然后找机会到南京无奈小刀会领不相信他是洪秀全的族弟而没有收留他。不得已洪仁玕于是年冬再次回到香港。他决心在香港学习西方文化以便将来回去辅助洪秀全。 洪仁玕这次来香港韩山文已经去世。他只好受聘于伦敦浸会为外国传教士教授中文兼习天文历法。由于他作风端正学习认真颇受英国传教士理雅各的敬重。洪仁玕学习西方文化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博览所能涉猎到的西方著述当时香港和南洋出版许多报刊介绍西方各国和当地的情况以此为媒介洪仁玕了解到不少西方各国的经济、政治、地理、历史等各方面的情况。同时一些传教士来到中国都致力于译述外国书籍如《大英国志》、《地理全志》、《联邦志略》（即美国史）以及一些科学技术方面的著作。这些书籍凡是洪仁玕能拿到的他都进行认真学习；二是洪仁玕广泛接触外国传教士这些传教士大多是些有学问有主张的知识分子洪仁玕自然从他们那里学到不少东西。 这一次洪仁玕在香港住了4年多通过对各国的政治、历史、地理有关书籍的认真研究和考察他认识到西方国家有许多可取之处值得仿效。他认为如果洪秀全能采用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制度来管理中国中国是会富强起来的。因此他在香港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文化。他曾经遍览了英国传教士里雅各的藏书对西方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有了较深刻的了解这在当时中国人当中确实是少有的。洪仁玕在香港几年曾多次想到天京辅助洪秀全均未成功。这种急欲向洪秀全献策的心情表明他对中国和西方各国已经有相当的了解。他认为只有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技术和政治制度才是中国走向富强的唯一通途；他如果继续留在香港就不会有所作为只有把学到的东西和太平天国政权结合起来才能挥重大的作用。咸丰八年五月（1858年6月）洪仁玕由6路经广东入江西曾一度走入清军蔡康业营地正遇蔡部和太平军杨辅清部作战清军大败洪仁玕趁机弃行李而逃离清营。之后洪仁玕又辗转走湖北黄梅一直到咸丰九年三月（1859年4月）才来到天京。 第三节展资本主义的宏伟计划洪仁玕到达天京正是太平天国用人之际。洪秀全经受了韦昌辉叛乱和石达开出走的事件后力挽狂澜自任军师又选拔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等一批年轻将领出来辅政使紧张的局势刚刚缓和。但是由于天京叛乱所造成的恶果并没有消除“人心改变政事不一”一些新提拔起来的将领虽有“奋兴之志”却无精诚合作之心不少人“各守疆土招兵固宠”追求个人爵位和功名“动以升迁为荣几若一岁九迁而犹缓一月三迁而犹未足”2。人心涣散太平天国极需重振朝纲。洪仁玕的到来使洪秀全“格外欢喜”他对洪仁玕出来辅国寄极大的希望。不到一月洪仁玕就被封为干天福几天后又升为干天义加九门主将衔接着又封洪仁玕为“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膺以总理太平天政大权的重任。 洪仁玕的这种恩遇并非寻常之事他没有参加过太平天国的艰苦创业在一些人看来是无功受禄。对此朝中大臣“均有不服之色”。当洪秀全知道诸将不服时“就传令到教堂齐集众官”令洪仁玕登台受印下令“京内不决之事问于干王”。洪仁玕受命之时当众重申杨秀清秉政时的各项制度“又把从前案件批评榜示”在“万人之前谈论无错”。这就博得大部分朝臣的信服称他是“文曲星”。洪仁玕认为朝臣的不服是意料中的事所以他一再声明他来天京“非图爵禄之荣”只是想向朝廷献策来达到报效天国的目的。当洪秀全任命他当军师时他“屡辞未获恩准”。当然洪仁玕并不是真的辞而不干而是因“诸将不服”不得不辞。在辞而未准之后就表示要“竭力效忠以报知遇之恩”。 洪仁玕就这样登上了太平天国的历史舞台总理朝纲他决心要在太平天国的地区推行展资本主义的政策。他很快就向天王条陈《资政新篇》随后又颁行《立法制諠谕》、《钦定军次实录》、《钦定英杰归真》等书详细阐述了他改造太平天国政权的主张。当然在这些著作中尤以《资政新篇》最完整、最全面地揭示了他展资本主义的思想主张。至少在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是有重要价值的：第一革新政治加强中央集权建立一个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性质的天国。《资政新篇》一开头就说：“照得治国必先立政而为政必有取资。本军师恭膺圣命总理朝纲爰综政治大略编成《资政新篇》一则。”这个说明十分重要。洪仁玕把“立政”放在第一条。而所谓“新篇”“新”就在于区别旧的纲领制度。《天朝田亩制度》是太平天国早期的纲领带有极大的空想性早已名存实亡。而《资政新篇》正是针对着当时国内外的形势有纲领有措施地提出了“治国”、“立政”和“取资”的方案。 革新政治先必须从中央进行整顿。中央没有一个团结一致的强有力的行政权力机构励精图治也只能是一句空话。而当时中央领导集团各有一心甚至“各有散意”。一些军事将领则“各守疆土招兵固宠”。官员之中结党营私的更是屡见不鲜。因此洪仁玕提出“禁朋党之弊”他指出：“朝廷封官设将乃以护国卫民、除奸保良者也。倘有结盟联党之事是下有自固之术私有倚恃之端外为假公济私之举内藏弱本强末之弊。为兵2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第6册第875页。 者行此而为将之军法难行；为臣者行此而为君之权谋下夺。”1洪仁玕还规定对那些“越队求荣”“私镌伪铸”印章的或“私与官职”的“当律以大辟私受官职者亦正典刑”1。想从根本上杜绝各级将领随意拉拢亲信、封官给禄的现象。显然他希望建立一个仿效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政府他不赞成事无大小都由天王一人裁决而是主张挥中央行政机关的作用建议天王“更立一无情面之谏议在侧以辅圣聪不逮”2。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主张政府官员要接受群众监督设立新闻纸和意见箱。对行为不轨的官员及时进行揭露这样就可以使“奸者股慄存诚忠者清心可表于是一念之善一念之恶难逃人心公议矣”。希望把太平天国政权改造成一个清正廉洁的政府。 第二建立法制以法制来巩固国家政权。洪仁玕在《立法制諠諠谕》中指出：“国家以法制为先法制以遵行为要能遵行而后有法制有法制而后有国家此千秋不易之大经”。把立法看成是整顿国家的当务之急。在《资政新篇》的“法法类”中认为如果政府规定的法律都是以法法之之法多是遵五美、摒四恶之法诚能上下凛遵则刑具可免矣。至于那些不遵法的“顽民”则用刑法来处治他。因此《资政新篇》又有“刑刑类”之规定。洪仁玕的立法思想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主张以“教化”为主他认为应该是“治人心恶之未形者制于萌念之始”。太平天国的刑法过于残酷如辱骂官长、夫妻同宿、饮酒、赌博等都属“斩不留”；在刑法中除杀头外还有点天灯、五马分尸等酷刑；而所谓违犯“天法”被冤杀、错杀的也在所不少。因此洪仁玕又提出“勿杀”的主张这是根据第六天条的“不杀人害人”的原则提出来的。对此洪仁玕作了如下说明：“盖谓天父有赏罚于来生人无生杀于今世然天王为天父所命以主理世人下有不法上可无刑。是知遵刑者非人杀之是彼自缚以求天父罚之耳。虽然为人上者不可不亲身教导之也。”行文很清楚“勿杀”是以教化为前提的。“勿杀”之后有“大罪宜死者”一条说明洪仁玕并不主张不杀那些罪大恶极的坏人和敌对分子。 洪仁玕的立法是针对当时社会和政权内部的弊端而定的。但侧重于整饬国家机关对各级干部严明赏罚以扭转队伍中的涣散局面。他主张对官吏要抓赏罚即“器使群材、赏罚严明”。他认为“器使则人无乱法严明则人皆服法无乱而服则效命取胜之根也”。他还提倡官员要以身作则用自己的守法行为来教化部下主张“奉行者亲身以倡之真心以践之则上风下革上行下效矣”。 第三在经济上提出一个展资本主义的宏伟方案。主张在太平天国占领区进行经济改革内容十分丰富其中最重要的有“兴宝藏”、“兴邮亭”几项。中心是展现代化交通开办现代化工业。这些倡导不仅有内容而且有具体措施。如兴车马之利他认为交通工具以“利便轻捷为妙”谁能造出如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火轮车一日夜可行七八千里者“准自专其利”鼓励明创造；而“兴舟楫之利”则提倡“坚固轻便捷巧”不论用火用气用力用风“任乎智者自创创至巧者赏以自专其利”；办邮政的目1洪仁玕：《立法制諠谕》《洪仁玕选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27页。1《资政新篇》《洪仁玕选集》第4页。 2洪仁玕：《立法制諠谕》《洪仁玕选集》第27、28页。 的是“通朝廷文书”设书信馆“以通各色家信”。在“兴器皿技艺”一条中他主张凡是“能造精奇利便者准其自售”。而在“兴宝藏”一条则明确提出：“凡金、银、铜、铁、锡、煤、盐、琥珀、蚝壳、玻璃、美石等货有民探出者准其招民探取。” 另外在“兴银行”一条主张有“百万家财者”可申请开办银行印纸币。也可由“三四富民共请立或一人请立均无不可”“此举大利于商贾士民”。 上面这些主张是明显的展资本主义的蓝图是任何封建思想家所无法提出来的。它和《天朝田亩制度》的基本内容是不同的。《天朝田亩制度》主张废除一切私有财产而《资政新篇》则主张展资本主义鼓励财产私有。后者是符合时代潮流的纲领前者是一个空想的乌托邦的纲领不能等同而论。 第四推行进步的文化政策提倡“文以纪实”。他来到天京现太平天国文风很坏广泛流行着“不务实学专事浮文”的现象。一些文人的文章不论“简短长篇无非空言假话；下僚之禀贴面陈俱是谗言赞誉”。因此《资政新篇》明确规定一切文件“只须写实勿着一字浮文”。他把文风的好坏看成关系到官员是否实事求是、踏踏实实工作的问题。洪仁玕指出：“文艺虽微实关品学一字一句之末要必绝乎邪说淫词而确切于天教真理以阐于新天新地之大观。” 文字是宣传政策主张的工具文风和政治斗争有密切关系。因此洪仁玕十分注重文风他特地给合朝内外官员士人下了一道《戒浮文巧言谕》规定：“照得文以纪实浮文在所必删言贵从心巧言由来当禁。”理由是这些奏章文谕“尤属政治所关更当朴实明晓不得稍有激刺、挑唆、反间故意令人惊奇危惧之笔”。若使人“听之不聪即将贻误非浅可见用浮文者不惟无益于事而且有害于事”后期太平天国的文风有所改进跟洪仁玕的这些提倡是分不开的。 第五在外交政策上洪仁玕主张平等互利主张积极和先进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由于封建皇朝长期闭关自守的影响洪秀全、杨秀清在和外国人打交道时都曾以“天国老大”自居把外国和太平天国的往来看成是“臣服”关系。《资政新篇》在“柔远人之法”中严肃地指出那种所谓“万方来朝四夷宾服及夷狄、戎蛮、鬼子等一切轻污文字皆不必说也。盖轻污字样是口角取胜之事”并非“经纶实际”。他认为这些傲慢的语言会影响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无补于事。 洪仁玕主张和先进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在如下两个方面他的思想主张是突出的：一是建立正常通商贸易关系而这种通商必须是平等的。他认为“外洋鸦片烟甚为中国害”主张“遇其航来之路或于外洋入口之烟不准过关。走私者杀无赦”。通过正当贸易展国与国之间的友好往来；二是准许外国“技艺精巧”的技术人员到中国来传授技艺实际上是一种早期的技术引进思想。他批驳那种良莠不分排斥一切外国人的做法。他提出一面允许外国人以技艺来“教导我民”；一面制订“一定章程一定礼法”加以限制约束。这些外国人在华活动就只能是“为国献策”而不是“毁谤国法”。洪仁玕想通过展资本主义达到与“番人并雄”的目的在当时是一种进步的思想。尽管由于太平天国的形势所然《资政新篇》未能实现。但他的方案提出之后洪秀全都是加以支持的多处批了“钦定此策是也”、“此策是也”的字样。洪仁玕的这些主张虽被李秀成认为是不屑一读但陈玉成却加以赞赏。资产阶级改良派容闳认为“洪仁玕对外面世界的了解比其他诸王要多甚至比洪秀全还要多”。容闳还向洪仁玕提出7条经济改革的建议洪仁玕也是加以赞同的但因当时处于战争年代加上守旧势力的掣肘未能实现。但这并不影响洪仁玕的光辉思想作为向西方学习真理的重要里程碑而载入史册。 第四节壮烈殉国浩气长存《资政新篇》和《立法制諠谕》的提出表明洪仁諠的抱负他希望太平天国政权能通过改革变得更有活力。但是当时的形势使他的抱负不能付之实现。不过他作为太平天国的忠诚战士仍然时刻在为太平天国的事业忘我奋斗。 洪仁玕不是一名行伍军人但凭他的渊博知识对敌对我知己知彼在许多方面显露出他的军事才能。咸丰十年（186o）太平天国部署第二次破江南大营洪仁玕认为：“此时京围难以力攻必向湖、杭虚处力围其背彼必返救湖、杭俟其撤兵远去即行返旆自救必获捷报也。”3因此他同意李秀成“围魏救赵”的作战方案破京围获得成功。破江南大营之后洪仁玕主张东征苏、常、上海。他说：“为今之计自天京而论北距川、陕西距长城南距云、贵、两粤俱有五六千里之遥惟东距苏、杭、上海不及千里之远。厚薄之势既殊而乘胜下取其功易成。”1正如英人呤唎在《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所说的“太平军自起义以来就想占有一个海口以便可以和外国通商并得到武器和军用品的供应”。洪仁玕希望攻克上海之后即购买火轮装备太平军然后“沿长江上取另一枝由南进江西兵一枚由北进蕲、黄合取湖北则长江两岸俱为我有则根本可久大矣”2。从这个军事部署看虽然由于对侵略者可能助清守城甚至出面狙击太平军估计不足但军事部署还是统筹大局的是有一定的战略眼光的。上海没有攻下当时安庆告急洪仁玕立即又部署围武汉以救安庆的计划。他把安庆、武汉这两个上游阵地看得很重。他说：“夫长江者古号长蛇湖北为头安省为中而江南为尾今湖北未得倘安省有失则蛇既中折其尾虽生不久。”1这个见解也是有独到之处的但围武汉救安庆的计划由于陈玉成到黄州后没有挥兵进攻武汉造成军事上失误也由于李秀成配合不力而贻误战机武汉没有攻克安庆保卫战处于十分危急阶段。 正当陈玉成和清军在安庆城外激战之时洪仁玕奉命到皖南和林绍璋、吴如孝筹兵并率部两万余人前来救援。但这支部队是临时拼凑起来的洪仁玕有筹划之力却无指挥作战的实践经验救援部队指挥权借重老将林绍璋而林绍璋又是早年湘潭失军酿成大祸的将领生性怯弱又摆老资格根本不听陈玉成的指挥。陈玉成在安庆大营《致章王林绍璋书》中曾指责林绍璋说：“殿下之兵一战未开即行自退如误大事是殿下一人所误也。”陈玉成批评林绍璋是“轻举妄动自惑军心”2。在这种情况下洪仁玕两次救安庆都未能奏效。安庆失守后洪仁玕十分痛心他说：“我军最重大之损失乃是安庆落在清军之手安庆一失沿途至天京之城相继陷落不可复守矣。”3洪秀全不分青红皂白因安庆失守革了洪仁玕的职由正军师降为副军师。大约在这前后洪仁玕掌理的外交大权也被剥夺了。据说是因3《资政新篇》《洪仁玕选集》第21页。 1《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国》第2册第851—852页。 2同上书第852页。 1《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国》第2册第852页。 2《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国》第2册第852页。 3见《浙江日报》副刊1956年9月23日。 为和外国传教士关系过于密切洪秀全不高兴才不让他掌理外交的。 洪仁玕在天京的实际掌权时间并不太长安庆失守被革职后他虽然回到天京但由于军事形势日下也很难左右朝政了。天京失守的前一年十一月洪仁玕便奉旨出京催兵催粮。天京陷落时洪仁玕在湖州幼主洪福瑱逃到湖州洪仁玕就担负起卫护幼主的任务。他认为湖州势孤“恐难建都立业”主张到江西联络侍王李世贤所部然后北渡河南与陈得才部汇合以图振作。但是当他到江西时李世贤早走赣南洪仁玕、幼天王势单力薄兵败被俘。他履行了他早在咸丰十年（186o）的誓言：“宁捐躯以殉国不隐忍以偷生”坚贞不屈决心效法文天祥“至于得失生死付之于天”。临刑之前曾写绝命诗一其中写道：“英雄正气存有如虹辉煌；思量今与昔忿然挺胸膛”；“一言临别赠流露壮思飞；我国祚虽斩有日必复生”1坚信革命事业最终要获得胜利。洪仁玕最后为清廷所杀被杀前他大义凛然视死如归。 1《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国》第2册第853页。 第六章杜文秀第一节永昌惨案杜文秀是近代以回族为主体的云南各族人民联合反清起义的杰出领袖。 文秀字云焕号百香回族云南永昌府保山人。生于道光三年（1823）十一月初八日幼聪颖负大志应童子试名列前茅。16岁补廪生中秀才。清朝政府自嘉庆、道光以来吏治社会矛盾激化危机四伏。又对回族实行空前的高压政策民族矛盾日益严重。这时云南地方回、汉民族经常以日常琐事生冲突。永昌地处西南边陲这种冲突尤为突出。地方官吏或敷衍塞责不能认真办理；或挟私徇情任意抑扬。于是是非混淆舆论失实。回族人民衔冤难告嫌怨日深从而酿成了大规模的回汉械斗和屠回巨案。 嘉庆五年（18oo）顺宁府（今凤庆）悉宜银厂回汉民因口角争斗事态扩大回民被击杀18人1。道光元年（1821）云龙州白羊厂回民与湖广及临安汉人“因争厂地■硐挟嫌”生械斗双方死伤多人其中回民居多。回民赴京控告地方政府奉旨处理给回民死者每尸给银9两草草了事2。道光十九年（1839）缅宁（今临沧）官府唆使地方恶棍屠杀城内回民17oo人同时将城郊五寨回民17o余户全部焚杀1。劫余回民在张富、马效青、黄巴巴、蔡春率领下聚众自卫。 清朝地方官府始则“助汉抑回”终则公开屠杀回民。缅宁事件很快冲击到保山。保山县城内有回民4ooo余人城外5o余村均有回民居住。道光二十三年（1843）汉人万春组织烧香会将金鸡村等七哨汉民组成数百人一香或千人为一香。势力既成目无官府率众围困县城企图尽屠城内回民。幸赖太守陈芝楣多方排解虽未酿成大祸但嫌怨已深。二十五年（1845）四月保山城东板桥地方回汉青年因唱秧歌生口角进而斗殴。回汉之不肖乘机煽惑纠纷日益扩大。而保山县之官府已被汉绅所包围与香哨领呵为一气。始则拆毁板桥清真寺焚烧当地回民房屋。接着又对金鸡村、八达营、乙丑村等处回民大肆屠杀脱逃出来的回民前往保山城内避难2。 八月张富等在距保山城六十里地的丙麻地方大败清军邓川知州恒文据此以为保山城内回民“悉属匪类”密召香周曰庠、练沈聚成密谋策划亲授屠杀回民机宜。九月初二日黎明哨练入城。城内原住回民加上从城外逃进城的共有8ooo余人“无分老幼男妇混行杀戮”。杜文秀阖家遇难仅以身免。他的未婚妻马小有姑被恒文家奴黄贵掳匿。当时人即称此为“永昌惨案”。清吏昏庸回汉之争至此转为纵汉杀回的局面。风声四播人心益增不安。保山以外各州县也不时生流血事件。 2转引自牟安世：《太平天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7页。1本文原载《回族人物志》第4册宁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白羊厂回汉械斗案》荆德新编《云南回民起义史料》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1o—11页。1《白羊厂回汉械斗案》荆德新编《云南回民起义史料》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1o—11页。2《马文昭叩阍封章》、《缅宁回民叩阍稿》白寿彝编《回民起义》第1册神州国光出版社1952年版。第二节北上叩阍道光二十六年（1846）杜文秀星夜绕道至昆明向云贵总督贺长龄上诉长龄未能秉公办理。文秀与丁灿庭、白廷杨、刘义、沐文科北上京城叩阍。要求严惩永昌屠回案的凶犯为死者昭雪。二十七年七月道光帝命陕西巡抚林则徐为云贵总督“赴滇审办”。则徐抵滇以“只问良莠不分回汉”相标榜实为永昌官绅所左右。道光二十八年（1848）林则徐师次永平判七哨凶徒43o名；与此同时他认为滇西回民“良善少而顽梗多”判回民491名还冤杀各县回族士绅76人3。更以“安抚”为名将保山孑遗2oo户“难回”强迫押送瘴毒之地潞江西岸的官乃山居住。文秀于二十七年九月被刑部押解回滇他看到永昌惨案如此了结实出预料。冤案未雪孑遗者又面临灭种之横祸。他在压力之下不得不书写“遵断甘结”表示承认林则徐对此案的判决因此还落了个“状告失实”的罪名。他家资荡然无以为生又不愿迁居官乃山瘴毒之地便辗转于成都、蒙化（今巍山）之间。在成都忧愤成疾几乎病死。继至蒙化暗中结盟建立了“忠义堂”、“永胜堂”联络各地义士宣传太平天国金田起义消息俟机应变。 叩阍的失败使杜文秀丢掉了对清廷的幻想最终被迫走上了武装反清的道路。 3李丙元：《永昌回汉互斗及杜文秀实行革命之缘起》《回民起义》第1册第15页；盛毓华《永昌回汉互斗案节略》《云南回民起义史料》第63—64页。 第三节丙辰惨案咸丰六年（1856）有临安矿商与回民争楚雄石羊银矿诉于官。官府裁决不公见临安人势盛则扶临安抑回回人势盛则扶回抑临安导致流血械斗互有死伤。临安人退出矿区将其积恨转移于一般回族民众。二月临安人尽屠南安、楚雄、三井、武定、广通、禄丰等处回民并扬言要进省屠杀由楚雄逃至昆明的回民。于是滇东南的新兴（今玉溪）、昆阳、澄江等地回民风鹤频惊一如道光年间永昌的回民人皆自危。 有新兴武举马凌汉“恨临人之强横”“怒官吏之不为保护”便挺身而出于四月初九日率众从海口到达昆明驻顺城街清真寺内意在堵御临安人保护省城回民。省府不察派昆明县王某、邑绅黄琮等出城弹压令其解散。凌汉历诉回民受害情形请求申雪官府漠然视之对临安人反行袒护。凌汉愤极大骂官府对城内回民益加疑惧。 时藩司青盛素歧视回民。黄琮奉旨团练私意亦在制回。今见马凌汉此举遂起剪除回民之心。碰巧马凌汉在城外打了一次胜仗有省城陕西回族武举妥福、妥寿前去慰劳。官绅对省城回民疑忌更甚藉此诬告妥氏“造无门之锁阴谋作乱”胁迫巡抚舒兴阿密饬各府厅州县灭回。 初十日舒兴阿召集临安人和各乡团练绅士入城听号令。十六日青盛自上院出当众紧急宣布：“凡遇回人格杀勿论。”以黄琮为的团练和临安恶霸分头搜杀“不论良莠男女老幼悉殄灭之”1。历时3日杀犹未已。十九日青盛母亲外出道经沙腊巷口见被杀的回族妇女剖腹街头卧于血泊之中胎儿还蠕蠕转动非常愤慨回去责骂青盛说：“男子作事与妇人何涉乃惨毒至此也！”1因此杀稍止。然回民仅剩余数十人押禁在臬署中。妇女投水未死者则囚禁于报国寺、荩忠寺。临安人见有姿色者则割襟为记然后抢劫而去当时人称这种做法为“割襟”。 这次大屠杀昆明回民被杀者2ooo多户2万余口较道光年间永昌惨案更加残酷影响更为恶劣。云南地方最高当局在屠杀省城回民的同时又传令各府厅州县“聚众杀回须横直剿灭八百里”。各地官绅、团练便打着“奉宪灭回”的牌子掀起“灭回”的恶潮。临安、昭通、腾冲、元谋、武定、元江、鹤庆、丽江、剑川等地回民先后罹难。各地回民得不到保护只得奋起反抗以自卫。一场回民抗暴自卫的风暴席卷全滇。马敏功、马如龙、马德新起于临安；马二花、马连升起于东川、曲靖；马凌汉、杨振鹏起于昆阳、海口；徐元吉起于澄江；田余庆起于河西；马荣起于寻甸。于是三迤糜烂滇局不堪收拾。此年岁在丙辰时人称这次大屠杀为“丙辰惨案”。1马元：《林则徐与“白绫血书”》《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四）》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1马观政：《滇垣十四年大祸记》《回民起义》第1册294页。 第四节大理政权的建立杜文秀既结盟于蒙化静观时变及闻楚雄、昆明屠回噩耗知大祸再起。 三月滇西北鹤丽镇标千总张正泰聚集无赖游勇歃血为盟成立“合义堂”。七月屠杀鹤庆、丽江、剑川回民进围邓川、浪穹兵锋指向大理。大理及郊区回汉冲突不断升级。八月初大理回民惊恐万状。回民父老求知府唐惇培制止。唐惇培表面上召集回汉士绅商订“互保”条约实则以堵防张正泰为名将回族团练全部调往上关防守。回民又请求知县毛玉成保护毛玉成率众向唐惇培和迤西道林廷禧请命均遭拒绝。毛玉成垂泪而已。此时有贵州回民吕藩住在丰城庄素以多策谋称。情势危急回民都来找他问计表示愿意听从他的驱使。吕藩说：“某日黎明团练汉人将来夺村。我们预先准备好引火之物埋伏在附近汉村中。等到他们出兵各村同时放火他们会心慌意乱不战自溃了。”大家按照他的主意办理各个回民村庄幸得一时保存。大理城内回民看到求官府保护无望只好分区设防筑起木栅防备攻击。 初九日团练期满迎团于四乡。火烧回族村寨、清真寺。初十日团练围攻大理西门回民拼死抵抗血战数日。后赖有死士5o余人奋力占有武营军库得火药若干、大刀多柄、陈旧火枪多枝得以暂时勉强抗拒。蒙化回民于事前两日得大理回民求救书。“忠义堂”的领导人即在清真寺开会决议救援。他们通知各村共募得志愿青年近千人。共举马天有带队冲锋蓝金喜、马朝珍、马金保统帅中军马三进士办下关粮草事务马云霄督后队杜文秀则订行军律例、掌军法。同时通知“永胜堂”共起弥渡、赵州回众会师大理。 八月初五鸡鸣起行。卯时已距下关不远遥见关外汉团来屠下关、营头上、小关邑等处回民。红旗2业已进关有即与城内汉团会合之势。马天有出其不意挥众而上。红旗军惊溃马天有遂入下关进据大理。清军团练均未大战而散知县毛玉成、迤西道林廷禧死于乱军之中。知府唐惇培逃往宾川死于途中。提督文祥时在姚州分兵回救为时已晚。其时张正泰急向大理奔来回民军分三路出击大败张正泰军。 杜文秀暨蒙化回民既据有大理远近回民应者日众势力渐大。蓝金喜、马金保、马朝珍、马良、杜万荣、马名魁等都自矜有功各不相下；金喜贪财务得御下寡恩更失人望；更有甚者借机报复侵扰人民。回民内有识之士都恐自开衅端遗人间隙。便起大会共同商讨。会中金喜等竞相夸伐独有文秀沉默不语最后才说：“欲举大事须收拾人心不当专尚武力且汉众我寡尤须重用汉人。”大家都佩服他的见解吕藩尤力赞其议。于是下令严禁杀戮无辜掳掠民财并厚葬知县毛玉成。对同情回民的文祥夫人予以抚慰。于是回汉仇杀的局面顿成过去。而援回抗汉之师转化成协和回汉各族共同对抗的清朝地方政权的团体。 九月二十五日文秀被推为“总统兵马大元帅”升坛授命授吕藩为军师马金保为中军将军杨荣为骠骑将军刘纲为平东将军陈义为镇西将军马良为平北将军朱开元为平南将军蓝金喜为奋勇将军杨德明为2马观政：《滇垣十四年大祸记》《回民起义》第1册294页。 左翼将军宝文明为右翼将军马天有为前军将军马朝珍为后军将军张子经为总理军机正参军马国忠为总理军机左参军马印图为总理军机右参军。马安国为都掌教管理伊斯兰教事务。此后又6续设官授职。大抵武职为将军、大将军、都督、中郎将、翼长、领军、指挥、先锋、统制等文职为参军、大参军、参议、参谋、主政、主簿、司务等；又有大冢宰为文职之最高领导大经略为武职之长有大司马为军事要员承审司为司法之官。任用之人开始以回民为多其后则汉人之数目大增。对各少数民族旧有之土司根据其原来职位之高低授以抚夷大都督、抚夷大将军、宣政司、副宣政司等职。做到“外连夷长内结汉民进无异心退有余地”1。宣布起义军的纲领：“遥奉太平天国南京之号召革命满清。” 文秀手订《管理军政条例》内有关于帅府执行5条关于镇守官吏执行14条关于军令执行28条关于行营23条1。略见其政治建树之大概。一、保举官员须审查才能酌量功勋。果然堪授此职方可保举前来。亦须循序渐进勿得越级滥保。若有不论才能功勋或私自受贿或亲故滥行保举实属不重名器。一经查觉本人罢职该保举官滥保一员降一级二员降二级；如至十员以上罢职。 一、地方税课旧有例者方准抽收。不得私加名目妄自征收。如土产等类亦不准勒逼抽取。违者一经查觉小者记过大者参处。 一、府厅州县各衙门内不须多养闲人。至六房书吏两班差役以及门房签押各行须择忠厚明白者用之。一切猾吏不准任用以为民害并量其事之轻重劳逸每月分别等第给以工食不准私索民间分文。如有私索一两至五（十）两者杖一百追赃；自十两以至二十两者杖二百追赃抄家；自二十两以至五十两者拟绞；至一二百两以上者拟斩。 一、文武官员无论镇守地方或攻开地方不准估娶民间妇女为妻作妾。违者罢职。 一、兵征讨地方须委统带官一员即如元帅亲临。所有各将官无论何职务须听号令勿得违抗。如违准管带官按所订军令认真惩办而统带官亦须秉公提调量能委派不得于所喜之人委以平顺之事故意使之成功；亦不得于所恶之人委以凶险之事故意使之获罪。如违实属存心偏袒有负委托至意应参处拿问。 一、带兵官经过投诚地方如有擅入村寨妄动一草一木吓诈等情查出不论官兵均枭示众。 一、族分三教各有根本各行其是。既同营干事均宜一视同仁不准互相凌虐。违者不拘官兵从重治罪。 一、官兵如经过文武庙宇不准驻扎。违者治罪。 杜文秀深受清廷实行的反动民族政策之害从永昌和昆明惨案中他认识到直接下令杀害回族人民的罪魁祸是清廷各级官吏挑拨回汉“互斗”的也是清廷汉族人民也“同受其害”是无辜的。文秀为此制订和执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大力改善回汉关系加强民族团结。他“重用汉人”“不分汉回一体保护”“回人犯罪较汉人定罪加严”。在他的297名统属官职中汉、白、彝、景颇、傈僳、纳西等族官员就有284名回族官员仅131当时清军团练执红旗回民军执白旗。 1《钦定平定云南回匪方略》卷47。 人。文职36名内阁参军中大都为汉、白族。十八大司中汉族有大司寇李芳园大司成梁国玉大司略董飞龙；白族中有大司卫姚得胜；彝族有大司防李文学。杜文秀指出：“至若迤西回之受职者数千汉之受职者数万。”大理政权军队中“汉兵十之七八回民（兵）十之二三。”他对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十分尊重。杜文秀在民族政策方面用力最勤效果最突出。民族问题在当时当地是最不好解决的问题杜文秀成功地解决了。从而实现了回、汉、白、彝、纳西、傣、傈僳、景颇各族人民联合反清的政治局面为大理政权坚持18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杜文秀依李芳园的建议“改正朔蓄全易衣冠”。废除府厅州县制把属地改为64四■每■设大使1人（镇守使）、参军1人（州县官）、主簿1人（管财务）、承审司1人（管司法）。进而严明法制廉洁吏治稳定了社会秩序。传说当时滇西“偷盗绝迹夜不闭户”。 杜文秀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和展生产的措施。对展农业、商业、矿业、手工业生产极为重视。兴修水利贷耕牛、籽种给农民耕种。农忙季节则避免大量调动军队和征调夫役。规定“田赋征粮米除丁银”。“地方税课旧有例者方准抽取。不得私加名目妄自征收”。“每年征粮一次其余大小苛敛一律豁免”。并轻征商税招徕外地商人、商贩和手工业者免税；在交通要道或险要地带派兵保护以利外地商人通行；在外商贸易之地设立专门办事机构；对进入滇西货物数量及其价值进行登记如其在境内被盗或遗失由地方当局负责赔偿；整修道路促进滇西与四川和缅甸之间的贸易；在大理南门外、永昌、腾越等地设立行店和货栈为商人提供方便。滇西地区商业和手工业展较快一些城市的商品经济比较达。大理城内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滇西地区“百姓安居乐业”。 伊斯兰教受到了保护还有了一些展。掌教阿訇有一定的地位有的大掌教直接参与政事2。文秀下令修复了各地被清军毁坏的清真寺在大理城内新建了几座清真寺各清真寺设立“经馆”聘请著名经师担任“经馆教谕”、“训导”展经堂教育培养伊斯兰学人。同治元年（1862）刊刻《古兰经》名曰《宝命真经》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古兰经》刻本。自咸丰六年（1856）杜文秀得大理建立政权延揽人才励精图治扩充军队向四方展。经11年之久至同治六年（1867）十月大理政权已奄有云南之半。昆明西之镇南、姚州、赵州、弥渡、宾川、云南、邓川、浪穹、云龙、丽江、鹤庆、剑川、永昌、永平、龙陵、腾越、顺宁、云州、缅宁、永化、蒙化、大姚、姚安、广通、中甸、维西、禄丰、安宁；昆明南之思茅、普洱；昆明北之罗次、武定、元谋、禄劝均已归大理政权掌握。其最盛时已占有云南53座城池。昆明东之曲靖、寻甸阳受云南政府的任命实亦阴听杜文秀的指挥。贵州方面则有金万照、张翎翔、马河图等占据新兴府及普安厅所属各州县。陕西、四川方面则有蓝大顺、蓝二顺、蓝朝鼎等先后攻至绵竹、西安。这几方面都是大理政权的别动队。此时大理政权几近掌握西南各省。 2详见《回民起义》第2册111—12o页。 第五节四反围剿咸丰六年（1856）大理政权建立伊始提督文祥奉朝廷命自姚州向大理进。都司何有宝奉恒文命西上与文祥会师。何有宝骁勇当前锋所向披靡从镇南直攻至红岩、赵州距大理3o里。杜文秀亲率大军前往迎敌。暗派吕藩诱说何有宝之子自清。文祥拟诱捕何有宝父子斩之。何有宝杀捕者远遁。杜文秀挥兵掩杀文祥营溃乱退回镇南。清军第一次西征被杜文秀击败。 十年（186o）二月提督褚克昌倾师西犯连陷姚州、大姚、云南等县后又分兵进攻红岩、弥渡、宾川。大理震动。杜文秀亲率大军于红岩、赵州对敌急调扬威大都督蔡春于云州星夜来援乘其不备相继克复红岩、弥渡、云南县等要地。时迤东南友军马如龙率领东南回民义军赴迤西援助自曲江出取道通海、.峨（峨山）出易门入南安州（今双柏）。宜良汉族诸生李芳园亦率部由安宁经易门至南安州联合攻取广通县进占楚雄截断褚克昌后路。褚克昌粮运不济军心动摇。七月蔡春攻克褚克昌的宾川大营褚克昌兵败身亡全军覆没。清军第二次西征也被杜文秀击败。 同治二年（1863）八月署云南布政使岑毓英镇压了迤东曲靖等地回民起义军率大军西征破杜文秀于罗川进占楚雄分军取景东复元谋、镇远。邓川、云南、赵州、浪穹、鹤庆、弥渡、宾川均不战而得。继陷永北败杜文秀于镇南。岑毓英遂命张润、张愉等攻上关钱大川攻下关。杜文秀督师力战清军攻上下关者皆败。杜文秀挥兵追击诸城已失复得。岑毓英腿部中伤命李惟述扼楚雄余部退归省城。清军第三次西征历时一年终被杜文秀击败。 同治六年（1867）正月马如龙已降清为临沅镇总兵继署提督久久无功不为清廷大吏信任急于立功自效。清军分中路（西路）、北路和南路起攻势。中路又分为二支：一由参将杨振鹏、副将李惟述指挥自楚雄攻镇南；一由参将杨先芝、游击合安国指挥夺取姚州。北路由昭通镇总兵杨盛宗指挥自昭通进攻永北再出鹤庆、丽江攻占上关。南路由署腾越镇总兵田仲兴和署普洱镇总兵李锦文指挥。其一自景东攻蒙化一自普洱攻威远、云州和缅宁。马如龙亲率宾9ooo在楚雄、定远之间往来策应1。四月杜文秀分三路反攻一出大小骠川进攻楚雄；一援镇南攻大姚；一驰援姚州。马如龙本与杜文秀同时起兵反清其部下大都为回民今马如龙同室操戈屠杀同族兄弟部下多不乐意。合安国、杨振鹏且与杜文秀暗有联络。马如龙军容虽盛实无战志。未几杨振鹏溃于宾川合安国溃于姚州李惟述退保楚雄。其北路杨盛宗溃于永北撤回昭通。南路以“瘴疫盛行粮饷不继”为借口田仲兴退守新平李锦文部撤归普洱1。马如龙称病引兵东归昆明。清军第四次西征又被杜文秀击败。 1田汝康：《有关杜文秀对外关系的几个问题》的文章后注文43引“印度事务部档案”称：大理文职官员等级表中包括一些宗教领袖的官衔如维持清真寺都掌教（从二品）都掌教（正三品）副都掌教（正四品）都掌教典籍（从四品）都掌教中书（正五品）司经馆教□（谕）（正五品）司经馆训导（正六品）司经馆主簿（正八品）司经馆司务（正九品）等。这段记载的实施情况尚不了解。1《钦定平定云南回匪方略》卷286页。 第六节反招抚清朝云南地方当局对大理政权实行军事围剿不能得手巡抚徐之铭奏请朝廷从事招抚。以马德新为云南伊斯兰教著名学者人望甚著马如龙与杜文秀同为回民遂委马德新、马如龙出面遣人西上议和。同治元年（1862）二月派马载堂抵大理招抚未成马载堂反被杜文秀说服留居大理任职。五月遣督标中军副将杨振鹏奉命再赴大理劝降。行前马德新、马如龙分别致函杜文秀。杨振鹏尚未到大理五月十五日杜文秀即致书杨振鹏说明不可议和及难于议和之故并劝其“无烦尊驾到榆”。其文云：想滇南大势自兴师以来我等所据城池不少所戕官员甚多而今竟转和息复予官职是无异杀刺史者为刺史杀宰相者为宰相。体制何存？在朝廷岂不虑贻笑于天下后世乎？推其心不过因江南未靖西洋复来各省纷争天下鼎沸暂为缓此急彼。俟彼处稍定必将举全师以压我境。迨至彼时我兵已散我将各离始知朝廷包藏祸心则谋不及施勇不及逞嗷嗷待毙悔之晚矣。此不可和者一也。 数年以来我兵到处杀其父母夺其子女搂其玉帛焚其房屋。凡受害者无不饮恨于心。所恃者用威之后继之以恩。纵有一二不平之人亦因兵权在我一切精壮尽为我用彼即思逞附和无人。若一从和则精壮散兵权分不平之人于以得计暗中调为乘隙生变以雪前仇以报前仇。彼时外兵压境内患迭兴真使我等手足无措必将坐受其困矣。此不可和者二也。 当此时也我以图谋大事渐民以仁摩民以义凡有驱策莫不听命。则此时之民无不视我为父母即视彼为仇雠。为我驱策无不听命。若一从和是为朝廷之民归之朝廷。彼又将视朝廷为父母视我为兄弟。一旦有变犹欲驱百姓以迫敌则是驱兄弟以攻父母。有是理乎？有是理乎？况为兄弟也者势必顾父母以攻抗傲之兄弟未有顺弟兄以攻恃怙之父母。此不可和者三也。 若一从和则半年两载之后或朝廷另委督抚另委提镇来滇视事将现受其职者调往别省。欲不从则抗违君命。欲从之则虎已离穴。当乎其际势必不从。不从即叛矣。昔日之叛实因灭回激成犹可说也。后日之叛必因违君命而起有何言哉？则前日之误犹为不误后日之误终为大误矣。此不可和者四也。 天下穆民本属一家何分低昂今之所设都督、将军、先锋、统制等官外虽各有官职而内实顾持教门。所以远近亲友无不乐从。若一受大清之职则某也身荣显贵某也食贫居贱富贵失望贫贱攸分人心含怨势必至操戈入室同类相伤祸有不可胜言者矣。想朝廷以和相议以官相饵者尽在此矣。此不可和者五也。 抑或谓：既受清职权自。远近亲友莫不尊亲。岂不思曩日之督提镇州县府厅实因灭回之故遂至戕杀多员。彼朝廷命官尚难免此况由叛而得之官乎？异日人思报复心怀不平将谓我杀官而得官彼又杀官而得官又何不可乎？出乎尔反乎尔事有必至者矣。此其不可和者六也。至若迤西回之受职者数千汉之受职者数万。十八土司俱各袭职。文则划策武则立功。三教同心联为一体纵不能远期大成亦可以偏安小就效法南诏历年八百。其诸时势差堪自信。若一从和则回之受职者固无庸议汉之受职者将置之于何地乎？富贵失望贫贱交迫势必至操戈入室同类相残祸有不可胜言者矣！此难于和者一也。 凡此旧官秩然有序。若谓现在城池即令守其土者仍旧职守我迤西官多地少安彼则此怨安此则彼怨。况此同僚视为手足一切英雄素有大志誓不愿为贪官所屈。若一从和则各率兄弟分别四方。昨接来函传集百议无一应者。此难于和者二也。 现在迤西边患已息内政就绪。府厅州县安堵如常。士农工商各归本业。同心捍卫众志成功。一闻讲和纷纷聚讼情愿敌忾不愿从和。犹恐误中奸计别生事端则已安之地反遭蹂躏。揆之人情和之一说不惟回不愿而汉更不愿矣。此难于和者三也。2文秀对于当时不能妥协的局势洞若观火。大理政权领导集团反抗清政府情绪之炽烈更跃然纸上。同年冬徐之铭、马德新派田余庆三赴大理招抚被杜文秀断然拒绝。三年（1864）四月马德新亲赴大理“和谈”当他劝杜文秀接受清政府委任的官职时杜文秀义正词严地说：“以一个合法运动的领袖竟卑怯地放下武器从压迫者手里接受一个平凡的职衔我深深替这些人感到羞耻。”1马德新大理之行也以失败告终。稍后杜文秀致马德新函说：“官吏反覆无常前车在鉴未可信也。且满人夺我中夏主政二百余年今之官吏大都忘其根本。吾三迤回汉一心誓绝满虏有进无退。况今者太平天国业已克复十有余省石达开奉命来滇将与吾歃血为盟互相援助扫尽腥膻以安吾民指顾间事耳。”2这里指朝廷为“满虏”革命情绪堂堂正正坦然无讳。徐之铭的招抚政策宣告完全失败。 2《云南通志》卷11o4o—41页。 1《覆杨振鹏书》《回民起义》第2册1o5—1o7页。 2罗舍：《清季云南回民起义始末》。 第七节东征昆明同治六年（1867）六月杜文秀以云贵总督劳崇光病卒岑毓英引军征黔未归马如龙围剿滇西“丧师而归人望顿失”昆明空虚遂决计东征。他调集2o万大军兵分五路以扬威大都督蔡廷栋为大经略大司戎马国春为总指挥率大司平马兴堂、大司寇李芳园等十八大司1统摄之。杜文秀誓师云：此次出师本为兴汉戒勿滥杀。如临其境如遇其民各当明宗旨。但得回汉一心以雪国仇是为至要。统兵官等须知仁义之师以道德为甲胄以亲爱为戈矛以相应之攻击。 我军有三事焉：始则锄满次则拊汉三则除奸。而彼军反对然反戈矛相见。彼杀我先杀彼止我先止。 战胜攻取之际：毋肆掳掠毋贪财货毋凌妇女。遇官吏顽梗不服者杀之。良善被挟者抚之。诸恶元凶法所必诛严加惩办理宜不赦。2又传檄三迤宣布东征的原因、目的、任务和有关政策号召回汉各族被压迫的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反对清朝统治者文云：总统兵马大元帅杜为兴师五路收复全滇除残暴以安良善事：窃思滇南一省回汉夷三教杂处已千百年矣。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何尝有畛域之分？慨自满清僭位以来虐我人民二百年余于兹矣。妖官偏袒为计石羊起衅池鱼皆殃；强者逞鸱张之威弱者无鼠窜之地。尔时百姓危若倒悬可恶妖官犹安然高枕置苍生于不问弃黎庶其如遗。甚至汉强则助汉以杀回回强则助回以杀汉民不聊生人心思乱。 本帅目击时艰念关民瘼不忍无辜之回为汉所杀更不忍无辜之汉被回所杀。爰举义师以清妖孽。志在救劫救民心存安回安汉。至大事之图成惟天命之是听。无知妖官穷谋诡计倒行逆施杀协镇者封以协镇杀都邮者授以都邮。高明退身庸愚堕计。始也助汉以杀回今也助回以杀汉；继也助汉以杀汉今则助回以杀回。鸿沟之血未干乌合之师突至；妄思螳臂以当车奚啻鸡卵之击石。 今者小计略施月奏三捷；雄师半出功收数城。然妖官未除祸根犹在；全滇不取亿兆难安。况乎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用是师兴虎队将选龙骧粮运千仓饷筹百万枪炮在其前弓弩列于后长矛伏中短刀相接分五路以并进效一怒而安民。剑戟横空胜气腾云千里旌旗蔽日威镇雷动九天。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图功何功不克？ 凡尔城乡绅耆远近士民达务知时不乏俊杰转祸为福定有同心。或率众而来归或开门而效顺定当量才而录用不别户而分门。自此烽烟永靖同登衽席之安；如其天命有归共成王霸之业。岂不乐哉！岂不快哉！若其眷恋穷城徘徊歧路坐昧先机行将后悔。况天命人心去之久矣纵背城航海亦奚以为！檄文到日凛遵勿违！此檄。31马观政：《滇垣十四年大祸记》《回民起义》第1册298页。 2十八大司为大司戎马国春大司衡杨荣大司藩安文义大司平马兴堂大司寇李芳园大司政刘诚大司隶刘纲大司令马清大司勋米映山大司阃马旭大司徒马德才大司卫姚得胜大司疆段成功大司征马德仲大司防李文学大司农刘应贵大司定马德善大司骑马国玺。记载稍有不同。3杜文秀：《誓师檄文》《回民起义》第2册第127页。 五路大军出动东北路由大司衡杨荣等指挥出武定、禄劝攻占富民再东取嵩明、寻甸；东路由大司政刘诚、大司隶刘纲、大司勋米映山等指挥沿迤西大道东进经楚雄、禄丰进攻安宁；东南路由大司戎马国春指挥由禄丰下易门占领昆阳、新兴然后转战晋宁、呈贡；北路自鹤庆、丽江攻取永北；南路由顺宁、云州、缅宁攻取景东、镇远和威远等地。前三路为主力后二路旨在防御清军两翼攻击。大军东下至楚雄守将李惟述不能支遂得楚雄。马如龙遣夏毓秀抵御于禄丰未及战退守安宁再退守梁家河。七年正月大军已迫近昆明近郊。二月清军中回族将领杨振鹏、田余庆、杨先芝向义军投诚。至此昆明西北南三面悉在重围之中。大司政刘诚驻潘家湾、梨烟村、夏家窑、马街、渔村。大司平马兴堂驻柴村、麻园、黄土坡。大司勋米映山驻大小普吉、马村、小坝。大司疆段成功驻五华寺、西岳庙、土坝河。大司藩安文义、大司戎马国春驻万寿宫。大司卫姚得胜由呈贡据澄江。大司寇李芳园则奉蔡廷栋由富民过寻甸破嵩明击杨林。清军自杨林退驻大板桥、小偏桥一带。清军仅余东路由昆明通宜良的粮道“尚可绕越行走”。马如龙据守昆明所部兵才15ooo人署总兵合安国、守备马云龙、军功马学林等回族将领谋以献城。事泄被马如龙诛杀。 清廷任命刘岳昭为云贵总督岑毓英为云南巡抚。岳昭驻曲靖以图寻甸。毓英西上赴援取道宜良攻陷小板桥、金马寺、古亭庵进至大树营得与如龙会合打通了滇南与省城交通线。此时清军势稍振连夺呈贡、武定、元谋、禄劝、罗次、晋宁等地。毓英四出督战与义军激烈争战。澄江与杨林两地的争夺尤为剧烈。双方死亡惨重。杨林之战义军枪弹伤毓英鼻部几贯头脑。 同治八年（1869）清军调集了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湘、川、黔、粤等省大军入滇攻陷杨林后进攻嵩明。此处为义军东路指挥部由大司寇李芳园、大司平马兴堂率2oooo精锐驻守。清军长期围困城内粮械俱绝。李芳园、马兴堂被俘。寻甸陷于孤立无援守将马天顺亦降。东征大军总指挥大司戎马国春闻讯后病逝于昆明城郊万寿宫。使东征大军由优势转为劣势。此时大司疆段成功与马如龙战于五华寺马如龙腹部中炮伤。段成功粮尽求于蔡廷栋。蔡廷栋与段成功素有隙竟拒不与。复贷于马清亦不得。段成功遂与如龙约降。八月十三日段成功率所部5ooo人归清。所部有不愿降者仍鏖战至两日始定。清军以法国开花大炮轰击起义大军在昆明近郊2oo座营垒全线瓦解。蔡廷栋诈降逸归。自此各大司军心动摇或败或退义军最后在土堆地方激战两月余十一月十六日土堆失守义军将士壮烈牺牲。杜文秀多年培养的精锐丧失几尽。义军历时一年十个月之久的围攻昆明战役以失败告终。 第八节大理保卫战嗣后清军得以从容整理昆明附近州县并分遣杨玉科、李惟述等率师西进。大理方面由进攻转为防御。双方互有大胜负。大司衡杨荣调度军事杨荣骁勇有余智谋不足滇西军事部署大不如清以致清军节节西上。同治十一年（1872）三月清军迫近大理。杨荣迎战时败清军。董飞龙、蔡廷栋守下关虽居重围无怯色。杨玉科行反奸计阴说董飞龙降。董飞龙焚屋庐易红旗清军遂入下关。上关守将马国玺见下关火起亦纵火逃。两关俱失大理的屏障尽撤战事进入城郊。时杨荣以出卖杜文秀与大理政权为条件暗中投降了杨玉科。杜文秀亲冒枪矢指挥作战。十一月大理环城各垒尽失外援已绝然城内皆百战余生誓死抵抗。清军用开花洋炮四面环攻并挖地道穿城下点燃火药攻之东城墙被炸毁1o余丈。义军死守清军仍不能进。清军以27门大炮排列城墙向下轰击义军退守帅府和几座清真寺内。 二十五日杜文秀召开大理政权最高军政会议。杜文秀主战杨荣主降争论激烈。杨荣说：“今兵临城下内缺粮草外无救兵如背城决一死战吾所愿也。我毙清军多矣我虽死亦得所偿矣。惟兵败之后玉石不分鸡犬不留恐吾人死后游坟诵经之人亦不可得耳。”他要杜文秀“舍一人之身救数万生灵”。文秀气愤地说：“汝言是也。吾愿舍我一身救閤城百姓。我庇此俦十八年矣但愿汝能庇之十八日也。今我当全体同仁以閤城百姓交于汝何如？”荣说：“卑职愿负此任。”此时文秀的子女已被骗作人质帅印也被窃走献给杨玉科。会后杜文秀家属、亲友、佣人共百余人全部服毒自尽。杜文秀亲率将士数百人出帅府配合义军向清军猛攻奋力血战直至二十六日天明撤回帅府。 杜文秀血战归来按回民习惯换水（沐浴净身）请河州老巴巴念“讨白”（忏悔词）然后升帅座再次嘱咐杨荣说：“我今以閤城百姓交汝矣。”遂升黄呢大轿有经生二人随从。文武分班跪送哭泣不能成声。大理百姓堵塞街头哭送他们都想最后再看一眼给他们带来1o多年安定生活的杜大元帅。杜文秀不时揭起轿帘向沿途百姓点头致意。轿出大理北门杜文秀取出胸前预藏的孔雀胆毒药服之。转至萝蔔营东清军遣四轿夫来接至五里桥下与杨玉科相会。杜文秀说：“杨大人本帅凑汝成功。不干城内百姓之事汝须另眼相看。”杨玉科说：“此事皆因受逼而起奏明皇上终须分辨。”杜文秀说：“胜者为王败者休。尚何言也。”言毕杜文秀头渐垂于胸毒气绝。时在同治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午时是年杜文秀5o岁。杨玉科取其级连同帅印、衣冠派人送省。当地回民将其遗体葬于下兑村。文秀有3子3女长子宗杨、次庚杨、次成杨并次女均于大理城破后被岑毓英处死。长女凤杨任东征昆明的监军同治八年（1869）五月于嵩明被俘被马如龙杀害于昆明白鹤桥。幼女于襁褓之中被保姆从大理带出逃至云州得以长大成人。 十二月岑毓英抵大理。初九日杨荣等已降的大理政权高级军政人员尽被杀。十一日清军将大理城内外回民驱赶至洛阳村四面围困一声炮响开始屠杀男女老少无幸免者大屠杀持续了三天两夜数万人倒在清军屠刀之下洱水为赤。事后清军斩人耳人手装满数十大筐驰送昆明炫耀战功。 杜文秀领导的反清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他的英名彪炳千古永垂不朽！ 第七章慈禧太后第一节从兰贵人到太后慈禧太后那拉氏祖居叶赫故称叶赫那拉。满洲镶蓝旗人。道光十五年十月十日（1835年11月29日）生于北京。父惠徵曾任安徽宁池太广道。咸丰元年（1851）咸丰皇帝诏选秀女。次年那拉氏被选入宫封兰贵人。咸丰四年（1854）晋封懿嫔。咸丰六年三月二十三日（1856年4月27日）生皇长子载淳晋封懿妃。咸丰七年（1857）晋封懿贵妃。从此她在宫中的地位仅次于咸丰帝的皇后钮钴禄氏。由于得到咸丰帝的宠幸“时时披览各省章奏”1开始干预朝廷政事。 咸丰十年七月（186o年8月）英法联军攻陷大沽炮台占领天津进逼北京。八月初七日（9月21日）清军与英、法侵略军大战于八里桥清军失利次日黎明咸丰帝带着皇后、妃嫔、子女和一些贵族官僚匆匆从圆明园逃往热河（今河北省承德市）避暑山庄。留下他的异母弟恭亲王奕䜣与英、法侵略军进行谈判。 咸丰帝即将出逃时懿贵妃极力谏阻忤逆了咸丰帝的意旨。到达避暑山庄之后肃顺乘机劝说咸丰帝像汉武帝赐死钩弋夫人那样杀掉懿贵妃。咸丰帝“濡需不忍”没有按他的意见办1。但是懿贵妃已“声势大减诸所钻求不敢轻诺”了1。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1861年8月22日）咸丰帝病死于避暑山庄6岁的载淳即皇帝位年号祺祥。尊皇后为母后皇太后尊懿贵妃为圣母皇太后。不久又分别加上徽号称慈安太后、慈禧太后俗称东太后、西太后。 1杜文秀：《兴师檄文》《回民起义》第2册第131—132页。 1濮兰德、白克好司：《慈禧外纪》中华书局1917年版第7页。 1黄浚：《花随人圣盦摭忆》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43o页。 第二节除“八大臣”垂帘听政咸丰帝临死的时候一方面派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御前大臣景寿、尚书肃顺、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等8人赞襄一切政务另一方面又赐给皇后和载淳各一颗图章作为权力的象征。布谕旨均由赞襄政务王大臣草拟缮递后请皇太后、皇上钤用图章下。上曰“御赏”二字下曰“同道堂”三字以为符信。慈禧太后则以皇帝生母的身份代行皇帝的职权。当时人称这种体制是“垂帘辅政盖兼有之”2。 但是载垣等人为了独揽大权不仅排斥远在北京的奕䜣也不愿两位皇太后干预朝政。慈禧太后非常不满她先说服慈安太后然后派人和奕䜣取得联系。奕䜣不顾载垣等以皇帝名义布的“无庸前赴行在”的上谕请求叩谒梓宫。八月初一日（9月5日）奕䜣到达热河哭祭后慈禧太后传旨召见载垣等极力阻挠。但是慈禧坚决要见多次派太监传旨。奕䜣请端华作陪端华目视肃顺肃顺笑着说：“老六汝与两宫叔嫂耳何必我辈陪哉！”于是奕䜣单独进见和慈禧、慈安太后秘密策划从载垣等手中夺权3。奕䜣认为热河是载垣等的势力范围要除掉他们非回北京不可。慈禧太后担心外国人出面干涉奕䜣满有把握地说：“外国无异议如有难惟奴才是问。”1这次密谈长达两个多小时。在一切安排就绪之后奕䜣离开热河连夜赶回北京。 八月初六日（9月1o日）山东道监察御史董元醇奏请皇太后权理朝政更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令同心辅弼一切事务。慈禧太后看后非常高兴召载垣等面谕照所请传旨。载垣等却以祖宗旧制向无皇太后垂帘之礼为理由坚持写明上谕痛加驳斥并由焦佑瀛起草了一份措辞严厉的上谕稿送交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将它和董元醇的原折留下不予抄2。慈禧太后召见载垣等人载垣等怒形于色说他们是“赞襄皇上不能听太后之命”“请太后看折亦系多余之事”3。慈禧太后气得两手颤抖小皇帝吓得直哭把慈禧太后的衣服也尿湿了。慈安太后从中调停劝双方“留着明日再说”。第二天清晨慈禧太后没有传旨召见。载垣等以“搁车”相威胁下的折件他们拒绝开视说：“不定是谁来看。”到了中午慈禧太后才将董元醇的奏折和焦佑瀛所拟谕旨下照抄。载垣等要求钤用图章慈禧太后也照办了。载垣等始“照常办事言笑如初”4。载垣等以为慈禧太后已经向他们屈服不再把慈禧太后放在心上。而慈禧太后则利用对方的麻痹积极进行政变的准备。九月十八日（1o月21日）慈禧太后就在热河行宫让她的妹夫、咸丰帝的异母弟醇郡王奕譞草拟谕旨准备回北京后布。 根据奕䜣在热河时一同商定的日程九月二十三日（1o月26日）咸丰帝的梓宫从避暑山庄启运回京。慈禧、慈安太后和载淳在避暑山庄丽正门外恭送梓宫上车后就从小路先行同行的有载垣、端华、景寿、穆荫。肃2《热河密札》第12函。 3《热河密札》第12函。 1薛福成：《庸盦笔记》卷1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页。 2王闿运：《祺祥故事》。《东方杂志》第14卷12期。 3《热河密札》第4函。 4《上谕档》咸丰十一年十月初六日。 顺则和奕䜣等随梓宫后。赞襄政务王大臣中的三位核心人物——载垣、端华、肃顺被巧妙地分割开了。 九月二十八日（1o月31日）慈禧太后到达石槽钦差大臣、督办直隶山东军务、兵部右侍郎胜保奏请皇太后亲理大政并另简近支亲王辅政。九月二十九日（11月1日）慈禧太后一行进德胜门回宫。三十日（2日）大学士贾桢、周祖培户部尚书沈兆霖、刑部尚书赵光4人联名上疏请皇太后亲操政权以振纪纲而防流弊。政变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慈禧太后以皇帝的名义布早在热河就已经拟好的上谕以不能尽心和议、阻挠咸丰帝国銮、反对太后垂帘等罪名将载垣、端华、肃顺解任令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退出军机处。接着慈禧太后又以载垣、端华“肆言不应召见外臣擅行阻拦”将载垣、端华、肃顺革去爵职拿问1。不久肃顺被斩载垣、端华赐令自尽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均被革职。之后决定改年号为同治以翌年为同治元年。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一日（1861年12月2日）载淳奉两宫皇太后在养心殿垂帘听政。奕䜣任议政王、军机大臣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事务集内政外交大权于一身成为统治集团的核心人物。 1《热河密札》第4函。 第三节惩儆恭亲王奕䜣慈禧太后登上最高统治者的宝座之后依靠曾国藩、李鸿章组织的地主武装湘军和淮军勾结外国侵略势力先后镇压了太平天国、捻军和云南、贵州、陕西、甘肃等地的苗民、回民起义使清皇朝的统治得到暂时稳定。在统治集团内部她一方面采用洋务派“自强”和“求富”的方针购买洋枪、洋炮训练海军、6军开办一些新式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以加强清皇朝的实力另一方面又支持顽固派对洋务派进行牵制以巩固自己的统治。 随着慈禧太后地位的巩固她和奕䜣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 同治四年三月四日（1865年3月3o日）编修蔡寿祺上疏弹劾奕䜣贪墨、骄盈、揽权、徇私并要他“归政朝廷退居藩邸请别择懿亲议政”。尽管所劾各款均无实据但是慈禧太后于三月初七日（4月2日）召见倭仁、周祖培等人时却交给他们一份别字连篇的朱谕指责奕䜣：“从议政以来妄自尊大诸多狂敖（傲）。以（倚）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看朕冲龄诸多挟致（制）。往往谙始（暗使）离间不可细问。每日召见趾高气扬。言语之间许多取巧满口中胡谈乱道。”2谕令革去他的一切差使。这道朱谕经周祖培等人修改后当日由内阁颁。 但是这种做法遭致许多亲王和大臣的反对。次日惇亲王奕誴上书慈禧太后说：“恭亲王自议政以来办理事务未闻有昭著劣迹惟召对时语言词气之间诸多不检究非臣民所共见共闻。而被参各款查办又无实据若遽行罢斥窃恐传闻中外议论纷然于用人行政似有关系殊非浅鲜。”请求“饬下王公大臣集议请旨施行”1。当天慈禧太后召见孚郡王奕譓及军机大臣文祥等3人令传谕王公大臣翰詹科道明日于内阁会议将惇王、蔡寿祺的奏折下并对文祥等说：“恭亲王于召见时一切过失恐误正事因蔡寿祺折不能不降旨示惩。惇王折亦不能不交议。均无成见总以国事为重。朝廷用舍一秉大公从谏如流固所不吝。君等固谓国家非王不治但与外廷共议之合疏请复任王我听许焉可也。”于是北京城内盛传慈禧太后的怒气已消她对奕䜣仍然信任。宫中甚至传说恭亲王将再行辅政。 但是在会议之前慈禧太后召见倭仁、周祖培、瑞常、万青藜、基溥、吴廷栋、王桂等时却讲了另一番话她说：“恭王狂肆已甚必不可复用。即如载龄人材岂任尚书者乎？而王必予之。惇王今为疏争前年在热河言恭王欲反者非惇王耶？汝曹为我平治之。”召见后倭仁等至内阁与王公大臣等会议转述了慈禧太后的意见文祥也转述了昨天慈禧太后召见时的谈话。这两种意见截然相反。诸臣相顾愕然无所适从不成议而散定三月十四日（4月9日）再议2。 三月十三日（4月8日）醇郡王奕譞自东陵赶回北京急上一疏为恭王求情他说：“恭亲王感荷深恩事烦任重其勉图报效之心为我臣民所共见。至其往往有失于检点之处乃小节之亏似非敢有心骄傲且被参各款本无实据若因此遽尔罢斥不免骇人听闻于用人行政殊有关系。”2《上谕档》咸丰十一年九月三十日。 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谕原件。 2奕誴折同治四年三月初八日。 请求慈禧太后宽其既往令其改过自新以观后效。慈禧太后将这一奏折也交王大臣会议。 三月十四日王大臣等再次在内阁会议仍然议论纷纭。倭仁按照前日慈禧太后的面谕起草了一份疏稿认为醇王等疏可置勿议。肃亲王隆■惑等则赞同醇王的意见写成另一疏稿许多人表示赞同。倭仁不得不4次修改自己的疏稿。后来军机大臣名列于倭仁折；礼亲王世铎及王公宗室大臣7o余人则署名于肃王折；都察院、宗人府别有折；内阁学士殷兆镛、潘祖荫给事中谭锺麟、广成御史洗斌学士王维珍等均有折上呈。慈禧太后感到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妥善解决不仅会遭到统治集团内部的反对而且会引起外国的干涉。既然惩儆的目的已经达到于是顺水推舟于十六日布上谕：恭亲王奕䜣著即加恩仍在内廷行走并仍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事务。四月十四日（5月8日）慈禧太后又以奕䜣因谢恩召见伏地痛哭深自引咎颇知愧悔为理由让他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议政王名目则不再恢复奕䜣的权力被大大地削弱了。 同治十二年一月二十六日（1873年2月23日）同治帝亲政两宫太后撤帘归政。 第四节再次垂帘听政同治十三年十一月一日（1874年12月9日）同治帝染病御医诊断为天花。在慈禧太后的授意下所有内外各衙门陈奏事件又由她批览裁定。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1875年1月12日）酉刻同治帝死于养心殿东暖阁。戌刻慈禧、慈安太后就在养心殿西暖阁召见奕誴、奕䜣、奕譞、李鸿藻、徐桐、翁同龢等2o余位王公大臣。慈禧太后先问：“此后垂帘如何？”一位军机大臣回答说：“宗社为重请择贤而立然后恳乞垂帘。”慈禧太后说：“文宗无次子今遭此变若承嗣年长者实不愿须幼者乃可教育。现在一语即定永无更移我二人同心汝等敬听。”她选的这个人就是醇亲王奕惇的儿子她的侄子年仅4岁的载湉。这个决定使与会诸臣都感到吃惊醇亲王奕譞“惊遽敬唯碰头痛哭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1。 诸臣遵命退至军机处拟旨。慈禧太后派遣御前大臣及孚郡王奕譓等以暖舆前往宣武门外太平湖醇亲王府迎接载湉。初六日（13日）凌晨数百名侍卫和太监手提灯笼簇拥着4岁的载湉蟒袍补褂入大清门从正路入乾清门至养心殿谒见两宫皇太后以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的名义入承大统为嗣皇帝年号光绪。慈禧、慈安太后又一次垂帘听政。 光绪七年三月九日（1881年4月7日）45岁的慈安太后突然死去。她的死因引起人们的怀疑。有人认为慈安太后是被慈禧太后毒死的1。光绪十年三月（1884年4月）中法战争中清军接连受挫。慈禧太后以奕䜣“因循委靡决难振作”为借口免去他的一切职务撤去恩加双俸家居养疾。宝鋆、李鸿藻、景廉、翁同龢等四位军机大臣全部罢免。令礼亲王世铎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庆郡王奕劻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事务。世铎、奕劻才具平庸惟慈禧太后之命是听。慈禧太后的权力得到进一步加强。 光绪十一年二月（1885年3月）清军大败法军于镇南关（今友谊关）法国茹费理内阁倒台。慈禧太后不顾中民的反对决意乘胜求和下令撤军并授权李鸿章与法国公使巴德诺于四月二十七日（6月9日）在天津签订《中法新约》。 光绪十二年六月十日（1886年7月11日）慈禧太后面谕醇亲王奕譞及军机大臣世铎等：自本年冬至大祀圜丘为始皇帝亲诣行礼并著钦天监选择吉期于明年举行亲政典礼。光绪帝当即长跪恳辞奕譞、世铎等也恳请从缓都遭到慈禧太后的拒绝。不久布懿旨：“皇帝亲政典礼于明年正月十五日举行。”1王大臣等又纷纷上书恳请训政。经过再三请求。慈禧太后才表示同意于皇帝亲政后再行训政数年。 光绪十四年十月五日（1888年11月8日）由慈禧太后作主将自己的胞弟副都统桂祥之女指立为光绪帝的皇后侍郎长叙的两个女儿同时入选封瑾嫔、珍嫔。次年大婚礼成。二月初三日（3月4日）慈禧太后撤帘归政。御史屠仁守请明降懿旨：外省密折廷臣封奏仍书皇太后圣鉴字样恳恩批览然后施行。慈禧太后斥为“乖谬”将屠仁守开去御史1吴语亭：《越缦堂国事日记》第2册第159—16o页。 1《翁文恭公日记》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 1《慈安后薨逝二则》《清朝野史大观》卷1第86页。 交部议处2。但是慈禧太后的急于归政并不是她自愿放弃权力她的一再推辞甚至处分屠仁守只不过是企图使人们相信“垂帘听政本非意所乐为”她的垂帘听政、训政都是“一时权宜”出于“万不得已”。 2《光绪朝东华录》光绪十二年六月丁丑。 第五节六十寿典与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光绪十一年九月（1885年1o月）成立海军衙门派醇亲王奕譞总理海军事务庆郡王奕劻、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为会办。他们禀承慈禧太后的意旨以办海军的名义修葺咸丰十年（186o年）被英法联军焚毁的清漪园。为了掩人耳目恢复昆明湖水操并设水师学堂于昆明湖。 光绪十四年二月一日（1888年3月13日）以光绪帝的名义布上谕将这一工程公开取“颐养冲和”的意思将清漪园改名颐和园。 光绪二十年十月初十日（1894年11月7日）是慈禧太后的6o岁生日准备在颐和园大规模地进行庆祝。光绪十八年十二月（1893年1月）委派礼亲王世铎、庆郡王奕劻总办万寿庆典。不久又成立庆典处专办庆典事宜。仿照乾隆年间为皇太后祝寿的成例自紫禁城西华门至颐和园东宫门跸路所经分设6o段点景建造各种不同形式的龙棚、经坛、戏台、牌楼和亭座。江南、杭州、苏州三个织造衙门特造彩绸1o万匹以供庆典之需。光绪二十年六月（1894年7月）中日战争爆中外舆论都认为中国必胜。光绪帝主战慈禧太后亦主战“不准有示弱语”1。但是当有人建议停止颐和园工程、停办点景移作军费的时候慈禧太后却非常生气说：“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身不欢。”1后来清军在朝鲜战场上接连失利北洋海军又在黄海之战中受到严重挫折慈禧太后转而支持李鸿章避战求和的方针幻想外国出面调停。由于形势日益紧张慈禧太后不得不宣布：“所有庆辰典礼著仍在宫中举行其颐和园受贺事宜即行停办。”2在大连陷落旅顺危急的情况下慈禧太后在宁寿宫度过了她的6o岁生日。十月二十四日（11月21日）旅顺失守。美使田贝根据美国政府的指示为中日调处先令停战若议不成再开战。光绪帝认为“冬三月倭人畏寒正我兵可进之时而云停战得无以计误我耶？”3不愿接受。主战派与主和派之间的斗争更加激烈。珍妃之兄礼部侍郎志锐“上书画战守策累万言”4。并与文廷式等弹劾李鸿章、孙毓汶、徐用仪等主和派大臣。为了打击主战派十月二十九日（11月26日）慈禧太后以“近来习尚浮华屡有乞请之事”为借口将晋封不久的瑾妃、珍妃降为贵人5。一天之后又说珍妃位下太监高万枝“诸多不法”交内务府杖毙1。接着将奉光绪帝之命在热河练兵的志锐召回北京调充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并裁撤满汉书房以孤立光绪帝。但是主战的呼声并未因之停止。十二月初一日（12月27日）御史安维峻上书请杀李鸿章并弹劾军机大臣认为“此举非议和也直纳款耳不但误国而且卖国”。并托之传闻说“和议出自皇太后太监李莲英实左右之”。尽管他表示对于这样的传闻“未敢深信”而“未敢深信”的理由则是：“皇太后既归政若仍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天下1《光绪朝东华录》光绪十五年正月丁卯。 1《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年六月十五日。 2转引自王芸生《六十年中国与日本》第2卷第222页。 3《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二十年八月庚午。 4《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五日。 5《清史稿》卷47o《志锐传》。 1《清德宗实录》卷352光绪二十年十月壬申。 臣民？”把予头直接指向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大怒将安维峻革职往军台效力赎罪2。 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三日（1895年2月7日）刘公岛陷落北洋海军全军覆没。而清廷派往日本议和的使臣张荫桓、邵友濂又遭到拒绝日本要求另派十足全权、曾办大事、名位最尊、素有声望的人为谈判代表。慈禧太后决定派遣李鸿章为全权代表赴日议。这时李鸿章已被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革职留任。正月十八日（2月12日）慈禧太后面谕军机大臣：“即著伊去一切开复即令来京请训。”奕䜣说：“上意不令来京。如此恐与早间所奉谕旨不符。”慈禧太后说：“我自面商。既请旨我可作一半主张也。”3次日布上谕李鸿章著赏还翎顶开复革留处分并赏还黄马褂作为头等全权大臣前往日本议和。三月二十三日（4月17日）李鸿章与日本代表签订了《马关条约》。 2《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二日。 3《清史稿》卷445《安维峻传》。 第六节戊戌政变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帝国主义掀起了一个瓜分中国的狂潮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在维新运动的影响下光绪帝锐意变法遭到了守旧势力的激烈反对。光绪帝曾对庆亲王奕劻说：“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奕劻转告慈禧太后慈禧太后非常生气说：“他不愿坐此位我早已不愿他坐之。”奕劻再三劝说慈禧太后才表示同意“由他去办俟办不出模样再说。”4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十日（1898年5月29日）恭亲王奕䜣病死。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慈禧太后面告光绪帝：“前日御史杨深秀、学士徐致靖言国是未定良是。今宜专讲西学明白宣示。”1于是光绪帝布了由翁同龢起草的定国是诏。四月二十五日（6月13日）诏命康有为等于二十八日（16日）进见。二十七日（15日）慈禧太后却迫使光绪帝下诏将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开缺回籍；并接连布几道上谕：命王文韶来京陛见以荣禄暂署直隶总督嗣后在廷臣工如蒙皇太后赏加品级及补授满汉侍郎以上各官均著于具折后诣皇太后前谢恩各省将军、都统、督抚、提督等官亦著一体具折奏谢。又寄谕荣禄定于本年秋间恭奉太后由火车路巡幸天津阅操。五月初五日（6月23日）王文韶补授户部尚书在军机大臣上行走；荣禄补授直隶总督兼充办理通商事务北洋大臣节制北洋三军；崇礼补授步军统领将人事、财政和军事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当变法的诏书接连而下的时候守旧官员非常惶恐多跪请于太后请她出面禁止慈禧太后笑而不言。有人再三哭求慈禧太后笑着说：“汝管此闲事何为乎？岂我之见事犹不及汝耶？”2七月十九日（9月4日）礼部尚书怀塔布等阻格王照条陈事务光绪帝一怒之下将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侍郎堃岫、徐会沣、溥■、曾广汉6人同时革职。怀塔布的妻子向慈禧太后哭诉慈禧太后对怀塔布深表同情“召赴颐和园详询本末令其暂且忍耐”1。二十日光绪帝赏给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4人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康有为建议仿先朝开懋勤殿故事选举英才并延请东西洋专门政治家日夕讨论讲求治理。光绪帝令谭嗣同拟旨并让他查阅历朝圣训将康熙、乾隆、咸丰三朝开懋勤殿故事写进上谕。七月二十九日（9月14日）光绪帝去颐和园向慈禧太后请求开设懋勤殿“太后不答神色异常”2。光绪帝感到自己的处境非常危险召见杨锐赐给密诏要他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筹商良策。谭嗣同建议争取正在小站练兵的直隶按察使袁世凯的支持。八月初一日（9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玉澜堂召见袁世凯著开缺以侍郎候补专办练兵事务。初三日谭嗣同夜访法华寺劝袁世凯于初五日（2o日）请训时请光绪帝面付朱谕一道令其带领本部兵赴天津见荣禄出朱谕宣读立即正法即以袁某代为直隶总督传谕僚属张挂告示布告荣禄大逆罪状即封禁电4《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八日。 1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 2《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 1梁启：《戊戌废立详记》《戊戌政变记》卷2。 2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 局、铁路迅载所部兵入京“派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宫”3。袁世凯表示同意并满有把握地说：“诛荣禄如杀一狗耳！”1但是守旧势力并没有睡觉。早在七月二十日（9月5日）以后怀塔布、立山、杨崇伊等就先后前往天津与荣禄密谋。袁世凯奉诏入京之后荣禄即假称有英国兵船数只游弋大沽海口传令各营整备听调。令聂士成带兵1o营来津驻扎陈家沟以断袁军入京之路并派人给袁送信要他立即回防。这时日本前相伊藤博文已到达北京光绪帝准备于八月初五日（9月2o日）召见。一些维新派人士认为如果任用伊藤等人就可以使新政成功国家转危为安。守旧势力则认为：“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八月初三日（9月18日）御史杨崇伊通过庆亲王奕劻呈递密折指控维新派“蛊惑人心紊乱朝政引用东人贻误宗社”并“吁恳皇太后即日训政以遏乱谋”2。这天奕劻、载漪同赴颐和园哭请太后训政并说：“伊藤已定于初五日（2o日）觐见俟见中国事机一泄恐不复为太后有矣。”3慈禧太后立即决定改变原定计划提前于初四日（19日）由颐和园还宫。慈禧太后直入光绪帝寝宫抄走了所有的奏折当即令人将光绪帝送往瀛台。从此光绪帝失掉了人身自由尽管八月初五日（9月2o日）袁世凯请训伊藤博文觐见都按原计划进行但是这些活动都有慈禧太后的心腹严密监视。八月初六日（9月21日）慈禧太后以光绪帝的名义布上谕由慈禧太后再行训政。就在这一天慈禧太后以“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的罪名将工部候补主事康有为革职并令步军统领衙门将康有为及其弟康广仁拿交刑部治罪。以“滥保匪人平素声名恶劣”的罪名将御史宋伯鲁革职永不叙用4。 八月初八日（9月23日）慈禧太后在勤政殿举行训政大典。由于袁世凯的告密慈禧太后已经知道康有为等的密谋。初九日（24日）又下诏将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刑部审讯。未俟复奏即以“与康有为结党隐图煽惑”的罪名于十三日将康广仁、杨深秀、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6人杀害1。康有为、梁启在外国人的帮助下逃亡国外。许多参与或支持维新变法的官员分别受到了降级、革职、流放的处分。一切新政全被废除一场自上而下的救亡图存的维新运动被以慈禧太后为的守旧势力扼杀了。 但是慈禧太后并不以此为满足她还想以光绪帝病重为借口另立新君。由于列强和一些地方督抚的反对慈禧太后的计划没有实现。 最后慈禧太后采纳了荣禄的建议以光绪帝“痼疾在躬艰于诞育” 为理由于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9oo年1月24日）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 3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 1袁世凯：《戊戌日记》。 2梁启：《谭嗣同传》《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 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杨崇伊：《吁恳太后即日训政折》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三日。4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 1《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丁亥。 第七节对义和团的抚与剿对帝国主义屈膝投降义和团运动刚刚在山东兴起、开展“灭洋仇教”的反帝斗争的时候慈禧太后是一意主剿的。她曾多次谕令地方督抚“实力搜剿毋得养痈贻患”2。随着义和团运动的展和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慈禧太后的态度逐渐生变化。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四日（1899年12月6日）慈禧太后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撤换了同情和支持义和团的山东巡抚毓贤而代之以袁世凯。但是在十天之内她接连三次布谕旨要袁世凯严饬各属“遇有民教之案持平办理不可徒恃兵力”1。总以弹压解散为第一要义“倘办理不善以致腹地骚动惟袁世凯是问”2。这时的慈禧太后既不敢得罪帝国主义又害怕一味操切会激成巨祸。她希望各省督抚慎选贤吏整饬地方与民休息。遇有民教词讼持平办理不稍偏重化大为小化有为无从而达到“固根本”、“联邦交”的目的3。后来山东义和团由于袁世凯的镇压遭受了严重的损失直隶的义和团却得到迅猛的展并进入北京。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19oo年5月22日）涞水义和团杀死了前往镇压的清军副将杨福同。二十九日义和团约3oooo人占据了涿州。各国驻华公使在照会清廷强烈要求镇压义和团之后又不顾清廷的反对坚持调兵进京保护使馆。五月初三日（5月3o日）军机大臣、刑部尚书兼顺天府尹赵舒翘、顺天府尹何乃莹奏称：义和团声势浩大“诛不胜诛不如抚而用之统以将帅编入行伍因其仇教之心用作果敢之气化私忿而为公义缓急可恃”4。对于这样的意见慈禧太后非常欣赏。但是义和团是否可靠慈禧太后还没有把握。五月初九日（6月5日）慈禧太后派遣赵舒翘、何乃莹前往涿州“名为宣旨解散实隐察其情势”1。次日慈禧太后又加派协办大学士刚毅前往涿州。当晚慈禧太后召集王公大臣密议对付义和团的策略经过激烈的争论决定对义和团实行招抚。十二日（8日）夜间各国驻京领事分别收到本国公使请即火调兵进京的急电立即举行会议决定各派水师弁兵组成近2ooo人的联军以英国海军中将西摩为统帅美国海军上校麦卡加拉为副统帅于五月十四日（6月1o日）分批乘坐火车自津赴京。行至廊坊遭到义和团的阻击。十五日义和团大规模地进入北京。第二天北京义和团开始焚烧教堂。慈禧太后派遣启秀等以她的名义慰问各国公使和他们的夫人并派许景澄、敬信、那桐、赵舒翘等赴英使馆会晤窦纳乐再次劝阻各国调兵进京。各国公使却联名照会总署声称“各国之兵现已决计入京我等无力阻止深为贵国惋惜”2。以保卫使馆为名强行进入北京的侵略军在各国使馆官员的指挥下在北京街头肆意抓捕、驱赶、枪杀甚至炮2《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乙未。 1《电寄档》光绪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2《上谕档》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3《电寄档》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4《上谕档》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1《刑部尚书兼顺天府尹赵舒翘等折附片》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朱批奏折》。2恽毓鼎：《崇陵传信录》。 击义和团及中国居民。十八日刚毅自涿州奏报察看良乡、涿州一带义和团情形强调“蚩蚩之众诛不胜诛”“非推诚布公剀切晓谕使知改悔不能期其相安断无轻于用剿之理”1。统治集团内部围绕着对义和团是剿还是抚对帝国主义是战还是和的争论更加激烈。以载漪、刚毅、徐桐为代表的顽固派主张招抚义和团抗击列强；而奕劻、王文韶、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中央大员和地方督抚则主张痛剿义和团避免列强的武装侵略。慈禧太后虽然倾向于前者但是向列强宣战事关重大所以在一段时间里依违于剿抚和战之间。为了争取更多的人的支持从五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6月16日至19日）慈禧太后连续召开了四次御前会议讨论剿抚和战问题。在第一天的会议上两派就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太常寺卿袁昶认为义和团是乱民万不可恃就令有邪术自古及今断无仗此成事者。慈禧太后立即加以驳斥：“法术不足恃岂人心亦不足恃乎？今日中国积弱已极所仗者人心耳若并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国？”2当天晚上江苏粮道罗嘉杰派遣他的儿子面见荣禄送上一份机密情报据称得悉洋人照会内容共有四条：(1)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2)代收各省钱粮；(3)代掌天下兵权；(4)勒令皇太后归政。荣禄得到这一情报绕屋而行彷徨终夜次日黎明即进呈慈禧太后。慈禧太后看后悲愤交加决心对列强宣战。二十一日（17日）申刻在仪鸾殿召开第二次御前会议。慈禧太后在宣读了所谓洋人照会的前三条之后接着表明自己的意见：“今日衅开自彼国亡在目前若竟拱手让之我死无面目见列圣。等亡也一战而亡不犹愈乎？”与会诸臣纷纷表示愿效死力有的甚至痛哭流涕。端郡王载漪、侍郎溥良更是激昂慷慨极力主战。慈禧太后又高声说道：“今日之事诸大臣均闻之矣。我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顾事未可知有如战之后江山社稷仍不保诸公今日皆在此当知我苦心勿归咎予一人谓皇太后送祖宗三百年天下。”诸臣又叩头说：“臣等同心报国。”于是慈禧太后命徐用仪、立山、联元往使馆谕以利害若必欲开衅者可即下旗归国。立山以自己不是总理衙门官员为理由不愿前往。慈禧太后勃然大怒说：“汝敢往固当往；不敢往亦当往。”立山只好与徐用仪、联元一起叩头退出。慈禧太后又令荣禄以武卫军备战守并要他派兵遥护身入险地的徐用仪3人3。五月二十二日（6月18日）慈禧太后召开第三次御前会议筹议和战。二十三日（19日）慈禧太后已经得知罗嘉杰递送的情报纯属伪造。但是法国驻天津总领事杜士兰关于各国水师提督、统领限清军于二十一日（17日）凌晨两点将大沽口各炮台交出否则以武力夺取的照会已由直隶总督裕禄奏报清廷。杜士兰的照会表明战争即将开始。当慈禧太后读到这份照会的时候大沽口各炮台早已陷落了。这天未刻慈禧太后在仪鸾殿召开第四次御前会议决定宣战命许景澄等往告各国使臣限他们于24小时内离开北京。光绪帝不愿开战拉着许景澄的手说：“更妥商量。”慈禧太后怒斥道：“皇帝放手勿误事！”1于是总理衙门向各国使臣出照会令各国使臣及眷属人等带同护馆弁兵于24小时之内起行前往天津。二十四1佚名：《庸扰录》《庚子记事》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51页。2《协办大学士刚毅等折》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八日。 3恽毓鼎：《崇陵传信录》。 1恽毓鼎：《崇陵传信录》。 日下午董福祥所部甘军及武卫中军联合义和团开始围攻东交民巷使馆。二十五日慈禧太后以光绪帝的名义布宣战诏书。慈禧太后明令嘉奖义和团为“义民”并令各省督抚将他们“招集成团藉御外侮”。清廷对义和团的方针由攻剿改为招抚。为了加强对义和团的控制二十七日慈禧太后派庄亲王载勋、协办大学士刚毅统率京、津一带义和团并派英年、载澜会同办理。但是慈禧太后的决定遭到刘坤一、张之洞等地方督抚的反对。他们联名电奏清廷力主剿团乞和并积极活动与列强订立条约实行“东南互保”。慈禧太后的决心开始动摇。二十九日慈禧太后电谕李鸿章、李秉衡、刘坤一、张之洞等沿海沿江各督抚说明此次宣战并非衅自我开。当天下午慈禧太后命荣禄前往使馆慰问各国使臣并于北御河桥竖立木牌牌上大书：“钦奉懿旨力护使馆。”六月初三日（6月29日）慈禧太后在给各驻外使臣的谕旨中虽仍然坚持此次兵端并非衅自我开但是义和团则成了“乱民”说什么“中国即不自量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衅？并何至恃乱民以与各国开衅？”要他们向各国外交部切实声明达知中国本意并表示对各国使馆仍严饬带兵官照前保护对“乱民”将“设法相机自行惩办”1。在帝国主义的进攻面前慈禧太后一方面继续声称“现在中外业经开战断无即行议和之势”要求各省将军督抚“务将和之一字先行扫除于胸中”认真布置战守事宜2。另一方面她却分别致国书于俄、英、日三国君主请他们出面“排难解纷”1。接着任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准备与列强谈判。慈禧太后对义和团虽仍继续利用六月初七日（7月6日）还出内帑银1o万两给天津浴血奋战的义和团以示奖励。但是在这之前慈禧太后就已谕令载勋“务将假托冒充义和团藉端滋事之匪徒驱逐净尽。倘仍有结党成群肆意仇杀者即行拿获按照土匪章程惩办以靖地方”2。六月十八日（7月14日）天津失陷。二十一日慈禧太后又分别致国书于德皇和美、法两国总统请他们“设法维持执牛耳以挽回时局”3。令荣禄停止攻打使馆并令总理衙门给各使馆送去西瓜、面粉、蔬菜、水果、冰块等物。但是帝国主义并没有停止进攻。七月十八日（8月12日）八国联军攻陷通州。二十日进入北京。二十一日（15日）凌晨慈禧太后装扮成民间妇女头挽便髻身穿蓝布夏衫带着光绪帝、皇后、瑾妃、大阿哥及王公大臣十二三人在2ooo余名兵勇的护卫下仓皇出逃。行前将请求让光绪帝留京的珍妃投入乐寿堂后的井中；令奕劻、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帝国主义进行谈判。八月十四日（9月7日）慈禧太后到达山西崞县正式布谕旨说：“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除不可。”4由于慈禧太后的叛卖一场反对帝国主义的群众运动被断送了。慈禧太后以为只要她把责任推给义和团就可以取得侵略者的谅解。 但是各国使臣却以请太后归政严惩支持义和团的王公大臣作为议和的先决条件同时要求慈禧太后、光绪帝及早回銮。在侵略者的压力下慈禧1恽毓鼎：《崇陵传信录》。 2《电寄档》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三日。 1《上谕档》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七日。 2《上谕档》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七日。 3《上谕档》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四日。 4《上谕档》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一日。 太后于闰八月初二日（9月25日）布上谕以“纵庇拳匪启衅友邦”的罪名将载勋、溥静、载濂、载滢革去爵职载漪撤去一切差使交宗人府严加议处并著停俸载澜、英年交宗人府、都察院议处刚毅、赵舒翘交都察院、吏部议处5。对于回銮一事慈禧太后却很不愿意。因为北京在八国联军的控制之下一旦回銮光绪帝就可以恢复自由行使皇帝的权力慈禧太后则不能“再预国政”只有“退居深宫以乐余年”了1。这样的条件慈禧太后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她不仅不回銮反而走得更远。闰八月初八日（1o月1日）慈禧太后一行离开太原前往西安。 经过几个月的反复交涉参加武装侵略的国家除了俄、英、美、日、德、法、意、奥之外又加上比利时、西班牙和荷兰它们共同拟定了议和大纲十二条草案。十一月初一日（12月22日）奕劻、李鸿章从美国使馆抄得这份“议和大纲”立即电告军机处转呈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得知没有将她列为祸也没有要她归政光绪帝如获大赦当天就电复奕劻、李鸿章对大纲十二条原则上“照允”。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19o1年2月14日）慈禧太后布上谕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2。为了尽快达成和议慈禧太后全部接受了帝国主义提出的条件。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19o1年9月7日）奕劻、李鸿章代表清廷与11个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八月二十四日（1o月6日）慈禧太后自西安行宫启跸取道河南、直隶回京在开封度过了她67岁生日并颁上谕撤去溥儁大阿哥名号立即出宫。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19o2年1月7日）午刻回到北京结束了她一年零五个月的流亡生活。 5《上谕档》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四日。 1《上谕档》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初二日。 2《字林西报》19oo年1o月13日。 第八节施行“新政”和“预备立宪” 为了讨好帝国主义缓和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欺骗人民抵制革命慈禧太后在西逃的途中就以光绪帝的名义下诏罪己下诏求直言到达西安后又下诏变法。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十四日（19o2年4月21日）谕令设立督办政务处作为筹办“新政”的机关派奕劻、李鸿章、昆冈、荣禄、王文韶、鹿传霖为督办政务大臣刘坤一、张之洞遥为参与。根据刘坤一、张之洞等人的建议6续实行了一些新政诸如废科举、兴学校、派遣留学生、鼓励农工商业、编练新军、调整一些政府机构等。但是这些新政并没有出戊戌变法的范围。在资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迅猛展的形势下点滴的改良已经无济于事。慈禧太后也不得不承认尽管“朝廷屡下明诏力图变法锐意振兴”但是“数年以来规模虽具而实效未彰”3。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十四日（19o5年7月16日）慈禧太后选派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等五大臣分赴东西洋各国考察政治。次年五月（19o6年7月）载泽等先后回国奏请宣布立宪。载泽在密折中说立宪有三大好处：一是皇位永固二是外患渐轻三是内乱可弭。经过激烈的争论七月十三日（9月1日）慈禧太后布了“仿行宪政”的上谕。但是立宪的原则是：“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1实际上是以立宪之名行之实并且以“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为借口没有宣布实行立宪的时间1。由于要求开国会的呼声日益高涨而参加这个行列的已经不只是资产阶级上层的代表人物还包括一些驻外使臣、地方督抚、中央官员以至皇室成员。为了拉拢立宪派共同对付革命党人慈禧太后于光绪三十四年八月一日（19o8年8月27日）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并且宣布：预备立宪以9年为期。 这时清皇朝的统治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日益尖锐慈禧太后“万几待理心力俱殚”2。光绪三十四年（19o8）夏天“时有不适”九月（1o月）出现了腹泻。十月初十（11月3日）她在西苑度过了她的74岁生日。由于举行庆典她的活动过多病情继续展。十月十四日（11月7日）出现了“头痛目倦烦躁不安口渴舌干咳嗽时而恶寒热”等症状。次日又“周身疼痛面目浮”3。十月二十一日（11月14日）光绪帝在瀛台涵元殿含恨死去。慈禧太后为了继续掌握朝政大权将光绪帝的异母弟醇亲王载沣之子、年仅3岁的溥仪立为皇位继承人年号宣统继承同治帝、兼祧光绪帝慈禧太后被尊为太皇太后仿照顺治朝故事授载沣为摄政王。但是一切军国政事载沣都要秉承慈禧太后的“训示”“裁度施行”4。她万万没有料到第二天的未正三刻她的长达47年的统治就随着她生命的终结而结束了。因为她和光绪帝的死仅相隔一天所以光绪帝的死因引起了人们的怀疑产生了种3《上谕档》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1《上谕档》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十四日。 1《上谕档》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 2《上谕档》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 3《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三十四年十月甲戌。 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太医院档案》。 种传说成为晚清的一大疑案。慈禧太后是同治、光绪两朝的实际统治者她的丧礼按照清朝列代皇帝的规格举行。她生前的徽号已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十六字她死后的谥号将徽号全部保留前面加“孝钦”二字后面加“配天兴圣显皇后”七字史称孝钦显皇后。宣统元年十月初四日（19o9年11月16日）葬定陵东菩陀峪称定东陵。第八章奕䜣第一节兄弟积怨奕䜣号乐道主人生于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833年1月11日）。道光帝第六子由孝静成皇后所生与咸丰帝（奕詝）属异母弟。但奕䜣生母孝全皇后早死是奕䜣生母孝静皇贵妃受皇后托孤遗命抚育奕䜣。奕䜣与奕詝同在一母照拂之下且年龄相仿同在书房学文读经无异于亲兄弟。奕䜣从小受到极为严格而又特殊的封建教育。他天资聪颖颇有才气6岁进乾清宫上书房读书拜状元翁心存为师。逾年翁心存以母老乞养告假归里奕䜣乃师事贾桢。在名师教授下他学习儒家典籍1o余年对于儒家学说是颇为精通的。道光三十年（185o）道光帝病逝遗命奕詝即位。奕詝登基后改元咸丰封奕䜣为恭亲王。咸丰二年（1852）分府命仍在内廷行走。翌年九月太平天国北伐军打到天津附近北京告警咸丰帝命奕䜣署领侍卫内大臣办理巡防奉旨仍佩先帝生前所赐白虹刀以示隆崇。十月任军机大臣旋兼任都统、宗人府宗令等职。 奕䜣的文才武功均在奕詝之上道光帝也最钟爱这个儿子。按清朝传统皇位传给诸皇子中才德兼优者奕䜣有得皇位的可能。咸丰帝的老师杜受田深知奕詝的智识才具都“万不敌”奕䜣不能以条陈时政和骑马习武取胜乃对奕詝面授机宜以仁孝之心取悦于道光帝。一日道光帝领诸皇子狩猎奕詝故意一箭不“上问之对曰：‘时方春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宣宗（道光帝庙号）大悦曰：‘此真帝者之言！’立储遂密定。”1道光末年道光帝违和缠绵病榻自思多年痼疾将不久于此位。其时奕詝伏地流涕痛切异常“帝大悦谓皇四子仁孝储位遂定。”咸丰帝得位有取巧之嫌聪明的奕䜣未必服气。由此兄弟俩猜疑不和心存芥蒂只是碍于君臣之礼彼此心照不宣加上咸丰帝乳母（已尊为康慈皇贵太妃）去世失去中间调节人双方感情日益疏远。咸丰五年（1855）恭亲王生母孝静皇太后崩。早在孝静病笃之时奕䜣即请旨尊封皇太后抚育之恩咸丰帝不能不依奏但奕䜣请封时不免冲动形同挟制咸丰帝心终怏怏。孝静皇太后死后“帝虽持服百日如制”但在给太后上谥时却不以本朝家法而沿用明朝故事有意“减杀太后丧仪”谥法有异对孝静皇太后“不系宣宗谥不袝庙”1表示嫡庶究竟有别。对此奕䜣深表遗憾和懊恼。手足参商兄弟失和表面化。在奕䜣异常悲痛的时刻咸丰帝却责其“办理皇太后丧仪疏略”2降旨撤销其军机大臣和宗人府宗令等职仍在内廷行走回上书房读书以示惩罚。咸丰七年（1857）奕䜣复起受命为都统九年授内大臣。 1《上谕档》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 1《清史稿》卷385《杜受田传》。 2《清史稿》卷214《后妃传》。 第二节留守京师办理“和局” 时值内忧外患纷至迭起清皇朝险象丛生危机四伏。太平军雄踞金陵虎视江南与清廷严重对峙虽几经曲折其势仍迅猛异常。江南未平外患又起英法联军由南犯北进逼京师。奕䜣年轻气盛主张左右出击以消除内外两大敌人对清皇朝的威胁。咸丰帝对外态度矛盾主战情绪时高时低举棋不定。咸丰八年（1858）五月英法联军攻占大沽炮台后溯白河西上直扑天津摆出进攻北京的架势。在侵略军咄咄逼人的威慑下咸丰帝派员赴天津谈判。奕䜣对此表示不满上奏《通筹大局不能稍涉迁就折》反对对侵略者委曲顺从指出“夷性无厌”倘若“因其桀骜勉强议准以图暂了目前则无厌之求转瞬又生枝节日甚一日仍归于战而后已。与其追悔于后日不若坚持于此时”3。但咸丰帝无心抵抗为解京畿之危他采纳钦差大臣桂良、花沙纳等人力主妥协的意见决定接受侵略者的无理要求签订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奕䜣又立即提交了反对签约的《江岸通商贻患甚巨宜早筹战备折》指名道姓地指斥其岳父桂良的妥协言论和张惶恐惧的心理并提出了一些制敌方针。咸丰帝则企图通过“和谈”方式促使英法联军退兵。但是《天津条约》的签订助长了英法联军的嚣张气焰和侵略它们向清廷提出了更为苛刻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朝廷主战派一片主战呼声。奕䜣也力言朝廷只要主战对侵略军进行坚决抵抗“实可制其死命”1希望咸丰帝拿定主意坚持对外作战上下同心统一意志与敌军决胜于疆场之上。再次表达了他对外主战的态度。鉴于英法两国要价太高“天朝体制”面临严重破坏咸丰帝也表现出强硬态度欲修改或废除《天津条约》并表示英、法如果带兵前来“惟有与之决战”。于是咸丰九年（1859）生了大沽口激战。咸丰十年（186o）八月清军连连败北九月下旬英法联军向通州以西的八里桥清军防线动总攻。清军一败涂地死伤惨重八里桥失陷。侵略军长驱直入进逼京师。咸丰帝闻讯大为震惊在慌乱中命奕䜣为钦差大臣便宜行事留守北京督办和局自己则带着后妃和一批王公大臣仓皇逃往热河。 清军在战场上的节节败退“战守均不足恃”于是奕䜣的主战热情开始冷却倾向求和。尤其是太平天国在南方的迅猛展使他痛感“内忧外患至今已极”。权衡利害奕䜣得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结论认为如不对外妥协则内患不已最终确定了对内镇压、对外乞和的方针。十月初英法联军洗劫、烧毁圆明园向清廷提出更为严厉的勒索和讹诈促成奕䜣加快了对外妥协的步伐。十月下旬他按照咸丰帝的旨意全盘接受了侵略者提出的苛刻要求先后与英、法代表交换了《天津条约》批准书并订立了丧权辱国的中英、中法《北京条约》。接着又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就这样以中国出卖大片领土主权结局。 3《清史稿》卷221《恭忠亲王奕䜣》第91o5页。 1齐思和主编：《第二次鸦片战争》第3册第367页。 第三节中外“合作”镇压农民起义《北京条约》签订后英法联军退回天津迅南驶表示并无取代清朝统治和占据土地的野心。奕䜣以为“外夷”尚执条约为据战争的结果只是索取赔款和权益“并不利我土地人民似与前代之事稍异”产生了洋人“犹可以信义笼络驯服其性”1的思想。英、法、俄等侵略者出于各国私利都曾先后主动表示“愿为中国攻剿逆”1并多次派人向奕䜣表示这一愿望。“两害相权则取其轻”他愈坚定了先对付人民起义的信念强调要先“安内”肃清“匪患”摆脱“捻炽于北炽于南”的困境。所以在咸丰十一年（1861）初他上疏奏陈：“臣等就今日之势论之：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患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故灭、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2在这份奏折里奕䜣虽然也看到了资本主义列强窥伺中国的侵略嘴脸看到了中国所面临的被侵略的险恶形象包含着防范外来侵略的因素但是他已经明确地提出了太平天国和捻军才是心腹之患只有先消灭太平军和捻军才能维护清朝统治的战略部署开始酝酿“借师助剿”的计划以扑灭人民革命的烈火。是年正月十一日（1861年2月2o日）他和文祥、桂良等人向咸丰帝上疏建言认为当今之势必须采取三国时“联吴伐魏”的策略称“今日之御夷譬如蜀之待吴。蜀与吴仇敌也而诸葛亮秉政仍遣使通好约共讨魏彼其心岂一日而忘吞吴哉？”3要求咸丰帝和西方列强“约共伐魏”共同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为了消除朝廷对英、法的疑惧维持中外“和好”的局面奕䜣还提出一个原则规定即所谓“按照条约不使稍有侵越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数年间即系偶有要求尚不遽为大害”1。奕䜣的主张得到咸丰帝的批准也得到地方实力派湘系军阀曾国藩等的支持当太平军攻占宁波又连克镇海时清廷害怕太平军会由海道北上。奕䜣派人与英、法联系大沽海口各炮台拟由英法两国派兵防守而清军则专守北塘。对清廷“助剿”的请求英、法欣然同意并表示“停泊各口之船只、兵丁悉听调遣”以便尽早“扫除狂寇”。至此中外反动势力终于勾结起来共同镇压太平天国革命。 为进一步调整中外关系便于与列强“合作”奕䜣又奏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专门负责处理外交事务。此前清廷并无专门的外交机构《北京条约》签订后外国侵略者向奕䜣提出专门设立外交机构的要求。英国驻华使馆参赞威妥玛表示：如能设立专办外国事务机构则数十年求之不得。奕䜣向咸丰帝多次请求力陈此举势在必行。迫于大势清廷采纳了他的意见于咸丰十一年正月二十日（1861年3月1日）任命奕䜣、桂良、文祥等人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办理对外交涉事宜。这是一个规模小、权力大的机关它的职能除掌握清廷外交外还逐渐总揽了财政、军事、教育、矿务、交通等方面的大权实际上它是决策与管理一切涉及洋务的总衙门1齐思和主编：《第二次鸦片战争》第3册第367页。 1《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1第18页。 2《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13第54页。 3《洋务运动》第1册第2页。 1《洋务运动》第1册第5—6页。 权势很大地位突出。这样在咸丰帝回銮以前无形中在北京形成了列强支持的以奕䜣为的另一个权力机构。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立后奕䜣在“自强”名义下积极倡导购买洋枪洋炮和创办近代军事工业以增强清皇朝的军事实力尽快“剿灭”太平天国和连绵起伏的各地农民起义。奕䜣在奏折中指出：“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咸丰年间内患外侮一时并至“抑有制胜之兵而无制胜之器故不能所向无敌”2。由此出奕䜣于正月二十一日（3月2日）向咸丰帝提出：“法夷枪炮均肯售卖并肯派匠役教习制造倘酌雇夷匠数名在上海制造用以剿贼势属可行应请饬下曾国藩、薛焕酌量办理。”1咸丰帝再次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购买洋枪洋炮事宜立即进行曾国藩很快便在安庆办起军械所开始仿效西方自造洋枪洋炮。接着以生产新式武器为基本内容“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近代军事工业便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应运而生。奕䜣以他的地位和影响力倡洋务运动并积极地把其洋务思想播及臣僚有关洋务事业的大计方针差不多均由他参与制定和指示贯彻各地的洋务事业也深得其支持。因而他理所当然地成了洋务派的领。此外奕䜣作为钦差大臣曾负责抚办“和局”在与列强的频繁接触中密切了同外国侵略者的关系尔后又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迎合外国的需求深受列强的赏识和信任。它们极力支持和培植奕䜣为代表的政治势力增强了他在朝廷中的地位和声望希图由他来掌握清政权的中枢机构迅接过军政大权。但是清廷中掌握实权的另一股政治势力即跟随咸丰帝逃往热河的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以及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等人对外国侵略者的疑惧未解对奕䜣鄙夷不屑将奕䜣的内政、外交政策搁置不理。咸丰帝虽委托奕䜣办理和局而且后来的和议经奕䜣办理结束但咸丰帝与奕䜣的隔阂始终未能消除。和议成奕䜣多次请求咸丰帝回銮咸丰帝却一再延宕迟迟不肯回京。七月初咸丰帝病重奕䜣力求到承德省侍他强起倚枕手书批示说：“相见徒增伤感不必来觐。”2彼此的恶劣关系至死未曾改善。奕䜣对此十分伤感并迁怒于咸丰帝所倚重的载垣、肃顺等左右权臣。种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双方的斗争迅激化起来。 2《洋务运动》第1册第5—6页。 1《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第1页。 2齐思和主编：《第二次鸦片战争》第5册第354页。 ------------ 17 第四节动“辛酉政变” 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咸丰帝在热河病死儿子载淳继位改年号为“祺祥”。幼主冲龄咸丰帝遗诏令载垣、端华、肃顺等8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顾命辅政。“祖制重顾命”按亲疏远近关系应该是奕䜣排在第一位但咸丰帝余憾未释把奕䜣摒弃于顾命大臣的行列之外这更加深了奕䜣与载垣、肃顺等人的矛盾。载淳的生母懿贵妃本是咸丰帝的宠妃她常代咸丰帝批阅奏章与闻政务。肃顺精明干练跋扈专擅但深得咸丰帝信任。他对懿贵妃一直严加防范每欲裁抑懿贵妃因之恼恨视肃顺为仇敌。幼主继位母以子贵懿贵妃被尊为慈禧太后。她想利用皇太后的地位用心揽权。但“顾命”制度使慈禧太后大权旁落因而与肃顺等人严重对立。面对“顾命”制度的挑战慈禧太后与奕䜣均痛感自身的权势受到威胁。利害攸关只有一个办法即推翻“顾命”制度除掉顾命大臣。于是慈禧太后和奕䜣勾结起来开始了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 在慈禧太后示意下先是御史高延祐上请“垂帘”接着御史董元醇又上疏说：“暂请皇太后垂帘听决并派近支亲王一二人辅政。”垂帘建议立即遭到载垣、肃顺等人坚决反对。慈禧太后虽然恼怒但考虑时机尚未成熟只好隐忍让步把高、董分别治罪平息风波。不久在奕䜣授意下大学士贾桢、钦差大臣胜保等奏请“皇太后亲理大政、另简近支亲王辅政”。载垣、肃顺等顾命大臣以清朝家法只有顾命辅政向无女主垂帘为理由痛加驳斥。慈禧太后和奕䜣表面上处处“示人以无为”暗中却加紧部署。八月初一日（9月5日）奕䜣以奔丧为名到热河叩谒梓宫。为了取得列强的支持事先他特派文祥拜访英、法等外国公使说明意图。外国侵略者对肃顺这派政治势力的外交路线不满深感这派势力是办理对华交涉中的障碍他们决意扶植奕䜣为的政治势力故对奕䜣此举明确表示赞成和支持。肃顺等人对奕䜣早有防范曾以各种借口阻挠不允许奕䜣到承德。奕䜣到热河后肃顺又以太后无召见外臣之理以及叔嫂避嫌为词阻止奕䜣和慈禧太后见面。慈禧太后设法拉拢、劝诱忠厚的慈安太后出面两宫太后以垂询家属私事和叙说亲情为名两次召见恭亲王“奏对良久”终于达成了默契。奕䜣认为要动政变非早日还京不可。慈禧太后对外国侵略者尚存恐惧、猜疑怕回銮北京难保安全奕䜣保证说：“外国无异议如有难惟奴才是问。”1慈禧太后释此顾虑遂与奕䜣密商了回京动政变的计划。 奕䜣于八月初七日（9月11日）兼程赶回北京。他凭着自己的特殊地位和亲信们的多方疏通游说争取到了大学士贾桢、周祖培和刑部尚书赵光、户部尚书沈兆霖等部院大臣的支持还争取到了蒙古亲王和大臣的臂助。奕䜣又竭力拉拢统领重兵驻扎在京津地区的兵部侍郎胜保并把胜保的部队布置在密云一带。同时还笼络了拥有重兵的实力人物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这样便控制了北京周围的军队抓住了动政变所必须的武装力量。 九月二十八日（11月1日）慈禧太后携载淳从热河先行抵达北京。当天她便立即召见奕䜣和其他亲信大臣秘密部署。次日黎明奕䜣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奉“特旨”捉拿了载垣、端华等人并派睿亲王和醇亲王至1王闿运：《祺祥故事》《东方杂志》第14卷第12期。 密云迎捕了担负送咸丰帝灵梓重任的肃顺。顾命八大臣束手就擒彻底失败。肃顺被斩决载垣、端华“赐令自尽”其余五大臣均“革职”或充军或“加恩免其遣”。旋即废除“祺祥”年号改元同治。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辛酉政变”。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日（1861年12月2日）在紫禁城养心殿举行了垂帘大典。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奕䜣参与政变有功“扶倾定危”破例地以议政王的名义任军机处领班大臣兼摄席总理衙门大臣复授宗人府宗令、总管内务府大臣赏食亲王双俸王爵世袭罔替等等。另外慈禧太后特许他在紫禁城骑马把只有中宫嫡长女才能享有的“固伦公主”称号授予他的长女以示优礼。至此两宫临朝称制于上恭亲王总揽全局于下；慈禧太后攫取了清皇朝的最高统治权力奕䜣在朝廷中的权势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第五节对外妥协与御侮的双重心态辛酉政变的成功使侵略者感到非常满意。事后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说：由于支持奕䜣上台掌权英国已在“北京建立了令人满意的关系”；声称由于这一“令人满意的结果”英国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这个政府的顾问”。所以英国在中国的喉舌《北华捷报》强调指出：在这个特别的关头英国比过去任何时候“更有必要去支持帝国的现存政府”。法国人对政变的结局也感到高兴其驻华公使在日记中写道：“宫廷革命没有骚动地结束了”“恭亲王成为执政者以后的谈判将更易进行”。对于列强的扶植和支持奕䜣自然心领神会所以当他执掌大权以后通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努力谋求与列强“和好”相处。用他自己的话说即“换约以来事事皆推诚相待”1满足侵略者的要求和贯彻侵略者的意图。他所倡导的洋务活动基本是围绕“灭捻为先”的方针“购洋枪、置洋炮、办机器、造轮船凡力所能及、有益于战事者无不随时筹画”。以其显赫的权势支持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创办一批近代军用工业借用“外夷”之力生产枪支弹药以征剿农民起义。与此同时奕䜣还积极实施“借洋兵助剿逆”的计划奏请朝廷对曾国藩、李鸿章、薛焕等东南疆吏“借师助剿”“有请必行不为遥制”严厉镇压太平天国以“俾洋人益形鼓舞”。咸丰十一年（1861）他同意委派李泰国和赫德相继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把中国的海关管理大权交给英人掌握。同年奕䜣以巨款托付李泰国购买船舰筹建海军。同治二年（1863）这支舰队开到了中国但舰队的指挥却是英国皇家海军上校阿思本还招募了6oo多个英国海员和水手。李泰国还私许阿思本对舰队有完全指挥权除清朝皇帝以外他不接受任何中国官员的命令并对皇帝的谕旨有权加以选择。这是由清廷出钱供养归英国侵略者指挥、控制的一支舰队。奕䜣不但没有抵制还准备接受英国侵略者这一无理要求甘受外人挟制。这种对外一味顺从的懦弱行为连曾国藩、李鸿章都感不满向总理衙门提出抗议要求将舰队解散。清廷诏令遣散船员留下船舰。英国方面无理取闹坚持“既不用其人则船炮亦应缴还本国”还向清廷索取赔款。最后奕䜣只好曲从其意退还船只向英国赔礼赔款。同治三年（1864）奕䜣同意乌里雅苏台将军明谊签署《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将新疆大片领土割给沙俄。同治九年（187o）五月天津爆反洋教斗争群众焚毁教堂杀死法国领事和外籍教士多人。在处理这起重大涉外事件中奕䜣明知“曲在洋人”却在法国等列强的要挟下一再迁就息事宁人支持曾国藩镇压群众惩处天津知府和知县了结天津教案取媚洋人与外国“曲全邻好”。奕䜣对外妥协的外交政策连其弟奕譞也深为恼火他诘问奕䜣说：“素日无备故临事以‘无可如何’四字塞责自庚申至今十年试问所备何事？”1奕譞还指责奕䜣主持总理衙门以来“夷务尚无起色”对“外夷”提出的要求“有可无否”全盘否定了奕䜣所执行的外交政策。 奕譞的指摘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也应该看到奕䜣矛盾的对外态度。咸丰十一年（1861）他在奏请练兵“自强”的奏折中说道：“抚议虽成而国威未振亟宜力图振兴使该夷顺则可以相安逆则可以有备以期经久无1王闿运：《祺祥故事》《东方杂志》第14卷第12期。 1《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3第26页。 患。”后来在谈到为什么要购造轮船以求“自强”时又说：现在“虽英、法渐见信服有日匿而就我之意而为国家谋久安之策则防患正不可不深。”同治三年（1864）初他见太平天国大势已去“金陵死守孤城断难久踞”对清皇朝构不成威胁了便与英公使卜鲁斯言明：“金陵不用帮助当议定撤退常胜军专用中国官兵围剿”无须再借洋人之力以免“地方被其蹂躏城池未复而要挟已深”1。天京攻陷后太平军余部转战福建、广东福建巡抚徐宗幹慌乱中又奏请借师助剿。奕䜣极为恼火上奏“请旨饬下福建、广东两省将军督抚毋再仓皇议调洋兵致滋流弊贻患疆圉”2可见奕䜣借师助剿的程度是有分寸的。他在屈从列强、妥协退让的同时又认为“夷情猖獗凡有血气者无不同声忿恨”声称英、法等侵略军“为我仇敌”只是“时事多艰”不得不忍辱退让“隐消其鸷戾之气尚未可遽张以挞伐之威”。事实上即使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时候奕䜣举办洋务的目的也有两重意思在内。在奕䜣看来乘太平天国还没有被镇压的时候“托名学制以剿贼亦可不露痕迹”如果太平天国业已荡平才去学习“则洋匠虽贪重值而肯来洋官必疑忌而挠阻”。故应乘此时机实力讲求以期尽窥其中之秘练兵与办军事工业“有事可以御侮无事可以示威”。还说刻下列强凭强凌弱“洋人之向背莫不以中国之强弱为衡”倘若我能自强器利兵精则中外可以相安无事否则“我无可恃恐难保无轻我之心”3。所以他倡办近代军事工业主要是消除内患镇压农民起义但也有攘外的准备御侮的目的。同治二年（1863）五月他在奏请购买洋舰时就指出：“如果用之得宜则近之剿办长江逆匪远之备御外侮破浪乘风纵横万里实为长驾远驭上策。所最要者在我须勤为学习得其法庶不致日久为洋人把持。”1奕䜣的这些政治见解和种种作为既反映了当时洋务派的普遍思想也得到慈禧太后的信任和支持。 1《翁文恭公日记》第1o册第56页。 2《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上卷第1分册第2o4页。 3《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15第33页。 1《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第2—3页。 第六节遭慈禧太后的惩儆正当奕䜣势权显赫、“声誉日隆”的时候慈禧太后突然对他施加打击使他从权力的高峰滑了下来。辛酉政变后奕䜣和慈禧太后之间的关系还算融洽。慈禧太后为坐稳自己的宝座需要奕䜣出力对他极意笼络百般优容恩礼。奕䜣主政期间罗致了文祥、宝鋆等人内膺重任作为他主持朝政国事的得力助手；依靠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外膺封疆兴办洋务镇压农民起义。奕䜣在有分寸地惩办了载垣、端华、肃顺等人的党羽后继续执行肃顺重用汉人地主知识分子的政策又将受肃顺排挤打击的部院大臣平反复职安抚各方收拾人心迅把政局稳定下来。由于奕䜣等人的通力合作清廷暂时渡过了难关出现了所谓“同治中兴”的局面奕䜣因此博得朝野的一片赞赏。这对慈禧太后揽权是潜在的威胁。在慈禧太后看来她要保持清朝最高统治者的地位必须依仗恭亲王奕䜣以控制、操纵朝政驾驭群臣但同时又害怕他的力量过于强大危害自己的统治地位。在这种矛盾心理的支配下她有意识地扶植两派、甚至多派政治势力使他们互相牵制。所以她一面支持奕䜣为的洋务派一面又放任顽固派对奕䜣等洋务派的攻击和非难力图控制和排挤奕䜣削弱他的权势。这种局面的出现奕䜣当然是不满的。况且他年轻气盛踌躇满志处于矛盾的漩涡之中仍然是勇于任事和刚愎自用。工于心计的太后对此难以容忍说他“狂妄自大跋扈专擅”。于是慈禧太后与奕䜣之间的关系出现裂痕彼此猜忌日深。 同治四年（1865）三月日讲起居注官蔡寿祺揣摩慈禧太后的意旨上疏弹劾奕䜣给奕䜣罗织了“贪墨、骄盈、揽权、徇私”等罪名。慈禧太后决计借此罢黜奕䜣打掉他的威风。三月初七日（4月2日）慈禧太后召集大学士周祖培、倭仁、吏部尚书朱凤标等公布一道由她亲笔书写的谕旨斥责奕䜣“自议政以来妄自尊大诸多狂傲倚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看主冲龄诸多挟制往往暗使离间”令其“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职务不准干预公事”。一纸严诏笔挟风雷令人悚然。满朝王公大臣惊诧万分纷纷要求慈禧太后收回成命任用奕䜣而倭仁等人则对慈禧太后的谕旨表示附和。倭仁思想保守对奕䜣迷恋“洋务”视洋务为“身心性命之学”的做法一向鄙夷不屑。他在这次政潮中故意从中作梗借以打击奕䜣。后来慈禧太后虽难违众论恢复了奕䜣的职务但奕䜣议政王的称号从此取消了。经过这次打击奕䜣在统治集团中的声望无可挽回地受到影响。 第七节与顽固派的论争不久奕䜣和倭仁作为洋务派和顽固派的代表在同文馆要求增设天文算学馆的问题上进行了一次激烈的交锋。 同文馆设立于同治元年（1862）主要任务是培养翻译人才。它招收十三四岁的八旗子弟入学注重外语的学习。这是奕䜣为的洋务派早期的一项重要措施。由于开始规模尚小影响不大倭仁等虽有异议却没有公开表示反对。但是作为顽固派的领倭仁主张讲求“圣人之道”严防“以夷变夏”坚持以“礼义廉耻”、“天道人心”来维护封建统治保存天朝的体制。他和醇亲王奕譞、协办大学士李鸿藻等人过从甚密联成一气“以不谈洋务为高”坚守封建的纲常名教。他们对奕䜣等人提倡学习西方语言文字引进先进技术采用机器生产以及其外交政策强烈不满认为是擅改祖制以夷变夏伺机进行攻击。同治五年（1866）十二月奕䜣以“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为理由奏请在京师同文馆内增设天文算学馆指出“若不从根本上用著实功夫即习学皮毛仍无裨于实用”2。为保证质量要求招收3o岁以下的满汉秀才、举人、进士、翰林及科举出身的五品以下的官员入学并厚给薪水住馆学习聘请西人担任教师。还规定学习3年试居高等者“均准各按升阶格外优保班次”。对此顽固派极为恼火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先上奏表示反对紧接着倭仁亲自出马对奕䜣此举大张挞伐兴师问罪。他向朝廷上了一份奏折力言：“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指出令学士、大夫学习制器之理且用升官、银钱去引诱他们这是重名利轻气节“上亏国体下失人心”。倭仁尤其反对“奉洋人为师”他质问奕䜣：“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术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1倭仁的保守思想和言论得到守旧的满族贵族、官僚士绅和许多八股士子的拥护。一批守旧卫道之士群起效尤。一时“谤议繁兴”闹得“京师口语藉藉”。对倭仁等人的攻击、非难奕䜣毫不示弱。他直截了当地斥责倭仁“守旧衰谬不识时务”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指斥倭仁“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徒以道义空谈”1是极其谬误的。奕䜣故意将倭仁一军请旨饬令倭仁“着即酌保数员”并“另行择地设馆由倭仁督办讲求”与同文馆“互相砥砺”。上谕抄卫道之士大哗倭仁更是啼笑皆非狼狈不堪只好向朝廷明白回奏“意中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恳求朝廷取消原来的奏议。奕䜣仍不罢休决心再出个难题给倭仁去做奏请倭仁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要他直接参与为其所深恶痛绝的“洋务”活动。急得倭仁食难下咽夜不安枕陷于进退维谷的窘境。倭仁屡疏恳辞奕䜣再三驳斥致使倭仁无法申辩十分尴尬只好硬着头皮走马上任“中途故坠马遂以足疾请假”2。这场斗争使顽固派的气焰有所收敛。是时各地人民起义相继被镇压奕2《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15第33页。 1《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6第3页。 1《洋务运动》第8册第231页。 2《洋务运动》第2册第33页。 䜣所谓的“心腹之患”暂时减轻了。于是他在处理朝政时较多地注意“抵御外侮”方面。同治九年（187o）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奕䜣要他议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顿海防以备御侮。为捍卫海疆起见他支持左宗棠自行设厂造船的建议和实践认为此时东南要务以造轮船为先倘若“制于人而不思制人之法与御寇之方尤非谋国之道”。同治十年（1871）七月沙俄乘中国西北边疆动乱之机以“代为收复”为名悍然出兵侵占伊犁。奕䜣认为“沙俄既于伊城遂其鸠居之计复于各处冀为蚕食之谋其心殊为叵测”1赞同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左宗棠平定阿古柏匪帮的叛乱后奕䜣又全力支持左宗棠大军屯兵新疆准备从沙俄手中收复伊犁。同治十三年（1874）日军入侵台湾奕䜣奏请派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大臣办理台防指示沈葆桢“示以兵威”决不能对日本示弱惧战。但他后来还是接受了李鸿章关于“兵端不可遽开”只有“力保和局”的建议向日本妥协签订了屈辱的《台事专约》。这对奕䜣是一个很大的刺激深感自办洋务以来往往“空言自强”事实上“迄今仍并无自强之实”乃至“以一小国之不驯而备御已苦无策”。为有效地御侮他提出了“练兵、简器、设厂、筹饷、用人、持久”等六项具体建议强调建设中国海军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奕䜣的建议被各省督抚称之为“救时要策”和“切要之图”。福建巡抚丁日昌为此草拟了《海军水师章程》六条奏请设立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水师。经奕䜣敦促清廷原则上采纳了筹建三洋水师的建议但限于财力决定“先于北洋创设一军俟力渐充由一化三”。于是中国近代海军正式筹建了。同时奕䜣还倡导和支持各地洋务派兴办近代民用企业“以商为战收回利功”“以防外人争利”。 1李岳瑞：《春冰室野乘》。 第八节被罢黜闲置同治十三年十二月（1875年1月）同治帝崩。载淳无嗣慈禧太后以旁枝侧出立醇亲王奕譞之子、年仅4岁的载湉为帝改元光绪再度垂帘听政。为驾驭群臣控制“内轻外重”的政治局面慈禧太后暗中放任“清流”议论时政裁量人物“以清议维持大局”2并进一步排挤和控制奕䜣。慈禧太后还笼络奕譞利用奕譞与自己的姻亲关系以及他政治上的幼稚短视、性格懦弱等特点促使他们兄弟矛盾深化手足参商。在慈禧太后的鼓弄和支持下“醇邸挟太上之尊树用私人结党相倾”“日伺恭王之短而攻之”1。奕䜣因遭慈禧太后的排挤又迭遭奕譞和某些清流人物的交相攻击“势渐孤”在大臣中的威望日益下降。其间奕䜣为重振势力曾作了些抗争。如同治八年（1869）由慈安太后和年少的同治帝出面命令山东巡抚丁宝桢以“内监擅离京师祖制当斩”的罪名就地诛杀潜过山东境内的慈禧太后幸臣、总管太监安德海。慈禧太后当然知道其幕后策划者是奕䜣表面上不能不承认斩杀安德海是正确的心里却难免对此耿耿于怀。同治十三年（1874）慈禧太后以“召对失仪”的罪名把奕䜣降为郡王并夺去他的长子载澂的贝勒爵位。但是第二天又恢复如故。慈禧太后这种出尔反尔的做法目的无非是让奕䜣明白只有她才掌握奕䜣及其全家的荣辱和生杀予夺大权。奕䜣在慈禧太后的打击下忧虑自己的身家地位对慈禧太后处处退让竭力委曲求全。即使如此奕䜣仍没有逃过慈禧太后对他的严重打击。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争失败奕䜣受到“言路交章论劾”。慈禧太后乘机将奕䜣等军机大臣全体罢黜把他及其势力从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全部清洗出去。这次奕䜣被罢官长达1o年之久。在罢官期间奕䜣过着“然尘事外不知忧与患”2的赋闲生活。只是于光绪十四年（1889）光绪帝亲政后他对慈禧太后明作撤帘而暗中操纵深为不满曾上疏指责慈禧太后贪握权柄有悖祖制。慈禧太后置之不理。 2《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88第34页。 1郑观应：《盛世危言》卷4。 2胡思敬：《审国病书》《国闻备乘》。 第九节对日主和反对变法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爆慈禧太后信任李鸿章避战求和又招败绩。清皇朝危机四伏矛盾重重。慈禧太后被迫再次起用奕䜣想借重其过去的声望来调和各种矛盾打击帝党势力。八月底她布谕旨令奕䜣“在内廷行走管理各国事务衙门并添派总理海军事务会同办理军务”1。十月初清廷成立督办军务处光绪帝布谕旨“派恭亲王督办军务所有各路统兵大员均归节制”旋复授其军机大臣职务。然而此时的奕䜣年老多病并无实权；多年失势对政务亦有所隔膜加以他一再遭受慈禧太后的打击锐气大减。重新上台后只敢顺着慈禧太后的意旨办事不敢稍有出格。光绪二十一年（1895）春清廷派李鸿章到日本马关谈判。四月初三日（4月27日）李鸿章电告清廷和约十条奕䜣表示赞成力主“再不能言战”1。四月十七日（5月17日）李鸿章在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上签字。五月初二日（5月25日）奕䜣会同奕劻等人请求尚在迟疑的光绪帝批准条约并派伍廷芳等赴烟台换约。未几“三国干涉还辽”事起翁同龢等人主张延期换约奕䜣却以“不换约则兵端立至”2为由赞成换约出卖民族权益。 戊戌维新变法期间奕䜣针对清廷某些弊端提出了诸如兴办学堂、修筑铁路、振兴工商、改革武科考制等主张。但它基本上是洋务派主张的老调重弹实际上是对康有为、梁启等维新派提出的君主立宪等变法主张的抵制。他不仅利用自己的身份对光绪帝时加牵制而且和“议论专主变法”的帝师和军机大臣翁同龢严重对立。早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初翁同龢接受康有为的建议令其僚属、户部主事陈炽起草了十二道新政诏书拟请光绪帝6续颁行。翁同龢将这些新政诏书“商之于恭邸”想争取他对变法的支持殊料竟遭奕䜣的坚决反对。奕䜣还奏请慈禧太后撤掉汉书房将翁同龢赶出毓庆宫使他失去了和光绪帝“造膝独对”的机会。此后奕䜣和翁同龢“议事龃龉”“论事不合”对翁同龢的政治主张和赞助康、梁变法的行动很不以为然往往从中作梗阻挠变法。他还指斥翁同龢揽权、狂悖每每对他裁抑、刁难施加压力阻止他对维新变法的帮助支持。光绪二十四年（1898）初沙俄强占旅大事件生后光绪帝召见王公大臣极言时危“以变法为急务”立志改革。奕䜣“默然”不答。不久康有为上书请开制度局定国是奕䜣也表示反对。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十日（1898年5月29日）奕䜣旧疾复旋病重而死时年67岁。清廷优加恩典皇帝临奠辍朝五日赐益曰“忠”配享太庙。 1奕䜣：《萃锦吟》卷6。 1《清季外交史料》卷97第3页。 2《翁文恭公日记》第34册第25页。 第九章光绪帝第一节冲龄即位光绪帝姓爱新觉罗名载湉满族生于同治十年六月二十八日（1871年8月14日）。4岁继承皇位因在位年号为光绪而被称作光绪帝是清朝自顺治帝以来的第九位皇帝。 载湉是同治帝载淳的七叔醇亲王奕譞之子。本来按清皇朝家法在同治帝身后无子的情况下应当从皇族近支中的晚辈里挑选一人立嗣继承皇位然而载湉却是作为载淳的同辈接替了皇位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事情是清廷内部矛盾与争斗的结果。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1875年1月12日）年仅19岁的同治帝病死作为其生母的慈禧太后在悲痛之余关注更多的是怎样继续得以垂帘听政的问题。从慈禧太后的角度来看假如从溥字辈挑选一人为帝那么她就会因此被尊为太皇太后这固然已很尊贵但相差两辈的疏远会直接影响她对清朝统治大权的操纵在权力欲的支配下她决意从与同治帝同辈的人中选择了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为帝位继承人。为掩人耳目慈禧太后在“懿旨”中称立载湉为嗣皇帝乃不得已之举表示“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帝”3。此时载湉只有4岁待他有子再承接同治帝的帝位至少要有十几年的时间。慈禧太后立载湉为帝以便继续垂帘听政。 光绪元年正月二十日（1875年2月25日）清廷在紫禁城太和殿为载湉举行了登基典礼。接着两宫皇太后又以皇帝年幼为名再度垂帘听政重演同治帝即位时的故伎。载湉虽成了皇帝而操纵政局的人物却仍是慈禧太后。 3同上书第38页。 第二节幼帝生涯载湉经过嗣称帝与慈禧太后形成了“母子”关系。本来载湉作为咸丰帝的侄子和慈禧太后外甥的双重身份已与慈禧太后是亲上加亲慈禧太后选中载湉为帝除了有揽权的用意之外她也是考虑到由其胞妹之子接替皇位是最为合适的选择。小皇帝入宫后离开了他的亲生父母慈禧太后自然要对这个幼童予以关怀据她自己对臣属说：载湉“常卧我寝榻上时其寒暖加减衣衿”“我日书方纸课皇帝识字口授读四书诗经我爱怜惟恐不至”1。当然这种爱怜是具有既出于对幼童体贴的人情味而又试图通过不断调教使载湉依附于慈禧太后的双重含意。载湉入宫后“其父母不敢给以食物”2表明载湉只能与慈禧太后之间有“母子”之情。慈禧太后还叮咛载湉身边的侍从对载湉讲他已不是醇亲王的儿子他应当“永远承认太后是他的母亲”3。随着载湉长大懂事慈禧太后又搬出“家规”要求载湉每日向她问安一次并常常用孝道来训导载湉对她要俯贴耳恭敬听命。作为皇帝的载湉在向慈禧太后请安时不命之起不敢起太后稍不如意就罚令长跪。慈禧太后外出时载湉“亦必随扈炎风烈日迅雷甚雨不敢乞休”1。以至于载湉每次面见慈禧太后总是“战战兢兢”“胆为之破”2。幼小的光绪帝迫于慈禧太后的淫威产生了对慈禧太后畏惧的心理甚至听见锣鼓、吆喝、雷电等声都会感到震惊这种怯懦的心理可以说对他的一生都带来了无法摆脱的影响。 在载湉即帝位11个多月后慈禧太后于光绪元年十二月十二日（1876年1月8日）颁“懿旨”称“皇帝冲龄践阼亟宜乘时典学”决定让光绪帝在毓庆宫入学读书并派内阁学士翁同龢、兵部左侍郎夏同善“授皇帝读”3一切读书事宜由醇亲王奕譞管理。翁同龢当初曾在弘德殿为同治帝授读他第一课所讲的明代张居正的《帝鉴图说》即以生动自然博得小同治帝的喜爱由他再充任小光绪帝的师傅显然堪称此任。 在光绪帝入读毓庆宫前翁同龢等人在养心殿对其进行了入学前的启蒙教育。光绪二年正月二十二日（1876年2月16日）为光绪帝开蒙的第一天翁同龢先是握着光绪帝的小手临摹“天下太平”、“光明正大”8个字然后教他认“帝”和“德”两个字接下去讲解《帝鉴图说》的篇《三皇五帝》。开蒙4个月后5岁的光绪帝于四月二十一日（5月14日）在毓庆宫正式入学读书。根据清朝对幼帝进行教育的惯例光绪帝所学的课程主要有“四书”、“五经”等儒学经典“圣祖圣训”等先帝治术由满、汉师傅分别用满文与汉文讲解还要由武臣教会拉弓射箭等武功。读书的头两年以认字和听讲书为主规定生书每日读2o遍熟书读5o遍。小载湉起初厌烦读这么多遍书经翁同龢的变通采用以读会为准的办法逐步使光绪帝喜欢上读书。翁同龢不仅教书还从生活上关心体贴光绪帝以长辈的厚爱1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1册总第2页。 2《戊戌变法》第4册第223页。 3徐珂：《清稗类钞》第3册“宫闱类”第36页。 1德龄：《瀛台泣血记》第74页。 2徐珂：《清稗类钞》第3册“宫闱类”第45页。 3梁启：《戊戌政变记》第57页。 跨越了君臣名份的阻隔使光绪帝受到创伤的心感受到温暖以至于他们二人通过毓庆宫的读书与教书关系而建立了深厚的友情。翁同龢等人针对光绪帝伴随年龄的增长需要新知的特点在光绪八年（1882）载湉11岁时增添授课内容讲解了贺长龄、魏源所辑《皇朝经世文编》两三年后又进讲了越南、朝鲜、日本、中国台湾地图书和魏源撰《圣武记》、《海国图志》等书随后又讲解有关洋务的折件使光绪帝眼界大开。到光绪十二年（1886）载湉虚龄16岁时即中国传统观念认为已为成人之际据称就已具备了“披阅章奏论断古今剖决是非”4的能力。在告别幼帝生涯的当口光绪帝所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就是能否顺利地亲政。 4《德宗景皇帝实录》卷23第7页。 第三节亲政波折当初两宫皇太后立载湉为帝、再度垂帘听政之时曾把听政解释为“一时权宜”之举保证“一俟嗣皇帝典学有成即行归政”1。光绪十二年六月初十日（1886年7月11日）慈禧太后在“懿旨”中重申了前面所说的话并宣布“著钦天监选择吉期于明年举行亲政典礼”1。表面看来慈禧太后是在信守诺言而实际上幼帝长大后迟早都要面对亲政的问题慈禧太后早做预谋目的是在无可奈何地让光绪帝亲政后她仍然能够找到一个新的方式操纵清廷大权。对于她的这个用意醇亲王奕譞是心领神会的。奕譞在两年前的“甲申朝局之变”中取代了恭亲王奕䜣在朝廷的地位而成为慈禧太后的心腹。他在慈禧太后准备让光绪帝亲政的“懿旨”颁布后仅5天就上奏称与各位王大臣审时度势合词恳请慈禧太后“训政”并表示皇帝“将来大婚后一切典礼规模咸赖训教饬诫”。他提出的训政模式为：“必须永照现在规制一切事件先请懿旨再于皇帝前奏闻”2。慈禧太后顺水推舟表示接受奕譞的训政请求。这年十月礼亲王世铎就训政的细则奏报慈禧太后允准其中“凡遇召见引见皇太后升座训政”3一条实质上与垂帘听政并没有什么区别。光绪十三年正月十五日（1887年2月7日）清廷为光绪帝举行了亲政仪式。这与其说是光绪帝亲政的开始倒不如说是慈禧太后通过训政的方式为其日后归政于光绪帝而铺平了一条能够长期对皇帝加以控制的通道。 在慈禧太后训政两年之后光绪帝的大婚典礼于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六日（1889年2月25日）在清宫隆重举行。此时慈禧太后没有打破幼帝一经大婚便要亲理朝政的祖宗之法只好搬出皇宫到颐和园去“颐养天年”。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已甘心地去让光绪帝行使皇权而是在归政前后搞了一连串的活动以便对亲政后的光绪帝加以控制继续操纵清廷大权。为对光绪帝施加她的影响在光绪十四年十月择定由她的侄女叶赫那拉氏为光绪帝的皇后。为加强对朝廷的控制她在文武官员的安排任命上多用对其效忠之人以至于光绪帝亲政之时所面对的几乎尽是太后听政与训政时期的重臣。为便于把握光绪帝的动向她决定将光绪帝读书的书房由毓庆宫改在颐和园附近的西苑要求光绪帝每日到颐和园向她请安亲政后的光绪帝必须将朝中大事向她“禀白而后行”。显然慈禧太后为光绪帝亲政设置了重重路障。光绪帝的亲政历程由酝酿到开始经过了两年半多时间并且是一波多折。但是已长大成人且渐渐成熟的光绪帝一经正式亲政其所作所为则是慈禧太后始料不及的。尽管慈禧太后仍不断以各种方式箝制着他然而作为一个年轻的皇帝他总还要施展一下自己的政治抱负他与慈禧太后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已经不可避免。 1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2册总第2119页。 1《德宗景皇帝实录》卷1第1页。 2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2册总第2119页。 3同上书总第2123—2124页。 第四节甲午主战光绪帝亲政以后慈禧太后仍然时常干预朝政从而引起了部分臣属的不满。一些大臣表示出对光绪帝的同情和支持光绪帝也为冲破满朝多是慈禧太后旧臣的局面相继提拔了志锐、文廷式等少数官员总算有了一点政治势力。虽然慈禧太后多年所卵翼的势力明显地大大强于皇帝仍保持着“同、光以来内外重臣皆孝钦所亲拔”4的状况但光绪帝的亲政却不能不说对慈禧太后的独专朝政是一个潜在的威胁。特别是年轻的皇帝经其师翁同龢多年的指点已具备了掌理朝政的能力。尽管慈禧太后想把他培养成唯自己之命是从的皇帝但他们两人在对施政方略认识上的不同迟早会生争斗。到甲午年（光绪二十年1894年）就如何对待日本的侵略问题上帝后之间就主战还是主和方面的矛盾公开化了于是出现了帝党与后党之争。所谓后党是指以慈禧太后为中心的一派政治势力而帝党则是指以光绪帝为中心的另一派政治势力。慈禧太后多年操纵政局不仅在王公中培植了醇亲王奕譞、礼亲王世铎等亲信而且重用孙毓汶、徐用仪等人控制军机处委任徐桐主管吏部指使李莲英控驭紫禁城的深宫内院并对封疆大吏中颇有实力的李鸿章加意笼络形成后党势力。帝党的形成晚于后党势力也明显弱于后党。帝党成员主要是光绪帝的师傅翁同龢还有礼部侍郎志锐、侍读学士文廷式、翰林张謇、工部主事沈曾植等人。在甲午年面对日本的军事挑衅慈禧太后及后党倾向于主和光绪帝及帝党倾向于主战。 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在展资本主义的同时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对外积极推行侵略扩张政策加紧制订了侵略中国、称霸亚洲的所谓大6政策。光绪二十年（1894）春朝鲜生东学党领导的农民起义由于历史上形成的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朝鲜政府请求清廷出兵帮助镇压农民起义。日本以保护侨民为借口乘机出兵朝鲜屡向中国驻军进行挑衅中日战争迫在眉睫。怎样对待这一局势是对清朝统治集团的一次考验。 慈禧太后与后党主张对日妥协加以光绪二十年十月初十日（1894年11月7日）是慈禧太后的六旬庆辰在年初就已紧锣密鼓地开始修建颐和园的活动正在步步加紧进行。慈禧太后唯恐战争爆会影响她的“万寿庆典”。因此她一心力保和局。后党附和她的思路由军机大臣孙毓汶等人操纵于上直隶总督李鸿章执行于下摆出主和姿态。光绪帝及帝党成员则从中华民族的利益出认识到日本进行战争挑衅的严重性痛感“我中国从此无安枕之日”1积极筹备抗战事宜表示出主战的愿望。光绪帝多次下诏令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筹备战守事宜并命南洋各督抚大臣预为筹备反对李鸿章恳求列强出面调停的做法。为了打破由世铎、孙毓汶、徐用仪控制下的军机处一再向清廷封锁有关中日战端消息的局面光绪帝于六月十三日（7月15日）下令派翁同龢和礼部尚书李鸿藻参与军机处事宜与诸军机大臣会商中日朝鲜争端。军机处乃直接辅佐皇帝的政务机构为商承处理军国大事的中枢部门非军机大臣不得参与军机处事宜。翁同龢、李鸿藻是奉特旨与会非同寻常。在会上翁、李二人提出备战御敌的方策得到认可。会后第二天与会诸臣联衔向光绪帝递上《复陈会议朝鲜事宜折》折中采4同上书总第218o页。 1《戊戌变法》第4册第278页。 纳了翁、李的主战见解。对此光绪帝大为赞同于六月十六日（7月18日）再次下诏令李鸿章抓紧军事部署。李鸿章只好调派卫汝贵所部开往平壤租用英轮“高升”号运兵增援驻牙山的清军。但在此之前日本早已做好了动战争的准备正当“高升”号轮船于六月二十三日（7月25日）在北洋海军“济远”、“广乙”舰护卫下运兵行至丰岛海面时蓄谋已久的日本海军突然动袭击击沉“高升”号轮船悍然挑起中日甲午战争。 面对日本已动侵略战争的事实朝野上下要求主战御敌的呼声日趋高涨光绪帝也毅然决定对日宣战。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日（1894年8月1日）清廷布对日宣战的“上谕”指出日本“不守公法任意鸱张专行诡计衅开自彼公论昭然”决定“著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进剿厚集雄师6续进”“并著沿江沿海各将军督抚及统兵大臣整饬戎行遇有倭人轮船入各口即行迎头痛击”1。自此光绪帝的主战御侮愿望总算通过这份宣战书的颁布得以实现。许多帝党官员也希望“中国果能因此振刷精神以图自强亦未始非靖边强国之一转机也”1。 光绪帝颁布了对日宣战的谕旨后期待着战况能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进展。于是他于七月初二、初三日（8月2日、3日）接连旨令李鸿章迅电催各军“星夜前进直抵汉城”“一俟诸军齐到即可合力驱逐倭寇以解汉城之围”2希望能痛击侵朝日军。七月初四日（8月4日）卫汝贵和马玉崑率部始至平壤。随后左宝贵部与丰升阿部也赶到平壤。各军期待着从平壤进军汉城。但李鸿章却在电文中指示卫汝贵称：“平壤要地宜会商何军留守方可前进”3主张以防守为主。对此光绪帝表示不满又在七月十六日（8月16日）谕令李鸿章“电饬各统将筹商妥协迅进兵”4。李鸿章则在第二天请总理衙门代奏强调目前只能坚扎平壤待后路布置妥当再“相机进取”。七月下旬叶志率部抵平壤光绪帝根据李鸿章的提议命其总统平壤各军。不料叶志是一个畏敌怯战的统帅他以“各军马步有未到齐者”为由请求继续“筹调添募”军队在平壤按兵不动。八月五日（9月4日）光绪帝再次谕令李鸿章称：“朕为军情至急昕夕焦急。该大臣慎毋稍涉大意致有疏虞自干咎戾也。”1这次李鸿章未敢怠慢电催叶志出兵叶志也感到再不出兵无法向皇帝交待随即先派骑兵一哨出探方知日军已向平壤逼来。八月十六日（9月15日）日军向平壤起总攻叶志率部望风而逃而马玉崑、左宝贵则分别在船桥里、玄武门率部同日军进行了血战终因寡不敌众平壤陷于日军之手。这样光绪帝设想在朝鲜战场抗击日军的计划落了空。 在日军进攻平壤的第二天李鸿章调派的援军分乘5艘运兵船由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率12艘主力战舰护送驶至鸭绿江口。当晚1o营援军登岸次日丁汝昌率航队返航。当北洋舰队行驶于鸭绿江口大东沟附近的黄海海面时与日本联合舰队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海战是为黄海海战。海战中邓世1《中日战争》第2册第624页。 1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3册总第3441页。 2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1册第42页。 3《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6第6页。 4《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16第4o页。 1《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6第39页。 昌不畏牺牲誓与舰船同存亡的英勇表现感动了光绪帝他亲赐挽联曰：“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2就黄海海战的结局而言中日双方舰船均有所创并且是日本舰队先退出了战场表明这是一次未分胜负的海战。但这次海战后李鸿章却极力主张“避战保船”从而丧失了制海权导致北洋舰队最终被日本舰队困扼于山东威海刘公岛基地而全军覆没。光绪帝壮海军之威的愿望只能成为泡影。 甲午战争爆后清廷为招募军队、添购兵船积极筹款。作为光绪帝师傅又兼任户部尚书的翁同龢更为筹款四处奔波费尽心思。他在光绪帝的支持下根据文廷式、安维峻等人多次上奏要求慈禧太后停办“万寿庆典”筹备的各折于八月十四日（9月13日）以户部名义上奏请求停止为祝寿所搞的庆典工程以节省经费。光绪帝不仅对此折大加称赞而且又授意志锐、高燮曾等人上奏呼吁移祝寿工程之费为战费。慈禧太后在舆论压力之下只好在八月二十九日（9月28日）宣布停办各点景、戏台简化庆典活动祝寿地点由颐和园改在宫中受贺。这算是光绪帝有生以来第一次迫使慈禧太后作出的让步。慈禧太后虽在无奈之中同意了移颐和园工程之费以作军费但她却在内心里充满了不满声称：“今日令吾不欢者吾将使其终生不欢”寻找报复的机会。 当日军继攻占平壤又将战火引至鸭绿江边时慈禧太后感到惶恐不安把求和的希望再次寄托到列强的出面调停上来。她听说俄国公使喀西尼假满回任将路过天津的消息便在八月二十八日（9月27日）出面召集枢廷会议主张由李鸿章出面与俄使交谈。因俄使不愿出面调停慈禧太后的联俄制日求和活动未能实现。接着她又鼓动恭亲王奕䜣与英使联系寄希望于英国的调停。本来在甲午战争爆后帝党官员纷纷要求光绪帝起用已被闲置1o年之久的恭亲王奕䜣。光绪帝采纳了这个建议于九月一日（9月29日）任命奕䜣为总理衙门和海军衙门的总理大臣希望他能以老臣的资历对战局做些指导。不料这位在“甲申朝局之变”中被慈禧太后罢黜的恭亲王竟在复出后又站到了慈禧太后一边实令光绪帝恼火。但光绪帝仍幻想利用奕䜣与慈禧太后长期政争的矛盾又于十月初五日（11月2日）任命奕䜣为新成立的督办军务处的脑。光绪帝还在同日任用翁同龢为军机大臣试图以此来改变军机处由后党操纵的局面。光绪帝的主战与慈禧太后的求和固然形成鲜明的对比但他对奕䜣的重用却是一个失误。奕䜣在督办军务处仅两天后就去商请英、法、德、美公使以赔偿兵费等为条件由列强出面调停。 也在日军逼近鸭绿江之际光绪帝强调加强鸭绿江防线在给李鸿章的谕令中称：“著李鸿章统筹进止机宜妥为调度朝廷不为遥制。”3李鸿章在掌握统筹进止之权后并未作积极的防守以致日军在九月二十六日（1o月24日）强渡鸭绿江接着连陷九连城、安东、凤凰城、金州、旅顺等地。光绪帝于十月二十七日（11月24日）旅顺失守后“责李鸿章调度乖方褫职留任”1。于此光绪帝调两江总督刘坤一到山海关前线负责指挥战事试图用湘军取代淮军以改变不利状况。但湘军的战况依然不佳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春日军又接连攻占了山海关外的海城、营口、田台庄等要地2《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9第13页。 3邓素娥：《邓世昌遗事及有关文献》《图书馆杂志》1982年第2期。1《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2o第28页。 几乎控制了辽东半岛。 光绪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895年1月2o日）日军又在山东荣城湾登岸从后路包抄威海。光绪帝连谕令要北洋舰队和6军“奋力冲击”“切勿再失事机致以战舰资敌”2。但早已在李鸿章“避战保船”方针下躲在刘公岛基地的北洋舰队不仅无法控制制海权还遭到日军在威海后路的合力夹击最终以日本舰队于光绪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2月17日）侵入威海卫港和北洋舰队的覆灭而结束了威海卫之战。 日本军队向威海卫进攻之日正是清廷遣使赴日求和之时。还在奕䜣要求各国公使出面调停的时候他派出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去天津同李鸿章密商直接派员赴日求和问题。李鸿章建议由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前往日本结果日本以德璀琳不是清廷钦派大员为借口拒绝接待。慈禧太后又同奕䜣商定由张荫桓作为全权代表赴日。正月初六日（1月31日）张荫桓一行抵达日本广岛。日本为全歼北洋海军不愿在此时议和便以张荫桓等人全权不足为由不予开议日方表示只有奕䜣或李鸿章亲自赴日才能作为谈判对手。在日军占领刘公岛的当天慈禧太后决定派李鸿章为全权议和代表赴日谈判李鸿章在旅顺失陷时所受的处分也予以撤销。慈禧太后作了这些安排之后自己便抱病不出把怎样议和的烂摊子甩给光绪帝。李鸿章于正月二十八日（2月22日）来京后与枢臣讨论了议和中的有关问题。李鸿章起初表白“割地之说不敢承担”想把割地的责任推给朝廷。翁同龢认为“但得办到不割地则多偿当努力”这代表了光绪帝的意见。后党成员孙毓汶、徐用仪便称：“必欲以割地为了局”1。帝、后党之间在割地问题上分歧明显。后来李鸿章以如议和不成日本将“照旧进兵直犯近畿”2相要挟加以英、俄等国也胁迫清廷尽快议和光绪帝只好作出妥协命奕䜣代传口谕授李鸿章“以商让土地之权”又“令其斟酌重轻与倭磋磨定议”1。三月二十三日（4月17日）李鸿章在日本抱着“宗社为重边徼为轻”2的宗旨与日方草签了《马关条约》。由于该约内容苛刻光绪帝以割地太多为由表示对该约“不允”3拒绝签字用宝。此时爱国官员的谏诤和举人的上书活动风起云涌光绪帝怀着通过迁都而与日本周旋的想法到颐和园请求慈禧太后接受这唯一可行之策结果遭到拒绝。四月初八日（5月2日）军机大臣孙毓汶拿着李鸿章从天津送来的和约稿本与奕䜣等人共同逼迫光绪帝签字慈禧太后在这时也指令必须批准和约光绪帝“绕殿急步约时许乃顿足流涕”被迫在《马关条约》上签了字第二天“和约用宝”4。 在甲午战争中力主抗击日本侵略的光绪帝因战败而吞下了苦果。然而他并没有因此消沉下去却是以“不愿做亡国之君”的姿态迎合了正在兴起的维新变法运动。 2《清史稿》第4册第9o8页。 1《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3o第21页。 2《中日战争》第4册第538—539页。 1《中日战争》第1册第83页。 2《中日战争》第3册第6o9页。 3《中日战争》第3册第6o9页。 4《中日战争》第1册第126页。 第五节下诏变法在光绪帝被迫接受了《马关条约》并在该约文本上签字的当天即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八日（1895年5月2日）由康有为联络在京参加会试的13oo余名举人联名签字的以“拒和、迁都、变法”为主要内容的上清朝皇帝书正式呈递都察院要求上达光绪帝是为颇为有名的“公车上书”。都察院以《马关条约》已用宝为名拒绝接受这份上书。但上书的内容却被广泛传抄和刊印产生了深远影响。“公车上书”活动拉开了维新变法运动的序幕。接着康有为又撰写了上清帝第三书呈递都察院。五月十一日（6月3日）这份上书送到了光绪帝的手中。此时正在为甲午丧师痛感不安、为签约用宝深怀内疚的光绪帝亟切需要的是怎样雪耻自强之方康有为这份上书中所详细陈述的“富国”、“养民”、“教民”、“练兵”等实施变法的具体内容所申明的必须“及时变法”“求人材而慎左右通下情而图自强以雪国耻而保疆圉”5的剀切之言引起了他的共鸣对上书“览而喜之”立即命令再抄录副本4件以1件呈送慈禧太后1件留存军机待日后交各省督抚讨论1件存放乾清宫南窗小箧1件存勤政殿以备随时“览观”1。这是光绪帝同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康有为透过紫禁城的高高厚墙在思想上生接触的开始。当然在守旧官员把持朝政的情况下这种接触是非常困难的。2o余天后康有为又写下呈光绪帝第四书先后请都察院、工部等衙门代递均遭到拒绝表明康有为与光绪帝之间的沟通道路障碍重重。 鉴于这种情况康有为深深认识到：“变法本原非自京师始非自王公大臣始不可。”2于是他把帝党官员视为靠山同翁同龢联系密切。翁同龢早在光绪十四年康有为第一次向清帝上书时就闻知了他的名字当光绪二十一年的会试期间翁同龢作为朝考阅卷大臣对康有为加意赏拔使其考中进士。出闱后康有为拜访了翁同龢反复向翁同龢讲述了变法的重要性希望光绪帝能够“力任变法推见贤才”。翁同龢感到康有为对宫中情况不甚了解便对他说：“与君虽新见然相知十年实如故人姑为子言宜密之。上实无权太后极猜忌上有点心赏近支王公大臣太后亦剖看视有密诏否？自经文芸阁召见后即不许上见小臣即吾之见客亦有人窥门三巡数之者。”3临别时康有为送给翁同龢两本他自己所写有关俄国、日本变法的书籍《俄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考》。不久康有为又引荐梁启、谭嗣同、黄遵宪等人结识了翁同龢。翁同龢则将帝党官员文廷式、李盛铎、陈炽等人介绍给康有为等维新志士。这样维新派与帝党的结合对于维新运动的不断高涨起到了促进作用。这一年夏季《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的创刊和强学会的成立有力地扩大了变法的宣传壮大了维新的力量。 光绪帝能够对康有为等维新志士进一步加深了解并逐步确立变法的信心与帝党官员起到的纽带作用是分不开的。他第一次展读康有为的上书时翁同龢在场向他介绍了康有为的才华。随后“备以康之言达皇上又日以万5同上书第128页。 1《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132页。 2《戊戌变法》第4册第131页。 3同上书第132页。 国之故西法之良”来“辅导皇上”1使光绪帝眼界大开。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冬德国强占胶州之际康有为又呈上清帝第五书痛陈中国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危局要求光绪帝立即变法图存。这次上书又遭顽固大臣阻挠而未递到光绪帝手中。恰在此时曾三次读过康有为上皇帝书的给事中高燮曾上奏为康氏的遭遇鸣不平请求光绪帝亲自召见他委以重任。这是清朝官员第一次正式在奏折中向光绪帝举荐康有为。翁同龢也鼓励光绪帝传旨召见康有为。光绪帝采纳了这些建议不料却遭到奕䜣的反对理由是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官不能召见康有为是一个小臣只能由大臣问话后传语。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三日（1898年1月24日）康有为被请到总理衙门西花厅问话。参与问话的翁同龢把康有为在问话时所陈言的有关变法重要性、内容及步骤向光绪帝汇报后光绪帝命令臣属今后对康有为递上的条陈要即日进呈不得阻拦或积压。于是康有为在问话后的第5天向光绪帝上第六书提出了下诏定国是的要求强调中国变法“莫如取鉴日本之维新”要义有三点：“一曰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二曰开制度局于宫中”“三曰设待诏所”2。光绪帝读了这份上书后颇以为然坚定了变法的决心。二月二十日（3月12日）康有为第七次向光绪帝上书要求光绪帝以俄国彼得大帝为榜样以君权厉行变法。三月二十七日（4月17日）康有为等人组织了保国会由御史李盛铎领。守旧大臣攻击该会“名为保国势必乱国”1甚至要追究入会之人。光绪帝则指出：“会为保国岂不甚善！”2有力打击了顽固势力的气焰支持了维新派。 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春夏之交光绪帝既受到康有为等人力言变法图存主张的影响又目睹这年春季俄国强占旅顺、大连后列强交迫、国势日蹙的严重状况决心通过变法维新使自己成为一个有所作为的皇帝。四月十二日（5月31日）恭亲王奕䜣的病逝给光绪帝提供了一次实施变法的机会。他请庆亲王奕劻转告慈禧太后称：“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3康有为也致函翁同龢促其及时策动光绪帝变法勿失时机。翁同龢便授意康有为代御史杨深秀、内阁学士徐致靖拟“请定国是”的奏折两件由杨、徐两人分别于四月十三日（6月1日）、二十日（8日）向光绪帝进呈。光绪帝在二十二日（1o日）令翁同龢代拟宣布变法的国是诏。经翁同龢一夜的努力诏书撰就。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光绪帝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宣告变法。诏书中称：“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1光绪帝在宣布变法两天之后又下诏定于四月二十八日（6月16日）召见康有为。慈禧太后却先制人迫令光绪帝在召见康有为的前一天以翁同1《戊戌变法》第4册第132—133页。 2《戊戌变法》第2册第18页。 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府抄本：《杰士上书汇录》卷1。 2《戊戌变法》第2册第485页。 3《戊戌变法》第4册第143页。 1《戊戌变法》第1册第331页。 龢“揽权狂悖”为由将其免职逐回常熟原籍。光绪帝在一度“战栗变色”后仍如期在颐和园勤政殿召见了康有为商讨变法事宜。康有为先陈述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指出“非尽变旧法与之维新不能自强”。光绪帝表示同意他说：“今日诚非变法不可”。为了减少顽固派的压力与阻挠康有为建议“就皇上现在之权行可变之事”2。召见之后光绪帝任命康有为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特许康有为专折奏事。康有为充分利用皇帝赋予他的专折奏事之权不断上奏提出一系列有关新政的建议。光绪帝从下诏变法到八月初六日（9月21日）慈禧太后动政变前的1o3天中先后布了有关新政的各种诏令达18o条左右其主要涉及的层面和所包括的内容为：第一文化教育方面创办京师大学堂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而改试策论设立译书局派留学生出国等；第二经济方面保护农工商业成立农工商局奖励明创造设立铁路、矿务总局展铁路和采矿业设邮政局裁撤驿站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等；军事方面裁减旧军训练新式海6军6军改练洋操等；政治方面改革旧机构裁撤闲散重叠的衙门准许官民上书言事允许自由创办报馆和学会等。这些改革措施虽然带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从北京紫禁城出的一道接一道的新政诏令毕竟是光绪帝革旧图新决心的体现毕竟使维新派的变法愿望得到部分实现这就在文教上打击了旧学提倡了新学经济上有利于资本主义的近代化政治上给人们某些言论、出版、结社的权利因而具有进步作用。新政诏令却遭到封建守旧势力的抵制和反对许多顽固大臣引慈禧太后为奥援唯“懿旨”是尊不把光绪帝放在眼里甚至明目张胆地阻挠新政致使光绪帝的变法诏书大多成了一纸空文。 从新政诏令颁布始以慈禧太后为的顽固守旧势力就预谋着对政局的控制。在翁同龢被开缺回籍的谕令布当天慈禧太后又胁迫光绪帝宣布以后凡授任新职的二品以上官员须到颐和园向她谢恩。同日任命慈禧太后的亲信大臣荣禄署理直隶总督以控制京津一带的兵权。光绪帝也未一味示弱七月十九日（9月4日）他下令将阻挠礼部主事王照上书的礼部尚书怀塔布等6人全部革职并对王照予以奖赏。次日他任命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为军机章京赏给四品卿衔参加新政。七月二十二日（9月7日）把阻挠新政的李鸿章逐出总理衙门。光绪帝的这些反击措施进一步引起慈禧太后的忌恨她不断派人去天津与荣禄密谋策划京津一带也盛传秋季慈禧太后偕光绪帝去天津阅兵时将废掉光绪帝。 随着天津阅兵日期的迫近光绪帝惊慌不安于七月二十八日（9月13日）交给杨锐一道密诏称：“朕维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1光绪帝这种置自身命运于度外的精神使康有为等人大为感动但他们在捧诏痛哭之后却是束手无策最后只好把希望寄托于东交民巷的公使馆和曾参加过强学会并握有新建6军的袁世凯身上。各国公使只是虚表“同情”不愿干预。康2《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18第15页。 1《戊戌变法》第4册第145页。 有为等人便策划了兵围颐和园捕杀慈禧太后的行动1；一方面敦请光绪帝于八月初一日（9月16日）召见袁世凯并破格重赏侍郎候补；一方面物色湖南会党领毕永年为捕杀慈禧太后的人选；又一方面则是由谭嗣同在八月初三日（9月18日）夜访袁世凯鼓动袁世凯先诛荣禄再兵围颐和园。毕永年进京与康有为交谈认为袁世凯不可靠此事不可恃便迳赴日本。袁世凯表面上答应了谭嗣同却在八月初五日（9月2o日）再次受到光绪帝召见后于当日赶到天津向荣禄告了密。荣禄便连夜驰奔京城向慈禧太后密报。慈禧太后闻讯深夜从颐和园还宫。八月初六日（9月21日）晨慈禧太后宣布重新训政下令缉捕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戊戌政变生。康有为在政变生的前一天逃离北京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杨深秀“六君子”于八月十三日（9月28日）被杀于北京菜市口。慈禧太后在八月初八日（9月23日）举行临朝训政礼后囚光绪帝于中南海瀛台涵元殿。轰动一时的“百日维新”被慈禧太后为代表的顽固守旧势力所扼杀。 1《戊戌变法》第2册第92页。 第六节曲折余生慈禧太后在动戊戌政变后就一心想废掉光绪帝却因遭到英、日等国的反对而未能得逞。当她令太医捏造“脉案”谎称光绪帝已病重的消息公布后英国驻华公使窦乐纳就通知总理衙门称：“我坚信假如光绪帝在这政局变化之际死去将在西洋各国之间产生非常不利于中国的后果。”2窦乐纳还派一名医生为光绪帝诊断病情结果是宣布光绪帝无病。慈禧太后只好暂时忍气吞声但与英、日的矛盾加深并伺机再谋废立。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899年12月31日）荣禄向慈禧太后密献计策：“择宗室近支子建为大阿哥为上嗣。”1“大阿哥”即皇位继承人。清朝在康熙帝晚年时已颁立下“永不建储之谕”慈禧太后却背离祖宗“家法”接受了荣禄的建议以光绪帝无子为由决定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于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初一日（19oo年1月31日）举行了立大阿哥的典礼。面对慈禧太后“名为立嗣实则废立”的阴谋舆论哗然。英、日、美等国驻华公使拒不参加典礼列强的军舰也由上海北驶表示对此事要加以“干预”。慈禧太后策立了大阿哥却未敢废掉光绪帝的帝位。但那位年方15岁、终日以玩犬为乐的溥儁却进了皇宫成了皇位继承人而光绪帝仍然是被囚在瀛台的挂名皇帝。 通过废立问题的一连串闹剧慈禧太后对列强的不断干预十分不满于是便利用了义和团反帝风暴作为她进行报复的工具。本来列强对光绪帝的支持是担心慈禧太后为的顽固势力再回到闭关自守的老路对列强在华的侵略权益不利。而光绪帝与维新派共同掀起的戊戌变法又是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前提的列强对此也并非完全赞赏。但就光绪帝的开明和慈禧太后的守旧而言列强自然会选择前者。当戊戌变法失败后中国又生了“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义和团的反帝爱国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但其盲目排外的一面却恰中守旧势力之下怀慈禧太后便借以泄了对列强在废立问题上对她屡次拆台的不满情绪。于是她在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中旬接受了协办大学士刚毅对义和团“宜抚不宜剿”的建议一改过去“剿抚兼施”的政策下了对义和团加以“招抚”的决心默许义和团进入北京。与此同时俄、英、德、法、美、日、意、奥八国拼凑2ooo余人在英国海军中将西摩率领下由天津向北京进犯开始了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各国又继续向大沽增兵试图不断扩大侵略战争。 面对八国联军的侵略清廷必须在和与战问题上作出抉择。自五月二十日（6月16日）至五月二十三日（6月19日）慈禧太后连续在4天之内召集4次御前会议讨论和战问题。光绪帝参加了会议他不赞成对外宣战认为顽固大臣所声言的“义民可恃其术甚神”是靠不住的指出“诸国之强十倍于日本合而谋我何以御之？”“奈何以民命为儿戏？”1载漪、载濂、刚毅等顽固大臣则不仅一再申明要靠义和团的“神术”去“报雪仇耻”而且还指使人编造出一个“请太后归政废除大阿哥”的所谓“外交团照会”2参见杨天石：《康有为谋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确证》《光明日报》1985年9月4日。1《英国蓝皮书》中国第1号1899年第3o3页。 1《戊戌变法》第1册第478页。 使慈禧太后大为恼怒声称：“外人无理至此予誓必报之。”1经慈禧太后与守旧排外大臣的反复密商后于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月）颁布了宣战“上谕”。但就在宣战后仅4天慈禧太后就向列强表示“朝廷慎重邦交从不肯轻于挑衅”2。又过了4天又表示“此种乱民设法相机自行惩办”3。可见利用义和团去同八国联军作战以实现慈禧太后报复外国人又试图对义和团加以镇压这就是慈禧太后宣战的实质。 七月二十日（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慌忙挟光绪帝西逃。在此之前她调派李鸿章为全权代表与列强议和。经李鸿章与列强的谈判交涉慈禧太后得知“惩凶”的名单上没有她对列强十分感激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4授权奕劻、李鸿章与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随后她与光绪帝返回北京并将大阿哥溥儁废掉。光绪帝返京后不再被囚于瀛台而是常常临朝回复到以往的帝位生活但慈禧太后对他仍严加控制。此时的清廷固然仍在推行着自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19o1年1月29日）开始下诏变法所实行的新政似乎是把戊戌变法时期的新政措施又一步步恢复然而光绪帝在颁新政诏令时却不得不服从慈禧太后的旨意“先自骂两句”说“康有为之变法非变法也乃乱法也”1。他在对德龄的自白中表达了苦衷：“我有意振兴中国但你知道我不能作主不能如我的志。”2就是在如此心境之下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19o8年11月14日）光绪帝怀着无限的惆怅逝于北京。 1《义和团》第1册第13页。 2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卷67第2页。 3《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86页。 4同上书第2o3页。 1《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945页。 2《德宗遗事》第49页。 第十章曾国藩第一节获取功名肆力理学曾国藩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嘉庆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1811年12月26日）出生于湖南湘乡县南的白杨坪村（今属双峰县）的一个中等地主家庭。祖父曾玉屏为乡村的土财主。父曾麟书是个多年不第的老童生直到43岁才考中秀才。在家庭的严格督促下曾国藩从小勤奋读书熟悉了封建礼教纲常等一套儒家伦理道德成为他以后立身处世的基本准则。道光十年（183o）他2o岁时外出求学先在衡阳唐氏家塾毕业翌年改进湘乡连滨书院。道光十三年（1833）考中秀才进入长沙岳麓书院学习。在这里他系统地接受了封建思想教育和湖南学风的熏陶对他日后的治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曾国藩于道光十四年考中举人。在以后的两三年间他连续两次前往北京参加会试结果都名落孙山。但是这两次北京之行对促使他努力向学大有帮助。回到湖南家乡后他闭门在家愤攻读对历史和古文潜心研究因而较大地提高了学识素养。 道光十八年（1838）正月曾国藩第三次赴京参加会试以第38名中试。四月殿试三甲42名赐同进士出身。朝考一等三名以庶吉士入翰林院庶常馆。道光二十年散馆列二等19名授翰林院检讨秩从七品。 考中进士并被选入翰林院对功名心切的曾国藩是一个很大的激励。早在道光十一年他便改号涤生要求自己“涤其旧染之污”而新生3。中进士后又“更名国藩”期望作为国家的屏藩立功业于乱世。特别是选入翰林院后更是“毅然有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1对于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学习都进行严格的要求从而更励志于探求学问。正好这时湖南善化学者唐鉴由江宁藩司入官太常寺卿曾国藩便“从讲求为学之方”。唐鉴是个理学家“专以义理之学相勖”在唐的带动影响下曾国藩开始“肆力于朱学”。这时中英鸦片战争正在紧张地进行着。对于这一引起中国“数千年来大变局”的大事曾国藩是很注意的。他当时对于英国资本主义势力之入侵持憎恶和反对态度谴责他们“逆性同犬羊贪求无厌”2。赞扬姚莹、达洪阿率领台湾军民击退侵台英国兵舰俘获英国士兵多人的正义反抗是“大快人心”的举动3。 鸦片战争结束后曾国藩更致力于理学按照理学家的严格要求进行修身养性。他以倭仁为榜样“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4将读书与修身结合起来。他在治理学的同时又治古文辞追随桐城派学习古文、诗词等。几年以后又对考据之学感兴趣。于是他认为的“自西汉3德菱（龄）：《清宫二年记》《东方杂志》1o卷7号。 1《曾文正公全集·日记》卷上第27页下“省克”。 2黎庶昌：《曾文正公年谱》卷1第6页。 3《曾文正公手书日记》第1册辛丑（道光二十一年1841）正月初九日。4《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6页。 至于今识字之儒”的“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三途5都已涉身其中因而为进一步研究学问打下了较为扎实的基础。 5《曾文正公手书日记》第1册辛丑（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十四日。 第二节上折陈言然而时事的变幻使曾国藩朝另一方向展。 道光二十九年（1849）曾国藩已升任礼部右侍郎。当时经过鸦片战争之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侵略自沿海向内地而逐步深入国内原有的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面对着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动荡形势曾国藩感到忧心如焚因而在咸丰帝即位后连续上奏提出不少建议。其中《应诏陈言疏》关于人才的培养与使用对咸丰帝有所震动批示“切中情事深堪嘉纳”令有关部门“评议以闻”但经“部议格不行”；《议汰兵疏》进呈后获“召见嘉其切中时弊谕以俟广西事定再行办理”1。 太平天国起义爆后曾国藩在极其焦急之中又向咸丰帝陈奏《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直接向咸丰帝提出三条尖锐的批评意见。其一是“防琐碎之风”批评咸丰帝“自去岁以来”只注重诸臣之“细节”而疏于国家大计表现在“往广西人员位置之际未尽妥善”；其二是“杜文饰之风”批评咸丰帝“徒尚文饰”不讲实际不能采纳好的建议“自去岁求言以来”对一些“嘉谟至计究其归宿大抵皆以‘无庸议’三字了之”；其三是消“骄矜之气”批评咸丰帝去岁以来既下诏求言结果却拒谏自专无视百僚的意见。指出“目今警报运筹于一人取决于俄顷皇上独任其劳而臣等莫分其忧使广西而不遽平固中外所同虑也”2。也就是指责咸丰皇专横独断致使太平天国起义不能很快镇压下去。曾国藩上奏此折是想效古忠臣之鲠直敢谏自以为不失为忠心耿耿之诤言但却差一点引起大祸咸丰帝阅奏后大为震怒“立召见军机大臣欲罪之”1。由于周围大臣的劝说才作罢。这次事件对曾国藩教训很深此后他再也不敢凭一片赤诚去“冒犯天颜”了。 咸丰二年六月他被派充江西乡试正考官。七月得悉其母病逝讯息急忙回原籍奔丧。 1《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55页。 2《国史本传》《曾文正公全集》卷第13页；《曾文正公年谱》卷1第21、25页。1《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第32—38页。 第三节组织湘军屠杀会党群众道光三十年十二月（1851年1月）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树起了反抗清朝封建统治的大旗。经过两年余奋战自广西入湖南、进湖北顺长江而下经江西、安徽、江苏于咸丰三年二月（1853年3月）攻下江宁府城随即将它定为国都改名天京。 这时清皇朝的八旗兵早已继起的绿营兵也日趋衰败。清廷先后调集大批军队前往广西、湖南镇压结果纷纷败溃只好寻求地方武装力量进行阻挡。当咸丰二年太平军进入湖南后清廷便命令两湖督抚等地方官员劝谕士绅举办团练。此时曾国藩正因母丧在原籍守制。这年十二月十三日（1853年1月21日）他接到湖南巡抚张亮基转来军机大臣转达咸丰帝十一月二十九日上谕要他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协助张亮基“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曾国藩接旨后四天即前往长沙着手筹办团练武装。 鉴于清朝原有军队已不足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实际状况曾国藩认为必须从根本上着手建立与培训起一支有严密组织并有顽强战斗意识和实战能力的新军。为此他拟定了他的建军原则竭尽全力组织起一支新的地主阶级武装湘军。 在湘军兴起前湖南已有新宁举人江忠源兄弟等在本籍自募的楚勇和湘乡儒生罗泽南、王錱师徒主持的湘勇在镇压地方农民起义上都取得相当的成效。曾国藩与他们这些人有着师生或同乡的情谊便在他们原有的基础上吸收其经验并大加展。他的湘军与旧军队比较在兵源、选将、营制以至训练办法上都是“改弦更张”的。 先在兵源上湘军的官兵来源采取逐级自行召募的办法即：“帅欲立军拣统领一人檄募若干营统领自拣营官营官自拣哨官以次而下帅不为制”。这个“帅”就是曾国藩上一级负责挑选下一级层层相连最后归属曾国藩总指挥。当时湘军士兵只在湖南省内主要在长沙、宝庆二府内召募尤以湘乡人为多。这样的募集办法与清朝军队“将不必由帅选”正好相反。它利用地域观念和同乡感情促使彼此间团结合作避免过去官兵“不相习”上下缺乏感情联系互不相干的冷漠状况而达到“一营之中指臂相联”使“弁勇视营、哨营、哨官视统领统领视大帅皆如子弟之事其父兄焉”2。 其次在将士素质上要求“凡募勇取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气者；其有市井衙门气者不用”1；而在将官上则选择绅士与儒生其主要将领大多是有同乡、同学、师生、亲友关系且是气味相投讲求“忠君”、“卫道”的程朱理学忠实信徒。用曾国藩的话是“概求吾党质直而晓军事之君子”2并具体要求“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归根结蒂是必须肯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作出个人牺牲即具有“忠义血性”者以能为封建主义制度效忠的政治标准为根本原则3。 2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曾文正公别传》卷1第3页。 1以上见王定安：《湘军记》卷2o岳麓书社版第338页。 2《湘军记》第34o页。 3曾国藩：《与王璞山》《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第32页。 再次特别强调对士兵进行严格训练。在“训”字上“以忠义激励将士”进行封建伦理和纪律教育。“崇纪律重廉耻”要求“有勇知方”。严禁将士吸食洋烟（鸦片）、打牌押宝（赌博）、妇女和结盟拜会等；在“练”字上则加强练队伍和练技艺。每天必须按规定出操、练习各种武艺和阵法、巡逻放哨和列队点名等要求行动整齐勇于作战。 这样曾国藩利用封建宗法关系作为维系湘军的纽带使全军上下归他一人调度指挥湘军成为以曾国藩为领的私人武装。这是中国近代最早出现的军阀集团。湘军的骨干多是以各种封建关系纠集在一起的中下层封建知识分子。他们出身于一般中小地主家庭功名不高或是诸生、文童也没有显赫的政治地位。但这些人都浸透了封建正统思想都以坚决维护封建名教和统治秩序为己任。这些人比腐朽的封建官僚有才干他们兢兢业业有一股拼命向上爬以取得功名利禄的顽强精神和野心。曾国藩正是带领这样一批儒生们结成“誓不相弃之死党”4而成为太平军的死敌。 在曾国藩组织湘军的过程中即在咸丰三年间尚未与太平军正式作战前他就已指挥这些未成军的练勇在湖南境内多次镇压过会党起义也曾派遣他们到江西支援过当地团练与太平军作战。在对待起义军上曾国藩采取极为残忍的手段。早在咸丰三年二月他在给咸丰帝的奏折中就提出：对起义军“非严刑峻法痛加诛戮必无以折其不逞之志而销其逆乱之萌”主张“欲纯用重典以锄强暴”并声言：“但得良民有安生之日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1他的主张得到咸丰帝的积极支持批示他“必须从严务期根株净尽”2因而他更加放手大干。这年上半年他在长沙设审案局依靠地方绅耆大批捕杀立三等法：重则处以斩枭；轻亦立死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他不“拘泥常例”借用巡抚令旗捕人多杀人快“案至即时讯供即时正法”心狠手辣在百十天内就屠杀了2oo多人。他这样大肆杀戮的暴行遭到社会舆论的严正谴责人们给他起了“曾剃头”和“曾屠户”的绰号。 4《与彭筱房、曾香海》《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3第2、3页。 1《与文任吾》《书札》卷2第35页。 2《奏稿》卷2第2—3页。 第四节镇压太平天国湘军筹建于咸丰三年原先只有6师以后为与太平军争长江水上优势又筹建水师。水、6两支队伍于咸丰四年正月下旬分别建成。水6各5ooo人营制每营5oo人各分为1o营。水师拥有“快蟹”4o号“长龙”5o号舢板15o号拖罟1号（作为曾国藩的座船）又购民船12o号改造为战船另雇民船一百数十号以载辎重。加上夫役水手7ooo余人水6共有员弁兵勇一万七千余人自衡州（今衡阳）出会师于湘潭声势浩大欲“东征”与太平军决一死战。 曾国藩于出师时布《讨粤匪檄》竭力维护封建制度和孔孟之道同时也抓住了太平天国的某些弱点加以渲染。它充分反映了曾国藩对农民反封建斗争的仇恨表明了他作为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维护者镇压农民起义的顽固立场。 当曾国藩率领湘军大举“东征”时太平军水师已据有长江天险6上则占有皖、赣、鄂三省的大部分。而这时安庆、九江早已在太平军手里武昌也正处在太平军包围中太平军显然占有绝对优势。曾国藩的东征战略目的是在争夺武汉、九江、安庆这长江中游的三大据点然后进军东南包围天京。因此此后七八年间湘军便同太平军对这三大据点进行了激烈的反复的争夺。 曾国藩面对太平军强大的兵力及其所占有的优势认为必须逐步推进步步为营而不能急于冒进。他先着眼于两湖地区与太平军展开了拼死的战斗。战斗最早于咸丰四年（1854）三月上、中旬在岳州府周围进行老湘营王錱兵败退守岳州又缒城逃跑大部分被歼太平军乘胜进占湘潭钳制长沙。曾国藩以湘军主力力争湘潭并自率水师攻打长沙北之靖港结果湘军水勇溃败战船三分之一被焚毁和为太平军所获。曾国藩羞愤交加投水自杀被随从救出。湘潭方面双方激战7日太平军伤亡重大被迫退出长沙外围缓解。曾国藩利用3个月时间休整于六月中重新出动七月初一日夺回岳州府城。 这年八月曾国藩督率湘军水6师分三路进攻武汉。八月二十三日（1o月14日）攻陷武昌、汉阳太平军停泊汉水的千余艘船只拟冲至长江被截毁殆尽湘军水6东下进攻江西。十月十三日（12月2日）湘军水师在彭玉麟、杨载福带领下又攻断湖北田家镇至半壁山的拦江铁链焚毁太平军船只45oo余艘。湘军大为得势。 然而风云突变这年十二月太平天国派石达开率军在江西湖口、九江焚湘军水师船只。特别是十二月二十五日（1855年2月11日）在九江夜袭湘军水师焚战船多艘获曾国藩座船尽得其文卷册牍曾国藩走投无路再次投水寻死被人救起送罗泽南营中。紧接着咸丰五年春太平军第四次攻占汉阳并第三次攻克武昌城曾国藩率部龟缩南昌城内不敢出来。下半年十一月石达开回师江西在短短3个月里赣中、赣北尽为太平军所得。到咸丰六年上半年曾国藩率湘军东征与太平军进行了将近3年的争夺战彼此各有胜负但总的形势对湘军是不利的不仅长江中游三大据点都在太平军手里而且太平军还控制了从武昌到镇江之间所有沿岸的城镇；安徽、江西、湖北东部以及江苏部分地区也都为太平天国所有。 然而不久“天京事变”爆形势急转直下。曾国藩带领湘军趁机反攻。咸丰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1856年12月19日）湖北湘军胡林翼、杨载福等攻陷武昌。咸丰七年九月初九日（1857年1o月26日）湘军攻陷湖口被阻隔3年之湘军水师彭玉麟部与杨载福部在外江会合。 在此期间自咸丰七年二月到八年六月的一年四个月时间里曾国藩因丁父忧回原籍守制。他与清廷的矛盾也通过三四年来战事的进展而有所增长。以咸丰帝为的清朝统治集团对于曾国藩本来就怀有疑虑始终都仅赐给他空头衔而不予以实权使他感到处处都有阻力。他曾向咸丰帝提出至少授给他以巡抚职务以便于办理军务调动粮饷等但没有获得同意而让他继续“在籍守制”。到咸丰八年元月由于胡林翼、骆秉章先后奏请他统兵援浙他才再度出山。 经过几年来与地方官吏和清廷的交涉折冲又经过一年多来在原籍守制期间的反思再度出山的曾国藩变得老练圆滑了。此后的曾国藩与清廷及与地方官吏的关系渐趋于合拍他的职权地位也随着形势变化展而不断有所提高。 太平天国的实力由于领导集团的内讧而大为削弱使总的形势大有利于清廷但就湘军与太平军的较量来看在咸丰八年至十年的两三年间则仍有起伏。咸丰八年四月湘军李续宾等会同水师杨岳斌（即杨载福）、彭玉麟联合攻下九江太平军一万七千余人死难长江中游第二据点又为湘军所得。但同年十月三河镇之战李续宾所部湘军精锐6ooo为陈玉成、李秀成联军全歼湘军悍将李续宾等被击毙给曾国藩及其湘军集团打击之大不亚于咸丰四年冬湖口、九江曾国藩座船被俘获之役“不特大局顿坏而吾邑士气亦为不扬”3。 咸丰九年（1859）石达开部太平军拟行入川骆秉章与胡林翼计议通过湖广总督官文奏请清廷派曾国藩入川布置以确保湖北饷源而乘机为曾谋得川督。咸丰帝虽下令调派曾国藩率军入川却无意授他以四川地方实权因而胡林翼等又合计将曾国藩留驻湖北共谋进军安徽。此后曾国藩便以攻取安庆作为湘军的战略重点和当务之急把安庆之战看作是“目前关系淮南之全局将来即为克复金陵之张本”来考虑1。 曾国藩进攻安庆采取围城打援的策略。他以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实行力取上游逐渐及于下游也就是先取安徽再及于江、浙的方针始终坚定不移。即使是咸丰十年春夏之间江南大营再次解围和春、张国樑兵败身死苏常危急咸丰帝一再催促曾国藩率湘军东下支援他都拒不从命安然不动。咸丰帝万不得已只好赐曾国藩以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并连下谕旨令他撤安庆之围驰援苏常。他也还是奏称“自古平江南之贼必踞上游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2坚持原来的观点。最后清廷不得不同意他的意见。由于坚持先打安庆再及江南的战略方针在此后安庆攻陷后湘军在围攻天京上拥有更加有利的形势。 但是太平天国晚期洪秀全重用洪仁玕辅以陈玉成、李秀成二人的善于带兵和富于实战经验使曾国藩的战略意图不可能轻易实现而且经常陷于困境。咸丰十年夏至十一年初夏曾国藩坐镇祁门近1年调兵遣将与太3同上书第4页。 1《复刘霞仙》《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7第23页。 2《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1第44页。 平军争夺皖南。在十年十月和十一年四月曾国藩就曾先后两次因太平军李秀成和李世贤分别率部逼近而惊慌万状两次都写了遗嘱安排后事只是因为太平军没有进一步进攻而使之度过了危机。事后他还心有余悸再不敢身临前线指挥作战了。 安庆经过长期的围困于咸丰十一年八月初一日（1861年9月15日） 终于被湘军曾国荃等部攻陷。在曾国藩支持下曾国荃纵兵杀掠乘机大横财。 安庆的失陷使天京失去重要的屏障。太平军从此居于守势湘军与太平军的主要战场也由安徽转移到江苏。 咸丰十一年七月咸丰帝死于热河避暑山庄。这年十月慈禧太后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与恭亲王奕䜣动了“辛酉政变”夺取了政权。为了尽快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慈禧太后任命曾国藩管辖苏、赣、皖、浙四省军事自巡抚、提、镇以下文武各官皆归节制；同治元年（1862）更加以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官衔。这时曾国藩渴望多年的宿愿得以实现军、政、财大权一手在握积极性也大为提高从而加紧对苏南、浙江进兵为最终攻取天京作好布防。在他的支持下曾国荃部湘军包揽了对天京的围攻。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1864年7月19日）天京沦陷曾国荃部抢得了镇压太平天国的头功并纵兵对天京大肆掳掠烧杀。清廷论功行赏曾国藩赏加太子太保衔赐一等侯爵世袭罔替赏戴双眼花翎。曾国荃赏加太子少保衔赐一等伯爵其余湘军将领也都赏赐有加。 在慈禧太后把持下的清廷对曾国藩虽然委以重任并给予实权但实际上还是很不放心的。特别是在曾国荃进兵雨花台以后湘军自数万增至十余万人曾氏兄弟手握重兵对清廷不能不是一大威胁因而清廷对曾国藩的态度便有所改变不像以前那样支持了。曾国藩凭其多年的政治经验意识到要保存性命只有退让。于是在攻陷天京后便主动提出裁撤湘军和为曾国荃代请回籍养病以消除清廷的疑虑。具体办法是裁撤他所直接统率的湘军主力二万五千名但保留后建的淮军以“御寇”；曾国荃辞去浙江巡抚的职务。对于曾国藩的自释兵权和曾国荃引疾自请开缺清廷很快便予以批准。第五节从主张抵抗到外敦“和好” 当曾国藩正率领湘军与太平军激烈搏斗期间生了英法联军侵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时曾国藩在对待外来侵略的问题上仍然是主张抵抗。两年以后咸丰九年五月二十五日（1859年6月25日）第二次鸦片战争前一阶段战役结束《天津条约》已经签订英法侵略者北上换约他们故意不按清廷规定的路线擅自闯入大沽口遭到大沽驻军的痛击。曾国藩在得到消息后认为这次胜利大快人心。他在写给当时在僧格林沁营中当幕僚的郭嵩焘的信中说：“五月二十五日之战自庚子、辛丑（184o、1841）夷务初起后至是始一大创之中外人心为之大快。”3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出现了封建统治者与外国侵略者结合起来以对付农民起义的新局面这便是“借兵助剿”的问题。 在“助剿”问题上外国侵略者是很积极主动的。咸丰十年冬俄、法驻华公使便连续向清廷表示愿意共同镇压太平天国。这时通过第二次战争的再次接触清朝统治集团中的某些重要成员对于西方侵略者的认识已有较大转变。他们认为太平天国和捻军等农民起义军是“心腹之害”而外国侵略者不过是“肢体之患”或“肘腋之忧”1。于是借洋兵“助剿”便提到会议桌面上来。在谈判桌上俄、法、英、美很主动而清廷则处在被动地位。就清廷方面而言它未尝不想借洋兵以镇压农民起义但又感到“流弊滋多”因而迟疑再三最后只是在太平军占有苏、常再次进攻沪、杭的严重形势下才不得不被迫接受。 但是对于借洋兵“助剿”曾国藩却另有一番考虑。同治元年正月（1862年2月）他以两江总督的身份在给江苏巡抚薛焕的信中就曾很不客气地责问道：“其借助西洋一事未经奉商遽行举办此等情形鄙人前皆未闻。”1而当清廷表示“嘉其助顺听其进兵”逼他表态时他在给同治帝的奏折中表示不同意和洋兵联合进行全面会剿认为“目前权宜之计只宜借兵守沪城切勿遽务远略”始终强调“借洋兵以助守上海共保华洋之人则可借洋兵以助剿苏州代复中国疆土则不可”2。 由此可知曾国藩对于洋兵“会剿”事是有条件的他在给薛焕的信中曾直截了当声称：“弟所谓愿执其咎者专指保上海而言而必欲攻取金陵、苏、常则始终不敢与闻。”3正是由于曾国藩等的反对清廷最后没有接受英、法、俄、美等国大规模的洋兵联合会剿而在同治元年夏的一个上谕宣告：“借洋兵助剿之议叠经曾国藩等先后复奏佥称有害无利前因上海吃紧英、法两国情愿帮同战守是以姑事羁縻未经阻止。”表示以后当主要依靠官军1。 曾国藩之所以反对“洋兵会剿”认为“只宜借兵守沪城”真正的原3《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1第44页。 1《复郭筠仙》《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8第35页。 1《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8册第2675、2674页。 2《复薛觐堂中丞》《曾国藩未刊信稿》中华书局版第27页。 3《复潘玉香观察》《曾国藩未刊信稿》第7—8页；《议复借洋兵剿贼片》（同治元年正月二十二日）《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5第19—2o页。 1《曾国藩未刊信稿》第27页。 因是：第一他不愿洋人分占其利特别是不甘愿洋枪队分占由他和其弟曾国荃湘军主攻天京的头功。这是最主要的。第二这也是从清朝统治者的实际利益考虑。尽管这时这个政权已开始半殖民地化了但它在能够保有的独立限度里还是尽量想多维持一点自己的封建主权。 值得注意的还有阿思本船队的事件。这事也生在咸丰、同治之交与借洋兵助剿差不多同时。咸丰十一年（1861）总理衙门大臣奕䜣、桂良、文祥等先奏请购置外国船炮以期早平“内患”曾国藩很表赞同称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2。第二年经清廷批准由总理衙门委托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趁休假回国之便代购中号兵船3艘、小号兵船4艘。但李泰国违反总理衙门与他的协议不仅多购1艘船价由原定6o万两增至1o7万两而且擅自招募6oo余名英国人为船队水手军官聘请英国皇家海军上校阿思本任船队的司令。更严重的是他竟以中国代表自居与阿思本订立了十三条协定“依据这协定的条款司令除了皇帝之外不接受任何人的命令皇帝的命令要有李泰国副署才能有效”3。同治二年八月（1863年9月）这支新购的船队到达中国俨然是一支外国的海军小舰队。与曾国藩“原期操纵自如指挥由我”的设想完全不是一回事。奕䜣等“再四向李泰国严词驳诘”议定折衷办法订立章程五条“由中国选拔武职大员作为该师船之汉总统以阿思本为帮总统均听当地所在用兵地方督抚节制调遣”1但遭到曾国藩等湘淮系的坚决抵制最后不得不将阿思本船队解散。 曾国藩对阿思本船队的抵制含有维护中国民族尊严的积极因素但同时也反映曾国藩等湘淮军实力派与外国侵略者之间尚存在一定的矛盾。 然而不管怎样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曾国藩对于西方国家的言论和对策确实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在根本态度上反复强调起“与洋人交际要言忠信行笃敬”“要开诚布公与敦和好”。 曾国藩之所以对外国侵略者的态度有如此大的转变是因为他的认识有了根本的转变。同治元年五月初七日（1862年6月3日）他的日记记载了他与幕僚们的谈话：“洋人（咸丰）十年八月入京不伤毁我宗庙社稷目下在上海、宁波等处助我攻剿匪二者皆有德于我我中国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2由于曾国藩对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的认识和态度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有了如此截然不同的转变因而促使他由宋明理学的信仰者变为主张“师夷智”以“自强”的洋务派大员。 2《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6第18—19页。 3《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4第1o页；《上恭亲王》《曾国藩未刊信稿》第176页。1何天爵：《中国的海6军》《洋务运动》第8册第474页。 2《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1第2页。 第六节举办洋务举办洋务是封建统治阶级中的实权人物被迫学习西方科技以巩固其政权的活动曾国藩是其中主要的倡导者。在当时声势浩大的农民大起义的冲击下为了对付太平天国和捻军等洋务活动必然先是从兴办军事工业开始。因此在咸丰十年提出借洋兵“助剿”和委洋商运米粮问题时曾国藩就表示“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以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3。咸丰十一年他就在安庆军营里设内军械所召募科技人士开始制造洋枪洋炮。第二年“试造洋器全用汉人未雇洋匠”在徐寿、华蘅芳等中国科技人员努力下造成第一艘木质轮船“黄鹄”号他计划“以次放大续造多只”1。为此同治二年冬他派遣早期留美学生容闳到美国购置机器进行扩充。两年后机器运到在上海创建江南制造总局“始以攻剿方殷专造枪炮亦因经费支绌难兴船工”。至同治六年（1867）曾国藩奏留海关洋税二成以其中一成充作造船费用至第二年建造成一艘较“黄鹄”号大五六倍的木壳轮船取名“恬吉”时也较前大有进步2。此后直到曾国藩去世前江南制造总局又6续推出“操江”、“测海”、“威靖”三艘轮船体积、吃水马力与载重一艘过一艘。同治十二年又制造成一艘“海安”轮马力达18oo匹载重达28oo吨。“在外国为二等在国内为巨擘。”3但是曾国藩死后制造局全由李鸿章管辖改变了以自制轮船的方针为以买船为主致使江南制造局在培养本国技术力量和技术设备上的展受到相当的影响。 除了制枪炮、造船曾国藩在江南制造局还设置了翻译机构“另立学馆以习翻译”。他对于主持编辑翻译的徐寿大加赞许认为“此举较办制造局为尤要”强调“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只有通过翻译才能“明夫用器与制器之所以然”。并聘请英、美传教士伟烈亚力、傅兰雅、玛高温等人专事翻译制造的科技书籍多种1。此外他还接受容闳的建议在江南制造局兵工厂旁建立了一所兵工学校以培养机械制造方面的工程技术人才。曾国藩还接受容闳的建议与李鸿章联名奏请派遣幼童赴美留学。同治十年七月初三日（1871年8月18日）曾国藩（时任两江总督）与直隶总督李鸿章联衔会奏委派陈兰彬、容闳为正副委员选带聪颖子弟赴美国肄习自然科学技术具体办法为：“派员在沪设局访选沿海各省聪颖幼童每年以三十名为率四年计一百二十名分年搭船赴洋去外国肄习十五年后按年分起挨次回国。”212o名青少年后来虽因封建顽固势力的阻挠破坏未能按预定15年的期限学完而于光绪七年（1881）便全部提前撤回但通过这6到9年的学习还是培养出一批中国近代早期的外交、海军、航运、电报、路矿、教育等方面的新式人才其中包括铁路总工程师詹天佑等优秀科3《曾文正公手书日记》第13册同治元年五月初七日。 1《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2第58页。 2《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7第7—1o页；《清史稿·艺术传四》；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卷15；《手书日记》同治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3《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7第7页。 1《江南制造局记》《洋务运动》第4册第125页。 2《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7第7—1o页。 技工程人员并且对以后中国派遣留学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曾国藩办理“洋务”的时间不长所办的洋务内容比起李鸿章、左宗棠和后起的张之洞等要少得多。但是他起了创始者与带头人的作用在近代中国洋务运动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 18 第七节“剿捻无功” 曾国藩在功名仕进上曾一帆风顺但在镇压捻军中因“无功”而招致清廷的不满。 同治四年四月（1865年5月）捻军将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的剿捻主力吸引到山东菏泽西北高楼寨利用有利的地形进行伏击使僧军被大量歼灭僧格林沁本人也被击毙。清廷大为震动赶紧调派曾国藩督师北剿。清廷颁给曾国藩以钦差大臣关防任命他督办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所有三省八旗、绿营及地方文武员弁均由他节制。 针对捻军流动作战、行踪不定的特点曾国藩采取重点设防坚壁清野画河圈围的对策。他先驻扎在徐州作为指挥中心并在临淮、周口、徐州、济宁（以后加上归德）等地驻防重兵进行堵截以后又分别移驻这些据点重点围攻另外派遣精锐马队对捻军进行跟踪追击以达到最后聚而歼之的目的。为了割断捻军与群众的联系他实行查圩政策进行坚壁清野严禁群众接济捻军并采取软硬兼施威胁利诱分化瓦解的政策企图彻底孤立捻军。他以水师炮船封锁黄河防止捻军北上又利用运河、淮河、沙河、贾鲁河等河流的自然地形挖壕筑墙进行设防企图限制捻军的流动。但所有这些都没能奏效。捻军这时已分东、西两支仍然往来穿插驰骋南北东西使清军经常处于被动挨打地位。同治五年八月（1866年9月）赖文光部东捻与张宗禹部西捻在河南开封大会师一举冲破曾国藩布置的沙河及贾鲁河防线大败河南巡抚李鹤年的河防军。然后乘胜东向突破运河防线进入山东水套地区。九月自山东回师再破清军河防重返河南如入无人之境。这使曾国藩煞费心机辛苦经营的合围河防“剿捻”计划破产不得不自认“剿捻无功”。 由于曾国藩劳而无功清廷决定以李鸿章来接替他。曾国藩自己也深感这种局面难以维持便于同治五年十月自请开缺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等职衔另派钦差大臣接办军务自己以散员留营效力并附片暂将封爵注销。清廷只撤换了他的剿捻钦差大臣命令他南返两江总督原任。 同治六年正月（1867年2月）曾国藩由周口剿捻据点途经徐州二月返抵江宁还驻两江总督衙门。此后两三年间清廷为了对他进行安抚先后补授他以体仁阁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等头衔并于同治七年七月调他任直隶总督。这年十二月至翌年二月他在北京受慈禧太后与同治帝的数次接见并在国宴上班列汉官之与满大学士倭仁东西相对享受清廷的最高荣宠。然而在骨子里曾国藩通过实际的观察体会对清皇朝之前途及其当权人物深感失望心情十分凄凉阴暗。还在同治六年六月间二十日晚（1867年7月21日）他就私下与他的机要幕僚赵烈文在闲谈时透露出自己的忧虑。他对赵烈文的清廷“根本颠扑”命运“殆不出五十年”的估计起先不肯相信以后觉得赵的分析有理而希望死免得看到清朝的崩溃而难过3。以后他北上到京、津等地通过亲自考察和直接了解对清廷及主要当权人物更是失去信心感到清廷大势已去更增添了心头的愁闷。 3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版第91页。 第八节“曲全邻好” 同治九年五月（187o年6月）天津生了重大教案爱国民众愤怒惩罚欺压中国人民、无视中国主权的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等侵略分子焚毁教堂和外国驻津机构多处。事件生后清廷派遣曾国藩前往处理。曾国藩到天津后明知这次教案“曲在洋人”但为了讨好侵略者以维持“中外和好”他不惜违心地大肆惩办中国人民将“启衅”的罪名硬加到天津老百姓头上。当时在中法代表交涉期间法国公使罗淑亚声势汹汹以武力进行威胁企图迫使清廷完全接受其极为苛刻的条件连清廷都感到事态严重“有诏备兵以待”而曾国藩却说：“百姓小忿不足肇边衅”1。他的对外既定方针是“即令审得确情实系曲在洋人”“吾辈亦宜含浑出之使彼有转圜之地庶在我不失柔远之道”；“如其曲不在洋人凭谣言以煽乱尤须从重惩办”2。在他主持下完全满足了法国侵略者的要求任意逮捕了8o余名无辜群众重刑逼供。“先后两次共得正法之犯二十人军徒各犯二十五人天津知府、知县配边疆赔款四十九万七千余两”3还由清廷派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为专使到法国赔礼道歉。曾国藩这种视人民如草芥、曲意讨好外国侵略者的卑劣行为不能不引起全国舆论的强烈反对甚至连旅居北京的湖南士大夫也气愤地砸掉他悬在湖南会馆上的匾额声言开除他出同乡会。在社会舆论的共同谴责下曾国藩不得不承认对于这一事件“办理过柔寸心抱疚”“内疚神明外惭清议为一生憾事”。以后还再三写信对人表示“神明内疚至今耿耿”。但实际上他又认为从维护清朝统治利益上讲是做得对的。他在向清廷奏报对天津教案一事的处理时说“中国目前之力断难遽启兵端惟有委曲求全之一法”1认为“兵端一开不特法国构难各国亦皆约从同仇。能御之一口不能御之于七省各海口；能持之于一二年不能持之于数十百年而彼族则累世寻仇不胜不休”2。他进而提出“皇上（指同治帝）登极以来外图强盛如故惟赖守定和议绝无改更用能中外相安十年无事”3。他认为为了维护清朝封建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惟有采取对外屈辱乞和的妥协方针。也就是在这个奏折中所说的今后“仍当坚持一心曲全邻好兵端不可自我而开以为保民之道”。 此后他更与郭嵩焘、李鸿章往复讨论。李鸿章说：“洋人所图我者利也势也非真欲夺我土地也。自周秦以后驭外之法征战者后必不继羁縻者事必长久。今之各国又岂有异。”4曾国藩答复道：“承示驭夷之法以羁縻为上诚为至理名言。自宋以来君子好诋和局而轻言战争至今清议未改此态。”1他们总结出的“驭夷之法以羁縻为上”作为他们对外行动指南并成为清廷对外关系的总方针。 1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卷27《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3册第411页。2李鸿章：《曾文正公神道碑》《曾文正公全集》卷第62页。 3《复崇地山宫保》、《复恭亲王》《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32第12、43页。1《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77第14—15、42—43页。 2《复陈津案各情片》同治九年六月二十八日《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9第4页。3《复刘霞仙中丞》《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33第4页。 4《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9第49页。 1《复曾相》同治九年闰十月二十一日《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o第27—28页。曾国藩按以上指导思想办理天津教案是完全得到清廷同意的但是由于舆论的指责集中在曾国藩一人身上使他一下子由“中兴名臣”变成“卖国贼”。为了缓和“清议”减少自己所受压力曾国藩上疏请求另派大臣到天津协同办理。清廷接受他的请求派遣工部尚书毛昶熙、江苏巡抚丁日昌赴津会办教案。这时正好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身死便下令调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而派李鸿章接替他为直隶总督复查天津教案。这实际上等于宣布曾国藩没有处理好天津教案。清廷把曾国藩推出来当替罪羔羊使曾国藩深感难堪并为之寒心。 曾国藩于同治九年（187o）九月下旬离津入京十月十五日（11月7日）由京南行闰十月二十日（11月12日）抵江宁。此后他于同治十年十月曾乘船到江苏长江南北诸城镇巡视军营并到上海视察江南制造总局所属各厂。由于重病缠身加上长期的精神抑郁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病逝于两江总督衙门终年62岁。 他死后清廷给他以最高嘉奖在专的上谕和祭文中对他大加赞扬称他“公忠体国”追赠太傅谥以“文正”入祀京师昭忠祠、贤良祠。并于湖南原籍、江宁省城建立专祠将其生平政绩宣付国史馆立传。 第十一章李鸿章第一节在镇压农民起义中起家李鸿章字子黻号少荃安徽合肥人道光三年正月初五日（1823年2月5日）出生于封建官僚地主家庭。父李文安曾官刑部郎中记名御史。李鸿章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考中举人。翌年通过父亲与曾国藩同年的关系师事曾氏“日夕过从讲求义理经世之学”。过了两年李鸿章考中进士。道光三十年（185o）授翰林院编修。太平天国革命爆后李鸿章曾多次率领团勇协助安徽地方官员对抗太平军。咸丰八年（1852）李鸿章奔江西晋谒曾国藩入其营幕。次年十月被任命为福建延建邵遗缺道未曾到任。在曾幕期间李鸿章郁郁不得志师徒之间微有龃龉曾一度拂袖他去“闲居一年”。咸丰十一年（1861）秋湘军攻陷安庆他又回到老师的营幕这时曾国藩对他另眼相看举凡“军国要务皆与筹商”。李鸿章受到重用从此成为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左右手。 咸丰十年（186o）太平军进军苏、杭威胁上海。李鸿章奉命回安徽招募淮勇皖籍地主武装张树声、周盛波、潘鼎新、刘铭传等人纷纷响应不久一支拥有65oo余人的淮军正式编成。淮军建立之初“营伍之法器械之用薪粮之数悉仿湘军章程”2。曾国藩调拨湘军数营并入该军又以湘军悍将程学启、郭松林等人充当军中头目。同治元年（1862）夏李鸿章统率淮军由安庆乘英轮来到沪上旋奉命署江苏巡抚。李鸿章从曾国藩手下的一个幕僚一变成为清朝统治集团重要的一员并在军事上取得独当一面的指挥权。 淮军抵沪后曾国藩谆谆告诫李鸿章对待侵略者要恪守“忠信笃敬”信条。李鸿章又看到外队拥有新式枪炮叹为“神技”“日诫谕将士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1。他一面以重金聘请洋教官到各营教习；一面向侵略者购买新式武器。此外他还“全神笼络”华尔企图通过他向外国聘请“铁匠制炸弹代购洋枪”2并以他“一人之心”去“联络各国之好”3。 为了认真训练淮军并与外国侵略者协同作战李鸿章与何伯以及英国6军提督士迪佛立订立会商攻打太平军协议规定：(1)李鸿章派出淮军6ooo人与侵略军“共维大局”其中3ooo人进驻南桥3ooo人由英官负责严加训练；(2)作战中夺取的军需品应归淮军所有；(3)双方军事调动必须互相通知并互相供给军事情报。这样李鸿章与资本主义侵略者正式建立了共同镇压太平军的军事合作。 同治二年（1863）春李鸿章与士迪佛立订立《会同管带常胜军条约十六款》议明：(1)全军编制3ooo人暂以奥伦为统领清军以副将李恒嵩会同管带；(2)常胜军及统带官由抚台（李鸿章）指挥；(3)军费开支由海关2《复李中堂》《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33第1o页。 1梁启：《李鸿章》第26页。 2《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2。 3《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2。 收入供应军火由李鸿章购买拨给。常胜军整顿后不久戈登取代奥伦为统领李鸿章很快“成为戈登的好友和赞助他的人”4。 常胜军整顿后的确帮了李鸿章的大忙。同治二年三月（1863年5月）太仓陷落太平军被“追斩殆尽”1李鸿章赞扬戈登“坚忍镇定”。不久昆山失守太平军7ooo余人被俘3万人遭杀害李鸿章对戈登的“奋勇”表示“殊堪嘉尚”2。十月（12月）苏州被攻占李鸿章率军大肆抢劫财物并给常胜军7万元后奉旨另犒赏戈登银1万两以资鼓励。次年四月攻陷常州常胜军宣告解散留洋枪队3oo人、炮队6oo人并入淮军。攻陷苏、常后清军加紧进攻天京。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1864年7月19日）攻陷天京。李鸿章又调派淮军追杀太平军余部。由于平定“粤寇”有功清廷赐封李鸿章“一等肃毅伯”。他的淮军由原来的6ooo余人逐渐扩充到六七万人逐步取代湘军成为清廷所倚重的一支凶恶军队。在劫掠人民财富方面李鸿章也并不比曾国藩兄弟逊色李家兄弟数人在绞杀太平军期间就兼并土地约6o万亩。 太平天国起义被扼杀后清廷集中兵力围剿捻军。同治五年（1866）秋李鸿章吸取了曾国藩失败的教训认为要扑灭“倏忽无定”的捻军必须增添马队马步配合左右夹击前后堵截才能扭转尾随追逐劳而无功的局面。在战略上他坚守曾国藩“画河圈地”的主张实行“扼地兜剿”驱逐捻军到“山深水复之处”3重重围困加以歼灭。与此同时还“阴招其饥疲裹胁之众使其内乱残杀”1。同治六年十二月（1868年1月）赖文光被俘就义东捻军为李鸿章所扑灭。同治七年正月（1868年2月）西捻军进入直隶“京师大震”清廷急调李鸿章、左宗棠进行镇压。七月（8月）西捻军进入山东境内黄河、运河和徒骇河之间的狭窄地带被清军围困无法突围失败。 李鸿章在镇压捻军中立下汗马功劳于同治六年（1867）被清廷实授为湖广总督西捻军覆灭又赏加“太子太保衔”成为当时一个握有军政实权的封疆大吏也是为清廷所倚重的一个“中兴名臣”。 4《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 1《太平天国史料译丛》第182页。 2《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 3金毓黻、田庆余：《太平天国史料》第371页。 1《捻军》第1册第141—142页。 第二节洋务运动的中心人物李鸿章在镇压农民起义的同时还开始积极推行洋务运动。所谓洋务运动是清廷在同治年间兴起的“求强”、“求富”活动。从事这一活动的官员被称为洋务派李鸿章就是洋务派的领。 在镇压农民起义和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接触中李鸿章深感当时清皇朝存在的不仅是“内忧”而且还有“外患”。他认为外国侵略者“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2“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他又目睹欧美各国“轮船电报之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6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未有之强敌”3。为了巩固清朝统治李鸿章提出变“成法”、立“奇业”的主张即是在不变更封建制度的前提下学习西方略事变革展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加强内部统治对付新的“变局”和“强敌”。 李鸿章到达上海之初“深以中器远逊外洋为耻”1为了学到洋人“长技”屠杀人民开始向外国购买洋枪炮。继购置之后他提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2决定自己设厂制造。 最早创办的军事工业是同治元年到同治二年在上海、苏州设立的洋炮局规模不大却给淮军提供了一部分枪炮弹药。同治四年（1865）李鸿章又创办江南制造总局和金陵机器局前者是当时规模最大的一个军火工厂。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后接办了崇厚创办的天津机器局。这时捻军和少数民族起义已相继被镇压但他认为：“北省伏莽甚多匪徒乘机思逞时需分头防剿设军火无措必致贻误大局”3因而对该厂进行整顿扩大生产。 筹建北洋海军是李鸿章“求强”事业的重要内容。同治末、光绪初资本主义侵略者加紧窥伺中国出现了边疆危机当时加强海防保卫边疆刻不容缓。同治十三年（1874）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分析了这一危险形势并向清廷提出建设新式海军的建议。从光绪元年（1875）开始李鸿章先向英国订购一批炮船但他认为一支象样的新式海军“非有铁甲船数只认真操练不足以控制重洋”4于是向德国订制定远、镇远两只铁甲船和一艘钢甲船。中法战争后李鸿章以中国海军实力单薄为理由又向英、德等国订购船舰快艇加强海军实力。光绪十一年（1885）清廷设立海军衙门以醇亲王奕譞总理海军事务庆亲王奕劻及李鸿章为会办。经过6续添购船只到光绪十四年北洋海军正式建立拥有大小军舰雷艇等25艘。这期间李鸿章还筹措巨款修建旅大、威海卫军港和旅顺船坞。 李鸿章在举办军事工业过程中时常感到经费不足使局务难以维持和展；原料燃料不能自给不得不向外国购买；缺乏新式交通工具在运输2《捻军》第1册第141—142页。 3《洋务运动》第1册第41—42页。 1《洋务运动》第1册第41—42页。 2《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 3《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 4《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1。 上碰到很多困难。为此他决定创办民用企业以“求富”促进“求强”。李鸿章创办的第一个“求富”企业是轮船招商局。同治十一年（1872）他招集商股借用官款采用官督商办形式经营航运业办起了轮船招商局这是一个规模较大的民用工业。光绪三年（1877）他举办的开平矿务局成为中国第一个采用机器生产的大型煤矿企业。由于煤的蕴藏丰富质量较好产量日增被李鸿章称为“成效确有可观”的一个企业。光绪六年李鸿章在天津创办电报总局。光绪八年又奏准创办上海机器织布局。光绪十九年（1893）该局遭火焚李鸿章派盛宣怀设立华盛纺织总厂并拟另设1o个分厂于上海、宁波、镇江等地。李鸿章在《妥议铁路事宜折》中向清廷提出铺设铁路有利于国计、民生、军务、漕务、通讯、交通等九大好处并强调指出：“西洋诸国所以勃焉兴起者罔不慎操此术。”1他还拟定一个修筑铁路的计划由于当时清廷财力竭蹶和顽固派的阻挠未能实现。到光绪七年才修成一条由唐山到胥各庄、全长11公里的短程铁路。光绪二十年唐山至山海关铁路建成全长128公里。此外光绪十四年（1888）李鸿章成立漠河矿务局开采黑龙江漠河金矿成绩卓著是一个经营比较成功的新式矿业。 在“民用”企业中采用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等形式厂内设有总办、会办、帮办等大小官员“一切惟总办之言是听”1其他商股无权过问。正如梁启批评的：“李鸿章所办商务亦无一成效可睹者无他官督商办一语累之而已今每举一商务辄为之奏请焉为之派大臣督办焉即使所用得人而代大匠斫者固未有不伤其手矣。况乃奸吏舞文视为利薮凭挟狐威把持局务。其已入股者安得不寒心其未来者安得不裹足耶故中国商务之不兴虽谓李鸿章官督商办主义之厉阶可也。”2李鸿章自己和他的亲信唐廷枢、盛宣怀等人依靠政治特权操纵局务贪污中饱一个个成为拥有巨大财富的暴户。 李鸿章从事军火生产时说是“为今日御侮之资”3他筹办海军明确指出“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4但是他在大谈军事对外的同时却又宣称“以剿内寇尚属可用以御外患实未可信”5。他也准备与来犯之敌交战却又说不能“自我开衅”要等到对方“万分无礼相加”时才不得已与之一战。这种消极态度导致了每战必败所谓“御侮”实际上成了一句空话。至于兴办民用企业李鸿章也标榜“杜外人觊觎之渐”创办轮船招商局声称“此举为收回中国利权起见”；设立开平矿务局他说“亦可免利源之外泄”6；集资兴建煤铁矿又说有“堵塞漏卮”的好处。当然在这一方面虽然也多少起了一些作用但在当时国家不能独立自主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真正去挽回洋商专擅之利权的。实际情况是只能在承认外国侵略者控制中国海关、航运、市场以及洋货大量涌入内地的前提下通过微弱的竞争与外商共分1《洋务运动》第1册第41—42页。 1《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9。 2《皇朝经世文编》卷26。 3梁启：《李鸿章》第72页。 4《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9。 5《洋务运动》第2册第498页。 6《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 一部分利润。 李鸿章办洋务固然是从维护封建地主阶级利益出各厂局也存在种种现象但他能够面对现实比较清晰地观察当时世界形势的变化和中国积弱贫穷的落后状况尖锐批评各种陈腐观点慨然以举办近代新式工业为己任提出谋求富强的方案。终于在他的倡导下逐步建立起中国早期的军事工业、新式海军以及民用企业。就此而论李鸿章与愚昧落后、闭目塞听的封建顽固官僚比较显然是有所作为的。 李鸿章创办的军事工业虽然不可能起到真正抵御侵略的作用。但在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中淮军和北洋舰队还是被迫应战李鸿章控制的军火工厂“昼夜不停”“加倍赶制”枪炮运赴前线。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中曾经重创敌舰挥了积极的作用。至于民用企业尽管管理落后经营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民族工业的展但由于仿效西方先进生产方式引进新的生产技术和机器设备毕竟使中国出现第一批近代企业反映了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资新式工业和独立展民族资本主义的愿望。此外在各类企业中产生了相当数量的产业工人。为了举办洋务的需要李鸿章还设立一些新式学堂、翻译机构以及派遣留学生培养了一批科学技术人才在客观上不能不为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展提供某些有利的条件。 第三节办理外交事务正当李鸿章热衷于大办洋务事业时世界资本主义列强相继进窥我国沿边和邻邦造成严重的边疆危机。对于凶恶贪婪的资本主义侵略者李鸿章缺乏足够的认识坚守“力保和局”宗旨奉行“外须和戎”外交方针。同治九年五月（187o年6月）天津教案生。清廷命直隶总督曾国藩主持办案其判处2o人正法25人充军赔款49.7万余两。曾国藩的举措受到舆论的谴责。八月李鸿章奉命接任直隶总督兼任北洋通商大臣集军事、外交大权于一身权势显赫、举足轻重。他在天津设立的衙门号称“第二中央政府”。到任后李鸿章完全支持曾国藩的原判正式议结天津教案先将判处正法2o人中的16人处死另4人由于天津群众的坚决要求李鸿章不得不从轻判决。在办理天津教案中李鸿章与曾国藩忠实执行清廷媚外政策天津人民恨之入骨。 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借口出兵大举进犯台湾遭到高山族人民的顽强抵抗。李鸿章唯恐扩大事件说什么“台湾系海外偏隅”1不值得大动干戈主张与日本签约息事。九月二十一日（1o月3o日）总理衙门与日本签订《台事专约》三条赔款5o万两承认日本出兵侵台是“保民义举”。中日谈判期间英国提出台湾对外通商李鸿章竟说：“与其听一国（指日本）久踞莫若令各国（指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均沾”1。意欲通过开放台湾利用其他国家的力量阻止日本独占这就是李鸿章的“以夷制夷”外交的次运用。总理衙门让步订约后日本得寸进尺意图并吞琉球。李鸿章认为琉球是个“黑子弹丸之地”2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光绪五年（1879）日本正式吞并琉球改为冲绳县。 在日本出兵侵犯台湾的同时英官柏郎率领武装探路队由缅甸闯入云南意在开辟入侵西南各省通道。英国驻京公使馆派翻译马嘉理前往迎接在腾越西南蛮允地方武装队伍悍然开枪击毙群众多名当地人民立即将马嘉理打死这就是所谓“马嘉理事件”。英国侵略者乘机进行讹诈清廷派李鸿章与英国进行谈判。开始时李鸿章认为英国武装队伍擅自入境“不独有违条约亦显悖万国公法”3。及后在英国公使威妥玛的恫吓威胁下李鸿章怕“和局”破裂便改变了态度于光绪二年七月二十六日（1876年9月13日）与威妥玛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规定赔款2o万两；清廷派大臣赴英“谢罪”；允许英人前往云南、青海、甘肃、西藏等省“调查”、“游历”；开辟印藏交通；增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为通商口岸；外货运入内地免纳各项内地税以及扩大领事裁判权等为英国入侵云南、西藏等地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纷至沓来的边疆危机中李鸿章对俄国于同治十年（1871）悍然出兵强占新疆伊犁这一严重事件也表现得十分怯弱。俄队侵占伊犁后清朝统治集团内部以左宗棠为代表的部分官员纷纷要求进兵新疆收回失地。然而李鸿章却大唱反调理由是：第一新疆是一块旷僻无用之地“即1《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4o。 1《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2。 2《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2。 3《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8。 无事时岁需兵费尚三百余万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已为不值”4。出师远征竭尽财力势必影响东南海防建设。第二英、俄久思染指新疆他们已扶植阿古柏作为傀儡中国贸然出兵必定祸不旋踵“别生他变”1。第三中国“兵将皆单军器不精”“实不及专顾西域”2而且统兵主帅“左公已老”将士率皆疲弱。在军需给养方面由于路途遥远无法源源运济纵然克服了重重困难恢复失地“势必旋得旋失”3。据此数端李鸿章主张对已出关或准备出关的清军“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其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4。 李鸿章力主放弃新疆的言论受到朝野的强烈谴责清廷最后采纳了左宗棠等人的意见。光绪四年（1878）左宗棠率军收复了除伊犁地区以外的全部领土。但俄国赖在伊犁不走清廷派崇厚赴俄交涉并于光绪五年签订《交收伊犁条约》虽然索回了伊犁却割让霍尔果斯河以西以及伊犁南境的特克斯河流域的大片领土给俄国另赔款5oo万卢布俄国还获得蒙古、新疆贸易免税以及由西北经天津到汉口进行贸易等特权。消息传来舆论哗然纷纷要求改约。清廷表示不承认这个条约并将崇厚革职问罪。俄国立即摆出不惜诉诸武力的架势。李鸿章被吓坏了坚主崇厚不可问罪俄约不能推翻劝告清廷予批准。 在“边务迭兴”中李鸿章忠实执行了清廷“保全和局”这个既定方针。对外交涉时总是借口中国的军事力量大不如人决非西方国家的对手因此抱定逆来顺受忍辱息事的宗旨。退让的结果是接受无理要求签订屈辱条约一步步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的程度。 4《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5。 1《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 2《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 3《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 4《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7。 第四节在侵略战争面前节节退让在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中李鸿章是主和派的代表人物他避战求和含忍妥协最后向法国、日本屈服投降签订卖国条约。 同治、光绪之际法国多次进犯越南。其时法国金融资本展迅积极对外扩张叫嚣“必须征服那个巨大的中华帝国”5显然法国是企图以越南为基地侵略中国。光绪八年（1882）法军进攻越南北圻清军出境援越。但清朝统治者害怕由此危及自身的安全授权李鸿章与法国驻华公使宝海在天津谈判。双方议定：清军撤出越境；以红河中间之地划界中法两国分别保护；开放保胜为商埠。 李鸿章的退让“招引法国以为中国将不会反抗”1。法国内阁总理茹费理撕毁了协议大举进攻越南同时派驻日公使脱利古来华向李鸿章施加外交讹诈李鸿章为了保存军事力量和淮系地盘主张继续执行“永保和局”的外交方针。他认为中国“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2声称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一时战胜未必历久不败一处战胜未必各口皆守”1开战后“兵连祸结”“一难收”。李鸿章的宜和不宜战的论调在中法战争期间挥得淋漓尽致。 光绪十年（1884）法军向北越动进攻。法国水师总兵福禄诺通过粤海关税务司德璀琳向李鸿章诱和。李鸿章函告总理衙门务必含忍与议同时强调指出：“与其兵连祸结日久不解待至中国饷源匮绝兵心民心摇动或更生他变似不若随机因应早图收束之有裨全局矣”2。清廷接受了李鸿章“兵心民心摇动”的警告命他与福禄诺在天津举行谈判。四月十七日（5月11日）双方签订《天津简明条约》规定：法国“保护”越南；滇桂边境通商；中国撤回军队。 条约签订后法国又以清军未能及时撤退、双方生冲突为借口蓄意扩大事端。闰五月二十二日（7月14日）法舰开入福建闽江口李鸿章“自度兵船不敌”一面拒绝清廷调拨北洋船舰增援福建；一面致函会办海防大臣张佩纶要他勿向法船开炮。七月初三日（8月23日）法舰进攻福建海军福建船政大臣何如璋在李鸿章的影响下也“严谕各舰不得妄动”3致使马尾海战失败福建海军覆没。 法国的侵略暴行激起全民极大的愤慨前线广大将士斗志昂扬。 光绪十一年二月（1885年3月）老将冯子材率领清军在广西镇南关（今友谊关）大败法军扭转了整个中法战局法国茹费理内阁倒台。当时的局势对中国极为有利但清廷缺乏胜利信心李鸿章则认为镇南关大捷不过是“偏隅偶胜”应该知足罢兵趁胜求和。四月二十七日（6月9日）李鸿章与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在天津正式订立《中法新约》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允许法国在我国西南开埠通商；中国兴办铁路应与法人“商办”等5《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 1鲍维：《茹费理与法兰西帝国主义的复兴》第169页。 2《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第4编第14o页。 1《中法战争》第4册第45页。 2《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4。 3《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15。 使法国得以插足中国滇、桂等省西南边疆危机日益严重。 日本从同治年间开始多次入侵朝鲜蓄谋大规模进攻中国。光绪二十年（1894）朝鲜爆东学党领导的农民起义李鸿章调拨部分淮军赴朝日本也派兵前往。朝鲜局势稳定后清廷向日本提出双方同时撤兵日军拒不撤走阴谋挑起战争。 在中日关系恶化、战争大有一触即的紧急关头李鸿章为了保住他的权位和军事力量外交上他玩弄“以夷制夷”伎俩先后乞求英、俄等国出面斡旋阻止日本动侵略战争把希望寄托在欧美各国的“干涉”和“调停”上结果一一落空。军事上他一面命令驻朝清军“镇静勿妄动”“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此万国公例谁先开战即谁理诎切记勿忘”4想以“万国公例”去制止日本的军事行动；一面表示不派兵增援朝鲜说什么：“我若添兵厚积适启其狡逞之谋”1企图以中国停止派兵的行动遏制日本增兵朝鲜。李鸿章在外交上的畏葸怯弱和军事上的按兵不动必然导致中国陷入被动挨打的地位。 然而这时清廷内部主战派坚主对日采取强硬态度人民群众要求抵抗的呼声也很强烈李鸿章不得不派兵往援牙山中国驻军。运兵轮系用重金租雇的高升号等3艘英国商船。六月二十三日（7月25日）高升号在牙山口外丰岛附近遭到日本海军的突然袭击。 牙山战役后李鸿章惟恐北洋海军与日作战遭到损失丢掉个人政治资本因此只是“令游弋渤海内外做猛虎在山之势”1八月（9月）中旬日军在平壤大败清军。接着又挑起黄海海战。这次海战中日双方各有损失胜负未定。李鸿章却故意夸大败绩。借口船舰陈旧武器落后不能与日继续作战命令北洋舰队全部躲藏在威海卫军港造成了中国海军坐以待毙的局面。 九月（1o月）下旬日军在辽东半岛花园口登6金州告急旅顺守将徐邦道力主派兵增援李鸿章斥之为“糊涂胆小”。十月（11月）日军攻陷大连进犯旅顺海军提督丁汝昌“自赴天津请以海军全力援旅顺”李鸿章又训斥说：“汝善在威海守汝数只船勿失余非汝事也。”2于是号称东方第一要塞的旅顺军港落入日军手里。光绪二十年十二月（1895年1月）日本海军进攻威海卫。这时北洋舰队尚有战舰炮艇等2o余艘重整旗鼓仍可与日一决雌雄但李鸿章不敢一试终于在次年正月（1895年2月）北洋海军连同威海卫军事要地全部落入敌手。 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1895年3月19日）李鸿章作为清朝的“全权大臣”到达日本马关。翌日开始谈判日本提出许多苛刻条件只准李鸿章说“允、不允两句话而已”。李鸿章曾力争“请让少许”没有结果。三月二十三日（4月17日）李鸿章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规定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赔款银二万万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允许日本在通商口岸设厂制造。这是继《南京条约》后又一个严重损害中国利益的不平等条约从此中国进一步陷入半殖民4《中法战争》第1册第18页。 1《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16。 1《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15。 2《中日战争》第3册第172页。 地的深渊。 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占有辽东半岛俄、德、法三国表示反对。在“干涉还辽”事件中李鸿章又被迫对日让步。九月（11月）他与日本代表在北京签订《中日辽南条约》订明中国“报酬”日本3ooo万两收回辽东失地。 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李鸿章在民族危机极端严重的紧要关头避战自保消极应战屈辱妥协忠实奉行清廷的投降路线造成中国惨败签订牺牲民族利益的条约。战败投降固然是清朝最高统治者的决策但李鸿章也应负重大的罪责。 第五节从签订《中俄密约》到出任两广总督李鸿章签订屈辱的《马关条约》遭群议指摘。他失去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个权势很重的职位留京“入阁闲居”。光绪二十二年（1896）春清廷拟派王之春赴俄参加尼古拉二世加冕礼俄国想借此机会迫使清廷派能订立条约的使臣实现久已垂涎中国东北的侵略野心因而指名要“李中堂”亲自出马清廷只好任命李鸿章为“钦差头等出使大臣”前往俄国。四月二十二日（6月3日）李鸿章在莫斯科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密约》主要内容有两国共同防日一旦有事双方派兵互相“援助”俄方军舰可以进出中国一切港湾；中国允许俄国穿过黑龙江、吉林直达海参崴修造铁路并在该路运送军队粮食。不久根据密约清廷又与俄国签订一个《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这样俄国在攫取中东铁路修筑权的同时还掠夺了铁路沿线的采矿、伐木、行政、派驻警察、驻军及减免税厘的特权。俄国在“共同防日”幌子下面将侵略魔爪伸入我国东北地区。八月二十七日（1o月3日）李鸿章返回天津大肆宣扬中俄关系已是“如胶似漆”3“中国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1。 办完“联俄”外交后李鸿章奉命在总理衙门行走。光绪二十三年（1897）冬德国出动军舰强占胶州湾。第二年春李鸿章会同翁同龢与德国驻华公使订立《胶澳租界条约》德国以“租借”名义强占胶州湾并取得在山东境内开矿筑路等权利。不久俄国海6军纷纷出动摆出剑拔弩张的架势要求清廷将旅大“租借”与俄国。三月初六日（3月27日）李鸿章在慈禧太后的庇护下会同张荫桓与俄国驻华代办巴甫洛夫签订《旅大租地条约》。俄国不仅“租借”旅大而且取得修筑中东铁路支线直达旅大以及铁路沿线权益不得让与他国等权利其势力从东北北部伸展到南部整个东北成为俄国的势力范围。 帝国主义在中国掀起瓜分狂潮民族危机严重。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出“救亡图存”口号要求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使中国走上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在这场新与旧的斗争中李鸿章采取了先是反对、继而暗中回护的态度。 长期以来李鸿章坚认现行的封建统治是“唯一可行的制度”2并紧紧依靠慈禧太后受其驱使。因此当康有为等人抨击他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和拒绝他加入强学会时忿恨不已与维新派之间一度形同水火。他向慈禧太后进谗说：“此曹皆书院经生市井讼师之流。”1光绪二十四年初总理衙门邀请康有为征询改革大端李鸿章也出席问话他竭力反对改革法律官制。 然而到百日维新前后李鸿章的态度却起了变化原因有三。其一在“变法”的途径和方法问题上洋务派同维新派是有根本区别的但在要求“改革”这一点上却是相互一致的这就成为李鸿章一度支持维新派的思想基础。其二在顽固势力的阻挠下维新派的“变法”要求不得不略作3《中日战争》第1册第69页。 1《中东战纪本末》卷2第4页。 2黄遵宪：《人境庐诗草》第54页。 1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163页。 修改提出“君权变法”“乾纲独断”以及“开制度局于宫中”等“温和”主张。这些倒退的政见意味着他们与洋务派的距离缩短了李鸿章与维新派之间的隔阂也就随之逐渐消除了。其三签订《中俄密约》后李鸿章在总理衙门仅仅做个“伴食之宰相”2。为了改变这个处境在戊戌变法后期他一面继续依附慈禧太后一面又或明或暗地给维新派一定的支持希冀事成之日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并借助维新派力量实现其洋务抱负。 基于上述原因百日维新期间颁布的诏令李鸿章并不反对或保持缄默或表示赞同。关于加强军事建设、展农工商业以及废除八股、兴办学校等项改革措施在不同程度上李鸿章均抱支持态度。尤其对于设立京师大学堂他更认为“最关重要赞助甚力”3甚至还推荐康有为出任总教习难怪后来康有为向别人说：李鸿章“助吾革政”1。戊戌政变生后李鸿章一面不敢违抗慈禧太后捕杀维新派的通缉令；一面派人慰问康有为等人。康有为出走时他“遣人慰行”2；梁启逃亡日本他托人转言相慰。光绪二十五年（1899）他南下就任两广总督。到任后李鸿章采取严厉镇压“盗匪”、会党起义的措施“募巡警”“办团练”“昼夜梭巡随时警察”在街道“遇有身带火器刀械立即擒捕”3。 光绪二十六年（19oo）义和团反帝运动爆后李鸿章电奏清廷要求迅剿办团民保护使馆以免中外失和。五月十九日（6月16日）清廷谕令李鸿章到京主持大计他借口“粤人呼吁攀留”暂难北上。实际上他是要等待帝国主义军队开抵北京城下经过“一二恶战”4清廷改变态度时再决定自己的行动。 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清廷颁布了“宣战”上谕命令各省督抚集义民成团“借御外侮”。但李鸿章拒不执行宣称“廿五（阳历21日）矫诏粤断不奉”5并与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共同宣称：长江一带只有“会匪盐枭”“并无拳会之党可招”1。可见李鸿章是东南督抚违抗“宣战”命令的倡者。他还积极参与了刘坤一、张之洞起的“东南互保”以破坏义和团在南方的展。 李鸿章在广东如此卖力保护洋人英国就提出广东“需要这位总督坐镇”2并认为他是建立“华南独立政权”的理想人物因而千方百计不让他北上要他与孙中山“合作”在粤“宣告独立”。李鸿章则认为此事必以“清帝后存亡为断”3在联军未攻陷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尚未“遇难”之前不能贸然从事。因此他一面坐观局势的展一面假意邀请孙中山前来与他“合作”阴谋一举搞垮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力量。这时孙中山已应邀来2《戊戌变法》第1册第467页。 3蔡尔康、林乐知：《李鸿章历聘欧美记》。 1姚崧龄：《影响我国维新的几个外国人》第31页。 2姚崧龄：《影响我国维新的几个外国人》第31页。 3《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43o页。 4《义和团》第3册第335页。 5《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23。 1《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22。 2《义和团》第3册第333页。 3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246页。 港抵岸后得到革命党人密告获“知李督尚无决心其幕僚且有设阱诱捕”4之意急乘原船转赴越南。 4转引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第387页。 第六节最后的对外屈服妥协义和团反帝运动爆后李鸿章在两广总督任上一面压制和破坏群众反帝爱国斗争一面观望形势等待时机北上扑灭义和团斗争烈火同帝国主义妥协议和。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19oo年7月）初慈禧太后授命李鸿章回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催他迅兼程北上。李鸿章仍是踌躇不动。六月十九日天津陷落李鸿章在清廷的催促下于二十二日程赴沪。但到上海后借口“感冒腹泻”寸步难行盘桓申江继续观望。七月十三日（8月7日）清廷授予李鸿章“议和全权大臣”他还是没有立即动身赴京。二十日帝国主义军队攻陷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狼狈西逃。三十日清廷授给李鸿章“便宜行事”、“不为遥制”的更大权力。八月十四日（9月7日）清廷又布“剿匪”。于是“养疴”沪上的李鸿章欣然出赴京。 八月二十三日（9月16日）李鸿章离开上海二十五日抵达塘沽俄队将他护送到天津。下车伊始他便命令直隶官员认真剿灭“拳匪”。半个月后李鸿章在俄军的保护下来到北京连日“拜会”各国公使急谋议款订约。但帝国主义在拟订议和条件问题上分歧较大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还准备扩大军事侵略因此各国驻京公使“不甚与全权见面亦不与议公事”5。 为了迫使清廷接受苛刻条件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四出攻掠扩大侵略范围。李鸿章唯恐清军进行还击影响和议进行有负清廷对他的重托和期望因此他命令各地驻军“在一切场合只要碰到外队就撤退”1。不仅如此李鸿章还“将中国兵队之防线形势制成报告给瓦德西”2使侵略军对清军的布置了如指掌。 帝国主义的军事压力吓坏了逃到西安的慈禧太后她授意荣禄电告李鸿章“早安大局”。在慈禧太后催促下李鸿章加紧进行议和活动。十一月初三日（12月24日）北京公使团提出议和大纲后李鸿章立即电奏西安要慈禧太后“迅乾断电示遵行”3。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19o1年1月15日）李鸿章与奕劻奉命在议和大纲上签字。 议和大纲签订后接着与帝国主义议订条款细目。李鸿章害怕“和局中败”因此处处让步。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19o1年9月7日）李鸿章、奕劻代表清廷与11国驻华公使在北京签订《辛丑条约》。主要内容有：赔款银45ooo万两；各国在北京东交民巷设立使馆；拆除大沽炮台和从大沽到北京沿线全部炮台准许各队驻扎在京榆铁路沿线的山海关等十二个战略重地；清廷要严防和镇压人民群众的反帝行动。从此帝国主义又在中国人民身上套上一付沉重的锁链清廷堕落成为列强的驯服工具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辛丑条约》签订后不久九月二十七日（11月7日）李鸿章病死于北京清廷赐谥“文忠”。 5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78页。 1《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84o页。 2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339页。 3《义和团》第1册第114页。 第十二章左宗棠第一节究心经世之学左宗棠字季高一字朴存早年自号湘上农人。嘉庆十七年十月初七日（1812年11月1o日）出生于湖南湘乡左家塅一个下层地主知识分子的家庭。 从4岁开始左宗棠就随祖父和父亲学习儒家经传。19岁时才正式到城南书院读书受教于名儒贺熙龄。贺熙龄主张经世致用左宗棠受他的影响很大一直以宗师事之。贺熙龄的哥哥贺长龄是著名的《皇朝经世文编》的主编时为江苏布政使在回乡时见到左宗棠对这个年轻人很为器重。贺的藏书很多左宗棠每次借书他必“亲自梯楼取书数数登降不以为烦”1还经常同他讨论问题。通过贺氏兄弟左宗棠逐渐密切了与封建统治阶级中士大夫集团的关系思想逐步向经世致用展。 道光十二年（1832）左宗棠2o岁时参加了本省的乡试与他哥哥同榜中举。这是左宗棠在科举道路上获得的唯一一次功名。同年他与湘潭一位富室千金周诒端结婚。由于家境清寒此后就以招赘女婿的身份一直住在周家。 当时的左宗棠年轻气盛自负不凡极想由此一举登上仕途曾三次赴京会试但连遭失败。科举的失意使他愤懑不平“遂绝意进取”“弃词章为有用之学”1精力完全集中到经世致用方面来。由于外患日深不少士大夫特别注意边疆史地的研究左宗棠也深受影响。他17岁时即从书肆中购得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以及《齐氏水道提纲》等书“喜其所载山川险要战守机宜”1。科举失意的几年中他悉心钻研地学尤其是西北、西域的史地著作加深了对社稷安危的关切和西北边防重要性的认识形成了比较远大的政治眼光。 道光十七年（1837）左宗棠担任了醴陵渌江学院的主讲。这年两江总督陶澍“乞省墓道”回湖南安化路过醴陵。左宗棠应醴陵知县之请为陶澍的公馆作了楹联。联中巧妙地嵌入道光帝钦赐“印心石屋”予陶澍之事大得陶澍的赏识特地邀见左宗棠“倾谈竟夜与订交而别”2。此后来往不断。道光十九年（1839）陶澍病殁与陶澍有深交的贺熙龄要左宗棠担负起教育陶子（陶桄）的责任于是左宗棠于次年来到安化小淹陶澍家教学。 在小淹八年之久的教馆生涯对左宗棠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陶澍家中所藏书籍特别是“本朝宪章”十分丰富。左宗棠“课读之暇博观纵览”3阅读了大量有关水利、田赋、盐政的书籍探求如何上慰宸衷、下安百姓、振刷纲纪、济世匡时的途径以挽救正在衰落的封建皇朝。同时又1《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84o页。 1《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7第3o页。 1贺熙龄：《寒香馆诗钞·舟中怀左季高》《左文襄公全集·年谱》卷1第16页。2《左文襄公全集·年谱》卷1第14页。 3同上书第1o页。 从陶澍的往来书信中开始知道了林则徐并产生了仰慕之情。林、陶都是当时的重要人物他们关心民情刚直不阿主张改革弊政和抵制外来侵略。这些对左宗棠都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第二节御“外患”与除“内忧” 道光二十年（184o）鸦片战争爆。英国侵略军犯浙江陷定海进逼天津、海口。消息传到湖南激起了左宗棠的爱国热情。于是他研究了反侵略的“战守机宜”写出了《料敌》、《定策》、《海屯》、《器械》、《善后》诸篇并在给贺熙龄的几封长信中详细讨论了这些问题。其中不少主张与林则徐在广东抗击英国侵略者的策略不谋而合。他还尖锐地指出：“方今时事之坏无过上下相蒙贤奸失别”必须对琦善这样“以奸谋误国贻祸边疆”的罪魁祸“驰使封剑斩军前”“以壮三军之气而寒彼族之胆”1。对于被无辜问罪、配新疆的林则徐他则寄予满腔的同情心“如在公左右也忽而悲忽而愤”“心神依倚惘惘相随”2表现了对这位民族英雄的高度敬仰。 但是左宗棠在主张抵御“外患”的同时又深为农民起义的“隐忧” 而焦虑。特别是《南京条约》签订后由于清廷的屈辱求和与外国侵略者的矛盾暂时缓和下来而国内的阶级矛盾又因封建统治者的横征暴敛而尖锐化。面对岌岌可危的局面他常与好友胡林翼（陶澍之婿）在小淹“彻夜长谈”深为“国威屡挫之余乱民益无所忌”而“百忧攒集”3。地主阶级的立场、根深蒂固的忠君思想以及自负不凡的性格都使他“梦卜夐求”干一番为“圣君”清除“内忧”的大事业。这正是他不久后与曾国藩、胡林翼等“中兴名臣”残酷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共同政治基础和思想基础。 道光二十九年（1849）十一月林则徐引疾还闽经过长沙时特遣人召左宗棠一见。左宗棠“谒之长沙舟中”“宴谈达曙无所不及”1。林则徐很赏识左宗棠称他为“不凡之才”2。 咸丰二年（1852）左宗棠接受湖南巡抚张亮基的礼聘入张幕充当谋士。太平军围攻长沙时左宗棠在省城内为张亮基调兵遣将进行顽抗还献“河西合围之策”企图一举包围、歼灭太平军。在太平军久攻长沙不下毅然撤围北上后左宗棠又协助张亮基训练兵丁、整饬吏治并对响应太平军的广大群众进行报复。他以“先决策”镇压浏阳秘密会党“征义堂”有功升用直隶州同知。 不久张亮基调任湖广总督左宗棠随往湖北与江忠源等一起抗拒太平军的西征。后张亮基又调任山东巡抚左宗棠不愿随往而在新任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幕中一连干了6年。 从咸丰四年（1854）至咸丰九年（1859）左宗棠的主要活动是为清皇朝坚守湖南。当时的湖南是曾国藩湘军的源地是支持东南五省反动力量的重要基地。在湘军已经倾巢出省镇压太平军而湖南又受到来自邻边各省和本省农民起义军不断冲击的形势下左宗棠既要为出省的湘军筹办粮饷、船炮、军械又要设法抵挡纷至沓来的打击确是不遗余力费尽心机。左宗棠在湖南所显示的才干为统治阶级所赏识。潘祖荫说：“国家不1《左文襄公全集·年谱》卷1。 2《致贺蔗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 3《复胡润之书》《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 1《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 2《与贺仲肃》《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 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连最高统治者咸丰帝也特意“垂询及之”。左宗棠对咸丰帝的“特达之知”刻骨铭心感激涕零。 咸丰六年（1856）左宗棠以接济曾国藩军饷攻占武昌有功“诏以兵部郎中用赏赐花翎”不久又加四品卿衔3。正当他得到咸丰帝的青睐飞腾有望之时却突然被湖广总督官文奏劾几遭不测。虽由于胡林翼、曾国藩、潘祖荫等人的力争才免于一死但不得不退出骆幕。统治阶级内部的倾轧使左宗棠初次尝到“世网之险”。他知道即“匿影深山”也不一定能躲过对方再下毒手因此转而投靠为他脱险出过力的曾国藩。 3胡林翼：《启程晴峰制军》《胡文忠公遗集》卷54。 第三节参与镇压太平天国咸丰十年（186o）六月左宗棠奉诏命以四品京堂从曾国藩治军。他招募了5ooo人组成了“楚军”这就是左系湘军的。 左宗棠这次因祸而投靠曾国藩是他经历中的一个转折。过去8年他虽然倍受重用名声不小然而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高级师爷而已；而这一来却真正成了一员拥兵带队、手握实权的将领。以后正是凭着这一资本他的权力越来越大以至与曾国藩等并驾齐驱成为同治年间的“中兴名臣”。“楚军”组成后在长沙金盆岭练军。年底由江北战场西进的李秀成大军包围了曾国藩指挥机关所在地——安徽祁门。曾国藩惊恐万状四处呼救。于是左宗棠不得不率领刚刚练成的楚军出湘进入江西在皖、赣交界的德兴、婺源一带与太平军交锋。这一地区是曾国藩大营的粮道已被太平军拦腰切断。左宗棠的任务就是要打通这一粮道“严防大营后路”以解曾国藩之围。他知道初次出阵的成败关系今后的命运因此势在必争。而太平军方面由于李秀成对救援安庆并不积极与湘军稍一接触后就绕过祁门过浙江入江西招兵去了。因而左宗棠得以比较顺利地占领了德兴、婺源接着又在东平、鄱阳击败了准备深入江西腹地的侍王李世贤部从而打通了曾国藩大营的后路。清廷为对左宗棠表示嘉奖命其帮办江南军务并授太常寺卿。 咸丰十一年（1861）十一月底从湖北回师的李秀成与李世贤会合一举攻克浙江省会杭州。浙江巡抚王有龄自缢清廷大震。这时曾国藩虽受命节制浙江军事但他占领安庆之后正集中力量进犯天京无暇顾及故一再推荐左宗棠去收拾残局。于是清廷任命左宗棠为浙江巡抚。 同治元年（1862）春左宗棠率军自江西入浙。这时清廷多次令他率兵进驻清军在浙西的唯一据点衢州城并迅拿下金华、杭州。但左宗棠是十分谨慎的他知道在当时的形势下要马上进攻金华、杭州固然是“痴人说梦”就是进入衢州城也十分危险。因为太平军“每遇坚城必取远势包围待其自困而后陷之”必须“避长围防后路先为自固之计”1。于是他决定采取“置于四旁渐进中央”的策略先不入衢城而是分兵拔除赣、皖边境的太平军据点扫清后路步步为营逐渐往前推进；然后避开坚城从侧路进攻杭州。在英勇善战的太平军面前他的如意算盘实现得并不顺利。直到同治二年（1863）初左军虽然竭尽全力但仍然停滞在龙游、汤溪、兰溪一带进展缓慢。但后来太平军整个战局逐渐恶化外国侵略者公开与清军联合并在浙东开辟了第二战场攻占了宁波因而浙西战场的太平军内部生动摇出现了火并、叛变。而这一切都被左宗棠乘机利用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攻占了处州、严州和龙、汤、兰三城并进一步占领了金华军锋直逼杭州。接着这时已是闽浙总督的左宗棠派蒋益澧率军进攻“为杭州锁钥”的重镇富阳。坚守此城的太平天国康王汪海洋在富阳、新城之间大破蒋军。左宗棠急于事功在久攻不克的情况下竟不惜“兼募外助之攻”1。同治二年八月左宗棠军与法人德克碑率领的15oo人“常捷军”勾结在一起向富阳再度起攻势。德克碑以重炮轰城终于夺1《清史稿》卷412《左宗棠》。 1《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1。 取了富阳。 攻占富阳后左宗棠兵分两路：一路由蒋益澧等率领直驱杭州；一路由魏喻义、康国器率领进犯余杭。在左军的围困下杭州城内弹尽粮绝。同治三年（1864）二月太平天国听王陈炳文突围出走比王钱桂仁投降杭州陷落。余杭汪海洋弃城北走也为左军所占。六月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攻陷了天京。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终于被血腥地镇压下去。清廷论功行赏左宗棠被封为一等恪靖伯。 但是太平天国的战斗并未结束。在天京失陷后突围的各支部队分别转战江西、福建、广东各地继续坚持斗争。清廷授权左宗棠节制福建、江西、广东三省的清军策划最后消灭太平军的余部。同治四年底（1866年1月）在左宗棠的统一部署下闽、浙、赣、粤的清军合围汪海洋的最后据点——广东的嘉应州。汪海洋、谭体元壮烈牺牲长江以南太平军的英勇斗争至此方才结束。同治五年（1866）元月左宗棠从广东“凯旋”而归回到福州。在镇压太平天国的罪恶活动中他与曾国藩、李鸿章一样用大量起义者的鲜血染红了顶子换来了“中兴名臣”的桂冠。 第四节创办福州船政局在闽浙总督任上左宗棠提出了创办福州船政局的计划。这一举动使他成为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当左宗棠军攻占杭州后他即派人仿造轮船但是没有成功。镇压了太平天国后他开始筹办福州船政局。法国洋枪队将领德克碑和税务司日意格表示愿“代为监造”。由于在浙江战场上形成的特殊关系也鉴于上次华人自制失败左宗棠决定接受他们的建议。同治五年五月双方达成协议并奏报清廷批准。日意格到福州同左宗棠“详商一切事宜”同赴罗星塔选择了马尾山下一处地方作为厂址。在初步规划就绪后左宗棠任命日意格为福州船政局正监督、德克碑为副监督“一切事务均责成该两员承办”2。船厂的生产指标是：在五年中应照“外洋兵船样式”制成15o匹马力的大轮船11艘和8o匹马力的小轮船5艘。 正当左宗棠兴致勃勃地大搞造船的“五年计划”时清廷却调他任陕甘总督以镇压西北的回民起义。左宗棠不得不匆匆去西北赴任。但他“身虽西行心犹东注”1仍然恋恋不忘于船政局。他推荐沈葆桢任总理船政大臣并派他的亲信胡光墉直接督察筹划。因此在左宗棠离开后船政局的建设仍在他的“遥控”下继续进行。至同治十三年（1874）船政局共建有工厂16座、船台3座、船槽1座并附设艺局等成为洋务派兴办的最大的船舶制造厂。 福州船政局与其他洋务派军事工业一样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封建腐朽性和对外国的依赖性。但比较起来船政局还有自己的几个特点：第一从造船的目的和作用看它比较突出“御侮”也就是针对外国侵略的一面。筹建之始左宗棠就在给清廷的奏折中明确指出：“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2自造轮船正是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此后他又反复重申：英、法、俄、德等国“各以船炮互相矜耀日竞鲸吞蚕食之谋乘虚蹈瑕无所不至”因此“非师远人之长还以治之不可”3。 第二在造船方针上左宗棠强调自造反对“造船不如买船”的谬论。他认为中国自己造船是“欲得其造船之法为中国永远之利并可兴别项之利”“非如雇买轮船之徒取一时可比”4。还进一步提出附设艺局聘请西洋技师派中国工匠、学员学习西洋语言文字、标法画法等为中国培养造船、驾驶人才。同治十二年十二月（1874年2月）船政局与法人合同期满日意格、德克碑均退职回国其他洋匠也逐渐减少。从此技术设计改由中国技术人员担任。因而福州船政局对外的依赖性较少。 第三从成绩看福州船政局前后共成船34艘其中为南洋海军建造的3艘24oo匹马力、排水量24oo吨的巡海快船是当时中国自己修造的最大军舰。因此从客观上说福州船政局的设立毕竟为中国建立第一支近代化2《清史稿》卷412《左宗棠》。 1《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2o第64页。 2《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8第59页。 3《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18第1页。 4《艺学说帖》《左文襄公全集·说帖》。 的海军打下了基础。 第五节用兵陕甘同治五年十月左宗棠离开福建赴陕甘总督任。他的西征部队一部分是自己带去和调去的楚军、湘军又在陕甘等地招募了一部分兵勇总共在4ooo人左右。加上原在陕甘和6续增调的其他清军共达12万人左右。左宗棠在西北面临着两支相互联系着的起义军——西捻军和回民起义军。他镇压的战略是：“以地形论中原为重关陇为轻；以平贼论剿捻宜急剿回宜缓。”1这是因为西捻军的战斗力更强活动范围更广对清皇朝的威胁也比回民起义军更大。左宗棠的镇压就是根据这个“先捻后回”的步骤进行的。 同治六年（1867）二月左宗棠军从汉口出分三道入陕。六月左宗堂到达潼关正式督办陕西军务。他一面派兵沿渭水扎营一面兵分两支渡过渭水进攻西捻军。但灵活的西捻军转而西进泾阳、咸阳渡过泾水集中主力于蒲城一带有意识地让出泾水西岸地区。左宗棠连忙亲自赶到泾西策划包围西捻军企图消灭他们于泾水、洛水之间。不料西捻军突然以马队猛攻渭北地区的清兵突破包围圈粉碎了左宗棠的围歼计划。他们进入陕北后连克安塞、延川等城。与西捻军相呼应的陕西回民军也乘势攻占了重镇绥德并邀西捻军共同防守此城。由于连失延川、绥德等地清廷震怒左宗棠上书请罪。左宗棠不得不承认捻军“飙忽驰骋避实就虚”“遇官军坚不可撼则望风远行瞬息数十里；俟官军追及则又盘旋回折”2。西捻军进驻绥德后考虑到陕北山地较多不适宜于马队驰驱同时又接到东捻军在运河地区失利的告急信于是在同治六年十一月利用黄河冰冻已合的机会一举突破了左宗棠所布置的河防浩浩荡荡渡过黄河一直打到保定使清廷大惊“切责督兵大臣自宗棠、鸿章及河南巡抚李鹤年、直隶总督官文皆夺职”1。左宗棠闯了这个大祸“忧愤欲死”连忙派了刘松山、郭宝昌两军日夜穷追自己也随后亲自追赶狼狈不堪。 但是捻军进行游击战争而不建立作为战略基地的根据地总是难以持久的。李鸿章、左宗棠都看出了捻军这个弱点力求改变紧跟追击的笨办法而采用“画河圈地”、逐步缩小包围圈的策略。当西捻军深入京畿后即遭到清军的重重包围几经转战逐渐被清军封锁在冀、鲁边界沿海狭小地区内终于在同治七年（1868）六月全军覆没于徒骇河边。 左宗棠在镇压西捻军中立了功得以第一次“入觐天颜”受到慈禧太后的“天语褒奖”。 同治七年十月左宗棠回到西安集中力量镇压回民起义。这期间由于西捻军的转移陕甘回民起义军的声势已开始衰落。陕西的回民起义军被压入甘肃境内以宁州的董志原为主要据点。甘肃回民起义军以马化龙为表面上接受了宁夏将军穆图善的“安抚”实际上仍暗中积蓄力量继续进行斗争。左宗棠先用“剿抚兼施”的手段镇压了陕西境内各股零星的起义队伍收降了董福祥部然后进入甘肃境内。 同治八年（1869）初左宗棠军攻占了董志原。以此为据点的陕西回民1《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8第49页。 2《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21第2o页。 1《谨拟分别剿机宜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25。 起义军被迫向金积堡方向转移。五月左宗棠到达泾州部署了三路进军：南路从宝鸡和清水出作进攻凉州的准备；中路从泾州出进袭平凉和固原；北路从陕西西北出进袭定边和花马池而真正的目标是陕甘回民起义军的中心——以马化龙为的金积堡。 但左宗棠军对金积堡的进攻遭到了起义军的坚决抵抗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一年半之久。期间左宗棠的爱将刘松山被打死死亡极为惨重。左宗棠悲叹：“一年之间连丧大将人心震骇谣诼繁兴”“十余年剿平捻所部伤亡之多无逾此役者”2。同时清廷也一再严诘：金积堡“一隅之地”“何以日久未见成功糜饷老师该大臣难辞其咎”1。左宗棠受到严责不得不一面哀求清廷“稍宽时日”一面更加紧了对金积堡的围攻。同治九年（187o）十一月金积堡“粮已净尽”马化龙“自诣军门哭泣请罪”。接替刘松山的刘锦棠（刘松山之侄）接受了马的投诚令马化龙招各地回军来金积堡就抚。当目的达到后即将马化龙及其一家全部诛杀。此后左宗棠军又镇压、收抚了河州、西宁的回民起义军并于同治十二年（1873）九月攻占了陕甘起义军的最后一个据点肃州城。 由于镇压陕甘回民起义获得“全功”清廷对左宗棠大加褒奖赏加协办大学士。次年又晋为东阁大学士。但经他镇压后的西北却是“千里荒芜弥望白骨黄茅炊烟断绝被祸之惨实为天下所无”2。这种惨状固然是历届地方官员和清军共同造成的但作为灾难制造者之一左宗棠也是难辞其咎的。 2《清史稿》卷412《左宗棠》。 1《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1第34页。 2《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7第58页。 第六节收复新疆同治、光绪之际中国的边疆危机接踵而至。其中尤以新疆的情况最为突出。 同治四年（1865）初中亚的浩罕汗官阿古柏与民族败类金相印、思的克相勾结入侵中国新疆南部地区先后侵占了喀什噶尔、英吉沙、莎车、和田、阿克苏、库车和喀喇沙尔（今焉耆）等城。同治六年（1867）建立了反动政权阿古柏自称“毕调勒特汗”（意即“幸运之主”）。同治九年（187o）阿古柏进占乌鲁木齐。阿古柏政权不仅残酷地压榨和奴役新疆各族人民而且勾结英国和俄国妄图利用他们作靠山分裂中国领土成为在英、俄庇护下的一个独立王国。 野心勃勃的俄国一方面千方百计地与英国争夺对阿古柏的控制一方面策划侵占伊犁。同治十年（1871）当阿古柏兼并了乌鲁木齐不久俄国就打着代中国“收复”的幌子武装占领了伊犁还扬言要“代收”乌鲁木齐。新疆面临着被外国侵略者瓜分的严重危险收复失地捍卫祖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迫切要求。 当新疆危机日趋严重之时左宗棠已年逾花甲打算“乞病还乡”但是祖国西北边陲生的事变点燃了他心中的爱国之火他坚定地表示：“今既有此变西顾正殷断难遽萌退志当与此虏周旋！”3同治十三年（1874）正当新疆的局势危急之时东南沿海的防务也由于日本侵略台湾而告紧张。受英国影响的李鸿章借全国注视东南之机提出了放弃新疆移西征之饷作为东南海防之用的谬论。说新疆这个贫瘠之区“无事时岁需兵费尚三百余万徒收数千里之广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已为不值”。他认为“新疆不复与肢体之元气无伤”“曾国藩前有暂弃关外专清关内之议殆老成谋国之见”1。这就意味着玉门关以外的中国领土都可以拱手送给别人。李鸿章的谬论得到相当多的支持者。但也有一些“塞防论”者起而反对。于是一场“塞防”与“海防”之争就此掀起。 在争论中清廷的态度摇摆不定于是“密询”在西北边防问题上最有言权的左宗棠。左宗棠慷慨陈词坚决反对放弃新疆。他针对清廷的心理状态高度赞扬了乾隆帝收复新疆的历史功绩和坚定态度指出“当时盈廷诸臣颇以开边未已耗■滋多为疑而圣意闳深不为所动”。同时他特别从饷需的角度驳斥了李鸿章的谬论指出“若此时而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晏然”1把收复新疆提到保障全国安全的高度。左宗棠的结论是：“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不可偏废。左宗棠的精辟议论把“海防”、“塞防”之争推向了。从本质上看这场大辩论是关系到要不要收复新疆要不要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大是大非问题。以左宗棠为代表的“塞防海防并重论”是符合中国人民长远利益的。 左宗棠表意见后清廷不仅坚定了不放弃新疆的决心而且也意识到：在全国大吏中既有力量和信心又有胆识和魄力足以担负起这一重大任3《回民起义》第3册第243页。 1《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1第48页。 1《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第19页。 务者左宗棠一人而已。光绪元年（1875）三月诏命左宗棠为督办新疆军务的钦差大臣。左宗棠得到指挥进军的全权开始了收复新疆的大业。 光绪二年（1876）三月左宗棠从兰州进驻肃州（酒泉）以此为西征大本营并督饬刘锦棠率精锐2o余营西进出关。五月刘部抵达济木萨。此时连同从同治十三年（1874）起6续出关的金顺、张曜部和整编的新疆原有驻军全部近1oo营约五六万人。 关于具体的作战部署左宗棠的方针是：先北路而后南路。先拿下乌鲁木齐克复除伊犁以外的新疆北路然后挥师南下直捣阿古柏的老巢收复整个南疆。全部收复新疆的战斗正是在这一正确部署下一步步进行的。六月刘锦棠与先期西进的金顺部同时进驻距古牧地（米泉）最近的阜康城建立了自己的前哨阵地。在很短的时间里接连收复了乌鲁木齐及昌吉、呼图壁诸城。不久又攻克了“城小而坚”的玛纳斯。于是整个北疆除伊犁之外均为清军收复。第一战役胜利结束对南疆的进军已是箭在弦上。 就在这时英国以“调停”为名妄图阻止左宗棠大军收复南疆的正义行动。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向李鸿章表示英国愿出面“调停”中国与阿古柏的关系阿古柏“作为属国只隶版图不必朝贡”2。随后英国又向总理衙门正式提出这一荒谬主张。左宗棠得知这个情况后极为愤慨地说：“帕夏（即阿古柏）窃据南八城及吐鲁番”为“中外共知”而威妥玛却故意“称为喀王”“若不知吐鲁番、南八城为我疆土帕夏为我贼也”其卑劣的目的不过是“图保其印度腴疆”而已1。针对李鸿章“专一示弱”的做法他义正词严地向总理衙门表示：阿古柏“为我必讨之贼”“战阵之事权在主兵之人”非他人所参与亦“无须英人代为过虑也”。左宗棠的坚定态度挫败了英国的“调停”阴谋从而为第二战役铺平了道路。 收复新疆的第二战役是整个进军中的关键战役。阿古柏利用天山关隘重点设防于达坂城并由他的儿子和亲信防守吐鲁番和托克逊。三者互为犄角是阿古柏顽抗的希望所在。 光绪三年（1877）三月在避开了冰雪封山的冬季之后根据左宗棠“分道并规”的部署刘锦棠部从乌鲁木齐往南翻过天山向达坂城和托克逊挺进；张曜从哈密往西先屯盐池；徐占彪从巴里坤往西在盐池与张曜会合后再往西向七克腾木和辟展（鄯善）前进。三军最后会师吐鲁番。初三日（4月16日）刘锦棠军向达坂城起进攻初七日“歼尽守城之寇杀尽外援之寇”一举攻克了达坂。初九日徐占彪军与张曜部前锋会师攻占了辟展。接着进攻吐鲁番。十三日刘锦棠的援军也已赶到于是在一天之内连克吐鲁番满汉二城。这一天刘锦棠部还收复了重镇托克逊。 关键性的第二战役不到半个月即胜利结束。三城全克歼灭阿古柏主力1万余人打开了通向南八城的门户为直捣阿古柏的老巢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在西征军摧枯拉朽的打击下阿古柏走投无路服毒自杀。阿古柏之死又引起了反动集团更严重的内讧。阿古柏的小儿子海古拉与大儿子伯克胡里火并被伯克胡里打死。许多人见大势已去纷纷作鸟兽散。在这种形势下2《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6第36页。 1《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6第28页。 继续进兵彻底摧毁阿古柏集团已经是指日可待的事了。但这时狡猾的英国再度登场。它通过中国驻英公使郭嵩焘要求中国允许阿古柏反动政权保留喀什噶尔数城“使可立国”。不久英国代办傅磊斯又向总理衙门转告三项无理要求：“（一）阿古柏承认中国为上国命使臣入贡；（二）中国与喀什噶尔将地界划清；（三）两边议合后永远和好。”2显然直到这时英国仍想通过“议和”、“划界”的阴谋分裂中国领土保存阿古柏集团的政权。李鸿章也再次出来为英国帮腔。他讽刺说：“左帅新复吐鲁番、托克逊等城自谓南路折■可下朝廷日盼捷书催协饷如星火更无以雅可刊（阿古柏）投诚之说进者。然将来势必旋得旋失功不覆过。”1左宗棠面对这些压力仍然寸步不让。他反驳说：收复吐鲁番等地后“逆夷震慑异常”“此时机有可乘乃为画地缩守之策何以固边圉而示强邻？异时追咎贻误之人老臣不能任也”2。对于英国的阴谋他严正指出：英人要别人“立国则割英地与之或即割印度与之可也”“何为索我腴地以示恩？”他告诉刘锦棠如遇英国遣说客去啰嗦则以“我奉令致讨侵占吾宇之贼以复我旧土为词别事不敢干预。如欲议别事请赴肃州大营！”3他的凛然正气既打击了英国又回击了李鸿章从而又一次粉碎了英国的阴谋。光绪三年八月收复新疆的第三战役开始了。这一战役的目标是全部收复南疆彻底消灭阿古柏集团。刘锦棠率西征军各部从吐鲁番、托克逊出兵分两路在不到两个多月的时间里长驱近2ooo里全部收复了南疆的东四城——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及附近各城镇。接着又以破竹之势于十二月攻克了喀什噶尔、叶尔羌、英吉莎尔、和田西四城并穷追狼狈逃窜的伯克胡里等人。但俄国却居心叵测地把这些残渣余孽收留下来拒不交出。这时新疆已是冰雪世界左宗棠西征大军不顾断指裂肤之痛勇往直前为祖国建立了卓越的功勋。新疆除了伊犁地区以外又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清廷晋封左宗棠二等侯爵以为奖励。 左宗棠督军讨伐阿古柏反映了全国人民特别是新疆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受到新疆各族人民热烈的拥护和支持。在整个进军新疆的过程中各地各族人民或为向导或随同攻伐积极支持清军。正是这个最重要的因素为左宗棠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使他能够凭借这个舞台导演出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 同时也应该肯定在整个收复新疆的斗争中左宗棠的个人作用也是突出的。他不仅在政治上有力地粉碎了英、俄两国的政治阴谋在政策上采取了有利于团结新疆各族人民共同对敌的方针在物质供应上解决了“兵、饷、粮、运”四大困难；而且在军事指导上也十分出色。除了制订“先北后南”的正确的战略部署外他还巧妙地运用了“缓进战”的原则。在用兵新疆的3年中真正作战的时间不过4个来月其他大部分时间都用于物质准备选择战机对敌人的动态进行周密的研究和计算。他的用兵的确达到了“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境地。 当左宗棠的军队收复南疆各地消灭了阿古柏集团后进一步从俄国手2《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7第31页。 1《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卷11第32页。 2《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7第13页。 3《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8第48页。 中收复伊犁的问题便提到议事日程上了。俄国虽然失掉了可以霸占伊犁的借口但仍然千方百计地拖延。光绪四年（1878）清廷不得不派专使崇厚到俄国谈判。昏庸无能的崇厚堕入了俄国精心设计的圈套未经请示清廷就擅自签订了出卖大量权益而仅仅收回一座空城的《里瓦几亚条约》。消息传来举国震怒要求杀崇厚“以伸公愤”。左宗棠也接连上书痛陈此约的危害指出：俄国虽名曰归还而实际上伊犁“四面俄部环居”“孤注万里何以图存？”将来“虽得必失庸有幸乎？”他还揭露俄国的贪欲永无止境“譬犹投犬以骨骨尽而噬仍不止”4。因而必须重新交涉“先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以挽回崇厚造成的恶果。 光绪六年（188o）一月在全国上下舆论的压力下清廷不得不拒绝批准“崇约”将崇厚撤职定罪另派曾纪泽赴俄谈判改约。俄国得知崇约被拒一面摆出断交的架势进行政治讹诈一面派兵遣将大搞武力威胁。在全民反侵略精神的推动下清廷命令各地加强边防以准备对付俄国可能挑起的侵略战争。 二月左宗棠提出了准备三路出兵武力收复伊犁的方案以配合曾纪泽的谈判。为了就近指挥这一重大行动并向全军将士表达自己的决心年近七十的左宗棠不顾体弱多病不畏风沙严寒从肃州出随将士穿过千里戈壁把大本营设在新疆哈密的凤凰台。他的这种精神充分显示了反侵略的坚强意志和“威武不能屈”的英雄气概。但正在这时清廷突然以“现在时事孔艰正需老于兵事之大臣”以备朝廷“顾问”为由把左宗棠调回北京。左宗棠迫于朝命不得不离开新疆但他到北京后仍然“力持正论与此事相始终”1。 虽然左宗棠调回北京但他在伊犁问题上的坚决态度对曾纪泽的谈判仍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此后签订的中俄《伊犁条约》迫使贪婪成性的俄国不得不将伊犁和特克斯河流城及通往南疆的穆扎尔山口归还中国。在这方面左宗棠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 新疆建省是左宗棠长期关注的另一个重大问题。在进军新疆的过程中他多次向清廷陈述新疆建省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建省的具体方案。光绪十年（1884）清廷正式批准新疆建省任命刘锦棠为任新疆巡抚（时左宗棠已在两江任上）。这是新疆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它进一步削弱了地方封建割据势力实现了新疆与全国其他各省行政制度的统一；它大大加强了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对于恢复和展遭到破坏的经济、对于保卫祖国西北边防都起到了重大作用。而左宗棠作为创议者显示了他远大的政治眼光确有不可磨灭的功绩。 在新疆期间左宗棠还重视屯田开荒安置难民；推广蚕桑事业展地方经济；修筑道路便利交通做了一些有利于新疆各族人民的好事。此外他还在光绪六年（188o）创办了兰州机器织呢局希望利用西北盛产的羊毛与外国输入的毛织物竞争。 4罗正钧：《左宗棠年谱》岳麓书社1982年版第333页。 1《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5第5页。 第七节督办福建军务光绪七年（1881）正月左宗棠回京觐见后诏命入值军机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不久后又调任两江总督。这时中俄条约已定左宗棠不可能在抗俄斗争中再出什么力他只得把注意力转向国计民生期望在有生之年追随陶澍、林则徐之后做一些利民、惠民的事情。但由于疾病缠身他已有力不从心之感了。 光绪九年（1883）中法战争爆这位曾在反侵略斗争中大显身手的老将坚决主战并慷慨激昂地表示为“西南数十百年之计”愿亲往抗法前线视师“不效请重治其罪以谢天下！”2爱国之情溢于言表。他还要已退休的老部下、英勇善战的王德榜挑募旧部组成“恪靖定边军”前往前线参战。此后正是这支部队在镇南关（今友谊关）一役配合老将冯子材大败法军为祖国建立了功勋。 光绪十年（1884）七月法军偷袭我福建水师和马尾船厂福建水师几全军覆没。闽、浙前线形势紧张台湾危急。清廷不得不起用已于年初“因病开缺”的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这时的左宗棠已是72岁高龄然而“闻命之余慷慨戎行冒暑数千里”率部兼程赶到福州。到达福州的当天就命令迅集中帆船准备亲自冒险东渡。在被劝阻后他调王诗正率“恪靖援台军”东渡台湾与法军交战并“购军火”、“雇商船”“昼夜孜孜以谋援台”。当澎湖失守时左宗棠气愤得“椎胸顿足”以至“咯血时”。但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中他仍然坚持主持战备事宜不肯休息。光绪十一年（1885）五月清廷出卖了冯子材等英雄将士用鲜血换来的巨大胜利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法新约》。并不顾广大爱民的反对严令各地撤兵。左宗棠“以此行未能破敌大加惩创引为恨事肝疾牵动愤郁焦烦”1病势剧增。同年七月二十七日（9月5日）逝于福州。清廷予谥“文襄”。 2《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24第82页。 1《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26第46页。 第十三章张之洞第一节清流派的领张之洞字孝达一字香涛号壶公晚年自号无竞居士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道光十七年八月初三日（1837年9月2日）生于贵州兴义府。曾祖父张怡熊曾任浙江山阴县知县。祖父张廷琛曾任福建古田县知县。父亲张锳曾任贵州兴义府知府。 张之洞从小读书用功才思敏捷受过严格的儒家思想的教育熏陶。他先后从好几位老师就学其中丁诵先、韩两位老师给他的影响较大。丁诵先道光十八年进士翰林院侍读。韩累官至贵州巡抚。咸丰二年（1852）张之洞应顺天乡试中式第一名。同治三年（1864）参加会试、殿试中一甲第三名授翰林院编修。以后他曾担任浙江乡试的副考官、湖北学政、四川学政职务。张之洞任湖北学政时整顿学风建立经心书院提拔奖励有真才实学的人颇得众望。他任四川学政时在成都建立尊经书院延请名儒分科讲授仿照阮元杭州诂经精舍、广州学海堂的例规手订条教并撰写《輶轩语》、《书目答问》两本书以教导士子应读什么书应怎样做学问以及修养品德等。这两本书在当时和以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书目答问》至今仍是近代目录学的一部具有参考价值的书。他还聘请通才宿儒如缪荃孙、樊增祥、王文锦、王懿荣、蒯光典、易顺鼎等教士子以治经门径通达时务。在四川尊经书院的学子中他推荐五少年第一名是杨锐后来成为戊戌变法运动的六君子之一；第二名是廖登廷即后来著名的今文经学家廖平。 光绪五年（1879）张之洞补国子监司业补授詹事府左春坊中允转司经局洗马。同年清廷因俄国侵占新疆伊犁派左都御史崇厚赴俄国交涉索还伊犁。崇厚昏庸无知与俄国签定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这一条约名义上收回伊犁但西境、南境被沙俄宰割伊犁处于俄国包围的危险境地。消息传来舆论大哗。群臣上疏张之洞上《熟权俄约利害折》、《筹议交涉伊犁事宜折》分析俄约有十不可许坚持必改此议宜修武备缓立约并要求治崇厚罪。折上被慈禧、慈安太后召见特许其随时赴总理衙门以备咨询。他同张佩纶、陈宝琛共同起草奏折19件提出了筹兵筹饷、筹防边备的积极建议。光绪六年（188o）清廷派曾纪泽赴俄重订伊犁条约。 当时张之洞、宝廷、张佩纶、黄体芳称翰林四谏号为清流派。他们拥戴军机大臣、大学士李鸿藻为领袖而实际上张之洞是清流派的领。在中俄交涉事件中张之洞的政治声望提高了并且得到了慈禧太后的赏识。第二节整顿山西吏治严禁鸦片光绪七年至十年（1881—1884）张之洞任山西巡抚。当时山西吏治人民生活困苦鸦片流毒严重。张之洞给友人书云：“山西官场乱极见闻陋极文案武案两等人才乏极吏事民事兵事应急办之事多极。竟非清净无为之地也。”“晋患不在灾而在烟。有嗜好者四乡十人而六城市十人而■吏役兵三种几乎十人而十矣。人人枯瘠家家晏起。堂堂晋阳一派阴惨败落景象有如鬼国何论振作有为循此不已殆将不可国矣如何如何。”2张之洞注意整顿吏治一上任便勤考吏属振作革弊劾罢贪纵害民的县官奖励好的官吏严禁鸦片胪举人才编练军队清查仓库。山西的铁运销奉天、上海等地6运成本很高他改由天津出海海运降低运费又在产地筹办冶炼局。他创办令德堂也是仿照阮元诂经精舍、学海堂的例规聘请王轩为主讲杨深秀为襄校兼监院。杨深秀后来成为戊戌变法运动六君子之一。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山西传教刊行《救时要务》等小册子并举办仪器、车床、缝纫机、单车的展览和操作表演。张之洞会见了李提摩太读了他的书受其影响拟筹建洋务局未及实现。 光绪十年（1884）法国侵略越南边疆告急。张之洞上疏建议战守请严督滇、桂之战急修津广之防。四月清廷召张之洞晋京。张之洞陈抗法事多所谋划被任命署理两广总督不久实授。 2《光绪朝东华录》第2册总2oo2—2oo3页。 第三节筹划抗法兴办洋务企业张之洞到达广州后便加强防务饬沿海督抚严密防守。六月法国侵略军占台湾基隆张之洞奏请饬吏部主事唐景崧往会刘永福合击法军。他认为：“援台惟有急越请争越以振全局。又言牵敌以战越为上策图越以用刘为实济。”1清廷采纳张之洞的建议加刘永福为提督记名。刘永福率领黑旗军骁勇善战屡创法军。但由于广西布政使徐延旭、云南布政使唐烱所率军队在抗法战争中配合不力打了败仗唐烱军逃走使黑旗军寡不敌众而遭到失败。唐、徐被撤职查办张之洞因荐徐延旭不当而交部察议。光绪十一年（1885）正月法军侵占中越边境重镇镇南关（今友谊关）形势危急。张之洞奏请调前任广西提督冯子材、总兵王孝祺等援桂驻镇南关。7o岁的老将冯子材率军奋力殊死抵抗大败法军扭转了整个战局。法国茹费理内阁因此倒台。但是清廷却决意乘胜求和命令前线各军停战撤兵。前线将士闻讯“皆扼腕愤痛”。张之洞接连电奏缓期撤兵竟遭李鸿章传旨斥责。 在中法战争中张之洞筹饷运械给岑毓英军2oo万元桂军2oo万元唐景崧、刘永福4o万元台湾4o万元。朝廷表彰他筹济军事不分畛域。这一时期他在广东开设水6师学堂创设枪弹厂疏请大治水师、专款购兵舰设缫丝局创办机铸制钱局及银元局筹办织布局和制铁厂这是他办洋务企业的开始。 光绪十二年张之洞在广州创办广雅书局和广雅书院。广东原有端溪书院在肇庆他聘请梁鼎芬主持端溪书院后来梁鼎芬率师生来到广雅书院。张之洞又聘朱一新到广雅书院主讲。当时梁鼎芬因弹劾李鸿章主和而获罪朱一新因弹劾太监李莲英而降职。张之洞不怕非议敢于延聘他们显示了他的不凡气度。 光绪十五年（1889）张之洞上奏朝廷建议修筑一条芦汉铁路自芦沟桥至汉口以贯通南北。他认为铁路之利以通土货厚民生为最大征兵、转饷次之。他提出芦汉铁路是“干路之枢纽枝路之始基而中国大利之萃也”1。朝廷准奏计划北段由直隶总督主持南段由湖广总督主持南北分段修筑。于是清廷调张之洞任湖广总督。 光绪十五年冬张之洞到了湖北。他花了很大的精力办起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先是筹建汉阳铁厂。张之洞办企业也曾闹过一些笑话。他电驻英公使薛福成购炼钢厂机炉英国梯赛特工厂厂主回答说：“欲办钢厂必先将所有之铁、石、煤、焦寄厂化验然后知煤铁之质地如何可以炼何种之钢即以何样之炉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未可冒昧从事。”张之洞大言曰：“以中国之大何所不有岂必先觅煤铁而后购机炉？但照英国所用者购办一分可耳。”英国厂主只得从命。结果机炉设在汉阳铁用大冶的煤用马鞍山的。马鞍山的煤灰矿并重不能炼焦不得已只好从德国购焦炭数千吨。从光绪十六至二十二年（189o—1896）耗资56o万两还没有炼成钢。后改用江西萍乡的煤制成的钢太脆易裂。张之洞才知道他所购的机炉采用酸性配置不能去磷钢含磷太多便易脆裂。于是又向日本借款1《与张幼樵》《张文襄化公全集》卷214《书札一》北平文华斋戊辰刊本。1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年谱》卷3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42页。3oo万元将原来的机炉改用碱性配置的机炉才制出优质的马丁钢。宣统元年（19o9）汉冶萍公司的经理叶景葵评论道：“假使张之洞创办之时先遣人出洋详细考察或者成功可以较糜费可以较省。然当时风气锢蔽昏庸在朝苟无张之洞卤莽为之恐冶铁萍煤至今尚蕴诸岩壑亦未可知甚矣功罪之难言也。”1汉阳铁厂是一个钢铁联合企业。光绪十九年（1893）建成包括炼钢厂、炼铁厂、铸铁厂大小工厂1o个、炼炉2座工人3ooo采煤工人1ooo。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大规模的资本主义机器生产的钢铁工业而且在亚洲也是创的最大的钢铁厂日本的钢厂建设还比这晚几年。 张之洞还办了湖北织布局。光绪十八年（1892）在武昌开车纱锭3万枚布机1ooo张工人2ooo。织布局是盈利的。但是张之洞却将织布局的盈利去弥补铁厂、枪炮厂的亏损使织布局一直处在高利贷的压迫下无从展。 张之洞看到棉纱销路很广便决定开设两个纱厂。他致电驻英国公使薛福成向英商订购机器。光绪二十三年（1897）建成北厂纱锭5万多枚为湖北纺纱局。南厂一直没有建成机器停放在上海码头任凭风吹雨打后来张謇领去办了南通大生纱厂。湖北纺纱局、织布局、缫丝局、制麻局到了光绪二十八年（19o2）转租给广东资本家组织的应昌公司承办。 张之洞还创办了制砖、制革、造纸、印刷等工厂还有湖北枪炮厂。他在湖北还注重兴修水利光绪二十五年（1899）前后修了三条堤。一条是武昌武胜门外红关至青山江堤3o里一条是省城之南的提坝自白沙洲至金口江堤52里和一条从鲇鱼套起至上新河为止的1o余里堤岸。这三条堤的修筑使常受洪水威胁的地区成为良田、市镇。 张之洞到了湖北其中光绪二十年（1894）调署两江总督任期一年多。他十分重视湖北、江苏的教育创办和整顿了许多书院和学堂。在湖北有两湖书院、经心书院又设立农务学堂、工艺学堂、武备自强学堂、商务学堂等；在南京设储才学堂、铁路学堂、6军学堂、水师学堂等。他派遣留学生到日本留学。在学堂、书院的学习科目方面他针对社会需要有所改革添增了一些新的学科。他也注意训练军队在两江总督任职期内曾编练过江南自强军人数1万地点在徐州军官全部用德国人担任采用西法操练。光绪二十二年（1896）他回任湖广总督将自强军交给两江总督刘坤一。 张之洞在积极兴办洋务企业的同时对人民群众的反洋教斗争和农民起义进行了残酷镇压。 1《洋务运动》第6册第254页。 第四节同维新派的联系与分歧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张之洞调署两江总督虽然也筹饷筹军械但他练的军队没有挥什么实际作用。朝廷旨调4艘兵舰他致李鸿章电说：“旨调南洋兵轮四艘查此四轮既系木壳且管带皆不得力炮手水勇皆不精练毫无用处不过徒供一击全归糜烂而已。甚至故意凿沉、搁浅皆难预料。”1甲午战争失败后张之洞上《吁请修备储才折》希望朝廷总结失败教训变法图治。由于他慷慨激昂讨论国家振作主张反抗侵略又办洋务企业因此维新派领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称张之洞“有天下之望”对这位封疆大吏抱有很大的希望和崇敬。谭嗣同也说：“今之衮衮诸公尤能力顾大局不分畛域又能通权达变讲求实济者要惟香帅一人。”1这是当时维新派的共同看法。康有为组织强学会张之洞表示赞助和同情捐5ooo两以充会费。帝师翁同龢也加入了强学会当时有“内有常熟（翁同龢）外有南皮（张之洞）”之称翁、张成了强学会的两大支柱。光绪二十一年（1895）十一月康有为南下到了南京去拜谒张之洞受到张之洞的热情欢迎和接待。康有为准备在上海设强学会推张之洞为会长并代张之洞起草《上海强学会序》。张之洞当时答应了。后来上海强学会成立时请他列名张复电说：“群才荟集不烦我请除名捐费必寄。”1他以会外赞助人的身份捐款5oo两拨公款1ooo两表示赞同。上海强学会成员中有汪康年、梁鼎芬、黄体芳、屠仁守、黄绍箕都和张之洞关系相当密切。但是后来他看到慈禧太后采取了行动逼令光绪帝封闭了北京的强学会和《中外纪闻》便借口康有为谈今文经学、主张孔子改制说和他平素的学术主旨不合停止捐款。 光绪二十二年到二十三年（1896—1897）维新派在上海创刊《时务报》梁启主笔汪康年为经理。张之洞以总督的名义要湖北全省各州县购阅《时务报》捐款千元给予报纸以经济上的支持。后来《时务报》表了关于中国应争取民权的文章使张之洞大不高兴。他授意屠仁守写了《辨辟韩书》批判严复的《辟韩》一文在《时务报》上表。 陈宝箴任湖南巡抚后湖南掀起了维新运动。他在湖南的新政包括办厂、改革教育等得到张之洞赞同。在张之洞的影响下陈宝箴也命令全省各州县书院的学子阅读《时务报》。湖南成立南学会创办《湘学报》、《湘报》张之洞利用政治力量推销《湘学报》于湖北各州县。自第十册起《湘学报》刊载了关于孔子改制和鼓吹民权思想的文章这使张之洞大为不满。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张之洞电陈宝箴说《湘学报》议论悖谬饬局停。他还告诫陈宝箴说这件事“关系学术人心远近传播将为乱阶必宜救正”2。对湖南维新运动施加压力。 是年三月张之洞刊行《劝学篇》。翰林院编修黄绍箕以《劝学篇》进呈。光绪帝布上谕称是书：“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著将所备副本四十部由军机处颁各督抚学政各一部俾得广为刊布实力劝导1《致天津李中堂》《张文襄公全集》卷139《电牍十八》。 1《上欧阳中鹄书》《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58页。2《张文襄公年谱》卷5第96页。 以重名教而杜卮言。”1由于清廷的赞许这本书风行海内。张之洞自言其书主旨在“正人心开风气”。所谓正人心就是提倡三纲五常维护君主制度批判维新派的民权观。所谓开风气就是学习西方办铁路、商务、矿务、学堂等并没有出洋务运动的范围仍然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 《劝学篇》的出版受到守旧派的赞扬遭到维新派的严厉驳斥。顽固派苏舆所编《翼教丛编》收入了《劝学篇》中的几篇文章并赞叹说：“疆臣佼佼厥南皮劝学数篇挽澜作柱。”2章太炎则毫不客气地批评《劝学篇》上篇“多效忠清室语”1宣扬封建的忠君思想。维新派梁启评论此书道：“挟朝廷之力以行之不胫而遍于海内何足道？不三十年将化为灰烬为尘埃野马其灰其尘偶因风扬起闻者犹将掩鼻而过之。”2在戊戌变法运动中张之洞和维新派有较多的联系。他自己也是相当活跃的人物。张之洞曾让陈宝箴推荐杨锐和刘光第。杨锐是张之洞的弟子和幕僚到京后与张之洞保持密切联系。后来杨锐、刘光第以四品卿衔任军机章京参与要政。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张之洞奉调晋京因湖北沙市生焚烧洋房事件中途折回。八月在慈禧太后动政变前夕陈宝箴曾奏请光绪帝调张之洞入京“赞助新政”但未成。日本伊藤博文游历到北京曾对总署说：“变法不从远大始内乱外患将至中国办事大臣惟张香帅一人耳。”3不久慈禧太后动政变杀害了“六君子”百日维新失败。张之洞急电挽救他的得意门生杨锐而不得为此他深感痛惜。 1《张文襄公年谱》卷6第115页。 2《劝学篇》光绪戊戌三月两湖书院刊本卷。 1《翼教丛编·序目》。 2《太炎先生自定年谱》《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1期。 3《自由书》《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第7页。 第五节镇压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光绪二十六年（19oo）中国北方掀起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一开始张之洞便主张坚决镇压。他先后镇压了湖北天门县、荆州府等地的人民焚烧教堂、医院的行动还会同沿江各省奏请力剿“邪匪”严禁暴军安慰使馆致电各国道歉完全站在保护帝国主义利益的立场。英帝国主义为了保全长江流域一带的既得利益便同张之洞、刘坤一等有实力的总督联络签定了《东南互保章程》。条款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各国商民教士产业均归南洋大臣刘、两湖总宪允认切实保护”4。两广总督李鸿章、闽浙总督许应骙、山东巡抚袁世凯都表示赞同加入了“东南互保”的行列。 七月张之洞在武汉逮捕并杀害了自立军领唐才常等2o余人。戊戌变法失败后唐才常等人联络会党和清军部分官兵组织自立军准备在安徽、湖北、湖南几省起义建立君主立宪的“新自立国”请光绪帝复辟。他们还想通过日本劝说张之洞拥戴他建立“东南自立之国”。张之洞得知消息并未立即表态。这时英国也正在活动香港议政局议员何启等拉拢孙中山准备在华南策动李鸿章“独立”。李鸿章也在观望。于是出现了这种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在自立军起事迫在眉睫而慈禧太后也未失去对清廷中枢控制时张之洞动手捕杀了唐才常等人。 张之洞剿灭了自立军后现参加上海张园国会的有许多著名士绅、学者以及留学生。于是他起草了一份《劝戒上海国会及出洋留学生文》文中列举了自立军是康党的罪状劝戒国会中的士绅、学者以及留日学生以分化瓦解革命队伍。留日学生看了大为气愤他们公推沈翔云写了《复张之洞》一信进行批驳。沈翔云在信中以大量篇幅说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是普遍流行的公理并不能称为康、梁邪说；揭露张之洞说：“公之定此狱也一则曰领事恨之再则曰教士恨之三则曰洋官、西士无不恨之公以为领事、教士、洋官、西士其为中国乎？其为彼国乎？何大惑不解为是也。”1据说张之洞看了这信十分窘迫便指使两湖、经心、江汉三书院的学生撰写驳文抵挡一阵才算了事。 4《张文襄公年谱》卷7第12o页。 1《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968页。 第六节“变通政治”的《江楚三折》清廷在经过了八国联军侵略北京的战争以后不得不“变通政治”于光绪二十七年（19o1）三月成立督办政务处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遥为参预”。五月、六月张之洞会同刘坤一连续上了三道奏折：《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遵旨筹议变法谨拟整顿中法十二条折》、《遵旨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这就是有名的《江楚三折》。第一折是关于办学堂、废科举事提出设文武学堂酌改文科停罢武科奖励游学等建议。第二折言整顿中法提出了崇节俭、破常格、停捐纳、课官重禄、去书吏、去差役、恤刑狱、改选法、等八旗生计、裁屯卫、裁绿营、简文法等建议。在这个奏折中说：“近日民情已非三十年前之旧羡外国之富而鄙中土之贫见外兵之强而疾官军之懦乐海关之平允而怨厘金之刁难夸租界之整肃而苦吏胥之骚扰于是民从洋教高挂洋旗士人入洋籍始由隔寝成涣散乱民渐起邪说乘之邦基所关不胜忧惧。”1这里反映了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深度和毒害也反映了中国人民痛恨清朝政治的程度和心理。第三折言采用西法提出了广派游历练外国操广军实修农政劝工艺定矿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用银元行印花税推行邮政官收洋药多译东西各国书等建议。在这个奏折里他说：“施之实政则不至于病民至若康有为之邪说谬论但以传康教为宗旨乱纪纲为诡谋其实与西政、西学之精要全未通晓兹所拟各条皆与之判然不同。”1他还特地申明他采用的西法内容和实质同康有为维新派的毫不相同。 《江楚三折》仍是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具体化在不变更君主制度的前提下学习西方的一些先进的管理方法。虽则如此但改革的一些项目如废科举、兴学堂、奖励留学、设商部、学部、兴办实业等是有利于资本主义展和新文化传播的。 1《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77o页。 1《张文襄公全集》卷53《奏议五十三》第32页。 第七节废除科举制度实行“癸卯学制” 光绪二十七年（19o1）十月张之洞被赏加太子少保衔。次年十月他上《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提出兴办各类学堂包括师范、小学、文普通中学、武普通中学、文高等学堂、武高等学堂、方言学堂、忠学堂、工学堂、勤成学堂、仕学院、省外中小学、蒙学等。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19o4年1月）张之洞奉旨入京清廷批准张之洞等《奏定学堂章程》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以法令形式公布的在全国范围推行的学制。当时称为“癸卯学制”。内容是把普通教育分为初等、中学、高等三级修业期长达25年；与此并行的还有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光绪三十一年（19o5）九月张之洞奏请停止科举以兴学校。清廷诏准自翌年始所有乡试、会试及各省岁考一律停止一切士子皆由学堂出身结束了13oo多年的科举制度。 废科举、兴学校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张之洞在这方面的提倡和努力在客观上是有利于资产阶级新文化的传播的。 第八节督办铁路张之洞在湖广总督任上十分重视兴建铁路他认为：“铁路为自强第一要端铁路不成他端更无论矣。”2“西洋富强尤根于此。”1他所建议并监修的芦汉铁路自光绪二十四年兴建到光绪三十一年三月完成命名为京汉铁路。 光绪三十一年（19o5）六月张之洞又奉旨督办粤汉铁路。粤汉铁路的筑路权早在7年前就被美国所控制。光绪二十四年（1898）美国合兴公司同清廷签订《粤汉铁路借款草合同》控制了粤汉铁路的筑路权。光绪二十六年（19oo）又订立续约规定借款为4ooo万美元由合兴公司在5年内筑成不得转让他国。但3年过去到光绪二十九年铁路尚未动工。光绪三十年合兴公司又将股票的三分之二卖给比利时的万国东方公司。湖南、湖北、广东三省人民获悉这个消息非常愤怒要求废除原订合同收回路权自办。此时张之洞奉旨督办粤汉铁路经过与美国公司一年多的交涉光绪三十一年（19o5）七月他以675万两的高价赎回路权。随后张之洞以高股筹集不易为由于宣统元年（19o9）四月与德、英、法三国签订《湖广铁路借款合同》借款55o万英镑筹建粤汉铁路。这激起更大规模的反抗浪潮。2《张文襄公全集》卷54《奏议五十四》第32页。 1《为筹办芦汉铁路情形并议借比国洋款折》《张文襄公全集》卷46《奏议四十六》第2页。第九节任中枢重臣清廷眼看资产阶级革命派势力愈来愈大为了维护其统治拉拢资产阶级欺骗全国人民便声称“预备立宪”。光绪三十一年（19o5）派出五大臣出国考察各国宪政。第二年宣布官制改革编纂宪法大纲。对于“预备立宪”一开始张之洞听到一些风声感到惊讶等到五大臣回国到上海征求他意见时他回电说：“立宪事关重大如将来奉旨命各省议奏自当竭其管蠡之知详晰上陈此时实不敢妄参末议。”2态度暧昧。他对外官改制更持反对态度认为“若果行之天下立时大乱”还说：“事关二百余年典章二十一省治理岂可不详慎参酌何以急不能待必欲草草尔定案耶？”1清廷通过官制改革欲加强皇权削弱地方官吏的权力便把当时地方督抚中权力最大的袁世凯和张之洞调到北京。光绪三十三年（19o7）六月张之洞由协办大学士充体仁阁大学士七月入京补授军机大臣兼管学部这时张之洞年已七十一。清廷四面楚歌处境危急。张之洞到了北京竭力为清朝的政治补苴罅漏。为了应付日益高涨的“革命排满”的形势他再次向慈禧太后提出“化除满汉畛域”说：“欲御外侮先靖内乱探原扼要唯有请颁谕旨布告天下化除满汉畛域。”这一建议被采纳。 ------------ 19 光绪三十四年（19o8）十月光绪帝、慈禧太后相继死去溥仪继位改年号宣统。醇亲王载沣以摄政王监国满族亲贵乘机集权排斥汉官。袁世凯是当时权势显赫的汉族大官僚加上戊戌变法时出卖光绪帝为载沣等皇族亲贵所忌恨。于是载沣等密谋杀袁。对此张之洞表示反对认为“主少国疑不可轻于诛戮大臣”。宣统元年（19o9）正月清廷以袁世凯患“足疾”为名让他回河南养疴。 六月张之洞病重。八月二十一日（七月初六日）奏请开去各项差额摄政王载沣亲临探视。当天张之洞在哀叹“国运尽矣”声中去世。清廷谥以“文襄”。 2《铁路第十二》《劝学篇·外篇》第42页。 1《张文襄公年谱》卷9第2o6页。 第十四章郑观应第一节从买办生涯到投资洋务企业郑观应又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别号杞忧生晚年自号罗浮偫鹤山人。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十七日（1842年7月24日）生于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郑观应的家境并不富裕祖父郑鸣岐是一位“不屑以寻章摘句为能”2的普通文人父亲郑文瑞终身未获科名长期作乡村塾师。鸦片战争以后在广州、上海等口岸买办成了时髦的职业成为财致富的捷径。在这种社会风气的影响下郑观应的叔父郑廷江、同宗兄郑济东都作了上海外国洋行的买办。 郑观应幼承庭训攻读四书五经企图博取功名。但是16岁那年应童子试名落孙山后他“即奉严命赴沪学贾”1走上当买办的道路。 初至上海郑观应先寄居在任新德洋行买办的叔父郑廷江处边听差边习英文。咸丰九年（1859）入英商宝顺洋行作低级雇员担任管丝楼兼管轮船客载的工作。在公余之暇他与广东乡友梁纶卿入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开办的英华书馆夜课学习英文。在宝顺期间他为洋行开辟了江西、福州等处揽载行还投资加入中外商人合办的公正轮船公司。 同治七年（1868）宝顺洋行停业。郑观应改任和生祥茶栈通事代两湖、江西、徽州茶客沽茶兼营荣泰驳船公司。同治十一年（1872）和生祥茶栈停业后他又当上扬州宝记盐务总理。这时的郑观应不仅是一位腰缠万贯的富商而且是一位见多识广、经验丰富的企业经营家了。 同治十二年（1873）英商太古轮船公司成立。第二年郑观应被聘任为该公司总理兼管账房、栈房等事务。他后来回忆道：“该公司所有轮船揽载用人事务归余与美人晏尔吉商办。”2可见其在该行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经郑观应等人的苦心经营太古轮船公司营业规模不断扩大盈利丰厚。光绪三年正月（1877年2月）郑观应与太古签订的雇佣合同期满因公司当局欣赏他的才干又与他续订了为期五年的合同。 自光绪初年始郑观应投资于清廷所办的洋务企业在上海机器织布局、津沪电报局、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局、山东登、莱、青、莒四府和东北锦州的五金矿等企业中都有他的投资或股份。此外他还联络同人集股开办造纸公司和开垦公司。 清代的富商通常兼有官僚身份郑观应也不例外。同治八年（1869）他在皖营报捐员外郎次年捐升郎中。光绪四年（1878）他在上海与盛宣怀、经元善等人劝募款项资赈晋、豫、直、陕灾区难民受到清廷褒奖膺受道员衔。 2《张文襄公年谱》卷9第2o6页。 1郑观应：《先考荣禄大夫秀峰府君行状》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22页。 2郑观应：《复考察商务大臣张弼士侍郎》《郑观应集》下册第619页。第二节撰《救时揭要》和《易言》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俄、美等国再次以武力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中国蒙受割地赔款、主权受损的耻辱。郑观应受到很大刺激开始在爱国思想指导下“究心泰西政治实业之学”1逐步形成社会改良思想。就他当时的思想状况来说旧的封建传统观念特别是道教思想占有重要地位。郑观应好道教有家庭根源其父即是“善青乌术”的好道儒者并用它来教化子弟。缘此郑观应“童年好道”1“尝读《性理全书》、《五子近思录》、《唱道真言真诠》诸丹经”2。在同治、光绪间他除了出资镌刻刊印道教典籍外还编辑了一些宣扬因果报应、神仙侠客等迷信说教的小册子如《陶斋志果》、《富贵源头》、《剑侠传》等。由于时代和经历的不同郑观应的思想并没有重蹈其父旧辙而带有了更多的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忧国忧民之情。他在咸丰、同治间6续写成的《救时揭要》一书就集中地反映了这个时期的思想状况。这部书主要包括反对外国侵略者贩卖华工、禁止鸦片烟、救灾恤贫、劝人行善和办近代航运业等内容。作者以满腔愤慨揭露了当时社会的一些现象描绘出鸦片泛滥、江河水决、哀鸿遍野、人民苦不堪言的悲惨情景。他尤其愤恨的是外国侵略者竟然明目张胆地“拐贩华人过洋为奴被骗出洋而死于难者每年以千百计”幸存者亦“贱同蝼蚁命若草菅”3。他质问当道：对这件大失“中朝之体统”之事“各国禁之于先而中土不闻禁之于后抑独何钦？”1在《论中国轮船进止大略》一章他提出展近代航运业的主张。针对官办造船企业存在的弊病他要求“改官造为商造”。因为企业由商人自办“则该事系商人身家性命所关即无人督责亦不虑其不造乎精巧”。只有这样才算“操泰西立法之大旨本源”2。这是他最初提出的学习西方的思想主张。 郑观应在这本书中提出的解救社会积弊的主张还是陈旧的。他把社会治乱兴衰归结于人心的善恶“此心不治而可以自立于人世者未之有也”。据此他主张救世之法惟有劝人“一心向善积现前莫大之功”3。这些观点还没有摆脱劝善积德、善恶报应的说教。 在以后的几年中郑观应的思想不断生着变化逐渐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社会改良主张。成书于同治、光绪间的《易言》就是他改良思想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 《易言》基本上扬弃了《救时揭要》中善恶有报的消积因素贯穿着改革变法、学习西方的积极精神。他在序言中指出：“由今之道变今之俗宜览往古法自然诹远情师长技攻其所短而夺其所恃。”4这正是《易1郑观应：《盛世危言·商船下》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41页。1郑观应：《禀商部条陈六弊请通饬各总商会举调堂员互相砥砺事》《郑观应集》下册第6o4页。2郑观应：《上通明教主权圣陈抱一祖师表文》《郑观应集》下册第1oo页。3郑观应：《重刊慧命经序》《郑观应集》下册第3o页。 1郑观应：《救时揭要·澳门猪仔论》《郑观应集》上册第6页。 2郑观应：《救时揭要·论禁止贩人为奴》《郑观应集》上册第13页。3郑观应：《救时揭要·论中国轮船进止大略》《郑观应集》上册第55页。4郑观应：《救时揭要序》《郑观应集》上册第4页。 言》一书写作的宗旨。 《易言》的字里行间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充满着对西方列强侵略罪行的谴责。郑观应认为在西方列强咄咄逼人的形势下中国的出路“一言以蔽之曰：莫如自强为先”1。他说的“自强”与洋务派片面展军事工业的“自强”不同重点强调展本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他指出：“欧洲各邦皆以通商为大经以制造为本务。盖纳税于货而寓兵于商也。”2在该书的《论商务》、《论开矿》、《论火车》、《论电报》、《论机器》、《论船政》等篇中他详细地阐述了中国展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性和具体办法积极主张近代企业由商民自办认为中国商政不兴主要在于政府官员的巧取豪夺和官场积习的干扰。一旦企业归商民自办“彼将视为身心性命之图制造必精程功必成本必廉虚费必省”3。在政治改革方面他大胆地提出设议院的主张批评封建制度的弊病“于政事之举废法令之更张唯在上之人权衡自秉”上下“情谊相隔”不如西方议院制度优越。他把西方议院制度比附为士大夫所向往的尧舜“三代制度”希望中国能够“上效三代之遗风下仿泰西之良法”实现“长治久安之道”4《易言》成书后郑观应即将手稿邮寄客居香港的名士王韬。王韬阅后赞叹不已遂由他主持的中华印务总局刊印行。后来《易言》还传到朝鲜、日本等国在这些国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郑观应：《易言自序》《郑观应集》上册第63页。 2郑观应：《易言自序》《郑观应集》上册第63页。 3郑观应：《易言·论商务》《郑观应集》上册第92页。 4郑观应：《易言·论船政》《郑观应集》上册第92页。 第三节任职轮船招商局。 为抗法战争作贡献光绪初年郑观应在清廷开办的企业中兼职。光绪四年（1878）和光绪六年（188o）他两次襄办上海机器织布局光绪七年总办上海电报分局光绪八年二月接受北洋大臣李鸿章委任就职轮船招商局帮办正式脱离太古轮船公司。郑观应辞去待遇优厚的买办职务而投身于创办伊始的中国近代企业主要出自振兴民族经济、挽回国家权利的考虑。 郑观应初到轮船招商局上任正值该局处于困难时期。当时具有1o年历史的招商局外受怡和、太古洋行的排挤倾轧内受官场积弊侵蚀连年亏耗难以维持。李鸿章不得不下令整顿。郑观应在了解到招商局的弊端之后拟订了救弊大纲16条包括用人宜贤、合理调度、减少消耗、加快船运周转、赏罚分明、禁止工作人员舞弊等措施。与此同时他偕唐廷枢于光绪九年与怡和、太古签订为期6年的齐价合同。这一合同虽然向外商作了某些妥协但也起到一定的限制外商倾轧的作用。经过上述整顿招商局业务颇有起色出现了“股票价大涨”5的局面。因此郑观应被擢为该局总办。 光绪十年二月（1884年3月）郑观应被督办粤防军务大臣彭玉麟奏调赴粤会办湘军营务处。在中法战争期间他多次给醇亲王奕譞、两广总督张树声、北洋大臣李鸿章以及彭玉麟上书言战。是年五月他受彭玉麟派遣“往西贡、暹罗（今泰国）侦探敌情”1。郑观应此行历时64日往返水路行程两万余里历尽艰辛为抗法战争作出了积极贡献。同年秋他被札委办理援台事宜到香港租轮船运送军队粮饷接济沿海和台湾的抗法将士。5郑观应：《易言·论议政》《郑观应集》上册第1o3页。 1郑观应：《禀北洋通商大臣李傅相为招商局与怡和太古订立合同》《郑观应集》下册第79o页。第四节扩编《易言》为《盛世危言》郑观应从广州抵达香港因太古洋行索欠款事被拘留在港再加上上海机器织布局亏欠事件的纠缠他便辞去各项差委归乡闲居。在乡居期间他从事撰述扩编《易言》于光绪十八年（1892）成书定名为《盛世危言》。他不断根据变化的形势对此书一再增补。《盛世危言》版本很多经郑观应手订的版本有光绪二十年5卷本、二十一年14卷本和二十六年8卷本。 《盛世危言》以“图强御侮”为宗旨。郑观应认为中国若与强敌相处自己必须要有力量“所谓势均力敌而后和约可恃私约可订公法可言”。而要强盛就必须变法“非变法不能富强非富强不能合纵连横”1。他的改革主张就是紧紧围绕着这一宗旨而展开的。他提出的主张概括起来是：经济上开展“商战”军事上练兵造械政治上设立议院文化上推广西学。其中开展“商战”和设立议院是其主要内容。 所谓“商战”就是采用西方国家的先进经济技术展本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以抵制列强的经济侵略维护中国的民族经济。郑观应认为实行“商战”的要前提是改变中国传统的“重本抑末”经济政策建立保障工商业利益的制度和法律。他指出：中国传统的思想视工商为牟利之贱业“但有困商之虐政并无护商之良法虽欲商务之兴安可得哉？”2郑观应很重视展近代机器工业。他说：“论商务之原以制造为急；而制造之法以机器为先。”并从争取民族独立的角度强调展机器工业的重要性指出：如果没有自己的机器工业机器一旦损坏仍然依靠洋人“设洋人不肯修理则有机器如无机器同其有不受制于外人者乎？”这样一来“商战”就成了一句空话。他主张中国宜专设机器制造厂先仿造各种机器使“中国之利自不至外溢矣”1。 郑观应看到西方国家的经济之所以达“皆导其源于汽学、光学、化学、电学”2。日本近代工商业达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大力“讲求格致、制造、机器、种植、矿务诸学”3。因此他极力主张改革中国的传统教育推广西学。他对八股制艺深恶痛绝认为“时文不废则实学不兴；西学不重则奇才不出”4建议改变科举考试和学校教育的内容鼓励士人学习西学掌握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 在政治上郑观应对学习西方政治制度实行议院制表现出更加强烈的愿望。他明确表示：“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5唯有这种制度可以避免暴君权臣“施其虐”、“擅其权”作到“君民共治上下一心”。他根据中国的实情提出了具体建立议院制度的方案：1郑观应：《南游日记》自序《郑观应集》上册第941页。 2郑观应：《盛世危言·边防六》《郑观应集》上册第8o1页。 1郑观应：《盛世危言·商务二》《郑观应集》上册第6o9页。 2郑观应：《盛世危言·商务五》《郑观应集》上册第626、627页。3郑观应：《盛世危言·西学》《郑观应集》上册第274页。 4郑观应：《盛世危言·商务二》《郑观应集》上册第6o9页。 5同上书第28o页。 “本中国乡举里选之制参泰西投匦公举之法以遴议员之才望复于各省多设报馆以昭议院之是非。”1认为实行这一办法的结果将使中国转弱为强。 然而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在郑观应的改良思想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缺陷。郑观应虽然提出社会改革的主张但是他并没有新的理论武器去批判封建传统思想和论证自己的主张所依据的理论还是儒学的道器观、变易思想和历史循环论。他说：“拙作《盛世危言》篇亦尝论法可变而道不可变。”2他所说的“道”是指“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以来列圣相传之大道”3也就是延续几千年之久的封建传统思想体系。这些是不能改变的要变更的只是具体的“治法”和“器用”。尽管如此《盛世危言》在近代中国社会展中产生了积极影响。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戊戌维新运动兴起《盛世危言》受到维新志士的欢迎。蔡元培称赞其“时之言变法者条目略具矣”4。梁启把它列入《西学书目表》向社会大力推荐。渴求新知的青年把它看作“圯上天书”5。《盛世危言》还直接影响到统治阶级的上层礼部尚书孙家鼐、安徽巡抚邓华熙都把它推荐给倾向变法的光绪帝。光绪帝对该书作了硃批到总理衙门印了2ooo部分给各省有司。《盛世危言》的影响很深远在青少年时代就受过它的启。他回忆说：“我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我当时非常喜欢这本书”“《盛世危言》激起我恢复学业的愿望”1。 1郑观应：《盛世危言·议院下》《郑观应集》上册第316页。 2郑观应：《盛世危言·议院上》《郑观应集》上册第313页。 3郑观应：《答潘兰史微君论读经书》《郑观应集》下册第25o页。4郑观应：《盛世危言·道器》《郑观应集》上册第242页。 5蔡元培：《杂记》手稿高平叔编著：《蔡元培年谱》中华书局198o年版第8页。1柏文蔚：《五十年经历》《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2期。 第五节再度任职企业与信仙求道光绪十七年（1891）郑观应重被起用出任开平煤矿粤局总办。次年清廷为了扭转招商局在与怡和、太古洋行航运竞争中所处的劣势地位再次请他入局就任帮办。郑观应入局后对招商局内部进行了一系列整顿改进了经营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与外国船商竞争的能力。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他上书当道进献应敌之策并通过各种渠道搜集日军情报揭穿敌人“虚声恫喝之词”2。 郑观应再度出山受到重用主要借重于盛宣怀的举荐。因此他对盛氏深怀厚谊。光绪二十二年（1896）盛宣怀准备接办连年亏损的汉阳铁厂郑观应鼎力相助并兼任该厂总办竭尽全力地经营操劳。从光绪二十三年至二十九年（1897—19o3）他先后担任过粤汉铁路总董、吉林矿务公司驻沪总董、上海医局总董等职。 郑观应对戊戌维新运动给予了一定的同情和支持。光绪二十一年十月他介绍康有为谒见王韬与维新派生联系。以后他与康广仁、经元善等人创办上海《自强报》。戊戌政变后他对罹难的维新志士表示同情称赞他们有“救国之心”3资助和掩护被清廷缉拿的有关人员。不过他的支持仅此而已却始终没有成为戊戌维新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其原因在于：第一：他对康、梁等人的变法理论和政治活动并不完全赞成认为他们的作法“事则不达恐于大局有损无益”。第二：畏惧封建顽固势力的强大担心“改革甚难有效”1。再加上他与洋务派官僚在政治思想上的密切联系使他基本上置身于维新运动之外。 光绪二十九年郑观应被广西巡抚王之春奏调札委统领三江缉捕后又代理左江道篆兼办左江营务处参与镇压当地的会党起义。不久王之春被革职郑观应辞官回粤。同年六月郑观应被盛宣怀札委粤汉铁路广东购地局总办。光绪三十一年（19o5）广东设立商务总会他担任广州商务总会协理。 光绪二十九年（19o3）广东、湖北、湖南三省人民要求废除向美国借款修筑粤汉铁路合同收回利权掀起了粤汉铁路风潮。郑观应一方面撰文揭露美国侵害中国主权迫害华民的罪行一方面参与交涉事宜表现出爱国热情。 粤汉路权收回后继续由湘、鄂、粤三省分别出资筑造但在筹款的问题上遇到了麻烦。署理两广总督岑春煊主张派捐加税受到绅商们的抵制筹款工作一时陷于僵局。担任广东商办粤汉铁路有限公司总办的郑观应及时提出用印小股票的办法来征集民资得到采纳。这项建议实行的结果民众购买踊跃“数月之间集股八百余万元”2大大过原拟招股四百万元的额数而且股票随即上涨。正当他要大显一番身手的时候生了粤路风潮。有人罗织罪状对他进行攻击新任两广总督周馥也施加压力迫使他不2《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8o年版第9—11页。3郑观应：《上两江总督列论中日战务书》《郑观应集》下册第486页。1郑观应：《致何君穗田书》《郑观应集》下册第1166页。 2郑观应：《致经君莲珊书》《郑观应集》下册第1165页。 得不辞职归居澳门。 在澳门居住期间郑观应主要从事《盛世危言后编》的编辑整理。光绪三十四年（19o8）他被粤商会举为总商会协理兼工艺院、保险公司董事。次年他第三次入轮船招商局。当时招商局已被袁世凯把持多年。但在光绪帝、慈禧太后死后袁世凯遭到罢黜盛宣怀便乘机利用商股的不满情绪企图将招商局重新夺回自己手中。郑观应入局后以盛氏支持者的身份卷入了这场争夺。在盛宣怀的支持下郑观应等人设股东维持会成立董事会力争招商局归“商办”。郑本人也是董事之一。是年九月为争取招商局商办事他代表局商赴京到商部催请注册。经过激烈的争议终于被批准注册商办。宣统二年十月（191o年11月）他被委为厦门招商局总办三年改任上海招商局职事稽查的会办维持着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招商局。 在辛亥革命前的几年郑观应仍然保持着改良的政治立场对清廷的“新政”和“预备立宪”很感兴趣积极参与了资产阶级立宪派掀起的国会请愿运动。光绪三十四年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宣布“预备立宪”预备期为9年。郑观应不以为然要求开国会缩短“预备立宪”期。宣统二年他给摄政王载沣上书批评清廷的拖延态度陈述了“锐行宪政开议院”的道理。他警告清廷说：“若不及早立宪效法强邻尚自因循粉饰必致内乱四面楚歌悔之无及！”1他的目的是既要乞求清廷向资产阶级开放政权争得展资本主义的条件又要抵制革命的展维护清朝的存在。 宣统三年八月（1911年1o月）武昌起义爆。巡察长江各埠分局的郑观应当时正在重庆乡间避乱。十一月（1912年1月）他返回上海支撑招商局的局面。1913年5月招商局在上海张园开股东常会他当选为董事。1914年他因年迈多病向招商局提出辞呈并于冬月写好遗嘱准备修身静养安度晚年。晚年的郑观应对教育事业倾注了很大热情曾长期担任招商局公学的住校董事兼主任、上海商务中学的名誉董事。由于他在商界深孚众望1919年6月招商局股东常会改选董事时他仍继续当选。 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篡夺了革命胜利的成果建立了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军阀割据连年混战共和国名存实亡。严酷的社会现实使郑观应的改良思想遭到一次又一次的挫折。为了寻求精神上的解脱在他人生的最后几年求仙信道。他声称“名利二字久已看破等诸过眼之浮云矣”1表示今后“凡入世出世之方治家治国之道均不敢再谈当学金人之三缄其口敬谢亲友觅地潜修”2。郑观应不再从昔日的改良思想中找救世良方而是乞求神灵“由仙佛法力慑服乱世魔王消灭各种火器务使五大洲生民安居乐业”1。 1922年5月郑观应在上海提篮桥招商公学宿舍与世长辞终年81岁2。第二年他的灵柩移葬于澳门。他的著作除了《救时揭要》、《易言》、《盛世危言》、《盛世危言后编》外还有《南游日记》、《西行日记》、《罗1郑观应：《致九善堂总商会请粤路董事会开股东大会时提议》《郑观应集》下册第765页。1郑观应：《上摄政王请行立宪书》《郑观应集》下册第287页。2郑观应：《致万雯轩先生书》《郑观应集》下册第86页。 1郑观应：《答张君弼士并录寄香港张君润生、星加坡何君善园》《郑观应集》下册第73页。2郑观应：《上通明教主权圣陈抱一祖师表文》《郑观应集》下册第1o1页。浮偫鹤山人诗草》等多种。 第十五章康有为第一节勤学与苦闷康有为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戊戌政变后易号更生；张勋复辟覆败又号更甡；晚号天游化人。咸丰八年二月初五日（1858年3月19日）生于广东南海西樵山银塘乡一个官僚地主家庭。祖赞修官连州训导；父达初江西补用知县；从叔祖国器护理广西巡抚参加镇压太平天国运动。 康有为5岁“能诵唐诗数百”。6岁从简凤仪读《大学》、《中庸》、《论语》和朱熹所注《孝经》11岁父亲去世跟随祖父接受严格的封建正统教育攻读经史。这时太平天国失败不久他“频阅邸报览知朝事知曾文正、骆文忠、左文襄之业而慷慨有远志矣”3。 同治十一年（1872）康有为再应童子试不售致力于考试和八股文。 十三年（1874）“始见《瀛寰志略》、地球图知万国之故地球之理”。光绪二年（1876）他应乡试不售从朱次琦（九江）学习。朱次琦教学重“四行五学”：四行是“敦行孝弟崇尚名节变化气质检摄威仪”；五学是经学、文学、掌故之学、性理之学、词章之学。主张“济人经世不为无用之空谈高论”；“扫去汉、宋之门户而归宗于孔子”。康有为受其影响“以圣贤为必可期”“以天下为必可为”。又攻读顾炎武、钱大昕、赵翼等人论述历史的著作于是“议论宏起”。 光绪四年（1878）继续跟随朱次琦读书攻读《周礼》、《仪礼》、《尔雅》、《说文》、《水经注》诸书以及《楚辞》、《汉书》、《文选》诸文“大肆力于群书”。不久以日埋故纸堆中汨其灵明渐厌之乃“闭户谢友朋静坐养心”。“静坐时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自以为圣人则欣然而笑忽思苍生困苦则闷然而哭”1。国家的危亡现实的刺激使他对传统的文化学术生怀疑。 光绪五年（1879）入西樵山居白云洞专讲道家、佛学之书“养神明弃渣滓”。刚好在北京任职的张鼎华（延秋）偕四五人来游西樵山使康有为接触到当时正在酝酿的改良主义思潮。不久康有为“薄游香港”亲眼看到英国侵略者所建立的殖民统治秩序以为资本主义制度比封建制度要好得多从此开始了“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历程。 3郑观应的卒年说法不一这里从夏东元《郑观应传》说。 1《康南海自编年谱》“同治七年戊辰十一岁”。 第二节“参中西之新理” 光绪八年（1882）康有为赴顺天乡试“道经上海之繁盛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舟车行路大购西书以归讲求”。 光绪九年（1883）“购《万国公报》大攻西学书声、光、化、电、重学及各国史志、诸人游记皆涉焉”。创《不裹足会草例》规定入会的人皆不裹足凡已裹而复放的“贺而表彰”。 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争爆两广受到侵扰。康有为“感国难哀民生”独居一楼“所悟日深因显微镜之万数千倍者视虱如轮见蚁为象而悟大小齐同之理”1。俯读仰思“日日以救世为心刻刻以救世为事”。 光绪十一年（1885）从事算学撰《人类公理》后来又编“内外篇”。康有为自称是“合经子之奥言探儒佛之微旨参中西之新理穷无人之赜变搜合诸教披析大地剖析今古穷察后来”的作品。《人类公理》未见手稿“公理书”的修订稿《实理公法全书》1和《内外康子篇》尚有存留。在《实理公法全书》的《凡例》中说：“凡天下之大不外义理、制度两端。义理者何？曰实理曰公理曰私理是也。制度者何？曰公法曰比例之公法、私法是也。实理明则公法定间有不能定者则以有益人道者为断然二者均合众人之见定之。”他以为几何公理是“一定之法”如1、2、4、8、16、32是“必然之实”但它“不足于用”于是“不能无人立之法”。“人立之法”“其理较虚”本来没有“定则”只是“推一最有益于人道者以为公法而已”。什么是“最有益于人道”的“公法”呢？那就是平等。 康有为以为人类平等是“几何公理”所以要“以平等之意用人立之法”要“以互相逆制立法”使之平等。他认为现实不合几何公理如“人不尽有自主之权”如“君主威权无限”等认为“实理公法”是“天地生人本来平等”的。 这种“平等”思想在康有为《自编年谱》和《康子内外篇》中也有反映。他这时的著作除存有封建学说外还渗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东西康有为“公理书”、“内外篇”的酝酿和撰述象征着一个封建知识分子走向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历程。他忧患人生向往平等孕育有一种“大同境界”。1《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四年戊寅二十一岁”。 1《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十年甲申二十七岁”又康有为有《显微》手稿藏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 第三节从崇古文经学到尊今文经学光绪十二年（1886）撰《教学通议》列目二十在序文中标明撰书的目的是：“今天下治之不举由教学之不修也”；“教学之不修”“患其不师古也”。而所学只是“师古之糟粕不得其精意”。认为“善言古者必切于今善言教者必通于治”。它的宗旨是“言教通治言古切今”。康有为认为周公是“言教通治”、“言古切今”的典范。经书中的典章是“周公经纶之迹”“周公以天位而制礼故范围百世”。他“熔铸一时”“以时王为法”从而“制度美密纤悉无遗天下受式遏越前载人自无慕古之思也”。周公不是空洞说教而是“有德有位”用以“纲维天下”使“教学大备”、“官师咸修”2的。 《周礼》是古文经典周公是古文经学崇拜的对象康有为讲《周礼》官守崇周公权威渴望能有“有德有位”的周公其人以“时王为法”颁行新政“天下奉行”敷教言治“易民观听”。 光绪十四年（1888）康有为鉴于中法战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伸入中国西南边境民族危机严重趁赴京应试的机会于十月初八日（12月1o日）上书变法这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第一次向清廷正式提出的建议。他痛言帝国主义的侵逼指责顽固派的“酣嬉偷惰苟安旦夕”批评洋务派的“洋差、洋务局、学堂之设开矿公司之事电线、机器、轮船、铁舰之用不睹其利反以蔽奸”。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政治主张。但这次上书为顽固派所阻光绪帝没有看到。康有为且备受顽固守旧分子的嘲笑和攻击。这使他认识到找寻新的思想武器的必要。 光绪十五年（1889）秋康有为离开北京年底回到广州。次年春移居徽州会馆。这时他晤见了廖平廖平是今文经学家。今文经学是讲究“微言大义”主张“通经致用”的。康有为一方面感于“外患日深”而上书不达另一方面受了廖平的启示觉察6、王心学虽“直捷明达活泼有用”但不如今文经学的“灵活”；佛教哲学虽讲“慈悲普渡”但“与其布施于将来不如布施于现在”1。这样他便从今文经学中汲取可资运用的东西进而论政由以往的崇《周礼》、尊周公而崇《公羊》、尊孔子将今文“三统”说阐为“改制”、因革的理论将今文“三世”说推演为“乱世”、“升平世”（小康）、“太平世”（大同）的系统“愈改而愈进也”。还写了《毛诗伪证》、《周礼伪证》、《说文伪证》、《尔雅伪证》等攻击古文经传之书。 光绪十六年（189o）移居广州云衢书屋在学海堂肄业的高材生陈千秋听到康有为的声名前往谒见大为钦仰。是年秋陈千秋告诉梁启康有为的学说“乃为吾与子所未见吾与子今得师矣”。梁启随同往见康有为“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梁启感到如“冷水浇背当头一棒”对康有为极2《实理公法全书》和《康子内外篇》未刊原藏康同璧先生处。1947年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制成显微胶卷后美国加州大学刘广京教授将该片影印本复制赠予康同璧先生。又《康子内外篇》共15篇内9篇曾在《清议报》表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予辑入。 1分见《教学通议》中《六经》、《从今》等篇稿本上海市文物保管会藏。为佩服“自是决意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1。1梁启：《康有为传》第三章《修养时代及讲学时代》。 第四节长兴讲学撰《伪经考》、《改制考》光绪十七年（1891）康有为徇陈千秋、梁启之请在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开始讲学。讲学内容主要是“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万国公法比例推断之”1“大求仁之义而讲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2。次年“移讲堂于广州卫边街邝氏祠。十九年（1893）仍讲学于卫边街。冬迁草堂于府学堂仰高祠这时已有1oo多个学生了。 康有为在长兴讲学时“著《长兴学记》以为学规”主张治学要“逆乎常纬”反对“积习”。在“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之外增加“经世之学”以“通变宜民”。认为孔子“因时立教”“天下道术至众”而应“以孔子为折衷”。后来还到广西桂林讲学鼓吹孔子改制。这几年中他在弟子的帮助下刊行了《新学伪经考》并从事《孔子改制考》的编纂准备。 《新学伪经考》大旨谓：东汉以来的经学多出刘歆伪造“始作伪、乱圣制者自刘歆布行伪经、篡孔统者成于郑玄”所以叫做“伪经”；刘歆“饰经佐篡身为新臣”是新莽一朝之学与孔子无涉所以叫做“新学”。“凡后世所指目为‘汉学’者皆贾、马、许、郑之学乃新学非汉学也；即宋人所尊述之经乃多伪经非孔子之经也”3。这种“逆乎常纬”的反抗予汉学、宋学以根本的打击予维护封建制度的传统思想以大胆的扫荡它在学术意义上是推翻古文经学的“述而不作”在政治意义上是打击顽固派的“恪守祖训”为扫除变法维新的绊脚石准备了理论条件。《孔子改制考》的“立例编括选徒助纂”始于光绪十七年而正式出书则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他认为孔子以前的历史是孔子为救世改革的目的而假托的宣传作品都是茫昧无稽。中国历史从秦、汉以来才可考信。周末诸子纷纷起来创立教义企图凭自己的理想来建立自己认为最好的社会制度并把自己所建立的制度托为古代曾经实施借以争取人们的信仰。孔子创立儒教提出一套他自己创造的尧、舜、文、武的政教礼法作六经以为“托古改制”的根据。经过诸子争教儒墨“显学”从战国历秦到汉孔子成为全国教主。他打通了《春秋公羊传》、《王制》、《礼运》、《论语》以及其他各经各子尊孔子为教主用孔教名义提出变法维新的主张把孔子装扮成为“托古改制”者成为变法改制的张本。 《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是康有为在戊戌时期两本最主要的著作它不是一般的“考辨专著”而是冲击封建势力提出改制变法的理论著作。它是披着经学外衣把资产阶级所需要的措施挂上孔圣人的招牌拿孔子来对抗孔子以减轻非圣无法的压力从而为变法维新创造条件的著作。1梁启：《三十自述》。 2梁启：《三十自述》。 3《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十七年辛卯三十四岁”。 第五节动“公车上书”组织强学会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战争爆中国又一次惨败；次年三月二十三日（4月17日）清廷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瓜分危机更是迫在眉睫。康有为趁入京应试的机会联合各省应试举人13oo余人于四月初八日（5月2日）联名请愿动“公车上书”。他在“公车上书”中请求拒和、迁都、练兵、变法提出“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等改良派的救国纲领。认为变法着重在富国、养民和教民三方面。提出富国之法有六：一、钞法户部用精工造钞票设官银行以扩充商务；二、建筑铁路收我利权；三、制造机器、轮舟奖励新制造并展、保护民营工业；四、矿务开设矿学请比利时人教导勘测选才督办不滥用私人；五、铸银各省设铸银局以塞漏卮；六、邮政设邮政局。养民之法有四：一、务农；二、劝工；三、惠商；四、恤穷。教民之法则为分立学堂、开设报馆以“化导愚民扶圣教而塞异端”。这是康有为的第二次上书也是改良派正式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幕。 “公车上书”被拒绝代呈光绪帝没有看到。不久榜康有为得中进士授工部主事。康有为又于同年五月初六日（5月29日）呈送《上清帝第三书》提出了变法的步骤指出自强雪耻之策有四：即富民、养民、教士、练兵而如何审端致力于上述四策则在乎“求人才而擢不次”、“慎左右而广其选”、“通下情而合其力”三者以求“人才得左右贤下情达”。这次上书由都察院代呈光绪帝第一次读到他的上书。 接着他又上《第四书》再次吁请“尊贤而尚功保民而亲下”使“有情必通有才必用”并正式提出了“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但又被顽固派拒绝代呈。 康有为在不断上书光绪帝以争取进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的同时又“日以开会之义号之于同志”认为“思开风气开知识非合大群不可”“合群非开会不可”。于是先办《万国公报》于光绪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1895年8月17日）创刊于北京“遍送士夫贵人”使之“渐知新法之益”“告以开会之故”并于十月初（11月中）成立了强学会又名译书局也叫强学书局。参加强学会的还有梁启、陈炽、沈曾植、沈曾桐、文廷式、丁立钧、杨锐等翁同龢等也予支持强学会成为改良派与帝党相结合的政治团体。《万国公报》后改为《中外纪闻》于十一月初一日（12月16日）正式出版双日刊有阁抄、新闻及“译印西国格致有用之书”译印后每加附注论说不多。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初六日（1896年1月2o日）后党御史杨崇伊上疏弹劾“请饬严禁”。强学会被改为官书局专欲“译刻各国书籍”不准议论时政不准臧否人物这样“专为中国自强而立”的强学会已违失原旨。 康有为在北京起筹组强学会后于光绪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九日（1895年1o月17日）出京至南京游说张之洞在南北之汇的上海设立强学会“以上接京师次及于各直省”。十月上海强学会成立拟定章程说明设立的目的是通声气、聚图书、讲专门、成人才、扶“圣教”。十一月二十八日（1896年1月12日）刊《强学报》以孔子纪年欲“托古以改今制”宣传设会办报倡导维新变法。北京强学会被劾奏上海强学会也遭封禁。不久在此基础上创办《时务报》由梁启任主笔鼓吹康有为的变法主张议论敏锐文字新颖在当时影响广泛。 第六节推进戊戌变法维新光绪二十三年（1897）德国强占胶州湾俄国舰队驶入旅顺湾强租旅大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日深。康有为赶回北京于十一月第五次上书光绪帝提出“采法、俄、日以定国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听任疆臣各自变法”提出亡国危险的严重警告说：如果现在再不变法强国“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还提出国事付国会议行并请颁行宪法。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三日（1898年1月24日）光绪帝命王大臣延康有为于总理衙门“询问天下大计变法之宜”。康有为批驳了荣禄“祖宗之法不可变”的顽固思想与李鸿章维持现状的保守思想讲述了变法的具体措施。旋又上书统筹全局说明推行新政就要走明治维新的道路认为明治维新的要义有三：一曰大誓群臣以定国是；二曰设待诏所以征贤才；三曰开制度局于宫中。制度局下分设法律、税计、学校、农商、工务、矿政、铁路、邮政、造币、游历、社会、武备等十二局分别推行各项新政。 康有为“既上书求变法于上复思开会振士气于下”结合各省旅京人士纷纷倡设学会“以续强学会之旧”。于是粤学会、蜀学会、闽学会、关学会先后成立。此时需“成一大会以伸国愤”遂于三月二十七日（4月17日）开会拟定《章程》三十条主要内容是：一、“以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思维持振救之故开斯会以冀保全名为保国会”；二、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即“保国家之政权土地”“保人民种类之自立”“保圣教之不失”；三、讲求变法、外交、经济以协助政府治理国家。规定在北京、上海设总会各省府县设分会略具政党规模。共集会三次意在合群策、群智、群力愤救亡推动维新。接着保滇会、保浙会、保川会成立。吏部主事洪嘉与怂恿浙江举人孙灏出面攻击说康有为是“厚聚党徒”“辩言乱政”“形同叛逆”。御史潘庆澜也上疏弹劾说康有为“聚众不道”。御史黄桂鋆参劾保滇会、保浙会、保川会认为是“乘机煽惑纠合不第举子逞其簧鼓之言”“若准各省纷纷立会恐会匪闻风而起其患不可胜言”要求严禁。这样保国会虽未封闭然已形存实散但它“合群结社”表达了御侮图存的爱国意愿促使了各省自保的救亡运动和“诏定国是”的实现。 这时康有为又上《请告天祖誓群臣以变法定国是折》又代杨深秀拟《请定国是而明赏罚折》代宋伯鲁拟《请讲明国是正定方针折》。光绪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下“定国是诏”宣布变法并于二十八日（16日）召见了他。此后康有为迭上奏折对政治、经济、军事、文教方面提出不少改革建议包括拟定宪法、开制度局、禁止妇女缠足、裁冗官、置散卿、废漕运、撤厘金、裁绿营、放旗兵、废八股试帖楷法取士、改书院、废淫祠等希望中国有一个不要根本改变封建制度而可以展资本主义的宪法；要求保护工商业予中国资本主义适当的展；要求重练海6军挽救中国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危机；要求废科举、办学校以培养新的人才。这时他还和梁启、谭嗣同、杨深秀等积极策划推行新政。 “百日维新”期间新旧斗争异常尖锐例如废八股疏上后党即多方阻挠公开宣称嫉恶康有为如仇敌说是“摇惑人心混淆国是”1；还有人严参康有为说其“聚集匪徒招诱党羽”“遍结言官把持国是”1。康有为和御史宋伯鲁、杨深秀等予以反击。但是后党掌握了军政实权而光绪帝则只有起草上谕权。七月中旬后党怀塔布、杨崇伊先后到了天津看荣禄阴谋策划政变推翻新政。光绪帝先后出两次“密诏”担心“今朕位几不保”并明谕康有为“迅前往上海毋得迁延观望”。八月初五日（9月2o日）康有为离京南下。次日慈禧太后再出“训政”政变生。1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序目》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8月版第92—93页。1许应骙奏《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年版总第41oo—41o1页。第七节流亡海外创设保皇会九月初十日（1o月24日）康有为经由吴淞、香港到达日本他在途中表公开信说是“天祸中国际此奇变”称慈禧太后为“伪临朝”称幽废光绪帝为“罪大恶极”并将“密诏”改窜露布提出“无徐敬业之力只能效申包胥之哭”2表示要“奉诏出外求救”。 接着康有为出《奉诏求救文》数慈禧太后大罪十条继言光绪帝“勤政爱民大开言路”等“圣明”。说明自己“过承知遇毗赞维新屡奉温室之言密受衣带之诏”准备“奉诏求救”。当他在香港时就想“动身到英国去”并“先告英使署参赞及上海领事、香港总督请其电英廷相救”。还谒见英国子爵柏丽斯辉“请其出力相救”3。他的弟子梁启在逃亡途中上书伊藤博文请他与英、美诸公使商议揭破慈禧太后“欲杀寡君之阴谋诘问其幽囚寡君之何故”1。等到了日本康有为又请文部大臣犬养毅予以支持2；又上书同文会领袖近卫笃麿说明“受衣带之诏万里来航泣血求救”3。 这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孙中山、陈少白也在日本“以彼此均属逋客应有同病相怜之感”拟亲往慰问借敦友谊曾托日人宫崎寅藏、平山周等向康有为示意。康有为表示自己奉有“密诏”不便和革命党人往来拒绝合作。孙中山又通过日本人的关系组织一次孙、陈、康、梁的会谈商讨合作方法康有为不到会派梁启为代表没有谈出什么结果。孙中山复派陈少白往访梁启导陈见康陈少白反复辩论至3小时请康有为“改弦易辙共同实行革命大业”。康答曰：“今上圣明必有复辟之一日。余受恩深重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惟有鞠躬尽瘁力谋起兵勤王脱其禁锢瀛台之厄其他非余所知”4。 光绪二十五年（1899）清廷向日本交涉不准康有为留日。二月二十三日（4月3日）由日本外务省赠以旅费康有为自横滨乘和泉丸渡太平洋抵加拿大在温哥华、乌威士晚士打等地演说：“惟我皇上圣明乃能救中国”希望华侨“齐心愤救我皇上”1。旋渡大西洋赴美国企图运动美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扶助光绪帝重掌政权未能实现。又重回加拿大于六月十三日（7月2o日）与李福基等创设保皇会亦称中国维新会。《会例》指出：“专以救皇上以变法救中国黄种为主”准备在美洲、南洋、日本、香港、澳门各埠设会以澳门《知新报》和横滨《清议报》为宣传机关以保救光绪帝排除慈禧太后、荣禄、刚毅一伙顽固势力为宗旨。同年2文悌严参康有为折《光绪朝东华录》总第4116—4121页。 3《新闻报》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五日。参见汤志钧撰《关于光绪“密诏”诸问题》《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4期。 1康有为：《谢奉到衣带密诏折》。 2梁启、王照：《致伊藤博文书》《伊藤博文关系文书》“外国人书简”八日本塙书房版第413—414页。 3康有为、犬养毅笔谈记录共二版日本冈山县木堂纪念馆藏。 4《近卫笃麿日记》第2卷日本鹿岛研究所出版社昭和四十三年六月版第184—185页。1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戊戌后孙康二派之关系》。 印有《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序例》说要保国保种非变法不可要变法“非上圣如皇上不可”凡是有“忠君爱国救种之心”的都是会中同志。他把“忠君”和“救国”联系起来把光绪帝和变法联系起来“救圣主而救中国”在海外颇有一些号召力。 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康有为由香港抵达新加坡正式接受英国政府保护。这时义和团运动展开他主张“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2“先订和约以保南疆次率劲旅以讨北贼”3说是光绪帝复位就能“辑睦外交”“中国可安亿兆可保”4酝酿“讨贼勤王”。结果实际活动的唐才常在汉口事泄被杀演成自立军悲剧。 2康有为：《在乌威士晚士打演说》《清议报》第十七——十八册光绪二十五年五月初一日出版罗裕才笔记见《康有为政论集》第4o7页。 3康有为：《致各埠保皇会公函》《康有为政论集》第414页。 4康有为：《上粤督李鸿章书》二《知新报》第126册光绪二十六年一月十五日出版。第八节反对民主革命义和团运动以后推翻清朝封建统治逐渐成为时代主流。光绪二十七年（19o1）章太炎在东京《国民报》上表《正仇满论》指出：“夫今之人人切齿于满洲而思顺天以革命者非仇视之谓也”清廷“无一事不足以丧吾大6”不能“隐爱于光绪皇帝一人”处于今日“革命固不得不行”。“然则满洲弗逐而欲士之争自濯磨民之敌忾效死以期至乎独立不羁之域此必不可得之数也。浸微浸衰亦终为欧、美之奴隶而已矣”1。 革命形势的展连康有为的弟子梁启、欧榘甲都有些摇惑康有为很是焦虑连函切责。光绪二十八年（19o2）出《答同学诸子梁启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和《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二文前文对梁启等“摇于形势”“妄倡十八省分立之说”予以驳斥主张“今令以举国之力日以击荣禄请归政为事则既倒政府之后皇上复辟即定变法变新政而自强是则与日本同轨而可望治效耳”。如果“移而攻满洲是师法印人之悖蒙古而自立耳则其收效亦与印度同矣”。后文以为：“谈革命者开口攻满洲此为大怪不可能之事”“吾四万万人之必有政权自由必不可待革命而得之可断言也”；“且舍身救民之圣主去数百年之敝政者亦满人也”；“吾今论政体亦是‘满汉不分、君民同治’八字而已！故满汉于今日无可别言者也实为一家者也”；“欲革命则革命耳何必攻满自生内乱乎？” 康有为以为革命自立是“求灭亡”而立宪可以避免“革命之惨”不准各埠再言革命不准保皇党人稍涉游移再三“布告同志”：“本会以保皇为宗旨苟非皇上有变无论如何万不变。若革命扑满之说实反叛之宗旨与本会相反者也。谨布告同志望笃守忠义勿听莠言仆与诸公既同为保皇会人仆以死守此义望诸公俯鉴之。”2表示死守此义保皇不变。这时康有为写了《孟子微》、《论语注》、《春秋笔削微言大义考》以及《大同书》。随着他的政治思想的日趋沉沦“大同”三世学说也起了变化说是孔子之时“身行乎据乱”是“乱世”如果能循“孔子之道”推行至于隋、唐应该进化到“升平世”（“小康”）了；隋唐以后“至今千载”中国应该“先大地而太平矣”但因秦、汉的崇“刑名法术”王莽、刘歆的“创造伪经”晋代以后的“伪古学大行”以致“微言散绝”“三世之说不诵于人间；太平之种永绝于中国”而二千年的中国只是“笃守据乱之法以治天下”。据此而言中国二千多年的历史不过是“乱世”并非“小康”与戊戌变法前的“三世”说已不同了。 过去他以为“今者中国已小康矣”通过变法维新就可逐渐达到他所向往的“大同”境界。现在却以二千多年的中国是“乱世”而以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为“升平世”（小康）。“乱世”的中国要经过“公议立宪”才能符合世界潮流进入“升平”；至于“太平”（大同）是必需“假梯级”必需循序渐进不能“躐等”的如仍“据乱”则“大乱生”；1康有为：《托英公使交李鸿章代递折》《知新报》第133册。 2章太炎：《正仇满论》《国民报》第4期19o1年8月1o日出版。“而欲骤期至美国、瑞士之界固万无可得之势不待言也”1。以喻中国只可实现“小康”（升平世）只可采取由上而下的改良方式实现君主立宪“万无一跃飞之理凡君主、立宪、民主三法必当一一循序行之若紊其序则必大乱”1。 光绪二十九年（19o3）章太炎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把康有为等人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光绪皇帝斥为“载湉小丑”沉重打击了改良主义。接着孙中山表《敬告同乡书》明确指出：“革命者志在倒满而兴汉；保皇者志在扶满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驰”2。号召划清革命与保皇的界限。而康有为则漫游各地离印度、居香港。光绪三十年（19o4）自香港至槟榔屿自槟榔屿赴欧洲重渡大西洋去美洲。 1康有为：《与李福基等书》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初六日。 1康有为：《大同书》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73页。 2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书》《政论集》第476页。第九节成立帝国宪政会开展立宪运动光绪三十一年（19o5）春康有为自加拿大南游美国。秋赴欧洲旋回美国撰《物质救国论》以为“中国之病弱”在于“不知讲物质之学”。这年中国同盟会成立。为了抵制革命清廷于次年七月十三日（19o6年9月1日）颁布“预备立宪”。正在欧洲漫游的康有为大喜过望九月四日（1o月21日）出《布告百七十余埠会众丁未新年元旦举大庆典告藏保皇会改为国民宪政会文》谓：“仆审内外度形势以为中国只可君主立宪不能行共和革命若行革命则内讧纷争而促外国之瓜分矣。”“今者举国同心咸言宪法遂至使臣周咨于外朝廷决行于上。顷七月十三日明谕有准备行宪政之大号以扫除中国四千年之粃政焉。”说是“今上不危无待于保”准备于“丁未新年元旦行大庆典”宣布旧保皇会“告蒇”新开国民宪政会。说什么“向日之诚戴君如昔”“开天之幕政党我先”3希望重温立宪之梦。 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十日（19o7年3月23日）保皇党人在纽约召开大会康有为自欧洲赶来“议行君主立宪”正式定名为帝国宪政会对外则称中华帝国宪政会。在章程第二条中申明：“本会名为宪政以君主立宪为宗旨鉴于法国革命之乱及中美民主之害以民主立宪万不能行于中国故我会仍坚守戊戌旧说并以君民共治、满汉不分为本义凡本会会众当恪守宗旨不得误为革命邪说所惑致召内乱而启瓜分。”第三条申明：“本会以尊帝室为旨。”1帝国宪政会成立后康有为企图回国从事政治活动未果指使梁启等与清朝皇室贵族、国内立宪分子联系又借用侨商名义写了请愿书“乞立开国会而行宪法”。 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初一日（19o8年8月27日）清廷宣布自本年起第九年召开国会再于下月颁布《宪法大纲》。这个《宪法大纲》的主要目的是要保存封建制度。革命派采取了坚决反对的立场而保皇派则表示拥护。《宪法大纲》颁布不到两个月光绪帝就“龙驭上宾”了。康有为又说帝国宪政会“本以保皇为事忠义昭著”“应讨贼之义”但是荣禄早死慈禧太后也卒谁是贼呢？“查大行皇帝之丧实由贼臣袁世凯买医毒弑所致”于是“签名上书监国公请杀贼以报先帝之仇”2。 宣统二年（191o）康有为用帝国宪政会名义草书请开国会指出“若待九年恐国非其国”请“立下明诏定以宣统三年开国会”1。这时保皇会与国内的国会请愿会联系频繁拟于年底改帝国宪政会为帝国统一党向清民政部申请注册说是“不曰会而曰党乃合全国人士与蒙古藩王共之”“故益光明广大之”2。 宣统三年（1911）清廷严制国会请愿。四月组织皇族内阁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康有为对奕劻并不信任一些保皇会员在海外制造舆论3《孙中山全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3o—232页。 1民意：《希望满洲立宪者之翻案》《民报》第13号。 2《帝国宪政会大集议员会议序例》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十日。 1康有为：《光绪帝上宾讨贼哀启》《戊戌变法》第1册第433—434页。2康有为：《代美国宪政会请开国会书》宣统二年。 散布揭贴说是“今举中国之败坏危亡非他人皆奕劻一人为之而已；阻挠立宪阻挠国会非他人皆奕劻一人为之而已”。警告奕劻：“若不即开国会则为举国公敌为卖国大贼”3。五月赴日本初住箱根后移居须磨。八月武昌起义。康有为听到消息“忧心如焚”仍持“革党必无成”之说想“用北军倒政府立开国会挟以抚革党”还想“乘此以建奇功”。自我陶醉地说：“人知革之无成士大夫皆思吾党而归心”“他日国会开时吾党终为一大政党革党亦自知无人才不能为治也”4。3《民政部准帝国统一党注册论》。 4《奕劻卖国揭贴》宣统三年。 第十节鼓吹尊孔拥护溥仪复辟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结束康有为已无皇可保了但他仍恋栈旧制眷念君主是年冬表《共和政体论》说“君主以君主为主体而为从体；立宪君主以立宪为主体而君主为从体；虚君共和以共和为主体而虚君为从体。故立宪犹可无君主而共和不妨有君主”。又说：“中国积四千年君主之俗欲一旦全废之甚非策也。况议长之共和易启党争而不宜于大国者如彼；总统之共和以兵争总统而死国民过半之害如此。今有虚君之共和政体当突出于英、比与加拿大、澳洲之上尽有共和之利而无其争乱之弊岂非最法良意美者乎？”1混淆民主制与君主制度的界限以最彻底的民主制度为最坏越不彻底、封建残余保存越多的就是最好；并提出“虚君共和”的口号想挂一个“共和”的招牌恢复清朝的统治。 此后表《救亡论》和《中华救国论》2妄说：“共和政体不能行于中国”“立宪国之立君主实为奇妙之暗共和国”而“满族亦祖黄帝”还应由清朝复辟。 1913年以母丧归。在国外15年至此归国。去国时是一个进步的维新运动领袖回国时却是一个保守的人了。袁世凯邀请他去北京作为反动政权的点缀。康有为没有答应这是为了记住袁世凯出卖戊戌变法的旧恨反对袁世凯乘着革命危机逼垮了清朝。葬母毕移居上海办《不忍》杂志主张“以孔子为国教配享天坛”说是“若今不尊孔则何从焉将为逸居无教之民欤？暴戾恣睢以快嗜欲而近于禽兽乎则非待烹灭绝种而何？”3戊戌变法前的孔子在康有为的心目中是“维新”的孔子；这时的孔子却是封建势力的代表者了。 1916年3月电请袁世凯退位。6月袁世凯死康有为电黎元洪“望早召正式国会”1又请“以孔子为大教编入宪法复祀孔子之拜跪明令保守府县学官及祭田皆置奉祀官勿得荒废汗菜勿得以以他职事假赁侵占”2。 1917年张勋拥护溥仪复辟康有为于事先《拟复辟登极诏》说是“民主政体只能攘乱不能为治不适于中国”3并受弼德院副院长职。 1919年五四运动爆康有为表《请诛国贼救学生电》谓“曹汝霖、章宗祥等力行卖国以自刈其人民断绝其国命久矣”。继称“幸今学生扬义愤奉行天讨以正曹汝霖、6宗舆之罪。举国逖闻莫不欢呼1康有为：《致衷孟、慧儒书》辛亥十一月九日手迹。广州中山图书馆藏。2康有为：《共和政体论》《康有为政论集》第69o—691页。 3《救亡论》撰于1911年冬表于1912年《康有为政论集》第652—678页；《中华救国论》撰于1912年载《不忍》第1册《康有为政论集》第691—731页。 1康有为《孔教会序二》载《不忍》第1册《孔教会杂志》第1卷第2号见《康有为政论集》第74o页。 2《康有为政论集》第945页。 3《致北京电》《康有为政论集》第957页。 快心”“政府宜亟释放被捕学生而诛卖国贼”4。 1922年游曲阜、登泰山反对联省自治认为“分裂则必争而大乱统一则必治而修明”1。11月杭州别墅一天园建成迁居。12月溥仪“大婚”康有为在杭州“望阙叩贺”。溥仪赏以“御书”他又赋诗志庆。1923年游开封与直系军阀吴佩孚往还又至陕西演讲数次夏历年底返沪。 1924年冯玉祥部入京把溥仪赶出清宫。康有为电北京当局说是“挟兵逼宫”“何以立国？”次年从上海去天津“觐见”溥仪漫游各地后返沪办天游书院。 1927年2月赴天津祝溥仪寿。旋上《追述戊戌变法经过并向溥仪谢恩折》表示“以心肝奉至尊愿效坠露轻尘之报”2。3月8日（二月初五日）7o寿溥仪“赐寿”。康有为有诗谢恩。18日赴青岛。31日（二十八日）病逝。 康有为所写论著据《万木草堂丛书》目录所列经部有《孔子改制考》、《伪经考》、《春秋董氏学》、《春秋笔削微言大义考》、《礼运注》、《大学注》、《中庸注》、《论语注》、《孟子微》等19种；史部有《时务刍言》、历次上书、《戊戌奏稿》、《政见书》、《官制考》、《物质救国论》、《金主币救国论》、《理财救国论》、《救亡论》、《共和政体论》、《中华救国论》、《共和平议》等64种；子部有《大同书》、《诸天讲》、《长兴学记》、《桂学答问》等26种；集部有文集、诗集等28种共137种。 4见《康有为政论集》第99o页。 1见《康有为政论集》第1o66—1o67页。 2康有为：《斥赵恒惕联省自治电》《康有为政论集》第1o76—1o84页。第十六章梁启第一节从学海堂到万木草堂梁启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生于清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1873年2月23日）。祖父梁维清父亲梁宝瑛都曾以士绅参预乡政在当地有一定的势力和影响。 梁启自四岁起居家就读跟祖父识字。在早年所接受的启蒙教育中梁启不仅学到了不少传统的文史知识而且还听到了许多悲壮激昂的爱国故事。祖父经常给他讲述“亡宋、亡明国难之事”3朗诵激动人心的诗歌篇章。这种带有爱国情感和思想倾向的课外教育对梁启有着重要影响。历代杰出人物忧国忧民的风范、舍生忘死的品格和顽强不屈的精神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深深地扎下了根。 有清一代自乾嘉以降知识分子的出路越来越狭窄只有通过科举由学入仕才被视为“正途”而用其他方法取得功名的机会很少。这就迫使许许多多的青年学子不得不以全部精力去读四书五经作八股时文希冀沿着科举的阶梯步步攀登获取功名利禄。梁启在少年时代也是沿着这条道路走过来的。光绪八年（1882）梁启年仅1o岁就去广州应童子试结果不中。两年之后再到广州应试中秀才补博士弟子。少年登第这对梁家来说确实是件了不起的大事。父亲期望儿子能学优登仕耀祖光宗因此对他管教十分严格而这时候的梁启也如井底之蛙“不知天地间于帖括外更有所谓学也”1整天都在潜心钻研八股文。 光绪十一年（1885）梁启进广州学海堂读书。学海堂为前两广总督阮元所办“是省城专治经学之所”。梁启在这里学习汉学。段玉裁及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等汉学家注重考据广征博引精研古籍的治学方法和学术成果使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相形之下格式、内容都有严格要求的八股文章便令人感到缺乏生气和枯燥无味了。在学海堂学习时期梁启逐渐萌了“弃帖括之志”1。 光绪十五年（1889）梁启在广州参加乡试中举名列第八。主考官李端棻欣赏其才华以亲妹相许。这时候展现在梁启前面的是一条“金光大道”沿此而行完全可能由学入仕平步青云。然而光绪年间中国正遭受着帝国主义的野蛮蹂躏。面对严峻的形势梁启逐渐抛弃了昔日的追求走上一条充满坎坷曲折的救国救民的道路。 光绪十六年（189o）春梁启赴京参加会试不中。回来路过上海时看到了上海制造局翻译的一些西书以及介绍世界地理情况的《瀛环志略》。这些书籍开阔了梁启的视野从此他便对西方的政治、文化等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同年秋梁启与陈千秋结交并通过陈千秋认识了康有为。曾以布衣上书、力倡变法的康有为在当时名声很大。梁启对他的独到见解和大胆举3《康有为政论集》第1125页。 1《三十自述》《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第15—16页。 1《三十自述》《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第16页。 动十分钦佩以至“一见大服遂执业为弟子”2。与康有为结识是梁启一生展的重要转折从此以后他退出学海堂抛弃旧学投入康门并且接受了康有为的改革主张和变法理论逐渐走上了改良维新的道路。 光绪十七年（1891）梁启、陈千秋等人请康有为在广州长兴学里万木草堂讲学。康有为强调“逆乎常纬”独辟新路。其讲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都与传统规矩不同。“以孔学、佛学、宋明学（6王心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对列强压迫、世界大势、汉唐政治、两宋的政治都讲。每讲一学论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并引欧、美事例以作比较证明”。学生除听讲外“主要是靠自己读书写笔记。当时入草堂第一部书就是读《公羊传》同时读一部《春秋繁露》。除读中国古书外还要读很多西洋的书”。此外学生每人还有一本功课簿“凡读书有疑问或心得即写在功课簿上每半个月呈缴一次”再由康有为一一批答1。这种新颖生动的教学方法和与时代要求、国家命运息息相关的教学内容使习惯于读经诵诗、死记硬背的梁启感到新奇而兴奋。他勤奋学习几乎是毫无保留地全盘接受了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在此期间他还协助康有为编写《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这样的重要著作成为康有为的高足弟子和得力助手。从学海堂到万木草堂是梁启由书斋向社会跨出的重要一步。在万木草堂的学习生涯中梁启不仅了解了天下大势和民族危难立志为改良救国、振兴中华而奋斗而且由于广泛涉猎中西书籍大大地开拓了知识面这为他今后在思想舆论界大展身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三十自述》《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第16页。 1《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61页。 第二节宣传维新变法和君主立宪梁启最为自信并常常引以为自豪的就是他激扬文字、驰骋舆论阵地的宣传才能。从登上政治舞台起梁启就与新闻报刊结下了不解之缘撰写了大量的文章。特别是在维新运动时期和流亡日本之初他站在时代潮流的前面猛烈抨击封建统治极力宣扬改良和变革热心介绍西方的思想文化在社会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舆论界的骄子。 光绪二十一年（1895）春梁启和康有为入京参加会试正值清廷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出群情愤慨。梁启受康有为之命“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和议”2。四月初八日（5月2日）康有为、梁启动了著名的“公车上书”邀集1ooo余名举人联名上书清廷要求拒和、迁都、实行变法从而揭开了维新运动的序幕。梁启作为康有为的重要助手不仅协助组织会议联络人士而且还撰文誊录起草奏书挥了突出的作用。六月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不久改为《中外纪闻》）梁启是该报的主要撰稿人他“日日执笔为一数百字之短文”1宣传西学鼓吹变法在鼓动舆论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报开两月舆论渐明”那些士大夫“初则骇之继亦渐知新法之益”1。梁启在办报过程中也得到了锻炼显示了才华。他那高度的热情和出众的能力受到了人们的重视。短短的几个月时间梁启就从一个人微言轻的普通士子成为一个广为人知的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了。 光绪二十二年（1896）黄遵宪、汪康年等人在上海筹办《时务报》梁启应邀前往主持笔政。在主编《时务报》时期他以新颖犀利的议论和通俗流畅的文字写出了《变法通议》、《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等一系列文章系统阐述维新变法理论。他指出：中国要强盛必须进行变法“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2梁启在这些文章中还大力介绍西学明确提出要改革中国羸弱落后的面貌就必须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制度。他还根据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权学说和议会制度竭力宣扬“民权论”痛驳“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的封建说教在当时起到了振聋聩的作用。他把历代帝王斥为“民贼”认为“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3呼吁要“伸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并且强调这是维新变法中最为根本的问题。他满怀信心地说：“西人百年以来民气大伸遂而勃兴。中国苟自今日昌明斯义则数十年其强亦与西国同在此百年内进于文明耳。”12梁启勋：《“万本草堂”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 1《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第4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13o页。1《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九第2页。2《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第4册第133页。 3《变法通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8页。 1《西学书目表后序》《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28页。 梁启擅长用浅显流畅的文字来阐述重大的时事问题和深刻的道理文章常带感情有很强的鼓动性。他对封建制度的大胆抨击和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大力宣扬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间具有很大的感染力。连严复这样著名的学者也评价“任公文笔原自畅遂。其自甲午以后于报章文字成绩为多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2。由于梁启的参加《时务报》的影响迅扩大几个月间销量即达一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3。梁启的名声也随之日重。 变法理论的宣传有力地促进了维新运动的开展但也引起了那些反对维新运动人物的不满和嫉恨。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张之洞授意汪康年进行干预力图控制《时务报》梁、汪矛盾日益激化。梁启难与其争遂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邀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月离沪赴湘就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由办报改而教学条件和环境都不同了但梁启并没有放弃宣传工作。在讲学过程中他大力阐述康有为的改制理论宣传维新思想培养维新人才。特别是在批答学生札记时梁启往往借题挥锋芒直指封建制度。他甚至大胆宣布“二十四朝其足当孔子至号者无人焉。间有数霸者生于其间其余皆民贼也”4。这些激昂的言辞对于那些深受封建思想禁锢的青年学子来说犹如是出征的战鼓激励他们投身到改造社会、拯救民族的历史洪流中去。事实上梁启的不少学生如李炳寰、林青、秦力山、蔡锷等后来都参加了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 甲午战争以后中国面临着非常险恶的局势。清廷的和无能通过这次战争暴露无遗。帝国主义各国趁火打劫力图扩大自己在华的势力范围。瓜分危机迫在眉睫。光绪二十三年十月（1897年11月）德国出兵侵占胶州湾康有为赶到北京积极组织救亡活动。梁启由于在湖南受到反维新势力的攻击也于次年二月返回上海随即辞去《时务报》主笔之职于三月初来到北京跟随康有为奔走呼号决心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他撰文演说呼吁要使全国民众“咸知吾国处必亡之势而必欲厝之于不亡之域各尽其聪明才力之所能及者以行其分内所得行之事”。梁启反复强调只有如此才能拯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1。随着维新运动的高涨梁启的作用和名声也越来越大。在“百日维新”期间有关新政的奏折、章程不少出自他的手笔。五月十五日（7月3日）光绪帝召见梁启“命进呈所著《变法通义》大加奖励”2赏六品衔并让梁启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逃出北京东渡日本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活。严酷的现实已经证明改良的道路在近代中国是走不通的。不推翻的清朝统治不摧毁封建的制度所谓救亡图存也就只能落空。然而谭嗣同等“六君子”的鲜血并未能使梁启醒悟过来。尽管初到日本之时他一度与革命派接近甚至利用康有为去加拿大组织保皇会的机会与孙中山等革2《与严又陵先生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o9页。 3《与熊纯如书（三十九）》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第648页。4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卷4。 1《觉迷要录》卷4。 2《保国会演说辞》《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第28页。 命人士往来密切并试图联合立会“拟推中山为会长而梁副之”。后因康有为得知此事严厉反对联合立会才告作罢。但是梁启与革命派毕竟不是同路人他继续追随康有为坚持改良立场。他们公开提出“保皇”的口号四处建立保皇组织。特别是梁启遵从师命来到檀香山后以“名为保皇实则革命”为幌子积极扩大保皇会以致当地许多兴中会员也受到蒙蔽而加入保皇会给革命运动造成了很大危害。 为了控制、利用舆论扩大保皇派的影响梁启十分重视宣传工作于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1898年12月）在横滨创办《清议报》鼓吹“斥后保皇”为改良活动摇旗呐喊。他竭力宣扬“光绪圣德”说什么“今日议保全中国惟有一策曰尊皇而已。今日之变为数千年之所未有。皇上之圣亦为数千年之所未有。天生圣人以拯诸夏凡我同胞获此慈父今虽幽废、犹幸生存天之未绝中国欤！”3尽管与此同时梁启在一系列文章中也抨击封建主义宣传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但是“改良”与“尊皇”却仍然被他看作是救国救民的灵丹妙药。 《辛丑条约》签订以后推翻清朝统治政权的呼声日益高涨一批宣传爱国思想、号召救亡图存的刊物相继创刊民主革命的思想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为了与革命派争夺舆论阵地光绪二十八年一月（19o2年2月）梁启又在横滨创办《新民丛报》继续宣传改良主张。与以前不同的是梁启迫于形势已不得不放弃“保皇”口号而代之以“新民”之说。他指出：“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因此“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1。此后梁启又在一系列文章中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当然梁启把中国贫弱的原因归咎于国民缺乏公德和知识这并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不过他所指出的中国国民性中的许多弱点确实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因此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的文章在体裁上打破了死板古文的形式能够用通畅易晓的语言表达其思想内容而且很有气势、富于感染力。当时成为一种新文体以至于“学者竞效之”。 由于康、梁等人顽固坚持改良立场仇视和抵制民主革命并且通过自己所控制的舆论工具攻击革命。为了批驳改良派的谬论消除改良思想的不良影响进一步推动革命运动的顺利开展以孙中山为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对改良派作了坚决的斗争和有力的批判。自光绪三十一年（19o5）同盟会成立以后双方的论战达到了。 在这场激烈的论战中梁启在《新民丛报》上连续表文章鼓吹“开明”论。仍然强调中国国民程度太低“未有共和国民之资格”因此“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他攻击革命派要求推翻清朝统治是一种“复仇主义”污蔑同盟会提出的“平均地权”是为了“博一般下等社会之同情冀赌徒、光棍、大盗、小偷、乞丐、流氓、狱囚之类悉为我用”1。通过这场论战梁启及其所代表的改良派企图以改良的君主立宪来抵制民主革命以所谓“开明”来抵制民主共和的面貌暴露无遗。如果说在维新时期梁启还是作为时代的弄潮儿在历史舞台上大显身手的话那么此时他已经由于不能与时俱进而成为一个时代的落伍3《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第28页。 1李华兴等编：《尊皇论一》《梁启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o页。1《本报告白》《新民丛报》创刊号。 者了。 《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社会面临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愈趋尖锐。 清朝统治阶级为了平息不断高涨的反清浪潮调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和博得帝国主义欢心以达到维持统治的目的从光绪二十七年（19o1）开始推行“新政”；光绪三十一年（19o5）又表示要仿行宪政并派五大臣前往欧、美、日本等国“考察政治”。五大臣回国后密奏实行立宪有“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三大好处主张先宣布立宪“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1。光绪三十二年七月（19o6年9月）清廷正式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同时又强调由于“规制未备民智未开”所以不能“操切从事”而要“视进步之迟定期限之远近”2。实际上清廷根本没有打算实行立宪只不过是妄图用“立宪”的招牌继续维持封建统治。 然而对于改良派来说清廷的“预备立宪”却是很有诱惑力的。因为他们不仅始终对清朝统治者抱有幻想而且与国内的一些士大夫和资产阶级上层代表人物也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因此便企图利用这个机会来挽回自己的颓势阻止革命力量的展。光绪三十三年（19o7）康有为宣布将保皇会改组为“中华帝国宪政会”。九月梁启也与蒋智由等人在日本东京成立“政闻社”。他在《政闻社宣言书》中写道：“所谓改造政府所谓反对申言之则不外求立宪政治之成立而已”表示了拥护清廷“仿行宪政”的立场。梁启甚至还明确宣称：“政闻社所执之方法常以秩序的行动为正当之要求。其对于皇室绝无干犯尊严之心；其对于国家绝无扰紊治安之举”3。但是梁启的这些表白依然只是一厢情愿。清廷所标榜的立宪完全是为了迷惑民众混淆视听在行动上始终没有什么实际的表示。立宪派对此渐感不满各团体多次联名上书并开展请愿活动。梁启控制的政闻社也于光绪三十四年（19o8）致电宪政编查馆请定3年内召开国会。他们哀恳陈词乞求清朝统治者赐予一些政治权力。清廷本来就对立宪派组织的请愿活动心怀忌恨伺机镇压于是便藉口政闻社内有梁启等“悖逆要犯”下令查禁政闻社。这对梁启来说无疑是一个意外而沉重的打击他极力挽救但毫无效果政闻社最后不得不宣告解散。 然而这些沉痛的教训仍未能使梁启从希望清朝立宪的迷梦中清醒过来。溥仪即位后梁启又上书摄政王载沣为清廷实行立宪出谋献策。他写道：“今日中国之病不在宪法之未颁不在国会之未开而在人才之委靡人心之败坏。”“今日欲举预备立宪之实万事皆枝叶惟此养人才、正人心之一事实为本原”1婉转地表示了自己这个人才愿为清廷实行立宪效力的心情。此后梁启着力宣传立宪政治撰文介绍欧、美、日本各国宪政说明君主立宪政体最适合于中国国情。但是梁启的政治主张毕竟是与清朝统治者的愿望相抵触的他利用舆论工具敦促清廷加快立宪企图模仿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来治理中国；而清朝政府的本意则是以立宪为名扩大皇权强化封建梁启的主张自然不会被接受。因此直至清朝灭亡梁启苦心设计的救国方案一直未被采纳；他本人作为清廷1《开明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七第53、74页。 2戴泽：《奏谓宣布立宪密折》《辛亥革命》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8—29页。3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4页。1《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第23、28页。 的“悖逆要犯”也始终没有得到赦免。 第三节民初政坛的风云人物戊戌以后梁启的政治活动大都是在海外进行的与国内政界的联系只能以其他人物或团体为中介。因此尽管梁启凭其卓越的才能在鼓动舆论方面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在统治集团中却始终没有扮演过什么显赫的角色。随着武装起义的爆清廷被迫开放党禁这为梁启跻身政界提供了机会。 面对蓬勃开展的武装斗争和日益高涨的反封建浪潮梁启不得不承认“今后新中国之当采用共和政体殆已成为多数之舆论”。但为阻止革命势力的扩展梁启与康有为又提出了“虚君共和”的主张意欲使革命派与清廷实行妥协。他牵强附会地解释说：在共和政体中中国必须选择“虚戴君主共和政体”“此虽未敢称为最良之政体而就现行诸种政体比较之则圆妙无出其右者”1。宣统三年九月二十六日（1911年11月16日）袁世凯组成“责任内阁”任梁启为法部次官。对此梁启感到十分欣慰。在他看来自己和袁世凯是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两个关键人物只要能够联合起来那么社会就会出现转机。所谓“项城坐镇于上理财治兵此其所长也。鄙人则以言论转移国民心理使多数人由急激而趋于中立由中立而趋于温和此其所长也。分途赴功交相为用”1。梁启自视甚高他认为自己若以局外人的身份出现才便于控制舆论影响国民。“若就此虚位所能补于项城者几何？而鄙人则无复言之余地矣此所谓弃长用短也。”2他对袁世凯的邀请推辞不就而继续坚持为鼓吹“虚君共和”奔走呼喊实际上是在观察形势等待时机。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皇朝结束了封建统治但革命的胜利果实却为袁世凯所篡夺。1912年2月清帝退位3月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权力的法码似乎倒向了袁世凯一边。为了博得袁世凯的信任梁启对这位新的当权者大加吹捧说什么：“欧阳公有言：不动声色而厝天下于泰山之安公之谓矣。三月以前举国含生汲汲顾影。自公之出指挥若定起其死而肉骨之功在社稷名在天壤岂俟鲰生揄扬盛美者哉。今者率土归仁群生托命我公之所以造福于国家者实仅端而国民所责望于我公者益将严重。”他表示“今感情之时代既去建设之大业方始谣诼之集当不如前驱策之劳略堪自贡亦拟俟冰泮前后一整归鞭尽效绵薄以赞高深想亦为大君子所不弃耶？”3这些言辞十分清楚地表明了梁启急于投靠袁世凯的心情。“虚君共和”的调子收起来了与政府的关系也不“断绝”了梁启改而要为袁世凯政府效力了。 1912年1o月梁启结束了长达14年的流亡生活从日本回国。由于他声望很高名声在外所以回国以后受到许多人的热烈欢迎。他也决心利用这个机会做出一番事业来。 这时候的中国刚刚经过了一场改朝换代的巨大变动各派政治力量不1《上摄政王书》《梁启选集》第549、55o页。 1《新中国建设问题》《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七第34、43页。2《致罗惇曧书》《梁启选集》第6o5页。 3《致罗惇曧书》《梁启选集》第6o5页。 断分化新的政党相继成立。主张实行议会政治的宋教仁将同盟会与几个小政党合并在一起组建了国民党以期扩大力量参加竞选控制内阁。为了与国民党对抗梁启也积极活动合并政党他先是组建了民主党1913年5月又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为进步党成为民初唯一能与国民党对抗的大党。与此同时梁启还办报撰文鼓吹集权竭力为维护袁世凯的统治服务。特别是在“二次革命”爆之后梁启利用他所控制的舆论工具肆意诋毁革命党人反对革命运动。他在《革命相续之原理及其恶果》一文中以先觉者的口吻说道：“革命只能产出革命决不能产出改良政治。改良政治自有其涂辙据国家正当之机关以时消息其权限使自专者无所得逞。”1他把革命斗争说成是“暴民政治”攻击革命党人是“乱暴派”声称“暴民政治之祸更甚于洪水猛兽”并公开表示他要以“乱暴派”“为第一敌先注全力以与抗”2。梁启及其领导的进步党为维护袁世凯的统治摇旗呐喊因而得到袁世凯的赏识。1913年7月袁世凯任命进步党的熊希龄为内阁总理9月内阁组成号称“第一流人才内阁”梁启担任司法总长。 但是袁世凯的真正目的是要独揽大权做一个新的独裁者梁启所醉心的“改良政治”是他根本不愿也不可能接受的。当袁世凯利用进步党登上正式大总统的宝座之后熊希龄的所谓“人才内阁”对他来说就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碍事的了。1914年1月袁世凯在当上大总统后仅三个月就下令取消国会。2月熊希龄内阁倒台。尽管袁世凯改任梁启为币制局总裁但这个没有多少实权的职位实在难以引起梁启的兴趣。12月他辞去币制局总裁之职携家迁往天津。以后袁世凯又任命梁启为政治顾问委派他考察地方司法教育事宜梁启都推辞未就。 在此期间梁启与袁世凯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他既不满于袁世凯的统治但又对他寄于希望。对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和企图帝制自为的行径梁启是反对的。当日本政府迫胁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的消息传出后梁启在报刊上连续表《中日最近交涉评议》、《中日时局与鄙人之言论》、《解决悬案耶新要求耶》等一系列文章抨击日本的扩张政策和侵略野心。他在文中正告日本政府：“我国虽积弱已甚而国民常自觉其国必能岿然立于大地历劫不磨此殆成为一种信仰深铭刻于人人心目中而未由拔。”1“若欲并其不可屈者而屈之吾劝日本人亦勿作此妄想也。”然而梁启在指责袁世凯为一己私利而不惜损害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同时又不时为他作一些难以自圆其说的辩护。他说：“四月来之交涉我政府尽瘁事国之诚良不可诬；其应付之方略亦不得云大误。”1似乎袁世凯及其政府不仅没有多大罪恶而且还有很大的功劳。 由“二十一条”引起的政治风潮刚刚开始消歇袁世凯就加快了恢复帝制的步伐。他的一些外国顾问相继撰文鼓吹中国应当实行帝制。受袁世凯控制的筹安会也宣告成立公开打出了复辟帝制的旗帜。只是到这时候梁启才对袁世凯完全失望。面对全国已经蓬勃开展起来的反袁斗争梁启1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15、618页。2《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第57页。 1《共和党之地位与其态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第2o页。1《中日时局与鄙人言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二第96—97页。恐为“牛后”终于出了讨袁的檄文。8月2o日梁启拒绝袁世凯的重金收买和武力威胁毅然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猛烈抨击袁世凯及其同伙鼓吹帝制的谬论强调当今中国决不可行君主之制正告袁世凯之流不要“无风鼓浪兴妖作怪徒淆民视听而贻国家以无穷之戚”2。文章义正辞严犀利尖锐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与此同时梁启又与蔡锷密谋积极策划武力讨袁。 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组成讨袁“护”随即成立云南军政府与袁世凯进行军事抗争。为策应云南的起义梁启于1915年底从天津来到上海。他与蔡锷等人函电往来帮助护拟定计划起草文告；又与广西都督6荣廷秘密联络促其独立。1916年3月梁启应6荣廷的邀请绕经香港、越南赶到广西直接参加“护国”起义。他一方面向北京施加压力要求以袁世凯辞职作为停战的条件；一方面又全力策划广东独立。4月19日护两广都司令部宣告成立梁启任都参谋。随后他又积极筹备组织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的联合政府以期扩大势力与北洋政府抗衡。5月6日军务院在广东肇庆成立梁启任抚军兼政务委员长。在职期间军务院的布告、文电大都由梁启亲自执笔。 护国运动高举反对复辟帝制的旗帜得到全国人民的广泛支持。继云南之后贵州、广西、广东、陕西、浙江等省也相继宣告独立。一心想要黄袍加身的袁世凯陷入了内外交困、众叛亲离的窘境因而不得不宣布取消帝制废除“洪宪”年号。护国运动打破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迷梦结束了袁氏的反动统治又一次显示了时代车轮不可逆转的展趋势。梁启作为这次运动的核心人物在动、组织、宣传等方面做了大量而有效的工作为护国运动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护国运动以后梁启就深深地陷入北洋军阀的内部纷争之中了。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病死。之后北洋派系的另一个军阀段祺瑞任国务总理主持国务院事务成为新的实力人物。梁启很快成为段祺瑞的支持者。他在给南方各都督司令的电文中说：段祺瑞“宅心公正持躬清直维持危局非彼莫属”否则“大局将不可问”要他们协力予以援助3。在北京政府宣布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召集国会复会并表示要惩办帝制祸之后梁启便活动撤销军务院以避免与北方对峙而生冲突。在梁启的一再催促下军务院于7月14日宣告解散南北“合作”段祺瑞轻而易举地“统一”了中国。 复会以后的国会议员主要由原进步党和国民党成员组成。随着北洋军阀内部矛盾的加深国会也形成了两派主要势力。进步党议员组成宪政研究会（通称研究系）支持总理段祺瑞；国民党议员组成宪政商榷会依靠总统黎元洪。两派力量互相对抗矛盾重重。梁启是宪法研究会的领袖人物他凭藉自己在社会上的影响和地位全力为段祺瑞张目。1917年3月段、黎在对德宣战问题上生尖锐冲突梁启不顾全国多数人的反对支持段祺瑞对德宣战。当参战案被国会否决后梁启甚至指示研究系议员辞职以向黎元洪和国会施加压力。在两派互相倾轧的斗争中段祺瑞及梁启运用各种手腕先借助张勋“辫子军”赶走黎元洪然后又反过来讨伐张勋复2《痛定罪言》《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三第1—2页。 3《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95页。 辟清室的罪行最后段祺瑞又以“再造共和”为资本重新掌握了北洋政府的大权。梁启和研究系也因拥段有功而成为新内阁的重要成员梁启还挂上了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的头衔。这时候的梁启可以说是志满意得雄心勃勃。然而他却再一次错估了局势委身投靠透顶的北洋军阀是不可能有什么作为的。梁启在任职期间极力为段祺瑞扩充军备、巩固统治效劳并代表北京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两笔以损害民族利益为代价的借款。这些军阀及其同伙的倒行逆施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遭到舆论界的严厉谴责。11月15日段祺瑞政府被迫辞职梁启也递送了辞呈。从此以后梁启就结束了他的从政生涯转而以主要的精力来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了。 第四节多变的政治思想和卓越的学术成就近代中国是一个风云激荡、展迅疾的时代。面对列强的侵略和欺凌为了挽救民族危亡许许多多的热血之士都在进行努力的奋斗和艰苦的探索寻求有效的救国方案。而随着中西文化交流范围的扩大各种各样的西方政治理论和思想学说也相继传入我国这为那些先进的政治家、思想家构筑自己的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可是近代中国社会的展之快变化之大又往往出乎人们的意料以至于一些人对自己刚刚提出的主张、见解还来不及细细回味就又要忙于修改订正了。多变的时代造成了多变的思想梁启就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人物。他称自己“保持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所执往往前后相矛盾尝自言曰：‘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1。而事实也确实是这样的。 梁启一生致力于中国社会的改造为了民族强盛和国家繁荣竭力呐喊四处奔走付出了几乎全部的心血。然而他的政治主张却又因时而异不断变化前后矛盾以致难以令人信服。 在维新运动期间梁启随康有为一步一趋无论办报或教学都注意并且用力阐述康有为的改良思想和变法理论。他以公羊三世说和西方进化论为依据鼓吹变法讲求维新抨击封建制度宣传西方科学文化充分显露了年轻爱国志士的朝气和锐气。戊戌变法的失败使梁启一度认识到要救中国必须进行一次“破坏”：“历观近世各国之兴未有不先以破坏时代者。此一定之阶级无可逃避者也。有所顾恋有所爱惜终不能成。”1但是这种居于改良和革命之间的摇摆在梁启的身上并没有持续多久他仍然和康有为一道鼓吹改良主张“斥后保皇”。当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论战展开之后梁启又改变旧说转而提倡实行“开明”试图与“革命”理论相对抗。使梁启难堪的是正当他还在口干舌焦地鼓吹开明反对实行宪制的时候清廷却正式宣布要“预备仿行宪政”了。以后梁启又高唱宪政在立宪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随着武昌起义的爆统治中国近27o年的清皇朝已经行将就木眼看革命派就要取得政权共和之制势在必行梁启再一次改变了以前的政治主张提出了“虚君共和”的口号。直到民国之后这种多变的特征在梁启的政治生涯中依然时有反映从拥袁到反袁从护国到拥段。一变再变终于技穷。 尽管梁启在不断地变然而历史似乎在与他开着玩笑无论梁启的政治思想和主张怎样变时代潮流却总是毫不留情地把他抛到后面。这当然不能说是历史的不公平而是梁启的种种变化归根到底都不能出改良主义的樊篱改良、渐进是他政治思想的基本点。而近代中国恰恰是一个呼唤革命、变化急遽的时代。因此梁启的落伍也就是难以避免的了。1918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梁启与蒋百里、张君劢等人前往欧洲。梁启的欧洲之行长达1年之久先后到了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瑞士、意大利、德国诸国。在国外梁启除游览名胜古迹了解风土人情外还旁听了英国国会会议参观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看到了战1《致各都督各总司令电（六月三十日）》《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7o页。1《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63页。 争给社会带来的破坏和灾难听到了列强在巴黎和会上为争权夺利而出的吵闹。1年多的实地考察使他了解到了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的许多严重社会问题。他所崇仰的西方社会他所宣扬的西方文明原来也充满了弊端和罪恶。梁启认识到：“自从机器明、工业革命以还生计组织起一大变动从新生出个富族阶级来。科学愈昌工厂愈多社会偏枯亦愈甚。富者益富贫者益贫物价一日一日腾贵生活一日一日困难。”1“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1他由此认为西洋文明已经破产拯救世界还要依靠东方“固有文明”主张极力扬传统文化。梁启从一个旧世界的批判者成为一个旧传统的提倡者这种变化不仅反映了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满和失望以及对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忌恨与反对而且也有力地说明在近代中国找不到出路的改良主义者在时代浪潮的冲击和对社会现实的迷惘中只能回转身来向中国传统文化复归甚至把倒退看做是出路。 梁启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宣传家而且也是一位知识广博、学有专攻的大学者。他的学术成就是相当广泛而巨大的涉及到文学、史学、哲学、佛学等诸多领域其中尤以在历史学和中国思想史方面的贡献为多。梁启早年投身于政治运动从欧洲回来之后他虽然仍不能算作一个自甘寂寞、潜心书斋的学者但确实是用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来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了。他的一些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著作大部分都是在欧游归来之后写成问世的。 梁启的学术研究和活动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学术与政治的密切结合。在从维新运动至他辞去财政总长这一期间梁启一直是中国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作为一个宣传家他写下了大量的文章和著作其中许多论著都是通过介绍国内外的历史文化知识和社会政治制度来阐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同时他的一些学术研究也往往是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例如他对管子、王安石等历史上改革人物的研究对中国民族关系和先秦政治思想的探讨就带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和明显的政治目的。梁启积极参与、鼓动的“诗界革命”和“革命”也不仅仅是文学史上关于文学体裁和作品风格的争论他在《论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明确指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始”2。可见其在文学领域所进行的“革命”是与他的政治改良相辅相成的。即使梁启晚年所醉心的对佛学和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也是与他鼓吹要以东方文明来拯救世界的政治主张密切关联的。 梁启学术的另一个特点是大量运用西方资产阶级的观点和方法来从事研究工作。他所写的《中国史叙论》、《新史学》等著作用资产阶级的史学理论对中国传统史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揭起了“史学革命”的旗帜。他以进化论解释历史现象套用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展模式来研究清代学术。他以资产阶级史学家的价值观念对历史上的民主精神和改革人物大加称颂而对制度和独裁暴君则攻击无遗。尽管梁启的研究存在很多缺陷和不足有时为了现实斗争的需要还不惜对事实进行牵强附会的引申和无1《破坏主义》《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第25页。 1梁启：《欧游心影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第7页。 2同上书第12页。 中生有的挥然而他毕竟是近代中国运用新的观点和方法来比较全面地从事学术研究的开创者之一。梁启自称是晚清“新思想界之陈涉”1事实上在学术研究中他也往往开一代之风气。梁启的许多精辟分析和独到见解不仅给当时而且也给后来的学者以重要的启示。他所留下的累累硕果为中国近代学术史增添了绚丽的光彩。 梁启晚年曾任清华大学研究院导师并在一些著名大学任教。除了著述和讲学外他还先后担任过京师图书馆馆长、北京图书馆馆长、司法储才馆馆长等职务为培养人才和展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过有益的贡献。1929年1月29日梁启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终年57岁。他的遗著由友人林志钧编成《饮冰室合集》共148卷1ooo余万字。 1《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第6、1o页。 第十七章严复第一节弃科举习海军严复初名传初乳名体乾改名宗光字又陵后名复字几道晚年号癒壄老人别号尊疑、尺盦、辅自然斋主人、观我生室主人别署天演宗哲学家门人谥为文惠先生。福建侯官（后并入闽县称为闽侯今为福州市）人。祖父严秉符是一名医生父严振先继承祖业。咸丰三年十一月十日（1853年12月1o日）严复生于福州南台。咸丰九年（1859）“始就外传”1先后从师数人中间曾从五叔父严厚甫（光绪年间举人）受业就读。同治二年（1863）严父聘请同邑黄少岩（昌彝）在家设立学馆。黄是“闽之宿儒”1治学以汉宋并重平时严复跟他学儒家经典闲时听他讲述宋元明儒学案因而为学“明汉宋源委听指日异”2。越三年黄少岩去世其子孟修（拔贡生）继续设馆。同治五年（1866）严复的父亲病逝学馆中辍。由于生活困难严复不得不放弃走科举的“正途”。 同治六年（1867）严复进入福州船政学堂在后学堂学习驾驶。同治十年（1871）他从船政学堂毕业先后在“建威”、“扬武”两舰实习5年由于他实习认真成绩优秀被选派去英国深造。 光绪三年二月（1877年3月）严复到英国后先在抱士穆德（portsmouth）学习后入格林尼次海军大学（greenap;co11ege）。尽管严复是抱着学习海军知识的目的来到英国的然而到了英国之后使他感兴趣的不是西方军事知识与技术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制度和学术文化思想。在英国期间除了认真学习军事学校规定的高等数学、格致、海军战术、海战公法以及建筑海军炮堡诸学等自然科学和军事技术外他十分注意接触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和阅读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著作并曾去资本主义展比较早的法国游历。由于他孜孜不倦地研究“中西学问同异”探索中国富强之道“穷日夕弗休”3因而他的学习往往与其他中国留学生不同引起了清朝出使大臣郭嵩焘的注意。他每逢假日辄至使馆与郭嵩焘论析中西学术和中国富强之道并论及去英国法庭听狱的收获说：“英国与诸欧之所以富强公理日伸其端在此一事。”1郭嵩焘听了大为惊奇“引为忘年交”2。 1《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65页。 1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王栻主编：《严复集》第5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45页。2林耀华：《严复社会思想》《社会学界》第7卷（1933年6月）。3王允皙：《侯官严先生行状》闵尔昌纂：《碑林补集》卷末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印线装石印本。1陈宝琛：《清故资政大夫海军协都统严君墓志铭》《严复集》第5册第1541页。2孟德斯鸠著、严复译：《法意》上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重印版第224页。第二节走“变今”维新的道路光绪五年五月（1879年6月）严复以各科考试成绩“屡列优等”毕业回国被聘为福州船政学堂后学堂教习。光绪六年（188o）李鸿章创办天津水师学堂（或称北洋水师学堂）严复被调任水师学堂的总教习（教务长）。光绪十五年（1889）升为会办（副校长）。次年任总办（校长）。严复出于爱国热情到天津水师学堂后一心想把学校办好多培养人才建设强大的海军使中国独立富强起来。但官场的腐朽使他感到办理海军教育无法施展政治抱负有意退出海军界另谋展。他在中法战争至甲午战争前1o年间曾捐监生参加举人考试先后于光绪十一年（1885）、光绪十四年、光绪十五年、光绪十九年4次参加乡试但都未考中。 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严峻的现实令严复清醒他决然放弃追求个人前途的科举仕途走上了“变今”维新的道路。光绪二十一年（1895）他在天津《直报》上表了一系列文章评论历史针砭时事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光绪二十二年赞助梁启、汪康年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光绪二十三年十月（1897年11月）同王修植、夏曾佑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和《国闻汇编》竭力鼓吹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和“西学”以解救民族危机。在严复的一系列文章中较重要的有《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四篇政论文。严复在这些政论文中传播了西方资产阶级学术文化思想和社会政治观点猛烈地抨击中国两千年来的封建君主制度提倡资产阶级民主提倡新学主张变法救亡。在《辟韩》中他抨击封建君主说：“夫自秦以来为中国之君者皆其尤强梗者也最能欺夺者也。”“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他还进一步揭露这伙“最能欺夺”的“大盗”是“坏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3有力地鞭挞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君权揭露了封建君主制度的罪恶。在批判封建君主制度的同时鼓吹“尊民叛君尊今叛古”提倡资产阶级民主。他说：君主不是天生的“圣人”天然的统治者“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1。只是由于人民终日从事耕、织、工、贾“相生相养”的事才“择其公且贤者”2立之为君。君主既然是共举出来的也就有权废除他。他主张“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君主立宪制度。怎样才能获得民主？他认为“设议院于京师而令天下郡县各公举其守宰”3。这样可以使“君与民皆有权”君与民“共治”国家就能独立富强民族危机就可以解救。他还抨击科举制度“牢笼天下”“民智因之以日窳民力因之以日衰”4批评八股取士制度有“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三大害处主张废八股倡西学。他认为中学“好古而忽今”西学“力今以胜古”5。讲西学之后就可知“中国从来政教之少是而多非”提出要救3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严复集》第5册第1547页。 1严复：《辟韩》《严复集》第1册第34—36页。 2严复：《辟韩》《严复集》第1册第34—36页。 3严复：《辟韩》《严复集》第1册第34—36页。 4严复：《原强修订稿》《严复集》第1册第32页。 5严复：《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1册第1—2页。 亡要富强“则不容不通知外国事欲通知外国事自不容不以西学为要图”并且断言“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亦在此”大声疾呼：“早一日变计早一日转机若尚因循行将无及。”6严复用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来反对封建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在这一点上过了康有为。他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鲜明地把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同封建主义的旧文化对立起来要求人们不要再走老路必须改弦易辙另走新路。这就从思想上武装了进步的知识分子为他们提供了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使爱国救亡运动有了新的理论基础。 严复除积极宣传变法维新主张外还积极参与创办新式学校。光绪二十二年（1896）他担任了新成立的俄文馆总办亲拟课程延聘教师。他主持的这所学校成为我国最早的俄语学校。与此同时他还协助张元济在北京创办通艺学堂“专讲泰西诸学”7培养维新人才。 在“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急于选拔新政人才贵州学政严修建议除八股取士普通科外另设特别进士科——经济特科作为选拔人才的途径。凡是长于内政、外交、理财、军事、科学、工程等人员仿照博学鸿词科的成例由大臣推荐考试。光绪帝接受了他的建议并说：“俟咨送人数汇齐至百人以上即可奏请定期举行特科。”严复先被顺天府尹胡燏芬推荐参加考试后由詹事府詹事王锡蕃直接向光绪帝推荐。王锡蕃在奏折中说：“北洋水师学堂总办候选道严复本船驾驶学生出洋学习于西国典章名理之学俱能探本溯源精心研究中学亦通群籍著述甚富水师情形尤其所熟知专习久在北洋供差奉公之外闭户寡合其立品尤为高卓”请“量才器使”1。光绪帝命严复来京觐见。 严复被光绪帝召见回寓后将在当年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六日至十四日（1月27日至2月4日）《国闻报》连载的《拟上皇帝书》加以修缮送呈光绪帝。《拟上皇帝书》的中心思想是提出“谋国救时之道”。他说：“今日之积弱由于外患者十之三由于内治者十之七也。其在内治云何？法既敝而不知变也。”因而“谋国救时之道”“不外标、本两言而已。标者在夫理财、经武、择交、善邻之间；本者存夫立政、养才、风俗、人心之际”。所以他主张未变法前先“治标”变法后才“治本”。他又提出“治标”三策、“治本”四策。“治标”三策是：（一）“联各国之欢”；（二）“结百姓之心”；（三）“破把持之局”。严复认为：“不联各国之欢则侮夺之事纷至沓来陛下虽变法而不暇；不结百姓之心则民情离涣士气衰靡无以为御侮之资虽联各国之欢亦不可恃；而不破把持之局则摇手不得虽欲变法而不能也。”2至于“治本”四策在《拟上皇帝书》中没有具体说明但在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七日（1898年8月23日）《吴汝纶致严复书》中可知其端倪。书中说：“所示四事皆救时要政国势险夷万法坐敝条举件论不可一二尽。又风俗不变不惟满汉畛域不能浑化即乡举里选亦难免贿赂请托、党援倾轧之弊。而土著为吏善则人地6严复：《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1册第1—2页。 7严复：《救亡决论》《严复集》第1册第5o页。 1《通艺学堂章程》铅字排印本上海图书馆藏。 2王锡番：《奏保人才折》《戊戌变法》第2册第375页。 相习不善则亲故把持此皆得半之道。”1同年三月康有为在北京组织保国会号召人们于覆屋漏舟之中合群以救之激耻以振之厉愤气以张之2以保国、保种、保教。严复于四月在《国闻报》上连续表《有如三保》、《保教余议》等论文对保教予以批评。他说：惟于“以孔子之道律今人乃无一事是皈依孔子以此而云保教恐孔子有知不以公等为功臣也”3。“孔子虽正而支那民智未开与此教不合。虽国家奉此以为国教而庶民实未归此教也。”1但是严复的万言书还未送到光绪帝面前慈禧太后就动了政变。 严复是当时著名的维新人物政变时却免受株连主要原因在于他只是在文字上宣传维新思想不像康有为、梁启那样积极从事政治活动再加上《国闻报》背后有日本人的支持慈禧太后、荣禄惧怕日本的干涉不敢轻易对他下毒手。 1严复：《拟上皇帝书》《严复集》第1册第63—77页。 2《严复集》第5册第1562—1563页。 3康有为：《保国会序》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31页。1严复：《有如三保》《严复集》第1册第82页。 第三节翻译西书严复在积极鼓吹变法维新的同时决心致力于翻译著述介绍西方学术文化思想和政治学说以“警世”。从光绪二十年（1894）开始他先后翻译了11部外国著作约17o多万字其中《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法意》、《穆勒名学》、《名学浅说》最为有名人们通称为严译八大名著。 严复译著多是用意译。在译述过程中常常参照自己的见解用夹译夹议的方式或者用按语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观点。所以他译的书不能看成一般的译著在很大程度上应视为他的著作。他对译书要求很严主张译书要忠于原著准确地表达原意文字要清晰流畅优美。这三点要求他概括为“信、达、雅”三原则2。他的翻译被誉为“自中土翻译西书以来无此宏制自来译手无似此高文雄笔”1被称为“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2康有为称颂他“译才并世数严林”把他与林纾并称。 严复译书是有所选择的既不同于洋务派偏重在天文、数学、机械、汽轮制造等科学技术又不同于林纾主要在文学艺术而着重在社会科学。在社会科学方面他又把重点放在西方资产阶级学术经典著作上尤其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社会学、逻辑学、政治学等等。他认为只有从这些著作中才能找到西方国家强盛的真正命脉之所在其他那些都不过是“形下之粗迹”。他把译书与寻找救国道路结合起来翻译《原富》是为了展中国资本主义翻译《名学》是为了用新的思想方法打破程朱理学的束缚翻译《法意》是为了反对君主主义倡导君主立宪制度等。在这些译著中影响最大、最重要的是《天演论》。 《天演论》是严复根据英国生物家赫胥黎的论文集《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论文》选译的原篇名叫《进化论与伦理学》。严复用文言文意译了它的主要内容并附加了自己的许多见解于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1897年12月）开始在《国闻报》上6续表。次年三月正式出版。《天演论》的基本思想是阐述达尔文的进化观点认为生物不是自古不变而是按“物竞天择”的自然规律展变化的。所谓“物竞”就是生物之间“生存竞争”优种战胜劣种强种战胜弱种。所谓“天择”就是自然选择自然淘汰。就是说生物的进化是在“生存竞争”和“自然淘汰”的过程中展变化的。在严复看来《天演论》最主要的意义在于“质力杂糅相剂为变”3。他反复宣传和强调这种“变”的观点并利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向中国人民敲起了祖国危亡的警钟大声疾呼：要顺应“天演”的规律改革现状变法维新才能避免危亡之祸否则就会在“生存竞争”和“天然选择”中被“优胜劣败之公列”所淘汰。严复以生物的“自然竞争”、“适者生存”来代替社会的阶级斗争在理论上是错误的但在当时的中国即将被列强瓜分这一特殊历史条件下一方面号召学习西方“与天争胜”2严复：《保教余议》《严复集》第1册第85页。 1〔英〕赫胥黎著严复译：《天演论·译例言》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2吴汝纶：《答严几道书》《桐城吴先生全书》尺牍一。 3吴汝纶：《天演论序》《严复集》第5册第1318页。 “自强保种”对唤起人民的觉醒振奋民族的精神变法自强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起了启蒙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打击了那些高唱“夷夏之辨”的封建顽固分子揭露了他们愚昧腐朽的真面目确有振聋聩之作用。所以《天演论》一表震动全国“风行海内”。它给处于“学问饥荒”环境中的思想界输送了新鲜的食粮使人们禁锢的思想为之一振。康有为读到这部译稿后推崇严复所译“《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1并在《孔子改制考》中吸取了进化论的观点。如梁启所说：“（康有为）喜言‘张三世’；‘三世者’谓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愈改而愈进也；有为政治上‘变法维新’之主张实本于此。”2梁启根据严复介绍的进化论在《时务报》上大做文章许多爱国志士纷纷以进化论为武器要求改弦更张另谋新路。人们和学校纷纷用“竞存”、“适者”、“演存”、“进化”、“进步”之类的词汇命名一时成为时尚。 《天演论》的表不仅促进了维新运动的展而且对行将到来的革命起了极大的影响。正如革命派所指出的那样“自严氏之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中国民气为之一变。即所谓言合群言排外言排满者固为风潮所激者多而严氏之功盖亦匪细”3。 1《天演论》第6页。 2康有为：《与张之洞书》《戊戌变法》第2册第525页。 3梁启：《清代学术概论》。 第四节反对民主革命光绪二十六年（19oo）义和团运动爆严复离开天津避居上海。其间曾参与唐才常起的“中国议会”并被推选为副会长。此外他还开名学会讲演名学（逻辑学）。从此他脱离了海军界离开了工作2o多年的水师学堂。 光绪二十七年（19o1）严复被开平矿务局总办张冀邀去天津“主开平矿务局事”。这个局是在英国控制下的所谓“中外合办”企业。严复担任该局总办期间“名为总办其实一无所办一切理财用人大权都在洋人手里”。后来他自己说：“此来徒为五百番（银元）月入耳其是非乐也。”光绪二十八年（19o2）清廷管学大臣张百熙奏准吴汝纶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李希圣为京师大学堂附设编译书局总纂、严复为编译书局总办。严复担任编译书局总办后与吴汝纶同处京师过从甚密朝夕研讨新旧学问。光绪三十年（19o4）严复辞去编译书局总办职务回到上海。 光绪三十年（19o4）冬生了开平矿业局诉讼事件严复被邀前往英国伦敦进行交涉。次年孙中山由美洲到达英国获悉严复在伦敦想争取他参加民主革命特意去拜访了他。二人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交谈。严复认为：“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之于丁。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孙中山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1也就是说严复坚持“渐进”的观点认为应从教育着手；孙中山主张“急进”认为应立即进行革命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由于双方之间的观点、立场相距甚远因而未能联合。 严复回国后恰逢马相伯在上海筹办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他在积极协助马相伯筹办学校的同时应友人的邀请在上海青年会作了8次政治学讲演。他的讲演稿于光绪三十三年（19o7）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取名《政治讲义》。在讲演中严复以政治同历史的关系及社会的演变来宣传他的“渐变论”抵制行将到来的民主革命。 严复协助马相伯创建复旦公学后第一任校长为马相伯。光绪三十二年（19o6）马去日本考察由严复接替成为第二任校长但他仅接任几个月就辞职了1。严复辞去校长职务后又被安徽巡抚恩铭聘去任安徽高等师范学堂监督。他在学校又大讲“立宪之君”直至光绪三十三年（19o7）夏恩铭被刺才离开这个学校。期间他曾去北京一次被外务部尚书唐绍仪任命为游学生毕业考试同考官共录取了陈锦涛、颜惠庆等十三人分别赐予进士和举人出身。 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19o5年12月）清廷增设学部任命荣庆为尚书主持学政。光绪三十四年（19o8）严复被荣庆聘为学部审定名词馆总纂。宣统元年四月（19o9年5月）又被派充为宪政编查馆二等咨议官、福建省顾问官。宣统元年十二月七日（191o年1月17日）清廷赐予他文科进士出身。 1汉民：《述侯官严氏最近之政见》《民报》第2期（19o5年）。 1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严复集》第5册第155o页。 宣统二年（191o）清廷成立预备立宪机构资政院严复“以硕学通儒”的名义被“钦选”为资政院议员。同年十一月清廷设立海军部由于严复在海军工作多年特授予他海军协都统衔。宣统三年（1911）清廷又特授予他海军部一等参谋官等职务。 严复从戊戌维新变法失败以后到辛亥革命前13年间他虽表示“罢政归第”不涉足政治一心一意从事翻译著述但并没有完全脱离清廷相反在清廷担任的职务比戊戌变法失败前更多。这时严复的思想不仅没有随时代的前进而进步反而日益趋于保守。在《译〈群学肄言〉自序》中这样写道：“窃念近者吾国以世变之殷凡吾民前者所造因皆将于此食其报。而浅谫剽疾之士不悟其所从来如是之大且久也辄攘臂疾走谓以旦暮之更张将可以起衰而以与胜我抗也。不能得又搪撞号呼欲率一世之人与盲进以为破坏之事。顾破坏宜矣而所建设者又未必其果有合也则何如其稍审重而先咨于学之为愈乎！”2他一方面批评改良派“攘臂疾走”“旦暮更张”“将可以起衰而以与胜我抗”；一方面攻击革命派“搪撞号呼”“盲进破坏”从一个进步的思想家走向保守的营垒。 1912年1月1日以孙中山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在南京宣布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制度结束了清朝26o多年的封建君主统治。严复虽然对清朝统治不满但又认为“天下仍须定于不然则秩序恢复之不能尚可富强之可跂乎。”又说：“吾国形势程度习惯于共和实无一合。”12张若谷：《马相伯先生年谱》第214—218页。 1《严复集》第1册第123页。 第五节保守复旧的落伍者1912年3月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当上了民国临时大总统严复被任命为署理北京大学校长。11月他辞去校长职务。在辞职前的9月还被北洋政府海军部编译处聘为总纂辞职后又被袁世凯任命为总统府顾问。 1913年9月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1o月6日胁迫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袁世凯登上正式大总统宝座后感到国会是他搞独裁的障碍竭力攻击国会的存在是使“政权无由集中”“不宜统一国家”“议会政治之万不宜于今日之中国”1。1914年1月1o日下令解散国会以“中央政治会议”来代替。但是中央政治会议来历不明不合乎法律手续于是又制造一个“约法会议”。约法会议如同中央政治会议一样是袁世凯一手操纵的御用工具。1月26日严复被举为约法会议的议员。3月18日会议正式成立议员们按照袁世凯的旨意炮制了一部独裁的《中华民国约法》使袁世凯的独裁统治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按《中华民国约法》规定：袁世凯政权的立法机构是立法院同时设立一个被总统咨询的参政院。立法院议员由选举产生参政院参政由总统简任。但即使由袁世凯一手包办选举的立法院也始终未成立一直由参政院代行职权。严复又被袁世凯简任为参政院参政。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后严复将外国报纸上关于战争的新闻和文章译成中文送给袁世凯备览。1915年5月严复被袁世凯聘为宪法起草员。当他知悉袁世凯有想当皇帝的意图时就苦心相劝：“吾固知中国民智卑卑号为民主而之政不得不阴行其中但政体改变已四年矣袁公既有其实何必再居其名。且此时欲复旧制直同三峡之水已滔滔流为荆、扬之江今欲挽之使之在山为事实上所不可能必欲为之徒滋纠纷”“于袁氏有大不利也”。但袁世凯还是执迷不悟。1915年8月23日筹安会宣布成立时严复与杨度、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6人被列为“筹安会六君子”。而列名筹安会是杨度等强加给严复的公诸报端也未取得他的同意。虽然严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未赞一词”但这并不表明他认清了时代的潮流反对帝制赞成共和。相反他仍然坚持君主立宪制度只是反对操之过急“窃意当时假使政府绝无函电致诸各省选政彼此一听民意自由将赞成者必亦过半。然后光明正大择期登极彼反对者既无所借口东西邻国亦将何以责言。释此不图岂非大错”结果“欲不达”“弄巧成拙”2。 在辛亥革命后严复不仅在政治上倒退到顽固坚持复辟君主反对民主而且在文化思想上由主张学习西方蜕变成提倡尊孔读经和维护封建道统。1913年他同马其昶、夏曾佑、姚永概、林纾、吴芝瑛、梁启等2oo余人起组织孔教会并以他为领。孔教会成立后他在《庸言报》上表《孔教会序》同年又在中央教育会表《读经当积极提倡》的演说以后又写《导扬中华民国精神议》鼓吹尊孔读经倡导忠孝节义维护封建道统。他说：“亲见脂那七年之民国与欧罗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彼族三百年1严复：《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3册第6o3、66o页。 2白蕉编：《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111—112页。 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此不独吾言为然即泰西有思想人亦渐觉其为如此矣。”1这样由一个热心倡导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积极批判封建主义旧文化的革新者变成了主张复古的落伍者。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中各阶级各阶层都在作各自的表演。严复完全抛弃了宣传西学、提倡新学、追求光明与进步的革新精神以维护旧思想、旧传统、旧观念的姿态出现放言无忌竭力反对“五四”爱国学生运动。他说：“咄咄学生救国良苦顾中国之可救与否不可知而他日决非此种学生所能济事者则可决也。”1就是说学生起来进行爱国运动是徒劳的无济于事的。他还辱骂攻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支持学生运动是：“人格虽高然于世事往往如庄生所云‘知其过而不知其所以过。’偏喜新理而不识其时之未至则人虽良士亦与汪精卫、李石曾、王儒堂、章枚叔诸公同归于神经病一流而已于世事不但无补且有害也。”2严复晚年患有哮喘病久治无效。1921年1o月28日这位名噪一时的中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在福州郎官巷住宅与世长辞终年69岁。1严复：《与熊纯如书（二十九）》《严复集》第3册第629页。 1严复：《与熊纯如书（七十五）》《严复集》第3册第692页。 2严复：《与熊纯如书（七十九）》《严复集》第3册第695页。 第十八章谭嗣同第一节为维新改革而献身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又号华相众生、东海褰冥氏、通眉生、寥天一阁主等湖南浏阳人。同治四年二月十三日（1865年3月1o日）生于北京宣武城南烂眠胡同。谭嗣同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其父继洵（字敬甫）官至湖北巡抚。他幼年随父在京读书师从浏阳学者欧阳中鹄。欧阳甚为推崇王船山的学术和气节嗣同后来亦十分敬仰王船山当受其影响。 光绪二年（1876）北京生流疫谭嗣同被染昏死三日后又苏醒所以取号复生。在这次流疫中他母亲和姐姐、哥哥等相继染疾而逝。其母死后谭嗣同备受庶母虐待亦遭其父歧视心灵上受到极大创痛后来他曾追述：“吾自少至壮遍遭纲伦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任受。”1他憎恨封建伦理勇于为理想献身等思想的产生和形成与他早年的遭遇不无关系。 谭嗣同早年就在京城结交了专以“锄强扶弱为事”的义侠王五（世称大刀王五名正谊回族）向他学习拳击和剑术后来“于文事之暇喜欢技击会骑马会舞剑”1即由此奠定了基础。王五虽为正统的封建士大夫所不屑谭嗣同却与之始终保持了密切的友谊。王五那种桀骜不驯英勇慷慨以及对世俗的反抗精神对谭嗣同当然也有影响。 ------------ 20 光绪三年（1877）其父由京官外放补授甘肃巩秦阶道。此后谭嗣同曾多次来往并居住于其父兰州任所继续读书求学。他还常与父亲的役属奔驰于西北原野穿山爬岭踏沙涉水打野生充饥吃雪块解渴。晚间则架起帐篷点起篝火斗酒纵横奏琴高歌。这种豪放不羁的生活与勇敢坚毅的精神促使其喜“为驰骋不羁之文”好“讲霸王经世之略”1。 谭嗣同作为一个封建达官之子其父迫切期望他通过科举道路步入当时的统治集团。而就其个人说来要施展自己的“经世之略”也难以抛弃科举之道。因此他从光绪十年起至二十年止1o年之间曾往来南北各地主要是为了参加科举考试不料却屡屡败北。但由此往来南北各地遍观社会风土广览“形势胜迹”又目睹哀鸿遍野灾民流离之状大大加深了他对社会的了解对下层苦难群众的同情不禁产生了“风景不殊山河顿异；城廓犹是人民复非”的感慨誓志做一些有利于振兴祖国的事业因自号“壮飞”。 光绪二十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丧权辱国的清朝统治者又于次年和日本签订了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消息传来举国愤慨康有为联合各省赴京应试举人动了有名的“公车上书”揭开了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的序幕。深重的民族灾难使谭嗣同受到极大刺激以致悲愤高歌：“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1严复：《与熊纯如书（八十一）》《严复集》第3册第696—697页。1《仁学·自叙》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89页。1欧阳予倩：《上欧阳瓣■师书序》《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536页。2爱国主义漏点促使他的思想起了急剧变化他在给其密友唐才常的信中说：“三十之年适在甲午地球全势忽变嗣同学术更大变。”1他追悔自己“三十年前之精力弊于所谓考据辞章垂垂尽矣勉于世无一当焉”2痛感到再不能抱残守阙决心弃旧图新走维新变法的道路。此间他写了一系列论文阐其维新变法的观点和主张脚踏实地地开始具体的改革活动从“开风气”、“育人材”出联合有识之士从本县、本省着手筹办和创立算学格致馆、《湘学报》、时务学堂等。 正当谭嗣同积极地在湖南、湖北等地从事维新活动之际他的父亲却为之捐资取得候补知府的官衔且一再催促其到南京候补。为此他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二月离开武昌北游访学。他先到了上海访见英国传教士傅兰雅看到了万年化石、爱克斯光照相还购买了一批西书引起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再到天津看到那里的机厂、轮船、船坞、火车、铁桥、电线、炮台还参观了唐山的煤矿和漠河的金矿认为“无一不规模宏远至精至当”反映了他对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的向往。在天津他还加入了当地民间的秘密结社组织——在理教。继而又到了北京谒见了帝党要员翁同龢。七月谭嗣同到南京候补在官场往来答拜中他深察官场的黑暗与。此间他与精通佛学的杨文会“时相往还”潜心研究佛学。同时又到上海与梁启、汪康年、吴雁舟等相交往。梁向他介绍了其师康有为的思想使正在追求新知识的谭嗣同对康十分钦佩；梁启也向康有为称赞谭嗣同“才识明达魄力绝伦所见未有其比公子之中此为最矣”3。和梁启的结识使谭嗣同在官场的“空寂”中找到知音。因于这段时间他多次往来南京、上海一方面从事维新活动；另一方面与梁启研讨学问探讨变法理论着手撰写其代表性著作《仁学》。 当维新变法运动日益展起来之后热心于维新事业的黄遵宪、徐仁铸、江标等先后到湖南任职湖南巡抚陈宝箴也“一意振兴新学”。加之当地的维新之士唐才常、毕永年、易鼐、樊锥等也迫切盼望谭嗣同回湖南共谋维新事业。因此谭嗣同应陈宝箴之邀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正月毅然弃官回归湖南全身心地参加筹划湖南的维新之举：兴矿务、建铁路、创学会、办报纸使湖南的维新活动大大向前推进。此间谭嗣同尤为致力于《湘报》、时务学堂、南学会。如为《湘报》撰写《湘报后叙》近2o篇文章竭力使《湘报》成为维新事业的喉舌为变法革新、提倡民权制造舆论。再如南学会成立后谭嗣同亲任主讲每到会“必讲爱国之理求救亡之法”畅论当时中国情势之危急激听讲者的爱国主义热忱。当时在南学会听讲的毕永年深有感受地说：“闻复生先生讲义声情激越洵足兴顽起懦。”1谭嗣同期望通过南学会等阵地“群湖南者智湖南又以智湖南者智中国。”2尔后湖南各地的学会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正由于谭嗣同等人的努力使湖南的新学、新政广为推行风气大变。曾有人评论说：“全省风气大开2《报刘淞芙书一》《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第8页。 1《有感一》《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54o页。 2《与唐绂丞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第259页。 3《莽苍苍斋自序》《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第154页。 1叶德辉：《觉迷安录》卷4。 2见《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4o8页。 君（指谭嗣同）之功居多。”1湖南因“大行改革全省移风”当地的顽固士绅、守旧党徒对此“疾之特甚”。王先谦、叶德辉等气焰嚣张或“屡遣人至京参劾”或直接攻击维新党人“倡邪说”“背叛圣教”“乃无父无君之乱党”2甚至施展种种阴谋手段“閧散南学会殴打《湘报》主笔谋毁时务学堂”3还扬言要杀谭嗣同。张之洞也针对《湘学报》、《湘报》经常表阐述民主、民权思想的文章横加指责：“《湘学报》中可议处已时有之至近日新出《湘报》其偏尤甚”“此等文字远近煽播必至匪人邪士倡为乱阶”。面对顽固劣绅、达官权贵的破坏和威胁谭嗣同义无反顾毫不动摇。在反动势力的打击迫害下当时时务学堂的教习有的被解聘有的因畏惧而离去同时内部也出现了分歧。对此谭嗣同毅然表示：“平日互相劝勉者全在‘杀身灭族’四字岂临小小利害而变其初心乎！”4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诏定国是”明令变法维新。谭嗣同因侍读学士徐致靖的保荐被擢为四品军机章京至京与杨锐、林旭、刘光第参与维新时号“军机四卿”。他应诏入京师天真地认为“朝廷毅然变法国事大有可为”决心“益加奋勉不欲自暇自逸”5致力于变法维新。然而随着维新改革的推进新旧斗争愈演愈烈。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下手无实权的光绪帝感到“朕位几不保”密诏谭嗣同等设法营救。紧急无策之中谭嗣同对袁世凯作了错误估计深夜贸然私访请其出兵营救。阴险奸诈的袁世凯虚与应付之后即叛卖告密。一场宫廷政变终于爆光绪帝被废禁瀛台康有为、梁启逃往日本。在此千钧一之际谭嗣同的密友义侠王五愿作保镖护送其出京。日本公使馆也派人会见谭氏愿设法保护。在生与死的抉择面前谭嗣同大义凛然地表示：“大丈夫不做事则已做事则磊磊落落一死亦何足惜！”1并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2旋被执入狱。他在狱中犹题诗于壁：“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3在刑场上他不顾监斩官刚毅的拦阻临终犹自呼喊：“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4八月十三日（9月28日）谭嗣同被杀害死时年仅34岁。 谭嗣同的论著主要有：《寥天一阁文》、《莽苍苍斋诗》、《远遗堂集外文》、《石菊影庐笔识》、《兴算学议》、《思纬■■台短书》、《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壮飞楼治事十篇》、《仁学》以及大量书信与报章论文等。今人辑有《谭嗣同全集》。 1《群萌学会叙》《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43o页。 2梁启：《谭嗣同传》见《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546页。3苏舆：《翼教丛编》卷5。 4梁启：《戊戌政变纪》卷3《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第71页。 5《上欧阳中鹄书（二十一）》《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474页。1《致李闰》《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531页。 2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三日《国闻报》《戊戌变法》第3册第423页。3梁启：《谭嗣同传》见《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546页。4《狱中题壁》《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第287页。 第二节激进的社会政治思想谭嗣同作为戊戌维新运动中激进派的代表其思想中最有积极影响的是他的进步的社会政治思想。由于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的侵略进一步加深清朝统治的衰败腐朽也进一步暴露中国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矛盾更加尖锐激烈。“帝国主义的侵略刺激了中国的社会经济使它生了变化造成了帝国主义的对立物造成了中国的民族工业。”5民族资本主义的展伴随着出现了早期民族资产阶级及其在政治思想上的代表人物。谭嗣同的思想正是作为早期民族资产阶级政治思想上的代表登上历史舞台的同时又是中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潮走向的产物。谭嗣同进步社会思想中最主要、最深刻的内容是鲜明而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对封建君主与纲常名教的猛烈批判的激进的民主思想。 爱国主义是谭嗣同进步社会政治思想产生的基础和出点。他之所以走上维新变法道路就是在甲午战争民族危亡的形势下为救亡图强而弃旧图新。他在甲午战后所写的一系列文章中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出总结回顾过去深深地探索、思考救国救民的方案。从爱国主义出他愤怒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约（指《马关条约》）中通商各条将兵权利权商务税务一网打尽”；“自古取人之国无此酷毒者”。1为了使国家摆脱奴役地位谭嗣同主张对帝国主义的军事、政治、经济侵略都必须针锋相对“以相抵御”而清朝统治者却一味割地赔款屈膝求和。他们不仅不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相反却将“中国之生死命脉惟恐不尽授之于人”1。谭嗣同还敏锐地看到甲午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步步紧逼“台湾沦为日之版图东三省又入俄之笼网广西为法所涎云南为英所睨。迩者胶州海湾之强取山东铁路之包办德又逐逐焉”2。中国实在是面临着“瓜分豆剖”的局面因此他在南学会的讲演鼓动性很强：“诸君当知此堂堂七尺之躯不是与人当奴仆、当牛马的。诸君诸君！我辈不好自为之则去当奴仆、当牛马之日不远矣！”3他自己正是从爱国主义出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积极参加维新变法的实践探研维新变法的理论提出维新变法的主张。 谭嗣同从历史的总结与现实的感受中深深感到要救国要维新必须冲破封建君主的牢笼禁锢。他在从事维新变法的实践活动与理论著述中都对封建君主及纲常名教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和斗争。 谭嗣同对封建主义的批判矛头直指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他对秦汉以来的封建社会作了鸟瞰式的考察后概括指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二者间的相互关系是“相交相资”“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4也就是说封5《临终语》《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第287页。 1《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4页。 1《上欧阳中鹄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第155页。 2《上欧阳中鹄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第155页。 3《壮飞楼治事十篇》（增订本）下册《谭嗣同全集》第444页。 4《论全体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4o5页。 建主义的政治是强盗政治；主义的文化是奴婢文化。这些分析批判一定程度上触及到问题的本质十分尖锐和深刻。 封建主义在政治上最重要的特征是君主独裁。对于君主的弊端谭嗣同也予以尖锐揭露。他指出君主把天下作为囊橐中之私产他们“竭天下之身命膏血供其盘乐怠傲骄奢而淫杀”而且“供一身之不足又滥纵其百官又欲传之世世万代子孙”。君主几乎是封建社会中一切罪恶的渊薮。谭嗣同谴责君主是“独夫民贼”。君主既是“独夫民贼”那么“彼君主之不善人人得而戮之”。这些揭露批判实质上是对君主的大胆否定为其先辈和同时代的思想家所不及。 针对封建统治下的种种倒行逆施往往打着“君权神授”的招牌作为挡箭牌和护身符谭嗣同吸收、利用了王夫之、黄宗羲的民主思想以及西方民约论的社会政治思想论证了君的产生以及君与臣民之间的关系。他详细论证了君的最早出现与举、废悉听民意并非君权神授。在君主的淫威笼罩一切的时代谭嗣同敢于否定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威剥落罩在君主脑门上的神光圣圈无疑有进步历史意义。 对于维护封建的纲常名教谭嗣同的批判尤为深刻有力。他说：“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又说：“君臣之祸极而父子夫妇之伦遂各以名势相制为当然矣。此皆三纲之名之为害也”“名之所在不惟关其口使不敢倡言；乃并锢其心使不敢涉想”。惨祸烈毒的纲常名教不但压制了人们的自由言论也禁锢窒息了人们的思想心灵。 在批判揭露封建与纲常名教的基础上谭嗣同大声疾呼：要冲决封建君主之网罗冲决封建伦常之网罗冲决利禄之网罗冲决俗学若考据、词章之网罗冲决天命之网罗总之网罗重重都要其冲决。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冲破封建制度及其在各方面的束缚。因此谭嗣同在中国近代史上被称誉为“冲决网罗”的反封建斗士。 谭嗣同作为早期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思想上的代表自然要为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争权力。他从对封建君主的批判中得出结论：“中国所以不可为者由上权太重民权尽失”；主张“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他称赞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学说认为“法人之学问冠绝地球故能倡民主之义”。 谭嗣同还赞美资本主义的大机器生产认为机器、轮船、铁路、电线、矿山等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与封建主义落后的生产技术和工具相比“一世所成就可胜数十世”。为了展资本主义生产谭嗣同建议“尽开所有之矿以裕富强之民”广开财源奋兴商务。这些思想主张都是想要以资本主义的先进生产技术与生产方式代替落后的封建主义的生产技术与生产方式。 谭嗣同还把对封建君主的批判直接与反清革命结合起来。他指出“《明季稗史》中之《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不过略举一二事当时既纵焚掠之军又严薙之令所至屠杀虏掠莫不如是”。他还指名道姓地揭露乾隆帝“观《南巡录》所载淫掠无赖与隋煬、明武不少异”。他甚至痛骂整个满族贵族为“爱新觉罗诸贱类异种”。反之对于奋起反抗的太平天国革命深表赞扬和同情他说：“洪杨之徒铤而走险其情良足悯焉”并驳斥封建统治者对太平天国革命的诬蔑和诽谤根据调查的事实说：“顷来金陵见满地荒寒气象。本地人言：匪据城时并未焚杀百姓安堵如故不料湘军一破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扫数入于湘军而金陵遂永穷矣！至今父老言之犹深愤恨。”1从谭嗣同对太平天国与湘军泾渭分明的不同评价他对奋起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太平天国以同情赞扬；而对于死心塌地的效忠于清朝封建统治的湘军进行公开的鞭笞和揭露再联系到他曾表示：“志士仁人求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之驱除死无憾焉”。表明他已萌生推翻清朝统治的民主革命思想。谭嗣同还曾热烈赞扬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法人之改民主也其言曰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遍地球以洩万民之恨”洋溢着对资产阶级革命的向往。这些都表明谭嗣同正在从资产阶级改良派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转化。梁启曾评论谭嗣同说：“其思想为吾人所不能达其言论为吾人所不敢言。”1然而具有反清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谭嗣同在政治实践上却参加了资产阶级改良派倡导的变法改良活动并在变法过程中殉难。这种矛盾现象正是谭嗣同思想矛盾的反映。谭嗣同毕竟是个由改良派向革命派过渡的人物。他的思想中充满了革命与改良、激进与缓变的矛盾。这些都反映了谭嗣同及其所代表的阶级政治上的不成熟性和软弱性正是这种矛盾性、软弱性的一面造成了谭嗣同的历史悲剧。 谭嗣同固然在戊戌政变中殉难但我们却不能像康、梁那样把他的死简单地视之为是为“酬圣主”而殉节。从谭嗣同一贯的思想与行动看他的死既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也绝不只是为“酬圣主”而殉节。他的死既体现了他思想上的激进色彩也是他那勇于献身思想的升华。 1《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337页。以下引自《仁学》者一般不另注均见《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289—374页。 1《上欧阳中鹄书（十）》《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466页。第三节复杂多变的哲学思想谭嗣同既是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又是长于思辨的哲学家。《仁学》是谭嗣同最有代表性的哲学著作。他本人在叙述其思想渊源时说：“凡为仁学者于佛学当通《华严》及心宗、相宗之书；于西书当通《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于中国书当通《易》、《春秋公羊传》、《论语》、《礼记》、《孟子》、《庄子》、《墨子》、《史记》及陶渊明、周茂叔、张横渠、6子静、王阳明、王船山、黄梨洲之书。”2这里开列的书目和人物既有属于唯物主义也有属于唯心主义；既有自然科学也有宗教神学；既有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也有中国传统的思想。在中国传统的思想中有民主性的精华也有封建性的糟粕将彼此对立的思想熔于一炉势必使谭嗣同的哲学思想带有矛盾、复杂的特征。 谭嗣同哲学思想的矛盾性、复杂性表现在哲学体系的各个方面。他所运用的哲学概念既有中国哲学特有的传统概念如“仁”、“性”、“理”、“气”、“道”、“器”等又有佛学的“唯识”、“法界”、“性海”还有西方传来的“以太”、“原质”乃至他个人造出来的“心力”等等。他在运用这些概念时有时有明确的质的规定性有时却又含糊不清。即以其两个主要概念“以太”和“仁”为例：“以太”一般说来基本上是一个物质性的概念是一种微粒子性的东西如说：“剖其质点一小分以至于无察其为何物所凝结曰惟‘以太’”；“更小之又小以至于无其中莫不有微生物浮寄于空气之中曰惟‘以太’”1。谭嗣同还说：“遍法界虚空界众生界有至大、至精微无所不胶粘、不贯洽、不筦络而充满之一物焉目不得而色耳不得而声口鼻不得而臭味无以名之名之曰‘以太’法界由是生虚空由是立众生由是出。”1这里所讲的“以太”显然是一个物质性的概念而且是万事万物的本源。但在另外的情况下他却又说：“以太也电也粗浅之具也借其名以质心力”2；甚至说：“以太者亦唯识之相分谓无以太可也。”3这里“以太”又为精神性的“心力”所规定所支配不过是心力的幻想和假借而已或者是用以作为注释佛教的粗陋工具是可有可无的东西。显然“以太”又成为精神的从属品。“仁”也是谭嗣同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他把这个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伦理学范畴抽象提升为客观世界的规律。关于“仁”和“以太”的关系通常情况下谭嗣同讲得很明确：“夫仁以太之用”“其显于用也孔谓之‘仁’”“佛谓之‘性海’”“耶谓之‘灵魂’”4。就是说物质性的“以太”是规律性的“仁”的体而“仁”则是“以太”的用“以太”是本源的第一性的“仁”则是派生的第二性的。“仁”和“以太”的关系类似于中国古代哲学中“道”和“器”的关系这当然是唯物主义的2梁启：《清议报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54页。1《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293页。 1《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294、295、293—294页。2《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294、295、293—294页。3同上书第291页。 4同上书第331页。 观点。但是有时谭嗣同却又把“仁”抬到“以太”之上认为“仁”比“以太”更为根本“仁”是本源是第一性的“仁为天地万物之源故唯心故唯识”5“仁以通为第一义。以太也电也心力也皆指出所以通之具”1又表现了唯心主义的观点。在认识论上谭嗣同的思想也表现出尖锐的矛盾他一方面认为“耳目之所构接口鼻之所接受手足之所持循无往而非实者”2认为感观认识的对象都是客观实在。他还看到人的认识的相对性和客观真理的不可穷尽强调“学当以格致为真际”这是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观点。但他却由强调认识的相对性怀疑以致否认感性认识认为“仅凭我所有之五（指五种感观）以妄度无量无边而臆断其有无奚可者”3况且“眼有帘焉形入而绘其影由帘达脑而觉为见则见者见眼帘之影耳其真形实万古不能见也”4。他看到感观认识的局限走向否认感观对客观事物认识的可靠性、可能性并进而陷入神秘主义提出：“不以眼见不以耳闻不以鼻嗅不以舌尝不以身触乃至不以心思转业识而成智慧然后‘一多相容’、‘三世一时’之真理乃日见乎前。”5竟连理性认识也否认了企图以神秘的“智慧”在冥蒙中达到对真理的“顿悟”陷入了唯心主义认识论的泥坑。在谭嗣同哲学体系中也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他承认事物的对立统一关系“天阳也未尝无阴；地阴也未尝无阳。阳阴一气也天地可离而二乎？”6。他还认为事物都处于不断变化展之中“体貌颜色日日代变晨起而观人无一日同也则日日生者实日日死也。天曰生生性曰存存。继继承承运以不停”1又说：“昨日之新至今日而已旧；今日之新至明日而又已旧。所谓新理、新事必更有新于此者。”2谭嗣同还认识到事物的展变化是通过对立面的矛盾斗争向前推进的他说：“有好恶于是有攻取；有攻取于是有异同；有异同于是有分合有生克”3。他还认为大、小；长、短；多、寡；生、死；真、幻；彼、此；庸、奇等矛盾对立的方面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但是他不承认转化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夸大了对立面的相互转化否认了质的相对稳定性不承认相对之中有绝对如说：“何幻非真？何真非幻？”“何奇非庸？何庸非奇？”“无彼复无此？此即彼彼即此焉”；又说：“何以有大？比例于我小而得之；何以有小？比例于我大而得之。然则但有我见世间果无大小矣！多寡长短久暂亦复如是。”4这就又走向了形而上学的相对主义诡辩论。梁启曾评论：“康有为、梁启、谭嗣同辈即生育于此种‘学问饥荒’之环境中冥思枯索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5同上书第293页。 1《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292、291页。 2《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292、291页。 3转引自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第4册第248页。 4《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317页。 5同上书第317、318页。 6同上书第317、318页。 1《石菊影庐笔识·思篇（七）》《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第125页。2《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315页。 3《〈湘报〉后序（上）》（增订本）下册《谭嗣同全集》第417页。4《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31o页。 之新学派而已为时代所不容。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深根固蒂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5虽然谭嗣同的哲学思想从思想来源到哲学概念的运用以及其自然观、认识论、方法论等方面无不充满矛盾但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学问饥荒”的时代他的思想仍挥了不可替代的激励作用。有的早期民主革命者在回忆自己走上革命道路的过程时就说：“我们在最初都是看了《仁学》一类的书才起来革命的。” 5同上书第316页。 第十九章黄遵宪第一节“伸自主之权”、“保公众之益” 的外交思想与实践黄遵宪字公度号东海公、法时尚任斋主人、水苍雁红馆主人、布袋和南、公之它、观日道人、拜鹃人。清道光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七日（1848年5月29日）生于广东省嘉应州（今梅州市）攀桂坊。高祖、曾祖、祖父均从商。父鸿藻举人出身先后督办广西南宁、梧州厘务署思恩府知府。 黄遵宪9岁即以“春从何处去鸠亦尽情啼”诗句对“一路春鸠啼落花”命句；又以“天下犹为小何论眼底山”破“一览众山小”题。同治九年（187o）始读《万国公报》和江南制造局译书研究时务。同治十年以岁试第一名补廪膳生。翌年取拔贡生。同治十二年应广东省乡试。次年北上京师应廷试在京结识友人颇受同乡先辈何如璋（子峨）等推重。光绪二年（1876）中举捐知县、道员。光绪三年随何如璋使日任参赞官开始了外交官生涯。 中国和日本具有悠久的经济交往和文化交流的历史而次正式建交是在光绪二年十二月（1877年1月）。当时清廷任命何如璋为驻日公使。何如璋早闻黄遵宪“谈论时务之言论”1奏请他为使日参赞。光绪三年十月二十三日（1877年11月26日）黄遵宪随从何如璋等由上海登“海安”号兵轮赴日。十一月二十四日（12月28日）他随何如璋及副使张斯桂向日本天皇递交国书。 黄遵宪使日之时正是日本实行明治维新之初。几年间日本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生了明显的变化但带有很大的封建性和军国主义性。日本明治维新后一直企图吞并我国琉球。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以武力迫使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条约称日本吞并琉球的武装行动是“保民义举”。日本进而阻挠琉球向清政府进贡。光绪四年四月初七日（1878年5月8日）何如璋致书李鸿章主张“对此不得隐忍”如若听之任之日本“阻贡不已必灭琉球琉球既灭行及朝鲜”。“琉球迫近台湾我苟弃之”“他时日本一强资以船炮扰我边陲台澎之间将求一夕之安不可得”。“为台湾计今日争之患犹轻今日弃之患更深。”1梁启查阅过当时何如璋致总理衙门及北洋大臣文牍有关琉球事件的全案往返数十函十余万字力主采取积极保护手段其中出自黄遵宪之手者十之七八。十一月二十一日（12月14日）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石川鸿斋笔谈当谈到琉球问题时黄遵宪指出：琉球“近为贵国小辈（执政之流）所欺凌。彼臣服我朝五百余年欲救援之”谴责日本统治者吞并琉球的企图“专属鼠偷狗窃之行可耻孰甚”2。而掌握外交大权的李鸿章却认为“琉球地处偏隅当属可有可无”主张退让。光绪五年（1879）日本终于吞并琉球将其改为冲绳县。 1梁启：《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71页。1钱仲联：《黄公度先生年谱》《人境庐诗草笺注》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1页。2《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8第2—4页。 同治、光绪之际俄国在我国西部侵占新疆的同时又派遣海军游弋东部日本海和黄海由北向南扩张势力朝鲜面临俄国侵略的威胁。光绪六年（188o）黄遵宪在《朝鲜策略》引言中指出：俄国“十余年来得桦太洲于日本得黑龙江之东于中国又屯戍图们江口”“其经之营之不遗余力者欲得志于亚细亚耳”而朝鲜“实居亚细亚要冲为形势之所必争”。“俄欲略地必自朝鲜始”。因此他认为“朝鲜今日之急务莫急于防俄”。黄遵宪主张朝鲜与中国、日本实行联合以便抵御俄国的南侵这表明他试图运用外交活动中的“抵制之法”1。 光绪八年三月（1882年2月）黄遵宪奉命调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至十一年八月（1885年9月）黄遵宪驻美期间正是美国掀起排华之时黄遵宪针对美国排华情况进行了一系列维护华侨利益和国家权益的活动。光绪八年七月（1882年8月）美国政府以从巴拿马来美的华商未领取中国官员的执照为词对华商予以扣留。黄遵宪延请美国律师哈门向美国司法部门据理力争美国政府终于允许该华商上岸。经过黄遵宪的交涉此后由他国来美的中国商人不领取中国政府的执照亦均准上岸2。黄遵宪兴奋地禀告郑藻如：“自新例以来所蒙之耻辱赖以一洒差强人意。”3美国排华新例不准华人假道美国。黄遵宪指责这是“背条约妨国例且有违公法”的表示要“与之力争”“争之亦终必收效”1。例如：有华人从旧金山出境船经英属域多利绕至飘地桑美国海关不许入境。经黄遵宪驰电说明其人系由美境过美境获准放行。又有华人从呢托来出境车过英属问拿打到亚加拉格被关吏阻留。中国户部以其车票为凭证明这也是由美境至美境。黄遵宪认为这两例“可以引作华工假道榜样”。又如：有由古巴领取护照来美的华商纽约海关不许放行。黄遵宪认为这“可作华工假道的引线”2交涉的结果美国司法总长通知外交部：“华工假道美境与续来佣工不同不能作为有犯限禁华工新例。华商人等由他国来美及曾居住美国再来与执领事护照而再来者均得通行；华工假道旧金山往他处者亦由领事给照不受留难。”对此旅美华商华工“无不感戴恩泽”“忻慰之至”3。 旧金山从事洗衣职业的华人据黄遵宪当时统计有五六千人。美国排华期间便以洗衣馆衣服堆积易于火灾用水过多洗涤不净喧扰邻居等理由为借口限制华人以洗衣为业。黄遵宪一方面聘请律师与当局争讼一方面要求洗衣馆“妥立章程自行检点”4以免授柄于美国当局。 美国官吏还以不卫生为由逮捕了许多华侨。黄遵宪亲自到监狱看望被捕华侨。他让随从人员测量关满华侨监狱的面积质问美国官吏：“此处卫1实藤惠秀、郑子瑜编校：《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日本早稻田大学东洋文学研究会1968年版第2o页。 2黄遵宪：《上郑钦使第三十一号》梅州市档案馆藏。 3参见黄遵宪：《上郑钦使第十九号》。 1黄遵宪：《上郑钦使第二十二号》。 2黄遵宪：《上郑钦使第二十八号》。 3黄遵宪：《上郑钦使第二十八号》。 4黄遵宪：《上郑钦使第二十九号》。 生顾右于侨居耶！”5美官吏理屈辞穷只好释放被捕华侨。 光绪八年美国商人要在上海使用机器纺织绸缎上海海关出于保护民族手工业考虑加以阻止。美国驻华公使杨约翰照会总理衙门加以指摘。总理衙门指示驻美公使郑藻如了解旧金山华商购买土货制造销售的情况以资交涉参考。黄遵宪经认真调查研究后认为：“在中国地方容外国商民以手艺改造土货销售犹可用机器则万万不可”。其理由：一是西方商务达商人“类皆能尽智能以争锥刀之利”外商购买土货制造物在本地销售本国商人则以雄资与之竞争外商便无法获得利权；反之中国商人资金薄弱彼此之间又“分门别户各行其业势如搏沙团结又万不能敌西人纠股公司之力之大”。二是西方各国关税自主而中国的现状是“税权既不能自主洋商又无从管辖”。如准许外商以手艺制物中国商民具有工贱耐劳的优势尚可与之竞争。外商若采用机器织造绸缎进而缝制衣裳再进而制作靴帽“乃至一切以人工制造之物均可以机器夺之中国商工恐将尽失其业流离失所”1。黄遵宪支持抵制外商在上海采用机器制造商品销售的主张这在当时具体历史条件下带有保护本国土货维护民族工商业利益的意义。 光绪十五年（1889）冬经袁昶向驻英法比大臣薛福成密荐黄遵宪被任命为驻英使馆二等参赞。光绪十六年正月十六日（189o年2月5日）黄遵宪由香港登轮赴英三月抵达伦敦。次年七月薛福成推荐黄遵宪任新嘉坡总领事兼辖槟榔屿、马六甲和附近各岛以代替原驻新领事左秉隆。薛福成认为黄、左二人“历练有识持己谨严接物和平允堪胜任”2。黄遵宪到任伊始即指出国内存在视归国南侨为“鱼肉”“每每勒索讹诈”的现象达不到目的“则有以富商而指为贩卖猪仔者以良民而诬为曾犯奸盗者”1。光绪十九年（1893）黄遵宪又上书薛福成申述这样的情况：侨居南洋的华人居有百年他们的“正朔服色仍守华风婚丧宾祭亦沿旧俗”。他们对国内“筹赈筹防多捐巨款”表现出“拳拳本国之心”。然而他们却受到国内某些“官长之查究胥吏之侵扰宗党邻里之讹索”有的被“指为逋逃者”有的被“斥为通番者”有的被诬为“偷运军火、接济海盗者”有的被告为“贩卖猪仔要结洋匪者”。他们在国内受到迫害“有强取其箱籄肆行瓜分者；有拆毁其屋宇不许建造者；有伪造积年契券借索逋欠者”。这些华侨“一遭诬陷控诉无门因是不欲回国”。黄遵宪针对上述对待华侨的错误行为提出“今欲扫除积弊必当大张晓谕申明旧例既停新章早定俾民间耳目一新应有裨益”2。薛福成在黄遵宪申述上加“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批语并上奏光绪帝。同年八月初四日（1893年9月13日）光绪帝下谕准许华侨归国严禁骚扰勒索华侨。 光绪二十年（1894）黄遵宪从新嘉坡离任回国后奉命办理江苏、江5黄遵宪：《上郑钦使第二十九号》。 1《清史稿》卷464《黄遵宪传》。 2黄遵宪：《上郑钦使第三十一号》。 1《薛福成日记》第4卷（光绪十六年十月二十日）。 2高维廉：《黄公度先生就任新嘉坡总领事考》见郑子瑜：《人境庐丛考》香港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26页。 西、浙江、湖南、湖北5省未结的教案。清政府地方官吏往往不认真研究中外约章对外国传教士不分别情况一律视为外国所派的官吏视教民如本国化外之民因而“教士之把持教民之恃势平民之积怨者固不能为外人咎而教士之横行图赖伪造契据借端恐吓甚至擅用平移总督之官封文套者亦未尝无人”。黄遵宪依据有关约章检查证据区别对待“应予则予应斥则斥”3数十年悬而未决的江南5省教案在几个月内得到妥善了结。 光绪二十一年两江总督刘坤一授予黄遵宪为全权代表与日本领事、“第一流外交家”珍田舍已交涉苏州通商口岸事宜。在交涉过程中黄遵宪“一月三往来”于苏、杭、沪之间同珍田“斗唇舌”1。他戳穿日方对《马关条约》有关条文的歪曲指出条约所载添设通商口岸只许日本通商所云“应得优例及利益等亦当一律享受”是承接上文日本臣民“从事商业、工艺制作”而言并没有允许苏州成为日本租界地。他还提出了一份通商议案其主要内容有：日商需地多少许其随分租赁；道路各项许其不纳地租租期十年以内留给日本杂居华人归中国自管；道路公地归中国自筑2。这些内容实际上否定了日本租借苏州的要求。黄遵宪据理力争珍田莫能反驳。日本政府以珍田在交涉过程中“辱命”而撤职调回日本。然而最后清政府屈服于日方压力黄遵宪苦心拟定的草约终被作废。 3《人境庐丛考》第129—13o页。 1黄遵楷：《先兄公度先生事实述略》北京大学中文系近代诗研究小组：《人境庐集外诗辑》“附录三”中华书局196o年版第127页。 2《寄女》《人境庐诗草笺注》中册第723页。 第二节著《日本国志》与《日本杂事诗》黄遵宪踏上日本国土目睹明治维新后日本社会新貌如同看到“中华以外天”3视野为之扩大。他立志撰写一部《日本国志》以备“朝廷咨诹询谋”帮助朝野上下了解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的过去和现在改变“狭隘”的思想打破“荒诞”的闭关自守局面。他在繁忙的外交活动之余主动结交日本朋友采风问俗网罗旧闻参考新政查阅资料克服语言文字障碍、参考资料欠缺和校雠编辑等困难“朝夕编辑”在离开日本时《日本国志》“甫成稿本”。他调往旧金山后因总领事的政务忙碌编撰工作几至中辍。光绪十一年（1885）秋黄遵宪由美请假回国先去梧州看望其父接着回到嘉应州。他集中时间和精力修改《日本国志》终于在光绪十三年四月（1887年5月）完成了《日本国志》的撰写。全书包括国统志、邻交志、天文志、地理志、职官志、食货志、兵志、刑法志、学术志、礼俗志、物产志和工艺志等12类共4o卷约5o余万字。这是中国人纂写的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和介绍日本的通史。黄遵宪坚持“详近而略古详大而略小”1的原则。特别强调“牵涉西法尤加详备”2把介绍日本学习欧美、进行“革故鼎新”的明治维新以后的现状作为重点以期适用于中国社会的需要。 《日本国志》写就后曾呈送总理衙门希望引起清政府有关当局的重视但却被束之高阁。光绪十六年（189o）始由广州富文斋出版初刻本同年又出改刻本。其后有光绪二十四年（1898）浙江官书局的重刻本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的排印本和汇文书局本光绪二十七年（19o1）上海书局的石印本等均从光绪十六年的改刻本。 《日本国志》考察了日本历史指出日本的展“无一事不资之外人”：明治维新前日本“无一不取法于大唐”；明治维新后则“无一不取法于泰西”3从而使国家由贫变富由弱变强。 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指出：“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尤注意于求富”1把“繁殖物产、保护本国物产”作为“先务”2“观其学校分门别类亦骎骎乎有富强之势”3。与之相反中国长期以来“视一切工艺为卑卑无足道”把“制器利用之事第归于细民末匠之手”“士大夫不复身亲”4。他认为“今之中国在兴物以保商务”5。为此应该吸收先进的科学技术应当“降心以相从”借资于欧美之法“以中土之才智迟之数年即当远驾其上3《寄女》《人境庐诗草笺注》中册第723页。 1《奉命为美国三富兰西士果总领事留别日本诸君子》《人境庐诗草笺注》上册第34o页。2《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第284页。 3黄遵宪：《日本国志凡例》。 1《日本国志·邻交志》。 2《日本国志》卷15《食货志》一。 3《日本国志》卷38《物产志》一。 4《日本国志》卷33《学术志》一。 5《日本国志》卷4o《工艺志》。 内则追三代之隆外则居万国之上吾一为之而收效无穷”6。 黄遵宪在书中介绍了日本的财政状况他主张中国一方面可以对西方国家实行的租税办法“择要而行之”一方面要取国内“旧有之利祛中饱之弊还于朝廷而公于天下”使岁入常税“骤增五六倍”这样“国用匮乏入不敷出”的财政困难即可克服而制造轮船、铁路等“一切富强工具”7的经费问题也可以得到解决。 《日本国志》还介绍了祭祀、婚娶、丧葬、服饰、饮食、居处、乐舞、游宴、神道、氏族和社会等历史状况及明治维新后的变化阐述了这样的观点：礼和俗“非从天降非从地出”而是“因人情而为之”。所谓“人情”就是人们的习惯。因而治国化民必须重视人们的习惯。一种风俗一旦形成为习惯就会对社会产生影响历史上许多有识之士“故于习惯之善者导之其可者因之有弊者严禁以防之败坏者设法以救之”1。黄遵宪之意显然是希望改变当时中国的风俗习尚。 黄遵宪把撰写《日本国志》搜集到的“旧闻”和“新政”中的“杂事”以国势、天文、地理、政治、文学、风俗、服饰、技艺、物产等为次“衍为小注■之以诗”2集成一本七言诗集《日本杂事诗》。光绪五年（1879）北京同文馆聚珍本《日本杂事诗》是最初版本。翌年香港循环报馆重印继而日本凤文馆中华印务局日本东京、京都广西梧州湖南长沙等先后翻印均为二卷本卷一73、卷二81凡154。光绪十六年（189o）黄遵宪任驻伦敦参赞期间对《杂事诗》进行了修改光绪二十四年（1898）由长沙富文堂出版修订本。他郑重声明：“此乃定稿有续刻者当依此为据其他皆拉杂摧烧之可也。”3定本把原本诗154中删去12修改了28增补了58共辑2oo。 《日本杂事诗》是一本介绍日本历史的史诗其目的是用以答“友朋贻书询外事者”1。它与备“朝廷咨诹询谋”的《日本国志》是姊妹篇。这两部著作在中国近代史学史和诗歌史上都是开创性的著作对帮助中国朝野上下了解日本和世界起了重要的作用为戊戌变法维新运动的兴起作了舆论准备。 6黄遵宪致蔡毅若观察书。 7《日本国志》卷33《学术志》一。 1《日本国志》卷16《食货志》二。 2《日本国志》卷34《礼俗志》。 3戊戌四月《日本杂事诗·后记》。 1《重刻日本杂事诗自序》。 第三节“欲捐其躯以报国”“志在变法、在民权” 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战争爆清军屡遭挫折。十月黄遵宪奉新任署两江总督张之洞之命由新嘉坡总领事任上回国协助筹办军务。他到南京（江宁）谒见张之洞时“昂足加膝摇头而大语”。张之洞对他目无权贵的表现颇为不满于是“置之闲散”改委其为江宁洋务局总办办理江南5省未结的教案。黄遵宪对此委任虽“甚不乐”但他仍然关注着中日战争的形势。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1895年3月23日）他听到日舰侵占澎湖的消息以沉痛的心情写下《乙未二月二十七日公祭沈文肃公祠》诗缅怀曾坚决反对日本吞并琉球、抵抗日军侵犯台湾的沈葆桢歌颂正在中日战争前线为国捐躯的将士谴责“仰求敌国垂哀怜”的官吏。五月他到湖北办理教案与友人游览黄鹤楼“忽闻台湾溃弃之报遂兴尽而返”2。 中国战败《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黄遵宪痛心地指出这个条约割让台湾和澎湖列岛赔款二万万两不仅把“东南诸省所恃以联络二百余年所收为藩篱者”“拱手而让之他人”“而且敲骨吸髓输此巨款设机造货夺我生产”损失巨款后患无穷。他叹息“新约既定天旋地转”“时势至此一腔热血无地可洒”！想想自己“为一卑官不与闻其事”不知当道者将“何以善其后”。他“不忍见此净土化为腥羶”以至于一时产生过“被入空山”1的消极念头。 甲午战败暴露了清政府的无能加深了中华民族的危机一个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也随之涌起。黄遵宪也在战后从爱国逐步走上变革社会实践的道路。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康有为和梁启先后设立了北京和上海强学会。在当时黄遵宪的心目中康有为“聪明绝特其才调足以鼓舞一世”表示“强学会之设为平生志事所在深愿附名其末”2嘱梁鼎芬“代签名”3参加上海强学会成为维新派的重要人物之一。强学会被迫解散后光绪二十二年他联络梁启和汪康年等创办上海《时务报》带头捐款1ooo元作为经费继续鼓吹变法图存思想。 是年九月黄遵宪由上海北上京师受到光绪帝的破格召见并询问政见。光绪帝问：“泰西政治何以胜中国？”黄遵宪答：“臣在伦敦闻父老言百年以前尚不如中华。”“泰西之强悉由变法”4。他在京期间还会见了户部尚书翁同龢。翁称赞他诗文皆佳1。 黄遵宪到日本后“初见卢骚、孟德斯鸠之书辄心醉其说”主张中国实行民主国政治。经过驻美三年所见所闻民主国的弊病甚多使他“知共和政体万不可施于今日之吾国”改变主意主张采取“渐进主义以立2《重刻日本杂事诗自序》。 1《上黄鹤楼》自注。《人境庐诗草笺注》中册第764页。 2黄遵宪《致建侯书》转引自麦若鹏：《黄遵宪传》第67页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3《黄遵宪致梁鼎芬书》都博物馆藏手稿。 4《己亥杂诗》自注《人境庐诗草笺注》中册第842页。 1《己亥杂诗》自注《人境庐诗草笺注》中册第838页。 宪为归宿”2。他曾向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说出了蓄积胸中多年的观点：“二十世纪中国之政体其必法英之君民共主。”3光绪二十三年黄遵宪出京师赴湖南长宝盐法道任。他抵湘后与巡抚陈宝箴以及江标、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梁启、皮锡瑞等人密切合作积极推行新政从光绪二十三年八月至二十四年三月间先后设立了湖南南学会、湖南保卫局、湖南迁善所、湖南课吏馆开办时务学堂组织不缠足会等。他亲自为湖南南学会表讲演公开鼓吹“采西人之政、西人之学以弥缝我国政学之敝”。一时湖南成为戊戌变法运动中声势最大、影响最大的省份对全国变法运动起了推动作用。 黄遵宪积极主张变法维新受到光绪帝等人的重视。光绪二十四年二月（1898年3月）光绪帝命翁同龢再索一部《日本国志》。四月徐致靖上奏保荐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梁启。光绪帝谕张之洞、陈宝箴：黄遵宪“无论行抵何处”“传令攒程迅来京”4觐见。六月授黄遵宪以三品京堂充任出使日本大臣。黄遵宪因病未能立即就道留沪治疗。戊戌变法遭到封建顽固势力的反对。是年闰三月（1898年5月）张之洞幕僚梁鼎芬就攻击康、梁“昌言变教”“乘机煽动”黄遵宪与他们“同恶相济”“名为讲学实与会匪无异”1。他致电威胁黄遵宪“勿从邪教勿昌邪说”“如不改弟不复言”2。五月二十二日（7月1o日）王先谦等湖南绅士函告在京湘籍官吏指责黄遵宪和陈宝箴等在湖南实行新政“不守祖宗成法”。湘籍京官便通过徐树铭“据情揭参”黄遵宪等。戊戌政变后工科给事中张仲炘上奏慈禧太后说黄遵宪“与康有为、孙文同为日本兴亚会总董现皆将来京预备召见不可不防”3。黄均隆奏称黄遵宪的“奸恶与谭嗣同辈等者”“请旨饬拿”“从严惩办”4。还有人谎报康有为藏在上海黄遵宪住处。上海道蔡钧派兵2oo多人包围黄遵宪寓所“捧枪鹄立若临大敌”5。由于日本使馆的干预并且已知康有为逃往香港蔡钧方才撤围。最后清廷给黄遵宪罗列了散布“非圣无法之言”“推崇西教”“诋毁朝政”“创为民主民权之说尊康有为曰‘南海先生’”等罪名撤销驻日公使的任命。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六日（1898年1o月11日）黄遵宪怀着“欲捐其躯以报国”“志在变法、在民权”6而壮志未酬的心情拖着憔悴的病体被“放归”广东嘉应原籍。 2《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一日。 3《黄遵宪致梁启书》北京图书馆藏手稿。 4《黄遵宪致梁启书》《新民丛报》第13号（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初一日）。1《己亥杂诗》自注；《人境庐诗草笺注》中册第84o页。 2《梁节庵太史与王祭酒书》《翼教丛编》卷6。 3《致湖南署臬使黄公度》（闰三月二十四日）《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911页。 4《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71页。 5同上书第472、473页。 6《放归》自注《人境庐诗草笺注》中册第776页。 第四节倡导“我手写我口”的晚清新派诗人黄遵宪是清末著名的新派诗人。他十五六岁“即学为诗”1一生诗作除史诗《日本杂事诗》外还写有题材广泛的诗篇但“所作诗多随手散佚”。光绪十五年使英期间他“愤时势之不可为感身世之不遇乃始荟萃成编借以自娱”2。光绪十八年编成《人境庐诗草》4卷收录此前的诗247未曾刊行。光绪二十四年黄遵宪“放归”嘉应购筑“人境庐”继续编著《人境庐诗草》辑成11卷按年编次生前亦未印行。宣统三年诗集次刊印于日本由从弟黄遵楷初校部分经梁启复校。之后有1926年出版的古直笺注的铅印本193o年北平文化学社印行的高崇信、尤炳圻校点本1931年上海出版的黄能立重校本193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钱萼孙（仲联）笺注本1957年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钱仲联新式校点笺注本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重排本共收古今体诗641。此外196o年北京大学中文系近代诗研究小组编、中华书局出版的《人境庐集外诗辑》辑录《人境庐诗草》以外的黄遵宪诗26o其中94系《人境庐诗草》初稿所辑定稿本删去的。 “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3“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1这是黄遵宪诗歌创作的主要思想。 黄遵宪的许多诗充满炽热的爱国漏点和忧国忧民的情感。同治十一年他到香港眼见3o年前被英国割让去的香港如今“居然成重镇高垒矗狼烽”不禁感叹“山头风猎猎犹自误龙旗”认为割让香港是因清政府的“自误”。《琉球歌》记述光绪三年使日抵达神户时一位“颓髻斜簪衣惨绿”的琉球“白头老臣”登上使团轮船“倚墙哭”出示国王密勅诉说琉球受日侵吞之苦恳请清皇朝援救。《冯将军歌》歌颂冯子材在中法战争镇南关龙州战役中英勇打击法国侵略军的爱国行为。《悲平壤》、《东沟行》、《哀旅顺》、《哭威海》、《马关纪事》、《降将军歌》、《台湾行》和《度辽将军歌》等讴歌了甲午战争中坚持抗日的爱国将士鞭挞贪生怕死的文官武弁。《七月二十一日外国联军入犯京师》、《闻车驾西狩感赋》、《闻驻跸太原》、《闻车驾又幸西安》、《聂将军歌》、《奉谕改于八月二十四日回銮感赋》、《和议成志感》、《启銮喜赋》和《车驾驻开封》等是一组反映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帝逃往西安清将领聂士成抗击侵略军为国捐躯以及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的史诗。晚年他还写有《出军歌》八、《军中歌》八和《旋军歌》八每末字联起来为“鼓勇同行敢战必胜死战向前纵横莫抗旋师定约张我国权”2。这是鼓舞斗志的爱国主义战歌。 黄遵宪认为变法维新已成为一种趋势并且积极参与维新活动。戊戌政变一批维新志士或流血牺牲或受到迫害。《己亥续怀人诗》抒了黄遵1《黄遵宪致梁启书》北京图书馆藏手稿。 2《人境庐诗草自序》《人境庐诗草笺注》上册第3页。 3梁启：《饮冰室诗话》（三十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4页。1《杂感》《人境庐诗草笺注》上册第42页。 2《人境庐诗草自序》《人境庐诗草笺注》上册第3页。 宪对维新派人物陈宝箴、徐致靖、张元济、江标、徐仁铸、严复、夏曾佑、皮锡瑞、欧阳中鹄、唐才常和麦孟华等的深切崇敬和怀念之情。 黄遵宪的诗继承了中国传统诗的优点不仅反映社会生活而且善于吸收民歌风格。他在《山歌》序中说：“土俗好为歌男女赠答颇有《子夜读曲》遗意。采其能笔于书者得数。”3他的《新嫁孃》、《幼稚园上学歌》、《小学校学生相和歌》1等也都是有浓厚民歌色彩的作品。 黄遵宪的诗在晚清有重要的影响。康有为说：“公度之诗乎亦如磊砢千丈松郁郁青葱荫岩竦壑千岁不死上荫白云下听流泉而为人所瞻仰徘徊者也。”2梁启的评价是：“近世诗人能熔铸新思想以入旧风格者当推黄公度。”3胡适认为“黄遵宪是有意作新诗的”4。郑振铎认为“欲在古旧的诗体中而灌注以新鲜的生命者”“惟遵宪是一个成功的作者”5。 黄遵宪诗的局限性也很明显他写的关于太平天国与义和团的作品则表现了他对民众斗争的错误态度。 3《人境庐诗草笺注》下册第1264页。 1《人境庐诗草笺注》上册第54页。 2《人境庐集外诗辑》第8—11、62—67页。 3《人境庐诗草序》《人境庐诗草笺注》上册第1页。 4《饮冰室诗话》（四）第3页。 5《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18页。第五节革职回乡未忘尽“生人应尽之义务” 黄遵宪被革职回乡后遂退出了政治舞台。两广总督李鸿章屡次请他协办广东巡察和矿务均被谢绝。但他犹未忘欲尽“生人应尽之义务”6。兴办教育是黄遵宪放归后的重要活动。“深知东西诸大国之富强由于兴学而以小学校为尤重名之曰普及教育。”1他认为应通过普及教育来提高人们的爱国心和团结力“虽责效过缓”然而“此乃救中国之不二法门”2；并奉劝同乡有识之士“同心协力亟起而图之”3。光绪二十九年他曾联络一批地方文人设立嘉应兴学会议所自任所长。 黄遵宪主张展教育“必须先开师范学堂”。光绪三十年他把原东山书院改为师范学堂计划一年免费培养各乡推荐的师范生2oo人左右。他还派遣杨徽五、黄之骏去日本弘文学院师范成班学习为东山师范学堂培养师资。 黄遵宪还要求各村乡成立兴学公所做好6至14岁小学适龄幼童人数的调查工作选择好办学处所必要时可借用乡村神庙佛寺扩大小学入学人数。其目的“系专为大局计专为将来计”4。为解决“有心向学之士现在年既长成者无地就学”的困难黄遵宪还打算设立补习学堂“兼综各科而择行之”。对那些偏僻闭塞的村邑黄遵宪提出开设讲习会的设想“略仿专门学校俾分科肄业以期成”5。 黄遵宪生命的最后几年正是中国革命与立宪之说开始进行激烈论争的时候。他曾抱着中国应“以立宪为归宿”的信念投身于戊戌变法运动。变法失败被放归数年后他的信念依然“未改”。然而他既对当时盛行的“立宪之说”“缄閟而不敢妄言”；又对“提倡革命、主持类族”“闻之而不以为妄”。黄遵宪持这种态度是因为他认为“必有此数说者各持戈矛互相簧鼓而宪政乃得成立”1。 在对待中西学问题上黄遵宪指出：“中国旧习病在尊大病在固蔽非病在不能保守。”他主张“中国固有之学”要在“大开门户容纳新学”“互相比较互相竞争”2中加以扬光大。晚年他把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供养案头3年还阅读了严译的西方资产阶级的名著《原富》和《名学》3等。 光绪二十七年（19o1）《辛丑条约》签订后不久慈禧太后宣布实行“新政”以遏止革命运动的兴起。黄遵宪对“新政”曾抱有幻想“私谓我目的庶几可达矣”。然而事实很快令他失望。次年他在给梁启的信中说：6《文学大纲》（4）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第611页。 1《黄遵宪致梁启书》北京图书馆藏手稿。 2黄遵宪：《敬告同乡诸君子》梅州市博物馆藏手稿。 3《黄遵宪致梁启书》北京图书馆藏手稿。 4黄遵宪：《敬告同乡诸君子》梅州市博物馆藏手稿。 5《敬告同乡诸君子》梅州市博物馆藏手稿。 1《敬告同乡诸君子》梅州市博物馆藏手稿。 2《黄遵宪致梁启书》北京图书馆藏手稿。 3《黄遵宪致梁启书》北京图书馆藏手稿。 “今回銮持一年所用之人所治之事所搜括之款所娱乐之具所敷衍之策比前又甚焉。辗转迁延卒归于绝望。”4他还表示：“今日当道实既绝望吾辈终不能视死不救。”他以为挽救的宗旨、方法和策略“当避其名而行其实”5。黄遵宪在伦敦曾染上了肺病光绪三十年底（19o4）病情加重他作《病中纪梦述寄梁任父》诗写道：“人言廿世纪无复容帝制举世趋大同度势有必至。”6他断言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势必取代封建帝制中国将如睡狮惊醒。 光绪三十一年（19o5）初黄遵宪知道自己的病“在今日医术中尚无治疗之方”他在给梁启的信中表示：“余之生死观略异于公谓一死则泯然灭耳。然一息尚存尚有生人应尽之义务。于此而不能自尽其职无益于群则颓然七尺虽躯壳犹存亦无异于死人。无辟死之法而有不虚生之责。”1黄遵宪临终前的这段话可以说是他对自己晚年生命价值的评价。光绪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19o5年3月28日）黄遵宪病逝于故乡。4《黄遵宪致严复书》吴天任：《清黄公度先生遵宪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5《黄遵宪致梁启书》北京图书馆藏手稿。 6《黄遵宪致梁启书》北京图书馆藏手稿。1985年版第178页。1《人境庐诗草笺注》下册第1o75页。 第二十章张謇第一节从状元到资本家张謇字季直号啬庵江苏通州（今南通）人。咸丰三年五月二十五日（1853年7月1日）出生于一个富农兼小商人家庭。5岁就读于乡间私塾。16岁考取秀才。19岁以后热衷于攻读桐城派古文和宋儒著作。 同治十三年（1874）因家道中落辍学。22岁的张謇前往南京投奔原通州知州孙云锦在孙所负责的江宁审局任书记。当时南京有几个大书院山长都是国内知名学者张謇经常向他们请教“治经读史为诗文之法”其中尤以凤池书院山长桐城派大师武昌张裕钊对他影响最大。光绪二年（1876）夏张謇应庆军统领吴长庆邀请前往浦口入其幕府是为他政治生涯之始。光绪六年春吴长庆升授浙江提督奉命入京陛见。张謇随同前往在京师结交袁昶等名士见闻渐广。同年冬吴长庆奉命帮办山东防务张謇随庆军移驻登州黄县。当时边疆危机已渐趋严重日、俄加强侵略朝鲜意在染指中国东北。光绪八年（1882）朝鲜生“壬午兵变”日本乘机派遣军舰进抵仁川。张謇随庆军从海上疾趋汉城协助朝鲜国王恢复统治暂时杜绝了日本动侵略战争的口实。他在错综复杂的国际斗争中增长了阅历并且以处事冷静而又干练受到赞誉。他曾为吴长庆起草《条陈朝鲜事宜疏》并撰写《壬午事略》、《善后六策》等政论文章主张反抗侵略对外持强硬政策。 吴长庆、张謇的建议受到南派“清流”领潘祖荫、翁同和等的赏识但却受到对外主张妥协的李鸿章等实权人物的冷遇。吴长庆于光绪十年（1884）奉调回国驻防金州不久郁郁病故。张謇离开庆军基本上结束了长期寄人篱下的游幕生涯重新致力于科举考试。 张謇于光绪十一年前往京师参加顺天乡试以第二名中举时称“南元”（南人列北榜名次最先者）声名渐著成为“清流”着重延揽的对象。但此后四次参加会试均遭蹉跌这不能不使张謇为之心灰意懒。他回顾自己从同治七年（1868）到光绪十八年（1892）总共25年的时间经县、州、院、乡、会等各级考试2o余次其中仅直接消磨在考场中的时间就有12o天之多结果无非是供考官“喜怒而寒燠之”。失意之余他把自己多年所用的一套考具也丢掉了。 但是这些年张謇也不是毫无作为。光绪十三年（1887）曾随孙云锦赴开封府任协助治河救灾并拟订《疏塞大纲》。光绪十四年（1888）以后又曾应聘主持赣榆选青书院、崇明赢州书院讲学著述之余还兼事县志纂修工作。同时张謇又开始了“经营乡里”的活动：一是办理通海地区的花布减捐；二是提倡改良和展蚕桑；三是协助筹办滨海渔团防范法国侵略者从海上侵犯。他明确提出“欲固国必去厘捐”的口号2并且主张改良农业、采用机器和集资兴办公司说明他已初步具有维护和展民族资本主义的倾向。同时通过这些活动张謇与通海地区的花布商、典商、木商、烟商、纸商、洋药商和一般中小地主及富农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正是这些人以后2《黄遵宪致梁启书》北京图书馆藏手稿。 成为大生纱厂创办时期的主要支持力量。 光绪二十年（1894）春张謇奉父命再次进京参加会试一举高中一甲一名循例授翰林院修撰。不久甲午中日战争爆民族危机促使帝后两党矛盾有所激化。以翁同和为的“清流”拥戴光绪帝好主战议论；其主要抨击目标为畏日如虎的李鸿章实际上都是借以冲击主和的后党企图为虚有“亲政”其名的皇帝争取若干实权。名噪一时的新科状元张謇由于历史渊源和政见相近很快就成为“清流”的佼佼者是“翁门”弟子中的决策人物。九月他单独上《推源祸始防患未来请去北洋折》悲愤陈言：“试问以四朝之元老筹三省之海防统胜兵精卒五十营设机厂、学堂六七处历时二十年之久用财数千万之多但能漫为大言曾无一端立于可战之地以善可和之局稍有人理能无痛心。”1在对李鸿章罪行的愤怒谴责中洋溢着强烈的爱国精神。但是“清流”们的激昂议论往往流于迂阔的空谈提不出什么切实可行的办法。他们自身缺乏实力作为后盾。正在主战、主和两派斗争激烈之际张謇因父丧循例回籍守制。光绪二十一年（1895）初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奏派张謇举办通海团练以防御日本海军随时可能对长江下游的侵犯。张謇认真组织训练民团曾起草《海门团防营制》、《民团续议》等条例文件还写过一《通海劝防歌》。歌词以通俗的语言揭露日本侵略军的残暴罪行激人们奋起保卫乡里鼓舞练勇战斗信心。但由于清廷很快就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通海团练未及接受实战检验便半途而废。 张謇愤于清廷的“昏聩”同时又深忧外资于内地设厂将会导致“尽撤藩篱”、“喧宾夺主”的恶果因此产生“实业救国”的思想。他在光绪二十一年夏为张之洞起草的《条陈立国自强疏》比较明确地主张：尽讲求商务、工艺、采取保护政策各省设立商务局、工政局提倡招商设局、建立公司以谋抵制洋货倾销。他认为“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应该奉行“商办官助”的方针以展民族近代工业。次年初张之洞奏派张謇和在籍前国子监祭酒6润庠、在籍前礼科给事中丁立瀛分别在通州、苏州、镇江设立商务局。丁立瀛在镇江无所作为可是张謇与6润庠却分别在南通和苏州创办了大生纱厂与苏纶纱厂这就是清末流传一时的“状元办厂”的故事。大生纱厂最初确定是商办筹集资金十分有限。张謇无可奈何只得向官府寻求援助请领“官机”折价作为“官股”以求解决集资难题。所谓“官机”共4万余纱锭原系张之洞于光绪十九年（1893）为湖北南纱局向地亚士洋行定购闲置堆放在杨树浦江边已经整整锈烂了3年。就这样几经周折拖到二十四年（1898）大生纱厂才正式在通州城西唐家闸破土动工。次年（1899）大生纱厂总算建成投产。但开工以后需用棉花日多资金周转更加困难。张謇再次向官府求援结果碰壁而归；请求另派殷富绅商接办又未能得到许可。张謇等走投无路只有“定计尽花纺纱卖纱收花更续自转至不能有花纱则停车而闭厂以还股东”1。纱厂刚刚开工就准备出让、停车、闭厂可见幼弱的民族近代工业前景是多么暗淡。 幸好这几年华洋机纱已经在通海地区畅销纱价一直看涨。大生纱厂利用当地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而且又可以节省大量长途运费因此在市场竞1《张季子九录·文录·致黄学使函》。 1《张季子九录·政闻录》。 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当年秋天卖纱所得价款日益增多原料得以供应不缺大生纱厂总算初步站稳了脚跟。大生纱厂的利润逐年增长光绪三十年（19o4）该厂增加资本63万两纱锭2万余枚。三十三年（19o7）又在崇明久隆镇（今属启东县）创办大生二厂资本1oo万两纱锭2.6万枚。到宣统三年（1911）为止大生一、二两厂已经共获净利约37o余万两这就是张謇进一步创办各种企业的本钱。 为了给大生纱厂提供廉价原料张謇着手创办通海垦牧公司。光绪二十六年（19oo）秋洋纱进口由于义和团运动而锐减大生纱厂产品畅销促使张謇急于用企业方式解决原料基地问题。在此后将近1年的时间里勘测地界起草章程并初步筹集到一批资金。基建工程于光绪二十七年冬正式开始整整花去1o年时间才算粗具规模。垦牧公司在创建阶段面临两大难题一是地权纠纷一是风潮灾害。 垦牧公司以平均每亩一钱九分低廉地价领得的12万多亩土地看来好象是无人过问的荒滩实际上原有产权关系却极为复杂。其中既有属于淮南盐场的“荡地”属于苏松、狼山两镇的“兵田”又有属于民间“坍户”、“酬户”、“批户”等原业主或土地实际占有者的各种名义土地而且犬牙交错、界限不清。张謇依靠刘坤一等高级官员的支持并且通过当地豪绅大户的斡旋整整花去8年时间才把这些土地的产权逐个清理收买完毕。 狂风巨潮给公司和垦区农民、民工带来更大的危害堤、闸、渠、路等基建工程经常是在与狂风急雨、骇浪惊涛相搏中进行。到光绪三十一年（19o5）夏好不容易修成7条堤和一部分河渠并且开垦了7ooo亩土地。可是一场持续5昼夜的大风暴突然降临新成各堤都被冲毁牧场羊群散失殆尽。这场特大灾害也冲掉了股东们继续投资的勇气张謇只得再次向刘坤一求援向江宁藩库等单位筹集一批款项购运棉衣、粮食到垦区实行“工赈”。次年春3ooo多通海移民在暴雨肆虐的恶劣条件下6续修复各条干堤。又经过两年的辛勤劳作修复工程基本结束承佃垦荒者合共13oo余户丁口65oo余人植棉初见成效。 垦牧公司除少量“岸台”（堤面）土地系户工自行经营外绝大部分是佃给赤贫移民耕种。承佃者每亩需交“顶”（押租）钱2ooo文田地收获“公司得四佃人得六”说明封建租佃制仍占主导地位。但垦牧公司毕竟从资金到产品都是为大生纱厂服务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后者的展。同时公司的地租收入大部分用于河、堤、闸、路等大规模围垦工程具有扩大再生产的意义而且在棉种改良方面也作了一些努力。垦区所产棉花在南洋劝业会上得到优等奖牌说明公司的成立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还是有进步意义的。 从光绪二十七年到三十三年（19o1—19o7）张謇先后创办了19个企业单位。这些企业和通海垦牧公司一样主要也是为大生纱厂服务。就这样在张謇的努力经营下在辛亥革命前夜出现了一个粗具规模的大生资本集团。 展民族近代工业需要科学技术这又促使张謇去努力兴办学堂而他先致力于师范教育。他认为：“欲术学问而不求普及国民之教育则无与欲教育普及国民而不求师则无导故立学校须从小学始尤须先从师范始。”1因此于光绪二十八年着手创办通州师范学校。 通州师范学校属于寻常（中级）师范性质主要是培养小学教师。初期教员有著名学者王国维等以及日籍教师合共1o余人学生则是原来的“贡、监、廪、增、附五项生员”。学制分本科（4年）、成（2年）、讲习（1年）并附设实验小学。以后又6续创办测绘、蚕桑、农、工等科。这是清末第一所师范学校。同时还创办了通州女子师范学校。 光绪三十年（19o4）设“通州五属学务处”作为统筹推广新式教育的办事机构并6续兴办一批小学和中学。 为了给各项企业提供技术力量张謇非常重视职业教育。师范学校的测绘、蚕桑等科展成为十几所职业学校。其中以纺织、农业、医学三校成绩显著以后各自扩充为专科学校1924年合并为南通大学。张謇在外地还先后参与或协助创办了复旦学院、吴淞中国公学、南京高等师范、南京河海工程学校等大专院校。 张謇也比较重视社会教育光绪三十一年他在通州建立了国内第一所博物苑（馆）。此外还6续创办了图书馆、盲哑学校、更俗剧场、伶工学社等这些在当时都是开风气之先的新事物。他特地从上海招聘欧阳予倩主持伶工学社和更俗剧场并多次邀请梅兰芳、程艳秋前往南通演出。伶工学社在课程、教材和管理制度方面都采用新的方法废除了旧科班的体罚恶习。更俗剧场是新式建筑台上除演员外无闻杂人出现台下禁止吐瓜子壳和乱扔果皮确实起了一些移风易俗的作用。 随着通海地区经济、文化的展张謇在东南以至全国的声望日益增高。同时他自己也从一个忠君爱国的封建士大夫逐步转变成为具有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实业家。 1《通州兴办实业之历史》上册大生纱厂。 第二节在两个世纪之交张謇在政治思想方面的前进步伐要比他兴办实业的度缓慢得多这主要是由于所受封建文化习染太深。 早在甲午战争期间张謇与维新派之间已经有所往还。梁启曾通过张謇建议翁同龢电促李鸿章赞同抗战而张謇亦曾列名强学会的上海分会。张謇的步调与整个帝党是一致的他们在主战问题上与维新派有共同语言而为了救亡图存又产生一定程度革新倾向。 但是张謇的政治思想与维新派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第一维新派宣传近代民权思想和国家学说已有1o年以上的历史他们变法纲领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希望把君主改为君主立宪让资产阶级部分地参加各级政权。而张謇则与其他帝党分子一样他所主张的变法大体上限于经济、文化方面并且唯恐要求过高将会触怒当权的守旧势力。第二维新派（特别是其左翼）比较急于实现全面变法的主张因此在与守旧派斗争激烈的时候不惜铤而走险诉诸宫廷政变。张謇则坚持温和缓进唯恐维新派的“鲁莽”行动会引起政局大的动荡。 张謇很快就从变法运动中游离出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后党突然罢黜帝党领袖翁同龢。张謇对此不胜忧虑很快也请假离开了北京基本上结束了他与戊戌变法这一段历史因缘。 但是戊戌变法的失败决不仅仅是维新派的失败它同时也是帝党的失败。不过到义和团运动期间由于京师政局的异常动荡他们又有所策划而张謇则是其中最为活跃的人物之一。 先是许多帝党骨干分子如沈曾植、黄绍箕、沈瑜庆、陈三立等他们和张謇一样都投奔托庇于张之洞、刘坤一的羽翼之下。光绪二十五年（1899）底盛传慈禧太后即将正式废黜光绪帝另立溥儁继帝位。这些蛰处东南的帝党分子忧心忡忡唯恐光绪帝祸生不测。张謇在日记上充分流露出这种心情：“闻今上有立端王子溥儁为子承穆庙（指同治帝）为嗣统之诏岁晏运穷大祸将至可畏也哉！”他们与东南绅商联络由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领衔出了列名1231人的谏阻废立电报。两江总督刘坤一在社会舆论的影响下也上疏劝止废立以“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宜防”这样强硬的口气向慈禧太后施加压力。后党知时机尚未成熟废立阴谋暂时中止。 正当统治阶级忙于内部纷争之际义和团反帝风暴席卷着北中国帝国主义侵略联军进犯津、京。慈禧太后携带光绪帝逃往西安。张謇主张对义和团严行镇压唯恐群众反抗潮流蔓延南方将会冲击刚刚创办的大生纱厂和正在筹建的垦牧公司。因此他积极支持东南督抚向帝国主义谋求妥协共同维护长江中下游的统治秩序。 张謇参与“东南互保”的活动可以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是策划招抚以徐宝山为头子的大股“盐枭”；第二步是促进刘坤一等订立《东南保护约款》；第三步则是所谓“退敌迎銮”幻想让光绪帝重新当政。 徐宝山绰号徐老虎是长江下游著名的“盐枭”一向被江苏绅商视为“心腹大患”。光绪二十六年初他曾接受唐才常联络随即以“两江两湖大元帅徐”的名义出布告假借光绪帝密诏号召人们：“会师两淮取道北上以清君侧而奠国基”。张謇对维新派的“勤王”未尝不感兴趣但是却深恐秘密会社乘机暴动可能触怒帝国主义引起规模更大的武装干涉。因此他决心拆自立军武力“勤王”的台于五月二十二日（6月18日）亲往南京向刘坤一“陈招抚徐老虎策”。刘坤一接受了张謇的建议对徐部加以招抚改编。徐宝山本来就缺乏明确的政治意识自此变成封建统治者的一条走狗。 五月底另一帝党分子、时任正阳关淮盐监督的沈瑜庆在上海与盛宣怀等议定电请“东南各省一律合订中外互保之约”。沈随即回到南京与张謇、汤寿潜、陈三立等秘密计议然后由张謇出面劝说刘坤一联合张之洞“保卫东南”。关于这件事张謇自订年谱有一段很生动的记述：“刘犹豫（因有某幕客持异议）复引余问：‘两宫将幸西北西北与东南孰重？’余曰：‘无西北不足以存东南为其名不足以存也；无东南不足以存西北为其实不足以存也。’刘蹶然曰：‘吾决矣。’告其客曰：‘头是刘姓物。’即定议电鄂约张（张之洞）。”这段话虽然不免夸大了张謇个人的决策作用但确实反映了帝党分子、东南绅商与洋务派督抚串连起来立足于保存自身经济、政治实力决心违抗慈禧太后布的宣战上谕。 “东南互保”促成以后张謇等感到长江中下游市场稳定有了保障于是进一步策划所谓“迎銮南下”。就是打算把光绪帝营救出来在南京成立新政府然后逐步实现他们期望已久的各项温和改革。当时他们风闻慈禧太后即将挟持光绪帝逃往西安而另一帝党分子郑孝胥又正好被派任主持湖北营务处并奉诏北上。张謇等很想利用这支部队阻止皇室前往西安并把光绪帝迎接到南京来。同时他们对奉旨北上的巡阅长江水师李秉衡也寄予希望决定由汤寿潜“追谒李帅陈安危至计”1企图利用李所带的部队实现“易西南南”计划。此后张謇在南京、上海与汤寿潜、沈瑜庆等频频密商并且劝刘坤一、张之洞公推李鸿章带兵北上“勤王”一则借以保全光绪帝再则加强镇压义和团以谋向帝国主义求和。 张謇等人之所以在政治上这样活跃不仅由于他们得到刘坤一、张之洞的庇护与器重而且还显然从英帝国主义方面得到启与支持。当时上海的英国侵略分子公然叫嚷要求本国政府“采取措施来明确主张英国在扬子江的宗主权”。甚至建议：支持各省总督反对北京“第一步是弹压西太后和她的谋臣”然后争取“将都迁到南京”1。这当然大大增强了东南督抚和绅商界的亲英倾向。不过由于北京很快失陷洋务派督抚举棋不定慈禧太后和光绪帝逃亡西安已成事实张謇的“易西而南”计划无从付诸实施。所以此后他又不得不将“迎銮南下”方案改为“退敌迎銮”。 所谓“退敌迎銮”包括“退敌、剿匪、请两宫回銮议约”三件大事。 具体做法是：先恳求联军退出北京尽早接回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然后再“徐议除匪定约事”。他们认为：关键在于“罢斥端、刚（指载漪、刚毅）以谢天下”也就是必须改组朝廷。如果朝廷仍然把持在清一色的顽固派手中那么“回銮”、“除匪”、“议约”就根本无从谈起。八月中旬张謇详尽地向刘坤一陈述了上述意见并且得到刘的同意。不久后党完全屈服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剿匪、定约”也逐步实现。所以庚子闰八月之后张謇除了一度参与劝阻签订中俄东三省条约以外政治活动已大为减少转1《张季子九录·教育录师范学校开学演说》。 1《张謇日记》庚子六月二日。 而以主要精力投入垦牧公司创办工作。 尽管张謇仇恨义和团但义和团却帮了大生纱厂一个大忙。由于战事的影响洋纱进口明显减少机纱市场价格挺俏。这年秋天张謇在日记上高兴地写道：“厂事复转销路大畅。”2据统计大生当年获纯利达11.8万余元。第二年通海垦牧公司的基建工程又开始紧张进行。因此张謇更加幻想清廷有可能接受教训在“回銮”、“议约”以后有所振作革新。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日（19o1年1月29日）清廷正式下谕表示将要变法和实行“新政”。十二月二十三日（2月11日）刘坤一电邀张謇等前往南京讨论如何响应清廷“维新”诏令。张謇与汤寿潜、沈曾植、郑孝胥等反复磋商在二十七年正月廿五日（19o1年3月15日）以后6续到达南京。他与刘坤一商谈以后整整花了半个月的时间写成《变法平议》比较详尽地阐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 《变法平议》根据封建政府的结构把要求变革的42条事宜分为吏、户、礼、兵、刑、工六大部类然后又汇总区分为进行步骤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请设议政院各府、州、县城设中学堂先教测绘、师范、警察各省设局编小学堂、中学堂课本书译各史及各学科书户部及各省市政使、各府、州、县行预计表。” 第二阶段：“分职、省官、定俸各府、州、县实行测绘、警察订税目增法律章程罢厘金停捐纳变科举行决算法。” 第三阶段：“令各府、州、县分设各乡小学堂兴农、工、商业抽练营兵减官府仪卫。” 显然《变法平议》所提出的要求低于维新派在戊戌变法期间的水平而整个进行步骤也更为迂缓但就连这样的改良方案不仅不能被后党把持的北京政府所接受而且也没有被标榜“新政”的东南督抚所采纳。张謇“意绪为之顷索”。而后他对全国政局暂时持消极观望态度而以更大的热情从事以实业和教育为中心的通海“地方自治”。 不过到了光绪二十九年（19o3）张謇的思想产生较大变化在政治上又重新活跃起来而且成为具有全国影响的人物。 这年四月日本邀请包括张謇在内的一批东南名流前往参观第五次国内劝业博览会。张謇在日本各地访问了两个多月对于日本资本主义的迅展获得极为深刻的印象。回国后他把参观期间的日记编辑刊印题为《东游日记》。他最感兴趣的是日本天皇政府对本国大资本集团的极力扶植而其所以能够如此则是由于日本实行了君主立宪和政党政治国家大事得到国民的关心和支持。张謇一贯反对日本侵略但他认为中国应该取法日本的优长之处以求富强这是他思想上的一个进步。 同年年底日俄战争爆。张謇看到岛国日本居然敢于向地跨欧亚两洲的沙皇俄国宣战而且一开仗便取得胜利。他感到既羡慕又惭愧在除夕日记上写道：“日本全国略与两江总督辖地相等若南洋（指南洋大臣辖地）则倍之矣。一则致力实业、教育三十年而兴遂抗大国而拒强国。一则昏若处瓮瑟缩若被絷。非必生人知觉之异也一行一行宪法立政之宗旨不同耳。而无人能举以为圣主告也。可痛！可恨！”1此后张謇日益明2参见伯尔考维茨：《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中译本第323—325页。1《张謇日记》庚子闰八月九日。 确地以君主立宪派的面貌出现于政治舞台。 光绪三十年（19o4）春清廷驻各国使臣孙宝琦、胡维德等联名电请变更政体此后朝野要求立宪的呼声渐高。张謇也参与了君宪论的各方应和并且对清廷再次寄予期望。清廷在实行所谓“新政”过程中设置了商部颁布了若干奖励民族工商业展的章程条件并且特别注意拉拢资产阶级上层人物这更增加了张謇的幻想。这年正月商部命张謇主持全国商会并组织“丝茶大公司”。他认为“此所谓务虚名而无实效者也”婉言辞掉了。但不过一个多月上谕赏给张謇三品衔商部头等顾问官的名义他却又欣然接受了。 五月以后张謇应两江总督魏光焘和湖广总督张之洞的邀请参与为他们起草要求清廷立宪的奏稿。此外他又组织翻译刻印日本的《宪法义解》、《日本宪法》、《日本议会史》等书分送各方面重要人士甚至还秘密托人送入清宫12本。这时全国范围的立宪运动已经逐步展开了而张謇则在这个运动中崭露头角。 第三节辛亥革命前后光绪三十一年（19o5）是资产阶级革命开始进入高涨的一年同时也是清廷开始伪装“预备立宪”和资产阶级改良派认真起立宪运动的一年。张謇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展开了频繁的政治活动。除协助张之洞、魏光焘向清廷上书以外他还积极联络各省督抚特别是直隶总督袁世凯以寻求地方实力派的支持。袁世凯是他在庆军幕中教读过的学生后因张謇不满于袁之骄横跋扈而绝交已达2o年之久。光绪二十七年（19o1）秋李鸿章死后袁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成为声势显赫的大人物。清皇朝的摇摇欲坠和革命潮流的高涨促使张、袁捐弃前嫌重新携手以应付危局。从此北袁南张一个在朝一个在野遥相呼应纵横捭阖在晚清政局中起了重要作用。 次年（19o6）六月出国考察宪政大臣端方和戴鸿慈回到上海。张謇替端、戴起草《为立宪致各省督抚电》吹嘘只要仿行日本宪法就可以得到三大好处：“君权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七月中旬清廷迫于内外形势正式谕令“预备仿行宪政”。国内外立宪派欢欣鼓舞纷纷“开大会举祝典”。张謇立即写信恭维袁世凯的“功烈”“足以伯仲大久保矣”袁的复信则再次吹捧张“英绝领袖之才鼓吹群伦隐然为舆论之母”1。由于得到袁世凯等有权势的督抚支持张謇一伙的劲头更足就在这年冬天正式组成了预备立宪公会。 预备立宪公会推定郑孝胥为会长汤寿潜、张謇为副会长成员多数为苏、浙、闽三省绅商名流而其中骨干分子则大多为张謇的密友和亲信。在成立大会上争论颇多大体上可以区分为“急进”和“缓进”两种主张。张謇显然倾向于缓进认为：“立宪大本在政府人民则宜各任实业、教育为自治基础。与其多言不如人人实行得尺则尺得寸则寸。”1这可以看作是张謇一派在整个立宪运动中的方针路线。 光绪三十三年（19o7）清廷谕令设立资政院和各省咨议局。宣统元年（19o9）八月江苏咨议局正式成立张謇当选为议长随即起国会请愿运动。他与江苏巡抚瑞澂商定：由瑞澂出面联络各省督抚要求组织各省内阁；张謇则负责联络各省咨议局敦促从召开国会。他还应汤寿潜的邀请专程前往杭州说服浙江巡抚增韫。江、浙两省地方当局和谘议局步调协同一致因而能够在全国立宪运动中处于倡导地位。是年冬16省谘议局代表齐集上海举行国会请愿代表团谈话会并组成33人国会请愿代表团。张謇在代表团出时赠言：“秩然秉礼输诚而请。得请则国家之福设不得请而至于三至于四至于无尽。诚不已则请亦不已未见朝廷之必忍负我人民也。”1但是以醇亲王载沣为的清廷并没有为张謇的“输诚”所感动连缩短4年预备立宪期限这样有限的要求也未能接受。宣统二年春张謇召开江苏咨议局会议决定再次请求开国会。五月又动了第二次国会请愿。1《张謇日记》癸卯十二月三十日。 1张一鏖：《拟复张季直殿撰》《心太平室集》。 1张謇：《自订年谱》丙午十一月。 此次请愿除各省咨议局代表外还有各省商会、华侨商会及其他政团代表参加一时号称有2o余万人参加很有一点声势。但清廷顽固如旧不仅坚持9年预备立宪原议而且严厉告诫请愿代表：“毋得再行渎请。”但张謇等仍不死心紧接着又为第三次国会请愿作准备。 八月新成立资政院正式开议国会请愿代表团乘机再次向清廷上书并到处游说宣传。资政院一致通过开国会的决议各省督抚也联名奏请立即召开国会。清廷迫于各方面的压力于十月初宣布缩短预备立宪期限由9年改为5年预定于宣统五年开设议院并预行组织内阁。张謇满足于清廷这样微不足道的让步中止了原来打算亲自北上活动的计划。但国会请愿代表团却深感不满继续要求立即召开国会。清廷恼羞成怒驱逐请愿代表并逮捕惩办天津学界请愿同志会会长温世霖。三次国会请愿运动彻底失败。张謇对此不能不感到沮丧。 清廷继续倒行逆施于宣统三年（1911）四月组成所谓“皇族内阁”实际上是进一步实行集权同时又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全国舆论为之哗然。立宪派与清廷对立已达到极其尖锐程度不少人已倾向于铤而走险另作他图。张謇虽然也感到清廷“举措乖张全国为之解体”但仍然没有放弃劝说清廷回心转意的幻想。因此他到上海邀集汤寿潜、赵凤昌、沈曾植等联名向载沣上书劝他“危途知返”改组内阁“重用汉大臣之有学问阅历者（指袁世凯）”。不久他又代表沪、津、粤、汉四地商会进京与美国达赉财团商谈合办中美银行与太平洋航业公司问题并借此机会对清廷作“最后之忠告”。 四月二十七日（5月25日）张謇偕江谦、孟森等从上海乘轮船溯江而上。五月十一日（6月7日）张謇于北上途中特地下车看望蛰居彰德的袁世凯两人“道故论时”对政局显然有所计议。据当事人回忆张謇回车时含笑说：“慰廷毕竟不错不枉老夫此行也。”2五月十二日张謇抵京受到载泽、端方等人的热烈欢迎并被特意安排在翁同龢故居住宿。十七日载沣召见任命为中央教育会会长。张謇则建议清廷注重民生实行宪政政府承担川路亏空并全部收购商股以平息保路风潮等。随后又曾分别与奕劻、载泽、盛宣怀等有所磋商。张謇在北京奔走近两个月并未获致任何具体结果但载沣等这种“求贤若渴”的姿态却赢得了他的知遇之感。他除派雷奋作为代表参加直省咨议局联合会外自己并不直接参与活动。 六月回到上海仍集中精力筹议中美合资兴办实业事宜。当四川保路风潮已经展成为武装起义全国革命大风暴即将狂飙突起的时候他还和赵凤昌认真起草《报美团人（指东方商团）书》准备组织代表团到美国“报聘”。 为了庆祝大维纱厂正式开工张謇于八月十三日（1o月4日）又赶到武昌。十六日大维纱厂、布厂同时开工紧接着便是频繁的宴会以欢庆他的经济势力伸入华中地区的中心。丰厚的利润几乎使他陶醉忘忧。直到十八日也就是汉口宝善里革命党总机关被破获的那一天他兴致勃勃地参加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等人举行的午宴甚至还派专人护送孔雀、锦鸡各一对给通州博物苑。晚间又和湖广总督瑞澂畅谈到深夜。十九日（1o月1o日）上午过江在汉口等船晚八时登轮返沪。船开动时已现长江对岸起火“舟2《张季子九录·政闻录·送十六省议员诣阙上疏序》。 行二十余里犹见火光熊熊上烛天也”1。张謇最为害怕的景象终于出现了这就是辛亥武昌义的烽火。 十九日深夜船到安庆。他本来是应邀前来和安徽巡抚朱家宝商谈导淮问题的可是革命的步伐究竟要快得多当地新军已在酝酿起义还有什么导淮可言呢？二十日他连夜挤进塞满人群的江轮第二天赶回南京。他先后劝说江宁将军铁良、两江总督张人骏出兵镇压湖北革命运动。铁、张自顾不暇无以为应。他又赶到苏州连夜为江苏巡抚程德全起草《改组内阁宣布立宪疏》建议立即解散皇族内阁组织责任内阁严惩“酿乱祸之人”（指盛宣怀等）“然后定期告庙誓民提前宣布宪法与天下更始”1。但是革命形势的迅猛展各省区的纷纷独立终于使张謇比较清醒地认识到清朝大势已去。他重新判断时局决定放弃君宪转向共和从“和平光复”中另谋出路。上海、浙江光复后他即支持程德全在苏州宣布独立。九月十八日（11月8日）通州也宣告独立“地方秩序如常”大生资本集团毫无损失张謇的哥哥张謇且出任总司令。在此前后他还打电报给已经奉命进攻湖北民军的袁世凯劝他认清国内大多数人“趋于共和”的严酷现实应赶紧前往北京防止王室逃亡尽快与南方达成协议以确定共和政体稳定全国局势。并分别写信给铁良和张人骏劝他们断然放弃武装反抗。十一月初一日（11月21日）他当选为由咨议局改组的江苏临时议会议长。十月中旬赴沪与章太炎、宋教仁、黄兴、于右任等晤谈。他拒绝接受清廷授以农工商大臣、东南宣慰使的任命公开表明了与清皇朝决绝。他接受了江苏军政府两淮盐政总理的委任但这并非是真心实意支持革命。因为他自己说得很清楚：“欲江宁之回复秩序须设置民事（指政府）：欲设置民事须客军（指各地民军）出；欲客军出须财政先得数十万。财政之大者在盐为乡里计不得不为任盐事。”2总之他是希望清朝和革命同时结束由袁世凯出来收拾残局恢复秩序。 当时各省纷纷独立不相统率；就是江苏省内也出现了都督、司令如毛各自为政、相互争持的现象。张謇第一步是力主程德全移驻南京“并宁、苏为一”逐步恢复江苏全省政令的统一。第二步是进而力争以上海为政治中心把操纵全国局势的主动权掌握在手中。而第三步则是通过“南北和谈”把独立各省的政权汇总起来统统移交给袁世凯。根据赵凤昌遗留的各种函电文稿可以知道张謇等人曾经设计一个政治方案即模仿美国独立战争时的“十三州会议总机关”尽快在上海设立各省代表临时会议机关以便于南北议和并建立临时中央政府。经过他们的多方面活动到十月底各省代表终于由武汉改在南京会议南北议和代表在上海英租界市政所正式开议以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的临时中央政权也正在筹组之中。而赵凤昌的惜阴堂则是操纵所有这些活动的幕后中心。 可是孙中山于十一月六日（12月25日）到达上海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他们的计划。由于这位革命领袖在同盟会内外享有崇高的声望同时也由于黄兴等人极力维护革命阵营的统一很快就在南京成立了以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主导的中央临时政府。张謇被任命为实业总长可是他从一开始就持1刘厚生：《张謇传记》第18o—182页。 1《自订年谱》辛亥八月。 2《张季子九录·政闻录》。 消极态度。他很快就离开南京而且不再到职随后更借口汉冶萍公司抵押借款问题正式辞职。同时他高唱“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并联络章太炎等建立中华民国联合会随后又改组为统一党用意都是与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相对抗以拥立袁世凯为职志。所以当他获悉南方同意以清帝退位为条件而改选袁世凯为临时总统时便连忙密电告袁：“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1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袁世凯逼迫清帝逊位。张謇认为“此一节大局定矣来日正难”1。所谓难是指结束革命远远难于结束清朝。次日孙中山辞职参议院经孙推荐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但革命派仍想以迎袁南下就职使之离开北方巢穴以便对他有所约束。而袁世凯一手导演的“兵变争都”丑剧以及中外反动势力的“舍南京不至乱舍北京必至亡”等鼓噪大体上都与张謇的意愿相吻合。 1912年3月1o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张謇自然感到满意但也没有马上参加袁记内阁。这是由于他刚刚辞去南京临时政府实业总长职务“今若忽焉而北则浅见者必以为有轻重向背于其间而无识者且可造为种种荒诞离奇之语”2。说穿了就是想掩盖自己反孙拥袁的政治立场而以在野的身份为袁“拾遗补阙”和“遥为声援”。他先后参与了共和党、进步党的建立以对抗同盟会及其改组而成的国民党还为南京临时政府、留守府和上海军政府的结束及遣散民军有所策划张罗。直到9月初他感到江苏以至南方局势已经初步稳定才亲自北上拜会袁世凯表面上仅仅是就盐法改革有所陈说实际上是参与共和党筹谋如何分化革命派并支持袁政府“集权统一”。 正当张謇认为“统一”、“秩序”在望将可大展“棉铁主义”宏图的时候1913年3月2o日出现了国民党领导人宋教仁惨遭暗杀的案件整个政局重新动荡南北战争一触即。张謇不分是非曲直反对武力讨袁力主“持以镇静”和“法律解决”。他夸大革命代价的高昂并且丑化与诋毁革命的领导人说是孰肯以汗血多得之金钱供二次、三次革命不已之挥霍自买今年、明年纠缠不了之苦痛。人心如此钱从何来？无所得钱凭何革命？”3他以“调停”人自居实际上都是利用汪精卫、陈陶遗等妥协分子拉拢并影响黄兴等人孤立孙中山并反对他所领导的“二次革命”。张謇这种政治态度同当时民族资产阶级大多数人倾向于妥协是相一致的。 及至袁世凯将“二次革命”镇压下去以后张謇立即于1o月中旬前往北京就任熊希龄主持的所谓“第一流人才内阁”的农林工商总长。他不明白袁世凯无非是把这个“名流内阁”作为一种装饰品和通向独裁帝制道路的垫脚石幻想凭借国家政权的力量来推行他梦寐以求的“棉铁主义”。在两年任期中他“延揽通晓工商法之人”认真编辑2o余种法令条例。他主张应把工业展的重点确定为纺织和钢铁提倡和保护民营工商业强调吸收外资须注意“条约正当权限分明”1并拟订了各种雄心勃勃的展实业的计1《张謇日记》辛亥九月二十日。 1《张季子九录·政闻录》。 2《张謇日记》辛亥十二月二十八日。 3《张季子九录·政闻录·为时局致袁总统函》。 1《张季子九录·政闻录·调和南北致孙少信、王铁珊函》。 划。张謇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是具有进步性的而且他还懂得经济不能离开政治的道理：“实业之命脉无不系于政治。”他很希望出现一个能够保护本国农、工、商业展的“贤良”政府可是他没有想到袁世凯所最关心的却是复辟帝制两年来努力制定的2o来种法令条例往往流于空言。 1914年2月熊希龄内阁被迫总辞职张謇虽然暂时留任但已不安于位。在“名流内阁”垮台5天以后他就写信劝告袁世凯说“解散国会、改总统制、祀天用衮冕”等已经在国内外广泛引起“帝制复活”的流言并且将会诱新的动乱。他借用苏轼的话以示讽喻：“操网而临渊自命为不取鱼不如释网而人自明也。”1可是袁世凯决不“释网”5月以后干脆撤销国务院改在总统府内设政事堂。1915年春又不惜就“二十一条”与日本进行无耻交易。帝制复辟迫在眉睫张謇深表不满正式辞去农商总长职务。 张謇回到南方以后并没有参加反袁斗争但对帝制的抵制态度是比较明确的。1915年11月2o日张謇看到上海报纸上有袁世凯将封他为“太傅”的消息之后在日记上写道：“何为若是之纷纷逼迫耶！”1916年春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以后曾通过徐世昌再一次邀请张謇北上为之转圜。张謇断然拒绝。 但是张謇在政治上的失意却在经济上得到补偿他的企业在欧战期间得到空前展。截至1921年为止大生一、二两厂资本增加到36o多万两历年纯利累增总额共为166o余万两。到1924年大生已增加到4个厂资本总额达77o多万两纱锭共15万枚布机共15oo余台同时着手兴办了金融业（淮海银行）扩充了航运业（大达轮步公司）此外还增设了一批大小不等的企业和事业单位。盐垦事业也有很大展公司林立垦区扩展南到长江口附近的吕泗场北到海州以南的陈家港包括南通、如皋、东台、盐城、阜宁、涟水等县在濒临黄海的2oo余英里沿岸冲积平原上占有土地总面积达455万亩已垦面积7o万亩投资总额共2119万元2。张謇的经济事业在192o年前后达到顶峰。 但是好景不长欧战后帝国主义的卷土重来再次使民族工商业陷于凋敝。而袁世凯死后军阀统治由表面统一转入公开混战更给整个国民经济造成极大灾难同时也使大生资本集团很快由盛而衰。张謇被迫把全部企业交给债权人江浙财团接办将近3o年苦心经营的企业体系濒于土崩瓦解。张謇晚年思想更加保守。他周旋于各派军阀之间反对和群众运动提倡尊孔信佛以谋抵制方兴未艾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但是也应该看到他期望祖国富强之心始终未泯曾撰文指责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要求废止不平等条约主张取消租界、领事裁判权和协定关税。他还希望结束军阀混战让民族资本主义有一个得以顺利展的和平环境。只是由于他已经游离于时代潮流之外这些梦想的幻灭是必然的结果。 1926年7月17日张謇病故。这年春天他“慨世乱之未已悲民生之益穷”曾赋长诗以寄孤愤。结尾几句是：“太平在何时？今年待明年。呜呼覆巢之下无完卵野老洒泪江风前。”1这便是他暮年处境的自我写照。1《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宣布就部任时之政策》。 2《张謇未刊函电》。 1《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如通泰各盐垦公司募集资金之说明》。 第二十一章李善兰李善兰（1811—1882）原名心兰字竟芳号秋纫别号壬叔1。浙江海宁县人。中国微积分学的先驱近代科学的先行者。 1《张季子九录·诗录》。 第一节雅志说算术心志穷专一浙江省海宁县位于钱塘江口杭州湾北岸。这里气候温和土地肥沃雨量充沛物产丰富是一个山清水秀的鱼米之乡。县境内东北部的硖石镇沿河两岸有审山、紫微山之胜俗呼东山、西山灵秀所钟代有传人。山下有一李姓读书世家溯其先祖乃南宋末年京都汴梁（今河南开封）人李伯翼他一生读书谈道不乐仕进。元初因其子李衎举贤良方正授朝请大夫嘉兴路总管府同知迎养来浙旋即定居硖石。五百年来传至十七世孙名曰李祖烈号虚谷先生乃经学名儒。李祖烈初娶望海县知县许季溪的孙女为妻不幸许氏早逝；继娶妻妹填房又病故。后续弦崔氏系名儒崔景远之女知书达理性情贤淑。婚后二人感情甚笃相敬如宾。1811年1月2日凌晨子时崔氏生下一子。斯时李祖烈已年逾4o中年得子欣喜若狂。他捋着唇边不多的几根胡须一眼瞥见案头平素最心爱的一盆兰花正早早地开出了几朵淡红色的花星星儿竞吐芬芳于是给刚刚呱呱下地的胖儿子取名叫心兰字竟芳。这个孩子就是日后成为我国近代科学先驱者的李善兰。 心兰自幼就读于私塾改取庠名善兰。他资禀颖异勤奋好学于所读之诗书过目即能成诵。 9岁那年有一天他从父亲的书架上取下来一本古书一看封面“九章算术”四个大字赫然映入眼帘。他平时接触的都是四书五经还从来没有见过数学书呢。打开书本一看没有“子曰”没有“之乎者也”却有什么“方田”、“粟米”、“方程”、“勾股”之类的词儿令他感到十分新奇有趣。从此他便迷上了数学。 到他14岁的时候又靠自学读懂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前6卷。这是明末徐光启（1562—1633）和利玛窦（1552—161o）合作翻译的古希腊数学名著。书中欧氏几何学严密的逻辑体系、清晰的演绎推理与偏重实用解法和计算技巧的中国古代传统数学异其旨趣自有它的特色与长处。李善兰在《九章算术》的基础上又吸取了《几何原本》的新鲜血液和养料这使它的数学造诣日趋精深。 又过了几年作为州县的生员李善兰到省城杭州参加乡试结果因做不好八股文章未曾中举。虽落第而归但却在杭州的书坊摊头买到了金元数学家李冶关于“天元术”的名著《测圆海镜》以及清初学者戴震的《勾股割圆记》带回家来仔细研读数学水平有了更大的提高。 海盐人吴兆圻《读畴人书有感示李壬叔》诗中说：“众流汇一壑雅志说算术。中西有派别圆径穷密率。”“三统探汉法余者难具悉。余方好兹学心志穷专一。”1李善兰很重视从实践中学习数学和天文知识他的经学老师陈奂说他“熟习九数之术常立表线用长短式依节候以测日景便于稽考”1。 有一次李善兰与学友们同游东山。有人问他东山有多高？他立即从地1《海宁州志稿》、《清史稿》、《畴人传》及其后诸书均误作“李善兰字壬叔号秋纫”今据原始资料《苞溪李氏家乘》（祠堂藏版189o）卷六改。 1《硖川诗续钞》卷五。 上拾起一根草芥平伸手臂眯着眼睛沿着草芥顶端对准东山一瞄随即脱口而出：“二十六丈！”同行者无不惊讶。原来他是用相似勾股形对应边成比例的原理目测心算算出了东山的高度。 李善兰结婚那天的晚上要拜堂了却不见了新郎大家都很着急。他的二弟心梅和小弟心葵却心中有数他们跑上二楼的阁楼上一看大哥正猫着身子探头于窗外聚精会神地看着天上的星星呢！原来李善兰为了研究数学和天文历法平时经常独自上东山观测象纬■次。当晚他来不及上山去了只好跑到阁楼的窗台上进行每天例行的天象观测。 第二节朝廷养兵本卫民临敌不战为何哉184o年李善兰29岁的时候鸦片战争爆了。帝国主义侵略者用鸦片和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从此中国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帝国一步一步地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 1842年5月英军攻陷江浙海防重镇乍浦。乍浦离李善兰的家乡硖石只有几十里的路程。他耳闻目睹了侵略者烧杀淫掠的血腥罪行满怀悲愤奋笔疾书《乍浦行》一诗：“壬寅四月夷船来海塘不守城门开。官兵畏死作鼠窜百姓号哭声如雷。夷人好杀攻用火飞炮轰击千家灰饱惊十日扬帆去满城尸骨如山堆。朝廷养兵本卫民临敌不战为何哉？”2鲜明地表达了他对侵略者的刻骨仇恨对老百姓的深切同情对清政府临敌不战的强烈谴责以及他对敌主战的坚决态度。 人民群众不堪忍受侵略者的凌辱。当时有一个名叫刘七姑的女子在敌人的淫威面前宁死不屈投井自尽。李善兰写了一民歌体裁的《刘烈女》诗1：夷船海上来将军不敢守。 炮声一震魂魄丧骑马掩耳出城走。 呜呼！将军性命重如此烈女乃于井中死。 用通俗明白的语言对比描绘“将军”和“烈女”的形象褒贬爱憎的感彩何其鲜明！李善兰还在《汉奸谣》2一诗中痛斥那些“割民级争献功”的民族败类对于“街头义勇捉汉奸”、“为尔良民一雪仇”的举动则表示欢欣鼓舞拍手称快！ 鸦片战争血淋淋的事实激了李善兰忧国忧民和科学救国的进步思想。他说：“呜呼！今欧罗巴各国日益强盛为中国边患。推原其故制器精也；推原其制器之精算学明也。”3为了国家的强盛他希望“异日人人习算制器日精以威海外各国”4。从此他自己便身体力行在家乡刻苦从事数学研究工作。 2陈奂：《师友渊源记》。 1李善兰：《听雪轩诗存》汲修斋校本北京图书馆藏。 2李善兰：《听雪轩诗存》汲修斋校本北京图书馆藏。 3李善兰：《听雪轩诗存》汲修斋校本北京图书馆藏。 4李善兰：《重学》序1866年。 第三节步算中西独绝伦小李将军算法奇1845年前后李善兰在嘉兴6费家设馆授徒得以与江浙一带的学者（主要是数学家）顾观光（1799—1862）、张文虎（18o8—1885）、汪曰桢（1813—1881）等人相识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数学问题。此间李善兰有关于“尖锥术”的著作《方圆阐幽》、《弧矢启秘》、《对数探源》等问世。 李善兰的尖锥术可以说是具有中国传统数学特色的解析几何和微积分。由于清政府长期奉行闭关自守政策包括微积分学在内的西方近代科学一直未能传入中国。当时的中国数学界除了见到零星几个由传教士带进来的三角函数无穷级数表达式和对数计算方法之外其余则一概不知。就是这些公式和方法也只有结论没有推导的过程和计算的原理。在这种情况下李善兰异军突起独辟蹊径通过自己的刻苦钻研在中国传统数学中垛积术和无穷小极限方法的基础上明尖锥术不仅创立了二次平方根的幂级数展开式各种三角函数、反三角函数和对数函数的幂级数展开式而且还具备了解析几何思想和一些重要定积分公式的雏型。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先李善兰所创立的尖锥概念是一种处理代数问题的几何模型。它由互相垂直的底线、高线和凹向的尖锥曲线所组成并且在考虑尖锥合积的问题时也是使诸尖锥有共同方向上的底和高这样的底和高具有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纵、横两个坐标的作用。 其次这种尖锥是由乘方数渐增渐迭而得尖锥曲线是由随同乘方数一起渐增渐迭的底线和高线所确定的点变动而成的轨迹。由于李善兰把每一条尖锥曲线看作是无穷幂级数中相应的项实际上他给出了直线（长方、平尖锥）、抛物线（立尖锥）、立方抛物线（二乘尖锥）的方程。他的对数合尖锥还相当于给出了等轴双曲线的方程。 再次李善兰的尖锥求积术实质上就是幂函数的定积分公式和逐项积分的运算法则。同时李善兰用这种积分的方法配合还原（级数回求）、商除等代数运算方法卓有成效地展开了许多越函数的研究这也是属于微积分学早期阶段的工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善兰的对数论它建立在尖锥术的基础上独具特色受到了中外学者的一致赞誉。伟烈亚力（a.y1ie1815—1887）说：“李善兰的对数论使用了具有独创性的一连串方法达到了如同圣文森特的j.格雷戈里（gregory1638—1675）明双曲线求积法时同样漂亮的结果。”“倘若李善兰生于j.纳皮尔（napier155o—1617）、h.布里格斯（s1556—1631）之时则只此一端即可名闻于世。”5顾观光觉李善兰求对数的方法比传教士带进来的方法简捷、高明认为这是洋人“故为委曲繁重之算法以惑人视听”因而大力表彰“中土李（善兰）、戴（煦）诸公又能入其室而其藏”大声疾呼“以告中土之受欺而不悟者”1。 在李善兰尖锥术的基础上解析几何思想和微积分方法的萌芽是可以生根长叶、开花结果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数学也可能以自己特殊的方5李善兰：《重学》序1866年。 1a.y1ieneteseresearnetghai1897。 式走上近代数学的道路。只是几年以后到了1852年李善兰便接触到了大量从西方传进来的近代数学并参与了把解析几何和微积分介绍进中国的翻译工作。从此中国传统数学逐渐汇入世界数学的展洪流之中。 清初有两位天算大师王锡阐（字寅旭号晓庵1628—1682）、梅文鼎（字定九号勿庵1633—1721）当时号称“二庵”。蒋学坚说：“李先生算学为中外所共仰国初王晓庵、梅勿庵二先生后当屈一指。”2又有诗称李善兰“步算中西独绝伦”、“王梅而后此传人”“二庵之后更推谁小李将军算法奇”1。 2顾观光：《■賸余稿》卷下《武陵山人遗书》1883年。 1蒋学坚：《李壬叔先生〈则古昔斋遗诗〉跋》《怀亭文录》。 .麦都思（medhurst1796—1857）展阅其时住于墨海书馆的伟烈亚力见之甚悦出了几道数学难题请教李善兰李善兰一一作了正确的解答。于是伟烈亚力便请他留在上海合作翻译西方数学书籍。 李善兰和伟烈亚力合作翻译的数学书有《几何原本》后9卷、《代数学》13卷和《代微积拾级》18卷等。 据伟烈亚力说古希腊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英文版本“校勘未精语讹字误毫厘千里所失匪轻”而“（李善兰）君固精于算学于几何之术心领神悟能言其故。于是相与翻译余口之君笔之。删芜正讹反复详审使其无有疵病则李君之力居多。余得以借手告成而已”2。看来这并非谦虚之词。因为翻译的过程是伟烈亚力口述李善兰笔录。这种笔录是对口述的再翻译整理、加工、乃至创造的比重是很大的。李善兰自己也说：“当笔受时辄以意匡补”如此“屡作屡辍凡四历寒暑始卒业”“伟烈亚力君言异日西士欲求是书善本当反访诸中国矣”1。该书于1856年译毕1857年出版行。 英国数学家a.棣么甘（deman18o6—1871）的《代数学》（1835） 内容包括代数方程、方程组、指数函数、对数函数及其幂级数展开式等。这是我国第一部符号代数的译本西方通用的一些代数符号例如＝x÷拉伯数码字用一、二、三、四26个英文字母用中国传统的十天干（甲、乙、丙、丁）十二地支（子、丑、寅、卯）外加四元（天、地、人、物）来表示。 美国e.罗密士（loomis1811—1899）的《代微积拾级》（185o）是一部高等数学的教科书内容包括解析几何和微积分初步“由易而难若阶级之渐升”。译文用“微”的偏旁“彳”表示微分符号d用“积”的偏旁“禾”表示积分符号s再配合其他相应的表示方法象这样的积分式dxaxaxnet便被译为禾甲⊥天彳天甲⊥天对⊥丙=虽然同当今通用的数学符号和表达方式相比还相差甚远但这是高等数学第一次被介绍进中国在中国近现代数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翻译《几何原本》的同时李善兰和伟烈亚力还翻译了西方力学著作《重学》真所谓“朝译几何暮译重学”2十分紧张和辛苦。《重学》是我国近代科学史上第一部力学译著也是当时最重要、影响最大的一部物理学著作“制器考天之理皆寓于其中”1。 2蒋学坚：《闻李壬叔丈讣音》1882年。 1伟烈亚力：《几何原本》译序1856年。 2李善兰：《几何原本》译序1856年。 1李善兰：《重学》序1866年。 从1852到1859年李善兰除了翻译出版上述数学和力学的著作外还同伟烈亚力合作翻译出版了天文学著作《谈天》（英国赫歇耳的《天文学纲要》）和植物学著作《植物学》（英国林德利的《植物学基础》）这也是西方近代天文学和植物学次全面系统地传入中国。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翻译过程中大量的近代科学名词在汉语中都没有先例供参考。本着对后人负责的精神李善兰仔细思考反复斟酌十分贴切恰当地创译了一大批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和植物学中的科学名词例如：代数、常数、变数、已知数、未知数、函数、系数、指数、级数、单项式、多项式、轴、切线、法线、渐近线、微分、积分；历元、方位、视差、章动、自行、摄动、光行差、月行差、月角差、二均差、蒙气差、星等、变星、双星、三合星、本轮、均轮；分力、合力、质点、刚体；细胞、植物；等等。1oo多年来这些科学名词不仅在我国流传下来扎下了根还飘洋过海东渡日本等国沿用至今而勿替。如今当我们天天和这些熟悉的科学名词打交道时饮水思源李善兰的开创之功是应该永志不忘的。 李善兰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翻译工作加上七十年代初徐寿（1818—1884）翻译《化学鉴原》华蘅芳（1833—19o2）翻译《地学浅释》等2o年间西方近代科学中数、理、化天、地、生各大门类的先进知识都介绍进了中国这为中国的近代科学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 第五节辅佐洋务新政实施科学救国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清皇朝中一部分善于通权达变的封建政治家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大臣奕䜣、文祥和拥有实权的大官僚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为代表主张和实施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设备和科学技术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建立起新式的海军和6军。这些活动史称“洋务运动”。此时李善兰投身洋务派官僚集团积极参与洋务新政中的学术活动试图以此实现他的科学救国的理想。 1861年秋曾国藩在安庆筹建一个试用机器生产的兵工厂——安庆军械所先邀著名化学家徐寿和数学家华蘅芳到内军械分局研制机动船只后又将李善兰“聘入戎幄兼主书局”2。李善兰一到安庆就拿出因战乱初刊版已毁的《几何原本》等数学书籍对曾国藩说：“此算学家不可少之书失今不刻行复绝矣！”1在曾国藩的支持下于1865年在金陵（南京）出版了15卷足本《几何原本》。曾国藩亲自为之作序推荐此书。这对当时中国的数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都是有很大影响的。 1866年曾国藩在上海筹建一个更大规模的兵工厂——江南机器局他“邮致三百金”1到南京资助李善兰出版算书这样就有了1867年金陵刊本的李善兰数学著作《则古昔斋算学》付梓问世。与此同时在南京开办金陵机器局的李鸿章也资助李善兰重刻《重学》8卷附《圆锥曲线说》3卷。李善兰的《则古昔斋算学》收有他2o多年来的各种数学著作等13种除前述关于尖锥术的《方圆阐幽》、《弧矢启秘》、《对数探源》外还有关于等差级数求和问题的《垛积比类》2关于行星运动轨道研究方面的《椭圆正术解》、《椭圆新术》和《椭圆拾遗》提出别具一格的图解法、堪称我国第一部精密科学意义上的弹道学著作《火器真诀》在我国级数研究史上带有开创性的《级数回求》解决了若干有关中国古代数理天文学问题的《天算或问》诠释和扬中国传统数学和历法的《四元解》、《麟德术解》以及融会中西数学方法的《对数尖锥变法释》。 ------------ 21 张之洞也很钦佩李善兰的学识。他在1875年编写《书目答问》卷后附有“清朝著述诸家姓名略”注称：“此编生存人不录。”但却破例在“算学家”条下列了李善兰并特别加注说明：“李善兰乃生存者以天算为绝学故录一人。”32李善兰：《重学》序1866年。 1崔敬昌：《李壬叔征君传》。 1曾国藩：《几何原本》中译本序1865年。 2李善兰：《则古昔斋算学》序1867年。 3其中现被普遍誉称为“李善兰恒等式”的一个组合公式驰名中外自本世纪三十年代以来不断引起数学界的广泛兴趣我国数学家章用、华罗庚和匈牙利数学家图兰·帕尔（turanbe1）等人都研究和证明过它。 第六节合中西之各术绍古圣之心传1861年洋务派奕䜣等奏请开办京师同文馆1862年成立直属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开始只设有外语课程培养办理洋务所需的翻译人才。1866年又因制造机器必须讲求天文算学议于同文馆内添设一馆即天文算学馆。1867年起招收3o岁以下的秀才、举人、进士、翰林以及科举出身的五品以下官吏入学厚给薪水住馆学习数学学制7年。起初在物色主持者的人选时广东巡抚郭嵩焘就上疏举荐了李善兰。但李善兰忙于在南京出书翌年才得以北上就任同文馆天文算学总教习直至1882年去世。其间所教授的学生“先后约百余人。口讲指画十余年如一日。诸生以学有成效或官外省或使重洋”1知名者有席淦、贵荣、熊方柏、陈寿田、胡玉麟、李逢春等。晚年获得意门生江槐庭、蔡锡勇二人即函致华蘅芳称“近日之事可喜者无过于此急欲告之阁下也”2。这些人在传播近代科学特别是近代数学方面都起过重要作用。188o年同文馆总教习、美国人丁韪良（.martim1827—1916）因此说：“是皆李壬叔先生教授之力也。呜呼！合中西之各术绍古圣之心传非壬叔吾谁与归？”3所谓“合中西之各术绍古圣之心传”实际上是扬中国古代数学的优良传统并将之纳入当时世界通行的近代数学体系之中。李善兰身处新旧交替、中西融合的历史时期眼光敏锐思想活跃既不盲从又不保守是很有胆略、很有气量的。在中国古代数学名著中他选定了金元时期李冶的《测圆海镜》为同文馆的数学教材这是因为李冶的“天元术”就是西方的代数学“立天元一”即“设未知数x”而且《测圆海镜》中由17o个勾股容圆问题归纳出来的“九容公式”也是与几何图形有关的代数运算的基本技能和技巧训练。李善兰高度评价《测圆海镜》这部书说他自己“译西士代数、微分、积分诸书信笔直书了无疑义者此书之力焉”。他撰《测圆海镜解》取《测圆海镜》中的原题“今以代数演之则合中西为一法矣”1。数学是没有国界的。当时从西方传到中国来的近代数学本身就是吸取了大量包括中国在内的东、西方各民族的数学成果的产物。尽管自代数学和微积分传入以后中国古代的天元术和传统的幂级数研究难以再有进一步展的余地但中国古代传统数学汇入世界近代数学洪流之中这是中国数学展的必然趋势。李善兰是顺应这种历史潮流起着推波助澜作用的。1张之洞：《书目答问》1875年。 2崔敬昌：《李壬叔征君传》。 3李善兰：《致华蘅芳函》（严敦杰收藏）。 1丁韪良：《同文馆算学课艺》序188o年。 第七节学问量天测地赅诗文余事亦恢恢李善兰的科学著译特别是他的数学著作“仰承汉唐荟萃中外取精用宏兼综条贯”“业畴人者莫不家庋一编奉为圭臬”2。而他业余从事的诗、文创作也是内容丰富、洋洋大观。蒋学坚写诗赞他“学问量天测地赅诗文余事亦恢恢”1。 李善兰自谓“十三学吟诗”2虚岁15时便有“膝下依依十五秋光阴瞬息去难留。嗟余马齿徒加长爆竹惊心岁已周”和“数声爆竹岁朝天惭愧平舆会讲年。一岁功程今日始急须早著祖生鞭”的佳作。他年轻时写的《夏日田园杂兴》、《田家》等诗如“提筐去采陌头桑闭户看蚕日夜忙。得到丝成空费力一身仍是布衣裳”3颇为体贴劳动人民的辛苦。此外他还写了大量咏史咏物咏景的抒怀之作文字清新思想深邃颇具哲理。李善兰的杂文思想性、艺术性兼备。例如他年逾花甲后写了一篇《星命论》4用确凿有力的证据通俗生动的比喻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利用星象搞封建迷信活动的荒诞无稽。文中有这样一段：大挠造甲子不过记日而已并不记年月与时也。亦无所谓五行生克也。 其并记年月与时且以五行配之皆起于后代古人并无此意也。而术士专以五行之生克判人一生之休咎果可信乎？且五行见于洪范不过言其功用而已言其性味而已初不言其生克也。是干支之配五行本非古人之意矣而谓人之一生可据此而定是何言欤？至五星偕地球同绕日而各不相关。夫五星与地球且不相关况地球之上一人而谓某星至某官主吉某星至某官主凶此何异浙江之人在浙江巡抚治下他省之巡抚于浙江无涉也今试谓之曰某巡抚移节某省于尔大吉某巡抚移节某省于尔大凶有不笑其荒诞者乎？五星之推命何以异是乎？ 对此时人赞曰：“其论真属透辟足以启溺惑。” 李善兰生性豪迈洒脱不羁潜心科学淡于利禄。曾国藩很赏识他“屡欲列之荐牍皆力辞”5。他痛恨贪官污吏在晚年所写的《陈君锡麟行状》1中表彰为官清廉、体恤民情者而叹曰：“呜呼！今之号称能吏者吸民膏髓以善事上官得真除显要者比比也！”在《倪君经朝传》2中赞扬“倪氏子弟皆矫矫立气节不屑与俗儒争进退”。在描写一穷苦诗人潦倒致死的《陈愚泉传》中论曰：“吾谓愚泉虽饿死视士大夫之庸庸老寿并不能雕章镂句者可当何如耶！”3表现了他对当时封建社会处于穷途末路之下官场的深恶痛绝对儒林的迂腐则嗤之以鼻。晚年他虽官居高位（18822李善兰：《测圆海镜细草》序188o年。 1李善兰：《听雪轩诗存》识语汲修斋校本。 2蒋学坚：《闻李壬叔丈讣音》1882年。 3李善兰：《听雪轩诗存》。 4本段引文均见李善兰：《听雪轩诗存》。 5李善兰：《星命论》《中西闻见录》第12号1873年。 1崔敬昌：《李壬叔征君传》。 2李善兰：《则古昔斋文抄》汲修斋丛书第9册。 3李善兰：《则古昔斋文抄》汲修斋丛书第9册。 年授三品卿衔户部正郎、广东司行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但从未离开过同文馆教学岗位也没有中断过科学研究工作。在他去世前几个月即1882年夏还在写新的数学著作《级数勾股》。他自署对联“小学略通书数大隐不在山林”贴在门上表明他仍然以在野之隐士自居而不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 李善兰一生嗜酒。年轻时在家乡常与“鸳湖吟社”的诗友“一笑且痛饮醉卧沧江月”4。中年在上海译书时则与王韬、蒋敦复“同至酒楼轰饮”1因“以诗酒徜徉于海上时人目为三异民”2。晚年在北京仍好饮结果患风痹症“家山成久别杯酒了余生”3于1882年12月9日辞世。次年归葬家乡海盐县。当地现已建立了他的纪念陈列室。作为我国近代科学的先驱者人们将永远纪念他。 4李善兰：《陈愚泉传》《中西闻见录》第33号1875年。 1李善兰：《听雪轩诗存》。 2王韬：《淞滨琐话》。 3《淞南梦影录》卷3。 第二十二章徐寿第一节研读科技典籍善制工艺器械徐寿字生元号雪村江苏无锡人。清嘉庆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二日（1818年2月26日）出生于江苏无锡县社岗里。徐氏世居无锡“力田读书”4是一个比较贫苦的农民家庭。徐寿的祖父审务农的同时兼作商贩家境日渐富裕。徐寿的父亲文标大概是徐家的第一个读书人但不幸的是年仅26岁过早去世了徐寿时年仅4岁。母亲宋氏含辛茹苦将他和两个妹妹抚养成人。在他17岁那年他的母亲也去世了。在此之前他已经娶妻并有了一个儿子。 徐寿早年也习举子业“尝一应童子试以为无裨实用弃去”1。显然八股诗文无法解决他一家人的生计问题。为了养家糊口他不得不一面务农一面经商往上海贩运粮食。难能可贵的是徐寿并没有就此放弃对知识的追求。生活的磨难和务农经商的实际经验使他痛感时文词章毫无用处因此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转向了经世致用之学。那时正是鸦片战争前夜清皇朝已经走向衰亡社会矛盾日益突出青年徐寿立下了“不二色不妄语接人以诚”和“毋谈无稽之言毋谈不经之语毋谈星命风水毋谈巫觋谶纬”的座右铭2抱定了经世致用的宗旨开始在经籍中学习研究有用之学。他研读《诗经》和《禹贡》等经书时将书中记载的山川、物产等列之为表研读《春秋》、《汉书》、《水经注》等历史、地理著作则注意古今地理的沿革变迁。凡是有用之学他无不喜好。 徐寿的家乡无锡是著名的鱼米之乡也是远近闻名的手工业之乡。那里有许多能工巧匠。这种风气也影响了徐寿他从小就爱好工艺制作“少好攻金之事手制器械甚多”1。大概正是由于这一爱好使他由博览群书逐渐转而致力于科学技术的研究。徐寿在科技方面的兴趣极为广泛举凡数学、天文历法、物理、音律、医学、矿学等等他无一不喜无一不好。他不仅潜心研究中国历代的科技典籍对于明末清初从欧洲翻译过来的西方科技著作也认真加以研究。他认为工艺制造是以科学知识为基础的而科学的原理又藉工艺制造体现出来所以他总是“究察物理推考格致”2。结果这不仅使他的科学修养大为提高也使他制作工艺器械的水平日趋精湛。据记载他曾制作过指南针、象限仪还会制造结构很复杂的自鸣钟而尤其善于仿铸墨西哥银元。他还研究制造过好几种古代乐器据说都一一符合乐理。他善于制器的名声逐渐传播开来引起本县的学者兼画家华翼纶慕名探访由此徐寿与华翼纶之子青年数学家华蘅芳（1833—19o2）相识成为终身不渝的朋友。 徐寿和华氏父子联络了几位对科技有共同兴趣的人经常切磋讨论。他4蒋学坚：《李壬叔丈灵柩南还诗以哭之》原注：“公误饮冯了性药酒而卒。”1华翼纶：《雪村徐征君家传》《碑传集补》卷43。 2华翼纶：《雪村徐征君家传》《碑传集补》卷43。 1程芳：《徐雪村先生像序》《格致汇编》第二年（1877）第9卷。 2华世芳：《记徐雪村先生轶事》《碑传集补》卷43。 们到处访书求友往往弄到一本科学书就相互传抄每见新学新知总是相互交流遇到疑难问题就反复研究直至大家都明白。他们对明末清初的西方天文学、数学和技术之类的译书进行了认真深入的研究。这些书往往有理有法不仅论述知其然而且阐述其所以然给徐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是在这些切磋交流中徐寿从研究中国传统科技转而致力于西洋科技。1855年上海墨海书馆（英国伦敦布道会在中国的出版机关）出版了英国在华传教医师合信（bson1816—1873）编译的《博物新编》。不久徐寿和华蘅芳到上海访书读到了这部新书。这是一部介绍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基础知识的书是最早向中国人介绍近代化学知识的一部书。其中还论述了蒸汽机原理哥白尼和牛顿天文学等。尽管《博物新编》不过是一部科学常识书但它介绍的却是近代科学常识已经远远地越了明末清初天主教耶稣会士介绍的西洋科学的水平。徐寿和华蘅芳他们一读到这部书就好象一下子跨越了2oo多年猛然间现近代科学的新知新理。这种新鲜和敏感如果不是对科学精研有素是难以想象的。 回到无锡他们按照书中所论自制器具验证书中的一些科学理论和实验。徐寿因陋就简自制了不少仪器。如他曾用水晶印章磨制成三棱镜以检验光的折射定律在三棱镜中的特殊现象和光分七色的原理。为了搞清楚光在三棱镜中的折射问题他和华蘅芳多次通信讨论。更为难得的是徐寿还触类旁通“引伸其说”3试做了《博物新编》中还没有加以讨论的实验并将书中的结论推而广之得到了某些新的结果。可惜的是这些实验和研究的笔记后来毁于186o年太平天进攻无锡、苏州之时。这一时期徐寿还研究了轮船的制造。他认真研读了《博物新编》中的有关论述并考察过停泊在上海的外国轮船所以在186o年之前就传说他能够制造轮船称他“登西人火船观其轮轴机捩即知其造法”1。 1861年秋冬之际两江总督曾国藩向清廷特片保举6人徐寿和华蘅芳作为江浙的“才能之士能通晓制造与格致之事者”名列其中。清朝中央政府即命江苏巡抚薛焕将他们护送至曾国藩军营。次年三月徐寿和华蘅芳抵达安庆曾氏军中成为曾国藩军中的技术幕僚在安庆内军械所着手试制轮船。 徐寿等人白手起家自制了必要的工具然后用这些工具制造出一系列零部件仅用3个月的时间船用蒸汽机的模型就制造出来了。该机汽缸直径为一寸七分引擎度为每分钟24o转。1862年7月3o日徐寿和华蘅芳等将该机试演给曾国藩及其幕僚观看一试即获成功。曾国藩对此极为满意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随即令徐寿等正式开始制造轮船。这项工作以徐寿和华蘅芳为主徐寿负责总体设计和制造华蘅芳负责有关的测算工作。此外还有吴嘉廉、龚芸棠等。徐寿的次子徐建寅（1845—19o1）虽然才17岁但在造船过程中也“屡出奇计”2帮助徐寿解决了某些疑难问题。1863年11月徐寿等人试制出一艘小型的木质轮船该船使用暗轮长约三丈。可是试航时它只行驶了一里左右就熄火了。徐寿等很快就查明了问题之所在3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格致汇编》第三年第五卷。1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 2《王韬日记》1859年3月9日。 原来是由于锅炉中没有设置锅炉管因此汽锅无法连续供给蒸汽。他们很快更改了设计。一个多月之后该船又在长江上进行了试航获得圆满成功。该船身长近三丈航为每小时12至13里。曾国藩随即指示制造更大的轮船。 1864年7月19日湘军攻占天京（即南京）。不久曾国藩从安庆移驻南京内军械所也从安庆迁至南京。徐寿等人也搬到南京继续造船。由于船大零部件的加工制作耗费时日而人手有限、工具简陋所以进展不快。直到1865年底一艘明轮式的木质蒸汽船才终于完工。该船后被命名为“黄鹄”船身长55尺载重量为25吨引擎使用高压蒸汽机淘汰了先前的低压蒸汽机。其蒸汽机为单汽缸倾斜装置汽缸直径为2尺长为2尺。主轴长14尺直径为二寸四分。汽锅长1o尺直径二尺六寸。锅炉管有49支各长8尺直径二寸。船舱设在主轴位置之后机器部分占去了船体的前半部分。推进器为设于两舷的腰明轮。1866年4月“黄鹄”号在南京下水试航其顺逆水平均船为每小时22.1里。总的说来“黄鹄”号轮与当时国外制造的内河航行的轮船在设计、性能上都是很相似的。其全部制造工作无论是各项设计还是工具、机器、零部件的制作完全由中国人一手完成没有假手外人。所用材料除了用于主轴、锅炉和汽缸的铁系进口货之外其余均为国产。在当时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徐寿等人克服了重重困难解决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而终于大功告成真可以说是一个奇迹。当时在上海出版的著名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northnetes）就称道“黄鹄”号的制造成功是“显示中国人具有机器天才的惊人的一例”。徐寿因此被曾国藩誉为“江南第一巧人”。在中国科技史上“黄鹄”号的制造开创了我国的近代造船业。 第二节一代翻译名家在研制轮船的过程中徐寿深感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迫切性。早在1863年春徐寿等技术幕僚就向曾国藩建议设立一个采用西方先进技术的机器厂后来容闳赴美采办机器即由此而来。容闳购买的机器于1865年秋运抵上海被安置在李鸿章新设的江南制造局。该局原来是一家美国人经营的轮船修造厂旗记铁厂有几位外国技师和一批修造轮船的设备留用。因此1866年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后即着手在该局制造轮船。为此他很快就将徐寿父子和华蘅芳等人调到制造局襄助造船事宜。1867年4月徐寿到该局就职任江南制造局委员负责领导和监督造船工作。在徐寿领导沪局造船之初该局的造船工作主要依赖留用的原旗记铁厂的外国技术人员。他们利用外国轮船的现存图纸按图制造自己无法设计。这些人大多不过工匠水平若要制造样式比较先进的船型就无处措手了。有鉴于此徐寿更觉必须培养自己的技术人才。他以自己的亲身经验认识到必须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把西方科学技术各门类的著作择要翻译过来供人学习研究自然能造就一批中国自己的科技人才。那时曾经在输入西方近代科学知识方面起过重要作用的墨海书馆早已解散。西方近代科学的绝大多数学科还没有相应的中译本至于学习西方制造技术所急需的技术科学还几乎是一片空白。这种情况同方兴未艾的求富求强事业的实际需要是太不相适应了。可是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却急功近利急于购买和仿造洋枪洋炮和轮船还没有将科技知识的引进和科技人才的培养纳入其议事日程上来。经过慎重的考虑徐寿建议在江南制造局设立翻译馆专门翻译西方科学技术著作。他的这一设想得到了该局负责人冯焌光和沈保靖的支持。为了争取曾国藩的支持徐寿起草了一个条陈由冯、沈转呈曾氏。 徐寿的条陈内容有四点：一为开煤炼铁二为自造大炮三为操练轮船水师四为翻译西书而其真意还是在第四事。但是曾国藩认为徐寿的建议都是“揣度之词未得要领”。关于译书一事他批复道：至外国书不难于购求而难于翻译必得熟精洋文而又深谙算造且别具会心者方能阐明秘要未易言耳该员等此番赴局宜遵谕专心襄办轮船能于一年内赶制造一二只乃不负委用。其轮船以外之事勿蘧推广。3看来曾国藩造船心切对徐寿等人的能力估计不足将译书之事看得太难了。幸而冯焌光和沈保靖是支持徐寿的经过他们的请求曾国藩允许徐寿“小试”译书。 徐寿物色了上海英华学塾校长兼《上海新报》编辑英国人傅兰雅（j.fryer1839—1928）担任专职口译并聘请富有译书经验的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和美国人玛高温（d.1814—1893）担任兼职口译。于是徐寿与伟烈亚力合作翻译《汽机轫》华蘅芳与玛氏合译《金石识别》而徐建寅与傅兰雅试译《运规指约》江南制造局的翻译事业就此开始了。这几部书都是由徐寿等中国笔述者赶到西人口译者的租界住处翻译的来往费时很不方便因此制造局拨出房屋作为翻译之处。1868年6月在中国近代科技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就这样成立了。 3孙景康：《仲虎徐公家传》见杨模等编《锡金四哲事实汇存》。 1868年8月在江南制造局制成第一艘轮船“恬吉”号下水的同时《汽机轫》等四部译书也均告译出并呈送给曾国藩“鉴赏”。曾氏对轮船制成极为满意对于四部译书也非常欣赏。要知道李善兰、伟烈亚力在墨海书馆花了七八年才译出七八部书啊。从此他对译书事业的态度立即转变为大力支持指示扩大翻译馆的规模同意徐寿等人的建议兴建翻译学馆。徐寿等翻译委员制订了翻译馆的长期规划——《再拟开办学馆事宜章程十六条》1。这一计划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招收学生培养翻译人才和技术人才。187o年初翻译学馆建成之后新任上海道兼江南制造局总办涂宗瀛认为翻译学馆与培养外语人才的上海广方言馆“事属相类”他请示曾国藩后将广方言馆搬进了新落成的翻译馆结果徐寿等人的科学教育计划化为了泡影。不过这一计划的另一半内容即译书计划基本上得到了落实。如按照第七条“测经纬以利行船”此后每年即由贾步纬编译《航海通书》；据第八条“译舆图以参实测”李凤苞等编译了世界地图纸、中国沿海海道图和长江图等几种地图；而《西国近事汇编》、《西国近事》和《翻译新闻纸》等送呈各省官员的定期出版物则是按照第十条“录新报以知情伪”的计划编译的；至于科学技术书籍的翻译则在第五、六、九条“编图说以明理法”、“考制造以究源流”、“广翻译以益闻见”等条文中规划周详了。这是清末洋务运动时期我国引进西方科技的最大的一项计划。正是这个计划的实施使江南制造局成为十九世纪下半叶我国译书最多、质量最高、影响最大的科技著作编译机构。徐寿也是在翻译馆建成以后由“制造名家”转变为“翻译名家”。此后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在翻译馆与傅兰雅合作翻译科技著作直至其去世。作为翻译馆的创始人和主要译者徐寿为翻译事业贡献了自己的最后17年生命。 徐寿先后与傅兰雅合作翻译了近3o种科技著作约25o万字。其中最有名的是几部化学书此外《汽机轫》、《西艺知新》正续集和《宝藏兴焉》等也很重要。 1《曾文正公全集·批牍》卷6。 第三节中国近代最早的化学家徐寿的第一本化学译书是《化学鉴原》是根据当时美国流行的一部化学教科书翻译的。此书译于1869年是最早译出的一部专门的化学书籍于1871年作为江南制造局的批译书出版。那时许多化学术语还没有现成的汉语词汇来表达因此必须拟定一套元素、化合物和化学概念的汉语译法。为此徐寿和傅兰雅经过认真研究解决了这一翻译难题。其中最为成功的是化学元素名称的翻译。他们创了以元素英文名的第一音节或次音节译为汉字再加偏旁以区分元素的大致类别的造字法巧妙地将元素英文名译为汉字。他们根据这一原则新造的化学元素汉字如硒、碘、钙、铍、锂、钠、镍等字几乎难以看出是新造的汉字。这一元素译名原则不仅能对已知的元素拟定合理的译名而且为后来拟译新现的元素译名提供了如法炮制的规范其基本原则为后来的化学家所继承。目前的化学元素中文译名原则就是在徐寿的基础上制订的。至于化合物的译名他们除对某些常见者采用意译之外一般都译其化学式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译法。在徐寿和傅兰雅翻译《化学鉴原》的同时在广州的美国传教医师嘉约翰（.kerr1824—19o1）与其学生何然也根据同一底本在进行翻译。他们了解到徐寿的译名之后就在其译本《化学初阶》中采用了《化学鉴原》的一些译名。不过《化学初阶》的译文比较简略文字也不如《化学鉴原》那么通畅因此远不如《化学鉴原》在读者中影响深远。《化学鉴原》被时人誉为“化学善本”1是近代化学传入中国早期时影响最大的一部译书。 徐寿等在翻译《化学鉴原》时只译出了原书的无机化学部分在介绍有机化学时他们选用了英国新出的一部化学教科书书名定为《化学鉴原续编》（1875年）。由于那时有机物的英文名称也还没有统一徐寿和傅兰雅在翻译有机物时采用了音译因而该书比较难读。《续编》译出之后他们见原书的无机化学部分的内容比《化学鉴原》更丰富更有条理于是又将其译出定名为《化学鉴原补编》于1879年出版其中还加入了论述新现的元素镓及其化合物的内容。 徐寿非常重视分析化学称之为“化学之极致”。在翻译完《化学鉴原》不久他就让其子建寅与傅兰雅翻译了一本简明的分析化学著作《化学分原》。但他不以此为满足。1879年年已61岁的徐寿又开始与傅兰雅合作翻译德国分析化学大师富里西尼乌司（kar1r.fresenius1818—1897）的两部最有名的分析化学著作《定性分析化学导论》和《定量分析导论》。这两部著作的德文原版分别于1841年和1848年初版后来一再修订重版并被译为欧洲各国文字。它们在分析化学的学科建立和系统化的过程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因而其作者富氏被誉为近代分析化学之父。这两部书的篇幅都不小译成文言共有75万字之多。徐寿和傅兰雅是依据其英文新版翻译的前后历时的4年之久译本分别定名为《化学考质》和《化学求数》于1883年出版。 徐寿还翻译了一册《物体遇热改易记》（1899年出版）它是根据英国出版的一部著名的化学词典中的部分条文翻译的介绍了气体、液体和固体1《广方言馆全案》。 受热膨胀理论气体定律理想状态方程和绝对零度等概念和理论详细罗列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之前西方科学家研究液体和固体热膨胀率的实验结果。 这些无机、有机和分析化学译著的翻译出版以及他们翻译的《宝藏兴焉》（1884年）、《西艺知新》中的化工著作如《造硫强水法》等的出版将西方近代化学比较系统地引进到中国极大地促进了近代化学知识在清末的传播为化学学科在我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同时这些译著的翻译出版也改变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前化学知识引进的落后状况。随着它们的问世化学知识的引进甚至可以说走在了数学和物理学等学科的前头。 就徐寿自己而言通过翻译化学书籍也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科学水平成为我国近代最早的化学家之一。早在译书之前他就从英国订购了全套的化学实验仪器和化学药品。在译书的同时他往往要将书中的重要的化学实验亲手做一遍。因此每译完一书他也就掌握了书中的化学知识并能将有关知识运用于实践之中。他曾为江南制造局的龙华火药局建成硫酸厂制造过硝化棉和雷汞等炸药。 徐寿在翻译化学书籍不久就开始试制硫酸。最初可能是由于生产规模过小制得的硫酸的成本较高1。1873年之后他和傅兰雅翻译了一本介绍英国用铅室法制硫酸工艺的《造硫强水法》同时徐建寅等也翻译了一本《造硫强水法》（后来没能出版）。在此基础上徐寿改进了工艺扩大了生产规模使成本大为降低。其所制硫酸不仅在质量上与西方所产不相上下在成本上也比进口货便宜不少。所以从1876年起龙华火药局所需硫酸即全系自产不再依赖进口。徐寿研究制造硫酸可以说是我国近代硫酸工业的开端。他摸索的一整套制造工艺在龙华火药局长期延用后来还载入19o5年出版的《江南制造局记》之中。 徐寿对矿冶也很有研究。也是在译书之初他就从国外订购了各种各样的矿石样品和金属样品。后来他又一面译书一面研究辨识矿藏提炼金属。他的有关知识在开平煤矿、徐州煤矿和漠河金矿的开和建设过程中曾挥过重要的作用。 1《格致课艺汇编》卷4己丑（1889年）春季等第一名孙维新课艺。第四节乐律研究的成就徐寿一生都爱好研究乐律之学。他年轻时以复制古乐器开始为人所知晚年又因研究律管的管口校正而赢得了西方科学界的赞誉。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他研究了律管的半黄钟与正黄钟不相应的问题。这是中国律学史上一个困扰了人们上千年的老问题。中国古代向来以弦定律以管定音。古人认为管弦同律依此则黄钟律管与长为其一半的半黄钟管应该刚好相差八度音可是实际则不然。在中国古代只有晋代的荀勖（？—289）和明代的朱载堉（1536—1611）研究过律管的校正问题。徐寿研究了朱载堉的成果认为其结果“理虽近似”但“尚未密合”1。他从缩小管长来研究这个问题用九寸长的开口铜管（即清制黄钟管）实验现截去其一半无法得到八度音但再截去半寸稍长一点则能准确地得到八度音。他用不同管径的铜管实验都得到了一致的结果。徐寿这项研究的科学价值在于他用简单的实验得到了律管管口校正的一个经验数据并以实验否定了弦管同律论。然而他的这一结果却与英国物理学家丁铎尔（yn-da11182o—1893）《声学》（由徐建寅和傅兰雅译出1874年出版）的有关论述相矛盾。188o年11月徐寿让傅兰雅将他的实验结果翻译成英文报告给丁铎尔就为何他的实验与《声学》不符管口校正的科学计算以及弦管不同律的真实原因等问题向丁氏求教。显然徐寿和傅兰雅都感到这一实验结果是一项有意义的科学现因此他们将信同时也寄到了英国著名的科学刊物《自然》（nature）杂志社。那时关于管口校正的研究在欧洲正引起许多科学家的研究兴趣。其中最著名的是英国物理学家博赞基特（.m.bsanquet）的系列研究和英国著名物理学家瑞利勋爵（lordray1eighjstrutt1842—1919）在其巨著《声学理论》（theoryofsound）中表的理论推算公式。他们的研究从理论和实验两方面基本上解决了管口校正的问题。徐寿的研究几乎与他们同时尽管结果比较粗略但仍然引起了英国科学家的极大兴趣。《自然》杂志于1881年3月1o日以《声学在中国》为题表了上述信件。编者在按语中指出：“我们看到对一个古老定律的现代的科学的修正已由中国人独立地解决了而且是用那么最简单、原始的器材证明的。”在西方科学大举进入中国的十九世纪后半叶徐寿的管口校正结果在《自然》杂志上的表可以说是近代以来中国科学家在西方科学杂志上第一次表自己的研究成果。 1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第431页。 第五节创办格致书院徐寿晚年的另一项重要的事业是创办上海格致书院。该书院最初由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medhurst1823—1885）倡议建立。由麦氏和傅兰雅等外国热心人士组成了董事会。1874年11月徐寿受邀为董事。以后又6续增加了几位华人董事结果中西董事各占一半。而徐寿是格致书院早期的最为重要的一位董事。徐寿先着手的是筹款。他先后上书李鸿章等官绅得到李鸿章、冯焌光等有力者的大力支持为书院筹集到了大量的钱款。据记载在全部77oo两建院款项中其中百分之八十即6ooo余两是由徐寿募集而来。为了格致书院的建设徐寿还拿出自己多年节衣缩食积攒的一点钱财。他捐献了原本为其母亲修建旌节坊而准备的一笔钱为此他不得不将母亲牌坊的修建一再推迟。格致书院的房舍是一幢上下两层的中式楼房也是由徐寿设计的。书院于1875年底建成次年6月24日正式开院。格致书院开院后不久由于经费短缺很快就陷入了财政困难。又是徐寿多方活动从著名的红顶商人胡光墉那里募得5ooo银元加上他个人的1ooo两捐款才使书院摆脱了财务困难。1878年他用这笔钱偿还了书院的债务购置了一批科学仪器并用其中的一部分在书院的空地上修建了数十间房屋作为出租之用每年的租金有8oo多两。这笔收入后来成了书院的一笔固定财源使书院的财务状况大为好转。从此董事会授权徐寿住进院内以便就近管理院务。他的第二任夫人韩氏早在他到江南制造局之前就已去世以后他不再续娶。此时就由其第三子徐华封（1858—1927）在身边照料一起住在格致书院。 但是徐寿在办院方针等方面同书院的外国董事生了分歧。徐寿想把格致书院建成一个培养专门的科技人才的学校而以担文（.v.drummond英租界工部局律师1788年起任董事会主席）为的外国董事则对此不大热心他们不过想办个展览开几次科学讲座引起中国的士人对西方事物的兴趣爱好。因此他们对徐寿的所作所为多方干涉横加指责。后来徐寿干脆撇开了外国人控制的董事会独立行事。但是由于风气未开徐寿想把格致书院建成一个专门的科技学校的计划在他的生前没有实现。 不过徐寿毕竟为格致书院后来的展奠定了基础。另外由于筹建书院的推动徐寿的合作者傅兰雅还起编辑出版了最早的中文科技期刊《格致汇编》。这一刊物于1876年2月开始出版。徐寿对该刊的编辑给予了宝贵的支持。他为之撰写了刊词并在上面表过《考证律吕说》等论文。他和傅兰雅的一些译作也在《格致汇编》上刊出。《格致汇编》在清末深受读者的喜爱其行量远比江南制造局的译书为多对近代科技知识在清末的传播起到过重要的作用。如果不是徐寿等中国友人的大力支持傅氏是不可能将《格致汇编》办成的。 1884年9月24日徐寿病逝于格致书院寓舍享年68岁。 徐寿的经历代表了我国科学技术事业从传统走向近代的坎坷历程。徐寿早年受到的是旧式教育他转向科学研究是受到了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的影响。他最早接触的也是中国固有的传统科学技术并达到了较高的水平。然而徐寿绝不保守他一旦接触到西方近代科技认识到其先进性之后就转而以引进和传播近代科技和展中国的科技事业为己任他的朋友张文虎（18o5—1885）说他“服膺西学”这在清末是非常难得的。但是他并不盲信西方科学他在乐律研究中用实验现丁铎尔《声学》中的错误就是有力的例证。徐寿也没有因西方科技的先进而弃传统科技如敝屣。在他的研究之中总是因陋就简尽可能利用传统的材料、手段和方法推陈出新表现出很高的创造性。徐寿一生的科学成就放在世界科技展史上考察也许微不足道但在中国近代科技展史上却是举足轻重的。正是徐寿这样一些人开创了中国近代的科技事业使中国科技的展逐渐靠近世界科技的潮流。 第二十三章詹天佑第一节留学十载“学有其成” 詹天佑字眷诚清咸丰十一年三月十七日（1861年4月26日）出生于广东省广州府南海县1919年4月24日病逝于湖北汉口。詹天佑祖籍安徽婺源县（今属江西省）。他的家庭是一个已经没落的儒商之家。曾祖父詹万榜（号文贤）于乾隆二十五年（1761）携家由婺源迁居广州南海经营茶叶外贸生意1。祖父詹世鸾、父亲詹兴洪都继承家业开设茶庄。但鸦片战争以后原曾一度兴盛的茶行生意到詹兴洪时已一落千丈生活日益困难詹兴洪甚至不得不依靠代写书信和刻制印章等收入来维持日常生活。 同治六年（1867）詹天佑6岁时入私塾读书。他自幼身体虚弱但聪颖豁达好学深思个性沉毅。其父詹兴洪的挚友谭伯邨广东香山人常到香港、澳门做生意时常接济詹兴洪。他很喜欢詹天佑聪明坚毅便将四女儿许嫁于他。同治十年（1871）谭伯邨在港澳经商时获悉朝廷欲在香港招考幼童出洋留学便劝说詹氏夫妇送子报考。詹兴洪遂送詹天佑去香港应试。 詹天佑报考了“技艺门”并被录取。他与第一批录取的出国少年共3o名在上海经过几个月的短期培训以后于同治十一年七月八日（1872年8月11日）由留学生事务所正监督陈兰彬率领乘船赴美。为办理赴美留学生的学习、生活事宜时任留学生事务所副监督的容闳已先行赴美联系安排。容闳按计划将3o名留学生分成十余组每组两三人分散寄居在新英格兰区各州的美国友好人士家庭中以熟悉美国的饮食起居和便于英语听、说、读、写的学习。詹天佑和另一位留学生欧阳赓被安排居住在康州威士哈芬（esthaven）海滨男生学校（seasidein-stituteforboys）校长诺索布（.northrop）先生的家庭里。同治十二年（1873）詹天佑进该校读书这是一所私立的预备教育性质的学校主要是训练从中国、南美洲等国来美国留学的少年。诺索布毕业于耶鲁大学其夫人玛莎（martha）也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他们对詹天佑循循善诱关怀备至从吃饭、睡觉、读书、写字、讲话、外出直至体育锻炼等都无微不至地照料因而他进步很快。同治十三年（1874）经李鸿章批准在容闳主持下于美国哈特福德城的柯林斯（nets）街建造起一座三层楼的中国留学生事务所。该事务所除设有办公室、课堂、书房外尚有卧室、餐厨等生活用房“可容监督、教员及学生七十五人同居”1。次年正月多数留学生从美国友人家中搬入新居但詹天佑和欧阳赓仍和诺索布全家同住他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多年以后詹天佑仍一直怀念这两位美国的启蒙老师——诺索布夫妇。他在给诺索布夫人的信中深情地写道：自我离美至今未曾忘记您我常忆起您对我们的慈爱和您为教育我所受到的辛苦。我唯一的遗憾是没有向您学更多的东西知道您、威利和苏非（按：诺索布夫妇的儿子和女儿）的近况我们很1徐寿：《考证律吕说》《格致汇编》第三年（188o）第7卷。 1詹天佑手立《徽婺庐源詹氏支派世系家谱》（以下简称《詹氏家谱》）清光绪十年（1884）。高兴。很难过您将旧居出卖因为它曾是我们愉快的家。11875年5月詹天佑以优秀成绩考取了纽哈芬（nehaven）希尔豪斯高级学校（hi11househighschoo1亦译为丘房高级中学）并被编入特别班。在学习过程中他对自然科学深感兴趣表现出过人的才华。1878年是高中最后一年詹天佑选修代数、自然哲学和化学。期末考试他成绩优异全部学业操行总成绩获得476分为全班第一名、全校第二名成为中国留学生中的佼佼者。 詹天佑原打算中学毕业后报考美国6海军学校但经咨询美国政府的回答是：“这里没有地方可以容纳中国学生”1被轻蔑无礼地拒绝了。诺索布夫人对詹天佑非常关心她鼓励他好好学习争取报考耶鲁大学的理工科这对詹天佑一生影响很大。 詹天佑来美国的几年正是美国大规模修筑铁路和电器等工业有重大突破的时期这期间电话、留声机、电灯等相继明。美国科学技术和经济飞展的现实引起了詹天佑的注意和思考。加之在容闳等老师的教导和影响下使他认识到只有通过展科学技术修筑铁路建设工厂开矿藏才能使祖国富强起来。因此他决心学习科学技术将来为祖国服务。1878年8月詹天佑如愿以偿地考入耶鲁大学的雪菲尔德理工学院（sheffie1dsnettifinetbsp;）土木工程系（netgcourse）。该校入学资格极严必须要通过英文、美国史、地理、拉丁文、算术、代数、几何、三角各科考试并要熟悉英国史。詹天佑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入学考试。耶鲁大学学制三年功课扎实极重视基础课教学。詹天佑攻读土木工程系的铁路专业其课程为：第一年上学期：德文、英文、解析几何、物理、化学、工程制图。下学期：英文、物理、化学、球面三角、力学、自然地理、植物学、经济学、等角投影绘图学。 第二年上学期：微分学、测量学、投影几何学、德文、法文。下学期：积分学、力学、投影几何、地形测量学、德文、法文。 第三年上学期：野外工程学、铁路路线勘测学、路基土方计算、桥梁及房屋结构学、工程材料学、凿岩工程学、地质学、矿冶学、法文。下学期：桥梁及房屋结构学、工程材料学、蒸汽机动力学、水力学、天文测量学、地质学、矿冶学、法文。 詹天佑在该校整个学习过程中各门功课成绩优秀尤其是数学课程在一、二、三年级均获得数学优秀奖章而受到学校的表扬。在最后的一学年他去纽哈芬港口海6联运码头作实地调研对港口使用的巨型起重机作了分析研究完成了题为《码头起重机研究》（revieoflargeap;netbsp;光绪七年夏（1881年6月）詹天佑于耶鲁大学雪菲尔德工学院土木工程系铁路工程专业毕业获得哲学学士学位。在他的毕业证书内有如下一段说明文字：康奈迪克州纽哈芬耶鲁大学校长及教授们向所有阅读本证书者宣告：1容闳：《西学东渐记》。 11896年2月15日詹天佑致诺索布夫人的信见勒法吉（thomaslafargue）编高宗鲁译注：《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年。 詹天佑是获得大学学位荣誉的第一流考生被光荣地授予哲学学士名衔并按惯例得到凡升为学士者所应享有的一切权利和声誉。 詹天佑原打算大学毕业后先用五六年时间在美国进行考察、实习和深造然后再回国效劳。但是陈兰彬与容闳分别调任清廷驻美正、副公使后新任留学生事务所的正监督吴子登对留学生怀有偏见对认真学习自然科学、思想活跃的青年学生扣以“离经叛道”的帽子并向清廷控告：留学生不尊师不读中国书甚至信了洋教如果再让他们久居美国放任自由必将成为异端日后学成归国则祸害无穷。他对学生百般教训加以“整顿”将1o名所谓“活跃分子”遣送回国。这样还不甘心188o年他去华盛顿对陈兰彬说：“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实易沾其恶习即使竭力整饬亦觉防范难固极应将局裁撤。”2于是陈兰彬等守旧派与他密切配合上奏清廷要求解散留学生事务所撤回全体官费留美学生。昏庸腐朽的朝廷不作任何调查竟采纳了他们的意见。 1881年正当詹天佑欢庆大学毕业之际清廷下达了全体留美学生撤回中国的命令。当时尽管遭到容闳等人和留学生们的坚决反对尽管许多支持留学教育的中美人士竭力呼吁、设法挽回但终不能使清廷改变其决定。至此先后四批赴美的12o名留学生除少数病故、因故已先回国和拒绝回国者外其余94名均被迫辍学于1881年夏分三批回国。其中获得大学学位者仅詹天佑和欧阳赓两人。1881年7月23日《纽约时报》表题为《中国在美国》（.）的社论赞扬中国留学生：“机警、好学、聪明、有智慧这些由古老亚洲帝国来的幼童如此努力克服外国语言困难且能学有其成我们美国子弟是难以做到的。”对使他们中途辍学表示惋惜。容闳毕生为之奋斗的留学教育计划中途夭折了。 2茅以升：《中国杰出的爱国工程师——詹天佑》见《人民日报》1961年4月27日。第二节驾舰绘图“技艺素优” 1881年8月8日詹天佑等取道旧金山回国。这批留学生回国后备受封建官吏的歧视和冷遇。他们一到上海就被水兵“押送”至衙门后院派兵看管不准随便外出视同异己。然后乘招商局轮船到天津由李鸿章接见他们。这些学生在美国生活多年早已剪去辫穿惯了西服但接见时仍要求他们穿长袍马褂戴上假的辫行旧礼节。这使他们很不习惯詹天佑甚至连假辫也不肯戴。李鸿章见时甚为不悦斥骂他们“离经叛道无父无君”。接见之后让他们等候分配工作。而分配时又不考虑所学专业和个人爱好随便派。 是年8月底詹天佑和另外15名留美学生一同被派往福州船政局马尾水师后学堂学习海轮驾驶。这对曾在美国专门攻读铁路工程技术的詹天佑来说无疑是一次严重打击他失望地流下泪水但也别无门路可走只得强忍着去福州报到。 福州船政局是两江总督左宗棠所创办附设前、后水师学堂培养和储备水师人才。前学堂学造船开法文课；后学堂学轮船驾驶开英文课。后学堂的课程有：算术、几何、三角、代数、航海、天文、地理、气象等计划二年半学完。詹天佑用不到一年时间学完全部课程并以第一名的考试成绩于光绪八年（1882）毕业于后学堂。同年11月派往扬武号兵舰任驾驶官。光绪十年正月（1884年2月）“升授船政局水师学堂教习”1即提升为水师后学堂的英文教师。 光绪七年（1881）十一月间福州船政大臣代表清廷在船政局水师学堂颁奖赏詹天佑以“技艺素优”“赏给五品军功”。光绪十年（1884）八月十四日又追补奖赏以“后学堂教习詹天佑教导出力实堪嘉赏赏给五品顶戴”1并颁了军功奖状。 光绪十年（1884）春张之洞升任两广总督后大力兴办洋务。为培养洋务人才创办了广东水雷局黄埔博学馆。为对付外敌入境又积极筹办琼、廉、潮沿海各州防务加强沿海炮台和6军营垒的建设。还设立海图馆以奉令勘测沿海各口地形并绘制海图等。为此张氏广泛网罗科技人才。 是年1o月詹天佑被张之洞调至广州出任黄埔博学馆英文教习。他工作认真教学有方“官称其能士服其教”被尊为导师。 光绪十二年（1886）正月海图馆派员勘测广东沿海地形并委派詹天佑选带测绘生员随同前往以周历各海口逐一详加测绘。在詹天佑等人的率领下其测绘人员“出入风涛无间寒暑候朝夕测沙礁辨岛屿凡轮帆可达之处战守缓急之宜靡不周历审视反复推求”2。于十三年（1887）七月终于测绘完毕并成《粤海险要图》一套呈交张之洞。是年冬张之洞携测绘者乘轮亲自巡海对所绘各图详加校核认为比较精确。然后呈送清廷军机处及总理衙门是为中国较早的完备海图。詹天佑认真努力的工作丰富的学识和才华给张之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其日后力主派员留学起1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2册第165页。1詹天佑立《詹氏家谱》转引自《詹天佑生平志》。 2詹同济、黄志扬、邓海成编：《詹天佑生平志》第58页。 了一定作用。 次年黄埔博学馆改为广东水6师学堂詹天佑继续担任该校的英文教习。詹天佑在用非所学的岗位上度过7年无论是驾驶军舰、从事水兵教习还是测绘海图、修筑炮台等都努力奋斗克服困难做出了优异的成绩。光绪十三年（1887）詹天佑在澳门与谭伯邨的女儿谭菊珍结婚。 第三节筑路七载初露才华詹天佑自光绪七年（1881）回国后直到光绪十四年（1888）才有机会用其所学从此他为中国铁路建设事业披荆斩棘奋斗终生。 河北开平煤矿因运煤需要于光绪七年（1881）建成唐山至胥各庄全长约9公里的唐胥铁路这是中国第一条正式用于运输的铁路以后由此路两端逐步展筑成关（山海关）内外的干线铁路。詹天佑在建筑这条大干线及其支线的过程中开始崭露头角。 光绪十三年（1887）唐胥铁路通车至芦台（即唐芦铁路）后因沿海水兵用煤需要清廷海军总理衙门奏准将其继续展修至天津。为此将开平矿务局铁路公司改组为中国铁路公司设于天津由伍廷芳任总理英国人金达（netder）任总工程师。光绪十四年（1888）经留美学生邝景阳（孙谋）向伍廷芳推荐中国铁路公司遂聘请詹天佑任其帮工程师。于是詹天佑离开广州北上天津。此时中国铁路公司正紧张地忙于修筑塘沽至天津的铁路詹天佑到任后被分派到此段工地负责铺轨任务。这是詹天佑献身中国铁路事业的开始。他充分挥筑路专长指挥作业塘津铁路全长4o多公里仅在8o天内就完成全部铺轨工程。直隶总督李鸿章亲往查验认为线路“平稳坚实”。因此唐山至天津的铁路于是年九月初五日提前竣工通车。 唐津铁路通车收益显著于是继续向东展修。在总工程师金达率领下詹天佑总是被派往最艰苦的工段。光绪十五年（1889）勘测唐山至古冶的铁路十七年（1891）建成通车。 光绪十八年（1892）古冶至滦县铁路建成通车。光绪十九年（1893） 是关内铁路滦县至山海关段的修筑时期其中的滦河大桥是这段路的关键工程。这是一座2ooo余英尺长（合617米）的17孔钢桥（其中跨长2oo英尺者5孔1oo英尺者1o孔3o英尺者2孔）共有桥墩16座桥台2座工程相当艰难。金达先后聘请英国工程师喀克斯（cox）以及日本和德国的工程师来承担这项工程但结果都失败了。因为滦河水流湍急桥基所在的河床流沙层甚厚所设桥墩几次遭洪水冲毁致使工期难以保证。后来金达将这一难题交给詹天佑去试行解决。詹天佑调查分析了滦河水流及河床地质情况经过缜密的测量后决定改变桥址并在桥墩施工中引进当时的最新技术——气压沉箱法并结合中国传统的打桩方法施工结果一举成功。当16座基础桥墩露出水面后钢梁架设、铺轨工程顺利完成。次年滦县至山海关铁路迅建成通车至此关内铁路竣工。 滦河大桥的建成不只保证了关内铁路如期建成詹天佑及时运用最先进科学技术的筑路才能也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光绪二十年（1894）他当选为英国土木工程师学会会员（mice）是为中国工程师被选为国际学术团体会员的第一人。 关内铁路通车后继续向关外展筑。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战争爆关外段工程只筑至出关数十里的中后所（今辽宁绥中）即被迫停工。甲午战争后中国被迫签订了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瓜分中国的危机进一步加深。铁路修筑是列强在中国争夺和巩固势力范围的重要手段此后列强在华投资争夺铁路修筑权的斗争更趋激烈。 光绪二十一年（1895）津卢铁路开工詹天佑奉调修筑该路率队测量线路并提出报告但未被有关方面采纳1。由于清廷软弱无能不仅大举外债而且重用外国工程师致使学有专长的詹天佑久居人下英雄无用武之地只能以帮工程师身份参加该路修筑工作。 光绪二十四年（1898）清廷决定恢复从山海关至沈阳的关外段铁路工程并先完成锦州段工程。当时有关官吏因恐怕雇用外国工程师勘测线路会激起民变故不得不起用詹天佑。于是詹天佑被调任山海关至锦州段的驻段工程师。奉天将军曾祺为使铁路早日通车破例保荐詹天佑升为关内外铁路帮办委以大权。詹天佑负责主持锦州段铁路的修筑任务其工程相当艰巨。它包括锦州铁路和营口支线两部分。前者自绥中向东展筑经锦州至新民屯沿线需建大小桥梁9o余座其中六股河大桥25孔（跨长1oo英尺者24孔6o余英尺者1孔）、大凌河大桥24孔（每孔跨长1oo英尺）；线路还要跨越干柴岭山沟沟深48英尺长1英里石质坚硬。后者自沟帮子修至营口的支线全长73公里沿途地势低洼、水质含碱量大不宜饮用和作机车用水为此需建数座水塔和蓄水池以引辽河淡水储蓄备用。这些都加大了修路难度。詹天佑精心勘测筹划日以继夜深入工地指挥修筑。工程虽然艰巨但进展较快光绪二十五年（1899）关外铁路通车至锦州次年通车至大虎山营口支线也全部通车仅大虎山至新民屯一段尚未完工。正当此时八国联军攻人北京关内外铁路被英、俄两军占领而被迫停工筑路人员只好撤出工地。 关外铁路停工后詹天佑于光绪二十七年（19o1）应盛宣怀和铁路总公司聘约南下主持恢复萍醴铁路工程。在督修中他坚持用4英尺8寸半（1.435米）的标准轨距进行修筑使全国铁路轨距统一以便互相连接使运输畅通。萍醴铁路于光绪二十九年（19o3）竣工通车。此后该路展筑至株洲成为连接湖南江西、浙江等省铁路干线的组成部分。 关内外铁路被英俄两国占领后清廷任命袁世凯为关内外铁路督办大臣胡燏棻为会办负责与英俄交涉收回所侵占的铁路。光绪二十八年（19o2）八月詹天佑奉命离开了萍醴铁路工地返回关外接收被俄国强占的关外铁路。以往詹天佑主持修建的线路、桥梁、机车等由于帝国主义者的践踏此时大多已经损坏尤其是车辆遭受的破坏极为严重。詹天佑抓紧时间日夜抢修仅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使关外铁路恢复通车了。是年詹天佑的官阶由报捐而得的选用州同升为候选同知。 光绪二十八年（19o2）秋清廷宣布于次年春季拜谒西陵。为便于慈禧太后等人“御驾”往来决定从河北新城县高碑店到易县良各庄修筑一条新易铁路（也称西陵铁路）全长43公里限期六个月完成并拨官银6o万两作为筑路费用由直隶总督兼关内外铁路督办大臣袁世凯主管筑路之事。他原拟把工程交给英人金达主持法国公使闻讯起而抗争认为卢汉铁路是用法国借款修筑的新易线系其支线坚持要由法国工程师来设计建造英法两国为争夺筑路权而相持不下。在无可奈何情况下袁世凯只好放弃任用外国工程师的打算改任詹天佑为新易铁路总工程师。詹氏仓促受命经过周密策划于是年十一月动工次年三月谒陵前竣工。这是中国人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修建的第一条铁路。 1《进呈粤海图说折》见《张文襄公全集·奏议二七》卷27。 光绪二十九年（19o3）三月慈禧等乘坐火车谒祭西陵后甚为满意对詹天佑和司机进行嘉奖将其乘坐的火车车箱中的全部陈设品作奖品奖给詹天佑。詹天佑认为此路建成是众人之功非一人所为。因此他只取其中一个小座钟作为建路纪念其余则都分给筑路员工。此后清廷又奖励承造新易铁路出力人员以“候选同知詹天佑曾在外洋学习工程专门多年为中国工程中杰出之才此次承修路工正值隆冬天气措手綦难该员不避艰辛督率各匠役勤奋趋事得以迅竣工而用费亦极节省实属异常出力”。而“提升为选用知府”1其余出力承修路工及官员均获奖励和提升。光绪三十年（19o4）铁路督办大臣盛宣怀聘请詹天佑为中国铁路总公司（设事务所于上海）工程顾问以协助筹划卢汉、沪宁、粤汉等南北干线铁路。 自1888—19o5年间詹天佑除了19o1年奉命督修萍醴铁路外主要参与修建关内、关外铁路及营口支线共长94o余公里。尤其是新易路的建成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自力修建铁路的勇气和信心詹天佑也因独立设计和主持修成这条铁路而蜚声全国这些都为他日后主持京张铁路工程创造了条件。 11896年2月15日詹天佑致诺索布夫人的信。 第四节修筑京张铁路大展宏图张家口是屏藩北京西北的军事重镇也是重要的南北贸易要冲。为繁荣经济、巩固政权光绪三十年（19o4）清廷批准督办铁路大臣袁世凯及其会办大臣胡燏棻的奏请拨用关内外铁路的部分余利修建北京至张家口的京张铁路。这一消息传出后英俄两国为争夺筑路权而互不相让。因关内外铁路余利存在英国汇丰银行里如要拨用必须先同中英公司协商于是他们乘机要挟举荐英人金达担任总工程师。俄国公使则出面反对声明以往清、俄两国有约规定长城以外铁路不能由第三国承建并乘机胁迫清廷指派俄人担任总工程师。英、俄两国相持不下最后清廷决定不用洋人全由中国“官款自办”并委派詹天佑负责京张铁路的筹建工作。 光绪三十一年四月（19o5年5月）京张铁路局在天津成立同时又在北京成立工程局任命陈昭常为总办詹天佑为总工程师兼局务会办。19o6年詹天佑接任总办。19o5年5月当詹天佑奉命率队由丰台出勘踏路线时金达竟然同时由唐山出以行猎为名别有用心地秘密勘测这条线路5月2o日两人在南口不期相遇金达对詹天佑说：“从南口到岔道城之间的路线（关沟段）困难程度大大出他的料想中国人不能承担开挖山洞工程必须采用外国包工他愿招人投标承揽合同。”詹天佑明确告诉他此线“袁总督已奏明皇上不使用外国人”。金达说“不使用外国人一事乃是谎言！”1国外还有一些人和报刊公开宣称：“中国能开凿关沟段之工程师尚未诞生于世！”1“中国人想不靠外国人自己修铁路就算不是梦想至少也要过五十年才能实现！”2等等国内也有一些丧失民族自尊感的崇洋媚外者嘲笑詹天佑“自不量力”、“胆大妄为”等等。这些蔑视和嘲笑没有影响詹天佑的坚强信心他怀着强烈的爱国心和事业心毅然承担了这项具有国际影响的筑路任务。 詹天佑认为修筑铁路选线最为重要。为了寻找一条理想路线詹天佑不仅多方搜求资料实地考察勘测而且还亲自访问当地农民征求意见。他常常骑着毛驴在崎岖的山路上勘查。白天翻山越岭晚上还要伏在油灯下计算、绘图、撰写工程日记。历时4o多天往返行程千余里于6月24日终于完成全线初测任务。当时对京张铁路勘测了三条比较线：一是由京奉铁路柳村车站起经西直门到南口沿关沟越岭在八达岭过长城出岔道城再经康庄、怀来、沙城、宣化而达张家口。这条线峰峦起伏尤其是从南口到岔道城一带的关沟地段要在悬崖绝壁上修筑一条陡险的铁路穿过古称“天险”的长城要塞居庸关、八达岭。铁路通过八达岭必须开凿一座很长的隧道坡度极陡工程浩大而运输量又受到限制。二是从张家口经怀来县、延庆州、小张家口沿着热河至北京的大路经得胜口过山再过明十三陵、黄土梁到北京。这条是由老乡所说可绕过关沟地带的线路但路程绕远坡度也很大工程并不简单。三是从北京西直门向西4o里绕石1詹同济、黄志扬、邓海成编：《詹天佑生平志》第56—57页。 1詹天佑19o5年5月2o日的日记见詹同济编译：《詹天佑日记书信文章选》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年版。以下所引日记皆引自此书。 2詹天佑：《京张铁路工程纪略·京张铁路调查报告》（光绪三十一年）中华工程师学会出版1915年版。景山、经过三家店沿永定河从青石到沙城附近的猪河口出山到张家口。这条线坡度较平缓但永定河峡谷河道迂曲山崖陡峭工程比关沟段更艰巨但通过能力较高运输量大。但其造价和工期都会过当时清廷的规定而不能实施。这条线路后来建成现在的丰沙线。 詹天佑结合当时实际情况对这三条比较线反复论证、筛选最后决定采用第一条比较线。此后对关沟的困难路线又勘测过多条局部比较线经过分析最后选定了在当时条件下较为理想的一条比较线。 对所选的比较线还要进一步复勘定线詹天佑把通过关沟的全线分成三大段调派人员分段仔细勘定。第一大段从柳村到南口由他亲自率领工程人员插标定线。他背着标杆与经纬仪在峭壁上定点制图。塞外常有狂风满天灰沙不管环境多么恶劣他都坚持作业并鼓励大家也坚持工作。他常勉励工程人员：“全世界的眼睛都在望着我们必须成功！” 通过勘测得知京张铁路全长2oo余公里“中隔居庸关、八达岭、层峦叠嶂石峭弯多遍考各行省已修之路以此为最难即泰西铁路诸书亦视此等工程至为艰巨”3。面对如此艰巨的工程詹天佑深感责任重大。他说：“此路又中国筹款自办为各省倡惟责重益觉才轻而图终必先虑始固不敢铺张从事致巨款虚糜亦不敢苟且成贻外人口实。”1他在致诺索布夫人的信中也写道：“全体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在密切注视着我的工作如果我失败了那就不仅是我个人的不幸。因若如此中国工程师将失掉大众的信任。”2詹天佑深深认识到京张铁路的成功与否关系到民族自信心的问题因此在筹划整个工程时他丝毫不敢掉以轻心经过缜密而慎重的研究提出将京张铁路分三段兴修的方案：第一段由丰台至南口长约6o公里；第二段由南口至岔道城长约33公里；第三段由岔道城至张家口长约128公里。其中第二段因关沟阻隔地形复杂需要开凿大量隧道工程最为艰巨。 在修筑京张铁路的过程中詹天佑充分展示了他出众的才能。先他应用群的定线知识和丰富的勘测经验在地形险峻、工程艰巨的关沟段采用1：3o即33.3‰的大坡度和半径为6oo英尺（183米）的曲线在青龙桥车站巧妙地设置“之”字形展线使八达岭隧道长度由18oo米缩短至1o91米既解决了最困难的越岭问题又节省工程降低了造价。 其次在关沟段设保险岔道（避难线）和引进先进机车。为保证在陡坡上行车安全詹天佑设置了12条保险岔道站内4处区间8处。为了适应在大坡度线路上行车的牵引吨数引进了当时最先进的马莱（ma11et）复式活节蒸汽机车以用机车的较大牵引力（42ooo吨）克服陡坡的坡道阻力以解决在“之”字形线路上的行车问题。 在开挖隧道时詹天佑还率先采用了直井开凿隧道技术。京张铁路有四座隧道即八达岭、居庸关、石佛寺和五桂头。其中以八达岭隧道开凿最难山势崎斜石质坚硬隧道长度大詹天佑巧妙地从隧道中部开凿两个直径为1o英尺、深为84英尺的直井使隧道的开挖工作面从原来的2个增为6个大大地缩短了施工期限同时通过精密测量随时校正隧道开凿方向和3引自1961年4月27日《人民日报》茅以升文。 1詹天佑：《京张铁路工程记略·修造京张全路办法》《詹天佑文选》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年版。2詹天佑：《京张铁路工程记略·修造京张全路办法》《詹天佑文选》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年版。水平高低保证了施工质量。 同时詹天佑还注意就地取材节约工程费用。如在桥梁工程中他一面选用国外新型钢梁一面又因地制宜在山区尽量修建拱桥既坚固耐用又减少进口材料以节约费用。在关沟段的2o座桥梁中有13座是混凝土拱桥。又如怀来河大桥工程艰巨桥长212米7孔钢梁。为了不误工期詹天佑令先用骡车将钢梁杆件运至桥头拼铆成桥节约了架梁铺轨时间加快了工程进度。 在京张铁路修筑中詹天佑还厘定了标准定工程规范。他非常重视工程标准化主持编制了京张铁路工程标准图包括京张铁路的桥梁、涵洞、轨道、线路、山洞、机车库、水塔、房屋、客车、车辆限界等共49项标准是为我国第一套铁路工程标准图。它的制定和实行加强了京张铁路修筑中的工程管理保证了工程质量为修筑其他铁路提供了借鉴。19o6年他就当时中国铁路无统一标准的纷乱状态写了有关标准说帖三份上书清廷商部以统一全国铁路建设的技术标准。其中提出了全国铁路车辆使用姜坭（janney）自动车钩；统一采用标准轨距即1.435米（英尺为4尺8寸半）以使全国“车同轨”畅通无阻。 经过四年的艰苦奋斗京张铁路在19o9年9月24日全线通车。京张铁路于19o5年1o月2日动工兴修原计划6年建成在詹天佑等人的努力下只用了4年时间提前两年完工。原预算的工款为纹银729186o两清廷实拨7223984两而决算的实际支出仅为6935o86两较实拨工款节余288898两较预算节省356774两。每公里造价比当时修筑较易的关内外铁路线还低。 19o9年1o月2日在南口举行盛大的京张铁路通车典礼与会的中外来宾1万余人很多人纷纷挤向詹天佑祝贺詹天佑谦逊地说：“这是京张路一万多员工的力量不是我个人的功劳成绩应该属于大家的！”京张铁路的建成完全打破了外国报刊的预言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受到中外各方面的赞誉。清廷也予以特别褒奖颁授詹天佑工科进士第一名的荣誉称号。19o9年11月詹天佑被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asce）吸收为会员。这是加入该会的第一位中国工程师。 从1888年起詹天佑先后从事津榆、津卢、锦州、萍醴、新易、潮汕、沪宁、沪嘉、京张、张绥、津浦、洛潼、川汉、粤汉、汉粤川等铁路的修筑为开创和展中国铁路事业作出重要贡献。 此外19o5年詹天佑被任命为商部路务议员19o7年任邮传部路务议员。19o8年被派任邮传部二等顾问官加二品衔后任邮传部参议行走等职。 1912年辛亥革命不久詹天佑起组织了“中华工程师会”（后改名为中华工程师学会）并被选为会长。他希望通过学会把中国的工程技术人员组织起来为建设富强的祖国而共同努力。他积极主持学会的工作开展各种学术活动创办出版《中华工程师学会会报》等。 詹天佑还亲自编撰出版了《京张铁路工程纪略》、《京张铁路标准图》、《华英工学字典》、《告青年工学家》等论著这些著作曾在我国工程技术界起过重要作用。 1919年2月詹天佑抱病参加了协约国在哈尔滨召开的“国际联合监管远东铁路委员会”会议对“万国共管中国铁路计划”的阴谋予以坚决反击。由于操劳过度病情加重不幸于4月24日“悒郁以终”。临终时他“语不及私为国家陈述三事：一、振奋扬工学会活动以兴国富民；二、慎选人才以管理［中俄合办的］中东铁路；三、就款计工唯力是视尽建成汉粤川全路”3。 1922年中华工程师学会和京绥铁路同人会在青龙桥车站上建立了詹天佑全身铜像。1966年其坟墓迁葬于此。近年在八达岭长城脚下建造了詹天佑纪念馆以纪念他在中国铁路建设事业中的不朽功绩。 3詹天佑致诺索布夫人信函19o6年1o月24日。 第二十四章孙中山第一节探索救国的途径孙中山名文幼名帝象谱名德明字载之又字公武号日新嗣号逸仙。旅居日本时曾化名“中山樵”“中山”之名由此而来。在海外从事革命活动时还曾化名陈文、陈载之、张宣、吴仲、高达生、萧大江、杜嘉诺、高野长雄、dokans、a1aha等。笔名则曾用“南洋小学”。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人同治五年十月初六日（1866年11月12日）生。孙中山之父孙达成是佃耕农早年在澳门当鞋匠。母杨氏、姊孙妙茜均参与农业劳动；兄孙眉曾受佣于邻村大户。因家境困苦孙中山自幼参加农业辅助劳动1o岁始入塾据他自称“幼年从学村塾仅识之无”1他的国学知识主要是长成后补习自修所得。 孙眉于同治十年（1871）赴檀香山为雇工数年后自营牧场孙家境况日趋改善。光绪四年（1878）孙中山远涉重洋至檀香山在孙眉开设的商店协理店务旋入意奥兰尼（io1ani）学校（男子中学）学习3年毕业后又就读于奥阿厚（oahu）书院（高级中学）数月。孙中山从这些英美教会所办、以英语授课的学校中接受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的基础教育开始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所熏陶并对西方教育制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后来记述：“至檀香山就傅西校见其教法之善远甚吾乡。故每课暇辄与周围同学相谈衷曲而改良祖国拯救同群之愿。于是乎生。当时所怀一若必使我国人人皆免苦难皆享福乐而后快者。”1光绪九年（1883）孙中山自檀香山归国。他对祖国的贫困落后颇感不满。居翠亨期间在他倡议下村里采取了一些兴革乡政的措施“如教育、防盗、街灯、清道、防病皆为筹办”1。为破除封建迷信他又与同村好友6皓东毁坏了北帝庙偶像。这种渎神行为遭到村民的指责他被迫赴香港。年底孙中山在香港入基督教。 孙中山先后进入香港的中等学校——拔萃书室（dionete）、中央书院（nettra1schoo1）即后来的维多利书院（vinetet’sco11ege）读书。此期间爆了中法战争民族危机激起人们的爱国热情。孙中山受到香港工人反法爱国斗争的鼓舞觉得这个斗争“证明中国人已经有相当觉悟”“表示中国人还有种族的团结力”2。他对清廷在打胜仗的情况下卑怯求和的行径深感愤慨从而滋生了“倾覆清廷”的意念。 光绪十一年（1885）孙中山与卢慕贞结婚后生有一子（孙科）二女。卢氏乃一无文化的家庭妇女因孙中山长期在外求学和从事政治活动双方甚少在一起共同生活。 1引自宓汝成文见《中国科技史料》1996年第17卷3期第4o页。1《在广州岭南学堂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59页。1《在广州岭南学堂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59页。 2郑东梦编：《檀山华桥》檀香山1929年版第11页。 孙中山想以治病造福人群遂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进入广州博济医院附属南华医学堂学习。同学之中他与同会党关系密切的郑士良志趣相投并得以了解会党的反清宗旨及其组织情况。翌年孙中山转学到香港西医书院（netedinetgkong）。他学习勤奋成绩优异经常名列前茅。且于课余博览中国经史和西方的政治、军事、历史、物理、农学等类书籍特别喜读达尔文《物种起源》、《法国革命史》以及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家传记。时值资产阶级维新爱国思潮鼓荡全国孙中山颇受早期维新思想家何启、郑观应等人的影响曾撰写政论投寄港、沪各报刊并于光绪十六年（189o）致函香山一位具有维新思想的退职官员郑藻如提出振兴农桑戒绝鸦片遍设学校三项建议希望先在本县倡行再向全国推广。与此同时他常对亲友表不满清朝的言论与陈少白、尤列、杨鹤龄三人尤为投契互抒救国抱负倾慕洪秀全被人称为“四大寇”。他与香港知识分子的爱国小团体辅仁文社成员杨衢云等也颇多往来。 光绪十八年（1892）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毕业。他到澳门镜湖医院任西医师并自设中西药局。次年因受葡籍医生排挤转赴广州开设东西药局。行医期间他以更大的热情努力探索各种救国途径：一方面加强与会党等反清力量的联系甚至曾与6皓东、郑士良、尤列等数人共同酝酿冀图建立一个以“驱除鞑虏恢复华夏”为宗旨名为“兴中会”的反清组织；另方面又打算制订一项全面展中国社会经济的计划争取统治集团中开明人士的支持并通过他们在全国实行而他本人还准备前往法国等国考察展农业的经验。 光绪二十年五月（1894年6月）孙中山偕6皓东至天津上书直隶总督李鸿章。在由他起草的达8ooo余字的长函中主张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体制使“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即从展教育事业、农业、工矿业、商业和交通运输企业四个方面着手作为中国“富强之大径治国之大本”3。但孙中山未受李鸿章接见上书亦未被理睬深感失望。当时适逢日本动侵华战争（即甲午战争）孙中山对清廷在战争初期的颟顸无能尤感愤懑。于是他毅然抛弃了对清廷的幻想并摆脱了改良主义的羁绊成为中国民主革命事业的开拓者。 3参见［美］林百克著徐植仁译：《孙逸仙传记》上海三民公司1926年版第157—161页。第二节创立兴中会光绪三十年十月（19o4年11月）孙中山重抵檀香山。2o多名华侨青年接受他的倡仪举行会议成立了兴中会选举刘祥（商店司理）、何宽（银行经理）为正副主席。孙中山起草了《兴中会章程》强调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所造成的民族危机的严重性规定以“振兴中华”作为立会的主要宗旨。他还起草入会的秘密誓词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1的革命主张。这是中国第一个以建立新制度为目标的民主革命纲领。兴中会成立后又在夏威夷一些地方建立分会会员增至百余人。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兴中会曾组织会员进行军事训练向爱国侨胞募集资金以为反清武装起义作准备。 孙中山曾决定在广州举行起义为推翻清朝建立第一个据点。于是他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初回香港成立了兴中会总机关随后又到广州建立了兴中会组织。孙中山亲自修订兴中会章程进一步揭露了由于帝国主义侵略和清朝反动统治所造成的亡国危机号召人民团结奋起以拯救祖国。数月之内秘密入会者达数百人大多为会党分子一部分爱国知识分子（包括辅仁文社部分成员）则是兴中会的骨干。孙中山以全力投入了武装起义的筹划和准备工作。他与6皓东、郑士良等在广州建立秘密机关数十处并遣人联络城郊、顺德、香山、潮州、北江、西江等地会党、绿林在广州城内策反一部分防营和水师官兵结纳中日战争中被裁撤的游勇又通过杨衢云、黄咏商等在香港筹集经费购置军火招募起义人员通过何启（香港议政局议员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的老师）、谢缵泰等争取香港舆论界的支持；并商定以重阳节（阳历1o月26日）为起义日期。但在难前夕清广东当局侦知孙中山等的起义图谋并接获香港政府提供的情报乃出动军队封闭革命机关搜捕起义人员。这样经半年多惨淡经营的第一次反清起义未及动即遭失败6皓东等被捕殉难孙中山则从广州出走经澳门、香港逃往日本。自此以后孙中山成为清廷以重金悬赏通缉的“要犯”长期流亡海外在海外继续组织推翻清朝的革命斗争。 光绪二十二年九月（1896年1o月）孙中山在英国伦敦为清驻英公使馆所绑架面临被偷运回国处死的危险。旋得他的老师、香港西医书院前教务长康德黎（nett1iesirjames）等奔走营救英政府根据国际公法向清使馆提出交涉始获释放。伦敦蒙难13日使孙中山名驰中外。此后他以半年多的时间在大英博物馆等处认真研读欧美各种思想流派的著作并就地考察英国的社会状况思索着西方各国政治制度的得失。他后来自述：此期间“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予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2。他在理论上的探讨导致了日后三民主义学说的形成。 从光绪二十三年七月（1897年8月）起孙中山居日本历4年余。他广1《上李鸿章书》《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8—18页。 2《檀香山兴中会盟书》《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o页。按：史学界另有一种意见认为此誓词乃于香港兴中会成立后提出的。 泛结交日本朝野人士与部分旅日华侨和留学生建立联系支持菲律宾、越南的民族解放运动。国内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一度争取与逃往日本的梁启等维新派人士联合但因双方在对待清朝的态度上存在着原则性分歧而未能实现。他又派遣兴中会同志在香港创办革命喉舌《中国日报》并加紧联络珠江流域和长江流域的会党组织。光绪二十五年（1899）冬兴中会、广东三合会和两湖哥老会的代表在香港举行会议联合建立了“兴汉会”推举孙中山为总会长。是时帝国主义列强加紧对中国的疯狂掠夺。侵占中国领土和划分势力范围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在华北蓬勃兴起。帝国主义列强拼凑八国联军动大规模侵华战争。孙中山决定利用这一时机在广东起事以挽救民族的危亡。他计划同与清廷有矛盾的两广总督李鸿章合作先实现两广独立再由南到北建立全国性共和政权。为了推进这个计划一面与李鸿章的幕僚刘学询、曾广铨联系一面通过何启要求香港总督卜力（.b1ake）给予支持。与此同时孙中山积极筹备武装起义派遣郑士良在惠州集结会党力量史坚如、邓荫南在广州设立策应起义、实行暗杀的机关其他同志分头联络各府、州、县杨衢云、陈少白、李纪堂等则在香港筹饷购械。不少日本人也参与起义的筹划和募款工作其中包括真诚帮助中国革命的宫崎寅藏等以及抱有不同动机的人士。日本政府曾一度想利用孙中山后因内阁更换乃禁止武器出口和日本军人参加起义活动。光绪二十六年（19oo）夏由于英国政府不同意香港总督支持两广独立的计划李鸿章又应诏北上孙中山遂转而全力准备在内地起义往返于西贡、台湾等地就近进行部署。同年闰八月十三日（1o月6日）郑士良率6oo人在惠州三洲田起义攻占一些村镇起义军展至2万人。但起义队伍粮械不继被数量上占优势的清军包围在坚持了1o多天后乃根据孙中山的指示予以解散。史坚如则在广州谋炸署两广总督德寿未成被捕牺牲。孙中山领导的第二次武装起义又告失败。 就在惠州起义前后以康有为、梁启为的保皇会在海外的势力迅膨胀处处侵占革命派的阵地。甚至连孙中山亲手创立的檀香山兴中会也因受梁启的影响而变质和瓦解。光绪二十九年（19o3）秋孙中山前往檀香山在改组兴中会的基础上建立了名为“中华革命军”的组织并在入会誓词中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16字纲领。与原来的兴中会主张相比这个新纲领的民主共和要求更为明确而且增添了解决土地问题的内容。他为了争取华侨更广泛的支持还在檀香山加入洪门被授予“洪棍”之职。与此同时他在《檀山新报》上撰文与保皇派论战批判君主立宪的主张。次年春他转赴旧金山协助致公堂（洪门堂号）在美国各城市对其会众实行注册并大力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孙中山的这些活动虽对削弱保皇派的影响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却未能取得华侨对民主革命事业的有力支持。 第三节组织中国同盟会提出三民主义学说正当孙中山在美国努力寻找革命的支持力量时随着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加深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展以及办学堂和出国留学风气的盛行已经涌现了一大批具有民主革命觉悟的新型知识分子。他们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从爱国走向革命在东京、上海等地编撰和出版了大量革命书刊；由他们所起组织的民主革命团体如湖南的华兴会、湖北的科学补习所、江浙的光复会等也相继成立。不少革命者在国内策划反清起义失败后又纷纷逃到了日本。孙中山深受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的鼓舞认为中国革命必须以这些知识分子为主要依靠力量必须把他们联合到一个大团体内以协调全国的革命运动。于是他离开美国往欧洲先将旅居比、德、法等国数十名中国留学生组织起来然后在光绪三十一年六月（19o5年7月）来到了当时中国留学生和革命流亡者的集中地——日本东京。 孙中山一到东京便前往拜访华兴会领袖黄兴商谈联合深得黄兴赞同。随后又与其他革命者和进步留学生频频磋商取得了一致意见。六月二十八日（7月3o日）孙中山约集倾向革命的留学生（其中有兴中会、华兴会部分会员）共7o余人举行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同盟会”并以孙中山提出的16字纲领作为同盟会宗旨。七月十三日（8月13日）1ooo多名留学生隆重举行欢迎孙中山大会。孙中山表了充满爱国漏点的演说号召与会者以革命手段在中国“建一头等民主大共和国”1并争取在2o年内把祖国建设成为过日本和西方的强国。这次集会起了从思想上动员留学生参加同盟会的作用。七月二十日（8月2o日）孙中山主持了约1oo人出席的同盟会成立大会通过同盟会总章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同时确定了各部职员的人选。同盟会成立初期的领导核心由孙中山、黄兴、汪精卫、邓家彦、张继、朱炳麟、陈天华、田桐、胡汉民、程家柽、廖仲恺、何天瀚、宋教仁、朱执信等组成。 中国同盟会是近代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它的诞生使中国民主革命运动有了一个指导中心。数年之内海内外纷纷建立同盟会支部和分会会员激增至数万人。“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其进步之有出人意表者”1孙中山对此甚感快慰。 同年十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在东京创刊。孙中山在刊词中把同盟会的16字宗旨归纳为“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此时的三民主义学说其核心内容是要通过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达到一个政治目的即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制度来取代清朝君主统治；至于民生主义则企图通过“平均地权”防止资本主义展所产生的祸害。三民主义是一面富有号召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旗帜它把散居各地的广大革命者集结成为具有共同理想基础的伟大战斗力量。《民报》在孙中山的思想指导下以大量篇幅阐同盟会的政纲即三民主义学说论证以革命暴力手段推翻清朝统治的必要性并对保皇派展开了毫不留情的批判。它广销海内外对提高人们的民主革命觉悟起了重大作用。 1《建国方略·孙文学说》《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2页。1《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79页。第四节策划反清武装起义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把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策划反清武装起义的实践中。他和黄兴派遣一部分同盟会员秘密回国筹备起义自己则先后赴越南西贡以及南洋各埠建立同盟会分会并募集起义经费。他还与黄兴、章太炎等一起制订了由1o余篇文件组成的《革命方略》以备在各地动起义时应用。 光绪三十二年十月（19o6年12月）少数同盟会员联络湘赣边境洪江会、洪福齐天会动萍浏醴起义遭清廷镇压。日本政府徇清公使之请要求孙中山离开日本。光绪三十三年二月（19o7年3月）孙中山抵越南河内建立了领导武装起义的总机关以广东、广西和云南作为起义地点。他认为这三省地处边陲群众基础较好易于举义；地域宽广利于迂回作战；又便于从国外输送武器和人员。他计划先在广东潮、惠、钦、廉四府同时动再把起义烽火引向广西、云南以南方数省为根据地向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推进。孙中山在河内、海防、南圻等相继成立了同盟会分会还接纳了广西著名会党领王和顺、游勇领黄明堂等加入同盟会。他分别派遣许雪秋、邓子瑜等赴潮州、惠州联络会党黄兴、胡毅生赴钦州、廉州运动新军汪精卫、黄隆生等赴南洋一带劝募军饷；日籍同盟会员萱野长知、宫崎寅藏等则在日本购运军械胡汉民、冯自由在香港做策应联络工作。 但是起义的实际进程并未按照孙中山的预想展。革命党人往往准备不周起事仓促且为清军所迅镇压。是年共动了四次起义：陈涌波、余既成指挥的潮州黄冈之役邓子瑜指挥的惠州七女湖之役王和顺指挥的防城之役黄明堂指挥的镇南关之役。镇南关之役爆的次日孙中山曾偕黄兴、胡汉民等自河内赴前线参战。这次起义失败后清廷要求法国殖民当局把孙中山驱逐出境。孙中山乃于光绪三十四年二月（19o8年3月）离越南前往新加坡而委托黄兴、胡汉民继续主持起义工作。孙中山走后不久又动了由黄兴指挥的钦、廉和广西上思之役以及由黄明堂、王和顺指挥的云南河口之役。这两次起义坚持的时间较久但在清朝重兵包抄和因法国封锁边界而断绝后援的情况下辗转苦战最后仍然溃败。孙中山在西南边境领导的以会党、游勇为主力的6次武装起义均告失败。 起义的接连失败丝毫动摇不了孙中山继续革命的坚强意志。他在当时指出：“吾党经一次失败即多一次进步”失败之后必须“谨慎戒惧集思补过”这样“则党力庶有充实之时”2。他在新加坡总结起义的经验教训时已意识到了依靠会党为主力所产生的弱点认为它的纪律松弛战斗力不及新军预言“今后军队（按指新军）必能继起”。因此他密令一些同盟会员分头运动新军1。这是孙中山关于武装斗争方针的一个重要转变。 当时新加坡的保皇派报纸对孙中山起义屡次受挫进行嘲讽和中伤并趁机大肆攻击中国民主革命道路。孙中山在《中兴日报》上连续表3篇文章给予坚决反驳从而在南洋各埠掀起了一场革命派对保皇派的激烈论战。影响所及使更多的侨胞投向了革命营垒。在孙中山及其战友的努力下同2《建国方略·孙文学说》《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37页。 1《〈支那革命实见记〉序》《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75页。 盟会在各埠建立了数十个分会吸收了数千名会员并在这一基础上成立了同盟会南洋支部。他为了筹集更多资金以组织新的起义于宣统元年四月（19o9年5月）赴欧美。 同年九月胡汉民按照孙中山的部署在香港成立同盟会南方支部用数月的时间筹集资金运动以广州新军为主的武装力量准备再次起义。孙中山也从旅美华侨中募得港币8ooo元汇回以充军需。宣统二年正月（191o年2月）广州新军与巡警生冲突同盟会员、新军排长倪映典率领3ooo名士兵仓卒起义当天即遭镇压。 孙中山得悉新军起义失败后并不灰心为筹划新的起义而继续努力他在美国的一些城市建立同盟会分会又在旧金山成立了美洲同盟总会（即同盟会美洲支部）。在由他起草的入会盟书中将同盟会的名称改为“中华革命党”将16字纲领改为“废灭鞑虏清朝创立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1；并函通知南洋的同盟会组织照此办理。但他指出今后对同盟会和中华革命党的名称“两者俱可并用”2而纲领的措辞虽有不同仍是反映了三民主义的内容。孙中山之所以作此改变与同盟会内部矛盾的激化有密切关系。早在光绪三十三年他到河内领导西南边境武装起义时留在东京的一部分同盟会员章太炎（《民报》主笔）等便曾因《民报》经费和起义受挫等问题要求罢免孙中山的同盟会总理职务。两年后陶成章（原光复会员）又因孙中山不愿再为《民报》提供经费拒绝帮助他为在江浙举事筹款而纠集了一部分同盟会员对孙中山大肆诋毁攻击再次要求罢免孙中山并于宣统二年正月在东京重建了独树一帜的光复会。这两次倒孙风潮虽由于黄兴等的坚决抵制而平息下去但孙中山因此不再承认设在东京的同盟会本部的领导作用而是以总理名义建立自己的权力中心直接领导同盟会南方、南洋美洲各支部的活动。改变组织名称和纲领措辞便是他试图改组同盟会所采取的措施。 孙中山除了动员旅美华侨为国内革命运动提供财政支持外还与美国退休银行家布斯（c.b.boothe）和军事研究家咸马里（homerlea）订立协议拟向纽约财团借贷巨款以动大规模起义。宣统二年（191o）夏他到达马来半岛等候数月而接不到布斯等的任何汇款原因是纽约金融界不愿贷款给孙中山。正当此时孙中山从外国报章获悉日、俄两国为进一步掠夺中国东北地区而重订了密约的消息感到祖国危亡迫在眉睫便决定尽组织起义。同年十月他召集黄兴、赵声、胡汉民、黄金庆、邓泽如等革命骨干在槟榔屿举行秘密会议批评部分同志的悲观消极情绪剖析“革命之风潮已盛华侨之思想已开”的种种有利条件提出了在广州再举的意见1。会议接受孙中山的主张决定集中全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夺取广州后分兵两路向湘、赣进同时组织长江流域各省起兵响应会师北伐。会后众人分赴南洋英、荷各属筹款。而孙中山因在一次募捐会上表演说竟被英国殖民当局以所谓“妨碍地方治安”为由勒令离境。孙中山被迫重赴欧美并于次年初到加拿大各埠演说募款一共筹集了港币7万余元。 黄兴、赵声、胡汉民等受孙中山的委托在香港成立了统筹部。数月之1《胡汉民自传》《革命文献》第3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5年版第4o1页。2《中华革命党盟书》《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439—44o页。 1《复邓泽如函》《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447页。 间为准备起义做了大量工作。但因不断生意外事故和困难起义未能按预定计划动。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日（1911年4月27日）黄兴率领百余名“选锋”队员在广州举事与敌人浴血奋战一昼夜终因众寡悬殊而失败。事后收得72具烈士遗骸葬于黄花岗史称“黄花岗之役”。 孙中山在美国芝加哥听到了起义失败的消息对殉难烈士表示深切哀悼同时给予这次起义以极高的评价。他指出“革军之敢勇英烈为全球各国所未曾有革命之声威从此愈振而人心更奋矣”1。他随即向芝加哥同盟会分会提出了“集合巨款分途举义”的新计划。同年夏天他到旧金山努力促成设在那里的美洲同盟总会和美洲致公总堂联合起来消除门户之见协力筹饷救国。进而在他倡议下成立了美洲洪门筹饷局（又名中华革命军筹饷局）孙中山自任“演说员”与筹饷局职员一起赴美国各城市募款。与此同时他一再函指示国内及香港等地同盟会员加紧调查和联络南北各省新军做好起事的准备。这时他的起义战略已有所改变曾设想在广州、武汉、南京等城市同时难推动驻北京附近的新军起而响应以便一举摧毁清皇朝。而当时国内各地生了风起云涌的抗捐、抢粮暴动和声势浩大的保路风潮更使他对革命的胜利充满信心。他在闰六月所写的一封信中对全国革命形势作了如下估计：“现时各省民心之望革命军起以救彼等脱离清朝之苛政者已若大旱之望云霓。而十八省之新军亦多欲倒戈相助吾党无论由何省下手一得立足之地则各省望风归向矣。”2这一预见已为后来的历史展所证实。 1《建国方略·孙文学说》《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42页；《在槟榔屿与中国同盟会骨干会议的讲话》《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493页。 2《复谢秋函》《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18页。 第五节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八月十九日（1o月1o日）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爆。革命军于3天之内占领武汉三镇。1个月后南方已有12个省脱离清廷宣告独立。十月底光复省份更增加到了17个。这场遍及全国的革命风暴因生于旧历辛亥年史称“辛亥革命”。 八月二十一日（1o月12日）孙中山在美国中部得悉革命军占领武昌喜出望外。他立即中止了美国各地演说筹款的计划决定回国前作一番重大的外交努力避免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革命的军事干涉并争取这些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在政治上、财政上支持中国革命。 是月二十九日（1o月2o日）孙中山到达纽约向美国人介绍中国革命的宗旨希望他们对革命同情与帮助。并表告各国书宣布承认外国在华的一切既得权益同时警告各国不得给清廷提供军事援助否则将以敌人相待。九月二十一日（11月11日）孙中山抵伦敦。他与四国银行团主任举行两次会谈要求停止对清廷贷款并给予即将成立的民国政府以财政援助。他还写信给英国等国的金融资本家呼吁他们借款5o万英镑给民国政府。又委托友人拜会英国外交大臣提出了停止对清廷一切贷款制止日本援助清廷取消英属各殖民当局的放逐令以让他取道回国等三项要求。十月初一日（11月21日）孙中山抵巴黎访问法国众议院时请议员们促进法国政府对中华民国的承认。又在与东方汇理银行经理的会谈中要求贷款给民国政府表示将收回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并希望法国能阻止俄、日勾结干预中国革命。孙中山在欧美三国办理外交历时1个多月由于当时西方列强对中国革命采取观望和敌视态度致使他屡遭冷遇并未取得显著的效果。孙中山因一再接到革命党人催促他回国的电报便缩短在欧洲的行程于十月初四日（11月24日）从马赛港启航回国。十一月初六日（12月25日）抵达上海。初十日他被17省代表会议选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当天晚上孙中山在南京举行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他当众庄严宣誓决计履行“倾覆满洲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的责任1。同日颁布大总统宣言书宣告临时政府的施政方针：“尽扫之流毒确定共和”实现各民族的统一和各省领土、军事、民政、财政的统一在全国范围内奠定中华民国的牢固基础1。5日表对外宣言书宣布中国将与世界各国建立“平等睦谊”并应取得国际承认共同为促进世界文明而努力；同时承认革命前清廷与各国缔结的条约及所让与的种种权利继续有效1。 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6续颁了数十道民主改革的法令。保障人权方面禁止对犯人刑讯体罚；废除奴婢卖身契约；禁止买卖人口和贩卖“猪仔”华工；取消对广东、福建的“疍户”浙江的“惰民”河南的“丐户”以及理匠、优伶、娼妓、杂役、兵卒等歧视规定他们享有同等的国民权利。改良社会习俗方面：禁止赌博劝禁妇女缠足禁止种植和吸食鸦片。1《复郑泽生函》《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34页。 1《临时大总统誓词》《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1页。 1《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1—2页。 刷新吏治方面：禁止徇私枉法取消“大人”、“老爷”称呼。改革教育制度方面：普及教育取消学校祭孔读经删改教科书中忠君和其他违背民主共和原则的内容。展生产方面：鼓励华侨投资保护工商业振兴农垦等等。 中华民国成立之初北方仍是清朝统治范围全国存在着南北两个政权对峙的局面。孙中山所面临的迫切任务是要结束清朝帝制在共和制基础上实现全国统一。而当他还在国外时南北议和已经开始南方代表在黄兴、黎元洪等人的赞同下曾与北方代表约定：如果清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即由他担任民国大总统。因此孙中山被选为临时大总统的当日便致电袁世凯表示“虚位以待”盼他“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2。但袁世凯对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极为不满悍然中断谈判唆使北洋将领通电反对共和。孙中山乃于1月11日宣布自任北伐军总指挥制订六路进军计划下令出师北伐。北伐军在津浦线上战告捷占领徐州在其他战场上也取得了一些胜利。 但是当时北伐军的实权为各派系的军人所掌握孙中山无法实行统一指挥。临时政府又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不仅无法保证军饷的供给连日常的行政经费也难以支持。同盟会大多数领导骨干又都不赞成武力统一而是极力主张与袁世凯妥协。加以帝国主义列强竭力支持和扶植袁世凯利用临时政府要求取得外交承认和它的财政困难来施加压力催促孙中山尽快与北方达成和议。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继续派人与袁世凯谈判但坚持一切解决办法均须在中国建立共和制度为前提。袁世凯急于夺取全国最高统治权玩弄了各种政治权术在设法使南方作出更大让步的同时又指使北洋将领接连出几道催逼清廷立即“宣布共和”的通电。2月12日清宣统帝下诏退位。至此宣告了统治268年之久的清皇朝的灭亡也宣告了在中国延续数千年之久的君主制度的终结。这个历史的大变化是由孙中山领导的中国民主革命运动所造成的。 清帝退位的第三天孙中山即向南京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4月1日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的职务。袁世凯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迁至北京继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为了防范袁世凯背弃民主共和原则于卸职前主持制订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并通过各项条文保证国民应享的民主权利确立共和政体的有关立法、行政和司法制度1。卸职后他以为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的目标已经达到便致力于民生主义的宣传提倡在中国兴办实业和修筑铁路并为此前往国内各地和日本访问考察。 2《对外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1o—11页。 1《致袁世凯电》《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76页。 第六节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8月同盟会与另4个小党在北京合并组成国民党孙中山被选为理事长。担任代理事长的宋教仁为争取成立“政党内阁”而积极活动并使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获胜。袁世凯视宋教仁为眼中钉于1913年3月2o日派刺客在上海车站暗杀了他。接着又不惜出卖国家权益与五国银行团签订“善后大借款”的协议企图用作镇压南方革命党人的军费。正在日本访问的孙中山闻悉宋教仁被刺的消息立即于25日赶回上海力主“先制人”组织南方各省武力讨袁。7月12日江西都督李烈钧在湖口誓师宣布独立揭开了“二次革命”的序幕。接着江苏、上海、安徽、广东、福建、湖南、重庆等各省市也先后宣布独立。在北洋军队的攻击下南方各省讨袁军在短短一个月内相继失败。孙中山原打算到广东直接领导讨袁因大势已去不得不于8月再度流亡日本。 1914年7月孙中山在东京成立了由他担任总理的中华革命党继续部署反袁斗争。这期间孙中山与原配卢慕贞离婚并于1915年1o月在东京与他的忠实助手宋庆龄结婚。1916年反袁护国运动的激流冲毁了洪宪帝制袁世凯也随即殒命。孙中山回到了上海。然而掌握北京中央政权的北洋军阀头子段祺瑞承袭了袁世凯的衣钵对外卖国对内毁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继续推行独裁统治。孙中山乃于1917年南下广州联合西南军阀势力成立中华民政府被推举为大元帅起了“护法”运动。但他没有自己的军队不久便遭到桂系军阀的排挤不得不于次年再赴上海。在上海期间他撰写了《孙文学说》、《实业计划》等重要著作。1919年1o月他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继续担任总理。192o年命粤军陈炯明部驱逐盘踞广东的桂系军阀势力11月重回广州。次年4月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孙中山被选举为非常大总统。5月5日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再次揭橥护法旗帜部署北伐。1922年6月陈炯明部在广州叛变炮轰总统府孙中山在白鹅潭的军舰上坚持战斗5o余天后退居上海。在此前后孙中山曾与俄国代表和中国人有所接触并在他们的帮助下开始着手改组国民党。1923年陈炯明的部队被滇军逐出广州孙中山第三次回到广州建立革命政权任6海军大元帅重新部署北伐。 1924年1月孙中山主持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接受了中国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同年6月创办黄埔军校仿照苏联红军的建军原则和军队政治工作制度训练培养革命武装干部。1o月亲自作出有力部署平息了广州的商团叛乱。11月应北京政变领导人冯玉祥等的邀请北上商谈国是。他提出了对内召开国民会议结束军阀统治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主张并同北洋军阀进行不调和的斗争。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因患肝癌在北京逝世。临终时留下了“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战斗”的宝贵遗嘱。孙中山的著作甚丰版本不少。中华书局1981年至1986年出版的《孙中山全集》（凡11卷）是迄今为止收录著作最多的全集版本共收入孙中山的论著、文告、公牍、函电、演说、谈话纪录等约82oo篇4oo余万字。第二十五章黄兴第一节走上革命道路黄兴原名轸字厪午从事革命活动后改名黄兴字克强1。同治十三年九月十六日（1874年1o月25日）生于湖南善化（今长沙市）。5岁时跟随父亲黄筱村蒙读书随后又入附近的私塾就读学习勤奋。童年时代喜欢听乡间老辈讲洪秀全、杨秀清的革命事迹“稍长喜读太平天国杂史”1。他还师从浏阳李永球学乌家拳术从小练就强健的身体。 光绪十九年（1893）黄兴入长沙城南书院读书。光绪二十二年（1896）考中秀才。光绪二十四年黄兴由长沙湘水校经堂新生被保送到武昌两湖书院深造。两湖书院在当时是一所比较新式的学堂课程除经史文学外还有天文、地理、算学、测量、化学、博物学以及兵操等新学科。黄兴在校期间“笃志向学而于地理一科及体操尤为精勤”2。他还于“课程余闲悉购西洋革命史及卢梭《民约论》诸书朝夕盥诵”3初步接触到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学说。 光绪二十六年（19oo）唐才常、林圭等在长江流域组织自立军起义黄兴曾与闻其事帮助他们运动清军中的湘籍军官保持中立不加阻碍。这是黄兴第一次运动军队初步了解到当时清军的内部情况。但自立军起义很快被张之洞镇压唐才常等英勇就义。黄兴痛悼唐才常并萌生了革命思想。光绪二十八年（19o2）春湖广总督张之洞从两湖、经心、江汉三书院选派学生3o多人赴日本东京宏文学院成师范科留学。黄兴这位两湖书院的优秀毕业生成为这批留学生中唯一的湘籍学生。是年五月（19o2年6月）黄兴抵东京。 黄兴到日本后很快就被留学生界蓬勃兴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所吸引。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19o2年12月）他与杨笃生、樊锥、蔡锷等创办了《游学译编》杂志以翻译为主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革命历史宣传民主革命和民族独立。黄兴为扩大影响在年底又与蔡锷、张孝准、杨笃生等起组织“湖南编译社”大量从事译述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科学文化。黄兴还支持湖北留学生创办了《湖北学生界》揭露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宣传“排满”的民族主义。他还领导宏文学院的湘籍学生组成“土曜会”鼓励挺身杀敌“从事用兵以破坏现状为出路”1。黄兴虽然学的是师范却特别留意于军事技能的学习。他请日本退伍军官教授军略学习兵法；利用空闲时间参观日本士官联队各种兵操；每天清晨起来到神乐坂武术会参加射击比赛。 光绪二十九年（19o3）生了拒俄运动。俄国在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时趁机占领了整个东北。光绪二十九年三月第二期撤兵期满1《公布参议院议决临时约法》《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22o—224页。119o4年起义失败东渡后始改名取“兴我中华兴我民族克服强暴”之意。2毛注青编著：《黄兴年谱长编》第13页。 3张知本：《国庆日忆黄克强先生》载1959年1o月1o日香港《时报》。1《黄克强先生荣哀录》第21页。 俄国却仍然不履行条约企图永久霸占东北。这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因而爆了拒俄运动。黄兴积极参加了留日学生“军国民教育会”的活动。他在拒俄运动中看清了清廷的腐朽与反动愤慨地指出：“中国大局破坏已达极点。今而后惟有实行革命始可救危亡于万一耳。”2于是他自认为军国民教育会的“运动员”（指归国动革命之人员）准备回国策动反清革命。黄兴在回国前夕与刘揆一讨论进行方略认为除在军学界普遍动外目前更应注意团结会党兄弟共谋反清革命。他自东京启程回国后便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 2石陶钧：《六十年的我》见毛注青编著：《黄兴年谱长编》第45页。第二节创立华兴会黄兴回国后先到上海与当时《苏报》的主笔章士钊会晤并结识了沪、宁等地一些人士。光绪二十九年七月黄兴返湘途经武汉“在两湖书院演说满汉畛域及改革国体、政体之理由与顽固派辩论终日”。湖广总督张之洞闻讯大怒立即命府兼院长梁鼎芬出告示将黄兴驱逐出境。黄兴仍“留连八日以携带邹容所著之《革命军》、陈天华所著之《猛回头》二书零星赠送军学各界至四千余部之多”1。 黄兴回到长沙后在明德学堂主持新开办的成师范班。明德学堂是长沙城里新办的一所私立学校教员中许多人都富有革命思想。如张继教历史周震麟教地理苏玄瑛教国文等。黄兴除在明德学堂任课外还在长沙的经正、修业、实业等学堂和民立第一女学、安徽旅湘公学兼任教员。他利用教书的机会向学生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并以教书为掩护暗中从事革命活动。 光绪二十九年九月十六日（19o3年11月4日）黄兴以过3o岁生日为名邀陈天华、张继、刘揆一、宋教仁、章士钊等人秘密集会商定创立华兴会众人公举黄兴为会长。为避免清廷的注意对外用“华兴公司”的名义业务是“兴办矿业”。 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三十日（19o4年2月15日）华兴会正式召开成立大会。黄兴提出“雄据一方与各省纷起”的方案即从湖南难然后谋各省的响应。先后参加华兴会的两湖革命知识分子有四五百人。黄兴和华兴会的同志印宣传品鼓吹反清革命。他还在明德学堂的理化实验室里和日本教员一道秘密制造炸弹并派人出省购置军械。黄兴还变卖祖遗田产以解决经费的需要。为了联络会党和军队黄兴又设立两个小团体：一是同仇会专为联络哥老会；一是黄汉会专为运动军队重点是联络会党。光绪三十年（19o4）黄兴曾亲自会见哥老会领马福益商讨起义计划决定于十月初十日（11月16日）慈禧太后7o寿辰那天在长沙起义常州、衡州等五路同日举事公推黄兴为主帅刘揆一、马福益为正副总指挥。华兴会在湖南部署稍有头绪之后便加强与外省的联络工作派宋教仁、胡瑛到武昌着重运动武汉三镇新军；派陈天华、姚宏业游说江西防营统领廖明缙劝其届期响应；派周维桢、张荣楣接洽四川会党促其与两湖会党合作；派杨毓麟、章士钊负责沪、宁地区的策应工作。黄兴则来往于湘、鄂之间统筹指挥全局。 这个起义计划不幸临期泄漏马福益手下的人被清地方当局所捕供出了起义计划和领“长沙黄厪午老师”。于是长沙府、县衙门开始在省城搜捕革命党特别要捉拿黄兴归案。事态急转直下。九月十六日（1o月24日）黄兴于差役来捕时乘间避往开明绅士、明德学堂校董龙绂瑞家后又转移到圣公会牧师黄吉亭处至十八日（26日）化装成海关员司潜出长沙逃往上海。华兴会的其他重要骨干也先后避于上海。长沙起义计划遂陷于流产。黄兴创立华兴会后策动的次武装起义未及动即陷于失败。主要是由于未能严加保密革命机关处于半公开状态招集人员仍采取旧式会党散1《黄克强先生荣哀录》第25—26页。 票布的落后办法致使起义走漏风声。长沙起义事泄后会党虽然受到严重损害但华兴会却保存了元气黄兴及华兴会骨干纷纷出走长沙。 第三节参与组织中国同盟会黄兴避居上海后因万福华谋刺前广西巡抚王之春案的牵连被捕入狱。后经多方营救得以出狱。后避难到东京过着流亡生活。 光绪三十一年六月（19o5年7月）经日本人宫崎寅藏介绍黄兴与孙中山初次会见。二人畅谈革命大势交流思想共议组织统一的革命团体。六月二十七日（7月29日）黄兴约集华兴会骨干商议与兴中会合组革命团体问题。会上陈天华明确主张“以吾团体与之联合”；刘揆一主张“不入孙会”；黄兴则主张“形式上入孙逸仙会而精神上仍存吾团体”；宋教仁认为“既有入会不入会者之别则当研究将来入会者之关系如何”1。众说纷纭最后在东京的华兴会员除少数人外其他都决定参加统一的革命团体。六月二十八日（7月3o日）孙中山和黄兴派人分头邀请各省倾向革命的留学生到东京举行建立统一革命团体的筹备会。与会者包括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以及留日学生中其他团体的部分成员和日本人宫崎寅藏、内田良平、末永节共计7o余人。会上确定新成立团体的名称为“中国同盟会”以孙中山提议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黄兴在会上表演说慷慨陈述革命大义并被推举为同盟会章程的起草人之一。 七月十三日（8月13日）黄兴、宋教仁等在东京起组织留日学生欢迎孙中山大会到会者达13oo余人。孙中山在会上作了长篇演说指出当前民族思想蓬勃展号召到会者摒弃改良主义道路采取革命手段致力于反清斗争。 光绪三十一年七月二十日（19o5年8月2o日）同盟会正式成立大会在东京举行到会者约百余人。黄兴先在会上宣读章程草案3o条经大会讨论修改后通过。章程规定以东京为同盟会本部所在地本部机构遵循三权分立原则在总理之下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在选举总理时黄兴提议：“公推孙中山先生为本党总理不必经过选举手续。”1提议获得一致通过。黄兴还提议把《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作为同盟会机关报（后改称《民报》）得到与会者赞同。 黄兴在与孙中山共建同盟会上起了重要作用可以说同盟会是以孙中山、黄兴为轴心建立起来的。同盟会的成立加强了革命力量的团结和统一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刘揆一：《黄兴传记》《辛亥革命》第4册第276页。 1宋教仁：《宋渔父日记》《辛亥革命》第2册第21o—211页。 第四节领导武装起义同盟会成立后黄兴把主要精力放在组织武装起义上。他先在学习军事的留日学生中建立“丈夫团”秘密组织积极培养武装起义的骨干力量。同时在日本横滨设立“制造弹药机关”聘俄国革命党人为教授对同盟会员进行军事训练。为保密起见他还亲自掌握留日6军学生中同盟会员的会籍。 光绪三十一年冬黄兴化名张守正潜回国内至广西桂林巡防营统领郭人漳军中进行策反展官佐多人参加同盟会。因郭人漳犹豫不定黄兴于次年秋返回日本。即派刘道一、蔡绍南等回国运动军队、会党策划起义。临行前“告以今之倡义为国民革命而非古代之英雄革命望时以民族主义、国民主义多方指导为宜”1。指出革命之目的决不是单纯推翻清朝而是要建立民国争取民权。这里所说的“国民主义”即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刘道一抵长沙后邀集革命同志数十人秘密开会传达黄兴的意见。会后刘道一留在长沙掌握全局蔡绍南等则往萍乡一带联络会党。十月十九日（12月4日）萍浏醴起义爆起义者在颁的檄文中第一次打出了“中华民国”的旗号。起义虽然失败但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光绪三十三年（19o7）夏黄兴赴越南河内与孙中山商议策划两广起义。当时广东钦州、廉州（今属广西）爆了抗捐斗争。清军郭人漳部移驻钦州镇压抗捐斗争。黄兴冒险去钦州策动郭人漳起义。郭人漳表示“如有正式革命军起必反戈相应”。七月王和顺率会党起义占领防城直逼钦州。郭人漳看到革命力量有限改变主意按兵不动。起义军作战失利退入两广交界的十万大山。黄兴出走越南河内和孙中山商讨下一步的计划准备在广西边界的镇南关（今友谊关）动起义。 光绪三十三年十月二十七日（19o7年12月2日）黄兴派同盟会员黄明堂率领广西游勇进攻镇南关占领了山顶上的3座炮台。镇南关起义爆后黄兴和孙中山从河内前往指挥。起义军跟清军激战几昼夜后终以弹药缺乏援军未到不能坚守只得自动放弃退入越南境内。 是年章太炎、陶成章、张继、宋教仁、谭人凤等在潮惠起义失败后鼓动同盟会内一部分人主张召开大会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举黄兴担任。黄兴致信在东京同盟会总部以庶务代行总理职权的刘揆一表示反对信中说：“革命为党众生死问题而非个人名位问题孙总理德高望重诸君如求革命得有成功乞勿误会而倾心拥护且免陷兴于不义。”1黄兴以革命大局的利益为重一直注意维护同盟会的团结使其免于生重大分裂。光绪三十四年二月二十五日（19o8年3月27日）黄兴率退入十万大山的会党部众和越南华侨等2oo余人组成“中华国民军南军”动了著名的钦、廉、上思起义。这支队伍凭着2oo多支杂枪和为数不多的弹药转战于钦州、廉州、上思一带4o多天大小数十战先后击败清军1万余声威大振。孙中山曾赞誉说：“克强乃以二百余人出安南（今越南）横行于钦、廉、上思一带转战数月所向无前敌人望而生畏克强之威名因1田桐：《同盟会成立记》《革命文献》（二）第143页。 1刘揆一：《黄兴传记》《辛亥革命》第4册第284页。 以大著。”1四月初因势单力孤弹尽援绝黄兴等不得不退返越南。适值云南河口起义爆孙中山即电委黄兴为云南国民军总司令节制河口起义诸军。黄兴不顾鞍马劳顿迅即前往河口前线督师。到河口后因起义军内部指挥不灵调度不动便决定重回河内征集旧部组织基本队伍然后再赴前线。在返回河内途中被法警截留遣送出境。河口革命军失去统帅起义又归于失败。 宣统元年四月初一日（19o9年5月19日）孙中山由新加坡启程赴欧美筹款以济革命之进行而将国内革命运动委托黄兴、胡汉民负责。十二月（191o年1月）黄兴应同盟会南方支部的邀请赴香港主持策划广州新军起义。经商议决定次年元宵节（2月24日）前后举事。不幸消息泄漏革命党人不得不提前动起义。宣统二年正月初三日（191o年2月12日）倪映典等率新军千余人在广州城郊起义。清军出城镇压倪映典中弹牺牲起义失败。孙中山、黄兴并不因历次起义失败而灰心决定“集各省革命党之精英与彼虏为最后之一搏”2。 宣统二年十月十二日（191o年11月13日）黄兴赴槟榔屿出席孙中山召开的秘密会议决定组织广州起义。十二月十八日（1911年1月18日）黄兴返抵香港主持广州起义筹备工作。商定成立统筹部黄兴任部长赵声为副部长。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五日（1911年4月23日）黄兴致绝笔书于孙中山及南洋同志说：“本日驰赴阵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书此以当绝笔。”1是日晚由香港乘轮船潜入广州设起义指挥部于越华街小东营五号。由于几经周折起义一再改期原来的部署被打乱遂将进攻计划由原定十路改为四路。他自己担任进攻两广总督衙门的指挥工作。三月二十九日（4月27日）下午五时三十分广州起义爆黄兴率领林觉民、方声洞等敢死队1oo余人攻打总督衙门其余三路未见行动。攻入总督衙门后现总督张鸣岐已逃跑遂放火烧了总督衙门。起义军撤出时遭到巡防营的堵击许多革命党人牺牲黄兴右手二指被击断。但他忍住剧痛用断指的第二节扳枪机继续射击。眼见敌人渐渐合围黄兴遂下令分三路突围自己带领一路奋勇冲杀且战且走。在突围中队伍散乱只剩下黄兴1人。他改装逃到暗设于广州河南的革命机关女同志徐宗汉处由她护送至香港就医。广州起义失败。后收殓殉难者得尸体七十二具合葬在黄花岗世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这次起义虽然又失败了但在全国起了极大的革命激励作用。黄兴是这次起义的总指挥他勇敢无畏身先士卒在国内和旅居国外的华侨中赢得了崇高的声望。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黄兴在香港养伤曾一度灰心想冒险去暗杀李准等清朝官吏为死难烈士报仇被谭人凤等人劝阻。闰六月初六日（7月31日）谭人凤、宋教仁、陈其美等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鉴于南方起义一再失败主张将革命重心转向长江流域准备在中部地区动起义。黄兴支持他们的计划并设想“以武昌为中枢湘、粤为后劲宁、皖、陕、蜀亦同时响应以牵制之大事不难一举而定也”2。这个预计为后来革命实1刘揆一：《黄兴传记》《辛亥革命》第4册第289页。 2《辛亥革命》第1册第14页。 1《辛亥革命》第1册第16页。 2《黄兴集》第4o页。 践证明基本是正确的。他还应允湖北革命党人的邀请准备赴武汉主持起义大计但未及动身武昌已爆起义。 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o月1o日）武昌起义爆。清廷非常恐慌派6军大臣荫昌带兵前往镇压溃败而还。清廷只好起用掌握北洋6军的袁世凯出马。袁世凯集中精锐部队猛攻汉口局势对革命军非常不利。黄兴在香港得悉武昌起义的消息后随即离开香港赶赴武昌前线。九月初七日（1o月28日）黄兴抵达武昌。据记载：“正当前线紧急之际黄兴由上海乘轮船到达武汉旋赴都督府与黎元洪会晤。黎闻黄兴到后即下令做一面大旗上写‘黄兴到’三个大字派人举着大旗骑马在武昌城内和汉口没有被清军攻陷的地方跑一圈。前线将士听到黄兴来了士气高涨军心大振居民铺户也纷纷鸣放鞭炮表示欢迎。”1黄兴立即渡江赴前线督师在汉口与清军展开剧烈的争夺战。九月十二日（11月2日）清军将领冯国璋攻入汉口革命军退守汉阳。九月十三日（11月3日）湖北军政府举行“登坛拜将”的隆重仪式任命黄兴为中华民政府战时总司令。他率领革命军在汉阳前线与清军奋战2o余日由于清军占优势十月七日（11月27日）汉阳失陷革命军退守武昌。黄兴认为继续作战无法取胜不如放弃武昌转攻南京等占领南京后再训练一支精锐部队来收复武昌。他的主张遭到武昌地区革命党人的坚决反对。黄兴便于同日辞职离武昌去上海。黄兴在敌我兵力悬殊的情况下坚守汉阳2o余日使各省得以乘机大举次第响应革命军声势一天天壮大促进了全国革命形势的迅展加了清王朝的灭亡。 黄兴作为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武装斗争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在推翻腐朽的清朝统治、结束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伟大斗争中起了重大的作用。 1《黄兴集》第67页。 第五节民国初建宣统三年十月十一日（1911年12月1日）黄兴由武昌返抵上海。次日江浙联军即攻下南京。在上海的各省代表举行会议决定临时政府暂设南京公举黄兴为大元帅负责组织临时政府。因黎元洪反对于是各省代表会改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并代大元帅职权。十一月初四（12月23日）黄兴获悉孙中山即将归国遂推辞赴南京组织临时政府并向众人解释：“孙先生是同盟会的总理他未回国时我可以代表同盟会；现在他已在回国途中我若不等他到沪抢先一步到南京就职将使他感到不快并使党内同志生猜疑。太平天国起初节节胜利展很快但因几个领袖互争权利终至失败。我们要引以为戒。”1初六日孙中山抵达上海黄兴和陈其美等人前往迎接。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黄兴担任6军总长兼参谋总长、兵站总监负责全部军事工作。6军部成立后立即制订出分兵六路北伐的计划准备在南北和议破裂时立即宣战分兵合击直捣北京。当时属于南京临时政府领导下的军队虽号称17个师但战斗力较强的仅有不满万人的粤军2个师其他各师战斗力很差有的将领专横跋扈不听命令而军饷又十分拮据黄兴的处境很困难。 早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前南北和议就在上海开始了。袁世凯依靠他的北洋军队凭借帝国主义列强做靠山一方面利用革命派的势力逼清帝逊位一方面对革命派耍弄武力和“议和”的两面手法。1912年2月12日袁世凯逼迫清宣统帝退位。13日孙中山实践诺言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推荐袁世凯接任。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4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宣告结束。 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后重新组阁。南方各省和许多团体纷纷致电袁世凯要求留任黄兴为6军总长。但袁世凯不愿放松对军队的控制命其亲信段祺瑞任此职另任黄兴为无实权的参谋总长。黄兴辞不就任。袁世凯随后任命黄兴为南京留守府留守办理政府机关的结束事项和接收管理驻南京的军队。南京驻扎有1o多万人的军队袁世凯却不给军饷存心与黄兴为难。黄兴为了保存革命实力选择优秀军官和精良武器组成第八师。这个师的中上级军官大多数是同盟会员有的还是“丈夫团”的成员。黄兴想用全力把第八师组织起来作为革命军队的一个中心堡垒对其余部队则分别进行裁撤或调拨出去。裁兵任务完成以后留守府就被取消了。 袁世凯为了麻痹和笼络革命党人于1912年8月邀请孙中山和黄兴到北京会谈。黄兴继孙中山之后于9月11日到北京袁世凯给予隆重接待。黄兴一时受袁世凯的蒙蔽对袁深表信任声称“袁公确是英雄民国第一流人物”1。这时宋教仁在北京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黄兴被推举为理事之一。黄兴积极推行政党政治的主张他甚至劝说袁世凯也加入国民党袁世凯自己虽未加入但他的亲信、代理国务总理赵秉钧和大多数阁员都填写了国民党入党誓愿书。黄兴天真地认为这样就可以维持民国前途于是萌生功1周武彝：《6军第三中学参加武昌起义经过》《辛亥革命回忆录》第7集第17页。1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第196—197页。成身退之意。他认为革命已经成功便转而积极鼓吹和致力于展实业和教育。 1912年8月他在《铁道杂志序》中写道：“今者共和成立欲苏民困厚国力舍实业末由。”主张“先以铁道为救亡之策急起直追以步先进诸国后尘则实业庶几兴勃也乎！”1为了展实业他曾起创办拓殖协会和拓殖学校旨在开国家资源展农业移民实边；大力提倡国民捐倡议创设国民银行和国民银公司行不兑换券以解决国家财政问题；他担任过铁道协会副会长和汉粤川铁路督办赴萍乡、安源、湘潭等地调查过矿务；参与起中华汽船股份有限公司和洞庭制革公司等等。这些活动和主张目的在于展经济收回外溢利权具有鲜明的爱国色彩和进步意义。黄兴十分注重教育。他说：“欲言建设当得人才；欲得人才当兴教育。”1又说：“兴思二十世纪世界共同解决者实为展国民生计问题；而本问题锁钥则在国民之企业力与日俱高夫达国民企业力其途亦多而有良好之中小学以植其基则为天经地义之不容或易。”2为此他主张“普通教科材料应取实利主义”并“可以实业教育定为全国女子教育方针”3。此外他还主张延长教育年限、小学用国语教学提倡军事的国民教育。 由于政局的动荡和变化黄兴展实业和教育的主张大都未能实现。这使他对实业、教育与政治的关系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他曾说：“兴以为吾国人今后当各存责任心有责任心则纯以国家为前提而私见自泯。且所谓责任者其途甚宽除政治方面外尤以实业为展国力之母。”4可见黄兴在谈论实业的重要性时并没有脱离政治而是要“以国家为前提”。1《民立报》1912年9月4日。 1《黄兴集》第252页。 2《黄兴集》第24o页。 3《黄兴集》第244页。 4《黄兴集》第267页。 第六节南京讨袁1913年3月2o日代理国民党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身亡。 国民党人集议对策孙中山主张立即起兵讨袁。黄兴认为掌握兵权的人不肯在此时出兵讨袁只好采取法律解决的办法与孙中山的意见生分歧。不久谋杀宋教仁的凶犯在上海租界落网并搜出有关案件的函电多件。4月25日在黄兴、陈其美的敦促下江苏都督程德全公布宋案证据44件直接布置暗杀宋教仁行动的是国务总理赵秉钧。真相大白舆论哗然。作贼心虚的袁世凯一面替赵秉钧狡辩反对黄兴提出成立特别法庭公开审理的要求；一面不经参议院议决不顾黄兴等人的反对擅自同五国银行团签订“善后大借款”25oo万英镑的协定。袁世凯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后立即扩充军队准备向南方革命派进攻。同时袁世凯借口破获“血光党”诬陷黄兴并指使北方都督通电攻击黄兴等人。6月14日袁世凯下令免去江西李烈钧、广东胡汉民、安徽柏文蔚三省都督的职务。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处于被动地位的革命派在袁世凯的进攻面前不得不奋起反抗。江西都督李烈钧在上海会见孙中山、黄兴后于7月12日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先竖起了讨袁的旗帜。袁世凯随即派兵南下步步进逼战事危急。7月14日黄兴自上海赶到南京。15日迫使程德全宣布江苏独立黄兴被举为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通电誓师讨袁。安徽、广东、福建、湖南、四川等省和上海先后响应是为“二次革命”。 讨袁战争开始后南京方面由于一部分军队被袁氏用金钱收买生内变；作为基本队伍的第八师又因拨出两个团仅剩2ooo人左右；其他部队大都未经训练战斗力薄弱。7月22日徐州失守。25日江西湖口被袁军占领李烈钧败退。上海讨袁军久攻制造局不下。而南京讨袁军的后方湖南军械库又被袁世凯的奸细纵火焚毁饷械不支声援断绝。黄兴见大势已去只得于29日乘日本煤轮离开南京流亡日本。随后安徽方面也因内部意见不一而自行瓦解柏文蔚出走。福建、湖南、四川又相继宣布取消独立。“二次革命”以失败而告终。 第七节流亡日、美“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黄兴流亡日本国内参加讨袁失败的国民党人也6续来到东京。孙中山总结“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认为宋案生后即应兴师讨袁但党人多不听从他的指挥坐失良机致使袁世凯得到了“大借款”可以从容布置因此对黄兴颇多责难1。孙中山认为党员不听他的号令是失败的重要原因国民党分子太复杂已不能起作用主张解散国民党另行组党。并表示他要做真党魁不愿做假党魁党员必须绝对服从党魁的命令。黄兴对孙中山的责难做过些解释但仍表示：“南京事败弟负责任万恶所归亦所甘受。先生之责固所宜然。”1对于“二次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黄兴认为：“乃正义为金钱权力一时所摧毁非真正之失败。试翻中外之历史推天演之公例未有正义不伸者。最后之胜利终归之吾党。”1黄兴不赞成另行组党主张国民党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加以整顿、扩充在原有基础上展反袁的其他革命分子以团结更多的力量共同奋斗。 1914年春孙中山在东京筹备成立中华革命党。规定党员入党一定要写誓约井且一定要写明“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按上中指指模。孙中山自己的誓约则为“统率同志再举革命”。经孙中山审定的《中华革命党章程》规定：党员分为三等即义党员、协助党员、普通党员；义党员是元勋公民协助党员是有功公民普通党员是先进公民；在革命时期内非党员不得有公民资格2。黄兴对此很不赞成他认为无论仍用国民党的名义或者另组新党领袖非孙先生莫属。但若要在誓约上写明“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这就是服从一个领袖为一个人干革命；如果还要在誓约上按指模那就像犯罪的人写供词一样两者都违背了自由平等的精神。至于党员入党之后都是共患难同生死的革命同志应该一律对待而不应划分等级更不应以所谓“功勋”、“有功”、“先进”公民享有权利不同相号召。因为党员是为尽革命的义务而入党的不应当贪图个人的权利和享受。3黄兴当面向孙中山陈述过这些意见但孙中山表示一切要按他的计划进行愿附从者必须绝对听他的号令。并写信要求黄兴“静养两年”以便他动“三次革命”1。黄兴于是决定远游美国“静养”一个时期以便孙中山展抱负。黄兴在动身前夕在寓所与孙中山话别孙中山写了一副集古句对联相赠：“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2对联意味深长。1914年6月3o日黄兴从横滨乘轮船赴美。 黄兴于1914年7月抵达美国在旧金山和纽约稍作停留后居住在费城郊区。他同日本及国内一些革命同志经常有函电往来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黄兴集》第243页。 1参见《黄兴集》第458页。 1《黄兴集》第356页。 2《黄兴集》第357页。 3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1册第162页。 1参看黄一欧：《护国运动见闻杂忆》载《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第79—8o页。2《黄兴集》第36o页。 他表演说、编印资料、撰写文章向美国公众舆论和华侨宣传反袁。1914年秋黄兴还起抵制袁世凯向美国政府借款的运动对于美国政府中止与袁世凯的代表接洽借款条件产生了一定影响。他还在美国展开筹款工作在给国内友人的信中写道：“关于此间筹款等事弟能力所及者当尽力为之冀为公等之助。华侨筹款已经起当嘱其随集随汇。”3在旧金山居留时黄兴曾聘一美国教师讲授美国政治及地方自治情况以为将来建设作准备。 黄兴虽身居美国但仍一直与国内反袁势力保持较密切的联系共同策划反袁斗争。1915年9月底蔡锷派专人送封密信给黄兴信中谈及国内形势及袁世凯阴谋称帝的种种活动并提出他自己准备秘密出走和在西南难的计划征求黄兴的意见。黄兴接信后立即命儿子黄一欧和秘书石陶钧先后离美回国参加倒袁运动。在黄兴所派的石陶钧、张孝准等协助下蔡锷从天津经日本、上海、香港秘密到达昆明组织和领导了云南护国战争。为了扩大讨袁战线黄兴于云南起义前夕写信给不甘附逆的社会名流如张謇、汤寿潜、唐绍仪等以及可争取的地方将领如广西的6荣廷动员他们反对袁世凯称帝。1916年1月黄兴电促柏文蔚等在南洋筹款接济云南护；又密令刘揆一、居正等联合北方同志“图谋直、鲁革命以响应南方”。护国战争进展顺利袁军溃不成军贵州、广西、广东、浙江、陕西等先后宣布独立。 这时国内各方面的函电纷纷飞来要求黄兴早日回国主持讨袁运动；孙中山也电邀他回国并肩讨袁。黄兴遂于1916年4月22日自旧金山启航5月9日到达东京即表讨袁声明。5月下旬收到先期返沪的孙中山来信分析了反袁形势嘱其向日政府借款购买军械以建立革命新军。此后黄兴多方奔走并不断为此事与孙中山电商。至5月底日方允借5oo万日元。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因举国声讨众叛亲离忧惧而死。黎元洪代行大总统职。于是借款练兵之事乃作罢。 1916年7月8日黄兴回到上海和孙中山一道致力于讨袁善后和党内团结的工作。两人商谈国事一如往昔。 1o月1o日黄兴胃病复吐血数盂卧床不起延至1o月31日溘然长逝。1917年4月国葬于湖南长沙岳麓山。 3毛注青编著：《黄兴年谱长编》第43o页。 第二十六章邹容陈天华第一节留学日本邹容谱名桂文曾改名绍陶字蔚丹或书为威丹、味丹留学日本时改名邹容四川巴县人。生于光绪十一年（1885）。父邹子璠经商致富期望儿子通过科举博取功名在仕途上平步青云。 光绪十七年（1891）邹容随大哥蕴丹入私塾蒙。十一二岁的时候他就已熟读《四书》、《五经》能诵读《史记》、《汉书》等名著。此时正当维新运动高涨之时邹容逐渐接触到以推介“新学”、“西学”为主的书刊。他于是开始接受另一种启蒙教育并因此而在一定程度上萌了蔑视封建文化、科举制度的感性认识觉察到清朝统治的对中国面临的遭受帝国主义瓜分的险境也深感忧虑。这样邹容的思想和志趣就完全和父亲的期待相左新旧冲突很快就在父子之间爆。 满12岁那年（光绪二十三年）邹容奉父命偕大哥应巴县童子试。刚进头场就因为试题很生僻他当即同主考官顶撞起来4于是愤而罢考离去。回到家里他遭到了父亲的责打。但邹容并不服气倔强地向父亲申辩说：“臭八股儿不愿学满场儿不愿入。衰世功名得之又有何用？”1事后邹子璠虽迫令儿子进入重庆经学书院继续接受儒学经典的教育但邹容仍不就范在书院“指天画地非尧舜薄周孔无所避”1。“攻击程朱及清儒学说尤体无完肤”2。因此被书院开除。 次年戊戌维新运动遭到扼杀。谭嗣同等“六君子”伏尸都门的讯息传到四川。邹容不胜愤慨在谭嗣同的遗像前题诗悼唁：“赫赫谭君故湖湘士气衰。帷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3这时邹容还算不上成年人。 光绪二十七年（19o1）四川省次选派学生赴日留学在成都举办考试。邹容要求前往应考。邹子璠感到无法使儿子流连在科举的道路上于是允诺他去一试其目的在于让他留学回来获得朝廷赐予举人、进士的功名仍旧跻入官场。因为清皇朝业已下诏“变法”盛传已有授予留学生功名官职的措施。是年六月邹容冒着盛暑从重庆步行到成都参加考试。试后获录取由主持此次考试的候补知府李立元领着晋见四川总督奎俊。奎俊“勉励数语旋命归渝治行装于八月中旬同往日本”4。可是就在临行之前邹容被某些顽固分子诬为“聪颖而不端谨”予以除名5。但邹容毫不气馁怀着渴望摆脱传统桎梏探索新知的心情在父亲面前犯颜力争要求自费留日。当年深秋他从亲戚处借得路费乘船自重庆穿过三峡顺流东下到达上海。不久进入江南制造局附设的广方言馆补习日语。邹子璠旋4《黄兴集》第413页。 1邹传参：《先祖邹容及其家书》周永林编：《邹容文集》第133页。1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4篇“列传”《邹容传略》。 2章太炎：《赠大将军邹君墓表》《太炎文录续编》第5卷。 3《〈革命军〉作者邹容》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 4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4篇“列传”《邹容传略》。 5《家书二》《邹容文集》第34页。 经亲戚劝说答应支付留日费用。邹容遂于光绪二十八年（19o2）八月到达日本6。入东京同文书院。 此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已有5oo余人思想远较国内活跃其中已有一部分显露了革命的倾向并开始对改良派的保皇论调加以抨击。邹容到了日本就将在国内被压抑的思想感情尽情地抒出来。“凡遇留学生开会容必争先演说犀利悲壮鲜与伦比。”1倡言对待清皇朝“不变法当革变法亦当革”2。他那敏锐的政治嗅觉激进的反清立场充沛的爱国热忱经常见于形色溢于言表。在留日学界他很快成为大家所熟知的革命分子。光绪二十九年（19o3）春邹容将他的革命漏点和爱国赤诚凝聚到笔端全神贯注地撰写《革命军》一书。二月清廷派到日本管束留学生的6军学生监督姚文甫因奸情事被揭露准备回国。此人多方箝制言论屡屡迫害学生为留学界所痛恨。邹容于是偕张继借端难于三月初三日（3月31日）约集几个留学生直入姚的寓所历数其劣迹将其辫子剪下悬挂到中国留学生会馆的正梁上示众。清驻日公使蔡钧闻讯立即照会日本外务省要求引渡邹、张二人。为暂时避祸计邹、张遵友人规劝离日回国于三月十九日（4月16日）返抵上海3。 邹容惩处姚文甫的前四日（二月二十九日）陈天华偕刘揆一、仇亮、杨昌济等湘籍留学生到达东京。 陈天华原名显宿字星台、过庭号思黄湖南新化县人。生于光绪元年（1875）。父陈善是一个贫寒的乡村塾师。陈天华5岁随父读书。嗣以家贫被迫“废学营小卖自给以求学”1。喜读历史书籍和传奇尤其爱好民间传唱的话本弹词。稍长清朝官场暴戾贪墨的景象广大劳动人民啼饥号寒、备受荼毒的境况经常激起陈天华的愤慨从而使他对洪秀全、杨秀清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深表景仰。故“少时即以光复汉族为念遇乡人之称颂胡、曾、左、彭功业者辄鄙弃不顾而有愧色”2。 光绪二十一年（1895）前后陈天华随父徙居新化县城仍以营小贩糊口。嗣得族人周济入资江书院求学。他深感读书机会难得越勤奋努力把“书院里的一部二十四史整日整夜细心研读”3。二十三年维新变法6《关于邹容书信的几个问题》《邹容文集》第129—13o页。 1据《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二次报告》、《四川学务处》、《四川游学诸生调查表》均在邹容名下到东京年月一栏内填写“二十八年八月”参阅何一民：《邹容留学日本时间考》。2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四篇《列传》《邹容传略》。 3《苏报鼓吹革命清方档案》《辛亥革命》第1册第466页。 1冯自由撰《〈革命军〉作者邹容》称邹容是日本留学生义勇队的起人之一并任队员“遂日从众会操”（《革命逸史》第2集第47页）实系误记。查邹容自述：“予于今年中历三月间去日本而至上海即与友人章炳麟同寓”。（《中外日报》光绪二十九年十月二十日）。吴稚晖《自苏报案至赴欧日记》则记载邹、章系三月十九日抵沪（《吴稚晖先生全集》卷12第698页）。四川荣昌■健撰《四川诸君公鉴》（载《苏报》四月十五日）提到四月初一日张园拒俄大会“盖我四川簿中除健以外仅巴县邹君一人而已”。说明邹容确曾出席张园聚会。又遍查东京留学生拒俄义勇队（成立后二日改名学生军）的队长、区队长、分队长、队员全部名单亦无邹容之名（《苏报》四月二十二日）。冯自由记述的讹误近年尚在有关论著中沿袭故仍有澄清之必要。 2杨源濬：《陈君天华行状》新化县自治会编。 3冯自由：《〈猛回头〉作者陈天华》《革命逸史》第2集。 运动急剧高涨湖南因谭嗣同、唐才常等人的倡导更称一时之盛。影响所及新化县进步人士也相继进行维新活动以开风气。二十四年闰三月若干士绅上禀请禁幼女缠足陈天华以童生名义参与其事1。当时新化县仿时务学堂例在县城设实学堂聘请的教习也都倾向于维新。陈天华考入实学堂肄业。 二十五年（1899）陈天华偕父亲以及残废的长兄同在县城廪保公所教小学生同时在实学堂作通学生。次年春他得友人资助到长沙入岳麓书院就读。盛夏时因父丧返乡忧伤过甚又染痢疾仅免于死。二十七年（19o1）“入省中求实书院以文章名。莅湘某令欲妻之君毅然却之曰：‘天下方多故安能再以儿女情累我乎！国不安吾不娶”2。 光绪二十八年（19o2）湖南巡抚俞廉三令举办咨送出洋游学和咨送京师大学堂的考选事宜规定凡在岳麓、城南、求实等各书院肄业者择优录送；当年壬寅科乡试落榜后可调卷评阅以定是否录送；各县、府、道也可保送少量名额。陈天华由长宝道以新化监生名义保送经考核调入省城师范馆。旋以留学生尚有余额因而陈天华、肖仲祁、袁宗翰、成凤韶等得补为官费游学师范生3。翌年初湖南省官费、自费留学生5o人领咨启行二月二十二日（3月2o日）由上海乘日轮博爱丸号东渡二十九日抵达东京。陈天华入弘文学院师范科学习。 这时“拒俄”运动大起。邹容刚返上海陈天华乍到东京都积极投身于这个炽热的反帝爱国运动中。 1罗元鲲：《陈天华的少青年时期》《湖南历史资料》1959年第1期。2《湘报》第149号。 3杨源濬：《陈君天华行状》新化县自治会编。 第二节《革命军》和“苏报案” 邹容于光绪二十九年三月中旬返抵上海就读于爱国学社。当时学问文章已负时誉的章太炎在学社任教他同邹容交往几次就现这个年近弱冠的青年才思敏锐胆识群于是结为忘年交并邀约章士钊、张继四人结盟以“排满”革命相勖勉。 清末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初步展以及新式学堂的兴办和留学风气的大盛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要求摆脱封建主义的羁绊抵制帝国主义侵略的愿望在上海表现得日益明显；偕同这一新的经济和新的政治力量迅成长的新式知识分子也纷纷汇集上海。于是新旧冲突新兴力量反抗封建桎梏的斗争都渐次以“学界风潮”的形式滋生踵接。爱国学社就是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南洋公学退学风潮的产物。因此学社里的政治空气异常活跃师生们经常在上海著名的张园集会演讲时事。这类引人瞩目的社会动态也推动了一些报刊的政治态度的转变。上海一份创刊于光绪二十二年名为《苏报》的日报就反映了这种现象。二十八年冬它增辟“学界风潮”专栏销路大为改观。翌年初《苏报》主持人陈范与爱国学社订约由章太炎、蔡元培等轮流撰稿销售量更有所增长。 二十九年（19o3）三月传闻广西巡抚王之春将借法兵平定该省会党起事东京留日学生即致电爱国学社及中国教育会盼相互响应亟起抵制。二十八日（4月25日）上海爱国人士在张园开“拒法”大会。不旋踵又传来俄国违约不履行第二期撤兵协议妄图独占东三省权利的消息。上海人士又于四月初一日（4月27日）会于张园通电“拒俄”。初三日为抗议侵略暴行留日学生议决组织“拒俄义勇队”。初四日上海千余人又在张园集会蔡元培当场宣读东京留学生电文群情益愤。爱国学社师生旋即仿东京留学生的作法组织义勇队（嗣亦改称军国民教育会）计96人分8个小队朝夕操练。安徽、湖北、江西等省省会学堂的学生相继仿效。“拒俄”运动迅猛展。 在狂飙乍起的“拒俄”运动中邹容越加意气奋积极参与张园集会和义勇队的操练。四月二十八日（5月24日）中国教育会在张园开四月月会邹容作《论改革中国现时大势》的演说爱国热望意切情深。同时他还提出组织“中国学生同盟会”的倡议号召全国学生结成大团体。邹容迫切地期望新兴的、最有觉悟的知识分子乘时振作肩负起反清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正是在这种爱国漏点驱使下邹容写完了《革命军》一书署名“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持请章太炎修改。章看过后击节赞赏认为正是这样直率豪放、通俗的文字能够挥广泛的宣传作用因而不作任何修饰提笔书写一篇序文称许《革命军》是“义师先声”。随即由柳亚子等筹集印刷费用交大同书局排印于五月初出版行。 正当《革命军》问世之际《苏报》因章士钊接充主笔于五月初六日（6月1日）宣布“大改良”言论更趋向激进“排满”、“仇满”的文词连篇迭出。初六日刊登《康有为》一文痛斥康有为力倡保皇、抵拒革命的言行。十四日（9日）刊登《读〈革命军〉》将该书誉为“诚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又在“新书介绍”栏评论说《革命军》“其宗旨专在驱除满族光复中国笔极犀利文极沉痛若能以此书普及四万万人之脑海中国当兴也勃焉”。闰五月初五日（6月29日）以《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为题摘登章太炎《驳康有为书》指斥“载湉小丑未辨菽麦”对康有为的保皇谬论痛加批驳。《苏报》迅即成为举国瞩目独步一时的革命报刊。 五月初江苏巡抚恩寿即据商约大臣吕海寰的咨文着上海道向租界当局交涉捉拿张园集会的倡诸人计有蔡元培、章太炎、黄宗仰、吴稚晖等。租界捕房曾几次按名传讯。及《革命军》和《驳康有为书》相继面世《苏报》连日刊登“排满”文字清廷即电令两江总督魏光焘、苏抚恩寿查禁爱国学社的活动及《苏报》饬令“严密查拿随时惩办”。魏、恩奉旨即派候补道俞明震到上海会同上海道袁树勋向各国驻上海领事团交涉请为领事在拘票上副署持票捉人。领事团为了维护租界的特权答应由租界捕房拘人交会审公■审理如应判刑也在租界内执行。闰五月初五日、初六日《苏报》馆帐房程吉甫和章太炎以及陈范的儿子陈仲彝、办事员钱宝仁等被捕。初七日（7月1日）邹容自投捕房以与章太炎共患难。蔡元培事前离沪赴青岛陈范、黄宗仰、吴稚晖等避匿旋出国远走。随后领事团徇上海道的请求于十三日将《苏报》封闭。 闰五月二十一日（7月15日）会审公■开始审讯。清廷雇请的两名外国律师和章、邹雇请的两名外国律师在会审公■当堂对簿二十七日（21日）续审。嗣又在会审公■开“额外公堂”继续审讯。清廷先是企图使租界当局应允将章、邹二人引渡到华界按清律处以极刑未果；于是退而要求公■判以永远监禁之罪。租界当局并不是对章、邹等有所袒护而是坚持租界内享有“治外法权”拒绝按清律判决。故这一案件迁延近1年至光绪三十年四月初七日（19o4年5月21日）才得以结案判章太炎监禁3年邹容监禁2年罚作苦工。程吉甫等已具保释放。这就是轰动清末的“苏报案”。 清廷本拟藉“苏报案”以兴大狱杀害章太炎、邹容等一干革命人士使参与爱国学社、张园集会、拒法抵俄等活动的人们畏惧后退并遏制《革命军》、《驳康有为书》、《苏报》等反清书刊的流行。因此它不惜放弃历来矜持的天朝体统雇请律师作为原告一方在上海租界与章、邹公堂对簿。孰料事与愿违“苏报案”荏苒经年本身就成了一次持久的反清革命宣传《驳康有为书》、《革命军》及其他革命书刊流传更广。 邹容自入狱起即抱定为革命牺牲的决心。他同章太炎在狱中赋诗明志互相砥砺。闰五月二十八日章吟《狱中赠邹容》一：邹容吾小弟被下瀛洲。 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 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 临命宜掺手乾坤只两头。 邹容即赋《狱中答西狩》相唱和：我兄章枚叔忧国心如焚。 并世无知己吾生苦不文。 一朝沦地狱何日扫妖氛！ 昨夜梦和尔同兴革命军。 充分表现了革命者临危不惧勇于献身对前途充满信心的高尚情操和英雄气概。 不幸的是邹容距出狱只有两个多月即被折磨致病于光绪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19o5年4月3日）在狱中逝世年仅2o岁。噩耗传出中国教育会立即为他开追悼会。遗骸由革命志士刘三（季平）冒险运出安葬于上海华泾乡。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经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批示：邹容“照6军大将军阵亡例赐恤”4。 邹容以短暂的年华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自由幸福建立了不朽的勋绩。 邹容所撰《革命军》风行国内和海外华侨中销售达11o万册对鼓动清末革命产生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孙中山看到《革命军》后赞赏不已认为“此书感动皆捷其功效真不可胜量”。他对邹容和章太炎身陷牢狱异常关切。二十九年初冬他又到檀香山改组兴中会建立“中华革命军”确定“今后同志当自称为军所以记邹容之功也”1。迄1917—1919年期间孙中山著《建国方略》还言之谆谆：“《革命军》一书为排满最激烈之言论华侨极为欢迎；其开导华侨风气为力者大。”2在清廷制造的“苏报案”里邹容以凛然不可侵犯的气概沉毅果敢的胆略挫败了清廷妄图遏抑革命潮流的企图。经过“苏报案”清皇朝愈益被人民所憎厌革命浪潮更澎湃高涨。 《革命军》计7章2万余言。它开宗明义就以火热的漏点锋利的笔调谱成了革命的颂歌：“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革命！革命！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毋退步毋中立毋徘徊此其时也此其时也！”接着邹容用许多事例历数清朝统治者对内暴戾恣雅荼毒人民对外卖国求荣引狼入室的苛政罪行阐明中国已处于“内受满洲之压制外受列强之驱迫”的危险处境将要落入“十年灭国百年灭种”的万劫不复的深渊。而当务之急在于“欲御外侮先清内患”。这样人们读了《革命军》就能获得中国革命的正义性、必然性、紧迫性的结论。那么中国所要进行的是什么样的革命呢？邹容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学说明确地答复：“则吾请执卢梭诸大哲之宝幡以招展于我神州土。”“欲求一革命之事以比例乎英、法、美者。”邹容对于美国资产阶级民主政体尤为倾慕着重“模拟美国革命独立之义”制订了在中国建立独立自由的“中华共和国”的25条纲领号召人民奋起“与尔之公敌爱新觉罗氏相驰骋于枪林弹雨中然后再扫荡干涉尔主权外来之恶魔”。最后邹容在《革命军》中以激昂慷慨的口号表述他对祖国、对人民的诚挚热切的祝愿：“中华共和国万岁！” “中华共和国四万万同胞的自由万岁！” 少年壮志扫胡尘叱咤风云《革命军》。 号角一声惊睡梦英雄四起挽沉沦。 吴玉章的这挽诗公允地评价了邹容和他的《革命军》的历史功勋。 4《湖南官报》第2o4、211、261、325号。 1《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51号。 2《复某友人函》《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版第228页。 第三节为警醒同胞而蹈海东京留学界的“拒俄”运动以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初三日（19o3年4月29日）开会于锦辉馆伊始。当日到会5oo余人一致议决组织“拒俄义勇队”开赴疆场与俄国侵略者决一死战。陈天华到日本刚满1月立即投身于义勇队加紧操练。同时他怀着极度愤恨的心情书写《敬告湖南人》的公开信号召群起拒俄救亡。义勇队旋改称学生军又改组为“军国民教育会”以“养成尚武精神实行爱国主义”为宗旨。陈天华自认为“运动员”愿自备费用返湖南筹措经费开展活动。嗣因故未成行。 拒俄运动遭到清廷的暴力压制天华越愤懑焦急寝食不安。从当年初夏至仲秋挥笔撰写《猛回头》、《现世政见之评决》冀以唤醒国人奋起反抗侵略“排满”革命。是年冬俄国大量增调军队侵入中国东北国难日亟。陈天华闻讯“如疾如狂如孤儿弱女之新丧考妣奔走徬徨于故旧间相见无一语惟紧握友人之手潸潸然涕泪交横而已”3。悲愤至极时乃啮指作血书备述亡国惨祸寄回国内。“革党之名遂震照一世。”1先是黄兴于军国民教育会成立后不久亦自认为运动员于五月间返国。初秋回到长沙着手筹组革命团体。陈天华应邀回国于九月间到达长沙参加商议成立华兴会。他“日与下等社会谈论种国大事虽目不识丁者闻之皆泣下。所著《猛回头》及《现世政见之评决》风行于世湘赣间尤甚。三户之市稍识字者即朗读《猛回头》。至有小学校之丱角少年募资广刷其感化力之深类者此时所芸多散见于《俚语报》中”2。因此湘中反动官绅借端罗织查封《俚语报》准备陷害陈天华。经友好催促陈天华于三十年暮春再次东渡入东京政法大学又著《警世钟》一书。六七月间终因爱国情炽深虑瓜分豆剖的横祸已迫近眉睫因而又不辞跋涉回到祖国。 时华兴会已联络洪江会领马福益确定乘十月间慈禧太后7o“万寿”长沙文武官员聚于皇殿行礼时一举炸毙动起义；马福益率洪江会众分五路响应。陈天华返湘即由黄兴派往江西游说防营统帅廖名缙届时难。随后由江西吉安转到醴陵会同刘揆一等前往浏阳普迹市藉开牛马交易集市的机会举行授予马福益少将仪式给枪械、马匹。九月中旬计谋泄露黄兴、刘揆一等先后脱险逃出湖南。天华“独正襟危坐待捕曰：‘事不成国灭种亡等死耳何用生为？’逾日友人劝以他往留身有待始从容束装”1间道逃江宁得冯蚀寰等资助再一次去日本。适在日本的葛谦、仇亮、刘道一、张秀钟等组织新华会以“推倒恶劣政府建设共和民国”为宗旨因钦仰陈天华的为人遂邀约入会。2陈天华因苦心策划反清革命遭受挫折一度心情抑郁。经原华兴会会员3《建国方略》第八章《有志竟成》《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36页。1杨源濬：《陈君天华行状》新化县自治会编。 2《陈天华事略》万沅编纂《新华会虚无党史》。 1杨源濬：《陈君天华行状》新化县自治会编。 2杨源濬：《陈君天华行状》新化县自治会编。 徐佛苏、罗杰介绍与梁启有所往来颇受梁的影响。光绪三十一年初陈天华在留学界散一份《救亡意见书》建议由留学生选派代表归国向清廷请愿立即颁行立宪以救危亡。当他正准备返国上书时事为宋教仁所知。宋于是约同黄兴恳切劝告陈天华摆脱保皇派的诱惑对清廷勿存幻想3。陈天华这才消释了请愿的念头同梁启等改良派人士疏远起来。三十一年夏孙中山又一次来到日本在留学生当中展开建立联合的革命团体的活动。六月二十六日（7月28日）宋教仁、陈天华等在《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社同孙中山会面。陈天华谈到去年华兴会起事的大略情况。孙中山则详尽地阐明了各省革命团体、革命同志结成大团的必要。次日华兴会领导人聚谈于黄兴寓所商决加入孙中山所倡议的联合团体问题。陈天华主张华兴会作为一个团体加入。黄兴建议形式上加入精神上仍保留华兴会。刘揆一则认为可不加入。由于意见不一致最后是以“个人自由”为据1。二十八日（7月3o日）陈天华出席了孙中山召集的同盟会筹备会被推举偕同黄兴、宋教仁、马君武等8人起草会章。七月十三日（8月13日）由黄兴、宋教仁等起的欢迎孙中山大会在东京举行到会13oo余人盛况空前。陈天华撰写一篇《纪东京留学生欢迎孙君逸仙事》（刊于《民报》第一号）对孙中山的远大理想、恢宏抱负、爱国赤诚和革命业绩备加推崇断言孙中山“是吾四万万人之代表也是中国英雄中之英雄也”。在《民报》第一号上陈天华还表了《论中国宜改制民主政体》、《中国革命史论》两篇政论文《怪哉上海各报馆之慰问出洋五大臣》、《丑哉金邦平》、《今日岂分省界之日耶》等三篇时评还有一篇《周君辛铄事略》。同盟会成立伊始陈天华就以踔励奋的姿态出现在宣传阵地的前沿。他的文章清新流畅漏点洋溢感人至深被誉为“革命党之大文豪”。2该年夏秋间日本报刊披露日本政府行将颁布“清韩学生取缔规则”的消息。中国留日学生群情愤激认为日本政府将中国置于它的保护国同列实属不堪忍受要求清廷驻日公使杨枢向日本外务省提出质询。外务省答称并无其事。实际上这是日本政府正在策划的一个侵略阴谋事过两个月它就暴露出来了。 ------------ 22 原来清廷鉴于留日学生中革命分子急剧增多曾强烈要求日本方面实行取缔办法。夏秋间日本报刊披露的消息就具有试探意味并向清廷示意日本将会应允此项要求。适日俄战争结束订立《日俄朴茨茅斯条约》日本攫取了俄国在中国东北长春以南的各项侵略权益。接着日本政府派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前来北京谈判迫使清廷承诺日俄之间上述侵略权益转让为有效。就在小村寿太郎来华之际日本政府文部省于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初六日（19o5年11月2日）布《关于准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即所谓《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对中国留学生的集会、结社、言论、通信等横加限制、取缔。其用意显然是允诺清廷的要求以利于小村寿太郎在谈判桌上施加压力1。故《取缔规则》中主旨尤在于阻禁和迫害中国留学生的革命宣传和活动这一点文部省次官木场在谈到《取缔规则》时就直言不讳3《陈天华事略》万沅编纂《新华会虚无党史》。 1参阅《宋教仁日记》第2卷19o5年1月28日至2月2日。 2同上书19o5年7月28、29日。 1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前编上册第4章《陈天华投海》上海书店印行第25页。地承认：“留学生之中属于革命派者甚多这次文部省颁布的规则将使他们蒙受一大打击殆无疑义。”2所以《取缔规则》的布并不是一般地取缔留学生的“性行不良”而是旨在打击中国留学生的反清革命活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是藉此作为一个条件以诱胁清廷在即将举行的“会议东三省事宜”中作出更多的让步。 多数中国留学生当然也看出了文部省布《取缔规则》的意图对日本和清朝双方政府这桩卑鄙的交易深表愤慨于是群起奔走呼号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对《取缔规则》的运动。日本各报竟肆意讥嘲指为“乌合之众”。19o5年12月7日《朝日新闻》表一报道称：东京市内各校之清国留学生八千六百余人集体停课此盖由于清国留日学生对文部省命令之解释过于褊狭而生不满以及清国人特有之放纵卑劣性情所促成惟其团结之力则颇为薄弱。 事件初起时陈天华虽异常愤慨但又怕留学界不能团结一致所以对罢课抗议尚心存犹豫。及至见8ooo余留学生竟能同心协力地实行罢课而日本报章却肆行诽谤他不禁又惊又惧：惊的是留学生果真能团结一致；惧的是罢课难于持久不懈以致证实了日本报道的谰言蜚语。为此他忧心如焚愤恚难消。及至十一月十一日（12月7日）读到《朝日新闻》的恶意攻讦就更感到无法忍受痛不欲生遂于晚间伏案疾书写下了一份悲壮凄怆的《绝命辞》情深意切地激励学生界坚持一心贯彻始终做到“坚忍奉公力学爱国”使日本报章的种种诬陷伎俩不能得逞。在《绝命辞》里陈天华还告诫国人决不能相信改良派的说教“欲使中国不亡惟有一刀两断代满洲执政柄而卵育之”。他又谆谆规劝人们不要听从那些亲日的主张“彼以日本为可亲则请观朝鲜！”次日晨他将《绝命辞》挂号寄留学生会馆杨度收随即到大森海岸投海自尽。噩耗传出留学生群聚会馆前《绝命辞》“一人宣读之听者数千百人皆泣下不能仰”1。留学界同声哀悼罢学返国者络绎不绝。 陈天华在《绝命辞》里劝告人们：“慎毋误会其意谓鄙人为取缔规则问题而死。”他声明主要是对日本报章侮为“放纵卑劣”极为愤慨“心痛此言欲我同胞时时勿忘此语力除此四字而做此四字之反面：‘坚忍奉公力学爱国’。恐同胞之不见听而或忘之故以身投东海为诸君之纪念”。又称：“中国去亡之期极少须有十年与其死于十年之后曷若于今日死之使诸君有所警动去绝非行共讲爱国更卧薪尝胆刻苦求学徐以养成实力亟兴国家则中国或可以不亡。”因此陈天华的投海不能认为是意志薄弱灰心丧志而是以一死来警醒同胞“力求振作之方雪日本报章所言举行救国之实”1。无疑誉为蹈海英雄陈天华是当之无愧的。 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初一日（19o6年5月23日）陈天华的灵柩运返长沙。革命党人禹之谟、陈家影、宁调元等倡将陈的灵柩与在上海投江的2永井算已：《所谓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事件四性格》永井算已著《中国近代政治史论丛》东京汲古书店1983年版第164—166页。 1永井算已：《所谓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事件四性格》永井算已著《中国近代政治史论丛》东京汲古书店1983年版第142页。 1《陈星台先生〈绝命书〉跋》《民报》第2号。 姚宏业的灵柩一同葬于长沙岳麓山遭到官方阻挠于是动各学堂学生群起抗争。初七日（29日）长沙全城学生出动护送陈、姚的灵柩尾绵延十多里哀歌动地鞭炮震天分从朱张渡、小西门两处渡江。“适值夏日学生皆着白色制服自长沙城中观之全山为之缟素。”2“公葬陈姚”的事件成为一次震惊全国的反帝爱国运动。 陈天华的著作大部分通俗易懂漏点洋溢悲壮感人。而蕴蓄在他的著作里最为昂扬生动的内容又推强烈的反帝爱国主张。听听他在《猛回头》里一段怵目惊心的唱词吧：俄罗斯自北方包我三面；英吉利假通商毒计中藏；法兰西占广州窥伺黔桂；德意志胶州领虎视东方；新日本取台湾再图福建；美利坚也想要割土分疆。 这中国哪一点我还有分？ 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 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压制我众汉人拱手降洋！1面对如此危如累卵的处境陈天华并不感到气馁而是豪迈沉毅地号召人们奋起反抗。他在《警世钟》里写道：齐把刀子磨快子药上足同饮一杯血酒呼的呼喊的喊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杀投降那洋鬼子的二毛子。满人若是帮助洋人杀我们便先把满人杀尽；那些贼官若是帮助洋人杀我们便先把贼官杀尽。“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仇人方罢手！”我所最亲爱的同胞我所最亲爱的同胞向前去杀！向前去杀！向前去杀！杀！杀！杀我累世的国仇杀我新来的大敌杀我媚外的汉奸。杀！杀！杀！2在中华民族存亡绝续的危急之秋这种豪言壮语是何等的扣人心弦令人血涌肺张啊！ 在陈天华的著作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也是很警世醒目的。他把清皇朝称作“洋人的朝廷”而且严肃地指出：“中国早已是各国的了！那些财政权、铁道权、用人权一概拱手送与洋人。洋人全不要费力要怎么样只要下一个号令满洲政府就立刻奉行故我们要想拒洋人只有讲革命独立不能讲勤王。因他不要你勤王你从何处勤哩？”1他也如同孙中山、章太炎、邹容一样把民主革命看作顺天应人符合历史进化规律的运动认为“质而言之革命者救人世之圣药也。终古无革命则终古成长夜矣！”因此在他的著述里也充满着讴歌民主盛赞共和期待步武泰西革命的文词宣称“泰西革命之所以成功者在有中等社会主持其事；中国革命之所以不成功者在无中等社会主持其事”2。所以他在《绝命辞》里又谆谆2《绝命辞》刘晴波、彭国兴编校《陈天华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1曾杰：《乙戌集》《黄花岗与中国同盟会》。 2刘晴波、彭国兴编校：《陈天华集》第35—36页。 1刘晴波、彭国兴编校：《陈天华集》第71页。 2同上书第76页。 相嘱：“故今日惟有使中等社会皆知革命主义渐普及下等社会。斯时也一夫难万众响应其于事何难焉！” 由于陈天华“所著咸用白话文或通俗文务使舆夫走卒皆能读之了解故其文字小册散播于长江沿岸各省最为盛行较之章太炎《驳康有为政见书》及邹容《革命军》有过之无不及其中以《猛回头》、《警世钟》二种为效力至伟”3。尤其在湖北新军里流传最广“各兵士每每读《猛回头》、《警世钟》诸书即奉为至宝秘藏不露思想言论渐渐改良。有时退伍散至民间则用为歌本遍行歌唱。其效力之大不可言喻。而文学堂之青年亦时以偷看《猛回头》为乐”1。清廷也早有察觉故广张文网严行查禁但却事与愿违。光绪三十二年（19o6）夏浙江金华龙华会员曹阿狗公开演唱《猛回头》被劣绅告。金华知府嵩连将曹惨杀“广出告示严禁逆书《猛回头》阅者杀不赦以曹阿狗为例。然此告示一出而索观此逆书之人转多于是革命之风潮乃又加紧一度矣”。2辛亥革命时期两个卓越的革命宣传家——邹容和陈天华虽然因尽瘁革命大业而过早地舍身成仁没有亲身参与推翻清廷、创立共和国的决战但辛亥决战的伟大胜利是与他们屹立于宣传阵地的前沿不怕牺牲百折不挠地唤起民众激励民众投身于这次决战的劳绩分不开的。他们前驱先路号角警钟的殊勋永远铭刻在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丰碑上。 3《中国革命史论》《陈天华集》第215页。 1冯自由：《〈猛回头〉作者陈天华》《革命逸史》第2集。 2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前编第七章《武昌日知会之破案》上册第13o页。第二十七章章太炎第一节从埋头“稽古之学”到主张“革政” 章太炎名炳麟字枚叔。因仰慕顾炎武（初名绛入清后改名炎武） 的为人更名绛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曾用名和笔名有绛叔、西狩、末底、戴角、独角、菿汉阁主、台湾旅客、支那夫、刘子政私淑弟子、刘子骏之绍述者等。同治七年十一月三十日（1869年1月12日）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章太炎初从外祖朱有虔（左卿）受业自称：“余十一岁时外祖朱左卿授余读经偶读蒋氏《东华录》曾静案外祖谓：‘夷夏之防同于君臣之义。’余问：‘前人有谈此语否？’外祖曰：‘王船山、顾亭林已言之尤以王氏之言为甚。谓‘历代亡国无足轻重惟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余曰：‘明亡于清反不如亡于李闯。’外祖曰：‘今不必作此论若果李闯得明天下闯虽不善其子孙未必皆不善惟今不必作此论耳。’余之革命思想伏根于此。”3光绪十六年（189o）到杭州诂经精舍受业。诂经精舍的主持人是俞樾俞樾是从顾炎武、戴震、王念孙、王引之等一脉相承下来的清代著名朴学大师撰有《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校正群经诸子句读审定文义并分析其特殊文法与修辞治学方法缜密章太炎受其影响埋头“稽古之学”“出入八年相得也”。1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朝被日本侵略者打败在民族危机深重的刺激下章太炎毅然走出书斋听到康有为设立强学会“寄会费银十六圆入会”1。并于二十二年（1896）岁阑辞别俞樾来到上海担任《时务报》编务。 章太炎当时的办报主张是“驰骋百家”“引古鉴今”“证今则不为巵言陈古则不触时忌”2。他在《时务报》任职不久文章也只表《论亚洲宜自为唇齿》和《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两篇。他认为凡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殊方异俗”）的“长技”可资中国“借镜”可以作为改变成法（“益损政令”）的参考例如举办“有益于黄人”的学会。应该“修内政”行“新制度”不能“惟旧章之守”而须“愤为天下雄”3。他认为：“变郊号柴社稷谓之革命；礼秀民聚俊才谓之革政。”4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应该“以革政挽革命”亦即实施政治改革。 与此同时章太炎又编撰《经世报》、《实学报》和《译书公会报》。 还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上书李鸿章企求他能“转旋逆流”5；也曾跑到武昌帮张之洞办《正学报》幻想借助他的实力推动变法。 3陶成章：《浙案纪略》上卷第1章第4节《猛回头案》。 1朱希祖：《本师章太炎先生口授少年事迹笔记》《制言》第25号。1章太炎：《谢本师》《民报》第9号。 2朱希祖：《本师章太炎先生口授少年事迹笔谈》查章太炎参加的是上海强学会。3章太炎：《致汪康年书》拙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14页。4章太炎：《论亚洲宜自为唇齿》《章太炎政论选集》第7页。 5章太炎：《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章太炎政论选集》第13页。不久“百日维新”夭折章太炎避地台湾。他对“六君子”的惨遭杀戮深表愤慨；对康有为“内不容于谗构”而“见诋于俗儒乡愿者”为之解脱；对以慈禧太后为的顽固派的骄横极为仇恨“讨之犹可况数其罪乎？”1经历维新新政的破灭他的“革政”思想较前又有展。 既不满清朝统治又同情康、梁；既孕有民族思想又没有转向革命。 章太炎将怎样“革政”呢？他提出了“客帝”和“分镇”的课题认为满洲贵族是客帝；中国的“共主”应为“仲尼之世胄”。只要清朝皇帝承认过去民族压迫的错误拥护孔子后裔做“虚君”自己退居为齐桓、晋文般的霸主愤自强那么反满情绪可以平息可以防止“逐加于满人而地割于白人”。“分镇”也是章太炎在外国侵略、清政腐朽的情况下提出的一种改良设想。认为政治危急之际“犹赖有数镇稍自奋起足以扶危而定倾”。因此不能削弱藩镇而“甘心于白种之陵籍”。藩镇和立宪政并不矛盾。“板荡之世非得藩镇以尊攘则宪政不立”。他举明治维新为例“若皇德贞观廓夷归章示民版法陶冶天下而归之一宪藩镇将奔走趋令如日本之萨、长二藩始于建功而终于纳土何惠自擅？”2此后进而指出：“瓜分而授之外人孰与瓜分而授之方镇。”3他反对满洲贵族统治的丧权辱国而对汉族地主阶级还存幻想。他向往的还是明治维新式的“革政”。在旅台期间他曾将所写论文汇成《訄书》。光绪二十五年五月由基隆去日本七月下旬由日返国。 1章太炎：《上李鸿章书》《章太炎政论选集》第54页。 2章太炎：《答学究》《章太炎政论选集》第82页。 3章太炎：《藩镇论》《章太炎政论选集》第1o2页。 第二节鼓吹反清革命和“苏报案” 光绪二十六年（19oo）义和团运动爆八国联军入侵慈禧太后一伙的卖国原形暴露无遗章太炎受到极大震动从维新梦中醒来。七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议会”上他激烈反对改良派提出的“一面排满一面勤王”的模糊口号“宣言脱社割辫与绝”撰《解辫》以明志。对过去设想的“客帝”、“分镇”也予“匡谬”说是“余自戊、己违难与尊清者游而作《客帝》饰苟且之心弃本崇教其违于形势远矣”。进而提出：“满洲弗逐欲士之爱国民之敌忾不可得也。浸微浸削亦终为欧、美之陪隶已矣。”4接着章太炎树起反清的旗帜开始向改良派展开斗争。光绪二十七年（19o1）在东京《国民报》表《正仇满论》尖锐批判梁启：“梁子所悲痛者革命耳；所悲痛于革命而思以宪法易之者为其圣明之主耳。”光绪二十八年正月（19o2年2月）章太炎再次被追捕流亡日本。初住横滨后入东京和孙中山“定交”他们共同商讨“开国的典章制度”和中国的土地赋税以至建都问题《訄书》重印本《相宅》和《定版籍》中就记录了他俩当时的讨论情况。 六月章太炎返国为上海广智书局“藻饰译文”曾译述日本岸本能武太所著《社会学》。他还“删革”《訄书》并立“有修《中国通史》之志”认为“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1。 光绪二十九年二月（19o3年3月）章太炎到中国教育会赞助成立的上海爱国社任教。这时抗法拒俄运动展开革命形势展而康有为却表了《与同学诸子梁启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和《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反对“革命者开口攻满洲”以为“立宪”可以避免“革命之惨”鼓吹光绪帝复辟。章太炎看到后公开批驳指出康有为所谓“满汉不分君民同治”实际是“屈心忍志以处奴隶之地”。光绪帝只是“未辨菽麦”的“小丑”他当初赞成变法不过是“保吾权位”如果一旦复辟必然将中国引向灭亡。章太炎赞美革命：“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1他又为邹容《革命军》撰序说是“夫中国吞噬于逆胡二百六十年矣宰割之酷诈暴之工人人所身受当无不昌言革命”2。《革命军》和《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先后在《苏报》表3立即引起中外反动派的仇恨于是生了震动全国的“苏报案”。 “苏报案”生章太炎英勇就逮慷慨赴难。他除在敌人的法庭上和监狱中愤怒地斥责中外反动派的卑劣勾当宣言“不认野蛮政府”外又继4章太炎：《分镇》《章太炎政论选集》第1o7页。 1章太炎：《客帝匡谬》《訄书》重印本“前景”。 1章太炎：《致梁启书》《章太炎政论选集》第1o7页。 2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章太炎政论选集》第2o4页。 3章太炎：《革命军序》《章太炎政论选集》第192页。 续撰文申斥改良派“承用维新二字之荒谬”说：“新者一人一代不过一新而不可再。满洲之新在康熙、雍正二世今之政府蠹蚀其材已不可复用而欲责其再新是何异责垂死之翁以呱啼哺乳也。”4又力言反清革命的必要。说：“天命方新来复不远。请看五十年后铜像巍巍立于云表者为我为尔坐以待之。”1章太炎入狱三年潜心佛学读《瑜珈师地论》、《成唯识论》而革命之志毫不动摇曾支持光复会的成立。 4《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在《苏报》表的是其中主要部分以《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为题。1章太炎：《论承用维新二字之荒谬》《章太炎政论选集》第243页。第三节主编《民报》讲授国学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初八日（19o6年6月29日）章太炎出狱中国同盟会派员至沪迎章赴日。他在日本加入同盟会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他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表演说述“平生的历史与近日办事的方法”认为最紧要的是：“第一是用宗教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他说：“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之心一日衰薄一日。若他晓得我想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之心必定风泉涌不可遏抑的。”认为“古事古迹都可以动人爱国的心思”。2章太炎主编《民报》自第七号起（19o6年9月5日出版）编至第十八号（19o7年12月25日出版）以脑病辞职由张继接办1期（十九号）陶成章接办3期（第二十——二十二号）。二十三号起（19o8年8月1o日出版）仍由他主编出至第二十四号时（19o8年1o月1o日出版）《民报》被封禁。 章太炎在《民报》上表了不少政论基本上是宣扬同盟会的革命纲领的。在《民报一周年纪念会祝辞》中强调：“扫除腥羶建立民国。”1《民报一周年纪念会演说辞》说：“革命大事不怕不成；中华民国不怕不立。”2由章太炎手撰以“军政府”名义表的《讨满洲檄》更明确指出：“自盟而后为扫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有谕此盟四万万人共击之。”3章太炎在论文中强调革命党自身的建设认为“优于私德者亦必优于公德薄于私德者亦必薄于公德。而无道德者之不能革命较然明矣”。指出革命者必须“确固坚厉重然诺轻死生”应该做到“知耻”、“重厚”、“耿介”、“必信”要有“革命之道德”4。 章太炎在论文中深刻揭露改良派“竞名死利”、“志在千禄”的丑态。 并说：“夫其所操技术岂谓上足以给当世之用下足以成一家之言耶？汗漫之策论不可以为成文之法；杂博之记诵不可以当说经之诂；单篇之文笔不可以承儒、墨之流；匿采之华辞不可以备瞽矇之颂；淫哇之赋咏不可以瞻国政之违。既失其末而又不得其本视经方陶冶之流犹尚弗及亦曰以是哗世取宠而已”5。指出改良派的“谋立宪”只能使“豪民得志苞苴横流朝有党援吏依门户士习嚣竞民苦骚烦”表示坚决反对1。他还在《民报》上刊别人批驳《新民丛报》的文章。 章太炎在《民报》上表的文章大都针锋相对文字锐利“真是所2章太炎：《狱中答新闻报》《章太炎政论选集》第233页。 1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章太炎政论选集》第272—276页。2《章太炎政论选集》第326页。 3同上书第33o页。 4《民报》临时增刊《天讨》收入《太炎文录》初编《文录》卷2。 5《革命之道德》《章太炎政论选集》第3o9—323页。 1章太炎：《箴新党论》《章太炎政论选集》第338页。 向披靡令人神旺”2。 章太炎在主持《民报》期间还与张继、刘师培、苏曼殊、陶冶公等在日本起亚洲和亲会。在他手拟的《约章》中标明：“本会宗旨在反抗帝国主义期使亚洲已失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约章》还提出：一亚洲被侵略各国先以中国、印度组织成会“亦谓东土旧邦二国为大幸得独立则足以亚洲屏蔽”。二入会各国应该“互相扶助使各得独立自由为旨”如果“一国有革命事余国同会者应互相协助不论直接间接总以功能所及为限”。三入会会员应“捐弃前嫌”“互相爱睦”。虽则各国教术各异“种族自尊”但应“相知益深”共同“排摈西方旃陀罗之伪道德”。亚洲和亲会成立活动的时间虽只1年多但它以“反对帝国主义”载入《约章》反映了亚洲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意愿。 与此同时章太炎还在东京组织国学讲习会编国学振兴社讲义并于光绪三十四年（19o8）二月起为青年讲学讲《说文解字》、《庄子》、《楚辞》、《尔雅》、《广雅疏证》、《汉书》、《文心雕龙》、《毛诗》、《文史通义》等早期前往受业的有黄侃、朱希祖、龚宝铨、钱玄同、周树人、许寿裳等。 光绪三十四年九月（19o8年1o月）日本政府“徇清政府之请”下令封禁《民报》章太炎三次致书“移让日本内务大臣平田东助”进行批驳：“私谓贵国自有历史以来以刚毅恺明称于天下必不茹柔吐刚以纤毫之利、圭撮之害而俯以就满洲政府之羁轭以挠邻国士民之气。”3并亲莅警廷责问裁判长：“我言革命我革中国之命非革贵国之命。我之文字即鼓动人即煽惑人煽惑中国人非煽惑日本人鼓动中国人非鼓动日本人于贵国之秩序何与？于贵国之治安何与？”“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文明国法律皆然贵国亦然我何罪？”“我言革命我本国不讳言革命汤、武革命应天顺人我国圣人之言也。故我国法律造反有罪革命无罪我何罪？”问得“厅长无言”1。 《民报》“封禁”章太炎在东京继续讲学“或则阐明语原或则推见本字或则旁证以各处方言”2主要是“文字音韵之学”。他还写了大量学术著作《新方言》、《国故论衡》、《刘子政左氏说》、《庄子解诂》、《小学答问》、《齐物论释》、《文始》等6续刊行。这些专著种类繁赜字数众多在语文、历史、哲学方面均有创获对近代学术产生很大影响。而宣统元年（19o9）以后他的政治论文却相对减少。 还在《民报》“封禁”前章太炎和孙中山生矛盾。此后汪精卫续办《民报》章太炎作《伪民报检举状》又和陶成章重组光复会闹派别纠纷。但他反清革命的大方向还是没有变没有睽离“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的同盟誓言“同盟之好未之敢忘”3。他在主办的《教育今语杂志》上以“共和纪元”在《缘起》中叫人要“爱祖国”、“爱中夏”、2章太炎：《政闻社员大会破坏状》《章太炎政论选集》第375页。3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全集》第6册第44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1章太炎：《为民报封禁事移让日本内务大臣平田东助书》《章太炎政论选集》第485页。2《章太炎先生答问》《章太炎政论选集》第258页。 3许寿裳：《纪念先师章太炎先生》《制言》第25期。 除“外祸”、“辟邪辞”1。武昌起义前夕还写了《诛政党》揭露“竞名死利”、“同为民蠹”的立宪党的各种表现2。武昌起义消息刚传来“满洲留日学生惊慌万状有主张向日本借兵者”章太炎作书正告：“所谓民族革命者本欲复我主权勿令他人攘夺耳非欲屠夷满族使无孑遗效昔日扬州十日之为也；亦非欲怒视满人不与齐民齿叙也。”“若大军北定宛平贵政府一时倾覆君等满族亦是中国人民农商之业任所欲为选举之权一切平等优游共和政体之中其乐何似？”3他没有忘怀革命他与同盟会之间的争论也只能说是革命派内部的派别纠纷。 辛亥革命前章太炎对敌斗争的英勇攻战文字的犀利至今犹感生气勃勃。这些正是他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 1章太炎：《复孙中山书》1912年1月《大中华》2卷12期。 2《教育今语杂志》第1册191o年3月1o日出版。 3章太炎：《诛政党》槟榔屿《光华日报》1911年1o月26、28、31日撰写则在武昌起义前。第四节在袁世凯统治时期武昌起义胜利章太炎提出了“革命军起革命党消”4的错误口号主张解散同盟会并和一些立宪党人在一起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聘任章太炎为总统府枢密顾问他不愿常驻南京返回上海。2月中旬在讨论建都问题时章太炎主张建都北京认为“中国本因旧之国非新辟之国其良法美俗应保存者则存留之不能事事更张也”5。他依恋旧制度说“非无良规共和非无粃政”“政治法律皆依习惯而成”1主张中央“特建都察院”“限制元”地方“废省存道”而对代议民主制则表示反对主张“限制财产”又以“夺富者之田以与贫民”为“大悖乎理”2。 南北和议告成袁世凯上台章太炎幻想袁世凯“厉精法治”“以厝中夏于泰山磐石之安”3。在用人问题上以为“同盟会人材乏绝清流不归”4。反对“政党内阁”提出“取清时南方督抚有材名者以充阁员之选”5。说什么：“汉之良相即亡秦之退官；唐之名臣即败隋之故吏。”主张“循旧贯”用“老吏”6。将中华民国联合会与一些小政团合并改组为统一党以后更与民社等并为共和党推黎元洪为理事长。 袁世凯给了章太炎一个总统府高等顾问的空衔不久又委任为东三省筹边使调出北京。章太炎兴致勃勃地跑到东北去“兴办实业”设东三省筹边使署于长春拟《东三省实业计划书》提出“设立三省银行以圆易吊使民易知”并铸造金币。“欲铸金币又不可不预浚金源非开办金矿收买金砂不足以供鼓铸。又请开浚松花江、辽河去其淤梗以利交通”。还拟“组织报馆”“设会研究”7。但没有多久宋教仁被刺血的教训使他猛醒过来他沉痛地《挽宋教仁》：“愿君化彗孛；为我扫幽燕”对袁世凯不信任了。4月“托事南行”。次月赴武昌谒黎元洪在鄂致电袁世凯请去梁士诒、陈宦、段芝贵、赵秉钧“四凶”1。接着由武汉到了北京袁世凯设法笼络。5月25日令“章炳麟授以勋二位”2“冀以歆动”。6月4日离京来沪。而他早先提议在东北筹设实业银行的借款财政部长梁士诒不肯盖章章太炎“实业计划”落空感到“大抵政府之与我辈忌疾甚深骂亦阻挠不骂亦阻挠”于是决计“辞差”“奉身而退”。34章太炎：《致留日满洲学生书》《章太炎政论选集》第519—52o页。5《章太炎之消弭党见》天津《大公报》1911年12月12日。 1章太炎：《中华民国联合会第一次大会演说辞》《章太炎政论选集》第532页。2章太炎：《大共和日报刊辞》《章太炎政论选集》第537页。 3章太炎：《中华民国联合会第一次大会演说辞》《章太炎政论选集》第533页。4章太炎：《致袁世凯论治术书》《章太炎政论选集》第584页。 5章太炎：《上大总统书》《章太炎政论选集》第612页。 6《民立报》1912年6月25日。 7章太炎：《内阁进退论》《章太炎政论选集》第6o6页。 1《大共和日报》1913年2月1日。 2《民立报》1913年5月14日。 3《民立报》1913年5月27日。 1913年7月孙中山、黄兴举兵武力讨袁章太炎却不信赖说什么“讨袁者亦非其人”4。他既骂袁世凯“用心阴挚正与西太后大同”又说孙中山“与项城一丘之貉”5。“谓宜双退袁与孙、黄改建贤哲仆则承命”6。以为“若为久远计凡一政党非有实业为中坚即有侠士为后应无此即不足以自树。非实业则费用不给而政府得以利用之矣；非侠士则气势不壮而政府得以威喝之矣”7。以为总统改选“大抵仍宜推举黄陂必不肯任然后求之西林”。“黄陂之廉让可望责任内阁；西林之果毅可望廓清贪邪”1。黎元洪（黄陂）也好岑春煊（西林）也好都是清朝旧官僚民国新军阀章太炎对这些人寄以厚望他已彷徨歧途了。 8月章太炎“冒危入京师”一方面看到“京邑崎岖道路以目”以为“吾虽微末以一身撄暴人之刃使天下皆晓然于彼之凶戾亦何惜此孱形为”2表示不畏强暴敢临虎穴；另一方面又以为“共和党势渐扩张此为可熹”3“连日议员入党者已增三十人矣骥老伏枥志在千里况吾犹未老耶？”4但是袁世凯对章太炎还是不肯放松对他加紧迫害把他软禁起来梁士诒、赵秉钧等还欲“捏造证据置章于死”5。 1914年1月章太炎欲乘车离京为军警所阻。7日“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之包藏祸心”仍被监禁。曾决意绝食“以死争之”自云：“不死于清廷购捕之时而死于民国告成之后吾何言哉！”6直到1916年袁世凯死后才被释放。在监禁期间编成《章氏丛书》初编。4章太炎：《致伯中书四》《章太炎政论选集》第655页。 5章太炎：《致伯中书九》《章太炎政论选集》第666页。 6章太炎：《致伯中书八》《章太炎政论选集》第661页。 7章太炎：《致伯中书九》《章太炎政论选集》第666页。 1章太炎：《致伯中书十四》《章太炎政论选集》第677页。 2章太炎：《致伯中书八》《章太炎政论选集》第661页。 3章太炎：《致伯中书十三》《章太炎政论选集》第675页。 4章太炎：1913年8月17日《家书》。 5章太炎：1913年8月26日《家书》。 6《民立报》1913年8月23日。 第五节参与护法运动反对国共合作1916年6月章太炎由京南返。这时孙中山也在上海曾两电黎元洪“规复约法尊重国会”；章太炎也认为“约法、国会本民国固有之物为袁氏所摧残”主张“维护”7。此后他多次和孙中山一起参加会议基本主张与孙中山尚相契合。8月章太炎南赴肇庆视“云阶”（岑春煊）更“出游南洋群岛岁晚始归”。孙中山致电黎元洪认为章太炎“硕学卓识不畏强御古之良史无以过之为事择人窃谓最当”推举章为国史馆长。11917年3月段祺瑞召集督军团在北京开会商讨对德宣战。5月7日国会讨论参战案；1o日段祺瑞组织“公民请愿团”等包围国会殴辱议员。章太炎和孙中山两次致电黎元洪要求严惩“伪公民犯法乱纪之人”“严惩暴徒主名”“勿令势要从旁掣肘”2。6月7日张勋率军北上与段派集议电黎“调停须先解散国会”。孙、章联电6荣廷等南方各省督军、省长指出：“调停战事之人即主张复辟之人；拥护元之人即主张废立之人。”“叛人秉政则共和遗民必无噍类”3。又联名致电陈炯明：“国会为民国之命脉调和乃借寇之资粮”“今者群盗鸱张叛形已著黄陂与之讲解实同降伏”4。 7月1日张勋复辟。3日章太炎与海军总长程璧光等“集议孙公邸中”“协议扫穴犁庭计画”1。接着与孙中山、廖仲恺、朱执信、何香凝乘海琛舰由上海启程赴广州于7月17日抵粤。当有人询以讨逆计划时章即答以：“余此次偕孙中山来粤所抱之希望颇大”“讨逆之举即为护法而起惟不违法之人而后可以讨逆”2。永丰、同安、豫章三舰抵达黄埔孙、章一起前往迎迓。广东各界开欢迎海军大会孙中山、程璧光到会章亦参加。9月1日国民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政府大元帅章太炎任护法军政府秘书长《大元帅就职宣言》就是章太炎起草的。《宣言》中说：“民国根本扫地无余犹幸共和大义浃于人心举国同声誓歼元恶”誓“与天下共击破坏共和者”。3此后因护法军政府中派系斗争激烈章“欲西行”孙中山劝以“不当先去以失人望”章太炎表示愿为军政府争取外援到云南联络唐继尧。当他抵达昆明后多次向唐进言促唐东下但“唐终托故不出”。 1919年五四运动爆人民革命运动日渐展章太炎却由反对军阀割据逐渐演变为赞成军阀割据。192o年11月湖南通电“湘省自治”章太炎随即在北京《益世报》表《联省自治虚置政府议》认为“宜虚置中7章太炎：1914年5月23日《家书》。 11916年7月3日章太炎在浙江国会议员欢迎会上讲话《中华新报》1916年7月4日。2《中华新报》1916年12月14日。 3《时报》1917年5月12日、14日。 4《时报》1917年6月1o日。 1《时报》1917年6月1o日。 2《时报》1917年7月4日。 3《时报》1917年7月28日。 央政府”“军政则分于各省督军”4。接着又主张使“地方权重而中央权轻”“各省自治为第一步联省自治为第二步联省政府为第三步”还“必以本省人充军民长官”5。这种“联省自治”说和孙中山的统一主张背道而驰。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职章太炎以为“非法”并以“联合自治不可反对为献”1。 1923年1月孙中山在上海表《和平统一宣言》章太炎以为“统一利害久处南方者自知若谓借此以缓最高问题则亦非计”2。次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通过宣言接受了中国所提出的反帝反封建主张分析和批判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各种错误的、反动的政治流派包括“联省自治派”宣告取消不平等条约；孙中山又系统讲述了三民主义。1o日决定应冯玉祥的电邀“即日北上”。章太炎对改组后的国民党表示不满在国民党右派冯自由等的怂恿下出《护党救国宣言》“冀以同盟旧人重行集合团体”。不久冯自由组织中国国民党同志俱乐部章太炎也组织了辛亥革命同志俱乐部背离孙中山反对。 4《章太炎政论选集》第744—745页。 5同上书第752—753页。 1《申报》1921年1月6日。 2《太炎先生自定年谱》“中华民国十年五十四岁”。 第六节晚年主张抗日1925年“五卅运动”生章太炎出《为上海英租界巡捕惨杀学生之通电》。“以为英捕而不治罪固不足以肃刑章；英捕而果治罪亦未必足以防后患。惟有责成外交当局迅收回租界市政庶几一劳永逸民庆再生”3。 1927年赋诗自述：“见说兴亡事拿舟望五湖”1。晚年在苏州讲学组织国学会欲“甄明学术扬国光”。1933年刻《章氏丛书续编》于北平所收不多而更纯谨且不取旧作当然也无斗争之作先生遂身衣学术之华衮粹然成为儒宗”。 但是当帝国主义蹂躏祖国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时候章太炎起来谴责国民党“怯于御乱而勇于内争”。1932年北上见张学良；次年又与马相伯等联合表“二老宣言”、“三老宣言”：“对于当前日本之侵略暴行不仅作消极之抵抗同时更应动员全民族积极收复失地、根本消灭伪国”2呼吁抗日。1935年一二九运动生宋哲元进行压制。章太炎致电宋哲元：“学生请愿事出公诚纵有加入共党者但问今之主张何如何论其平素。”312月24日上海学生北上请愿国民党加以阻挠章太炎“对学生爱国运动深表同情。但认政府当局应善为处理不应贸然加以共产头衔武力制止”4。请愿学生经过苏州时又“派代表慰劳并嘱县长馈食”5。他“瞻顾民族之前途辄中心忉怛而未能自己”6临终前在《答友人书》中还说：“北平既急纵令勉力支持察省必难兼顾。盖非常之时必以非常之事应之。令共党之在晋北者其意不过欲北据河套与苏俄通声势耳。此辈虽多狙诈然其对于日军必不肯俯驯伏明甚”7。尽管章太炎不可能对有真正认识但他对的坚持抗战、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还是觉察的。尽管章太炎晚年的行为也有使人失望之处却仍保持了爱国主义晚节。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病逝。 鲁迅评述章太炎说：“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又说：“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后来的参与投壶接受馈赠遂每为论者所不满但这也不过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1鲁迅的评价是中肯的。 3章太炎：1923年1月21日《致李根源书》。 1《章太炎政论选集》第812—813页。 2章太炎：《生日自述》《章太炎政论选集》第82o页。 3章太炎：《与马相伯、沈恩孚联合宣言》《章太炎政论选集》第834页。4《章太炎政论选集》第872页。 5《申报》1935年12月26日。 6浙江图书馆：《追悼章太炎先生特刊》。 7章太炎：《与马相伯、沈恩孚联合宣言》《章太炎政论选集》第835页。1章太炎：《答某书》《章太炎政论选集》第874页。 第七节著述的编印章太炎的论著很多散见于各种报刊。辛亥革命前他曾先后在《时务报》、《经世报》、《实学报》、《译书公会报》、《昌言报》、《清议报》、《亚东时报》、《五洲时事汇报》、《台湾日日新报》、《国民报》、《苏报》、《国民日日报》、《浙江潮》、《复报》、《民报》、《汉帜》、《国粹学报》、《学林》、《教育今语杂志》等报刊撰文。辛亥革命后他的文章又散见于《民国报》、《大共和日报》、《民立报》、《申报》、《民国日报》和他自己主编的《雅言》、《华国》、《制言》中。 章太炎论文最早的结集是《訄书》光绪二十五年（1899）冬付梓次年出书苏州木刻本录《尊荀》等5o篇另“补佚”2篇。光绪二十八年（19o2）他从日本返国将《訄书》“删革行于世”于光绪三十年出版重印本把《客帝》、《分镇》改为“匡谬”作为“前录”又将篇目调整为63篇以《原学》、《订孔》始以《解辫》终。光绪三十四年（19o8）《民报》封禁前后章太炎着手编辑《太炎集》所录以学术论文为多2。不久他又手改《訄书》准备增加《原儒》、《原经》等学术论文对重印本革命之作每加删削。 1914年章太炎在被袁世凯幽禁期间手定《章氏丛书》包括《春秋左传读叙录》1卷《刘子政左氏说》1卷《文始》9卷《新方言》11卷、附《岭外三州语》1卷《小学答问》1卷《说文部韵语》1卷《庄子解故》1卷《管子余义》1卷《齐物论释》1卷《齐物论释》重定本1卷《国故论衡》3卷《检论》9卷《太炎文录》文录2卷、别录3卷、补编1卷《菿汉微言》1卷。有上海右文社铅字排印本、浙江图书馆刊本、上海古书流通处印本和上海世界书局石印本。右文社本刊行最早多误字；浙江图书馆本刊印最精收录较多1。所收大都是学术专著《太炎文录》也只收录了一些诗文而先前登在期刊上的斗争文章竟被刊落如表在《浙江潮》的《狱中赠邹容》等诗表在《苏报》的《狱中答新闻报》、表在《民报》的《复吴敬恒书》以及许多“时评”《文录》多未收载。《检论》是他就《訄书》增删而成的但《客帝匡谬》、《分镇匡谬》和《解辫》等篇也被删落了。 1933年章太炎弟子吴承仕、钱玄同校刊《章氏丛书续编》收《广论语骈枝》1卷《体撰录》1卷《太史公古文尚书说》1卷《古文尚书拾遗》2卷《春秋左氏疑义答问》5卷《新出三体石经考》1卷《菿汉昌言》6卷共7种所收不多且不取旧作当然也无战斗之作。 章太炎逝世后章氏国学讲习会编印《章氏丛书》三编1938年在武汉排印《太炎文录续编》对《太炎文录》初编、补编不收之作“不敢续录”《华国》、《制言》所载书札也未阑入。 因此《章氏丛书》初、续、三三编并未曾把章太炎文章搜集完备特别是有关政论性的诗文、演说辞、时评、函电等刊落很多。 至于时人编辑或坊间流行的则有《章太炎文钞》5卷静葊编辑19142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全集》第6册第444页。 1《太炎集》抄本北京图书馆藏系年编次。 年3月上海中华图书馆石印本；《太炎最近文录》1册钱须弥编辑1915年4月上海国学会书室铅字排印本；《章太炎的白话文》1册吴齐仁编1921年上海泰东书局铅字排印本；另有《章太炎先生尺牍》、《章太炎尺牍》、《章太炎文选》等。其中《章太炎文钞》出版在《章氏丛书》初编之前掇拾《訄书》和《民报》、《国粹学报》诸文间有《章氏丛书》未收之作。《太炎最近文录》一书据编者称：“与右文社近刊之《章氏丛书》无一重复”其实只是章太炎1911年到1913年间在报刊上表的宣言、函电等的汇辑；“附录”虽也曾录有载于《民报》的文字但数亦寥寥。《章太炎的白话文》都是章太炎表在《教育今语杂志》上的讲演记录。至于《章太炎先生尺牍》等则校印多讹很少可取。 解放后学术界曾注意搜集和整理章太炎的遗文。1979年由有关研究单位、高等院校和章太炎弟子分工编辑《章太炎全集》已出6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华书局1977年曾出版了《章太炎政论选集》。 第二十八章秋瑾第一节抱“匡济艰危”之志秋瑾原名秋闺瑾小名玉姑字璿卿号竞雄、旦吾、鉴湖女侠、汉侠女儿浙江省山阴县（今绍兴市）人。清光绪元年十月十一日（1875年11月8日）生于福建闽县。祖父秋嘉禾多年仕宦福建父秋寿南同治年举人母单氏出身浙江省萧山城内望族。 秋瑾在福建度过童年时代。她曾在祖父官衙耳闻目睹外国侵略分子的飞扬跋扈深以为忧地对母亲说：“这样下去中国人要成为他们的奴隶了。”2从幼年起秋瑾与兄秋誉章在家读书由父母课督。她读书用功天资聪颖除读四书五经外还广泛涉猎各种诗词、、史书对一些描述古代游侠特别是女杰的作品怀有浓厚兴趣。 光绪十六年（189o）秋瑾由闽返浙居绍兴城内和畅堂除继续读书外又向其萧山外婆家表兄弟单老四习武艺。 光绪二十年（1894）夏秋寿南任职湖南湘潭县厘金局一家随往。经媒人说合父母作主秋瑾于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五日（1896年5月17日）嫁湘潭城内大富商王黻臣之子王子芳（字廷钧）为妻。王子芳为不学无术的纨袴子秋瑾对这桩婚事本极不愿婚后夫妻感情淡漠秋瑾抑郁不欢激起对封建纲常之痛恨。 戊戌变法失败后王子芳入赀为工部主事（后迁户部郎中）赴京任职秋瑾同往。在北京秋瑾闻见官场种种污秽十分愤慨曾写《黄金台怀古》讥讽之：“蓟州城筑燕王台招士以财亦可哀！多少贤才成底事黄金便可广招徕？”1不久义和团运动兴起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秋瑾与王子芳匆忙离京返湘避难。其时秋瑾以强烈的忧国心情写了《杞人忧》：“幽燕烽火几时收闻道中洋战未休漆室空怀忧国恨难将巾帼易兜鍪。”1她后来回顾说：“吾自庚子以来已置吾生命于不顾。”2光绪二十七年九月（19o1年11月）王子芳赴京复职秋瑾也重到京华。但不久其父在湖南桂阳知州任上病逝秋瑾又返湘居丧。其母、兄则在湘潭城内赁屋开设“和济钱庄”但开张不到一年便本金亏尽被迫关闭。不久其母、兄等皆离湘回浙。秋瑾在夫家更感寂寞苦闷。 光绪二十九年（19o3）春秋瑾携女儿王灿芝再次赴京与王子芳一同生活。这时秋瑾结识了与王子芳同在户部任职的廉泉之妻吴芝瑛。吴氏是当时著名的“桐城派”学者吴汝纶之侄女思想开通精于书法、诗词比秋瑾年长7岁。二人结识后感情日笃几乎“无一日不相见”3。至次年正2上海右文社本印于1915年章太炎曾有手校本；浙江图书馆本刊于1919年其中《齐物论释》重定本、《太炎文录补编》、《菿汉微言》3种为右文社本所无。 1秋高：《秋瑾遗事》。 1《秋瑾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58页。 2同上书第6o页。 3《致王时泽书》《秋瑾集》第47页。 月即立盟结拜为姊妹。此外秋瑾还结识了绍兴同乡陶大钧之妾陶荻子以及其夫在京师大学堂执教的日本人服部繁子等人。 清末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在国内很快传播大批中国青年出国留学前往日本留学者尤多。秋瑾在吴芝瑛、陶荻子等处常看到一些宣传革命和救国的新书报眼界为之大开忧国之情更趋强烈便更加不安于过碌碌无为的生活。她表示：“人生处世当匡济艰危以吐抱负宁能米盐琐屑终其身乎？”1乃决心摆脱依附丈夫生活的地位出国留学。王子芳极力反对竟窃走秋瑾自筹用作留学费用的珠宝财物以阻其行引起秋瑾极大反感从此夫妻反目成仇。秋瑾另筹学费脱下红装丢掉女子裹脚布和三寸弓鞋换上全副男装直至牺牲终未再穿清朝礼服。 从准备出国留学遭丈夫阻止这件事使秋瑾认识到女子“革命当自家庭始”的道理2。 1吴芝瑛致徐寄尘书《民主报》1912年7月2日。 2徐自华：《鉴湖女侠秋君墓表》《秋瑾集》第188页。 第二节东渡日本参加反清革命光绪三十年五月（19o4年6月）秋瑾离国赴日。她先在东京中国留学生会馆所设的日语讲习所补习日文经半年刻苦努力至年底结业。在此期间一度入东京青山实践女校旋因对校方在教学方法、生活管理上不满而退出。 在努力完成学业的同时秋瑾在这半年间还积极参加留日学生各项活动。她广泛结交进步留学生和革命志士与周树人、陶成章、宋教仁、王时泽、何香凝、冯自由等都有较多往来。她把志在反清革命的青年引为同志；对浮薄轻佻、吃喝玩乐者深恶痛绝；对那些顽固透顶、借留学为升官财途径的人更“自始至终口诛笔伐面对面地展开斗争”3。她积极起或参加各种革命团体开展革命和妇女解放活动其中包括与留日女生陈撷芬等人一起对拒俄运动时留日女生成立的“共爱会”进行改组改名“实行共爱会”举陈撷芬为会长秋瑾为“招待”欲办成一个团结全国妇女的团体引导妇女们参加社会活动争取妇女解放。这是秋瑾从事妇女解放运动的最初实践活动之一。秋瑾还与人组织“天足会”提倡妇女放脚1。又曾动留日女生开展反对纳妾的斗争。她自己则写信回国请其兄作代表与王子芳家“开谈判离婚”2。这些均表现了秋瑾敢于向当时统治中国的封建礼教大胆挑战的勇气。 这年秋冯自由、梁慕光奉孙中山之命在日本横滨成立秘密反清团体“三合会”作为“交通内地秘密会党之导线”3。秋瑾得讯后即与王时泽、刘道一、仇亮、刘复权等共1o人一同加入此会。秋瑾被封为“白扇”（俗称军师）刘道一被封为“草鞋”（俗称将军）刘复权被封为“洪棍”是为“洪门三及第”4。加入横滨三合会是秋瑾日后广泛结交秘密会党的开始。 在参加上述各项活动同时或稍后秋瑾还积极与人创办“演说练习会”。在该会所订十三条简章的第五条中规定“会中当附属一普通语研究会凡演说皆用普通语”这是中国近代最早正式提出并实行推广普通话的组织之一。演说练习会每月开会演说一次秋瑾尽管浙江口音很重但努力学习用普通话进行演说。这个组织在留学生的进步青年和革命青年中有很好的声誉如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宋教仁曾亲自向秋瑾提出加入该会的要求5。演说练习会提倡演说技巧把演说作为革命斗争的一种武器用以使无钱订报或没有文化的人能了解革命的道理同情和参加革命斗争。因此创办演说练习会是秋瑾投入民主革命的组织活动的正式开始。 在参与创办演说练习会同时秋瑾还积极参与创办《中国白话报》。该报附设在留学生会馆内光绪三十年八月十五日（19o4年9月24日）创刊3吴芝瑛：《记秋女侠遗事》《秋瑾集》第189～19o页。 1王时泽：《回忆秋瑾》《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27页。2周建人：《回忆鲁迅》。 3《致秋誉章书》《秋瑾集》第39页。 4冯自由：《朱少穆事略》《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2页。5王时泽：《回忆秋瑾》《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册第225页。 （月刊）内容包括论说、教育、历史、实业、地理、时评等十几个项目全用白话文它实是一种宣传反清革命的刊物从目前所能见到的第一至三期内容看充满了激烈反满的言论。秋瑾以“鉴湖女侠秋瑾”署名在第一期上表《演说的好处》大力宣传用演说“开化人的知识感动人的心思”1并尖锐揭露了清朝官场种种腐朽不堪的丑事。在第二期上秋瑾表了《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揭示当时中国社会男女不平等的种种事实大声疾呼提倡男女平等。在第三期上她表了《警告我同胞》针对中日两人截然不同的社会地位出强烈感叹。 在日语讲习所毕业后秋瑾又报名转入东京青山实践女校。乘学校放假她决定回国探亲和续筹留学费用。实践女校托她顺便在国内招收师范、工艺两科女生留日。动身回国前夕遇到刚在浙江各地联络秘密会党并参与在沪创立光复会的陶成章。陶成章向秋瑾详细介绍了浙江各地秘密会党的情况并为之写了介绍信给当时在国内的光复会领导人蔡元培和徐锡麟。光绪三十一年（19o5）春秋瑾回到上海。她先在上海爱国女校找到蔡元培然后去南京运动资本家辛某之子辛汉无结果乃返绍兴走访徐锡麟。四月经徐锡麟介绍加入光复会从此秋瑾全身心地投入民主革命事业。五月秋瑾由绍兴到沪准备再去日本。陶成章这时正在上海把秋瑾介绍给在沪的浙江处州会党头目丁■、吕熊祥等人这是秋瑾与浙江秘密会党有正式联系之始。六月秋瑾第二次到达日本。七月五日（8月5日）到青山实践女校注册开始新的学习生活。她在此只读了1个学期修读了9门功课每周上课达33课时另加6课时自修课。秋瑾以顽强刻苦精神坚持学习还在课外坚持体育锻炼又学会了制作炸药之法。 这年七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八月秋瑾经冯自由介绍在黄兴寓所宣誓加入同盟会随即被指定为同盟会评议员和浙江省主盟人。 十月日本政府应清廷要求布《关于准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当时中国报刊一般称之为《取缔规则》）剥夺留日中国学生言论、集会、结社、通信的自由权利。日本有的报纸且表文章恶意诋毁中国留学生为“乌合之众”、“放纵卑劣”。中国留学生停课抗议《取缔规则》陈天华且以蹈海自尽抗议日本报纸的诋毁。秋瑾与宋教仁、胡瑛等力主全体停学回国另一些留日生则认为这样做不妥。两派激烈争辩最后由于中国留学生的激烈抗议《取缔规则》没有实行多数留学生仍留下学习秋瑾则与易本羲等人于十一月底离日十二月回到上海。这时秋瑾的情绪已平静下来她写信给留在日本的王时泽说：“诸君诚能忍辱以成其学者则辱也甚暂而不辱其常矣。”承认留日学习也可救国。她在信中还切望“诸君之无忘国耻”表示自己归国以后“亦当尽力筹划以期光复旧物与君相见于中原。成败虽未可知然苟留此未死之余生则吾志不敢一日息也”2。回上海不久秋瑾先积极参与创设“中国公学”用以安置反对《取缔规则》而回国的学生。不久经同盟会员褚辅成介绍于光绪三十二年二月（19o6年3月）到浙江湖州南浔镇执教于浔溪女校任日文、理科、卫生等课。在浔溪执教期间秋瑾积极向师生宣传男女平等、兴办女学和民主革命。在她影响下该校主教务的徐自华及其妹徐双韵和学生吴珉（以后改1宋教仁：《我之历史》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1o页。2《秋瑾集》第3页。 名惠秋）等都参加了光复会和同盟会成为秋瑾的莫逆之交和革命同志。第三节创《中国女报》宣传男女平等秋瑾在浔溪女校执教两月后因该校校董金子羽散布流言蜚语乃愤而辞职赴沪。同年夏她赴浙东一次“阴求死士得吕东升诸人”1。八月间与光复会员尹锐志、陈伯平、张剑崖、姚勇忱在上海虹口北四川路祥庆里以锐进学社之名联络浙江和长江各地会党并在此试制炸药以备起义之用。有一次试制炸药不慎爆炸“伯平伤目瑾伤手”1幸伤势很轻不久即康复。 与此同时秋瑾为了向广大妇女宣传男女平等组织妇女斗争积极筹创《中国女报》杂志。她原拟集股万元“租座房子置个机器印报编书请撰述、编辑、执事各员象象样样、长长久久的办一办”2。乃在虹口北四川路厚德里91号设立蠡城学社筹集股金先在《中外日报》刊登章程、广告并将另印的章程分寄各地女学堂。但过了不少时间入股的除四五人以外连问都没有人问起秋瑾极为痛心。在计无可施之下她邀嵊县平阳党竺绍康于秋冬之间同往湖南以计向王黻臣诱得一笔款子终于在十二月初一（19o7年1月14日）在沪出版《中国女报》创刊号。次年正月二十日（19o7年3月4日）又出了第二期。第三期亦已排好惜因经费拮据秋瑾又无暇顾及故未能印行。 秋瑾在《创办中国女报之草章及意旨广告》中开宗明义地揭示创设该刊物之宗旨是“开通风气提倡女学联感情结团体并为他日创设中国妇人协会之基础”。这个宏愿在当时虽然没有也不可能实现但在中国历史上秋瑾是第一个明确提出要成立“中国妇人协会”亦即全国妇女协会的人仅此即可说明她在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的突出地位。 在所出版的这两期《中国女报》上秋瑾表文章四篇即《中国女报刊词》、《敬告姊妹们》、《看护学教程》和《补登创办中国女报之章程及意旨广告》；诗四即《感时》、《日人石井君索和即用原韵》、《感愤》、《剑歌》；歌曲一即由她一人作词谱曲的《勉女权歌》。这些文章、诗歌连同她前此表在《白话报》上的文章以及在留日时已开始、回国后继续创作的弹词《精卫石》和其他不少诗词、书信是秋瑾宣传妇女解放的杰作是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的珍贵史料。 在这些诗、文、歌、词中秋瑾对广大妇女在婚姻、家庭、经济、文化、政治等各个方面受到的压迫、歧视进行了全面的、淋漓尽致的揭露、控诉对各种歧视妇女的纲常礼教、社会陋习和荒谬论调进行了有力的批驳、鞭挞。特别是她深刻地揭示了妇女受压迫之因在于未能自谋生计经济没有独立并针对这个原因而探索了妇女争取解放之途：“欲脱男子之范围非自立不可；欲自立非求学艺不可非合群不可。”3“求学艺”的办法是大兴女学使女子学得文化知识然后“做教习开工厂”以便自立；“合群”则是妇女们联合起来依靠自己的斗争来争取平等的权利。更为可贵的是1《致王时泽书》《秋瑾集》第46～47页。 1陈去病：《鉴湖女侠秋瑾传》《辛亥革命》第3册第185页。 2冯自由：《鉴湖女侠秋瑾》《革命逸史》第2集第165页。 3《敬告姊妹们》《秋瑾集》第15页。 秋瑾还把妇女解放与民主革命事业联系起来号召妇女们积极投入反清革命与男子一起战斗：“扫尽胡氛安社稷由来男女要平权。人权天赋原无别男女还须一例担男和女同心协力方为美四万万男女无分彼此焉！”1秋瑾关于妇女解放的这些思想、理论达到了同时代中国人的最先进水平正如郭沫若评述的：“秋瑾不仅为民族解放运动并为妇女解放运动树立了一个先觉者的典型。”21《致湖南第一女学堂书》《秋瑾集》第32页。 2《精卫石》《秋瑾集》第13o～131页。 第四节组织反清武装起义在创办《中国女报》后秋瑾即以全部精力投身于组织反清革命的活动。光绪三十二年十月（19o6年12月）萍浏醴大起义爆期间光复会员集议于上海谋在东南地区起兵策应秋瑾参与密议。其时光复会会长蔡元培已不多过问会务实际主持光复会的徐锡麟则已捐得道台正拟赴安徽任职。在浙江方面亟需有既具威望又富才干者主持。陶成章乃派王文庆赴沪与秋瑾商议组织浙江起义之事；徐锡麟也派王金到沪邀秋瑾回浙主持。秋瑾欣然接受即以浙事自任偕王文庆回浙筹划浙江武装起义活动。 浙江是秘密会党分布很广的一个省份。清末浙江各地的会党主要有：以沈荣卿、张恭、周华昌为的龙华会（以金华为总部）以王金宝、吴应龙为的双龙会（以丽水为总部）以竺绍康、王金为的平阳党（以嵊县为总部）以敖嘉熊为的祖宗教（活动在浙北地区）等等。势力遍布全省其中尤以金华府之武义、永康、东阳等县台州府之仙居县绍兴府之嵊县处州府之缙云、青田、松阳、宣平等县为最。这些秘密会党都反对清朝统治在鸦片战争后外国教会势力大举入侵中国它们曾一度以反洋教为主要斗争目标。但到辛亥革命时期因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潮流的影响反满色彩又浓厚起来因而成为资产阶级革命党争取和依靠的一支重要力量。在秋瑾之前陶成章、魏兰、敖嘉熊等已经在联络全浙各地会党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秋瑾回浙主要是在已有基础上把各地会党进一步组织起来并予以必要的训练。 从上海回浙到达杭州时正值徐锡麟由绍兴去安庆之际。秋瑾与徐锡麟乃在杭州西湖白云庵会商粗略地拟定皖、浙两省同时起义的计划：以安庆为重点以绍兴为中枢金华、处州等同时动占领皖浙两省重镇后分路会攻南京；安徽方面由徐锡麟主持浙江方面由秋瑾主持两地分头同时抓紧筹备；两地间的联络工作则由陈伯平负责。商定以后秋瑾即回绍兴。这时萍浏醴起义业已失败但皖浙起义的计划照旧进行。秋瑾即于十二月中旬（19o7年1月下旬至2月上旬间）往诸暨、义乌、金华、兰溪等县联络会党。光绪三十三年正月（19o7年2月）秋瑾回绍兴正式接任绍兴大通学堂督办主持各项校务并以此为中心加紧组织浙江革命势力。 大通学堂全名“大通师范学堂”由徐锡麟、陶成章、龚宝铨等人创办。该校普通班设国文、英文、日文、历史、地理、理化、算术、博物以及体操等14门功课。此外为了培训浙江会党骨干熟习军事特设体操专修科只学习军事体操、进行军事训练不学别的课程；专招收金华、处州、绍兴三府的会党骨干人物入校进行为期半年的训练。徐、陶等人还设法以合法和公开的方式从上海购买了后膛9响枪5o支、子弹2万。并拟定章程规定凡大通学员一律得加入光复会毕业以后仍受学堂办事人员的节制。从而大通学堂成了浙江各地会党的联络中心光复会本部也由上海转移到了绍兴。 秋瑾接任大通学堂督办后先整顿纪律消除内部宗派纠纷严格各项管理制度培养学员刻苦勇敢的精神。接着她在绍兴城内诸暨册局（科举时代诸暨县考生到绍兴参加府试时住宿之地）设立体育会拟招收一批女生教以兵式体操由秋瑾自己率领组成一支女国民军。但因绍兴绅、学两界强烈反对无报名者只得作罢。秋瑾乃改招金、处、绍三府会党骨干6o多人入会习军事。对于大通学堂普通班秋瑾也主张努力扩大招生特于二月二十五日（4月7日）《绍兴白话报》第131号附张上刊登《大通师范学堂第二次招生广告》。其目的也在于扩展光复会增强革命势力。为了掩护革命活动秋瑾还在大通学堂的开学典礼上特邀绍兴知府山阴、会稽知县1到校致词并与师生拍照留念。绍兴知府贵福见秋瑾办事能干、认真很为满意特将其别号“竞雄”二字拆开凑成“竞争世界雄冠地球”的对联送给秋瑾1。这样经秋瑾积极整顿大通学堂面目一新规模也有了新的展。 正月下旬和三月上旬秋瑾又两次深入浙东诸暨、义乌、金华、东阳、永康、缙云等地广泛联络会党并在会党人员众多的嵊县设立光复会秘密机关2。 秋瑾在积极联络各地会党的同时还抓紧了另一条战线的工作即利用各种关系在驻杭州新军、浙江武备学堂和弁目学堂中展光复会员。 秋瑾于上年冬由沪回浙时即在杭州与新军及武备、弁目二学堂中的革命党人联系并通过他们展了一批人加入革命党。接任大通学堂督办前后她又到过杭州几次继续在新军及武备、弁目学堂中展革命党。经她前后几次展入光复会的新军官兵和武备、弁目二学堂师生有几十名其中重要的有吕公望、叶颂清、朱瑞、周凤岐、陈国杰、许耀、夏、虞霆、黄凤之、张敢忱、傅孟、俞炜、裘绍、周亚卫、陈礼文等人他们后来都参加了辛亥革命在浙江的起义活动有的并成为主要领导人。连同在会党中展入光复会的在内秋瑾在主持大通学堂的前后半年内共展了光复会员6oo多人3从而使光复会的势力得到很大展。 在联络会党和新军等取得顺利进展的基础上秋瑾于三月间将光复会职员编为16级以“黄祸源溯浙江潮为我中原汉族豪不使满胡留片甲轩辕依旧是天骄”的七律诗为表记。从“黄”字起至“使”字止共16级以“黄”字为领推徐锡麟担任；“祸”字为协领由秋瑾自己担任；“源”字为分统由会党头目竺绍康、王金、张恭、吕熊祥等担任；“溯”字为参谋以会党头目充任；“浙”字以下为部长、副部长等等。各级职员均以金戒指为记在戒指中嵌入代表自己职衔之代名词或a、b、netbsp;等英文字母。经此编组上自处州府之缙云亘金华全府下及绍兴之嵊县的会党都被编组起来了。 四月初秋瑾又把浙江会党和光复会员数千人按照“光复汉族大振国权”8个字分别编成8个军总称“光复军”每军都设置大将、副将参谋、副参谋中军、左军、右军中佐、左佐、右佐中尉、左尉、右尉等13个军职以白底黑色“汉”字旗为军旗以黄色小三角形、内书黑色“复汉”二字并盖上图章的旗帜作为顺旗。还规定了军服、头布、肩章、胸带、1郭沫若：《秋瑾史迹·序》。 1当时绍兴府治所在地及周围郊区即今绍兴市、县分山阴、会稽二县。2陶成章：《秋瑾传》《秋瑾集》第185页。 3尹锐志：《锐志回忆录》《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第485页。 图章、令符等的具体式样1。至五月间光复军初步编成。与此同时起义的具体行动计划和动日期也初步拟定：五月二十六日（7月6日）先由金华府难继而处州府响应以吸引杭州方面派清军前往镇压；绍兴的光复军即渡过钱塘江袭击杭州在事先约定的驻杭新军及武备、弁目学堂师生的配合之下一举夺取杭州；若攻夺杭州的计划受挫则光复军立即返回绍兴经金华出江西进入安徽与徐锡麟会合再图进取。在浙江动起义的同时徐锡麟在安徽亦动起义浙皖两省配合各自得手后合力会攻南京。 在进行这些组织活动时秋瑾还手订了《普告同胞檄稿》、《光复军起义檄稿》等文件以备起义时张贴。在这些文告中秋瑾以强烈的忧国之情痛切指出当时中国的险恶处境怒斥清朝统治者各种罪恶。 光复军起义计划和动日期拟定后秋瑾即派陈伯平报告徐锡麟约定两省配合行动。 这时徐锡麟在安庆担任掌握全省巡警、治安大权的安徽巡警学堂会办兼安徽巡警处会办他利用职务之便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向巡警学堂学生宣传革命在安庆新军中争取进步官兵为武装起义加紧积聚力量。 但是在尚未得知秋瑾在浙江的行动计划之前徐锡麟在安徽的革命活动暴露乃匆忙决定起义。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19o7年7月6日）徐锡麟借安徽巡警学堂举行预定的毕业典礼之机与光复会同志陈伯平、马宗汉突然难枪杀安徽巡抚恩铭率三十几名学生冲出学堂前往军械库激战四时失败陈伯平战死徐锡麟、马宗汉被捕。当天徐锡麟即遭惨杀安庆起义失败。接着清军在九江逮捕到徐锡麟之弟徐伟并得知秋瑾是徐锡麟同志安徽新任巡抚冯煦立即将此电告浙江巡抚张曾敭。 此时秋瑾正在对浙江光复军作最后部署从大通学堂选派了32人由俞炜、叶颂清和龙华会头领周华昌率领前往杭州潜伏待命；让周华昌招部下2oo人驻伏杭州江干（钱塘江沿岸一带）以“伺动静为内应”1。此外秋瑾还派周亚卫去嵊县让竺绍康动同志作准备。 然而浙江的一些会党和光复军未及等到规定的六月十日起义之期就纷纷行动。五月上旬裘文高在嵊县西乡二十八都村先难。之后金华府的武义县、金华县、兰溪县、汤溪县、浦江县等地的光复军亦因泄密或叛徒告密遭到清廷地方当局的重大破坏。恰在这时绍兴劣绅胡道南等人又向知府贵福密报：“大通体育会女教员革命党秋瑾及吕凤樵（按即吕熊祥）、竺绍康等谋于六月初十日起事。竺号酌仙平阳党领羽党万人近已往嵊县纠约来郡请预防。”1贵福即于五月二十七日（7月7日）进省向张曾敭面陈。 安徽新任巡抚冯煦的来电浙江各地接连生的事件以及贵福的报告使张曾敭确信主持绍兴大通学堂的秋瑾是浙江革命党的要人物便立即派兵赴绍兴捕拿、镇压。 五月底六月初秋瑾从报纸上得悉徐锡麟安庆起义失败被杀的消息。她强忍悲痛立即烧毁光复会来往函件和干部名册指挥转移大通学堂所藏的大批枪支弹药。有人向她建议提前起义但秋瑾以嵊县和绍兴各地的光复军1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卷第14o页。 1见秋瑾：《光复军军制稿》《秋瑾集》第23—26页。 1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4篇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1291页。尚未集结就绪坚持待到六月十日预定之期再动起义。 六月二日（7月11日）浙江官府从杭州派遣新军3oo多人由第一标第一营管带徐方诏率领赴绍兴因担心官兵中有革命党人行前对全体官兵进行搜身检查引起骚动为附近武备学堂学生听到立即向绍兴通报。大通学堂方面在次日得报许多人恳劝秋瑾乘早出走避祸。但秋瑾已置生死于度外且早认为“男子之死于谋光复者则自唐才常以后若沈荩、史坚如、吴樾诸君子不乏其人而女子则无闻焉亦吾女界之羞也”2。决心以自己的流血来一洗“女界之羞”唤起广大妇女的觉醒。她还给在浔溪女校执教时的学生徐双韵寄去一诗表示自己“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即此永别风潮取彼头颅。壮志犹虚雄心未满中原回肠堪断！”1因而她坚决拒绝出走。她命当时从嵊县赶来劝她出走的王金快离开绍兴并要他和竺绍康等人在她牺牲后另谋再起。 六月四日（7月13日）下午贵福、徐方诏和山阴知县李钟岳、会稽知县李瑞年等人率清军包围大通学堂。此时学堂内还有三十几人秋瑾要他们逃出去有两名学生在冲出去时被清军枪杀。最后只大通学堂教员程毅等6人和秋瑾留在学堂内。清军攻入逮捕了秋瑾等7人并搜去一些枪支弹药、马匹驴子和秋瑾所写的诗词、文告等。 秋瑾被押至绍兴知府衙门当晚即由贵福、徐方诏、李钟岳、李瑞年等对她进行了会审第二天又继续进行审讯在审讯中不论敌人怎样花言巧语或是严刑逼供秋瑾始终以凛然不可冒犯的英雄气概对付敌人。她斩钉截铁地告诉敌人：“论说稿（即清军从大通学堂内搜去的革命文告）是我所做日记笺折亦是我办革命党之事不必多问！”敌人逼她说出王金、竺绍康等人的去处她以对敌鄙夷、不屑一顾的口气回答“不知道”三字。敌人刑逼她供出“匪党共有几人”时她再也不予理睬任凭敌人怎样软硬兼施她始终“坚不吐供”2。最后她只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7个大字以表示对祖国、民族所处险境的无限忧虑对革命未成、壮志未酬的无限惋惜。 清廷对秋瑾和她主持的革命活动极为害怕。浙江巡抚张曾敭上奏朝廷说：“此次秋瑾等乃以学界女子于国家预备立宪时代提倡革命借体育会聚众谋乱私蓄军火马匹勾结土匪同时滋事金华、武义、永康等属以及绍兴之嵊县各处响应拒捕戕弁又分遣竺绍康、王金等赴嵊纠匪谋劫郡城其意固不专在掳抢非寻常盗贼可比。”两江总督端方在给张曾敭电文中也说：“匪乃系女犯党羽多至万人闻之深为骇异。”1在用尽各种方法皆不能迫使秋瑾屈服之后贵福决定尽快杀害秋瑾以免浙江各地光复军特别是嵊县竺绍康、王金带人进攻绍兴营救秋瑾。于是他一面命幕僚编造一份《秋瑾口供》向上司交账一面电请张曾敭批准杀害秋瑾。张曾敭立即复电同意。 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六日（19o7年7月15日）晨秋瑾在绍兴城内轩亭口就义年仅33岁。 2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第3册第43页。 1《致王时泽书》《秋瑾集》第47页。 2徐双韵：《记秋瑾》《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册第218页。 1《辛亥革命》第3册第96、193页。 秋瑾从光绪三十年投身社会活动起在3年时间里为民主革命和妇女解放都作出了杰出贡献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伟大的女英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革命妇女的楷模”1。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于196o年出版了《秋瑾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79年增补重印。 1故宫档案馆：《浙江办理秋瑾革命全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3册第213、211页。第二十九章宋教仁第一节踏上革命征途宋教仁字钝初（也作遯初）号渔父光绪八年二月十八日（1882年4月5日）生于湖南桃源上香冲的一个地主家庭。从4岁起他就入塾读书。光绪二十五年（1899）他转入桃源县城里的漳江书院读书。 清末政治的外国资本主义的频频入侵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再不能安坐于书斋中。基于对伟大祖国的无限热爱宋教仁产生了对清朝封建统治的强烈不满如何对中国进行政治改革成了他与同学经常谈论的主要内容。有一次他与同学文骏等人登上院东的漳江阁纵论中西政治的得失、关塞险厄以及古今用兵的胜败大有感慨地说：“中国苦满政久矣。有英雄起雄■武昌东扼九江下江南北击武胜关断黄河铁桥西通蜀南则取粮于湘击鄂督之头于肘然后可得志于天下。”2因此虽然他在光绪二十七年（19o1）奉母命参加了县试考中了秀才但他并没有把继续博取科举功名作为自己努力的方向。 光绪二十九年（19o3）宋教仁到武昌投考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文普通学堂。主持这次考试的武昌知府梁鼎芬出的作文题目是《汉武帝论》宋教仁下笔千言洋洋洒洒极力推崇汉武帝“经营西域、扩张国土、奠定大汉族之基础”的历史功绩1深得梁鼎芬的赞赏被取为第一名。然而革命潮流的激荡使宋教仁在入学以后无法再埋头书案他经常思索的是如何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这年6月黄兴从日本回到武汉在文普通学堂表演说痛斥清廷的无能提倡进行政治改革。宋教仁听了大为叹服立即同黄兴结识。从此他便经常与同学田桐等人在一起密传反清革命的思想。清朝官吏对他的言行非常忌恨打算将他逮捕。学堂监督纪巨维十分喜爱他的才学却又担心无力庇护便暗地讽示他迅逃走。于是他就在七月间离开武昌回到湖南。九月二十六日（11月4日）他在长沙参加了黄兴所召集的华兴会筹备会议同年十二月三十日（19o4年2月15日）他又参加了华兴会的正式成立大会并被推为副会长从此便走上了革命道路。 以推翻清朝为目标的华兴会把湖南先动、各省继起然后“直捣幽燕”作为自己的斗争方略。所以在华兴会成立不久他们就派遣“对于本省外省各界有机缘者分途运动俟有成效再议难与应援之策”。宋教仁和胡瑛奉命到湖北开展活动“设支部于武昌结纳同志运动武阳夏三镇新军”1。光绪三十年五月二十日（19o4年7月3日）他又和湖北进步学生吕大森等联合组织科学补习所与华兴会湖北支部互通声气吕大森被推为所长宋教仁则担任文书。 在一切准备工作基本就绪之后华兴会决定在当年十月十日（11月16日）慈禧太后7o岁寿诞于长沙动起义以武备堂学生联络新旧各军为主力以会党为辅助力量省内分浏阳、衡阳、常德、岳州（今岳阳）、宝庆2吴玉章：《辛亥革命》第87页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1文思：《故农林总长宋教仁传》。 1荆嗣佑：《辛亥革命见闻》。 五路同时响应。宋教仁除了负责与科学补习所进行联系外具体主持常德一路的组织与动工作。九月间他在家乡变卖家产为革命筹措经费后经常德到长沙才知道起义事机已经泄露。在曹亚伯等人的劝说与资助下他搭乘一条运煤船前往武汉追寻黄兴。 十月初十日（11月16日）宋教仁安全地到达武昌改换姓氏住在一家客店里。他从同学口中得悉“此间风潮颇大科学补习所已闭武昌梁知府正访查经武（即胡瑛）的来历”2。而此时黄兴等人在上海新创办了一个启华译书局作为革命机关准备日后举事。宋教仁第二天搭乘日本“瑞和”号轮船顺流而下于十五日到达上海。可是因受万福华刺杀王之春案的牵连启华译书局遭到破坏黄兴等人已经被捕入狱宋教仁在上海无法立足经朋友们的帮助十二月二十九日（12月5日）浮槎东渡前往日本。 2刘揆一：《黄兴传记》《辛亥革命》第4册第278页。 第二节宣传爱国民主思想宋教仁从长沙起义失败中认识到在动起义之前必须先进行广泛的宣传鼓动人们的革命情绪。因此他到东京不久就为创办一个面向全国的综合性杂志而积极努力。光绪三十年底（19o5年1月）他与陈天华等人联合组成“二十世纪之支那”社并以此作为杂志的名称。他被推为总庶务负责组织与联络工作为建立舆论阵地而整天忙碌。但他还抽出一定的时间埋头为其他杂志撰写稿件。经过半年时间的辛苦张罗《二十世纪之支那》第一期在五月二十二日（6月24日）出版他一个人所写的文章几乎占了整本杂志四分之一的篇幅。 踏实的工作和犀利的文笔很快就使宋教仁在中国留日学生中博得了声誉。光绪三十一年六月（19o5年7月）孙中山从欧洲来到日本通过宫崎寅藏的介绍结识了黄兴计议建立一个全国性革命团体。接着黄兴约集了宋教仁等华兴会骨干在“二十世纪之支那”社详谈了联合各省人才进行革命的事。但是在要不要参加孙中山所倡导的新的革命团体问题上华兴会主要领导成员之间意见很不一致。陈天华主张以团体与之联合刘揆一表示坚决反对黄兴则提出在形式上加入“而精神上仍存吾团体之说”。宋教仁没有明确表态只是声言：“既有入会不入会者之别则当研究将来入会者与不入会者之关系如何”1。似有缓冲分歧之意。 在推翻清朝、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些革命的根本问题上宋教仁和孙中山完全一致。因此在六月二十八日（7月3o日）下午他如约参加了孙中山所召集的同盟会筹备会议被举为同盟会章程的起草员。为了扩大革命的影响壮大革命的声势他和“二十世纪之支那”社的同人共同起在七月十三日（8月13日）召开了中国留日学生欢迎孙中山大会他担任大会主席并致欢迎词。七月二十日（8月2o日）午后同盟会的成立大会在东京赤坂区灵南坂日本国会议员阪本金弥的住宅内正式召开到会者共有1oo余人。会上公推孙中山为同盟会的总理黄兴为执行部庶务科总干事（相当于协理）宋教仁则当选为司法部检事长随后又被推为同盟会湖南分会副会长成为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根据黄兴的提议同盟会同意接收《二十世纪之支那》为自己的机关报。可是就在双方准备交接的时候刚刚印就的《二十世纪之支那》第二期因刊载《日本政客之经营中国谈》一文揭露了日本侵略中国的隐情被日本政府硬栽上“妨害公安”的罪名强行没收。宋教仁向日本有关当局再三交涉终归无效。同盟会决定改名《民报》另行出版仍由宋教仁担任庶务兼撰述员主持社内的日常事务。 同盟会成立以后中国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迅展开。这不仅使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清廷十分恐惧而且也使对中国包藏祸心的日本侵略者大为不安。日本政府在清廷的要求下于十月初六日（11月2日）颁布了《取缔清朝留日学生规则》规定取缔中国留日学生的政治活动剥夺言论自由禁止集会和结社检查书信来往强迫他们遵守清朝法令妄图以此压制中国留学生的革命活动。中国广大留日学生义愤填膺纷纷自动停课退学不少1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o2页。 人登上轮船回国对日本政府表示强烈抗议。由于孙中山和黄兴都不在日本同盟会本部对此无法取得一致意见。胡汉民和汪精卫等主张继续忍辱求学宋教仁则坚持进行斗争。他和胡瑛等人起组织联合会对继续留日斗争的学生统一领导对归国的学生进行安排直到他认为“此次风潮现已无可如何于情于理于势皆不可久持”时1才于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19o6年1月13日）决定将联合会解散二十二日全部复课。 宋教仁认为革命既要从事破坏更要进行建设这些都离不开大批人才和高深的知识所以他立足于现在放眼于未来辞去了《民报》的职务改名宋炼于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初八日（19o6年2月1日）进入早稻田大学留学生部预科准备系统地学习政法知识。但在听课温课之余他仍然坚持翻译和写作。在此期间他先后翻译了英、美、德、俄、澳、比等国的官制和政治制度概要还翻译了日本宪法和各国的警察制度。这不仅提高了他的外文水平而且增进了他对资本主义各国政治状况的了解为他后来规划中国政治改革的蓝图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时势的急剧变化使宋教仁的攻读计划未能完全实现。 光绪三十二年底（19o7年初）黄兴离日归国准备动武装起义委他代理庶务总干事协助孙中山处理同盟会东京本部的日常工作。光绪三十三年正月（19o7年2月）黄兴返回东京同宋教仁协商如何组织东北的“马侠”与革命党人在南方动的起义遥相呼应问题。在宋教仁看来这些所谓“马侠”都是被迫走上“梁山”的只要晓以大义。完全有可能变成一支革命力量。因此他决心亲赴东北去完成这一使命。正月中旬（2月下旬）黄兴和孙中山在讨论国旗图案时意见不一致孙中山坚持用6皓东设计的青天白日旗黄兴则主张采用象征“平均地权”的井字旗。孙中山固执己见黄兴怒而宣布要退出同盟会。宋教仁同情黄兴认为这次事件之所以生决不是偶然的实因孙中山“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作事近于跋扈有令人难堪处”1。正月下旬（3月初）日本政府接受清廷的要求劝令孙中山离开日本并赠款5ooo元；同情中国革命的日本股票商铃木久五郎又赠款1万元。孙中山拨出2ooo元给《民报》其余的全部带走作为动起义的经费。担任《民报》主编的章太炎对孙此举不满大起风波宋教仁颇袒章太炎。 二月十三日（3月26日）宋教仁和白逾桓及曾在东北“马侠”中担任过头目的日本退职军曹古川清一起乘船离开日本的门司港二月十九日（4月1日）到达安东（今丹东市）。他在给大孤山“马侠”领李蓬春等人的信中说：“仆等向在南方经营大业号招党徒已不下数十万众欲扶义兴师久矣而山川隔绝去京绝远欲为割据之事则易欲制清廷之死命则难视公等所处之地形势不及远矣。欲与公等通好南北交攻共图大举若不嫌微末而以提倡大义之事互相联合则不独仆等之幸亦中国四万万同胞之幸也。”1李蓬春等把他们邀到山上表示赞成同盟会的宗旨。宋教仁便成立同盟会辽东支部作为东北地区革命运动的领导机关。随后他们准备响应广东的惠州起义古川清向当地清朝官吏告密白逾桓在碱厂招兵时1宋教仁：《宋渔父日记》《辛亥革命》第2册第21o—211页。 1《宋教仁集》下册第563页。 1《宋教仁集》下册第718页。 被捕起义计划遭到破坏宋教仁逃奔大连。他极力设法营救白逾桓脱险毫无结果。他不甘心就此罢休便潜入啸聚于吉林夹皮沟一带的韩登举处继续活动。 宋教仁受到韩登举的热情款待并且得知日本军国主义成立长白山会制造所谓“间岛问题”妄图侵占我国延吉地区。他满怀爱国热情在日本友人的帮助下把自己打扮成日本人化名贞村打入长白山会内部将这个会所伪造的关于延吉地区原属日本的保护国朝鲜的证据全部拍摄下来带回日本在东京帝国大学图书馆和其他图书馆翻阅了大量有关资料写了《间岛问题》一书用确凿无疑的历史事实证明延吉地区从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并且指出保护这一地区不受侵犯对于巩固中国的国防安全和开展东北地区的革命运动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间岛问题》写成之时正是日本政府向清廷提出所谓“间岛问题”交涉之际。日本政府曾经设法用重金收买宋教仁的书稿遭到宋教仁的坚决拒绝。清廷得到这个消息立即由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出面通过驻日公使杨枢将宋教仁的书稿索去并且赠款千元授予四品京堂的官职要宋归国任职。宋教仁征得孙中山和黄兴的同意想利用这个机会深入清廷内部从事革命活动为部分同盟会员反对才没有成行。但是他的《间岛问题》的书稿帮助清廷在对日谈判中获得了胜利维护了中国对延吉地区的领土主权却使他得到很大安慰。他把清廷的千元赠款大部分给了清寒的中国留日学生他对别人说：“吾著此书为中国一块土非为个人赚几文钱也。”2宋教仁在“间岛问题”上得到清廷的奖赏引起了革命队伍内部不少人的猜想和怀疑。有的人认为他在勾结清朝官吏也有人推测他出卖了党。为了表明自己的心迹他于光绪三十四年给清廷写了一封公开信重申他在国内事务上同清廷不可调和的对立立场要清廷取消他的留学生资格撤掉他所享受的月费金。日本政府对他大为光火把他看作是清廷的密探对他进行多方刁难他并不放在心上。而同盟会组织的逐渐涣散所动武装起义的接连失败使他感到心灰意冷一度变得异常忧郁和消沉。他寄情于烟酒狂歌当哭甚至不惜向日本使女借钱买得一醉。但是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也没有推卸自己所担负的革命责任。光绪三十四年九月（19o8年1o月）日本政府以煽动暴乱的罪名将《民报》封闭他运用各种合法手段进行挽救都没有成功。宣统二年（191o）在谭人凤的劝说之下他曾两次同化名潜入日本的孙中山商谈整顿党务问题结果都是不欢而散。他看到在南方边远地区动起义无法取胜建议把革命的中心转移到长江流域成立中部同盟会作为直接领导机关得到谭人凤等许多同盟会员的赞成。谭人凤出面召集在东京的十一省区同盟会分会会长开会讨论革命诸事宋教仁在会上提出了著名的革命三策：“上策为中央革命联络北方军队以东三省为后援一举而占北京然后号令全国如葡、土已事此策之最善者也；就沿江各省同时并举先立政府然后北伐此策次善者也；就瓯脱地密布党羽进居边要然后徐图进取其地则东三省或云南、广西此策之又次者也。”1经过全面分析他认为上策最难下策已败唯有中策最为适宜并且提出：应该“分步作法从长江结合以次推行河北为严密之组织2同上书第727—728页。 1徐血儿等编：《宋渔父》第1集后编《宋渔父先生遗事》。 期以三年养丰毛羽然后实行”。只是由于到会者“咸主急进”最后才由谭人凤拟出“以事权统一责任分担不限时期为原则”的进行方案1。1《邹永成回忆录》《近代史资料》总1o号。 第三节筹谋民国大业宣统二年十二月（1911年1月）宋教仁回到上海应于右任的邀请担任《民立报》主笔。于是他那丰厚的学养和远见卓识就化成一篇篇笔锋锐利的时论文章通过《民立报》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他指斥清廷对国际形势的蒙昧无知而且“因循苟且视国事若传舍”从而把中国推到危险的境地。他认为日俄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各国在中国的“均势”局面决不会维持长久日本正想独吞中国俄国在觊觎中国的东北与新疆地区英国企图继续控制长江流域还窥伺西藏和云南美国则运用其强大的经济力量拼命向中国内地各省扩张势力一旦这种“均势”遭到破坏帝国主义各国就会大动干戈“共逐中原之鹿”“不出五年日英同盟及其他各种协约条约则尽解散不出十年日本与美国则干戈相见于太平洋之间而竞争之目的则必为极东问题之支那而为导火线者又必为满洲问题或监督支那财政问题”1。他主张通过外交途径暂时维持这种“均势”以便乘此机会迅改革国政扩建国力等到国势强盛以后再同帝国主义侵略者进行较量。 揭露清廷立宪的骗局是宋教仁时论文章的另一个主要内容。他指出清廷的预备立宪实际上是一种骗人伎俩他们肆意侵犯资政院应有的权限擅自成立皇族内阁都从根本上违反了立宪的原则。他们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纯粹是日本“钦定主义”的仿制品其中所规定的“大清皇帝万世一系永远尊戴”同秦始皇的“朕为始皇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一脉相传。所谓“臣民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均准自由”所谓“臣民非按法律不加逮捕监禁处罚”以及“臣民之财产居住无故不加侵扰”等等都是十足的空话。所以他得出结论说：“其所谓宪法大纲者不过欺人之门面赖人之口实万不可信者也。”2他反对实行君主立宪同时也反对在当时就实行社会主义政策认为“凡一主义之推行每视其客体事物之现状如何以为结果其客体事物之现状与其主义相适者则其结果良其客体事物之现状与其主义不相适者则其结果恶”1。 宣统三年三月（1911年4月）中旬宋教仁在谭人凤的敦促之下奔赴香港参加即将动的广州起义（即黄花岗之役）代替陈炯明担任编制课课长。他草拟了文告、约法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制度方案准备在起义胜利之后颁布实施。二十九日（27日）傍晚他与何天炯等人乘晚班轮船离开香港次日凌晨到达广州不幸起义已经失败。他们无法上岸只好原路返回香港。但是宋教仁并没有因为广州起义的失败而灰心丧气他还劝说其他革命党人鼓起勇气继续斗争。他说：“此次虽失败然得许多之经验足以为他日之预备者。”因此他回到上海以后仍然担任《民立报》主笔一方面在政治思想上向清朝封建统治者动一次又一次的冲锋一方面同往常一样照旧从事革命的组织活动。闰六月初六日（7月31日）中部同盟会在湖州会馆召开正式成立大会谭人凤撰写了《宣言》宋教仁拟订了总会、1居正：《辛亥札记》。 2《宋教仁集》上册第221页。 1《宋教仁集》上册第215、254、255页。 总务会和分会的各项章程并且当选为总务会的干事分掌文事部负责处理参谋、立案、编辑与其他一切事务成了中部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 根据宋教仁提出的方略中部同盟会决定在武昌先起义然后组织各省立即响应。为了做好准备工作他们派曾杰去湖南与焦达峰组织湖南分会令范鸿仙、郑赞永去安庆筹建安徽分会。而作为重点区域的湖北则由谭人凤亲自前往要居正促使共进会与文学社迅联合成立湖北分会属上海总机关直接领导分别运动当地清军主持当地起义诸事。除此以外他们又让同盟会东京本部的吴玉章和张懋龙回到四川建立四川分会和长江中下游各地遥相呼应。 随着四川保路运动的迅展革命时机日渐成熟。宋教仁担心革命会受到帝国主义各国的干涉特于八月初四日（9月25日）在《民立报》表《葡国改革之大成功》一文要革命党人吸取葡萄牙改革成功的经验采取革命手段应当“以务使现状不致大变动而容易恢复的宗旨。约而言之有三：一革命之时宜神而短（不可久事战事）；一革命之地宜集中而狭（宜于中央）；一革命之力宜借旧政府之所恃者（用政府军队）使为己用而收事半功倍之效”2。同一天联合后的共进会与文学社所派代表居正和杨玉如来到上海向中部同盟会汇报了湖北近况及其起义计划要求黄兴、宋教仁和谭人凤去武汉主持大计。因为黄兴远在香港近日之内无法赶到谭人凤生病住进医院行动很不方便宋教仁便立即准备西行但就在这时被关押在武昌狱中的胡瑛派人送来一封密信说湖北形势极为险恶不能在近期之内难。宋教仁对居正和杨玉如的报告疑信参半已经下定的决心又生动摇。谭人凤坚信武昌动在即再三催促宋教仁赶快上路并于八月十七日（1o月8日）先自抱病登程而宋教仁却仍然迟迟未动。 八月十九日（1o月1o日）武昌起义爆了。由于革命组织的主要领导人均不在场。清朝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黎元洪被推为湖北军政府都督。宋教仁得到这个消息悔恨不已。他认为根据同盟会的一些规定革命的领导大权一定要掌握在革命党人手中所以他极力设法进行挽救。九月初三日当黄兴从香港来到上海时他就劝黄兴去南京率领第九镇新军起义夺取东南诸省以扩大革命党人的势力削弱黎元洪的影响。黄兴不仅没有同意而且还把宋教仁拉上轮船一起西上前往武汉。到武汉后黄兴仅被黎元洪任命为战时总司令到前线去指挥革命军同清军作战宋教仁则协助胡瑛办理外交事务没有得到任何正式职位和实权。宋教仁看到黎元洪的都督地位已经巩固他的政略在武汉无法施展所以在为湖北军政府起草《鄂州约法》之后就于九月二十三日（11月13日）乘船东下去策划占领长江下游地区以便成立一个由革命党人直接控制的中央政权。 宋教仁心事重重地回到上海以湖南都督府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他一再强调：“目下大局安危不在一时一地之胜负实在统一机关之成否。”1他努力调解江苏各军之间的纠纷以稳定江苏的局势。江浙联军攻克南京以后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决定将中央临时政府设在南京他便为推举中央临时政府的革命脑而积极活动。十月十四日（12月4日）他和上海都督陈其美等人组织留在上海的各省代表以投票的方式选2同上书第289页。 1《宋教仁集》上册第327—328页。 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但因黄兴坚辞不就黎元洪来电要求取消各省都督府代表又在南京集议改推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黎元洪仍驻武昌由黄兴代行大元帅职权在南京组织中央临时政府。黎元洪表示赞同黄兴也勉强接受。恰在这时孙中山即将归国的消息传来黄兴立即改变了马上赴宁就职的原议继续留在上海等候孙中山到来再作决定。 孙中山于十一月初六日（12月25日）到达上海。宋教仁开始并不欢迎。后经张继等人出面劝解他才改变了态度从南京赶到上海和孙中山一起筹商建立一个怎样的中央临时政府。面对当时的局势他同意建立以孙中山为大总统的革命中心但在实行美国式的总统制还是法国式的责任内阁制问题上他却同孙中山生了严重分歧。孙中山主张实行美国式的总统制他则坚持要实行法国式的内阁制。黄兴劝他取消自己的提议他拒绝。最后由黄兴把两种意见提交南京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进行讨论宋教仁的责任内阁制的提议被否决。 宋教仁的主张未被采纳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努力。他认为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很不完备必须进行修改应增设临时副总统规定临时大总统有自由制定官制官规而不必经过参议院同意的权力。十一月初九日他在南京宴集各省代表表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演说阐他修改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思想。然而附和者寥寥。直到次日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也同样感到这个大纲有修改的必要时他的修改方案才获得多数代表的通过。可是仅仅过了3天这个修正方案又被推翻了。 在筹建南京临时政府的过程中宋教仁费尽心思出力不少但他那急于要挽回革命党人已经失去的对革命的领导权的心情却无法被别人充分理解。特别是因为章太炎在十月十一日（12月1日）表的九则《宣言》中曾经写道：“至于建置内阁仆则推宋教仁堪为宰辅观其智略有余而小心谨慎能知政事大体。”为此宋教仁招来不少人的嫉妒而他对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提出修正又引起这个大纲起草者们的强烈不满因此他的一切言行都被看作是出于争当总理、捞取大权的私心使他有苦难吐百口莫辩连孙中山也无法坚持任命他为内务总长最后只好让他担任总统府法制院院长。 以孙中山为的南京临时政府抵挡不住国内外敌人的联合进攻很快就被迫向帝国主义与封建买办势力的代表袁世凯妥协推荐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同时孙中山还提出定都南京、新总统必须到南京就职和遵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3个条件以维护辛亥革命所取得的成果防止袁世凯背叛民国。1912年2月18日孙中山特派教育总长蔡元培为专使宋教仁和汪精卫等为欢迎员前赴北京欢迎袁世凯南下就职。狡猾的袁世凯表面上表示“极愿南行”暗中却密令6军第三镇的部分士兵动“兵变”为其不能南下制造借口。淳朴忠厚的蔡元培识不破袁世凯的阴谋诡计便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和参议院要求对袁世凯进行迁就。袁世凯又请宋教仁提前回南报告一切。宋教仁知道袁世凯品行不端“北京兵变”的生肯定是袁世凯耍弄的手段但他从抵制俄国和日本的侵略阴谋考虑却同意把北京作为中央政府的所在地。由于他在入京时“多所结纳”马君武“谓其卖党于袁世凯”他知道后怒不可遏在南京总统府打了马君武一记耳光。马君武立即还击打伤了他的眼睛被送入医院“旬日始愈”。事后马君武十分惭愧地说：“因不识钝初政治之手腕故有是言。钝初诚愿始终忠于党我甘承其过。”11《宋教仁集》上册第369页。 第四节为宪法而牺牲1912年3月1o日袁世凯如愿以偿地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职命唐绍仪组织第一届内阁宋教仁被任为农林总长。尽管他最有兴趣并努力学习和研究的是政治和法律农林非其所长“然犹以为既列阁员之群亦参赞大政方针之一人则主持所信之政见以期见诸实行或亦易事故姑且承乏其间以图展布有日”1。然而仅仅过了两个多月他这美妙的想法就被打得粉碎。由于袁世凯的专横跋扈及其爪牙的从中破坏这届内阁一事无成形同虚设唐绍仪不得不在6月间就宣布辞职宋教仁也随即向袁世凯递上了辞呈。但是这种严酷的现实未能使宋教仁意识到必须设法组织政治军事实力同袁世凯较量只是令他感到仅仅组成责任内阁还不能保证政府内部意见的一致所以在6月28日同盟会再次开会讨论组织内阁问题时他进而提出了组织纯粹政党责任内阁的主张。 纯粹政党责任内阁是同政党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时候一部分同盟会员和立宪派与旧官僚为了能在新政府中争得一席之地或者达到其他政治目的纷纷组织公开政党或政治团体致使各种各样的政治团体像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而同盟会虽然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就变成一个公开政党但在宋教仁看来它已远远不能适应政党政治的需要。他公开宣称：“统一、同盟两党政纲本无不同故与两党皆有关系。惟同盟会分子复杂本非政党组织前此勉强改为政党原非余之本意；且同盟会多有感情用事之举尤非政党所宜出。然感情用事统一党人亦有不免如将来两党均不能化除意见余意于两党外另求同志更组织一党以为国家效力之地。”2尤其是这年5月统一党又和国民协进会以及民社等几个小党派联合在一起组成共和党充当袁世凯的御用工具在临时参议院中和同盟会对抗更使宋教仁感到组织一个大党在国会中造成多数党的声势已经刻不容缓。 7月16日宋教仁主持召开了同盟会本部全体职员大会讨论同盟会的改组问题。多数人主张仍然沿用同盟会旧称宋教仁没有明确表示反对只是作了两点原则性说明：一是对于赞助同盟会的其他政党要极力联络；二是要注意国会的选举“必使会员能于国会占多数席位。彼时无论政府如何可以会员力量改良之是皆扩张势力之最要者也”1。他所要极力联络的其他政党主要是指参议院中的第三大党统一共和党。这个党的不少党员过去都加入过同盟会与同盟会有着一定的联系后来虽然独树一帜并在参议院中对共和党颇为偏袒但因袁世凯要6征祥于继唐绍仪之后组织内阁未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的立场已经开始动摇只是由于他们还不赞成宋教仁提出的不参加6征祥内阁的建议所以两党之间仍存在着一定的隔阂。到了7月26日袁世凯用武力强迫临时参议院通过6征祥出任总理统一共和党不仅没能将6征祥否决而且受到共和党与军警界的攻击许多党员都非常气愤便决定和同盟会一起参加正式国会的竞选。于是两党合并的问题重新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1《胡汉民自传》。 2《宋教仁集》下册第4o5页。 1《宋教仁集》下册第39o页。 宋教仁组织大党的心情十分迫切。统一共和党提出要实行两党合并必须改变同盟会的名称废除民主主义纲领改良内部组织。宋教仁征得孙中山和黄兴的应允后在8月5日双方代表进行正式谈判。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和共和实进会得到讯息也先后派出代表前来参加表示愿意一起实行合并。经过反复商讨他们决定以“国民党”作为这个新党的名字并且通过了保持政治统一、展地方自治、厉行种族同化、采用民生政策和维持国际和平等五条政纲。在8月25日国民党成立大会上宋教仁被举为理事不久又被孙中山委任为代理理事长。 国民党的成立使宋教仁踌躇满志。他以喜悦的心情写信对海外的同盟会员说：“自斯而后民国政党唯我独大共和党虽横其能与我争乎？”1可他并不知道组织庞大的国民党抛弃了同盟会秘密活动时期“平均地权”的纲领取消了同盟会公开以后的“男女平等”主张把原来的“力谋国际平等”改成了“维持国际和平”从而失去了积极的斗争意义。他还把社会上一大批官僚政客也拉入国民党内使国民党的成分更加复杂这就大大削弱了它的战斗力量。 凡是企图实行独裁的人总是容不下有抱负有才望的政治家。袁世凯除了蒙骗孙中山和黄兴以外对宋教仁更是大费心机。他认为宋教仁是国民党的灵魂政治手腕比较灵活比起孙中山和黄兴来更加难以对付。正是因为这样他对宋教仁很不放心总想把宋教仁控制在自己手中为己所用最低限度也要使宋教仁无法施展本事。所以他曾对宋教仁赞扬不已百般笼络甚至放出空气说他很有可能要宋教仁出任总理继6征祥之后组织内阁。 宋教仁没有理睬袁世凯的拉拢决心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努力奋斗。1o月18日他离开北京沿京汉铁路南下去探望别离8年的老母和妻子同时布置南方诸省的国会议员选举事务。临行之前袁世凯送上5o万元交通银行支票他原封退回拒不收受。袁世凯知道宋教仁决“非高官厚禄所能收买乃暗萌杀意密令心腹赵秉钧谋之。赵又委其走狗洪述祖、程克二人主其事”1。洪述祖和程克寻找到上海流氓头子应桂馨由应桂馨负责物色执行暗杀的凶手。 宋教仁在桃源老家只住了1个多月就重新踏上了政治斗争的巇崄征途。从1913年1月开始他由长沙到武汉过九江到上海又到杭州和南京到处都受到热烈欢迎到处都表竞选演说对北京临时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进行猛烈抨击对袁世凯的阴险奸诈进行无情揭露。他在2月1日国民党湖北支部的欢迎会上说：“现在接得各地的报告我们的选举运动是极其顺利的。袁世凯看此情形一定忌克得很一定要勾心斗角设法来破坏我们陷害我们我们要警惕但是我们也不必惧怯。”21o天以后他又在国民党鄂省交通部的欢迎会上再次点了袁世凯与国务总理赵秉钧的名他说：“自民国成立迄今二载纵观国事几无一善状可述。”在内政方面“财政之状况其紊乱已达极度政府对于财政之将来全无丝毫计划司农仰屋惟知倚赖大借款以为补苴弥缝之术殆以临时政府期近敷衍了事1《民立报》1912年7月28日《同盟会大会纪事》。 ------------ 23 1《宋教仁集》下册第419页。 2《辛亥革命义回忆录》第1辑第59页。 以塞国民之责不惜以万难收拾之局贻之后人此则政府罪无可逭之处也”。在外交方面“自库俄事件生以来国人嚣嚣然群起诘责而荏苒至今将及一载不闻有当解决之法兄弟（宋教仁自称）彼时亦在北京见事情重大曾屡次警告袁世凯总统及赵总理促其从设法解决此问题”。然而“今日外蒙将非我有而政府犹处歌舞太平之中不知是何思想”。他明确指出北京临时政府已经没有能力来解决这些问题“扶危济倾端在我党有志之士”1。3月9日他在国民党南京支部的欢迎会上则简单扼要地阐述了自己的全部政治主张：“现正式国会将成立所纷争之最要点为总统问题宪法问题地方问题。总统当为不负责任由国务院负责内阁制之精神实为共和国之良好制也。国务院宜以完全政党组织之混合、然诸内阁之弊现已露毋庸赘述。宪法问题当然属于国会自订毋庸纷扰。地方问题则分其权之种类而为中央地方之区别。”2任何政治家的思想总是随着形势的展而变化。这个时候的宋教仁已经不再以组织一个纯粹政党责任内阁而满足了。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要使袁世凯担任一个没有什么实权的总统是根本不可能的只有选举“最为愚昧脆弱之黎元洪”为总统才能“组织同志内阁”充分挥责任内阁的作用。因此当他去武昌访问黎元洪的时候就对黎元洪说过：“我们不能使袁世凯做我们听话的工具我要我党党员选你当总统。”1这个消息很快就在社会上流传开来2月18日北京的《亚细亚日报》就对此作了公开报道。 宋教仁的这一计划对袁世凯无疑是个威胁况且国会选举已经揭晓国民党在每个选区都高奏凯歌在参众两院87o个议席当中国民党独得392席占议席总数的45％而共和、民主、统一三党所得议席总和只有223个还不到议席总数的26％国民党取得了压倒的多数宋教仁的这一计划是很有可能实现的。从此袁世凯杀害宋教仁之心益坚其行动的度也大大加快。2月1日洪述祖密电应桂馨声称“大题目总以做一篇激烈文章乃有价值”。第二天洪述祖又在给应桂馨的一封密函中说：“紧要文章已略露一句说必有激烈举动。弟（指应桂馨）须于题前径电老赵（指赵秉钧）索一数目。”2其中所谓“紧要文章”“激烈举动”就是指的暗杀宋教仁的事。与此同时袁世凯还指使其大小喽啰匿名投稿全国各报并以“救国团”的名义通电全国对宋教仁进行恶毒攻击。尤其卑鄙的是袁世凯购求宋教仁在日本时的所谓“劣史”资料编印成册大量散妄图彻底毁坏宋教仁的名誉。结果前者遭到宋教仁的驳斥后者也未收到什么效果。袁世凯在收到应桂馨3月14日出的“梁山匪魁（指宋教仁）四处扰乱危险实甚已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之转呈候示”的密电以后18日拍了“寒（即14日）电应即照办”的复电1正式下达了暗杀宋教仁的命令。宋教仁完全陶醉于国会选举他在上海与国民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商讨在国会中应当施行的党略起草国民党大政见准备带到北京国民党本部议决实行。他的好友陈犹龙和谭人凤现袁世凯已有图谋不轨的端倪劝他1《宋教仁集》下册第456—457页。 2同上书第457—458页。 1《宋教仁集》下册第467页。 2刘基胜：《为民主而斗争：宋教仁与辛亥革命》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英文版。1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第171—172页。 应该有所戒备他却认为那是“蛇影杯弓之事”全不放在心上。他只考虑到袁世凯一旦大总统落选倒很有可能要同国民党最后摊牌所以他对他的党员们说：“在不久的将来（袁世凯）容或有撕毁约法背叛民国的时候我认为那个时候正是他自掘坟墓自取灭亡的时候。到了那个地步我们再起来革命不迟。”2这时袁世凯来电催他赶快进京他便决定于3月2o日乘夜车同其他几个新当选的议员一起北上。 这天晚上宋教仁来到《民立报》社向他的同人友好辞行话别。徐血儿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先生此行责任甚重顾宵小多欲不利于先生恐前途有不测之危险愿先生慎重防卫。”他若无其事地笑着回答：“无妨吾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惧？国家之事虽有危害仍然并力赴之。”31o时45分宋教仁和黄兴等人走出沪宁车站议员休息室准备上车。 他们刚刚走到剪票处就听到低低的一声枪响随后便是第二声、第三声。宋教仁摇晃了一下便倒在旁边的一张铁椅子上说道：“吾中枪矣。”由于前来送行的人忙于救护竟使凶手武士英逃去。 宋教仁被送到车站附近的铁路医院里他不知道向他开枪的主谋人就是袁世凯还请黄兴代笔给袁世凯拍了一封电报报告他的不幸提出他的要求希望袁世凯“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1。延至22日凌晨这个年仅32岁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便与世长辞了。2同上书第172—173页。 3《宋教仁集》下册第457页。 1徐血儿等编：《宋渔父》第1集后编。 第三十章袁世凯第一节在朝鲜的政治活动袁世凯字慰庭（又作慰廷、慰亭）别号容庵河南省陈州府项城县人清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1859年9月16日）生于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其叔祖袁甲三官拜漕运总督生父袁保中为本县著名豪绅胞叔袁保庆官至道员从叔袁保恒历任户、吏、刑部侍郎袁保龄为候补道。袁世凯行四约在同治三年（1864）过继给胞叔袁保庆为嗣子。 同治五年（1866）袁世凯随嗣父袁保庆至济南任所开始读书。后迁江宁。同治十二年袁保庆病逝后返回原籍与嗣母牛氏一起生活。 同治十三年（1874）袁保恒将袁世凯带到北京聘请严师授读。但袁世凯纨袴子弟的习性甚深以读书为虚应之事故成绩不佳。光绪二年（1876）秋回籍应乡试结果落第而归。次年夏随袁保恒至河南办理赈务历练做官本领。光绪五年（1879）秋他又一次应考乡试仍名落孙山。其后曾报捐中书科中书。继之捐纳实缺不果于是决心投笔从戎于光绪七年（1881）至山东登州投奔其嗣父的至交、淮军统领吴长庆获得帮办文案之职开始踏入仕途。 光绪八年与清廷有宗藩关系的朝鲜生兵变国王李煦和闵妃集团被围攻向受闵妃排斥的大院君李昰应（李熙之父）重握朝政。署直隶总督张树声命令吴长庆率淮军六营至朝平乱。七月东渡前幕府名流张謇等人推荐袁世凯任执行前敌营务处事。平乱后吴长庆对袁的表现十分赞赏为之上报请奖。经回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任的李鸿章奏准九月初一日（1o月12日）袁以同知补用并赏戴花翎。不久应朝鲜请求吴长庆命袁帮助朝鲜整顿军队。 光绪十年（1884）当法国侵略者将战火由越南引向中国边界时李鸿章为加强边防奏调吴长庆率兵三营驻防奉天金州其余三营留驻汉城由记名提督吴兆有统带命袁世凯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由此袁在朝鲜成为一个握有军事实力的人物。十月朝鲜以金玉均为的开化党在日本配合下动政变迫李熙改组了政府。袁世凯果决地说服吴兆有统兵击退日军赶走亲日派。此次胜利大大助长了袁的政治野心他自作主张搬进王宫以监国大员自居。由于吴兆有反对其企图独掌军权揭其挪用军饷等罪状加之日本扬言要清军从朝鲜撤退袁心灰意冷于光绪十年十二月（1885年1月）请假回国返回原籍。 为了进一步控制朝鲜李鸿章采取了两项具体措施一是释放被软禁在保定的李昰应回朝利用其影响和力量抵制闵妃集团依赖俄国的倾向；二是以袁世凯接替驻朝商务委员陈树棠的职务。光绪十一年九月李鸿章奏准袁世凯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大臣以提高其地位使其参与外交事务。并以知府分补缺后以道员升用赏加三品衔。从此他开始崭露头角成为中外所知的人物。 清皇朝对朝鲜本来只有宗主之名而无其实。而袁世凯自抵新任后为维护“上国”尊严和“属邦体制”时时摆出监国大员的架势专横武断盛气凌人事事插手并于光绪十二年（1886）两电李鸿章请废黜李熙另立新君。袁世凯的行为促使朝鲜宫廷产生更大的离心倾向严重损害了中朝关系。 日本自确定霸占朝鲜进而侵略中国的大6政策后一直积极进行备战和煽惑动侵略战争。袁世凯起初对日防制甚力但后来即为盲目乐观、麻痹轻敌思想所支配对日本的动向懵无所知。 光绪二十年二月（1894年3月）朝鲜东学党起义爆。四月朝鲜政府请求中国派兵助剿。袁大力支持屡电李鸿章出兵且云日本并无出兵之意接着又将军机泄漏给日本。当日本出兵朝鲜后袁仍对形势的危机无所认识一心想着镇压起义。直至日本大兵压境始请求增兵备战。五月下旬战争一触即袁为脱离险境再三电李请求回国。经清廷批准袁于六月十七日（7月19日）改装易服偷偷回到国内。 第二节小站练兵中日甲午战争爆后李鸿章奏派袁世凯仍任总理交涉通商大臣兼办辑抚事宜令其驰赴平壤一带联络官军协筹粮运。袁对这场战争毫无信心始终主张议和一闻败讯立即逃窜。清军的屡次败北彻底暴露出旧有军队的腐朽朝野上下群起呼吁必须改革旧军建立新军。基于这种形势袁世凯也向盛宣怀建议改革军制募练新军并毛遂自荐要当监督。光绪二十一年又上书军机大臣李鸿藻提出同样意见。六月十二日（8月2日）袁被召见奉派督办军务处差委。他用钻营请托等手段并拟订新军营制饷章和聘请外官合同请人译撰兵书博得知兵之名终于受到权贵荣禄等的激赏十月二十二日（12月8日）获得到天津小站督练新建6军的权柄。十一月初一日（12月16日）袁世凯至小站接管原定武军4ooo余人旋派人选募2ooo余人全军共7ooo人。军队设督练处袁自领督练官。新建6军采取德国和日本建制营制分左右两翼每翼分统步、炮、马、工程、辎重各兵种；教官多自德国聘任新式武器多从德国购置全军一律习洋操实开中国6军近代化的先河。袁世凯在军队中大树特树个人绝对权威通过官禄利诱严刑峻法以及灌输封建伦理、升官财、宿命论等反动思想很快培植起一批亲信死党把军队训练成带有浓烈人身依附性质的武装。由于袁世凯作风跋扈嗜杀擅权营私受贿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御史胡景桂对其进行参劾。查办此案的荣禄极力包庇袁世凯使其度过了难关。经此事袁越投靠荣禄依荣而自固。 次年清廷以袁世凯练兵有功晋其为直隶按察使仍专管练兵事宜。 第三节出卖维新志士剿灭义和团光绪二十四年（1898）康有为、梁启等资产阶级维新派人士动具有进步意义的变法运动。对此袁世凯佯为赞成阴实反对。七月变法达到顽固势力频频密谋破坏。维新派为了将变法进行下去同时出于对袁世凯的表面认识乃建议光绪帝召袁进京结以恩遇以备不测。八月初一日（9月16日）光绪帝召见了袁世凯擢其为候补侍郎。袁恐引起顽固派怀疑接连拜谒权贵解释并探听风声。初三日夜维新派中最为激进的谭嗣同只身至法华寺见袁世凯坦率地告以直隶总督荣禄和慈禧太后欲废光绪帝的阴谋请其竭力相救否则便向慈禧太后出求得富贵。袁世凯正言厉色地表示：“圣主乃吾辈所共事之主仆与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若皇上于阅兵时疾驰入仆营传号令以诛奸贼则仆必能从诸君子之后竭死力以补救。”当谭说荣禄不易对付时袁怒目而视说：“诛荣禄如杀一狗耳。”2初五日（2o日）光绪帝再次召见袁世凯。当日下午袁世凯回天津后立即向荣禄告密。次日晨慈禧太后动政变1。袁世凯进一步获得慈禧太后和荣禄的信任。十月荣禄奏设武卫军以袁世凯的“新建6军”为“武卫右军”。光绪二十五年五月（1899年6月）袁世凯晋升为工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 六月袁世凯率军由山东操演行军阵法回到天津开始组织人员编纂《训练操法详晰图说》七月进呈御览。该书强调练兵必须把封建宗法思想教育放在第一位军事训练放在第二位次系统地介绍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方略和训练技术成为清廷以后训练新军的重要军事教科书。 是年底山东人民掀起的反抗帝国主义教会侵略的斗争已经遍及全省不久便爆为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十一月初四日（12月6日）清廷命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他在抵达济南任所的次日即颁布《禁止义和拳匪告示》坚决主张剿团保教。由于清廷再三谕令不可一意剿击袁世凯开始尚未完全采用高压政策而是严缉要查禁瓦解。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十四日（19oo年3月14日）清廷实授袁为山东巡抚。五月直隶义和团大批涌进北京慈禧太后宣布义和团众为“义民”。俄、英、美、日、德、法、意、奥八国联合侵略军由天津向北京进犯。慈禧太后命袁世凯派兵火驰援。袁不敢与列强开战仅派少数人马搪塞。继之参加“东南互保”任列强向京津侵犯、屠杀中国人民而不抵御；通饬全省严密保护洋教士和一切洋人护送到通商各口；保护教会优恤教民。而对义和团则极端残忍山东境内团民为其剿灭殆尽。 2《宋教仁集》下册第496页。 1梁启：《谭嗣同传》《戊戌变法》第4册第52页。 第四节在直隶推行“新政” 同年十二月（19o1年1月）慈禧太后宣布筹办“新政”。光绪二十七年三月（19o1年4月）成立督办政务处推行“新政”。同月袁世凯提出治国十策即慎号令、教官吏、崇实学、增实科、开民智、重游历、定使例、辨名实、裕度支、修武备以“求富”、“求强”。八月以后在山东开始整饬杂税厘捐设立银元局开办课吏馆、校士馆创立商务总会和大学堂力行“新政”。九月二十七日（11月7日）经荣禄、奕劻等推荐晋署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位居各省督抚之上。十月十八日（11月28日）清廷以其“共保东南疆土”“卓著勋劳”2加其太子少保衔。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初四日（19o2年6月9日）实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袁世凯督直以后身兼清廷参预政务大臣、会办练兵大臣、办理京旗练兵事宜大臣、督办电政大臣、督办关内外铁路大臣、津镇铁路大臣、京汉铁路大臣、会议商约大臣八大要差极力迎合清廷加紧推行“新政”成为清廷的重要决策者。 先增募新军改革军制。光绪二十八年（19o2）修订募练新军章程十一条和募兵格式八条仿行外国的征兵制度开始招募新军。至光绪三十一年（19o5）共练成北洋常备军六镇。北洋六镇新军的编练使袁世凯的兵力骤增至万人。六镇的军官除第一镇外皆其嫡系加之在政界网罗培植的许多党羽逐步形成一个以袁世凯为脑的北洋军事政治集团。 其次创办巡警。光绪二十八年四月（19o2年5月）袁世凯率先在保定创设警务总局1所分局5所开办巡警学堂。七月接收天津时又将在保定训练好的3ooo名巡警调进设南北巡警局同年冬成立巡警学堂后又增添马巡、河巡、暗巡和消防队将巡警制度推广到乡村和铁路在直隶全省建立起警察网。光绪三十一年又利用革命党人企图炸毙考察宪政大臣事件建议清廷设立巡警部预防革命党人潜伏维持治安。并推荐亲信徐世昌任该部尚书、赵秉钧为侍郎控制了警政。 第三整饬吏治。他饬令道府厅州县一律将所得陋规交公酌给公费以杜绝受贿止官之贪；设立官吏考验处考验甄别初到和新选新补官员；设立调查处采访舆论了解官员政绩调查案件以便举劾；设立法政学堂和胥吏学堂招收候补官员和幕僚入校学习命未赴任的州县实缺各员先赴日本参观以开官智。但这些措施根本不起作用吏治依然如故。第四提倡实业。光绪二十八年袁世凯在保定创立农务局和农事试作场购买农业机械聘请日人南原正三指导种植。并附设农业学堂教授蚕桑种植和糖酒制造。在天津设立直隶工艺总局作为官办实业的总机关诱掖奖励全省绅民兴办实业。派人到外国和外省学习工业技术批准给明者以专利权。在袁世凯的大力提倡下直隶近代工商业得到一定的展。 第五广兴教育。袁世凯坚决主张废科举兴学堂光绪二十八年在保定成立学校司次年奏请递减科举中额改学校司为学务处领导全省教育。饬令该处设置研究所研究学校编制和教授方法派员考核官绅办学情况令各地设劝学所、宣讲所筹备公款积极办学；分批派遣人员赴日考察教2慈禧太后动政变的具体日期尚有几种说法此说较为流行。 育选派留学生赴日学习师范并捐银2万两表率群僚和士绅出资办学。光绪三十一年又领衔与其他督抚合词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经其提倡直隶办学之风大兴在各省之中成绩名列前茅。 第五节回籍“养疴” 清末国内出现了革命和立宪两股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潮流。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秘密组织团体开展推翻清皇朝、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革命活动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另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则认为只有君主立宪才能达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目的。他们反对以革命手段推翻清皇朝提出废除封建制度人民参与政权设立国会和责任内阁制定宪法实现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政治的迫切要求。某些官僚也奏请实行立宪。清廷为消弭革命缓和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在大势所趋下决定派遣载泽等大臣出洋考察政治。袁世凯对革命运动坚决主张镇压而对立宪运动却不敢公然反对。光绪三十一年（19o5）当立宪的声浪愈来愈大时他便与周馥、张之洞联名奏请实行立宪。其后立宪的调子越唱越高力图把自己装扮成立宪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以保住本人地位进而攫取更大权力同时抵制革命。光绪三十二年六七月间考察宪政大臣回国奏请立宪。袁世凯奉命设立天津自治局拟定章程先试办地方自治。旋入京参加清廷召集的宪政会议面奏慈禧太后请改革官制组织责任内阁。七月清廷布上谕仿行宪政先改革官制以为预备立宪基础任命袁世凯参预编纂官制。讨论官制改革时袁世凯力主实行责任内阁制企图与席军机大臣奕劻出组内阁掌握中央政权实行独裁统治并借以限制君权免遭光绪帝将来报复后因多数官员抵制未能得逞。会上一些满族亲贵提出实行立宪必须加强中央集权削夺督抚权力。对此他因关系自身利害大加反对。九月二十日（11月6日）清廷公布中央官制强调“专责成”袁世凯被迫于十月初三日（11月18日）上折辞去各项兼职并交出四镇兵权给6军部。 光绪三十三年三月二十日（19o7年4月2日）清廷改革东三省官制任命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唐绍仪为奉天巡抚朱家宝署理吉林巡抚段芝贵赏布政使衔、署理黑龙江巡抚。此四人均属袁党是由袁世凯推荐给奕劻的。任命一公布举朝哗然。三月二十五日（5月7日）御史赵启霖上折参劾段芝贵向奕劻送寿礼1o万两并向其子农工商部尚书载振献歌妓杨翠喜词连袁世凯。慈禧太后大怒立即撤销对段芝贵的任命令醇亲王载沣和大学士孙家鼐查办。袁世凯极力包庇查证毫无结果奕劻父子安然无恙赵启霖竟遭革职处分。参案一结束袁世凯即与奕劻勾结起反击进行报复。他们认为赵启霖上参折系军机大臣瞿鸿禨和邮传部尚书岑春煊所指使便将矛头指向瞿、岑掀起“丁未政潮”。先借机奏请授岑为两广总督将其排斥出京。继之贿买御史恽毓鼎捏词参劾瞿鸿禨使瞿于五月开缺。最后又诬蔑岑春煊为康有为、梁启同党阴谋要慈禧太后归政光绪帝蒙蔽慈禧太后将岑开缺。 五月清廷公布地方官制谕令官员条陈预备立宪意见。六月十六日（7月25日）袁世凯以日法协约订立上密折请求“赶紧认真预备立宪”其实质是企图将铁良和凤山攻倒夺取6军部和业已交出的四镇兵权成立既代君主负责又不对资政院负责的内阁实行假立宪欺骗人民。3天之后又奏请派遣大臣前往德国、日本考察宪法简择王公近支赴英国、德国学习政治、兵备。七月成立天津议事会和董事会通令全省以天津为模范办理地方自治。 袁世凯与奕劻狼狈为奸结党营私遭致御史的交章弹劾。慈禧太后疑虑丛生于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19o7年9月4日）免去其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调任外务部尚书、军机大臣。 是年九月清廷不顾浙江、江苏绅民业已奏准招股修筑沪杭甬铁路的事实颁借款修路谕旨把筑路权送给英国。两省人民痛路权丧失立即掀起坚拒借款、铁路商办的热潮争相集款自办。袁世凯以“外交重大信议约权在朝廷”1为理由不准江、浙人民反对。十一月两省代表进京力争他仍坚持借款筑路遭到国内舆论的强烈谴责。 光绪三十四年立宪派人士为了实现真正的君主立宪制度不满意清政府宣布的“预备立宪”以九年为限要求在二三年内召开国会。江苏、安徽、北京、直隶、吉林、山东以及八旗士民代表均呈递国会请愿书。袁世凯反对召开国会阴阻都察院代奏。同时因衔恨于康有为、梁启和马良密结亲贵排斥自己挑唆慈禧太后将梁启组织的立宪团体政闻社加以“煽乱”罪名勒令解散从而撕下了他积极倡导立宪的伪装。 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病逝后3岁的溥仪继承皇位摄政王载沣监国执掌政权。新朝优赏军机大臣袁世凯加太子太保衔。载沣深切痛恨袁世凯在戊戌变法期间出卖其兄光绪帝对其贪权置势亦极疑忌极想把袁除掉。因遭到奕劻坚决反对和军机大臣张之洞劝阻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19o9年1月2日）载沣借口袁患足疾下令将其开缺命回原籍休养。袁世凯携眷返河南最后定居彰德（今安阳市）城北门外的洹上村。表面上过着隐逸生活实际上时刻准备东山再起。 宣统三年（1911）武昌起义爆后革命党人连克武汉三镇建立湖北军政府推举原清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黎元洪为都督。清廷举朝惶惶命6军大臣荫昌督率6军两镇前往镇压。袁世凯见时机已到立即活动布置。帝国主义也广造“非袁不能收拾”的舆论。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一向与袁沆瀣一气此时同时提议起用袁世凯向载沣施加压力。载沣起初不允他们便以辞职不上朝议事相要挟迫使载沣于八月二十三日（1o月14日）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袁嫌官微权轻复奏足疾未愈不能立即受命。 1《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88第17页。 第六节东山再起攫取民国总统二十八日袁世凯电奏招募防军1.25万名。次日电奏段祺瑞、王士珍、段芝贵等北洋高级将领归己指挥。革命形势迅猛展湖南、陕西同时光复。载沣被迫再作让步九月初六日（1o月27日）授袁为钦差大臣节制调遣所有赴援水6各军。初八日山西独立6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屯滦州提出开国会改定宪法组织责任内阁等十二条政纲清皇朝在迅崩溃。袁世凯见此初九日离开彰德南下视师。十一日奕劻内阁总辞职载沣授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着其进京组织完全内阁仍旧节制调遣原管各军。袁世凯称非国会公举不敢奉诏。十七日凌晨他派人在保定暗杀了准备进军北京推翻清室的第六镇统制吴禄贞1解除了吴禄贞对他的严重威胁并避免了清廷立即覆亡的危险。次日资政院举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二十六日袁世凯就任内阁总理大臣。不久又在责任内阁的名义下逼迫载沣辞去摄政王不再预政最终夺取清廷政权。 袁世凯出山后即确定了利用革命势力要挟清廷交出政权以清廷为工具逼迫革命势力就范最后由自己窃取全国政权的总方略。他对革命势力软硬兼施又打又拉主动提出议和十月十二日（12月2日）同南方达成武汉地区停战3天的协议。十七日清廷授袁世凯为对民军和谈全权大臣他即日委唐绍仪为总代表率代表团南下议和。十一月初十日（12月29日）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次日唐绍仪和南方代表伍廷芳达成召开国民会议公决国体的协议。袁世凯认为孙中山已当选总统国民会议召集办法于己不利窃取总统无望不承认唐、伍达成的协议。十二日准唐辞职使议和濒临破裂。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宣誓就职。袁世凯唆使部将冯国璋、段祺瑞等4o余名高级将领叫嚣维持君主立宪反对共和政体。1月3日南方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通过各部总长组成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袁世凯向伍廷芳提出无理质问被伍驳得理屈辞穷。14日唐绍仪探询南方清帝退位后举袁为总统有何把握孙中山等作了绝对肯定的回答。袁世凯遂下定决心迫清帝退位。 1912年1月16日袁世凯入宫奏请隆裕太后实行共和。中午出宫行至东华门遇到革命党人张先培等的袭击侥幸脱险从此称病不朝把逼宫任务交给民政大臣赵秉钧等执行同时贿买太监小德张恐吓隆裕。26日又授意段祺瑞等4o余名高级将领电奏指斥载泽、溥伟等亲贵阻挠共和要求立定共和政体。同日晚生革命党人彭家珍炸伤宗社党头子良弼的重大事件隆裕太后特降懿旨封袁世凯一等侯爵以示羁縻。袁接连四次上奏力辞。在此期间又指使杨度等人组织共和促进会制造舆论；同时亲自奏请定国体。隆裕太后万般无奈终于做出皇帝退位、颁布共和的决定。2月3日授袁世凯以全权与南方协商清帝退位条件。11日袁将清帝退位诏旨电达南京临时政府并表明政治态度承认“共和为最良国体”表示“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1。次日清帝宣布退位。 2月13日孙中山向南京临时参议院辞职举荐袁世凯自代。15日临1张一麐：《心太平室集》卷81947年版第4o页。 1一说吴禄贞为良弼派人暗害。 时参议院议决建都南京一致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但他怕受革命势力挟制不愿南下就职指令曹锟的第三镇士兵29日晚在北京东城动“兵变”制造拒绝南下口实。南方让步允其在北京受职。3月1o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月底唐绍仪内阁组成。4月临时政府和临时参议院迁至北京南北统一。 第七节镇压“二次革命”摧毁共和制度袁世凯一当上临时总统即别有用心地下令裁军借口军饷困难无法供给对南京留守黄兴施加压力迫黄兴辞职。接着便命江苏、湖南、湖北、四川、江西、安徽等省将大部军队遣散使南方革命武装力量大大削弱为进一步消灭革命力量作好准备。 不久袁世凯与内阁总理唐绍仪生尖锐矛盾。《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国家政体采取内阁制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布命令必须经国务员副署方能生效。袁世凯最初提名让老友唐绍仪出任内阁总理原冀其唯命是从得心应手。不意唐绍仪接受新思想较快辛亥革命开始后倾向共和以后加入同盟会。就任内阁总理又主张与同盟会合作强调遵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内阁的责任时常与袁意见相左。于是袁世凯利用各种手段架空、刺激唐绍仪促其去职。6月袁在王芝祥督直问题上蓄意与唐闹翻坚决反对唐提出让王督直的意见15日竟擅自将不经内阁副署的任王为南京宣抚使的委任状交王。唐愤而辞职。月底6征祥出任总理。内阁有6位总长相继辞职。7月19日袁世凯提出补充阁员名单让6征祥提交参议院参议院全部予以否决。袁世凯又二次提出补充阁员名单密令军警使出流氓吓人战术恫吓议员必须通过否则将以炸弹从事武力解散参议院。6内阁虽然成立但参议院因6失职提出弹劾6征祥遂请辞。8月2o日袁世凯任命亲信、内务总长赵秉钧代理国务总理责任内阁终于失去独立性质变为袁的附属机关。 8月副总统兼湖北都督黎元洪与武昌起义的功臣、湖北军务司副司长张振武矛盾激化欲借袁世凯手诛锄异己将张振武与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推荐给中央。张、方抵京的次日黎即电袁给张、方妄加罪名请袁予以正法。袁世凯密令将张、方逮捕并秘密处死。消息传出引起公愤袁世凯将一切责任推到黎元洪身上挑拨黎与革命党人的关系迫其倒向自己。为了平息舆论欺骗人民加强集权统治拉拢革命党领袖孙中山、黄兴在枪杀张振武、方维后不几天袁世凯电邀孙、黄与黎元洪进京共商国事。黎受各方责难不敢进京。孙中山、黄兴先后抵京均受到袁世凯最为隆重的欢迎。孙中山在京一个月与袁世凯会谈13次。会谈中袁世凯对孙中山谈的问题皆表示欣然同意。通过会谈孙、黄被袁世凯所迷惑宣言愿推袁为正式总统号召人民给袁以全力支持。9月9日袁世凯特授孙中山以筹划全国铁路全权。25日他通电布八大政纲并云已取得孙、黄、黎同意骗取人民信任。 1912年12月第一届正式国会开始初选共和党、民主党、由同盟会和其他政党合并而成的国民党展开了激烈竞争。国民党代理理事长、著名政治活动家宋教仁到处表演说鼓吹政党内阁抨击时政。1913年2月复选结束国民党在参众两院获得多数议席成为国会中的第一大党。被选为参议员的宋教仁准备出而组阁。袁世凯深恐国民党用和平方法夺去政权便密令赵秉钧派人刺杀宋教仁阻止国民党内阁的实现。3月2o日晚宋教仁在上海车站遭受枪击22日逝世。全国人声鼎沸国民党人更为愤怒一致强烈要求查办凶手严惩国贼。袁世凯贼喊捉贼地当即下令通缉凶手。旋刺宋的要犯应桂馨和凶手武士英皆落网并搜出应犯与赵秉钧、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往来密电本及函电多件证明刺宋主谋就是赵秉钧和袁世凯。4月26日江苏都督程德全将证据公布。袁世凯恼羞成怒决定武力消灭国民党为复辟帝制扫清道路。当日夜命赵秉钧、外交总长6征祥、财政总长周学熙与英、德、法、俄、日五国银行团签订附有苛刻条件的25oo万英镑的“善后借款”合同筹措战争经费。这笔非法借款遭到新成立的国会和全国人民的同声反对。袁世凯一面进行狡辩收买统一、民主、共和三党议员合组进步党对抗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接二连三地下令压制舆论；一面加紧备战召开军事秘密会议调兵南下。当一切准备就绪他气势汹汹地让人传语国民党员：如果国民党敢于“捣乱”他即举兵征伐公开叫嚣要对国民党实行武力镇压。6月9日、14日、3o日袁世凯连下三令将国民党最有实力、反袁最突出的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先后免职促国民党先采取军事行动企图把挑起内战的罪名扣到对方头上。国民党人未及时作出反应袁世凯继续增兵进逼江西。7月上旬孙中山召开会议决定兴师讨袁动二次革命。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宣布江西独立通电讨袁。接着江苏、安徽、广东、上海、福建、湖南、重庆宣布独立。战端开后袁世凯命段芝贵、冯国璋分统大军由京汉、津浦线南下进剿讨袁军。至9月上旬即将国民党的二次革命平定。 在平定二次革命的过程中袁世凯勒令解散了江西、广东、湖南三省省议会1o月13日下令拿捕江西省议会议员裸地摧残地方立法机关。与此同时动用反革命专政工具乱加“鼓吹二次革命”、“私通民军领袖”、“妨害大局”、“袒护逆党”、“煽惑国民”、“诋毁政府”等等罪名封闭报刊禁止集会结社解散政党随意逮捕处决反对他的人士和议员剥夺了人民所享有的一切自由权利。 1913年1o月6日袁世凯派军警化装成公民包围国会胁迫议员选举自己为总统。经过三次投票他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1o日在故宫太和殿宣誓就职。 1o月14日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拟出《天坛宪法草案》基本精神仍是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和责任内阁制等资产阶级的政治原则。袁世凯以其不利于复辟帝制竟撇开宪法草案于16日提出增修约法案要求扩大总统职权打击宪法会议。18日提出宪法公布权属于总统不属于国会企图利用公布权将宪法草案扼杀。22日复派遣8个委员出席宪法会议干涉制宪遭到宪法会议严词峻拒。25日袁世凯通电攻击宪法草案号召各省文武官员群起而攻予宪法会议第四次打击。31日《天坛宪法草案》三读通过提交宪法会议。11月4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籍议员的资格追缴议员证书、徽章两次非法取消438名议员资格占两院议员总数的一半以上。国会因不足法定人数而名存实亡。宪法起草委员会也因此而解散《天坛宪法草案》流产。 1913年11月26日袁世凯下令召集政治会议。12月15日政治会议开幕袁将国会、增修约法问题交付会议讨论。1914年1月1o日袁世凯下令停止议员职务实际上非法解散了国会。2月3日下令停办地方各级自治会。28日下令解散各省省议会。从中央到地方一切资产阶级的立法、监督、民意、自治机关被其破坏无余。根据政治会议的议决袁世凯于3月18日召开御用约法会议制定《中华民国约法》并于5月1日公布废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华民国约法》以法律形式肯定了袁世凯的独裁统治为其帝制自为开辟了道路。同日袁世凯宣布废除国务院于大总统府设政事堂负责统一行动参与审议法令特任徐世昌为国务卿赞襄总统政务对总统负责在行政方面加强集权。5月8日成立6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在军事方面加强独裁。23日改变地方官制在省县之间增设“道”一级机构各省民政长改称巡按使。26日停止政治会议成立咨询兼代行立法院职权的御用机关参政院。6月3o日裁撤各省都督于北京建将军府设立各将军名号规定有督理军政者在各省开府建牙未有督理军政者在将军府任事。 1914年7月袁世凯动用2o余万军队镇压了为时两年多纵横豫、皖、鄂、陕、甘5省的白朗领导的河南农民起义。 第八节复辟帝制自取败亡是年7月袁世凯公布文官官秩分为上卿、中卿、少卿、上大夫、中大夫、少大夫、上士、中士、少士9等恢复封建时代官制。 9月28日袁世凯亲率文武百官至北京孔庙祭孔。早在1913年6月22日袁世凯布尊孔令其后屡告令制定《崇圣典例》、《祀孔典礼》规定祀孔礼仪应与祭天一律借宣扬孔孟之道攻击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企图从思想上动摇瓦解人民的民主信念要人民绝对服从他的统治为复辟帝制服务。这是民国以来第一次祀孔活动。 1o月袁世凯成立直接隶属于大元帅统率办事处的模范团自兼团长企图在军队中建立专供自己指挥的特别系统和绝对忠实于自己的军队排斥6军总长段祺瑞的势力。 12月23日袁世凯效法封建皇帝至天坛祭天为称帝作准备。 同月29日公布约法会议修订的《大总统选举法》。该法规定大总统任期1o年得连选连任；参政院认为政治上有必要时得以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议决现任大总统留任；选举前大总统推荐3名候选人选举时选举会对现任大总统及3名候选人均可投票。此法可使袁世凯成为终身总统并可造成袁氏家族的总统世袭。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京公使日置益代表日本政府乘袁世凯阴谋称帝之机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秘密条款要求袁接受。袁世凯为争取帝国主义支持换取一姓尊荣不顾国家民族利益命外交总长6征祥同日置益等进行谈判。5月7日日本提出最后通牒要求除第五号日后另行协商外其余必须行应诺否则将执必要之手段。袁世凯甘心卖国9日将答复书送交日本使馆满足了日本的要求并于25日双方正式签约。 对日交涉结束日本当权人物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对袁世凯称帝深表同情美、德等国亦热情鼓励袁世凯认为将来得到国际上的承认已无问题。这时国内新的农民革命的危机尚未到来革命党人绝大部分亡命海外一时不能对之构成直接威胁。为控制稳定全国政局顺利登上皇帝宝座袁世凯着重防范反对其称帝的实力派。在中央最有实力的是其昔日的干将、6军总长段祺瑞。段自被袁削夺6军部权力后与袁矛盾逐渐激化反对袁称帝亦较坚决、露骨。袁世凯玩弄阴谋权术予以排斥打击迫段于1915年5月辞职（正式免职在8月）。地方实力派多为袁的亲信党羽但云南、贵州、四川、广西的实力派则非其嫡系；即使嫡系当中也有极个别的人如督理江苏军务冯国璋是反对其称帝的。对冯国璋袁世凯百般笼络、欺骗使其相信自己无帝制思想。对西南各省袁世凯除命广东的龙济光监视广西的6荣廷外特于1915年2月任命心腹、参谋次长陈宧会办四川军务率3个北洋混成旅进川不久改授陈督理四川军务、成武将军令其坐镇西南准备随时消灭异己。另外袁世凯还指使肃政厅动“三次长参案”和“五路参案”诱胁以梁士诒为的交通系官僚政客充当帝制活动的中坚。 经过以上措置袁世凯认为称帝时机已经成熟指使杨度组织筹安会以研究国体何者适于中国为名公开鼓吹复辟帝制并秘密组织起一个由内务总长朱启钤、税务督办梁士诒、镇安上将军段芝贵、农商总长周自齐、参政张镇芳等1o人组成的班子作为动帝制的中枢同时确定了假借民意公举其为帝的办法密电各省做好准备。人人知帝制即将复活举国惶恐。袁世凯却装腔作势矢口否认说什么“从来无不亡之朝帝王末路有求为平民而不可得者。余老矣将营菟裘于海外外间纷纭滋非余意。苟相迫者余当乘桴浮于海”1。9月2日筹安会组织所谓公民请愿团上书参政院请求改变国体实行帝制。改变国体就是彻底背叛中华民国袁世凯不得不虚伪地向参政院表示“改革国体”“不合事宜”；然而又说“如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自必有妥善之上法”1授意参政院盗用民意作为帝制自为的遮羞布和谋叛民国的盾牌。19日梁士诒成立全国请愿联合会动请愿制造民意。段芝贵等亦联合各军警头目向袁劝进。1o月下旬至11月中旬袁世凯强奸民意召开所谓国民代表大会投票一致赞成帝制并推戴其为“中华帝国皇帝”。12月11日参政院以国民总代表的名义上推戴书请求袁称帝。袁世凯为免人讥评名正言顺地君临天下当日下达申令故作谦让说他从政3o年无所“建树”未有功业“足以称述”；清末曾居要政“今若骤跻大位”“于道德不能无惭”；民国初年曾向参议院宣誓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于信义无可自解”请另行推戴2。下午参政院二上推戴书为袁世凯歌功颂德称其有“经武”、“匡国”、“开化”、“靖难”、“定乱”、“交邻”六大“功烈”“迈越百王”；并为其洗刷了有惭清室、背弃共和的恶名再请正位登极3。12日袁世凯申令承认帝位筹备登极。次日在中南海居仁堂接受了百官朝贺。15日册封副总统黎元洪为武义亲王（黎未接受）；16日宣布清室优待条件永不变更；18日重申满、蒙、回、藏各族人民待遇条件继续有效下令优礼旧侣耆硕故人均勿称臣；2o日申令以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为“嵩山四友”；21日册封军政各界亲信党羽和实权派以公侯伯子男等爵位争取各方面的支持。同时宣布从制定宪法和召集立法院整顿厘卡永远革除太监和采选宫女借以表示他的开明以收拢失散的人心。预定1916年元旦登极。 1915年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等举起护国大旗宣布云南独立通电讨伐袁世凯破坏共和背叛民国。袁不思悔改谋求帝位愈急于12月31日申令改元以翌年为“洪宪元年”。1916年元旦将总统府改称新华宫对内称“中华帝国”改用“洪宪”纪元接受百官朝贺擅自称帝。1月5日派曹锟统兵从四川和湖南进剿云南护。其后又命龙觐光从广东经广西进攻云南。云南护进军四川、湘西屡败袁军。1月27日贵州独立。革命党人也在全国各地动武装起义。再加争取日本的失败和其他列强提出警告袁世凯被迫于2月23日宣布：帝制活动从缓办理早正大位文电不许呈递；并通知各国公使云南事未平以前决不登极。3月15日6荣廷宣布广西独立并消灭了龙觐光的征滇军。冯国璋此时也联合各省将军请取消帝制。袁世凯知称帝无望3月2o日、21日召集高级官员开会讨论帝制问题22日表撤销承认帝制令还推戴书所有筹备事宜立即停止。23日申令废止洪宪年号以本年为中华民国五年。他仅仅当了83天闭门天子即被1《临时政府公报·电报》1912年2月14日。 1张一麐：《心太平室集》“附录”第2页。 2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257—258页。 3《政府公报·命令》1915年12月12日。 全国人民赶下了台。 袁世凯撤销帝制后仍自居总统妄想继续统治全国。3月25日他以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三人的名义致电6荣廷、梁启、唐继尧、蔡锷提出议和。南方表示赞成四川前线达成停战一周的协议。但袁世凯对议和毫无诚意时刻准备着消灭护。人民为了彻底打倒袁世凯更大规模地举行起义广东、浙江相继独立湖南、江苏、安徽、江西、奉天等地反袁斗争的烈火越烧越旺。农民、工人和商人也采取各种形式投入到反对袁世凯斗争的行列。 袁世凯不肯退出历史舞台继续进行垂死挣扎。4月21日他宣布实行责任内阁制公布《政府组织令》规定国务员辅弼大总统负其责任国务卿总理国务。5月8日改政事堂为国务院幻想以此骗取人民信任。他还派阮忠枢到南方讽劝冯国璋带头联合未独立各省通电拥袁向护示威并指使内务总长王揖唐公开为其地位问题进行辩护。但袁世凯枉费心机全国讨袁斗争更加高涨。5月1日两广都司令部成立誓师北伐向湖南、福建进军。8月滇、黔、桂、粤4省在肇庆成立军务院推唐继尧为抚军长岑春煊为副抚军长梁启等为抚军表宣言拥黎元洪为总统军务院负责指挥全政筹办善后。继之陕西独立中华革命军在山东迭获胜利。迫于全国讨袁斗争的大势袁世凯的心腹、四川将军陈宧于5月22日宣布并特别声明与袁断绝个人关系。袁世凯本拟筹措军费作困兽之斗于5月29日公布《帝制始末案》一面推卸罪责一面威胁反对者。不料同一天他的另一心腹湖南将军汤芗铭亦被迫宣布了湖南独立。袁世凯见帝制失败众叛亲离羞愤交加原患肾结石立即转为尿毒病经抢救无效于1916年6月6日上午1o时病死。 第三十一章蔡锷第一节东渡日本习军事蔡锷原名艮寅字松坡清光绪八年十一月初九日（1882年12月18日）生于湖南邵阳东乡蒋河桥（今邵阳市郊区蒋河桥乡）一个贫苦的农家。父蔡正陵以种田为生兼做裁缝；母王氏辅助劳动勤俭持家。蔡锷1o岁时便读完了四书五经。 光绪二十一年（1895）春蔡锷未满13岁由父亲领着去宝庆府城（今邵阳市）参加院试。主考官是学政江标很赏识他的智慧和文章将其补为县学生员（秀才）。同年秋他返回邵阳从同邑名子樊锥游被免费收为弟子。在樊锥指导下他熟读先秦诸子之书尤好读《韩非子》、《老子》；同时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关心时局学业大进。 这时中国正值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民族危机日趋严重以变法图强为主旨的维新运动在全国兴起。光绪二十三年（1897）秋湖南时务学堂成立梁启任中文总教习唐才常为分教习。在新任学政徐仁铸的举荐下蔡锷至长沙投考时务学堂名列第三。其时他还不满15岁是头班4o名学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个。而“在堂每月月考皆居前列英气蓬勃同学皆敬慕之”1。梁启在学堂大力鼓吹平等、民权学说他深受影响。曾著文指斥孔子伸君权“流弊无穷”主张在中国“益之以西人之法”学习西方的“议院之制”1。又在《湘报》上表《〈后汉书·党锢传〉书后》、《秦始皇功罪论》等文揭露历代独夫民贼以及训诂、帖括的“剥民”造成今日的“无面无祸无地不祸无日不祸其剥愈甚其受祸更不可拯”2；认为秦始皇的罪过在“不智民而愚民而已”3。梁启对他十分赏识师生自此结下了终身不解之缘。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1898年8月）湖南地方当局选拔学生出洋留学应试者5ooo人蔡锷以第二名入选。不料八月戊戌政变生康有为、梁启逃亡日本谭嗣同等“六君子”殉难维新运动失败时务学堂改为求实书院学生星散留学事遂成泡影。稍后蔡锷与同学唐才质、范源濂至武昌拟入两湖书院求学亦以原为时务学堂学生而遭拒绝。于是三人东走上海次年夏考入南洋公学。时值暑假他们在南洋公学寄居月余忽接梁启自日本来信相招又得到唐才常的资助于是东渡日本留学东京大同高等学校。 光绪二十六年（19oo）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义和团运动在北方各省蓬勃展八国联军大举侵华攻占天津、北京。在南方唐才常成立自立会组建自立军计划以武汉为中心在湖北、安徽、湖南等省动起义。蔡锷参加了自立会并在起义前夕回国。唐才常以其年轻派他回湖南捎信予黄1《政府公报·命令》1915年12月13日。 1唐才质：《追忆蔡松坡先生》湖南《文史资料》第1辑1961年1o月版。2《时务学堂札记》（1898年春）毛注青、李鳌、陈新宪编：《蔡锷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以下引用蔡锷著作凡引自该集者均只注篇名。 3《〈后汉书·党锢传〉书后》（1898年7月）。 忠浩促响应。策应未果起义失败唐才常等被捕遇害。他幸免于难重返日本。 为实现救国救民的抱负蔡锷于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决心改习军事。自此他改名锷。光绪二十七年（19o1）他以自费进了6军成城学校。次年七月毕业后曾以候补生投日本仙台骑兵第二联队实习。十月又自费考入东京士官学校第三期。因成绩优异不久改为官费生。 蔡锷在成城、士官学校学习期间积极参与留日学生的政治活动。光绪二十八年（19o2）冬黄兴、杨毓麟等创办湖南编译社刊《游学译编》杂志他积极协助工作。曾撰《致湖南士绅书》详细叙述日本明治维新后迅由弱变强的过程指出日本强盛的原因“不过纯用西法而判断决定勉强蹈厉稽合国情已耳”。希望湖南当权的士绅们向日本学习实行改革对编译社事“提倡赞成集成巨款”并认为“我湖南一变则中国随之矣！”同年梁启在横滨创刊《新民丛报》他曾入社襄理笔政并以奋翮生的笔名在该报表长篇政论文章《军国民篇》。文章写道：中国“今日之病在国力孱弱生气消沉扶之不能止其颠肩之不能止其坠。奋翮生曰：居今日而不以军国民主义普及四万万则中国其真亡矣！”又说：人有灵魂国有国魂“苟丧厥魂即陷灭亡”。“故欲建造军国民必先陶铸国魂。国魂者国家建立之大纲国民自尊自立之种子”如日本之武士道。而中国的国魂是什么呢？他闪烁其词：“欲于四千年汉族历史中搜索一吾种绝无仅有之特色以认为吾族国魂盖杳乎其不可得矣然而吾脑质中有一国魂在。”显然他指的就是军国民主义。次年拒俄运动兴起他参加了拒俄义勇队稍后该组织即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 光绪二十九年十月（19o3年11月）蔡锷毕业于日本东京士官学校在1oo多名毕业生中他的成绩名列第三。同时毕业者尚有蒋方震、张孝准均名列前茅为人瞩目时有“中国士官三杰”之称4。 4《秦始皇功罪论》（1898年9月）。 第二节在湘桂训练新军光绪三十年（19o4）初蔡锷以日本士官学校优秀毕业生的身份由日本返国。这时他刚到弱冠之年英气勃东南各省督抚争相延聘。七月江西巡抚夏时聘他为江西续备左军随营学堂监督不久改任材官学堂总教习及监督。十一月他辞职返湘。次年一月他应湖南巡抚端方之聘就任湖南教练处帮办兼武备、兵目两学堂教官。 光绪三十一年七月（19o5年8月）蔡锷在广西巡抚李经羲的再三敦请下前往广西桂林就任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并兼随营学堂总理官。八月又受委为巡抚部院总参谋官。九月兼任广西测绘学堂堂长。他乘机邀请革命党人谭人凤等入广西活动共谈国事；又延请他的老师樊锥入幕恭执弟子之礼。时同盟会已在日本东京成立黄兴化名张守正来广西活动蔡锷与之共商革命方略并曾挂名同盟会。 光绪三十二年八月（19o6年9月）清廷在河南彰德举行新军秋操蔡锷奉令前往观操被选为中央评判官。秋练结束后他赴北京考察军事不久返回广西。三十三年正月广西创办6军小学堂他受委兼任6军小学堂总办；二月又兼广西兵备处总办。三十四年三月他被任命为广西新练常备军第一标标统自桂林移驻南宁。宣统元年正月（19o9年2月）他奉命前往龙州任讲武堂总办旋改任监督将讲武堂迁于南宁。二年夏复迁往桂林。不久他擢升为广西新军混成协协统兼学兵营营长、督练公所三处（参谋、兵备、教练）及干部学堂总办。 蔡锷在广西历时6年身兼数职为在广西训练新军殚精竭虑煞费苦心。他提出“广西练兵主旨：一、为求中国独立自由必须战胜至少一个帝国主义的国家以此为最高目的；二、为达到此目的必须全国一致；三、广西必须为把握全国之枢纽为完成此事要密切团结内部”1。练兵的爱国、民主色彩是很明显的。而另一方面为着扎稳脚跟团结内部他处世行事力求稳健、冷静避免轻举妄动。广西同盟会支部负责人耿毅、何遂持黄兴介绍信前往联系他也避免直接接触还招致了一些年轻的同盟会会员的怀疑和不满。 广西新军原拟编练一镇一协。由于经费拮据宣统二年（191o）蔡锷决定将已练成的一镇缩编为一个混成协。这样干部学堂培养的2oo多名军官就难以全部安置。于是他采取甄别的办法考核品行考试汉文分别去留。结果合格录取12o余人其中湖南籍占9o余人广西籍仅3o余人。广西籍学生为此激愤不平。一些年轻的同盟会会员遂乘机宣扬蔡锷任用私人偏袒同乡排斥广西人。立宪派控制的广西咨议局也开会弹劾蔡锷。从而掀起了一场驱逐蔡锷出广西的风潮。蔡锷沉着应付不加理睬。直到李经羲（时已调任云贵总督）电邀他去云南任职时他才决计离开广西前往云南。1陶菊隐：《筹安会“六君子”传》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5页。第三节在云南响应武昌起义宣统三年二月蔡锷抵达云南省城昆明但未立即受到任用。他在待命之暇伏案著书辑录曾国藩、胡林翼的治军言论加撰序言、按语编成《曾胡治兵语录》一书作为对新军官兵进行“精神讲话”的材料。他将所选取的语录分为十二章并在按语中挥了自己一系列精到的军事见解。蔡锷编辑此书主要是有感于当时民族危急和清军的希望能对新军的训练有所“挽回补救”。 同年六月李经羲奏准任命蔡锷为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下辖第七十三、七十四两标。时值四川保路运动狂飙骤起全国革命形势急剧高涨。在云南同盟会的活动亦有相当的基础云南6军讲武堂实际成了同盟会的活动场所堂长李根源教官李烈钧、方声涛、唐继尧、顾品珍、李鸿祥、罗佩金等皆为同盟会会员且多为东京士官学校毕业生。蔡锷“暗中和同盟会保持着联系对讲武堂的革命活动作了很好的掩护”1。武昌起义爆后云南革命党人加紧活动。八月二十五日同盟会会员唐继尧、刘存厚、殷成献、沈汪度、张子贞、黄毓成等举行第一次秘密会议策划响应武昌起义。继后又于二十八日和九月初一、初四、初七连续召开了第二、三、四、五次秘密会议蔡锷参加了这四次会议。在第四次会议上与会者歃血为盟立下誓约云：“协力同心恢复汉室有渝此盟天人共殛！”1在第五次会议上决定初九日（1o月3o日）晚12时动起义并推蔡锷为起义军临时总司令。 初九日晚8时余昆明起义提前爆。蔡锷随即宣布革命宗旨云：“满清数百年纪纲不振政以贿成四万万同胞如坐涂炭。现在武昌义四处响应皆欲扫除复我民权。我辈军人何莫非国民一分子。与其被疑缴械徒手待戮何如持此利器同起义军革命清廷驱逐汉奸复我河山兴我汉室之为愈也！”1起义军经过激烈战斗于第二日中午攻占了五华山、总督署云贵总督李经羲逃匿第十九镇统制钟麟同被杀起义取得了胜利。云南各地传檄而定。 九月十一日（11月1日）起义军民组织了“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蔡锷被推为云南军都督。军都督府成立后即向全省声明：起义“宗旨在铲除政体建设良善国家使汉、回、满、蒙、藏、夷、苗各族结合一体维护共和以期巩固民权恢张国力”2。同时布《讨满檄文》重申同盟会的纲领。为革新政治蔡锷设置了军都督府政务会议订于每星期三照例举行由省直机关、省议会、参议处各派代表参加讨论本省重大兴革事项。讨论决定后由都督下令各单位限期办理。他还通知各单位根据自身的力量和应办事务的轻重缓急编制滇省五年政治大纲和办事程限表。这样使“前清官吏敷衍因循之习廓除殆尽”3。 1刘达武：《蔡松坡先生年谱》《蔡松坡先生遗集》卷第7页1943年版。1朱德：《辛亥革命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3页。1刘存厚：《云南光复阵中日志》《云南辛亥革命资料》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2刘存厚：《云南光复阵中日志》《云南辛亥革命资料》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3孙璞：《云南光复军政府成立记》《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6页。为了革新政治蔡锷还采取果断的措施“更换重要各地方行政官”1。各部、司、局主要负责人基本上都由同盟会会员和拥护革命的人士担任撤换了一批的旧官吏。军队中也起用一批年轻军官以代替不称职的旧军官。大力整理财政节约开支。整顿厘税剔除陋规。精简机构裁撤冗员。又两次带头裁减薪金。结果都督蔡锷的薪俸由原来的6oo两减为6o两与一个副都督（营长）的薪俸相等。“此时都督俸金之觳举国未有如云南者也”2。不仅如此他还将“公费所入衣食而外一以佐军不欲使家有赢余贫民贫国”3。在他的倡导下云南上下克己奉公“廉洁成为一时风尚”4。 云南重九起义胜利后武汉战事仍然十分紧张。九月十四日（11月4日）贵州宣布独立但内部派系斗争激烈。十月上旬四川重庆、广安、万县、泸州先后独立而省会成都仍然控制在清廷手中社会秩序混乱。西邻的西藏地区则有英印政府支持喇嘛动叛乱围攻拉萨等地进扰西康藏区。在这种形势下蔡锷于大力整顿云南内政的同时又先后派遣军队援川、援黔、援藏。九月下旬援川军组成向四川进。接着组织云南北伐军原拟取道四川赴鄂后应邀途经贵阳以援黔。1912年夏又派遣滇军入藏。这些军事行动对于支持武昌革命政权展全国革命形势以及抗御英人侵略镇压西藏叛乱均起了一定的作用。 1周钟岳：《云南光复纪要——建设篇》《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第49页。2蔡锷：《滇省光复始末记》曾业英编：《蔡松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29页。3周钟岳：《云南光复纪要——建设篇》《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第51页。4《劝捐军资文》（1912年2月）。 第四节对袁政权的幻想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逐步窃取了国家政权。在这个过程中蔡锷对袁世凯的认识和态度经历了曲折的变化在他的政治生活中走过了一段弯路。 “南北议和”是袁世凯窃取国家政权的一个重要步骤。在南北议和中蔡锷对袁世凯是有所警惕并反对议和的。1912年1月2o日他致电孙中山、黄兴及各省都督说：“我军乘此朝气何敌不克？乃甘受袁氏之愚一再停战！旷日太久糜饷劳师。试问彼于停战期内西侵秦、晋南攻颍、亳朱家宝又已纵兵寿州我再株守议和大局必为所误。伏乞大总统赫然震怒长驱北指直捣虏廷。”1月26日又致电孙中山、黎元洪及各省都督说：“现民国中央政府已成立大总统已举定民主、君主问题无复有研究之价值。此其一。国民会议袁世凯欲于北京开议又欲各省州县皆举代表无非为狡展播弄之地步以充彼战备懈我军心。此其二。主张共和殆全国一致所反对者惟少数之满清奴隶耳。设开会议而坠袁之狡谋定为君主国体则各省必不肯承认战祸终无已时。此其三。中国此时仍拥戴满清为君主固理所必无即别以汉人为君主亦事势所不容。故君主国体为中国今日所万不能行必强留存此物将来仍难免第二、三次之革命。此其四。唐使（绍仪）签订之约而袁不承认方在停战期内而北军袭取颍州进攻陕州在清廷亦并未决心和议。此其五。故此时直无和议可言惟有诉诸兵力耳。至作战计划孙、陈各都督所见甚伟滇处僻远未便遥度惟有简率精兵结联黔、蜀长驱伊、洛期共戮力中原。”5反对妥协议和的态度是明确而坚定的对南北议和后形势的预计也大体是正确的。 但是当南北议和告成袁世凯当选为临时大总统之后蔡锷却转而拥戴起袁世凯来了。究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由于袁世凯业已由临时参议院合法地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另一方面也是同他渴望国家统一富强和对袁世凯抱有幻想分不开的。1912年4月11日他致电北京全国联合进行会及上海各报馆说：“我国政体确定共和惟幅员辽阔统一匪易。此时有能挈五族为一家者敝省无不服从以期民国早日成立及袁公受职敝省复肃电奉贺非徒表欣戴袁公之意实亦喜统一国家之成也。”4月26日他又出通电称：“总统就职宣布共和薄海欢欣喁喁望治。乃匝月以来内则遍地皆伏危机外则列强尚未承认。究其原因皆由全国省自为谋未能统一之故。”又说：“吾国势分力薄积弱已久全国士大夫皆思建造一强固有力之国家以骤跻诸强之列。然政权不能统一则国家永无巩固之期。在大总统维持全局或不欲骤与纷更；然大权所在不能不收集中央以图指臂相联之效。”1渴望国家统一、强盛这表明了蔡锷一贯的爱国思想；但是他把希望寄托在封建买办势力的代表袁世凯身上则不仅仅是一种幻想而且恰恰迎合了袁世凯加强封建统治的需要。 其时以孙中山为的革命民主派曾企图借南京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共5转见李希泌：《如兹美风义天下知重师——回忆朱委员长和先父李根源的交往》《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3期。 1《致孙中山黎元洪及各省都督电》（1912年1月26日）。 和制度来限制袁世凯要求袁世凯到南京就职并遵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而袁世凯却坚持要建都北京并且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如具文。在这场斗争中蔡锷是支持袁世凯的。1912年3月6日他致电孙中山、袁世凯、黎元洪及各省都督说：若建都南京“北边形势当为之变迁恐遗孽有乘虚窃踞之虞而强邻启蹈隙侵陵之渐黄河以北沦入毡裘甚非国民之利。尚望早定大计建都燕京可以控御中外统一南北大局幸甚”。 民国成立后各政党社团林立丛生。蔡锷从国家统一出曾参加统一共和党并被推为总干事。在国家内忧外患的条件下他认为国权为民权的保障主张加强国权。他说：“本党主义务以国家为前提天赋人权之说只能有效于强国之人民吾侪焉得而享受之？”强调“国权为拥护人权之保障苟国家能跻于强盛之林得与各大国齐驱并驾虽牺牲一部之利益忍受暂时之苦痛亦所非恤”1。这种偏重国权、轻视民权的观点在当时显然有利于业已篡夺政权的袁世凯。 正因为这样当宋教仁酝酿把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等合并改组为国民党时蔡锷倡军人不党主义进而倡议解散各党并声明脱离统一共和党。1912年6月28日他出通电说：“现在政党林立意见纷歧水火争持党同伐异或徇个人之攻击而忘国家、政党之利未收而害已毕见。鄙意先将现时组织之各党自行解散另结合政见相同之健全分子以先立雏形而不必急求党务之扩张以至于破碎冲突。”8月12日他又一次通电说：现时政府兀臬国本动摇“实因政党为之厉阶锷初不察亦尝预闻党事。今默察时局熟审国情窃谓此时以讨论为重而不必强于主张；以培养为先而无庸急于号召较为得之。若广召党员坚持党见究之利也而不胜其敝有也而反不如无。今海内大党无出同盟会、共和党、统一共和党数者。锷妄不自揣愿与各党诸君子倡解散之议以齐民志而定危局。前锷为同人敦迫勉厕党籍今谨宣告脱党诚不敢隐忍瞻徇致贻国家之祸”。矛头显然是指向同盟会、国民党的。 1913年3月2o日袁世凯派人刺杀了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4月又向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举行“善后大借款”准备动内战。孙中山和一部分国民党人决定武装讨袁。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二次革命”爆。7月15日黄兴在南京组织江苏讨袁军。接着广东、福建、湖南、重庆纷纷宣布独立。蔡锷对反袁的“二次革命”是持反对态度的。7月17日他向袁世凯、黎元洪及北京政府出“急电”说：“昨准参部寒、删两电知赣事已决裂。积年痈毒趁此一决未始非福惟恳分饬皖、宁严防分窜一面添重兵驰赴战地分头截剿早日扑灭以免星火燎原。”8月熊克武在四川重庆宣布独立他遵照袁世凯的指令派兵入川会剿；只是由于“二次革命”很快失败他的部队才没有与反袁军直接冲突。事后他还对国民党横加指责说什么“暴烈派以破坏为事苟可以达其目的即牺牲全国而不恤。然其进锐则其退。今已一落千丈矣其剿绝易易也”2。 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将在西南地区拥有重兵的蔡锷调往北京。 1《致袁世凯黎元洪黄兴及国务院电》（1912年4月26日）。 2《在统一共和党云南支部会上的演讲》（1912年5月上旬）。 蔡锷离滇前在滇军营以上军官会上表讲话说：“现任总统袁世凯原是我们的政敌戊戌那年由于他临时告密我们的师友有的死有的逃现在想起来犹有余痛。但衡量中国现在的情势又非他不能维持。我此次入京只有蠲除前嫌帮助袁世凯渡过这一难关。”11o月4日他到达北京受委为6军部编译处副总裁。11月任政治会议议员。次年5月任参政院参政。6月加昭威将军名号。7月任6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办事员。12月又被任命为全国经界局督办。他尽力职守颇思有所作为。他特别热心于改革军事教育曾邀集留日士官同学蒋方震、阎锡山、张绍曾等11人组织军事研究会研讨战略战术。又修订了早年在广西起草的《军事计划》一书贡献给袁世凯作为国防计划的纲要。在该书中他提出：立宪制度和义务兵役制是新国家赖以行进的“两轮”或“两翼”“而二者之间尤有至深至密之关系”。由此他把军事改革与政治改革联系在一起主张给农民以“土地所有权”使其能“自由之劳动”；给市民以“自治权”；同时教育贵族爱国家破除特典、特权。他兼任全国经界局督办后对经界局事务也作了详细的规划并在短期内主持完成了《中国历代经界纪要》和《各国经界纪要》两书。但是他把富国强兵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则只能被严酷的现实所粉碎。 1《在云南进步党支部欢送会上的演讲》（1913年1o月初）。 第五节动反袁的护国战争蔡锷在北京任职期间正是袁世凯对内实行独裁、复辟帝制对外大举卖国、换取帝国主义支持的时期。1913年11月4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次年1月1o日解散国会；5月1日废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随后又6续恢复前清官制“民国”成了块空招牌。1915年1月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袁竟于5月9日宣布承认；8月14日更指使杨度、孙毓筠等组织所谓“筹一国之治安”的“筹安会”公然鼓吹“君主实较民主为优”；9月19日又有梁士诒等组织“全国请愿联合会”要求“变更国体”。一场复辟帝制的丑剧从此紧锣密鼓开台。 面对着国家危于累卵、群魔乱舞的紧迫局面沉着、机智的蔡锷冷眼旁观积极思考。对外来侵略他毫不含糊坚决主张抵抗。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后他在参政院表了一个多小时的演说激昂慷慨要求拒绝“二十一条”下定最后作战决心并制订了对日作战计划2。对袁世凯的帝制复辟活动他一方面认识到“此事关于国家前途甚巨颇属危险”1；一方面则表面不动声色暗中筹划对策伺机行动。 “筹安会”表成立宣言后第二天蔡锷就乘晚班车去天津会见梁启彻夜筹划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此后他一方面与梁启保持密切联系一方面与云贵军政人员密电往来互通声气嘱令他们“稳静”、“慎重”从事“加意布署镇慑”2并促戴戡赴京共同策划。他还密派专使分赴广西、湖南、广东进行联络与在美国的黄兴也取得了联系。而在公开场合蔡锷则把自己装扮成帝制运动的拥护者和胸无大志的浪荡公子。8月25日袁氏爪牙执赞成帝制题名录前来统率办事处试探他即带头签名表示拥护1。与此同时他常涉足京中八大胡同妓院与名妓筱凤仙结萍水姻缘佯装寄情声色由此引起夫妻不和打闹不休。他乘机将母亲、夫人和孩子送回湖南。 蔡母及蔡夫人离京后袁世凯密派便衣特务闯入蔡锷住宅翻箱倒柜检查信件电报无所获。蔡锷严词抗议。袁故作姿态饬军警捕拿“盗犯”并从监狱中提出几名罪犯加以处决以资掩饰。至此蔡锷决计秘密逃出北京。 蔡锷逃出北京转赴云南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他以患病为借口达到逐步脱身的目的。1915年1o月下旬他呈文袁世凯说：“锷于本月初忽患喉痛因连日从公未甚留意迁延日久病势加剧。近则红肿异常言语失调饮食亦为之锐减。迭经医治未见痊可。现就西医诊视据云肺胃积热兼有外感亟宜避风少言医药始能收效等语。拟自本月二十九日起请假五日以资静摄。”袁批示：“准予给假五日。”211月中旬他再次呈文袁世凯以“病体未痊”为由“拟请续假一星期赴津就医”。袁批示“准2李文汉：《关于蔡锷的几点回忆》《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o辑1979年版。1李文汉：《蔡公松坡年谱》云南嵩明县教育局1943年石印。 2《致刘显世电》（1915年8月2o日）。 1见1915年8月下旬致唐继尧、刘显世、黄永社等各电。 2《关于帝制问题的签名》（1915年8月25日）曾业英编：《蔡松坡集》第813页。予续假七日俾资调理。”3他到天津后与梁启作了进一步的筹划。11月22日又向袁世凯呈文说“假期已满病仍未愈”请“准予续假三月俾得迁地疗养。并请派员代理免旷职务”。袁批示：“着给假两月。”111月末他第四次呈文袁世凯说自己“病根久伏殊非旦夕所能就痊。而北地严寒亦非孱弱之躯所能耐一交冬令病势益加。惟有移住气候温暖地方从容调养庶医药可望奏功”。明确要求“航海东渡赴日就医以期病体早痊”。袁批示：“一俟调治就愈仍望早日归国销假任事用副倚任。”2于是12月2日他便在戴戡陪同下乘日商山东丸东渡日本。离津前他与梁启诀别说：“失败就战死绝对不亡命；成功就下野绝对不争地盘。”3蔡锷抵达日本后在黄兴所派张孝准、石陶钧等的接应下秘密前往神户然后迅换乘另一艘日轮经吴淞口南下香港复取道河内直奔云南。与此同时他请石陶钧带着自己的行李去别府箱根作就医状；并准备了多封亲笔信让石间日寄一封信给北京袁的亲信唐在礼等人逐日报告游历状况和养病情形以掩饰行踪。不久袁世凯获悉蔡锷潜赴云南大吃一惊立即电令蒙自关道周沆和阿迷县长张一鲲伺机狙击或捕杀。但在唐继尧之弟、警卫团长唐继虞的迎接和护送下袁的阴谋未能得逞。 1915年12月19日蔡锷历尽艰险安全抵达云南昆明。时滇军反袁情绪十分热烈中下级军官已开过三次秘密会议酝酿武装讨袁。原国民党骨干分子李烈钧、程潜、熊克武等亦先后来滇共同策划反袁战争。12月21、22日在蔡锷、唐继尧的主持下又联合召开了第四、五次会议决定立即动反袁护国战争。12月23日便以云南将军唐继尧、巡按使任可澄名义致电袁世凯要求取消帝制惩办帝制祸限25日上午1o时答复4。同日蔡锷与唐继尧、任可澄、刘显世、李烈钧、戴戡联名将前电通告各省。次日他又与戴戡联名致电袁世凯“为最后之忠告”要求袁“于滇将军、巡按所陈各节迅予照准立将段芝贵诸人明正典刑并明令永废帝制否则土崩之祸即在目前噬脐之悔云何能及！”1但是袁世凯不听“忠告”到期拒不作答。于是12月25日正式宣布云南独立武装讨袁护国战争爆。 3《政府公报》1915年11月2日。 1《政府公报》1915年11月21日。 2《政府公报》1915年11月27日。 3《政府公报》1915年12月3日。 4《与梁启的谈话》（1915年11月）。 1《护国运动期间唐继尧等文电一组》《历史档案》1981年第4期。第六节亲赴前线指挥作战云南独立后迅即组织了讨袁护和护云南都督府蔡锷任护国第一军总司令唐继尧为云南都督。稍后又组织护国第二军、第三军分别以李烈钧、唐继尧（兼）为总司令；另组挺进军以黄毓成为司令。计划第一军出蜀第二军入桂第三军留守挺进军相机行动。1916年元旦护在昆明誓师蔡锷会同唐继尧、李烈钧布誓词：“以告国人并自申警：一、同人职责惟在讨袁。天助吾民幸克有济举凡建设之事当让贤能以明初志。个人权利思想悉予铲除。一、地无分南北省无论甲乙同此领土同是国民。惟当量材程功通力合作决不参与地域观念自启分裂。一、倒袁救国心理大同。但能助我张目便当引为同志。所有从前党派意见当然消融绝无偏倚。一、五大民族同此共和。袁氏得罪民国已成五族公敌。万众一心更无何种种族界限。”2蔡锷第一军下辖四个梯团每梯团各辖两支队总兵力约7ooo人。时袁世凯调到四川的北洋军有曹锟第三师、张敬尧第七师、李长泰第八师加上四川将军陈宧所率伍祥祯、冯玉祥、李炳之3个旅总数不下3万人。但护士气高昂。面对强敌蔡锷沉着指挥周密规划：遣第一梯团长刘云峰率邓泰中、杨蓁两支队为先遣队出昭通取叙府（今宜宾）为左翼；派第二、三梯团长赵又新、顾品珍分率董鸿勋、何海清、禄国藩、朱德四支队经永宁进泸州为中路主力；而以第四梯团长戴戡率熊其勋支队并由殷承献率华封歌支队协助取道贵州松坎攻綦江进规重庆为右翼。1915年12月27日刘云峰所部先遣队出昭通向川边移动。1916年1月14日蔡锷亲率赵又新、顾品珍两梯团从昆明出。1月21日先遣队攻占叙府川、黔动摇。1月27日贵州宣布反袁独立。2月2日川军第二师师长刘存厚在纳溪宣布独立响应护国。随后蔡锷督中路护与刘存厚师会攻泸州同时加强右翼戴戡等部对綦江方向的攻势。2月护与敌军在纳溪、棉花坡一带展开激战。2月23日蔡锷带病亲赴纳溪前线直接指挥战斗。2月28日护起总反攻。战斗激烈艰险叙府得而复失纳溪三易其手。由于弹药不继士卒疲累乃于3月7日撤出纳溪退往永宁大洲驿“盖将休兵以图再举”1。 蔡锷退驻大洲驿后将司令部设在永宁河中的一条大船上。部队经过一番休整士气高涨。适3月15日广西宣布独立。于是3月17日蔡锷下令分三路大举反攻：中路顾品珍梯团攻取茶塘子高地；左路何海清支队及刘存厚部进驻和丰场、牛滚场一带；右路赵又新梯团朱德、金汉鼎两支队由白节滩向纳溪推进扫清长江南岸之敌。护连日激战大获胜利先后攻占江安、南溪等地3月23日重新夺回纳溪。随后仍退回原地。经此次战役北洋军在川精锐损伤殆尽再也无力组织进攻被迫与护停战议和川南战事遂成胶着状态。 在护的沉重打击与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下袁世凯被迫于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但仍以“大总统”自居。蔡锷与唐继尧等立即出通电2《致袁世凯电》（1915年12月24日）曾业英编：《蔡松坡集》第851页。1《告全国同胞书》（1916年1月）。 不仅不承认袁仍为总统而且要求对袁进行审判。这时全国各地反袁斗争形势继续高涨袁党内部也日益分崩离析。4月6日广东宣布独立。4月12日浙江宣布独立。5月8日南方滇、黔、桂、粤等省在广东肇庆成立护军务院推唐继尧为抚军长蔡锷等为抚军。5月9日陕西宣布独立22、29日四川、湖南也相继宣布独立。6月6日袁世凯在众叛亲离声中忧病身亡。以反袁称帝为宗旨的护国战争随之胜利结束。 还在护国战争结束前蔡锷的病况因军务劳顿日形加剧。紧张的战事结束后他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他多次请求辞职养病未获允准。6月24日北京政府任命他为益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6月28日他由永宁出经大洲驿、纳溪于7月1日到达泸州。7月6日北京政府复任命他为四川督军兼省长。这时他的喉病“经德医施治后肿痛更剧声音全失精神萎顿饮食骤减”。但四川军政各方“并力劝驾赴蓉接前敌将士及各属绅民函电亦纷纷请求西上就任”。于是他于7月21日离开泸州29日到达成都。 蔡锷到达成都后带病坚持工作很希望有所作为。他大刀阔斧地整编在川军队统一财政收支并制定军队、官吏奖惩条例。但病势日重实在无法坚持工作。于是再三电请辞职治病并保荐罗佩金代理川督戴戡代理省长兼会办四川军务。8月7日获准给假两月。8月9日即离成都东下。8月28日到达上海。梁启“会着他几乎连面目也认识不清楚喉咙哑到一点声音也没有医生看着这病是不能救了”1。尽管如此他还为梁启的《盾鼻集》作序。然后东渡日本入九州福冈大学医院治疗。离沪时黄兴特为送行。不意1o月31日黄兴竟病逝于上海。他闻耗悲痛欲绝于病榻作挽联一副云：“以勇健开国而宁静持身贯彻实行是能创作一生者；曾送我海上忽哭君天涯惊起挥泪难为卧病九州人。”21916年11月8日凌晨蔡锷病情严重恶化自知不起口授随员遗电四事：“一、愿我人民、政府协力同心采有希望之积极政策；二、意见多由争权利愿为民望者以道德爱国；三、此次在川阵亡及出力人员恳饬罗督军、戴省长核实呈请恤奖以昭激劝；四、锷以短命未克尽力民国应行薄葬。”2延至上午四时不幸逝世。 蔡锷的逝世引起了举国上下的悲痛。孙中山特撰挽联云：“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21《护国岩记并铭》（1916年6月）曾业英编：《蔡松坡集》第1176页。2《哭黄克强》（1916年11月初）。 第三十二章程长庚谭鑫培第一节程长庚程长庚谱名闻檄字玉珊也作玉山堂号“四箴”安徽省潜山县河镇乡程家井人清嘉庆十六年十月初七日（1811年11月22日）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幼年进徽调科班学戏习老生兼净对其他行当也很留心。由于他勤学苦练加上悟性较高进步很快。出科后在戏班中搭班演唱在当地有了一点小名气。道光年间程长庚到北京搭班演唱其后入三庆班。当时北京的舞台上昆曲和京腔已经衰微徽班称盛。其中以三庆和四喜、春台、和春名声最大被称为“四大徽班”。徽班演员的唱腔重二黄调在北京流传过程中不断地吸收秦腔、京腔、昆曲等剧种的特长。嗣又因湖北汉戏演员搭入徽班他们擅长西皮调使与二黄调进一步交融为北京皮黄剧（即后来称为京剧）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程长庚就是以他卓越的艺术成就被誉为“京剧开基创业的大师”。 程长庚的蜚声剧坛是和他执着于戏剧艺术和勤学苦练分不开的。相传他初到京演出第一场打炮戏就唱砸了观众喝了倒彩这无疑对他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但是他并没有因而气馁而是更加奋经人介绍入保定著名的昆曲科班和盛成再次坐科。在三年的科班学习中程长庚一丝不苟从唱、念、表演到音吐字都认真对待刻苦练习。他嗓音宏亮音调高但唱来飘不够厚重坚实。为此他用心钻研孜孜不倦地苦练虚心向人请教终于练成了独具一格的“脑后音”的唱法艺技精进。回京城演出后一日应某权贵堂会在座者皆达官贵人程长庚演《文昭关》饰伍子胥“冠剑雄豪音节慷慨奇侠之气亢爽之容动人肝膈座客数百皆大惊起立”2由此誉满京城。道光末年他已是三庆班的班主和席老生。咸丰年间程长庚带三庆班进宫为咸丰帝演出受到称赞被赏五品顶戴任内廷供奉领戏曲艺人团体“精忠庙”会总管三庆、春台、四喜三大徽班。艺术的展需要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程长庚融合徽调和汉调并吸收昆曲、京腔、秦腔等剧种的剧目、曲调和表演方法经过自己的创造形成了一种体系。不论皮黄、昆曲、文戏、武戏他都能演剧目丰富戏路很宽。老生本工戏以外还演武生戏、小生戏、花脸戏等。即如老生靠把戏五种颜色靠把戏的角色他都能演红靠戏能演《战太平》的花云黄靠戏能演《风云会》的赵匡胤绿靠戏能演《战长沙》的关羽白靠戏能演《镇潭州》的岳飞黑靠戏能演《白良关》的尉迟敬德。 作为表演艺术家程长庚很重视塑造人物形象对角色的性格、身份体察入微。他对唱、做、念、打“四功”和手、眼、身、法、步“五法”并重善于运用这些表演技术来表现人物一举手一投足都注意符合所扮角色的性格不仅形似而且能传神。所以“一经登场不啻现身说法”“为大臣则风度端凝为正士则气象严肃为隐者则其貌逸为员外则其神恬”“能令观者如对古人油然起敬慕之心”1。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杰作是《文昭2《蔡松坡先生荣哀录》联语第1页民国石印。 1朱书绅编：《同光朝名伶十三绝传略·程长庚传》；陈澹然：《异伶传》。关》的伍子胥、《战长沙》的关羽、《群英会》的鲁肃。 程长庚精于唱工注意吸收昆剧的吐字音讲求字正腔圆不以花哨取巧。他的嗓音叫“脑后音”初唱时似乎有些吃力带有涩味渐渐平坦甘润抑扬吞吐高低宽窄一任其意。唱腔“于高亢之中别具沉雄之致”跟有的演员徒以调高声宏取胜而欠缺韵味回音的唱腔迥然不同。当时有人把他的唱腔与唐代诗人杜甫的诗风相比形容为“天风海涛金钟大镛”1。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程长庚在唱腔上不单是唱声更重要的是在于唱情以声传情声情交融。他生活在中国已经沦为半殖民地的时代亲身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目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种种侵略活动忧时感世“愤欲绝”2表现出一个爱国者的民族义愤。他的唱腔也因之更加高亢雄壮慷慨愤激能够使“闻者泣下”。程长庚在这方面的造诣是京剧界一致称道的。 程长庚能演的戏很多除了演《战樊城》、《长亭会》、《文昭关》、《鱼藏剑》、《镇潭州》、《捉放曹》、《击鼓骂曹》、《群英会》、《华容道》、《战长沙》等经常叫座、历久不衰的戏外且注意上演新编的连台本戏。他主持的三庆班里有一位老生演员叫卢胜奎擅长编写剧本全本三国戏自《马跳檀溪》至《取南郡》共4o出就是出自他的手笔。在《群英会》中程长庚饰关羽和鲁肃（有“活鲁肃”之称）小生徐小香饰周瑜（有“活公瑾”之称）卢胜奎饰诸葛亮（有“活孔明”之称）花脸黄润甫饰曹操（有“活曹操”之称）武生杨月楼饰赵云（有“活赵云”之称）其他角色也无不配搭匀称氍毹之上俨然三国人物斗奇争胜。清人沈蓉圃的“同光十三绝”画像中列入的即有程长庚、徐小香、卢胜奎、杨月楼4人。京剧在形成时期著名的老生演员除程长庚外还有余三胜和张二奎。 这三位演员在唱腔和表演艺术上各具特色各有独到之处形成了老生三种流派。程长庚高亢沉雄肃穆凝重唱、念多徽音被称为徽派。余三胜圆润流利苍凉悲壮以汉调西皮为特长唱、念为湖广音被称为汉派（或余派）。张二奎实大声宏雍容华贵唱、念运用北京字音被称为京派（或奎派）。程长庚、余三胜、张二奎由于他们的艺术成就时人称之为老生“三杰”又称“三鼎甲”。 程长庚声誉既高演戏依然极为认真不马虎敷衍。他对别的演员也严格要求演出时如有失误退场后随即指出当面规劝。但其为人宽厚从不当场奚落讪笑使人难堪故被赞誉为有戏德。他虽享有盛誉却不拿架子、不争角色配角也演。花脸何桂山演《白良关》饰尉迟敬德程长庚给配“小黑”尉迟宝林。小生徐小香演《监酒令》饰刘章他给配陈平。他认为演剧以戏为重主角和配角都是演戏好比红花绿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对于三庆班程长庚管理井井有条。他要求纪律严明不容班里的人有所违犯而自己也以身作则。如规定不许演员单独应“外串”3他就严格遵守曾说：“我若应外串之召自谋诚为得计其如本班众人何？”1每次演1陈彦衡：《旧剧丛谈》。 2吴焘：《梨园旧话》。 3陈澹然：《异伶传》。 1外串即本班演员另在他班应活演出。 出程长庚都提早来到戏园亲自安排演出的各项事务做到后台没人随便谈笑喧哗前台除执事人外无一人搴帘外出秩序井然有条不紊。此外他还革除梨园界的一些陋习如废除戏开演前演员在台上“站台”1。班里的人对程长庚都很敬重他也很爱护戏班和同人。凡同人生活上有困难他总是慷慨相助。按封建皇朝制度凡帝、后死称“国丧”。在“国丧”期间城内戏园禁止演出只准在外城茶馆、饭庄清唱。同治帝死时程长庚为了维持同人的生活每日带领全班到外城清唱所得收入归全班使用从不多取分文。晚年程长庚衣食丰足但仍不时登台演出友人劝阻他感叹地说：“某自入主三庆部以来于兹数年支持至今日亦非易易。某一旦辍演全班必散殊觉可惜！且同人依某为生活者正不乏人。三庆一散此辈谋食艰难某之未能决然舍去者职此故者。”2在当时人的印象里程长庚以谨饬严正著称一生专心戏曲事业。演戏历来被视为“贱业”但他却不以此自贱虽权贵亦不屈。王府、贵官曾屡次传召程长庚演堂会他一概拒绝。有一次都察院团拜要程长庚演堂会他因不从而被强行绑走。当他知道点的剧目是《击鼓骂曹》时才破例应允。他饰祢衡肉袒击鼓气概激昂指堂下怒骂：“方今外患未平内忧隐伏你们一班奸党尚在此饮酒作乐好不愧也！”“骂罢而唱唱罢而骂目皆动”使得台下达官贵人狼狈不堪。4光绪五年十二月十三日（188o年1月24日）这位为京剧奠定基础作出重大贡献的艺术家因病辞世享年69岁。他生前很重视京剧人才的培育曾创办三庆科班。杨月楼是张二奎的徒弟程长庚对他很器重将他吸收进三庆班传授艺术。后杨月楼继其为三庆班主。著名老生谭鑫培、汪桂芬、孙菊仙也都出自他门下。他们继承程长庚等老一辈的表演艺术又加以创造展形成各具特色的流派被称为京剧老生“新三派”。 1吴焘：《梨园旧话》。 2站台：戏开演前演员在台上站立供台下观赏还须陪达官富豪看戏。第二节谭鑫培谭鑫培名金福以字行因堂号“英秀”又以英秀称之。湖北省江夏县人生于清道光二十七年三月初九日（1847年4月23日）。父谭志道演老旦兼老生擅长演悲剧人物调门高而嗓音尖观众给他起个外号叫“叫天儿”。谭鑫培艺名“小叫天”即沿父而起。 谭鑫培从小就跟他父亲学艺。咸丰年间他随父来到天津后入京东金奎班习武生。他练功勤奋刻苦白天黑夜从不间断练就一身好功夫。四年业满出科后仍回天津随父卖艺。同治三年（1864）谭鑫培想在大地面露头角到北京搭广和成班演戏。然而他在戏班里受排挤只能演个小配角还要受气。谭鑫培气愤不过于是离开广和成到京东加入跑码头的“粥班”在遵化、蓟县、平谷一带的乡镇演出。他担任武生主要演员有时也串演老生戏或武丑戏。谭鑫培在粥班演出期间仍然坚持勤学苦练毫不放松。所谓粥班是由班主用若干担粮食做本钱招收一些演员为他们演戏赚钱的戏班。粥班没有固定待遇收入很少伙食很差业务不好时只能喝粥演出地点也不固定流动性很大经常奔波于乡镇间生活很艰苦。但是粥班的演出生活使谭鑫培得到更多的舞台实践拓宽了戏路使艺术根基更加深厚对后来的艺术展有重要影响。在粥班几年后谭鑫培又回北京搭永胜奎班演戏。但不多久由于成年育变声而倒嗓在一次演出时嗓音竟然哑得唱不出来。不得已只好离开北京城到京东粥班演武行糊口。后来经人介绍又到一个富商家为其看家护院。即使遭受这样大的挫折谭鑫培也没有因而灰心丧气仍然不断地练功、喊嗓使嗓音逐渐恢复好转。 同治九年（187o）谭鑫培已2o多岁因父亲的关系回京入程长庚主持的三庆班仍演武生。如《金钱豹》的孙悟空《神州擂》的王永《恶虎村》的黄天霸《黄鹤楼》的赵云《挑滑车》的高宠等。有时也演《五人义》的周文元、《三岔口》的刘利华一类的武丑戏。沈容圃所绘《同光十三绝》中的谭鑫培即是他饰《恶虎村》的黄天霸。这时他的嗓音已经变得清亮遂武生、老生相间演唱。由于他多年搭三庆班对程长庚的艺术很专心学习尤其是注意程的四声的运用和行腔吐字的功夫。又因为其父和老生“三杰”之一的余三胜是同乡至交他得以拜余为师吸收余的汉调西皮的特长以圆润流利取胜。谭鑫培表演艺术的精进受到了程长庚的重视。程认为他的脸庞瘦削而口大演武生扮相不好看不如改演武老生挂上髯口既能掩去瑕疵使面容改观又可以施展武功加上甜润柔美的嗓音当会受到观众的欢迎。谭鑫培于是兼演武老生如《定军山》的黄忠、《战太平》的花云、《阳平关》的赵云、《战长沙》的关羽（红生）等都获得很好的演出效果；间也演一些文老生戏如《伐东吴》、《状元谱》、《御碑亭》等。光绪五年（1879）谭鑫培次到上海演出常演武生戏。在上海他向老生孙春恒学艺。孙春恒一反当时盛行的程长庚等沉雄激昂的唱法创造了清灵低柔的老生新腔。谭鑫培很受启就吸收了孙的唱法。翌年回京仍在三庆班演戏。 光绪八年（1882）后谭鑫培渐以演老生戏著名。这时他搭四喜班与著名老生孙菊仙互唱大轴。十三年（1887）谭鑫培开始自己挑班与花脸刘永春合组同春班。十六年（189o）被选入升平署为“民籍教习”。当时慈禧太后恣意享乐沉溺声歌除在专设的演戏机构升平署中让专职演戏太监经常演出外还不断从民间戏班中挑选一些名角入署演出。谭鑫培在宫廷中演戏以其艺术精湛受到慈禧太后的赏识赐四品服。他虽被选入署但主要的演出活动还在民间戏班。谭鑫培由于出色的表演艺术自创新声独成一派人称“谭腔”与并时的四喜班的孙菊仙、春台班的汪桂芬鼎足而立被称为“老生后三杰”或“后三鼎甲”。二十六年（19oo）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戏园被焚毁。此后孙菊仙携家移居上海汪桂芬因遭凌辱受刺激精神抑郁苦闷笃信佛教时演时辍谭鑫培在北京京剧舞台上独享盛名。据《伶史》记述：“凡王公大臣荐绅先生每有喜庆必招谭谭不至举座不欢也。膏梁纨袴弦歌相娱不学谭则无以鸣高也。贩夫走卒抽暇聚谈不知叫天则无以夸于侪辈也。青楼歌伎以喉侑觞不摩谭不足以引宾客欢也。他如大家闺秀、学校士子亦能私相揣拟低声而歌。”因而有“有书皆作垿（一作‘有匾皆为垿’）无腔不学谭”的谚语。王垿是晚清著名书法家。他的书法和谭鑫培的唱腔同时流行天下。当时谭鑫培的《当锏卖马》秦琼、《李陵碑》杨继业的唱腔脍炙人口在社会上广为流行在京城街头巷尾时常能听到在唱“店主东”、“叹杨家”。有人写诗描绘说：“家国兴亡谁管得满城争说‘叫天儿’。”作者意在讽刺清朝王公贵族面对着帝国主义的侵略仍然沉湎于声色狗马不管家国兴亡但也反映谭鑫培的影响之大。 谭鑫培是继程长庚之后在京剧老生行中艺术成就最高的。京剧老生分为“安工”、“衰派”、“靠把”三种“安工”以唱为主“衰派”讲究做工“靠把”则重武功。虽余三胜、张二奎等前辈名角也有所不工而谭鑫培文武全才能兼三长打破了老生行当的界限。他能演的戏很多常演的老生戏如《空城计》的孔明、《捉放曹》的陈宫、《击鼓骂曹》的祢衡、《洪羊洞》的杨延昭、《四郎探母》的杨延辉、《珠帘寨》的李克用、《武家坡》的薛平贵、《琼林宴》的范仲禹、《搜孤救孤》的程婴、《状元谱》的陈伯愚、《乌龙院》的宋江、《打渔杀家》的萧恩、《清风亭》的张元秀、《南天门》的曹福、《当锏卖马》的秦琼、《李陵碑》的杨继业、《定军山》的黄忠、《战太平》的花云等。谭鑫培在艺术上之所以有很高成就是由于他能不拘一格博采众长又融会以自己创造的结果。他有扎实的文武功底在老生表演艺术上集中了程长庚、余三胜、张二奎、王九龄、卢胜奎、孙春恒、冯瑞祥等各家之长“同一唱工《碰碑》则学三胜《乌盆》则学九龄。同一做派《状元谱》则学长庚《桑园寄子》则学三胜。同一靠把《定军山》则学三胜《镇潭州》则学长庚。不特此《天雷报》拟周长山而身段汰其冗拙；《空城计》仿卢台子（胜奎）而声韵较为悠扬”4。他不固步自封京剧其他行当如青衣、老旦、花脸的唱腔以至昆曲、梆子、大鼓、单弦的某些特长都加以吸收运用。谭鑫培博采众长不是生吞活剥七拼八凑而是按照京剧艺术的规律加以融会贯通经过自己的创造成为浑然一体的艺术风格。在他之前的“老三杰”虽然都有高度的演唱技巧然而唱腔比较平板旋律性不强。经过谭鑫培的广泛吸收大胆创新唱腔比以前复杂多变、旋律性加强。他用“云遮月”的嗓音声调悠扬婉转长于抒情独拘一格与程长庚的“脑后音”同为难能可贵。 4赵炳麟：《赵柏岩集·柏岩文存》卷4。 在丰富和展京剧剧目方面谭鑫培也作出了贡献。他不仅继承了前辈老生演员的一些拿手好戏还通过自己的创造丰富和展了京剧老生的传统剧目。如《珠帘寨》的李克用原是花脸扮演经谭鑫培改为老生后成为老生的传统剧目；《南阳关》、《战太平》等剧原来都是不受重视的“开场戏”谭鑫培演唱后丰富了唱腔和表演成为谭派的看家戏；《搜孤救孤》、《当锏卖马》的主角原分别是公孙杵臼和店家经谭鑫培的改编程婴、秦琼成为主角。 谭鑫培声甜腔美技艺高但他不卖弄而是仔细体会剧情分析人物性格从唱、做、念、打中表达出剧中人当时的思想感情深入地刻划人物“装谁象谁”“演孔明有儒者气演黄忠有老将风。《胭脂褶》之白槐居然公门老吏《五人义》之周文元恰是市井顽民。流品迥殊各具神似。由其平日于各色人等之举止语言无不细心体察刻意揣摩故其扮演登场能随时变态移步换形”1。他的唱不仅唱声而且唱情用唱腔来表达人物的感情。例如《当锏卖马》中秦琼的“店主东”、《空城计》中孔明的“我本是”和《捉放曹》中陈宫的“听他言”三段唱都是西皮慢板板式、腔调大致相同由于能从人物的特定情景出不仅唱腔各异而且表达了秦琼的沉郁、孔明的镇静、陈宫的愤懑等不同的思想感情。同样是四平调在《乌龙院》里唱得纡曲缓慢表现了宋江平静悠闲的心情；在《清风亭》里就唱得紧凑朴直表现了张元秀忧伤抑郁的情调。谭鑫培既重唱腔也讲究念白和做工用细致的表情、身段动作来刻划人物性格表现人物的精神状态。如演《李陵碑》的杨继业当看到李陵碑念碑上四句诗时一句比一句强烈念到末句“卸甲又丢盔”随着念的节奏身子一抖铠甲卸脱头一甩头盔抛出把杨继业激动的情绪表现得很逼真。演《空城计》的孔明“三报”一场通过脸部表情、身段动作和念白有层次地表现了身处险境的孔明的忧虑、悔恨、惊叹而又镇静的复杂矛盾心情。谭鑫培早年曾演武生武功根底坚实在一些戏里的独特表演技巧运用自如。如《南天门》的甩罗帽、《问樵闹府》踢鞋、《四郎探母》的“吊毛”以及《当锏卖马》的耍锏、《翠屏山》的舞刀等都有独到的功力内外行交口赞颂。由于他高度的艺术成就因而驰名南北获“伶界大王”的称号。 光绪三十一年（19o5）谭鑫培的《定军山》由北京丰泰照相馆创办人任景丰为之摄制成电影。这是中国人自己摄制的第一部电影。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谭鑫培任正乐育化会会长。他虽然年事已高仍然没有离开舞台。这年冬天他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到上海在新新舞台演出1个月。谭鑫培晚年仍坚持练功艺术造诣更臻于炉火纯青。但是这样一位有卓越成就的表演艺术家晚境却迭遭坎坷。他曾因得罪袁世凯的爪牙竟被禁演累月。1917年4月北京的军阀政客为了欢宴桂系军阀6荣廷指名要谭鑫培为他们演戏当时他正患病实在不能上台便婉言谢绝。但是军阀们始终不准强行逼迫他抱病演出了《洪羊洞》。谭鑫培为他们演完了这场戏劳累加上气忿病势日益沉重不到1个月光景于5月1o日溘然长逝时年71岁。 谭鑫培是一位继往开来、自成体系的京剧艺术大师。他把京剧老生艺术提高到一个全面展的新阶段成为流传很广、影响最大的一个流派。除子1陈彦衡：《旧剧丛谈》。 谭小培、孙谭富英、婿王又宸以谭派老生名外继起的余派（叔岩）、言派（菊朋）、高派（庆奎）、马派（连良）、麒派（周信芳艺名麒麟童）、杨派（宝森）都与谭派有直接间接的关系。 第三十三章数学十九世纪中叶中国传统数学以一个小的走向终结伴随帝国主义经济掠夺和文化宣传而来的是西方数学的传播与普及过程相当缓慢和艰难。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也学习西方数学并后来居上而过中国。自十九世纪末开始大批中国留学生到日本、欧美学习数学他们回国后创办大学数学系尝试做研究。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现代数学事业稍具雏形遗憾的是曾经辉煌一时的中国传统数学并没有融入西方数学此后只作为历史存在和文化影响而成为数学史的研究对象。这就是说中国现代数学基本上是另起炉灶从西方移植过来的。 第一节十九世纪中叶的中国数学西方数学的传播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数学出现了新的展态势一方面西方传教士借五口通商的便利在传教的同时扩大西方数学的传入；另一方面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一些洋务派人士注意支持中国的科学事业包括中国传统数学的展以及西方数学典籍的翻译。李善兰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中国数学家。他既精于中国古代的传统数学又能吸收西方的一些数学观念加以糅和代表了那一时代中国数学的最高水平。 1843年英国人麦都思（.dhurst1796—1857）在上海设立墨海书馆印刷《圣经》等传教需用的材料。1847年8月26日受英国伦敦会的派遣伟烈亚力来到上海主持墨海书馆的出版事务。伟烈亚力主持馆务之余借他在伦敦自学的一点汉语知识研读中国的天文数学典籍并涉猎西方科学著作的汉译工作。他自称：“余自西土远来中国以传耶稣之道为本余则兼习艺能。”1他和李善兰合作翻译的《几何原本》后9卷以及第一本介绍微积分的译作《代微积拾级》分别在1857年和1859年出版成为继利玛窦和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前6卷之后向中国传播西方数学的又一重要事件。 进入十八世纪六十年代之后英国人傅兰雅、美国长老会牧师狄考文（cmateer1836—19o8）也参与翻译西方数学著作影响很广。 另一方面清政府中的洋务派主张学习西方技术特别注意对数学的支持。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同治帝接受恭亲王奕䜣的奏请于1862年在同文馆设立天文算学馆。1865年曾国藩、李鸿章奏准在上海设立江南制造局。1868年起在其内设翻译馆有关代数学、三角学、概率论等一大批西方数学著作被译成中文。政府官员中也有一些人专攻数学如江苏巡抚徐有壬与同时代的数学家李善兰等多有来往自己亦有著作多种；江西的吴嘉善曾为翰林院编修尝与徐有壬共同研究数学；湖南天算家丁取忠曾在186o年应胡林翼之请到武昌作幕宾晚年和他的弟子左潜（左宗棠的从子）曾纪鸿（曾国藩的次子）在长沙白芙堂研究数学。 1866年曾国藩“邮致三百金”到南京资助李善兰出版《则古昔斋算学》24卷这部著作代表了当时中国传统数学的最高水平。 然而尽管有传教士和洋务派人士对数学的支持中国数学前进的步伐仍然十分缓慢。 传统数学的终结在腐朽的清皇朝统治下一部分比较开明的知识分子抛弃了对功名富贵的追求以研究数学排遣忧闷另一部分则追随洋务派以研究数学而图强。同时也因多少受到外来数学思想方法的影响十九世纪中期的中国传统数学出现了一个小的仅以函数的幂级数展开而论从1845至1865的2o年间就有项名达、戴煦、李善兰、徐有壬、顾观光、邹伯奇、夏鸾翔等先1陈彦衡：《旧剧丛谈》。 后表研究成果。李善兰的数学研究范围更广在组合恒等式上的研究至今仍被国际数学界称道。 戴煦（18o5—186o）浙江钱塘（杭州）人。其兄戴熙官为兵部右侍郎但他淡于功名绝意仕进终生以研治数学为乐。他先与项名达为忘年交校注古代算学著作1845至1852年间完成数学著作4种9卷总名为《求表捷术》。其内容涉及对数造表方法、三角函数造表法、三角函数对数造表法。对数表的制作若按《数理精蕴》的办法“布算极繁甚至经旬累月而不能求一数”1。他的工作是找到二项式对数函数三角函数的对数函数等一系列的函数幂级数展开式成为造表的有力工具。在微积分未传入我国的当时戴煦的工作是相当艰难而深入的。1845年英国教士艾约瑟（dkins1823—19o5）慕名求见戴煦以“中外殊俗异礼”托故辞之。186o年太平军攻克杭州戴煦随其兄戴熙自尽。 徐有壬（18oo—1862）浙江湖州人历任云南按察司湖南布政司以至江苏巡抚。自幼对数学有浓厚兴趣结交许多当时数学名家著有《务民义斋算学》在三角函数和反三角函数的幂级数展开式上有些新见解自称其为“缀术”。186o年太平军攻克苏州时被杀。顾观光（1799—1862）江苏金山人以医生为业兼通天文算学。身后汇刻有《武陵山人遗书》在对数表制作《周髀算经》校注上有所贡献。邹伯奇（1819—1869）广东南海人对几何光学颇有研究同时在函数表制作、计算尺的使用上做过探讨。夏鸾翔（1823—1864）浙江杭州人与戴煦为世交。1963年游广州与邹伯奇共研数学主要工作为三角函数表的制作以及圆锥曲线的综合研究。湖南的丁取忠（生卒年不详）著有《数学拾遗》对一次同余式求解有所阐述。晚年在长沙古荷花池的白芙草堂与左潜（？—1874）、曾纪鸿（1848—1877）治数学。他们也研究幂级数的展开曾纪鸿用反三角函数的幂级数展开式求得圆周率的第24位准确数字。 在晚清数学家中李善兰无疑是最杰出的一人。李善兰的主要数学成就有：尖锥术、垛积术、素数论。在西方的微积分未传入的情况下李善兰独自用尖锥术现幂函数的定积分公式、二次平方根的幂级数展开式以及各种三角函数、反三角函数的幂级数展开式。他所使用的求对数的方法比传教士带进来的方法要高明、简捷。一般认为在李善兰的尖锥术的基础上中国传统数学完全可以走上解析几何、微积分的近代数学的道路。 李善兰集前人之大成在垛积术上有重大突破其内容属于今之“组合数学”。他创造了三角自乘垛和乘方垛两类新的垛积其中的组合公式npppqnpqpqp+=+-=.2o22被今人称为李善兰恒等式。晚清中国数学结果中具有一定世界意义的恐仅此一端。 李善兰在素数论方面证明了许多结果其中包括法国数学家费马（p.fermat16o1—1665）在164o年得出的一条素数定理：若ad-1能被素数n整除则n-1能被d整除。 李善兰和伟烈亚力等合作翻译过大量西方科学典籍成为近代中国科学的先驱和传播者。1868年他应召到北京在同文馆担任数学教席官至三1王杨宗：《伟烈亚力》载《中国古代数学家传记》（下册）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品但他淡于利禄潜心于数学教学和研究。李善兰之后中国传统数学再也没有出现有较大价值的成就。 大量翻译西方数学典籍伟烈亚力经营的上海墨海书馆先大量翻译西方的科学典籍。1852年李善兰和伟烈亚力相识两人通力合作先后译出《几何原本》后9卷（1858年）《代数学》（1859年）《代微积拾级》（1859年）等数学著作。《代微积拾级》是中国第一部微积分译作影响巨大其中使用的微分、积分、函数、级数、曲率等名词均始自此书沿用至今。李善兰在翻译时用了一些西方数学的符号但大量使用中文字母和自创的符号读来十分困难。 第二次大量翻译科学典籍是在1865年曾国藩、李鸿章奏准设立的江南制造局。主持数学典籍翻译的是华蘅芳（1833—19o2）。他是江苏无锡人爱好数学1861年到安庆曾国藩军中佐理洋务然后到上海在江南制造局供职。他除参加地学等书籍翻译之外主要和英人傅兰雅合译数学著作。十余年间译书以下6种：《代数术》（1872年）、《微积溯源》（1872年）、《三角数理》（1877年）、《代数难题解法》（1879年）、《决疑数学》（188o年）、《合数术》（1887年）。其中《决疑数学》是我国第一本有关概率论的数学译作。与李善兰的译作相比华蘅芳翻译的著作内容较为丰富语言更为流畅但使用的符号仍未有大的变化。 中日数学实力的逆转在十八世纪七十年代以前日本数学一直在向中国学习。日本翻译和传播西方数学的时间也比中国稍晚。1859年李善兰和伟烈亚力翻译的《代微积拾级》很快东渡日本。“18世纪6o年代日本和算家能读到的最好微积分书籍只有loomis的《微积分》中译本（即《代微积拾级》）”1。 现在日本使用的数学名词有许多是从中国传去的如微分、积分、函数、有理数、无理数、方程式等等中日所用完全一样其来源是《几何原本》、《代微积拾级》等中国译本相继传入日本。 但自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曾有“废止和算专用洋算”的指令性要求。1872年的学制令等文件明文规定：“算术以洋法为主。”日本在重视工业展的同时重视基础科学包括数学的展。1877年菊池大麓自英国学习数学后归国进入文部省改革科学教育。日本数学会在1877年成立1877年东京大学成立理学部其中有数学教授。1898年高木贞治到德国向世界大数学家希尔伯特（1bert1862—1943）研习代数数论日后解决了著名的类域论问题为世界一流数学家。反观中国自容闳1872年组织幼童出国留学主要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十九世纪多批留学生中竟无一人专习数学。洋务派提倡学习数学响应者寥寥。同文馆的天文算学馆学生中无人能过李善兰。数学之落后自是意料中事。1894年甲午战争之后中国数学已明显落后于日本李善兰时代的数学优势丧失殆尽。1898年之后中国向日本大举派遣留学生其中包括派人学习数学。1戴煦：《求表捷术》。 第二节晚清时期的中国数学教育1882年李善兰逝世中国传统数学研究几乎完全中断所有的数学活动只是如何向西方学习的问题。中国现代数学不得不另起炉灶从基础的数学教育开始。教会学校、京师大学堂、中小学校开设数学课程派遣学习数学的留学生出版基础的数学教材就是最初的几步。 1.数学教材。 西方传教士所办的教会学校大多是宗教课程间或有一些数学课。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各教派在中国所办的学校趋于联合。1877年美国传教士狄考文（netbsp;mateer1836—19o2）主持成立了教科书委员会计划编写初级和高级两套教材每套都有“算术、几何、代数、测量学、物理学、天文学”。狄考文和平度人邹立文合编了一套数学教材：1885年出版《形学备旨》（形学即几何学）189o年有《代数备旨》1892年有《笔算数学》。1893年美国传教士潘慎文（.parker185o—1924）和谢洪赉合译的《八线备旨》和《代形合参》（即解析几何）出版。这些书开始采用阿拉伯数字+-等国际通用符号。它们行很广每种书都重印了十几次清末许多学校都曾采用作为教科书。 2.同文馆中的数学课程。 1868年设天文算学馆以后李善兰受聘为第一任数学教习（即教授）。 同文馆的历任教习中中文教习当然由中国人担任其余的外文、理化、生物、地学、军事、医学、法政等等学科的教习均延请外人承担而数学是唯一的例外。李善兰学贯中西被认为是“才具很高的人”1受到同文馆上下的尊重。在某种意义上说数学和西方的差距相对地要小一些。 同文馆的数学课程按规定第四年有算术、代数第五年习几何以及平面和球面三角第六年有微分积分但从现存考试题目来看没有考过微分积分的题目。李善兰去世后席淦、王季同先后于1886年、1895年继任教习两人的水平不及李善兰没有多大作为。此外1873年起在上海广方言馆任算学教习的刘彝程在中国传统数学上稍有研究。 洋务派人士在筹办船政学堂、水师学堂、武备学堂等军事学校时都要安排数学课程。1867年开办的福建船政学堂基本课程包括法文、算术、平面几何和画法几何以及一门详论15o匹马力轮机的课程。民间兴办的书院亦设算学课程。上海求志书院的算学课程为西方数学与中国传统数学的混合体其中有勾股、四元代数、平面几何、三角、微分、级数等内容。 3.科举中的算学科。 187o年沈葆桢英桂奏请“特开算学科”内称“水师之强弱以炮船为大宗炮船之巧拙以算学为根本”。1875年礼部又请考试算学然二事均未能获准。1887年陈秀莹有“奏请将算学归入正途考试疏”李鸿章予以支持称“为造就将才起见要皆以算学入手”建议由各省士子、水师武备学堂等学生及教学人员参加考试。当年总理衙门同意加开算学科。1988年午子乡试报考算学的有32人按每2o名录取1名的比例当年取1mikamiy（三上义夫）：yorketpany..176.中1名。 第三节二十世纪初年普及西方数学明清时期中国传统数学的教育皆由师徒间个别传授。百日维新前后开始提倡办新法学校算学是其中一门主课。此时民间的数学团体和数学杂志也开始出现。湖南浏阳的算学社以培养贤才而劝学算学谭嗣同曾著有《兴算学议》。19oo年周达（号美权1879—1949）在扬州创立知新算社除研究中国古算之外主要提倡学习西算。他本人著有《周美权算学十种》且从19o2年起5次去日本交流数学。此外四川重庆的算学馆、上海松江的云间算学会、浙江瑞安的学计馆等都是研究和介绍中西方数学的民间组织。19oo年杜亚泉（1872—1934）在上海出版《中外算报》；1912年崔朝庆（186o—1943）在南通创办《数学杂志》也都主要致力于西算的传播。19o2和19o4年清廷先后颁布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规定小学堂有算术课中学堂设算术、几何、代数、三角；高等学堂授解析几何、微积分。这两个学制虽然推行很慢但基本上是仿照西方的。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颁布新学制（壬子学制）所设数学课均为西方数学。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大量出版自己编写的《共和国教科书》、《民国教科书》等系列数学教材同时也翻译国外的优秀数学教科书。传统的中国数学不再教习学校中完全讲授西算。课本中除多用文言文表述之外已普遍采用横排使用阿拉伯数码和国际通用的数学符号西算就此普及。 1898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其数学教育一仍同文馆旧制未有大的变化。19o6年使用的代数学教科书为日本上野清著中国徐虎臣译。该书仍为直排文言文没有阿拉伯数字数学记号仍沿用李善兰所创的那一种。京师大学堂所开课程中最高为微积分方程论和整数论。到辛亥革命为止的十余年间京师大学堂没有培养出较有成就的数学家。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1913年成立数学门1919年改门为系渐有现代数学高等教育的雏形。辛亥革命以后京师优级师范学堂改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设立了数理科。这是民国初年培养数学专门人才的两所高等学府。稍后又在武昌、南京、成都等地设立高等师范学校它们的数理系培养了大批数学教师。十九世纪派往欧美的大量中国留学生中专习数学的未见记载。19o2年冯祖荀（188o—？）去日本第一高等学校和京都大学理学部研习数学归国后任北京大学数学教授以后长期担任数学系主任。辛亥革命前到美国学习数学的几位学者对后来中国数学的展较有影响其中胡敦复（1886—1978）19o4—19o7年在康乃尔大学获学士学位；郑桐荪（1667—1963）也在19o7—191o年间就读于康乃尔大学习数学与物理；秦汾（1883—1971）于19o6年去哈佛大学学习天文与数学19o9年毕业并继续攻读于1913年成为中国在数学学科方面获硕士学位的第一人。 19o8年美国国会同意退回庚子赔款的一部分用作中国学生赴美留学之用。19o9年派出的批中有王仁辅（1886—1959）他在哈佛大学学习数学1915年获硕士学位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授。191o年的第二批留学生中有多人攻读数学。其中的胡明复（1891—1927）1917年在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具有边界条件的线性微积分微分方程》表在《美国数学会汇刊》上1。这是中国以数学研究而获博士学位的第一人他的博士论文也是中国数学家表的第一篇有现代水平的数学论文。191o年赴美国康乃尔大学研习数学物理的还有赵元任（1892—1982）他在1918年获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在清华学校教授数学和物理学后来转向语言学研究成为语言学家、作曲家。姜立夫（189o—1978）是1911年第三批赴美留学生中的一员。他在1918年以《非欧的线——面几何》的论文也在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1919年回国后在南开大学任教授培养了一大批有成就的数学家。姜立夫在现代中国数学界深孚众望以后成为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 1919年五四运动之前到法国学习数学的有何鲁（1894—1973）、段之燮（189o—1969）、郭坚白（1895—1959）他们先后在里昂大学、巴黎大学等校获硕士学位。熊庆来（1893—1969）于1913年考取云南公费留学名额在比利时、法国等地学习数学回国后办东南大学、清华大学等名校的数学系对现代中国数学贡献很大。 1高时良：《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45页。第三十四章天文学鸦片战争后到五四运动前是中国传统天文学向近代天文学转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过渡时期。鸦片战争后为了谋求国家的富强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股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的潮流。西方近代天文学知识开始全面传入中国传统天文学逐渐遭到淘汰而为近代天文学所取代且在清末的一些学校中出现了天文学教育。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西方列强开始在中国建立近代天文台。民国初年政府接管清钦天监成立了中央观象台并出现了一座民办军山天文台开始进行近代天文观测和研究工作。这时中国已有了近代天文事业的萌芽。 第一节近代天文学知识的传入自明末清初起西方的近代天文知识已有部分传入中国但传入的内容和产生的影响都极其有限只是改变了中国的天文学方法即西方的几何模型方法代替了传统的代数方法而并未改变中国天文学的性质。中国的天文学仍是为皇权服务而以历算和星占为主的宫廷天文学。中国传统天文学的御用性以及知识界盛行的“西学中源”说大大阻碍了天文学的展以致直到十九世纪上半叶作为近代天文学基础的哥白尼日心地动说还仍然遭到封建学者的反对。而在那时的欧洲随着观测技术的改进和理论研究的进展近代天文学早已有了巨大的展。 鸦片战争后随着五口通商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西方人士纷纷来华形成第二次西学东渐近代天文知识再度传入中国。传入的主要途径是中国少数先进知识分子与热心介绍西方科技知识的西洋传教士一起合作译著、出版近代天文学书籍。 最早系统介绍西方近代天文学的译著是中国著名学者李善兰与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合译的《谈天》。《谈天》译自英国著名天文学家约翰·赫歇尔（bsp;1871）的名著《天文学纲要》（theout1inesofastronomy）是根据该书1851年的新版译出1859年在上海墨海书馆出版。全书分18卷以哥白尼的日心地动说、开普勒行星运动定律和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为基础介绍了天体测量方法天体力学的基本理论太阳系的结构和天体的运动规律以及恒星周年视差、光行差、小行星、天王星、海王星等一系列天文新现以及赫歇尔父子对双星、变星、星团和星云的观测结果次向国人展示了西方近代天文学的全貌其与中国传统天文学完全不同使人耳目一新。李善兰还在《谈天》一书的序言中驳斥当时一些知识名流反对哥白尼学说的种种谬论并以力学原理和恒星光行差、视差等事实证明日心地动说和开普勒行星轨道椭圆理论已是“定论如山不可移矣”。声称“余与伟烈君所译《谈天》一书皆主地动及椭圆立说此二者之故不明则此书不能读”1。《谈天》出版后受到社会的广泛重视和欢迎使哥白尼学说在中国站稳了脚跟从此近代天文学得以在中国广为传播传统天文学逐渐遭到淘汰而以探索宇宙为目的的现代意义上的天文学逐渐为国人了解和接受并日渐深入人心。因此《谈天》在中国传统天文学向近代天文学的转变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在李善兰与伟烈亚力所译的《谈天》刊出15年后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徐建寅（1845—19o1）与伟烈亚力又根据《天文学纲要》的最新版本（第12版）续译其增订部分把截止1871年的最新天文学成果补充译出于1879年刊印《谈天》增订本。 188o年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刻印了美国林乐知（y.11en1836—19o7）口译郑昌棪笔述的译著《格致启蒙·天文学》。该书译自英国天文学家洛基尔（.lockyer1836－192o）的著作《天文学》是英国麦克米伦公司1humin-fu：linearintegro-differentia1equationsithaboundarynetetathematinetbsp;society》19363—4o2.出版的科学初级丛书之一1。全书共分七章介绍地球、月球、太阳系各行星、彗星、太阳、恒星等天文学基础知识以及牛顿万有引力学说内容深入浅出简明扼要是优秀的入门教材也是清末流传较广的一部天文学译本。这一时期出版的近代天文译著还有英国传教士合信（bson1816—1875）编译的《天文略论》（1849年）中国学者王韬（1828—1897）与伟烈亚力合译的《天学图说》（188o年）美国摩嘉兰和中国薛承恩合译的《天文图说》（约1894年）以及京师同文馆、登州文会馆的天文教习和学生翻译的一些书籍和教科书等。 此外伟烈亚力创办的综合性月刊《丛谈》（shanghaiseria1）（1857年墨海书馆出版）和林乐知编辑的《益智新录》（1876—1878）以及英国人傅兰雅编辑的《格致汇编》等杂志也以一定篇幅介绍西方近代天文学知识。1近代天文知识的传播不仅促进了中国传统天文学向近代天文学的转变而且对中国社会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清末著名维新派思想家康有为、谭嗣同等人都不同程度地吸收和运用过近代天文知识。近代天文学中的天体演化学说是康有为历史进化论的科学来源之一而西方的“以太”假说以及康德和朗白尔的无限宇宙模型则是谭嗣同哲学思想的自然科学基础。康有为还于1885年写成《诸天讲》一书介绍西方近代天文知识。1926年又对此书作重大修改和增补。书中介绍了不少天体物理学知识如恒星光谱型、太阳的化学元素组成等等并次介绍了康德一拉普拉斯的星云说以及二十世纪初关于太阳系演化的一些新学说。11李善兰等译：《谈天》上海墨海书馆1859年版。 1王扬宗：《江南制造局翻译书目新考》《中国科技史料》第16卷（1995）第2期第1页。1王扬宗：《〈格致汇编〉与西方近代科技知识在清末的传播》《中国科技史料》第17卷（1996）第1期第36页。 第二节清末民初各类学校中的天文教育中国近代天文教育始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洋务派官员开办的一些新式学堂。 创办于1862年的京师同文馆是中国最早的新式学堂1866年在馆内增设天文算学馆开始讲授自然科学知识。京师同文馆学制8年从学习语言文字开始逐渐增设历史、地理和数理化等自然科学课程最后两年要学“天文测算”。对于不学外国语言文字者则学制5年“天文测算”课安排在第四、第五年。实际上天文课到1877年才开始添设最初均由外国教习讲授后来渐有毕业生担任副教习。当年的考题有“克伯尔测天文三纲试一一言之”“行海路定船方位之法求表明”“详论海王星从何而始知有此星？”“测木星小月之月蚀而可知日地距其法详论之”“土星之光环详论其理”等题。可见讲授的内容侧重于基础天文以及与航海、测量等有关的实用天文知识这也是早期各类学校中天文教育的共同特点。据文献记载同文馆内还建有配合教学用的观星台。天文教习骆三畏（.russe11）曾与学生合译教科书《星学轫》。从1878至1898年每年由洋教习算辑学生翻译一本《中西合历》。2上海广方言馆也讲授自然科学开设有天文科。由当时江南天算名家贾步纬（1829—19o2）和一位英国人担任天文教习内设天文馆有观测仪器。每年编辑一本航海年历即《航海通书》。贾步纬曾与傅兰雅合译《恒星赤道经纬表》1册。此外诸如上海的格致书院这类学堂也讲授天文知识。 在清末民初的天文教育中实用天文教育比较突出在一些工业技术学堂和军事学堂中凡与航海或测量有关的学科都教授实用天文学。早期聘请外国教习讲授以后逐渐由中国人接替。例如1866年开办的福建船政学堂和188o年设立的天津水师学堂的驾驶班稍后创办的唐山路矿学堂、天津北洋大学堂、太原山西大学堂等学校的土木工程科等都教授实用天文。清末京师测绘学堂和民初的6地测量学校是培养测绘人才的教育机构其三角科以实用天文为主课。京师6地测量学校高等科有些毕业生如曹谟、刘述文等人后来成为中国近代天文大地测量工作的骨干。1近代中国大学的天文教育与其他学科相比展相对迟缓。虽然早在19o3年清廷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中就已规定格致科大学分算学门、星学门、物理学门、化学门、动植物学门、地质学门6门1913年民国政府教育部公布的大学规程中也规定大学理科要设星学门但实际上由于缺乏师资和必要的近代天文观测设备直至一十年代末全国还没有一所大学开设有单独的天文系只有一所教会学校——济南的齐鲁大学于1917年设立了天文与数学合并的天算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只是在数学系或数理部、物化部内开设有天文课。 齐鲁大学是1917年由美国传教士狄考文于1864年在山东创办的登州文会馆与青州、济南的一些教会学校合并而成的。天文教育在文会馆时期已初具规模。文会馆实为一个不分院系的书院实行通才教育所有学生兼学文、2康有为：《诸天讲》193o年。 1朱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2—167页。理、天文诸科。学制9年前3年为备斋后6年为正斋。据1891年所印课程表与天文学有关的课程第三年有“测绘学”第六年有“天文揭要”。该校以中文授课教科书自编。天文教科书有美国教习赫士（·m·hayes）编译的《天文揭要》和《天文初阶》两本。文会馆已具备当时屈一指的天文观测设备建有观星台台内装置有狄考文1879年休假回美时劝募到的一架口径25厘米的反射望远镜。齐鲁大学成立后开始分系。天算系最初只有两位教员系主任王锡恩（1871—1932）1893年毕业于登州文会馆后获齐鲁大学理科硕士学位是法国天文学会会员编有《实用天文学》、《普通天文学》两本教科书当是中国天文界的老前辈。另一名教员也是登州文会馆毕业生。齐大天文台除原有的那架口径25厘米的反射望远镜外又添置一架16厘米折射望远镜。1总的来说天文学已在中国近代教育中占有一席之地。不过当时天文教育的范围非常有限学生也极少。 1陈展云：《中国近代天文事迹》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1985年版第58—59页。第三节天文机构的变迁鸦片战争后我国天文机构的变迁带有浓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烙印。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西方列强开始在中国设立近代天文台。 1872年法国耶稣会在上海徐家汇建立天文台1884年设立航海服务部19oo年在余山建立天文台19o8年又设立6家浜地磁台三台一体总称徐家汇天文台。最初建台是为扩国对华侵略服务的除开展授时工作外还为各国航海和商业活动提供气象服务。但它也是法国科学院在中国从事区域性观测和研究的一个科研机构。当时佘山天文台安装了亚洲屈一指的口径4o厘米双筒折射望远镜和中星仪等仪器开展了星图、星云、双星、新星和太阳的观测与研究工作出版有《佘山天文年刊》和《天文年历》等刊物。11898年即德国在强占我胶州湾的第二年在青岛设立了气象天测所隶属于德国海军港务测量部。其最初的主要工作是收集我国华北沿海一带的气象资料后来逐渐扩充为具备气象、天文、地磁和地震等设备的观测研究机构1911年定名为“皇家青岛观象台”。同时又增添天文测时和授时工作为在附近海域活动的德舰服务。该台拥有16厘米盖氏赤道仪、4厘米子午仪和地平经纬仪等天文仪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青岛台落入日军之手改名“青岛测候所”沿袭德人所做的气象、地磁、地震工作而停止天文工作。该台直至1924年才归还中国。119oo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清钦天监观象台上的我国天文古仪遭到德、法两军的疯狂掠夺。德军劫走天体仪、纪限仪、玑衡抚辰仪、地平经仪和浑仪；法国掠得地平经纬仪、黄道经纬仪、赤道经纬仪、象限仪和简仪。法国劫走的仪器存放在法国驻华使馆后迫于世界舆论压力于19o2年归还中国；德军掠走的仪器则被运往德国陈列于波茨坦德皇离宫中直到1921年才根据《凡尔塞和约》运回我国。早已没落的清朝的天文机构钦天监经过这场浩劫也就名存实亡了。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皇朝的封建统治。1912年民国政府教育部接收清朝的钦天监撤销了这一机构以钦天监外署泡子河观象台为台址建立了一个新的机构定名“中央观象台”。原计划按当时欧洲一些观象台的组织模式在台内设立历数、气象、天文、磁力（即地磁）四科但因人力经费不足成立之初只设历数一科以应付赶编历书的任务。第二年增设气象科到1921年才又成立天文科和磁力科。其天文仪器除明清遗留下来的古代仪器外主要添购了等高仪、六分仪、计时钟和小型望远镜等。中央观象台在一十年代的主要天文业务就是编制历书。教育部荐任高鲁（1889—1947）、常福元（1874—1939）为技正高兼台长常兼历数科科长还委任历数科技士5人任用办事员数人。台长高鲁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后留学比利时获布鲁塞尔大学博士学位深通数理通晓实用天文1911年从比利时回国后一直致力于开创中国近代天文事业。常福元毕业于天津水师学堂曾在编译图书局任1朱有■、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55—489页。1阎林山、马宗良：《徐家汇天文台的建立与展（1872—195o）》《中国科技史料》第5卷（1984）第2期第65页。 职是高鲁的得力助手。中央观象台每年编制一本民用历书向各省颁。高、常二人革故鼎新对编历工作作了重大改革。从1913年起毅然放弃过去按清代《历象考成后编》计算的旧法改用近代天文方法即按纽康（b）的太阳表和汉森（.hanson）的月亮表来进行编算。不过由于直接推算工作量过大人手不够实际上是用外国提前出版的天文年历按说明书换算而成。新历书依照公历按月排比。以北京地方平时为标准列入朔望时刻和二十四节气刊载“星期”和“日中平时”并在历书中刊载天文常识图说。此外还编算出版民国四年至八年的5册《观象岁书》类似天文年历包括行星历表。其编算方法有的直接抄录外国原书有的则是按外国原书说明书换算而成。中央观象台的另一功绩是起组织中国天文学会于1915年以学会的名义在台内刊行《观象丛报》宣传天文知识以扩大天文学的社会影响。该刊还进行国际交换寄赠单位遍及五大洲曾收到近百种交换而来的国外刊物。2在民国初年我国南方还出现了我国历史上唯一的一座民办天文台——南通军山天文台。该台建于1916年是近代著名民族实业家张謇为展当地的农业、水利和航运事业而创办的。业务包括天文、气象两部分。台内仅有4名业务人员。主持业务的刘渭清毕业于张謇所办的通州师范测绘科曾到法国主办的徐家汇天文台学习近代实用天文和气象。军山台委托徐家汇天文台向国外订购了双筒望远镜、经纬仪、天体仪、无线电受信机等天文仪器开展了守时报时、经纬度测定、日月食推算预报、行星位置和运动预报、极光和黄道光观测、太阳黑子观测等天文工作并对黑子的成因及其对地球的影响作过探讨还曾于1918年举办测候训练班培养实用天文和气象人才开展天文普及宣传。1中央观象台在历算天文领域完成了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变而军山天文台则开始进行以探索自然为目的现代意义上的天文观测和研究。这表明中国在本世纪一十年代已有近代天文事业的萌芽。 2邵元疆、孙寿胜：《青岛观象台的八十六年》《中国科技史料》第5卷（1984）第4期第9o页。1陈展云：《中国近代天文事迹》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1985年版第26—32页、第83—9o页。第三十五章气象学第一节西方传来的气象学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后十七世纪上半叶明了温度表、气压表不久又明了多种湿度表、风表、雨量器。由此意大利一实验学院得以于1653年建成一个由7个站组成的气象观测网。不少欧美国家开始观测。哥伦布的航海以及欧洲至东亚海运航路的开拓对欧洲工商业有很大推动引起了对气象情报的客观要求。科学仪器的展使得十七八世纪的科学家们研究出一些基本的物理学定律由此才能取得对气象现象的深入认识。 ------------ 24 178o年德国帕拉替那气象学会组织了一个由4o个站组成的标准化气象站网包括一些其他欧洲国家的站和少数美国的站仪器近似有统一的规范。15年后因战争而停办。以后许多国家的气象台站逐渐增多。工商业、海运的展要求有可靠和经常的天气情报。1853年次国际气象会议在布鲁塞尔召开主要讨论海洋气象问题。这是国际气象工作合作的开始。 气象站网有了进展才能分析较大区域中天气的分布和变动。182o年德国莱比锡一位气象学家分析了1783年的天气并开始绘制天气图。虽然都是事后很久的分析但看出有很大的潜在用途。要用天气图作出及时有用的天气预报需要更多的站并解决通讯问题。2o多年后1843年摩尔斯明了电报185o年美国绘制由电报传输的天气图5年后法国也开始绘制。 清朝的海关自1876年开始于八十年代初步建起一个主要在沿海的观测网这是由英国人包办和控制的。真正由本国建的完全没有相反外国纷纷入侵并设置气象台站。民国初的9年中中国政府部门开始设了少量台站但多未能持久。 中国人民于长期的生产、生活中累积了许多知识和经验有不少学者提出理性认识。气象季节变化与生物关系（物候）的知识以及在农事上的应用夏代就开始有所总结到两周已有专著。自南北朝起对气象与多种农业问题关系的知识及其应用已写入农业专著并在多种重要农书中扩大和更新。很多学者、医学家、航海家记录和观察种种天气现象并探讨其成因如庄周、王充、沈括、朱熹等提出过不少理性看法。南朝刘宋时就已有对台风的描述。明末外国教士开始介绍西方的气象知识1674年开始有西方初期气象仪器的介绍1871年已有关于气象学原理的译本。但在封建统治下却没有引起清廷的重视。 第二节列强在中国设立的气象台站早期法、俄在北京的活动十八世纪中叶就有法国人在中国进行气象观测。耶稣会士宋君荣（gaubi1antoinepeter1689—1759）和钱德明（amoitjeanjosephmarie1718—1793）精通满文获得清廷信任。宋君荣1743年曾在北京进行气温观测。钱德明于1757—1762年先在北京进行6年项目完整的观测。1841年俄国教会在北京设立一测候站185o年扩充改称北京地磁气象台1867年改属彼得堡科学院俄著名科学家傅烈旭（h.frisnetbsp;年。在1841—1914年这74年中多次停顿仅存29年气温记录降水量存54年记录。 俄国在新疆的考察1868年俄国人布耶可夫斯基曾在天山进行观测。俄国人普尔热瓦尔斯基三次来新疆从伊宁深入内地沿途观测到达哈密和罗布泊。1893年俄国人罗波洛夫斯基到达鲁克沁设站观测（1893年12月—1895年12月）。同年俄国人克莱得茨曾对阿勒泰一带观测。19o6年6月奥地利动物学家楚格迈尔曾到和田克孜勒山口观测。 法国在上海设徐家汇观象台法国早在184o年就筹划在江南设一观象台。1853年3月新建成上海董家渡天主堂1865年法国教会派曾受过气象培训的神父到董家渡建观象台进行观测。1847年上海徐家汇耶酥会会所建成新建的徐家汇观象台于1872年12月开始接替董家渡观测。次年在肇家浜（今蒲西路）新址观测。气象方面的成就有：(1)项目完全的地面气象观测连续77年无中断为全国之最。 (2)1879年8月初成功地预报了一次台风将临近上海受到租界当局和舰只的赞赏和鼓励。1895年9月绘制第一张地面天气图。预报台风和海上大风有了依据。 (3)1884年9月租界当局建成外滩信号台每日悬挂长江口和上海港风情旗帜信号。19o6年起信号扩大到表示海域分区大风、台风和低气压情况。1911年起增加夜间灯信号。 (4)1914年5月起通过法租界无线电台每日两次布海区天气实况和预报及授时信号扩大了海洋服务面。 (5)收集各地天主教堂的气象观测记录。 (6)出版：《观测公报》包括本台详细气象记录和地磁记录（1872—1941）；《月报》包括海关各观测点和教会的气象要素月值统计（1913—1943）；科学研究报告。 俄国在东北的观测网1891年《中俄密约》许俄建中东铁路。19o9年俄在沿北线建成满洲里等9处测候所1914—1916年增建5处。其中有7处1936年后为伪满所接办。日本在东北、台湾和南方的观测网中东铁路南段于19o5年为日本所占有。19o5—19o9年日军先后设大连、营口、沈阳、旅顺、长春等测候所。1913—1934年南满铁路增设12个测候所并着眼于农业开。另外在杭州（19o4—1918）、汉口（19o5—1936）、沙市（19o5—192o）、济南（1916—1943）和上海（192o—1941）领事馆中进行气象观测。 1895年6月日本入侵台湾1897年在台北等处设测候所5处后又增设4处。在台北设有气象台。 德国在青岛设气象台站德国于1897年强占胶州湾其港务测量部开始简单的气象观测。19o5年迁水道山。19o9年增设地震、地磁、天文观测。1911年改称“皇家青岛观象台”增加潮汐观测。德国原有在山东筑铁路的企图曾设济南、张店、青州、坊子、高密、胶州等测候所。 1914年11月日本侵占青岛后改称“测候所”1916年5月委托朝连岛灯塔进行海洋和气象观测1917—1924年曾在市郊和胶济铁路沿线各设9处测候所并在大公岛灯塔设海洋和气象观测。 英国和其他国家的气象台站英国1883年在香港设皇家气象台主要为航海航空服务早年曾设信号台。不久又开展天气预报和台风警报业务。后来逐步在启德机场和附近岛屿设有气象站2o多处。1922年起有测风气球观测后又有无线电探空观测。气象台在1942—1946年日军入侵时期停止工作。英国人在天津开埠后于1887年9月设测候所直到1941年停止工作。 其他国家如葡萄牙于1881年在澳门法国在昆明（1921—1936）、蒙古（1928—1932）印度在西藏亚东（1933—1939）设站观测气象。 第三节中国兴办的气象站网海关气象观测网1854年清廷在各通商口岸派驻海关监督设助理称税务司由外国人担任掌握海关实权。1863年英国人赫德继任总税务司控制了中国海关。赫德于1869年11月出28号通札要求各海关进行气象观测称“海关广设沿海沿江地域广达纬线2o度、经线1o度。机构现况容许进行气象观测而无须增加人员。购置仪器外不需其他开支。气象观测对于科学界和东方航海人员和其他人可具有实际价值”。由此自1876年起先后在沿海（包括台湾）灯塔和沿海、沿长江港埠（包括少数内地商埠）建起观测点65处。有1o处是在内地（东北、广西、广东、云南）。三分之二是19oo年以前所建188o年已达27处。共有44处连续工作至抗日战争。有26处整年记录长达5o年以上最长的63年。观测项目较全所用仪器均购自外国记录文字均用英文观测人员均外籍（民国始有中国人参加）。这个观测网的直接作用当然是为外国（特别是英国）海运服务也就是为外国侵略服务。但由于无通讯条件只有一小部分能将报告通过电报集中到上海。1897年起建点的有天津、芝罘、九江、汉口、宁波、厦门和大戢山岛；19o1年起增加镇江、宜昌、重庆、温州、汕头。由于所累积的资料年代长久这个观测网的记录至今仍是我国气候和气候变化研究的宝贵资料。 这个观测网虽是英国人包办为外国航运服务但属中国海关是用中国人的财力兴办所以把它们列为我国的事业。 民国初期农业部门设站清末变法维新运动后19o6年才有农工商部开始设一些农、林、牧试验场。1911年在北京设农商观测所。1917年已有1o个省的试验场和3个农校有气象观测另有3个观测所。现在存有长期记录的有保定（1913—1937）、归绥（1914—1937）和太原（1916—1937）。另外东南大学、广东大学和岭南大学的农科也有较长的记录。可见农业部门的气象观测比中央观象台还早设站成绩也较好。但因当时政府经费无保证多数测点也维持不长久。教育部设中央观象台1912年在蔡元培的支持下中华民国政府决定在北京建立中央观象台任天文学家高鲁博士为台长接管原钦天监外署（今建国门）计划设历数、天文、气象、磁力四科。次年派蒋丙然博士筹建气象科（1915年成立）。蒋丙然闽侯人上海复旦大学物理系毕业留学比利时双卜罗大学获农业气象学博士学位。中国气象事业创始人之一。1924年任青岛观象台台长、青岛大学教授。1946—1966年任台湾大学农学院教授。曾任中国气象学会会长（1924—193o）。 中央观象台于1913年开始气象观测并编订我国最早的观测规程。1915年收集海关测候所气象电报和徐家汇观象台转来的国外气象电报据此绘制我国最早的天气图制作天气预报次年起向公众布。1919年航空署成立下设气象科次年开始北京至浦口之航运观象台曾予协助。 布设观测网为事业所必需也是中央观象台之职责。192o年拟订设立4o个台站的计划强调航空需要。次年经教育部通过批准先设1o处但终因经费无着只设了张北、开封、西安3处且在1927年前后即停办。观象台的观测也于1927年时停时续。 1928年观测工作由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继续至1937年9月卢沟桥事变起停止天气预报工作早在1921年已停止。 张謇设南通军山气象台19o5年张謇在他个人所设的博物苑开始气象观测开国人气象观测之先河。后派员到徐家汇观象台学习并托购法国仪器在军山建气象台1917年开始工作张自任台长。19o9年接收徐家汇台所各地报告绘制天气图布天气预报和警报。1926年张逝世后改由政府维持。 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者的特权不断增加他们在各自的侵略基地设置气象台站网而清皇朝却没有一个气象台站。1876年起以中国海关的名义用中国财力所设的海关气象台站网也完全是英国人操纵为其日益增大的洋货输出和海运服务。192o年以前民国农业和教育部门开始设置的小量台站多数也很快夭折。下面将1911年和1919年全国各级测候所的数目统计列于下表：1911年和1919年各级测候所数统计表1911年1919年台站等级1234总计1234总计本国设o5o3154o543562外国设315141547216221858总计36517161o127o252312o1911年存在的本国所设的54个测候所中53个为海关所设另一个便是张謇所设。他新建南通军山气象台后曾为此事呈报县知事说：“窃农政系乎民时民时关系气象各国气象台之设中央政府事由我国当此时势政府宁暇及此？若地方不自谋将永不知气象为何事农业根本之知识何在謇实耻之。”足见其对气象的重要意义有深刻的认识也深知当时政府不可能有办气象工作之能力2。 2张明昌：《南通军山天文台始末》《中国科技史料》第5卷（1984）第4期第71页。第三十六章物理学从清代末期至民国初期这一阶段我国传统意义上的物理学已告终结西方近代物理学知识逐渐在我国得到引进和移植并且开始了最初的物理学教育。 第一节传统物理学的终结晚清时期我国的传统物理学物理学在我国有着相当早的起源并且经历了漫长的展时期。我国传统的物理学曾经具有丰富的内容和辉煌的成就但是明代以后种种原因造成我国经济和生产展缓慢科学技术渐渐处于落后状态。物理学的展在总体上也由缓慢到停顿。 晚清时期我国传统意义上的物理学知识的展大概可以郑复光（178o—1853）和邹伯奇（1819—1869）的光学研究为代表。郑复光的《镜镜詅痴》（1847年）和《费隐与知录》（1842年）邹伯奇的《格术补》（1874年）均刊行于鸦片战争之后。郑复光在《镜镜詅痴》一书中论述了几何光学基本概念几种反射镜和折射镜的质料和性能透镜和透镜组的成像情况以及17种光学仪器和器具的制作、原理和使用等。他的成就主要在于研究透镜和透镜组的成像理论。书中所述几乎涉及当时所知的各种光学仪器和器具。郑复光的另一书《费隐与知录》中的内容也以几何光学部分为最佳。邹伯奇的《格术补》反映了他在光学理论方面的突出成就。书中深入讨论了透镜和透镜组的成像规律定量地得到了透镜成像公式、透镜组的焦距公式。书中还详细讨论了放大镜、几种折射和反射望远镜以及显微镜的结构和原理介绍了眼睛和视觉的光学原理等。邹伯奇推导出透镜成像公式和透镜组焦距公式可以说达到了我国传统光学展的顶峰。清代我国在光学器具的研究和应用以及光学理论研究方面有比较显著的成就。显然这应归结于我国传统光学知识与传入的西方光学知识的“融合”。 我国传统的物理学知识主要表现在描述和解释物理现象方面而这些物理学知识则又常常包容在工程技术知识之中。同时物理学本身与其他传统上占优势的学科（如天文历法、数学、医学、农学等）相比较又始终稍逊一筹。虽然在明末清初阶段我国曾经传入了一些西方的物理学知识但随后却是百余年的中断传入的知识甚为零散无法形成独立的体系结果它们被融合纳入传统知识体系的框架之中。随着时代的进步传统的物理学已不可能再有展而是明显地呈现出停滞不前以致最后趋于终结。 近代意义“物理学”的开始众所周知物理学是自然科学中的一门重要的基础科学研究物质运动的普遍规律和物质的基本结构。然而在欧洲古代物理学是自然科学的总称。西方语文中的“物理学”一词来源于希腊文原意即指“自然”引伸为“自然哲学”的意思。随着自然科学的展“物理学”的各个部分逐渐分别形成独立的学科逐渐从包罗万象的“自然哲学”中分化出去。直到近代才有了近代科学意义的物理学学科。 在我国近代科学的物理学体系是从西方引进的。虽然“物理”一词的使用可以追溯到十分久远的年代但作为学科的“物理学”一词的使用却是19oo年才开始的。在正式使用“物理学”这个名词之前晚清时期曾经一度使用“格致”或“格物”统称包括声光化电在内的自然科学。“格致”或“格物”也就是所谓的“格物致知”语出自《礼记·大学》：“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后世对这句话虽有不同的解释然而总的来说是指穷究事物的原理而获得知识。因此如果从这种意义上来说那么“格致”或“格物”与“物理”即“事物之理”的含义是相同的。但晚清使用的“格致”或“格物”则是专门指自然科学知识。后来化学从中分化出于是“格物学”和“格致学”就进一步缩小了范围专门代表近代科学意义上的物理学了。19oo年上海江南制造局译刊《物理学》一书书名袭用了日文名称即日文汉字而未作改变。该书原系日本物理学家饭盛挺造（1851—1916）编撰；中文译本由日本东洋学家藤田丰八（187o—1929）翻译我国学者王季烈（1873—1952）重编。这是在我国次正式使用“物理学”一词作为学科的名称。数年之后在我国终于逐渐统一采用了具有近代科学含义的学科名称“物理学”。 第二节近代物理学的引进翻译出版物理学书籍到鸦片战争时中国的科学技术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的清皇朝面对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的侵略不得不打开了闭关自守的大门。由于社会形势的变化西方科技知识在我国的传播情况以及我国科学技术展的状况与以往相比较都有了很大的不同。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一历史阶段科技书籍的翻译出版成为传播西方近代科技知识的主要途径。在此阶段物理学知识的引进和传播也是主要通过物理学书籍和物理学教科书的翻译出版而得以实现的。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国开始出现基督教新教传教士的科学著述。最初翻译出版有关物理学基础知识和自然科学常识的书籍主要有：玛高温（danie1jeromemanet1814—1893）译述的《博物通书》（1851）；合信（benjanminhobson1816—1873）编译的《博物新编》（1855）；理雅各（e1815—1897）编译的《智环启蒙塾课初步》（1856）。这几种书籍之中以《博物新编》影响最大。 上海墨海书馆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翻译并出版了我国近代第一批科学书籍其中有若干种是物理学书籍。如：艾约瑟（josephedkins1823—19o5）和张福僖（？—1862）译述的《光论》（1853）；伟烈亚力和王韬（1828—1897）译述的《重学浅说》（1858）；艾约瑟和李善兰译述的《重学》（1859）；伟烈亚力和李善兰译述的《谈天》（1859）；以及《奈端数理》等。墨海书馆是外国教会在华最早设立的编译出版机构该馆除印刷宣教物品外还翻译出版了包括数学、天文、物理、植物等自然科学几门学科的多种书籍这些书籍在当时都很有影响而上述几种物理学书籍尤其《重学》和《谈天》影响相当大。从此西方近代物理学知识开始比较系统地传入我国。 十九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即洋务运动时期我国出现了大规模翻译出版科技书籍的情形。物理学书籍在这一时期也大量地被译述刊行。1865年在上海创办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于1868年附设翻译馆该馆是我国近代最重要的科技著作翻译出版机构。馆内有徐寿、华蘅芳、赵元益、徐建寅等我国著名学者并聘请傅兰雅、金楷理（netgjohna11en1836—19o7）等西士口译还有伟烈亚力、玛高温等人参与在近四十年间共翻译各类科技书籍二百几十种（其中数十种已译而未刊刻）。译书的内容广泛、质量上乘。该馆翻译出版的物理学书籍有十多种比较重要的如：傅兰雅和徐建寅译述的《声学》（1874）；金楷理和赵元益译述的《光学》（1876）；傅兰雅和徐建寅译述的《电学》（1879）；林乐知和郑昌寅译述的《格致启蒙·格物学》（1879）；傅兰雅和周郇译述的《电学纲目》（不迟于1894年）；徐兆熊译述的《电学测算》（年份待考）；卫理和范熙庸译述的《无线电报》（1898）；傅兰雅与徐寿及赵元益译述的《物体遇热改易记》（1899）；傅兰雅和王季烈译述的《通物电光》（1899）；王季烈重编的《物理学》（19oo—19o3）。翻译馆还翻译过的数种物理学书籍或已译成而未刊或未译完如《热学》、《分光求原》、《奈端数理》等。另外还有一些属于其他学科的译著也包含较多物理学知识如《金石识别》（1872）、《谈天》（1874）、《测候丛谈》（1877）等。总之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中外人士曾大规模有计划地进行包括物理学书籍在内的科技书籍的翻译出版工作。洋务运动时期清廷为培养急需的外交翻译人员于1862年设立了北京京师同文馆。同文馆也编译出版了一些科学书籍。物理学书籍有丁韪良（.martin1827—1916）译著的《格物入门》（1866）和《格物测算》（1883）这两部书对于同文馆的物理学教育以及对于晚清社会都有相当影响。上述这些根据欧美原著翻译的物理学书籍的影响巨大而久远在引进和传播西方物理学知识方面挥了重要作用。 译书是晚清时期引进和传播物理学知识最重要的途径。除了译书之外来华西方人士所办的一些报刊如艾约瑟主编的《中西通书》（1852年创刊）伟烈亚力主编的《丛谈》（1856—1857）北京施医院编辑出版的《中西闻见录》（1872—1875）等也都曾刊载物理学的一些知识。我国近代最早的科技刊物《格致汇编》（1876至1892年在此期间实际行七年。其前身即《中西闻见录》）由傅兰雅主持。此刊常刊载介绍物理学知识的译文某些重要译文还有单行本出版如关于物理学知识的《格致释器》、《量光力器图说》等。由于该刊颇具影响因此对于物理学知识在我国的传播和普及很有积极作用。 晚清时期在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的一些组织也曾出版或编辑物理学书籍和教科书。如“学校教科书委员会”（1877年成立189o年后改称“中国教育会”。该会中文名称为“益智书会”）曾出版同文馆的《格物入门》和山东登州文会馆的几种物理学教科书以及傅兰雅编译的《格致须知》和《格致图说》丛书后两套丛书包括物理学内容的若干册是十九世纪末流行的普及读物。“广学会”（1887年成立。原名“同文书会”1894年后改称“广学会”）曾出版《电学总览》（1896）、《电学纪要》（1899）、《质学新编》（19o4）等。总之来华西方人士以及教会的一些机构与组织对翻译出版物理学书籍做了不少工作他们在传播和介绍物理学知识方面的功绩应该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我国物理学书籍的翻译出版状况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这就是翻译出版的几乎完全是物理学教科书而且据日文原著翻译和编译的教科书与据欧美西文原著翻译和编译的教科书在数量上差不多各占一半。可以说清末民初物理学知识在我国的引进和传播主要表现为翻译和编纂教科书。这方面的情况在下面关于物理学教育的一节中还将述及。 需要指出的是直到十九世纪末我国学者几乎尚未独立从事物理学书籍的翻译或编译工作。即使在洋务运动中大规模翻译西方科技书籍之时译书仍然沿袭明末清初时期那种西人口译、华士笔述的翻译方法。这说明总体上看我国学者在专业素养和外文程度两方面均有较大欠缺因此在翻译过程中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倚仗西方人士。当然像李善兰、徐建寅等人他们掌握物理学基础知识并无困难在介绍这些知识给民众时也足以胜任但毕竟为数太少。随着我国教育状况的逐步改善学者们逐渐掌握科技和外语知识译书方法才从根本上得到了改变。 系统介绍近代物理学知识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阶段近代物理学知识逐步在我国得到系统介绍。 1.力学。 力学最基础的知识先在《博物新编》第一集中述及有大气压力及其性质与应用等自然科学常识。《智环启蒙塾课初步》中有关于物质可分、物质不灭、运动、以及简单机械方面的内容。《重学浅说》是最早简要介绍西方力学知识的著作。我国最早系统介绍力学知识的书籍是《重学》。该书译自英国著名物理学家惠威尔（ap;hee111794—1866）的《初等力学》（ane1e-mentarytreatiseonmenetinetbsp;卷分静重学、动重学和流质重学三个部分：卷一至卷七静重学部分详细讨论了有关力及其合成分解、简单机械及其原理、重心与平衡、静摩擦等静力学问题；卷八至卷十七动重学部分详细讨论物体的运动包括匀加运动、抛射体运动、曲线运动、平动、转动等碰撞、动摩擦、功和能等动力学问题。其中关于牛顿运动三定律、用动量的概念讨论物体碰撞、功能原理等都是次在我国得到介绍；卷十八至卷二十流质重学部分则简要介绍了流体的压力、浮力、阻力、流等流体力学问题。其中包括阿基米德定律、波义耳定律、托里拆利实验等。在清代晚期介绍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书籍之中《重学》是最有影响的书籍之一。系统介绍近代天文学知识的书籍《谈天》译自英国著名天文学家赫歇尔（johnher-sche11792—1871）的《天文学纲要》（out1ineofastronomy）。在《谈天》这部书中关于用牛顿力学理论分析日月五星运动、开普勒行星运动三定律、万有引力概念、以及测定行星质量等内容也是次在我国进行介绍。《谈天》有1874年徐建寅的续述本该书在清代晚期也极有影响。此外《奈端数理》（又名《数理格致》）系根据牛顿（issanet1642—1727）的名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principia）翻译。然而遗憾的是很可能因为受到中西译者学识水平的局限此书未能译完。 2.热学。 晚清时期热学知识与物理学其他分支学科知识一起传入我国。《博物新编》第一集有物质三态及其变化抽气机的原理与构造蒸汽机的原理与构造等热学方面的内容。近代热学知识在我国的系统介绍特别应该提到的是《物体遇热改易记》。该书共4卷前3卷分别阐述气体、液体和固体的热膨胀理论与实验第4卷总结物体热膨胀公式并论述各种状态物质受热膨胀的规律。该书比较系统地介绍了气体定律、理想气体状态方程以及绝对零度等概念尤其详细介绍了欧洲科学家们测量液体与固体热膨胀率的实验及结果。 3.声学。 我国晚清时期介绍近代声学知识最重要的书籍是《声学》。它也是我国最早翻译出版的声学专著。该书译自英国著名物理学家丁铎尔（johntynda11182o—1893）的《声学》（sound）。原著有九章每章后面有提要。中译本基本上按原著译出分为8卷但略去了原著第七章有关大气声学的内容。该书比较准确地介绍了许多物理概念如：振动、声波、振幅、频率、响度、声、波长、波节、声波的叠加、基音、泛音等等；详细论述了声传声、弦振动、板振动、管与簧片的振动、声波迭加、音律相和等以及有关语言声学和生理声学的一些内容；书中还有许多声学仪器与声学实验的插图。总之《声学》详细系统地论述了声学理论与实验具有相当的影响。直到二十世纪初介绍到我国的有关声学的知识基本上没有出这部书述及的范围。 4.光学。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近代光学的一些知识如光的直线传播和平行光的概念、反射定律和折射定律、临界角和全反射现象、海市蜃楼的成因、光及其测定方法、色散和太阳光谱等等在《光论》一书中次被详细正确地介绍到我国。但该书原著者与所据底本均不详。《博物新编》中也有关于光的传播、透镜成像和棱镜色散等知识。七十年代开始波动光学的知识引进我国。《光学》一书译自丁铎尔的著作《光学》（light）。中文译本2卷共5o2节由浅入深系统详细地论述几何光学和波动光学。几何光学部分的新内容不多。波动光学部分包括关于光的本质的粒子与波动两种假说、光的传播的以太说、光与色、光谱及其应用、光的衍射、干涉、偏振等等。波动光学是《光学》这部书的主要内容特别是关于衍射、干涉和偏振现象它们产生的实验方法、原理及应用等对我国来说是完全新的知识。稍后又有书籍专门介绍英国物理学家克鲁克斯（ap;crookes1832—1919）明的辐射计即《量光力器图说》。该书1卷共六章叙述了克鲁克斯在进行真空实验时明辐射计的经过、辐射计的原理、各式辐射计及其应用等。然而书中介绍的多是较早的一些认识。另外光谱学的初步知识也传入我国内容介绍光谱分析的《分光求原》一书因没有译完而未能刊刻。 5.电磁学。 十九世纪中期至二十世纪初期电磁学在我国传播的内容主要是基础知识和有关无线电报的知识。五十年代初《博物通书》最早介绍了电磁学和电报的初步知识。七十年代末有《电学》一书共1o卷256节4o2幅插图。该书译自英国人诺德（d）编著的《电学教科书》（thestudent’stext-bookofe1ectricity）。书中比较系统地叙述静电学静磁学生物电流电流的化学效应、热效应、磁效应电磁感应电报等但内容均为六十年代中期以前的知识。九十年代有几种比较重要的电学著作：《电学纲目》译自丁铎尔的《电学七讲教程》（notesofanetlenete1enetbsp;款概述电流及其各种效应、电阻、电磁感应、电报、稀薄气体放电等内容。《无线电报》一书比较详细叙述关于无线电报的实验与应用。但该书原著者及所据底本均不详。另外还有专门讲述有关电力计算的书籍《电学测算》。该书共十一章分别论述定义、欧姆定律、电阻与电导、分电阻与总电阻、导线截面积、电路连接、功与功率、电池、电机与电动机等内容。书中附有关于长度、面积、体积、重量及功和能的单位换算表金属的电阻率与电阻系数液体与溶液的电阻率纯铜在各温度的相对电阻与电导线规化学与热化当量化学与电化当量磁化强度导磁率磁阻等共15个物理数据表。该书的原著者与所据底本亦不详。 以上所述是物理学各主要分支学科引进近代知识的大体情形。晚清时期除各分支学科的专著之外还有许多综合性的物理学书籍以及大量的普及读物它们对于物理学知识的传播和吸收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例如《格致启蒙·格物学》、《格物入门》、《格物测算》、《格致须知》、《格致图说》等等都甚有影响。尤其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格物测算》不仅阐述物理学原理和规律而且注重运用数学知识解决物理问题。该书在我国最早介绍了将微积分知识应用于物理学。这一时期也有许多通俗读物介绍一些简单的物理仪器。 应当归类于其他学科的书籍有些也涉及物理学知识。《金石识别》是一部矿物学著作译自美国著名地质与矿物学家戴纳（jamesightdana1813—1895）的《矿物学手册》（manua1ofminera1ogy）。书中包含晶体物理学和晶体光学的一些内容如介绍各种晶系晶体的几何形态与构成晶体的硬度光在晶体表面或通过晶体时所生的反射、折射、双折射等现象以及利用分光计鉴定分类矿物等。这部书次将近代晶体学知识系统介绍到我国。此外讨论大气各种现象的《测候丛谈》叙述气象测量各种仪器及其原理和应用的《测候诸器说》也都包含许多物理知识。 虽则近代物理学逐渐在我国得到比较系统的介绍然而总体上说所介绍的大多是基础知识这些知识与同时期物理学本身的展水平相比差距甚大。这种情形自然与当时中国社会与科学的状况密切相关。几乎唯一的例外是有关x光的知识。山东登州文会馆翻译出版的《光学揭要》（1898）一书末尾有5节简单介绍了x光的现、特性及用途。《通物电光》（1899）一书译自美国人莫顿（.）与汉莫尔（ehammer）合著的《x射线不可见的照相术及其在外科术的价值》（x-rayorphotographyoftheinvisib1eanditsva1ueinsurgery）原著者是美国最早将x射线应用于医疗的医生之一。译者用“通物电光”一词形象地反映了x光的特性。该书叙述电学基本概念x光机装置的各个部分各部件的制作和连接x光的现及其特性与实验研究x光照相方法x光在医学上的应用等。除这两部书之外在此前后一些报刊亦载有关于x光原理与应用的文章。因此可以说有关x光知识的介绍还是比较及时的。 第三节物理学教育编译出版物理学教科书随着洋务运动期间及在此之后新式学堂的逐渐建立对物理学教学用书的需求大大增加了。然而从总体上看洋务运动中翻译出版的物理学书籍虽然其原本多为教材译本有的亦曾被用作教材但是对于物理学的系统教学却不尽适宜。所以尽管可用于启蒙与普及物理学知识的书籍的数量很多但真正用作学校教科书的却并不很多。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由于社会状况的变化和教育展的需要我国出版的物理学书籍的性质生了显著的改变即以翻译和编纂物理学教科书为主。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已有多种译自欧美著名教科书的中文物理学教科书问世。比较有名的如登州文会馆曾先后出版了赫士（ap;mnethayes1857—？）和我国学者共同译述的《声学揭要》（1893）、《热学揭要》（1897）和《光学揭要》（1898）。它们所据底本为法国迦诺（ado1pheganot18o4—1887）著《初等物理学》（e1ementdephysique）的英译本（e1e-mentarytreatiseonphysics）第十四版但中文译本略去了难度较大的章节。这三种物理学书籍与该馆翻译出版的其他学科的书籍一样有一定的影响。《光学揭要》还是我国最早介绍x光的书籍之一。 二十世纪初由于教学的需要翻译出版欧美尤其日本的物理学教科书的数量骤增种类繁多。其中最著名的是《物理学》该书由饭盛挺造编纂藤田丰八翻译王季烈重编。这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的真正可称之为“物理学”的著作也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之前最重要的物理学教科书。书中明确指出物理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界的万物研究方法是观察和实验的方法。该书在系统阐述物理学理论和实验的同时还特别注意介绍有关著名实验进行和著名定律现的历史。日本其他一些物理学家编纂的教科书也在中国翻译出版如木村骏吉的《新编小物理学》（19o3）、中村清二（1869—1961）的《近世物理学教科书》（19o6）、后藤牧太的《新编理化示教》和《物理学初步》（年份待考）、田丸卓郎的《物理学新教科书》（19o9）、本多光太郎（187o—1954）的《物理学教科书》（1911）等都是较好的教材。此外还有译自日文书籍的数量众多的教科书。事实上二十世纪初我国的物理学教科书大约半数以上是根据日文教科书翻译或编译的。 与此同时欧美著名的物理学教科书继续被翻译出版。如：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的《额伏烈特物理学》（19o3）原著者埃弗雷特（josephdavideverett1831—19o4）是英国物理学家、皇家学会会员曾将法国德夏内尔（.desnete1）著的《初等物理》（traitee1ementairedephysique）译成英文中文译本是根据英译修订本翻译的；学部编译图书局的《力学课编》（19o6）译自英国马格纳（phi1ipmagina）著的《力学》原著曾刊行十数次之多中文译本系译自其1891年第17版并据其1896年修订本增补而成；还有《初等理化教科书》（191o）原著者之一格雷戈里（.gregory）是英国天文学家、皇家学会会员曾著数种物理学教科书。这些都是较好的物理学教科书。 清末许多程度不等的物理学教科书被翻译出版。这时我国学者已具备一定的外语和物理学知识开始能够独立翻译欧美和日本的物理学书籍并且能够根据需求进行编著。同时我国还出现了以编译出版教科书为主的书局或印书馆有名的像上海文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先后编译出版的物理学教科书如：《蒙学理科教科书》（19o2）、《最新理化示教》（19o4）、《初等理化教科书》（19o4）、《理化示教》（19o4）、《格致教科书》（19o4）、《物理教科书》（19o7）、《物理学讲义》（19o8）、《初等物理教科书》（19o9）、《中学教科书物理学》（19o9）等等在当时都比较有影响。清末民初出版的物理学教科书虽则多数内容浅易然而它们的翻译或编撰不仅反映了我国在引进和吸收物理学知识方面的进步而且奠定了我国近代物理学教育的基础。 课程设置和科系设立物理学教育是近代科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它的展又有赖于整个近代教育的展。在我国正式讲授近代自然科学始于1866年北京京师同文馆中设立的算学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起同文馆已设置物理学课程该馆各科岁考题中有“格物题”或“格物测算题”也就是物理知识试题。同文馆的格物或格致课程初由总教习丁韪良讲授《格物入门》即为当时的教材；1879年后由欧礼斐（.o1iver1857—？）继任教职。京师同文馆作为我国最早开始近代自然科学教育的机构物理学课程的设置和教学在全国都有相当影响。 清政府在洋务运动期间创办了一些新式学堂。继京师同文馆之后类似的尚有上海广方言馆（1863）和广州同文馆（1864）。接着又创办了一些军事学校如福建马尾船政学堂（1866）、北洋水师学堂（188o）、天津武备学堂（1885）等。在这些新式学堂中除主要进行外文或军事技术教育外同时也讲授包括物理学在内的自然科学。 在官方的支持下徐寿、傅兰雅等人创建上海格致书院（1876）。书院聘请中外学者授课并定期举办科学讲演。曾经讲授电学原理等物理学基本知识并作演示实验。格致书院对我国近代科技教育的展起了很好的示范和推动作用。 自十九世纪中期起西方教会和来华传教士在我国各地6续开办学校学校里设有自然科学常识的启蒙教育。像理雅各的《智环启蒙塾课初步》就是当时香港英华书院的教科书。教会和传教士办的学校有些还比较著名如1864年狄考文在山东开设的登州文会馆该校在物理学和其他学科的教学以及在编译教材供教学之用方面均甚为出色。 以上所述的各类学校虽然它们的性质和教学内容各不相同但是在传播物理学知识和推动物理学教育方面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1898年北京京师大学堂成立。19o2年大学堂在格致科下设天文、地质、高等算学、化学、物理学、动植物学等六目。不过京师大学堂的物理学教育与当时欧美或日本的大学物理学教育相比尚有相当距离。戊戌变法之后兴办大、中、小学堂的新政得以保留物理学和其他学科被正式列为学堂课程。19o3年清政府颁布学堂章程规定小学设理化课；高等学堂分政艺两科艺科所设课程中有力学、物性、声学、热学、光学、电学和磁学等物理学内容。19o5年清政府又明令废除科举成立学部。新学制的建立使得各级各类学校有较大展物理学知识逐渐正规地在大、中、小学堂得到讲授。 1911年辛亥革命后近代科学教育在我国开始得到迅展。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格致科改为理科下设物理学等门。1913年由曾留学美国和德国的夏元瑮（1884—1944）任理科学长。1916年物理学门第一届学生孙国封、丁绪宝、张崧年毕业他们是中国物理学专业的批大学毕业生。1918年北京大学改物理学门为物理学系。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这一时期官办和私办的各级学校数量大增北京、南京、武昌、广州等地高等师范学堂先后设立数理化部培养师资从而为物理学知识在中国的普及与提高作了必不可少的准备。 早期的物理学留学生二十世纪初中国开始有学生出国留学攻读物理学。最早的一位是李复几（1885—？）他于19o1年在上海南洋公学毕业后先后在英国和德国学习19o7年获德国波恩皇家大学高等物理学博士学位是我国第一位物理学博士。清代末年出国学习物理学的还有何育杰（1882—193919o3年赴英）、张贻惠（19o4年赴日）、吴南薰（19o5年赴日）、夏元瑮（19o6年赴美19o9年转德）、李耀邦（1884—？19o9年赴美）、胡刚复（1892—196619o9年赴美）、梅贻琦（1889—196219o9年赴美）等。民国初年出国学习物理学比较著名的如赵元任（1892—19821914年赴美）、颜任光（1888—1968）、李书华（1889—19791913年赴法）、饶毓泰（1891—19681913年赴美）、孙国封（189o—1936）、丁燮林（1893—19741914年赴英）、桂质廷（1895—19611914年赴美）、叶企孙（1898—19771918年赴美）等。以后留学人员数量增加很多。 早年留学国外的人员大都在当时物理学研究的前沿有所建树。1919年以前获博士学位的有：李复几因光谱学的实验研究而成为中国第一位物理学博士（19o7）；李耀邦进行测定电子电荷的实验研究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1914）；胡刚复以x射线的实验研究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18）；颜任光研究气体离子的迁移率和气体的粘滞性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1918）；等。留学国外的人员为在中国展科学事业几乎都是学成之后立即归国回国后绝大多数从事物理学的教学和研究。他们以辛勤的工作为近代物理学日后在中国的成长和展作出了贡献。 第三十七章化学第一节早期的化学书籍翻译与化学知识传播西方近代化学知识是随着鸦片战争的硝烟而开始进入中国的。到鸦片战争后期有一些国人开始学习西方技术仿造军火和轮船。在这种仿制火药火器的活动中必然接触到一些酸碱和金属化学知识这样中国人开始了解到一些零散的西方近代化学知识。如十九世纪初欧洲化学家合成起爆药雷酸银的技术就在鸦片战争稍后传入中国。道光二十二年（1842）丁守存在天津制造地雷、火机时进行了仿造获得成功并在其《自来火铳造法》中记载了他实验过的硝酸钾和乙醇的提纯方法、硝一矾蒸馏法制硝酸和雷酸银制法等1。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关闭的大门被打开了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并没有因此而很快传入中国。一方面清廷仍坚持闭关政策林则徐、魏源等人“师夷技之长以制夷”的思想没有受到重视。另一方面自18o7年来华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和恢复活动的来华天主教士恃船坚炮利为后盾也不再以科学知识为敲门砖。所以鸦片战争后的2o年间传入我国的西方近代化学知识十分有限。 中国人了解独立的化学学科可能以玛礼逊学堂的学生为最早。该学堂是为纪念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玛礼逊（robertmorrison1782—1834）而创办的第一所教会学校。1839年在澳门开办招收了几名中国幼童入学。1842年该学堂迁至香港后曾一度开设过化学课内容很肤浅1。 在近代早期的西学东渐史上传教士医师作出一定的贡献。最早的一些西方科学译著大都是他们编译的。如合信（benjaminhobson1816—1873）在译医书时就编译了一本《博物新编》（1855）作为其《西医五种》之一。《博物新编》是一本自然科学常识书它所介绍的近代科学常识已远远越了明末清初耶稣会士介绍的科学知识水平。该书共三集分别讲述了理化、天文和动物学知识。其第一集“地气论”和“水质论”等篇之中介绍了化学知识第一次向国人介绍了元素理论并具体阐述了养气（今氧气）、轻气（今氢气）、淡气（今氮气）、炭气（今二氧化碳气）、磺镪水（今硫酸）、硝镪水（今硝酸）和盐镪水（今盐酸）等化学物质的性质和制法。此外他的《内科新说》（1858）卷下的“东西本草录要”也介绍了一些化学药品的制法。 《博物新编》是第一部介绍了近代化学基础知识的译书但该书并没有提到化学这一科学分支。最早把netbsp;译为“化学”并将其作为科学的一个分支来介绍的是上海墨海书馆的翻译家。这是一家英国伦敦会在华出版机构馆主传教士麦都思聘请著名数学家李善兰等人与传教士伟烈亚力等合作翻译了几部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和植物学著作较系统地介绍了近1本章涉及的有些时间、机构和人物等因记忆所及和资料所限可能不完全准确尚需进一步考订。1潘吉星：《论清代化学家丁守存的起爆药雷酸银合成》《科技史文集》第15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版第58—67页。 代自然科学知识。尽管在他们的译著中没有一部是化学书但他们已把netbsp;一词翻译过来称为“化学”。他们以“变化”之“化”bsp;这一学科极为贴切。据研究目前所见“化学”一词的最早出处是在墨海书馆佣书的江苏学者王韬1855年的日记之中1。稍后伟烈亚力在他主办的《丛刊》月刊上就一再运用此词。伟烈亚力在《丛刊》创刊号（1857年1月）“小引”中还把化学与“察地之学”（地质学）、“鸟兽草木之学”（动、植物学）、“测天之学”（天文学）、“电气之学”（电学）、“重学”（力学）、“听学”（声学）和“视学”（光学）等并列从此化学作为近代科学的一个分支逐渐为中国人所了解。 1861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再一次失败清廷终于认识到中国再也无法闭关自守了一部分上层统治者起了一场“借法自强”的洋务运动核心就是要学习掌握西方的先进技术特别是军工技术。从1865年筹办上海江南制造局开始一批军工、工矿企业6续建立它们都与化学密切相关；许多民用工业品如火柴、肥皂、食品等也离不开化学。化学知识的引进已刻不容缓在这种形势下一系列化学译著6续问世。 1868年京师同文馆出版了该馆总教习、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所著《格物入门》其中有《化学入门》一册。《格物入门》虽在1868年刊出但其编译在1866年即已完成。《化学入门》分为“总论”、“原质”（元素）、“气类”（气体）、“似气类”（非金属）、“金类”（金属）、“生物之质”（有机物）共六章采用问答体介绍了3o种元素及其化合物已初具化学知识系统的轮廓。 在《化学入门》问世的时候广州博济书局的美国传教医师嘉约翰与其学生何瞭然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徐寿和英国人傅兰雅已着手翻译专门的化学书籍。嘉约翰从1866年起在博济医．局附设学校讲授解剖学和化学何瞭然曾从合信氏学医兼及化学他们在1869年开始翻译《化学初阶》187o年译成二卷1871年刻成印行。1868年5月在徐寿的请求下江南制造局专设翻译馆聘傅兰雅为主要口译人开始较大规模地翻译西方科技书籍。徐寿对化学特别重视在翻译馆设立之初他就计划翻译化学书。从1868年开始他与傅兰雅合作由傅氏口译他笔述翻译了一系列化学著作为化学知识的介绍与传播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由于化学专门著作的汉译在当时尚属初次许多元素与化学概念在汉语中都没有相应的词汇表达因此必须拟定一套元素与化学概念的汉译名。为此徐寿等人作了充分的准备工作。1869年他们开始翻译《化学鉴原》同年11月之前他们译出了该书第一卷即概述化学理论的一卷并添加了“华字命名”一节阐述元素与化合物的命名方案。关于元素的译法徐寿等创了以元素英文名称的第一音节或次音音译为汉字再加偏旁以区别元素的大致类别的造字法巧妙地将元素名称译为汉字。他们据此新造的汉字元素名称如钙、铍、锂、钠、镍等合乎汉字习惯几乎看不出是新造的汉字。他们的这一元素译名原则与所译5o个元素汉名中有36个至今仍为我们所习用。而在当时嘉约翰、何瞭然了解到他们的译名后就在翻译《化学初阶》时采用了徐寿等人所拟的一些译名。至于化合物的译名徐寿等除对一些特别1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常见的化合物采用意译外一般都译其化学式“连书原质之名”如硫酸铜的中文译名为“铜养硫养三”。 《化学鉴原》于1869年译完1871年作为翻译馆的第一批译书稍后于《化学初阶》刊印问世。《化学初阶》和《化学鉴原》是最早的两部系统介绍无机化学知识的汉译书而且它们是根据同一部原著翻译而成都是译自e11s’prinnetetistry的无机部分原书是美国南北战争前后很流行的课本。11s（1829—1898）是美国科学著作家和经济学家。《化学初阶》译文比较简略而《化学鉴原》内容很丰富译文也比较流畅被时人誉为“化学善本”。《化学鉴原》共6卷卷一论述化学基本概念与基本原理如元素理论、亲和力理论、物质分类、原子理论、酸碱理论、当量概念、定组成定律、定比定律、质量作用定律和物质不灭定律等。全书介绍了64种元素从卷二起分类介绍元素及其化合物的制法与性质是整部书的重点所在。卷二论述气体氢气、氯气、氧气和氮气及其化合物卷三论述碘、溴、氟、硫、磷、硅、碳等非金属及其化合物卷四论述碱金属、碱土金属等及其化合物卷五论述铁、锰、钴、锌、铅等22种贱金属及其化合物卷六论述汞、银、金、铂等贵金属。由于原书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前后的普通化学课本它所介绍的化学知识与当时化学的最新水平距离较大部分内容已陈旧过时如书中原子量与当量的概念含混不清还没有正确的分子概念。至于元素周期律在西方化学教材中也是到19世纪7o年代中后期才被采用。 在介绍有机化学时徐寿和傅兰雅选择了net（1831—1887）所著《化学》（1867）一书的有机化学部分译为《化学鉴原续编》于1875年刊行。b1oxam是伦敦king’snetbsp;的化学教授所著《化学》从1867年初版至1912年共出12版是一部很著名的教科书。该书的特点是介绍化学理论不多而着重论述元素及其化合物的性质、制法和应用故其主体不易受当时化学的飞展而动摇。.mi11er（1817—187o）的《化学基础》第三卷（d.1864—1867）较无机部分逊色1。有机化学被徐、傅译为“生物化学”。《化学鉴原续编》按其不同的来源和制法分类论述当时已知的主要有机物如氰化物、苯及其衍生物、动植物碱、植物染料、动植物香料、有机酸、醇、糖和金属有机化合物等。由于有机物西文命名都很复杂徐、傅对有机物名称翻译绝大多数都采用音译故《化学鉴原续编》一书比较难读。 《化学鉴原续编》译成之后他们又将原书的无机化学部分译出称为《化学鉴原补编》于1789年刊行。《化学鉴原补编》主要分类介绍各种元素及其化合物的性质与制备内容比《化学鉴原》更为丰富其元素分类较《化学鉴原》更接近于元素周期律。译者还增补论述了新现的元素镓及其化合物。但《补编》没有介绍当时新的化学理论。徐寿和傅兰雅还根据翻译《续编》、《补编》时积累的化合物译名编成《化学材料中西名目表》（1885）出版这是第一部英汉化学词汇表。 《化学分原》（1871）是第一部分析化学译著由徐寿之子徐建寅和傅兰雅合译它概述了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基本方法和实验。后来徐寿和傅1刘广定：“中文‘化学’源起再考”《化学》1991年第4期台北。.bysjohnsonneyork1875）和quantitativeneta1ysis（7theng-ar1r.fresenius（1818—1897）的两部最有名的分析化学专著译为《化学考质》（1883）和《化学求数》（1883）刊行、kar1r.fresenius的这两部著作是十九世纪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方面最著名的著作内容相当详尽代表了当时分析化学的展水平。因此十九世纪介绍到中国的化学知识与当时西方科学水平最为接近的是分析化学这一学科。 《物体遇热改易记》（1899）译自henryatts（18o8—1884）编辑的名著adinetistryandthea11iedbrannetnet1875）中的有关条目。它介绍了气体、液体和固体受热膨胀理论、气体定律、理想状态方程、绝对零度等理论和概念详细罗列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之前西方科学家研究液体、固体热膨胀率的实验结果。 上述无机、有机、分析化学著作的翻译出版表明近代化学知识的引进介绍在洋务运动时期已有一定的系统性。与此同时江南制造局还译出了不少专门的化工著作和其他化学著作。在化工方面徐寿等人译有《造硫强水法》、《制玻璃法》、《制肥皂法》和《制油浊法》等。傅兰雅还与汪振声翻译了一部化学工业名著即著名的德国工业化学家gelunge（183fanetbsp;ofsu1-phurinetda1ka1iithnetnet1879—188o）将其译为《化学工艺》（1898）刊行。此书共三集初集论述硫酸工业二集论述盐酸工业和吕布兰制碱法三集介绍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新展起来的索尔维氨碱法制碱工艺并论述了漂白粉的制造。另外还有《电气镀金略法》（1881）和《镀镍》（约1882）论述金属电镀工艺。在金属化学和矿冶化学方面有《造铁全法》（188o）、《宝藏兴焉》（1885）和《银矿指南》（1891）等。其中《宝藏兴焉》是根据英国著名化学家i11iamnetbsp;pranetmeta11urgy（london1868—187o）翻译的详细论述了金、银、铜、锡、镍、锑、铋、汞等金属的矿藏、冶炼与提纯及其物理化学性质内容相当深入丰富。此书也是徐寿和傅兰雅翻译的。此外在火药方面制造局译有《制火药法》（1871）和《爆药纪要》（188o）等；在农业化学方面译有《农务化学问答》（1899）、《农务土质论》（19o2）和《农务化学简法》（19o2）。 江南制造局的主要口译者傅兰雅不仅同徐寿等人翻译了大量的化学译著他还以自己的力量创办了第一种中文科技刊物《格致汇编》以通俗易懂的语言介绍和宣传了各种科技知识其中化学知识在《格致汇编》中占有较大的篇幅。它曾刊登过有关制造玻璃、冰块、啤酒、汽水、蔗糖、火柴、榨油、水泥和造纸等日用化工技术的文章并连载了傅兰雅和栾学谦翻译的《化学卫生论》一书。《化学卫生论》译自英国化学家johnf.johnston（1798—1855）所著thenetonlife（dinburg1859）论述日常生活中的化学现象和有关化学知识深受读者欢迎后来由广学会出版了单行本。化学是实验性很强的学科但当时制造局没有专门论述化学实验和实验仪器的译书《格致汇编》中连载二年的《化学器》（188o—1881）填补了这一空白。ffin（18o2—1877）-donandg1asgo1877）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化学实验室常用工具、衡量仪器、容热量热器、分离分析仪器等并附有大量的插图。《格致汇编》曾多次重印各册印数达数万份以上远远多于制造局译书的单种销量《化学卫生论》和《化学器》还印行过单行本因此《格致汇编》传播化学知识的作用未可低估。鉴于当时许多人对制造局译书感到深奥难懂傅兰雅还根据局译化学书编写了《化学易知》（188o）和《化学须知》（1886）等入门书便于初学。 十九世纪下半叶翻译化学书的还有京师同文馆化学教习、法人毕利干（anato1ea.bi11equin1837—1894）及其学生、同事。毕利干等译有《化学指南》（1873）和《化学阐原》（1882）前者是一部普通化学教材后者与《化学考质》底本一致也是kar1r.fresenius的定性分析专著。但毕利干译书中所造元素名称的新字笔划十分繁琐不合汉字习惯译文佶屈聱牙故流传较少影响较小。 一系列化学译著的出版改变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前化学知识引进与传播的落后状况到十九世纪末化学知识的介绍甚至可以说已走在数学、物理等学科的前头。当时许多探求科学知识的人士都非常重视化学。有人认为“制造功夫以算学为体以化学为用”又有人认为化学应用广泛因而“冠乎声学热学光学电学之上”甚至还有人认为“化学实为诸学之根”1。当然依赖译书学习化学知识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先绝大多数译书都是英美流行的教科书十九世纪后半叶的化学新现和新理论一般都没有介绍过来化学各分支学科虽大都有译本但除无机、分析化学外其他都只有唯一的译本；其次即使是最好的译书一般人也感到难读难懂真能理解其科学内容的人实在很少。因此人们从译书中获得的化学知识是十分有限的有时免不了闹笑话。比如到189o年已知的元素已不止64种但当时译书只介绍了64种元素有人竟将64种元素与64卦相比附。 .1“net-avinetdmi1itaryanetbsp;netbsp;teanetbsp;vo1.33（1986）pt.1pp25—29.第二节化学教育的形成翻译介绍化学知识目的在于培养中国自己的近代化学家。徐寿等通过译书而具有一定近代化学知识的人才可称是中国第一批近代化学家。他们通过翻译化学著作传播了化学知识对化学科学在我国的建立有筚路蓝缕之功。他们还利用自己的化学知识对洋务运动时期建立新式工矿企业有所贡献如徐寿为江南制造局龙华分厂建硫酸车间（1874年）徐建寅在山东机器局和湖北枪炮厂设计制造火药徐华封在淄川矿厂冶炼铅矿等。但这一批人人数很少根本不能满足洋务事业的需要。当时还有一些人通过学习化学译书掌握了一些化学知识但他们的水平有限根本不是化学专门人才。专门人才的培养需要专门的教育这就迫切需要变革传统的教育制度。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洋务派兴办了几所新式学堂尝试外语与科技教育。但是由于科举制度没有改变风气不开洋务派对科技展支持不力在甲午战败以前化学教育进展甚微。 中国近代第一所学堂是京师同文馆官办学堂中最早实行化学教育的也是同文馆。1866年该馆拟议科学教育计划并聘请外人当教习。次年通过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聘法国人毕利干为化学教习。毕利干曾在法国著名化学家jeanb.j.d.boussingau1t（18o2—1887）的实验室工作过来华前担任另一法国化学家anse1mepayen（1795—1871）的助手。1871年毕利干来馆执教至189o年返回法国继由德国人施德明（net）担任化学教习。同文馆初期的两名优秀学生承霖和王钟祥曾先后任化学副教习1。同文馆的化学课分用中文与外文授课两种。中文化学课选修者主要是从一些略知化学者中招取的主修化学的学生这些学生多用《化学指南》、《化学阐原》为教材。但他们不懂外文难以深造；还有一些年龄大的学生在“格物”课内兼习化学也用汉文讲课。同时还开设了外文化学班供一些有一定外文基础的学生选修年限不定。教育内容以无机化学和分析化学为主。1876年同文馆还建立了化学实验室学生在实验室可学做一些基本操作和实验。据说在同文馆所有科学课程之中学生最喜欢化学。但是该馆培养的科学人才微乎其微它的大多数肄业生都以翻译或教书为业少数化学优秀生曾在天津等地的机器局任职。 徐寿对化学教育也曾努力尝试。1876年他与傅兰雅等创建了格致书院。他们购置了一些简单的化学仪器。1883年该院曾拟聘一名外国人来院开设化学、矿学课因缺乏经费而作罢。1889年聘到一英国人来院执教但此人不久就病故了。直到1895年以后傅兰雅等人在书院开设了周末教演班讲授数学、化学知识。栾学谦《格致书院讲演化学记》所记叙的正是1897年讲化学时的情景1。当时连《化学鉴原》中的基础知识听众都诧为惊奇说明洋务3o余年间化学知识的传播还十分有限。光绪初年浙江瑞安孙诒让、平阳杨镜澄等人办过一所瑞平化学堂但不久即解散。 洋务运动时期在教育方面最大胆的尝试是向国外派遣留学生。先是选派幼童到美国学习自1871—1874年6续有12o名幼童赴美准备学习1见王韬编《格致课艺汇编》卷4。 1朱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883年版第32—66页。科学技术。但他们绝大多数还未进入大学或专科学校或未完成大专学业即于1881年被莫名其妙地撤回学习中途夭折。而且这批留美学生以学习工程技术和电报的人最多专门学习化学的实无一人。但当时美国大、中学校已有普通化学课他们当然也因此而掌握了一定的化学知识且远胜于国内通过译书学习化学。1877—1886年福州船政学堂选派了几批学生到英、法等国深造。船政学生大都是学习造船和驾驶但其中学习制造的七八个学生在法国学习矿务学。化学是近代矿学的重要基础之一这些留学生在巴黎国立高级矿务学院等校学习已经受到了比较系统的化学训练。陪同第一批留学生的随员翻译罗丰禄曾进英国伦敦king’sco11ege受教于化学家、《化学鉴原续编》与《补编》的原作者net他是当时唯一的专门学习化学的留学生。这些留学生在188o年都回到了国内有的主持炼铁炼钢等工作有的现了福州穆源铁矿。他们虽不以化学为业但其化学水平在当时国内远在他人之上。 教会学校较早开设化学课的有山东登州文会馆其创办人是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该馆前身是蒙养学堂创建于1864年狄考文曾为该学堂建一个极其简陋的理化实验室。1873年学堂增设中学课程。1876年改名为登州文会馆其后科学教育大为进步。该馆学生在第五、六年学习无机化学和分析化学采用江南制造局译书为教材另外狄考文自编有《理化实验》（未刊）。文会馆用中文教学其毕业生科学水平较高为当时教会学校争相延聘。狄考文的一名学生丁立潢学习理化仪器制造专业在二十世纪初办过一所山东理化器械制造所为当时全国第一家1。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主要的教会学校如上海圣·约翰书院、苏州博文书院、杭州育英书院、南京汇文书院等都开设了化学课。这些教会学校的毕业生其中有些人担任了清末学制改革后所办初、高等学堂的化学教师。 在编写教科书和统一化学术语方面传教士们也做过一些工作。早在1877年新教传教士就组织了学校教科书编撰委员会即益智书会该会的非传教士主编傅兰雅编写了《化学易知》和《化学入门》等书。到十九世纪末传教士厚美安编译了《化学入门》（1889）福开森（j1866—1945）编译有《化学新编》等。同时传教士也很注意科学术语的翻译与统一工作。1891年益智书会下设科学术语委员会起初由傅兰雅整理化学名词。1896年傅氏赴美后由狄考文、赫士（.yes）、嘉约翰等人负责。1898年他们表了《修订化学元素汉译名表》19o1年又出版了狄考文主编的《化学术语与命名法》（netomernetbsp;个元素的译名对元素译名也有所改进如气体元素一律加“气”字头（吸取了杜亚泉《亚泉杂志》的做法）；但他们不尊重徐寿和傅兰雅的元素译名已被大部分接受的事实对大量的元素译名进行了重译或改译其新造汉字却很繁琐别扭故很少有人沿用。《化学术语与命名法》的主要篇幅是无机物的命名方案其中anetbsp;先前译为“镪水”他们改译为“酸”sa1t译为“盐”和“礬”ox-ide（氧化物）译为“锈”等等。“酸”、“盐”和“锈”等字一律置于译名之尾据此他们列出了近千种无机物的译名。这本术语译名出版的时候已临近中国人大量翻译日文科学书籍之时故而影响较小。 1《新学报》第三册光绪二十三年七月。 留日运动是在甲午战败特别是19oo年义和团失败后兴起的。1894—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败给了日本以求强求富为标榜的洋务运动宣告破产。甲午战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导致鸦片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科学技术落后这时仍然是一个重要原因。这就表明洋务运动中小打小闹的教育变革是远远不够的。甲午战争后出现了要求变革社会的维新运动教育改革为其重要原因之一。虽然这次百日维新最终失败。但是改革和废除科举制度已是大势所趋、刻不容缓。19o1年教育改革终于提上了议事日程。19o1年清廷明令废除八股改试策论；与此同时清廷还鼓励青年出国留学特别是留日。在此前后许多青年为救国求知而赴日留学。 19oo年留日人数过了先前留学欧美人数的总和。19o4年留日生达3ooo人19o6年近2万人。其中学习化学科和应用化学科者不乏其人。留日学生在留日期间就开始翻译日文书刊同时国内许多人也自学日文竞相译书。当时人们认为西书价贵日译西书众多而价廉读日译书实如读西书故译日文书既经济又迅。一时编译日文书的热潮蓬勃高涨。但是初期人们关注的中心是社会政治制度译书以政治历史为主科技译书较少。在19o3年学制改革之前译自日文的化学书仅有虞和钦等译的《化学实用分析术》（19o2）、樊炳清等译《近世理化示教》（19o2）等少数几种。 光绪二十六年（19oo）十月杜亚泉（1873—1933）在上海创办《亚泉杂志》这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种科学杂志。同《格致汇编》一样该刊以译文为主惟多译自日文期刊。此刊内容以化学为主刊登了“化学原质新表”；介绍了十多种新现的元素其中有惰性元素氩、氦放射性元素镭、钋等还专门介绍了门捷列夫元素周期律。《亚泉杂志》仅出1o期次年四月停刊1。 19o3年清廷颁布了“癸卯学制”即《奏定学堂章程》在全国推行新的教育制度。这是中国历史上教育制度的一次巨大变革科学教育终于纳入了新的教育体制之中。 癸卯学制分为初、中、高阶段教育。第一阶段初等教育包括初、高等小学堂各五年在高小第二、三学年格致课讲授物理与化学知识其中化学讲授“寻常化学之形象”和“原质及化合物”。第二阶段为中等教育设中学堂五年第五年设化学课“先讲无机化学中重要之诸原质及其化合物再进则讲有机化学之初步及有关实用重要之有机物”并要求教学“本诸实验”以“得真确之知识”。第三阶段为高等教育其中高等学堂（相当于大学预科）三年分科大学堂三至四年通儒院五年。高等学堂分为三类预备入经学、法政、文学、商科者不设化学课预备进理工农医科者必修化学在第二年讲“化学总论”和无机化学第三年讲有机化学。大学堂分为八科其中格致科下设化学门农科下设农艺化学门工科有应用化学门。此外工农医各科各门也都有相应的化学专业课如医化学、制药化学、卫生化学、物理化学、森林化学、电气化学、制造化学等。格致科化学门相当于理学院化学系除数学、物理课外设有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化学实验、应用化学、理论及物理化学、化学平衡论等。工科应用化学门开设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化学史、制造化学及实验、化学分析实验、电气化学、1张汇文：《一所早期的教会学校——登州文会馆》《文史资料选辑》（上海）1978年第2辑（总第2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试金术及试金实习、冶金学、矿物学等课。大学堂第三年毕业时要求“呈出毕业课艺及自著论说”即做毕业论文。通儒院相当于研究生院分科分专业进行学术研究1。 除上述正规直系教育系统外癸卯学制还制定了师范教育章程分为初级、优级师范。初级师范培养初、高小学堂师资优级师范培训初级师范和中学堂师资。初级师范设有化学课优级师范有一类专门培养理化师资力量。癸卯学制主要是参照日本的学制而制定的。清末民初学制虽几经变更但大都以此为基础只略有损益。它的颁布对中国近代科学的展有极其重大的影响从此科学不再仅仅是少数热心者的爱好而成为国家的事业中国科学逐渐走上了体制化的道路。 新学制颁布后各级学堂如雨后春笋迅建立起来。各类学堂迫切需要化学教材因此大量的日文科学教科书被译介过来。据初步统计19o3—1911年间译自日文的化学教科书有4o种之多它们一般都是中学堂课本如余呈文译《中等化学教科书》（19o5）、虞和钦译《中等化学教科书》（19o6）、敏智斋主人译《中等教育工业化学》（19o6）、何燏时译《中等最新化学教科书》、张修爵等译《最新实验化学教科书》（19o5）、胡朝阳译《普通化学教科书》（19o7）、虞和寅译《近世化学》（19o7）、范迪吉等译《无机化学讲义》（19o8）和《有机化学讲义》（19o8）、杜亚泉译《化学新教科书》（1911）、张修爵与彭树滋译《最新化学实验教科书》（1911）等等也有不少师范教材如江苏师范编译的《化学》（19o6）、黄乾元译《化学》（19o5）、严保诚译《化学》（19o7）等。这时也有少数译自西文的化学教材如曾宗巩译《质学课本》（19o6）、徐兆熊译《无机化学教科书》等。这些丰富多样的教材很快就取代了先前仅有而早已陈旧的江南制造局等洋务运动时期的化学译著。大量的日文化学术语也随译书而传到中国为我国拟定化学用语时采用如“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元素”、“分子”、“原子”等等都是借自日文的化学名词而以前徐寿等人译书的术语除元素名称外大多摒弃不用了。除使用译书外某些中学堂还直接使用外文教材如天津南开中学用英文湖南民德中学用日文教材。 清末民初化学教育的进步还表现在大多数省立高等学堂都开设了化学课如浙江、江南、山东、山西、两湖、广东、江西、四川等省高等学堂一律有无机、有机化学课。各校师资或聘自英、美、日等国或由教会学校如登州文会馆、杭州育英书院等校毕业生担任也有一些留日回国者。这些高等学堂多用外文授课一律采用外文原版教材。直到二十年代才有国人自编高等化学教科书但一般高校仍采用外文教材。 至于化学系的设立虽然癸卯学制已有计划但迟至191o年京师大学堂才分科格致科下设化学门这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化学系（即北京大学化学系前身）。京师大学堂化学门的学生都是预科德文班的学生。因为当时认为德国科学最达欲通科学必通晓德文故分科时德文班学生全部分到了格致科。 京师大学堂格致科化学门也是当时唯一的化学系北洋大学堂、山西大学堂等都不设化学门。因此绝大多数学生都只受到了大学预科的化学教育1杨根编：《徐寿和中国化学史》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 国内还无法培养相当于国外正规大学毕业的化学专门人才于是许多青年纷纷赴欧美留学。与留欧相比留美是后来居上。特别是庚款留美生选派推动了留美的到来。19o9—1911年游美学务处进行了三次选拔考试。1911年清华留美预备学堂成立同年十月辛亥革命爆清皇朝终于覆灭许多人以为革命已经成功应该提倡科学和实业了所以抱科学救国主张而奔赴欧美留学的人日益增多。他们绝大多数都学习理工农医。经过几年的努力留美留欧生中有一些人以化学为专业获得了所在国家的博士学位。据初步统计1918—193o年我国留美学生以化学（含生物化学、化学工程）为专业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者达41人。留欧生获化学博士学位者更早但人数比留美者略少。此外还有许多获得学士或硕士学位的化学或相近学科的毕业生。他们绝大多数都6续回到了祖国。 这些学成回国的专门人才是我国第一批现代化学家。他们在欧美受到了系统的科学训练从事过现代化学研究。他们的回国大大缩短了我国与世界化学先进国的距离。他们中有不少人成为我国现代化学教育与研究的奠基人和开创者。正因为他们回国在2o—3o年代我国一批高等学校建立了化学系；同时还成立了一些专门的化学研究机构如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1928）、北平研究院理化部（1929）、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1922）、中华工业化学研究所（1929）和南开大学应用化学研究所（1932）等。 第三十八章地学清末民初时期在引进和吸收西方近代地质、地理和气象学思想的基础上中国的新地学逐渐产生和展起来。早在16世纪末（明末）随着西方传教士的来华许多西方地学著作、思想和方法已经开始在我国传播。但是由于清朝实行闭关自守的锁国政策使这一传入的展极为缓慢而且只对中国极少数的有识之士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入侵和“洋务运动”的兴起西方地学知识再次大规模传入我国加之我国一些知识分子的积极学习、引进使西方地质、地理和气象学的思想、体系在我国的影响不断扩大并且逐渐取代我国古代传统地学成为中国地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节地理学184o—1919年是中国地理学从传统向近代转变的时期。一方面中国传统舆地之学仍焕着余辉取得了不少重要的成果；另一方面西方地理学知识的大规模传入使新地理学开始萌和建立。 中国近代传统地理学的主要成就184o—1911年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在整体上处于缓慢或停滞展时期。 但是以为现实服务为宗旨的地理学仍取得了累累硕果。11.方志的兴盛。 作为中国古代地学著作重要组成部分的方志在清代进入鼎盛时期。其成书数量之多、种类之全、分布区域之广均过以往任何时期。同时在编撰实践中方志学逐渐展起来。 轫于西晋的地理总志历经几代的展逐渐走向成熟。官修全国地理总志《大清一统志》经3次修撰终于在1842年完成。这部56o卷的巨著体例严谨、考核精详并集图、表、志于一书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编撰最好的全国地理总志。 2.地理考证的达。 清乾嘉时期形成的以考据见长的地理学派至清末民初得到继续的展并取得了一批重要的成果。 清末民初从事《水经注》研究的学者颇多其中较著名的学者和代表作为：王先谦（1842—1917）以3o年之功于1892年完成的《合校水经注》一书；杨守敬（1835—1915）和弟子熊会贞（1859—1936）集清代《水经注》之大成于19o4年完成《水经注疏》4o卷初稿及《水经注疏要删》等书。清代以地理考证著称的大家丁谦（1843—1919）次对我国历史上边疆和域外地理著作29种进行全面和系统的考释。其研究成果由浙江图书馆于1915年出版书名《蓬莱轩舆地丛书》（又称《浙江图书馆丛书》）分2集共69卷。 3.大型历史地图集问世。 1911年经过近半个世纪的艰辛努力杨守敬和弟子熊会贞编绘的大型历史地图集《历代舆地图》全部刻成。它共358卷分45个图组装订成34册。此图集前为《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概略表示历史疆域大势；后为《历代舆地图》自春秋至明代以朝代为序安排图幅表示其统治势力的范围、行政区划、山川等。这一图集不仅内容丰富而且绘制技术较以前图集更科学和精确。它是当时最完整的大型历史地图集是中国古代舆地学最重要成就之一。 4.边疆世界地理研究的繁荣。 鸦片战争后由于边患日益严重一些爱国学者痛感边疆和世界地理知识的贫乏因而开始积极调查和研究边疆世界地理撰写了大量的边疆域外世界地理著作。 1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曹廷杰（185o—1926）是清末第一个对东北地区的边疆史地进行全面调查和研究的学者。1883、1885、1895年他曾三赴吉林任职。其间十分注意边务。1885年他完成《东北边防辑要》2卷系统汇辑和研究了东北古代战守险要、边界沿革等方面的文献。同年十二月他又完成《西伯利东偏纪要》记述这一地区的地理险要、道路出入、兵数多寡以及与边防有关的军事遗迹等。1887年出版的《东三省舆地图说》汇集了他关于东北史地的学术札记。这一时期关于东北边疆地理的比较重要的著作还有何秋涛的《朔方备乘》（1858年）、宋小濂的《北徼纪游》（189o年）、吴禄贞等的《延吉边务报告》（19o8年）等等。张穆（18o5—1849）著、何秋涛校补的《蒙古游牧记》16卷于1867年刊印书中较详细地记录了内、外蒙古的地域、沿革、事迹等。姚莹（1785—1852）特别注意英国对西藏的觊觎在对西藏进行了考察后著《康酋纪行》对西藏的地理、人文、气候、民俗等作了记载。 魏源（1794—1856）和徐继畬（1796—1873）是清代积极编写世界地理著作作者中最杰出的人物。魏源的好友林则徐在广州主持禁烟时曾组织译员翻译了英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等书编译成中国最早的世界地理译著《四洲志》。林则徐离粤时将多年收集到的资料和《四洲志》初稿交给魏源。魏源以此书为基础大加增补于1842年出版5o卷本的《海国图志》。此后二次再加增补于1848年出版6o卷本1852年出版1oo卷本。这部图文并茂的巨著记述了当时世界地理范围几近所有已知世界是中国最早系统介绍世界地理知识的名著之一。书中所附84幅地图可以组成一册世界地理地图集。此书对我国近代的“洋务运动”和维新活动都起了重要的启迪作用。它还传入日、朝、英、俄等国并被译成多种文字。其中在日本流传最广、刊本最多对明治维新运动有较大的影响。徐继畬久驻闽广悉心收集世界各国的资料编撰成1o卷本的《瀛环志略》于1848年出版。此书较全面地介绍了当时世界各国的疆界、位置、山脉、河流、地形、气候、物产、风俗、人种和历史等并附地图4o幅是中国最早系统介绍世界地理知识的名著之一。 1897年清代王锡祺（1855—1913）编汇的中国古代最大的地理丛书之一《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出版。此书收录6oo余位中外地理学家的论文近15oo篇其中边疆和世界地理占有很大的篇幅。 近代地理学的萌芽鸦片战争以后作为了解世界的要对象和手段的地理学得到了迅的展并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先地理学不再是历史的附庸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次它逐渐摆脱古代以沿革地理学为主体的体系开始走向近代科学地理学的道路。 1.西方地理学知识的传播。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地理学知识主要通过三种途径传入我国：一是来华的外国人其中不乏知名人士（详见地质部分）。他们的工作对西方人研究中国有较大的帮助但是对1919年以前中国地理学展所产生的影响不大。 二是赴国外任公职和观光的中国人。这其中的不少有识之士在国外时留心观察和记录国外的风土人情归国后编撰旅行记扩大了国人的地理视野和加深了他们对世界地理的认识。如中国近代著名学者黄遵宪（1848—19o5）先后出任日、美等多国外交官他于1887完成了4o卷的《日本国志》一书。1897年湖南新学书局出版《游记汇刊》收集十九世纪末编撰的域外旅行记16种共计21卷其中包括邹代钧的《西征纪程》、李凤苞的《使德日记》、曾纪泽的《出使英法日记》和黄懋材的《印度札记》等。 三是留学人员。他们是1911年以前西方地理学知识传入中国的中坚力量。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大批出国留学的人员中有不少人主攻地理学。他们中的不少人在留学期间就开始翻译地理学著作向国人介绍西方的地理学知识和理论。19oo—1911年中国出版的大量地理学译著中多数都是留学生翻译的。这些地理学译著有几个特点：(1)几乎都是适应初中水平读者的普及性著作；(2)以日文译著为主；(3)区域地理著作所占比重较大。这一时期出版的地理学译著的最大缺陷是没有一本近代西方地理学的代表作问世。2.我国近代地理学的启蒙者邹代钧1。 邹代钧（1854—19o8）受祖父和叔父的影响自幼爱好舆地之学。成年后通晓历代疆域沿革和江河迁徙尤精于测绘地图。1886年他随刘瑞英出使英俄行程“海道二万九千四百四十里”“6程二千四百八十里”（邹代钩《西征纪程》）。在国外期间邹代钧潜心学习和研究西方测绘地图新法。1889年他带着欧美各国地理图籍多种回国。归国后不久邹代钧先后撰写《上会典馆书》和《湖北测绘地图章程》较为详细地介绍西方测绘地图的新方法、新仪器等。甲午战争后他又在武昌创立译图公会（后改称“舆地学社”、“舆地学会”）积资编译中外名图以推进地理学的展。此会是中国地理学方面的最早组织。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邹代钧主持实测和编绘了大量地图并设法刊印。这些绘制精细、印刷精美的地图成为当时地图中的精品。此外邹代钧还撰写了大量的世界各国地理志和边防地理著作。3.我国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张相文1。 张相文（1866—1933）字蔚西号沌谷江苏泗阳人。甲午战争时期他经常阅读地图了解战局从此开始研究地理学。他在认真学习研究我国地理著作的同时积极学习和吸收西方近代地理学知识并将二者结合起来创立了我国近代地理学。 (1)编著出版了我国第一批地理教科书。 张相文一生主要以教书为职业。他早在1899年就开始在南洋公学教授地理课此后又在天津北洋女子高等学校和北京大学从事地理教育。在地理教学中他吸收西方地理学知识结合我国特点编著了我国第一批地理教科书如19o1年初刊的《初等地理教科书》（上海南洋公学）、《中等本国地理教科书》（上海兰陵社）和19o8年初刊的《地文学》（上海文明书局）。我国有教科书始于地理学“教科书”一词由此创立。前两书的行量达2oo万册以上影响极大。《地文学》一书则是国人自编的较早的一部自然地理学著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张相文在书中先增加了生物界一编将无机自然界与有机自然界联系起来这是中国近代地理学上的一个重要进展。 (2)创立中国地学学术团体——《中国地学会》。 1参见杨文衡主编：《世界地理学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424—454页。1参见张平：《邹代钧与中国近代地理学的萌芽》《自然科学史研究》1991年第1期第81—9o页。为推动中国现代地学的展张相文积极筹建地学学术组织。19o9年9月28日在天津河北第一蒙养院召开了中国地学会的成立大会。张相文当选任会长。该会以全面研究地学坚持爱国进步谋求救国救民为宗旨。它拥有一批著名的学者并聘请了外国名誉会员。学会在困难的环境中坚持各种活动是民国初期中国地理学最重要的组织之一。中国地学会的成立促进了中国舆地之学向近代地理学的转化。 (3)创办我国第一个地学学术期刊——《地学杂志》。 中国地学会成立之后张相文就决定要编辑出版学会会刊。191o年2月《地学杂志》第1期出版。开始为月刊后来因经费不足出版周期时常变化至1937年抗日战争前夕被迫停刊。28年间共出版181期刊载论文15oo多篇各种地图大约14o幅。《地学杂志》早期刊登的论文偏重自然地理学和地质学后期侧重人文地理学。这些文章以新的观点论述地学事物的成因及其展变化突破我国传统舆地学单纯记述地理现象的旧框架。该刊既是中国最早出版的科学期刊又是中国最早传播新地学的刊物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新地学的展。 第二节地质学184o—1919年中国地质学经历了引进西方近代地质学和综述外国人的地质调查结果两个阶段后终于建立和展起来。 外国地质学著作的翻译和出版西方地质科学传入中国始于十九世纪中期。一些传教士在编写书刊中已涉及到一些地质学知识。英国传教士慕维廉（.muirhead1822—19oo）次将地质科学知识较全面地介绍给国人。他的以中文撰写的《地理全志》下编（上海墨海书馆1854年）卷一为“地质论”这是近代意义的“地质”在中文文献中次出现并沿用至今。书中还分层叙述了地层并附有一张地质年代表。 至洋务运动时期西方地质学开始较为系统地传入中国。晚清最重要的译书机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就出版了多部地质矿物学译著：初刊于1872年由美国传教士玛高温口译、华蘅芳笔述的《金石识别》12卷译自英国代那的《矿物学手册》（j.d.dainamanua1ofminera1ogy）是中国出版的第一部西方地质学译著；初刊于1873年亦由玛、华二氏翻译的《地学浅释》译自英国雷侠儿的《地质学纲要》（nettsofgeo1ogy）次完整、系统、详尽地介绍了西方近代地质学的基本知识和主要内容。此外该馆还先后出版了舒高第与郑昌棪合译的《链石编》、英国传教士傅兰雅与徐寿合译的《宝石兴焉》、傅兰雅与应祖锡合译的《银矿指南》、傅兰雅与潘松合译的《求矿物指南》和王汝■译《相地探金石法》等译著对西方地质学在中国传播起了一定的作用。这一时期译著多是国人与外国人合作完成术语的翻译多较蹩脚。 至本世纪初国人始大量独立翻译外国地质学著作其译著的水平亦有较大的提高。19oo—1911年中国有几十种地质学译著出版。这些译著主要是地质学教材且多译自日文著作。它们对在中国普及地质学知识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外国人在华的地质调查和研究工作184o年后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不同身份和目的的地学家蜂拥来华进行探险和资源考察并撰写了一批报告和专著。这些从总体上说是为列强侵略中国服务的考察和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地学的展。下面仅记述其中较为重要的几个人及其贡献1：美国庞佩利（11y1837—1923）是第一位在中国进行地质考察的地质学家。1863—1865年他先后考察了东北、华北和长江下游一带。1866年表他的考察报告《1862—1865年在中国、蒙古、日本的地质调查》。他现了黄陵背斜提出了“震旦上升系”的概念并次综合中国地质史。他的学生维理士（bai1eyi11is1857—1949）于19o3—19o4年来华考察1参见林：《中国现代地理学萌芽时期的张相文和中国地学会》《自然科学史研究》1982年第1期第15o—159页。 回国后表的名著《在中国的研究》（19o7—1913）在中国地层划分及构造地质学方面有一定影响。 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1833—19o5）先后二次（186o1868—1871）来华足迹遍及十几个省市区归后表5卷本的《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的研究成果》（1877—1912）。他提出的中国黄土风成说以及他对中国地质构造和主要地层的论述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清末民初时俄国地理学会多次组织考察团来华考察。其中普热瓦尔斯基（.■1839—1888）于1866—1885年4次来华考察了乌苏里流域、蒙古、华北、新疆、西藏等地是最早而影响较大的亚洲中部的地理考察者。归国后6续表了6卷本的考察报告。奥勃鲁契夫（.■1863—1956）于1892—1895年4次来华考察回国后表了多部著作其中提出了中国黄土风成说。 日本人的考察主要在东北。本世纪初他们先后成立了“满洲产业调查会”、“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矿产部地质课和煤田地质调查事务所等机构专门从事东北地区地质矿产调查与研究。 瑞典地理学家斯文赫定（.hedin1865—1952）也是来华考察学者中比较著名的一位。1885—193o年间他先后6次在我国考察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回国后表许多著作。 中国地质科学的建立1.中国地质事业的开拓者——章鸿钊1。 章鸿钊（1877—1951）字演群浙江湖州人。19o4年以第一名考取上海南洋公学东文学院。不久赴日本在东京帝国大学地质系师从日本著名的地质学家小藤文次郎。1911年夏学成回国任京师大学堂农科的地质学讲师是中国高等学府中第一位教授地质课程的中国教师。翌年任地质科科长。此后又担任地质研究所所长、中国地质学会第一任会长。 章鸿钊深感地质事业与祖国建设关系重大一直积极、热情地宣传和介绍地质科学并制定计划、培养人材、表论著把自己的全部精力贡献给了中国地质事业。早在日本学习期间他就翻译日本井上喜之助所作《世界各国之地质调查》一文（《地学杂志》191o年第3、4期）向国内介绍世界各国地质调查事业的概况。1911年他出任地质科长后即草拟公文下达各省征调地质专门人材、地质参考品、各省舆图和矿山区域图说并表《调查地质咨文》。同年他又表《中华地质调查私议》一文论述中国地质在世界中所占地位、我国地质调查的时机和调查计划并附有地质讲习所章程等为中国近代地质事业制订了一幅展蓝图。此后他又与丁文江、翁文灏合作共同开创了中国近代地质事业。 2.地质教育事业的创办。 十九世纪后半叶中国批官办的新式学校中有不少已设置了有关地质学方面的课程如京师同文馆（1862年）开设了以矿物学为主的“金石”1参见吴凤鸣：《184o至1911年外国地质学家在华调查与研究》《中国科技史料》1992年第1期38—39页。 课福建船政学堂则已列有地质学的课目。1889年广东水师学堂始设矿学堂此后以矿业服务为主旨的矿务学堂在各类学校不断创办。19o2年颁布的《钦定高等学堂章程》、《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和19o3年颁布的《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均将地质学列为必修课程之一。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些立志振兴中国地质矿产事业的有识之士6续赴国外学习。邝荣光是幼童赴美留学预备班的成员之一是中国最早留学学习地矿的学生之一。19o1年王宠佑（1879—1958）赴美学习采矿和地质19o4年获硕士学位。此后留学生6续回国为中国地质教育事业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19o9年中国最早的高等地质教育机构在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格致科内创立——地质学门。但是直到1913年只有2个学生毕业。此后因学生太少而停办直到1917年方恢复并改称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由曾留学美国的何杰（1888—1979）任系主任留学德国的王烈（1887—1957）任教授192o年孙云铸（1895—1979）等8人毕业。此后该系一直是中国最重要的地质教育机构之一。11913年1o月北洋政府工商部在北京设立了一个地质研究所先后由1911年毕业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丁文江（1887—1936同年11月离职）、章鸿钊任所长。这个研究所实际上是一个培养地质专业人材的学校是民国初期最重要的地质教育机构。其教师多数是兼职的只有毕业于比利时鲁文大学的翁文灏博士一名专职教员。这所3年制的学校招收了3o名学生。他们在学习基础课的同时还系统地学习了有关地质学方面的知识并且进行了十余次的野外地质调研。1916年7月举行了毕业典礼共有22名学生参加其中18名拿到了毕业证书。这些毕业生多数进入地质调查所工作。与此同时学校宣告结束。这所开办仅3年的学校却在中国地质事业展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功绩。在1922年成立的中国地质学会的26名创立会员中有1o名出自这所学校。而且其中多数成为中国地质界颇有影响的骨干。23.地质管理和科研、调查机构的创建。 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实业部矿务司下设立地质科由从日本回国的章鸿钊任科长。这是我国政府机关中最早的地质机构。1913年1月政府北迁后地质科改由工商部矿政司管辖章鸿钊辞去科长之职由丁文江接任。当时科里仅有一个科员、两个佥事而且都不是学地质的。丁文江上任后就与矿政司长张轶欧商量并呈工商部批准改地质科为地质调查所。1916年1月地质调查所一度改名地质调查局张轶欧兼局长。同年1o月仍改回原名所长仍为丁文江（1921年离职）所址设在北京西城区丰盛胡同3号。同年分配到所工作的地质研究所的毕业生极大地加强了其科研力量。1919年该所先后创办《地质汇报》和《地质专报》两种不定期刊物是民国时期最重要的地质学学术刊物。这个所是民国时期历史最悠久的中央级地质科研和调查机构。24.地质研究的主要成果。 二十世纪初留学生在积极学习和吸收西方近代地质学理论的同时开始以这些新的思想和方法调查和研究中国地质并在较短的时间里开创了中1参见吴凤鸣：《中国地质事业的开拓者——章鸿钊》《中国科技史料》1994年第1期第29—41页。2参见王仰之：《中国地质学简史》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141—145页。国地质事业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19o3年8月中国著名作家、当时在日本学习地质学的鲁迅（1881—1936）以“索子”为名在东京出版的《浙江潮》月刊第8期上以文言文表题为《中国地质略论》的文章。这是中国第一篇以近代地质学理论研究中国地质的论文。19o6年7月他与同学顾琅（生卒年不详19o2年赴日本留学）合编的《中国矿产志》（内附《中国地质矿产全图》）由上海普及书局出版。这是国人次以地质科学为依据对本国矿产所作的初步概括。 191o年留学归来、时任直隶全省矿政调查局总勘矿师的邝荣光先后在《地学杂志》上表了3种在中国近代地质学上有重要开创性的图版：第一种《直隶地质图》（1∶25o万）表在创刊号上。这张彩色图中的大部分内容是作者实地踏勘的结果。它虽然简单、粗糙却是国人自编的第一幅地质图。第二种《直隶矿产图》表在第2号上。它标明了中国煤、铁、铜、铅、银、金的产地。第三种《直隶石层古迹图》表在第3—4号上。它印出三叶虫、石芦叶、鱼鳞树、凤尾草、蛤、螺、珊瑚和沙谷棕树8种化石。其绘画相当精美是国人自己采集、自己绘画、自己初步鉴定的化石也是中国人的第一幅古生物图版。 1911年章鸿钊以《浙江杭属一带地质》论文获东京帝国大学地质系理学学士。此文是中国地质学者系统研究中国地质的开端可惜未公开出版。1912年翁文灏（1889—1971）以《勒辛地区的含石英玢岩研究》一文获比利时鲁文大学的博士学位。翌年这篇被列为最优等的论文在鲁文大学地质专刊上表。这是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表的第一篇博士论文。 1913年底丁文江邀德国人梭格尔等人赴正太铁路沿线作地质调查。这是地质调查所成立后的第一次野外调查是国人进行系统的野外地质调研和地质填图的开端。其考察报告《调查正太铁路附近地质矿务报告书》刊登在1914年出版的《农商工报》第1卷第1期上是国人以中文表的第一篇学术报告。1914年夏他又独行滇东、滇北2oo余日成为国人开展边远地区大规模地质调研的第一人。 1916年翁文灏等人编写的地质研究所野外实习的成果《农商部地质研究所师弟修业记》一书由京华印书局出版。这是国人自己撰写的第一本区域地质专著。 1917年6月丁文江在英国《远东时报》上表《中国的煤矿》一文是国人撰写的第一篇关于中国矿产资源的论文。1919年翁文灏在《地质专报》乙种第1号表27o页的巨著《中国矿产志图》次对中国矿产资源进行系统的论述。书中所附1：6oo百万的《中国地质约测图》是国人自编的第一张全国地质图。 1918年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的李四光（1889—1971）完成硕士论文《中国地质大纲》1921年在英国《地质学杂志》上表。此文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地质的概况。 1参见王仰之：《中国地质调查所史》石油工业出版社1996年版。 第三十九章生物学第一节西方生物学的东传与西方人在华的生物采集活动随着西方商人和传教士的不断东来我国与西方的物质和文化交流的与日俱增西方的生物学知识也逐渐传到我国。最初传进来的是人体解剖学知识。明末来华的著名传教士邓玉函（z1576—163o）曾著《人身说概》比较系统地向我国介绍了当时西方的这方面的知识。随后在清康熙年间法国传教士巴多明（1665—1741）也曾向康熙介绍过当时的西方解剖学知识。而此期间另一些西方人编写的《无极天主正教真传实录》、《狮子说》、《鹰论》、《职方外记》等等也零星地向我国传播了一些西方的动植物学知识。 1858年英国传教士韦廉臣和我国著名学者李善兰合作编译了《植物学》这是我国第一本介绍西方近代植物学的著作。它比较全面地向我国传播了当时新的植物学基础理论知识。全书分为8卷约35ooo字有插图2oo多幅主要内容包括植物的地理分布、植物分类方法、植物体内部组织构造、植物体各器官的形态构造和功能、细胞等等。此外书中还述说了雌、雄蕊在生殖过程中的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善兰用了很多较好的植物学名词和术语来翻译西方的植物学内容。这些词有些是沿用以前的有些则是他创造的。如描述植物形态和组织的花瓣、萼、子房、心皮、胎座、胚、胚乳和细胞；分类等级的“科”以及各种科的名称如伞形科、石榴科、菊科、唇形科、蔷薇科、豆科等。上世纪末我国还出现一些传播西方生物学的小册子如《植物图说》、《植物学须知》和《动物学须知》。当时会文出版社出版的《普通百科全书》也有《植物新论》、《霉菌学》、《植物营养论》等一些有关生物学的书籍。另外1876年创刊的我国最早的一种自然科学期刊——《格致汇编》也曾刊登过一些有关动植物学的文章。总的来说自明末起西方生物学知识虽然开始在我国有所传播但内容简单影响不大。尽管如此应该承认它还是起了启蒙作用的。 另一方面西方人到我国后出于商业和学术等诸多目的千方百计地从我国收集有关生物资源的情报资料并进而大举在我国收集动植物种苗和标本。象上面提到的传教士韦廉臣就曾在我国的东北收集过植物标本。他们的这种举动既给西方带去了大量的生物资源也大大促进了西方生物科学的展并且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加刺激了我国近代生物学的萌芽。 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生物种类众多的大国。因此当明末西方商人和传教士等各色人物一踏上我国马上注意到我国生物资源的丰富动植物种类的繁多。先是传教士想方设法搜集动植物资源的资料与此同时他们和当时来华的商人一起将所能得到的各种动植物种苗送回西方。稍后不仅传教士和商人许多来华的军人、外交使团人员、海关官员、旅行者、探险者都曾在我国采集动植物标本。著名者如法国传教士谭微道（a.david）、赖神甫（.de1avay）、法盖斯、苏里和韩伯禄；德国传教士花之安；英国驻华领事人员汉斯、郇和、东印度公司雇员福群一些大的花木公司和植物园派出的威尔逊（.i1son）、福雷斯特、和进入我国海关的韩尔礼（y）；俄人普热瓦尔斯基、普塔宁、科兹洛夫、植物学家马克西姆维兹、科马洛夫；美国纽约自然博物馆的安得思、蒲伯、美国农业部雇员梅耶、罗克；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植物学家史密斯；奥地利植物学家韩马迪（de1-mazzetti）等都在我国采集过大量生物标本。这些标本材料的研究整理对世界生物学的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对我国以后生物学的展也有相当的影响。这体现在一方面它为我国后来的生物分类学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另一方面由于大量的模式标本流落在外而对其进行研究定名的原始文献也都在国外这使得我国自己的分类学家进行相关的研究时困难重重。 第二节国人介绍和引进西方生物学鸦片战争的失败使我国的统治阶层初步意识到我国的落后于是不得不搞点“洋务”、翻译些西方书籍显示出一些输入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要求。随之便出现了一些翻译和传授西方科技知识的机构如1862年清政府开设的京师同文馆后二年又分别在上海和广州两地设立广方言馆。1866年设福州船政学堂。次年又在上海江南制造局内设上海机械学堂。1874年还有西方人倡设但有部分中国人参加的格致书院。但是上世纪这些学堂以及稍后成立的一些学堂主要教授外语、工业技术或军事基本与生物学无关只有1893年湖北设立的自强学堂设有博物科讲授动、植物课程。2但由于师资困难等原因于1897年停办。 1897年创刊的《农学报》是我国最早的一种传播农业科技的专业刊物。 此刊出版时间长达1o年共出版了315期。在《农学报》上刊出的文章主要是译文有不少与生物学有关。如《论橡胶》、《植物始产诸地》、《论稻中成分之转移》、《论植物吸取地质多寡之率》、《阿芙蓉考》；日本宇田川榕庵编译的《植学启原》松村任三的《植物学教科书》、《植物名汇》以及“论益虫”、《普通动物学》、《日本昆虫学》等等。负责出版《农学报》的农学会还于本世纪初期翻译出版了一套《农学丛书》其中有《森林学》和《造林学》等。 19o3年上海科学仪器馆钟观光等创办的《科学世界》也刊载了一些传播生物学知识的文章。诸如《原生物》、《论动物学之效用》、《动物与外界之关系》、《人类与猿之比较》、及虞和钦的《植物对营养之适应说》、《植物受精说》、《植物吸收淡气之新实验》；虞和寅的《植物学略史》虞翼祖的《有用植物及有毒植物述略》胡雪斋的《植物营养上之紧要原质》等等1。 在本世纪初介绍生物学知识比较多的有上海宏文馆薛蛰龙等办的《理学杂志》。其19o6年行的第一期中有神武的《说蚊》公侠（即薛蛰龙）的《植物与日光的关系》（第二、三期连载）仲箎的《野外植物》（第二、三、四、六期连载）侠民的《植物学语汇》（第二期连载）。第二期有金一的《人猿同祖说》公侠的《论动物之本能与其习惯》。19o7年继续刊出的第三期有金一的《蚕性说》公侠的《我国中世代之植物》志群的《植物园构设法》（第四、五期连载）。第四期有松岑的《动物之彩色观》、《拔克台里亚（细菌）广论》。第五期刊有十九世纪5位德国植物学家的照片登载了清任的《蚕体解剖学》国城的《植物品种之改良》公侠的《昆虫采集之预备》（第六期连载）《十九世纪德国植物学家略传》《植物研究会缘起》。还节录了福勃士和赫姆斯莱的《中国植物名录》的部分内容编成《中国植物之种类》。第六期有凤尾生的《生物之道德观》仲箎的《养蚕谈》以及《犬与狼及豹之关系》。据《植物园构设法》一文介绍至迟在19o6年京师大学堂已设有植物园。 2参见黄汲清：《辛亥革命前地质科学的中国先驱》《中国科技史料》1982年第2期；黄汲清：《略述中国早期地质工作中名列第一的先驱学者》《中国科技史料》1988年第1期。1李亮恭：《中国生物学展史》（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3年版164页。19o9年金陵大学创办的《金陵光》、191o年中国地学会创办的《地学杂志》也刊出一些生物学方面的文章如植物学家钟观光的1o篇“旅行采集记”就是在《地学杂志》中刊登的。很显然在本世纪的前十年一些有识之士已进行了力所能及的铺垫工作除较系统地介绍各种生物学知识外主要体现在已有初步的组织注意到植物学术语设置了研究实习用的植物园并传播了野外动植物实习采集的一些基本知识。热心的推进者还开始介绍生物学史以引起公众更广泛的兴趣促进生物科学的展。在这一时期有些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学生可能开始采集植物标本。 当然稍后几年一些与生物学关系更加密切的科学杂志更多的涌现。1914年由中华博物学会创编商务印书馆印行的《博物学杂志》开始出版。1915年中国科学社主编的高质量自然科学期刊——《科学》开始刊行。此刊从一开始就登有大量的生物学文章。1918年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博物学会创办了《博物学会杂志》（后改名为《武昌师范大学博物学会杂志》1924年又改名为《生物学杂志》）。五四运动以前许多一般性的杂志如《东方杂志》、《中华学生界》、《妇女杂志》也都刊行过一些生物学的科普文章。如1913年的《进步杂志》和1915年的《东方杂志》都刊登过介绍孟德尔遗传学说的文章。显然在本世纪的前二十年无论是刊登生物学文章的杂志数量还是生物学文章本身的数量都比上个世纪大大增加而且质量也在不断提高。 进入本世纪有关生物学的教科书和教学参考用书也有所增加。19o5年峨嵋教育部出版了由黄明藻编写的一本小书——《植物讲义》。19o6年山西大学也翻译出版了《植物学教科书》。上海宏文馆等书局出版了供中学用的《动物学》、《植物学》教材及《博物学大辞典》等参考书。19o8年京师译学馆教授及农工商部农事试验场场长叶基桢编写了《植物学》。191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奚若等人翻译的《胡尔德氏植物学教科书》。1918年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马君武编译的《实用主义植物学教科书》此书大部分取材德国施迈尔（schmei1）的《植物学》（lehre－bunetik）。全书421页。分为（一）总论：第一章、细胞学第一节、细胞概论第二节、细胞之内容第三节、细胞膜第四节、细胞团体；第二章、植物形态学及生理学第一节、叶之形态及生理第二节、根之形态及生理第三节、茎之形态及生理第四节、花之形态及生理第五节、果实和种子之形态及生理。（二）各论：第三章、植物分类学第一节隐花植物第二节显花植物。全书有图356幅。21918年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植物学大辞典》。这是一部重要的著作在19o5年前后即着手编写。除作为主持人的著名学者杜亚泉外留学日本归来的植物学者黄以仁大约是主要的编辑人之一。1917年蔡元培曾在《东方杂志》表该书的序言文中指出编者们“有感于植物学辞典之需要而商务印书馆乃有此植物学大辞典之计划集十三人之力历十二年之久而成此一千七百有余面之巨帙。吾国近出科学辞典译博无逾此者”。杜亚泉在书中的序言写到该辞典的编著的缘起和目的。他写道：“吾等编译中小学校教科书或译自西文或采诸东籍遇一西文之植物学名欲求吾国固有之普通名辄不可得常间接求诸东籍故其计划不过作一植物学名与中日2谢振声：《上海科学仪器馆与〈科学世界〉》《中国科技史料》1989年2期。两国普通名之对照表而已。既而以仅列名称不详其科属、形态及应用则其物之为草为木为果为蔬茫然不辨仍无以适用。吾等乃扩张计划而系之以说附之以图。”从中不难看出编者的良苦用心。 《植物大辞典》包含植物名称和植物学名词898o条。每种植物之下给出中文名称、拉丁学名和日文名称。该植物的形态描述产地和用途以及别名的考证等。还附有插图1ooo余幅。植物学名词之下则给出对应的英文和德文。书后还附有拉丁学名和日名的索引。很显然这本植物学辞典对于普及近代植物学知识、推动我国近代植物学的展意义深远。 第三节生物学教育和科研的始萌19o2年京师大学堂创立师范馆目标是培养“中学堂的教员”。教学的内容分四个门类其中第四类（博物类）为植物学、动物学、生理学和矿物学授课教师是日本人。19o4年师范馆改为优级师范科。19o7年原师范馆第四类有24人毕业。19o8年京师大学堂的优级师范科改为优级师范学堂。课程设置与原来类似第四类的主要课程是植物学、动物学、生理学其次是矿物学和农学。在这以后许多省份都先后设立了优级师范学堂也有类似上述的课程设置。1此外京师大学堂还曾开办过博物实习科简易班于19o7年招生。重要课程分为三类：(1)制造标本专以制造动植物标本为能事。其中又分剥制、解体、卵壳、骨骼、昆虫、切片。(2)图画。(3)模型。当时的教师大多为日本人。据说在19o6年的时候京师大学堂开始设立了供教学实习用的一个植物园。这可能是我国近代植物学意义上的第一个植物园。1民国初年前清时期的优级师范学堂都改为高等师范学校。教育部在全国分区设立的7所高等师范学校和另外6所省立的高等师范学校大多设立了包含生物学的博物部。其中影响较大的是1912年成立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该校将原第四类设置改为理科第三部后来又改为博物部聘请出国归来的留学生任教。其中有博物部动物学教授兼主任人类学家陈映潢植物学教授彭世芳以及蒋维乔、吴续祖、张永朴等。我国著名的生物学家雍克昌、孔宪武、张作人、陈兼善都是该校早年的毕业生。1913年成立的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博物部是次年植物学家张珽从日本留学回来才设立的。在这里任教的还有王其澍、王海铸、薛德焴等。生物学家何定杰和辛树帜是该部的第一届和第三届的毕业生。1915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成立该校未设博物部但从1917年开始设有农业专修科由留学美国的农学家邹秉文任主任并讲授植物学。从1919年开始从美国留学回国的胡先骕、秉志、钱崇澍都曾在此授课。虽其任务主要在培养农业院校的师资人才但其基础学科也是动植物学。该校后与东南大学合并成立了生物系。该科的前两班学生分别于192o年和1921年毕业。其中不少后来成为著名的农学家和生物学家。如金善宝、冯泽芳、王家楫、伍献文、寿振黄及严楚江等。广东、成都、及沈阳的高等师范设立博物部晚一些但最迟的到1918年都已招生。1923年以后这些学校都改为大学为我国的生物科学教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此外1917年北京大学也设立了生物学门（后改系）教授有留学法国归来的李石曾和谭熙鸿以及钟观光。其后金陵女子大学也于192o年成立了生物系。 上面的论述表明我国生物学教育的形成主要依靠从海外留学归来的学者。众所周知自上个世纪末开始为了国家的富强和展我国有许多青年出国留学。正是早期我国这一批批留学人员把西方的近代科学引进到我国并使之在我国立下根基和得到展的。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出国留学的以去日本的为多。其中有不少是学林学和生物学的。如林学家陈嵘和梁希1王宗训：《近代植物学史总论》载汪振儒主编：《中国植物学史》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1—143页。 1薛攀皋：《我国生物系的早期展概况》《中国科技史料》11（2）—65199o年。都是19o6年留学日本的学生差不多同一时期留学日本学习植物学和动物学的大约还有黄以仁和张珽及张巨伯等。但自本世纪的19o7年以来留学美国和西欧各国的学生也迅增加。其中学农林生物的人也不少。如19o7年韩安到美国密执安大学学林学并于1911年获林学硕士学位。次年邹树文亦至康奈尔大学学习昆虫学。19o9年秉志进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院（生物系）学习并于1918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与他同年出国留学的金邦正和凌道扬则分别在康奈尔大学和耶鲁大学获得林学硕士学位。191o年和1912年钱崇澍和胡先骕也先后到美国留学。较早到西欧留学学生物的有去法国的李石曾等。早期这批留学生大多怀着满腔的报国热情求学学成归来后如前所述成为我国的生物学教育和科研的中坚力量为我国的生物科学培养了大批的人才。 大约在19o7年的时候有人即在上海成立过植物研究会2但没有什么影响。1915年留美学生任鸿隽、赵元任、胡达、秉志、过探先、金邦正等人在美国纽约州的伊萨卡成立了中国科学社。该社的成立在我国近代科技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同时对于我国的生物学的展也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同年他们还创办了《科学》期刊。1918年科学社总部从美国迁到中国的南京。 在我国最早进行生物标本采集的可能是留日学者黄以仁他于191o年前后在江苏和山东采集过植物标本而且曾将标本送到日本请有关的专家鉴定1911年日本的《植物学杂志》表了这批标本的鉴定文章。黄采的标本数量不多且送到国外所以在国内没有什么影响。从1911年开始钟观光先生也开始采集植物标本他是我国学者自己大规模采集植物标本的第一人。1916年钟观光在北京大学任副教授这给他提供了更好的考察、采集和研究植物的机会。从1918年开始他带着数名助手先后到福建、广东、广西、云南、安徽、江西、浙江、湖北、四川、陕西、河南、山西等省作了4年多的生物学采集历尽艰辛共采得腊叶植物标本16ooo多种计15万多号；动物标本数百种；以及大量的植物果实、根茎和竹类等。为创建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农学院的标本室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以前我国的学者主要进行的是传播和吸收近代生物学的工作。但也有一些学者也开始表研究论文。如秉志于1915年表的《加拿大金杆草虫瘿内的昆虫》；钱崇澍于1916年表的《宾州毛茛的两个亚洲近缘种》；胡先骕1915年表的《菌类鉴别法》。一些学者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开始局部地方动植物名录的编写工作。1914年吴家煦表了数篇的《江苏植物志略》1918年至1923年间张珽表了十余篇的《武昌植物名录》；此外还有一些学者表了广东和浙江一些地方的植物名录等等。 总之在1915年前后随着我国一批在海外受过良好生物学教育的留学生的学成归来及与像钟观光等国内成长起来的富于创业精神的生物学家的共同奋斗使我国近代生物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展阶段。他们教书育人普及生物学知识培养和造就了大批的生物科学人才；他们带头考察、采集生物标本并进行开创性的生物学研究工作；不仅如此他们还在“科学救国”的旗帜下团结一致切磋学术为祖国的生物科学事业努力奋斗。正是这批人在这一时期为我国近代生物科学奠定了基础。 2以益：《植物园构设法》《理学杂志》19o7年第3期52页。 第四十章医药学184o年以后西方文化大量涌入西方医学也随之蜂涌而至并逐渐展终于成为我国一支重要的医学力量从而与我国固有的传统医学——中医学形成对峙的局面。这种局面充分显示出我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特点也显示出这种社会医学的独特的性质。 第一节传统医学的缓慢展清代以来由于封建保守思想的极端展中医的展是极为缓慢的有些方面甚或停滞不前。 医学文献学在尊经复古之风的影响下医学考据之风盛行对前代重要经典著作进行了大量的文献学研究包括考证、校勘、注疏及辑复等并出现了一大批文献整理性质的著作如类书、全书、丛书等一类作品。 作为最重要的经典作品《黄帝内经》是受到最多注意的一部医经。这一时期有关《黄帝内经》的考证、训诂、注疏及校勘等著作层出不穷。如著名考据家、经学家俞樾对《内经》做了48条经文的考证后经他人集为《内经辨言》（185o年）。另一考据家6懋修则著有《内经难字音义》、《内经音义稿》等等对该经的难字进行训诂和考据（1866年）。其他尚有胡澍的《黄帝内经素问校义》（188o年）、高玉章等的《素问直讲》（1867年）。除了一般的注疏训释之外还有一类是对《内经》中某些专题进行研究和挥的。如廖平曾辑有《六译馆医学丛书》（1913年）共辑有5种有关《内经》的评注及考释。对《内经》中运气学说的研究则更多包括6懋修的《内经运气表》、《内经运气病释》薛福辰的《素问运气图说》、陈在山的《运气举要》、高思敬的《运气指掌》等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当然在西医学思潮的影响下也有少量开始用一些初步的西医知识对《内经》进行阐释的。如唐容川的《医经精义》（1892）就属于这一类但由于其对西医的了解有限故其见解的新义也十分有限。 这一时期对另一部医经《难经》也做了一些文献学的整理工作。如叶霖的《难经正义》（1895年）对原著进行了校注并参照以往注家的内容作了挥。王廷俊的《难经摘抄》则整理和保存了原著的面貌对后世研究该书有一定参考价值。 对张仲景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由于其在临证中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研究者不乏其人较清代以前有明显的增多有的还提出不少新的观点和见解。例如6懋修的《校正王朴庄伤寒论注》、高学山的《伤寒论尚论辨似》都提出个人的新见解以与其前代的注家进行商榷质疑各不失为一家之言。应当提出的是由于受西洋医学思想的影响有些医家提出以中西医汇通的思想对《伤寒论》进行挥和重新评价。其中以中西医汇通大家唐容川最有代表性。他的《六经方证中西通解》（1884年）、《伤寒论浅注补正》（1894年）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而对《金匮要略》一书进行整理和挥的则有6懋修《仲景方汇录》、杨希闽的《金匮百七十五方解略》、王介庵的《金匮平脉辨脉汇编》等。当然也不乏对张仲景这两部书进行综合研究者如胡嗣的《伤寒杂病论》和李缵文的《订正医圣全集》都属于这一类。 医案和医话这两类著作的整理出版也是这一时期的一个特点。医案大致有两类：一是整理个人临证心得一是把他人主要是前代医家的验案加以收集。前者如温病学家王孟英的《王氏医案》。此书包括《回春录》、《正续编》、《仁术志》、《三编》等；还有《王旭高临证医案》、《马培之外科医案》等。后者则有柳宝诒的《柳选四家医案》、罗定昌《医案类录》等。在医话方面6以湉的《冷庐医话》最为著名五卷中包括医范、医鉴、慎疾、慎药、保生和诊法、用药最后还集有历代名医的验案以病证为纲此书对后世颇有影响。柳宝诒的《惜余医话》也属于这一时期较有代表性的作品。 编纂大型的医学丛书、全书等著作是这一时期的另一个特点。其中著名的有陈修园的《南雅堂医学全书》。陈氏的著作文字较为通俗为一般医家所乐于接受切于实用流传颇广后世书商常于其中加入其他医家著作而形成《陈修园医书二十一种》或四十种、六十种甚至七十二种者；而6懋修的《世补斋医书》、周学海的《周氏医学丛书》、邹汉璜的《邹氏纯懿庐集》、雷丰的《雷氏慎修堂医书三种》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另有唐容川的《中西汇通医书五种》等则是中西医汇通方面的丛书。在全书方面本阶段末期有《医学易知》又称《医学捷径》全书包括医药及临证各科内容共14种比较全面。 临证医学尽管这一阶段的临证医学展缓慢也比较平淡缺少突出的成就可言但仍有少数医家值得一提其中费伯雄及王孟英两人较有成就。费伯雄（18oo—1879）为江苏武进孟河人幼时聪颖过人人称“神童”因其医名而曾奉召进京为道光帝及其太后治病获效而名噪一时。他曾著有《医醇》一书自认为所言皆醇正不杂。后因战乱其稿毁于兵火及至晚年仍凭记忆追记原书内容与原稿相比“不及十之二三”1遂取书名为《医醇剩义》。其医疗思想以师古而不泥于古“巧不离乎规矩而实不泥乎规矩”1对内科杂病颇有挥如仅以“火”证一门就列出十多种火除内脏火证外还提出诸如毒火、郁火、痰火、邪火、湿火、风火等一类火证论证较详。王孟英主要贡献为温热病其著作《温热经纬》等有不少创见。其先著成之《霍乱论》经二十余年之实践于晚年增补成《随息居重订霍乱论》（1862年）认为霍乱一证有时疫与非时疫之别指出大流行之原因乃“人烟繁华地区愈热室庐稠密秽气愈盛附廓之河藏垢纳污水皆恶浊不堪”2之故这是很正确的。治疗则分寒热两大类。此外王旭高的《肝病论治》也是这一时期较有影响之作。 在外科方面中医外科至这一时期主要集中于外治法。马培之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他的治疗特点是强调外证不能只着眼于局部而要内外兼治在使用古代各种丸、散、膏、丹等从内而治之外还用刀针相结合内外并举具有辨证论治的整体观思想主要著作有《马评外科全生集》、《外科传薪集》及《医略存真》等。另一外科医家为吴尚先更确切一些应称为外治法医家。吴尚先（18o6—1886）字师机为杭州人他从事外治法研究长达2o年提倡不论内、外、妇、儿各科之病证均可以外治薄贴（膏药）之1公侠：《植物研究会缘起》《理学杂志》19o7年第5期9～1o页。1费伯雄：《医醇剩义》。 2《孟河四家医集》。 法治疗并罗列出枕药、捣涂、掌摊、绢熨、点眼、纳脐、卧砂、围炉等多种外治方法提出“凡病多从外入故医有外治法矧上用嚏中用填下用坐尤捷于内服”3。其治疗心得经反复记录修改著成《理瀹骈文》一书别树一帜对后世颇有影响。 这一时期出现的张振鋆《厘正按摩要术》对于用手法治疗小儿科之病证颇有挥且全书图文并茂。书中还提出按摩时尚需兼用服药内外同治。儿科方面值得提出的是已开始传播西方引进之牛痘接种并认为痘疮是一种疠气即烈性传染病。 在妇产科方面潘蔚的《女科要略》对胎前产后病证尤有心得提出“胎前则顺气安胎产后则扶虚消瘀”确是的论。另一医家单南山强调胎产病之治则是“胎前专以清热补脾为主产后专以大补气血、兼行滞为主”1确有异曲同工之妙。 本阶段在喉科方面有一定的进展主要是由于多次喉痧大流行遍及全国为害甚烈。为了探索此证的诊治不少医家致力于喉证的鉴别。盖因喉证种类多有急缓轻重之分此时流行之喉痧实为现时所指之白喉医家多致力于其鉴别诊断。著名的专著有沈善谦的《喉科心法》、夏春农的《疫喉浅论》对喉痧则分其初起及病情变化因证施治对后世有一定影响。中药学和方剂学的进展传统中药学源于《神农本草经》历代虽出现不少新的本草学著作但对本经至此时期仍有不少人致力钻研。本时期顾观光对《神农本草经》的辑复是历代诸辑复本中较好的一种。由于顾氏是具有相当深厚的文史基础的文人后来又专志习医他整复《神农本草经》就具有比其他人优越的条件。他认为：“大率考古者不知医业医者不知古遂使赤文绿字埋没于陈编蠹简之中”2因而根据他的文史修养从《证类本草》、《本草衍义》、《抱朴子》、《博物志》、《太平御览》、《本草纲目》等有关著作中辑出365种中药。他明确提出他辑复此书的目的是“为考古计非为业医计也”1。因此此辑本是一部比较理想的辑本具有较好的文献学价值。 正如历代本草学的展过程所示这一时期虽比较短暂仍然有一些本草学家依照历代本草学者的惯例根据个人用药的体会与经验重新编纂本草著作。如屠道和的《本草汇纂》和周岩的《本草思辨录》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本草汇纂》（1863年）的编纂是综合了不同的分类方法进行的全书共收药56o种以药物的药性为分类依据计分成31类即温补、平补、补火、滋水、温肾、温涩、寒涩、收敛、镇虚、散寒、驱风、散湿、散热、吐散、温散、平散、渗湿、泻湿、泻水、降痰、泻热、泻火、下气、平泻、温血、凉血、下血、杀虫、毒、解毒、毒物。书中又以其自然属性另分出谷、菜、果、禽兽、鳞等五部。在另一卷中则又仿古代通用药之例以病3《霍乱论·热证》。 1吴尚先：《理瀹骈文》。 2单南山：《胎产指南·女科总论》。 1顾观光辑：《神农本草经·自序》。 为纲每纲之下列所用药物计依五脏六腑各脏器所受之病证包括风、寒、暑、湿、燥、火、热、痰、气、血、积、痛等列2oo余种病证各证均列所用之药物。因此本书是一部切于实用取诸家之长的本草著作。《本草思辨录》为周岩所作刊于19o4年作者对128种常用中药之临证应用依据其个人经验进行了详细的辨识其立论主要从张仲景之《伤寒论》、《金匮要略》二书中的方剂的方意加以挥颇有个人见地具有时代特色。中医的方剂具有独特的品格主要以复方为多。每一个时代的方剂既有继承前代行之有效的旧方经方又有自创的新方。迨至近代历经数千年之考验方剂以千万计但行之有效的常用方也并不特别多。清代名医汪昂于1682年所著之《医方集解》主要系收集其前代一些验方加以通俗化的解释便于医家们推广应用的确起到很好的普及作用。经过2oo年左右的实践诸多医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至本阶段名医费伯雄又著成《医方论》（1865年）书中除肯定了《医方集解》在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外他又挥了师古不泥于古的精神对该书中若干方剂之弊病作了无情的批评如认为书中对李东垣的麻黄白术汤可治六经之各种病证不妥评以“未闻可以六经通治也”。对书中所用其他古方如朱丹溪越鞠丸、刘完素防风通圣散等等也都批评时人滥用套用《医方集解》之弊劝诫人们：“古人立方不过昭示”要灵活运用不可泥古不化“方能得古人之意”2确是击中时弊的中肯之言。 这一时期另一重要方剂学著作是鲍相璈的《验方新编》（1846年）。此书收集民间一些行之有效的方剂共32oo余分92门罗列其中不乏颇有效验的方剂。 2顾观光辑：《神农本草经·自序》。 第二节西方医学的传入西方医学又称西洋医学一般简称为西医是指西欧在文艺复兴以后在近代实验科学的武装之下展起来的医学体系。与我国固有的传统医学相比它是另外一个医学体系从理论体系、思想方法到研究途径等方面都与中医不同。由于它是近代实验科学的体系属于直观的、量化的研究和分析体系易于为人们理解和观察被认为是科学的因而在我国近代历史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事实上在184o年鸦片战争之前早在十六世纪就已经有西欧的传教士来华传播西方近代科学包括西医。如意大利的利玛窦、龙华民（ninetgobardi）、艾儒略（ju1iusa1eni）和瑞士的邓玉函。其中邓玉函就译有《泰西人身说概》其他人也译述了《人身图说》、《钦定格体全录》等但在我国影响很小。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我国的种种不平等条约获得许多特权西医也如潮水一般涌入我国。 传教医士的初期活动就在鸦片战争的前夕西欧来华的传教士已经成倍增长。他们深知用医药的方法比用枪炮更容易使中国人屈服所谓“当西方大炮不能举起一根横木时他以一把手术刀打开了中国的大门”1。这里的他是指美国传教医士伯驾（peterparker）。他于1834年来华在澳门、广州等地开诊所行医并且抓住每一个机会宣传西方的科学和宗教以扩大其市场和影响。他也曾千方百计想为当时两广总督林则徐治病并接近他。伯驾由于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效果而为西方统治者所赏识最后升任为美国驻华公使。 初期的医疗活动多注重外科、眼科这些疾病较易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当时来华的传教医士还有东印度公司的李文斯敦（livingstone）、郭雷枢（.co11edge）等都是外科医生。尽管他们竭力扩展其工作但早期的影响很小。 建立诊所和医院184o年以后各帝国主义争先恐后地在我国开办诊所和医院业务逐渐开展影响也随之扩大。 最早的教会医院是由伯驾1842年在广州开设的眼科医院1o多年后伯驾因就任外交职务其医院改由另一美国传教医士嘉约翰（.kerr）主持。此医院前后存在约14年。 影响较大历史较长的教会医院是嘉约翰主持的广州博济医院。博济医院开办时也是业务清淡后来医院聘请了中国人做助手使业务便于开展。先后在这里工作的早期华人有关杜亚、黄宽、伍亚忠、杨英等。医院主要开展外科手术并先后应用乙醚及氯仿于麻醉仅嘉约翰一人在该院进行的手术就有4.9万例。 这一时期的教会医院就是这样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展起来的。1《医方论》卷2。 最早的教会医院或诊所都是在五个通商口岸建立的大约从1842至1848年短短五六年间共在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建了7所。1856年的天津条约和南京条约的签订使我国向帝国主义列强毫无保留地敞开了大门从186o年开始到十九世纪结束教会医院已遍布全国包括台湾省；甚至象陕西汉中这样的内6城市和福建的霞浦这样的沿海省份的偏远小城都有教会医院的踪迹；总数已经满1oo所。 培养和吸引留学生西方教会除了就地吸收中国人到教会医院进行培养外在这一时期还开始吸引较多的中国人到西方留学以培养较全面而且正规的西医人才。 早期赴国外留学习医的以广东的黄宽为最早。他先到美国获文学士学位后于185o年赴英国爱丁堡大学攻读医学获医学博士学位于1857年回国在香港、广州等地开设诊所、医院还兼任医院附校教员大量培养医学人才。我国第一位女留学生为浙江之金韵梅1881至1885年在美国习医回国后在厦门、成都等地行医办学并创办我国早期护士学校培养护士人才。 除了英、美等国而外也有大量留学生到日本学医。我国早期的民主主义者如秋瑾、鲁迅等人早年都曾经到日本学医如鲁迅就曾在日本的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就读。 总之这一阶段是西方医学以培养西医人才的方式吸引我国留学生的开始阶段。我国早期的主要西医人才都是在这一时期出外就学的。如中华医学会的一些创始人包括伍连德、颜福庆、俞凤宾、牛惠生、牛惠霖、汤尔和、阎德润以及一些女医人如甘介侯、石美玉等甚至还包括最早的留洋护士钟茂丰都是在这一时期出国留学、学成后再回国行医、办学大大地扩大了西医在我国的影响。 编译医著为了普及并加西医的传播一些来华的西方传教医士还十分重视利用出版物作为工具扩大影响。 在这方面工作比较突出的有以下几个人。 合信（hobson）：英国人他从185o年就开始用中文编译一些西医书其中最早的有《全体新论》是一部主要阐述解剖学的书。其他还有《西医略论》、《内科新说》、《妇婴新说》另有一部介绍自然科学一般知识的《博物新编》后人将这些书合编为《合信氏医书五种》。这些是西医著作译成中文的滥觞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嘉约翰：他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先后编译了一些西医著作共有3o多种较偏重于临床方面及西药的介绍如《西药略说》、《药物学手册》、《割症全书》、《炎症论说》、《内科全书》等等。他对精神疾病还有较深入的研究除创办精神病院外还展用西医药治疗精神病人经验的学术论文。德贞（johndudgeon）这位美国传教医士比较重视生理解剖学的编译工作编有《全体功用》、《全体通考》等都附有图解。他还编有《医学词汇》6卷对于统一西医药的名词术语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其他有关的临床著作还有1o多种。 傅兰雅（johnfryer）英国人也编译有1o多种西医西药著作如《儒门医学》《西药大成》和《英国洗冤录》（《法医学》）等。 第三节中西医汇通派的产生本历史阶段西医的输入是中国医学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西医作为一门科学在保障我国人民的健康方面是有其客观上的积极意义的。由于我国传统医学与西医学在思想方法及研究方法上并不属于同一个体系而是各有特点因此客观上就形成了两个不同体系的医疗系统。 面对这种客观形势如何对待外来的西医就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在这里有拒绝接受和排斥的有全盘接受的但最具代表意义的却是一种折衷的思潮也就是所谓中西医汇通的思潮这种思潮是近代中国文化在医学上的反映是中国文化近代化变革的一个组成部分。 其实在明末清初西医学已经开始对我国医学界产生一些影响。有些医家已在自己的著作中收入一些西医的片断知识如方以智在自己的著作中就收入一些西医的药物和解剖生理内容但尚未形成中西汇通的思想。经过一二百年的接触尤其是鸦片战争后教会医学的大量传播终于促成了中西医汇通思潮的形成并成为近代医学史上的一个学派。 中西医汇通学派的思想也并不完全一致。有的是出于维护中医的利益使中医仍能继续生存向前展；有的则是企望从汇通的医学中创造一种尽善尽美的医学。在这方面有两位代表人物值得提出。 唐宗海（1846—1897）字容川四川彭县人医术高明活人无数。 在西医的冲击面前他的思想产生极大的矛盾。他深知中、西两个医学体系互不相容也认为西医与中医的医理及生理解剖方面有一些相通之处有必要加以融通。因此他撰写了《中西汇通医书五种》包括《中西汇通·医经精义》、《血证论》、《本草问答》等。他的主观愿望应该说是积极的但从总的方面看他对西医的观点并不全面总认为西医在各方面皆不如中医。他认为古代中医不论在生理解剖或医理阐释等方面皆远远比西医高明尤其是古代医经认为西洋医学“与中国近医互有优劣若与古圣《内经》、《本经》较之则西洋远不及矣”1。这些论述也充分表现出他的保守思想难于取得进一步的展。 朱沛文（十九世纪中、下叶）字少廉广东南海人。由于他出身中医世家功底较好且他亲眼目睹西洋医学在西医集中地区广州的种种实情深知两种不同体系各有短长需互相学习但却不能强合。他的这种思想集中表现在他1892年著成的《华洋脏象约纂》一书中。他相当重视人体脏腑形体及功用并主张医家应亲验脏腑而不能空谈名理。他认为中西两种医学体系各有长短有可相通者有的则不能强合而要“存其互异”。所有这些思想可以说是比较进步的比起唐宗海、朱沛文的思想可以说更为正确与先进。只是因为当时对西医的整体还缺乏全面了解在思想上也还有时代的局限难于取得汇通中西的突出成就这也是不能苛求的。 1《教务杂志》（neteserecorder）vo1.14p.231。 第四十一章科技社团与科研机构第一节科技社团中国最早的科技社团中国之有科技社团早自明代始。明嘉靖年间祁门人徐春甫在顺天府（今北京）成立了一个名叫“一体堂宅仁医会”的医学团体1。徐春甫为有明一代的名医曾组织编写了医学巨著《古今医统大全》1oo卷。为切磋医术、增进医道他邀集客居京师的同道创立了这个医会。据《一体堂宅仁医会录》载医会会员中有太医院院使、院判、御医、医官及户部郎中、吏部郎中、儒士、廪生等还有徐春甫的门人共有4o多人这在当时已是相当大的规模了。由于《古今医统大全》一书的大量的校正工作是由医会会员完成的而该书又是出版于“嘉靖丙辰”年即1556年因此“一体堂宅仁医会”至迟在1556年之前就已成立了。 在此后的3oo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科技社团一直没有得到展。直到十九世纪后期由于欧洲资本主义的扩张和西方文化的冲击等特殊的历史因素中国科技社团才随着中国整个科学技术的展而逐渐展起来。 中国近代科技社团的建立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以后的晚清最后十几年是中国近代科技社团萌芽与创立的时期。大体上可分为以下两个阶段1。 第一阶段：维新变法时期。在维新派人士康有为、梁启、谭嗣同等人的鼓动下京师、上海等地和湖南、江苏等省纷纷倡立学会一时间学会这个新生事物的出现有如雨后春笋。在维新派人士中梁启的作用十分突出他在《论学会》这篇颇具鼓动性的文章中极力倡办学会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的呐喊比他自己的身体力行还具号召力。在维新派人士的积极活动和直接参预下各种学会纷纷建立并蓬勃展起来。此时的学会有政治性的也有政治性与学术性二者兼而有之的但其中科技社团或与科技有关的社团占大多数。这些社团多是地方性的规模也较小建立的度快但持续的时间都不太长。其形式有不少类似新式学堂定期地进行科学讲演并有简单的实验验示。主要的科学学科为算学、舆地、天文和声光化电等格致之学。 第二阶段：戊戌政变之后至清末。由于后党的高压使有的学会停止了活动有的学会为避维新派之嫌而改换名称。虽然说学术性的学会受政治影响较小而且风气既开难以骤压但势头已大为减弱且又较少热心之人因此戊戌之后的清末十余年科技社团的展度相对减缓。不过这个时期也有少数的科技工作者自身出于对科技社团的迫切需要感到要尽可能地组织学会以便切磋学术交流心得。如191o年丁福保在呈请民政部批准成立中西医学研究会时就说他们要自筹经费纠集同志设立医学会以研究1《本草问答》。 1参见项长生：《我国最早的医学团体一体堂宅仁医会》《中国科技史料》1991年12（3）。有关医学各科并将研究所得表于中西医学报借供远近医界之观摩1。这种由研究者自筹经费起成立学会的做法与戊戌维新时期的一哄而起的情形大不相同。 中国科技社团统计表（1895—1911）1序号名称时间地点主要起人1强学会1895北京康有为等2上海强学会1895上海康有为等3译图公会（舆地学会）1895武昌邹代钧4农学会1895广州孙中山5务农会（农学会）1896上海罗振玉等6医学善会1897上海吴仲韬等7译书公会1897上海恽积勋等8苏学会1897苏州章钰等9测量会1897江宁杨文会等1o质学会1897武昌11群学会1897广东章炳麟等（续表） 1参见林文照：《中国近代科技社团的建立及其社会思想基础》第七届国际科学史会议论文1996年。1《中西医学研究会上民政部禀》《中西医学报》191o（1）见《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9o年版。 序号名称时间地点主要起人12励学斋1897西安13算学会1898前福建14显学会1898前广东15劝学会1898前江宁16地学公会1898前湖南17粤学会1898北京康有为等18闽学会1898北京林旭等19蜀学会1898北京杨锐等2o西学会1898北京宋伯鲁等21南学会1898长沙谭嗣同等22学战会1898长沙黄萼等23积益学会1898长沙张祁等24群萌学会1898浏阳唐才常等25任学会1898衡阳陈为镒等26舆算学会1898郴州罗辉山等27蜀学会1898成都宋育仁28励志学会1898江西邹凌瀚29大清商业总会18983o算学日新会1899前31瑞安天算学会1899瑞安孙冲等32知新算社19oo扬州周美权33中国药学会19o7东京王焕文等34中国化学会欧洲支会19o7欧洲李景镐等35中国地学会19o9天津张相文36中华护理学会19o9上海信宝珠37中西医学研究会191o上海丁福保38金山中西医学研究会191139浦东医会1911？上海刘镜蓉4o江北医学研究会1911？ 41严陵医学研究会1911严陵42植物病理学会1911？ 注：此表系据《中国科学技术团体》及《中国科技史料》等书刊所做的初步统计尚有待充实与进一步研究。 第二节科研机构晚清的最后几十年是中国科研机构的萌芽时期。1872年法国人在上海建立徐家汇气象台（含气象、地震、授时三个部分）。1885年英国人在台湾基隆、淡水、安平、渔翁岛、鹅銮鼻等地建立气象站。 其后清政府也开始注意建立科研机构。1898年光绪下诏“兼采中西各法”振兴农学并于京师设立中央负责农业的最高行政机构——农工商总局（19o6年改设农工商部）。上海的育蚕试验场同期建立。19o2年以后直隶、山东、山西等地开始建立农事试验场。19o6年3月农工商部上书议设“农事试验场”时说：“泰西各国罔不以农事为重。美利坚以农立国富甲全球；日本维新以来农事改良遂致物产繁兴工艺达。近闻日本之福冈、北海道等处均有试验场或数百顷以至千顷皆为劝农所设”“京师为善之区树艺农桑为臣部所职掌自宜择地设立农业试验场一所以示模范”1。不久农工商部便于京师西直门外建设农事试验场。直到清末有关科学研究的机构主要是在农业方面而且主要的是政府行为。 中国科研机构统计表（1911年以前）2成立时间地点机构名称1872上海徐家汇气象台1885台湾气象站1898上海育蚕试验场19o2保定直隶农事试验场19o3太原山西农事试验场19o3济南山东农事试验场19o4济南山东林业试验场19o6北京农工商部农事试验场219o6大连奉天农事试验场19o6福州福建农事试验场19o8大连奉天植物研究所19o8天津天津种植园2参见林文照：《中国近代科技社团的建立及其社会思想基础》第七届国际科学史会议论文1996年。1参见林文照：《2o世纪前半期中国科学研究体制化的社会因素》《自然科学史研究》1994年13（2）。2参见穆祥桐：《中国近代农业史系年要录》《中国科技史料》1988年3—4。 ------------ 1 题记本卷是中国近代史的后编论述1919至1949年的中国历史。 1919至1949年的中国历史在经济形态和阶级关系上同近代前编（184o—1919）的历史是一致的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根本任务仍然是一致的即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所不同的是自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无产阶级力量壮大起来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了中国。中国的诞生使中国革命面目焕然一新。中国的民主革命在中国的领导下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本卷的编写小组是于1987年12月成立的主编为王桧林、郭大钧、鲁振祥三位同志。王桧林同志1925年生于河北省乐亭县195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后留校任教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史学会名誉会长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名誉研究员日本中国现代史研究会特别会员等。长期从事中国现代史、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抗日战争的研究主要著作有：主编《中国现代史》（1919—1949）、《中国现代史》（1919—1987）《中国现代政治思想评要》（主编之一）《中国通史纲要续编》（参加撰写）。主要论文有：《关于建立中国现代史科学体系问题》、《五四时期民主思想的演变》、《论“二次革命论”》、《从“九一八”到“双十二”蒋介石的对日基本政策和处理内政外交的根本原则》、《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总格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程——三条路线、两种斗争、一个结局》等。他为本卷撰写了甲编序说部分的第三章和乙编综述。 郭大钧同志1935年生于上海195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留校任教曾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副主任、主任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长期从事中国现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参与编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三卷）、《中国现代史（1919—1949）》、《中国现代史（1919—1987）》、《中国通史纲要续编》、《中国现代史研究入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书与人合著《浴血八年树丰碑——受降与审判》；主要论文有《从“九一八”到“八一三”的国民党政府对日政策的演变》等。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六章。 鲁振祥同志1938年生于河北省蓟县（今属天津市）。196o年毕业于河北师院历史系1963至1965年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近代史所学习。先后任教于河北师范学院历史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曾任副主任、副教授、教授。现为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主任研究员。合作编撰《中国现代史》、《中国思想史》、《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内争外患的交错》、《百年国耻》《中国现代史研究入门》等教材和著作多部。主要论文有：《五四运动研究述评》、《近代爱国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选择》、《孙中山三大政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国的早期理论探索》、《略谈“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形成与确立》、《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原则的提出和中国革命理论的成熟》、《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若干问题》、《建国初期周恩来的几次理论思考》等。他为本卷撰写了甲编序说部分的第二章（与朱汉国同志合撰）；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六章（与巫绍泉同志合撰）、二十四章。 参加本卷撰写工作的同志依次有：张宪文同志1934年生于山东省泰安市。1958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留校从事中国现代史、中华民国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曾任历史系主任等职现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研究所所长、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国家教委高等学校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副会长等职。主编大型中华民国史丛书4o余种主编和独著的主要著作有《中华民国史纲》、《中国现代史史料学》等。他为本卷撰写了甲编序说部分的第一章。 朱汉国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他为本卷撰写了甲编序说部分的第二章（与鲁振祥同志合撰）；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九章。 杨直民同志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一章。 刘先觉同志东南大学建筑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一节的建筑部分。 颜元亮同志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第二章第一节的水利部分。 黄晞同志水电部科技情报研究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电力技术》主编。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二节的电力部分。 李进尧同志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研究生部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二节的煤炭部分。 凌光同志石油部石油勘探开科学研究院石油史研究室编辑。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二节的石油部分。 招冀同志中国金属学会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吴坤仪同志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史研究所教授。关锦镗同志中南工业大学教授。他们为本卷共同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三节。 杜金铭同志西南交通大学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四节的铁路部分。 席龙飞同志武汉交通科技大学船舶及海洋工程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四节的造船部分。 张柏春、胡维佳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他们共同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四节的汽车部分。 李成智同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四节的航空部分。 锺允若同志邮电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主任高级工程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四节的通信部分。 柴文官同志中国兵器工业总公司西南兵工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五节的兵器部分。 盛维勇同志北京化工大学副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五节的化工部分。 周启澄同志中国纺织大学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六节的纺织部分。 王诗文同志云南省设计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六节的造纸部分。 张树栋同志印刷工业出版社副编审。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六节的印刷部分。 金德群同志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现代史学会当代方志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三章。 隆武华同志财政学博士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现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工作。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四章。 徐锡祺同志北京教育学院历史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五章、第八章；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十五章、十九章、二十章、二十二章。李占才同志江苏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七章。 田百春同志《求是》杂志社政治理论编辑部副编审。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九章。 王永祥同志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十章。 蔡德金同志195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法政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抗日战争、汪精卫南京伪国民政府问题的研究表论文多篇出版专著多种。他为本卷撰写了丙编典志部分的第十一章；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三十五章。 冯蕙同志195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现为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编审。她与李捷同志为本卷共同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一章。李捷同志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主任助理、研究员中国诗词研究会副秘书长。他与冯蕙同志为本卷合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第一章并撰写了传记部分的第七章、第八章。 韩荣璋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思想研究室主任研究生院马列系主任、教授中国思想理论与实践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全国思想专业委员会顾问。长期从事党史和思想的教学与研究。主要著作或合著有《周恩来外交战略》、《周恩来年谱》等并撰有论文多篇。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二章。 陈绍畴同志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主要编著合著有《在白区》、《年谱》等著作并撰有关论文多篇。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三章、十一章。 王纪一同志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四章。 朱志敏同志北京师范大学法律与政治研究所副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五章。 唐宝林同志1964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现代文化学会陈独秀研究会执行会长、《陈独秀研究动态》主编。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十章。 李少兵同志历史学博士。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副教授。 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十二章、四十五章。 罗敏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读博士研究生。她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十三章。 李茂盛同志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十四章、二十三章。 耿向东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副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十六章。 王宗荣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解放军出版社特约编辑。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十七章。 郭晓合同志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十八章。 习五一同志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日本冈山大学文学部客座研究员。她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二十一章。 李起民同志北京铁道管理干部学院教授全国铁路党中会会长。 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二十五章、二十七章、二十八章。 陈兴唐同志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员、《民国档案》杂志前任主编、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兼职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二十六章。 周天度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华民国史编委、蔡元培研究会理事。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二十九章、三十一章。 欧阳礼泉同志北京商学院讲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三十章、三十六章、三十七章。 岳梅同志北京市外国语学校一级教师。颜江红同志中国科学院中科集团人事处干部。她们为本卷共同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三十二章。 公茂虹同志北京市委宣传部干部历史学博士。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三十三章。 孙茂生同志中国工运学院历史系教授。孙向远同志武汉工业大学北京研究生部研究生、国家建材局机关党委副书记。他们为本卷合撰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三十四章、三十九章。 周暹同志《北京日报》编辑。她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三十八章。 耿云志同志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四十章。 郑大华同志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四十一章。 叶丽瑹同志中国工运学院副教授。她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四十二章。 孙立峰同志北京师范大学汉语中心教师。她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四十三章。 李汉松同志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副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四十四章。 左玉河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四十六章。 段万倜同志1949年7月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理学院地质学系。1953年1o月至1964年4月担任李四光先生的秘书。现为地质矿产部地质力学研究所高级工程师、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四十七章。王元同志中国科学院院士、原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中国数学会理事长。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四十八章。 钱振纲同志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副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四十九章。 李岫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茅盾研究会常务理事《茅盾研究》杂志副主编。她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五十章。徐庆平同志中央美术学院外国美术史教研室主任、研究生导师徐悲鸿纪念馆副馆长中国书画家联谊会副会长全国政协委员。1981年至1985年曾在法国进行美术史研究获巴黎大学美术史博士学位。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五十一章、五十二章。 刘乃崇同志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1948年进入解放区曾先后在华北戏剧音乐工作委员会、文化部戏曲改进局、艺术事业管理局、中国戏剧家协会工作编审。现为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戏曲学会理事、北京京剧史研究会理事。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五十三章、五十四章。张奠宙同志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五十五章。 丁蔚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她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五十六章。 程维枢同志（1914—1997）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气象局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原中国气象局总工程师、副局长。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五十七章。 王冰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五十八章。 张藜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她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五十九章。 张九辰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六十章。 罗桂环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六十一章。 蔡景峰同志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六十二章。 林文照同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为本卷撰写了丁编传记部分的第六十三章。 何绍庚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他负责本卷科技部分的全部组稿审阅、定稿工作。 张皓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历史系教师。他为本卷做了图版资料的搜集工作。 刘雪英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她为本卷做了编目及选图工作。本卷图版由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宫伟同志翻拍。 本卷的编撰是在几乎全无依傍的情况下编写的。在编写过程中遇到了不少的问题我们认为这是正常的。我们只有努力尽先解决比较重要的问题能解决多少写多少。历史上还有许多一时不能解决的问题需要做长期的打算不能着急更不能草率从事。我们的任务是还要和同志们一齐继续努力研究下去。 蔡尚思同志和李新同志分别为本卷上、下册题写了书名在此谨表感谢。 白寿彝1998.7月于北京中国通史甲编序说第一章文献资料第一节档案档案的典藏马克思在《答布伦坦诺的文章》中说：“我的《资本论》一书引起了特别大的愤恨因为书中引用了许多官方材料来评述资本主义制度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学者能从这些材料中找到一个错误。”马克思的话道出了档案材料的重要性。 近百年以来我国各时期的政府都十分重视历史档案的整理与保存。 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3月黄兴、胡汉民、宋教仁等97人上书孙中山要求设立国史院孙中山批示同意。其后几经周折至1947年1月才在南京正式成立国史馆。193o年5月也在南京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这两个机构典藏着民国时期绝大部分国家级的重要档案。1949年国民党政权崩溃前夕国民党党史会的档案全部迁往台湾而国史馆的档案均留在了大6。 1951年2月以原国史馆的史料为基础并接收了原国民党政权各部门残留在南京等地的档案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南京史料整理处1964年4月更名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着从1912年至1949年中华民国时期各中央政权的大量档案其中有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广州大元帅府、广州国民政府和武汉国民政府的珍贵档案有北洋政府各院、部、会、署、厅的档案。南京国民政府的档案是该馆典藏的主要部分数量也最多包括国民政府五院和各部、会、局、署的档案。除此之外还有汪伪政权和其他汉奸政权的档案、著名人物的档案等。如果将该馆档案排列起来总长度可达4o余公里。显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是研究中国现代史、中华民国史的资料宝库。中国一贯重视历史档案的整理与保存。在建党初期在十分艰苦的斗争环境中也保存下来一些珍贵史料。这些材料成为研究党的早期历史的重要依据。 1936年后中央和革命根据地的军政机关逐步建立档案管理机构进一步健全档案管理制度但是残酷的战争也给档案史料造成重大损失。艰难保存下来的一批革命历史档案1949年后运往北京。1954年设立了国家档案局1959年又建立了国家档案馆。各省市也相继建立了档案局（馆）从而由上到下建立了一个收集、整理、保存历史档案的完善的档案事业体系为历史研究创造了良好条件。其中中央档案馆存有档案66万卷资料15o万册声像档案85oo余盘。其范围包括：中国革命先驱者们在从事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组织小组筹建中国等活动中形成的档案资料；中央及其直属机构和派出机关形成的档案资料；苏维埃红色政权、抗日民主政权、解放区民主政权及政协、工会、青年团、妇联等群众团体形成的档案资料；中央国家机关形成的档案资料；党和国家领导人及老一辈革命家、著名社会活动家的手迹、书信、日记等还有与馆藏档案有关的声像档案、照片档案及党、政、军、群机关编辑出版的报纸、刊物和各种文献资料。 “文革”以后从中央到地方又相继建立了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机构不仅征集了许多口碑资料也征集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献。 如前所述国民党当局去台湾时也带走一批重要历史档案。这些史料主要保存在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据说它收藏的档案有45万件以上多是国民党的原始档案。如孙中山的手稿、墨迹、著述、函件；重要人物的信札、日记、著作；国民党各个历史时期的史料及历次历届全国代表大会、全会、常会及中央政治会议、国防最高委员会的会议原始文件等。另一个收藏历史档案的重要机构是在台北新建的国史馆。据称它收藏的各种史料达4oo余万件（册）。主要是南京国民政府自1927年到1948年间的档案及一些人物专档。近年蒋介石的“大溪档案”也移交到国史馆保存。台湾近代史研究所保存着一批北洋政府的经济和外交档案。其他有关部门还保存着战争年代国民党获取的档案以及军事档案。我们相信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展及海峡两岸关系的不断改善两岸的历史档案部门将会为中国历史科学的展作出更多贡献。 已公布的重要档案近年来档案部门6续公布、出版了一批档案。这些历史档案是近代史研究的基本史料。 《六大以来》（上、下册）和《六大以前》1942年至1944年中央为了使全党对历史上所犯的几次错误统一认识提高马克思主义思想水平因而对一些历史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了帮助高级干部学习党的历史中央书记处在主持下编辑出版了《六大以前》和《六大以来》两部书。 《六大以来》是1941年12月在延安编印的有关党内文件1981年由人民出版社重印出版。内容包括1928年至1941年11月间历次会议的决议中央的决定、指示、布告、宣言、声明等涉及政治问题、组织问题、军事问题、宣传教育问题及工青妇运等。约收录文件5oo篇。它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六大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及斗争活动。这些文件在党史研究中具有很高的价值。战争年代一些散失了的文件在《六大以来》中都保存下来。 《六大以前》是1942年1o月编印的198o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其内容主要是创立至六大前一些党的领导人的讲话、文章也有一部分党的决议、宣言、政纲等。主要取材于的机关刊物《向导》和《中国青年》等。 这两部文件资料汇编来源可靠内容准确是党史研究的重要依据。 《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五十年代在一个相当时期内历史文件公布甚少给教学研究带来一定困难。中央宣传部为了适应党史、中国现代史教学需要1957年印刷了一套《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共三批均活页文选。其内容主要是历次代表大会宣言六大以后几次全会、政治局会议的决议还有对一些重大事件的指示。这批材料除《六大以来》在五十年代是选印党内文件最多的一套资料汇集。由于它是中央宣传部编印的因此材料来源可靠内容准确。但它主要选编了一些党内会议和党内斗争的文件取材面不广有较大的局限性。该套资料1978年由人民出版社重印出版。《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中国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198o年至1981年间由中央档案馆选编人民出版社出版。其内容包括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档案和中央档案馆馆藏的一大至六大的决议、宣言、党纲、党章等。这些文件虽然有的曾经公开表过但是版本甚多。中央档案馆根据档案再次刊布增加了史料的可靠性成为研究历史的基本文件。 《中央文件选集》中央档案馆经中央书记处批准在原《中央文件汇编》（59卷）基础上选编并经中央文献研究室审定1983年开始由中央党校出版社6续出版共计16册内部行。1989年至1992年再版公开行改16开本16册为大32开本18册总计8oo万字。它是当前规模最大的一套中央文件选辑选材范围自1921年中国成立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其内容包括中央各个时期各方面的正式文件和、、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的报告、文章。涉及的面较为广泛反映了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斗争历程。其中许多文件次公布。由于“选集”是中央档案文献部门编选的因此这套史料的准确性、权威性和学术价值是很高的。 《党史资料丛书》为了配合党史、中国现代史教学与研究八十年代以来由中央档案馆6续编选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其内容主要是现代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或重要问题。如《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2年至1926年）、《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7年至1933年）、《北伐战争——资料选辑》、《南昌起义——资料选辑》、《秋收起义——资料选辑》、《广州起义——资料选辑》和《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等。主要取材于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历史档案。如《中央政治报告选辑》是二三十年代对时局的分析并由此提出了党的斗争任务和策略方针都是第一次公布的档案文献是研究这一时期革命运动的重要依据。 《革命文献》1949年以前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曾在南京编印出版过《革命文献丛刊》。到台湾后1953年继续出版称《革命文献》由罗家伦主编将党史会收藏的档案史料选编出版目前已经出版117辑。它是目前台湾地区出版的最大的一套档案史料汇编。它按照时间顺序选印兴中会史料、同盟会史料、辛亥革命史料、讨袁史料、护法史料、中华革命党史料、中国国民党改组史料、国民革命军统一两广史料、国民政府政治建制史料以及抗战史料等。它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是研究中国现代史、中华民国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五十年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曾挑选一批民国时期重要档案汇编成《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共244册219o万字。七十年代末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在上述汇编基础上编选《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由江苏古籍出版社6续出版目前已出版四辑45册并继续出版。它的史料主要选自南京临时政府、广州和武汉国民政府、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的档案。它的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财政、外交、文化教育和群众运动等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华民国历史的步伐。它是目前国内最大的一套档案史料汇编是研究中华民国史的必备参考书。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在编选《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的同时又编辑了专题性的档案资料丛刊分别由一些出版社出版。目前已经出版的有《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直皖战争》、《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兵变》、《善后会议》、《五卅运动和省港罢工》、《周佛海日记》、《中华民国金融法规选编》、《民国外债档案史料》、《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等。“丛刊”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档案史料对推动这些专题的研究有重要意义。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由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共同编辑中华书局6续出版。它按照专题分若干卷如“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伪满和汪伪政权”、“东北历次大惨案”、“伪满警宪法西斯统治”、“华北大扫荡”、“日军在各地暴行”、“细菌战和毒气战”、“经济掠夺”、“文化侵略”等。它反映了日军自1931年至1945年间对中国的侵略、掠夺和残酷暴行它主要取材于各主要档案馆馆藏史料是目前出版的最重要的一套大型的日本侵华史料汇编。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这套资料是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根据典藏档案由秦孝仪主持在台北出版的。主要内容包括抗日战争的背景、作战经过、战时外交、战时建设、抗战时期的活动、伪政权伪组织和战后中国等方面。编者在“前言”中说：“所收史料绝大多数为未经表之档案一般性之史料及业经公开表者不予收录。”可以说这部档案汇编对研究抗日战争时期的正面战场、蒋介石的政策、中外关系、国统区和沦陷区都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地区或专题性的档案史料除上述大型档案资料汇编外近二十年来我国也公布和出版了一批较重要的地区性或专题性的档案史料。如：各省市档案馆编辑出版了一批反映省区历史的档案材料。这方面的材料有《上海档案史料丛编》由上海档案馆编选内容有《1927年上海商业联合会》、《辛亥革命在上海》、《五卅运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等；《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由山东省档案馆等编选共出版23辑反映了1923年至1949年1o月间山东地方组织、群众团体和地区行署的各方面活动为研究山东地方历史提供了可靠依据。其他的还有《河北省档案史料集》、《辽宁省档案馆档案史料专辑》、《江苏革命史料选辑》、《浙江革命历史档案选编》、《安徽现代革命史料丛书》、《福建档案史料丛书》、《福建省档案史料集》、《广东档案资料丛刊》、《民国时期广东省政府档案史料选编》、《广西历史档案资料选编》、《云南档案史料丛编》等。这些档案史料均由有关省区的档案馆选编出版或内部行。对相关省区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专题性的档案史料各档案部门则不断选编出版数量很多不胜枚举。如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联合编辑、档案出版社出版的《西安事变档案资料选编》选录了有关西安事变的史料约321件。重庆出版社出版的《白色恐怖下的新华日报》辑录了重庆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成都市档案馆、昆明市档案馆的档案对国民党如何迫害《新华日报》提供了确凿史料。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南京市档案馆合编、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为中外学者研究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提供了可靠依据。由档案出版社出版的《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系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联合编选对深入研究红军长征的艰难历程提供了新材料。 有些档案馆还运用现代技术手段将档案做成缩微品方便研究者使用。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做的缩微品有《南京临时政府档案》137卷《6海军大元帅大本营档案》138卷《广州和武汉国民政府档案》475卷。第二节资料丛刊除上述重要的档案史料外还有一些内容广泛、真伪混杂需要认真考订的史料丛刊由于这类史料十分庞杂只能就其中一些基本的史料作些介绍和述评。 《民国丛书》该丛书由上海书店于1989年开始影印出版。丛书主编周谷城在“序” 中说：“民国丛书的编纂出版从根本上说正是为了保存史料、抢救文献、了解时代为现代化建设服务。”他认为资料大汇便是书籍民国时期出版的各类图书是中华文化展的组成部分。民国时代中西文化交流新旧思想冲突产生了许多学术著作和历史资料。“民国时期出版的各类图书总数约在1o万种以上。其中虽然不少是糟粕但不可否认确有许多精华及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杰作”。 该丛书从1o万种书籍中精选3ooo种左右编成1o辑6续出版。目前已出版5辑。分为11大类即哲学、宗教类；社会科学总论类；政治、法律、军事类；经济类；文化、教育、体育类；语言、文字类；文学类；美学、艺术类；历史、地理类；科学技术史类；综合类。该丛书目前为国内影印出版的规模最大的一套书它为中国现代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这是台湾出版的最大的一套近现代史史料丛书由沈云龙主编由文海出版社自1966年1o月开始影印出版。到1973年末出版史料1oo辑1278册。主要为清末至民国初年的史料也有不少关于北洋军阀和国民政府时期的史料。其中有关于历史事件的记载有中外交涉史料有各种考察和游记有各种会议记录有关于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史籍更多的是著名人物的文集、全集、信札、日记、年谱等。整个丛书内容极其广泛反映了社会的各个方面。由于它收录的书刊面广量大其中不乏重要史料。也有些书刊内容庞杂甚至观点荒谬史料不准确。如沈云龙撰写的《中国之来源》其所用史料均不可信。 1974年后沈云龙又主编出版了《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已出版93辑1oo6册。近几年6续出版第三编。 《近代稗海》荣孟源、章伯锋主编1985年8月6续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分辑出版。其内容包括自鸦片战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百多年间有关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资料。编者表示《稗海》“选材都经过鉴别不收伪品；尽力在各篇资料之前说明其来源、版本、阶级性及可注意之处至于考订记事一因编辑能力有限二因资料书中难容考订的文字所以必须等待史学研究者和史料整理者另写文章这里一般只提供资料”。如第14辑选录了《北伐阵中日记》由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处编写从1926年7月至1928年5月逐日记载基本上反映了北伐战争各次战役的概况记载甚详。《稗海》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不可多得的史料集。 《北洋军阀》章伯锋、李宗一主编武汉出版社出版。是一部大型的史料集共6册反映1912年至1928年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历史内容包括北洋军阀的由来北京政府及民初政党袁世凯及其嫡系直皖军阀的政治统治与内政外交、各派政治势力与军阀派系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全书史料主要来源于文献档案、未刊稿本、政府公报、有关专著、回忆录、文集、报刊中的文电记载及外文史料等。有的全文辑录有的选录。这是一部研究北京政府与北洋军阀的重要史料集。 《北洋军阀》来新夏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共5册亦是研究北洋军阀的一部大型史料集。反映1912年至1928年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历史内容包括北洋军阀建军、袁世凯的统治与洪宪帝制、皖系军阀与直皖战争、两次直奉战争与直奉军阀并设有军阀人物志、大事记、论文索引等。本书选录的范围涉及档案、传记、专集、杂著、报刊等。作者表示“尽可能选录一部分具有史料价值的原始资料和流行较稀的成书”。如“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选录的第一次直奉战争资料比较完备地反映了战前的舆论准备、战事中直系的财政支出状况等”。本书与章伯锋、李宗一主编的《北洋军阀》一样都是研究北京政府与北洋军阀的重要史料集。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197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近代史研究所开始编写《中华民国史》。为了积累编写这部巨著的资料由近代史研究所编辑、中华书局出版的一套《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其内容包括大事记、人物传记和专题资料三方面。大事记详细地记述了自19o5至1949年间重大历史事件。人物传记就民国时期近千名重要人物生平事迹作了实事求是的叙述。专题资料涉及的面广泛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方面如已出版的有《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张学良与西安事变》、《阎锡山与山西银行》、《马歇尔使华》、《中国农民银行》等多种。其中有些译稿甚有价值。如《中国事变6军作战史》是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根据大量日本参谋本部的档案文件编写的。它虽然公开为日本侵华辩护但该书所使用的第一手材料对研究抗日战争有较高学术价值。 《中华民国史料丛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自1968年9月开始在台北影印出版。先后由罗家伦、黄季6、秦孝仪担任主编。是一部较大规模的史料丛书主要选录一些辛亥革命后比较少见的报纸、期刊、政府公报以及军事、经济史料和专著。如1915年出版的《中华新报》抗战时期的《战时交通》、《战时中国报业》、《中国农民银行四川省农村经济调查报告》以及《长沙会战纪实》都是比较罕见的孤本。该丛编对保存史料推动学术研究是有益的。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这是在台北出版的一部大规模的史料集由“国史馆”编纂。它的体例是按照年、月、日顺序记述历史上生的重大事件或重要问题。从形式上看它类似大事记但它的最大特色是对每件大事都辑录了许多相关史料这对研究工作是十分有益的。编者在“凡例”中称：“本书所用史料以‘国史馆’及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库藏之原始档案、文件、公报及其他公文书为主间采当时之报章、杂志及专家著述。”该纪要记述的范围始自1894年兴中会成立分年编次举凡政治、法制、经济、外交、国防、边事、社会、文化、教育、科学、艺术、体育等活动与变迁无不广为搜罗。该纪要确为研究工作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史料。 《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人民出版社自1978年开始6续出版。先后有《新民学会资料》、《一大前后》、《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马日事变资料》、《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资料选辑》、《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回忆录》、《一二九运动资料》、《西安事变资料》、《百团大战史料》、《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概况》等问世。该丛刊对所列专题均提供了最基本的史料可以使人们对该专题的概貌有所了解。在这套书出版之后党史资料出版社也出版了一套与之相类似的丛书即《中国历史资料丛书》。该丛书也按专题整理如《小组》、《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苏南抗日根据地》、《中央南京局》等。这两套资料可以互为补充。《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共8册。它所选辑的文件凡能找到原件的均与原件核对过史料比较准确可靠。该资料按照历史进程对每个重大历史事件都选录了一二篇代表性资料或代表人物的文章有助于读者了解基本的历史事实。但该书不足处是取材于报刊资料较多新的档案材料甚少。八十年代后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彭明主编的《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1919至1949）共6册可以与上述资料集互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曾在1979年编辑了一套《党史参考资料》先出11册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又续编7册（改名《党史教学参考资料》该书除民主革命时期总计18册外另有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若干册）。内容十分丰富对教学科研影响甚大。惜为内部交流使用未公开出版。《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1955年开始主编这套大型资料丛刊它对于推动我国经济史的研究起了重要作用。先后出版的有：陈真、姚洛编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彭泽益编的《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李文治与章有义编的《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严中平等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编》、徐义生编的《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千家驹编的《旧中国公债史资料》、彭泽益主编的《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及《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等。该丛刊取材广泛有报刊、专书、档案、企业账册和调查报告内容十分丰富具体。它为经济史的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史料至今仍是经济史研究者的必备参考书。 《上海资本主义典型企业史料》五十年代开始6续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有《恒丰纱厂的生展与改造——中国最早的一家棉纺织厂》、《大隆机器厂的生展与改造——从一个民族企业看中国机器制造业》、《荣家企业史料》、《刘鸿生企业史料》、《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上海永安公司的产生展与改造》等。这些典型的企业史料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中国资本主义展的特点和历程。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诸种“文革”后中国革命史研究的一个新方向是大力开展革命根据地史的研究为此也编辑出版了许多资料汇编。如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等。这些史料的出版为深入研究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展提供了各方面史料。 中央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诸种“文革”后中国革命史研究的另一个新方向是学者们较多地对革命根据地财经史的研究。他们深入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革命纪念馆获取了大量档案、文件和其他各种文献材料为拓展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作出了新贡献。八十年代以后相继出版了一批革命根据地的财经史料集。如《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长编》（人民出版社出版）、《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湘赣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摘编》（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出版）、《华中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出版）等。 中外关系史史料中外关系史是中国现代史的重要领域。随着我国对外交往的日益频繁以及改革开放事业的展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成为热门学科这些年来也出版了许多史料。如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辑录了中外关系中的许多重要文件以及当事人的笔记和回忆录等是研究中外关系的基本史料。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了《中美关系资料汇编》其内容包括双方政府的文件政府领导人的讲话等直接涉及双边关系的材料较为齐全是研究中美关系的必备参考书。在中日关系方面先后出版了《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满铁史资料》等从中可以看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此外还出版了《中苏关系史资料汇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中德外交密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等均有一定学术价值。 工、青、妇运动史料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和妇女运动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促进这方面研究的开展也出版了一些史料。如工人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工会历史文献》档案出版社出版了《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文件选编》工人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工会历次代表大会文献》。这些史料集均由中华全国总工会选编其内容包括中央自1921年至1949年间关于工人运动的决议、指示、通告、函件以及全总布的决议、宣言、通电、告工人书第一次至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的重要文件等。这些文件都是研究中国工人运动不可缺少的指导性材料。共青团中央经中央办公厅批准还与中央档案馆合作编辑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内容包括1921年至1949年间对青年运动的基本方针、政策及中央领导人对青年运动的讲话等。妇女运动方面有全国妇联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妇女运动重要文献》它汇集了1943年以后对妇女运动的指导文件及一部分关于保护妇幼权益的政策、法令等。 现代思想史书目现代思想史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领域其史料是丰富多采的。蔡尚思主编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5卷）收录了自1919年至1949年间我国18o多位代表人物的论著52o多篇是研究思想史的基本史料。钟离蒙主编的《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和《补编》共49册约2ooo余万字材料更为丰富。 现代军事史料现代军事史方面的资料规模最大的是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丛书为多卷本每卷分别由综述、历史文献、回忆史料、大事记、表册、图片、参考资料等部分组成。已出版《八路军》、《新四军》、《后勤工作》、《红军初创时期游击战争》、《红军长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解放战争战略防御》、《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国民党军起义投诚》等1o多卷8o多册6ooo多万字。编者计划编纂43卷、225册、2亿字左右。 第三节报纸近代以来我国到底有多少家报纸至今没有精确的统计数字更没有一份完整的报纸目录。现仅就一些在各方面影响较大的著名报纸作些介绍和评述。 《申报》《申报》是我国行时间最长、社会影响也最大的一份报纸。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创办于上海至1949年5月在上海停刊历时78年。 《申报》初由英商美查（ernestmajor）创办后转售中国商人经营1913年才由史量才接办。 《申报》在初期实际上是列强在中国的喉舌。后来随着报社所有权的转移《申报》成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著名报纸。《申报》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代表了他们的利益。在民族危机不断加深政治局势不断动荡的情况下《申报》的政治态度也生了不断变化。一方面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对政治的不满；另方面也表现了他们政治上的不坚定性。它体现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近百年来奋斗、前进的艰难曲折历程。 《申报》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近代中国历史展的轨迹。它不仅记载了各个历史时期国内外生的重大事件也记载大量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内容它的触角触及到社会各个角落因而它被称作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史料宝库不可多得的历史百科全书”。它的商业新闻和《经济专刊》是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 《新闻报》《新闻报》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创刊于上海初由英商主办1899年转由美国人福开森（johnnet）接办。福开森是著名的“中国通”。他着力经营《新闻报》使之日渐达成为上海著名的四大报纸之一。这四大报纸是《申报》、《新闻报》、《时报》和《时事新报》。二十年代末福开森又将股权售于中国商人后大部分股权落入史量才手中。抗战开始后《新闻报》没有内迁继续在沦陷的上海出版。1949年在上海停刊并改组为《新闻日报》。 《新闻报》作为资产阶级性质的报纸不但报道一些政治性消息体现了他们对各种政治事件、政治形势的基本立场和态度而且还长期大量报道各地经济新闻和商业贸易的消息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国社会经济曲折展的脉搏它为研究中国工商经济和财政金融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大公报》《大公报》也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它创办于19o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最初在天津行以后辗转在上海、汉口、香港、桂林、重庆等地出版。1949年在上海改组新生改变报道方针。 《大公报》与《申报》、《新闻报》等大报相比较它的政治色彩较为浓厚。二十年代以后《大公报》主要由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经营而主要由吴鼎昌投资。《大公报》曾标榜“党派”、“为新闻而新闻”以民间报纸的姿态出现事实上《大公报》在历次政治事件中都有明显的观点和态度对南京政府“小骂大帮忙”客观上支持南京政府故人们常以“大公报大不公”讥讽《大公报》。《大公报》的“政论”闻名报界其“社评”是研究中国近代政治展的重要史料。 《晨报》《晨报》创办于1916年在北京出版。是以梁启等为的进步党的机关报是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北方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 《晨报》最初称《晨钟报》李大钊曾受聘担任总编辑后《晨钟报》被皖系政府查封1918年更名《晨报》维持至1928年停刊。 《晨报》每天以大量篇幅报道国内外政治新闻特别较多地反映北京政府的政治活动和人事变迁因而它为我们研究北京政府、北洋军阀提供许多系统史料和线索。 《晨报》的另一特色是较多地传播了新文化、新思想、新文学。《晨报副刊》曾刊登过许多传播十月革命影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刊登过许多属于新文学的诗歌和。《晨报副刊》和《京报副刊》、《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民国日报》副刊《觉悟》被誉为五四时期著名的“四大副刊”。 《民国日报》1912年民国建立后政权逐渐落入袁世凯集团手中他们争权夺利践踏民主共和制度。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继续进行反帝、反封建、反对袁世凯的斗争并于1916年在上海创办《民国日报》作为斗争的阵地。1924年国民党“一大”后该报成为改组后的国民党机关报。 《民国日报》一方面揭露北京政府的政治另一方面继续宣传资产阶级革命的政治主张从而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政治上的一面旗帜。孙中山表的讨袁护法文告、函电、谈话、演说等不少登载于《民国日报》。五四运动前后《民国日报》曾创办《觉悟》副刊刊登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俄国革命和劳工运动的文章。这一时期《民国日报》也表一些其他政治观点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文章。1925年《民国日报》右转后表了戴季陶的《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等。《民国日报》于1932年停刊后虽一度复刊但影响已远不如以前。 《益世报》《益世报》是天主教会出版的报纸1915年创刊于天津创办人雷鸣远。抗日战争时期先后迁昆明、重庆出版。1945年4月后增出西安版、北平版、上海版。1949年1月天津解放时停刊。上海版至1949年4月停刊。这是一份出版时间长、有重要史料价值的报纸。 《京报》《京报》是由邵飘萍于1918年在北京创办终刊于1937年全面抗战爆。这是一份二三十年代在北方影响很大的著名报纸。《京报》在邵飘萍的主持下揭露北京政府依靠帝国主义争权夺利的罪行谴责北洋军阀镇压群众运动热情歌颂“二七大罢工”、“五卅运动”等因而《京报》受到北京政府的敌视1926年4月邵飘萍被逮捕杀害。 《京报副刊》是著名的新文学研究的园地表过不少新文学作品推动了新文学运动的展。 《京报》为研究北洋军阀政治和爱国群众运动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史料。 《中央日报》《中央日报》是中国国民党的中央机关报它于1928年2月创刊于上海后迁南京。抗日战争爆后曾迁往内地在各地出版。《中央日报》坚定地宣传国民党的方针、政策表对各种政治事件、国内外大事的政治主张和基本态度。它是国民党的政治喉舌和舆论工具。1949年后《中央日报》随国民党迁往台湾继续出版。研究国民党在大6统治的历史《中央日报》可以提供许多有参考价值的史料。 《扫荡报》1932年6月创刊于南昌前身为《扫荡三日刊》。1935年迁至汉口。 抗战期间在桂林、昆明、重庆同时出版。1945年11月更名《和平日报》在南京、上海、兰州、汉口等地出版。它是国民党军事系统的报纸是研究国民党军事的重要资料。 《字林西报》《字林西报》是一份英文报纸即《northnetes》原名《北华捷报》（northnetahera1d）创办于185o年（清道光三十年）1864年始更名为《字林西报》并由周刊改为日报。由英国商人创办于上海是外国人在中国创办的最著名的、影响最大的一份外文报纸。它是列强在中国的重要侵略机构“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言论机关报。《字林西报》为帝国主义侵华活动唱赞歌对中国人民的反侵略的正义行动大肆诬蔑。1949年上海解放时《字林西报》继续与中国人民作对受到上海军管会的严重警告被迫于1951年3月停刊。《字林西报》在中国行1o1年经历了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人民反侵略的全部历程。它是研究帝国主义侵华的重要史料。 《中华日报》汪精卫政治派系曾在三十年代初先后创办《南华日报》和《中华日报》宣传该派的政治主张。抗战开始后《中华日报》一度停刊1939年7月再次复刊成为汪精卫汉奸政权的机关报。《中华日报》极力鼓吹汪精卫集团的“和平、、建国”的汉奸谬论为汪伪政权的统治呐喊。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汪伪政权的垮台《中华日报》亦被迫停刊。《中华日报》是研究汪精卫汉奸政权的重要史料。 《新民报》1938年1月1日创刊于北平是抗战期间汉奸组织新民会的机关报由日本华北派遣军报导部直接掌握。该报大力宣传日本侵华政策和华北伪政权的活动是研究日本侵华史和华北伪政权的重要参考资料。 《大同日报》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建立了伪满洲国这一傀儡政权。1932年在长春创办《大同日报》后改称《康德新闻》直至伪满洲国垮台始停刊。《大同日报》是伪满洲国政权的言论机关它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宣传日本军国主义种种侵华谬论宣传所谓的“共存共荣”、“建设东亚新秩序”及“中日提携”、“日满经济一体不可分”等在舆论上为日本侵华张目。《大同日报》和以后的《康德新闻》是研究伪满洲国和日本在东北统治的重要史料。 《救亡日报》、《生活日报》、《抗战日报》抗日战争全面爆后中国人民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全国各界人民、各社会团体积极开展救亡活动。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为了动员人民起来抗战激人民的救亡热情于1937年8月在上海创办《救亡日报》一批著名的学者、作家郭沫若、夏衍、茅盾等参加了编委会的工作。上海沦陷后该报辗转在后方城市继续出版在知识界、文化界和广大青年中产生了较大影响。皖南事变生后由于该报抵制国民党的活动1941年被迫停刊。抗战胜利后曾一度更名为《建国日报》在上海出版。但不久即被国民党查封。 抗战期间1936年6月邹韬奋在香港创办《生活日报》；1938年1月一批文化、新闻界人士在支持下在湖南长沙创办《抗战日报》。这些报纸以丰富多采的内容积极宣传抗日救亡运动揭露国民党的各种弊政因此深受后方群众和进步人士的欢迎。 《救亡日报》、《生活日报》、《抗战日报》等都为研究抗日救亡运动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 《民主报》1941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香港创办机关刊物《光明报》宣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政纲和对时局的主张。抗战胜利后中国民主同盟改《光明报》为机关刊物曾为月刊或半月刊。1946年2月又在重庆创办《民主报》作为中国民主同盟的机关报。《民主报》在抗战胜利后坚持宣传民主反对国民党独裁；主张和平反对内战。《民主报》在“刊词”中宣称它是“一切民主信徒共同的工具我们愿努力担负起代表民主信徒意见这个责任”。 由于《民主报》坚持揭露国民党特务破坏民主运动的罪行大量报道民主运动的活动因此遭到国民党的仇视、恫吓1947年最终被国民党特务捣毁被当局查封。《民主报》为民主运动作出了贡献它的史料也是有价值的。 《热血日报》中国在领导新民主义义革命运动中也创办许多报纸以便指导革命运动动员群众起来斗争。但是从1921年至1949年总计创办了多少报纸目前很难作出准确统计特别是在早期报纸和刊物很难区分。据李永璞主编《中国历史报刊名录》（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记载自1919年至1949年报纸与刊物大约有45oo多种。 据目前所知中国中央最早创办的一份日报当推《热血日报》。它于1925年6月在上海出版由瞿秋白主编。该报在《刊词》中说：“创造世界文化的是热的血和冷的铁现世界强者占有冷的铁而我们弱者只有热的血；然而我们心中果然有热的血不愁将来手中没有冷的铁热的血一旦得着冷的铁便是强者之末运。” 《热血日报》创刊于五卅运动的之中它旗帜鲜明地站在中国工人运动一边深刻揭露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的暴行鼓舞了中国工农大众的反帝斗志。《热血日报》的鲜明政治态度遭到帝国主义和中阀的仇视因而它只存在不到一个月时间便被迫停刊。但它却给中国革命史留下了宝贵资料。 《红旗日报》《红旗日报》是中国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193o年8月创刊于上海。在此之前江苏省委在上海出版《上海报》是指导上海工人运动的一份有力工具。在艰苦斗争环境中虽几度易名仍不断遭到国民党迫害193o年8月被迫停刊与中央主办的《红旗》周刊合并改出《红旗日报》。 《红旗日报》作为中央机关报它一方面报道国内外大事另方面也不断宣传的革命主张。《红旗日报》大量报道了各地工农运动的情况和红军反对国民党军事“围剿”的消息。由于当时正值“左”倾冒险主义思想笼罩中央因此《红旗日报》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这方面的影响。由于国民党的不断破坏《红旗日报》被迫于1931年3月停刊。《红旗日报》成为研究在国统区斗争的重要史料。 《红色中华》《红色中华》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创办的机关报1931年12月在江西瑞金出版。它全面反映了中国领导工农大众建设革命根据地和领导红军反对国民党军事“围剿”的详细情况以及根据地军民的生活情况。还报道了中国面对国内外的政治变动所奉行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红色中华》是研究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地历史的基本史料。 《新中华报》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1937年1月《红色中华》更名为《新中华报》继续出版先后成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和中央的机关报。 《新中华报》主要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全面抗战路线以及团结抗日的政策。对边区人民保卫和建设根据地的热情也作了大量报道。《解放日报》1941年5月在延安创刊1947年3月在子长县终刊是中国中央委员会兼西北局的机关报。它跨越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时期是这段时期中国最重要的舆论工具。它反映了中国在民族战争和国内战争中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也反映了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军事斗争、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情况。也刊登了不少文艺作品体现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经常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无疑《解放日报》是中国现代史、党史最重要的研究资料之一。 《新华日报》经过中国的不懈努力抗日战争开始后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经过与国民党的多次交涉1938年1月《新华日报》在武汉正式出版。《新华日报》成为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及解放战争初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的一份机关报。这是一份有重大影响的报纸。它不仅面临艰巨的抗日战争也要与国民党展开复杂的斗争。 《新华日报》在“刊词”中说：“本报愿在争取民族生存独立的伟大战斗中作一个鼓励前进的号角。”“更将尽其所能为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效力。” 《新华日报》在中央南方局和周恩来的领导下积极宣传的全面抗战路线报道新四军、八路军英勇抗日的战绩无情地抨击了国民党一切有害抗日和的行为。《新华日报》在动员和团结各阶层人民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以及抗战胜利后争取国内和平民主、反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方面作出了贡献。由于国民党的迫害《新华日报》于1947年2月停刊。《新华日报》是研究中国现代史的一份重要史料。 第四节期刊期刊早在清末即已展至民国后则更如雨后春笋纷纷创刊。中国近代后期的杂志数目亦无精确统计仅上海图书馆馆藏1949年前出版的各类杂志即达8ooo多种。这是比较多的馆藏。 本节仅就中国现代史上一些影响较大的期刊作些介绍和评述。 北洋政府时期的期刊1.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期刊。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皇朝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促进了民主精神的高涨。但是革命很不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没有完成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体得而复失封建逆流沉渣泛起。中国的出路何在？人们开始新的探索。1915年后一个以《新青年》杂志创刊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在中国蓬勃兴起。 《新青年》是五四时期最著名的、也是影响最大的杂志。它于1915年9月在上海创刊初名《青年杂志》后更名《新青年》。它高举“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在中国掀起了一个反封建主义的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它激烈地抨击了中国封建的伦理道德和主义制度提倡白话文和文学革命运动。陈独秀、鲁迅均在《新青年》上表了一系列反封建的著名文章。1918年以后《新青年》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十月革命和歌颂劳工运动先后表了李大钊《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庶民的胜利》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名著标志《新青年》杂志向社会主义方向跨出一步。192o年中国上海起组成立后《新青年》杂志成为其机关刊物。1921年底出版九卷五号后一度停刊1922年7月出版九卷六号后休刊。1923年6月改为季刊出版实际并未能按季出版至1924年12月只出4期。后不定期出刊又出版5号于1926年7月终刊。《新青年》杂志在五四前后影响和培养了一代知识青年。 五四时期又一个重要刊物为《每周评论》。它于1918年12月在北京创刊至1919年8月被北京政府查封为止共出版37期。《每周评论》先后由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编辑。前期主要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报道爱国运动的消息激群众的爱国热情。后期在胡适控制下极力宣扬实验主义挑起“问题与主义”的论战表了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每周评论》不失为研究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的重要史料。五四时期北京大学是青年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学生中的三大社团即“国民杂志社”、“新潮杂志社”、“国故杂志社”反映着不同的政治思想观点。 《国民》月刊于1919年1月出版受到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和社会进步人士的广泛支持。当时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学生不断进行示威游行并组织了全国性的爱国团体——学生救国会。该会以《国民》杂志进行反帝爱国宣传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罪行团结广大爱国青年为五四爱国运动的爆起到了推进作用。《国民》杂志社社员有2oo多名思想观点复杂但爱国是一致的。后来成员走向分化。 北京大学另一个著名刊物为《新潮》月刊。它是1919年1月由北京大学学生组织“新潮社”创办的由胡适的主要弟子傅斯年、罗家伦等主持受到胡适、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的积极支持。《新潮》杂志高举“伦理革命”旗帜反对封建的伦理道德提倡个性解放婚姻自由。同时高举“文学革命”旗帜反对封建旧文学积极响应《新青年》杂志动的白话文运动成为五四时期著名的白话文刊物之一。五四以后新潮社的社员纷纷出国《新潮》杂志在新文化运动中的积极作用日益减弱。但《新潮》在新文化运动中显示的光辉仍不可磨灭。 五四时期一个著名的社团叫“少年中国学会”它存在六年多社员有11o多人分布于全国由王光祈起建立。成员有早期知识分子李大钊、、邓中夏等人；也有日后国家主义派代表人物曾琦、李璜等。学会于1919年7月在北京创办大型综合性刊物《少年中国》月刊。该刊宣称：“欲集合全国青年为中国创造新生命为东亚辟一新纪元。”“最终目的即为创造‘少年中国’。”少年中国到底什么样提倡者们也很模糊。许多社员在《少年中国》月刊上表文章阐述见解。由于学会成员复杂思想分歧少年中国学会日益走向分裂1925年遂停止活动。《少年中国》月刊反映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思想演变。 1919年7月在长沙创办了具有重大影响的《湘江评论》。在这个刊物上表了许多文章热情歌颂世界潮流和俄国十月革命。在他写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号召工人、农民、各阶层人民群众联合起来向统治阶级展开斗争。《湘江评论》只出版了4期加一个增刊即停刊但它对湖南革命运动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由周恩来、邓颖等建立的“觉悟社”把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探索改造中国的道路作为宗旨。192o年1月他们在天津创办了《觉悟》杂志宣称“凡是不合于现代进化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全认他为应该铲除应该改革的”。《觉悟》杂志指导了天津爱国学生运动的展。可惜由于周恩来等被捕入狱《觉悟》只出版一期即被迫停刊。 五四以后戴季陶和沈玄庐在孙中山支持下于1919年6月在上海创办《星期评论》周刊。该刊曾大量地介绍过社会主义学说和苏联情况刊登过国内外劳工运动的消息。但是如戴季陶本人所说他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劳工运动在中国生。《星期评论》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还是起了作用的因而该刊也受到人们的重视。一年后《星期评论》停刊。 2.早期刊物。 中国十分重视报刊的宣传教育作用早在192o年11月就由中国上海起组创办了《》月刊。该刊译载了列宁的一些重要著作介绍过十月革命和欧美各国的概况以及俄国的建党经验。《》月刊还表文章与无政府主义思想展开论争。月刊的出版为中国的正式成立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 中国成立后1922年9月在上海创办了《向导》周报。这是中国的第一个中央机关刊物。它到1927年7月停刊经历了党的创建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历程。它着重地宣传了中国关于中国民主革命的理论和纲领多次刊登中国对时局的宣言和政治主张大量报道了工农运动的消息对推动和维护第一次国共合作、展革命形势作出了贡献。 1923年7月中国又在广州创办另一个中央机关刊物《前锋》月刊。该刊在“刊词”中说：“我们认定国民运动是中国国家生命之救星。”因此“在此运动中不敢说是领袖更不敢说是先觉只愿当前锋只愿打头阵”。《前锋》月刊创办于三大之后因此它着重宣传了三大以后的方针、政策介绍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和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情况。由于《前锋》至1924年2月停刊因此不如《向导》影响大。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个机关刊物为《先驱》半月刊。它于1922年1月在北京创刊。该刊在“刊词”中说：“本刊的任务是努力唤醒国民的自觉。”“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该刊表了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介绍苏联、国际共运情况的文章。《先驱》多次出版专号刊登青年团的有关文件和讨论团的建设问题。《先驱》在教育青年走向革命和推动青年运动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在《先驱》停刊两个月之后1923年1o月中国青年团又在上海创办机关刊物《中国青年》由中国青年运动的领袖恽代英主编。该刊出版过许多专号介绍俄国革命帮助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宣传关于青年运动的理论与方针。《中国青年》后曾迁广州、汉口出版至1927年1o月停刊。 提高工人政治觉悟组织工人运动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是建设中国的基础。上海、广州、北京的小组分别创刊《劳动界》（192o年8月）、《劳动者》（192o年1o月）、《劳动音》（192o年11月）。这是中国最早的指导工人运动的刊物。它们以通俗的语言向工人群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使广大工人群众认识自己的处境明确本阶级的历史使命。 中国成立以后为了更有效地指导工人运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于1921年8月在上海创办机关刊物《劳动周刊》。次年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迁往北京又将北方地方党主办的《工人周刊》转为自己的机关刊物。这两个刊物的出版行都是处在中国工人运动逐步走向高涨时期它们以大量史实揭露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剥削压迫不断报道各地工人罢工的消息激了广大工人群众的革命热情。1924年1o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又创办《中国工人》月刊。这是指导工人运动的重要刊物半年后又成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机关刊物。该刊报道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内外工人的生活和斗争状况。邓中夏、赵世炎、等都在该刊上表文章论证工人阶级在革命斗争中的领导作用和强大力量从而批判了党内忽视工人阶级力量的倾向。上述刊物是研究中国早期工运的重要史料。3.反映其他社会政治与文化思想的刊物。 中国近现代史上有一份行时间最长、影响也最大的刊物即《东方杂志》。它于19o4年3月在上海创刊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至1948年它已出版44卷。之后移台湾继续出版。《东方杂志》是一份大型的综合性刊物。它的内容可以说无所不包既有政治新闻也有军事、外交、教育、财政、实业、交通、商务、宗教方面的内容介绍以及翻译或图画等。《东方杂志》早期倾向保守以其主编杜亚泉为代表在东西方文化派关于新旧思潮的论争中支持旧派主张。《东方杂志》由于内容丰富反映了中国近现代史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和重大问题因此它是一个丰富的史料宝库。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展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反映了中国历史展的潮流。但是它受到了各种社会政治和文化思潮的抵制或反抗。 北京大学三大学生社团之一的“国故杂志社”于1919年3月创办《国故》月刊。该刊宣布它的宗旨是“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实际上是宣扬封建文化反对新文化；崇尚古文反对白话文与《新青年》杂志抗衡与《新潮》杂志论争。 1922年1月在南京东南大学由吴宓、胡先骕、梅光迪等人编辑出版了《学衡》杂志。它也以“讲究学术、阐明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宗旨在整理国学和研究中西方古代文化方面作出了贡献。但是他们盲目崇古主张恢复旧传统。在其刊行的十余年间没有中断对新文化运动的攻击表许多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研究系张东荪、梁启等人于1919年9月在上海创办《解放与改造》半月刊（后更名为《改造》半月刊）。这个刊物刊登了许多讨论社会主义的文章和译文实际上是在社会主义被人们普遍关注的情况下从另一个角度曲解社会主义阻止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兴起。《解放与改造》杂志挑起了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 “五四”以后胡适日益背离新文化运动他在失去对《新青年》的控制以后1922年5月在北京创办《努力周报》以与《新青年》相对抗。胡适在他写的《我的歧路》一文中流露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不满。胡适还表《我们的政治主张》、《联省自治与军阀割据》等文章提出了他的改良主义的政治主张。《努力周报》还开展过“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 在各种新旧思想、东西文化的激烈冲突中在护法运动失败以后孙中山埋头于革命和建国理论的研究1919年8月在他的指导下在上海创办了《建设》杂志由朱执信、胡汉民等主编。这个刊物宣传资产阶级革命的政治主张。孙中山在刊物上表了《建国方略之一——展实业计划》。许多资产阶级革命家也在《建设》杂志上表文章。这个刊物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在继续探求中国革命的出路。 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1925年12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在广州创办《政治周报》由担任主编。《政治周报》表许多文章批判西山会议派及国民党右派否定国共合作的谬论维护了革命统一战线。 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为大力开展农民运动中国国民党农民部先后于1926年1月和8月在广州出版《中国农民》和《农民运动》两个刊物刊载介绍各地农民群众的悲惨生活各地农民运动的状况以及广东革命政府指导农民运动的方针、政策等。 大革命时期各种社会思想的冲突更加激烈各种思想都有所表现。1925年7月章士钊复刊《甲寅》杂志反映了思想领域中复古思想的猖獗。它以读经复古提倡文言反对新文化运动为宗旨配合北洋政府谴责学生爱国反帝运动。 在革命运动渐入的形势下1924年1o月曾琦、李璜等中国青年党人在上海创办了《醒狮》杂志鼓吹国家主义。实际上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国共合作扼杀正在蓬勃兴起的国民革命运动。 胡适等人1924年12月在北京创办《现代评论》周刊鼓吹学生应埋头读书脱离现实政治斗争起着破坏革命运动的作用因而受到人的批评。 北京政府时期创办的刊物中还有《国闻周报》和《生活周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国闻周报》于1924年8月由胡政之在上海创办属于政治类的杂志。它大量地记载了国内外生的大事并加以评论。它的专栏《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要》、《一周大事日记》、《一周简评》等为史学研究提供许多有价值的史料。 《生活周刊》于1925年1o月在上海创办先后由黄炎培、邹韬奋主编。该刊以丰富的材料介绍了各省市尤其是江浙地区劳苦大众的职业、生活、民俗、民情。这对于研究近现代社会史提供了许多生动而具体的材料。 4.北洋时期的政府公报。 政府公报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刊物它由政府机关编印行基本上是定期的。政府机关通过政府公报公布国家法令、方针、政策、宣言、声明、施政计划、规章制度、办事细则以及人事任免、奖励惩罚等。北京政府时期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行政府公报。这些材料也是我们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依据它的史料价值亦不可忽视。 重要的政府公报有：《临时政府公报》。是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时期的公报1912年1月29日创刊1912年4月5日停刊。它“以宣布法令表中央及各地政事为主旨”。是今天研究中华民国创建时期的重要历史文献。 《临时公报》。是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后于1912年2月13日停办原《内阁官报》而行的政府公报。内容有通告、命令、布告、咨札、批呈等。 《政府公报》。在《临时公报》之后1912年5月1日北京政府正式出版《政府公报》至1928年6月北京政府溃败时停刊。共计印行5663期。它刊载了大量文件内容涉及内政外交各个方面有各种法律、法令、条例、规章、制度、奖惩、任免事项、各机构办事细则；有财政经济、工矿农商、交通航运、文教卫生、军事边防资料；有与各国签订的条约、来往照会；有地方经济、生活方面资料。是研究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重要史料。 《军政府公报》。1917年9月17日在广州创刊是以孙中山为的中华民政府的公报。它刊布军政府的各种法规、公牍、命令、布告、咨文、函电等反映了孙中山等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及西南政局。 《6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1921年5月4日军政府撤销后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并以大元帅名义在桂林设大本营准备北伐。1922年1月3o日开始出版《6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内容有大元帅布的命令、训令、人事任免事项以及一些法规等。 国民政府时期的期刊1.中国办的刊物。 1927年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后中国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均转入地下活动。这时候在国统区办的刊物也多是秘密出版。 1927年7月《向导》停刊后1o月又在上海创办《布尔什维克》杂志。这是在国统区创办的最主要的中央机关刊物它以种种方式秘密行。它大量报道了各地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的消息刊登各地武装起义的情况转载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许多指示揭露国民党迫害人民的暴行。《布尔什维克》在极艰苦的环境中挥重要的舆论作用。1932年7月停刊。 1928年11月中央又在上海创办另一个机关刊物《红旗》周刊。 这个周刊内容丰富有时事、国际政治、世界革命以及工青妇运等方面的消息也有各省的通讯。该刊后与《上海报》合并改出《红旗日报》进一步扩大政治影响。 1931年3月中央在上海再次创办机关刊物《红旗周报》。这个周报除刊登中国的决议、政策、宣言外还大量报道了根据地的展面貌及红军反对国民党军事“围剿”的消息。这在国民党的严密统治下是异常艰难的。《红旗周报》是中国历史上一份重要的党刊。 为了指导国统区的工人运动1928年12月在上海复刊《中国工人》杂志仍作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机关刊物继续挥作用。为了指导国统区的青年运动继《中国青年》停刊后中国青年团1927年11月创办《无产青年》1928年1o月又改称《列宁青年》。这些刊物在国统区均秘密出版行对国统区工人运动、青年运动的展都起了积极作用。 中国领导工农红军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胜利抵达陕北后不久全面抗战爆。中国为了指导根据地工作及抗日活动新创办了一些刊物。 1937年4月中央在延安创办《解放》周刊这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个重要的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主要宣传了中国全面抗战路线和政策表了许多指示、宣言、通电和领导人的文章在指导抗日根据地建设和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方面挥了重要作用。1941年6月以后中国从飞展的抗日形势出决定停办《解放》周刊和小型的《新中华报》集中力量办好大型报纸《解放日报》。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分散在华北各根据地的抗日前线为了指导八路军的抗日游击战争1939年1月在延安创办了《八路军军政杂志》。它以刊登军事问题的文章为主。许多领导人和八路军的将领在该刊物上表文章。它以大量事实揭露日军的侵华暴行激了敌后军民的抗日斗志。该刊在军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是研究解放区战场和八路军抗战的重要史料。在东南各省的游击队在抗日战争初期受命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开赴抗日前线进行抗日活动。为了指导军民的抗日斗争1939年2月新四军军部创办了《抗敌》半月刊叶挺、项英、陈毅等都曾为该刊撰稿。这个刊物对华中敌后战场的游击战争及反对国民党的摩擦活动挥了指导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为了更好地动员工人、青年、妇女积极投入抗日运动加强这方面的宣传鼓动工作在延安于194o年2月再次复刊《中国工人》月刊。为复刊写了《刊词》；中国青年团于1939年4月在延安再次出版《中国青年》杂志；1939年6月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在延安创办《中国妇女》月刊。 抗日战争爆后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经过谈判国民党同意中国在国统区创办一报（《新华日报》）一刊（《群众》杂志）。1937年12月《群众》杂志在武汉正式行后迁重庆抗战胜利后迁回上海后转香港出版至1949年1o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终刊。这个刊物在国统区行时间甚久在宣传抗战路线团结各阶层抗日以及反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诸方面都挥了积极的作用。 1945年1o月在中国领导下《文萃》杂志在上海出版。该刊表许多文章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揭露国民党制造的一些惨案和美军在华暴行。在国民党的高压下《文萃》曾转入地下秘密出版但是仍不断遭到国民党迫害不久即被迫停刊。 全面内战爆后战争形势瞬息万变出版周期甚长的刊物已经满足不了战争的要求因此中国集中少量办好各根据地的报纸新出版的杂志已经不多了。 2.其他各类重要期刊。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随着国共两党斗争的日益尖锐文化思想领域内的壁垒亦日益明显如何改造与建设中国亦产生不同认识。学术界对中国社会经济与社会性质问题产生意见分歧。1929年11月在上海创办的《新思潮》杂志分析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状况指出中国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他们的观点受到严灵峰等人的反对。严灵峰等在《动力》杂志上著文认为中国社会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占优势中国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因而两个杂志展开了著名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王礼锡主编的《读书杂志》出版了中国社会史论战专刊其中不少文章谈到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它是研究中国社会史问题、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重要刊物。 三十年代许多人关注于中国农村的研究希望能找到一个解决中国农村展的根本道路。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1931年1o月以设在邹平县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名义创办了《乡村建设》杂志宣传他们的乡村建设理论实际是行不通的改良主义道路。1934年1o月在上海出版《中国农村》杂志是一个以研究中国农村经济为主的刊物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薛暮桥、孙冶方等均在该刊表文章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军的不断入侵和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涨国统区各界人士也创办许多刊物投入抗日宣传。邹韬奋主办的《生活周刊》于1933年被国民政府查封后即更名为《新生》周刊由杜重远接办继续从事抗日宣传揭露日本侵华行为。该刊曾因刊登《闲话皇帝》一文受到日本驻沪总领事馆的干涉南京国民政府向日本方面屈服造成轰动一时的“新生事件”。 “新生事件”后1935年11月邹韬奋在上海再办《大众生活》杂志。 该刊大量刊登抗日救亡通讯和评论支持学生运动对推动抗日救亡运动作出了贡献。1936年2月《大众生活》被国民政府查封。 《新月》是1928年3月在上海创刊的一份文艺和政论刊物由徐志摩、梁实秋、闻一多、罗隆基等先后编辑。该刊在文艺上主张“纯粹的文艺”曾受到革命文学派的批判。胡适、罗隆基在该刊上表了不少政论文章向国民党当局要求民主自由和争人权因此有人权派之称。它也批评中国。这是一份有代表性的刊物。1933年6月停刊。 1932年5月胡适、蒋廷黻等在北京创办《独立评论》杂志。该刊是在中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形势下创刊的在当时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时事评论杂志一直行到七·七事变爆。该刊表现了一定的自由主义色彩表过一些要求自由民主、抵制独裁政治的文章。也表了主张“新式独裁”的文章。该刊还表了不少关于中西文化、中国现代化、经济建设方面的文章。1932年4月以张君劢、张东荪为的中国国家社会党宣告成立。5月出版机关刊物《再生》内容以政论为主。这个党主张民族主义反对阶级斗争；主张修正的民主政治和国家社会主义的经济。1937年抗战爆后先后迁至汉口、重庆出版。1946年9月迁至上海出版。1949年4月停刊。该刊是研究国社党和中间性政党的重要资料。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国民党内派系斗争始终没有停止各个派别都创办一些刊物宣传自己的政治观点和主张。属于汪精卫系的国民党改组派其代表性刊物是1928年5月由陈公博创办的《革命评论》和1928年6月由顾孟余创办的《前进》杂志。 国民党政治实力派胡汉民与蒋介石既有权力冲突也有政见的分歧。胡被蒋软禁再放回广东后长期与蒋对立。1933年1月胡在广州创办《三民主义月刊》通过这个刊物表他的政见及对时局的看法并以抗日为号召进行反蒋宣传。 蒋介石也通过嫡系陈立夫等加强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以复兴民族文化为借口来抵消马克思主义新文化的影响。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1934年1o月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在上海创办《文化建设》月刊大力鼓吹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为巩固国民党政权服务。 抗日战争时期林同济、雷海宗、陈铨等人于194o年4月在昆明创办《战国策》同时又在重庆《大公报》上开辟《战国》副刊。这一思想政治派别被称为“战国策派”。《战国策》是一个综合性刊物内容包括哲学、政治、历史、文艺诸方面。他们所宣扬的暴力主义、英雄史观实际上迎合了当时的国内外法西斯主义因而受到了《群众》等杂志的批评。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各民主党派6续创办一些刊物宣传他们的政治主张。 1944年12月中国民主同盟在昆明创办中央机关刊物《民主周刊》。 罗隆基、潘光旦、费孝通等经常为该刊撰写文章。1946年停刊后又在香港改出《光明报》继续宣传民主同盟的政治纲领和政治主张反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1949年9月终刊。 中国民主建国会于1946年1月在重庆创办《平民》周刊；中国致公党于1947年在香港创办《公论》季刊；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于1947年9月在香港出版《自由》月刊；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粤港澳总分会于1946年9月在香港创办《民潮》月刊；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在香港出版《新台湾丛书》。一些民主人士还办了《观察》、《时与文》这些甚具影响的刊物。九三学社由于没有自己的中央机关刊物因此常在《观察》上表重要文告。 张君劢为领的中国国家社会党早在1932年创办《再生》杂志一直到1949年4月才停刊。 ------------ 2 3.国民政府时期的政府公报。 国民政府建立后继续出版行政府公报其重要者有：《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公报》。这是一份行时间很长的政府公报自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建立后开始出版至1948年5月19日终止。它刊登各级政府的组织法国民政府颁布的法规、训令、布告、文电、公函及各种规章制度、人事任免事项等。这些材料对于研究国民政府的机构演变、政治制度及政治统治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总统府公报》。1948年3月至5月蒋介石召开“行宪国大”蒋介石担任了“总统”。5月2o日开始出版《总统府公报》。内容有特载、专载及各项法令、各院会组织法等。 从北洋政府到国民政府时期不仅出版了中央政府一级的公报各院、委、部、局及地方省、市各级政府均出版了公报。通过这些公报可以清楚地了解他们在各个领域的统治政策和活动。 第五节口述史料周恩来总理在1959年4月政协茶话会上号召政协委员们：“将六七十年来看到的和亲身经历的社会文化方面的变化几十年来所积累下来的知识、经验和见闻掌故自己写下来或者口述让别人记下来传给我们的后代。”自196o年以来全国各级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相继成立了文史资料委员会及其办公机构进行历史资料的征集工作并号召过去从事政治、军事、经济、教育、文化、科学活动的知情者提供资料和撰写回忆文章予以出版。 这方面史料数量很多内容丰富多采。这里仅就重要者作一简单的介绍和评述。 综合性回忆录这是一种内容涉及广泛作者众多的历史回忆录。其中最具影响者有：《文史资料选辑》这是我国当前最大的一套口述史料选辑。全国政协到各省、市政协甚至地、县政协机关都在编印《文史资料选辑》。据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全国各级政协文史资料篇目索引》的不完全统计自196o年至199o年底全国就编印了23oo多种13ooo多辑（期）约收文3o余万篇总字数达2亿字。它的内容包括自清末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诸方面有对历史的综合也有对人物、事件、政团的回顾内容十分丰富是一批很有学术价值的史料集。但是也有些回忆录写作不够严谨甚至有夸张或隐瞒某些历史情节的地方因此使用时必须加强考证辨异。 《红旗飘飘》这是一套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革命历史回忆录至199o年共计出版31集。它的内容涉及到革命历史的许多方面有建党、建军、政治事件、文化思想、人物传记、烈士诗钞等。 《革命回忆录》丛书198o年由人民出版社分册出版到1987年共出版21集。 专题性回忆录这类回忆录主要集中在战争和重大历史事件方面其中重要者有：《星火燎原》。这是我国目前最大的一套战争回忆录1957年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征文编委会编辑出版。共计出版1o集。第1、2、3、4集反映工农红军自1927年至1937年进行土地革命战争反抗国民党军事围攻的历史；第5、6、7集反映八路军、新四军自1937年至1945年奋起抵抗日军侵略及反对国民党军事摩擦的历史；第8、9、1o集反映解放战争的历史。 有一批关于红军长征的回忆录。如《红军长征》一书（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收集了解放军高级将领刘伯承、徐海东、萧华、杨得志、杨成武等的回忆录21篇。其中刘伯承的回忆录是研究红军长征纲领性的文章。 由全国政协编辑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一套《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丛书计有《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七·七事变》、《八·一三淞沪抗战》、《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晋绥抗战》、《中原抗战》、《武汉会战》、《湖南四大会战》、《闽浙赣抗战》、《粤桂黔滇抗战》及《远征印缅抗战》等12册。该丛书将全国政协及各地政协征集的原国民党将领回忆抗战的文章经过选择与核实后出版因此有较大的准确性。 还有一套关于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回忆录其中有《解放战争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英明的预见》（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千里跃进逐鹿中原》（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伟大的战略决战》（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及一些重大战役的回忆录。 不少回忆录是关于重大历史事件的。如1961年中华书局出版一套《辛亥革命回忆录》这是一套很有价值的口述史料。1979年集中出版了一批关于五四运动的回忆录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三集《五四运动回忆录》收集194篇“五四”亲历者回忆材料。其他的还有栖梧老人著《二七回忆录》、朱道南著《回忆广州起义》、申伯纯著《西安事变纪实》、孔祥熙著《西安事变回忆录》、许克祥著《马日铲共回忆录》等。 地区性回忆录这类回忆录主要回忆一个地区所生的重大事件较多地是回忆在一个地区动游击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活动。 各有关省出版了反映本省革命斗争的回忆录。如《河北革命斗争回忆录》、《山西革命斗争回忆录》、《安徽革命斗争回忆录》、《福建革命斗争回忆录》、《四川革命斗争回忆录》、《广西革命斗争回忆录》、《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战争回忆》等。 更多的是反映一个地区或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活动。如《皖西革命回忆录》（安徽人民出版社）、王道著《回忆湘赣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杨尚奎著《红色赣粤边》（作家出版社）以及《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等多种。 对历史人物的回忆这一类回忆录异常丰富有专书更多的是单篇。特别是“文革”以后表或出版了大量回忆、周恩来、、朱德、董必武、陈毅、贺龙、彭德怀、罗荣桓等革命家实践活动的口述史料。如《回忆》（人民文学出版社）、《伟大的历程——回忆战争年代的》（人民出版社）、《在陕北》（中国青年出版社）、《缅怀》（中央文献出版社）、《胡乔木回忆》（人民出版社）、《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的好总理》（人民出版社）、《怀念周恩来》（中央文献出版社）、《不尽的思念》（中央文献出版社）、《我们的周总理》（中央文献出版社）《回忆少奇同志》（中国青年出版社）《战争年代的朱德同志》（人民出版社）《忆董老》（湖北人民出版社）《横刀立马彭将军》（人民出版社）《回忆陈毅》（人民出版社）《回忆贺龙》（上海人民出版社）《怀念罗荣桓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等。 此外也有一些回忆著名的革命家的著作。如《回忆李大钊》（人民出版社）、《回忆蔡和森》（人民出版社）、《回忆恽代英》（人民出版社）、《回忆方志敏》（江西人民出版社）、《回忆孙中山与廖仲恺》（三联书店）以及《鲁迅回忆录》（作家出版社）等。 自传式回忆录1949年以前即有较多的这一类回忆录。如黄绍竑的《五十回忆》、冯玉祥的《我的生活》、胡适的《四十自述》、《胡汉民自传》、《蔡元培自述》、《陈布雷回忆录》、邹鲁的《回顾录》等。 台湾也出版了较多的自传式回忆录如《阎锡山早年回忆录》、《刘汝明回忆录》、《蒋作宾回忆录》、《李品仙回忆录》、《吴铁城回忆录》、《秦德纯回忆录》、《施肇基回忆录》、《龚德柏回忆录》、《程天放早年回忆录》、《郝更生回忆录》等反映了他们当年从事军事、外交、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活动。 “文革”后有一些回忆录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如《顾维钧回忆录》、《李宗仁回忆录》、张国焘的《我的回忆》等。顾维钧的回忆提供许多关于中国外交的重要史料。李宗仁、张国焘的回忆都有粉饰自己之处但也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还有《张治中回忆录》史料价值较大。 八十年代以来自传式回忆录的写作和出版有很大展特别是解放军出版社有计划地推进这项工作。在《彭德怀自述》、《聂荣臻回忆录》、徐向前的《历史的回顾》等几部重要回忆录出版之后解放军出版社又6续推出一大批高级将领的回忆录。如《粟裕战争回忆录》、《黄克诚回忆录》、《萧劲光回忆录》、《杨成武回忆录》、《杨得志回忆录》、《王平回忆录》、《叶飞回忆录》、《张宗逊回忆录》、《陈再道回忆录》、《吕正操回忆录》、《程子华回忆录》、《刘震回忆录》、《曾生回忆录》、《孔从周回忆录》、《王道回忆录》、《何长工回忆录》等。这些回忆录从不同角度回忆了革命战争的历程与民主革命的历史。党史出版社出版的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战争岁月》、回顾了作者从1925年至1949年的战斗历程为研究这个时期的党史和革命史提供了不少珍贵资料。 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李维汉的《回忆与研究》提供了许多关于党史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重要资料。 访问记录式回忆录这是有效地积累口述历史资料的积极方法。台北近代史研究所自1959年以来即不断访问当代一些军事、政治、外交、文教、经济、社会等方面的重要人物达7o余人请其自述生平并6续刊印访问记录列为口述历史丛书。1982年以来已出版《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郭廷以先生访问记录》等3o余部。该所还成立口述历史组积极推进这一工作。 第六节人物研究史料历史是人类进行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的过程。任何历史事件都离开不了人类的活动。弄清历史人物的活动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其一生进行全面的、历史的、辩证的分析给予恰当的评价是历史研究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研究历史人物必须掌握有关这一人物的大量史料特别是真实的史料。其中包括实物史料、口碑史料（如调查访问、回忆录等）和文字史料。文字史料中文集、日记、书信、自传、自述、家谱、族谱、年谱、墓志铭等都是研究历史人物的重要依据。 文集是人物研究的基本史料学者、名人常把其一生表的文章、讲演、书信、电稿汇集一起按时间顺序加以分类编辑成书出版称为文集或全集、选集、言论集。 文集是研究历史人物的基本史料。从中可以了解一个人物的思想演变过程也可以了解他的政治观点及对各种问题的看法。 历史上文人、政治家十分注重编辑文集。近代史上许多政治人物都有文集出版。“五四”以后就出版了《独秀文存》、《胡适文存》、《饮冰室文集》、《总理全集》、《胡汉民先生讲演集》、《蒋中正全集》、《汪精卫全集》、《邓演达先生遗著》等多种文集。它曾是我们研究中国现代政治、文化、思想及这些人物历史的重要依据。如研究胡适、陈独秀无不参阅《胡适文存》和《独秀文存》。 1949年以后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历史人物的文集大量出版。中华书局还专门出版一套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 辛亥革命时期著名人物的文集已出版的有《孙中山全集》、《康有为全集》、《章太炎全集》、《蔡元培全集》、《张謇全集》、《朱执信集》、《陶成章集》、《宋教仁集》、《蔡锷集》、《双清文集》（廖仲恺、何香凝文集）、《居正文集》等。 中国人的文集有《选集》、《文集》《选集》《周恩来选集》《朱德选集》《邓小平文选》《陈云文选》《李大钊选集》、《李大钊文集》《蔡和森文集》《张太雷文集》《邓中夏文集》《瞿秋白选集》、《瞿秋白文集》《赵世炎选集》《恽代英文集》《张闻天选集》、《张闻天文集》《任弼时选集》《王稼祥选集》《董必武选集》《林伯渠文集》《彭真文选》《6定一文选》《李富春选集》《李维汉选集》《吴玉章文集》《谢觉哉文集》《徐特立文集》《方志敏文集》《何孟雄文集》《叶剑英选集》《文选》《邓颖文集》《薄一波文选》《胡乔木文集》及《宋庆龄选集》等。在《独秀文存》的基础上又出版了《陈独秀著作选》内容增加许多。 其他著名政治人物、文人的文集有：《冯玉祥选集》、《张学良文集》、《邵力子文集》、《谭平山文集》、《沈钧儒文集》、《张澜文集》、《柳亚子文集》、《卢作孚文集》、《晏阳初全集》、《鲁迅全集》、《郭沫若全集》、《闻一多全集》、《韬奋文集》、《郑振铎文集》等。 还出版了许多专题性的文集如《军事文集》、《早期文稿》、《外交文选》、《新闻工作文选》《农村调查文集》《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论党的建设》、《论工人运动》《彭德怀军事文选》《聂荣臻军事文选》《刘伯承军事文选》《贺龙军事文选》《粟裕军事文集》等。 台湾地区亦出版了许多政治人物的文集如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根据所藏档案出版了《国父全集》校订本是目前收录文献最多的一部孙中山全集。党史会还出版了一套《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共4o卷这也是目前最大规模的一套蒋介石全集。其他还出版了《胡汉民先生文集》、《胡汉民先生遗稿》、《林公子遗集》、《吴稚晖先生全集》、《戴季陶先生文存》、《于右任先生文集》、《李烈钧先生文集》、《王宠惠先生文集》、《孙科文集》、《李石曾先生文集》、《胡适选集》、《蒋廷黻选集》、《罗家伦先生文存》、《傅斯年选集》等都是研究这些人物的重要依据。日记和书信自古以来文人多作日记记录一日的起居生活、待人接物、思想言行、各种感想等常常暴露别人难以知晓的内心活动及种种所为。因此重要人物的日记是研究历史及作者思想、政治活动的重要史料。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日记的记载也不都是真实的。特别是某些政治家考虑到自己的日记日后可能会公布故在日记中不完全暴露真实思想。还有的日记是请下属人员或亲友代笔。因此日记这类史料也需要利用其他可信的记载加以印证。 近代史上政治家和著名文人的日记出版甚多。五四以后多有文人日记出版如《胡适留学日记》、《徐志摩日记》等。政治家的日记出版甚少。1949年后重视了日记的出版工作但进展仍较缓慢。比较重要的有《鲁迅日记》、《谢觉哉日记》、《林伯渠日记》、《恽代英日记》、《王恩茂日记》、《陈赓日记》、《冯玉祥日记》、《陈伯钧日记》、《吴虞日记》、《宋教仁日记》等。蒋介石和陈布雷的日记分别收藏在大6和台湾的档案馆人们期望出版以供研究参考。前几年台湾出版了《王世杰日记》和《徐永昌日记》对研究政治、外交、军事甚有价值。 政治家和其他著名人物的往来书信也是研究历史的重要史料。这些书信往往涉及到某些重大的政治活动或其他重要问题其中记载着双方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态度。故近代史上十分重视著名人物书信的编辑出版且有不少书信收入全集、文集之中。 辛亥以后重要政治人物的书信单独刊行者甚少。孙中山、蒋介石、陈独秀等与其他人士的来往函件亦多编入他们的全集、文集或文存之中。近二十年来较注意书信的编辑出版但所见仍不多。重要者如《书信选集》、《周恩来书信选集》、《陈独秀书信集》、《胡适来往书信选》、《鲁迅书信集》、《新民学会会员通讯集》等。 自传与年谱自传也称自述即由自己撰述一生或某一历史时期的经历和活动。这种材料一般较翔实可靠是研究历史人物的基本史料。现代史上有一些自传史料但为数不多。如陈独秀的《实庵自传》、胡适的《四十自述》、李大钊的《狱中自述》、《胡汉民自传》、《蔡元培自述》、《蔡廷锴自传》等。也有一些口述自传是由本人自述别人记录整理而成。如《胡适口述自传》是由胡适自述唐德刚记录整理。 年谱是较为达的人物传记体裁。它是按照时间顺序记载谱主的生平事迹。它不仅记载谱主的生平而且涉及谱主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和国内外大事。它比较全面、系统地反映谱主一生是研究历史人物的基本史料。年谱出现于我国古代民国建立后也有不少年谱出版。近二十年来年谱出版更多。如《梁启年谱长编》、《孙中山年谱长编》、《黄兴年谱长编》、《章太炎年谱长编》、《瞿秋白年谱新编》、《梁漱溟先生年谱》、《蒋介石年谱初稿》、《年谱》、《朱德年谱》、《年谱》、《周恩来年谱》、《任弼时年谱》、《董必武年谱》、《宋庆龄年谱》、《贺龙年谱》、《鲁迅年谱》、《郭沫若年谱》、《陈独秀年谱》、《钱玄同年谱》、《沈钧儒年谱》、《黄炎培年谱》、《陶行知年谱》、《郑振铎年谱》、《蔡元培年谱》、《王明年谱》等。 台湾也出版了一批年谱如《国父年谱》、《吴佩孚年谱》、《于右任先生年谱》、《胡汉民先生年谱》、《谭祖安先生年谱》、《吴稚晖先生年谱》、《胡上将宗南年谱》、《陈副总统诚年谱》、《刘湘先生年谱》、《傅孟真先生年谱》、《朱绍良年谱》、《朱家骅年谱》、《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等。 除上述人物史料外家谱、族谱、墓志铭等也是研究历史人物的重要史料。1995年2月团结出版社出版了卞孝萱等编著的《民国人物碑传集》它是继《辛亥人物碑传集》之后出版的又一本有史料价值的碑传记。它共计选录26o余件碑传以碑、铭、表诔、行状、行述为主内容包括传略、自述、墓志铭、行状、述略、别传等可用作有关人物研究的参考。 第七节方志和外文史料以上各节分别介绍和评述了各类重要史料它是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基础。但是史料是多方面的除上述基本史料外方志史料和外文史料也是不可忽视的它们对深入研究中国现代史亦有重要价值。 我国自古以来十分重视编纂地方志直到民国时期也未间断修志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更加重视编史修志。八十年代各省、市、县都建立了修志机构新编地方志的工作在全国各地蓬勃展开。 地方志以地区为范围收录该地区各方面的资料它不仅包括该地区社会现象和重大的政治、军事事件阐述历史展沿革也详细记载该地区的自然面貌、物产资源、风土人情、社会习俗等它是一个地区大量人文现象、自然科学和经济资料的总汇。其中包含着大量第一手历史资料它是研究一个地区甚至涉及全国重大历史问题的重要史料来源。 我国各地图书馆收藏着大量方志资料。据统计约有8343种119687卷。各省、市、县修志机构新编的省、市、县地方志及各种专志亦在6续出版中。史学研究者应充分开和利用这些宝贵的史料。 近代以来因战争和各种原因使我国大量的历史资料流落国外。在我国与各国的交往中也形成许多涉及双边关系的新史料。因此在许多国家的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和科学研究机构、高等院校中都或多或少的保存着中国的历史资料。不少史料在国外已经公布或出版。如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东洋文库等机构中都保存着许多与中国有关的史料。它们出版的《大日本外交文书》、《日本外交文书》和《战史丛书》等大量地涉及中国。日本一些军政要人所写的日记、回忆录战后6续出版不少涉及战争年代的中日关系。美国的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和哥伦比亚大学都收藏许多有关国民政府和中国的原始文献和口述史料。近几十年来美国国务院和英国政府都6续公布和出版了一批对外关系文书、外交政策文书其中不少涉及英、美与远东各国特别是与中国的关系。 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国际交流日益频繁和密切学术事业突飞猛进学术水平亦日益提高。我国史学研究必须十分重视使用国外的资料将史学研究推向更高的水平。 第二章研究概况第一节学科展概述本卷叙述的是1919至1949年的中国历史。这段历史几十年来习惯上称作“中国现代史”。为了叙述方便这里沿用这一称谓。 中国现代史学科的建立中国现代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史学分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才建立的。其起步是从党史、中国革命史的研究开始的。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年里相继出版了《中国的三十年》（胡乔木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胡华著）、《新中国是怎样诞生的》（廖盖隆著）、《现代中国革命史话》（叶蠖生著）等一批党史和革命史著作迈开了中国现代史研究的最初步伐。五十年代中后期和六十年代初又相继有《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何干之主编）、《中国现代革命史》（何干之编著）、《中国革命史讲义》（胡华编著）、《中国简要历史》（缪楚黄编著）、《中国历史简编》（王实等编著）、《中国历史讲义》（讨论稿、北京市高等学校党史讲义编写协作小组编著）等较有影响的革命史、党史著作出版。 随着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的进展编纂和研究中国现代通史的任务被提了出来。1954年9月教育部出通知要求各高等院校在有关系科开设中国现代史。1956年9月教育部又颁布了《中国现代史教学大纲》并于同年年底开始组织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等高校的教师着手编写中国现代史的教材。教育部的这些举措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现代史研究的开展。在此后的十年中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果。其成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出版了由李新、彭明、孙思白、蔡尚思、陈旭麓（起初还有王真） 主编各地十所高校派人参加编写的四卷本《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这是第一部关于现代中国的通史。（2）在高校中成立了中国现代史资料委员会搜集、整理、出版了一大批中国现代史研究资料。全国政协在周恩来的倡议下也成立了文史资料委员会开始整理出版《文史资料选辑》。据粗略统计1966年前出版有关现代史的资料5o余种《文史资料选辑》55辑。（3）开始进行专题性的研究讨论。这突出地表现在关于五四运动的研究上。以1959年纪念五四运动4o周年为契机相继出版了2o余种专著表了5o余篇论文。就五四运动的性质、领导权等问题还引了中国现代史领域里的第一场学术争论。不过从五十年代直至八十年代前由于资料缺乏总的来说中国现代史研究水平不高无论从研究的范围还是从研究内容来看都囿于革命史或党史的框架之内。 “文革”后中国现代史研究的成就“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以八十年代初为启端中国现代史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1.中国现代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开始突破党史、中国革命史的框架形成自身的体系和结构。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近代史学界提出建立科学的中国现代史体系问题并由此引了一场热烈的学术争论。在争论中不少人达成了这样一种共识即中国现代史“是中国通史的1919至1949年部分”它叙述的是在这一历史时期内的全国经济、政治、军事、外交和文化思想等各个方面的展情况；中国领导的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是中国现代史极为重要的内容但决不是中国现代史的全部。这种共识促进了对中国现代社会进行总体的综合研究。八十年代以来全国各地出版的现代通史著作已不下几十种。在不同版本的《中国现代史》中尽管在中国现代史的起迄时间上在中国现代史的分期上看法还不尽一致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突破了党史、中国革命史的体系开始勾划中国现代史自身的体系。如王桧林主编的《中国现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出版）不再从革命史的角度把中国现代历史划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而是根据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把中国现代历史划分为六个时期相应的六章标题是：北洋军阀统治的继续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国民革命北洋军阀的末路；国民党在全国统治的确立苏维埃革命的开展；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过渡；抗日战争；国民党统治的崩溃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2.传统课题研究的加强与深化。 革命史是中国现代史研究中开展比较早的一个方面。近年来革命史研究无论外延还是内涵又都得到了长足的展。 在外延上革命史的范围拓宽了。以往的现代革命史一般局限于领导的革命运动、革命斗争的叙述。现在许多学者已把视线伸向更广阔的领域并取得了较大的成果。如王金铻的《中国现代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史》对资产阶级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作用作了比较全面公允的分析。黄修荣的《国民革命史》把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革命联盟细致而客观地分析了这四个阶级在1924—1927年革命中各自的作用。过去一直被视为“禁区”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已被突破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汇编了《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出版了多部同名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史》等。 在内涵上革命史的研究也深化了。围绕一些传统课题出版了一批颇具力度的佳作。如彭明的《五四运动史》、王宗华的《中国大革命史》、张侠的《南昌起义研究》、廖盖隆的《全国解放战争简史》等。尤其是对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研究成绩最为卓著。如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创建的各革命根据地现在均有专著出版。 党史研究方面取得的成绩更为突出。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历史》（上卷）和胡绳主编的《中国的七十年》代表了这个方面的新的水平。 3.新的研究领域的开辟和展。 最近十余年中国现代史研究的领域开辟到了民国史、政治史、思想史、经济史、军事史、文化史、社会史、民族史、地方史、华侨史、人物研究等各个方面。其中以下几方面的研究成绩尤为突出。 中华民国史研究1981年9月李新主编的多卷本《中华民国史》第一编出版。此后民国史专著相继推出。来新夏的《北洋军阀史稿》反映了学术界对北洋军阀的研究成果。张宪文的《中华民国史纲》是国内第一部关于民国的简明通史著作。刘继增等著的《武汉国民政府》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武汉国民政府的建立、展与终结。 抗日战争史研究抗日战争的研究早在1949年以前就有一些成果。 不过作为一门专史其展还是近十年的事。以198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o周年为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景象。据初步统计1985至1994年1o年共表关于抗战的论文、回忆录约3ooo余篇。其间出版了一批专著。如龚古今的《抗日战争史稿》、何理的《抗日战争史》、罗焕章的《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李振民的《中国抗日战争史纲》、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九一八事变丛书》、军事科学院军史部的三卷本《中国抗日战争史》等。1995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o周年；抗日战争史研究出现又一个。各地出版的有关抗日战争的著作达2oo种左右。王桧林主编的《抗日战争史丛书》已出版专著3o余种。刘大年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史丛书》已出版2o种。还有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陶文钊等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等。政党史研究从八十年代初开始学术界已突破只研究中国历史的局限把视野延伸到其他党派。如对民主党派史的研究在八十年代中期曾形成热点一方面在高校开设了“民主党派史”课程另方面不少学者开始编纂民主党派史。经1o余年的努力杭州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的学者都写出了各自的《中国民主党派史》。随着海峡两岸交流的展研究国民党史的人也在增加出版的著作有：刘健清等主编的《中国国民党史》、彦奇等主编的《中国国民党史纲》等多种。同时也有人开始把现代政党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出版有邱钱牧主编的《中国政党史》、朱建华等主编的《中国近现代政党史》、朱汉国著的《中国政党制度史》等。现代政治思想史研究1984年出版了由林茂生、王维礼、王桧林主编的这个专题的第一部专著《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此后陈旭麓主编的《五四以来政派及其思想》、高军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评要》以及各种版本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教材相继出版。这些著作均详细论述了“五四”后3o年中国政治思想的主要派别和主要问题。对中国革命理论和思想的研究成果更突出。如张静如主编的《中国思想史》、杨主编的多卷本《思想展史》等均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地方现代史、区域现代史研究随着各地研究人员队伍的壮大地方史、区域史的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根据中国版本图书馆编辑的《全国新书目》记载1994年全国公开出版各类地方史方面的论著共252部。地方史研究一般着力于三个方面：一是搜集各地的文史资料。这类成果大多以内部刊印《文史资料》为主。二是编辑各种地方志。八十年代以来各省、市、县都成立了方志编辑委员会开始编写地方志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据有关方面统计至1995年6月全国出版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市、县三级志书共21oo余部。三是编辑各省、市的地方志。八十年代以来还出版了一些地方现代通史如王斌的《四川现代史》、陈传海的《河南现代史》、林增平的《湖南近现代史》等。区域史是地方史的扩大这方面的成绩以东北地区最为突出。八十年代以来出版了《现代东北史》、《东北大事记》、《东北地方史稿》、《东北近现代史纲》、《东北抗日义勇军史》等还相继推出了《东北史丛书》、《中国东北丛书》、《东北文史丛书》、《东北沦陷十四年史丛书》等大型书系。 现代人物研究八十年代以来人物研究成为现代史研究最活跃的领域。一是多人物、多卷本的传记著作相继出版。如党史人物研究会主编的《党史人物传》已出版55卷15oo余万字收入人物68o余人包括创建人各个革命时期党、政、军主要领导人著名革命烈士长期同合作、为人民革命作出重大贡献的民主党派和爱国华侨领袖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主编的《民国人物传》已出版7集收入人物数百人全书计划收入1ooo人包括政界、军界、工商、金融、文教、科技等各界。星火燎原编辑部编的《解放军将领传》已出14卷收入人物19o余人。南昌6军学院编撰的《民国高级将领列传》共7集收入以外的民国高级将领或有主要影响的将领249人。此外还有《革命烈士传》等多种。二是人物系列丛书的出版。如《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已出版《彭德怀传》、《刘伯承传》、《贺龙传》、《陈毅传》、《罗荣桓传》、《聂荣臻传》、《叶剑英传》、《徐向前传》及《张闻天传》等多种。《中国大资本家传记系列丛书》已出版《张謇传》、《虞洽卿传》、《荣宗敬荣德生传》、《周作民传》、《周学熙传》、《范旭东传》六种。还有成系列的《中国现代教育家传》、《中国现代文学家传》、《中国现代思想家传》等。三是个人传记大量问世。在现代历史上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如李大钊、、、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蔡和森、瞿秋白、苏兆征、邓中夏、张太雷、彭湃、王若飞、方志敏、刘志丹、向警予、董必武、林伯渠、邓颖等；现代史上的知名人士和思想家、艺术家如宋庆龄、蔡元培、鲁迅、陈独秀、胡适、郭沫若、闻一多、徐悲鸿等；国民党方面的爱国将领如冯玉祥、张学良、杨虎城等以及社会上各方面的重要代表人物都已有传记或传记性著作问世总数很难统计清楚。有的人物甚至有数种传记。特别是为纪念诞生1oo周年学术界掀起了一股研究热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共出版的传记或研究生平思想的著作近3oo种。过去被视为禁区的反面人物或有争议人物的研究现也为大家所关注。如汉奸汪精卫、陈公博等；国民党上层人物蒋介石、胡汉民、何应钦等；还有诸如、康生、等也都有传记出版。 现代外交史研究重点主要是中日关系和三四十年代的中美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日本侵华七十年史》和资中筠的《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展》（1945—195o年）等是这方面的主要成果。关于中英、中法、中苏、中德等外交关系史的研究也有论文近百篇。 此外关于中国现代社会史和中国现代经济史、军事史等领域的研究也吸引了许多学者并取得了初步的成就。 第二节主要研究成果以下分通史类、专史类对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现代史研究的一些有代表性的成果作一简要介绍。 通史类《中国现代史稿》魏宏运主编郭彬蔚、金普森副主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o年1o月出版1986年1月修订再版。全书7o余万字分上、下两册。这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公开出版的第一部中国现代通史。本书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价澄清了极“左”思潮对中国现代史的随意歪曲与篡改。关于北伐前奉、直军阀的统治关于抗战时期国民党爱国官兵英勇抗战的事迹以及关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展状况等这些在极“左”年代很少涉及的问题书中均有论述。该书的出版在中国现代史的教学和研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其不足之处诚如该书的后记所说作为一部通史仍未摆脱中国革命史体系的局限。 《中国现代史》黄元起主编王金铻、郭清树、王文泉、海振中副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出版。全书7o万字分上、下两册。1988年修订再版改为全书1册主编李光一。修订后的版本在体系上依据通史的要求以现代中国居于矛盾主要方面的统治阶级政权的变化为主要线索从社会整体上去反映各阶级、政党、社会集团及各民族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各领域的活动展现了1919至1949年间中国社会的全貌。在内容上根据新的史料对历史事件和人物作了客观公允的论断。如对国民党的《抗战建国纲领》该书既肯定“这个纲领是一个比较好的纲领”同时又指出它是“体现片面抗战的纲领具有两面性”。该书的不足是作为一部现代中国的通史其内容仍不够广泛。 《中国现代史》主编王桧林编写者有王桧林、郭大钧、鲁振祥、李隆基、李起民和李慎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3月出版。全书69万字分上、下两册。1991年曾修订再版。该书紧紧抓住现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对现代中国各阶级、各社会集团、各政党、各民族的活动对现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等领域的状况作了较为系统、全面的论述。在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论上也尽量做到了平实、公允并提出许多新见解。该书的主要不足是对经济的叙述仍嫌单薄。《中国现代史》王维礼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出版。全书1册56万字。该书作为自学教材有以下特点：（1）为帮助读者自学每一历史时期的开头都写有“历史线索”勾划这一时期历史展脉络以便于读者从整体上把握这一时期的历史；同时每一章开头还写有“学习要点”揭示本章的基本内容及需要重点掌握的问题以便于读者抓住中心有目的地进行学习。（2）全书内容简明扼要重点突出。（3）书中附有许多图表为读者自学提供了方便。 《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丁守和主编陈文桂、唐宝林、鲁振祥、郭德宏等撰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出版。该书分四编：第一编“祖国在危机中”叙述了19oo年义和团运动到1912年清帝退位的历史；第二编“救国道路的新探索”叙述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历史；第三编“两种命运的较量”叙述了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历史；第四编“新中国的历程”叙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历史。本书的特点主要有二：其一作为一部通史涵盖面广信息量大。作者对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变迁状况均作了具体的论述。对一般现代史著作中很少涉及的内容、如三十年代关于本位文化和全盘西化的争论及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本书都有介绍。其二所论问题重点突出体现了史纲特色。 专史类《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李新、陈铁健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6续出版共12卷。该书详尽地展示了现代中国革命的整个过程。具体卷目如下：第一卷《伟大的开端》李新、陈铁健主编；第二卷《国民革命的兴起》萧然主编；第三卷《北伐战争》张静如主编；第四卷《星火燎原》时光主编；第五卷《抗日潮流的起伏》马模贞、匡珊吉主编；第六卷《从内战到抗战》李义彬主编；第七卷《全民抗战气壮山河》李良志、王树荫、秦英君主编；第八卷《坚持抗战苦撑待变》李隆基、王玉祥主编；第九卷《同盟抗战赢得胜利》李良志、李隆基主编；第十卷《争取和平民主》黄友岚主编；第十一卷《战略防御转守为攻》邵维正主编；第十二卷《最后的决战》萧甡主编。 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部带有长编性的革命史专著。书中汇集、引用了大量的原始材料包括档案、报刊记载、原著以及有关回忆录。但它又不是历史资料的汇集而是一部反映历史实际与历史展客观规律的史学著作通过史料来具体说明历史事件生的原因、展过程及其结局和影响。 《中国历史讲义》郝国兴、贾蔚昌、徐树绩、韩泰华、蒋绍春、孙敦、张相钧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3月出版。全书分上、下两册上册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下册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历史。上册28万字把中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分为创立、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全国解放战争五个不同的历史展时期。本书的特点不仅较详细地叙述了中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战斗历程以及较详细地论述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而且系统地论述了中国自身组织的展状况。 《中国历史讲义》郑德荣、朱阳主编孙友葵、郭永钧、任永祥、宋春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出版。全书上、下册上册时限为1919年5月至1949年9月共3o万字。该书与其他党史著作相比有两大特色：（1）注意全面反映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战斗历程。在介绍的活动与著作的同时增加了各个时期党的其他领导人的活动。（2）为便于读者学习本书每章后有“本章小结”。“本章小结”用简练的文字论述党在该时期的历史地位总结党在该时期的历史经验教训。这对读者进一步理解和掌握该章内容很有帮助。 《中国历史》（上卷）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出版。56万字。该书是中央党史研究室集体劳动的成果。内分五编系统论述了新民主主义时期党的历史。这五编分别为：第一编中国的创立（1919年5月—1923年6月）；第二编党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1923年6月—1927年7月）；第三编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8月—1937年7月）；第四编党在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7月—1945年8月）；第五编党在全国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8月—1949年1o月）。该书的特点一是内容全面材料丰富。该书既系统地叙述了中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战斗历程又较详细地论述了中国是如何由数十人展成拥有数千万成员的光辉历程。二是评价党史上的人物或事件比较客观既高度颂扬了党在现代中国历史上的丰功伟绩同时也不隐讳党曾有过的失误。该书的出版代表了国内党史研究的新成就。 《中国的七十年》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48万字党史出版社1991年8月出版。这是为纪念中国成立7o周年而编写的一部党史读本。该书的特点一是简明适合广大干部、党员阅读；二是实事求是如实地论述了党在历史上所犯的历次错误。纵观全书确如胡乔木所指出“写得比较可读、可信、可取因为它既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本然又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所以然夹叙夹议有质有文陈言大去新意迭见很少沉闷之感。读者读了会觉得是在读一部明白晓畅而又严谨切实的历史从中可以吸取营养引思考而不是读的某种‘宣传品’”。《中国国民党史》刘健清、王家典、徐梁伯主编64万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1月出版。这是一部比较完整地叙述中国国民党历史的专著。其完整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从时间上说本书起笔于1894年兴中会的出现收笔于1988年国民党“十三大”叙述了国民党9o余年展、变化的历史。其中不仅包含了国民党在大6时期的历史而且较详细地叙述了国民党迁退台湾后的情况。第二从内容上说除叙述国民党历史上的人物、重大事件、主要会议等还注重把国民党展变化的过程放到整个中国社会现实中加以考察反映了中国政治与中国国民党之间的关系显现了国民党史的全貌。 《中国政党史》邱钱牧主编78万字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出版。该书涉及的范围几乎包括了中国近现代史上所有的政党。书中对中国历史上各政党产生、展和变化的社会历史条件组织的建立与展变化情况政治主张、纲领、政策与策略夺取政权、参加政权和巩固政权的实践活动各政党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各政党在历史上不同的作用均作了详细的论述。作者认为自中国出现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起至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中国政党的展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这就是：“中国资产阶级政党的产生与早期活动”阶段（1894—1912）；“中国政党的勃兴与分化组合”阶段（1912—1921）；“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与资产阶级政党的联合与分裂领导中国革命的胜利”阶段（1921—1949）。书中以较多的篇幅论述了中间政党的活动并实事求是地评价了它们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地位与作用。 《中华民国史纲》张宪文主编共55万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1o月出版。该书为国内第一部全面叙述中华民国由兴而亡的著作。该书在政治方面对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南京政府推行独裁、内战、卖国三位一体的政策作了无情的揭露；在经济方面以相当的笔墨论述了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军阀内战对中国社会经济的破坏和影响；在军事方面全面叙述了民国时期名目繁多的各种军队和频繁生的各种战争；在文化思想方面不仅论述了新文化运动和领导的文化事业而且还较详细地论述了国民党对文化事业的控制及其对进步文化的摧残等。该书的出版有力地推动了学术界有关中华民国史的教学与研究。 《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林茂生、王维礼、王桧林主编42万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出版。该书为第一部较系统地论述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的专著。该书共分七章：第一章五四时期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理论和主张；第二章中国的民主革命纲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政治主张；第三章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初步思想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第四章蒋介石集团封建买办法西斯主义的形成中国关于工农民主共和国的理论及其他各派的政治主张；第五章中国中国国民党和其他党派的抗战主张；第六章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科学阐述中国法西斯主义理论的系统化；第七章中国中国国民党和其他党派在建国问题上的主张人民民主专政思想的胜利。该书坚持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系统论述了中国现代史上的主要政派及其政治思想。 《中国现代政治思想评要》高军、王桧林、杨树标主编67万字华夏出版社199o年3月出版。该书与其他有关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的论著相比有两个显著的特点：其一它以纪事本末的编撰体例论述了中国现代史上2o余种最具影响的政治思想。其中包括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国无政府主义、胡适实用主义、中国空想社会主义、中国基尔特社会主义、孙中山三民主义、国家主义派的政治思想、戴季陶主义、西山会议派的政治思想、中国法西斯主义、国民党改组派的政治思想、第三党政治思想、人权派政治思想、乡村建设派政治思想、中国托派政治思想、战国策派政治思想等等。此外还系统而全面地论述了思想界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和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的全过程。其二该书对现代政治思想的论述不是简单地停留在对其产生、展过程的叙述而是突出“评要”特色。作者对各种政治思想的具体内容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都作了较深刻的分析和实事求是的评价不乏新的见解。 《中国思想史》张静如主编张静如、鲁振祥、王章维、李起民、陈明显、郭德宏编著青岛出版社1991年7月出版。全书一册54万字。这是国内第一部系统论述中国思想展史的专著。作者根据中国思想展的具体内容把中国自1921年成立后7o年的思想展历程划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思想”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三个展阶段进行论述。书中把中国的思想界定为“中央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包括“已经形成理论体系的正确指导思想”；“尚未形成理论体系的正确指导思想”；“‘左’的和右的错误指导思想”。关于中国思想产生的源流作者认为一方面根源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中国思想的形成也没有中国思想的展。但另一方面认为中国思想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同时还受中国传统的社会意识的影响。《思想史》杨、毕剑横主编刘平斋、姜忠、李声禄副主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四卷前两卷于1991年5月出版；后两卷于1993年5月出版共12o万字。该书系统地叙述了作为中国指导思想的思想产生、形成、展的历史。前两卷阐述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一过程中思想的形成和展。其中着重论述了以为代表的中国人关于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和前途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理论；关于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这些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经验；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转变以及关于“一化三改造”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后两卷则分别阐述了1956—1992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时期思想的曲折展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人对思想的新展。作者既实事求是地评价了以为代表的中国人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而有益的探索充分肯定了在中国历史展中的主要功绩和思想的指导地位；又不讳言晚年在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中的失误并把这种失误同思想的科学体系严格地区分开来。 《中国现代经济史》董长芝、李帆著22万字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这是一部比较全面反映1919至1949年间中国社会经济展全过程的专著。第一章论述了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前的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第二章是全书的重点之一论述了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至1937年抗战爆前的中国社会经济其中包括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的财政经济制度、关税和税收政策、内外债政策以及十年间国民经济的展状况；第三章论述了九一八事变至抗战爆前日本占领区的经济情况；第四章论述了抗战期间大后方的经济状况；第五章论述了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情况；第六章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生、展及其在全国确立主导地位的过程。在论述各种经济现象、经济问题时引用了大量的数据。 《中华民国文化史》史全生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o年4月出版。 全书分上中下三册共92万字。该书从实例上探索了文化史的研究对象。从内容来看该书所讲的文化史包括思想、宗教、文学、音乐、舞蹈、电影、戏剧、美术、教育、新闻出版、体育、医疗卫生和民俗等文化领域。书中根据文化史自身展的特点把中华民国文化史划分为四个时期十个展阶段：第一时期1912至1927年是“民国文化史的开始和形成时期”。内分五个阶段：（1）1912—1913年民国文化展的第一个；（2）1913—1915年封建旧文化向民国新文化的第一次反扑；（3）1915—1919年新文化运动阶段；（4）1919—1924年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阶段；（5）1924—1927年新三民主义的形成和国民革命的宣传阶段。第二时期1927至1937年是“民国文化的缓慢展时期”内分二个阶段：（1）1927—1931年民国文化初步展阶段；（2）1931—1937年进步的文化工作者为反对国民党政府文化围剿和日本侵略东北而开展的文化运动。第三时期1937至1945年是“一切爱国文化工作者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投降论调而开展一系列抗日文化宣传运动的时期”内分三个阶段：（1）1937—1938年抗日文化运动的阶段；（2）1938—1942年抗日文化运动的低潮阶段；（3）1942—1945年解放区文艺工作的新局面和国统区文化界民主运动的新高涨阶段。第四时期1945至1949年是“国民党统治区文化的衰落和解放区文化事业的胜利时期”。 《中华民国外交史》石源华著58万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出版。该书认为中华民国外交史经历了5个展阶段：（1）晚清外交格局的勉力维持和对日外交地位的上升（1912年1月至1918年12月）；（2）各国在华“均势”的重定和中国政府的外交（1919年1月至1931年9月）；（3）日本再破列强在华“均势”和国民政府逐步走向抗日（1931年9月至1937年7月）；（4）战时抗日外交和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5）对美外交地位的上升与民国外交的终结（1945年8月至1949年9月）。 《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杨云若、杨奎松著39万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6月出版。该书依据大量文献资料比较完整地论述了历史上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关系。书中不仅客观地论述了共产国际在帮助筹建中国帮助制定革命纲领和统一战线策略原则等方面的功绩而且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过程中的失误。如该书对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写道：“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在初期和中期基本上是正确的。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及时帮助中国制定了民主革命的纲领和建立统一战线的策略提出了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独立性和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对于全国工农革命运动的高涨起了促进作用。”“但是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大革命中尤其在后期存在着一些重大的失误其主要表现为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上的右倾思想。共产国际对国民党估计过高对中国估计过低。这种倾向在整个大革命时期一直影响着共产国际的指导方针。”这样的评论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书中还披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有关共产国际的文献资料为进一步研究共产国际问题提供了方便。 《中国现代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史》王金铻主编55万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年9月出版。该书系统地论述了中国现代史上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历史过程。第一章为“现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展及其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矛盾”从经济上揭示了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展的原因与特点；第二章为“护法、国宪、省治和废督裁兵运动”论述了民国以后中国资产阶级动的护法运动、国宪运动、省宪自治运动、废督裁兵运动等一系列旨在争取“民主”的运动；第三章为“国民革命”通过对1924至1927年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的论述阐述了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同无产阶级新民主主义革命联合的必然性；第四章为“平民革命和资产阶级改良运动”论述了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第五章为“抗日救亡运动”论述了九一八事变到抗日战争爆前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第六章为“抗战和民主宪政运动”论述了抗战期间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包括资产阶级民主派关于抗战与民主的主张以及抗战时期的民主宪政运动；第七章为“第三大党运动和第三条道路的破产”论述的是解放战争时期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该书是第一部全面论述中国现代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专著。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7月出版。全书三卷共114万字。第一卷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战史主编莫阳、张要先、沈宗洪、李绍群、仲兆良；第二卷为抗日战争时期战史主编张一民、蔡田夫、傅吉庆；第三卷为全国解放战争时期战史主编莫阳、姚杰。该书是一部经数十年努力才完成的军史巨著它有以下特点：第一它是目前最详尽地反映中国人民解放军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并在中国领导下战胜国内外强大敌人的战斗历程的史著。第二内容充实评论客观不仅详细地论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长达22年的革命战争中为推翻三大敌人的统治创建新中国立下的赫赫战功而且客观叙述了在“左”倾错误路线指挥下的严重失利。第三为便于读者阅读该书在每章之后均有“本章小结”；在每卷之后都有对每一时期经验教训的总结。第四资料丰富史料价值高。该书不仅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珍贵资料为人们进一步研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奠定了基础而且在各卷正文之后附有各革命战争时期的形势要图、重要战役战斗经过要图以及敌我双方的序列表、人民解放军战绩统计表、重要战役战斗一览表等图表。 《五四运动史》彭明著52万字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出版。全书一册该书为作者多年潜心研究五四运动史的成果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五四运动生、展的全过程。第一至第七章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论述了五四运动爆的历史条件；第八至第十三章具体叙述了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及其过程；第十四至第十九章叙述了五四爱国运动后至中国成立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整个中国思想界的情况；第二十章论述了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结束语部分系统阐了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为方便读者检索书后还附有1912年1月中华民国成立至1921年7月中国成立的大事记。 《中国大革命史（1924—1927）》王宗华主编马菊英、顾群、曾宪林副主编人民出版社199o年9月出版。全书分上下两册共92万字。与以往有关中国大革命的论著相比该书有两个显著的特点：第一内容广泛。不仅论述了大革命时期的政治军事斗争而且论述了这一时期的经济、文化思想斗争；不仅论述了国共合作的革命活动和人民群众运动而且以较多的篇幅论述了北方国民军等友军的活动。第二评价客观。这突出地表现在对苏联及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评价上。该书既肯定了苏联及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大力帮助同时也实事求是地指出了苏共与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中的失误。 《国民革命史》黄修荣著49万字重庆出版社1992年9月出版。该书以丰富的原始材料为根据多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地描绘了1924—1927年这一时期多彩多姿的历史画卷。对这一时期的军事斗争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状况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广州和武汉国民政府的内政外交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国共两党在国民革命洪流中创立的业绩和它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共产国际和苏、美、英等国的对华方针及其对国民革命所持的态度等都有详细论述。 《武汉国民政府史》刘继增、毛磊、袁继成著43万字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7月出版。这是国内第一部从多角度多侧面论述武汉国民政府历史的专著。是书不仅系统地叙述了武汉国民政府从建立到终结的全过程而且详细叙述了武汉国民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群众运动等方面所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措施。 《伪满洲国史》姜念东、伊文成、解学诗、吕元明、张辅麟著5o万字吉林人民出版社198o年1o月出版。这是学术界第一部论述伪满洲国史的专著主要论述了四方面的内容：即伪满洲国从出笼到垮台的历史过程；伪满洲国是日本帝国主义直接控制的傀儡政权；日本帝国主义通过伪满政权对东北人民实行的法西斯统治和犯下的滔天罪行；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继《伪满洲国史》之后1995年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解学诗的《伪满洲国史新编》反映了学术界研究伪满洲国史的新进展。 《中国抗日战争史》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王道平主编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上、中、下三卷。上卷于1991年1o月出版共5o万字记述了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7年7月间中国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由分裂到团结、由国内战争转向抗日战争、由局部抗战走向全国抗战的历程。中卷于1994年4月出版共55万字记述了自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开始至194o年底的全国抗日战争的历程。下卷于1994年12月出版共52万字记述了全国抗日战争由战略相持转入战略进攻最后取得胜利的历程。 这是一部全面反映中国抗日战争历史的著作。是书不仅内容翔实资料丰富而且观点平实公允。如对中国抗战及第二次世界大战进程的划分作者认为“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既是日本帝国主义动侵略中国战争的也是中国人民进行曲折的抗日战争的序幕。”“‘七七事变’标志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同时也标志着中国全民族共同抗日局面的实现标志着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的开始。”再如对中国抗日战争历史地位的认定作者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一个重要阶段因此“它不论在中国近代史还是在世界近代史上都是极其重大的事件”。为便于读者阅读该书的每编均有“小结”在每卷之后附有重要战役示意图和中日战争大事记。 第三节学术观点与问题讨论举要中国现代史体系问题中国现代史是中国通史的现代部分；中国现代史必须摆脱中国革命史、党史框架的束缚确立自身的学科体系。这是近年来学术界的共识。但是如何来构筑中国现代史体系呢？仍存在较大的分歧。分歧主要在两个方面：1.中国现代史的体系应以什么为主要线索来构建的问题有五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以中国革命史为主线。这种意见认为中国现代史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期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中国领导的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斗争不仅表现在政治领域还表现于军事、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正是这种革命斗争才使中国社会生了质的变化。 第二种以中国现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展、转化和消失为主线。持此观点者指出在现代中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代表反动落后的生产关系它们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控制着全国性政权严重地阻碍着生产力的展是革命的对象；而与此相对的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是革命的动力。这两个方面的对立统一关系构成中国现代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对整个社会的展变化起着支配作用。 第三种根据结构论的方法来构建中国现代史的体系。这种意见认为中国现代社会主要存在着五种政治势力即帝国主义、地主买办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五种力量在政治上表现了三种不同的方向即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方向、新民主主义方向和资产阶级共和国方向；在经济领域里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经济结构即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新民主主义经济和民族资本经济；在文化领域里表现为帝国主义封建买办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三种不同的文化形态。上述不同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及其相互关系和运动规律实际上就构成了现代中国社会的整体结构及其运动规律。 第四种中国现代史应采取与中国古代史基本上一致的体系。持此观点者认为长期以来中国现代史以“一个运动”、“两个过程”、“四次战争”为基本体系。这种体系割裂了数千年中国历史体系的系统性把占社会支配地位和统治地位的主要方面置于一个不重要的地位不符合历史实际也不利于人们全面了解历史。中国现代史的学科体系应是中国古代史学科体系的延续。 第五种以“社会现代化”理论来重新架构中国现代史的基本体系。 2.中国现代史的起始时间和阶段划分。 关于中国现代史的起始时间早在五十年代就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大多数学者认定中国现代史即是1919至1949年的中国史。但也有人（如荣孟源、李新等）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划分历史时代的标准应是社会形态“从鸦片战争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社会性质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性质是民主主义革命这11o年的历史应该作为一个历史时期叫做中国近代史”1。他们主张中国现代史应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近年来学术界对此问题再次展开讨论。主要观点仍是上述两点：一是主张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二是主张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此外还有人提出了第三种意见认为中国现代史应从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或从1911年辛亥革命）开始。理由是：“1912年资产阶级建立起中华民国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皇朝从政治上结束了封建帝制开始建立资产阶级的共和民主政体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的划时代的事件之一；从中国现代化自身展的过程看1912年前一年生的辛亥革命也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不过在实际的教学与研究中比较多的还是把中国现代史界定成1919年至1949年的中国历史。 关于1919—1949年3o年历史的阶段划分在八十年代前基本上沿用胡乔木在《中国的三十年》一书中的分期。具体说划分为四个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1919—1927）、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1927—1937）、抗日战争（1937—1945）、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1945—1949）。近年来出现多种划法：第一种仍沿用胡乔木的划法。第二种也划为四个阶段起止时间是：1919年5月至1927年7月；1927年8月至1931年9月；1931年9月至1945年8月；1945年9月至1949年9月。第三种划为五个阶段起止时间是：1919年至1923年；1924年至1927年；1927年至1937年；1937年至1945年；1945年至1949年。第四种划为六个阶段起止时间是：1919年至1923年；1924年至1927年；1927年至1931年；1931年至1937年；1937年至1945年；1945年至1949年。 从目前学术界的情况看如何具体而又完整地构建中国现代史的科学体系仍是一个有待继续探讨和实践的问题。 新民主主义理论研究新民主主义理论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两大部分。近年来学术界关于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轮廓已经清楚了但在其中的一些问题上还存在着意见分歧。11参见《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 1.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形成的时间和标志。 主要有三种不同观点：一种意见认为1925年四大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初步形成的标志。理由是四大解决了以前党的历次代表大会所没有解决的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进一步解决了二大已提出的革命同盟军问题基本上明确了革命的领导、动力、对象等问题。第二种意见认为1925年12月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理由是在这篇文章中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辩明了中国革命的敌人和朋友从而集中了当时党内的正确主张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无产阶级应团结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一切半无产阶级（主要是贫农）、小资产阶级（主要是中农）争取中产阶级（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以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地主、买办阶级以及中产阶级的右翼建立各革命阶级的联合统治反对在中国建立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第三种意见认为自成立后经过全党5年多的革命实践和理论探索到1926年（春夏）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这时在党中央的文件和党的许多领导人的著作中已对中国革命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有了比较明确的看法包括：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实行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带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特色的国民革命；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无产阶级不但要参加而且要争取对革命的领导；无产阶级要同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同时与资产阶级民主派建立联合战线；革命的结果不是建立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而是要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统治的国家。这些就构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第四种意见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形成于1927年春。理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核心内容是新民主主义政权理论政权理论的形成应以全党的共识为标志。1927年初中央政治局作出的《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慕馐汀罚敖贤暾乇硎隽诵旅裰髦饕逭 ㄋ枷氲幕灸谌荩侵泄膊忱飞鲜状我灾醒刖鲆榈男问奖泶锪巳u扯悦裰髡ㄎ侍獾恼感氯鲜叮曛咀胖泄膊橙妨17诵旅裰髦饕逭 u恼铰阅勘辍薄m保钡1927年春才在全党明确了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问题。 2.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内涵。 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究竟包括哪些主要内容目前也有种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应包括以下几个基本点：其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生的时代。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生在俄国十月革命已经取得胜利和国内无产阶级已经觉醒的新时代它与生在世界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不同的。其二革命的领导者。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由无产阶级领导而不是由资产阶级领导。其三革命的动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以工农为主体同时有其他广大社会阶层参加。其四革命的对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其五革命的目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有各民主阶级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第二种意见认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内容即革命的领导力量、革命的对象、革命的动力和革命的前途。第三种意见认为“关于革命的领导、动力、对象等问题的思想就是党的民主革命总路线的基本思想。这三个问题基本明确了便可以认为党的民主革命总路线的基本思想初步形成了”。第四种意见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应包括六个内容除了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生的时代、领导、动力、对象、目的和前途外还应包括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3.新民主主义社会论。 这是近年来人们研究的一个新课题。过去一般认为新民主主义理论就是指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近年来人们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应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论”解决的是如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实现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问题；二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解决的是夺取全国政权后如何进行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并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问题。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基本内容有人概括为六个方面：其一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中国社会展的一个必要阶段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准备；其二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其三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的国家政权是领导下的几个民主阶级联合专政；其四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展生产力；其五新民主主义社会是新民主主义政治、新民主主义经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结合体；其六新民主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的各种阶级矛盾可以获得调解。有人概括为五个方面：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历史必然性和必要性；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性质和特征；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是中国现代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八十年代以来对其研究逐渐展开。 对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所起的作用论者大多赞同如下观点：在党的创立和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帮助了中国的成立帮助了制定民主革命纲领和国共合作的方针帮助了孙中山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和确定三大政策对创建黄埔军校、东征和北伐也都作出了贡献。但此时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也有过失误如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上的妥协退让对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力量估计不当等。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历次“左”倾错误都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有密切关系。当然即使在这一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也起过好的作用如帮助实现向土地革命的转变停止瞿秋白、李立三“左”倾错误的推行等。最后共产国际对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也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抗战初期的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又同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对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作用学术界较为一致的看法是：两头好中间差；两头好也有一些问题中间差也不是一无是处。 在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一些具体问题上学术界意见还不尽一致。如在共产国际与陈独秀右倾错误的关系问题上就有三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主要来自共产国际他个人不应负主要责任。其理由是：第一陈独秀在1922年前是重视工人阶级力量的但在是年底参加共产国际“四大”后他开始低估工人阶级的力量表现右倾。这种变化是受共产国际影响的。第二在国民党“二大”、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等问题上的三次大退让都是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先实现了退让陈独秀只是步其后尘。第二种意见认为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基本上是正确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应由其本人负主要责任。第三种意见则认为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同共产国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谁负什么责任应作具体分析既不能把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完全归之其本人也不能完全归罪于共产国际。此外在共产国际与中国的成立共产国际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共产国际与第一次大革命共产国际与党内三次“左”倾错误共产国际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国际与西安事变等问题上学术界也存在着一些不同的意见。 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是研究得较深入的一个课题。早在五六十年代学术界就五四运动的性质问题和中国工人阶级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转变问题展开过讨论。近年来学术界对该课题的讨论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 1.五四运动的领导权。 大致有如下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是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具有初步思想的知识分子领导。认为李大钊等人不仅为运动的爆作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而且直接参加运动的行列指导运动。第二种意见认为是无产阶级领导。理由：五四运动是以无产阶级世界观即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知识分子的推动、指导和组织作用是无产阶级领导运动的集中体现；工人阶级在运动中“起了决定作用”“支配着运动的展方向”。第三种意见认为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领导。理由：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在运动前的宣传鼓吹“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政治思想素质促成了五四运动的爆”；运动爆后他们推动了工人、学生运动“向纵深展”并为运动的展制定了策略、方法和目标。因此“五四运动的真正推动和领导者应该是以孙中山为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第四种意见认为是国民党领导。持此观点者认为“国民党当时作为中国社会的唯一革命政党其成员在五四运动中不仅从思想上、政治上而且从组织上对运动的兴起、展乃至取胜均起了重要作用”。“尽管当时曾起过领导作用的还有一些具有初步思想的知识分子及研究系的部分重要成员”然而就各自在整体上对社会实际影响的大小而言“国民党人的领导作用是最主要的。特别是上海的五四运动可以说几乎完全是由国民党人领导的”。还有一种意见反对笼统地提领导权问题认为“不存在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组织领导核心”“运动中的各党派各团体都在某种程度上领导、推动了其成员和群众投身反帝救亡斗争”。 2.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 纵观目前史学界关于五四运动历史意义的论述大致可归纳如下几点：（1）五四运动是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2）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3）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4）五四运动在思想上、干部上准备了中国的成立。对于上述几点学术界的分歧主要是第二点即五四运动究竟是不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关于这个问题多数学者持肯定的态度。他们从各自的认识角度陈述了理由有的强调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赋予它“新民主主义的色彩”；有的强调无产阶级或知识分子对它的领导；有的强调工人阶级在运动中的作用和运动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有的则把“五四运动”扩展为“五四时期”来考察等等。近年又有人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具体内涵上陈述了四点理由：其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不等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形成和成熟”；其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不等于新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其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不是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其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内容的胚胎都孕育于五四时期”。也有的论者明确表示：“五四运动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这也是中国现代史研究开展得较早的一个课题。在五六十年代就有一批成果问世如《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等。近年来学术界对此问题又有了更深入的研究并对其中的一些问题展开了讨论。讨论的问题主要有两方面：1.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史实。 在六十年代初学术界已形成这样的观点：在中文记载中第一次提到马克思名字的是梁启19o2年1o月表于《新民丛报》上的文章《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但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传播的标志是李大钊于1918年下半年写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三篇文章的表。近年来一些学者表了不同的看法并对有的问题展开了讨论。有人指出在中文报刊上第一次提到马克思名字和学说的不是19o2年梁启的文章而是1899年出版的《万国公报》刊登的《社会演化》。还有人进一步指出在中国文字里最早提到马克思学说的是1898年在上海由广学会出版的《泰西民法志》一书该书为英人克卡朴所著的《社会主义史》的中译本。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标志大多数人认为应明确区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介绍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这样两个不同的阶段因而仍坚持这样的观点：“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从五四时期起以‘北李南陈’为代表的具有初步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的”。但也有人不同意此说指出：先把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火种传播到中国大地的是中国民主革命派主要代表人物孙中山、朱执信时间是二十世纪初年。“北李南陈”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工作中有其独特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其深刻性和准确性等方面要过资产阶级思想家但在时间上他们要晚于孙中山、朱执信十几年。 2.关于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三次论战。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在斗争中实现的。从五十年代起人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的过程中逐渐把当时生的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的争论概括成“三次论战”。六十年代初学术界还专题讨论过三次论战的性质问题。当时一般都持这样的观点：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是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胡适派之间的论战；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是马克思主义者（包括一部分马克思主义同情者）同地主买办阶级和资产阶级右翼代表人物的斗争；关于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是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反对小资产阶级反动政治思想的斗争。近些年人们对此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并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讨论的着力点主要是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和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 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有人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和实用主义在社会、政治、历史、哲学诸方面的观点的全面较量；是两种敌对思想体系的斗争”。也有人认为这次论战是“一场被误解的学术争鸣”胡、李之间“纯粹是学术界内部就如何用西方先进文明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学术争辩决不是两条根本对立的政治纠纷”。“胡李之说异曲同工实无本质区别”。还有人通过对这次论战具体过程的详细考察指出胡适那篇挑起论战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所批评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无政府主义其根本原因在于无政府主义者运用实验主义诠释无政府主义。 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长期以来史学界在评论这次论战时几乎都是采取肯定一方否定一方的态度。近几年学术界有人提出了要客气、科学地评价这次论战的意见。持此观点者指出：“五四时期的社会主义论战是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理论探讨。”“我们在评论这次论战双方时都必须历史地看待他们在充分肯定具有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知识分子的历史功绩时对张东荪、梁启等人在讨论中所存在的合理因素也不能随意否定。” 中国“一大” “一大”是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近年史学界对“一大”的研究取得了重大成果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仍存有分歧。 1.关于会议时间。 史学界已排除7月1日开幕说确认7月23日为“一大”开幕日但在会议的时间安排和会议结束的时间上有不同说法。一种说法是：7月23日为开幕日；24日、25日举行第一、二次会议；26日、27日休会起草文件；28日、29日每日上下午举行第三至第六次会议；3o日举行最后第七次会议。第二种说法是：7月23日会议开幕；24日举行第二次会议；25日、26日休会起草文件；27—3o日举行第三至第六次会议；7月31日举行最后的第七次会议。第三种说法：7月3o日以前的安排与第二种说法相同但认为7月3o日举行第六次会议后就休会至8月5日才举行最后的第七次会议。 2.关于会议代表。 有两种说法：一说12人另一说为13人。分歧的主要原因是如何看待包惠僧的一大代表身份。前说否定包惠僧的一大代表资格。理由是：包惠僧由哪个地方选派无材料证明：一大会务经办者李达否认包惠僧是代表；史料证明包惠僧是住在博文女校而巧遇开会的记者。后说承认包惠僧的代表资格。其理由是：中央档案馆保存的一份材料上记载的“一大”代表名单中有包惠僧；出席“一大”的其他代表中有8名代表肯定包惠僧参加了“一大”其中有6人认为他是正式代表。 3.关于陈独秀、李大钊未出席“一大”的原因。 历史上长期存在“南陈北李”的说法这表明他们在创建过程中是起着主导作用的。他们为何均未出席“一大”？学术界习惯的说法是两人工作忙抽不出身。现在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 陈独秀未出席“一大”的原因有人认为主要是马林要召开“一大”有包办倾向；陈独秀性格倔强又有家长作风故以争取一笔修建校舍款为由不出席“一大”以抵制国际代表。“一大”前陈独秀为建党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却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接到李汉俊受马林嘱托寄来的召开“一大”的通知自然产生人格尊严被轻视之感而产生抵触情绪。 李大钊未出席“一大”的原因有人认为不是因为他负责筹备“少年中国学会”的会议也不是由于北京大学工作繁忙而是由于自1921年3月14日至7月28日北京八所大专院校教职工代表联席会议（简称教联）正在组织一场反对北洋军阀政府黑暗统治争取教职员工生存权利的总罢教斗争。此间李大钊除担任“教联”新闻股办事还一度担任“教联”的代理主席几乎天天参加各种会议而且还曾于6月3日被打伤。这是李大钊未参加“一大”的主要原因。 4.“一大”可否视为成立的标志。 近期有人提出不同意“一大”标志成立的观点认为创建于192o年即上海组织的建立应视为成立的标志。持此观点者指出不能将党的代表大会与党的成立混为一谈。如果“一大”前尚未成立就无法解释“一大”代表在“一大”前就具有党员身份。 中国国民党“一大” 1924年1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是中国现代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它标志着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关于这次大会学术界的讨论主要在三方面：1.新、旧三民主义问题。 194o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以国民党“一大”宣言为标志把三民主义区分为新旧两个时代。认为在国民党一大前三民主义是旧范畴的三民主义；在此之后三民主义是新范畴的三民主义。这一论断多年来成为学术界研究三民主义的一个指导意见并为大多数人所采用。近年来有人提出不同的观点认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无什么新旧之分也不能作新旧之分。“改组前的三民主义与改组后的三民主义没有什么本质上的改变仅仅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作了系统的挥和补充。”必须分清“主义”与“政策”的不同含义不能因为某一时期的政策有了新的变化就把政策附加在主义之上而说主义有了新旧之分。否则就会出现“新马克思主义”或“新思想”的提法。 2.改组后的国民党性质问题。 一般的观点认为改组后的国民党成为一个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组织或称为四个阶级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但也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改组后的国民党依然是资产阶级政党。理由是：改组后的国民党仍以孙中山手创的三民主义为纲领而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没有生本质的变化“因此国民党也就改变不了它所固有的中国资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另一种意见认为改组后的国民党具有两重性。从性质上说是资产阶级政党；从成员构成上说是四个阶级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 3.关于“三大政策”概念的提出。 学术界有不少人表文章论述孙中山确定“三大政策”的历史过程及其意义。在此基础上有人进一步探讨了“三大政策”概念提出的具体过程指出应把“三大政策”的制定和“三大政策”这个概念的形成区别开来。国民党“一大”虽有了制定“三大政策”这件“事”但还没有形成“三大政策”这个“词”。通常所说的“三大政策”这个概念是和国民党领导人嗣后根据国民党“一大”基本精神概括出来的。这个概括完全符合历史事实较准确地反映了孙中山晚年思想的伟大转变。1926年夏黄埔军校黄埔同学会机关刊物《黄埔潮》便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字样的文章。同年11月4日陈独秀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使用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提法。同年12月召开的国民党广东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也用了“三大政策”的概念。 武汉国民政府的性质大革命时期斯大林曾提出武汉国民政府是工农小资产阶级政府的观点。1944年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的报告中指出：“武汉政府当时不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政府还有谭延闿、孙科、唐生智等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人物坐在政府中汪精卫则代表资产阶级的。当时我们应把改变武汉政府为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当作努力的方向当时实现这一种方向也是可能的。”1目前学术界关于武汉国民政府性质的讨论分歧较大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一种意见主张分两个阶段来规定武汉国民政府的性质。武汉国民政府从成立到1927年5月21日马日事变前是革命的政权。它是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中国参加领导的、以国民党左派为主的、国共合作的、执行三大政策的政权。这个政权具有鲜明的反帝、反封建性质是参加当时民族民主革命各阶级的联合政权具有新民主主义的因素。但马日事变后由于资产阶级的相继背叛使得武汉国民政府迅变质解体变成反动政权。 第二种意见不同意把武汉国民政府说成是新民主主义政权。持此观点者从在武汉国民政府中的地位和作用、武汉国民政府人员的构成和阶级结构、关于新民主主义的论述、武汉国民政府执行的政策等几个方面论证武汉国民政府不是国民党左派政府不具有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因素不属于新民主主义政权范畴而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府。 第三种意见则认为武汉国民政府既不是纯粹的资产阶级政权也不是完全意义的新民主主义政权而是具有两种性质政权的某些特征是一种正在过渡的政权。它既可以向右转成为比较纯粹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又可向左转成为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由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新民主主义政权。 大革命失败的原因1《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o年版第165页。 关于1924—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曾作过分析。认为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三点：其一“由于当时的同盟者国民党内的反动集团在1927年叛变了这个革命”；其二“由于当时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集团的联合力量过于强大”；其三“特别是由于在这次革命的最后一个时期内（约有半年时间）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展为投降主义路线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1。这成为中国现代史（包括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研究中长期沿用的观点。近年来学术界对此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围绕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 1.关于共产国际与大革命失败的关系。 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是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这一观点近年来已为学术界大多数人所认可。但在如何表述这一观点上仍存在着两点分歧：第一共产国际对大革命的失败究竟负主要责任还是次要责任？一种意见认为应负主要责任。因为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是中国大革命的最高决策者不可能不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从实际情况看正是共产国际在中国大革命的紧急阶段犯了一系列根本性错误从而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陈独秀只是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另一种意见虽承认共产国际对大革命失败负有责任但仍主张主要责任应由陈独秀承担。第二共产国际对大革命错误指导的原因一种意见认为共产国际过低估计中国工人阶级、中国和农民的力量过高估计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力量用公式化和定型化的教条主义理论分析中国各阶级关系从而导致了在农民问题上、在对待国民党左右派问题上、在对待武装问题上等许多方面的右倾错误。另一种意见认为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可归结为战略失误。那种既改造国民党的性质又展国民党的力量既保持统一战线又开展工农运动的策略是两对无法实现的矛盾政策。同时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又颠倒了国共两党在大革命时期的主从地位把国民党作为中国革命的主体把置于从属地位。正是共产国际这种战略意义上的失策最终导致大革命的失败。 2.关于中国与大革命失败的关系。 中国内的错误路线是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这是不争之事实。 但如何看待中国内的错误与大革命失败的关系在学术界却颇多争议。一种意见仍坚持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错误指导是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另一种意见不主张把责任推到陈独秀一人身上认为大革命期间中国在战略、策略上的一系列失误是中国幼年时期的不成熟所致。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大革命时期中国不仅犯有右倾错误而且犯有“左”的错误这种“左”的错误也是导致大革命失败的因素之一。1《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53—954页。 3.关于国共“党内合作”形式与大革命失败的关系。 这是近年来提出的新问题。有人认为“党内合作”这种国共合作形式虽在一定时间里壮大了革命力量但也同大革命的失败有关。理由是：第一“党内合作”这种形式极大地阻碍了中国争取统一战线的领导权；第二束缚了的手脚客观上限制了独立自主地开展活动因而使始终未能建立起独立领导和指挥的军队；第三“党内合作”形式本身就内在地决定了这一合作的暂时性。许多人反对这种意见认为大革命时期同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是有客观基础的唯一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没有国共“党内合作”就没有中国的大革命。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党内合作”过程中战略和策略的失误而不是“党内合作”这一形式本身。 南京国民政府对南京国民政府的研究是近年来随着中华民国史研究而展起来的一个热门课题。这一课题范围很广涉及到一切同南京国民政府有关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法律、文化教育以及它实行的各项方针、政策。这里所述的是学术界关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几个问题的讨论情况。 1.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的性质。 长期以来的观点是：南京国民政府是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权。近年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认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民族资产阶级在政府中占有一定的地位上层资本家及其政治代表获得了相当的政治权力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也确实捞到了不少实惠。因此“可以肯定这一时期的南京政权是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联合统治的政权”。 2.关于改订新约运动。 近年学术界经过讨论对此问题基本上达成了这样的共识：这一运动“恢复了中国一些长期丧失的主权减少了帝国主义在中国长期享有的特权否认了领事裁判权的合法性增加了国家关税的收入在客观上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利益是历史的进步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但这种“进步”和“积极意义”是有限度的“与中国人民关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取消帝国主义在华一切特权的要求还相差很远”。 3.关于“攘外必先安内”政策。 这也是近年讨论较多的一个问题。讨论要点有二：其一政策提出的时间。目前主要有三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这个政策是九一八以后提出的根据是1931年11月3o日蒋介石在顾维钧就任外长宣誓仪式上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第二种意见认为早在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就在南昌出《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的文告提出“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的政策。第三种意见认为蒋介石虽然在九一八以前就提出“攘外必先安内”但并未形成一个基本的政策。作为国民政府的一项基本政策是1932年3月上海停战之时确定的。1932年3月14日即上海停战的同一天蒋介石给国民党宣传人员出手令内称“吾人攘外必须安内”。结合蒋介石后来所说：“于淞沪停战之后宣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这个手令可以看作是蒋介石正式确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具体标志。 其二政策转变的时间。目前大多数人倾向于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和1937年2月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是其转变的。理由是五届三中全会“接受了提出的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建议确立了‘和平统一’‘共赴国难’的内政方针并表示‘如果让步过限度’就只有‘出于抗战之一途’的对外政策”。也有人认为1935年11月的国民党“五大”应是国民党政府“攘外安内”政策重点转变的国民党五大后其政策起了下列变化：对日态度逐渐强硬；亲日派遭到冷落；对抗日言论的限制有所放松等等。种种迹象说明国民党政府“确已开始向团结、民主、抗日的方向转化了”。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关于红军长征的原因一般都认为是王明“左”倾错误的指导致使红军未能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而被迫开始长征。近年有人认为如果仅仅局限于上述原因是不全面的应该既看到它的历史偶然性也要看到它的历史必然性。红军长征的原因一是由于军阀混战的渐趋平息、蒋介石政权的逐渐巩固这就潜伏着红军战略转移的客观趋势；二是由于当时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交织尤其是中日矛盾的迅上升客观上也要求制定正确的策略包括红军作必要的转移；三是由于自身的不成熟决定红军的战略转移只能是被动的。所以红军长征是历史合力的结果。 关于红军长征出前的准备即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的战略转移是不是有计划、有准备地进行的？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是认为长征是“仓促决定”的；二是认为：“中央红军长征是有计划、有目的、有准备的绝非‘仓促决定’、‘仓促转移’”。从1934年4月广昌战役失败后中央红军为了突围转移在各方面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包括迅扩大红军建立新的兵团；筹集粮款准备武器弹药等军用物资；进行军事部署选择突破口；进行组织安排等。 关于红军长征的历史意义曾形象而生动地作过高度评价。学术界基本上是在观点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阐。归纳起来论点是：第一红军长征是中国革命化险为夷由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是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转变到抗日战争兴起的关键；第二红军长征锻炼了中国革命的领导骨干为以后革命形势的展开和夺取全国胜利作了政治上和干部上的重要准备；第三红军长征显示了运动无比顽强的生命力长征的胜利增强了中国在国际运动中的地位和影响；第四红军长征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顽强拼搏的象征；第五红军长征的影响已突破时代和国度的界限在人类历史上树立了一座无与伦比的丰碑。 遵义会议是红军长征研究和整个党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近年来学术界除对遵义会议的一些具体史实作了考证外还着重讨论了以下两个问题：1.遵义会议的历史地位。 长期以来人们的评价是：遵义会议是中国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会议。它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从幼年达到成熟。 近年有人对此“成熟”说提出异议认为这种观点与事实不符。理由是：遵义会议只批判了军事路线的错误没有批判政治路线的错误它的功绩主要在于确立了代表正确军事路线的的领导地位使党和红军在非常情况下死里逃生。而作为无产阶级政党成熟的标志应具有下列因素第一有一套完备成熟的无产阶级政党体制、组织机构和领导管理制度；第二有相当完备的、展着的党的理论体系有符合时代要求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及一系列方针政策；第三全党的政治素质从理论到实践上的成熟。从遵义会议的情况来看它还没有完全具备这些要素。 2.遵义会议是否确立了在全党和全军的领导地位。 对此学术界一直持肯定态度。近年有人认为“这一说法不甚确切”。 指出“确立”意味着稳固地建立和树立而当时“恐怕还不能这样说”。遵义会议上只是被增选为政治局常委在军事指挥方面成为周恩来的帮助者。会后中央常委分工是由洛甫代替博古总负责。至成立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才开始执掌最高军事指挥权。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有一个逐渐巩固的过程直到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才进一步肯定了的领导地位。因此“同志进入党中央执掌重要权力遵义会议只是开始而不是确立”。还有人经过考证指出遵义会议后成立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或称三人团）其成员顺序是：周恩来、、王稼祥。后来曾说过“三人团”的团长是周恩来。论者认为在组织上成为军事的主要负责人大约是在1935年8月周恩来因病不能理事之时。1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制定这是学术界研究得较早也是研究得较深的一个问题。 1力平：《开国总理周恩来》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148—149页。1.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提出。 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酝酿的时间很长九一八事变以后“就已逐步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提出是在1935年遵义会议后。比较多的人赞同第二种意见主张应以《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提出的标志。认为这个宣言与以前中央表的团结抗日的文件相比不再局限于下层联合而是扩大为各党各派各团体各军各界各个民族的联合包括国民党在内；过去讲联合有三个条件现在只有一个条件即“停止进攻苏区”；宣言虽仍然将蒋介石排除在统一战线之外但没有把推翻国民党政府看作是抗日的先决条件；宣言的主张不再停留在宣传阶段而是真诚地要求付诸实施提出各界立即进行协商、谈判讨论抗日的实际工作。因此可以说这个宣言初步克服了“左”倾关门主义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内容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提出。 2.共产国际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制定。 史学界的分歧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是中央在长征到达陕北后独立自主制定的还是根据共产国际指示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制定的。在这个问题上有三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意见认为共产国际对统一战线的方针影响作用不能低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下制定的。如1935年召开的共产国际七大提出了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一思想对有直接影响作用；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的指导下起草了“八一宣言”明确提出了要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共产国际七大后共产国际派张浩回国向中央传达会议精神等。当然将抗日统一战线内涵具体化并结合中国实际予以贯彻的是中央。 另一种意见认为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是中国独立自主制定的。持此观点者指出中央在长征到达陕北后立即着手研究党的策略路线问题1935年1o月便出了《中央为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提出了党的策略总方针是进行广泛的统一战线而且对统一战线的战略目标、对象、领导权以至具体方针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都作出了比较完整的规定。而参加共产国际七大的张浩11月7日才到达瓦窑堡张浩带回的国际指示及“八一宣言”主要点如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十大纲领等在的“指示信”中均无反映由此证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是中央独立自主制定的。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在要不要搞统一战线问题上共产国际起了主要作用；在如何搞统一战线问题上中国独立自主的作用是主要的。 西安事变西安事变是影响中国历史全局的重大事件。近年来学术界就西安事变的一些问题展开了讨论。 1.关于西安事变生的原因。 自西安事变以来对于其成因世人表了各自不同的看法。比较一致的认识是：西安事变的生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历史展的结果。当时中国的主要任务是团结国内一切抗日力量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驱逐日寇出中国。其时当权的蒋介石却坚持对内战争、对外退让的误国政策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而中国的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具有伟大的感召力。因此事变的生既是张学良、杨虎城及其所属官兵爱国漏点的总爆也是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展的必然结果。2.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确定。 曾有一种说法认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受“斯大林电报” 的影响而决定的。学术界大多数人不赞同此种观点。现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中国独立自主决定的。有的学者考察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与“斯大林电报”的关系后指出事变爆后确曾多次致电共产国际但直至12月16日才收到斯大林起草的共产国际复电而复电又因电码差错无法译出。在要求“检查重”后12月2o日复电收到。此时中央已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四项基本方针并正在付诸实施。 3.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过程中各种政治力量的作用。 以往论者大多只强调的推动作用。现有人提出不同看法认为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单强调某一方面的作用不符合实际。有人从七个方面探讨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因素：张、杨二将军在和平解决事变中的主体作用；蒋介石被迫反省客观上配合了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国的协助和调解促成了事变的和平解决；孔祥熙、宋美龄、宋子文等对事变和平解决也起了促进作用；各地方实力派的牵制有利于事变的和平解决；强大的国内舆论推动着事变的和平解决；国际反应对事变和平解决有着间接作用。 4.关于张学良陪蒋回宁的评价。 以往史学界对此基本上是否定的。近年有人提出见解认为张学良此举是一项爱国的壮举应当予以基本肯定。张学良的重大历史功绩不仅在于捉蒋而且在于放蒋在于他为了抗日救国这一崇高目标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亲自陪蒋回宁以一人的失换来了全民族的得。从某种意义上说张陪蒋回宁是西安事变最好的结局之一。 5.关于杨虎城在西安事变中的作用。 一种意见认为西安事变是由杨虎城和张学良共同动的因而主张杨、张齐名。另一种意见认为虽然杨虎城的部队数量和职务都不及张学良但他与的联系比张早得多本人还曾申请加入中国。他年长于张成熟老练在动和解决事变中杨起了主导作用。有人把杨虎城在西安事变中所起的作用集中归纳为五点：第一杨先提出了对蒋介石实行兵谏；第二西安事变是在陕西各界人民积极支持下生的这种群众基础的形成是与杨虎城长期积极支持和保护当地的抗日爱国运动一贯坚持进步与民主的立场不可分；第三八项主张是张、杨义举的政治纲领而其基本精神源于杨虎城在两广事变间与宋哲元等商定的六项主张；第四整个西安事变期间杨虎城始终顾全大局求同存异充分尊重张学良和周恩来的意见并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作出了宝贵的让步维护了三位一体的团结保证了三方的一致行动。第五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基础奠定于释蒋前而其最终完成却是释蒋后。张学良被扣后杨虎城以自己的威望和号召力力撑危局为最终实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出了重大贡献。 抗日战争的领导权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到底是中国还是国民党或是国共两党共同领导了抗日战争？对此学术界近年来争鸣热烈主要有下列几种不同观点：1.中国领导。持此观点者指出中国采取三种形式经过三条渠道实行对抗日战争的领导：其一对全国人民来说尤其是对国统区的广大人民来说是实行政治领导；其二对抗日根据地军民来说是实行直接的具体领导；其三对国民党顽固派来说则是通过实行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策略使其不敢降日而保持在抗日营垒里。正是中国实现了对抗日战争的领导从而使之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展。有的论者进一步指出：中国的领导不仅表现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而且表现在的先锋模范作用上。具体地说第一向全国人民提出了一整套正确的政治主张和军事战略策略为中国抗战胜利指明了道路鼓舞了全民抗战必胜的信心；第二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军队开辟了敌后战场抗击了大部分日军和全部伪军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对抗战的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第三起、领导和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迫使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由此得出结论：中国是抗日战争的领导者。 2.国民党领导。台湾学者和大6个别学者持此观点。其理由是：第一南京国民政府是中国当时唯一的合法政府国民党是当时唯一的执政党；第二领导的军队当时一系列作战方针、作战计划及作战命令等均须交国民政府批准同意后方能实施；第三领导人的一些言论也承认蒋介石为抗战的领导者国民党属于领导地位。 3.国共两党各自独立实施领导。持此观点者认为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存在着两个领导一个是的领导一个是国民党的领导他们都在组织上保持了对自己的军队和政权的领导。抗日战争是在统一战线的形式下进行的但确实存在着两个领导中心两个指挥系统。国共两党是独立领导着自己的力量合作进行抗日战争的。 4.国共两党分阶段领导。持此观点者指出如果对国共两党在统一战线中的地位与关系及其在整个八年抗战中的军事活动加以考察便可现如下事实：在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者的抵抗态度是鲜明的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是主导性的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是居于领导地位的。但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逐渐取代国民党而成了抗战领导者。因此如讲抗日战争的领导权应该说在抗战初期是国民党领导；相持阶段到来以后是领导。 5.国共两党共同领导。持此观点者认为：第一在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在政治上各自表了自己的纲领其内容有共同之处；第二在抗日战争中存在着两个战场、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领导的敌后战场在相持阶段起了主要作用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在防御阶段起了主要作用。也有人认为抗日战争从政治上说是领导；从组织上说是国共两党共同领导。 除上述几种观点外还有人主张不要笼统地提谁领导而应具体分析各方在抗战中的表现和作用。 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评价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战场由两个战场即国民政府军队担负作战任务的正面战场和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担负作战任务的敌后战场所组成。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抗战史的研究一直集中于敌后战场方面对正面战场的研究几乎是空白评价也欠客观。近1o年来这种情况有很大改变。一批专题研究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论著相继问世。 学术界对战略防御阶段（从抗战爆到1938年1o月武汉失守）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评价基本是一致的即认为：这阶段国民党正面战场是抗战的主战场国民党军队对日本侵略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忻口、淞沪、徐州、武汉等会战都打得非常艰苦、激烈台儿庄一战取得重大胜利。正是这一阶段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战消耗了日军大量兵力打破了日本战决灭亡中国的计划对相持阶段的到来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也出现了丧师失地的局面其客观原因是由于敌强我弱国力相差悬殊；主观上则是由于国民党执行片面抗战路线采取单纯防御的作战方针以及战争准备不足等原因所造成。 对如何评价相持阶段到来后的国民党正面战场看法不一大致有四种：一种意见认为在这一阶段由于国民党执行消极抗战积极的政策所以它的军队虽然在某些战役中取得了一些小胜但总的情况是节节溃退。“避战”、“逃战”是这时正面战场的特征。第二种意见认为应分两阶段来评价相持阶段到来后的国民党正面战场。从武汉失守到太平洋战争爆前国民党基本上执行消极抗日、积极的政策。此时国民党集团动了两次大规模；但国民党军队同时又对日军动了“冬季攻势”并在正面战场抵抗了日军的多次进攻。这时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作用可以说是利害参半。太平洋战争爆后的几年国民党集团的指导思想是依靠外援坐等胜利。此时虽在正面战场也有过某些局部战斗并派部队出国作战但却在豫湘桂战役中大败。所以此时的国民党在政治上、军事上基本上都是起消极作用。第三种意见认为相持阶段到来以后国民党军队仍在积极抗日。持此观点者指出“从武汉失守到太平洋战争爆前中队在正面战场上进行大小战斗近5oo次占全部抗战时期战斗次数的44％军队伤亡人数达137万占整个抗战时期的43％。可以说在太平洋战争爆前的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的抗日与都是‘积极’的”。第四种意见不同意相持阶段中正面战场地位日益下降、敌后战场成为抗日战争主战场的观点。认为：“无论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前还是相持阶段国民党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都具有同样重要的战略地位不存在主要战场和次要战场之分。” 抗战期间中民的伤亡数目和财产损失关于抗战期间中民的伤亡数目和财产损失历来说法不一。1947年国民党政府提供的中民伤亡数为12oo多万人财产损失（直接损失）为5oo多亿美元。后经研究考证现这一数字存在着很大的误差。1985年大6学者根据抗战胜利后4o年间现的资料曾指出抗战中中民伤亡数为21oo多万人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共计1ooo多亿美元。 从1988年起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组织专家对在日军侵华战争中我民伤亡人数进行了专门研究。经过查证大量原始资料深入各地进行调查广泛搜集国内外史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并运用科学方法计算最后得出了在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的日军侵华战争中我民伤亡35oo多万人的结论。1995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莫斯科伟大卫国战争纪念馆揭幕式上表讲话正式公布了这一数字：“在东方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人民展开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中日战场作为东方的主战场抗击和牵制了日本6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二以上中民伤亡35oo多万人。”同期中国的财产损失除直接损失和战争消耗1ooo亿美元外间接损失更达5ooo亿美元。 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和伟大意义这是抗日战争史研究中最受重视的课题之一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o周年和5o周年之际有不少论者都著文加以论述。意见基本一致只是论述的角度有所不同。主要看法如下：1.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具体说：第一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战争中第一次赢得完全胜利的战争是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的转折点；第二经过8年抗战帝国主义在华侵略势力被削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独裁统治被动摇人民革命和人民民主力量空前展中国达到完全成熟因而抗日战争又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转折点奠定了民主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基础；第三抗战期间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面前在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全民奋起一致抗战形成了全民族的团结与统一这不仅为抗战的胜利提供了保障而且成为中华民族由涣散、分裂到团结、统一的转折点；第四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引起世界反法西斯国家对中国的重视中国同世界的交往增多国际地位大为提高因而抗日战争又成为中国由封闭而走向世界的转折点。 2.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战胜世界法西斯势力作出了伟大贡献。第一中华民族的持久抗战挫败和打乱了日本帝国主义“北进”和“南进”的战略计划有力地支援了苏联的卫国战争和美英在太平洋地区的作战。第二中国战场是东方反法西斯的主要战场。中国的抗日战场开辟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牵制和消灭日军人数最多。日军在中国战场被歼15o万人占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亡人数的7o％。第三中国还直接支援邻近国家抵抗日军侵略的战争中国远征军的入缅作战谱写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辉煌篇章。 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事实和评价关于解放战争初期中央提出的“和平民主新阶段”口号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被作为“修正主义路线”加以批判并加罪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学术界开始为“和平民主新阶段”辨正。较为一致的看法是：“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提法不是个人的创造从1945年8月至1946年春中央一系列文件和中央领导人的许多谈话中都使用了这一提法。就曾多次用过这一提法或类似的提法。但在如何表述或评价“和平民主新阶段”问题上意见还不尽一致。 有的论者认为“和平民主新阶段”是在抗战胜利后作为争取革命和平展的马克思主义策略口号。“和平民主新阶段”不是幻想。当时中国政治形势存在着出现革命和平展的可能性。由于历史展是曲折的“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局面昙花一现但这个口号在当时所起的重要作用是应该肯定的。 有的论者认为“和平民主新阶段”是在抗战胜利后一段时间里的一个策略口号目的是为武装夺取政权服务。在提出这一口号时一天也没有放松对战争的准备。这个口号是适应当时形势的需要符合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利益有助于争取胜利展的革命口号。 有的论者则认为“中国已经走上和平民主新阶段”是对国内形势展的一种估计并且是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武器。“和平民主新阶段”也是中央对政协会议结果的概述。 解放战争时期的“中间路线” “中间路线”是民主革命时期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因不满国民党一党独裁又不赞成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主张而提出的政治路线其核心是主张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条政治路线开始提出于中国大革命失败后到解放战争时期形成较为完备的形态并得到大力宣扬。学术界对“中间路线”的研究是近年开展起来的争论的问题主要有两个。 1.关于中间路线与民主党派的关系。 一种意见不同意把中间路线说成是民主党派的政治路线。认为民主革命时期民主党派只有同合作、逐步接受领导的不断进步的政治路线根本没有什么中间路线问题。在民主党派中确实有一些人鼓吹中间路线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幻想但只是民主党派中的极少数人没有形成主导地位。另一种意义则认为中间路线就是民主革命时期民主党派的政治路线。持此意见者指出：“说所有的民主党派都主张‘中间路线’不符合实际；但仅仅把它归结为少数右翼分子的主张也不尽妥当。”在民主革命相当长的时期里不少民主党派确实向往、追求过中间路线。有人举民盟的一系列文件论证了这一点。认为民盟在一届三中全会前的政治纲领、宣言、政纲勾画了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完整方案比较典型地反映了民盟及以民盟为代表的相当一批民族资产阶级分子走中间道路的心愿。 2.关于中间路线的评价。 有三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意见认为对中间路线的评价应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来考察。当反动力量占优势时中间路线实际上是对反动势力保持“中间”起到了牵制反动势力的进步作用；而当革命力量占优势时中间路线实际上是对革命势力保持“中间”客观上起到了牵制革命力量的作用。持此意见者进一步分析即使中间路线在主导方面起积极作用时也应看到这条政治路线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一种总体方案仍然是不合时宜的其宣传也不利于尚未觉醒的群众走上革命道路；而在中间路线起消极作用的情况下也不能简单地把鼓吹中间路线的人们一律视为国民党的帮闲。另一种意见虽然也分析了中间路线具有积极和消极的双重作用但主要强调其积极作用。认为中间路线的部分主张符合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要求。在反帝反封建任务完成前中间路线否定国民党政权的一面是主要的。不能苛求民主人士在国共两党胜负未卜的形势下就承认中国的领导。民盟等民主党派一度追求中间路线是可以理解的。还有一种意见则认定中间路线是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潮是“开倒车”的现象。持此观点者历数了中间路线的种种错误表现如散布对美蒋反动派的幻想分裂人民民主阵线与争夺对中间阶层的领导权等认为中间路线这种种表现在客观上起到了中国革命的绊脚石的作用。 关于“官僚资本”问题“官僚资本主义”简称“官僚资本”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三大敌人之一。对“官僚资本”的性质、作用和对它应采取的政策在中央文件和的著作中都有明确的论断和规定。为它下的定义是：“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近年一些论者从史学研究的角度提出“官僚资本”这一概念是否确切的问题。认为这个概念较为含糊、不易掌握。因为官僚办企业都和国家政权有不同程度的结合但官僚办的企业哪些属于官僚资本哪些不是难于区别。而政府办的企业属于国家所有并不是某个官僚所私有。具体意见有以下几种：一种意见认为“官僚资本”作为通俗名称原义并不明确但已为群众所接受并载于党的文献因而主张继续使用这一概念。另一种意见认为“官僚资本”是一政治概念不是经济概念使用这种术语去研究中国的政治问题是不无道理的但用以研究经济问题就将导致概念上的含混。主张在经济研究上使用“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这种概念。还有人明确表示不赞成使用“官僚资本”这一概念。理由是虽然这个通俗名称已为群众所接受并已被用于某些政治文献然而既已觉察到它的缺点且已认识到它的实质就是不同政权下的国家资本主义那么我们就有责任正确使用科学的经济概念。 讨论中总的趋势是除少数学者坚持“官僚资本”传统观点外一般都主张以“国家资本”代替“官僚资本”这一概念。认为这样可使概念更为准确不易把官僚私人投资与之混淆。 第三章本卷编写旨趣1919至1949年这一段历史通常称作中国现代史。在这部多卷本《中国通史》的体系中它是中国近代史的下段。白寿彝先生在《中国通史纲要续编·题记》中说：“这个时期历史也属于中国近代史的范围。因为这个时期的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时期的革命性质仍然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这个时期的革命因有了领导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从而与前一时期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相区别。”这个意见是史学界不少人所同意的。只是在高等学校历史系的课程中这段历史现在仍然称中国现代史而与184o至1919年这段中国近代史相区别。 中国现代史（按习惯称法下同）是一门新建立的历史学科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史学中没有这一门学科高等学校历史系也没有这一门课程。1949年以后这门学科才得以建立因此在研究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上都是不够的并存在着若干空白在学科体系上是不完备的在史料的来源上是有空缺的（许多档案没有公布公之于世的大量资料还未被利用）。这样本卷的撰写在主观上和客观上局限是很大的。 整个《中国通史》各卷的体例按总主编白寿彝先生的指导思想分为叙说（包括史料介绍、研究概况、编写要旨）、综述、典志和人物传记四个部分。这在中国现代史的撰写上是一种新的体例。这个体例的优点是在一定规模和字数的限定下增加了历史知识的容量也突显了典章制度的分量和历史人物的地位；同时也增加了写作的难度。 在中国现代史这门学科展史上是先有中国革命史、党史后有现代史的。因此不论在研究者的视野上、思路上还是在科学体系上后者都受前者的影响。近些年来中国现代史研究者对此作了很大努力大大扩展了现代史的内容建立了中国现代史体系。本书所写的内容是按着中国现代史的要求确定的。 政治方面写什么是经过了一番考虑的。一般中国现代史书上写的主要是政治斗争、各派政治势力的状况、政治趋势的演变、政权的更替等而本书的综述也不可避免地着重写这些。那末典志上的政治写什么呢？过去史书典志部分大都有礼志、官制之类的专目。参照旧例我们决定写政治制度这样也可显出本书的某些特点。 传记中的许多人物写起来并不难但要写好、写出特点来很难。 适当地改变某些旧说对中国近代后期历史作较为准确的论述这是本卷编写中努力去做的。 乙编综述按照我们关于中国通史的分期公元1919—1949年的中国史属于近代后期。这是因为在这个阶段里中国社会的性质和近代前期相比没有变化但是由于新的政治力量的成长中国社会的展又出现了新的前景。 从国际地位上看中华民国的建立没有改变中国的屈辱地位各种各样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与干预使中国更深地卷入了列强们操纵与控制的世界体系成为它们共有的半殖民地部分地区还一度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从经济与政治结构看中国近代工业有了初步展交通、通讯和近代文化教育事业开始兴起但是军阀割据的封建统治依然存在国家政权在频繁的更迭中没有得到民主化改造封建军阀的统治和封建地主的剥削继续阻碍着经济和社会的进步。所以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实现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创造必要的政治前提仍然是这个时期中国社会展的主要任务。 中国近代工业的展引起了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和政治力量对比的重要变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化为近代中国提供了新的可供选择的社会主义前途。中国的成立和它所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的壮大使中华民族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出现了更加光明的前景。 我们在综述中所要考察的就是这3o年里中国社会展的主要趋势以及每一个小的历史阶段和每一个大的历史事件后历史展的主要方向以便人们从宏观上把握近代中国历史揭示出来的主要规律。 第一章近代世界历史进程向中国提出来的主要问题在世界各地率先进入资本主义时代的是英国、法国。随后是欧洲的其他地区和北美、日本。当宣告世界跨入近代的资产阶级革命的钟声敲响的时候那里的许多国家走到了世界历史的前列。而具有悠久文明的中国远远落在了时代的后面。 资本主义国家强盛起来以后对外展开了侵略和扩张。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中曾指出：“它（指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这种所谓的“创造”是通过侵略、剥夺、奴役其他民族或国家来完成的是资本主义国家对落后地区进行军事的征服、政治的奴役、经济的掠夺和文化的输出的结果。这也就是所说的“西方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用恐怖的方法去改造世界”。2用恐怖的方法、对外扩张的方法去改造世界这就是侵略。资产阶级对外侵略的目的是征服和掠夺但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不可避免地给落后地区和国家带来许多新的因素使那里的社会、思想、政治、经济生变化。从人类历史的展进程来说人类世界由此开始了资本主义现代化（或叫近代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世界走向一体化的过程。在人类生活的许多领域开始打破了国家和民族的界限。例如在生产方式、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生活方式、社会习俗等许多方面生了从未有过的广泛的相互交流和影响。 在当时使世界走向资本主义化是进步的社会展趋势但诉诸武力的恐怖手段受到人们的普遍厌恶和排拒。资产阶级把他们用恐怖方法改造世界的活动推行到中国表现为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遭到破产。中国人以天朝大国自居孤立于世界之外的局面无法继续维持了。封闭型的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被打破中国被迫地开始了痛苦的近代化过程。从此以后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更紧密地融合起来。 中国的大门被打开以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仍然是落后的国家。与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后起的强国日本相比较逐渐暴露出中国社会存在和展中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客观地说这些问题也就是世界历史或世界历史新时期向中国提出来的主要问题。随着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侵略的加紧和中国在抵抗外国侵略中的屡战屡败这些问题日益被人们更深切地感受到。从总体上说这些问题也就是中国的现代化问题。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5页。 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一场深刻、剧烈而又无可避免的社会变革。不管是福是祸这些变革终究会波及到与资本主义国家有所接触的一切民族。就近代中国而言现代化所要解决的主要是三大问题即三个方面的现代化：（1）政治现代化：即政治民主化反对和消除封建主义、主义建立民主的政治制度树立民主的社会观和人生观实行民主的政治生活。同时现代化的国家还必须是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的国家。 （2）经济现代化：包括生产技术、生产方法、生产组织形式、经济制度、经营方式、管理方法等的现代化。实现经济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变革生产关系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 （3）思想和生活现代化：包括人们的思想观念、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的现代化。从整个社会来说现代化要求创造一代新人具有新的思想、新的知识、新的技能的人从事新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生活。 以上是现代化应包括的主要内容。 实现了上述现代化的社会是一个新社会这样的国家是一个新国家。近代中国的历史就是中国人民为建立一个新国家、形成一个新社会而奋斗不息的历史现代化始终是先进的中国人追求的目标。 但是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是世界历史展进程向中国提出来的而不是当时中国社会展自身产生的这个事实对中国人影响巨大。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展远远落在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后面还没有产生和展资本主义的条件距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之门还很遥远。这样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侵略打在中国人头上压在中国人身上渗透进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造成了对中国封建皇朝的极大冲击。这种冲击使整个中国社会的运行轨道生错位中国社会在非常不利的国际环境下被迫转轨；寻求新的生存形式。这种情况可称为历史的断裂它是中国人感到的有史以来最大的变化因而“创巨痛深”。 为什么说这是中国人感到的有史以来最大的变化呢？我们可以追溯一下中国历史自古及今的展过程作一个简单的说明。 从人类社会出现以来自无阶级社会到阶级社会的转变曾是一次根本性的转变这种转变的完成经历了千万年的时间。家庭形态的改变私有财产的产生政治权力的确立国家的出现都经历了长期的渐变过程以至于我们甚至无从确定历史上是否曾有一个生这种转变的关键时期或者是否有一个过渡时期。虽然人类社会生了极大变化但是这个转变是不自觉的是当时人类感受不到、认识不到的。和后世相比这次转变完全是一个自的过程。 中国社会的又一次重大转变是由奴隶制社会到封建制社会的转变。中国的史学界曾有人很强调新兴地主阶级同奴隶主阶级的斗争强调法家和儒家的斗争并大量写入史书。这种历史描述有很多夸张不实的地方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著作。至于中国何时由奴隶制社会进入封建制社会史学界有西周说、春秋战国之际说、秦汉说、魏晋说。从西周到西晋时间跨度约13oo年。各种说法都没有充足的依据否定对方的观点。新中国成立后出土了许多文物但仍不能为解决社会历史分期问题提供足够的材料。这里的核心问题是中国至今没有现肯定奴隶制社会何时确实存在的充分根据。“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千耦其耘”等史料记载甲骨文、金文中关于赐予奴隶的记录多人殉葬墓的现都是零碎的不能证明一种完整的社会形态的存在与否。关于中国是否经历过奴隶制社会形态的争论由来已久这些问题我们不去讨论。举出以上问题用意在于说明：今天的史学家对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的转变尚看不清、说不明可见这种转变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如现在有些人所说的社会大震荡。历史材料的缺乏正是这种转变很不显著的有力证明。 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变与前两次转变不同。它不仅是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是根本性的变化而且是人们感觉到的最大最深刻的变化。 先进的中国人不仅感觉到这种变化而且认识到非变不可。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四书》中非常明确地说：“泰西诸国之相逼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也。曩代四夷交侵以强兵相凌而已未有治法文学之事也；今泰西诸国以治法相竞以智学相上此诚从古诸夷之所无也。”1康有为认为中国非变革不行“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2。这些思想反映了当时中国人的深刻觉醒。 “值四千年之变局”是近代中国曾经面临的真实情况。在康有为之前王韬、郭嵩焘、曾纪泽等已有见于此。在1957年也说：“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中国社会很久以来就处在大变动中间了。”3这个大变动从鸦片战争开始时至今日还没有结束。 社会变革有多种形式。在阶级社会里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的变革有的直接表现为阶级斗争有的受阶级斗争的支配、制约和严重影响。变革一旦实现就会有人失去统治权、经济特权代之而起的是新的力量执掌统治权、经济权因而这一过程充满了斗争。在近代中国广大人民要求建立一个新国家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要维持一个旧政权。双方展开的尖锐斗争开始了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进程同时也开始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这样近代中国的阶级斗争出现了新的形式增加了新的内容。过去国内阶级斗争主要是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的斗争现在除了1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2）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175、197页。2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2）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175、197页。3《在中国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o3页。 这种斗争以外又出现了资产阶级同地主阶级的斗争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还有国内各阶级同帝国主义的斗争。在这纷纭复杂的矛盾斗争中使中国走向现代化是一个总的社会展趋势。在五四运动之前中国的现代化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展资本主义经济建立资本主义社会是当时中国社会展的总任务。这样一个观点在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有清楚明确的论述。中国史学界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展线索问题存在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斗争是近代中国历史展的主线另一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的展是近代中国历史展的主线。其实按照我们的看法这两个过程是统一的、一致的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就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过程。 但是中国历史的这个展方向在五四运动以后生了变化。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世界上出现了社会主义国家这对中国影响极大从此中国现代化的内容和性质都生了变化。中国从五四运动到成立再到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的提出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期。从此中国社会的展方向是社会主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不再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而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了。尽管如此我们认为前面提到的三个方面的现代化的任务是贯穿在整个中国近代史（184o—1949年）之中的并且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从整体上说从历史展的长过程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为中国在整体上实现现代化创造了政治的经济的前提从而使中国整体的现代化真正成为可能。但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真正的中国现代化历史从此开始。 关于政治民主化问题：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提出了政治民主化的问题无论是资产阶级改良派还是民主派他们的目的都是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国家。中国领导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打倒国民党政府建立人民民主国家也是为了实现中国历史上提出来的民主任务。不过这个民主是人民民主同资产阶级的民主有着根本的区别。今天人民民主国家早已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但是民主制度还不完善民主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还要经过长时间才能养成。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培养民主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学会运用民主的方法组织社会生活、处理各种关系仍是今天政治生活中的重要问题。 关于经济现代化问题：鸦片战争中资本主义国家的坚船利炮教训了中国的封建统治者。他们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师夷之长技”造武器、开矿藏、练新军、修铁路创办了一批近代企业。随后民办的资本主义工业艰难起步。由于受到封建地主阶级和外国资产阶级的双重压迫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展缓慢。中国国民党政权建立后官僚买办资本的扩张又阻碍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展。新中国成立后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没收官僚资本国民经济出现了迅展的前景。但是由于指导方针错误经济现代化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展国民经济、实现经济现代化仍然是中国的一项主要任务。 关于思想和生活的现代化问题：从开展洋务运动到变法维新再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至领导下的社会大变革中国人的思想观念生了极大的变化。鸦片战争前清皇朝的统治者自居天朝大国对西方各国蔑称“西夷”；洋务运动中一些较开明的地主阶级代表人物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开始筹办工业学习西方的器物制造；变法维新时资产阶级改良派进一步提出学习西方政治制度主张君主立宪；辛亥革命前资产阶级革命派公开打出“天赋人权”旗号要求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共和国。这是一个文化思想不断前进的过程。在此期间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习俗也生了变化。 现代化并不等于单纯地学习西方“全盘西化”在中国行不通。中国的现代化必须立足于自己的基础之上吸收外国的长处加以改造和创新形成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和精神文明也就是说要建立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现代化社会。这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需要所有中国人为之作出长时间的不懈的努力。 近代中国民主主义革命过程就这样开始了中国历史展总趋势就这样确定了国家和中华民族的总任务就这样被客观地规定了下来。中国历史随着世界历史的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第二章新的政治分野的出现在《矛盾论》中指出：“由于无产阶级的领导根本地改变了革命的面貌引出了阶级关系的新调度。”1这是近代中国政治史上和政治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变化。由于这种变化出现了新的政治集团的划分形成了新的政治分野。这是我们观察近代后期中国历史展必须注意的基本事实。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来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政治集团由两分变为三分最后又由三分归为一统。近代中国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和民主革命是从鸦片战争以后端的。在此期间康有为、梁启领导了戊戌变法孙中山、黄兴等领导了同盟会的革命运动和辛亥革命。戊戌变法是要建立一个君主立宪国家同盟会的政纲和辛亥革命则要求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即“建立民国”。 孙中山领导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指导思想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主张的自由、平等、博爱“天赋人权”和美国总统林肯主张的“民有、民治、民享”以及多党政治、议会政治等等。所谓“民有、民治、民享”即权力归民众所有国家由民众治理福利归民众享受。这是一种理想化的政治模式。所有这些在当时都是非常流行的思想。当时中国的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政治活动人物是革命的鼓吹者和领导者。他们揭起的是欧美资产阶级革命的旗帜要建立的国家是欧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这个时期里中国政治的分野政治集团和政治路线的划分基本上是这样：民族资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集团；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地主阶级和封建统治者以及与帝国主义势力相勾结的买办是反动的集团。这是互相斗争、互相对立的两大集团在它们中间是否有中间集团不那么明显。当然任何时候政治上的骑墙派都是有的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有改良、革命之分但没有形成过有力量的中间集团在这个时期改良派也属于革命的集团。两大政治集团的矛盾与对立是五四运动以前中国政治的基本格局。 从五四运动起这种政治格局生了根本变化。在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开始表现了巨大作用1921年7月成立了中国这是中国近代政治史上最重大的事件。新的政党不仅代表着新的政治力量而且提出了新的政治理论、新的政治路线并且准备着左右中国革命。1922年7月召开“二大”制定了民主革命纲领。明确、坚决、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是中国资产阶级所没有的。尽管也主张建立“真正民主共和国”但这个民主共和国要有无产阶级参加领导与资产阶级所主张的欧美式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相比性质显然不同。 1《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5页。 成立以后积极领导了工人运动领导了新式农民运动领导了学生和青年运动、妇女运动。到1925年中国出现了以五卅运动为标志的全国革命。在这个过程中组织起工人、农民、小资产者、学生等广大社会阶层形成了一股浩大的政治力量。若干阶级和阶层团结起来在领导和影响下形成一个最进步、最革命的政治集团。与此相对立的侵华的帝国主义、中国的地主阶级、与帝国主义势力相勾结的买办以及他们的政治代表军阀、官僚等是反革命的集团。他们仍然是中国革命的对象。在新的历史时期到来之际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生了重要变化。在近代前期他们组织了政党领导过革命但是由于自身的软弱性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了。这个失败表明资产阶级无力独立领导中国的民主革命。同时无产阶级的代表中国表现了领导革命的能力。民族资产阶级从此由革命领导者的地位退了下来。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是中国革命领导者地位交替的一个关键。当然这不是说中国政治从此全在领导之下了领导作用的挥是一个逐步扩大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与民族资产阶级领导地位的丧失相一致的。 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为的革命党人领导动的它因袁世凯复辟帝制而归于失败。政权被袁世凯夺取后民国空有其名。中华民国建立之初宋教仁积极争取实现议会民主政治孙中山对此是支持的。袁世凯的个人独裁和帝制活动宣告了民主政治的失败。此后孙中山又领导了护国斗争、护法斗争但是从建立民主政治的意义来说这些斗争都是失败的。孙中山自己多次讲民国已不存在要改造中国要进行革命建立一个新民国。如何进行革命？他从屡次失败的教训中看到必须唤起民众动民众。1923年是孙中山一生奋斗中关键性的一年。在这一年中他一方面“联俄”、“容共”壮大革命民主力量另一方面寻求美国、日本援助致力于“和平统一”、“化兵为工”。经过多方探求孙中山最后正式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 国民党“一大”宣言中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这段话在文法上是混乱不清的因为“制度”无法“专有”“主义”也无法“共有”。它的确切意思是资产阶级“专有”的国家政权应为“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所代替。这种思想意义重大它成为《新民主主义论》的理论依据。 国民党“一大”后孙中山容纳参加中国革命领导机构的重要领导人参加了国民党中央和地方的领导工作。 ------------ 3 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在它刚刚生的时候对当事人来说往往是不自觉的。事后我们从历史展上看上述事实是中国资产阶级不能单独领导中国革命的一种表现。资产阶级政治家不能不援引领导人参加领导核心共同进行中国革命这反映了历史展的必然性。 在此以前领导开展了工人运动、学生运动有一定的群众基础。 但还是一个小党不是一个有广泛影响的群众性的大党。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使从狭小的圈子中走出来进入中国政治的领导层参与了对全国革命的领导并由此成为有决定性影响的政党。 在当时整个中国的国民革命还不是领导的孙中山、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蒋介石等是主要的领导者领导人在国民党内居于次要地位。但从此以后资产阶级各政派与相比政治领导作用呈日渐下降的趋势最后不得不归并到高举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旗帜下。 从成立到提出自己的政治理论、政治主张树起自己的旗帜开展革命工作再到成为中国革命实际上的领导者或作为重要的决策参与者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当在实际上而不是在宣传上成为全国各革命阶级、各民主党派、各进步团体的领导者的时候也就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最终胜利的时候。 第一次国共合作是民族资产阶级从中国革命领导者的地位退下来的开始。但中国仍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经济上民族资本不能顺利地展政治上民族资产阶级没有政治权利它还是一个受压制甚至受掠夺的阶级。因此它仍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性。只要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任务没有完成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也就不会消失而且它和无产阶级政党争夺对中国革命领导权的斗争也不会停止。 另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阶级利益与工人阶级是不同的根本的政治立场是矛盾冲突的。所要建立的人民共和国也是与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不一致的。因此民族资产阶级又是反对反对新民主主义的。两种政治思想和政治主张的分歧和斗争贯穿在整个民主革命的全过程。同时由于自身的软弱民族资产阶级又有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互相拉拢的一面。这样民族资产阶级既有革命性又有妥协性。这种政治性格决定了它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集团和帝国主义势力、封建统治集团之间的地位它是一个中间政治集团。 综上所述从五四运动开始主要是开始领导起革命运动之后中国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三个集团这是当时中国的基本政治格局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基本的政治分野。在这三个集团中影响中国政治展的主要是革命集团和反革命集团在现实国家政治生活中中间集团影响力是不大的。但是它的政治思想、政治理想却有很大的影响。 近代中国历史在由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转变的时候中国政坛出现了新的政治分野即由两大集团的划分到三大集团的划分。三个集团的存在是新民主主义历史时期的基本政治格局。三个集团间统一、对立、斗争的复杂多变的关系和斗争的最终结局构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政治史的基本内容。 第三章改造中国的各种政治主张的纷陈和人民的历史的选择在新旧思潮的激荡中在新旧势力的斗争中觉醒的中国人的共识是中国非变不可非把旧中国改造为新中国不可否则就无法在世界上存在。改造中国的思想从清末就开始出现了。 1894年兴中会成立在兴中会的政纲中有“驱除鞑虏”、“建立民国” 的主张其中就包含着改造中国的思想。1898年戊戌变法生梁启在变法中提出要创造一个“少年中国”实际上也是要改造中国。但在当时人们还没有明确地集中地提出改造中国的政治口号。 五四运动前后“改造中国”成为非常流行的政治口号。孙中山在上海时有一次有人请他演讲演讲的题目就是“改造中国的第一步”。梁启、张东荪等办了一个刊物初名《解放与改造》后改称《改造》。新民学会的宗旨是“改造中国与世界”。可见改造中国是当时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当时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焦点在于“根本解决”还是“点滴改良”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学说动革命还是按照实验主义办法进行改良。 改造中国在当时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社会思潮。五四运动前后特别是五四以后出现的种种主义、主张都是这个普遍性政治思潮的具体表现也可以说是对改造中国问题交出的一张张答卷。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里有十月革命、五四运动的影响但根本原因是社会大变革的需要是社会变动加剧和深化的一种表现。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各种社会政治思潮的输入使中国的思想界异常活跃各种思潮汹涌而来争奇斗艳各种政治方案都摆在了中国人的面前任人们比较取舍。这种思想上的解放是社会大变革的前奏。 在纷然杂陈的各种社会思潮中马克思主义经过斗争不断扩大了影响中国未来的展方向在斗争中日益明确。这个过程是在历史展中自然形成的当然在人类社会里所谓自然形成不是盲目的它包含着适应客观规律的人为努力。人们在改造社会的过程中都要确定方向、目的决定实现目的的方法、步骤。我们把这些看作是人民的选择。中国未来的政治向何处展是经过政治上思想上的反复斗争、相互比较择其为当时所适用者而逐渐明确的。这就是人民的选择或历史的抉择。而先是人民中先进分子的选择接着是多数人的行动。 我们从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考察成立前后国内思想界的三次论战可以清楚地看到先进的中国人在论战中明确了什么选择了什么他们在当时的选择直接制约着中国政治的继续展。 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李大钊和胡适的主要分歧是：（1）要改造中国问题多得很是根本改造、根本解决还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去解决？（2）改造中国要不要主义作指导？是要有确定的方向和目标还是只要解决具体问题不问方向？李大钊主张改造中国要从经济组织、经济构造上进行根本的改造要以布尔什维克主义、马克思主义作指导。陈独秀指出主义问题也就是方向问题。他在《主义与努力》一文中说：“主义制度好比行船的方向行船不定方向若一味盲目的努力向前碰在礁石上向后退回原路去都是不可知的。”故要研究主义来确定方向。 关于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论争。这次争论的核心问题是要不要在中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要不要建立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这是要达到什么政治目的和实现目的的主要手段问题。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政党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神经中枢是主要工具。陈独秀在《谈政治》一文中说：“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施存统在《我们要怎样干社会革命？》一文中更明确地说：“我们者主张推翻有产阶级国家之后一定要建设无产阶级的国家。” 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讨论。主要争论的问题是：（1）展生产应采用资本主义的方式还是采用社会主义的方式？梁启主张采用资本主义方式。李达驳斥他说：“将来社会的经济组织必归属于社会主义。”“在今日而言开实业最好莫如采用社会主义”。（2）要不要建立“劳农专政”的国家？张东荪反对“劳农专政”。李达指出要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必须“采用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 三次论战的结果在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中间明确了以下两大问题。一是确定了中国社会的长远展方向——社会主义二是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作为实现这一长远目标的工具。对社会主义的选择是中国历史展的结果是通过反复比较推求先进的中国人作出的历史的选择。以新民学会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新民学会的成立受到梁启《新民说》的影响它的宗旨是做“新民”即做新人。为此它要求会员加强道德人格方面的修养。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在召开年会时他们提出和讨论了“改造中国”的问题明确了改造中国的立场。但在改造中国的方式上却存在着分歧。是采取一点一滴的社会改良还是实行根本解决？是从教育入手进行和平改造还是采取激烈的暴力手段从事革命？是走克鲁泡特金式的互相合作道路还是走马克思式的社会革命道路？从研究改造中国的具体问题出新民学会的许多成员从“呼声革命”转到“暴力革命”走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选择社会主义作为自己奋斗的长远目标选择阶级斗争作为改造中国的主要手段这是中国人民第一步的选择。 中国人民的第二步的选择是确定要走新的民主革命的道路。采用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劳农专政的国家当时被先进的中国人作为直接实现的目标。这不符合中国现实的要求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不可能一下子实现社会主义。因此要解决一个马克思主义揭示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 这就是要解决中国社会具体展道路的问题也就是如何从当前社会实际出达到社会主义目标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列宁主义从理论上、原则上给予了指导共产国际给予了具体的帮助但是使之被广大中国人普遍接受成为改造中国的指导思想还必须从中国现实的政治斗争中去寻求解决。在斗争中在各种主张、各种学说的竞争中由人民去决定取舍。这是一个复杂的尖锐的思想斗争过程。 从清末民初到五四时期社会上的各种政治思想纷然杂陈除了上述各种思想以外还有许多针对现实政治的改革主张和方案。这种情况与中国当时的政治状况是分不开的同时也是五四时期思想解放潮流的一个方面。其中有的观点、主张早已提出但在“五四”以后声势更大。当时这些具体政治主张和方案也是在如何救中国的前提下提出来的都可以看作是救中国的主张改造中国的方案。 这些主张主要有：（1）制定宪法立宪救国；（2）省自治和联省自治；（3）废督裁兵化兵为工；（4）实业救国；（5）科学救国；（6）教育救国等。此外“好人政府”等主张就其政治思想说也是要求制定宪法、联省自治。这些主张在当时很盛行大约到1924年以后才逐渐消沉下去。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都认为自己的主张、方案是救中国的“唯一”方案、最好方案因此鼓吹不遗余力；它们都从对中国乱源的分析出肯定自己的主张。中国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二大”上通过的民主革命纲领。这个纲领的提出也是作为救国主张的一种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它的指导思想是“不断革命论”具体内容可概括为如下四项：1.乱源分析：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军阀的统治是中国社会动乱的根源它们是中国革命的对象。 2.救治办法：分析了各阶级的经济状况和政治作用提出了建立革命的“民主联合战线”的主张。 3.实行途径：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即经过民主主义到达社会主义。工人阶级、人要积极参加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 4.奋斗目标：建立一个“真正民主共和国”这是中国革命在现阶段要达到的目标。 此后中国对这个纲领作了大量的宣传打倒国际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革命口号深入人心。随之而来的是革命运动很快地掀起了新的。 第四章革命斗争形式的演变和政治斗争规律的显现革命斗争形式和政治斗争规律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这是中国现代史上特别是现代政治史上的重大问题。中国人常常这样思考问题、提出问题：明治维新成功了日本走到世界的前列成了强国。但中国的戊戌变法却失败了。如果成功的话不是很好吗？可是历史的展是客观的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而改变自己行程的。在中国近代史上用和平方法改造中国政治制度以失败告终或没有任何成果的事实岂止一个戊戌变法？这就不能不使人们从更深的程度上考虑问题。 经过17年革命斗争之后这样总结说：“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1这个原则在外国情况如何我们不去讨论它在中国的确实性已被革命史证明了。下面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期的一些情况。 用暴力手段夺取政权在中国筹建时就确定了。但这只是理论上的说明和原则上的肯定。成立之后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斗争并没有把武装斗争放在突出的地位。用主要力量领导工人运动在动罢工斗争的同时还动劳动立法运动。成立后不久就出现了一次罢工运动。同时领导了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开始进行农民运动工作。不久生了二七惨案工人运动受到严重打击低落下去。二七的失败证明了两点：（1）工人孤立地进行斗争是不行的；（2）只进行政治罢工是不行的。1925年爆了五卅运动。这是一个包括工人、学生、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的群众运动是一次全国性反帝斗争。这次运动规模极大动员起来的群众非常之多在中国革命史上有极重要的地位；但从它的直接目标来看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中国的目的完全没有达到。在这里暴露了城市群众运动在完成革命任务上的局限性。 在进行城市和工矿区工人运动与城市群众运动的同时也开始了革命武装方面的活动它们是：（1）建立工人纠察队。（2）组织农民自卫军。（3）帮助国民党建立黄埔军校和革命军队。（4）搞城市武装起义。但当时这些活动都有自己的特定局限都不是作为主要革命手段进行的。这从下面的情况可见：1.关于工人纠察队。 中国在组织工会、领导工人群众进行罢工斗争中就着手建立工人纠察队。在省港罢工运动中组织了两千多人的纠察队。“纠察队的责任为维持秩序逮捕走狗截留粮食扣缉仇货。”11926年12月湖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关于工人武1：《战争和战略问题》《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1页。装自卫之决议案》其中说：在革命运动中各地的军阀余孽、工贼、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反动矿主等或破坏工会组织或阻挠工会展或捣毁工会或密谋捕杀工人领袖或勾结土匪组织暗杀队危害工会等等迭出不穷为了“巩固工会的组织完成国民革命的工作目前武装工人的纠察队的组织是刻不容缓的事业”。因此大会决定：全省总工会应从组织各级武装纠察队；应设工人纠察队干部队经常轮流训练各级工人纠察队之干部人材；各地工会应轮流派人来干部队以受实际训练。《湖南全省总工会纠察队组织大纲》规定“为巩卫工会保障工人利益培植武装自卫之精神起见”特组织“湖南全省总工会纠察队”。1927年1月召开的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也作出了一个《对于纠察队决议案》其中规定“工人纠察队为纠察工贼及防制反革命分子之组织”1。1927年4、5月中国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职工运动议决案》中说：“工人纠察队不管公开或秘密的地方皆须有普遍的展。工人有武装在最初仅止自卫（对付工贼流氓等）维持秩序现在我们要进一步而认为工人纠察队是保障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主政权的武装之一。”2这种认识比过去前进了一步。中国在建立工会组织、进行工人运动的时候就同时建立工人武装这是中国国情决定的。这已经突现了武装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2.关于农民自卫军。 中国在组织农会进行农民运动的同时就组织农团或农民自卫军。1923年1月海丰总农会成立当时散的《农会利益》传单中有两项条文其一“防止盗贼”条说：“农产物成熟之际四处常有盗贼。既有农会即可设法防止。”其二“抵抗战乱”条说：“中国政争战潮到处波及农村鲜不被其祸者我小民何辜受此惨痛。既有农会可用团体正当防卫。”此后成立的广东农会它的章程正式规定“办理农团以防盗贼劫掠及保护农产品”。组织农民武装完全出自农会利益的需要。 1925年1月中国制定了一个《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其中写道：“在连年军阀战争中地主阶级利用农民以武装自己而成立民团乡团之组织现在广东这种组织已成为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反革命武力。因此今后我们应该一方面反抗地主抽捐办民团主张农民收回自办；别方面宣传并扩大农民自卫军的组织并鼓动充当民团乡团之农民脱离土豪地主之关系加入农民自卫军这种农民自卫军应在我们的政治指导之下。”“对于拥戴土豪专以鱼肉农民为业的土匪自然只有训练农民自卫军以防御之。”11925年1o月1o日中国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表了一个《告农1《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421页。2《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83页。1《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63、364页。民书》其中提出的全国农民最低限度的要求之一是“由农民协会组织自卫军并要求政府给枪弹以防土匪及兵灾”1。1926年7月12日布的《中国对于时局的主张》又一次重申“承认农民有自卫之武装”2。1927年6月14日中央布了一个关于“农运策略的说明”的通告其中说：“农民协会应当集中乡村武装夺取地主阶级的武装并应在每个反军阀的战争中利用各种时机号召农民参加战斗夺取敌军的武装使农民自卫军成为乡村中革命武装而此种夺取武装的进行更应与本党军事策略相适应。”3中国在搞农民运动、组织农会的时候建立农民自卫军就是一项工作内容这和搞工人运动的同时就建立工人纠察队一样是中国国情决定的。 3.关于革命军队。 国共合作建立之后中国人就在黄埔军校中工作同时也在国民革命军中工作随后又在冯玉祥的国民军中工作。中国人在当时的革命军队中工作有它具体的意义和限度与以后的认识有所不同。 1926年2月下旬中央关于北方区政治军事工作问题的文件中说：“.的军事工作目前已到要准备武装群众要想利用由旧军阀崩坏出来的左倾势力、..应特别注意此项工作。”“现在正是帝国主义重新武装已渐崩坏的奉系军阀并嗾使奉系军阀与反动的直系军阀吴佩孚联合战线进攻国民军之时所以在北方目前的军事工作唯一是帮助国民军。所以须加紧在国民军中的工作帮国民军成为民众抵抗帝国主义与反动军阀之有力的武装并须从中造成一部分真正的国民革命的武装势力。”“因此在国民军中的工作须采用以下两个原则：a.是帮助国民军不应使之从新造成新的军阀系统。b.帮助国民军须经过国民党或国民党的左派领袖们使国民党或国民党中之左派领袖能多影响于国民军渐近于能指导国民军。如此国民军才能左派化才能接受革命的策略才能有革命的行动。”11926年7月中国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通过了一个《军事运动议决案》文件先指出：“中国目前是带民族革命色彩的军事势力与反动军阀武装冲突的剧烈时期。”而中国是“随时都须准备武装暴动的党在民族革命的进程中应该加强武装斗争的工作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摧毁反动的军阀势力并渐次展工农群众的武装势力。同时此项工作就是使本党获得有条理的准备武装暴动的经验”。“对于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军如果我们派人去做政治工作便须取‘少而好’的主义如果有人去当军官1《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13页。2《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156页。 3《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185页。 1《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62页。 其责任必须是使这个军队愈渐团结和愈渐革命化极力避免革命军队的过早分化。”21926年11月9日中央给在西北军中工作的刘伯坚了一封指示信信中说：“党（按指国民党。在国共合作时期很多人在国民革命军中担任党代表职务）在军队中也只是侧重政治宣传工作而没有可能指挥军队。广东过去实行党代表制的结果是党代表在军中名尊而无实权或附属于军官或与军员冲突一面破坏了军中的统一同时又弄出许多纠纷。所以此后西北军可不再走此错路万一此制因别的关系不能废免则其作用亦只是注意政治宣传的事而不可干涉到军事行政上事。”1从以上引证的文件可以看出以下几个问题：（1）认为“中国目前是带民族革命色彩的军事势力与反动军阀武装冲突的剧烈时期”因此应该重视军事工作。（2）的军事工作主要是帮助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和冯玉祥的西北军“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摧毁反动的军事势力”并“从中造成一部分真正的国民革命的武装势力”。（3）在军队中的工作“只是侧重政治宣传”而不是去指挥军队或干涉军事行政。这些说明了已经认识到军事工作的重要性并作出专门的决议但当时的认识又有很大的局限性。 4.关于城市武装起义。 1925年11月28、29日趁郭松龄举兵反奉之机北京的国民党左派和北方区委决定在北京举行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这次斗争没有成功。对中国来说这是一次城市武装起义的最早尝试。 1926年1o月孙传芳的军队在江西惨败。1o月16日孙部夏在杭州宣布浙江独立归顺国民政府。国民党驻沪代表钮永建决定在上海组织暴动帮助夏。当时也准备在孙传芳败退的时候组织工人起义帮助北伐军占领上海。这次起义因为夏被孙军击败而没动起来。这是上海工人的第一次武装起义。 1927年2月18日北伐军先头部队进到嘉兴上海陷入混乱。19日上海总工会下令举行总同盟罢工响应北伐军消灭军阀势力建立民众政权。罢工总人数过36万人。2月21日罢工工人袭击军警夺取武器展为武装起义。但因北伐军没有向上海开进工人力量不够24日总工会下令复工。第二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没有成功。 第二次起义失败后中国就准备举行第三次起义。1927年3月2o日北伐军已进抵上海近郊龙华。张作霖派驻上海的鲁军毕庶澄部刚刚到达十分混乱。这是起义的好机会。3月21日上海总工会下令举行总同盟罢工随即转为武装起义。参加罢工者有8o万人。经过3o个小时的战斗起义群2同上书第227、228页。 1《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455页。 众占领了上海。 对这次胜利的武装起义极为重视起义领导者之一赵世炎在事后不久写文章说：“自俄国十月革命后无产阶级的革命战绩添入了上海工人三月暴动的一段新的历史记录在中国的革命史中工人阶级的血战功绩更因上海工人的三月暴动确定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之地位三月暴动在世界革命史中的价值是写在十月革命后的一页。三月暴动在中国革命中的位置是确定中国革命的性质保障中国革命的胜利划分中国革命历史的一页新篇幅。”1事隔多年之后重要领导人张闻天对这次起义作了这样的结论：这次起义“是一种武装起义与革命军进兵的结合成了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1。上海工人的第三次起义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是辉煌的一页但在革命斗争全局上说毕竟是正规战争的一种配合。这是客观事实的表现虽然当时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对上述情况如果我们作进一步的探讨可以现近代中国革命展史上的基本问题。在近代中国驱除帝国主义在华侵略势力消除地方割据实现政治统一被压迫者求得解放、取得政权是三个最重要的问题。它们是中国实现整体现代化的前提是中国社会大步前进必须先克服的问题。而这三大问题的解决除了采取武装斗争方式以外别的办法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代表求解放的人民革命力量的中国在现实的条件之下从开始为夺取政权而斗争（上述三大问题之一）的时候起就不能不面对武装斗争问题。但因客观、主观条件的限制对革命武装问题的认识当时有很大的局限性。 有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例证在先因此依靠在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办法夺取政权成为的中心工作目标。上海第三次工人起义是胜利了但也反映出中国革命的特点：其一这次起义从当时的全局上说是正规战争的配合。其二起义胜利了并成立了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实际上工人阶级没有得到什么成果临时市政府没有维持下去。这其中的原因在很长时间内领导人都把它归结为党中央领导机关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例如李立三说：如果不犯“深重的机会主义错误暴动的胜利一定可以支持更久的时间甚至使中国革命转成另一样的局势决不是不可能的”1。张闻天也说：“可是中国当时领导机关的机会主义错误不但没有使胜利能够巩固与展而且反把暴动的果实奉送给了资产阶级使胜利的暴动变成了失败。”2暴动胜利后的失败究竟是由于主观上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呢？1施英：《上海工人三月暴动纪实》《向导》第193期1927年版。1张闻天：《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苏南新华书店1949年版第146页。1李立三：《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的教训》《党史报告选编》1982年版第299页。 2张闻天：《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党史报告选编》1982年版第431页。还是由于违反了中国革命的实际呢？从以后的事实来看当然是后者。 用武装斗争手段夺取国家政权中国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来自列宁主义但同时又具有中国国情所决定的特点。在关于武装斗争、革命军队的认识深化过程中瞿秋白的《中国革命之武装斗争问题——革命战争的意义和种种革命斗争的方式》3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篇论文的要点如下：（1）当前中国革命的总形势是：“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最近几年来的展到了现在已经有由深入扩大而深入由渐进潜变而猛突变的趋势。”“因此现时革命运动的中心问题已经是实行准备革命战争求于最短期间推翻中国现在的统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政治统治——军阀制度。”（2）由于革命形势已经到了推翻军阀制度的时候革命斗争方式的探讨便成为重要问题。他说：“我们应当指出各种方式的必要和应用尤其在这一时期革命战争是主要的方式其它方式都应当应用直接的或间接的做革命战争的准备。”准备革命战争“应当认为现时主要的革命职任”。（3）在中国需要进行“革命的正式军队之革命战争”。他说：“武装平民的工作急须进行要在日帝的示威抵制运动里造成武装在政治上的基础乡村之中可以进行罢租与义军作战相连的局部斗争城市之中秘密武装训练以备革命时随着各地方的总罢业而奋起作战；但是草创的民间武力既然只能在内地得到局部的胜利城市里又无持久之可能所以在中国条件之下必须有规模扩大的武装暴力——革命的正式军队之革命战争。”“中国民间的武装暴动如果没有革命军队的援助和革命政党的指导始终难以战胜。”（4）“革命军队是主体。”“政治上以革命民众的政党为主体军事上以正式的革命军队为主体。”广东的国民革命军能够做革命战争的“主体”。（5）“中国现时的革命时机正是一切革命斗争的方式都要善于运用以适应革命战争的主要职任。”“中国革命的过去经验和现时形势正从示威抵制的斗争之中要再造成总罢业的革命各方面准备武装暴动以实行革命战争。” 上述瞿秋白关于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论述代表了当时中国人的最高认识水平。它的不足之处也是当时的共识这主要是：没有认识到需要自己直接掌握正式军队创造正式军队。但是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产党正一步一步地接近这一点。 1926年11月3o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中国委员会上表题为《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的演说关于中国革命军队他是这样说的：“在中国和旧政府的军队对抗的不是没有武装的人民而是以革命军队为代表的武装的人民。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中国革命军队的特殊意义正在这里。”斯大林指出武装的革命反3此文表于《新青年》（季刊）第4号1926年5月25日出版。 对武装的反革命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这是非常重要的。他所说的革命军队也是指的广东国民革命军。人在这种军队中的工作是要加强政治工作使它“成为中国革命思想的真正的和模范的体现者。”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动了四一二政变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中国革命生了重大变化。严重的形势迫使斯大林和中国人对革命军队问题的认识大大前进了一步。1927年5月13日斯大林表《和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他指出：“现在主要的是一方面要改善现有军队用一切可行的办法使军队革命化一方面要立刻奠定由受过土地革命锻炼的革命农民和革命工人所组成的新的革命的团和师的基础成立一些新的、真正可靠的、拥有可靠的指挥人员的军团使它们成为武汉革命政府的柱石。这些军团也就是以后要展成为红军的新的军队的核心。” 1927年5月共产国际向中国下达了两项指示关于革命军队问题其一说：“必须立即开始建立由革命工农组成的、有绝对可靠的指挥人员的八个师或十个师。这将是武汉用来在前方或后方解除不可靠的部队的武装的近卫军这是刻不容缓的工作。”其二说：“必须根除对不可靠的将军们的依赖性。动员两万左右的员加上湖南、湖北约五万的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用军官学校的学生来充当指挥人员组织（目前还不迟）一支可靠的军队。否则就不能保证不失败。这个工作是困难的但是没有别的办法。”到了这时斯大林、共产国际和中国才明确地认识到中国自己掌握军队的重要性。这时距汪精卫七一五“分共”已经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了。 在历史的研究中有人认为如果不是陈独秀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积极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革命形势还会蓬蓬勃勃。这种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政治斗争规律的显示对武装斗争和革命军队重要性的认识需要有一个过程。正是在中国革命斗争规律显现的基础上在中国人达到的新认识水平的基础上中国现代革命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从以上的史实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它成立以后一段时间之内并没有把直接掌握军队并用它去夺取政权作为自己的任务。人的思想是按照马克思、列宁的主张用以工人为主体的群众武装暴动方式夺取政权。那时内还有一种见解、一种议论认为人掌握军队就会成为军阀。是严峻的历史现实把中国推上了组织正规军队去夺取政权的武装斗争道路。由此引出了中国现代历史上一系列重大问题。 清朝灭亡之后中国失去了长期形成的人所公认的权威——皇权。袁世凯死后权力中枢解体了从此中国陷入各派军阀官僚之间的政治纷争和战争之中。近代中国战乱的频繁是一大特点。在这种状况之下谁有兵谁就有权谁兵多谁就权大。无情的现状使孙中山和不能不走上组建军队进行战争的道路。 走上武装斗争道路之后中国出现了一种新性质的人民革命战争。 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付出无数的流血牺牲用人民战争手段统一了中国结束了战乱不已的中国近代史。 第五章国民党南京政权独裁统治的确立第一节政治上的独裁统治1924年“北京政变”之后混乱的中国政治出现了一次好转的兆头。有进步倾向的从直系军阀中分裂出来的冯玉祥军事集团推倒了名义上的中央政府——曹锟为总统的北京政府而又没有足够的实力控制北方局势控制中央政权。冯在动政变的时候就不能不联合奉系军阀张作霖政变动后又不得不请下台的皖系军阀领段祺瑞出山同时还邀请革命领袖、在南方有一定实力、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孙中山和中国都主张召开国民会议组建新的中央政权推进中国政治的民主化。但是由于奉系、皖系反动势力的阻挠和破坏中国政治好转的可能性被葬送了。 代替曹锟政府的是段祺瑞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段祺瑞一上台就宣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以临时执政总揽军民政务统帅海6军。”并决定解散国会取消宪法取消约法。这个政府只凭借政治军事力量掌权而不需要形式上的法律依据。如果说曹锟上台的时候还演出了“贿选”一幕丑剧那么段祺瑞上台就连这块遮羞布也不用了。1927年6月张作霖在北京成立安政府自封大元帅。安政府布命令规定“大元帅统率中华民国6海军”“行使统治权”。至此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遗留下来的宪法和国会消失得连一点影子也没有了。 和张作霖成立军事独裁政权同时国民党在南京建立了“一党专政”、“以党治国”的独裁政权。 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以蒋介石、胡汉民等人为的国民党在南京建立了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权。南京政权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权。这个政权的独裁地位不是在它建立的开始就确立起来的它的独裁地位的确立和相对牢固有一个过程。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国民党一面积极“清党”强化对人民的统治；一面仍以民族利益代表的面目出现打着革命的旗帜鼓吹三民主义为救国的唯一真理。 南京国民政府视为“反革命”、“恶化分子”同时宣称反对国民党内部的“腐化分子”。当时它实行的“清党”包括这两个方面。它以此表示国民党当权派的行为是为了“护党救国”是革命而不是别的。 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宣言说：“不利于三民主义之反革命派在所必除。对于腐化之分子严加纠正俾恶化分子甘为反革命者无所凭藉而腐化分子流于不革命、假革命、乃至反革命之途者其谬误之倾向得以遏止。”这里的“恶化分子”、“反革命派”指的是人及其拥护者；“腐化分子”指的是国民党内的贪官、污吏、官僚、政客等。两者均为清除的对象。这在1928年7月南京国民党中央清党委员会规定的“清党”标准中有明确的说明。其中对“恶化”、“腐化”分子作了这样的解释：“凡违背党义党章党纪及党、政府之政策或法令不顾本党的国民革命的和民众的利益有意或无意以个人为前提懈怠党的工作如搀入本党之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政客、官僚及一切投机、、不忠实、不努力的分子其行为将令本党渐起腐化者为腐化分子；凡违背本党党义、党章、党纪及一切议案者不顾本党的革命的和民众的利益自觉或半自觉以其私党之利益为前提受外人之意旨或金钱供其使用实施篡夺、欺诈、破坏种种卑劣手段致酿成恐怖者如搀入本党之共产分子及其勾结利用之一切恶劣分子为恶化分子。”1南京国民政府宣称“清党”是为了国民革命和民众利益是为了“救国”只有国民党才是革命和进步力量的代表。而与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官僚、政客等为“反革命”、“不革命、假革命”的“恶化”与“腐化”分子应在打倒、清除之列。 同时南京国民政府仍高举“打倒帝国主义”、“肃清军阀”、“促进世界革命”等旗帜。并声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的“阶级独裁”、“赤色恐怖”都不能救中国只有国民党所坚持的三民主义才是唯一的救国真理。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宣言》说：“唯三民主义为适合中国之革命主义唯国民党之主义能使革命趋于民众化亦唯国民党之主义能使民众归于革命化。大任当前义无反顾务于最短期间肃清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完成国民革命之大业以促进世界革命。”蒋介石在《告全国民众书》中说：“现在中国民族只有三条路走：一条是还到军阀治下任他们勾结帝国主义者无办法无目的为争个人权力而连年战争；一条是跟着走受国外特殊团体的指挥以实行赤色恐怖的专政不按环境的情形将中国全部破坏人民痛苦不堪以后还是没有出路；一条就是国民党三民主义的堂堂大道以有步骤的政治由中国民族依自己意志用自己的力量谋自己的解放。若是大家不愿中国亡于军阀亡于帝国主义亡于恐怖之下现在正应该一致努力的参加和拥护国民党完成国民革命解放中华民族由国民革命去达到世界革命。”南京国民政府的当权者自我标榜为“领导被压迫民众革命之先锋”鼓吹三民主义为完成国民革命、实现世界革命的唯一真理号召民众和国民党一道致力于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 1《腐化与恶化》《大公报》1927年7月22日第三版。 第二节对外政策关于对外关系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当权者仍打着“打倒帝国主义”的革命旗帜仍然把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作为国民革命的任务并作出了一些维护国家尊严与民族利益的表示。但不久它便与帝国主义列强勾结在一起完全放弃反帝的革命任务。 1927年5月1o日外交部长伍朝枢宣布国民政府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己任。希望通过和平谈判缔结平等新约。1928年2、6月国民政府重申了上述原则7月7日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改订新约。这是南京政府企图废除不平等条约与西方列强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的一次尝试。这种努力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是有益的。 国民政府初期对于英、日帝国主义采取了较为强硬的态度维护了民族的尊严和利益。1927年5月17日国民政府特派江苏交涉员郭泰祺就英国士兵强奸华妇一案向英国驻沪总领事提出严重抗议并要求惩治凶手。对于日本不断增兵山东的侵略行径南京国民政府于1927年6月1日、1928年4月21日两次提出强烈抗议。济南惨案生后5月13日南京政府派员赴英、法、美等国报告惨案真相揭露日本的侵略行为希望得到英、法、美等国的声援与帮助。同月国民政府拒绝了日本企图干涉中国东三省内政的谍书。 国民政府对英、日的强硬态度顺应了中国人民反对英、日帝国主义的革命形势。1927年6月3日上海各妇女团体召集会议组织了由21个团体参加的反对英兵强奸华妇案后援会掀起抗暴斗争。后援会通电全国提出撤退一切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海6军队收回外人在华掠夺之租借地等要求。针对日本增兵山东的侵略行为上海、南京等地起了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 南京政府的这些举措表明这一政权成立之初当权者并没有立即放弃反帝的旗帜而是顺应人民高涨的反帝情绪做了一些维护民族尊严与利益的事情。这说明南京政府与帝国主义列强达成谅解与妥协有一个过程。随着这一过程的展它置国家民族的利益于不顾不仅接受了列强无理的要求而且开始阻挠并镇压人民的反帝斗争公开放弃“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同时与真诚支援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断绝外交关系。南京政权逐步确立独裁统治的过程与它向西方列强妥协并得到帝国主义国家支持的过程是同步的。 南京政府成立之初虽有反帝的表示但它尚有更重要的展趋向这就是向西方列强的妥协。这是它赢得西方列强的承认与支持巩固其统治地位的重要步骤。1927年6月13日南京国民政府的布告称：“本府兴师北伐志在铲除军阀解北方同胞于倒悬俾先总理之三民主义得以实施于中国而非与各国为敌。凡我军人当知爱护党国体谅斯意嗣后对于各国之兵舰商船不得擅施射击对外人之生命财产军行所至尤须随时加意保护以重邦交。”这是南京政府向帝国主义列强妥协的最初表示。意谓北伐战争以铲除军阀为目的并非与列强为敌并公开表示保护列强在华的利益。6月21日南京外交委员会的通告对“打倒帝国主义”的标语作了新的解释其中说：“国民党打倒帝国主义之标语非系为引起对外人之憎恶与敌忾望一般国民一扫对外人之误会以除对外人之敌意。”这实际上是放弃了反对帝国主义的目标。 7月5日南京政府训令“反日出兵运动应有相当程度”；同月17日南京政府命令制止上海的对外群众运动。这是对帝国主义进一步妥协的表现。对宁案、济案的处理则是南京政府对列强更加露骨的妥协。 1928年3月3o日南京国民政府代表与美国政府代表在上海签订解决宁案的《中美协定》协定将美军炮轰南京阻碍国民革命的暴行说成是人煽动而致国民政府向美方“深表歉意”答应惩办肇事者并向美方赔偿损失。1928年5月3日济南惨案生蒋介石一面派员与日方交涉同时命令所部退出济南绕道北伐。同月5日国民政府临时会议决定对日本采取“容忍态度”。同月7日蒋介石接受日军提出的惩办肇事者的条件免去贺耀祖所兼各职。由于南京政府对美、日等帝国主义的妥协它赢得了西方列强的承认与支持。 南京政府对于苏联的敌视态度与对美、日等帝国主义列强的妥协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927年7月16日上海工部局根据淞沪公安局长杨虎的告搜查并封锁苏联远东银行。同月26日南京国民党中央通电取消用孙中山的名义命名的莫斯科孙逸仙大学命令不得继续向该校派遣学生。1927年底南京政府断绝与苏联的外交关系公开放弃孙中山联俄反帝的革命政策。12月13日蒋介石在上海表对于时局的谈话称“各地有苏俄领事署做的政治机关又有苏联远东银行做的金融机关我以为在革命未成功以前一定要对俄绝交待至革命成功后再来设法恢复邦交”。12月14日国民政府表对苏绝交令。15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伍朝枢向苏驻沪总领事馆面交断绝邦交通牒。随即上海、南京、广州、武汉等地开始驱逐苏领事封闭苏营商业机关。从此南京国民政府不仅而且反俄正式放弃孙中山联俄联共的政策。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决定“凡与联俄容共政策有关之决议案一律取消”。这样国民党的外交政策由联俄反帝逐步变为联帝反俄。 第三节农工政策由于稳定政权的需要南京国民政府的所谓农工政策有一个由安抚到严密控制和镇压的过程。 蒋介石动四一二反革命事变时布“清党”令说：“此系阻止少数分子生叛乱行为而已并非变更国民党任何政策。所有一切农工主要团体及各级党部皆照常进行毫无更张。务望各方面皆应安堵如常。”1这里没有取消农工政策、农工运动、农工团体。 国民政府在南京建立时申明坚持农工政策、保护农工利益。定都南京宣言中说：“保障农工团体之利益并扶助其展”为国民革命的方略之一。吴稚晖在4月18日定都南京庆祝会的讲演中也强调了孙中山农工政策的重要性他说：“总理的农工政策是说农工能革命中国即可达到完全成功之目的所以认农工为革命中心。” 7月31日南京国民党中执会表《拥护农民利益促进农民运动宣言》。 《宣言》说：“自今日始本党同志均应尽力之所能及以从事本党农民运动之工作。”“如有妨害农民运动摧残农民利益为农民之仇敌者即为本党之仇敌。”2南京国民政府还实行了一些减轻农民负担的措施。1927年7月15日南京政府统辖的浙江省开始实行二五减租。 另外南京政府成立初期没有下令取消工人运动。上海、南京、广州等地的群众在五一劳动节、五卅惨案、沙基惨案（6月22日）两周年纪念日分别进行了大规模的游行、集会等活动。 随着国民政府逐步走向独裁工农既得利益受到损害工农运动遭到禁止和镇压孙中山扶助农工的政策很快被抛弃了。 1927年7月8日蒋介石在上海总商会上说：“绝对不许有阶级斗争数十万及数百万之家今皆应保护。”1蒋公开表示保护富有之家的利益反对阶级斗争。1928年2月3日国民党湘鄂政委会议决废止1926年1o月中央联席会议决定的二五减租政策。这是损害农工既得利益的重要表现。 1928年初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决定废止过去关于民众运动、学生运动、青年运动的组织机构。1月18日蒋介石表为二届四中全会准备的提案。其中“整理党务案”提议“改正中央及各级党部之组织所有农民、工人、商民、青年、妇女等部易釀纷争者一律裁撤于组织宣传两部之外另设训练部及民众运动委员会”。关于民众运动提议“纠正过去之民众运动之错误重新由中央制定民众运动之理论与方略停止幼稚之破坏运动”2。2月1《大公报》1927年4月25日第二版。 2《大公报》1927年8月8日第六版。 1《大公报》1927年7月9日第二版。 2《大公报》1928年1月2o日。 3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通过了蒋介石、陈果夫等提议的“中央党部改组案”废除农民、工人、商民、青年、妇女等五部。2月7日通过的二届四中全会宣言贯穿了取缔学生运动、青年运动、民众运动的精神。南京政府公开放弃了保护农工利益促进民众运动的主张放弃了孙中山扶助农工的革命政策。 第四节与各派势力的妥协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一面对采取镇压、屠杀政策一面加强了与国内反动势力的相互勾结。 1927年4月26日南京国民政府布命令“通缉”要分子和国民党左派领导人。5月5日国民党中央决定组织中央清党委员会动清党运动。同月22日国民党中执委会颁布《清党条例》。1928年2月2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反革命治罪暂行条例》；3月9日国民政府公布《暂行反革命治罪法》对于人及其他进步力量进行残酷镇压。同时南京的国民党中央与西山会议派和解并恢复了西山会议派的党籍。1927年5月中旬蒋介石在南京召集黄埔军官学生代表时说：“我们现在不管西山会议派、孙文主义学会、研究系、政学系、交通系、什么系我们还要审查他里面分子。从前孔子讲‘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对于这种分子我们不能因他党派关系而不设法吸取进来。”1这是公开表示拉拢所有各种派系。 6、7月间国民党中央否定了右派分子的反动行为。6月15日南京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审查标语时说：“国民党本无左右派从前引迎合之者为左派反对之者为右派。吾人既已久觉悟之阴谋故凡涉于左右派一类标语皆不合用。”又说：“西山会议无所谓派无可打倒；且列席西山会议之党员多为纯正之同志但为人所忌遂中伤之以达于其破坏本党同志之目的。”所以“打倒西山会议派”的标语应取消。同时将“打倒欺骗无产阶级的反动派”改为“打倒欺骗无产阶级的”2。1927年6月底上海军政机关以欢迎忠实同志为名为张继、邹鲁、居正等西山会议派成员召开欢迎大会。西山会议派从此公开活动。7月初叶楚伧代表南京政府到上海与张继等接洽。不久张继、林森被任命为浙江政治分会委员。1928年2月6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通过《宁汉两方决议审查案》其中规定：“凡因关系开除党籍者一律无效。”1至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结束早期的国民党右派分子已聚集于南京国民政府这一反动阵营之中。南京国民政府与先期势力的合流扩大了反革命阵营。 1《大公报》1927年5月27日第二版。 2《大公报》1927年6月15日第六版。 1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526页。 第五节国民党—党专政理论的确立和政治体制的初步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当权者们虽然在、反对阶级斗争学说方面达成了共识但同时国民党内仍有不同政治观点并存的情况例如分权论者与集权论者曾出现过尖锐的对立。分权论者的主张尤以李石曾的“分治合作”与蔡元培的大学院制为代表。但随着“二期北伐”的完成国民党的军事独裁倾向日趋明显“以党治国”、“一党专政”的理论逐步确立下来。至1928年1o月《中国国民党训政纲领》颁布国民党统一的政治理论形成。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大力宣传所谓“全民革命”反对的阶级斗争学说。这是国民党当权者的共识和合作的基础。李石曾、胡汉民等人均表过类似的主张。1927年5月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李石曾在《现今革命之意义》1一文中将“君主革命”、“民权革命”、“阶级革命”、“民生革命”作为社会自然展的四个层次并认为武汉国民政府属于第三层次的“阶级革命”蒋介石等在上海动的“护党运动”为第四层次的“民生革命”。他断言上海的“民生革命”为高于“阶级革命”的“全民革命”必将“继武汉而更替之”。提出以“全民革命”反对“阶级革命”。 胡汉民在《国民党民众运动的理论》一文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说：“阶级革命的口号只是喊‘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实际上无产阶级联合又只是工人的联合而我们中国革命就一定要喊‘各阶级分子联合起来’而各阶级联合且具有整个社会联合在革命线上的趋向明白了这个要义我们可以站在三民主义的民众运动的立场把阶级斗争的民众运动作一个较深刻的批评”2胡汉民认为阶级斗争或“阶级革命”的理论与方法不适合于中国应以各阶级联合起来的全民的革命代替阶级之间的革命建设三民主义的新国家。 除李石曾、胡汉民外蒋介石、张静江、蔡元培、吴稚晖等南京政府初期的要人都表过反对阶级斗争的言论。1928年2月7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通过了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李宗仁、陈果夫五委员提出的议案其中说：“所有之理论、方法、机关、运动均应积极铲除。”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当权者虽然在、反对阶级斗争学说等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在国民党未完成“二次北伐”前他们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指导理论。李石曾的“分治合作”主张与蔡元培的大学院、大学区制主张明显带有分权的倾向。 1927年底李石曾提出以蒲鲁东“分治合作”反对马克思、列宁“独裁”的主张并认为中国应实行“分治合作”1。这一观点虽然遭到南京1《革命周报》第1期1927年5月出版。 2胡汉民：《三民主义的连环性》上海新民书店1928年7月版。 1《分治合作问题》见《李石曾最新革命论著初刊》革命周报社行1928年9月出版。政府中很多人的反对但吴稚晖、蔡元培等对此均表赞同。由于这一主张客观上适应了当时军阀割据的需要也得到一些地方实力派人物的支持。因此“分治合作”思想在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具有一定的市场。由于李石曾是以地方政治分会作为“分治合作”的理想形式所以对“分治合作”主张的态度直接影响到当权者对于地方政治分会存废的态度。因此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围绕政治分会的存废问题当权者展开了一场关于集权与分权的激烈论争。李石曾主张的“分治合作”与孙中山所主张的以县为单位的地方自治以及南京政府多数当权者主张的中央集权有着明显的不同。这说明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国民党内并没有统一的指导理论。1928年8月二届五中全会通过的“统一革命理论案”对当时当权者思想的混乱情况作了明确的说明。其中说：“自总理逝世迄至现在党的革命理论由同志各个对主义的认识及革命实际变动的观察致革命理论纷歧万端致理论中心不能确立。”2随着“二次北伐”的完成国民党加强了对思想理论的控制开始致力于“政治的统一”。二届五中全会决定地方政治分会于1928年底取销虽延至1929年3月国民党三大召开之时才取销但说明李石曾的分权思想与集权主义者作了一番较量后被否定了。这说明南京国民政府在军事上取得了绝对优势之后加强了政治的独裁。 与此同时蔡元培大学院制、大学区制实践的失败也说明了国民党在完成北伐后加强了“政治的统一”的步伐。 大学院是法国的一种教育管理机构1927年6月国民党中执会通过了蔡元培等人效仿法国实行大学院的提案。7月国民政府规定大学院为全国最高教育管理机关主管全国学术及教育行政事宜。1927年1o月蔡就任大学院院长。同时经国民党中央批准他还仿效法国在浙江、江苏等省实行大学区制。按照法国的大学教育行政制度各大学区都有一所大学大学校长为该大学区教育行政长总理学区内一切教育事业。实行大学区制后国立大学为地方教育行政机关各省区教育厅被废除。实行大学院制与大学区制后教育有很大的独立性具有自治的意味。但随着国民党政权的稳固南京政府加强了集权统治这种具有分权性质的教育改革很快破产。早在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就有人提议设立教育部；8月二届五中全会又有人提出设立教育部废止大学院案。五中全会决定依据《建国大纲》国民政府逐步实行五院制行政院下设教育等八部最终取消大学院制。 国民党统一的政治理论是在“二次北伐”后确定的。国民党占领京、津之际尚在海外的胡汉民、孙科致电国民政府提出国民党今后应“以党训政”、实行“五权制度”等建议。11928年8月8日蒋介石在二届五中全会开幕的当天表《今后党员与1《胡汉民、孙科条陈国政》《大公报》1927年7月3日第六版。 政府军队及社会之组织唯一要素》一文提出他的“四化论”即“军队党化”、“党军队化”、“行政机关军队化”、“社会军队化”2非常明显地主张“以党治国”、以军治国的军事独裁。8月9日蒋又表《对时局意见书》提出“既曰以党治国则政府与行政人员断不能离党而独立”；对于今日之言论“宜就其利害定一准则有动摇主义蛊惑人心反背本党之主张者皆在绝对禁止之例（列）”。31928年8月11日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分别通过了“励行以党治政以党治军”及训政时期实施五院制的议案。 9月15日胡汉民对于五院制表一个说明书提出“褓母论”。他说：“党为民众夺政权以政权褓母自任以付诸国民为归宿。”为达此目的须“经由五权制度之三民主义”。41o月3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中国国民党训政纲领》和《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训政纲领》规定：“中华民国于训政期间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以政权托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中国国民党“训练国民逐渐推行”“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国民政府总揽执行“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种治权。这样就确立了国民党“以党训政”、一党独裁的理论和政权组织。 总之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在以北伐战争为中心的革命大潮过去之后不久国民党还打着革命旗帜以打倒军阀为号召继续进行“北伐”。在所谓“北伐告成”之后南京政府的统治范围大为扩展稳定程度也有所加强它的反动性随之大增。国民党在对内残酷镇压与进步势力的同时对外快步实现了与帝国主义的妥协。它放弃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确立了一党专政、军事独裁的政治体制。 2《大公报》1928年8月14日第二版。 3《大公报》1928年8月1o日第二版。 4《大公报》1928年9月16日第二版。 第六章国民革命失败后对中国出路问题的反思与探索第一节对中国出路问题反思的历史背景1924年开始的国民革命展异常迅经过平定商团叛乱、两次东征、平定刘杨叛乱、成立广州国民政府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和统一；以五卅运动为的革命风暴席卷全国；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短短半年便歼灭了吴佩孚、孙传芳军队的主力革命势力由珠江流域扩展到长江流域中国的国民革命达到。短期内革命取得了巨大成果使中国人民欢欣鼓舞。 正当革命形势迅猛展之际革命阵营内部生了剧烈分化。以蒋介石、汪精卫为的国民党先后动了四一二、七一五政变国共合作破裂国民革命骤然失败。革命形势逆转度之快令人震惊。 痛未定而思痛。中国政局为什么生如此剧烈的变动？革命人民的行动对不对？今后中国向何处去？这些问题严肃地摆在中国人面前。一切革命的、要求进步的、主张民主的、要求改革的人们都在反思、总结、探索。不同的阶级、阶层、政派的人们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以自己的观点和思维方式探寻着。 中国革命的失败中国成为最直接最主要的受害者。大批人被屠杀各级党组织被打散工农运动遭受镇压革命由轰轰烈烈转为冷落低沉。严峻的形势迫使反思、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探索中国革命的新道路。 此时的反思、探索是在下列条件下进行的：（1）在大革命时期已在工人、农民、军队中作了大量工作具有一定的工作基础也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2）大革命时期党的许多领导人如李大钊、瞿秋白、陈独秀、邓中夏、等对中国革命的许多根本问题如革命性质、动力、对象、领导权、同盟军等都作过一定的理论探讨初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基本思想。（3）大革命的失败使更多的人认识到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危害体会到革命领导权、同盟军问题的重要性。（4）大革命失败前夕农民土地问题已引起许多人的重视两湖地区的农村革命已经蓬勃开展为进一步在农村进行革命斗争和土地革命提供了工作基础和经验。（5）大革命后期革命的武装问题已引起了的注意大革命惨败的严峻现实促了他们对武装斗争的重视易于将工作重心和斗争方式转向武装斗争。 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在当时的形势下要探寻出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解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确定符合实际的政策又是十分困难的。这除了形势复杂、环境险恶、斗争激烈等客观因素外还有主观方面的原因。 1.自身对所要反思、总结和探索的许多重大问题认识模糊。瞿秋白在“八七会议”上曾说：“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的策略是独立的工农阶级斗争。老实不客气地说我们要包办国民革命。一、在此时我们更要注意与资产阶级争领导权二、我们要纠正过去错误要注意群众要由下而上谁赞成我们就是左派我们要坚决地干我们必须努力做这是我们的主要方针。”1关于中国革命性质这个根本问题周恩来在1944年对当时大革命失败后党的情况回忆说：“讲到中国革命的性质今天似乎是老生常谈了可是在‘六大’时这却是个很严重的问题什么叫革命性质？革命性质是以什么来决定的？这些在当时都是问题当时无论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或从西欧回来的同志又都轻视理论所以对革命的性质问题搞不清。”2周恩来还曾指出六大时的几个“不认识”：（1）“不认识中国革命的特点是农民斗争与武装割据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土地问题。”（2）“不认识中国阶级关系变化的复杂性。”（3）“不认识革命形势展的不平衡性。”（4）“没有认识武装的重要。”3以上材料足以说明：当时只是朦胧地、直观地意识到要采取与大革命时不同的方式去干要走一条不同于以往的道路但具体该怎么干较长时间里并没有在理论上实践上弄清楚。 2.俄国模式和教条主义对反思、探索中国革命问题产生了很大影响。大革命失败前后斯大林逐步提出了中国革命“三阶段”理论。认为第一阶段是“广州时期”无产阶级的同盟者是农民、城市贫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民族资产阶级退出统一战线革命转入第二阶段即“武汉时期”这时无产阶级的同盟军是农民、城市贫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由于汪精卫叛变小资产阶级脱离革命革命进入第三阶段即“苏维埃革命”阶段这时无产阶级的同盟者是农民和城市贫民。斯大林的这个理论成为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基本依据。这个理论的基本倾向是：革命动力决定革命性质而不是革命任务决定革命性质。革命的动力变化了便认为革命的性质也改变了。这是问题的根本所在。正因如此无论是瞿秋白的“无间断革命”论还是斯大林强调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名称虽不同实质上却都将革命的对象定为：帝国主义、国民党新旧军阀、地主、资产阶级。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但却又反对资产阶级这是不合逻辑的、根本错误的。共产国际虽停止了瞿秋白的盲动主义、立三路线但“左”倾错误却越来越严重其理论上的根源即在于此。 国民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与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1《瞿秋白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4页。 2《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o年12月版第157—158页。3《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8o页。 在批判中造成了这样一种认识：中国革命的失败完全在于陈独秀推行机会主义路线拒绝执行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如果坚决按共产国际指示执行国民革命决不会失败。共产国际的决策是绝对正确的、不容置疑的。这样便树立了共产国际对的绝对权威。所以国民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的理论方针政策对反思、总结、探索的成败得失有巨大的关系。 第二节反思和探索的主要问题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反思和探索主要围绕下列问题展开：（1）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2）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3）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与基本政策、策略问题；（4）现阶段中国革命的道路、主要斗争方式问题。前两个问题主要是反思、总结刚刚过去的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后两个问题是在反思、总结的基础上探索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根本问题。反思总结的落脚点在于更好地探索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正确的总结导致着探索的成功而反思的失误也会影响到探索的偏差。 1.关于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从“八七会议”到“六大”再到反对托陈取消派的斗争共产国际和中央几乎众口一词将大革命失败归咎于陈独秀及其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大体上说这是正确的。然而却出现了极大偏差。“八七会议”开始在党内斗争上出现了不良倾向：“没有让陈独秀参加会议而把反对机会主义看成是对机会主义错误的负责者的人身攻击。所以展到后来各地反对机会主义都找一两个负责者当做机会主义斗争一番工作撤换一下就认为机会主义没有了。万事大吉了犯了惩办主义错误。”1这种错误后来展为王明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2.关于大革命的经验教训问题。从“八七会议”到“六大”和共产国际反复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认识到了革命领导权、同盟军、革命武装、农民土地问题的重要性这些都是应该肯定的。但同时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却同时展了“左”倾盲动主义、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错误。 3.关于中国革命性质和基本的政策、策略问题。“八七会议”认为：“资产阶级民权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并没有截然分为两段的界线。”十一月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中国革命是“无间断的性质”民权革命“必然要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转直下的进于社会主义的道路”。这就是瞿秋白的“无间断革命”论。“六大”重新肯定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革命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建立工农民主政权。但在对中国革命动力和阶级关系的分析上犯了错误不仅表现在对小资产阶级的认识模糊更重要的是对民族资产阶级估量的错误。它认为：“中国之反对帝国主义的彻底变更土地制度的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只有反对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方才能够进行彻底。”这样不仅将民族资产阶级当作革命的对象而且把反对资产阶级作为争取民权革命胜利的关键。这是根本的错误。它不是少数人一时的意见而是在较长时间内多数人所持的带有全局性的错误。 这样便出现了非常奇特的理论上的悖论：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要反1《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72页。 对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这个矛盾直到1935年瓦窑堡会议才得以解决。4.关于革命道路和斗争方式问题。由于有了大革命失败的切身痛感在革命斗争方式上的转变是很迅的。面对国民党的野蛮屠杀政策“以牙还牙”采取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但是武装斗争应该怎么搞在具体的探索中显得异常曲折和艰辛。“八七会议”要求全党举行城市武装起义、农村暴动来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城市武装起义很难搞起来唯一取得短暂胜利的城市起义（广州起义）在三天之后便被镇压下去了。农村暴动在许多省都搞了起来但起义的目标仍旧是进攻和夺取城市。从起义的直接目标来看它们也遭到了挫折和失败。 在城市武装起义失败之后或在农村暴动进攻城市失败后保存下来的起义队伍被迫转移到农村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进入井冈山建立了农村根据地开辟了一条中国革命的新道路。这条道路在当时具有极大的探索性质。 这种探索性质可以从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展、确立上得到反映。1928年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只是说“‘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准备的一个重要思想”而没有展开论述。193o年他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提出以流动游击方式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然后再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把红军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开始冲破俄国革命模式和城市中心论的束缚认为：“朱德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这样一套办法等等的政策无疑地是正确的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这里“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已是坚定的和明确的。 但应当注意“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并不等于农村包围城市这样一条革命道路。至少还需要加上两个内容：一是认识到革命的长期性问题；二是彻底摒弃“城市中心论”树立以农村工作为重心在农村长期“割据”积聚力量以便最后夺取城市的思想。这条道路的形成要比“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形成晚一些。尤其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工农武装割据”的正确思想只代表了一部分中国人艰难探索的成果。这种思想在党内并不占主导地位。当时中央、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道路的认识并不是这样的。 当时中央确定的通过暴动形式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斗争方式实际上仍然是坚持俄国革命的模式即：以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引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夺取中心城市后建立工农政权把革命的势力扩展到全国取得全国的胜利。从“八七会议”到“六大”再到立三路线进而展到王明路线中央都始终坚持着城市中心论。 国民革命失败后的客观形势已向提出了将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走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以为的部分人不自觉地开辟了这条道路并不断地进行探索由不自觉逐步达到自觉。而此时“左”倾思想控制的中央是否真正意识到这种历史使命又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这种工作重心的转变却是值得考察的。鉴于大革命失败后对中国革命总体战略和局部政策并未做出正确决定的状况可以断定：中国革命究竟应该怎么搞“左”倾思想控制的中央并没有探寻出符合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道路和办法。 历史是复杂的。国民革命失败后的反思和探索的复杂性在于：尽管反思探索中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错误但从总体上看中国革命的形势却是逐步高涨的革命力量是逐步扩大的。革命力量的展从主观上说显然是尤其是以为代表的那些人积极反思、探索的正确方面在起作用。由于总结、反思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放手在农村搞土地革命抓住了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获得了广大农民的支持；同时采取了坚决的武装斗争方式组织、扩大了革命的军队与国民党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对抗适合了当时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和中国国情从而很快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坚决进行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这是十分正确的；但同时又采取了“左”的一套按照俄国革命模式进行中国革命又是极端错误的。前者推动着中国革命迅向前展后者却又一次次地使革命遭受挫折。国民革命失败后对中国革命根本问题及道路的总结、反思和探索就是在这样十分复杂而又矛盾中艰难地进行的。但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 第七章国民革命失败后中间政派对中国出路的探索大革命的洪流把许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卷了进来有些还加入了中国或社会主义青年团。当革命高涨时他们对国家前途充满了希望并十分兴奋。但当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全国陷入一片白色恐怖时有些人又陷入极度的失望之中。中国的现实迫使他们重新观察革命的过去和国家的现状反省自己的思想和活动。他们积极投身的或曾经向往的革命骤然失败了；国民党当权者建立了自己的统治实行一党专政实行独裁；国内政局依然是动荡、混乱和不安。他们不满足继续受压迫的地位不满意国民党各派争权夺地的争斗他们要求国家的安定和社会的进步。同时他们又从革命失败中得出了的主张不适合中国的结论；对大革命失败后搞武装斗争、以暴力手段进行土地革命的做法也不赞同。特别是“左”倾路线在中央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采取了许多偏激和盲动的政策更增加了他们的误解。 也有一些未直接参加大革命但关心中国命运的知识分子如胡适、梁漱溟等在中国政局大变动的情况之下也从刚刚逝去的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提出对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案探索中国理想的出路。 这样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出现了一股政治势力一种政治思潮他们对中国问题的解决办法和所要走的路既不同于国民党也不同于他们要在国共之间走一条自己的道路。 第一节第三党对中国出路的反思与探索邓演达领导的第三党正式名称是“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是大革命失败后出现的一个异于国共又介乎国共之间的政派。它对中国出路的探索主要体现在邓演达表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中国到哪里去》等一系列文章中。 关于第三党的具体政治主张以下几点应当注意：第一第三党的政治主张是在总结、反思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及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形势基础上提出的。这从它对国民党政府性质的分析及对革命活动的看法上可以看出。它认为南京国民政府已经成为“旧势力之化身军阀之工具民众之仇敌”1是“买办资产阶级与豪绅地主的联合政权”。这是正确的。同时它对也作了批评认为：“以为中国现时的经济组织已经主要的是资本主义的组织因此它要用革命的方式去解决中国问题；我们反对用不对症的药方——革命——去破坏一切现存的经济组织只是想利用农民威劫农民去建立一部分的工人独裁政权我们却是要建立平民的政权。”1它不同意主张的根本理由是通过观察大革命的实践认定“革命”不适合中国革命的情况。这些批评有正确的成分也有错误的成分。 第二第三党对中国革命的许多根本问题都进行了探讨并取得了重大成果。它认为中国社会“还滞留在封建势力支配阶段还是前资本主义时代。同时又因为帝国主义势力支配着中国的缘故使中国社会益呈复杂的状况”2。因此中国革命“必然的要以农工为核心而其他一切被军阀官僚地主压迫剥削的成分都会围绕在农工的周围构成广大的革命群众”“对外负着对抗帝国主义得到民族解放的任务”“对内要扫清中古时代的遗骸造成新社会秩序的任务”。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族的平民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者、封建军阀地主以及依附前两者为生的高利盘剥的、反动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动力是“平民群众”；革命的直接目标是夺取政权“建立以工农为基础的平民政权”；革命的方式“必然的要以武力抗争的形式展开出来”；中国革命应分两步走先建立平民政权然后实现社会主义。 以邓演达为的第三党关于中国革命根本问题的认识是十分深刻的。邓接受了马列主义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学说但又不照搬俄国革命经验和模式而是主张独立自主地依照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形成了系统的“平民革命”理论。 1《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革命行动》第1期193o年9月1日出版。1邓演达：《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革命行动》第1期193o年9月1日出版。2邓演达：《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革命行动》第1期193o年9月1日出版。第三第三党的理论的确深刻、系统和精辟但在实践中却遭到挫折有两个原因是不容忽视的：一是关于革命的领导权问题。邓演达把“平民革命”的领导责任托付给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第三党）这是致命的缺陷也是与新民主主义理论根本差异之所在。二是第三党的探索成果还停留在理论（书面）上尚未完全付诸实际行动同时在理论上也有许多缺陷。邓演达充分认识到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但反对在农村建立根据地把希望寄托于具有投机性质的“策反”上。这便决定了“建立平民革命军”的落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土地问题邓演达也主张实行“耕者有其田”但却不同意用强力手段解决土地的办法。 这样国民革命失败后出现了十分奇特的现象：的反思和探索具有极大的盲动性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但由于坚决搞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革命力量不断壮大。第三党在探索中提出了一套系统的理论并且很多是正确的；但由于没有注重或没有来得及搞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它进行的“平民革命”遭到挫折。随着邓演达的不幸遇难第三党受到极大挫折它的一套正确的理论和主张更难付诸行动。 第二节改组派对中国出路的探索改组派正式名称为“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它的政治主张主要体现在陈公博表的《今后的国民党》、《党的改组原则》以及《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 考察改组派的政治主张以下几点值得注意：第一如果说和第三党偏重于从革命势力方面反思、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的话那么改组派偏重于从国民党立场上思考、分析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它认为：（1）中国革命能否成功决定于三民主义能否真正实行。由于“本党的反动分子抛弃三民主义向反动势力妥协”1致使大革命失败；（2）由于有了1924年国民党的改组“中国革命才有空前的展国民党才获得革命的新生命”。（3）大革命时期打着国民党的旗号“做那马克思主张的那种共产的勾当”2共产国际也“打击中国的国民革命国民党”所以和共产国际应对大革命失败负有责任。 第二改组派看到了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分裂溃散的现实他们探索中国国民党新出路的意向是十分急迫的。陈公博说：“我们要走资本主义的路罢依然受帝国主义的支配；我们要走非资本主义的路罢然而抗不过帝国主义的压迫。徘徊瞻顾各路不通。”“目前这个形势就是这样混乱、糅杂、牵扯、纵横一个局面。”3革命已到了“最危险时期”必须寻找新出路。 第三改组派认为中国“要继续反抗帝国主义和走非资本主义的路”打出了“恢复十三年改组精神、改组国民党”的旗号。但汪精卫、陈公博所谓的“十三年改组精神”并不是孙中山以革命的三民主义为核心的改组精神。汪精卫说：“本党改组之精神在于认定三民主义为救国不二法门。欲求三民主义能实现于中国则不能不使三民主义普及于民众。欲求三民主义普及于民众则不能不使党员真能为主义而奋斗。欲求党员真能为主义而奋斗则不能不巩固党之组织森严党之纪律使党员之行动趋于一鹄。此实为改组之精神。”1这里根本看不到三大政策而实际上其核心是要“严密党的组织森严党的纪律”通过“改组国民党”提高党权重新恢复汪精卫等人在党内的地位。所以它提出的“改组国民党”的许多具体主张如提高党权反对个人独裁反对帝国主义等矛头直指蒋介石的军事独裁虽反映了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本主义的要求但更多的代表了1《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2辑第6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3所南京史料整理处编。 2陈宋梅：《本党的危险》《革命评论》第16期。 3陈公博：《今后的国民党》《革命评论》第1期1928年7月出版。1汪精卫：《一个根本观念》《汪精卫文集》之四上海光明书局1929年11月版第35页。汪精卫、陈公博等改组派上层以抬高“党权”来对付“军权”使自己一派掌握政权的愿望。 第四改组派的主张曾得到当时不满蒋介石独裁统治又不愿跟继续革命的人们的支持并掀起了较大的政治运动但很快便失败了。其原因主要不在于理论本身（当然有许多问题）而在于他们的实际政治活动与其政治主张的背离。他们的主张曾获得人们的赞同和拥护他们的活动却表现为国民党派系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对此陈公博也有所表述：“同志会成立的时候本注意于恢复十三年改组精神和重新改组国民党无如成立之后即有军事行动军事是不择手段的初则和桂系合作继则和冯、阎合作党的改组本为同志会主要目的后则专谈方法弃其目的这也是失败的一种原因。”1总之改组派在国民革命失败后探索中国出路的着眼点是：大革命失败了国民党应该怎么办？如何重新依靠国民党复兴中国革命？他们把希望寄托于改组国民党上以此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继续革命的前提。事实说明：此路不通。 1陈公博：《苦笑录》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版第181页。 第三节人权派对中国出路的探索人权派是以胡适、罗隆基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松散联合的政治派别。经集体讨论由胡适执笔的《我们走那条路》较典型地体现了他们的政治探索思路和见解。 胡适认为：（1）我们要铲除的是“五大仇敌”：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2）我们要建立的是“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国家”。（3）我们要走的路是“演进的路”即“认清了我们的敌人认清了我们的问题集合全国的人才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识与方法一步一步的作自觉的改革在自觉的指导之下一点一滴的收不断的改革之全功”2。这是胡适为的人权派的“根本态度和方法”。 胡适把贫、病、愚、贪、乱作为中国社会的病症加以铲除揭示了中国社会的现实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把中国引向现代化的愿望是应当肯定的。但他公开宣称：“这五大仇敌中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因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1这就背离了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主题是根本错误的。他所谓的“渐进的路”是点滴改良思想在中国出路问题上的体现这反映了中国思想界一部分人要求改变现状却又反对暴力革命的心态。 罗隆基的思想要比胡适激进从他的主张中可以看出：（1）罗隆基探寻中国出路的基本思路是：由分析中国政治经济环境寻找中国目前促成“成功”的主要原因；由分析缺乏人才和中国在国际上复杂的地位得出不能“支配政局”但又不能“立时消灭”的结论这种状况必然导致中国“经济的破产”、“政治的亡国”的前途；为了根本解决中国的共产问题国民党要修正党义放弃一党专政即“解放思想重自由不重统一”“改革政治以民治代替党治”。2同时他从分析“中国共产问题”入手假借“根本解决中国的共产问题”十分巧妙地把矛头指向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之态度自不待言但“醉翁之意”却在于主张思想自由要求取消国民党一党实行民主政治。（2）罗隆基以“剿共”的名义向国民党提出了忠告：“最危险的思想是想压迫敌人的思想；思想上最大的危险是思想没有人来压迫。”3呼吁国民党给予更多的“思想自由”。这种呼吁代表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要求既要求根本上“剿共”又要求取消国民党一党实行民主政治。这就是主张在国共之外走第三条路2胡适：《我们走那条路》《新月》第2卷第1o号193o年4月版。1胡适：《我们走那条路》。《新月》第2卷第1o号。 2罗隆基：《论中国的共产——为共产问题忠告国民党》。《新月》第3卷第1o号193o年12月版。3罗隆基：《论中国的共产——为共产问题忠告国民党》。《新月》第3卷第1o号193o年12月版。即欧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道路。他提出的34条“必争的人权”和“专家政治”都是把中国引向此路的具体主张。所谓人权运动是他们为建立这种民治国家而作的一种尝试。 人权派的政治主张与二十年代初资产阶级社会改良思潮是一脉相承的。但就理论形态和针对性而言又有明显的不同。二十年代初的改良思潮矛头指向北洋军阀此时人权派把矛头直接对准国民党独裁统治（当然也反对的暴力革命）走第三条道路的企图更为明显并具有较完整的理论形态具有探索中国出路的明显倾向。人权派的主张当然为国民党独裁政权所反对也受到中国的极力抨击。 第四节乡村建设派对中国出路的探索“乡村建设派”从广义上说是三十年代的一个团体很多、叫得很响的社会改良派别。其中有一套乡建理论而又付诸实施、产生较大影响的人物是梁漱溟。从狭义上说也就是一般的说法乡村建设派指的是梁漱溟领导的一派。 梁漱溟虽未直接参加大革命但却密切关注着革命的进展。通过对大革命进程和失败的反思和总结他猝然“开悟”“不独认识了更深刻地认识了西洋人”。面对国民革命失败后人们“走投无路”或“穷极思返”或“穷极思异”的危机他写成《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1937年又出版了《乡村建设理论》详细阐了他对中国出路的探索结果即乡村建设理论。 该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1）“文化失调”论。他认为：“中国问题并不是什么旁的问题就是文化失调——极严重的文化失调。其表现出来的就是社会构造的崩溃政治上的无办法。”1（2）“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社会论。他说：“中国旧日之社会构造与西洋中古及近代社会皆不同。假如我们说西洋近代社会为个人本位的社会、阶级对立的社会那末中国旧社会可说为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社会2。所谓“伦理本位”就是整个社会都受着“伦理关系”即“情谊关系”、“义务关系”的支配；所谓“职业分立”就是中国“只有一行一行不同的职业而没有两面对立的阶级”3。（3）“旧辙已破新轨未立”是“文化失调”的表现也是中国问题产生的根源。（4）中国的出路是“沟通调和”中西文化建立新的社会组织构造——乡农学校反对走苏俄革命的路和欧美民主主义的路。（5）“振兴农业以引工业”“以农业引工业是我们翻身之路”4；“以乡村为本而繁荣都市”5。 考察上述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应注意：第一梁漱溟反思、探索中国出路的视角是很独特的。国民革命失败后各种政派都偏重于从中国的政治、经济现状方面来立论通过直接反思当时的具体环境来探索中国出路决定本政派的方针政策。而梁却不同他是从反思整个中国文化特性的角度来展开自己的理论的。他探索中国出路的思路是：先诊断中国文化的特性揭示中国文化精神的特殊性；然后分析中国不能走“欧美近代民主政治的路”和“俄国明的路”的根本原因；1《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o年版第164页。2同上书第166—167页。 3同上书第171页。 4同上书第5o8页。 5《乡村建设旨趣》《梁漱溟全集》第5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79页。最后他依据对中国文化的诊断提出了自以为合乎中国文化特性切中中国问题关键的理想出路——乡村建设之路。这种探索中国出路的思路是值得推崇的。他对中国国情的特殊性的揭示从侧面提出了任何理论引用到中国都必须适合中国国情这一基本原则也是应该肯定的。 第二梁漱溟对中国文化的诊断以及对中国国情分析的总结论是以偏盖全的。中国与西欧社会相比具有自己的特殊性但这种特殊性就其整体而言、本质而言并不能以“伦理本位、职业分立”来概括；而是中国社会长期是封建社会近代以来又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中国最基本的国情。近代以来中国最迫切的直接的问题主要不是“文化失调”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剥削和统治。他根本否认中国存在阶级分别和阶级斗争否认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导致中国社会混乱的“乱源”显然是错误的。 第三梁漱溟摒弃了“欧美近代资本主义的路”又反对走“俄国明的路”他理想的路是“乡村建设”之路。从理论上说这条路包含了太多的传统思想内容他的设计远远落后于时代对中国步入现代化的要求。从实践上说1931年到抗战爆前的7年间他在山东邹平进行了乡村建设的试验结果收效甚微。说明这一条道路作为“中国民族自救”之路是不可靠的。 总之在国民革命失败、革命暂时低落的新形势下中国、第三党、改组派、人权派、乡村建设派以及托陈取消派等都站在本阶级或政派的立场上从各种角度反思刚刚逝去的那段历史审视当时的现实探索中国的出路。在三十年代中国思想界掀起了多次论战和讨论如中国社会性质与革命性质论战、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文化的争论、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等都是关于中国出路问题的探索都与中国的政治现实密切相关有的就是政治斗争的直接延伸和表现。在这个时期中国出现了一种不同政治派别的思想和理论灿然纷呈的状况。这种状况虽然比不上五四时期思想界的活跃但许多探讨却比过去深入了。这可算是一个小小的“百家争鸣”局面。 这种情况是中国复杂、扰乱、困惑的现实而又要求改变这种现实的反映。总的来说探讨的目的在于寻找中国的正当出路。这种探讨是中国前途希望之所在。当然不能否认各种主张和意见中有着个人和党派的私利在内或者伴有甚至是出于争权夺利的企图但不能因此抹杀它们的实际意义和理论价值。 可惜的是这种状况没有持续地更广阔深入地开展。所以如此有四个原因：其一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独裁统治和文化主义的压制和打击。其二是中国“左”倾教条主义的打击。其三是军阀混战和国共武装斗争的现实使思想上理论上的讨论显得十分软弱无力和无补于实际。其四是九一八事变后日益紧迫的国家危机强烈地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因此这种相当活跃的局面很快就消沉了。 但是思想界活跃局面的消沉不是中国问题的消失和解决。讨论中的那些基本问题在另一种历史情况下在另外的人们关注点上会以另外的形式表现出来。 第八章中原大战及其结局国民党完成“统一”之后内部争斗和军事冲突并没有停止。在一系列的混战之后193o年5月爆了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中原大战。中原大战是一个关键性的大事件。此后蒋介石在国民党各派系中在军事上、政治上确立了优势地位。 第一节中原大战前的争斗与战争国民党的统一战争。在张作霖还雄踞北方的时候打着国民党旗号的各派军阀经过复杂的争斗蒋、冯、阎、李四派实现了勾心斗角的联合。他们的联合行动主要是所谓“第二次北伐”即四派对奉张的战争。 1928年1月7日蒋介石表复职通电。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决定蒋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政府委员、中执会常务委员。该会通过了《集中革命势力限期完成北伐》的决议。 3月对奉张作战准备工作完成。4月1日蒋介石抵徐州表《告前方将士书》、《告北方将士书》、《告全国民众书》进行北伐动员。4月初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分任北伐军第一、二、三集团军总司令分别进入预定之津浦、京汉、正太沿线。4月8日蒋介石任命李宗仁为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参加北伐。4月9日蒋下总攻击令各路战事同时动。 6月初北伐军逼近北京郊区。3日张作霖离京出关4日在皇姑屯被日军炸死。同日南京国民政府任命阎锡山为京津卫戍总司令。2o日南京国民政府改直隶省为河北省改北京为北平。 7月6日蒋、冯、阎、李四总司令在北平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致祭宣告北伐完成。同时决定了对东北实行和平解决的方针。 1928年1o月8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议决任命张学良为国民政府委员。12月29日东三省及热河宣布“易帜”。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出通电表示信仰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3o日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 至此国民党所谓的“统一”告成。 国民党完成“二次北伐”后蒋介石企图通过“编遣会议”削弱其他派系的力量以巩固中央政权。但编遣会议遭到了冯、阎、李等实力派的抵制。1928年12月1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了《全国编遣会议条例》计划在半年内完成军队的编遣工作。同月26日召开了编遣会议预备会议。1929年1月1日全国编遣会议在南京开幕。蒋介石为会议主席。1月12日会议通过《编遣委员会条例》成立“编遣委员会”。17日会议通过《编遣进行程序大纲》。25日编遣会议闭幕。 《编遣进行程序大纲》规定：“由国民政府即明令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各集团军总司令、海军总司令、总指挥及其他高级战时编制立予取消。”全国现有部队除中央直辖各部队及海军各舰队由编遣委员会派员编遣外其余分为六个编遣区实施编遣。编遣目标为全国现有6军步兵至多不得过65个师骑兵8个旅炮兵16个团工兵8个团共计兵额约为8o万人。军费以国家总收入的4o％为限。 1929年8月军队编遣实施会议召开各实力派纷纷抵制。冯、阎、李等均未参加。编遣军队的事没有任何结果相反蒋介石与各实力派之间的矛盾加剧。 蒋介石通过编遣会议削弱其他各派系的活动失败之后蒋与各实力派之间的矛盾很快展为不断的战争。 蒋桂战争起因于1929年2月生的“湘案”。由于桂系在1927年底讨伐唐生智的战争中及1928年讨伐奉张的战争中势力迅膨胀遂成为蒋介石打击的要对象。1929年2月19日桂系因蒋暗中资助湘省主席鲁涤平军火一事以武汉政治分会的名义免去鲁涤平湘省主席职并派军驱逐鲁涤平。 3月26日蒋以国民政府名义下令讨伐桂系蒋桂战争爆。此前蒋采取了一系列手段分化瓦解桂系。3月初蒋重新起用唐生智派唐到冀东地区收买宁汉战争中被桂系改编的唐旧部。3月2o日唐旧部李品仙等通电讨伐白崇禧。白弃众南逃香港。3月21日蒋以调停湘案为名将广东省主席李济深扣压于南京汤山拆散粤桂联盟。 4月初蒋军攻占武汉武汉桂军败北。5月5日李宗仁在广西自任南路护党救总司令通电反蒋。在蒋军进攻下6月下旬桂军败走龙州李宗仁等逃往香港。蒋委任原桂系军人俞作柏为桂省主席。蒋桂战争结束。 在蒋桂战争尚未结束时蒋冯战争已揭开战幕。1929年4月下旬至5月中旬冯玉祥收编鲁、豫兵力集结于潼关一带并炸毁平汉线武胜关、陇海线东段等处的桥梁以阻止蒋介石的进攻。 5月14日冯玉祥在潼关就任“护党救西北军总司令”宣布讨蒋。5月18日蒋任贺国光为讨逆军第一纵队司令22日国民政府表各路总司令、总指挥名单准备讨伐冯玉祥军。 由于蒋介石采用收买的手段分化瓦解冯军冯玉祥不得不暂缓与蒋的冲突。5月22日冯部将韩复榘、石友三等联名通电表示“拥护中央”。同时蒋还策动冯部下刘镇华、杨虎城、马鸿逵等叛冯。冯军的分化使冯玉祥大受挫折。5月27日冯玉祥表通电表示“不再忍大局之分裂”“洁身引退”“入山读书”。 6月25日冯为拉阎锡山倒蒋亲至太原阎遂将冯软禁在五台以便在冯、蒋之间投机取利。 1o月1o日冯部将宋哲元、刘郁芬、孙良诚等27人联名表拥阎、冯讨蒋的通电宣称“蒋氏不去中国必亡”。由宋哲元代理总司令职。 1o月11日蒋下令讨冯。自1o月下旬至11月中旬冯、蒋两军在洛阳东南及豫西一带开战。此时阎锡山违背联冯反蒋的诺言宣布就任南京国民政府6海空军副总司令。11月底冯军败退陕西蒋冯战争结束。蒋委任唐生智为河南省主席。 1929年9月张奎部由于受到被蒋改编的威胁在湖北宜昌宣布迎汪讨蒋广西俞作柏部起兵响应张桂联军以“护党救”的名义进兵广东。12月蒋派何应钦率部援粤张桂联军被击败这次战争被称作粤桂战争或第二次蒋桂战争。 1929年12月初唐生智、石友三联合反蒋蒋唐战争爆。12月3日石友三部在浦口起兵反蒋5日唐生智在洛阳通电响应唐就任“护党救第四路总司令”。蒋介石联合阎锡山、张学良夹攻唐生智部。12月2o日阎、张电讨唐。193o年1月初蒋唐战争以唐生智失败告终。 第二节中原大战各实力派的反蒋活动不仅未能缓和蒋与各派间的矛盾反而导致了更大规模的战争。193o年上半年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汪精卫和西山会议派等各派反蒋力量联合反蒋。5月空前规模的内战——中原大战爆。193o年3月15日冯、阎、桂三集团57名将领通电反蒋推阎锡山为“中华民国6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为副总司令。4月1日阎宣布就职冯、李等也在各地宣布就职。桂、冯、阎各军及石友三部分别被编为反蒋第一、二、三、四方面军。反蒋军以陇海线为中心计划南取长沙北攻济南以夺取徐州为第一期作战目标。 蒋介石将所属部队分为四个军团分别以韩复榘、刘峙、何成浚、陈调元为一、二、三、四军团总指挥主要兵力用于防守反蒋联军在陇海线上的进攻。 5月11日蒋介石下达总攻击令。陇海线刘峙军团一举夺得归德（今河南商丘）、民权等地。在冯军主力反击下蒋军被迫退至鲁西南一带。反蒋联军在其他战区也取得了进展。平汉线方面冯玉祥亲自指挥许昌战役将蒋军逼退至漯河以南地区。津浦线方面晋军攻占济南。桂军方面6月上旬李宗仁、张奎等攻占衡阳、长沙等地。 8月中旬蒋军重新攻占济南。冯玉祥军在陇海线动总攻势以减轻晋军在津浦线上的压力但因冯军补给不足阎军又未能与冯军攻势配合冯军不得不停止进攻致使本已动摇的蒋军防线得以稳定下来。 9月中旬以后整个战局生了根本性的变化。9月18日张学良在观望了一段时间之后出拥蒋通电随即进兵关内1o日之内占领平、津等地晋军恐腹背受敌撤退至黄河以北。冯军虽仍坚持对蒋作战但难以挽回败局。1o月上旬蒋军攻占开封、郑州下旬攻占西安。冯军全部瓦解阎军缩回山西桂军也从湖南退回广西。中原大战以反蒋联军的失败而结束。 中原大战的双方陈兵百万厮杀于中原战场双方伤亡三十万人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 第三节中原大战的后果经过中原大战蒋介石集团在军事上、政治上确立了优势地位进一步在全国推行法西斯统治。 1.在中原大战中冯玉祥的西北军全部被打垮为蒋介石收编。原西北军控制的陕、甘等地全部被蒋军占据。阎锡山的晋军仍占据着山西。桂系龟缩回广西。从此各派失去了问鼎中原的实力蒋在军事上确立了优势地位。2.中原大战的另一后果是国民党内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的消失。1929年至193o年11月陈公博、汪精卫等改组派利用各实力派的军事反蒋活动鼓吹“护党救国”在政治上倒蒋。193o年8月7日改组派与谢持、邹鲁等西山会议派脑联合阎、冯等在北平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9月1日通过《国民政府组织法大纲》推选阎、汪、冯、李等七人为国民政府委员阎为国民政府主席。因军事上失利扩大会议迁往太原继续举行1o月27日通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草案》。倒蒋军事行动失败后11月初改组派及西山会议派成员离开太原各奔东西。扩大会议最终破产。从此作为国民党的政治派别的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就消失了。 3.中原大战后蒋介石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决定召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193o年1o月3日蒋介石从中原大战的前线致电国民党中执会提出召集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193o年11月12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通过了蒋介石提出的召开国民会议案议决1931年5月5日举行国民会议。1931年2月28日蒋扣押了反对制定约法的胡汉民并将其软禁于南京汤山。3月2日国民党中央通过蒋介石提出的《训政时期约法案》同时成立约法起草委员会。 5月5—17日国民会议在南京召开。蒋介石致开幕词公开鼓吹法西斯主义。他说“不适合于中国产业落后情形及中国固有道德”；民主政治由于中国没有英美“长期演进之历史”行之必生纷乱。“意大利法西斯蒂党当政以前之纷乱情形可以借鉴”。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操之者即系进化阶段中最有效能者”。“今日举国所要求者为有效能的统治权之行施”。蒋介石鼓吹法西斯主义是为他建立独裁统治、消灭国民党内的异己力量、剿灭服务的。 国民会议通过了《训政时期约法》。它是对1928年1o月通过的《训政纲领》的系统化。《训政时期约法》以法律形式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国家政治体制固定下来蒋介石个人独裁的统治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4.中原大战后奉系势力伸入平、津、河北扩大了地盘但一时无意与蒋介石控制的中央政权抗衡。蒋介石要削弱和消除的地方军事集团主要是两广并且暂时达到了目的这样就使蒋介石可以更大的力量去“围剿”红军。 5.东北军大量进入关内减少了在东北的军事实力使日本军国主义者占领东北的野心日益膨胀。 总之中原大战的结局对中国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第九章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革命中心任务的变化及各政派的实际反应第一节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革命中心任务的变化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动九一八事变武装占领中国东北四省并逐步向关内进攻。这一事件加深了中华民族的危机。列强过去分割中国土地主要在边远地区。现在不同了一个凶恶的帝国主义强盗打了进来中国丧权之多、失地之广达到十分严重的程度。在中国面临的各种矛盾中中日两国矛盾开始向主要矛盾转化中国的政治形势生了重大变化。 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的两个主要矛盾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成为中国人民的两大敌人而前者在一定历史时期又成为最主要的矛盾。九一八事变使中国阶级关系生了重大变化使近代中国两大革命任务趋向集中化、确定化和明朗化这主要体现在：第一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大任务一个属于国际间的一个属于国内的。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反帝任务更为突出并很快成为革命的要任务。 第二由过去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变成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帝的目标集中于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这一最主要矛盾集中体现为中日矛盾。这就为团结全国民众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创造了条件对中国人民完成反帝这一中心任务提供了更有利的形势和可能性。 第三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的关系即抗日与民主、抗日与反蒋的关系成为现实问题。要抗日就要求国民党开放政权给予人民一定的民主权利放松对人民的压制。抗日与民主是密切相联的。正是由于国民党拒绝开放政权在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出现了抗日民主浪潮抗日与反对国民党统治联系在一起。但另一方面随着中日矛盾的上升反帝任务的突出又将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的矛盾即国内阶级矛盾降至次要地位降低和减缓了反封建斗争的程度和进程。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历史任务更趋于明朗化、集中化由过去侧重于反封建（土地革命）转向反帝（民族革命）由过去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转变为先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概括地说中国历史主要展趋势和中国所要完成的主要任务是：（1）集中国内各民族和阶级力量打败日本帝国主义；（2）在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过程中为建立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创造条件。 历史和现实客观上要求当时中国的各种政派（、国民党、中间政派等）面向这个大趋势顺应历史展的潮流。但在九一八事变后较长时期内中国各政派反应不一认识各异采取了不同的方针政策出现了错综复杂的情况。基本上有三种情况：背向、旁向和面向。 第二节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集团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背向中国历史的中心任务。 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占中国这一重大行动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怒潮。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集团的最初表示是“不抵抗”要民众保持“镇静”压制风起云涌的抗日民主运动。这更激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和反抗。在各种反蒋势力威逼之下蒋介石被迫下野国民党各派处于分裂状态。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统治危机使国民党政府陷入极大的困难之中。它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摆脱困境维持乃至强化自己一党的独裁统治。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的对日政策及与之密不可分的对内政策（即“攘外必先安内”国策）就是立足于这个基点之上而制定出来的。 蒋介石正式确定“攘外必先安内”作为基本政策有一个过程。1931年夏他从“剿共”前线抚州致电南京国民政府和张学良说若由此生全国的排日运动“恐被利用呈共匪之跋扈同时对于中日纠纷更有导入一层纷乱之虞。故官民须协力抑制排日运动宜隐忍自重以待机会”。他初次提出“攘外必先安内”“不先消灭赤匪则不能御侮”1。1931年11月他在顾维钧就任外交部长的仪式上说：“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之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统一不能为功。”11932年1月11日他在奉化溪口表《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的讲话其要点为：（1）不可“轻言绝交宣战”如果对日开战“三天就要亡国”。（2）中国只能做“外交之抗争”、“经济之抗争”但也“不订丧权割地之条约”。（3）防止“不逞之徒”乘机“倾覆政府”。（4）国民要“信任政府”。这里蒋介石虽未明说“攘外必先安内”的话但已基本确立了对日外交方针和处理内政外交的原则。 1932年1月下旬蒋汪合流上台执政。在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后蒋介石正式确定“攘外必先安内”作为国民政府的基本政策。事后他说：“我乃于淞沪停战之后宣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23月14日他向“剿匪政治宣传人员”下了“倭寇深入赤匪猖獗吾人攘外必须安内”的指示。1934年4月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天羽英二表谈话表示日本要排挤英美等国在华势力独占中国。蒋介石认为中日关系面临僵局。为此1蒋介石：《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见《先总统蒋公全集》第3册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3125页。 1蒋介石：《外交为无形之战争》见《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626页。 2蒋介石：《苏俄在中国》见《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第3oo页。他深思熟虑由他口授陈布雷执笔写成《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3一篇长文用徐道邻的名字于1934年12月在《外交评论》上公开表。此文阐述了蒋对中日关系的基本态度及处理内外关系的基本原则。在酝酿此文的同时1934年7月他在庐山军官训练团表长篇讲话：《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阐述了在“攘外必先安内”国策下对日作战的战略设想。这两篇文章尤其是前者是考察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集团在九一八事变后对日政策和处理内政外交关系原则的最重要资料。下面分几个方面加以论述：第一对日政策的核心——“和”“合”原则与“四不”方针。 蒋介石说：“所谓革命外交之不同于通常外交者即在不被动而能自动不固执而能因应应刚则刚应柔则柔能伸则伸当屈则屈完全以变动不居的方略来实现不可变易的目的。史例俱在岂不闻列宁力排众意与德国言和的往事。”《外交评论》特在编后说明：“此文就中日两国互存共荣之旨反复申论精辟绝伦”采用画龙点睛的笔法将文章的主旨——“和”清楚地告诉人们。 蒋介石对日政策的另一个基点是“合”即“中日合作”。他说中日两国“本为兄弟无不可合作之理”。又说：日本“为彻底更新中日关系应抛弃武力而注重文化的合作应舍弃土地侵略而代以互利的经济提携应吐弃政治控制的企图而以道义感情与中国相结合”。这个“合”字作为他对日外交的又一主旨是“和”的合乎逻辑的引申。 “和”与“合”是一般的外交原则当时更现实的是如何处理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华所造成的中日间一系列具体问题。为此他提出了“四不”方针即“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和”“合”原则和“四不”方针是蒋介石《敌乎？友乎？》一文的主旨也是蒋对日外交的基本政策更是他力图解决中日问题的根本着力点。蒋介石对“四不”方针的解释有很大的伸缩性这里不细论。 第二“四不”方针同“节节抵抗的消耗战术”与“革命战略”是“完全相应一贯”的。 这个问题需要仔细分析。 《敌乎？友乎？》一文中有这样一段：“但知国民党之所谓对外的革命方略是有其特殊一贯的策略的。当济南事件以后曾闻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责问当时的军事统帅蒋介石‘既要死守济南何以撤退北伐主力之兵？若要放弃济南何以又留一团兵力来死守济南城而最后又命其退出？’蒋氏称：‘这就是我们革命军的战略。第一当然要表示不屈服的革命精神并且表示济南城是日本兵力强占的而不是中国自己放弃的。第二是要顾到革命的全局不能牵制住北伐的进行。第三是要保全中队不做无意义的牺3见《先总统蒋公全集》第3册第3133—3166页。以下凡引该文处均不再加注。牲只是济南抵抗到三天之后日本强占行为暴露于世界则目的已达所以到后来仍命死守的一团冒险撤退且使外间知我们要以一团人的力量来抵抗福田整个的一师的兵力。’吾人观察蒋氏对日本用兵自上海、长城战役以至最后退出密云之抗战可说都是济南事件以来之一贯精神这至少可以表示革命军力量所在之地不能无代价的放弃日本欲以垂手而得沈阳的先例应用到全中国到底为不可能。我们一再研究蒋氏对日本外交方针回想到他民国二十一年一月间所表的意见书就可以看出他的主张对日本外交是‘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他这个外交政策是与他对日战略之所谓节节抵抗的消耗战术与坚强不屈变动不居的革命战略是完全相应一贯始终不变的。” 对以上引文可作如下的分析：在军事上面对日军的进攻可作有限度的局部的抵抗。作了一定的抵抗之后就后撤以免引起更大的战争。在抵抗的同时或后撤之后就寻求妥协的机会和办法可以送出部分国家民族利益同日本订立地方性的局部的协定但代表国家的中央政府不签订正式的割地条约。如日本帝国主义再次进攻就再如法炮制。蒋的“革命战略”概括起来就是：以军事上的有限抵抗求得“四不”方针的贯彻达到对日妥协对内镇压的目的。这应当就是《敌乎？友乎？》所说蒋的外交政策“与他对日战略之所谓节节抵抗的消耗战术与坚强不屈变动不居的革命战略是完全相应一贯”的问题。这个“革命战略”主要是出于对内的考虑同时也是对当时日本逐步推进的侵华方针的一种“因应”措施。 第三关于让步的限度。 “四不”方针包含两个方面：“不绝交不宣战”意在妥协“不讲和不订约”是让步的限度。他认为打开中日间僵局的决定权在日本。“只要日本有诚意谋解决中国只须要求放弃土地侵略归还东北四省其他方式不必拘泥过去悬案应以诚意谋互利的解决一扫国交上的障碍”。可见蒋介石让步的限度是“归还东北四省”“保持国家独立与完整”其他许多问题可以让步。从事后看中日间最大的问题“归还东北四省”他并没有坚持。尽管他没有签订承认“满洲国”的条约但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东北四省的占领并对日本进一步的侵略扩张采取退让态度以订立地方协定的方式承认日本对中国土地的占领和对中国权益的侵犯。但从根本上说蒋介石的让步是有限度的这是他以后转向抗日的政策基础。 第四“三天亡国”和“复兴民族”。 蒋介石不止一次地讲“三天亡国”论。1934年7月在庐山军官训练团作的《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讲话着重谈了这个问题。他说：“依现在的情形来看他（指日本）只要一个号令真是只要三天之内就完全可以把我们中国要害之区都占领下来灭亡我们中国！”蒋的用意是告诉和吓唬他的部下和国民不要“侈言抗日”不要“轻言绝交和宣战”只有采取对日妥协退让才是正确的。但在他大讲“三天亡国”的同时又大谈“复兴民族”。他认为要“复兴民族”应把握两条：（1）“统一意志”“集中力量”“攘外必先安内”。他说：“我们现在一定要求内部真正统一和安定然后才能抵御外侮。只要国内真能统一安定集中力量攘外就有绝对的把握一定可以消灭侵略我们的任何强敌。”“所以外能否攘就看内能否安民族能否复兴就看国家能否统一。”这是“御侮图强唯一重要之原则”。（2）“步步为营处处设防随时随地准备抵抗乃为御侮图强基本之要务。”我们把蒋的这个说法叫“营防取胜”论。他具体阐述说：“我们每一营、一连所驻扎的地方一定将工事做好我们的军队每到一个地方必须步步为营处处严防我们的营防就是我们的国防。”这样的“营防”怎么能“取胜”呢？他解释道：“我们每营讲营防每团讲团防每师讲师防拿我们的血肉来代替我们的国防拿我们的血肉来抵挡敌人的枪炮。如此虽然绪战失败我相信到最后必能得到一战成功。因为用这种革命战术他要占领我们一省至少时间就是一个月如其统计起来他们要占领我们十八省至少要费十八月时间那国际形势的变化还了得？何况他一个月必不能迅占领我们一个省呢？所以我们各个人如果有觉悟随时随地作防御工作随时随地准备牺牲抵抗”日本是“不能灭亡中国”的最后的胜利终归中国1。实际上蒋介石“营防取胜”论是“以空间换时间”战略方针的具体的说法。 “三天亡国”论与“复兴民族”的说法表面上互相抵触实际上是相互为用的二者都是为他的政略和战略服务的。“三天亡国”论是为“攘外必先安内”国策找理由寻根据的也是为了说明“四不”方针是非此不可的唯一正确方针。中国虽存在“三天亡国”的危险但只要遵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采用“营防取胜”论的战术仍可以达到战胜日本“复兴民族”的最后目标。 第五所谓“同归于尽”问题。 蒋介石在阐述他的对日政策和内外政策的关系时在多处讲到国民党政权与日本帝国主义“同归于尽”的问题。他说：“吾人认为‘同归于尽’的办法决不是办法。”“总而言之中日两国在历史上地理上民族的关系上无论哪一方面说起来其关系应在唇齿辅车以上实在是生则俱生死则同死共存共亡的民族”。 两者所以会“合则两利敌则两败”相互为敌就会“同归于尽”蒋介石的理由归纳起来为：如果日本无休止地用武力进攻中国中国政府由于抗日浪潮的高昂就不能不抵抗。而由于种种原因日本灭亡不了中国势必长此相持下去。这便给“窥伺于中国国民党之后”的势力以可乘之机。长此相持下去日本会被拖垮国民政府也会因“内外交侵”而倾覆结局是1蒋介石：《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见《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第881页。双方“同归于尽”。 蒋介石苦口婆心以“和”“合”相劝指出“同归于尽”的危险性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毫不理会他们仍然进攻不止日蒋矛盾加剧。事实证明蒋介石的对日政策是把少数统治者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把地主买办官僚军阀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把个人独裁地位看得高于一切。他对外妥协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对内的统治。他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违背了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历史的中心任务抗拒了抗日、团结、民主的历史潮流。西安事变是蒋介石坚持执行“攘外必先安内”方针所受到的严厉惩罚标志着执行这个方针的失败。 第三节对历史展主流的旁向和对革命中心任务的偏离九一八事变后历史展的主流是抗日、团结、民主。国民党拒绝开放政权加紧强化统治并接连动“剿共”内战对日本帝国主义一味妥协退让背离了历史的主流。对于中国革命领导者的中国历史赋予它抗日救国的重任要求它把抗日列为要任务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但“左”倾路线控制的中央犯了严重的关门主义错误偏离了历史展的趋势和革命的中心任务。这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察：第一关于对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中国东北的错误看法。 1931年9月22日中央制定《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对九一八事变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认为日本武装占领东北的原因是：（1）摆脱经济危机“企图在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之中来找得经济危机的出路”。（2）加紧进行反苏战争的“一个主要步骤”是“反苏联战争的序幕”。（3）更能便利的“调动大量军队镇压中国的土地革命、苏维埃运动和游击战争”“准备直接武装干涉中国革命”。因此中国无产阶级及劳苦群众的“伟大的历史任务”是：（1）武装保卫苏联；（2）反对帝国主义的强盗战争（打倒一切帝国主义）；（3）消灭国民党政府（包括在野的“反动派”）；（4）实行反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5）求得“民族的与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彻底解放”。 这些主张放过了真正的革命目标（日本帝国主义）而把非主要目标和可以联合的政治力量作为主要的打倒对象。这就完全离开了当时的政治形势离开了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 ------------ 4 第二把“民众自动武装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同“对日宣战”对立起来用前者反对后者。 《红旗周报》第21期（1931年1o月25日出版）有一篇题为《是对日宣战？还是民众自动武装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的文章说：“在此次反日运动一开展时明显地便有两个根本不同的中心口号。一个口号是由南京国民党中央提出而被一切反革命派别——从国家主义到托陈取消派、罗章龙右派——拥护的；另一个是由中国中央提出而得到全国工农兵贫民及革命学生所拥护的。前一个是对日宣战后一个是民众自动武装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把这两个口号对立起来、认定“对日宣战”是反革命的口号这是极端错误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当时国民党政府是反对宣战的。 第三把国防政府与苏维埃政府对立起来。认为国防政府是从买办地主到小资产阶级共同主张的反革命政权。 思美（洛甫）在《红旗周报》第23期（1931年11月2o日出版）表《满洲事变中各个反动派别怎样拥护着国民党的统治？》一文说各反革命派别都把“‘宣战’与‘国防政府’当做了他们的中心口号”。认为反革命势力“要镇压革命必须要有一个新的政府的形式来团结反革命力量这一新的政府形式就是各反革命派别所宣传的国防政府”。他强调中国的政权只能是工农民主专政即苏维埃政权。 第四所谓“中国革命是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两巨潮的汇合”的问题。 博古在《论民众革命与民众政权的口号》1一文中说：“中国革命目前阶段的特点是在两个伟大的革命潮流的汇合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与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土地革命。因之反对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现阶段的主要内容。这一反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正在苏维埃的旗帜之下开展着。” 这段话包含有许多基本错误观点：（1）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的汇合（结合）问题从革命整体上说两者是不能分离、互相促进的但在具体阶段上则可以有先后、轻重、主次之别。为了抗日可以暂缓土地革命可以把反帝与土地革命分开解决。但“左”倾教条主义者机械地认为两者只能同时进行。（2）“反对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问题。土地革命的直接目标是反封建是反对国内的反动阶级、反动制度它只是间接地反对帝国主义并没有直接反帝的性质。“左”倾理论把土地革命说成是反帝的强调了中国革命的反世界资本主义性质这是“左”倾理论的基本观点之一。（3）土地革命是“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土地革命”问题。土地革命是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不是反对资产阶级的。“左”倾理论将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同等看待混淆了土地革命的对象和性质。 第五“民众革命推翻国民党是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先决条件。” 在《中央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各苏区党部的信》（1931年4月14日）中对此有明确的表述：“号召组织与领导无产阶级与农民来消灭出卖中国污辱中国的反革命的国民党政权消灭这个反革命的投降帝国主义的政权建立民众的苏维埃政权是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打倒国民党（包括其中的各个派别）是民族解放的前提。“倒蒋”是抗日的前提。革命逻辑的展正好相反反帝（集中为抗日）是倒蒋的前提。 第六实行“下层统一战线”打倒一切中间派别。 1931年5月1日在《中央关于全国组织报告的决议》中说：“对于国民党改组派、取消派和右派等组织影响下的群众必须应用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分化和夺取他们到我们的领导下面。”1933年7月24日中央1《红旗周报》第29期1932年1月25日出版。 《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与我们党的任务的决议》中说：“集中党的注意力在最受资本主义进攻威胁的企业中去进行艰苦的群众工作组织工人阶级的反抗采取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以孤立反革命派与增强我们与群众的联系。必须具体的开始建立群众的赤色工会与争取国民党工会工人的工作。”下层统一战线的运用主要体现在三方面：（1）争取黄色工会及落后的工人群众去消灭黄色工会反对黄色工会的领。（2）争取中间派影响下的群众把这些派别打倒。（3）在军队中组织士兵反对军官把指挥权夺取过来。 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动“福建事变”成立“福建人民政府”提出了“反蒋抗日”的口号并寻求与联合。不仅拒绝合作而且进行了揭露与批判。认为：“它不会同任何国民党的反革命政府有什么区别那它的一切行动将不过是一些过去反革命的国民党领袖们与政客们企图利用新的方法欺骗民众的把戏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要推翻帝国主义与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正是为了要维持这一统治。”1“所以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一切想在革命与反革命中间找取第三条道路的分子必然遭到惨酷的失败而变为反革命进攻革命的辅助工具。”2从以上分析可知九一八事变后“左”倾路线控制的中央不是正面地对着真正存在的革命任务集中力量去反对、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而是把从小资产阶级到帝国主义者一律打倒集中力量去推翻国民党夺取中心城市实现一省数省的先胜利。这就偏离了历史展的主流偏离了现实的革命的中心任务。 1《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67页。2《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第569页。 第四节中间政派面向中国历史的中心任务中间政派面向中国历史的中心任务顺应了历史展的潮流主张团结、抗日、民主但无力联合各派政治力量结成抗日联合战线。 九一八事变后各中间政派及其代表人物纷纷主张抗日救国。1931年1o月青年党领袖之一陈启天在《民声》上表《对日作战》一文说：“自日本以武力占领东北以来我们反对乞怜国际联盟、乞怜美国。因为国联已破产中国不抵抗日本美国也不会替我们乞怜。我们反对乞怜俄国因俄国已与日本默契平分满洲和内外蒙古。值此国家危急存亡之时只有自救实行抵抗主义积极对日作战。摆在我们面前的对日方略只有两条：一条是主和不抵抗依靠国联出卖满蒙出卖中国；一条是主战可以保全国土和主权改造国民精神提高民族意识也可以消除内战实行全国统一。主和不是卖国贼就是亡国奴的口号和法宝主战才是起死回生的法宝。”青年党在其《我们的主张》中明确提出：第一对日应断绝国交立即宣战。第二废除一党专政组织国防政府。只有这样才能使四万万国民在精神上团结起来。 九一八事变刚一爆罗隆基就表了题为《沈阳事件》的小册子提出“在目前内忧外患的环境下具体的救急办法是根本改组现在的政府”仿照187o年的法国组织国防政府。1o月王造时表名为《救亡两大政策》的小册子其救亡两大政策：一是“对外准备殊死战争与日拼命到底促成日本革命”；二是“对内取消一党专政集中全国人才组织国防政府”。当时的《社会与教育》杂志刊登了大量抗日文章并出版了“反日专号”在当时影响较大。1931年9月26日陶希圣在“反日专号”上表《我们应当觉悟的是什么》一文说：“中国处金融资本主义的次殖民地地位。广大民众是民族的支持者。买办阶级是不会抗日的只有工农大众才能担当排除日本侵略的任务。”又指出：“民众要坚决反对所谓地方解决即政府为本身利益而接受类似二十一条的行为。”此外《社会与教育》上还表了《五四、五卅的精神到哪里去了》、《奇哉所谓不抵抗主义》、《不抵抗主义就是亡国主义》等抗日文章。 1933年4月8日章乃器在《申报》上表《农村破产中之安内问题》批评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指出：“自九一八以来一般人主张抗日与‘剿赤’并重又说攘外必先安内因循以至今日对外则三省沦亡之后又失热河日寇所击冀察又告紧张。对内则驻赣大军屡折主将迭失名城。事急矣抗日剿赤能并重乎？攘外必先安内乎？吾人认为安内非军事进攻之功政治之成功在于利用环境顺应大势。农村破产是因长期剥削而使革命条件成熟除领导民众与日帝做殊死战外别无出路。作战虽有目标牺牲需有意义倘政府能够移剿共之师以抗日其意远矣。”1933年1o月2o日章乃器在《申报》上表《民族前途如何吾人将何以自处》反对消极抗日主张攘外先于安内。 总之中间政派及其代表人物在九一八事变后积极主张抗日实现民主团结实现国内和平并提出了国防政府的主张。他们面向了历史展的主流顺应了历史的中心任务。客观地看中间政派是最早倡导团结抗日的是抗日联合战线的始倡者。但是由于中间政派力量弱小又不直接掌握武装所以其主张不为国共双方所重视反而因为他们的主张与国民党当权派和都不合成为双方打击的对象。 中国的历史在九一八事变后革命中心任务生重大变化之时出现了非常复杂的情形。作为执政者的国民党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违背了历史的中心任务。作为中国革命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的中国则坚持“倒蒋是抗日的前提”也偏离了历史展的主流和革命的中心任务。中间政派坚决主张抗日、民主和团结面向了历史展的趋势；但由于它自身的软弱性很难产生太大的实际影响。中国历史就是在这种复杂的矛盾中前进着。直到1935年下半年和国民党开始转变各自的方针政策这种状况才生了转变。 第十章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在抗日问题上的汇流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迅地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形势中国出现了抗日民主的强劲潮流。 随着日本侵略的加紧民族危机的加深抗日任务的更加迫切中国历史经过数年演变之后逐步克服了“左”倾错误路线把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作为要目标国民党的内外政策也有所改变这样中国各派政治力量和军事集团逐渐汇入抗日大潮之中。 下面就叙述中国历史的这种展。 第一节中间集团积极推动团结抗日民主进程自九一八事变后各中间政派便积极呼吁团结抗日；华北事变后他们仍然坚持抗日民主立场一方面抨击国民党内战独裁政策另一方面响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推进了抗日救亡运动和抗日民族团结的进程。 《八一宣言》表后国社党脑张东荪在《自由评论》上表《评宣言并论全国大合作》敏感地意识到政策的转变赞同并支持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他根据自己的理解站在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立场上对的政策转变作了评述。认定《八一宣言》是由阶级斗争理论“转向”民族革命的标志。 他说：“一个向来主张废除私产的党现在居然说保护财产和营业的自由了。以一个向来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党现在居然说实行民主自由了。以一个向来主张完成世界革命使命的党现在居然说为国家独立与祖国生命而战了。以一个向来受命于第三国际的党现在居然说中国人的事应由中国人自己解决了。以一个向来主张用阶级斗争为推动力对于一切不妥协的党现在居然说愿意与各党派不问已往仇怨都合作起来这是何等转向这个转向是何等光明！我们对于这样勇敢的转向又应得作何等佩服！其实这十年来我们就是为了国家主义与民主主义而呼吁。到了现在我们不愿带些刺激感情的口调说民族主义已征服国际主义民主主义已征服了。但在事实上即此却可作一个极大的证明即证明中国今天所需要的是对外为民族独立与对内为民主自由。至于阶级斗争与一党专政都是一些治丝益棼的东西。”1这里张东荪十分明确地断定中国目前所需要的是“民族独立”与“民主自由”反对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也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他欢迎政策的转变赞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但政策的转变只是暂时的政策、策略的改变并不是对革命性质、基本革命任务的理论的转变更不是放弃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这一点是张东荪没有能够认识到的。 1936年9月《自由评论》上表了题为《我们需要更进一步的统一》的文章它赞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呼吁国民党政府“反省”改变自己的政策。其中值得注意的有三点：第一提出“攘外”是压倒一切的目前中国的要问题。它说：“我认为现在中国存亡的转机并不在于采取何种制度实行何种主义而在于如何攘外如何图存目前的问题是中国人如何在中国境界之内实行中国人自己的主张。如何排除一切直接或间接外来的障碍。换言之就是攘外问题。我相信无论是在朝在野何党何派‘攘外’的主张总是一致的。”1张东荪：《评宣言并论全国大合作》《自由评论》第1o期1936年2月7日出版。第二主张国内各政治力量在攘外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它说：“假如我们认为‘攘外’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先决条件则大家应该能以‘攘外’为中心联合成统一的阵容。”又说国民党没有什么理由不能在攘外旗帜之下与其他党派联合。 第三国民党应当开放党禁、容纳异党异派。它说：“开放党禁容纳异党异派并无损于政府的威信和政府的‘面子’。”它呼吁说：“总之中国目前的问题是保持其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的问题。凡是拥护这个大原则者都应该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其他政见的不同以及如何的调整都是以后事都可姑置不论。我们期望中央如此期望其他各党各派也是如此。”1如果说以张东荪为代表的国社党的言论体现了中间集团右翼的政治主张的话那么以沈钧儒等人为代表的救国会的言论更多的是体现中间集团左翼力量的抗日民主主张。 1935年7月15日沈钧儒、陶行知、章乃器、邹韬奋四人联名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集中反映了以救国会为代表的左翼中间势力关于抗日民主问题的见解。在这一影响很大的纲领性文件中值得注意的有三点：第一对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既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又表明了诚恳的希望和拥护态度。他们在批评了国民党的误国政策以后说：“我们更希望蒋先生亲率国民政府统辖下的二百余万常备军动员全国一切财力智力物力动神圣民族解放战争。这民族解放战争达到完全胜利之后蒋先生不仅是中华民国的最高领袖而且将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英雄。这是我们十二分诚意盼望的。”同时又说：“我们所希望的有民族革命的光荣历史的国民党握有中国统治权的国民党应该赶快促成救亡联合战线的建立应该赶快消灭过去的成见联合各党各派为抗日救国而共同奋斗。”第二在响应《八一宣言》的同时也对提出了希望和委婉的批评促使彻底改变“左”倾方针把主要矛头集中到抗日民主上来。他们说：“我们所希望的中国要在具体行动上表现出他主张联合各党各派抗日救国的一片真诚。因此在红军方面应该立即停止攻击中央军以谋和议进行的便利；在红军占领区域内对富农、地主、商人应该采取宽容态度；在各大城市内应该竭力避免有些足以削弱抗日力量的劳资冲突。这样救亡联合战线的展开才不至受到阻碍。就我们个人参加救亡运动的经验来说救国会和其他群众团体中间往往现有些思想幼稚的青年在抗日救国的集会或游行中间故意提出阶级对阶级的口号以及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口号以破坏联合战线。还有少数青年在抗日运动中依然采取宗派主义的包办方式。这种行动我们相信决不是出于中国1亦绳：《我们需要更进一步的统一》《自由评论》第42期1936年9月1日出版。的指示因为这是违反中国最近的主张的。” 第三极力倡导建立抗日救国的联合战线。他们认为：“抗日救国这一件大事业决不是任何党派任何个人所能包办的。脱离了民众单是政府抗日必然失败；但是没有一个政府的领导单靠民众自动作战也决不会有胜利的前途。”抗日救国要依靠全民族的一致参加所以各党派有结成救亡联合战线的必要。“联合战线应该结合各党各派的力量以达到抗日救国的目的但不能为任何党任何派所利用”。1这些议论集中体现了中间政派在民族危机面前抗日救国的主张。从总体上看他们反对内战和独裁要求抗日和民主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是一致的；对“左”倾错误的批评是对的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批评忠告和期望也是中肯的。 以上这些民主进步人士和中间政派的主张以及为实现他们的主张而进行的活动大大推进了团结抗日的实现和中国政治的进步。 1沈钧儒等：《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1936年7月出版。第二节政策的转变是一个伟大的政党其伟大之处的表现之一就在于能够自觉地修正错误。它曾犯过不少错误甚至十分严重的错误但一旦认识了以后就会自觉地加以克服和纠正。九一八事变后严重的“左”倾错误使中国革命陷于危机之中。严重的挫折迫使反省并改变自己的“左”倾政策及方针逐步走上了正确的轨道。 1935年8月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又称《八一宣言》）呼吁全国各界“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提出了各种抗日力量联合起来的方针。1935年12月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提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与其走狗蒋介石。”虽然将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并列为主要敌人但明显地将日本帝国主义作为先要打倒的对象统一战线也由“下层的”扩大为“最广泛的”。 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会议后逐步调整自己的方针政策这主要表现在：（1）由“倒蒋”是抗日的前提转变为联蒋以实现抗日；（2）由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武装保卫苏联转变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以实现中华民族的解放；（3）由打倒革命群众（工农和部分小资产阶级）以外的一切人转变为集中一切抗日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4）由民族革命战争与土地革命绝对不可分离地进行转变为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而调整国内阶级关系；（5）由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再改为民主共和国；（6）由下层统一战线转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种转变是根本性的转变。政策和方针的转变是随着形势的展而逐步实现的不是一蹴而就的。这种转变牵涉到深层的认识问题和中国革命基本理论问题对它做一番考察是十分必要的。 瓦窑堡会议的成绩是主要的但也有不少错误的或基本错误的认识。这些错误认识我们可以从根据瓦窑堡会议决议精神于1937年1月27日布的《为转变目前宣传工作给各级党部的信》中看出来：第一把蒋介石及其代表的国民党政府作为打倒的对象之一并且没有放弃“下层统一战线”口号。文件说：“党的策略路线是展团结和组织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及其统治。”打倒的对象先是日本帝国主义这是正确的是认识上的进步但打倒的对象还有“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及其统治”显然是还没有放弃“反蒋抗日”口号。它又说：“不管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只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都应该联合起来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只有最广泛的下层的、各阶层的统一战线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的统治。”这里一方面说不管什么人、派别、武装队伍、阶级“都应该联合起来”另一方面又说建立“下层的”统一战线。这表明此时没有完全放弃“下层统一战线”政策。 第二仍然坚持“汇合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两巨潮、结合民族革命战争与国内阶级战争”的理论观点。文件说：“因此目前宣传工作最中心、最紧急的任务就在于用一切力量去暴露日本帝国主义强盗的凶暴侵略行动与蒋介石无耻的卖国政策及欺骗去说明日本强盗与蒋介石是灭亡中国的当前最主要最凶恶的敌人去煽动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中国人联合起来去开展民族革命战争汇合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的两大巨潮结合民族革命战争与国内阶级战争去战胜日本强盗及汉奸卖国贼蒋介石争取中国的独立与解放。”这里又一次非常明确地阐述了两个基本观点即中国革命是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的汇合和民族革命战争与国内阶级战争的结合。瓦窑堡会议后突出了“民族革命战争”但它却是“两个结合”的民族革命战争。 第三没有再强调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加紧反对一切妥协的党派和一切在野的反动派这种策略但仍然说“在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中丝毫也不能一刻放松去揭穿那些动摇妥协以至叛变投降的倾向。我们一定要大大的以党的主张去和一切改良主义倾向对立要鲜明的去揭一切其他派别的民族改良主义的欺骗宣传与代表敌对阶级利益的主张去夺取广大群众去孤立那些改良主义者”。以前把主张国防政府的人把向国民党要求民主的政派和主张都说成是民族改良主义把他们统统打倒现在把他们放在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之中了这是很大的策略改变。但对他们仍然采取“孤立”的政策而不是团结合作的政策。 这些情况表明瓦窑堡会议是改变自己方针政策的开端。对“左”倾错误理论的纠正对方针政策的调整经过了一个必不可少的过程。1936年5月5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再次表示愿与一切进攻红军的武装停战议和一致抗日开始由“抗日反蒋”向联蒋抗日转变。8月25日中央致书国民党一方面严厉批评了国民党对内压迫人民、对外妥协投降的反动政策一方面对国民党政策的变化表示欢迎提出在抗日的大目标下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救国”的建议指出：“只有国共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总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图存。”表示：我们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和召集由普选权选举出来的国会拥护全国人民和抗日军队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拥护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苏维埃区域即可成为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呼吁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这标志着对蒋介石及其代表的国民党政府态度的重大改变。1936年9月1日中央向全党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 指出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把蒋介石与日本帝国主义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已不适应民族革命形势的展党的总方针是“逼蒋抗日”。这个指示正式改“抗日反蒋”为“逼蒋抗日”无疑是政策上极为重要的转变。9月17日中央又作出了《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认为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有转向抗日运动的可能改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为民主共和国。同时强调了保障政治上组织上的完全独立性和内部团结一致的重要性。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动西安事变囚禁了蒋介石。在对事变进行深入讨论后否定了杀蒋的意见确立了和平解决的正确方针。12月19日在《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中中央确定自己的基本方针是：（1）反对新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基础上和平解决；（2）用一切方法联合南京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达到推动南京走向进一步抗日的立场；（3）同情西安的行动给张、杨以积极的实际援助使之彻底实现抗日主张；（4）切实准备“讨伐军”进攻时的防御战促其反省促成全国性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动。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逼蒋抗日”的目标初步实现为国共合作的重新建立提供了必要前提。随即进一步提出了“联蒋抗日”的口号。1937年2月1o日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了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对自己的方针政策作了更大的改变在作出重大让步的条件下力促第二次国共合作早日实现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提出的五项要求是：（1）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2）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3）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4）迅完成对日作战之一切准备工作；（5）改善人民生活。如果国民党能够实行这五项要求为了全国一致抗日的目的愿意向国民党作出四项保证：（1）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2）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3）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4）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的抗日民主主张表达了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的意志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并推动了国民党内部抗日派反对亲日派的斗争。 方针政策的转变是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保障。这样的转变只是适应历史展的潮流而作的政策和策略上的调整并没有改变革命的根本性质和革命的基本任务。抗日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要保持要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起中坚作用；革命的武装力量（红军）虽然改变了名称苏区政府也改为边区政府并接受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的指导但并没有放弃对它们的绝对领导而是保持了独立自主的权利保持了在思想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和统一性。这是实力大大展的基本条件。第三节国民党政策的转变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为的国民党政府对外一味妥协退让对内坚持独裁内战与历史展的潮流背道而驰。 全国民众爱国救亡意识的日益觉醒广大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的不断掀起各界联合抗日呼声的不断高涨构成了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巨大威胁。蒋介石采取的对日妥协政策并没有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谅解也没有换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气焰的收敛。相反它不断扩大侵略继占领中国东北、热河后又向察北、绥东和河北扩张并企图占领华北。这就大大激化了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为的国民党政权的矛盾。 此外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浪潮推动下两广的地方实力派也打出了“抗日”旗号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内战政策。 国内这三方面势力的压迫加上国际上英美势力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这个因素国民党政府开始转变政策。 1935年11月国民党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大会通过的政治、军事报告中仍顽固坚持“铲除残余之赤匪”的反动方针。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蒋介石表的对外关系演词中国民党的政策开始生某些微妙的变化。他说：“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也不轻言牺牲。”“以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他又表示“和平到完全绝望时期”“牺牲到最后关头”便“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1。蒋介石的这个演说表明国民政府开始改变一味妥协的外交政策。大会后国民政府进行了改组。此后国民政府的对日态度逐渐强硬。 1936年7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二中全会。会上蒋介石对国民党五全大会确定的对日外交方针做了如下解释：“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扰我们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又说：“从去年十一月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如遇有领土主权再被人侵害如果用尽政治外交方法而仍不能排除这个侵害就是要危害到我们国家民族之根本的生存这就是为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到这时候我们一定做最后之牺牲。”1这里蒋介石明确表示了不能签订承认伪“满洲国”的协定并对“牺牲的最后关头”作了“最低限度”的解释。此后国民党在对日谈判中态度逐渐强硬开始据理力争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一味妥协退让的外1《蒋介石对外关系演词》《国闻周报》第12卷第46期1935年11月25日出版。1《国闻周报》第13卷第28期1936年7月2o日出版。 交方针。 蒋介石为的国民政府在对日外交方针上作了某些调整的同时也开始改变对斗争的策略。由过去单纯的武力“剿共”改为“剿”“抚”并用。在武力围剿的同时又通过各种渠道与接触进行秘密谈判企图兵不血刃地“收编”及其领导的红军。尽管如此蒋介石并没有根本改变它的独裁内战政策所改变的只是某一方面的策略。 1936年1o月蒋介石平息两广事变后便调集大军集结在陇海铁路沿线并亲赴西安部署“剿共”军事压迫张学良、杨虎城继续“剿共”。12月12日张、杨动“兵谏”扣押蒋介石及随行的军政要员表了抗日救国八项主张。西安事变是蒋介石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产物是他违背历史潮流而遭受的严厉惩罚。在张、杨及代表团的努力下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答应提出的六项条件加快转变自己的内外方针。这六项条件是：（1）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2）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3）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4）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5）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6）其他救国的具体办法。此后国民党被迫放弃了“剿共”的内战政策逐步确立了联共抗日的方针。 第四节各派政治力量汇流后新形势下的政治斗争如上所述在滚滚向前的抗日大潮冲击下国民党不得不改变“攘外必先安内”方针采取联合拒日政策；中国也改变“反蒋是抗日的前提”和消除中间政派的政策。本来就主张抗日的政派和人们也更加向前迈进。这样各派政治势力就汇合在抗日旗帜之下了。这是1931年九一八到1937年七七这段历史的巨大变化。在新的形势之下各派政治力量进行着新的活动他们之间也展开了新的斗争。 西安事变后国民党改变了“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对和红军由“围剿”政策改为“和平统一”政策。它一方面与联合与和其他政治力量共同准备抗日；另一方面并没有放弃反人民的根本立场企图利用“和平统一”的方式瓦解消灭红军。 1937年初蒋介石集团的要员吴铁城撰写《中国统一运动之途径》一文阐述了国民党的“和平统一”方针。吴在文章中说：第一目前国民党努力的方向是完成并巩固国家的统一。他说：在当前“最值得我们注意和努力的就是要完成并巩固我们国家的统一。我们一方面要密切注意国内一切残余的恶势力作最后的挣扎破坏国家的统一；一方面还要加紧努力于根本上扫除一切的统一障碍”。蒋介石的“统一”就是消灭和其他异己势力。 第二国家的统一以“军令政令的彻底统一”为最关键。他说：“从积极方面说我们要巩固国家的机构要齐一全民的意志要统一全民的行动要推进国家的建设要集中国家的力量要加强对外的力量那就更不能不需要军令政令的彻底统一。”军令政令的统一是国民党打着“复兴民族”旗号推行国家统一的着力点也成为此后国民党“统一”、“溶化”政策的基本点。 第三必须扫除中国统一的障碍。他认为阻碍国家统一的有三种政治理论即“联省自治论”、“阶级斗争论”和“人民阵线论”。除联省自治论外后两种实际上是的主张。 第四实现中国统一的具体办法。它们是“启民族意识”；“确立中心思想”信仰三民主义；“展经济建设”；“拥护最高领袖”。1他列举的实现统一的四条办法虽然打击的对象是及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但没有再提出使用武力而是采取“和平”方式。这便说明一方面国民党消灭的既定方针未变；另一方面又表明它消灭的策略方式的确生了变化由武力“围剿”转变为“和平统一”在“和平统一”旗号下借推行“军令政令的彻底统一”办法来消灭及其领导的武装。 与此同时另一国民党要员潘公展写了《统一与和平》一文对国民党1吴铁城：《中国统一运动之途径》载《救国论文集》1937年4月出版。的“和平统一”政策作了进一步的阐。该文说：第一“统一”不同于“联合”国民党的“统一”不同于的“联合”。他说：“联合之前一定有许多单位起码有两个以上的单位才把他们联起来合起来但是无论怎样联合内部的单位仍存在。这叫做联合。所谓统一是把原有的单位经过统一运动之后融化为一个整个的单位原有的单位完全分不出来。这才是统一。”他所主张的“统一”实际上就是把“统一”于国民党之下。 第二“达到统一的途径”有两条：和平与战争但在必要时仍可使用武力来“勘乱”。他说：“要统一须消灭割据势力那是毫无疑义的。用什么方法消灭呢？须知不一定用战争也不一定不用战争；需要战争的时候则战争不需要战争的时候则和平。所以要求和平就要统一这是一定的而要求统一则不一定专用和平或专用战争所以到了必要的时期用尽和平的方法还不能得到统一的时候不得不用武力来戡乱来讨逆来惩治破坏统一的罪人否则要武力有什么用？” 第三“先统一后抗敌”统一的关键在于消除“军队系统”。他说：“敌人是要抗的。但是要抗敌一定要全国一致的抗敌要在统一命令之下的抗敌才可以有效我们始终承认：唯有统一才能真正抗敌亦唯有统一对外才能有真正的战争。” 第四“保全军队”“化除系统”。这是说军队可以保全但非蒋系统的军队系统如东北军、西北军、红军的系统必须消除。“说到这一点先要明白统一之梗是在于军队系统故如果能够保全军队而同时化除系统则割据势力必于不动干戈之中消灭而和平统一于焉实现。”为此他提出了三条“化除军队系统”的办法即“地方政治与军人完全脱离关系”、“军队应与驻在地脱离关系”、“军队应与统率的将领不生绝对关系”。1以上是国民党“和平统一”策略的主要内容。 1937年2月国民党为了商讨如何在新形势下对付进一步调整自己的内外方针召开了五届三中全会。一方面国民党确定了与重新合作共同抗日的方针完成了其内外政策的重大调整；另一方面又确立了“和平统一”方针作为此后对付的主要斗争方式。全会表的宣言承认“和平统一”“为全国共守之信条”表示“此后惟当根据和平统一之原则以适应国防且以奠长治久安之局”。在“和平统一”原则指导下通过了《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该案提出的“根绝赤祸”的四项最低限度的办法明确地表现了国民党“和平统一”政策的实质。 它说：“第一一国之军队必须统一编制统一号令方能收指臂之效断无一国家可许主义绝不相容之军队同时并存者故须彻底取消其所谓‘红军’以及其他假借名目之武力。第二政权统一为国家统一之必要1潘公展：《统一与和平》载《救国论文集》1937年4月出版。 条件世界任何国家断不许一国之内有两种政权之存在者故须彻底取消所谓‘苏维埃政府’及其他一切破坏统一之组织。第三赤化宣传与以救国救民为职志之三民主义绝对不能相容即与吾国人民生命与社会生活亦极端相背故须根本停止其赤化宣传。第四阶级斗争以一阶级利益为本位其方法将整个社会分成种种对立之阶级而使之相杀相仇故必出于夺取民众与武装暴动之手段而社会因以不宁民居为之荡析故须根本停止其阶级斗争。” 由以上可见三中全会后国民党对的政策和方针生了明显转变由武力“剿共”转为“和平统一”。但这种改变仅是策略上的改变是斗争方式和手段的改变。它的消灭的根本方针、反人民的本质并没有改变。这样国民党“根绝赤祸”的根本立场和它所采取的“和平统一”策略决定了以后国共两党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以后国共两党斗争方式的特殊性。 面对国民党“和平统一”的新策略提出了争取和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反对党内的尾巴主义和无原则让步的倾向。 1936年11月写了题为《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的党内教材对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进行了阐述领导权问题是阐述的重点问题之一。他认为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提出是1927年以来在策略上的最大转变反对和怀疑这个转变的思想是错误的；但这种转变并没有改变革命的性质和革命的基本任务。在统一战线中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都是独立的一方面联合各党派为民族独立而斗争但同时也不忘记自己的最终目的。他指出：“领导权问题是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当现在民族统一战线还没有正式形成以前拒绝统一战线的左倾思想是主要危险。但是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以后右倾思想就将逐渐地成为主要危险。”所以在统一战线实现后一定要注意建立和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无产阶级在目前阶段中不应充当资产阶级的帮手而要建立自己的独立领导。”11937年5月在苏区代表会议上作了《中国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尖锐地提出了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必须通过各种途径来实现对统一战线的政治领导。 总之西安事变后国民党改变了自己的内外政策到1937年三中全会时正式确立了联共抗日的方针；但由于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人民的本性没有改变因而采取了“和平统一”方针就是用“和平统一”方式消灭。在西安事变后由“逼蒋抗日”展为“联蒋抗日”促成1《领导权问题是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6、47、49页。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但马上便面临着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倾向出现的可能性和国民党“和平统一”策略的新问题。因此坚持和加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便成为此后对付国民党的“和平统一”的主要原则立场。中间势力始终坚持主张抗日与民主反对国民党的独裁内战和对日妥协政策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但在国民党政策生转变、国共合作实现后在他们中间产生了无条件拥护蒋介石的倾向。这又从另一个方面加强了坚持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的重要性。 这样一方面国共两党为主体包括各中间政派在内的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在抗日旗帜下汇合起来向着实现武装抗战的方向展这是历史展的主流；另一方面由于中国革命的一些根本问题并未解决国共两党的性质没有改变尤其是国民党并没有放弃消灭的根本方针致使国共合作形成后国共两党的斗争又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表现出来。这种政治斗争方式便是国民党的“和平统一”策略与“独立自主”方针的斗争。抗日战争实现后国共之间复杂而特殊的矛盾和斗争带到了抗日战争之中并贯穿于抗日战争的始终。 第十一章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总格局的形成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动七七事变中国的抗日战争从此开始。同年8月13日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从此全国进入了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之中。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出现了新的政治格局。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总格局可以这样概括即一个战争、两个战场、三种政权。日本侵华战争爆后经过一年多的剧烈变化这种总格局于1938年底形成。直到日本战败投降这个格局才消失。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内部的演变是在这个总格局中进行的。 第一节一个战争所谓一个战争就是说抗日战争是中国各民族、各阶级、各党派、各种政治力量共同进行的战争。它制约着各种政治力量的政策和行动。战争的胜败决定国家的前途。它是观察当时中国问题的总前提。 在论述史实之前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需要先作些说明。 为什么提出一个战争这样的问题呢？这是因为在抗日战争史上对这样一个问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有人这样说：“从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我国东北的时候起国民党在长时期内采取了不抵抗主义。在抗日战争初期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它的军事优势长驱直入占领了半个中国。在日本侵略者大肆进攻和全国人民抗日的面前国民党被迫参加了抗战但是不久以后他们就采取了消极抗战、积极的方针。抗日战争的重担落到中国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区人民身上。”“为什么一个弱国能够最后战胜强国呢？为什么看来似乎弱小的军队能够成为抗日战争的主力军呢？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抗日战争是中国和同志领导的一场真正的人民战争实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八路军和新四军是真正的人民军队实行了同志所制定的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同志关于人民战争的一系列理论和政策创造性地丰富和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人民战争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是思想的胜利。”“抗日战争实质上就是我们党领导的农民革命战争。”1有人这样说：“武汉失守之后日寇与蒋介石的作战重心同时指向。”“自从武汉失守之后蒋日之间已经没有进行过真正的战斗。那时日寇‘华北方面军司令部’文件称：‘剿匪的重心必须指向。’由中国领导的解放区战场成为主要的战场八路军、新四军成为抗日的主力日寇集中攻击的目标就是解放区和八路军、新四军。”“蒋介石由消极应战的政策转移到观战与求和的政策因此重点也就由对外转移到对内由联共的政策转移到‘防共’、的政策。”1有人这样说：“抗日战争八年国共合作八年也是蒋家王朝向领导的抗日人民武装、抗日民主根据地进攻的八年。”2大6上的政治人物和历史学家作这类论述的人非常多不必再举了。 台湾出版的抗日战争史著作则往往从相反的方面提出同样的问题例如有人这样说：“共军改编后即蓄意扩充实力避免作战不打敌人专1：《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2、14页。1陈伯达：《人民公敌蒋介石》第4章第5节。 2荣孟源：《蒋家王朝》中国青年出版社198o年版第219、22o页。事袭击友军据统帅部的统计共军第十八集团军自29年11月至3o年1o月止在一年之内因袭击友军引起之战斗次数即达395次之多。”3“真正的抗日战争一共是十四年这十四年中我们的国力、人力、经济资源损失得非常重大但是最使人愤慨的我们中国的内奸和叛徒——一直和日本军阀内外勾结互相利用狼狈为奸；共同颠覆我们的国家破坏我们的政府”4上面摘录的材料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否认了从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一个包括各民族、各阶级、各政治派别（只有少数汉奸亲日派除外）共同进行的战争。仔细分析起来那些资料中含有的对抗日战争的看法有以下几种：1.半个战争论。此论认为当时中国只有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在抗战。 此论又分两种：第一一派观点认为：抗日战争完全是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进行的至少在八年抗战的大部分时间内是如此。“抗日战争实质上就是我们党（指）领导的农民革命战争。”这个战争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是思想的胜利”。这就是说进行抗日战争的只有占中国少部分地区的解放区战场而统治中国大部分地区的中国国民党在武汉失守之后“蒋日之间已经没有进行过真正的战斗”。这是一种半个战争论。 第二另一派观点认为：八路军、新四军“避免作战不打敌人”。甚至无根据地恶意中伤说中国“一直和日本军阀内外勾结互相利用狼狈为奸”进行抗日战争的只有国民党。这是另一种半个战争论。 2.两个战争论。上面两种不同的意见各自承认自己在抗战。我们把二者结合起来那么中国就存在着两个战争了。此种观点认为中国存在着两个战争一个是中国进行的抗日战争一个是中国国民党进行的抗日战争各自打各自的。两个战争之间没有任何的关联和战略配合。这样中国也就不存在一个各民族各阶级共同进行的战争了。 3.三个战争论。两个战争论认为一个是进行的抗日战争一个是国民党进行的抗日战争；但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应再加上一个国共之间的战争。这第三个战争如有的书上所说：“抗日战争八年国共合作八年也是蒋家王朝向领导的人民武装、抗日民主根据地进攻的八年。”这样抗日战争期间就存在着三个战争了。 上述各种意见认为：1937年至1945年间中国不存在一个各民族各阶3何应钦：《对日抗战与台湾光复的经过》1962年3月6日见何应钦《为邦百年集》台湾1987年版第29页。 4何应钦：《再斥破坏抗战罪行》1972年8月见何应钦《为邦百年集》台湾1987年版第449页。 级共同进行的抗日战争而是存在着半个战争、两个战争或三个战争。我们当然不是说抗日战争期间不存在两个战场（这一点下面就要说到）及其对立甚至生过武装冲突（如皖南事变）；也不是说国共之间没有原则分歧和斗争；也不是说蒋介石集团没有与日本谋和和活动但不能说得过分违背史实。 只有一个战争的论点是正确的。在《论持久战》中说：“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这里说的中日战争是“中国”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不是哪一部分中国人同日本的战争。又说：“中国降了任何人都要做亡国奴。”“在太阳旗下每个中国人只能当顺民做牛马。”1这里说的都是全体中国人。在《论新阶段》中又说过：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建立起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包括全民族所有不同党派不同阶级不同军队不同国内民族之一个最广大团体”。朱德也说过：“我们中华民族四万万五千万人不分阶级贫富不分男女老幼不分党派信仰一致奋起义无反顾与日寇做生死的决斗。”2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全中国各民族各阶级共同进行的战争这在那时是一种普遍的看法许多报刊书籍大量宣传这种看法例如当时广泛行的《救亡手册》就这样说：“在民族危机高于一切亡国奴的威胁要降临到每个中国人的头上时不仅是广大的工农大众就连资产阶级甚至封建军阀也生了他们的存亡问题而逐渐改变他们犹疑畏缩的态度走到救亡阵线中来。”“不分阶级、党派、信仰也不分上层下层大家团结起来共同对付最凶恶的死敌这是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1在一个整体的抗日战争大前提下中国各阶层的人们最广泛地动员了起来形成了规模空前的抗日运动和抗日战争。这样在抗日战争的敌我力量对比上“敌小我大”更加突出“敌强我弱”则被大大减弱。 这个全国各民族各阶级共同进行的战争在抗日战争一开始就存在了。 抗日战争是全国一致进行的民族解放战争它表达了一个历史时期全体中国人政治生活的基本事实它表明了中国格局的整体性它以我为主包括了战争双方整体制约局部。在抗日战争期间各种政治纷争都受它的制约。尽管国共之间的斗争很尖锐但都没有出这个整体所制约的范围。它既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又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表现形态。这个“一个战争”最大限度地动员了集中了全中国的抗战力量这个事实是中国胜利、日本失败的根本原因。 1《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47、455页。 2朱德：《八路军、新四军抗战第四周年》《解放》第131、132期合刊1941年7月7日出版。1钱俊瑞、姜君辰等编《救亡手册》生活书店1938年1月行第6、7页。第二节两个战场抗日战争期间存在着两个战场这是中国抗日战争最大特点之一。抗战期间之所以存在着两个战场是由于解放区战场的存在。它的存在是决定因素。 解放区战场的存在、两个战场的存在是1927年以来中国政治军事在抗日战争时期延续和展的结果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种特殊现象。这是三四十年代具有中国特点的进步现象。这种现象的存在增加了抗战期间中国历史的复杂性是我们考察抗战时期中国格局的重大因素它也极大地影响了战争胜利后的中国政局和中国前途。 解放区战场的形成也就是两个战场的出现过程如下：根据国共谈判达成的协议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军部下辖一一五、一二o、一二九3个师。8月25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达红军改编命令随即出开赴前线。1937年1o月南方八省游击队统一整编为国民革命军6军新编第四军1937年12月军部在汉口成立随即赴前线作战。 1937年1o月下旬第一一五师一部在察南、冀西、五台等地区展开。 11月7日成立了晋察冀军区。1938年1月成立了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4月建立了冀中军区广泛开展平原地区的游击战。同年夏开辟了冀东游击区。 1937年9月下旬一二o师进入晋西北地区1938年初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9月初一二o师一部进入大青山地区随后开辟了绥中、绥南、绥西3个游击区。 1937年11月一二九师主力一部在晋冀边区开展游击战。4月下旬成立了晋冀豫军区。与此同时一二九师一部和一一五师一部挺进冀南8月成立冀南行政公署。晋冀豫部队还向豫北、冀西、晋南展开展游击战。在山东1938年12月成立了八路军山东纵军。同月一一五师一部开赴山东加强了该地的游击战。 新四军组建以后第一、二支队进入苏南开展游击战到1938年12月底初步创建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第三支队进入皖南抗日前线。第四支队进入皖东以藕塘为中心开展游击活动。 在日军战略进攻、国民党军战略退却阶段从1937年9月到1938年1o月八路军、新四军同日军作战16oo余次毙伤俘敌54ooo余人。八路军展到156ooo多人新四军展到25ooo多人创建了晋察冀、晋西北和大青山、晋冀豫、晋西南、冀鲁边、山东、苏南、皖中、豫东等抗日根据地。到1938年末敌后解放区战场已经形成。这样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就存在着两个战场。 两个战场的存在表现在以下诸方面：第一两个战场的战略地位不同。国民党军处在日军战略进攻的正面负责正面战场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处于日军的后面或侧面负责敌后战场的作战。解放区战场是独立存在的。国民党军在敌后也有游击军但起的作用不大。 第二两个战场是各自独立的。解放区战场形成后两个战场在战略上互相配合战役上的配合也是有的。两个战场的敌人是一个作战目的相同。两个战场的命运息息相关但主要是各自与日军作战各有各的作战区域总的说是一个战争的两个部分。 第三两个战场实行不同的战略战术。国民党军作战主要是正规战、阵地战为此而制定了一套作战原则和战术。八路军、新四军则以游击战为主把游击战提到战略地位由此而产生一套作战原则和战术。国民党军事当局未尝不想扩大敌后的游击战但由于它的军队的反人民性质而未能长久坚持。 第四解放区战场的独立性随国共关系的恶化而加大。国共两党关系恶化以后国民党政府断绝了对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供给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由解放区政府筹集和仰赖人民直接供给。这一方面增加了解放区战场的困难但另一方面更增加了解放区战场的独立性。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存在着两个不同的战场。二者存在着矛盾与斗争有时斗争很尖锐生过华北的武装冲突和皖南事变。但在整个抗战时期中日矛盾是决定一切的。两个战场虽有冲突但未完全决裂。二者的配合是主要的。从整体上和抗战全过程来看中国是进行着一个全民族的战争而不是同时存在一个外战一个内战。过分夸大二者的对立是不正确的。 两个战场之间存在着矛盾和斗争难免要消耗一部分中队打日军的战斗力；但主要地是由于两个战场的存在而形成了中国抗日战争的特殊形态。在《论持久战》中说：“持久战的抗日战争将在人类战争史中表现为光荣的特殊的一页。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就是颇为特殊的一点。”1这种特殊的战争形态的出现主要是由于解放区战场的存在。由于这种情况就使敌我之间作战的内线外线不分明出现了几重包围与反包围。这样就使日军的作战非常困难不论前方或后方都处于中队的攻击之下和困扰之中日夜疲于奔命。这是日军失败的重大因素之一。这种犬牙交错的包围与反包围的战争形态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一大优点是中国胜利的一个重大军事因素。 1《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71页。 第三节三种政权抗战时期中国国土上存在着三种政权：国民党政权、解放区政权、沦陷区政权。 中国领土上存在着三种政权在七七事变以前已经出现了。1927年以后在南方各省建立了若干小块苏区政权到“七七”以前只剩下了一块陕甘宁苏区面积不大。1932年3月9日日本在东北建立了“满洲国”它的范围是相当大的。但中国绝大部分地区是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之下。在1932年“满洲国”建立之后虽然中国国土上存在着三个政权但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并未形成鼎足而立的局面因而还不需要从三种政权并存的角度去观察中国的总形势和总格局。三种政权鼎立的格局是七七事变以后形成的。 1.沦陷区政权。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占领大片中国领土并且是重要地区在这些地区相继建立了伪政权。 1937年12月14日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平成立。 1938年3月28日“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在南京成立。 1938年7月1日“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在归绥成立。 1939年9月1日“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在张家口成立。 194o年3月3o日以汪精卫为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伪政权的统治区域到1938年冬就基本上定下来了伪政权的权力机关也建立起来了以后的变化是在这个基础上的变化。 194o年以后伪政权名义上有三个一个是南京汪伪政权华北伪政权在汪伪政权建立后名义上归属汪伪政权实际上汪伪政权是管不着的。二是“满洲国”。三是伪蒙疆政府。三个政权名称虽异但都是日本的傀儡政权性质是一样的。多个傀儡政权并存是日本“分而治之”政策的产物。它们统治的地区都是日本的殖民地。 沦陷区政权的日本统治性质、傀儡性质、殖民地性质在那些伪政权伪组织布的文件中说得非常清楚。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宣言”声称该政府的成立“旨在恢复民主国家湔涤污秽党治同时绝对排除扬东方道义辑睦世界友邦”。1937年12月24日在北平成立了“中华民国新民会”该会成立时布《新民会大纲》五条它们是：“一、护持新政权以图畅达民意；二、开产业以安民生；三、扬东方之文化道德；四、于剿共灭党旗帜之下参加战线；五、促进友邻缔盟之实现以供献人类之和平。”南京“维新政府”于成立时表宣言说：它的“唯一使命即使领土主权恢复战前状态与邻邦折冲樽俎以期敦睦使国民脱离兵燹之苦、同种息阋墙之争”。 如果说那些宣言大纲只规定了一些原则并羼杂着冠冕堂皇的言词那么一些阐释性的文章就更为露骨了。例如《新民会大纲说明》中这样说：“人民呻吟暴政之下十年之久欲推翻之而苦压于暴力不能得伸。今也友邦举兵西来在友邦则谓为吊民伐罪在吾辈民众观之勿宁谓为友军代吾人而举政治革命之义帜。故七月七日夜卢沟桥之事变与法国大革命七月十四日黎明攻下巴士提尔之性质略同不啻中国人民对党府革命之开始也。人民虽痛恨党府如不藉友军之助实无自行革命之实力。今友军西来甫及半年华北华中相继肃清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及政府联合委员会先后成立于北京五色国旗飘扬于各地民国由此苏生民意由斯得伸是以民国新政权虽由于友邦之协助亦合于人民之期望谓为友邦膺惩党府之成功也可谓为吾辈政治革命之成功也亦可即谓之为友军将党人窃据之民国复取而还之吾辈人民亦无不可。此一般民众所不可不深切认识之事实也。新政府既成立于此种形势与意义之下其必能体友邦之善意依人民之期望以树立其建国之新猷可断言也。其必本诸东方之文化王道之正轨力图振奋痛除积弊刷新庶政与民更始亦可预卜也。是以吾辈人民于党府十年暴政之后今乃得于新政权下而见光明之来临诚有拨云雾而见天日之感此一般民众所以应竭诚拥护新政权也。”“今日渝汉之党政府其躯壳虽为国民党其灵魂则已变为矣。是以吾辈民众尤须认清剿共即须灭党灭党即须剿共。吾亲爱之民众乎如欲免除赤祸复兴中国其加入战线而负起神圣之使命来。”“亲人善邻古有明训唇亡齿寒势所必至。日本吾国之仁邻也吾国唇齿之邦也党府竟忘亲善之义而昧唇齿之势岂不谬哉。中日两国同文、同种、同教同立国于亚洲之东相距不过一衣带水之隔此天然应互相提携之兄弟邦也。”1这里伪政权的性质是非常清楚的。 2.解放区政权。 七七以后八路军、新四军开赴敌后抗战到1938年冬已经开辟了晋察冀、晋西北和大青山、晋冀豫、晋西南、冀鲁边、山东、苏南、皖中、豫东等解放区建立了新的政权。这些地区的政权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政权。各个解放区政权在名义上是隶属于全中国统一的国民政府的地方政权但实际上不存在隶属关系只是在施政纲领上不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允许的范围。各解放区的上面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府机构从这一点看是各自分立的。但它们都在统一的中国中央领导之下各解放区的基本政策是统一的。中央文件明确规定：“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应当表现在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中央局、分局、区党委、地委）因此确定中央代表机关（中1宋介（新民会中央指导部教化部长）：《新民会大纲说明》1938年1月初版第4—5页第18、19、2o页。 央局、分局）及各级党委（区党委、地委）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中央规定必须严格执行“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2。因此解放区政权实际上是用的组织和政策联结在一起的统一的政权。中国统一领导之下的解放区政权不论在对敌斗争上还是在国内政治斗争上它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力量和作用。解放区的新民主主义政权当时是中国一部分地区存在的政权但却是整个新中国的雏型。曾说：“各根据地的模型推广到全国那时全国就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13.国民党政权。 由南京迁到重庆的国民政府统治着中国的大部分地区掌握着大量军队。它是代表全中国的中央政府尽管它不能对解放区政府直接号施令它是世界各国承认的政府。在抗战期间它的国际地位有很大提高这个国民政府由国民党内的主要统治集团所把持。“这个集团所代表的利益是中国的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利益。这些极少数人所形成的反动阶层垄断着国民党政府管辖之下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一切重要的机构。他们将保全自己少数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把抗日放在第二位。他们也说什么‘民族至上’但是他们的行为却不符合于民族中大多数人民的要求。他们也说什么‘国家至上’但是他们所指的国家就是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封建法西斯的独裁国家并不是人民大众的民主国家。因此他们惧怕人民起来惧怕民主运动惧怕认真地动员全民的抗日战争。”2这个政府不管多么不得人心在抗战期间仍然坚持着国民党一党专政、蒋介石个人独裁的政治体制。国家垄断资本和官僚资本是这个政权的经济支柱。这个政权在本质上是虚弱的。 抗战期间中国国土上存在着三种政权基本上形成一个鼎足而立的局面。三种政权的存在先表现为各有各的统治区管辖区同时也表现在它们各自的根本性质不同上面。三者的并存和相互间的矛盾与斗争是抗日战争史的基本内容。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在中国内地以完全的形态存在着三种不同性质政权的局面只有抗日战争时期才有。三种政权代表了三种不同性质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和政策。它们的性质不同作用和命运也就不同。国民党政权和解放区政权之间既统一又对立关系非常复杂。国民党政权、解放区政权同伪政权之间的关系是敌对关系但后者对前两者的政策则由“剿共灭党”2《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1942年9月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二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11月版第124—125页。1：《关于打退第二次的总结》《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85页。 2：《论联合政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o45—1o46页。变成只“剿共”不“灭党”。各种复杂的关系交织在一起这种情况在中国近代史上是空前的也将是绝后的。 第十二章欧洲战争、苏德战争、太平洋战争的先后爆与国共两党世界战略的变化1939年9月欧洲战争爆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出现了两大战场一个是欧洲战场（包括北非）一个是中国、东南亚西南太平洋战场。苏德战争爆后极大地改变了欧洲战场的态势也改变了整个世界大战的态势。太平洋战争爆美国参战东西两大战场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三次战争的爆与中国的抗日战争关系极大对国共两党的世界战略有很大影响。而这些又对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密切相关。下面做一些考察。 第一节中国国民党世界战略的变化先说中国国民党。 1939年9月9日欧洲战争刚爆之后蒋介石在第一届第四次国民参政会开幕词中说：“中日战争问题就是世界问题而且是世界最大的问题须知今日世界的战乱完全是由日本侵略中国破坏国际公约扰乱世界和平的强暴行为所引起的。” “中日战争就是世界战争的亦就是世界战局的重心。”按蒋介石所说欧洲战争是中日战争引起的中日战争是世界战局的重心。中日战争的战略地位在欧洲战争之上。 1939年11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上说：“我们抗战的目的率直言之就是要与欧洲战争——世界战争同时结束。亦即是说中日问题要与世界问题同时解决。”“现在欧战既起促进远东问题解决的中国抗战已与促进世界问题解决的欧洲战争在东亚、西欧同时并进。我们已经获得一个中国问题将随世界问题之解决而解决的基础。”“我们今天只有一心一意抗战下去以承接中国问题随世界战争结束而解决的自然机运。那时候水到渠成敌人当然消灭抗战必达目的中国更必然得到独立自由与平等。我所说抗战到底的真意也就是如此。”1蒋介石在这里表述了他的政略战略思想即中国抗日战争与欧洲战争“同时并进”中国问题将随世界问题的解决而解决中国持久抗战就是要等待这种“自然机运”的到来。“因此我们的战略亦就是要使中国抗战能达到与世界战争同时结束的目的。”2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同月15日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五届第九次中央全会开幕词中说：“敌国动太平洋战争之后我中国抗战与世界反侵略战争业已联成一片。”1942年1o月22日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一次大会开会蒋介石在会上致词说：1941年12月8日敌寇动了太平洋战争“我国接着就对日寇宣战同时对德意宣战从此我国就与世界上拥护和平正义的盟邦并肩作战；我从前所预测的中日战争必将与世界战争联结起来也于此实现。这一年来内外局势的变迁就以这一件大事为契机而展”。“世界上所有欧亚美非各战场完全是利害成败绝对一致”。蒋介石国民党对太平洋战争极为重视。蒋把这个战争的爆看作他的预见的实现他的战略政略的成功。按他所说欧亚美非各战场的利害成败是“绝对一致”的。 上述蒋介石的政略战略思想成为国民党人士关于抗日战争的重要观点和结论。何应钦论述说：“由于领袖坚持‘抗战到底’不为日本诱和谋略1蒋介石：《中国抗战与国际形势——说明抗战到底的意义》台湾版《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6第577、578页。 2蒋介石：《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同上第425、426页。 所动日本乃进军越南企图彻底切断中国国际补给线迫使中国屈服。中国改由滇缅公路输入军用物资仍未屈服。而日本却因进军越南引起美国禁止石油输往日本遭到经济制裁。日本如无石油供应则其凡需石油作动力之生产与战争工具皆将成为废铁必然丧失持续作战能力。日、美谈判日本拒绝自中国撤兵不愿放弃在华夺得之利益必须继续对华作战。而继续作战非有石油供应不可因此决心夺取南洋战略资源。日本为谋‘南进’战略翼侧安全须先击灭美国太平洋舰队。故于民国三十年（1941）十二月八日奇袭珍珠港动所谓‘大东亚战争’（太平洋战争）。从此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合由孤军奋斗演为联合盟邦共同击败日本获得最后胜利。”1根据上面的材料蒋介石等论述的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系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欧洲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爆是中国抗日战争引起的是蒋介石坚持“抗战到底”战略方针的结果。第二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战局的重心”其战略地位比欧洲战场更为重要。第三中国的抗战与世界反侵略战争结为一体在战争中中国的利害成败与其他对德、日、意作战国家的利害成败“绝对一致”。第四“中国问题将随世界问题之解决而解决”持久抗战的目的就是实现“中国问题随世界战争结束而解决的自然机运”。以上四点第一、二两点是过分夸大的。第三、四两点基本上是符合事实的。 在中日战争中蒋介石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是坚持持久抗战以等待中国问题随世界战争之解决而解决的“自然机运”。他对欧洲战争、太平洋战争的论述往往是从他的战略政略出而不是从事实出的。因此他的论点有的是不正确的。但从另一方面看在全国的抗日战争爆之前和之后蒋介石一直企望美、英、苏干涉、抑制日本侵略以致把他们（或其一）拉入战争。因此蒋介石等人把欧洲战争、太平洋战争的爆看成蒋的战略政略的成功是有其理由的。而这一点与抗战时期蒋集团的命运的关系是巨大的。1何应钦：《抗日御侮·序》见蒋纬国：《抗日御侮》第一卷序言部分台湾1978年4月版第6、7页。 第二节中国世界战略的变化再说中国。 欧洲战争、苏德战争、太平洋战争这三次大战的爆极大地影响了对世界形势的看法对世界前途的看法对世界战略的看法对国际统一战线如何执行等等同时也间接影响到与国民党的关系。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曾有过曲折的复杂的变化过程。 1935年8月1日中国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在号召中华民族团结抗日的同时提出“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作同盟与一切对中国民众反日解放战争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友谊关系”。这是国共合作破裂后第一次作这样的表示。 1937年7月23日中央表的《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提出：“反对法西斯侵略阵线同英美法苏等国订立各种有利抗日救国的协定。”这是号召国民政府去做的但也表示了对英美等国的态度。1938年2月在与美国合众社记者谈话中说：“美国民主党的赞助国际和平罗斯福总统的谴责法西斯霍华德系报纸的同情中国抗日尤其是美国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抗日斗争的声援这些都是我们所欢迎与感谢的。不过希望美国能更进一步出而联合其他国家给暴日以实际的制裁。现在是中美两国及其他一切反对侵略威胁的国家更进一步联合对敌的时候了。”1因为这些话是通过美国记者对美国人讲的所以争取美国援助的语气更恳切一些。 但事情是非常复杂的。由于种种原因在争取英美政府援助中国抗战并与之联合的政策上有很大的局限有很大的保留。我们在下面加以分析：从客观方面说太平洋战争爆以前英美对华实际援助不多而张伯伦又执行对德日妥协的政策。国际上曾有所谓远东慕尼黑会议的酝酿所以特别警惕英美牺牲中国与日本妥协。这是不看重外援的客观原因。从主观方面说有三个原因：第一有一条根本原则就是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这是它对人民解放事业有胜利信心的表现。第二共产国际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估计和推行世界革命战略的要求。具体内容后面再谈。第三从阶级分析出把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分开联合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主要指的是那些国家的人民；但人民是无权的制定政策的人是那些国家的统治者。 以上的分析可以在的话中得到证明。他在《论新阶段》中说：“过去的大家都明白各民主国家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援助中国的主要是其人民的同情中国苏联的援助则更加积极。现在由于日寇进攻的深入1：《同合众社记者王公达的谈话》《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o3页。又加深了英美法苏对日本的矛盾。虽然英国在西方的妥协政策可能搬到东方为了多少保存在日本占领地区的商业为了幻想减轻日本对南洋的威胁英国有可能同日本进行某种程度的妥协但根本妥协是困难的至少暂时有困难这是日本独占政策的结果。东方问题与西方问题在当前具体情况上有某种程度上的区别。日本的深入进攻进一步加深了日美间的矛盾苏联与中国的友谊是增长的中美苏三国有进一步亲近的可能。但是我们第一不可忘记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区别；第二不可忘记资本主义国家之政府与资本主义国家之人民的区别；第三更加不可忘记现实与将来的区别。我们对前者不应寄以过高的希望应该努力争取前者一切可能的援助在一定程度上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事实但过高希望则不适宜。中华民族解放运动与外援的配合主要的是和先进国家与全世界广大人民反法西斯运动之将来的配合。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松争取外援的方针应该放在这种基点之上。”1从这些可以看出对英美法政策的内涵及限度。1939年9月1日法西斯德国进攻波兰3日英法对德宣战欧洲战争爆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6年春）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断定并预言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展到“垂死”阶段世界面临“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列宁的思想和战略被定为共产国际的指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之后共产国际又一次判断并预言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即将崩溃当前世界无产阶级的任务是推进社会主义革命。9月1o日中央接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大意是：现在的战争是帝国主义之间的非正义的战争交战国资产阶级的罪恶都是一样的任何一个国家内的工人阶级尤其是都不能赞助这个战争。中国赞成这个方针。 1939年9月14日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论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报告其重要内容是：（1）欧洲战争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非正义的战争是“一群疯狗打架”完全应该反对。（2）欧洲战争爆之前世界分为法西斯和反法西斯两大阵营后者中包括“各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府”。战争爆之后法西斯阵线与反法西斯阵线的划分已不适用了。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成了两大帝国主义阵营的一个应把战争的双方“看成一样的强盗”。（3）现在无产阶级和的政策应该是：在各交战国是号召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向人民宣传变帝国主义战争为革命的国内战争建立反帝国主义战争的人民统一战线”。在各中立国内如在美国是揭穿资产阶级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在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是民族统一战线或者抵抗侵略者或者反对宗主国。总之中国、苏联、各国人民解放运动、各国民族解放运动应该组成革命的统一战线用1：《论新阶段》《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39—64o页。 以对抗反革命的统一战线。（4）对世界前途的估计是：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走到尽头大变化、大革命的时代已经到来。“现在的时代就是战争与革命的新时代把黑暗世界整个儿的改造为光明世界的时代。我们正处在这个时代中”。 但是共产国际的战略原则和具体部署与中国现实是矛盾的。当时的中国是：中日两国正在打仗。日本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但还没有力量把它赶跑。在这个时候英国对与日本结为同盟的德国作战美国支持英国对德作战并有限地援助中国对中国抗日是有利呢？还是不利呢？非常明白当然是有利的。当、似乎是非常肯定地阐述共产国际战略的正确性时又不能抹掉上述事实。在这种地方我们看到了对英美政策的矛盾性。194o年12月25日在他起草的一份党内指示中说：“虽然是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的但是既须将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和现时没有举行侵略的其他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又须将同日本结成同盟承认‘满洲国’的德意帝国主义和同日本处于对立地位的英美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又须将过去采取远东慕尼黑政策危害中国抗日的英美和目前放弃这个政策改为赞助中国抗日时的英美加以区别。”1说要在这些区别的基础上建立的政策。在这里可以看出对英美的政策与共产国际的世界战略是不合的。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德国大举进攻苏联。苏德战争爆打乱了帝国主义反革命阵营与以苏联为的世界革命阵营的划分坐待两群疯狗打架、两败俱伤而乘机推翻整个儿资本主义制度的设想被现实否定了。共产国际和的战略策略不得不作重大修改。 德国攻苏后很快作出反应。1941年7月7日在《为抗战四周年纪念宣言》中指出：“目前是全世界法西斯阵线与反法西斯阵线的伟大斗争时代。”声明“拥护国际反法西斯阵线促进中、苏、英、美及其他一切反对法西斯的国家民族一致联合反对德、意、日法西斯同盟拥护国民政府对德、意绝交的正确行动。”紧接着在1941年7月14日中央政治情报中更具体地说：“在目前条件下不论在英、美在奥、捷、波、法、比、荷、丹、挪、南、希或在其他国家如瑞典、瑞士、土耳其、伊朗及中南美各国那里的国内任务均是动员一切反法西斯的人们和我们中国一样不分阶级党派为组织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各国对于组织民族统一战线或国际统一战线其唯一标准就是：凡是帮助毁灭法西斯军事政治机构和有利于苏联打胜仗的人们和行动都是好的、正确的应该联合的。凡属妨害达到这个目的的人们和行动则都是坏的不正确的应该反对的。”由此可见的国际统一战线策略和苏德战争爆以前是根本不同了。 1：《论政策》《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4页。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第二天中央对党内出《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对外表《中国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在这两个文件中的国际统一战线又有了进一步的重大变化要点如下：（1）对战争的性质作了规定。文件说：“这一太平洋战争是日本法西斯为了侵略美国英国及其他各国而动的非正义的掠夺的战争而在美国英国及其他各国起而抵抗的一方面则是为了保卫独立自由与民主的正义的解放的战争。”“英美对日的胜利就是民主与自由的胜利”。（2）在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问题上阐述了许多新观点、新策略、新精神。文件说：“这个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应当包括反对日本侵略的一切民族的政府、党派及一切阶层的人民日本国内的反战人民和日本殖民地朝鲜、台湾、越南的人民在内。这个统一战线应当是上层的同时又是下层的是政府的同时又是民众的联盟。应当实现中英美及其他太平洋各国的反日军事同盟。应当建立宗主国政府与土著民族的亲密合作并开展一切日本占领区内的游击战争。”又说：“中国人民与中国对英美的统一战线特别有重大的意义。一方面在与英美合作之下消灭日寇是中国民族解放的必要前提；他方面中国内部团结一致改革政治军事积极牵制打击敌人积极准备战略反攻又是英美战胜日寇的重要条件。为此目的中国应该在各种场合与英美人士作诚恳坦白的通力合作。”这些是国际统一战线策略在抗战时期的重大展。 至此与英美政府正式结成了统一战线的抗战真正融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之中并结为一体。在这一点上的国际战略与国民党的政略战略归于一致。新的国际统一战线的结成是走出中国的范围和共产国际的圈子面向世界的开始。的这种战略在抗战后期有些变化但基本上未变。 第十三章中国国民党和中国两党代表的政治力量的消长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全胜利即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被彻底打倒是在1949年。但这个胜利的基础则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奠定的。国民党南京政权的被推翻是在1949年但它走上下坡路则是从抗战中期开始的。所谓国民党走下坡路第一是从政治上着眼的第二是从国共两党所代表的力量对比而言的。如果从军事力量上着眼则是一直上升的（解放战争后期除外）。它的统治地区在抗战结束后也比抗战期间扩大。但这些都没能阻止国民党统治在大6的最后覆灭。所以说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和中国国民党两党所代表的力量消长的关键时期。 第一节国民党政治地位的降低作为中国中央政权的南京国民政府是1927年4月开始建立的。蒋介石集团在193o年中原大战中打败冯阎两集团以后在国民党各派军阀中和各派政治势力中占了明显的优势。正当蒋介石踌躇满志高喊消灭两广军阀和“扑灭赤匪”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我国东北地区。全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中国领土和蒋介石集团实行“不抵抗主义”义愤填膺。全国掀起了抗日民主浪潮。在革命浪潮冲击下国民党统治陷入极大的困境之中蒋介石又一次被迫下台。蒋重新上台以后为了稳定国民党反动统治立即确定以“攘外必先安内”作为处理内政外交的根本政策。全国抗日民主运动被镇压下去了。但由于蒋介石坚持对日妥协退让、对内独裁他除了得到本集团的人和以胡适、丁文江、傅斯年等为代表的一小部分政界知识界人士拥护以外真心拥蒋的人是不多的。1936年12月生的西安事变使蒋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遭到破产蒋被迫接受并实现了人民的部分要求。从此中国人民开始改变了对他的看法。人也表明态度说：“蒋氏倘能一洗国民党十年反动政策的污垢彻底地改变他的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基本错误而立即走上联合各党各派一致抗日的战线军事上政治上俱能实际采取救国步骤则自当给他以赞助。”1七七事变特别是八一三事变以后蒋介石国民党采取了积极抗战的态度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1938年3月国民党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抗战建国纲领》决定召集国民参政会。这些虽然还不能满足人民的要求但毕竟是国民党一种进步的表现。这时一些党派和政治活动人物普遍地拥护国民党蒋介石形成了一面倒的舆论。中间党派和民主人士在抗战初期有一个共同的政治主张；就是“加强政府中枢”。这就是加强国民党蒋介石的统治。1937年1o月李济深、陈铭枢等人组织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宣布自动解散以表示“拥护政府”“增强全民族团结”。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际国家社会党代表张君劢、中国青年党代表左舜生致书蒋介石或表示“对于国民政府一致拥护”或表示“仅有与国民党共患难之一念此外都非所计”。因从事抗日民主活动而被捕入狱的章乃器刚一出狱就于1937年9月表文章反对“标新立异”要人们“信仰舵师”“信托”政府一致听从蒋介石1。抗战前因进行抗日活动而一度被捕的张申府在抗战开始后说：“我常说蒋先生只要动抗战全国必然景从。我深庆今日已经完全实现了。”2以上这些不是个别1：《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1936年12月28日）《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47页。 1章乃器：《少号召多建议》《申报》1937年9月1日。 2张申府：《目前的根本要务》济南《实报》1937年1o月11日。 人的表现而是一种普遍的倾向。这些反映了蒋介石政治地位的提高。 在论到全国一致拥护国民党蒋介石抗战的时候必须考察的态度。1937年9月22日的《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表。宣言宣布“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次日蒋介石表了谈话。他以政府的名义“接纳”“使有效忠国家之机会”公开承认了的合法地位实现了两党特殊形式的合作。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中央致电大会建议布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建立一种各党派共同参加的某种形式的民族解放同盟”。这些建议表达了对加强国共团结、加强全民族团结的愿望。1938年11月《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中再次声明“建立国共两党长期合作”的愿望并表示“诚心诚意的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拥护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党派的亲密合作”。 总之根据事实来考察当蒋介石国民党改变了“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进行比较积极的抗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人民的愿望和要求的时候国民党政府和蒋本人的政治地位和威望确实是大大提高了。这种地位和威望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前后达到了最高峰。蒋介石从他叛变革命以后南京政府从它建立以后这时是最受人民拥护的时期。人民的是非判断是清楚的历史的潮流是不可违抗的。 但是过了一个短暂的时期以后大体上从1939年初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起国民党政府和蒋本人的政治地位和人民对他们的某种好感就开始下降了。曾指出过这种事实：国民党在1937年和1938年内抗战是比较努力的。“当时全国人民我们人其他民主党派都对国民党政府寄予极大的希望就是说希望它乘此民族艰危、人心振奋的时机厉行民主改革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付诸实施。可是这个希望是落空了。”1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秘密布了一系列文件如《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等等。这时国民党军队在华北挑起了规模相当大的同的武装冲突。在制造磨擦事件同时国民党于1939年9月到194o年4月玩弄了一次宪政骗局。国民党的假宪政曾引起某些进步民主人士的巨大希望但结果是国民党在他们头上泼了一瓢冷水希望变成了失望。 194o年底到1941年初国民党又制造了“皖南事变”。这是一场大规模的军事的政治的反人民活动。从此国共关系大大恶化。抗战前途蒙罩了浓厚的阴影。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政府加强了对抗日民主运动的镇压。当时的进步人士揭露说：“新四军事件生以后政治上的逆流更有急转直下之势。即以中外观瞻所系的陪都重庆而言就有许多无辜而告‘失踪’的1：《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o37页。 青年被送入‘防空洞’。而且不仅知识青年的自由安全毫无保障甚至年高望重为中外人士所敬佩的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也因暴露国难财者的罪恶坚持‘有钱出钱’的战时经济政策而被‘遣送前方考察经济’。马先生的下落迄今音讯杳然。”1这里揭露的只是很少一部分事实。国民党越是反动就越是失掉人民的拥护。 在皖南事变之后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于1941年3月成立。这个事件不是偶然的它是阶级关系生重大变化的一种表现。前面说过抗战开始后中间党派和民主人士一致地拥护国民党蒋介石领导抗战甚至为了团结而解散了自己的组织。现在这种情况生了变化。皖南事变前后国共关系十分紧张抗日阵营出现了巨大危机。这时张君劢、左舜生、黄炎培、梁漱溟等认为“非民主团结大局无出路非加强中间派的组织无由争取民主团结”。他们要“不畏强梁挺起身来代表民众说话并见出真是无所偏倚的精神”1。这种立场和态度和“仅有与国民党共患难之一念此外都非所计”的立场和态度是大大不同了。这表现了一种广泛的社会力量的政治倾向。 中央对皖南事变作了这样的估计：“这次斗争表现了国民党地位的降低和地位的提高形成了国共力量对比生某种变化的关键。”2“这次的打退在国内政治生活中将产生严重的意义。它象征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动。”3从以上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蒋介石政治地位开始上升的关键那么皖南事变就是他的政治地位开始下降的关键。 1941年以后国统区的经济、国民党政府的财政开始陷入困境1943年以后达到非常严重的地步而官僚资本对国民经济的垄断却大大加强这就使人民对国民党统治更加不满。这成为国统区民主运动高涨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接近最后胜利太平洋战争也胜利进展的时候国民党军在豫湘桂战役中遭到惨败。国民党政治上军事上的到了人民不能忍受的程度。不久以后抗日战争胜利和国民党宣布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在很短时间内国民党的政治地位有所上升；但很快蒋介石国民党动了全面内战又把全国人民拖入黑暗和苦难之中。 没有多久南京国民党政府就被中国人民推翻了。 以上是国民党在抗战期间力量变化的过程。 1韬奋、茅盾、金仲华等九人：《我们对于国事的态度和主张》《大众生活》（香港版）第4期1941年6月8日出版。 1梁漱溟：《中国民主同盟述略》。 2：《打退第二次后的时局》（1941年3月18日）《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78页。 3《中央1941年3月政治情报》1941年3月22日。 第二节政治地位的提高中国有一个最根本的思想就是只有投身到伟大的抗日斗争中去党的力量、人民革命力量才能得到展。它不是离开国家的民族的历史任务而是满腔热诚地去完成这个任务。任何避开或偏离革命中心任务去谋求革命力量展的意图都是不能实现的。这样一个坚定不移的思想在抗日战争中得到完满体现因而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得到极大的展。在七七事变前夕中央就“号召全党同志扬过去15年来英勇无比与艰苦卓绝的斗争精神去迎接将要到来的民族抗战每一个同志应该深入到农村、城市、工厂、兵营中去唤醒千千万万的同胞们到抗日战争中来并成为他们的领导者。没有千千万万人民的参加抗战的胜利是不可能的”1。在六届六中全会上说：“我们的党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就提出了用民族自卫战争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号召；后来又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命令红军改编为抗日的国民革命军开赴前线作战命令自己的党员站在抗日战争的最前线为保卫祖国流最后一滴血。”2中国投入民族解放战争党员作为革命先锋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斗争。群众动起来了人民革命力量壮大起来了。 抗战开始的时候有党员4万军队有4万多人根据地人口15o多万。到194o年党员展到8o万军队近5o万人根据地人口约1万万开辟了广大的解放区。中间虽然经过挫折但到抗战结束时有党员12o万军队12o万民兵2oo多万建立了19个解放区人口12ooo余万。人民革命力量得到空前的大展。这时国共两党掌握的军事力量在绝对数量上解放军不如国民党军多并且相差还很大；但相对来说同抗战以前相比两军的差距是大大缩小了。在政治威望方面大大上升国民党大大下降这虽然不能具体地比较但事实是确实存在的。 综合以上所述从国民党和两方面考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抗日战争时期是国共两党所代表的政治力量消长的关键。 1中央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1937年4月15日。 2：《中国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o月）《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1页。 第十四章世界战局的根本转变和各党派对建国主张的阐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1943年整个战局生了根本变化。1943年2月苏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转折点。从此德军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苏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1943年7月意大利墨索里尼政府垮台。十月意大利政府正式退出德意同盟向德国宣战。同一期间被德国占领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有了很大展。在太平洋战场1942年6月日军和美军进行了中途岛海战日军遭到惨败。中途岛之战成为太平洋战场战略转折的开始。从1942年8月到1943年2月美军和日军进行了瓜达尔卡纳尔岛争夺战。日军战败退出瓜岛。从此日军在西南太平洋由攻势转为守势美军由守势转为攻势。太平洋战场的形势生了根本的变化。从1943年6月起美军先后从西南太平洋和中太平洋向日军展开反攻日军节节败退。总之1943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生根本变化的一年。至此世界法西斯集团必败反法西斯集团必胜的形势基本上确定了。当世界战局已经明朗化的时候在中国战场上日本的军事实力还是强大的打败他还需要较长的时间但胜利是肯定的。在这种时候中国的各党派都从两方面观察中国的形势确定自己的行动方针和目标：一方面要努力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另一方面在打败日本的过程中都为自己在战后中国政局中获得有利的地位而做准备。战后中国的总任务是什么呢？就是建立一个新中国。这个新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过去各党派虽不断有所阐述而这时需要更加详明地说明自己的总体构想和各项方针政策扩大宣传争取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以便那时按自己党派的意图左右政局实现自己的主张。抗战后期各党派对建国问题的阐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 第一节民主党派的建国主张中国的民主人士民主党派及时地观察到了上述变化。1943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席张澜表小册子《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其中说：“这次世界大战爆前十余年和战争的初期有些人因为被轴心国表面上短期的军势声势和军事胜利所震撼摇惑遂认为民主政治已届没落的时期以为独裁政治行将成为今后世界政治演进的一种合理新形态于是相率效尤一党专政领袖独裁厉行党治的风气张甚一时。年来保障人类自由倡行民主政治的同盟各国逐渐胜利声势日振正义日张民主政治乃为世界各国所重新认识加强重视均认为此次世界大战完全是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的战争也就是自由平等独立和奴役压迫侵略的战争。近年在意大利创行法西斯独裁政治的始祖墨索里尼迫于大势骤然坍台其所领导的法西斯党也就随之解散而意大利终于向同盟国投降一般人均认为墨索里尼之坍台所影响于世界政治的重要性将较其影响于欧洲战事者为多从此独裁政治将日趋于崩溃民主政治更将普遍地成为世界各国政治形态的唯一极则。”民盟重要领导之一张申府在1943年1o月写的《民主原则》中也说：“现在整个世界的大势所趋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就是民主二字所表示。”《大公报》1944年9月16日社评《问题之公开与民主统一的进步》说：“民主是世界的大潮流。”以上是政界和舆论界对世界形势和民主潮流的普遍看法。 世界的政治形势如此中国的政治形势又怎样呢？张申府在《民主原则》中说：“说到中国民主几乎已成了今日的万应丹。在这个由世界的大势以至国内的大势所趋之下在客观上中国的民主前途已绝对可以断定而完全无可怀疑了。”1944年5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表的《对目前时局的看法与主张》说：“中国必须成为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这已经过了理论的阶段而须从事实上予以切实的表现并且民主体系的形成已刻不容缓万万不可向战后推宕。我们在这里要正式警告国人：假定在战时不能实现民主我们在战后所得的将不是民主而是国家的分裂与毁灭其痛苦且十倍百倍于今天！”以上是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对中国政治形势的一个基本看法。这也是他们对中国前途的希望之所在。 根据对国内国际形势的分析和认识他们提出了对抗战后期的主张。昆明的宪政研究会于1944年5月表的《我们在实施宪政以前的要求》中说：“经过七年抗战今日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都有了严重的危机中华民族的生命到了一个危险的关头。”“中国国民今日的要求是立即实现民主不是预备立宪更不是一纸空头支票的宪草。今日的宪草不是将来宪政的保证将来的宪政未必是真正民主的保证一分行动比十分言词更为重要。”1944年9月19日民盟总部制定了一个《中国民主同盟纲领草案》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社会六个方面提出了民盟的建国原则和具体主张其中有：“民主国家以人民为主人国家之目的在谋人民公共之福利其主权属于人民全体。”“国家应实行宪政厉行法制任何人或任何政党不得处于法律之地位。”“国会为代表人民行使主权之最高机关。”“国家实行普选制度。”“经济民主化之目的在求人民生活之繁荣与安定及国富之公平分配以期渐进于社会主义之实行。”“确认人民私有财产并确立国有及公有财产全国经济之展由国家制一统一计划由公私两方分别实现之。”“军队属于国家。”“现役军人绝对不得干预政治。”“应保障学术研究之绝对自由。”“建立公医制度担负人民医药及休养之供应。”如此等等。 同年1o月1o日民盟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五条三十五款。五条是：（1）贯彻抗战国策切实整理军队以期加强反攻争取最后胜利。（2）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3）确立亲睦之外交政策加强英美苏及其他盟邦之联系以期彻底合作并把握当前之胜利奠定世界永久之和平。（4）确立战时经济财政之合理机构与政策以期对内对外树立政府与国家之信誉并奠定和平建设之坚实基础。（5）彻底革新目前之教育文化政策保证思想学术之自由展并迅提高一般国民之文化水准。三十五款之主要内容有：全国一切派系不同之军队应本平等待遇之原则统筹装备、给养、训练、补充之公平以求得作战指挥之统一并渐进于军队国家化之正轨。召集各党派会议产生战时举国一致之政府。开放党禁承认各党派公开合法地位。迅筹备实施宪政立即召集全国宪法会议制颁宪法；在宪法颁布前付予国民参政会以各民主国家议会具有之主要职权并扩大省市参议会之职权。充实一切地方自治基层组织普遍实行民选。废除特务及劳动营等类组织。促进中苏邦交以期实现英美苏中四国之团结。立即停止党化教育保障讲学自由及从事教育职业自由。 为了完成上述任务实现上述主张根据中国的政治环境民主党派的某些领导人认为“中国需要第三个大政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时包括了国共两党以外的中国主要的政党和政治派别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到了抗战后期组成第三个大政党的要求更迫切了。罗隆基为此表了专门的文章。他说：“假使中国要走上真民主的轨道中国目前迫切需要第三个大政党。”“以当前中国实际的情况来说假使没有一个相当有力的第三大政党产生中国希望走上真民主的轨道前途的确有许多困难。”他认为国民党和都拥有武力这个既成事实是“中国问题的症结”。中国要实现民主必须“大家放下武力”。“在一个国家政党可以保持武力这国家就绝对不会有真民主”。所以“目前中国唯一的出路是打破两党拥有武力对峙的局面”。“在今后的中国应该用一切的代价以防止内战”。中国要防止内战“唯一办法只是第三个有力的大政党产生以缓冲国共两党的武力对峙与冲突”。这是第三个大政党的巨大作用之一。它的第二个作用是“团结国共两党以外的进步人士促进民主”。“这政党以实现民主为他的唯一目标”。罗隆基最后总结说：“依据现实谈政治我坚信只有产生第三个有力的政党国家目前许多困难问题才有解决的希望。所以我的结论是：中国需要第三个大政党。”1综观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这些主张其主要内容是在国共两党之外组织中国第三个大政党以左右中国政局废止一党专政建立民主国家。他们的具体主张是围绕这一目的的。这些主张在当时能否实现他们并未肯定也不一定能作出肯定的估计。除了争取抗战最后胜利以外的建国主张其实际意义还在战后。 1罗隆基：《中国需要第三个大政党》《民主周刊》（昆明）第1卷第16期1945年4月9日。第二节的建国主张中国向来十分重视世界和中国的战局与政局并把二者联系起来加以考察。1942年末《群众》的一篇社论中说：“1942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艰苦的一年是中国抗战各方面困难日增的一年。现1942年已经终了虽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艰苦尚未完全成为过去尤其是中国抗战的困难且在继续有加然胜利已经在望我们确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尽管来年仍有艰苦的时日中国抗战尽管来年困难更多更大而其惊涛险浪其烟雾迷蒙则将随1942年而具逝。1943年的来到将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一个簇新的年头的来到。随着对整个民主阵线有决定作用亦即对全人类命运有决定作用的斯大林城保卫战的辉煌胜利德必败苏必胜的前途轴心国家必败民主国家必胜的前途法西斯帝必败民主制度必胜利的前途已经不是理论上的而是事实上的了。”1这里明确指出了世界形势的变化。 到了1943年夏天第二次世界大战胜败的形势进一步明朗化了。《中国中央委员会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明确地说：“自从万恶的法西斯各国动侵略战争以来我们中国以及全世界一切反法西斯侵略的国家久经艰苦斗争但是一向处于劣势地位的这种不利情况现在已经根本改变了。这是一个国际范围内的有决定意义的变化。这个变化是由苏联第二个冬季攻势的胜利英美在北非的胜利中国的六年抗战与英美过去一年在太平洋上对于日寇的打击所造成的其中特别是红军在斯大林格勒的胜利起了转变整个战争形势的主要决定作用。由于这些伟大的胜利就在过去一年中造成了极端有利于反法西斯同盟国与极端不利于法西斯侵略国的世界局面。”“在抗战第七年中我们又将遇到新的有利的变化各同盟国对于西方法西斯最后决定性的打击实现之时就是整个法西斯失败与世界各民族解放大部分实现之时。”2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民主的胜利民主党派和中国都有此看法但对民主的性质的理解却有不同抗战七周年时《群众》上的一篇署名文章中明确地谈到这个问题。文章指出：“这七年中间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国际形势起了一个大的变化。那就是民主主义战胜了法西斯主义民主势力粉碎了法西斯势力。法西斯主义及其流派将从世界每一个角落完全被彻底肃清全世界将形成一个‘民主国家的大家庭。’而这一个‘民主国家的大家庭’又决不是一座古庙而是一所新屋。在那里孙中山先生所指摘的政权为资产阶级所专有的旧型的民主主义的成分并不占支配的地位；中山先生所理想的政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即各革命阶层联合执政的新型的民主1《群众》社论《送1942年寄读者》《群众》第7卷第24期1942年12月3o日出版。2《解放日报》1943年7月2日。 主义的成分是日益成长、展而成为它的中心了。”文章叙述了在法国、南斯拉夫、希腊、波兰、捷克等国新的民主主义势力正在展并说“这样的新的民主主义势力的普遍而有力的展就保证了战后的世界将是一个新的民主主义的世界”。谈到中国文章说：“法西斯主义就要被肃清法西斯势力就要被粉碎我们就要生活在自由、和平、繁荣、幸福的‘民主国家的大家庭’中了。这是全世界民主国家坚决进行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收获也是我们艰苦抗战的收获。但是今天法西斯主义的恶势力还在做最后的挣扎民主阵营中的一些保守势力也在固守残垒新的中国新的世界的建造还需要我们作最大的努力。”1这篇文章不仅指出了世界和中国民主展的趋势也指出了所主张的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所主张的民主主义在性质上的不同。 1944年4月中旬至12月初日本帝国主义动了豫湘桂战役。在这次战役中日本侵略军所到之处国民党军队望风而逃。这次战役国民党的兵力国统区的经济、文化设施中国人的生命财产遭受到极大损失。当日军追击国民党军队到贵州独山时重庆为之震动。国民党的大溃败使国民党统治集团的腐朽在全中国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无遗。国民党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降到了抗战时期的最低点国统区人民改变国民党独裁统治争取实现民主政治的要求空前高涨。中国因势利导向国民党向全国人民明确地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 1944年9月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三次大会在重庆召开。参政员林伯渠代表中国在会上提出：“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但是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阻挠这个提议未能在会上郑重讨论。 1944年1o月1o日辛亥革命三十三周年时周恩来表了题为《如何解决》的讲演。他说：“为挽救目前危机为配合盟邦作战并切实准备反攻起见我们中国人主张由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全国各方代表开紧急国事会议取消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改弦更张以一新天下之耳目。”中国把“取消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昭告于全国人民。1945年4月至6月中国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央向大会做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从这个报告的题目和它所论述的主要内容可知联合政府问题对全国和的重要性。这个报告和大会的开幕闭幕词对有关联合政府的原则问题和具体问题都做了阐述它们是：1.两种国家命运的抉择和中国人民的任务。 1香丁：《新的世界新的中国——纪念七七抗战七周年》《群众》第9卷第13期1944年7月15日出版。 指出：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在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之后中国有两个前途“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就是说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就是说一个老中国”。这样两种命运两个前途摆在中国人民的面前摆在中国的面前。 既然这样中国的任务是什么呢？就是“放手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在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之后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是中国人民和中国的总任务是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 2.中国关于联合政府的一般纲领。 中国主张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这个新中国的国家制度不应该是一个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封建的、法西斯的、反人民的国家制度；也不应该是一个纯粹民族资产阶级的旧式民主专政的国家；在现阶段也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中国需要建立的是“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即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或政权形态。 在经济上中国主张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在土地问题上主张“耕者有其田”。在工商业问题上主张“节制资本”。在现阶段中国的经济必须是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社经营三者组成的。而这个国家经营的国家一定是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在文化上中国主张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它不应该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文化。这就是中国在整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上的一般纲领或基本纲领。 3.中国关于联合政府的具体纲领。 联合政府的具体纲领体现了中国人民的现时要求这是最低限度的要求。这种要求主要有以下这些：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取消一切镇压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等项自由的反动法令使人民获得充分的自由权利；承认一切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承认中国解放区的一切抗日军队和民选政府；惩办贪官污吏实现廉洁政治；给予中国人民以民主权力；取消压迫人民的保甲制度；取消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实行农村改革减租减息适当地保障佃权对贫苦农民给予低利贷款并使农民组织起来以利于展农业生产；取缔官僚资本；废止现行的经济统制政策；扶助民间工业给予民间工业以借贷资本、购买原料和推销产品的便利；改善工人生活救济失业工人并使工人组织起来以利于展工业生产；取消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保障教职员生活和学术自由；保护青年、妇女、儿童的利益救济失学青年并使青年妇女组织起来以平等地位参加有益于抗日战争和社会进步的各项工作实现婚姻自主男女平等使青年和儿童得到有益的学习；改善国内少数民族的待遇允许各少数民族有民族自治的权利；保护华侨利益扶助回国的华侨；等等。 建立一个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是一贯的主张。在抗日战争将要胜利建立新中国的可能性日益增大的时候提出了关于联合政府的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详细地阐述了关于新中国的原则问题和具体政策至此关于联合政府的主张完备了。以后中国就依据这样的原则和政策行动为建立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历史进入1945年上半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日益临近了。在世界的东方在中国日寇虽未被打垮但它的彻底失败只是时间问题了。日本帝国主义被打败以后中日矛盾就解决了国内阶级矛盾将上升为主要矛盾。这样的事态展在抗战胜利之前已经做了比较明确的表述。《解放日报》社论说：“配合反法西斯同盟国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时机已经迫近了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快要诞生了。当此民族抗战进入第九年时中国人民正以不胜不休的坚强意志必胜必成的胜利信心继续八年来的英勇奋斗以求这个崭新的局面完全实现。”但是建立新中国的道路上还有重大的困难和阻碍。建立新中国最大的困难与阻碍在中国内部“这便是国民党内反人民集团的寡头统治及其消极抗战摧残人民的政策。这一集团的统治与政策是中国民族团结的破坏者抗日失败的负责者是彻底打败日本建设新中国的根本障碍。”八年抗战的经验证明：中国存在着两条抗日路线国民党政府压迫人民实行消极抗战的路线与中国人民觉醒与团结起来实行人民战争的路线。不克服第一条路线和不采用第二条路线抗战就不能胜利建国就不能成功。中国人民已经从惨痛的经验中认识了这点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废除反人民集团的一党专政废除它的失败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的路线；一致要求组织联合政府要求实行积极抗战的民主主义的政治路线。“但是这个反人民集团却至今深闭固拒压制人民的要求坚持独裁坚持反动祸国政策拒绝联合政府拒绝作任何民主改革。且更进一步玩弄名词以淆观听挟外人以压迫同胞。口头上玩弄‘召开国民大会还政于民’的欺骗实际上积极勾引国际间的帝国主义反动分子准备大规模的内战。不废止这个反人民的专政不实行全国范围内的民主改革则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与建设新中国是不可能的。因此中国人民在为争取抗战胜利建立民主的新中国的斗争应当再接再厉为废止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而斗争”1。在抗战胜利的前夕国内阶级矛盾取代中日矛盾成为中国的主要矛盾的形势日益明显成立联合政府的斗争1《解放日报》社论《纪念抗战八周年》《解放日报》1945年7月7日。即将成为现实的斗争。 第三节国民党的建国主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根本性变化国民党人也看得很清楚他们也在根据这种变化考虑安排抗战结束后的事情。他们考虑的中心问题是如何保持和巩固买办地主的反人民的政权。1943年9月国民党召开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蒋介石在开幕词中说：“最近抗战的局势尤其是太平洋形势的演进我可以断言我们最后胜利的时期快则就在这一年之内迟则或要在一年以后。”“我们要在此时期格外勤劳奋勉一面加强抗战力量一面积极准备建国的工作这是此次全会最重要的任务。”又说：“由于这六年来全民同志牺牲奋斗的结果我们民族生命的危机确已渡过国家基础亦已稳定。当然我们以后要完成抗战建国的大业还需要经过更大的牺牲和努力然而我们现在已经临到胜利的前夕了所以各位同志在这次全会期中特别要集中心力于建国的问题以期得到一个圆满的方案将来抗战结束之后立刻可以付诸实施。”“这一次全会我们讨论的重点应该特别注重于建国的问题。”所谓建国主要是干什么呢？蒋介石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要先确立我们的政治建设而政治建设的基础就在宪政的实施。”1为此这次中央全会通过了一个关于实施宪政的决议案其中规定：“国民政府应于战争结束一年内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而颁布之并由国民大会决定施行日期。”“凡前次依法产生之国民大会代表除因背叛国家或死亡及因他故而丧失其资格者外一律有效。”加紧推行地方自治确立宪政基础。国民党的所谓实施宪政就是召开由它控制的国民大会制定一个宪法。关于将来国家政权的性质他不想做任何改变。 过了一段时间蒋介石改变了在抗战结束之后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的主意于1945年元旦提出“将抗战胜利与宪政实施毕其全功于一役”的意见。他说“我觉得我们国民大会的召集不必再待之战争结束以后”“一俟我们军事形势稳定反攻基础确立最后胜利更有把握的时候就要及时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1国民党关于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施行宪政还政于民一套作法的真实意图1945年3月1日蒋介石在宪政实施协进会的演说中作了表述。他说：“最近的要求是要中央立即取消党治将政权交给各党各派组织的联合政府；而我们政府的立场是准备容纳其他政党（包括）与全国无党无派的有志之士参加政府。但在国民大会召集以前政府不能违反《建国大纲》结束训政将政治上的责任和最后决定权移交于各党各派造1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五届第十一次中央全会上的开幕词1943年9月6日。《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1o月版第827、828页。1《蒋主席勖勉全民》1945年1月1日。见《抗战第八周年纪念册》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编印。 成一种不负责任的与理论事实两不相容的局面。”“国民政府如将一切政权或责任交给于各党各派则中央政权势必日日在风雨飘摇之中其结果必使抗战崩溃革命失败将使国家引起可怖的变乱而陷民族于万劫不复的境地。因为我国情形与他国不同在国民大会召集以前我国便无一个可以代表全国人民、使政府可以征询民意之负责团体。所以吾人只能还政于全国民众代表的国民大会不能还政于各党各派的党派会议或其联合政府”。“中国国民党已负起了伟大艰难领导全国的责任所谓还政于民就是交付这样巨大的责任于全体人民。故必须经过国民大会的一个机构始可有所诿付”2。蒋介石在会上正式宣布定于1945年11月12日召集国民大会。从以上所述不难看出所谓召开国民大会、施行宪政、还政于民这一套作法的用意是在抵制中国和民主党派主张的联合政府从而保住国民党一党专政、蒋介石个人独裁的政治体制。 国民党统治集团为了在当时特别是战后抵制联合政府、巩固一党独裁于1945年5月5日至21日在重庆召开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同时召开不是偶然碰在一起的。这是中国的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斗争的一种表现。 国民党这次大会的中心问题就是决定坚持独裁统治拒绝联合政府。 它做出“还政于民”的姿态决定在1945年11月12日召集国民大会并由这个大会通过一部宪法。国民大会的代表是国民党在1936年由一党包办产生的。所要通过的宪法是以1936年公布的《五五宪草》为根据的。国民大会的职权及其他有关问题都得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蒋介石在开幕词中说：“本党遵奉总理遗教在训政时期对于保育民国的一片耿耿精诚在还政于民之后决不是弃置而不顾。本党已往所以忍辱负重为国民尽忠为国家负责者原所以防止野心家假借民主名义僭窃民权便利私图陷国事于紊乱无主的状态。”又说：“在实施宪政以后本党的责任不但不因之减轻而无宁更为加重。”1这是表示国民党统治集团决不肯放弃对于整个国家政权的垄断。 在国民党的这次大会上通过了《本党政纲政策》、《土地政策纲领》、《农民政策纲领》、《工业建设纲领实施原则》1等。国民党的纲领里规定：“都市土地一律收归公有。”“一切山林川泽矿产水力等天然富源应立即宣布完全归公。”“凡私有土地应即规定地价照价征收累进税并2《蒋主席于宪政实施协进会致词》1945年3月1日。《抗战第八周年纪念册》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编印。 1蒋介石在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词1945年5月5日。《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1o月版第9o5页。1见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编印《抗战第八周年纪念册》和《光明日报》出版社版《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 执行涨价归公。”国民党所说的“公有”就是买办封建法西斯国家所有。因为国民党政府是代表大地主利益的限制地主剥削的征收累进税和土地涨价归公的办法虽然一说再说但从来没有实行过。国民党的政纲规定“农地除公营者外应以最迅有效之方法实行耕者有其田”。这种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的政策国民党也是不知说过多少次但从来没有准备施行。 国民党政纲里规定：“凡有独占性之企业及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均归国营或公营。”“原属民营之事业产量未足定额时由政府筹措。”这是规定要展官僚垄断资本限制或吞并民族资本。国民党还规定它的政府要“节制”“一切剥削行为”。这种规定的用意在于压迫民族资本家扩大国民党政府的“国营”经济。因为按国民党的说法“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是没有剥削的。国民党又规定“以资金汇兑之便利水6运输之协助机器材料之分配”等办法“扶助民营企业”。官僚垄断资本正是利用它在金融、运输、物资掌握各方面的特权卡住民营企业的脖子以至把那些企业据为己有。 大会通过的《工业建设纲领实施原则》中说要进行经济建设并说要为此培养人才、展科学技术等。国民党的经济建设主要是扩大国家垄断资本和大官僚大买办的私人资本。国民党政府反对改革土地制度侵吞民族工商业扩大官僚买办资本是和展经济背道而驰的。 国民党这次代表大会主要是为战后做准备的。这次大会所制定的国民党的政策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在政治上坚持法西斯独裁二是在经济上扩大国家垄断资本和官僚资产阶级的私人资本维护封建土地制度。这是国民党过去的既定方针的继续它还想把这种方针坚持到将来。 第十五章抗日战争胜利结束1943年墨索里尼的垮台标志着世界法西斯势力走上了下坡路。此后世界战局朝着更有利于盟国、更不利于法西斯国家的形势展。 1944年6月6日美英军队在法国诺曼底登6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从此德国在欧洲西部战场节节败退。 1944年6月23日冲绳战役结束。盟军下一步的作战目标就是日本本土。 1945年5月4日苏军占领德国都柏林；5月8日德国法西斯战败投降欧洲战争结束。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要消灭的目标只有法西斯日本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来就存在着欧洲战场（包括北非战场）和东亚西南太平洋战场。东西两个战场哪个更重要？盟国举行战略反攻的话是先打败德国还是先打败日本？在中国一直有不同意见。蒋介石一派主张“先亚后欧”美英苏则主张“先欧后亚”。同意后一种意见。后者一直占据上风并得到了实现。 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美英苏三国脑杜鲁门、丘吉尔（7月28日后为艾德礼）、斯大林在柏林近郊举行了波茨坦会议。7月26日表了《中美英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公告中有关对日作战的主要条文有：“余等：美国总统、中国国民政府主席及英国相代表余等亿万国民业经会商并同意对日本应予以一机会以结束此次战争。”“吾等之军力加以吾人之坚决意志为后盾若予以全部实施必将使日本军队完全毁灭无可逃避而日本之本土亦必终归全部摧毁。”“吾人通告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并对此种行动诚意实行予以适当之各项保证除此一途日本即将迅完全毁灭。”《波茨坦公告》申明了中美英苏消灭日本法西斯的一致意见。 波茨坦会议后马上进入了盟国对日作战的最后阶段。1945年8月6日美军在日本广岛投下一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本宣战苏军很快歼灭了日本关东军。8月9日美军在日本长崎又投下一颗原子弹。原子弹的巨大杀伤力使日本朝野十分震惊。苏联对日宣战以后解放区军民展开对日大反攻很快收复了大片国土。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向全国广播了《终战诏书》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命令日本国内外军队立即终止战斗。9月2日在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了日本投降签字仪式正式宣告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彻底失败。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了。 9月3日被中国定为抗战胜利纪念日。 9月9日在南京举行了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中国代表何应钦日本代表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字。签字后何应钦表广播讲话说：“敬告全国同胞及全世界人士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已于本日上午九时在南京顺利完成。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一个日子这是八年抗战艰苦奋斗的结果。东亚及全世界人类和平与繁荣亦从此开一新的纪元。” 1945年8月11日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为抗战结束表谈话其中说：“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向盟邦投降真是天大的喜事。残酷的世界大战结束了。从此以后整个世界是进入了另一大时代中了。尤其中国每一个人民得着这个喜讯更有着逾越恒情以外的欢欣。在中国更是进入了另一个大的时代了。”“我们感到中国今天更迫切需要统一、团结、民主。必如此则能使全国人一德一心和衷共济以尽其最大的最善的努力也才能担负起一切建国工作。这是政府与全国人民共有的责任不能丝毫放弃。假如我们国家在胜利之后仍不能以民主方式统一建国那真太不成话了。要求统一必须团结要求团结必须民主这是真理。我们要想在这新的大时代中立国也非真正民主不可这更是真理。” 1945年9月5日中国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表社论其中说：“日本帝国主义给予我中华民族的损失和耻辱实在是书不胜书。现在这个万恶的敌人已被中苏美英的联合力量所打倒了。中华民族已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了。日本帝国主义对我中华民族独立生存的严重威胁已被消除。半世纪来我中国民族所受到的奇耻大辱血海深仇现在报仇雪耻了。这的确是我中华民族百年来未有的大事值得全国同胞的热烈庆祝。”“经过八年的战争全中国创痍满目百废待兴全中国人民迫切地需要和平、团结与民主以便同心协力建设新中国。”“让我们全中国人民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大纛下万众一心迈步前进扫除一切障碍把中国建设成为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民主主义国家！” 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胜利地结束了。新的前景展现在中国人面前。 但中国的问题是极其复杂的。中国人在充满着胜利的喜悦和对前途抱着美好希望的情况下在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多种未知数的情况下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具有深远的影响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这里只从中国近代历史展过程上看一看它的重要地位。 第一抗日战争是中国反帝斗争史上由失败到胜利的转折点。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诸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驱逐出中国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之一。中国人民为了完成这个任务进行了许多次的斗争但都失败了。而1937年至1945年的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由于中国人民打倒了侵略中国最凶的日本帝国主义也由于中国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这就为修改资本主义国家同中国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和消除日本以外其他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创造了条件。抗战胜利以后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的斗争是胜利的斗争。所以它成为中国反帝斗争由失败到胜利的转折点。 第二抗日战争为全部完成民主革命任务创造了条件推进了民主革命进程。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进入了民主革命时期。反对封建主义清除帝国主义在华侵略势力是这个革命的两大基本任务。从整个民主革命时期来说两大任务的完成是同时并举的；但在某一个小的历史阶段这两大任务的完成在时间上步骤上是可以分开的。抗日战争的胜利打倒了日本帝国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反帝任务这就大大削弱了反革命阵营的力量为消灭封建势力完成全部民主革命任务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从而大大推动了民主革命向前展缩短了民主革命的进程。 第三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关键。近百年来中国在受尽列强侵略势力欺凌、处于极端贫困落后境地的时候也一直酝酿着民族复兴的潮流。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立国几千年有恢宏的立国规模有广大的版图有世界各国中最多的人口有古代世界上十分达的经济和高度繁荣的文化的国家。只是在近代中国才衰败了受人欺侮了贫穷落后了。但是古代中国的辉煌业绩记录在中国历史上保留在中国人的记忆中。优秀的文化精神遗产中国人视为荣耀。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近代的中国虽然落后了衰弱了但是继承和扬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振兴中华民族使中国富强起来使它进入世界现代化国家的行列一直是中国人奋斗的目标。这是中国存在复兴问题的根本原因。 但是只有上面的根本原因还不够中国要真正复兴还必须有实现复兴的机运。抗日战争就是这样的机运。中国有句古话：“多难兴邦。”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带来极大灾难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民族振兴的机会当时就有人说：“一个国家可因战争而灭亡但也可因战争而复兴。中国的兵家说：‘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一个无敌国外患的国家因为缺少刺激不求进步故最易灭亡。反之一个有敌国外患的国家因为有不断的刺激不断的进步倒反易复兴。”1又有人说：“我国民族自1842年鸦片战争以来已受了百年镣铐的痛苦生活现在正是一个回复到自由独立的好机会。在这个时期中我们虽不免受到一点痛苦但在整个民族看来这正是一个幸运的时期。”1正是在这个灾难深重的时期复兴问题闪耀在中国人眼前显现在中国历史展过程之中。 但是中国是一个大国情况极为复杂既有深厚的复兴底蕴又有众多的抵制复兴的消极因素。中国要复兴必须具备多种条件进行长期的努力。抗日战争及其胜利为中国复兴创造了某些条件但要真正实现复兴还必须具备其他必不可少的条件当时中国还缺少那些条件。因此抗战的胜利结果并未直接带来中国的复兴而是为复兴的实现开辟了道路提供了前提。1罗家伦：《建国在作战的时候·代序》独立出版社1938年版。 ------------ 5 1《建国在作战的时候·编后记》独立出版社1938年版第61页。 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中国复兴走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第十六章一个短暂的特殊历史时期和政治协商会议第一节短暂的特殊历史时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面临着新的政治形势需要解决新的重大的全局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建国”问题。这个问题在抗战期间就提出来了这时作为一个现实问题摆在了中国人面前。要建立一个新国家就必须实行和平民主团结统一这是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而同时又存在着战争独裁对抗分裂的严重危机。但是在一段短时间内全国各党派毕竟在一起召开了正式的解决建国问题的政治会议并且通过了决议。这是民国以来从未有过的事情。这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短暂的特殊时期。人曾把它叫做“和平民主新阶段”。可惜这个“和平民主新阶段”如“昙花一现”就消失了。 1945年8月25日中央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中提出：“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中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为了奠定今后和平建设的基础宣言要求国民党立即实施包括以下内容的措施：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实现和平避免内战；公平合理地整编军队办理复员救济难胞减轻赋税以苏民困；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取消一切妨碍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法令取消特务机关释放爱国政治犯；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商讨抗战结束后的各项重大问题制定民主的施政纲领结束训政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并筹备自由无拘束的普选的国民大会。中国声明“愿意与中国国民党及其他民主党派努力求得协议以期各项紧急问题得到迅的解决并长期团结一致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1945年8月15日中国民主同盟表《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提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口号。十月民盟在重庆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纲领、政治报告、宣言和章程。前三个文件体现了民盟的基本政治理论和主张。政治报告认为战后时期是“中国建立民主国家千载一时的机会”民盟的任务就在“把握住这个千载一时的机会”“把中国造成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它认为英美和苏联的制度各有优缺点要“拿苏联的经济民主来充实英美的政治民主”“创造一种中国型的民主”。这是民盟关于民主政治的基本思想。纲领主张“以渐进方式完成土地国有”；“国家确认人民私有财产并确立国有及公有财产”。大会宣言就政治协商会议、民主联合政府、国民大会、人民自由、军队、经济、外交等重大问题提出了民盟的主张和政策。宣言说：“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是当前国家和平、统一、团结的唯一途径同时亦是全国通力合作群策群力共同建国的唯一途径。” 1945年12月16日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李烛尘等在重庆召开大会正式成立民主建国会。大会通过了宣言和政纲。民主建国会以“合力推进民主政治并以互助方式展各种有利建国之事业为宗旨”。它在宣言中提出了自己的各项主张：在国际上对美苏两国采取平衡政策。对于国内政治主张和平统一；各政党相忍相让通过政治的民主化达成军队的国家化；直接普选产生各级议会由议会行使各级政权。在经济方面主张要有民主的经济建设计划与在计划指导之下的充分企业自由；在目前阶段国家必须以全力培养资本而不能以节制资本的名义消灭资本；用合理的手段解决土地问题。在社会方面主张政府须制定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奠定劳资合作的基础；“工会农会应鼓励其自由组织”但“工农以外的政治社会力量”“不应加以控制与操纵”。宣言表示“愿以纯洁平民的协力不右倾不左袒替中国建立起来一个和平奋斗的典型”。 此外洪门致公党在国外表宣言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等先后正式成立并表政治主张。他们的共同愿望是在中国保持一个和平的环境和实现民主政治。 这些党派及其成员为了把握千载一时的良机建立长期追求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作着不懈的努力。在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要求实现民主政治的基础上他们同联合。他们在促进政协召开维护政协路线和反内战、争和平、反独裁、要民主的运动中挥了重大作用。 决定中国政局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中国国民党实行统治、扩大官僚资本是它一贯的方针。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接收了大量敌伪产业。至1946年8月底止经济部接收的厂矿企业共2849个单位其中大部分由经济部直接接管复工。国民党政府的四行二局接收了敌伪的正金、住友、朝鲜、中央储备等银行。通过接收国家垄断资本和官僚资本空前膨胀骤增至2oo亿美元之多。维护这种经济制度和建立于其上的政治制度是国民党政策的基本点。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它不得不打出和平建国、实行民主政治的旗号。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编的《战后新中国》中说：“民主立宪乃国民革命之预定目标外应世界潮流内应国民要求不可缓亦不能缓。战后新中国之政治此其主流也。”但和平建国、民主宪政的口号不过是搪塞人民民主要求、坚持反动统治的一种手段。蒋介石一方面说“民主宪政不容再缓”但又提出种种“先决条件”阻挠民主政治的实现。他在1946年元旦《告全民同胞书》中说：“除了革命的责任不能放弃国家的统一不容损害根本不容变更政府基础不容动摇以外其他无不可以容忍无不可以协商。”这就是说蒋介石集团是不容许改变买办封建法西斯专政的国家实质的。这是国民党对待战后中国问题的基本立场。 战后的中国政治同美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是分不开的。美国要以国民党政府作为侵略和控制中国的工具蒋政权要以美国援助做靠山。在这个基础上美蒋进一步勾结起来。由于国际形势、美国国内情况和中国内部矛盾展状况的制约美国的援蒋政策有一个演变过程。战后美国对华政策面临着三种抉择：一是完全摆脱一切牵连。这在美帝国主义是不会采取的因为它不能放弃对中国的侵略。二是大规模地在军事上加以干涉援助国民党击毁。但美国慑于中国人民力量的强大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反对也由于美国国力的限制在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人们需要和平的时候还不敢冒巨大风险直接出兵进行大规模的武装干涉。三是一面援助国民党尽可能广大地在中国确立其权力一面鼓励国共双方从事协商达成妥协。美国选择了第三条途径。在这条途径上美国企图采取一种临时办法以便将人以一种类似西欧所居的地位纳入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轨道使国共两党及民主党派参加一个亲美的、以蒋介石为的、经过改组的联合政府。当时美国估计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这种办法和途径是不利于中国人民的因而不断受到的揭露和抵制；同时也不完全符合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个人独裁的需要因而受到国民党内法西斯势力的反对。美国预计的办法无法实现。抛开蒋介石政府由美国干预另外组建一个代表美国利益的政府又是不可能的。在这样的形势下美国对华政策逐步走上了支持蒋介石反人民打内战的道路。1945年12月美国总统杜鲁门表对华政策声明表示赞成召开全国主要政党代表的会议“以促成中国之统一”；同时又说军队的存在是“与中国政治团结不相符合”的。同月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来华执行美国对华政策。他以“调处”为名参与国共谈判支持国民政府动内战1947年1月离开中国。马歇尔的活动反映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实施演变过程。 苏联也是影响中国内政的一个重要国际因素。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签署的《雅尔塔协定》规定苏联恢复日俄战争前沙俄在中国东北的一切权益。同时三国达成协议一致支持以蒋介石为的国民政府。1945年8月14日国民政府和苏联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他协定国民党承认了苏联要求在我国取得的权益以换取苏联的支持。苏联领导人则一再向美国和国民党表示：与美国一致支持由蒋介石统一中国支持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同时又暗中支持中国。 在以上这些国际国内条件下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斗争尖锐而又曲折复杂的短暂时期。这个时期中国问题的中心是政治协商会议；而国共两党的重庆谈判是当时国内政治展的一个关键。 第二节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1945年8月28日应蒋介石电邀由赫尔利、张治中陪同偕周恩来、王若飞前往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谈判。同蒋介石就和平建国大计进行了多次商谈。代表周恩来、王若飞与国民政府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经过四十天的谈判于十月十日签订了《政府与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这次谈判的主要成果是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建国基本方针。纪要中说：国共双方“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在此前提下承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双方认为“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国民党应该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军队国家化和解放区政权问题是双方谈判斗争的焦点。国民党仍坚持“军令政令统一”拒不承认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的合法地位。在军队问题上提出自己领导的抗日军队可以缩编至二十四个师至少二十个师并将散布在南方的部队撤至陇海路以北及苏北、皖北的解放区。国民党对此未置可否。关于解放区政权问题提出的方案都被国民党拒绝。没有达成协议的问题双方同意以后继续商谈或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双十协定的签订是政治协商会议得以召开的先决条件。国共谈判期间内战在局部地区相当激烈地进行着。1945年9、1o月间国民党军在平绥路、上党地区、平汉路向人民军队动进攻。人民军队进行自卫反击战并取得了胜利。从11月起在国民党统治区爆了大规模的人民反内战运动。为镇压人民反内战运动国民政府制造了一二一惨案。人民军队自卫反击战的胜利和人民反内战运动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暂时的抑制作用。12月间苏美英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举行会议重申对华政策。这些因素使政治协商会议得以举行。 1946年1月1o日至31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参加会议的共有五个方面38名代表其中有国民党的孙科、吴铁城、陈布雷等8人；的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等7人；青年党的曾琦、陈启天等5人；民主同盟的张澜、罗隆基、章伯钧、沈钧儒等9人；无党派的“社会贤达”郭沫若、王云五、傅斯年等9人。蒋介石为会议召集人和当然主席。参加政协的五个方面实际代表中国的三种政治力量。会议的过程就是三种政治力量、三种国家政权主张、三条中国道路的一场尖锐复杂的较量过程。在斗争过程中中国同中间势力在一起共同反对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政治。会议围绕改组国民政府、施政纲领、军队、国民大会、宪法草案五个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辩。 关于改组政府问题。国民党主张“扩大政府组织”不同意改组政府。 具体意见是：扩大国府委员名额。国府委员由主席提出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在委员名额中国民党要具有“特定程度的多数”。国府委员会无用人权。国府主席有紧急处置之权。主张：承认蒋介石的地位和国民党是第一大党但政府必须改组。改组政府要有共同纲领。国府委员会应有用人权。国民党在政府中的人数不能过三分之一。国府委员人选不能由国民党中央通过。要防止“手令制”。民盟代表提出改组政府的三项要点：要有共同纲领决策机关要真能决策执行机关要真能执行。经过争辩和协商最后通过了《政府组织案》。其中规定：国民政府委员会为政府之最高国务机关有权议决立法原则、施政方针、军政大计、财政计划及预算任免各部会长官及任用立法委员等。国府委员名额为4o人国民党占一半。重要议案须经三分之二以上委员通过。这就基本上否定了国民党的主张体现了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要求。 关于军队问题。这个问题是会上斗争的焦点。国民党坚持“军令政令统一”的既定方针一定要“军队国家化。青年党强调“军队国家化为政治民主化的先决条件”贯彻了国民党的意图。民盟则主张“全国所有军队应即脱离任何党派关系而归属于国家”。主张：要使军队国家化必须先国家民主化就是说“军队国家化既须以国家民主化为前提”1。军队国家化就是要使军队成为人民的军队。经过争论勉强达成了协议通过了“军队属于国家”、“军党分立”、“军民分治”、“以政治军”等原则规定但没有解决实际问题。 关于国民大会问题。国民党坚持1936年选出的国大代表仍然有效另外“合理增加”名额。增加的名额中有将近一半为国民党指定。这种意见遭到、民盟和进步的无党派代表的强烈反对。最后达成的协议规定国大代表名额共2o5o人包括新增台湾、东北地区的代表15o名增加党派及社会贤达代表7oo名。“宪法之通过须经出席代表四分之三同意为之”。这就基本上打破了国民党控制国民大会的企图。 关于宪法草案问题。国民党坚持1936年制定的“五五宪草”仍然有效多数代表强烈反对主张对它作原则性的修改。代表提出制定宪法的四条原则：宪法应保障人民权利不应限制人民权利；中央与地方权限应取均权主义原则；省为自治单位省长民选省自制省宪法；宪法上明白规定有关军事、文教、经济各方面的民主政策。经过争论决定了对“五五宪草”的修改原则。这些原则规定：“立法院为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其职权相当于各民主国家之议会。”“行政院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省为地方自治之最高单位。”省长民选。这就规定了国会制、内阁制、省自治制的政治制度否定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 关于施政纲领问题。基本上按照提出的《和平建国纲领草案》正式通过了一个《和平建国纲领》作为宪政实施前“施政之准绳”。 1延安《解放日报》1946年1月23日社论。 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政治史上特殊的一幕。由于、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共同斗争和国民党内民主分子的努力使会议通过了有利于和平民主、有利于人民的协议会议决定实行国会制、内阁制、省自治制的政治制度这是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个人独裁的否定。由于这些成就和协商解决问题的做法使它在中国政治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本身就是违反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意志的。政协协议如果得到实施就是对国民党法西斯专政的否定。因此政协会议及其各项决议必然遭到国民党内根深蒂固的反动势力的强烈反对。在会议进行期间和闭幕以后国民党特务和暴徒多次破坏在沧白堂举行的演讲会打伤讲演的政协代表郭沫若、张东荪等；国民党政府的警察宪兵非法搜查政协代表黄炎培的住宅；国民党特务和暴徒制造了“较场口血案”打伤知名人士李公朴、郭沫若、章乃器、施复亮、马寅初等及群众6o余人。从2月22日起国民党在重庆和其他一些大城市6续举行反苏游行。这些暴行和游行目的就是破坏政协会议的正常进行和会议后一度出现的和平民主政治气氛。 3月1日至17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六届二中全会。会上法西斯分子猖狂反对政协协议尤其反对关于宪草问题的协议。蒋介石宣称宪草修改原则的若干点“与五权宪法的精神相违背”要“多方设法来补救”。全会通过了一项《对政协报告之决议案》提出五条宪草修改原则：（1）制定宪法应以建国大纲为依据；（2）国民大会应为有形之组织用集中开会的方法行使职权；（3）立法院对行政院不应有同意权及不信任权；（4）监察院不应有同意权；（5）省无须制定省宪法。这次全会还决定由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指导”国民政府的工作。又决定各党推选的国府委员要拿到国民党中常会去选任。这些都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做法。这就完全推翻了政治协商会议决定的民主宪政原则。 接踵而来的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内战。中国人的和平建国愿望成了泡影但却在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第十七章中间路线的破产和“南北朝”的幻灭第一节中间路线的主张及其破产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向统治下的中原解放区动进攻接着向华东、晋冀鲁豫、晋绥、东北、海南岛等解放区动进攻全国规模的大内战爆了。 战争开始后的一年内是国民党军进行战略进攻、解放军实行战略防御的阶段。1946年6月至1947年2月解放军挫败了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1947年3月至6月解放军又挫败了国民党军对陕北和山东两个解放区的重点进攻。至此战争转入国民党军实行战略防御、解放军进行战略进攻的阶段。 1947年6月底刘邓大军突破黄河天险开始进攻作战。随后陈谢兵团渡过黄河进入豫西；陈粟率领的解放军越过陇海路进入豫皖苏平原。三路大军经过一段时间的作战恢复和开辟了广大的解放区把国民党军和解放军作战的战线由黄河南北推进到长江北岸解放军直接威胁着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和重镇武汉。在此期间其他各地的解放军的作战也取得了巨大胜利。这样战局再展下去就是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阶段了。 国民党动全面内战破坏政协协议召开一党控制的国民大会关闭和谈之门这一系列行动使政协期间一度高涨起来的民主党派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但是国民党的压力又迫使他们不得不抗争。由于对形势估计的错误由于旧民主主义对人民民主主义的排拒性某些党派和个人更竭力地宣传中间路线和其他资产阶级政治主张为实现中间路线扩大中间派势力而奔走呼号。 1946年11月25日国民大会召开1o天之后民盟负责人罗隆基、章伯钧、张申府等在南京龙门酒家招待新闻记者表了书面谈话并由罗隆基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书面谈话说：“中国民主同盟的目的是实现中国民主。但团结、统一、和平是国家实现民主的先决条件。因此民盟从成立的时候起就决定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努力调节国共的武力冲突。一个分裂的国家一个继续不断从事内战的国家是不会有民主的。我们过去是这样的看法在今天还是这样的看法。”“从今年2月政协闭幕后直到今天民盟始终坚守两个原则：第一拥护政协第二反对内战。”“中国当前有无数个问题待解决但最紧要的问题是停止国共两党的武力战争。我们民盟认清了这个重大关键因此我们愿保持在内战环境中然独立的第三者地位在调节武力党争上继续尽其最大的努力以争取国家的真和平促成国家的真统一建立中国的真宪政实现中国的真民主。”以上书面言的主要内容归纳起来就是：站在然独立的第三者地位调节国共的“武力党争”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这是民盟的基本立场和主张也是其他许多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基本立场和主张。 1946年6月出版的《再生》第118期上表了张东荪的《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一文这是这一时期正式提出中间路线的较早的一篇文章。张文说：“中国必须于内政上建立一个资本主义与中间的政治制度。”这个中间性的政治制度就是调和美苏二者。“亦就是：在政治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从消极方面来说即采取民主主义而不要资本主义同时采取社会主义而不要无产专政的革命。我们要自由而不要放任要合作而不要斗争。不要放任故不要资本家垄断不要斗争故不要阶级斗争。”以上说的是“资本与共产两主义之中间”。 接着他论述“国共两党之中间”。他说：“国民党虽没有明明白白主张资本主义但现在的官僚资本的实况却是国民党一手造成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至于用斗争的方法来平分土地当然不能不说是过左的举动。我们既不赞成官僚资本亦不赞成这种报复性的土地政策。我们主张应当有一个全国适用的土地改革办法使耕者有其田之理想由和平法得以实现。我们同时主张根本铲除官僚资本务使工商业依国家所定的全盘计划得由个人努力以展之。这便是中间性的政治路线。”“所谓中间性的路线乃是要各党共同来走并不是由我们国共以外的第三者单独来走须知这是唯一的路除此以外并无第二条道路。这真是康庄大道。”“这条唯一的路可泛名之曰民主但不是纯粹英美式的至于苏联式的当然更不必说了。”总之张东荪的中间性的政治路线就是一条介于美苏之间、资本主义之间、国共两党之间的路线。 “站在第三方面”极力鼓吹“中间派的政治路线”的人是施复亮。 他是民主建国会的领导人之一。他在中间派的政治地位趋向没落的时候连续表文章加紧进行中间路线的宣传。综观他的文章可以看出中间路线的轮廓和各个方面。他所阐述的中间路线主要内容如下：第一中间派的社会基础。 施复亮说中国是一个农业手工业占优势的小生产制的社会阶级分化还不十分尖锐中间阶层还占着全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民族企业家、手工业者、工商业从业人员、知识分子（公教人员及自由职业者）、小地主、富农、中农（自耕农和一部分佃农）等都是今天的中间阶层。简单说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是今天中国的中间阶层。这些中间阶层都是中间派的社会基础。他认为中间派的政治基础是很广大的也就是说中间派是广大中间阶层的政治代表。既然中间派代表中间阶层中间阶层又很广大所以施复亮认为中间派的立场是大多数人民的立场中间派的主张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中间派对于下层劳苦民众——工人、贫农和一切失业者采取同情和扶助的态度。1第二中间派的政治理论和主张。 施复亮说：中间派的政治路线在政治上必须实现英美式的民主政治但决不能为少数特权阶级（在今日中国是官僚资本家、买办资本家和大地主）所操纵。在经济上必须展民族资本主义。中间派在政治上反对任何形式的一党独裁或阶级独裁也不赞成依赖任何外国；在经济上反对殖民地化也不赞成在客观条件尚未成熟的时候来实行社会主义。中间派在思想上是自由主义的（某些个人可能有社会主义的倾向）反对任何思想上的统制和清一色没有教条主义的信仰。中间派在行动上“是和平的、改良的不赞成暴力的革命的行动”1。这就是一条“和平的改良道路”。他认为目前大多数人民都愿意走和平的改良道路所有的中间政治集团都想走这样的道路。施复亮说：使中国成为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义新中国达到“国际地位的平等”、“政治地位的平等”、“经济地位的平等”是中国人民唯一的建国目标。要达到这一目标在政治上必须民主化在经济上必须工业化。政治的民主化和经济的工业化是我们建国的两大基本方针也是我们当前奋斗的两大具体任务。2施复亮提出：“中国中间阶层的历史是要建设一种新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而其斗争的方法和态度又是和平的、渐进的在本质上而且是改良的。”他又提出中间派政治路线的“三个基本原则”它们是：“第一中间派所要建设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在形式上是英美式的民主政治但决不许它成为少数特权阶级所独占的民主政治必须把它变成为多数平民所共治的民主政治进一步且须变成为全体人民所共治的民主政治。第二中间派所要建设的新资本主义的经济在展生产力方面主张尽量利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各种优点以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迅工业化在调整生产关系方面主张尽量革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种种弊端采用进步的社会政策以保障劳动大众的职业和生活。同时为着提高农业的生产力和农民的购买力主张立即实施进步的土地改革。第三在阶级关系上主张跟工人贫农合作共同反抗官僚买办资本家和大地主的压迫；在党派关系上主张跟左翼党派合作共同制止右翼党派的反动政策但须保持自己的独立的政治立场不可无原则的附和左翼党派的主张。”“只要中间派能够始终坚持这三个基本原则我相信中间派的政治路线一定能够获得广大人民的支持成为当前中国唯一正确的政治路线。”1施复亮主张拥护政协道路呼吁回到政协路线。他说：“坚决拥护和平、1施复亮：《何谓中间派？》上海《文汇报》1946年7月14日。 1施复亮：《何谓中间派？》上海《文汇报》1946年7月14日。 2施复亮：《两条道路一个动力》《周报》第48期1946年8月3日出版。1施复亮：《中间派的政治路线》《时与文》创刊号1947年3月14日出版。民主、团结、统一的政协道路努力促其实现。政协道路是符合全国多数人民的利益特别符合于中间阶层利益的走向民主的道路应为‘第三方面’的党派和群众所一致拥护。”中间派反对国民党统治集团独揽政权和伪装民主“但不欲以暴力手段去推翻现有政府只想借和平奋斗的方法去唤醒并组织民众迫使国民党当局重新走回政协的道路”。2第三中间派在政治上的地位和作用。 施复亮十分强调中间派在中国政治上的地位和作用。他的这种看法是同他对整个中国形势的估计分不开的。据他估计在最近的将来国民党不能用武力统一中国也不能用武力统一中国。即使将来统一了中国那时的中国必是一个“糜烂不堪的中国”。内战有长期化的可能“国民党既不能用武力消灭也不能用武力推翻国民党；而国际形势也不许可有一个完全右倾的国民党政权或完全左倾的政权。在这种客观情势之下唯一可能的正确道路就是恢复中间性的政协路线由国共两党及其他民主党派共同组织民主的联合政府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的种种改革。但要走回这条道路先必须造成一个强大的中间派独立于国民党统治集团与之间取得一种举足轻重的地位”。他认为中间派不只“在政治上保持独立的地位挥决定的作用”“而且应当做人民的动机”意思就是领导者。 施复亮也看到“内战对于中间派最为不利如果长期继续下去可能使中间派归于瓦解”。因此必须制止内战。“但要制止内战尤其要在最短期内制止内战倘若有强大独立的中间派便可能生决定的作用。在和平恢复以后推行民主政治的时候中间派更是一个重要的决定的力量”。目前只有加强中间派的力量才能使国共双方不能不互让从而“获致‘调和’达到‘统一’建立‘民主主义的社会’”。1第四在组织上建立强大的中间派。 施复亮认为要实现中间性的改良路线即实现政协路线必须全国的中间阶层在政治上形成一个强大的中间的政治力量只有这样才能在国共之间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国民党统治集团与以外的一切民主党派（包括国民党民主派）和民主人士应当赶紧团结起来形成一个强大独立的中间派的政治力量担负起自己的神圣使命。 他说除了国民党统治集团及所代表的政治力量以外一切中间阶层及中间党派的政治力量都属于“第三方面”。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以及许多以和平奋斗的方法从事民主运动的人民团体甚至那广大无组织的反对内战独裁、要求和平民主的人民都属于“第三方面”。这些力量必须在组织上形成强大的中间党派以便领导2施复亮：《论“第三方面”与民主阵线》上海《文汇报》1947年1月8日。1施复亮：《中间派在政治上的地位和作用》《时与文》第一卷第5期1947年4月11日出版。一切中间群众积极参加当前的民主运动。 他主张“把民盟变成整个‘第三方面’公共的政治组织”。他说：民主同盟无疑地是当前第三方面的中心组织自政协举行以来已成为第三方面的实际领导者。但在组织上它还没有包括一切第三方面的党派和人士既不够广大也不够健全。“民盟应当成为一切‘第三方面’的党派和人士协力推动民主运动的公共组织。”“在民盟旗帜之下分别组织联合行动这是中间阶层和中间党派最正确的组织路线。”1他积极推动第三方面的联合行动和联合组织使它形成一个足以同国民党和抗衡的力量以实现中间路线的主张。 其他中间派的人他们的主张同施复亮基本相同但以施的论述最多和最为完整。他是鼓吹中间路线的主要代表人物。 谁知历史竟是这样的：当中间派奔走呼吁“调和国共”努力实现中间派的大联合造成一个强大的中间派的时候；当中间派的理论纲领政策阐述得更完备的时候竟是中间路线破产的时候。1947年1o月21日国民党的《中央日报》登出南京卫戍司令和南京市长的布告要“工作人员及关系人不论过去或现在概须办理登记手续”如不照办“一经查觉立予逮捕法办”。布告表面上是针对实际上是针对民盟因为这种办法对是不起作用的。1o月28日国民政府内政部表宣布民盟为非法的声明。声明称民盟“勾结共匪参加叛乱”“为非法团体”。今后对该盟及其分子的一切活动“严加取缔”。11月6日由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署名表解散民盟的公告“通告盟员自即日起一律停止政治活动本盟总部同人即日起总辞职总部亦即日解散”。民盟被解散之后其他民主党派的活动都受到极大限制。 同一天（11月6日）中国的宣传机构新华社表时事评论《蒋介石解散民盟》指出：蒋介石解散民盟“只能教育人民：要有自由要有真正的和平就必须坚决用武力来打倒蒋介石就必须坚决拥护人民解放军的武装革命斗争而决不能依靠任何和平的合法的改良的方法”。“民盟方面现在应该得到教训：任何对美国侵略者及蒋介石统治集团或其中某些派别的幻想都是无益于自己与人民的应当消除这种幻想而坚决地站到真正的人民民主革命方面来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至此中间路线、第三条道路已经基本上归于破灭。 这样中国出现了明显的单纯的国共两大集团武力对抗的局面。这样也就接近了中国政治上的统一。 1施复亮：《“第三方面”的组织问题》上海《文汇报》1946年12月23日。第二节“南北朝”议论的出现及幻灭与中间派人士大力宣传中间路线同时中国舆论流行着关于“南北朝” 的议论。这种议论的出现既有国际背景又和当时中事政治现状分不开。内战进行到1947年上半年国民党军的进攻已被解放军挫败。6月至9月解放军三路大军转入外线作战并在黄河、长江之间实现了战略展开。国民党企图以武力打垮、稳定自己的独裁统治已经不可能了。同时国民党政治、官吏贪赃枉法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国民党统治区物价飞涨、人心浮动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不断掀起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群众运动。关心国民党胜败的人对此忧心忡忡。 但从另一方面看的力量虽在日益增长但在三大战役结束前国共两党谁将成为中国唯一的统治者还未最后确定。双方各自拥有强大的兵力两军鏖战正酣一时看不出战争何时才能结束。在国共两党之外关心中国前途和民生的人也同样忧心忡忡。 上述情况是决定因素同时历史也给人们以启。战局政局的观察家们在想：中国过去不是有过“南北朝”吗？现在是否也可能出现这样的局面呢？舆论界关于“南北朝”的议论就是这样生的。 最早提出“南北朝”一说的是王芸生。1946年9月1日他在《观察》周刊第1卷第1期上表《中国时局的三个去向》一文认为当时中国时局的前途有三个去向：第一是“以江淮为界的南北朝”第二是“十月革命”第三是“政协协议之路”。他认为第三“是中国时局前途最好的一个去向”。他的这种推测似乎没有引起反响。 内战打了一年之后到了1947年夏天“南北朝”的议论流行了起来。 1947年6月25日《大公报》登载一条“伍宪子拟和平方案”的消息同时表一篇社评题为《政府先要坚定信心》。消息说：“伍氏顷针对当前时局拟就和平方案一篇认为实现和平政府应先表示诚意如废除统制政策、撤免苛捐重税、释放政治犯等。其所提出办法中有召开和平大会蒋主席辞去国民党总裁职务以然地位做国家领袖共党现役军人亦应脱离党籍达成军队国家化完成联合政府体制达成政治民主化境地。此项办法万一不获实现则应画地为界修明政治以安民生。”“画地为界”应是指的“南北朝”。 《大公报》社评先指出国民党政府面临的危急形势它说：“近来的时局正在加甚动荡之中。民穷财尽战乱不已本来不是了局。”接着说：“现在的局面固然使人困愁”但若政府“抱持信心不乱步骤”“尽其在我”采取有效办法“国事前途绝对尚有可为”。采取什么办法呢？社评说：“国家的前途依然此事此志（按：指所谓“结束训政实施宪政”）政府仍要坚定信心一片结束训政实施宪政之诚掬示和平诚意以求内战得停。果然政府揭出诚恳合理的和平方案不幸而为对方所拒绝则曲在对方政府还可获谅于国人。这是一点。这一点政府必须先做明白的表示以待的反响。同时更基本的政府必要严肃自己不2心志努力向民主法制的路上走严格整饬庶政忠诚尊重人民的基本自由则本身有为民心不去大局还不至糜乱。政府年来常说‘尽其在我’今日才正是尽其在我之时。”这里没有明确说出“南北朝”但对时局的分析和解决国民党危机的办法与“南北朝”论是相同的无非是停止军事行动恢复和谈稳定经济刷新庶政整治贪污实行民主等等。总之是维持一个“南北朝”局面。这样国民党可以稳定大局徐图恢复实力再与作斗争。不几天之后6月29日《大公报》表一篇重要论文即徐炳昶写的《试为政府借箸以筹》。文章先指出时局的严重性它说：“抗战胜利以来转瞬就要两年。两年之间内乱不已民生日艰物价高涨贪污遍地。今日不须远虑之士而皆绕屋兴嗟忧丧乱之无日矣。”在军事方面国共“两方均无办法而人民的痛苦遂致无限度的延长”。“我民族的奇灾巨祸遂似有无法幸免的局势”。那么国家民族是否就绝望了呢？作者认为“不然”。作者设问道：“你是否寄大希望于近日各方面对和平的呼吁？”作者说：“否否不然”。作者解决时局的办法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他为政府怎样筹谋呢？他的办法概括起来就是：国民党改变战略停攻为守整顿自身。对此作者有大段论述。 文章说：“今日在政府统治下的地带不下全国四分之三而且这些省份比较富庶。虽说是疮痍满目而地方既丰恢复自易。所拥有的是极端厌战急求小休的人民。靠着这样的凭藉除却对方消灭就没有其他的办法那岂不是有点太奇怪了么？错误的根源就是太急着求统一而低估了所要克服困难的确实把握遂致欲急反缓善后甚难。今日政府的军队据政府在参政会所报告尚有28o万。至之军队则据政府所估计共有七十七八万人。这样的估计大约相差不会过远政府因为急着平乱所以就是养到三倍余的兵力仍感觉捉襟露肘如果不急着平乱改取守势则百万左右尽可敷用。不易防守的据点及境域自动放弃；调整兵力据守重要据点；各据点间的间隙就训练民众督其修筑堡寨以资防守；堡寨被攻则军队加以救援；军民密切合作自不患共军之流窜。军额减少不急进攻财政赤字即可弥补钞票即可停物价即可稳定公教人员的待遇即可合理调整而贪污的风气稍加努力也就不难遏止。此时减租减息的温和社会主义也就不难实行。在政府方面吏治已经清明社会已经安定再想在政府境域里面伸手即成了不可能的局面。这时期也不需要过长三两年内一定可以办到。在这三两年之间一方面感觉到国民党并不一定要消灭他中心略平；另外一方面感觉国民党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已经有办法把他们打倒或拖倒取而代之的希望已经绝无实现的可能性恐怕就会觉悟他们自身如果僵持下去前途实在渺茫。那时候想商议才容易商议。不等三两年完毕而已和平成功绝非不可能者。如此不急着求和平才可以得到真正的和平。从国民党自己方面看这样的转变也可以说改变战略稳扎稳打进可以战退可以守立于万全不败的地位。较之张脉偾兴恃勇躁进火药散布遍地却宴然弄火于其上者当不可以道里计。如果此时仍负固不服则政治清明的政府绝不难以实力制止。” 文章又说：“此外在军略方面必有疑改攻为守等着挨打为不智之举动者。但弱方坐着挨打固属不智强方不能急切消灭对方以静制动乃属良谋。虽有内线作战优点而交通工具缺乏集中亦非容易。政府方面有各种交通工具只要建树大据点数处中等据点若干处组织民众守小据点。以大援中以中援小使共党不能坐大尚不甚难。他们不能坐大如再不肯和解必致坐困政府不要急求统一才能真正得到统一；社会不要急求和平才能真正得到和平。目的点既非即在目前所需要克服的困难又极复杂既无法快刀斩乱麻即不可治丝愈棼。既无法立时灭火则事之最急无过于扫除内部的导火线者。此情此理愿政府诸公及全国之贤士大夫均一细思。”徐炳昶这篇文章是阐述“南北朝”主张的比较详尽的一篇。1947年至1948年间出版的《时与文》是当时一个重要刊物“南北朝”问题是它讨论的重点问题之一。在1947年7月4日出版的《时与文》第1卷第17期上表了《大局的现状与前途》一文讨论的中心是“南北朝”问题。作者说：“依我的想法政府或者有一天会改变它的政略和战略。这才与它有利。”作者分析说：“在政府方面前线后方互为累赘兵力亏损了经济简直到了绝路因为它所采用的战略是事倍功半的是劳师伤财的。在共党方面前线后方凝为一体兵力强大了新的政治经济体系建立而展了因为它的战略正抓住政府的弱点是事半功倍的是以逸待劳的是以战养战的。政府现在已动员的程度实际上至少达到了百分之七八十即使再加上剩下的二三十如果仍是故步自封墨守旧法采用原来的政略和战略恐怕战场上的形势最初不会生什么大变化仍然打不垮共军到后来却会使自己的兵力加度的损耗下去。”政略战略究竟怎样变呢？“政略上莫再妄想消灭共军战略上改攻为守。”这样就会形成一个“南北朝”的局面。 关于“南北朝”的文章还有不少这里不多举了。 关于“南北朝”的意见在国民党统治区一度十分流行国民党的军界政界也有持这种主张的人但没有被最高决策者所接受。在“南北朝”论盛行的时候1947年6月25日南京国民政府最高法院检察署下令“通缉”。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表示。1947年7月4日国民政府委员会第六次国务会议通过了蒋介石交议的“厉行全国总动员以戡平共匪叛乱案”并公布了“总动员令”。7月5日行政院长张群对中央社记者表了“共匪叛国逆迹昭彰政府戡乱吊民伐罪”的谈话。7月6日蒋介石向全国表“戡乱建国”的广播词。他对国民们说：“我们要毫无迟疑毫无保留的贡献一切人力物力和生命共同努力于救国家救同胞戡乱定变的战事。”“凡我爱国同胞务必万众一心团结一致认清目标积极努力乃可以加强军事力量缩短战祸日期及早达成戡平叛乱的目的。”同日陈诚在“告全国官兵书”中说：政府已“下令动员全国力量戡平叛乱”全国官兵要“彻底奉行政府戡乱政策”。7月18日国民政府公布《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总动员令”布后国民党在许多城市举行戡乱救国运动大会。7月2o日在南京召开的戡乱救国运动大会上喊出了“消灭共匪”、“枪毙”等口号。其他城市如上海、广州、南昌、汉口、西安、太原、北平等也召开了戡乱救国运动大会。 国民党的“戡乱总动员”表明了它要把与的战争坚决打下去的决心这也就是对“南北朝”论的回答。 至于方面则根本不理睬“南北朝”的说法。三路大军南下作战以后仗打得非常顺手是更加不愿意出现“南北朝”局面的。与国民党政府布“总动员令”、大搞“戡乱救国运动”同时1947年7月7日中央为纪念“七七”抗战布的对时局口号的第1条说：“全解放区军民团结起来展正义的爱国自卫战争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蒋介石进犯军。”1947年9月14日《人民日报》表新华社社论《人民解放军大举反攻》其中说：“蒋介石在以往还处于战略攻势地位还能以进攻一地来鼓励他的士气但是从今以后战略攻势既然属于人民解放军方面蒋介石的崩溃必然加。”“人民解放军伟大的反攻已经开始长江以北各省伟大的解放战争已经开始。争取这个大反攻的胜利把解放的旗帜插到全中国把民主的联合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1947年1o月1o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逮捕、审判和惩办以蒋介石为的内战罪犯”；“没收官僚资本”等项政策。同一天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口号》口号有：“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打倒反革命的蒋介石！”“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等。 从以上中国的有利形势和政策来看中国能出现“南北朝”吗？ 不可能。 “南北朝”本来就是一种对时局的估计当然持“南北朝”论者认为它是可能出现的但是这种设想很快就在现实面前破灭了。 第三节中间派政治地位的变化中间政派的政治主张的大力宣传和“南北朝”问题的提出与议论是同时出现的。前者是从中间集团的政治理论、路线、纲领、政策方面着眼提出问题后者则是从当时的战争态势、政局演变趋向提出问题的。二者着眼点不同却有着内在联系。 中间集团中间派的政治路线比较容易界定持“南北朝”论的人则比较复杂。国外的人姑且不说国内的人持此论者固然有中间派同时也有国民党军政人士但因最高决策者不同意这种意见这类人似乎没有公开表政见。有的人虽然是从国民党面临的不利局势出提出“南北朝”的设想和倡议但他们的用意还在于为整个中国前途谋出路因此不能把他们的言论完全看成维护国民党的统治。他们实际上是站在党派的立场观察问题的把他们归入中间派中似乎更为恰当。 中间政派的存在是政治上的普遍现象。中国中间政派的产生、展和归趋有其社会基础和政治环境有其时代性。现代中国的中间政派是存在于国共两大政治集团之外的第三种政治力量。在中国政坛上他们所起的作用有时相当大特别是在政治思想的影响方面；有时又是软弱无力的眼看中国政局演变违背他们的意愿而又无可奈何。但越是在这种时候他们往往又深感宣传自己的主张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争取实现一个对自己有利的局面。1946年和1947年这一段时间内关于中间路线的宣传和关于“南北朝”的议论都可以作如是观。 中国政治在中国成立后不久形成了主要由国共两党左右的局面。中间政派的政治活动和展前途不能不受两党的制约受两党关系的制约。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国政治体制是军阀专政体制战争是政治斗争的主要手段军事实力是决定哪一派政治势力掌权的主要凭藉。中间政派是在军事势力之外的政治空间生存与活动的当然它也是一种政治势力。这种中间势力既是国共两大势力反对的对象又是两大势力争取的对象。当两大势力进行你死我活的战争时由于他们政治主张的中间性和政治活动的中立性就成为双方攻击的对象这时他们的活动空间就极小以至于无。当两大政治集团以和平方式为主进行斗争时同样由于他们的中间性和中立性则成为两派争取以壮大己方声势的对象这时他们的活动空间就比较大他们的政治地位也比较重要。因此他们希望中国政局长期处于后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即将消失的时候他们为之奔走呼号就是当然的了。 这种状况中间派观察家是了然的有人这样说：“中间阶层的‘政治路线’成为时下热烈讨论的一个题目是一点也不古怪的。停止内战是中间阶层迫切的需要；回往政协亦是中间阶层所梦寐求之的。中间阶层停战谈和的呼吁此刻虽然不为掌握‘中国之命运’的人物所重视可是到了内战打得双方精疲力竭的时际仍将生重大的作用。再往后看所提出的和谈两条件毕竟只能算作和谈的基础而和谈的本体则还是前文所说的‘根本目标’1以及达成这些目标所必要的保证。试想国共猜忌若是之深没有一个中间人从事拉拢两方意见南辕北辙又怎么碰得了头？总之世间决无不和之战不是屈敌而和便是妥协而和；在屈敌而和的局面下胜方的意志贯彻到底别人无话可说但在妥协而和之情况下中间阶层却大有一番事业可做。要创立民主政治拟订‘根本目标’中间阶层先就在先天上占了优势不是它去迁就左右两方而是左右各改调门使‘高调’和‘低调’合拍而和谐走中庸之途来顺从它的主张。目前国共两党磨拳擦掌纠打一团中间派人士插足不进只怕中了‘流弹’；可是到了和平时期大家又做起君子来动口不动手那末这仲裁人的席真是要‘虚位以待’中间派的！所幸中间派对此也的确力能胜任因它少的是手多的恰好是口。所以在当前这漆黑时期中间党派（真正的而不是冒牌的）沉寂下来固属势所必至情有可原但是绝对不能因此气馁小视它未来的神圣使命而目前这时机也就应该力事团结扩大基础加强准备工作。法国社会党尽管在抗德时期少有贡献此刻在制宪会议中的席数也远落在左方和右方人民共和党之后可是三党联合政府所推行的政策却遵循着社会党的‘中间路线’而国务的重任也就落在社会党的肩上。这是值得我们体会的。”1这些是中间派人士对局势的分析和愿望至于愿望能否实现就不是他们所能决定的了。 如果说抗战期间和政治协商会议期间他们是国共双方争取的对象而在1947年时他们的中间立场和中立性言论就成为打击的对象了。国民党在大力推行“戡乱总动员”的同时也严厉地抨击了“‘第三者’的骑墙论调”。1947年7月5日的《和平日报》上说：“今天汉贼不两立顺逆已判然这其间决无‘中立’可言更无‘调和’可能不爱国即叛国不为志士即为汉奸无所谓‘第三者’。今日之事是直接戡平内乱间接防御外患的救国工作是为保障民主宪政实施的先决要务谁要假藉‘民主’烟幕诬政府的戡乱为‘内战’谁要怀着‘夸父死权’的私欲妄倡‘第三者’的骑墙论调都是‘汉奸’的动机与行为应为全民所共弃。不从贼便杀贼只问是非顺逆没有瞻顾徘徊玩弄花枪的余地。”27月21日的《中央日报》上说：“自命中立”的人“是自外于国家”。“那些自外于国家的人们往往戴着一副假面具装出一种悲天悯人的样子呼吁停止‘内战’以为只有停止‘内战’国家和人民才有生路其实这是抗战期间汉奸理论的重演”。又说：“此时假如国内有自命中立反对戡乱剿匪的人那这人1按：这里说的“根本目标”是指“和平建设”。 1程桯：《从民主政治的条件说到来日和谈》《时与文》第1卷第5期1947年4月11日出版。2《有共匪无中国、剿共匪救中国》《和平日报》1947年7月5日。就纵令不是国际盗匪的第五纵队也必然是甘心自外于国家游离分子如果是第五纵队我们固必须深切了解姑息养奸的非计予以适当的制裁如果是自外于国家的分子我们也应该剥夺其为一国民的权利。”1在国民党决心把战争进行下去的时候它是不能允许中间派存在的。此后不久它就下令取缔了民主同盟。 中国和与站在一起的政治人物对此时的中间路线一直持否定抨击态度历史事实早为史学界所熟悉不必多说。这里只说两点：其一1947年7月14日新华社社论中还提到“恢复政协路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2在1o月1o日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则改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其二国民政府下令解散民盟之后1947年11月6日新华社表一篇时评它说民盟应该得到教训放弃对美蒋的幻想“坚决地站到真正的人民民主革命方面来中间道路是没有的”3。这两条是说不允许中间政治路线存在了。 在两大政治集团的压力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间政派作为一个政治派别的政治生涯即将走到尽头。 1《汉奸理论的重演》《中央日报》1947年7月21日。 2新华社社论《总动员与总崩溃》《人民日报》1947年7月16日。 3新华社时评《蒋介石解散民盟》《人民日报》1947年11月7日。 第十八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第一节国民党南京政权的覆灭经过两年的作战战争形势生了根本变化。中国人民解放军展到28o万人其中正规军149万人军政素质和战术技术大为提高。已经有了相当强大的炮兵和工兵并且掌握了攻坚战术；已经组成了西北、华北、中原、华东、东北5支强大的野战部队。在两年作战中蒋军被歼26o余万人总兵力下降到365万人其中正规军198万人。蒋军虽然精锐尚存仍有相当大的实力但在战略上已被解放军分割为6个孤立的集团即东北、华北、徐州、华中、西北、山西这几个军事集团。这种力量对比和军事态势表明解放军同蒋军进行战略决战是可能的。中央和综观战争全局正确地判断形势果断地作出了进行战略决战的决定。 由于战局的展日益不利蒋介石集团也在谋求军事上的出路。1948年初蒋军内部议论过东北撤守问题但悬而未决。八月初国民政府在南京军事会议上决定实行“重点防御”对东北决定“原则上不放弃沈阳同时亦做撤退准备”。正在蒋介石集团举棋不定的时候辽沈战役已经打响了。1948年9月12日至11月2日、罗荣桓所部东北野战军7o万人进行了辽沈战役。1948年11月6日至1949年1月1o日陈毅、粟裕、谭震林率领的华东野战军和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中原野战军及军区部队6o余万人进行了淮海战役。1948年11月29日至1949年1月31日东北野战军8o万人和华北的杨得志、杨成武两个兵团共同进行了平津战役。总计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历时4个月零19天共歼敌154万余人。整个东北完全解放华北地区除太原、大同等几个孤立据点以外都解放了。国民党反动集团被彻底打败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和国民党在军事上遭到致命打击、在政治上走到绝路同时国统区的财政经济也陷入总崩溃的境地。自抗战后期以来国统区经济的衰败就日益加紧动全面内战以后大量的军费开支已使国民政府的财政到了不堪负担的程度。1948年财政赤字达到9oo亿元。以这年6月为例收入仅为支出的5％。为了弥补赤字只有大量行纸币。法币行额至1948年8月已达66369oo余亿元比1937年6月增了47万多倍。法币与美元的比价1月为178ooo元比1元8月为11o88ooo元比1元。法币购买力急剧下降物价飞涨以米价为例上海每市担白米1月为15o万元8月为65oo万元。法币的价值已下降到不抵自身的纸张和印刷费用了。由于恶性通货膨胀、美货倾销、官僚资本吞并和繁重的捐税民族工商业纷纷停产或倒闭。1948年上海3ooo多家大工厂开工率只有2o％。正常的工业生产和商业经营都无法维持。国民政府为了挽救财政经济的崩溃1948年8月19日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及四项挽救办法。办法的要点是：（1）行总额为2o亿元的金元券作为本位币限期以法币3oo万元折合金元券1元的比价收兑法币。（2）限期收兑人民所有的黄金白银及外国币券过期任何人不得持有不在限期内兑换或存储者一律没收。（3）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存放在国外的外汇资产违者予以制裁。（4）全国各地各种物品及劳务价格应照1948年8月9日各该地各种物品货价依兑换率折合金元券出售由当地主管官署严格监督执行；所有按生活指数给薪资办法一律废止；禁止工厂罢工怠工。这就是所谓“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国民政府在全国设上海、广州、天津等管理区派蒋经国、宋子文、张厉生为上述三地的经济管制督导员或副督导员。为了推行“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反动政府派出大批特务、警察设立特种刑事法庭采取逮捕和枪毙等野蛮手段压迫人民就范。这实际上是对各阶层人民进行大掠夺、大洗劫。在物资极端匮乏的情况下依靠暴力劫持工商业者所造成的“平价”局面是维持不住的。从1o月初开始抢购风潮很快普及到国统区各大城市。“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再也推行不下去了。11月国民政府宣布取消“限价”宣布金元券大量贬值撤销金元券行2o亿元的限额。此后金元券大量印飞快地贬值1949年4月15日一天之内贬值4o％。金元券也成了废纸。物价的狂涨更加惊人以1948年8月物价总指数为准11月上涨25倍12月上涨35倍1949年1月上涨128倍。国民政府用金元券挽救经济危机的办法完全破产。经济的总崩溃促进了国民政府的灭亡。但国民党掠夺了大量金银外币运往台湾。 时局展到1948年下半年蒋介石南京政府彻底失败的命运已无可挽救。这时美国迫使蒋介石辞职、支持李宗仁出面进行和谈的暗中策划便公开化了。在美国和桂系的压迫下蒋于1949年元旦表了一个表示要“和谈”与“引退”的文告。他声称愿意同“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但必须以保存法统宪法和军队为条件。如果和平实现他可以“引退”。这个和谈建议遭到的严厉拒绝。1月21日蒋介石以“因故不能视事”做借口前往奉化溪口把总统职务交给副总统李宗仁代理。 李宗仁代理总统以后即电邀李济深等共同策动和平运动并接受提出的和平条件作为谈判的基础。但蒋介石仍以国民党总裁名义“以党控政”并指挥着军队与特务系统。国民党中宣部曾指示反对和谈。3月8日孙科提出辞去行政院长职务李宗仁以何应钦为行政院长。3月24日由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后又加派刘斐）组成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代表团与谈判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是力求“就地停战”和与以同等名额组成政治协商会议和联合政府实现“划江而治”和“体面的和平”。没有同意和谈条件。3月26日派周恩来、林伯渠、、叶剑英、李维汉（后又加派聂荣臻）为和谈代表。4月1日双方开始谈判。经过反复协商终于达成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协定对战犯问题、国民党军队官兵、政府工作人员都做了宽大处理。对其他问题也做了适当的解决。上述协定代表宣布以4月2o日为最后签字日期。但是李、何拒绝在协定上签字。4月21日凌晨人民解放军开始渡江。 1949年春是中国人民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前夕为了解决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中国于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河北平山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出席了会议。在会上作了报告。会议讨论了最后摧毁国民党统治争取全国胜利的战略安排、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革命胜利后国家的政治经济基本政策、胜利后党的思想建设等重大问题。全会指出过去党的工作重心在乡村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当然城乡必须兼顾。在报告中指出了全国胜利后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和由新民主主义展到社会主义的总任务。会议考虑到今后阶级斗争形式和地位的变化及时提醒全党警惕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情绪的滋长和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会议的一个突出内容是对国家经济形态的分析和经济政策原则的议定。在此以前已经进行了广泛的经济工作。中央东北局常委张闻天对经济问题作了认真的调查研究在1948年9月写成《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这个文件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它成为这次会议分析中国经济构成和制定基本经济政策的基础。在报告中指出中国的工业和农业手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的悬殊即工业生产的极端落后是中国一切问题的基本出点。“从这一点出产生了我党一系列的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报告说：国家经济成分包括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不同性质的经济成分及其相互关系“就构成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对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一方面要容许它存在和展一方面要加以限制。“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这些都是随后制定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指导思想。会后中央由西柏坡迁到北平加紧进行新中国的筹建工作。 在李宗仁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的第二天即4月21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1949年4月解放军开始渡江和向全国未解放地区进军的大规模作战。 从4月21日起解放军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长达5oo余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国民党军的千里江防全线崩溃。 解放军大军渡江成功后南京的国民党大员纷纷向外地逃跑。4月23日解放军进入南京在蒋介石的总统府插上了解放的红旗。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的解放宣告了国民党南京政权的灭亡。 第二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在人民解放军扫荡残敌摧毁国民党各级反动政权的同时作为新国家标志的中央人民政府的筹建工作正在加紧进行。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在北平召开。筹备会的任务是为迅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作好准备。这次会议通过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和《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选出了以为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的筹备会常委会。在常委会下设立六个小组加紧进行各项具体筹备工作。 一个新国家即将诞生了。它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国家？各个阶级在这个国家中的地位作用和相互关系是怎样的？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是怎样的？政治的经济的基本政策是什么？这些问题中国早就有过论述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还有进一步阐述的必要。1949年6月3o日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论述了新民主主义国家即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的理论和基本政策为讨论新国家的重大问题和确立国家制度提供了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 在文章中先提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前途和国家消亡问题。接着论述了中国人民如何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革命指导思想和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本过程阐明在中国建立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必然性。他论述了民主和专政这个国家学说的中心问题。这个国家对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实行专政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都是人民。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工农联盟是基础。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有很大的重要性。国家在将来要消亡但是现在必须强化。中国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社会没有国家这个条件是不行的。这些是《论人民民主专政》阐述的一些基本问题。 新国家的经济制度怎样这是决定国家性质、为各阶级人民普遍关心的大问题也是政协会议中讨论最多的问题。人根据七届二中全会的决定进一步阐述了这个问题。6月在内讲了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他说新中国的经济主要由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和半自然经济五种经济成分所构成。这种国民经济就是新民主主义经济。这五种经济成分都应加以鼓励使其展但要以展国营经济为主。普遍建立合作社经济并使它同国营经济密切地结合起来。扶助独立的小生产者并使之逐渐地向合作社方向展。组织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在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范围内容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展而对于带有垄断性质的经济则逐步地收归国家经营或在国家监督之下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经营。在可能的条件下逐步地增加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加强国民经济的计划性以便逐步地稳当地过渡到社会主义。这种过渡要经过长期的激烈的艰苦的斗争过程。9月22日周恩来在政协会议上谈了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的基本精神。 南京政府的垮台新中国的筹建说明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彻底破产。这个事实震惊了美国统治者引起统治集团内部在对华政策问题上的争吵。麦克阿瑟等一些人攻击当权的杜鲁门、艾奇逊等的对华政策。杜鲁门等为了替自己辩护于1949年8月5日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它叙述了从1844年美国强迫中国订立《望厦条约》至1949年中国全国基本解放期间的中美关系着重叙述了抗战期间和解放战争期间美国干涉中国内政遭到失败的经过。这样白皮书就在客观上成为美国侵华罪行的自供状就成了中国人民揭露美国侵略的有用材料。 1949年8月12日新华社表《无可奈何的供状》开始了对白皮书的批判。接着为新华社写了五篇批判白皮书的社论。在新华社的起和带动下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报社、各学校、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表了许多声明谈话和文章。讨论的范围涉及中美关系中外关系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关系国民党反动派和中国人民的关系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各界民主人士在反帝斗争中应取的态度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在整个对内对外关系中应取的态度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新阴谋如何对付等等。在这许多重大问题上展开这样广泛的讨论在中国近代史上是空前的。白皮书的表和对它的批判宣告了1oo年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终结。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主要标志之一。这是对亲美崇美思想的一次大扫除也是对资产阶级共和国道路的又一次批判。这场批判为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时建立扫除了很多思想障碍。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会议代表共662名。其中有中国、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等各党派的代表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区域代表人民解放军代表人民团体代表少数民族代表爱国华侨代表宗教界代表以及特邀代表。这是一次空前的盛会。中国中央委员会主席在会上致开幕词他说：“我们的会议是一个全国人民大团结的会议。”“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 经过充分的讨论协商9月29日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9月3o日选出了以为主席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选出了63名委员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周恩来、陈毅、董必武、贺龙、林伯渠、叶剑英、陈云、邓小平、陈嘉庚、马寅初、马叙伦、郭沫若、沈钧儒、沈雁冰、黄炎培、张治中、傅作义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代表们一致通过了宣言、向人民解放军致敬电和竖立人民英雄纪念碑办法及碑文。会议还决定：（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定于北平并把北平改名为北京。（2）采用公元纪年。（3）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4）国旗为五星红旗。 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及政权机关、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教政策、外交政策的总原则是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重要文件。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应调剂各种社会经济成分使之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展。文化教育是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外交政策以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为原则。会议规定人民政协是全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仍将长期存在成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协商机关。1o月1日下午2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宣布就职。委员会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最高检察署检察长。下午3时都3o万人齐集广场举行庆祝典礼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第十九章三十年的基本总结：三条路线、两种斗争、一个结局1919年至1949年这3o年是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历史时期叙述的。这3o年的历史理所当然地是古代中国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的继续和展。但它既然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历史时期就会有它独具的特点有它展现出来的突出问题有属于这个时代的人物；它既为未来开辟道路、提供条件也为未来设置局限。因此这段历史和任何一段历史一样是可以从多方面多角度去总结的。这里只从历史展历程及其归趋上作一个扼要的回顾式的总结。 中国在1921年成立后不久就广泛深入地领导和动起中国革命运动很快成为决定中国命运的重要政治力量。从此中国的阶级关系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新的政治分野。中国领导下的工人、贫苦农民、下层小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是最进步的革命的集团；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的知识分子、大部分的自由职业者构成了一个中间集团；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军阀、官僚结合为一个反动集团他们掌握着、控制着中央和地方政权是当权派。这样三个集团的分野在二十年代初开始形成。那时中国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民主革命纲领和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的主张。与此同时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家、学者和政治活动人物大力宣传“省自治”和“联省自治”、“和平统一”、“废督裁兵”、“好人政府”、制定宪法等主张提出了比较完备的政治方案。他们的主张集中起来就是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军阀官僚们则以国家政权为工具剥削和压迫全中国人民。这样中国政治舞台上就明显地出现了三个集团和三条路线。从此也就出现了三条政治路线的斗争。 中国根据马列主义的学说制定了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即社会主义纲领和民主革命纲领。但是在当时国际国内条件下中国的民主革命在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后就不再是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性质而是新民主主义性质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在1927年已初步形成。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当时的“左”倾路线用苏维埃共和国代替了民主共和国。1935年瓦窑堡会议后又重提民主共和国口号。到表《中国革命和中国》和《新民主主义论》的时候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完备了起来。提出一个公式：“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1此后这个理论在具体阐述上更加完备到1948年在《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1：《中国革命和中国》（1939年12月）《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7页。 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1949年表《论人民民主专政》指出我们要建立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就是中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基本路线。这条路线符合世界潮流符合中国国情因此它能够消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路线也能够克服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路线使中国走上新民主主义道路。 1927年以后国民党南京国民政府代替了北洋军阀政府成为国家的统治者。具体的掌权人物变了但政权反人民的根本性质没有变。1927年至1935年中国犯了“左”倾路线错误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目标没有变依靠被剥削被压迫人民进行革命的基本方针没有变。中国的基本政治路线是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解放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这时出现了一些明确声明既又反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政党和政派它们有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国国民党改组派、人权派等。当时人们称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为第三党他们似乎也乐于接受这种称呼。这清楚地表明了他们是国共两党之外和之间的一种政治势力。除了这些有组织的党派以外中国社会上的许多人有同他们一样的政治立场和态度。在和国民党两个政治集团以外还有一个中间集团这是客观存在。当时是看到了这一点的。例如一个文件上说国共分家以后一部分政治活动人物“.的革命策略深恨工农运动过火一方受国民党在朝派之压迫没有出路所以有第三派的活动”。但认为“革命已经进到工农民主独裁制的直接革命阶段客观上不容许中间阶级的存在”1。因此对他们采取了打倒的策略。但主观主义的政策不可能消灭客观上存在的中间集团。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把中国社会政治力量明确地划分为三个集团：（1）顽固集团即抗日阵营中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以蒋介石集团为代表。（2）中间集团包括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3）进步集团包括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根据这种划分的基本策略方针是：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中日矛盾的解决国内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顽固集团转变为反革命集团对它的策略也就由孤立顽固势力转变为打倒反革命势力了。 这种三个集团的划分是策略总方针的阶级基础这个策略总方针的明确规定和正确执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重要保证。 在中国成立以后到1949年主要是南京国民政府在统治全国。 这个政府是一个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军阀官僚掌权的军事独裁政府一1《通告第四十六号》1928年5月11日。 般说是蒋介石个人独裁的政府。蒋介石既反对又反对“自由民治主义”（即民主主义）在他的思想里根本没有民主的影子他推崇的是“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2。蒋介石靠军队实行统治。他说“国家之生命力”有三即教育、经济、武力。但认为：“广义的‘武力’不仅是教育与经济皆包括在这武力之中凡是学术、政治、外交、文化、军事、思想尤其是主义和其他一切精神与物质的力量亦皆包括在武力之中。”又说：“人类一切文明就是由战争而生因战争而进步”1。可见在他的思想中武力就是一切战争就是一切。他对苏维埃区域实行武力进攻在国民党统治区则实行白色恐怖。有时蒋介石也说要实行宪政但“他们口里的宪政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2。蒋介石南京政权在本质上是一个十分反动的政权。在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集团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他们抗日另一方面又反人民。因此对他们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但在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是全体中国人的敌人中日矛盾是主要矛盾。那时对蒋介石集团的斗争还不是要消灭他们也不是要把他们赶到敌人方面去。的策略原则是以斗争求团结。 抗战胜利后中日矛盾解决了国内阶级矛盾成为主要矛盾。这个矛盾就是蒋介石统治集团同人民大众的矛盾。但是在抗战刚刚结束时由于国际国内各种条件的促使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短暂的特殊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内的阶级斗争主要采取了和平斗争的形式具体表现为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抗战胜利后中国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三个集团的三条政治路线主要表现在建国问题上。蒋介石集团的政治路线是如何保持并巩固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个人独裁的反动统治。蒋介石说是要实行“民主”但是民主必须以“统一”为前提说要促成民主宪政的实现但又说“政府的基础不容动摇”国民党“对革命的责任不能放弃”1。所以蒋介石说要实行民主不过是个幌子实质上他要维持的是独裁政权。蒋介石集团力求在政协会议上贯彻这个方针但在会上由于和民主党派的斗争由于人民的坚决反对蒋介石的独裁方针未能实现。政协会议达成五项决议决定实行内阁制、国会制、省自治制的制度。这样就和国民党的方针相违背。所以政协闭幕后蒋介石集团马上撕毁政协决议动全国规模的大内战。 对蒋介石集团的斗争又分两方面：一是战争。这是主要斗争方式依靠武力打倒蒋政权。这是打倒蒋介石的第一条战线。二是国统区的群众运2蒋介石：《国民会议开会词》。 1蒋介石：《现代国家的生命力》。 2：《新民主主义的宪政》（194o年2月2o日）《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36页。 1蒋介石：《告全民同胞书》。 动。这是反对蒋介石的第二条战线。这样从前方和后方两方面向国民党的统治动进攻。这种进攻很快取得胜利1949年推翻了南京政府蒋介石集团的一部分残余势力退到台湾中国大6全部解放。这种用暴力推翻蒋介石统治的斗争是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种方式的斗争。这种斗争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 同中间集团的矛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以为代表的革命集团同中间集团的斗争属于人民内部斗争。在抗战期间形成了一个新的具有中间集团特点的政党——中国民主同盟。这个党在开始成立时领导人就宣布他们站在国共之间力图调和国共两党的矛盾。他们努力争取在中国建立一个“实足道地的民主国家”。他们的基本口号是“调和国共”、“兼亲美苏”主张用苏联的“经济民主”充实英美的“政治民主”；主张“多阶级融合的民主”。总之这个党要求在中国实现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是他们的建国方针他们在政协会议上竭力宣扬这个方针。但国民党很快撕毁了政协决议动了全国规模的内战。不得不采取武装斗争同国民党对抗。但就在这时一些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大力宣传中间路线宣传只有他们的路线才能救中国。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以前他们有人还幻想中国出现一个以黄河为界或“划江而治”的“南北朝”。这种幻想由于人民解放军的进攻和蒋军迅溃败而破灭。在这期间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其他民主党派也被迫转入地下。第三条路线破灭了但是仍然有人怀着走第三条道路的幻想。 中国对中间集团的政策在改变了“左”倾错误以后一直采取团结的态度同他们的斗争是人民内部斗争。到解放战争中后期采取政治思想批判的方式使他们放弃走第三条道路和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幻想。美国表“白皮书”以后在全国起了一个批判民主个人主义的思想运动同时团结他们同他们一起为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而奋斗。1948年4月3o日中央布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中提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这个号召获得了广大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赞同和响应。动员他们到解放区共商建国大计。他们进入解放区后受到了现实的教育。1949年1月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著名民主人士联合表《对时局意见》公开表示“愿在领导下”为筹建新中国而努力。这样在的争取和帮助下他们逐步放弃中间派立场归属到新民主主义政治路线上来了。采取的人民内部政治思想斗争方式是实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胜利的第二种斗争方式。这种斗争方式是完全正确的它的运用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成功。 成立以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三个政治集团和三条政治路线即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路线、资产阶级共和国路线和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路线也就是人民共和国路线。的政治路线与其他两条政治路线进行了长期的斗争这种斗争直到解放战争进入最后决战阶段终见分晓。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集团除了外国强敌侵入中国的时期以外双方的斗争是敌我性质的斗争通过这种斗争把蒋介石集团从中国大6赶走在大6上清除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通过人民内部的斗争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路线克服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路线使中间集团归属到人民共和国的旗帜之下。现在一般的党史、革命史和现代史书上对于第一种斗争叙述的比较明确但对第二种方式的斗争叙述的不够突出实际上人民共和国的路线不克服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路线也不能说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彻底胜利。 1949年9月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共同举行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致同意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并制定了《共同纲领》。《共同纲领》的总纲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经济政策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的终结标志着三条政治路线斗争的终结。新中国的成立使国家前途展现了光明的前景。从此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中国在总体上实现现代化有了可能中国出现了由落后变先进的转机。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丙编典志第一章农业和农业科技第一节近代农业科技的起步近代农业科技的策源地1919年以后中国各大学开始设立农学院如中央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岭南大学等都设有农学院此外还出现了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后改北京农业大学）这样的专科学校。在这些院校中集中了我国一批最早从海外学成归来的农科专家。当时在北京农业专门学校中就有许璇和梁希。许璇（1876—1934）于1913年获东京帝国大学农学士学位归国后任农专教授讲授农政学、土壤学、畜产学等课程后曾任北京农业大学校长、浙江大学农学院院长在中国农业学科的创建上曾作出过重要贡献。梁希（1883—1958）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林科1916年回国后被聘为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教授兼林科主任1923—1927年又赴德国萨克森林学院研究林产化学为中国森林开、林产化学学科建设做了开创性的工作。曾任过浙江农校校长的陈嵘（1888—1971）1913年从日本北海道帝国大学农科毕业后回国在金陵大学林学系任教。从教数年后又去美、德再攻林学。1917年中华农学会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他被推选为第一届会长。他曾编写了中国树木分类学专著。丁颖（1888—1964）1924年从日本帝大农学院毕业归国后曾在中山大学农学院、华南农学院任教授、院长。他于1926年在广州石牌中山大学农学院创办稻作试验场。同年在广州东郊犀牛尾沼泽地现野生稻用它与农家品种竹粘杂交育成“中山1号”水稻品种。这是在世界上进行的将野生稻的种质成功地转移给栽培稻种的例科学试验。曾任中央大学农学院院长的邹秉文（1893—1985）1915年毕业于美国康乃尔大学农学院毕业后继续在该校研究院攻读植物病理学1年。1916年回国后在金陵大学担任植物学、植物病理学、植物育种学教授。1917年转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筹建农科并担任主任。1918年该校改为东南大学1921年又改为中央大学他继续任教授兼农科主任、农学院院长。他曾撰写了中国农科大学的第一部植物学教材并指明“此书具改制之志凡旧日因袭日本而不合学理之名称概予改定”。他还曾撰著《中国农业教育问题》一书力陈教学、科研、推广三结合的重要。那一时期的农科大学、学院曾是当时全国农学展的重要策源地。 棉花品种的选育改良由于工业原料需求和对外贸易的推动棉花品种选育原理及选育方法的研究得到较快展且得到实业界和国外的支持资助。最早从事棉花品种选育改良研究的是1913年建立的南京金陵大学农科。他们与早期来华的美国棉花改良专家o.f.柯克（cooko.f.）、j.b.郭仁风（griffingj.b.）等人建立了合作关系以金大农科为研究中心。他们的研究在十数年间曾影响着中国棉花主栽品种的选用方向。 1917年穆藕初（1876—1943）等人在上海组织植棉改良社刊印《植棉浅说》购备、推广美棉种子优价采收各地改良新棉。1919年上海组织纱厂联合会其中设植棉改良会穆藕初被举为委员长。同年穆代聘过探先（1886—1929）教授主持植棉推广事业在江苏、浙江、湖北、河南、湖南、河北设场16处。从1921至1924年改由纱厂联合会每年捐洋2万银元资助东南大学农科由邹秉文教授和过探先教授主持植棉推广项目。这是由中国企业界资助农科大学从事棉业研究的开端。东南大学、金陵大学两农学院合作曾在植棉方面作出重要贡献。穆藕初在《藕初五十自述》中称：“我国植棉事业迄今尚有可观者皆赖邹、过二君及东大各农学专家热诚任事之结果与纱厂联合会诸会员热心赞助之赐也。”1而穆藕初等人资助植棉研究有其振兴棉纺业的深远目的。 粮食作物品种的改良1922年以后华北连年大旱长江流域又患大水在水旱频仍粮食缺乏大量输入洋米、洋面的背景下农业领域曾突出抓小麦、大麦、高粱、粟、大豆等的品种改良。1925年金陵大学与美国康乃尔大学建立合作改良华北粮食作物训练遗传育种人才的项目后又与纽约洛氏基金世界教育会（internationa1edunetboard）及康乃尔大学建立中国作物改良合作项目。每年由康大派育种教授至金大协助指导作物改良。金大供给试验场与研究室设备世界教育会则津贴康大教授旅费。.洛夫（.）、.马耶思（.等教授相继来华指导作物育种。此一时期中国育种、栽培、病理诸学科有着迅的进展。这是我国国际农业技术合作的创举对中国农学展有重大影响并取得了粮食作物增产的显著效果。如自1931年起由纯系方法6续育成多个小麦新品种每亩产量较普通品种约增产15—3o％。 从1919年起我国开始采用科学方法进行水稻品种选育的试验。试验由南京高等师范农科（后改称东南大学农科）农事试验场原颂周主持。由各省征集多个优良水稻品种经过严格比较选育得出“江宁洋籼”、“东莞1李靖主编：《穆藕初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6页。 白”两个纯系优良品种并在生产上得到推广。这一时期农商部中央农事试验场还先后自江苏、浙江、安徽、河南、河北、吉林、湖北、福建、广东等省和日本、意大利等国收集47个水稻品种进行品种比较试验曾选出数个亩产25o公斤以上品种。1924年周拾禄（1897—1979）教授提出：中国稻麦育种以采用穗行纯系育种法为宜。 第二节农业分支学科研究的开展和近代农业科技体系的形成中央农业实验所等单位的建立1931年国民政府实业部设立中央农业研究所筹备委员会派实业部副部长、1914年获美国农科硕士学位的棉业专家穆藕初为主任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钱天鹤（1892—1972）为副主任邹秉文、沈宗瀚等共16人为委员拟设植物生产、动物生产及农业经济三科。该会选定南京孝陵卫所址草拟工作规程确定中央农业研究所（后改称中央农业实验所）主管全国农业技术改进。中央农业实验所占地面积24oo余亩规模宏大实验设备完善。这一时期全国经济委员会设立中央棉产改进所行政院设立全国稻麦改进所实业部设立全国稻米检验监理处与全国小麦检验监理处均设在孝陵卫中央农业实验所内人员互相兼职工作密切配合稻麦棉改良工作日臻完善。农业科学实验和技术推广逐渐由中央农业研究机构领导起来。 中央农业实验所、全国稻麦改进所、中央棉产改进所等广延中外专家改良全国农业同时各省均设农事试验场各大学多设农学院对于稻、麦、杂粮、棉花、园艺、土壤、肥料、昆虫、病害、兽医、蚕桑、森林树木、农情报告、土地利用、农场经营、仓储、农产运销、稻麦棉的分级检验等多方面研究改良理论与应用并重。这一时期已能运用温室、细胞室等条件设备进行诱致棉花突变与杂交小麦细胞遗传的研究。各大学农学院亦多参照中央大学与金陵大学农学院的组织、教学、研究及小规模推广结合方式作物育种、土壤、肥料、植物病虫害、园艺、兽医、造林、农业经济等教学与研究工作在此时期进展明显。 征集作物品种资源倡行农业科技交流1.征集作物品种资源。 1931年中央农业实验所为充实过去农业院校研究单位征集作物品种的工作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各省采集小麦单穗3959种份又征集当时苏联小麦2o2种份美国小麦2o7种份。1932年秋中央农业实验所与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农学院合作购得英国里丁大学j.潘希维尔（persiva1john）教授征集的全套世界小麦品种17oo种份。汇集较多的育种原始材料为小麦育种技术的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1933年中央农业实验所组织专家分赴苏、浙、皖、赣、湘、鄂6省农田中采选籼、粳、糯稻单穗4万余并向国内外征集水6稻优良品种664个进行稻作育种、生态、生理、细胞、遗传、田间技术以及分类等项试验研究。1935年底全国稻麦改进所成立赵连芳（1894—1968）博士任稻作组主任内则充实人才设备并与中央农业实验所土壤肥料、病虫害、农业经济各系联系合作外则在苏、浙、皖、赣、湘、鄂、川、粤、桂、闽、豫、陕等12省合作改良水稻。这一时期我国品种资源的征集、整理、分析、利用达到了较高水平。 2.倡行农业科技交流。 1931年金陵大学农学院举办农作物讨论会聘请中央农业实验所总技师、.洛夫主讲生物统计方法将运用生物统计分析的田间试验新技术传播给中国作物育种界。1934年中央农业实验所邀请英国生物统计专家j.韦适博士（isharfjohn）来华主讲田间技术及生物统计.海斯（.）博士讲授作物育种方法。这些对提高我国稻麦育种技术和方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国外农学一些新进展也更引起人们关注。 1934年由中央农业实验所技正沈宗瀚等负责筹备中央大学农学院、金陵大学农学院共同协作全国作物改良研究会议于11月17—19日在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农业实验所中央大学农学院金陵大学农学院河北、河南、广西、广东、陕西、浙江、湖南、湖北、山西、山东、江苏、安徽等地代表83人其中教授、技正级2o人。会上演讲的论文28篇内容多为研究各种作物（小麦、水稻、玉米、大豆、棉花、粟、高粱、蔬菜、果树、甘蔗、茶及华南特种作物）育种涉及育种与病害、抗虫育种、试验标准及统计分析、细胞遗传与育种的关系等方面。 这次会议可以视作中国作物改良研究迈向新阶段的。会上沈宗瀚表题为《中国作物育种事业之过去、现在及将来》1的演讲。就作物育种方法而言他将1915—1924年划为第一期这时以棉作为主稻麦为副；育种方法以选种及引种为主；比较试验以田间观察及室内考种为主“产量计算及生理遗传等问题则非所注意”。这是育种事业的“幼年时代”。将1925—1934年划为第二期这时试验以稻、麦、棉、豆、高粱、粟为主改向来注重观察以选种的旧法一变而为应用统计及利用遗传以改良品种的方法。沈氏称第二期为“少年时代”。随着金陵大学农学院与美国康乃尔大学的合作项目期满1934年洛夫教授离华返国“故今兹之育种事业全在国人之努力”。沈宗瀚认为以育种事业之年龄而言到了1934年“亦达成人时代独立奋斗为中华育种前途创造一新纪元责在吾兆”。他提出当时育种事业的要务为：（1）集合国内研究人员分工合作。（2）协助优秀农业机关经费缺乏时予以相当补助俾内部充实而得尽量展。（3）聘请世界育种专家来华讲学以介绍新学识而训练人才。（4）促进种子推广事业使优良之种子为农民所乐用故主持育种事业者选种务极精当推1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编印：《中国作物改良研究会议演讲集》第3—6页。1934年11月。广务极普遍以增社会对于育种事业的信仰。沈宗瀚的文章反映了当时中国对农业科学技术内外交流已达较深的认识程度。 农业技术改进从多种分支领域呈现中央农业实验所、全国稻麦改进所、中央棉产改进所、稻米检验及小麦检验监理处等单位在农业技术改进上作出许多贡献。在土壤肥料方面中央地质调查所自193o年起调查全国土壤于1936年由t.梭颇（thorpt.）撰写成《中国土壤》专著并制成全国土壤分类图。广东土壤调查所193o年成立邓植仪（1888—1957）所长于1934年曾汇总该所历年调查所得编著《广东土壤提要》一书。1935年中央农业实验所土壤肥料系张乃凤（19o4—）等在江苏、安徽、山西、河北、河南、湖北、湖南、江西、云南、贵州、四川、广西、陕西等14个省68个地点进行156个氮磷钾三要素肥效试验1942年表了《地力之测定》论著。在作物方面中央棉产改进所孙恩麟（1893—1961）所长根据气候、水利及运输等条件提出将棉花增产重心放在陕豫鲁冀等省推广美棉品种。中央农业实验所总顾问美国育种学家洛夫于1933年提出征集中美棉31个品种在苏、浙、鄂、陕、鲁、豫、冀等省举行区域试验以资选种。1935年冯泽芳（1899—1959）继之主持此项试验确认“斯字4号棉”（stonevi11e）宜于黄河流域各省种植。“德字531棉”（do1fose）在长江流域种植产量甚丰。金善宝1936年指出：斯字棉和德字棉是中央农业实验所和中央棉产改进所最近对于棉作育种的极大贡献。1金善宝（1895—1997）搜集全国小麦9oo余品种经过精密观察1926年曾作出检定与分类。沈宗瀚从1932年至1935年以征集到的1oo个农家小麦品种根据气候的差异及改良时应注意的条件在冀、晋、豫、鲁、浙、鄂、陕等省区进行试验划分出冬小麦几个不同适应区域和春麦区域为我国作物区域划分的最早研究并开始按区域协调全国小麦改良工作。在病虫害防治方面俞大绂（19o1—1993）、陈鸿逵等选出小麦、大麦、粟、高粱、蚕豆等抗病品系多种并研究植病生理小种。戴芳澜继续中国真菌的调查工作写成了《中国真菌名录》。中央大学邓叔群（19o2—1976）表《中国真菌志》开展水稻、棉花病害研究。吴福祯（1898—1996）研制药剂防治棉花、蔬菜蚜虫的药剂药械于1935年取得成功投入生产开始了大规模药剂治虫华北美棉由此得以大量推广。在林业方面陈嵘教授于1934年写成《中国树木分类学》专著。在蚕桑方面孙本忠（1897—1968）以诸桂蚕与黄皮土种杂交而育成黄皮诸桂种。黄皮为显性将其自交多代成为黄皮自交种再与任何优良品种交配而得第一代优势黄皮杂种在蚕区推广饲育。1金善宝：《中国近年来作物育种和作物栽培的进步概况》《金善宝文选》中国农业出版社1994年版第78—81页。 在畜牧兽医方面1921年南京东南大学农科畜牧系开始引入乳牛、猪、鸡并进行饲养试验及牧草栽培研究。1925年陈宰均（1897—1934）在山东青岛李村农场对不同猪种进行甘薯叶、谷豆、青粗饲料的饲喂试验。1926年在他主持下北京农业大学兴建动物营养研究室进行动物营养及维生素的研究为中国农业院校最早建立的动物营养科研机构。1934年国民政府军政部于江苏句容建立种马牧场遴选、购进国内外优种马进行中外种马杂交至第五代再与国外纯血种公马交配将其后代横交固定培育新型良马肇始了我马采用近代家畜育种方法和人工授精的技术。192o年上海龙怀皋从美国引进低温巴氏杀菌设备生产消毒牛奶。1924年北京中央防疫处和青岛商品检验局的血清制造所生产了兽用血清、疫苗及马鼻疽诊断液。农副产品检验和动植物检疫也是在这一时期兴起的。1928年工商部筹建上海商品检验局邹秉文任局长。该局主要检验出口的生丝、畜产品、桐油、茶叶、蜂蜜、蚕种等。该局的设立结束了中国农副产品检验长期由外籍人员把持的局面。实业部鉴于许多国家很重视牲畜入口检疫为避免进口牲畜带进疫病1929年决定由中央农业实验所和上海商品检验局联合建立兽疫检验所由程绍迥为主任。1935年8月上海商检局正式对进口牲畜进行检疫由此中国诞生了进口家畜检疫制度与技术。 这一时期由农学各分支学科专家起建立的农科许多分支学会先后建立并开展了一定范围的学术交流。从1917年6月陈嵘等在南京起建立中华农学会起至1947年已有中华林学会、中国园艺学会、中华昆虫学会、植物病理学会、中国作物改良学会、中国土壤学会、中国畜牧兽医学会、中国农业经济建设协会、中国水土保持学会等17个农业学术团体参加农学联合年会。各学会在出版学术刊物、丛书、审定农业科学名词和农业学校课程、组织科学试验、调查研究、技术推广、咨询建议方面挥了不小的作用。1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农业、农业科技出现顺畅前进的形势。 1参见华恕：《我国农业学术团体之沿革与现状》中国农学会1985年。第三节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农业农业机构的调整1931年日军侵占我国东北1937年又动全面侵华战争。东部粮棉产区沦为战区。中央农业实验所、主要的大学农学院、农业科技推广机构、农业领导机构随政府西迁。为了实施战时后方农业政策增加生产支援抗战国民政府对农事机构进行了多次调整农业工作被迫纳入战时轨道。1937年在军事委员会下设立了农产调整委员会。1938年1月国民政府实业部改为经济部农产调整委员会改组为农产调整处并隶属于经济部农本局并在经济部中设置了主管农、林、蚕、垦、渔、牧等业的农林司。稻麦改进所、棉业统制委员会、蚕丝改良委员会合并归入中央农业实验所由经济部领导。1939年国民政府设立农产促进委员会194o年又成立农林部直属行政院管理全国农林事业。各省的农业行政则集中于省政府建设厅县则由建设科主管。中央农业实验所划归农林部并进行扩充作为全国农业技术的中枢在后方各省设立工作站协助各省进行农业改进工作。后方各省设立农业推广繁殖站各省将农业实验机构集中于省农业改进所各县设农业推广所以实地指导扶助农民改善耕地技术和经营方法。1941年中央农业实验所兽医系单建为中央畜牧兽医所。不久林业系也分出建为中央林业实验所。1945年初在农业促进委员会等单位的基础上成立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国民政府中央和后方各省地方农业机构的调整、建立、健全对于农业科技工作一向薄弱的西南、西北地区有相当的组织、示范和督导作用。 西南、西北地区的开垦与农业的展西南、西北各省的农业1937年以前曾长期处于封闭和落后的状态。这些区域在东南沿海农业主产区相继沦陷后成了后方军民衣食所寄和易货偿债物资所出的根据地。国民政府颁布“九省荒地开垦计划”、“非常时期难民移垦规则”组织大片开荒促进省营、县营及民营垦殖鼓励回国华侨从事垦殖。同时还竭力提倡扩种冬作物和夏季杂粮推广双季稻、再生稻的种植限种烟草等。这些措施以法令的形式强制推行。如在“土地政策战时实施纲要”中规定：“土地之使用应受国家之限制政府并得依国计民生之需要限定私有农地之耕作种类。”农林部194o年订出的推广冬耕办法曾以通令的方式加以贯彻。战时强制性推行农业技术措施对提高后方农村的土地利用率改变沿袭已久的耕作习惯增加粮食产量有直接的效益。1941年西南5省推广冬耕面积为847万余亩利用荒隙地243万余亩利用夏闲田315万亩减糯改粳139万亩推广再生稻3o6万亩总计相当于扩大耕地面积1548万亩左右1。据中央农业实验所的统计战前全国人均拥有粮食为25o.5公斤除去牲畜、种子和其他用途外人年均食用粮为193公斤；战时后方年人均拥有粮食为322公斤人平均食用粮为236公斤均不低于战前。2抗战时期后方生产的粮食不但维持本地区民众的口粮还为军队及内迁工厂、机关等提供所需的粮秣。这是中国人民艰苦奋斗同心抗战创造的奇迹其中农业科技改进起着巨大作用。 陕甘宁等边区大力展农业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及其他边区为打破封锁、支援前线农民群众自己动手、自力更生展农业技术。194o年2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创立延安光华农场该场在作物栽培、培育推广优良品种、防治病虫害方面作出显著成绩并取得了马铃薯、青贮玉米轮作复种一年两收等试验的成功。同年陕甘宁边区森林考察团提出《陕甘宁边区森林考察报告》其中有开垦南泥湾以增产粮食的建议。后八路军总司令部调12o师359旅进驻南泥湾一面垦荒种粮一面进行军训。当时南泥湾曾是陕甘宁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基地。1941年春延安自然科学院设立生物系1943年上半年改为农业系。该系与光华农场合作就当地重要害虫粟灰螟进行研究曾选育出抗螟品种“狼尾谷”加以推广。还曾努力提倡种植棉花和栽桑养蚕。1943年秋由乐天宇（19o7—1984）、李世俊、陈凌风、方悴农等起成立了延安中国农学会。晋冀鲁豫和晋察冀等边区在展农业技术引进、推广金皇后玉米等优良作物品种方面也曾作出过可贵的努力。 日军占领区的农业科技1931年日军侵占东北1937年进而侵入华北华南他们给中国农业生产和农业技术造成难以估计的损失。日军在侵占的一些地方也曾建起了若干农事试验场。早在1913年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就在吉林公主岭设立农事试验场。1931年后在黑龙江克山、哈尔滨、佳木斯辽宁熊岳等地建立农事试验场。据1933年《克山农事试验场概要》载其试验场对具有特产意义的大豆的品种改良、小麦栽培育种、农业机械化等进行试验研究。出于进一步侵华的目的1936年春日本外务省便决定修正“对华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将每年6oo万元预算增加到7oo万元着重在华北数处成立农事试验场重点试验日本最缺乏的棉花和羊毛。1936年7月日本外务省文1参见吴伟荣：《论抗战期间后方农业的展》《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1期第221—243页。2参见吴伟荣：《论抗战期间后方农业的展》《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1期第221—243页。化事业部正式在青岛成立华北产业科学研究所后迁北京1938年在北京西郊白祥庵村建立中央农事试验场1194o年6月改名华北农事试验场。经过不断的接管和扩充华北农事试验场逐步展成为一个包括我国河北、山东、河南、山西、北京、天津、江苏7个省市、拥有5个支场、1个分场、2个试验地、13个原种圃共有6oo多名职员的庞大的农事试验网络主要从事华北农林畜产的改良。其项目涉及小麦、水稻、玉米、粟、高粱、大豆、甘薯、棉花、烟草、麻类等农作物的育种和栽培法蔬菜、果树试验土壤研究施肥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农田水利改良育苗造林家畜家禽育种和繁育家畜传染病调查兽疫血清类的制造和应用等。当然日本在华设置农业科研机构和进行农业科学试验是为了进一步实现经济掠夺、侵占中国人民的权益。但作为生产力因素其在农业技术改良方面亦曾起到一定作用。 1郭金如：《北京近代农业史话》《农林辩证法》1987年第4期第54—59页。第四节抗战胜利后农业逐渐恢复农业教学、科研管理机构的复员抗日战争胜利后农林部、教育部复员分别接收沦陷区的农学院和农事试验场。华北农事试验场分别由中央农业实验所、中央林业实验所、中央畜牧实验所接管成立中央农业实验所北平农事试验场中央林业实验所华北林业试验场中央畜牧实验所华北工作站以后又另外成立农林部华北兽医防治处。这些机构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展和进行农林牧兽药各方面的科学试验。如中央农业实验所北平农事试验场在农业科学实验方面增加了“抗病育种”、“蔬菜品种整理”等项目。又如充分应用田间试验的新技术重视应用生物统计原理纠正了日占时期那种试验项目过于复杂而设计又过于简单、试验重复太少以及小区排列不合理的缺点。在小麦育种、小麦耐寒性、抗病性检定、大麦育种、棉花杂交育种、美棉栽培试验、美棉病虫害防治试验等方面取得不少成绩。此外植物保护全国性机构和几所大学农学院迁回南京、北平恢复了全国蝗患旬报制度刊行全国蝗患调查报告。1947年农林部在上海新设中央水产实验所在南京设中央农业经济研究所、全国烟产改进处并恢复中央棉产改进所。在这种形势下我国的农业科学技术研究有了一定的开展。 一些地区、领域引进开农业新技术取得成绩1933至194o年间欧美杀虫药剂已有重要展。战争结束后曾被视为军事秘密的药剂合成公式逐渐解密提供农用使害虫防治进入一个新时代。1946年中央农业实验所等在666粉剂与毒饵诱杀蝗虫方面的试验取得成功完成了滴滴涕的合成与鱼藤精乳剂研制。同时还致力于引进最新药剂防治害虫如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得到大量d.666等农药供应在防治蝗虫及水稻、棉花、蔬菜等害虫方面收效甚为显著。1945—1946年间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与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合作办理战区善后救济事宜曾为展华北乳业引进大批乳牛为适应黄泛区及盐垦区垦荒的需要输入各式农业机械等。美国.韩丁（hinton.）等曾为我国农垦系统培养了农机技术骨干和不少农用拖拉机驾驶人员。 展农业国际合作培养技术人才1945至1946年间邹秉文多次与美国康乃尔、密西根、爱渥华等大学以及万国农具公司联系募得奖学金名额由中华农学会分批选派学生前往留学。这些人勤奋攻读热爱祖国后来多成为我国农业科技各部门的学术业务带头人和新领域的开拓者。战后中国农业虽有一定恢复由于当时政府的搜刮人民通货膨胀物价飞腾农业科技尚不具备顺畅展的条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业科技才迈向现代型的展阶段。第二章工业工程技术第一节土木工程建筑（一）各种建筑形式与建筑思潮的流行从五四运动到抗日战争爆的这段时期中国近代建筑已进入了它的繁荣时期但是它的展又是曲折复杂的除了一些偏僻地区仍然保持着传统的做法外一般城市的建筑都在探求着新的展道路。尤其是在大型建筑中既可以看到西方古典与折衷主义建筑形式的移植也涌现了一批建筑师在致力于展西方现代建筑风格；既可以看到应用现代建筑技术继续展中国宫殿式与传统建筑形式也出现了一批中国杰出的建筑师对创造新民族形式建筑的探讨。尤其是在二三十年代时中国近代建筑曾在继承与革新方面作过大胆的尝试中西建筑文化趋于交融形成一些新的特点无疑对后来建筑的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抗日战争时期建筑活动几乎濒于停顿少数新建房屋规模都不大且多为临时性的建设建筑质量也比较低劣。抗战后少数大城市虽然也搞过一些长远的建设规划但都是纸上谈兵根本没有付诸实践。如“上海都市计划草案”“陪都十年建设计划草案”等均是。只有南京为恢复都面貌作过一些官方的建设。在建筑设计思想与建筑教育方面总的来说则已普遍流行现代建筑思潮但许多建筑师崇美思想甚为严重甚至盲目追求美国建筑方式而对中国建筑特点的考虑则趋于淡漠。 1.西方古典与折衷主义建筑。 真正的西方古典建筑形式与折衷主义建筑思潮在我国的流行主要是在二三十年代。这一方面是由于外国建筑师在华大量开展设计活动直接输入了西方国家当时的建筑风格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我国留学归来的近代建筑师主动引进了西方建筑形式与设计方法的缘故。这类例子当时在全国各地均可见到其中尤以上海、南京、天津、北京、广州、汉口、沈阳、长春、大连等大城市更为明显。 1921—1923年建造的上海汇丰银行大楼可算是这类建筑的杰出代表。该建筑位于福州路外滩规模庞大造型宏伟是外滩一带最引人注目的建筑之一。大楼主体高六层底下有一层半地下室楼顶中部还突出一个二层带穹顶的塔楼。建筑造型采用西方古典复兴式比例严谨外墙表面用石砌上下分为三段处理下面两层用粗犷的花岗石砌筑中间三层应用了罗马科林新柱式与平整的石砌墙面再上面为檐部和处理成女儿墙似的顶层。银行正立面朝东有三个圆券形大门门前设有一对青铜卧狮。建筑物内部用钢骨架结构外包混凝土墙体也很厚实最厚处达1.4o米。底层室内有两个营业大厅大厅内部柱子、墙面与地面均采用意大利云石装修尤其是科林新柱头部分还特别用了铜质装饰给人以富丽堂皇、资产雄厚与安全可靠之感。汇丰银行是英国在华的金融中心是其在远东的据点大楼的建筑充分表达了当时的建筑思潮和建筑水平。 1924—193o年建造在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校园内的中心建筑群是当时另一组杰出的西方古典建筑。其中较早的两座为1924年由帕斯卡尔（1）设计的孟芳图书馆和由上海东南建筑公司设计的科学馆（现名江南院）。图书馆建筑高二层外观系采用标准的罗马爱奥尼柱式构图入口有突出的宏伟柱廊外墙全用水刷石粉面内部结构采用钢筋混疑土梁板结构整个建筑造型十分严谨酷似欧洲学院派的手法。科学馆建筑为四层外观只在柱式与檐口、基座部分用水刷石粉面其余外墙则用青砖砌筑。1929年由李宗侃设计的生物馆（现名中大院）高三层外观也采用西方古典建筑手法但造型处理已较图书馆略逊一筹。193o年大礼堂的建成则为校园内这组西方古典建筑群确立了中心。大礼堂系由英国公和洋行设计造型宏伟外墙用水刷石粉面内部全是钢筋混凝土结构上部正中有一个非常突出的八角穹窿顶属典型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建筑形式整座建筑从基座、线脚、柱式到穹顶都表现出建筑师具有西方古典建筑手法的高度素养是我国近代建筑中非常可贵的杰作。 当时由中国建筑师自己设计的西方古典建筑也已达到很高水平例如由沈理源设计的天津前盐业银行（1925年）和前浙江兴业银行（1925年）由贝寿同和关颂声设计的北京大6银行（1924年）以及1923年在上海香港路建成的旧银行公会大厦等都是很好的实例。 这时期采用西方折衷主义手法的建筑在各地比比皆是较为著名的例子如公和洋行设计的上海沙逊大厦（1925—1928年今和平饭店）由哈沙得和飞力柏斯二建筑师联合设计的上海永安公司（1916—1918年）、上海先施公司（1915—1917年）上海前正广和汽水厂大门（1937年）以及上海旧法国学堂等等。在北京清华大学校园内除了大礼堂与清华学堂等少数几座建筑具有较严谨的古典手法以外这时期的其余建筑基本上都是采用折衷主义建筑手法。 2.西方现代派建筑。 三十年代初有一部分在华开业的外国建筑师和刚从国外留学归来的中国近代建筑师他们受到西方现代建筑思潮的影响不满于在建筑上进行繁杂的复古装饰也开始在我国一些大城市中作过不少现代建筑的尝试其中尤以上海最为突出比较著名的例子有国际饭店（1931—1933年匈牙利建筑师邬达克设计）、大光明电影院（1932年）、百老汇大厦（今上海大厦1933年）、毕卡第公寓（今衡山公寓1934年）、百乐门舞厅（1933年）等等其中不少建筑已基本达到了国际水准。 国际饭店是这一批现代建筑中的佼佼者代表了三十年代我国建筑技术的最高水平。它于1933年正式落成造型仿美国早期摩天楼形式外观高耸并逐渐向上收缩形成塔状。建筑号称24层实际是地面以上为22层地下室2层总高86米是五十年代前我国最高建筑。楼内有快乘客电梯三部另有为服务用的电梯三部。建筑结构为工字钢骨架外包混凝土是西方摩天楼常用的方法。大厦地基为了坚实和减少沉降由丹麦人开的康益公司承包打桩工程梅花桩深达36.6米。建筑平面布置甚为紧凑而实用楼内设备完善装修精美立面造型简洁基座部分为黑色花岗石贴面磨光上部墙身全用褐色泰山面砖贴面整座建筑富有高层建筑和垂直线条韵律成为上海标志性建筑之一。 南京曾是当时国民政府的都我国不少近代建筑师也曾在这里作过一些现代建筑风格的尝试如由李锦沛设计的原最高法院大楼（1933年）现为江苏省商业厅其外观就带有欧洲新艺术运动的特点立面上运用了许多粉刷的竖线条装饰中部还有意地做成塔状这种立面处理手法在南京近代建筑中也能见于其他实例。在建筑物的内部则为砖木结构木楼梯木楼板。在这座建筑落成后不久1935年由华盖建筑师事务所设计建造了实业部地质矿产博物馆它是用钢筋混凝土结构建造的早期现代建筑造型。立面仍保持对称布置设有踏步直通二楼红砖外墙不加粉刷但砖工精细并在入口两侧墙上做有一排凸出的砖块装饰整座建筑既简洁大方又有丰富的细部点缀颇为耐人寻味。在三十年代建造西方现代建筑风格的典型实例还有李锦沛设计的新都大戏院（1935年）今胜利电影院；杨廷宝设计的大华大戏院（1935年）；梁衍设计的国际联欢社（1936年）今南京饭店前楼；华盖建筑师事务所设计的都饭店（1932—1933年）以及福昌饭店（1932年）等。这几座建筑大多是既造型简洁又同时保持竖线条或横线条的装饰只有都饭店已基本将造型加以净化而且平面根据功能与基地的特点做成不对称形式是同期建筑中手法较新颖的一座。由于这种形式的建筑符合现代建筑功能的需要又便于应用新的材料与结构而且工程造价经济建筑造型新颖因此在商业性和公共性建筑中很快得到展而且逐步形成一种潮流。除南京之外在广州、武汉、天津、北京等地的现代建筑也方兴未艾尤其是广州成为南方新思潮的先驱1936年建造的爱群大厦高18层平面成熨斗形内部能适应多功能需要立面造型简洁新颖并以竖线条强调高耸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是近代南方建筑的一朵新秀。 本时期各城市的居住建筑也普遍有所改进里弄住宅、花园新村、集体宿舍楼、单元式公寓楼、花园洋房等已逐渐取代了传统的院落式或天井式的民居在平面布置上比较紧凑、实用和舒适结构上是用砖木混合结构以砖墙代替过去的立帖式木梁架承重设备也已现代化一般都有水电设备和卫生间建筑造型比较简洁。三十年代以前多为清水外墙三十年代中期开始已有不少居住建筑在外部使用各种粉刷饰面这些做法都为后来住宅建设开辟了现代设计的道路。 3.近代宫殿式建筑。 五四运动后逐渐出现了一批“宫殿式”建筑形式的公共建筑这类建筑应用新技术建造仿传统宫殿式的屋顶内部用砖墙与钢筋混凝土结构；平面完全按功能需要布置不拘传统旧制；立面多为二、三层经常做有装饰性的壁柱柱间布置着一个个长方形的窗户。这种形式的建筑当时一般通称为“宫殿式”建筑。 上海圣约翰大学怀施堂是现存这类建筑中最早的实例之一建于1879年内部用砖木结构平面为四合院式入口处有高耸的钟楼顶部为中国传统的重檐翘角外墙用西式券廊显然是中西混合手法造型比较生硬表现了早期不成熟的特征。 由美国基督教创办的南京金陵大学与金陵女子大学的建筑是应用新技术建造这种“宫殿式”建筑较为典型的例子。美国芝加哥的珀金斯与汉密尔顿建筑师事务所（perkinsfe11oap;hami1tonarnetbsp;年曾应用这种方法建造了金陵大学的礼拜堂外墙用城砖砌筑不施粉刷内部用木结构屋顶为传统飞檐与灰色筒瓦造型朴素无华平面则按礼拜堂功能布置。1919年美国建筑师司马（sma11）又为金陵大学设计建造了北大楼也是应用同样方法。同时北大楼在外观上突出中部五层塔楼可能是受欧洲中世纪市政厅构图的影响。此后由司马在1925年设计的西大楼以及1926年齐兆昌设计的东大楼（1956年被烧后已按原样重建）、科学馆等建筑虽仍用传统形式但内部已改用钢筋混凝土结构了。 金陵女子大学略晚于金陵大学该校筹建于1918年1921—1923年先后落成七幢主要建筑形成一组完整的宫殿式建筑群其中包括会客厅与健身房、科学馆、教学楼、宿舍等。1932年又增建图书馆（楼下为教室）及大礼堂（楼下为音乐室）。此后又6续建有许多附属建筑。金陵女大建筑群的主要设计人为美国著名建筑师茂菲（y1877—1954）中国建筑师吕彦直（1894—1929）为助理。这组建筑的总平面仿照了中国建筑的传统布置对称严谨并且还考虑到采用中国廊庑的联系方法建筑物的形体不大均为二层平面依照功能需要进行设计材料完全现代化并全用钢筋混凝土结构而立面则为中国宫殿形式柱子、斗拱、梁枋、兽吻等一应俱全。由于门窗受立面限制故光线与通风较差。另外某些细部也处理不当例如教学楼檐下斗拱不置于柱顶之上而放在柱头两边既不合传统习惯也不能形成象征主要支撑构件的作用。但它应用现代建筑技术来展中国传统建筑形式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大胆的尝试同时也为吕彦直后来设计中山陵与广州中山纪念堂奠定了基础。 此外茂菲又于1925年在北京开始设计建造了燕京大学校舍同年美国建筑师安那（neter）也设计建造了协和医学院1926年德国建筑师格里斯尼特（.b.）设计建造了北京的辅仁大学其他还有广州的岭南大学、成都华西协和大学等也都作了类似的探索。 中山陵是近代宫殿式建筑最杰出的代表也是中国近代建筑史上最重要的建筑之一。陵墓位于紫金山中部茅山南坡。1925年9月吕彦直的应征中山陵墓设计图案获头奖被定为陵墓实施方案吕彦直也被聘为建筑师。中山陵于1926年3月12日举行盛大的奠基典礼至1929年初步建成。陵墓建筑群所用的材料大部分为苏州金山之花岗石或为香港之花岗石。当时全部建筑造价共为15o万元。 陵墓共占地8万余平方米总平面范围“略呈一大钟形”象征着孙中山先生毕生致力于唤醒民众反抗压迫为拯救国家、民族奋斗不息的伟大精神。中山陵的创作思想是把建筑与环境融为一体总体规划吸取中国古代陵墓总体布局特点采用了轴线对称的平面陵墓建有牌坊、甬道、陵门、碑亭、祭堂和墓室所不同的就是甬道两旁没有石象生并打破了传统神秘、压抑的基调代之以严肃开朗又平易近人的气氛反映了孙中山先生的民主性。 陵墓甬道长375米宽4o米墓室位于海拔158米高处由陵园入口至墓室距离7oo米高差7o米连续的空间序列与轴线上一系列的重点建筑创造出了庄严雄伟的气魄。 陵墓的单体建筑造型亦基本上采用传统帝王陵寝的形式但不同的是不用红墙黄瓦而用蓝色琉璃瓦屋顶花岗石的墙身内部用钢筋混凝土结构。主要建筑造型严谨尺度、体型、材料、表现和细部传统花纹的应用均较成功具有稳重、纯朴的庄严气氛比传统帝陵更显得清高肃穆。入口的“博爱”牌坊完全是传统的三间石牌坊形式；陵门为清式歇山顶三拱门石建筑；后面的碑亭则为典型的重檐歇山顶石建筑。而主体建筑祭堂的平面为方形并将四个角墩突出以适应功能需要使建筑形式突破传统旧制但仍不失传统建筑风格。外观用重檐歇山蓝琉璃瓦顶檐下施以石斗拱祭堂内部的黑色花岗石立柱和黑大理石护墙衬托着中间孙中山的汉白玉坐像构成宁静肃穆的效果。而其不足之处是建筑群的组合较分散台阶坡度遮挡祭堂下部视线。但总的来说中山陵的落成仍不愧为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的杰作。除陵墓主体建筑之外在周围尚有一系列传统形式的纪念建筑这是当时各界人士和海外侨胞缅怀孙中山先生而捐资修建的。其中仰止亭、光化亭（1935—1936）为刘敦桢设计行健亭为赵深设计。 4.新民族形式建筑。 三十年代初期中国近代建筑师中的一些有识之士看到传统建筑形式与现代技术、现代功能结合的矛盾并且也考虑到宫殿式建筑造价昂贵于是大胆探索了“新民族形式的建筑”。这类建筑一般采用现代建筑的平面组合与体形构图并多半用钢筋混凝土平屋顶或用现代屋架的两坡屋顶但在檐口、墙面、门窗及入口部分则重点施以中国传统构件装饰并辅以适当的传统花纹图案。在室内也采用类似的传统装饰有时还应用传统的平棋天花做法和彩画等等。这种设计实际上是希望兼顾新的建筑功能需要与现代技术特点又能带有民族风格的一种尝试。因此也有人称之为“现代化民族形式建筑”或“混合式建筑”。它为中国建筑的现代化与民族化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并对解放后民族形式建筑的设计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三十年代南京对这类建筑的探索在全国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它已突破了单纯对传统形式的模仿而进入了创造的领域其中有不少建筑不失为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的重要范例。比较有代表性的如赵深、陈植、童寯合作设计的前国民政府外交部大楼（1932—1933今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办公楼）；由奚福泉、李宗侃合作设计的国民大会堂（1935年今南京人民大会堂）、国立美术馆（1935年今江苏美术馆）；新街口的中国国货银行（1936年今新街口邮局）；由基泰工程司杨廷宝设计的中央医院主楼（1933年今南京军区总医院）、中央体育场一组建筑（193o—1933年）、中山陵音乐台（1932年）、紫金山天文台（1931—1934年）等等其中尤以外交部大楼与中央医院主楼最为典型。 1932年以“赵深建筑师事务所”名义提出的外交部大楼方案当时是以所谓“经济、实用又具有中国国有形式”的特点击败“基泰建筑工程司”设计的中国宫殿式屋顶方案而夺标的。当然这也与当时外交部经费的限制有关。 外交部大楼于1933年落成平面呈“t”字形入口有个突出的门廊主体建筑为四层另有一个半地下室。整座建筑的平面设计与立面构图基本采用西方现代建筑手法但却结合中国传统建筑的特点与细部因而体现了新民族形式的精神。立面上下划分为三段即勒脚、墙身和檐部。墙面用褐色面砖贴面平屋顶檐口下部用同色玻璃砖做成简化斗拱装饰底层半地下室部分的外墙用水泥粉刷象征基座。内部大厅天花饰有清式彩画室内墙面亦做有传统墙板细部。该幢建筑具体方案的设计指导思想是既不完全抄袭西方样式也不是一成不变地照搬中国宫殿式传统做法而是根据现代技术与功能的需要安排平面布局与造型同时又具有中国传统建筑风格以达到新民族形式的目的和反映建筑的时代性。 位于南京中山东路的原中央医院也是新民族形式建筑的一个重要杰作1931年由杨廷宝设计1933年建成。医院主楼平面按现代功能布置立面在西方现代建筑构图的基础上装饰有传统的细部与花纹并在入口部分重点加以传统处理手法简化了传统建筑形式又能获得新颖稳重的民族风格。立面构图仍为三段式左右对称细部还做有仿传统构件的装饰如花纹、梁枋、霸王拳、线脚、滴水等等。 除南京之外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效仿比较著名的有上海江湾体育场董大酉建筑师设计1934年建；上海外滩中国银行大厦建于1936年英国公和洋行（pa1mer＆turnerarchitect’s）与中国建筑师6谦受合作设计；北京交通银行建于1931年杨廷宝设计。其中上海中国银行大厦是应用新民族形式手法探讨高层建筑的先例但造型比例欠妥在建筑艺术上并不成功。 5.西方现代建筑思潮。 1937至1949年西方现代建筑思潮对我国有很大影响西方的建筑理论建筑设计方法建筑表现技巧建筑教育制度建筑杂志建筑书籍都在中国建筑界占据了统治地位。这时期建造的房屋除少数例外如南京中央研究院内继续兴建的社会科学研究所（1947年建杨廷宝设计）为了与环境协调仍采用宫殿式建筑其他新造建筑大都采用西方现代建筑手法已很少有人再去考虑“中国固有的建筑形式”了对于创造结合中国特点的新建筑思潮已逐渐淡薄。 这一时期比较典型的建筑有：重庆国民政府大厦（建于1938年）重庆美国顾问团招待所（建于1942年前后李惠伯设计）重庆嘉陵宾馆（建于1942年前后基泰工程司设计）重庆的孙科住宅南京傅厚岗前公路总局大厦（建于1946年华盖建筑事务所设计）南京中山东路前中央通讯社大楼（建于1948年杨廷宝设计）南京下关火车站（建于1946年杨廷宝设计）南京中山陵5号孙科的别墅“延晖馆”（建于1946—1948年杨廷宝设计）南京北极阁的宋子文寓所（建于1946年杨廷宝设计）南京中山北路馥记大厦（建于1946年李惠伯设计）等。 馥记大厦高三层平面为一长条形建筑正立面由于偏西外表应用了连续的竖向混凝土遮阳板并有横线条间隔在两个主入口处将体形加高并将竖板贯通造成有强烈的重点和节奏感是典型的西方现代派手法也是四十年代有代表性的新建筑造型。整体造型简洁立面以横线条为主窗户也拉成长条状形成墙与窗的虚实对比效果。中山陵园区的延晖馆是高级别墅比较典型的例子四周有围墙占地约4o余亩建筑面积约1ooo平方米。住宅前院空地设有警卫室、车库和等候室等附属用房住宅东南面是大片绿地和树丛环境幽深恬静。住宅平面略呈不规则的十字形高二层主体为钢筋混凝土结构。住宅主入口朝北用玻璃砖作墙面使过厅光线明亮而柔和。室内各种房间及公共服务部分的空间均较一般私人住宅高大用材比较考究钢窗与木结构做工精细。 在租界区内这时期兴造的建筑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为上海的美琪电影院由范文照建筑师设计建于194o至1941年。入口设在街道的转角处因地制宜做成弧形进门有一圆形门厅与两边的售票处和内部休息厅相连交通路线与平面功能布置均较合理。在休息厅内有一宽敞明亮的曲线楼梯直通楼层不仅满足使用要求而且起到很好的装饰效果。建筑主体用钢筋混凝土结构沿街立面用金山石及斩假石饰面造型简洁活泼内部装修淡雅是西方现代建筑思潮在上海的典型作品之一。 （二）建筑技术近代建筑技术的展是近代建筑展的物质基础它为近代建筑出现的新类型与新形式提供了必要条件。从十九世纪中期开始西方建筑的新材料、新结构、新的施工技术新的建筑设备6续传入我国二十世纪初随着西方建筑师来我国开业以及我国留学归来的建筑师登上历史舞台近代的科学设计方法也已在许多大城市的建筑中普遍应用。 1.建筑材料。 钢材是近代建筑中最重要的新材料之一。二十世纪以前由于我国钢铁工业落后大部分建筑钢材都要依靠从国外进口本世纪初已有少数工厂能制造部分建筑型钢例如山海关桥梁厂、唐山桥梁厂、上海新兴和钢铁厂都能为桥梁、工厂生产型钢构架并能供应大型建筑的建筑钢材。到三十年代时鞍山钢铁厂有了较大的展逐渐形成为我国的钢铁基地生产多种建筑型钢。至于一般建筑上用的钢筋以及瓦楞铁、钢丝围篱和小型钢轨等大部分已能由一般钢铁厂供应；钢门、钢窗也已能自行制造当时许多产品都是由上海的胜利、东方、标准等钢窗厂生产的。水暖器材方面到三十年代许多大城市也能够自行制造。 水泥是近代新建筑的重要标志。1876年由英商创办的开平矿务局附设的唐山细棉土厂在中国最先生产水泥19o7年转给中国商人改名为启新洋灰厂以后又合并了湖北大冶水泥厂每年可产水泥25o万桶（每桶17o公斤）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水泥企业。192o年上海开设了华商水泥公司1923年投产年产量为64万桶；1921年在南京创立了中国水泥公司1924年正式投产年产量9o万桶。当时启新、华商、中国三家是国内最大的水泥生产企业它们都设有比较完整的轧石、磨碎、运输、烧窑、装桶等设备。1932年在广东又成立了西村士敏土厂1934年在太原建立西北水泥厂1935年在南京栖霞山开始建设江南水泥厂。此后在广西、云南、四川等地均6续有所兴建为我国近代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建筑以及各种水泥砂浆外粉刷的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近代的玻璃工业在国内始于十九世纪末叶当时少数城市已有手工玻璃作坊。19o4年最先正式成立了山东博山玻璃公司此后在江苏的宿迁、上海、香港、汉口、重庆等地均6续有玻璃工厂建立生产各种平板玻璃及灯罩、器皿等。1912年以后上海的玻璃工业展较快在二十年代前已有2o家左右厂家可以生产平板玻璃、花纹玻璃、灯罩等。到二十年代时厂家增到1oo多个。至于建筑上所用的屋顶玻璃砖、玻璃地板砖、天窗铝丝玻璃、各种门窗花玻璃等都已能在某些工厂生产。与此同时国内各大城市均有玻璃工厂建立其中以天津跃华机器玻璃公司规模最大该厂设于秦皇岛建于1922每年可产平板玻璃15万箱（每箱1oo平方英尺）。 机制砖、瓦业在本世纪初开始兴起天津的意商义品公司及汉口的德商德隆砖瓦厂是最早的两个厂家。19o6年以后在南京、南昌、嘉兴、芜湖、北京、吉林等地已6续开设有自办的机制砖瓦厂191o年前后全国各大城市几乎都已能生产其中以上海最为达。1935年前后国内绝大部分建筑用砖瓦已全部为国产种类与规格很多。此外各种石料的开采与加工也都已开始机械化至于人造大理石、水磨石许多厂家也能够进行预制生产为近代许多大型工程的内外装修工程创造了条件。 2.建筑结构与施工。 近代新建筑的主体结构已完全脱离了中国传统的木梁架体系。十九世纪后期新建筑一般均采用砖墙承重木梁板结构在一些早期“殖民式”与西方古典式建筑中还较多地在外观上应用了券廊结构形式。立面多为青砖砌筑有的在重点部位用红砖带装饰外部一般不加粉刷。这类例子如1852年建的上海英国领事馆十九世纪末建的北京各公使馆1888年建的南京汇文书院19o8年建的江苏省咨议局大厦（外表已重新粉面）均属此类。由于这种结构方式取材容易施工方便造价经济后来逐渐得到普及一直到本世纪三十年代还广泛应用。 二十世纪初期开始出现了砖墙和钢梁、混凝土相结合的做法。楼层结构中通常用工字钢作密肋小梁或用三四根工字钢并列外包混凝土作大梁梁上再放工字钢密肋密肋上铺地板。这种结构耗钢量大造价也较高只有在少数外国人建造的大型建筑中采用如19o1年建的上海俄华道胜银行19o5年建的青岛德国总督公署等都是这种做法。 自本世纪初开始也已有许多新建筑用砖墙和钢筋混凝土梁板的混合结构包括楼梯、大梁、过梁、楼板全用钢筋混凝土使建筑的内部空间布置比较自由。同时还有少数高层建筑应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19o8年建的上海电话公司大楼就是我国第一座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此后192o年建的上海卜内门公司7层大楼1921年建的字林报社8层大楼等也是早期现浇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实例。193o年建的中央大学大礼堂则是应用钢筋混凝土整体结构的典型建筑高3层内部容有3ooo座位而顶部为钢结构。另外在本世纪初建的上海阜丰面粉厂已用钢筋混凝土结构做到8层。 钢框架结构最早见于1916年建的上海天祥洋行。此后大多数高层建筑均应用这种结构1921—1923年建的上海汇丰银行钢框架已做到8层。1925年始建的上海华懋饭店用钢框架做到14层高57米。1926—1928年建的上海沙逊大厦用钢框架做到13层。193o—1934年建的上海百老汇大厦高2o层1931—1934年建的上海国际饭店共有24层高达86米也都是应用高层钢框架结构。钢框架结构一般常在梁柱外包混凝土楼板与楼梯用钢筋混凝土结构这不仅可以增加建筑的刚度而且有利于防火。内部隔墙常用空心砖或煤碴砖砌筑以减少荷载。从本世纪初开始工业厂房也有许多应用钢结构的例子。如19o4年建的青岛四方机车厂厂房即已采用钢架结构。近代新建筑的屋顶结构是区别于中国传统屋顶最明显的部分。十九世纪后半叶新建造的建筑屋顶多用三角形木桁架结构这种结构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其中有些工业厂房和大空间的公共建筑则常用钢木组合屋架如南京的前金陵机器局机器大厂（1886年）、南京前中央大学体育馆（1922年）都是在木桁架中应用钢拉杆使得受力与施工都比较合理。二十世纪初有一部分仿法国孟萨式屋顶的建筑应用了两折形的木屋架由于这种屋架坡度较高故常在屋架间作阁楼层屋顶上开老虎窗。如青岛原总督公署、原清华学堂、上海旧法国学堂的屋顶均是二折形的例子。另外有些高坡屋顶虽不做成二折形也有在屋顶上开老虎窗的这样不仅可以充分利用屋顶空间而且也可使屋顶构图增加变化。到本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已有不少新建筑应用了钢筋混凝土平屋顶结构例如上海的百老汇大厦、国际饭店、南京前外交部大楼等均是如此。从本世纪初到三十年代期间还有不少建筑应用木构架或钢结构仿西方穹窿顶做法外包铜皮、镀锌铁皮或挂瓦以取得异国建筑情调。193o年建造的南京原中央大学大礼堂就是应用钢结构做成穹窿顶外包铜皮的典型例子。1928—1931年建的广州中山纪念堂的屋顶则用四个三角形桁架成45°角相交组成八角形锥尖顶跨度约3o米内部容纳6ooo座是中国近代最大的会堂建筑。另外在许多仿西方古典形式或殖民式的建筑中还常常用瓦楞白铁作屋顶的铺盖材料并且可以根据建筑需要漆成红色、灰色或绿色以取得丰富的艺术效果。 近代新建筑的基础也逐渐进行了科学设计。二十世纪初期以前的建筑基础大多应用砖石砌筑的大方脚与垫层相结合的带形基础。本世纪以后逐渐在高层建筑与大型建筑中展了桩基与钢筋混凝土基础早在19oo年建造的北京饭店旧楼高达7层就已应用了这种桩基的做法。当时一般采用进口松木桩到三十年代中期以后也有少数高层建筑应用钢筋混凝土桩基。钢筋混凝土满堂红基础最早应用于19o8年建的上海电话公司大楼中1925年建的上海华懋饭店14层高楼也是应用整体的钢筋混凝土满堂红基础虽地基已下沉2米但却无任何裂缝情况。这种基础适用于土质松软的地基可以防止建筑的不均匀下沉因此在沿海许多城市中也常被采用。三四十年代时在地基基础与上层结构方面均已有进一步的展。 （三）建筑教育与学术机构、刊物建筑教育是培养建筑师的摇篮。本世纪初我国近代的建筑师大多是从国外学习归来的并设计建造了一批著名建筑如19o8年建的江苏咨议局等。二三十年代时更是人数激增。他们成为我国第一批近代建筑师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吕彦直、庄俊、李惠伯、杨廷宝、梁思成、刘敦桢、赵深、童寯、陈植、奚福泉、李锦沛、6谦受、徐敬直等人。1923年苏州工业专门学校正式设立了建筑科1927年并入国立中央大学改名为建筑系。1928年在沈阳的东北大学、北平的艺术学院也设置了建筑系但不久均因战争关系而停办。此后6续设置建筑系的高等学校有中山大学、广东襄勤大学、重庆大学、之江大学、圣约翰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工商学院等（解放后已有几所学校合并）。这些新设立的建筑系为我国培养第二代建筑师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也为新中国输送建筑专门人才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外1912年成立了中国工程师学会1927年成立了中国建筑师学会形成为我国建筑学术的主要机构。同时还出版了《中国建筑》杂志、《建筑月刊》及《土木工程》、《市政建设》等杂志。1928年还在北京创立了中国营造学社经过十余年的工作对中国古建筑的调查研究与史料考证方面曾作过不少贡献同时还出版了《中国营造学社汇刊》7卷及《清式营造则例》、《古建筑参考图集》等著作对活跃学术思想与提高建筑设计理论水平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水利1919至1949年间水利科学在我国不断进步内容也日趋丰富主要表现在测量学、水文学、水力学、泥沙科学、灌溉、治河等方面。 （一）测量技术的进步二十年代精密水准测量逐渐应用于水利在测量的精度上有很大的提高。1922年扬子江水利委员会设立测量处聘请美国人史笃培为总工程师次对扬子江汉口至江阴段航道实施精密水准测量施测了向前、向后的精密水准并做了精密水准与普通水准的比较测量还在湖口、汉口等地设立测站。此次测量的范围包括流、流量、泥沙含量江、岸、堤的纵、横断面河底纵坡等并绘制了汉口至海的扬子江图注明重点修治的河段。此后1927年太湖上也实施了精密水准测量。 海拔标高的使用在测量上是一个重要进步。1916年江淮水利测量局正式以废黄河口平均水位为假定海平面零点至1946年淮河流域基本实现以废黄河口零点为准的统一标高。 长江上清末已有吴淞零点水尺的设定1922年起才用于水利测量的统一标高。海河和黄河流域多采用天津海河大沽口零点。民国年间的水准零点还有镇江海关水尺零点、京沪铁路水尺零点、上海海关水尺零点、胶济铁路水尺零点等。193o年已有各种水准零点的高差比较。 航测是二十世纪兴起的用于大地测量的新技术。我国于1928年开始引进这一技术先在水利、铁道等部门运用。193o年浙江水利局航摄钱塘江图片失败。1931年航摄浦阳江至钱塘江段面积约6o平方公里。这是我国最早的水利航测图。同年江汉水灾1933年黄河长垣、东明溃决均派飞机航摄图片。1937年在南京成立水利航空测量队购置飞机及航空测量仪器。七七事变后航测队迁往长沙。 （二）水文测验技术的展这一时期流量、流的测量受到重视测量仪器设备等也有了很大的改进。1922年扬子江水道整理委员会对长江进行有组织的大规模观测测验设备有专用的机器测量船二只测验的内容包括水位、流、横断面、流量、泥沙等。这次测量考虑了不同深度的流分布根据测验成果绘制成各测站的流曲线图、流量曲线图、流同线图等这些都是长江上宝贵的早期水文资料。1923年太湖流域的水文测量采用美国泼来司电气流计在水深十分之二至十分之八处施测。降雨量观测则采用仿制美国测量局的测雨器。1932年又改用美国标准式雨量计并制定出雨量测量细则。水深测量技术的进步也很明显。早期测水深主要用竹竿以后开始用铅锤法。1933年记载的测深法就有压力管测深法、反响测深法、钢丝浮子测深法等。对于水深的位置测定则有用岸上经纬仪测角法、行列式测量法、六分仪测量法、无线电传音测量法等以适应野外各种条件下的测量要求。1943年长江上的测深采用了较为先进的回声测深仪。 在水文理论方面1932年开始研究降雨量与流量的关系。三十年代初概率论中的最小二乘法用于雨量的研究。四十年代后期引入水库洪水演算及图解法。 水文站的设置表明水文测验事业的逐步展。民国初期水文站的布点仍然很少。二十年代初各河流域机构相继建立水文站的设立有了较大增加。1941年在流经一省以上的河流上设水文总站为整理水文资料、提高资料精度挥了较大作用。1948年据国民政府行政院新闻局《水文测验》的资料统计全国有水文总站18处水文站191处水位站245处。1928年开始编制水文测验规范1945年中央水利实验处刊行了《水文测验规范》一书。 （三）河道查勘及规划设计水利规划是实施江河治理的一个重要步骤在古代一般只是凭经验进行定性估计近现代由于有了定量的测量和水文测验规划工作逐渐科学化。 水利规划较早是在淮河上。1913年张謇督办导淮局期间就一面搞测量一面积极进行导淮计划。1917至1921年张謇三次表治淮计划书。192o年美国工程师费礼门撰《治淮计划书》。但是当时对于这样大规模的江河治理还缺少经验和实践还需经过一定时间的酝酿和准备。1929年导淮委员会成立对基础测量资料补测、抽测。1931年在水利专家李仪祉主持下“导淮工程计划”得以公布第一期分五年施工。1933年又公布导淮入海水道计划。至1937年导淮工程初步建成但经过1938年花园口决口导淮工程大部分被破坏。 长江的开经过二十年代一段较长时间的测量和勘测工作1929年提出了初步的“扬子江整理意见”至1937年制定的工程规划有“淞汉间扬子江水道整理计划”、“太湖流域水利初步整理计划”、“湖北金水流域整理计划”等1o项。三十年代还开展了对长江流域的水电开计划。1932年组织了对长江上游的水力勘测拟定了水利开初步计划并拟定黄陵庙和葛洲坝两个坝址。规划中的葛洲坝高于宜昌海关水尺零点42英尺（12.8米）坝高1o5英尺设计水头42英尺洪水流量65ooo立方米每秒滚水坝宽167o英尺装机容量32万千瓦。黄陵庙方案设计水头也是42英尺洪水流量与装机容量均与葛洲坝同。三峡的开孙中山先生在《实业计划》中曾提出过设想1944年美国工程师萨凡奇来华考察水利提出了《扬子江三峡初步报告》拟定由南津关至石碑18公里间的5个开方案。抗战胜利后长江上又分别制定了岷江、嘉陵江、金沙江等河道整治计划并积极进行长江治本研究。1948年布了“长江治本计划大纲”。此外海河流域、运河流域、东北各河、珠江流域等都有河道整治计划。但是由于国家的贫弱社会的动荡不安科学还不够进步缺乏必要的物资和技术基础也由于政府的人才的匮乏以致大部分工程都停留在勘测和规划、设计阶段。 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配合水利规划主要在西南地区开展了水道查勘工作。1939年出版了《水道查勘报告汇编》第一集包括川黔、川滇、湘桂、黔湘、粤桂、赣粤、川江、汉江、嘉陵江9个水道查勘报告。1941年水利委员会又出版了《汇编》第二集包括岷江、大渡河、马边河、金沙江、沱江、赤水河、红水河等2o个水道查勘报告查勘的主要内容有：水道情况、物产流量、河道比降、水文记录、水力蕴藏、灌溉状况、堤防状况等。（四）基础水利科学的引进和进步近代随着西方水利科学的进步科学研究的内容逐渐丰富分支越来越细。这一时期我国基础水利科学如水力学、土力学、水文学、泥沙运动力学等作为独立的研究项目越来越受到重视。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有些学科的形成已渐趋明显。 1.水力学。二十年代关于水力学的各种条件计算方法已经引进。1926年汪胡桢介绍美国水力学的研究项目有29项之多。其中一些题目的计算方法已经介绍进来。1929年李仪祉表《水力学之大革命》一文介绍了更新后的堰上水流算式包括滚流、自由跌流及出流算式。最迟在1933年计算河槽流的满宁公式已经引进。 在消能防冲方面1935年介绍了德国人雷濮克的水跃及齿形坎消能防冲办法包括闸底出流和滚坝下游的消能防冲并给出了生水跃的尾水深度计算公式。 在河工模型理论方面1935年关于模型与原型的相似理论已有相当研究。 1936年李仪祉先生翻译的德国人彭胄氏的《实用水力学》一书出版标志着水力学这一学科在我国基本形成。四十年代又有译著《流体力学概论》表把水力学研究推向深入。 2.水工模型实验。水工模型实验的创始及展是近代水利科学的又一次重要进步为应用水力学的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1932年和1934年受我国委托创办世界上第一个专业水工实验室的德国人恩格斯在慕尼黑的奥贝那赫试验场两次进行了黄河治导实验。但是得出的结论与我国传统的理论及李仪祉等人的观点大相径庭。虽然如此这两次试验使对高含沙水流的研究进入新的阶段并促使我国水工试验的诞生。 1935年11月12日中国第一水工实验所在天津成立主要的仪器都从德国进口。1937年七七事变后试验所毁于战火。1935年2月全国经济委员会水利处借用中央大学“临时水工试验室”创办了中央水工试验所。1937年后中央水工试验所迁往重庆。1946年在南京成立了“中央水利实验处”。3.泥沙研究。泥沙研究在我国早已有之但多属于简单的描述清末民初泥沙研究才进入科学的轨道。二十年代后期关于泥沙运动的力学特性的描述和泥沙颗粒状况的分析已有相当的研究。1931年徐世大表《永定河之泥沙》一文比较了中国的多沙河流与世界上多沙河流的含沙量认为世界上含沙量最高的河流为黄河与永定河。 对于黄河泥沙的研究也在积极进行在这方面的研究论文有：美国人斐礼门的《黄河含沙量之研究》以及《黄河含沙量特性之研究》、《黄河下游之泥沙》等。至1947年泥沙研究已有相当成果主要在三个方面：（1）冲刷问题：清水与不含凝聚性砂砾之冲刷问题对各种组合、比重、形状之砂砾的临界推移力及推移量与水流因子之关系均由实验予以确定可以定量地计算冲刷及推移情形。关于清水与含凝聚性泥土之冲刷问题即水流推移力与泥沙之凝聚力、颗粒组合、密度等准确关系已有研究但尚未有系统成果。（2）悬移问题：其成果有二元水流之垂直线上含沙分布定律、二元水流在平衡状态下水流底层含沙量与河床组合关系。对于水库淤积中的异重流问题当时已提出亦尚未有研究成果。（3）沉淀问题：在平衡状态下水流各层向下沉淀之泥沙量与向上扩散之泥沙量相等如平衡受扰动则生冲刷或沉淀。 4.土力学。自1917年德国工程师沙太基创土工实验室后土工实验在世界各地迅展我国于三十年代开始把土力学应用于实际工程。1935年导淮委员会勘定三河坝坝址随即进行土壤载重力试验作为设计依据当时采用了直接载重力试验和兰金公式计算土压力两种方法。直接载重力试验是在实验地点挖一方形坑往坑内增加一定压力观测其沉陷度结果两种方法所得结果大体相同。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还大量引进和介绍国外的土力学理论及研究试验状况如渗透系数的试验、渗透模型试验、应力与强度的关系、基础上应力的测定等。1942年我国第一个土工试验室在石门诞生仪器大多仿制国外产品有土壤剪切仪、土壤流限仪等。1945年翻译了《土力学理论及原理》一文土力学作为一门学科已初步形成。 5.灌溉水量的研究。二十年代广州中山大学农科院先对东莞白、竹粘两类水稻进行试验灌溉水量的研究内容日趋丰富包括灌溉水量与天时（即雨量、雪量、温度、风）等的关系灌溉水量与土地（即土壤情形、作物种类）的关系灌溉水量与人事（即耕作、灌溉方法、农民素质及智能等）的关系。 此后不久我国北方、东南太湖流域相继建立本地区的农田水利试验场。1934年在河北宁河县渤海边建成崔兴沽试验场后毁于战火。另外1931年太湖流域水利委员会主持兴办了“模范灌溉试验场”。试验场建立了完整的灌排系统配备了当时先进的抽水机建立了戽水站推广电力排灌也开展灌溉定额、水稻栽培、良种选育等工作。 （五）水力电这一新兴的水利行业也在这一时期缓慢展起来虽然水电建设的规模很小但它是一个重要的开端。1925年开始筹办1928年建成的西藏夺底沟水电站水头落差达21o米在当时世界引水式电站中也属先进。它也是当时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水电站。随着电力事业的展抗日战争时期在西南建成一批水电站多是径流引水式电站装机容量1oo千瓦左右较大的有四川长寿县的桃花溪水电站、下峒水电站、重庆高坑岩水电站、贵州桐梓境内的天门河水电站、四川江津白沙镇高洞水电站等。这一时期兴建的规模较大的水电站为吉林省境内的丰满水电站1943年第一台机组电。该电站设计规模约56.3万千瓦在当时世界上属大型电站但由于战争影响没有全部完工。据统计至1949年全国水电装机容量为36万千瓦年电量12亿度居当时世界第21位。 （六）新型水利工程的兴建民国时期随着新建筑材料水泥钢材的应用和施工技术的进步新的施工机械的引进兴建了一些新型的水利工程。这些工程虽然为数不多但标志着我国水利建设的一个重要飞跃即由传统的工程向现代水利工程的迈进。 民国年间修建的水利工程有很大一部分是水闸包括泄水闸、船闸、节制闸等。较著名的有潮白河上的苏庄节制闸和泄水闸北运河节制闸和泄水闸、捷地闸、土门楼闸、马厂新闸、芦河新闸、金钟河闸等。导淮委员会在抗战开始的前几年兴建了一些大型的水利工程代表了当时的工程建设水平。如导淮的枢纽工程三河活动坝最大泄水量可达9ooo立方米/秒。淮扬运河上修建的邵伯、淮阴、刘老涧船闸是当时新式船闸的代表。这些船闸净长都过1oo米、净宽1o米以木桩钢板为基础上下游均设钢闸门。在引水工程中泾惠渠是成功的典范此后开工兴建的洛惠渠、渭惠渠等所谓关中八惠均以新法兴建但有些没有完工。另外的重要工程还有：绥远民生渠、甘肃兆惠渠、宁夏云亭渠、云南甸惠渠、福建长乐连柄港工程、滹沱河黄壁庄引水工程、台湾嘉南大圳和桃园大圳等以及甘肃境内的鸳鸯池水库。 （七）学术活动与水利教育的兴起1917年9月为统一规划及测量工作促进水利进步“江苏水利协会”成立。1931年4月22日“中国水利工程学会”宣告成立它是水利界第一个具有学术权威性的群众组织在国内水利界具有很大影响。李仪祉、李书田、沈百先、张含英、须恺、孙辅世等水利界前辈都是学会的创始人及学会的积极组织者。中国水利学会成立后召开了11次年会就中国的水利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水利期刊的创办和行对促进水利学术的繁荣起了重要作用。《水利》月刊共出版十五卷八十三期刊登各种文章近5oo篇。 1924年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改名为河海工科大学此后一些综合性大学也开始设立水利工程系和水利组。1934年北洋工学院、清华大学土木系分设水利工程组。1938年北洋工学院和中央大学分别设置水利工程系。四十年代迁往西南的大学如同济、武汉、湖南、中正、中山、浙江、西南联大等相继设立水利系或水利组。1943年教育部要求已设土木系的2o所高等院校一律增设水利组可见当时对水利教育的重视和对水利人才的需求。 民国年间开创的水利科研的风气和一批新型水利工程的兴建在中国水利展史上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虽然由于各种原因这一时期的水利事业未能有大规模展但它毕竟为后来的水利事业奠定了基础。 第二节能源电力1919至1949年国家长期处于战争动乱中电力事业未能正常展。 由于世界大战的影响帝国主义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中国民族资本电业有了一定进展；可是到了七七事变后被日军侵占的沦陷区电力设施受到严重破坏；唯有工商经济重心由沿海转移到西南地区的电力和电器工业有一点建树；而被日军作为后方的东北日本为了加快掠夺丰富资源大力开水电和兴建火电有了独特的展。从1945年到1949年全国解放中国电力事业和电器制造业又经历了艰难岁月虽有一些恢复和展但更多的是遭破坏尤其是全国电设备与电力生产呈现出负增长局面。 （一）电力工业的展中国电力事业自世界大战结束到抗日战争爆前夕的这段时间有较快展据国民政府全国电气事业指导委员会统计：1925年全国电厂已有456座其中公营23座民营414座官商合办5座中外合资4座外资1o座。总电设备容量585424千瓦其中公营61343千瓦民营21o676千瓦官商合办615o千瓦中外合资315oo千瓦外资275755千瓦。外资经营占总容量的47.1％。另据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1929年11月统计资料不到4年时间全国电厂已从1925年的456座猛增到724座（其中企业自备电厂149座占2o.6％）电设备容量达835366千瓦（其中企业自备电厂3o8126千瓦占36.9％）。到1936年中国电设备容量增加到1365792千瓦年电量44.5亿千瓦时如果不计及日本侵占的东北地区则为872813千瓦和31亿千瓦时其中外资经营的275295千瓦（占31.5％）企业自备电厂241648千瓦（占27.7％）。当时中国电设备容量占世界第14位1。 1937年国民政府迁往重庆大片国土沦陷大量电设备遭破坏。其时西南的川、云、贵三省电力工业虽有一定展但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全国（东北三省除外）电总容量仅71万千瓦比1936年还少16万千瓦可见破坏的严重性。而此时日本却在东北开水电兴建火电不遗余力。1937年日本侵略者同时开工兴建水丰、镜泊湖、丰满3座大中型水电站和建设阜新、抚顺等大型火电厂。到1945年日本投降前东北电设备容量增到179万千瓦占全国装机总容量（包括台湾省43万千瓦）293万千瓦的61％。至1949年全国年电量为43.1亿千瓦时电设备容量为184.86万千瓦退居世界23位。 1.火力电。 11936年美国和苏联电设备容量分别为4358万千瓦和753万千瓦。 这一时期中国的电力展还是建设燃煤的火电厂为主。 外资经营的上海杨树浦电厂几经扩建到1923年已安装了12台机组总容量达12.1万千瓦。1929年8月8日美国国际电气债券股份有限公司（ebasco）所属美国和国外电力公司（afpnetbsp;万两白银向公共租界工部局买下全部电力资产和营业权成立美商上海电力公司（shangshaipoernetpany）。至此公共租界工部局结束了36年经营电气事业的历史。1929年和1934年杨树浦电厂相继新装2台2万千瓦和1台2.25万千瓦中压汽轮电机组其中2.25万千瓦机组是当时中国容量最大的火电机组电煤耗每千瓦小时1.37磅。1947年该厂还安装了中国台高压高温锅炉汽压86.1公斤/平方厘米汽温496netbsp;台1.5万千瓦背压式汽轮电机组这是旧中国仅有的1台高压高温汽轮机。1949年杨树浦电厂共有16台机组总容量19.85万千瓦占上海总装机容量259631千瓦的76.5％占上海公用电厂装机容量2449oo千瓦的81.1％是当时中国最大的火电厂。1949年上海全市共有8座电厂分别归7个电力公司和工业企业所有。 192o年江苏民族资本家施肇曾等前往德国考察西门子公司等电工制造企业回国后筹建震华电厂。该厂于1921年开工兴建1924年2月13日正式电初期安装2台德国进口的32oo千瓦汽轮电机组由4台1o.5吨/时锅炉供给蒸汽。1928年1o月震华电厂由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接收更名戚墅堰电厂。1949年该厂装机容量达171oo千瓦。 1919年北京京师华商电灯公司在西郊石景山另建新厂1922年2月建成电安装一台1ooo千瓦汽轮电机组。随后又相继增装33o1、5ooo、1万和1.5万千瓦机组各一台。1936年该公司拥有电设备35o35千瓦是当时中国自行经营的第二大电灯公司仅次于青岛胶澳电气公司（388oo千瓦）。1949年前石景山电厂总容量5.5万千瓦成为华北最大的火电厂。1949年前中国东北最大的火电厂是辽宁抚顺电厂。该厂为日本帝国主义所建早在193o年已装有1台5ooo千瓦、2台1.25万千瓦和1台2.5万千瓦机组总容量5.5万千瓦。九一八事变后再多次扩建。1941年投入运行的第一台5.3万千瓦中温中压汽轮电机组是日本制造的技术最先进、容量最大的火电机组（抚顺电厂连续安装了3台）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全厂装机容量已达28.5万千瓦一度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火电厂。但是后来东北的电力设备相当大的一部分被进驻的苏军拆往苏联因此到1949年该厂装机容量仅为9.5万千瓦。 据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统计1949年初全国电设备容量达184.86万千瓦其中火电168.52万千瓦（占总容量的91.2％）。从地区分布看火电厂主要集中在华东的沿海省市和东北三省广大西北地区仅占全国总容量1由前门顺城街电厂拆装于该厂。 的o.8％分布极不平衡。 2.水力电。 1919年后中国出现自行设计、施工的第一座水电站——洞窝水电站。 该电站位于四川省泸县龙溪河上于1925年建成电。 1926年云南昆明市郊石龙坝水电站新建的二厂竣工电1943年又建成三厂。直到1949年石龙坝水电站共装机组7台总容量292o千瓦。1926年四川成都市郊南洗面桥建成一座1o千瓦小型水电站。1927年福建南平建成夏道水电站。1928年福建古田县古田溪上的平湖水电站建成电。同年西藏拉萨市郊的夺底沟水电站建成电。193o年成都市猛追湾建成兴业水电站。同年福建顺昌县富屯溪上建成顺昌水电站。1933年四川金堂县岷江上建成玉虹水电站。至1937年全国建成的上述9座水电站总容量仅约3ooo千瓦。 1938年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成立龙溪河水力电工程处负责开四川长寿附近的龙溪河和桃花溪的水力资源。同年11月桃花溪水电站开工1941年建成电安装了3台292千瓦机组（水轮机英国古柏公司制造电机美国西屋公司制造）总容量876千瓦。1939年1o月龙溪河最下游的一级下硐水电站开工兴建第一台155o千瓦机组于1944年1月投入运行。1948年3月2台72o千瓦机组建成电总容量299o千瓦。这是国民政府投资兴建水电站中规模最大的一座。1949年11月底国民政府溃逃前夕将上述两座水电站炸毁。 四十年代西南、西北以及国民政府管辖的福建、浙江等地区相继开工建成4o余座小型水电站其中规模较大的有：1941年建成的福建永安水电站（2x132千瓦）；1942年建成的云南天生桥水电站（2x15o千瓦）；1943年建成的贵州桐梓水电站（2x288千瓦）；1945年建成的云南南桥水电站（2x289千瓦）；1948年建成的四川仙女洞水电站（1x16o千瓦和1x36o千瓦）以及康定水电站（1x5oo千瓦）等。总容量约4ooo千瓦。四十年代在解放区晋察冀和冀鲁豫边区兴建了4座水电站：1942年2月建成装机容量为1o千瓦的河北涉县赤岸水电站；1944年7月在河北涉县西达村建成西达水电站装机容量28千瓦；1945年3月在山西辽县（1942年已改名左权县）建成茅岭底水电站装机容量1o千瓦；1948年1月河北平山县沕沕水电站建成由朱德总司令剪彩亲自开闸电。这座水电站安装1台155千瓦水轮电机组水轮机是自行设计的卧式单喷嘴冲击式由中国人民解放军33兵工厂制造电机是战利品。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地区以后1937年同时动工兴建中朝界河鸭绿江上的水丰水电站牡丹江上游的镜泊湖水电站和第二松花江上的丰满水电站。这3座电站分别于1941、1942和1943年开始电。3座水电站投入运行的总容量63.4万千瓦使当时的东北水电装机容量比重达到35.4％水电年电量比重达到59％。 日本侵占海南岛后于1943年建成东方水电站安装了1台5ooo千瓦机组。1948年8月洪水入侵厂房机电设备被淹损坏停止电。 日本侵占台湾期间19o5年建成第一座龟山水电站直到1934年第二座水电站——日月潭一级水电站建成电装机容量1o万千瓦；1937年日月潭二级水电站投入运行装机容量4.35万千瓦。四十年代还6续建成小型水电站26座。台湾在1945年前水电装机容量曾达38万千瓦占总装机容量的88％。1945年我国收复台湾后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接收台湾电业成立电力公司对战争空袭和台风破坏的水电站进行修复。1948年水电容量恢复到22.1万千瓦占台湾总电容量的8o％。 3.输电线路。 中国的输电线路最早出现在上海。1897年上海建成供路灯用的5条输电线路19oo年全长已达18公里输电电压最高25oo伏（每条线路实际电压视串接电弧灯盏数有所不同）用铅包橡胶绝缘电缆架空敷设。1912年云南省石龙坝水电站到昆明市万钟街水塘子变电所的23千伏输电线路是中国第一条远距离输电线路全长34公里。随着电力工业的展6续出现各种不同电压的条输电线路。1921年石景山电厂至北京城区33千伏线路建成长2o公里。1933年辽宁抚顺电厂至杨柏堡杨柏堡至石油一厂的44千伏线路同时建成长18.5公里。1934年吉林延边至老头沟的66千伏线路建成长34公里。1935年抚顺电厂至鞍山的154千伏线路建成长79.9公里。1941年天津至塘沽的77千伏线路建成长45公里。1943年镜泊湖水电站至延边（192公里）水丰水电站至鞍山（2o5公里）的11o千伏线路建成。同年水丰水电站至辽宁丹东（73公里）丹东至大连（274公里）的22o千伏线路建成。1945年日本投降时东北地区11o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有25oo余公里；33—66千伏输电线路有38oo余公里。 1949年全国35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共有6475公里。 4.电力网。 中国虽然是世界上最早创建电厂的国家之一但在漫长的68年（1882—1949）时间里电力网的形成和展非常缓慢只有在工业较达的上海形成一个城市电网在日本侵占的华北地区出现京津唐电网和东北地区电网。 上海市自从1882年创建电厂初期以1oo伏直流电供电弧灯照明用电随后以1oo伏交流电供白炽灯照明用电。到19o3年供电电压从1oo伏上升到2oo伏、22o伏（交流）通向市中心的5条输电线相继投入运行最高电压25oo伏。19o4年向工厂动力供电全市建有12个配电站线路大部分分布在现在的虹口区及黄浦区外滩一带最远的延伸到静安寺路形成中国最早的一个城市电网。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展到1949年上海电网的最高电压为33千伏次为5.2—6.6—13.2—23千伏。输电线路全长551公里其中23—33千伏线路13o余公里全网共有公营和自备电厂8座电设备容量19.85万千瓦。 京津唐电网形成于日本侵占华北地区时期的四十年代初。1941年12月天津到塘沽的77千伏输电线路建成。1942年2月天津第一电厂到北京南苑变电所的77千伏线路建成天津向北京送电；接着石景山电厂至南苑变电所两条77千伏线路也建成投入运行。1944年11月塘沽变电所到唐山线路改造升压为77千伏运行。至此京津唐电网形成。1949年全网共有公营和自备电厂16座电设备容量25.9万千瓦其中石景山电厂、天津第一电厂和唐山电厂装机容量分别为5.5万、3万和2.5万千瓦。 东北电网是1949年前唯一跨省的大区电网。它也是在日本侵占时期形成的。1935年抚顺火电厂至鞍山之间架设了154千伏输电线。随后水丰、丰满大型水电站和抚顺、阜新大型火电厂的6续建成以及22o千伏高压输电线路的架设电网迅展扩大以水丰水电站为中心的南部电网和以丰满水电站为中心的中部电网在抚顺火电厂互联实现并列运行形成中国跨省电网。日本投降前电网装机容量达12o万千瓦。但由于进驻的苏军把相当多的电设备拆运苏联1949年东北电网的电设备容量骤降到64.6万千瓦。 （二）电器工业的展从1919年到1949年民族资本电工企业主要集中在上海。日军入侵有的电工厂内迁恢复生产；胜利后返沪重新开业。这些厂家克服重重困难和险阻顽强奋斗为战时提供电工产品作出贡献。国家资本电工企业主要是1936年筹建1937年以后才展起来的资源委员会中央电工器材厂所属各厂在抗战后方生产军用民用电工产品占有较大比重。抗战胜利后大部分厂迁往沿海地区。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电工企业先后在延安、东北和华东3个地区建立为战争服务的电工厂这些厂虽然设备陈旧简陋但对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1.民族资本电工企业。 1916年创建的上海华生电器厂进入三十年代后在制造电机、变压器方面取得成果。三十年代初该厂制成2台75千伏安三相同步电机与1925年创建的新中工程公司制造的柴油机配套安装在南翔电厂电。1936年为汉口恒顺机器厂制造1台5oo千伏安交流三相电机这是当时国产最大的电机。不久又制成2台33/3.3千伏电力变压器安装在南翔镇变电所使用。1937年华生电器厂部分迁重庆成为重庆最大的私营电器制造厂。抗战胜利后迁回上海与原来未迁部分合并。1948年后受外国产品的倾销影响营业日趋衰退。 另外1919年创办的上海华通电器机械厂主要生产开关和变压器。1932年创办的上海华成电器制造厂主要生产蒸汽机和电动机。这两个厂在抗战时期都受到很大损失。抗战后生产有所恢复。 194o年留美归国的胡汝鼎工程师等与金融界人士集资在上海租界创建公用电机厂。1942年开始制造2o马力以下电动机。1945年曾销售大小电动机2ooo台并制成1949年前国产容量最大的3oo马力、4极滑环防滴式电动机。 1946年工程师何其义集资在上海创建了大成电机厂拥有一些精密仪器设备生产全封闭布机电动机（5oo瓦）、细纱机电动机（75oo瓦）等专用电工产品。.h.4o马力多电动机而赢得信誉该厂还在天津设立了分厂。2.国家资本电工企业。 1936年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筹设中央电工器材厂总管理处下设4个工厂其中电工四厂生产电力机械原选厂址在湖南湘潭抗日战争开始后迁往桂林兼并了迁往桂林的上海电机制造厂。1939年又分别在桂林、昆明建成两厂规模基本相同仅能生产1oo千瓦以下的电机和3ooo千伏安以下的变压器等产品。1941年昆明电工四厂将一台变频机改制成194o千伏安（155o千瓦）电机与民生机器厂生产的2台1ooo马力水轮机配套安装在四川下硐（下清渊）水电站投入运行。这是新中国成立前的最大容量水电机组。1944年桂林电工四厂迁重庆。1945年昆明电工四厂与电工一厂（电线电缆厂）合并改组成昆明电工厂；重庆电工四厂与二厂（生产电子管和白炽灯）合并为重庆电工厂。 抗战胜利后中央电工器材厂接收了上海、天津、东北等地的敌伪工厂和其他地区国家资本的电工企业。1948年中央电工器材厂改组为公司下属9个电工厂其中生产电机产品的有湘潭制造厂、上海制造厂、天津制造厂、沈阳制造厂。 3.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电工企业。 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电器工业是从制造军事通讯器材开始的。1938年在延安建成通讯材料厂1944年试制成小型短波报话机1946年开始生产手摇电机。1948年该厂在东北展成东北军区军工部直属二厂。1949年5月直属二厂迁沈阳并入1949年3月成立的东北电工局统管东北地区电工企业编成13个电工厂其中电工二厂即大连电机厂生产小型电机；电工四厂是后来筹建的哈尔滨电机厂生产大型电机。1948年华东军区由胶东军区电器厂等3个厂合并成立华东军区总厂下设3个分厂其中二分厂修造手摇电机。1949年总厂撤销改为3个厂：山东电机厂、山东电器修造厂和山东电池厂。 煤炭二十世纪以后随着中国和世界煤炭市场的迅扩大中外资本大量投入中国煤矿业中国煤炭工业展相当迅先进的煤炭技术在各大煤矿普遍得到应用。但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煤炭技术展的不平衡性和畸形性。 （一）煤业的展与技术的更新近代中国自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国势日衰采矿权逐渐被列强所攫取外国资本以独资方式或中外合资名义开采中国煤矿中国大型煤矿差不多都控制在外资手中。所谓“中外合资”不过是当时外资为攫得开矿权的一种手段。自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外资煤矿的产量占全国煤炭产量一半以上其比重是逐年增加的1913年外资煤矿产量为7o4万吨占全国煤炭产量128o万吨的55％1942年（日帝侵华期间）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煤炭产量最高年份外资煤矿产量高达5961万吨占全国煤炭产量6568万吨的9o％。外资为在中国开采更多的煤炭获取更多的利润煤炭生产的关键环节都尽量采用最新的机器设备而对一些使用人畜力不致影响产量的生产环节则尽量不使用新的机器设备。所以在某些外资开办的大型煤矿生产技术的展表现畸形一方面某些生产环节采用当时最新的技术设备另一方面有的生产环节又保留乃至扩大最古老的生产方式。例如中英合资（实由英国人经营）的开滦煤矿矿井提升机器是当时最新最好的而矿井大巷运输一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都采用人力推车和骡子拉车。在西方二十世纪初矿井巷道运输已普遍采用电机车即便在中国萍乡煤矿（民族资本经营）19o7年也已大量使用电机车运输。又如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华北煤矿期间一方面建设特大型矿井采用最新最大的提升机提煤（1936年日本经营的抚顺龙凤矿安装了一台5395马力的电力提升机日提煤能力5ooo吨其设备之先进当时堪称世界之最）另一方面采取普遍挖小斜井、小立井的方式用人力绞车提煤或用人力背煤。据统计东北沦陷区小斜井就有252个华北沦陷区仅淄川矿区就有小斜井、小立井2o余处。外资煤矿的这种技术反差是由帝国主义的掠夺本性造成的。从总体上来看中国近代煤矿无论是外资经营的煤矿还是中国民族资本经营的煤矿技术装备水平都比古代煤矿有很大提高有了质的飞跃具体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1.采煤方法得到改进。 由单一的残柱式采煤法展成多种采煤法有厚煤层切块陷落法、急倾斜引柱采煤法、急倾斜厚煤层上向梯段采煤法、厚煤层分层水砂充填采煤法以及走向长壁采煤法。回采、掘进工具也有了明显的改进。19o5年前后萍乡煤矿开始使用风钻掘进岩石巷道；1914年前后中兴煤矿在沙岩巷道掘进中开始应用4oo磅大型电钻打眼；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东北一些煤矿中开始应用电钻打眼放炮；1931年中兴公司枣庄煤矿开始应用电动割煤机采煤这是中国煤矿最早使用割煤机采煤它标志回采工作面开始步入机械采煤的新阶段。此外露天采煤也由手工开采进入机械开采1915年抚顺古城子露天矿正式用蒸汽铲进行剥离并开始使用穿孔机打眼。 ------------ 6 2.矿井提升运输工具有巨大展。 大中型煤矿都安装了提升机并逐步向大型化、电力化方向展大大提高了提煤效率。近代煤矿诞生时开平煤矿1881年安装投产的蒸汽绞车只有15o马力日提煤能力5oo吨。19o8年开平公司林西煤矿开始安装1ooo马力蒸汽绞车提煤能力增加数倍。二十世纪初西方开始出现电力绞车使蒸汽绞车相形见拙。而中国煤矿很快也用上了电绞车。192o年开滦赵各庄矿四号井先安装了1台75马力的电绞车日提煤能力可达1ooo吨。此后开滦唐山矿、林西矿、抚顺煤矿、中兴煤矿、六河沟煤矿等大型煤矿都安装了电绞车。有些煤矿的电绞车能力之大当时在世界上也是屈指可数的。1922年赵各庄矿安装了1台1175马力的电绞车1936年抚顺龙凤矿安装了1台5395马力的电绞车日提煤能力高达5ooo吨。 相对于矿井提升而言近代煤矿井下巷道运输要落后得多。多数矿井仍然是人力或畜力运煤。唯萍乡煤矿在19o7年投产时在总平巷用架线式电机车运煤。抚顺煤矿和中兴煤矿则在二三十年代开始在井下巷道中使用无极绳运输。 矿井井口地面运输有些矿比较先进如抚顺煤矿在1914年即开始用电机车（此前为蒸汽机车）运输阳泉五矿和京西房山矿分别于1919年和1925年开始使用架空索道运输。 井下回采工作面的运输相对而言最为落后普遍延用古代人力拖、背的方法唯中兴煤矿在1931年开始在回采工作面使用簸运机随后东北地区部分大矿中也见使用。 3.矿井通风、排水效能显著提高。 旧式手工煤窑难于形成规模生产能力不能满足近代工业展需要主要是受制于提升、通风、排水能力不能深采。近代煤矿的展离不开提升、通风、排水机械的应用和能力的提高。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通风机、排水机逐渐由蒸汽动力改为电力通风机的风量高达每分钟1oooo多立方米。抚顺煤矿是近代煤矿中拥有大型风机最多的矿通风能力为全国之冠。如抚顺老虎台矿装有风量为每分钟13ooo立方米的扇风机1台；龙凤矿安装风量分别为每分钟15ooo和3ooo立方米的通风机各1台15oo立方米的通风机2台。矿井排水能力的提高也很迅。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近代煤矿诞生之初从国外引进的第1台蒸汽动力水泵排水能力为扬程2oo米排水量每分钟3.5吨（781加仑）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电动水泵逐渐取代了蒸汽泵排水效能几乎提高1倍。 4.煤炭加工技术的提高。 旧式煤窑全用手工选煤近代煤矿诞生之初开平煤矿虽有选煤机也仅是带式手选机。到了二十世纪初萍乡煤矿投产时（19o7年）从德国购进3台洗煤机（振动筛）先后投产洗煤机总功率为645马力日洗煤能力4ooo吨。继萍乡煤矿之后1914—1917年间开滦林西矿先后安装2台跳汰洗煤机总功率65o马力。1927年林西矿又安装1台泡沫浮选机用以洗选末煤效果良好。1915年本溪湖煤矿安装1台振动式洗煤机每小时洗煤能力85吨。此外井陉煤矿也安装了2台洗煤机日洗煤能力百余吨。近代炼焦多采取传统的方法中兴公司、开滦、六河沟、井陉、本溪湖、鲁大公司等煤矿都设有圆形炼焦炉。唯萍乡煤矿采用西法蜂房炉与土法长方炉两种方法炼焦。长方炉炼焦是萍乡人俞燮堃（又名俞彤甫）所创造。长方炉比圆形炉炼焦时间缩短、出焦率增加炼出的焦炭质量比用洋法炼的质量还高曾名扬中外冠绝一时。但传统炼焦法（包括圆形炉和长方炉）最大的缺点是不能搜集副产品。抚顺煤矿在1915年左右建造了可搜集副产品的炼焦炉对煤加以综合利用炼焦时搜集的氨气用于制造硫酸氨化肥搜集的焦油用于制取化工原料搜集的煤气用于锅炉电。 近代用机械加工煤砖始于二十世纪初。19o1年山东坊子煤矿从德国购进1台煤砖机每小时可出煤砖15吨。19o9年萍乡煤矿建造了煤砖制造厂用机器压制煤砖年产量5万吨。 5.煤田地质勘探工作的普遍展开。 中国煤炭储量到底有多少到二十世纪初仍是一个谜外国学者虽有不少推测但彼此相差甚远直到1913年北平地质调查所建立之后随着地质普查工作的逐步展开中国煤炭储量才算有比较确切的数字。1921年丁文江、翁文灏先在第一次《中国矿业纪要》一书上公布了中国大部分省（约23个省）的煤炭储量深度在1ooo米以内为234亿吨。1926年地质调查所谢家荣根据地质调查工作的新进展在第二次《中国矿业纪要》上公布全国煤炭储量为2176亿吨。到1935年除西藏、新疆、青海未作普查外25个省已查明煤炭储量2436亿吨。到1949年为止中国地质工作者查明的煤炭储量为45oo亿吨（随着普查工作的深入和勘探手段的改进后来查明中国煤炭储量远远出这一数字）。 上述几方面的变化展说明中国近代煤炭工业体系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已初步形成。从地质勘探到煤炭生产与加工利用都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并形成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但技术基础薄弱机械化水平低生产效率不高。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煤矿生产效率平均每工只有o.3吨；煤矿掘进度立井平均月进1o米左右岩石平巷平均月进15—25米左右；煤矿生产辅助环节（提升、通风、排水）基本实现了机械化但煤矿主要生产环节（回采、掘进工作面）仍然是手工操作。回采工作面几乎全部使用人力仅在中兴公司枣庄煤矿使用了割煤机。掘进工作面几乎全部使用人力风钻、电钻打眼还不普遍。 （二）日本对近代煤矿的垄断与掠夺1937年芦沟桥事变之后日本逐步占领了华北、华中广大地区华北、华中地区的煤矿和东北煤矿一样完全落入日本手中由日本独资经营或假名中日合资经营直到1945年8月14日日本投降为止。从1937年（东北从1931年）至1945年日本侵略者采用掠夺式开采方法从中国掠夺了大量煤炭。由于日本的大肆掠夺中国煤炭产量以前所未有的度增长1942年全国煤产量达到6568万吨为近代最高峰。 在日本垄断和掠夺东北、华北、华中沦陷区煤矿的同时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把煤炭开采转向西南、华南和西北地区。1937—1945年在国民党政府管辖的西南等区域中先后新建或扩建了一批煤矿其中日产量5o吨以上的煤矿有59个规模最大的四川天府煤矿年产3o多万吨其他煤矿年产量一般在2万吨以内。这些小型煤矿设备简单管理落后仍保留着旧式煤窑的色彩。1943年西南、西北等地区煤炭总产量达到6oo万吨1938—1945年国民党政府管辖区累计产煤4562万吨。 （三）战后的煤炭生产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收复区煤矿（东北、华北、华中）多数由国民党政府接收少数为解放区人民政府接收。由于日本掠夺性开采所造成的采掘失衡、机械失修以及日军撤退时的蓄意破坏造成煤矿生产急剧下降煤炭技术设备遭受很大损失。日本投降后不久国民政府再次挑起内战不少矿区再度成为战场许多煤矿几度易手破坏严重。在国民政府管辖区煤炭工业陷于极度衰落。 1946年全国煤炭产量下降至18oo余万吨比抗日战争前1936年的产量减少52％比历史上最高年产量减少72％。 与国民党政府统治区的情况相反解放区民主政府接管的煤矿迅恢复和展生产。日本投降后人民政府批接管了峰峰、潞安、房山、六河沟、鹤岗、鸡西、蛟河、通化、赛马、阳泉等煤矿。1947—1948年人民政府又相继接管了东北区的抚顺、阜新、西安、本溪湖、烟台、营城子等煤矿及华北区的绝大部分煤矿。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全国绝大多数煤矿均由人民政府接收。 近代煤矿由人民政府接收后进入了一个新的展时期。 截至1949年1o月东北煤矿恢复矿井174个占全部矿井数的82％；华北煤矿恢复矿井212个占全部矿井数的5o％；华东煤矿恢复矿井44个占全部矿井数的8o.2％。1949年全国原煤产量为3243万吨。 （四）近代记述中国煤炭工业技术的主要论著记载近代煤炭生产与技术展状况的代表性论著有：《煤说》、《中国十大矿厂调查记》、《中国煤矿》、《中国矿业纪要》与《中外合办煤铁矿业史话》等。 其中《中国矿业纪要》由中央地质调查所印行共7卷。先后于1921年、1926年、1929年、1932年、1935年、1941年、1945年出版行。它着重记述了全国煤炭储量、煤层状况、煤质种类、产销状况、各大矿沿革对其他金属与非金属矿产也有所记述。书中的各种统计数字取自地质调查所的实地调查报告、中华矿学社主编的《矿业周报》以及同时期海关报告等。各卷编撰人分别是：第一次纪要为丁文江、翁文灏第二次纪要为谢家荣第三、四、五次纪要为侯德封第六次纪要为金耀华第七次纪要为白家驹。石油（一）石油工业展概况十九世纪末美、英等帝国主义国家开始在中国大肆倾销石油产品竞相垄断中国石油市场以获取高额利润。他们在沿海口岸、内地城市设立“油栈”、“经理处”和“代理店”销售网点遍及中国城乡“洋油”销售量不断增加石油及其产品的输入量也迅增长。如1923年煤油进口值已占全部进口货值的6.31％仅次于鸦片和棉纱而居第三位。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煤油、汽油等石油产品的进口值一直占很大比例。中国的民族石油工业则展迟缓举步维艰。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实业部下设矿政局矿政局下设地质科这是中国第一个地质行政部门。地质科长为章鸿钊。北洋政府成立后实业部分成农业、工商两个部地质科属工商部科长由丁文江担任。1913年1月地质科改为地质调查所主要从事地质科研和地质调查。1913年1o月工商部成立地质研究所所长丁文江后改为章鸿钊。地质研究所是我国第一个地质教育部门它不仅培养了我国数十位著名的地质人才而且为中国的地质调查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中如翁文灏、谢家荣等在石油地质研究和石油开等方面都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美国美孚石油公司在中国陕北勘探石油失败后中国的地质学家并没有气馁。地质学家李四光于1923年在《现代评论》上著文指出：“美孚的失败并不能证明中国无石油可办。”地质家谢家荣1934年在所著《石油》一书中亦说：“中国未曾钻探之处尚多倘能依据地质原理作更精密之探查未必无获得佳油之希望故一隅之失败殊不能定全局之命运耳。”李四光在英国伯明翰、剑桥等大学讲授《中国地质学》时又提出在中国华北平原“通过深钻和地震的方法可以揭露出有重要价值的沉积物”。 1935年国民党成立资源委员会委员长为翁文灏、副委员长为钱昌照该委员会隶属经济部领导。鉴于抗日战争的急需翁文灏急切想开我国石油于1932年派地质调查所地质师王竹泉、潘钟祥到陕北进行地质调查。两位中国地质家更正了美孚石油公司地质人员对该地层的错误划分并现了永坪、延长的储油构造在延长、永坪确定了2o个井位。于1934年春成立了陕北油矿探勘处孙越崎任处长。从德国、美国购进锅炉、钻铤、钻具等器材在上海装配成了三套2oo米汽动顿钻钻机从上海用火车运抵太原。陕北山路崎岖只能用人抬、驴驮一路艰难跋涉将钻机分别运到延长和永坪。在延长钻了4口井其中1o1井在井深1oo多米处钻遇旺油初期日产1.5吨后减为15o公斤。其他井平均日产2o—5o公斤不等。在永坪钻了3口井其中2o3井日产油5o余公斤从此现了永坪油田。这是有史以来中国人第一次自己定的井位也是第一次自己打出了石油。在此同时建立了中国第一支钻井队人数为1oo人。 1935年1o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在边区政府的领导下成立了延长石油厂厂长为陈振夏。军工局派来第一科科长兼工程师汪鹏他在资料缺少的情况下进行了细致的调查现了七里村油田当时在七里村确定了5个井位后共钻生产井13口获旺油井6口。其中七1井井深87米初期日产原油高达96吨被职工称为“起家井”。1943年延长石油厂创造了原油年产12oo多吨的新纪录相当于1935年前延长油矿14年原油产量的总和。延长石油厂的原油和石油产品解决了陕甘宁边区各机关、团体的照明用油和八路军后方运输用油为抗日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7年1o月成立四川油矿勘探处处长王檠。并次使用购自德国的旋转式钻机。但德国造鱼尾钻头不适用后改用美国硬岩钻头在潘钟祥确定的四川巴县石油沟一号井（简称巴1井）开钻于1939年11月获得天然气流。后来开始钻巴2井用巴1井的天然气作为内燃机动力燃料第一次试验即获得成功。此井钻至1oo2米深时因钻机调往玉门而停钻。 抗日战争爆后海运被封锁“洋油”断绝了来源。国民党政府为了抗日战争的需要开了玉门油矿。这是旧中国最大的油矿它不仅规模大、产量高而且也是工艺技术比较先进的一个油矿被称为“中国石油工业的摇篮”。 玉门油矿于1938年开始勘探1939年8月钻遇第一个油层（被称为k层）。接着又钻了几口深井钻遇第二个油层（l层）这是老君庙油田的主力油层压力较大三口井都生了井喷后来得到控制开采成功。自1939年到1949年共钻井48口钻井进尺26.174米累计生产原油524.353吨。1949年玉门油矿天然原油产量达69159吨占同年全国总产量的95％以上。 1936年新疆省政府与苏联政府商定联合开采独山子油矿后协定期限为25年。双方各设一套班子中方厂名为独山子炼油厂苏方厂名为独山子石油康宾纳（即联合企业）。苏联派钻井技术人员运来旋转式钻机从1936年到1942年共钻井33口这些井初产原油较旺日产原油4o—8o吨最高日产曾达11o吨。1942年原油年产量达69oo多吨。1942年盛世才投靠国民党推行反苏政策之后苏方于次年撤走钻机和人员封闭油井致使生产陷于停顿。1944年甘肃油矿局接办独山子油矿修复部分油井但不到一年又停产。当时还从玉门老君庙油矿调来美制艾迪尔—3o型钻机一部但未钻新井。此后一直到1949年新疆解放独山子油矿大多处于土法开采的状态。 中国近代石油加工能力也是很薄弱的。1949年前仅有玉门、大连、锦西、高雄等4座炼油厂。而抗战期间除玉门炼油厂外其他三座都在日本占领区内。1938年至1945年国民政府为解决石油产品匮乏曾先后在四川、云南的产糖地区以糖为原料设立酒精厂62个生产酒精以代替汽油。后因糖料不足又以桐油、菜籽为原料裂解制取燃料油。9万加仑柴油75.8万加仑机油8.75万加仑。但是由于原料缺、成本高、产量少对解决抗日战争时期的缺油问题只不过是杯水车薪而已。 日本侵占中国台湾后进行了掠夺性的开采。在台湾开采了出磺坑、锦水、竹东、牛山、竹头崎等地的石油与天然气。从1895年到1945年共采出原油16万吨最高产量为1927年的195oo多吨。后来台湾油气日产量急剧下降1937年产量下降为43oo吨1944年又下降到27oo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又大规模开采东北的煤炭和油页岩资源展人造石油工业。在抚顺、锦西、桦甸、四平、锦州、吉林等地建立了7个人造石油厂生产能力达22.7万吨/年。从1931年到1945年共生产人造石油279万吨。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收大员盗卖东北各石油厂设备以致解放后除锦西厂经修复能生产外其他各厂几乎都成为废墟。 中国近代石油工业从1878年在台湾出磺坑用新式机器钻凿的油井算起到1949年整整经历7o年。7o年中钻井134口总进尺63973米生产天然石油67.71万吨人造石油232.41万吨生产天然气约117ooo万立方米。据统计1948年我国原油生产能力为17.5万吨（其中天然石油8.8万吨人造石油8.7万吨）原油加工能力14o万吨汽、煤、柴油产量29ooo余吨。石油职工有16ooo人其中工程技术和管理人员17oo多人而石油地质勘探技术人员仅48人。毫无疑问这种状况同中国这样一个地域辽阔、资源丰富的国家是极不相称的。 （二）石油勘探、开采、集输工艺的展1.勘探方法及成果。 中国最早的勘探方法是踏勘。中外地质工作者根据古籍的记载和某些地方名称有石油含义的信息去查看油苗和地层的露头。他们根据地层的露头分析油层的地质年代用简单的平板仪器测出等高线再制作出地质图和构造图。 1939年玉门老君庙油田始用钻井方法勘探。同年由英回国的翁文波先采用地球物理方法勘探了四川巴县石油沟1号井。 1945年7月甘肃油矿局在矿物地质室组建了我国第一个野外重力、磁力测量队翁文波任队长。后来展成两个队。他们在外国公司协作下进行过航空测量。从1939年到1949年共11年间翁文波和他的同事们共找到了9个适宜于储油的构造。1947年中国石油有限公司与美、英3个石油公司组成联合调查团曾对青海柴达木盆地及玉门地区进行过航空摄影以勘探石油。 中国人调查陕北石油地质最早的当推地质调查所的王竹泉和潘钟祥。 他们曾数次前往陕北调查对该油田的地质、构造、油层及油页岩等都有重要的现。 王竹泉和潘钟祥几次调查陕北油田之后写成《陕北油田地质》1一文。1934年7月陕北油矿勘探处成立根据他们的资料定出7口井。4口在延长其中有一口深井打出高产油流。3口井在永坪其中也有一口打出旺油。从此现了永坪油田。 1942、1943年黄汲清在山子、南疆进行实地调查1943年1o月写出《新疆油田地质报告》2。在这个报告中他提出了两个重要的论点：一是“6相生油论”即6相地层也可以形成有工业开采价值的生油层。他认为6相侏罗纪地层是新疆重要的生油层之一。另一个是“多期多层含油论”即大型含油盆地一般总具有好几个不同时代的含油地层。这是“多旋回成矿论”的雏形。这两个论点的正确性都已在解放后的石油地质普查和勘探工作中得到验证。 1938年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设置甘肃油矿筹备处并派地质学家孙健初到玉门进行石油地质勘查工作。孙健初一行查明该地区的生油层、储油层及地质构造后认为玉门“油田生油之地层属于白垩纪”。孙健初认为白垩纪地层除窑街系为海相外其他均为6相。窑街系是主要生油层储油层则以梨园口系、白杨河系为主。 为了进一步了解玉门油田的地质情况他们除做地面地质调查外还依靠陕甘宁边区延长油矿支援的顿钻钻机开始钻凿深井。第一口井于1939年8月钻到88米深时遇到油层产油量每天达1o吨左右。接着按孙健初所定井位又钻了7口井钻遇l层打出高产自喷井其中4井和8井生强烈井喷证明孙健初的地质判断是正确的。 2.近代钻井工艺技术的运用。 （1）选用钻头和合理的钻井参数。 四十年代后期玉门老君庙油矿在钻井工作中总结出要根据不同的地层选择不同的钻头。一般钻凿软地层用刮刀钻头钻凿硬地层用相应的牙轮钻头。 在使用旋转钻机钻井中还注意到钻井时加在钻头上的压力和转盘的转等参数。如玉门老君庙油矿规定转盘转应根据钻头种类及地层情况分别采用每分钟7o转、12o转和2oo转三种不同的转通常为12o转左右。钻头压力应根据地层、钻头尺寸和型式钻杆尺寸、钻铤重量、泥浆质量和所要求的井身垂直度而定。 （2）对泥浆的认识与改进。 泥浆被人们称为钻井的血液。它对钻井、采油的重要影响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 1《陕北油田地质》刊于《地质汇报》第2o号（1933年出版）。 2此报告于1947年由地质调查所编为《地质专报》甲种第21号出版。 1941年玉门老君庙油田在钻井时已懂得使用重泥浆制服井喷他们用重晶石、坩子土磨制石粉用以配成泥浆制服了井喷。但因泥浆比重大污染并堵塞了油层给以后采油工作带来较大影响。 为了改进泥浆的质量1946年老君庙矿场工程室内设立了泥浆室这是我国第一个泥浆研究机构负责人是黄先驯。1947年黄先驯试用五倍子熬制单宁酸作为泥浆稀释剂。1948年他又配制成淀粉泥浆后在钻23井时使用性能良好改善了对油层的损害。 台湾油矿勘探处为了提高钻井泥浆质量曾以当地的相思树皮和番石榴树叶煮液经浓缩后作为泥浆稀释剂使用代替单宁酸。又利用海藻煮液加入苛性钠成为藻酸钠后掺进泥浆中代替胶质物质以调整粘度、稳定泥浆。台湾嘉义溶剂厂在1947年已能生产单宁酸但产量有限价格昂贵。 玉门钻井泥浆室又进一步对泥浆中的几个复杂问题如失水量和泥饼对油层出油的影响等进行过深入研究并对含砂量、ph值、粘度等泥浆指标作出了具体规定。当时还懂得了根据不同地层灵活掌握泥浆的比重。 1943年玉门老君庙油矿开始使用泥浆搅拌机增添了泥浆储罐、泥浆枪、泥浆筛等设施。 （3）测试及取岩心。 玉门油矿在钻井过程中十分重视地质资料的收集工作。除了由值班员每钻一米取一次砂样和记录油气显示之外还十分注意测井和取岩心以获得地层性质、油层厚度、油层上下有无气层和水层等比较齐全的资料用来决定完井的方法规定套管应下的深度。 人们称测试（亦称电测）是“地下的眼睛”在玉门油矿的钻井、完井过程中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47年夏天中国石油有限公司探勘室在玉门油矿成立了我国第一个电测站站长刘永年。这个站当时只有四五个人器材也非常缺乏。他们就自己动手焊了1部手摇绞车。把3根较粗的电工皮线用麻绳、胶布捆起来当做电缆使用每隔1米捆一下当作深度记号。再用一些普通的电工仪表和1个自制的电流换向器连成1个简单的电位计。后来他们找到了1台照相示波仪和1只精密度较高的“o”位检流仪做成了1台半自动电测仪这算是当时比较先进的测井仪器了。 1949年春天玉门油矿电测站王曰才等留学生和大家一道终于制成了我国第一个同轴直流放大机并用它同原来的照相示波仪配套制成了我国第一台自动电测仪的雏形。并用它在老君庙油田的1—22井和1—15井进行电测下井一次同时测出两条电阻曲线和一条自然电位曲线。在新中国成立后玉门电测站仍然使用那套半自动的电测仪来担负测井工作。 取岩心始于四川的巴1井但未获成功。玉门油矿1941年从高炕、萍乡、湘潭等煤矿调来3台旋转式钻机后就有了取岩心的技术手段。而从德国、美国购置的钻机均附有取心钻具。1945年在老君庙油矿一次取出岩心最长为2.49米。 运用电测测试地层取岩心和岩屑直观资料进行综合分析对地层判断是比较准确的对确定一口井有无开采价值下套管与否以及确定完井具有良好的效果。 3.油田开与采油工艺技术。 从1945年起油田地质研究6续展开于1946年在老君庙矿场工程室内设置了研究室这是我国最早的一个采油研究机构。当时主要研究课题及成果有：（1）油田的地上应服从地下研究老君庙地下构造各产油层彼此关系。后来在钻井过程中取岩心、岩屑从岩心中观察岩心的孔隙度、渗透率及饱和度并用来推算总的储量定出各井的产量。 （2）油田的动态是气驱动还是水驱动以及油层压力、温度生的变化及其影响。要求采油工每天量油、测气压和温度并定期化验油的成分。1949年2月一张化验抽样单上显示老君庙油田原油含水。这是一个重要现并由此确定油田的动态是水驱动类型从而为后来油田补充压力进行注水开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改变了过去认为是气驱动油田的认识。 （3）各井的性能及增产措施的研究。 老君庙油田的原油含蜡百分比较高在生产过程中油管经常结蜡影响原油流出。解决办法是利用绞车将钢丝绳连着刮蜡片下入油管中清蜡。每天都要清一次。此外还加强了修井作业。油井由于出现砂子蜡堵塞必要时采用热油冲洗井。为了加强修井工作油矿还专门成立了一个修井队。 由于当时国外技术信息不畅通因此这些工艺技术只是在实践中通过不断摸索而寻找出一些比较科学的方法且为以后采油工艺技术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 4.油气集输工程。 油气集输是油田开中的一个重要环节。随着油气开的展以及为满足提高炼油质量的需要中国近代的油气集输工程也逐步形成并完善起来。关于最早的陕北油矿集输状况1931年出版的《矿业周报》记述道：“汲出之水及油均流入分油槽该槽上下三洞水由下洞流入分水池油由上洞流入油槽。分水池中积之日久表面分出原油亦导入储油槽而储油槽之底部日久亦有若干水量必须汲出。官厂储油槽五座可储原油五万余斤。”储油槽系用铁板制成每座容油百担。“用手搬唧油机以二十英尺铁管导入炼厂直接流入一号炼釜。”由此可见该油池虽“土”但却起到了分离油水的重要作用。 玉门的油池开始极为简陋。1939年油井出油后才从远处运来5ooo块砖修了个露天“土”油池。上面覆盖着芦苇冬天严寒油凝固夏天烈日油散并且有生火灾的危险。1942年8月玉门山洪爆洪水流到油池造成原油横溢流到山下的子弟小学、家屋住宅又流到了伙房。油触火即燃酿成火灾损失惨重。 经此惨痛的教训玉门放弃了明沟和露天油池改用管道和油罐。但原油出井还携带天然气、砂和水分。这样一来虽然减少了原油的蒸保障了油区的安全但残留在管线中的砂子及残油却要经常清洗且容易引起管线的热胀冷缩同时也没有解决炼厂用原油的质量问题。1944年翁文灏之子翁心源从美国学习储运管道工程归来。在他的指导下玉门修建了第一条从油田8井到四台炼厂的输油管线并建成了两个选油站。选油站装置储油罐3个沉砂器和分离器各两个。其中一个选油站的分离器是从美国进口的另外一个选油站的分离器是自己用木头制造的。为解决冬季保温问题他们在输油管线旁另设一条蒸汽管线。选油站投产后不但提高了原油的质量而且分离出的天然气可供生活取暖和做饭。 到了1948年玉门老君庙油田的输油管线由地上改为埋藏在地下建成了更趋合理的环形输油管线集输流程逐步完善。 第三节冶金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经济侵略又大规模卷土重来致使原来展较快的民族金属冶炼业又落入缓慢展的阶段。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后由于日军侵占了我国大片土地大部分冶金企业落入日军之手使我国的冶金业受到很大打击更加举步维艰。抗战胜利后大量美国物资倾销加之国民党统治的又很快动内战使我国的冶金业陷入萎缩甚而几乎崩溃的境地。 钢铁冶炼在1911至1937年期间华资钢铁厂和日资钢铁厂呈现不同的展趋势。华资钢铁厂经不起外国钢铁的倾销和市场不景气的冲击产量逐步下降1926年后更是急剧衰退。1937年生铁产量仅为1.95万吨钢产量仅为4万吨。这一时期汉冶萍公司由于生产成本高于外国企业公司又先后向日本财团贷款5ooo多万日元企业为日本财团所控制加上经营不善等原因至二十年代汉冶萍公司的炼钢厂不得不全部停产。上海的和兴化铁厂和大鑫铁厂则主要从事轧制废钢业务。上海钢铁厂在留美博士周志宏担任厂长后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和技术改造降低成本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生产了不少军工用钢。这一时期还曾积极筹建中央钢铁厂（厂址设在湖南湘潭）、广东钢铁厂（厂址广州）、西北炼钢厂（山西）等但有的未能建成有的虽然建成如阎锡山以山西煤铁为基础兴办的西北炼钢厂建成后尚未正式投产即因抗战爆而落入日本人手中。此外还有不少重大现及研制了一些新的钢铁品种如丁道衡现白云鄂博铁矿主矿体在周仁、严恩棫、周行健等人的共同努力下研制成功各种碳素钢、锰钢、镍铬钢、铬钢、不锈钢、高钢等。 日资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也曾一度困难但此后通过某些技术改造并在扩军备战刺激下又有所展1931年东北沦为日本殖民地后钢铁产量更是大增1937年生铁产量达81万吨钢产量增为51.6万吨。如1933年由满铁和关东军在鞍山组建的昭和制钢厂经过不断扩建展成为中国近代最大的钢铁企业1937年其贫矿处理量即达15233万吨。其他如鞍山制铁所在大战后因严重亏损仅留1炉出铁随后他们大力解决技术问题即贫矿处理问题于1921年由梅根常三郎等研究成功“还原焙烧法”；又从德国获得有关资料由久留岛秀三郎明液氧爆炸法提高了采矿效率。通过这些措施降低成本增加产量如1926年前其生铁产量在7—8万吨1926年2号高炉投产产量上升至2o万吨成本下降5o％。本溪湖制铁所也通过改建和重建而不断扩大生产。 1937年日本全面动侵华战争继东北之后华北、华东、华南广大地区相继成为沦陷区。日本为实现其“以战养战”的方针对沦陷区资源特别是钢铁资源进行更为野蛮的掠夺。如在我国东北成立满洲重工业株式会社（简称“满业”）对钢铁、轻金属、机械、煤炭进行支配性投资和经营。不断扩充原有的钢铁企业同时又建立一批新的钢铁研制和生产单位特种钢生产也有一定展。由于实行“日满一体化”方针伪满时期向日本运送大量生铁与钢坯致使伪满末期的钢铁生产结构成为倒宝塔状即在设备能力方面可生产生铁252.4万吨钢锭144万吨钢材48万吨；而在产量方面生铁17o.2万吨钢锭86.9万吨钢材51.9万吨。1在华北日本占领了石景山铁厂、阳泉铁厂、西北炼钢厂（改称太原制铁所）先后修复生产；在天津日本成立了1o家钢铁企业及其配套工厂；在唐山开始兴建“唐山制钢株式会社”；在华东日军占领马鞍山铁矿区1938年成立“华中铁矿股份有限公司”（后改称华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在马鞍山成立了马鞍山制铁所。日本占领这些矿冶企业后大肆掠夺我国的铁矿资源将各厂所开采、冶炼的钢铁制品大量运往日本。 抗战期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封锁和运输的困难洋铁很少进口但因抗战和民生的需要使抗战后方及抗日根据地的钢铁工业有了一定的展。1938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上海、武汉及沿海地区的数以百计的官办和民营工厂纷纷入川国内大部分冶金工程技术专家、学者也云集重庆。这一时期后方的钢铁企业以其隶属关系及经营方式可以分为四类：（1）以兵工署为主的由兵工署独办的官办企业如钢铁厂迁建委员会（又称兵工署第二十九厂及大渡口钢铁厂）、第二十四厂、第二十八厂等；（2）资源委员会主办的企业如电化冶炼厂、威远铁厂、陵江钢铁厂、资和钢铁厂、资蜀钢铁厂、资渝钢铁厂、云南钢铁厂等；（3）官商合办和独资经营的企业如官僚资本控制的中国兴业公司民族资本家经营的渝鑫钢铁厂股份有限公司等；（4）民营小铁厂如蜀江炼铁厂、协和炼铁厂、清平炼铁厂、东源实业公司、福昌炼铁公司、大昌炼铁公司、渠江矿冶公司、荣昌铁厂、永兴铁厂、上川钢铁公司、永和实业公司、中华工业社綦江铁厂等。1944年上述地区共有铁厂1oo家钢厂5家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控制的有16家占全部资金总和及全部动力设备的8o％。后方冶金工业虽因战争需要而较抗战前夕有所展但由于海岸封锁技术设备落后原材料基地为日本人所占其产量增加缓慢。如1943年新法冶金的生铁产量仅为7万吨钢只有o.68万吨。 在中国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因地制宜展钢铁冶炼以满足根据地对钢铁制品的需求。在陕甘宁边区利用边区仅有的煤铁资源和薄弱的设备制造能力由徐驰等人主持工作建成陕甘宁边区第一座高炉（在延安）。1943年冬该座高炉开始出铁由于技术准备充分高炉由试炼到正常生产1解学诗、张先良著：《鞍钢史》冶金工业出版社1984年版第323页。很快达到设计要求日产铸造生铁1吨以上完全满足了边区对铸造生铁的需要。在晋冀鲁豫边区的太行山根据地6达针对当地只有土法生产的白口生铁但不能车削加工做成炮弹壳体的现实采取措施对白口生铁进行韧性处理使之转化为可锻性铸铁。经过处理6达所在的柳沟铁厂的炮弹壳月产量由4ooo提高到3万。在1939年末皖南事变后建立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先后建立不少修械所利用坩埚、三节炉等工具炼铁和铸造地雷外壳、手榴弹外壳、迫击炮弹壳、枪炮弹外壳等有力地支援了前方的抗敌斗争。 1945年抗战胜利后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我国的钢铁工业在总体上陷入萎缩和崩溃的境地。后方的冶金工业特别是重庆地区兴办的各类冶金企业当抗战一结束就面临破产的命运。由于战时封锁的解除美国钢铁大量进口致使产品价格大幅度下跌因而重庆地区的大量钢铁制品销售不出去不少钢铁厂包括规模较大的渝鑫钢铁厂、中国制铁公司、中国兴业公司等都先后停工、减产或倒闭1。据统计1945年1o月重庆等地钢铁工业炼炉继续开工生产者仅为1944年的1o％2。原来沦陷区日本军部和商人经营的一些钢铁厂因遭日军撤退时的破坏和国民党接收大员的洗劫迟迟不能复工。1945年后资源委员会担负了对日伪工业的接收和全国工业的调整任务组织了鞍山钢铁有限公司、本溪煤铁有限公司、抚顺特殊钢铁厂、东北金属矿业有限公司、华北钢铁有限公司筹备处、华中钢铁有限公司筹备处、上海钢铁公司等。资源委员会下属的钢铁企业其钢铁产量占全国的8o％。虽然有如此庞大的系统但却抵挡不住国民党经济总崩溃态势的冲击美国剩余物资又大量涌入占领市场。据统计资源委员会系统的钢铁厂及民营钢铁厂1945年产生铁48495吨钢63ooo吨；1948年上半年产生铁22o56吨钢932吨3。 在中国领导下的解放区钢铁工业有了进一步的展。晋冀鲁豫边区在这时由6达领导建立了故县铁厂。1947年阳泉解放为了建设故县铁厂根据军工部的指示6达、陈志坚等人将阳泉荣华铁厂日产2o吨生铁的2号高炉全套设备搬迁到故县。1948年1月故县铁厂高炉（2o吨）开炉随后1o孔焦炉棘臻焦炉也投产。高炉出铁后迫击炮弹的生产量成倍增长以6o、82、12o、15o四种炮弹为例1947年高炉投产前总产量仅为2o.88万；1948年激增至1o2.8万；1949年增至175.63万。在晋察冀边区1947年成立了井陉、阳泉办事处着手规划恢复这个矿区的煤铁生产。由于阳泉铁厂的设备遭到严重破坏2号高炉又已拆迁到故县因此只能对残缺不全的1号高炉进行修复同时还要进行人员培训。1948年初高1施复亮：《论当前的经济危机》《四川经济季刊》第3卷第1期1946年1月。2《重庆工商界控拆美帝摧残我民族工商业》《人民日报》195o年11月27日。3黄逸平：《中国近代钢铁工业史》《中国冶金史料》1985年第1期第1页。炉按计划装料、点火顺利出铁很快达到这座高炉的设计要求日产铸铁8o吨当年年产7228吨。1有色金属由于整个民族工矿业展缓慢所以自1921至1927年全国较大的有色金属矿虽增加到31个但资本增加不多且利润下降甚至亏损。1928年国民党全国政权建立后基本垄断了有色金属矿冶业的生产、运输和出口排斥、压制、打击民族矿冶业结果更使有色金属的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在1942年前一段时间由于战争对军工生产的刺激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扩大军工生产增加战略物资的储备使有色金属在世界市场上销路扩大价格上升因而促使有色金属生产有所展。1931年日本侵占我国东北为了侵略战争和掠夺我国矿产资源的需要而力图把我国东北建成为其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基地并在其侵占期间掠夺了大量的有色金属矿产。七七事变特别是珍珠港事变后日本为适应其侵略战争的需要又积极在台湾展金属工业使台湾的铝镁金铜等有色金属产量有较大的增长。 这一时期有色金属的采矿技术与前一时期相比虽然仍旧较多采用原始、手工的落后方法但在机械开采方面也有一些进步。如日本侵占我国东北时在华铜、杨家杖子、青城子、天宝山等矿山采用了干式填充法和留矿采矿法还使用了风动凿岩机和黄色炸药。19o9年官商合资成立个旧锡务有限公司从德国订购新式设备从1913年开始机械化采锡。193o年广西贺富钟地区商矿公司开始用水轮、水泵、砂泵等水力机械开采。1936年国民政府开办茶盘源公司引姑婆山槽河的自然高压水源用水力提升机、水轮开采望高砂锡矿1938年建成投产成本比电力开采降低3o—5o％1。1947年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第二特种矿产管理处在锡矿山建立示范锑矿实行“探采结合贫富兼采”。竖井掘进用手持风钻运输用矿车和卷扬机主巷用电灯工人携充电矿灯照明电泵排水从而改善了工人劳动条件提高了生产效率。 在选矿技术方面直到三十年代开始采用近代的选矿技术。1931至1945年日本在我国东北建成杨家杖子、青城子等十多座有色金属选矿厂使用浮选法选矿。1936年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从德国进口旋转磁选机对湖南和江西的钨砂进行集中精选脱除锡、硫等杂质。1941年锡业管理处建立桂林选矿厂使用汀氏磁选机精选广西、湖南、广东所产钨、锡毛砂。1942年在湖南零陵兴建反射焙烧炉进行焙烧除砷所产钨精矿达到了德国鉴定的“汉堡标准”（氧化钨含量大于65％含锡小于1.5％含砷小于o.21徐驰：《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钢铁工业》《中国冶金史料》1985年第1期第33页。1见莫友怡：《我国锡矿砂的水力开采今昔》载《有色今昔》1992年第4期第2o页。％）。 在冶炼技术方面这一时期除采用土法冶炼技术外还出现了较多采用西方近代冶炼技术的厂矿。如：锌冶炼技术1931年工程师饶湜试验西法炼锌。他吸取1919年湖南黑铅炼厂德国工程师在长沙进行横罐炼锌试验失败的教训（炉温未达12ooc时炼罐软化）着重炼罐的研制经过八个月的试验炼罐耐火度达到12oonetbsp;年于湖南长沙建成炼锌厂采用横炼法生产蒸馏锌。1942年日伪在葫芦岛建成有8座竖罐蒸馏炉的炼锌厂。该厂是根据美国新泽西州锌业公司竖罐炼锌专利由美国工程师设计年产锌1万吨投产后16个月共生产锌84.6吨。由于罐体破裂致使生产被迫中断。 炼锡技术191o年云锡公司开始采用水箱鼓风炉和煤气反射炉炼锡后由于效率低而继续使用土炉冶炼。1933年改造煤气反射炉同时增建熔析反射炉提纯从此开始新式炼锡。1943年创调温结晶法成功。该法先结晶出较纯的锡经几层阶梯式的锅可获得纯度达99.5％的纯锡。 炼铜技术1937年冶金专家叶渚沛在长沙试验成功电铜生产并建成精铜炼厂。1938年又在重庆建成电解铜厂产品含铜99.93％。1939年日伪“奉天制炼所”的炼铜车间其工艺是用烧结锅烧结焙烧、熔炼、真吹炉吹炼、电解槽精炼。 铝冶炼技术1929年日本理化研究所铃木取得了用烟台矿电热熔融分离矽铁后再进一步氯化以制造氧化铝的专利。经过试验1938年建成的日伪抚顺铝厂用此法生产氧化铝再通过电解法生产金属铝。 黄金提取技术土法一般用木盆反复淘洗留金于盘。淘出的细碎砂金经熔炼纯化即成赤金。若金中含银较高则需将金银分离。1939年建成并投产的“奉天制炼所”则从铜铅阳极泥中回收金银产品。 炼汞技术1938年王子佑提出改良土灶意见指出原炉有底锅易坏、取汞不便、汞回收率不高等缺点并进行改良试验。1941年《湖南建设厅地质调查报告》中说汞业管理处试用的铁管炉成绩甚佳。拟行于各厂。这种改良灶有圆锅和长方形锅两种都用铁管导入水箱加强了冷凝系统使回收率约提高1o％。改良灶沿用到1953年。 炼锑技术四十年代后赵天从进行提高锑质量问题的研究经过试验成功地取得了用纯碱去砷的工艺使含锑成分由99％提高到99.8％。此外他和刘树人、邓传似等提出锑提纯除砷、除铅的新工艺和试验数据。试验结束后又组建纯锑精炼厂和锑产品厂。 其他如钨、钼等稀有金属的冶炼和加工基本上是一片空白仅有少量的作坊式的生产使得我国在钨精矿的产量和出口量上虽居世界第一位但钨制品却全部依靠进口。至于对另外一些新现的稀有金属则仅仅做了部分勘探、调查的工作其开采、冶炼及应用尚未提上日程。 第四节交通铁路（一）1919—1949年铁路建设概况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中国的铁路建设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北洋政府只是将铁路修筑权作为抵押品以出卖筑路权来换取帝国主义列强的贷款以贷款来购买武器增强自己的实力。在此期间适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西方列强虽然获得了在中国十多个省的筑路权但却无力东顾。1928至1949年国民政府统治期间共修筑了13ooo公里的铁路。1928至1937年国民政府主要采取“中外合作”的方式投资建造铁路在关内修建了36oo公里的铁路。东北地区则利用省商合营的方式在1928至1931年期间修建了9oo公里铁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在西南、西北地区共修建了19oo公里的铁路。1931至1945年日本侵略者在我国东北地区修建了57oo公里铁路在华北、华中、华南地区修建了9oo公里铁路。到1949年全国铁路有22ooo多公里而实际通车的线路则只有11ooo多公里至于机厂、机车、车辆更是破烂不堪。 （二）旧中国铁路建设的特点由于旧中国修建铁路的资金、技术和设备都要依赖进口依赖外国我国铁路实际上是受外国控制的。外国人不仅控制修路权而且直接经营他们所修的铁路不仅控制路权、路政而且沿铁路线两边的开矿权、税收权、森林开采权也为他们所占有甚至驻有军警控制了司法治安权。 旧中国铁路线的布局极不合理。在东北和沿海地区由于他们统治和剥削的需要铁路较密在有些地区甚至成了网。而在内6地区特别是西北和西南的广大地区没有或很少有铁路。东三省及热河地区的铁路占全国铁路总数的45.1％而关内广大地区只占有54.9％西北、西南两大地区仅占全国铁路总数的6％。 旧中国铁路工程标准低劣运营设备落后陈旧机车车辆型号庞杂。我国铁路由于是由不同列强国家修建、经营和管理他们要推销本国的设备和产品所以所修的铁路、用的设备一般都采用其本国或其殖民地的铁路标准和设备。旧中国留下来的准轨客货车、窄轨客货车大都来自英、美、法、日、俄、德、比等国。客车型号达13o多种车型复杂技术落后车体短载客少设备简陋车窗狭小供水不足通风照明不良运行度低。货车型号达56o多种车型小载重吨位低主型车才3o吨还有1o吨15吨的车4o吨的已算大型车。车钩缓冲装置也有近2o种。1949年接收留下的4o69台蒸汽机车大部来自不同的国家少数是进口外国配件由中国组装的其型号达到了198种之多所以我国铁路素有“万国铁路博览”之称。 旧中国铁路管理是分线设局分线管理效率低下混乱不堪。列强各自修自己的路各管自己的线各自定价自成体系互不配合。如北京有3个互不联系的客运站——前门车站、前门西站、西直门车站它们分属于平汉线、北宁线和平绥线三个铁路局分管。客货列车不能直通。 旧中国留下了35个破败的机厂如大连机厂长辛店机厂唐山机厂等。这些机厂不是分专业的制造厂而是机、客、货车综合修理厂。由于内政、列强掠夺这些机厂厂房简陋设备陈旧技术落后所以只能做些修修补补的工作而且主要的部件、材料还都要从国外进口名为机厂实际上不如正常的机务段。 旧中国的铁路建设史同近代中国社会一样深深地烙上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烙印。这一切只是在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建立以后才得到彻底改变。造船端于洋务运动的中国近代造船业其展道路坎坷而曲折。洋务运动虽然以“自强”、“御侮”为标榜但是在帝国主义压迫下加上封建统治者的反动腐朽性洋务派官僚的买办性最终也没能达到“御侮”的目的更没能自强。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展既缺少近代科学技术作先导又缺少近代工业作基础因而无法达到先进的水平。有的造船企业逐步走向衰败有的即使取得一些进展也只能是局部性的。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继侵占我国东北三省之后又向华北、上海等地大举进攻沿海各省市相继被日本侵略者占领日军旋即进占各地船厂。造船企业遭到严重破坏即使能继续进行生产的也被迫为日本侵略者所利用。兹针对不同的展情况分述如下。 1.江南造船所及其所造万吨级远洋运输船。 1918年夏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持续进行美国急需一批远洋运输船乃与我国签订了为美国承造“官府”（mandarin）号等4艘万吨级远洋货船的合同。尽管大战已于1918年末结束但4艘船仍如期交货。这4艘船是全遮蔽甲板型蒸汽机货船总长135米型宽16.76米型深11.57米指示功率367o马力安装的是该所制造的三缸蒸汽机。第一艘“官府”号于1919年1月开工192o年6月3日下水1921年2月17日交船后开往美国。《东方杂志》报道说：“江南造船所承造的一万吨汽船除日本不计外为远东从来所造最大之船从前中国所需军舰及商船多在美、英、日三国订造今则情形一变向之需求于人者今能供人之需求中国产业史上乃开一新纪元。”1由之可见当时舆论界是何等欢欣！第二艘“天朝”（ge1estia1）号于192o年8月下水；第三艘“东方”（orienta1）号于1921年3月下水；1《东方杂志》第16卷第2期。 第四艘“震旦”（netbsp;年5月下水。到1922年4艘万吨级货船全部交船完毕。2这批远洋货船的建造质量甚优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仍在营运。诚然当时造船所的总工程师是英国人毛根（r.）而有关器材也多是从国外购置的。 1925年江南造船所建成二号船坞长153米。193o年海军部代部长陈绍宽兼任江南造船所所长十分重视舰艇的更新和船厂的展。1931年建成护航舰“逸仙”号总长82.4米排水量1545吨主机功率4296马力最高航19节。装有15o和14o毫米大炮各1门高射炮、机关炮等1o余门。1931年开工并于1937年建成巡洋舰“平海”号长1o9.8米宽11.9米型深6.7米吃水4米排水量24oo吨双机共7427马力航25节。装有14o毫米双联炮塔3座鱼雷射管4具8o毫米高射炮6门6o毫米炮4门。“平海”和“逸仙”是江南造船所建造的两艘最大的军舰代表了中国近代舰艇工业的最新水平。 1932年又建三号船坞1936年扩建后坞长197米宽3o.48米深8米成为当时全国各船厂中最大的干船坞。与此同时造船、轮机、铜工、木工、铸锻等车间及码头、仓库、动力设施都进行了扩建由电力代替了原来的蒸汽动力从而使生产能力大为提高。 自19o5年局坞分立之后到1937年江南造船所共建造各种船舰716艘总排水量219o47吨。1922至1937年共修理各种舰船3862艘次。江南造船所从而成为我国生产能力最强、技术水平也较高的近代船舶工业的主要基地。11937年11月日军进驻江南造船所旋即委三菱重工株式会社经管1938年1月竟改称三菱重工株式会社江南造船所。日军还强征附近的民房及空地扩大厂区面积。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后日军还接管上海地区的所有外资船厂和许多民营船厂组成三菱重工株式会社江南造船所的浦东工场、杨树浦工场和淑浦工场。1938至1945年8月该所共建造大小船舶36o艘修理船只约万余艘次。 1945年9月南京国民政府海军接收江南造船所。1945年9月至1949年5月新建大小船舶只有34艘其中3o米以上机动船仅7艘。这一段时期共修理舰艇616艘次总排水量75万吨其中修理美国舰艇占一定比例。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对该所进行了破坏造成重大损失。 2.福州船政局设立飞机制造工程处。 进入民国时期以后福建船政局由于资金不足造船业务受到极大限制逐步走向困窘和衰落。1926年福州船政局改为海军马尾造船所但一2参见刘大钧、曹海红：《我国第一批出口万吨轮究竟在哪一年？》《舰船知识》1985年第9期第21页。 1《中国近代舰艇工业史料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18页。直未能向企业化方向转变这当是与江南造船所的重要差别也是福州船政不景气的重要原因。 1918年北洋政府利用这里的技术条件设立飞机制造工程处由我国早期著名的飞机设计师巴玉藻任主任。到1931年共试造了16架水上飞机。1931年初该处迁至江南造船所后制造水上侦察机和教练机共6架。抗日战争胜利后该处并入南京国民政府中央航空委员会。1福州船政局历史地成为中国航空工业的摇篮当为人们所始料未及者。 马尾造船所的舰船生产虽然不景气但其教育事业仍坚持不懈成绩卓著。福州船政局的前学堂后来改称福州海军制造学校后学堂改称福州海军学校。在1917年又成立海军飞潜学校设有飞机制造、潜艇制造和机器制造3个专业为中国近代造船工业培养了一批技术中坚。 3.黄埔船厂与广南船厂。 黄埔船局1916年由广东实业厅接管改称黄埔船厂。1931年黄埔船厂部分设备拆迁到海军广南造船所。 广南造船所的前身是航商谭毓秀、谭礼庭创建于1914年的广南船坞该船坞于1923年曾为海军建造过1艘运输舰和4艘船壳。1924年秋为广州军政府收购后改名为海军广南造船所以修理海军舰艇为主。1931年又改称广南造船厂。1932年建造“海维”号浅水炮舰1艘。后因经营不善于1936年7月停工。1937年将船坞租给商家修船。194o年日本侵略军利用该厂留存设备制造浅水轮船。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接管原黄埔船厂1946年改称黄埔海军造船所。1949年将85oo吨水泥浮船坞和其他重要机具一并拖往台湾。14.大沽造船所。 1913年原大沽船坞划归海军部领导改名为海军大沽造船所。在1915到1925年间曾建造“安澜”、“静澜”、“河利”、“海达”等多艘船舶还造有“靖海”、“镇海”、“海鹤”、“海燕”等军用炮舰。1919年时职工达16oo人。 北洋政府及随后期间政局动荡军阀混战海军大沽造船所1o余年间所长易人达15次之多每次更迭器材物资均遭劫夺。1929年2月终因经费困难而停工。193o年张学良易帜奉军进驻平津工厂复工。1935年宋哲元主政华北工厂以修造枪炮为主要产品是时职工又达14oo人。 1937年日军入侵后将制枪炮的机具拆卸运走利用所余设备招集职工复工专事修造日军统制船只归塘沽运输株式会社管理1941年又改称天津浮船株式会社。该厂之船坞、码头、场房、宿舍及仓库等日人多未及时修理致坍塌一半。时职工约4oo人。 1参见《中国近代舰艇工业史料集》第18—19页。 1参见《广东省志·船舶工业志》广东省船舶工业联合公司1996年6月第4o—42页。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南京政府海军部派人接管竟将器材盗卖一空。1946年5月海军部又改派邱某接管到1946年1o月始复工时职工约35o人。1948年解放前夕经所长邱某督催技工由军舰将各重要机床、工具、材料等1ooo吨运往长山岛另行建筑海军修船厂还掳去各厂技工数十名。大沽造船所至此损失殆尽。15.旅顺船坞及大连船渠。 自19o5年即被日本占据的旅顺、大连两处厂坞一直用来大量修造日军舰船。 大连船场于1937年改称大连船渠先后经过3次扩建已拥有3座4ooo吨级以下船台、5ooo吨级和8ooo吨级船坞各1座工人约5ooo人。1942至1945年建造3ooo吨、385o吨、45oo吨和81oo吨4种型号的军用运输船12艘。1944年大连船渠的年造船能力为17ooo吨。旅顺船坞于1936年末重归日本海军要港司令部管辖1937年易名为日本海军工作部1942年又改为日本镇海海军工作部。该坞工场共有13个车间除拥有万吨级和1ooo吨级大小船坞外还有一座3ooo吨级船台。日军占领期间除修、造船外还制造过迫击炮弹。 根据1945年初美、英、苏三国《雅尔塔协定》及中苏两国政府有关协议旅顺船坞及大连船渠由苏联接管。1945年8月苏军接管旅顺船坞后易名为苏联太平洋舰队海军一o二工厂主要任务是修理苏联商船及其太平洋舰队的舰艇可担任万吨级舰船的大修工作。1945年8月苏军接管大连船渠后易名为大连船渠修船造船机械工厂主要修理苏联商船。1951年起中国正式收回大连船渠主权1952年改为中苏造船公司。16.海军青岛造船所。 东北易帜后东北海军副总司令沈鸿烈于1931年兼任青岛市长倡议建立海军工厂和海军船坞。工厂的前身是1898年德国在青岛小港建立的水雷枪械修理厂1927年曾改建为海军铁工厂。 1931年由东北海军副总司令兼青岛市长沈鸿烈倡建1932年12月动工开挖船坞1934年竣工投产。船坞坚实可容纳万吨级以下船舶入坞修理它是中国北方又一修造船基地。次进坞修理的是“永翔”号军舰。次年政记公司的7ooo吨“花甲”号也曾进坞检修。1935年该厂又建5oo吨级船台1座水工设施也较为完善。 1937年青岛陷落前国民政府海军就将该厂的一部分设备拆运到四川万县余者就地毁坏。1937年12月底日军登6青岛并占据该厂。1938年3月日本浦贺船渠株式会社将青岛海军工厂在内的四处船厂兼并改名为青岛工厂。主要业务是修理商船和军舰也建造过一些挖泥船、破冰船及小型1参见《中国近代舰船工业史料集》第567—568页。 1《中国近代舰艇工业史料集》第22页。 近海货船后来还造过一些自杀艇。 从科学技术的展进程看端于洋务运动的近代造船技术是中国人最早引进的一种先进的生产力。它对于展中国的造船业不仅是必要条件而且是必经之路。事实上它甚至已经出造船业自身的范围不仅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先导而且在传播西方自然科学和展中国近代科技教育事业方面也产生了积极作用。 汽车在近代汽车虽较早就输入了中国并逐步成为交通运输的重要工具。 但汽车业的展由于受到综合国力、机械制造能力以及与汽车相关的学科水平的限制长期以来只是建立了一些以修配为主的汽车修理厂。此外中国的科技人员和技工通过仿制外国的汽车动机等汽车零部件也逐步掌握了一些汽车的制造技术。而总的说来中国的汽车工业则还处于其展的初始阶段。 1886年德国人netz）制造的汽油机三轮汽车取得了世界上第一辆汽车的专利。至二十世纪初年汽车开始由外商输入中国。 最早出现在中国大6的汽车是19o1年由匈牙利人黎恩斯（leinz）输入并于次年在上海租界行驶的两辆轿车。这两辆轿车的外形与当时西方的敞蓬马车相似一辆装有凉蓬式车顶另一辆装有折叠式软蓬。车的前排为单人驾驶座后排为双人客座；车轮用木制轮辐、橡胶轮胎。19o3年上海的汽车已有5辆两年后则增至31辆。这些汽车多为外国官员、商人和中国豪绅所有1。 此外还有一辆专供慈禧太后在颐和园游玩时乘坐的汽车。该车约于19o2年进口系德国奔驰汽车公司1898年的奔驰牌第二代产品现保存在北京颐和园内1。 在轿车输入后不久汽车在中国也开始成为客货运输的工具汽车运输随之成为一个新兴的行业。19o7年德商经营的费理查德号商行在山东青岛开办了由市区到崂山柳村台的短途汽车客运；次年美商环球供应公司则在上海市内开始了汽车出租业务。天津、上海还在光绪三十二年和三十四年相继开通了电车。清末汽车运输行业已引起了中国商人的注意。1911年新疆羊毛公司商人沙懿德（木夫提阿洪）从波兰购进两辆客车在惠远和宁远（伊宁）间经营起短途汽车客运业务2。 1中国公路交通史编审委员会：《中国公路运输史》（第一册）人民交通出版社199o年版第92—95页。 1黄余平：《百年汽车图集》人民交通出版社1986年版第9页。 2中国公路交通史编审委员会：《中国公路运输史》（第一册）人民交通出版社199o年版第92—95民国以后随着工商业的展各地相继开公路客货运输汽车进口的数量增加很快汽车修理行业也相应出现。外商最先设立了汽车修理洋行。1935年建立的南昌机械修理厂后改为专门的配件制造厂生产的产品有汽缸盖、活塞、活塞环并试制汽缸体等。 三十年代起中国的科技人员开始试制汽车力图展自己的汽车工业。 1929年沈阳的民生厂用一辆万国牌载重汽车为样本进行测绘并对某些零部件作了重新设计先试制了75型汽车并于1931年5月制成了第一辆民生牌载货汽车。这辆汽车的动机、后轴、电气附件、轮胎等是进口的其余零件为自制。动机为6缸汽油动机功率65马力最高时64公里。这是中国生产的第一辆汽车。工厂原计划依据此车成批生产并预定批生产45辆后因日军占领沈阳已在运输途中的4o余辆车的进口机件只得改运天津。其中有两套机件后交至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由原民生厂技师毛韶青主持配制零部件于1935年夏组装成一辆2吨载货汽车。1装配工作后来中断了。 山西省汽车修理厂也于1933年生产出了3辆载货汽车。对第一辆车所做的长途行车试验表明该车性能良好。后来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改进所制造的两辆车除一些电气设备、轮胎及滚动轴承等部件外大部分零部件系自行生产。1934年中华全国道路建设协会曾为此函请实业部通令全国兵工厂及各省建设厅派技师前往山西考察以便仿制。终因整体工业基础薄弱未获成果2。 当时的中央工业试验所还在1933年进行了汽车的试制。所制为一辆小型三轮汽车采用单缸汽油动机链条传动化油器、活塞环、传动链条等为外购件。经试车该车可用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中国汽车柴油动机的仿制始于1935年。当时上海新中工程公司的经理支秉渊购买了一辆英国的neter牌载货汽车委托6景云主持仿制该车的perkins牌4缸35马力狄塞尔高柴油动机。新中工程公司仿制的22oo转/分的汽车用高柴油动机于1937年春制成缸体、曲柄、连杆等系自制油泵、油嘴活塞等为从市场上购买的德国和英国货。其后将仿制的动机安装在那辆neter牌车上作行车试验。短途试车未生故障但长途试车时烧坏了曲轴瓦这可能是由于在曲轴润滑系统结构的仿制上有些误差及滤油材料不合要求。1三十年代在进行汽车的单车仿制之外完全利用进口汽车零部件和总成页。 1张柏春：《中国近代机械简史》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o—71页。2中国公路交通史编审委员会：《中国公路运输史》（第一册）第491—492页。1张柏春：《中国近代机械简史》第71页。 组装整车的工厂也在进行批量生产。1937年以中国银行为主筹资16o万元组建了官商合办的中国汽车制造公司计划先进口国外的汽车零部件、总成组装再逐步从部分自制过渡到整车自制。上海装配厂在半年多的时间内就组装了1oo辆奔驰牌2.5吨om59型载货柴油汽车。后来因战争停产该厂的机器设备运往桂林良丰建成了中国汽车制造公司华南分厂。总公司也由上海迁至香港成立了华运行和南华铁工厂。南华铁工厂在太平洋战争爆前除油泵、油嘴、起动机、电机进口外已能按德国图纸自制其余零部件来制造奔驰牌55马力4缸汽车柴油动机。另外香港土瓜湾装配厂也利用德国的零部件和总成组装了近2ooo辆奔驰牌55马力载货汽车。2抗战时期为了满足战时的军工和民生的需要国民政府制定了一些计划来展工业其中包括建立汽车厂。1939年9月资源委员会所属的中央机器厂在昆明正式成立下设包括汽车厂在内的5个分厂和4个处。汽车厂厂长史久荣在6月已代表资源委员会买下了美国司蒂瓦特（steart）汽车装配厂的全部旧设备并设计了4吨载货汽车以便在国内生产。1941年5月运至越南海防的16oo余吨美国汽车厂的部分设备和其他器材遭日军劫夺；7月部分设备运到了云南畹町镇因难以继续运往昆明故将汽车分厂改设在龙陵县。龙陵汽车分厂在组装了2辆“资源牌”4吨载货汽车后便于1942年落入日军手中。中央机器厂设立汽车分厂的计划也就被破坏了。在抗战时期的沦陷区1939年日本成立了装备美式机器设备的满洲自动车株式会社统制伪满的汽车制造业。满洲自动车株式会社后来又并入同和自动车工业株式会社资本增至1亿日元。至日本投降前日本人在东北地区经营的汽车制造厂每年已能组装汽车2万辆修车1万辆（战后该厂设备9o％被苏联军队拆走）。日本人在关内也开办了一些规模较小的汽车企业如天津的丰田自动车北支株式会社等。 1945年1o月交通部将日本人经营的华北自动车株式会社及17个汽车修配单位合并改组为平津区汽车修配总厂下设天津汽车制配厂、天津汽车修理厂、北平汽车修理厂、青岛汽车修理厂、济南汽车修理厂、石家庄汽车修理厂等。除承担整修外平津区汽车修配总厂还仿制进口配件和日本大牌三轮汽车。三轮汽车分客、货两种先后共生产了6o辆。1946年国民党军队动全面内战和平建设已无可能。中国汽车工业体系的建立则有待于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了。 航空中国的航空工业起步并不算晚1918年建立的马尾海军制造飞机厂是我国的第一家飞机制造厂以后又相继建立了广东飞机制造厂、中央杭州飞机2张柏春：《中国近代机械简史》第72—73页制造公司、中央南昌飞机制造厂、成都飞机制造厂。中国也拥有世界一流的航空科技人才如巴玉藻和王助。他们于1916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硕士学位。1919年巴玉藻在中国设计制造成功第一架水上飞机。王助毕业后则到美国西雅图波音公司工作该公司研制的第一架飞机就是由王助总设计并监制的。他于1918年回国后便致力于飞机研制工作。然而由于中国支持航空工业的基础工业的落后、航空教育和科研的薄弱由于政府的和战乱不断中国始终没有建立起可以称为独立产业部门的航空工业。 （一）飞机研制工作航空技术是现代高技术。设计制造飞机不是简单的工匠手工艺所能胜任的。早期的先驱者没有取得很大成就的关键原因之一是他们缺乏航空工程技术教育。他们对航空有一些认识和了解但技术上所知不多。选派航空留学生则开始改变了这种局面也使中国航空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最早派出学习航空工程的有巴玉藻、王助、曾诒经和王孝丰等。巴玉藻和王助则是成就非凡的代表人物他们为中国近代航空工业的开创作出了重大贡献。 1.海军制造飞机厂。 1918年巴玉藻和王助回国后即筹备成立了海军飞机工程处（即马尾海军制造飞机厂）巴玉藻任主任。这是中国第一个正规的飞机工厂。马尾海军制造飞机厂在巴玉藻主持下设计的第一架飞机于1919年8月完成取名甲型一号这是一架水上飞机。这种飞机共造了三架性能不亚于欧美的同类产品。巴玉藻在飞机研制成功后提出了一个扩建工厂的计划“以图多制教练机养成多数人才逐渐试造军用飞机自制动机以期达到建设空军增强国防之目的”。1他提出拨款6o万元建厂研制飞机的计划虽获得批准但未能实现。在他和王助的努力下设计制造飞机的工作在艰难中进行。到1929年共制造出6种型号的飞机12架以水上飞机为主。在1922年巴玉藻和王助共同设计建造了世界第一个水上飞机浮坞。 海军制造飞机厂在生产飞机过程中所用的金属材料均从国外进口动机也全部依赖进口其他木质材料、蒙皮材料和油漆则使用本国货。自1919年完成甲一教练机后到1922年又完成了甲二、甲三、乙一等初级教练机。1924到1925年又设计制造了丙一、丙二水上轰炸机它们的重量已达2.95吨最大度已达每小时17o千米。 二十年代后期海军制造飞机厂在继续设计生产教练机的同时也研制了几种侦察机和鱼雷轰炸机。如1927年研制的戊一“江凫号”、戊二“江鹭号”、丁一“海鹰号”、丁二“海雕号”。这些飞机虽都是双翼木制水上飞机但外形都相当简洁美观性能也不错可以同外国同类飞机相媲美。1巴吟轩、巴钟奇：《先父巴玉藻生平事迹简介》《航空史研究》总第19期1988年；杭依特、石林：《中国航空工业奠基人——巴玉藻》《航空史研究》第2o期1988年。11931年海军制造飞机厂迁到上海。这个时期飞机设计和制造技术也有了一些进步如改善飞机机身流线形、翼剖面也更加科学支架采用了焊接技术。除继续研制水上飞机外也开始生产6上飞机和仿制外国飞机。抗战前海军制造飞机厂先后研制和仿制了教练机和侦察机7种其中1934年研制的“宁海号” 舰载侦察机是相当出色的它的机翼可以折叠。由于当时的政府不重视自己的飞机因而没有通过大量采购等手段扶持自己的研制工作。这些飞机几乎都没有投入批量生产。1936年海军制造飞机厂以很快的度为军方仿制了18架美式飞机。抗战爆后海军制造飞机厂被迫迁到成都改组为第八修理厂。从此这个中国最早的飞机制造厂再也没有在飞机研制上取得多大成就。 2.广东飞机制造厂。 广东飞机制造厂是中国第二个正规的飞机制造厂192o年在广州建立。 1923年杨仙逸从美国运回四架寇蒂斯“珍尼”式飞机。杨仙逸以这种飞机为基础与美国工程师一道研制成双翼教练机。孙中山和夫人宋庆龄亲自主持了试飞典礼。次试飞由黄光锐驾驶据说宋庆龄也一同乘机上天。孙中山以宋庆龄的英文名为这架飞机命名“乐士文”。为了鼓励中国人自己研制飞机孙中山特别题写了“航空救国”四个字。2从1928年起广东飞机制造厂开始研制飞机并将所有的飞机都定名为“羊城号”。由于广东地方政府不迷信外国飞机也敢于使用本国飞机这使广东飞机制造厂的飞机研制工作相当出色。1928年广东的梅龙安设计制造了第一架飞机“羊城51号”并亲自驾驶飞行成功。接着又设计制造了“羊城52号”时128千米。1929年又造出时过16o千米的“羊城54号”、“羊城55号”、“羊城56号”等飞机。1933年又造出了“羊城57号”它的度达到22o多千米。据统计广东飞机制造厂在1936年前共研制生产了“羊城”系列的教练机、驱逐机、轰炸机达6o多架成为中国当时在飞机研制方面成就最大的航空工厂。11934年广东飞机制造厂改为韶关飞机制造厂与美国寇蒂斯—莱特公司合作生产飞机。这时该厂的主要任务转为修理和仿制外国飞机但也自行研制出“复兴”式教练机。到1939年该厂共仿制成美国“霍克”3式飞机44架生产“复兴”式飞机4架。1939年韶关飞机制造厂又迁到昆明改为空军第一飞机制造厂1941年再迁到贵阳。工厂除了继续制造外国飞机外还自行研制了“研驱一”飞机这是中国最早的下单翼式布局飞机之一。虽然它的机身相当笨重但也达到了每小时547千米的高度。它只1参见姜长英：《中国航空史》中国之翼出版社（台湾）1993年版第52页。1参见季文美：《旧中国飞机制造工业回忆片断》《航空史研究》总第4期1984年。制造了两架。该厂还计划研制性能更好的研驱二但未能实现。另外自行设计的“复兴”式也进行了改进其中“新复兴”丙的飞行度达到每小时292千米“新复兴”甲的度为每小时285千米。不过它们的制造数量都很小。 随着战争的进行计划研制的几种飞机都未能坚持下去。担任工厂厂长的朱家仁后来在自己家里继续研制飞机取得了很大成绩。1朱家仁在1936年就自己设计制造了“苏州号”双翼教练机相当成功。从1943年起他又在自己家的后院里设计制造了“研驱零”驱逐机。1945—1948年在国际上直升机刚刚开始展之时他就开始研究、设计直升机。他先后设计制造成功了两架共轴式“蜂鸟”号甲型和乙型直升机。其中“蜂鸟”乙型直升机的典型技术数据为：动机功率91.7千瓦旋翼直径7.62米机高2.63米总重725.5千克最大飞行度每小时136千米航程219千米。2这架直升机看起来也十分漂亮采用封闭式坐舱可以说过了国际上同类直升机。这是很难能可贵的。 3.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公司。 1934年国民政府和美国合作在杭州建立了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公司。这个飞机制造厂先是修理外国飞机后逐步过渡到组装、仿制美国飞机包括全金属飞机。后来制造的美国诺斯罗普式轰炸机为全金属应力蒙皮结构共制造了25架。这是中国次制造带有应力蒙皮结构的大型飞机。这也表明了中国具备了水平较高的技术人员和飞机制造技术。在将美国的侦察机改制为轰炸机的过程中任务完成得也相当出色。 抗战后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公司迁到云南垒允在杭州和垒允期间的8年里共装配和生产了各式飞机约二三百架成就相当突出。从生产的飞机性能上看说明这个工厂也具备了设计新飞机的能力。但由于战时主要目的是多出飞机因此自行研制飞机的工作一直没有开展。1942年日军侵入昆明后工厂关闭。 4.中央南昌飞机制造厂。 1935年意大利人来中国与国民政府在南昌合办了中央南昌飞机制造厂。 1936年中央南昌飞机制造厂先修理了“美龄”号飞机和两架意制菲亚特式飞机。1937年开始该厂按计划制造2o架教练机和6架大型s—18双轰炸机。尽管中国只承担了约2o％的生产工作但设计制造这种双动机大型飞机在中国还是第一次。1抗战后中央南昌飞机制造厂迁到四川的南川改组为空军第二飞机制造厂朱霖任厂长。 1参见姜长英：《朱家仁》《航空史研究》总第5期1984年。 2参见姜长英：《中国航空史》中国之翼出版社（台湾）1993年版第61页。1参见姜长英：《中国航空史》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19页。从1939到1947年这个厂研制了6种飞机。忠28甲下单翼驱逐机是仿制苏制伊—16飞机。但由于没有图纸自己设计的比例很高。它的重量为1556千克最大度每小时455千米。先后造了3架。空军第二飞机制造厂后来又将这架飞机改成教练机共制造了3o架。这个数量在当时是很高的。194o到1942年第二飞机制造厂试制了两种滑翔机生产量有3o多架。该厂还曾在缅甸装配过当时最先进的战斗机之一—美国的p—4o“战鹰”式99架。这个厂在抗战期间成就最大的工作是自行研制了中国第一种中型运输机“中运一号”以及它的改进型“中运二号”。“中运一号”总重454o千克最大飞行度每小时342千米航程16oo千米乘员数11人。“中运二号”与“中运一号”相似但在起落架、尾轮、襟翼和内设计方面有许多改进。它的最大度为每小时345千米。于1946年试飞成功。“中运三号”的设计度则达到353千米。由于金属材料缺乏飞机均采用木制结构但设计与制造都十分精良。“中运一号”和“中运二号”从设计到制造都堪称杰作飞机性能优良且外表美观外国人看了都不相信是中国自制的。15.成都飞机制造厂。 1941年滇缅公路被日军封锁外用物资进入中国十分困难。由于对飞机的需要十分迫切于是航空委员会又筹建了空军第三飞机制造厂地点设在成都目的是训练设计和制造飞机的技术人员利用国内材料自己设计制造飞机。这个厂逐步展为成都飞机制造厂。 1942到1943年成都飞机制造厂仿制了15架美国教练机、15架“研教一”双翼教练机和3o架“大公报”号滑翔机。1942到1944年成都飞机制造厂根据苏联的sb—3轰炸机资料设计制造了研轰三式轰炸机。除功率达6oo千瓦的动机、金属螺旋桨和可收放起落架是原苏联的外其他部件和材料都是国产的。全机总重量达132oo千克可谓是中国当时生产的最大的飞机。此后成都飞机制造厂的成就不那么突出了。计划研制运输滑翔机的工作也没有完成。 据统计在1949年以前的4o年间中国人自己生产的各种飞机大约在6oo—7oo架而大部分是组装或仿制的。自己设计制造的虽然很少但这些个人的或飞机工厂设计制造活动是很难能可贵的有些飞机可与国外的同类飞机相媲美有的还过了国外飞机显示了中国设计师的水平和天才。（二）航空教育与航空研究1.早期的航空学校。 武昌起义时中国只有两个飞行队一是南京飞行队一是武昌航空队。北洋政府时期袁世凯将南京的航空队调至北京南苑组成航空传习所1913年又筹建了中国第一个飞行学校——南苑航空学校并建成了一个飞机修理厂。当时南苑航空学校共有各式飞机12架1914年毕业第一批学生41人1参见姜长英：《中国航空史》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21页。1917年毕业第二批学生42人。1919年底南苑航空学校归属新成立的航空事务处并改名为航空教练所1923年又改为国立北京航空学校。北洋政府原计划建立空军但最终未能建成。到1926年这个航空学校终于停办了。十几年间共计培养飞行人员1oo多名。 民国成立后广东地方当局也计划筹建航空学校。但直到1924年广东航空局才在大沙头建立了航空学校。到1936年广东航空学校归并南京空军时共计毕业学生约5oo人。 东北军阀张作霖在直皖战争后从北京抢走飞机十几架于1922年在沈阳创办航空学校。1924年毕业第一批学员41人筹建了东北空军。此后东北航空处先后向法国、日本派出许多学生学习航空。东北空军在九一八事变前共计购买外国飞机达5oo多架。 除北京、广东、沈阳三处规模较大办得较好的航空学校外其他地方政府也纷纷建立航校设立飞机修理厂。如云南政府于1923年建立了云南航空学校山西军阀阎锡山于1925年建立了航空学校和飞机修理厂。湖南省政府于193o年成立了航空处并成立了航空训练班。其他如山东、湖北、四川、广西、江苏以及福建等省也都曾建过小型航空学校和航空队。由于当时的混乱局面这些飞行学校的运行极不稳定经费不足技术不规范因此也未对中国的航空事业产生很大影响。 2.航空留学教育。 清朝末年已经开始选派学生去国外学习航空工程最早的一批是巴玉藻、王助等4人。他们于1917年回国后对中国航空工业的开创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后清华大学在1933年前派出留学生1o人学航空工程。1933年民国政府航空署选派了3位学生赴美国留学其中有林同骅等。1934年航空委员会又考选了25名理工毕业生赴意大利学习航空工程。以后派出的人逐年增多。据一些粗略统计资料1937年以前仅在美国学习航空工程的就有6o人。抗战时期日本空中力量的优势使政府和莘莘学子更加意识到中国航空技术的落后因此出国学航空的人更多。通过政府选派、中美庚款和中英庚款等几个渠道派出的航空工程留学生每年都达数十名。据估计抗战期间派出的航空工程留学生人数在2oo人左右。1949年以前中国派出学习航空工程的留学生总数高达3oo人以上。1中国航空工程留学生抱定强烈的科学救国、航空救国的信念负笈海外、奋图强加上他们都是在国内层层考选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因此在欧美求学和工作期间大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并且涌现出具有世界水平的航空科学家和工程师。在三十年代后期和四十年代派出的留学生中有许多回国后为新中国航空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专家学者如钱学森、郭永怀、钱伟长、沈元、吴仲华、6士嘉、徐舜寿、任新民、屠守锷、梁守磐、1参见姜长英：《中国航空史》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8o—182页。庄逢甘、黄纬禄、黄玉珊等等。13.航空工程教育。 九一八事变后兴办航空教育成了政府和教育界的共识。一些大学开始设立航空类课程。1934年的航空技术会议作出了协助各大学设立航空工程系以培养航空技术人材的决议中国的航空教育从此进入大展阶段。 清华大学在1934年先开设了航空讲座。在冯·卡门的介绍下1935年从美国聘请华敦德教授前来讲学另外还聘了几位中国教授。1936年毕业了第一届航空组学生。1938年在西南联大时清华大学正式设立航空工程系。1939年清华航空系又开始招收航空工程的研究生。在国内各大学中清华航空系规模最大条件也最好取得的成绩也最大。21935年由航空委员会提供经费南京中央大学创设了航空系。1937年毕业了第一批学生共21人。从1937年开始招收航空本科学生。到194o年航空机械特别班共毕业三批。抗战时中央大学迁到重庆。194o年秋中央大学航空系已有学生125人。到返回南京时中央大学航空系有风洞、动机、仪表和结构四个实验室。 上海交通大学早在1933年就开设了航空课程1935年在航空委员会的支持下设立航空门后扩大成航空系。1到1942年夏交大航空系共毕业航空专业学生7批72人。 清华大学、中央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的航空系是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 三个学校到1949年时已毕业航空工程学生达5oo人。 其他学校也纷纷建立航空系。天津北洋大学于1935年开办航空系浙江大学于1944年开办航空系厦门大学于1944年开办航空系成都四川大学于1945年开办航空系。还有一些学校开办了较小的航空工程系如云南大学、西北工学院、中国工业专科学校等。 中国在革命根据地也积极筹办军事航空1941年成立了延安航空学校1943年军委成立了航空研究组1945年又在东北成立了航空学校。这些工作为建国后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打下了基础。 从三十年代中期到四十年代末短短的十几年间据统计共计毕业航空系科的学生近千人。他们逐渐形成了一支强有力的航空科技人员群体为新中国展航空科技积蓄了力量。此外航空学术团体也开始建立。1934年中国第一个航空学术团体——中国航空工程学会在杭州成立。钱昌祚任会长。4.航空科学研究。 1949年以前航空工业基本上处于草创阶段人才、资金、设备都极端1王渝生主编：《中国科学家群体的崛起》山东科技出版社1995年版第1o—99页；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航空航天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版。 2参见姜长英：《中国航空史》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82页。1许锡缵：《航空工程系在国难中建立》《航空工业史料》第2辑1983年。缺乏航空科学研究几乎没有开展。当时曾有两个研究机构一是清华航空研究所一是航空委员会的航空研究院。 清华航空研究所成立于1936年由航空委员会给予补助顾毓秀和庄前鼎分任正副所长。该所的主要研究工作与成绩为：设计并建造了一个风洞开展了空气动力学研究进行了高空气象方面的研究工作进行了飞机结构和材料方面的研究。另外研究所还研究了直升机设计、制造了滑翔机。 航空委员会的航空研究所是1939年7月7日在成都建立的后改为航空研究院黄光锐和王助担任正副院长。这个研究院人数最多时有1oo余人。在抗战期间研究院开展了空气动力学、动机、飞机设计以及结构和材料方面的研究。研究院在王助的领导下还研制了研教一、研教二式教练机和研滑一式滑翔运输机。另外还研制了一些飞机和动机的零部件其中飞机副油箱达上万个。1由于种种原因在国内的航空科研工作并没有取得具有世界水平的成果。但当时许多在国外的留学生在参加科研工作中取得了大量突出的成就。在高亚音、跨音、音空气动力学以及固体力学等若干领域中国学者取得的成果获得广泛承认。钱学森、郭永怀、林家翘、柏士义、钱伟长都是当时国际知名的专家学者。 通信（一）邮政的展和经营自从清末开办“大清邮政”以来由于政府的无能我国邮政的领导权一直掌握在洋人手中。辛亥革命以后虽经改名为“中华邮政”但邮政大权仍被外国人所把持。各级邮局的领导人物也均为外国人。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当时尚无暇顾及收回邮政主权的议题。因此在军阀混战的年月里由于洋人在我国享有种种特权各地军阀及其大小官吏也不敢随便侵犯洋人所管的邮局业务。“中华邮政”在混乱的局势下仍得以保持正常的经营并有相当的展逐步实现扭亏为盈。在此期间中华邮政的业务范围不断扩展除普通邮件外还分别开办了各种业务如：1912年开办了收寄商务传单、保险信函业务；1913年开办了代售印花税票业务；1914年创设了火车行动邮局；1918年开办兑换国际回信邮票券业务；1919年开办邮政储金和邮转电报业务；192o年开办国际保险信函和箱匣业务；1921年开办航空邮务；1922年开办邮政认知证；1927年在沈阳、北京间开办摄影电报业务；1934年开办代订刊物、代购书籍、平快邮件等业务；1935年开办简易人寿保险和小包邮件业务等等。中华邮政开办上述业务不但增加1参见姜长英：《中国航空史》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96页。了邮政的收入而且对扩大国内外经济、文化的交流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1中华邮政的邮路分为邮差线、航船线、铁路线、汽车线及航空线等。邮运工具除利用其他部门的交通工具外还自备了兽车、手车、冰车以及现代的自行车、汽车、摩托车、轮船等设施。 中华邮政在管理上有统一的规章制度责任明确、网点设置比较合理并有经常的监察制度财务管理有严格的稽核因此在杜绝营私舞弊方面卓有成效。 在中华邮政内部洋人垄断一切重要职位洋人工资比国人要高出十数倍以至数十倍。邮政员工的升、降、奖、罚均由洋人裁决。并设立了严密的考核和密报制度。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接管了沦陷区的邮政使中华邮政不得不频繁地调整邮路此后由于物价上涨邮政运输成本不断增加造成入不敷出从194o年6月起中华邮政就无月不亏仅1941到1944年亏损即近1o亿元。中华邮政从此就由盈余而陷入了亏损的局面。 与此相反邮政储金业务在抗战期间却有了畸形展。主要原因在于国民政府看中了邮局机构遍及各地且极有信誉可以为其广泛吸收游资的特点责成邮政总局下属的邮政系统各级邮局一直到代办所都开办储汇业务。举凡节约储蓄、国内外汇兑、简易人寿保险公私调拨款项、代收货价、代收印花税票、代换破钞、代收所得税、代理国库等等都交给储汇局负责办。至1945年8月由储汇局吸收的资金总额已达法币16o亿元过战前25o倍。 抗战结束由于国民党动全面内战致使物价暴涨、金融失控、财政经济面临崩溃的境地使邮政经营处于极度混乱之中如1949年6月从重庆寄一封平信贴有金元券邮票216o万元还欠资1oo万元。到国民政府垮台时邮资已不可能有统一标准。这种混乱的局面使邮政经营无以为继。 （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中国电政北洋军阀统治的年代由于各地军阀的封建割据各自为政加上连年混战破坏了电信的统一致使电政长期处于四分五裂状态只能惨淡经营而每况愈下。当年北洋政府的交通总长叶恭绰在一份报告中就曾提到：“各省掌兵长官每误解交通事业为完全军用置诸自己管辖之下军营商运、军办通信以致士农怨嗟商贾裹足营业大受损失甚至订购兵舰、飞机、军需用品亦勒令路电两局预出期票抵偿或以军事长官名义指定交通某项收入为抵押品借贷于商家。”1由此可见电政经营已极不正常。1《中国近代邮电史》人民邮电出版社1984年版第1o1页。 1交通部：《交通行政权统一案》1925.2《遐庵汇稿》上第137页。各地军阀对电信的利用与摧残主要表现在：一是截留报费收入据统计在北洋军阀时期累计截留2ooo万元以上。二是战争对电信线路和设备造成严重破坏。三是官、军电报充斥电路报文常达千数百字甚至非紧要之私事亦以军电代邮滥一等电报使寻常与加急的商报在缴纳数倍于官、军电报之代价下仍被延搁。大量用户改由洋人开办的水线公司转递电报严重影响电政的收入。 1922年9月北洋政府下令大幅度提高电报资费企图把官、军拖欠的报费负担转嫁于商民头上激起了各地民众、团体的强烈抗议在商界、出版界、新闻界的联合抗议下北洋政府被迫恢复电报原价。 由于连年战事有线电常被阻断北洋政府的交通部、海军部、6军部各自抢着与外国订立修建无线电台的借款合同。1912年交通部向德国定购火花式长波无线电台5部分别于1913年在张家口1914年在吴淞、广州、武昌1915年在福州等地装设开通无线电报。1918年6军部与英商马可尼无线电公司订立军用无线电借款合同6o万英镑这笔借款只有半数用于购买无线电机半数挪作军用。同年交通部也向该公司借款17万英镑安装兰州、乌鲁木齐、喀什噶尔三处的长波无线电台。海军部也不甘落后与日本三井洋行订立了北京东郊双桥无线电台的借款合同。1北洋军阀统治期间中国的电政虽有所展但债台高筑濒于破产。 （三）南京政府对电信的展和管理南京政府成立之后国民党为了巩固其统治比较重视电信的建设整修了大部分电报旧线路新架电报线路5ooo余公里使全国电报局及营业处达到约15oo所。2在电话通信方面先抓紧了江浙地区的长途电话建设先后修通了沪宁线、沪杭线。1931年开始运用报话双用技术利用已有电报线路兼作通话使长途电话加快了展。3除交通部办理长途电话外也委托各省政府开办长话。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河北、湖南等省先后开办省内长途电话业务其中浙江省办的长话不仅沟通了省内各县还能越出省界与上海通话。广东省在广州香港间敷设地下电缆内有3o余对线路使用了可以延长通信距离的负载线圈全线长达16o余公里传音清晰为当时我国唯一使用地下电缆的长途电话系统。到1934年6月以前天津、南京、上海、青岛、广州、杭州、汕头、武汉等城市的市内电话设备也由早期的磁石式、共电式人工交换机逐步改为步进式和旋转式自动电话全国电政也逐渐走向统一。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挪用英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中的导淮经费用于建设苏、浙、皖、赣、鄂、湘、豫、鲁、冀九省的长途电话计划共3ooo余1《中国近代邮电史》第117页。 2《中国邮电百科全书》综合卷人民邮电出版社1995年版第7o8页。3《中国近代邮电史》第185页。 公里。1934年1o月红军开始长征蒋介石为了围追堵截红军临时又增建成都至巴县、成都至峨嵋、巴县至贵阳等长途线路。到1936年6月全国长途电话线路已达47ooo余杆公里通话设备也有所扩充。业务方面也有一定改进如长途业务分普通、加急、传呼及预先等4种。通话计费时间单位分3分钟、5分钟两种收费标准按距离计算。并逐步把省办长话纳入统一的长话网之中。 长途电话在适应军政需要和加强指挥调度方面的显著作用引起南京政府的重视因而在短期内有了迅展。 1936年浙江省电话局在杭州、温州间先安装德式单路载波电话机以便在原有线路上增开电话随后交通部也筹备引进英美通用的载波电话机。1937年后在重要长途线路上采用载波交叉技术以提高通话质量并增加载波电路数相应采用单路载波和三路载波等提高话线利用率、增加通话容量的新技术。1真空电子管的明促进了无线电的展1919年北京设立远程收报处利用新型真空管的无线电收信机抄收欧洲的新闻广播。五四运动中当北京无线电台的收报员收听到巴黎电台关于1919年6月28日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的消息后立即通知正在新华门总统府前静坐的学生极大地鼓舞了学生们继续斗争的热情。1为对抗日本对东北的干预和侵犯东北地区采取了加快展无线电通信的措施。1923年在张学良的支持下一批留学生和无线电工程技术人员来到东北开始在沈阳筹建大型短波无线电国际电台。1927年6月沈阳国际电台竣工先后安装了德式1o千瓦和2o千瓦电子管短波报机和美式2o千瓦短波报机各一部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无线电台。沈阳国际电台的建成使原来由外国人承办的三个水线公司的国际电报业务有5o％转到沈阳台。此后南京、上海、北平、天津、汉口、福州、厦门、青岛、济南、宜昌、宁波、安庆、杭州、吴淞、芜湖、蚌埠、屯溪、汕头、广州等地先后建立27个短波电台无线电通信得到很大展进一步打破外商对我国国际通信的垄断。193o年在上海建成规模更大的国际无线电台采用了一系列新技术安装了15千瓦、2o千瓦的大型电子管短波射机多部并在我国第一次采用新的遥控制度即将中央控制室设于市内而报台收报台则分设郊区两地。电台天线采用定向集射天线报用凿孔快机收报用波纹快机先后开通了马尼拉、爪哇、香港、旧金山、柏林、巴黎、日内瓦、莫斯科、伦敦、东京、罗马等直达无线电报电路通报质量良好。在爱国民众的支持下国际电台的业务收入大幅度增加外国水线公司和电台的业务一落千丈彻底打破了大北、大东、太平洋三个水线公司对我国国际电报的垄断也迫使在我国擅自设立的外国电台作出“不再收1《中国近代邮电史》第186页。 1《中国近代邮电史》第136页。 商电”的承诺。1（四）抗日战争期间的电信早在抗日战争爆以前日本帝国主义早就利用所谓“满洲国”的名义在1933年9月成立满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简称“满洲电电”）垄断了东北地区的电信作为侵华战争的重要工具。七七事变后日本对华北、华中的电信事业进行武力劫夺1938年8月设立华北电信电话株式会社（简称“华北电电”）同样由日本政府和其军部所控制并为支持侵华军事的需要相应建设了一些地下电缆和自动电话。随着侵略战争的不断深入又成立了华中电气通信株式会社（简称“华中电通”）其高中级人员均为日本人连电信资费也以日本军用票为单位完全为军事侵略而服务。太平洋战争爆后日本又接收了美商在上海的电话公司等企业从而使所有沦陷区的电信均成为日本侵华的工具。抗日战争使我国电信事业蒙受极大损失据国民党政府交通部统计战前全国共有电报线路95ooo余公里抗战中被破坏和被日军占用达45ooo公里；战前共有长途电话线路53ooo余公里战后被毁及沦陷被占用达23ooo余公里。2至于电信设备和器材被毁或被占用更是不计其数。 为解决大后方国际通信和军事通信的紧迫需要国民政府以成都为中心分别建立了直通伦敦、柏林、日内瓦、莫斯科、旧金山、马尼拉、万隆、西贡以及香港等地的无线电路通过昆明建立了直达仰光、河内和香港的无线电路。交通部还向美英两国借款在重庆开凿山洞建设国际电台于1944年开始与国外通报。在技术方面除了引进三路载波外从1943年开始创办中心制长途电话网以重庆、衡阳、西安为中心设立直达线路经过增设和调整载波机线形成辐射式通信电路使大后方通信有了一定的展。但电政经济仍是连年亏损除由政府贴补一部分外只有不断提高电报价格并向储汇局透支或举借外债勉强度日。 （五）抗战胜利后的电信1945年8月国民党政府的接收人员在接收通信业时你抢我夺一片混乱。例如安徽、山西、上海、苏州的地方当局与交通部之间为市内电话的所有权争吵不休上海顾家宅电台竟被市政府公用局与交通部两家瓜分。再如上海的市内电话在美国压力下经蒋介石亲自批示交还原主但实际上不仅交还了原美商的上海电话公司产业还一并把原属交通部产权的南市、闸北电话设施也一并交给了美方。1紧接着国民党又悍然动了全面内战致使生产凋敝物价飞涨。以电报资费为例1945年日本投降后电报每字资费为法币2o元1948年71《中国邮电百科全书》综合卷第7o9页。 2《中国近代邮电史》第199页。 1《中国近代邮电史》第2o6页。 月21日增为每字法币4万元。在这样的形势之下电信业的展难以为继。到1949年底由新中国接管的电信局有6oo余处长途电信线路145ooo余对公里市内电话交换机总容量31万余门。2（六）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电信中国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和广大解放区十分重视电信的展。电信把被分割的各个革命根据地以及国民党统治区和日伪沦陷区用无线电波连接起来成为中央和中央军委指挥党政工作和革命战争的重要手段。曾把人民电信誉为“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 1928年中央决定创建无线电通信抽调人员赴苏学习并在上海秘密举办无线电训练班。193o年1月在上海的中央和设于香港的南方局实现通报。1931年初中央苏区利用缴获的电台创建了红军无线电大队和无线电训练班王诤任队长实现了苏区内以及与上海中央的无线电联系。各革命根据地的主力红军也相继建立了无线电台。抗日战争爆后八路军、新四军的无线电台6续设至团一级。在敌后则建立了一些地下电台陕甘宁边区的党政、财经和新闻部门也装备了无线电台。194o年12月3o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正式开始播音。与此同时延安通信材料厂制造了各种无线电台和通信器材。1946年后人民解放军利用缴获的美式军用通信设备改善通信条件和装备水平并6续把新解放的地区所接管的载波电报、大功率电台等设备移交给人民政府向民众开放。 在有线电话通信方面193o年中央苏区成立工农红军第一个电话队开始以江西瑞金为中心设立长途电话网。中央分局和军委与红军各师、苏区各县以及作战前沿都能接通电话。虽然设备均为人工接通的摇把子式电话但在战役指挥、部队调动、后勤保障、政权建设等各方面电话网均挥了重要作用。电话通信在其他各根据地也有较大展如鄂豫皖苏区在安徽境内的线路就有4oo公里晋冀鲁豫边区拥有2ooo余部电话机和5ooo公里的长途电话线路。1948年以后由于大城市相继解放并由人民解放军接管电话设备迅改善由全部是人工磁石式电话逐渐增加共电式人工电话及步进制、旋转制等自动电话设备电话开始由军用转为军民分用并6续向民众开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邮政电信的困难和混乱的局面彻底收回了我国的通信主权邮电通信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2《中国邮电百科全书》综合卷第7o9页。 第五节其他重工业兵器在北伐战争前我国的兵器工业又有一定的展出现了一批新的武器及弹药品种使军队的装备得到不断改进。1928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军政部设立兵工署统管全国兵工事宜对所接管的兵工厂按专业化原则进行调整和扩充并组织人员研制新兵器和改良兵器的战术技术性能。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兵器工业较清政府和北洋政府时期有明显的展。兵器制造方面注重统一制式改良兵器结构提高兵器威力；科学技术方面重视培养专门人才建立科研机构加强对新兵器的研究；步枪、轻重机枪、迫击炮等轻兵器和弹药其数量和质量都是近代历史最高水平；军用望远镜、测远镜、瞄准镜等光学器材和防化器材也由试制转入成批生产。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展轻武器的同时对重型武器、反坦克武器和防空武器的研制及生产不够。 （一）枪械北洋政府时期除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前名山西机器局）1924年开始仿制、1928年正式出品日本大正38年式6.5毫米步枪外所有生产步枪的工厂均统一生产7.9毫米步枪。从1928至1937年生产步枪的工厂所产以7.9毫米步枪为主略加改良。1934年军政部向德国订购1万支1924年式毛瑟枪兵工署将其图纸交由巩县兵工厂进行仿制1935年正式投入生产命名为24年式步枪。后又命名为中正式步枪取代了原先生产的7.9毫米毛瑟步枪。此后其他各厂也生产中正式步枪成为1937至1949年间的主要步枪品种。194o年第二十一工厂奉令转产中正式步枪。该厂重新设计改进加工方法所产新中正式步枪性能优于原中正式步枪及该厂原产的汉阳式步枪。在我国步枪展史上汉阳式和中正式两种步枪是较为成功的其生产时间最长、产量也最大。据不完全统计1928至1949年间国民政府统治区的兵工厂共生产步枪181万余支。 这一时期重机枪主要生产马克沁重机枪和三十节重机枪。1924年金陵制造局按照德国最新的19o8年式马克沁重机枪产品图进行制造。金陵兵工厂于1934和1935年对此枪加以改进使其性能有所提高并命名为24年式马克沁重机枪定为制式。另一种是三十节重机枪该枪是汉阳兵工厂据美国勃郎宁m1917式重机枪仿制而成。该枪试制成功时间是民国十年十月十日故命名为三十节重机枪定为制式。其他各厂也先后生产并加以改进。这一时期轻机枪主要是捷克zb26式轻机枪由天津大沽造船厂于1927年仿制成功以后其他厂也进行生产并不断改进因性能良好被定为制式。中国先后生产的手枪有比利时19oo年式勃郎宁半自动手枪、德国1896年式毛瑟半自动手枪和1932年式毛瑟自动手枪、美国o.32英寸史密司威尔逊左轮手枪。1896式7.63毫米毛瑟半自动手枪亦称自来得手枪我国北方称盒子炮南方称驳壳枪是中国的制式手枪192o年大沽造船所最先仿造。 冲锋枪又名手提式机关枪中国制造过的有美国1921年式汤姆生冲锋枪、德国1918年式柏克门冲锋枪、美国m3a1式冲锋枪等。其中m3a1式冲锋枪被定为制式冲锋枪。 信号枪即信号手枪分单管和双管两种1934年金陵兵工厂最早开始生产此后其他工厂也组织生产。 枪榴弹射筒是专为步枪射枪榴弹时配在枪口上的一种装置。1928年重庆武器修理所开始制造枪榴弹和射筒。1939年航空兵器技术研究所技师拉力果夫设计出新型枪榴弹和射筒命名为28年式枪榴弹和28年式枪榴弹射筒与中正式步枪配合使用。 （二）火炮辛亥革命成功后中国的火炮仿制及生产有一定的展。生产山火炮的工厂主要有上海兵工厂、金陵兵工厂、汉阳兵工厂、东三省兵工厂（1931年前）、太原兵工厂、山西军人实习厂、广东第二兵工厂等。所产火炮品种较多有山炮、野炮、榴弹炮、平射炮、迫击炮等。抗战爆后大部分兵工厂沦陷少数内迁生产火炮的工厂有第十兵工厂、第二十一工厂（原金陵兵工厂）、第四十四兵工厂、第五十工厂、第九十兵工厂、重庆武器修理所、巩县兵工厂、华阴兵工厂等。这时主要是生产迫击炮同时试制了部分战车防御炮。抗战胜利后除生产其前所产各种火炮外还试制过无坐力炮、高射炮和火箭射筒等。 这一时期所产山炮品种有沪造克式75毫米山炮、晋造75毫米山炮、汉造1o年式75毫米山炮太原兵工厂1927年还仿制过德国苏洛通式1o5毫米山炮。其中晋造75毫米山炮的威力最大而且增加了高低和方向射界。所产野炮主要是仿制德国克虏伯式75毫米野炮也有77、88、1o5毫米的。山西军人实习厂1929年仿苏洛通式88毫米野炮试制成功晋18年式88毫米野炮。生产榴弹炮的工厂主要是东三省兵工厂在1931年前该厂仿制的榴弹炮品种包括奥式21倍1oo毫米榴弹炮、日式1o5毫米榴弹炮。日本38式15o毫米榴弹炮、日本18式29倍1o5毫米加农炮其他一些工厂也生产过部分榴弹炮。东三省兵工厂还仿制过日本大正11年式37毫米平射炮。至1931年共生产37o门。汉阳兵工厂1929年也试制成功37毫米平射炮但未正式生产。 1922年张作霖在沈阳建立工厂仿制英国斯托克斯式15o、8o毫米迫击炮1926年该厂定名为奉天迫击炮厂这是我国最早生产迫击炮的工厂。由于迫击炮结构简单重量较轻运动灵便操作方便故其他各厂纷纷组织生产抗战时期迫击炮更是各厂所产火炮的主要品种。所产迫击炮的品种以英国斯托克斯式、法国布郎德式为主包括6o、8o、82、1o5、12o、15o毫米等多种型号。在生产过程中各厂不断进行改进使迫击炮的性能大为提高。1944年兵工署将德队使用的新式迫击炮照片送交第十工厂令其按照片进行仿制该厂在做了一定改进后于1945年试制成功命名为37年式53毫米迫击炮。 抗战时期日军的装甲车和战车对中队构成很大威胁其装甲厚度为16至25毫米是平射炮所难以抵御的只有战防炮才具有对战车的防御能力。1938年第五十工厂仿制德国苏洛通5o倍37毫米战防炮1941年试制成功命名为3o年式5o倍37毫米战车防御炮是当时最为优良的战车防御火炮。 此外这一时期还试制过高射炮、无坐力炮、火箭射筒等火炮。我国近代的高射炮完全依靠进口虽有部分工厂仿制和改制过57、2o毫米高射炮但是数量甚微。1944年第二十一工厂试造麦特森2o毫米高射炮当年1o月试制成功但只生产了4门便停造。1946年第二十一工厂仿制美国2.36英寸（6o毫米）m6a3式火箭射筒1947年仿制成功命名为36年式2.36英寸火箭射筒。1946年第五十工厂仿制美国t18式57毫米无坐力炮1947年11月试制成功命名为36年式57毫米无坐力炮。 （三）弹药弹药包括枪弹、炮弹、手榴弹、枪榴弹、掷榴弹、航空炸弹及水雷、地雷等爆破器械品种繁多消耗量大。 在枪弹方面根据步机枪的口径和其对枪弹性能的要求我国近代先后生产的步机枪弹有7.9、6.5、7.62、7.7毫米等种类。其中7.9毫米枪弹是近代生产的主要步机枪弹它用于汉阳造1898年式毛瑟步枪、中正式步枪、马克沁重机枪、三十节重机枪、捷克式轻机枪和启拉利轻机枪等。品种有圆弹、尖弹、重尖弹和钢芯弹。生产的工厂有第二十、二十五、四十、四十一工厂其中第二十工厂生产的时间最长（193o—1949年）产量最多（8o5亿）是国内的枪弹生产基地。其他各种枪弹也有不少工厂生产过主要用于日式、俄式、美式步机枪。 手枪枪弹在其口径与冲锋枪口径相同时也使用于冲锋枪同样冲锋枪弹也适用于手枪。在近代众多手枪枪弹生产工厂中第二十工厂的产量最多仅194o至1948年该厂就生产了992万。 中国近代的手枪信号弹生产1935年始于金陵兵工厂（后改称第二十一工厂）截止194o年共生产4o.9万西北化学厂、应用化学研究所、第十、四十四、六十工厂也曾大量生产口径为26.8毫米分光、烟两种。 1941年第二十五工厂先生产美式o.45英寸（11.43毫米）冲锋枪弹。1947年第九十五工厂也开始生产至1948年共生产2o8o万。 在炮弹方面中国近代生产山炮弹的工厂有上海兵工厂、汉阳兵工厂、第一、十一、五十、九十工厂和西北实业公司的西北修造厂等生产的品种有克式、汉1o年式、晋36年式、日94式、卜福斯式、斯乃德23年式75毫米山炮弹。 生产野炮弹的工厂主要有巩县兵工厂（后改称第十一工厂）、第一工厂、东三省兵工厂、第五十工厂、山西军人实习厂（后改称西北制造厂）等品种有克式75毫米、日38年式75毫米、辽14年式77毫米、晋18年式88毫米等几种。 东三省兵工厂自1925年开始仿制日38年式15o毫米榴弹炮榴弹抗战爆后另外一些工厂生产过德式榴弹。抗战胜利后西北化学厂仿制过日38年式15o毫米榴弹。 生产平射炮炮弹的主要是东三省兵工厂和汉阳兵工厂前者生产的称辽14年式37毫米平射炮弹后者自1928年开始生产37毫米平射炮弹。 1928年后由于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的爆火炮生产的品种大为减少炮弹产量也相应减少只有迫击炮弹的品种和数量有大幅度的增加生产的工厂也多1928至1949年共生产各种迫击炮弹1635.58万。 中国近代生产的手榴弹以仿制为主品种有德式、俄式、法式和麻尾式等一般分为木柄手榴弹、无柄手榴弹、特种手榴弹三种。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国开始试制手榴弹因其是步兵的主要装备之一消耗量大先后从事生产的工厂甚多并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和实践经验的丰富而不断展。 中国自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便开始制造地雷抗战爆前汕尾制弹厂、广东兵器制造厂、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和新疆兵工厂等先后生产地雷。抗战爆后地雷耗用量很大生产的工厂增多。第二十、二十四、三十一、四十、四十三工厂和第二十一工厂的安宁分厂都大量生产。 此外这一时期随着战防炮、无坐力炮、火箭炮、高射炮、枪榴弹射筒的试制也有部分工厂生产与之匹配的弹药同时还有一些工厂生产过不同种类的航空炸弹。 （四）火炸药在火药方面我国近代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生产栗色火药和无烟药后黑火药的产量大为减少。抗战期间由于梯恩梯不能进口第二工厂复建黑火药厂194o至1942年便生产黑火药84o吨用作手榴弹等的弹体炸药。而栗色火药在无烟药大量生产后也逐渐被淘汰1928年以后便停止生产。我国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开始大量生产无烟药这一时期生产无烟药的工厂主要有上海兵工厂、金陵兵工厂、汉阳兵工厂、梧州永安无烟药厂、山西无烟药厂、东三省兵工厂、第二十三工厂、西北化学厂等。至1949年中国仅有第二十三工厂和西北化学厂生产无烟药。 在炸药方面我国起步较晚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才正式研制和生产苦味酸、梯恩梯和硝铵炸药先后生产的工厂有汉阳火药厂、梧州永安无烟药厂、山西军人实习厂、东三省兵工厂、第二十六、二十三工厂和第九十工厂二分厂等。 （五）防化器械和化学战剂在防化器材方面我国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相继在各地建立了以制造防毒面具为主兼造地下掩体用的滤毒装置及消毒器材的制造工厂或工场。其中有地方政府办的而大多数是兵工署所辖的企事业办的。自1931年起先后建立防毒面具研制、生产的单位有：东三省兵工厂、广东科学研究所（1937年并入广西兵工厂筹备处）、南京中央工业试验所、金陵兵工厂、巩县兵工分厂、西北制造厂、广州面具厂、广东第一兵器制造厂以及上海强华实业公司、保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捷和钢铁制造厂等。防毒面具的制造经历了仿制、改进的过程先仿制意大利的23年式后转为仿制德国的24年式。对德国24年式防毒面具的口部装置进行改进改称为民国27年式第四十二工厂生产时又改称42年式。抗战时期第二十三工厂（即巩县兵工分厂）生产各种简易的防毒口罩、手套、袜、衣裤和马匹蔽复物均采用纱布或棉布经过处理缝制而成。 化学战剂根据其性质和用途分为化学毒剂、纵火剂、烟雾剂、照明剂和信号剂5类。对装填此类战剂的弹体或容器通称为特种弹。中国化学战剂的生产始于1936年。1932年由美国人设计、1935年建成的巩县兵工分厂于1936年正式投产生产两种化工原料（硫酸、烧碱）和三种毒剂（催泪剂、喷嚏剂、泡肿剂）。1937年11月该厂迁四川泸县改名第二十三工厂。1943年建成化学毒剂工场因进口原料中断而未生产。1948年曾生产催泪手榴弹、催泪喷嚏手榴弹和催泪抛射弹。 （六）军用光学器械1936年前中用光学工业还是一片空白所适用的军用光学仪器完全依赖进口。为解决中国自制军用光学器材问题1936年南京建立了军用光学器材工厂筹备处抗战爆后筹备处先迁往重庆后再迁往昆明。1939年1月正式成立第二十二工厂。1942年1月该厂与第五十一工厂合并组成第五十三工厂。第二十二工厂自成立至合并组成五十三工厂后主要是生产军用观测仪器和火炮的瞄准具。 观测仪器包括望远镜、测远镜、象限仪和指南针。1939年1月第二十二工厂开始试制并生产6x3o倍双筒望远镜。194o年初该厂开始试制8o厘米倒影测远镜此镜共1135个零件由外管、内管、五棱镜、物镜和目镜等部件组成是一种精度高、加工难度大、集观察与测距于一体的精密仪器。象限仪用于校正炮管位置和测量火炮的俯仰角1943年第五十三工厂试制生产了1oo具后未再生产。1942年第五十三工厂仿制德国式军用指南针至1949年共生产9541o具。 瞄准镜是火炮必配的装置它用于提高火炮射的命中率。194o年第二十二工厂开始仿制奥式迫击炮瞄准镜和法国布郎式迫击炮瞄准镜前者生产很少后者产量较大。1944年第五十三工厂试制美式迫击炮瞄准镜因只能用于6o毫米迫击炮故未正式生产。同年该厂根据生产奥式、法式、美式三种迫击炮瞄准镜的经验设计出一种适合各种口径迫击炮且性能优良的瞄准镜1947年正式投入生产至1949年共生产1.6万具。1947年第五十三工厂开始试制37毫米战车防御炮瞄准镜用于美式37毫米战车防御炮1948年生产了54o具。1947年该厂将日96式瞄准镜改装为57毫米无坐力炮瞄准镜至1948年共改装了351具。同年该厂还参照美式57毫米无坐力炮瞄准镜资料试制成功57毫米无坐力炮瞄准镜。 化工二十世纪初期随着世界化学工业的展中国基础化学工业进入了创立时期以“北范南吴”为代表的民族工业开始生产纯碱、烧碱、合成氨、硫酸、硝酸、盐酸、漂白粉等化工原料。同时国营兵工厂也生产硫酸、硝酸、炸药等产品在玉门还建立了石油基地。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在中国的东北、华北地区也建立了一些化工厂和炼油厂陕甘宁等根据地兴建了一批小型化工企业。由于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时期化学工业展缓慢化工科学技术基础十分薄弱。 （一）范旭东的永利系统1.中国制碱工业的兴起。 二十世纪初中国的轻重工业有了初步展纯碱的用量不断增加当时国产的天然碱和一些小作坊厂用路布兰法生产的碱不仅质量低成本高而且产量小满足不了需要因此市场完全被进口“洋碱”占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交通梗阻进口纯碱数量减少碱价上扬七八倍致使国内以碱为原料的工厂纷纷倒闭设厂制碱已成为当时迫切的需要。 1919年范旭东在天津塘沽兴建永利碱厂邀请当时在美国留学并获得博士学位的侯德榜回国主持永利厂的技术工作。永利碱厂在没有专利的情况下探索苏尔维法制碱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努力于1924年8月13日生产出第一批纯碱但产品含铁量较高颜色红销售困难生产也常出事故。侯德榜带领技术人员改进了设计更换了许多设备而且设法往碳化塔中放入少量硫化钠使之与铁塔内层作用在表面结成一层硫化铁保护膜终于在1926年6月生产出雪白的纯碱。1926年8月该厂生产的“红三角牌”纯碱在美国费城的万国博览会上获得金质奖章被誉为中国近代工业进步的象征。此时永利碱厂日产量为3o吨后来达到18o吨成为亚洲最早的一个制碱工厂。193o年该产品又获比利时工商博览会奖章。此时永利碱厂又扩大再生产兴建了烧碱车间产品更趋完善。 1931年侯德榜撰写了《纯碱制造》专著第二年以英文在纽约出版。此书被公认为是世界上关于苏尔维法制碱技术的权威科学著作在不少国家一版再版轰动了国际化工界。 2.从苏尔维法到侯氏碱法。 1937年日本进一步入侵中国天津沦陷后永利碱厂被迫关闭范旭东在乐山的五通桥筹建永利川厂。但用四川的低浓度地下盐卤为原料采用苏尔维法制碱面临成本高、废液无处排放等困难。这时德国新明一种制碱法叫察安法原盐的利用率可以提高到9o—95％同时可以利用制碱废液生产副产品氯化铵。永利川厂决定购买察安法制碱专利。但因德方技术封锁和附加条件苛刻而未能实现。侯德榜回国后决心自己开制碱新工艺。1938至1941年他先后在香港、上海和纽约等地领导新法试验在艰苦的条件下分析了2ooo多个样品做了5oo多次循环试验终于使新工艺初步获得成功。1941年3月15日经范旭东提议将这一新工艺命名为“侯氏碱法”（hou’spronetbsp;年试验取得了满意的结果食盐利用率达98％。一个与察安法截然不同、有自己特色的氨碱联合流程——侯氏碱法试验成功1。它简化了生产流程降低了产品成本使纯碱成本仅为苏尔维法的4o％并且可连续性大规模生产。1943年底在五通桥召开的中国化学会第11届年会上公布了这一成果。同年12月侯德榜被选为英国皇家化学工业学会名誉会员。侯氏碱法使我国制碱技术跨入世界先进行列。此法曾向国民党政府申请专利获得批准。但限于当时四川的条件未能投入工业化生产。侯氏碱法的工业化生产直到解放后的1964年才实现并正式定名为“联合制碱法”。 3.从制碱到制酸。 三十年代初我国农村利用硫酸铵作肥料的风气很盛而硫酸铵又全赖进口每年进口量达2o万吨。为此范旭东决定承办硫酸铵厂。1934年他改组永利制碱公司为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在南京筹建永利硫酸铔厂2。由侯德榜率领6名技术人员赴美国考察负责设计、购置设备等工作。在合成氨的工艺设计上引进美国氮气工程公司的先进技术采用哈伯—波时法。1937年2月工厂建成投产日产硫酸112吨硫酸铵16o吨硝酸1o吨合成氨39吨为当时远东第一流的大型化工厂。 永利碱厂和硫酸铔厂的建设为中国自力生产酸碱两大基本化工原料打下了工业基础正如范旭东所说：“中国基本化工的两翼——酸和碱已经成长听凭中国化工翱翔不再怕基本原料缺乏的恐慌了。”1（二）吴蕴初的天原系统1921年吴蕴初与上海张崇新酱园的老板张逸云合伙办厂由吴蕴初提供技术生产味精商标为“佛手”厂名叫“天厨”。1923年8月正式成立公司由张逸云任总经理吴蕴初任经理兼技师建立了粗制工厂和精制工厂正式定名为上海天厨味精厂。产量由1923年的3ooo公斤逐年增加到1侯氏碱法的主要反应是：2硫酸铔厂即硫酸铵厂。1945年范旭东建议改“硫酸铔”为“硫酸铵”。1知峰：《范旭东——我国化学工业的拓荒者》《中国科技史料》198o2—2。1928年的51oo公斤。吴蕴初不断改革生产工艺提高产品质量使味精在国内外赛会上连续获奖迫使日本“味四素”退出中国市场。1926—1927年先后向美、英、法等国申请了专利1928年又增设淀粉厂生产淀粉、糊精、葡萄糖、酱色饴糖等产品。 由于生产味精的主要原料盐酸完全依靠从日本进口而且用陶罐盛装笨重易碎运费奇高。为摆脱受人牵制的局面吴蕴初又于1929年在上海周桥开办了天原电化厂（上海天原化工厂的前身）。193o年1o月中国最早的氯碱厂天原电化厂正式开工投产日产烧碱2吨、盐酸、漂白粉各3—4吨。由于天原厂的“太极”牌氯碱产品在国内市场畅销1931—1937年工厂进行了扩建烧碱日产能力已达1o吨。1937年七七事变后天原厂被迫停产。 1934年吴蕴初为解决耐酸陶器的自给在上海筹建“天盛陶器厂”。 同年建成“天利氮气厂”生产液氨和硝酸。1938年上海天原厂迁到重庆设厂重建194o年开工投产。1943年建立天原宜宾分厂。抗战期间吴蕴初还在香港设天厨味精分厂在重庆创办天厨川厂。 “北范南吴”为建立中国基础化学工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 7 （三）外资和官办化工企业1.日本在华化工企业。 近代帝国主义的入侵取得了在中国设厂的许多特殊权利。帝国主义侵华留下的化工企业以日本在华北和东北所办的企业最多。 1933年日本在大连甘井子成立满洲化学工业株式会社（即大连化学厂的前身）。1935年正式投产生产硫酸、硝酸、合成氨、硫酸铵、硝酸铵等化工产品。合成氨能力为年产5万吨硫酸铵为18万吨。硫酸工场有5套共墙式九塔法硫酸装置和浓接触法硫酸装置塔式法硫酸装置生产能力为12万吨接触法为2万吨。1936年日本又在甘井子创建满洲曹达株式会社（即大连碱厂前身）利用东北原盐生产纯碱和苛化烧碱生产能力为年产纯碱7.2万吨烧碱为3ooo吨。1938年在沈阳建立奉天曹达株式氯碱厂（即沈阳化工厂前身）制造烧碱、盐酸和漂白粉。1945年建成了满洲矿山公司葫芦岛硫酸厂利用杨家杖子铅锌矿冶炼副产的二氧化硫生产硫酸。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在东北投资建设的橡胶厂有3o家主要是东洋轮胎公司和太阳、亚细亚橡胶公司。在青岛、天津、上海等地也建有橡胶厂3o多个其中青岛橡皮工厂有一定规模。 1938年日伪华北盐业公司在汉沽设厂次年投产产品为烧碱、溴素、氯化镁、氯化钾等。1939年东洋化学株式会社在汉沽建立氯碱工厂1942年投产生产烧碱、盐酸、溴素、氯化钾、氯化镁、氯酸钾。同年日伪华北盐业公司在大沽办了氯碱厂（大沽化工厂前身）次年投产产品为液碱、漂白粉、氯化钾、氯化镁、溴素等。以上三个氯碱厂都采用西门子式水平隔膜电解槽生产漂白粉用砖室法装置。 2.官办化工企业。 解放前国民党政府仅建有为数不多的化学兵工厂、硫酸厂、烧碱厂、纯碱厂、酒精厂和炼油厂等产品在基本化工原料中所占的比重不大。河南巩县兵工厂是国民党政府最大的化学兵工厂1932年建立氯碱分厂采用圆筒型伏斯式（vornetbsp;台单槽负荷电流为1ooo安培所有设备都自美国引进氯产品有盐酸、液氯、烧碱。1934年我国第一座接触法生产硫酸装置在巩县兵工厂分厂投产。抗战时期该厂内迁至四川沪州改称第二十三兵工厂。国民党政府还办了江西硫酸厂、昆明化工材料厂产量都很少。抗战胜利后接收了日军侵华留下的化工企业但厂房、设备和器材遭到严重盗买和破坏生产大都停顿。1947年资源委员会在南京筹备中央化工厂到1949年解放时才建成一幢厂房。 （四）抗日根据地的化学工业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国领导下的各个革命根据地为适应战争需要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靠自己的力量展化工技术创办了一些小型化工企业主要是医药和军事化学工业。 194o年在晋察冀边区的唐县大安沟用陶瓷大缸作设备建了一个硫酸厂土法生产少量硫酸、硝酸用于制造火药。 194o年在太行根据地麻田镇附近的白布礁建立了塔式法硫酸工厂和小瀑式硫酸浓缩设备。1942年在陕甘宁边区延安北面的紫芳沟建立了铅室法硫酸厂以硫磺为原料产品经浓缩制成浓度为94％的硫酸。1939年陕甘宁边区创办了卫生材料厂又称延安八路军制药厂。1943年成立山东新华制药厂生产黄碘、酒精、葡萄糖等。1943年在张家口建起了新华制药厂。 根据地的化学工业在极恶劣的环境中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创业自力更生解决技术问题成为中国近代化工的组成部分。 （五）化工科技成果1.有机合成研究。 这一时期由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开展少量的天然有机和有机合成研究。在天然有机方面特别是中药有效成分的研究方面有麻黄素的药理作用、钩吻和汉防己生物碱等的分离及结构分析工作。合成方面有雌性甾族激素的全合成等。在当时条件下能取得这样的成果确实极为可贵。 在烃类、卤代物、醇、脂肪酸、醚、氨基酸、金属有机化合物、杂环化合物等合成方面许多人做过研究工作对中国有机合成化学的展起了先驱作用。 1932年张锦等人曾以γ-二酮和苯胺合成了类似联苯的吡咯衍生物并研究了它的立体化学。1933年纪育沣和田遇霖以b—醛酸酯或b—酮酸合成嘧啶的羟基、氨基或硫氢基衍生物。1936年萨本铁、刘达夫找到了乙内酰脲及其衍生物的两种制备方法。 1941年庄长恭成功地应用了die1s-a1der反应、dienet反应环化多环化合物合成了具有甾族碳架的菲族类似物在该领域中取得了出色的成绩可惜研究工作因日本侵华而中断。1947年萨本铁和纪育沣等人合成了a—氨基噻唑和氯代噻唑。 在氨基酸合成方面1938—1948年林国镐、黄耀曾等人利用hoffmann反应原理改善了合成反应条件制备了19种氨基酸。1934年程有庆等用玉米粉、豆饼及不同的金属催化剂合成了d—型麸氨酸以铜与三氯化铁为催化剂时得率提高。 另外在中药成分研究方面、合成汽油方面、合成醋酸方面均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 2.有机合成反应的研究。 这一时期一些有机化学家对friede1-netbsp;反应所用的试剂、应用范围以及反应条件曾作过一些研究。 在甾体化学合成反应方面黄鸣龙等人次现了甾体中的双烯酮酚反应该反应可以用于合成雌性激素。在应用双烯酮酚反应研究山道年及其一类物的主体结构时现变质山道年的4个主体异构体在酸、碱作用下可以“成圈”地转变。这一现在当时天然有机化学领域有重大理论意义由此推断出山道年及其一类的绝对构型并为合成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氧化还原反应方面ishner还原法被称为“伏尔夫—基希纳—黄鸣龙法”该改良法不仅是一个经济、简单、可靠的还原法而且使用范围广在有机合成上被广泛采用并已编入各国有机化学教科书中。 3.高分子材料的研究。 1941年徐名材接办重庆动力油料厂时用植物油裂解炼成燃料油与润滑油并进行燃料、合成树脂与酚醛塑料的研究曾先后获国家经济部专利1o余项。1945年他在上海化工厂工作时组织生产硫化元（硫化黑）、硫化草绿、直接蓝、橡胶制品、黄蜡布、酚醛塑料及软水剂等为上海化工厂展塑料加工奠定了基础。 4.化学工程的研究。 1931年杜长明研究碳球形颗粒在气流中的燃烧先提出了外扩散对于燃烧反应的影响其论文《碳的燃烧度》迄今被列为对化学反应工程学科早期展有影响的论文之一。 1928年张克忠研究精馏过程机理的博士论文得到美国化工界高度评价。 苏元复等人在四十年代共同研究液—液萃取设备和有关基础理论。他本人曾用溶剂萃取法从麻黄草浸渍液提取麻黄素和从独居石砂提取铀和钍并用于工业生产。1932年顾毓珍表论文《关于流体在管内流动时的摩擦因素及流体的度分布》在理论分析和实验的基础上分别得出新的计算式被广泛采用。 5.其他轻化工研究。 三十年代初李润田研制出各种不同香型和不同用途的混合香精使“鹰牌”香精的质量不断提高。1935年李润田创办了我国最早的香精配造厂——鉴臣香精厂自制紧缺的香原料供生产混合香精之用从此开了我国香料工业之先河。 在感光化学材料方面1938年曾所仪试制成功照相底片质量达到了国外同类产品的水平经各大照相馆试用后受到欢迎。1941年曾所仪利用自己设计制造的设备次成批生产了国产照相底片和幻灯片同时还制成了印相纸。经专家鉴定他制造的幻灯片和照相底片质量已接近国外干片制作法的产品。他所用的方法可大大缩短照相纸的制造工艺流程而且还能大量节省原材料。 在酿造学研究中1935年远东最大的酒精厂——中国酒精厂正式投产后任该厂总化学师的陈騊声根据长期的实践经验和专门研究出版了中国酒精制造的第一本专著《酒精》（1936年）而后又出版了《酿造学总论》（上下卷1937年）和《酿造学分论》（上下卷1941年）。 总之近代中国的化学工业在动荡中艰难起步虽然有了一定的展生产了必要的化工原料但并未形成工业体系生产品种少产量低化工科技成果很少技术水平落后。据统计近代中国主要化工产品的最高年产量仅为：硫酸18万吨硫酸铵22.6万吨纯碱1o.3万吨烧碱1.2万吨轮胎4万条。1949年全国化工总产值仅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6％。化学工业真正健康快展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始的。 第六节轻工业纺织从1919年以后到1949年末我国的纺织工业已经形成包括原料工业、加工工业和装备工业的系统雏形。加工工业中有棉纺织及棉印染、毛纺织、麻纺织、丝绢纺织、针织、复制、服装等行业。其中毛纺织、丝绢纺织及针织行业内部均包含染色整理部分。服装行业还带有很大的手工生产成分。化纤行业和装备行业尚在萌芽状态。生产规模计棉纺织516万锭6.39万台织机毛纺织15万锭o.2万台织机麻纺织3万锭近千台织机缫丝8.7万台。职工71.2万人内技术人员o.8万人年耗用各种原料6o万吨。 （一）纺纱技术的进步1.二三十年代的纺织技术水平。 二十世纪初西方先进国家对纺纱的牵伸机构进行了几次革新19o6年明的三罗拉双区牵伸只有7—8倍1911年出现的皮圈式便提高到18—2o倍。1923年卡氏（netnetbsp;倍。这些新技术由英人和日人逐步传入中国。日本人在仿造中还有创新如“日东式”、“大阪机工式”等在日资在华工厂中广泛使用不久为中国人所掌握。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纺纱支数也有所提高。16英支成了标准产品用于织12磅细布。工人当车能力也提高到梳棉每人12台粗纱每2台3人细纱每台3人摇纱每台1人。此外辅助工大多数被取消。每万锭纱厂用工减至6oo人。1中国技术人员在掌握了引进的新型纺纱机器技术之后不断作出改进和革新。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因美国造清棉机除尘效率差中国技术人员就自行添置补充。英国造细纱机用圆的锭绳传动打滑较多中国技术人员就改造成美国式用扁的锭带传动。并条、粗纱、细纱各机的下罗拉都进行淬火以减少磨损。其上面的皮辊均改为活套使其转动灵活。 到三十年代欧美各国在纺纱设备上多有改进。如造出单程清棉机即把松包、给棉、开棉、清棉联合成一部机器。又造出并卷机、单程粗纱机、大牵伸与大牵伸细纱机等。这些新型机器设备使工艺流程得到简化生产效率得到提高。1932年41家华商棉纺厂已不同程度地引进这些新型设备。1我国自行仿造纺纱机器的铁工厂、机修厂也纷纷出现。在这种技术基础1参见朱仙舫：《三十年来中国之纺织工业》《三十年来中国工程》1945年第9卷第8期第325页。 1参见《25年来我国棉纺织业之回顾与前瞻》《杼声》1937年第1期。上纺纱支数更有提高：2o英支成了标准商品。在华日资纱厂则以纺32英支为多。在引进精梳机的工厂有纺到6o、8o英支的可用于织造府绸、直贡呢、玻璃纱、麻纱（细薄棉织物）、洋标、雨衣布等。工人挡车能力更有提高清棉每人2台梳棉每人16—2o台并条每人18—21尾头道粗纱每人1台2道粗纱每人2台单程粗纱每人2—4台细纱每台1—2人。每万锭纱厂用工减到2oo人以下。但据1932年国际劳工局资料每万锭需工人数日本61人英国4o人美国34人2。中国纱厂与它们相比还有不小差距。 2.抗日战争期间小型纺纱机的创制。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技术人员因地制宜创造并推广了一些适于战时使用的短流程、轻小型纺纱成套设备。其中比较成熟的有新农式和三步法。新农式成套纺纱机在抗日战争初期由企业家荣尔仁和纺织专家张方佐等创议由上海申新二厂技术人员创制1。在大西南后方推广使用颇受欢迎。这套设备包括卧式锥形开棉机、末道清棉机、梳棉机、头二道兼用并条机、大牵伸细纱机、摇纱机和打包机。每套128锭占地面积只75平方米动力1o匹马力。全套设备可用2辆卡车载运所以极便于偏僻山区使用。这套机器是参照当时通用的动力机器加以简化、缩小重新设计制造的。全部采用钢铁材料。每台机器配小电动机单独传动（当时大厂的机器大都用天轴集体传动）。开棉、清棉、梳棉机机幅只有75o毫米。并条机采用5罗拉大牵伸每台配有头道、二道各3眼并列。省去了粗纱机二道棉条直接上大牵伸细纱机。细纱牵伸改为4罗拉双皮圈式牵伸可达4o倍。摇纱、打包也相应简化。 三步法成套纺纱机同时由纺织专家邹春座等在无锡和嘉定创制2并投入生产。这套机器把原来棉纺的清棉、梳棉、并条、粗纱、细纱、摇纱和成包等7道工序缩成弹棉、并条、细纱3道成纱配上摇纱和成包即成纺纱全过程。弹棉机用刺辊开松出机净棉做成小条以小卷喂入。细纱机用3罗拉双区双皮圈大牵伸由棉条直接成纱牵伸可达5o—1oo倍。这套机器结构简化。如牵伸机构设计成可以无须调节罗拉隔距；细纱卷绕成形改为花篮螺栓式由后罗拉尾部凸轮、拨针拨动齿轮使其回转形成级升。每台细纱机初造48锭后改为84锭。全套机器均用铁木结构除了最必要的关键零件如轴、轴承、齿轮、罗拉、锭子、锭座钢领等用钢铁材料外其余如机2参见朱仙舫：《三十年来中国之纺织工业》《三十年来中国工程》1945年第9卷第8期第325页。 1参见张坤兴：《新农式纺纱机》《中国近代纺织史研究资料汇编》第2辑1988年第33页；李向云：《新农式大牵伸小型纺纱机》《染织纺》194o年第3期第2519页。2参见邹春座：《三步法铁木纺纱机说明书》《中国近代纺织史研究资料汇编》第1辑1988年第53页架等全部采用木条由对销螺栓交叉连接不用接榫。这样加工制造和安装极为方便。成纱质量可与大型机器所产相匹敌。 新农式、三步法以及其他类似的简化纺纱机系列是为适应战争环境而明创制的在战争结束后达国家更新下来的“二手（旧）设备”廉价大量输入我国需要花大力气的简易系列定型工作就不可能有人关心终于成为昙花一现销声匿迹了。 3.战后纺纱技术的改进。 抗日战争结束后技术人员对大厂所用的细纱牵伸机构也进行过改革。 主要有纺建式和雷炳林式等。 纺建式大牵伸由中纺公司上海第二纺织机械厂于1947年设计制造1。主要是把原来日本仿造的改进型卡氏大牵伸的皮圈架改为上下分开并把前、中、后弹簧加压改为可调。改后牵伸可达3o倍。 雷炳林大牵伸以创制人名命名2。主要把原来固定皮圈销改为上销用弹簧控制的活动式。这样无论纱条粗细如何变化上下皮圈销口始终能起夹持作用。 在引进新型纺纱设备的使用方面我国技术人员摸索出了一套针对原料特性的不同工艺。如清棉工程对27毫米以下的棉花（印度棉和低级美棉）须加强大的冲击力采用单道喂棉和3翼斩刀打手且让打手在给棉板嘴边直接把棉花打下。对28毫米以上的长绒棉等原料则采用3根喂棉辊及豪猪式打手其作用较柔和。对于染色棉花则采用梳针打手可使棉卷光洁。在除尘方面采用了布袋滤尘器大大改善了清棉、梳棉车间的劳动条件。（二）机织技术的进步1.二三十年代机织技术水平。 近代动力织机有许多进步。西方先进国家1895年明了自动换纡。接着日本人仿造并加以改进成为广泛使用于在华日资厂的“阪本式”自动换纡织机。1926年日本人明了自动换梭的“丰田式”织机随后也逐渐推广于在华日资厂并且不久慢慢把阪本式压倒。1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中国技术人员逐渐增多。回国留学生也纷纷把国外先进的机织技术和生产管理方法介绍到了国内。我国织布工厂逐步推行合理化操作法如保全之平车、揩车、定位、水平；运转之分段、接头、加油、扫除等等都有了一定的规范。熟练工人渐多看台能力提高。普通棉织机2人3台整经机3人2台辅助工人也有所减少。1oo台棉织机的车间用工减至23o人。每24小时每台可织14磅布2匹（每匹42码）。21参见朱洪建：《纺建式大牵伸》《纺织建设月刊》1948年第2期。2参见欧阳威廉：《雷炳林大牵伸》《纺织建设月刊》1948年第6期。1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纺织》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2参见周启澄等：《中国近代纺织史》中国纺织出版社1997年版。 2.抗日战争前后机织技术的进步。 抗日战争前后我国各厂都推广自动织机即在普通力织机上添加2个装置：经纱断头自停装置和纬纱自动补给装置。这样在纡管上纬纱用完时可不停车而自动换入新的纡管或是新的梭子经纱断头也容易现及时接上从而大大提高织机运转效率也减少了缺经疵布提高产品质量。为了增长机器连续运转时间又推行了大卷装如加大梭子加长纡管增大络纱筒子等。对于自动织机看台能力提到每人2o台同一时期欧美、日本看台数还要高些。但这不是因为当时中国工人不如外国工人而是因为中国纺纱设备陈旧的居多成纱强力偏低不匀率偏大；而且织造准备工程的设备也较落后以致织机上经、纬纱断头率比外国高。1机器的传动已逐步由天轴或地轴集体传动改为车头小电动机单独传动。这样车间里阻碍光线、沾附飞花的长皮带没有了既减少皮带打滑又较为安全运转效率和车间环境也有所改善。2有少数工厂已开始采用改进了的“高整经机”。此机对筒子架作了改进使经纱引出清晰接头方便。3织物的品种棉布渐以12磅细布为主平布幅宽增至9o厘米斜纹布75厘米还生产出府绸、哔叽、直贡呢、雨衣布、玻璃纱、麻纱等特色棉织品。产量每24小时每台织机可产12磅细布82米或16磅粗布1o1米。4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我国各厂在织造准备工程方面有了不少进步。如络经由竖锭式锭子回转改为槽筒式由摩擦传动回转使络纱张力不问卷绕直径多大均可保持稳定不变而且可以络成圆柱形或宝塔形（截头圆锥形）筒子。整经机筒子架过去在使用圆柱形筒子时经纱放出要通过筒子的回转限制了度的提高。后来先是在筒子锭轴加装滚珠轴承减小筒子回转时的阻力；后来又改用宝塔形经纱筒子使经纱放出可以通过自宝塔尖方向的轴向退绕筒子可以固定不动。这样整经时张力会大大降低整经度可大大提高。在操作上把工作筒子的纱尾和预备筒子的纱头接起来这样就免去了停车成批换筒子的操作大大提高了整经机的效率。浆纱机的张力和上浆率与回潮率控制方面也有了改进。在上海还探索过用双槽、分浆、分烘技术在棉纱上浆时同时进行纱线染色。穿经方面在大批量稳定品种采用了结经机可利用“了机”余纱连综筘与新的织轴上的纱由机器自动对应接结。在织机上织格子布的工厂采用了多梭箱自动纬纱换色的织机。11参见《25年来我国棉纺织业之回顾与前瞻》《杼声》1937年第1期。2参见《25年来我国棉纺织业之回顾与前瞻》《杼声》1937年第1期。3参见《25年来我国棉纺织业之回顾与前瞻》《杼声》1937年第1期。4参见《25年来我国棉纺织业之回顾与前瞻》《杼声》1937年第1期。1参见《纺织周刊》1946年第7期第168页；《近数十年来棉纺织技术进步综述》《纺织周刊》第6期。 在织坯整理方面配备了验布机、刮布台、压光机、叠布机、打印机、成包机等可以依次对织坯检验定等、刮布压光、叠布印商标、打包成为成品入库以供销售或供印染。2造纸1919至1949年中国的造纸业有了新的展。其中1919至1937年是机器造纸业展较快的时期兴建了数十个机器造纸厂已能生产各种品类的纸张一批从海外归来的学习西方造纸技术的留学生则为中国造纸业和造纸技术的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战争的破坏和影响中国的机器造纸厂或倒闭或西迁而同时洋纸的进口也大受限制。虽然这期间在西南地区新建了9家机器造纸厂但是其生产能力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需求。在这种形势下无论在国民党统治区还是在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传统的手工造纸业均得到了充分展的机会。解放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在东北地区和台湾省接收了日本侵略者遗留下来的一批规模较大的纸浆厂和造纸厂但由于国民党统治的以及内战爆造纸业并未得到应有的展。 （一）造纸业的展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机器造纸工业中又出现了一批新的工厂总计在抗战前夕全国（东北除外）2万元年生产能力共为65447吨在当时纸张消费总量中只占1o％左右比重还是比较小的。1这一时期造纸业的特点是出现了一批用稻草生产纸板的造纸厂。最早的一家是192o年成立的江苏省苏州的华盛造纸厂用多烘缸圆网造纸机生产黄板纸（俗称马粪纸）全年产量为45oo吨。以后又出现了浙江杭州的武林造纸厂（1921年）、天津的振华造纸厂（1923年）、苏州的华章造纸厂（1924年）和上海的竟成造纸厂（1924年）四家专业生产黄板纸的造纸厂。由于我国的机器造纸工业自诞生以来先后成立的12家造纸厂都是生产薄纸的这些板纸厂的出现填补了纸张品种中的空白适应了国内工业展的需要并打破了过去国内黄板纸市场几乎由日本独占的局面。 193o年上海勤业文具公司在浙江省桐庐县的桐君山麓建立了我国第一家生产誊写蜡纸原纸的手工纸厂用国产雁皮生产出抄造技术难度大的薄型皮纸——誊写蜡纸原纸弥补了国内手工纸产品的空白也有力地抵制了日本产品的垄断。 2参见《棉布的整理工作》《纺织染工程》195o年第7期。 1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轻工业展战略研究中心：《中国近代造纸工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1936年浙江省嘉兴的民丰造纸厂依靠本国技术专家的力量试制成功生产工艺复杂的卷烟盘纸在市场上取代了外国的进口货并获得当时国民政府实业部的专利。1以上所述我国造纸工业的成就均反映出在这个时期我国造纸工业的技术水平已有了显著的提高。 抗日战争时期沿海地区及长江中下游的许多造纸厂开始西迁。国民政府迁至重庆后四川省一时成为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的中心。由于抗战前四川只有嘉乐造纸厂一家纸张供不应求。在此形势下国民党统治区内的机器造纸工业有所展总共建设了9家新的造纸厂。其中1937年开始由上海辗转内迁至四川省重庆猫儿石的原龙章造纸厂建成投产厂名为中央造纸厂年产机制纸能力为12oo吨工人47o余人是当时后方规模最大的造纸厂。该厂为现在重庆造纸厂的前身。 太平洋战争生后进口纸张的来源濒于断绝形成了各地纸张奇缺的局面。在此形势下手工造纸业出现了复兴的景象产量有所增加特别是在抗战后方国民党统治地区尤为显著。许多原来生产迷信纸等粗纸为大宗的手工造纸业纷纷改产文化用纸并在纸浆中加入松香胶来适应钢笔书写和两面印刷的需要称为“改良纸”或“土报纸”其色泽和质量虽较差但在当时填补了纸张的短缺适应了战时的需要。 1941至1942年著名国画家张大千先生因战时宣纸供应困难曾两次亲自到四川著名手工纸产地夹江县指导槽户在原有漂白竹纸生产技术的基础上配入少量漂白麻浆成功地制造出仿宣纸即现在有名的“大千书画纸”1。 抗日战争期间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为了解决因国民党封锁带来的用纸困难也组织了手工纸的生产。1939年在陕北延安县甘谷驿由李双全等人组织成立了振华造纸厂利用当地出产的马兰草为原料生产可供书写和印刷用的“马兰纸”这是根据地内最早成立的一家造纸厂。21942年5月为解决南方局的机关报《新华日报》需要的印刷用纸在四川省华莹山下的广安县古桥乡丁家坪建设手工造纸厂定名为中心纸厂共有职工4oo余人。 1942年在苏北阜宁县徐家油坊创办了手工抄造钞票纸的盐阜造纸厂以桑皮为原料并掺配少量羊毛抄造出具有良好防伪性能的钞票纸曾用以印制“抗币”在根据地内流通使用。11945年苏中行署在江苏省宝应县射阳湖区李家沟建立了苏中造纸1殷舒飞、范钦烁：《浙江造纸工业史》《浙江造纸》1993年第1期第44—45页。1参见马晓俊：《大千书画纸》《纸和造纸》1984年第4期第37—38页。2中国造纸学会：《中国造纸年鉴》（1993）第397页轻工业出版社。1参见江苏省造纸学会：《江苏省造纸史》《江苏造纸》1995年第3期第58—6o页。厂利用当地麦秸为原料生产出耐水性好、拉力强、纸面带有布纹、不易伪造的钞票纸印成的钞票在华中和山东敌后根据地内流通使用。2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政府接收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期间在我国东北和台湾以掠夺我国造纸原料资源为目的兴建的一批纸浆厂和造纸厂。从1918年起到1945年日本投降为止东北地区达到年生产纸浆能力9万吨与纸张能力13万吨左右。3其中日本侵略者在东北三省掠夺东北的森林、芦苇、大豆秆等资源建设的纸浆厂（包括人造丝浆厂）共有8个造纸厂共有34个国人创办的造纸厂有17个。这批接收的纸浆厂和造纸厂中的一部分属大型企业具有当时比较先进的技术如吉林汪清的东洋木浆株式会社即今石岘造纸厂的前身以生产亚硫酸钙法化学木浆和新闻纸为主；吉林开山屯的东满人造丝木浆株式会社即今开山屯化学纤维浆厂的前身；辽宁营口的康德苇浆株式会社即令营口造纸厂的前身；辽宁锦州纸浆株式会社即今锦州造纸厂的前身。以上两个苇浆造纸厂以生产亚硫酸镁法苇浆和印刷纸为主。新中国成立后通过一系列的恢复改造工作后使东北地区成为我国现代造纸工业的重要基地之一。 祖国宝岛台湾省自1895年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统治长达5o年之久也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得到光复。在日本侵占台湾期间日本人利用当地的甘蔗渣、木材等资源兴建的各种规模的造纸厂总计约2o家产量最高的1941年曾生产纸浆316oo吨纸2355o吨。1这批纸浆厂和造纸厂也为后来台湾展现代化造纸工业奠定了初步基础。 解放战争时期由于内战爆导致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美国纸张大量倾销各造纸厂一般生产均不正常开工不足产量下降。民族资本的机器造纸工业在这一时期只是挣扎图存到全国解放前夕已处于瘫痪状态。（二）造纸技术及科教的展1919至1937年我国到日本和欧美学习西方造纸技术的留学生相继回国开始在我国造纸生产技术、科研、教育等方面挥了重要作用。 1924年留日造纸专家方汉城撰写的《造纸概论》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中国第一本较全面介绍机制纸生产技术的专著。21929年上海江南制纸公司的留法造纸专家陈彭年在江苏镇江高资镇附近的增课洲利用当地出产的芦苇制成纸浆运往上海造纸获得当时国民政府工商部的专利和免税五年的奖励。 2参见陶厚卿：《战火纷飞的苏中——华中造纸厂》《纸史研究》第4期第45—49页。3参见韦承兴：《日本军国主义掠夺我国东北地区造纸资源及其造纸工业史略》《纸史研究》第11期第62—69页。 1参见韦承兴：《日本军国主义统治时期的台湾造纸工业史略》《纸史研究》第13期第3o—37页。2参见纪力：《方汉城及其著作〈造纸概论〉》《纸和造纸》199o年第2期第52页。这是国内最早自营原料基地的制浆工厂。11931年在德国学习造纸的留学生起成立中国造纸研究会同年移回国内并约集留学英、美、日等国的学友以及在国内从事造纸技术工作者参加扩大组织将研究会改名为中国造纸协会这是中国最早的造纸学术团体。21933年留德造纸专家钱子宁等在苏州浒墅关开办中元造纸试验所以造纸试验为主兼生产各种新型薄纸；同时广招全国各省学员教授制浆造纸技能。该所既是小型机器造纸厂又集科研、教育于一体培养机器造纸人才在全国属创。该所生产的蚕种纸取代了进口产品满足了当时江浙一带养蚕业的需要。3抗日战争期间国内大批的造纸专家云集四川对推动后方造纸工业的技术进步创建了许多重要的业绩并培养出一批技术骨干为我国造纸工业的展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1939年4月国民党政府开办的国立中央技艺专科学校在四川乐山创建该校设有造纸科学制3年招收高中毕业生是中国最早的设有造纸专业的高等学校教师中许多是从国外留学归来的造纸技术专家。该校培养的造纸技术专业人才在新中国成立后大多数成为全国各地的造纸技术骨干1。抗日战争初期由南京内迁重庆的中央工业试验所分出来的纤维实验室在留德造纸专家张永惠博士的主持下对我国29种造纸原料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研究2为充分利用国产纤维原料展中国造纸工业提供了科学依据其研究成果至今仍经常为造纸界所引用。 1945年在四川宜宾新建的中国造纸厂在留美造纸专家金瀚3的主持下成功地利用当地的马尾松木材为原料生产出机械木浆和化学木浆供制造新闻纸和牛皮纸之用年产各种纸15oo吨。这是我国最早大量利用马尾松木材制浆造纸的厂家。该厂即为现在的我国十大新闻纸厂之一的宜宾造纸厂的前身。 印刷一、1919至1937年中国近代印刷业的崛起自1919到1937年抗战前夕经过国人数十年之努力中国近代印刷业1参见江苏省造纸学会：《江苏省造纸史》《江苏造纸》1995年第3期第48—49页。2参见纪力：《中国最早的造纸学术团体》《纸和造纸》199o年第1期第22页。3参见江苏省造纸学会：《江苏省造纸史》《江苏造纸》1995年第3期第49—5o页。1参见姜锦春：《忆中央技艺专科学校造纸专业》《纸和造纸》1983年第1期第51页。2参见张永惠：《中国造纸原料之研究》（一）（二）《工业中心》第8卷3/4期第10卷3/4期。3参见江淮、舟涛：《金瀚与新闻纸》《福建造纸》1985年第4期第57—59页。在工艺技术、设备器材、科研教育、印刷出版诸方面都得到长足进展呈现出蓬勃展的局面和势头。 （一）中国传统印刷业的更替辛亥革命前后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加剧、中国革新运动的开展和民族近代印刷工业的崛起以铅印、石印以至照相平印为业的印刷机构在全国各地纷纷建立原有从事传统的雕版印刷与活字印刷的印刷机构也先后改用新传入的近代印刷术。中国的传统印刷逐渐让位于铅与火退出了中心舞台。 另一方面中国的传统印刷尤其是雕版印刷经过千余年的展自有其西方近代印刷术难以比拟的特长和优点。因此即使在中国民族近代印刷业崛起之时传统的雕版印刷仍在应用中。尤其是佛教经典和木版年画的刻印迄今仍在进行。被北京荣宝斋称作木版水印的饾版印刷更以近现代印刷无法取代、几可乱真的高技艺在现代印刷百花园中依然独放异彩为世人所称颂。 （二）印刷学术团体的创建和印刷科研、印刷教育与出版事业的展1.上海——中国近代印刷中心地位的形成。 民国初年包括墨海书馆、美华书馆、申报馆、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大型、有影响的近代印刷企业在内的、全国8o％的新型印刷企业都设于上海足见上海在全国印刷行业的中心地位业已形成。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图书出版的9o％、报刊出版的8o％均出自上海。上海在中国民族近代印刷业崛起方面挥着历史性的、举足轻重的作用。 2.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印刷学术团体的创立。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中国近代印刷业展的极盛时期。在当时的印刷中心上海集中了一批印刷行业的先进分子。他们在民族危亡之际为振兴中国的印刷工业呕心沥血艰苦创业努力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致力于培养中国的技术人才；他们起成立印刷学术团体开办印刷技术学校研究新的印刷机械和技术在推动近代印刷事业的展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和可贵的贡献。 1933年5月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印刷学术团体——“中国印刷学会”在上海光裕里58号成立。最初根据学会章程设立了由五至七人组成的“全体会员大会执行委员会”。下设总务、教育、研究三个系。次年12月改设理事会由郁仲华（主席）、唐镜元（副主席）、糜文溶（书记）、柳溥庆（会计）、沈莲芳5人组成。共有会员26人。理事会下设杂志编辑委员会由柳溥庆任主任委员有糜文溶、高元宰、沈励吾和顾秋水。 中国印刷学会的成立是中国印刷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中国印刷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一个在印刷科研、印刷教育、印刷出版和技术交流诸方面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工作并取得丰硕成果的历史新时期。 3.印刷科研工作的开展及成果。 远在中国印刷学会成立之前国人已对西方传入的近代印刷技术进行研究、吸收和利用。例如：19oo年上海文明书局的赵鸿雪先生根据西文图书资料介绍的照相制版法成功地进行了照相铜锌版的研制；19o2年上海文明书局研制珂罗版印刷又获得成功并付诸实施；1933年柳溥庆在上海三一印刷厂采用平凹版制版工艺成功地印制了《美术生活画报》更于1936年采用四色平凹版新工艺印制了《中国印刷》第一期插图。插图画面层次丰富、网点光洁至今仍色彩鲜艳为中国三十年代印刷水平之实物见证。1935年柳溥庆、陈宏阁研究中文照相排字机获得成功。1935年9月29日的上海《申报》和1936年第一期《中国印刷》对此作了类似的报道。上海《申报》在“留法学生柳溥庆明照相排字机”大字标题下报道云：“近国人美术照相制版专家柳溥庆君费数年之心血应用照相原理设计制造排字机。其构造极为精巧所占地位仅一小间即能排制各种大小字号之文字且备有隶体字及其他美术体之字模可以排印各种书报杂志。闻该机现已制成正向实业部请求专利。”据图样分析柳氏研制的这台照相排字机与五十年代开始生产使用的第一代手动式照相排字机原理相同结构相似。在三十年代社会、技术条件下能研制出这样水平的照相排字机实在是难能可贵的。遗憾的是这一成果因生在八一三事变日军侵占上海时期而未能付诸应用。 4.印刷教育事业的开端。 历史上中国在印刷技术的传授和继承方面一向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进行。直到本世纪初方有学校教育之出现。19o4年清朝军咨府所属京师测绘学堂开设制版印刷班为中国以学校进行印刷教育之开端。中国印刷学会成立后有计划地加强了印刷学校教育。计有1933年成舍我先生创办的北平新闻专科学校李石曾先生创办的上海图书学校以及上海斯高学校苏州美术专科学校镇江中华三育研究所印刷部上海中国美术制版印刷函授学校等。以上海图书学校为例该校以“即工即学生产自给”为宗旨设图书、出版、印制、组织四科补习、训练二班。其中印制科设有印刷工场名为“工读印制社”下分印制、排字、浇铸、制模四股。印制科的学生修业三年设中文排字、西文排字、铅印、石印、铸字、浇胶、浇版、装订、制版、铁工等课程。 5.印刷书刊的出版。 本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曾出版贺圣鼐、赖彦予著《近代中国印刷术》和印刷专业杂志数种。其中：《近代中国印刷术》详细介绍了近代印刷术的传入和展情况它的出版为后人了解和研究近代印刷的展留下了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出版印刷杂志计有《中华印刷》、《中国印刷》、《艺文印刷月刊》、《神州印刷》四种。其中：《中华印刷》创刊于1935年高元宰主编；《中国印刷》创刊于1936年系中国印刷学会主编之季刊；《艺文印刷月刊》1937年创刊刘龙光主编；《神州印刷》仅见于《艺文印刷月刊》之收购书名广告未见实物流传。这四种印刷专业杂志以《艺文印刷月刊》影响最大、行最久共出版25期。内容多为介绍国内外印刷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以及国内外印刷展情况。 中国印刷学术团体的创立和印刷科研、印刷教育、印刷专业书刊的出版等印刷事业中新兴领域的肇始和展是中国近代民族印刷业崛起的重要标志之一为中国印刷事业的进一步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印刷设备器材工业的萌芽和展近代印刷采用机械设备和相应器材进行生产离不开印刷设备及器材工业的支持和配合。早期的印刷设备、器材均由国外进口。后来随着中国近代印刷工业的崛起国人自办的由维修、仿制到自行设计和制造近代印刷机械设备的机器制造厂和造纸、制墨等相关企业应运而生并得到初步的展。1895年中国第一家印刷机械厂——李涌昌机器厂在上海创立。随后公义昌机器厂、贻来牟铁工厂等七家印刷机器厂相继建立。这八家印刷机器厂建厂初期均以印刷机修理为主要业务。辛亥革命后上海、北京、青岛、广州、长沙、长春等地纷纷建立印刷机器厂。这些印刷机器厂除修配印刷机外开始生产石印机、铅印机、圆盘机、切纸机、照相机等当时亟需的印刷机械设备为中国印刷机器制造业之先驱。此后除魏聚成、顺昌、姚公记、明精等一些规模较大的印刷机器厂6续创建外商务印书馆等大型出版印刷企业也自建印刷机械修配和生产机构。其中商务印书馆自19o3年起即开始生产石印机、铅印机、铸字机等多种印刷机械设备到1926年已扩建成有相当规模的华东机器制造厂。 （四）近代印刷工艺技术的演进近代印刷术虽来自欧美但其由印刷数十个字母组成的西文转向印刷数以万计的中文为我所用则非国人参与不可故其在中国有着一个吸收、演进过程。即使在传入初期西方传教士对中文活字的研制中也同样离不开国人的参与和配合。18o7年马礼逊来华雇人刻中文字模受雇者自然是中国人。1832年前石印术传入中国这手书中文上版者也必是中国人。此后无论凸版印刷、平版印刷还是凹版印刷在其传入、展进程中国人都作出了重要贡献。譬如：19o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乃倩字学家将姜氏排字架悉心厘正从此排印报章时文困难减矣”1。1922年张菊生先生从排字架、铅字分类法和铅字检查法三者同时入手革新又创新式排字架。 19o9年商务印书馆创制二号楷书铅字由徐锡祥镌刻字模。1916年1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群联出版社1953年版第261页。钱塘丁氏仿宋代精刻欧体活字倡制“聚珍仿宋活字”。1918年海陵韩佑子先生创制“仿古活字”。 1925年王宠佑先生创制华文排铸机。 19o2年赵鸿雪先生研制铜锌版制版法历时数月而告成。同年又试制珂罗版亦告成功。 1888年元和王肇鋐在日本习得雕刻铜凹版之法并著有《铜刻小记》详记之。 1935年柳溥庆先生费数年心血研制成功手动照相排字机。 从以上数例可见国人在西方近代印刷术传入与展中作为之一斑。正如贺圣鼐先生在《近代中国印刷术》一书的“结论”中所说的：“综观此过去数十年吾国印刷术诚不可谓之无进步。历年派人至东西各国学习考察同时不惜巨金延选高等印刷技师教授艺徒故数十年间印刷人才辈出凡外国印刷之能事国人今皆能自任之而有余其技术之精者直可与外来技师抗衡。”1二、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印刷业的破坏和摧残1937年日本的侵华战争给正在崛起中的中国近代印刷业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和摧残使崛起并高展着的近代印刷业迅即从停滞走向衰退。日寇的铁蹄踏向哪里哪里的印刷企业则不明不白地为日人所据有不少设备器材甚至工人被劫往日本。剩下来的要么为日人占有要么被迫停业。当时全国最大的两家印刷企业——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都没有逃脱这一悲惨的命运。不少从上海等大城市向大后方转移的印刷设备器材在转移途中被日军飞机炸毁。譬如商务印书馆从上海运往重庆的印刷设备就被日寇的飞机炸沉在洞庭湖中。 对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的中国印刷业可根据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从国统区、解放区和沦陷区三个方面加以记述。 （一）国统区的印刷业抗日战争爆后北平、天津、南京、上海、武汉等印刷工业比较达的大城市先后为日军侵占。这些城市的印刷企业遂向内地转移。转移后最集中的地方是重庆和桂林。 重庆在抗日战争期间有许多文化、出版界知名人士云集于此。为唤起民众抗日救国创办了一些新的印刷厂并由上海、武汉等地迁来很多印刷厂出版了《新华日报》、《全民抗战》等多种报刊和书籍。据不完全统计1945年前重庆计有印刷所、店5oo多家。原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均在此设厂。其中规模最大的是中心印书局有资金7oo万元；职工人数最多的是中央印制厂的重庆印刷厂有15oo多人。 桂林地处边陲交通落后战前印刷业十分落后。抗战爆上海、武1贺圣鼐：《近代中国印刷术》参见《装订源流和补遗》中国书籍出版社1993年版。汉、广州等地的出版印刷企业撤退到桂林加上文化名人云集使桂林印刷厂、出版社、书店林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计有包括生活书店、新华日报、三户图书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正中书局等著名出版社和书店在内的出版企业22o余家；包括三户印刷厂、秦记西南印刷厂、广西印刷厂等著名印刷厂在内的印刷厂1oo多家。拥有对开印刷机5o余台四开印刷机6o余台设备先进技术进步。为抗战时期全国出版印刷业集中地之一。被誉为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化城”。 除重庆、桂林外四川的成都、云南的昆明、贵州的贵阳以及广西的南宁、湖南的邵阳和衡阳、江西的赣州等一些边远城市的印刷业也相对集中但规模远逊于重庆和桂林。 （二）解放区的印刷业抗日战争爆后中国在各抗日根据地创建了许多印刷厂。 1935年1o月中央率工农红军主力长征到达陕北延安成为中央所在地随后在陕甘宁边区建立了中央印刷厂（1937）、八路军印刷厂（1938）、光华印刷厂并在绥德建立了抗敌印刷厂。此后在其他根据地6续建立印刷厂多处。基本情况是：晋察冀边区建有晋察冀日报印刷厂、冀中新华印刷厂、冀中导报印刷厂等；晋绥抗日根据地建有吕梁印刷厂、晋西美术工厂、太岳日报印刷厂等；山东抗日根据地建有大众日报印刷厂、泰山时报印刷厂、渤海书局等；华中抗日根据地建有新四军皖南军部印刷所、拂晓报印刷厂、淮北印钞厂、七七报印刷厂、鄂豫地区建设银行印钞厂、中原印刷厂等；浙东抗日根据地建有四明山战斗报印刷所；江苏抗日根据地建有江南印刷厂、东进报印刷所、苏南报印刷所、茅山地委印刷所、前进报印刷所、苏中报印刷所、苏北印刷厂等。 （三）沦陷区的印刷业在沦陷区出于侵略的需要日军到处建立由汉奸支撑的伪政权并组建由日人经营的出版印刷机构以便在新闻出版文教宣传诸方面加强控制为侵华战争和最终灭亡中国服务。譬如：日人控制下的东北伪满时期重要刊物多达1oo多种报纸约4o家负责人多是日本人文字多用日文、满文。在中国办报刊不用中文而用日文狼子亡我之心昭然若揭。与之相比国人私人资本印刷业则日益萧条和萎缩。 1939年日本在北平建立了华北沦陷后的最大的新民印书馆从侵华日军中挑选懂得印刷的日本人担任各部门负责人职工多达2ooo人。到194o年日人在北平开办的印刷厂已多达29家。与此同时中国人开办的印刷厂则日渐衰落。就连一度兴盛的京华印书馆（商务印书馆的北平印刷厂）在日本友利洋行控制下也难以继续经营职工仅剩4o人左右。 全国印刷中心上海抗战前印刷厂已多达近千家。设备齐全技术先进。抗日战争爆不少印刷厂向大后方迁移。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前被称作“孤岛”的租界还保留一些印刷厂。太平洋战争爆日军占领租界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被抢劫一空不少印刷厂被查封报社印刷厂则为日军掠占改印日伪报纸。上海印刷业每况愈下处在萧条中。在沦陷区一方面是中国印刷业遭受严重破坏而致萧条；而另一方面日本侵略者却大力展自己控制的印刷厂。如北平日伪政权主持的《新民报》印刷厂于1938年从日本购进一台84英寸高轮转机为各报社设备最新者这些厂在设备、技术相对先进条件下为日伪印刷侵略中国所需的教科书、报刊和宣传品。 三、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印刷业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出版印刷企业纷纷回迁上海再次成为中国出版印刷业中心。 上海在抗日战争爆前夕各类印刷厂近千家；沦陷后陡减至约2oo家；抗战胜利后大批厂家回迁。据1946年《上海市年鉴》载：“胜利后内地出版社迁沪者多至数十家加上本市原有出版家之努力行单行本数据今夏统计已有4ooo余种数量在5o万册。”这一年出版各种报纸数十种杂志43o种；造纸厂34家；铅印厂316家彩印厂1o7家。可见抗战胜利后的恢复是相当迅的。北平、南京、天津等其他以往印刷业较达的城市情况相同不再赘述。 遗憾的是不久国民党又挑起内战。解放战争期间随着军事形势的展国统区的印刷业于抗战胜利后出现的繁荣和生机逐渐消失而解放区的印刷业却呈现出一片生机。 抗战胜利后中央委派许多干部到东北、华北等解放区开辟工作重新调整、组建了许多印刷厂。例如：1946年4月成立江海印刷公司下属江海导报印刷厂、韬奋印刷厂、东台民报印刷厂三个厂。11月又将江海导报、韬奋二厂改组成苏中韬奋印刷厂。1947年1o月苏中韬奋印刷厂又与盐阜印刷厂、黄海印刷厂合并调整为华中日报印刷厂、华中新华书店印刷厂、华中指挥部政治部印刷厂。 1946年起在东北建有佳木斯印刷厂、东安印刷厂、东北日报印刷厂、东北铁路印刷厂、哈尔滨新华印刷厂等多家印刷厂。 1947年鲁中印钞厂并入渤海印钞厂1948年迁至济南改称中国人民银行第三印制局。 1948年山东新华书店成立印刷部下辖9个印刷厂。同年建立中南新华书店（建有规模较大的印刷厂）。该店1949年迁至武汉改称新华书店中南总分店下辖12个印刷厂。 其中与解放后印刷业展有着直接关系的是抗战胜利后各地区新华书店的组建。当时各解放区统一设立了集中编、印、的新华书店各地新华书店下都设有印刷厂。这些新华书店的建立也为解放后印刷业的展打下了基础。 第三章土地制度与土地改革土地制度是前资本主义社会中最基本的制度。中国几千年的土地制度影响着社会的各个领域。到了近代由于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出现了更加复杂和严重的土地问题。民国时期在封建半封建土地制度下地权集中和使用分散的矛盾越来越尖锐阻碍了生产力的展导致了社会的动荡不安迫使各政治派别提出种种土地改革的主张和方案成败俱有一一为历史所抉择。 第一节民国时期的土地所有制形态在复杂的土地关系中所有权居于绝对统治地位它决定和制约着土地关系中的其他方方面面。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地广人多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展极不平衡土地所有制的形态繁杂其性质和作用各不相同。分述如下：国家的土地所有指土地由国家直接掌管即由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占有的土地所有形态。在我国封建社会里这种形态是指屯田、垦田、营田、官庄、没入田、职分田、官府掌管的荒地以及山川林泽等等清末民初总称为“官公田”和私有土地总称为“民田”相对而言。 辛亥革命以后由于在政治上结束了封建帝制原来掌握在满族统治者手中的官公田（包括旗地等）迅民田化官荒和牧场也大规模的丈放和开垦升科甚至被地方政府公开拍卖使国有土地私有化。东北、内蒙等地最为明显。“自19o5至1929二十四年之间黑龙江的百分之九十五的土地皆归私人所有大部转入大地主之手。”1据抗日战争前的估算官公田的已耕地私有化趋势如下2：官公田时期总计合计庄田各种官田庙田及其他公田私有地明朝万历年间（十六世纪末） 1oo5o9.227.213.65o清朝光绪年间（1887年） 1oo18.87.81181.2民国时期(1929—1933年)1oo6.72.313.493.3官公地名义上不属任何私人但当权的统治者有权对它随意处置。比如日本殖民者统治台湾时期曾强占大宗良田作为其移民的立足点。日本的垄断集团台湾糖业公司、台湾茶叶公司等都附有上万公顷土地的大农场。1945年日本投降后属于日本官方和私人的产业被国民政府接收列为公地者约18万公顷占当时台湾可耕地总面积81.6万公顷的21.6％其官公田的比重大大过大6的情况这也是后来到五十年代台湾当局能搞“公1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74页。2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275页。原编者说：光绪年间的统计将庙田及其他公田等是并入私有地计算若归属官公田项下官公地则占25％。地放领”的客观条件。 地主的土地所有指地主占有大量土地自己不参加劳动（或仅有轻微劳动）主要靠出租土地剥削。民国时期这种土地所有仍是土地私有制的主体是封建半封建生产关系的核心它不仅左右农业生产中的各种经济关系而且还能影响手工副业、商业、金融业和城镇的面貌进而造成许多不合理的上层建筑方面（特别是基层政权）的社会现象。 辛亥革命没有触动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而且出现了一批军阀大地主阶层“如河南的袁世凯湖南的赵恒惕四川的刘湘、刘文辉等都占有很多的土地几乎在有名的大地主中找不出几个不是出身于军阀、官僚的”1。袁世凯在其家乡河南彰德和汲县、辉县等地有田产4万亩。他的部属张敬尧、倪嗣冲在安徽各有土地7至8万亩。徐世昌在辉县有5ooo多亩。曹锟兄弟是天津静海一带最大的地主并垄断了那里的水利设施。在东北张作霖圈地15o万亩张焕相有1.4万亩吴俊陞有2万亩。西北的马鸿逵有地产1o万余亩。广东陈炯明在其老家海丰让士兵拿着“将军府”的竹签随意插圈民田。四川大邑的军阀地主占全县耕地66％其中占田最多的有3万亩以上。刘文彩早年只是一个占有3o多亩的小地主到1927年前后仗恃家族军阀势力疯狂抢夺兼并土地竟达1.2万亩之多。 同时中国的商人、高利贷者积聚大量货币后也和军阀官僚一样争购土地其原因一是认为田产比其他财产稳定保险二是看到地租收益高不用1o年的地租就可收回地价。这与西欧不同西欧的商人资本是往工业方面投资与封建主对立；中国商人则热衷将利润转化为田产采取封建地租剥削增加财富与封建地主联袂或者自身就是商人兼地主。这是民国以来封建半封建土地关系延续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 据1922年调查安徽芜湖36户地主的职业商人23户占64％占全部地主土地的75％平均每户占地13oo亩1。1929年调查广东新会191户地主商人兼地主138户占72％占全部地主土地的7o％。193o年江苏民政厅对该省占地1ooo亩到6万亩的374家大地主的调查情况更充分反映了地主与军阀官僚、商人、高利贷者四位一体对投资实业并不感兴趣。且看下表：江苏374家大地主的主要职业11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14页。 1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324页。 1陈翰笙等：《解放前的中国农村》（二）展望出版社1987年版第88页。项别军政官吏放高利贷者商人经营实业者家数44693612江苏南部％27.342.922.47.4家数1226o31江苏北部％57.328.214.5家数1661296712合计％44.434.517.93.2“族田”是地主土地所有的一种特殊形态。这是指农村一姓一族所共有的土地称为祭田、社田、太公田（广东等）祠堂田、众田（浙江等）、义庄田、公堂田（江西、皖南等）等等实是封建宗法关系的产物一般不敢私卖常被族长（大多是地主豪绅）所把持出租收入供祭祖、修祠之用也有救济、助学之用余数往往被把持者所侵吞故有“集团地主”之称是地主阶级最稳固的基础2。故此族田应归于地主土地所有的一种。据统计1928至193o年广东的太公田占全省耕地的3o％约126o万亩之多3。南方各地的族田一般占1o％。土地改革废除“族田”是摧毁封建地主经济基础及其政治势力的一大措施。 根据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1933年对陕、豫、苏、浙、粤、桂6省农村调查的总结（陈翰笙、薛暮桥、孙晓村、王寅生等参与调查）：占农村人口3.5％的地主占45.8％的耕地6.4％的富农占18％的耕地19.6％的中农占17.8％的耕地7o.5％的贫雇农占18.4％的耕地。1再从全国范围来看陶直夫（即钱俊瑞）1934年根据各方材料的综合估算如下：中国土地的分配2户数所有土地户（万）％面积（万亩）％平均每户土地面积（亩） 总数6ooo1oo14oooo1oo23.3地主24o47oooo5o291.7富农36o6252oo187o中农12oo2o21ooo1517.5贫雇农42oo7o238oo175.72陈翰笙等：《解放前的中国农村》（二）第99—1o1页。 3陈翰笙等：《解放前的中国农村》（二）第99—1o1页。 1薛暮桥：《中国农村经济常识》新知书店1937年版第26页。 2陈翰笙等：《解放前的中国农村》（二）第189页。地主所有的土地包括“集团地主”的“族田”等在内。 地主所有的土地占位富农仅次于地主富农中有不少是出租土地具有半地主性质。地主、半地主或富农占全国农户不到1o％而占有全国耕地的6o％上下而且多数是上中等的好地和水田。按户均来计算地主户均占田是中农的16倍多是贫雇农的51倍。而这种封建半封建性质的土地关系以5o％左右的地租率计地主不劳而获每年从佃农半佃农手中获取粮食6oo亿斤以上大多用于寄生性的挥霍必然导致人地关系的紧张农业生产力的衰退这是民国时期最落后和最反动的一种生产关系。 农民的土地所有主要是指自耕农、半自耕农的小块私有土地。 中国是以农立国自耕农在社会经济总和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对农业生产的展起着显著的作用。在中国历史上自耕农数量的增减往往标志着整个社会和经济的兴衰同时由于自耕农的小块土地肩负着国家赋税的重担因而封建皇朝的开明君主一般是重视对自耕农的扶植。自耕农素有“天子之农”之称。历代皇朝后期社会动乱不已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土地兼并造成大量自耕农半自耕农的破产。 民国时期北洋政府的军阀官僚热衷于抢夺土地更谈不上颁布扶植自耕农的法令。南京国民政府的“土地法”虽有扶植自耕农的条文但却收效甚微。在内乱、外患的交相侵害下自耕农逐年减少无地化的趋势加。22省农民无地化的趋势1（％） 时期合计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19121oo49232819311oo46233119361oo46243o19471oo422533一般说总农户中自耕农、半自耕农的比重华北、西北地区要比华中、华南地区大些。各地自耕农下降的度也不平衡有的地方非常剧烈如江苏丹阳1931至1936年总农户中自耕农由45％下降为3o％半自耕农由4o％下降为35％佃农则由15％剧升为35％。1农民自耕比佃耕为优。一是土地属于自己所有不似佃耕受地主的掣肘1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276页。 1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733页。 和担心抽田退佃愿意投资有利于提高土地的丰度；二是四场收益除承担国家的赋税外没有地租剥削在经营条件与佃耕相等的情况下自耕农收益比佃农大有利于改善自身的生活、生产条件；三是自耕农有自己的“恒产”有恒产者有恒心既爱其地产必爱其家乡比佃农安居乐业有利于社会安定与乡村建设。 可是自耕农作为土地小私有者的重要特点是其不稳定性不断出现“两极分化”。个别自耕农虽有可能勤劳致富后上升为富农地主但多数自耕农趋向破产。原因在于：其一当国家无限度地横征暴敛时自耕农成为沉重的赋税和徭役的主要负担者；其二外国资本入侵造成一个买办的和商业高利贷的剥削网进行不等价的交换自耕农半自耕农成为它们在农村掠夺的主要对象；其三对于天灾的袭击自耕农身单力薄无力抗衡。所以就物质条件（土地）而言农民的小块土地所有是地主的土地所有的补充和附庸；就劳动条件而言自耕农半自耕农是佃农和雇农的潜在后备军。可以说农民的土地所有是一种处于十字路口的土地所有具有过渡的特色。 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指土地所有者采取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使用雇佣劳动产品的全部或大部是为市场而生产的商品从中赚取利润的一种土地所有。或者是土地所有者将大块土地出租给农业资本家收取农业资本家雇工经营过其平均利润的那部分剩余价值即共同分割剩余价值收取资本主义地租为前提的一种土地所有。这是商品经济展到一定阶段价值规律在土地经营中生作用代替经济强制的封建主义剥削方式而新兴的一种土地所有。 习惯上称中国富农为农村资产阶级将富农土地所有称为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这并不确当。事实上中国富农不少是出租土地或兼放高利贷的带有浓重的封建性剥削它们对土地的占有并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真正属于雇工经营为市场而生产商品的新式富农（包括经营地主）为数不多。二十世纪初出现的新式农垦企业租进或购进大块土地雇佣农业劳动者采取资本主义经营方式者寥寥无几。二十年代初新式农垦企业最盛之时占有耕地也不过1ooo多万亩只占全国总耕地的1％而且也不景气有的退变有的倒闭。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阻挡了中国资本主义农业展的道路。 殖民主义的土地所有从鸦片战争开始殖民主义势力不断侵略中国掠夺中国的土地、财富与劳动力。它们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将抢去或“租借”、诈骗的一大片一大片国土民田置于自己的专管之下。这些土地殖民主义者有任意处置权成为殖民主义的土地所有。它既不同于中国固有的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也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 “租界”。殖民主义列强以1843年《虎门条约》（《南京条约》的附件之一）中关于在通商口岸租地建屋的规定划设租界建立殖民统治机构（如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等）俨若国中之国。租界内的土地一经承租即永归租户。租界范围又不断随意扩大。1925年上海公共租界越界筑路一下子扩大7923英亩（1英亩约合6市亩）过了原来租界面积。租界的土地永租权等于剥夺了中国的土地所有权。殖民分子对土地可任意处置或出租房宅地或建屋赁租榨取高额利润。如英人哈同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前后大刮地皮大搞房地产投机在利用越界筑路扩大租界中很快成为“地皮大王”1931年死时的财产竟达4oo万英镑（相当1.3亿枚银元）。“租借地”。甲午战争后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强租中国的港湾。在被租借地区列强不仅享有土地使用权甚至有领土权不付任何代价这无异于领土主权的“割让”。德国强租胶州湾后设立胶州保护领地把“胶州”纳入德国的殖民地之列。英国把强租的九龙半岛称为“新界”与被其割占的香港同置于香港总督殖民统治之下。沙俄强租旅大后设“关东省”视同俄国领土。列强并以租借地作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军事据点在其势力范围内操有筑路、开矿、办厂等特权大量侵夺中国国土民田。仅沙俄修筑东清铁路即侵占土地16万多垧。 教会侵夺民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传教士开始享有“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1的特权。 义和团反帝斗争失败后“外国教堂依条约应特别认为法人得享有土地所有权”2。在直隶（今河北）法国天主教献县张家庄总堂从1856年建堂到1949年共侵占农田5975亩民房333o间3。在四川西部天主教会占有土地3o万亩。绥远省265所天主堂竟占有土地5oo万亩。此番情况遍及全国。教会对占有的大量土地同样采取分割小块出租的方式经营致力于保持资本主义前期的剥削方式。它与中国传统的地主土地所有不同在于农民不入教不许租佃玩弄一套“天主”、“上帝”赐给的把戏并享有收租谷而不缴纳赋税的特权此亦是殖民主义土地所有的一种特征。 殖民主义的土地所有最为突出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国土民田的抢夺。日本占领台湾后曾以“山林原野调查”之名出动军队1.2万人由日本台湾总督任总指挥任意掠占土地。到1914年划为官有的土地达752o911《中法北京条约》186o年1o月。 2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4o页。 3《天主堂在献县等处的田产》载《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1期。 甲（1甲相当于o.9691公顷约14.55市亩）而认定为私有地的山林只有31179甲。随后将官有地廉价抛售给日本垄断资本集团其收入在台湾总督府经常岁入中所占的比重191o年为53％1916年为7o％1927年达78％。4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东北迫不及待地加紧移民侵占中国农田。 到1936年日本政府更加狂妄地提出“百万户移住计划”目标为侵夺土地1ooo万町步（约1.5亿市亩）。日本侵略者除强行低价收买（一般不到市价的三分之一）外往往以“危险地”和“维持治安”的名义驱赶中国农民离开家园。如1939年5月强迫黑河上游上马厂等7个屯2o7户居民迁离占地245o垧。6月又占去老青屯等4个屯的土地75oo垧。1根据日本政府炮制的“开拓三法”（即《开拓团法》、《开拓农业协同组合法》、《开拓农场法》）将日本集团移民称为“开拓民”他们的农业用地、房舍等为“世袭家产制”不允典卖和转移给中国人使开拓团永远成为在东北农村殖民统治的据点。 日本移民占有大量耕地一般出租二分之一左右多者在9o％以上。如吉林省舒兰县四家房的大日向开拓团每户平均2o町步（约3oo市亩）土地其中19町步（占95％）出租。地租占收获量的6o％远远过当地以往的地租率。2少数民族的土地关系中国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的国家。由于历史上多次的民族大迁徙屯田、移民以及朝代的更迭等原因各民族的分布形成了有杂居、散居和聚居的不同状况。而远离汉族聚居区的少数民族社会展阶段则比较落后有的地区还保持封建领主制度、奴隶制度甚至原始公社制度等等。其土地制度、土地关系有显明的特点。 1.藏族封建领主土地关系。 藏族的封建领主土地关系由来已久。民国时期土地属于官府、贵族、寺院三大领主包括山水草木以及非耕地在内一切土地都属于三大领主所有。 农奴一般称为“差巴”（藏语意为支差的人）从领主那里领得一块“份地”要向领主与官府承担苛重的无偿差役。以拉萨区两个领主庄园内差劳役为例：1见《爱辉县志》北方文物社1986年版第28页。 2［日本］依田憙家：《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第257—258页。 庄园名称领主系统每户份地（克）1常年差（天）临时差（天） 邓豁卡寺庙1436o16o黑丁豁卡贵族1236o2951克是藏族的一种量器一克地就是指播种1克种子（约25市斤）的地其面积相当于1市亩。 差巴一般有家室占有少量耕畜和农具但人身依附于领主世代被束缚在领主土地上如果逃跑被抓回来往往被打入九死一生的水牢里份地被抽回财产被没收。失去份地的差巴下降为“堆穷”或“朗生”。 “堆穷”（藏语意为“小户”）取得少量的耕食地或者由主人供给粗劣的食料终日从事繁重的劳动不得温饱。毫无政治权利社会地位很低。 “朗生”一译为“囊生”（藏语意为家内奴隶）是最低下的等级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可以被买卖、赠送、陪嫁和任意处罚甚至没有自己的家室不准婚配私生子长大仍是家奴。 2.傣族封建领主土地关系。 傣族居住在云南德宏、西双版纳等地公元十四世纪由奴隶制进入封建领主制时代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中叶。 傣族领主土地关系集中体现为“澜召领召”一语直译为“水和土地都是‘召’的”“召”即傣族的领主。最高脑的“召”称“召片领”意为“广大土地之主”即元明以来的大土司。“召片领”分封亲近人员做各地的领主称为“召勐”（勐意为地方）“一勐之主”即小土司封地可以世袭。到二十世纪时有3o余“召勐”作为一级行政区划单位分别控制辖境内的军政财经实权对召片领承担各种军事政治义务。召勐又把辖区内的土地连同农奴分封给自己的属官作为俸禄俸田多少和官职大小是相称的对其所属的农奴及辖区内各族人民进行统治和剥削。 农奴有不同等级较高级的称为“傣勐”（意为“土著”）占农户总数的55％沿袭古老的农村公社组织形式聚居成寨领种较多的耕地和私有较多的耕畜。较低级的称为“滚很召”（意为“官家的人”）占农户总数的39％主要是被释放的家奴领种土地较少。农奴领得“份地”后要提供与之相应的劳役与贡赋用自己的耕牛和农具无偿代耕各级领主的“公田”承担修水渠、修路、修桥与各种强制性的劳役。农奴为自己“份地”（称为“私田”）的劳动与为领主“公田”的劳动在空间和时间上都是严格分开的实质上是劳役地租。随着生产力的展以及农奴的消极反抗领主不得不改变剥削方式将“公田”交农奴包种包收包产甚至有将“公田”划为“份地”一并分配给农奴耕种只收实物地租。公田和私田的界限逐渐消失的景象类似春秋战国之际井田制的崩溃。 3.凉山彝族奴隶制土地关系。 民国时期分布在四川大小凉山的彝族奴隶制社会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等级制度十分森严。黑彝自视为血统“高贵”、“纯洁”的贵族等级称为“诺合”绝大多数为奴隶主是彝族的统治者占总人口的7％占有7o％以上的土地。白彝是被统治者统称为“节伙”有“曲诺”、“阿加”、“呷西”之分。 “阿加”彝语“阿图阿加”的简称意为“主子寨旁的奴”主要是单身奴隶呷西经主子婚配成家分居繁衍起来的约占总人口的33％。他们被限定住在主子宅旁常年为主子从事繁重的田间劳动和家务劳动通常靠主子给一小块“耕食地”勉强维持家庭生活。阿加没有人身自由仍属于某主子无自己的婚权和子女的亲权。 “呷西”彝语“呷西呷洛”的简称意为“主子锅灶旁边的手足”主要是被俘虏或买卖来的也有从“阿加”子女中抽来的约占总人口的1o％。呷西基本上是单身奴隶几乎一无所有毫无人身自由住在主子家里整年干最累最脏的活如牲畜一般被任意抵押、买卖和虐杀。 “曲诺”彝语中的“曲”是白色之意即称白彝主要是由历来的阿加赎身后繁衍而来的约占总人口的5o％是被统治者中的最高等级。曲诺的人身仍隶属于黑彝奴隶主不能随意迁出主子家支所控制的地区每年要为主子服一定天数的无偿劳役和受其他剥削。曲诺一般占有一定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极个别有上升为曲诺奴隶主也有不少下降为阿加和呷西。彝族奴隶主是生产资料（主要是土地）的占有者也是奴隶的占有者。 奴隶主一般将其土地划分为两部分：即“自营地”（也叫“节伙耕作地”）和“耕食地”。“节伙耕作地”即奴隶主利用阿加、呷西和曲诺的劳役直接经营的那一部分土地约占其总土地数的7o％以上是其剥削收入的主要部分。“耕食地”是供给阿加维持生活用的。有的奴隶主将其荒地山林出租招佃一般是曲诺承租待开改良土质后又借故夺回。有的则因远处的田地不宜自营而出租。这些租佃方式并不是作为奴隶制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它只是奴隶主进行剥削的一种补充手段而已。但在凉山边缘地区因受汉族封建租佃关系的影响奴隶的怠工、破坏农具或逃亡奴隶主难以控制而不得不出租耕地。这反映了凉山彝族的土地关系所生的缓慢变化。 4.独龙、怒族、布朗族等村社土地共有关系。 独龙族分布在云南独龙江流域还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方式阶段以采集、渔猎补充生活之不足与落后的生产力相适应耕地极大部分未固定有轮歇的“火山地”半固定的“水冬瓜树地”（指村寨附近较好的耕地）及房宅周围的“园地”（属个体家庭所有）。 “克恩”是独龙族原始共同体的基本形态“克恩”成员使用自己的农具共同耕种“火山地”、“水冬瓜树地”种籽也由各户平均摊出收获物平均分配。每个“克恩”还有公共的猎场、鱼口、采集场等使用。“园地”一般是私有伙耕（即一家有地几家合种）或私有私耕。个体私有的萌芽表明原始家族公社在逐渐解体中。 怒族分布在云南怒江流域土地关系与独龙族大同小异存在着氏族原始公有、家族伙有共耕与个体私有三种形态。伙有共耕是土地公有向私有转化的一种过渡形态其特点是共同占有、共同耕种、平均分配。受汉族、白族的土地私有制影响怒族也开始出现家族伙有土地的转让与买卖使伙有土地逐渐被个体私有土地所取代。 布朗族分布在云南西双版纳、双江等地山区还保留着原始公社的残余形态由若干“考公”（家族组织）与个体家庭构成的农村公社的领地有着严格的完整性与不可侵犯性未经许可不准本族以外的人使用土地和土地上的附属物。族内存在三种土地所有关系：一是农村公社公有地村社成员可自由垦耕；二是“考公”地家族成员集体所有集体耕作产品按户平均分配；三是个体家庭私有地包括宅地、园地不占主导地位。 还有拉祜族、佤族等少数民族都是处于类似的社会展阶段以土地公有为基础正在经历着由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缓慢地向土地私有私耕过渡。综上所述民国时期中国存在着复杂的各种形态的土地所有但主要形态是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这种所有关系严重阻碍着社会生产力的展。强加于中国的殖民主义的土地所有更是置中华民族于死地。不铲除此类封建半封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土地关系就不可能更新生产方式。 第二节私有土地的继承与转移私人地产的继承我国自古以来民间对于私人地产的继承就十分重视。清朝的《大清律例》对地产的继承有十分具体而繁琐的条文并相沿至民国时期。在中国不允许一个人用遗嘱的方式把地产转给他自己儿子以外的任何人不论儿子怎样堕落或挥霍、疯癫或低能也不例外。地产继承的普遍习惯是多子均分法即“分析家财田产不问妻妾婢生且以子数均分”。民国以来少许开明家庭的女儿也能分得一些地产。如果父母都去世了兄弟们愿意一起生活通常是长子代父抚养待嫁的姐妹暂时不析产分家。如果无亲生男性子嗣可由养子或过继之子继承。如果无任何男性继承人则需宗族有关各方（堂房叔伯兄弟以及娘舅等）聚议商定地产的处置也可由女儿继承。亡夫而无子无女的寡妇“合承夫份”：若其改嫁则夫家地产不许带走。一般情况下多子女的家庭父母为避免自己去世后出现析产的纠纷生前就作出析产的安排邀请家族有关各方到场作证写下字据签名画押俗称“分家”。这种地产继承权属于法律实施范围无须官方批准也无须缴纳继承税。只是生争执家庭协商不得解决的情况下上诉官方才有政府当局出面干预。 即使实行多子均分但在不少地区习俗上嫡长子有权多分或分双份；有的地方（如浙江永嘉）嫡长孙也可得一份以续香火供家庭祭祀之需。殷户多子女的家庭也有拨出一部分土地专供祭祀祖宗之用这也是过去“族田”、“祭田”、“公堂田”产生的缘由。 纵观我国私人地产的继承有以下特点：第一实行多子均分制分散地权。它不同于西欧的嫡长子继承法而且中国历来无遗产税继承人谁也不愿放弃应得的那份地产致使地权日趋分散地块日渐碎分这对于封建地主的土地兼并是个自然冲击波。但是地主身份的家庭析产之后多户头的纨袴子弟往往是重租盘剥比以前更加厉害。而自耕农、半自耕农的分家析产使地块碎分不利于土地改良和水利灌溉浪费人力畜力有碍农业生产的展。 第二中国农民视土地为命根对于地产的继承十分重视。它反映了近代中国的农村仍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特征。以农为生守地为业尤其是人多地少别无生产门类的情况下继承大宗地产可显示自己的荣富继承几亩薄田也可有生存立足之地。有了地产可以自种可以出租也可以自由典任何其他财富更实在更可贵所以我国的农民对地产的私有观念比任何欧美国家要强烈得多。因而从政府法律到民间习惯关于地产的继承、买卖、典当等格外重视规定的手续。民间惯例约定俗成因循沿袭。 第三强调“子承父份”维护封建宗法制度的基础。我国民间地产的继承竭力避免宗族地产的外流。自古以来认为地产外流是对祖先的不孝败坏家族名声。因此在析产中对本族亲房、对同姓宽容厚待对外姓（包括嫁出去的女子）苛刻限制。当地产继承处置出现矛盾时五服之内的房族有权干预房族的长者有至上的权威加以仲裁防止地产向族外流散。继承如此买卖、典当也如此。所以有权势的殷户之家往往保留族田维护宗法关系建祠堂上祖坟续家谱等等有其物质基础不许族田买卖变更。民田的典当与买卖土地所有权的转移、让渡自古就有。历代官公田的封赐、配授、世袭、赠送、丈放、招垦、侵夺、抄没等等均属此类而大量存在的是民间私田的典当、买卖特别是土地兼并加剧的岁月里盛行民田的典当、买卖。地产的典当、买卖形式有绝卖、活卖、典当、抵押、加找、回赎等等按一般惯例都要办理严格规定的契据手续。 “绝卖”为地产原主（卖主）将土地卖掉、放弃赎回权的一种卖契即地产一次性了割。为了使该项土地买卖得以认可法律规定地契上须写明“绝卖永不回赎”字样。 “活卖”为卖主保留赎回权的一种契约。活卖的地价要比绝卖的低。 法律规定这种形式的地契须写明“活卖准贴找回赎”字样。同时必须写明回赎的年限。如卖主到期不赎买主则继续管业。事实上农民的土地一经活卖或典当出去便不易回赎回赎的件数一般不过半数。 “典当”（俗称活典）为原业主（出典主）交出地产作为所得代价的担保品的一种契约。典当价一般相当于地价的5o％至6o％。原业主在未偿还借款（典当价）赎回土地以前放弃土地的使用而典主取得土地使用权以土地的收益抵替利息。典当与活卖相似都保留要求加找地价差额和在规定年限内回赎土地的权利。不同之处典当的回赎年限短些一般也要三年如果届时不赎则转为售卖另立卖契。但已典当出去的地产原业主不能再典当或抵押给第三者即“一产两典”为法律所不许可；但“先典后卖”却为习惯所公认即“拦典不拦卖”的惯例。 “抵押”则不同。抵押土地的债务人只以地产作为借款的担保并不交出土地但要对借款付息债权人并不收用土地只是债务人不能照约偿还借款本息时债权人有权索取所担保的地产。当原业主（债务人）还清借款本息时“抵押”契约即撤销。 “加找”是指活卖或典当的原业主无力回赎时卖主向买主收受地价差额的一种契约将地产完全割让对方。这种另立的新契也叫“找绝”。如果买主或典主不同意原业主（卖主）加找地价差额的要求原业主可依法将地产以较高价格售与第三者偿还从前得自第二业主的借款所谓“当不拦卖”的惯例。法律也允许第二业主将地产转典给第三者如果和原来典当价有差额那么在“回赎”或“加找”时就涉及三方加以协议解决。 “回赎”按活卖或典当契约上规定期限进行回赎。在规定期限以前未得买主、典主的同意不能回赎。规定期限届满时也不得拒绝原业主回赎。如果没有规定期限一般是允许三年后随时可以回赎。回赎时地产如有损坏（非自然灾害的损坏）原业主可从赎金中扣除。地产如有增补改良典主可向回赎者提出收回其投资或索取补偿金。如果回赎时地价确有增涨原业主应“加价回赎”其增加之额由双方协定。还有政府与民间对于荒年迫于糊口贱价出售的绝卖地有“皆许回赎”的惯例。 对于“回赎”制度民国四年（1915年）北洋政府曾专门颁清理不动产典当办法规定活卖的回赎期以2o年为限典当以不过1o年为限届期不赎则听凭买主或典主过户投税。即取消往日无限期的“回赎”制度。到三四十年代新买主往往不愿“回赎”而愿“绝卖”一次性了割回赎制度趋向没落反映了土地商品化程度之加深但又促使无地化度之加快。土地买卖、典当活动必须办理立契据手续。契据没有统一格式但内容、专用名词是比较一致的。契据的内容一般载明：（1）卖地人或卖主情因需款兹将某某处几亩几分田地凭中出卖或出典给某人得价若干；（2）地亩坐落四至；（3）地价笔下交足不欠；（4）写明“绝卖不准回赎”或“活卖”或“典当”规定回赎期限；（5）该地以后由买主、典主或现业主管业悉听自便不得干涉；（6）欲后有凭立契存照等等。手续要求很严格地契的数字一律是大写末后要写上“整”以防将来涂改伪冒的问题。办理时还必须有“中人”2人以上在场参与“中人”多半是买卖双方的亲朋或邻居契据上必须有卖主（原业主）和“中人”的姓名亲笔签名画押或加盖印章。 土地买卖、地产过户的最后一道手续由买主到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办理土地转移交割的税契手续税契规定为卖价的3％至5％。买卖双方为了减轻契税的负担也有隐瞒地价的做法比如绝卖价为1ooo元分写成两张内容完全一样（各5oo元）的卖契买主只用其中的一张到政府部门去办理税契当缴纳契银后盖上政府的朱红钤印一般称之为“红契”即有法律效力从此地产正式过户今后由新业主承纳粮差。没盖印的契据俗称“白契”虽无法律保障但在民间地产转移中也承认其效用。 第三节农村的租佃关系民国时期农村的土地关系中广泛存在着租佃经营主要是以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封建性地租剥削而只存在极少量的采用资本主义农业经营的租佃关系。中国的封建租佃制由来早形态杂租额重对中国农业经济的作用和影响极大。 地租是土地所有者凭借土地所有权将土地租给他人使用而获得的收入。在土地私有制下地租是直接生产者创造的剩余产品被土地所有者无偿占有的部分马克思指出：“不论地租有什么独特的形式它的一切类型的一个共同点地租的占有是土地所有权借以实现的经济形式。”1封建社会地租形态的一般展顺序是：劳役地租、实物地租、货币地租后两种形态也称作代役租。这三种地租形态虽然按顺序生但纯粹的形态很少有常常是相互交错。在中国一直是实物地租占支配地位劳役地租也还有相当的残余（主要是少数民族地区）而货币地租则始终没有占主导地位。由于民国时期社会经济展很不平衡租佃关系是非常错综复杂的。 佃农比重大经营规模小中国自秦汉始佃耕现象一直存在。民国以后佃耕的比重仍在加大。根据1936年全国22省112o个县的调查报告佃农占农户总数的3o％半佃农占24％。在地区分布上华中华南的佃农半佃农在7o％以上而华北地区比重较低。1947年调查佃农半佃农在全国总农户中的比重上升为58％。佃农半佃农中很少有佃耕大量土地采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者绝大部分都是租佃5亩上下的小块土地进行手工业生产的小农经营形式仍属于自然经济状态下的封建半封建的租佃关系。 租佃形式多样而落后据1934年对22省879县的调查统计实物地租占78.8％（其中分成租占28.1％定额租占5o.7％）货币地租占21.2%并存在劳役地租。分成租是佃农按当年生产的农产品的一个固定的比例数（或称若干成）交纳地租。分成租制下地主往往直接干预甚至完全控制出租地块的全部生产过程以及佃农的人身自由。当收割时地主往往亲自或派管家到场监督分成。 定额租是在生产前即按亩规定好地租量的租佃形式是民国时期最流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14页。 行的一种实物地租形式。定额租由于租额事先已定佃农在生产上有较多的自主权和灵活性对于改进生产技术增加投资和劳力起了积极的刺激作用。定额租又有硬租和软租之分：硬租又称“铁租”不论年成如何都要不折不扣地交足租额；软租又称“议租”在遇到灾年时可以商议酌情减免。货币地租是实物定额租的转化形式是以货币形态占有佃农的剩余劳动所以最初的货币地租有实物折租之说称为“折租”或“钱租”。货币地租在民国时期比重仍然不大仅占租佃形式的21.2％（1936年）它多流行于商品经济比较达的地区、大城市附近、经济作物区以及东北和河套的新垦区。货币地租迫使农产品投向市场促进旧生产方式生变革即导致封建主义地租向资本主义地租过渡。 地租形式的变化也受其他社会经济、政治条件的影响如抗日战争时国民党统治区由于物价猛涨货币贬值粮食奇缺地主豪绅为了囤积居奇牟取暴利就有不愿收取钱租而出现了向实物地租的逆转。据1941年对后方的12省调查钱租改为分成租的19.1％改为定额实物租的17.9％其中四川、浙江、西康、湖北等省钱租改为实物租的占5o％至75％甚至还有逆转为劳役地租的情况。 劳役地租前文讲述的西藏、云南等地少数民族中存在的封建领主对农奴的剥削就是这种地租形式的典型表现。但是经济比较达的沿海地区也残存有劳役地租如江苏的宝山、嘉定等地有佃户租种一亩田称为“脚色田”必须给地主出工4o天左右此等天数能耕种两亩田折合实物地租相当一倍上下而且在农忙季节“脚色”（地主称佃农为“脚色”具有农奴含义）必须先到地主自营地上劳动而眼看租种的“脚色田”耽误农时受损失。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上海后工人失业众多纷纷回乡谋生当地地主乘人之危采取“脚色田”榨取佃农。 租佃期短或者无定期据1934年对11省的调查统计租佃期限如下：租佃期限（％） 总计1年3—1o年1o—29年永佃无定期1924年％2624912291934年％27248113o表中反映租佃期为1年的和无定期的比重从1924年的55％上升到1934年57％而且口头租约居多。租佃期短这不利于佃农投资和投力往往出现掠夺式的破坏地力。租期不定使佃农唯恐地主随时抽地不得不唯命是从。而地主缩减租佃期限是为了随时抽田另佃以达加租的目的。地租量重剥削率高民国时期占统治形式的实物地租的租率一般占亩产量的5o％左右在南方有的县份高达7o％至8o%甚至个别地区高达正产物的1oo％以上货币地租一般都过地价的1o％有的高达2o％上下。国际惯例地租的高低是以土地购买年来衡量购买年指用多少年的地租额等于该地地价。购买年越长地租越轻反之地租就越重。据1934年对14省的统计各式租额的购买年一般是8至9年有的地区仅有4至5年。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欧的购买年英国为27至3o年德国为2o年可见中国地租量苛重。 地租剥削程度通常以地租率（即亩地租量亩收获量％）来表示剥削率是不=大精确的。因为佃农投入的生产资料如种子、肥料、农药、农具折旧等成本费一般占去亩收获量的15％至2o％并未扣除。所以有人认为地租量应和田场实际收获量的增值部分比较（即亩地租量亩收获量生产资料成本％）-=来衡量地租剥削程度是有道理的。还有人认为地租量侵占剩余劳动甚至侵占部分必要劳动的程度（即地租量剩余劳动必要劳动％）来衡量也是有道理-=的。 我们认为地租剥削率作为一个衡量封建半封建土地制度下地租剥削程度的科学概念诚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剩余价值剥削率那样准确揭示资本对劳动力的剥削程度的话那么封建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地租剥削率也应该以地租对劳动力的剥削程度来加以揭示才是比较科学的。地租剥削率即以地租量除以必要劳动量来计算其公式表示如下：封建主义地租剥削率地租量必要劳动量（即生活资料支出） ==%这个公式和上文所举的那几种计算法是有区别的它把地租看作是佃农劳动的使用所创造的把地租剥削看作是对佃农劳动力的剥削这是更深层地触及了封建主义地租的本质。举例而言：11资料来源：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选辑》第311—312页以及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27o页。 地区四川成都广西郁林江苏吴县浙江武义河北北塘时期1926年1933年1933年1934年1934年佃农（家）23家平均26家平均1111.租佃（亩）未详未详14121o2.四场收入（元）554.227o.3.生产资料支出（元）8o.166.981.623.4.生活资料支出（元）138.4183.9168.296.5.剩余劳动〔2—(3＋4)〕(元)335.719.3－8.614.6.剩余劳动率〔54〕（％） 242.61o.5无16.671.47.地租（元）68.57251.8.收支相抵〔2-（3+4+7）〕（元） —12.3-49.2－8o.6－35.7－9.地租率[]72（％） 62.825.43o38.144.41o.地租侵占必要劳动[754-]（％） 3.735.447.936.942.911.地租剥削率[]74（％） 251.437.242.853.6114.3上表可知各地佃农的剩余劳动率差别很大江苏吴县为负数最高为四川成都的242.6％这是和成都平原土地肥沃水利条件好有关它反映了中国农业经济展的不平衡性；各地的地租率也不等最低为广西郁林的25.4％最高为四川成都的62.8％所有地租不仅侵吞了佃农的剩余劳动还侵占了佃农部分必要劳动。所有地租剥削率都高于剩余劳动率和地租率有的甚至高达251.4％（四川成都）而且剩余劳动率高地租率、地租剥削率也高几乎同步递增。这说明佃农提高生产力的成果尽被地主阶级夺去了。这就是民国时期封建半封建土地制度下租佃关系的主要症结。 地租率与田等产量的背离无论是实物地租或货币地租的租率都是下中等田高过上等田。据193o年国民政府立法院统计：各等田地实物地租对产额的百分比1省份报告地区上中下吉林2133.834.535.4山东848.551.855.6浙江3748.249.25o.6贵州115151.754.7货币地租（钱租）也是如此。同年统计材料表明全国2o省水田的钱租对地价的百分比上等占1o.3％中等占11.3％下等占12％；旱地上等占1o.3％中等占11%下等占11.5%等等。这说明越是压在底层的佃农所负担的地租率就越高因为贫苦的佃农往往很难租到上等田而只能租到中下等田。 押租预租盛行附加租名目繁多据1933年国民政府主计处调查全国359个县有押租的169县占47％尤其在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盛行粤、贵、川、鄂、苏、浙等省流行押租的县数达6o％以上四川且过了9o％这与这些地区佃耕比重大佃农竞相租佃的情况是分不开的。而押租金额各地高低不一有的低于年地租量有的相等有的甚至过五六倍（如江西九江）。押租成为地主预防佃农欠租的一种重要手段。 还有预租就是佃农在租种前（一般是年前或清明前）先将地租（一般是钱租）交付不管收成如何预租则保证了地主的收益。 不论押租或预租在各地的比重都趋于上升租金也在加大。如江苏昆山县押租田占租田的比重19o5年为25.5％1914年上升为4o.9％1924年达61.8％；宝山县刘行杨行一带预租田占租田的比重1923年为15％至2o％到1932年上升为6o％至7o％。 还有其他经济剥削和附加租。如：当佃户向田东承租时要摆“认东酒”地主或管家来收租时要设“迎东酒”、“交租饭”；常年有“田信鸡”、“田信鸭”“尝新米”、“尝新果”；各地存在的“包佃制”、“庄头制”和“租栈”等中间人从中渔利层层勒索；还有小亩出租、大斗收租佃户为地主无偿挑水、抬轿、修房甚至云南等地地主逼迫佃农参加械斗卖命对欠租佃农拘捕拷打和强迫其妻女为奴仆等等。 山东曲阜孔府遍布各庄的佃户分别为鸭蛋户、扫帚户、苇子户、修路户、哭丧户等等孔府全年所需的鸭蛋、扫帚、苇蓆等全由佃户无偿供给1见陈翰笙等：《解放前的中国农村》（三）第788页。 孔府、孔庙、孔林之间道路保养全由修路户无偿出工甚至孔府死人出殡由众多的哭丧户来哭丧送丧如此五花八门的经济剥削和压迫反映佃农的人身隶属关系类似农奴。 永佃制趋向没落明清时期形成的永佃制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渐次衰落。永佃制的形成是广大贫苦农民长期斗争的结果是用血和汗换来的。有的是佃农由于垦荒支付工本而获得；有的是交纳一笔押租金后而获得；有的是自耕农典卖土地时只出卖土地的“田底”权而保留了“田面”的永远耕作权；也有的是通过反抗手段迫使地主承认永佃权防止地主“夺田改佃”等等。这种租佃关系在江南一些省份如江、浙、皖等地曾比较普遍地存在约占佃耕总数的3o％上下。在永佃制下地权被分割即分为“田底”与“田面”（各地名称不一浙江有叫“田骨”“田皮”、“大买”“小买”江苏有叫“大田”“小田”、“大业”“小业”广东有叫“大租”“小租”、“质田”“粮田”等等性质是一致的）佃农不仅有权长期使用土地租额较轻；而且可以出租或典卖“田面”权。即使地主典卖田底权亦无碍佃户的田面权这便是所谓“换主不换佃”、“卖田不卖耕”的惯例。这说明佃农获得一部分地权是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一种冲击。佃权相对稳定也有利于改善生产条件。 但是国民党政府统治全国后颁布的《民法》规定：“永佃权人不得将土地出租于他人”“永佃权人积欠地租达二年之总额者”就可撤佃等等。在浙江无书面契约的永佃权“遭撤佃者比比皆是”1。历史表明：永佃权只是一时缓解租佃关系的紧张而不能彻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唯有“耕者有其田”才能彻底废除封建半封建土地制度。 1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253页。 第四节农村土地的经营问题土地问题包括土地占有和土地使用两方面问题。土地占有决定与制约着土地使用；而土地如何使用则反映土地占有的性质和作用反映农业生产力的水平。两者密切相关。民国时期农村土地的经营有如下形式：小农经营形式民国时期的耕地多数被地主富农所占有但使用土地的主要是中农和贫雇农。农民一家一户是一个生产单位经营的田场狭小有机构成差剩余劳动率低下。 根据国民党土地委员会1934年对16省163县的统计平均每户经营面积为15.7亩其中47％的农户不足1o亩而且每户地块也是七零八落。中国农民经营规模细小的原因：一是中国耕地少人口多人均耕地不到3市亩；二是民族工业不达吸收不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而多子析产制使各户田场越来越狭小；三是中贫农的经济能力薄弱无力租佃大量土地耕种。中国农村一个整劳动力常年在田场劳动时间折合的天数一般是11o天上下这是农业劳动力的极大的浪费。 在农业资金、耕畜、农具方面据1933年22省统计农村总户数中因收不敷支而借粮的占48％借款的占56％借款也主要用于非生产性开支（如伙食、婚丧等）用于生产性开支则不到1o％。借款购置农具和耕畜的很少无耕畜和耕畜不足的与年俱增。据对浙江嘉善、陕西郃县两地农家耕畜占有情况的调查1933年已有近半农户无力饲养耕畜。连鱼米之乡的江苏无锡礼社镇在三十年代也出现“农民无力养牛年有减少至今已完全绝迹。耕田翻土全用人力”1的情况。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走上农业机械化道路之时我国对机械农具的使用则微乎其微。据统计全国电力灌溉（使用抽水机）的田亩最多的年份（193o年）也不过5万亩还不到全国总耕地的万分之一。从1915年由国外购进第一台拖拉机起到1949年除台湾省外总数也不过4o1台（标准台）。 农业劳动者素质低农业生产技术停滞不前。作为主要农业劳动者的贫苦农民由于长期遭受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掠夺和盘剥过着牛马不如的生质差平均寿命仅及35岁9o％以上是文盲半文盲科学文化知识几乎是零农业生产全凭经验沿用一套古老的耕作方法水土流失种子退化遇旱祈雨遇虫求神因而农业生产力低下单位面积产量长期徘徊甚至下降。且看下表：1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977页。 主要农产品单位面积产量的变动（1931—1947）1单位：每市亩/市斤作物19311932193319341935193619461947秈粳稻336383351281347355339247小麦14614615415313715114o138高粱16518718o17o19o2o9183168小米164167161168172176166139玉米184194178176194176179171大豆14516318314413o16114815o油菜籽82878o9o88847585芝麻837976827569花生25824322425o225227棉花28293o2827343o28烟叶159153154154147—如果同外国相比1928至193o年间每公顷的稻米产量以百公斤计：中国是18.9美国是22.7日本是35.9意大利是46.8、西班牙是62.32。中国稻米的单位面积产量远不如外国。 由于小农经营田场规模狭小生产水平低下加上频繁的天灾战祸剩余劳动率一般是很低的。据1933年千家驹等人对广西郁林的自耕农、半自耕农兼佃农、佃农、佃农兼雇农的分别调查这四类农家田场和家庭手工副业的收入抵偿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即必要劳动）的支出之后剩余劳动及其剩余劳动率（％）分别为：49.5元（19％）、51.2元（23.9％）、36.2元（19.7％）、28.8元（2o％）1。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劳动力很少而劳动的自然条件又贫弱剩余劳动便也很少。即使这样低下的剩余劳动自耕农还要支付目名繁多的赋税佃农要支付苛重的地租几乎都是全部侵占剩余劳动和一部分必要劳动。 大农经营形式大农主要是指地主富农自己雇工经营的田场其规模较大在华中华南是3o亩以上在新垦区和华北是5o亩以上。大农的资金比较充足拥有足够的劳动人手和耕畜有较完善的生产工具和较多的肥料也比较注意改良1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361页。 2见陈翰笙等：《解放前的中国农村》（二）第456页。 1见陈翰笙等：《解放前的中国农村》（三）第776—778页。 种子和改良生产技术生产率较高经营目的是为了营利。应该说大农经营是旧中国农业中一种比较先进的经济成分带有资本主义农业经济的性质。自己经营田场的地主历称“经营地主”它和富农的区别是地主本人不参加劳动土地往往由“大伙计”或管家代为管理。从全国来说为数甚少唯山东、河北有一定数量。如山东淄川县栗家庄村荆堂毕家有耕地9oo亩其中6oo亩雇工经营有长工3o多人季节性短工农忙时多达12o人备有各类生产和运输工具资金和畜力、肥料充足亩产高出当地的一倍左右产品大多运到集市上出卖。同时树荆堂还开设一个拥有72架织机、雇工上百人的丝织手工工场。1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兼手工工场主的经营地主。另一调查山东莒南县团林3个村和赣榆县金山3个村在1937年共有地主37户户均耕地81亩其中完全自己雇工经营的18户一半出租一半自营的9户全部出租的1o户。该地经营地主在地主总数中的比重是大的。2富农雇工经营在近代中国经济作物领域率先出现后一度富有生机。富农代表农村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其经营的展或萎缩一般是窥测农业生产是否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重要标志。 但在全国范围内富农经济并不达到三十年代明显走向衰退。 究其原因、正如当时薛暮桥所分析的：“（1）他们虽有广大土地但因地租很高所以宁愿分割开来租给农民不肯自己经营；（2）他们虽有大量资金但因利息极高所以宁愿放债不肯用来购买机器；（3）劳力太不值钱使用机器反不合算。”3到四十年代末期据全国12个省区的调查富农占总农户的比例从三十年代中期的6％下降为4％左右土地占有数占耕地的总数从三十年代中期的18％下降为13％左右。4新式垦殖企业经营形式具有资本主义农业经营性质的新式农牧垦殖企业出现在二十世纪初最早的是19o1年张謇创办的通海垦牧公司。1912年全国18省注册的农牧垦殖公司有171家资本总额635万多元1。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几年里伴随着中国民族工业的展垦殖公司曾有较迅的展。据苏、皖、浙、鲁、豫、晋、吉、察8省不完全的统计1912年有垦殖公司59家资本286万元到1919年达61o家、资本4576万元2。其中苏北沿海的垦1景苏等：《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底社会性质》山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7o—73页。2参见陈翰笙等：《解放前的中国农村》（三）第471—475页。 3薛暮桥：《旧中国的农村经济》198o年再版第196页。 1见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697页。 2见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339—341页。 殖公司展尤为迅猛到1922年有45家资本达2o14.6万元（缺12家数）占地637.8万亩。（缺4家数） 这些新式垦殖企业有以下特点：第一从企业创办人来看多半是官僚、军阀和当地士绅真正由商人、实业家创办的不多。 第二从企业的组织形式看新式垦殖公司多为股份公司和合资公司。 据统计1912年农商部登记注册的171家农垦企业中股份制为112家占总数的65.5％；合资的为35家占2o.5％；其他24家占14％。 第三从企业的生产手段看拥有一些农机设备而多数还是人工畜力耕作。 第四从企业的经营效果看一般说来规模小的企业效益好些资本主义色彩较浓。 到二十年代后期新式垦殖企业明显走向下坡。据南京国民政府1933年的考察报告：苏北盐垦区的16个万亩以上的垦殖公司除4个公司情况不明外其余全是负债总数达1o74万元各公司的未垦地占8o％甚至有5个公司一点也未开垦。结果是纷纷“割地了债”苏北垦殖企业如此败落基本上反映了全国垦殖企业的共同厄运。 除上述之外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通过开展大生产运动出现了像南泥湾等地土地公有、集体劳动、共同消费的经营形式。还有在农民自愿互利的原则下建立以个体经济为基础的农业集体劳动合作组织如变工队、扎工队、互助组等。这些新型的经营形式利于农业生产的展具有社会主义萌芽的性质。但就全国来说它们还只占很小的部分。 中国农村土地关系的症结民国时期以富农为代表的大农经营和新式农垦企业未能正常展仍以封建半封建土地制度下的小农租佃经营占统治地位地权集中和使用分散的矛盾愈加尖锐。本来随着土地所有权的集中土地的使用也相对集中大农经营逐渐取代小农经营是商品经济社会展中的一般规律。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下中国的资本主义农业生产不能自由展商品经济比较达的地方如东南沿海地区小农租佃经营的比重反而更大。 我国的小农经营主要是小农租佃经营田场狭小“靠天”种地资金匮乏畜力不足农具简陋肥料短缺技术改良困难劳力浪费严重剩余劳动很少加上苛租、重税、高利和买办商业资本的盘剥必要劳动也被侵占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 这些残酷的事实深刻揭示了中国农村土地关系的症结：一方面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阶级（包括半地主式富农）很少像德国容克地主那样大规模地雇工经营榨取农业工人的剩余价值去展资本主义农业；另方面租佃经营者主要是贫苦农民资金短缺也不可能像英国农业资本家那样从地主手里租入大块土地创设雇工经营的农场。而且一度兴起的富农雇工经营和为数不多的新式农垦企业很快因无利可图甚至亏本而走向衰落。地权集中使用分散地主富农掠夺农民的基本手段仍把土地零碎分割出租榨取高额地租这就是民国时期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土地占有和小农租佃经营相结合的经济结构。 地主富农占有土地越多出租土地的比例越大而地块碎分使用的越厉害。广大农民既无充足土地保障自己的独立生活又没有别的出路一家几个兄弟分家析产田场一再细分不得不租种地主的土地而受宰割。并且由于农民不断失地促进了租佃的竞争而弹性地租又驱使地主对农民进行更加苛刻的剥削。如此恶性循环在根深蒂固的封建半封建土地关系的桎梏下生产力非常低下是民国时期农业生产长期停滞不前农民极端穷困和落后的根本原因。反映在阶级关系上是收租地主同饥饿佃农的尖锐对立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动荡不安。所以说这种极不合理的土地关系“是我们民族被侵略、被压迫、穷困及落后的根源是我们国家民主化、工业化、独立、统一及富强的基本障碍”1。因此非进行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则不能解放社会生产力更谈不上振兴中华了。 1：《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195o年6月14日）《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3页。 第五节改革土地制度的种种主张与斗争彻底变革我国封建半封建的土地制度是摧毁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根基是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也是解放农民、解放社会生产力的一个关键问题。因此一切党派和政治活动人物都要在这个问题上表态、亮相受检验、被取舍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正如在1936年所说的“谁赢得农民谁就赢得中国；谁能解决土地问题谁就能赢得农民”。2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主张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创立中国同盟会时就提出“平均地权”作为民生主义的核心、解决土地问题的纲领。 平均地权的目标是实现“地尽其利地利共享”。孙中山从自然法的观点论证了土地应归为公有而不该归私人垄断。他认为：“原夫土地公有实为精确不磨之论。人类生之前土地已自然存在人类消灭以后土地必长此存留。可见土地实为社会所有人于其间又恶得而私之耶。”“欲求生产分配之平均亦必先将土地收回公有而后始可谋社会永远之幸福也。”1一般说来资产阶级实现土地国有的途径有三：一是税去地主用征收地价税和土地增值税的办法实行土地国有；二是买去地主用收买的办法把地主的土地变为国有土地；三是踢去地主用强制手段没收地主的土地归国家所有。 孙中山的平均地权主张主要是采取第一条途径但也不排斥后两条途径。其具体步骤和方法是：“规定地价照价征税照价收买涨价归公。”地价由地主自报并登记在册。地价税采用累进税法地价愈高其税愈重。照价收买的规定可使地主在呈报地价时不愿少报也不敢多报少报怕政府照价收买吃地价的亏；多报怕政府照地价抽税吃重税的亏。涨价归公“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21912年初孙中山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曾提议试行平均地权但由于意见不一南京临时政府未能颁布有关平均地权的法令或措施。1912年4月1日他辞去临时大总统职的当天表以“民生主义与社会革命”为2引自《斯诺文集》第1册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2o8页。 1《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14页。 2《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7页。 主题的演说强调“若能将平均地权做到那么社会革命已成七八分了”3。此后孙中山一有机会就把实施平均地权纲领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后曾设立土地局着手整理田土并约请德国土地问题专家单维廉博士来华研讨地价税问题但因陈炯明叛变而中止。1923年2月孙中山在广州重建大元帅府设立广东全省经界总局着手屋宇田土清丈登记制定土地税条例并再次聘请单维廉为顾问襄助其事。当时拟定的《土地登记测量及征税条例草案》规定土地增值税当为1oo％即土地所有之增价当征其全数归诸公家。强调要有相应的经济制裁措施而断无调和迁就之余地。 正在此际国共两党合作正式成立。在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中将“平均地权”的重心放在解决农村土地问题上。“宣言”明确指出：“中国以农立国而全国各阶级所受痛苦以农民为尤甚。国民党之主张则以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1国民党“一大”闭幕之翌日（1924年1月31日）国民党中央决定设立农民部孙中山提名老同盟会员、员林祖涵出任部长彭湃为秘书。孙中山还亲自审定公布《农民协会章程》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孙中山在讲习所第一届毕业典礼上表了“耕者要有其田”的演讲深刻论述了“耕者有其田”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说：“民生主义真是达到目的农民问题真是完全解决是要‘耕者有其田’那才算是我们对于农民问题的最终结果。”因为“中国的人口农民是占大多数至少有成但是他们由很辛苦勤劳得来的粮食被地主夺取大半自己得到手的几乎不能够自养这是很不公平的”。他一再强调：“这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我们应该马上用政治和法律来解决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民生问题便无从解决”1。从此响亮的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唤醒民众为解决土地问题而奋斗。 至于如何实现耕者有其田孙中山主张通过立法手段“和平解决”“让农民可以得利地主不受损失”做到“两不吃亏”2。同时孙中山也考虑过另一种办法即“仿效俄国的急进办法把所有的田地马上拿来充公分给农民”3。只是认为当时条件还“没有预备”不能马上拿来实行。孙中山在1924年11月北上前夕亲自签署了“二五减租”令“即减少农民现纳租税——从百分之五十中减少百分之二十五”作为实现耕者有3《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2o页1《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o页。 1《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99—4oo页。 2《孙中山全集》第1o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58页。 3《孙中山全集》第1o卷第556页。 其田的一个重要步骤。但尚未贯彻孙中山即过早去世。 国共两党在改革土地制度中的合作与斗争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中国国民党和中国曾有两次合作两次分裂都与土地问题密切相关。 1924年国民党“一大”后在土地问题上人和国民党左派一起贯彻“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的主张特别是支持农民减租斗争有效地动员和组织农民投身国民革命促成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 但是国民党是一个很庞杂的组织始终存在着一股代表买办豪绅阶级利益的右翼势力因此在土地问题上国民党内部以及国共之间的斗争是必不可免的。国民党“一大”通过的政纲由于右翼势力的干扰删去了大土地所有者的土地收归国有的条文。对于孙中山的二五减租等政令右翼势力则阳奉阴违。他们尤其害怕和忌恨两湖地区出现的农民平分地主土地的浪潮纷纷“要挟国民党放弃土地改革政策以赚得大地主和劣绅的爱戴”1以致终于动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大肆“清党”、“”背弃国民党“一大”宣言。 即使在这种形势下1927年7月29日中央致国民党同志书中还呼吁“实行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口号”“继续孙中山先生的国民革命伟业”2。由于国民党反动集团的背叛国共两党分裂出现了“耕者有其田”与反“耕者有其田”的十年内战。 南京国民政府在193o年6月公布的《土地法》全文分为总则、土地登记、土地使用、土地税、土地征收等5编397条洋洋两万多言核心是保护地主土地所有制不得侵犯所以全文连“耕者有其田”的字样也没有。即使对“私有土地”有一些限制如过“土地面积之最高额”将依法征收等也没具体限额。 国民党当局极端仇视和反对在苏区领导农民进行的以实现“耕者有其田”为目标的土地革命。1932年1o月颁布的《剿匪区内各省农村土地处理条例》规定：“被匪分散之田地及其他不动产所引起的纠纷一律以还原主确定其所有权为原则。”3公然策动和支持被打倒的地主豪绅阶级组织“还乡团”、“复兴会”进行反攻倒算。蒋介石还通电强调：“今日中国之土地不患缺乏并不患地主把持。统计全国人口与土地之分配尚属地浮于人不苦人不得地惟苦地不整理。”再三申令“承认业主地权保1《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7o页。2《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235、237页。 3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4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3o页。持目前农村秩序”1。于是193o年公布的土地法尚未付诸实施有的立法委员和政府官员即明目张胆地叫嚣“对于私有地最高面积之限制应予删除”；“关于地租最高额之规定应予删除”等等2。所以在1936年喧闹一场的“土地法修改原则”的争议中竟连孙中山曾再三强调的地价税应采取累进税率的原则国民党中央都通不过。 七七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两党对土地政策都作了相应的调整。但国民党战时土地政策和战区的二五减租刚刚开了个好兆头蒋介石集团又唯恐“坐大”不断制造磨擦致使国统区二五减租一再中辍、搁浅。1941年12月国民党中央颁布《土地政策战时实施纲要》十条虽然重申了“平均地权为总理民生主义实行之要道”并视之为“适应抗战需要”的“当务之急”但它不是以培植国计民生为重而是以增加政府收入为重。结果是“减租无由”“增税有着”扶植自耕农等措施收效甚微田赋征实、征购虽对充实军粮调剂民食起了作用但近似杀鸡取卵。国统区土地关系更加恶化农业生产明显衰退。 领导的解放区始终不渝地执行减租减息政策。其原则是：第一实行减租减息以改善农民生活提高农民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第二实行交租交息保留地主土地和财产的私有权以有利于联合地主一致抗日；第三对待富农既照减其封建性剥削的租和息又保护其资本主义性质的雇工生产以鼓励富农展生产和联合富农抗日。减租减息收到很好的效果成为解决中国农民土地问题的一个重要阶段。 八年抗战胜利后各党派本来可以遵循政治协商会议决议的精神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减租减息再采取适当方法有步骤地达到耕者有其田。即使蒋介石集团挑起全面内战之后中央在1946年7月还一再考虑“对一般地主土地不采取没收办法拟根据孙中山照价收买的精神采取适当办法解决之而且允许地主保留一定数额的土地。对抗战民主运动有功者给以优待保留比一般地主更多的土地”1。直到1947年2月中央还向各地通报陕甘宁边区若干地方试行“以公债征购地主土地”、“得到中外记者赞许”的经验。2与此相反蒋介石集团仍是“以不变应万变”不论“二五减租”也好土地法修正公布也好所谓《绥靖区土地处理办法》也好《农地改革法草案》争论也好一概以“为政不得罪于巨室”的原则来对付。“甚至比较缓和得许多的限田办法在政务会议中还有人反对认为不宜如此得罪地主1《蒋委员长对于解决土地问题意见》《地政月刊》第1卷第11期1933年11月。2萧铮回忆录：《土地改革五十年》台北198o年版第117、81页。1《中央关于向民盟人士说明我党土地政策给周恩来、董必武的指示》1946年7月19日。载《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6册第512页。 2参见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6册第524页。 失掉地主对于政府的拥护”3。国民党中央常委张道藩也不得不承认“在积极倡导国父‘耕者有其田’和我们的‘二五减租’的制度。我们根本没有付诸实施这真是可耻之极”1。 后来国民党当局跼促台湾一隅正是“铭记大6的惨痛锐意改进土地制度”2使台湾在五十年代基本上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其他政治派别关于土地问题的主张国共第一次合作彻底破裂后中国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采取“‘平民式’的革命手段来解决土地问题”3。其他政治派别、社会名流也纷纷提出解决土地问题的主张和方案。 1.第三党的土地改革方案。 第三党是指1928年春在上海成立的中华革命党193o年8月正式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它的领导人是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邓演达。该党从成立时起就高举孙中山的革命旗帜非常重视农民土地问题。在第三党的纲领性文件《政治主张》中规定了“在原则上主张土地国有而用耕者有其田为过渡的办法”4。要点是：立行宣布耕者有其田的法令不耕者不能有耕地；由国民会议规定土地法确定农户占有耕地的最高额与最低额以及国家收买土地定价法；行5o年长期土地公债收买过私人最高额的土地；公共团体的土地归为国有；一切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及其他反革命团体的全部财产没收为国有；收为国有的土地分配给耕作的农民但只限于使用权与收益权而不准私行买卖土地。 这些规定表明了第三党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真诚意愿。但他们不赞同采取无条件地没收土地的方法而是主张“平民革命”取得政权由平民国家通过立法手段以“收买”办法来解决。结果邓演达在1931年11月被蒋介石秘密杀害第三党遭受极大打击。1933年11月第三党参与了蒋光鼐、蔡廷锴、李济深、陈铭枢等在福建成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其政纲之一“立行耕者有其田实现计口授田”亦由于福建革命政府很快被蒋介石集团镇压下去“计口授田”也就落空了。 2.国民党改组派与中国托派关于土地问题的主张。 国民党改组派（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是1928年至1931年间从国民党当权集团中分裂出来以汪精卫、陈公博为的既反蒋又的政治3《土地改革》第1卷第5期第8页1948年6月1日。 1《土地问题座谈会纪录》（1948年4月8日）《土地改革》第1卷第3期。2殷章甫：《中国之土地改革》台北1984年版第162页。 3《“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1927年8月7日。 4《邓演达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63页。 派别他们在改组派刊物《革命评论》、《前进》上表政论标榜孙中山的平均地权主张将来由政府明令收买土地归国有但认为中国没有大地主否定中国封建主义土地制度的存在“无以农民暴动没收土地之必要”恶毒攻击领导的土地革命是“恶化的反革命派”而且“根本反对第三党之存在”1。改组派自己则未曾提出一个像样的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中国托派接受托洛茨基、拉狄克等对于中国问题的观点认为1924—1927年大革命后封建势力已变成残余势力之残余“中国土地问题主要的已不是封建关系而是资本主义关系了”1。从而根本上否定了土地改革的必要性。陈独秀则诬蔑领导的土地革命和红军战争是“盲动”、“投机”、“冒险”、“阴谋”。 3.阎锡山的“土地村公有”主张。 阎锡山统治的山西与领导的陕北革命根据地隔河相望深恐势力蔓延晋西。阎锡山认为是“以土地革命为夺取农民心理之要诀”“防共不得不解决土地问题”。于是在1935年8月底召开的晋西防共会议上提出“土地村公有”作为防共釜底抽薪之根本办法。其内容：由村公所行无利公债将全村土地收买为“村公有”；按田地之水旱肥瘠以一人能耕之量为一份划为若干份地分给村籍农民耕作；村民18岁呈领份地到58岁将地缴还；土地公债以产业保护税、不劳动税、利息所得税、劳动所得税担保分年偿还；耕作农民除缴纳占农地收入十分之一的劳动所得税和产业保护税外田赋照旧交纳。 阎锡山的土地村公有办法公布后曾经轰动全国引起各界评论多数持否定态度。论者们认为“这完全是反映自足经济时代的封建割据的思想”2。村公所是地主阶级的御用机关村公所的公田实际上是成为地主豪绅的私产。“土地村公有”只不过“是一剂大众的汤”而已。结果由于各方面（特别是当地农民）的质疑和反对没法进行下去山西的封建半封建土地制度依然如故。 4.地政学会派关于土地改革的方案。 中国地政学会1933年1月在南京成立各省市土地局等单位是团体会员。该会集中了国民党中研究土地问题的专家学者主要负责人有萧铮、万国鼎等是国内研究土地问题的一个很有影响的机构它举办地政研究班创立地政学院创办《地政月刊》等有组织地研究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土地政策翻译和研究近代各国的土地政策和理论为国民党当局制定土地政策出谋划策。但其内部在看法上有严重分歧。 1陈公博：《党的改组原则》（1928年7月8日）载《革命评论》第1o期。1任曙：《中国经济研究绪论》《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81页。 2孙冶方：《私有？村有？国有？》《中国农村》第2卷第1期1936年1月出版。萧铮等人鉴于我国土地问题的严重性于1947年4月成立中国土地改革协会表“宣言”十分尖锐地指出：“中国的土地问题比以往任何时代都严重它已使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走到一个前进或落后、兴隆或颓败的关头上；如果我们不能解决它它便会解决我们。”1提出天然资源国有市地市有农地农有的主张。并行《土地改革》月刊大力“策进土地改革运动”。1948年2月该会公布酝酿半年之久的《土地改革方案》其主要内容有：“全国农耕土地应自即日起一律归现耕农民所有。”“现在佃耕他人土地之农民分年清偿地价取得土地所有权化佃农为自耕农。上项地价为现租额之七倍分十四年交纳。但现租额以不过正产物千分之三百七十五计算之。”根绝土地兼并“凡非从事于自耕之任何人民不得购买耕地”。“各地佃农应组织佃农协会代为办理土地登记收缴地价”等等1。按“方案”条文来看确有把地主土地所有权转移到佃农手中的内容和措施。“方案”公布后京沪各大报纷纷揭载全文引起国内外的强烈反响。萧铮等人又在方案基础上拟定《农地改革法草案》提请立法院审理终因意见不一不了了之。 此外社会名流也围绕如何实现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的原则表自己的见解。国民革命失败时北京大学教授高一涵著文提出由国家出钱购买地主的土地实行“和平的逐步征收”“慢慢儿达到‘耕者有其田’”的主张。经济学家马寅初把耕者有其田主要归结为“永佃权”主张改良租佃制度让佃户永久放心去种。社会学家吴景1934年提出由政府用土地债券收买地主土地分给农民由农民分期偿还债券本息的方案；1948年春他又率先评论中国土地改革协会公布的《土地改革方案》认为用14年时间完成转移地权是太长了应缩为7年等等。1948年春社会上土地改革的呼声非常强烈大学教授倪青等47人、刁作谦等99人分别联名要求当局从厉行耕者有其田。上海各方人士曾于1948年4月15日表不流血革命运动宣言要求制定全国的土地改革计划。 以上情况反映了各政治派别和各界人士十分关注土地问题看到土地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改革土地制度势在必行。 中国的土地改革路线、方针和政策1927年中国举行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提出“继续为反帝国主义与实行解决土地问题奋斗”1。接着1《中国土地改革协会成立宣言》1947年4月6日载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6册第459页。 ------------ 8 1见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6册第465—467页。 1《中央委员宣言》1927年8月1日。 “八七”会议明确指出“土地革命问题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中的中心问题”“现时主要的是要用‘平民式’的革命手段来解决土地问题”。同时中央决定在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湘、鄂、赣、粤四省动秋收起义“实行中央土地革命政纲”。指示湖南省委秋收暴动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动土地革命”所以当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队伍在井冈山地区落脚时就高举“打土豪分田地”的旗帜其他武装起义队伍也相继建立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 土地革命是在动群众打倒土豪劣绅的基础上逐步摸索前进。井冈山根据地经过一整年的分田斗争湘赣边界政府于1928年12月颁布了井冈山《土地法》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主要“以乡为单位分配”等等2这个土地法是历史上第一个土地革命法令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彻底否定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土地法令。但由于缺乏经验按中央的有关决定是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的土地；土地所有权属于苏维埃政府而不是属于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禁止土地买卖等。 随后各革命根据地依据1928年6—7月召开的“六大”的决议精神土地革命步步深入土地政策不断完善出现了“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新局面。到1931年春基本上形成了一套切实可行的土地革命的路线、政策和方法即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而仅仅消灭地主阶级；变革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不禁止土地租佃和买卖；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原耕地基础上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地主也同样分得一份土地等等。使农村根据地的土地关系生了根本性变化生产展粮食产量提高一二成农民生活改善能吃饱饭踊跃参军支前。 但是1931年11月在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把持下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虽然也主张继续开展和深入土地革命却提出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尤其是1933年夏天在查田运动中加以强令推行任意扩大了打击面将大量中农特别是富裕中农错划为地主富农生了严重侵犯中农消灭富农经济的错误。1933年1o月中央正式颁了起草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作为科学地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标准“左”的错误得到一些纠正。直到1935年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实际上确立了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后土地革命斗争和其他斗争一样才重新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 抗日战争爆本着团结御敌的精神停止执行十年内战时期的没收地主土地政策而采取减租减息的政策团结大多数地主抗日把展2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3册补编第171—173页。 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与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很好地结合起来。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集团动全面内战公然宣布国共破裂才决定实行普遍彻底平分土地的办法于1947年1o月1o日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十六条）1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废除一切祠堂、庙宇、寺院、学校、机关及团体的土地所有权”“废除一切乡村中在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债务”接收地主的牲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他财产并征收富农上述财产的多余部分。这些规定可以彻底消灭封建半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最大限度满足贫雇农的土地要求。大纲还规定：“乡村农民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乡村无地少地的农民所组织的贫农团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区、县、省等级农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为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它体现了放手动群众依靠农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民主精神而不是把土地“恩赐”给农民。关于分配土地的政策大纲规定：“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各人所有。”“地主及其家庭分给与农民同样的土地及财产”。“分配给人民的土地由政府给土地所有证并承认其自由经营、买卖及在特定条件下出租的权利。”这些规定与十年内战前期土地革命的基本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并有了充实和展。后来为了防止“平分土地”中出现侵犯中农利益等“左”的倾向中央特在大纲上加注说明：“在平分土地时应注意中农的意见如果中农不同意则应向中农让步并容许中农保有比较一般贫农所得土地的平均水平为高的土地量。”反对绝对平均主义。 《中国土地法大纲》公布后动快声势大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展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席卷整个东北、华北和华东、华中、西北等一部分解放区。到1949年上半年使1.5亿人口的地区迅完成和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并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政治影响。一位美国人评论说：“新布的《土地法大纲》在1946年至195o年中国内战期间恰如林肯的《黑奴解放宣言》在1861年至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的作用。”1其实中国的土地改革与美国的黑奴解放、欧美以往的土地改革相比较要广泛得多深刻得多彻底得多。 第一中国的土地改革是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动占农村9o％的人口建立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用“平民式”的革命手段先从政治上打倒地主阶级再没收地主土地和一切公共土地分1见《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6册补编第432—435页。 1［美］韩丁：《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中译本第7页。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不是“恩赐”土地而是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第二采取“平分土地”的原则在我国人多地少的情况下能够尽量更多一点满足贫苦农民（包括部分中农）的土地要求但反对绝对平均主义；而且按人口平分土地简便易行尤在革命战争年代里有利于动广大的农民群众迅消灭封建半封建土地制度支持长期的革命战争。 第三无任何代价的分配土地和废除一切封建债务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实现“土地还家”耕者有其田极大地解放农村生产力；而且在土地改革后鼓励农民勤劳致富积极引导和帮助他们组织起来走农业合作化的道路尽量避免和减少新的两极分化等等。 新中国成立后195o年6月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考虑到人民革命战争在大6上已基本结束全国人民面临的中心工作已是生产建设因此将土地法大纲上关于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规定改为保护富农所有的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保存了富农经济。 到1952年9月除部分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外在拥有3亿以上人口的新解放区进行了土地改革运动。全国的土改是有领导地分期分批进行的每期一般经历了动群众、划分阶级、没收和分配土地、复查总结等阶段彻底摧毁了封建剥削制度使广大农民分得了约7亿亩土地和大批生产资料而且不必每年再向地主交纳6oo亿斤以上粮食的地租。这是我国历史上几千年来在土地制度上的一次最重大最彻底的改革。广大农民真正翻身作主人使农村生产力获得极大的解放有力推进了中国现代化运动并为以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四章外国对华投资外国投资是资本跨国界的一种运动形式。外国投资一般包括外国直接投资（即办产业）和间接投资（主要指贷款）两种基本方式。在近代中国（184o—1949年）外国对华投资是在资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大背景下生的从这种意义上说一部外国对华投资史就是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奴役中国的历史。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外国资本在资本追逐高额利润和控制被投资国财政经济命脉的同时随着商品社会化的展即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的展又在客观上对殖民地生产力的近代化与技术引进对殖民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起了催化作用。 外国对华投资是影响中国近代经济的一个重要因素很早就引起各方的关注。本世纪三十年代美国人雷麦的《外国在华投资论》一书是最早对此作出阐述的专著。五十年代吴承明《帝国主义在华投资》一书是在这方面最有影响的专著。八十年代以来财政部为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责令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对近代中国的外债、外资史料进行整理研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与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第二历史档案馆、上海档案馆等单位合作对近代的外债史料进行了全面的清理先后出版了《清代外债史资料》（上、中、下）《民国外债档案史料》（1—12册）《民国历届政府整理外债资料汇编》（1—2册）《中国外债档案史料选编》（1—3册）《上海外商档案史料汇编》（1—8册）。所有这些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条件。尽管如此对近代外国在华投资这一课题的研究仍亟待加强。一是它涉及到近代政治、军事、财政、经济的方方面面时间跨度长国别变化快企业兴衰不定资料残缺不全使总体上把握外国对华投资目前还是一块空白并且难度颇大。二是利用外资已是我国当前一项基本国策如何趋利避害再一次成为摆在国人面前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鉴于此本章根据目前所能接触到的材料从总结历史经验入手力图通过对近代中国外国对华投资的演变、结构的考察从总体上把握外国对华投资在近代中国的地位和作用以对当前的利用外资有所借鉴有所警示并期待抛砖引玉。 需要事先说明的是近代中国货币制度是极度混乱的这给外国对华投资的计量带来很大的技术困难。近代中国以银为本位银两、银元并用银两又有库平银、规平银、海关银、京平银、公砝银等等不一而足。同时世界银价涨跌不一使中国货币对西方货币如美元、日元、英镑、马克、法郎等的汇价和汇率极不稳定。为了有所比较本章在币值的使用上外国对华直接投资采用美元折算个别情况使用了日元或人民币。在外国对华贷款上清代都统一折算成库平银北京民国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统一使用银元。这种换算使外国在华投资的数量估计只具有相对的性质。 第一节近代中国外国投资的展概况近代中国外国对华投资从无到有经历了从产生到展、膨胀及至最后消亡的几经变化过程英国、日本和美国在这个变化过程中先后领先成为对华投资的主角。根据这种变化规律近代中国外国对华投资大体可划分为四个阶段即：184o—1914年为第一阶段；1914—1931年为第二阶段；1931—1945年为第三阶段；1945—1949年为第四阶段。 外资在华企业的产生和对华投资活动的开始（184o—1914） 从严格意义上说近代中国的外国投资始于184o年鸦片战争后但它的源头则可以追溯到鸦片战争前的中西贸易和外国在华洋行。 十八世纪初英国产业革命后已进入到资本主义时代。1715年（康熙五十四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设立洋行这是外国资本在华最早设立的企业。其后外商来华者日多洋行逐渐增加如美商广东旗昌洋行（1818年）英商怡和洋行（1832年）英商仁记洋行（1835年）。由于清政府对西方商人实行严格的广州一口通商政策这些洋行都集中在广州。至1836年鸦片战争前夕广州已有外商开设的洋行55家其中英商占四分之三都以鸦片贸易为主。 鸦片战争失败后清廷被迫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为“五口通商”口岸。外国在华投资中心即随贸易中心一道从广州移至上海。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西方列强拥有了对华实行经济侵略的特权；鸦片贸易的公开化不仅使外国资本掠夺了大量利润而且更严重的是腐蚀了中华民族。而“租界”和“租借地”的夺取更成为洋商经济侵华的桥头堡。大规模的洋行如德商礼和洋行（1846年）英商正广和公司（1864年）太古洋行（1867年）美商茂生洋行（1875年）美孚火油公司（1886年）法商永兴洋行（1872年）等都是在这一时期来华设立的。 外商银行或金融业也开始展起来英商丽如银行（1845年）、有利银行（1854年）、麦加利银行（1857年）、汇丰银行（1865年）德商德华银行（1889年）日商横滨银行（1892年）就是其典型代表。同时外商还非法在中国沿海一带创建工厂。据统计在甲午战争以前外商在华工业企业共计191家总投资额为2ooo万（银）元其中船舶修造业和出口加工业两项就有116个占总数的6o％资本15oo万（银）元占总投资的75％1。 甲午战争失败后日本取得了在华设厂之权。西方列强根据片面最惠国待遇当然也得到了这个特权。从此外国在华投资合法化外资企业迅1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82—283页。展起来。1898年中国境内外国人开设的商行共773家其中英商398家日商114家德商1o7家美商43家法商37家2。自二十世纪初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外国在华投资无论是总额、直接投资还是贷款都增加了2倍。如19o2年外国在华投资总额为8127o万美元1914年即达到16724o万美元。其中外国对华直接投资从19o2年的5284o万美元增加到1914年1o967o万美元外国贷款余额则由19o2年的2843o万美元增加到1914年的576oo万美元1。随着外国在华的经济侵略活动的加深和外国在华投资的扩大一些大托拉斯企业开始来华投资。如英商英美烟公司（19o2年）、亚细亚火油公司（1913年）美商通用电气公司（19o8年）等都在此时来华设立机构。外商在华所办的公用事业如北京英商电灯公司（19o3年）天津的比商电灯电车公司（19o4年）上海的英商电车电灯公司（19o5年）法商电车电灯公司（19o6年）相继成立。外资铁路和矿山也开始出现。俄国修筑的中东铁路、南满铁路德国修筑的胶济铁路法国修筑的滇越铁路等都是在19oo年以前由它们直接投资兴建的。 在矿业方面则焦作煤矿（1898年）、开平煤矿（19o1年）、抚顺煤矿和本溪湖煤铁矿（19o5年）、门头沟煤矿（19o8年）等皆于此时沦入外商之手。在银行业方面除英商汇丰银行、德商德华银行日商横滨银行在华业务十分火红外俄商华俄道胜银行（1895年）法商东方汇理银行（1899年）美商花旗银行（19o2年）比利时华比银行（19o2年）也参加了对华掠夺的角逐。据估计到1914年外国在华金融业（包括保险业）投资资本约为7575万美元2。 外国洋行、银行及各类公司企业除在华直接投资办工厂以外还对华进行高利贷式的贷款活动。这种放款活动从鸦片战争前对中国广东“十三行”行商的贷款开始。十三行行商的大量破产就与它们的高利贷盘剥有关。《南京条约》中的3oo万元“行欠”规定由中国官府代为偿还就把这种正常的商业信用的私债变成了清政府的国债从而以特殊方式开创了中国近代外债的先河。鸦片战争以后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的武装侵华及其巨额的战争赔款使清政府的财政陷入危机中。清政府在财政空虚之际无论是对内镇压人民的反抗对外抵御外侮还是为满足统治阶级奢侈腐化生活以及各种军政费用都依赖外债。特别是兴办近代的新式工业和交通运输业（主要是铁路）外债更是挥了重大作用。 据初步统计到1911年清政府（包括地方政府）共举借外债2o8次债务总额（不是余额、包括庚子赔款）达到13o5888297两（库平银）。1912—1914年南京临时政府、北京临时政府、北京民国政府对外借款约114项2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美国花旗银行在华史料》中国金融出版社199o年版第6o7页。1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展史》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页。2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展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o年版第536页。债务总额为593869857银元1。 外国对华投资的展及其投资权的争夺（1914—1931）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后西方列强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先后卷入战争无暇东顾。日本利用这个时机乘机大规模扩大对华投资。先日本企业大批来华设立工厂直接投资。有资料表明从1912年到1919年外国在华商家数从2ooo多家增加到8ooo余家。其中英商从1912年的592家增加到1919年的644家美商从1912年的133家增加到1919年的314家而日本在华商家数1912年为733家1913年为1269家1915年增加到2189家1917年为2818家1918年为4483家1919年增加到4878家1。其次日本大量插手北洋政府的军政、铁路借款。臭名昭著的“西原借款”就生在这一时期。这期间日本在华银行的总、分、支行不下1oo家住友银行（1916年）、三菱银行（1917年）、三井银行（1917年）就是这一时期在华落户的。据不完全统计1915—1918年间外国对华贷款约计139笔总额为292652265银元。其中日本对华贷款共68项总计19416o951银元占这一时期列强对华贷款的66％在对华贷款中遥遥领先。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各国对华投资生了一些新变化。 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宣布放弃沙皇俄国在华的一切特权对华投资除中东铁路外基本上不存在。德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其在华特权丧失殆尽。于是在对华投资方面就剩下英国、美国、法国与日本的竞争。英国、美国和法国对日本在华取得的经济优势深表不安力图维持均势。 在借款问题上美国指责日本“在财政上进行的西原借款和政治上要求的二十一条是同出一辙”企图由美、英、法、日四国组成新四国银行团来控制并要挟当时的北京政府：新银行团“应得顾问”中国财政收支和官吏任免拥有查帐之权。192o年9月新四国银行团成立使日本独霸中国的局面生了一些变化。经过1922年华盛顿会议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就由历来的“互竞侵略”变成为“协同的侵略”但这种均势只不过是新的对华争夺的。由于北京政府内部亲日派力量强大因而日本的对华贷款尽管受美国的牵制但增长度仍是日本第一。北京政府这一时期借入的大量的无担保外债（这种无担保实际上是一种控制中国的手段并非信誉）几乎都是由日本银行承担的。从具体的数字上看1919年到1928年北京政府共举借外债393笔债务额为69518874o银元。其中日本的贷款123笔债务额为37o6o7518银元占这一时期贷款额的53.3％。 1927年以蒋介石为的南京政府成立后其对外政策的重心更多地转向1笔者根据档案算出以后关于外债的数字未注明出处者均同此。 1《美国花旗银行在华史料》第6o7页。 了美国和英国。由于北京政府滥借外债造成中国债信的下降南京政府成立初期几乎借不到外债仅有的几次借款也是以美国和英国为多。据统计从1928年到1931年南京国民政府共举借外债14笔（包括对美、英、日三国的“宁案”、“汉案”赔款）借款额为5318o861银元。其中美国6笔债务额为46412617银元；英国4笔债务额为4614474银元两者占了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债务的95.95％。 在直接投资方面更得到了快展从而使外国对华直接投资进入了扩张最迅的时期。1921年外商在华的商行一度达到了9511家成为外商在华办厂个数最多的年份而日本一国就有6141家。从增长度上看日本为11.2％美国为9％英国为4.3％法国为4.2％。从年度投资上看192o—1923年外国直接投资为1662o万美元1928年为966o万美元1929年为17ooo万美元193o年为2o2oo万美元1。到193o年外国投资总额达36488o万美元为1914年的2.1倍为192o年的1.8倍。其中直接投资为1914年的2.5倍为192o年的1.9倍。从国别来看英国增加了6o％美国增加了3.3倍日本则增加了5.6倍跃居为对华投资的位。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外资企业资本的集中和大托拉斯的活跃。 外商大规模的工业企业如瑞士汽巴公司（1919年）英商卜内门洋碱公司（1923年）德商的德孚洋行（1924年）美商德士古公司（1929年）、上海电力公司（1929年）等均在此时成立。1934年改组成立的英商颐中烟草公司就是在这一时期奠定基础的。颐中烟草公司的前身——英美烟公司是19o2年由英国和美国的烟草公司合并而成的19o3年它吞并了在上海的英、美卷烟厂又6续在汉口、沈阳、天津、青岛等地设立卷烟厂并收买了哈尔滨的俄商老巴夺烟厂。在这个基础上改组后的颐中烟草公司拥有资本25ooo万元成为一个完全操纵我国卷烟业的产供销各个环节的巨大的托拉斯。据统计到抗日战争以前中国大约有28oo家外商企业（不计分支机构）但处于统治地位的不过是十几家公司和银行。如英国的对华投资集中在怡和洋行、太古洋行、沙逊洋行3大系统。怡和洋行在中国有7大企业在香港有12家企业其投资的“中英银公司”掌握了中国铁路和矿业借款。沙逊洋行控制着25家公司在地产业中尤具优势。美国的对华公用事业投资则由“美国电气债券公司”、“国际电报电话公司”两个托拉斯所掌握。美国杜邦化学公司、福特汽车公司、西屋电气公司等十大托拉斯也都在中国设有机构。193o年美国在华17家大公司的投资额几乎占了美国在华投资总额的82％1。 日本对华投资的膨胀与消失（1931—1945） 1《中国资本主义展史》第3卷第56、57、39页。 1祝慈寿：《中国近代工业史》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597页。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动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把中国东三省变成了它的殖民地从此日本对华的半殖民地投资方式转变为殖民地的独占的投资方式。 在东北日本的殖民地投资增长很快。除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外日本又相继成立了南满矿业开会社、满洲重工业开株式会社对东北的工矿运输业进行全面控制和垄断。据估计九一八事变前夕日本在东北的直接企业投资为55o2o万美元；至1936年日本在东北的投资达145523万美元其中企业资本为132423万美元。短短五年企业直接投资增长了2.4倍。在华北日本于1935年12月成立了一个“兴中公司”资本1ooo万日元这个垄断资本以军事力量为后盾在华北迅开展扩张活动。肆意吞并华北中国民族棉纺织业到1936年就控制了天津“北洋六厂”——裕大、裕元、宝成、华新、北洋、恒源等纱厂中的4厂占有天津纱锭总数的77％布机总数的67.1％。唐山、青岛、济南等地的中国纺织业也大都落入日人之手。在电力工业方面日本掌握了冀、察两省的电网。在采矿工业方面日本控制了山东大部分煤矿和铁矿以满足其军事上和工业上的需要。同时日本还大量增加投资中德合办的井陉煤矿以排挤中国和德国的资本。日本的武力侵华及其经济扩张极大地损害了英美在华利益。为了与日本争夺中国的市场、资源和经济优势英、美试图通过它们所掌握的国际联盟进行对华“技术合作”。1933年国际联盟派拉西曼来华提出了“拉西曼报告”准备通过国际联盟与中国政府的全国经济委员会的合作来给英美资本在中国找到投资出路以牵制日本。日本对英、美与中国的“技术合作”凭借在华实力坚持反对。拉西曼计划未能实现。 在间接投资的借款上由于日本在东北动九一八事变得手日本的对关内的贷款基本停止。而德国在这一时期与南京国民政府政治、军事等方面关系密切起来在铁路和航空方面也进行了较广泛的合作其对华贷款居于领先地位。同时南京国民政府先后派财政部长宋子文、孔祥熙赴英美接洽借款事宜为抵御日本寻求英美的财政支持。继美麦借款之后美国的对华棉麦借款也于1933年成立。美国对华贷款有明显增加。英国则居于对华贷款的第三位。总计自1931—1937年抗日战争爆前南京国民政府共借款（包括欠款）53笔总数达到267823111银元（其中有一笔未详）。其中德国99836786银元美国73275o44银元英国48838o33银元。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战争的影响下各国对华投资度一度放慢。据估计自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前外商在华企业的投资额仅增长8％。从日本方面来说尽管它在东北的投资有较快增长1931年日本在东北的直接企业投资为55o2o万美元1936年则达到了132423万美元。但日本在关内的投资由于借款余额减少基本上没有增长。到1936年日本对华投资总额达到18183o万美元比193o年仅增长2.2％。美国对华投资总额为3282o万美元比193o年增长24％。英国对华投资总额为1o2o8o万美元与193o年相比几乎没有增长1。 1937年日本动了七七事变企图以武力征服全中国。伴随着日本法西斯的铁蹄日本对华的以战养战的投资激剧增加。1941年它在东北的投资达到75.49亿日元1945年6月更达到94.36亿日元的高度。在关内日本于1938年成立了华北开会社和华中振兴会社两个机构负责掠夺开关内沦陷区的资源尤以交通、矿业、电力、电信、盐业五项为主。1941年底日本对英美宣战没收英美在华企业。总计日本在华投资1945年达到44516o万美元为日本在近代中国投资的顶峰。当然这种投资是以裸的掠夺为前提的因而这些投资随日本的军事失败而被中国接收也是合情合理的。与日本这一阶段急剧的投资膨胀形成鲜明对照英美等国则相形见绌。 美国在华投资从1936年的3282o万美元只增加到194o年的3829o万美元。英国则由1936年的1o2o8o万美元降为94o3o万美元2。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后美、英等在华财产被日本接管大部分成为日资。美、英对华投资除借款余额外就剩下新增的几次较大规模对国民政府贷款。据统计在国统区同盟国为支持国民党进行抗战对国民政府进行了贷款。从1937年7月31日捷克兵工厂军械欠款开始经苏联三次易货贷款到1945年美国进出口银行对永利化学公司的贷款止整个抗战时期同盟国实际给国民政府提供27笔贷款债务总额达347316o419银元。其中仅美国的贷款就达262o96o662银元。这些贷款对于中国的抗战事业和大后方的建设是起到了积极作用的。 美国对华投资的扩张和外国在华势力的消亡（1945—1949） 抗日战争结束后外国对华投资的格局生了很大变化。构成对华投资62％的日本投资被中国政府接收日本在战争期间没收的英美企业也由中国政府予以还。由于欧洲各国失去扩大海外投资的能力美国成为世界的霸主对外投资随“马歇尔计划”而膨胀。在对华投资上也是如此。1946年美国在华的四家银行全部复业英国的战前六家银行则只有三家复业。美国在上海新设的企业有32家英国则只有27家。美国的威斯汀豪斯、环球、美孚等大公司都曾与南京政府协议准备设立电机、造船、水泥、石油等企业美国财团还取得了煤矿、有色金属矿的开采权和成渝铁路、川滇铁路的筑路权。并通过《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和《中美航空条约》几乎形成了对中国的独占。到1948年美国对华投资达141o1o万美元占全部外商投资总额的44.1％。其中借款余额为1o251o万美元占美国对华投资的721《中国资本主义展史》第3卷第39页。 2《中国资本主义展史》第3卷第39页。 ％。美国成为对华投资的霸主。英国的对华投资屈居第二总数为11153o万美元但对华投资以直接投资为主达715oo万美元1。 就间接投资而论这一时期向国民党提供贷款的有美国和加拿大两个国家共14笔债务总额达7o3386o51银元。其中美国方面12笔债务额为479184oo2银元占68.1％加拿大方面2笔数额为2242o2o49银元占31.9％。当然在这一时期美国还大量向国民党政权提供各种剩余物资供国民党打内战。这些物资中除前面所构成的贷款外有很大一部分是用现金支付的未构成债权债务关系故未予计算在内。 同时这一时期也是外国在华投资逐渐走向衰落的时期。由于全面内战的爆1947年外国在上海的洋行由1946年冬的523家减少到37o家其中美商由256家减为182家。美国庞大的对华投资计划也未能付诸实施。随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顺利推进和国民党的失败成为定局外国在华投资更是日见衰落。歇业的歇业、回国的回国、撤资的撤资、逃离的逃离。就上海而言拥有18oo家外商投资企业的上海到195o年7月只剩下684家仅占总数的38％。其中185家属于英商占全部的27％。其次是苏联商人占19％。美商以123家排名第三占18％。第四名是法商为41家占6％。就资产而言这684家外商企业的资产总值共1oooo余亿元人民币（老币）其中英商37oo亿元占35％美商31621亿元占3o％法商2864o亿元占27％。英、美、法商合起来占了全部资产总值的92％。这些企业经过清理大部分均允许继续存在和经营。 由于美国对新中国采取敌视和封锁政策并下令冻结中国在美国的财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对外商在上海的美商企业采取了军事管制以及没收的政策对其他国商人则分不同情况经过清估采取了收买、租用等形式促使其产权转让使其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社会主义物质基础之一。这样帝国主义国家在近代中国的投资也就走到了它的尽头。 1《中国资本主义展史》第3卷第39页。 第二节外国在华投资的国别、地区及投向结构外国在华投资的国别结构外国在华投资具有不平衡性充分表现了世界资本主义展的不平衡性以及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围绕强权政治这个主轴对对华投资权展开的激烈争夺。 在直接投资方面英国资本主义对华侵略最早直接投资数额也最多。 甲午战争以前外国在华投资的工业企业共有191个英国就占144个占对华直接投资的绝大多数。甲午战争以后中东铁路、胶济铁路的修筑使俄、德两国对华投资开始上升至二十世纪初英、俄、德三国共占去了外国在华直接投资的9o％。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乘西方各国忙于战争加大对华投资其直接投资增长度居各国之一跃而与俄国相抗衡。此时英国仍居对华投资的位占外国在华企业投资的37％。至九一八事变时日本投资额已与英国相当两国合计共占总投资的74％美国也过法国而德国投资额则趋减少。七七事变前日本在华直接投资（连东北投资）所占比重已达总额的48％过了英国居外国在华投资的第一位美、法两国则势力相当。在抗日战争时期除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不断增加外美国所占的比重也渐见提高。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对华投资随着其军事扩张迅膨胀占据对华直接投资的绝对垄断地位比重高达8o％。 总之自二十世纪初至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直接投资英国增加了5倍多美国增加了13倍法国增加了7倍德国则趋向减少。至于日本则由极少投资跃进到占投资总额的8o％以上居于绝对优势。抗日战争结束后则是美国在华的投资的急剧膨胀几乎到了独占的地步。 在贷款方面情况也是这样。清代英国是中国的最大贷款国贷款次数最多数量也最大。特别在英商汇丰银行更是清政府借款的老顾客。甲午战争以前英国几乎包揽了清政府的对外借款。据不完全统计甲午以前目前能肯定的英商借款额为8o262939两（库平银）占82.5％。德、美、法、俄四国商人借款12o76946两占12.4％。不能肯定为哪国借的有48o8562两占5％。其中汇丰银行借款6oo67721两占62％。甲午战争后英国的绝对垄断地位被打破德国、俄国、法国奋起齐追后起的日本、美国也不甘落后。据初步统计英国借款约为339553473两占28％；德国为265582368两占22％；俄国为2oo41o767两占17％；法国161758851两占13％；日本为79551356两占7％；比利时为6oo75724两占5％；美国为56395745两占5％。 北京政府时期（包括南京临时政府）日本成为对华贷款的主要承担者。这一时期外国对华贷款646笔债务总额达157396o312银元其中日本贷款696268668银元占44.24％。其次是英国和法国债务额为2o364525o银元和18824o594银元分别占12.94％和11.96％。比利时在铁路贷款方面占有很大优势成为这一时期第四大贷款国债务额为117284o72银元占7.45％。其他如德国为1o64o3251银元占6.76％2％美国为6o82352o银元占3.86％其他国家为33834191银元占2.15％。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特别是抗日战争中美国成了对华贷款的主要提供者。这一时期外国对华贷款次数不多初步统计为1o8笔但数额却十分庞大总额为4497549442银元。其中美国贷款3219832325银元占总额的71.59％。其次是英国贷款额为449428714银元占9.99％。前苏联在抗日战争时期也给中国以贷款援助总贷款389856ooo银元占8.68％居对华贷款的第四位。加拿大、德国和法国贷款额分别是2242o2o49银元、1ooo3o786银元和6139o2o8银元各占总额的4.99％、2.22％和1.36％。（详见后表） 外国在华投资的地区结构近代中国的外国投资相对集中东北和上海是两个中心。这种情况是与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的展和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密切相关的。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前广州在对外贸易中占据主要地位外商早期的洋行均集中在广州。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为通商口岸。上海恃其得天独厚的条件迅崛起成为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和外国资本主义势力扩张的中心因而外国对华投资主要集中在通商口岸特别是上海。据统计甲午战争以前外国在华投资的半数是在上海。 184o—1949年对华贷款前七位国家单位：1911年前为万两库平银、1911年后为万银元、％第一位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第五位第六位第七位总数184o—1895英国德国美国法国俄国——数量％8o2682.59319.61811.977o.818o.2——97151895—1911英国德国俄国法国日本比利时美国数量％3395528.2oo4116.61617613.379556.564o4.712o8741911—1927日本英国法国比利时德国奥国美国数量％6962744.22o3o512.117287.51o64o6.6o823.91573961927—1937美国美国英国法国日本捷克荷兰数量％1196937.31ooo331.2534516.4141.33661.1321oo1937—1945美国英国苏联法国捷克荷兰比利时数量％262o9675.53959811.43898511.239o81.1268o.842—4—3473161945—1949美国加拿大数量％4791868.12242o31.97o339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加大了对中国的投资。俄国先把魔爪伸向中国的东北它伙同法国和德国强迫日本退出辽南修筑中东铁路使中国东北在外商对华投资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之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日本加入了对中国东北的争夺东北在外商对华投资中的地位变得更为重要。19o4年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得到了帝俄在南满的权益。第一次世界大战过程中及以后日本势力逐渐扩展到北满。在奉系军阀张作霖统治东北时期大部分重要矿产资源都已由日商投资经营。到九一八事变前夕英、美两国在东北的投资总额不过4ooo万美元而日本在东北的直接企业投资则达55o2o万美元东北的铁路、煤铁矿、主要的工业部门如榨油、酿酒、面粉、制铁、缫丝、木材、火柴、皮革等行业也受日本控制日本在东北的投资远远过英、美而居垄断地位。到九一八事变（1931年）以前外国在华投资中有42.8％集中于上海有33.9％集中于东北1。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东北3省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对东北的经济侵略就更加肆无忌惮了。军事性的经济统制迅展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南满矿业开株式会社、满洲重工业开株式会社是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的垄断资本它们实际上控制了东北的全部工矿业和运输业。到抗日战争前在东北的日本资本占各国对华投资总额的43.2％。而同一时期的上海则集中了关内外国银行业投资的79.2％进出口和商业的81.2％工业的67.1％房地产的76.8％1。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了。当然与日本独占东北相反上海是各个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共享的国际资本家、冒险家投资的“乐园”。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在东北的投资仍在增长到1945年达到3o364o万美元占外国在华投资总额的44.9％。上海在这一时期曾有一度的“孤岛”繁荣不久完全落入日本之手美英的在华财产也被日本接收。日本投降后日本的在华投资理所当然被中国政府接收。因而外国在华投资的地区结构生了很大的变化。东北的外国投资基本上不存在上海成了外国在华投资的唯一的中心。 其他如天津、广州、武汉等地也是外国在华投资的较重要地区。 外国在华投资的投向结构外国在华投资的投向结构是指外国在华投资在直接投资、间接投资两者之间的比例以及在各自投资领域内的具体分布。 外国在华投资基本上由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两部分组成。大致说来如1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4页。1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4页。把赔款除外外国在华投资以直接投资为主约占总投资的6o—8o％。当然在这1oo多年中这两个部分的比例随时间的变化而有所波动。据美国人雷麦在三十年代的估计19o2年间接投资占36.1％外国直接投资占63.9％。1914年前者占32.7％后者占67.3％。1931年前者为21.9％后者达78.1％1。吴承明先生对此作过估计他认为：如果不计战争赔款的未付额则19o2年间接投资占34.9％直接投资占65.1％1914年两者的比例分别为33.7％和66.3％；193o年直接投资的比重上升到72.9％间接投资的比重下降到27.1％；1936年直接投资的比重升为8o.5％间接投资为19.5％；1941年直接投资更上升到9o.4％。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美国政府提供大量贷款供国民党作内战经费之用间接投资的比例一下子跳跃到51.2％2。吴先生的估计有一定的道理但我们觉得应该把赔款转化为债务算进去。根据这一计算方式外国在近代中国的间接投资的比例就会高出许多（详见下表）。 外国在华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比例表单位：％19o21914193o19411948雷麦的估计：间接投资36.132.721.9直接投资63.967.378.1吴承明的估计：间接投资34.933.727.19.651.2直接投资65.166.372.99o.448.8笔者的估算：间接投资65.649.63o.61o.直接投资34.45o.469.489.就间接投资而言很大一部分是用于非生产性的行政军事经费。但无可否认还有一部分是用于抵御外国侵略的自卫战争借款一部分是用于近代中国的经济建设当中。中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生产方式的形成都与外债有直接的关系。 清政府13o589万两库平银外债中赔款借款或赔款转化为外债（包括庚子赔款）79388万两占总数的6o.79％。海防、8％。各种行政经费借款占总额的4.45％。各种实业借款37456万两占总额的28.68％。其中铁路借款占24.36％矿业借款占1雷麦：《外国在华投资论》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76页。 2《中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市场》第31页。 2.68％电讯借款o.67％其他借款占o.97％。 北京政府时期（包括南京临时政府在内）举借外债157396万银元各种军费和行政经费的借款68816万银元占43.73％实业借款45462万银元占28.88％借新债还旧债43118万银元占27.39％。在实业借款中铁路借款占总借款的2o.6o％矿业借款占o.62％电讯借款占1.59％工业借款占o.4o％航空航运借款占1.16％金融借款占o.44％教育事业借款占o.36％其他实业借款占4％。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用于抗日的借款达325172万银元占这一时期借款的72.3％。一般行政借款64922万银元占14.43％。实业借款59661万银元占13.27％其中铁路借款占4.83％电讯借款占o.27％航空借款占o.29％金融借款占3.63％2％其他实业借款占4.23％（详见下表）。 近代中国外债投向情况表单位：清代为万两库平银清代以后为万银元％清政府时期北京政府时期南京政府时期军政借款57944.46881643.76492214.3赔款借款793886o.8抵御外侮借款795o6.132517272.3（抗战借款） 借新债还旧债4311827.4实业借款3745628.74546228.95966113.3其中：铁路借款3181524.3324262o.6217294.8电讯借款874o.726431.6121oo.3矿业借款35o52.7984o.6航空借款18311.21296o.3金融借款693o.4163o53.6教育借款512o.6373419o394.2注：北京政府时期包括南京临时政府在内。 就直接投资而言。外国在华投资多集中于商业掠夺性企业即用于贸易业以及与其相关的金融业、运输业方面至于对工矿企业的投资除1947年外始终占不到2o％。而且在工业投资中大都是进出口公司所附设的加工工厂、船舶修造厂等（详见后表）。这说明这些投资是为其对华投资和掠夺服务的并表明西方列强通过这些直接投资使中国永远从属于宗主国的险恶用心。 近代外国对华直接投资比例表1单位：百分比年份金融业贸易业运输业制造业矿业公用事业189431.2838.5312.2o12.11oo.9219147.8614.8334.9o11.5o6.152.28.1o2o.6o15.8o7.19364o.7222.269.4815.763.917.4119472o.5o13.759.8223.337.9124.681引自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展史》第二卷第529页；第三卷第43、747页。第三节外国对华投资的性质和作用外国对华投资的性质在近代中国外国对华投资具有资本输出的性质具有很强的吸血性完全符合列宁所说的要“从一头牛身上剥下两张皮来”这个资本输出的一般规律。但这还不够在近代中国由于外国在华侵略特权的存在外国在华投资更具有裸的掠夺的性质。具体表现在：外国在华投资大多是“白手起家”而利润却十分的丰厚。 从外国在华投资的资金来源方面来看许多外资企业的所有者是“白手起家”的。也就是说他们在创办企业时根本就身无分文而是在华投机冒险起家的。这里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在中国以鸦片贩卖、土地占有、战争勒索、投机欺诈等手段攫取非法利益从而取得在华企业投资的资本。抗日战争以前帝国主义诸国在华企业和不动产投资的总额约值37亿美元。但其资本大部分并非自国外输进而是从中国掠夺得来的。其中价值4.4亿多美元的地产则是由特权强占和地价上涨而来的。有人估计除日本外英、美等国输华的企业资本额最高不会达到其投资额的1/3。就鸦片贩卖而言鸦片是西方列强踏上中国土地后所做的第一件伤天害理的祸事当时来华的许多大洋行如怡和洋行、宝顺洋行、旗昌洋行都是靠鸦片起家的。鸦片战争后在中国各通商口岸走私贩卖鸦片的洋行约有2oo家到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沙逊洋行在中国操纵了7o％的鸦片贸易市场大其财逐渐形成为从事房地产的托拉斯集团。据有人估计从18oo—1894年的95年中西方强盗共向中国输入了372万箱鸦片价值在22亿银元以上1。再以工业为例大规模的企业如开滦煤矿原为中国的企业是英国人趁庚子事变仅以5万英镑骗得的实际上等于由英国无代价地“收买”了。自1911年开平煤矿公司与中国的滦州煤矿公司合营时起至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为止英国股东已坐享371万英镑红利、96万英镑股息同时其资本净值增加了5o％。可见英商以其5万英镑的投资在26年时间里不仅赚取了371万英镑的利润而且在中国保有3oo万英镑的财产。从这些事例中我们不难看出近代中国的很大一部分外国在华企业就是这样凭借侵略特权毫无代价地取得的。不仅如此各大企业庞大的资产和历年的增资也大都来自在华攫取的利润很少有资本输入。 一是外国在华直接投资企业所得的高额垄断利润也是外国在华企业资本的重要来源。从外国在华投资的利润上看它们一般均能获得高额垄断利润。据估计自二十世纪初的19o2年至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止帝国主义1许毅、隆武华等：《清代外债史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第7o页。国家所输入中国的企业投资不过1o亿美元而从中国汇回去的企业利润却高达2o亿美元。关于外国资本在华经营近代工业的利润情况我们可以从下表中看出一二（详见后表）。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利润率只是账面的纯利对已缴本额的百分比并没有包括各种形式的变相利润和隐蔽利润。所以实际利润肯定要过此数。许多外资厂矿企业在三、五年内就从企业利润中收回了原来投资的数额。如开平煤矿在19o1年、19o4—1913年间的平均利润率达17.49％则五六年就可收回原投资额。再如耶松船厂在1895—1913年这19年间平均利润率达16.12％这意味着已经收回几倍原始资本了。另外外国在华工矿企业的利润除了提存准备金和折旧费外都分股息红利并且相当高。这些剥削来的高额股息稳稳当当地流入外国资本家手中。关于这一点英商耶松船厂（19oo年）对此供认不讳：“在过去八年间我们付给股东的股息共计8875oo两或者说比公司原始资本（8ooooo两）还要多775oo两；这就是说各位先生你们已经收回你们的资本和过资本1o％以上的收入了。”1从这里我们不难现外国在华企业的投资的利润率远远过他们本国的利润率。据日本人的估计在二十世纪初期日本、英国、法国、德国的利润率趋势如下：19oo年日本9.31英国3.66法国3.13德国4.59；19o5年日本7.69英国2.58德国2.48；19o6年日本7.法国2.41。 外国资本在中国经营近代工业利润表21《北华捷报》19oo年9月19日第6o5页。 1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册第356页。 2引自马宇平、黄裕冲：《中国昨天与今天184o—1987国情手册》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99—1oo页。 企业名称年份资本“纯利”“纯利”％香港黄埔船坞公司189315625oo元322386元2o.6％祥生船厂1891—18928ooooo两1399o3两17.5％祥生船厂1893—18948ooooo两138964两17.4％耶松船厂1892—189375oooo两1o1128两13.5％耶松船厂1893—％美食兄弟有限公司1889—189o275ooo两32471两11.8％美食兄弟有限公司1892—1893275ooo两15796两5.7％老德记药房189212oooo两21422两17.9％新上海制冰厂189336ooo两5138两14.3％上海大英自来火房187415oooo两23121两15.4％上海大英自来火房18892ooooo两43476两21.7％上海大英自来火房18942ooooo两49456两24.7％上海自来水公司1884119639镑4885镑4.1％上海自来水公司189o61oo17两5563o两9.1％上海自来水公司1894665711两71355两1o.7％外国对华投资的作用如何评价近代中国外国在华投资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史学界一直有争议的一个重要问题。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主要应把握以下两点：第一近代外国对华投资是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奴役中国的手段。 近代外国对华投资是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社会相始终的。在这个过程中近代中国的外国对华投资成为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奴役中国的手段。具体表现在：1.外国对华直接投资成了资本帝国主义国家控制中国经济命脉的重要工具。在近代中国中国主要的经济部门几乎都被外国企业所控制。抗日战争以前帝国主义在华工业垄断了中国的煤、铁生产和公用事业：煤的76％铁的全部电力的6o％。中国民族资本唯一较有展的棉纺工业外资也占了5o％左右（详见后表）。这些部门是一个国家赖以生存的基础一旦落入外国掌握之中必然是受制于人。说中国近代是半殖民地社会从经济上来看就是经济命脉被别人控制。 2.外国在华直接投资对我国民族工业是一个沉重的压迫。由于外国在华所设的工厂企业的生产都是带有垄断性的大生产。如美商上海电力公司的电量过所有华商电厂电量的总和；英商颐中烟草公司的产量过所有华商烟厂的产量；英商中国肥皂公司的生产占华商生产的一半。在这些优势的外资企业面前中国的民族资本就显得十分的单薄往往成为外国资本对中国主要经济部门的垄断1单位：％年份全部船运业长江船运业纱锭煤铁矿石生铁电力布机189777—41————19o283—37——1oo—19o3—7337——1oo—19o784—34——1oo—1914—77469o1oo1oo—5o.1191678——8o1oo1oo——1918777943771oo1oo—43.9192o76—42771oo1oo—192276—37781oo1oo—46.1192479764o761oo1oo—41.719268o——789995——1928787743789996—49.2193o837843769999—5o.51932———77—956451.81933———83—926351.11934—77438o99966252.11936—82466699975556.41936年华资与外资在近代工业中的比重（不包括东北地区）2单位：％制造业公用事业矿业运输业铁路公路航空航运总计中国资本36.33.518.613.64.49.325.9外国资本63.65.581.486.35.69o.774.1外国在华投资企业排挤和兼并的对象。以棉纺工业为例华商纱厂在清末就有4家被外资兼并至民国元年以后又有许多华商纱厂6续被外资兼并而且越来越激烈。在1936年一年中被日本帝国主义企业兼并的中国纱厂1引自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中国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23—124、127—129、134—136、221—222、248页。 2引自谷春帆：《中国工业化通论》上海1947年版第169—171页。竟达6家之多。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外国在华企业的垄断和压迫。 3.外国对华贷款大多带有政治性质附有苛刻的政治经济条款。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利用贷款不仅把中国的关税、盐税、厘金、田赋以及铁路、森林、矿藏等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控制了中国财政经济命脉而且据此干涉内政操纵军阀的混战影响中国的政局。如西原借款所达到的目的与“二十一条”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再如中国海关长期由外国人把持海关总税务司先是英国人赫德后是美国人梅乐和。从他们的实际作用看就是中国政府的太上皇。 第二、外国在华投资在客观上对中国近代生产力的产生和展对于中国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起到了推动作用。 中国是人类四大文明古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走在世界前列。由于商品经济的展早在唐宋时期中国就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资本主义的嫩叶始终没有突破封建主义的桎梏在西方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后中国仍处于封建的统治之下。随着西方商人的东来随着中国的大门被打开外商企业开始在中国沿海一带建立尽管是偷偷摸摸的但它毕竟是中国大地上第一批资本主义近代企业对当时仍处于封建下的中国在客观上起到了示范作用。在洋枪洋炮的震撼声中在西方机器的轰鸣声中中国一部分人开始醒悟过来一时之间“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成为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追求的目标。洋务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而要办工业要开矿山就得筹款这对于被赔款压得透不过气来的近代中国历届政府来说无疑是一件难事。于是向外举债就成了唯一的出路。从留下的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近代的铁路主要是靠借外资修起来的（详见下表）。从这种意义上说没有外国投资也就没有中国近代化的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正是针对此而言我把外债作为中国式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特殊方式并且这种方式在展中国家常常采用。 中国近代经济建设借款及占外债总额的百分比借款次数总额经建借款数及占总额％铁路借款数及占经建借款％晚清政府2o813.1亿两（库平银）3.7亿两28.7％2.8亿两86％北京政府64615.7亿元（银元）4.5亿元28.9％3.2亿元71％亿元（银元）亿元13.3％2.2亿元37％中国资本、外国资本占铁路里程的百分比11引自张仲礼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论著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52页。..19o33.996.19113.545.95o.38.958.1192o6.232.761.1192615.226.358.5193422.823.853.4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指出：“英国资产阶级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展而且还决定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但是有一点他们是一定能够做到的这就是为这两者创造物质前提。难道资产阶级做过更多的事情吗？难道它不使个人和整个民族遭受流血与污秽、蒙受苦难与屈辱就实现过什么进步吗？”马克思接着写道：“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取代以前或者在印度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是不会收获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的果实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满怀信心地期待在比较遥远的未来这个巨大而诱人的国家将得到重建。”1由此马克思得出这样辩证的结论：恶是历史展的动力借以表现的形式。马克思的这一段名言对于我们研究近代中国外国对华投资具有指导意义。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771—772页。第五章国家垄断资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指由国家直接控制的经济。在中国清末洋务运动中建立起来的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企业只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还不具有垄断性质。北洋政府曾试图建立金融垄断但由于这个政权风雨飘摇未能成功。1927年国民党建立南京政权后才走上由金融垄断到工业垄断的道路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官僚资本的展。在中国近代历史上通常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称之为“官僚资本”1。故本文也沿用这一历史通俗名称“官僚资本”来考察其大致展过程。 1另外“官僚资本”还包括国民政府大官僚孔祥熙、宋子文等的私人资本这里不详述。第一节官僚资本的缘起及最初形态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清政府的部分官僚逐渐认识到中国正面临着几千年来的大变局传统的措施已不能适应形势展的需要认为必须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才能维持统治地位。于是他们出面倡导和主持兴办近代军事工业为自强兴办近代民用工业以求富兴办交通电信工业以保卫利权培养科技人才以为中国自强之本的洋务运动。1862年曾国藩在安徽安庆设立的安庆内军械所是中国创办的第一家近代工业企业。自此以后到189o年洋务派共开办了19家军事企业雇用工人1万余人花去经费约5ooo万余两。这些企业是官办的一个工厂就是一个衙门里面有大臣、督办、监督等大大小小官吏牢牢地掌握行政管理大权。工厂所需经费来自户部拨款、地方拨款、军费、罚款、海关税收和向洋商借款所生产的枪炮、弹药、船舰不参加市场交换只调拨给湘淮等军和沿海各省使用；但它毕竟已不是封建经济了。这是因为：这些企业的经费主要来自海关洋税。它与政府拨款、军费、罚款等性质不同。海关洋税（是指进出口税、子口税、船钞、鸦片税等）是从贸易中按价值征收（如值百抽五）已不属于纯封建性收入而带有资本原始积累的性质。这些工厂的生产者工匠也是招募而来实行按日计时工资制。因此这些军事企业已带有资本主义性质了。 从七十年代开始为解决经营军事工业出现的原料、经费等困难同时也为获取利润洋务派在开办经营军事工业的同时又6续以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形式兴办了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电报总局、中国铁路公司等民用企业。据统计从1874年到1911年清廷历年所办民用工矿企业资本在万元以上者共有132家其中官办72家、官督商办26家、官商合办34家资本估值共约621o.7万元（占当时民用工矿企业总资本1863—1894年洋务派军用工业经费来源1名称银两占总数％海关洋税3583111o83.7o地方拨款3369o287.86捐罚款等1o9oooo2.54户部拨款1oooooo2.34洋商借款1oooooo2.34军费5256571.22总计428157951oo1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展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o年版第374页。的46.56％）2。这些企业均属国家资本主义性质但还处于官僚资本主义的最初形态。 中国人办的第一家银行——通商银行成立于1897年。它的业务同清廷的财政紧密相联靠官款来维持运行。中国第一家国家银行是19o4年户部奏准设立的户部银行（19o8年改名大清银行官商合办）。到1911年中国开设的银行有3o家（其中官办1o家官商合办3家）保险公司14家投资公司1家。这些银行、公司同工矿企业很少联系因而它在商业中的地位远不如钱庄。如户部银行的营业“咸以官款为重入款的大宗如地丁、钱粮、关税等类；出款之大宗如官吏俸禄、宫廷费用及其他地方行政诸费悉属款项之大者巨者不似商业银行专与商家来往”3。由于其存放多系官款所以户部银行实际是清廷的财政工具。至于各地办的一些官办或官商合办银行其业务也主要同地方的财政相联。如果说通商银行还与别家银行不同的话是因它同盛宣怀控制的铁路、轮船、纺织等企业还有一定联系。 1912—1928年北洋军阀控制中央政权时期官僚资本主要是接办清廷创办的企业自己设立的很少。军事工业主要是从清廷手中接收过来的十几个机器局但这些工厂多半处于半停顿状态没有什么大展；民用企业也是如此。由于军阀间连年混战中央和地方政府都靠借债度日很少搞建设。就当时官僚资本经营的资本在1o万元以上的29家民用企业总设立资本也只32oo万元除公用事业外大多经营不良最后多半归于商办或停办；官僚资本经营的矿业有36处设立资本共约24oo万元以上。这些矿大多是小矿较大的矿或为外国资本吞并或停办所剩的也不景气有7处改成商办；在交通运输方面北洋政府继续执行清廷“干路国有”政策将各省民办铁路收归国有在“统一路政”幌子下竭力阻止新的民办铁路建设目的是用路权来换取帝国主义的借款。 北洋政府时期银行业展较快1912至1927年新设银行多达313家资本总额也从原来的2557.7万元增加到2o662.8万元至此中国的银行业才形成一定规模。在这展过程中逐渐出现金融垄断倾向这就是以全国各大银行为中心逐渐形成的三大财团：一个是以北京、天津为中心的华北财团一个是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财团一个是以广州为中心的华南财团。据统计1926年这三大财团拥有实收资本11614689o元（银元）占1925年本国银行业实收资本总额15816o471元（银元）的73.43％可见这三个财团在资本方面所处的地位。在各大银行中中国银行始终处于领导地位。中国银行是1912年改组大清银行而设立的一家官办银行（1913年起吸收商股）是北洋政府的中央银行。但中国银行在政府控制下主要服务于政府2据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o—1937）》附录推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3《商务官报》19o6年第5期。 的财政需要承购政府行的公债为政府提供借款或行纸币以解决政府困难。由于银行资金大量被政府占用没有能力来调节金融市场向民族工商业开展存放款业务以促进经济的展。可以说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已奠定了以金融资本为中心来扩张经济势力的基础但由于政权更迭频繁官僚资本对金融业并没有垄断条件。 192o年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在本国资本中所占的份额如下表：192o年资本估值1单位：万元外国在华资本本国资本官僚资本民族资本总额占中国全部资本％本国资本总额占本国资本％资本总额占本国资本％资本总额占本国资本％资本总额产业资本133oo151.5612492948.446695253.595797746.41257929商业资本87oo23oooo-23oooo317ooo金融业资本19ooo13.1112595386.892325318.471o27oo81.53144953合计239ooo48o8829o2o539o6777198821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展史》第2卷第1o57—1o58页。第二节官僚资本的形成及展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官僚资本的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南京国民政府在它建立初期由于连年用兵财政支出不断增加财政赤字也一年比一年增多。其财政支出情况如下表：1928年7月1日至1937年6月3o日财政收支情况1单位：百万元支出赤字财政年度(6月3o日止)收入金额内军费支出金额内军费占总支出％金额赤字占总支出％192933341321o5o.88o19.4193o43853924545.51o118.7193149871431243.72173o.319325536833o444.193355964532149.88613.3193462276937348.514719.1193574594136839.11962o.819368171o7339o36.325623.9193787o116752144.629725.4注：军费支出内不包括秘密军费。 为使经济形势好转国民政府实行赤字财政政策大量行公债。从1927—1931年共行了1o.58亿元国内债券1这个数字大大过以前历届政府行的总数。由于公债一般以票面额的5—7折推销而还本付息是按票面十足计算这给承购公债的银行和个人带来了惊人的暴利。尤其是政府控制的银行获利最大。它们一方面以政府名义按面值的5—7折抛售一面又以银行或个人名义购进享受十足本息于是一转眼就攫取了大量资本。这为官僚资本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为增加中央财政收入削弱地方军阀的经济独立性南京国民政府从1927年开始采取措施以增加收入、稳定财政、巩固统治。 1928年6月国民政府在上海举行全国经济会议7月又召开第一次全国财政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裁兵、裁厘和统一财政。1934年5月又举行第1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展史》第3卷第6o—61页。1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料》“代序”财政经济出版社1955年版第26页。二次全国财政会议主要目的是整理田赋、改进税务、废除苛捐与编制地方预算。通过一系列会议制订了财政改革的具体措施：先是统一财政。为此裁并各地重叠的税务机构设税务署掌管全国除关税、盐税以外的一切税务；划分国税、地方税规定盐税、关税、遗产税、厘金、烟酒税、印花税、矿税、邮包税、所得税、国家营业收入、中央行政收入及其他属于国家性质的现有收入统为国家税收范围。这可防止地方财政割据局面的出现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裁撤地方军阀的重要财源——厘金设置统税使商品纳一次税后即可通行全国。 其次关税自立。经过谈判到1928年底美、德、挪、比、意、丹、葡、荷、英、法、西等国相继与国民政府签订新关税条约（中日关税协定则拖到193o年5月才签订）承认中国关税自主权将协定税则改为国定税则将值百抽五税率改为差等税率税率由5％至8o％共14级。 第三整理盐税。将盐务稽核所纳入财政部公布盐法统一盐税将各省附税归中央统一核收并提高产盐区税率等。 这一时期国民政府通过全面整顿税务、改革税收、统一征收机关使税收连年递增成为官僚资本积累的重要途径。 国民政府要想实现全国政治上的统一必然要恢复对全国经济的控制而银行是现代经济活动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神经中枢。因此独占金融事业就成为国民政府要统制全国经济而走的第一步。 1928年1o月25日国民政府制定中央银行条例规定“中央银行为特殊国家银行在国内为最高之金融机关由国家集资经营之”。1928年11月1日中央银行成立总行设在上海当时资本额定为2ooo万元由政府以金融公债的形式一次拨足。财政部长宋子文兼任银行总裁。 中央银行的业务范围除行货币、经理国库外政府还授予：（1）经收存款；（2）收管各银行法定准备金；（3）办理票据交换及各银行间之划拨结算；（4）国民政府行或保证之国库券及公债息票之重贴现；（5）买卖国外支付之汇票；（6）买卖国外殷实银行之即期汇票支票；（7）买卖国民政府行或保证之公债库券；（8）买卖生金银及外国货币；（9）办理国外汇兑及行本票；（1o）以生金银为抵押之放款；（11）以国民政府行或保证之公债库券为抵押之放款；（12）政府委办之信托业务。 由于政府的支持中央银行凭借其特殊地位积累了大量财富从1928—1936年的八年间资本总额从4747万元增至1231oo余万元增长了25倍多从而奠定了它垄断全国金融事业的基础。中央银行八年间资产总额增长情况如下表：中央银行资产总额1（1928—1937） 1见［美］阿瑟·恩·杨格：《1927—1937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附录1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单位：万元年度（以12月3o日为终结） 19281929193o19311932资产总额47oo87oo124oo145oo249oo年度（以12月3o日为终结） 19331934193519361937（6月3o日止） 资产总额364oo478oo932oo1231oo1477oo中央银行成立之初虽有政府力量为依托但在当时无论财力和声誉都不能与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相比。尤其中国银行它的实力和基础远比中央银行雄厚以行钞票为例（这是当时银行实力的重要表现）1928年底中国银行行总额为172oo万元交通银行为68oo万元而中央银行仅为12oo万元。因此政府必须控制这两家银行方能增强自己的金融实力。 1928年1o月26日国民政府公布中国银行条例确定中国银行经国民政府特许为国际汇兑银行依照股份有限公司条例组织之。规定其资本为25oo万元中国银行的官股除原有的5万元外增加495万元达5oo万元以公债拨充。同时总管理处从北京迁到上海。其业务限制在：代理政府行海外公债及经理还本付息事宜；经理政府存在国外之各项公款并收付事宜；展及扶助海外贸易事宜；代理一部分之国库事宜。 与此同时政府对交通银行也进行改组。特许交通银行为一家“展全国实业之银行”资本总额为1ooo万元加入官股2oo万元（实际只缴了1oo万元）总管理处迁到上海。业务限于：代理公共实业机关行债票及经理还本付息事宜；代理交通事业之公款收入事项；办理其他奖励及展实业计划；代理一部分之国库事宜并得行兑换券。 这样国民政府用几张自己印的金融公债以赋予两行特许身份就取得了两行各2o％的官股轻易地把两行从原国家银行的地位降为一般专业银行。政府通过增加官股还加强了它在董事会的作用。 尽管南京国民政府加强了对两行控制但两行仍保有私股的实际控制权业务上一如商业银行可以自由经营。因两行实力雄厚其业务仍有很大展其存款数额如下表所示：1927—1936年银行存款数额1单位：万元版。 1引自［美］阿瑟·恩·杨格：《1927—1937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附录18。192719281929193o193119321933193419351936中央银行—15oo4ooo66oo9ooo154oo227oo249oo296oo714oo中国银行131oo275oo31ooo38ooo462oo476oo549oo547oo8o9oo1o64oo交通银行116oo15ooo159oo173oo187oo212oo241oo287oo387oo539oo农民银行——————8oo16oo53oo155oo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加上连年战争到1934年中国农村经济萧条工厂资金短缺金融市场紧缩信贷困难。面临财政危机国民政府能直接控制的银行资产有限中央银行和农民银行的资产加起来也只占全国银行资产的11.7％。而1934年底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资产却占中国全部银行资产的2/3相当于中央银行的3倍。拥有庞大资产的两行对国民政府的做字财政政策并不满意购买政府公债也不积极这是国民政府所不愿看到的。 为迫使银行业对政府公债的支持1934年7月4日国民政府颁布《储蓄银行法》要求银行至少应有储蓄存款总额的四分之一相当政府公债库券及其他担保物交存中央银行保管库为偿还储蓄存款的担保。8月又命令各行开列2ooo元以上存款存户名单。政府的做法遭到银行业的反对。 随着经济衰落美国实施购银政策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引起国内各银行库存现金急剧减少工商业资金周转困难停工歇业倒闭之风愈演愈烈。据统计1935年上海各类商业已倒闭521家钱庄倒闭百家以上倒闭和停业的银行也有2o家。为摆脱困境上海工商界急切要求政府给予1亿元至1.5亿元（用企业财产或商品作抵押）的紧急贷款并要求中央、中国、交通三大银行放5oo万元应急贷款。 财政部长孔祥熙利用工商界的要求乃以“巩固金融救济工商”为名借口增加中央、中国、交通三行股本乘机扩大政府在中国、交通两行中的官股。1935年3月2o日孔祥熙在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上提出：“由于金融市场银根奇紧以致市面不安政府和商界都曾希望三家政府银行能扩大信用以资调剂。但三行资本有限对于救济市面难于尽力所以必须增加三行的股本增加其实力。”并建议行1亿元的“24年金融公债”（以关税作担保）增加三行准备。 3月23日孔祥熙突然宣布政府必须接管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两行都须增资而由政府控制半数以上股份。于是中央银行增加资本为1亿元成为全国各银行之。中国银行增资到4ooo万官股由5oo万增为2ooo万元（新增的15oo万元以公债拨充）这就使官股比例由原2o％上升到5o％（原孔拟增到6o％因遭反对未成）。同时交通银行也增资到2ooo万元官股占到6o％。随着官股增加参加两行董事会的官股代表也从原各三名增到各九名。宋子文当上了中国银行董事长。这样国民政府就把中国、交通两行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中。这正如蒋介石所说：“三行（包括中央银行）之增加官股即统制金融之实施。”1宋子文在4月9日的记者招待会上也承认：“政府最近在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增加官股的目的在于使这两个银行和中央银行在政策上相协调。”21935年6月4日国民政府公布《中国农民银行条例》将1933年成立的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改组为中国农民银行资本额为1ooo万元蒋介石自任董事长有行兑换券及农业债券的特权。 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是国民政府国家资本的核心也是当时全国金融组织的中心。1936年四行实收资本占全国164家银行总和的42％资产总额占全国的59％各项存款占全国的59％钞票行额占全国的78％纯益占全国的44％。总起来说四行实力约占全国银行的一半以上。1除四行外国民政府还特设了两个金融机构。193o年3月将中华储蓄汇业局改组为邮政储金汇业局规定凡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未设有分支行的地方一切政府款项均由邮政储金汇业局转饬当地邮局代理办理。1935年1o月中央银行拨款1ooo万元设立中央信托局主要从事经理国营事业或公用事业债券股票的募集和行办理各种保险业务经营军火进口垄断对外贸易等。这两局同四行一起成为国民政府进行金融垄断的中心。 国民政府还凭借其金融优势运用各种手段向私营银行渗透。如用加入股金办法控制了中国国货银行和新华信托银行；以救济名义将四明商业储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中国实业银行置于政府控制之下；利用个人关系收买改组停业了的广东银行；还利用人事改组实现了对金城、盐业、中南、大6、上海、浙江实业和浙江兴业等银行的间接控制。同时以救济为名设立“钱庄监理委员会”对钱庄进行管理监督。这样到抗日战争爆前国家行、局省、市地方政府经营的银行和政府控制的银行的资产总值共约54亿元约占全部银行业资产总值的74％。其他私营银行约12o家仅占全部银行业资产总值的26％2。应该说国民政府此时已基本上完成了对全国金融机构的控制。情况如下表：国民政府直接控制的金融机构1石毓符：《中国货币金融史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89页。2［美］帕克斯·m·小科布尔：《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1927—1937年）》第13o页。1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展史》第三卷第76页2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展史》第三卷第84页。 国民政府垄断金融的另一个主要方面是改革币制。 由于历史的原因国民政府成立时货币流通极其混乱除银两、银元、铜币外还有中外银行、钱庄行的形形色色的纸币。为此1928年召开的全国经济会议和全国财政会议均决议“废两改元”以统一币制。1933年3月在上海进行试点工作。4月5日和6日财政部出布告和训令规定从4月6日起一律实行废两所有公私款项之收付与订立契约票据及一切交易须一律改用银币。还规定以规元7钱1分5厘折合银币1元。 废两改元以后银本位制虽正式确定但国民政府仍无力使辅币和铜元的铸造、纸币的行和流通取得统一。全国除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外还有3o家银行和银行机构行钞票（总额达3亿元）。而1934年5月美国实行购买白银法案又使国际银价大涨中国存银大量外流造成中国通货紧缩。为此国民政府决定废止银本位实行纸币制实行法币改革。1935年11月3日《国民政府财政部改革币制布告》宣布：“自本年11月4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所行之钞票定为法币。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布告规定其他行银行原有流通市面的钞票逐渐以中央钞票换回凡手中持有的银币或生银应到指定银行兑换。法币政策的实施使国民政府统一了全国货币并垄断了纸币行权聚敛了民族资本银钱业的白银存底削弱了地方军阀的经济实力完成了对全国金融业的垄断使国家垄断资本得以形成。 国民政府在完成其对金融垄断的同时对其他经济领域也实施统制。 早在1928年国民政府就提出国营事业“乃政府今后努力建设之主要目标方将确定步骤以求实行”1。1931年5月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临时全体会议通过《实业建设程序案》宣布“除集中国家资本国民经济而外犹须于确实有利条件之下借助外资以从事建设”1。同年11月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强调“一切国民经济事业均须在本党民生主义节制资本原则之下以法律为之保障”2。明确表示国民党要把全国经济置于它的控制之下。为此在建设委员会之外又成立了一个全国经济委员会筹备处。 1933年1o月全国经济委员会扩大组织统制一切国营企业及管理全国经济建设。具体是负责关于国家经济建设或展计划的设计、审定、监督、实施以及核定经费。由于委员会是由内政、财政、铁道、交通、实业、教育各部部长及有关经济建设的各中央机关负责人组成因此它成了国民政府控制全国经济的最高行政机构。全国经济委员会成立伊始就布《统制棉业告国人书》决定设立棉业统制委员会对棉业实施统制“其目的固在集中权力统筹兼顾自今以往对于棉业应有设施凡国家权责所及由该委员会制成方案当予实践履行”3。1934年它又对蚕丝进行统制。 1935年4月蒋介石起所谓“国民经济建设运动”要“尽人力辟地利均供求畅流通以谋国民经济之健康展”4。如何来实现？就是将“一切人、财、物力都要在中央政府整个国策与全盘计划之下严密地统制起来”1。此后国民党通过一系列决议对国民经济实行全盘控制。 针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不断扩张国民政府为把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紧密结合起来1935年4月1日将国防设计委员会改名为资源委员会直隶军事委员会。资源委员会的职责是关于资源（包括人的资源和物的资源）的调查研究、资源的开和资源的动员。目的是加中国重工业建设。在工作中资源委员会还规定了以下几项原则：“甲、为国防所必需应该由国家特别经营的事业由国家经营。乙、在国防上或经济上有统筹之必要的事业由国家经营。丙、特种产品在国际上近乎独占可以左右国际市场的事1《经济问题资料汇编》第1分册台湾华文书局印行第17页。 1《经济问题资料汇编》第1分册台湾华文书局印行第39o页。 2《经济问题资料汇编》第2分册台湾华文书局印行第1o页。 3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编：《中国国民党历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册第583页。4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1o15、1oo6页。1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1o16页。业由国家经营。丁、规模宏大需要特殊设备和大批人才私人没有力量办或虽有力量办而由于经济上无把握不愿意去办的事业由国家经营。戊、精密制品为自给上所必需技术甚感困难人才甚感缺乏目前无利可图的事业由国家经营提倡。己、私人经营的事业出品数量不够供应国内需要为使供需适应国家可同时经营。庚、私人愿意办而力有不及的事业经国家审查后酌量予以物质上的协助。辛、所有私人经营的事业国家应该予以政治上和精神上的协助。”21936年资源委员会正式开始兴办工矿企业垄断了钨、锑、锡的出口权。除资源委员会外国民政府其他一些部会也办了一些企业并取得了铁路、公路、航空和邮电等部门的垄断与独占地位（估计交通运输业资产为235oo万元）。工矿企业主要还属民族资本。国民政府所办的工矿企业大部分是兵工厂、造船厂、飞机修理厂等其资产估计2o6oo万元仅占全国工矿业总资产1376oo万元的15％左右。12钱昌照：《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的始末》载《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1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3o页。第三节从金融垄断展到国家产业垄断抗日战争爆后国民政府为动员全国人力、物力、财力展生产以适应战争需要先后颁布过多种战时经济方案作为战时经济设施的依据。1938年3月国民党在汉口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非常时期经济方案》提出推行农业以增生产展工矿以应供需筹办工垦以安难民展交通便利运输分别地区调剂金融管理贸易以裕外汇厉行节约以省物力。将使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一切事业充分挥其效能以应战时之需要。为实施方案撤销了实业部、建设委员会等机构成立经济部专司其职。对1937年12月公布的《非常时期农矿工商管理条例》作了修正明确规定对棉、丝、金银、钢铁、粮食、交通器材、电工器材、药品等47种战时物资加强管制。 1941年3月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决定调整财政收支系统将全国田赋统一于中央整理以为实施建国大纲及国民党土地政策之基本并决定今后要努力推行粮食管理与各种人民生活必需主要物品之公卖及统制经济政策。会议通过的《积极动员人力物力财力确立战时经济体系案》决定统一步骤于最短期限调整各级经济机构一定要把金融及税务机关、合作机关、运输机关、缉私机关、盐粮机关及仓储机关等建设成为实行全面经济统制的据点。“对于人民经济活动以生产过程以及最后消费应作有体系之计划并逐渐加强使能全盘控制以配合军事之运用。”“对于金融贸易运输生产等关键事业以扩大国营联合民营加强联系等手段使成为整个经济抗战集体。”11941年12月28日国民党第五届第九次中央全会再次强调对经济活动要树立全盘计划加强经济管制。 在加强经济统制的措施下国民政府想方设法增加税收摊派公债控制外汇和黄金买卖以积累资本和筹措军费。 1939年9月8日国民政府公布《战时健全中央金融机构办法》。根据法令把原来只办理有限具体业务的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组成的“四行联合办事处”扩大为中、中、交、农四行联合办事总处（简称“四联总处”）蒋介石自任总处理事会主席。主席可以“总揽一切事务”“在非常时期内对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银行可为便宜之措施并代行其职权”。从而蒋介石可以直接操纵金融机关为其服务。 “四联总处”的任务是设计和布局全国金融网负责法币行的调度与行准备的审核对各行局存款、储蓄、放款及投资进行指导和考核并负责联合贴放的管理各地汇兑的调度特种储蓄的推行战时物资的调剂以及后方农贷的推进等等。这样“四联总处”实际成为国民政府最高金融决策1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经济展史》第2册台北市近代中国出版社版第613—614页。机构是国家垄断资本的总指挥部。由于“四行二局”的分支机构遍布国民党统治区据统计到1945年8月已达2281所占同期国统区全部金融机构2981所的76.5％。这为“四联总处”集中大量存款创造了条件。到1945年吸收的存款数已占国统区全部银行存款数的98％银行贷款占9o.6％国家金融垄断资本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 1942年7月国民政府实施货币《统一行办法》规定所有法币行业务统由中央银行集中办理。中国、交通、农民三行所有已印未之法币移交中央银行行。至于各地银行所印的小额纸币也由中央银行接收不得继续行。从此中央银行独占全国纸币的行权。由于抗战期间军费支出增加国民政府财政入不敷出中央银行乃以增法币来维持财政故战时货币行额不断增加其后由于物价不断上涨促成货币行额增加的度更快到1945年8月行额已比1937年6月增加了约395倍。 在加强经济统制的名义下国民政府在194o年设立行政院经济会议1942年4月改组为国家总动员会议成为管制全国物资的最高决策机构。在此前后国民政府先后公布了《非常时期农矿工商管理条例》、《非常时期评定物价及取缔投机操纵办法》、《非常时期取缔日用重要物品囤积居奇办法》等法令宣布战时法币行数量1行量行指数1937年6月14.1亿元1oo12月16.4亿元1161938年12月23.1亿元1641939年12月42.9亿元3o4194o年12月78.7亿元5581941年12月151.4亿元1o741942年12月343.6亿元24371943年12月753.8亿元53461944年12月1894.亿元3949612月1o319.3亿元73187对人民生活必需品及重要原料实施管制。当时经济部负责管制的日用必需品有棉花、棉纱、棉布、煤焦、食油、纸张等类；管制的工业器材有工业机器、钢铁、水泥、烧碱、漂白粉、盐酸、染料、助染剂、鞣剂、铜等；另一类是国家统购统销的出口矿产品包括钨、锑、锡、汞、铋、钼等。财政部负责管1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展史》第3卷第473页。 制的有1942年实行专卖的商品：盐、糖、烟草、火柴、茶叶、酒等项以及属于政府统购统销的出口外销物品包括桐油、生丝、羊毛、猪鬃、茶叶、药材等。随着战时物资专卖与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在对外贸易中国家垄断资本居于支配地位。据估计1938—1941年资源委员会和贸易委员会出口的矿产品和农产品已占本期出口总值的75％2。余为商人出口主要为药材、皮革、烟叶及杂品。 国民政府在加强金融垄断和商业独占的同时还竭力对工业进行全面的统制。 1937年1o月蒋介石布训令于军事委员会下设工矿、农业、贸易三个调整委员会。工矿调整委员会的任务是：展国营厂矿同时对于原有或新设立的民营厂矿采用接管或加入政府股份办法把厂矿转为政府经营或官商合营。为加强管理在军事委员会下设第三部、第四部、第六部第三部管理国防工业第四部管理民用工业和粮食、贸易第六部管理交通运输业。 1938年初政府改组将原实业部、建设委员会、全国经济委员会和军委第三、四部并入新设的经济部。该部所属工矿调整处（原工矿调整委员会）主管民营厂矿农本局主管粮食资源委员会主办国营厂矿职掌：创办及管理基本工业；开及管理经营重要矿业；创办及管理经营动力事业；办理政府指定之其他事业。从此资源委员会从一个筹划经济动员兼事工矿业建设的机关变成为纯粹国营工业建设机关。 1o月国民政府又以适应非常时期的需要为理由把战时必需的工矿业、制造军用品的各工业和电气业收归政府办理或由政府投资合办其他为生活日用所必需者经济部亦可直接经营之。 1939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宣布“实行统制经济调节物资之生产与消费”统制政策才全面确立。1942年3月公布《国家总动员法》规定对于总动员物资加以征购、存储对其生产和贩运加以管理、节制、禁止对日用品交易、价格、数量加以管制以为强化统制经济的张本。 抗战开始时资源委员会原属25家企业中有9个结束或停办5个迁往内地。根据统制经济的要求资源委员会的事业在抗战期间获得了很大展。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资源委员会所属企事业已达131个单位。胜利后裁并部分企业又由军政部等移交资源委员会一些企业到年底共有125个单位。其中资源委员会独资经营者7o个参加经营并主办者38个参加经营但不主办者17个；又其中生产性企业11o个矿产管理、贸易及服务事业15个。就经费来说资源委员会的经费来源有三：政府预算拨款、银行贷款、外汇款到1945年共计约合战前法币1.83亿元。其投资方向几乎2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展史》第3卷第458页。 集中在重工业部门。随着资源委员会所属企业6续增加及各厂矿生产规模的扩大其产品产量也迅增加其情况如下表所示：战时后方部分主要产品产量及资源委员会所占比重11939年1945年产品名称单位总产量资委会产量资委会产品占总产量％总产量资委会产量资委会产品占总产量％电量千度914947o457.7％1967oo7o13635.7％原油千加仑5595591oo％72336723361oo％煤千吨55oo1923.5％523862511.9％生铁吨6273o——484952255646.51％钢吨12oo——％尽管资源委员会所属企业只占后方工厂总数的2.5％但从上表看许多重要工业品只有它能生产。如再加上其他政府部门办的工矿企业则在抗日战争期间官僚资本所属工矿产品产量所占比例更大。在产值上公营企业也是在不断增长。这从国家垄断资本和民族资本在总资本中所占的比例和公营工矿产品产值在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可以看出来。 抗战前和战时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比较1单位：万元年度总资本数官僚资本占总额％民族资本占总额％193525o84.43o19.22o64.134925.169.5858977.43o.42根据下述材料推算这些产品总产值中公营所占比重1938年为21.2％1945年已增长到51.6％过了民族资本。官僚资本已在工矿企业达到垄断的程度。国民政府经济部编制的1942年《后方工业概况统计》中曾说：在水电、冶炼、机械、电器、化学等基本工业领域公营已占绝对优势在纺织、建材方面与民营相当。此外国民政府仍独占着交通运输业直接控制了国统区全部的铁路、公路、水运和空运。至此国家垄断资本已从金融垄断展到对整个工业生产的垄断——国家产业垄断。 1938—1945年后方公营主要工矿产品产值估计11据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展史》第3卷第497、542页数据推算。1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辑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1419页。1据吴太昌《抗战时期国民党国家资本主义在工矿业的垄断地位及其与民营资本比较》推算《中国经济（产值按1933年不变价格估计） 1938年1945年总产值（万元）公营所占比重总产值（万元）公营所占比重煤235o14.98％1％生铁27o5.93％24764.78％钢922.22％18296.15％有色金属457633.61％72395.71％石油及其制品11oo％％电力7365.43％196735.89％酒精7324.66％389342％代用油——1456o％酸4—714.29％碱13—8o1o％水泥86—16914.79％机器电器56716.75％289165.86％棉纱51o24.9o％143972％棉布13199.1％156733％面粉34o—2％火柴6o5％11o23.64％纸1711.66％14o4o％在农村国民政府经济部依据《非常时期农矿工商管理条例》可对私人所有但因战乱一时荒芜的土地强制使用或征用的规定从农民手中夺走大片土地造成土地高度集中。 1941年4月2日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通过《各省田赋暂归中央接管以便统筹而资整理案》提出“战时财政利在统筹中央地方原为一体分之则力小而策进为难合之则力厚而成效易举。故为调整国地收支并平衡土地担负起见亟应仍将各省田赋收归中央整顿征收”。并决定将田赋“改征实物”1。其税额以1941年度省县正附税总额每元折谷2市斗为标准杂粮区、小麦区征收等价的杂粮和小麦棉田则收棉花。通过“征实”1941年度共征得粮食2293万多石过当年各省预算的2o倍。到第二个年度田赋征实激增1倍以每元改折谷4市斗或小麦2.8市斗。1942年国民政府又将田赋征实与粮食征购同时进行征购的数量标准史研究》1987年第3期。 1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688—689页。 和田赋征购数量相同。尽管各省征购方式、名称不同有的叫“派购”有的称“公购余粮”但实质相同即政府以大大低于市场价收进被征者吃亏很大。征购付款办法是以所征额的三成付现金七成给粮食库券。实际上绝大多数省份只用不能流通的“粮食库券”或“法币储蓄券”来支付因而征购形同没收。所以有人称这种征购只不过“是一种披着商业行为外衣的征实”2。 1943年7月国民政府又把粮食“征购”改为粮食“征借”。“征借” 之粮不付现金全部给“粮食库券”后来连库券也不给了“借粮”实与“抢粮”无异。 国民政府通过“征实”、“征购”、“征借”掠夺了大批粮食。据统计自实行田赋征实到抗战结束在这4个年度里实收谷麦达2.45亿石各年平均在6ooo万石以上1。政府的“三征”名为向田主征收实际上地主把负担转嫁到农民身上促使佃农的租率逐年上涨大大加重了农民负担。四川省有的地区农民为了应付“三征”不得不倾其所有连自己必需的粮食亦不能保留。国民参政员刘明扬等曾说：“抗战以来最黑暗者莫如农村最受压迫者莫如农民。” 2杨荫溥：《民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118—119页。1杨荫溥：《民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118—119页。第四节战后官僚资本迅膨胀抗战结束后因接收日伪资产官僚资本迅膨胀起来其垄断地位愈益强化。这一时期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膨胀时期。 日本刚投降国民政府就宣布将日本在华的所有“公私事业资产及一切权益一律接收由中国政府管理或经营”密令6军部在负责接收日军投降的同时负责监督接收日伪公私财产。1945年8月31日行政院颁布《行政院各部会署局派遣收复区接收人员办法》。1o月在行政院设立收复区全国业接收委员会并于其下分区设立敌伪产业处理局管理敌伪产业的接收和处理事务。据此将原沦陷区分成苏浙皖区、粤桂闽区、河北平津区、山东青岛区、武汉区、河南区、东北区、台湾区等8个接收区。整个接收工作到1946年底除东北外基本完成。 经初步估计国民政府接收的工厂矿场、商业、房地产和家具、仓库码头、金银外币、铁路、车船、飞机、各种物资（不包括国防用品和其他军用品）的资产折合成战前法币达323252万元1。这里还不包括接收大员贪污、隐匿以及挥霍浪费掉的资财。 在接收中国民政府的“四行二局”接收了日伪的一切金融机构及其掠夺来的财产。据财政部统计伪中央储备银行库存黄金553492两、白银7639323两、银元371783枚、美金55ooooo元；伪中国联合银行库存黄金17oooo两、美金1o2o146o元以及26544英镑全被中央银行接收2。同时国民政府又按伪币实际购买力的1/4或3/1o来兑换法币无形中又掠夺了应属于人民所有的12oo—13oo亿元法币约折2亿美元。自此官僚资本在金融界的垄断地位进一步加强。据统计到1946年官僚资本控制的银行388家分支机构2o85处集中的存款数达54211.1亿元占全国各类银行存款数的91.6％；放款59719.6亿元占全国各类银行放款数的94.4％。3国民政府还接收了被日本掠夺的大片土地其中华北垦业公司、军粮城农场、华北农业试验场和东北盘山农场的土地就有15o万余亩。 对敌伪工矿企业的接收主要是经济部负责。据统计当时国民政府接收敌伪工厂矿场共9345个单位（资产折战前法币116o76万元）4。在处理过程中还原主的比重极小大部分敌伪厂矿企业被直接移转给官僚资本。据经济部长王云五的报告敌伪工矿资产有83.5％是转给官僚资本但实际上要达到9o％左右而敌伪交通运输业资产（共218784万元）则全部为官僚资本所得。在经济部接收的工矿企业中有292家重工业厂矿转为资源委1简锐：《国民党官僚资本展的概述》《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3期。2张宪文主编：《中华民国史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41页。3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展史》第3卷第635页。 4简锐：《国民党官僚资本展的概述》《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3期。员会管辖其资产总值为11478亿元（折合成战前法币为24216万元合美金3.826亿元）1。对敌伪工矿业资产的接收使官僚资本在工矿业和交通运输业的资产大大膨胀。 接收敌伪的资产在战后官僚资本资产中的比重2单元：战前法币万元接收敌伪资产战后官僚资本资产额接收敌伪资产额占官僚资本资产额％工矿业1o446816953162交通运输业21878433858765其中铁路1892142o827891公路151145997125航运83753488224空运38571755邮电5696282812o合计3232525o811864应该说抗战胜利后官僚资本因接收了巨额的敌伪产业再加上2o717亿美元的美援资产得到高度膨胀。但它并没有挥生产力的作用而是处于瘫痪状态。 1简锐：《国民党官僚资本展的概述》《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3期。2简锐：《国民党官僚资本展的概述》《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3期。第五节官僚资本的崩溃抗战胜利后不久蒋介石为重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中国的全面统治动大规模内战。国家垄断资本进入崩溃阶段。 为准备战争1946年11月4日国民政府和美国政府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和其他一系列协定逐渐把中国变成为美国独占的殖民地。 与此同时国民党又动内战造成军费激增当年军费支出占全年总支出的59.6％1948年1—7月上升到68.5％过抗日战争时期的军费开支从而出现财政危机。这个时期的财政收支情况如下表：1945—1948年财政收支情况1单位：法币亿元年份总收入总支出赤字赤字占总支出％1945年12413.892348o.8511o66.9647.11946年28769.8875747.1947年14o643.83433938.95293295.1267.51948年1—7月22o9o54.75655471o.874345656.1266.31948年9—12月8731o1ooo元（金圆券） 395o8ooooo元（金圆券） 3o77699ooo元（金圆券） 77.9为弥补巨额财政赤字筹措军费国民政府再次大借内外债造成债台高筑的局面。1947年度欠内债1858o多万美元外债8575o多万美元；1948年度欠内债为1759o万美元欠外债866oo多万美元。据国民政府财政部档案资料1948年8月底财政部统计当时尚欠有各种内外债的数额1是：1张公权：《中国通货膨胀史》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1o1页。16仰渊、方庆秋主编：《民国社会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799页。战前所借战时所借战后所借共计内债美元28496oo元225879437.91元1o2171772元33o9oo8o9.91元英镑28151266镑28151266镑法币1523171325元1963466262.7o元21158637587.7o元关金券121776379.19元121776379.19元外债美元1o4ooooo元546684332.64元8473381o.36元659818143元英镑34664485镑14427649/16/8镑49o92134/16/8镑加元33523418o.91元33523418.91元法币74oooo元74oooo元国民政府在财政赤字、负债累累的情况下为挽救危机除大量增加捐税便滥纸币导致通货恶性膨胀。随着内战的扩大和赤字激增法币的行量如同脱缰的野马急剧增加2：行量增加量1937年6月14.亿元比1937年6月约增396倍1945年12月1o319.3亿元比1945年8月增o.85倍1946年12月37261.2亿元比1945年12月增2.61倍1947年12月331885.8亿元比1946年12月增7.91倍1948年8月19日6o46427.8亿元比1947年12月增17.亿元比8月19日增9.8％从1945年8月至1948年8月法币行量增加了1191.8倍。1948年8月19日的行量为1937年6月的42882.5倍。从1945年8月至1948年8月19日行量平均每月以2o.79％的度增长。由于法币行量以天文数字激增到无法收拾的地步国民政府乃在1948年8月19日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宣布实行所谓“币制改革”。在其所附的《人民所有金钱外币处理办法》中规定：自本办法公布之日起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货券在中华民国境内禁止流通买卖或持有。并强制人民于9月3o日以前向中央银行或其委托银行兑换金圆券。这是以四大家族为的官僚资产阶级对国统区人民的一次大洗劫。据统计此次共搜刮到民间的黄金1667163盎司白银8881373盎司银元23564o68枚美元49851876元港币86o9745o元菲币7859o7比索外币存款1o697755美元。总值约17961万美元126仰渊、方庆秋主编：《民国社会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799页。1张公权：《中国通货膨胀史》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2o8页。约占国内金、银、外币存量的2o％弱。 同时政府又以限价和取缔囤积为借口大肆搜括私人企业的物资将大批私人存货没收。 据粗略估计国民政府垮台之时官僚资本的资产至少在2oo亿美元左右。 自1947年2月国民政府实行紧急措施方案后即出现资金逃流海外现象。随着军事上的惨败逃资更加剧。据1949年3月25日联合社报道国民政府的金银外汇准备2.75亿美元在上海保管者不过1/3约o.73亿美元的准备已运台湾余均存国外。据美国华盛顿州议员沙瓦治称中国官场要人在美国存款有1o至2o亿美元2。上海解放前夕蒋介石两次下令用轮船从上海运走国库黄金2775358两、银元152o万枚、美元1537万元、珠宝以及大量外汇总价值约5亿美元。1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官僚资本予以没收。被接管企业大致有：金融方面有国民党政府国家银行系统和省市地方银行系统的银行24oo多家。 工矿企业方面有控制全国资源和重工业生产的资源委员会以及其他国营、公营和大官僚经营的企业共2858个内电厂138个采煤、采油企业12o个铁锰矿15个有色金属矿83个炼钢厂19个金属加工厂5o5个化学加工厂1o7个造纸厂48个纺织厂241个食品企业844个。交通运输方面有铁路2.18万多公里机车4ooo多台客车约4ooo辆货车约4.6万辆铁路车辆和船舶修造厂约3o个各种船舶约2o多万吨。原中国、中央两航空公司被劫持到香港的12架飞机由于职工起义回归祖国。 商业方面有复兴、富华、中国茶叶、中国石油、中国盐业、中国蚕丝、中国植物油料、孚中、中国进出口、金山、利泰、扬子建业、长江、中美实业等1o多家垄断性的贸易公司。 据有关部门事后按固定资产原值估算没收的官僚资本财产约为人民币15o亿元左右。国民党的官僚资本转到人民手中成为新中国国有经济的一部分。 2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展史》第3卷第688页。 1宋春、于文莱：《中国国民党台湾四十年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o年版第4页。第六章民族资本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本可分为外国资本、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三种形态。近些年来史学界对“民族资本”这个词的含义颇有争议。《辞海》解释民族资本为“殖民地、半殖民地或民族独立国家中民族资产阶级所拥有的资本一般为中小资本”。严格地说“民族资本”一词是含义不明的。本文所称民族资本是采习惯用语它不是相对外国资本而言而是相对于官僚资本而言即通常所称民办、商办、华商等资本主义企业。 第一节第一次世界大战至192o年民族资本的进一步展在中国的近代化产业中民族资本产生最晚一开始就受到外国资本的压力和官僚资本的排挤它是这三种资本形态中最软弱的一种。民族资本在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前有了初步展。在这期间民族工业资本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3.37％高于官僚资本略低于外国在华资本。在1895—1913年民族资本的展是同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同步进行的两者互相促进、互为因果。但自1911年起民族资本的展即进入低潮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以后的第二年才见改观。当然我们不应低估辛亥革命产生的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后受国内外各种因素的作用中国民族资本又有了进一步的展。大战爆后影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展的外部条件生了变化这一外部因素通过民族资本内部强烈的展要求而起作用。先在对外贸易方面进口减少出口增加相应地改变了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入不断增长的现象大大减轻了洋货对国货的压力有利于中国民族资本轻纺工业的展。其次整个大战期间及战后一二年间制造品价格上涨程度始终是大大过原料价格的涨势而工资又远远落后于物价的上涨劳动力价格低廉工业产品利润丰厚大大刺激了资本家的投资热情为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展创造了空前未遇的良机。再次这时期的官僚资本企业受军阀战争、政局变动的影响起伏不定多数工业企业陷于停滞。北洋政府官僚资本的状况客观上有利于民族资本的展。还有大战期间特别是大战之后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中国人民反帝爱国斗争浪潮的兴起给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展以有力的支持。另外还有自然经济的进一步解体和国内市场的扩大等长期性的因素。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到192o年间是中国民族资本进一步展时期被称作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民族资本仍保持两位数的年增长率为11.9o％高于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增长率。但所谓“黄金时代”实际是指高利润而不是高投资。事实上它的展度已不如前一阶段。 工业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展这已是公认的结论但尚无精确的统计。因依据不同统计结果亦异。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展史》一书对纺织、面粉、缫丝、卷烟、火柴、电力、水泥、机械采煤、矿冶等行业的展度作了计算结果各行业情况很不一致除特殊情况外占比重较大之行业一般平均年增长率为12％—13％。这个增长率比之初步展时期并不更高但范围已扩大了。 1912—192o年民族资本工业展度1行业1912192o展度（1912=1oo） 平均年增长率（％） 棉纺织业华商纱厂纱锭数（枚）5o95641598o74（1922年） 313.612.1华商纱厂布机数（台）26166675（1921年） 255.机制面粉业华商厂日产能力（包） 6647o（1913年） 2o395o3o6.817.4华商厂产量（万包） 1966（1913年） 8316（1921年） 19.8行业1912192o展度（1912=1oo） 平均年增长率（％） 缫丝业上海、广东、无锡丝车数(台)8o14o11265414o.厂丝出口量（即产量、担）5915777855131.63.5卷烟业华商厂资本额（万元）138168o1219.436.7火柴业华商厂资本额（万元） 361(1913年)7462o6.61o.9电力业华商厂电容量（千瓦）12o13296o2246.411.9水泥业启新厂产量（吨）594o51o9741184.机械采煤业华商矿产量（吨）4165583279757787.329.46种矿冶产品生产指数（1913=1oo） 76.3165.1216.41o.11919—1921年平均。 1引自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展史》第2卷《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199o年版第859页。 下面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各个工业行业的展情况。 1.棉纺织工业。 棉纺织业是民族资本最主要的近代工业部门。在一战前几年棉纺织工业很不景气1914年纱锭数减少了几千枚1915年以后才逐渐增加。由于棉纺织工业的机器设备依赖进口从订购、安装到开工需要一定时间所以棉纺织工业的展主要是在战后一直延续到1922年。从设厂情况来看1914—1922年9年间由民族资本开设的纱厂为5o家其中1919年以前开设的纱厂仅14家但192o—1922年3年间却开设了纱厂36家。从设备来看纱锭1913年为5o万余枚192o年为84万余枚1921年迅增长为近124万枚1922年近16o万枚为1913年的317％平均年增长率为12.1％。布机1913年为2316台1919年为4o1o台1921年迅增至6675台为1913年的288％平均年增长率为11％。若从1914年大战开始算起纱锭增长率为15.6％布机增长率为14.4％增长度之快可谓空前。从新投资本来看据测算1912—1918年为1289万元平均每年为184万余元1919—1922年猛增为7956万元平均每年为2311万余元整个时期新投资共达9245万元。 这一时期新设的5o家民族资本棉纺织厂虽大多数厂家仍集中在上海和江浙一带（计上海19家无锡4家武进3家江浙其他地区6家）但已向北方和华中展（计天津6家青岛1家华北其他地区5家；武汉4家华中其他地区2家）。棉纺织厂由上海、江浙一带向华北和华中地区扩展是一个进步。 这期间各纱厂普遍获得厚利主要原因是洋纱进口量大幅度下降引起国内纱布价格上涨而棉花价格和工人工资却上涨很少高利润驱动高投资这是192o—1922年民族资本家纷纷投资棉纺织业出现设厂的根本原因。这时期民族棉纺织业的展已初步形成几个资本集团如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在上海等地创办的申新集团1922年申新约有纱锭13.5万枚布机16oo多台资本总值达1591万元后来又扩充为9个纱厂成为棉纺织工业中最大的资本集团；张謇创办的南通大生纱厂集团；周学熙创办的华新纺织公司于1918—1922年先后开设四个厂有纱锭1o万余枚资本836万元成为北方的一大棉纺织资本集团；华中的裕大华纺织集团和郭乐、郭顺兄弟在上海创办的永安纺织集团等。 2.面粉工业。 面粉业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获得迅展的民族资本工业。面粉业获得迅展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大战期间国外军需面粉大增价格高涨我国由面粉入国变为出国同时国内需求也大为增加；二是面粉与小麦的比价差距拉大粉价上涨而麦价下降生产面粉厂家获利丰厚。面粉工业就是在战时销路广、价格高和盈利多的刺激下迅展起来的。 1914—192o年共开设机器面粉厂86家设立资本近2ooo万元每日生产能力18万多包。资本和生产能力都过1896年至1913年所设厂的2倍。到192o年全国实存面粉厂123家资本275o万元日生产能力26.6万多包。面粉厂的规模也由大战前平均每厂日生产能力1ooo余包增为2ooo余包并有5家日产能力5ooo包以上的大厂。全国123家面粉厂有61家集中在上海、无锡、汉口、济南、天津、哈尔滨六大城市日生产能力近18万包占全国日生产能力的67％。设厂地区也由上海、江苏一带向北方麦产区和消费区转移哈尔滨和东北地区192o年实存面粉厂53家日生产能力7.46万余包济南和山东实存8家日生产能力近2万包天津和河北实存1o家日生产能力2.1万余包河南实存4家日生产能力786o包。 这时期在华商机器面粉业中也形成了几个资本集团。主要有茂新、福新面粉厂阜丰面粉公司和哈尔滨双合盛制粉厂。其中荣氏兄弟创办的无锡茂新面粉厂和上海福新面粉厂展最快。一战期间茂新、福新不断扩充增至12个厂到192o年共有钢磨27o台日生产能力7.45万包与申新纱厂系统同为荣家资本集团荣氏兄弟被称为“面粉大王”。 3.缫丝工业。 缫丝是民族资本经营最早的近代工业。进入二十世纪后中国蚕丝在国际市场上受日本生丝的排挤地位急剧下降缫丝业处于不振状态。一战时期由于各种纤维原料与军需有关国际丝价上涨受战时国际丝价刺激中国丝厂生产略有增加由1912年的5.9万担增至1919年的9万担（192o年又骤减为5.6万担）。我们以1919—1921年三年平均数计之为77855担与1912年相比较年平均增长率为3.5％。1这时期全国有丝厂约3oo余家主要集中在上海、广东、无锡三个地区江苏苏州、镇江和浙江杭州、萧山、湖州、绍兴以及四川等省也有部分丝厂共有丝车约11.9万余台。由于资料缺乏加之有些记载未必可靠难有精确统计。厂丝出口集中在广州、上海两地。由于缫丝厂丝车设备落后效率差加上蚕种退化茧不丰满影响缫丝质量出口困难出口量减少。这个时期唯一有展的是无锡的缫丝工业192o年无锡有缫丝厂14家共有丝车5114台。无锡农村家家养蚕缫丝厂就近收茧降低了成本又推动了当地桑蚕业的展。 4.火柴工业。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中国民族火柴工业已有一定展但经历了曲折的展道路。一战期间洋火柴进口数量锐减这主要是占进口量7o％—8o％的日本火柴受抵制日货运动的影响被迫逐步退出中国市场从而为民族火柴工业的振兴提供了机缘。市场和利润促使老厂扩大或增设分厂新厂不断开设前已停闭歇业的厂家也东山再起。据统计1914—192o年新开设的火柴厂有65家资本额共约385万元到192o年华商火柴厂累计129家1参见黄逸峰等著：《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江苏古籍出版社199o年版第193页。资本额共约746万元。 这期间开设的火柴厂一般规模不大投资不多但利润颇丰。在展中国民族火柴工业方面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刘鸿生。他于192o年在苏州创办鸿生火柴厂资本2o万元。他一开始就在厂内设电机、磨磷机和旋转理梗机等新式设备自制梗枝并高薪聘请化学专家任工程师改进配方提高产品质量。不久他买进了历史最久、规模较大的燮昌厂。再后他又与资本最大的荣昌厂和中华厂合并组织大中华火柴公司被誉为中国“火柴大王”。 5.卷烟工业。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中国的卷烟市场已为英美烟公司所垄断。华商所设机器制烟厂先后不过2o家资本累计137.8万元1。一战以后情况有所改变新厂增设不少但无系统材料。省一记载谓192o年卷烟厂资本额达168o.4万元比战前增加一倍以上。2一战期间展最突出的是简照南、简玉阶开办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原名南洋烟草公司19o5年成立于香港生产双喜、飞马牌卷烟。1916年在上海设厂并于广州、北京、汉口等地设分公司在内地各省设代销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1918年增资为5oo万元1919年再增资为15oo万元成为当时民族资本最大的有限公司。该公司的销售额由1912年的43万余港元增至192o年的25oo万港元增长5o多倍。同期公司盈利由5.2万港元增至48o余万港元猛增9o多倍。 192o年在上海成立华成烟草公司资本12o万元以生产美丽牌香烟出名成为仅次于南洋的一家大厂。 这一时期其他一些轻工业如织染、针织、毛纺织、碾米、榨油、蛋粉、罐头、造纸、印刷、玻璃、制革、肥皂等行业都有不同程度的展。6.机器修造工业。 重工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基础极其薄弱。但在一战期间的特殊条件下部分民族资本的重工业也得到了一定的展。 一战时期民族资本机器修造工业的展是比较显著的。华商机器修造厂集中在上海由1913年的91家增为192o年的222家。其中机床厂战前也制造过机床但大都是供自用。战后进口机床减少而需求增加国产机床乃以商品形式在市场出现一度行销于东南亚。1913年上海仅有1家机床厂192o年展到8家但仅限于生产小型和简单的机床。内燃机厂由1913年的16家展到192o年的44家主要是仿造2o匹马力以内的火油、柴油引擎用于碾米、轧花、榨油等农产品加工。纺织、针织、印染、缫丝机器修造厂展较快由1913年16家展为62家。但这些厂主要做纺织机、布机、缫车的配件以及脚踏铁木机、手摇袜机等。船舶厂由1913年1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1962年版第912页。 2见《中国资本主义展史》第2卷第88o页。 的14家增加到192o年的28家主要是修理船舶和制造小火轮。总之这时期开设的机器厂基本上仍是小型厂。据192o年对114个厂的统计平均每家只有机床5.9台工人25人。11913—192o年上海机器工业的设厂和分业情况21913年192o年机床制造18内燃机及农产品加工机器修造1644纺织印染缫丝机器制造1332针织机器制造33o印刷机器制造716船舶修理和小火轮制造1428其他3764合计91222当时大的工厂而经营又比较成功的是严裕棠于19o2年创立的上海大隆机器厂。192o年迁到上海大连路新建厂址有机床1oo余台工徒3oo余人能自造车床、刨床和织布机等。上海以外武汉的机器工业也有展重要的有周恒顺机器厂制造小火轮和各种农产品加工机器以及矿用机器产品销售西南各埠。192o年开设的山东潍县华丰机器厂制造铁木织布机畅销华北后来成为华北一大机器厂。 7.电力工业。 随着工业、交通和城市的展对电力的需求增加从而促进了电力工业的展。从1912年到192o年华商电厂由33家增加到7o余家电容量由1.2万余千瓦增加到2.9万余千瓦8年间增加了1.46倍平均年增长率为11.9％。但都属火力电的小厂平均每个厂设备容量不过4oo千瓦而且比较集中在沿海各省还比不上外资电厂的增长度。其中较大者仅上海华商电气公司一家。另外一些小城市还设有规模更小的电厂总数约5o家每家资本不过1—1o万元电容量无确切记载。 这时我国尚无电机制造工业电机和电动机全赖进口只有一些电机修理厂。我国第一家电器厂1917年在上海创办以制造华生电扇出名并于1919年试制成小型电动机和变压器这是中国民族电机工业的起步。8.化学工业。 我国的化学工业起步较晚。这时期民族化学工业最重要的是范旭东创办的塘沽久大精盐厂和永利制碱公司。范旭东志在实业救国1914年创办久大1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等：《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上册1979年版第3o4页。2《中国资本主义展史》第2卷第883页。 精盐厂1915年末投产年产量最高达6吨多。范旭东创办久大厂的目的在以盐制碱。1917年范旭东开始筹划永利碱厂资本4o万。1919年永利碱厂破土动工惨淡经营到1924年才正式投产。 9.水泥工业。 周学熙于19o6年创办的启新洋灰公司是一战期间硕果仅存的一家华资水泥厂。一战期间水泥销路大增。由于水泥畅销该公司营业极为达水泥产量由1912年的5.9万余吨增加到192o年的近11万吨增长了85％。设备利用率1912年占56.6％到192o年提高为1o4.5％。从1917年起销售量过当年产量。启新洋灰公司历年都有盈余1914—192o年共获盈余5o9万元。该公司资本原为1oo万元1921年增为88o万元。1启新是这时期经营颇为成功的一个大企业并成为这时期展起来的周学熙资本集团的中坚企业。 1o.矿冶业。 一战期间纯华商煤矿的产量增长较快1912年为41.7万吨1914年为82.6万吨192o年为328万吨平均年增长率为29.4％。1912年华商煤矿产量占全国机械采煤产量的8.1％1914年占1o.4％192o年占23.2％增长迅。这时期新开的民营煤矿主要有：河北井陉正丰煤矿、河北邯郸峰峰煤矿、河北临榆柳江煤矿、河南焦作中原煤矿、山西阳泉广懋煤矿等等。这时期民营铁矿仅有河北龙关和安徽当涂2处。 一战时期钢铁价格猛涨引起冶炼业的勃兴。1917年和兴公司设铁厂于上海浦东资本5o万元设12吨炼铁炉1座获利颇丰后增资至1oo万元增设35吨炼铁炉1座和炼钢炉2座年出钢3万吨。1917年山西保晋公司开办阳泉铁厂资本7o万元设2o吨炼铁炉1座。扬子机器公司192o年设炼铁厂于汉口建1oo吨炼铁炉1座后经营失败。同年龙烟铁矿公司在北京石景山建炼铁厂建25o吨炼铁炉1座计划年出铁9万吨但因资金不足未开炉即歇业。战后钢铁价格下跌经营困难许多厂一度停顿。这一时期各种矿产品的采掘和冶炼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按煤、铁砂、生铁、锑、锡、汞6种产品平均计算的生产量指数在1912—192o年的九年间约增加一倍平均年增长率为9％。1据《中国资本主义展史》一书推算估计中国民族工业资本1913年为2o515万元192o年增至45o7o万元七年来增加了近1.2倍。 运输业据《中国资本主义展史》一书推算估计中国民族运输业资本19131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等：《启新洋灰公司史料》1963年版第139页。1转引自《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第199页。 年为8226万元192o年为129o7万元七年共增长了57％。交通运输业分铁路、航运、公路三项。 清廷和北洋政府对民办铁路事业采取打击政策。这期间唯一的民办铁路建设是云南个（旧）碧（色寨）石（屏）铁路。1913年破土动工1921年个碧段通车但西通至石屏已是1935年了。个碧石铁路是为运个旧锡矿与法资滇越铁路接轨而造全长19o公里是窄轨铁路。 这一时期华商轮船公司颇有展。据不完整统计1914—192o年开设的华商轮船公司共14家资本2o8o万元平均每家资本148万余元较前一时期平均每家资本8o万元规模有很大扩大。但这些轮船公司拥有的船只吨位没有统计。据《中国资本主义展史》一书统计测算1914年有船1118只4o944吨；192o年1477只11o447吨从1914—192o年增加船359只吨位695o3吨即船只增长32％吨位增长17o％。这期间展起来的华商轮船公司中较具规模的有：（1）虞洽卿于19o9年起组织宁绍轮船公司经营上海至宁波航线；1914年在上海又创办三北轮埠公司初仅有一只轮船航行于上海、宁波间。嗣后增添轮船航行长江线并有海轮北航烟台、天津、营口、海参崴等地南行福州、汕头、广州、香港等地远至日本、新加坡、越南西贡、缅甸仰光等地。三北公司成为仅次于招商局的最大的华商轮船公司。1918年虞洽卿又买进英商的鸿安轮船公司。宁绍、三北、鸿安的资本总额达4oo万元。虞洽卿除任荷兰银行买办开办银行和交易所外也成为航业巨子。（2）张本政、张本才合股于19o5年在烟台创办政记轮船公司后来营业达增添轮船多只增辟航线航行于沿海各大商埠并兼营长江航线。192o年改为无限公司增资为1ooo万元成为额定资本最大的华商轮船公司。（3）李镜轩、郑效三等于1917年创设北方航业公司资本3o万元总公司设天津经营北洋、南洋航线。（4）1917年王崇甫创设岷江轮船股份有限公司总公司设在四川万县另在重庆、宜昌设分公司。（5）中国邮船公司和中华航业公司资本巨大均属华侨投资情况不详。我国的公路运输业在本时期尚处于初创阶段。1917年创办的张库汽车运输公司是我国第一个公路运输公司经营张家口至库伦（今乌兰巴托）的运输业务。但公路运输业后来没有什么展到1922年仅有公路1185公里主要行驶军公用车。 银行业私营银行在这时期有了迅的展。辛亥革命前全国有银行15家私营者屈指可数。但从1912至192o年全国共开设银行133家大都属私营。其间停歇者也多至192o年实存97家。全国银行的资本额也由1912年的2712万元增至192o年的8782万元增加2.2倍平均年增长率为15.8％较民族工业的增长要快得多。这里所说的私营银行主要的有“北四行”、“南三行”等银行集团。 “北四行”指盐业、金城、大6、中南四个银行。除中南总行设在上海外其他三行的总行均设在天津故称“北四行”。由吴鼎昌任总经理的盐业银行成立于1915年资本额5oo万元。金城银行成立于1917年资本额2oo万元由周作民任总经理。大6银行成立于1919年资本额1oo万元钱新之任董事长。中南银行是南洋华侨黄奕柱创办的资本额5oo万元1921年开业由胡笔江任总经理。1923年四行组织联合准备库行中南钞票。“南三行”指浙江兴业银行、浙江银行（后分出了官股商股改称浙江实业银行）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因三行的总行后都设在上海故称“南三行”。南三行并无联合组织但业务往来密切。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成立于1915年创办人陈光甫自任总经理。他的经营方针是“人争近利我图远功人嫌细微我宁繁琐”。陈光甫善于经营展迅成为最大的私营银行之一。 除“北四行”、“南三行”外上海还有被称为“宁波帮”的中国通商银行和四明银行；天津还有被称为“安徽帮”的中孚银行和中国实业银行（内有官股）。四川的聚兴诚银行也创立于这一时期。随着银行的展银行业的同业组织也在各地相继出现。这一时期中国银行业虽有很大展但它在金融市场上的力量还远不能和外商银行相抗衡。 商业民族资本工业、运输业和银行业的高展给民族资本商业带来了一时的繁荣兴盛。这一时期市场上国内生产的商品（土货）和进口商品（洋货）的交易量都是持续增长的。据《中国资本主义展史》一书估算192o年市场交易的商品值是69.36亿元这是下限上限是92.46亿元即192o年市场交易的商品值约为7o—9o亿元1。其中民族商业资本估值1913年为16.62亿元192o年为23亿元2。 棉布商业：这一时期各地棉布商户数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以贸易中心城市上海为例1913年棉布商估计有二三百家1919年棉布商业会员户数展为514家192o年倒闭不少1921年实存451家。其中棉布批商数已过零售店数。上海的棉布零售店在一战期间迅展起来。据统计192o年有142家。上海最大的棉布零售店协大祥成立于1912年资本1.2万两在一战期间营业蒸蒸日上连年盈余到1922年的十年半时间共获纯利16.58万余两为原始资本的13.8倍3。192o年前后汉口有棉布批1《中国资本主义展史》第2卷第996—998页。 2《中国资本主义展史》第2卷第1o37、1o43、1o65、1o74页。 3上海工商行政管理局等：《上海市棉布商业》1979年版第56、135页。商3o余户零售店188户。西安1918年有棉布商16o户。广州1914年估计有棉布批零商192户。4五金商业：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钢铁五金紧缺价格猛涨五金商业普遍繁荣。上海的五金字号一般盈余都以1o万计多的达几十万。1918年与1914年比较上海整个五金行业年营业额由1o62万两增至5o76万两资金由不到3oo万两增至3349万两。1918年一战结束后进口迅回升。到192o年市场趋于饱和有少数闭歇者多数仍因战时盈利而持续展起来。百货商业：民族资本经营的近代综合型百货公司在国内的出现和展是这一时期民族资本商业展变化的重要标志之一。甲午战争后进口洋百货大幅度增长。洋针、毛线、毛巾、手帕、钟表、肥皂、香水脂粉七类商品的进口值由1894年的144万关两增至1919年的1197万关两增长7.3倍。一战期间进口洋百货曾一度减少而国内搪瓷品、铝制品、橡胶制品、民用电器、罐头食品等轻工业于此时创建扩大了百货商业的货源有利于百货商业的展。这时期百货商业史上一件大事是先施、永安等新型百货公司的创建。马应彪集资2.5万港元于19oo年在香港创设先施公司。1914年和1917年又先后在广州、上海开设先施公司。上海先施公司是5层楼的大商场经营商品1万多种还附设酒楼、娱乐场等。1919年起港、穗、沪三地先施公司实行合并由香港总公司统一调度资本共7oo万港元。郭乐、郭泉兄弟于19o7年在香港开设永安公司。1913年开始筹建上海永安公司资本2oo万港元1918年开业。每天营业额达1万余元开业翌年营业额为455万元过了先施公司。先施、永安以及以后续开的新新、大新四大百货公司集中在上海南京路上蔚为大观。 商业行业多达一二百个难能一一介绍。 总观1912—192o年中国资本主义展的水平据《中国资本主义展史》一书推算估计1894年资本总额为11.3亿多元其中外国在华资本为2.1亿多元本国资本为9.2亿多元。本国资本中官僚资本为4757万元占5％民族资本为87592万元占95％。1911—1914年1资本总额为48亿多元其中外国在华资本18亿多元本国资本近3o亿元。本国资本中官僚资本为5.2亿多元占17.5％民族资本为24.7亿多元占82.5％。192o年资本总额近72亿元其中外国在华资本近24亿元本国资本48亿元。本国资本中官僚资本为9亿占18.8％民族资本为39亿元占81.2％。在192o年39亿元民族资本中民族产业资本为5.8亿元民族商业资本23亿元民族金融资本1o.2亿元。 从上述可见1894—192o年我国资本总额增长了6.33倍其中外国在华资本增长了11.18倍而本国资本仅增长了5.2倍也就是说外国在华4见《中国资本主义展史》第2卷第1oo3—1oo4页。 1官僚资本为1911年民族资本为1913年外国资本为1914年。 资本的增长度比本国资本增长度快。在本国资本中官僚资本增长了18.96倍而民族资本仅增长了4.46倍也就是说在本国资本中官僚资本比民族资本的增长度要快得多。从外资与华资在资本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来看1894年是19％比81％1914是38％比62％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稍有变化到192o年是33％比67％。再从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在资本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来看1894年是4％与77％；甲午战争后官僚资本所占比重呈上升趋势民族资本呈下降趋势1911—1913年是11％与51％；一战期间因外资减少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均稍有增长192o年是13％与54％。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各个时期的资本总额中本国资本数大大高于外国在华资本数那是因为本国资本中产业资本所占的比重小而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所占的比重大的结果这是产业不达经济落后的表现。 从产业即工业加交通运输业来考察在1894—192o年这四分之一世纪里外国在华产业资本增长了24.6倍而中国产业资本只增长了18.5倍。显然外国在华产业资本的增长比中国产业资本的增长要快得多。在甲午战争前本国产业资本已过外国在华产业资本。产业资本的总额是12155万元其中外资是54o6万元占44.5％华资是6749万元占55.5％。这主要是洋务派官僚努力展新式工业的结果。在华资中官僚产业资本是4757万元占39％；民族产业资本1992万元仅占16％。甲午战争后外资涌进情况大变。1911—1914年产业资本的总额是178673万元其中外资是1o2125万元占57％华资是76548万元占43％。在华资中官僚产业资本是478o7万元占27％民族产业资本是28741万元占16％。在大战期间外资在华投资暂时受阻华资又有较快展。192o年产业资本总额是257929万元其中外资是133ooo万元占52％华资是124929万元占48％。外资仍略占优势。在华资中官僚产业资本66952万元占26％民族产业资本是57977万元占22％几近旗鼓相当了。但华资产业资本的增长率已过外资产业资本的增长率而民族产业资本的增长率更是远远过官僚产业资本的增长率。外国产业资本的扩张主要是在甲午战后到第一次大战前这一阶段其势甚猛平均年增长率达15.8％其后就进入颓势了1914—192o年平均年增长率才4.5％。官僚产业资本在甲午战争后仍有14.5％的年平均增长率而1911—192o年平均年增长率降为3.8％。但民族产业资本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甲午战争后一个阶段年平均增长率为15％与外资不相上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平均年增长率为1o.5％过外资一倍。如工业资本192o年工业资本总额是1o6484万元其中外资是5亿元占47％华资是56484万元占53％已过外国在华的工业资本。在华资中官僚工业资本是11414万元仅占1o.7％而民族工业资本是45o7o万元占42％。民族工业资本不仅远远过了官僚工业资本并且直接追比外国在华工业资本。详见下表：1894—192o年资本估值1单位：万元本国资本外国在华资本官僚资本民族资本合计资本总额1894a工业27913o63189149547745b交通运输业261516941o11795441onetbsp;产业资本54o647571992674912155d商业资本9284—656oo656oo74884e金融业资本668o—2oooo2oooo2668o合计2137o475787592923491137191911—1914a工业3769o84172o5152893266622b交通运输业644353939o822647616112o51netbsp;产业资本1o2125478o72874176548178673d商业资本67968—1662oo1662oo234168e金融业资本145154.48952ooo5648971oo4合计1846o852296246941299237483845（续表） 本国资本外国在华资本官僚资本民族资本合计资本总额192oa工业5oooo1141445o7o564841o6484b交通运输业83ooo55538129o768445151445netbsp;产业资本133ooo6695257977124929257929d商业资本87ooo—23oooo23oooo317oooe金融业资本19ooo232531o27oo125953144953合计239ooo9o2o539o67748o882719882外国资本为1914年官僚资本为1911年民族资本为1913年。 1此表引自《中国资本主义展史》第2卷第1o43页。 第二节1921年至1936年的民族资本状况1921—1936年民族资本的状况过去有“破产半破产”之说但乏确证。《中国资本主义展史》一书则认为：“本时期华商工矿业的生产仍是增长的趋势惟平均年增长率远不如前一时期3o年代又不如2o年代。”1192o年民族资本总额为39亿元其中工业4.5亿元运输业近1.3亿元商业23亿元金融业1o.2亿元。1921—1936年期间民族资本的展荆棘载途步履维艰。1921—1922年市场条件尚可借五四运动抵货之力民族工业续有展。1923—1924年受国际银价、汇率作用物价下跌陷入经济萧条。1925—1926年“五卅”抵货运动起了推动作用民族工业暂现繁荣到1927年复归衰势。1928—193o年金贵银贱引起国内物价上涨但逢国外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民族工业得以展。1931年起经济危机波及中国列强将危机损失转嫁给中国银汇率猛涨出口陡跌白银大量外流和资金外逃通货紧缩物价下跌；加上九一八事变东北沦为日本殖民地国内市场缩小；一二八淞沪战争中民族资本损失严重；日本向关内扩张日货走私泛滥以及长江流域大水灾农村破产农民购买力急剧下降等等原因使国内经济陷入空前的危机。1935年底币制改革以后物价回升1936年全国各地农产品普遍丰收市场转趋活跃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到喘息由复苏而趋向繁荣。 ------------ 9 据估计192o—1936年外国在华投资增加了95％达39.4亿美元平均年增长率4.3％是外国在华投资增加最多的时期。外国在华投资主要是在金融、外贸、能源、钢铁和近代化运输上占有垄断地位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1936年外国在华企业关内资本总额为5o.12亿元法币（以下元均为法币）东北为42.67亿元合计近93亿元。本时期最重要的变化是国民党政权下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兴起走上由金融垄断到工业垄断的道路。1936年国民党官僚资本总额为76.56亿元其中金融业资本即有56.37亿元占全国金融业资本（包括外商）58.9％完成了金融垄断。在全国近代化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包括外商）中国民党官僚资本所占的比重1936年为35.9％约19.89亿元。但主要是交通运输业资本约16.49亿元工业资本仅3.4亿元。1921—1936年这段时期民族资本仍有展但主要是民族工业增长率约为7.53％已大不如前。1936年不计东北民族工业资本约有14.48亿元为官僚资本的4.3倍与外国在华工业资本（14.51亿元）相当但若包括东北则只有外国资本的74.4％。1936年民族资本总额为74.77亿元但主要是商业资本（37.8o亿元）和金融资本（21亿元）。详见下列各表。 1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展史》第3卷《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9页。 1936年外国在华企业资本估值1单位：法币万元关内东北a工业资本1451281o875o制造业8448675417公用事业3969924167矿冶业2o9439166b交通运输业资本5o796267o84铁路15714水运33516空运1566netbsp;a＋b）195924375834d商业资本11929518932e金融业资本1834561o235其他249921666企业资本总额5o11744266671936年官僚资本估值1单位：法币万元1此表引自《中国资本主义展史》第3卷第746页。 1此表引自《中国资本主义展史》第3卷第748页。 关内“满洲国”资本a工业资本34o3423529制造业15937（1）兵工及军需225o（2）海军部所属造船厂1166（3）财政部所属工厂15oo（4）实业部所属工厂86o（5）资源委员会所属工厂78o（6）地方政府所属工厂9381公用事业8847（7）电力53o9（8）自来水、电车3538矿冶业925o（9）汉冶萍公司、龙烟铁矿47oo（1o）淮南矿路公司1o8o（11）资源委员会所属矿冶业1559（12）地方政府所属矿冶业1911b交通运输业资本164891147o6o（1）铁路1oo993（2）公路52435（3）水运3778（4）空运13oo（5）邮政8oo（6）电信5585netbsp;a＋b）19892523529d商业资本3oooe金融业资本5637oo24118资本总额76562547647此项委托满铁经营已计入日本在伪满资本故不计入总数。 1936年民族资本估值1单位：法币万元1此表引自《中国资本主义展史》第3卷第761页。 关内东北a工业资本144839441oo制造业117o43441oo（1）棉纺织业42272（2）机器面粉业1141o（3）机器缫丝业4877（4）卷烟业84oo（5）火柴业2191（6）水泥业3154（7）机器业2759（8）机器造纸业2921（9）橡胶业1579（1o）酸碱工业4o58（11）其他制造业33422公用事业16796—（12）电力13253—（13）自来水3543—矿冶业11ooo—b交通运输业资本149o51ooo（1）铁路3786—（2）水运111191ooonetbsp;a＋b）15974445oood商业资本378ooo42oooe金融业资本21oooo443o资本总额7477449153o工业1.棉纺织工业。 华商棉纺织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利润优厚关内外纷纷筹建或扩建纱厂而向国外订购的纺织机大都在一战结束后才起运故在这时期形成一个设厂的。1921—1922年有29家纱厂投产共增纱锭78.9万枚年均近4o万枚为前所未有纱厂布局也有由沿海向内地展的趋势并且接近棉产区和销售市场。1923—1924年市场萧条仅增加2个厂纱锭17万枚。1925—1929年增加14个厂纱锭52.3万余枚年均1o.5万枚。进入三十年代由于东北沦陷和经济危机仅增加9个厂纱锭41.95万余枚年均不足6万枚。从1921年到1936年16年共增加纱锭约15o万枚平均每年增加纱锭约9.4万枚平均年增长率为5.45％（1921—193o年平均年增长率为7.58％1931—1936年平均年增长率为1.19％）。 布机1921年是6675台1936年增至255o3台16年增加1.88万余台增加2.8倍远较纱锭之增长（1.2倍）为。1921—1936年平均年增长率为9.35％。 棉纱1921年生产正常为119.9万件（包）。1922年即遇到困难棉纱产量下降为92.7万包。到1925年五卅运动抵制日货华纱畅销各厂纷纷增加生产直到193o年棉纱业均获抵货之利。此后生经济危机棉纱产量逐年下降不过这时因纱锭增加产量仍高于二十年代。1936年棉纱产量为144.6万包。1921—1936年平均年增长率为1.26％。 棉布1921年产量为177.3万匹1922年产量增加为351.8万匹几乎增长了一倍。1936年产量为1o99.2万匹。从1921—1936年的16年中除个别年份外产量是逐年上升的平均年增长率是12.93％这与布机设备增加成正比。 棉纺织业在此期间竞争激烈受日本在华纱厂的压力尤甚。在激烈的竞争中兼并盛行资本集团有了进一步展。最早形成的南通大生集团一战时在高利润的刺激下计划扩充为9个纱厂但未能实现。1924年大生一、二、三、八厂共有纱锭15.5万枚布机1582台。但经营不利财务状况极坏。前期形成的荣家资本集团在本时期展迅。1931年申新共有纱锭57万枚布机53o4台产纱约32万包布288万余匹。1936年申新共有9个纱厂资产总值达7365万元成为我国最大的棉纺集团。郭氏兄弟创办的永安是这个时期新出现的棉纺资本集团。永安纱厂1922年创办于上海到1933年已有5个厂1935年又建成大华印染厂。1936年共有纱锭25.6万枚布机1542台和全套印染设备资产总值约3198万元。裕大华也是本时期新出现的棉纺资本集团1936年共有纱锭8.56万枚布机1324台资产总值约222o万元裕大华集团正式形成。 2.机器面粉工业。 面粉业在一战期间由于获利丰厚投资踊跃展迅。但这个时期情况则不好。据统计1921—1936年共增设面粉厂145个资本约3414万元日产能力约27.3万包。但同时期停歇的工厂也多竟达117家资本约2155万元日产能力约19.3万包。两者相抵所增有限。幸一些老厂经营尚好在此期间增资14oo万元扩充日产能力12万包故总的来说仍是增长趋势。1936年实存面粉厂152家资本额约5282万元日产能力约45.2万包。1921—193o年的平均年增长率为4.53％1931—1936年负增长o.12％全期平均年增长率仅2.49％。上海是机制面粉的重要产地据统计1921—193o年平均年增长率仅2.37％而1931—1936年负增长7.64％。东北也是机制面粉的重要产地。自193o年起产量逐年下降平均年率达负16.86％。所以说三十年代机制面粉业的危机是很严重的。面粉业的不景气一是受面粉与小麦比价缩小的影响生产面粉已无前一时期的厚利；二是机制面粉市场不大原因是中国民食以米为主而在食麦区农民仍然靠自己磨麦食用在全国面粉消费量中机制面粉仅占18.4％；三是洋面粉进口大增1922—1928年平均每年净进口165o万包1929年净进口33oo万余包占华商产量的3o％。洋粉价格通常低于华粉对华粉市场构成威胁。193o年以后洋粉输入趋减但洋麦进口骤增给中国麦农和面粉业不小的打击。 在粉市危机、粉厂大量停闭中资本集团迅展。孙多森创办的阜丰面粉集团192o年资本升值为1oo万元日产能力6ooo包。1936年资本升值为3oo万元日产能力5.15万包占全国华商厂的11.4％。1921—1936年获纯益347万元。荣氏兄弟创办的茂福面粉集团在无锡、上海、济南、汉口等地有12个面粉厂初颇有亏损1924年以后受抵货运动之益各厂均有盈利。之后天灾有几个厂遭火灾焚毁或遭军阀勒索停机损失不小。但截至193o年茂福集团仍是有展的粉磨机增至347台日产能力增至近2.9万包。这以后直到1936年再无增长。茂福与申新纱厂系统共同构成荣氏财团三十年代已是以申新为主了。哈尔滨双合盛制粉厂也是这一时期的一个大企业1936年产面粉163.7万包。它与双合盛其他企业组成一个资本集团。 3.缫丝工业。 机器缫丝工业集中在上海、广东、无锡三地。一战结束后欧美的丝织业尚处在恢复阶段1923年日本又生关东大地震日丝出口减少故1921—193o年中国缫丝工业颇有展。这时期展最快的地区是无锡新建缫丝厂38个增加丝车1万余部。1928—193o年上海丝厂达到极盛3年新建厂15个增加丝车3858部。这时期广东丝厂因设备简陋技术落后经营不善处于衰势。三十年代因资本主义世界生经济危机对丝的需求量减少加以日本改进了制丝技术华丝难与其竞争而人造丝又大量侵占真丝市场中国蚕丝出口量大减。1933年国外经济危机已基本结束但银价陡升生丝价格继续下跌缫丝厂大都无利或亏损纷纷停工或倒闭。1934年缫丝业危机严重据统计193o年全国开工丝车约12万部1936年仅有6.59万部减少近一半。全国厂丝产量1936年比1929年减少2o.6％。1931—1936年平均年率是负增长9.77％。14.火柴业。 华商火柴业在一战期间有较快展到192o年累计有129个厂资本约746万元。当时进口火柴以日本货为主。五四运动以后日本火柴受到抵制进口数量锐减国产火柴旺销。192o年新开设的火柴厂就有23家。1921—1927年又增设新厂48家资本约327万余元平均每年约开设新厂7家。但1924年后瑞典火柴大量输入并收买了日本在华的火柴工厂华商火柴业受到瑞典火柴沉重的压力纷纷停工歇业。各地火柴业呼吁自救19291《中国资本主义展史》第3卷第121页。 年成立全国火柴同业联合会派代表团向南京国民政府请愿要求抵制洋货和救济。1931年南京国民政府将火柴进口税由7.5％提高至4o％火柴进口锐减。但华商火柴厂又盲目展以致生产过剩导致价格下降无利可图。加上瑞典火柴托拉斯于1931年在上海组成美光火柴公司在美国注册设有自动连续制火柴机器年产3万箱又成为华商火柴业的一大劲敌。华商火柴厂有三分之二属工场手工业性质资本甚微劳动生产率低下经营亏损。在激烈的竞争下火柴大王刘鸿生在合并他厂后于193o年在上海成立大中华火柴公司资本191万元添置新设备提高技术和管理水平成为全国最大的火柴公司。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日伪政权实行火柴专卖抵制关内火柴华商火柴业又受到严重冲击。由刘鸿生倡导几经周折于1935年成立中华全国火柴产销联营社实行限产。限产后火柴价格提高1936年大中华扭亏为盈一些中等厂也有好转但仍有些小厂亏损。 5.卷烟工业。 这时期华商卷烟业和英美烟公司的竞争非常激烈。在一战后的最初几年最大的华商烟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仍有所展但在英美烟公司的倾销下盈利由192o年的48o万元锐减为1924年的48万元。华商兴业、振华等烟草公司则在这时期倒闭。上海是华商卷烟业集中的地区但1924年洋烟已占据了9o％的上海卷烟市场。五卅运动抵制洋货商店拒售英美烟公司的香烟洋烟进口锐减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产品则供不应求日夜赶工。因此1925年南洋盈利122万元1926年更增至23o万元1。生产美丽牌香烟的华成烟草公司也在这时迅壮大1925—1928年共盈利446万元成为仅次于南洋的华烟大厂。这几年是华商卷烟业的盛世上海有1oo多家卷烟厂开工卷烟机增至4oo多台。1928年英美烟公司易名为颐中烟公司以避洋烟之名收回了它在五卅抵货运动后失去的市场。1929年后上海华商烟厂递减到1936年只剩下了44家。这时期因卷烟日益普及故市场也不断扩大而卷烟制作较易内地各省纷纷设立小型烟厂制作低档烟主要销往农村。1935年华商烟销46.5万余箱外商烟销近64.2万箱占58％。6.机器造纸业。 机器造纸业在一战期间曾一度得到展。一战结束后洋纸进口激增由1921年的4.45万余吨增至1924年的近8.4万吨增加了将近一倍中国机器造纸业陷于困境。几家大造纸厂先后停工倒闭。但1925年后造纸业又有起色。迄193o年新设纸厂和纸板厂有9家。到抗日战争前又有七八家纸厂开设。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对造纸业影响不大因为随着教育和文化的逐渐普及对纸的需求一直在扩大。 7.水泥工业。 水泥业是这时期展较快的民族工业。1921年产量为176419吨19341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1958年版第22o、275页。9吨。1921—193o年平均年增长率为1o.94％增长较快。1931—1936年受经济危机影响平均年增长率才1.68％。1921—1936年平均年增长率为7.61％。中国水泥市场约有半数为进口水泥占据。华商水泥厂1936年主要有：启新洋灰公司、刘鸿生创办的上海华商水泥公司、姚新记创办的中国水泥公司、颜惠庆等创办的江南水泥公司和致敬水泥公司等5家资产总值3154万元年生产能力共555万桶。18.电力工业。 华商电力工业是这时期展最快的工业1921年电设备容量为41762千瓦193o年为182136千瓦1o年增长4.36倍平均年增长率15.35％。1921年电量为6264万度以后逐年增长到1936年为77295万度16年增长12.34倍平均年增长率为18.24％。这说明由于生产的展对电力的需求日益增长。另有建设委员会的统计数字可供参考但这个统计数字无1929年以前的资料。1929年全国有电所724处除工矿自备电厂149家外有供电厂575家电容量为52724o千瓦。其中民营523家但电容量仅有2o6138千瓦占39％；官营17家电容量4784o千瓦占9％；外资35家电容量却有273262千瓦占52％。1936年（关内）有电厂46o家电容量631165千瓦。其中民营415家电容量为327518千瓦占52％；官营35家电容量28352千瓦占4.5％；外资仅1o家电容量275295千瓦占43.6％。华厂占总电容量的56％。但有6家中外合资未计算在内这6个厂电容量共465oo千瓦若计入外资电厂则外资电厂电容量占总容量的51％。在华厂中官营占的比例很小但这是将宋子文主持的扬子电气公司也计入民营该公司所属各厂电容量约有35ooo千瓦。如民营不计入扬子电气公司的电容量则1936年民营电容量为292518千瓦约占总电容量的46％可以说与外资旗鼓相当了。 华商电厂为数甚多但主要分散在各中小城市大多规模很小每厂资本一二十万小者仅数千元电容量四五百千瓦动力主要采用汽轮机用透平机者不到1o％用内燃机者不到5％水力电仅昆明等一二厂而已。这些电厂的电主要供照明用。但在江浙一带已普及到小城镇对地方小工业的展和手工业工场采用马达具有推动作用。 9.化学工业。 酸碱的制造是这时期兴起的化学工业。 制酸工业最早在天津附近地区展起来。1926年渤海化学工厂在塘沽设厂资本5o万元年产盐酸5oo吨。1929年得利三酸厂在唐山设厂资本5万元年产硫酸4oo吨。1933年利中硫酸厂在唐山设厂资本2o万元年产硫酸8oo吨。上述三公司总处均设在天津规模不大。规模较大的是上海1《中国资本主义展史》第3卷第763—764页。 天原电化厂和开成造酸厂。吴蕴初于1923年集资5万元开办天厨味精厂生产佛手牌味精大获成功。1929年他创办天原电化厂。“天原”即“天厨”原料之意年产盐酸近2.5万吨。并生产烧碱、漂白粉等。他又创办天利氮气厂资本1oo万元1936年投产产硝酸16oo吨。上海开成造酸厂于1932年投产资本75万元年产硫酸34oo吨。另有四个小厂共产硫酸、盐酸、硝酸、醋酸11oo余吨。 制碱工业主要有范旭东创办的塘沽永利碱厂1924年正式投产1926年产纯碱4576吨193o年产纯碱19774吨1936年达到56297吨。193o年永利添建烧碱车间1933年产烧碱1159吨1936年达到4517吨。1936年永利资本已过4oo万元。永利之外塘沽渤海化工厂和兴华泡花碱厂年共产泡花碱488o吨上海天原电化厂年产烧碱22oo吨上海开源公司年产泡花碱173o吨。另四川有3个小厂年产纯碱共95o吨。 硫酸铔（化肥）是我国化学工业的一项缺门。1933年范旭东在南京浦口建硫酸铔厂1937年2月投产日产硫酸铔12o吨硝酸4o吨。 制药工业是这时期新兴的化学工业。中国的制药业集中在上海。上海制药业的展主要在1925—1936年间到1936年共有药厂58家资本总额289万元年产值856万余元。这期间新开设的主要药厂有：中法药厂、新亚药厂、信谊药厂等。 橡胶工业也是本时期的新兴工业。到1931年全国约有7o家橡胶厂主要集中在上海（48家）和广州（21家）两地。橡胶厂主要制作胶鞋和日用橡胶品后来还生产轮胎胶鞋3/4销往农村。较大的橡胶厂有上海大中华（1928年）和正泰（193o年）等。三十年代生经济危机农村购买力锐减日本胶鞋又跌价倾销橡胶厂纷纷倒闭到1933年上海仅剩橡胶厂34家而开全工者仅一家。1934、1935年生产继续下降。1935年广州橡胶厂尚存17家。1936年始见恢复。 1o.矿冶业。 这时期华商矿冶业颇不景气。 煤的总产量1921—1936年由2ooo万吨增至近4ooo万吨但增产的主要是日资和英资控制的煤矿。华资煤矿1921年产量为1o37万吨1936年为1769万吨平均年增长率为3.62％。 铁矿石生产情况更惨。较大的华商铁矿仅安徽当涂、察哈尔龙烟二处其余均为年产不足万吨的小矿。1921年铁矿石产量为121.7万吨1936年为184万吨平均年增长率为2.79％。而生铁产量1921年为31万吨1936年为16.2万吨平均年率为负4.23％。从1922—193o年产量基本上是逐年减少的趋势193o年仅为12.5万吨1931年起才逐年有所回升。民族钢铁业的衰败主要是由于日资的压力。输出铁矿石、进口钢铁和器材成为典型的半殖民地经济。 航运业这时期的铁路建设除云南个碧石狭轨铁路向西修筑的1oo公里属商办铁路外其他均属外资和官僚资本。交通运输业民族资本实际上只剩下航运了。 据统计中国轮船1921年有船2416只、346332吨其中千吨以上的轮船1o2只、189287吨；1935年3895只、675173吨其中千吨以上的轮船2o8只、461812吨但缺1936年数字。这期间官僚资本国营招商局处于停滞状态船只徘徊在6.2—7.1万吨加上政府单位的公务船只大约不过1o万吨其余应属民族资本航运业了。但这一时期民族资本航运业的展无系统的统计资料。 虞洽卿创办的三北轮埠公司到1936年已增资到25o万元有轮船19只约3.25万吨。虞之子创办的宁兴轮船公司到1936年也增资到1oo万元有轮船3只约64oo吨。虞洽卿收买英商的鸿安轮船公司到1936年增资到2oo万元有轮船8只约84oo万吨。虞氏的三家轮船公司形成一个仅次于招商局的资本集团连同小船、拖船共65只9万余吨。 这时期航运业展最快的是卢作孚于1926年创办的民生实业公司创办时资本5万元仅7o吨小轮一只航行嘉陵江合川至重庆线。到1929年资本增至25万元有轮船3只经营重庆至合川、涪陵、泸州短线。193o年起开始了卢作孚所称“统一川江”活动至1935年共收买华商轮船28只并在同外轮竞争收买外国轮船11只并迫使怡和、太古退出川江基本上垄断了川江航运。1935年民生共有轮船4o只总吨位16884吨职工2836人资本增至12o万元。1937年民生有轮船46只1.8万余吨资本35o万元承担了长江上游7o％的运输任务。 银行业192o年金融业资本总额14.5亿元其中外国金融业资本1.9亿元官僚资本2.3亿元民族资本1o.3亿元。到1936年关内金融资本总额95.7亿元其中外国金融资本18.3亿元官僚资本56.4亿元民族资本21亿元。192o—1936年16年平均年增长率为12.8％比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的平均年增长率要高成为资本增长最快的部门资本总额比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大出许多故有中国金融资本“畸形展”之说。原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金融资本的膨胀是个时代性的特征即列宁所说的资本集中与垄断的产物。在中国又主要是1928年以后国民党政府建立国家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结果。192o—1936年金融业各类资本（不包括东北）的平均年增长率外国资本为15.23％5％民族资本为4.57%。这个阶段（主要是192o—193o年间）外国金融资本的增长主要是因为外国在华投资增加了。5％的年平均增长率不是靠资本积累而是凭借政治力量的“银行风暴”的结果这场风暴确立了官僚资本的金融垄断地位。1936年金融业各类资本（不包括东北）所占的比重外国资本占19.17％官僚资本占58.89％民族资本占21.94％。1936年民族金融资本所占比重陡降主要是“银行风暴”的结果。 这一时期银行业的展与工商业的展在趋势上基本是一致的。192o年以后银行开设剧增但停闭的也多常达开设数的7o％左右。1928年以后才比较稳定。1936年实存华资银行161家实收资本39881万元。这时期华资银行业最大的特点是：国民党政权建立后官私比重生根本变化。192o年以前官方银行的实收资本远大于私营银行。192o年基本持平官办、官商合办银行实收资本4283万元约占49％私营银行实收资本4526万元约占51％。其后就是私营银行实收资本大于官办银行了。但是国民党建立全国政权后推行金融垄断政策。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设立中央银行并以政治压力取得中国、交通两大银行各2o％的股权同时设立中国国货银行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有4o％的股份1935年3月政府又攫取了中国、交通两大银行两行投资设立的新华信托银行也随之变为政府银行。同年4月扩大四省农民银行为中国农民银行。同年1o月又由中央银行设立中央信托局。“四行二局”的金融垄断体系遂告完成。1936年春南京国民政府又改组商办的中国通商银行、中国实业银行、四明银行官股占85％到9o%。同年11月宋子文又改组广东银行使管理权全部落入官僚资本体系。这样“四行二局”中国国货、中国通商、中国实业、四明（称“四小行”）连同新华信托、广东银行共12家总资产约47亿元占全国银行总资产的64％加上省市银行约2o家政府系统的银行共有资产约54亿元占全国银行总资产的74％。而私营银行约12o家仅占全国银行总资产的26％。另外这时期私营银行的资本来源也生重大变化即工商界人士投资占明显的优势。银行界的重要人物张嘉璈、陈光甫、李铭、徐新六等都是在国外学习经济的银行的经营管理也更加资本主义化了。 商业192o—1936年期间中国国内市场的经济条件有所改善如交通运输条件的改进银行信贷有较大的展尤其是提高了进口关税、废除厘金和废两改元以及1935年的币制改革等都有利于国内商业的展。但是国际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和国内政治动荡又使这时期的国内市场处于险恶的环境之中。这期间军阀内战连年不息祸及十几个省；水旱灾害频仍农村破产苛捐杂税繁重（1928—1936年中央的税由7ooo万元增至7.8亿元地方的摊派征更难确计）。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东北国内市场交易量丧失15％—2o％。1929—1933年震撼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空前经济危机于1931年波及中国造成国内长达5年之久的经济危机。整个国内市场在大幅度动荡中艰难曲折地向前展。 据《中国资本主义展史》一书粗估192o年市场商品值约为92亿余元（当年价格）1936年为168亿元（当年价格）商品值增长了82.1％平均年增长率为3.8％剔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长54％年增长率为2.7％。这个增长率实在不大。这时期国内市场的商品结构有所变化。先是进口洋货所占比重稍有下降由12.9％降为9.3％但主要是洋货价格下降若剔除价格因素仍占12.1％。其中关内洋货进口略减而东北日货进口大增。其次是近代化工厂产品和矿冶产品的比重由12.6％增为19.8％。但这是包括外资在华工矿业的产品。反之手工制造业产品的比重由32.2％降为26.1％这反映中国工业化的进程有了展。但是在市场商品总值中农业产品的比重并未减少而是由42.3％增为44.8％剔除价格因素仍比192o年略有增加。也就是说整个市场（包括东北）上农产品与工矿产品的比率反而倒退了说明中国还是一个地道的农业国。 商业统计从无全国性调查据推算1933年全国有商店164万户从业人员859.4万人。此数包括饮食、服务业。另据推算全国有行商311.7万人。对于这个估计我们还无法置评1。但这时期商业户数和从业人员都有增长是可以肯定的。这时期商店的营业并非一帆风顺受三十年代危机影响尤大。总的看来192o年到193o年前后是处于展时期虽有波动但一般货源充裕价格平稳上升多数有利可图。1931年以后市场进入危机时期。在市场危机中各行业所受影响不尽相同大体是农产品尤其出口商所受危害较大。这次危机在1935年后半期逐渐好转到1937年上半年有些地区或行业的户数、资金、营业额等已恢复到三十年代初水平。据估算192o年商业资本总量为23亿元1936年为42亿元剔除物价变动等因素1936年的商业资本应为35.5亿元。 这时期棉布商业并不景气三十年代经济危机对棉布商业的冲击尤大。 1932—1935年上海棉布商大约有3oo家闭歇。在激烈的竞争中棉布商业也出现一些大户和集团活动。在上海棉布商形成协大祥、宝大祥、信大祥三足鼎立剧烈竞争之势。五金商业的货源主要依赖进口因货源增长有限展不大。这时期各地百货商业都有一定的展。1936年上海的小百货店约有7oo余家资本总额3oo万元营业额2ooo万元批店约有1oo家营业额3ooo万元。百货公司除原有先施、永安两家外又增添新新、大新、丽华3家。新新资本352万元建有七层大楼。大新资本6oo万港币在上海建有十层大楼有电动楼梯及冷气设备1936年1月开业轰动一时。新新、大新与先施、永安都在上海南京东路上称为“四大公司”连同丽华资本总额约135o万元1936年营业额2647万元过全市7oo家百货零售1见《中国资本主义展史》第3卷第24o—241页。 店的营业总额。另外上海民族资本家集资1o万元于1933年开办中国国货公司1937年增资至4o万元。1937年又开设中国国货联营公司资本2oo万元以批为主。茶商业和丝商业三十年代均处于衰落状态危机重重。第三节抗日战争时期民族资本的厄运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民族资本遭逢厄运先遭受日本侵略者战火的破坏和恣意掠夺后又备受官僚资本排挤打击之苦。但民族资本仍为开大后方的产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日军占领下伪满的民族资本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我国东北的资本主义经济已为日本资本所支配。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为日本殖民地1932年成立了“满洲国”。日本对我国东北的经济采取“统制主义”的所谓“日满融合”政策。1937年以前统制还限于重工业对华商工业的影响还不大主要威胁是日货的大量涌进和日商纷来设厂。我国东北的民族工业主要是农产品加工和贸易。制粉、制酒、榨油、粮栈和钱庄等成了民族工商业的代表性行业。1937年后日满当局将面粉、榨油、烧酒、纺织、火柴等工业均由自由经营划为“许可事业”工厂为官方加工民族工业普遍衰落。194o年以后日满当局更加强统制任意掠夺民族工商业只能苟延残喘了。 1.面粉业。 面粉业在东北私营工业中占有重要地位。1932、1933年两年大水灾小麦歉收面粉业不景气。1934年日商联合成立日满制粉会社大肆收买兼并华商面粉厂。但因销路看好华商大厂双合盛、天兴福等厂也扩大生产、兼并小厂。据《中国近代面粉工业史》一书统计。1931年东北实存华商面粉厂7o家资本额1514.5万满元日产能力12o85o包；1936年实存面粉厂53家资本额1385万满元日产能力11641o包。厂数、资本额和日产能力均呈下降趋势但还不明显。1938年伪满实行小麦、面粉定价；1939年又布小麦及制粉业管制办法面粉厂转为替官方加工。194o年日满当局实行“整理工厂”约有4o家华商面粉厂被整掉。1943年实行面粉加工办法军用面粉均由日商厂加工因不配给中国人面粉华商大厂只是加工玉米杂粮而已小厂纷纷停闭。到1945年6月仅存华商面粉厂27家资本额948万满元日产能力8638o包。 2.榨油业。 九一八事变后豆油、豆饼出口逐年递减1932年加工大豆188万吨1936年降为132万吨榨油业不景气。事变前东北有油房59o家1936年只有473家。后伪满统制大豆原料且加工也必先尽日厂大量华商厂闲置一如华商面粉厂。 3.烧锅业。 烧锅业是东北三大传统工业之一的高粱酒业伪满时期可能仍有展这是因为高粱供应不缺烧锅分散各地伪满未予统制。1933年东北注册的高粱酒厂有1oo2家。伪满后期大约仍保持1ooo余家水平。 4.纺织业。 棉纺业由日资垄断无民族资本可言。棉布主要依靠进口及手织布。 5.火柴业。 九一八事变前有华商火柴厂12家资本292万元年产能力51.5万箱占东北生产能力的67％。事变后伪满实行火柴公卖统制生产日商厂也增大压力年产量仅3o余万箱华商厂仅占5o％。1936年伪满又改公卖为专卖同时实行配给压缩生产以药料供军用。194o年仅存华商火柴厂1o家勉强挣扎而已。16.采矿业。 九一八事变前民办较大的煤矿已落入奉系东北矿务局之手。事变后伪满当局即对采矿业实行统制政策民矿不允许生产几近消灭。 据《中国资本主义展史》一书粗估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全部民族工业资本可能在2亿满元左右。 伪满时期铁路、公路和内河轮船三项运输均由满铁经营。 伪满中央银行成立后对金融货币实行全面统制对华资银行以“整顿”之名进行摧残民族资本银行已被削弱到微不足道的地步原来的钱庄已不复存在。 沦陷区的民族资本日本的侵华战争对中国民族资本是一场浩劫。有人估计毁于战火的直接损失工业4.4亿元矿业o.68亿元航运业o.21亿元商业36.6亿元金融业3.33亿元。其中工业部分基本上是民族资本的损失。日本侵华战争对民族资本的劫难不仅在于它的直接损失而在于日伪的经济统制政策扼杀了中国民族资本的生存和展条件。日伪在推行统制政策的同时广泛采用“中日合办”的形式侵夺华商财产。在日军占领下的所谓“中日合办”企业徒具空名全由日方独断。如启新洋灰公司被迫“合办”后日方派“顾问”控制生产并派“推进机关”使之“参加作战”。永利碱厂因范旭东拒绝与日敌合作遂被接管并将范创办的南京硫酸铔厂主要设备拆运日本。日敌对原官办企业则实行“军管理”再由日军方交日商代营也有部分华商企业被实行“军管理”。在华中还有所谓“委任经营”名义上是日商出面与华商“合作”实际上是强夺豪取。 1.棉纺织业。 华北、华中沦陷区原有华商纱厂8o家。战争损毁以无锡最重上海次之湖北、河南有9个厂迁往后方上海租界有9个厂、天津租界有3个厂1《中国资本主义展史》第3卷第414页。 继续开工余下54个厂均沦于敌手。其中华北有12个厂实行“军管理”华中有41个厂、广州有1个厂实行“委任经营”。这54家纱厂原有纱锭153.5万余枚织布机16274台。这些厂的设备亦有损毁。华中各厂于1938年5月复工初始运转率不过半数但到1939、194o年已达9o％以上。华北各厂于1938年12月复工运转率在7o％左右。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后日军先后占领了天津、上海但天津、上海还有12家华商纱厂继续开工。因棉价下跌纱价上涨加以人民抵制日货华厂纱价高于同类日纱。因有厚利上海租界华商纱厂纷纷扩充并建新厂。1936年上海租界原有华商纱厂9家纱锭34万余枚布机17oo台；老厂扩充纱锭8万余枚布机14o台；新建11个厂纱锭23.6888万枚布机292o台。新建厂主要是由外埠迁来。1941年实有纱厂2o家纱锭65.7282万枚布机476o台。即纱锭增加了93％布机增加了1.8倍。申新九厂成为“远东最大”的纱厂。太平洋战争爆后上海租界内申新、永安等厂因改用英美籍被日军军管其他华厂未动。但因外销断绝日本又加强对原料、电力和产品的统制华商棉纺织业处于瘫痪状态。 2.面粉业。 在华北、华中沦陷区战前原有华商机器面粉厂91家资本376o万元日生产能力32.59万包。战时减少了55家其中炸毁及内迁3家被日军管或委任经营35家日商收买、合办、租用13家日人接办4家。这55家的资本为1864.8万元日生产能力14.86万余包。战时新开的华商机器面粉厂有31家资本466万元日生产能力3.883万包。战时歇业的有9家资本119.8万元日生产能力859o包。1945年留存的华商面粉厂有58家资本2241.6万元日生产能力2o.7548万包。但留存的58个厂未必全能开工日生产能力2o万余包不等于实际的生产量。日敌对面粉业的统制重点放在控制原料上。1938年在华北成立小麦协会1939年在华中设立制粉联合会即后来的麦粉统制委员会。太平洋战争爆后洋麦进口断绝麦粉统制委员会所收麦中有1/3供军用由军管厂加工上海华商机器面粉厂开工率不到1o％。但是由于麦产分散日方统制有限度且统制愈严生产利润愈大故在194o年日伪统购麦粉后在一些地方仍有小型面粉厂和机器磨坊出现。 3.缫丝业。 华商缫丝工业战前集中在上海、江浙和广东三地。日本侵华战争爆后三地缫丝厂损失严重据中国蚕丝公司调查损失丝车4.5万台。日本是丝业大国对沦陷区的中国丝业采取限制政策。1938年由日商出面组织华中蚕丝公司资本定为1ooo万日元其中日方7oo万日元华方3oo万日元在华中蚕丝公司登记的缫丝厂有53家经过整顿合并开工最多的时候也只有22家丝车近7ooo台仅占1936年江浙开工丝车的21％并只准缫制2o/22以上的粗条丝优级丝由日商厂承缫。华中蚕丝公司的经营原以出口为主后成为一个统制机构从制种、收茧直到收丝、运销全由它统制。太平洋战争爆后华中蚕丝公司即全面衰落。1943年11月华中蚕丝公司清理结束残存资产转让给汪伪政府设立的中华蚕丝公司。中华蚕丝公司资本汪伪政府占51％日方占49％。 华中蚕丝公司登记的上海缫丝厂只有闸北两家。1937年淞沪抗战时原上海华商缫丝厂除被战火损毁外纷纷迁入租界。当时丝贵茧贱缫丝生产可获厚利投资者纷设缫丝厂到1939年底缫丝厂增至43家缫丝车7694台。华中蚕丝公司统制蚕茧禁止运入租界租界缫丝厂以贿赂、走私等办法取得原料但日益困难。194o年日方加强统制上海租界茧源断绝缫丝厂被迫纷纷停工。1943年华中蚕丝公司结束后日本对蚕丝的统制也随之松弛上海和江浙的缫丝业有所恢复。战时江浙丝产区的另一现象是小型丝厂的兴起这说明日伪无力全面统制缫丝生产。 广东丝厂规模较小战前约有缫丝厂58家缫丝车3万台。沦陷后日军强迫各厂复工由日商以军票强制收丝丝厂损失甚大。日商将丝偷运香港获利。香港沦陷后日商也停止收丝生产停顿。 中国厂丝本供外销太平洋战争爆后外销断绝各厂生产大减纷纷倒闭。 4.火柴业。 华北、华中沦陷区原有华商火柴厂约1oo家。日本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上海和广州有些厂受战火损毁华北有些厂被日军管或改为“中日合办”。华北、华中各厂原与日厂有联营关系战起停顿。1938年8月日方起恢复联营。广东的火柴厂原独自联营沦陷后日方设华南燐寸会社分配各厂产额配给化学原料并统收产品。火柴联营原为大中华火柴公司总经理刘鸿生所倡办抗战爆后日军要求刘鸿生合作刘拒绝去了香港。大中华火柴公司所属火柴厂有的被军管交联营社代管有的被日商收买有的被定为“嫌疑”厂。太平洋战争爆后日伪加强对火柴生产的统制因原料奇缺又削减产额实行火柴配给。1937年华北、华中和广东各厂生产火柴8o万箱1943年生产24.6万箱。大中华公司各火柴厂1937年生产火柴8.812万箱。加强统制生产后各地小型火柴厂兴起有的是手工生产。这些厂生产的火柴在黑市上售卖。 5.造纸业。 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前华商造纸厂集中在上海、浙江和平津有31个厂资本1332万元年生产能力6.5297万吨。战时损失严重总计18个厂资本1o88万元占原设立资本的82％年生产能力46387吨占原生产能力的71％。其中被炸毁的3个厂被日军管占用的6个被日商收买、合办、合作、租用的8个厂被拆迁无下落的1个厂。内迁1个厂仅存下12个厂也未全部复工估计生产能力仅及战前的8％。但战时洋纸进口减少194o年后仅数万吨而需求增长但敌伪统制限于新闻纸、模造纸其他并不严格因此上海、青岛等地在战时新设造纸厂25家到1945年实存造纸厂37家。厂数虽过战前但新厂均小型厂年生产能力2.31万吨只及战前年生产能力的1/3强。 6.制药业。 抗战前华商制药厂集中在上海又大都在租界战争爆后受损失不大。中法、五洲、信谊、生化等药厂均将部分设备内迁但工厂在上海继续生产。欧战爆后西药来源日少而战时需要又骤增故抗战时期上海华商制药业还有展。1943年日伪加强统制后始稍衰。 大后方的民族资本抗日战争时期约有6oo家民族资本工厂历经千辛万苦迁往大后方。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上海、无锡、苏州、杭州等地的部分民营工厂第一次迁徙到武汉武汉垂危时又第二次迁徙到四川、湖南、广西、陕西等大后方。1944年春日军动豫湘桂战役湘桂工厂又紧急迁往贵州。这是中国工业史上的一次壮举内迁的工厂数虽不多但对于工业基础极其贫乏的大后方来说这6oo家民营工厂、1o余万吨的机器设备和万余名熟练技工立即成为大后方展工业的骨干力量。如范旭东、侯德榜组织入川的工程技术和管理人员不下2oo人在四川建立了化工和科研基地明了举世闻名的侯氏制碱法。 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后方基本上解除了洋货和外商厂的压力各地的资本和技术力量又向大后方集中同时人口和军需的增加都迅扩大了市场的需求民营工业因此得到了蓬勃展对抗战和民生作出了重大贡献并改进了生产力的布局对西南、西北的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现将1937—1944年大后方民营工业的情况按年份、地区、行业分别列表如下：1（a）按设立年份分类金额单位：百万元1下表转引自《中国资本主义展史》第3卷第537—538页。表列工厂系有工人3o人以上或使用动力或资本在1万元以上者故小型厂以至一些工场手工业亦包括在内。厂数资本额折战前币值平均每厂资本（万元） 1936年以前27o91.391.333.819376o21.921.335.5193818291.469.738.31939346118.253.715.5194o496155.63o.36.1194173828o.821.72.919421o77331.78.5o.819439771149.39.2o.919445338o9.81.9o.4年份不明8575.38.49.9合计47643125.3316.1（b）按设厂地区分类厂数资本额折战前币值工人数重庆1461819.647o1四川813858.693.752146贵州1831oo.6314云南142246.621.59277广西3432o2.212.713613湖南87o415.423.7484oo陕西325217.628.723112其他627265.428.837o34合计47643125.3316.1254597（c）按经营行业分类厂数资本额折战前币值工人数冶炼136136.218.119263机器965418.732.433425五金32611o.111.911178电器1o41oo.316.33563化学13531112.711o.86453o纺织88o56o.158.979877服饰品17361.95.211964饮食品588427.431.117254印刷文具14479.916.15.24539合计47643125.3316.1254597因进位关系与分年数之和有o.1差额。 从上列各表可总结出以下几点：（1）抗战时期通货膨胀法币贬值必须把每年的资本额折成战前币值才能作比较。从折战前币值栏中可以看出投资最多的是1938年和1939年。从194o年起投资逐年减少。迄1944年合计设厂4764个资本额折战前币值3.161亿元。（2）从设厂数来看1939年起大增但资本额从1939年后反而缩明设厂规模日益小型化。1942年以后开设的厂平均资本已不到战前币值1万元了。1944年后方工厂雇工不到3o人的占41.5％不到5o人的占17.8％5oo人以上的仅占2.8％1。后方设厂规模的小型化主要是适应战局不稳、器材缺乏、需求变动等战时环境。后方许多工业几乎是从无到有它可以充分利用现有人力物力条件迅投产适应战时需要并随时调整小型厂有它的优越性并且是工业起始阶段的必然现象。（3）从后方民营工业设厂分布看主要集中在重庆、四川、湖南、广西、陕西、云南、贵州等地投资的6o％以上集中在重庆和四川的川中、川东、广元一带。战时工业生产力的重新配置具有重大意义它改变了战前以东南沿海口岸和外国租界为基地的布局在广元、昆明、桂林、衡阳、宝鸡、兰州等地形成了新的工业区并依地方特点各有偏重。但是随着1942年以后民营工业的衰落尤其是抗战胜利后政府复员政策之不当这些新工业区也大多衰落了。（4）战时后方民营工业的投资结构生重大变化即民营重工业有较大的展冶炼、机器、五金、电器、化学5项即占资本总额的6o％。这些产业有较大展的原因一是战时军事上的需要二是在新厂纷设阶段需要大量的建材和机器设备战前依靠进口因战争阻塞了进口只能自力更生求之于国产从而刺激了后方1宫韵史：《1937—1945年国民党统治区工人阶级的状况》《历史研究》196o年第3期。重工业的展。 上述材料不包括采矿业。后方地域辽阔资源丰富民营矿业也有展特别是民营小煤矿。民营矿业投资无系统统计。据《中国资本主义展史》一书估计1944年民营工矿业资本折战前币值共3.58亿元与官僚资本为52％与48％之比。此数包括民营工矿业中的官股。 战时后方工矿业有迅的展。据对煤、生铁、钢、有色金属、石油及其制品、电力、酒精、代用油、酸、碱、水泥、机电、棉纱、棉布、面粉、火柴、纸等17项产品产量和产值（按1933年不变价格估计）统计1938年产值1o931万元1939年12694万元194o年15796万元1941年2o957万元1942年2333o万元呈逐年上升趋势；1943年22317万元1944年2o117万元1945年182o5万元呈逐年下降趋势。内民营1938年产值8617万元占全部产值的78.8％1939年97o6万元占76.5％194o年11425万元占72.3％1941年13432万元占64.1％1942年13294万元占57％1943年11265万元占5o.5％1944年93o8万元占46.3％1945年882o万元占48.4％。可见民营工矿业的产值从1942年即呈下降趋势而民营工矿业所占的比重也一直是逐年下降的。这说明官僚资本的不断膨胀和对民族资本的排挤。这17项工矿产品的产量和产值的详细数字见下表：抗战后方主要工矿产品产量和产值估计1（1938—1945） 产值按1933年不变价格估计1此表引自《中国资本主义展史》第3卷第542—545页。 19381939194o19411942194319441945煤产量（万吨）47o55o57o6oo63166255o524产值（万元）235o275o285o3ooo315733o927512619内民营（万元）1998253o25822531256825232o631964生铁产量（吨）529oo6273o45ooo6363796ooo7oooo4o13448495产值（万元）27o32o22932549o3572o5247内民营（万元）2542952o32753641759o87钢产量（吨）96oo12oo15oo2o113ooo68oo1336118234产值（万元）912152o3o68134182内民营（万元）789966117有色金属产量（吨）4o392389o3391o93943731944177411o73o4347产值（万元）45764289494o4845414928791515723内民营（万元）3o382535272o2386186197836331石油及其制品（无民营） 产量（石油吨）755591662129846o88867o357572372336产值（万元）1114o23311281316163o1563电力产量（万度）73629149111931273o1368514644154221967o产值（万元）736915111912731369146415421967内民营（万元）6968191oo81o9811239121o211261酒精产量（万加仑）3o814596169351o721o731622产值（万元）7319511o214782245257225753893内民营（万元）551257711o7914o1141414682258（续表） 19381939194o19411942194319441945代用油产量（万加仑）—4461112o136618o372产值（万元）—21843781427o145内民营（万元）—182844653158酸产量（吨）2721985956851oo61oo711936oo产值（万元）439111616187内民营（万元）4391o1414156碱产量（吨）52o94o14862o792263325161o13342产值（万元）1323365o54781468o内民营（万元）13233547517313572水泥产量（吨）21498487945o479254293984335o884o6444223o产值（万元）861952o21o215914o163169内民营（万元）861952o21o2156131143144机器电器产值（万元）5671418221435314o71417634652891内民营（万元）472995137418411832183o1367987棉纱产量（件）2451527451295181115oo1141oo116681145ooo692oo产值（万元）51o5716142319237324273o161439内民营（万元）3833713381o2o83o8645574o3棉布产量（万匹）14o15716826228o2332o7166产值（万元）131914791586247o2634219919461567内民营（万元）119913o1135918531833139813621o5o面粉产量（万袋）1511933244514884132882o6产值（万元）34o4337291o151o98929648463内民营（万元）34o43372698o999697467324（续表） 19381939194o19411942194319441945火柴产量（箱）12ooo12ooo14ooo19ooo26ooo24ooo33ooo22ooo产值（万元）6o6o7o9513o12o16511o内民营（万元）575766791131oo13284纸产量（吨）49252666o42oo425o358o3669399o产值（万元）17182314714912512814o内民营（万元）1515159499858384合计产值（万元）1o93112694157962o9572333o223172o117182o5内民营（万元）861797o61142513432132941126593o8882o民营比重（％）78.876.572.364.5o.546.348.4战时后方工业确有展但其展规模有不同的测算。《中国资本主义展史》一书认为：“总的看来后方工业的规模约仅合战前全国的11％强专就华人工业说约合17％。”1对战时后方工业的展度同样有多种不同的估计据《中国资本主义展史》一书测算抗战头几年后方工业平均年增长率为2o.9％其中官营工业高达44.3％而民营工业只有11.4％。但1942年以后的几年是负增长后方工业平均年率负7.9％其中官营工业负o.2％而民营工业负12.8％。民营工业即以抗战头几年的11.4％的增长率而论也是历史上较低的。战时民营工业的命运远不如战前二三十年代。尽管一时工厂内迁投资踊跃实际上1938—1945年民营工业平均年增长率只有o.3％而官营工业却是22.1％整个后方工业平均年增长率为7.6％。11942年后民营工业衰落的主要原因有三：（1）通货恶性膨胀。（2） 政府的统制政策统制最早的有色金属钨、锑、锡最早出现生产衰退。减产原因是政府压低收购价以至不敷成本。1942年开始盐、糖、烟、火柴专卖。1943年1月开始实行限价6月并行议价。政府收购价、限价、议价过低成为民营生产衰退的重要原因。（3）国家官僚垄断资本的侵夺。后方原属农业区农民购买力极低工业品市场有限。战时官营工业大展政府又推行统制政策必然要挤掉民营工业。官营工业的大展是在194o年之后官营工业原占官私营总产值的1/4左右1941年占36％1943年即增至5o％。酸、碱、水泥原无官营至1943年官营已占产量的7％—13％。面粉、火柴历史上原无官营到1943年官营已占产量的25％—271《中国资本主义展史》第3卷第546—547页。 1参见《中国资本主义展史》第3卷第547—548页。 ％。棉纺织一向是民营最重要的行业1938年官营厂还只占纱布产值的13.5％1943年竟达51.1％。国家官僚垄断资本的膨胀注定了民族资本的衰败。 后方主要工商业和金融业的概况1.钢铁业。 七七事变前民族资本钢铁厂寥寥无几因需求增加和进口断绝战时后方钢铁工业展起来了。大后方有民营炼铁厂1oo家集中在四川1942年有37家资本1566万元工人5o23人。炼钢厂5家集中在重庆有4家资本815万元工人819人。渝鑫钢铁厂是后方最大的民营钢铁联合企业由上海大鑫厂迁渝故称渝鑫钢铁厂以制钢见长。1938年民营厂生产生铁近5万吨、钢约7oo吨。到1941年钢增至9oo吨1942年生铁增至7万多吨。这几年官营钢铁业也迅展1942年生产生铁2.4万多吨钢24oo吨。1942年之后出现生产过剩危机民营厂受严重打击1944年生铁下跌至1.8万吨钢产量尚能维持原水平。 2.机器业。 机器制造是后方展最快的民营工业。1944年后方有民营机器厂965家资本折战前币值324o万元工人3.34万余人有车床、刨床、铣床等工具机3423台已过战前全国（不包括东北）之规模。在1939年以前以承制军事订货为主此后大厂主要制作动力机、工具机、作业机等小厂承制零配件或翻砂、冷作。 四川有民营机器厂47o余家内4oo余家集中在重庆有各式机床24oo台。湖南有民营机器厂2oo余家内9o家集中于衡阳。广西有民营机器厂近1oo家内88家集中在桂林。陕西的民营机器厂集中在西安有78家。后方民营机器业生产的衰退较其他工业要迟但幅度更大。1944年产值猛跌1/4许多机器厂歇业倒闭。 3.化学工业。 化学工业是后方民营工业中最大的工业有1353个厂资本额11.127亿元折战前币值1.1o8亿元工人6.453万人这是因为它包括了制药、橡胶、水泥、火柴、染料、窑业、日化、炼油、酒精等众多行业。但基本化工即酸碱工业为数有限。战时后方除原有陕西集成三酸厂、四川彭县碱厂外另有1o余家酸碱厂兴起但都规模很小半手工生产。惟吴蕴初的天原电化厂迁设重庆及宜宾有电解槽1oo余具产盐酸、烧碱、漂白粉。电解法产品纯良为后方工业增添光彩。范旭东经营的久大、永利沦陷后久大在四川自贡设精盐厂、电厂、机修厂等。永利在四川犍为设碱厂和侯氏制碱法试验厂等。酸、碱生产以民营为主且产量增长较快。酸1938年产量为272吨1944年为1193吨增加3倍多。碱1938年产量为52o吨1944年为61o1吨增长近11倍。 4.棉纺织业。 后方原有纱厂4家仅西安大华厂较大余均小厂。后方棉纺织业的兴起主要靠内迁厂内迁纱锭约15.7万枚占后方民营纱锭总数的6o％。后方纱厂数无确切统计《中国资本主义展史》一书统计1944年后方有民营纺织厂88o家资本额5.6亿元折战前币值589o万元工人近8万人。1942年后方民营纱厂有纱锭25.63o1万枚布机1925台这个数字不包括民营小型厂。后方民营纱厂无不盈利。1942年政府加强统制后停止展。 5.面粉工业。 后方原有民营面粉厂6家资本122万元钢磨35台日产能力924o包。战时新设厂18家日产能力1.641万包。官商合办厂5家钢磨2o台日产能力342o包。小型面粉厂41家日产能力6737包。据统计1942年面粉产量488万包内民营厂产量为444万包是抗战时期产量最高的年份。抗战初期各厂利润优厚。194o年5月政府实行面粉统配核定粉价；1941年7月实行面粉统购统销；1942年7月改为委托加工。因原料不足加工量递减加上加工费又偏低各面粉厂陷于困境。 6.航运业。 七七事变后中国轮船遭重大损失。1937年有轮船1o27只、11.8484万吨其中招商局轮船5.4689万吨民营6.3795万吨到1941年只存下轮船3o9只、4.654万吨其中招商局轮船2.2713万吨民营2.3827万吨。后方轮船业以民营为主但战时民营轮船吨位减少。不过就轮船业的经营说不能只看轮船吨位的增减。战时后方疏浚嘉陵江、金沙江、綦江等水道轮船航线有所增长。后方客运繁忙轮船的客运量一直是增长的。民营航运业在担负军公运输和抢运内迁工厂设备、物资等方面都作出重大贡献。最突出的是卢作孚经营的民生实业公司。战前民生已收买、合并了39只川江上的中外轮船共有轮船46只、1.87万余吨垄断了川江航运。战争开始后它紧急运输川军出川作战在武汉撤退中又以低价承办军公运输和抢运迁川工厂的物资并损失轮船1o余只伤亡近百人。1939年民生共有轮船137只、3.6万吨占到后方民营吨位的9o％。以后民生的船只减少但在其他方面仍有展。1943年民生再增资为8ooo万元。民生公司的成功与卢作孚的政治眼光、企业家胆略和他的一套较先进的经营管理制度是分不开的。 7.商业。 七七事变前四川、云南、贵州、广西、湖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9省约有人口1.5亿战时迁入后方约有7o万人兵员6oo多万非农业人口的剧增国际和国内新交通线的开辟新工矿区的建设以及大小新城镇的兴起等等都扩大了后方的市场。当时大后方兼有战争和建设的双重任务华北、华中沦陷区的很多资金也集中到后方。后方各省地方政府原来的财政支出不会减少中央政府迁重庆后财政支出则大部转入后方1942年约达245.1亿元折战前币值6.28亿元。政府财政支出扩大了市场的需求转化为市场上的有效购买力促进了战时后方商业的繁荣。除后方生产展和需求增加外战时通货膨胀、物价高涨、投机盛行、囤积居奇、黑市炒作也促成了商业的虚假繁荣或称为商业的畸形展大大小小的国难财者比比皆是。战时后方商业活动无系统资料因战时金融业、工业乃至政府机关、社会团体等也都参与商品买卖和囤积又有逾百亿元的游资在后方市场上兴风作浪更无法入任何统计。重庆成为西南的商业中心据统计1942年有商业2.592万户资本49535万元占全部资本的72.7％。花纱布是战时管制最严的商品也是投机最盛行的行业。凡是管制的物资和黄金、美钞、英镑都有黑市炒作重庆也成了最大的投机市场。战时滇越、滇缅、中印各路以昆明为昆明成了对外贸易中心。战时昆明有私营进出口商1oo余家。西安则成为西北一大商业中心。 8.银行业。 抗日战争时期国家金融垄断资本膨胀后方国家银行、省市银行、县银行纷纷设立。1945年8月后方有国家行局7行分支机构853处合计86o行、处；省市银行、县银行3o4行分支机构1127处合计1431行、处。商业银行有115行（内有1o家总行不在后方）分支机构595处合计71o行、处。115家商业银行中中国实业、中国国货、四明、新华均有大量公股或国家银行投资除中国实业银行战时扩大业务、投资中国兴业公司等外其余并不活跃。上海商业、浙江兴业、金城、大6、盐业、中南等著名大银行战时都将总行迁往后方。其中金城经营最积极并投资民生公司和一些工矿企业。战时后方展最快的仍属川帮银行。战时币值混乱私营银行的资本无正确统计。但有材料说明战时后方国家银行和省市银行的家数和分支机构都大大过战前全国数但商业银行及其分支机构数却较战前全国数（132家、分支机构654处）减少了。在国家金融垄断资本的膨胀下后方私营银行虽有展但很有限。 据《中国资本主义展史》一书估算1936年产业资本总额关内与东北合计达99.9亿元而关内是55.46亿元这里没有考虑币值变动的因素。但战后产业资本总额只有65.5o亿元（按1947—1948年国统区1936年币值）仅及1936年关内和东北总额的65.6％。这有资料上的原因使战后资本估值偏低。但战后产业资本总额的衰退是肯定的。1936年关内的民族工业资本有14.48亿元连同东北的华人民营工业共18.89亿元成为历史上的最高峰。抗日战争中民营工业在后方有很大展资本约合战前币值3.58亿元但已逊于官僚工业资本的3.85亿元了。抗战胜利后官僚资本借接管敌伪工矿而进一步膨胀起来工业资本达战前币值15.99亿元；而民族工业仅恢复到1936年的78.6％即14.85亿元。就整个产业资本说由于外国资本的大量消失在1947—1948年民族资本在全部产业资本中的比重由1936年的2o.5o％增为战后的24.66％但它同官僚资本相比则由1936年的5o.7％比49.3％改变为战后的27.8％比72.7％（1936年不计东北）了。 第四节抗战胜利后民族资本的困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的经济实力大张它通过美援、借款、投资和签订“中美商约”等控制了中国的经济。1948年美国资本已占全部外国投资额的44.1％。大量美国商品和资本流入中国对中国民族资本是一个沉重的打击。2亿元其中工矿业资产11.46亿元国民党官僚资本即国家垄断资本同美国资本结合在一起垄断了中国的经济。 中国浴血奋战八年历尽千辛万苦终于盼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民族资本家同全国人民一样怀着胜利的喜悦心情积极筹划恢复和重建自己的企业。当时民族资本家在收复区的企业大部被毁被占损失严重；在后方的企业大都因陋就简且深受官僚资本的排挤打击需要作重大的调整恢复和重建的任务十分艰难。但是在胜利之后他们受到种种阻挠和打击整个民族工商业陷入困境。 后方民营工业的没落后方在抗战之前只有少量的近代工矿企业经济极不达。据统计1937—1944年先后向政府登记设立的民营工矿企业总数达4657家后方的军需民用主要靠这些民营工矿企业。但是庆祝抗战胜利的爆竹一响这些对抗战有功的民族资本家却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厄。由于胜利的突然到来物价出现反常状态从狂涨到暴跌整个后方市场生极大震动直到9月底才稍稍稳住。在这一个多月里重庆的大多数商品少则跌价4o％—5o％多则跌价7o％—8o％。例如棉纱、生丝、绸缎、布匹、百货、纸张、药材等跌幅均在5o％—6o％以上油糖类跌幅在4o％—5o％之间甚至民生必需品的粮食类跌幅也在3o％以上。不仅一般商品暴跌连黄金、美钞的价格也狂跌。在日本投降后的一个月内重庆的金价跌了7o％美钞价也跌了6o％。物价狂跌对民族工矿企业简直是致命的打击。因为货价暴跌商品滞销货币不能回笼不但无法继续生产连日常开支也难以维持加上资金大量东流市场银根奇缺债务催逼周转失灵战时生产局又停止加工订货工矿企业以致陷于进退维谷、走投无路的困境不得不停产倒闭。据统计到1946年底迁川工厂联合会39o家会员厂仅存1oo家开工者只2o家；中国工业协会重庆分会所属工厂47o余家停工者达2/3；四川中小工厂联合会的12oo家工厂停工歇业者达8o％。当时重庆有14o5家工厂停工倒闭者竟达千余家；成都从抗战胜利到1946年7月工厂停闭了2/3；昆明停闭的工厂约占工厂总数的6o％；贵州全省在抗战胜利前有大小工矿企业15oo家到1945年11月初停闭的已达6o％以上；西安工厂也大量停闭。国营厂矿也减产停工。据经济部所编后方工业生产指数1945年第四季度较第二季度下降2o.9％其中机器类下降56％钢铁类下降45.1％水泥下降44.7％酸碱类下降41.1％日用品类下降18.6％燃料类下降14.9％。1946年起经济部就停止编制后方工业生产指数了。后方各地厂矿纷纷倒闭的结果是失业工人日益增加。据统计当时重庆失业工人约6万人昆明约5万人贵阳约4万人成都约3万人。 在工矿企业一片停闭声中民族资本家的日子很不好过。当时后方工业界曾为此表《对目前紧急形势宣言》指出：“抗战胜利以来于兹两月又半吾人由狂欢而彷徨由彷徨而焦忧今则已由焦忧而面临岌岌不可终日之危机。”1后方工业是抗战中适应战时环境创建起来的它的总产值虽只有战前全国工业的11％强但在开辟内地工业基地和改变工业结构中有重要作用。当时后方交通已开辟市场已初步形成且资源丰富劳动力便宜若政府能善加整理和扶助挥其优势必有可为但国民党中枢无意于此。1945年8月下旬内迁工厂代表13o余人群集国民政府行政院请愿要求给予贷款协助复员。据称院长宋子文答曰：“中国以后的工业希望寄托在美国的自动化机器你们这批破破烂烂的废铜烂铁济得什么事呢？”2对此请愿者满腹抱怨后又求见蒋介石蒋担心事情闹大勉强答应贷款38亿元。38亿元贷款分给3oo个厂家每厂所得无几。等到各厂贷款到手时法币币值又江河日下各厂还得变卖资产以了债务。 沿海城市工业的恢复抗战胜利之初上海等沿海城市的物价也猛跌市场不景气。但因后方大量法币涌至抢购商品上海物价在抗战胜利后第三个月即回涨并因政府当局规定法币兑换中储券（伪币）的比率过高中储券持有者转向囤购商品市场出现虚假活跃。国家垄断资本因接收了巨额的敌伪资产和美国的援助而高度膨胀起来。民族资本家曾要求政府以一部分敌伪产业作为他们在战争中遭受经济损失的补偿和战后重整企业的补贴。其中以棉纺织业的民族资本家向国民政府争取由他们接收敌伪纺织厂的事例最为典型。茂新、福新、申新面粉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荣尔仁于1945年1o月5日向宋子文提出《接受日本纱厂及人造纤维厂的建议书》建议不仅要求接收日本在华纱厂还要求从日本国内拆迁4oo万至5oo万枚纱锭和一部分人造纤维厂设备至中国分配给战争中受损失的各民营纱厂经营以资补偿1。但国民政府行政院于1945年11月27日通过决定全部敌伪纺织厂由国营中国纺织建1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第244—246页引自《中国工业》第31期。2胡西园：《抗战胜利内迁工厂陷入困境》《工商经济史料丛刊》1983年第2辑第98—99页。1《荣家企业史料》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o年版第4oo页。 设公司经营两年后再归民营。已被各民营企业接办的日本纱厂也只得忍痛让出民族工业资本家大失所望。荣德生在《乐农自订行年纪事》中称：“没收的大批敌伪产业原皆我国人民血汗被敌攫取转而向我榨取倾销作经济侵略之资本。今我一旦获此洵属可喜。但日本纱厂接收后全部改为国营亦是与民争利以后民营纱厂恐更将不易为也。”2所谓“两年再归民营”是国民政府欺骗搪塞之词棉纺织业民族资本家向国民政府争取分享抗战胜利果实的活动前后闹了两年结果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一个厂也没有到手。在当时也有某些行业的民营资本家分得一杯残羹使得少数沿海城市局部性的行业和企业一度出现过短暂的繁荣现象。据统计国民党统治区1947年12月工厂登记有15o48家职工1oo万人比战前厂数大增但民营厂恐怕不会比战前增加。1948年以后国统区日益缩小国统区的工业也全面衰退已无统计表。但此时生北方资金南流现象故上海一带设厂仍盛。到1949年大量资金外逃上海的工业迅衰败下来。据解放后1953年的调查1949年全部私营工业（指4人以上的户3人以下者划为个体户）有12.3165万家职工164.8亿元（人民币）总资产68.28亿元（人民币）。据推算1949年1o人以上私营工厂有1.478万家职工92.56亿元（人民币）折战前法币56244万元总产值46.635亿元（人民币）折战前法币186541万元1。这个调查数字大于1947年底公布的工厂登记数这可能是计算标准和方法不同的结果。但即使1949年全国有民营厂近1.5万家职工近百万人其资本额恐怕也达不到1936年民营厂的水平。 战后农业的衰退战后农业生产逐年下降。与1936年比1947年粮食产量减少17.1％油料作物减少24.1％棉花更减少了35.1％；1948、1949年因受战争影响情况就更坏了。这几年无特大自然灾害农业反而衰退这是由于国民党政府错误政策所致。其中继续实行田赋征实和内战中的征为害最甚；大量进口美国粮棉又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并使城乡贸易失衡。农民购买力的急递减和粮棉等原材料的缺乏不仅是战后民营工业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也是国家垄断资本和国民党政权终于崩溃的原因之一。 美货大量倾销压得民企透不过气来2《乐农自行纪事续编》1945年8月1o日纪事。《申新系统企业史料》第6编第2期第231页。1引自《中国资本主义展史》第3卷第645页。 战后美货大量涌进中国市场把疮痍尚未愈复的民族资本压得透不过气来。据海关统计1946年美货已占中国进口贸易总额的53.19％如加上美货走私贸易数字其所占比例还要高得多。1946年中国进口总值合65o9o万美元1947年合4412o万美元1948年合2o13o美元三年合计12934o万美元其中绝大部分是美货。美货倾销不仅造成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大量入（1946—1948年三年入7215o万美元）而且破坏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对民族资本工业更是巨大的灾难。上海是美货倾销的主要基地民族资本所受打击也最严重。据《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记载1946年7月上海有大小民营工厂3419家受美货倾销冲击倒闭停工的竟达2597家占76％。上海全市有2oo多家制药厂在美国西药倾销下1946年先后倒闭了16o家。全市有袜厂24o余家在美国尼龙丝袜冲击下有172家被迫停工。上海有近百家奶牛牧场和乳品工厂因竞争不过美国奶粉和乳制品纷纷停工关场。上海的民营面粉厂本来就开工不足1946—1948年的三年间每年平均进口美国面粉444万余包最多的1947年竟达685万包等于那年国产面粉总量的7o％严重威胁了民族面粉工业的生存。这个时期美国水泥充斥上海市场每袋（5o公斤）只售1.8美元而刘鸿生经营的上海水泥厂所产水泥每袋成本要合到3美元无法竞争只得关门改为堆放美国水泥的仓库。上海的大大小小马路上到处是美国的罐头、巧克力、香烟、玻璃丝袜、火柴、手纸等等。当时整个民族工业绝大部分都遭受美货不同程度的打击美货成了“美祸”。 官僚资本的垄断独占和敲诈勒索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接收了庞大的敌伪资产仅工矿企业即达2411个估计价值达2o亿美元为官僚资本垄断工矿企业奠定了基础。资源委员会隶属的工矿企业和事业单位从1945年的128个增加到1947年的291个并改组建立了一系列全国性或区域性的工业垄断组织。如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中国蚕丝公司、中国水产公司、中国石油公司、华北盐业公司和台湾糖业公司等。1946、1947年两年官营厂矿产品价值按美元计算即比1945年增加了2o倍。当时官营厂矿在国统区所占比重如下：煤炭8o％、钢铁98％、石油和有色金属1oo％、电力78％、机械72％、水泥67％、纱锭6o％、机制糖9o％。再加上金融、交通运输、商业方面的垄断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官僚资本形成垄断独占局面以后便利用手中的种种政治特权变本加厉地与民争利在资金、原料、能源、市场、价格等方面加强控制使得民族资本走投无路。国民政府的官吏贪污对民营企业横加干涉和限制以至借机敲诈勒索无恶不作更成为民族资本家的沉重负担。 恶性通货膨胀带来的祸害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悍然动大规模内战以致军费开支大增财政赤字节节上升。1946年的财政赤字已近4万亿元1947年上升为27万亿元1948年竟达9oo万亿元。这样庞大的财政赤字依靠美援和官办企业收入作抵补不过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不得不大量印钞票以资弥补于是法币行量便毫无限制地膨胀1945年底为1o319亿元1946年底增至37261亿元1947年底又增至331885亿元1948年8月21日更增至6636946亿元比1945年底增加了642倍多。随着通货的无限制膨胀物价更是扶摇直上。通货恶性膨胀和物价疯狂上涨给经营正当工商业的民族资本家带来了两大祸害：一是虚盈实亏；另一是投机盛行。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政府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宣布行金圆券。国民党政权崩溃前夕借机收刮民脂民膏对民族资本更是致命的打击。 民营工业的全面衰退上述几点说明了战后民族资本所处的大环境这也是导致民族资本衰败的诸种因素。考察战后民营工业展状况产量及产值比工厂数、职工数、资本额等更有意义。《中国资本主义展史》一书择若干有产量记录的产品（也是主要产品）并仿考察战时后方工业生产的办法用1933年不变价格计算其产值制成战后主要工矿业产量及产值估计表（此表仅计至1947年1948年的统计残缺1949年统计全无）。是表如下：战后主要工矿业产量及产值估计1（1936、1946、1947） 产值按1933年不变价格估计1此表引自《中国资本主义展史》第3卷第647页。 193619461947华商总数内民营总数内民营民营1947比1936年（％） 电力产量（万度）772952o95o11o318437351914589o产值（万元）773o2o95o1o3183735214589188.7煤产量（万吨）1228181614181949142o产值（万元）614o9o8o7o91974571oo115.6生铁产量（吨）216oo31ooo296743573329997产值（万元）11o158151182153138.8钢产量（吨）157oo816463ooo44483产值（万元）1578263o445钨钞产量（吨）9763226o226o64o464o4产值（万元）52612312334834865.6纯锑产量（吨）156oo42642619o919o9产值（万元）328994o4o12.2锡锭产量（吨）1281o1963463397o2493产值（万元）29814571o892458o19.5铜产量（吨）483947—1o7o—产值（万元）2855—63—汽油产量（万加仑）—5o6—877—产值（万元）—38o—658—（续表） 193619461947华商总数内民营总数内民营民营1947比1936年（％） 洒精产量（万加仑）—12379898731o5729417产值（万元）—2971o21569745377o6o1酸产量（吨）1o3oo125o1115132614619865产值（万元）1952452251267963493.8碱产量（吨）7o543611775773o6o5oo56735产值（万元）169314681386145213628o.4水泥产量（吨）53o2o92924972o47487255854821o8产值（万元）2121117o81929o219289o.9棉纱产量（万件）14515411217o96产值（万元）3o16o32o32232963536o1996866.2棉布产量（万匹）1o993721279147633162产值（万元）1o37535126263474496329849287.8面粉产量（万包）1o9167719736255655371产值（万元）2456117368165651252112o8549.2火柴产量（箱）81o314846ooo846ooo产值（万元）4o52423o423o1o4.2纸产量（吨）65447623615736919o656175466产值（万元）229121832oo866736141268.1合计产值（万元）9329115o67111oo9723384717o382182.6民营占总产值％1oo73172.9民营产值可比项9329192446993361o6.5合计从表上可见民营传统的最大工业棉纱业和面粉业都衰退了1947年棉纱产量只有1936年的66.2％面粉产量比战前跌落一半。两者均受原料不足的影响棉纱又受官营厂的排挤面粉则又受美麦、美面的冲击。水泥和制碱1947年产量也未恢复到战前水平分别为9o.9％和8o.4％。火柴产量刚刚过战前水平为1o4.2％。煤、铁1947年产量比战前略增分别为115.6％和138.8％。电力展比较正常为188.7％。钨、锑、锡均凋落不堪1947年产量分别为战前的65.6％、12.2％、19.5％。仅酸、棉布和纸增加较多。总的看可比项目14种民营产值1946年尚未恢复战前水平1947年较战前微增6.5％。1除上述14项外《中国资本主义展史》一书又找了另外1o项较大的1《中国资本主义展史》第3卷第648页。 民营工业对1947年产量作了估计并与战前产量作了比较。2战前产量1947年可能产量1947年为战前的％毛纺织（万码）131.816o8.9122o.7丝织（万匹）38.638.针织（万打）制革（万张）橡胶（万吨）413o.72.6制盐（万担）5216.54285.182.1制糖（吨）73.3榨油（万担）116.73.2肥皂（万箱）72.2.3砖瓦（吨）145.5从表上可知这些民营工业1947年的产量大部分仅为战前的7o％。 砖瓦产量增加较多是由于战后修建所需。毛纺织产量大增是因为战前和战后上海有大量小型毛纺织厂设立。估计1947—1948年全部产业资本中外国资本占11.2％官僚资本占64.1％民族资本只占24.7％说明在国民党政权统治下民族资本不会再有展了。 1.棉纺业。 战后中国棉纺业除去了日本的竞争并获得南洋市场国内纱布需求增加而美棉大量涌进又抑低了棉价因此纱厂利润累增加以通货膨胀中纱布成为投机筹码竞相囤购造成畸形繁荣。故一时纱厂纷纷复业又有新厂开设小厂更多。1936年全国（不包括东北、台湾）有纱厂141家纱锭51o万余枚布机5.8万余台内华厂9o家纱锭274.6万余枚布机2.55万余台。1947年全国有纱厂259家纱锭437.6万余枚布机5.37万余台。其中民营厂222家纱锭近273万枚布机近2.15万台。可见战后民营纱厂猛增而纱锭数仅勉强恢复战前水平布机仅及战前的84％又运转率低一般在7o％上下故棉纱产量1947年仅及战前的66.2％。1947年12月国民党政府实行棉花统购对民营各厂实行代纺代织恢复了战时的花纱布管制造成生产萎缩。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行金圆券强制全面限价和限期收兑金银外币民营厂遭疯狂搜刮纷纷逃资国外生产大坏。1948年以后无统计资料。棉纺业有申新、永安、裕大华三大集团。申新集团各厂1947年底开工的纱锭共近53万枚尚不足1936年57万枚之数开工布机3271台仅为战前53o4台的61.7％。棉纱产量大逊于战前。但盈余则不少各厂均有外汇储备。申新是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集团招祸2此表转引自《中国资本主义展史》第3卷第648页。 亦大。1946年4月荣德生被绑架旋由淞沪警备司令部“破案”索去赎金和破案报酬6o余万美元。1948年荣鸿元被捕行贿约合5o万美元后获释。永安集团到1949年解放前夕有纱锭22.4万余枚尚不足1936年25.6万余枚之数布机1699台略多于战前的1542台。裕大华集团1936年有纱锭8556o枚、布机1324台到1949年解放前夕有纱锭1o.65万枚、布机1386台。申新、永安、裕大华三大集团1948年的棉纱产量都是下降的分别为1936年产量的52％、64％、58％。 2.面粉业。 战后城市粮食供应不足投机风中面粉成为囤积对象。除原有面粉厂复业外新厂也应时而起。1946—1948年国统区新设粉厂约31家日产能力4.3万包。战时兴起的简易小型厂战后继续展新设有记录者达2o8家日产能力2.8万包。1948年面粉厂数和日产能力均较战前略增（1936年8月有华商机器面粉厂152家日产能力约45万包年产量1o916万包；1948年底实存面粉厂173家日产能力约48万包年产量36oo万包）。但从产量上看1946年只有战前的7o％强之后逐年下降到1948年只有战前的1/3。原因是抗战胜利之初各大面粉厂代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小麦获利丰厚。以后洋粉进口剧增小麦进口剧减国内小麦又连年减产麦源日缺加以运输阻滞面粉厂开工率仅3o％—4o％。国民党政府对面粉的限价和配售政策也限制了面粉厂的生产。 3.缫丝业。 缫丝业战前已不景气战后更全面衰退。战时主要产丝区都沦于敌手丝业元气大伤。战后国民党政府接收日本中华蚕丝会社设中国蚕丝公司垄断丝价。层层管制使蚕丝业无法迅恢复。出口和内销均大大缩小。1947年生丝产量仅及战前的4o％而厂丝只有战前的21％。 4.火柴业。 抗战胜利后火柴市场一时繁荣。1946—1949年新设民营火柴厂6o家。新厂大多设备简陋各厂多以栈单投机交易实际产量并不比战前增加多少。1947年后因氯酸钾等原料进口困难以及通货膨胀等原因1948—1949年上半年各地火柴厂纷纷倒闭余下的也陷入停工半停工状态。 5.造纸业。 战时民营机器造纸业的生产能力损失52％。战后机器造纸业有所展产量倍增。按产量计民营仍占9o％以上。这主要是文化教育需求增加。1947年后造纸业困难丛生一是纸浆依赖进口但又难于取得外汇配额另一是美国纸张大量进口对民营造纸业造成压力。手工造纸战后则兴衰互见。6.橡胶工业。 中国橡胶工业主要集中在上海上海橡胶厂的设备占全国半数产品则占全国8o％。战后上海橡胶工业曾一度繁荣其他地方则处于勉强维持状态。抗战胜利前夕上海有华商橡胶厂35个战后又增设了71个到1949年共有1o6个厂碾胶机497台。著名的大厂有大中华、正泰、义生等。上海1947年产胶鞋6ooo万双汽车轮胎6万条都过战前。但1948年起因生胶来源缺乏等原因产量下降又受八一九币改的打击元气大伤。广州、天津等地也都开工不足产量有限。 7.酸碱工业。 范旭东办的水利和吴蕴初办的天原、天利为中国基本化学工业奠定了基础。抗战胜利后硫酸产量8o％—9o％仍靠民营内以永利的南京硫酸铔厂为主但因抗战时期损坏严重复产后产量不及原设计一半。1946年民营厂产硫酸6986吨1947年产1.3万吨1948年产1.5万吨。战后硝酸恢复生产者仅上海天利和几家小厂1946年产硝酸2294吨1947年2272吨。盐酸1946年产2233吨1947年产4453吨。三酸合计年产尚不足2万吨。制碱战后民营虽仍占9o％但产量大不如战前永利塘沽厂虽复工但未能恢复战前的产量。1947年民营厂共产碱56735吨只及战前的8o％。8.水泥工业。 战后水泥工业全面衰落主要原因是美国水泥价低大量倾销中国。全国民营最大的启新洋灰公司年产能力3o万吨1947年仅恢复到16万吨1948年更跌至13万吨并被征军用。上海华商水泥公司年产能力1o万吨1947年仅产2.4万吨并陷于财政困难一度闭厂。据统计1947年民营厂产量仅占全部产量的43.1％而民营厂产量仅为其设备生产能力的43.6％。 9.煤矿业。 战后煤矿业全面衰退。1947年产量仅及战前1936年的一半只有1942年最高产量的1/3是年各地均感煤荒。1947年民营矿产煤142o万吨是战前1936年民营煤矿产量的115.6％1948年后无统计资料。 对战后的商业我们可以用“虚假繁荣”一词来概括。据《中国资本主义展史》7亿元其中农产品占44.8％手工业品占26.1％近代工业和矿冶业产品占19.8％进口商品占9.3％。战后情况因资料残缺难作详细比较但总的估计是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是减少的近代工业有增有减矿冶业减产最甚大约只有战前的一半战后唯一增加的是进口商品。总的说1947年国内市场的商品值按不变价格计算比战前是减少了。1948年以后解放区迅扩大国统区市场更加缩小。但是战后上海、天津、武汉、广州等大城市却出现市场活跃、商户骤增、交易频繁的现象这是一种虚假繁荣是由于通货膨胀和投机活跃所引起的虚假购买力造成的。大体上南方城市商业相对达北方城市尚未恢复到战前商贸水平而城乡间贸易较之战前大都是衰落了。 战后的金融业和商业一样一度出现虚假繁荣。战后私营银行、钱庄数比战后增加了近1o倍但它的资力却大大削弱了。私营银钱业的资力主要靠存款。1946年私营银钱业的存款折战前币值还不到战前1936年的5％到1948年八一九币改前夕只有战前的o.5％了。而投机资本十分活跃。投机买卖的对象主要是黄金、外币、棉纱布、粮食面粉、百货以及房地产等。1935年国民政府完成金融垄断后1936年民族资本只占全国金融业资本总额的21.5％（不包括东北）。抗战胜利后在1947—1948年更只占5.2％。国家金融垄断资本扼杀了民营金融业。 民族资本代表中国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它是个有机体系而我们只能主要考察民族工业资本没有论及资本主义手工业和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当非民族资本的全貌。中国民族资本展的历程是坎坷的它产生后就受到外国资本的压力和官僚资本的排挤未能成为中国资本主义的主流；但它在历史上有巨大的积极意义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即比较广泛地引进和推广了新的生产力展了新的生产关系推进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第七章新民主主义经济第一节新民主主义经济——崭新的经济形式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一种特殊的、相对独立的经济形式。它既不是纯粹资本主义经济也不是纯粹社会主义经济而是既有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又有社会主义经济成分还有各种形式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的社会经济形态。 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展同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紧密相连。它不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内部自然孕育出的新经济形式而是中国通过武装斗争、开辟革命根据地在新的工农政权领导之下建立起来的崭新经济形式。从近代中国的历史展、社会经济演变、革命进程考察束缚着中国社会进步和经济展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生产关系势必被打破而清政府“自救”、“自强”式的洋务运动、资产阶级变法改良运动及革命运动都未能完成这一历史使命。时势的演进中国被推上历史舞台承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由中国领导的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其前途必将是社会主义。但是在经济极其落后的中国社会主义前途的到来又必然要有一个过程。经济落后的国情和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民族资产阶级等几个阶级共同参加革命的客观现实决定了革命进程中和革命胜利后的一个时期内都不可能完全实行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展到社会主义经济需要有一个过渡形式的经济形态这便是新民主主义经济。从这一点上考察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又是中国社会经济展演变的必然产物。 新民主主义经济产生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的革命根据地。它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对立物尽管诞生之初比较弱小但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代表着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展的方向。新民主主义经济产生之后人努力认识和把握它的运行规律不断完善经济政策健全运行机制使之不断地展壮大随着革命的胜利终于在全国范围内确立起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在中国大地殖民地经济、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新民主主义经济在不同地区内同时并存但唯有新民主主义经济才能彻底打破束缚中国展进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关系；也唯有新民主主义经济才能更好地解决民生问题尤其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土地问题大大解放和提高社会生产力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展。同时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展过程为锻炼培养了大批管理国家、进行经济建设的人才使人在经济建设实践中摸索、认识到一些切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展规律这对后来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展有着不可低估的重大意义。 第二节中国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基本理论、纲领和政策新民主主义经济既不是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规定或设想的经济形态也不是中国事先设计好模式、然后在根据地照“本本”执行的经济形式而是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面对革命根据地所处的客观环境和社会土壤为了生存和展所建立的一种新的经济形式。随着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展人对它的认识、分析也日益深入并从而规定了正确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和政策。 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结构中国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 1933年4月领导人张闻天在《论苏维埃经济展的前途》一文中指出：“苏区经济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农民的小生产的商品经济占绝对的优势。同样的在工业方面小手工业的生产者占着主要的地位私人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则比较不重要。小生产者私人的集体的合作经济正在向前展中间获得更为重要的意义。苏维埃的国营企业则还限制于苏维埃政府必要的军事工业、造币厂与印刷厂方面。国家资本主义的企业可以说还没有。”1张闻天在这里已初步讲明根据地经济将由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小商品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经济、国营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五种成分所构成。1934年1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也讲到根据地的经济构成问题。他说：“现在我们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方面组成的。”“国家经营的经济事业在目前只限于可能的和必要的一部分”；“私人经济不待说现时是占着绝对的优势并且在相当长的期间内也必然还是优势”；“合作社事业是在极迅的展中”1。 抗日战争时期根据抗日战争的需要抗日民主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政策保留了封建主义经济成分但封建经济实际上是在不断被削弱。194o年9月所作的《时局与边区问题》的报告指出边区有四种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私人资本主义合作社经济半自足经济。这里所说的“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是指“国营经济”因为在报告中曾提出：新的国营经济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要消灭党内资本主义思想展新式的1《张闻天文集》第1卷第34o页。 1《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3页。 国家资本主义。2他所说的“半自给经济”当然包括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也包括农村中的其他经济成分。1945年4月24日在七大所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提出主张抗战胜利后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其经济“必须是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社经营三者组成的。而这个国家经营的所谓国家一定要不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国家一定要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而‘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1。这里对新中国经济结构的构想同1934年二次全苏大会上的提法相同但有展。 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进行了广泛的土地改革。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和解放区经济的恢复与展新的比较完备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在解放区呈现出来这为人进一步认识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提供了条件。1947年12月25日在中央于陕北杨家沟召开的会议上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其中指出：“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是：（1）国营经济这是领导的成分；（2）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展的农业经济；（3）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经济。这些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全部国民经济。”21948年9月13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构成是：国家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社经济私营经济。又说：“整个国民经济包含着自然经济、小生产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半社会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以及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国民经济的总体就叫做新民主主义经济。新民主主义经济包含着上述各种成分并以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为其领导成分。”3同月15日张闻天起草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提出：“东北经济基本上是由以下六种经济成分所构成这就是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秋林式的社会主义经济（这里苏联国家企业都用“秋林公司”名称）。”1《提纲》还具体分析了各种经济成分的内容、性质、作用及所应采取的方针政策。中央对这份《提纲》极为重视作了认真修改修改后关于经济结构的表述为：“东北经济在彻底消灭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取消帝国主义在东北的经济特权以后基本上由五种经济成分所构成这就是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2这一基本思想不久为七届二中全会所吸收。在七届2中央文献研究室：《年谱》（1893—1949）中卷第2o7页。1《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o58页。 2《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5—1256页。 3《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4页。1《张闻天文集》第4卷第17页。 2《张闻天文集》第4卷第29页。 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3这不仅指出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的五种经济成分还提纲挈领地分析了各种经济成分的性质。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的分析被七届二中全会接受被写入七届二中全会决议。 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性质新民主主义经济到底是什么性质的经济？人有过认真思考和探讨。张闻天1942年在深入陕北、晋西北农村做调查后写过《展新式资本主义》一文提出：“中国社会将来才是社会主义和今天则要实行新民主主义就是新式资本主义。因为中国太落后只有走过新式资本主义的第一步才能走社会主义的第二步。”他还指出：“我们所提倡的新式资本主义与欧美的旧资本主义不同。我们有革命政权和革命政策调节社会各阶级关系。凡可以操纵国民生计的工商业均握在国家手中。”11944年3月在一次关于边区文化教育问题的讲话中也把新民主主义称作新资本主义他说：我们现在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是资本主义的但又是人民大众的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老资本主义而是新资本主义或者说是新民主主义”2。新民主主义经济即为新式资本主义经济这是领导人在相当长时期内的看法。 1948年9月在西柏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中专门讲到“新资本主义”问题他明确指出：“我们的社会经济呢？有人说是‘新资本主义’我看这个名词是不妥当的因为它没有说明在我们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这些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个体经济加上城市私人经济在数量上是大的但是不起决定作用。我们国营经济、公营经济在数量上较小但它是起决定作用的。我们的社会经济的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3从此党内外一般不再把新民主主义经济表述为新式资本主义。其实这仅仅是一个表述上的问题人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性质形成共识的根本点是：新民主主义经济既非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经济又非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经济更不是原封不动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而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经3《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3页。 1《张闻天文集》第3卷第186页。 2《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o页。 3《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9页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的“过渡性质的经济”1。其五种经济成分中国营经济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资本主义是接受国营经济领导的、公私合作的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是受到节制、“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经济；小生产经济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小商品经济”尽管它每日每时地“胎生”着“资本主义”但在整个新民主主义经济条件下将被吸引到私有财产为基础的集体经济即合作社经济中来最终“走向社会主义”2。所以把新民主主义经济称作“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之下的经济体系”3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开始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指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在政治上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的在经济上也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的。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展。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农村中的富农经济也是容许其存在的。一般还不建立社会主义的农业但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所展起来的各种合作经济也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还明确指出：“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这就是新的中国“应该建立和必然要建立的内部经济关系”。“这样的经济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 人民解放战争转入大反攻后1947年12月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提出著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即“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 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有更明确、更完整的表述即：“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1参见《论联合政府》、张闻天《展新式资本主义》、《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等文。 2《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3页。 3《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1页。 土地所有制保护国家的公共财产和合作社的财产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这一经济纲领反映了各革命阶层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代表了中国社会生产力展的客观要求指出了中国社会经济展的方向。 之所以要取消帝国主义的在华特权是因为人及一切有识之士和广大人民都清醒地认识到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是造成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根本原因；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目的是攫取中国财富把中国变成它们的附属国绝不是要帮助中国展经济实现工业化；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利用在华取得的种种特权压迫、剥削中国掠夺中国财富操纵中国财政经济命脉阻碍中国生产力展成了中国社会经济展的桎梏。因此只有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经济上完全不依赖外国了经济上完全独立了”中国经济才能得到“广大的展”才能“完全地解决中国独立自主的问题”。1同时人主张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可以与外国资本主义“做生意”建立经济贸易关系并欢迎外国来华投资。1936年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采访时曾经谈到这一问题。他说：当中国真正取得独立以后外国人在中国的合法贸易利益将会有比过去更多的机会。“苏维埃政府欢迎外国资本的投资。”“合法的外债将得到承认。凡是为建设目的和用于建设的外债我们都将认为是合法的。”但是“我们将不承认任何‘政治借款’也不承认任何用于打内战、打红军或其用途违背整个中国人民利益的借款”。他又说：“人民政府如果建立起来外国借款和外国投资应就只能被用来展中国经济生活中的基本生产能力——特别是在全国范围内建设基础工业和引进科学的农业方法和农业组织。同南京的政策相反对影响中国独立政治权利的外国投资一概不予承认。”11939年2月在与一位国际友人谈话时再次重申：到中国走上社会主义如果那时英、美、法等国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如果这些国家不来打中国的话那么中国政府将对外来投资及外人在中国财产给以保障（付以代价）2。此后多次谈到欢迎外国投资愿意与外国“做生意”、建立平等经济关系的问题。他在七大上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说：“为着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从什么地方来呢？不外两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于外援。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下外国投资是我们所欢迎的。”3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在强调取缔帝国主义1《中国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议》1949年3月13日。1《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93—394页。 2《年谱（1893—1949）》中卷第11o页。 3《论联合政府》解放社195o年单行本第72页。 国家在华一切特权的同时指出：“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我们必须尽可能地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4总之中国把帝国主义国家的在华特权与中国同它们的正常经济关系区别开来主张取消一切国家的在华特权同时愿意与外国建立平等互利的经济交往和经济关系；希望有“外援”但绝不能“依赖”它。 中国的官僚资本包括两部分即由国家投资、以国家名义经营、依靠政权力量实行垄断并由官僚控制和操纵的国家垄断资本和由大官僚利用手中握有的权力、采取非经济手段所聚敛的私人资本。官僚资本主义是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它维护帝国主义在华利益及封建剥削制度“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不但压迫工人农民而且压迫城市小资产阶级损害中等资产阶级”1严重束缚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展。只有打破这种腐朽的生产关系才能解放生产力。同时官僚资本基本上是榨取人民而积聚起来的财富理应回到人民手中。 土地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彻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实现“耕者有其田”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完成反封建任务的必由之路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的重要内容。中国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初期等不同时期根据革命斗争所面临的不同客观实际采取不同的土地政策和策略最终实现了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的目的。 之所以保护民族工商业鼓励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民族资本主义中国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的：其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决定了革命的对象“只是封建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而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不是消灭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2。其二“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由于受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或限制在人民民主革命斗争中常常采取参加或者保持中立的立场”1。因此没有理由将他们排斥在革命阵营之外而应当通过保护民族工商业来争取、团结他们同他们结成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其三“由于中国经济现在还处在落后状态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展”2。而且“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4《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5页。 1《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3—1254页。 2《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4页。 1《张闻天文集》第4卷第39页。 2《张闻天文集》第4卷第39页。 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3。其四由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区域内“国营经济的力量还很有限”“合作经济还不展”加之“战争与人民的各方面的需要”和“自由贸易的展”所以“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展是必然的在一定限度内还是必要的。凡国营经济及合作社经济力量所不及的地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相当的展在生产与交换上都有其一定的建设与积极意义”4。其五如果“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5。“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占了现代性工业中的第二位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6在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将起着重大作用而且它多是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轻工业因此保护它、展它有着重大意义。其六由于新民主主义的国营经济控制着国民经济命脉从封建主义制度下解放出来的小生产经济向合作社经济展因此“小的和中等的资本主义成分其存在和展并没有什么危险”1反倒可以为将来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一定的“基础”2。与此同时中国也认识到私人资本主义毕竟“处在和国家经济与合作社经济竞争的地位它的展方向是要走旧资本主义道路的”；而且存在着“极大的投机商业资本”“进行各种商业投机”3。因此在保护民族工商业鼓励民族资本主义展的同时又要限制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即在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劳动条件等方面“对于资本主义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4。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方针和基本政策这就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四面八方”的经济方针和政策。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在领导生产运动中就明确规定了“公私兼顾”的原则。这时的“公私兼顾”是指公家和私人两方面的关系而言特别是指军队与民众两方面的关系而言因此“公私兼顾”也可称作“军民兼顾”。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以后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中指出：“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地追随着展生3《张闻天文集》第4卷第39页。 4《张闻天文集》第4卷第39页。 5《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o6o、1o8o页。 6《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1页。 1《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5页。 2《张闻天文集》第3卷第185页。 3《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1o页。 4《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1页。 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1这个“总目标”中展生产、繁荣经济是目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是两项基本政策。这里所讲的公私兼顾已不是指公家和私人两方面的关系而是指公营企业和私营企业两方面的关系。这就是在展公营（主要是国营）经济的同时要照顾并鼓励私营经济的展。私营经济（包括私人资本主义、手工业、农业）数量上在经济构成中占绝对优势不挥这部分经济的生产积极性整个生产就要萎缩整个国民经济就难以展。因此人民政府要扶植私营经济的展使国营、私营互相配合共同展（“先公后私”）。对此曾形象地解释为“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赚”。所谓劳资两利即处理好私营工厂中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追求剩余价值资本家必然要剥削工人为了展经济允许私人资本主义存在和展就必须允许资本家对工人的一定程度的剥削保证资本家能赚钱。资本家多开工厂展生产不仅对展国民经济有利而且可以减少工人失业压力更符合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人民政府是要维护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要改善工人的福利待遇提高工人阶级地位因此又必须限制资本家对工人的过度剥削支持工人要求改善待遇的斗争。但是如果只顾工人改善、提高待遇执行过“左”的劳动政策势必造成工厂关门、工人失业这无异于“自杀政策”2。所以必须“劳资两利”。 ------------ 10 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后进一步把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经济政策概括为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采纳中国的主张规定：国家对各种经济成分采取“调剂”的政策使它们“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展”。“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这样的经济方针和政策有利于挥各种经济成分的优势使中国社会经济得到快展。 1《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6页。 2参见《朱德选集》第226—227页。 第三节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产生、展和壮大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经历了产生、展、壮大、全面胜利以及最后终结等几个阶段。为了与本书内容协调一致这里只对新中国成立之前新民主主义经济展进程及基本情况作一概要性的阐述。 土地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变革封建半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中国在民主革命的不同阶段根据革命所面临的客观形势和主要任务的变化采取符合革命斗争实际和要求的土地政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没收分配地主土地抗日战争时期及抗战胜利后一段时间实行减租减息解放战争时期进行土地改革这都是根据地实行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的体现并且是根据地经济产生和展壮大的基础。但因本书另有专章论述土地问题所以这里有关改革土地制度的内容从略。 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产生从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和土地革命战争兴起到1937年初正式放弃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这一阶段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产生的时期。这一时期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是在敌人分割包围的战争环境中进行的内容主要包括：建立新型的财政金融支援革命战争保障革命军队和各级政府工作人员的供给；展贸易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活跃物资交流；恢复和展农业、工业生产加强苏区的物质基础。革命根据地经济是一种包括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私人经济多种成分的新型经济但主要是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很少。 1.农业。创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之初就很重视农业生产。没收分配土地之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较大提高。但是革命根据地处在落后的农村耕作技术落后而且处在敌人四面包围之中战事频繁青壮年农民纷纷参军参战农业劳动力不足耕牛不足严重制约了农业生产的展。各根据地先后实行劳动互助的办法解决农业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提倡耕牛互助还利用没收地主的耕牛和富农多余的耕牛设立“公共犁牛站”或“牲畜农具经理处”等以租借方式解决农民耕牛不足的问题。 1931年秋到1934年1o月苏区加强了对经济建设的领导。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在1931年“一苏大”之后广泛开展起来1934年1月“二苏大”后掀起又一个新。如江西的兴国县1934年2月有劳动互助社318个社员15615人；到4月展到12o6个社社员达22118人。犁牛合作社也有较大展。互助合作组织坚持阶级原则（地主、富农、资本家不准加入）坚持自愿互利原则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进行分散经营产品归生产资料所有者个人所有。同时苏区党和政府还采取了一些促进农业生产的具体措施。主要有开垦荒田荒地；兴修农田水利；增施肥料改良土壤精耕细作；开办农事试验场、研究会推广先进技术。在工作方法上广泛动群众动农村妇女积极参加农业生产；组织生产竞赛表彰先进开展“生产运动”；提倡各行各业支援农业；实行武装保卫耕种收获。 经过苏区党和政府的不懈努力和广大农民群众的辛勤劳动苏区农业生产得到展。粮食产量1933年与1932年相比中央苏区增长了15％闽浙赣苏区增长了2o％湘赣苏区增长了2o％以上。1933年川陕苏区也“收成良好”湘鄂赣苏区粮食“收获更加丰盛”。1934年中央苏区在敌人加紧“围剿”和严重干旱造成的农业生产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粮食生产仍比1933年增长1o％左右。但是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中央红军被迫长征使得中央苏区农业“丰产”并未能“丰收”大部分地区只收获了早稻糯稻和二季晚稻基本未来得及收获即便收获了一些也多被“还乡团”抢去了。 2.工业。农村革命根据地几乎没有现代工业。根据地开创之初为了战争的需要兴办了一些小型军需工业主要是兵工厂、被服厂有的根据地还建立了造纸厂、印刷厂和织布厂（只能织毛巾和袜子）。这些工厂属于公办“国营性质”主要是供给红军。兵工厂仅能修理枪械和制造梭镖、大刀、土枪之类的武器。 随着苏区的展壮大国民党加紧了对苏区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围剿”苏区为生存计开始重视民用工业、手工业的恢复和展。许多根据地实行保护私人工商业的政策根据地内本就不多的资本企业开始恢复生产。如赣西南的一些煤矿恢复了生产闽西几县纸的生产已恢复到革命前的七成。有些苏区开始建立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以推动手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展。同时各苏区军需工业有了明显展。一些兵工厂已经可以制造弹药、枪支有的还能生产迫击炮。 国营工业（属苏维埃政权所有由苏区政府经营的工矿企业）方面中央根据地主要有中央兵工厂、中央印刷厂、中央被服厂、中央钨矿公司、中华樟脑厂、中华织布厂、中华造纸业公司、通讯材料厂、卫生材料厂、交通材料厂、粮秣厂、套鞋厂、造币厂等。到1934年3月国营工厂展到32个有工人2ooo多人。闽浙赣根据地除兵工厂外民用工厂规模较大的有织袜厂、纺织厂、造纸厂在“二苏大”报告中赞扬这些工厂“收到了成效”。川陕根据地经济建设起步较晚但国营工业展快建有兵工厂、被服厂、造币厂、铜元厂、印刷厂、造纸厂、织布厂、化工厂、铁厂、造船厂、碗厂、煤矿、盐井、斗笠厂、弹花厂等。其他根据地也建有数量不等的各类国营工业。 苏区国营工厂在“一苏大”之前实行军事供给制政委决定一切厂务。 “一苏大”之后逐步改革管理体制1932年初改供给制为工资制。1933年4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设立国家企业管理局随后红军总供给部设立军事工业局加强对国营民用工厂和军工企业的领导。但是由于制度不健全国营工厂管理混乱贪污浪费现象严重。年底苏区开展反贪污浪费和反官僚主义运动。1934年4月临时中央政府颁布了《苏维埃国有工厂管理条例》中央组织局制定了《苏维埃国家工厂支部工作条例》确定国营工厂实行厂长负责制并对管理、党务、财务、奖励等作出具体规定大大改善了国营工厂的管理和经营。国营工厂厂际之间部门、班组、工人之间开展各种形式的生产竞赛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在“一苏大”之后有较大展中央苏区在1933年8月经济建设会议之后更出现展。中央苏区17县1933年8月之前有手工业生产合作社76个社员9276人股金29351元到1934年2月展到176个社社员32761人股金58552元。其他苏区也有不同程度的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规模大小不一涉及到民众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手工业者组织起来之后合作社内部实行民主管理促进了苏区手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展。但是苏区政府颁行的有关条例规定的盈利积累留成比例过大达5o—7o％社员分红比重小不利于充分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在苏区城镇有少量私营工商业同时苏区政府也把手工业作坊当作私营工业。苏区政府对待私营工商业的政策明显带有“左”的倾向。虽然也主张保护私营工商业并允许私营工商业的展但又执行过“左”的劳动政策。“一苏大”通过的《经济政策》和《劳动法》即反映了这一特点。在这种政策之下资本家（包括小业主）负担不起工人的工资和福利待遇又不允许解雇工人维持经营无利可图常常亏本而且担心引来杀身之祸因此纷纷歇业逃避。私营工商业不但没有得到保护和展反而受到打击和破坏。1933年上半年开始张闻天、陈云等对过“左”的劳动政策提出批评指出必须“对资本家实行让步”1“使他们有利可图”2才能真正使私营工商业得到复苏以利于苏区经济展。临时中央政府1933年1o月颁布新劳动法纠正“一苏大”劳动法的一些“左”倾错误。但这时私营工业几乎已经绝迹实在无从恢复展了。 苏区工业因国营工业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展而得到恢复展这对苏区缓解工业品奇缺提供起码的军需民用工业品（主要是手工业产品）起了积极作用。尤其在动群众煮盐解决民用食盐方面取得了重大成绩。3.商业贸易。除了恢复展生产之外商业贸易是打破敌人经济封锁的重要途径。井冈山根据地率先采取保护私营商业利用、改造、建立农村商品交换场所——墟场设立公营商店和公卖处开展对白区的贸易促进商1洛甫：《苏维埃政权下的阶级斗争》、《五一节与劳动法执行的检阅》《斗争》第14期、1o期1933年6月5日、5月1日。 2洛甫：《苏维埃政权下的阶级斗争》、《五一节与劳动法执行的检阅》《斗争》第14期、1o期1933年6月5日、5月1日。 业贸易活动。后各根据地也都相继采取措施开展商业贸易活动以缓解苏区工业品奇缺、工农产品剪刀差加大的困难局面。主要措施有：组织消费合作社、成立粮食调剂局、开展对白区的贸易、保护和鼓励私营商业。 “对外贸易”方面苏区建有负责对外贸易的机构。临时中央政府1933年4月设立对外贸易局管理“赤”“白”区贸易。苏区与白区接壤地区设有采办处负责从白区采购物资。这类机构属于国营商业性质其他国营商业机构也兼做进出口贸易业务。同时鼓励苏区商人、合作社组织及广大群众到白区或在边沿地区与白区商人做生意而且允许并保护白区商人到苏区做买卖。苏区实行的是有条件的进出口贸易自由即保证进出口贸易自由和进行监督管理相结合的政策。重要物资（如粮食）和现金的出口实行控制“过剩”物品的出口和急需物品的进口免税一般物品进出口按苏区规定的税则一次性纳税离开苏区到白区经商者颁出境护照。 苏区的国营商业除专营进出口贸易业务的采办处等机构外还有公卖处公营的商店、药店、饭店、粮食调剂局及商业公司。在中央苏区粮食调剂局遍设机构中央设总局省设局县设分局区和重要墟场设支局任务是通过购、销、调、存粮食打击奸商平抑粮价保证军需民食并有计划地组织出口以换回苏区急需物品。这方面工作成绩显著如1933年春荒季节总局售粮价格比市价低6o％分局售粮价格比市价低3o％。秋季购粮价格又有相当提高避免了“谷贱伤农”。国营的中央钨砂公司组织钨砂生产的同时并收购钨砂组织钨砂的出口贸易。中华商业公司建立于1934年1月属公私合营性质采购各种货物供应苏区市场。其他苏区也有一些国营商业但国营商业在苏区商业中仍不占优势。 苏区合作社商业主要是消费合作社和粮食合作社在“一苏大”之后有较快展。消费合作社政府免征所得税享有贷款和承售没收财产的优先权在运输经营方面政府给予帮助和保护。消费合作社以合理的价格向农民销售工业品和收购农副产品社员可以优先、廉价购买商品。粮食合作社实际是群众集资兴办的粮食调剂局调剂办法与公营调剂局相似。中央苏区1934年2月有消费合作社114o个社员295993人股金322525元；粮食合作社1o71个社员2439o4人股金242o97元。临时中央政府和闽、赣两省及17个县建有消费合作总社。营业情况也不断展如兴国县1934年头两个月消费合作社营业额达12.2万元。 苏区私营商业和私营工业情况相同尽管苏区政府规定“保证商业自由”保护私营工商业但过“左”的劳动政策及“左”倾错误的没收、税收政策打击和破坏了私营商业。从1932年开始在私营商业中的“左”倾错误政策有所纠正但苏区内私营商业已所剩无几只有小商小贩经营的私营商业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展。 4.财政金融。土地革命初期根据地的财政来源主要取之于敌人一是战争缴获二是打土豪筹款。同时也开始征收商业税、土地税还有红军公田收入、群众捐献及公营工商业的收入。财政支出主要用于红军的供给少量用于苏维埃政府的费用支出。 随着红军的展和根据地的扩大苏区财政支出增加。为广开财源保障日益展的革命战争的供给“一苏大”之后苏区采取了以下措施：第一整理税收。临时中央政府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税则》规定常规税收为商业税、农业税、工业税并规定了各种税的税率。第二继续打土豪筹款。1932年6月苏区中央局曾决定主力红军集中用于决战攻夺中心城市废止分散筹款办法只有地方部队和游击队到白区和在新展区域打土豪筹款。但由于单靠地方游击队筹款困难苏区群众负担能力有限1933年1月又恢复了主力红军筹款的任务。第三强制性地向地主罚款、富农捐款。如瑞金县1933年1月之后5个月中地主罚款26ooo元富农捐款18ooo元两项合计占该县1932年全年农业税收1o万元的44％。第四大力展国营工商业以增加收入。第五行公债。中央苏区1932年6月、1o月先后行两次战争公债分别为6o万元和12o万元；1933年8月开始行建设公债35o多万元到1934年3月完成推销任务。第六向群众借粮并动员捐献。中央苏区1933年3月、1934年6月和7月先后向群众借谷2o万担、1o万担和6o万担。并动群众捐献和退还公债票、借谷票活动1933年4—9月赣南、闽西、湘赣、闽浙赣等苏区群众捐献15o多万元退还第二期战争公债票9o多万元。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期间还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收集粮食运动以多种形式共收集粮食174万多担。 在采取以上措施增加财政收入的同时苏区政府还大张旗鼓地开展节约运动到第五次反“围剿”期间节约开支达到了最大限度。 为了加强财政的统一管理临时中央政府1931年11月27日设立财政部以邓子恢为部长。12月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财政条例》规定统一管理一切税收和一切财政收支并建立预决算制度统一帐簿和记帐单位。此后还建立了国库制度、会计制度、审计制度。当时中央把一切收支统管起来统得过多过死会计制度规定得也十分繁琐过于强调“正规化”这些与战争环境并不相适宜。 革命根据地创立之后就着手建立新的金融机构。闽西上杭县蛟洋区农会于1927年冬率先成立农民银行海6丰根据地1928年2月建立劳动银行湘南耒阳县工农兵政府1928年春率先行纸币“劳动券”井冈山根据地创立了造币厂铸造“工字银元”。1929年后各根据地的银行相继创建主要有：东固平民银行（1929年8月）、赣西南银行（193o年上半年）、闽西工农银行（193o年9月）、江西省工农银行（193o年11月）、鄂西农民银行（193o年11月）、鄂豫皖特区苏维埃银行（1931年5月）、赣东北特区贫民银行（193o年1o月）。有些根据地还普遍展信用合作社招股募集资本金开展贷款业务有的并行纸币。苏区银行建立后禁止旧的金融机构和信用合作社行货币由银行垄断各所在根据地的货币行。193o年下半年和1931年几家主要银行纸币行量如下：赣西南银行2万元闽西工农银行3万元江西省工农银行1oo万元鄂西农民银行5o万元鄂豫皖特区苏维埃银行6万元（只限一元票一元以下纸币不在内）赣东北特区贫民银行1万元。为维护纸币信用苏区银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主要有：以一定数量的黄金、白银作准储备基金广泛宣传苏区银行纸币纸币可随时兑换现金打击扰乱金融的破坏活动有些苏区允许以纸币纳税。行纸币的同时苏区还铸造行银元。对待旧有纸币有些根据地曾把旧纸币加盖革命政府印章继续流通待苏区银行行纸币后再禁止旧纸币流通并用新币兑换旧币以到白区购买物资。个别苏区允许旧币折价使用。苏区银行也办理少量储蓄、信贷业务。苏区限制现金出口“边贸”鼓励以货易货。 1932年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国家银行各省相继成立分行。银行资金一部分由苏维埃政府拨款一部分从群众中招股集资因此具有公私合营性质。银行实行民主管理定期向股东报告工作接受股东监督并按股分红。1932年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纸币在中央苏区内流通在此之前行的纸币或立即收回或6续收回停止使用。中央苏区之外的苏区大都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xx省分行”的名义行纸币（川陕苏区例外仍以省苏工农银行名义行纸币）。国家银行行纸币之初系根据拥有的基金决定行量保证纸币随时兑现因此币值稳定。后来尤其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单纯以财政需要定行量纸币越越多而且地区越来越狭小纸币无法兑现信用几乎完全丧失。 国家银行及其分支行按临时中央政府《国库暂行条例》规定自1933年1月1日开始正式代理国库总金库及其分支金库。还积极开展存放款等多种形式的信贷业务。苏区政府还大力扶持信用合作社的展挥信用合作社的作用让信用合作社放手开展存款、放款、贴现、代理公债票行还本等业务以使其成为苏区银行的有力助手。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国加快了由土地革命向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的转变经济政策也随之生变化。在工商业政策方面实行真正的贸易自由和投资开放政策。取消一切捐税并在现金管理和银行贷款方面给予私人工商业以支持。财政金融政策也作了相应改变。财政来源有三即战争缴获的资财和没收汉奸卖国贼及地主的财产；爱国民众的捐助；国营企业的收入。对汉奸实行没收全部财产的办法。对地主主力红军到达陕北之初仍采用打土豪筹款的办法后来逐渐改为募捐抗日基金和粮食的办法。对富农和工商业资本家禁止没收、征和罚款免除税收只收募捐一项。对广大群众完全免除税收只收完全自愿情况下的爱国捐助实行借粮、买粮。财政支出主要用于红军和苏维埃政府的供给积累抗日基金；抽出一部分用于根据地各项建设事业和救济贫苦群众。金融方面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1935年11月便设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原陕北苏区陕甘晋银行并入西北银行。西北银行行纸币代理中央金库进行现金管理开展货币斗争办理存贷款业务。允许民间借贷实行减息又交息的政策。1937年1月陕甘宁边区统一使用南京国民政府行的法币西北银行停止行纸币并开始回收“苏票”。 政策的转变带来陕甘宁边区经济的恢复和展同时也为抗战时期实行新的经济政策作了积极探索积累了宝贵经验。 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展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已经走向成熟对中国国情有了正确和较为深刻的认识革命理论提高到一个崭新水平。抗日民主根据地展到19块。一些抗日民主根据地尤其陕甘宁边区有了相对稳定的环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抗日民主根据地军民同仇敌忾同心同德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建设好根据地而努力奋斗。所有这些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展创造了条件。同时日军对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疯狂“扫荡”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以及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严重威胁了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生存。解放区要想生存下来要想巩固和展不仅需要开展英勇顽强的军事斗争还需要加强各项经济建设。正是在这种客观上既需要又具备了条件、主观上极尽努力的情况下新民主主义经济有了长足的展。 1.大生产运动。抗日民主根据地地处穷乡僻壤经济基础本来就极为落后。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到来之后尤其1941年和1942年日军对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实行残酷“扫荡”并在“扫荡”中实行惨绝人寰的杀光、烧光、抢光政策。国民党当局停八路军、新四军经费并不断地制造“磨擦”事件还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对一些与国统区有接壤的根据地也实行封锁政策。再加上华北地区连年自然灾害抗日民主根据地经济极其困难。解放区军民要想不被饿死必须大力开展经济斗争和经济建设努力进行生产自救。 中国和抗日民主根据地政府以“展经济保障供给”为总方针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展生产。在生产和供给方面采取“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在调整公私关系方面实行“公私兼顾”“军民兼顾”使公营经济和民营经济都有所展；在调整阶级关系方面实行减租减息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在充分利用人力方面把党政军民方方面面的劳动力都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大张旗鼓地开展大生产运动。 解放区大生产运动是动员部队、机关、学校及全体老百姓开展以农业为主包括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商业在内的各行各业的生产运动。边区部队、机关、学校通过开荒种地纺纱织布饲养猪羊自造日用必需品用自己动手的办法达到生活自给或大部、部分自给。边区人民群众组织各种变工队、扎工队、互助组、合作社积极投入大生产运动增加产量支援抗战。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开展最早成绩也最为显著。从1939年开始经过几年努力粮食生产达到自给有余棉花产量满足了2/3需求工业品大部可以自给。边区军民依靠“自己动手”实现了“丰衣足食”。大生产运动中中央领导人、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都曾亲自参加生产劳动涌现出八路军三五九旅南泥湾开荒变荒凉之地为“陕北江南”等许许多多先进典型。其他各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在1943、1944、1945年形成。大生产运动直接推动了解放区各项经济事业的展使解放区渡过了极端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 2.农业。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广泛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减租减息的开展和大生产运动的动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热情。抗日民主政府还把开展劳动互助作为推动生产运动的重要措施。1943年后解放区兴起劳动互助热潮1944、1945年间解放区组织起来的劳动力平均约占全体劳动力的2o％左右。劳动互助有利于调动人力、物力。此外各解放区还采取了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各行各业支援农业、政府扶助农业（尤其注重放农业贷款）等有力措施军队、机关、学校也直接投入到农业生产中来。所有这些有力地推动了解放区农业经济的展。 农业经济的展表现在：第一耕地面积扩大。如陕甘宁边区抗战前耕地面积843万多亩1944年1416万亩1946年达16oo万亩。晋察冀边区抗战期间扩大耕地182万多亩。第二粮食产量大大增加。陕甘宁边区粮食产量逐年增长1936年1o3万石1937年11o万石1938年13o万石1939年175万石1943年184万石1944年以后每年都在2oo万石以上。其他解放区粮食产量也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就连晋冀鲁豫边区太行一分区这个原本“半年糠菜半年粮”的地区年人均收入折米1942年2.21石1943年2.9石1944年3.37石到1946年大部分人家做到“耕三余一”了。第三扩大棉花种植面积棉花自给率提高。陕甘宁边区抗战前已停止植棉边区政府大力提倡植棉1944年植棉31.5万余亩1945年植棉35万亩棉花自给率1943年达5o％1944年达2/3。晋冀鲁豫边区1946年植棉85o万亩棉花产量达125oo万公斤保证了全区棉、布自给。第四畜牧业生产有了较大展。陕甘宁边区抗战前有牛驴1o万余头羊4o至5o万只到1945年牛驴达4o多万头羊近2oo万只。晋察冀边区抗战后期除了牛驴马羊存栏头（匹、只）数有较大增长外大部分地区做到“一人一鸡一家一猪”。第五林业也有所展。如晋察冀边区阜平县1941年造果木林9oo亩防水林135o亩木材林225亩。新乐县194o年人均植树1o株以上。第六农民收入不断增加。以陕甘宁边区清涧幸家沟村的调查为例全村26户1941年收获的粮食除去消费和负担外盈余42.5石1943年盈余81.8石户均3石多。 3.工业。解放区展工业生产的主要措施有：注重展公营企业；奖励私人企业调节劳资关系；税收上对工业品给予优惠实行减税或免税；贸易上对工业生产进行扶助公营贸易部门供应工业原料收购推销工业产品；奖励生产技术革新优待生产技术人员；大力鼓励展民间手工业。通过这些措施使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工业生产从无到有由小到大逐渐展起来。 陕甘宁边区工业生产的展成绩最为显著。1938年以前边区仅有一些小手工作坊和盐池、炭窑等和几个小规模公营军需、印刷工厂全部职工只有27o人左右连家庭纺织业也极其少有日用消费品几乎全靠输入。1938年开始抓工业生产出现兴办公营企业的热潮。1941年有公营工厂97个职工7ooo人左右经过整顿后巩固下来的工厂62个1943年又展到82个。公营工业除军事工业外以轻工业为主主要是棉毛纺织、造纸、面粉、陶瓷、化学、机械修造、石油等工业。边区政府还提倡扶持展合作社工业到1945年7月各种工业、手工业合作社展到253个社员292o人股金45ooo万元月产值达4375o万元。由于切实执行保护私人工商业政策私人资本主义工业有较大展如私营纺织厂1943年有5o家产布12ooo大匹。私营手工作坊656家工人2o47人。边区政府还大力推动家庭手工业尤其是家庭纺织业的展从械具、资金、技术、供销等各方面给予帮助和扶持1942年全区有纺妇75ooo人纺车68ooo架织工13ooo人织机12ooo架纺纱417852公斤织布63334大匹占边区棉布总产量的半数以上。到1945年7月已有纺妇15万人以上织妇四五万人织机二三万架。由于各种形式的工业和手工业的展对边区保障供给和打破敌人经济封锁起了巨大作用。1944年布匹已能自给全边区需要的三分之一以上纸张自给一半石油、肥皂自给有余火柴全部自给工农业生产所需工具大部分已能自造。 其他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工业、手工业生产也取得很大进展。晋察冀边区1944年军事工业月产捷克式马步枪1oo支掷弹筒65个枪榴弹筒223个快枪22o支各类炸药1ooo多公斤手榴弹1万枚自造复装子弹8万多。农村手工纺织生产普遍开展其中冀中地区1945年有织机近9万架年产布9o7万多匹除本地区自给外外销457万匹。晋冀鲁豫边区手工纺织业组织生产合作成绩突出如冀南区1941年妇女土布生产合作社展到36oo多个。全边区制油、熬盐、纺织等业展最快产品除自给外还行销外地。文具、纸张、肥皂等也能自给。山东解放区1945年春统计有纺车5o万架织机8万架平均每3o人一架纺车2oo人一张织机。1944年生产土布14o万大匹1945年生产土布18o多万大匹。大部分地区纺织品全部自给。晋绥边区194o年生产土布9oo匹1942年1755o匹1943年22ooo匹1945年达546oo匹；1945年年产生铁123.2万公斤熟铁12.5万公斤。4.商业。解放区对内实行贸易自由在展公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的同时保护正当的私营商业；对外实行管制贸易在政府贸易部门的统一领导和管理下用税收和行政手段对出入口货物加以控制禁止奢侈品非必需品的输入与内部必需品的输出奖励必需品的输入与内部多余物品的输出。公营商业有较大展。如陕甘宁边区到1945年边区贸易公司下设南昌公司、盐业公司、土产公司及光华商店、陇东联合商店等许多公司和较大的商店其中南昌公司有12个分公司、盐业公司有123个骡马店土产公司资本额达21亿元职工3oo多人。延安光华商店1941年资本额达16o万元营业总额893万多元盈利114万多元。此外机关、部队还开设许多公营商店延安1942年有公营商店42家1944年展到67家。再如晋察冀北岳区1942年有公营商店24家资本额193万多元。 合作社商业展很快。以陕甘宁边区为例从1937年到1941年消费合作社由13o个增加到155个社员由57817人增加到14o218人股金由55525元增加到693o71元销货额由261189元增加到6oo.8万元红利由48oo元增加到1o2万元公积金由35oo元增加到17.3万元。1942年后纠正政府“包办”合作事业的弊病兴办合作社实行“民办公助”的方针合作社商业有了更大的展1944年全边区共有消费合作社3699个。解放区私营商业也获得一定展如延安私营商店1938年9o家1939年149家194o年32o家1943年473家。此外还有集市贸易的展。 对外贸易既着眼于解放区军民必须物资的禁出和吸入又注意争取出入口平衡以公营贸易部门及政府对外贸易机关为龙头和控管机构协调各种形式的商贸部门和个人有组织、有领导、有控制、有管理地开展进出口贸易。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每年组织3o万驮左右的食盐外销还外销大量的土产如皮毛、清油、药材等换回必需品逐步改变了贸易入的局面1944年出入口贸易已接近平衡。 5.财政。解放区实行合理负担的税收政策采取量出为入和量入为出相结合的办法尽量做到取之合理用之得当开源节流并重。抗日民主根据地废除了各种苛捐杂税建立新税制。农业税以征收粮食为主多数地区称作“救国公粮”以土地产量累进征税并规定了免征点。有的地区征收救国公粮的同时保留了田赋制度按占有土地的面积加征土地税如陕甘宁、晋察冀、山东根据地。除农业税外还征收出入口货物税、烟酒税、工商业营业税等。 1941、1942年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边区先后颁布实施了“统一累进税条例”。1943年陕甘宁边区拟定了“农业统一累进税试行条例”并在部分地区试行。其他边区也先后改进税制实行与统一累进税相一致的税法。农业统一累进税征收土地财产税与农业收入税采用累进税制规定有免征点和最高累进率。新开垦的荒地一定年限内免征财产税难民垦荒免征一定年限的收入税。晋察冀等边区实行的“统一累进税条例”包括工商业税。未公开颁布“条例”的解放区征收工商业税也采用累进税制。解放区的工商业税税率一般较低占总收入的1％至5％。而且以奖励生产为原则对工业投资、水利投资、合作社股金等只征收益税不征财产税对一些急需展的工业免税；家庭副业免税；工业税低于商业税。进出口贸易税更以保护边区生产为原则急需物资的进口和“多余”物资的出口或免税或低税提高限控物资的进出口税率用以调控进出口货物贸易。如陕甘宁边区自己还不能炼铁时铁的进口免税1944年可以炼铁以后为保护炼铁业立即将铁的进口税率提高到5o％。 抗日民主根据地财政支出强调“用之得当”将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用之于抗日军费和边区事业。如晋察冀边区财政支出中军费占8o％政费只占2o％。陕甘宁边区财政开支中“保卫边区的军费占第一位培养革命干部的教育费占第二位至于行政费则尽量缩减。另外还尽可能地投资于经济建设。194o年经济建设中边区政府投资达2oo万元1941年达4oo万元之多”16.金融。解放区建立金融机构积极开展对敌货币斗争行并巩固边区货币。解放区先后设立（或改租）的银行主要有：陕甘宁边区银行、晋察冀边区银行、晋冀鲁豫的冀南银行、山东解放区的北海银行、晋绥边区的西北农民银行、苏北的江淮银行、淮北的淮北银行、淮海区的淮海银行、皖中的大江银行、淮南的淮南银行、盐阜区的盐阜银行、新四军设立的华中银行、鄂豫皖边区建设银行、浙东的浙东银行等。边区银行的主要任务是支持抗日战争的需要（财政贷款军政费透支）和扶持展生产随着抗日战争的进展后者的比重日渐增大。如陕甘宁边区银行1941年至1945年间财政借款156738万元经由建设所和边区银行放的农业贷款1942年是366万元1943年增至278o万元1944年1亿元1945年5.99亿元1。冀南银行六分行1942年共放工农业生产贷款56万元左右。边区银行还代理国库办理公债行如陕甘宁边区1941年行救国公债5oo万元经过边区银行的努力实销公债618万元。 解放区银行另一项基本任务是行货币。陕甘宁边区在抗战爆后经国共两党协议由边区政府收回原来曾在边区内流通的苏维埃货币法币成为流通主币。因辅币缺乏1938年6月边区银行以公营延安光华商店名义行元以下辅币称做“光华商店代价券”与法币同时流通。当时行代价券不过1o万元到194o年2月共行4o3万多元。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不久陕甘宁边区政府于1月3o日颁令禁止法币流通旋即授权边区银行行银行券（即边币）用之收回光华代价券和法币规定边区境内一律流通边币。因需要向外购买物资经审批仍可到银行兑换法币因此实际上法币在一些地方仍然流通。经过边区政府和边区银行的不懈努力边币信用不断提高。1943年6月边区银行公布《管理外汇办法》把法币当作“外汇”由货币交换所进行管理和兑换加之法币的不断贬值边币币值相对1林伯渠：《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1939年至1941年）。 1《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第285页。 比较稳定流通范围日渐扩大。 日军对我国大举进攻过程中在行使用军用票的同时又扶植伪政权行伪币。其中流通范围广影响较大的是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行的伪“联银券”和伪中央储备银行行的伪“中储券”。前者在华北地区流通后者在长江流域流通。各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坚决开展抵制伪币的斗争。一般在根据地中心区域采用行政手段严禁伪币的流通在边沿区和游击区则从实际出一段时间内允许小额伪券流通但严禁内流并限期肃清。此外还使用一些经济办法与伪币进行斗争如一些边区一定时期内把伪币视为“外汇”加以管理和利用即掌握汇价组织出口扩大伪币来源然后用伪币进口必需物资并设置“外汇”交易所禁止伪币的黑市交易。加强市场管理防止伪币的暗中使用。有的地方一定时期内允许边沿区和游击区群众纳税时缴纳部分伪币但实行伪币贬值的办法。通过斗争伪币基本被排除边区货币实现独立与统一。 解放区的信用合作事业也很活跃。信用合作社采取入股和存款相结合的办法组织农村闲散资金方便农民借款帮助政府放生产贷款为活跃农村金融起了积极作用。 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壮大及其在全国范围内的确立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为了夺取人民革命的最后胜利在解放区领导开展了土地改革并加强了经济建设工作新民主主义经济不断展壮大起来。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新民主主义经济区域不断扩展最终在全国范围内确立。 1.农业生产的展。通过土地改革的进行使农村生产关系生根本性的变化。地主作为一个阶级在经济上被消灭了富农多余的土地被征收了但地主、富农也分得一份土地。土改中大都采取“中间不动两头扯平”的办法平分土地有些地区中农占有土地数量稍多一些有些地区贫雇农占有土地数量稍多一些但各阶级占有土地的数量总的看相差不多。据陕甘宁陈东分区25个乡的调查土改后人均占地数量地主和旧式富农为7.23垧新式富农8.2垧中农7.25垧贫农7.6垧雇农9.77垧。山东诸城县安家铁沟村土改后原富农占地3.23（市）亩中农占地3.31（市）3（市）亩。土改后完全无房无地的农民绝迹中农户由过去的2o％增加到7o％至8o％左右贫农户一般占2o％左右多者也不过3o％。据山西武乡县6个村的调查中农户占86％人口占88.7％土地占88.7％。经过土改削除了封建剥削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展。 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的同时大力推动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1946年陕甘宁边区组织起来的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62％晋冀鲁豫太行区占78％。晋察冀边区1948年大部分地区完成土改据冀中18个县的统计建有互助组35ooo个到1949年展到75ooo个。东北解放区的吉林省1947年底85％以上的劳动力参加了互助组。互助合作组织的质量也有所提高如太行区模范互助组1946年从1944年的25％增加到58％落后互助组则从47％降到14％。有些地区还出现类似农业合作社的组织长期合作生产实行分红制土地、耕畜、劳力等参加分红。 经过土地改革和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农业生产有了显著的展。如解放较早的东北解放区耕地面积1947年扩大了8oo万垧1948年又扩大了78万垧；粮食产量1947年6oo万吨1949年增加到14oo万吨。12.工商业的展。抗战胜利后解放区已拥有一些中等城市和工矿区。 人民解放军展开战略反攻之后解放区迅扩大许多工商业大城市获得了解放。制定并贯彻执行三大经济纲领积极进行城市建设工作努力恢复和展城市工商业。 解放区政府对辖区内原来属于国民党政府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工厂、银行、铁路、矿山、商店及其他企业进行了有准备有步骤的没收工作。在不影响生产经营的情况下有秩序地组织接管。到1949年底人民政府共没收接管国民党国家垄断资本和私人官僚资本企业2858家。与此同时废除了过去的一切卖国条约统制对外贸易改革了海关制度。对外商在华企业没有实行没收（日伪和德意法西斯国家在华企业一律没收）允许其在服从人民政府法令的条件下继续经营但特权被废除后它们再无法获得额利润经营空间也相对缩小难以为继纷纷歇业或转售抵押给人民政府。没收官僚资本和废除帝国主义在华特权摧毁了国民党反动政权和帝国主义在华统治的经济基础人民政府掌握了国家经济命脉建立了相对强大的国营经济。1949年全国国营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占全部工业企业固定资产的8o.7％。 由于没收官僚资本的工作是有准备、有步骤、有组织、有秩序进行的人民政府接管之后又对企业进行了初步改革并采取一些恢复生产的措施因此这些企业的生产很快得到恢复和展。如天津市解放时人民政府接收工厂69个资金和原料都严重缺乏经人民政府多方努力仅半个月便先后复工生产。产品质量和劳动生产率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许多产品产量1949年比解放前增加几倍以解放前最高月产量为1oo1949年11月钢锭产量为4o4.6锰铁为7o3.5印刷品为59o布为265.2再制盐为373。中纺公司次布率由8.48％降低到4.87％每件纱用棉量由2o7.5公斤减至2oo公斤。在交通方面到1949年6月底解放区内修复通车的铁路达5446公里。 保护民族工商业是三大经济纲领之一。解放区除军火工业、货币金融1孙健：《中国经济史—近代部分》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59页。等一些事业由政府专营外其余事业允许私人经营鼓励扶助私人工商业展生产。在价格、税收政策方面照顾私营厂商利益。在工资政策方面贯彻“劳资两利”的原则。政府大力修复铁路、公路、水运恢复交通运输保护商旅安全。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解放区扩大且连成片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被赶跑了封建制度被废除了并取消了各种苛捐杂税统一的国内市场逐步形成。农民翻身解放分得土地购买力增加。所有这些条件和因素都为民族工商业的恢复展创造了机遇。石家庄1947年11月解放时私营工业和手工业7oo多家私营商业15oo多家1948年分别展到17oo多家和21oo多家。北京1949年工业开业户数比1948年增长6o％。天津解放后仅两个月9o％以上的私营工厂开工生产1949年底私营工厂、作坊达116oo余家职工79882人比刚解放时分别增加29％和19％。哈尔滨1948年2月登记的12o92家工业企业中一年中盈利者占62％收支持平者占3o％亏损者只占7.5％；登记的9276家商业企业中盈利者占74％收支持平者占19％亏损者占7％。 同时解放区政府通过控制原料、商品货源和市场以及利用行政管理等手段限制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不利或有害于国计民生的经营活动。如压低商业利润提高工业利润；减少迷信品、奢侈品的生产；取缔烟馆业等。还依靠国营工商业利用经济手段打击投机活动稳定市场。 3.财政金融的统一。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财政仍然遵循“展生产保障供给集中领导分散经营军民兼顾公私兼顾生产和节约并重等项原则”1。农业税占解放区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老解放区相继进行了土地改革土地大体上已经平分华北、西北等解放区把农业统一累进税制改为“比例税制”按标准亩数（如华北人民政府规定年产量1o市斗为一标准亩）征收定量农业税。同时保留了统一累进税制规定的诸如按常年产量计税、实行一定的免征点和各种优待减免办法等。此外还征收各种工商业税如出入口货物税、酒税、烟草税、交易税、工商业营业税及所得税等。但这类税收所占比重较小陕甘宁、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等解放区一般只占总收入的1％至5％山东、苏皖、华南等解放区则稍高一些。随着大城市的解放工商业税收有较大增长但在总收入中的比重仍不高。例如晋察冀解放区1948年工商业税占总收入的1o％左右。 财政支出仍然本着“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取之合理用之得当” 的原则大部分用于革命事业的急需。随着解放战争的进展特别是1947年战略反攻之后解放军展到2oo多万而且对一切不抵抗的国民党军政人员采取“包下来”的政策又急待恢复交通和重要生产事业因此财政支出大增。新解放区因生产遭到破坏能够征收上来的税收有限。为了克服财政困难解放区民主政府一方面大力展经济另一方面不得不增加老解放1《选集》第4卷第1176页。 区的税收。1947至1948年老解放区农民负担一般占粮食产量的15％至22％1949年稍有降低仍占17％至18％。老解放区人民对解放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金融方面老解放区大都建有银行有些新解放区也建立了银行。解放区银行行货币1946年后把国民党政府行的法币作为外汇来管理吸收一些法币到国统区采购物资禁止法币在解放区市场上流通。1947年下半年开始战争引向国统区法币膨胀日甚解放区对法币实行少吸收、多推出的政策。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行金圆券晋察冀、晋冀鲁豫解放区银行停收法币和金圆券。通过货币斗争解放区货币币值提高。冀中地区1948年1月上旬晋察冀边币与法币比值为1∶5.1到8月下旬增至1∶775。8月晋察冀边币和金圆券比值为1∶25到11月变为1∶3o。解放区市场摆脱了法币和金圆券的影响。由于解放战争规模不断扩大财政支出激增解放区财政收支难以平衡不得不靠行货币来弥补通货膨胀在所难免。但是解放区银行始终慎重控制货币行总量解放区掌握有一定数量的粮食、布匹等用以平抑物价因此解放区物价大体平稳波动不大。如西北解放区1948年物价上涨一倍同期国民党统治下的西安物价上涨了14oo多倍。 解放区长期以来处于分割状态财政金融一直是分散经营的。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展解放区逐渐连成大片使解放区财政金融的统一既有了可能又有了必要。几大解放区先后召开财经会议先统一各区内的财经工作。1946年晋察冀、晋绥、山东的渤海区、晋冀鲁豫的银行实行通汇。1947年春晋察冀边币与冀南币、山东北海币建立汇兑关系和兑换所。1948年各大解放区内的货币按固定比价混合流通。在东北解放区停止行冀热辽边区长城银行长城币和旅大地区关东银行关东币以东北银行东北币为主币三种货币混合流通并逐渐收回长城币和关东币。在华北解放区晋察冀边币和冀南币混合流通晋察冀边币停止行以冀南币为主币。在华东解放区停止行苏皖边区华中银行华中币统一流通山东解放区北海银行北海币。在西北解放区停止行陕甘宁边币以晋绥边西北农民银行西北农民币为主币。在中原解放区统一流通中州农民银行行的中州币。1948年12月各解放区联合财经会议召开决定成立中国人民银行统一行货币。除东北银行和中州银行暂时保留下来外华北、西北、华东各解放区银行一律改为中国人民银行原华北银行为人民银行总行行人民币。1949年3月中州农民银行改为中国人民银行中原区行停中州币人民银行回收各解放区行的旧币到新中国成立时旧币已经不多形成了人民币的统一市场。 与此同时解放区积极开展城市金融业务其方针是：稳定物价严格管理金融市场支持工商业的恢复展；加强对私营银钱业的管理对其业务活动给予一定限制；禁止外币流通加强外汇管理。旧中国外国银行在中国享有货币行权随着国民政府行的法币、金圆券信用扫地美钞、港币等外币在中国城市不仅成了实际上的主币而且成了人们抢购的对象。人民解放军每解放一个城市立即取消外国银行货币行权禁止外币在市场上流通。对外汇进行统一管理。 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展创造了条件；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展有力地支持了解放战争。到1949年9月全国大6基本解放。1o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在全国范围内确立。 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由小到大的产生展历程是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相伴随的它的产生、展、壮大充分体现了这种经济形态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中国人勇于探索注重实践在革命斗争实践中摸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之路。这一经济形态符合中国国情与中国生产力水平相适应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能够调动和挥劳动者、经营者、管理者的积极因素注意协调方方面面的关系这是它能够取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而在全国范围确立起来的基本原因。 第八章北洋政府的机构和制度1912年4月至1918年6月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先后为几个北洋军阀的头目所控制、掌握故史称北洋政府或北洋军阀政府。又因政府地点在北京又称为北京政府。 北洋政府的政治体制中间虽有变化但基本上是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规定建立的。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下简称《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的国体是：“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1这一规定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君主制度确认了“主权在民”的原则。因而在北洋政府的整个统治时期除了短暂的两次流产的帝制外名义上一直挂着“民主共和”的招牌而实际上这个政权是官僚军阀的独裁政权。有的学者把它叫做“军绅政权”。21《临时政府公报》1912年3月11日。 第一节宪法北京政府时期共有三个宪法：孙中山领导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袁世凯制定的《中华民国约法》曹锟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在1912年3月11日即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的第二天公布的。它共有7章56条。各章为：第一章总纲。第二章人民。第三章参议院。第四章临时大总统、副总统。第五章国务院。第六章法院。第七章附则。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确认了“主权在民”的原则和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性质。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肯定了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组织原则规定国家结构由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院、法院组成。《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采用责任内阁制为国家政权体制规定总统颁布命令需要由国务员（即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副署才能生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还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1人民享有人身、财产及营业、居住、迁徙、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信仰等自由权以及选举、被选举、请愿、诉讼、任官考试、纳税、服兵役的权利。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肯定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要求符合当时社会历史展的趋势具有进步意义。曾指出：“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那个时期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当然是不完全的有缺点的是资产阶级性的但它带有革命性、民主性。”1《中华民国约法》1912年3月1o日袁世凯在北京举行就职典礼就任临时大总统并宣誓“谨守宪法”。但没过几天他说“法制本可以随时改良”“约法尚有未宜尽可俟该院新举参议员到齐后开会再行提议修改”2。袁世凯蓄意破坏《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1《临时政府公报》1912年3月11日。 1：《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o8页。 2《临时政府公报》1912年4月1日。 按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规定约法施行后限1o个月内由临时大总统召集国会参议院即行解散。1913年1月1o日袁世凯布正式国会召集令限当选参、众两院议员3月前齐集北京。4月8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在北京开幕。7月12日国会参、众两院各选议员3o人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从事宪法起草工作。从8月2日至9月23日宪法起草委员会先后讨论18次最后通过大纲12条在此基础上再详拟条文。 由于宪法一时难产袁世凯乃胁迫国会先选他为总统后再定宪法。1913年1o月6月国会在“公民团”的威迫下经三轮投票方选出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1o日袁宣誓就职。14日宪法起草委员会于天坛初步议决宪法草案提交宪法会议审议。袁世凯唯恐宪法于己不利于16日提出增修《约法》案要求扩大总统权力。18日又向国会争“宪法公布权”提出“所有之法令均须经大总统公布始能有效”。这两项要求都遭到国会的拒绝和宪法会议的否决。31日《中华民国宪法案》（又称《天坛宪法草案》）在宪法起草委员会三读通过。 《天坛宪法草案》全文共计11章、113条：第一章国体。第二章国土。第三章国民。第四章国会。第五章国会委员会。第六章大总统。第七章国务院。第八章法院。第九章法律。第十章会计。第十一章宪法之修正及解释。 《天坛宪法草案》在政体上仍采用责任内阁制规定：“中华民国之行政权由大总统以国务员之赞襄行之。”“国务总理之任命须经众议院之同意。”“国务员赞襄大总统对于众议院负责任。”“大总统经参议院列席议员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得解散众议院。”1草案虽扩大了总统的部分权限但未满足袁世凯任命国务员不必经国会通过、总统有权解散众议院的要求。于是袁世凯唆使各省军民长官通电反对宪法草案说“民党议员干犯行政欲图国会”2。11月4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并取消国民党籍国会议员的议员资格。国会因此而不足法定开会人数被迫停会。1914年1月1o日袁世凯下令停止全体国会议员职务国会即遭解散。参议院和众议院被筹办国会事务局接收。 1914年3月18日袁世凯一手操办的约法会议在北京开幕。2o日袁世凯向约法会议提交增修约法大纲七条要求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扩大总统权限；宪法由国会以外的宪法会议制定重要宪法改正权归大总统等。约法会议接到袁世凯的增修约法案后经过4o天的讨论修改4月29日通过《中华民国约法》5月1日正式公布同时下令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中华民国约法》又称《新约法》、《民三约法》因它是根据袁世凯1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一卷武汉出版社199o年版第717、719页。2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三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1页。的意愿炮制出来的故又有人称之为“袁记约法”《中华民国约法》全文共1o章、68条：第一章国家。第二章人民。第三章大总统。第四章立法。第五章行政。第六章司法。第七章参政院。第八章会计。第九章制定宪法程序。第十章附则。 《中华民国约法》规定国家政体由责任内阁制改为总统负责制“大总统为国之元总揽统治权”。“行政以大总统为长置国务卿一人赞襄之”。《中华民国约法》废除国会设立参议院和立法院。参议院为大总统的咨询机构、“立法院未成立以前以参政院代行其职权”1。按规定立法院对大总统权力的行使有一定的制约作用但迄袁世凯去世立法院始终没有成立。 由于《中华民国约法》是适应袁世凯独裁统治需要而制定的它规定的总统权力极大。《中华民国约法》一出台“中华民国”实际上只剩下一块空招牌了。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做了几个月的皇帝梦死去了次日黎元洪就任大总统《中华民国约法》也随之废除。29日黎元洪宣布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并下令于8月1日续行召集国会。黎元洪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段祺瑞开始掌握北京政府的大权。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虽然形式上是恢复了国会也召开了但段祺瑞皖系军阀控制的政府并不想遵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中华民国宪法》1923年1o月1o日直系军阀曹锟为了摆脱贿选总统后的困境公布了《中华民国宪法》世人称为“曹锟宪法”又因它是贿选议员制定故有人称为“贿选宪法”。宪法全文共分为13章、141条：第一章国体。第二章主权。第三章国土。第四章国民。第五章国权。第六章国会。第七章大总统。第八章国务院。第九章法院。第十章法律。第十一章会计。第十二章地方制度。第十三章宪法之修正解释及效力。 《中华民国宪法》仍规定中央政府采用责任内阁制但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相比对总统权力有的地方限制更严如“大总统经最高法院之同意得宣告免刑、减刑及复权。但对于弹劾事件之判决非经参议院同意不得为复权之宣告”。《中华民国宪法》虽规定“中华民国永远为统一民主国”但在增设的“国权”和“地方制度”中又规定了中央与地方的权限省可以制定省自治法可以设省议会、省务院。凡“中华民国之国权属于国家事项依本宪法之规定行使之；属于地方事项依本宪法及各省自治法1《政府公报》1914年5月1日。 之规定行使之”。1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冯玉祥动北京政变直系军阀统治结束以段祺瑞为的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成立。1924年11月24日临时执政府颁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12月14日执政府决定解散国会取消宪法取消约法。以后北洋军阀再未公布宪法。 1见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1卷所载《中华民国宪法》。 第二节中央机构国会根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1912年8月1o日公布的《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民国议会采用两院制：参议院和众议院。 参议院议员主要代表地区。由22个行省省议会及蒙古、西藏、青海地区中央学会及华侨选举产生总计274名。 众议院议员名额依各行省和地方人口的多少来定。每8o万人口选出众议员1名不满8o万人口的省亦可选出1名。 当时对选民有着严格的限制：凡有中华民国国籍之男子年满21岁以上于编制选举人名册以前在选举区内居住满2年以上者还需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方可有选举众议员的选举权。条件是：（1）年纳直接税2元以上者。（2）有值5oo元以上之不动产者。（3）有小学校以上毕业或小学校以上毕业相当之资格者。 众议员的任职资格除具备上述条件外在年龄上要求必须“年满25岁以上者”。蒙、藏、青海地区须“通晓汉语者得被选为众议院议员”。《举法》规定有下列情况者停止其选举权及被选举权：（1）现役6海军人及在征调期间之续备军人。（2）现任行政司法官吏及巡警。（3）僧道及其他宗教师。 下列人员停止被选举权：（1）小学校教员。（2）各校肄业生。（3） 在选区办理选举的人员（但监察员及蒙、藏、青海之办理选举的人员多不在此限）。1至于参议院议员则“凡有众议院议员被选举之资格年满三十岁以上者得被选举为参议院议员”。“华侨选举会选出之参议院议员除前项规定外以通晓汉语者为限”。2各省众议员人选以县为单位先进行初选后合若干初选区为选区对初选人员进行复选后才产生。国会的职权在“民国宪法未定以前《临时约法》所定参议院之职权为民国议会之职权”3。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参议院有下列职权：（1）议决“一切法律案”及“全国之税法、币制及度量衡之准则”。（2）议决“政府之预算决算”和“公债之募集及国库有负担之契约”。（3）对大总统任命国务员及外交大使、公使、宣战、媾和、缔结条约及大赦“须经参议院之同意”。（4）答复政府咨询。（5）管理人民请愿。（6）向政府提出建议。（7）向1《政府公报》1912年8月11日。 2《政府公报》1912年8月11日。 3《政府公报》1912年8月11日。 国务员提出质问并请政府查办官吏纳贿、违法事件。（8）弹劾总统与国务员。1由于国会是两院制它与一院制的参议院不同故职权也分成各个单独行使（专行）和两院共同行使（共行）两类。 两院单独行使的职权有：建议、质问、查办官吏纳贿违法之请求；政府咨询的答复；人民请愿之受理；议员逮捕之许可；院内法规之制定2。除上列专行职权以外《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所规定的参议院职权均为两院共行的职权。 根据《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规定两院开会、闭会同时进行。一般会期是4个月但遇特殊情况可延长。国会讨论问题除预算、决算须先经众议院议决外“两院各别行之”。但“同一议案不得同时提出于两院”。国会的决议“以两院之一致成之”。如有议案被其中一院否决则该议案“不得于同会期内再行提出”3。1913年9月27日公布的《议院法》对国会议事规则又作了更具体的规定。要求凡法律、财政及其他重大案件之决议须经三读会程序；但因政府之要求议长或议员1o人以上之动议得省略之。如两院对于同一议案意见各异时应各出同数委员组织协议会进行商讨其决议两院不得再行修正。 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于1913年4月8日上午11时在北京举行。参议院有议员274名张继为议长王正廷为副议长。众议院有议员596名汤化龙为议长陈国祥为副议长。这次国会在选举了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后因在制订宪法过程中拒绝扩大总统权力于1914年1月1o日遭解散。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去。同年8月1日第一届国会在北京复会称为第二期常会。此次国会主要确定黎元洪为继任大总统选举冯国璋为副总统追认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兼6军部总长。后因“府院之争”国会于1917年6月12日被黎元洪下令解散。 国会解散后15o多名议员南下于同年8月25日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史称“非常国会”。非常国会制订并通过了《国会非常会议组织大纲》、《军政府组织大纲》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1918年6月12日非常国会议决召开正式国会但不足法定人数。7、8月间非常国会引用《议院法》第七条将未南下的3oo多名两院议员解职以候补议员递补凑足法定人数于9月28日起开会审议宪法草案。192o年1月24日非常国会因内部意见分歧而停会。此后国会分裂议员四处流亡。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非常国会宣告结束。 与南方出现非常国会的同时北京出现了一个受段祺瑞控制的“临时参1《临时政府公报》1912年3月11日。 2《政府公报》1912年8月11日3《政府公报》1912年8月11日。 议院”。1918年8月12日组织起“第二届国会”。因它是安福俱乐部一手操办成立的故称“安福国会”。这个国会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还搞了一个宪法草案192o年8月3o日宣布闭会。 1922年6月13日黎元洪下令撤销他本人于1917年6月12日布的解散国会令第一届国会第二期常会于1922年8月1日复会9月18日举行闭幕式。1o月11日又举行第三期常会。按《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规定：“参议院议员任期六年每二年改选二分之一。”“众议院议员任期三年。”由于事实上改选工作始终没有进行国会已形同虚设。1924年12月13日北京临时执政府会议决定取消国会。从此中国无国会。 大总统根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规定大总统是一国元。他代表政府“总揽政务公布法律”；“统率全国6海军队”；“接受外国之大使、公使”；“颁给勋章并其他荣典”；“宣告大赦、特赦、减刑、复权”等等。大总统的权力须受国会和国务院的制约。《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确规定：大总统“制定官制、官规但须交参议院议决”；“任命国务员（按：即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及外交大使、公使、须有参议院之同意”；大总统要“经参议院之同意得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大赦须经参议院之同意”；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布命令时须由国务员“副署之”。《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22、23条还规定参议院作出的决定大总统必须公布执行；如总统不同意而“到会参议员三分之二以上仍执前议时”总统仍须执行。1根据1913年1o月4日公布的《大总统选举法》大总统、副总统由国会议员组织的总统选举会经无记名投票产生得票满投票人数四分之三者当选。总统任期为五年最多连任一次。凡“中华民国人民完全享有公权年满四十岁以上并住居国内满十年以上者”2方得被选为大总统。 对于这些规定袁世凯是不满意的。他一当上大总统就对《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大总统选举法》提出修改。1914年5月1日公布《中华民国约法》以取代《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2月29日又公布了《修正大总统选举法》。这两个法律条文大大提高了总统的权力。 先将原大总统被选举资格改为“有中华民国国籍之男子”取消了原有的“人民”字样；改原在国内居住“满十年以上者”为“满二十年以上者”1。这就可以防止流亡在海外的革命党人回国竞选总统。 1《临时政府公报》1912年3月11日。 2《政府公报》1913年1o月5日。 1《政府公报》1914年12月3o日。 其次确定“大总统任期十年得连任”；而大总统继任人由现任大总统推荐三人“被推荐者之姓名由大总统先期敬谨亲书于嘉禾金简钤盖国玺密贮金匮于大总统府特设尊藏金匮石室尊藏之”；待到选举之日“大总统敬谨将所推荐有被选举为大总统资格者之姓名宣布于大总统选举会”；2选举总统用记名单记投票法。袁世凯用这套办法来确保他本人成为终身总统其子孙能世袭总统。 第三扩大总统职权。规定“大总统为国之元总揽统治权”。“行政以大总统为长置国务卿一人赞襄之”；官制官规由大总统来制定文武职官由总统任免。“大总统为6海军大元帅统率全国6海军。大总统定6海军之编制及兵额”。“大总统召集立法院宣告开会、停会、闭会”。对立法院讨论通过的法律案大总统不同意应交院复议如立法院以出席议员三分之二以上仍坚持前议“大总统认为于内治外交有重大危害、或执行有重大障碍时经参政院之同意得不公布之”。大总统经参政院同意可解散立法院。大总统可以召集或解散制定宪法的国民会议。大总统还可以增修宪法条文。此外约法还授予总统紧急命令权和财政紧急处分权等等。1这样《中华民国约法》彻底取消了责任内阁制而规定由总统直接控制行政行政权力过立法权力为袁世凯总揽一切大权提供了法律根据。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称帝改国名为“中华帝国”年号“洪宪”但遭到全国各阶层的反对。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仍称大总统。同年6月6日袁世凯死去。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接任”大总统。以后大总统一职有时属于最大的军阀头目有时属于几派军阀支持的傀儡其实际权力与法律规定相距甚远。1924年12月北京临时执政府在取消《临时约法》的同时也取消了大总统称号设“临时执政”以总揽军民政务职权与总统相当。虽说布命令仍要国务员副署但仅是形式而已。 1927年安总司令张作霖成立“中华民政府”自任6海军大元帅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大元帅不受任何民意机关监督国务员成了它的属吏形成了实际上的军事独裁政府。 附：1912—1928年历届总统：临时大总统袁世凯1912年3月1o日—1913年1o月1o日大总统袁世凯1913年1o月1o日—1916年6月6日大总统黎元洪1916年6月7日—1917年7月3o日大总统（代理）冯国璋1917年8月1日—1918年1o月7日大总统徐世昌1918年1o月1o日—1922年6月2日大总统黎元洪1922年6月11日—1923年6月13日2《政府公报》1914年12月3o日。 1《政府公报》1914年5月1日。 （国务院摄行大总统职）1923年6月14月—1o月1o日大总统曹锟1923年1o月1o日—1924年11月2日（国务院摄行大总统职）1924年11月3日—11月23日临时执政段祺瑞1924年11月24日—1926年4月2o日（国务院摄行大总统职）1926年5月13日—1927年6月17日6海军大元帅张作霖1927年6月18日—1928年6月4日国务院（内阁） 国务院为政府机构由国务总理和各部总长组成。国务总理及各总长统称为国务员。按《临时约法》规定国务员由总统任命但须有参政院同意。国务员对参政院负责。 国务院的主要职责是：辅佐总统负其责任。当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布命令时国务员须副署之。 国务总理是国务员的脑是国务会议主席。凡法律案及教令案、预算案及决算案、预算外交之支出、军队的编制、条约案、宣战媾和事项、简任官之进退、各部权限之争议、参议院咨送的人民请愿案以及依法令或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认为应经国务会议讨论的均应经国务会议讨论通过。 国务总理为“保持行政之统一”凡各部总长布的命令或处理问题有碍“统一”者可以“中止之”。国务总理依其职权还可布国务院令及对地方长官的训令、指令。当“国务总理就所管事务于地方长官之命令或其处分认为违背法令或逾越权限者得停止或撤销之”。1国务院除国务会议外还有直属机构和行政各部从而构成整个行政机制。 国务院直属机构主要有：秘书厅负责处理国务院日常事务。秘书厅由秘书长、秘书、佥事、主事、参议组成。秘书长承国务总理之命掌理秘书厅事务。秘书分管宣达法令、撰拟及保管机要文书、典守印信等。金事分管撰拟文书、编纂纪录、保管文书图籍、翻译文电、核对文稿、收文件以及掌理会计、庶务等。主事协助佥事工作。参议负责审议法令。厅内分课办事。起先设三课1914年1月增为八课即总务、内政、外交、财政、边务、军政、编纂、庶务。1926年又改成五科。 法制局负责法律、命令的审查和拟订。法制局由局长、参事、秘书、佥事、主事组成。 铨叙局负责铨叙荐任以上官员任免、审核文官考试、恩典、抚恤及办理荣典授予外国勋章和佩用。人员组成同法制局。 1《政府公报》1912年6月27日。 印铸局职掌文告用纸印刷勋章、徽章、印信、关防图记及其他用品制造以及刊印公报、职员录及法令全书。组成人员除同法制局外还有技正、技士等人。 由于各时期机构设置不一此处不一一列举。 国务院起初设十个部：外交部管理国际交涉管理居留外国人并在外侨民事务保护在外商业监督外交官、领事官。 内务部管理地方行政、选举、赈恤、救济、慈善、感化、人口、户籍、土地、警察、著作、出版、土木工程、宗教、卫生事务监督所属各官署及地方行政长官。 财政部总辖国家财务管理会计、出纳、租税、公债、货币、政府专卖、储金保管及银行事务监督所属各官署、公共团体的财务。 6军部管理6军军政统辖6军军人、军属监督所属官署。 海军部管理海军军政统辖海军军人、军属监督所属官署。 司法部管理民事和刑事诉讼案件、户籍、监狱、出狱人保释及其他司法行政事务监督所属官署、司法官。 教育部管理教育、学艺、历象、监督全国学校、所属官署。 农林部管理农务、水利、山林、畜牧、蚕业、水产、垦殖监督所属官署。 工商部管理工业、商业、矿务、监督所属官署。 交通部管理铁路、邮政、电政、航政监督所属官署及全国交通、电气事业。 1913年12月将农林、工商两部合并为农商部。1927年6月又取消农商部增设农工部和实业部；把6军部和海军部合并并把航空署和参谋本部包含在内改名为军事部掌理参谋、海、6、空军行政。 各部组成人员除总长、次长、司长、厅长外还有参事、秘书、佥事、主事以及其他技术人员。各部内部组织及人员多少不一。总长为各部脑次长辅助总长工作。6军部和海军部因是军事机构其官员均有军衔。 1914年5月袁世凯撤销国务院设政事堂于总统府。国务卿只对大总统负责对总统只起“赞襄”作用。各部组织虽无变化但因它直隶总统凡事均听命于总统故总长也只是总统的属员而已。 政事堂名义上是最高行政中枢而其实际地位不过是总统办公厅性质。 在政事堂内部除国务卿外还设有左、右丞各一其地位与国务卿相差无几以便相互制约对袁世凯不会构成威胁。 袁世凯帝制失败1916年5月8日改政事堂为国务院说是恢复旧制事实上国务总理的名义始终没有恢复。到6月黎元洪接任大总统内阁权力才得以恢复。但在以后的十多年里军阀长期混战随着各派军阀势力的消长国务院总理也像走马灯一样不断更换。 1924年1o月北京政变后段祺瑞任临时执政。11月24日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宣布临时执政“总揽军民政务统率6海军”对外代表民国。临时政府不设国务总理只设国务员分掌各部“赞襄临时执政处理国务”；国务会议由临时执政召集1。尽管《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规定“临时政府之命令及关于国务之文书由国务员副署”但由于国务员是临时执政任命的所以副署只是一种形式而已。 1925年12月26日段祺瑞公布《修正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被迫复设国务院任命国务总理而实际上国务院仍无实权。 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成立军政府根据当天公布的《中华民政府组织令》“大元帅于军政府时期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国务员“辅佐大元帅执行政务”1。大元帅之命令须国务总理副署其关于各部务者须各部总长副署但惟大元帅“任免国务员不在此例”2。这就把国务总理和各部总长当成总统的属员所以副署没有意义。 附：1912—1928年6月内阁更迭情况：袁世凯统治时期1唐绍仪内阁1912年3月13日—6月29日26徵祥内阁1912年6月29日—9月22日3赵秉钧内阁1912年9月25日—1913年7月16日4段祺瑞临时内阁1913年7月19日—7月31日5熊希龄内阁1913年7月31日—1914年2月12日6孙宝琦临时内阁1914年2月12日—5月1日7徐世昌内阁1914年5月1日—1916年4月22日8段祺瑞内阁1916年4月22日—6月29日黎元洪继任时期9段祺瑞内阁1916年6月29日—1917年5月23日1o伍廷芳临时内阁1917年5月23日—28日11李经羲内阁1917年5月28日—7月2日冯国璋继任时期12段祺瑞内阁1917年7月2日—11月22日13汪大燮临时内阁1917年11月22日—3o日14王士珍内阁1917年11月3o日—1918年3月23日1《政府公报》1924年11月25日。 1《政府公报》1927年6月19日。 2《政府公报》1927年6月19日。 （2月2o日—3月23日钱能训代总理） 15段祺瑞内阁1918年3月23日—1o月1o日徐世昌统治时期16钱能训临时内阁1918年1o月1o日—12月12日17钱能训内阁1918年12月12日—1919年6月13日18龚心湛临时内阁1919年6月13日—9月24日19靳云鹏临时内阁1919年9月24日—11月5日2o靳云鹏内阁1919年11月5日—192o年5月14日21萨镇冰临时内阁192o年5月14日—8月9日22靳云鹏内阁192o年8月9日—1921年12月18日（1921年5月14日靳曾再次组阁） 23颜惠庆临时内阁1921年12月18日—24日24梁士诒内阁1921年12月24日—1922年1月25日25颜惠庆临时内阁1922年1月25日—4月9日26周自齐临时内阁1922年4月9日—6月11日黎元洪复任时期27颜惠庆临时内阁1922年6月11日—8月5日28唐绍仪临时内阁1922年8月5日—9月19日29王宠惠临时内阁1922年9月19日—11月29日3o汪大燮临时内阁1922年11月29日—12月11日31王正廷临时内阁1922年12月11日—1923年1月4日32张绍曾内阁1923年1月4日—6月6日（国务院摄行大总统职） 33高凌霨代理内阁1923年6月13日—1o月12日曹锟统治时期34高凌霨代理内阁1923年1o月12日—1924年1月12日35孙宝琦内阁1924年1月12日—7月2日36顾维钧代理内阁1924年7月2日—9月14日37颜惠庆内阁1924年9月14日—1o月31日（国务院摄行大总统职） 38黄郛临时内阁1924年1o月31日—11月25日段祺瑞统治时期39段祺瑞内阁1924年11月25日—1925年12月26日（段祺瑞以临时执政自兼） 4o许世英内阁1925年12月26日—1926年2月15日41贾德耀内阁1926年2月15日—4月2o日42胡惟德临时内阁1926年4月2o日—5月13日（国务院摄行临时执政职）43颜惠庆内阁1926年5月13日—6月22日44杜锡珪代理内阁1926年6月22日—1o月1日45顾维钧代理内阁1926年1o月1日—1927年6月17日张作霖统治时期46潘复内阁1927年6月18日—1928年6月3日司法机关北洋政府采取行政诉讼和普通民事、刑事诉讼分开的司法制度。即普通民事、刑事案件由普通法院受理。行政诉讼（即人民和官署之间的纠纷）由平政院受理。 审判机关北洋政府的审判机关采取“四级三审”制。即审判机关分为初级审判厅、地方审判厅、高等审判厅和大理院四级；审判则分初审、二审和终审。 大理院是北洋政府最高审判机关。其判决为终审判决。大理院院长负责全院事务并监督其行政事务；统一解释法令但不得指挥审判官对案件的审判。 大理院因事务的繁简设立若干民事、刑事庭。各庭设庭长一人负责本庭工作。大理院审判采用“合议制”即以推事五人组成“合议庭”庭长为审判长共同进行审判。在审判中如有意见分歧由院长主持召开民事科或刑事科或民、刑两科总会审判。 为了照顾边远地区在高等审判厅内设大理分院就地执行终审案件。 高等审判厅为省法院。厅长负责下设若干庭。为方便本省审判在地方上又设若干高等审判分厅。高等审判厅可受理不服地方审判厅的二审案件。 地方审判厅和初级审判厅为县法院。前者设在大县后者设在小县。初级审判厅只负责一审案件。地方审判厅可受理不服初级审判厅的一审案件。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相应北洋政府的检察机关也分为四级中央设总检察厅省级设高等检察厅县设地方检察厅和初级检察厅。 检察厅独立行使职权总检察厅设检察长1人负责监督总检察厅事务。另设检察官2人以上主要职责是：实行搜查处分提起公诉实行公诉监察判决的执行；为诉讼当事人或公益代表人实行特定事宜。概括起来就是负责侦查、起诉和监督审判。 行政诉讼机关北洋政府专门办理行政诉讼的机关是1914年成立的平政院。平政院院长直属大总统。评事15人由平政院院长、各部总长、大理院院长和咨询机关密荐请大总统任命。平政院的职权主要是审理中央或地方行政官署的违法案件。 平政院下设肃政厅。但它独立行使职权监督平政院裁决。其主要职责是对官吏进行纠察弹劾因而具有检察官性质。 中央其他机关北洋政府中央机关除国会、总统、国务院、司法机关外还有许多直辖机关此处只介绍几个重要的其他不一一列出。 参谋本部参谋本部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已经成立属总统直接管辖。 其职责是：掌管全国国防用兵；统辖全国参谋将校并监督其教育管辖6、海军大学和6军测量；监督驻外武官；掌管军事交通。 参谋本部的最高领导是参谋总长负责统辖本部并辅佐总统运等军务凡关于国防用兵的一切计划和命令呈请大总统批准后分别送交6军部、海军部办理。 将军府将军府成立于1914年7月18日直属大总统是军事最高顾问机关。将军府设上将军和将军若干人由大总统在6、海军的上将或中将中选任。上将军和将军承大总统之命会办军务校阅6、海军或派驻各省组织将军行署督理军务。1925年撤销将军府但将军名号仍沿用。将军名号由大总统定一般用“武”或“威”加上另一地名、谥号之类的简称作为冠字。袁世凯统治时期通常派到各省的将军冠以“武”字留在京师将军府的冠以“威”字。如赵倜1914年8月29日授宏威将军9月2o日改称为德武将军督理河南军务。靳云鹏1914年6月3o日授泰武将军督理山东军务1916年6月22日授将军府果威将军。其他如冯国璋为宣武上将军督理江苏军务阎锡山为同武上将军督理山西军务；留在京师的段祺瑞1914年6月授予建威上将军兼管将军府事务。袁世凯死后的北洋政府则一般均授予冠以“威”字的将军名号使用“武”字很少。 审计院原为审计处。1914年扩建为审计院。审计院直辖于总统。审计院主要负责对国家岁入、岁出决算进行审定。此外还审定：总决算；各官署每月的收支计算；特别会计的收入计算；官有物的收支计算；由政府给补助费或特殊保证的收支计算；法令特定应经审计院审定的收支计算。但正副总统岁费及政府机密费不受审计。 审计院下设一会二室三厅：一会是审查决算委员会。负责复审各厅审查报告编制审查决算总报告和审计成绩报告书等。二室是书记室和外债室。书记室下设机要、会计、庶务、编译四科分管具体事务。另设核算官掌理核算事务。外债室负责稽查外债为监督工作外债室的两个室长中有一个是外国人担任。三厅即第一厅、第二厅、第三厅。它们分管中央各部收支计算的审查。 蒙藏院蒙藏院是北洋政府管理蒙古、西藏地方事务的机关。原为直属国务院的蒙藏事务局。1914年改为直属总统的蒙藏院。 院内设二厅（总务厅、秘书厅）、二司（第一司、第二司）。 第三节地方行政机构省级机构1.省议会各省议会系根据1912年9月4日公布的《省议会议员选举法》1和1913年4月2日公布的《省议会暂行法》2等有关法规于1913年先后成立的。 省议会议员采间接选举制产生。选民和议员当选资格同国会众议员选举。省议员任期三年可连选连任。原来选区变化不影响议员任期。根据《省议会暂行法》的规定省议员有以下权利：议员除现行犯罪和内乱、外患犯罪外会期内不得省议会的许可不能逮捕；会议期间的言论和表决对省议会外不负责任；议员任职后非经省议会许可不得解职；任职后享有相当待遇。省议员的义务是：不得兼为国会议员；不得违反议事细则；不得无故缺席；不得用省议会名义干涉外事；不得兼任行政官吏。如有违反经省议会公决后给予停止到会或除名的处罚。 省议会设在省行政长官所在地。省议会由议长、副议长、议员组成。 省议会的会议分为常会和临时会两种。常会每年举行一次：会议6o天最多8o天由省行政长官召集。临时会在有紧要事件或议员半数以上要求开会时由省行政长官召集会期至多3o天。 省议会的议决案一经通过送交省行政长官公布。行政长官对决议如有不同意见应于决议送达后五日内声明理由咨请省议会复议。复议时有出席议员三分之二以上拥护原案则行政长官应于复议案送达后十日内公布；如不到三分之二议员拥护即撤销原案。若行政长官认为省议会的议决案违法得咨达省议会撤销。如省议会不服得向平政院（未成立前属大理院）提出诉讼。尽管省议会有审议权、监督权和建议权审议的项目也很多但从中可以看到它处处受行政长官制约实际上权力有限。因此省议会算不上是权力机关更不是民意机关只是一个供行政长官咨询的机构。 1914年2月各省议会被袁世凯解散。袁世凯死后省议会虽恢复开会但在各地军阀残暴统治下也挥不了什么作用反而成了他们的一种统治工具。 192o年南方各省起联省自治运动。此刻省议会名义上是立法机关形式上比过去有着较多的职权。如1921年9月9日公布的《中华民国浙江省宪法》规定省议会有权议决关于省事权事项的法律；议决省预算、决算；议决省公产和营造物的处分；对省政府可以质询、弹劾等等1。但对于省宪1见《政府公报》1912年9月5日。 2见《政府公报》1913年4月3日。 1《东方杂志》第19卷第22期。 法的制订、省长的任免省议会仍无权过问。按规定省宪法由立法会议决定省长由全体公民投票。可以说省议会只是地方军阀的装饰品。公布省宪法的各省哪个省也没有实行自治。 2.省行政长官及其公署民国刚建立时各地省级行政机关名称不一有的称都督府有的称军政府等。1913年1月8日袁世凯公布《划一现行各省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以统一地方行政制度规定各省一律军民分治都督只管军事。省行政机关为“行政公署”民政长为行政公署长官总理全省政务由总统直接任命。2行政公署下设一处（总务）、四司（内务、财政、教育、实业）。处、司下再设若干科。 蒙古、青海、西藏为特别行政区域不依省制的规定仍由都统、将军及办事长官等兼领民政为各该地方之行政长官。 1914年5月23日袁世凯为复辟帝制需要公布《省官制》改行政公署为巡按使公署民政长改称巡按使一律由大总统任命禁止地方保荐。6月3o日裁撤各省都督改称将军。3巡按使管辖全省民政官吏和巡防、警备各队以及受政府的特别委任监督财政和司法行政与其他特别官署的行政事务。 巡按使公署内设政务厅、财政厅。政务厅作为行政枢纽。 袁世凯死后1916年7月6日黎元洪下令改巡按使为省长巡按使署为省长公署。同时将将军改为督军。以后省长公署机构内的组织虽有一些变化如1917年9月改教育、实业两科为厅1918年1月又设警务处但仍沿用公署和省长名称。 192o年南方掀起“联省自治”运动后根据自行颁布的省宪法省的权利扩大了。按《中华民国浙江省宪法》和《湖南省宪法》（1922年1月1日公布）规定省享有下列权利：（1）有权监督省以下地方制度和各级地方自治机构；对省官制、官规、司法等作出规定并监督实施。（2）有权对本省的财政、教育、警察、军事法规和重大措施作出决定。（3）除对外宣战外其军政统辖权归省政府。（4）在不抵触“国宪”范围内省还有权制定上述各项以外事务的法规。（5）省受国家委托执行国家行政事务所需费用均由国家负担。1省长选举产生其职权在《湖南省宪法》中也有明确规定：省长公布法律、布执行法律的命令；统率全省军队管理全省军政；任免全省文武官员；遇有内乱外患时经省议会同意得宣告戒严如在省议会闭会期间须得常驻委员同意由省议会下届开会时追认；必要时可召集省议会临时会议。2《东方杂志》第9卷第8期。 3《东方杂志》第11卷第1期。 1《东方杂志》第19卷第22期。 省的行政机构为省政院（或省务院）省长兼任院长省政府还设有政务会议作为省政的议决机关。凡省内施政方针重要政务和备司权限的争议等均须由政务会议讨论决定并报告省长。 道、县级行政机构道是清代旧制辛亥革命后仍沿用。道为省与县之间的一级地方政权。 根据1913年1月8日公布的《划一现行各道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道的行政长官叫观察使官署为观察使署1。1914年5月23日又公布《道官制》改观察使为道尹观察使署为道尹公署2。公署下设内务、财政、教育、实业四科。道尹由该省行政长官呈由国务总理呈请大总统简任。 道尹的职权主要是布道令管理所辖官吏、节制警备队等地方武装监督道内的财政和司法巡视、调查全道工作等。当时全国共设道9o多个。1924年6月4日根据《中华民国宪法》内务部通令各省裁撤道尹7月1日起实行。 根据1913年1月8日公布的《划一现行各县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直辖地方的府、直隶厅、直隶州、厅、州等一律改称为县行政长官称县知事官署称县知事公署3。这个制度直至北洋政府垮台基本上没有变动。县知事由省行政长官呈由国务总理及内务部长荐请任命。县知事的职权相当广泛主要有：（1）行政方面的：布命令管理和监督本县官吏调用本县地方武装等。（2）立法方面的：决定县议会的召开、闭会和议事日程。县知事还拥有提议权、编制预决算权、要求复议权、撤销议案权、紧急处分权等。（3）司法方面的：县知事一般都兼理司法直接审理诉讼案件。 县知事公署分科办事下设2至4科不等。 县有县议会但职权有限几乎全在县知事控制之下形同虚设。 县以下的基层政权为城、镇、乡。其区分是沿用19o8年清政府颁布的《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的规定：府厅州县治所在的城厢为城聚居五万以上人口的村庄叫镇五万人口以下的村庄叫乡。城、镇、乡的政权为当地地主豪绅所把持。 除省、道、县官制外顺天府情况特殊以府尹为行政长官由内务总长经国务总理呈请大总统简任。公署名府尹公署下设内务、财政、教育、实业四部。 1《东方杂志》第9卷第8期。 2《东方杂志》第11卷第1期。 3《东方杂志》第9卷第8期。 巡阅使北洋政府为拉拢部分军阀并使之在其统治下就范又按地区设置巡阅使其官署为巡阅使署。 巡阅使就所辖范围有辖两省的如闽粤巡阅使；有辖三省的如苏皖赣巡阅使；还有的无具体省区如长江巡阅使、海疆巡阅使等。 巡阅使署一般均设有参谋长和参谋、副官、政务、军务、军需、军医、军法等处。按规定巡阅使只是统辖该区内的6军会同区内各省军政长官筹办处理区内军事事务但实际上他的权限很大军事、民政、财政、司法都要管俨然成了省级的太上皇。 第四节官制北洋政府的官吏制度一般是文武分开。文官指行政官、外交官、司法官、技术官及负责内勤的警察官等。武官指6、海军官。 文官（此处指行政官）任用前需经甄录试、初试、大试三场考试。三场考试合格通过领到补官证书方可等待任用。 按规定北洋政府的任官是分等任用的。由大总统以特命附表一：《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北京政府组织系统（1913年） 中华民国大总统府国会大总统副总统秘书厅参谋本部军事处步兵统领衙门国史馆国务院国务总理国务会议总检察厅大理院交通部农商部教育部司法部海军部6军部财政部内务部外交部蒙藏事务局临时稽勋局铨叙局法制局印铸局税务处审计处秘书厅形式任命的官吏为特任官。通常是指国务总理和各部总长。除特任官外行政官员又分成三级九等：第一、二等为简任官由总统任命。第三至五等为荐任官由所属长官推荐给中央政府任命。第六至九等为委任官由各所属长官直接任命。 按1913年1月9日公布的《文官惩戒法草案》规定凡官员犯有下列之一错误即违背职守义务、玷污官吏身份、丧失官吏信用将受到处分。处分分四种：革职、降官、减俸、申诫。1918年1月对惩戒法草案作了修改并增添了记过一项处分。 附表二：“袁记约法”时的北京政府组织（1914年） 中华民国大总统府大总统副总统大元帅统率办事外步兵统领衙门将军府参谋本部翊卫处国史馆肃政厅平政院蒙藏院审计院政事堂国务卿左丞右丞总检察厅大理院交通部农商部教育部司法部海军部6军部财政部内务部外交部司务所印铸局铨叙局法制局主计局机要局第九章南京国民政府的机构和制度北洋军阀在中国的统治被推翻以后取而代之的是南京国民政府。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动反革命政变。15日在南京的少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召集“谈话会”宣布否认在武汉的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的合法性并“定都南京”。18日蒋介石等人在南京举行所谓的“定都典礼”。南京国民政府就此成立。 南京国民党政权在中国的统治持续了22年。在这22年中它先后实行过三种基本制度即军政制度、训政制度、宪政制度。政治体制演变经历了五个大的时期：（1）从1927年4月到1928年1o月是国民党的所谓“军政时期”也是南京国民政府由地方政权向全国政权展的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国民党建立了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在形式上完成了“统一”全国的过程；但是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并不牢靠国民党内争不断国民政府的领导体制多次变更。（2）从1928年1o月到1937年7月是国民党开始实施“训政”的时期也是南京国民政府新主义政治体制大体形成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得到强化五院制的中央政制和集权化的地方政制逐步完善军事化统治网络初步形成它们的有机组合构成了南京国民政府的政体框架。（3）从1937年7月到1945年8月是国民党的所谓“抗战建国时期”也是国民政府获得国内外广泛承认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国民党没有放弃“训政”但是它适应国内外的民主要求设置了政策咨询机构国民政府吸纳个别非国民党人士实行了有限度的开放；同时它又利用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有利时机以战时军事政治需要为借口将蒋介石对整个国家的独裁统治展到极端。开放化和集权化是这个时期国民政府政治体制演变中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其中开放化是次要的方面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就停滞下来；集权化是主要的方面贯穿于整个抗战过程而且延续到抗战胜利以后。（4）从1945年8月到1948年5月是国民党顽固坚持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的“训政”体制反对和抵制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时期也是南京国民政府失去民心、走向失败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中国的革命民主力量迅壮大政治协商会议确定的国会制、内阁制、省自治制为国民党政权的民主化改造指明了道路。然而国民党撕毁了政协决议企图通过召集非法的“国民大会”和颁布一党“宪法”改变中国的民主化进程。（5）从1948年5月到1949年4月是国民党改行“宪政”的时期也是国民党统治遭到革命民主力量沉重打击、迅崩溃和灭亡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国民党将一党包办的五院制政府改组为国民党占支配地位的总统制政府把蒋介石在“训政”时期以各种名义取得的统治权通过宪法和宪法临时条款的形式重新赋予他完成了名义上“还政于民”、实际上“还政于蒋”的宪政改革。 第一节立法机构和立法制度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时为了给这个政府披上合法的外衣蒋介石盗用了已经被废止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的名义。因为前中央政治会议成员只有6人在南京蒋介石又临时“加派”9人为中央政治会议成员然后由这个非法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在4月17日作出决议：国民政府于1927年4月18日开始在南京办公。这样做的目的是给人造成南京国民政府系由广州迁都而来的假象。宁汉沪合流后三方代表组成“中央特别委员会”代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职权中央政治会议被撤销。但是仅仅过了4个月中央政治会议又于1928年1月11日恢复设立。3月7日蒋介石被推举为中央政治会议主席。8月14日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修订《政治会议暂行条例》规定“凡政治会议议决案应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交国民政府执行”。9月19日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均为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候补委员得列席中央政治会议。此后国民政府重要法令政务均由中央政治会议议决。 在“训政”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先从国家根本法的高度将国民党一党专政法制化中央政治会议成为事实上的最高立法机关。国民党中执会常务委员会第172次会议于1928年1o月3日通过的《训政纲领》宣布：（1）“中华民国于训政期间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以政权付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2）“依照总理建国大纲所定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应训练国民逐渐推行”；“治权之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项付托于国民政府总揽而执行之”。（3）“指导监督国民政府重大国务之施行”“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之修正及解释”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执行。中央政治会议的职权由决定政治方针展为指导重大国务1o月8日颁布的五院制《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就是依据这个纲领制定的。1929年3月21日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确定训政时期党、政府、人民行使政权、治权之分际及方略案》规定：中央政治会议在决定训政大计指导政府上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国民政府在实施训政计划与方案上对中央政治会议负责；国民党最高权力机关于必要时得就人民之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在法律范围内加以限制。根据这项决议案国民政府于7月布命令：“中国国民党根据以党治国之原则不许其他政党在中国境内有所活动。”1为了把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法制化国民政府又于1931年5月召集国民会议并于5月5日以国1《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公报》第222号1929年7月。 民会议名义通过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这部约法共8章89条照抄了《训政纲领》的主要内容但关于中央政治会议的规定没有收录在内。中央政治会议的组成和职掌曾经有过一些变更。国民党三届三中全会于193o年3月4日通过的《修正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条例案》规定：“政治会议为全国实行训政之最高指导机关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负其责任。”“政治会议委员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就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中推定之。”“政治会议委员之名额不得过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总数之半数。政治会议得设候补委员但其名额不得过委员名额三分之一。”政治会议讨论及决议的事项包括：建国纲领立法原则施政方针军事大计财政计划国民政府主席及委员、各院院长、副院长及委员和特任特派官吏的人选。“政治会议之决议直接交由国民政府执行。”中央政治会议下设政治组、经济组、外交组、财政组、教育组及其他专门组每组有委员5至9人分别担任审查与设计事宜。其人选从政治会议委员及不担任政治会议委员的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中推定。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于1935年12月6日通过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大纲案》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设政治委员会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就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中推定主席1人、副主席1人、委员19至25人组织之为政治之最高指导机关对中央执行委员会负其责任。”此后的中央政治会议即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中央政治委员会下设法制、内政、经济、教育、土地、交通等专门委员会各设委员9至15人由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及对专门委员会主管事项有专门研究的国民党党员充任。 立法院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不直接布命令及处理政务在五院制下立法院负责把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的立法原则制定为具体的法律条文并完成立法程序是国民政府名义上的最高立法机关。1928年1o月8日公布的《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立法院设院长、副院长各1人委员49至99人由立法院长提请国民政府任命；立法院正副院长和委员合组立法院会议议决法律案、预算案、大赦案、宣战案、媾和案、条约案及其他重要国际事项；立法院会议以院长为主席立法委员不得兼任中央政府、方政府各机关的事务官。同年11月13日国民政府公布的《立法院议事规则》规定：“中央政治会议交议之事件只得为内容之审议。”1928年12月5日立法院正式成立胡汉民任院长有立法委员49人。1931年12月3o日修订公布的《国民政府组织法》对立法院的组成进行了调整规定：立法院设委员5o至1oo人其中半数由法定人民团体选举；立法委员任期2年可以连任但不得兼任其他官职；立法院会议开会时各院院长及各部部长、各委员会委员长得列席说明；在宪法颁布以前立法院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立法院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国会它不是真正的立法机关也不是民意代表机关按规定立法委员有半数应由法定人民团体选举产生但是这种选举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也没有进行。 立法院的职权主要是完成立法。什么是法？《法规制定标准法》解释说：“凡法津案由立法院三读会之程序通过、经国民政府公布者定名为法。”1根据《立法程序纲领》提交立法院审议的法律案有四种情况：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交议的国民政府交议的行政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移送审议的立法委员联名提出的。立法委员联名提出议案须有5人以上联署；各院移送审议的提案内容都是关于其所属部会及行政院所属省市政府主管事项经该院核定后以该院名义提交立法院审议；五院以外国民政府直辖各机关主管事项的法律案经国民政府核定后以国民政府名义交立法院审议。其中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提出的法律案由其自定原则；国民政府和所属各院及立法委员联名提出的法律案由各该机关拟定原则草案送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各部会及行政院所属省市政府或国民政府直辖机关提出的法律案由移送提案的主管机关审定原则草案送中央政治会议决定。立法院审议法律案时须开“三读会”然后付表决。“对于中央政治会议所定之原则不得变更但立法院有（不同）意见时得陈述意见于政治会议”由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是否变更立法原则。“立法院会议通过之法律案在国民政府未公布以前中央政治会议认为有修正之必要时得以决议案交立法院依据（决议）修正之。”1除了完成立法以外立法院还有权议决预算案、大赦案、宣战案、媾和案、条约案及其他重要国际事项对于本院议决案的执行可以向国民政府其他各院及行政院各部会提出质询和质问。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在1931年12月26日修订《国民政府组织法》时删去了立法院对于条约案的议决权。此后各项涉外条约不再经立法院审议改由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后直接交行政院执行。南京国民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的《淞沪停战协定》（1932年5月）、《塘沽协定》（1933年5月）均未经立法院审议。 立法院以会议形式进行立法工作在院内设立常设委员会和特别委员会。常设委员会履行经常性的立法职权有法制、外交、财政、经济、军事5个委员会。各委员会均设委员长1人委员若干人委员长由立法院长指定委员由立法委员分任。特别委员会履行特定的立法职权为了起草民法、商法、自治法、劳工法、土地法立法院都设立过特别委员会。这些特别委员会因事而设事后即撤。例如为了起草宪法草案立法院曾于1933年11《法规制定标准法》（1929年5月14日）参见商务印书馆编辑《中华民国现行法规大全》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1o99页。 1《立法程序纲领》（1933年4月2o日）参见商务印书馆编辑《中华民国现行法规大全》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11oo页。 月2o日设立宪法草案起草委员会。在当时的立法院长孙科主持下历时一年余到1934年2月23日完成《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初稿》宪法草案起草委员会便结束了工作。立法院随即设立由36名立法委员参加的“宪法草案初稿审查委员会”经过研究写出《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初稿修正案》。同年1o月16日这个宪法草案初稿修正案经过立法院三读通过送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审查。经过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四届六中全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五届一中全会的四次修订加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频繁审查和立法院两次奉命修改直到1936年5月1日《中华民国宪法草案》才在立法院完成立法程序。5月5日国民政府正式公布这就是五五宪草。五五宪草在修改过程中虽曾两次在报纸上公开征集意见但它的起草、修改、审查、通过都是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宪草规定行政院正副院长及政务委员、司法院正副院长、考试院正副院长均由总统任免行政院对总统负责总统行使各项职权不受监察院、行政院制约。因此这是一部总统独裁制宪法草案。 国防最高会议、国防最高委员会抗日战争全面爆以后中央政治会议（中央政治委员会）的最高立法权相应地移交给国防最高会议。国防最高会议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决定组建的全国国防最高决策机关对中央政治委员会负责。《国防最高会议组织条例》规定：“在作战期间关于党政军一切事项国防最高会议主席得不依平时程序以命令为便宜之措施。”11937年11月17月中央政治委员会停止开会其职权由国防最高会议代行。 1939年1月28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设置国防最高委员会代替原来的国防最高会议统一党政军之指挥并代行中央政治委员会的职权。《国防最高委员会组织大纲》也赋予委员长以紧急命令权并取消了“在作战期间”的限制。国防最高委员会在战时自行制定了多项法令除了法与条例以外还有规程、章程、规则、通则、准则、细则、大纲、纲要、标准、办法等多种名目命令与法律、命令与条例、法律与条例、法律与规则经常生抵触。这些法令多数根本不经立法院通过直接交国民政府公布有的事后交立法院按原文通过有的由国防最高委员会制定原则交立法院限期签注意见再由国防最高委员会作出决定。 立法院名义上具有的最高立法权在战时受到排斥。为了划清国防最高委员会与立法院在立法方面的权限蒋介石命令国防最高委员会所属的中央设计局、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召集有关人员研究制定了《国防最高委员会与立1《国防最高会议组织条例》（1937年8月12日）参见蒋纬国主编《国民革命战史第三部：抗日御侮》第3卷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9年版第23页。 法院关系之调整办法》1942年2月24日以立法院训令形式公布。调整办法规定：（1）国防最高委员会决定的立法原则立法院如有（不同）意见应尽向国防最高委员会陈述。（2）法律案如无紧急或特殊情形及《国防最高委员会组织大纲》规定的紧急命令事实仍应交立法院审议；关于前项紧急或特殊情形应由提案机关以书面详述理由呈请国防最高委员会核定。（3）国民政府依照国防最高委员会决定公布的法令应令知立法院立法院对于此项法令毋庸再行审议。同年3月11日立法院法制委员会7名委员联名呈文立法院院长孙科表示不同意这个调整办法认为法律仍应依立法程序经立法院审议通过。这个意见没有被采纳。 政治协商会议的五项决议与《中华民国宪法》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内各民主党派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的训政体制提出强烈批评结束训政、实施宪政的民主要求空前高涨。政治协商会议于1946年1月31日通过五项决议确定改组一党政府为多党政府按照国会制、内阁制、省自治制的原则制定宪法实行宪政。对于宪法草案的修改决议规定了如下原则：立法院为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由选民直接选举其职权相当于西方国家的议会；行政院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行政院长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任命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如立法院对行政院全体不信任时行政院或辞职或提请总统解散立法院但同一行政院长不得再次提请解散立法院；总统经行政院决议得依法颁布紧急命令但须于一个月内报告立法院；省可以制定省宪法省与中央权限依均权主义规定。按照这样的原则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最高立法权（当时由国防最高委员会代行）将被撤销民主选举产生的立法院将成为最高立法机关。两个月后这些决议被国民党推翻。1946年3月16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决定撤销国防最高委员会恢复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了与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完全相反的决议。11月15日国民党不顾各民主党派的抵制和反对在南京召开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12月25日通过了以五五宪草为基础的《中华民国宪法》。 在政治体制上《中华民国宪法》设计了近似于国会制和内阁制的条文实行的却仍是《五五宪草》规定的总统独裁制：（1）宪法规定行政院有条件地对立法院负责。这些规定是：行政院有向立法院提出施政方针及施政报告之责立法院有向行政院质询之权；立法院对于行政院重要政策不赞成时得以决议移请行政院变更行政院如不愿变更经总统核可可请立法院复议；行政院对于立法院议决的法律案、预算案、条约案如认为窒碍难行时可以经总统核可于1o日内移请立法院复议；复议时如有出席委员三分之二维持原决议行政院长应即接受该决议或辞职。（2）宪法赋予总统很大的权力：对外代表国家依法行使宣战、媾和、缔约、戒严、大赦、公布法律、布命令、任免文武官员等职权而且统率全国6海空军遇有紧急情形可以依法布紧急命令有权召集有关各院院长会商解决院与院间的争执有权提名行政院长、司法院正副院长及官、考试院正副院长及考试委员的人选。宪法虽然规定国家最高行政机关为行政院但是行政院向立法院提请复议须经总统核可总统实际上拥有对行政院的控制权。（3）宪法对总统行使职权也作出了一些限制。总统公布法律、布命令须经行政院院长或行政院院长及有关部会长副署；任命行政院院长须经立法院同意任命司法院正副院长及官、考试院正副院长及考试委员须经监察院同意；宣布戒严须经立法院的同意或追认立法院认为必要时得以决议移请总统解严；国家遇有天灾、疬疫或财政经济上有重大变故时总统可以依法布紧急命令进行必要的处置但须于布命令后一个月内提交立法院追认如立法院不同意该命令立即失效；监察院有权向国民大会提案弹劾总统、副总统。正因为有这样一些限制在1948年4月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提名总统候选人时蒋介石明确表示不愿出任总统。为此由国民党包办的“国民大会”在4月18日又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规定“在动员戡乱时期”总统不受宪法第39条或第43条所规定程序的限制即宣布戒严、实施紧急处分可以不经立法院通过或追认。这样宪法中对总统权力的主要限制被取消宪法设计的有限责任内阁制复归为总统独裁制。 第二节行政机构和行政制度国民政府初期的行政机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时在机构设置上参照了广州国民政府的做法。在国民政府内初设外交部、财政部、司法部、交通部、军事委员会、教育行政委员会、财政委员会、中央法制委员会。1927年1o月撤销教育行政委员会改设大学院。11月增设最高法院。1928年2月增设内政部、农矿部、工商部和建设委员会。4月设立中央研究院。8月增设禁烟委员会。9月增设侨务委员会。按照1928年2月4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修订通过的《国民政府组织法》还应设立监察院、考试院、审计院、法制局、蒙藏委员会但这些机构在国民政府改设五院以前没有建立。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领导体制经历了多次变更。国民政府最初不设主席而以胡汉民等4人为常务委员日常政务由常务委员以会议形式集体处理政府决策权掌握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手中。宁汉合流后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决定改组南京、武汉两政府成立统一的国民政府。1927年9月2o日改组后的国民政府成立。国民政府设委员47人其中常务委员5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设委员67人其中主席团委员14人。这样庞大的政府机构完全是为了安置和平衡各派势力。由于权力分赃不均特委会政府争吵不休。1928年2月7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再次改组国民政府推举谭延闿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 训政时期的三级中央政制训政时期的南京国民政府实行三级中央政制。国民政府主席、委员及国民政府直辖机关构成第一级权力机构立法院、行政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院长、副院长及委员构成第二级权力机构五院所属的各部、各委员会构成第三级权力机构。五院制国民政府成立时直属机关除具体办事机构文官处外还设置了参军处、参谋本部、训练总监部、军事参议院等军事机构和国立中央研究院、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等行政机构。以后又6续增设了主计处、稽勋委员会、政务官惩戒委员会、国史馆筹备委员会、西京筹备委员会等机构。原属行政院的建设委员会、全国经济委员会后来划归国民政府直辖。 国民政府主席是国家元对内对外代表国家但主席的职权并不固定依蒋介石是否担任主席而变化。按照1928年1o月8日公布的《国民政府组织法》国民政府主席为国务会议主席兼任6海空军总司令公布法律、布命令由国民政府主席及五院院长署名执行。1o月1o日蒋介石就任国民政府主席。1931年6月14日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扩大了国民政府主席的职权。规定：国民政府五院院长、副院长、6海空军副司令及直属于国民政府的各院、部、委员会长由国民政府主席提请国民政府任命；公布法律、布命令不须五院院长副署直接由国民政府主席署名执行。蒋介石的揽权独裁活动引起国民党内其他政派的强烈反对反蒋各派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12月15日蒋介石被迫宣告下野。26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根据粤方意见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改国民政府主席为虚位元。规定：国民政府主席不负实际政治责任不兼任其他官职任期二年得连任一次；五院院长、副院长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在宪法未颁布以前五院各自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会议改选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 在五院制下行政院是国民政府最高行政机关。1928年1o月25日行政院正式成立第一任院长是谭延闿。行政院由行政院正副院长和所属各部、各委员会组成。行政院执行政务的决策机构是行政院会议由正副院长、各部部长、各委员会委员长组成。开会时以院长为主席院长因故不能执行职务时由副院长代理。行政院会议的职权主要是议决下列事项：（1）提交于立法院的法律案、预算案、大赦案、宣战案、媾和案、条约案及其他重要国际事项；（2）荐任以上行政官吏和司法官吏的任免；（3）处理所属各部、会之间及各委员会之间不能解决的事项；（4）其他依照法律或行政院长认为应付行政院会议议决事项。谭延闿在任时行政院院长的权力较小。院长主持行政院会议综理全院事务监督所属机关但行政院所有命令及处分须经全体部长或有关部部长副署始生效力。193o年9月22日谭延闿病逝。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于11月17日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扩大了行政院院长的权力。规定：行政院会议改称国务会议原来的国务会议改称国民政府会议；行政院各部设部长1人政务次长、常务次长各1人各委员会设委员长、副委员长各1人均由行政院院长提请国民政府任免。会议推举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院长。这样蒋介石不仅操纵着国民政府的第一级、第二级权力机构而且控制了第三级权力机构。蒋介石下野后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于1931年12月16日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恢复行政院会议旧称改国民政府会议为国民政府委员会议规定行政院院长负实际政治责任并推举孙科继任行政院院长。1932年1月25日孙科辞职。28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改任汪精卫为行政院院长。1935年12月1日汪精卫辞职。7日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复任蒋介石为行政院院长。经过几番周折蒋介石重新执掌了行政院。 行政院下设部和委员会分管各项行政事务。行政院成立时除办事机构秘书处、政务处以外设有内政、外交、军政、财政、农矿、工商、交通、铁道、教育、卫生1o部和蒙藏、侨务、禁烟、建设4个委员会。1929年1月11日增设赈灾委员会（后改称赈务委员会）。4月12日裁撤军政部海军署增设海军部。193o年11月17日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决定调整行政院机构将农矿部与工商部合并为实业部卫生部改为卫生署并入内政部建设委员会划归国民政府直辖。此后行政院机构变化不大。到抗日战争全面爆时行政院共有9部和4个委员会。行政院各部设部长、政务次长、常务次长各1人部长综理部务次长协助部长工作。部的下面按照不同情况设厅、署、司、处置秘书、参事、厅长、署长、司长、处长、科长、科员、技监、技士、技佐、编审、视察、督学等各类人员。行政院各委员会设委员长、副委员长各1人委员和常务委员若干人委员长在副委员长协助下领导和管理本会工作。会的下面分设处、科置秘书、参事、处长、科长、科员等各类人员。蒙藏、侨务、赈务委员会还在地方设立了一些派出机构。 ------------ 11 抗战时期的战时体制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转入战时体制。1937年8月12日国民政府设立国防最高会议作为全国国防最高决策机关蒋介石任主席汪精卫任副主席。国防最高会议由党政军三方面负责人组成成员包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的常务委员、秘书长、中央各部部长国民政府五院正副院长、行政院秘书长及各部部长、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委员长、常务委员参谋本部总长、训练总监部总监、军事参议院院长。国防最高会议组成后国民政府五院直接接受其领导五院分别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的规定失去效力。11月2o日国民政府迁都重庆。12月13日南京沦陷。1938年元旦蒋介石辞去行政院院长兼职孔祥熙继任。同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中央机构调整案》规定：撤销铁道部、实业部和直属于国民政府的建设委员会、全国经济委员会；设立经济部将实业部、建设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第三部及第四部、资源委员会、全国经济委员会的水利部分划归经济部；铁道部及全国经济委员会的公路部分改隶交通部；撤销海军部将其所管事务划归军事委员会所属的海军总司令部办理；原属军事委员会的禁烟总会改隶内政部贸易调整委员会及对外易货委员会改隶财政部。1月14日国民政府修订公布《行政院组织法》规定行政院只设内政、外交、军政、财政、经济、教育、交通7部和蒙藏、侨务2个委员会。2月24日赈务委员会改称赈济委员会仍隶属行政院。 为了增强抗战力量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初期设置了一个以国民党为主、容纳国内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的咨询机关——国民参政会。1938年7月6日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会议在汉口开幕。第一届参政会有参政员2oo人参政员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汪精卫任议长。按照组织条例国民参政会的职权主要有三项：（1）在抗战期间政府对内对外重要施政方针于实施前应提交国民参政会审议。前项决议案经国防最高会议通过后依其性质交主管机关制定法律或颁布命令行之。但是“遇有紧急特殊情形国防最高会议主席得依《国防最高会议组织条例》以命令为便宜之措施。”（2）国民参政会得提出建议案于政府。（3）国民参政会有听取政府施政报告暨向政府提出询问案的权力。国民参政会每半年开会一次闭会期间设驻会委员会。它下设五个审查委员会分别审查关于军事国防、外交国际、内政、财政经济、教育文化等项议案。国民参政会没有立法权和监督权不是所谓的“战时国会”但它为各党各派评议时政提供了合法讲坛。广州、武汉失守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叛国投敌。1939年1月28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设立国防最高委员会统一党政军的指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属各部各委员会及国民政府五院、军事委员会及其所属各部各委员会兼受国防最高委员会指挥总动员委员会直隶于国防最高委员会。与国防最高会议不同之处在于：（1）国防最高委员会不设副职实行委员长集权制委员长可以提名任命委员常务委员由委员长于委员中指定。（2）除委员外国防最高委员会另以党政军各方面负有实际责任的领导人为执行委员负责执行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决议经委员长指定的执行委员还可以列席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议。（3）国防最高会议没有常设机构国防最高委员会设立了机构庞大的秘书厅。2月7日国防最高委员会成立蒋介石任委员长。3月11日国防最高委员会下设国民精神总动员会蒋介石兼任委员长。11月2o日孔祥熙辞职蒋介石复任行政院院长。此后行政院的直属机构进行了局部调整。194o年3月将原属经济部的农林部分划出设立农林部。4月原属内政部的卫生署划归行政院直辖。7月增设全国粮食管理局统筹全国粮食的产销储运。9月6日国民政府明令以重庆为陪都。1o月行政院增设重庆陪都建设委员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社会部改隶行政院。1941年5月撤销全国粮食管理局增设粮食部。7月增设全国水利委员会。12月撤销内政部原设的地政司改于行政院下设地政署。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曾决定增设经济作战部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曾决定增设贸易部但这两部均未成立。到1941年底行政院的直属机构增加为1o部5会2署。 行政三联制的推行战时国民政府虽然实行高度集权但是由于官僚机构臃肿、从政人员并没有收到集权政府应有的行政效能。194o年7月6日根据蒋介石的提议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决定试行行政三联制。所谓行政三联制是将行政管理的设计、执行、考核三个环节紧密连接起来设计是行政活动的开始执行是对设计的实施考核既是对执行情况的检验又是对下一个设计的反馈。如此尾相连形成一个有机的行政系统。它的运行程序是：在每一个年度开始前先由中央设计局拟就施政方针经国防最高委员会讨论修改后交各级政府各级政府据此拟定详细施政计划及所需经费概算逐级审核后送达中央设计局再由中央设计局审查、整理成全国施政计划呈报国防最高委员会核准交各级政府执行同时通报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据此对各级政府施政状况进行考评。1941年2月15日和22日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和中央设计局先后成立。按照组织大纲中央设计局是主持政治经济建设计划的设计及审核的最高机关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是考核检定设计方案的实施进度、考核党政机关经费人事的最高机关。在行政三联制下国民政府五院、国民党中央各部会、地方各级政府和党部都成了纯粹的执行机关。对此立法院、监察院明确表示不满司法院、考试院和国民党中央各部、各委员会都消极抵制。1942年11月27日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强令推行行政三联制规定对“不遵送计划与不遵照计划执行之主管与机关”予以严格惩处。1943年各机关相继设立了设计考核委员会或设计考核处负责本机关的施政设计和工作考核。实行行政三联制并没有革除公文往返、办事拖沓、敷衍塞责的弊端。由于蒋介石一身兼任中央设计局总裁、行政院院长和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委员长使三联归于一统加强了蒋介石的个人集权。1943年8月1日林森逝世蒋介石代理国民政府主席。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于9月1o日再次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主席为6海空军大元帅；国民政府五院院长、副院长由主席于国民政府委员中提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国民政府主席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五院院长对国民政府主席负责；主席任期3年连选得连任。会议推举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院长。这样蒋介石将党政军最高职位全部收归己有。直到1945年5月31日蒋介石才辞去行政院院长兼职由宋子文继任。 战后的行政机构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于1946年5月5日迁回南京22日原属经济部的资源委员会改隶行政院。31日国民政府明令撤销军事委员会及其所属各部、各委员会和行政院的军政部改于行政院下设国防部。6月26日内战重新爆。在国民党的统治陷入严重危机的情况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于1947年4月17日决定改组国民政府使其成为由训政向宪政过渡的政府。具体措施是：（1）撤销包揽一切的国防最高委员会以国民政府委员会为国民政府最高国务机关。其职权为讨论及决议立法原则、施政方针、军政大计、财政计划及预算、院与院之间不能解决事项并决定各部、各委员会长官及不管部会的政务委员和立法委员、监察委员的任用。国民政府设委员29人其中国民党17人青年党、民社党、无党派人士各4人国民政府正副主席、五院院长及主要部部长均由国民党委员担任。（2）改行政院会议为政务委员会以行政院负行政的全责。行政院下设内政、外交、国防、财政、教育、农林、工商、交通、社会、水利、卫生、地政、粮食、司法行政、主计15部和蒙藏、侨务、资源3个委员会。其中工商部由原经济部更名而来水利部由原全国水利委员会改组而来卫生部、地政部由原卫生署、地政署升格而来司法行政部由司法院改隶而来主计部由国民政府主计处改隶而来。（3）国民政府委员会吸纳了少量非国民党委员立法院、行政院、监察院也都增加了一些非国民党的立法委员、政务委员、监察委员。这次改组政府没有经过民主选举是由国民党一党包办的改组后蒋介石仍任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任副主席张群任行政院院长非国民党委员多担任副职或闲职没有改变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局面。 第三节军事机构和军事制度军政时期的军事机构和制度南京国民政府的最高军事机关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1927年7月12日公布的《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规定：军事委员会为军事最高机关负全国6海空军编制、统御、教育、经理、卫生及充实国防之责；军事委员会委员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委员互选5至7人为常委常委互选1人为主席；执行决议、布命令时由常务委员全体署名。军事委员会下设政治部、军务厅、总务厅、参谋厅、军事教育厅、海军处、航空处等直属机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名义上隶属于军事委员会实际上独立行使统帅权。军政时期的南京国民政府实行总司令集权制。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于1927年5月2日修改通过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规定：凡编入作战军战斗序列的6海空军均归总司令统辖指导对于此等军队的统御、经理、教育、卫生等事项负完全责任；未加入作战序列的各军仍由军事委员会直辖但应作战上的要求总司令得咨请军事委员会调遣。这次会议还决定在总司令部内增设战时政务委员会由国民政府特派内政、外交、财政、交通等部负责人员组成受总司令指挥处理作战区域政务。这个机构是蒋介石依靠军队操纵政府的中间机构在特委会政府成立时被撤销。蒋介石复出后又于1928年3月2o日设立战地政务委员会。该会下设内政、外交、财政、司法、交通、教育、农矿、工商、建设9处分别由国民政府相关各部和委员会选派能代表该机构的委员组成负责处理作战地域各项政务直属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通过操纵战地政务委员会蒋介石间接控制了国民政府。北伐军攻占北平、天津以后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于6月27日通过决议撤销了战地政务委员会。 国民政府的中央军称为国民革命军中央军的军制比较规范。6军和海军军官分为将、校、尉3等12级即上将（特级、一级、二级）、中将、少将、上校、中校、少校、上尉、中尉、少尉、准尉。空军不设上将、中将最高官职为少将校官、尉官与6军和海军相同。士兵分为士和兵2等5级即上士、中士、下士、上等兵、一等兵。宁汉合流后军事委员会全体会议于1927年1o月9日决定整编军队。规定：各部队以军为单位军以上分路用数字加以区别各路负责者称总指挥。军的编制每军辖三师、一教导团、一骑兵队、一炮兵团、一工兵营、一通信队、一宪兵队、一军乐队；师的编制分为两种甲种师辖四团乙种师辖三团、一特务营、一炮兵营；团的编制每团辖三营、一迫击炮连、一机关枪连、一卫生队；营的编制每营辖三连。1928年2月28日国民政府编组北伐军。第一集团军辖18个军总司令为蒋介石；第二集团军辖25个军总司令为冯玉祥；第三集团军辖11个军总司令为阎锡山。4月8日组建第四集团军辖8个军、2个独立师总司令为李宗仁。北伐过程中国民政府所属部队急剧膨胀。7月2日何应钦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周上报告说全国已有84个军军队人数达22o万人以上。蒋介石掌握中央政权后力主“削藩”。1929年8月蒋介石召集编遣实施会议决定将全国6军编为65个师每师11ooo人。这个计划因军阀混战未能实施。1932年6月4日军事委员会统一军队编制规定以军为直辖单位每军辖2个师先将中央军编为48军96师每师增设工兵、辎重、通信等特种营分驻全国各地。 国民政府改设五院后撤销了军事委员会将其所管事务分别移交军政部、参谋本部、训练总监部、军事参议院办理。军政部隶属于行政院掌管6海空军行政事宜下设6军署、海军署、航空署、军需署、兵工署、审查处、总务处。参谋本部、训练总监部、军事参议院直属于国民政府这三个机构都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于1928年1o月18日决定设置的。参谋本部掌管国防及用兵事宜原称参谋部12月3日改称参谋本部。参谋本部设总长、次长各1人参谋若干人。总长综理部务统辖全国参谋人员及驻外使馆武官并管辖6军大学、6地测量总局、中央通信所等直属机关次长协助总长工作。下设各厅局。军事参议院是国民政府最高军事咨议建议机关设院长、副院长（均由上将担任）各1人参议9o至18o人咨议6o至15o人。参议、咨议均由曾任上校以上军官充任下设总务厅、军事厅和研究委员会。训练总监部掌管全队教育、国民军事教育及所辖学校教育设总监1人、副监2人、参事6人。总监综理部务副监辅助总监处理部务参事负责审核与本部有关的法令章制及考察军事教育并陈述意见。下设总务厅和步兵、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交通兵、通令兵各兵监。 1932年2月6日国民政府恢复设置军事委员会并扩大其组织和职权。同年3月12日公布的《军事委员会暂行组织大纲》规定：军事委员会设委员长1人委员7至9人由中央政治会议选定、国民政府特任；此外行政院院长、参谋总长、军政部长、训练总监部总监、海军部长、军事参议院院长为当然委员；委员互推3至5人为常务委员辅助委员长筹划一切事宜。军事委员会的职权为议决下列事项：国防绥靖的统率事宜军事章制、军事教育方针的最高决定军事建设、军队编遣的最高决定中将及独立任务少将以上任免的审核。重新设置的军事委员会实行委员长集权制军令事项由委员长负责执行其他事项由委员长召集会议讨论决定蒋介石任委员长。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南京警备司令部、杭州警备司令部、平津卫戍司令部等驻防重要城市的军事机关归军事委员会直辖。11月1日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增设国防设计委员会蒋介石兼任委员长。1935年4月国防设计委员会与军政部兵工署的资源司合并改称资源委员会隶属军事委员会。 军事委员会在其驻地以外设立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剿匪总司令部”、“绥靖主任公署”等派出机关。委员长行营是蒋介石策划、部署、指挥“围剿”红军的前进基地它的设置常因军事行动的需要而变更。193o年8月设立汉口行营主要负责“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1931年2月设立南昌行营主要负责“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1932年4月汉口行营撤销改在汉口设立“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红军长征后南昌行营于1935年2月撤销。同年3月设立武昌行营1o月撤销。11月设立重庆行营。1936年1o月和1937年1月增设广州行营、西安行营。“剿匪总司令部”是对红军进行武装“围剿”和对革命根据地包围进攻的指挥机关。1932年4月国民政府特任何应钦、蒋介石为“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和“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1932年7月至1933年3月以这两个总司令部为指挥机关动了对鄂豫皖、洪湖、湘鄂西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全面进攻。“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于1933年8月撤销“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于1935年2月撤销。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国民政府于1935年11月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继续“围剿”红军。“绥靖主任公署”是军事委员会派驻地方的省级军事机构“绥靖主任”对于所辖区域党政要务有便宜处置权。“绥靖公署”初设于1931年11月最早设立的是驻赣、驻豫、驻鄂“绥靖公署”。到1937年6月先后设立了驻赣、驻豫、驻鄂、北平、太原、广州、南宁、驻闽、贵州、冀察、豫皖、滇黔川康、甘肃、西安、江苏等“绥靖公署”。其中驻赣、北平、甘肃、西安“绥靖公署”设立不久便撤销。 国民政府原实行募兵制后改行征兵制。1936年3月1日国民政府明令实施《兵役法》规定年满18岁至45岁的男子均有服兵役的义务。兵役分为常备兵役和国民兵役常备兵役又分为现役、预备役两种。凡年满2o岁至25岁的男子经检定合格后入营服现役服役期限为3年。9月8日国民政府颁布“征兵令”。军政部划全国为6o个师管区并先在苏、浙、皖、赣、豫、鄂六省择地建立师、团管区司令部掌管征兵事宜。到12月止共征得新兵5oooo人各就管区入营。 抗战时期的军事机构和制度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以军事委员会为最高统帅部以蒋介石为6海空军大元帅统一指挥全国6海空军。行政院所属的军政部、海军部归军事委员会兼管。1937年8月2o日军事委员会颁布战区及战斗序列。第一战区为河北及鲁北地区司令长官由蒋介石兼下辖第一、二、十四集团军；第二战区为晋察绥地区司令长官为阎锡山下辖第六、七、十八集团军；第三战区为京沪杭地区司令长官为冯玉祥（后改由蒋介石兼）下辖第八、九、十、十五、十九集团军；第四战区为闽粤地区司令长官为何应钦下辖第四、十二集团军；第五战区为鲁南及苏北地区司令长官由蒋介石兼（后改为李宗仁）下辖第三、五集团军；另将西南各省部队编为四个预备军随时听候调遣。22日军事委员会布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25日朱德、彭德怀就任第八路军正副总指挥下辖3个师。9月11日第八路军改称第十八集团军隶属于第二战区。17日军事委员会划津浦路北段为第六战区以冯玉祥为司令长官。1o月2日军事委员会又布命令将留在南方八省的游击队改编为6军新编第四军。26日增设第七战区以刘湘为司令长官下辖第八、十五、二十三集团军在长江下游沿岸布防。 为了适应战时需要军事委员会于1937年9月8日进行改组。改组后的军事委员会下设第一部（负责作战）、第二部（负责政略）、第三部（负责国防工业）、第四部（负责国防经济）、第五部（负责国际宣传）、第六部（负责民众训练）、后方勤务部、卫生勤务部及国家总动员设计委员会。9月17日增设军法执行总监部和农产、工矿、贸易3个调整委员会。11月16日撤销第二部、第五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宣传部、民众训练部划归军事委员会指挥。1938年1月军事委员会调整直属机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宣传部、民众训练部脱离军事委员会管辖原属国民政府的参谋本部、训练总监部、军事参议院划归军事委员会管辖；参谋本部与第一部合并为军令部训练总监部改称军训部；增设政治部第六部并入政治部；撤销第三部、第四部；农产、工矿调整委员会改隶经济部贸易调整委员会改隶财政部。2月6日政治部成立。政治部掌管6海空军的政治训练、抗战宣传及政治情报兼管国民军训、民众组训和战地服务设部长1人、副部长2人、指导委员若干人陈诚任部长员周恩来、第三党的黄琪翔任副部长。经过调整军事委员会不再兼管党政事务而专注于军事指挥。军事委员会随即重新划分了战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为程潜在平汉路作战；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为阎锡山在山西作战；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为顾祝同在苏浙作战；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为何应钦在粤桂作战；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为李宗仁在津浦路作战；第六、第七战区撤销增设第八战区司令长官由蒋介石兼守备甘宁青地区。6月14日增设第九战区以陈诚为司令长官组织武汉保卫战。 抗日战争初期军事委员会对6海空军分别进行了整建。战前国民政府所属6军共有49个军下辖步兵182个师又46个独立旅、骑兵9个师又4个独立旅、炮兵4个旅又2o个独立团总兵力17o万人1。抗战开始后红军和广东、广西、云南、四川省地方部队相继接受改编总兵力达到2oo万人。海军在战前有舰艇74艘编为3个舰队总排水量为59o15吨2。到19371蒋纬国主编：《国民革命战史第三部：抗日御侮》第1卷第122页、第3卷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9年版第1o8—112页。 2蒋纬国主编：《国民革命战史第三部：抗日御侮》第1卷第122页、第3卷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9年版第1o8—112页。 年12月止或为日军飞机炸毁或为作战需要阻塞航道或为战况所迫自行凿沉已损失舰艇25艘。1938年1月海军部撤销海军的三个舰队缩编为两个舰队另设两个海军6战队独立旅及练习营、鱼雷营、特务营、布雷营。“七七”事变以前全国航空委员会共有各类飞机314架编为9个大队1。为指挥空军作战军事委员会曾设立空军前敌总指挥部。1938年3月空军前敌总指挥部撤销改设空军第一、二、三路司令部同时将原有的空军第一军区司令部改组为空军第四路司令部。5月增设轰炸、驱逐两个总队。 为了及时补充兵员和稳定后方统治1938年军事委员会在河南、安徽、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四川、湖北、陕西、浙江、贵州、广西等省分别建立军管区下辖若干师、团管区由各省的省政府主席兼任军管区司令实行军事管制。1月湖北军管区率先成立。到1938年底已设军管区12个、师管区35个、团管区133个。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1938年11月军令部在南岳召集军事会议。会议决定撤销广州、重庆、西安行营增设直属于军事委员会的战地党政委员会并根据战局变化对战区进行了调整。第一战区辖河南及安徽一部司令长官为卫立煌；第二战区辖山西及陕西一部司令长官为阎锡山；第三战区辖苏南、皖南及浙闽两省司令长官为顾祝同；第四战区辖广东、广西两省司令长官为张奎；第五战区辖皖西、鄂北及豫南司令长官为李宗仁；第八战区辖甘宁青及绥远一部司令长官为朱绍良；第九战区辖鄂南及湘赣两省司令长官为陈诚（由薛岳代理）；第十战区辖陕西省司令长官为蒋鼎文；另设鲁苏战区、冀察战区分别以于学忠、鹿钟麟为总司令。因南北战区相距数千里难于统一指挥1938年12月军事委员会设立桂林行营、天水行营分任西南、西北各战区的作战指挥。桂林行营统辖第三、四、九战区天水行营统辖第一、二、五、八、十战区及鲁苏、冀察战区。1939年2月撤销重庆行营改在成都及西昌设立行辕。1o月恢复设置第六战区以陈诚为司令长官。12月增设昆明行营。194o年4月撤销桂林行营、天水行营。5月15日撤销第十战区。1941年9月军事委员会废除团管区。到1942年底共设军管区16个、师管区112个。太平洋战争的爆使中国单独坚持了4年多的抗日战争演变为中、美、英、荷、澳等国的联合对日作战。根据美英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同盟国决定在中国、泰国、越南和缅甸北部地区组建中国战区统帅部。1942年1月3日蒋介石就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3月4日美国6军中将史迪威到达重庆就任中国战区盟军参谋长和中缅印战区美军指挥官。在缅甸中、美、英三队进行了协同作战。应英国方面请求国民政府派遣第五军、1蒋纬国主编：《国民革命战史第三部：抗日御侮》第1卷第122页、第3卷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9年版第1o8—112页。 第六军、第六十六军共约1o万人组成中国远征军入缅参加对日作战。盟军在缅甸战场作战失利后中国远征军一部退守云南怒江沿岸一部撤往印度东北部边境。6月29日撤往印度的中国远征军编组为中国驻印军史迪威任司令长官。盟军在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转入战略反攻后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成功地组织了局部反攻。到1945年1月解放缅甸和中国领土16.3万平方公里打通了中印公路。 为了配合盟军进行战略反攻1944年12月25日国民政府在昆明设立中国6军总司令部负责西南地区各部队的统一指挥由参谋总长何应钦兼任6军总司令。其所辖部队编组为第一、二、三、四方面军共有28个军下辖86个师及其他特种部队。1945年1月军事委员会再次调整战区及战斗序列撤销第四战区、鲁苏战区恢复设置第十战区增设汉中行营、赣州行辕。4月广西境内日军后撤第三方面军所属部队跟进追击。7月底收复桂林。 抗日战争胜利前后重庆国民政府在军事上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 1945年6月26日增设第十一、十二战区分别以孙连仲、傅作义为司令长官准备接收华北。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9日蒋介石划中国战区为15个受降区由国民党所属部队分别接收侵华日军128万余人投降。其中第十一战区接收平津和冀鲁第十二战区接收热河、绥远和察哈尔。为了抢占战略要地军事委员会于1945年9月设立北平行营、东北行营。1o月撤销昆明行营。12月设立武汉行营。1946年3月设立西北行营。4月撤销成都行辕改设重庆行营。 战后军事机构的改组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对军事机构进行了改组。1946年5月3o日撤销军事委员会和隶属行政院的军政部改于行政院下设国防部。根据《国防部组织概要》国防部承国民政府主席命令综理军令事宜并承行政院院长命令综理军政事宜。国防部设部长1人、次长3人、参谋总长1人、参谋次长3人下设6厅8局各厅分管人事、情报、计划、作战、补给、编训事宜各局分管新闻、民事、保安、预算、史料、监察、兵役、测量事宜另设6军、海军、空军、后方勤务4个总司令部。军事委员会撤销后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改称国民政府主席行辕军事参议院改称战略顾问委员会划归国民政府直辖。 第四节司法机构和司法制度司法机构南京国民政府的最高司法机关是司法院。1928年1o月8日公布的《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司法院设院长、副院长各1人院长因故不能执行职务时由副院长代理；司法院掌理司法审判、司法行政、官吏惩戒、行政审判等项职权；关于特赦、减刑及恢复公民权等事项由司法院院长提请国民政府核准后施行。1o月1o日王宠惠就任司法院院长。除秘书处、参事处以外司法院原拟设司法行政署、司法审判署、行政审判署、官吏惩戒委员会。11月7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将司法行政署改为司法行政部司法审判署改为最高法院行政审判署改为行政法院官吏惩戒委员会改为公务员惩戒委员会。16日司法院正式成立。1931年12月26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决定将司法行政部改隶行政院并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司法院设最高法院、行政法院、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司法院院长兼任最高法院院长副院长兼任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委员长。1934年1o月4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又决定司法行政部重归司法院。11月原隶司法行政部的法官训练所改归司法院直辖。1935年12月司法院增设法规委员会。这样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前司法院的直属机构主要有2院1部2个委员会。 司法院直属机构成立时间有早有晚内部组织各不相同。最高法院成立于1928年11月17日是国民政府终审审判机关负责对民事、刑事案件的终审审判。最高法院设院长1人由司法院院长提请国民政府任命院长综理全院事务但不得指挥审判；下设民事庭4个、刑事庭4个每庭置推事5人其中1人为庭长。各庭审判时以庭长为审判长采取合议制推事参加审判和评议。1933年7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扩大最高法院组织将民事庭增为5个刑事庭增为7个。此外最高法院配设检察署置检察长1人检察官7至9人。司法行政部成立于1928年11月19日掌管全国司法行政事务并对地方最高级行政长官执行本部主管事务进行指导和监督。司法行政部设部长、政务次长、常务次长各1人均由司法院院长提请国民政府任免。部长综理部务并监督所属职员和各机关次长辅助部长处理部务。下设总务、民事、刑事、监狱4司置秘书、参事、司长若干人。按照《司法行政部组织法》该部就主管事务认为各地方最高级行政长官的命令或处分违背法令或逾越权限时可请司法院院长提经国务会议议决后予以停止或撤销。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分为中央和地方两种：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成立于1931年6月9日掌管全国荐任职以上公务员和中央各官署委任职公务员的惩戒事宜。设委员长1人、委员11至17人其中6至9人简任余由现任最高法院院长及推事中简派。地方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分设于各省和直辖市掌理各该省委任职公务员的惩戒事宜。其委员长由省高等法院或市地方法院院长兼任委员从庭长和推事中选派。委员长综理会务但不得干涉惩戒事项；审议惩戒议案时在中央应有7名以上委员、在地方应有5名以上委员出席。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前共有23个省市设立了地方公务员惩戒委员会。行政法院成立于1933年6月23日掌管全国行政诉讼的审判事宜。所谓行政审判是指对由于中央或地方官署的违法或不当处分而损害其权利而提起的诉愿进行审判。行政法院设院长1人由司法院院长提请国民政府任命。院长综理全院事务并兼任评事；下设2个审判庭每庭置评事5人其中1人为庭长。进行审判时以庭长为审判长采取合议制评事参加审判和评议；按照规定每庭的评事中必须有2人曾担任过法官。 司法制度南京国民政府的各级司法机关均由审判和检察两个部分组成。在国民政府所在地设最高法院在各省或特别区域设高等法院在县或市设地方法院；区域狭小的县市合数县市设地方法院；区域辽阔的省、特别区域及县市设高等法院分院和地方法院分院。国民政府最初实行四级三审制。即以地方法院简易庭、县法院、兼理司法的县政府承审员为第一级地方法院为第二级高等法院为第三级最高法院为第四级；同一案件只能经过三级审判如果以地方法院简易庭、县法院、兼理司法的县政府承审员为初审则地方法院为二审、高等法院为终审如果以地方法院为初审则高等法院为二审、最高法院为终审。1932年12月28日国民政府颁布《法院组织法》改四级三审制为三级三审制。即以地方法院为第一级高等法院为第二级最高法院为第三级；凡不服地方法院一审判决的案件可上诉于高等法院不服高等法院二审判决的案件可上诉于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设置检察署高等法院和地方法院设置检察官。检察官独立行使职权其职责为：实施侦察提起公诉实行公诉协助自诉担当自诉指挥刑事裁判的执行。各级法院在执行职务时均受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督。司法院院长监督最高法院院长及最高法院司法行政部部长监督高等法院及以下各级法院和分院检察长监督全国检察官高等法院席检察官监督该省或该特别区域内所有检察官。 对民事、刑事案件和“反革命案件”的审判对于民事、刑事案件和“反革命案件”的审判主要依据《民法》、《刑法》、《暂行反革命治罪法》、《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民法》包括总则、债、物权、亲属、继承等5编共1225条。各编公布和实施的时间不同最晚的第五编于193o年12月26日公布1931年5月5日施行。民法保护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各项经济利益宣布私有财产、私有土地不受侵占和侵害赋予地主和资本家自由雇佣及解雇工人的权力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及高利贷制度。民法公开维护半封建的婚姻家庭制度规定男女青年在满2o岁以前订婚、结婚、离婚都须得到法定代理人的同意；在家庭中妻以夫的姓冠于本姓前面以夫的住所为住所联合财产由夫管理；子女从父姓父母得于必要范围内惩戒其子女。《刑法》于1928年3月1o日公布同年9月1日施行共3o章387条。刑法设置了7种刑罗列了34种罪。刑分为主刑和从刑主刑包括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及罚金从刑包括褫夺公民权和没收财物。有期徒刑的期限一般为2个月以上、15年以下遇有加重时可加到2o年。罪主要有内乱罪、外患罪、妨害国交罪、渎职罪、妨害公务罪、妨害选举罪、妨害秩序罪、妨害风化罪、妨害婚姻及家庭罪、鸦片罪、赌博罪、杀人罪、伤害罪、堕胎罪、遗弃罪、盗窃罪、侵占罪、恐吓罪、赃物罪等。为了镇压人民革命民主运动南京国民政府在刑法规定的34种罪名以外还设立了“反革命罪”。《暂行反革命治罪法》于1928年3月9日公布同日施行共13条。其中规定：凡意愿颠覆国民党及破坏三民主义而起暴动者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及不利于国民革命之主张者以“反革命”为目的组织团体和集会者均为“反革命”分别处以死刑、无期徒刑或1年以上有期徒刑。1931年1月31日国民政府公布《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于3月1日施行同时废止《暂行反革命治罪法》。该法进一步加重了“反革命罪”的刑罚规定对以“危害民国”为目的“扰乱治安”、“煽惑军人”、“煽惑他人”、“破坏交通”者分别处以死刑、无期徒刑或1o年以上有期徒刑；对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或集会或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者处以5年以上15年以下有期徒刑。 对公务员的惩戒对于公务员的惩戒分为四个层次进行。南京国民政府规定所有公务员违法、渎职或失职案件均交惩戒机关处理。如果被弹劾人员是国民政府委员、五院正副院长、各部部长、各委员会委员长则送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处理；如果被弹劾人员是国民政府及五院所属各部次长、各委员会副委员长则送国民政府政务官惩戒委员会处理；全国荐任以上及中央各官署委任以上人员被弹劾交由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处理；各省及特别市委任人员被弹劾交由地方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处理。惩戒处分共有免职、降级、减俸、记过、申诫五种其中降级、减俸、记过不适用于选任的政务官及立法委员、监察委员降级不适用于特派的政务官。1933年6月8日国民政府颁布的《公务员惩戒法》规定：如果惩戒机关现被惩戒人员有刑事犯罪嫌疑应立即将其移送法院审理；在法院进行刑事侦察或审判期间惩戒机关不得开始惩戒程序；在法院宣布不予起诉、免予起诉或无罪释放后惩戒机关仍应进行惩戒处分。据统计从1932年9月到1937年2月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共布惩戒议决书446件涉及各类官吏69o人其中仅贪污受贿、违法犯罪的县长和代理县长就多达169人却只有13人被移送法院审理。1第五节考试机构和文官制度考试机构南京国民政府的最高考试机关是考试院。考试指官吏的选拔它是人事行政的一个职能但不是人事行政的全部内容。人事行政还包括官吏的甄别、登记、任免、考绩、升降、调转、抚恤、退休、奖惩、俸给等统称为铨叙。考试院的职权实际上包括考选和铨叙两项。1928年1o月8日公布的《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考试院设院长、副院长各1人院长因故不能执行职务时由副院长代理；考试院掌理考选铨叙事宜所有公务员均须经考试院考选铨叙方得任用。193o年3月6日考试院正式成立第一任院长是戴季陶。考试院下设考选委员会、铨叙部和秘书处、参事处。考选委员会、铨叙部与考试院同时成立。考选委员会设委员长、副委员长各1人委员5至7人由考试院院长提请国民政府任命另由考试院聘任专门委员2o至4o人。委员长一般由考试院院长兼任综理本会事务监督所属职员并负责执行考选委员会的决议事项。举行考试时由委员长和3至5名委员及专门委员合组典试委员会主持考试另由国民政府简派监察院监察委员若干人为监试委员监督考试。铨叙部掌理全国文官、司法官、外交官及其他公务员、考取人员的铨叙事宜。铨叙部设部长、政务次长、常务次长各1人由考试院院长提请国民政府任命。下设秘书处、登记司、甄核司、育才司及铨叙审查委员会。1935年9月18日国民政府布关于各省市设立铨叙分机关的命令规定：各省及行政院直辖各市设置铨叙委员会隶属于铨叙部办理该省市委任职公务员的铨叙事宜；各省市铨叙委员会由国民政府简派委员3至5人组成以1人为委员长由该省市简任职人员兼充；各省市铨叙委员会主任秘书由铨叙部荐任职人员充任其他职员抽调该省市公务员兼任。 考试及铨叙制度考选各类公职人员是考试院的基本职能。国民政府于1933年2月23日公布的《修正考试法》规定：凡是候选人员、任命人员及依法应领取证书的专门职业或技术人员均应经过考试取得资格。公职人员考试分为三种类型：公职候选人；任命人员指政务官以外的公务员；专门职业或技术人员包括律师、会计师、农工矿业技师、医师、药师、兽医、助产士、护士及其他依法应领取证书的人员。对公职候选人的考试分为甲、乙两种。经过甲种考试合格者成为省或县参议员候选人经过乙种考试合格者成为乡（镇）长或保长候选人。对任命人员、专门职业或技术人员的考试分为普通考试、高等考试、特种考试三种。没有中等以上学校毕业学历而参加普通考试、没有高等专科以上学校毕业学历而参加高等考试的人员在参加考试前还须经过检定考试。高等考试、普通考试均考三场：第一试考基本科目高等考试考6门即国文、党义、中国历史、中国地理、宪法和与该项工作有关的基本知识；普通考试考4门即将中国历史和中国地理合并并取消与该项工作有关的基本知识考试。第二试考专门科目高等考试设必考科目五六门选考科目一二门应考人员须参加7个科目考试；普通考试应考人员须参加5个科目考试。第三试为口试就应考人员第二试必考科目的相关内容及其经验进行口试。在三场考试中前一场考试不及格者不能参加下一场考试如有一场或两场考试及格在下次举行同样考试时可免试及格内容一次。1935年8月国民政府颁布《高等、普通卫生行政人员建设、统计、会计、审计人员考试条例》将专门技术人员考试的第一试改为专门科目7门第二试基本科目减为党义、中国史地和宪法3门口试并入第二试突出了专业知识内容。特种考试是对特殊职业人员进行的资格认定考试包括县长考试、邮务佐考试、信差考试、驾驶员考试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县长考试。县长考试高于高等考试。1935年9月7日国民政府颁布《县长考试条例》规定有下列资格之一者可参加县长考试：高等行政人员考试及格者；曾经各省荐任职考试及格并由考试院复核及格者；曾任简任职或曾任荐任职2年以上或曾任最高级委任职4年以上者。 对公职人员进行铨叙是考试院的重要职能。1933年3月11日公布、同年4月1日施行的《公务员任用法》规定：经普通考试、高等考试合格取得任用资格的人员应按期向铨叙部或铨叙分机关报到铨叙部和铨叙分机关按其考试种类及科目名次分别造册转呈国民政府或省市政府向中央或地方相当官署分。其中曾经担任一定时间公职、能够提供切实文件证明者经审查核实后可以分各机关直接任用。任用的程序分为试署和实授试署满一年者始得实授。初任人员均为试署并从最低级俸给叙起但曾任公务员积有年资及劳绩者得按其原级叙俸。没有任职经历或任职时间不够者分派到各机关学习学习期限一般为一年；学习期满成绩列为甲等者分别以荐任职或委任职试署列为乙等者继续学习半年列为丙等者继续学习一年；学期延长以两次为限如延长期期满后成绩仍列乙等以下则停止其学习及任用资格。此外各级官署现任公职人员除了褫夺公民权、亏空公款、因赃私处罚在案、吸食鸦片或其代用品者以外经过甄别、登记、审查合格后继续任用。其中简任职、荐任职人员由国民政府交铨叙部审查合格后分别任命委任职人员由其主管长官送铨叙部审查合格后委任。 应当指出的是考试并不是国民政府选拔任用公务员的主要办法。在各级官署中大量的公务员是通过私人推荐录用的这些人多数与主管长官有着特殊的关系对于他们的考核有名无实。公务员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凭所谓“革命”资历任用的人员。《公务员任用法》具体规定了按照资历确定职位的办法：曾于民国有特殊勋劳或致力国民革命1o年以上而有勋劳者可任用为简任职公务员；曾于民国有特殊勋劳或致力国民革命7年以上而有成绩者可任用为荐任职公务员；曾致力国民革命5年以上而有成绩者可任用为委任职公务员。这三种人的任用均不必经过考试从而开辟了国民党党务人员担任各级行政职务的通道。通过考试或甄审进入官署的人员中也有不少来自国民党各级党部。仅在1934年9月就有216名中央党部工作人员通过考试转任行政官吏分配在国民政府各院、部、委员会和各省市政府1。这种党官转任文官的现象在抗日战争时期尤其突出。从1938年4月到12月通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持的党务人员从政资格甄审就有6794名国民党党务人员取得了从政资格被分派到各省、市、县政府1。官等官俸制度南京国民政府的官等官俸制度大体上沿袭了北洋军阀政府的旧制。国民政府最高级官员包括国民政府主席、委员五院院长、副院长及委员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不列入官等序列。其他官员分为特任官、简任官、荐任官、委任官4等。特任官是由国民政府主席特别任命的高级官员包括国民政府文官长、主计长五院各部部长、各委员会委员长驻外大使等。简任官是由国民政府主席选拔任命的官员包括各部次长、各委员会副委员长各部各委员会秘书长、署长、参事、司长、局长、处长各省政府主席、委员及厅长、省政府秘书长、院辖市市长驻外公使等。荐任官是由国民政府及五院所属各部各委员会及各省政府、院辖市政府主管长官向国民政府主席荐报、请求其任命的官员包括县长、省辖市市长、省以上各官署的秘书、科长和中央各官署的巡视员等。委任官是由各官署主管长官直接任命的官员包括中央和地方各官署的科员等。选任官和特任官又称为政务官荐任以下各官统称为事务官。其中国民政府及五院所属各部、各委员会政务次长、副部长、副委员长视同政务官。政务官不必经过考试院考试或检定其资格事务官必须经过考试或检定。1929年8月国民政府颁布《文官俸给暂行条例》划文官为4等17级。规定：特任官不分级俸给8oo元；简任官分为4级俸给45o至675元级差75元；荐任官分为5级俸给2oo至4oo元级差5o元；委任官分为7级俸给6o至18o元级差2o元1。在各类公务员中外交官的官俸远高于其他人员。193o年12月国民政府公布《外交官、领事官官俸表》划外交官为4等11级。特任官1《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公报》第1676号1935年12月。 1《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公报》渝字第1o2号1938年11月。 1《文官俸给暂行条例》（1929年8月14日）参见商务印书馆编辑《中华民国现行法规大全》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237页。 大使不分级俸给8oo元勤务俸给16oo元月俸合计24oo元；简任官公使、参事、专任代办分为两级俸给56o至6oo元勤务俸给116o至12oo元月俸合计172o至18oo元；荐任官一等秘书、总领事、二等秘书、领事、三等秘书、副领事、随员分为五级俸给25o至37o元勤务俸给5oo至74o元月俸合计75o至111o元；委任官主事分为三级俸给16o至2oo元勤务俸给32o至4oo元月俸合计48o至6oo元2。1933年9月国民政府修订了《暂行文官官等官俸表》改文官官等为4等37级。除特任官不分级外简任官分为8级荐任官分为12级委任官分为16级。对公职人员的考核制度对现任公职人员的考绩分为年考和总考。所谓年考是每年12月对同一机关担任同样官等职务的人员进行的考核；所谓总考是对担任同样官等职务的人员每3年进行的考核。年考由本机关考核并报铨叙部登记总考由铨叙部或铨叙分机关考核。考核的内容包括工作、学识、操行其中工作成绩占5o分学识和操行成绩各占25分。年考和总考均以6o分为合格但是工作成绩不满3o分或学识、操行成绩不满15分者即使总分达到6o分仍以不合格论处。根据年考成绩主管机关可以对公职人员给予晋级、记功的奖励或给予记过、降级、解职的处罚；根据总考成绩铨叙部或铨叙分机关可以对公职人员给予升等、晋级、记功的奖励或给予记过、降级、解职的处罚也可以不予奖惩。荐任职或委任职人员因成绩优异应予升等又无缺额时或者已升至本职最高级别应予晋级又无级可晋时分别给予简任职或荐任职待遇。1928年6月国民政府颁布《简任人员来京接受任命规则》规定各省市和国民政府直辖机关派驻各省市新被简任的人员应填写详细履历及本人政见、施政方案、工作程序分呈国民政府主席及主管院部委员会备案并在接到任命通知后一定时间内亲自到南京晋谒国民政府主席接受其任命。 抚恤金制度公务员年老退休或因公伤残、死亡可以领取数额很少的抚恤金。抚恤金分终身恤金、一次恤金、遗族恤金三种。按照国民政府1931年12月19日修订公布的《官吏恤金条例》以下人员领取终身恤金：因公受伤致身体残废者因公患病致精神丧失者在职1o年以上、身体衰弱或残废者在2《外交官、领事官官俸表》（193o年12月27日）参见商务印书馆编辑《中华民国法规大全》第2册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256页。 职1o年以上勤劳卓著、6o岁以后自请退休者。普通官吏终身恤金金额为其退职时俸给的五分之一警官终身恤金为其俸给的二分之一或全额。普通官吏因公受伤但未达到身体残废或因公致病但未达到精神丧失程度者退职时可以领取2个月俸给的一次恤金警官可以领取3个月至6个月俸给的一次恤金。官吏因公亡故、在职1o年以上勤劳卓著而亡故、领取终身恤金未满5年而亡故其遗族每年可以领取遗族恤金直至其配偶亡故或改嫁、子女成年为止。普通官吏的遗族恤金为其最后任职俸给的十分之一警官的遗族恤金为其最后任职俸给的七分之一至三分之一。1947年6月26日国民政府颁布《公务员退休法》略微提高了抚恤金数额。根据官吏任职年限终身恤金的数额按其退职时俸给的45％至65％支付一次恤金的数额按其4个月至6个月俸给支付。年满65岁的官吏退休其一次恤金增加1个月俸额。第六节监察机构和监察制度监察机构监察院是南京国民政府名义上的最高监察机关。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国民党实行“以党治国”依照1929年3月27日修订通过的《中国国民党总章》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负责“稽核中央政府之施政方针及政绩是否根据本党政纲及政策”并“依据本党纪律决定各级党部或党员违背纪律之处分”也就是说对于中央政府施政方针及施政情况的监察权属于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监察院的职权仅限于弹劾权和审计权它对政府施政的监察是不完整的。1928年1o月8日公布的《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监察院设院长、副院长各1人院长因故不能执行职务时由副院长代理；监察院设监察委员19至29人由监察院院长提请国民政府主席依法任免；监察院会议由监察委员组成监察院院长为会议主席；监察委员不得兼任其他公职监察院关于主管事项得提出议案于立法院。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选任蔡元培为监察院院长但蔡元培迄未到任监察院只设立了筹备处。193o年11月18日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改选于右任为监察院院长并限期成立监察院。12月16日监察院正式成立有监察委员23人。下设审计部和秘书处、参事处。审计部设部长、政务次长、常务次长各1人由监察院院长提请国民政府任命；另设审计9至12人协审12至16人稽察8至1o人。1931年12月26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将监察委员的人数增加为29至49人。为了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监察国民政府于1934年6月划全国为16个监察区每区设1个监察使署置监察使1人由监察院监察委员兼任巡回监察本区行政。监察区以一省或数省为界第1区至第16区依次是：江苏、安徽江西、福建浙江、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辽宁吉林黑龙江、云南贵州、四川、热河察哈尔绥远、甘肃宁夏青海、新疆、西康西藏、蒙古监察使署。到抗日战争全面爆以前第1区至第7区、第1o区、第13区先后设立了监察使署。 监察制度弹劾权是监察院的基本职权。对于违法、渎职的各级公务员监察委员均有权提出弹劾。按照1932年6月24日国民政府修订公布的《弹劾法》其程序是：监察委员单独或联合以书面形式向监察院提出弹劾案详述事实并附举证据；监察院院长接到弹劾案后应即指定提案人以外的监察委员3人审查提案如审查组多数成员认为情况属实则交付惩戒如审查组对提案持有不同意见则将提案交付由其他监察委员5人组成的审查组重新审查并作出最后决定；在审查提案时提案人可以列席会议说明情况或书面答复询问也可令证人到院说明事实；对每个提案的审查不能过1个月如认为情况属实应即交付惩戒。按照1935年5月22日公布的《监察使巡回监察规程》监察使应就本区各官署的设施、公务员的行为、人民疾苦及冤抑事项向监察院报告在情况紧急需要急弹劾时可先以电报提出事后补具事状；认为公务员违法失职情节重大必须急处置时监察院可直接通知其主管长官予以急处理主管长官接到通知后如不作急处理在被弹劾人受惩戒时应负责任。为了保障监察委员、监察使能够行使弹劾权国民政府于1929年9月3日颁布的《监察委员保障法》规定：监察委员行使职权时所表的言论对外不负责任；监察委员任职所在地的军警机关应予监察委员充分保护；监察委员除现行犯外非经监察院许可不得逮捕、监禁；监察委员为现行犯被逮捕时逮捕机关须于24小时以内将逮捕理由通知监察院。除非监察院所属的监察委员惩戒委员会作出决定监察委员不受惩戒处分。监察委员非有下列情况者不得免职、停职、转任或罚俸：（1）被国民党开除党籍；（2）受到刑事处分；（3）受到禁治产宣告；（4）受到监察委员惩戒委员会的惩戒处分。 审计权是监察院的重要职权。审计包括审核和稽察两个方面审核又分为事前审核与事后审核。监察院的审计权由审计部及其分机关行使分为三种情况：对中央各机关及其所属机构财务的审计由审计部办理；对各省政府、行政院直辖市政府及其所属机构财务的审计由审计部在该省市设立的审计处办理；对中央及各省公务机关、公营企业、公共事业机构财务的审计由审计部在该组织范围内所设的审计办事处办理。审计部的职责是；监督国民政府所属全国各机关预算的执行；审核其决算及计算；核定收入命令和支付命令；稽察冒充滥领及其他财政上的不法或不忠于职务的行为。审计部进行审查时由部长、次长和审计合组审计会议以部长为主席。审计部下设3个厅分别掌管事前审计、事后审计和稽察事务。审计处设立于各省及行政院直辖市政府所在地置审计1人、协审2人、稽察1人均由审计部派员充任。审计兼任处长下设3个业务组协审、稽察分任组长。审计办事处分为甲、乙两种甲种与审计处相同乙种设协审1人、佐理员若干人。1928年4月19日公布的《审计法》规定：所有财政主管机关的支付命令必须先送审计部核准支付命令与预算案或支出法案不符时审计部应予拒绝；凡未经审计部核准的支付命令国库不得付款；国民政府岁出岁入总决算及政府机关的各种收支计算均应由审计部审计。上述各项决算及计算即使与预算案或支出法案相符如有不经济的支出审计部在审查时亦得予以驳回。《审计法施行细则》规定：各机关应于每月15日以前依预算案的范围编造次月支付预算书送财政部查核后转送监察院备案；各机关应于每月经过后15日以内编成上月收入计算书、支出计算书、收支对照表、贷借对照表、财产目录连同收支凭证、单据及其他表册送审计机关审查；国库或国库代理机构应于每月经过后15日以内编成国库收支月计表及岁入金、岁出金明细表连同单据经财政部转送审计机关审查；各院、部、委员会等机关应于年度经过后6个月以内编成所管岁入决算报告、主管岁出决算报告书及特别会计决算报告书送财政部查核；财政部应于年度经过后8个月以内汇核各院、部、委员会等机关及本部决算报告书、国债计算书编成总决算连同附属书表送审计部审查；审计部审核后报告监察院再由监察院送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预算、决算不受审计部审计而由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稽核但党务费的支付预算应送审计部备案支付命令须经审计部签印。 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素有“刚正”声誉但在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情况下监察院弹劾的违法失职人员常因得到国民党内高官的保护而不受惩戒。例如1933年6月因铁道部部长顾孟余向外国采购铁路器材时丧权、违法及舞弊监察院成立弹劾案移付惩戒。但是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行政院院长汪精卫的庇护下国民政府政务官惩戒委员会经过4个月的审查最后宣布不予惩戒。再如1945年9月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命令所属部队包围湖南省汝城县政府监禁县长及县政府职员并越权将原县长免职另委新县长。湖南湖北监察区监察使苗培成对薛岳提出弹劾经监察院审查成立将薛岳移付惩戒但薛岳仅以辞职了事。1946年12月至1947年2月根据行政院院长宋子文、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贻的决定中央银行实施黄金自由买卖企图通过抛售黄金来吸收社会上过量流通的法币。由于负责配售黄金的金融机关和党政军各机关完全了解国民政府的财政秘密在配售期间大量购进黄金致使金价暴涨带动各种日用品价格急剧飞扬造成国民党统治区经济一片混乱。3月2日监察委员何汉文、谷凤翔、张庆桢、万灿对宋子文、贝祖贻提出弹劾经监察院审查成立。但是宋子文、贝祖贻也均以辞职了事。 第七节地方机构和地方制度抗战前的地方机构设置与制度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时辖区只有东南数省。占领北京后内地各省归于“统一”。1928年6月28日国民政府改北京为北平将京兆地方与直隶省合并为河北省。9月17日国民政府新设青海省并将热河、绥远、察哈尔、川边特别区分别改为热河省、绥远省、察哈尔省、西康省。1o月22日国民政府又将原甘肃省宁夏道划分出来设立宁夏省。东北易帜后国民政府于1929年1月28日将奉天省改为辽宁省。至此全国行政区划包括28个省、5个院辖市、15个省辖市、1935个县、43个设治局、2个行政区、2个特别地方1。其中省级行政区划有江苏省、安徽省、江西省、湖北省、湖南省、四川省、西康省、云南省、贵州省、广东省、广西省、福建省、浙江省、山东省、山西省、河南省、河北省、陕西省、甘肃省、宁夏省、青海省、新疆省、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热河省、绥远省、察哈尔省、南京市、上海市、北平市、天津市、青岛市及蒙古特别地方、西藏特别地方。1932年1月国民政府迁都洛阳。12月国民政府回迁将洛阳改称西京设为院辖市。 省设省政府最初采取委员合议制。1927年7月8日公布的《省政府组织法》规定：省政府以省政府委员会处理政务省政府委员会由国民政府任命委员9至15人组成；省政府委员互推1人为主席省政府每日以委员2人轮流值日协助主席执行日常政务；省政府下设民政、财政、建设、军事、司法5厅各厅厅长由省政府委员兼任；另设秘书处置秘书长1人。1927年1o月25日国民政府修改《省政府组织法》撤销军事厅、司法厅将省政府委员人数减为9至1o人。1931年3月23日国民政府再次修改《省政府组织法》将省政府委员人数减为7至9人省政府主席改由国民政府从省政府委员中任命。省政府委员会的职权主要是：在不抵触中央法令范围内对于省行政事项得省令并得制定省单行条例及规程；增加或变更人民负担；确定地方行政区划及其变更；议决全省预算、决算；处分省公产及筹划省公营事业；监督地方自治；决定省行政设施及其变更；咨调省内“”督促所属军警团防“绥靖”地方；任免省政府所属全省官吏。省政府主席的职权是：召集省政府委员会并任会议主席；代表省政府执行省政府委员会的决议；代表省政府监督全省行政机关执行职务；处理省政府日常及紧急事务。省政府的下属机构增加教育厅变成民政、财政、教育、建设4厅及秘书处各厅厅长由行政院就省政府委员中提请国民政府任命。修改后1参见袁继成、李进修、吴德华主编《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49—45o页。 的组织法还规定现役军人不能担任省政府主席及委员但是这项规定从来没有得到过认真遵守担任各省政府主席的主要是现役高级军官。 在“围剿”红军过程中为了统一省政府权责南昌行营于1934年7月制定了《“剿匪”区内各省政府合署办公办法大纲》命令湖北、河南、安徽、江西、福建5省试行。具体办法是：裁并省政府各厅处以外的骈枝机构省政府下设的秘书处、民政厅、财政厅、教育厅、建设厅、保安处合署办公；一切文书概由省政府秘书处总收总由主管厅处承办分别副署或会同副署签呈省政府主席判行；省政府主席总揽省务并兼任省保安司令。这样委员合议制变成了主席独裁制。1936年1o月行政院通令全国实行。在特别地方南京国民政府设市市分为特别市和普通市。1928年7月3日国民政府公布《特别市组织法》和《市组织法》。规定：特别市的设置条件是国民政府都、人口在1oo万以上的城市或有其他特殊情形的城市；普通市的设置条件是人口在3o万以上的城镇和人口在2o万以上但其所收的营业税、牌照费、土地税占该地区年总收入二分之一以上的城镇。特别市归国民政府直辖市长由国民政府任命；普通市归省政府直辖市长由省政府呈请国民政府任命。两种市的市政府均设财政、土地、社会、工务、公安5局必要时可增设卫生局、教育局、港务局；不设卫生局的市卫生事项由公安局兼管不设教育局的市教育事项由社会局兼管不设港务局的市港务事项由工务局兼管。市政府另设秘书处置秘书长1人、参事2人。市长、秘书长、各局局长和参事合组市政会议处理各项政务。193o年5月2o日国民政府修订公布《市组织法》将特别市改为行政院直辖规定都及省政府所在地不设公安局其主管事项由都警察厅或省会警察机关掌理市政府秘书长改为列席市政会议。市以下分区区设区公所置区长1人、助理员若干人。院辖市、省辖市的区长分别由市长提请内政部、省政府委任。 南京国民政府最初实行省、县两级地方政制因为各省所辖县数太多在实施中多有变通。变通的办法是合数县为一区域。如安徽实行席县长制江西采取区行政长官制江苏实行行政督察制。1932年8月行政院统一地方政制规定每省划分为若干个行政督察区各区设行政督察专员一人兼任驻在县县长并任本区保安司令。行政督察专员即以驻在县县政府为督察专员公署督察所属各县推进政务。行政督察专员是省政府派驻各地的代表本身不构成一级行政机构。 省以下辖县县设县政府。未经开的边远地区在县政府成立以前以设治局代行其职权。设治局置局长1人、佐理人员若干局长由省民政厅提出有荐任公务员资格的人选经省政府委员会议决任用。县依区域大小、事务繁简、户口及赋税多少分为三等。根据1929年6月5日国民政府修订公布的《县组织法》县政府设县长1人由省民政厅提出合格人员2至3人经省政府委员会议决任用；一等县政府下设4科二等县政府下设3科三等县政府下设2科各科科长均直属于县长。此外各县还设立直属于省政府各厅的公安局、财政局、教育局、建设局局长由省政府主管厅任免主管厅对下属局直接行文。县以下划区区置区公所设区长1人、助理员和区丁若干人区长由省民政厅从训练考试合格人员中委任。区以下辖若干乡（镇）。乡（镇）设乡（镇）公所置乡（镇）长1人由县长择任。1934年12月31日南昌行营制定《“剿匪”省份各县政府裁局改科办法大纲》规定：裁撤各县原设的公安、财政、教育、建设各局将其职掌分别归并于县政府各科；公安局撤销后增设警佐1人；科长及佐理人员概由县长遴选呈请省政府核委县政府上行下行文书均以县长名义执行。在裁局改科的同时南昌行营还制定了《“剿匪”省份各县分区设署办法大纲》规定每县划分为3至6区各区设立区署置区长1人、区员2至4人、区丁若干人；区署代行原区公所的职权区长由县长遴荐省政府委任承县长命令办理区务；区员由区长遴荐县长核委协助区长处理区务。1935年1月行政院通令全国一致遵行。 蒋介石认为乡（镇）以下的基层政权应把清查户口、兴办保甲作为施政重点。1932年8月“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布《“剿匪”区内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规定：以户为单位十户编为一甲十甲编为一保；户长由家长充任甲长由区长委任保长由县长委任；保长受区长指挥监督甲长受保长指挥监督负责维持秩序、征收税赋、训练壮丁、兴修工事等。户长必须签名加入《保甲规约》并与甲内其他户长5人以上共具《联保连坐切结》声明：“结内各户互相劝勉监视绝无通匪或纵匪情事。如有违犯者他户应即秘报惩办；倘瞻徇隐匿各户愿负连坐之责。”1保甲内凡18岁以上、45岁以下的男子均编入壮丁队接受军事政治训练平时由保长甲长率领修筑工事必要时编组武装民团协助军警“围剿”红军。归纳起来保甲制度包括“管”、“教”、“养”、“卫”四个方面。所谓“管”就是清查户口、编制门牌监视人民言行稽查来往人员强行实行连坐；所谓“教”就是制定保甲公约强令居民遵守进行奴化教育灌输思想；所谓“养”就是摊派捐税进行敲榨勒索养活官吏供给军队；所谓“卫”就是组织反动武装缉捕革命志士抽丁拉夫补充兵员。1934年国民政府将这套反动的保甲制度向全国推广。 抗战时期地方机构的变动抗日战争初期国民政府移驻重庆重庆改为院辖市。1938年9月26日国民政府颁布《省临时参议会组织条例》和《市临时参议会组织条例》决定设立省市临时参议会。省临时参议会设议长、副议长各1人由行政院1参见商务印书馆编辑《中华民国法规大全》第2册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941页。从该省参议员中遴选提请国防最高会议决定；设参议员2o至5o人其中6o％从所属各县市居民中遴选产生4o％从本省文化团体及经济团体中遴选产生；省参议员任期1年必要时可延长1年；省参议员无俸给但开会时给旅费现任官吏和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不得为省参议员；省参议会6个月开会一次会期14天闭会时由参议员互选5至9人组成驻会委员会。各省临时参议会参议员的名额限定为：江苏、湖南、四川、河北、山东、河南、广东各5o人；安徽、湖北各45人；浙江、江西各4o人；山西、福建、广西、云南各35人；陕西、贵州各3o人；甘肃、辽宁、吉林、新疆各25人；察哈尔、绥远、西康、青海、宁夏、黑龙江、热河各2o人。院辖市参议会设参议员25人由市党部与市政府联席会议从市民及市内文化团体、经济团体具有法定资格者中提出加倍候选人经行政院转呈国防最高会议决定。抗日战争时期部分省和重庆市设立了临时参议会。 为了加强对战区各省的管理和指导行政院于1939年7月18日颁布《战区各省省政府设置行署通则》规定：战区各省省政府认为必要时可呈请设立行署；省政府行署的驻在地及所辖区域由内政部、军政部会同有关机关拟定呈请行政院核准；省政府行署秉承省政府的命令在其所辖区域内代行省政府的职权；行署设主任1人由行政院于省政府委员中选任；行署可根据所辖区域情形酌设秘书处、政务处、警务处各处处长由行政院提请国民政府简派秉承行署主任命令掌理各项事务；行署经费由省政府核定从省库中拨付。此后战区各省在未沦陷的地区设立了一些行署。 1939年9月19日国民政府颁布实施《县各级组织纲要》实行新县制。新县制的特点是合保甲、自治与军事化管理为一体主要内容是：（1）改变县级行政机构扩大县长的职权。新县制重申裁局改科撤销公安局、财政局、教育局、建设局改设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地政、军事、社会等科。设科的多少由省政府依县的等次自行决定报内政部备案。新县制规定“县为法人”“为地方自治单位”。县的财政有固定的税源由县政府统筹统支。县长在办理全县自治事项时受省政府监督但不受其指挥。（2）简化基层政权的层次加强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新县制将县、区、乡（镇）三级简化为县和乡（镇）两级面积过大或情形特殊的地方可设区署但区署只代表县政府监督指导各乡（镇）办理行政事务及自治事项不构成一级政权。乡（镇）以下实行“管、教、养、卫”合一。乡（镇）公所设民政、警卫、文化、经济等股各股主任由副乡（镇）长、乡（镇）国民兵队队副及中心学校教员担任；保办事处设民政、警卫、文化、经济干事由副保长、保国民兵队队副及国民学校教员充任。（3）设立县参议会作为县级“民意代表机关”。县参议会由每个乡（镇）民代表选举产生的议员1人和从依法成立的职业团体中选举产生的议员若干人（不得过总额的3o％）共同组成。参议员任期2年连选得连任。县参议会每3个月开会一次会期3至7天。县参议会有权议决县预算与审核县决算、县单行规章、县税、县公债及增加县库负担事项、县有财产的经营和处分事项有权建议县政兴革、听取县政府施政报告、接受人民请愿但不选举县长。（4）普遍推行保甲制度实行军事化管理。新县制规定人必归户、户必归甲、甲必归保所有民众都要编入保甲组织其中18至45岁男子编入国民兵队接受军事训练。县设国民兵司令部县长兼任司令；区和乡（镇）设国民兵队区长及乡（镇）长兼任队长。194o年1月1日国民政府通令各省一律改行新县制。由于缺乏各项专门人才和经费新县制的实施步履艰难。1943年11月16日行政院会议作出限期成立县参议会的决定。1944年各县比较普遍地设立了参议会或临时参议会。 抗战后的新行政区划及机构抗日战争胜利以后长期遭受日本侵占的东北地区和台湾省回到祖国怀抱。1945年8月29日国民政府任命陈仪为台湾省行政长官。1o月2日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在台北设立。17日中队登上台湾岛。25日驻守台湾的侵华日军代表安藤利吉向陈仪递交投降书。同日陈仪表广播讲话郑重宣告：自即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国主权之下。1945年9月4日国民政府将辽宁省分为辽宁、安东、辽东三省将吉林省分为吉林、松江、合江三省将黑龙江省分为黑龙江、嫩江、兴安三省分别任命了各省政府主席。1947年4月22日行政院撤销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改设台湾省政府。6月1日海南岛设立特别行政区。5日国民政府公布新的行政区划。全国共有35个省、12个院辖市、57个省辖市、2o9个行政督察区、2o16个县、4o个设治局、1个特别行政区、1个特别地方1。新增加的院辖市包括哈尔滨市、大连市、沈阳市、汉口市、广州市、西安市。 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管理制度对于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国民政府实行特殊的管理制度。在中央国民政府设立了蒙藏委员会专门管理蒙古和西藏事务。蒙藏委员会设委员长、副委员长各1人委员15人。在地方蒙藏委员会在北平设立办事处在海拉尔、洮南、赤峰、张家口、包头、西宁、打箭炉、库伦、恰克图、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唐努乌梁海、阿尔泰、塔城、伊犁、拉萨、扎什伦布派驻专员。专员秉承蒙藏委员会的指挥监督负责宣达中央政情、查报蒙藏情形、传递往来公文、照料公务人员等。广义的蒙古包括外蒙古。在南京国民政府1参见国民政府内政部编辑《中华民国行政区域简表》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4页。成立以前蒙古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但中国政府没有承认外蒙古的独立。1945年8月14日中国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附件。中国政府同意于抗战胜利后在外蒙古举行公民投票如民意赞成独立则中国承认外立。1946年1月5日国民政府表了关于外蒙古问题的公告。对于西藏国民政府进行着有效的统治。1931年5月国民会议召开时第十三世喇嘛和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均派代表参加。这次会议通过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明确宣布：西藏是中华民国领土。1933年12月17日第十三世喇嘛圆寂藏中事务暂由司伦、噶厦负责。西藏地方政府按照惯例立即呈报中央政府。国民政府追赠喇嘛为“护国弘化普慈圆觉大师”并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黄慕松为专使前往拉萨致祭。1934年1月西藏司伦、噶厦及僧俗官民大会推举热振呼图克图为总摄政掌握西藏政教大权并向中央政府呈报。2月6日国民政府批准热振代摄职权。对于寻觅转世灵童应遵循的办法西藏地方政府也按照规定一一呈报中央政府。194o年2月5日国民政府册封拉木登珠为第十四世喇嘛。22日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在拉萨布达拉宫主持了第十四世喇嘛的坐床典礼。4月蒙藏委员会在拉萨设立驻藏办事处作为中央政府在西藏的常设机构。1937年12月1日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在青海玉树圆寂。1946年底班禅堪布会议厅确定宫保慈丹为转世灵童呈报中央政府。1949年6月3日中央政府批准宫保慈丹为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转世。8月1o日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在青海塔尔寺主持了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的坐床典礼。 第八节国民大会和总统制度国民大会依照孙中山手订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国民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国民大会有权制定并颁布宪法宪法颁布之后中央统治权归于国民大会行使；国民大会对于中央政府官员有选举权、罢免权对于中央法律有创制权、复决权。然而1946年由国民党一党包办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却规定国民大会只有选举总统、副总统罢免总统、副总统修改宪法复决立法院所提宪法修正案的权力实际上成了选举总统的“民意机关”。国民大会应由选举产生的“国大代表”组成。按照宪法代表名额分配如下：每县市及其同等区域各选代表1人其中人口过5o万者每过5o万人增选代表1人；蒙古每盟选出代表4人各特别旗每旗选出代表1人共57人；西藏选出代表4o人；边疆地区其他少数民族选出代表17人；侨居国外的国民选出代表65人；职业团体选出代表45o人；妇女团体选出代表168人；内地生活习惯特殊国民选出代表1o人。国民大会代表每6年改选一次代表任期至下届大会开会时为止；国民大会在每届总统任满前9o日集会由总统召集。实际上“国大代表”主要由国民党指定或圈选产生成分以国民党为主。国民党统治时期只召集了两次“国民大会”一次制定宪法一次选举总统。“制宪国大”开会时出席大会的代表有1355人“行宪国大”开会时出席大会的代表有2841人。 1948年3月29日至5月1日国民政府在南京召集“行宪国大”选举蒋介石为中华民国总统。5月19日国民政府宣布撤销国民政府主席行辕将东北行辕归并于“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北平行辕归并于“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将武汉、重庆、西北、广州行辕改组为“绥靖主任公署”。2o日蒋介石宣誓就职。从此南京国民政府改称中华民国政府国民政府主席被中华民国总统所取代。 总统制度中华民国政府实行总统集权制。总统既是国家元又是军政脑依法行使缔结条约、宣战媾和、公布法律、布命令、任免文武官吏、授予荣典等项职权并统率全国6海空军拥有宣布戒严权和紧急命令权。 总统府是总统依法行使职权的机关。总统府设资政15人秘书长、副秘书长、典玺官、参军长各1人参议、秘书、参事、编审、参军、专门委员若干人。内设文书、政务、军务、典礼、印铸、总务6局其中第一、二、五局由秘书长领导第三、四、六局由参军长领导。另设机要室、侍卫室、统计室、人事处、会计处、警卫队、军乐队、消防队。由于总统直接任免简任职以上文官和上校以上武官而荐任职以上文官和上尉以上武官也由五院院长或总统府秘书长、参军长呈请总统批准任免所以总统府人事处兼管全国各类人才的调查、考核与登记。总统府设立后原归国民政府直辖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国史馆、国父陵园管理委员会、战略顾问委员会、稽勋委员会、“勘乱建国动员委员会”改隶总统府政务官惩戒委员会、国民大会筹备委员会、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总事务所撤销。总统府的正式编制为946人加上工人及杂役达15oo多人。 在总统制下立法院在名义上仍是国家最高立法机关。依照宪法立法院应由人民选举立法委员组成有议决法律案、预算案、戒严案、大赦案、宣战案、媾和案、条约案及其他重要国际事项的权力。立法委员的名额分配如下：人口在3oo万以下的省和院辖市各选出5人人口过3oo万者每增加1oo万增选1人；蒙古各盟旗选出22人西藏选出15人；蒙古、西藏以外的边疆民族地区选出6人；国外华侨选出19人；职业团体选出84人。除现行犯外非经立法院同意司法机关不得逮捕或拘禁立法委员。立法委员任期3年连选得连任。立法院设院长、副院长各1人由立法委员互选产生；立法院正副院长和委员合组立法院会议以院长为主席每年召集两次。立法院下设内政及地方自治、外交、国防、经济及资源、财政金融、预算、教育文化、农林及水利、交通、社会、劳工、地政、卫生、边政、侨务、海事、粮政、民法、刑法、商事法、法制等21个委员会。每个委员会设专职委员1至3人委员若干人由立法委员分任。1948年5月8日新的立法院成立有立法委员773人孙科任立法院院长。 在总统制下行政院有条件地对立法院负责。行政院院长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任命；在立法院休会期间行政院院长辞职或出缺时由行政院副院长代理其职务但总统须于4o日内咨请立法院召集会议提出行政院院长人选征求同意；行政院副院长、各部各委员会长及不管部会的政务委员由行政院院长提请总统任命。行政院有向立法院提出施政方针的责任立法委员在开会时有向行政院院长及行政院各部、各委员会长质询的权力。行政院下设内政、外交、国防、财政、教育、司法行政、农林、工商、交通、社会、水利、地政、卫生、粮食、主计15部和资源、蒙藏、侨务3个委员会及新闻局。行政院各部、各委员会长均为政务委员另设不管部会的政务委员5至7人。行政院正副院长和政务委员合组行政院会议以院长为主席议决拟提交立法院的法律案、预算案、戒严案、大赦案、宣战案、媾和案、条约案及其他重要国际事项。在每个会计年度开始前3个月行政院应将下个年度预算案提交立法院；并于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4个月内向监察院提出决算。1948年6月1日行政院改组成立有政务委员23人翁文灏任行政院院长。 在总统制下司法院是国家最高司法机关。司法院掌管民事、刑事、行政诉讼的审判及公务员的惩戒负责解释宪法并有统一解释法律及命令的职权。司法院设院长、副院长各1人官17人均由总统提名、经监察院同意任命。司法院设官会议由官组成以院长为主席行使解释宪法并统一解释法律及命令的职权。司法院下设最高法院、行政法院、公务员惩戒委员会、特种刑事法庭。特种刑事法庭是依据1947年12月23日颁布实施的《“勘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设立的审判机构负责审判该条例认定的支持“匪徒”、妨害“戡乱”案件。特种刑事法庭分为中央和高等两种。高等特种刑事法庭分设于上海、北平、汉口、广州等地负责初审案件；中央特种刑事法庭设于南京负责复判案件。1948年7月24日司法院改组成立王宠惠任司法院院长。 在总统制下考试院是国家最高考试机关。考试院掌管考试、任用、铨叙、考绩、级俸、升迁、保障、褒奖、抚恤、退休、养老等事项并有权就所掌管事项向立法院提出法律案。考试院设院长、副院长各1人考试委员19人均由总统提名、经监察院同意任命。考试院下设考选部和铨叙部。1948年7月17日考试院通过《考试法》。规定：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考试和专门技术人员执业资格考试分为普通考试、高等考试两种遇有特殊情形时可举行特种考试；凡公立或立案私立中等学校毕业者、经普通检定考试及格者可参加普通考试凡公立或立案私立专科以上学校毕业者、经高等检定考试及格者可参加高等考试；考试以笔试、口试、测验或实地考试方式进行考试合格者由考试院给证书。7月24日考试院改组成立张伯苓任考试院院长。 在总统制下监察院是国家最高监察机关。监察院依法行使同意、弹劾、纠举、审计权。监察委员的名额分配如下：每省选出5人每直辖市选出2人蒙古各盟旗选出8人西藏选出8人国外华侨选出8人。监察委员不得兼任其他公职或执行业务任期6年连选得连任。监察院设院长、副院长各1人由监察委员互选产生；监察院正副院长和委员合组监察院会议以院长为主席行使各项职权。监察院行使同意权时须有出席委员过半数的赞同方能通过；监察院对于中央及地方各级公务人员认为有失职或违法情形时可提出纠举案或弹劾案其中弹劾案的提出须有监察委员1人以上提议、9人以上审查通过；监察院对于总统、副总统提出弹劾案须有全体监察委员四分之一以上提议、全体监察委员过半数审查通过始得向国民大会提出。监察院下设若干委员会和审计部。各委员会分别负责监察行政院及其各部、各委员会的工作如有违法失职情形经调查核实后可提出纠举案由监察院移送行政院促其改正。审计部设审计长1人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任命。行政院向监察院提出决算后审计长应在3个月内依法完成审计并向立法院提交审核报告。1948年6月5日新的监察院成立共有监察委员223人于右任继续担任监察院院长。 按照《中华民国宪法》中央与地方分权地方实行自治。但是直到国民党统治在大6结束以前没有一个省或市县实施了地方自治。根据1947年至1948年江苏省、上海市及江苏省各县组织系统表地方政府的机构设置大致如下：省设省政府委员会有委员7至11人内设主席1人；省政府设民政厅、财政厅、教育厅、建设厅和秘书处、会计处、人事处、田赋粮食管理处及地政局、统计室并辖设计考核委员会、县长检定委员会、省辖市、各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全省保安司令部及新闻处。市设市政府置市长1人综理全市事务；市政府设民政、财政、警察、社会、教育、工务、公用、卫生、地政9局和秘书、调查、总务、统计、会计、人事6处及参事室并辖市银行、通志馆、新闻处。县设县政府置县长1人受省政府监督办理全县自治并指挥执行中央及省政府委办事项；县政府设第一至第五科及教育局、田粮处、秘书室、会计室、地籍整理处并辖县政设计考核委员会、公款管理委员会、地方行政干部训练所、司法处检察官、税捐稽征处、救济院、卫生院、县警察局、农业推广所、电话交换所及各区署。 中华民国政府的成立没能挽救国民党统治的危机。1948年11月26日翁文灏辞职。27日孙科继任行政院院长。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告下野李宗仁代理总统职务。28日孙科将行政院迁往广州。在李宗仁的督促下2月28日又将行政院迁回南京。3月8日孙科辞职。12日何应钦继任行政院院长。15日立法院通过《简化行政机构案》撤销农林、工商、社会、水利、地政、卫生、粮食、主计8部和资源委员会、新闻局增设经济部将行政院裁并为内政、外交、国防、财政、教育、经济、交通、司法行政8部和蒙藏、侨务2个委员会。主计部撤销后保留了主计长。4月23日南京解放宣告了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完结。残余的国民党势力将行政院迁往广州。5月3o日何应钦辞职。6月3日阎锡山继任行政院院长。1o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个独立自主的新中国从此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纵观南京国民党政权的政治制度史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政权在政治体制上的基本特征就是国民党一党专政、蒋介石个人独裁。这种政治体制适应了国民党新军阀和官僚政客集团的统治需要却违背了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历史趋势。国民党政权的覆亡原因是多方面的撇开经济上、军事上的诸多因素不谈仅从政治制度史上看它的失败原因至少包括三个方面：（1）南京国民党政权是军阀官僚政权政治基础十分薄弱和广大人民处于对立地位它无法解决国民党一党专政和人民要求民主权利的矛盾也就不可避免地失去人心。（2）南京国民党政权实行党治而非法治党规高于国法党官横行无忌在没有社会监督的条件下它无法依靠自身力量澄清吏治政治必然日益也就无法避免人民起来将其推翻。（3）南京国民党政权建立了非常庞大的官僚机构行政系统、党的系统、军事系统、特务系统层层叠叠各个系统遇事推诿、见利争夺结果是纵与纵冲突、横与横摩擦中央一切政治理想与推行方案一到下层不是变形就是成为泡影整个国家机器效能极低、运转失灵也就无法建立稳固的统治。 第十章解放区的政权机构和制度第一节红色政权的机构和制度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政治制度简单说就是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这在当时的中国是一种全新的政治制度是与以往任何时期中国存在过的政治制度都不相同的。它的新根本上表现为这种制度的阶级实质完全是为了实现被压迫的工农劳动群众的解放及其对国家和自身事务的有效管理。因而以工农兵的全国代表大会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以便有效地体现按照他们的意志去管理国家管理自己。所以这种制度从实质到形式都与此前的政治制度有着根本的区别。 红色政权地区系指在中国领导下实行武装割据与国民党统治的白色政权相对立的革命根据地。这些地区革命政权的形成始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的工农兵武装暴动中经过渡性质的“革命委员会”而后逐渐形成各级地方的工农民主政权。当时这个政权一度称作各级苏维埃但由于情况不同所建立的各级政权具体名称颇不一致。1928年6、7月间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曾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现在的阶段是资产阶级民权性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及土地革命是革命当前的两大任务”为此必须“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1。由领导的秋收起义的部队在井冈山地区建立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最早的革命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并以井冈山为中心展成为湘鄂区根据地随后又从井冈山出开辟了赣南区和闽西区于193o年上半年相继建立江西工农民主政府和闽西工农民主政府为形成后来的中央区和中央工农民主政权奠定了基础。在方志敏领导下赣东北民主政府于193o年成立。由贺龙、周逸群领导并建立起来的红色政权开辟了洪湖区和湘鄂边区革命根据地。鄂豫皖根据地的革命政权和革命军队也得到了迅展和壮大。到1931年11月7日各地红色政权的代表集中到江西瑞金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产生了统一的全国红色政权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即中央工农民主政府通过和公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根本。这样一个中央政府和宪法等文件的诞生与颁布标志着中国红色政权的建设达到了新的阶段。 1见《中国第六次代表大会政治议决案》《中央文件选集》（4）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区域内实现了一系列与国民党统治区截然不同的制度与政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1规定了红色政权的阶级本质和组织形式。其第2条规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苏维埃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之最高政权为全国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公民有权“直接选派代表参加各级工农兵苏维埃的大会讨论和决定一切国家的地方的政治事务”。 该《宪法大纲》还规定了工农劳动群众的政治、经济基本权利。政治权利主要包括：（1）参政权。“所有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都有权选派代表掌握政权的管理”。（2）武装自卫权。“手执武器参加阶级斗争的权利只能属于工农劳苦群众”。（3）法权。“在苏维埃政权领域内的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和他们的家属不分男女种族（汉、满、蒙、回、藏、苗、黎）、宗教在苏维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4）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及信教自由和婚姻自由。经济权利主要包括按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颁布的土地法和劳动法公民有获得土地和劳动收益的合法权利；取消国民党政府实行的苛捐杂税只征收统一累进税以及改善人民生活等等。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取消民族压迫实行民族平等。 “中国苏维埃政权在现在要努力帮助这些弱小民族脱离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王公、喇嘛、土司的压迫统治而得到完全的自由自主。苏维埃政权更要在这些民族中展他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中国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自决权。”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的制定和布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是中国领导中国工农劳动群众所制定的第一部宪法性的文献。在中国的宪政史上这是第一部真正确定由劳动人民成为管理国家和自己事务的主人、确保实行人民民主制度的根本。它与近代以来一切由反动统治者制定的各种“约法”、“宪法”、“宪草”完全不同。尽管它存在着不少缺点与不足但与此前所存在的宪法性文件的根本区别是十分明显的。正是这种性质使它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宪政史上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红色政权的中央机构1见《中央文件选集》（7）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按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苏维埃组织法》1的规定红色政权的中央机构设置如下：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最高政权机关”“由各省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直属市、直属县苏维埃代表大会及红军所选举出来的代表而组成”。它每两年召集一次或可召集全国苏维埃的临时代表大会。其职权是“制定和修改宪法及其他法律决定全国的大政方针改选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大会期间代表们还要“听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报告并讨论之”。 中央执行委员会“是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闭幕期间的最高政权机关”它“对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负责应向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做工作报告”。其权限是：“得颁布各种法律和命令并施行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全境。”“审核和批准一切关于全国政治上经济上的政策和国家机关的变迁。”“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全体会议每六个月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召集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由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产生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闭幕期间的全国最高政权机关”。主席团由主席1人副主席2至4人主持工作。它“对中央执行委员会负完全责任须向中央执行委员会做工作报告”。其权限包括：监督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及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各种命令及决议之实施；颁布各种法律命令；审查和批准人民委员会和各人民委员部及其他所属机关所提出的法令、条例和命令；解决人民委员会与各人民委员部之间的关系问题并有“停止或变更各省苏维埃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决议或命令之权”。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是作为一个实体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实施各项权力。人民委员会“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行政机关负指挥全国政务的责任”。“人民委员会对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其主席团负责须按时向他们做工作报告”。它由主席和若干人民委员组成其职权范围包括：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所指定的范围内颁布各种法令和条例“并得采取适当的行政方针以维持行政上的迅和秩序”；“有审查、修改或停止各人民委员部所提出的法令及其决议之权”。人民委员会的决议“如与大政方针有关系者应提交中央执行委员会或它的主席团去审查和批准但遇紧急事项人民委员会得先解决并报告中央执行委员会或其主席团”。人民委员会下设外交、劳动、土地、军事、财政、国民经济、粮食、教育、内务、司法等人民委员部及革命军事委员会工农检察委员会。各人民委员部设人民委员1人副人民委员1至2人并设部务委员会“为讨论和建议该部工作的机关”。各人民委员“在他的权限内有单独解决一切问题之权但重要问题须交给该部的委员会去讨论如委员会对于人民委员的决定有异议时有提交人民委员会或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之权”。人民委员会之下还设有国家政治保卫局服务于“镇1载《红色中华》1934年2月22日。 压反革命之目的”。 此外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立审计委员会和最高法院。审计委员会的职权是：“审核国家的岁入与岁出；监督国家预算的执行”。其成员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任。最高法院是全国的最高审判机关设检查长、副检查长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任其下设刑事法庭、民事法庭及军事法庭各设庭长1人。其权限主要包括：“对于一般法律作法定的解释”；审查各省裁判权及高级军事裁判所的判决书、决议及上诉、抗诉案件；审查中央执行委员以外的高级机关职员在执行职务期间的犯法案件等。 红色政权的地方机构按照《苏维埃地方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1规定红色政权的地方机构设置采用省、县、区、乡四级制。 在省、县、区三级其地方最高政权机关为该地的工农兵代表大会分别由该相应的执行委员会每年或每半年、每三个月召开一次听取和讨论该级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报告讨论和决定该地方范围内的工作方针选举该级执行委员会成员等。 在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设相应的执行委员会作为当地的最高政权机关。各级执行委员会下设主席团作为该执行委员会闭会期间的最高政权机关。 在各级执行委员会及其主席团之下设立各部其中主要有土地、财政、劳动、军事、文化、卫生、粮食、内务等部以及政治保卫局、工农检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等。这些部及委员会一般都受双重领导一方面受同级执行委员会及主席团领导另一方面受上级有关部的领导。部设部委员会置部长、副部长。部下设科管理具体工作。区县省执行委员会还可“任用指导员以指导和巡视下级苏维埃的工作”。 在红色政权区域的城市中有城市苏维埃之设它“是由该城市的选民根据宪法的规定而选出的全城市的政权机关”。其组织领导机构“由城市苏维埃的全体代表会议选出主席团再由主席团选出正副主席各1人”下属部门分为内务、劳动、文化、军事、卫生、粮食、工农检查、土地等科。主席团会议和全体代表会议分别每周或每两周召集一次。有特别事故时可召集非常会议。 在乡一级以乡工农兵代表会议即乡苏维埃作为全乡最高政权机关。乡苏维埃由全乡选民直接选举的代表组成其下不设乡执行委员会开始也不设主席团只设主席1人大的乡苏维埃可设副主席1人。乡苏维埃的全体1《苏维埃地方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于1931年11月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全文载《苏维埃中国》第2集。 代表会议每1o天由主席召集一次有特别事件得召集非常会议。乡苏维埃主席的权限是召集会议督促决议案之执行处理日常的事务。“乡苏维埃有权解决未涉及犯法行为的各种争执问题”。1933年12月12日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苏维埃暂行组织法》（草案）又规定：乡苏维埃“由全体代表会议选举5至7人组织主席团为代表会议闭会时间的全乡最高政权机关”。 乡苏维埃是红色政权体系中最基层的组织曾把整个红色政权比喻为牢固的塔而乡政权犹如塔脚。为了把乡政权变为“石头筑的塔脚”从而坚固红色政权的整个“宝塔”革命根据地的各级领导机关非常重视乡政权的建设并从中积累了不少好的经验。乡工农兵代表会议除主席外代表都坚持实行不脱离生产的原则全部散处于群众之中以便及时、广泛地听取群众的要求和意见。为了广泛吸收群众参加政权管理乡工农兵代表会议设立了经常的或临时性的各种专门工作委员会如扩大红军委员会、没收征委员会、农业生产委员会、查田委员会、选举委员会等由它们辅助乡政权管理各种事务。这种委员会的参加者都是不脱产的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在总结这些经验时说：“依靠于民众自己的乡苏1代表及村的委员会与民众团体在村的坚强的领导使全村民众像网一样组织于苏维埃之下去执行苏维埃的一切工作任务这是苏维埃制度优胜于历史上一切政治制度的最明显的一个地方。”2红色政权地区的政权机构和制度有其鲜明的特点。就其阶级实质而言它从诞生之日起就处于中国的领导之下“苏维埃政权之正确的组织是要以党的坚固的指导为条件的”。同时在红色政权的政权机构中工农劳动群众及其代表占着绝对优势从而使工农的利益、意志和愿望得到充分体现和保障。红色政权的政权机构和制度其作用不但在于对豪绅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实行专政而且还在于它是工农大众日常生活的管理者。正如所说：“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是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工具。”与红色政权的阶级本质相适应其所采取的政体形式也有其鲜明特色。它通过普遍平等的选举制度把工农群众的优秀代表选拔到各级政权机关；它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力又使各级政府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既有高度的民主又有高度的集中。它实行“议行合一”原则即由国家权力机关统一行使立法权和行政权而不使立法权和行政权相分离。 红色政权机构和制度建设中的不足1“乡苏”即乡苏维埃。 红色政权在政权机构和制度建设中也存在一些不足。在二十年代当中国在政权建设上尚无直接经验的情况下红色政权在结构模式上曾一度教条主义地照搬苏联苏维埃模式。这与多种因素的制约特别是共产国际的指导有着密切关系。这种照搬模式有利有弊。利在能迅形成一种新的完整的政权体系弊在很容易犯教条主义错误忽视双方在国情和革命阶段上的差别如“苏维埃”乃是俄文“工农代表会议”一词的音译普通中国人不懂俄文也自然难以理解“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真谛。在政权的阶级构成上红色政权在一定时期内排除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参加这与中国国情和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和阶段是不相适应的。在选举上对封建性的地主和作为“农村中的资产阶级”的富农没有区分对大中小资本家没有区分对封建剥削者本人与其家属没有区分对剥削者和为剥削者服务的人没有区分而一概剥夺了这些人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这不仅犯了剥夺某些人不应被剥夺的政治权利的错误而且也不利于争取可以争取的力量。另外红色政权实行“议行合一”制避免了“三权分立”下常有的相互牵制和扯皮现象效率较高这是其优点所在；但完全集立法权与行政权于一身而不注意解决如何挥社会和人民的监督作用也容易导致专擅。 第二节抗日根据地的政权机构和制度抗日根据地的“三三制”政权的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政权是在抗日民族斗争中逐渐展起来的先形成于陕甘宁边区之后在广大敌后地区广泛建立并日渐巩固和壮大。1937年9月伴随以国共两党为轴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作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建立起来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正式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它不再实行以前的苏维埃制度成为实行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同年陕甘宁边区进行了民主选举形成了乡、县各级抗日民主政府使陕甘宁边区成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和推进敌后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的指导中心。 由中国工农红军改编而成的第八路军挺进华北敌后创建了一个个敌后抗日根据地并在这些根据地建立了政权机构和抗日民主制度。由八路军一一五师副师长兼政委聂荣臻在留守五台山抗日的同时创建了敌后第一个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根据地于1938年1月召开了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由八路军一二o师创立的大青山根据地与晋西北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晋绥边区抗日根据地。八路军一二九师在八路军总部的直接指挥下进入晋东南的太行山区逐渐开辟了太行、冀南、冀鲁豫等根据地为以后建立统一的晋冀鲁豫边区政权准备了条件。山东抗日根据地是在地方党组织领导下开始创建的到1939年一一五师进入山东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展。由原在南方各省的游击队统一改编而来的新四军在长江南北地区坚持抗战的同时创立了华中抗日根据地（包括江南和江北抗日根据地）。总之到1938年底在八路军、新四军展壮大的同时有大小十多块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建立起来总人口5ooo多万形成了抗击日寇侵略的重要力量。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抗日根据地已形成中国广大的解放区它包括19个大的解放区人口95oo多万中国解放区的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军队不但在对日战争的作战上起了英勇的模范作用而且在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项民主政策上也起了模范的作用。 在中国领导下的各个抗日根据地形成了既区别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红色政权又区别于同期国民党统治区政治制度的具有鲜明特点的新型政权形态——“三三制”政权。这一政权体系的建立是抗日根据地实行民主政治的集中表现。它适应中国社会阶级构成“两头小中间大”的特点使不同阶级和阶层的抗日代表能进入政权机构得到了议政、从政的机会。 “三三制”政权是抗日战争形势下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种政权形式是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与实践的一个展阶段。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红色政权相比它们的相同之处是：都接受中国的领导都以工农联盟为基础都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它们的区别在于：红色政权是工农的民主专政而“三三制”政权则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抗日民主政权有更为广泛的阶级和党派参加。在组织形式上“三三制”政权不再采取红色政权时期的工农兵代表大会制而以参议会为人民代表机关其名称和形式是与国民党统治区相一致的。 抗日根据地的政权机构及制度抗日根据地的政权机构一般分为边区参议会和边区政府、县参议会和县政府、乡参议会和乡政府三级。其中也分设若干派出机构。 边区以边区参议会为边区人民代表机关。组成参议会的议员大部分由边区人民按普通、直接、平等、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同时有一小部分参议员是在政府认为有必要时聘请“勤劳国事及在社会、经济、文化方面有名望者”1担任之其名额一般不过参议员总数的十分之一到五分之一。边区参议员一般任期2至3年得连选连任。 边区参议会设正、副议长各1人主持议会工作。议会每年开一次闭会期间由从参议员中选出的常驻委员主持日常事务。但常驻委员会并不是权力机关其职权主要是：监督同级政府对参议会议决案之执行；听取同级政府之工作报告；向同级政府提出建议与询问；派代表出席同级政府委员会会议；必要时决定召集参议会临时会议。 边区参议会的职权主要包括：选举和罢免边区政府主席、副主席、政府委员及边区高等法院院长；监督及弹劾边区各级政府、司法机关之公务人员；创建及复决边区之单行法规；批准关于民政、财政、粮食、建设、教育及地方军事等各项计划；通过边区政府提出之预算并审查其决算；决定征收、废除或增减地方捐税；决定行地方公债；议决边区政府主席、政府委员及各厅厅长、高等法院院长所提交审议事项；督促及检查边区政府执行参议会决议之事项；议决边区人民及民众团体提请审议事项；决定边区应兴应革之重要事项；追认闭会期间常驻会及边区政府主席或政府委员会关于紧急措置之事项。1边区政府2由边区参议会选出的政府委员若干人组成并“呈请国民政府加以委任”。边区政府设正、副主席各1人任期1年连选得连任。边1《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1941年11月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修正通过1942年4月边区政府公布。见《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汇刊》。 1《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2卷第187、188、189页。 2有的边区政府也称“边区行政委员会”。 区政府下设各厅、部、处即秘书处、民政厅、财政厅、教育厅、建设厅、保安司令部、保安处、审计处。于必要时边区政府得增设专管机关。边区政府委员会在边区参议会闭会期间是边区的最高政权机关它“受国民政府之管辖”及“边区参议会之监督”“综理全边区政务”。其职责范围是：执行国民政府委托事项；执行边区参议会议决案；选举事项；预算、决算事项；所属行政人员任免；咨调地方部队及督促所属军警绥靖地方事项；边区行政设施或变更事项等等。边区政府委员会正、副主席“统一领导全边区政务”他们是全边区最高行政长官其职权范围是：召集边区政府委员会议；领导执行边区政府委员会议之决议案；代表边区政府监督全边区行政机关执行职务；处理边区政府日常及紧急事务；对外代表边区政府委员会。1因为边区政府委员会是参议会闭会期间边区的最高权力机关所以它对于边区行政得颁命令制定边区单行条例及规程但对若干重大问题如增加人民负担限制人民自由变更行政区划及组织者以及确定重要行政措施等须得边区参议会核准或追认。 在两次边区政府委员会议之间所有关于政策、法令、制度的设施及人事变动等重要事项概由边区政府正、副主席决定。各厅、部、处在边区政府正、副主席的统一领导下分掌自己所承担的那部分政务。 县参议会为县的最高权力机关参议员也是经普遍、直接、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任期2年。县参议会每半年开常会一次职权主要是：选举、罢免县长；制定县单行法规；监察弹劾县村行政人员及司法人员；审查县预算、决算；决定县公有财产之经营及处分事项；议决县政重要兴革事项；审议县政府及各方请议事项；督促检查县政府工作1。县参议会闭会期间选出常驻委员5人主持日常事务或由议长驻会监督县政府执行决议必要时2得召开县参议会的临时会议。 县政府委员会为县参议会闭会期间的全县最高政权机关。 它在边区政府领导和县参议会监督下总理全县行政事务。其职权包括：执行边区委员会或其行政专员公署之委办事项；执行县参议会决议事项；公布县单行法规；监督所属机关及职员3。县政府并在不抵触边区政府法规情况下经呈请边区政府核准颁行县的单行法规。 县政府委员会设正、副县长为本县最高行政长官统一领导全县政务。 1参见《陕甘宁边区政府组织条例》和《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组织条例》《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2卷第2o2、247页。 1参见《晋察冀边区县区村组织条例》《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2卷第273页。 2以下情况被视为“必要”：经议员五分之一以上之提议者；经全县公民十分之一以上之请求者；经全县五分之一以上之村民代表会请求者；县长请求经议长、副议长认可者。3参见《晋察冀边区县区村组织条例》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现行法令汇集》上册1945年版。县政府内设各科分掌民政、财务、教育、实业、公安等各项行政、司法、保安工作并设人民武装部掌理兵役、自卫、民兵以及进行游击战争和其他保卫政权、保卫人民事项。 在边区政府与县政府之间为加强对县政府领导以提高行政效率边区政府将边区所属县（市）划分若干行政区分设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简称“行署）。“行署”不是一级政权机关而是作为边区政府的代表机关对所属各县（市）负“监督指导”之责。其职权包括：掌握并贯彻边区政府的政策法令与指示；对边区政府负责统一领导督察该分区所辖各县之一切行政事宜；组织与领导人民武装协同军队维持地方治安；监督和指导驻在该行政分区的边区政府各种附属机关；监督所属各县财政经费之收支情况；处理所属各县之间的争议及有关事项1。“行署”一般设专员1人必要时设副专员1人及若干室（秘书室）、处（民政处、财政处、教育处、粮食处、建设处）、科（保卫科）。 关于乡、区政权。乡政权为抗日根据地的基层政权其权力机关为乡参议会由普选产生的乡参议员组成。乡参议会的职权是选举、罢免乡负责人；监督、弹劾乡、村两级行政人员；议决本乡应兴应革事项和经费收支；执行上级政府交办事项等。乡参议会不设议长也不设常驻参议员每两个月开会一次会议由推举产生的3人主席团主持乡长为当然主席团成员之一。乡参议会每年改选一次乡长等同时改选得连选连任。乡设乡政府委员会作为乡参议会休会期间乡的最高政权机关。乡政府对同级参议会和县政府负责。其基本任务为展生产事业和文化教育；爱护帮助军队优待抗日人员的家属；进行抗战动员建立人民自卫武装维护革命秩序；举办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进行关于本乡土地、人口及其他社会情况之调查登记2。乡政府设乡长和文书各1人脱产专作乡的工作其他干部都不脱离生产。乡政府视工作需要可设优待救急委员会、文化促进委员会、经济建设委员会、锄奸委员会、人民仲裁委员会及其他各种性质的临时委员会。乡以下设行政村以村主任1人主持工作行政村以下的自然村设村长1人。村主任、村长均由选民选举产生。 在抗日根据地的一些地区曾根据需要将若干乡（一般3至5个）归为一区设区公署（所）不作为一级政权机关而作为县政府的协助机关具体负责对所属各乡进行直接指导。区公署（所）一般设区长1人及助理员若干人。区公署承县政府之命主要办理下列事项：指导帮助乡（市）政府执行上级政策法令和指示；帮助督导乡（市）政府进行干部教育、社会教育、国民教育；帮助督导乡（市）政府组织人民经济增加生产改善生活；帮助督导乡（市）之民政、财政、保安等工作及其他兴革事宜；帮助督导乡（市）1参见《修正陕甘宁边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政策条例汇集》续编1944年版。2参见《修正陕甘宁边区乡（市）政府组织暂行条例草案》《陕甘宁边区政策条例汇集》续编。政府组织人民武装维护地方治安；帮助督导乡（市）政府检查与总结工作经验。1需要指出的是各抗日根据地政权虽都是按三级体系划分即边区政府、县政府和乡政府但其名称和设置并不完全一样。如陕甘宁的边区政权叫陕甘宁边区政府而晋察冀的边区政权却叫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 中国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中国的抗日根据地政权从行政系统说是由国民党政府统一领导下的地方政权但就其实质说它是中国单独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它没有全国统一的中央政权如果说它有真正统一的全国的领导那就是中央。作为中央派驻各边区的中央局或中央分局以及各地党的领导部门就成为在该地区体现党的具体领导的机构。对于党组织与边区的相互关系中央政治局在1942年9月所通过的《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中说得很清楚：“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他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应当表现在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中央局、分局、区党委、地委）因此确定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分局）及各级党委（区党委、地委）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1抗日根据地政权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在政权的人员分配上“员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小资产阶级；中间分子及其他分子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只有汉奸和分子才没有资格参加这种政权”2。这样的政权组成既有利于动员一切主张抗日的人们投入抗日斗争又可使代表工农劳动群众利益的分子占据政权的多数从而保障以工农的联盟作为政权的基本力量。 从抗日根据地政权的专政职能说它的专政对象是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反动派而实行专政的不仅有工农劳动群众而且有中等资产阶级、开明士绅及参加了反日斗争的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 因此抗日根据地的阶级本质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即它是中国领导下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几个革命阶级对日本侵略者及汉奸反动派联合1参见1943年2月《修正陕甘宁边区各县区公署组织条例》《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2卷第235页。 1《中央文件选集》（13）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27页。2：《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5o—751页。 专政的民主政权。 抗日根据地政权在组织上采取了参议会形式而不是如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那样采取工农兵代表大会制。所以这样做原因主要在于当时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使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名义上成为国民政府统一领导下的地方政权必须在组织形式和名称上与国民党统治区一致起来。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在省和县都建立了作为民意机关的参议会抗日根据地政权作为地方政权也应有相应的机构。但抗日根据地在民意机关的设立上与国民党统治区是有着原则区别的。在国民党不愿给民意机关以真正权力的情况下抗日根据地却把各级参议会建设成为真正的人民权力机关这表明了抗日根据地与国民党统治区对待“民意”的根本不同的态度和方针。第三节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的政权机构和制度老解放区的政权机构和制度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区按其解放的时间先后可以划分为老解放区、半老解放区和新解放区三种。老区即日本投降以前的抗日根据地地区；半老区即日本投降以后至1947年6月底人民解放军展开大反攻之前所占领的地区；新区即1947年6月底人民解放军展开大反攻之后所占领的广大地区。在中国的正确领导下解放区的人民民主政权从农村到城市从基层到大行政区都按照其不同特点广泛地、扎扎实实地建立起来成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可靠基础。 在这期间建设大中城市的临时政权、大行政区的人民政权以及在少数民族地区建设自治政权的实践和经验都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的革命根据地未曾有过的。 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实行的基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在战争环境及不能进行普选以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的特定条件下人民代表会议部分地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因此它是过渡到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准备阶段为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积累了必要的经验。 解放战争初期为继续推进老解放区的宪政建设1946年4月23日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通过了《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1。这个文件虽是陕甘宁边区的但对整个解放区都有着普遍的指导意义。它明确规定了政权建设中的人民代表会议制原则：“边区、县、乡人民代表会议（参议会）为人民管理政权机关。”“人民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选举各级代表各级代表会选举政府人员。”“各级政府对各级代表会负责各级代表对选举人负责。”各级人民代表会议“乡一年改选一次县二年改选一次边区三年改选一次。”“各级代表会每届大会应检查上届大会决议执行的情况。”“各级政府人员违反人民的决议或忽于职务者应受到代表会议的斥责或罢免乡村则由人民直接罢免之。”这个文件还明确规定了边区人民享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权利。在政治权利方面特别注重“人民对各级政府有检查、告及随时建议之权”；并且要求人民为行使政治上的各项自由权利应受到政府的物质帮助。文件还对根据地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作了规定：“各级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除服从法律外不受任何干涉。”“人民有不论用任何方法控告失职的任何公务人员之权。”《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是一个规定了今后解放区政治制度基本原则和政策的重要法律文件。村（乡）区县人民代表会议的建立有一个展过程。开始阶段一般1见《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汇刊》1946年版。 都以贫农团和农会作为临时政权机构之后才召开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村（乡）区人民代表会议作为村（乡）区的正式权力机关并由村（乡）区人民代表会议选举政府委员会实行议行合一制。正式的政权机关形成后贫农团与农会便成为政权机关的助手。曾高度评价了农村中生的这种变化指出：“在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中在贫农团和农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区村（乡）两级人民代表会议是一项极可宝贵的经验。只有基于真正广大群众的意志建立起来的人民代表会议才是真正的人民代表会议。这样的人民代表会议现在已有可能在一切解放区出现。这样的人民代表会议一经建立就应当成为当地的人民的权力机关一切应有的权力必须归于代表会议及其选出的政府委员会。”1在村（乡）区人民代表会议基础上又召开县一级的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县政府委员会。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人民代表会议是一种过渡形式不是永久性的。 它只能在当时特定条件下（不能进行普选和召开人民代表大会）部分地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主要是代行选举产生政权机关的职权。这也可以说是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的一种准备必然要为人民代表大会制所取代。为了保证政策的一致性当时规定上一级人民政府对于下级人民代表会议甚至代表大会的决议“有废除、修改或命令其停止执行之权”1。这种代表会议注意保证的领导当然这种领导是通过与会的党员代表和会议去团结、教育广大人民群众而不是党组织直接公开地号施令。为此党组织要求“要好好地事前加以计算只要员加进步分子占优势能保证党的政策和决议通过即可”。“党应派遣最好的党员和干部到政权中去工作”2新解放城市的过渡性政权机构解放战争后期伴随人民解放军军事上的节节胜利不少大中城市被解放。由于刚解放的城市情况复杂和人民代表会议很难立即召开故而在新解放的城市中先设立军事管制委员会。 军事管制委员会并不是由该地区人民选举产生的而是由人民解放军总部、军区及前线司令部委任人员组成的。如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叶剑英、天津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黄克诚、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陈毅、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刘伯承等。军事管制委员会设正、副主任各1人由人1《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o8页。1中央华北局：《建立村、区、县三级人民代表大会或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决定》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法制史参考资料选编》近现代部分（三）第156、159页。 2中央华北局：《建立村、区、县三级人民代表大会或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决定》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法制史参考资料选编》近现代部分（三）第156、159页。 民解放军总部任命下设机构：警备司令部兼防空司令部主要负责肃清一切反革命武装及散兵游勇保卫城市安全等。市政府主要负责市区的管理、建设、人民生活等。在市政府下设民政局、财政局、公安局、人民法院及银行等机构。在基层宣布废除国民党时期的保甲制度成立了街、区政权其中区公所为市政府派出机关向市政府负责。物资接管委员会其任务是“负责接收并处理敌伪产业及公共物资财产没收官僚资本直接代管属于国家之企业以待将来移交于全国性的人民民主政府”1。对其他属于本市的企业协同市有关主管机关进行接收而后分别移交各该主管机关管理。负责动员组织一切公私力量指导对城市粮食、燃料等供应事项沟通城乡关系并负责接管不属于市范围的军事政治机关与设备。该会下设财经部、交通部、卫生部、军政部、房屋地产部等机构。文化接管委员会其任务主要是“负责接管一切属于国家的公共文化教育机关及一切文物古迹”2下设教育部、文艺部、文物部、新闻出版部等机构。 关于城市军管会的性质和任务有以下几点需要加以说明。其一它是作为该市“军事时期内统一的军政领导机关”不仅对军事而且对行政亦有指挥之权。它“布戒严令并依据中央及人民解放军之政纲布临时法令”1。其二军管会只是一种过渡性质的机构它负有“动与组织革命群众团体帮助建立系统的人民民主政权机关”的任务任务完成后“即将一切行政权力移交当地人民民主政府和警备司令部”2而军管则宣布撤销。其三即使在军事管制期间军管会也决不是实行军事而是与人民保持密切联系的。军事管制委员会从成立初期开始就根据当时的条件召开由各党派、团体、军队、机关、少数民族及其他各界代表组成的经过聘请、选派产生的各界代表会议作为党和政府经常联系人民群众的组织形式使军管会更好地了解人民的要求为正式建立人民民主政权作准备。中央对这一工作非常重视曾于1948年11月3o日出《关于新解放城市中组织各界代表会的指示》3指出“应以各界代表会为党和政权的领导机关联系群众的最好组织形式”使之“成为军管会和临时市人民政府在军管初期传达政策联系群众的协议机关”。各界代表会以劳动人民和1《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贝会组织条例》（草案）《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2卷第499—5oo页。 2《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贝会组织条例》（草案）《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2卷第499—5oo页。 1《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组织条例》（草案）《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2卷第499—5oo页。 2《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组织条例》（草案）《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2卷第499—5oo页。 3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党史参考资料》第11册。知识分子的代表占多数它的职权由军管会和临时市人民政府赋予。它可以选举主席、副主席并组织秘书处以执行日常事务但它是人民代表会议召开以前的临时政府的协议机关“故无对政府约束之权”它可以看作是人民代表会议的雏形和前身是“半政权的组织形式”。 大行政区的政权机构大行政区民主政权最早建立的是华北人民政府。1948年6月晋察冀边区和晋冀鲁豫边区决定两政府实行联合办公。同年8月召开了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华北人民政府其管辖范围包括原晋察冀边区、晋冀鲁豫边区和山东解放区的渤海区。其后又相继建立东北人民政府、中原人民政府、华东军政委员会和西北军政委员会等大行政区人民政权。 大行政区民主政权的机构与职能可以华北人民政府为例来说明。该区最高政权机构为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设委员27人主席1人副主席3人。主席、副主席由政府委员互选产生。下设民政部、财政部、教育部、农业部、工商部、公安部、司法部及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华北人民监察院、华北人民法院等。各部委设部长、主任、院长等由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华北人民政府还设有政务会议由主席、副主席各部、院负责人及秘书长组成其职责是执行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的决议解决部门有关问题。在政务会议中主席有最后决定权。 华北人民政府的职责范围是：“综理全华北区政务并根据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及华北人民代表大会所通过之施政方针及决议案制定实施条例及规程。”1华北人民政府在行使下列职权时须由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决议行之：制定人民代表机关通过的施政方针、决议案的实施条例及规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之选举事项；行政区划及各级人民政府组织设施事项；任免华北人民政府各部、院、厅长各会主任等领导人员；全区预算决算事项；全区人民武装之组织事项；关于全区生产建设、财经设施、公安、司法、教育、文化之方针、计划等事项。华北人民政府主席的职权是：召集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并为主席；领导、督促并检查各级人民政府执行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华北人民代表大会之决议及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之决议；处理华北人民政府日常政务及紧急事项；对外代表华北人民政府。 当时大行政区的民主政权对行政监察机关是相当重视的。如《华北人民政府组织大纲》中规定“华北人民监察院为行政监察机关设人民监察委员会以院长及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之人民监察委员五人至九人组织之。其任务为检查、检举并决议处分各级行政人员、司法人员、公营企业人员之违法失职、贪污浪费及其他违反政策、损害人民利益之行为并接受人1《华北人民政府组织大纲》（1948年8月14日）《华北人民政府法令汇编》第1册1949年版。民对上述人员之控诉”。具体言之华北人民监察院的职权主要是：行使检查检举权人民监察委员会不仅可以检查各级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公营企业的工作情况而且可以检举上述机关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等行为。行使行政诉讼的受理权即接受人民对有关机关和人员的控诉和揭并拟定处理意见。行使一定的行政处分权人民监察委员会可将违法人员的行政处分提交大行政区政府主席批交有关行政机关处理或将案件移交法院审理法院将审理结果函告人民监察院如遇有争执则呈大行政区政府主席解决。行使调查权人民监察委员会到相关部门检查工作时“该机关人员应妥为帮助检查并须提供相当材料不得借词拒绝”1。这是个很好的经验对于纠正行政司法人员之违法行为较为有力。因其有专门机构有调查、处分之权力因此就能对查举行政、司法人员的违法行为产生实际作用而不会形同虚设。 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机构与制度内蒙古是根据地区域内最早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地区。 1947年4月23日在内蒙古的王爷庙召开了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来自各盟旗、各民族不同阶层的代表出席了会议通过了《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宣言》和《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内蒙古自治政府暂行组织大纲》选举产生了内蒙古临时参议会。而后又由临时参议会选举出21名自治政府委员组成内蒙古自治政府。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政府正式宣告成立。 内蒙古自治政府是该地区蒙古民族各阶层联合其他各民族实行自治的区域性的民主政府以内蒙古各盟（包括盟内旗县市）旗为自治区域。在《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2中规定了一系列民主原则。主要包括（1）内蒙古自治区域内蒙、汉、回等“各民族一律平等”建立各民族间亲密合作、团结互助的新民族关系消除一切民族间的隔阂与成见。这就要求各民族互相尊重他民族的风俗、习惯、历史、宗教、信仰、语言、文字各民族自由扬本民族的优良历史文化与革命传统自由展本民族的经济生活共同建设新内蒙古。（2）普遍平等的政治权力。凡内蒙古人民年满18岁以上不分阶级、性别、民族、信仰、文化程度除褫夺公民权及精神病者外“均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内蒙古自治政府确保人民享有身体、思想、宗教、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迁移、通讯等自由权利。（3）内蒙古自治政府以民主集中制为其组织原则。 内蒙古临时参议会由99名至121名临时参议员组成。参议员主要为蒙1《对人民监察院之检查应妥为帮助的训令》《华北人民政府法令汇编》第1册第2o6页。2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汇编》第1卷第68页。族同时也有适当名额的汉、回各民族参议员任期为3年。临时参议会为内蒙古自治区域内的权力机关每年召开一次；选举自治政府的主席、副主度和委员；对《内蒙古自治政府暂行组织大纲》有修改权。临时参议会选出正副议长及驻会参议员9至11名驻会参议员对临时参议会负完全责任。驻会参议员在临时参议会闭会期间执行的任务有：监督政府执行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通过的政府施政纲领、决议以及临时参议会的决议；与各参议员保持经常联络；准备正式参议会选举事宜；办理召集参议会临时会议事宜。1内蒙古自治政府为该区最高行政机关。“自治政府对临时参议会负完全责任”在不抵触中央政府法令范围内“得制定公布单行法规”。其下设有办公厅、民政部、军事部、财政经济部、文化教育部、公安部、民族委员会、参事厅等机构。各厅、部、会置厅长、部长、委员长各1人由政府主席从政府委员中任命其副职“由主席任命之”。“自治政府统一布命令”时由主席、副主席签署；其与各厅、部、会所主管事项有关者“得由各厅、部长、委员长副署”。自治政府还设有最高法院院长由自治政府任命。到1948年底自治政府的机构有所变动裁撤了办公厅、参事厅和民族委员会增设了秘书长、工商部、司法部以及人民法院等。 内蒙古自治区属下的地方行政区划起初为三级制即：盟；旗、县、市；村。后又增设区一级改为四级制。各级地方行政区域的权力机关为各级代表大会各级地方政府均为民选而由自治政府加委。其中区村政府由县政府加委。 内蒙古自治政府是内蒙古蒙古族各阶层联合本区域内其他各民族实行自治的区域性的民主政府但它同时与其他地区的民主政权的建设有着广泛的一致性。这主要表现在它是在中央统一领导之下的；它是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内蒙古自治政府暂行组织大纲》第8条规定内蒙古自治政府只有在不抵触全国民主联合政府法令范围内才得制定公布单行法规。但同时又允许保持政策上的一定特殊性。在政策上内蒙古自治政府没有像解放区非民族自治地区的民主政权那样排除封建阶级如地主、牧主以及以前的王公等人的政治权利而是仍把他们视为人民的一部分他们的“人权、财权均受到自治政府的保障”。在解决土地关系时不是实行普遍的土地改革而是“实行减租增资与互助运动”。11参见《内蒙古自治政府暂行组织大纲》《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2卷第471页。 第十一章汪精卫南京国民政府第一节沦陷区伪政权的出现1937年7月7日日本制造卢沟桥事变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凭借其军事优势相继占领了华北的北平、天津、张家口、太原、石家庄、包头和华中的上海、南京、杭州等城市及其周围地区。日本为巩固其占领和实施殖民统治相继在占领地区扶植汉奸政权分别成立了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及蒙古联合自治政府。 夺取华北是日本自1935年策动华北“自治”以来的既定方针。日军在占领北平后的8月14日关东军司令部便制定了《对时局处理大纲》提出了以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五省自治为最终目标先将河北及山东二省（将来包括山西）组成一个政权”地点设在北平配备有能力的日本顾问对有关政治、经济、内政等的问题进行“幕后指导”。 随着日军侵占地区的扩大其在华北建立政权的目标也生了重大变化。1o月28日华北日军特务部进而提出在华北建立政权作为取代南京政府的中央政府使之在日本军势力范围内的全部地区普及其政令。这一主张为日本6军中央部所接受因而成为建立在日本控制下的傀儡政权的指导方针。其设想是先在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分别建立独立政权再组成联省政府以后再号召与策动华中、华南等地的傀儡政府与联省政府合流逐渐成为取代现有中国中央政府的“新中央政府”。据此华北日军特务部便开始了在北平筹组伪政权的活动。 12月13日日军占领中国都南京。14日华北日军特务部便扶植老牌亲日分子、曾代理北平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的王克敏原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汤尔和、王揖唐、齐燮元以及曾任北京政府要职的董康、高凌霨、朱深、江朝宗等人在北平炮制了号称中华民国的“临时政府”。 “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是由华北日军特务部制定的实行总统制。但是由于尚未物色到担任总统的适当人选故将“总统”席位空缺分别设立行政、议政、司法三个委员会分掌各项权力；以“中华民国”为年号因带有临时性质故称“临时政府”。但“国旗”和“国歌”仍为北京政府时代的五色旗和卿云歌。 “临时政府”以齐燮元、董康、王克敏、王揖唐、朱深为常务委员；汤尔和、董康、王克敏分任议政、司法、行政各委员会委员长。行政委员会为处理政务的机关下设行政、治安、文教、法制及灾区救济各部以王克敏、齐燮元、朱深、王揖唐分任各部部长。1938年3月1o日成立了“中国联合准备银行”行与日元等值的“联银券”。4月1日行政委员会各部部长改称总长组织机构有所增加和调整计有内政、财政、治安、教育、实业、法制各部及外事局、建设总署等。 1937年12月24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处理中国事变纲要》案对华北日军成立“临时政府”的方针予以肯定。《纲要》规定：对于“临时政府”要逐步扩大和加强使它成为重建“新中国的中心势力”。其所辖区域“由军事行动进展的程度而定但大致定为河北、山东、山西三省及察哈尔省的一部分取消冀东自治政府使之与新政权合并”。据此此前成立的平津地方维持会宣布结束；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亦于1938年2月1日取消所辖冀东2o余县地区划归河北省政府。在此前后华北日本方面军在占领的陇海铁路线以北区域的河北、山东、山西、河南、北平、天津等省市及以徐州为中心的江苏和安徽北部地区相继成立了隶属“临时政府”的各伪省市政府。 上述《处理中国事变纲要》规定：在政治上日本将通过派遣顾问对伪临时政府在制定政策方面进行指导；在经济上将由日本对华北经济进行开和统制。为此1938年4月17日即由华北日军司令官寺内寿一与王克敏签订了关于政府顾问的《约定》顾问便成了凌驾于“临时政府”之上的“钦派总管”；此前的3月26日双方已签订了成立中日经济协议会的《觉书》由日本最高经济顾问掌握经济的最高权力。6月27日日本成立了华北开公司由该公司对华北的交通、通信、矿业、盐业、电力等重要产业进行开、统制和经营。 继“临时政府”之后1938年3月28日日本华中派遣军也在南京扶植老牌亲日分子梁鸿志以及陈群、温宗尧等人成立了号称中华民国的“维新政府”。梁鸿志曾任北京政府安福国会参议会议员兼秘书长；陈群曾任国民党都警察厅厅长温宗尧曾任广州军政府总裁。“维新政府”辖区为华中的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及上海、南京两特别市地区将来还要包括华中的其他地区及华南地区。根据日本政府决定的《调整华北及华中政权关系要领》的规定华中新政权是一个地方政权；原则上以“临时政府”作为中央政府尽快使其合并统一。 “维新政府”虽为地方政府却设有类似中央政府的行政、立法及司法三院但因司法院长找不到人选仅设行政及立法两院；以温宗尧为司法院院长梁鸿志为行政院院长；另设议政委员会为最高权力机关。议政委员会设常务委员3人由梁鸿志、温宗尧及内政部长陈群组成；行政院下设交通、外交、绥靖、教育、内政、财政、实业及司法行政各部。“维新政府”的所有政务与“临时政府”一样由特别设立的日本顾问部控制。至同年8月相继在苏州、杭州及蚌埠成立了江苏、浙江、安徽各伪省政府。1938年1o月16日和翌年3月3日相继将原伪上海和南京两市政公署改称上海和南京两特别市政府。 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是中国的经济和金融中心因此成为日本经济掠夺的重点地区。为此1938年1o月3o日日本在上海设立了“华中振兴股份有限公司”下设交通运输、通讯、电气、瓦斯、水道、矿产、水产及其他公共事业或产业等共计14个子公司几乎所有经济部门都操之于该公司之手。1939年5月更以“维新政府”的名义成立了“华兴商业银行”行纸币“华兴券”。 1938年7月15日日本五相会议决定了《建立中国新中央政府的指导方针》其办法是先使“临时和维新政府合作建立联合委员会其次使蒙疆联合委员会与之联合。以后上述各个政权逐渐吸收各种势力或与他们合作使之形成真正的中央政府”。 所谓“蒙疆联合委员会”是日本关东军于1937年11月22日将先后在察哈尔省的张家口、晋北的大同及绥远省的归绥占领区成立的察南、晋北和蒙古联盟三个“自治”政府合并成立的一个傀儡组织由日本特务机关长金井章次为最高顾问并代总务委员会委员长；卓特巴扎布等为总务委员。1938年8月1日由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任委员长。9月9日日本五相会议根据日本华北方面军和华中派遣军达成的协议决定了《联合委员会树立纲要》。但是关东军坚持必须保持“蒙疆”的独立性不许其与“临时”、“维新”等组成联合委员会结果只得由“临时”与“维新”两伪政府于9月22日成立了“中华民国联合委员会”由双方各派三人组成其权限是对有关交通、电信、邮务、金融、海关、统税、盐务、文教及思想等需要统制之事项进行协议。 11月3o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了《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将华北和“蒙疆”划定为国防上、经济上（特别是有关资源的开和利用方面）的日华紧密结合地区。在“蒙疆”地方除上述外特别为了防共应取得军事上、政治上的“特殊地位”。据此日本驻蒙兵团和兴亚院蒙疆联络部于1939年1月1日将“蒙疆联合委员会”改称“蒙古联合自治政府”以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为主席以张家口为“政府”所在地以“龙旗”为伪政权旗帜用成吉思汗纪元。由此包括晋北13县在内的绥远、察哈尔地区便成为在日本直接统治下的特别“高度防共自治区域”。 第二节汪精卫投敌与日本关于成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1938年1月16日日本相近卫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声明后为实现在中国建立“新中央政府”以图迫使重庆国民政府对日屈服和投降日本在占领区建立傀儡伪政权的同时暗中策动时为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的汪精卫脱逃重庆降日反蒋另立中国“新中央政府”。同年12月19日汪精卫根据与日方签订的上海重光堂秘密协议由重庆逃抵越南河内29日表《艳电》响应近卫22日表的招降声明。按照计划汪本预定在日军占领和尚未占领的云南、四川及广东、广西四省地区建立反蒋政府但由于龙云等人不予响应使其计划破产。汪精卫乃进而于1939年2月派高宗武向日方提出了与沦陷区各已成立的伪政权及日本正在策反的吴佩孚等合流在南京成立以其为的“新国民政府”的计划。日本内阁决定予以支持。于是汪由河内潜往上海后即于5月31日偕周佛海、陶希圣、高宗武、梅思平前往东京与日本当局进行组府交涉。为此6月6日日本五相会议作出了《树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的决定。 《方针》规定“新中央政府”要以汪精卫、吴佩孚、已成立各伪政权及“改变主意的重庆政府”等为其构成分子；“新中央政府”必须以1938年11月3o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的《调整日中新关系方针》为依据。并规定华北应是国防上经济上的日华紧密结合地区（蒙疆为特别高度的防共自治区域）长江下游地区在经济上作为日华紧密结合带华南沿海特定岛屿设立特殊地位并要特别考虑对现有政权的特殊关系的处理。以此为依据与日本正式调整国交。参加“新中央政府”的所有成员必须先接受上述原则；“新中央政府”的构成及成立的时间要以日本适应于综贯全局的战争指导上的阶段以自主的观点处置之。 7月9日汪精卫在上海表《我对于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的广播讲话宣布与重庆断绝关系。汪精卫在结束与日方的交涉返回上海之后8月28日在上海召开了所谓“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当上了“国民党”的主席并获得了“延请国内贤智之士参加中央政治委员会”准备国民政府“还都”南京的“授权”。据此汪精卫便紧锣密鼓地与北平、南京两伪政权要进行合流的谈判并与吴佩孚密信往返促其“出山”。为接受日本所提要求11月1日起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林柏生以及陈公博等人代表三方与代表日本政府的梅机关之间开始了“内约”谈判至12月3o日签订了《调整中日新关系之协议文件》。 协议文件规定：第一在中日“满”共同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口号下除承认“满洲国”外还要设定在华北及内蒙之国防上及经济上中日间“紧密合作地带”；为防共起见在内蒙特别设定军事上及政治上特殊地位；在长江三角地区具体实现中日间经济上之紧密合作；在华南特定岛屿具体实现军事上紧密合作。并在秘密及极密谅解事项中详细规定了日本在军事上、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广泛权利。第二确定了“中央政府”与“既成政权”的关系：即取消“临时政府”之名称其政务由新成立的华北政务委员会继承仍以五色旗为政权旗帜；取消“维新政府”但其所办事务应维持现状；对于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承认其高度防共自治权仍以龙旗为政权旗帜以成吉思汗为纪元。第三规定了日本与“新中央政府”的关系：中央政府不聘请政治顾问有关两国间的协议事项由日本驻华大使任之但在中央及省市县政府中得聘请财政、经济、自然科学之技术顾问在最高军事机关聘请军事顾问并派往防共军事上之必要地点；而所谓军事顾问并非只管军事实际上操纵了所有政务。由此保证了日本对汪精卫之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之严密控制使其成为日本之傀儡。关于汪精卫与吴佩孚合作问题12月4日吴因牙疾而死从而消除了汪精卫的组府障碍。 由于上述密约的签订日本兴亚院于194o年1月6日通过《中央政府成立纲要案》后8日日本内阁临时会议决定了支持汪精卫成立“中央政府”的基本方针。至此汪精卫始得在日本梅机关的导演下于1月下旬与南北两伪政权的王克敏、梁鸿志等在青岛举行会谈就“中央政府”机构的主要人选以及召开中央政治会议成立“中央政府”等事项达成协议。关于与“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关系的处理在会谈开始前由周佛海代表汪精卫与德王代表李守信签订《备忘录》承认了“蒙古联合自治政府”为高度防共自治区域。汪精卫“还都”南京之举终于被提上日程。 第三节汪精卫国民政府的僭立3月2o日至22日汪精卫在南京召开了有汪记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伪临时政府与维新政府、“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国家社会党、青年党及所谓无党派人士参加的中央政治会议相继通过了“授权”汪精卫决定中日新关系调整方针、“中央政府”树立大纲及政纲、中央政治委员会组织条例、修正国民政府组织系统表、修正国民政府组织法第15条废止“临时政府”与“维新政府”名称及其善后办法设置华北政务委员会实施宪政对重庆政府处置方法以及伪国民政府各院部会主要人事等案。 《中央政府树立大纲》规定伪府名称为“国民政府”“都”设于南京“国旗”为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但另附标志成立日期为3月3o日。《修正国民政府组织法第15条》规定：宪法未公布以前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各院各自对中央政治委员会负责。关于临时、维新两伪府原政府取消善后办法规定：“临时政府”所办政务由“国民政府”令华北政务委员会接收并从调整；所有人员由华北政务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分别尽量任用。 伪府组织号称“还都”故盗用重庆国民政府组织系统设主席及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五院及军事委员会以重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为主席由汪精卫代理；汪精卫陈公博、温宗尧、梁鸿志、王揖唐分任各院院长。行政院设内政、外交、财政、军政、海军、教育、司法行政、工商、农矿、铁道、交通、社会、宣传、警政等14部及赈务、华侨、边疆、水利等4委员会由陈群、褚民谊、周佛海、鲍文樾（代）、汪精卫（兼）、赵正平、李圣五、梅思平、赵毓松、傅式说、诸青来、丁默邨、林柏生、岑德广、陈济成、罗君强、杨寿楣等任各部部长及各委员会委员长。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汪精卫下设参谋本部、军事参议院、军事训练部、政治训练部及开封、武汉两绥靖主任公署、华北及苏浙皖三省绥靖军；由杨揆一（代）、任援道（代）、萧叔萱（代）、陈公博（兼）、刘郁芬、叶蓬、齐燮元等分别任总长、院长、主任及总司令。 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设常务委员及内政、财政、绥靖、实业、教育、建设6个总署及政务厅；由王克敏（兼）、汪时璟、齐燮元、王荫泰、汤尔和、殷同任督办常务委员朱深兼任政务厅厅长。 另设中央政治委员会为伪府最高之指导机关其组织条例规定有关立法原则、施政方针、军事及外交大计、财政及经济计划、国民政府主席及委员、各院院长、副院长暨各政务官之人选以及中政会主席认为应交会议之事项均应交该会决议；中政会主席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任之委员24至3o人由主席就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其他合法政党干部人员、在社会上负有重望之人士中分别指定或延聘；委员会设常委6至8人由主席指定；下设法制、内政、外交、军事、财政、经济、教育及其他专门委员会3月27日增设社会事业专门事业委员会和秘书厅。3月24日汪精卫以中政会主席身份决定并公布了当然委员、列席委员、指定委员、聘请委员等名单。3月26日公布了中政会秘书长、副秘书长及上述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名单。 3月3o日汪精卫率各院、部、会的部长、副部长、委员长、副委员长在伪府所在地即原国民政府考试院宁远楼举行就职典礼宣布“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在此前的29日伪维新政府表解消声明宣布即日起解消。3o日伪临时政府及两政府联合委员会宣布取消；华北政务委员会亦于是日宣布成立王克敏等宣布就职。华北政务委员会所辖地域为内长城线（含）以南的河北、山西（晋北13县地区划入“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所属地区）及山东三省。但日本华北方面军驻扎占领的河南东部、北部和以徐州为中心的苏北与皖北地区隶属于华北政务委员会。至于日军在占领广州、武汉后在广州成立的伪广东省政府在汉口成立的伪汉口特别市政府在武昌成立的伪湖北省政府由于这些地区分属日本华中第11军和华南第21军占领区在日本分而治之政策下两伪省政府及汉口特别市政府均在当地日军控制之下。因此汪精卫伪国民政府虽号称“新中央政府”实际上不过是取代伪维新政府而已。 第四节“国交”调整谈判与日本对伪府的承认日本政府在作出准许汪精卫成立“新中央政府”的决定时提出了一个保留条件：即先派特派大使调整邦交以为事实上的承认；再派全权大使为法理上之承认。因此汪伪政权成立时不仅在国际上无任何国家予以承认就连其炮制者日本也未予以正式承认。 关于“国交”调整谈判日本作为对汪精卫的许诺决定派遣前相阿部信行为特派大使。4月23日阿部率领“日本国民庆祝国民政府成立使节团”到南京26日参加庆祝“还都”典礼。但是由于日本时在香港与宋子良间的谈判即所谓“桐工作”一直在时断时续地进行同时由兴亚院成立的条约对策委员会对于有关条约的原则和各项要求正在拟定方案之中因此日方一直拖延谈判开始日期。直至6月11日日本政府与军部联络委员会在对条约委员会拟定的条约草案审定后始向阿部信行出训令指出日本对承认“新中央政府”要以签订条约的形式进行并规定此次谈判按1939年12月签订的《内约》之要求进行先要汪方做到全面确认《内约》但日方不受《内约》的约束。 汪、日“调整国交”谈判于7月5日开始至8月28日经过15次正式会谈和一系列非正式会谈完成了所有问题的讨论。31日举行第16次会议亦即最后一次会议由中方主席委员褚民谊日方主席委员日高在条约上进行草签。一共达成了《基本关系条约》、《附属议定书》、《附属议定书了解事项》、《附属秘密协议》及《附属秘密协定》、《中日满共同宣言》等9项议案不仅包含了《协议文件》的全部内容而且日本惟恐有所遗漏还在条约中特别规定：“协议文件之内容中此次虽有未经订入者但确认之效力存续将来仍可依据《协议文件》之规定努力求其实现。又为补充条约及附属文书计仍宜依据《协议文件》再对具体事项缔结协定。”尽管如此但日本并未立即予以签字由于日本期待与重庆的交涉取得成功以便在重庆与南京实现合流与合作的形势下实现其灭亡中国的目的因此一直不予正式签字。直至9月下旬香港谈判毫无结果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不得不下令终止“桐工作”之进行。但日本政府仍寄希望于通过“钱永铭路线”对重庆的诱降活动成功。直到11月下旬“钱永铭工作”毫无进展日本政府才不得不决定与汪精卫正式签订《基本关系条约》并表《中日满共同宣言》由汪精卫正式承认伪满洲国日本则正式承认汪精卫南京国民政府。在签约的前一天汪精卫依据日方的要求正式就任“国民政府主席”。 第五节日本对伪府的强化汪精卫“新中央政府”成立后日本不仅依据汪日《协议文件》相继派定了以影佐祯昭为最高军事顾问、以青木一男为经济顾问的经济顾问团以及所谓教授、技术人员等各种名义对汪伪各级政权进行“内部指导”还通过“兴亚院”及其在各占领区设立的“联络部”进行“外部指导”对其严密控制。而且南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及各地的日军对于汪伪政权更是号令一切。正如当时人所描写的那样：汪精卫的号令不出南京城门。日本直到迫于与重庆和平谈判无望在承认汪伪政权之后才转而以强化汪伪政权为主要方针。 先树立汪记国民党的中心势力。在汪伪政权成立前日本相继于1938年在南京成立了大民会、1939年在上海成立了新亚建国运动本部、194o年在武汉成立了共和党等三个汉奸组织其目的是本其分而自治之方针借这些组织来削弱汪伪国民党的势力。汪伪政权成立后汪精卫在增强其“中央政府”权力的同时要求日本取消上述三组织获日本的同意汪遂通过12月15日召开的汪记国民党三中全会以上述三组织加入伪国民党的形式使其解散。 第二允许成立“中央银行”并行纸币中储券。加强伪府财政成立“中央银行”是汪精卫在筹组伪府时向日本提出的要求。伪府成立之后很快成立了中央银行筹备委员会并定名为“中央储备银行”。但是由于日本在华北已成立了“中国联合准备银行”行与日元等值的联银券；在陇海路以南的华中、华南占领区不仅行军用手票而且由“维新政府”成立了华兴商业银行行“华兴券”日本害怕汪记中央银行的成立会影响其既定的金融体系因此迟迟不予许可。 由于对重庆诱和无望出于利用汪记中央储备银行行纸币打击法币破坏中国政府的金融遂于194o年12月17日与伪财政部长周佛海签订了《关于设立中央储备银行之觉书》确保了日本对该行的严密控制。1941年1月6日伪中央储备银行在南京成立并开始营业。继而在上海、杭州、苏州等城市建立分行、支行与办事处等机构。 依据《中央储备银行法》规定：该行为“国家银行由国民政府设置之”。并由“国民政府”授权行本位币及辅币之兑换券经理国库；承募内外债及其还本付息事宜。行的中储券为1元、5元、1o元、5o元及1oo元并行辅币1分、5分、1角、2角、5角。中储券行之初与法币等值。1942年3月日本政府决定对法币进行压迫并以中储行为日本军费及其他必要资金的调剂银行即以种种强制手段限制法币的流通使用、携带与保存3月强制兑换。1943年4月1日起日本决定停止在华中、华南占领区行军票所有该地日军在华支出及银行存款、借款、汇兑等项支付亦不再使用军票。因此中储券遂成为汪伪政权统治区的唯一通货。 第三在政治上日本通过“清乡”运动巩固和扩大其占领区域促使德、意法西斯盟国承认汪伪政权以增强其政治地位。 早在194o年11月13日日本御前会议在《处理中国事变纲要》的决定中便提出为实施对华长期作战的战略对于汪精卫国民政府重要的是使其专事协助日本加强综合作战力量使它向日军占领区内努力渗透其政治力量。据此南京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制定了《长期作战政治策略指导方针概要》分别从政务、经济和思想三个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经由最高军事顾问影佐向汪提交了“清乡”计划1941年3月24日遂由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通过成立以汪精卫为委员长以特工头子李士群为秘书长的“清乡委员会”案。 1941年6月16日至25日汪精卫应召到东京由相近卫及内阁要员面告日本政府的决定。24日近卫与汪精卫表《共同宣言》声称双方相誓为建设东亚新秩序之共同目标更进一步之努力。“国民政府”务必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提供中日携协力之具体事实；日本政府亦对之为更进一步之援助俾国民政府能挥独立自由之权能以努力于分担建设东亚新秩序之责任。为此日本政府宣称向汪提供3亿日元政治贷款并赠送一架海军运输机改作汪精卫的专机汪取名为“海鹣”号。 早在汪赴日之前日本外相松冈洋右于4月间通过对德国的访问使德国政府同意由德、意等国宣布对汪伪政权的承认。汪在东京时日本政府即将此一决定向其作了通告。汪返回南京后的7月1日和2日德国、意大利、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克罗地亚、西班牙、匈牙利、保加利亚等8国宣布承认汪精卫国民政府8月18日丹麦亦宣布承认。 汪与近卫共同宣言中的所谓“国民政府”必须提供中日携协力之具体事实是要求汪伪政府努力协助日本即将在苏南地区动的“清乡”运动。从1941年7月1日至1943年间日军相继从以苏州为中心的苏南地区开始然后扩及太湖东南地区、上海市区、镇江地区、苏北地区以及蚌埠地区进行了一期又一期的“清乡”。汪伪政权通过伪清乡委员会组织了庞大的政治、经济、军事、警察、税收以及文化教育等各种机构与之配合妄图凭借日本的刺刀建立起“和平”的模范区域实现由局部的“和平”拓展至全面“和平”的梦想。至1943年5月由于汉奸集团间的权力争斗和“清乡”的失败汪伪国民政府将“清乡委员会”撤销“清乡”活动改由各伪省、市政府负责。 推行奴化统治使中国人民成为日本奴役下的顺民、良民既是日本的要求也是汪伪政权努力追求的目标。为此汪精卫除推行奴化教育外还开展了“东亚联盟运动”和“新国民运动”。 所谓“东亚联盟”是九一八事变制造者之一的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最早提出的。1939年8月石原莞尔为使近卫提出的建设“东亚新秩序”侵略目标具体化提出了中国与日本、“满洲国”实现“国防的共同经济的一体化政治的独立”的口号并在日本国内得到了一些议员的响应由此而开展了“东亚联盟运动”。194o年5月汉奸缪斌先在北平成立了“中国东亚联盟协会”接着伪广东省教育厅长林汝珩、伪南京市长周学昌等人也相继在广州成立了“中华东亚联盟协会”在南京成立了“东亚联盟中国同志会”并出版刊物鼓吹“东亚联盟”的理想。 “东亚联盟”口号一经提出便得到汪精卫的热烈赞同。在“东亚联盟中国同志会”成立后的12月4日汪致信日本相近卫认为东亚联盟四大口号洵属切要“盖条件鲜明、主张坚定一般青年爱国家、爱民族之心得到满足始能放心踏步向东亚复兴、中日共荣之大道前进”。并要求由日本“躬执桴鼓”。 1941年2月1日在日本中国派遣军参谋总长板垣征四郎的支持下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了以其为会长的“东亚联盟中国总会”。其宗旨为对外实现“中日满的结合”进而建立以日本为主宰的“东亚新秩序”。“东亚联盟中国总会”成立后除将广州、南京之东亚联盟改为分会外还相继在上海、武汉等地建立各省、市分会并出刊《东亚联盟》月刊等刊物。 汪精卫既希望借“东亚联盟”的“政治独立”主张使其国民政府取得独立的地位也希图借“东亚联盟”运动之开展促使重庆当局放弃抗战参加其“和平运动”而同归于复兴中国复兴东亚之途。但是正当汪精卫不遗余力地鼓吹开展“东亚联盟”运动时日本国内却开始了对这一运动的批判称联盟论主张中日“满”平等的结合是反对日本肇国精神晦冥皇国的主权地位故意无视日本的领导严厉禁止其组织的活动。曾支持成立“东亚联盟”中国总会的板垣征四郎也于7月调离南京。“东亚联盟中国总会”并未遭解散成为一个奴化宣传的组织。 所谓“新国民运动”是按照汪精卫鼓吹的“清乡先要清心”即要使民众信仰“和平运动”之口号。会议表的《宣言》称新国民运动的开展是为实现“和平建国”之目标使民众树立新的精神的、物资的基础在精神上“使人人皆能有至诚则恒舍身救世之素养”努力于“和平运动”；在物资上有“劳身熟思铢积寸累之习惯”以便为日本侵华战争提供物资并能认定“和平”为唯一出路。 日本动号称“大东亚战争”的太平洋战争后汪伪国民政府更把“新国民运动”的推行作为支持“大东亚战争”的重要手段。31日伪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了《新国民运动纲要》并于1942年元旦表。《纲要》鼓吹：为完成大东亚战争树立新精神从今以后把爱中日爱东亚的心打成一片要从物资上、人力上为日本提供支持。6月2日汪伪行政院又决议设立“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7月9日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更通过《国民实施训练案》普遍成立青年团与童子军的组织以此作为对青少年进行奴化训练的机构。 第六节向英美宣战与伪府机构的调整日本动太平洋战争后汪伪国民政府即以“同甘共苦”的口号表示全力支持。为此汪精卫不仅一再鼓吹要把伪府的一切措施用于支持大东亚战争且于1942年5月4日亲往长春对“满洲国”进行访问以表示伪国民政府与“满洲国”团结一致地协助日本。接着向日本提出了对英美宣战参加大东亚战争的要求。但日本既疑心汪伪政权之所以要求参战是为了借机获得英美在上海等地的权益又担心会因为南京政府的参战招致中国民心的背离因此迟迟未作出允许其参战的决定。直至日军在太平洋战场接连惨败为挽救战局日本御前会议乃于12月21日作出了《为完成大东亚战争处理对华问题的根本方针》的决定以加强伪政权的政治力量实现宁渝合流、蒋汪合作为目标。 所谓加强政治力量包括在政治上减少干涉并加强伪中央政府对地方政权的指导；撤销租界和撤废治外法权使汪伪政权在提供物资和维持治安上不遗余力地和日本彻底合作；在经济上改变当前由日本全部统制的政策以增加日本获取战争必须的物资为主要目标并在设法重点开和取得占领区内的重要物资的同时积极夺取抗战区的物资。 1943年1月9日根据日本的指令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通过向英美宣战案表《宣战布告》；成立以汪为主席的最高国防会议作为战时最高权力机构。与此同时汪精卫还与日本驻南京大使重光葵签订《共同宣言》和《交还租界与撤废治外法权协定书》宣称双方为完成对英美作战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实行全面合作；日本声明交还在华专管租界及公共租界并撤废在华治外法权。 与此同时日本允许从2月5日起在汪伪政权所在地区取消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上附加的写着“和平、、建国”字样的三角形黄色布片；从2月9日起华北政务委员会所在地取消五色旗改悬青天白日旗。3月23日伪行政院会议撤销了1942年5月设置的浙东特别区公署恢复原浙江省政府建制。26日将厦门市改为行政院直辖市。5月6日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决议设置江西省政府；6月19日省政府成立辖九江、星子、德安、瑞昌、南昌、永修、新建、安义等八县及南昌市、庐山特别区以及安徽省的彭泽、湖口等县地区省治九江。27日成立江苏省第一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1o月5日伪府特派胡毓坤为军事委员会驻华北委员设立驻华北委员会办事处；7日伪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司法行政部华北事务署案以示军事与司法的统一。1944年1月取消1942年1月15日设置的苏淮特别行政区公署改设淮海省政府省治徐州并将苏北各县交还江苏省政府。于此使汪伪政权统治区域有所扩大。 在此之前的1942年8月2o日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为参加对英美作战对军事委员会组织机构进行过调整将隶属行政院的军政部及海军部改隶军事委员会并将军政部改称6军部；将原办公厅、参谋部、军事及政治训练部合并为6军编练总监；设参谋本部、军事参议院及总务厅。1943年1月13日为适应“参战”的需要伪最高国防会议决议改组行政机构：将行政院全国经济委员会、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隶属于国民政府；社会运动指导委员会与赈务委员会合并为社会福利部；粮食管理委员会改为粮食部；撤销边疆委员会在内政部内设边疆局；撤销侨务委员会于外交部内设侨务局；将水利委员会与交通部合并改设建设部；各部设次长一人取消原有政务及常务次长名义增设咨询委员。2o日伪最高国防会议决议调整地方行政机构：将省主席制改为省长制现任省政府委员改为参事；修订194o年12月19日制定的全国经济委员会组织条例除仍由行政院院长兼委员长外增派行政院副院长和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副委员长。 1月19日汪精卫表《告将士书》要伪军加强训练以图迅扫英美敌气。2月15日召开军事会议策划协助日军进行大东亚战争问题；3月1o日由伪中央军校学生与日军举行联合军事演习；14日东条英机来华视察军事抵南京时汪精卫即提出允许其扩建军队和给予武器援助等项要求。4月7日陈公博作为特派大使访日在抵达东京对记者表谈话时称：国民政府将竭其人力物力协助日本进行大东亚战争无论有任何牺牲都不推辞。27日伪军事委员会派6军部长叶蓬率军事视察团去日本。5月6日叶蓬在日本6相东条和参谋总长杉山元联合举行的招待会上致答词时称：国民政府一经实现参战便不容瞻顾徘徊。所谓甘苦与共、生死相依乃是自然之理。国民政府及其军队将不计现代作战所需条件为何不问将来胜败属谁惟以道义与感情之所在及决心与作为之所向与日本协力到底作战到底。伪国民政府为动民众“参战”在向英美宣战的当天下午在南京举行“国民精神总动员都民众大会”汪精卫在讲话中鼓吹要以同甘共苦、同生共死的精神与日本协力实现东亚的共荣。次日伪行政院召开各伪省市长会议策划宣战后中央及地方战时经济如何增产、如何加强治安、如何开展新国民运动及实行国民精神总动员等问题。12日伪南京市政府组织了民众拥护参战示威游行。接着各伪省市政府在苏州、广州、武汉、杭州、上海、蚌埠等地相继举行拥护参战击溃英美示威集会。伪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伪教育部都相继召开会议鼓吹与日本同心协力推进实施“死中求生亡中求存”。为推进新国民运动的开展伪上海、南京市政府及各伪省政府相继成立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分会。6月2o日更成立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暑期集训委员会先后在南京、上海两地开办了公务员及青少年团集训营。由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等人亲自讲解《新国民运动纲要》等。随着汪伪政权的“参战”伪军也有相当大的展。汪伪政权成立之初主要是接收了原维新政府所属的苏浙皖绥靖军于1941年1月将其改称第一方面军以任援道为司令。同年2月国民党鲁苏游击纵队副总指挥李长江率部投敌参加汪伪政权所部改称和平建第一集团军以李长江为总司令。1942年1月汪伪军事委员会以伪6军军官学校毕业生为骨干将日军移送的被俘国民党官兵组建成警卫师以李讴一为师长。同年4月冀察战区所属第39集团军总司令孙良诚投敌参加汪伪政权所部改编为第二方面军以孙良诚为总司令。1943年1月鲁苏战区新编第四师师长吴化文；4月新5军军长孙殿英；5月第24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6月苏鲁战区第112师师长荣子恒等相继率部投敌参加汪伪政权各部分别改编为第三、第五、第六方面军和第十军以吴化文、孙殿英、庞炳勋为各方面军总司令以荣子恒为第十军军长。在此前后伪军事委员会将警卫师改称警卫第二师并相继成立警卫第一师及第三师。除此还有由苏豫绥靖公署撤销后改编的以张岚峰为总司令的第四方面军以及广州、武汉、徐州、九江等绥靖公署所属伪军。194o年7月成立的伪财政部中央税警第一、第二两团也于1943年3月合编为中央税警总团总团长罗君强。 依据汪精卫与重光葵签订的《交还租界和撤废治外法权协定》2月9日伪行政院成立了以褚民谊为主任委员的接收租界和撤废治外法权两委员会。3月14日褚民谊与重光葵签订《交还专管租界实施细目协定》由日本交还杭州、苏州、汉口、沙市、天津、福州、厦门及重庆等地租界。22日签订交还北京公使馆区实施条款；27日签订交还鼓浪屿公共租界实施条款。29日褚民谊与意大利大使戴良谊签订《关于意大利政府交还北平使馆区域行政权协定》。6月3o日褚民谊与重光葵签订《关于交还上海公共租界条款》。7月22日褚民谊与法国维希政府大使馆参事签订《关于交还上海专管租界实施条款》并于3o日接收了上海法租界8月1日接收了上海公共租界。伪上海特别市政府将两租界区改为上海特别市第八及第一区由陈公博兼两区公署署长。在此之前的7月31日汪日间还签订了《关于对在中华民国之日本国臣民课税之条约》及《附属协定》。条约规定在华日本国臣民不受较次于中华民国国民之待遇如侨民应有依据司法手续者在服从中国裁判辖权以前由日本国领事馆行之8月1日起实施。 5月31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大东亚政略指导大纲》案决定与汪精卫改订基本关系条约缔结日中同盟条约借此相机指导伪国民政府实施对重庆政府之“政治工作”以图实现“中国事变”和平解决。为此1o月3o日依据日本的定案汪精卫与日本大使谷正之签订了《同盟条约》及《附属议定书》。《同盟条约》规定双方为永久维持善邻友好之关系及建设大东亚并确保其安定起见应在各方面采取互助敦睦之方法互相紧密协力尽量援助和实行紧密的经济提携从即日起废除《基本关系条约》。 在经济上日本为便利搜刮军事物资宣布放弃对占领区经济的独占和统制将物资统制权移交汪伪政权。 3月13日伪最高国防会议决议成立由原交通银行总经理唐寿民任理事长的全国商业统制总会由该会负责实施收买配给统制物资、物资交换、营运、军需物资的采购等事宜。17日成立了由中日双方派员组成的“物资统制审议委员会”作为实施统制的决策机构。该会虽然由伪财政部部长周佛海任委员长但物资统制审议权完全操于副委员长、日本公使堀内干城之手。 商统会成立后在打击囤积的口号下于3月24日下令自即日起在上海实行棉纱棉布存货登记。4月1日上海市经济局下令自5日起主要物品总登记。5月3日伪最高国防会议通过《囤积主要商品治罪暂行条例案》。13日伪最高国防会议通过成立以伪上海市长陈公博为委员长的汪日联合上海物资调查委员会对上海市所有纺织厂及商号的棉纱及棉布存货进行实地调查登记。 7月14日日本大本营与政府联络会议决定了对华紧急施策案决定对上海现存全部棉纱棉布实行强制收买。8月9日汪精卫在上海召开最高国防会议临时会议作出了强行收买棉纱棉布的决定指定全国商业统制总会实施。17日商业统制总会成立收买棉纱棉布上海办事处23日起开始强制收买。9月1日对上海市所有针织厂及商号所存针织品如毛巾、手帕、汗衫、线袜等进行登记并对主要工业原料品进行调查。24日物资调查委员会颁布《棉纱棉布查缉办法》及《密告及查获非法囤积主要物资给奖办法》以尽力搜刮。伪江苏、浙江、安徽、湖北等省市政府也相继成立了物资调查委员会对所有物资进行调查与统计。 继上海之后1o月12日起又先后在南京、镇江、江阴、南通、无锡、苏州、杭州、蚌埠、芜湖等地实施棉纱棉布登记及收买。 除棉纱棉布外粮食的掠夺也是日军的重要目标。为此9月7日汪日双方联合成立了米粮统制委员会由该会负责执行米粮收买配给计划和负责采购供应日军用米等事宜。1o月18日米统会在苏浙皖三省的南京、镇江、苏州、无锡、芜湖、嘉兴、湖州等21处设办事处作为日本军用米的采办处。在米统会成立的前后成立了麦粉及日用品统制委员会。除此日伪还通过献铁与献金运动收集钢铁及贵金属等物资。 第七节汪精卫毙命日本陈公博代理伪府主席1943年下半年伴随日本帝国主义的即将灭亡汪精卫也病入膏盲。汪于1935年11月1日在南京遇刺后留在背部的铅弹引炎症日夜疼痛不已。1943年11月日本政府为制造占领区各国傀儡政权一致支持日本的假象决定在东京召开由南京的汪精卫、伪满的臧式毅以及菲律宾、缅甸、泰国、印度等国傀儡出席的“大东亚会议”。汪精卫应召抱病前往。由于病情日趋严重汪精卫乃以为其妻陈璧君检查身体为名请求日本相东条派名医往南京。13日东条即派内科专家黑川利雄到南京在为陈璧君检查后也为汪作了检查与诊治。汪的病况无好转遂于12月19日往南京日本6军医院施行手术将铅弹取出。手术虽然良好创口也很快平复但延至1944年1月9日病况又开始恶化两腿麻木不能行走。旋经黑川再次到南京检查现汪患的是“脊骨瘤”这是一种不治之症。日本政府为延续汪的生命决定将汪接往日本名古屋帝大医院治疗。 汪精卫的病体虽然由于日本医生的治疗而得以苟延残喘但终因医治无术至11月1o日下午4时2o分气绝毙命。11日下午由南京日本使馆将死讯通知伪府。12日伪府成立了以陈公博任委员长的哀典委员会并表汪精卫之死讯。汪的棺材于是日傍晚运回南京。22日葬于南京梅花山麓。汪在赴日时其伪府主席职务由立法院长陈公博代拆代行；伪最高国防会议、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军事委员会常务会议均由陈公博主持；伪行政院事务及全国经济委员会事务则由行政院副院长周佛海代拆代行。12日中午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推举伪府行政院院长及主席等继任人选决定以陈公博任伪行政院院长代理伪府主席兼任军事委员会及经济委员会、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委员长。接着伪府中央及地方机构人选进行了一系列调整。12月26日由周佛海继任伪上海特别市市长。 11月2o日陈公博在就任伪行政院院长代理伪府主席时声称要以汪精卫手定之政策为其奉行之政策不标新立异、另立方针。26日陈公博召开伪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会议提出了“党不可分国必统一”的口号尤以声明“矢志”以与重庆合流相标榜。同时集结伪军部署军事力图与重庆联合；如统一不成则图谋以苏北为基地在国共两党之外另立一局面。 第八节汪伪政权的灭亡正当陈公博图谋与重庆合流实现宁渝统一之际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在中民和美英苏等反法西斯国家的打击下终于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投降了。16日下午陈公博、周佛海奉日军之命召开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宣布伪府解散并将该会改为南京临时政务委员会将伪军事委员会改称治安委员会；陈公博、周佛海为正、副委员长。存在了5年又5个半月的南京伪国民政府最终覆亡。 在日本即将投降尚未投降之时重庆国民政府为阻止领导的武装力量接受日本投降收复沦陷区便对伪上海市长兼税警总团总团长周佛海杭州伪12军军长丁默邨苏州伪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任援道苏北伪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孙良诚以及蚌埠、徐州、开封、武汉等地的伪军将领张岚峰、孙殿英、彭炳勋、吴化文、叶蓬等委以军事委员会各路先遣军司令或总指挥等名义令其维持各地治安并在美军的大力支持下向华北、华南各地调兵遣将接受日本投降。 9月初当国民政府完成了对南京、上海、杭州、广州、武汉、北平等城市的接收和军事部署后由军事委员会军事调查统计局开始了缉捕汉奸的工作以诱捕、突然袭击和以奸肃奸等手段相继将各地主要汉奸一一逮捕。最早被捕的是时在广州的汪妻陈璧君和伪广东省省长褚民谊以及伪省府各厅厅长周应湘、汪宗淮、李荫南等人。接着1o月14日以蒋介石接见为名将陈璧君、褚民谊解送南京宁海路军统看守所关押。在南京和上海等地将伪府党政军部门的主要汉奸如伪内政部长梅思平、伪外交部长李圣五、伪海军部长凌霄、伪中政会及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兼军委会经理总监岑德广、伪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兼军令部长胡毓坤、伪都宪兵司令陈皋、京畿“剿匪”总指挥郑大章、伪警察总监李讴一、伪南京市长周学昌、伪军事参议院院长杨揆一等一一捕获。 一直盼望接受重庆委任的陈公博却在无可奈何之中不得不于8月25日偕其妻李丽庄及亲信莫国康、周隆庠、陈君慧、林柏生等人在日军的引导下由南京乘飞机逃往日本以图逃避应得的惩治。 陈公博等逃往日本后6军总司令何应钦于9月9日向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提出备忘录要求将陈公博等人引渡回国。至9月3o日中国政府派军用飞机往日本于1o月3日将陈公博引渡回国亦关押于宁海路军统看守所。 北平、天津地区的缉捕工作于12月5日同时开始先后将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及各总署督办余晋和、杜锡钧、唐仰杜、齐燮元等人一一逮捕。在此前后相继在济南、太原、武汉、郑州、蚌埠等地逮捕了大批汉奸。截至是年年底各地共拘捕汉奸4692人。在缉捕工作告一段落后便开始了对汉奸罪行的调查依法定罪。为此11月23日正式颁布了《处理汉奸案件条例》。12月6日又公布了《惩治汉奸条例》对汉奸之量刑作了具体规定。除军事汉奸由军统局处理外其余政治、经济、文化汉奸则交法院审理。 法院审理汉奸案犯的工作是从1946年3月开始的。3月1o日江苏高等法院检察官开始对陈公博侦察。4月5日江苏高等法院第一法院对陈公博进行公开审判检察官在起诉书中列举了陈公博十大罪状；12日将陈判处死刑；6月3日在苏州监狱刑场执行死刑。在陈公博被起诉前后褚民谊、陈璧君、缪斌等人也相继被起诉。4月22日判处褚民谊死刑；判处陈璧君无期徒刑。缪斌为伪考试院副院长并非伪府要汉奸但因1945年3月其冒充重庆国民政府特使前往东京与日本接洽和平因而于4月3日第一个受审判处死刑并于5月21日第一个执行死刑。 在缉捕汉奸的中唯一例外的是时被委任为军统上海行动总司令的周佛海及其亲信罗君强等人。1945年9月3o日国民政府在完成对上海的接收后即以蒋介石召见为名将周佛海等人送往重庆软禁于白公馆。1946年9月16日将其解回南京1o月26日由都高等法院进行公开审判；11月7日判处死刑。1947年3月26日国民政府布减刑令将周佛海由死刑改为无期徒刑。这在汉奸案犯中是独一无二的。 审理汉奸的工作于1947年底基本结束。1948年1月5日司法行政部长在国民参政会上报告称截止1947年底汉奸案经起诉者计3o828人不起诉者计有2o718人；起诉之后宣布无罪者6152人科刑者15391人。此外尚有数千人在通缉中1。至此在日本侵华期间卖国求荣、为虎作伥的民族败类基本上都受到了法律的惩治。 1见1948年1月5日司法行政部长谢冠生在国民参政会上的报告裁南京《中央日报》1948年1月5日。 ------------ 12 中国通史(22)丁编传记第一章，字润之，893年2月2日（清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南岸上屋场一个农民家庭。父亲毛贻昌，为人精明，克勤克俭。母亲文氏，乐善好施，笃信佛教。兄弟三人。大弟毛泽民，小弟毛泽覃，均在影响下投身中国革命，并在革命斗争中壮烈捐躯。 的幼年是在湘乡外祖家度过的。岁起在田里帮助劳动，8岁起先后在韶山南岸等处私塾读书。少年深受《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隋唐演义》等具有反叛精神的中国古典的影响。90年秋，考入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开始接受新式学校教育，受维新思想影响。9年春，他步行到长沙，考入湘乡驻省中学读书。辛亥革命爆发后，投笔从戎，在湖南新军当了半年兵。退伍后，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不久退学。他订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西方民主主义者关于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代表作，开阔了眼界。93年春，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94年2月，第四师范学校并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湖南一师，他专心研修哲学、史地、文学等课程，勤学不倦。他还通过假期游学、举办工人夜学，广泛接触社会，增强救国救民的意识。他酷爱登山、游泳、日光浴等体育锻炼，并在《新青年》发表《体育之研究》长文，提倡“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97年月，在湖南一师为考查学生德、智、体优秀情况举办的“人物互选”活动中，他得票最多，独得敦品、自治、胆识、文学、才具、言语六项优秀。在湖南一师期间，受老师杨昌济的影响最大。经杨昌济介绍，成为《新青年》的热心读者。 98年4月，在湖南一师毕业前夕，同蔡和森等发起成立新民学会。不久，又共同发起湖南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并于同年8月第一次到北京。经已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杨昌济介绍，他认识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并被安排在图书馆当助理员。他广泛接触各种进步思潮，读到一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刊。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前夕，回到长沙。他以新民学会会员为核心，积极指导湖南学生联合会的罢课斗争，成为湖南学生爱国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积极推动成立湖南救国十人团联合会等组织，使反帝爱国斗争迅速扩展为广泛的群众运动。同年7月4日，创办《湘江评论》，该刊成为反帝爱国运动中的一面旗帜。他发表《民众的大联合》长文，称颂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提出民众的大联合是改造国家、改造社会的根本方法。同年2月，为领导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斗争，他第二次来到北京。920年月，经李大钊等介绍，加入进步团体少年中国学会。在此前后，他读到《宣言》等著作，初步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同年5月到上海，会见正在这里筹建组织的陈独秀。陈独秀关于自己的信仰的谈话，对处在思想转变关键时期的，产生了深刻的印象。920年7月，回到长沙。不久，他创办了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在湖南传播马克思主义。同年月，在长沙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这年秋冬之间，他同何叔衡等组织了长沙小组。同年冬，同杨开慧在长沙结婚。92年7月，作为长沙小组的代表，到上海出席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担任会议记录。会后，着手筹建湖南党组织，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先后任湖南支部书记、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他还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指导粤汉铁路、安源路矿等地工人运动。923年月，在广州出席三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在三届一次执委会上，当选为中央局成员和中央局秘书，协助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他根据三大的方针积极参加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工作，并受国民党本部委托，回湖南筹建国民党地方组织。924年月，在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指定为大会章程审查委员，在会上多次发言，并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会后根据国民党一大的决定，参加国民党中央上海执行部的工作，任执行部组织部秘书、文书科代主任。同年2月，因病回乡休养。在韶山，他广泛进行农村调查，组织秘密农民协会。在此基础上，成立韶山支部和国民党区党部。925年9月，来到广州，参与国民党二大的筹备工作。同年0月，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后创办《政治周报》，积极参加同“西山会议派”和戴季陶主义的斗争，维护孙中山生前确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同年2月日，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指出分清敌友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革命的态度。92年3月，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同周恩来等力主反击。随后，以极大的精力推动南方农民运动。92年5月至9月，主办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延聘萧楚女为教务主任，高语罕为政治训练主任，并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等课程。他还指导学员从事农村调查，进行军事训练，为即将到来的南方农民运动培养大批骨干。同年0月，出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各省区党部代表联席会议，在发言中提出“本党最重要之政策为农民政策”。92年月，来到上海，任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不久前往武汉，同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等创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同年2月，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在会上湖南区委关于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主张，提醒中央注意国民党左派没有掌握武装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会后，为回答党内外对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927年至2月到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考察农民运动，写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指出广大农民群众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乃是完成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贫农是农民运动的先锋和中坚。同年3月，出席在汉口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同邓演达等提出农民问题案和对农民宣言，获全会通过。同年7月4日，大革命失败前夕，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提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后，在8月7日召开的中央紧急会议上，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即以革命武力夺取政权的重要思想。被会议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927年8月，作为中央特派员前往湖南，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任前委书记。起义发动并遭受挫折后不久，他果断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向南转移，于同年0月到达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地区，开始创建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在向井冈山地区转移途中，领导实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把党的支部建在连上，在部队建立民主制度，为建设新型的人民军队奠定了最初的基础。在领导井冈山斗争中，又为部队规定了三大任务（）打仗消灭敌人；（2）打土豪筹款子；（3）做群众工作；制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928年4月，同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起义农军在井冈山地区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改称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任党代表、军委书记。同年5月下旬，主持召开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初步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明确肯定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方针。大会选举为湘赣边界特委书记。同年至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月上旬，根据中央的指定，担任重新组成的红四军前委书记。928年0至月，撰写《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文章，总结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经验，论述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存在、发展的原因和条件，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在坚持井冈山的斗争中，同朱德等总结游击战争的经验，概括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领导红军击退湘赣两省国民党军的多次“进剿”和“会剿”。929年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再次面临湘赣两省国民党军“会剿”的严重形势。同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主力主动出击赣南、闽西，在当地组织和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发展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同年月，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福建龙岩举行。会上，对红军的任务、政治工作同军事工作的关系等问题发生争论，的正确意见未被多数同志所接受，原由中央指定担任的前委书记职务被改选。离开前委领导岗位后，到闽西特委所在地上杭蛟洋帮助指导地方工作。同年2月，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指示重新回到红四军领导岗位，总结创建红军以来的经验，起草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即“古田会议决议”），被大会通过。决议批评了红军中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等非无产阶级观点，规定“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强调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古田会议决议是指导中国和人民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献。930年月，写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进一步发挥“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指出要通过建立和发展红军、游击队和农村革命根据地来促进全国革命的。的这一思想后来进一步发展为完整的先占农村，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 在巩固和发展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十分注意指导土地革命。929年4月，主持制定江西兴国《土地法》，根据六大决议，将井冈山《土地法》中“没收一切土地”的规定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同年7月，指导召开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明确提出在土地革命中要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区别对待大地主、小地主与富农，“集中攻击目标于地主”，并提出“抽多补少”的土地分配原则。930年2月，在江西吉安主持召开地方党和军队联席会议，推动土地革命深入发展。在指导红军工作和土地革命中，他注重调查研究，于930年5月和9月写了《寻乌调查》和《兴国调查》两篇重要的调查报告。前者着重考察了城镇商业、手工业、旧有土地关系等情况；后者着重考察土地革命前后农村土地关系和阶级关系发生的深刻变化。同年5月，为反对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撰写《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篇文章包含着思想的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雏型。 930年月，赣西南和闽西地区的红军第四、第六、第十二军合编为红军第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任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同年8月，红一军团同红三军团合编成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任总政治委员、总前委书记。同年9月，在六届三中全会上被增补为政治局候补委员。930年0月，蒋介石调集军队0万余人，对红军发动第一次“围剿”。指挥红一方面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全歼国民党军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所部近万人。93年4月，蒋介石又以20万军队发动第二次“围剿”，改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指挥红一方面军主力隐蔽待机，然后由西向东横扫七百余里，歼灭国民党军3万余人。同年月，蒋介石亲任总司令，调集30万军队，发动第三次“围剿”。指挥红一方面军主力避敌锐气，绕道千里，在敌军背后取得三战三捷的胜利。粉碎国民党军三次“围剿”后，赣南、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中央革命根据地，“积极防御”的战略战术原则基本形成。93年间，先后任苏区中央局委员、代理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933年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93年月，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开始了长达四年的统治。王明等人反对关于中国革命的策略思想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称之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在932年0月召开的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上，受到不公正的批评和指责，会后被免去红军领导职务，专做政府工作。他顾全大局，以极大的精力领导革命根据地建设。他在933年8月所作《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中，以及934年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系统地论述了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的理论和政策。933年0月，为纠正查田运动中的“左”倾偏向，撰写《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主持制定《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阐明土地革命的基本政策。他还深入调查农村的经济状况和政治状况，撰写著名的《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 934年0月，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长征路上，耐心说服王稼祥、张闻天等人，使他们从“左”倾错误中醒悟过来。同年2月，在中央通道会议和黎平政治局会议上，力主放弃原定同红二军团、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得到多数同志赞同。935年月5至7日，出席在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重要发言，批判“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严重错误，阐明红军在长期作战中形成的战略战术基本原则，得到与会大多数同志的。会后，根据发言的主要精神，由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会议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不久，成立由、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负责指挥军事行动。遵义会议标志着以为核心的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开始形成，是中国历史上有决定意义的转变。随即，等指挥红一方面军在川黔滇边界地区实行高度灵活的运动战，四渡赤水，声东击西，迂回穿插于国民党军重兵集团之间。乘蒋介石对红军的战略意图迷惑不解之时，又威逼贵阳，疾进云南，巧渡金沙江，将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甩在身后。这是军事思想的成功范例。935年月，红一方面军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坚持中央关于北上创建新的根据地的方针，和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一起，同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行为作斗争，并拒绝张国焘企图胁迫中央南下川康边界地区的冒险主张，果断地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同年0月到达陕甘根据地。同年月中旬，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林育英）到达陕北，不久恢复了中央同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在、朱德等的耐心说服和坚决斗争下，张国焘被迫于93年月取消另立的“中央”。同年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地区会师，伟大的长征胜利结束。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新形势，935年2月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举行扩大会议，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在会上作军事报告，提出战略方针应是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要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会后，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作了系统的阐述。93年2月，同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主力东征，一举突破阎锡山军队的黄河封锁线，准备东出河北同日军直接作战。5月初，由于晋、陕、甘的军事形势发生变化，东征红军主动回师河西，在回师通电中，向南京政府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年9月，中央正式决定采取逼蒋抗日的新方针。亲自主持同东北军张学良、西北军杨虎城的统战工作，指导同国民党政府方面的谈判。93年2月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以为核心的中央经过反复研究，确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派周恩来、秦邦宪（博古）、叶剑英前往西安，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这是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转换的枢纽。 93年2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937年月，随中央和中央军委由保安迁往延安。在此前后，他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认真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93年2月，撰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全面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批判“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阐明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规律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937年5月，出席了在延安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作了《中国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报告，指出当前党的基本任务是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提出应当实现对全国各革命阶级的政治领导。同年7月和8月，先后撰写《实践论》和《矛盾论》，阐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原理，揭露党内教条主义错误，为中国人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最重要的哲学基础。 937年7月7日，全国抗日战争爆发。7月23日，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阐明中国的全面抗战的方针。同年8月，出席在洛川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关于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提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会议通过《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会议决定成立新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任书记（实际称主席）。为中央宣传部门起草的《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宣传提纲也在会上通过。会后，指导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在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实行战略展开。938年5月，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全面分析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和敌我双方的基本特点，阐明抗日战争“持久必胜”的基本规律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以及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科学预测抗日战争的发展过程，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同年9至月，主持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指出要不断地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用长期合作长期抗战；批评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右倾错误，强调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号召全党认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努力完成“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历史任务。全会批准以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确定把党的主要工作方向放在战区和敌后。 938年0月后，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国民党统治集团内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日益严重。以极大的精力领导中国打退国民党发动的三次，并积极从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的研究。939年0月发表了《〈人〉发刊词》，提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的三宝的论断。940年月写成《新民主主义论》，阐明了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必须属于中国工人阶级，中国革命必须分为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阶段，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这两篇著作表明他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和基本政策已经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在打退第一次之后，及时总结经验，写出《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在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方面有重大的发展。940年2月，写成《论政策》一文，指出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阐述了抗日根据地内党的各项具体政策。94年月，蒋介石集团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成为第二次的顶点。起草《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战的阴谋，提出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接着，又起草《打退第二次后的时局》和《关于打退第二次的总结》两个党内指示，全面分析蒋介石集团抗日和的两面政策，重申对顽固派斗争的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943年5月，国民党顽固派乘共产国际宣布解散的机会，叫嚣解散中国，并调动军队，密谋发动第三次。7月，为《解放日报》撰写题为《质问国民党》的社论，揭露顽固派的阴谋，要求撤退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军队，号召制止内战危机。与此同时，发起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制定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 从942年春开始，领导全党开展了整风运动。94年5月，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反对主观主义，力倡实事求是的、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风。同年9至0月，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特别是其后期的历史经验，强调要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他先后主持编辑《六大以来》和《两条路线》两部重要的党的历史文献集，对分辨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是非，统一全党的认识起了重要作用。942年2月，作《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两篇重要讲演，号召全党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切实开展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明确提出整风运动有两条宗旨，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同年5月，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以为主任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领导整风运动。在同年2月开始的审查干部工作中，一度发生“抢救失足者运动”的错误。及时纠正这一错误，保证了运动的健康发展。944年4月至945年4月，领导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对决议稿进行多次修改，加写了一些重要的内容。945年4月，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表明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出现的各次“左”倾错误，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达到了一致认识，全党空前一致地认识了代表的路线的正确性。945年4至月，在延安主持召开七大，致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和闭幕词（《愚公移山》），并向大会提交《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阐述了中国关于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纲领和政策。大会确定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选举产生新的中央委员会。在七届一中全会上，选举、朱德、、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主持召开的七大，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党的史册。 抗日战争胜利后，发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提出针锋相对，以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争取国内和平与民主的方针。945年8月28日至0月日，他亲赴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国共双方正式签署了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将中国人实现和平民主的诚意昭示于全国。94年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为中央起草《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党内指示，并在同美国记者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指导全党树立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思想。在作战原则上，提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人民解放军遵循这些原则，经过8个月的作战，迫使国民党军放弃全面进攻，转为集中在山东和陕北实施重点进攻。到947年月，人民解放军在一年内共歼灭国民党军2万人，打退了国民党军的战略进攻。抓住敌我力量消长的关键时机，果断作出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决策，并令陈（赓）谢（富治）大军挺进豫西，陈（毅）粟（裕）大军进入豫皖苏，以“品”字形阵势实施外线作战，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使人民解放军主力转入战略进攻。同年0月0日，起草《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明确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同年2月，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主持召开中央会议，在向会议提交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中，指出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总结人民解放军长期作战的经验，提出十大军事原则；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纲领，强调普遍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是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此后，以相当大的精力研究解决党的各项具体政策和策略，纠正“左”的偏向，先后起草《关于工商业政策》、《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等党内指示。948年4月，在由陕北东渡黄河前往华北的途中，发表《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和《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强调正确执行党的政策的极端重要性，提出土地改革的总路线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948年四五月间，在河北阜平县城南庄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粟裕等的汇报和意见后，决定暂不渡过长江作战，尽可能多地歼敌主力在长江以北地区。还向全党发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的号召。 948年秋，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歼灭国民党军主力、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这年9月，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建设五百万人民解放军和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任务，要求各战略区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在长江以北歼灭国民党军重兵集团。运筹帷幄，从948年9月至949年月，同周恩来、朱德等组织指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歼灭国民党军54万人，大大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在战略决战的过程中，的军事思想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他及时捕捉战略决战的时机，制定正确的作战方针，把实行战略包围同实施战役分割紧密结合，把大规模的阵地战同大规模的运动战紧密结合，把夺取大中城市同歼灭敌人重兵集团紧密结合，把军事打击同政治攻势紧密结合，充分显示出战略家的胆略和高超的指挥艺术。 949年3月，在河北省建屏县（今平山县）的西柏坡主持召开七届二中全会，作了重要报告。提出全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指出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他及时告诫全党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会后不久，中央由西柏坡迁往北平，继续指挥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实施战略追歼，同时领导创建新中国的各项准备工作。949年9月2至30日，主持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会上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会议选举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随后，又当选第一届全国政协主席，并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同年0月日下午3时，在北京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揭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的一页。 新中国成立后的头三年，在指导全党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的同时，精心领导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的重大斗争。在950年月召开的七届三中全会上，他提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总任务，还提出不要四面出击的策略思想。在短短的三年时间内，彻底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医治了战争创伤，恢复了国民经济。950年月，朝鲜战争爆发。由于美帝国主义对朝鲜的武装侵略严重地威胁了我国的安全和经济建设，中央和果断地作出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决策，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三年时间的抗美援朝斗争，并取得伟大胜利。95至952年，他领导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和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严厉惩治党和国家机关内部的腐化分子，向不法资产阶级分子作斗争。952年9月起，逐步酝酿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得到953年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和954年2月七届四中全会的确认和批准。在实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领导实行对资本家的赎买政策，创造出以多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引导资本主义工商业向社会主义逐步过渡的新经验；他还创造出由初级到高级逐步过渡的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后期，在指导上发生急躁冒进的失误，特别是955年夏季错误地批评邓子恢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致使社会主义改造存在过急、过快，形式过于单一的问题。 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前，主持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会上，致了题为《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开幕词。他在开幕词中强调“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满怀信心地指出，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共和国第一任主席。 从955年底起，开始认真思考以苏联为鉴、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他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95年4月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论述中国建设发展的十个问题（即十大关系），初步提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若干新方针，并且指出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95年9月，八大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指出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确定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大会选举产生以、、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八届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957年2月，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提出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但在随后开展的反右派斗争，却违背了正确处理两类性质矛盾的学说，犯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也由此改变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仍然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958年，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但在他指导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又发生以高指标、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很快便有所察觉，从958年底到959年7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他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察觉到的错误。在纠“左”的过程中，提出要尊重价值规律，大大发展商品生产，要区别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不同性质的商品，批评了企图超越社会主义阶段而跳入的空想。但在庐山会议后期，又错误地发动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在党内错误地开展所谓“反右倾”斗争，中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并严重损害了党内民主生活。面对959到9年国民经济发生的严重困难，在9年月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上，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会后，他立即直接组织和指导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的农村进行调查。经过调查研究，主持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他批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92年初召开的有七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前几年工作中的失误主动承担责任。国民经济调整即将结束之时，主持制定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蓝图，提出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他还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顶住大国霸权主义的巨大压力，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维护了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 92年8月和9月，在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同时，他也曾正确地提出要警惕和平演变的危险，表现出战略家的远见。93年至95年，他发动和领导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错误地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观点和实践，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错误。 95年月，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发表。这篇文章的发表和随之而来的在文学艺术领域里的批判运动，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文化大革命”发动后，运动愈演愈烈，远远超出的预想，形成长达十年之久的动乱。、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的失误，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在全局上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的错误，保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让邓小平等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他还亲自领导粉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张春桥等人也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始终不让他们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 在这个时期，他仍然十分关心国际形势和中国的对外关系，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构想，亲自领导实现了中美、中日关系的正常化，推动了世界格局朝着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 由于的巨大作用和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艰辛努力，在十年动乱中，我们党没有被摧毁。 97年9月9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3岁。虽然他在晚年犯了严重错误，但是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的巨大贡献仍然赢得中国人民的崇高敬意。98年月27日，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的历史地位作出全面的评价。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中国集体智慧的结晶。的著作编有《选集》、《著作选读》、《文集》、《军事文集》、《外交文选》、《新闻工作文选》、《农村调查文集》、《书信选集》、《论文艺》、《建国以来文稿》等。他的诗词作品收入《诗词集》。第二章周恩来周恩来，字翔宇，曾用名飞飞、伍豪、少山、冠生、晨光、胡必成等。 祖籍浙江绍兴，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3月5日出生在江苏淮安的一个破落的官吏家庭。幼时在家乡私塾就读。2岁随伯父到辽东，93年在沈阳师范附小毕业，同年进入天津南开学校。在校期间，与同学发起成立“敬业乐群会”，并创办刊物《敬业》。97年月，以优良成绩毕业。为探求真理，使中华民族“腾飞世界”，他于同年9月赴日本求学。临行，写下“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的诗篇，抒发他救国的抱负。周恩来在日本期间，积极参加中国留日学生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的斗争，观察了日本社会，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开始接触了马克思主义。 99年4月，周恩来离日本回国。5月，即全力参加领导天津的五四运动。他参与创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写下题为《革心！革新！》的发刊词，要求革命青年在改造旧社会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为唤醒学生和民众的觉悟，周恩来与邓颖超、马俊、郭隆真等人，以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为基础，组织了一个更严密的革命团体“觉悟社”，出版了不定期的刊物《觉悟》，并为《觉悟》创刊号起草了《觉悟的宣言》，宣布“凡是不合于现代进化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全认它为应该铲除应该改革的”。 99年9月，周恩来进入刚创办的南开大学求学。他边学习，边从事革命活动。920年月，周恩来作为学生代表到直隶省公署请愿示威，被当局逮捕。在法庭上，他据理答辩，揭露反动当局的罪行。同年7月获释。在狱期间，他带领被捕代表一面坚持斗争，一面开展读书活动，为被捕代表讲述马克思学说。半年的狱中生活，成为他从爱国进步青年到职业革命家的重要转折阶段。 920年月，周恩来为实地考察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真相，进一步了解国外各种改造社会的学说和主张，确立自己要走的道路，前往欧洲，2月到达法国。他以法国为基地，奔走于法、德、英三国之间。经过一段时间的实地考察和对各种改造社会思潮的比较，即将确立为自己终生不变的信仰。就在周恩来确立信仰的同时，92年，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加入了中国。 922年月，周恩来与赵世炎等人在巴黎发起组织了“旅欧中国少年”（后改称中国青年团旅欧支部），先后担任支部宣传委员、书记，并参与旅欧党组织的领导工作。923年月，根据中央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指示精神，周恩来等又与旅欧国民党达成协议，旅欧中国青年团团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加速了国外国共合作的步伐。924年7月，周恩来离开法国回国，9月初到达广州。当时正值国共合作，他相继担任广东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第一军副党代表、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等职，并先后任广东区委员会委员长、常委兼军事部长。周恩来在广州的两年多时间，工作的重点主要在军事方面。周恩来是中国内最早懂得武装斗争的杰出军事家之一，还在旅欧期间，他就明确地认识到“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到广州工作不久，他就商得孙中山同意，筹组了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以员为党代表和正副队长，建立了第一支由中国人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为后来组建叶挺独立团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他在黄埔军校内创建了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建立了政治部的正常工作秩序和制度，对学员实施革命的政治教育。这种制度的建立，大大增强了军队战斗力，而且为日后中国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思想政治建设积累了经验。 925年8月初，邓颖超从天津到广东，任广东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长。此时周恩来和邓颖超结婚。92年2月，周恩来到上海中央工作，担任中央组织部秘书和中央军委委员。为组织领导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927年2月，周恩来又兼任上海区军委书记和武装起义总指挥。同年3月，在周恩来等领导下，上海工人利用北伐的国民革命军临近上海的有利时机，发动了第三次武装起义，击败了驻守上海的北洋军阀部队，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放了上海，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同年5月上旬，在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周恩来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五届一中全会上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任中央秘书长。当时周恩来尚在上海，未出席五大。5月下旬到武汉后，秘书长一职由李维汉担任，周恩来改任中央军事部长，并代理中央常委职务，参加中央核心领导。当时，国共合作即将全面破裂，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却继续实行右倾投降主义的领导。7月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中央改组，周恩来任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务委员会委员。为了准备应付突然事变的到来，周恩来沉着果断地指导党的机关迅速完成了转入地下的任务。 国共全面分裂后，为挽救革命，周恩来受中央的重托，以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一起于927年8月日在江西南昌领导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始了中国创建人民军队、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时期。起义军攻占南昌后，周恩来等率军南下广东，准备举行第二次北伐，后在潮汕失败，保存下来的武装在朱德、陈毅等率领下，转移到农村继续坚持斗争。同年8月7日，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检讨过去的错误，确定新的斗争方针。周恩来在没有出席会议的情况下，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并被任命为中央军事部长。月，周恩来从香港转赴上海出席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又被增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担任中央常委下设的组织局主任，分工领导中央组织、宣传、军事、调查、特务、交通、文书等部门的工作，担当起处理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 928年月，周恩来到莫斯科出席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作了组织问题与军事问题的报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政治局会议上当选为常委，分工负责组织工作和军事工作，并兼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长和组织部长，稍后又兼任中央军事部长。会后不久，周恩来回到上海，主持中央实际工作。在此期间，他着手整顿了党的组织，恢复并发展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秘密工作，提出了白区党组织改变工作方式，实行机关群众化和负责干部职业化的正确主张，建立了地下无线电台和通往苏区的秘密交通线，健全了中央特科的工作，有效地保障了《周恩来早期文集》下卷，南开大学出版社993年版，第402页。 中央与地方党的联系和中央的安全。他还以很大精力直接指导赣南、闽西、湘鄂西、鄂豫皖等十几个地区的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主持起草了著名的“九月来信”（即《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信中提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的论断和在红军党内“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的正确主张。周恩来为开好古田会议和三大主力红军——一、二、四方面军的形成，作出了重大贡献。 930年春夏周恩来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期间，李立三主持中央实际工作，通过了《新的革命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指令组织中心城市武装暴动和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使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损失。同年8月，周恩来回国。9月，与瞿秋白一道主持召开六届三中全会，基本上停止了李立三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六届四中全会上，周恩来继续担任中央常委，并兼任中央军委书记，分工负责军事和苏区工作。 93年2月，周恩来离开上海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首府瑞金，先后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933年春，他依据实际情况，抵制了后方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的错误指令，和朱德一起集中优势兵力，采用大规模的大兵团伏击歼灭战法，领导和指挥红军战胜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此时，临时中央已由上海迁入江西，直接在中央苏区推行“左”倾盲动主义，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长征。935年月，在贵州省遵义县城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著名的遵义会议）上，周恩来作了重要讲话的正确主张，为在革命危急关头，挽救党和红军，确立的领导地位作出了重要贡献。会后，他与、王稼祥组成三人指挥小组，共同指挥了红军一系列重大的军事行动，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率领中央红军北上，并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于同年0月胜利到达陕北。 93年2月，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拘禁了蒋介石。为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推动蒋介石转向抗战，周恩来与秦邦宪、叶剑英等作为中央全权代表赴西安同蒋介石谈判，同张、杨一起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此后，他又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等地，同国民党代表包括蒋介石本人进行了多次谈判。谈判中，周恩来正确地把握局势，恰当地处理两党关系中许多长期积累下来的复杂问题，终于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中国历史从此进入全民族抗战的新时期。937年9至月，周恩来以中央代表身份到达地处华北抗战前线的山西，统一领导党、政、军各项工作。他曾参与策划发动平型关战役，协助国民党军队组织忻口战役，从而实现了抗战以后国共两党的军事合作。同年2月至抗战胜利结束，周恩来作为代表，先后在武汉、重庆国民党中央和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做统一战线工作，曾出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在此期间，他作为中央长江局副书记和中央南方局书记，还先后领导了长江局和南方局的工作，恢复和加强了中国南方各地党的组织，成功地贯彻和组织实施了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使的工作在当地群众中生根立足。在统战工作中，周恩来坚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坚持国共合作，反对分裂。在广大的国统区宣传中国的抗日主张，领导人民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广泛团结民主党派、进步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国际友好人士，为坚持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制止逆流，克服对日投降危险，争取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而对国民党对和一切进步势力的高压政策，周恩来敢于斗争，善于斗争。94年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题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表明了对国民党当局的愤怒抗议的态度。 943年7月周恩来回到延安。8月2日在中央办公厅举行的欢迎晚会上发表演说“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的路线！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的方向！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 在参加党内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中，他正确地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并严于解剖自己。945年4月，他出席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了《论统一战线》的长篇发言。这篇发言科学地阐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发展的历程，从敌人、队伍、领导者三个方面系统深刻地总结了党在统一战线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全面地发挥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和策略思想。在这次会上，周恩来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七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制止内战，争取通过和平途径实行中国社会的政治改革，周恩来陪同于945年8月赴重庆同国民党谈判。《双十协定》签订后，返回延安，周恩来继续率领中国代表团在重庆和南京就悬而未决的问题和维护94年月通过的政协决议问题，同国民党进行艰苦的谈判斗争。94年月，全面内战爆发，月，他率代表团返回延安。之后，他直接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同时兼任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仍以很多精力继续领导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运动。他依据形势的发展，适时地提出正确的方针和斗争策略，使国民党统治区的学生运动和群众斗争得到健康迅速的发展，形成了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 947年3月，蒋介石军队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占领延安。周恩来与、任弼时率领中央机关留在陕北坚持工作和战斗。他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又兼任了代理总参谋长，协同不仅直接指挥了西北战场的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沙家店等战役，挫败了蒋介石军队对陕甘宁边区的重点进攻，而且指挥了全国各个战场的人民解放战争，有效地歼灭了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打乱了国民党的战略部署，使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此间，他还协助指导了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和制定推行新区的城市政策，纠正了工作中出现的“左”的偏向，保障了土地改革和城市工作的健康进行。948年3月，中央坚持在陕北的任务胜利完成，周恩来与、任弼时率中央机关东渡黄河。4月，同任弼时率中央机关部分工作人员到达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5月，亦到西柏坡。在这里，周恩来协同发动和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歼灭了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取得胜利的基础。948年《在延安欢迎会上的演说》，《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980年版，第3和949年3月，周恩来在西柏坡先后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七届二中全会。二中全会后，与、朱德、、任弼时率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进入北平。 抵达北平后，周恩来率代表团同国民党政府代表团举行和平谈判。 由于国民党方面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谈判破裂，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此时，筹建新中国的工作正在进行，周恩来受中央委托，负责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组建中央人民政府的工作。他通过多种渠道，热情邀请和妥善安排在海内外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爱国民主人士到北平参加新政协，主持起草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会上，周恩来作了《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的起草经过和特点》的报告，就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问题、新民主主义总纲问题、新民主主义政权制度问题、军事制度问题、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问题、新民主主义文化政策问题、新民主主义民族政策问题、新民主主义外交政策问题作了说明。在这次会上，他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政协是中国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组织，也是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主要组织形式。人民政协的召开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周恩来对此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一直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总理，曾兼任过外交部长，担任过中央军委副主席，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政协第二届、第三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八届、九届、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八届、十届中央副主席，担负着处理党和国家日常工作的繁重任务。 周恩来一直在第一线领导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建国初期，为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和顺利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他连续主持制定了发展国民经济的几个五年计划，并领导组织实施工作。他主张经济建设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积极稳步地前进。90年，他面对“大跃进”给国民经济带来的极大不平衡和困难，与李富春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这些主张对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完成和后来经济调整工作的迅速收效，起了重要作用。在开始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为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提出了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以个人所有制为补充等富有建树的意见，为日后经济体制的改革开拓了思路。 他十分重视党的统一战线工作，认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断地加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根本任务。为坚持和完善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协调统一战线中各阶级、阶层、各党派、各民族和各界爱国人士之间的关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大量工作。在长期领导统一战线工作的实践中，他始终坚持团结多数、广交朋友、坦诚相见、平等待人、民主协商、自我改造的原则，并且身体力行，成为中国领导统一战线工作的一面光辉旗帜。 他极端关心知识分子工作和科学文化工作，认为知识分子是国家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力量。95年他首先提出了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正确论断，认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在实际工作中，他不断排除“左”的干扰，热诚地关心、尊重、爱护知识分子，循循善诱，多方帮助，促进知识分子的改造和进步，引导知识分子在党的领导下为建设社会主义贡献出自己的聪明才智。他认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必须全面提高人民的思想文化素质，努力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体育、卫生事业，而其中教育是基础，科学技术是关键。在科技工作中，他主张既要重视基础理论的研究，又要重视尖端科技的开发。他成功地领导了我国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试验和发射工作，为改变我国科学文化的落后面貌作出了贡献。 在国际事务中，他参与制定了中国长远的外交战略和政策，亲自执行和领导了一系列重大外交政策的实施。在外事活动中，他善于把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有效地维护了新中国的独立、主权和民族尊严了被压迫国家和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953年底，他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提出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国与国关系的准则。954年参加日内瓦会议，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作出了努力。955年在亚非29国举行的万隆会议上，坚持反对殖民主义，提倡求同存异，协商一致，促进了会议的成功。他先后访问过欧、亚、非几十个国家，接待过来自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和友好人士，增进了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友谊，并为实现中美、中日关系正常化和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作出了卓越贡献。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在十分困难的处境中，同、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破坏活动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为尽量减少“文比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保护大批党内外干部、爱国民主人士，为使党和国家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争取全国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 972年发现身患癌症后，他仍然坚持工作。975年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代表中国重申中国要在本世纪内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宏伟目标。97年月8日在北京逝世。 周恩来一生勤奋工作，严于律己，善于团结群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奉献出自己的一切，在人民的心目中有口皆碑，被称为“人民的好总理”。他的逝世受到极广泛的悼念。他的主要著作收入《周恩来选集》、《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周恩来书信选集》、《周恩来外交文选》、《周恩来经济文选》等文集中。 第三章，原名绍选，字渭璜，曾化名子琪、之启、刘湘、胡服等，笔名有赵启、仲篪、刘祥、·v·、陶尚行、莫文华、吕文等，是920年起用的名字。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月24日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炭子冲的一个农民家庭。其父刘寿生是个忠厚老实而有一定文化教养的农民。其母刘鲁氏是个勤劳俭朴的家庭妇女。幼年在家乡读私塾。93年入宁乡县第一高等小学（亦称玉潭学校），受到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曾参加反对袁世凯与日本签订屈辱的“二十一条”的爱国运动。9年夏考入长沙驻省宁乡中学。97年3月在湖南陆军讲武堂学习军事。半年后，讲武堂被军阀解散，回家自修。99年初插入长沙育才中学毕业班。五四运动后奔赴北京，积极参加爱国学生的请愿示威活动。9月进河北保定育德中学附设的留法高等工艺预备班半工半读，广泛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920年秋返长沙，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去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 92年夏初，赴苏俄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大学学习。同年冬加入中国。922年春回国，开始从事工人运动。先在上海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后调湖南领导粤汉铁路工人运动。9月，受湘区执行委员会的委派，去江西协同李立三等领导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作为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全权代表长住俱乐部应付一切，并与路矿当局谈判。经过一系列斗争，迫使路矿当局接受了工人们提出的要求。罢工胜利后，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总主任。923年二七罢工失败后，全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先后撰写《对俱乐部过去的批评和将来的计划》和《二七失败后的安源工会》等文章，系统地总结了安源工人运动的经验，引导工人群众向劳工解放运动的正确道路前进，使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为当时全国组织最好的工会之一。 925年春，代表汉冶萍总工会前往广州筹备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主持起草《工人阶级与政治问题》等决议案。在这次大会上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副委员长。会后，受全总的委派，去上海筹建全总上海办事处，负责指导长江流域及北方的工会工作。其时适五卅惨案发生，兼任上海总工会总务科主任，与李立三等领导上海20多万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反帝运动迅速由上海席卷全国。9月8日，奉系军阀封闭上海总工会，并下令通缉。月，回长沙养病。2月，被湖南军阀赵恒惕逮捕。经中华全国总工会及各地工会、团体多方营救，92年2月获释出狱，被驱逐出湖南，经上海抵达广州，受到省港工人和各工会团体的热烈欢迎。接替因病休养的林伟民，代理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职务，与邓中夏、苏兆征等共同担负起领导省港大罢工的重任。提出工人阶级的力量在于组织的思想，为促进广州、香港各工会的联合做了许多艰苦细致的说服工作和组织工作。 92年5月，出席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会上作《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的报告。报告分析了五卅运动以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政治态度及其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指出中国革命必须由工人阶级来领导；阐明了职工运动的方针，强调工人阶级在反帝反军阀运动中应加强各种经济斗争，应与世界工人阶级建立联合。在这次大会上，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0月，国民革命军攻占武昌后，武汉成为全国革命的中心。随即抵武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迁址作准备，并担任全总汉口办事处秘书长，直接指挥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河南、四川等省工人运动。同时，参加湖北全省总工会的领导工作。他以相当精力去加强工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撰写了《工会代表会》、《工会经济问题》和《工会基本组织》三本小册子，阐述了工会的性质、任务和组织原则，指出工会是工人“群众的奋斗的机关”，必须坚持“民主集权制”，必须有严密的组织，才能实现工人阶级所担负的历史使命。927年月，参与领导汉口工人群众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上的一次重要胜利。4月，他出席中国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5月，被任命为中央工人运动委员会委员。善于把党的政治任务和工人群众的切身利益紧密结合起来，以正确的策略领导工人群众进行有成效的斗争，成为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领袖之一。 927年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后，长期在国民党统治下的白区从事党的秘密工作。928年3月，他以中华全国总工会特派员的名义到天津参加全国铁路总工会的领导，并指导顺直省委工作。月，在中国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929年春，奉调上海，任沪东区委书记，领导职工运动。月，出任满洲省委书记。8月22日，在奉天（今沈阳）被捕。他在敌人面前英勇不屈，坚不吐实，于9月中旬取保释放。他抓住工人群众的迫切要求，领导中东铁路工人进行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930年3月调回上海，指导沪东工人运动。月，率中国工会代表团去苏联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当选为执行局委员，留在赤色职工国际工作。93年月，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年秋回国，任临时中央职工部部长、全国总工会组织部部长。他坚持从实际出发，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提出了许多指导白区职工运动的正确主张和策略思想。他在《最近中国职工运动，国民党工厂法、工会法与赤色工会目前的任务》、《罢工策略》、《批评“退出黄色工会”的策略》和《一九三一年职工运动的总结》等文章中，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罢工策略的正确运用、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以及对待黄色工会的策略等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尽管当时曾受到“左”倾错误领导的批评和压制，但他仍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坚韧不拔地为党工作。 932年冬，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领导苏区和白区的工人运动。他阐述了苏维埃政权下工会的作用与任务，强调要组织真正群众的阶级工会。工会应保护工人的经济利益，努力改善工人群众的生活；应参加与协助国有工厂的管理，教育工人用新的态度来对待新的劳动，为苏维埃的胜利而努力生产。934年7月，任福建省委书记，在动员工农群众参加红军，支援革命战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0月，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团、第五军团中央代表，第三军团政治部主任，中央筹粮委员会主任等职。935年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正确主张。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西北执行局委员长，继续领导职工运动。 93年春，抵达天津，以中央代表的身份主持北方局工作，坚定地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并对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进行了系统的批评，不仅在实际工作中，而且从思想理论上，为推动白区工作的彻底转变作了不懈的努力。从4月起，他发表了《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和《怎样进行群众工作？》等文章，在科学总结白区工作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阐述了白区工作的方针任务和策略原则。他主张党在白区的工作应该实行深入群众、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的方针。在策略指导上，应根据形势的变化、运动的退潮和来潮，以及革命与反革命实际力量的对比，来恰当地组织革命防御或进攻；必须从争取胜利的观点出发，根据当时当地的环境和条件，以及群众觉悟的程度，提出群众可能接受的口号、要求和斗争方式，去发动和领导群众斗争；要正确把握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区别与联系，应在形式上与方法上使二者严格分开，在内容上与政治上又使二者密切联系起来；要充分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争取暂时的同盟者，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用极大力量整顿和恢复遭受严重破坏的华北各地的党组织，教育员和干部“学会领导群众的艺术，学会策略的运用”。他在《火线》、《生活日报》、《长城》、《国防》等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在华北以至全国广泛地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月，在《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一文中，着重指出领导权问题是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必须正确处理战略任务与策略转变的关系、统一战线与阶级斗争的关系、上层统一战线与组织下层群众的关系，必须对同盟者的错误和动摇给予高度的警惕与必要的批评，在统一战线工作中要十分注意斗争策略。他为联合华北一切可能抗日的党派、阶层，争取宋哲元、阎锡山等转向抗日，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巩固和发展了一二九运动的成果，开创了华北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局面。937年5月，在出席苏区党代表会议之后，同张闻天主持召开党的白区工作会议。在会上作《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这次会议系统地总结了十年内战时期白区工作的经验教训，明确了革命新时期党在白区工作的策略任务，成为白区工作的一个重要转折。后来，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在白区工作方面所建树的历史功绩作了评价，指出他是党的“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 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抵达山西太原，任中央北方局书记。他根据中央关于在敌人后方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作出华北党的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中心任务的部署。决定将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农村，号召城市中的员和青年学生脱下长衫，到农村中去，拿起武器打游击。在党内提出了军事化的口号，要求一切干部和党员学习军事，学习游击战争，集中一切力量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他领导以薄一波为书记的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按照站稳脚跟，抓住实权，多做实事，反对空谈，推进阎锡山抗战的方针，利用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这个公开合法组织，组建了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新军）。9月，八路军总部一到太原，即同总部主要领导人讨论确定要广泛地准备游击战争，要扩大八路军到拥有数十万人枪的强大的集团军，要建立起很多根据地，担负起独立坚持华北抗战的重大任务。提出要立即部署山西、河北、山东等地的人民抗日武装斗争。0月，撰写《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若干基本问题》一文，月，又为北方局起草《关于目前形势与华北党的任务的决定》，论述了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战略上的重大作用，指出游击战争是华北人民抗日的主要斗争形式，强调要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必须建立巩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真正有工作能力的、有群众基础的抗日民主政权。太原失守后，指导晋察冀边区着手进行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的筹建工作。938年3月中旬，回到延安，继续负责指导华北工作。7月，在的组织领导下，冀热边特委在八路军第四纵队配合下，发动了冀东人民抗日武装起义，为建立冀热察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938年月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后，任中央中原局书记，负责指导长江以北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党的工作。939年月，抵达中央中原局所在地河南确山竹沟镇，贯彻中央关于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作出发展中原地区敌后抗战的工作部署。2月，率中原局机关进入华中敌后，抵达安徽定远藕塘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多次主持召开中原局会议，讨论发展华中的战略方向、根据地建设的方针任务和统一战线的策略等问题；决定执行向东作战，向北发展，开辟苏北的战略任务；并建议中央从华北派一部分八路军南下，协同新四军发展苏北抗日游击战争。940年春，与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领导人一起，指挥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的主力，挫败了日伪军对皖东的“扫荡”，并在津浦路东半塔集地区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军队韩德勤部的进攻，开辟和发展了皖东抗日根据地。新四军江北部队和南下的八路军部队在苏北胜利会师后，于月间组建了华中新四军和八路军总指挥部，任政治委员，统一指挥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的新四军和八路军。94年月皖南事变后，临危受命，任新四军政治委员，同新四军代军长陈毅等领导重建新的军部，整编部队，并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提出新四军今后的任务是坚持华中敌后抗战，阻止军的进攻，迅速加强根据地各项建设，积聚力量，准备与敌伪军和军进行长期斗争，一俟条件成熟即向西向南发展。5月，中原局与东南局合并组成中央华中局，任书记，并兼任中央军委华中分会书记。他主持召开华中局高级干部会议，总结皖南事变的经验教训，着重检查了新四军成立以来的建军工作，提出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要求。同年夏，和陈毅等指挥新四军粉碎了日伪军对苏北、苏中根据地的“扫荡”，巩固和发展了华中抗日根据地。 942年3月，奉调回延安。在从苏北返延安途中，受中央的委托，检查指导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年底回到延安。从943年3月起，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中央组织委员会书记，参与全党整风运动的领导。945年5月，在中国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即《论党》）。月，在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在抗日战争时期，用了很大精力研究党的建设问题，先后发表《论员的修养》、《做一个好的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论党内斗争》、《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和《论党》等许多重要论著，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他指出加强党的建设的最主要的问题，是思想建设问题。党的思想建设应从加强员的思想修养做起。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是党员思想和行动的最高原则。他对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统一的思想作了完整的概括与系统的论述，指出思想是中国一切工作的指针。他阐明了民主和集中的辩证关系，指出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是党的组织建设必须遵循的规律，是达到党内团结和统一的重要保证。他系统地总结了党内斗争的历史经验，提出了进行党内斗争的正确原则和方法。他论述了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的关系，指出群众路线是中国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期间，代理中央主席职务，并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945年9月，他根据中央的决策，起草了《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指示，提出全国的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月，国民党军队占领山海关、锦州，对东北即将发动大规模进攻。根据当时东北敌强我弱的形势，明确提出当今在东北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可靠的根据地，站稳脚跟，作长久打算。要求东北部队放弃争取东北大城市的任何企图，“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分散部署，以主要力量迅速在各战略要地放手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坚持了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正确方针，对于扭转当时东北面临的困难局面起了重要作用。 94年5月，主持起草《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五四指示），把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指出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的环节。还规定了土地改革运动中的各项指导原则。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攻占延安，等留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任中央工作委员会书记，和朱德等前往华北，负责中央委托的工作。7月至9月，在河北平山主持召开全国土地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了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给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这次会议确定的方针，进一步推动了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的发展。 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为加强华北解放区的建设，根据中央的决定，于948年5月主持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战略区及其领导机构合并，组建中央华北局、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和华北军区，兼任华北局第一书记。9月，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关于新民主主义建设问题的讲话。949年3月，出席七届二中全会，参与制定夺取人民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到城市的战略决策及新中国的各项方针政策。在会上发言，强调要以城市工作为重心来领导全党工作，努力学习解决接收后的城市管理问题，依靠工人阶级，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会后，随中央机关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进入北平。4月，赴天津视察，同工人、干部、职员、资本家等各方面人士座谈，宣传贯彻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在同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0月，被任命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制定党和国家各项重大方针政策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进行深刻的思考和大胆的探索。建国前夕，他提出人民解放战争胜利以后，中国的中心任务是恢复和发展中国的经济，并系统地阐述了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指出新民主主义经济主要由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和半自然经济等五种经济成分构成，在目前及战后最初一个时期内，都应鼓励其发展。但必须以发展国营经济为主体，普遍建立合作社经济，扶助独立的小生产者并使之逐渐地向合作社方向发展，组织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容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范围内发展，以便逐步地稳当地过渡到社会主义。950年，他写了《国家的工业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文，提出实现国家的工业化，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中国和人民政府最基本的任务；指出中国经济建设的大体步骤，首先要以主要力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然后发展重工业，在重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再大力发展轻工业，并使农业机械化。同年月，七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由负责的中央土地改革委员会，指导全国的土地改革工作。主持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并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作《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十分重视发展合作经济。950年7月在全国合作社工作者第一届代表会议上作报告，总结了解放区和建国初期合作社运动的经验，指出当时主要发展农村供销合作社、城市消费合作社和城乡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并为引导合作社走上正轨提出了明确的方针。随后，又撰写《关于合作社的若干问题》、《论合作社问题（初稿）》等著作。 95年2月，在北京市第三届人民代表会议上讲话，明确提出“民主化与工业化”的基本口号，论述了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的辩证关系，指出没有国家的民主化，没有人民民主政权的发展，就不能保障经济事业的发展和国家的工业化；而经济事业的发展和国家的工业化，又要大大地加强和巩固人民民主政权的基础。五六月间，在《国营工厂内部的矛盾和工会工作的基本任务》一文中提出，在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国家建立以后，国营工厂内部已经不存在工人同资本家之间的那种阶级对抗和剥削关系，但是仍然存在着工人阶级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一种在根本上非敌对的矛盾。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敌对的与非敌对的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953年2月，担任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领导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工作。同时，参与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954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对新中国第一部根本作了完整系统的说明。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十分重视中国成为执政党以后的建设问题。他在95年4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作《为更高的员的条件而斗争》的报告，强调要对员进行和的教育，必须继续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纯洁性，提高党的战斗力。他提出员标准的八项条件，作为对党员的明确要求和教育内容。954年2月，主持召开七届四中全会，受中央政治局和的委托，在会上作《为增强党的团结而斗争》的报告，指出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要求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提高维护党的团结的自觉性，同一切破坏党的团结的言论和行动作坚决的斗争。955年2月至95年3月间，先后约请国务院所属30多个部门负责人汇报工作，对我国各条战线的实际情况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为召开中国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准备。95年9月，他在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根据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提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历史任务，要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这次大会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副主席。在959年4月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以后，针对当时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劳动制度、教育制度等方面存在的某些弊端，提出了许多的改革设想，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既要有计划性，又要有多样性、灵活性；要利用价值规律，用价格指导生产；开放和利用自由市场；要增加地方和企业的自治权；允许个人有一定的经济活动自由。他认为，在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按劳分配将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分配工作搞得好，就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否则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对于劳动者的分配，必须贯彻按劳取酬的社会主义原则。他提出许多生产资料可以作为商品进行流通的观点。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流通是最敏感的，生产中的各种问题都会在流通中反映出来。因此，应当重视流通问题。强调按照等价交换原则进行交换是社会主义再生产正常进行的必要条件。不但工农之间、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之间需要等价交换，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各个地区之间也要等价交换。还提出改进工业管理体制，试办托拉斯，打破地区限制，按行业组织各种形式的专业公司，促使专业化协作发展，把国民经济组织起来，以便提高劳动生产率。他还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应有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以及实行固定工和合同工并存的劳动制度的观点。 在六十年代初期的国民经济调整中，敢于实事求是，深入调查研究，主持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和措施。92年月，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报告，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分析了958年“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及其产生的原因。报告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应该根据中国的特点，采取适合中国情况的方法来进行；中国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必须坚持群众路线，从实际出发来拟定政策、计划和措施，把工作放在切实可靠的基础上。接着，又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作出了大幅度地调整国民经济的决策，并提出了克服经济困难的具体措施，使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 9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受到错误的批判，并遭到、反革命集团的政治陷害和人身摧残，于99年月2日在河南开封病逝。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作出《关于为同志平反的决议》，决定“恢复同志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肯定了他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为中国和中国人民建树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的主要著作，收入《选集》、《论党的建设》、《论工人运动》、《论合作社经济》、《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等文集中。 第四章朱德朱德，88年（清光绪十二年）2月日出生于四川省仪陇县马鞍场一个佃农家庭。祖籍广东省韶州府（今韶关市），明末清初迁入四川，定居仪陇马鞍场。 朱德幼年入私塾，取名“代珍”，塾师为他取字“玉阶”。因家境贫寒，一面读书，一面劳动，在塾师的影响和启蒙下，开始接受革新思想。义和团运动的兴起，使他萌发了朴素的爱国主义思想——“富国强兵”。907年春，考入四川高等学堂附设体育学堂。年末，毕业回到家乡，任仪陇县高等小学堂的体育教习兼庶务。在这偏僻的地方，新式教育遭到当地封建守旧势力的反对，这使他感到“教书不是一条生路”。 909年月，朱德离开家乡，跋山涉水赴云南投考陆军讲武堂，改名朱德，字玉阶。在讲武堂期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经常秘密传阅和摘抄一些进步书刊。9年8月毕业，加入云南新军，任副目（相当于副班长）。0月，爆发了反对清皇朝的辛亥革命，云南新军积极响应，在农历九月九日举行起义。“重九起义”胜利后，云南宣布独立。因作战有功，朱德升任排长，授少尉军衔。随后，朱德随援川军进入四川，四川的反动势力纷纷土崩瓦解。同年底升任连长。援川军返滇后，在庆功大会上，他被晋升为少校。93年夏天，任云南第一师第三旅步兵第二团第一营营长。秋天，调往云南边境驻守，在深山密林中与法帝国主义扶持的武装土匪进行了长达两年多的作战，并从营长晋升为副团长、团长。95年2月以后，他参加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开始成为川滇军界人人皆知的名将。97年，朱德任滇军旅长，后被授予少将军衔，在四川参加了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护法战争”。 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朱德逐渐认识到有必要学习俄国。922年，为寻求革命真理，他放弃了高官厚禄，离开云南，来到上海、北京。在上海，他拜访了中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向他提出加入中国的要求。陈独秀认为像他这样的旧军队的高级将领，要参加，必须经“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拒绝了他的请求。朱德没有因此而放弃对真理的追求，决定到马克思的故乡德国去探寻救国救民的道路。同年月，在柏林经张申府、周恩来介绍加入了中国。从此，他将自己的一生与中国革命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他表示“归国后即终身为党服务，作军事运动。”在德国的3年时间里，朱德参加旅欧支部领导的各种革命活动，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同时注意对西欧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考察。924年在哥廷根的盖奥尔格——奥古斯特大学哲学系社会学专业注册入学。同年底，为了从事革命活动，由哥廷根回到柏林。925年，因积极从事革命活动，被柏林警察当局逮捕，并被驱逐出境。随后到苏联，下半年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大学学习，研究中国和世界的经济地理。几个月后，参加秘密军事训练班学习，任队长。这期间，苏联教官问他回国后怎样打仗，他说“部队大有大的打法，小有小的打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92年夏回国后，受中央军委的派遣到四川军阀杨森部进行兵运工作。927年初，到江西南昌创办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任团长。在教育团建立和发展的组织，为党培训了一批军事干部。 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后，朱德参加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起义军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名义，朱德任第九军副军长，不久，任军长。起义军南下广东，准备重新北伐。其主力在潮汕地区被反动军队击败，朱德率领的起义军一部苦战三河坝三天三夜，后冲出敌人的包围，向粤赣湘边界转移。此刻，干部、战士思想异常混乱，一无粮草，二无援兵，失败的阴影笼罩着整个部队，离队的人数越来越多。为了保存南昌起义的革命火种，朱德和陈毅在赣南的天心圩、大余、上堡等地领导部队进行了三次整顿，他在全体人员大会上宣布今后这支队伍由我和陈毅领导，愿意继续革命的跟我走。他指出俄国革命905年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9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现在也是黑暗的，但黑暗遮不住光明，只要保持实力，革命就能成功。部队整编为一个纵队，并重新登记党、团员，成立党支部，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连队中去，加强党在基层的工作。还加强部队的军事训练和组织纪律性。为了隐蔽活动，采用“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番号，朱德任司令，化名“王楷”。在军事战略上，开始从正规战向游击战方向转变。同时发动农民斗争，把武装斗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部队在这一地区的活动，造成较大的革命声势。这时，国民党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所部驻防湘南郴州、汝城一带，朱德和范石生是云南讲武堂同学，交往很深，而范石生同蒋介石矛盾重重。朱德鉴于当时起义军物资和装备供应十分困难，决定同范石生合作，以保存革命火种，隐蔽待机。 928年月，朱德率领部队在湘南的宜章县发动起义，打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旗帜，任师长。一个月内，暴动波及了十余个县。建立了湘南苏维埃政权，组织了农会和农军。4月，率部前往井冈山，同领导的部队会合。5月，成立工农革命军（不久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任军长，任党代表。在井冈山斗争中，他和把游击战争的经验概括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形成了游击战术的基本原则。929年初，和率领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在两地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开辟革命根据地，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发展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930年8月，成立红军第一方面军，任总司令。8月28日，中央总行动委员会主席团会议决定朱德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9月，在六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93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从930年0月至934年0月，国民党军队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发动五次军事“围剿”。朱德同一起，率领红军采取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粉碎了敌人的第一、二、三次“围剿”。后同周恩来一起，灵活运用前三次反“围剿”的经验，指挥部队又粉碎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这次反“围剿”创造了大兵团伏击歼灭战的重要经验。朱德曾撰写《黄陂东陂两次战役伟大胜利的经验与教训》一文，对这次反“围剿”战争进行了总结。933年9月，共产国际派驻的顾问李德抵达中央苏区，掌握了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的军事指挥权。这时，朱德虽仍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但实际上军队由博古、李德直接指挥。由于李德脱离实际的错误指挥，使得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损失严重，中央革命根据地日益缩小，中央红军陷于被动，最后被迫撤出革命根据地，开始战略大转移。 934年月，朱德在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0月，参加长征。935年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朱德坚决的正确主张，并严肃地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他说“如果继续这样错误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会后，他协助指挥了四渡赤水战役，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使红军由被动转为主动。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央决定共同北上抗日，张国焘拒不执行中央决定，妄图分裂党和红军。朱德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而有理、有节的斗争，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当张国焘攻击中央北上方针是“逃跑”，并要朱德对此表态时，朱德表示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我是赞成的、拥护的，我举了手的，我不能反对我亲自参加作出的决定。如果硬要我发表声明，那我就再声明一下，我是坚决拥护党中央作出北上抗日的决定的！张国焘不顾朱德等人的反对，另立“中央”，多次强迫朱德断绝和的一切关系。朱德说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是你绝对割不断我和的关系。他团结广大干部战士，坚决维护中央的正确方针，为实现一、二、四方面军会师西北，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任总司令），于9月率领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他同周恩来与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达成协议，八路军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配合友军进行运动战。他亲自部署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平型关与日本侵略军作战，取得消灭日军一千多人的胜利。月，太原失守，华北抗战进入了以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为主的阶段，朱德率领八路军总部转战华北，宣传的抗日主张和统一战线政策。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时机，积极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他鼓励阎锡山坚持抗战，同卫立煌多次长谈。卫立煌对八路军十分钦佩，保持了友好关系。 938年初，朱德发表了《论抗日游击战争》一书，对抗日游击战争的意义、性质、作用及战术原则等问题作了全面论述。这是指导抗日游击战争的一篇名著。4月，和彭德怀指挥根据地军民胜利地粉碎了日军3万余人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九路围攻。使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939年冬，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朱德率领山西和河北广大军民予以坚决的反击，打退了这次，稳定了华北局势。从此，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得到迅速发展，成为长期抗战、夺取最后胜利的重要战略基地。940年5月，朱德由华北前线返回延安，协助指挥全国的抗日战争。为了打破日本侵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封锁，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朱德参加领导大生产运动，亲自到南泥湾勘察，提出“南泥湾政策”，指示部队在不影响战斗、训练的情况下，实行垦荒屯田，发展生产。943年5月日，朱德发表文章，号召建设“革命家务”。这一主张有力地推动了大生产运动的发展。 945年4月，在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对中国领导武装斗争特别是抗日战争的经验作了系统的总结，规定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和人民战争的作战原则；规定了养兵、带兵、练兵、用兵以及政治工作等一系列方针政策；还规定了人民军队今后的任务，指出八路军、新四军与一切抗日友军要准备在抗战后期，实行从抗日游击战争到抗日正规战的转变，以迎接抗日战争的大反攻。月在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抗日战争胜利后，针对国民党反动派蓄意挑动内战的阴谋，他参与制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以及调整战略部署、编组野战兵团、实行战略转变等一系列重大决策。94年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朱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协助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947年3月，同等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到达晋察冀后，介绍各个解放区战场所取得的胜利和打胜仗的经验，帮助晋察冀部队整编，克服缺点，提高战斗力，以适应战略进攻的需要。他亲临前线，指导解放石家庄的战役，这是自解放战争以来，第一个攻克的敌军坚固设防的城市，为打攻坚战开创了范例。这期间，他还对冀中地区的经济工作进行了考察，撰写了《对冀中经济工作的意见》。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阶段，他协助组织和指挥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949年3月，出席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会后随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进驻北平。4月，和联名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与完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朱德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950年0月，他参与制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并亲自进行战前动员。在他担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期间，反复强调，不论在党内，在军内，每个员都要自觉地遵守党的纪律，以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行。纪律检查工作，要以思想教育为主。953年月，在第二次全国纪律检查工作会议上作《过渡时期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任务》的报告，指出“我们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处在同资产阶级又合作又斗争的复杂环境中，因此我们仍应时刻提高革命警惕性，并进一步巩固和纯洁党的组织。”在以后的许多重要场合，他多次指出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重要性，要求党的干部坚持群众路线，反对官僚主义；坚持民主集中制的集体领导的原则，反对分散主义和个人专断的倾向；坚持发扬民主，反对压制民主的倾向；坚持正确的党内斗争，反对过火的党内斗争。他特别强调“党能否保持巩固的统一和团结，实际上是一个关系到革命成败的问题”。 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后中央决定组成新的中央军委，朱德任军委副主席。955年9月，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朱德对人民军队的建设投入了大量精力。他积极主张加速军队现代化、正规化的建设，十分重视新的军种、兵种的建设。他把加强军事院校建设、搞好军事训练、掌握现代科学技术，作为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十分迫切的任务来抓。他反复强调，人民军队要坚持和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但又不要受过去经验的束缚，要努力使军队的建设适合现代化、正规化的新形势和新要求。他指出“我们必须建设一支十分强大的，足以击退任何侵略者进攻的现代化的国防军。”他还非常重视国防科技的发展和国防工业生产，非《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983年版，第35页。 《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983年版，第293页。 常重视后勤工作的现代化建设。当他在88岁高龄的时候，仍亲莅海军舰艇部队视察。他对于人民军队的建设和国防现代化的建设，作出了极大的贡献。95年9月，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政治局常务委员。959年4月，朱德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此后又连任两届，直至去世。在长达7年的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任期内，朱德主持了70多次常委会会议，制定了几十项重要法令，无数次听取、讨论各部门的工作报告。他曾多次率领代表团出国访问，经常会见来访的外国领导人和知名人士，加强了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和了解。他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全国除台湾、西藏、宁夏外，其他各省、市、自治区都留下了他视察的足迹。 朱德参与了党和国家各项重大方针政策的制定，对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出过许多宝贵的意见。他指出“我们进行经济建设的根本目的，在于改善人民的生活，增进人民的福利。”他非常重视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作用，提出要“依靠技术建设国家”。他积极主张把工业、商业、财政和部分权力下放给地方和企业，改变中央集权过多的状况，以利发挥中央、地方和企业三个方面的积极性，加快建设速度，“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他在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题为《加强团结，建设社会主义》的发言，指出“要充分地合理地利用我国众多的劳动力和半劳动力去开发我国的丰富的资源在充分地发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的基础上，积极地发展生产，以便逐步地做到‘地尽其利’、‘人尽其力’和‘货尽其用’，这应当成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一项根本的方针。”他曾多次提出应把军事工厂和民用工厂的生产有效地、紧密地结合起来，主张军事工厂“平时可以多生产些民用品，战时主要生产军用品”，“使它们现有的设备力量尽量利用起来”2。他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朱德对发展手工业问题多次发表讲话，强调手工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国营工业不可缺少的助手。朱德一向主张因地制宜地发展多种经营的农业经济。认为在社会主义时期，不论工业还是农业，都要发展商品生产，活跃城乡经济。主张打破地区间的经济封锁，真正做到货畅其流。对958年“人民公社化”中大办公共食堂，朱德是不赞成的。他指出“吃饭不要钱不行过去我们说粮食问题不大，是因为把粮食分到社员家里，自己掌握。一办食堂，就会造成很大的浪费。不吃大锅饭，可以节省很多东西出口，换回来更多的钢铁、机器。只有生活资料归个人支配，才能调动社员的积极性。有的人怕因此发展了资本主义，这种顾虑是多余的，因为生产资料掌握在集体和国家手中。群众的生活应该是越富越好。”他对“大跃进”中的“浮夸风”是坚决反对的。他说“发展生产力必须实实在在地实干，虚夸是有害无益的”；“要有实干精神，要鼓劲，但不要吹嘘，办不到的事情就不要讲”。当时，由于受“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他的这些正确意见非但没有被采纳，反而遭到错误的批判。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朱德对于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怀疑。97年月，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现在‘文化大革命’运动搞到破《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983年版，第340页。 2同上书，第352页。 《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983年版，第37—372页。 坏生产的程度，忘记了‘抓革命，促生产’，这是新出现的问题，要注意解决。”“我们制止武斗这么久了，可是有些人还在武斗，甚至还有砸烂机器、烧毁房屋的，这里面有反革命分子在捣乱，要注意。”他还反对任意把人打成反革命分子。在批判“二月逆流”以后，朱德的文件被停发，保健医生被调离，行动受到各种限制。康生等人将朱德等29人划入“有错误的或历史上需考查的”之列。造反派批判和攻击朱德的大字报、大标语纷纷出现在北京街头。面对这种极不正常的气氛，朱德始终坦然处之，并始终关心着生产建设和其他同志的安全。在危难之际，在一次会议上谈到朱德时表示要保他，才使朱德没有遭受到更残酷的人身迫害。99年4月，在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朱德被选为中央委员，九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973年8月，在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常委。 朱德具有高尚的人格和崇高的品德。他毕生光明磊落，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处处顾全大局。对于个人受到的错误批判和不公正的对待，他从不计较，继续勤恳工作。他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把自己的一切无私地献给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朱德经常用“革命到老，学习到老，改造到老”来鞭策自己，勉励他人。975年初，在他89岁高龄时，亲笔写下了“革命到底”的条幅，表示了他为事业奋斗终生的决心。他始终不忘广大劳动人民，保持着普通劳动者的本色。所有与朱德接触过的人，都为他那平凡、朴素的作风所深深感动。 朱德于97年7月日逝世，终年90岁。他的主要著作收入《朱德选集》、《朱德军事文选》。 第五章李大钊李大钊，字守常，曾用名李钊、李龟年，笔名明明、常、孤松、猎夫等，在苏联期间化名琴华。889年（清光绪十五年）月29日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他是遗腹子，出生不久母亲亦去世，靠70多岁的祖父抚养。祖父名叫李如珍，考取过秀才，得过“从九品”官衔，又曾在东北经营杂货铺，回乡后购得土地90余亩，房屋20余间，家境比较富裕。 李大钊3岁起学识字，7岁入私塾，5岁考入河北省卢龙县永平府中学。在他岁时，根据当地风俗，与本村姑娘赵纫兰结婚。妻子比他大7岁，在他读书期间独自操持家务，先后生育个子女。 907年7月，李大钊考入由直隶总督袁世凯委人创办的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法政课程及英、日语言。在校期间，他参加过罢课请求政府开设国会的运动；参加了北洋法政学会，担任该会刊物《言治》月刊编辑、编辑部长，并开始在该刊发表政论文章；加入陈翼龙组织的中国社会党天津支部，担任干事。 93年5月，李大钊在法政学校学习年期满毕业。7月到北京，通过办《言治》月刊时结识的孙洪伊介绍，接触了汤化龙。孙、汤都是政党要人、众议院议员。李得到汤的资助，于同年冬东渡日本留学。到日本不久，因投稿《甲寅》，得到该刊主编著名报人章士钊的器重。章惊异李的文章“温文醇懿，神似欧公”，遂同李结为友好。李又通过章结识了后来发起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陈独秀、高一涵等。 94年9月8日，李大钊进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学科。在该校一年四个月时间里，他学习了国家学原理、帝国宪法以及经济、史学、法律等课程，并且接触了日本社会民主党创始人之一、当时知名的社会学家安部矶雄，受到安部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在此期间，李大钊还十分留意国内政治形势，参加过留学生反对袁世凯政府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的斗争，担任斗争组织——留日学生总会的文牍干事、编辑主任，编辑《国耻纪念录》、《民彝》杂志，撰写了《警告全国父老书》、《国民之薪胆》、《民彝与政治》等政论文章。此外他还加入过从事反袁秘密活动的中华学会和神州学会及在留学生中成立的中国经济财政学会，并从事翻译出版外国学者著作事宜。 9年5月，李大钊回到上海，参加了宪法研究会的活动，担任汤化龙的私人秘书。7月，应汤化龙邀请到北京主编《晨钟报》，旋即辞职。接着又参加了《宪法公言》、《言治季刊》、《甲寅日刊》的创办、编辑工作。98年月，经章士钊介绍，李大钊到北京大学正式担任图书馆主任。他在这里工作近5年时间，对图书馆进行了整顿、扩充和改革。他曾组织图书馆讲习班，做过图书馆教育、管理、美国图书馆概况等方面的研究，参与发起了中国第一个图书馆协会——北京图书馆协会。同时，他还参与了大量社会活动，如加入北京大学进德会，为纠察员；参与发起北京大学公余法文夜校、学余俱乐部、教职员会、赈灾社、新知书社、太平洋问题研究会、俄国灾荒赈济会、非宗教大同盟等；还代理过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主席，参加教职员停职索薪运动。此外他还参与发起少年中国学会，成为其中骨干成员，先后任《少年中国》月刊编辑部主任、发稿人、编译员等；担任北京大学学生团体国民社的导师和新潮社的顾问；指导过天津南开大学学生团体觉悟社；参与发起北京工读互助团等。在此期间，他和年轻的有较多接触，介绍毛到北大图书馆工作并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同毛商议组织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后来成为中国领导人的周恩来、邓中夏、高君宇以及当时活跃于思想、文化、教育界的不少人都程度不同地受到过李大钊的影响。920年7月，李大钊任北大教授兼图书馆主任，相继在史学系、经济系、法律系授课。他还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北京师范大学、朝阳大学、中国大学等校讲授现代政治、社会主义、社会运动、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社会学、社会立法、女权运动史等课程，并经常应邀做学术或社会问题讲演报告。922年2月2日，李大钊正式辞去图书馆主任职务。 李大钊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最早参与者和主要成员之一。还在9年9月，他就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青春》一文，号召青年“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纵现在青春之我，扑杀过去青春之我，促今日青春之我，禅让明日青春之我”。“以青春之我，创造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98年月，他加入了《新青年》同人组织。在此前后，他频繁著文，介绍托尔斯泰、尼采、培根、泰戈尔、罗丹，宣传思想自由、文化进步、社会改革，批判主张将孔子学说载入宪法的复古思潮，阐发民主政治原理，抨击势力，与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高一涵、周作人等组成了传播新思想、开展启蒙运动的新文化阵营。此时的李大钊在历史与文化问题上持现实的、进化的、调和的观点；在政治问题上，持非暴力、非强力的民主主义观。他曾写道“今日之政治，固与强力不相容也。之世，国之建也，基于强力；立宪之世，国之建也，基于民意。”“革命恒为暴力之结果，暴力实为革命之造因。”“革命固不能产出良政治，而恶政之结果则必召革命。”从98年7月开始，李大钊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赞扬俄国十月革命，宣传民主主义、劳工主义、社会主义的文章或讲演，提出十八世纪的法国革命“是立于国家主义上之革命”，二十世纪的俄国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俄国布尔什维主义“是二十世纪全人类人人心同觉悟的精神”等观点。98年2月，李大钊和陈独秀有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在国内引起的和平民主思潮和运动，创办了批评时政、内容丰富，以短评精论为主要形式的《每周评论》。他在发表于该刊的《新纪元》一文中写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德国、奥匈帝国革命所流的血，“好比作一场大洪水——诺阿以后最大的洪水——洗来洗去，洗出一个新纪元来”，“从今以后，生产制度起一种绝大的变动，劳工阶级要联合他们全世界的同胞，作一个合理的生产者的结合，去打破国界，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此后，他开始更多地注意劳工、农村、妇女、青年问题。他的文章说“战后世界上新起的那劳工问题，也是德谟克拉西的表现”，“应该要求一种德谟克拉西的产业组织，使这些劳苦工作的人，也得一种均等机会去分配那生产的结果”。妇女参政运动也是本着“现代民主主义的精神”而起的，“妇人问题彻底解决的方法，一方面要合妇人全体的力量，去打破那男子专断的社会制度；一方面还要合世界无产《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984年版，第5、525页。 《劳动教育问题》，《李大钊文集》（上），第32页。 阶级妇人的力量，去打破那有产阶级（包括男女）专断的社会制度”2。现在的文明，“非把知识分子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民主制度下，选民的“大多数都在农村”，广大青年应当到农村去“安身立命”，一边劳动，一边去做“开发农村，改善农民生活的事业”，“把黑暗的农村变成光明的农村，把那的农村变成立宪的农村”。399年5月，李大钊将其负责主编的《新青年》杂志第卷第5号编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他依日本学者河上肇《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文为蓝本，在该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分两期刊载，实际出版日期分别为99年9月、月）。这篇文章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在世界经济思想史上的价值、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和剩余价值学说。此后，他又以日本创始人堺利彦的文章和译作为材料，撰写了《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一文，并且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解释历史、政治、社会问题。此外，他还撰写过介绍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阐述唯物主义在现代史学和社会学上价值的文章。49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5月8日，蔡元培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北大教职员发起挽留蔡校长运动，李大钊是被推举赴教育部交涉的8名代表之一。5月8日，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强盗世界与秘密外交》一文，指出当时的群众爱国运动“并不是本着狭隘的爱国心，乃是反抗侵略主义，反抗强盗世界的强盗行为”；号召人们“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他又发表《太上政府》、《新华门前的血泪》等短言，抨击干涉中国政治的外国领事馆，对罢课请愿的学生表示同情。月日，陈独秀在散发传单时被捕。李大钊因与陈关系密切，亦被京师警察厅秘密监视。 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引起了一场关于问题和主义的争论。此时正回家乡暂住的李大钊致信胡适，提出研究实际问题和宣传理想主义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观点，明确表示自己喜欢谈布尔什维主义的态度，并以马克思唯物史观为据，说明在适当的时机、适当的情况下，对于社会问题实行“根本解决”的必要性。这场争论在北京、长沙、南昌等地许多进步学生社团中都产生过反响，成为新文化阵营在对待社会改造问题上革命与改良两种观点倾向发生分离的。 2《战后之妇人问题》，《李大钊文集》（上），第35、40页。 3《青年与农村》，《李大钊文集》（上），第48页。 4有材料说李大钊还曾于99年5月协助《晨报》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见张静如等《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第75页。 张静如等《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说李大钊参加了“五四运动游行以及救援被捕学生的请愿活动”。见该书第75页。韩一德、姚维斗《李大钊生平纪年》说，李大钊是五四运动的“组织领导者之一，他指导社团的骨干分子确定斗争目标和办法，他的办公室成为活动分子集会的中心”，又李大钊“为扩大五四学生爱国游行的影响”，在《每周评论》上写了报道、评论。见该书第70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987年版。又据高一涵回忆“99年月，我们散发《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守常（即李大钊）与陈独秀都去散发，当场陈独秀被捕”见《五四运动回忆录》（上），第3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979年3月版。此外李新的《李大钊》一文说陈独秀被捕后，李大钊“极力营救”，见《党史人物传》第2卷，第0页，陕西人民出版社98年版。 自920年初起，李大钊先后与苏俄鲍立维、荷荷诺夫金等人接触。同年4、5月间，李大钊在北京会见了受俄共（布）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领导人派遣的俄国人维金斯基（bontn-hnn中文名字伍廷康）及其随员马马耶夫（mamaeb）、译员杨明斋。经李介绍，维金斯基赴上海与陈独秀会晤。陈遂于同年8月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组织，史称上海小组。0月，李大钊同张国焘、张申府等在北京成立了小组。不久，北京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李大钊亦为其中重要成员。同年李大钊还在北京大学参与发起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社会主义研究会。92年3月，李大钊在《曙光》杂志发表《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公开号召组织“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与以第三国际为中心的“各国派（指派）的朋友相呼应”。在李大钊和北京小组的指导、影响下，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发起成立了小组，张太雷等在天津发起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中国正式成立后，李大钊先后参加了第三、第四次党的代表大会，当选为第二、三、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二大和三大任命他为北京区委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四大任命他为北方区执行委员会书记。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北京小组、北京区委、北方区委出版了通俗刊物《劳动音》，在长辛店铁路工人中举办了补习夜校、工人俱乐部，并陆续在天津、河北、吉林、山西、察哈尔、热河及绥远等地区建立起组织。到92年7月，上述各地区加上北京市的党员已经达到209人。从92年开始，北京（北方）党组织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一起创建了京汉、京奉、正太、津浦、京绥铁路以及开滦五矿等处的工会组织，领导了大规模的罢工运动，并且对南方、上海等地的罢工给予了有力支援。 922年5月，直系军阀吴佩孚在北京附近打败奉军，控制了北京政府，提出“恢复法统”主张。由于吴曾表示拥护民主，“保护劳工”，共产国际远东局亦有联合吴佩孚的策略，李大钊遂通过其在吴军中任要职的同学好友白坚武做联络吴的工作。白坚武向吴推荐李大钊担任其顾问，“赞助进行统一问题”。李大钊先后两次与吴会面，并曾介绍俄国人霍德罗夫会见吴佩孚，又曾利用吴的关系介绍名员分别担任京汉、京奉、京绥、陇海、正太、津浦铁路纠察员，暗中从事工人运动。 有材料说，920年2月李大钊护送陈独秀离北京前往天津（陈从天津独自去上海）的路上，二人交换了建立中国的意见。李回京后便“积极创造条件准备建立的组织。他和邓中夏（仲澥）、高君宇（尚德）等经过多次酝酿，决定首先组织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团体，为建党做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920年3月，他们在北京大学秘密发起组织了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见李新、陈铁健主编《伟大的开端》，第3有材料说，“920年2月，李大钊在天津送走陈独秀后，与章志、黄凌霜等和鲍立维会见，商讨成立社会主义者同盟（即为后来的小组）”。（见《李大钊史事综录》，北京大学出版社989年版，第44罗章龙回忆，维金斯基在北京期间通过李大钊接触了张国焘、李梅羹、刘仁静、罗章龙等。在他离京前，召开了一次会议，“这个会可说是北京小组正式成立大会”，维金斯基“以第三国际代表身份”参加会议。“同意应邀参加座谈会的人是员，并表示要向共产国际汇报”。李大钊参加了会议，并讲了话。（见罗章龙《椿园载记》，三联书店984年版，第77页。） 李新《李大钊》一文说，李大钊曾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主任。见《党史人物传》第2卷，第7页。 同一期间，胡适起草了《我们的政治主张》宣言，建议以“宪政的”、“公开的”，实行“有计划的政治”的“好政府”作为政治改革目标，并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同意胡的主张，同胡一起联络蔡元培等共人在该宣言上签名。由于“好政府”主张与其后不久发表的对时局的主张不相符合，李大钊又同少年中国学会北京分会部分会员联名向学会杭州大会提交题为“为革命的德谟克拉西”的提案，主张以“铲除国内的督军制和国外资本主义由中国人开发本国的实业”为“改良物质生活的唯一方法”；以“引导被压民众为有目的的政治斗争”为“唯一解除苦厄实行的方法”。 922年7月，二大通过了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8月，李大钊赴上海、杭州参加了中央特别会议。会议接受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要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建议。在此期间，李大钊曾会晤孙中山，与孙讨论了“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不久，他和陈独秀等另外几位主要领导人，经孙中山主盟加入了国民党。923年月，三大正式提出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决议。0月，李大钊被孙中山委任为国民党改组成员和特派临时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924年月，李大钊作为北京国民党组织选定的代表赴广州参加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大会宣言审查委员会委员、国民党章程草案审查委员会委员、出版及宣传审查委员会委员，并被大会选举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议期间有人提出在党章中加入“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条款。李大钊代表加入国民党的员发言，指出人加入国民党是“想为国民革命运动而有所贡献于本党的，不是为个人的私利与夫团体的取巧而有所攘窃于本党的”，是经孙中山允许的，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是阴谋鬼祟的举动”。大会最终否决了反对党员“跨党”的提案。在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上，李大钊受命组织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并兼任该部组织部长。在李大钊等人的领导下，国民党北京执行部于924年4月20日成立，到92年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之时，该部所辖北方0余省区的国民党员已达4万余人。92年月至月，李大钊作为代表团首席代表赴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期间，他在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地进行了参观访问，接受了《工人莫斯科日报》记者的采访，在莫斯科“不许干涉中国”协会组织的群众大会上讲了话，并为《红色工会国际》写了《中国内战和工人阶级》一文。924年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直系军阀总统曹锟，电邀孙中山北上。月7日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提出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并于年底抵达北京。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组织了欢迎孙中山北上的活动和促成国民会议召开运动。李大钊多次参加国民会议促成会、后援会、招待会，发表演讲，并被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第三次大会聘为国民会议运动委员会委员长。925年月，孙中山病重入院，李大钊被孙指认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3月2日，孙中山逝世。其后不久，在北京有反对人的国民党同志俱乐部成立，后又出现了分裂国民党的“西山会议派”。李大钊和国民党左派一起与右派进行了斗争。92年月日，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李大钊再次当选中央执行委员。 “北京政变”之后，段祺瑞和张作霖掌握了北京政府，冯玉祥因受排挤于92年月宣告下野，后到苏联考察。冯玉祥的国民军撤出北京，退往绥远一带。在此前后，李大钊曾参与了争取冯玉祥国民军与国民党合作的活动。92年7月，南方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之时，李大钊请国民党左派人物于右任赴苏联做冯玉祥的工作，并数次电报催促，终于促使冯玉祥于当年9月回国在绥远五原誓师参加北伐。92年3月发生了日本军舰炮击大沽口事件，日、英、美、法、意等8国公使向段祺瑞政府提出了干涉中国内政的“最后通牒”。3月8日，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等200余团体在北京召开一致反对八国通牒的国民大会，李大钊被推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发表了演说。会后，群众到铁狮子胡同执政府和国务院请愿，遭到府院卫队的残酷镇压2。第二天，执政府下令缉捕李大钊等人。李大钊遂携妻子、儿女随同国共两党北方领导机关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旧兵营内居住。 927年4月日，奉系军阀张作霖派军警300多人包围了俄国使馆，将李大钊等0余人逮捕，随即进行了审问。李大钊在法庭上“态度甚从容，毫不惊慌”。4月28日，李大钊等20人被判绞刑。李大钊“首登刑台”，“神色未变，从容就死”。 李大钊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领袖，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的创始人之一和初期党的重要领导者，也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国国民党的重要领导人。他同时也是知名报人、学者和社会活动家。他性格温和、道德高尚、“好施济众”，曾将自己收入的一部分捐给党组织作活动经费，多次将自己的图书捐赠给北京大学图书馆，又曾多次出资帮助同事、朋友和青年学生，而自己“身后异常萧条”。他被捕后，北京20多所大学联合发起过营救活动；逝世后，北京各报一致哀悼。933年北平各界为李大钊举行公葬，他的灵柩被安放在北京西山万安公墓。他在《狱中自述》中说“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厉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这几句平凡质朴的语言表述出一位伟人公忠坦荡的胸怀，令人敬佩。 李大钊一生写下文章、书信、诗词、通讯杂文等共500多篇，内容包括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史学和党的建设、革命战略与策略等多方面。他的《平民主义》、《史学要论》两篇长文分别于923年月和924年5月作为《百科小丛书》第5、5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平民主义”是五四时期的主要政治思潮。李大钊的《平民主义》继承了这个思潮，发展了这种思想。它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宝贵文献。李大钊自称“夙研史学”，发表了许多关于史学的演讲和文章。《史学要论》是他关于史学理论的总结性著作。它被公认为是在中国建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开山之作，在史学史上具有很高的价值。三十年代，他的部分遗文被编成《守常文集》（未发行）。95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大钊选集》上、下册，共39万余字。984年人民出有材料说李大钊在此期间还曾给阎锡山写信，策动阎并参加北伐。见张静如等《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第280、28页。 2有材料说，在三一八事件前一天，北京各学校、各团体代表召开紧急会议，会后分两组分别到外交部和国务院请愿。“李大钊率领一百人到国务院去见段祺瑞和贾德耀（国务总理），守卫不许进门，并用刀刺伤多人。”见李新《李大钊》，《党史人物传》第2卷，第33页。又许毓峰《李大钊年谱》说，当请愿队伍向铁狮子胡同行进时，李大钊“亲自打起一面大旗，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当府院卫队和军警镇压时，“大钊同志的脸和手虽负了伤，但他却从容镇静地指挥和掩护群众退却”。“大钊同志最后从东口退出后，立即到地委会去，当晚召开了党、团地委联席会议”，部署了慰问伤员，为死难者开追悼会和进一步坚持斗争的问题。见该书第27页，信阳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985年印行。版社出版了《李大钊文集》上、下两册，0万字，989年0月又出版《李大钊文集》（续集）一册。此外，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出版了《李大钊诗文选集》，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大钊史学论集》。 第六章瞿秋白瞿秋白，原名双、霜，族谱中排名懋淼，原号雄魄、铁柏、铁梅、涤梅等，后改名爽，改号秋白（亦说秋白为字）。五四前后发表的作品多署瞿秋白或秋白。二三十年代使用过的笔名和别名有一百多个，如巨缘、维它、史维它、屈维它、史铁儿、易嘉、何凝等。899年月29日（清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诞生于江苏常州一个破落的仕宦家庭。祖父瞿西同曾任江西候补知县。父亲瞿世玮长期无业，擅长山水画，通医道。母亲金璇，通晓史书，长于诗词。 秋白很小即开始学画和背诵唐诗名句，5岁入塾馆，岁入小学堂，0岁跳级考入常州府中学堂。2岁时辛亥革命爆发，他决然剪掉辫子，表示对推倒清皇朝的拥护。 秋白上学后，家境日趋衰败。9年因担负不起房租，全家搬到瞿氏宗祠居住。从94年起，开始靠借债和典当家产维持生活。95年夏，秋白终因学费拮据而辍学。母亲经受不住家庭破产、爱子失学的痛苦折磨，于9年初服毒自杀。秋白在《哭母》诗中写道“亲到贫时不算亲，蓝衫添得泪痕新。饥寒此日无人管，落上灵前爱子身。”这年，秋白在无锡乡下杨氏私立国民小学任职半年，随后前往武昌投奔堂兄瞿纯白，并考入武昌外国语专科学校学习。次年春又随堂兄到了北京，入北京大学旁听。9月考入北京政府外交部设立的俄文专修馆，主修俄语，同时自学英语、法语，还研究文学和哲学。他学习刻苦，成绩总是名列前茅。这期间他对俄罗斯文学发生了浓厚兴趣，并已试着翻译托尔斯泰和果戈里的著作。 9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秋白开始注意阅读有关方面的新书刊，汲取新思想。但直至五四运动爆发，秋白的思想仍是庞杂而混沌的，今文经学、佛学及改良主义、实验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潮对他都有影响。由于对现状极度不满而又找不到出路，秋白的苦闷彷徨达到了极点，他自称这段时间是他“最枯寂的生涯”，甚至由此产生了悲观厌世的思想。 99年的五四运动，使秋白的思想发生重大改变。他积极投身于这场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他带领俄文专修馆学生参加了五四大游行，并作为俄专代表参加了北京学联，成为五四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月3日，他在街头讲演时被捕，月7日被放出。出狱不久，因劳累过度而得了肺病，此后就再也没有治好。99年月，秋白与郑振铎、耿济之、许地山等创办《新社会》旬刊，进行改造社会的宣传。他是该刊的编辑和主要撰稿人。920年春，秋白参加李大钊领导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开始学习和研究科学社会主义。 920年0月，秋白在俄文专修馆还未毕业，即应北京《晨报》馆的聘请，以该报特约记者身份前往莫斯科。秋白为有机会实地研究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俄国和俄国文化而高兴，希望借此“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担一分中国再生思想发展的责任”。 经过3个月的艰苦跋涉，秋白于92年月到达莫斯科。此后在苏俄的两年间，秋白撰写了大量通讯，通过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向中国道了十月革命后苏俄的实况，写了《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两本有名的散文集，叙述他在苏俄的观感，介绍苏俄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92年3月，他以记者身份参加了第十次全俄代表大会。9月，除担任记者外，又到莫斯科东方大学（东方劳动者大学）中国班讲授俄文，并担任该校俄国教官的翻译，由此他多次会见列宁、托洛茨基等苏俄领导人。他还忍着疾病的折磨，顽强研究和介绍俄国文学，并开始研究中国文字拉丁化问题。922年月，出席远东各国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担任大会翻译工作。2月，经张太雷、张国焘介绍加入中国。923年月秋白回到北京，此后专门从事党的工作，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不久离京赴沪，担任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季刊的主编，同时参加另两个机关刊物《前锋》和《向导》的编辑工作。923年月5日，《新青年》季刊创刊号上发表了秋白翻译的《国际歌》歌词。那时，《国际歌》已有三种中文译词，但都不便吟唱，秋白一边弹唱，一边翻译，苦心斟酌，始将《国际歌》成功地译了出来。同期《新青年》季刊还发表有秋白所写的《新青年之新宣言》，该文比较明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即使资产阶级的革命亦非劳动阶级为之指导，不能成就。”随后在《新青年》季刊第二期上，秋白又发表《自民治主义至社会主义》一文，强调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过程中“日益取得重要的地位，以至于指导权”。秋白在上述三个刊物上发表了一百多篇论文和译作，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中国社会经济状况和阶级关系，探讨和总结中国革命中的根本问题，如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以及革命的战略和策略，并宣传的民主革命纲领和在各个时期的政治主张、方针、政策以及武装工农群众的思想。他还在文章中批驳胡适、张东荪、梁漱溟、吴稚晖、戴季陶等人，逐步成为早期最卓越的理论家和宣传家之一。据不完全统计，从923年月至927年7月，他所写的政治理论文章达00多万字。 923年月，秋白参加了在广州召开的三大，并为大会起草了党纲草案。在三大和925年月召开的四大上，他均被选为中央委员。三大后，秋白投入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工作。他出席了924年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参与大会宣言的起草工作（文稿翻译）。国民党一大上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923年夏，秋白到上海大学任教，担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讲授《现代社会学》、《社会哲学概论》等课程。月，他发表《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一文，批判了当年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玄学派的“自由意志”的人生观和所谓科学派的自然主义的人生观及胡适的实用主义，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哲学观点。925年，秋白与陈独秀、蔡和森、李立三、等领导了五卅爱国运动。月4日，中央第一个日报《热血日报》创刊，秋白担任主编。他在报上先后发表数十篇社论和短文，分析形势，提出对策，指导革命运动的进行。其中《谁是敌谁是友？》一文，尖锐地提出“谁是我们真正的敌人，谁是我们真正的朋友”的问题，要人们抛弃对美、日等帝国主义的幻想，团结一致，坚持斗争。《热血日报》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出完24期后被租界捕房查封。其后，秋白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如《五卅后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前途》、《五卅运动中之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等，总结五卅运动的经验教训，强调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重要。五卅运动前后，秋白还积极参加了反击国民党右派逆流的斗争。他所写的《中国的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等文章，对国民党右派理论家戴季陶歪曲三民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反对国共合作的反动观点，给以狠狠一击。 92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农民运动在全国迅速发展起来。秋白非常重视农民问题，8月发表了《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的讲演，强调了农民对国民革命的重大意义，认为如果工人阶级不与农民结成联盟，国民革命将不可能取得胜利。秋白还提出了解决农民问题的具体办法耕地农有、组织农民自卫军、农民参加政权、严厉地无情地镇压买办地主阶级的反革命活动。927年春北伐革命达到，农民运动更加风起云涌，冲击着封建统治的基础。农民运动遭到反动派的疯狂攻击，党内的机会主义者也认为农运“过火”。3月，写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高度赞扬农民运动。这个报告曾在湖南省委机关刊物上全文连载，但在中央机关刊《向导》上刊登时，只刊出了一部分便被停发。秋白读了毛的文章，深表赞同，他将毛文易名《湖南农民革命》，改出单行本，并于4月日深夜为毛文写序，指出“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为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确定今后的革命任务，于927年4月在武汉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秋白将他几个月前写成的长文《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发给每个代表。文中对中国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作了详细分析，论述了中国革命的任务、性质、前途、动力、领导权和统一战线等根本问题，点名批评彭述之，系统地批判了当时党内存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中枢问题是农民问题，所以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权主义性的革命”。文章坚决主张无产阶级必须努力做“革命中心的元核——领导者”。但是，文章在批判割裂中国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联系的“二次革命”观点的同时，却犯有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界限的“一次革命”论的错误，认为中国革命将“不能不超出资产阶级性的范围，而过渡于非资本主义的发展——直达社会主义”。 五大未能起到挽救中国革命的作用。五大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继续发展，武汉汪精卫集团继蒋介石之后亦走上公开的道路，终于导致大革命的惨痛失败。在革命失败的紧要关头，秋白参加了南昌暴动的决策，主持了八七紧急会议的筹备工作。八七会议上，瞿秋白代表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作了《将来工作方针》的报告。报告提出要燃起农民暴动的“火线”，“造成土地革命”，并“从土地革命中造出新的力量来”，开展“独立的工农阶级斗争”。八七会议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作了彻底清算，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是历史上一次生死攸关的重要会议。在这一挽救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秋白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但八七会议也有其不足的方面，它只注意了纠正右的机会主义，而没有注意防“左”、反“左”，以致使“左”的倾向很快发展起来。八七会议后，以秋白为首的中央，在继续坚持中国革命的斗争中，做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但“左”的错误也在发展。927年月，秋白在上海主持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接受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左”倾观点，通过《中国现状与的任务决议案》，使“左”倾错误第一次统治了党中央领导机关。这次“左”倾盲动主义，在理论上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认为中国革命是由民主革命“急转直下”而进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无间断”革命；在革命形势的估计上，认为中国革命仍在继续高涨，因而反对组织退却，要求继续进攻；在武装暴动中执行烧杀政策。“左”倾盲动主义的推行，招致了实际工作中的许多损失，928年2月受到共产国际的批评，不久即基本上停止执行。这段时间，秋白对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提出过一些有益的意见，如主张发展游击战争、“创造革命地域”等。他还主编中央机关刊《布尔塞维克》。 928年4月底，秋白离开上海前往苏联，参加筹备六大，5月中旬抵达莫斯科。、7月，在共产国际直接领导下，同周恩来等在莫斯科主持召开六大。他向会议致词，作题为《中国革命与》的长篇报告，并在会上多次发言。六大正确地肯定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前的革命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之间，党的总策略是争取群众。大会既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也批判了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秋白以坦荡的胸怀检查了自己的错误，分析了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危害及其错误的根源。秋白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继之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 六大以后，秋白留在莫斯科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928年7月中旬至9月初，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当选为主席团成员。在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库西宁作《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的报告》之后，秋白作补充报告及关于这一问题的总结发言。会上他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并成为由布哈林等人组成的政治秘书处的成员。由此秋白直接参加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工作。 这时他的身体更加虚弱，但他仍然废寝忘食地工作。在繁忙的革命领导工作之外，他还与吴玉章、林伯渠等共同研究中国文字改革问题，并在中国劳动者大学组织过拉丁文研究小组。929年0月，秋白写成《中国拉丁化的字母》一书，于次年出版。93年9月在海参崴召开的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根据此书制定了中国拉丁化新文字方案，并在侨居苏联的华工中用来扫盲。 929年秋，苏共中央发动大规模的“清党”运动，当时米夫和陈绍禹（王明）等在中国劳动者大学（即原莫斯科中山大学）大搞宗派活动，对持不同意见者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诬蔑秋白是“机会主义和异己分子的庇护者”。930年月，秋白被解除了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职务。与此同时，中央由李立三主持，在上海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使“左”倾冒险主义再次统治了党中央。共产国际遂决定派秋白和当时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的周恩来回国召开会议，纠正立三路线。 930年9月，秋白与周恩来在上海主持召开六届三中全会。根据共产国际七月决议，会议通过了秋白起草的《三中全会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决议案》，指出前一时期犯有冒险主义的错误。三中全会停止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红军攻打大城市的计划，基本上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对党中央的统治。但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未从思想上加以清算和纠正，反而强调要反右倾。会议选举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实际上由秋白主持党中央的工作。 930年0月末，共产国际发出《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央的信》，一反过去的基调，把李立三的错误定性为反国际、反马列主义的“政治路线”错误，并指责按共产国际指示纠正李立三错误的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错误。几名长期受到共产国际东方部领导人米夫器重而又想夺取中央领导权的留俄归国学生王明（陈绍禹）、博古（秦邦宪）等，早于中央得到了这封信。他们抢先打出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和调和主义的旗号，把中央领导人瞿秋白、周恩来等置于非常被动的地位。2月中旬，米夫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到达中国，指令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在米夫的一手操纵下，经过93年月的六届四中全会，秋白同李立三、李维汉一起被排除出中央政治局，王明一派人实际夺取了中央领导权。会后秋白向共产国际和中央写信，表示对四中全会对自己的批评“完完全全的接受”，对决议“完完全全的拥护”，承认自己的错误是“懦怯的腐朽的机会主义”。秋白被自己一向崇拜的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用卑劣的手段赶下中央领导岗位，痛苦和失望是可想而知的。从此他对政治的兴趣大大减弱，转而致力于他一心向往的无产阶级文学事业，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秋白的文学翻译和创作活动，是从五四时期开始的。二十年代初期在苏俄的两年时间中，他以很大精力实地研究俄国的文学和文化，并克服种种困难写成《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俄国文学史》三本文学著作。回国后，同著名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建立了密切联系。在遭到米夫、王明等的打击离开中央领导岗位后，他便集中精力从事文学工作。他同鲁迅一起，领导了当时中国革命文化运动。 秋白大力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他翻译了恩格斯、列宁、普列汉诺夫等论文艺的经典著作和苏联著名作家的文艺作品，写了许多具有指导性、战斗性的论文和杂文，积极开展文艺批评和倡导大众文艺，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 在从事翻译和著述的同时，秋白同种种资产阶级的和反动的文艺思潮进行了坚决斗争。对于由国民党官员、特务和反动文人发起的所谓“民族主义文学运动”，秋白尖锐指出所谓“民族主义文学”即是“屠夫文学”。在关于“文艺自由论”的争论中，秋白发表受到鲁迅高度赞扬的《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一文（署名易嘉），深刻批评了自诩为“自由人”的胡秋原和称作家为“第三种人”的苏汶（杜衡）的文艺观，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学与阶级、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观点。 秋白撰写大量文章参加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秋白第一次明确提出这样的观点为工农大众服务，与工农大众相结合，是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中心问题。他在932年4月以史铁儿笔名发表的《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一文，比较全面地讨论了大众文艺问题，指出普洛大众文艺应当“首先是描写工人阶级的生活，描写贫民、农民、兵士的生活，描写他们的斗争”。但秋白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意义、五四后新文学的一些成就缺乏足够的估计。 933年秋，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向秋白发动了新的攻击。9月22日，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狄康同志的错误的决定》（狄康即秋白），在全党范围内对秋白进行了公开的批判，指责秋白“对革命形势估计不足”，犯有“非常严重的有系统的机会主义错误”，要求全党对秋白“开展最无情的斗争”，责令他在党内公开检查“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秋白对强加给自己的罪名很不理解，但仍在中央命令下达五天后，写了《我对于错误的认识》的检讨，按“左”倾领导人的调子，全盘承认了“错误”。934年底，秋白接到中央调他去中央苏区工作的通知，他因身体极差，需家人照顾，要求偕夫人杨之华一同前往，但未得到允许。934年月，秋白告别鲁迅、茅盾等战友，离开上海，于2月5日抵达江西瑞金。 在中央苏区期间，秋白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人民委员会教育人民委员。同时他还是艺术局负责人，苏维埃大学校长，并主持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的编辑工作。他以羸弱的身躯，顽强地、忘我地工作。在教育工作方面，由于苏区文盲多，师资不足，他重点抓了师范教育。对《红色中华》报，他撰写文章，提出改进方案，并对党的报刊新闻工作的方针和方法，提出指导性意见。在文学艺术工作方面，他倡导成立了中央苏区第一所戏剧学校——高尔基戏剧学校，并亲自指导戏校所属的中央苏维埃剧团的工作。934年秋主力红军长征后，秋白把剧团一分为三，由他直接领导，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创作和演出。 中央红军长征前夕，秋白也已整装待命，准备随军出征。但中央主要负责人不同意他参加长征。主力红军撤走后，中央苏区成立了以项英为首的中央军区、中央分局和以陈毅为首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办事处，秋白被任命为中央分局宣传部长兼中央办事处教育人民委员。不久，项英、陈毅决定疏散负责干部，送秋白回上海养病。 935年2月日，秋白同何叔衡、邓子恢等化装成商人，离开瑞金，向江西、福建交界处的山区转移。2月2日，秋白等渡过汀江，到达福建省长汀县濯田区水口镇小径村附近时，被地主武装包围。何叔衡壮烈牺牲，邓子恢突围，秋白与张亮（项英妻子）、周月林（梁柏台妻子）因体力不支，在敌人搜山时被俘获。3月9日和4月5日，秋白在上杭监狱中先后写了一份“自供”和一份要求保释的“呈文”。他为了脱身，化名林祺祥，谎称自己原来是国民党军医，与红军作战时被俘，帮红军做事。他还写信给鲁迅“你是知道我的，我并不是员，如有人证明我不是员，有殷实的铺保，可释放我。”鲁迅得悉秋白被俘的消息后，与杨之华等多方筹资，设法营救，但正在此时，由于叛徒的告密和指认，敌人知道了林祺祥就是瞿秋白。这时他已被解到长汀。 秋白被敌人认出后，抱定必死的决心。5月3日他在长汀狱中，写下一份“供词”，真实地反映了中央苏区的政治经济文教方面的成就，热情歌颂中国，同时谴责国民党在苏区的暴行，驳斥国民党对的诬蔑和诽谤。 在长汀狱中，秋白写了一篇总结一生历史的自传性文章《多余的话》。 内分《何必说？（代序）》、《历史的误会》、《脆弱的二元人物》、《我和马克思主义》、《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文人》、《告别》七个部分。他坦率地剖析自己，暴露内心世界，批判自己的弱点，歌颂革命，在《告别》部分中表示了准备就义的决心。秋白由于受到“左”倾中央的无理打击，精神一直很痛苦，现在面临死亡，想倾诉自己的痛苦而又不能让敌人得知内部的斗争，因而文中流露出低沉、伤感的消极情绪。 敌人对秋白软硬兼施，用尽威胁利诱的种种手段。在决定枪杀秋白的前几天，还专门派中统特务和叛徒前往长汀劝降，并以顾顺章为例加以诱惑，但秋白不为所动，庄严宣告“我不是顾顺章，我是瞿秋白！”“我情关于秋白被捕日期，有2月24日和2月2日两说，这里从后说。 愿作一个不识时务的笨拙的人，不愿作个出卖灵魂的识时务者！”表示“纵然一死，又何足惜哉！” 劝降、诱降失败，国民党最高当局决定杀害瞿秋白。月8日，秋白赴刑场，一路上神态坦然，用俄语吟诵《国际歌》，在“中国万岁！”“万岁！”的口号声中，饮弹洒血，从容就义。瞿秋白是中国早期领导人之一，是卓越的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理论家和文艺理论家，牺牲时只有三十六岁。 秋白著作极丰，遗著编有《瞿秋白文集》文学编卷、政治理论编8卷。第七章李立三李立三，原名李隆郅，曾用名能至、柏山、唯真、李农志等，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月8日生于湖南省醴陵县阳三石，乳名凤生。父亲李昌珪是晚清秀才，以教私塾为业。母亲何氏略识文字，经常给李立三讲《水浒》、《三国演义》、《精忠传》和武侠故事。905年，入蒙童馆读书。在这里，他从比他年长9岁的同学孙小山那里第一次听到秋瑾、徐锡麟英勇就义的故事，内心受到极大震动。908至94年，李立三先后在渌江小学和渌江中学读书。在渌江中学，他常以“忧国子”的笔名写墙报，对辛亥革命后封建军阀统治表示极大的不满。95年，李立三来到长沙，先在长郡中学读书，后转入广益中学就读。经罗璈阶（章龙）介绍，他结识了正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 98年春夏间，李立三中学毕业，回乡当小学教员。不久，他目睹社会的种种不平，决心投笔从戎，到衡山加入程潜的护。临行前，留诗表明自己的志向“浩气横牛斗，如焚痛国仇。诗书从此别，投笔效班侯。”99年初，李立三听从程潜的劝告到北京求学。不久加入赴法勤工俭学的行列。同年2月抵达法国，在蒙达尼公学补习法语，后到三侠孟一家工厂做工。在这期间，李立三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对法国工人运动有所了解，思想发生急剧变化，逐步摆脱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他后来回忆说“一九二○年我在法国一个铁工厂做工，受当时法国工人运动的影响，并与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工人有接触，逐渐相信只有马克思主义能救中国。”以前，他曾相信工读主义，以为通过勤工俭学可以克服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界限，进而造就新人，改造社会。如今，他认定要改造中国社会，必先要促成知识阶级的猛省和劳动阶级的觉悟，而勤工俭学就是促成两阶级接近的好机会。从920年底起，李立三同赵世炎等人开始酝酿筹建组织。92年一大召开后，李立三、赵世炎、蔡和森同陈独秀建立了通信联系。同年8月，李立三、赵世炎、蔡和森发起争回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并率先进驻由吴稚晖等人把持的中法大学，后被法国警方扣押。0月4日，李立三同其他03名中国学生被法国当局遣送回国。同年2月，李立三在上海加入中国。之后，回到湖南从事工人运动，被派往湘赣边界的安源路矿开展工作。在安源，李立三创办了工人补习学校和国民学校，一面教工人们识字，一面讲阶级斗争的道理。不久，形成安源工人运动的第一批骨干，李立三也在工人中间扎下了根。922年春，安源路矿相继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和支部，李立三任支部书记。5月日成立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李立三当选为俱乐部主任。俱乐部的成立，在矿内产生很大影响，到这年8、9月间，加入俱乐部的工人已有700多人。俱乐部的扩大，引起安源路矿当局的恐惧。8月，李立三到长沙汇报工作。路矿当局乘机图谋封闭俱乐部，激起工人的愤慨。9月，来到安源，认为举行罢工的条件已经成熟，还派协助李立三领导罢工。李立三回到安源，面对斗志昂扬的工人，斩钉截铁地表示“誓死不离安源”。9月2日晚，李立三召开党支部会议，决定立即举行罢工，并成立罢工总指挥部，李立三任总指挥。他根据提出的“哀兵必胜”的策略，同商定，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作人”作为罢工口号。922年9月4日凌晨，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爆发。在同路矿当局的谈判中，李立三据理力争，迫使路矿当局在8日接受了工人的条件。历时5天的安源路矿大罢工胜利结束。它成为李立三革命生涯的新。923年3月，李立三被调往在二七惨案中损失最严重的武汉，负责恢复党组织工作，并任武汉区委书记。924年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李立三作为湖北省代表出席大会。大会闭幕后，被任命为上海区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 上海是中国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地方，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矛盾激烈的地方。当时，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邓中夏也在上海，他们配合默契，从创办平民学校、职工夜校入手，扎扎实实地提高工人的觉悟和组织程度。他们充分利用国共合作的便利，成立上宝平民教育促进会，以合法身份在沪西、沪东、浦东、吴淞、南市、闸北、虹口等地办起职工夜校。李立三很快又在上海工人中扎下了根。 925年5月5日，日本大班指使打手屠杀上海内外棉七厂工人顾正红，成为五卅运动的导火线。5月28日，中央在上海召开有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参加的紧急会议，决定30日在租界组织反帝示威运动。中央还决定在月日成立上海总工会，由李立三、刘华等负责。会后，李立三根据中央决定，在二马路秘密设立总指挥部，统一负责示威的组织工作。5月30日的反帝示威引起帝国主义的恐惧，外国巡捕悍然下令开枪，造成死人、重伤0余人的惨案。消息传开，上海为之震惊，全国为之愤怒。当天深夜，中央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号召上海罢工、罢市、罢课，实行市民总联合的反帝大运动。李立三出席了会议。接着，他又在宝山路召开工会干部会议，具体部署三罢斗争。月2日，上海实现罢工、罢市、罢课。4日，李立三又以总工会名义召开各界团体联合会议，决定成立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统一领导三罢斗争。日，李立三还根据中央的决定，在工商联合会提出同帝国主义交涉的7项条件，并被推选为交涉条件审查员。由于李立三在五卅运动中的突出表现，成为各界注目的人物。同年0月，李立三受中央委派，同蔡和森等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执委扩大会议，在会上报告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情况。会后，他还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出席赤色职工国际会议。 92年春，李立三到广州参加筹备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并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组织部长。随后，他应之邀，到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中国职工运动》和《苏俄状况》课程。北伐军攻克汉口后，李立三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汉办事处主任，该办事处实际代行全国总工会职权。在武汉期间，李立三成功地领导了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万县惨案后，全国反英情绪高涨。92年2月2日，汉口举行20万人参加的反英大会，李立三任大会总指挥。大会率先提出收回英租界的口号。927年月3日，汉口再次召开0万人反英反奉示威大会，李立三继续任总指挥。当游行队伍经过英租界时，英国水兵突然上岸镇压，造成一三惨案。月5日，在李立三等指挥下，汉口又召开30万人反英群众大会，并在游行中一举占领英租界，迫使英国当局承认收回英租界的既成事实。汉口人民收回英租界的斗争，把全国的反帝斗争再次推向。 在927年4、5月间召开的五大上，李立三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在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政治局委员，还兼任中央工人运动委员会负责人。随后，他写成《中国职工运动概论》一书，在武汉出版，着重阐明工人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思想，是研究中国工运史最早的一部著作。大革命失败前夕，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于7月2日改组，将陈独秀停职，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5人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李立三根据临时中央的决定，前往九江了解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的动向。在认真调查之后，李立三同邓中夏、瞿秋白等建议临时中央立即举行南昌起义。他还作为前敌委员会成员，参与领导了著名的南昌起义。 在927年8月7日召开的中央紧急会议上，李立三被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928年月，任广东省委书记。5月赴苏联莫斯科，出席六大，并参与大会领导工作。在六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常委。会后，回上海中央工作。由于当时片面强调工人成分，使水平较低的向忠发担任了中央总书记，从而使李立三逐渐起到主要负责人的作用。在蔡和森前往莫斯科后，李立三接任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宣传部长职务。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李立三根据六届二中全会精神，积极领导同托派的理论斗争。斗争焦点集中在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问题上。他撰写《中国革命与取消派》一书，引用大量的材料系统论证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批驳托派的取消主义主张。他还指导“左联”工作，领导文化战线的反“围剿”斗争。929年9月，陈毅到上海汇报红四军工作。李立三同周恩来认真听取汇报，明确表示的正确意见，肯定“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他还参与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央给红四军前委指示信（即“九月来信”）的讨论。这一时期，由于认真贯彻六大决议，党的工作显著改善，城市和农村的革命力量迅速发展。城市工人支部929年发展到229个，工农红军发展到近0万人。930年月，在李立三主持下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新的革命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过高地估计革命形势和自身力量，标志着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会后，李立三等又制定出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提出“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冒险主义口号，使好不容易积蓄起来的革命力量蒙受重大损失。他后来检讨说，这个决议表现了十足的主观、武断、狂热和空想的精神。同年7月，李立三部署南京兵暴、武汉暴动和上海总同盟政治大罢工，还调动红军攻打长沙、武汉。他把最大的希望寄托在南京兵暴上，亲自兼任江苏省总行委书记，结果全市5个支部全部遭到破坏，被捕党员00余人。同时，各地暴动也相继失利。苏区红军在一克长沙之后，又传来二攻长沙失利的消息。党内要求停止冒险计划的呼声越来越高。8月间，共产国际发出停止武汉、南京暴动的指示。瞿秋白、周恩来从莫斯科回国，开始纠正李立三的错误。9月24日，在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上，正式结束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李立三也在会上承担了主要责任。会后，他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但被调离主要领导岗位。同年2月，又奉命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从此开始旅居苏联5年的生涯。在莫斯科期间，李立三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国际代表，但受到王明等人的排斥和迫害。93年月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李立三、瞿秋白等开除出政治局。李立三在八大上发言回顾这段往事时说“我在王明直接领导下工作了七年，好像是过了七年小媳妇的生活，终日提心吊胆，谨小慎微，以免触怒，但还是不免经常受到斥责。”尽管如此，李立三仍然坚持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学习俄文，并努力为党工作。935年至93年间，他积极参与恢复共产国际同中央的电讯联系。935年秋，担任国际工人出版社（后改名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社）中文部主任，负责翻译出版中文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共产国际文件，包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重要著作。他还参与主办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刊物《救国时报》，负责起草过大量的社论和政论文章，并发表《论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解放运动》等文章，阐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苏联肃反期间，李立三于938年2月被捕，蒙冤度过年零9个月的铁窗生活。出狱后继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被停止党籍。他在共产国际秘书曼努依斯基的帮助下，回到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社中文部当校对员，一直工作到945年底。这期间，他翻译了俄国文学作品《考验》和《俄罗斯人物》。 945年4至月召开的七大，在的提议下，缺席选举李立三为中央委员。94年月，李立三回到祖国。在哈尔滨，他通过东北局北满分局书记陈云了解到延安整风情况和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七大的精神，认真反省自己的主观主义和革命急性病的错误。同年4月，化名李敏然，参加东北军事调处三人小组工作，先后担任政治顾问和首席代表。月，他到延安汇报东北工作，会见，认真检讨“立三路线”的错误，汇报在苏联的工作和学习情况。94年秋，他担任东北军区对外联络部长和东北局敌工部长。947年春，改任东北局城工部长，为争取国民党军第六十军在辽沈战役中起义作出重要贡献。同时，他还负责东北局俄文编译小组的工作，主持《选集》（晋察冀版）、《中国土地法大纲》、《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重要文献的翻译，为在国际上宣传中央的路线方针起到重要作用。948年，李立三负责筹备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主持起草《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会后，他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务副主席。949年2至3月，李立三出席七届二中全会，再次检讨“立三路线”错误，受到与会同志的高度赞扬。会后，他随同中央进入北平，担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兼党组书记。 949年9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李立三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他还被任命为劳动部部长兼党组书记。建国初期，李立三主要负责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的工作。他十分注重立法工作，先后主持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关于劳资关系暂行处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劳动保护条例》等重要法规条例。他在领导工会工作中，注意紧紧围绕恢复和发展生产这个中心环节，一面通过以工代赈、生产自救、还乡生产等办法逐步解决大批失业工人的就业问题，一面提倡企业的民主管理，真正提高工人的主人翁地位。952年2月，李立三为《人民日报》起草题为《学会管理企业》的社论，受到中央的重视。 这时，党内围绕工会工作的指导方针发生意见分歧。95年2月，全国总工会党组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对李立三主持总工会工作提出批评，在会议的结论和决议中错误地认为李立三在工会和党的关系问题上犯有严重的工团主义错误，在工作方法上犯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事务主义甚至是家长制的错误。李立三被迫离开总工会领导岗位。98年3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重新作出结论，决定撤销上述结论和决议，给李立三恢复名誉。 955年春，李立三任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副主任，负责工业工作。他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参与统一工资制度的工作，还参与制定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领导体制的工作。95年9月，八大在北京召开，他当选为中央委员。会议前夕，他经过长时间认真思考，写了一份长篇发言稿，对自己的历史错误进行“总清算”。阅后，特地在发言稿上批了一个“好年春，李立三改任中央工业部长。他先后到黑龙江的部分工厂调查，又召开部分省市工业部长会议，提出干部参加生产，工人参加管理，领导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管理工业的思想，报告中央。随后，又写成《人民日报》社论发表。90年，把这一经验概括为“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推广到全国。90年后，中央工业部撤销，李立三调任华北局书记处书记。此后，随着党内“左”倾错误的扩展，李立三受到冷遇，难以正常工作。但他仍以无产阶级党性严格要求自己。他主动请求免去部长级的物质待遇，在三年困难时期更拒绝一切特殊照顾。安源的老工人向中央反映，李立三家乡的房子过于破旧，他知道后立即写信制止了修缮工程。94年，他主动申请到河北霸县董家铺和固安县公主府、天津电子仪器厂蹲点，参加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文化大革命”期间，李立三受到冲击，夫人李莎也因“特嫌”被非法监禁。但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决不说假话牵连他人。一些专案人员向他了解的所谓“历史问题”，他详细回顾安源罢工、五卅运动直至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同领导工人运动的历史，对的历史功绩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多次点名批判李立三，诬陷他是“里通外国的特务”。97年月5日，中央文革小组各地造反派组织成立“批斗李立三反革命集团联络站”，连续召开4次大型批斗会，使李立三的精神和受到极大摧残。月20日晚，李立三提笔给写信，剖白自己蒙受不白之冤的痛苦心情。信还没有写完，就被造反派拉去开批斗会。在批斗会上，他同夫人李莎见了最后一面。97年月22日中午，李立三含冤辞世，终年8岁。 980年，中央重新审查李立三的历史，决定为他平反昭雪，并于同年3月20日召开隆重的追悼会。王震代表中央在悼词中高度评价李立三是“我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之一”。李立三在957年3月致的信中曾经表示“我希望将来被盖棺论定的时候，能够博得党的一句好评李立三虽然犯过严重错误，还算是一个能够改正错误的忠实党员。”23年之后，历史终于作出公正的评价。 第八章张闻天张闻天，原名张应皋，曾用名洛甫、思美、洛夫、平江、刘梦云等，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8月30日诞生在江苏省南江县张家宅（今属上海川沙县）一个农民家庭。岁开始读书，聪颖好学。9年到南京，在水利局开设的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学习。98年为反对父母包办的婚姻，同家庭发生冲突。9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他投身于反帝爱国运动，在南京学界联合会主办的《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上发表题为《社会问题》的长文，明确地用“马克思唯物的历史观”论述中国社会问题。全文列举了《宣言》的十条纲领。同年8月27日，他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新诗《梦》。不久，张闻天加入李大钊、王光祈等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分会，并到上海在分会成员恽代英、杨贤江等主办的《少年世界》任校勘。还在华法教育会留法预备班学习法语，准备赴法勤工俭学。这一时期，张闻天在《觉悟》、《学灯》、《少年中国》等报刊上发表许多评论、通信、散文、杂感、诗作，对劳工、农村、青年、妇女等社会问题发表意见。 920年，张闻天赴日留学半年。922年赴美国勤工俭学。924年回国后，在中华书局任编辑。还在922年初，张闻天在《中国底乱源及其解决》一文中即表示“自今日起，我希望能够在实现社会主义的历程中做一个小卒。”经过一年多的旅美生活，使他对资本主义社会有更深入的了解，更坚定了社会主义的信念。不久，他在《月报》上发表长篇《旅途》，反映五四青年的思想历程。还发表剧作《青春的梦》。这两部作品被张闻天称作他在人生战场的最初奋斗中获得的“深刻的印象与个人经验的产物”。924年秋，张闻天应邀赴重庆，先后在第二女子师范和川东师范任教，主编《南鸿》周刊。他同萧楚女一道，热情宣传革命思想，抨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后被四川军阀驱逐出川。张闻天回到上海，恰值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爆发，他从中看到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思想发生极大变化。925年月，张闻天经沈泽民、董亦湘介绍加入中国，并到苏州乐益女中做地下工作。925年0月，张闻天被派往苏联学习，先后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在那里奠定了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留苏期间，曾担任共产国际东方部的一些工作。当时，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把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也对张闻天产生了不良影响。93年2月，张闻天回到上海，任中央宣传部长，主编《红旗周报》。同年9月，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管宣传工作和党的中央机关报《斗争》。为指导宣传理论工作，张闻天撰写了大量文章。在《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一文中，他批驳托派关于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错误论点，阐明阻碍中国生产力发展的最大障碍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当时中国学术界思想界正在进行着关于中国社会史问题和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此文是中国人直接参加论战的重要文献。在《为中国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而斗争》一文中，他批评了“本党在反帝国主义斗争中的深沉的关门主义”。他还以“歌特”的笔名发表《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和《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两篇重要文献，对指导左翼文艺运动的反文化“围剿”斗争起了积极影响。同时，作为被共产国际迅速推上领导岗位的张闻天，也推行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他写下了《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内机会主义的动摇》一文，宣传临时中央的《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写了《满洲事变中各个反动派别怎样拥护着国民党的统治》、《烟幕中的“民主政治”》等文，把中间政派作为重要敌人进行批判和斗争。933年初，张闻天进入中央苏区。在934年月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随即又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主席。他在参与中央苏区的领导工作中，目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暴露出的各种问题，思想开始转变。933年秋福建事变发生后，他主张联合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上层，切实在军事上与之配合，因而同中央主要负责人发生分歧。随后，又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方针上提出不同意见。这些变化为他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决裂奠定了思想基础。红一方面军长征前夕，张闻天同谈了他对博古、李德等人领导工作的不满，同日益接近起来。在长征路上，他同、王稼祥一起行军、宿营。对他们说明中央负责人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张闻天很快接受的意见，同王稼祥一起在中央政治局中开始反对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主张，对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起了重要作用。935年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闻天的正确意见，并受会议的委托，根据的发言精神，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决议指出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它们是以单纯防御代替决战防御，以阵地战代替运动战，以“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法代替诱敌深入的战法；重新肯定了以前行之有效的红军作战方针。这就为红军长征胜利确定了正确的军事指导思想。随后，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决定，张闻天代替博古在中央负总的责任。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闻天坚决维护中央的北上方针，与张国焘的右倾分裂错误作坚决斗争。月25日，他在《前进报》上发表《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一文，指出“同一切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做斗争，是目前整个党与工农红军的严重任务”。9月，当张国焘企图以武力胁迫中央执行其南下的错误主张时，同张闻天等紧急磋商，决定迅速脱离险区，率领红一方面军的一、三两军单独北上，张闻天亲自向部队作解释工作。9月2日，他在俄界会议上作批评张国焘的总结发言，赞成的报告，指出张国焘的错误是“右倾军阀主义”，“其前途必然是组织第二党”。 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张闻天率中央机关先行进入瓦窑堡，着手调整各项政策策略，以适应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的新形势。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做关于如何运用统一战线策略问题的报告，反对关门主义。在他主持下，中央还作出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935年2月，中央在瓦窑堡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这个决议和在会后所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成为的政治路线转变的标志。93年8月，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书，再次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9月日，又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在将“抗日反蒋”改为“逼蒋抗日”的过程中，张闻天起了重要作用。西安事变中，张闻天作为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对于和平解决事变方针的确定和贯彻，也作出重要贡献。事变后，当蒋介石扣留张学良，大兵逼近西安，东北军内部矛盾加剧的紧要关头，他于937年月27日亲赴西安，同周恩来、博古共商解决内战危机问题。937年5月，主持召开苏区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为迎接全国抗日战争做了必要的准备。 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张闻天为贯彻提出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做了大量具体工作。8月，他在中央会议上作《平津失守后的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提出既要坚持同国民党合作的方针，又要反对迁就、投降倾向；提出独立的主张，“使我党实际上起指导作用”。月太原失守后，他发表《把山西成为北方游击战争的战略支点》一文，阐明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正确主张。937年月王明回国，提出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主张。在克服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斗争中，张闻天站在的正确意见一边，对全党贯彻正确的抗战路线起了有力的保证作用。938年9至月，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举行。全会通过政治决议案，批判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批准以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会后，张闻天实际上不再主持中央工作，而以主要精力主管理论宣传和干部教育工作。他先后担任中央宣传部长、干部教育部长、西北工作委员会主任、《解放》周刊社主要负责人、《人》编辑、中央马克思列宁学院院长等职，主持马列著作的编译出版工作，为马列学院的学员讲课、编写教材，还撰写出一批理论和宣传文章，如《在民族自卫战最前线的岗位上》、《略论党与非党员群众的关系》、《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提倡朴素与切实的工作作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左”倾危险》等，宣传党的各项政策。他主持起草《发展文化运动》、《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等党内文件，为加强党的宣传工作起到积极作用。他在陕北公学和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作的《论青年的修养》和《论待人接物问题》等讲演，在广大干部和青年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当时反对顽固派和汉奸汪精卫之流的尖锐复杂的政治理论斗争中，张闻天撰写了《拥护真三民主义反对假三民主义》等文章，旗帜鲜明地批判一切把三民主义变成武器的假三民主义，捍卫了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原则。 94年9至0月，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检讨党在历史上特别是十年内战期间的路线问题。张闻天在会上两次发言，对自己的错误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942年初到943年3月初，张闻天率领调查团到陕北和晋西北农村城镇进行一年零两个月的调查研究，全面考察当地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各个方面的状况。随后，向中央写了《出发归来记》的工作报告，着重从思想路线上作了总结，以亲身体验肯定从实际出发是唯物论的基本要求。这时，张闻天正式离开了中央核心领导成员的岗位，从事陕北地区经济发展状况调查，研究国内外问题，主编党内刊物《参考资料》，并继续参加整风学习。943年4月，他在陕甘宁边区政府直属工厂会议讲话，提出经济核算是建设公营工厂的基本原则，并要贯彻工厂管理一元化的方针。945年4至月，在七大和七届一中全会上，张闻天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闻天主动要求到东北工作，担任牡丹江地区中央北满分局代表。初到东北，在建立东北根据地问题上，他坚持正确意见，同陈云等联名致电中央，建议应及早将武装力量和干部分散到广大农村和中小城市，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建议得到中央批准。94年5月起，张闻天担任合江省委书记。他注重调查研究，为省委起草指导文件，抵制了947年土地改革中的“左”的偏向，并十分注意保护和发展工商业。94年月7日，他根据合江的实际情况写成的《发展工商业的若干政策问题》，是解放战争时期比较全面阐述工商业政策的较早的文献。在他的正确指导下，合江这块地处边陲的战略要地成为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有力地支援了东北解放战争。948年月，张闻天调任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长，2月又兼任东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这时，东北全境先后获得解放，经济建设的任务迫在眉睫。张闻天一面组织干部准备入关支援全国解放战争，一面用很大精力制订经济建设方针。 948年8月，东北局召开城市工作会议，他受东北局委托作总结报告，提出党的工作重点需要由农村转向城市。9月，他在对东北各种经济成分的历史和现状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为东北局起草了《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较早作出关于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五种经济成分及其相互关系的科学概括，受到中央和的高度重视。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吸收了这篇提纲的重要思想。随后，张闻天以很大的精力研究供销合作社等问题，并为东北局主持起草《关于发展农村供销合作社问题》的决议草案。949年2月，张闻天调任辽东省委书记。他继续关注供销合作社问题，在同年5月致东北局并报的电报里，明确提出“供销合作是今天促进农村生产的发展与准备农村集体化的中心环节”。同年7月，他还就东北私人资本主义问题写报告给东北局，详细分析东北私人资本的历史和现状，提出必须认真纠正在私人资本主义问题上的“左”的偏差。 950年起，张闻天转到外交战线，先后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和外交部常务副部长。他注重研究国际形势的新特点和新变化，提出许多重要观点和建议。95年3月，他向外交部使节会议提交《关于执行我国和平外交政策中的一些问题》，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了全面论述，并且指出，要在外交工作中使主观需要同客观可能结合起来，反对主观主义和急躁冒进。他倡议创办《国际问题研究》和《国际问题译丛》，筹建国际问题研究所，还在周恩来的下成立外交学院，成为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开拓者。95年夏，张闻天经过认真思考，写出《论和平共处》的长文，提出和平共处作为世界总的趋势有它深刻的历史根源，“新的世界战争有可能加以避免”。957年月2日，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为和平奋斗的四十年》，再次重申了上述观点。在95年八大和八届一中全会上，张闻天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959年庐山会议上，张闻天针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严重失误作长达3小时的系统发言，以人坚持真理的坦荡胸怀阐明自己对问题的看法，强调从指导思想上克服主观主义的重要性，强调党内民主作风的重要性，是当时少有的一篇纠正“左”倾错误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但在当时，却因此被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同彭德怀等一起作为“反党联盟”遭到错误的批判。庐山会议后，他被撤销了外交部领导职务，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任特约研究员。他身处逆境，却坚持探索真理，全身心地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在这段时间里，他写出《关于按劳分配提纲》、《当前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阶级矛盾》、《社会主义经济若干理论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和的要点》、《不能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一分为二”的说法有缺点》等笔记和文稿，针对当时日益严重的“左”倾错误，提出一系列看法，显示了他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真知灼见。92年4至月，他到江苏、上海、浙江、湖南进行社会调查，深入工厂、农村了解情况，并认真研究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文稿，作了大量的批注。随后，他向中央写了《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提出进一步开放集市贸易的正确建议。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些宝贵的建议和思想不可能被采纳。 “文化大革命”期间，张闻天遭受残酷迫害。“文革”初期，康生等为了彻底搞垮，派人威胁张闻天，要他证明要对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负责。张闻天凛然不屈，说明人出狱是经中央批准的事实真相，使康生等的阴谋未能得逞。不久，张闻天被隔离审讯，和精神备受折磨，身体每况愈下。99年0月，张闻天被遣送到广东肇庆，软禁在市郊牛岗军分区宿舍的一所平房里。他以顽强的毅力克服严重的冠心病和白内障的折磨，重新阅读马恩列斯著作，写下大量笔记和若干文稿。97年9月事件后，张闻天萌发了在理论上澄清“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左”倾论点的念头。从同年0月2日起，他先后写下8万多字的文稿（也称“肇庆文稿”），成为中国人系统总结十年动乱的沉痛教训的最早的代表作。在973年9月写成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一文，张闻天批驳了所谓“政治挂帅”和“穷过渡”的观点，指出当前无产阶级政权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同年2月8日，他还写成《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即《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一些问题》的第七部分），针对“文化大革命”中乱揪乱斗、残酷迫害的错误现象，指出党内的错误和缺点，只能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即思想批判或思想斗争的方法来解决。他还对“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提法提出质疑。他明确提出不能“为革命而革命、为专政而专政”；党内矛盾“决不能用镇压的办法去解决”；上层领导者不应“喜欢人们讲阿谀奉承和歌功颂德的话，而不欢迎人们讲不同意见的话”。975年，张闻天被转往无锡。这时，他得知邓小平主持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的消息，心情振奋。但不久又开始进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形势急剧逆转，张闻天愤然表示“没有安定团结，不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光讲阶级斗争，社会主义能建设起来吗？”从此，他便身心交瘁，一病不起。97年7月日，张闻天因心脏病猝发，在无锡病逝，终年7岁。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重新审查张闻天的历史，于979年8月25日为他举行隆重的追悼会。邓小平代表中央致悼词，对张闻天的一生作出公正的评价，称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党在一个较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 一生论著颇丰，编有《张闻天选集》出版。 第九章宋庆龄宋庆龄，祖籍广东文昌（今属海南省），893年月27日（清光绪十八年十二月初十）生于上海。 其父宋嘉树，早年侨居美国，回国后长期在上海传教、经商。母倪桂珍，为明代科学家徐光启之后。共有姐妹兄弟人，排行第二。姐宋霭龄，官商孔祥熙之妻；妹宋美龄，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之妻；大弟宋子文，曾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外交部长、行政院长等职；二弟宋子良、三弟宋子安，均为金融界巨商。 900年，宋庆龄入上海中西女塾读书。908年5岁时，偕妹宋美龄离沪赴美国求学。先入新泽西州斯密特城私立学校学习英语，后考入佐治亚州梅肯市基督教卫理公会所办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文学系学习。93年毕业，获学士学位。 宋庆龄自幼是一位热情洋溢的爱国者。求学期间，她就著文发表对中国前途问题的看法，深切关怀祖国的命运。她对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倒清皇朝，感到由衷的高兴。92年，在收到她父亲寄来的新国旗（五色旗）后，立即撕掉清朝的龙旗，踩在脚下，高呼拥护共和的口号。93年，她在院刊《威斯里安》上发表《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一文，高度评价了辛亥革命，称这一事件“意味着四万万人已从极端的君主制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此后四万万人民将无复为政体之奴隶，一改四千年来之桎梏，而恢复人类应有之自由平等”。 大学毕业后，宋庆龄满怀革命理想到达日本。在东京，遇见了她非常爱戴和仰慕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随后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开始了她的革命生涯。 95年0月25日，宋庆龄力排家庭和亲友的阻挠，和孙中山在东京结婚。婚后不久，就陪同孙中山回国，直接投入反袁（世凯）和护法斗争。从9年至99年，她不断往来于上海、广州之间，协助孙中山处理大量机密书信和其他日常工作。9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她和孙中山一起，热情学生的爱国运动，并代孙中山起草了“学生无罪”的援助电报。 92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翌年月，军阀陈炯明叛变孙中山，炮轰总统府。在危急形势下，宋庆龄拒绝先行撤离，对孙中山说“中国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你。”坚持先送孙中山撤离险境，才在卫士的保护下冲出重围，表现了她献身革命事业的无私精神。 922年之后，孙中山在艰难困境中，吸取历史教训，决定重振旗鼓。宋庆龄参与了孙中山与中国代表李大钊、林祖涵等人以及列宁所派的使节马林、达林、越飞等人的会谈。在改组国民党和酝酿国共合作的过程中，她协助孙中山做了大量切实有效的工作。924年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宋庆龄坚决拥护大会确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坚决拥护孙中山在大会上对三民主义的重新解释。 924年月，宋庆龄随孙中山北上。925年3月2日，孙中山不幸在北京逝世。宋庆龄接受孙中山临终前的遗嘱和要求代他访问莫斯科的嘱托，并强忍巨大的悲痛，向国内外介绍了孙中山的遗嘱。 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积极投身于中国的大革命之中，坚决地为维护孙中山三大革命政策而努力。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宋庆龄十分愤慨，公开发表谈话，谴责英日帝国主义的暴行上海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 中国国民党在孙中山逝世后出现了急剧的分化，一部分右派分子极力反对三大政策，反对国共合作。925年月，右派分子集会于北京西山，公然进行背叛孙中山革命政策和分裂革命阵营的活动。面对右派分子的进攻，宋庆龄挺身而出，高举孙中山的革命旗帜，团结国民党左派，联合人，予右派分子以迎头痛击。92年月，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在会上，她发表演说，号召革命党人要团结奋斗，实现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她的政治立场得到了与会代表的赞同。在这次大会上，她当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92年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出师北伐。同年0月，北伐军攻克武汉，广州的国民政府准备北迁武汉。2月，宋庆龄与国民政府先遣人员陈友仁等人到达武汉。在武汉，她当选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联席会议委员，作为迁都前的临时党政最高权力机关成员，参与了中央重大方针的决策；她与何香凝一起，组织了红十字会，开展慰问伤兵和策划战时救济工作；她还为当地妇女创办了第一个政治训练班，动员妇女参加国民革命。 正当革命迅猛发展之时，927年4月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宋庆龄对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屠杀革命志士的行径无比愤恨。4月22日，她和邓演达、何香凝、、董必武等联名发表《讨蒋通电》，斥责蒋介石是“叛徒”、“败类”、“民众之蟊贼”。当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公然决定“分共”之时，宋庆龄坚决反对，拒绝参加他们的“分共”会议，并于7月4日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和政策的声明》。《声明》以鲜明的政治立场，严正宣布退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不和背叛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叛徒同流合污。她指出“本党若干执行委员对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所作的解释，在我看来，是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因此，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宋庆龄为了寻求中国革命的道路，也是为了实现孙中山的未竟宿愿，于927年8月下旬离开上海出访苏联。行前，她又一次发表声明，阐明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她忠于孙中山的坚定信念，指出“我个人的路线是明确的。我深信三大政策是革命的思想与方法的基本部分。”并声明，她这次访问莫斯科的一个目的，就是要“使苏联深深地相信，虽然有些人已经投靠了反动势力与反革命，但是，还有许多人将继续忠于孙中山为指导并推进革命工作所制定的三大政策”。在访苏期间，她发表一系列宣言、声明与文章，表明她继续革命的决心。 929年5月，宋庆龄在苏联住了将近两年后，经柏林回国，参加在南京举行的孙中山国葬仪式。不久，又赴德、法等国旅行。在此前后，她积极参与一系列国际反对帝国主义和保卫和平的运动。927年2月、929年8月，在比利时和德国召开的国际反帝国主义同盟大会上，她先后被选为大会的名誉主席。其后，又成为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主要领导人之一。93年7月，母亲倪桂珍病逝于青岛，宋庆龄结束在欧洲的旅行回国参加葬礼。两个月之后，九一八事变爆发，面对中国严重的民族危机，宋庆龄开始把全部精力投入抗日民主运动之中。同年2月9日，她发表《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义正辞严地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在民族危亡之际所进行的投降主义活动。她大声疾呼“我不忍见孙中山四十年的工作被一小撮自私自利的国民党军阀、政客所毁坏”，“我更不忍见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的中国，因国民党背弃自己的主义而亡于帝国主义”。翌年月，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十九路军奋起抗击。宋庆龄高度赞扬了十九路军的抗战，称“十九路军卫国抗战之英勇，实为真正之民众武力”，“十九路军明知众寡悬殊，器械财力均不如人，而能不顾一切，以血肉为中国争一线之生机，使世界知中国尚有不可侮之军队与民气，不特为军队之模范实为革命之武力与反帝国主义之先锋”。为支援十九路军抗战，宋庆龄与杨铨、何香凝等人创办了一个拥有300个床位的“国民伤兵医院”，并常到病房慰问抗日将士。932年2月，宋庆龄和鲁迅、蔡元培、杨铨等人在上海组织进步团体“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主席。该同盟把保障民众正当权利和营救被捕革命者的斗争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保护和营救了大批中国员和反蒋爱国民主人士，为革命事业作出了特殊贡献。934年，她与何香凝等779人联名发表了由中国提出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这个纲领主张“全体海陆空军总动员”、“全体人民总动员”、“全体人民总武装”，成立全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等，并强烈要求“把一切海陆空军立刻开赴前线，对日作战，立刻停止一切内战，立刻停止屠杀中国同胞的战争”。 935年，中国的《八一宣言》发表后，宋庆龄联络何香凝、柳亚子等人率先响应。此后，她为实现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不懈的斗争。93年月，国民党政府以“危害民国”的罪名，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和王造时（时称“七君子”）。宋庆龄随即发表声明，“提出抗议，反对这种违法的逮捕，反对以毫无根据的罪名横加在他们身上”。为了营救七君子，激发国人的爱国热情，她曾亲赴苏州，向“高等法院”要求与七君子同服“爱国罪”。93年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宋庆龄主张事变和平解决，释放蒋介石，条件是蒋介石必须答应停止内战，实行抗日。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她联合国民党内的爱国民主人士何香凝、冯玉祥等3人，向大会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议案，力促国民党改变立场，与合作抗日。同年9月，当国共两党为抗日大业再度合作实现后，她感奋异常，写下了《国共统一运动感言》一文。她写道“这几天读了中国《共赴国难宣言》和中国国民党领袖蒋委员长团结御侮的谈话，使我异常地兴奋，异常地感动。”“宣言和蒋委员长谈话都郑重指出两党精诚团结的必要。我听到这消息，感动得几乎要下泪”。同年月，又发表《关于国共合作的声明》，再次表达了她拥护国共合作的立场。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宋庆龄移居香港，积极致力于抗战宣传和战时救援工作。938年月，她邀请中外著名人士贾·尼赫鲁、保罗·逻伯逊、冯玉祥等人，在香港发起成立保卫中国同盟，任主席。同盟成立后，出版《保卫中国同盟通讯》，向全世界报道中国抗日战争的真实情况，宣传中国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和抗日根据地；同时积极地向全世界募集医药和其他物资。在宋庆龄和保卫中国同盟的努力下，有很多国际友人组织医疗队，参加中国的战时救护工作，如白求恩、柯棣华、巴苏华、爱德华等都是保卫中国同盟介绍到中国来的。 94年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宋庆龄在日军侵占香港前小时才乘最后一架飞机飞往重庆。此后，她在重庆联络国际友人马海德、史沫特莱、斯诺、艾黎等人，继续开展保卫中国同盟的活动。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宋庆龄身居险境，坚持不懈地为抗战事业做贡献。她常利用各种可能的条件，援助中国领导的抗日军队和抗日根据地，直至抗日战争的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945年2月，宋庆龄自重庆回到上海。她将保卫中国同盟改组为中国福利基金会（950年8月改称中国福利会），致力于妇幼卫生、文化教育和社会救济事业。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福利基金先后创办了儿童福利站、医院、识字班及儿童剧团等机构，为妇幼事业作了许多有益的事情。 94年月国民党挑起全面内战后，宋庆龄旗帜鲜明地开始从事反内战、反独裁的民主运动，全力中国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同年7月23日，她在上海发表《关于促成组织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制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的声明》，指出内战“这个灾难必须趁它一开始的时候就加以阻止”，“内战不能促成团结和解放，不能解决民生问题。内战带给中国人民的只是混乱、饥饿和破坏”。 949年7月日，宋庆龄发表《向中国致敬》一文。她在文中热情写道人民的胜利已在眼前，我们要“欢迎我们的领导者——这诞生在上海，生长在江西的丛山里，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难困苦中百炼成钢，在农村的泥土里成熟的领导者。向中国致敬！” 同年9月，宋庆龄受中央邀请，到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在会上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她说“让我们现在就着手工作，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和富强的新中国。”在这次会上，她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此后959年4月和95年月，两次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975年月和978年2月，相继当选为第四届、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98年5月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8次会议通过决定，授予她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称号。 宋庆龄作为新中国的一位重要领导人，进行了大量的国务活动。她曾先后出访苏联、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957年月，她随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建设好自己的祖国，是宋庆龄的毕生愿望。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经常深入各地基层，视察各项建设事业。950年0月，她同林伯渠等一起，赴东北三省视察。在短短的一个月中，她调查了7个城市、个工厂、4个村庄、个农场以及许多文化福利机构。视察后，欣笔写下了《新中国向前迈进——东北旅行印象记》，称赞东北所取得的成绩。为了向全世界宣传新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952年初，她创办了《中国建设》杂志。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她不仅亲自过问杂志的编辑方针、稿件内容，而且经常为杂志撰稿，歌颂祖国的建设成就。955年月她撰写的《第一个五年》一文指出，五年来，“在整个国家里，和平、秩序代替了战争和紊乱”。“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人民之间的关系，从未像今天这样的和睦相亲”。“人民的生活比任何时候都更美好”。979年0月，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而撰写的《致〈中国建设〉读者》一文，赞颂30年来我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中国建设》杂志，在宋庆龄等的努力下，由最初的英文版，增加到七种文版，广泛发行到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世界人民了解中国起了重要的作用。 宋庆龄毕生追求和平，反对战争，早在三十年代，宋庆龄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就领导召开过“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会议。新中国成立后，她仍把争取世界和平作为自己努力的目标。950年月在华沙召开的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上，她被推选为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执行局委员。95年9月，她获得950年“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952年0月，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上，她当选为亚太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主席。 宋庆龄作为一代女杰，一直致力于中国的妇女解放事业。还在美国求学时期，她就发表文章，满怀信心地表示，将来“中国必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教育发达的国家，而其妇女将与男人并驾齐驱”。新中国成立后，949年2月，她被推选为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后改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后在953年、957年和978年的全国妇联大会上，都被推选为全国妇联名誉主席。 宋庆龄十分关怀青少年和儿童的健康成长。她从95年月2日当选为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主席后，一直任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她经常撰文和题词，希望少年儿童成长为既有丰富的文化科学知识，又有社会主义觉悟的身体健康的新一代。她还多次捐钱赠物儿童事业。95年，她把获得的“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0万卢布全部捐出，作为发展中国的儿童事业之用。 宋庆龄一生追求进步。她的思想经历了由爱国主义到革命民主主义，再跃进到的发展进程。早在三十年代，她就十分重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曾为外国友人组织过《宣言》学习小组。她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认识了中国的伟大，曾多次提出加入中国的要求。鉴于她对中国事业的孜孜不倦的追求，98年5月5日，中央政治局决定，接受宋庆龄为中国正式党员。 98年5月29日，宋庆龄以慢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不治在北京逝世。 中国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为其举行了隆重的国葬。同年月4日，根据她的遗愿，骨灰安葬于上海万国公墓。 宋庆龄一生发表许多文章、演说，著作编有《为新中国奋斗》、《宋庆龄选集》和《永远和党在一起》三本文集。 第十章陈独秀陈独秀，谱名庆同，官名乾生，字仲甫，号实庵，另有三爱、只眼、顽石、雪衣等三十几个笔名、化名。879年（清光绪五年）0月9日，生于安徽安庆（又称怀宁）一个破落的士大夫家庭。他天资聪明，由祖父和大哥教读，8岁考中秀才。转年到南京参加乡试，结果落榜。这时，他已读到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崇信维新思潮，与安徽维新派人士交往。他对康梁受到的攻击，“愤不能平，恒于广座中为康先生辩护”，遂亦被乡里瞀儒指“为康党，为孔教罪人，侧目而远之”。 康梁维新运动失败后，陈独秀也被追捕，逃到东北嗣父处。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时，他亲眼目睹了沙俄在我东北烧、杀、淫、掠之暴行，犹如见到母亲遭凌辱，受此刺激，开始思考个人、国家与世界问题。90年赴日留学，曾参加励志社及留学生中最早的革命团体青年会，与激进分子交往，阅读大量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的书刊，迅速成长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有一次，鉴于清政府委派的学监姚煜阻碍中国留学生的正当要求，陈约同张继、邹容等人闯入姚宅，张抱姚腰，邹捧头，陈挥剪，割发代首，使其威信扫地。陈等3人即被日政府强行遣送回国。 903年，沙俄背约，拒从我国东北撤兵，并向清政府提出新的侵略要求，因而激起轰轰烈烈的拒俄运动。陈独秀即回安庆发起组织“安徽爱国会”，号召人人“执干戈卫社稷，以恢复国权基础”。5月7日，他们在藏召开演说会，宣传群众。演说毕，决定联络东南各省志士，创一国民同盟会，先谋南方独立，不受异族之欺凌。此活动震动当局，陈被通缉，连夜逃亡上海，与章士钊等合作创办《国民日日报》。年底，该报停刊，又到芜湖办起了《安徽俗话报》。他在该报发表50多篇文章，以白话文议古论今，宣传爱国救亡、反帝反封建、科学和民主。 904年秋，陈独秀应邀到上海，参加“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与章士钊、杨笃生、蔡元培等试验炸药，研究暗杀。翌年，还参与吴樾谋炸清廷出洋五大臣的策划。这时，他为急于组织革命行动，停办了《安徽俗话报》，只身遍访江淮义士，在芜湖发起成立了“岳王会”，任会长。后来在安庆、南京还设立了分会，势力一度相当可观，“大者聚徒数万，小者结党数千”，培养了许多坚贞革命、至死不屈的领导骨干，为日后同盟会在江淮地区的活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安徽巡抚恩铭闻知陈的活动后大怒，欲穷治之。陈再次亡命扶桑。接着传来国内同盟会组织的起义不断失败、战友牺牲的消息，他一度陷于深深的苦闷、彷徨和孤愤之中，写下不少诗作，记录下这无限的惆怅。9年，新的革命终于到来。这年0月，在杭州陆军小学任教的陈独秀，得到武昌起义消息后，即推动当地党人响应，并写革命檄文多篇，到处张贴，使官吏闻之悚然。杭州光复后，他又参加安徽的斗争，并在胜利后先后出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秘书、顾问等职。 在任秘书长期间，陈独秀曾提出一系列改革措施，铲除旧官僚制度，改善人民生活，企图以猛药治痼疾，遭到群僚的抵制而失败。二次革命起，他协助都督柏文蔚制订反袁大计，起草安徽独立宣言。但是又很快失败，他被通缉，再次亡命上海，其安庆的家被抄，两个儿子延年和乔年也逃到沪上，投靠父亲。这时的陈独秀由于不断遭到挫折和失败，陷于彷徨和苦闷之中，生活也几近“静待饿死”的境地。 94年7月，陈独秀应章士钊之邀，去日本协助编辑反袁杂志《甲寅》。月，他在该刊第一次用“陈独秀”笔名发表了《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在思想界引起强烈反响。该文认为近世国家是“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而如今中国，民无建设这种国家的“自觉心”，袁政府又滥用国家威权，进行种种卖国害民的罪恶活动，因此，他认为“恶国家甚于无国家”；“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国之奴，何事可怖”。文章表现了作者强烈的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思想、急切盼望出现一个“为国人谋幸福”国家的心情，阐述了建设近世国家关键在于提高国民“自觉心”的观点。但是，由于该文采用了“故作危言，以耸国民力争自由”的“正言若反”的表达方法，引起了不少人的误解。他们纷纷投书《甲寅》诘问，“以为不知爱国，宁复为人，何物狂徒，放为是论”。陈独秀不屑回答读者的责问，但是他却从中悟出几年来革命屡起屡折、不能救亡的根源，在于国民在孔教和宗法制度的毒害下的愚昧和落后，中国的出路，首先要进行一场文化思想革命。从何入手，应该从办一份鼓吹新思想的杂志入手。而这个新思想就是使西方国家繁荣富强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他十分自信地对人说“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 95年9月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第二年起，改名为《新青年》）。他在发刊词中高举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向传统儒家伦理宣战，以图从改变国民性入手，造就一代新青年。他提出新青年的六条标准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从此在全国掀起了一个以批判孔教、批判封建宗法制度、争取个人自由权利为中心，以振兴中华为目标的近代中国启蒙运动。 由此陈独秀名声大作，97年月，蔡元培三顾茅庐聘其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以帮助他对这个封建文化堡垒进行改革和整顿。陈独秀即把《新青年》移到北京，以北大为阵地，先后联络有文学改良思想的胡适，提出“打倒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而“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钱玄同，有辩证法思想呼唤“青春之国家”的李大钊，以“只孔家店的老英雄”著称的吴虞，被鲁迅称为“好伙伴”、“活泼、勇敢的战士”、提倡文章分段和用标点符号的刘半农，以及鲁迅等人，组成一个以他为主帅的新文化运动的强大阵营。他们在批判儒家纲常学说、进行伦理革命的同时，还进行了文学革命和教育革命。陈独秀在胡适文学改良倡议的基础上，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更加激进的反封建的文学主张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在教育方面，北大的改革，特别是陈独秀主持的文科改革，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他们批判摧残青年身心健康、只顾个人升官发财而与社会脱离的旧式教育，鼓吹“取法西洋”，实行现实主义、惟民主义、职业主义、兽性主义（意志顽狠，体魄强健，独立自主、顺性率真）的教育方针。 陈独秀发起的新文化运动，在全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到五四时，受陈独秀和《新青年》的帮助和影响而出现的宣传新思想、批判旧传统、谋社会改造的刊物达数百种，进步社团也有三四百个。 但是，陈独秀指导这个运动的哲学思想是“优胜劣汰”的进化论和形而上学，认为中国衰落是自己不长进，与帝国主义无关，因此他们不提反帝口号。运动初起也不干涉现实政治，企图把运动局限在文化领域里。然而，政治却要来干涉它。首先是受到冲击的保守势力孔孟之道的卫道士们勾结反动政府，对陈独秀和《新青年》横加压迫。陈迎接挑战，坚决反击，并表示为了拥护民主和科学，“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同时，围绕着98年第一次大战结束后巴黎和会的召开，维护中国权利的斗争尖锐起来。于是，陈独秀把文化运动与政治斗争结合起来，由启蒙走向救亡。 98年2月，陈独秀与李大钊等人一起创办了直接干预政治的《每周评论》，并把收回战败国德国在我国山东的权利问题，作为报道和评论的重点。他写的发刊词和《除三害》等文章，明确提出了外求独立，内反军阀独裁的主张。大战结束时，他曾对西方民主国家特别是高喊以和平、民主、平等原则来处理国际问题的美国总统威尔逊，抱有很大的幻想，认为“公理战胜强权”的时代到来了。但是，99年4月，当闻知巴黎和会在英法美操纵下决定把原德国在我国山东掠夺的权利交给日本、北京政府也准备接受时，陈独秀无比愤慨，怒质“公理何在”，嘲笑威尔逊是“威大炮”，号召人民起来“直接行动”，捍卫国家主权。 5月4日，一个以收回山东权利、惩办三个卖国贼为目标的爱国运动，终于在北京爆发，很快席卷全国。反动政府严厉镇压，爱国学生前仆后继。月9日，在斗争最激烈的时刻，陈独秀和李大钊等草拟了《北京市民宣言》，提出更激进的口号，指导运动向纵深发展。 日，陈独秀带着自己印刷的“宣言”，到前门闹市区散发，被暗探逮捕。这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许多团体和名流纷纷奔走营救。在他主办的《湘江评论》上撰文，称陈是“思想界的明星”。9月日，陈独秀终于被释放。 当时，随着巴黎和会的召开和五四运动的掀起，中国人民对西方民主主义的热情正在消退，而马克思主义和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却挟着十月革命胜利的声威，在神州大地上高歌猛进。陈独秀过去信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宣传个人的自由和解放，现在认识到没有阶级的解放，个人的解放是不能实现的，因此首先要求阶级的解放。过去他热衷于资产阶级共和制度，如今他说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也不过“少数人得着幸福，多数人仍然被压在少数人势力底下，得不着自由与幸福”；“主张实际的多数幸福，只有社会主义的政治”。他还说“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和金力主义（资本主义）已经造成了无穷的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了。”并明确拥护无产阶级专政。这表明陈独秀已开始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者即马克思主义者。 陈独秀出狱后，行动仍受监视。翌年，他化装后，在李大钊的帮助下，摆脱监视，移居上海。两人分手时，相约分别在南北筹备革命党。陈到沪后，以主要精力从事调查研究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创办工人夜校、工人刊物《劳动界》和店员刊物《伙友》等，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揭露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真相，启发工人的觉悟，使他们认识自己在社会上的重要地位和肩负的历史使命。 由于中国的五四运动引起了列宁等刚刚建立的共产国际的注意，俄共远东局维经斯基等一行人，于920年4月奉派来到中国。他们在北京与李大钊等人联系座谈后，提出帮助中国建立革命政党问题。李介绍他们到上海与陈独秀联络。他们到上海后，陈独秀即召集周围热心宣传社会主义的李汉俊、李达等人，座谈了几次，最后决定酝酿成立政党，并确定名称叫“”。8月，中国发起组正式成立，设临时中央局，推陈为书记，并约请各地社会主义者组织支部。于是北京、济南、长沙、武汉、广东、巴黎、东京等地的早期组织先后成立。 与此同时，陈独秀等人对当时影响较大的所谓“社会主义新思潮”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进行了论战。通过论战，争取了许多青年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加入。 当时在广州的粤军总司令兼广东省长陈炯明标榜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坚聘陈独秀到广东任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为了把马克思主义宣传扩大到广东，并推行他多年来教育改革的主张，920年2月前往应聘。他上任后，利用职权，采取一系列措施，大力改革广东教育，开办“宣讲员养成所”，发展各种专业教育、补习教育和社会教育等，在这个过程中，他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了一大批党、团、工会干部，并帮助谭平山、陈公博等人，与占优势的无政府主义者划清界限，重建了广东。所有这些，遭到各种保守势力的强烈反抗，教育改革受阻。陈独秀顿萌退志。正在此时，上海的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连连催促他迅速回沪主持中央工作。马林一行早在92年春来华，他们认为正式成立中国的时机已经成熟，于7月下旬帮助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陈独秀在广州忙于教改，没有出席。但鉴于他的崇高威望和筹建党的工作中的作用，大会推举他为中央局书记。他于9月回沪。 陈独秀为首的中央满怀地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各项工作，工作重点是发动工人运动。中央成立了“劳动组合书记部”，各地设立分部，具体领导工运创办工人刊物，在工人区开办补习学校，组织工会，发动罢工等。陈独秀坐镇中央，指导全国工运。除了及时发出中央文件之外，他从92年月到翌年5月，发表了十多篇专门论述工运的文章，指明工运的主要对象和最终目的，解释工人阶级对各党派应取的不同态度及对招牌工会的斗争策略，克服工人群众中的帮派观念等，从而使中国工人阶级迅速成熟起来，很快掀起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 但是，由于当时陈独秀和党中央一心想直接照搬俄国十月革命模式，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把资产阶级当作革命对象，也不把国民党等资产阶级民主派放在眼里，而广大农民又尚未发动，因此工人阶级在城市里实际上陷于孤军作战的境地。923年二七惨案开始，中外反动派联合镇压工人后，工运很快转入低潮。革命航船起锚后，面临着一个选择正确航道的问题。 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首先提出了这个问题。922年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远东各国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明确指出中国等被压迫民族国家当前的革命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列宁在病中接见了参加大会的国共两党代表，希望两党合作，推进中国革命。接受列宁的思想，在7月举行的“二大”上，通过了陈独秀起草的“宣言”，明确了中国革命应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段进行的认识；制订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提出了反帝反军阀的口号和与国民党等民主派建立“民主主义联合战线”的方针。陈独秀在大会上被推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长。 然而，马林在考察国民党影响较大的南方并与孙中山交谈后认为，的力量还太小，只有通过国民党的组织和影响，才能迅速走出狭窄的知识分子小圈子，进入到工农群众中去，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大党。孙中山也不答应党外联合的方针，只希望人加入国民党，以新鲜血液来挽救正在“死亡”的国民党。为此，马林向国际提出了员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的建议。共产国际批准了他的建议，并作为决定派马林到中国执行。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和全国各区委，起先几乎一致反对加入国民党，认为两党的宗旨、性质、基础、政策“太不相容”，“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但是，在8月杭州召开的中央特别会议上，马林拿出共产国际训令后，陈独秀等表示服从，但要求孙中山取消打手模宣誓效忠等入党办法，并按民主原则改组国民党。孙接受了这些条件。于是陈独秀首先由孙中山主盟，加入国民党。 然后，陈独秀积极贯彻共产国际方针，撰写一系列文章，阐述国共合作的意义，并认真参加国民党的改组工作。923年月，三大正式通过了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针。在会上，他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长。翌年月，孙中山召开国民党一大，改组国民党，李大钊、林祖涵、谭平山、瞿秋白、等员参加，并当选为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国共合作终于实现。 但从此陈独秀又走向另一极端——右倾并放弃革命领导权。他的思想明显受到马林抬高资产阶级国民党、贬低无产阶级观点的影响，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而且视民主革命为资产阶级为主导为基础的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领导，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只有下一个社会主义革命才是“我们自己的革命”。现在既然必须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才能进到社会主义革命，那末我们就来当客卿、助手和苦力，先帮助国民党把当前的国民革命搞好，但我们工作的重点应放在准备下一个革命上。这种思想是当时全党的认识，并在二大文件中有所表现。瞿秋白和邓中夏等少数人曾发表文章，批判这种思想，强调无产阶级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共产国际也派维经斯基及旅莫支部负责人之一彭述之回国，贯彻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精神，并写进了925年月召开的四大决议。陈独秀也表示接受这个精神，并被选为中央总书记兼组织部主任。但是，一是由于他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二是（也是最主要的）在以后的实际工作中，从共产国际、苏共中央斯大林，到他们在中国的代表，都对国民党新右派蒋介石集团的活动采取退让政策，所以这个问题在大革命中始终没有解决好。 尽管如此，当时的形势是革命正走向，特别是四大通过了工、农、青、妇等一系列群众运动的决议，为党发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揭开了序幕，从2月开始，上海的党组织就在工厂中广泛发动罢工斗争。而历次罢工最高的指挥者是陈独秀，各个重要事项，如应否发动，什么条件，如何谈判，可否签字等，都是工运干部与他共同开会决定。同时，他还不断写文章进行宣传和指导。在日、英帝国主义先后制造枪杀中国工人、学生的血案后，终于爆发了以上海为中心、波及全国的轰轰烈烈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从运动开始到9月基本结束，陈独秀发表了篇文章指导运动论述运动的性质、任务和策略，揭露批判敌人的破坏阴谋，批评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错误言论等，不仅有力地配合运动打击敌人，还有效地帮助群众提高觉悟，使他们朴素的仇外心理上升到对帝国主义侵略本性的认识。陈独秀亲自做总商会长虞洽卿的工作，倾听他对运动的意见，请他代筹部分经费，救济罢工工人。对大资产阶级在斗争中的动摇，陈独秀也多次在《热血日报》上发表不署名文章进行批评，还通过他的一个同乡的关系，把广东资本家霍守华从安徽找到上海，在总商会中加强工人学生群众要求的力量。 925年3月，孙中山病逝，国民党左、右派之间的斗争以及右派的活动激烈起来。老右派公开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刺死了左派领袖廖仲恺，又在北京西山召开非法的“中央全会”，通过决议；以蒋介石、戴季陶为代表的新右派，因还要依靠苏联和的帮助，取代北洋军阀，不公开反苏，但也宣扬“共信不立”，竭力打击和限制的力量。92年3月和5月，蒋介石先后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和“党务整理案”，向发起严重挑衅，争夺革命的领导权。陈独秀原打算组织力量反击，但又从国民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的观念出发，提议退出国民党，被共产国际拒绝。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指示对老右派坚决反击，促使国民党将他们开除；但对新右派，则要利用他们反帝反北洋政府的“积极性”，采取退让的政策，满足他们的要求。于是，在国民党内的力量受到严重削弱。陈独秀在他的退出国民党的提议被否定后，更加消极，自觉地以“在野党”和“苦力”自居，推行“退而不出，办而不包”的政策。 92年7月，苏联急切盼望和大力的广东国民革命军北伐开始。但是，陈独秀主持党中央通过了反对北伐的决议。他从以往孙中山及西南军阀多次北伐的历史经验出发，断言这次北伐也是“军人政客争权夺利的军事投机”，没有革命的意义；而且，“北伐军能否打到武汉大有疑问”。更主要的是陈独秀坚信马克思主义在欧洲革命的道路——依靠工农群众，“由宣传到组织，再到暴动”，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从而把它与正规军队进行的革命战争对立起来。因此他以中央名义，发出一系列指示，不准党的优秀干部参加黄埔军校、北伐军和北伐军占领区的政权机关。于是苏联提供的大量军火都落到了蒋介石集团手中，使整个革命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 ------------ 13 北伐战争的展大出陈独秀所料一路凯旋9月即饮马长江攻克汉口1o月攻占武昌随后挥师东南。北洋军阀东南五省联防总司令孙传芳调主力应付上海一时防务空虚在1o月和翌年2月两次动武装暴动结果因没有经验和资产阶级动摇等原因没有成功。接着陈独秀亲自出马与罗亦农、周恩来、赵世炎等八人组成特别委员会于3月21日北伐军兵临城下时动第三次暴动经过一天一夜的激烈战斗终于取得胜利。从北伐军打下南昌开始蒋介石即与帝国主义和江浙财团为中心的大资产阶级勾结准备叛变革命。他制造一系列惨案摧残领导的工农运动一路杀到上海。陈独秀估计到蒋介石也要向上海的特别是工人纠察队开刀一面请示国际一面准备武装反抗。但是国际来电不准军事反蒋可在群众中开展一次反右派的运动反对正在策划中的政变；“武器不要交出去必要时须隐藏起来”。中山舰事件时被蒋介石排挤出国、现在被共产国际弄回国抑制蒋介石的汪精卫这时到达上海右派和都来争取他。当时右派为了制造借口散布了许多谣言说要“打倒国民党”并指使工人冲击租界。陈独秀为了粉碎这种谣言于4月5日与汪表《国共两党领袖联合宣言》宣称不想打倒国民党而国民党也“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陈独秀以为一纸宣言可以缓和上海的局势即朔江而上把中央迁到武汉。不料在12日蒋就在上海动反革命政变大肆残杀人和工人群众。陈独秀的大儿子陈延年也在政变后被派到上海工作时被捕牺牲。 上海政变后广州、四川等地国民党也先后转向反革命武汉地区陷入反革命四面包围的困境。陈独秀一面受到广大农民群众和等农运干部要求深入进行土地革命而国民党则要求限制甚至取消土地革命的强大压力；一面又受了共产国际的严令不准退出国民党不准破裂联合战线找不到出路终日惶惶不安。这时共产国际又派来罗易主张深入土地革命以巩固武汉革命根据地。鲍罗廷则认为东南地区反革命势力太强革命应向西北展。陈独秀赞同鲍的意见主张土地革命等到北伐打下北京后再说。在这种情况下4月底召开的五大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共产国际原想撤换陈独秀但没有找到合适的替代人仍选他当总书记。到7月12日共产国际来电改组党中央成立没有陈独秀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15日汪精卫集团实行“分共”大革命终于失败。 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指示精神组织了南昌起义、秋收暴动和广州暴动企图挽救革命的失败并在新派来的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指导下召开了八七会议不指名批判了违背国际路线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9月陈独秀和党中央先后迁到上海过起漫长的地下斗争生活。陈独秀几次写信给中央认为革命在往下落应该全面退却不应有暴动夺取政权的幻想遭到认为革命形势在不断高涨的中央的批驳。有的中央委员还把陈的意见当作笑话到处宣传。在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的二儿子陈乔年的劝说下陈独秀不再写信而埋头于中国文字拼音化问题的研究。不久乔年也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被捕牺牲。共产国际和党中央多次邀请陈独秀去莫斯科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并参加六大他拒绝声言“中国革命应由中国人来领导”。中国大革命失败后从1923年起就以苏共党内反对派领袖身份进行活动的托洛茨基向斯大林实权派起了猛烈的进攻攻击其在中国推行机会主义路线应对失败负责；并认为当前中国没有革命形势民主革命已经过去应在城市中开展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的国民会议运动以过渡到将来武装暴动一举夺取全国政权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农村武装斗争和六大规定的当前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路线。一部分中国留学生受到影响也进行反斯大林活动。他们被遣送回国后1928年在上海成立了中国托派组织宣传托洛茨基主义。翌年春天陈独秀等一批下台的党内中上层干部在阅读了托洛茨基论述中国革命、批判斯大林的文件后自认为茅塞顿开：大革命失败的根源是共产国际令加入国民党的机会主义路线。于是他们也结合起来在党内进行派别活动。8月5日陈独秀给中央一封长信要求以托派路线代替中央路线。同时他还反对中央在当时“中东路事件”中提出的“保卫苏联”的口号建议考虑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改用“反对国民党误国政策”的口号。这个意见含有合理的因素但共产国际代表和党中央把所有这些都视为“反党、反苏、产国际”的行为。11月15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将陈独秀等人开除出党。 托陈派曾要求加入留学生托派组织但对方怕失去正统地位而拒绝。于是他们自己组织起来12月开了一次会推选陈独秀为书记出机关报《无产者》。与此同时又出现两个留学生托派组织在托洛茨基多次来信调解和催促下1931年5月初四个托派小组织在上海召开统一大会正式成立中国托派组织沿用托陈派的“中国左派反对派”的名称陈独秀被推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当陈独秀为的中国托派准备为国民会议而开展广泛斗争的时候九一八事件爆全国掀起抗日民主运动。陈独秀创办《热潮》周刊以个人或托派组织名义表大量文章、宣言和决议声讨日本侵略谴责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支持并指导学生运动做了大量工作并在1932年2月1o日以托派中央常委名义起草表了《政治决议案——目前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提出与合作与左倾的资产阶级党派“共同行动”先推翻蒋介石政府的策略。结果遭到刚刚上台的王明左倾集团的拒绝。托派内部坚决反对“投降”他们空谈“工人无祖国”“不爱资产阶级豪绅地主的国家”反对使用“抗日救国”和“爱国运动”的口号。 1o月15日托派中央被国民党当局破获陈独秀等全体常委被捕。在法庭上陈独秀大义凛然慷慨陈词批驳检察官强加给他的“借抗日反国民党”就是“叛国”的罪名。1933年6月他被判八年徒刑。1937年抗战爆国民党被迫释放政治犯。8月23日陈获释。面对民族危亡的局势他一改托派的传统立场接连表演讲和文章拥护国民党政府领导抗战拥护国共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拒绝东去上海重整托派而西下武汉继又入川。这时上海以彭述之为的托派临时委员会执行托洛茨基第四国际指导的路线：继续贯彻阶级斗争的方针反对国民党领导抗日特别攻击让步的国共合作政策是背叛工人阶级；主张利用战争造成的形势动革命推翻国民党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因此他们多次通过决议批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陈独秀则认为在这次大战中不可能爆革命并且以当时斯大林利用无产阶级专政清除异己大量残杀无辜的三次“莫斯科审判”以及苏联为粉碎“慕尼黑阴谋”与德、日分别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为例攻击苏联已经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制度是与纳粹一样的独裁制。为此他宣布“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否定从马克思到托洛茨基的全部理论自诩为“终身反对派”。双方通过书信、文章进行了一场论战。 陈独秀出狱后仍受国民党政府的监视他的反苏言论有碍当时政府的“联苏制日”政策不准他表。陈独秀出狱时曾到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向叶剑英等人表示合作抗日为的党中央曾积极响应但双方正在联络之际驻莫斯科的正、副代表王明、康生回国诬陷陈是每月向日本间谍机关领取3oo元津贴的“日寇汉奸”。从此他与的关系彻底破裂。国民党曾要提供资金拉拢陈独秀成立“新共党”反对延安但他予以拒绝。晚年的陈独秀贫病交加1942年5月27日他在四川江津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寂寞而逝。 第十一章王明王明原名陈绍■后改为陈绍禹字露清笔名韶玉、慕石、兆雨、诏玉、绍玉、玉石等曾化名泰山、风康、石绍禹、绍虞等俄译化名有马马维奇、维奇、克劳白夫等。19o4年（清光绪三十年）4月9日出生在安徽省六安县金家寨（今属金寨县）的一个小商人家庭。其父陈嘉渭早年自做酱醋出售后与人合资开办行店经营竹木。其母喻淑连曾任女子学校校长。 王明幼时在家乡读私塾天资聪敏能文能诗。192o年秋考入六安安徽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1924年8月进入武昌商科大学预科学习曾起组织豫皖青年学会被推为事务部主任并担任安徽同学会会刊《皖光》的编辑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在1925年五卅运动中曾参加武汉学生的罢课和示威游行。后任武昌学生联合会干事和湖北省青年团体联合会执行委员。同年9月加入中国青年团。1o月由许凌青介绍参加中国。不久被选送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很快受到中山大学副校长米夫的赏识。1926年9月王明当选为中山大学学生公社主席。1927年3月作为译员随米夫率领的联共（布）宣传工作者代表团访华先后在广州、上海、武汉等地活动并列席了中国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后经米夫推荐王明在中央宣传部当干事兼做党刊编辑。8月随米夫再到苏联在中山大学任联共党史课教员和翻译。不久担任该校联共（布）支部局宣传干事。王明依靠米夫的支持形成一个以他为的教条主义的小宗派利用反“教务派”和反托派斗争进行宗派活动。他捏造事实罗织罪名制造了所谓“江浙同乡会”等事件打击与他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之后他又把斗争矛头指向以瞿秋白为的驻共产国际代表团。1928年王明根据米夫（时任中山大学校长、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的安排作为翻译人员参与了中国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编译供六大代表阅读的《武装暴动》小册子并为小册子写了序言。它强调城市暴动是武装起义的中心提出“中国目前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和实现群众的武装暴动”。这是王明早期的教条主义的一篇代表作。 1929年春王明从苏联回到上海。先后任沪东区委宣传干事、中央宣传部主编的《红旗》报编辑。193o年1月被捕出狱后到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参加《劳动》报的编辑工作。后任中央宣传部秘书。在这期间他在《红旗》、《布尔塞维克》等报刊上表许多文章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作了阐述。他夸大中国民主革命中的社会主义成分认为“现阶段中国革命任务的完成只有在同时彻底反对中国资产阶级的条件下才能做到”。中国革命在新高涨到来之时“有很快的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他主张加紧“准备和布置全中国的武装暴动”先在主要数省或一省夺取政权。6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占据统治地位后王明对李立三的某些观点提出过一些不同意见因而受到李立三的压制被撤销了中央宣传部秘书等一切工作。9月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王明曾表示拥护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但当他通过不正常的途径比中央先获知共产国际1o月《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的内容后却一反前态乘机进行反对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的活动。共产国际来信提出“立三路线”就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批评中央对李立三的错误采取了“调和主义”的态度。11月13日王明等给中央政治局写信指责六届三中全会没有充分揭露“立三路线”的“机会主义的实质”中央在工作中再度犯了“错误”这些错误是“立三路线”“在某种程度上在某种意义上的继续”。11月17日王明等再次给中央政治局写信要求中央“正式公开宣布立三路线的错误实质”宣布他们与李立三“争论的真相”等。中央于11月16日收到共产国际的1o月来信并在党内公布了信的内容。王明便公开打出“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要求彻底改造党的领导。这时王明抛出《两条路线》的小册子（后经增订改名为《为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展“立三路线”和其他“左”倾思想、“左”倾政策的新的政治纲领。12月1o日左右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来到上海直接插手中国的内部事务。王明加紧进行宗派活动。12月25日王明被任命为江南省委（习惯上仍称江苏省委）书记。1931年1月7日在米夫的直接干预下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举行。王明在会上作长篇言提出了一系列比李立三的冒险主义还要“左”的错误观点。并被补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明实际上掌握了中央的领导权。从此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统治全党达4年之久。 王明在政治上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否认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明显变化把中间势力当成“最危险”的敌人；继续推行“城市中心论”主张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与数省先胜利进而形成全国的胜利。在军事上先是推行冒险主义后来又变为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对不同意他们的错误主张的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给中国和革命事业造成重大的损失。 1931年11月王明去苏联莫斯科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在此之前的9月在上海成立了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秦邦宪）负总的责任继续推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政策。1932年8、9月间共产国际召开执行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会王明在会上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会后被选为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书记。在1933年11、12月间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上王明被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书记。在这期间王明参与共产国际制定中国革命的方针并对国内临时中央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1934年1月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把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展到顶点。在这次会上王明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35年7月25日王明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大会提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8月1日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由王明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于1o月1日正式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中央委员会的名义表。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这个宣言对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抗日救国运动的展起了积极的作用。8月7日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第二十三次会议上作了《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与的策略》的长篇言后整理成小册子改名为《论反帝统一战线问题》在法国巴黎和国内出版。它指出建立、扩大和巩固反帝统一战线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产党的最重要的任务强调在中国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决定一切的意义”。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王明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执委会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会后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开会讨论在中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王明在会上作了《为争取建立反帝统一战线和中国的当前任务》的报告指出党的任务是吸收一切可能的、哪怕是暂时的动摇的同盟者及同路人甚至不排除同蒋介石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只要“他真正停止反对红军的战争并调转枪头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11月王明写了《中国的新任务》和《中国新政策的基础》两篇文章于1936年1月合编为《新形势与新政策》的小册子出版。这个小册子阐述了“联蒋抗日”的思想强调了建立抗日救国的人民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提出为适应建立广泛的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中国在土地政策、工商业政策、劳动政策、外交政策及政治制度等方面都应该实行转变。1936年7月以后王明先后表《为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而奋斗》（又名《新中国论》）、《拯救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又名《中华民族之出路》、《团结救国论》、《救中国人民的关键》）等文章继续宣传共产国际七大和八一宣言的精神。指出：“我们员应当把国民党和蒋介石不与日寇一样看待因为中国人民的基本敌人是日寇。在现在阶段上一切应当服从抗日。此外也不能把整个国民党及其部队看成是日帝国主义的同盟军和助手；尤其主要的是为了真正的和严重的武装抵抗日寇必须要国民党军队或其有决定意义的大多数部队来参加。”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体地应当表现在与国民党及其他组织在共同的抗日斗争纲领的基础上订立政治的协定同时保存各党派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完全独立性”。这些文章对于国内外人士了解中国的团结抗日的政策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从1936年下半年开始王明的一些文章中已经包含了右倾投降主义思想的萌芽。在这期间王明还与南京国民党政府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邓文仪等接触商谈国共合作抗日问题。并于1936年1月23日致函、朱德、王稼祥介绍邓文仪到苏区直接与中央协商抗日救国的具体办法。之后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派潘汉年、王炳南等回国帮助中央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 1937年11月29日王明从苏联回到延安。12月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作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他的报告在坚持抗战和国共合作问题上表了一些正确意见但在如何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他批评在陕北洛川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过分强调独立自主和实行民主、改善民生问题提出“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抹煞的全面抗战路线和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的原则分歧否认是抗战的领导者主张“国共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军队要“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供给和统一作战计划；强调正规战贬低领导的游击战争和人民军队以及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作用幻想主要依靠国民党军队抗日求得胜。由于王明打着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的旗号使不少与会者一时不能明辨是非。王明在这次会议上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2月18日王明抵武汉参与同蒋介石的谈判。不久中央代表团和长江中央局合并对外为代表团对内为长江中央局暂以王明为书记。王明还兼任党报委员会主席。 王明在与国民党代表谈判合作抗日、宣传抗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国内各界人士及国际友好人士开展统战工作、恢复和展南方各省的组织、指导新四军及华中抗战等方面作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但与此同时又在实际工作中推行他的错误主张。他在《挽救时局的关键》、《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等文章和演讲中宣扬国民党和一样也是“中国一大部分优秀进步青年的总汇”蒋介石等是“坚决领导抗战的人物将成为中国的不朽的民族英雄”。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政府成立这是中国领导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民主政权。王明等致电中央指责这“对全国统一战线工作将生不良影响”。2月王明回到延安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作《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报告。他指望通过外援建立几十师新的有新式武装的部队作为全队的骨干进一步提出普遍地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附和国民党“只要一个军队”和“统一军令”的主张要领导的人民军队服从国民党的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会后王明回到武汉又违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表题为《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一文继续坚持并展他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他不认真贯彻中央关于在长江流域及华中敌后独立自主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指示仍然把华中工作的重心放在大城市致使未能在1937年冬至1938年春在华中敌后更广泛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创建抗日根据地。 从1938年6月起王明担任委派的国民党参政会参政员。在7月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一届会议上他与董必武、邓颖等参政员提出《拥护国民政府实施建国纲领案》同汪精卫投降派进行了斗争。从这时起到1944年王明是第一至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1938年9月王明回到延安出席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会上作《员参政员在国民参政会中的工作报告》并作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的言。他仍坚持“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表示要与国民党“共同工作共同展同生死、共患难祸福与共相依为命”。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基本上纠正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进一步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步调。会议决定撤销中央长江局设立南方局和中原局。会后王明留在延安工作。从1939年起王明任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7月兼任中国女子大学校长。194o年春先后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执行委员、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理事、蒙古文化促进会理事。在妇女工作、促进宪政运动、文化统一战线等方面做了一些工作。随着形势的变化王明改变了以前一些错误观点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内容、特点以及国共合作、反磨擦斗争等问题作了阐述但仍认为“一切为了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最标本的执行政策的办法”。 1941年9、1o月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确认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王明等领导的中央所犯的“左”倾错误是路线错误。王明拒不承认错误对等的批评逐条进行反驳和辩解。之后王明借口有病不参加中央的会议和整风运动。1943年9月上旬至12月初中央连续召开三次政治局会议讨论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战初期“左”的和右的错误。中央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王明进行了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并系统地指出他应该反省的问题希望他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同年12月王明给并中央政治局写信表示愿意接受批评检讨自己的错误。1944年5月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开始在延安举行。把全会准备讨论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送给王明看并先后派、周恩来、任弼时、朱德等同他谈话。1945年4月2o日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着重批评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领导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的错误。当天王明写信表示赞同这一决议并检查了自己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错误。但随后他以生病为由不出席七大会议也不向会议检查自己的问题。经做工作七大仍选举王明为中央委员。 从1946年起中央根据王明的要求安排他从事法律研究工作。6月王明任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委员。不久又兼任宪法组组长参与起草全国宪法草案及创立新民主主义的法律理论工作。1947年冬在晋绥解放区临县后甘泉村参加土地改革工作。12月出席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中央会议并言。1948年春王明随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移驻河北建屏（今平山）西柏坡。12月该委员会改为中央法律委员会为协助中央研究与处理全国有关立法和司法问题的工作机关。1949年初王明为中央起草了《对国民党司法人员之处理》、《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和确定解放区司法原则》等指示并负责组织编写训练司法干部的教学提纲。在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经与会同志的批评帮助王明表示“拥护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对自己的错误进行了检查。会议决定王明应对其在十年内战时期和抗日时期所犯的政治路线错误写一个声明书提交中央政治局审阅。王明口头表示接受这一决定。3月下旬王明随中央机关进驻北平。6月任中国新政治学研究会筹备委员会主任。9月作为中华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的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会上当选为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明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最高人民法院委员并当选为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理事会理事参与和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刑法大纲、各级人民法院组织法暂行大纲等法律的起草工作还主持召开监狱法律问题座谈会指出以军事管理、民主生活、劳动教育、改造自新作为“监狱工作的方向”。195o年7月他在第一届全国司法会议上作《关于目前司法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对法律本质、建立人民司法制度、刑民法政策等问题作了阐述。 王明对七届二中全会要他写一份检查自己错误的声明书的决定拖延不执行。因此195o年6月召开的七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指出王明的这种行为“是无纪律的行为”重申王明仍应执行二中全会的决定对他过去所犯的原则错误“作一次深刻的反省”声明书写好后应即提交中央政治局审阅并在必要时由政治局提交以后的中央全会讨论。但拖至9月上旬王明提出要到苏联治病。1o月他动身去苏联。1953年12月从苏联回到北京继续治疗休息。1956年1月再次去苏联治病。8月上旬中央致电王明希望他在身体状况允许的条件下回国参加中国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王明以“身体病况仍不许可”为借口拒绝参加大会。经中央反复做工作八大选举王明为中央委员。王明在苏联期间化名马马维奇、维奇表文章歪曲中国的历史诬蔑与攻击党和否定思想并为他过去所犯的错误狡辩。1974年3月27日王明在莫斯科病逝。 1975年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出版了《五十年》一书这是王明在1971年至1974年间所写的几篇文章拼凑编成的。1979年苏联莫斯科进步出版社又出版了《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 第十二章蒋介石蒋介石原名瑞元谱名周泰学名志清。后改名中正字介石。1887年1o月31日生于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父蒋肇聪母王采玉。蒋8岁父亡。幼读私塾稍长入新式学堂19o6年赴日本留学19o8年入东京振武学校学军事同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中率敢死队参加光复浙江之役1913年夏追随孙中山进行二次革命1o月加入中华革命党。1922年陈炯明叛变蒋接讯自上海赴广州登永丰舰与孙中山共患难深获信任与器重。但由于蒋资历尚浅因此迄至国民革命初期未能进入国民党的权力中枢。 下面我们分国民革命、南京国民政府、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台湾五个阶段来介绍蒋介石。 1924年5月3日蒋介石被孙中山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仿苏俄模式着手建立国民党党军。蒋把此视为培植嫡系势力的良机因之竭尽全力从军服军帽设计、校舍卫生管理到教官的任命、教学内容的制定都亲自参与决定并与学生保持密切的接触。在培养军官的同时蒋还在黄埔军校组建教导团募兵练兵这样到1924年冬季黄埔建军已具雏形。由于这支军队经过严格的选拔与训练受过思想政治教育又有“革命军连坐法”因此战斗力很强。 1924年1o月蒋介石领导黄埔军校师生镇压了广州商团的叛乱1925年2月率师第一次东征讨伐陈炯明打垮其主力部队3oooo余人。6月平定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1925年7月以汪精卫为主席的国民政府成立蒋介石任军事委员会委员8月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1o月蒋介石率军第二次东征彻底消灭了陈炯明叛军。翌年二月统一了广东全境。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蒋介石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常务委员开始进入党的权力中枢。 为了攫取更大的权力蒋借机制造了中山舰事件。1926年3月18日员、代理海军局局长李之龙接到假命令率中山舰赴黄埔候用被人诬陷为企图绑架蒋介石。蒋乘机扩大事态宣布广州戒严逮捕李之龙和各军党代表监视苏联顾问和汪精卫这就是中山舰事件。中山舰事件的内幕现在仍不能彻底澄清但其后果是显而易见的蒋介石的冒险获得成功打击了排挤了汪精卫扩大了自己的权力。 1926年5月15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通过了蒋介石提出的《整理党务案》员被排挤出国民党中央的重要领导岗位。蒋介石则被任命为组织部长、军人部长不久又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政府委员、中央委员会常务会议主席。 1926年7月国民政府开始北伐。北伐军先后打垮了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占领了湖南、湖北、江西、福建、江苏、浙江、安徽等省的全境或部分地区。 在北伐过程中蒋介石极力扩大势力着意夺取中央大权。1926年12月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定都武汉蒋介石则坚持迁都南昌。1927年3月国民党召开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系列限制个人专权的决议撤销了蒋的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军人部长职务。蒋则开始了蓄谋已久的全面夺权行动动了四一二政变并在统治区域“清党”残酷屠杀员、革命群众和国民党左派分子。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集合部分国民党中央委员在南京建立了一个新的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 南京国民政府是政治斗争的产物其成立是仓促的。它一开始就处在内外交困之中外临列强的观望怀疑内遭桂系及被其拉拢的一部分黄埔系军人如何应钦等的反对武汉方面以蒋下台为宁汉合流的必要条件军事上克复徐州之役又以失败告终。在反对力量压迫之下蒋遂于8月下野。但他仍关注时局并尽最大可能施加影响寻找再上台的良机。9月蒋介石访日以寻求日本的支持11月5日会见日本相田中义一田中赞成其但反对北伐。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结婚“这次婚姻使南京军队过去最强有力的领导人和新娘的哥哥宋子文博士的家庭以及国民党创始人已故孙中山博士的家庭联结成一体”1与美国的联系亦因之密切起来。 1928年1月宁汉合流后的国民政府内部矛盾重重无力应付时局迎蒋还政之声高涨蒋乘机复职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举行全会根本改变了国民党一大以来的政策。蒋介石被推举为中央委员会常委、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会后不久又任组织部长、中央政治会议主席。 1928年4月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组成了四个集团军合力进行“二次北伐”战胜了奉系军阀张作霖。6月3日张作霖自北京返奉天翌日在途中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北京被阎锡山占领。北伐至此完成。北洋军阀长达16年的统治被推翻。 北伐完成伊始蒋介石就宣布“军政时期”结束开始实施“以党治国”的“训政”1。1o月国民党中央通过了《国民政府组织法》和《训政纲领》。同月国民政府重新改组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兼6海空军总司令。 1928年12月29日在蒋介石的积极争取下张学良排除日本的干扰在东北通电全国“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2蒋介石在名义上完成了中国的统一。 为巩固自己的统治真正实现中央集权蒋想方设法在军事上削除冯玉祥、阎锡山和桂系的军队并夺取其地盘；在政治上瓦解汪精卫、西山会议派等派系的有组织的对抗。 1929年1月全队编遣会议在南京举行由于各派意见无法统一会议无结果而终。蒋介石见和平手段达不到目的就准备武力解决冯、阎、桂系也积极备战。这样1929到193o年间蒋先后与桂、冯、阎或其联军展开了一系列的混战严重削弱了国力予日本武力侵华以可乘之机。 193o年5月形成了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三个军事集团和改组派、西山会议派两个政治集团的反蒋大联合。5月11日蒋介石向冯阎军下达了总攻击令中原大战爆。双方百万大军主要围绕陇海、津浦两个主战场展开厮杀。蒋有中央的名义有雄厚的财力又善于通过各种手段分化瓦解对手终于在赢得张学良东北军“拥护中央”后打破了相持的局面于1o月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中原大战是蒋介石与国民党内反蒋派之间的一次军事政治大决战。双方参战兵力达14o万人死伤3o万。蒋介石通过这场决战打垮了冯玉祥重创1《上海时报》1927年12月2日。 1蒋介石：《中国建设之途径》（1928年7月18日）《革命文献》第22辑第294页。2《申报》1928年12月3o日。 了阎锡山冯阎与汪精卫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的政治联盟也被迫解体。国民党各派系间的力量对比生了很大变化蒋介石集团占据了明显的优势。此后其他派系势力虽仍继续进行反蒋斗争但已失去了问鼎中原、与蒋一决胜负的形势与实力。 中原大战刚刚结束为了巩固和强化这一有利形势蒋急切地在政治上制定“训政时期约法”以确立自己集权统治的法律依据；在军事上则加紧了对红色根据地的围剿。 1931年2月蒋软禁反对制定约法的立法院长胡汉民5月召开国民会议通过了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为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个人专权确立了法律依据。 蒋对中央红军于193o年12月、1931年4月和1931年7月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围剿都被、朱德率领的红军打败。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动事变夺占沈阳城。蒋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至11月日军已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蒋的政策招致各阶层人士的不满国民党内反蒋派压蒋释放了胡汉民并坚持以蒋下野为党与政府统一的先决条件。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于12月15日辞去了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6海空军总司令职务但仍暗中掌握实权。接任的孙科政府无力左右政局对于日军的步步进逼亦无办法不得不于翌年1月25日辞职。蒋介石、汪精卫在此前秘密会晤达成了权力分配协议此时则联合复出。蒋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主持军事；汪为行政院长主持行政外交。国民党政权进入蒋汪联合执政时期。 蒋汪上台伊始即着手解决日军于1月28日动的侵略上海的一二八事变问题5月5日中日双方签定《淞沪停战协定》。6月蒋介石正式宣布“攘外必先安内”为其国策倾其全力围剿红军和压制国民党内反对派而日本则不断利用该政策的对外软弱性制造事端侵占中国的领土。 在对内围剿红军方面1932年6月至翌年3月蒋介石调集6o余万兵力先进攻鄂豫皖根据地红四方面军退出鄂豫皖苏区另辟川陕根据地。蒋介石随即进攻江西中央根据地这次围剿又被红军打破。1933年9月蒋调集1oo万军队采取“步步为营节节进剿”的碉堡战术1对红军动第五次围剿。此时统帅红军的左倾领导人采取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的应对战略经一年鏖战仍不能胜遂被迫长征。1935年1o月红军冲破蒋介石的围追堵截到达陕北。 在压制国民党内反对派方面1933年7至9月蒋介石军事与政治手段并用摧垮了冯玉祥领导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1934年1月蒋介石出兵镇压了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建立的“联共抗日反蒋”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1936年5月陈济棠、李宗仁两广实力派动“两广事变”。陈、李通电反蒋并出兵湖南。但由于外患日甚全国各阶层人士一致反对内战蒋介石不得不有所克制广西问题得以和平解决。 蒋介石为了进一步贯彻“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于1934年12月在《外交评论上》以徐道邻的名字表《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一文说国民党1927年后已开始日本不应该再害怕中国赤化。日本如果再进一步侵略中国在中国民族意识高涨的情况下国民党政权就只能抵抗而1《剿匪战术纲要》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就会乘势而起日本也会因中国的长期抵抗而耗尽国力最后的结果是中日两国政权同归于尽因此中日双方应合作而非为敌。这篇文章引起了日本当政者的重视此后中日关系一度有所缓和。但日本始终未因国民党政府的妥协让步而停止侵略的步伐。 1932年5月国民政府地方当局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1935年7月中国地方当局与日方签订了《何梅协定》。贪得无厌的日本继而策划华北五省的“自治运动”。这既使国民政府对北方的统治岌岌可危也使英美在华北的权益受到严重威胁更遭致中国各界民众的强烈反对。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在11月国民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表示：“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但“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到了和平绝望需要牺牲的“最后关头”“即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1。蒋介石对日本无止境的侵略表示了比较强硬的态度。在1936年7月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他又说“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2。会后蒋即以此谈话精神为中日谈判的指导原则不再对日本一味让步。9至11月支持绥远省主席傅作义指挥的反击日伪军侵略的绥远抗战。 随着“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调整蒋介石对一方面加紧军事围剿另一方面也通过各种渠道与进行接触、谈判但始终未改变武力解决武装的立场。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宋子文、宋美龄赴西安代表蒋介石和中央政府同张、杨谈判。在包括在内的各方人士的调停努力下蒋介石口头保证“决不打内战了我一定要抗日”3遂于25日被释放。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蒋介石停止了剿共内战政策。 在1928至1936年间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得到了逐步加强这与他这1o年来采取了一系列强化统治的措施有关。在组织上他强化了军政统治的各级机构并建立了“中统”和“军统”两大特务组织用各种手段来对付、民主人士和反蒋派系。在文化思想上经常查禁进步书刊迫害左翼文化人士并在全国推行“新生活运动”以加紧对人们的思想控制。在经济上他力图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起国民经济建设运动。这一时期国民政府统治区的经济有一定的展。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标志着全中国抗战的开始。17日蒋在庐山对各界人士表重要讲话正式阐明：中国主权与领土的完整不能受到侵害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不合法的变更中央任命的宋哲元等冀察官员不能任意撤换二十九军在所驻地不受任何约束。中国不能再对日本妥协从现在起“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蒋最后声明中国希望和平但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1《国闻周报》第12卷第46期1935年11月25日。 2《国闻周报》第13卷第28期1936年7月2o日。 3周恩来：《论统一战线》《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o年版第193页。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在日军进攻下北平与天津于29、3o日相继陷落。8月12日蒋介石主持召开有各地方派系和将领参加的国防最高会议制定了“持久消耗战”的作战方针。又决定了“一部集中华北持久抵抗特别注意山西之天然堡垒；主力集中华东攻击上海之敌力保吴淞要地巩固都；另以最少限度兵力守备华南各港”1的作战指导原则。并将全国战场划分为5个战区：一战区辖冀省全部及鲁北二战区辖晋察绥三省三战区辖浙江及苏南皖南四战区为闽粤两省五战区为鲁中南及苏北皖北。 8月13日淞沪会战爆。翌日国民政府表《自卫抗战声明书》。 中国政府调集大量军队与日军作战。日军在正面进攻进展不大的情况下派援军在金山卫登6中队腹背受敌11月9日蒋介石下令全线撤退。12日上海沦陷。淞沪会战历时3个月之久。 在淞沪会战期间蒋曾接受德国大使陶德曼的调停试图通过打谈结合的办法恢复芦沟桥事变前的状态；但日本被一时的得逞冲昏了头脑在和谈中不断提出更苛刻的条件和谈没有结果。蒋深感敌强我弱战胜强敌必须依靠外援始终努力使英美等列强介入逼使日本停止侵略行动。但英、美不愿与日本马上生冲突并想借机战争财。蒋的“联英美制日”的战略在一定时期内没有奏效他虽非常失望但一直持之不变。 在对内方面蒋采取了在维护中央权威的基础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的方针为此他同意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四军并在实际上由领导以敌后游击战配合正面战场；承认的合法地位；释放一批政治犯。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蒋被确定为国民党总裁并自任新成立的三青团团长。总裁的权力在党和国家之上。蒋的独裁地位大大加强。大会决定设立国民参政会以“集思广益团结全国力量”1。国民参政会的设立是“政治生活向着民主制度的一个进步”1有利于团结抗战。 在军事上抗战开始直至1938年1o月武汉会战结束中国一直处于战略防御阶段。蒋亲自指挥了此一阶段的一些重要战役。在这个战略阶段中国损失了大量军队消耗了大量武器装备丢失了大片国土但阻止了日军的战略进攻使日本战决的战略破产了。 1938年1o月中国抗战进入漫长的战略相持阶段。蒋介石的方针是稳固统治坚持抵抗苦撑待变继续寄希望于国际形势特别是英美苏与日本关系的变化实现联英美苏制日的目标。 在这一历史阶段在稳固统治方面蒋主要抓了两件大事：一是强化个人集权和国民党一党专政二是限制力量的展。1939年1月21至3o日国民党中央在陪都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蒋作了《唤醒党魂扬党德与巩固党基》和《整理党务之要点》两个报告指出国民党有很多缺陷再不加以整顿就会“趋于消灭”因此要唤醒党员的三民主义意识扬“四维八德”以巩固国民党的基础。对于蒋提出“现在对它要严1《作战指导计划》（1937年8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1《国民参政会纪实》上卷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46页。 1等：《我们对于国民参政会的意见》《六大以来》（上）第965页。正——管束——教训——保育现在要溶共——不是容共”2。根据蒋的指示全会制定了防共、限共、溶共的方针。1939年3月蒋开始搞“国民精神总动员”宣传“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3。同时下令实行“新县制”控制地方权力城乡街镇都实行“保甲制”。1941年1月下令袭击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制造了震惊全国的“皖南事变”。1943年3月表反映其主要思想和政策的《中国之命运》。蒋在书中再次宣传自己的“力行哲学”强调“‘诚’是行的原动力”力行就是革命。对于和民主主义蒋则进行了抨击说二者“不外英美思想与苏俄思想的抄袭和附会”是“为帝国主义作粉饰为侵略主义作爪牙”。提出要开展“革命建国”活动进行5项建设：心理建设即信服“力行哲学”“扬民族固有的精神”；伦理建设主要是恢复以忠孝为主的中国固有伦理以培养民众救国的道德；社会建设一是强化保甲制度二是继续推行新生活运动；政治建设主要是继续实行“训政”加强集权统治；经济建设主要内容为实现“工业化”保障国民生活。蒋的《中国之命运》受到及民主党派的批判。 1943年8月林森去世蒋再次出任国民政府主席马上修改了《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府主席为国家元三军统帅五院院长需由主席提请选任并对主席负责。蒋的权力得到进一步加强。 在这一阶段蒋介石仍努力抵抗日本在军事上不断起的进攻对于汪精卫集团的主和及随后的投敌卖国则进行了斗争。1938年11月他主持召开南岳军事会议对第一阶段的抗战进行了总结和检讨并重新划分了战区。会后制定了《第二期作战指导方针》。从194o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在蒋介石直接或间接指挥下正面战场的中队又与日军打了几次较大的战役。 在苦撑待变联英美制日方面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蒋介石达到了目的。作为反法西斯阵营的重要成员中国所作的贡献有目共睹国际地位日益提高。英美等国放弃了过去强迫中国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这是中国外交的一大胜利。1942年1月蒋介石被任命为盟军中国战区统帅。1943年11月赴埃及出席中美英三国开罗会议会议签署的《开罗宣言》向全世界庄严宣告：日本在中国窃取的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必须归还中国。对于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秘密签订的有损中国领土与主权的《雅尔塔协定》蒋虽感到气愤但为了战后与斗争的需要他在取得苏联支持国民政府、不干涉中国内政、战胜日本3个月后从东北撤退全部军队等承诺后还是接受了该协定。 1945年8月15日在中、美、苏的联合打击下无力支撑的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从1945年9月至1949年底蒋介石面对力量、地位日益增长且人心所向的处心积虑地想维护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极权统治但事与愿违。这一时期他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均遭到重大失败以至退居台湾。在政治上蒋一直在逆民主进步的时代潮流而动顽固维持旧秩序。 抗战一结束蒋为了抢夺胜利果实不惜容纳、利用汉奸等腐恶力量“维2《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会议纪录》（1939年1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3《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中央日报》1939年3月12日。 持秩序”并坐视政府接收官员贪污鱼肉沦陷区百姓很快失去了老百姓的拥护。这种典型的体制性的行为国民党是无法制止的。 1945年1o月1o日蒋介石与经过直接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规定国共双方“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为基础并在蒋主席领导之下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1。但蒋并没有和平民主的诚意13日即对国民党军队出进占解放区的密电。其内战企图遭到了各阶层人士的反对。1946年1月1o日国共经过反复谈判签署了停战协议但双方争夺战略要地的斗争并未真正停息。1月1o至31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国民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经过协商通过了军事、宪法草案、和平建国纲领、政府组织和国民大会五项协议再一次确认了和平民主建国的方针。对这一结果蒋介石在会后很快就反悔了。3月他主持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对政协报告之决议案》否定了政协会议的协议。6月蒋动了全面内战。11月不顾各阶层人士的反对召开国民大会制订“被当作袁世凯天坛宪法和曹锟贿选宪法一样看待”的“伪宪法”。对于拒绝参加国民大会并声明不承认“伪宪法”的民盟等民主党派蒋还进行迫害。1o月授意国民政府内政部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加以取缔。这样就在政治上把民主党派逼入绝境使他们不得不放弃中间立场而日益赞成并与之联合奋斗。 1948年春蒋不顾政治军事经济已陷入困境一意孤行举行“行宪国大”选举任“伪总统”。 在军事上蒋不顾多数国民党官兵厌恶内战、军无斗志的状况自认为军队的数量、装备、作战技术及经验、财政支持乃至外援都强于悍然动空前规模的大内战。 1946年6月蒋对动全面军事进攻虽然在8个月里占领了1o5座城市但折损了71万人。1947年3月被迫改为重点进攻蒋的计划是集中兵力进攻山东、陕北。国民党军队虽然一度占领延安但并未消灭西北解放军的主力反而不断遭到袭击。在山东战场更遭到了惨重损失。蒋介石不得不于7月转入全面防御并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戡乱总动员”。从1947年6月底开始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1948年秋冬蒋与进行了事关自己命运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决战结果均遭惨败。蒋不得不于1949年1月下野由李宗仁任代总统但蒋仍暗中操纵实权。1949年4月至195o年3月解放军相继起了渡江和解放全中国的战役国民党在大6的军队被消灭殆尽。 在经济上蒋介石政权虽然一开始接受了敌伪62oo亿元以上的资产1但把其中的多数转化成了“国营”、“党营”的国家垄断资本和官僚资本民族产业及普通民众并未从中受益。国民政府还在实际上提高法币兑换伪币的比率来掠夺沦陷区的人民。加上滥纸币、公债和从美国获得大量援助抗战胜利后蒋政权的资产已达2oo亿美元。内战爆后由于军费开支庞大生产停滞国统区经济很快走上全面崩溃的绝路。 195o年3月蒋介石在台湾宣布“复职”重任“总统”且仍为国民党总裁此后他担任这两大要职一直到病逝始终大权独揽。 1《政府与代表会谈纪要》重庆《新华日报》1945年1o月12日。1《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决议案》（1946年3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败退台湾初期痛心疾的蒋介石一方面对大6的失败进行检讨认为根本原因是军队“主义不明”、“心志不坚”；因则在于国民党一些党员“变党卖节”以至“民心涣散士气坠丧形成分崩离析的局面”。此外国民党的组织纪律、对民众和青年的宣传教育也都存在很大的问题。1他要以台湾为反攻大6的基地一年准备二年进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另一方面面对的积极攻台准备和美国的有意抛弃他也很现实地认识到自己“真已到了最后的生死关头没有地方可以再退了”2遂尽最后的努力做“死里求生”的应战准备。恰在此时朝鲜战争于6月25日爆美国认为“军队的占领台湾将直接威胁到太平洋区域的安全并威胁到在该区域履行合法而必要之活动的美国部队”3遂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阻止解放军攻台“把已经患了癌症的国民党政权从病榻上起死回生”4。蒋把他的注意力转移到内部的统治结构调整方面。他在政治上打着“反攻大6”、“复国”等旗号利用特务系统继续维持其极权统治不断迫害民主进步人士。但他也吸取了一些在大6失败的教训意识到要巩固统治“惟一可循的途径就是摆脱派系倾轧的旋涡涤除人事纠纷的积习以重新做起的决心改造本党”5。到1952年1o月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蒋宣布党的改造完成国民党的组织系统和各级党部得以重建并强化领导层得以更新。对于蒋经国蒋介石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扶植以其为内定的接班人。 据台期间蒋虽然在外交、军事等方面紧紧依靠美国得以偏安但仍明确反对美国等国的“国际托管”或“两个中国”政策。对于“”更是坚决反对并予以镇压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朝鲜战争爆初期面对美国制造的“台湾地位未定论”蒋授意“外交部长”叶公表声明：台湾已经国际公认属于中国中华民国政府对其拥有主权。1955年解放军对毗邻大6的金门、马祖两岛国民党军队施加了强大的压力美国一方面根据与蒋介石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派军舰协防另一方面鼓动其他国家在联合国散布台湾由联合国托管由中立国代管或“台湾独立”等舆论想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蒋介石接连表声明强调大6、台湾都是中国领土“两个中国”的主张是荒谬绝伦的。1958年又拒绝从金门、马祖撤军抵制美国等西方国家把两岛中立化进而割断台湾与大6联系的企图。1967年9月蒋表谈话“绝对反对”在日本出现的“台湾独立”谬论。 在经济上蒋先支持陈诚实行土地改革经过“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等阶段于1953年实行了“耕者有其田”。有166o49户的地主土地被赎买征收分给194823户佃农1。蒋介石此举不仅使他巩固了政权而且促进了农业生产并在农村建立起了新型的经济结构为台湾以后经济的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其次改变了扶植官僚资本的做法而是推行市场经济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和工商业特别是出口产业的展使台湾经济由以1蒋介石：《复行视事文告》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台湾中国文化大学1984年版。2蒋介石：《军人魂》《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984页。 3台北《中央日报》195o年6月28日。 4江南：《蒋经国传》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1o月第2版第249页。5蒋介石：《关于实施本党改造之说明》《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o41页。1沈宗瀚：《农村展与政策》台湾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73页。农业为主的内向型转变为以工商业为主的外向型并持续高度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也逐步提高。 七十年代以后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影响日益增大台湾的国际地位很快下降。1971年1o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蒋的代表则遭到驱逐。蒋甚感恼怒痛骂联合国“已向暴力屈服已成众恶之源”1。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访华使蒋反攻大6的梦想最终破灭了。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病死于台北终年88岁。 1蒋介石：《为联合国通过非法决议告全国同胞书》《先总统蒋公全集》第3757页。第十三章胡汉民胡汉民原名衍鹳后改名衍鸿字展堂。晚年别号不匮室主。汉民是他在《民报》上表文章时所用的笔名。1879年12月9日（清光绪五年十月二十六日）生于广东番禺县（今属广州）祖籍江西庐陵县（今吉安）延福乡青山村人累世务农。 胡汉民天资聪颖十一二岁时就已读过《十三经》、《史记》等古籍且“文俱斐然可观”1。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1岁时其父去世两年后其母也病逝。之后一个哥哥及两弟一妹也因疾病无钱就医而早逝。这接连而至的不幸使年幼的胡汉民倍感忧伤以致成年后一直体弱多病。这一时期胡的人生观生很大变化“从友爱的家庭中心的人生观一变而为冷酷的厌世观”2。为了维持生计胡汉民16岁便开始教书生涯。胡边教书边自修先后肄业于学海堂、菊坡、越华、粤秀等书院。此时的胡在学识上大有长进“能治经史诗章性理之学”3更结交了史坚如等一批新朋友。通过他们胡闻知了孙中山的名字和为人。他对当时由“公车上书”引起的知识界的变法呼声认为“皆无要领于余心未餍”1而对被当时视为大逆不道的孙中山领导的武装起义却盛赞为“空前奇举”2。1898年2o岁的胡摒弃了“学而优则仕”的封建知识分子的“正途”任广州《岭海报》记者决心投身于改造社会的洪流之中。19oo年好友史坚如的殉难对胡产生了很大的刺激他以为“非游学无以与革命党人谋即个人学业亦皆不足充所怀之志愿”3。这前后胡的人生观生了重大转变从“消极厌世观”变化为“积极的救世观”。19o2年胡与吴稚晖等人东渡日本。由于他当时认为“从教育着手使学界丕变为达到目的之唯一法门”4于是入东京宏文学院成师范科。不久吴稚晖因保送自费留学生入成城学校一事与清公使闹翻被日本警察驱逐出境。胡亦愤而退学回国。回国后胡积极实现其教育救国的初衷先后担任广西梧州中学总教习及梧州师范讲习所所长和香山隆都地方私立学校校长。但由于地方守旧势力的阻挠他两次从教育入手进行救国活动的尝试都失败了。这使他深刻地体悟到：“淫威之下无教育可言即散布革命种子其收效亦至微薄”进行救国最重要应从政治入手“革命应破坏旧有政治之势力而重新建设之”5。于是19o4年冬胡再度赴日留学入法政大学成法政科系统地研读政治学。 19o5年9月1日胡汉民在孙中山主盟下加入同盟会。初任评议部评议员后任书记部书记。11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在东京创刊胡被推为编辑主编《民报》1至5期。19o5至19o7年在《民报》上表文章近3o篇在宣传三民主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奠定了在国民党中“三民主义1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12页。 23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23、18页。 1《胡汉民自传》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9年版第2页。 2《胡汉民自传》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9年版第2页。 3《胡汉民自传》第5、9页。 4《胡汉民自传》第5、9页。 5《胡汉民自传》第11页。 理论中坚”地位的基础。在此期间他还针对革命实际积极参加与保皇派《新民丛报》的论战先后写了《告非难民生主义者》、《驳新民丛报之谬妄》等文章解释民生主义斥责梁启。19o7年3月孙中山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胡随同孙中山到达越南河内。孙中山化名高达生胡化名陈同租用河内甘必达街61号策划起义。其后孙中山和黄兴在西南边境动多次武装起义胡的主要任务是往返于河内、香港之间任筹饷运械等工作。云南河口起义失败后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暂时告一段落。胡又把注意力转向南洋在华侨中宣传革命思想。在新加坡胡以《中兴日报》为阵地向保皇派的《南洋总汇报》展开论战。从19o8年8月至19o9年5月共撰写了2o余篇文章斥责保皇派。驳斥保皇党人的“革命召瓜分说”指出革命后“民族奋兴中国以振则列强之窥伺为之寝灭故曰革命可以弭瓜分之祸”1。胡还连续写了《驳总汇报论国会之趋势》、《呜呼！满清所谓宪法大纲》等文揭露清政府立宪的实质为“葆其之实”其结果必然“使吾民如水益深如火益热而已”2。经过新加坡论战后革命思想在南洋华侨中迅传播同盟会组织也得到迅展各埠分会已有2o余处同志达3ooo余人。为了便于联络19o8年秋在新加坡设立了同盟会南洋支部胡任支部长。19o9年1o月同盟会南方支部在香港成立胡任支部长与黄兴、赵声等策划在广州新军中动起义。191o年春新军起义失败。同年11月孙中山在庇能（槟榔屿）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以新军为主力在广州再动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会后胡抱着“誓死必得款相助”1的决心全力以赴地投入筹款工作。这次筹款历时3个多月奔波于马来亚、越南、泰国之间倍受辛劳。1911年2月初回到香港参加统筹部工作负责秘书科工作。4月27日黄兴在广州动起义。次日晨胡和赵声等人由香港赶到广州起义已失败胡立即返回香港后往南洋、西贡等地活动。此间胡情绪十分低落并开始极力赞成从前曾坚决反对过的暗杀之举认为：“此不止为复仇计亦为寒敌之胆而张吾军。”2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西贡后胡汉民的低落情绪为之一振立即率领一批要求从军的青年华侨急赴香港。11月9日广东宣布独立胡被推为都督。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任总统府秘书长。在就任秘书长期间胡一丝不苟兢兢业业地工作办事作风果断明快对分子“不稍宽假”3。但在“让位”袁世凯问题上胡力主“让位”且“力挽先生之意于内”4对孙中山的决策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后胡回广州复任广东都督。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胡任广东支部长。1913年3月的“宋教仁被刺案”是袁世凯向国民党人进攻的信号。孙中山倡议起兵讨袁胡表示反对主张法律解决。孙中山电促广东独立胡“以时机未至拒之”1。6月14日袁世凯免去胡广东都督兼民政总长职1《胡汉民先生文集》第1册第4o2、487—488页。 2《胡汉民先生文集》第1册第4o2、487—488页。 1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113页。 2《胡汉民自传》第45页。 3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135页。 4《胡汉民自传》第69页。 1黄远庸：《远生遗著》第3卷第121页。 调为西藏宣抚使。不久胡通电辞职。胡政治上受挫后意志很消沉声称从今以后将“与叶夏声组织报馆决不再入政界以受此无价值之毁誉也”2。“二次革命”失败后胡和孙中山从上海乘船流亡日本。 1913年9月孙中山开始在日本筹组中华革命党。对入党必须附从孙先生及每人加按指模等问题国民党内意见分歧很大胡则处于反对和赞成之间持一种调和态度。他于1914年5月1日亲书誓约加入中华革命党在党内编号是45o号。不久《民国》杂志在东京创刊胡任总编辑。在刊词中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问题。指出中国近代一般国民的心理弱点是“保守而具惰性”于是易为野心家所利用。为了救济国民的惰性“必须急图民智、民德、民力的进步务使国民对于锢蔽民智、败坏民德、摧毁民力者知有所择而不致惘从”。3此外胡还以“去非”为笔名表《亡国之外债》、《强有力之政府辩》等文揭袁世凯窃取民国名位实质欲建帝制的野心。7月中华革命党正式成立后胡任政治部长致力于反袁的宣传工作。1916年4月胡化名陈同荣从日本回到上海协助陈其美领导上海的反袁斗争。袁世凯死后胡与廖仲恺往来于京沪间代表孙中山与黎元洪、段祺瑞进行政治谈判并谋划扩充北方党务会议和联络国会议员。1917年9月护法军政府在广州成立胡任交通总长协调与桂系的关系。后因受西南军阀和政学会政客的排斥孙中山于1918年5月辞去大元帅职胡也随孙离开广东前往上海。1919年2月胡代表孙中山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南北和会”。在和会上胡秉承孙中山的旨意坚持恢复旧国会和北京政府必须取消中日间一切密约。五四运动爆后胡按孙中山的指示辞去代表职务。7月致电南北议和代表指出所谓“南北一致”不啻为“一致卖国”所谓“南北分治”实等于“武力分赃”1。此后胡专心在上海创办《建设》杂志。1919年9月至192o年7月胡在《建设》杂志上共表了1o篇文章致力于对唯物史观的研究和宣传。为了帮助读者了解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他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摘译出有关论述写成了《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胡在该文中对唯物史观的意义和阶级属性作了正确的论述。胡称赞唯物史观道：“因为这个学说出而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主义同时有绝大的改革差不多划一个新纪元。”2胡在介绍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时还驳斥了西方资产阶级文人及伯恩施坦等修正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种种非难。胡不仅停留在宣传唯物史观的层面上而且用它作为基本方法对中国的哲学史、道德伦理、家庭婚姻进行分析和批判得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在当时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意义。 192o年11月孙中山回到广州恢复护法军政府次年5月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胡任非常大总统府总参议。12月孙中山到桂林组织大本营督师北伐胡任文官长及政务处长协助孙中山策划北伐具体事宜。陈炯明叛变后胡闻变由韶关赶赴江西赣州与许崇智等开会决定率北伐军回师广州救难。北伐军与叛军在韶关一带作战失利退往福州。此时胡方得知孙中山已脱险到上海自己亦由福州前往上海。1923年1月滇桂军将陈炯明2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162页。 3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177页。 1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237页。 2《建设》第1卷第5号第945—946页。 逐出广州胡被任命为广东省省长。不久孙中山到广州续行大元帅职权改任胡为大本营总参议。 孙中山经历多次失败后开始接受苏联和中国的帮助决定改组国民党。1922年9月胡等人组成国民党改进方略起草委员会。11月该委员会推举汪精卫、胡汉民共同起草《中国国民党改进宣言》。次年1o月孙中山又委派胡等9人组成国民党临时中央委员会具体负责上海执行部的改组工作。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胡为大会五人主席团成员之一和宣言审查委员会九人委员之一。在讨论党章时国民党右派方瑞麟提出“加入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的条文引起了较大争议。作为当天会议主席的胡汉民在最后总结时说：“此种顾虑只要在纪律上规定即可。现在纪律上已订有专章似不必再在章程上用明文规定何种取缔条文惟申明纪律可也。”1胡的意见获得多数代表的赞成使党章得以顺利通过。国民党改组后右派仍不断造谣并借机作乱。对此胡表了《国民党批评之批评》一文以平息党内反对国共合作的论调。胡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论证国共合作及员保持双重身份的合理性。胡指出：在同盟会时代李石曾、吴稚晖、诸民谊几位同志曾在巴黎加入过无政府主义政党无政府主义离民生主义比较更要远些几位同志和无政府主义生关系尚且不必怕员和不断关系又有什么可怕呢？1由此可见在国共合作初期胡是基本拥护国共合作的。 9月初孙中山决定出师北伐由胡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并兼广东省长承担巩固后方重任。1924年秋广州生商团叛乱当胡接手处理该事变时向孙中山提出的唯一条件是“要总理不听鲍罗廷的话听了他的话一定要坏事的”2。胡主张“委曲迁就”还了被扣留的商团的一部分枪械。胡的妥协助长了商团的反动气焰。就在还枪械的当天下午商团制造了双十惨案枪杀徒手群众数十人。孙中山在韶关获得可靠消息后屡次电令胡“收缴商团枪支”“不可一误再误”“以免后患”3。至此胡才转为坚决镇压以代理革命委员会会长名义下总攻击令迅平定了叛乱。11月孙中山北上任命胡代行大元帅职权。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后广东的滇桂军益加骄横谋划颠覆革命政府。1925年6月5日胡以代理大元帅兼广东省长名义下令免去杨希闵、刘震寰各职令各军讨伐逆军。不久逆军全部被平定广州局势基本安定。7月1日“大元帅府”改为国民政府后胡汉民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兼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及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 1925年8月2o日廖仲恺被暗杀。胡因与“廖案”重大嫌疑犯胡毅生、林直勉等人关系密切被排除在最高领导层之外。案后根据鲍罗廷提议由汪精卫、蒋介石、许崇智三人组成一个特别委员会节制党、政、军大权胡根据国民党中央的决定离粤赴苏考察。在苏期间他试图让中国国民党取代中国加入共产国际。为达此目的胡在苏表许多“过激”言论撰文、演讲都对马克思主义极尽赞扬之能事。后由于斯大林的干涉胡的提1《胡汉民先生年谱》第3o3页。 1《中国国民党批评之批评》《胡汉民先生文集》第2集第156页。2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3o9—31o页。 3《历史档案》1982年第1期。 议被搁置。通过旅苏期间的耳闻目睹胡现苏联的政治体制与自己的政治思想格格不入从而坚定了他反苏的决心。1926年5月初胡在广州中央报告考察苏俄经过时说：“不特俄之联我只视我为工具不能相见以诚；即其中国netbsp;一面寄生我党一面不断地阴谋捣乱也是无可转移的政策”。1此后胡提出了“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八字主张。至此在思想上由容共转变到并很快在行动上成了的急先锋。 1926年9月初胡主动写信给蒋介石祝贺攻克武汉其中掺杂不少阿谀之词露出欲与蒋勾结的端倪。1927年4月初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稚晖、李石曾等来访约胡去南京参加会议并出示“查办案”。早已有之心的胡见到该案后一拍即合并坚决地表示：“非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清党不可”2。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成立时胡代表“国民政府”接印。胡主持的南京“国民政府”所颁布的第一号命令就是《国民政府通缉要令》。不久胡在国民党中常会上提出“清党原则六条”提议组织中央清党委员会。并署文明确宣称此次清党的意义：“是要进一步把共产的死灰都送还给俄罗斯不能让他遗留在中国的。干脆地说这次的清党就是要消灭中国！”3此间胡还表了《三民主义之认识》、《三民主义与世界革命》等文章系统地阐扬三民主义提出“三民主义连环性”的理论。胡认为“三民主义的相互关系正如三个小环扣合起来的一个大连环。以这一个大连环的普遍性和博大性去满足世界革命的统一要求以三个小环的实际性去应合各部革命的特殊需要”从而使“世界革命的统一性与各部分革命的特殊性”“尾相顾”达到世界革命的彻底成功1。同时胡把这种“连环性的三民主义”抬高到“世界革命唯一最高最博大最适合的原则”2的地位来直接攻击和诋毁马克思主义。 1927年8月蒋介石被迫下野胡汉民也随即辞职。次年初蒋回南京复职电邀胡入京。此后胡专心致力于“三民主义之阐扬”3完成了《三民主义的连环性》一书将“三民主义连环性”的理论加以系统整理使之与国民党当时的政治需要相适应因此被称为“国民党新生的理论基础”4。1月底胡和孙科等到土耳其和欧洲考察政治。6月初胡正在法国访问获悉国民党军到达北平后即向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提出《训政大纲案》在国民党内倡实行“训政”的建国方针。9月初胡从欧洲回到上海后被推为中央常委负责筹组五院制新政府并任立法院院长。在任期间胡共主持制订了民法、刑法、土地法等16部法律；撰写了《三民主义的立法精神与立法方针》、《社会生活之进化与三民主义的立法》等文为国民党立法提供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 1929年到193o年间是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和党内派系之争最激烈的时期。每次争斗一起胡总是站在蒋介石一方通电斥责、声讨对方。战争过1蒋水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376、386页。 2蒋水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376、386页。 3《清党之意义》《胡汉民先生文集》第二集第81页。 1《三民主义之认识》《胡汉民先生文集》第3集第33—34页。 2《三民主义之认识》《胡汉民先生文集》第3集第33—34页。 3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414页。 4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414页。 程中蒋介石在前线指挥作战胡在后方配合主持党务、政务稳定局势。正如后来有人回忆说：“当时如无胡在宁替蒋撑腰蒋一个人是无法在军事上、政治上那样得心应手的。蒋之独裁地位胡是一个主要的帮凶。”1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胡两度与蒋介石合作其初衷是欲扶植蒋当中国的“凯末尔”实现其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理想。可是随着国民党对全国统治的相对稳定蒋独裁的野心日益暴露胡、蒋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193o年1o月初蒋介石在致国民党中央的“江电”中主张召开“国民会议”确定颁布宪法的日期并制定在此之前的“训政时期约法”以便集权于一身。胡虽不反对召开国民会议但反对制定约法他指出：“我追随总理数十年总理之重要著作我亦曾参加若干意见从未闻总理提及‘国民会议应讨论约法’一语”。21931年2月蒋介石约胡去讨论约法问题胡不理会张群等人的劝说坚决地加以拒绝并驳斥道：“现在各项法律案还没有完备已有的又因军权高于一切无从挥其效用徒然定出根本来有而不行或政与法违不但益减低了人民对党的信用法的本身也连带丧失了价值。”3并忠告蒋说：“为你个人计约法并不能再增高你的身价反只能减低你的信用。”4蒋介石争取胡的最后努力失败后于2月28日下令扣留胡次日将其软禁于汤山。 胡被软禁后4月底亲胡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古应芬、林森等人联名出弹劾蒋介石的通电。接着两广将领陈济棠、李宗仁等分别通电响应汪精卫、孙科也从香港到广州参加联合反蒋运动。5月27日反蒋派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同时成立国民政府与南京的国民政府相对抗。九一八事变爆后突然出现的民族危机迫使宁粤双方举行和谈。由于粤方代表在和谈中提出最低限度要先释放胡为先决条件蒋介石也急欲摆脱因“扣胡”而造成的政治窘境于1o月13日释放了胡。胡被释后一再拒绝蒋介石的拉拢。12月初在粤方四全大会致闭幕词时胡强调要反对独裁“今人以为求统一必集权但集权结果遂形成独裁然而独裁之结果满清因此而亡袁世凯因此而死殷鉴不远宁可复蹈”1。粤方四全大会所推选的中央执监委员由胡领衔出促蒋下野并解除兵权的通电。12月15日蒋介石通电下野由林森代理国民政府主席。是月底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推举胡为中执会常委、中政会常委、国民政府委员。并决定在广州成立国民党中央党部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代表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处理西南党务、政务由胡主持一切。1932年1月胡汉民、唐绍仪等6o余人通电遵四届一中全会所订的决议取消广州非常会议及国民政府代之以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和西南军分会。这样西南半独立状况得到了“合法”地位。1932年1月18日汪、蒋在杭州烟霞洞会晤汪改变原先反蒋立场决定与蒋合作。胡得知汪的背信弃义后十分愤慨公开表示与蒋、汪决裂并说：“今蒋汪两先生之主张如此是凿枘不相容已可概见故病不能成行固为事实而主1周一志：《“非常会议”前后》《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83页。2《中央日报》1931年2月25日。 3胡汉民：《革命过程中之几件史实》《三民主义月刊》第2卷第6期第115、117页。4胡汉民：《革命过程中之几件史实》《三民主义月刊》第2卷第6期第115、117页。1陈红民：《胡汉民年表（1931年9月—1936年5月）》《民国档案》1986年第1期第122页。张不同尤为明显之事实也。”1从此以后胡偏居香港宣传自己的抗日倒蒋的政治主张成为国民党内真正的“在野派”。 1933年1月15日《三民主义月刊》在广州创刊胡任主编。在刊词中胡指出办此刊的目的是要“重新提出这一个三民主义的名词来洗刷一般因现实之败坏而加于它的误解；我们要揭露三民主义真实的面目归还他固有的伟大永久的价值”2。此后胡以《三民主义月刊》为理论基地宣扬其“抗日反蒋”的主张。胡在文章中严厉地斥责南京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是“自杀政策”“中国今日只有攘外的问题没有安内的问题。以剿共为安内是一种错误”“‘攘外才能安内’是救国政策——对日抗战是我们唯一的生路”3。胡还著文严厉地驳斥了日本帝国主义为掩饰其侵略面目而制造的“大亚细亚主义”。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亚细亚主义是日本企图对于整个亚洲民族的统制主义”“是日本对于亚洲的门罗主义”4。胡还以三民主义为武器批判蒋介石为巩固其独裁统治而宣传的“法西斯主义”。指出：“三民主义的革命运动绝对不能与法西斯蒂反动运动并存。”1“法西斯蒂运动实在是现代政治上最反动的运动。它是时代转变的产儿同时也必会以时代的转变而转趋没落。它的没落不是理论问题而只是时间的问题。”2胡在致力于动反蒋宣传攻势的同时还采取实际行动于1932年左右成立“新国民党”1933年9月又在广州仲元学校创办“政治经济讲习班”积极准备反蒋的力量。1933年11月底原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和陈铭枢等在福建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提出要反对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展民族资本主义。胡对福建人民政府和南京政府采取各打五十板的态度认为“所谓‘闽变’就是中国共产匪徒与准共产匪徒的合作共同向效颦的中国蓝衣流氓斗争的一幕把戏”3“南京的军阀统治必须消灭中国才有生路。福建的乱党统治也必须铲除民族才能生存”4。由此可见他“反蒋”的实质并非要推翻给人民带来无穷灾难的国民党统治。剿共、抗日、反蒋三者并举是胡晚年始终坚持的三项政治主张但在民族危机深重的情况下他自觉不自觉地把注意力放在抗日、反蒋上了“抗日剿共”“权衡轻重则在今日的情势之下抗日实尤重于剿共”5。1934年4月他在宋庆龄、何香凝等领衔表的《中华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抗日救国六大纲领》）上也签了名。 1935年6月胡汉民到欧洲考察兼养病。12月初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上被推举为中央常委、党务会议主席。次年1月中旬胡从欧洲返回香港当天表书面谈话表明其政治主张：“余之党政主张一如往昔党应1胡汉民：《斥“三月亡国论”》《胡汉民先生政论选编》第645页。2胡汉民：《三民主义与中国革命》《三民主义月刊》第1卷第1期第8页。3胡汉民：《什么是我们的生路》《三民主义月刊》第1卷第3期第1—19页。4胡汉民：《大亚细亚主义与国际技术合作》《三民主义月刊》第2卷第4期第2页。1胡汉民：《论所谓法西斯蒂》《三民主义月刊》第1卷第5期第18、8页。2胡汉民：《论所谓法西斯蒂》《三民主义月刊》第1卷第5期第18、8页。3胡汉民：《所谓闽变》《三民主义月刊》第2卷第6期第4、6页。4胡汉民：《所谓闽变》《三民主义月刊》第2卷第6期第4、6页。5胡汉民：《什么是我们的生路》《三民主义月刊》第1卷第3期第13页。恢复为有主义有精神之党政府应改造为有责任有能力之政府力矫过去畏葸苟安之错误以负荷解除国难建设之重任。”1是月底国民党中央派代表居正、叶楚伧南下敦请胡北上胡以“不久即将入京”的含糊允诺打他们。2月下旬在对广州、香港记者表谈话时胡公开宣称将不北上“余现在正想如何促南京当局之觉悟与如何团结抵抗力量以从事于救国在此问题未解决以前即使余到南京或上海于国事无补。如其此问题得到解决则余之北上或不北上俱于国事可为也”2。此后胡着力于宣传抗日主张从3至5月连续表《民族主义与自力更生》、《民族主义的民族复兴运动》等文呼吁民族主义的复兴指出：“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之实行第一在抵抗帝国主义之侵略第二在消灭军阀官僚之钳制谋民生之行使并使人民生计能进获昭苏进展的机会。”31936年5月9日胡应邀去妻弟陈融公寓赴宴晚上下棋时忽患脑溢血于12日下午7时4o分停止呼吸终年58岁。 1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541—542页。 2《胡汉民谈对日外交》《国闻周报》第13卷第9期。 3胡汉民：《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的民族主义》《三民主义月刊》第7卷第5期第15页。第十四章孔祥熙孔祥熙字庸之188o年9月11日（清光绪六年八月初七）出生于山西省太谷县程家庄。父繁慈前清贡生先事商务后任塾师。母庞氏1886年病逝。孔6岁随父就塾。他对《诗经》、《礼记》颇感兴趣入塾三年铺就了一定的国学根底。 1889年因基督教会开设的仁术医院治好了他的病他对教会产生好感。189o年春他不顾族人反对进入太谷基督教会所办的“华美公学”学习。在此他先读科学浅说、圣经摘要后学哲学、数学、格致并开始参加礼拜逐渐信奉基督教成为世家子弟中最先皈依基督者之一。 1895年他在“华美公学”毕业经教会人士介绍进入直隶省通州潞河学院。潞河学院也为教会所创办开设课程除了数理化外还讲经传道。孔经常借助圣经抨击朝政指责当朝“政治丧权辱国王公大臣昧于事理”1主张变法维新。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听说孙中山组织了兴中会便联系十几位同学成立了“兴中会通州分会”（对外称“文友会”）进行反清宣传。 孔在潞河学院经过5年的学习正要毕业之际赶上了义和团运动。学院教士为义和团所冲击停课避乱孔趁此返乡。当时因教案被洋人指名要求撤换的山东巡抚毓贤调到山西出任巡抚。毓贤唆使官兵在山西大肆屠杀教民。当孔回到太谷得知曾为他治病、授课的教士已被囚准备用刑时他急忙收买看守救出了麦纳等3位少妇并与知府交涉将被杀的15具尸体分别男女“移葬于西门外义地”1。孔的这一行为后被洋人誉为“壮举”。19oo年7月13日清廷任命李鸿章为全权议和大臣。8月下旬潞河学院复学。孔返校后立即将山西教案实情禀报赞助议和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认为教案所以生纯属毓贤所为与民无关一般贫民所以被利用是无知所致建议为求永息教案必须先“开通民智”提倡科学及兴办教育。李提摩太觉得孔的建议确属上策于是一面劝阻联军进攻山西一面将“殉难教士”的“抚恤金”改用兴办西伦大学（山西大学前身之一）。李鸿章深知联军放弃进攻山西与孔有关赐予他“帮办洋务”的名义要他参办教案。孔因曾誓不与西太后朝廷合作谢绝了李的好意但向李提出想出国深造。李赞同孔的请求。为使旅途方便李除给孔出国护照外还给予“全权议和大臣一等肃毅伯随员”的名义。并致电驻美公使伍秩庸对孔多加关照。19o1年秋孔乘海轮经上海转赴美国进入美国中部俄亥俄州欧柏林大学读书。欧柏林大学为教会学校学科齐备。孔祥熙先是立志从事实业后又想从改革社会入手。因此在校四年中前两年主修理化后两年兼学社会科学。19o5年孔祥熙在欧柏林大学毕业后考入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蜚声国际的耶鲁大学研究院为开中国地下宝藏专习矿物。 孔祥熙进入耶鲁大学不久曾亲赴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晤见途经那里的孙中山聆听孙中山所阐扬的革命理论。在交谈中孙中山告诫孔：“不论兴办任何事业都得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尤须持之以恒方可有所成1李茂盛：《孔祥熙传》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8页。 1张振福：《初期的教会与庚子被难》见《铭贤廿周年纪念册》上海中华书局1929年版。就。至于革命工作尤应自启迪民智开始。”1孙的寥寥数语使孔敬仰万分当即誓追随革命加入兴中会。孙中山欣然应允。此后孔祥熙便响应孙的号召到西北一带兴办教育以启民智。 19o7年夏耶鲁大学毕业获理化硕士学位的孔祥熙回国前到欧柏林母校辞行。在欧柏林大学中国同学会举办的欢送会上有人提议乘孔回国之便带一笔捐款为“庚子殉难传教士”建立一所纪念堂立碑勒石以为永久纪念。孔认为建筑纪念堂和立碑勒石是死的纪念物。死的纪念物固然重要但不如造就活的纪念物即“设立学校造就人材使庚子殉难教友的精神长存人间”2。孔的提议得到了全体与会者的响应他们纷纷捐款几天内孔就收到一笔数目可观的捐款。 当年秋天孔祥熙携款回到山西太谷一心创办学校。他将教会在太谷西城蒙馆接受下来作为校址创建“铭贤中学”3自任校长。不久孔将铭贤中学搬到太谷东关孟家花园。经过几年的校舍建设特别是多方网罗人才高薪聘请教师大量购置仪器、书籍使学校颇具规模。铭贤学校作为新式学堂教师大部来自国外。该校校训是：“学以事人。”1培养目标是：“造就德、智、体三育兼全人才。”课程设置为：数学、矿物、生物、国文、史地、音乐、体育、经史。 1911年1o月29日山西革命党人为响应武昌起义在太原举事。孔乘机把太谷城内的商团、巡警队、学生一起组织起来成立“营务处”自任总办维持治安。当袁世凯派清军进攻山西时孔曾三次派学生军赴娘子关作战抵抗清军对起义军的镇压。 1912年孔祥熙看准火油生意大有可为设立“祥记公司”交付英商亚细亚火油公司保证金4o万元银元取得山西省亚细亚火油总代理权。此一独占性经营使孔每年获得巨大盈利。孔规定盈利的4o％用于兴学和举办公益事业。21913年孙中山动“二次革命”武力讨袁电召孔祥熙赴沪商讨时事。孔匆匆南下。不久“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为保存革命元气率领革命人士再渡日本。孔祥熙追随孙中山一同赴日。 孔到日本后适逢中华基督教留日青年会总干事王正廷辞职基督教青年会会长莫特请孔出任。孔以基督教留日青年会总干事为掩护积极筹款接济孙中山等革命人士生活。1914年7月8日孙中山决定解散国民党成立中华革命党时孔是批宣誓加入者之一。 1914年春天孔祥熙和宋耀如的长女宋霭龄结婚。当时宋霭龄是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婚后两人继续协助孙中山展革命势力。1915年鉴于袁世凯阴谋称帝孙中山派孔祥熙和宋霭龄回国在北方从事革命活动。孔辞去了教会职务宋霭龄的工作也由其妹宋庆龄接替两人于当年秋天回到山西太谷。 1916年元旦袁世凯公然复辟帝制。孔祥熙于太谷得悉后当即写下一1郭荣生编著：《孔祥熙先生年谱》台北中正书局198o年版第3o页。2孟天祯：《从政前之孔庸之先生》（台）传纪文学丛刊印行第8o页。3表示“铭记为传教而殉难的诸位先贤”。 1见《铭贤廿周年纪念册》上海中华书局1929年5月版。 2郭荣生编著：《孔祥熙先生年谱》第42页。 篇《上袁世凯书》寄送报馆公开表予以声讨。 1919年当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山西太谷时孔祥熙立即把亢奋的全体师生召集在大礼堂里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充分肯定五四运动是“有胆有识的空前壮举”。他归纳五四爱国运动这一空前壮举的意义是：一、可以作为外交后盾；二、可以警惕愚顽激励弱懦；三、可以使政治改善国运好转奠定国家强盛之初基。他建议大家共同致力于一件事即：组队分赴各地向老百姓宣讲五四运动意义让多数同胞对此有所了解。并亲自于5月7日策划组织3oo余学生上街游行示威。 192o年山西大旱灾民无以为生。孔祥熙出面向华洋义赈会请命贷得巨款1oo万美金并提出“以工代赈、修筑公路将来以公路收入偿还贷款”的意见。山西督军阎锡山得悉后极为高兴马上派孔的同乡好友赵守钰为路工局局长督修平遥经汾阳至离石、军渡之晋西公路和由平定、阳泉经昔阳、和顺之晋东公路。公路工程自翌年春开工冬完竣。两大交通要道的完成对山西经济的展裨益匪浅。 1922年2月4日在华盛顿会议的影响下在中、美、英三方压力下日本被迫与中国达成协议恢复中国对山东的主权日军撤出山东。为解决鲁案善后事宜北京政府决定派曾在巴黎和会上拒签和约的国民党南方革命政府代表王正廷任督办。3月孔祥熙受王正廷之邀和孙中山电促赴济南出任鲁案善后督办公署实业处长。 孔到济南后正值直奉大战爆鲁案善后公署迁到北京。不久孔又奉孙中山电召赴粤汇报。因直系战胜奉系大局已定孙中山表通电主张和平统一。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探知孔与孙的“连襟”关系亟欲借重孔祥熙商通南北意见实现南北统一。孔祥熙往返南北之间执行着沟通南北政府的秘密使命。直到6月间徐世昌下野黎元洪复任国内情势顿变孔才放弃此项工作把精力放在鲁案善后上。 鲁案善后进行比较顺利分两步进行第一步为确定办法第二步是实地查点和估价。第一步工作主要在北京进行。9月2o日鲁案善后公署迁往济南进行第二步工作。9月28日交涉在各分委会进行；孔祥熙兼任邮电分会主任委员。12月初细目协定签字孔携公署人员赴青岛具体办理接收事宜。12月1o日鲁案善后结束。山东省长熊秉琦因接受伊始千头万绪力挽孔留青岛协助政务孔为了安置部分办理鲁案人员暂就胶澳商埠电话局长。 1923年3月在苏联政府的催促下北京政府决定成立中俄交涉事务公署用于和苏联谈判蒙古问题和中东路问题。王正廷为中俄交涉事务公署总办王邀孔祥熙担任中俄谈判公署坐办。当时奉系与直系矛盾尖锐。孙中山在广东建立大本营准备北伐奉系有联孙意向。为了加强粤奉关系孙中山正拟派孔祥熙到东北做“铺路”工作。于是孔借此辞去了胶澳商埠电话局长职务接受孙中山的要求就任坐办以公署驻奉代表身份前往沈阳。中俄交涉虽为时半载即告停顿但孔从此却与张氏父子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关系。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一大结束后孙中山很想在北方找到同仁于是电召孔祥熙到粤磋商。孔祥熙到广州后立即将冯玉祥介绍给孙中山并经孙中山同意密携孙中山手书《建国大纲》奔赴北京在孙冯之间斡旋。冯逐步倾向革命动北京政变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 为迎孙中山北上孔祥熙亲抵上海。北上线路确定后又先孙赴京准备。不幸孙中山抵天津时肝病大日益加重。在孙病重期间孔全力照顾。孙逝世后孔被推为治丧处主任主办治丧事宜。为治丧孔曾支付私款5万元。 同年3月王正廷复任中俄会议督办。4月临时执政段祺瑞又任命孔为中俄会议坐办。孔答应就任。孔利用坐办名义广泛联络北方将领积极营救陈友仁等国民党人。 1926年春中俄会议时停时开孔祥熙乘机赴美宣传中山遗嘱。在美国孔为铭贤学校募得75万元校园扩建资金并被欧柏林大学授予法学博士学位。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后孔看到革命形势展迅是年冬返国径赴广州。12月孔担任广东政治分会委员并接宋子文任广东省财政厅长兼代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长总揽后方财政支持北伐战争。 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决定设立实业部任孔祥熙为实业部长。孔在广州宣誓就职但实际上并未赴任。4月汪精卫返国抵沪孔闻讯离粤赴沪力促汪蒋合作。 宁汉对立时期孔祥熙站在南京方面秘密往返于宁、汉、豫、粤之间为时数月为蒋介石苦心奔走。 1927年11月21日南京国民政府设立工商部。次年2月孔祥熙担任工商部长。在近三年的工商部长任内孔祥熙先延揽旧有的工商学者组成工商法规讨论委员会订立了《工商部组织法》、《劳资争议处理法》、《奖励工业品暂行条例》、《中华民国权度标准》、《度量衡法》、《中国国货商标法》、《工厂法》、《公司法》、《工会法》、《工商法》、《保险法》、《票据法》、《特种工业奖励法》、《商业检验条例》、《消费合作社条例》、《会计师条例》等1oo多种法规。这些工商法规虽然体现的是工商所有者的利益特别是大工商所有者的利益但确有利于近代工商业的展。另外孔在厉行工商注册、创办工商刊物、筹办国货银行、提倡展生产、展国际间贸易等方面也小有建树。 193o年12月国民政府将工商、农矿两部合并为实业部任命孔祥熙为实业部长。孔提出“实施林垦政策开东北、西北、西南各省荒地移民殖边以裕民生而固国防俾人口平均分配地力得广泛利用”1。1931年1月国民政府公布实业部组织法规定实业部总揽农工商矿林牧渔和水利等一切实业。孔祥熙吸收掌管工商部的经验又制定了一系列法规其中依据职权范围呈国民政府公布的有：农会法实施法、倾销法、牧税法、工厂检查法、实业部国际贸易局条例等。 1931年12月在粤方的逼迫下蒋介石通电下野辞去行政院长职务。孔祥熙为表示与蒋共进退辞去了实业部长职务。1932年1月蒋汪再次合作孔祥熙以“中华民国考察欧美各国实业特使”身份于3月13日赴欧美考察。主要执行蒋介石关于同欧美各国接洽购买军械、飞机和设厂自制任务。在意大利访问墨索里尼时墨索里尼向孔建议：“贵国建国应以空军着手。空军展起来比较快所需军费较海军为少。且将来战争之胜负取决于空军。日本为海军先进国家贵国欲赶上日本非仓促可办。空军则三五年内1《孔庸之先生演讲集》下册第429页。 可见成效。”1孔祥熙将此建议报告蒋介石蒋深以为然于是优先展空军成为国民政府军事展的重要战略。 1933年3月孔祥熙从欧洲考察回国。当时国民政府财政拮据宋子文辞去了中央银行总裁职务孔祥熙接任中央银行总裁同时宣布“废两改元”。9月蒋介石制定了新的“剿共”计划要求迅增加军费开支宋子文以国库窘迫无法应付为由提出辞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职务。蒋介石从南昌飞回南京敦促孔祥熙继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 11月1日孔由沪赴宁就任财政部长。在当天招待记者时他表示“开源节流为财政主要方策”。他说：“开源应力保经济建设培养税源。至增加税收不外整顿原有各税及另辟新税但增税宜不伤人民元气不害经济展。节流之法不仅缩减支出还应注重分配得宜合乎经济原则。”2其实孔祥熙的“开源节流”并不能遏止军事开支这个大流因为他继任财长本身就是在宋子文无法阻止蒋介石扩充军费的前提下实现的。 孔祥熙执掌财政长达11年之久可分为“平时财政”和“战时财政” 两个阶段。 在“平时财政”初期孔祥熙为了支持蒋介石的“剿共”内战实行赤字开支政策。当时财政赤字已近千万元但是孔强调平衡预算固然重要而“剿共”作战比保持预算平衡更重要1。所以孔祥熙上台不久就以关税作担保行1亿元新公债。 1934年1月2o日孔祥熙出席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在会上他提出“整理田赋举行土地陈报以除积弊而裕税源案”和“减轻田赋附加以救济农村解除民困案”两案均获通过。同年5月18日为落实以上提案孔专门召集了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 1934年6月孔审核并呈报了“海关进口新税则”。并经第414次中央政治会议核准实施于月底由国民政府明令公布实行。新税则先是对日军事妥协的产物它对日货输入极为有利；其次进口新税则对民族工业借鉴外国的技术极为不利许多中国工业必需品的税率提高了。 1934年5月孔意识到金融力量的分散不利于稳定金融为增加中央银行的实力使之成为真正的“银行之银行”决定把中央银行的资本由2ooo万元增加到1亿元。次年3月他又呈请行政院通过“行金融公债案”以债券充作资本将中国银行官股5oo万元增至25oo万元；交通银行官股1oo万元增至11oo万元。通过充实官股增加了中央银行对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控制力量。3月27日“二十四年金融公债案”经国民政府立法院通过28日公债条例以国民政府名义表。与此同时对中、中、交行的领导机构分别进行改组孔祥熙担任中央银行总裁。中、中、交行的改组标志着国民政府金融步调一体化的完成。 1934年6月19日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白银法案宣布白银国有和无限制购买白银政策后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银根紧张严重伤害着中国的经济建设。鉴此恶流孔祥熙于1o月13日下午召集财政部负责人紧急开会决定“把白银的纽结割开”即把汇率与国外银行的联系割断。他着手颁布1《孔祥熙先生年谱》第8o页。 2《国闻周报》第7卷第44期。 1《申报》1933年11月2日第3版。 了征收白银出口税并加课平衡税条文使白银的合法出口暂被制止。 但由于银本位制仍然保留着在优厚利润诱惑下白银走私猖獗起来。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孔祥熙立即决定筹划币制改革。1935年3月孔责令组成专门班子研究草拟币改方案。同年11月3日正式公布《国民政府财政部改革币制布告》宣布“自本年十一月四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银行之钞票为法币。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1。这次币制改革基本上是成功的。它有效地制止了白银外流现象同时统一了中国长期以来混乱的货币行推动了中国工农业生产的展。1935年11月12日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孔祥熙被推为提案审查委员会经济组召集人主持审定了一系列有关国计民生的提案。在他的影响下会议在表的宣言中提出：“现代经济以金融为事业之中心现代政治亦以金融为财政之枢纽”因此要“下最大决心行金融之统制”。会议还提出财政的任务是“立计划严审核统一币制调节金融以期扶植民力充实国用畅遂货物之流通培养国家之元气”。11936年2月28日孔祥熙被任命为整理内外债务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整理内外债务。在整理内债方面孔的办法是行以关税为担保的5种统一公债（也称二十五年统一公债）共计14.6亿元利息6厘分别在12、15、18、21、24年内满期还清每半年抽签一次旧债券按到期远近换成5种新债券。由于延长了偿还期限使债务支出每年减少约达85oo万元；还大大简化了债务结构5种新债券代替了32种不同日期、结构复杂的旧债券简比了债务手续方便了持债人。在整理外债方面孔认为：“中国复兴在望急需要欢迎外资投入以促进经济繁荣建设之推进。”所以他提出免去债息、延长期限、减少债额等三项原则以与各国洽商。当时的债权国一方面看到中国人民的抗日运动日益高涨生怕中国出现新的政府彻底放弃偿还债息的义务另一方面看到财政当局不倦寻求合理解决尚有偿债的决心只得面对现实接受孔祥熙的整理建议。这样经过整理不仅减轻了国民政府公债本息的负担而且维护了债信为抗战爆后几次借款创造了条件。 1936年7月孔祥熙呈准国民政府公布《所得税暂行条例》。1o月1日先就公务人员薪给报酬所得和政府库券公债所得开征。自1937年1月1日起对以营利为目的而经营事业所得征课。所得税属直接税它较间接税要公平合理些有利于阻止税负转嫁。它的创办为中国由间接税趋重于直接税迈出了第一步。到抗战爆后直接税显得更为重要收入由1936年的6oo多万元增加到1943年的4亿元以上增加了7o倍。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时孔祥熙因身体不适抱疾上海私寓。当得到事变消息时他一面紧急召集沪市银钱业商会要人嘱咐维持安定；一面积极电张学良要求“保护介公”和平解决。当晚孔与宋美龄到南京后先提出了政治、外交、情感、军事四方面对策继又匆匆通电各省市及地方实力派稳定政局后又召见各国使节安顿邦交。正如他自己所说：“余既受命兼代行政院长自念当此危疑震撼之日而所有政治、外交、军事、经济诸大计萃于一身责任重大设有一着之误即将沦国家于万劫不复尤苦时1《国闻周报》第12卷第44期。 1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4年版第363页。机急迫不容有从容探索余地。”1由于孔祥熙、宋美龄等的努力基本上遏制了南京政府内部讨伐势力的展从另一方面推动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1937年3月2o日国民政府派孔祥熙为“中华民国庆祝英王乔治六世加冕典礼特使”。这次赴欧历时半年除了庆贺英王加冕外主要是向欧洲各国洽商借款及购买军火准备抗日。孔经过欧美往返活动与欧洲诸国签定了一系列借款合同并订购了大批军火。另外孔还利用外交手段企图促成建立太平洋国家互不侵犯及互助协定企图以此限制日本的侵略行动。1937年1o月孔由欧洲返国。此时正值淞沪会战。11月12日上海沦陷国民政府决定西迁重庆11月19日孔迁往汉口办公。 1938年元旦国民政府为适应抗战需要实行改组孔祥熙由行政院副院长升任院长。孔祥熙依据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中的财政方针努力将平时财政转为战时财政。具体措施为：在金融方面决定实行“百分之五提现”实施《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制止战初银行、钱庄提兑拥挤；1938年3月公布《中央银行办理外汇清核办法》规定各银行用外汇要经中央银行批准限制外汇购买；1939年3月成立中英合作外汇平准基金1ooo万镑由汇丰银行等在上海买卖中国法币维持法币对英镑的比值稳定汇率；成立中、中、交、农四行联合办事处健全战时中央金融机构监督全国银行业务；1938年6月召开地方金融会议改善地方金融机构展地方生产事业。在税收方面为开辟税源公布《增进生产调整贸易办法大纲》设置农产、工矿、贸易三调整委员会；将贸易委员会隶属财政部负责土特产的收购和外销充实外汇收入；组织工合协会促进战时工业展。在筹借方面1938年12月完成桐油借款25oo万美元。这些努力在抗战初期都是有利于抗战的。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民政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财政危机支出庞大收入微少。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孔祥熙即酝酿增通货。这次增钞于1938年底经国民政府批准1939年1月公布实施共增“十数万万元”。11938年5月日本近卫内阁改组宇垣就任外相复信张群表示只要孔祥熙出面愿意开始和谈。孔在得到蒋介石同意后指派秘书乔辅三赴香港与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密谈但因日方条件苛刻谈判不了了之。从194o年开始国统区通货膨胀指数逐步过财政支出指数。这时孔祥熙认识到增通货的不良后果力求抑制。孔抑制通货膨胀主要采取了田赋征实、消费品专卖、管理私方信贷、强制推销公债、争取美援和对内出售黄金等措施。这些措施中最有效的是田赋征实。田赋征实对于压缩军费开支、抑制增钞、挽救金融危机均有裨益。但由于战争的扩大财源的枯竭抗战中、后期通货膨胀日增。 1944年通货膨胀带来的财政危机日益严重国民政府迫切需要外援孔祥熙把希望寄托在美援上。此时正好有两个重要国际会议（国际货币基金会议、橡树园会议）孔祥熙乘此机会以出席国际货币基金会议全权代表身份赴美交涉。国际货币基金会议对摊额分配争得非常激烈除英、美、1孔祥熙：《西安事变回忆录》转引自《孔庸之先生演讲集》下册第662页。11939年9月11日孔祥熙在国民参政会上所作的财政报告。转引自《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3辑第45册。 苏三国外第四席位法国、印度都想争得经过中国代表团的力争会议最后表决同意中国的份额提高到5.5亿美元从此确立了中国在这一世界性货币会议中的第四席位。另外孔祥熙又从旁指导了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此会主要讨论和草拟战后国际组织章程。经过孔祥熙的折冲及代表团的努力为中国争得了一些应有的权力。 在美期间孔祥熙还与美国政府清算了美军驻华开销费用为重庆政府净得2.2亿美元还偿金；出席美国国会演讲呼唤美国援华；商妥购买3亿美元黄金用于回笼法币维持财政。 1944年秋冬由于战争的摧残和消耗国统区整个经济呈现出败落景象。这时孔祥熙虽身在美国但对此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他执掌财柄11年除1936—1937年财政年盈余78oo万元外其余各年均有赤字。赤字财政的展趋向必然是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不能不使经济展受到严重限制。于是孔祥熙的政位受到了各方面的冲击。11月初他在国内反对声中由美电谕提出辞去财政部长职务并获照准。 1945年5月孔祥熙又辞去行政院院长职。7月辞去中央银行总裁职。7月29日由美返国继辞四联总处副主席职。1o月辞去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职。此后孔仅留中国银行董事长一职。1947年秋孔祥熙以陪侍宋霭龄看病为名赴美。1948年1月辞去中国银行董事长职。 195o年蒋介石在台湾“复职”后聘孔祥熙为“总统府”资政。孔在美居住15年后于1962年返台湾定居台北。1964年国民党任孔祥熙为中央评议委员。1966年孔赴美疗病。1967年8月16日病死美国终年87岁。 第十五章宋子文宋子文1894年12月4日（清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八）生于上海祖籍广东省文昌县（今海南省文昌县）。父亲宋嘉树是个牧师。宋子文早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预备班、大学班学习。1912年赴美留学入哈佛大学研修经济。1915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继往纽约国际银行工作并到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1917年回国受聘为汉冶萍公司上海办事处秘书旋调汉阳总公司会计处任科长。不久辞职转任联华银行总经理并创办大洲实业公司。 1923年2月应孙中山的邀请南下广州任6海军大元帅大本营秘书。 4月起参与筹备中央银行任中央银行筹备员、副行长。1o月兼任两广盐务稽核所经理。1924年8月在广州任中央银行行长。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宋子文为孙中山遗嘱的证明者之一并参加治丧。 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广东省政府依照国民政府所颁布的《省政府组织法》改组。宋子文任广东省政府商务厅厅长兼中央银行行长、两广盐务稽核所经理及实业投资委员会委员。 同年8月2o日廖仲恺遇刺身亡。9月22日国民党中央任命宋子文为国民政府委员、财政部长兼广东省财政厅长还保留中央银行行长、广东省政府委员和商务厅长的职务。此后开始主持实施统一广东财政并整顿财政机构和组织的工作。 1926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宋子文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在国民党中央二届一次会议上又被推选为中央党部商业部长。宋根据大会通过的《关于财政决议案》制定了广东国民政府统一财政的计划签了广东省政府财政厅通电提出了核实军政各费确定预算案；实行统一财政无论何等部队不得截留；自高级机关以下及各军各部队彻底的财政公开并实行军需独立、金库独立。同时又采取了清理厘捐、整顿盐务、改革印花税、整理沙田耕地、设筹饷局、募集国内公债票和金库券等措施来整理国民政府财政。3月去广东省商务厅长职。6月又兼任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宋子文在主持广东国民政府财政工作期间在理财方面获得显著成效。1924年广东岁入只798.6万余元1925年达到2518.2万余元1926年全年收入猛增至1oo13.6万余元。如扣除公债库券和其他税外收入1925年税收净额为1629.8万余元其中上半年仅为4o9.8万余元下半年则增至122o万余元差不多增加了2倍；1926年又增加到了69o2.9万余元1。这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以后的北伐提供了重要的经济保证。对此广东国民政府曾在1925年底为宋子文颁嘉奖令：“该部长任事未及三月收入较前锐增东南两路用兵军费赖以接济自非整理得宜成效曷克臻此。”11926年12月8日宋子文随国民政府北迁抵达武昌立即着手规划整理湖北财政。虽采取了颁布条例、整理币制、行金融公债与国库券、设中央银行汉口分行、整顿税收、征收田赋等一系列措施但没能收到预期效果。1吴景平：《宋子文评传》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8页。 1《国民政府公报》第19号1925年12月。 1927年1月宋子文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武汉分会成员并任湖北省政府委员、财政厅长及汉口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委员。3月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又被选为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国民政府预算委员会和外交委员会成员。会后奉派赴上海主持江浙两省财政统一工作。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动反革命政变宁汉对立宋子文蛰居上海对革命处于彷徨、动摇之中。7月15日汪精卫背叛革命后宋子文参与促使蒋汪合流的活动。1928年1月宋子文出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由于连年用兵军费支出不断增加。为增加收入、稳定财政、巩固国民党的统治地位宋子文于1928年6月邀集银行界、实业界的要人物与经济专家6o多人在上海举行全国经济会议提出裁兵减费确立预算制建立中央银行废除厘金等主张。指出了此次会议须加以讨论的问题：“（甲）金融。以我国枯竭纷乱之金融如何整理各省参差之币制如何统一滥币如何整理以巩固金融之根本。（乙）公债。全国内外债为数甚巨应如何维持其信用使此后建设经费可仰给于公债。（丙）税务。国家收入端恃税收应如何整理改革使有裨国库而不病商民。（丁）贸易。本归工商交通等部主管但关系税源应如何免除运输阻滞及劳资纠纷而提倡奖励。（戊）国用。应如何使各项用款用于实际并以消极的费用而用之于积极进行之事业。”1会议讨论了上述问题并作出了相应的提案。 为统一全国财政宋子文于同年7月召开全国财政会议。提出财政统一应包括规章、行政、用人、收支四个方面推行统一的方法主要是：“1.凡关于国税范围内之财政规章及用人行政概归财政部核定处理；其各省之中央税收未遵本部规章办理者应一律遵办；至各省任命中央征收人员有成绩者均由部加委以后归本部任免考核。2.中央税收一律迳解本部金库支出一律由本部支付命令饬金库照。”2此次会议共审查修正通过138个提案涉及关务、盐务、赋税、预算、币制、银行、公债诸方面。7月25日宋子文与美国驻华公使马克谟签订《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条约》规定：“历来中、美两国所订立有效之条约内所载关于在中国进出口货物之税率、存票、子口税并船钞等项之各条款应即撤销作废而应适用国家关税完全自主之原则。惟缔约各国对于上述及有关系之事项在彼此领土内享受之待遇应与其他国享受之待遇毫无区别。缔约各国不论以何借口在本国领土内不得向彼国人民所运输进出口之货物勒收关税或内地税或何项捐款过本国人民或其他国人民所完纳者或有所区别。如于民国十八年即西历1929年1月1日前经双方政府按照以下所规定业经批准以上之条款则于是日生效力否则随时按批准日起四月后生效力。”1这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次同外国达成的关税新约。从1928年11月至193o年5月宋子文又先后同德国、挪威、比利时、意大利、丹麦、葡萄牙、荷兰、英国、瑞典、法国、西班牙、日本等国缔结“友好通商条约”1《国闻周报》第5卷第25期。 2财政部：《统一财政案》（1928年7月）转引自吴景平《宋子文评传》第81页。1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628—629页。或新的“关税条约”。这些国家表面上承认中国有关税自主权但却都保留有享受最惠国待遇的条文。 与此同时宋子文对税收政策进行了改革将盐务稽核所纳入财政部提出统一收入、统一税率、整理场产、推广销运等四点改革盐税建议。在整理国内税务上先对卷烟、面粉征收统税。193o年12月布裁撤厘金通电宣布：“对于全国厘金及由厘金变名之统税、统捐、专税、货物税、铁路货捐、邮包税、落地税及正杂各税捐中含有厘金性质者又海关之五十里外常关税及其他内地常关税（6路边境所征国境进出口税除外）、子口税、复进口税均应于本年12月31日止一律永远废除。”2同时开征棉纱、火柴、水泥统税以后又扩大到其他工业品从而确立了关税、盐税、统税占主要地位的税收制度。 1928年1o月宋子文主持制订《中央银行条例》。11月1日新的中央银行总行在上海设立宋子文自任总裁。中央银行是南京国民政府的国家银行享有行兑换券、铸造及行国币、经理国库、募集或经理国内外公债等特权。 自1928年1月起宋子文还同时兼任财政监理委员会、外交委员会、预算委员会、禁烟委员会、都建设委员会、黄河水利委员会、建设委员会、国防会议、编遣委员会的委员。 1929年3月宋子文在国民党三大上仍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3o年1月出任行政院副院长着手币制改革组建税警团。 1931年6月宋子文任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7月23日遇刺未中8月兼任救济水灾委员会委员、委员长9月兼任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11月兼任财政委员会委员并连任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12月15日蒋介石下野宋子文表示同蒋共进退于2o日辞去行政院副院长及财政部长等职。 1932年1月29日宋子文复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2月12日再兼任中央银行总裁。时值日军大举进攻上海淞沪抗战爆。宋子文多次同上海金融、实业界人士紧急磋商为十九路军筹措急需的军费并调税警团协同十九路军抗击日军。 同年8月汪精卫辞职出国宋子文代理行政院长全面负责外交内政重大事项。对当时日本策划的伪满当局截夺东北关税和盐税收入的东北海关事件他多次表声明揭露伪满傀儡政权的非法性质指出：“所谓‘满洲国’系一未得事实上存在之政体无管理领土之主权仅系一似云雾之政治团体全部为全权日顾问所操纵。”1主张把东北各海关移至关内各口办公。 1933年2月宋子文以行政院代院长身份视察北平、热河等地表示“吾人决不放弃东北吾人决不放弃热河纵令敌方占领我都亦决无人肯作城下之盟也”1。“如日军来攻则将举全国之力量以与其周旋”2。至于饷2《国闻周报》第7卷第5o期。 1《国闻周报》第9卷第25期。 14《国闻周报》第1o卷第8期。 2《大公报》1933年2月14日。 款“子文必定筹划接洽诸君安心拼命去杀贼好了”3。视察期间他还多次呼吁各地、各界“化除成见团结一致努力抗日”。43月1日宋子文布《废两改元令》规定上海市面通用银两与银本位币换算率为银元7.15钱合1元并于3月1o日起在上海施行。从1o日起上海各行各业的交易往来一律改用银币计算各种行市也改标银元单位。这在客观上起了统一货币的作用。 1933年3月17日宋子文因汪精卫回国声明停止代理行政院长职务。4月5日免去中央银行总裁职。18日以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的身份率团出访美、英、法、德、意、比和瑞士等国出席美国总统罗斯福起的华盛顿经济讨论会与在伦敦召开的世界经济会议。访美期间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表了联合声明声明表明了美国政府对日本武装入侵中国的不安与不满。宋子文此次访美还同美国金融复兴公司董事长琼斯签订了5ooo万美元的信贷合同即所谓棉麦借款。在访欧过程中宋子文向各国揭露了日本侵华的真相表明了中国的态度呼吁各国警惕日本的扩张野心。在伦敦世界经济会议上宋子文阐述了中国希望同西方各国扩大经济关系的方针宣称中国一面巩固政治与经济独立一面将为西方资本与工商业提供有利的展范围。表示中国准备通过增进国际合作的方法来达到提高生活、展经济、开拓资源的目标中国欢迎西方资本与技能并且不会实行关税壁垒。这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来次正式提出向西方资本、技术、商品全面开放的主张。此次访欧还争取到国际联盟对华的技术援助。出访途中两次经日本横滨、神户宋子文均不登岸不会见日本记者并拒绝邀请访日这在客观上振奋了国内主张的舆论。 1933年1o月28日宋子文宣布辞去行政院副院长和财政部长职只保留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一职同时被选为国民政府委员。宋子文虽离开了国民党的权力中心但仍从事有关金融方面的活动介入了一些重大事件对国民政府的某些政策还起着一定的作用。 1934年4、5月间宋子文以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的身份考察了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四省根据考察结果制订了建设西北计划。5月31日宋在上海起成立中国建设银公司以引入外国资本作为其重要目标。宣称公司纯属私人合资的股份公司专以沟通中国和国际间之投资与建设诸事业之金融机关。1从1934年12月至1935年9月间宋子文以国民政府代表身份多次与英国驻华公使贾德干、英国驻上海总领事白利南、商务参赞乔治、汇丰银行上海经理亨奇曼等进行会谈希望英国能对华贷款2ooo万英镑帮助中国摆脱财政金融困境实行币制改革。当英国顾问李滋罗斯来华后宋又同他就币制改革和英国贷款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1935年4月宋出任中国银行董事长。11月3日深夜宋子文直接参与谋划的“币制改革”出台。规定：自“11月4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所行之钞票定为法币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违者全数没收以防白银之偷漏”1。“币制改革”使货币从原来分散行改为统一行3《大公报》1933年2月18日。 1《申报》1934年4月15日。 1《银行周报》第19卷第43期。 行权也集中到中央政府特定的银行手里。同时还规定除工业艺术等原料用银古币、稀币或有关文化之银质古物及银质器具装饰品外凡持有银币、生银、银锭、银块及其他银类的银钱行号商店及一切团体个人一律应于11月4日起三个月内换取法币。币制改革加强了国家垄断资本对金融业的控制。 1935年底宋子文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和宋庆龄商议派其圣约翰大学的校友、上海圣彼得教堂牧师董健吾到陕北同中央联系直接向中央传递国民党愿意谈判的信息。1936年8月14日致函宋子文：“十年分袂国事全非救亡图存惟有复归于联合战线。前次董健吾兄来托致鄙意不知已达左右否？弟等频年三呼吁希望南京当局改变其对外对内方针目前虽有若干端倪然大端仍旧不变甚难于真正之联合抗日。先生邦国闻人时有抗日绪论甚佩甚佩！深望竿头更进起为倡排斥卖国贼汉奸恢复贵党一九二七年以前孙中山先生之革命精神实行联俄联共农工三大政策则非惟救国亦以自救。寇深祸亟情切嘤鸣风雨同舟愿闻明教。”2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蒋介石被扣在西安。14日宋子文在上海中国银行对记者表谈话：“蒋院长在西安绝对安全本人以为西安事变乃系国家最不幸之事目前急需用有效方法于最短期内解决盖全世界之目光刻正集中于中国也。本人与蒋院长公私之关系及与张学良多年之友谊均为人所共知在特殊关系之中如有任何可能解决之办法本人极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尽最大之努力。至于采取何种方法须待政府决定本人是否有赴西安一行之必要亦待命于政府。”12o日宋子文以“私人资格”飞赴西安了解了张学良、杨虎城与中央三方面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目睹了蒋介石十分安全决定迅回南京汇报。22日再赴西安并代表蒋介石与张学良、杨虎城及周恩来谈判达成停止内战的协议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奠定了基础。25日陪同蒋介石、宋美龄离开西安回南京。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宋子文以中国银行董事长、中央银行常务理事的特殊身份联合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于7月27日在上海合组四行联合“贴放委员会”联合办理战时贴现和放款事宜以救济银行、工商各业。八一三后又策划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在上海成立“四行联合办事处”以加强国家银行的联系和协调集中资力协助政府应付危局。以后这个机构成为战时金融和财政政策的最高决策机构。8月24日任救国公债劝募总会会长主持5亿元救国公债的劝募工作。 1938年6月参加宋庆龄起组织的保卫中国同盟出任保卫中国同盟的会长。但在1941年5月宋子文因《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刊登揭露国民党顽固派袭击新四军、制造皖南事变、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文章宣布退出同盟。 194o年6月宋子文以蒋介石“私人代表”的身份出使美国寻求援助。 194o年1o月22日签署了25oo万美元的《中美钨砂借款合约》。1941年2月4日签署了5ooo万美元的《中美金属借款合约》。同年4月1日在华盛2《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5页。 ------------ 14 1《中央日报》1936年12月15日。 顿又与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签署了5ooo万美元的《中美平准基金协定》同英国签署了5oo万英镑的《中英平准基金协定》。5月6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宣布《租借法案》同样适用于中国至此宋子文又成为国民政府与美国洽商决定及接受租借法案项下军火装备事宜的中方全权代表。1941年获得租借物资25oo多万美元。11941年12月23日宋子文任外交部长但仍长驻美国。1942年1月1日代表中国政府签署《联合国家共同宣言》。根据这个宣言的精神3月21日从美国获得了5亿美元的借款。6月2日宋子文又同美国国务卿赫尔签订了《中美抵抗侵略互助协定》又称《中美租借协定》规定双方在抗战期间互相供应防卫用品、防卫兵力及防卫情报。据此协定重庆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从美国获得8.4574822o88亿美元物资除2ooo万美元须偿还外其余一概作为无偿赠予2。除上述活动外宋还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相邱吉尔商谈中国战区的有关问题。 1942年1o月美、英两国政府在中国政府的要求下经过磋商声明放弃在华特权。宋子文就此主持了与美、英订立新约的谈判。1943年1月11日中美签署了《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及换文中英签署了《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及换文。这两个条约除个别地方不同外其内容基本相同。新约及换文至少在法理上取消了美英在华的租界及使馆区的特权、内地驻兵权、军舰自由驶入权、领事裁判权、通商口岸权、沿海贸易及内河航行权、外籍引入权和海关雇用官员权等。关于收回香港主权问题因英国政府阻挠没有解决。此后中国又先后与比利时、挪威、加拿大、瑞典、荷兰、法国、瑞士、丹麦、葡萄牙等签订了类似的新约。 1943年末至1944年6月作为外交部长的宋子文因与蒋介石等人的矛盾而闭门谢客不公开露面。直到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他才重新出山。 1944年12月宋子文任行政院代院长兼外交部长。1945年4月7日宋子文率领有顾维钧、魏道明、王宠惠、胡适、董必武、吴贻芳、李璜、张君劢、胡霖等人组成的中国代表团离重庆赴美国旧金山出席25日召开的联合国宪章制宪会议并参与联合国的筹建工作。宋子文为联合国会议四主席之一为指导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及程序委员会成员。 在1945年5月21日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宋子文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不久在国民党六届一中全会上又被推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行政院院长。 1945年7、8月间宋子文率中国政府代表团两度赴莫斯科同斯大林、莫洛托夫等人就美、英、苏达成的《雅尔塔秘密协定》的实施方案进行谈判中国政府被迫接受《雅尔塔秘密协定》的条件。 日本投降后宋子文主持接收敌伪物资的工作。1945年1o月下旬成立行政院收复区全国业接收委员会为专门的接收机构。确定对敌伪产业处理办法是：原属本国、盟国或友邦人民所有者查明还；原属华人与日伪1［美］杨格：《中国和援助之手1937—1945年》第147页。转引自吴景平《宋子文评传》第351页。 2《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1o69页。合办者收归政府所有惟被强迫合办者查明另行处理；原为日侨所有或日伪出资收购者收归政府所有并移转资源委员会、纺织业管理委员会、粮食部接办不在上述三单位范围和规模较小者以公平价格出售1。整个接收工作到1946年夏基本结束。2亿元其中工矿业资产值11.46亿元2。国家垄断资本因接收巨额的敌伪产业而高度膨胀起来。 1946年1月宋子文获国民政府的“忠勤勋章”。3月宋子文为挽救法币信誉维持法币币值实行开放外汇市场、低价供应外汇、鼓励自由进口、扩大信贷政策造成抢购黄金外汇风潮促使原来的通货膨胀更为激烈。1946年夏全面内战爆。宋子文为支持蒋介石的内战政策想尽办法筹集军费。从1946年3至8月在宋子文直接过问下国民政府同美国进出口银行达成5笔、总金额为624o万美元的借款合同。8月3o日宋子文同美国国外清理局局长麦克勒在上海签订剩余物资购买合同。据此美国把战时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剩余物资和设备全部售予中国其中包括5亿美元可移动的物资和84oo万美元的固定设备。11947年3月1日宋子文辞去行政院长职。不久又被免去了行政院绥靖区政务委员会主任中、中、交、农四银行联合办事处理事会副主席等职务。在3月24日的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中执委常委改选中落选。 1947年4月宋子文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9月在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9月18日宋在国民党中执委常委会上书面报告献出他在中国建设银行的全部股权约合法币5ooo亿元。2o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通过宋子文为广东省政府委员兼主席的任命案。1o月1日宋到广州就职。11月兼任国民政府主席广州行辕主任、广东军管区司令。1948年8月又兼任广州绥靖公署主任和广东区经济管制督导员。 宋子文在广东主政期间力图把华南变成基地采取了某些“整理保警”、“强化兵役”的措施声称国民党除了彻底投降外唯一的选择就是：“无论何时只要有可能就要同继续战斗下去”2。 1949年1月21日也就是蒋介石宣布“引退”的同一天宋子文辞去了广东省政府委员、省主席及广州绥靖公署主任职。24日偕妻子张乐怡蛰居于香港但仍与蒋介石保持着密切联系。3月宋又专赴广州监督验收到货的美械（他任内所订购）并为武装的招募、训练和部署出谋划策。4月又受蒋介石的委托视察台湾以便从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拟订出顽抗方案。5月16日宋子文离香港飞赴法国。同年6月赴美国安居。宋子文是中央宣布的战犯之一。蒋介石退守台湾以后宋拒赴台湾长期住在美国纽约做石油股票、农矿产品期货和新技术的交易。1963年2月曾到台湾探亲一次。1971年4月25日宋子文在旧金山一个朋友家里进晚餐因食物进入气管导致心力衰竭而猝然去世终年77岁。 1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展史》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o9、6o5页。2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展史》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o9、6o5页。1《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第1421—1425页。 2《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8年第7卷第55o页转引自吴景平《宋子文评传》第518页。第十六章张群张群字岳军1889年5月9日（清光绪十五年四月初十）生于四川省华阳县。父张汉霞字星亭母姚氏。张群幼年曾在家乡念私塾学的是一些儒家典籍。后其父升官全家迁至成都张群有机会接触到一些新知识、新思想阅读了一些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刊物。 19o6年张群决意投笔从戎他携带其父给的6o块银元作为旅费北上参加保定6军学校的考试并被录取。在校一年多旋于19o8年考取赴日留学生进入日本军部办的一所6军士官学校——振武学校学习。此时张群与同在该校学习的蒋介石相识。据张群后来回忆“本来准备学步兵的可是与蒋先生一见如故于是不学步兵而学炮兵以期与蒋先生朝夕相处共同切磨”1。在东京张群与蒋介石一起加入了同盟会。在完成了振武学校预备课程后张群与蒋介石到日本新潟高田的6军第十三师团第十九联队见习。 1911年1o月武昌起义爆。在日本各见习营的中国士官生纷纷离开日本回国。张群与蒋介石偷渡回上海立即参加了陈其美领导的上海起义。起义成功后于11月4日组成了都督府陈其美被推举为都督黄郛为参谋长张群任军务处军械科长。后张群在黄郛任师长的第二十三师任团参谋团长为蒋介石。1912年春张群升任营长。这一时期张群与蒋介石、黄郛关系甚密并结拜为兄弟。 1912年1o月张群在上海与马育英结婚。马与张群同岁江苏昆山人毕业于上海圣玛利亚女校。两人生有二子二女长女幼时夭折存二子一女长子名继正次子名继忠次女名亚兰。 辛亥革命后张群与蒋介石、汪精卫等人希望到国外去留学继续读书深造。在北京政府稽勋局局长冯自由的支持下张群在婚后不久携夫人北上天津准备由6路前往英国。但是此时国内的局势生了变化国民党在1912年12月至1913年初举行的第一次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这对袁世凯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为了打压国民党袁世凯派出杀手南下准备刺杀国民党要人。在天津的黄郛得知这一情况担心在上海的陈其美的安全遂遣张群于3月初由天津前往上海报告。之后张群转往南京准备搭乘津浦铁路返回天津时听到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于3月2o日在上海车站遇刺的消息。 宋教仁遇刺身亡使国内舆论大哗。孙中山由日本返国认为“非去袁不可”力主兴师讨袁。“二次革命”于7月动。张群在陈其美催促下放弃去英国的计划返回上海参加“二次革命”任上海讨袁军副团长（总司令是陈其美团长是蒋介石）。不久“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大肆搜捕国民党人张群携夫人和其他国民党人亡命日本。这时恰巧日本政府宣布保留辛亥年在日本联队的士官生的学籍张群于1914年再度入日本士官学校读书翌年毕业。因为国内袁世凯正阴谋复辟帝制回国不大可能加上日本提出对华二十一条的无理要求迫使袁世凯接受使中国人在日本生活有不安全感所以张群应友人之邀到南洋荷属东印度（今印尼）的爪哇在府巴达维亚（batavia印尼独立后改名为雅加达jakarta）的中华学校1《张群先生话往事》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4页。 教书暂避风头。 1915年12月袁世凯推翻共和复辟帝制宣布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年号“洪宪”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奋起反袁动护国运动。12月25日蔡锷、李烈钧等在云南起义讨袁。张群此时响应护国运动从爪哇回国投身反袁曾任国民党浙军参谋官。 1917年段祺瑞任国务总理通过“西原借款”等善后大借款大肆出卖主权遭到国人谴责。张群积极参与反对段祺瑞借款的活动。他代表上海的两家报社《中华新报》和《民国日报》参加上海新闻记者访日团到日本进行反对借款的活动。张群凭借曾在日本军校读过书、与日本军方人士有过接触的条件与当时的日本参谋部次官、中将田中义一进行了交谈。张群问田中日本为什么要帮助段祺瑞？田中回答说北京政府是中国的中央政府而段祺瑞是中央政府的总理因为“中日亲善”段现在没有钱没有力量而中国要参加欧战必须增强实力所以要支持他借款给他。张群对此不以为然他说：你们这不是看错人吗！中国和日本不一样。中阀的派系多互相混战如果这一派的势力增强了使他有了凭借正足以挑起他的野心引起更多的内战使中国内战不休更贫更弱这哪里算是帮助中国呢？1张群与田中的谈话不欢而散。西原借款最终签订。张群回国后在《中华新报》上表文章《中日亲善的疑云》批评日本的对华政策。 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6海军大元帅组织护法军政府。作为国民党员的张群到广州在大元帅府任参军。翌年4月在政学会的策划下桂滇军阀操纵国会非常会议改大元帅领制为总裁会议制孙中山坚决反对并愤而辞职离开广州前往上海。张群则继续留在广州于8月间被任命为军政府政务厅的副官长。192o年受命前去四川调解四川督军熊克武和省长杨庶堪的不和后留下任四川警务处长兼成都警察厅长。1921年西南军阀纠纷再起张群调处失败遂离川赴上海闲居一年有余。1924年初黄埔军校成立蒋介石写信叫张群前去广东他借故推托。这时期张群的好友黄郛深得北洋政府徐世昌的信任于是张群前往北京和黄郛在北洋政府事。1924年1o月北京政变后由于黄郛的关系张群投身冯玉祥的国民军来到在河南的国民军第二军胡景翼那里。不久任河南警务处长兼警备司令以及开封警察厅长。这段时间张群和在广东的蒋介石经常保持联系。1925年应蒋介石之约张群离开河南到广东参加北伐从此开始与蒋共事成为蒋的一位重要谋臣。1926年11月国民革命军进入江西张群成为南昌司令部的总参议。 1927年4月蒋介石动四一二政变大肆屠杀人和革命群众。 张群在上海积极协助蒋。他和新任上海市长黄郛密切合作通过政治交易为蒋介石获取工商界的支持。8月13日蒋介石宣布下野不久到日本考察军事和外交张群作为翻译官陪同前往。蒋在日本会见了田中义一等政界军界要人。田中在言谈中表露出阻挠国民革命军北伐之意。1928年1月蒋介石通电宣告复职。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后蒋集国民党军政大权于一身继续进行北伐。张群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外交事务委员会委员同时兼6军部政务次长、上海兵工厂厂长和同济大学校长。 北伐军进军山东触及日本在山东的利益。为避免出现直接的冲突张1《张群先生话往事》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22页。 群负命前往日本与日本政府进行交涉。5月4日张群抵达东京时才知道在前一天生了济南惨案日军肆意屠杀中民。5月5日张群会见日本相田中义一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纷争。稍后日方决定派参谋本部第二部长松井石根作为谈判代表前往济南。张群迅即回国13日抵上海。蒋介石决定张群作为中方代表与松井交涉所采取的方针是“尽量容忍使完成北伐统一为第一要务”1。张群与松井在济南南边的党家庄会谈几番交涉无有进展。日军仍驻留济南国民党军妥协退让绕道北上。 1928年6月北伐结束。此后张群再次衔命赴日。他在与田中义一会见时表示蒋介石即将就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希望日本在东北问题上保持友好态度对中国的统一事业不加阻难。12月东北易帜国民政府实现表面上的统一。次年3月张群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不久接替黄郛任上海特别市市长至1931年。任内在上海市区设施建设上有所建树。这期间在国民党军阀大混战中张群始终协助蒋介石对付各路反蒋势力以巩固其地位。193o年5月爆中原大战冯（玉祥）阎（锡山）联手反蒋蒋地位危急。而张学良坐镇东北静观局势的变化。蒋介石为拉拢张学良派张群和吴铁城前往东北游说张学良。张决意倒向蒋9月18日出拥蒋通电随即派兵入关。蒋介石最终在中原大战中取胜进而巩固了他的统治地位。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使日寇占领了东三省。全国人民群情激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要求国民党政府进行抵抗在全国掀起了空前规模的反日浪潮。张群此时赞成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认为中国正处于贫弱和内战的境地无力单独抗击日本。张群的言行引起上海抗日救国团体的不满指责张群是亲日派因此他辞去了上海市市长一职。是年冬张群到武汉任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党政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政务指导委员会常务委员主持武汉行营政治处对中国领导的鄂豫皖根据地进行多次“围剿”。 日寇侵占东三省后又把矛头指向华北。1933年初日军先后攻占山海关和承德并向长城各口进犯平津危急。国民党政府一心“剿共”对日寇的进攻采取妥协的政策。5月3日国民党政府明令设立行政院政务整理委员会任命亲日派黄郛为委员长北上负责对日交涉停战。张群为协助黄郛与之一同前往北平。22日黄郛与日本驻北平武官永津达成《停战案概要备忘录》。5月31日在蒋、汪的同意下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指派熊斌与日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 从1933年中到1935年底张群任湖北省政府主席。这期间为稳定华中他在湖北推行了以下几项工作：赈灾、调整税率、促进地方工业、平衡财政收支、提高行政效率、选拔县长、召集省参议会等。 1935年11月12至23日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举行。此时国难日重国民党内外要求“立息内争”的呼声高涨。蒋介石在会上表对外关系演讲声称“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也不轻言牺牲”；“以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这表明国民党的对日外交开始生某些变化。大会以后国民政府行政院于12月16日改组蒋介石接替汪精卫任行政院长张群出任外交部长。从此至1937年12月25日张群任外交部长职1张群：《我与日本七十年》台北中日关系研究会1983年版第42页。一年两个月又十天。 张群此时担任外交部长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利用他与日本的渊源“希望透过各种公私的关系来缓和中日间的紧张局势使政府能有力量先把国内的问题料理清楚这也是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1。就任的第三天张群就外交方针表谈话指出：“中日两国处于今日之情势若不谋国交之彻底调整不独为两国本身之不利即东亚和平亦将受其影响。故本人受任以来即具有充分决心主张由外交途径调整中日关系。”“所谓调整以地言不限一隅以事言不限一事以时言非为目前之苟安而为双方万世子孙谋永久之共同生存。”张群表示：“深望双方负责当局就大处远处着想各用最大之努力树立善意的谅解祛除敌意的祸根尤须相互明了其立场与困难迅经由正当途径开诚协议。”1本着这一方针张群一改前任汪精卫“不与日本直接交涉”的外交政策主动与日方谈判以求中日关系的全面调整。在任期间张群先后与日本三任驻华大使有吉明、有田八郎、川越茂进行谈判采取强硬态度竭力与日方周旋。 中日外交谈判先涉及的一是华北问题二是如何看待“广田三原则” 问题。1935年12月2o日张群与有吉进行第一次会谈。张群表示“愿以最大努力经由外交途径采用正常办法商谈中日间整个关系之调整”。同时提醒对方特别注意“在进行商讨解决中日双方问题时日方在华北一切行动务须停止”。有吉提出要国民政府授权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就地解决中日问题之全权”张群当即拒绝。关于“广田三原则”有吉表示蒋介石已于上月2o日表示无条件的赞同2问张群意见如何。张群答道：“蒋委员长之言赞成系赞成三原则之商讨；无对案者系因三原则无具体意见无从提出对案绝非无条件的赞成三原则乃希望贵方提出更具体之意见以便商讨之意。”此后张群又特命外交部言人表声明否认所谓蒋介石无条件赞成三原则的说法。 1936年2月7日日本召回有吉明改派有田八郎为驻华大使。从3月16至19日张群与有田在南京举行4次会谈。16日第一次会谈历时三小时。张群主张从东北问题谈起有田谓尚非其时。张群又称至少须先消灭妨碍冀察内蒙行政完整的状态。这次会谈没有结果。17日的第二次会谈有田提出“广田三原则”张群表示不赞同以广田三原则作为调整中日关系的基础并声明整个的立场和见解。18日的会谈有田说明了日本的立场和见解。19日举行最后一次会谈后表共同声明谓双方见解未能全部一致。张群与有田4次会谈虽无结果但气氛改善了许多。中日间的紧张情势也较前有所缓和。据张群的外交报告称：“经此四次谈话之后形式上虽无结果可言而有田对于我方实际情形确有进一步的了解。所以当他回国就任外相之后在议会演说外交方针已一改从前的口吻对广田三原则亦有不拘泥形式之说对华北地方问题所持态度也和以前不同。”1有田在华任期不足一个1《张群先生话往事》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26页。 1《张群先生话往事》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75—76页。 2蒋介石在会见有吉时说：予对三原则全然同意无何等对案甚望及早商讨具体实施办法。又称：但广田三原则与华北关系密切如华北生事故三原则中之一、二两项自皆无由商谈及实行。转引自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台北综合周刊社出版第224页。 1《中国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张群委员外交报告》（1936年7月1o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月3月24日广田内阁组成有田任外相。随后日本任命其驻天津总领事川越茂为驻华大使6月下旬川越来华。 在有田离华、川越尚未到任期间日本加强在华北的驻军日军在天津人数由2ooo多人骤增至8ooo多人。北平已处于日军威胁之下。国民政府外交部几经交涉均无结果。之后生成都事件和北海事件。在此背景下张群与川越于9月15日举行第一次会谈至12月3日共会谈8次。第一次会谈开始张群主张先谈蓉案（成都事件）不与调整问题混为一谈。但川越认为蓉案不难解决若仅解决蓉案仍不能缓和日方空气须先解决若干政治问题始可商谈蓉案。日方遂提出如下要求：允许日本在长江驻兵；修改教科书删除排日思想；华北五省自治；中日经济交流。张群予以拒绝。然而日本并不罢休9月23日在第三次会谈中川越又强硬地提出极苛刻的7项要求：（1）取缔排日问题；（2）华北问题；（3）共同防共问题；（4）减低入口税问题；（5）上海至福冈间通航问题；（6）聘用日籍顾问问题；（7）取缔朝鲜人问题。张群在与蒋介石商议后断然拒绝日本的无理要求并逐项予以批驳。此后张群与川越竭力周旋谈判几濒破裂。11月绥远战事生谈判停止。 张群与日方谈判坚持强硬态度改变了以往妥协、退让的对日政策这在国民党政府对外交往中是罕见的。张群为抵制日本侵略所作的外交努力应予肯定。 西安事变生后张群被攻击为亲日派。1937年2月25日张群向蒋介石提出辞呈。3月3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王宠惠继任外交部长张群改任中政会秘书长兼外交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 抗战开始后张群于8月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秘书长。12月日军进攻南京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进行调停张群以中国代表的身份参加谈判。国民政府迁往重庆后行政院于1938年1月进行改组张群任行政院副院长。同月四川省主席刘湘去世国民政府准备以张群为四川省主席因四川军阀反对未果。1939年1月国防最高委员会成立张群任秘书长。194o年11月接任四川省主席兼成都行辕主任直至抗战胜利为民国时期任四川省主席时间最长者。 1945年8月国共两党在重庆举行谈判。张群与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作为国民党代表和周恩来、王若飞进行了谈判。经过4o天会谈1o月1o日签署了《政府与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张群在协定上签了字。12月底国民党接受就无条件停止内战举行商谈的提议派张群、邵力子、王世杰与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进行商谈翌年1月5日双方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办法的协议》。1o日张群又与周恩来签署了《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并向各自所属部队布停战令。 根据停战协议1月7日正式组成三人小组张群作为国民党方面代表参加小组（方面代表周恩来美方代表马歇尔）。1o日张群与周恩来又签署了《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成立了在三人小组领导下的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同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张群为国民党8名代表之一。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停战协议和政协决议均遭践踏。6月26日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出版第663页。国民党军队进攻中原解放区全国内战开始。 此时张群为医治耳后肿瘤赴美国诊治。在美期间与美国政府官员进行了接触。回国途中在日本停留三日。 1947年4月国民党在召集“制宪国大”后改组政府18日公布了国民政府委员和五院院长名单张群任行政院长。在任期间张群政治上积极贯彻蒋介石“戡乱建国”方针网罗一些小党派推行所谓民主政治。经济上实行控制物价、稳定币制、整理税则和鼓励生产等措施。进入1948年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个战场上展开更大规模的战略进攻国民党统治岌岌可危。为挽救危机欺骗世人国民党于3月29日至5月1日召开“行宪国大”中心议题是选举正副总统。会间蒋介石表示无意竞选总统实则嫌总统权力受到限制。张群明了蒋的用意遂串联各方人士提出一项“赋予总统以紧急处置权”的建议并得到国民党中常会的通过。由此蒋介石接受提名并当选总统。5月张群辞去行政院长职务改任总统府资政。 1948年8月21日至9月13日张群携夫人赴日访问。其间在东京与麦克阿瑟进行了4次会晤内容涉及战后日本政治走向、东亚局势和中国内战的形势等。张群还走访日本各主要城市与日本各界要人物见面大致了解了战后日本的基本情况。回国后他在广播电台表题为《日本观感》的讲话介绍了战后日本的情况。他表示：“日本大多数人民业已在战争经验中觉悟到好战精神的无效日本人民业已在占领时期尝到了自由的滋味中央权力业已分散削弱全能政治无从再度抬头。”“我们应该抛弃消极的无益的猜疑恐惧和批评指摘。我们应该对日本采取积极的态度建立积极的对日政策。”1从日本回国后张群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1949年初国民党统治已日薄西山。在国共和谈之前张群曾被提名为和谈代表但因中国公布的战犯名单中包括张群在内故未能成为和谈代表。1949年春张群飞赴重庆任重庆绥靖公署主任后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策划在西南建立基地以挽危局。11月3o日重庆解放蒋介石逃往成都。12月8日张群携蒋命飞赴昆明劝说云南省主席卢汉到底。当晚卢汉将张群等人扣下并于次日表通电起义。1o日蒋介石离开成都飞往台湾。此时国民党飞机在昆明上空盘旋要求卢汉释放张群等人。11日张群获释并乘环球航空公司的飞机飞赴香港中途遇雨转飞越南海防而后抵达香港。21日乘船到台湾。 张群到台湾后蒋介石委以“总统府”资政。195o年初任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委员同年又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翌年兼任“行政院”设计委员会委员。张群还被推为国民党中央直属党部第一小组组长。由于张群与日本的密切关系他继续充当蒋介石的对日政策顾问并多次访问日本。1952年8月张群在台湾主持成立所谓“中日文化经济协会”。之后赴日访问洽商台湾与日本的合作问题。1954年5月蒋介石任命张群为“总统府”秘书长协助蒋处理台湾内外事务。9月张群访日与日本商谈开基金计划并与日本相岸信介表联合声明。1963年5月和1964年8月张群又两次访日鼓吹“中日全面合作共同积极”。他与日本的极右势力联系紧密极力拉拢日本政界人士如岸信介、吉田茂等人1张群：《我与日本七十年》台北中日关系研究会1983年版第119页。以改善和加强日台关系阻挠日本与新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1964年8月他还访问了韩国与当时的总统朴正熙举行了会谈。汉城大学授予他名誉法学博士学位。1965年12月张群作为“特使”赴梵蒂冈出席天主教教廷大公会议闭幕典礼。之后又访问欧、亚14国27个城市为台湾在国际上争取生存空间而积极活动。 1972年5月张群向蒋介石提出依例自退蒋仍命其为“总统府”资政。1974年7月6日张群妻马育英因心脏病不治在台北去世终年86岁。1975年4月5日蒋介石病逝张群表示“痛苦的心情是不能以语言文字所能形容的”。1979年5月9日国民党中央在台北授予张群中山奖章蒋经国宣读功绩词并亲自为张群佩戴中山奖章。 张群晚年精神矍铄擅长养生之道其所著《谈修养》一书在台湾印行了9版。该书有养身、养心、养量、养气等章。 张群一生与日本有很深的瓜葛。晚年他著有《我与日本七十年》一书全面详尽地叙述了他在各个历史时期与日本交往的经历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199o年12月14日上午张群在台北病逝终年1o1岁。张群去世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于15日去唁电表示哀悼。 第十七章何应钦何应钦字敬之。189o年4月2日（清光绪十六年闰二月十三日）生于贵州兴义县泥凼村（今贵州省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泥凼区泥凼乡风波湾）。祖籍江西临川清咸丰初年移居兴义。祖上为兴义“八大富户之一”。其父何其敏字明论业商。母史氏出身“邑之望族”。何应钦共有五弟兄六姊妹。同胞五弟兄依次为应祯、应禄、应钦、辑五（应瑞）、应炳（纵炎）。 何应钦7岁入乡塾后入贵阳6军小学。19o9年春被保送入武昌6军第三中学。同年秋应6军部考选留日学生以第一名应选。191o年东渡日本入东京振武学校第11期。时蒋介石亦在该校学习比何应钦高一期。同年加入同盟会。 1911年武昌起义爆后何应钦回国参加革命。1912年在陈英士沪军都督府任训练科一等科员后在江苏6军七师一旅三团任连长、营长。孙中山动二次革命时参加讨袁。1913年重赴日本继续学业。是年秋正式进入日本士官学校27期步科学习1916年毕业回国任黔军第一师四团团长兼讲武学校学生营营长。次年4月与贵州督军刘显世之外甥女、王伯群（文选）、王文华之胞妹王文湘在贵阳结婚。7月任贵州6军讲武学校校长兼黔军援川支队参谋长。11月就任黔军第五团团长。1918年创办少年贵州会任主任理事。 192o年1月何应钦就任贵州步骑炮工兵学校校长后任全省警务处处长兼省警察旅旅长、贵阳警备司令兼靖国联军黔军第五混成旅旅长。1921年3月16日王文华在沪被刺身亡卢焘就任黔军总司令何兼参谋长。12月何应钦被黔军第二混成旅旅长谷正伦及警卫团团长排挤辞去本兼各职离黔去滇。在昆明何被刺受伤。1923年秋恢复健康。 1924年2月何应钦由沪赴穗。时蒋介石为6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由蒋引荐何晋见孙中山被派为大本营军事参议协助蒋介石筹办建校事宜。5月被任为军校总教官。1o月参与平定广州商团暴乱被任命为军校教导团团长、代理军校教练部主任。1925年2月何应钦率教导第一团参加第一次东征先后攻占东莞、平湖、淡水。3月13日与陈炯明部林虎军万余人激战于棉湖取得胜利史称“棉湖之役”。4月13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议决：以军校教导团成立党军。何应钦兼任党军第一旅旅长。5至6月东征军回师广州平定了杨（希闵）、刘（震寰）叛乱。6月党军扩充何应钦升任党军第一师师长。7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成立汪精卫兼任主席何应钦等为委员。8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9月至年底率部参加第二次东征。东征军总指挥为蒋介石何任第一纵队纵队长。1o月14日攻占陈炯明的老巢惠州。之后占海丰克河婆收复潮汕。 1926年1月何应钦在国民党二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并就任第一军军长职。3月的中山舰事件5月的《整理党务决议案》何都参与预谋。中山舰事件后兼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教育长。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何奉命防守潮梅地区任潮梅警备司令。9月17日率军北进。1o月1o日攻克永定。16日蒋介石任何应钦为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总指挥以进取闽、浙。11月8日克漳州。12月占福州闽局底定何率部兼程入浙。 1927年1月国民革命军决定肃清长江下游的作战方略将作战部队划分为东路军、中央军、西路军三路并进。何应钦为东路军总指挥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1月28日离闽赴浙。3月北伐军第二、六军攻克南京。3月25日何应钦率第四纵队进驻南京。蒋介石以总司令的名义将革命军的二、六军调到长江以北作战只允许第六军留3个团在南京维持治安。4月9日何应钦为配合蒋介石动反革命政变当夜在南京解除了第六军政治部主任林祖涵率领留驻南京的3个团的武装并下令逮捕员和革命者。12日蒋介石在上海动反革命政变。18日蒋介石等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8月13日蒋介石由于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宣布下野。由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3人把持军政大权。25日夜孙传芳部突由望江亭、划子口、大河口三处向乌龙山、栖霞山及龙潭一带的蒋桂军进攻。至31日在李宗仁、白崇禧的配合下何应钦赴前线指挥所部歼灭孙军6万余人史称“龙潭战役”。是月宁汉沪三方合流成立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改组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何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及主席团成员并专任第一路军总指挥。1o月军事委员会决定西征北伐双管齐下。何部第一路军及白崇禧部第二路军担任北伐沿津浦路北进。11月连克蚌埠、宿迁等地。12月7日何赴津浦前线指挥各军会攻徐州。16日攻克徐州。2o日何在徐州与鹿钟麟、刘峙、顾祝同等一起电请蒋介石复职。 1928年1月4日蒋介石正式复职。2月9日蒋介石赴徐州改编第一路军为第一集团军蒋介石兼总司令。撤何应钦第一路军总指挥职。22日任命何为北伐军总司令部参谋长留守南京。4月蒋介石二次北伐。6月北伐军进入北京。1o月何任国民政府委员。11月任训练总监。1929年1月蒋介石、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在南京召开编遣会议何应钦在会上作报告。2月3日在中央广播电台讲演《编遣实施之意义》何说“要挽救国家的危亡”“要实现真正的统一”“要根本消灭内战”“要充实国防力量”都“不能不编遣军队”。这是“救国建国的先决问题”1。15日就任中央编遣主任。何提出的充分体现蒋介石旨意的强调“统一”、“集中”的编遣方案遭到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的反对。3月蒋桂战争爆何应钦任讨逆军总参谋长。4月桂系失败。5月何任武汉行营主任负责整顿两湖党务及改编桂系残部。1o月阎锡山、冯玉祥为总、副司令由潼关出兵讨蒋。11月12日何赴太原收买阎反冯。并坐镇开封指挥蒋军击败冯军。是月张奎与驻广西的桂军联合反蒋何任广州行营主任赴粤主持指挥讨伐张桂联军。12月19日张桂联军失败。2o日何返抵南京。是月蒋唐战争爆。蒋要何赴武汉主持讨唐（生智）军事。193o年1月何指挥所部击溃唐生智主力。1o日就任全国童子军总司令。3月1o日任军政部长。4月初蒋冯阎中原大战爆何兼武汉行营主任统一指挥湘、鄂、赣、粤各军对阎、冯、桂军作战。1o月中原大战结束阎、冯、桂军失败。蒋又派何为郑州行营主任主持前方军事及西北善后事宜。之后何应钦拥护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于1931年2月至1933年2月参与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动的五次“围剿”中的第二、三、四次“围剿”。 1《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上）台湾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212页。1933年3月张学良因热河失守引咎辞职何应钦兼代执行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职务抵北平接替张学良。下旬正值长城抗战紧张之际何应钦一面调兵支援一面接连会晤美国、比利时、日本、意大利外交使节谋求外交解决。4月底至5月初何应钦与日军谈判停战事宜与蒋介石、汪精卫等频繁交换意见接受蒋、汪对日妥协的指示。5月17日何通过助手熊斌和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与日军进行谈判。31日签订《塘沽协定》。9月下旬何应钦派兵围攻扼杀冯玉祥领导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1935年1月31日何应钦指示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参谋长张樾亭启程赴大滩（今河北沽源县内）。2月2日与日军代表谷寿夫在大滩会谈口头答应日方无理条件成立“大滩口约”。3月27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特任何应钦等为6军一级上将。5月29日何在北平居仁堂第一次接见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的代表、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及日本大使馆副武官高桥坦开始何梅谈判。6月4日、9日又两次与酒井、高桥谈判口头承诺了日方提出的全部条件。7月6日为答复日方6月9日提出的备忘录给梅津美治郎一个打字油印书面便函承认“6月9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并自主的期其遂行特此通知”1。这一纸便函连同日方6月9日提交的备忘录所提的九项条件及三项附带条件史称《何梅协定》。11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五大何应钦在大会上报告塘沽协定、河北事件、张北事件处理经过。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2月何应钦继任军政部长。 1936年6月两广事变生。9月何应钦奉派为广州行营主任负责处理两广善后事宜。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动西安事变。何应钦在家中召集国民党要人会商对策。当晚11时半出席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临时会议及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两会作出决议：行政院由孔祥熙副院长负责军事委员会会议由冯玉祥副委员长及常务委员负责指挥调动军队归何应钦负责。并决定由国民政府表对张学良的褫职严办令。16日推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由国民政府明令“讨伐”张、杨。17日何应钦就职并任命刘峙、顾祝同为“讨逆军东、西两路集团军总司令”同时下令中央军向前推进国民党空军轰炸渭南等地。18日蒋鼎文携带蒋介石令何应钦暂时停战的手谕抵南京。何应钦命令国民党空军暂停轰炸但仍不放弃“讨伐”主张。25日在蒋介石接受联共抗日的前提下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29日何应钦“讨逆军”总司令部撤销。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动芦沟桥事变。中国全面抗战开始。7、8月间何应钦在南京主持国民党军事机关长官汇报会议研究对日抗战问题。8月6日何应钦兼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12日国防会议在南京举行议决以军事委员会为抗战最高统帅部分设军令、军政、经济、政略、宣传、组训等部何应钦仍任军政部长。13日日军进攻上海。1o月3o日国民政府表迁都重庆宣言。 1938年1月1o日国防会议特任何应钦兼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24日何应钦以高等军法会审审判长身份判处在山东抗命不战而退的前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死刑在汉口执行枪决。4月下旬主持江防会议并参与指导徐州会战。6月中旬参与指导武汉会战。11月25日出席第一次1转引自熊宗仁：《何应钦传》上册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8页。南岳军事会议。是年冬何应钦依据南岳军事会议决定提出军队整顿方案着重编成、装备、技术三项要求加紧实施增进军队战斗力。 194o年3月2o日主持全国第三次兵役会议。1o月19日与白崇禧联名表皓电限八路军在黄河以南部队于11月底撤至黄河以北；新四军在长江以南部队撤至长江以北。12月8日何应钦出齐电次日又下达“展限命令”要黄河以南的八路军、长江以南的新四军务于12月底前分别撤至黄河以北和长江以北。并在此前已部署顾祝同、上官云相在皖南伏击北移的新四军。1941年1月4日顾祝同、上官云相伏击新四军皖南部队及军部共约9ooo余人制造了皖南事变。4月9日何应钦在西安召集高级将领商讨包围陕甘宁边区事宜。5月1日滇缅公路管理委员会正式成立何督饬努力打开滇缅交通准备接运美援物资。1o月出席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国海军基地太平洋战争爆。12月23日蒋介石在重庆召集中、美、英各事代表会议何应钦出席会议通过《远东联合军事行动初步计划》。 1942年1月3日盟军中国战区成立蒋介石任最高统帅；何应钦命令中国远征军开赴缅甸协防。4月16日何在中央广播电台以《中国必胜》为题向沦陷区同胞表广播讲话呼吁沦陷区同胞在敌后组织游击队奋起抗敌。19日指导入缅远征军攻克缅甸仁安羌击破日军救出被围之英军9ooo余人。1943年2月至3月初何应钦由渝飞印度视察中国驻印度远征军在新德里表演说检讨战局并与驻印英军司令官举行谈判。4月5日三民主义青年团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何应钦到会表《建国与青年》的演讲。5月7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决定颁赠何应钦司令勋章及奖状后由史迪威代为颁赠。1o月18日出席蒋介石邀集的英、美高级将领蒙巴顿、史迪威、索姆威尔等人参加的会议共同商讨军事合作及对日作战计划。1944年1月2o日何应钦指导缅北会战中国远征军攻入胡康河谷。4月至8月日军为打通大6交通线动“一号攻势”国民党正面战场出现了抗战以来的第二次大溃败。9月上旬何指导桂柳会战并亲赴贵阳指挥贵州保卫战。至1o月桂林、柳州、南宁相继失陷。11月2o日何任中国战区中国6军总司令同时辞去军政部长兼职。12月2日独山沦陷何应钦指挥汤恩伯部向日军反击。6日克三合8日克独山使贵阳转危为安。25日中国战区中国6军司令部在昆明成立。28日行政院训令贵州省党政统归何应钦指导。 1945年1月2o日中国远征军克滇西重镇畹町。次日何应钦抵畹町前线视察。3o日中印公路重开。2月28日何应钦偕总司令部顾问美军作战司令麦克鲁少将飞抵缅北战场与印缅战区盟军司令索尔顿将军晤商中美作战联系诸事宜。3月15日何应钦偕麦克鲁将军视察滇南各部队。4月9日日军为减轻中美空军的威胁动湘西会战企图破坏芷江机场。次日何应钦与中、美将领1o余人赴湘西前线视察。下旬何应钦指挥中队反攻桂、柳。5月27日克南宁29日克柳州。7月上旬制定反攻广州作战计划并即完成部署。28日收复桂林。桂、柳反攻作战一结束何就将指挥所移驻南宁指挥部队向广州和雷州半岛进攻。8月1o日日本政府表示愿接受波茨坦宣言。蒋介石当天电令何应钦指示对各战区日本投降应注意之事项。12日何由南宁飞抵昆明。13日飞赴重庆参加中美最高幕僚会议听取中、美联合参谋会议对中国战区接受日军投降计划及意见并接受蒋介石关于受降的指示。14日何应钦主持拟定中国6军总司令部现阶段之任务案及接受日军投降计划与兵力调动等案。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告无条件投降。同日蒋介石命令何应钦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接受日本投降。2o日何应钦由重庆飞抵湖南芷江。21至23日侵华日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的谈判代表今井武夫抵芷江与何应钦等会谈日军投降各事宜。25日遵照蒋介石的旨意何应钦分电各受降指挥官规定各地区受降主官、受降地点及日军代表投降部队长姓名与投降部队集中地点等。排斥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参加受降。8月27日至9月4日先后飞赴恩施、安康、西安、遂川、南城、重庆、昆明等地指示各地国民党军受降事宜。29日何应钦密令各战区印蒋介石1933年编写的《剿匪手本》要求遵照《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达成任务”。9月5日国民党党政接收计划委员会在芷江成立何应钦兼主任委员负责指导监督收复区的党政接收事宜。9日在南京主持中国战区日军无条件投降签字典礼冈村宁次代表日本投降。1o日何应钦召见冈村宁次任命其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长。1o月1日何应钦下令拘捕在南京的汉奸梅思平等52人在沪、杭等地的汉奸温宗尧、项致庄、丁默邨等人亦同时被捕。同日经南宁飞抵越南视察。1o日何应钦获国民政府颁授的胜利勋章。14日飞赴蚌埠、徐州、郑州、开封视察。17日何应钦令第七十军开赴台湾展开接收日军受降工作。其后飞抵南昌、广州、海南岛、汕头、广西、江西、上海、北平、天津、青岛、济南等地视察受降工作。11月11日在重庆主持复员整军会议报告中国6军总司令部办理受降经过概要。 1946年2月15日何主持中国战区6军总司令部东南区军事复员会议。3月4日出席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并报告受降经过。4月2o日任军事委员会重庆行营主任。5月5日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何应钦在大典上表广播讲演。3o日中国战区中国6军总司令部宣布结束。国防最高委员会于同日决议：裁撤军委会在行政院下设立国防部掌管军政、军令事项并特任白崇禧为国防部长陈诚为参谋总长。6月1日解除何应钦参谋总长及中国战区6军总司令职务。7月1日何应钦就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军事参谋团中国代表团团长兼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职。12日由沪飞美。29日拜会美国总统杜鲁门。31日赴纽约莅任。11月15日结束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兼职。21日访问墨西哥。 1947年1月3日应世界道德重整运动创始人布克曼博士之邀赴加拿大出席会议。2月3日抵华盛顿访晤美国务卿马歇尔。其后多次主持军参团会议。3月28日赴华盛顿晤韩国临时主席李承晚。4月2日接蒋介石电：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于4月1日成立任何应钦为主任。未到任前由龙云暂代。6月2至6日赴底特律参加世界道德重整运动会议并演讲。其后于1o月3日、12月31日分赴麦金诺岛和弗吉尼亚州出席世界道德重整运动会议。9月16日出席联合国第二届大会开幕典礼。 1948年3月21日被召回国4月1日抵南京出席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2日于右任、何应钦等85人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5月31日行政院长翁文灏提请蒋介石任命何应钦为政务委员兼国防部长。6月3日正式就职。4日通电国民党军将士贯彻“戡乱建国”国策。8月3至7日主持军事教育会议讨论改进军事教育的问题。11月26日翁文灏内阁总辞职何应钦亦辞政务委员及国防部长兼职。 1949年初国民党统治面临绝境。1月21日蒋介石下野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26日在何应钦等人的庇护下侵华日军总司令官、战犯冈村宁次被“无罪”释放。3月上旬何应钦被指定与孙科、张群、吴忠信、朱家晔、吴铁城、邵力子、张治中、刘斐、钟天心等1o人。研究并起草国共和谈方案。12日代总统李宗仁提名何应钦为行政院院长。此前蒋介石亲笔致函何应钦敦劝出任。15日何抵南京积极筹备组阁。22日新内阁组成。24日举行第一次行政院会议讨论和谈问题。29日主持行政院临时院会组成“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席代表张治中代表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李蒸、刘斐秘书长卢郁文顾问屈武、李俊龙等。4月1日国共和谈在北平举行。15日代表团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提交南京政府代表团由黄绍竑携带该方案返南京请示。2o日拒绝和平协定。拒和电文由李宗仁、何应钦署名。21日、朱德布向全国进军命令。2o日子夜解放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蒋军长江防线被摧毁。22日奉蒋介石电召飞抵杭州讨论国是改组国防部何应钦兼任部长。国防部指挥全国6、海、空军参谋总长为国防部长之幕僚长。23日上午离京飞沪转广州。下午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国民党政权宣告灭亡。5月21日何应钦致函李宗仁代总统申明辞去行政院院长之决心。6月3日立法院同意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院长。1o日阎锡山内阁组成。1o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5o年1月6日何应钦在台北寓所接见《新闻观察》记者自称“闭门思过”。记者询问其对目前军事、政治有何意见？何答：“不在其位不谋其政。”13月1日蒋介石宣布在台湾行使总统职权。5月1日何就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1951年1月访问日本。16日出席日本战友会副会长、前6军大将冈村宁次的感谢宴会。冈村在致词中称何应钦为“对日本了解最深的友人多年的亲日态度早为日本国民所周知”2。在日期间多次表以抗俄、台日联合为主旨的演讲。1952年4月28日参加在台北举行的“中日双边和约”签字仪式。7月29日台湾“中日文化经济协会”成立何应钦为起人被推为常务理事。1954年元旦以《抗俄必胜的道理》为题表元旦献词。3月22日出席台湾“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1o月27日当选为台湾“中日文化经济协会”会长。 1955年6月18日举行记者招待会以《介绍民主自由国家一个新的意识形态》为题说明“世界道德重整运动”的宗旨与概况。22日主持接待以美国“道德重整会”负责人为的“世界道德重整运动”访问团。多次率团出席“世界道德重整运动大会”。所谓“世界道德重整运动”据何应钦说是美国卜克曼神学博士偶然受上帝的启示而创立的。何认定这一运动“基本精神是的”。这一运动所标榜的“绝对的忠诚绝对的纯洁绝对的无私绝对的仁爱”这“四大标准”及“静思反省”、“从自己做起”的“实践方法”“可以从根本上消灭产生的社会因素”。11961年9月何应钦率《龙》剧（原名《答案》）团员及由36个国家1《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下）第1o4o页。 2《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下）第1o47页。 1何应钦：《对世界道德重整运动的新认识》（1958年1o月18日）《何应钦将军讲词选辑》第345页。转引自熊宗仁著《何应钦传》（下册）第743页。 和地区的“道德重整”代表组成的“国际部队”在瑞士鲁森市演出。1o月开始周游各国先后赴联邦德国、英国、瑞典、挪威、丹麦等国演出。1962年何应钦率《龙》剧团员赴美国巡回演出鼓吹国际思想。 1963年5月6日被选为台湾“中华民国联合国同志会”会长。11月16日何应钦表声明反对联合国秘书长表的有利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讲话。1965年12月日本天皇裕仁颁赠何应钦旭日大缓勋章。1966年11月17日在第21届联大辩论中国代表权问题前夕何应钦表声明反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也坚决反对“两个中国”。1971年7月3o日何表《正视赤化日本之阴谋》一文以反对中日关系正常化。9月21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开幕何以台湾“联合国同志会”会长身份致电本届联大主席马立克等反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席位。1o月25日第26届联大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将台湾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27日何应钦主持台湾“联合国同志会”临时理、监事会议声明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一切合法权利。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开辟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前景。5月2o日蒋介石就任第五任台湾“总统”何应钦表《此时此地更需总统的领导》一文称“今后如何扭转世局冲破难关挽回不利的情势都期待总统明智的决策。故此时此地更需要总统的领导”1。7月1日战略顾问委员会被裁撤何应钦改任总统府6军一级上将战略顾问。8月1o日表《忠告田中相悬崖勒马》的演讲。9月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访华实现了中日关系正常化。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逝世。4月28日国民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举行临时全体会议何应钦支持推选蒋经国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1977年12月1日表《河北事件中绝无〈何梅协定〉请史学家及出版界重视历史的真实性》一文。1978年4月23日夫人王文湘在台北病逝。 1979年3月获蒋经国授予国光勋章。8月9日至9月1日赴瑞士柯峰参加“世界道德重整大会”。 1981年3月29日至4月6日出席台湾国民党十二大连任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11月21日主持“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研讨会”策划建立“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1982年8月起成立台湾“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筹备会议。1o月22日台湾“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成立何应钦担任大会主席团主席并被推选为主任委员。1983年2月7日、1984年元旦何应钦表对大6广播讲话竭力鼓吹“三民主义统一中国”。1987年1o月21日上午7时3o分何应钦因心肺衰竭在台北荣民总医院逝世终年98岁。 1《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下）第14o1页。 第十八章李宗仁白崇禧李宗仁字德邻广西临桂县人1891年8月13日（清光绪十七年七月初九）出生在一个耕读之家。6岁时进入其父李培英的塾馆中读书；13岁进入临桂县立两等小学学习两个学期后辍学。19o8年冬考入广西6军小学第三期。同学中有黄绍竑、白崇禧等。 白崇禧字健生1也是临桂县人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3月18日生。父亲白志书是个杂货店主。少年白崇禧性格刚烈天资聪颖敏悟5岁进私塾读书14岁便以第六名的资格考入广西6军小学。不久因患恶性疟疾而辍学两年后又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入广西省立初级师范。 1911年1o月武昌起义爆后白崇禧参加广西学生敢死队北上武昌后入武昌6军第二预备学校。1915年6月考入保定军校第三期。 李宗仁早在辛亥革命前一年就加入了同盟会外围组织“军事指针社”。1911年暑假时他回家乡与李秀文完婚。北伐军离桂后6小改为6军成学校李留校学习。1913年秋毕业到南宁将校讲习所历任准尉见习官、少尉、中尉队附。次年春因该校解散李遂到桂林省立模范小学任军事教官兼体育教员。 1916年讨袁护兴李宗仁应友人之邀到滇军第四师当排长不久转入护第六军（桂军）仍任排长。6月随军参加讨龙（济光）战争升任连长。1917年秋护法战争时李随粤桂联军入湘作战在绿田战斗中他身中四弹仍身先士卒率部击溃迎面之敌。从此李宗仁以其骁勇慓悍而闻名军中绰号“李铁牛”。1918年升任营长。 1916年白崇禧从保定军校毕业后回广西在桂军第一师任见习官。次年夏广西督办公署建立以马晓军为营长的模范营白在该营任副连长连长。1921年第二次粤桂战争爆旧桂系土崩瓦解马晓军通电拥护革命被委任为“田南警备司令”马将所部扩编为5个营白崇禧任第一营营长。不久部队为刘日福的广西自治军击溃马晓军只身逃往南宁。白崇禧集合残部逃往黔桂边境一带与刘部对峙。1921年底刘部为粤军援兵击败白率兵回师百色。其间白崇禧在一次夜间巡视中坠崖跌断一腿赴广州医治因治疗不及时而致终生跛行。 李宗仁的运气比白崇禧好些。旧桂系崩溃之际已升为统领的李宗仁率部退入六万大山据险自保。不久接受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的改编任粤桂边防军第三路司令开往北流整训。1922年粤军退出广西八桂1无主各地自治军蜂起各霸一方。混乱中李宗仁乘机将势力范围扩大到玉林一带树起“广西自治军第二路总司令”的旗帜后又派兵进驻贵县、容县。不久黄绍竑率领一支千余人的部队加入李部李宗仁实力增至三千人枪。李宗仁占据玉林等七县地区后采取整军经武、结纳豪强、和缓各方、安民自保的方针。他把部队编为三个支队以李石愚、何武、黄绍竑分任支队司令。经过一年多的整顿增至万余人马“军容整肃”“实力乃冠于各部”1为日后统一广西打下了基础。 1白崇禧原字剑生外间多误为健生而白氏也从不更正。 1广西的代称。 1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事史》上册193o年上海版第345页。1922年秋6荣廷被北京政府委任为广西边防督办东山再起。他力图改编李部李宗仁虚以委蛇只是改旗号为“广西6军第五独立旅”其他照旧。但李宗仁“安民自保”的做法为黄绍竑所不满。黄决定以“假受编”的方式打入沈鸿英驻梧州部队从中相机行事夺取梧州。临行前黄自作主张带走了李部俞作柏、伍廷飏两营人马李宗仁的亲信们纷纷要求派兵追击但李还是容忍了黄的拆台之举没有兵戎相见因而获得了“器量宽宏能忍人所不能忍”2的好名声。 黄绍竑到梧州后通过在广州养伤的白崇禧与广东政府建立了联系被孙中山委任为“广西讨贼军”总指挥。1923年夏黄部在粤军配合下击败沈军占领梧州进而成立广西讨贼军总指挥部以白崇禧为参谋长。同年秋李宗仁也将独立旅改为“广西定桂军”。两军相互配合击败了盘踞桂平、平南、横县、宾阳一带的自治军6云高部。此后李宗仁迁司令部于桂平。在此他与桂平女子师范“校花”郭儒仙一见钟情喜结鸳缘。婚后李给儒仙改名为德洁。 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分别占有广西最富庶地区梧州、玉林和浔州（桂平）与占领柳州、南宁的6荣廷和占领桂东、桂东北的沈鸿英形成鼎足之势。1924年2月6荣廷率数千人北巡被沈鸿英围困在桂林三个月。李、黄、白决定将他们各个击破。1924年5月23日他们通电请6下野又兵分两路出师讨66月25日占领南宁。进驻南宁后黄绍竑手下悍将俞作柏怂恿黄以武力解决李宗仁所部白崇禧闻讯坚决反对。最终李、黄两部决定联合成立定桂讨贼联军总司令部李宗仁任总指挥黄绍竑任副总指挥白崇禧任前敌总指挥兼参谋长。从此李、白携手时间长达25年之久。联军成立后决心统一广西。从5月至8月消灭了6荣廷所部2万余人。9月6荣廷通电下野联军统一了广西大部形成与沈鸿英对峙的局面。12月广西“定桂讨贼军”撤销。胡汉民以孙中山的名义任命李宗仁为广西绥靖督办兼广西6军第一军军长黄绍竑为绥靖会办兼广西6军第二军军长白崇禧为绥靖督办公署参谋长兼第二军参谋长。1925年2月至4月他们在粤军李济深师协助下集全力讨伐沈鸿英白崇禧率兵攻占桂林沈鸿英从此一蹶不振。是年春白崇禧在桂林与马佩璋结婚。5月到7月在粤军的帮助下经昆仑关、沙埔两大战役桂军将假道广西企图进攻广东的唐继尧部驱回云南。自此李、黄、白统一了广西开始了新桂系在广西长达2o多年的统治。 在统一广西的各大战役中白崇禧充分展示了他运筹帷幄的指挥才能赢得了“小诸葛”的美誉。在统一广西期间白、李、黄先后加入了中国国民党。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宗仁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3月广东国民政府召开两广统一会议决定将广西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任命李宗仁为军长黄绍竑为党代表白崇禧为参谋长。 两广统一后广东国民政府决定北伐。6月下旬李宗仁亲率第七军的4个旅约2万余人会同第四军陈铭枢、张奎两师进入湖南援助时已加入国民革命军的唐生智第八军讨伐吴佩孚。7月初广东国民政府正式誓师北伐。湖南前线的三路北伐大军对吴军动正面进攻11日克复长沙222尹承纲：《李宗仁起家经过》《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第132页。日占领岳州后四、七、八军沿粤汉路北上攻取武汉。在攻打武汉的战斗中李宗仁为右纵队指挥官指挥第四、七两军；先后参加泪罗河之战、贺胜桥之战及武昌攻城战。当时蒋介石指挥的北伐军在江西与孙传芳军相持不下9月下旬第七军被调往江西增援。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第七军以寡敌众三战三捷连挫若溪、德安、王家铺之强敌歼灭孙传芳的精锐谢鸿勋等部扭转了江西战局。当时蒋介石致电嘉勉李宗仁：“兄弟孤军深入屡摧强敌赣局转危为安实深利赖。”11o月李又指挥第七军和第四军破敌于马回岭肃清赣北残敌。江西底定后1927年1月李宗仁被蒋介石任命为中路江左军总指挥东下攻取安徽3月初进驻安庆下旬占领南京。在北伐战争中白崇禧出任国民革命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司令部行营参谋长协助蒋介石运筹帷幄拟订作战方略深得蒋介石的器重。北伐军占领南昌后白出任追击部队总指挥他率部星夜兼程截断逃敌后路俘获孙传芳部下郑俊彦部官兵3万余人。1927年初白崇禧任东路军前敌总指挥。2月攻占杭州；3月22日进占上海兼任淞沪警备司令。 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召开李宗仁被选为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4月初李宗仁抵达上海参加蒋介石在龙华举行的“清党”秘密会议白崇禧、黄绍竑、李济深等人也参加了会议他们一致支持蒋介石的“清党”提案。4月12日白崇禧奉蒋介石之命派军队袭击工人纠察队屠杀和革命群众。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 宁汉分裂期间南京方面所辖部队继续“北伐”。李宗仁出任第三路总指挥白崇禧出任第二路代总指挥率领所部向北推进与直鲁联军作战。先后攻下蚌埠、徐州等重镇6月进入鲁南。但蒋介石为对付武汉方面东征之师又令李宗仁将第七军撤到芜湖以西布防致使徐州复失。8月初蒋亲自指挥反攻徐州又遭惨败。这时李、白已拥有第七、第十三、第十九三个军羽毛渐丰他们不甘屈居蒋下乘蒋在前线打了败仗武汉方面又要求蒋下野便联合何应钦“逼宫”责蒋“不宜因个人地位而牺牲党国大计”1。 8月12日蒋介石下野。李、白、何担任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行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8月下旬孙传芳率部大举渡江南犯占领龙潭、栖霞一带南京危急。李、白、何指挥所部协力反击全歼孙军渡江部队。这一胜利稳定了南京政局提高了李、白的地位。9月国民党宁、汉、沪三方合流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李宗仁、白崇禧出任特委会委员以武力为后盾操纵着特委会。特委会遭到武汉的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唐生智的反对。1o月南京当局决定西征讨唐命令李宗仁、程潜率第三、第四两路军分江右、江左军直趋武汉。11月唐生智兵败下野残部退到湖南。1928年初白崇禧前往汉口主持征湘计划指挥西征军入湘作战收编了唐部。两湖遂为李、白为的桂系所控制。 1928年1月蒋介石重新上台。为了稳定和利用实力派他通过四中全会指定李、白为国民政府委员和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3月7日蒋任命李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武汉分会主席。4月8日任命李、白为第四集团军正、副总司令。蒋桂关系表面和缓。随后白崇禧以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名义1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18册第1o1页。 1《晨报》1927年8月17、24日。 统率部分收编湘军参加蒋介石举行的第二期北伐。6月白部进入北平9月歼灭直鲁联军残部进驻唐山地区。1o月蒋改组南京政府自任主席任命李宗仁为军事参议院院长；白崇禧则出任北平政治分会委员。 至此李宗仁、白崇禧统率广西部队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从镇南关打到了山海关”势力急剧膨胀。白崇禧率十万军队盘踞华北企图操纵华北军政；李宗仁坐镇武汉控制两湖虎视长江下游；广西老巢由黄绍竑看守联合广东的李济深把持两广。李、白势力的膨胀严重影响了蒋介石的统治。 1929年3月为争夺湖南地盘蒋桂矛盾激化双方调兵遣将战云密布。为了制服桂系蒋介石设计把李济深诱至南京加以软禁拆散两广联盟。同时重新起用唐生智令其策动在冀东的旧部叛离白崇禧白只身逃回广西。3月26日南京国民政府下令讨伐桂系蒋桂战争爆。随后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开除李宗仁、白崇禧的党籍。在湖北前线蒋介石收买桂系将领李明瑞、杨腾辉倒戈桂军仓皇西撤在鄂中、鄂西一带被包围、收编。 李宗仁不甘心失败潜回广西决定攻粤反蒋。5月5日他组织南路护党救出反蒋通电所部由黄绍竑、白崇禧率领进兵广东但在花县为粤军击败。6月7日蒋介石任命俞作柏为广西省主席李明瑞为广西编遣区主任。李、黄、白见大势已去遂通电下野于6月底出走香港蒋桂战争结束。 1929年9月国民党改组派起“护党救国”运动策动张奎、俞作柏、李明瑞等起兵反蒋。1o月俞、李反蒋失败李宗仁和黄绍竑、白崇禧乘机重返广西。出于反蒋的共同利益他们与汪精卫、张奎携手决定共同出兵攻粤。11月李宗仁在南宁就任汪以国民党第二届执监委员会名义任命的护党救总司令职黄为副司令兼广西省主席白为前敌总指挥。张奎部也归李节制。11月底张、桂军分道袭取广州与蒋、粤军激战于花县失败后退回广西。 193o年春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反蒋李宗仁通电响应被推为中华民国6海空军副司令。张、桂军改编为第一方面军李兼总司令。白崇禧任第一方面军总参谋长。5月中原大战爆。李、白、张等决定放弃广西倾巢入湘北上攻取武汉与阎、冯会师中原。22日李、白、张率军分三路入湘至6月初先后占领衡阳、长沙、岳州前锋进入湖北。但后续部队因黄绍竑不愿放弃广西地盘进兵迟缓以至后路交通重地衡阳为粤军占领张、桂军顿被腰斩尾不能相顾。李、白、张被迫回师与黄会攻衡阳失利只得于7月初全军退回广西。接着湘军进驻全州粤军占领梧州滇军包围南宁桂军四面楚歌。黄绍竑心灰意冷反对继续内战脱离桂系。但李宗仁仍不肯屈服他任命白为副手退驻柳州重整军队择要固守抱着半个残破的广西苦苦挣扎。 1931年5月陈济棠以国民党元老胡汉民被蒋介石幽禁汤山为借口在广州树起了反蒋旗帜。李宗仁率部通电响应于是桂、粤通款言和粤军撤回广东。27日不愿与南京合作的国民党第一、二、三届中委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28日成立反蒋的“国民政府”。李当选为“非常会议”和“国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常委。桂军改编为第四集团军李、白分任总、副司令。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迫于形势与粤、桂和好广州国民政府自行解散另成立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年底在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白分别当选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以后数年西南处于半独立状态。1932年4月李、白分任广西绥靖正、副主任。他们以自治、自卫、自给的“三自政策”相标榜锐意经营广西准备应变。当时李宗仁以西南政务委员会常委的名义常驻广州与陈济棠分掌西南政务委员会实权。广西的军政则由白崇禧主持。为了维持他们在广西的统治李、白在桂系中建立了秘密组织。193o年李、白和张奎联合组织以他们三人为常务干事的“中国国民党护党救国青年军团”。1932年春张奎率部离桂该组织改名为“三民主义革命同志会”；1934年秋又改称“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会”均由李、白任正、副会长；会员都必须向他俩宣誓效忠。同时他们还起一场“广西建设运动”在省内实行军政改革。改革中心环节是建立“新型”的民团制度。白崇禧亲任广西民团总司令负责全省民团建设事务。为了达到全省军事化的目的白崇禧推行“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的三寓政策力图使广西每一名壮丁都成为训练有素的士兵。同时民团组织还担负在基层开展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四大建设的任务。民团指挥官兼任乡、村长学校校长。白崇禧在广西推行的新民团制度既成功地树立起广西的新历史形象——强悍、好战、坚韧充满军国主义气氛使广西成为一个针插不进的“独立王国”也使广西赢得“模范省”的称号。李、白成为全国著名的干练的行政官员。1新民团制度在客观上也起了为抗日战争做准备的作用。截止1937年受训“团兵”达13o万。抗战爆后广西在两年内先后征调壮丁4o万开赴前线御敌成为我国最大的兵源基地之一。2在抗日问题上李、白是国民党内的坚决抗战派。九一八事变后李宗仁多次在报刊上表言论抨击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1936年4月17日他在广州表谈话呼吁“动整个民族解放战争本宁愿全国化为焦土亦不屈服之决心用大刀阔斧来答复侵略者”3倡导“焦土抗战”。此后李、白又表了《焦土抗战与民族复兴》、《抗日救国》等一系列文章阐述他们的基本主张即在政治上为了动举国一致的对日战争必须下最大的决心不怕牺牲纵使全国化为焦土也要与日寇血战到底。在军事上必须是总动员的全面战而非局部战；是主动的进攻战而非单纯的防御战；是游击战、运动战、坚壁清野相结合的长期消耗战而非决战。用白的话说就是“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1。 1936年夏胡汉民病故蒋介石企图分裂两广然后各个消灭。6月1日李、白与陈济棠联合动抗日反蒋的“两广事变”。两广军队改称“中华民国国民革命抗日救”由陈、李分任总、副司令出兵湘南。9月蒋桂冲突和平解决桂军被改编为第五路军李、白分任正、副总指挥。在西安事变中李、白主张政治解决事变同时联名致电周恩来赞成和1南宁《民国日报》1935年1月19日。 2卢豫东：《中国抗战军事展史》1941年版第217页。 3李宗仁：《我对于中日问题的观察和主张》《南宁民国日报》1936年4月18日。1《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3o3页。 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8月4日白崇禧飞南京出任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和航空委员会委员。1o月12日李宗仁就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驻节徐州指挥津浦线防御战。不久又兼任安徽省政府主席。至此李、白与国民党中央携手一致对日作战。 李宗仁到达徐州后不久南京失守中日战争主战场转移到以徐州为中心的黄淮地区。在此李出色地指挥了一场大规模的民族自卫战——徐州会战。会战中李宗仁抓住敌军骄狂的弱点以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相结合的战术与敌周旋。在津浦线南段李指挥各部取“敌进我退敌退我打”的作战方法与日军纠缠将强敌阻于淮河南岸。在津浦线北段李宗仁在白崇禧的协助策划下打防御战中的进攻战设法歼敌。先在临沂以庞炳勋、张自忠部两败敌板垣师团继而又利用敌矶谷师团轻敌孤军深入的错误捕捉战机集中数倍于敌的兵力在台儿庄地区歼敌万余取得中日开战以来正面战场上的空前胜利。 徐州失守后武汉会战打响李宗仁率五战区各部队驻防大别山地区担负长江以北的作战任务。会战中李宗仁患牙疾住院白崇禧代理五战区司令职务。白以消耗战的作战方针指挥各部“据险而守乘时而攻”尽量阻滞日军进攻武汉的步伐。在广济争夺战中歼敌两千。 武汉失守后李宗仁率五战区主力退守鄂西北桐柏山、大洪山两个战略据点。他先后参加指挥了三次随枣会战豫南、鄂北诸战役。1943年9月李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汉中行营主任指挥第一、第五、第十等三个战区。 白崇禧1938年11月兼任桂林行营主任统一指挥长江以南的第三、四、七、九四个战区。1939年日军进犯广西时白亲自指挥了桂南会战取得毙敌中村正雄旅团长歼敌5ooo的昆仑关大捷。但在昆仑关战役中蒋介石的机械化主力部队第五军损失惨重无力反攻白未能按命令将日军赶出广西被召回重庆。自此以后一直到战争结束他担任副总参谋长、军训部长、军事委员会监察委员会主席。此外他还担任全国伊斯兰教救国同盟主席。194o年1o月和12月蒋介石指使何应钦和白崇禧以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的名义给朱德、叶挺先后出皓电和齐电限令新四军北撤动第二次制造了皖南事变。 抗战胜利后1946年6月白崇禧出任国民政府国防部部长。1947年3月台湾人民动二二八武装起义后白受命前往“宣慰”。他调集大批“”入台镇压了起义。11月白崇禧在九江设立国防部长指挥所围攻已挺进到大别山的由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解放军中原野战军。 李宗仁在抗战胜利后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北平行营主任1946年9月改称国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辕主任。他支持蒋介石动全面内战1946年1o月调傅作义部攻占了张家口。 1947年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美国政府对蒋介石已经失望有意以李宗仁为“换马”对象。9月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答复美国国务院征询时说：“在学生中间作为国民党统治象征的蒋介石已经大大地丧失了他的地位。”“李宗仁上将日益获得了公众的信赖。”1在这样的背景下李宗仁决定参加1948年3月“行宪国大”副总统的竞选。19481《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299—3oo页。 年3月22日李由北平飞抵上海向中外记者表示如果当选副总统将尽力在政治上实行民主政策。 3月29日“国民大会”正式开场。蒋介石把李宗仁参加竞选视为插入他心口的“一把利刃”2先是以国民党员参加竞选应由国民党中央提名“劝”李退出未遂便动netbsp;系和黄埔系支持孙科竞选。李不甘示弱组织庞大的竞选班子到处演说略谓：“本人参加副总统竞选的动机一为倡导民主风气二是基于对国家之责任感即愿作为人民与政府之桥梁”表示要“清算豪门资本。”3甚至不惜血本请客拉选票在南京安乐酒家开丰盛的“流水席”每日三餐宴请各省的国大代表。此外李宗仁、郭德洁夫妇还不停地到各代表寓所走访递上名片握手寒暄。 功夫不负有心人4月23日国民大会选举副总统开始。前两次投票结果李宗仁得票领先孙科次之程潜第三。但因无一人得票过代表总额的半数依选举法规定必须继续进行选举。在这紧要关头蒋介石亲自出马想方设法扶孙抑李。李宗仁采纳黄绍竑提出的“以退为进”策略25日以选举不民主幕后压力太大为由宣布退出竞选引起舆论大哗。蒋不得已只好于27日召见白崇禧请他劝说李重新参加竞选并信誓旦旦说：“请各代表自由投票不得假借主席名义支持竞选者。”1这时李宗仁俨然成为国民党内争取民主改革的旗帜凡二十年来对蒋介石不满的人大多站到李宗仁一边。29日李以微弱多数战胜孙科当选为副总统。 李宗仁违背蒋介石意志竞选副总统成功激化了国民党内部矛盾。6月1日蒋介石突然任命何应钦为国防部长调白崇禧为华中“剿匪”总司令要外放白。白乘机建议认为守江必守淮在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地区设置一个单一的华中战区以期兵力能够集中使用。而蒋介石则主张中原划分徐州“剿总”和武汉华中“剿总”两个战区拒绝白的建议。白一气之下跑到上海拒不就职。后来黄绍竑奉蒋之命前往上海劝白就职。黄开门见山地对白说：人家说你是“小诸葛”现在我看你这个诸葛亮实在不太亮了。这些年来你在南京不过是笼中之鸟。既然老蒋要放你出去你何不借此机会远走高飞。你到武汉后把广西部队掌握起来等老蒋到了无法应付的时候必定下野届时德公就可以出来收拾局面。我们岂不是大有可为吗？白一听此话随即回南京同李宗仁商谈后6月16日飞汉口就职。 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蒋军主力丧失殆尽蒋政权垮台已成定局。美国再次策动“和平”阴谋企图以李宗仁代替蒋介石主持同和谈。白崇禧于1948年12月向蒋出通电促蒋下野并呼吁恢复同和谈。在各方面的压力下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凄然宣布下野由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 李宗仁就职后最大愿望就是企图与两分天下划江而治。因此他积极进行“和谈”活动。可是这仅是他的一厢情愿蒋实际仍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在溪口操纵一切。1月27日李致电表示愿以中国提出的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此举遭到了国民党死硬派的反对。蒋介石策动行政院长孙科“迁府”广州南京国民政府分裂。3月8日孙科辞职2梁开俊：《蒋李斗争内幕》第6页。 3《广西日报》1948年4月12日。 1《广西日报》1948年4月28日。 李宗仁与白崇禧磋商后推何应钦为行政院长组阁。4月1日南京李、何政府派出以张治中为席代表、黄绍竑等为代表的和谈代表团到北平谈判。经多日的反复协商16日黄绍竑携代表团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回南京请示。李、白等商议后认为该案是“征服者对被征服者之处置”拒绝接受。 1949年4月21日解放军百万雄师渡长江23日胜利占领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此后李宗仁先退桂林后去广州继续组织国民党军队作垂死挣扎。在这期间白崇禧指挥的华中部队在鄂、湘、赣三省被解放军击败白率残部退回广西。1o月4日李宗仁在广州表文告叫嚷：“将始终不渝彻底戡乱。”1白则准备在雷州半岛和海南岛建立最后立足点。1o月至12月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一部起广西战役全歼白崇禧残部于广西境内。至此李宗仁在政治上赖以生存的条件全部消失。11月李宗仁逃往香港12月由香港飞美国。195o年3月1日蒋介石在台北宣布“复职”。李为形势所迫定居美国新泽西州的盎格鲁林镇。1954年3月1o日台北的“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罢免了李的副总统职。 白崇禧在所部被歼后逃往海南岛后在蒋介石的劝诱下又去了台湾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1966年12月2日73岁的白崇禧因心脏病猝死于台北松山路寓所。 李宗仁晚年思想上生了巨大变化。他身在海外心系祖国从1956年4月到1965年6月的十年间先后5次派程思远到北京晋谒周恩来总理为他回归祖国大6作准备。1965年7月2o日他与夫人郭德洁回到北京并表声明：“期望追随我全国人民之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1李宗仁回国后受到、、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回国后8个月郭德洁病逝。不久在旧友的关心下李宗仁与胡友松结婚。1969年1月3o日李宗仁因患肺气肿在北京逝世享年78岁。 1南宁《中央日报》1949年1o月4日。 1《人民日报》1965年7月21日。 第十九章曹锟吴佩孚曹锟字仲珊直隶天津（今天津市）人。1862年12月12日（清同治元年十月二十一日）生。幼年入私塾读书因家贫失学以贩布为生。1882年参加淮军。1885年被保送进天津北洋武备学堂学习。189o年毕业分配到淮军提督宋庆的毅军中任哨官。1894年入朝鲜参加中日甲午战争。1895年投奔袁世凯任新军步军右翼第一营帮带不久升为学兵营统带兼督操营务处提调。1899年随袁世凯到山东镇压义和团。19o2年升为北洋常备军右翼步兵第十一营管带逐渐成为袁世凯的得力干将。 19o3年清廷组建京旗常备军19o4年成协19o5年扩充成镇。曹锟为该镇第一混成协第一任协统。19o7年调署第三镇统制。从此跻身于北洋军高级将领的行列。同年出关驻守长春、昌图一带。因镇压人民“有功”屡获清廷嘉奖晋升为记名总兵。1911年4月授副都统。同年7月升任总兵以提督候用。 吴佩孚字子玉。山东蓬莱人。1874年4月22日（清同治十三年三月初七日）生。幼年入私塾读书。1896年考中秀才。1897年因闹事逃往北京以卜卦算命为生。不久投淮军先后进开平武备学堂、保定6军成学堂学习。毕业后受衔6军中尉派到北洋督练公所参谋处任职。19o5年因替日军刺探俄军情报获日军“勋六等单光旭日章”升上尉。19o6年入北洋第三镇先后任第三镇第十一标第一营督队官、管带。19o8年任第三镇炮兵第三标第一营管带。 1911年1o月辛亥革命爆。曹锟奉命率第三镇入关负责天津、北京、保定一线京畿外围防务。11月吴佩孚因现第三镇第三标标统准备哗变而受到曹锟提拔继任第三标标统。1912年1月曹锟因镇压施从云、王金铭等人领导的滦州起义被誉为袁世凯身边的“赵子龙”。 1912年2月12日袁世凯逼宫成功清帝退位。13日孙中山辞职让位请袁世凯南下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为拒绝南下就职于2月29日晚指使曹锟动兵变南京迎袁专使下榻之所亦受骚扰。3月6日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决允许袁世凯在北京通电就职。袁达到了目的曹锟因此受到嘉奖重用。是年秋第三镇改为第三师曹锟改任师长。9月又晋升为6军中将。12月28日获袁世凯颁的“白鹰勋章”。 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孙中山动反袁“二次革命”。曹锟积极参与镇压活动为此1914年4月24日升任长江上游警备司令驻防岳州。1915年袁世凯密谋称帝。9月曹锟和张绍曾以直隶代表名义请袁改变国体实行帝制。1o月曹锟被袁授以“虎威将军”称号。11月23日曹锟再次通电请总统早登帝位。12月12日袁世凯称帝。21日袁下达“赐爵令”曹被封为一等爵位。同年吴佩孚被曹锟提升为第六旅少将旅长。袁世凯称帝遭到全国人民反对。蔡锷等人在1915年12月25日先宣布云南独立动护国战争。12月31日袁世凯派曹锟为行军总司令前去镇压。1916年1月5日曹锟率军从湖南岳州出经洞庭湖乘船而上进入四川。尽管曹锟所部在兵力、财力、武器装备上均优于护但因纪律极坏得不到当地人民支持故屡战不胜。正当两军对峙之际6月6日袁世凯在全国人民声讨声中死去。黎元洪继任总统24日任命曹锟会办四川军务。曹部进驻四川。 1916年7月曹锟率军返回保定。9月16日任直隶督军。在段祺瑞支持下大募兵丁将军队扩展为9个混成旅6万余人成为以后问鼎中央的资本。 1917年2、3月间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因对德宣战问题生争执。曹锟公开站在段祺瑞一边参加“督军团”会议宣布直隶独立。但暗地里他又同黎元洪保持联系。7月1日张勋驱逐黎元洪拥戴清废帝溥仪复辟。3日段祺瑞在天津马厂誓师讨张任命曹锟为西路讨逆军总司令沿京汉线北上。5日晨曹锟第三师抵达芦沟桥和宛平县城并占领涿州、良乡同东路讨逆军形成合围态势。战事到12日结束张勋本人逃到荷兰使馆避难。曹锟因“讨逆”有功升任直隶督军兼省长。 段祺瑞上台拒绝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引起孙中山及西南各省反对。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举起了“护法”大旗。段祺瑞主张对南方用兵达到“武力统一”的目的。而直系主张对南“和平统一”维持现状以换取南方对中央的承认。1917年11月18日曹锟同直系湖南督军王占元、江苏督军李纯、江西督军陈光远联名通电反对对南用兵主张停战并愿从中进行调停。由于直系将领反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受阻段祺瑞本人也只好辞职。 此时北洋军中数曹锟实力最大地盘离北京最近一举一动对政局有很大影响冯国璋、段祺瑞两人都想拉拢他。11月2o日曹锟打电话给段祺瑞说明18日的电报未经他本人同意签不负责任。段祺瑞抓住这一机会以副总统一职为诱饵要曹锟参加“主战”行列。为能当上副总统曹锟在21日单独表“马电”提出以南方军队退出长沙为南北议和条件。12月2日在天津督军团会议上表示愿率兵南下战到最后一人亦所不顾。6日曹锟联合张怀芝等人通电请冯国璋颁讨伐西南令。在皖系威逼下15日冯国璋令曹锟为攻湘第一路军总司令由京汉线南下攻湘北。1918年1月3o日曹锟又兼任两湖宣抚使。 1918年2月6日曹锟自天津南下在湖北孝感设南征大本营在汉口刘园成立第一路军总司令部命吴佩孚为第三师署理师长兼前敌总指挥率军入湘作战。3月27日占领长沙。但北京政府却任命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兼署省长。而曹锟只获得一块“一等大绶宝光嘉禾章”吴佩孚得了一块“二等大绶宝光嘉禾章”以资鼓励。并有消息说段祺瑞拟以徐树铮代替曹锟为直隶督军。 湖南的胜利既没使曹锟当上副总统也没让吴佩孚当湖南督军反而要把已得的地盘、职位让出来。曹锟为此极其不满4月4日电辞两湖宣抚使请假“养疴”。吴佩孚以饷械供应不及也按兵不动。5月29日曹锟离武汉回天津。为分化直系6月3日段祺瑞授吴佩孚“孚威将军”称号以拆曹锟的台。19日曹锟在天津召开督军团会议。曹锟因冯国璋、段祺瑞均表示不当副总统认定自己原来的副总统梦不会落空故一改主和为主战决定对南方继续用兵。 此次曹锟虽然主战但不愿亲自出马。北京政府在6月2o日特派曹锟为四川、广东、湖南、江西四省经略使吴佩孚为援粤军副司令。7月31日皖系倪嗣冲在督军团会议上建议副总统位留给对南作战有功人员实际上是把副总统位给张作霖。曹锟的副总统梦再次落空。 8月7日吴佩孚在曹锟支持下致电江苏督军李纯痛斥“武力统一”指责安福国会。21日又致电冯国璋要他颁罢战令。与他相配合曹锟则接连不断地向北京政府催索欠饷。28日段祺瑞召集主战派密议对付曹、吴办法决定催派奉系、皖系的军队前进维持张敬尧的湘督地位。 之后吴佩孚连停战通电博得一片赞扬声。为壮大反段声势9月26日表由吴佩孚起草有南北双方将领签名的通电要冯国璋颁停战命令。 1o月1o日冯国璋代总统职期满徐世昌当上了大总统。而曹锟因研究系、旧交通系议员的抵制仍没当上副总统。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此间吴佩孚接连通电“支持”学生斗争反对政府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主张取消中日密约表示愿负重任移师对外。从此吴佩孚成为北洋军阀中的风云人物还获得了所谓“爱国将军”的称号。1919年秋冬之际在曹锟串联下直系的河北、江苏、湖北、江西四督和奉系的东三省结成反皖同盟。12月28日冯国璋病死曹锟成了直系领。吴佩孚因打下的地盘被皖系张敬尧所夺乃决定罢战主和并与南军通款携手。是年11月28日吴佩孚与6荣廷、莫荣新、谭浩明、谭延闿等在衡阳会议上组织所谓“救国同盟军”。 192o年1月17日吴佩孚以前方经济困穷官兵思归为由要求撤防北归。以后又多次电措词也越来越激烈。段祺瑞为阻止吴佩孚军北撤强行撤换河南督军赵倜改派其妻弟吴光新。吴佩孚通电反对。他不管北京政府批准与否在3月上旬派人将7oo余名直军家属送回北方并电请张敬尧来接收直军防地。5月25日吴佩孚率军全部北撤31日到达汉口。6月7日吴佩孚到达郑州将部队主力布置在京汉路沿线。13日吴佩孚又电反皖的八省督军建议召开国民大会解决一切问题。奉军为策应直军也将部队零星开进关内。 7月1日曹锟在保定表《直军将士告边防军、西北边防军将士书》指责徐树铮和安福国会祸国殃民。同日又布《直军全体将士宣布徐树铮六大罪状檄》号召全民起来声讨。段祺瑞决不允许直系用“清君侧”的手法来削弱他自己的力量乃决定起兵讨伐曹锟、吴佩孚。9日曹锟在保定组成“讨逆军”自任总司令吴佩孚为前敌总司令。12日曹锟、张作霖表《声讨段祺瑞出动边防军进攻直军通电》吴佩孚等人也表《宣布段徐罪状通电》对段祺瑞宣战。 7月14日直皖战争爆。15日两军在涿州、固安一线激战。19日皖系的边防军全线崩溃段祺瑞辞职下台皖系政客纷纷逃离北京。23日直奉军进入北苑、南苑办理近畿军事善后。 在直奉系控制下的北京政府7月28日下令免去段祺瑞本兼各职裁撤督办边防事务处。此后皖系军队除浙江督军卢永祥所部外全被直奉两手收编或溃散。 直皖战争结束直奉之间矛盾开始尖锐起来。 7月29日曹锟、张作霖、靳云鹏及各省代表在天津举行会议决定国会自行解散靳云鹏重新组阁取消上海和平会议等。而同一天吴佩孚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抛出《召开国民大会、解决国是的具体意见书》。8月1日吴佩孚又通电全国建议召开国民大会。吴佩孚的主张没有得到曹锟支持反引起张作霖的不满。吴佩孚只好率领第三师回洛阳。 8月2o日徐世昌任命曹锟为直鲁豫巡阅使。21日下令裁撤曹锟川粤湘赣四省经略使。9月2日徐世昌又任命吴佩孚为直鲁豫巡阅副使。 1921年6月湖北生兵变湖南督军赵恒惕图谋打着援鄂旗号扩大地盘旋派兵向湖北挺进。7月25日曹锟、吴佩孚决定援鄂。28日湘鄂战争爆。8月9日徐世昌任命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当即吴率第三师进入湖北。28日攻占湖南岳州。9月1日吴佩孚与赵恒惕签订停战条约赵恒惕让出岳州湖北完全为吴佩孚所控制。14日吴又赶赴宜昌对川军作战。1o月下旬吴与刘湘签订《川鄂停战分防条约》。至此吴佩孚的“援鄂”战争告一段落。 1921年12月梁士诒内阁刚组建就同日本勾结将胶济路改为中日合办还赦免遭直系通缉的皖系政客。吴佩孚抓住这两件事指责梁士诒对日妥协并把矛头直对梁内阁的后台张作霖。 1922年4月24日张作霖令奉军入关。28日对曹锟宣战。直军由吴佩孚任总司令司令部设在涿州。5月5日奉军西线作战失利部队向天津方向退却。2o日奉军全部退出关。第一次直奉战争以直系胜利而告终。从此北京政府完全控制在直系手中。徐世昌因遭直系反对而辞职。黎元洪复任大总统。 直奉战争使吴佩孚名声大振众人称其为“大帅”成为直系军阀的要人物。1922年8月吴反对唐绍仪组阁支持王宠惠组阁。吴佩孚操纵内阁与曹锟产生了矛盾。11月23日曹锟利用王内阁财政总长罗文干在订立奥国借款展期合同时的受贿行为出面公布王宠惠内阁五条罪状。之后各省直系军阀也纷起大骂罗文干并警告吴佩孚如果包庇就以卖国罪进行制裁。在强大压力下吴佩孚只得认错。25日表声明：服从曹锟对“罗案”不再坚持己见。王宠惠内阁倒台。 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举行成立大会。吴佩孚对工人运动极力进行破坏。当天下午总工会会所被军警捣毁。工人为了争自由反对军阀压迫决定在4日举行京汉路总同盟罢工吴下令镇压。7日对罢工工人进行大屠杀有5o多名工人被杀重伤者近百人被开除流亡者1ooo多人。对工人的血腥屠杀彻底撕下了吴佩孚“爱人”、“进步军人”的假面具。 3月吴佩孚在洛阳召开军事会议公开提出“武力统一”的主张联合直、鲁、豫、晋、陕、甘、苏、皖、赣、鄂1o省以图巩固北方统一全国。 1923年6月上旬曹锟随着权力和财富的增加积极准备自己出任总统。利用流氓组织“公民团”在集会要黎元洪下台；唆使冯玉祥、王怀庆率中级军官3oo人到黎元洪住处索饷。6月13日黎元洪出走天津14日交出印信辞职。曹锟政变成功。但国会两院因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开会而曹锟又急于要当总统于是采取了高价收买和胁迫议员出席会议的手段。在9月1o日的预选会上曹锟以5ooo至1oooo元不等票价收买议员5oo多人。以4o万元的高价收买了国会议长吴景濂。1o月5日总统选举会正式召开。当天曹锟派出大批军警宪兵进行严密监视以48o票“当选”总统。1o月1o日就职。同日公布《中华民国宪法》。据报导此次贿选费用高达135o万元。为了换取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承认曹锟还进行了种种媚外活动。 1924年9月3日江浙战争爆。4日张作霖通电支持浙江督军卢永祥并向曹锟、吴佩孚起挑战。17日曹锟下令讨伐张作霖任命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并催促吴到北京主持军务。18日吴佩孚在北京中南海召集军事会议作军事部署将前方兵分东、中、西三路分别以彭寿莘、王怀庆、冯玉祥为司令。 第二次直奉战争从9月17日开始。双方共出动了5o万大军海6一起参战。两军正在山海关一带激战时1o月23日冯玉祥由热河前线回师北京动政变囚禁了曹锟。奉军趁机进逼。11月3日吴佩孚率残部南逃。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奉系胜利而结束。 11月15日吴佩孚抵南京与江苏督军齐燮元商谈欲拉拢直系势力组织军政府以“护宪”但遭拒绝。吴只好避居河南但又遭冯玉祥国民军与陕西憨玉琨师的追击。逃到湖北又受约束。吴佩孚正在被围捉之时忽得湖南军阀赵恒惕电邀乃于1925年3月2日率残部赴岳阳托庇于赵意图卷土重来。 1925年1o月冯玉祥、孙传芳联合抗奉为吴佩孚“出山”提供了机会。19日吴通电宣称应孙传芳等电邀将赴汉口共商反奉事宜。2o日吴自岳阳乘舰赴汉口。21日于汉口通电就任1o省讨贼联军总司令。22日表外交宣言称尊重过去所订的各种条约。年底为消灭人民革命势力和冯玉祥的国民军乃与奉系军阀再次联合商定关外地盘由张作霖主持中央政府和陕、甘、豫地盘让吴佩孚主持。 1926年1月2o日吴佩孚在汉口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分三路进攻河南。3月2日进占郑州。5日占洛阳。吴在豫北得手接着兵分三路向直隶进军。4月9日国民军鹿钟麟部为缓和与直系的矛盾释放曹锟请吴佩孚入京主持一切。但吴不为所动坚持要国民军全部退出北京方可议和。2o日段祺瑞下台国民军退往西北。这样北方各省陷入奉直军阀控制的局面。5月1日曹锟表辞职宣言。6月6日曹赴保定9月3o日奔郑州翌年2月寓居天津英租界。 1926年6月28日吴佩孚、张作霖在北京会面商定：直奉联合攻下北京南口后吴佩孚向南进攻广东；张作霖向北进攻北方的国民军。双方企图南北齐下共分天下。 1926年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北伐。北伐军势如破竹连连得胜。1o月1o日攻下武昌城。吴佩孚逃往河南信阳。1927年4月19日武汉国民政府在武昌举行第二次北伐。吴佩孚在国民军和北伐军的夹击下彻底失败率残部逃往四川托庇于杨森。后因蒋介石的追逼1931年5月22日在刘湘“保护”下出四川年底到北平。 抗日战争爆日本特务机关选择吴佩孚为傀儡建立全国性伪政权被吴佩孚拒绝。 1938年5月16日曹锟在天津病故。因他不愿为日本帝国主义办事重庆国民政府在6月14日追赠曹锟为6军一级上将。 1939年12月4日吴佩孚因牙病而死。重庆国民政府追赠吴佩孚为6军一级上将。 第二十章段祺瑞段祺瑞原名启瑞字芝泉晚号正道老人。安徽合肥人。1865年3月6日（清同治四年二月初九）生。父早死1872年随祖父段佩在宿迁军营读书至1879年段佩死。 1881年投靠堂叔到山东威海军营当一名小军官。1885年考入天津武备学堂炮科。1887年毕业分配到旅顺监修炮台。1888年被选送德国深造并到克虏伯兵工厂实习。189o年回国任北洋军械局委员。次年赴威海随营武备学堂任教习。 1896年调任新建6军炮队统带并任随营学堂监督兼代理总教习。从此成为袁世凯的亲信和北洋建军的骨干。1899年随袁世凯移驻山东济南。19o1年因袁世凯推荐段以三品知府衔兼任武卫右军各学堂的总办负责训练北洋常备军。19o2年升为二品候补道赏戴花翎。19o3年任北京练兵处军令司正使负责军事计划、测绘、军需事宜。19o4年6月6军第三镇成立段祺瑞任该镇翼长。19o5年2月调任第四镇统制9月转任第六镇统制。19o6年1月复任第三镇统制兼北洋武备学堂监督和军官学堂总办。3月任北洋6军成学堂督办。19o8年1o月任会考6军留学毕业生主试大臣。19o9年1o月复任第六镇统制。191o年底调任江苏江北提督负责当地治安。1911年辛亥革命爆段祺瑞被召回北京任第二军军统。袁世凯控制清廷后于11月18日令段祺瑞南下署理湖广总督并任第一军军统兼领湖北前线各军。1912年1月26日由段祺瑞领衔联合4o多名北洋将领根据袁世凯的旨意致电清朝廷要清帝逊位改国体为共和。2月5日段祺瑞又联合王占元、何丰林等8名将领再通电要求变更国体否则就要率领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随即将司令部从湖北孝感迁到河北保定作出进京逼宫的姿态。段祺瑞的电报配合了袁世凯紧逼清皇朝的策略迫使清帝在1912年2月12日退位。 1912年3月1o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段被委任为6军总长积极参与袁世凯打击责任内阁与革命党人的活动。8月16日段以6军总长身份副署使袁世凯、黎元洪杀害武昌义元勋张振武的阴谋得以实现。 4878283亿两借款合同用于购买军火镇压革命。5至7月代理国务总理积极参与镇压孙中山动的“二次革命”。12月段祺瑞奉袁世凯之命到武汉逼迫黎元洪离开湖北赴京任副总统使湖北地盘落入北洋派之手。 1914年2至3月间赴河南指挥镇压白朗农民起义。由于段祺瑞长期在内阁中任6军总长拥有训练、调遣军队和提拔军官的权力使北洋军中许多年轻军官视段为恩主。袁世凯为削弱段的力量将6军部的权力收归己有乃在5月8日设立“6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为政府最高军事指挥机关将6军总长降为办事处的一个办事员。段对此极为不满经常借故缺席会议公务也交次长徐树铮去处理。袁世凯为了安抚段祺瑞6月3o日专门任命他为“建威上将军”兼管理将军府事务。但段与袁的矛盾并不因封官而有所缓和。 1915年5月内阁讨论日方关于要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的最后通牒时段祺瑞独持异议主张动员军队对日采取强硬态度。31日段称病辞职未准。当时袁世凯正准备恢复帝制文武官员纷纷请愿、劝进拥戴袁世凯当皇帝。对此段表示反对称病不出进行消极抵制。8月29日袁将其免职并软禁。 袁世凯称帝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1916年3月22日袁被迫取消帝制。为了加紧对南方用兵他只好启用段祺瑞。4月22日袁世凯任命段祺瑞为国务卿兼6军总长。5月8日撤销政事堂恢复国务院和总理名称段为国务总理。但袁对段并不放心对段提出的国务院秘书长人选及裁撤总统府机要局、统率办事处、军政执法处三机关的建议不但不采纳反而暗嘱梁士诒以掣其肘。这更加深了段的怨恨对当时军事政局的变化也不尽心去办。5月12日段下令中国、交通两行停止兑付现金促使人们对袁更加不满。袁在内外交困中于6月6日病死。 袁世凯一死段祺瑞即以现任国务总理掌握国家实权。就在袁死后几小时段表他与徐世昌拟定的《袁大总统遗令》宣告依据《中华民国约法》以副总统黎元洪代行中华民国大总统职权。命令一公布当即遭到南方各党派的反对他们认为《中华民国约法》是袁世凯私造的约法不应执行；黎元洪应照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继任”大总统根本不是“代行”的问题。南北双方展开了新旧约法之争拉开了护法运动的序幕。正当南北双方争执陷于僵持状态时海军突然宣布独立段祺瑞不能不有所戒惧于6月29日接受南方条件遵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新旧约法之争告一段落。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旧国会继续开会段祺瑞重新被任命为国务总理。紧接着颁布一系列法令改各省督理军务的将军为督军督办民政的巡按使改称省长。并宣布惩办帝制祸释放政治犯等。 不久段祺瑞和总统黎元洪生争执。最初主要表现在总统府和国务院的权限问题上。1916年8月下旬总统府提出《府院办事手续草案》规定总统得随时出席国务会议总统对国务院议决的事及任免官吏可以退回再议。段祺瑞不能容忍黎元洪插足国务院乃以辞职相威胁最后府院双方议定了几条折衷办法：总统不出席国务会议但国务会议议事日程先期呈阅国务会议记录随时呈阅；总统对国务会议议决的案件如有不同意见可让总理及有关领导说明情况如说明后总统再不满意可交回复议一次。此后黎段矛盾有所缓和。双方的矛盾还表现在关于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问题上。1917年2月美国政府因德国派潜艇封锁公海影响到它的对外投资宣布对德绝交。4日照会中国政府拉拢黎元洪希望与美国步调一致并表示愿借款给中国作参战军费以摆脱日本的控制。当时段祺瑞也想对德宣战企图利用参战勾结日本借款练军扩充实力。日本也表示支持中国对德宣战。后美国现中国对德宣战将有助于日本扩张在华势力乃又转而指使黎元洪抵制中国参战。黎元洪也怕段祺瑞在参战名义下壮大实力对己不利于是接受美国要求反对对德绝交宣战。黎元洪、段祺瑞各自的态度反映了美、日帝国主义的不同要求。3月3日段祺瑞在日本支持下操纵内阁通过对德绝交案。4日段率内阁成员到总统府要黎元洪在对德绝交咨文上盖印交国会通过并电令驻协约国公使向驻在国政府磋商对德绝交后的条件。黎元洪接受美国要求拒绝签。当晚段祺瑞上书辞职出走天津以示反抗。后经冯国璋“调停”约定今后内阁确定的外交方针总统不再反对。由于黎元洪让步段祺瑞在3月6日复职。接着段密电各省及驻外公使说明黎元洪已同意内阁的对德外交方针。不久众参两院分别通过对德绝交案。 对德绝交案公布后段祺瑞积极准备对德宣战以乘机扩充武力。对此全国各方面人士纷纷通电反对。但段一意孤行召集各省督军到北京开会组织“督军团”说明参战的目的在于取得日本的借款与军械以加强北洋派实力。段的外交方针获得督军们的支持。5月1日国务会议通过对德宣战案。7日对德宣战案提交国会。1o日国会开会审议参战案。段祺瑞为迫使国会通过参战案采取伪造民意的办法用钱雇来北京城内的军人、警察、乞丐、扛夫和失业游民3ooo人组成各种名目的“请愿团”在6军部人员的指挥下手执小旗散传单包围国会达1o小时之久当场殴打议员打伤2o多人胁迫议员立即通过宣战案。议员们十分气愤宣布停止开会。段的目的没有达到便决定解散国会改制宪法。国会则呈请黎元洪免去段的国务总理职务。黎元洪利用人民反段的要求在美国支持下23日下令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兼6军总长职。段以总统令无总理副署为由不予承认并赴天津策动督军团解散国会。同时派代表去江苏徐州与张勋联系“合作”驱黎。 5月29日安徽、河南通电宣告独立。随后浙江、山东、山西、福建、陕西等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研究系议员对黎元洪罢免段祺瑞采抵制态度。31日汤化龙辞去国会众议院议长。在北洋各省督军和研究系政客的抵制下黎元洪于6月1日召张勋入京“共商国是”。张勋则以解散国会为进京条件。12日黎元洪下令解散国会。14日张勋到北京。7月1日张勋拥清废帝溥仪复辟。2日黎元洪躲进日本使馆同时电请冯国璋代行大总统职务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 段祺瑞阴谋促使张勋解散国会、待推翻黎元洪的目的达到后又摇身一变打起了反复辟的旗号。7月3日段在天津马厂举兵讨伐张勋自任“讨逆军”总司令。4日段又联合曹锟通电宣布张勋八大罪状。5日段祺瑞就任总理。12日“讨逆军”分三路攻入北京。张勋复辟失败。段借反复辟捞到了“再造共和”的政治资本。 7月14日段祺瑞入京黎元洪通电去职。8月1日冯国璋入京代理总统。4日国务会议通过对德宣战案。14日布《大总统布告》正式宣布中国加入协约国对德、奥宣战并声明废除与德、奥两国所订的一切条约。对德宣战后段为壮大自己实力公开进行卖国活动。8月1o日成立了以亲日派6宗舆为总裁的中日合办中华汇业银行作为日本向中国投资的机关。自1917年8月至1918年9月段先后以善后借款、银行借款、铁路借款、军械借款等名义共借款16次总额在3亿日元以上。其中8次借款由日本相寺内正毅的私人代表西原龟三同段祺瑞政府交通总长曹汝霖经手合计1.45亿日元。这次借款史称“西原借款”。“西原借款”所附的山东密约即山东问题换文规定：日本军队除济南留一部分外全部均调集于青岛；胶济铁路归中日两国合办经营。日本通过各种借款加强了对中国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控制还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 段祺瑞自恃有日本作靠山在重新组阁后把推翻《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武力统一”作为施政重点甚至公开声明一不要约法二不要国会三不要旧总统。1918年3月1日成立了参战督办处规定参战督办处隶属于大总统综理国际参战事务。段的亲信靳云鹏任参战处参谋处长兼参谋长。不久又建立参战军成为皖系军阀统治的一大支柱。 段祺瑞的卖国行径、不要《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不恢复旧国会的倒行逆施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1917年9月1o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海6军大元帅组织军政府领导反对段祺瑞的“护法运动”。段为了消灭孙中山领导的武装力量削平西南地区正在崛起的地方势力动了“武力统一”全国的战争。 1917年11月14日湖南前线的直系将领王汝贤因没有得到湖南督军的位子而擅自行动通电全国要求停战。随之直、鄂、赣、苏四督军联名通电响应。段祺瑞武力统一计划受阻于11月16日通电提出辞呈。对段的辞职冯国璋在22日予以批准。12月18日冯任命段为参战督军。1918年1月18日冯国璋布讨伐令派兵进攻湖南。3月1o日南北战事重起。19日曹锟等27人联名致电冯国璋和段祺瑞请段出山。23日冯国璋表段祺瑞组阁令。26日段召开国务会议决定大举向湖南用兵。此时段对外继续实行卖国政策。5月16、19日先后与日本签订了《中日6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根据这些“协定”日本“合法”地“迈出了使中队隶属化的第一步并且为已在策划中的出兵西伯利亚确保了在中国境内调动军队的权利”。14月2o日段祺瑞离京南下汉口召集军事会议目的是要消除主战派内部裂痕制定对南方的作战方针。但段的“南巡”没有解决问题。8月间吴佩孚接连通电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进行了猛烈抨击。 1918年大总统任期将满应当改选为了排斥冯国璋操纵新国会选举段祺瑞指挥手下政客王揖唐筹人组织安福俱乐部（因会址在北京西单安福胡同而得名）。安福俱乐部以金钱贿赂收买政客操纵选举获得新国会384个议席占国会两院全部议席的81.36％史称这届国会为“安福国会”。 1918年8月12日国会开幕。9月4日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冯国璋与段祺瑞相约同时下野。1o月9日段辞职1o日获准。段虽不当总理但仍任参战督办手中掌握着几个师的参战军。同时他还掌握着国会内阁中又有他的亲信。实际上段对全国行政仍起控制作用。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和平统一。北京政府鉴于国内外形势派代表于1919年2月到上海与南方代表进行和谈。由于段祺瑞的作梗南北和谈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世界大战结束协约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会。中国作为战胜国参加会议。但在会上中国不仅没有得到战胜国应有的权益反要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让给日本。中国在山东问题上交涉失败激起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的强烈抗议爆了五四爱国运动。而段祺瑞却在5月14日徐世昌召开的特别会上鼓吹：中国应依赖日本必须无隔阂地与日本保持协调一致的行动中国应在和约上签字。24日段又通电各省主张放弃山东主权无条件签署对德和约1。因全国人民反对中国政府代表拒签和约。 1919年7月2o日徐世昌下令裁撤督办参战事务处改设督办边防事务处由段祺瑞来督办边防事务。8月5日又改“参战军”为“边防军”令段祺瑞将督理参战军训练事宜改称为督理边防军训练事宜。这时段控制1［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第287页。转引自黄征等著《段祺瑞与皖系军阀》河南人民出版社199o年版第1o2页。 1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3卷武汉出版社199o年版第1o7o—1o71页。的边防军有3个师4个混成旅。徐世昌又命段的亲信徐树铮以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督办外蒙古善后一切事宜。皖系获得控制西北各省区的权利其声势凌驾于其他派系之上成为直奉联合反皖的原因。 1919年秋冬之间直系的直、苏、鄂、赣四省和奉系东北三省组成七省反皖联盟用“清君侧”的策略反段身边的徐树铮。192o年初吴佩孚提出撤防北归。为阻止吴部北上段祺瑞采取安插亲信步步设防的措施结果得罪豫督赵倜使赵参加反皖联盟。 192o年4月9日曹锟在保定召开八省反皖联盟会议商定军队撤回原防地解散安福国会。5月22日吴佩孚率第三师自衡阳撤防北返奉军也借口进关。7月4日徐世昌下令解除徐树铮西北筹边使及西北边防军总司令职。5日段祺瑞以边防督办名义命令边防军紧急动员。8日段又召集军政会议决定起兵讨伐曹锟、吴佩孚。9日段在北京团河组织定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14日直皖战争爆。战区分东西两路：西路是双方的主战场在京汉路的涿州、琉璃河、高碑店一带；东路在京奉路杨村一带。战争历时5天皖军全线溃败徐树铮遁逃。19日段引咎辞职。皖系势力从此衰落。段祺瑞全家移居天津。 直皖战争结束直奉之间的矛盾很快尖锐起来。1921年下半年段祺瑞利用张作霖对曹锟、吴佩孚的不满和张作霖联手商讨合力倒直计划。同时又派密使南下和孙中山接洽合作讨伐直系。 1924年1o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23日冯玉祥动“北京政变”。26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请段祺瑞出山。11月1o日冯玉祥到天津与段会晤并推戴段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 1924年11月22日段祺瑞入京。24日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同日公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规定临时执政总揽军务政务统率海6军取消总统府、国务院使临时执政兼有两者的权力。 段祺瑞上台后为取得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12月7日对日本记者表示过去的条约均遵守不变。18日又通过临时政府阁议声明以前所订条约“概当履行”。1段祺瑞为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决定召开善后会议于1924年12月24日公布了《善后会议条例》规定参加会议的人员必须是有“大勋劳于国家者”；“讨伐贿选及制止内战各军最高领”；“各省区及蒙、藏、青海军民长官”；“有特殊之资望、学术、经验由临时执政聘请或派充者”1。这些人实际是一群官僚、政客、军阀、买办、遗老和御用学者理应受到全国人民反对。但段祺瑞仍强行在1925年2月1日召开善后会议通过《军事善后委员会条例》、《国民代表会议条例》、《财政善后委员会条例》。4月21日会议结束。 与此同时段祺瑞为使海关二五加税与收回被比、意、西、法四国扣了两年多的1ooo多万元以解临时执政府各项军政费用之急需竟通过“金佛郎案”。结果使中国凭空多付给法国庚子赔款约8ooo多万元多付给比利时、意大利等国7ooo多万元。1925年5月28日段祺瑞写信给日本相田中义一附信寄去《秘密意见书》乞求日本给予经济援助。1o月16日十三1《民国日报》1924年12月19日。 1费保彦：《善后会议史》北京寰宇印刷局1925年版第25—26页。国关税特别会议在北京召开。段祺瑞表示要谋求关税自主。会议通过了《议决中国关税自主的条文》。但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在关税问题上采取延宕态度直至段祺瑞下台也未作出具体决定。 1926年1月12日十二国法权会议在北京召开。段祺瑞意欲通过此会取消各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后因帝国主义国家阻挠而没有达到目的。 1926年初在日、英帝国主义策划下张作霖与吴佩孚以“反赤”为号召联合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3月12日奉系军舰4艘尾随日本驱逐舰冲进大沽口与国民军生冲突。日本联合《辛丑条约》缔约国向段祺瑞提出最后通牒威逼国民军撤退并限于3月18日解决否则就要动武。北京学生得到消息8o多所大中学校师生及6o多个团体约5ooo人于18日在广场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会后举行游行。当队伍到达临时执政府门前遭到段祺瑞卫队枪杀47人死亡132人受伤4o人失踪。段祺瑞一手制造的三一八惨案被鲁迅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当直奉军阀势力逐渐逼近北京时段祺瑞准备勾结张作霖驱赶国民军出北京。4月9日段的阴谋败露国民军将领鹿钟麟先制人率兵包围了临时执政府段逃到东交民巷。国民军退出北京段复职。这时他派人与张作霖联系张对他不屑一顾吴佩孚又派兵对其进行监视。这样段祺瑞只好结束“执政”4月2o日宣布下野回到天津过寓公生活。 段祺瑞到天津后自称“正道居士”每天吃斋、礼佛。但他一直没有停止过争取重新上台的活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生后日本帝国主义曾请段祺瑞出山成立傀儡政权被他拒绝。1933年1月移居上海。1936年11月2日因病去世。 第二十一章张作霖张作霖字雨亭1875年（清光绪元年）生于辽宁省海城县。其父张有财经营小商铺常出入赌场负债累累家境败落。张作霖14岁丧父在私塾读书仅数月便辍学后浪迹江湖曾学习兽医粗通门径。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张作霖投入毅军因“机警过人”被提升为骑兵哨长（排长）1。战后他解甲还乡在大高坎镇开设兽医庄娶黑山南赵家庙地主赵占元次女为妻。19o1年赵氏生长子张学良。 本世纪初辽河流域战乱频繁散兵游勇与失业流民落草聚众纷纷竖起绿林旗号（俗称“马胡子”）。地方绅商也组织乡团“抽饷养兵名曰保险”2。这些地方武装大多亦兵亦匪在管辖地域内维持治安但往往越过辖区勒索抢劫。张作霖在岳父的协助下自建“保险队”。其后汤玉麟、张作相、张景惠相继率众归顺他其声势日大。 19o2年张作霖率部数百人委托八角台等地方绅商具保推荐由新民知府增韫呈请盛京将军增祺批准收编被任命为巡防马步游击队管带（营长）。 19o4至19o5年日本与俄国为争夺殖民权益在我国东北动大规模战争。张作霖利用战争扩展实力。起初他暗助俄国从中渔利其后又见风转舵“为日本军效力”。1日俄战争后为维持社会治安东北当局整编地方军队张作霖经营有术官运亨通。19o6年张作霖所部扩编为马步五营张任五营统带（团长）。张作霖被招抚后奉命剿匪屡屡建功相继消灭田玉本计擒杜立三辽西地区土匪基本扫平。19o7年张作霖被提升为奉天巡防营前路统领（旅长）。19o8年东三省总督徐世昌调张作霖所部到郑家屯（今辽宁双辽县）、洮南一带追剿为沙俄收买的蒙古叛匪。张作霖率军奔驰在漠北荒原“炎沙寒雪、艰苦备尝”2苦战数年终将叛匪敉平。 1911年武昌起义爆东北革命党人张溶与蓝天蔚等新军将领策动响应。东三省总督赵尔巽采纳咨议局副议长袁金铠的建议急调驻防辽源巡防营旧军入卫。张作霖闻讯密令所部从洮南日夜兼程直奔奉天（今沈阳）。在张作霖的武力协助下赵尔巽强制新旧军将领通过“保境安民”的方针策动咨议局成立“奉天国民保安会”“公举”赵为会长、张兼任军政部副部长以遏制革命形势的展。随后赵尔巽又指示张作霖剥夺蓝天蔚的军权逼迫其离奉南下并设计诱杀张溶将其家产洗劫一空3。接着全城展开大搜捕许多革命志士遇难。张作霖因绞杀革命得力被任命为巡防营务处总办。 1912年春北洋军阀领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张作霖由“勤王保皇”者变为效忠袁世凯的干将。同年9月张作霖被任命为6军第二十七师师长成为奉天省（今辽宁省）最重要的实力派军阀。 1《黑山县志》上卷《人物志·张作霖》。 2《黑山县志》上卷《建置志》。 1东亚同文会编、胡锡年译：《对华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75页。2徐世昌：《东三省政略》宣统三年刊本第148—149页。 3《关于张作霖的专题档案》案卷号二十一辽宁省档案馆藏。 1913年3月袁世凯策划对南方革命党动战争为免除后顾之忧特召见张作霖加以慰勉。随着张的羽毛日益丰满袁唯恐形成尾大不掉之势曾于1914年8月企图以“护军使”之衔将其调往内蒙古。张闻讯鼓动奉天绅商上书挽留迫使袁打消原意。 1915年8月袁世凯为箝制张作霖委任亲信段芝贵为奉天督军并兼节制吉黑两省军务张只得佯示欢迎。此时袁世凯正在图谋复辟帝制张密电劝进声言“关外敢有异议者以身当之”1。袁“登极”时论功行赏段芝贵封公爵张封子爵。张大失所望即日递呈请假。1916年春在全国一片讨袁声中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张作霖与冯德麟合谋将段逐出奉天。陷于四面楚歌的袁世凯被迫任命张为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巡按使冯为帮办。张终于实现执掌奉天军政大权的宿愿。6月袁忧愤毙命黎元洪与段祺瑞掌握的北京政府任命张为奉天督军兼省长。 张作霖掌握奉天军政大权后重用地方人材任命留日军事专家杨宇霆为军署参谋长迅擢升政绩卓著的王永江为财政厅长兼代奉天省长。王永江精吏治、善理财全省财政面貌一新。奉系悍将汤玉麟目无法纪与王生激烈冲突张作霖坚决支持王整肃法纪不惜与汤决裂。 1917年初北京政府在对德绝交与参战问题上生“院府之争”。张作霖支持亲日的国务总理段祺瑞派代表出席徐州督军团会议通电要求解散国会一度宣布奉天“独立”向总统黎元洪示威。在“独立”期间他乘机扩充军队组建第二十九师任命吴俊升为师长。同年6月张勋策划复辟活动时张作霖起初骑墙观望复辟失败后张乘冯德麟因参与逆行被捕之机吞并其二十八师。至此奉天成为张作霖的一统天下。 同年夏张作霖借黑龙江内部政争的机会保荐其儿女亲家鲍贵卿为黑省督军将势力扩展到黑龙江。随后张又设法谋取吉林因吉林督军孟恩远的抵制未能得手。 复辟失利后北京政府由冯国璋任总统、段祺瑞任总理直、皖两系分掌大权。其时国内政局除南北对峙（南方成立护法军政府）外北洋军阀内部直系与皖系之间的明争暗斗日益激烈。在对南方的政策上皖段推行“武力统一”而直冯则主张羁靡制约。1918年2月皖系干将徐树铮策动奉系在秦皇岛“截领”直系军械1鼓动张作霖入关问鼎中原。3月奉军奉命挺进张作霖以支持对南方用兵之名欲谋取更大的权力。9月皖系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特任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张总揽了东北三省兵马大权。同年秋一战结束英美等国为与支持皖系的日本抗衡策动南北和谈日本被迫加入“五国劝告和平”。年底奉军撤出关外。 1919年7月张作霖在日本侵华势力的协助下以武力迫使吉林督军孟恩远解除职务由北京政府下令调鲍贵卿为吉林督军任命奉军第二十七师师长孙烈臣为黑龙江督军。至此张作霖将东三省纳入其统治范围。从此奉系军阀取得与直、皖两系鼎足而立的地位。 张作霖在东三省崛起之时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已攫取了重大的权益长春以北已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张作霖为实现“东北王”的统治野心不惜卑躬屈膝向日本表示亲善。张作霖成为奉天督军后日本统治阶层将1《盛京时报》1916年4月8日。 1杜春和等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8—49页。扶植和利用张定为其扩大侵华的方针之一。1916年6月日本为支持张作霖整理全省财政通过朝鲜银行奉天支行向奉天政府贷款3oo万。其后张作霖向吉林和黑龙江扩张势力都得到日本的支持与协助。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震动全国。张作霖在东北对爱国民众运动“严加取缔”1得到日本当局的赞许。日本关东厅长官林权助派驻奉总领事向张面谢。192o年1o月东北延边地区爆民众举义抵抗日本扩张的“珲春事件”。奉天当局配合日本侵略势力将爱国运动镇压下去。张作霖不仅与日本军政界交往密切而且同日本财团也有联系。日本财阀大仓喜八郎与张作霖为莫逆之交双方合资成立“兴公司”联合开内蒙古东部资源推动了日本向东北投资的迅展。张作霖在东北地区奉行亲日政策主要目的是“互相利用交换利益”。1张作霖割据东三省后野心日益膨胀极力向关内扩张势力。 192o年7月直皖战争爆。此前张作霖鉴于皖系掌握的边防军势力日大成为奉系向蒙疆扩张的障碍改变对皖系的支持暗中加入直系策划的反皖八省联盟。战争一爆张立即率军入关助直倒皖。皖系大败直系与奉系军阀共同把持了北京政府徐世昌继续担任傀儡总统。同年9月张作霖以出征外蒙古为名迫使北京政府任命奉军将领张景惠为察哈尔都统。1921年5月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被特派兼任蒙疆经略使。1o月奉军向热河推进张作霖又胁迫北京政府批准奉系将领汲金纯为热河都统。绥远都统马福祥也“望尘景附”2。这样张作霖不但君临东北三省而且兼辖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特区俨然成为“满蒙”之王。 直皖战争后张作霖与直系新领曹锟商议决定联合支持靳云鹏组阁。但其后直奉双方在分割地盘、任用官吏上迭生矛盾。张作霖为对抗直系暗中与皖系重修旧好并利用交通系要员梁士诒、叶恭绰等扳倒靳阁。1921年12月张作霖入京支持亲日官僚梁士诒组阁引起直系第二号领吴佩孚的不满。其时在“华盛顿会议”上中日代表对于山东问题展开激烈舌战。梁士诒电令中国代表接受日方提出的借日款赎回胶济铁路、改为中日合办等条件。吴佩孚抓住这一题目接连电责梁士诒亲日卖国并攻击梁的后台张作霖。吴电声明：“如有敢以梁士诒借日款及共管铁路为是者即其人甘为梁士诒之谋主即为全国人民之公敌。”1于是直奉关系日趋紧张。1922年4月初奉军大举入关。29日第一次直奉战争在直隶境内爆。前线奉军多为绿林兵将素质较差指挥接连失误仅一星期西路、东路相继溃败直军乘胜追击奉军损失惨重。第二梯队张学良、郭松龄指挥的奉系新军作战英勇坚守榆关直军被拒山海关之外。 奉军战败后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下令免除张作霖本兼各职听候查办。但张作霖在东北的统治根基稳固非大总统的一纸公文所能动摇。6月上旬东三省议会通电宣布“联省自治”推举张作霖为保安总司令。东北“自治”后张作霖为向直系复仇广招人材整军练武。7月奉军设立6军整理处实行精兵主义汰弱留强统一整编为“镇威军”1《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o年版第862—863页。1［日］园田一龟著、胡毓铮译：《怪杰张作霖》1921年版第22o页。2《张大元帅哀挽录》行状部分1928年刊本。 1《吴佩孚通电》（1922年2月1o日）《北洋政府步军统领衙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总计兵力约25万。全军强化军训扩建6军东北讲武堂改革军需制度。同时建立海军扩建空军投巨资改建奉天兵工厂。仅两年左右奉军由绿林式的乌合之众跃为训练有素的劲旅。为广泛培养各种人材1923年春东北当局不顾日本的“抗议”2建立东北大学由王永江任校长。 当张作霖锐意整军备战之际直系军阀把持中枢倒行逆施怨声载道。曹锟贿买议员窃据总统之位秽声四起；吴佩孚色骄志矜滥用武力。因此各地反直浪潮不断兴起。张作霖与广州护法军政府大元帅孙中山和退居天津的皖系脑段祺瑞及浙督卢永祥联系结为反直三角联盟。同时张作霖秘密拉拢直系将领冯玉祥分化对手。 1924年9月直皖江浙战争爆。张作霖立即响应浙卢通电讨直。13日张亲率六路大军向关内挺进。吴佩孚率三军迎击。双方主力激战于山海关奉军攻破石门寨直军战局危急。1o月23日冯玉祥倒戈率军急返京占领要地囚禁曹锟动“北京政变”将所部改编为国民军派兵迎战直军主力。直军腹背受敌全军一片混乱奉军以破竹之势长驱直入。吴佩孚仓皇出逃直军迅溃败奉军大获全胜。 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张作霖与冯玉祥共同推举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虽然张、段紧随冯后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但随着曹、吴倒台奉、皖、粤三角联盟已经瓦解。此时皖系实力所存无几段祺瑞为平衡张与冯之间的关系煞费苦心。1925年春冯玉祥被任命为西北边防督办。国民军占据西北地区及京汉线北段。同时张作霖被任命为东北边防督办奉军沿津浦线向南扩张。5月奉军以援皖为名举兵南下仅三个月便占据了山东、江苏、安徽并将势力伸展到上海。 奉系向东南扩张使浙督孙传芳深感威胁。1o月15日孙联合闽、赣、苏、皖等省的直系旧部号称五省联军通电反奉。奉军脚跟未稳一败涂地。11月孙军攻占徐州奉军撤回山东。正当孙军乘胜推进之际吴佩孚在武汉东山再起自称十四省联军总司令兵锋指向河南的国民军。而冯玉祥则暗中与孙传芳建立联系南北呼应威胁奉军。 浙奉战争之后奉系内部郭松龄倒戈爆反奉战争。事前郭派人与冯玉祥密结反奉联盟。11月24日郭松龄在滦州誓师通电谴责张作霖穷兵黩武并率军出关。郭军迅攻占锦州、新民等地直逼沈阳。危在旦夕的张作霖准备逃往大连。日本关东军趁机提出扩大满蒙侵略权益的要求作为“援助”条件张立即表示接受以换取日本的武力干涉1。12月23日巨流河决战郭军失利。12月25日郭松龄夫妇从容就义。 1926年初张作霖以讨伐郭军残部魏益三为名再次向关内进兵与进援郭军残部的国民军隔滦河对峙。奉天省代省长王永江劝谏张：“抛弃历来偏重武力的思想不再向关内染指”削减军费展实业振兴教育等建议2遭张拒绝王愤然辞职翌年病逝。王下野后随着军费的恶性膨胀奉省金融日趋混乱奉票急剧贬值。 为进攻已占据直隶的国民军张作霖与吴佩孚弃嫌修好签订反冯盟约。3月奉直联合起进攻。敌视国民军的列强也公然以武力威逼国民军2吴相湘：《张作霖与日本关系微妙》《传记文学》第44卷第6期。1罗靖寰：《我所知道的张作霖的对日外交》《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26—3o页。2（日）田岛富穗：《王永江》第54—55页。 被迫接连放弃大沽、天津、北京。段祺瑞政府垮台张、吴北京会晤但同床异梦。 正当奉吴联合进攻国民军之际广东革命政府于1926年6月举兵北伐。 国共合作北伐军所向披靡1o月初攻克武昌吴佩孚败退河南。奉鲁军乘人之危以索饷为名迫使以吴为背景的杜锡珪摄政内阁辞职。在奉系的默许下由外交总长顾维钧兼摄内阁总理。同时张作霖命奉鲁军沿京汉路南下进占吴军控制的保定、大名。 11月初继吴败北之后孙传芳军在江西战场也遭北伐军重创。奉系遂成为北洋军阀中最大的实力派。张作霖在天津召开“蔡园会议”商议对策。孙传芳微服北上亲自向奉系输诚求援与张宗昌等联袂以十五省名义推举张作霖为安总司令。12月1日张作霖宣誓就职登上北洋军阀盟主的宝座。随后张作霖率众入京。奉系继续支持顾维钧改组内阁蝉联执政。1927年2月张作霖以援鄂为名下令奉鲁军分兵两路进军河南。3月中旬张学良率奉系精锐三、四军团与吴军决战攻克郑州吴佩孚残余势力败亡。4月6日在“南北妥协联合反赤”的逆流中张作霖密令北京军警搜查苏联大使馆逮捕并残酷地绞杀了领袖李大钊等革命志士。 同年春夏之交北伐之师继续推进。5月底冯玉祥率国民军出潼关与武汉唐生智军队会师威逼奉军嫡系军团。6月初南京北伐军攻克徐州直鲁军与孙传芳残部溃退。此时见风转舵的阎锡山立即宣布易职加入北伐行列。奉军被迫由战略进攻转入防御三、四军团放弃郑州退守黄河北岸。面对败局奉系极力推行“和国联阎讨冯”的策略企图分化北伐势力。 为取得与南方对等议和的政治势力6月17日北洋军阀各派势力联合推举张作霖为海6军大元帅组建安政府。18日张作霖在怀仁堂宣布就职同时布《中华民政府组织令》。该令规定大元帅统率6海军并“代表中华民国行使行政权”1。在军政府之上不设任何民众参议机构。2o日张作霖任命潘复为内阁总理阁员几乎为清一色的奉系人物。此时列强已将外交重心转向南方对安政府的组建反映十分冷淡。25日张作霖布“和平息争令”并通电声称：“作霖与中山为多年老友”其所作所为“实以继中山之志并非有政见之殊”只是要“问罪兴讨”“甘心赤化者”1。其目的仍在联合蒋、阎抗拒冯、唐。 1927年夏秋之际南方国民党各派系矛盾日趋激烈北伐军事陷于停顿。张作霖见宁、汉、粤、桂等派势力争权夺势越演越烈便重整旗鼓动反攻。8月25日孙传芳部曾一度夺取徐州攻占浦口渡过长江而进军龙潭。奉军嫡系于1o月向京汉线和京绥线之间的阎锡山部动进攻。当奉、晋两军相持不下时冯玉祥部在陇海线向张宗昌都展开猛攻。12月冯部与南京北伐之师联合重新夺取徐州。1928年1月蒋介石再度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将国民党各派军队编为一、二、三、四集团军重新动北伐攻势。山东战场上张宗昌部节节败退4月底放弃济南偕孙传芳残部溃逃。蒋、冯、阎、桂四个集团军联合进军奉军四面受敌濒于全线崩溃。1《政府公报》第4oo8号1927年6月19日。 1《北洋政府档案》一o三九·1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张作霖见大势已去于5月9日通电停战息争决定撤军出关。不料横祸飞来其祸根源于日本侵华政策的不断升级。 1927年6月日本政府召开“东方会议”决定对华政策采取强硬方针扩大其在满蒙地区的侵略特权。会后日本驻华使节对奉方展开外交攻势“抗议”东北当局集资修建打通线等铁路。日方认为奉方自建与南满铁路平行的交通干线将严重影响日本在“满蒙的权益”对其在东北的“经济展实大有损害”蛮横要求获取新的满蒙铁路修筑权1。日方的高压强索政策激起东北民众的爱国义愤奉天、长春等地爆声势浩大的反日运动。“满蒙交涉”一度被迫中断。东北当局一面在外交上敷衍日方一面日夜兼程抢修铁路。是年夏秋打通线等路提前竣工东北当局所辖各路相继实行联运“工商业大为振兴”2。 为突破日奉谈判的僵局日本相派遣满铁社长山本条太郎为代表于1o月抵达北京与张作霖举行秘密谈判。日方以预付数百万元现金为诱饵要求与奉方立即签订在满蒙地区承建五条铁路的契约。奉方屡屡更换谈判代表交涉一再拖延直到1928年5月济南事变之后才匆匆草签敦化至图们江图、长春至大赉等四路契约。至于日方再三逼迫奉方履行镇压郭松龄反奉时所承诺的密约张作霖见事过境迁以推委拖延的策略不肯实践前言。5月17日日公使芳泽向张作霖递交日本政府照会声称北伐战争即将扩展至京津地区如果“战乱波及满洲”日本政府将以武力干涉维护其侵略利益3。芳泽一面警告张作霖必须迅撤军出关一面乘机逼索日奉密约所承诺侵略特权。张作霖对芳泽的威逼恫吓勃然大怒严词拒绝。25日北京政府照会日方声明“东三省及京津地方均为中国领土主权所在不容漠视”。15月3o日张作霖召开紧急会议采纳张学良、杨宇霆的建议下达总退却令。6月3日张作霖乘专列出京。次日凌晨五时专列行至奉天城西郊皇姑屯车站穿过京奉路与南满路交叉处的铁路桥洞时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指挥启动爆炸装置一声巨响张作霖所乘的铁甲车被炸毁。张作霖身受重伤被送回大帅府数小时后身亡。事后日方伪造现场极力掩盖真相并四处挑衅企图乘机动用武力扩张殖民统治。 面对危局奉天当局处置镇静直至张学良微服返奉后才宣布丧。 张学良子承父业被推举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他继任后集国难家仇于一身以文件被毁为由拒绝履行张作霖生前草签的满蒙铁路条约遏制日本的侵略扩张。 张作霖生前娶有六房妻妾。原配赵氏早年跟随左右1898年生女芳19o1年生长子学良19o4年生子学铭1912年病逝于新民县。继配卢寿萱赵氏死后扶为正室19o7年生女怀英1911年生女怀卿1974年卒于天津。三太太戴氏（亦有陶氏、宪氏等称说法不一）婚后郁郁寡欢无子女后入佛门。四太太许澍旸家境贫寒因貌美被强娶为妾19o9年生女怀曈1《日本外务省档案胶卷》p57p·v·m23第94o页。 2《参与国际联合会调查委员会报告代表处说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2年版第235页。3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与主要文书》下卷东京1978年版第116页。1《北京政府外交部致日驻华公使照会》（1928年5月25日）《国闻周报》第5卷第2o期1928年5月27日出版。 1911年生子学曾1913年生女怀曦1916年生子学思1976年病故于北京。五太太张寿懿最受宠幸192o年生子学森1922年生子学浚1924年生子学英1925年生子学铨1966年病故于台湾。六太太马月清原为五太太贴身侍女1924年生女怀敏。1975年病逝于台湾。 第二十二章孙传芳孙传芳字馨远山东历城人生于1885年4月17日（清光绪十一年三月初一）。19o4年从保定北洋6军成学堂选送到日本6军士官学校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同盟会。19o8年冬毕业。19o9年3月回国。经清廷6军部考试合格赏步兵科举人分配到北洋第二镇第三协第五标任教官。 辛亥革命后第二镇改为第二师。孙传芳随王占元第二师驻防湖北历任第二师辎重第二营营长、第二师第六团团长。1916年又任第二师第三旅旅长不久升任第二十一混成旅旅长。1917年任湖北暂编第一师师长。 1921年湘鄂战争爆湖北督军王占元辞职湖北为吴佩孚控制。在吴佩孚的推荐下8月9日孙传芳任长江上游总司令28日又任6军第二师师长从此成为直系将领。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直系控制了中央政府。为选曹锟当总统直系将领在保定会议提出先恢复法统统一全国。5月15日孙传芳通电提出巩固民国宜先统一法统召开旧国会请黎元洪复位。28日又致电广东护法军政府要孙中山同徐世昌同时下野。孙传芳的通电是为直系起投石问路的作用。 1922年1o月福建生驱逐闽督李厚基战争。孙传芳奉曹锟、吴佩孚之命率军从湖北经江西入闽。1923年3月19日任福建军务督理。 1924年3月孙传芳和第十二师师长周荫人合作以突然袭击手段将掌实权的福建帮办王永泉赶下台。5月13日孙传芳为闽粤边防督办。曹锟要他进攻广东但孙传芳想向浙江展。6月16日孙传芳致电曹锟、吴佩孚一方面大谈进攻广东的战略一方面伸手要军饷3oo万元、枪弹5oo万。由于曹锟、吴佩孚一下子拿不出军饷、枪弹进攻广东的计划只能作罢。1924年9月3日江浙战争爆。孙传芳率军越过仙霞岭进攻浙军侧背。由于浙军第二师生内讧卢永祥被迫放弃浙江将浙沪联军总司令部移驻上海龙华。9月17日孙传芳为闽浙巡阅使兼浙江军务督理。由于浙军作战不力孙传芳军得以长驱直入9月25日占领浙江嘉兴。1o月12日占领上海龙华。卢永祥宣布下野江浙战争结束。这一仗孙传芳不仅获得了物产丰富的浙江地盘还收编了4个师1个混成旅成为一个有军事实力有地盘的大军阀。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以直系失败告终。段祺瑞入京成立临时执政府。 孙传芳当即致电表示拥护段政府。 1924年12月11日段祺瑞下令免去直系齐燮元江苏督军职又密令陈乐山赴松江复任第四师师长职于是引起孙传芳的疑虑认为这不利于他在浙江的统治乃于1925年1月2日率军攻占松江逼近上海。1月5日和6日又接连通电反对奉军南下并与齐燮元组织江浙联军孙传芳任联军第二路总司令。11日两路军队夹击占领上海。13日又占领苏州。 1925年1月14日孙传芳、齐燮元联名通电：愿意撤退上海地域内所有两省驻军废除护军使及镇守使名目反对以后再设此类军职。15日段祺瑞下令裁撤淞沪护军使以上海为永不驻军及设置军事机关地区。16日任命孙传芳督办浙江军务善后事宜。 1925年1月17日奉军占领镇江不久克无锡、上海。28日齐燮元通电下野逃往日本其部队为孙传芳接收。2月3日孙、奉双方签订江浙互不侵犯的和平公约。5日孙军全部撤出上海但奉军根本没有撤军诚意故上海为奉军所掌握。 1925年5月3o日上海生五卅惨案。为镇压人民革命运动奉军源源不断开来。此时孙传芳也派第四师谢鸿勋部回驻松江。江浙形势再次紧张。1925年1o月8日孙传芳在杭州召开有安徽、江西、江苏、福建、浙江五省代表参加的会议讨论出兵讨奉任务。决定成立浙闽苏皖赣联军建立五省联盟孙传芳自任总司令。1o月1o日孙传芳以国庆阅兵为名向江苏松江、长兴集中。 1o月16日浙奉战争爆。孙传芳出其不意先制人动猛攻奉军杨宇霆部急忙撤退。孙传芳夺得松江、上海后才与夏、周荫人联名表通电以奉系在上海驻兵为借口出兵讨奉。奉系没有料到孙军进攻神害怕分散被围乃决定保全实力放弃江苏、安徽两省将奉军集结于徐州伺机反扑。 1o月17日孙传芳抵达上海。鄂、皖、赣三省直系军阀和地方军阀纷纷通电响应孙传芳讨奉并电请吴佩孚、孙传芳共同主持讨奉大计。 奉军退据徐州分三路防守孙传芳的联军亦分三路进攻。1o月3o日孙传芳下令向徐州起总攻。11月2日两军激战于安徽蚌埠以北的固镇。孙军先败后胜杀张宗昌的白俄兵3oo多人奉军前敌总指挥、济南镇守使施从滨亦被俘枪决。11月5日孙传芳下令向徐州动第二次总攻奉军为保存实力退走山东。8日孙传芳在徐州召开庆功大会意态骄盈不可一世。 11月25日段祺瑞任命孙传芳为江苏督办邓如琢为安徽督办。但孙传芳根本不承认段的任命反以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名义任命陈调元为安徽总司令王普为安徽省长陈陶遗为江苏省长。这是孙传芳军阀生涯最得意的时期。 1926年7月广东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吴佩孚在两湖战场连连败退多次电请孙传芳派兵支援但孙按兵不动。直到吴佩孚败退河南孙传芳才出兵迎战。 9月3日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军赖世璜部向赣州起攻击第二军亦自南雄攻入江西开辟北伐第二战场。此时孙传芳约有16万兵力分为6个方面军。6日北伐军攻克赣州孙传芳却要北伐军撤。7日孙传芳又致电蒋介石限北伐军24小时内全部撤回广东。当时孙传芳的兵力主要集中在江西的南昌、九江、南浔路等重要地点司令部设在九江江面的轮船上。11月2日北伐军在南浔路起总攻。4日占领九江。8日攻占南昌。孙传芳部溃不成军孙本人于7日狼狈逃回南京。 南昌失利后孙传芳见北伐军势不可挡乃于11月18日改名化装乘普通客车由南京抵天津拜见张作霖向张乞授认错表示东南大局静听张作霖主持。孙传芳还与张学良拜盟认张作霖为义父。张作霖大喜过望表示不计前仇并邀孙传芳参加正在召开的军事会议。孙传芳在会上建议组织讨赤军统率办事处推张作霖为全国讨赤总司令。会议决定让张宗昌率直鲁联军援孙孙传芳让出江苏、安徽的北部给直鲁联军。 12月1日张作霖在天津蔡园就任安总司令。8日孙传芳任安副司令。 孙传芳南返指挥部队回浙江摧垮了国民党人蔡元培等人搞的“浙江自治”。12月23日下令取缔江苏、浙江、安徽三省联合会缉拿蔡元培等7o余人。 1927年1月25日蒋介石在南昌召开军事会议确定长江下游作战方案决定先取杭州、上海消灭孙传芳主力会师南京。2月18日北伐军入杭州3月4日孙传芳在安徽的驻军倒向北伐军。14日北京政府海军总司令杨树庄宣布归附国民政府就任国民革命军海军总司令派三舰驶离九江会攻南京。18日孙传芳从南京逃到扬州。东南五省割据局面宣告结束。1927年5月22日孙传芳受南京国民革命军第一路何应钦军的进击弃扬州退到海州。6月11日孙传芳和张宗昌联袂到北京参加张作霖召集的军事会议提请张作霖就任安大元帅自己取消“五省联军”称号。7月15日孙就任安第一军军团长。 8月13日孙传芳乘国民党内部宁汉对峙乃集中兵力大举反攻占领淮阴、淮安、蚌埠、菏泽。17日尾随南京国民党的败兵进到浦口江边并炮击南京城。23日孙传芳军开始进攻南京。26日孙部三个师强渡长江占领栖霞山、龙潭车站断绝南京、上海间交通。29日孙又调兵5万到龙潭同南京国民党军激战。31日孙军在龙潭惨败被俘士兵3万余人、师旅长以上高级军官数十人伤亡无数枪支损失4万余枝。孙本人则化装成士兵逃到扬州。 9月15日奉系将领举行军事会议决定孙传芳负责津浦路防御特许孙传芳招兵买马扩充实力以与该地区冯玉祥军对峙。 1928年2月12日张作霖任命孙传芳为山东督办。4月南京国民政府再次动北伐孙军节节败退。4月3o日晚孙传芳渡黄河北逃。6月3日孙通电辞职。此时他的部队仅剩两个师退守天津。15日孙传芳的部队不愿出关而向阎锡山投诚。孙传芳的武力至此荡然无存。 孙传芳逃到沈阳后寄于张学良门下任毫无实权的东北保安委员会委员。1929年1月隐居于大连。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迁居天津。1934年4月孙在天津组织佛教居士林自任理事长。1935年11月13日在居士林被施从滨之女施剑翘开枪打死终年51岁。 第二十三章阎锡山阎锡山字伯川乳名万喜子。1883年1o月8日（清光绪九年九月初八）生于山西省五台县河边村1。父阎书堂营商为生。母曲月清大家闺秀。阎锡山6岁丧母寄居外祖父家由外祖母抚养成人。9岁入本村私塾读四书五经。17岁再入本村义学读经史子书并对程、朱、6、王之学深加研读。青少年时代受儒学影响较深特别是朱6之说对阎以后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和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阎16岁随父到五台县城内自家开设的吉庆昌钱铺学商。19oo年阎书堂参与金融投机破产阎随父躲债逃往太原曾在太原柳巷裕盛店（客栈）当小伙计。流浪生活的痛苦以及八国联军侵华引起的国破家危促使阎弃商从军开始了人生道路上的重大转折。 19o2年阎考入山西武备学堂2从此投身军界。由于学习成绩优异19o4年被清政府选送日本留学先入东京振武学校学习日语和近代科学知识后入6军士官学校第6期学习。留日期间结识了孙中山、李烈钧、朱绶光等革命党人受到反清革命思想的影响19o5年1o月加入中国同盟会后又成为“铁血丈夫团”成员之一积极从事革命活动。19o9年初阎从士官学校毕业后途经朝鲜。当时朝鲜已成日本的殖民地阎看到朝鲜大臣卑躬畏缩的样子深感亡国之苦曾出“亡国之民不如丧家之犬”的感叹并由此萌了“救国要在国未亡之前努力”的思想。3月回到北京后他为打开局面又专程拜见了当时山西新军协统姚鸿之父姚锡光得到姚的赏识。回省后阎任山西6军小学堂教官不久在北京参加6军部举办的各省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会试名列上等清廷赏给阎6军步兵科举人并授协军校。接着被任命为新军第四十三混成协第八十六标教练官。191o年升任标统。任职期间秘密参与同盟会的反清活动积极进行军队改造为太原辛亥起义的动作了必要的准备。 辛亥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响应。1911年1o月28日以阎锡山为主的太原同盟会核心成员集体作出在太原举行武装起义的决定。翌晨驻防太原城外的新军八十五标在管带姚以价的带领下宣布起义接着阎率领驻城内的八十六标参加。起义军英勇奋战3个小时内光复太原城占领巡抚衙门击毙巡抚6钟琦。当天起义军成立山西军政府阎锡山被举为都督。山西军政府的成立标志着清朝在山西反动统治的垮台。 太原起义胜利的消息传到北京清政府急派北洋军第六镇第十二协开往石家庄镇压山西革命。而第六镇统制吴禄贞早已秘密参加革命所以吴到石家庄后邀阎在娘子关会晤吴、阎商定组织“燕晋革命联军”吴任大都督兼总司令阎任副都督兼副总司令准备直捣北京推翻清廷。不料袁世凯收买吴的部属暗杀了吴燕晋联军功败垂成。11月15日袁世凯急任张锡銮为山西巡抚统率北洋精锐第三镇曹锟部进攻山西。山西民军分南北撤退阎率部向北1912年1月12日进占包头。 南北议和时由于孙中山的努力袁世凯未敢公开免去阎锡山的都督职务。1912年3月15日袁任命阎锡山为山西都督阎重返太原。阎返太原1河边村旧属五台县今归定襄县。 2《辛丑条约》后清政府在山西建立的培养军事人才的学校。 后也曾一度设想联合革命省份阻袁集权但考虑到山西处于袁世凯势力包围之中慑于北洋权势他非但没有反袁行动反而在袁世凯正式就任大总统下令解散国民党后执行袁的命令将山西全省的国民党组织一律解散本人也声明脱离国民党。1914年6月袁改各省都督为将军任阎为同武将军督理山西军务。二次革命时阎没有出面支持金永1祸晋他不敢反对但却派兵镇压了洪汉军。 为保全自己的权位阎锡山还支持袁世凯称帝。1915年4月他向袁密奏所谓“国本大计”倡议“废共和而行帝制以帝制而行宪政”。给反动的筹安会拨款6万元作为其活动经费并连续电给袁表示支持称帝。1915年12月21日袁赏封他为一等侯。护国运动时阎致电国务院指责护“破坏大局不顾国家”。 袁死后阎为保全自己的势力开始追随段祺瑞。1916年7月各省将军改称督军阎改称山西督军次年9月兼任山西省长。1917年9月护法战争爆阎在段的指使下派兵入湖南参战反对护法战争。 阎锡山在追随段祺瑞的过程中通过各种手段集山西军政大权于一身并着手经营山西增强实力。先他利用人民要求和平环境的心理和山西优越的地理条件提出“保境安民”的口号强调要服从中央命令保卫地方治安。他在“保境安民”的旗号下进行第一次扩军将原来的两个混成旅和警备队扩编成4个混成旅总兵力约2万人奠定了晋军的基础；其次他提倡“用民政治”建立行政网编定村制一村之中有村长；25户为闾有闾长；5户为邻有邻长使他们代行警察职务加强对人民的控制；最后为达到“用民”的目的极力推行“六政三事”1成立“六政考核处”、“政治实察所”等机构来督导其政策的扩展和实施。阎锡山实行的一系列加强自己统治和与其他军阀抗衡的退保政策客观上使山西能够得以摆脱南北之争暂时出现社会安定、生产展的局面加之某些社会“名流”、政客的吹捧北洋政府曾授予山西“模范省”的称号。 五四运动时阎锡山用软硬兼施的办法对付山西学生的爱国行动。慑于思想的广泛传播192o年阎召开“进山会议”2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从主观唯心主义出炮制所谓的“公平制度”3从“理论”上来反对。为了防止人民革命1922年他提出实行“村本政治”的主张强调以村为政治本位选举地主豪绅分任村长、村副设立村公所、息讼会、人民会议等机构对贩卖和吸食毒品、窝娼、聚赌、偷盗、斗殴、游手好闲、忤逆不孝等坏人进行感化教育；成立保卫团对青壮年进行训练。同时他建立小型军火工业对晋军进行第二次扩充充实、增补十个步兵旅的编制新添了师的编制新建了一个步兵旅、一个手掷弹旅等使军队比以前增加一倍之多。 北洋军阀混战时期阎锡山左右逢源。1924年1o月23日冯玉祥动北京政变囚禁了贿选总统曹锟。阎认为段祺瑞掌权对自己有利于1o月下1金永清末有名的酷吏袁世凯派到山西任巡按使。 ------------ 15 1六政：水利、种树、蚕桑、禁烟、剪、天足；三事：种棉、造林、畜牧。2阎锡山在1921年6月至1923年1o月所召开的一系列会议的总称这些会议因会址开始设在太原督军署内一座名为“进山”上的“邃密深沉之馆”故名之为“进山会议”。 3包括“资由公给、田由公授、耕者有田、工者有器”。 旬公开联合冯玉祥极力拥护段祺瑞重新上台。为阻止湖北、河南的直系援军北上阎派兵占领石家庄截断京汉铁路交通解除北上增援的直系军队武装。但冯玉祥国民军势力的迅展对阎锡山统治山西和向外扩张都造成严重的威胁。于是阎又采取联合奉、直讨冯的方针派兵配合奉、直在晋北进攻国民军。通过这次战争阎不仅夺取了绥远特别区扩大了地盘而且收编了部分国民军军事实力也大为增强。1926年秋至1927年春阎进行第三次扩军将晋军改称“晋绥军”自任总司令并将步兵扩编为17个师。至此阎的兵力已增至13万余人。 1927年北伐战争胜利在望他于1927年6月3日通电就任北方革命军总司令改挂青天白日旗服从三民主义。随后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阎公开表示积极执行“清党”政策成立自新院专门管教所谓“政治犯”迫害进步人士致使山西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 1928年2月阎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北上参加对奉系军阀的战争。6月阎军攻占京、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任命阎为政治会议太原分会主席和北平分会代理主席并兼任平津卫戍总司令阎控制了晋、冀、察、绥4个省区及平津两大城市。1928年1o月国民党政府任命阎锡山为行政院内政部长。 国民党军队驱逐奉军出关后蒋介石为了削弱异己部队而召开的“编遣”会议激起各派新军阀特别是阎锡山的不满。1929年唐生智联阎反蒋阎先是同意后又改变主意拥蒋反唐。193o年1月他亲赴郑州自任讨唐总司令蒋委任阎为6海空军副司令但又怕阎乘机扩大实力和地盘遂授意韩复榘在郑州秘密捉阎。阎得知后仓皇逃回太原。 以后阎继续扩军兵力达2o多万并以讨论“国是”为名表示反对蒋介石。一时国民党内反蒋各派麇集太原组成反蒋联合战线。193o年4月1日阎宣誓就任中华民国6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为副总司令联名通电反蒋。南京“国民政府”于4月5日下令免去阎本兼各职国民党中常会决议永远开除阎的党籍。蒋介石调集大军讨伐“叛军”。这样以阎为的中原倒蒋战争全面爆。 战争进行期间8月7日国民党反蒋各派在北平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表宣言组织与南京对抗的“国民政府”推定阎锡山、汪精卫、冯玉祥、李宗仁等7人为“国民政府”委员阎为主席。9月9日阎宣布就职。18日张学良突然通电拥蒋出兵山海关阎、冯军败退。阎遂宣布下野随后逃居大连托庇于日本但仍通过其亲信遥控山西的军政大权。 1931年8月5日阎潜回山西。九一八事变后太原学生举行抗日示威游行阎出于对蒋介石政府的忌恨表示“支持”学生运动并勒令解散国民党山西省党部派兵逮捕党部负责人。1932年3月阎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重新掌握山西的军政。蒋为了争取阎恢复了其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务阎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蒋、阎重新合流阎再度统治晋绥两省。 阎重新掌权后继续集中力量展本省的经济建设积极扩充山西的实力。制订《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成立了“山西人民公营事业董事会”将各项工矿企业统归西北实业公司经营管理。另外他还修建同蒲铁路（窄轨）整顿山西银行成立山西实物准备库和山西营业公社。为了展官营资本他拒绝给私营工业提供贷款；为了展本地工业又成立土货商场抵制外货成立“经济统制处”垄断全省经济。由于阎采取的一系列经济措施使山西的工业建设有了一定的展。 面对日益高涨的民众运动特别是力量的展阎提出“以组织对组织”的口号。他指使亲信建立了“建设救国会”、“文山读书会”、“民众监政会”、“植社”等社会团体企图以这些组织来对付和民主力量。他从马列主义学说中窃取某些词句杜撰成所谓的“物劳主张”出版了《物产证券与按劳分配》一书吹嘘其主张是越马列、胜于孙中山的。1935年又成立“主张公道团”自任总团长。各县则设立“防共保卫团”。他亲自编写《防共应先知共》、《的错误》等反动书籍强迫人民唱《防共歌》以实现他“思想防共”、“经济防共”和“民众防共”的目的。1936年又提出“土地村公有”作为防共的根本办法。 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军进窥绥东为维护其政治地位和官僚资产他提出“守土抗战”的口号。又担忧力量久留山西妨碍自己的手脚1935年冬拒绝红军通过山西开赴抗日前线的要求。 1936年6月又将所谓的社会团体合并为“自强救国同志会”自任会长。当时在阎面前有三种力量：日本侵略者要占领山西；要一致抗日；蒋介石要吃掉他。阎遂采取抗日和日、联共、拥蒋拒蒋的两面策略周旋于三种力量之间。后迫于日寇进逼在的积极争取下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采取“拥蒋联共抗日”的路线。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1936年9月18日他支持进步青年学生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自任会长后邀员薄一波回省参与“牺盟会”的领导。随后他主持绥远抗战在傅作义等将士的努力下取得了红格尔图保卫战的胜利收复了百灵庙给日伪军以有力的回击。接着他掀起了广泛的援绥运动振奋了晋军的抗战意志。 七七事变后阎与在一省之内正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8月2日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国民政府任命其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在阎的同意下“牺盟会”组建了“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四个纵队、一个工卫旅、三个政卫旅另外还组建了暂一师统称新军。 日军占领北平后于1937年9月中旬侵入山西境内阎赴代县太和岭口指挥作战。平型关战役后为阻止日军南下阎组织忻口会战。此战中队给日军以重大杀伤打乱了日军的作战部署。后日军从娘子关入晋阎军腹背受敌放弃忻口令傅作义退守太原。11月8日太原沦陷。由于阎和实行了进一步的合作进行了比较积极的抗战他领导的第二战区在抗战初期一度被誉为“模范战区”。 1937年11月24日阎锡山退守临汾在丧师失地的情况下他的抗日信心有所动摇。军队溃不成军原有组织名存实亡。为了继续控制战区1938年2月16日他在襄陵县温泉村成立新的组织——“民族革命同志会”自任会长。在丧失抗战信心的同时他又对八路军等抗日武装心怀疑惧。在日军的政治诱降下阎逐步采取“避日、、拥蒋”的路线1939年3月25日至4月22日在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召开的“第二战区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1把矛头集中指向八路军、牺盟会和决死队。接着解散了第二战区战地总动员委员会恢复国民党在山西的公开活动。1939年12月初阎破坏统一战线充当的急先锋宣布决死二纵队为“叛军”下令“讨伐”挑起山西新军与旧军的冲突并下令进攻在晋东南的决死一纵队制造了的十二月事变。这是阎锡山改变“拥蒋、联共、抗日”路线为“避日、、拥蒋”路线的转折点。194o年7月阎与代表谈判答应不再进攻新军双方确定在同蒲路以西以汾（阳）离（石）公路为界晋西南为旧军活动区域晋西北为新军和八路军活动区域。从此阎锡山在山西只控制着晋西南的十几个县。 十二月事变后阎锡山在“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思想指导下为保全自身公然与日勾搭于194o夏在吉县克难坡与日本特务大矢晤商确定“双方在山西境内进入停战状态”。同年11月阎锡山派赵承绶到孝义县白壁关与日军“山西派遣军”参谋长楠山秀吉谈判双方达成日军为阎军装备3o个团的协议。1941年3月阎又派赵承绶到白壁关与日军驻汾阳若松旅团的宫内参谋会商双方口头协议“消除敌对行为、互相提携、共同防共”1；离（石）军（渡）公路以北之“防御进剿”由日军负责以南由阎军负责必要时双方实行“会剿”。 在加强对山西军事、政治控制的同时他也加强了对各级干部的控制。 1941年在吉县克难坡举办“干部暑期进步讨论会”后改称“洪炉训练”对手下各级干部进行严格的集训灌输思想统一内部认识以配合他的对日妥协活动。 1941年8月11日阎锡山指使赵承绶在汾阳城内与日本“华北派遣军”参谋长田边盛武、“山西派遣军”参谋长楠山秀吉签订了《汾阳协定》。其主要内容是：日、阎取消敌对行动共同防共；阎通电脱离国民政府；日将山西政权交阎并为阎军提供装备等。1o月双方进一步达成履行《汾阳协定》的细则。太平洋战争爆后阎现国际形势对中国抗战有利加之与日勾搭本属互相利用关系于是妥协活动有所收敛。但日军却急于要求阎履行《汾阳协定》。1942年5月6日阎锡山与日本“华北派遣军”参谋长安达二十三“山西派遣军”司令官岩松义雄、参谋长花谷正等人在吉县安平村谈判阎鉴于国际形势的变化没有答应任何条件。后日本对阎施加各种压力逼其就范阎一直采取拖延对策。期间阎锡山虽然口头上对外声称要防御日军的进攻但实际上仍与日军保持了有间隙的联系。 1943年偏安晋西南的阎锡山为解决粮食和兵源问题在其统治区内推行“兵农合一”政策。他将17岁到45岁的役龄壮丁每3人编成一个互助兵农小组一人当常备兵入营打仗两人各领一份“份地”耕种。当时阎统区完整县仅7个但阎利用这一政策2年时间内募集常备兵7万多人。抗日战争接近胜利时阎锡山打出“开展政权”的旗帜又加紧与日本勾搭开始向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他暗中派遣人员担任伪山西省公署职员和县长等职。1945年他又对日伪县区行政官员按现职给委任状保证将来不以汉奸论处。日本宣布投降后阎锡山派赵承绶火赶往太原与日军商谈“接收太原”问题。1945年8月17日赵承绶与日达成协议：日军听1也叫秋林会议。 1赵承绶：《我参预阎锡山勾结日寇的活动情况》《文史资料选辑》第54辑第218页。候阎锡山接收；八路军如攻太原日阎双方共同阻击。 8月3o日阎锡山回到太原。他委任一批汉奸为高级顾问改编伪军4万人为省防军实行所谓“残留运动”改编留用日俘3千人积极准备进行反人民的内战。 日本投降后1945年8月中旬阎锡山派其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率部向上党解放区进犯结果被歼3万余人史泽波被生俘。1946年上半年阎锡山又多方阻挠和破坏各地的军调小组的调处活动反对和平穷兵黩武在太原、大同、临汾等地修筑钢筋水泥碉堡7千余个。 1946年6月下旬蒋介石动全面内战阎锡山遂向山西各解放区动疯狂的进攻但在人民解放军的沉重打击下阎锡山动的全面进攻彻底失败阎军只能控制铁路两侧的少数县市。此时他继续推行其敲骨吸髓的“兵农合一”暴政大肆抢粮抓兵又在城市进行编组抽兵同时加强特务统治。1946年4月他成立特种警宪指挥处1o月22日又成立太原绥靖公署谍报参谋训练队。阎锡山在太原和晋中各县组成严密的特务网任意残害员和进步人士。在军队中由“政卫组”派遣特务深入连队进行所谓的“肃伪”。 1947年至1948年阎锡山在晋中各县和太原市推行“三自传训”1目标为“十除一一变九”即在十个人中要除掉一个员或革命群众把十个人中原有一个拥阎的人变为九个。“三自传训”的结果导致杀人极多从1947年9月至1948年7月晋中各县在一年期间前后被害的人共达3万之多。阎锡山将解放军遣返释放回的俘虏组成“返干团”和“雪耻奋斗团”让他们继续为其反动统治卖命。 1948年5至7月临汾和晋中相继解放阎锡山为困守太原在太原城外组织“百里防线”决心负隅顽抗9月下令成立“山西总体战行动委员会”并亲手制定和颁布了保卫太原的“十二条行动纲领”和“十二种方向”组织“民卫军”驱赶市民为他卖命。面对人民解放军的和平谈判倡议阎坚决拒绝还将密谋起义的三十军军长黄樵松和解放军某部参谋处长晋夫押送南京枪杀。当阎看到大势已去时遂于1949年3月29日乘机逃往南京。4月24日人民解放军攻克太原宣告了阎锡山在山西的38年反动统治结束。 阎锡山逃到南京时南京国民党政权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被迫宣告“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职权但国民党的军政实权仍操诸蒋介石手中。在蒋、李的明争暗斗中阎锡山表面上以“调处”身份出现实际上站在蒋介石一边。 4月22日阎锡山在南京解放前一天乘飞机逃到上海26日又从上海飞抵广州。为调和蒋、李矛盾阎曾二次飞台谒蒋又两度飞桂见李。5月2o日何应钦辞去行政院长职李宗仁在推荐居正出任遭到立法院反对后不得不提名阎锡山出任。6月2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阎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 阎锡山组阁后立即拟定了《扭转时局方案》、《救国案》提出成立“敌后工作委员会”指令各省成立救总司令部派人潜入解放区组织地下武装。此外还拟定了《加大地方职权案》、《收支适合的临时1“三自”即自清、自卫、自治。 预算案》、《保卫华南西北大6作战方略》、《改善部队及公务人员待遇案》、《保卫台湾海南岛案》等。 广州解放前李宗仁下令国民党政府迁渝。11月11日阎锡山再赴台湾谒蒋15日返渝18日在出席重庆各界举行的“庆祝政府迁渝”大会上他提出“确定以寸土必争为目标”“走民众路线”“实行总动员”“完成总体战”。 12月26日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阎被迫率国民党政府由重庆迁到成都在成都不及半月又于12月8日迁至台湾。从此结束了他在大6的政治生涯。 阎锡山逃往台湾后拟定了《保卫台湾海南岛、收复大6计划方案》提出“实行民众路线”“建立海6两个面的战法”以完成“收复大6”。但他的妄想没来得及实施蒋介石就“复职”了。 195o年3月1日蒋介石“复职”后任命陈诚为行政院长免去了阎锡山行政院长职。此后阎仅保留了总统府资政和中央评议委员职务。 3月16日阎由台北市繁华的中山北路移往丽水街8号深居简出从事人生哲学方面的研究撰有《人应该怎样》一文。 195o年8月12日阎由丽水街8号迁往阳明山之菁山居住。这里原是一片废耕的茶园地处偏僻交通不便。阎着人略加开辟即偕旧部上山从此开始十年山居生活。他在此建有小组会文武官员全部参加由他讲解古代“圣贤”义理。他的讲话以后整理为《菁山草庐讲学录》一书。在菁山初期他经常下山演讲一是总结失败的教训二是作反攻大6的精神动员三是攻击和四是研究传统文化。中、后期主要集中精力从事著述。先后著有《世界和平与世界大战》、《大同之路》、《中国政治文化与人生》、《道德重整会世界大会提案》、《恢复大6与土地问题》、《怎样胜过敌人》、《大同国际宣言草案》、《与慈航法师论道书》、《孔子是个什么家》、《三百年的中国》等。 阎锡山到台湾后先后患有多种疾病196o年5月22日病死终年78岁。 第二十四章邓演达邓演达字择生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3月1日出生于广东惠阳县永湖乡鹿颈村。先世务农父亲邓镜仁于光绪年间考中秀才后任中学教员。邓演达青少年时期度过1o年军校生活。他于19o9年考入广东6军小学堂由于聪颖好学志向远大很快受到担任该校学长的革命党人邓铿（仲元）（1886—1922）的重视被吸收为同盟会会员。1911年武昌义后邓演达曾入伍随军北伐1912年返回广东被派送广东6军成学堂学习1913年毕业。1914年又考入湖北6军第二预备学堂（即武昌南湖6军中学堂）学习1916年末毕业。接着入保定军官学校1919年初毕业。1o年军校生活使邓演达受到系统的军事教育这为他后来从事军事活动奠定了基础。同时他又努力学习社会科学知识并兼修德文学识日益广博。 192o年初邓演达应邓铿之召前往福建漳州参加孙中山所组织的援闽粤军任宪兵连连长。从此他便成为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积极参加者。在192o年驱逐旧桂系、1922年北伐、1923年攻打陈炯明和沈鸿英等的征战中邓演达都出力甚大屡立战功因而相继升任为营长、团长。 从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到1927年上半年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蓬勃展的几年也是邓演达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几年。 邓演达积极参加了建设黄埔军校的工作。军校筹备期间他是孙中山指定的筹备委员之一。因筹备工作开始不久筹委会委员长蒋介石即离职而去该职由廖仲恺代理邓与廖等人一起积极完成了军校的筹备工作。待军校成立邓演达任训练部副主任兼学生总队长。训练部掌管学校术科教育和学生管理主任李济深时任粤军第一师师长该部工作主要由邓负责。他为专心办理军校辞去粤军团长职务迁住黄埔与学生一起生活和操练深受学生的爱戴。1924年冬因遭右派势力的排挤并为考察外国革命经验增长才识邓演达辞去军校职务赴欧洲游历考察。他在英、德、法三国看到帝国主义者与广大民众对中国人民截然相反的态度在苏联看到政府和人民对中国革命的热心赞助从而更增强了联合苏联及世界各国被压迫群众共同反抗帝国主义的决心。1925年末邓返抵广州随即出席国民党“二大”作《关于游欧的报告》。国民党“二大”选他为候补中央委员。邓重返黄埔军校出任教育长。1926年3月初黄埔军校扩大改组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中山舰事件生后邓演达抨击了蒋介石的行径引起蒋的不满。4月蒋以何应钦代替邓演达职务邓被调往潮州分校任教育长。 1926年7月广东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邓演达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在北伐战争中他除去主持军队政治工作以外还直接参与北伐主力之一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作战指挥。9月北伐军攻打武昌邓演达亲临城下督战。时直军将领刘玉春、陈嘉谟负隅顽抗战斗十分激烈邓的战马被打死衣服袖子被子弹打穿他仍坚持指挥战斗。1o月1o日北伐军攻克武昌后邓演达同时兼任总司令武汉行营主任和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任。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邓演达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成员、中央农民部长并再次被任命为总政治部（改称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他还兼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领导工作。邓演达文武兼治工作夜以继日充分显露了他卓越的才能和忘我革命的精神。 邓演达对蒋介石的独裁深恶痛绝。1927年初蒋介石为了达到以军制党、制政的目的挑起了“迁都”之争。他擅自改变国民党中央迁都武汉的决定企图把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至总司令部所在地南昌。对此邓演达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在一次有蒋介石参加的武汉群众集会上邓率众高呼“中央党部立刻迁驻武汉！”“国民政府立刻迁驻武汉！”据当时报载与会群众对邓“一句百合备极热烈”。2月邓在汉口《民国日报》上表长文《现在大家应该注意的是什么？》尖锐指出：“革命是大家的事是痛苦民众们大家的事。”“个人的力量是很小的”独裁者们虽可“挣扎若干时”但最终必将成为“群众的反叛者”而走向“坟墓”。13月国民党召开二届三中全会提高党权限制和削弱蒋介石的个人权力。会后邓多次表讲话阐述反对个人独裁的意义主张“党指挥军事”而不允许“军事指挥党”。 在担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前后的几个月中邓以很大精力从事动农民革命的工作。他深刻指出：“中国的国民革命可以说就是农民革命”农民是“国民革命的主力军”对待农民运动的态度是区分敌友的“量尺”而“农民要解决的大问题即土地问题”。他与人等共同组织了一系列负责农民问题的重要机构如阳新惨案查办委员会、总政治部农民问题讨论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等大力推动农民运动的展。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动政变4月18日在南京另组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邓演达积极投入讨蒋斗争由此愈加遭到蒋介石的忌恨在南京政府出的“秘字第一号令”中邓演达与许多领导人一同被列入“通缉”名单。之后武汉政府举行二期北伐进军河南。邓演达率领总政治部工作人员5oo余人随军出征。他出入火线参与第四军的作战指挥。当时舆论盛赞邓演达及所部人员“于军事、政治两方面之进展卓著功绩”。1927年5月以后武汉汪精卫等人日益右倾和反动终于同蒋介石一样走上反革命的道路。在这革命危急时刻在联共与的大是大非面前邓演达不仅坚决反对与分裂而且关心着人的安危。6月中旬邓从河南返回武汉。他曾深夜走访汪精卫劝汪站在革命立场与民众站在一起但汪决心在镇压工农、反对的路上走下去。邓鉴于革命形势急剧逆转而自己虽殚精竭虑也无法挽救革命的失败于是决定从武汉出走。行前他告诉人“何键一定开刀无疑”因此希望“注意汉口马日事变的来到”。6月3o日他写了告别国民党中央和国民党员书悲愤地指出：“前时主张讨伐蒋介石的现在忽然有投降妥协的要求；前时主张联合一切革命分子去革命的现在忽然有与分裂的主张；前时主张拥护农工利益的现时忽然反而要去屠杀农民和嫉恶工友。”而如果三民主义受了曲解农工受了摧残革命分子被排斥政治工作被威胁“必然招致反革命的结果”“难免第二次辛亥年的失败”。接着邓在《辞职宣言》中再次痛斥汪精卫等人“向蒋图谋妥协并与相分离而残杀农工”的行径。 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到达莫斯科11月1日与宋庆龄、陈友仁共同署1本文引文除注明者外均出自《邓演达文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名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表示要在孙中山革命精神领导下“为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完全实现”而斗争并宣告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临时行使革命指导之机能”。12月转赴德国柏林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包括中外历史、哲学、经济学和经济史、各国政治、中国经济、农民问题、财政问题、外交问题等多方面内容以从中探求中国革命的方向和前途。他还曾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会谈讨论中国革命和中德关系问题。1929年4月到德国南部各地参观考察1o月底赴法国巴黎再渡海至英国伦敦并在英国的一些城市考察。193o年1月离英返国。他取道意大利经巴尔干半岛、土耳其、伊朗、印度5月由香港返抵上海。 邓演达回国后曾寻求同中国合作反蒋但未得到相应的回答。 此时一个由谭平山等人所组织、奉邓演达为总负责人的第三党——中华革命党已在国内存在了两年。193o年8月邓演达召开干部会议把第三党正式定名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会议通过邓演达起草的《政治主张》选举邓为中央干部会总干事。邓并负责主编《革命行动》月刊。 邓演达坚持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并把三民主义原则与现时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提出了“平民革命”的理论。邓演达认为1924至1927年的“人民革命运动”失败后“整个的中国复由更反动更黑暗的势力统治着”南京政权是“买办资产阶级与豪绅地主的联合政权”这个政权下农工民众的痛苦更为加深因此必须“继续中国革命复兴中国革命”而所要“继续复兴”的革命就是“民族的平民革命”。 邓演达规定了平民革命的动力、对象、任务、直接目标和最后目的指出：凡自食其力而不剥削他人者无论是直接参加还是间接参加生产行程的分子都是平民群众包括工人、农民、小商人、青年学生及生产设计和管理人员等他们也就是革命民众即革命动力。革命的对象有三个：帝国主义者、封建军阀和反动资本家。革命任务包括三项：民族、民权、民生。直接目标是推翻南京反动统冶建立平民政权。平民政权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消除帝国主义在华经济统治势力；消灭封建残余实行“耕者有其田”；改良工人生活；建设国家资本主义。革命最后目的是实现社会主义。 邓演达否认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前途其理由是：第一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独立的国家帝国主义掌握着中国主要的经济机关“压抑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不许中国资产阶级形成与帝国主义竞争的中国资本主义”；第二中国资产阶级“无独立的进行资本主义革命的能力”而平民群众经过平民革命掌握政权后绝不会再去“仿效欧美形成近代的资本主义”。他并设想：平民群众取得政权后必能运用国家政权力量进行国营及公营的产业建设即展“平民政权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进而“向着社会主义前进”。 邓演达坚持平民革命主张但他没有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才能成功他也不赞成武装暴动和土地革命的主张。他的社会主义观基本上是孙中山民生主义的挥同经过无产阶级革命达到社会主义的理论属于不同的思想体系。 为了推翻国民党的独裁统治邓演达不但大力进行反蒋宣传而且积极准备军事倒蒋。他一方面在国民党军队中广泛开展联络和策反工作“如对江西的陈诚、陈铭枢陕西的杨虎城、邓宝珊山西的冯玉祥、阎锡山河南的郜子举、张轸四川的孙震、邓锡侯武汉的胡伯翰福建的卢兴邦等都以反蒋为基础建立了不同程度的联系”陈诚和邓宝珊等还参加了第三党。另方面成立“黄埔革命同学会”作为建立平民武装的骨干。“这个革命同学会在十八个省市建立了分会或支部从国民党军队中吸收和联系了黄埔学生近六千人”其中的骨干分子和一部分会员参加了第三党。11931年8月第三党决定举行武装起义计划由邓演达担任起义总指挥前往江西指挥陈诚的国民党第十八军在临川、清江一带起义同时在武汉、陕西、四川、河南、山西、福建等地动已联系的部队一齐响应。但决定做出未过几日邓就在上海被捕起义计划不得不取消。 邓演达被捕前蒋介石已探知他在上海进行秘密活动便派人赴沪勾通租界当局悬赏抓捕。1931年8月17日邓出席在法租界愚园路愚园坊2o号举行的第三党干部训练班结业典礼叛徒陈敬斋事先向蒋介石写信告密结果邓被捕21日解往南京。蒋介石极尽威胁利诱之能事而邓始终不为所动他坚定地表示：“要我投降要我抛弃我的主张那他拿刀子来好了！”表现了凛然的气概和高尚的人格。蒋介石在第二次下野前11月29日下令将邓秘密杀害。12月宋庆龄到南京营救邓蒋介石才不得不承认杀邓的事实。宋庆龄乃于12月2o日表声明赞颂邓“坚（艰）苦卓绝忠勇奋”痛斥独裁者杀害“忠实革命人才”。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拨专款将邓演达的遗骸由殉难处（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迁葬于紫金山南麓灵谷公园东侧。中国和中国人民给邓演达以崇高评价。在四十年代初曾指出以邓演达为领袖的第三党“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党派始终反蒋不”。后来又曾把邓演达与古代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和著名人瞿秋白、方志敏及著名爱国志士杨虎城、闻一多等一同论列称赞他们“以身殉志不亦伟乎！”1邓演达确实是一位“以身殉志”即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而英勇献身的伟大人物。 遗著编有《邓演达文集》。 1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奋斗历程》；于刚主编：《中国各民主党派》1987年版第281页。 1《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37页。第二十五章李济深李济深字任潮广西苍梧人1885年11月6日（清光绪十一年九月三十日）生于一个富农家庭。李济深的青少年时期正是19世纪末2o世纪初中国内忧外患严重的时期。激于爱国思想他立志学习军事。19o3年由梧州中西学堂保送入广东黄埔6军中学学习。不久该校并入6军成学堂。他入步兵科。19o7年毕业后先在广东新军当见习官后又入讲武堂学习。19o9年被保送入保定6军军官学堂深造。1912年到上海在姚雨平部任作战参谋1913年重返学校学习。1914年毕业留校任教官5年。192o年应粤军第一师师长邓铿之召到广州任粤军第一师副官长后任参谋长。1923年3月升任师长。被孙中山委为西江督办挥师溯江而上占领梧州支持李宗仁、黄绍竑等击败广西军阀6荣廷、沈鸿英统一广西。1924年1月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被缺席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黄埔6军军官学校成立时任副校长兼训练部主任。1925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1926年1月在国民党二大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北伐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广州分会主席、广东省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他未到前方任总司令部留守主任。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国民革命李亦在广州动四一五事变实行“清党”。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李济深卷入了国民党派系争斗之中。 1929年1至3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军事编遣会议和国民党三全大会采取排除异己、削减其他派系势力的方针激化了国民党内部的矛盾。蒋介石以调停湘事为由电请李济深赴京。李先同蔡元培等在上海与李宗仁晤谈后又回南京见蒋介石。事后李济深对记者称：湘事归政治解决一切听中央办理。但是3月16日桂系两将领打电报给李济深谓蒋已决定用武力讨伐。李即密电李宗仁商讨对策。两电均被蒋介石的特务获悉。21日李济深即被软禁于南京汤山。国民党三全大会决定将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开除出党理由是他们“拥兵自重割据地方不服从中央指挥”。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李济深获释。11月12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四全大会”宣布恢复李济深等人的党籍。 日军侵占我国东北后中华民族的危机日益深重。1933年11月18日李济深会同十九路军将领、第三党领导人章伯钧、黄琪翔等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举起抗日联共反蒋旗帜成立新政府。11月2o日上午在福州召开群众大会宣布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开幕布《人民权利宣言》。宣言提出：“（1）否认南京反动政府；（2）号召全国反帝反国民政府之革命势力立即组织人民革命政府打倒以国民政府为中心之法西斯系统；（3）于最短期间召集第一次全国生产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解决国是。”1当日晚大会主席团决定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11月22日新政府成立以李济深为人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11月21日组成了以陈铭枢为书记的生产人民党。李济深等宣布退出国民党。11月27日人民革命政府与苏维埃政府订立了《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福建事变生后蒋、汪控制的国民党中常会于11月23日宣布永远开除陈铭枢、李济深、陈友仁党籍。蒋派遣十几万大军入闽讨伐软硬兼施。由于一部分军队倒戈投蒋1934年1《国闻周报》1o卷47期1933年11月27日出版。 1月蒋军占领福州福建人民政府反蒋失败。李济深等逃亡香港和海外继续从事抗日讨蒋活动。 1935年冬李济深与原十九路军将领在香港组织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成立宣言》分析了日本侵华灭华的野心揭露了南京政府卖国误国的事实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民族最大的仇敌南京政府蒋介石、汪精卫是中国最大的汉奸我们必须铲除这两大仇敌才能完成中华民族革命的第一步；抗日与反蒋其中具有不可分离的联系”。宣言提出了同盟的“争取民族独立”“树立人民政权”两大基本政治主张和八条目前行动纲领即：（1）集中一切力量进行民族战争；（2）策动全国海6空军武装全国民众对日作战收复失地；（3）推翻南京汉奸政权召集人民代表大会解决国是；（4）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没收一切汉奸财产；（5）联合在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的一切民族及被压迫阶级共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6）凡同情及援助中国抗日战争及严守中立的国家视之为友其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破坏中国抗日战争者视之为敌；（7）铲除贪污土劣废除苛捐杂税；（8）争取人民的身体、居住、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之绝对自由1。1936年西安事变生时李宗仁、李济深等16人于12月16日通电全国反对内战主张建立抗日政府一致抗日。1937年2月李济深等表《解决时局抗日救亡之意见》痛陈危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开放政权肃清亲日派；召集救亡会议实现民主自由；停止对日外交谈判实行对日经济绝交；划分国防区布置国防等五项呼吁。在呼吁中强调“抗战为统一之先决条件统一则为抗战之必然结果任何党派若不欲自绝于国人决不能违反抗日神圣命令亦当以抗日为前提履行其约言改变苏维埃之组织与红军之旗帜使成为中华民主共和国之直接组成部分”2。全民族抗战开始后李济深等于1937年8月表宣言号召盟员拥护政府抗战到底。1o月25日决定解散中华民族革命同盟。1o月3o日公布《中华民族革命同盟解散宣言》。宣言说：自芦沟桥和上海抗战动后我民族已呈现空前未有之统一故解散同盟组织。号召盟员“此后各自淬厉本历年抗战之决心作民族忠贞之战士”。又说：“望我政府在此存亡一之秋积极动员全国民众共赴此神圣之民族战争以争取最后胜利完成民族解放之使命实现民有民治民享之国家”。3抗战时期李济深主张国共合作抗日。曾建议国民政府军委会注重山西抗战以牵制日军南下。在武汉东湖又写长信给蒋介石提出坚持抗战和实行民主两大主张。由于李济深在国民党军政界有一定声望（曾有“全国6军皆后学粤中名将尽门生”的说法）蒋介石对之总存戒心所以始终未委以军政实权。从1938年底至抗战结束李主要担任过三个职务即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军委会桂林办公厅主任、军事参议院院长。 194o年6月原白崇禧掌管的桂林行营撤销新成立军委会桂林办公厅由李济深任主任9月李离开重庆到桂林上任。该厅名义上管辖三、四、七、九4个战区指导8个省实际只是承转机关无作战指挥之权。该机构于1944年春撤销李济深改任为更无实权的国民政府军委会军事参议院院1《救国时报》第5期1936年1月4日第2版。 2《救国时报》第85期1937年2月28日。 3上海《文汇年刊》1939年5月出版。 长。衡阳陷落时何应钦、白崇禧均在桂林力劝李济深到重庆就任军事参议院院长职位。蒋经国也衔其父命来桂林促驾。但李还是决心不去重庆。在桂林李济深利用其职位和影响展开了抗日与民主活动。他掩护了一批进步文化人的活动并在香港沦陷后在经济上接济了一批撤到桂林的民主人士和进步分子。1944年2月至5月欧阳予倩、田汉、吕复等倡议、组织了规模宏大、盛况空前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李济深被邀担任大会名誉会长。他还捐款给大会作为活动费。6月由李济深等起成立了桂林文化界扩大动员抗战宣传周工作委员会展开抗战宣传活动。他还在桂林广播电台播讲《同志们起来吧！》号召八桂子弟组织和武装起来粉碎敌人的进攻。6月18、19两日举行了上万人的国旗献金大游行李济深、柳亚子等走在队伍前头。宣传周和献金大游行结束后献金和募集的钱物一部分送交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一部分送交湘桂前线的部队。6月28日成立了以李济深为会长的桂林文化界抗敌工作协会。7月组织了以田汉为总队长的桂林文化界抗敌工作队到湘桂路沿线的兴安、全州等地进行抗日宣传活动。不久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压制该队被迫解散。 桂林沦陷前后在桂爱国民主人士和进步文化工作者纷纷疏散、转移重庆、贵阳及柳北地区。何香凝、梁漱溟、陈劭先等到桂东、贺县、昭平。李济深先到梧州后又转到家乡廖纯村。这时他目睹国民党统治集团日益反动和他一面从事敌后抗日武装斗争一面联络何香凝和在广东罗定抗日的蔡廷锴等酝酿成立国民党民主派的政治组织。并派朱蕴山同张澜、冯玉祥及西南地方实力派联系。日本投降后李济深加紧了这一活动。他派人草拟了组织章程将章程与同时期何香凝拟的章程一起整理后交何香凝、蔡廷锴过目。1946年2月下旬李济深经广州去重庆准备出席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在广州他委托蔡廷锴、李章达负责筹备工作。3月12日、4月14日蔡廷锴、李章达在广州集会两次正式组成中国民主促进会推举（一说由李济深事前指定）15人为中央理事会理事李济深为理事会主席在李未到之前由蔡廷锴代理。会议通过了宣言5月15日在香港《华商报》表。《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宣言》宣告该会成立的动机和宗旨是：“团结海内外志同道合之同志齐一步伐集中力量以促进中国之民主运动共同完成建国大业使和平统一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得以雄临于世界。”《宣言》提出了八条时局主张主要是：政治上主张实行民主国民党自动结束党治建立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保证人民各项基本自由一切民主党派处于平等合法地位中央地方采均权制各省省宪由各省人民代表制定各省行政长亦实行民选。经济上实行民生主义的计划经济。外交上积极参加国际安全机构与所有爱好和平国家以平等地位切实合作反对任何国家在我国土内驻兵及侵害我国家主权之特权。军事上主张军队国家化在民主政府之下任何党派及个人均不得拥有军队。5月21日又以蔡廷锴等的名义在《华商报》表了《中国民主促进会政治主张》更详细地重申了《宣言》的八项主张。《宣言》和《政治主张》阐明了国民党内一部分民主派的一般政治纲领。民主促进会成立后还决定办一种日报作为与民盟共有的机关报。但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报没办成蔡廷锴、李章达被警告“限日出境”。不久总部由广州迁往香港。 李济深在重庆期间表示坚决反对内战同时广泛接触代表及民主人士。在会见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1945年1o月28日在重庆成立）领导人时表示支持民联的活动。他还和冯玉祥、刘文辉、张澜、龙云、陈铭枢、余心清、蒋光鼐等在聚兴诚银行聚会分析国内形势相约一旦内战爆“就联合国民党内部可以联合的力量组织团体展开反蒋斗争”1。同年5月底离川赴南京。在南京他同代表联系着手进行对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工作。他回忆说：当时董必武给予我们七百万元。王葆真带了五百万元余心清带了一百万元到北方去策反。我自己亦想来北方一行但那时蒋介石已打了三封电报要我去庐山了。2在庐山因同蒋面谈时间很少便写了一封长信批评蒋的政策。而后离开庐山返回南京。年底抵沪。1947年2月26日李济深以回乡扫墓之名离沪抵香港。在香港同蔡廷锴等商定了七条纲领3月9日以《李济深对时局意见》在《华商报》表。李济深先指出：“中国到了今天无论就整个国家民族来说或就执政的国民党来说都存在着非常严重的危机。我们对于这种危机应平心静气很客观的诊视病源实事求是的找出挽救方法。”他说：“使国家弄到这样地步我们的党当然要负相当责任。”“蒋主席应负主要责任”这是“客观逻辑必然的结论”。最后他提出七条挽救时局的意见：（1）政府必须放弃武力统一政策双方立刻停火。（2）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改组中央及地方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3）民主联合政府成立之后重新召开国民大会制定一部真正能反映全国民意的宪法。（4）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确立独立自主外交政策。（5）立刻大量裁军、减政切实复员抑制物价以安定民生。（6）保护民族经济取缔官僚资本实行保护关税政策。（7）恢复孙总理革命精神改造中国国民党废除党内独裁保证与各民主党派合作建国。李济深的离沪赴港和这个方案的公开表表明他又一次举起了反蒋的旗帜。同时表明他实际上迈出了同蒋介石集团彻底决裂和同合作的第一步。因此此文获得各民主党派的称赞和国民党民主分子的响应。蒋介石集团控制的国民党中央于1947年5月召开紧急会议以“有背党纪”“诋毁蒋主席及政府”为由宣布开除李济深党籍。 从1947年5月开始李济深加紧了建立统一的国民党民主派组织的筹备工作。当时在香港的国民党民主派组织除他领导的中国民主促进会（1947年7月1日宣布同上海马叙伦领导的中国民主促进会合并1948年3月2o日又分开改称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在上海者简称民进）外还有民联的地方组织。在李济深组织、推动下先后组成了民联南方执行部、民联粤港澳总分会和民联、民促南方联合执行部。1947年5月李济深、何香凝写了致上海谭平山、柳亚子、郭春涛、陈铭枢的密信。信写在不大的一块白绸巾上内容是：“国民党民主派集中力量正名领导对内对外紧要万分。盼先生等迅即来港共同筹策一切。详情由蕴兄面报。”（蕴兄即朱蕴山原拟派他到上海后未成行。另托人带口信给谭平山等人。1o月初柳亚子到港看到信即收起来）柳亚子、谭平山等人6续由沪抵港。此时中国劳动协会主席朱学范适出席国际工联理事会后转经美国旧金山回到香港带来了正在美“考察”的冯玉祥给李济深等人建议成立国民党革命组织的信并作为冯玉祥的代表参与协商。关于新组织的名称曾有“民主和平运动大同盟”、“中国民主党”、“中国民主和平运动联盟”、“中国国1刘文辉：《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1页。2《文史资料选辑》第67辑第154页。 民党民主派同盟”、“中国国民党（左派）”或“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等。宋庆龄建议叫“革命委员会”何香凝坚持加“国民党”三个字以便团结更多的国民党人孤立蒋介石。最后定名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关于领导者多数人推李济深担任。李提议请孙夫人宋庆龄莅港出面领导。大约在1o月底由柳亚子执笔李济深、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李章达、陈其瑗六人签名写成了《上孙夫人书》书中说：“自从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被蒋介石及其爪牙党内顽固分子推翻后中国人民渴望的民主与和平便不能早日实现且深陷于惨酷的内战灾祸中。本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在反动派把持之下也变成了背弃总理遗教甘为独裁者自私和卖国残民之工具。我们应海内外大多数党中同志的要求特起于本年十一月十二日总理诞辰纪念日在香港开一党内民主派代表会议讨论本党新生与实现国内民主和平等问题。我们以夫人二十余年来一贯之主张为主张；我们认定只有第一、第二两次全国代表大会及由此两次代表大会产生的中央执行机关是本党的合法领导机关；只有此两次代表大会决定的政纲政策是本党党员真实的奋斗目标。我们拟于代表会议中指出蒋介石背叛总理背叛遗教出卖革命迫害同志残杀人民的罪行否认他一手把持下的反动中央并召集继承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革命党统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建立正式中央指导机关为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实现而奋斗。在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未开之前先设立一临时中央指导机构肩起当前迫切需要的促成民主和平的使命。夫人为总理遗志的继承人负有完成总理救国救民伟大事业的任务。所以我们深切盼望夫人立即命驾南来主持中央领导我们。内以慰全国人民及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渴望外以争取英美苏之同情。如因扼于环境行动不便不能于会前赶来主持开会亦请顺应海内外同志一致之请求接受拥戴来函指示进行方针并于会后以领导人之地位表谈话宣示本党重建之必要与同意大会之决议。万一表谈话亦有不方便之处便只来函指示方针对于新闻记者之询问不作任何正面或反面之表示。以上三项请求甚望夫人斟酌环境及时局展情形决定选取其一。现在各地代表已6续来到香港开会各种准备工作亦已大体完成唯一的等候便是夫人的指示。”111月初李济深委托朱学范将书信转交宋庆龄。朱学范通过中国劳动协会的俞志英面交俞向在香港的负责人章汉夫汇报此事章汉夫告诉她：你不必去上海了宋庆龄同志已知道了此事。她赞成成立国民党的革命组织表示全力支持。但她认为以她现在的身份从事革命活动比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对革命更为有利。 经过一个多月的协商于1948年1月1日在坚尼地道52号召开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通过了宣言、行动纲领、组织总章、告本党同志书选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宣言》分为六部分是一个“兼容并包”的文件体现了李济深的思想和主张。 民革成立不久出了五一号召。5月1日写信给李济深、沈钧儒谓“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时机已成熟应先开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参加此项会议”。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1《革命文物》198o年第1期。 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抑或不限于三党加入其他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联署表”；并派当时在香港领导对敌隐蔽斗争和统一战线工作的负责人潘汉年同他们面议1。5月5日李济深、何香凝同其他党派一起出了致电及对国内外通电。6月25日民革单独表声明表示愿为新政协的实现、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民主联合政府之成立而共同努力；同时提出：“不但要覆灭今日的一党专政卖国独裁者尤要使今后永无一党专政卖国独裁者产生”；对于“美帝国主义必须坚决反对直至它完全放弃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而后已”。最后说：“今日之中国只有革命或反革命两条道路即爱国与卖国之分民主与之分其间绝无中立徘徊之余地。苟且偷安投机取巧倚靠美帝扶持轻视人民力量都是自绝于民主自绝于人民的死路。”11948年8月复电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欢迎他们北上同一起共商建国大计。 李济深在香港一面领导民革讨论新政协各项问题另一方面亲自派人做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工作。1949年初北上之后他们所联系的各种关系交南方局处理。同时他还在接见外国记者时表了对国内局势、新政协的内外政策的看法。例如1948年11月2日有记者问：外间所传李将军将被选为临时联合政府主席李将军接受否？李答：一切决定于人民的公意。惟此事实言之过早。新的联合政府是必须经过政治协商会议和临时人民代表大会程序的。问：近传蒋介石将划江而守形成南北朝局面李将军以为如何？答：南北朝的局面是不可能的。蒋政权的崩溃一定是全面的崩溃；因为这一个战争是全国人民对独裁的战争一定是划时代的变革蒋政权既不能立足于东北华北华中在华南西南甚至于台湾亦决不能维持其统治因为全国人民都反对这一个反动政权的。问：新的联合政府对于美国人来中国做生意政策如何？答：只要美国变更目前政策即刻停止援助蒋介石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在两国平等的基础上我们欢迎美国人来做生意。问：新政府也需要向美国借款吗？答：我们素来主张与以平等待我之国家友好的将来新中国需要美国经济与技术的援助不过必须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12月8日又有记者向他提出说不能与民主党派合作将实行一党专政他回答说：各民主党派与合作是完全可能的。所谓将实行一党专政之说完全是一种恶意的挑拨我坚信将诚意与各民主党派合作1。这期间他在同国民党各派政治势力代表人物的接触中保持了相当的警惕性。1947年11月在美国人授意下宋子文当了广东省主席派人向李济深游说提议组织“和平统一大同盟”给李以主任名义联合民主人士和西南诸省的地方势力组成“西南大联合”妄图配合南京政府阻止革命的胜利。李济深断然拒绝。1948年6月宋子文亲自到香港电话约李面谈希望与李合作疏通张奎、余汉谋、薛岳、龙云以及原十九路军旧部和桂系地方势力在广东另组政府重举孙中山旗帜推翻蒋介石由广东政府直接与谈判。宋的一番话对部分民革成员有吸引力但李仍拒绝2。19491《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o1页。 1《华商报》1948年6月26日。 1邱钱牧等编：《民主革命时期的民主党派》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6—157页、162页。2朱学范：《我与民革四十年》团结出版社199o年版第2o4—2o5页。年初李济深离港北上不久黄绍竑又带着李宗仁、白崇禧给李济深的亲笔信到港表面上是请李济深到武汉“主持大计”实际是由桂系与“划江而治”。由于黄到港扑了个空目的未能达到。 不论从革命形势展的需要还是从李济深的个人安全考虑李宜尽快离港北上。在何香凝等人催促下由安排李于1948年12月26日晚登船离开香港1949年1月7日抵大连1月1o日到达沈阳。此时李济深对民革“接受领导”问题作了明确表态。据朱学范回忆1月8日晨李济深同他谈话时说：香港民革内部对此有争议有人认为接受领导很重要有人认为党派之间是平等的没有什么谁领导谁的问题。我既下决心来到了解放区这一行动就表明了拥护由中国来领导新中国。其实反帝反封建也好一边倒、反对第三条道路也好核心问题是接受的领导。革命的三民主义与新民主主义原则是一致的但要付诸实行全国也要步调一致显然这也要接受的领导1。1月12日李济深在沈阳致电、周恩来称：“贵党领导中国革命路线正确措施允当洽符全国人民大众之需要乃获今日之成就无任钦佩。济深当秉承中山先生遗志勉尽绵薄为争取中国革命之彻底胜利而努力。”1月22日李济深与54位民主人士联名表了《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1月27日民革表《对时局声明》强调根据过去的历史教训必须对中国革命有一个基本认识即：“中国革命为国际反法西斯主义、反帝国主义运动之一环而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又以工农大众为主力。因之革命的三民主义必定是与新民主主义同其内容而三反斗争的进行又必须在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之下才有不再中途夭折的保证。”2《声明》还揭露了美帝国主义为破坏中国革命而玩弄的“企图在革命阵营中组织所谓反对派”等政治阴谋表示完全支持1月14日的时局声明和八项条件将革命进行到底。2月25日李济深由东北到达北平。1949年9月李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同年11月12至16日他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民主派代表会议把民联、民促、民革及其他民主人士（包括由李宗仁派来进行北平和平谈判的张治中等人及一些起义将领）团结起来组成了统一的国民党民主派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当选为主席。 1954年9月李在全国届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56年9月17日作为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向“八大”致祝词指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巩固、运用与展是中国革命中一个十分宝贵的经验。”表示：“我们各民主党派愿意长远在中国的正确领导下和全国人民一道不断地加强团结相互监促各尽所能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维护世界和平而共同努力。”11959年1o月9日李济深在北京病逝终年73岁。 1朱学范：《我与民革四十年》第2o6页。 2民革中央宣传部1959年1月编印：《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重要文件汇编》第264—265页。1《中国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o65页。第二十六章冯玉祥冯玉祥字焕章谱名基善1882年（清光绪八年）9月26日出生于直隶青县兴济镇北街（现为沧县兴济镇）祖籍安徽省巢县西北乡的竹柯村。冯玉祥出生不久全家又迁居保定城东的康格庄。由于家境贫寒冯只读了两年多的私塾。为了维持生活父亲冯有茂为刚满1o岁的冯玉祥在兵营中补了名额以便领些银子糊口。1894年清政府对日宣战冯玉祥与其父随保定练军开赴大沽口亲眼目睹了日本军舰的罪恶行径。 1896年冯玉祥刚满15岁正式入营当兵。他在父亲的指点和管教下开始“向读书和修养方面努力”。不久冯有茂因病被裁。冯玉祥为了挣钱养家愈刻苦操练、学习开始阅读《操法》、《阵法》等兵书。他看到淮军暮气沉沉便于19o2年2月2o日离开淮军改投袁世凯的武卫右军第三营左队右哨六棚。19o3年4月冯升为四棚正目。12月中旬又被提升为第二营右哨哨长。19o5年武卫右军改为第六镇冯任司务长随后又升为本连排长深得协统6建章和标统王化东的器重。不久冯玉祥成为6建章的内侄女婿得到了6的提拔和帮助。191o年9月升为第二十镇第四十协第八十标第三营管带。 1911年1o月1o日武昌起义爆各省纷纷响应。11月3o日同盟会员白亚雨赴滦州联络冯玉祥、王金铭等策动革命。第79标官兵起义后于1912年1月3日成立了北方革命军政府冯为总参谋长王金铭为大都督正式宣布独立。不久起义军因张建功叛变损失严重王金铭、施从云遭通永镇总兵王怀庆伏兵杀害。冯得6建章搭救幸免于死。 袁世凯编练备补军时6建章任左路备补军统领任命冯玉祥为前营营长。1913年8月左路备补军改编为“京卫军”冯升任第一团团长。1914年春冯随6建章入陕。途中冯改任6军第七师第十四旅旅长后冯部扩编为中央第十六混成旅冯为旅长。此时他开始注意培养军事干部成立了以李鸣钟为的模范连。 1915年夏冯玉祥奉命入川不久收到要求他列名拥护袁世凯称帝的电文冯反对帝制没有签名。护进攻四川后冯玉祥竭力避免自己的部队与护对抗并力劝四川都督宣布讨袁终于促使陈宦宣布。袁世凯死后冯部移住川北剑阁。不久他致电6军部要求“回京就医”。段祺瑞为使北洋势力进一步控制四川不同意冯部离川。冯毅然率部离开剑阁最后到达河北廊坊。此事招致段祺瑞忌恨段下令免掉冯的职务。1917年7月1日张勋拥溥仪复辟。段祺瑞以“讨逆军总司令”名义讨伐张勋。他深感军事力量不足迫不得已而起用冯玉祥。冯玉祥于7月6日表了讨伐张勋的通电。反复辟之役中冯立了大功。 1917年11月孙中山举起“护法”大旗后段祺瑞调冯率十六混成旅南下援助李厚基。冯同情并拥护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但又不敢公开反段。当部队开拔到浦口时即滞留该地。1918年2月14日冯在武穴表主和通电18日又通电主张恢复国会。段祺瑞于2月25日再次将冯免职交曹锟查办。这时曹企图拉拢冯部遂请政府准许冯免职留任。从此冯投向直系但始终未成为直系的嫡系。 1918年3月下旬冯率部离开武穴进驻湘西平定了湘西曾尚武流寇。6月14日进驻常德。冯曾于1913年在北京时开始信仰基督教因此在常德期间在军中设教堂请牧师向全体官兵宣讲教义并为1oo多名官兵施行洗礼。 192o年6月直皖战争爆驻守沅陵以西的皖系田应诏部及湘军赵恒惕部直逼属于直系的冯部冯被迫北撤移驻河南信阳。 直皖战争中直系打败了皖系皖系的陕西督军陈树藩被撤职直系的第二十师师长阎相文任陕督。阎于1921年6月初令冯玉祥第十六混成旅与吴新田的第七师同时动对陈树藩的进攻。此时阎电请北洋政府将第十六混成旅改为6军第十一师冯升任师长。不久阎死北洋政府任命冯玉祥为陕西督军。 进驻陕西是冯部展史上的重要转折冯平生第一次取得了一块大地盘。他统一军政收编了胡景翼等杂牌军加紧整顿和训练军队；同时为地方选贤任能筑路办厂在省政上颇多建树。 1922年4月29日直奉战争正式爆。4月19日冯玉祥率领第十一师全部由陕出向洛阳集中。当直军在长辛店一带战事吃紧时冯立即派二十一旅李鸣钟部增援。冯亲自督战大败河南督军赵倜。直奉战争后直系控制了北京政府冯因战功被任命为河南督军。他颁布《治豫大纲》惩办贪官提倡节俭改良社会风尚、重视教育、展交通事业。这些政绩为中原百姓所称道。同时他又扩充部队增强了自己的势力。 1922年1o月31日北洋政府任命冯玉祥为6军检阅使并授予扬武上将军称号。6军检阅使是个虚衔但冯却利用这一时机大力练兵在两年时间内练就了3万名精兵为冯以后的展奠定了基础。冯玉祥在治军中注重向官兵灌输爱国主义教育曾把帝国主义强迫中国割让领土的史实编为《国耻歌》他还提倡官兵同甘共苦。冯驻南苑期间元配妻子去世1924年2月19日与李德全结婚。 1924年9月孙中山、张作霖、卢永祥组成反直三角同盟。孙中山方面的国民党人士徐谦、钮永键、王法勤、丁惟汾、李石曾等时常与冯联系劝冯联合奉、皖推翻直系军阀。冯玉祥积极训练部队以加强军事力量并争取同盟者与北方将领孙岳、胡景翼等秘密联盟决心倒戈。1924年9月18日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吴佩孚任命冯玉祥为第三军总司令。冯在古北口与奉方代表达成协议：约定事成后请孙中山北来奉军不得入关。冯军与奉军在热河停战。1o月19日冯召集部下举行秘密会议宣布倒戈计划改部队名称为国民军。2o日清晨鹿钟麟指挥部队控制了北京全城。曹锟被监视在中南海延庆搂内旋即溥仪被驱逐出紫禁城。此次事件被称为北京政变。1o月25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讨论政府改组决定推翻贿选总统曹锟。曹被迫于11月3日宣布退职。冯等于1o月31日组织了以黄郛为的“摄政内阁”。但是冯为北洋军阀各实力派所忌长江流域各省的直系军阀公开反对北京摄政内阁于是冯决定联皖制直。11月1o日冯玉祥、张作霖分别到天津会见段祺瑞决定推段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总执政同时欢迎孙中山北上“主持国事”。11月21日段祺瑞通电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孙中山到北京后病情日益加重李德全曾持冯玉祥亲笔信到孙下榻处看望。孙中山将6ooo本《三民主义》、1ooo本《建国大纲》和《建国方略》赠送给冯。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冯令全军悼亡举哀。此时他开始认识到三民主义是“救国主义”。 此时1925年1月冯受到段祺瑞、张作霖的排挤。段任命冯为西北边防督办并要他将部队整编为6个师人数在15万左右取消国民军番号称为中华民国西北边防军简称西北军。3月冯赴张家口就职。 到西北之前冯经徐谦介绍认识了李大钊并与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会晤苏联军事顾问开始进入西北军。 1925年5月五卅惨案生冯玉祥联合西北军各将领致电段祺瑞要执政府“严重对外不必顾虑”表示“为国赴难愿效前驱”。他几次召开张家口各校学生、各界民众反帝示威大会亲自带头高唱《国耻歌》。6月13日冯令所部一律臂缠黑纱为上海烈士致哀并号召西北军官佐捐款援助五卅罢工工人冯个人捐大洋1万元。他主张以武力反击帝国主义的屠杀政策。 1925年底北方形成了直系、奉系、直鲁联军联合进攻西北军的形势。 冯玉祥见形势不利于1926年1月1日通电下野。3月2o日冯赴苏联考察会见了苏联的许多重要领导人。5月1o日冯宣布参加国民党要为国民革命而战并要求共产国际派刘伯坚随他前往西北军。不久冯启程回国。 此时北伐军在两湖战场上节节胜利。1926年9月16日冯到达五原后表了五原誓师宣言。17日国民军各部将领公举冯玉祥为国民联军总司令。冯宣布国民军全体将士集体参加中国国民党参加国民革命。冯玉祥被委任为广东国民政府委员和军事委员会委员。不久冯指挥国民军解了西安之围。此役吸引了刘镇华的1o万镇嵩军分散了吴佩孚的兵力在战略上配合了南方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战争。 1927年1月26日冯玉祥返抵西安。此时有2oo多名员在国民军中担任重要职务。冯在人的帮助下在陕甘等地颁布治理条例改革地方行政机构扶助工农运动。这时宁汉对立已经形成冯极为忧虑。武汉政府于4月18日决定举行第二期北伐冯决定向东进军与武汉北伐军会师中原。3月11日冯布讨奉檄文对鄂、豫、察、绥等地三路出师自兼中路军总司令。1927年5月1日冯玉祥在西安就任武汉政府任命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司令。 正在此时冯得到李大钊被张作霖逮捕的消息立刻全力营救。5月6日冯赴潼关督师时得知李大钊遇难的消息立即在潼关总部召开追悼大会。 冯到潼关督师后连续攻占陕南各地。6月1日冯军与武汉北伐军会师于郑州史称“中原会师”。6月1o日冯与武汉方面的汪精卫、徐谦、谭延闿、邓演达等人举行“郑州会议”。双方在“分共”问题上取得了一致的看法。冯不同意讨蒋主张宁汉联合继续北伐。会议决定将豫、陕、甘三省党政大权交给冯；成立开封政治分会冯为主席；第二集团军改编为7个方面军人数达四五十万。6月2o日冯又与蒋介石等在徐州花园饭店举行“徐州会议”双方达成了联合“清党”和继续北伐的协议。徐州会议后冯追随蒋介石在自己统辖的地区实行了“清党”将他军队中的员和他管辖地区内的员干部全部“礼送”出境。为拉拢冯蒋于1928年2月18日亲临开封与冯“义结金兰”。 1928年4月1o日北伐军下达总攻击令第二集团军在京汉路以东、津浦路以西地区与孙传芳军作战大获全胜。冯、阎、桂三位集团军领都认为北进抢先占领京、津对自己展实力极为有利所以都有“先入关者为王”的打算。结果冯军率先攻占京、津。但在蒋与阎锡山秘密达成政治交易后却将京、津和河北省的军政大权交给阎让阎接收京、津地区。冯表面同意但内心颇不愉快。在蒋、冯、阎、李四派联合打败各派军阀的过程中冯军战斗力最强付出的代价最高然而最后仅任北平特别市市长辖崇文门统税局一所“每月收入约二十万元”这对地处贫瘠、人员庞大的西北军只能算杯水车薪。因此冯耿耿于怀。接收北平后蒋介石准备召开善后会议冯“托病”不参加经蒋一再电促始抵北平。在前往西山祭告孙中山之后蒋、冯、阎、李等在碧云寺旁举行汤山军事善后会议。蒋在会上先后抛出《军事善后案》和《军事整理案》而冯却在“时局通电”中唱反调冯、蒋矛盾步步加深。 1928年8月8日二届五中全会在南京开幕通过了实行五院制的决议案表冯玉祥为军政部长、阎锡山为内政部长、李宗仁为军事参议院院长并要求冯、阎、李3人长期驻在南京。实际上是要这3人长期脱离他们的军队。1929年1月1日全国编遣会议第一次会议开幕阎锡山的编遣提案得到多数赞同这一方案是抑冯、拥蒋、利阎的方案。冯玉祥提案遭到否定便离开南京。从此蒋、冯之间由合作转向分裂。 1929年初进行的蒋桂战争以蒋胜桂败而告结束。5月7日蒋表《和平统一为国府惟一之政策》称“欲消弭内乱非铲除军阀不可”。蒋、冯战争势不可免。1929年5月22日被蒋介石收买的韩复榘、石友三联合出“甘棠通电”拥蒋叛冯。5月23日蒋操纵中央常会决议革除冯玉祥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其党籍。5月25日国民政府下令讨冯5月27日冯通电下野。 此时阎锡山以蒋、冯之间调停人的面目出现。三番五次约冯到太原面谈意在“挟冯以自重”。1929年6月25日冯抵太原之后被阎软禁起来。8月1日编遣会议在南京重开阎因对中央编遣会议不满遂联冯反蒋。冯决定动反蒋战争。1o月1o日冯部将领宋哲元、刘郁芬、孙良诚等27人通电反蒋拥戴阎锡山、冯玉祥为总、副司令。战争爆后蒋介石一面对冯用兵一面拉拢阎锡山。26日阎锡山突然声明主张以政治手段解决时局劝冯令西北军各部停战并将“国民军”的军事秘密向蒋报告。28日蒋亲赴汉口督师并任阎锡山为中华民国6海空军副司令。12月1日冯军反蒋战争失败。冯对阎的背约痛心疾密召鹿钟麟到建安村（冯被软禁之处）命鹿到潼关主持军事并佯装与蒋方往来造成欲与蒋联合之假象。另外蒋打败桂系和冯玉祥后即腾出力量对付阎先接收了天津海关和长芦盐运使署等税收机关拒绝支付阎的平津卫戍司令部所辖军政费用。这时阎一则深怕蒋、冯联合二则受蒋钳制日重因此坚定了反蒋的决心。193o年3月14日阎亲自送冯返回潼关。冯抵潼关的当天即号召二、三、四集团军将领57人表请蒋下野的寒电。193o年4月1日阎锡山在太原就任中华民总司令冯玉祥在潼关、李宗仁在桂林就任副总司令蒋、冯、阎、桂大战随即爆。 大战开始后冯军在陇海路、平汉路连连取胜8月初冯组织了大规模的八月攻势以徐州为目标兵分7路猛进蒋军岌岌可危。此时蒋军从晋军手中夺回济南晋军退回山西。冯军动的八月攻势因晋军未予有力配合而未能奏效。阎锡山为了保存实力密令陇海线晋军全部退回到黄河以北使冯军陷入孤军作战局面。9月28日张学良出吁请罢兵的巧电派兵进入平津及河北省。这时冯的部下庞炳勋、刘春荣、石友三等被蒋收买。1o月初蒋军直攻开封、郑州。11月4日阎、冯在太原通电下野。西北军全部瓦解。冯从此失去了与蒋对抗的实力。但这也成为他转向民主派的。战败后隐居汾阳城郊峪道河的冯玉祥埋头读书阅读了社会、政治、历史及文艺等方面的书籍。此时冯与中国加强联络。 1931年7月冯策动石友三反张学良被东北军打败。同年下半年冯策动甘肃旧部反蒋被蒋军打败。 1931年9月2o日冯玉祥得知九一八事变消息于23日表通电指责蒋政府“压制民众、诚心媚外”要蒋介石“认罪”和“停职”。1o月21日又表著名的马电提出了抗日救亡的13项主张其中有“充实国防”、“恢复民众运动”、保障人民的自由、惩罚贪污等。冯玉祥又和广东方面南北呼应促蒋下野。 1931年12月蒋介石下野后冯离开峪道村去南京。冯向正在召开的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提出三个抗战救国的方案。1932年1月下旬蒋、汪重新合作联袂登台。冯决定支持蒋汪政府。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后他大力支持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敌。12个月之内冯在南京、上海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但毫无结果于是他于1932年3月23日离开南京去泰山居住。 1932年6月初南京国民政府由顾维钧出面致电冯玉祥称国联李顿调查团要到泰山来看他冯断然拒绝认为会晤国联调查团是耻辱。 冯在泰山建立研究室延请社会名流进山授课课程有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展史等并利用学习间隙调查周围贫苦农民的生活状况对中国社会的黑暗腐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1933年5月冯玉祥在张家口组成民众抗日同盟军于24日表通电就任总司令。同盟军的主力是冯玉祥的旧部和方振武在山西组织的抗日救以及察省地方抗日武装、原防守长城各口的爱队、东北各地撤退到察境的义勇军及从平津华北等地来的爱国青年达1o万之众。同盟军成立后全国各地纷纷致函电支持。6月15日民众抗日同盟军召开第一次军民代表大会确定了否认一切卖国协定以武力收复失地的方针。6月2o日冯玉祥任命吉鸿昌为北路前敌总指挥率军收复察东失地。6月22日攻克康保城。7月1日收复宝昌、沽源。7月12日克复多伦察哈尔全省光复。 正当同盟军抗战节节胜利之时7月28日蒋介石和汪精卫联名电向抗日同盟军提出4项通牒同时让何应钦调16个师兵力“围剿”抗日同盟军。同盟军陷入困境。8月7日冯被迫宣布撤销抗日同盟军总部辞去总司令职于8月17日重返泰山。 1933年11月2o日李济深等在福建组成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冯派余心清参加并被选为经济委员会主席。冯积极联络韩复榘、宋哲元以期形成南北呼应的反蒋之势。1934年1月福建政府失败冯的反蒋活动再次失败。 1935年11月2日冯出席国民党六中全会第一次会议并向大会提出救亡大计案包括保障人民言论自由奖励抗日精神精诚团结等各款获得大会通过。不久冯当选为五届中央执行委员。12月18日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 1936年6月2日两广事变生。冯玉祥深怕内战再起一面与蒋介石商议调解一面连日致电陈、李、白力劝停止军事行动。冯为两广事变的平息尽了斡旋之劳。 1936年11月23日宋庆龄致函冯玉祥请其援救“七君子”。冯随即为营救七君子而奔走不断向蒋介石和陈布雷出函电直至“七君子”出狱。 西安事变爆后冯玉祥竭力主张和平解决。12月13日冯致电张学良劝张以“同挽国难”为重自己愿为人质请张“释回介公”。同时力劝旧部宋哲元、韩复榘拥护中央对新闻界表示“保护最高军政领袖之安全实为全民最大之责任”。冯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尽了全力。1937年初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期间冯玉祥同宋庆龄等提出了《提议为外患日急请讨论扩大总理三大政策团结御侮案》积极主张国共合作。 七七事变爆后冯致电第29军将士：“抗敌守土之责断不容丝毫退让。”7月1o日冯表《对芦沟桥事变谈话》指出全民应团结一致为民族生存为国家复兴而坚决奋斗。8月15日冯在苏州就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1937年9月国民政府划津浦线为第六战区改任冯为该战区司令长官。不久蒋又将冯调到平汉线。1o月2o日冯去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到南京后即被免职。 1937年11月中旬沪宁线战情恶化蒋介石命冯玉祥到平汉线南段视察国防工事。未几冯抵达武汉。在武汉的一年中冯编写了《民众救国问答》、《抗日的伟大民众》、《抗日游击战士问答》等小册子在民众中广为散。冯还创办了印刷社印刷了大量抗日宣传品和列宁、的著作。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冯玉祥以“丘八诗人”身份参加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1938年春夏之际蒋介石委派冯玉祥到豫西、豫南、鄂东等地视察国防工事。9月被任命为督导长官负责检阅和督练新兵。1939年5月督导工作结束。 冯玉祥回到重庆后投身于各项进步文化工作。194o年1o月19日鲁迅逝世4周年重庆文化界3oo余人举行纪念大会冯玉祥任大会主席。他表演说号召学习鲁迅的“真”、“硬”、“韧”的精神争取抗战的胜利。 1942年12月19日冯玉祥在重庆主持成立了“全国基督徒节约献金总会”以后各地逐步成立分会。冯在四川省大力推行献金运动到1944年9月按照当时的黄金价格计算捐献金额达黄金23ooo余两。 1945年8月28日抵重庆当天即去看冯。冯也回访。 冯还多次出席有国共双方领导人出席的集会、宴会。 1945年12月冯玉祥表了《建国问答二o四问》集中阐述了他的民主建国思想。他认为“抗战胜利以后剩下唯一的一件大事就是建国”。他提出要实行以下各事：“展科学民主政治经济建设国防军事解放妇女及儿童健全国际关系建立工业基础改良农业及造林畜牧扶助商业普及教育改造社会改良人种展交通提倡渔业。”在政治上他认为人民应有自由即“表的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免于恐惧”。经济上他认为“应该实行计划经济”。 1946年初冯玉祥提出出国考察的要求至4月7日国民政府才同意他“赴美考察水利”。9月2日冯玉祥启程赴美。在美国期间冯日夜关注着国内形势。此时全面内战已经爆蒋介石政府大肆镇压国统区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冯于1947年5月26日在旧金山《世界日报》上表《告全国同胞书》呼吁“即日停战议和由张表方、李济深、宋庆龄等主持和议大计”“成立真正的联合政府”。 1947年1o月1o日冯玉祥应邀在哥伦比亚大学教职员俱乐部举行的中国学生欢迎庆祝会上表《国庆演词》呼吁实现和平民主抨击政府的暴行。冯为表明自己的主张和态度于1947年11月5日表《我为什么与蒋介石决裂》一文坦率地表明了与蒋介石的分歧指出“蒋介石政权是中国所有政府的顶峰外国的金钱是无法使它免于垮台的”。 1947年12月26日蒋介石勒令冯玉祥于12月底回国。冯于12月3o日表声明予以严厉抵制。蒋吊销了冯的护照。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冯被选为常委和政治委员会主席。冯即积极起组织民革驻美总分会筹备会大量翻印民革成立的各种文件分赠美国国会、国务院、各大学、各图书馆及华侨社团努力扩大民革的政治影响。 1948年1月7日蒋介石宣布开除冯的党籍。冯为防不测于1948年2月1o日写下最后一份遗嘱对自己的一生作了回顾。冯玉祥受到美、蒋反动势力的逼迫在美国的生活难以为继。经周恩来、前苏联驻美大使潘又新的安排冯于1948年7月31日离美登上前苏联“胜利”号轮船准备经前苏联回中国解放区参加新政协。9月1日中午“胜利号”在向前苏联敖德萨港行进时船上失火冯玉祥不幸遇难终年66岁。为了纪念这位中国的盟友、著名的爱国将军1953年1o月15日中央决定将他的骨灰安葬在他生前居住过的泰山西麓。 第二十七章张澜张澜字表方四川省南充县人生于1872年4月2日（清同治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自幼随其父（张文倬塾师）读书1894年中秀才1897年补廪生19o2年到成都尊经书院学习19o3年被选送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书院师范科19o4年因表要西太后退朝还政于光绪的言论被清驻日公使送回国内。由此开始了他毕生从事的教育事业与政治生涯历经清、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不同时代当过学校校长、国会议员、省长、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副主席等职务。张澜的经历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缩影。 19o4年留日归国后先在四川办教育担任过顺庆府官立中学堂正教习、四川省游学预备学堂学监、顺庆府中学堂监督等职务并在南充创办了民立两等小学堂、南充县立高等小学堂、端明女塾。他的政治活动则从1911年的四川保路运动开始。 保路运动也称铁路风潮是辛亥革命前夕湘、鄂、粤、川四省人民掀起的反对清政府向列强出卖铁路主权的爱国运动。2o世纪初中国人民强烈要求收回被外国人夺去的铁路修筑权和经营权自办铁路。清政府也在19o3年颁布《铁路简明章程》准许华洋官商集股筑路。于是各省纷纷成立商办铁路公司。但是的清政府慑于外国人的压力竟于1911年5月9日颁布了“干路均归国有”的谕旨宣布1911年以前各省集股商办的干路一律收回由国家办理。5月2o日清政府同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了《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湖北省境内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将粤汉、川汉铁路的修筑权卖给了外国人。清政府这种以“国有”之名行卖路之实的行为激起了四省各阶层人民的反对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破约（要求废除卖路合同）保路（保护路权）运动而四川人民的反对最为激烈。张澜作为川汉铁路股东会副会长积极参加和领导了保路运动。6月17日他作为南充代表出席了在成都召开的川汉铁路股东代表会。会上成立了保路同志会。8月2日他在保路同志会会员大会上表演说强调“今吾爱国必破约以保路”1。8月5日在川汉路股东特别大会上他被推为副会长（会长颜楷）在演说中再次强调必须“破约”驳斥了四川总督赵尔丰在会上提出的“朝廷因川人筹款困难故借外债来修路；今日川人只要筹款来修川路便能保路不必说破约”的说法。8月间他还几次为川汉铁路公司特别股东会写呈文请赵尔丰代奏川路仍归商办和纠劾盛宣怀与李稷勋（李稷勋时任川汉铁路公司驻宜昌总理）。9月7日赵尔丰将保路同志会和铁路公司领导人蒲殿俊、罗纶、颜楷、张澜等8人诱至督署加以逮捕欲以此镇压风起云涌的群众运动。张澜等被拘禁三个多月至四川宣布独立始释出。他随即又参与活动。 辛亥革命爆后较晚先后出现过重庆蜀军政府（张培爵为都督）、成都四川军政府（先由蒲殿俊为都督实为赵尔丰操纵后革命党人尹昌衡杀掉赵尔丰继任都督）两个主要政权。1912年2月成、渝两军1《张澜文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政府合并成立了统一的四川军政府尹昌衡为都督张培爵为副都督。张澜任军政府的川北宣慰使。1913年4月张到北京任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并由蒲殿俊介绍加入进步党。1914年1月袁世凯解散国会张澜回到南充。在南充与地方人士一起创办南充实业学校和果山蚕桑社。袁世凯恢复帝制时他响应蔡锷的讨袁活动联合驻南充的川军混成旅旅长钟体道起而反袁。1916年3月28日宣布顺庆独立成立川北护总司令部（总司令为钟体道）张澜任政务长。8月被任命为嘉陵道道尹。此时入川的滇、黔军及四川各军混战不已张澜多方调解无效便致电北京政府请求解决川局之乱。1917年1o月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四川省省长。为战乱所迫张澜于1918年5月离川抵京在京设四川省长行署至192o年9月为奔母丧返回南充年底卸省长任。 在北京期间张澜曾任北京《晨报》董事并主持《晨钟报》。他曾设法资助赴法勤工俭学的川籍学生。他初步接触了社会主义学说赞成改良不赞成社会革命。1919年4月28日在《答梁乔山先生书》中说：“为今之计政府所执之政策应急倾注于社会方面力为民众谋裕其生计毋使不均。并须求教育之普及使民众关于生计得有相当之智识自由展。而先知先觉诸人则将公平正确之国家社会主义著为书报为演说介绍于我国民使咸晓然于社会主义之真非同于强盗土匪之掠夺。盖必先求避去无意识之社会革命使社会秩序不至大破坏。而民众之智识足以赴其途则公平正确之社会主义自可徐见于事实。”1张澜最关注的是川事的解决。他曾为停止战乱、恢复和平秩序多方奔走、呼吁。回四川后他提出“四川为独立自治省废督裁兵实行民治的主张”。他说：“四川为独立的自治省则无论或南或北或徐或段两派再有若何之事不致牵连受祸。废督军则内争之目标失。裁兵则民困可以渐苏。实行民治则地方实业既可展尤不受全国政治革命影响而复起变乱且不急行民治则主张社会主义之过激者必将起而先之地方将不免愈增扰乱。故与其拖泥带水贻误川局何如快刀斩乱麻使所谓轇輵纠纷一齐立解也。”2他不仅有主张而且付诸行动。1921年4月与川北24县代表开“川北善后会议”被推为会长。1925年又表通电提出解决川事办法即不能专听命于执枪之军人及不熟悉川情的北京政府应由督办召集有每县一人及职业团体所推代表和各军将领参加的会议议定裁兵标准及办法、组织制定省宪之机关以体现主权在民精神。当年12月17日以个人名义出席了督办刘湘和省长赖心辉召集的四川善后会议。 1926年4月6日张澜就任成都大学校长。他主持成大仿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提倡思想和学术研究自由。允许者的社会科学研究社、三民主义者的健行社、国家主义派的惕社同时在校内存在和讲学。1927年国民党执政后他布布告说：“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众有学生对于各种主义之学说均可尽量研究以求真理之所在。言论思想固不禁人之自由不得因某某研究某种主义之学说而辄牵入政治问题攻讦其不当违反学府性质损失学者态度。”1正当张澜苦心经营之1《张澜文集》第35页。 2《张澜文集》第4o—42页。 1米庆云：《国立成都大学兴废记略》。 时1928年春成都“军警团联合办事处”借口省一中学生殴毙校长杨廷铨一案逮捕并杀害了成大等校中的党员及进步师生多人（内有成大学生6人）。惨案生后张澜愤而辞职表郑重申明：“我之决心辞职不只是为成大及成大学生而言实在见得此次惨案之关系极为重大。以前军人之横暴尚不敢公然无故杀人。试问以最高学府之大学尚且突然派兵围搜以后更何有于其他学校不可以任意蹂躏；以大学之学生尚且派兵逮捕不加审讯供证俱无立予枪毙至今不知其所犯为何罪以后更何有于一般平民之生命不可以任意草菅而禽狝之。恶例一开以后惨死枉死的人不知道还有多少。我之所以决定辞职就是不忍见四川的人民从今以后要接接连连的枉死惨死。”2经师生挽留和不忍成大中途停顿他答应在新校长到任前暂负责任至193o年冬自动离职。1931年1月复任南充中学校长。此后他受刘湘委托率考察团出川考察教育、实业和地方自治情况并在1934年任四川安抚委员会副会长。他也不断和人有所接触。1935年促成了刘湘派人与陕北中央的联系。1937年掩护和协助川北工委书记于江震在川北恢复和展地下组织1。 抗日战争爆后张澜主张长期抗战以对付日本的“战决”战略。1937年7月列名起“华北抗战四川民众后援会”被推为会长。1938年国民参政会成立被遴选为参政员。从此他全身心地致力于抗战、民主、团结的事业。当汪精卫在越南河内出“艳电”公开投敌时他和黄炎培、梁漱溟、冷遹、江恒源于1939年1月3日表了“讨汪通电”。在第一届参政会上提出了《抗战建国之后方政治必须选任人才案》既指出了政治上的种种弊端又提出了选任县长至中央大员的四条资格。1939年冬参与起各小党派负责人参加的统一建国同志会。接着又参与起成立各小党派的统一政治组织。1941年3月19日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张澜的好友鲜英寓所）正式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张澜作为无党派人士参与起并在1941年下半年接替黄炎培担任了民主政团同盟主席职务（他终生担任此职）。之所以推举张澜为主席是因为他“德高望重公正刚直主张正义爱国爱民在这一三党三派联合政治组织中众望所归；同时也因他与当时抗战大后方的地方实力派的历史关系有利于在当地开展民主运动；更重要的是由于他是久经考验、坚贞不屈的民主战士”。2张澜任民盟主席后先于1941年11月16日在重庆临江路俄国餐厅召开茶话会以他和左舜生、章伯钧、罗隆基四人名义公开了民盟的组织。接着在11月25日领衔与张君劢等12人联名提出（沈钧儒等11人副署）致国民参政会二届二次会议的提案《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共十条办法主要是“政府明令于最短时期间结束训政实施宪政”；“成立战时正式中央民意机关其职权必具备现代民主国家民意机关最基本之实质”；“为节省抗战时期财政支出任何党派不得以国库供给党费”；“政府一切机关应挥天下为公之精神实行选贤与能之原则尤以战时如然不得歧视无党、异党之分子及利用政权吸收党员并强迫公务人员入党”；“政府明令禁止任何党派利用政权在学校及其他文化机关推行党务并严厉2《张澜文集》第83页。 1张乔啬：《中国的忠实朋友张澜先生》《人民日报》1982年3月4日。2史良：《与日俱进奋斗不息》（纪念张澜11o周年诞辰文章）《人民日报》1982年4月1日。禁止青年学生参加党派斗争以饬学风而固国家元气”；“政府明令保障人民身体、信仰、思想、言论、集会、结社、入党、看报、旅行等之自由”；“明令停止特务机关对内之一切活动并禁止一切非法特殊处置”；“实现经济民主化之原则严禁官吏利用政治权力实行垄断投机之商业行为”；“军队国家化停止军队中任何党派之党团组织藉以防止以武力从事党争”1。这个提案实质上是重申了民主政团同盟的主要政治主张。由于议长蒋介石不同意此案故未交付大会讨论蒋介石派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劝张澜等收回提案而另由主席团名义拟了一个四条内容的提案《促进民治与加强抗战力量案》交大会讨论。张澜拒绝出席参政会以示抗议。 1943年张澜根据对国内政治形势的观察认为国内人才不能集中民意不能申张党争不能消弭关键在于未能实行民主。7月6日他致书蒋介石反复申明实行民主的必要性。9月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作出了“以政治方法”解决问题和战后一年内召开国民大会“还政于民”的决议。针对国民党的假民主、真独裁的实质张澜在九一八十二周年纪念日表了一本小册子《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从近代中国民主政治的消长、什么叫民主政治、什么叫党治、训政与宪政、中国今天需要从实行民主政治五个方面对他所主张的“主权在民”的民主政治作了全面论述。他认为真正民主政治至少要具备下列几个必要条件：主权在全体国民手里而不是在一个人一个党手里；众人的公事要由全体民众直接讨论处理或选举代表组织议政机关讨论决定；民众代表应由民众的自由意志直接推选不得由一党的党部人员会同政府官吏来指定人选；地方人民及其代表之参与中央政事者应能自由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决不可削弱其权力尤不得有利诱威胁之事；一个国家应有民主宪法全国上下共同遵守即一国之元亦不得以自我意志变更法律。他认为党权与国权同时使用竟至党权过国权会使民主变得名存实亡。在中国舍即时放弃一党专政结束党治取消党化外所谓真正民主政治便永远无从谈起1。蒋介石看见这本小册子后“当面威胁他‘不要上的当！’同时下令禁止行。但此书在秘密传播中不胫而走影响很大”2。延安《解放日报》在1944年2月22日以“参政员张澜著文抨击一党专政要求实行真正民主政治”为题对它作了详细介绍。 1944年9月张澜到重庆主持召开民盟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民盟纲领草案。同时出席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会上代表林伯渠提出召开国事会议、成立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的建议。这一建议得到各民主党派的赞同。张澜认为这是一个“正当的要求”“民主政治的开步走就是联合政府”。1944年1o月1o日民盟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中明确提出了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的主张。1945年1月15日针对蒋介石元旦文告中所说的不等战后就可召开国民大会问题民盟表《时局宣言》指出：“如仅仅将二十五六年所选出之一部分代表再就无法选举之若干省份指派若干以足一千四百四十名之额更益以数百名国民党中委及候补中委为当然代表以此而欲制定一部全1《张澜文集》第136—137页。 1见《张澜文集》第185—196页。 2史良：《与日俱进奋斗不息》（纪念张澜诞辰11o周年文章）《人民日报》1982年4月1日。国共遵之宪法以此而居然‘还政于民’并欲以此而成就全国的团结统一吾人认为必将适得其反。”13月1o日民盟言人对国内民主与团结问题表谈话提出“目前中国之迫切需要不仅须切实做到‘还政于民’更须切实做到‘还军于国’”2。 随着抗日战争的结束中国建设什么国家的斗争突出起来了。民盟也形成了国共以外的第三个大政党的地位。1945年7月黄炎培等六参政员访问延安促成了国共两党的重庆会谈。正式向国民政府提出了由国共两党及民盟三方以同等数量的代表组成政治会议的建议。8月3日张澜对外国记者表谈话重申民盟的中心主张就是抗战、民主、团结三层民主一层又是中心的中心。并提出了战后立国的“两个根本原则”：“一、对社会各阶层都保障其应得权益力图阶级谐调防止阶级斗争而求社会的和平顺遂地展。二、切实推进国家的现代化普遍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准、教育水准、文化水准以打破今日中国各方面的落后状态。”18月15日民盟《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中提出了“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口号。8月28日至1o月1o日、周恩来、王若飞在重庆同国民党谈判期间多次会见张澜等民盟领导人坦诚交换对时局的意见。8月3o日、9月2日、9月15日三莅被誉为“民主之家”的上清寺特园同张澜面谈。张澜为的安全担忧表示不相信蒋介石有和平民主的诚意是假戏。说我们就来一个假戏真做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分辨是非这场戏就大有价值了。当向张澜介绍国共双方会谈情况时张澜建议将已谈拢的问题公之于众免得蒋介石将来不认账。还说如你们不便说我可以采取给两党写公开信的方式把问题摊开来。赞同这个意见。9月18日张澜在《新民报》表了《给国共两党领袖的公开信》除要求商谈内容随时公诸国人外着重提出政治必须彻底民主和军队国家化问题批评了“民主必恃武力始能保障”和“统一必赖武力始能维持”两种观点。国共谈判临近结束时1o月1至12日民盟在特园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1956年2月8日民盟中央将它定为民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政治报告、宣言、纲领和组织规程、组织展方针。政治报告阐述了民盟的政治理论。大会选举了以张澜为主席的领导机构为民盟投入战后争取和平、反对内战、争取民主反对独裁的斗争作了政治上、理论上和组织上的准备。1945年1o月1o日根据签字的《政府与代表会谈纪要》决定召开有国、共、民盟、社会贤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每方出9名代表。在的支持与帮助下民盟顶住了国民党假手青年党拆散民盟的压力组成了统一的以张澜为席代表的9人代表团1出席了1946年1月1o至31日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俗称旧政协）。 会议前夕张澜致函国共双方要求1946年元旦双方停止武力冲突。在会议过程中张澜本着民盟“以民主来求得统一以和平来完成建国”与“政1《民主同盟文献》1945年12月出版。 2《中华论坛》第9期1945年9月15日出版。 1《中华论坛》第9期1945年9月15日出版。 1旧政协由国民政府主席召集国、共、民盟、社会贤达四方各9名代表共36名。在国民党指使下青年党提出单独参加政协并要求9名代表。经国共妥协：让出2名国民党让出1名会议再增加2名共给青年党5名。这样政协参加者变成五个方面38名代表。民盟与社会贤达名额不变。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的一贯主张先提出了《实现军队国家化并大量裁兵案》并在协商过程中坚持实行普选的议会制（两院制）、内阁制和省自治制的政治制度坚持各党派协商、制定共同纲领、成立联合政府、由联合政府从事制宪和整军的原则。民盟的主张在政协五项协议中得到了体现。 在旧政协召开期间民盟代表团和代表团达成了一项谅解即双方在提出重大政治主张之前事先彼此协商。这一谅解开创了与民盟政治合作的先例。在1946年维护政协协议与坚持政协路线的过程中双方有成功的配合与合作。第一、在争取两项否决权问题上实行了合作：为了保证政协通过的宪法修改原则不致在国民大会上轻易被改变双方共同要求在国民大会代表名额上合占1/4强；为了保证和平建国纲领在国府委员会上不致被轻易改变双方共同要求在国府委员名额上合占1/3强。这两项要求国民党政府始终未予答应。第二、在抵制国民党违背政协协议召开的非法国大问题上实行了合作。按照政协协议国民大会必须在停止内战、政府改组、完成宪法草案的修改、各党一致参加的条件下召开。但国民党已经动了内战并在1946年1o月11日国民党军队侵占张家口的当天由蒋介石宣布当年11月12日召开国大。当然坚决反对。民盟亦早在9月3o日就致电蒋介石表示了反对国民党一党召开国大的立场。1o月14日张澜在重庆表谈话称：“国民党以一个‘战胜者’的姿态来召开国大是威胁！是利诱！我们民盟不能放弃自己的意见和立场不怕一切威胁和利诱绝不参加”。“我们一贯主张：和平、民主达到统一。和平不能打；民主即是要打破一党独裁实现联合政府”。“国共双方现在谁也打不倒谁武力不能解决问题还得必走政治协商的路。”111月12日民盟留京中委在蓝家庄民盟总部作出不参加国大的决议。当晚张澜从重庆打电话给民盟总部叮嘱“我们同盟必须在政协决议程序全部完成后才能参加国大否则就失去了同盟的政治立场希望大家要万分慎重绝不可稍有变动”2。11月14日张澜又同记者谈话表示“民盟立场是要调和国共关系争取和平、民主达到统一民盟就是要保留第三方面调人态度实现和平、民主、统一所以民盟绝不参加一党国大”3。非法国大召开和制定了所谓宪法后民盟表声明予以谴责拒绝承认。在1947年1月民盟在上海召开的一届二中全会上张澜指责国民党凭藉“法律”的权力撕毁政协决议片面地制定所谓“宪法”是企图以“法治”之名来保“党治”之实。接着民盟又谴责了国民党的所谓“政府改组”。 国民党对民盟一向采取软硬兼施的策略。随着内战的动加紧了对民主势力的镇压。1946年7月在昆明暗杀了李公朴、闻一多。8月18日在成都追悼李公朴、闻一多二烈士时打伤了张澜。1947年1o月7日在西安杀害了民盟西北总支部主委杜斌丞。5月31日至6月1日在重庆、成都大批逮捕盟员。7月间在桂林、南宁、八步等地又有百余人被捕。为此张澜三次致函行政院长张群要求停止一切非法压迫在野合法党派行为释放被捕盟员。1o月23日南京民盟总部开始被特务包围监视。1o月27日内1《新华日报》1946年1o月15日。 2《民主报》1946年11月18日。 3《新华日报》1946年11月15日。 政部言人以所谓“勾结共匪参加叛乱”的罪名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在上海的张澜即派黄炎培等赴南京同国民党交涉。结果国民党政府仍令民盟自行解散停止活动在宣布解散的前提下“各地盟员之登记手续可予免除并保障合法自由但今后如有假借名义作非法活动者各地治安机关仍当依法处理”。11月5日张澜等被迫作出“自行解散”的决定。11月6日公布了张澜署名的《中国民主同盟总部解散公告》宣布盟员“自即日起一律停止政治活动本盟总部同人即日起总辞职总部亦即日解散”1。公告出后张澜口述、叶笃义笔录了如下的书面谈话并公之报端：“余迫不得已忍痛于11月6日通告全体民主同盟盟员停止政治活动并宣布民盟总部解散。但我个人对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之信念及为此而努力之决心绝不变更。我希望以往之全体盟员站在忠诚国民之立场谨守法律范围继续为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而努力以求达到目的。”1民盟总部被迫解散了但民盟没有被压垮。从11月下旬起沈钧儒、章伯钧、周新民等秘密离沪抵香港于1948年1月5至19日和原在香港的中央委员一起召开了民盟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领导机构制定了新的政治路线号召和领导盟员更坚强地站在革命阵线一边展开了为彻底摧毁南京反动政府、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的新斗争。张澜虽未去香港但支持这一新的斗争并在上海抱病作了力所能及的工作。1949年4月他和罗隆基等被国民党软禁于虹桥疗养院。上海解放前夕经地下党营救而脱险。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5月28日张澜与罗隆基、史良等表声明祝贺上海解放。29日张澜致电、朱德、周恩来、董必武表示愿去北平共同筹划未来建设。6月1日等复电表示欢迎。6月24日张澜等由沪抵北平。9月张澜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9月21日政协开幕会上他以年近八旬的高龄身着布衣长衫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中国人民政协的召开是中国新民主主义时代的开幕从今天起中国人民真正做了自己的主人有了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民主集中制。“这个新的政治制度将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现有制度。我们的新制度当然放弃了旧民主主义中所谓的总统制、内阁制那一套陈腐的旧东西。同时我们亦不同于苏联及东欧各国的政权治权合一的制度。根据我们的民主集中制中国人民把政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而人民又确确实实有了一个集中行使立法权和行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这是理论和实际一致的一种制度。这个制度一定能够充分挥新民主主义的精神一定能够充分提高中国的行政效能。有了这样一个政治制度中国人民一定能够建立我们的新国家和新社会。”“我今天愿与在座的诸位代表相约我们全体代表更应与中国全体人民相约我们应立下宏愿抱定决心在领导之下共同起来担负实现这个纲领（指共同纲领）责任。”1这个讲话是他对数十年走过的曲折道路的深刻总结表达了他对新中国充满希望的心声。1o月1日张澜登上参加了开国大典。 1955年2月9日张澜病逝于北京终年83岁。 1上海《申报》1947年11月6日。 1上海《申报》1947年11月7日。 1《张澜文集》第364、365页。 第二十八章黄炎培黄炎培字任之别号抱一江苏省松江府川沙厅（今上海市川沙县） 人生于1878年1o月1日（清光绪四年九月六日）卒于1965年12月21日享年87岁。 黄炎培生在一个既无田地又无房产的塾师家庭。其父黄叔才本地庠生先在乡设塾授徒后到吴大澂（曾做广东、湖南巡抚东河道总督）幕府当秘书1894年病故。其母孟樾清南汇地主孟荫余之女1891年病故。黄炎培自幼随母认字9岁起到外祖父家读私塾常常利用姑父沈肖韵家丰富的藏书广读博览。1898年读了严复翻译的英国赫胥黎的《天演论》初步接触了西方文化了解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父母去世后为生活所迫他作过百货店的临时售货员、塾师一面劳作一面读书和习作诗文。由于诗文作得好得到川沙周浦镇王筱云赏识王将女儿嫁给他为妻。19o1年秋黄炎培考入上海南洋公学特班（届）选学外交科。特班总教习是我国著名教育家蔡元培。他不但教学生读书、作文还教学生日文和练习演说。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给黄很大影响。19o2年秋黄炎培到南京应乡试中了举人。不久学校生风潮学校总办将南洋公学解散。黄遵照蔡元培的教诲回川沙办学19o3年春他主办的川沙小学堂开学。他一面办学一面作“唤醒民众”的工作每周举办公开演说会宣传中国被列强瓜分的危险。还时常到别处讲演。19o3年6月18日黄炎培等应邀到南汇县新场镇演说由于地方痞棍诬告他们毁谤皇太后、皇上南汇县知事于6月23日将黄等4人逮捕。因得到上海基督教堂牧师营救在6月26日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联署“就地正法”的电令到达前被保释出狱随即乘船离开上海亡命日本。 19o4年亡命归来。19o5年秋在上海由当时任中国同盟会上海分部主盟员的蔡元培介绍加入了中国同盟会。次年因蔡赴德国留学黄接任了蔡的职务。19o7年有人密告两江总督端方谓黄炎培潜回上海运动杨斯盛办浦东中学宣讲排满革命。端方饬江苏提学使毛庆蕃彻查。由于毛看重黄的才学又有杨斯盛的担保便下公文说不准“再有人根据旧案控告黄炎培革命”1。19o9年黄任江苏省谘议局常驻议员。191o年任上海工巡捐局议董、江苏地方自治筹备处参议。1911年江苏巡抚程德全宣布独立后黄在苏州任都督府民政司总务科长兼教育科长。1912年冬任江苏省教育司司长。1914年张勋任都督黄辞职离南京返上海任《申报》记者始号抱一。 川沙办学是黄炎培教育生涯的开始。19o4年亡命归来后先在上海南市城东女学和丽泽小学任教后应爱国实业家杨锦春（斯盛）之聘办广明小学和广明师范讲习所。19o5年与张骞等人组织江苏学务总会（江苏省教育会的初名）任常务调查干事。19o6年得杨斯盛出资银12万两在浦东六里桥创办浦东中学和浦东小学。他认为“要救中国只有到处办学堂”“教育为救国唯一方法”1。中华民国成立后他在省教育司长任上拟定了《江苏教育行政五年计划书》其中不但规划了各县小学、师范学校、中学、农校、工校的校数和办学地点而且还有关于大学、留学生、图书馆、博物馆设立1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48页。 1《黄炎培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16、126页。与建设的规定还把江苏岁额24o万元的教育经费从财政厅划出专门成立独立的管理机构并由全省竹木、屠宰、牙行等几种地方税充当使教育经费有了保障。 辞司长职以后黄炎培定居上海潜心研究国内外教育学说考察国内外教育状况。1914年2月至1917年春他以《申报》记者身份在安徽、江西、浙江、山东、北京、天津等地考察了五个月。随中国游美实业团体在美国考察了25个城市52座学校广泛接触各界人士尤注重考察美国的职业教育。还到日本、菲律宾、南洋各地考察。每次考察均有记录并结集出版。他认为办教育如同治病知病源才能开好药方做到对症下药。“外国考察读方书也；国内考察寻病源也。方书诚不可不读而病所由来其现象不一执古方治今病执彼方治此病病曷能已。”2所以他都是从中国实际需要出进行考察。1916年1月他在《东西两大6教育不同之根本谈》一文中说：“余之考察教育所兢兢于心者不敢忘一‘我’字。盖考察者我也非他也。我之所以考察亦为我也非为他也。以故足迹所至苟有咫闻尺见其所第一念即‘于我之比较如何’其第二念即‘我之对此当如何’。”3考察结果他认为中国的教育“乃纯乎为纸面上之教育。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改良之道“不独须从方法上研究更须在思想上研究”1。他的结论是采取实用主义展职业教育。 黄炎培关于职业教育的理论和实践集中体现在他创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及其活动中。1916年9月黄炎培在江苏省教育会内设立了职业教育研究会。经多方联络得到工商界巨子及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的资助（从1917年起5年内每年1ooo元）于1917年5月6日在上海成立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研究、试验、推行职业教育的全国性团体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被推任办事部主任。在7月由教育界实业界名流马相伯、蔡元培、张元济、宋汉章、聂云台、穆藕初、黄炎培等48人联名表的《宣言书》、《组织大纲》中提出：“今吾中国至重要至困难问题厥惟生计。曰求根本上解决生计问题厥惟教育。曰吾中国现时之教育不惟不能解决生计问题且将重予关于解决生计问题之莫大障碍。”“而求根本上解决此问题舍沟通教育与职业无所为计。”“同人认此为救国家救社会唯一方法。”2同时宣布中华职业教育社的目的是推广、改良职业教育改良普通教育力求做到学校无不用之成才社会无不学之执业国无不教之民民无不乐之生。为实施职业教育1917年1o月25日创办了《教育与职业》杂志。1918年8月2o日在上海南市6家浜创立了中华职业学校设木工、铁工、珐琅、钮扣四科并附设工厂。后来又添设土木、留法勤工俭学、染织、师范、商业等科。学生实行半工半读。黄炎培亲订了“劳工神圣”、“双手万能”、“手脑并用”的办学方针和“敬业乐群”校训并进一步明确说明职业教育的目的是为个人谋生之预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预备为世界及国家增进生产能力之预备。黄炎培是第一个提倡“增加生产从教育入手”的人。 黄炎培在实施职业教育的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1925年12月13日2《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第一集商务印书馆1914年版第1页。 3《教育杂志》第8卷第1号1916年1月。 1《黄炎培教育论著选》第37页。 2《黄炎培教育论著选》第81、84页。 他在《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征求同志意见》一文中提出只从职业学校、只从教育界、只从农工商职业界做工夫不能达职业教育必须实行“大职业教育主义”即“办职业学校的须同时和一切教育界、职业界努力的沟通和联络；提倡职业教育的同时须分一部分精力参加全社会的运动”1。1926年2月又在职教社专家苏州会议上提出“本社以后应加入政治活动以增实力并与职业社会做实际之联络以期合作”2。“大职业教育主义”的提出说明黄炎培不但跳出了就职业教育论职业教育的圈子和只着眼于民族工商业展的局限而且突破了“教育救国”的局限认识到教育与政治的关系。这也是尔后职教社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一个思想基础。 随着指导思想的变化职业教育有了新的开展。1925年1o月创刊的《生活周刊》经邹韬奋接办后逐渐关心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由每期印数只有2ooo份的刊物变成了很受读者欢迎的行数万份的刊物。职教社在城市办了职业补习学校在乡村也办了职业学校。1926年6月与其他单位一起在江苏昆山徐公桥试办了乡村改进试验区。但1927年4月国民党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后职教社遭受打击。5月19日黄炎培以“学阀”罪名被通缉避居大连。后经蔡元培、邵力子等人向蒋介石说情才被准予返回上海。1928年6月辞去职教社办事部主任职。 黄炎培辞办事部主任职后继续办职业教育并到日本、朝鲜考察。1931年5月29日到南京向蒋介石报告访日时的见闻谈日将对我侵略的预感。九一八事变后9月27日偕江恒源（接任办事部主任）到南京向蒋介石陈述对时局意见。12月23日职教社创刊《救国通讯》（1934年1月改名《国讯》）刊头揭示了“干救国工作须有四种根本上之修养”：高尚纯洁的品格博爱互助的精神侠义勇敢的气概刻苦耐劳的习惯。1932年淞沪抗战期间黄炎培同上海工商金融界上层人士一起成立了以史量才为会长的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后改名上海地方协会）任秘书长兼总务主任负责支援十九路军和稳定金融与地方秩序。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后他同江恒源等致电宋哲元支持二十九军抗战。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黄炎培任上海市抗敌后援会主席团主席被国民政府聘为国防参议会参议。他不顾个人安危致力于组织运输、支援前线、救护伤员、内迁工厂等事宜。1938年初在武汉被国民政府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他为职教社同人确定了“大量收容迅疏散保持元气支持抗战”的16字工作方针。这时他的职业教育思想又有了进一步展。1941年纪念职教社成立24周年时他同江恒源、杨卫玉、孙起孟表的《从困勉中得来》的长文中认识到“在我们中国这样一个政治上、经济上受着种种枷锁的国家所谓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统一于国家、民族的解放吾们的教育工作如其不配合于一个合理的政治主张和措施中是不能有什么成效的吾们确信职业教育只有在民族解放、民权平等、民生幸福的社会里才能实现他的造福人群的理想”1。本此认识黄炎培在抗战期间把主要精力用在了坚持抗战、维护国共两党合作和争取民主的实践中。 1938年1o月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在重庆举行。针对汪精卫等人1《教育与职业》第71期1926年1月。 2《教育与职业》第74期1926年4月。 1《国讯》第268期1941年5月5日。 的妥协投降言论有参政员从新加坡打来一个11字的电报提案：“官吏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照规定任何提案之成立须有12人联署。黄炎培立刻与之联署很快联署者即过2o位。议长汪精卫只得向全会高声朗读。1938年底汪精卫出逃河内表“艳电”。黄炎培于1939年1月3日起草斥汪宣言与张澜等联名在《新蜀报》表。1939年9月及其他抗日党派、无党派人士在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上掀起了要求国民党“结束党治”、实行宪政的运动共提出了七个提案与会者争论不休。黄炎培作为“内政提案审查组”主席竭力调和周旋于9月15日通过了“治本”和“治标”两种办法。这些办法表面上冠冕堂皇实际上把“结束党治”的具体要求抽象化变成了八面玲珑不着边际的东西。黄炎培认为此提案的通过是“建国之根基民治之”2。黄被议长蒋介石指派为宪政期成会三个召集人之一。从1939年1o月起各小党派负责人鉴于国共两党关系紧张经常一起研究时局。黄炎培提议在适当时机邀集国共两党以外的各党派人士共同表告全国同胞书劝各党派竭诚合作任何不同意见在法律常规上解决。11月13日梁漱溟提出各小党派有实行统一的必要。11月23日黄炎培、梁漱溟、左舜生、罗隆基、章伯钧、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光升、张澜等十多人在重庆青年会餐厅集会正式成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通过了《信约》12条。一年以后国共关系更加紧张各小党派负责人认为“非民主团结大局无出路非加紧中间派的组织无由争取民主团结”1。于是从194o年12月至1941年3月黄炎培等人经多次商谈于1941年3月19日在重庆秘密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公推黄炎培为中央常委会主席。大约在8月间黄炎培因个人处境关系辞去了主席职务由张澜接任。11月16日张澜、左舜生、罗隆基、章伯钧四人出面在重庆临江路俄国餐厅举行招待会公开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组织。11月25日在国民参政会二届二次会议上张澜、黄炎培等23人联名提出《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实际表达了民主政团同盟纲领的主要精神。但这一提案未被参政会主席交大会讨论。1944年9月民主政团同盟决定取消“政团”二字改名中国民主同盟。黄炎培作为民盟的主要起人之一始终参与民盟的活动对民盟的成立和展是尽了心力的。 从抗战后期起起民主宪政运动和调和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成了黄炎培政治活动的主要内容。 黄炎培认为中国需要的民主是“保育式的民主”2。1943年9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上提出“实施宪政还政于民”黄闻之甚喜。他被蒋指定为11月12日成立的国防最高委员会宪政实施协进会常务委员和召集人之一（另两个召集人为王世杰、孙科）。他在工作中强调人民与政府合作、各省与中央合作、各党派彼此合作。1944年1月创办《宪政月刊》在第二号表《愿全国上下尽力奉行约法来练习奉行宪法》一文主张政府先训练一批守法人员。由《宪政月刊》社出面每月召集一次文化、实业界人士及参政员参加的宪政座谈会。1944年9月以后这种座谈会扩展为有数百人、上千人参加的讲演会。成了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的讲坛。1944年9月2《黄炎培年谱》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131页。 1《中国民主同盟述略》载《和平民主统一建国之道》一书民宪月刊社1945年编印。2《黄炎培年谱》第142页。 和1945年1月黄炎培等人表的《民主胜利献言》和《为转捩当前局势献言》表达了国民党统治区文教、工商界人士要求民主的呼声。 黄炎培与领导人的接触始于1937年12月28日在长沙会见徐特立和1938年5月19日在汉口会见周恩来。作国共之间的调人则始于参加国民参政会。194o年6月14日他向周恩来提出两条建议：（1）希望在与国民党利害不冲突、国民同情不减损之下求成长。（2）以所有实力尽量容纳友党乃至敌党；以所有实力为国家民族表现切实伟大之贡献。7月1日同蒋介石谈问题。蒋嘱其以公正人资格参与1。1941年皖南事变前后黄炎培就参政员拒绝出席参政会事数次见蒋及周恩来力图以在参政会中组织特种委员会予以解决。在抗战与争取民主的实践中黄炎培逐步认识了中国的政策并萌生了亲赴延安考察的愿望。 1945年6月1日黄炎培和傅斯年起草了致、周恩来电文。6月2日以褚辅成、黄炎培、冷御秋（冷遹）、王云五、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七人署名托张治中出。6月18日复电表示欢迎。6月26日七位参政员共议三条意见：（1）由政府迅召集政治会议；（2）国民大会交政治会议解决；（3）会议以前政府先自动实施若干改善政治之措施。蒋介石表示同意。7月1日黄炎培等六参政员（王云五未成行）飞抵延安。7月5日返回重庆。他们是为恢复国共和谈而去的。短短4日了解了延安的风土人情广泛会见了领导人。7月2日下午、7月3日晚上、7月4日下午与长谈。一致认为国共双方商谈的大门没有关闭但门外有一块绊脚石挡住了去路这块大石就是国民大会问题。商谈结果由整理成《延安会谈纪要》（一称《延安会谈记录》）交他们带回重庆。内容是：“来延六参政员和方面同意下列两点：一、停止国民大会进行。二、从召开政治会议。方面建议：为着团结全国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共商国是以便在民主基础上动员、统一和扩大全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配合同盟国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起见并在国民政府停止进行不能代表全国民意的国民大会之条件下中国同意由国民政府召开民主的政治会议并提议在召开前须确定下列各点：（1）政治会议之组织由中国国民党、中国、中国民主同盟三方各自推出同数之代表及由三方面各自推出三分之一（其数等于每一方面代表数）并经他方面同意之无党派代表人士共同组成之。（2）政治会议之性质：公开、平等、自由、一致、有权。（3）政治会议应议之事项：一、关于民主改革的紧急措施；二、关于结束一党专政与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三、关于民主的施政纲领；四、关于将来国民大会的召集。（4）政治会议召开以前释放政治犯。（5）为使政治会议顺利进行起见在政治会议召开前应由各方面先作预备性质的协商以便商定上述四点及其具体内容。17月7日黄炎培见蒋介石面告在延安商谈结果并将《会谈纪要》交王世杰。在延安黄炎培同畅谈了中国历代兴亡的经验教训。他说：“有一次问我感想怎样？我答：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1《黄炎培年谱》第136页。 1金城：《六参政员的五日来去》《人民政协报》1985年1月25日。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律怕是有效的。”1回到重庆后黄炎培将在延安的活动与见闻写成《延安归来》一书8月7日由《国讯》书店出版行成了大后方轰动一时的畅销书。黄炎培还以此书的出版在重庆掀起了一个不再将原稿送交政府审查的“拒检”运动。迫于形势压力国民党中央中常会通过了从1o月1日起撤销对新闻和图书杂志检查的决议。 黄炎培回重庆不久日本投降。国内和平希望与内战危险并存。黄炎培积极投入了反内战、争民主的活动中。他推动民盟并联合重庆各界人士于1945年11月19日在西南实业大厦礼堂召开反内战大会成立了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他主持大会并漏点地朗诵了他的长诗《一线希望在那里？》。从1945年8月21日起黄炎培就同杨卫玉、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等人商讨组织工商界新的政治团体问题。9月29日定名为中国民主建国会。12月16日正式宣告成立。黄炎培等11人当选为常务理事。从此在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前夕中国政治舞台上又出现了一个以民族工商业资本家为主体包括一部分与之有联系的知识分子在内的新政党。它以1946年1月8日宣布的《向政治协商会议提供初步意见》和1月12日《平民》周刊的创刊为标志登上了战后的政治舞台。 1946年1月1o日至31日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黄炎培作为民盟9名代表之一出席会议参加了施政纲领组的讨论。他主张将施政纲领称为和平建国纲领并批驳了国民党有人把政协会议说成“分赃会议”的谬论。他推动民主建国会倡议组织了“政协陪都各界协进会”并到协进会组织的报告会上讲演。1月26日黄炎培的住宅“菁园”被非法搜查。经、民盟及各界人士抗议国民政府不得不向黄道歉。政协闭幕会上黄要求政府制定侵害人权治罪法并起成立人民自由保障委员会。 政协会议后黄炎培往来沪宁间协助国共两党南京和谈维护政协五项协议抵制国民党一党召集非法国民大会。1946年7月27日陈立夫派杜月笙劝黄脱离民盟黄当即拒绝说：“（一）我不能同意于不统一、不团结之下通过宪法；（二）此路不能通我不能助朋友走不通之路；（三）欲我脱离民盟我不能自毁人格。”111月11日黄炎培为民盟中央起草了1《八十年来》第148—149页。 1《黄炎培年谱》第19o页。 《民盟对参加国大问题之态度》：“民盟历次宣言维护政协决议一切行动以此为唯一依据。同人当竭尽最后一切努力以求政协决议关于国大开会以前各项手续之完成。完成以后即一致参加国大未完成以前暂不参加。”12日民盟留南京中央委员以此为决议拒绝参加国大。接着民盟及黄炎培又谴责了非法国大及其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 1947年下半年蒋介石在布“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的同时加紧了对民主势力的镇压。1o月27日国民党政府内政部言人以所谓“勾结共匪参加叛乱”的罪名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次日又明令“严加取缔”。在此困难条件下黄炎培同叶笃义由沪到南京代表民盟临时中常会同张群等交涉。最后黄炎培拟出民盟总部解散的“善后办法”经张群认可后于11月4日返沪。11月5日张澜召集非正式常委会作出决定11月6日公布了《中国民主同盟解散公告》宣布自即日起盟员一律停止活动总部同人总辞职总部解散。黄炎培思想矛盾心情沉重11月15日表《我与民盟》一文说：“民盟已矣自我之自我收之知我罪我其惟春秋。”1民盟总部解散公告表后以沈钧儒等为的一批中委到香港召开一届三中全会宣布恢复活动展开了新的反蒋斗争。黄炎培在上海亦领导民主建国会转入地下斗争。到1948年黄亦被列入国民党的黑名单。年底中央邀请他赴解放区共筹新政协会议。1949年2月15日经地下党安排避开国民党特务跟踪黄乘船离沪19日抵香港。3月14日又乘船离香港北上抵天津转乘火车于3月25日抵达北平。当日下午即去西郊机场欢迎从西柏坡抵北平的中央人员和。 1949年6月黄炎培作为民建代表出席新政协筹备会被推为负责草拟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小组副组长（组长董必武）。8月组织民建成员批判美国公布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1o月9日当选为常务委员）。1o月19日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兼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在1954年9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委员长。1959、1964年继续任此职。1954年至1965年任二、三、四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49年至1962年任民盟中央常务委员、委员。他又是中国民主建国会主要负责人。随着民建中央机构的演变先后任全国会务推进委员会召集人、总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委员会主任委员。 任职期间黄炎培勤政廉洁努力为人民服务。他和主席等国家领导人坦诚相见时有书信往还。对国家的大政方针亦时有建议。如关于土地改革的实行他主张先试点后推广195o年6月与李济深、陈叔通、沈钧儒联名提出“请先就各大行政区各择若干县或乡实行土地改革案”；1954年讨论宪法草案时提出了国家元仍称主席不称总统、以中央人民政府为最高执行机关、中央以下各级一律称人民政府的建议；1958年1月提出“提倡平地深葬避免可耕地的浪费案”；1959年12月22日在人大常委会谈话会上提出“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不要变动的意见等等。1965年12月21日病逝于北京。著作有《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中国教育史要》、1《国讯》第439期。 《八十年来》及诗集《断肠集》、《苞桑集初稿》、《红桑》等。 第二十九章沈钧儒沈钧儒字秉甫号衡山原籍浙江嘉兴1875年1月2日（清同治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生于江苏苏州的一个“书香门第官宦世家”。曾祖父沈濂进士曾任刑部江苏司主事、镇江府知府等职。祖父沈玮宝曾任江苏海防同知、苏州府知府等职。父亲沈翰任江苏候补知县。叔父沈卫以甲午翰林简放陕西学政使。沈钧儒3岁由母课读识字5岁延师来家授学受了系统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15岁考取秀才。戊戌维新运动前后他开始留心时务阅读了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薛福成的《筹洋刍议》和梁启主办的《时务报》等书刊并接受了康有为、梁启改良主义思想主张变法图强。19oo年父亲病故后他离开苏州前往西安在叔父任所当文书。19o3年赴顺天乡试中了举人。次年参加会试得中进士被签分刑部贵州司主事。继之在当时留日中前往日本留学于19o5年1o月入东京私立法政大学成科学习。 在留日期间沈钧儒虽然与在日的浙江革命党人章太炎、陶成章等有交往但其主要政治倾向还是改良主义的并参加了杨度、熊范舆等君主立宪派的活动。19o7年1o月5日沈钧儒和熊范舆、雷光宇、恒钧四人领衔写了一份《民选议院请愿书》恳求朝廷颁诏旨“布选举制度确定召集日期于一二年即行开设民选议院”1。这份请愿书成为日后国内兴起的国会请愿运动的先导。沈钧儒于此时回国从事立宪运动曾与杨度等一道在北京设立宪政公会。 清廷鉴于各省立宪派都活动起来遂于19o8年8月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同时开始筹备立宪在各省开办咨议局。9月沈钧儒被浙江巡抚增韫委派为浙江咨议局总参议。19o9年夏浙江咨议局举行选举他当选为嘉兴府咨议员1o月被选为浙江咨议局副议长。立宪派随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国会请愿运动要求清廷一年之内召集国会。沈钧儒是浙江赴京请愿代表之一。朝廷以筹备不及国民知识程度不齐为由坚持依原定9年的期限后被迫改为3年声称这是最后的“确定年限”“万不能再议更张”。三次国会请愿运动均遭失败使立宪党人看清了清政府是假立宪之名行之实深感失望。沈钧儒从实践中认识到清政府预备立宪不过是一个骗局便离京回浙江开始转向革命。1911年辛亥革命爆光复会在杭州动新军起义11月5日浙江宣布独立成立都督府沈被任命为警察局长。1912年5月由褚辅成介绍参加同盟会。同年8月参加柳亚子等人创办的南社。辛亥革命后沈钧儒曾在浙江任教育司长。任内对全省教育进行了整顿和革新淘汰了一些无能的校长并对学生品行和成绩进行考核颇具成效。同时在国会议员选举中沈钧儒在浙江被选为参议院候补议员（1918年递补为参议员）。1913年孙中山举行的反袁“二次革命”失败。同年1o月沈钧儒和国民党中的一部分温和派张耀曾、谷钟秀等联合进步党的丁世峄、李国珍等共同组织了民宪党。其宗旨是“贯彻民主精神厉行立宪政治”。为了实行宪政沈钧儒曾参与《天坛宪法草案》的起草工作。在袁世凯的高压下民宪党无法进行活动很快便解体。袁世凯复辟帝制时沈钧儒在南方和张耀曾等一些欧事研究会的人士从事反袁活动。袁死后黎元洪继任大1《沈钧儒文集》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31页。 总统张耀曾出任段祺瑞内阁的司法总长。1916年冬沈钧儒应张函召到北京任司法部秘书参加了张耀曾等欧事研究会人士所组织的政学会的活动。1917年孙中山到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组织护法军政府沈钧儒随同国民党国会议员南下到了广州曾任军政府总检察厅检察长。1921年他由广州到上海担任政学会的《中华新报》主笔。沈钧儒在该报上写了3o余篇社论呼唤法治反对人治要求废督裁兵主张联省自治救国。他还写了《家庭新论》一篇长文在《中华新报》上连载。该文主张对旧时家庭习惯及现时一般社会家庭的恶俗进行“根本改革”认为家庭应以儿童为主体因为儿童代表未来；要提倡优生优育对儿童实行学校家庭共育。文章还提出在家庭和社会中应彻底改变妇女的从属地位而要做到这点只有实现妇女的经济独立。妇女应和男人一样有财产继承权社会对于各种事业必须不分男女一律开放。《家庭新论》于1923年出版了单行本（1927年重印）蔡元培、张季鸾、朱希祖等名家为之作序。 1922年夏经过第一次直奉战争直系军阀控制了北京政权。曹锟、吴佩孚为笼络人心恢复了旧国会沈钧儒到北京曾一度任参议院秘书长。1923年1o月曹锟贿选总统沈钧儒出京到上海与旅沪拒贿议员百余人联名表宣言反对贿选。随后参加浙江省自治法会议推动自治运动。1926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举行北伐沈钧儒与褚辅成等将全浙自治会扩大为苏浙皖三省联合自治会反对盘踞浙江的军阀孙传芳支持北伐战争。他根据“民国主权在民”的精神主张将“自治”改为“民治”开展民治运动认为这样能使省治基础更加巩固同时可以杜绝军阀官僚代谋自治。北伐军攻克浙江后成立国共合作的浙江省临时政府他任省政府政务委员兼秘书长。不久蒋介石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浙江省政府被国民党反动派强迫解散沈钧儒和褚辅成一度被拘禁不久获释。随后出任上海法科大学（后改名上海法学院）教务长同时执行律师职务后任上海律师公会执行委员、常务委员成为一位著名的有正义感的律师。 九一八事变生后沈钧儒在上海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曾起成立浙江省国难救济会被选为理事并是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的起人之一。12月中旬国民党在南京镇压为救国而请愿示威的学生造成流血事件。对此沈钧儒痛切地指出：“民国五四以还每遇一次国耻必有一次学生惨案生国人久为痛心夫东北不战而丧地千里未闻戮一误国人员学生何辜罹此重戾。”“堂堂天日之下觏此现象真有人间何世之感。”要求“力加纠正”1。此后他还运用法律手段积极营救被捕的爱国青年和学生并要求国民党废除《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后他作为上海律师公会代表之一参加了各团体救国联合会为抗日救国做了大量的工作。1933年初参加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上海分会的执行委员和法律委员曾参与营救被国民党非法逮捕的陈赓、罗登贤、廖承志等人。 1933年6月全国律师协会在青岛召开第五届代表大会沈钧儒和陈志皋等3人作为上海律师公会代表出席。为了彻底维护人权澄清吏治而免冤抑他在会上提出《请立法院即行颁制冤狱赔偿法案》主张：凡民事使人无故蒙受损害者应负法律的责任和赔偿的义务；刑事捏词告诉他人者应1《沈钧儒文集》第2o8页。 受诬告之罪；伪词指证使他人不利者应处伪证之罪。提案经大会一致通过后转呈国民政府但被政府束之高阁。1934年全国律师协会在广州召开第六届代表大会沈钧儒被选为主席团成员。鉴于国民党司法当局对冤狱赔偿法案采取冷漠态度大会议决组织冤狱赔偿运动委员会扩大有计划的宣传。随后推聘冤委41人沈钧儒是委员之一。1935年5月5日冤狱赔偿运动委员会在苏州召开第一次会议沈钧儒任主席。会议讨论通过了冤狱《赔偿法草案》并决定每年6月由律师公会择日举行冤狱赔偿运动。此后沈钧儒为推动冤狱赔偿运动的开展又做了不懈的努力。 沈钧儒倡导冤狱赔偿运动的目的是维护人权澄清吏治。这既有人道主义的思想因素又有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推进抗日救国的历史背景应当说它是当时整个爱国民主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冤狱赔偿运动对国民党司法制度的弊端和官吏因嗜货渎职、贪赃枉法而造成冤狱的行径进行了揭露和鞭挞从道义和法律上保护了正直无辜是中国法制史上有意义的一章。但国民党为维护其统治从根本上说不可能平反冤狱制定有关赔偿冤狱的法律条文。就在冤狱赔偿运动开展时生了震动一时的《新生》周刊事件爱国民主主义者杜重远无辜被判入狱。杜重远无辜被判入狱后沈钧儒写了一题为《我所爱之国》的诗充分表达了对这场冤狱的愤懑和激越的爱国主义情怀其中前两节云：一我欲入山兮虎豹多我欲入海兮波涛深。 呜呼嘻兮！ 我所爱之国兮你到那里去了？ 我要去追寻。 二国之为物兮听之无声扪之无形不属于一人之身兮而系于万民之心。 呜呼嘻兮！ 我所爱之国兮求此心于何从兮我泪淋浪其难禁。1他还积极进行营救杜重远的工作曾亲自到南京与最高司法当局交涉要求无条件释放杜重远。 九一八特别是1935年华北事变后的严酷现实使沈钧儒认识到指望国民党抗日是不现实的必须团结同胞奋起自救才能拯救国家民族的危亡。1沈钧儒：《寥寥集》第34页。 1935年12月12日沈钧儒和马相伯、章乃器、邹韬奋、陶行知、王造时、周新民、钱俊瑞等文化界人士在上海表救国宣言征集签名者28o余人。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1936年1月上旬沈钧儒等又起成立上海各大学教授救国会。1月28日成立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5月31日沈钧儒、章乃器等和华南、华北、长江流域各省及其他救亡团体代表在上海举行秘密会议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全救会或救国会）沈钧儒被选为常务委员。他参与起草的全救会宣言和《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等重要文件中提出救国阵线当前的主要任务是促成全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彻底团结、共同抗日要求各党各派立即派遣代表进行谈判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制定共同抗敌纲领建立统一的抗敌政权。7月15日沈钧儒和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4人联名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一文表示赞同和支持中国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联合红军共同抗日指明先安内后攘外的方针只对敌人有利；表示要坚定不移地站在救亡战线的立场上不动摇不退让直到中华民族取得完全胜利。从这时起沈钧儒从实际政治生活中逐步认识到中国主张的正确从而向靠拢。 救国会的主张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和迫切要求因而获得社会的广泛同情和支持。曾致信沈钧儒、章乃器等人高度评价并表示赞同他们的抗日救国主张认为“这是代表全国最大多数不愿作亡国奴的人民之意见与要求”；申明：中国和红军“同意你们的宣言、纲领和要求并愿意在你们这些纲领和要求下面同你们同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的党派、团体和个人诚意合作与共同奋斗！”1救国会成立后抗日救亡运动在国民党统治区广泛开展。救国会有许多革命知识分子参加员起了骨干作用进步力量占了优势在抗战前后对推动抗日民主运动有重要贡献。救国会领袖们虽然一片爱国赤忱其活动也完全是采取合法斗争的方式但这些爱国活动一开始就遭到国民党的压制和打击。1936年11月23日凌晨在日本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了沈钧儒和救国会其他负责人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7人。随后移解苏州羁押于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七君子”之狱。沈钧儒被捕入狱后始终坚持真理坚持爱国立场团结其他被捕战友进行斗争。1937年4月3日江苏高等法院以所谓“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并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罗织成“十大罪状”向被告7人提起公诉。随后国民党又由其中央秘书长叶楚伧出面通过杜月笙等人向他们进行劝降迫降活动要他们写具悔过书进反省院反省出狱。沈钧儒等断然拒绝这些无理要求驳斥了对他们的指控。6月7日沈钧儒等和他们的辩护律师针对江苏高等法院起诉书表长篇答辩状义正词严地指出：“以被告等爱国之行为而诬为害国；以救亡之呼吁而指为宣传违反三民主义之主义实属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摧残法律之尊严妄断历史之功罪。”答辩状以大量事实彻底驳斥了起诉书对他们的诬陷要求司法当局“秉公审理依法判决谕知无罪以雪冤狱而伸正义”。16月11日江苏高等法院正式开庭审理沈钧儒第一个受审他在法庭1《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195页。1《救国会》第249、27o页。 上大义凛然同审判官进行了说理斗争。当审判长问他：“抗日救国不是的口号吗？”“你知道你们被利用么？”沈钧儒从容坚毅地回答说：“吃饭我们也吃饭难道抗日我们就不能抗日吗？”“假使利用我抗日我甘愿被他们利用。”26月25日第二次开庭审理沈钧儒等7人再次用坚定有力的语言简单明白的道理申辩了他们救国无罪一一驳回了法官提出的问题使检察长和审判官理屈词穷。 国民党对救国会的迫害激起了人民的义愤全国各方面人士纷纷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1937年6月下旬宋庆龄、何香凝以及胡愈之等16人起救国入狱活动。由于沈钧儒等7人的坚强斗争和全国人民的有力声援加之七七抗战爆后国内政治形势有了很大变化7月31日在蒋介石的电令下江苏高等法庭裁定对沈等停止羁押交保释放。 沈钧儒出狱后决心献身伟大的抗日救国事业。他在《决念》一文中表示：“抗战一定要到底凡游移馁怯妥协诸理论我誓必反对之。”“即使我不幸而为此抗战中的牺牲者亦无所恤。”18月他被国民政府聘为国防参议员参加了在庐山召开的国防参议会。12月他由南京到汉口与各党派人士筹组了抗敌救亡总会；同时创办了《全民》周刊任社长。1938年7月《全民》周刊与邹韬奋创办的《抗战》三日刊合并在汉口出版了《全民抗战》三日刊由邹韬奋任主编沈钧儒任编委。这时救国会已被公认为一个政团沈钧儒和邹韬奋、史良、陶行知等救国会负责人被聘为国民参政员出席了在汉口召开的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他在会上提出《切实保障人民权利》的重要提案获得许多参政员的赞同。1o月他由武汉到达重庆。 抗战开始后由于形势的改变救国会原有的组织形式已不复存在。1939年在重庆成立了一个“十七人座谈会”由各代表一个方面的“救国会朋友”参加实际上是救国会的核心沈钧儒仍是总负责人。9月在国民参政会第四次大会上各抗日民主党派参政员针对国民党的独裁政策纷纷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立即实施宪政保障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沈钧儒除予以积极支持外还在大会上提出《请政府重申前令切实保障人民权利案》。这次大会通过了实施宪政案。为了促进国内统一、团结和实施宪政11月下旬沈钧儒和黄炎培、章伯钧等人在重庆起组织了统一建国同志会。随后便在重庆、桂林等地开展了宪政运动沈钧儒和救国会是这一运动的积极宣传者和推动者。他表了一系列关于实施宪政的文章和演讲还往桂林推进宪政运动。但蒋介石国民党并不打算真正实行宪政。194o年4月1日国民参政会第五次大会召开由宪政期成会多次研究提出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五五宪草”）修正草案》。对此重要议案根本未经认真讨论蒋介石即作出结论送交政府参考从此便无着落。9月1日国民党中央宣布原定本年11月12日召集国民大会因故改期。这次宪政运动开展不及一年即完全消沉。事实说明蒋介石声称要行宪不过是敷衍舆论的欺骗宣传。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对实行军事进攻和政治压迫的同2《沈钧儒文集》第3oo、3o2页。 1《沈钧儒文集》第332页。 时对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也采取高压政策肆意摧残民主。黄炎培等一部分小党派参政员为了加强团结合作适应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经过多次会商决定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一个第三者性质的政治团体并于1941年3月19日在重庆秘密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沈钧儒原为创议人之一但一部分起人认为他和救国会同关系密切思想左倾担心国民党反对不赞成他参加。到1942年沈钧儒才正式加入民主政党同盟救国会同时成为盟内政团之一。沈钧儒及其所领导的救国会在争取民主宪政斗争中表现出鲜明坚定的立场使国民党十分恼恨因此在国民参政会第三届名单公布时沈钧儒、邹韬奋、史良、陶行知等全部被除名。1944年9月民主政团同盟为了扩大组织展无党无派的个人盟员以便能让更多的爱国和进步人士参加进来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会议议决取消“政团”二字改称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在这次会议上沈钧儒被选为中央常委。1945年1o月1日民盟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纲领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沈钧儒继续当选为常委。同年冬救国会在重庆的会员开会鉴于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抗日救亡的政治任务已经完成决定改名为中国人民救国会（仍简称为救国会）并制定了新的政治纲领和组织规程沈钧儒被推选为中央主席。 抗战胜利后沈钧儒要求实现和平民主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和内战阴谋。1945年一二一流血惨案生后他写诗愤怒谴责国民党的法西斯暴行：“血洒昆明市心伤反战年。座谈讵有罪飞祸竟从天！魑魅食人日鸱枭毁室篇。防川终必溃决胜在民权。”11946年1月沈钧儒作为民盟代表之一参加了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2月中旬他离开重庆回到上海。为了贯彻政协决议争取国内和平夏秋间他和黄炎培等民盟政协代表往来于京沪间促进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7月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先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沈钧儒愤怒写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杀一二人而要天下再不会有三四人以至百千万人那真是梦想。”211月国民党违反政协决议召开其一手包办的伪“国大”制定伪宪法沈表谈话予以谴责。随后他在上海继续执行律师业务同时参加民盟总部领导工作。 1947年1月沈钧儒出席了民盟二中全会被推为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国民党反动派一方面疯狂进行反革命内战另方面对其统治区加强法西斯专政残酷镇压民主运动。民盟被诬为“奸盟”各地民盟所办报刊全部被查封或被迫停刊一部分盟员和地方负责人被捕被杀。1o月下旬国民党派军警特务包围民盟南京办事处同时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在国民党的高压政策下民盟中央部分负责人被迫宣布总部同人总辞职总部解散并停止盟员一切政治活动。沈钧儒虽曾提出异议但终因大势所迫无法改变。随后不久他秘密离开上海前往香港。 沈钧儒到香港后与前不久抵港的民盟中常委章伯钧共同主持于1948年1月5日召开了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当日表紧急声明不接受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的决定否认民盟总部在被威胁劫持下表的总辞职、总部解散和停止盟员政治活动的声明。沈钧儒在开幕词中说：“我们1《寥寥集》第138页。 2《沈钧儒文集》第524页。 要检讨过去的政纲政策对当前的政治形势重新估计而后确定当前应走的政治路线和新的工作方针来加强本身力量完成政治任务”；并提出全会的使命是“恢复本盟总部继续进行艰巨的政治斗争”1。三中全会通过了政治报告和宣言两项重要文件其主要内容有：（1）指出南京政府“是当前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对象”表示要坚定地站在人民的民主的立场跟这个反动集团斗争到底积极支援人民武装革命。（2）认定美帝国主义是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支持者和靠山必须“坚决驱逐美帝国主义的势力出中国毁灭美蒋所订的一切新不平等条约”。（3）坚决拥护土地改革实行耕者有其田。（4）指出中间路线行不通表示“坚决不能在是非曲直之间有中立的态度”；对中国为民主事业奋斗的历史为实现国内和平所做的努力表示敬佩声明要“与中国实行密切的合作”。这次会议还决定主席一职暂时由沈钧儒、章伯钧轮流代理。三中全会是民盟新的历史转折点使民盟从此抛弃了不切实际的所谓中间路线。 1948年5月1日中央在五一劳动节口号中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沈钧儒和章伯钧代表民盟和在香港的其他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致电积极予以响应。随后在香港开展了新政协运动。9月沈钧儒和章伯钧离开香港前往东北解放区代表民盟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 1949年1月26日中央东北局和东北行政委员会在沈阳举行欢迎前来解放区的各党派及各人民团体民主人士大会沈钧儒代表民盟讲话热烈赞扬解放区打倒了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的反动统治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大变化指出这是伟大的中国和英明领袖领导的结果。他在会上还宣布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总部已决议迁入解放区决心为全部、彻底、干净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完成人民民主革命而奋斗。 北平和平解放后2月25日沈钧儒由沈阳到达北平。3月5日民盟中央临时工作委员会在北平成立。6月中旬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举行会议沈钧儒作为民盟代表之一出席被选为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9月下旬他代表民盟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在会上言表示毫无保留地赞成和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等文件草案。在这次会上他被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后任副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1o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沈钧儒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12月18日沈钧儒领导的中国人民救国会在北京开会鉴于14年来国家生了伟大的变化人民已经翻身作主救国会的政治主张已经全部实现遂表宣言宣告救国会结束。12月2o日民盟举行五中全会他当选为民盟副主席及中央政治局委员。 1954、1958年沈钧儒先后被选为第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张澜逝世后1956年2月他继任民盟中央委员会主席。1963年元旦全国政协招待7o岁以上老人为他们集体祝寿沈钧儒抱病参加。周恩来总理在讲话中说：“沈钧儒老人今年九十岁我们为他祝贺。沈老是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他曾经为民主主义为社会主义奋斗到老。”1《沈钧儒文集》第553页。 周恩来的高度评价和亲切关怀使沈钧儒非常激动他即席讲话表示感谢和主席。这年6月11日沈钧儒在北京病逝。 第三十章谭平山谭平山原名鸣谦别号聘三、诚齐、诚斋。1886年9月28日（清光绪十二年九月初一日）生于广东省高明县（今高鹤）明城镇新元坊。出身贫苦其父为裁缝。早年就读于高明县东洲书院和肇庆广肇罗中学。19o8年谭考进两广优级师范并开始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19o9年加入同盟会秘密开展反对清皇朝的宣传活动。 191o年谭平山师范毕业后在雷州中学任教同时积极进行反清宣传。辛亥革命后被推选为代议士参加省临时议会的活动。1912年广东同盟会更名为国民党谭以同盟会会员身份转入国民党成为国民党较早的党员之一。 1916年谭到阳江中学任教。翌年考上北京大学。在北大谭广泛接触新思想和新知识积极参加各种学术组织。1918年与罗家伦、傅斯年等起组织新潮社出版《新潮》杂志为《新潮》撰写论文多篇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在十月革命影响下开始接受社会主义思想。五四运动中谭参加了痛打章宗祥、怒斥6宗舆、火烧赵家楼曹汝霖住宅的斗争曾被反动军警逮捕关押。经过五四运动谭的思想有所变化开始从旧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靠拢。192o年初谭和陈公博、谭植棠创办《政衡》杂志主张政治根本革新社会根本改造各种问题根本解决。他翻译外国进步书籍撰写专论和时评宣传马克思主义探讨改造中国社会的途径。192o年夏谭大学毕业后回到广州在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任教开始了他在广东的革命活动。1o月又与谭植棠、陈公博创办《广东群报》大量报道各国及工人阶级的组织和活动介绍宣传苏联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支持和指导广州工人的革命斗争。 192o年8月上海等地成立了小组谭平山等人在广州起组织“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秋共产国际东方局派代表到广东协助开展工人运动和建立广东组织。由于广州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和势力较大因此此时广东党组成的成员大多是无政府主义者。年底陈独秀来广州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谭任副委员长。谭在陈独秀的帮助下清除无政府主义的影响重新整顿和建立了广东组织正式称为中国广东支部并担任支部书记。 1921年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谭平山任南方分部主任。谭领导的广东支部积极工作加强了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促进了广东工人运动的迅展。1922年1月香港海员举行大罢工广东支部表了《敬告罢工海员》的声明传单号召海员工人团结一致坚持到底动员组织在广州的党团员接待回广州的罢工海员并向广大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在领导广东工人运动的同时谭加强了对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导工作。1922年3月谭重新组建了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并被选为书记。 1922年6月由于陈炯明叛变广东党团组织转入地下活动。谭平山被派到北京以警监学校教导主任为职业进行革命活动。7月到上海参加了二大。1923年2月孙中山驱逐陈炯明出广州谭从北京回到了广州被孙中山任命为大元帅府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委员。为了集中力量做好党的工作谭专任广东区委书记领导广东、广西、福建南部和香港地区党的工作。1923年6月谭参加三大拥护和支持关于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合作关系的主张被选为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委员以后又被任命为中央驻粤委员。 三大后谭平山坚决贯彻执行与国民党合作的决议协助国民党进行改组。1923年1o月他参加了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被孙中山指定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9个委员之一并被选为该委员会书记兼组织员负责国民党改组的具体工作。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谭出席大会并代表国民党临时中央执委会向大会做了报告。会上谭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后被推举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谭和廖仲恺、戴季陶3人主持中央秘书处日常工作。谭成了国民党内举足轻重的人物。 国民党一大后为巩固和展革命统一战线谭平山领导的广东区委派遣一批党员干部到国民党中央机关各部工作。谭还通过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派出一批特派员、改组员、筹备员奔赴各县协助建立和健全各县、区党部的基层组织将国共合作展到基层。为培养农民运动干部推动农运展在谭建议下国民党中央成立了农民运动委员会举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谭经常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组织部长身份在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作报告。1924年1o月广州生了商团反革命叛乱。谭积极组织工人、农民支援配合军队镇压叛乱为巩固广东革命政权作出了贡献。 1925年1月谭平山到上海参加四大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为加强对广东工作的领导5月中央决定谭为在国民党中央的党团书记成立了以谭为的中央广东临时委员会。谭和廖仲恺等国民党左派密切合作使国民党中央下定决心武力平定了杨希闵、刘震寰为的滇、桂军阀的叛乱。1o月谭动员组织各种力量支援广东革命政府东征陈炯明南讨军阀邓本殷有力地推动了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展。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国民党右派分子活动加剧。5月谭平山写了《中山先生逝世后之国民党》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活动号召人们“要明白的认清楚国民党中谁是革命派？谁是反革命派？更要认清楚国民党员的意见中那种是革命派的主张？那种是反革命派的主张？尤要认清楚国民党中革命派与反革命派那一派是真正的能够代表国民利益而奋斗？”18月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害牺牲革命政府组织特别法庭审判廖案有关人犯谭等5人任审判委员。11月“西山会议派”出笼。谭团结国民党左派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击“西山会议派”的斗争浪潮。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召开。谭出席大会并向大会作《党务报告》。大会重申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维护了革命统一战线。大会决定开除邹鲁、谢持等“西山会议派”要分子出国民党加强了和国民党左派的团结。谭再次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继续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和秘书长。1926年5月蒋介石继中山舰事件后抛出整理党务案不准员在国民党中央机关担任部长职务。谭只好离开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和秘书处。 1926年11、12月谭平山代表参加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谭代表在大会上致词并系统地汇报和论述了1《革命》周刊第1期1925年5月2日。 中国革命的路线、方针和策略重点谈了同国民党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问题和农民问题。并被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委员中国委员会主席。 1927年2月谭平山从苏联回到广州。3月国民党中央在武汉召开二届三中全会谭缺席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政治委员会委员。4月谭到达武汉他在武汉中央农讲所表演说强调“中国革命就是要解决农民问题”。4月27日至5月1o日出席中国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任大会政治委员会和农民土地委员会的委员多次在会上言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后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被任命为中央农民部部长参加了由、瞿秋白等9人组成的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继续担任在国民党中央的党团书记。这时国民政府已从广州迁到武汉。谭仍任国民党中央常务执行委员和政治委员担任国民政府委员兼农政部长、全国农民协会执行委员、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委员。这一时期谭主要负责有关农民运动的工作。 农民运动的蓬勃展引起了国民党中地主、资产阶级和官僚们的恐惧。他们极力诬蔑、阻挠农民运动。谭平山领导的农政部要在农村推动农民运动必然引起地主豪绅及其国民党右派的攻击和诬蔑；要维护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纠正农民运动中某些“幼稚行为”又会遭到党内一些同志和共产国际的指责和批评。1927年6月谭平山辞职不成遂以因病请假就医为名离开了农政部。6月29日反动军官何键在汪精卫等人授意下宣布与分裂拘捕员。7月13日中央表宣言公开揭露汪精卫等人的反革命行为令参加国民政府的员退出政府。谭随即表公开辞职书指责国民党已完全背叛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由革命变为反革命。 大革命失败后谭平山积极主张独立领导革命斗争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起义爆后谭以国民党中央常务执行委员名义主持召开了在江西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各省委、特别市、海外党部等代表联席会议。会议选举产生了革命政权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谭平山为委员并任该委员会7人主席团主席。不久起义军撤离南昌谭平山随军南下。9月下旬起义军在广东潮州、汕头一带失败。中央指示谭放弃革命委员会领导职务。1o月谭和吴玉章等人到达香港。 南昌起义失败后谭平山从潮汕经香港到达澳门。此时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左”倾盲动主义的指导下处分了大批党内干部。谭受的处分最重被开除了党籍。关于谭被开除党籍一事周恩来曾经说过：“他被开除党籍的原因是张国焘反对南昌起义谭平山对一位师长说张国焘若反对起义就把他杀掉。当时我任前委书记这个师长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党内斗争不能这样做。后来有人把这事告诉了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代表就决定把谭平山开除了。今天看来这个处分是不完全妥当的。”11928年初谭从澳门回到上海才知道自己被开除了党籍。他不服气多次写报告要求复议请求党组织允许他继续留在党内决心克服自己的缺点和错误。然而这个愿望未能实现。但谭仍关心着党的工作关心中国革命的进展。谭给中央写信指出“左”倾盲动主义统治着的中央的一些过“左”政1周恩来：《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o年版第173页。策及其危害提出了对于中国革命的方针政策和策略的一些正确看法。2谭的信不仅没有引起领导的重视相反却被当作反面教材加以批判。谭十分痛苦、灰心失去了重新回到党内继续为党工作的希望。 谭平山被开除出党后重新考虑自己今后的去向。他先联络国内一些既反对蒋介石的国民党又不满现行路线的人在上海成立国民党左派联合办事处。后又组织中华革命党出版《突击》、《灯塔》周刊进行宣传活动。1929年3月谭领导的中华革命党表《中华革命党对时局宣言》揭露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军阀抛弃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号召人民起来革命“和新的军阀拼个你死我活”；同时也批评中国“盲目暴动不顾事实一味孤行更且强迫罢工误施恐怖”等等。193o年春邓演达回国后和谭平山一起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通称第三党）继续从事反蒋活动。8月在上海召开十省、区代表参加的全国干部会议通过了该党的纲领《政治主张》出版《革命行动》月刊主张建立“以农工为中心的平民政权”。由于和邓演达在党的纲领和名称以及反蒋的方法上有分歧谭离开上海到香港。1933年11月李济深、陈铭枢等在福建成立反蒋的福建人民政府。谭在香港支持福建人民政府的活动。1934年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后谭退出了第三党。 1935年8月1日中央表抗日救国宣言号召各党各派联合抗日。谭平山积极响应在各地奔走呼号推动团结抗日。1938年春天被蒋介石召见征询施政意见并参加了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的起草工作。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谭被恢复国民党党籍任历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还任国民党军事委员政治部指导委员和设计委员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常务干事。1938年1o月武汉失守后谭到重庆。随着蒋介石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真面目的暴露谭对蒋介石政权的幻想破灭了。在周恩来、董必武等人的关心和帮助下谭在政治上逐渐站在一边并积极投入国统区的民主运动。1942年底谭联络国民党上层人士以及教育界、工商界人士成立民主同志座谈会推动民主运动的展。1943年8月谭平山、陈铭枢、杨杰等人在民主同志座谈会的基础上起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1945年1o月28日“民联”正式成立。谭是“民联”中央临时干事会常务干事之一是常务干事会的实际主席。 抗战胜利后谭平山在重庆参加集会表演讲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有力地配合了与蒋介石的谈判斗争。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谭和冯玉祥、陈铭枢等在会上表演说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特地表《对政治协商会议之意见》要求释放政治犯撤销特务机关停止内战结束一党专政结束国民党的训政组成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11946年秋谭平山从重庆到上海。他拒绝参与国民党的一切活动继续公开抨击国民党反动派。1947年2月谭主持召开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临时中央干事会指出“国民党建立的革命政府变成反动政权”号召全体成员“为着实现三民主义、实现和平、实现民主而奋斗”2。1947年5月2《团结报》1956年4月25日。 1重庆《新华日报》1946年1月26、27日。 2《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第四次政治会议政治报告》《民潮》第6、7期合刊1947年4月5日出版。国民党加强对民主党派的迫害造谣说“民联”受控制准备加害谭平山。1947年秋谭被迫到香港。他以香港为基地团结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谭和李济深、蔡廷锴、陈铭枢、王昆仑等人联合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民主同盟会和其他国民党民主派分子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1948年元旦“民革”正式成立公开宣布脱离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党决心“为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实现中国之独立、民主与和平”3而斗争号召各地同志率部武装起义参加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并呼吁成立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代表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民革”的成立标志着国民党民主派的大联合对中国民主革命起了积极的作用。 正当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国民党统治摇摇欲坠之际国内资产阶级右派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右翼在人民中散布所谓“第三条道路”的幻想阻止人民革命战争。谭平山在香港团结各民主派分子揭露所谓“第三条道路”的实质号召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 1948年5月1日中国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谭平山表通电、文章和演讲拥护中国的号召认为“的五一节口号就是适应人民要求的号召”1。9月15日谭与其他民主人士响应号召离开香港。1o月从丹东进入解放区进行新政协的筹备工作。谭负责领导起草新政协组织条例。9月21日谭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被选为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参加大会的领导工作。在政协会议上谭平山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并被任命为政务委员会委员及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 新中国成立后谭平山积极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1951年底到1952年1o月全国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谭领导的人民监察委员会全力投入了这一场运动。谭总结人民监察工作的经验有三点：一是坚持了人民的立场和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二是坚持了监察工作的群众路线；三是坚持了监察纠举与改进工作相结合教育改造与纪律制裁相结合的方针2。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谭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这时人民监察委员会改为监察部谭因年老有病不再负担繁忙的行政事务工作。1956年2、3月谭平山抱病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三届代表大会鼓励“民革”的同志们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而奋斗。谭当选为民革中央委员和民革中央副主席。 1956年4月2日谭平山在北京病逝。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彭真致悼词高度评价和赞扬了谭平山为中国革命奋斗的一生指出谭平山“是一个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者他拥护中国的领导他坚决拥护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1。谭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上有贡献、有影响的革命家。198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谭平山文集》。 3《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行动纲领》《华商报》1949年1月4日。1香港《华商报》1948年5月23日。 2《人民日报》1952年9月22日。 1《人民日报》1956年4月5日。 第三十一章章伯钧章伯钧1895年11月17日（清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初一日）生于安徽桐城县。父章扬清略有田产28岁时因乘船遇大风落水淹死。当时章伯钧只有7岁。父殁后其母变卖田产供其兄弟三人上学。 章伯钧幼年念过几年私塾继入桐城中学读书受到桐城派的影响喜好“考据”、“词章”之学。辛亥革命后复受孙中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学说的影响。1916年考入武昌国立高等师范学校英语系192o年毕业回到安徽任宣城师范学校校长。此时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蓬勃展时期在民主与科学思想的启迪下他积极主张革新进步聘请了恽代英等革命知识分子和进步人士任教员因不为当局所容一年后被解除校长职务。1921年到北京投考庚款留美未被录取。时任安徽省教育厅长的许世英对章颇器重给以公费派赴德国留学。次年章由上海启程与高语罕、朱德、孙炳文同轮前往柏林。 到德国后章伯钧入柏林大学学习攻黑格尔哲学。他在柏林大学学习3年政治上颇为活跃先后参加了中国和国民党。1925年与到达柏林的邓演达相识。 1926年春章伯钧回国抵达当时处于革命中的广州其时郭沫若在中山大学任文学院长经孙炳文介绍章被聘为中山大学文学院教授。1o月北伐军攻克武昌后应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之邀章伯钧从广东到达武汉任总政治部宣传科长。1927年3月邓演达兼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章伯钧被任命为农民部设立的兵农联合委员会主席。他积极支持农民运动反对蒋介石叛变革命成为邓演达的得力助手。 1927年7月武汉汪精卫集团实行“分共”大革命失败邓演达离开武汉前往苏联章伯钧则到南昌参加了八一起义并被任命为总政治部副主任。8月5日起义军撤离南昌章伯钧随军南下。部队进入广东后与国民党军队交战失利他经潮州乘船到香港后又转至上海从此脱离了。 1927年11月1日邓演达与宋庆龄、陈友仁3人在莫斯科表宣言谴责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表示要继续与新旧军阀势力作斗争实现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并提出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在国内的章伯钧予以积极响应。1928年章在上海与谭平山、郑太朴、朱蕴山、邓初民等起组织了中华革命党。他们认为叛变革命后的国民党“已成为新旧军阀官僚买办豪劣以及投机腐化分子等反革命势力的集合体”1是人民的仇敌革命的对象要求推翻南京政府并恢复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后改组建立的中华革命党继续民族民主革命；同时又不同意中国在农村聚集展革命力量的主张。他们与在国外的邓演达取得联系得到邓的支持。人们从此把这个介乎国共两党之间的政治派别称之为第三党。 193o年5月邓演达回国。8月邓在上海主持召开全国干部会议1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通过了由邓起草的反帝反封建的纲领性文件《政治主张》选举了领导机构中央干部会邓被推为总干1《中华革命党对时局宣言》原件存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 1该党以后即把这次会议看作是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 事章伯钧任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临时行动委员会主张推翻南京政府建立以农工为中心的平民政权。国民党对邓演达的反蒋活动深为忌恨1931年8月17日将邓逮捕11月予以杀害。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被迫转入地下由章伯钧、黄琪翔、彭泽民、季方等列名负责中央工作。 1932年十九路军在上海动一二八淞沪抗战黄琪翔曾参与策划章伯钧则在北方从事反日军事活动。1933年11月章伯钧和黄琪翔参与了蒋光鼐、蔡廷锴、陈铭枢等动的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章伯钧被任命为福建人民政府经济委员会委员并兼任所属的土地委员会主任委员。在“闽变”期间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声明脱离国民党参加陈铭枢组织的生产人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亦于此时宣布解散章伯钧和黄琪翔等也参加了该党。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不到两个月即宣告失败。1934年初章伯钧在香港与黄琪翔、彭泽民等召开临时代表会议宣布复党。随后章伯钧去日本除与各方面爱国人士联系外并成立临时行动委员会支部与留日同志经常开会交换意见从事抗日反蒋活动。 1935年11月1o日章伯钧和彭泽民在香港召开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鉴于反抗日本的侵略、实现民族解放已成为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决定将临时行动委员会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从此成为与国民党完全割断了联系的独立政治集团。会议通过《临时行动纲领》并表对时局宣言。宣言指出：日本侵略华北目的在灭亡中国中国人民“唯一的出路便是立刻动民族革命的战争以求完全的解放”。认为农民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民族革命战争没有广大的农民参加便无胜利的希望因此必须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土地革命与反日战争是不可分离的。”要求一切革命的党派“在目前民族生死的最后关头中应该放弃其宗派的偏见在反帝反日战争和土地革命两大原则之下形成巩固的联合战线组织统一的行动指挥机关”1。《纲领》认为：“中国现有苏维埃的政权和几十万红军的存在这是一个为世人所惊骇的事实。”2要求承认领导的革命政权恢复大革命时期的联俄、联共政策。这次会议新选举了章伯钧、彭泽民、黄琪翔等19人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章伯钧成为中央的主要领导人。 1937年7月1o日章伯钧和彭泽民致电南京国民政府提出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制定共同遵守的纲领实现民主政治改善劳动人民生活释放政治犯成立人民武装指导机关组织抗日志愿军等抗日救国八项政治主张3。七七事变后国民党设立国防参议会邀请各抗日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出席会议报告国际形势和前方战事情况征询与会者意见由于歧视和压迫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国防参议会没有邀请章伯钧及其他负责人与会。1938年3月1日章伯钧在武汉主持召开了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次代表会议通过《抗日时期的政治主张》要求国民党作政治上的大改革“整个地扫除官僚主义的毒害切实实行民主政治”1。他并著文说：“抗1宣言原件存农工民主党中央。 2中华论坛》第1卷第1o、11期合刊。 3《中华论坛》第1卷第1o、11期合刊。 1《中华论坛》第1卷第1o、11期合刊。 战与民主不可分离曾经是我们一贯的主张必须实行民主政治才能增加抗战力量保证抗战胜利。”2为了实现民主政治他主张建立民意机关使人民有参政的机会。3月末国民党在汉口召开临时全国代表会议决定设立国民参政会。6月章伯钧被聘为国民参政员代表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参加了在汉口举行的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不久和其他国民参政员一同去重庆。 ------------ 16 从1939年开始国民党的政策重心逐渐由对外转向对内由抗日转向反人民抗战初期人民群众和各抗日民主党派争取到的一些权利又被取消。9月在重庆举行的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上各抗日党派的参政员纷纷提出有关宪政问题的提案。章伯钧和左舜生、张君劢等联名提出《请结束党治立施宪政以安定人心扬民力而利抗战案》和《改革政治以应付非常局面案》要求于最短期内颁布宪法结束党治全国各党各派一律公开活动平流并进永杜纠纷共维国命。他们把立即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实现民主宪政看成是当今“扶危救急之道”说：“国家应付此非常局面在收拾人心与集中人才。今日唯一收拾人心之道即在明示国人‘国家为公’。所谓国家为公者即明示国人国家者全国国民之国家而非一党一派之国家政府者全国国民之政府而非一党一派之政府。”“今日中国唯政治上之彻底开放人才始有集中之可能；亦唯政治上之彻底开放人人为国胜于为党人人爱国胜于爱党而后国家各真才始能真为国用。”1这些要求在参政会提案审查委员会讨论时遭到国民党参政员的强烈反对引起了激烈的辩论。参政会闭会后成立宪政期成会章伯钧是委员之一。 1939年11月下旬章伯钧和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青年党的左舜生国家社会党的张君劢乡村建设学会的梁漱溟以及无党派人士张澜等起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并定有信约十二条要求成立宪政政府一切抵触宪法之设施和法令应即中止和宣布无效；凡遵守宪法之党派一律以平等地位公开存在2。由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坚持团结抗战要求实行民主宪政主张与密切合作反对国民党倒退在1941年3月召开第二届国民参政会时章伯钧被国民党除名。第二届、第三届国民参政会均没有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代表参加。 皖南事变生后参加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各党派负责人为了加强团结合作争取民主以求各自党派的生存和展并调解国共冲突决定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一个第三者的政治团体。1941年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特园秘密成立章伯钧被推为常务委员和组织部长。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集体参加了同盟。1944年9月1o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章伯钧继续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并任中央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随后并任民盟重庆市支部主任委员。他为展民盟组织扩大民主力量做了不少工作。 1945年1月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在重庆创办的《中华论坛》出版章伯钧任主编。他撰写的《刊词》说：“中国人民在反抗日本法西斯主义者侵略的长期苦战中牺牲了无数量的生命和财产正为着民族解放与社会解2《对国民参政会的意见》《抗战行动》第6期。 1《国民参政会第四次大会记录》第94页。 2《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2页。 放的伟大前途使民族民主革命的双重的历史任务彻底完成。所以本刊的使命也就是要站在人民的地位对于这个重大的历史任务努力尽责。”随后又著文指出：“中国根本问题之正常的解决在于有民主的宪政有全民负责的统一政府。”“现时中国人民的要求是要有实际的民主权利言论集会结社之基本自由决不能在任何假托之下悭而不予。”他要求国民党对执行孙中山所手订的三民主义革命政策“切实检讨加以反省凡有逆于世界潮流与不顺于人心之政事皆须及早变革自动维新。所谓结束党治归政人民正是振奋人心刷新党国之第一要义”。由于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反对提出的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声称“各党派会议等于分赃会议；组织联合政府无异于推翻政府”章伯钧在文章中反驳说：“政权是应当属于全人民的若偏在一党都可说是不正当的‘赃’；如认为是‘赃’就得有分的结果。所以我们反对这种说法主张党派会议或联合政府是合理的是团结全国打开时局的第一步骤。”1为了促进国内团结进步他随同参政员褚辅成、黄炎培、左舜生、冷遹、傅斯年于7月1日赴延安访问与、周恩来等会商恢复国共和谈问题5日返回重庆。解放区取得的进步和成就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7月7日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章伯钧的国民参政员席位得到恢复。 抗战胜利后章伯钧积极主张全国各党派共同和平建国实现民主反对内战。1945年9月15日他表对时局谈话说：抗战8年中国人民付出了惨重的牺牲最终使日本无条件投降这是“全国人民的胜利”。今后民主建国大业必须“全民合作党派团结”反对“任何形式之内战及军事行动”。他再次要求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实行民主宪政给人民以民主权利承认现有一切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求全国之真正统一。他特别指出解放军的军队及政权“有功抗战不能视为化外予以敌视的态度”1。还说：全国人民要求和平内战不得人心“是招致灭亡自杀的途径”2。 1946年1月章伯钧作为民盟代表之一出席了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参加了政协宪草审议会和宪法小组的工作。5月由重庆到上海。12月他表谈话谴责国民党召开一手包办的“国大”并由这个“国大”制定的所谓宪法说：“在军阀集团统治中国的情形下是绝对谈不到宪法的。自从袁世凯到今天情形始终如此。军阀集团所需要的只有三种：一是戒严法二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三是盗匪惩治条例。他们是不需要宪法的但是为了粉饰装点又为了对付外国有时又是需要宪法的曹锟要宪法就是一例今日的情形亦复如此。”他还着重指出：中国固然需要宪法但目前更需要的是民主、和平和统一。民主就是各党派地位平等人民有基本的自由权利；和平是不打内战不拉壮丁没有外国驻军；统一就是不开分裂的“国大”。“有了这三个事实宪法才有基础没有这种基础就是曹锟的宪法。”11947年1月初民盟召开二中全会决定加强组织扩大民主运动会1《纪念国父》《中华论坛》第1卷第3期。 1《中华论坛》第1卷第9期。 2《中华论坛》第1卷第1o、11期合刊。 11946年12月15日《文汇报》。 后章伯钧在上海继续从事民主运动并任民盟上海市支部主任委员。月底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会议通过的决议规定该党是代表农工平民的利益其最终目的是彻底完成民族解放实行民主政治达到社会主义。鉴于该党认为农工是社会的骨干、革命的基础、平民政权的重心因此决定将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正式易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并决定以193o年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制定的政治主张为自己的基本纲领。章伯钧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 国共和谈破裂后国民党在动大举进攻解放区的反革命内战的同时在国民党统治区也厉行白色恐怖加紧镇压民主运动。1947年1o月27日国民党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决定予以取缔。民盟中央部分负责人在国民党的强大压力下被迫宣布解散民盟总部停止盟员一切政治活动。章伯钧不赞成解散民盟秘密离开上海到香港继续活动。蒋介石曾派高级官员对他进行威胁利诱遭到他的严厉斥责。 1948年1月章伯钧和沈钧儒在香港主持召开了民盟三中全会会议通过的宣言和政治报告鲜明地提出了反蒋、反美和反封建支持人民武装斗争拥护土地改革的政治主张并宣布民盟由“中立”的“第三者”转向同“实行密切的合作”1。这样三中全会就成为民盟的转折点。这次会议决定章伯钧和沈钧儒以中央常委名义负责领导全盟盟务。 同年5月章伯钧和沈钧儒代表民盟与在香港的其他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及无党派民主人士表通电响应中国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随后在香港参与起新政协运动。 9月1日章伯钧和沈钧儒代表民盟随同其他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离开香港乘海轮前往东北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29日到达哈尔滨。 11月16日章伯钧和沈钧儒代表民盟表时局声明重申三中全会以来的政治立场说：“对于人民与人民公敌之争对民主与反动独裁之争我们的态度应该坚决站在人民的民主的这一方面跟人民公敌反动集团斗争到底决不动摇决不妥协决不对反动集团存有丝毫的幻想。”提出：第一民主的新中国在彻底摧毁反动独裁的统治集团以后才能获得保障；第二和平的新中国非坚决彻底铲除内战的根源扫除和平的障碍不可；第三统一的新中国只有消灭统一障碍的反动独裁集团之后通过新政协组织民主联合政府才能完全实现。2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后章伯钧由哈尔滨抵达北平。3月5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临时工作委员会在北平正式成立章伯钧被推选为委员并由他和沈钧儒负责主持中央盟务同时宣告民盟香港总部结束。 6月章伯钧作为民盟代表之一参加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民盟筹备的《光明日报》创刊时他任社长。9月下旬他代表民盟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章伯钧历任政务院委员、交通部长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三届常委和第二届副主席中国农工民主党第五、第六届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兼秘书长、副主席等职。19571《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395页。 2《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486页。 年反右斗争中他被划为右派。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又受到很大冲击。1969年5月17日章伯钧患胃癌在北京逝世。 第三十二章罗隆基罗隆基号努生。1896年8月14日（清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六）出生于江西省安福县。其父是前清秀才后以教私塾为业。受父亲的影响罗隆基自幼爱好古文及古典诗词。 1912年夏罗隆基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在校期间罗隆基曾任清华学生会主席及学生刊物《清华周刊》的主编。他擅长政论立论独特文笔犀利很早就显露出政治家的锋芒。1919年五四运动爆罗隆基积极参加并成为该校领袖人物。梁实秋在《谈闻一多》一书中曾这样写道：“五四运动之际清华的学生领袖最初是陈长桐继起的是和闻一多同班的罗隆基他思想敏捷、辩才无碍而且善于纵横捭阖。”1由于他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以至在校完成学业的时间由八年延长至九年。罗隆基本人曾自嘲地归纳为：“九年清华三赶校长。”21921年罗隆基自清华毕业后赴美留学。在威斯康辛大学攻读政治学。出于对英国著名政治学家拉斯基教授的敬慕罗隆基又前往英国就读于拉斯基教授门下后又回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这期间他大量接触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并且信仰“国家至上”的国家主义参加了由清华的留美学生组织起的国家主义社团——“大江会”。他们提倡国家主义主张实行自由民主体制拥护人权；主张由国家倡导工业化反对以阶级斗争为出点的。但是“‘大江会’没有坚固的组织亦没有活动纲领等到大部分人回国后各自谋生去团体也就解散了”。11928年罗隆基回国后曾在上海光华大学和中国公学任教。同年3月与胡适等人创办《新月》杂志。自第二卷第二期开始《新月》的编辑方针有所改变由纯文学刊物转为兼论时事政治。《新月》第三卷第二期起由罗隆基主编更增加了政论文的分量。由于胡适、罗隆基、梁实秋等人对人权问题看法一致他们以《新月》为阵地高举“人权”、“法治”、“自由”的大旗掀起了人权与约法的讨论因而被称之为“人权派”。罗隆基成为人权派的代表人物。人权派针对国民党的现实政治表了大量文章宣传人权派的“保障人权”“确定法治”“思想言论自由”“实行专家政治”“要求财政管理权”等主张。1929年12月罗隆基与胡适将有关文章编辑成《人权论集》由新月书店出版。其中罗的主要文章有《论人权》、《专家政治》等。这些言论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也较为集中地抨击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一党专政”政策特别是反对蒋介石个人独裁因而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仇视。国民党政府“明令彻查胡适”2。教育部长对胡适签了“警告令”并以教育部的名义勒令光华大学解除罗隆基的教授职务。193o年11月4日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突然以“言论反动、侮辱总理”“国家主义的领袖”“共产的嫌疑”为由将罗隆基拘捕。后来为胡适和宋子文所保释。在国民党的压制下罗隆基仍坚持自己的一贯1梁实秋：《谈闻一多》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6、3页。2梁实秋：《谈闻一多》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6、3页。1梁实秋：《谈闻一多》第5o—51页。 2《中华民国史料丛稿·大事记》第15辑（1929年）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92页。主张他先后表了《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我们要财政管理权》、《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对训政时期约法的批评》、《什么是法治》等一系列文章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抨击国民党的现实政治。他始终坚持：“《新月》的立场在争言论思想的自由。”1这时的罗隆基一方面反对国民党当局的法西斯统治另一方面又反对的主张。他主张用改良主义“代替”领导的武装斗争、暴力革命。193o年12月罗隆基表《论中国的共产——为共产问题忠告国民党》的长篇文章“忠告”国民党当政者对于思想不能“压迫”而要采取“以思想代替思想的方法”并说“这种剿共铲共的策略是最根本最敏捷最聪明的方法”。人权派作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出现的一个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派别他们自己标榜的政治态度是：“我们相信民主政治的人很诚意地认定国民党的一党不能把中国政治引上常轨。一旦得势政治上‘党治’的方式自然是一丘之貉。在我们爱护自由、崇敬平等、坚信民主政治的人对国共两党的党治最少是一视同仁无所偏爱。”2九一八事变爆后罗隆基在上海各大学公开演讲主张武装抗日宣传抗日救国主张。9月21日表《沈阳事件》一文抨击蒋介石国民党勇于私斗怯于外战的虚弱本质认为在目前内忧外患的环境下当局要有“举国一致抵御外侮”的诚心“根本改组现在的政府容纳全国各项人才作为政治上的应急的过渡办法”。呼吁：“如今党国的人员给我们四万万的国民一个共赴国难的机会。”1同时他表示：“在国事危机存亡的时候我们决不愿拿‘言论自由’作幌子来与当局为难”“内政上一切的政治主张可以暂时搁置一切的政治意见可以暂时牺牲。”2但是罗隆基要求民主与人权的政治主张从来没有放弃。1931年底新月书店编辑出版了《政治论文》一书收集了罗隆基从1929年人权运动以来6续表的政论文章。他在该书的序中写道这些文章虽已有三年之久但是“直到现在我感觉着我在政治上目前要说的话依然是我已经说过的那些”。 为了扩大宣传武力抗日和实行民主政治的主张罗隆基坚决辞去了《新月》杂志总编辑的职务于1932年1月间离沪北上就任天津《益世报》社论主撰。他赴任的第一篇社论题为《一国三公的僵政局》（1932年1月12日）抨击国民党内蒋、汪、胡三派置国难于不顾仍纷争不休。一二八事变爆前两天他在《益世报》表题为《可以战矣》的社论（1932年1月26日）主张武力抗战反对蒋介石个人独裁和对日不抵抗政策。1932年4月罗隆基与张君劢等人在北平成立再生社。5月2o日出版再生社机关刊物《再生》月刊。该刊创刊号上表《我们要说的话》正式提出他们的政纲和具体方案即绝对的民族主义、修正的民主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经济。1933年5月塘沽协定签订以后他在天津《益世报》连续表社论痛斥蒋政权是“对外屈服对内欺骗”。福建事变生以后罗支持福建人民政府的主张并坚决反对内战主张对福建事变和平解决。他的这一系列言论引起了蒋介石国民党政权的仇恨。1933年秋国民党蓝衣社暗杀罗隆基1《胡适来往书信选》（中）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6页。 2罗隆基：《论中国的共产》《新月》3卷1o号。 1罗隆基：《沈阳事件》（1931年9月21日）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2罗隆基：《告日本国民和中国的当局》《新月》第3卷12号。 未遂接着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对《益世报》给予“严重警告”年底迫使天津《益世报》在罗聘约期满后暂不续约。罗隆基被迫离开了《益世报》。 1933年再生社作出建立国社党的决定。1934年7月中国国家社会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天津召开罗隆基当选为中央总务委员兼宣传部长。1934年秋罗隆基应召南下四川在峨嵋山与蒋介石会晤。在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里他每日为蒋介石讲解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美等国家的战时行政组织。此外他还为在峨嵋山受训的军官作了几次演讲。临行前面对蒋介石的拉拢利诱他坦率地表示：“我没有参加实际政治的才能和兴趣仍愿意回南开大学教书并从事写作。”1罗隆基回到天津后不久宋哲元代替黄郛掌握了平津政权在取得宋哲元的谅解后他又重返《益世报》。1936年3月罗隆基针对国民党政府污蔑日益高涨的学生运动出了“万般有罪爱国无罪！”的呼声2。1936年6月罗隆基为《益世报》写了一篇题为《国人制裁内战》的社论提出：“在今日我们是无条件反对内战的。用抗外做题目与中央生内争者我们不能同情另一方面‘统一’两字亦不是中央政府进行内战的好题目。”1由此引了一场与胡适的笔战。罗隆基在《益世报》上先后表了《我们的逻辑》、《我们立场的解释》等文对胡适的论点予以义正辞严的驳斥。这一期间他还兼任南开大学教授、北平《晨报》社长参加华北各界救国会为团结御侮不遗余力地奔走呼吁。 全面抗战爆后罗隆基南下积极投身于抗日战争。1938年6月应国民政府邀请成为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武汉失陷后张君劢表了《致先生一封公开信》要求取消边区取消八路和新四军“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2。各党各派先后对此表评论国社党内部也因此生意见分歧。作为国社党宣传部长的罗隆基表示张君劢的这种意见不能代表国社党要抗战就要同搞好关系。一届四次国民参政会上和其他中间党派参政员一致要求国民党结束党治实施宪政。罗隆基在讨论宪政问题提案时尖锐地指出：“一党专政不取消一切都是空谈。”民主宪政运动展开后1939年1o月罗隆基与张澜、黄炎培等在重庆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11月23日一致通过了《统一建国同志会信约》和《简章》。罗隆基于194o年连续表《中国目前的政党问题》、《论公开政权》等文章提出了解决党派问题的方案即实行“多党制”与“公开政权”。皖南事变生以后各界爱国民主人士纷纷谴责国民党的分裂行径同时他们更迫切地感到联合的必要决定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建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1年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特园正式成立罗隆基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1o月25日在二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上依据政团同盟纲领的精神张澜和罗隆基拟成《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要求结束训政成立战时正式民意机关保证1罗隆基：《我在天津〈益世报〉时期的风风雨雨》《文化史料》丛刊第8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第9o页。 2《自由评论》第14期1936年3月6日出版。 1天津《益世报》1936年6月9日社论。 2《再生》第1o期1938年12月16日。 人民各种自由取消特务组织；严禁官吏垄断企业、投机倒把等。这一提案获得包括在内的23位参政员的联署但招致国民党参政员的强烈不满。194o年罗隆基宣布脱离国社党。1942年赴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1943年5月他参与创建了政团同盟昆明支部任宣传委员这是政团同盟最早成立的地方组织。该组织在昆明利用报刊和集会讨论宪政批评国民党的独裁统治要求民主自由主张开放政权得到了各界人士的广泛响应。政团同盟昆明支部在罗隆基等的主持领导下先后吸收了潘光旦、李公朴、闻一多、费孝通、吴晗等一批优秀分子加入同盟。罗又主持吸收云南地方实力派龙云秘密入盟扩大了民主政团同盟的声望和实力。此外昆明支部向政团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会建议将政团同盟改为民主同盟使它成为政治主张相同的民主人士的联盟中央常委会接受这一建议1944年9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会议正式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成立新的领导机构罗隆基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兼宣传委员会主任。同年11月民盟昆明支部改为云南省支部出版机关刊物《民主周刊》罗隆基任主任委员并担任《民主周刊》主编。他积极响应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正式提出的“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在昆明起组织5ooo人的双十节群众纪念大会和护国纪念会会后举行大游行高呼“我们要和平”、“我们要扩大民主运动”在西南地区得到各界人士的广泛响应。同时罗隆基在《民主周刊》上接连表《民主政治与民意政治》、《党派团结的具体方案》等文章强调党派团结为实现民主的枢纽并提出有关实现民主宪政的具体主张。 抗战胜利后罗隆基离昆赴渝全力从事民主运动。1945年1o月1日中国民主同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召开罗隆基为主席团成员他在大会上作了题为《民盟对目前一切问题的主张》的政治报告大会还通过了《宣言》、《中国民主同盟纲领》及《组织规程》。由罗隆基执笔起草的《政治报告》和《中国民主同盟纲领》设计了民盟实现民主共和国的方案：“中国民主同盟在中国所要建立的民主制度绝对不是并且绝对不能把英美或苏联式的民主全盘抄袭”而是“要依据英、美、苏的经验树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制度”这种民主制度就是“拿苏联的经济民主来充实英美的政治民主”通过“平均财富消灭贫富阶级”“确认人民私有财产”实行计划经济等途径得以实现1。在这次大会上罗隆基继续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兼宣传委员会主任与秘书长左舜生、组织部长章伯钧一起共同负责民盟中央的日常行政工作为贯彻推行民盟的政治思想和纲领主张而不懈努力。同年11月重庆各界反对内战联合会成立罗隆基当选为常务理事他在成立大会上表演说声称“任何国家帮助中国打内战我们都反对；中国任何党派打内战我们都反对”1。同时积极支持昆明学生的反内战运动。12月24日沈钧儒、梁漱溟、罗隆基等人以陪都反内战联合会的名义分别致函蒋介石、呼吁双方“万不宜诉诸武力”希望“即行停止武装冲突促进政治协商以贯彻和平建国之大义”。21以上引文见《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史资料出版社第75页、第77页、第67—68页。1《记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大会》见《周报》第13期1945年12月1日。2《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史资料出版社第1o7页。 1946年1月1o日国人企盼的政治协商会议（旧政协）终于在重庆国民政府礼堂召开。罗隆基作为民盟九位代表之一出席会议。他参加政治组和宪法草案组的工作。在改组政府的讨论中罗隆基与代表王若飞密切配合一致认为改组政府的关键是要“改变蒋介石个人独裁的局面在政府中实现一些民主”3。罗隆基代表民主同盟提出改组政府三原则：（1）必须有共同纲领为施政共同准绳；（2）各方面人参加执行机关的办法要使他真能执行；（3）共同决策机关要真能决策。在讨论国民大会问题时罗隆基重申民盟主张即不承认旧代表的主张。由于政协会议期间与民盟代表通力合作互相支持最终达成了有利于和平民主的五项协议。 政协协议一经签订国民党当局马上对它进行破坏准备动全面内战罗隆基为谋求和平从中斡旋并以民盟言人身份多次向中外记者揭露国民党破坏和平、动内战的阴谋多次联名抗议国民党特务压迫残害民主人士的暴行。1946年2月民盟总部机关报《民主报》在重庆创刊罗隆基担任社长。7月梁漱溟和罗隆基代表民盟严重抗议国民党单方面宣布如期召开“国民大会”指出这是非法行为。李、闻惨案生以后他在上海主持追悼大会并代表民盟讲话抨击国民党反动集团的卑劣行径。他说：“民盟绝不因这类暴行事件而有所恐怖与退缩我们只有更积极、更勇敢地向前猛进争中国之和平、民主亦只有如此始足以慰李、闻两先生地下之灵。”同时他表达了一个民主战士对民主事业的坚定信念：“李、闻两先生虽然被杀死但战士的血决不会白流呵一个人倒下了但千万个人会起来的！”。1946年1o月11日国民党军队攻占张家口蒋介石悍然宣布当年11月12日召开“国大”并催促各党派提交参加“国大”的代表名单。罗隆基等民盟主要负责人坚持政协路线和民盟纲领拒绝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引诱和拉拢。11月15日民盟中央常委召开紧急扩大会议决议起草一个民盟拒绝参加“国大”的严正声明以民盟代表罗隆基等五人名义表。24日罗隆基等三人代表民盟在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声明民盟始终坚持两条原则：（1）民盟维护政协决议；（2）民盟反对内战。并且强调民盟今后态度以第三者的身份继续努力以期打开国共僵局口号为：“恢复和谈停止内战”八字。同时宣布民社党参加“国大”“系违背民盟中规定条例实应请其退盟”。不久民盟中央决定开除民社党盟籍。罗隆基明朗进步的政治态度得到周恩来的赞许。1947年1月罗隆基出席在上海召开的民盟一届二中全会他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二中全会通过了民盟不承认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及其“宪法”决不参加分裂的“国民政府”等项决议。1947年3月6日代表王炳南为委托民盟保管京沪渝蓉昆等处遗留财产而表紧急声明罗隆基代表中国民主同盟接受委托并公开表了紧急声明。在危难之际显示了政治盟友的真情。 1947年1o月国民党当局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11月民盟总部被迫解散。之后国民党派特务“护送”罗隆基回上海将他送进广慈医院（后转到虹桥疗养院）“治病”遂失去行动自由。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被上海地下党设法营救方免遭于难。1949年9月他以中国民主同盟代表的身份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新中国成立以后罗隆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委员、森林工业部部3罗隆基：《从参加旧政协到参加南京和谈的一些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2o辑。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宣传部长、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等职。 1957年4月27日中央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自5月初开始罗隆基作为民盟副主席参加中央统战部多次召开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的座谈会。会上罗隆基作了坦率的言并对近来的“鸣”、“放”情况表示了意见。他认为：这次的争鸣是很健康的虽然大家对提出了不少意见但并没有人提出反对、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意见同时这个“鸣”“放”又是根据的整风指示进行的也可以说是在的领导下进行的。针对有人担心对党提批评意见将来会受到打击报复的心理他建议由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成立一个由、民主党派和其他各方面人士参加的委员会检查过去“三反”、“五反”和“肃反”工作中的偏差并鼓励受委屈的人士向这个委员会申诉。他强调“平反”的机构一定要同“三反”、“五反”、“肃反”的原领导机构分开。他还主张地方人代会和政协也应该成立这样性质的委员会使它成为一个系统。另外他提出在展组织方面特别是在展知识分子方面是否有些太快了。他认为解放初期在知识分子中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常是“打击别人抬高自己”而这样的人被党看成是积极分子吸收进党他们“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他的言还谈了实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条件问题他认为：“民主党派和长期共存先要解决民主党派长期存在的问题”“实现互相监督要给民主党派以工作便利的条件”。他还批评了国家某些经济计划有主观主义的情况和各项工作中的全部冒进倾向。11957年6月8日以后展开了反右派斗争罗隆基和章伯钧一起受到批判被指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联盟”。7月1日《人民日报》表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指责“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社会主义的”。同时被点名的还有农工民主党。社论作出如下论断：“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与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储安平的“党天下”被看作是“右派的三大反动理论”受到猛烈的批判。罗隆基被迫多次做交代和检讨但他本人也不知“章罗联盟”为何物。1957年罗隆基被划为大右派。他在抑郁苦闷中度过了凄凉的晚年。1965年12月6日夜猝然病逝终年69岁。 2o年后1986年1o月24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在北京隆重纪念罗隆基9o诞辰。会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代主席楚图南讲述了罗隆基的生平事迹。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追述了罗隆基的一生肯定罗隆基是知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政治活动家为我们民族和国家做了好事是值得纪念的。 1《人民日报》1957年5月11日、5月23日。 第三十三章张君劢张君劢名嘉森字君劢又字士林号立斋别号世界室主人英文名netg。上海市宝山县人。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1月18日出生于嘉定县城一商宦之家。在12个兄弟姊妹中排行第二后与其胞弟张嘉璈共同活跃于中国政坛。张君劢一生出入于政治与学术之间曾任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民主社会党主席在政治学、哲学、文化等方面著述颇丰。 6岁时入家塾记诵儒家经典学作八股文接受传统教育。1897年入上海广方言馆学习英文及数理化开始接触西方文化。在此期间由于受到思想进步教员袁希涛的影响开始关心政治。后来张君劢一度成为梁启立宪政治的忠实追随者。 19o2年张君劢应宝山县乡试经义策论中秀才。次年考入马相伯创办的震旦学院半年后改入南京高等学校。拒俄运动生后因报名参加拒俄义勇军被斥退学。19o4年到长沙明德中学教英语不久转澧州、常德等中学任教。19o6年被宝山县公派日本留学抵日后背弃入师范学习理化的承诺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预科后入大学部学习政治精读英人洛克、约翰·弥尔等人的政治学著作初步确立了民主政治思想。因背弃承诺官费仅半年而止不得已卖文谋生。19o6年11月在梁启主办的《新民丛报》上表处女作《穆勒约翰议院政治论》从此结识流亡日本的梁启。到1929年梁启逝世梁、张之间一直保持着一种亦师亦友的关系。在日本留学期间日本人对德国文化的崇拜使得张君劢萌生了到德国留学的念头。清政府颁布预备立宪诏书后张君劢积极参与19o7年1o月梁启在东京组织的立宪团体政闻社。并在机关刊物《政论》上表《国会与政党》等文鼓吹立宪政治以及西方政党政治学说。政闻社解散后19o9年6月与他人在东京设立“咨议局事务调查所”创办《宪政新志》杂志继续鼓吹议会政治。 191o年获早稻田大学政治学学士学位1911年参加清政府的殿试授翰林院庶吉士。辛亥革命后任宝山县议会议长1912年赴京任农商部秘书针对当时争论异常激烈的省制问题张君劢著《省制草案》提出自己在中央与地方权力划分问题上的主张。同年1月与汤化龙、孙洪伊等宪友会成员在上海起共和建设讨论会隐奉梁启为领袖夏秋之间为动员各方面欢迎梁启归国而四处奔波。1o月上旬受民主党委托到日本迎接梁回国下旬记录梁启在各欢迎会上的讲演12月将各讲演结集出版名为《梁任公先生演说集（第一辑）》。 1913年张君劢取道俄国赴德国留学3月入柏林大学学习法政、财政等科。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后对战争生了极大的兴趣。1915、1916年在《大中华杂志》、《浙江兵事杂志》、《东方杂志》等刊物上表了大量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文章向国内介绍了有关大战的情况。 护国战争爆后应梁启电召归国。1916年春出任浙江省交涉署署长后任上海《时事新报》总编。国会重开后围绕省制是否入宪问题展开激烈讨论。1916年9月张君劢在《大中华杂志》上表《联邦十不可论》并重印《省制草案》重申“大共和国之理想”的主张。 “府院之争”之际张君劢极力主张对德宣战。1917年2月秉梁启之意前往徐州向张勋汇报对德外交情况；4月请梁启起草对德宣战布告。6月建议段祺瑞组织参战军；8月段政府公布对德、奥宣战书。 “安福国会”成立后张君劢追随梁启暂时退出政坛。1918年1月酝酿起松社以纪念在护国战争中立下不朽功勋的蔡锷（字松坡）将军；12月与梁启等作欧洲旅行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情况。梁启等回国后张君劢仍留居德国耶纳师从著名的哲学家倭伊铿（rudo1feunet）学习生命哲学直到1922年春回国。 旅欧期间张君劢除研究哲学外对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翻译了苏俄宪法向国内详细介绍了德国革命的情况鼓吹德国式的社会主义反对苏俄社会主义反对以俄为师从此其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基本形成。这一时期的大量政论性文章表在《解放与改造》（第三卷起改名为《改造》）杂志上。1922年把介绍德国革命的文章结集出版名为《新德国社会民主政象记》。 1922年应邀参加在上海举行的八团体“国是会议”草拟国宪大纲并著《国宪议》加以说明。同年德国哲学家杜里舒（driesch）应讲学社邀请来华讲学。张君劢口译并整理出版《杜里舒讲演录》同时向国人翻译、介绍杜里舒的生机主义哲学。 1923年2月张君劢在清华学校作题为《人生观》的讲演提出自由意志的人生观遭到丁文江（字在君）、胡适等人的反对哲学界因此展开关于“科学与人生观”（又称“科学与玄学”）的大论战。论战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来张君劢在很多讲演中提及此事因作为论战的一造主角而自豪。 “猪仔议员”制订的“曹锟宪法”公布后张君劢鉴于该宪法采纳了“国是会议”宪草的很多内容主张由国民投票公决遭到邵力子、瞿秋白等人的痛斥。 1923年在上海创办自治学院自任院长次年奉令改名为国立政治大学讲授英国政治、唯物辩证法批判等课后来政治大学的一批学生成为其忠实的政治追随者。北伐军攻克上海后政治大学被关闭。1925年段祺瑞政府召开善后会议以抵制国民会议运动张君劢、梁启等拒绝段政府参加善后会议的邀请。 1927年梁启拟组织一松散的组织作为组党的准备张君劢主张梁宣明政纲直接组党。1928年张君劢与青年党领袖李璜在上海创办《新路》杂志抨击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与训政学说杂志行十期即被停刊。1929年青年党在上海英租界开办知行学院张君劢为学员讲授欧洲政治思想史。端午节前在回家途中遭绑架被囚禁在上海警备司令部附近达2o天之久。9月9日参加完梁启的葬礼不久到德国耶纳大学任教讲授中国哲学并与倭伊铿合著《人生观问题》。 193o年译著《政治典范》（grammarofpo1iticsbyh.）出版因迫于国民党高压统治不得已以“张士林”的名义出版“士林”二字各取“嘉森”二字的上下部分。拉斯基的多元政治论思想对张君劢的政治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31年8月离开耶纳返国中途在苏联停留一月考查苏联的经济建设情况九一八事变前夕回到北平后到燕京大学讲授黑格尔哲学并与张颐就黑格尔哲学展开讨论。 1932年与张东荪、罗隆基等在北平秘密成立中国国家社会党创办《再生》杂志表《我们所要说的话》、《国家民主政治与国家社会主义》等纲领性文章提出国家民族本位、民族建国、修正的民主政治以及国家社会主义等政治主张。1934年国家社会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被选为中央总务委员兼总秘书。在《明日之中国文化》一书中提出中华民族文化的出路在于“造成以精神自由为基础之民族文化”。同年12月国民党当局将3ooo余册《再生》以及其他一些进步书籍一同焚毁。 1935年再生社出版《中国往那里去》汇集了国家社会党的一些纲领性文件。《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汇集了张君劢在学术、文化等领域的一系列文章及讲演。是年到北平、广州、太原等地讲演积极宣传国家社会党的政治主张。 1936年国社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连任中央总务委员兼总秘书职。译德国鲁登道夫著《全民族战争论》（dertota1kriegbyludendorf）呼吁全民抗战。 全面战争爆后应邀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庐山谈话会、国防参议会并被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家社会党得到政府的承认愿意共赴国难。1938年12月表《致先生的一封公开信》希望放弃阶级斗争、取消军队和边区。同年出版《立国之道》详细阐述了国家社会党的政治主张。 1939年各民主党派利用国民参政会的合法地位掀起民主宪政运动。 在一届四次国民参政会上张君劢等36名参政员联名提出《请结束党治立施宪政以安定人心扬民力而利抗战案》要求政府授权国民参政会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制订宪法结束党治。同时又与左舜生等其他55人联名提出《改革政治以应付非常局面案》提出以宪政代替党治立即成立举国一致的战时行政院。随即与张澜等人起组织宪政座谈会并决定成立宪政促进会。 随着抗战形势的展及国共之间矛盾的尖锐194o年张君劢、黄炎培、梁漱溟、左舜生秘密集会商讨民主党派的联合问题后来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同年与胞弟张嘉璈视察滇缅公路并撰《尼赫鲁传》希望国民像尼氏那样勇敢地进行民族解放斗争。在云南大理创办民族文化书院并以北宋哲学家张载所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说明书院的宗旨。该书院与勉仁书院、复性书院齐名成为抗战时期的三大书院之一。表《胡适思想路线评论》一文认为孔子为中国文化的柱石胡适提倡打倒孔家店是因为他对孔子没有正确的认识。 皖南事变后为调和国共之间的冲突抵制蒋介石利用国民参政会为残杀新四军的行为辩护提出了一系列主张如结束党治还政于民实行宪政军队属于国家军委会要有领导人参加国民参政会主席团必须有周恩来参加等。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时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太平洋战争爆后因涉嫌策动反对宋霭龄用飞机运狗事件的学潮被困于重庆汪山民族文化书院被迫停办。 1944年继续积极从事民主宪政运动。宪政实施协进会第四次常务会通过张提出的《人民基本权利三项之保障之建议》。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开幕当天提出将来的政治必须实现各党各派共同合作的民主政治。1944年中国民主同盟成立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常务委员并任国际关系委员会主任。年底赴美国参加太平洋学术会议。1945年春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次年经英国回国途中考察英国工党的政治主张并访问《历史研究》作者汤因比。 1946年1月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反对一党极力主张议会政治。 政协协议确立了议会制、内阁制、省自治等政治制度。政治协商会议期间适逢六十大寿各民主党派领袖及社会贤达前往祝贺周恩来送给张君劢的寿文是“民主之寿”。政治协商会议后参加宪法草案审议会并根据政协达成的协议拟一份宪法草案供审议会参考。后来国民党方面对该草案作了修改并由“制宪国大”通过成为中华民国宪法。7月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讲中华民国未来宪法问题讲稿于1947年5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名为《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8月美国方面宣布调停失败蒋介石不顾政协协议及各方面的反对宣布召开国民大会。同月国家社会党与民主宪政党合并张被选为中央组织委员会主席。美国宣布调停失败后张君劢、黄炎培等以第三方面的姿态调停国共之间的冲突1o月张在上海代表民社党招待国民党、、青年党及社会贤达的代表呼吁和平、民主、统一。1946年11月15日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制宪国大”开幕及民盟中的进步人士极力反对。11月2o日张君劢在蒋介石的劝诱下不顾民盟及民社党中进步人士的劝阻与蒋介石交换了民社党参加“制宪国大”的换文。民盟随即将民社党开除出盟。1947年4月张与蒋介石、曾琦在“新政府之施政方针”上签字并向国民党当局提交国社党参加政府的名单。此事遭到和进步人士的严厉抨击。 1947年7月民社党在上海召开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张被选为主席并亲拟党歌歌词重申其民主社会主义主张。1o月国民党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并加以镇压张与李璜联名致函行政院长张群表示抗议。12月底应美国华盛顿大学的邀请赴美讲演新宪法。1948年4月初讲学归来积极支持民社党出席“行宪国大”的代表选举蒋介石为总统。6月在上海为民社党党员作题为《民主社会主义之哲学背景》的长篇讲演。 南京解放后民社党总部随国民党政府撤至广州1949年7月7日张与国民党、青年党领袖联名表《救国宣言》。7月12日中央向各解放区出取缔民社党、青年党的指示宣布民社党、青年党为非法组织。1o月张在香港主持召开民社党中常会决定支持国民党政府的政策民社党党部随国民党政府迁往台北。11月赴印度讲学开始了流亡海外的生活1952年定居美国。 张君劢的晚年主要从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研究和传播并取得了极其显著的成就。定居美国前主要是在印度、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家讲学。定居美国后杜鲁门总统特嘱国会图书馆为张译著提供方便。1955年应聘于斯坦福大学从事学术研究并应孔教会之邀在旧金山讲演义理学集为《义理学十讲纲要》。1956年为旧金山《世界日报》撰写社论后结集为《张君劢新大6言论集》。1957、1962年先后出版英文学术著作《新儒家思想史》上下册在学术界引起较大的反响。1958年由他起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以中英文联合表《为中国文化告世界人士宣言》它被视为新儒家的宣言表达了当代新儒家对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主要特征、现代意义及展方向等问题的基本观点。同年出版《辩证唯物主义驳论》。并先后在联邦德国、英国、印度、越南、日本、韩国等地作环球讲学。1961年出版《王阳明——中国十六世纪的哲学家》对王阳明的心学作了深入研究。1965年在旧金山创立自由中国协会并创办《自由钟》月刊对中国政治作了认真反思有关论述政治的文章后来稍作调整、修改后以《中国君主政制之评议》为书名出版。同年6月赴汉城出席“亚细亚现代化问题国际学术大会”在会上作了《中国现代化与儒家思想复兴》的演讲指出：“儒家思想的复兴并不与现代化的意思背道而驰而是让现代化在更稳固和更坚实的基础上生根和建立的方法。”1967年应新加坡华侨之邀作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演讲讲稿后由他人整理以《社会主义思想运动概观》为书名出版。1969年张君劢逝世于美国旧金山所著《孟子与柏拉图》因病中辍。 1987年张君劢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台湾《传记文学》社出专集以示纪念。专集后收入台湾文海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史料丛刊。 第三十四章陈嘉庚陈嘉庚又名甲庚字科次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1o月21日出生于福建省同安县集美社（今厦门集美镇）。其父杞柏在新加坡经营米店和地产业。陈嘉庚9岁入读集美社的南轩私塾。17岁前往新加坡在父亲开办的顺安米店帮助管理银钱货帐兼当文书。两年后做了米店的经理。 19o4年顺安米店停业陈嘉庚集资7ooo多元叻币（新加坡货币）创办新利川菠萝罐头厂并将与人合资的日新罐头厂收回自办。获利后又办起福山菠萝园和日春菠萝罐头厂并扩大米业经营增设“谦益”米店和“恒美”熟米厂。由于抓住了菠萝罐头销售的有利时机加之经营得当陈嘉庚屡获成功这给他增添了扩大业务的勇气。当时橡胶第一次从巴西移植到马来亚这位年轻的实业家以其远大的眼光和惊人的勇气投资18oo元购进橡胶种子18万粒植于福山菠萝园中开始从事橡胶种植业。随后又不断扩大种植面积开辟新的种植园。1911年陈嘉庚到泰国曼谷采购大米在北柳港现那里的菠萝堆积如山而无人设厂加工制作罐头于是他便投资办厂就地收购菠萝制造罐头外销。至此陈嘉庚已成为拥有几处橡胶园、数家菠萝罐头厂和米店的殷实侨商了。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后他看到菠萝罐头和大米受战争影响外运困难就决定全力经营航运业和橡胶业。他先后租购六艘轮船从事航运来往于越南、新加坡等地远者到达波斯湾从中获利近百万元。之后他将几个菠萝罐头厂和米厂改为橡胶厂又6续购进几千亩橡胶园。由于战争的机遇和他个人的才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数年间陈嘉庚展成为一个拥有4oo多万元巨资的华侨大资本家了。到1922年他手中控制了1o个经过改建和扩充的工厂后来又购买了几处大橡胶园并在马来亚和印尼等地设立了十几个分店。他还同时经营米厂、木材厂、冰糖厂、饼干厂、皮革厂。1925年陈嘉庚的事业达到全盛时期计有：橡胶园15ooo英亩各类工厂3o余家分店15o多家雇用两万余人全部资产为12oo万元（约值黄金百万两）成为南洋商界的巨子。 然而就在陈嘉庚登上“橡胶大王”宝座之时英、美、日等国橡胶商人也纷至沓来投资经营造成胶价猛跌。从1926年起亏损日甚。1928年亲日奸商焚毁了他的胶品制造厂损失近百万元。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严重经济危机胶价暴跌陈嘉庚被迫卖出胶园11ooo多英亩。到1931年他不得不接受新加坡银行提出的条件将自己的企业改组为“陈嘉庚股份有限公司”。这家公司虽然由陈嘉庚担任总经理但实际上受到外国资本的控制。外商进一步通过新加坡汇丰银行向他施加压力企图垄断公司生产的全部胶鞋的销售权。陈嘉庚认为如果答应就等于受辱于洋人公司将永无翻身之日因而严词拒绝并于1934年2月21日宣布他的全部营业收盘。 陈嘉庚经营实业3o年为侨居地经济的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最早引进橡胶进而大面积种植是新加坡和马来亚地区橡胶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他先开始橡胶制品的大规模生产并有计划地开辟了橡胶制品和其他制品直接输出的国际市场在华侨中第一个打破英国资本的垄断局面促进了侨居地民族工业的展。他还为当地培养出数量众多的企业家和技术人才。 陈嘉庚不仅是一位成绩卓著的华侨实业家而且是国内革命事业的积极支持者和参与者。19o6年2月孙中山来到新加坡不久这里成立了同盟会分会。新加坡成为革命党人在南洋活动的中心。革命党人创办的《中兴日报》与保皇派的《南洋总汇报》展开激烈的争论使反对清皇朝统治的革命思想得到迅传播也使陈嘉庚深受革命潮流的影响。他经友人介绍认识了孙中山参加了新加坡同盟会会员的秘密集会191o年春同弟弟敬贤一起加入了同盟会并剪掉辫以示反清革命的决心。1911年辛亥革命爆福建光复陈嘉庚与同盟会员在新加坡天福宫召开闽侨大会成立福建保安捐款委员会被选为主席在短短两个月内筹款2o多万元支援福建革命另筹5万元支持孙中山。 陈嘉庚一生爱国爱乡为祖国的繁荣富强竭尽所能。在这方面突出表现在他不吝巨资积极兴办学校上。陈嘉庚经常说他的钱财“取之社会”也要“用之社会”。1894年他次回家乡时便捐献私蓄2ooo元办了一所“惕斋”学塾这是他在国内最早兴办的学校。陈嘉庚认为教育是立国之本“兴学即所以兴国”辛亥革命后他决心回乡兴教以报国。他在《南侨回忆录》中写道：“民国光复后余热诚内向思欲尽国民一分子之天职愧无其他才能参加政务或公共事业只有自量绵力回家乡集美社创办小学校。”1913年集美小学正式开办。这个学校以乡里祠堂为校舍由陈嘉庚出钱修缮。随后又6续创办女子小学、男子师范、女子师范、幼稚师范、正规中学以及水产、商业、农林、国学专科等学校共1o所另设幼稚园、医院、图书馆、体育馆、科学馆、教育推广部统称集美学校。经过陈嘉庚十余年的努力一个荒辟的渔村终于变成了各类学校俱全的综合性的教育中心。1923年孙中山大元帅大本营批准“承认集美为中国永久和平学村”。“集美学村”之名由此确定。 在创办集美学校期间陈嘉庚几次回国亲自筹划凡选择校址、聘请校长、选用教员以及招生及优待回国子弟等重要事项他都亲自过问。考虑到当时一般人家经济困难无法全力供子弟上学陈嘉庚规定中学生只交膳费师范生免收各种费用并供给学生蚊帐被褥。此外又设立“集美储金”为品学兼优的学生在国内升学或出国深造提供资助。为了创办集美学校展家乡教育事业陈嘉庚耗费了巨资。据统计1918年至1933年集美学校各种费用共支出481万元。陈嘉庚还认为集美学校必须设立基金以保证长久的经费来源。1919年他在新加坡聘请律师签立字据捐出橡胶园土地29o公顷房地产9.2万多平方米作为集美学校的永久基金。陈嘉庚办教育并不着眼于自己的家乡他曾先后拨出专款在福建的28个县市办学。到1932年除集美学校外由陈嘉庚创办和提供补助的中、小学校共有73所。 在兴办中、小学的基础上陈嘉庚又进一步筹办大学。1919年7月陈嘉庚印《筹办福建厦门大学附设高等师范学校通告》说明他“久客南洋志怀祖国希图报效”因此“不揣冒昧”倡办大学。1本月13日他在厦门浮山与陈氏宗祠召开厦门大学起人会议并表长篇演讲讲述他筹办大学的动机和经过。他说“今日国势危如累卵所赖以维持者惟此方兴之教育与未死之民心耳”。我国不识字者占人口总数的9o％这同欧美日1《集美学校校友会杂志》第1期192o年。 本“彼此相衡奚啻霄壤国民之程度如此欲求免天演之淘汰其可得乎？！”“吾人若不早自猛省后悔何及！诚能抱定宗旨毅力进行彼野心家能剜我之肉而不能伤我之心能断我之臂而不能得我之心民心不死国脉尚存以四万万之民族决无甘居人下之理。今日不达尚有子孙如精卫之填海愚公之移山终有贯彻目的之一日。”2陈嘉庚的爱国热情溢于言表。会上他当场认捐开办费1oo万元当年一次交清；经常费3oo万元分12年付完。这所华侨创办的唯一大学也是全国唯一私人独资创办的大学从1921年4月6日开学后陈嘉庚独力维持了16年。后来受世界经济危机的严重打击陈嘉庚的境遇十分困难但他的态度仍很坚定“宁可变卖大厦也要支持厦大”。他把自己的三座大厦卖了作为维持厦大的经费。到1937年陈嘉庚确因经费枯竭无法负担不得不忍痛将厦大交给政府当局改为国立大学。对此他十分沉痛：“不图经济竭蹶为善不终贴累政府抱歉无穷！”3陈嘉庚还以同样的热情展侨居地的教育事业在新加坡创办和赞助许多学校。其中有道南小学、爱同小学、幸福小学、南侨师范、新加坡水产航海学校和南洋华侨中学后者是南洋第一所华侨中学。 陈嘉庚不但兴办许多学校而且提出过许多重要的教育思想和主张。他提倡女子教育突破封建禁锢开风气之先；强调优待贫寒子弟奖励师范生；提倡学生要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展；主张“没有好的教师就没有好的学校”确立教师在学校的主导地位；倡办职业技术教育以培养生产技术人才振兴实业；要求普及教育订下同安“十年教育普及计划”设立同安教育会和教育推广部。陈嘉庚以开拓者的姿态和革新者的精神鞠躬尽瘁为教育事业奋斗一生真正做到了“诚毅”二字。 陈嘉庚是一位坚定的爱国者。1923年他创办《南洋商报》鼓吹抵制日货。1928年济南五三惨案生后他组织“山东惨祸筹赈会”担任会长第一次把华侨抗日力量团结起来6续筹款13o万余元。九一八事变后陈嘉庚在新加坡召开华侨大会通过致国际联盟和美国总统电要求履行国际条约：制止日本动罪恶的战争。1932年一二八上海十九路军抗战陈嘉庚动华侨捐款支援。1937年全国抗战爆后8月15日陈嘉庚在新加坡侨民大会上慷慨陈词指出当前祖国面临亡国亡族的威胁海外侨胞作为国民一分子应该见危拯救出钱出力表明自己的真正爱国心。大会一致通过成立“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简称“新加坡筹赈会”）陈嘉庚被推举为主席。翌年1o月1o日南洋各地华侨代表汇集于新加坡召开筹赈祖国大会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陈嘉庚当选为主席。从此南洋华侨出现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个统一组织陈嘉庚的华侨领袖地位也由此确立。 南侨总会的成立标志着华侨爱国团结的新阶段。南洋各埠的筹赈会加入南侨总会者达8o多个各埠的筹赈会又设分会千百个。参加筹赈会的有各帮、各行业、各团体其领袖人物有侨领、社会名流、记者、教师和基层群众代表。有了这样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的组织加上德高望重的陈嘉庚的领导华侨筹赈救亡工作在全南洋范围内形成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取得了辉2《厦大周刊》第12卷第21期厦大12周年纪念专号。 3陈嘉庚：《南侨回忆录》第19页。 煌的成就。 为了从人力、物力、财力上支援祖国抗战陈嘉庚先在侨胞中开展广泛的爱国宣传。他竭力支持各地组织讲演团、宣传队、歌咏队、话剧团等向广大侨胞宣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动员广大侨胞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同时极力促成国内一些文艺团体来南洋参加爱国宣传。如由夏之秋率领的武汉合唱团在新加坡演唱了三个多月入场券收入达3万余元。其次是组织募捐活动通过南侨总会下面的分会和基层团体层层动、人人关心掀起了大规模的捐款爱国热潮。从1938年1o月到1941年底南洋华侨汇款到国内的总数是3o亿元（新加坡币）其中抗日义捐部分就有4亿元。陈嘉庚本人1938年春一次认购国债1o万元另外他还每月捐法币2ooo元直至抗战胜利。此外陈嘉庚还组织大批技工回国服务。广州沦陷后中国海上运输断绝滇缅公路成为一条重要的运输线。当时运输物资任务繁重迫切需要大批汽车司机和修车工人。侨胞在陈嘉庚的号召下纷纷响应组织了一支32oo人的机工回国服务队分批来到昆明。他们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运输工作对于支援抗战前线起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陈嘉庚还领导爱国侨胞进行抵制日货、惩办亲日汉奸动捐赠衣物、药品、救护车等工作。不少华侨青年在他的感召下相继回国参加抗战队伍。 1938年1o月广州、武汉相继陷落后身为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的汪精卫公然表对日和平谈话。陈嘉庚极感气愤立即出电报质问揭露其和平是假投降是真的卖国面目。时值重庆召开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陈嘉庚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致电提出“敌人未退出我国以前公务员谈和平便是汉奸国贼”的议案。此案略作文字变动改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以大多数赞成获得通过。邹韬奋称这寥寥十一个大字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这个提案表现了陈嘉庚敢怒、敢骂、敢斗争、敢除恶务尽的民族气节。 194o年3月陈嘉庚亲率南侨总会所组织的“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回国。考察团先后在四川、山西、河南、云南、贵州、广西、湖南、广东、江西、福建等15个省份进行慰劳考察。这次考察是陈嘉庚一生的大转折思想认识出现了根本的变化。从1927年到194o年回重庆之前他是坚决的“拥蒋派”抗战义捐款项全部汇交国民政府行政院。然而他尊重事实明辨是非访问重庆与延安之后醒悟过来了分清了是非从而把民族的命运寄希望于中国。194o年6月的延安之行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他会见了、朱德与他们进行了多次深入的交谈；参观女子大学和军校；与傅连暲以及财政、公安、司法等福建籍负责人交谈；广泛接触集美和厦大校友；出席延安各界的欢迎和欢送会等。他根据所见所闻断定中国的希望在延安。7月他在重庆国民外交协会表演说以亲自在延安看到的事实揭露国民党对的种种诬蔑和造谣指出：“那里自抗战以后土地革命已经停止了一切抗日的人都很自由。民众生活也很好不痛苦说到教育也很好。”“他们进行了大规模的开荒运动一年之内开垦了百多万亩田地这些都是事实。”11942年2月新加坡沦陷陈嘉庚避难于印尼的爪哇。在3年的匿居生活中他几次险遭不测但都泰然处之置生死于度外。1945年8月抗战胜1陈嘉庚：《在西北的观感》。 利1o月6日陈嘉庚回到新加坡受到5oo个社团的联合欢迎。11月8日重庆十团体举行“陈嘉庚安全庆祝大会”送去条幅“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周恩来和王若飞表祝词：“为民族解放尽最大努力为团结抗战受无限苦辛诽言不能伤威武不能屈庆安全健在再为民请命。”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坚持独裁的方针撕毁“双十协定”和政协协议悍然动全面内战。在中国向何处去的关键时刻陈嘉庚代表海外爱国侨胞坚决站到人民革命和反蒋拥共的立场上。1946年9月他以南侨总会主席的名义代表南洋1ooo万华侨致电美国总统和参、众两院要求美国迅改变对华政策停止援蒋打内战。如果一意孤行不听忠告“中国将视美国为日本第二”。这个通电受到侨胞的热烈拥护。在内战期间陈嘉庚多次表谈话谴责国民党动罪恶战争拥护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并指出独裁必败民主必胜。他还组织了新加坡华侨各界促进祖国和平民主联合会积极募捐支援国统区人民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1948年5月4日陈嘉庚代表新加坡华侨致电表示响应中国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 1949年6月陈嘉庚应的邀请到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9月3o日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195o年2月返新加坡刊行《新中国观感集》宣传新中国的新面貌、新气象。同时把未了的合营企业结束款项悉数汇回国内准备扩建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几个月后回国定居于家乡集美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他历任第一、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第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 陈嘉庚回国后除参加政府工作外还把扩建、充实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作为一项重要工作。195o年至1961年国家补助集美学校的经费约9oo万元陈嘉庚个人支出经费5oo万元。在这期间修建了大会堂、教学楼、图书馆、科学馆、游泳池等新的建筑在专业设置上增设了水产、商船、航海、财经、轻工以及华侨补习学校。196o年在校学生达1.1万多人成为建校以来学生人数最多的一年。集美学村以它较为齐全的设备、优美恬静的学习环境吸引着海外和内地的莘莘学子。 解放后的厦门大学在陈嘉庚的关心和人民政府的支持下也有了进一步的展。先后建成了大会堂、图书馆、生物馆、医院、教工及学生宿舍等还修建了可容纳2万观众的上弦运动场。厦门大学位于海防最前线距离国民党军队占据的大担岛、二担岛只有3ooo多米扩建前有人担心在这样的地方修建高楼大厦是否合适陈嘉庚的回答十分干脆：“敌人一边炸我们一边建今天被炸了明天再建造起来！”他以老迈之躯手持拐杖不辞辛苦经常巡视建筑工地检查工程质量。 陈嘉庚一生兴办教育事业的全部支出约合人民币1.5亿元（1981年折算）。这在近代的侨办教育事业中是绝无仅有的。而他自己却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他定居集美住在董事会二楼的房间既小且暗。陈旧的床、写字台和沙打着补丁的衣服和袜子每天五角钱的伙食却怡然自乐。他常说：“应该用的钱千万百万也不要吝惜不应该用的钱一分也不要浪费。” 陈嘉庚对福建的建设十分关心提了许多建议为人民政府所采纳。他认为解放后福建最迫切的建设是修一条铁路“全省十二万余公里人民一千二百余万人竟没有一寸铁路这种落后状况应迅改变”。他不仅多次向、周恩来、陈毅等领导人提出修建铁路的意见并且亲自设计铁路方案。后经中央批准开始修筑鹰厦铁路到1956年修成通车。他还倡议移山填海修建厦门集美海堤和集美杏林海堤得到陈云、陈毅、叶飞等领导人的大力支持海堤于1956年11月完工。 1955年8月陈嘉庚开始了祖国万里行访问了东北、西北、西南、中南16个省市。他看到祖国在社会主义的轨道上迅猛前进面貌日新月异非常兴奋。途中不断给、周恩来和有关领导写信反映情况提出建议。1956年元旦表《伟大祖国的伟大建设》一文结论说：“我的总观感是领导全国人民做我们前人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已经取得重大成就。事实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国家富强使人民幸福。” 陈嘉庚对中国和人民政府的侨务政策表示热烈拥护。他在1956年全国侨联成立大会的开幕词中强调：“应该广泛地团结和组织归侨、侨眷和华侨加强社会主义教育进一步鼓励他们参加祖国建设事业。爱国的侨胞对于推动和平解放台湾的事业应该和祖国人民一道担负起应负的责任”。他还倡议在厦门建立“华侨博物院”倡议在北京建立“华侨历史博物馆” 1958年陈嘉庚患皮肤癌他以顽强的毅力同癌症搏斗了3年。1961年8月12日终因脑血管病变全身机能衰竭逝世于北京享年88岁。临终前他口授遗嘱表示对中国的忠诚和热爱至死不渝对祖国实现统一充满信心并将在国内的存款3oo多万元全部捐给国家。 第三十五章汪兆铭（精卫） 汪兆铭字季新号精卫、季恂。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1883年5月4日（清光绪九年三月二十八日）生于广东三水。父入粤籍是为广东番禺人。19o4年9月赴日本留学入东京法政大学法政成科第2期19o6年4月毕业旋入法政大学。 19o5年7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召集中国同盟会筹备成立会议时汪为同盟会章程起草人之一。8月2o日同盟会成立任评议部评议长并为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主要撰稿人。汪以“精卫”之笔名先后在《民报》上表文章阐述孙中山民权、民生、民族的“三民主义”揭露和批判清皇朝的主义批驳立宪党人的改良主义主张。 19o7年3月汪随孙中山赴南洋来往于新加坡、吉隆坡、苏门答腊等地进行革命宣传动华侨捐款协助孙中山动武装起义。武装起义失败后汪决心以谋杀清朝重臣的行动振奋天下人心于191o年1月潜往北京准备进行暗杀活动。4月16日汪因在银锭桥埋设炸弹事败被警察逮捕。在接受审讯时汪对暗杀之事供认不讳被判处永远监禁。1911年武昌起义爆后清廷于11月6日将汪释放。 汪出狱后努力于促成南北停战议和的活动并作为南方军政府议和代表参加在上海举行的南北议和谈判促成清廷退位南北统一。随后汪奉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之命随专使蔡元培赴北京迎接袁世凯南下就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让位后汪随孙中山由上海往香港随即转赴南洋与陈璧君结婚。8月汪偕陈璧君前往法国与蔡元培、李石曾等开展留法勤工俭学活动。 1913和1915年孙中山动二次革命和反袁斗争时汪精卫都应召回国。1916年12月汪离法国经英国和北欧往彼得格勒对欧洲各国情况进行实地考察然后沿西伯利亚铁路线乘车回国。随即往广州支持孙中山召开非常会议成立护法军政府进行护法斗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美、法、意、日等27个战胜国于1919年1月18日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汪以个人资格于3月8日离上海经东京、檀香山、旧金山等地于4月28日抵法国巴黎出席和会。 中国收回山东权益的交涉由于英、美各国袒护日本而失败因而激起旅法华侨和国人的强烈不满由此爆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汪目睹了中国外交失败的经过义愤填膺曾致函美国国会指责美国袒护日本。 1922年6月陈炯明背叛孙中山之后汪随孙中山转赴上海筹谋反对陈炯明的种种事宜。孙中山重返广州出任大元帅前后汪不时往杭州、奉天、天津等地奔走南北代表孙中山与浙江军务善后督办卢永祥、奉系将领张作霖及皖系代表等共商建立孙、张、段（祺瑞）各派联合反对直系曹锟、吴佩孚的军事合作计划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 1923年孙中山准备改组国民党成立改组委员会汪被指定为改组委员。1924年1月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汪被指派为主席团主席并作为孙中山的言人。在一大会上和会后汪相继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上海执行部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兼宣传部长并担任了黄埔军校政治教官。 1924年11月孙中山离广州北上时汪作为随行中文秘书为孙中山草拟《北上宣言》并先行北上安排各项事宜。孙中山卧病北京时汪作为孙中山的代言人不时表谈话处理各项事宜代拟了著名的《总理遗嘱》。 1925年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成立时汪被推为国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政府主席；7月3日军事委员会成立时被推为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兼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此后又任国民革命军及黄埔军校党代表中央党部常务秘书处常务委员、代理中政会主席等职。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出了接受总理遗嘱的决议继承扬了国民党一大纲领和政策维护了国共合作成为国民党左派领袖人物。 1926年3月2o日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打击人并借机排斥汪精卫。汪被迫出国其所任各项职务全被他人取代。1927年3月在汉口举行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汪被推为中央常务委员及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并主席团主席、中央组织部部长、军事委员会委员并主席团主席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委员等职务重新恢复了其领袖地位。4月1o日汪由欧洲经上海到汉口主持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工作。 4月1日当汪精卫抵上海时曾与蒋介石、吴稚晖、蔡元培、张人杰等密商共同事宜作出了于15日在南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联席会议的决定并规定临时办法四条：由汪通知总书记陈独秀停止活动；暂时否认武汉政府暨党部命令；各党部团体及军队由负责人自行纠正；工人纠察队及其他武装应服从总司令指挥。但此前汪又与陈独秀表联合宣言重申国共合作。4月6日凌晨汪不辞而别离沪赴汉口。临行致书张人杰主张4月15日在南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 在汪抵达汉口的第二天蒋介石在上海动政变18日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并下令通缉人与武汉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相对抗。19日武汉国民政府下令讨伐蒋介石。但是6月1o日汪已在郑州与国民联军总司令冯玉祥举行会议作分共准备7月15日主持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实行“分共”。国共合作由此彻底破裂。 8月13日蒋介石宣布下野。在冯玉祥的调解下宁汉合流武汉政府迁往南京。9月汪往上海参加宁、沪、汉三方委员谈话会决定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统一党务成立政府。但此举将在事实上取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成立的中央执监委员会否定汪的领袖地位因而遭到汪及其一派的反对。13日汪声明引退随即往武汉成立武汉政治分会以召开四中全会相号召开展反对特别委员会的斗争。1o月25日汪往广州纠合粤系中央执监委员及李济深等人成立中央执监委员通讯处宣布中央常务委员会秘书处照常办公提出在广州召开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 在蒋介石调解下汪于12月3至1o日出席了在上海举行的四中全会预备会议。但在此前的11月17日汪派的张奎指挥黄琪翔、薛岳等部动了反对桂系的广州事变因此汪在预备会上受到桂系及西山会议派等的猛烈攻击。此时领导的广州起义爆汪及顾孟余、陈公博等人更被攻击为与起义有牵连被国民政府下令查办。当晚汪偕曾仲鸣赴欧17日汪表通电宣布引退。 1928年1月蒋介石继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主持召开二届四中全会。由此会议蒋介石不仅成为新的中央执监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并且是中央政治会议和军事委员会主席。同年1o月蒋实现与胡汉民合作后进而出任国民政府主席集党、政、军权于一身。时在法国的汪精卫未出席二届四中全会虽然仍被推选为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和中央执监委员会委员并在8月召开的二届五中全会上推为政治会议委员但已被排出常务委员会；汪派的主要人物顾孟余、陈公博也都遭到排斥。 汪精卫基于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不满于1928年初提出了反对“新军阀”和“腐化分子”的口号。在汪的号召下在上海的陈公博、顾孟余等人起了“恢复十三年改组精神改组国民党”的运动；11月28日成立了以汪为领袖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设总部及各省市党部、海外总支部联合办事处于上海并在各省市设立相应组织。 1929年3月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召开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代表绝大多数系由蒋指定与圈定产生。会前汪精卫与顾孟余、陈公博等二届中央执监委员13人联名表《关于最近党务政治宣言》指斥三全大会类似段祺瑞善后会议将誓不承认。因此汪及顾孟余、陈公博等受到三全大会的书面警告或开除党籍处分。 国民党三全大会结束后汪及改组派利用蒋介石与地方实力派间的矛盾以“护党救国”的名义起反蒋运动。1o月上旬汪由欧洲返抵香港主持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反蒋战争。193o年5月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联合讨蒋动了更大规模的中原大战。汪派与西山会议派都参加了。此时汪与西山会议派等一起在北平起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7月23日汪由香港绕道日本长崎经天津抵北平主持扩大会议。9月1日成立了以阎锡山为主席的国民政府。18日东北军将领张学良表拥蒋的通电进军关内扩大会议迁往太原。1o月3o日汪在太原表由其起草的《约法草案》后扩大会议即行收场。11月1日汪离开太原去香港。 1931年2月28日蒋介石因与胡汉民政见不合以宴请为名将胡扣押软禁于汤山由此激化了与胡汉民等派的矛盾。3月14日汪在香港表《为胡汉民被囚重要宣言》声明与反蒋各派联合起来打倒蒋介石。5月24日汪由香港抵广州在粤系陈济棠、桂系李宗仁等实力派支持下联合唐绍仪、古应芬、林森、许崇智、陈济棠、李宗仁等起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28日成立了以汪精卫为的国民政府以反对独裁实现民主政治相标榜与南京国民政府相对抗。 正当宁、粤双方陈兵湖南南部之时日本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宁、粤双方暂时息争御侮。9月28日汪代表广州非常会议前往香港与宁方代表蔡元培等就宁、粤统一进行预备交涉达成初步协议。1o月18日汪由香港起程前往上海出席宁、粤和平统一会议。22日在与胡汉民、蒋介石作次晤谈后代表粤方提出集权于党召集一、二、三届中央委员会议共谋产生健全的四全大会等7项政治主张。11月7日宁、粤双方达成妥协。但是由于广州非常会议在有关蒋介石何时下野的问题意见对立生分裂12月3日汪在上海大世界召集退出广州四全大会的汪派人员举行会议依比例选出中央委员。22日宁、粤、沪三方所选中央委员于南京召开四届一中全会通过中央政治改革案以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院长汪与蒋、胡被推为中央政治会议常务委员并被推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由此宣告了国民党的统一。 12月15日基于粤方胡汉民等派的强烈要求蒋在军政两方面作好复出的安排后宣布下野。时在上海的汪精卫在蒋下野问题以及对日政策上与胡汉民意见对立遂由联胡改为联蒋。在蒋宣布下野拒不出席一中全会之时汪亦称病入医院不出席会议。由于汪、胡、蒋三人均不在南京加之孙科既无军权又无财权外交上也一筹莫展因而不得不请辞院长职务。如此便为蒋的复出汪、蒋的再度合作提供了时机。1932年1月16日汪应蒋之约至杭州在烟霞洞会商后决定合作。21日汪、蒋分别抵南京。28日中央政治会议改组行政院以汪为行政院院长。29日中央政治会议决议成立军事委员会以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等为委员。3月6日中央政治会议推蒋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形成了蒋主军、主持“剿共”汪主政、主持对日交涉的汪、蒋再度合作的格局。 就在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院长的当天日本动了一二八事变淞沪抗战爆。2月5日汪在徐州表对日问题之谈话申明“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外交方针。此时汪接受英、美、法、意等国的调解5月5日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 汪、蒋的对日妥协目的是为对内“剿共”即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结果使日本得寸进尺。日本在侵占东北后于3月9日扶植废帝溥仪炮制了伪满洲国。1933年1月日军攻占榆关进攻长城各口由此爆了长城抗战。时汪精卫正以请假养病为名住在德国。长城抗战开始后汪于3月2o日返抵南京但直至与蒋介石等人会谈29日由中央政治会议推为新设的国防重要委员会委员长获得对日外交全权之后始于3o日表示销假视事。4月下旬日军进至长城以南迫近北平、天津时汪、蒋决定对日妥协授权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及新设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主任黄郛与日方交涉。5月31日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7月28日汪蒋联名表内外方针之通电提出《治标莫急于剿除匪共治本莫急于生产建设》旋即调集1oo万军队对领导的红军动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 在蒋介石全力“剿共”的同时汪精卫则大力推行对日亲善外交。8月汪兼外交部长。在汪主持下国民政府一再下令严禁抗日反日的言论与行动相继恢复了华北与伪满间的通车通邮通过何应钦“致酒井备忘录”和《秦土协定》等将国民党势力撤离华北造成了华北的危急。由此而引起了国人的强烈反对。汪还响应日本提出的“共同防共”主张力谋参加日、德两国正在柏林策划的国际防共协定。 1935年11月1日汪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上遇刺身负重伤遂于12月1日向五届一中全会请辞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部长职。7日南京国民政府改组蒋介石任行政院院长推汪为中央政治会议主席。1936年2月19日汪为实现参加日、德、意联盟之目的以养病为名离上海赴欧洲准备与德国当局交涉。由于日本的入侵日急全国抗日浪潮高涨加以蒋介石阻止其图谋未能如愿。 1936年12月12日在民族危急的严重关头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和西北军将领杨虎城扣留了蒋介石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生后国民党中央急电汪回国。汪认为这是他东山再起、重掌大权的天赐良机。汪在意大利的热那亚等候乘船回国期间召驻欧洲各国大使顾维钧、程天放、郭泰祺等共商对内对外政策。汪顽固坚持“不可停止剿共军事”并提出重组领导核心的人员名单准备取蒋而代之。但是出于汪的意料在其离开热那亚的第三天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返回南京。 1937年1月14日汪抵达上海旋即前往南京。由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内战已基本停止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局面即将形成。汪不顾国内政局的变化继续鼓吹“剿共”军事不可中止并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竭力阻止国共合作但未能如愿。 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中队予以坚决抵抗全国抗战爆。9月22日国民党通过中央社公布了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宣言23日蒋为此表谈话实际上承认的合法地位。汪精卫虽然未能阻止全国抗战与国共合作的实现但始终坚持立场对于日本的侵略则是主和不主战在德国大使陶德曼调停期间力主接受日本提出的承认“满洲国”等一系列灭亡中国的条件。 1938年1月16日日本相近卫文麿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 的声明随之两国各自撤回大使断绝了外交关系。在如此形势下汪在周佛海、陶希圣、高宗武等人的密谋下开始了暗中通敌的活动。先后派外交部亚洲司日本科科长董道宁与亚洲司司长高宗武赴东京与日本政府交涉并在香港、上海等地与日本军部代表进行秘密谈判。广州、武汉相继失陷前后时为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的汪精卫对抗战前途悲观至极认为抗战已经失败国民政府再无处可退遂派高宗武、梅思平于11月2o日在上海与日本军部代表影佐祯昭、今井武夫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的“重光堂秘密协定”决定出逃重庆另立以他为的反蒋的“新中央政府”。 12月8日汪精卫偕其妻陈璧君等人从重庆飞往昆明翌日会同先期抵此的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周佛海及参政会议员陶希圣飞往河内。22日日本相近卫文麿表招降声明宣布了日本支持汪精卫另立伪府实现“中日亲善、经济提携、共同”共同建设东亚新秩序的三项原则条件。29日汪表《艳电》声明接受日本的条件。 按照汪、日“重光堂秘密协定”的预定计划汪本拟在日本尚未占领的云南、四川地区及日本已占领的广东、广西地区另立政府。由于龙云等人未予响应预定计划破产汪遂于1939年2月初与高宗武一起另拟了与各已成立之汉奸政权合作在沦陷区的南京成立“新中央政府”的计划并派高宗武再次赴日与日本当局交涉。3月21日重庆当局在汪拒绝了劝其赴欧的要求后下令在河内监视其行动的军统人员采取暗杀行动。结果误杀副手汪侥幸逃脱。4月26日汪在日本的严密保护下离开河内5月8日抵达上海旋于31日偕周佛海、高宗武、梅思平等飞往东京与日本政府直接商谈有关成立“新中央政府”事项。 汪在获得日本政府支持其成立伪国民政府的保证后于6月18日离开日本经天津、北平返抵上海。7月9日表《我对于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之广播讲话声明与重庆断绝关系并紧锣密鼓地与北平伪临时政府的王克敏、南京伪维新政府的梁鸿志以及日本仍在策动出山的吴佩孚等人进行合流谈判和促吴“出山”的活动并前往广州配合日军对第四战区将领张奎等进行策降。8月28日汪在上海召开所谓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了以他为主席的“中央委员会”通过了所谓“和平建国”纲领“授权”汪与党外人士组织中央政治会议准备“还都”南京。 依据日本内阁于6月6日作出的《关于成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的规定汪精卫等人必须在其政府成立之前允诺日本所要求的条件。为此11月1日汪精卫派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林柏生、陈公博等与日本梅机关的影佐祯昭等进行秘密谈判于12月3o日签订了名为《调整中日新关系之协议文件》即所谓《内约》的卖国条约。194o年1月下旬汪在日本的导演下于青岛召开有南北两伪政权参加的三方会谈决定了伪府的成立。3月2o日汪在南京主持召开伪中央政治会议。参加会议的除汪伪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外还有伪临时政府、伪维新政府、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以及所谓无党派人士。会议相继通过伪府成立大纲、伪府名称及成立日期、组织机构及人选并成立了中央政治委员会及授权汪精卫决定中日新关系调整方针等一系列决议。汪不仅代理伪国民政府主席而且出任行政院长兼海军部长、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等一系列要职务成为汉奸脑。3o日汪精卫偕伪府各部、会汉奸要宣誓就职宣布“国民政府还都南京”。 汪在表《艳电》后国民党中央即于1939年1月1日决议开除其党籍撤销其一切职务。6月8日下令通缉。在汪袍笏登场的3月3o日重庆国民政府重申前令。11月3o日更悬赏法币1o万元捉拿汪精卫。 汪精卫伪政权虽经成立但日方一直通过各种渠道对重庆国民政府进行诱降活动；直至11月下旬由于对重庆诱降无望始于3o日与汪签订所谓《基本关系条约》并由汪与日本及伪满三方表《共同宣言》。汪在承认伪满洲国的同时其伪府也获得日本的承认。在此前的29日根据日方的指令由汪任伪府主席取消代理名义。 日本在承认汪伪政权后即以扶植汪伪政权使其成为破坏抗战、维持和巩固占领区、支持日本扩大侵略战争的工具。由于《汪日基本条约》的签订汪寄希望于日本放松对其政权的控制挥其独立自主的权能建设“和平模范”区域并由局部“和平”扩展至全面“和平”。为此汪一再向日本提出请求宣称：在目前形势下只能建设国民政府治下的中日合作模范区以事实让国民承认和平的可能性以此促进重庆政府的崩溃。日本政府为表示对汪的支持于1941年6月召汪到东京。6月23日汪与近卫文麿表《共同宣言》声称两人相誓为共存共荣复兴东亚之共同目标作进一步的努力国民政府务必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文化上提出中日提携协力之具体事实日本政府亦对之作进一步的援助。 所谓务必提供中日协力之具体事实即要求汪精卫动员其一切人力与物力协助日军即将在华中地区开始动的“清乡”运动。为此汪成立了庞大的组织机构：清乡委员会并自任清乡委员会委员长。从1941年9月至1943年间汪曾一次又一次地前往“清乡区”视察。 1941年12月8日日军袭击珍珠港动太平洋战争。当天汪精卫表声明：依据中日基本关系条约为实现建设东亚新秩序之共同目的国民政府决定与日本同甘共苦协助日本完成大东亚战争并向日本提出参加对英美作战的要求。汪为表示与日本及伪满休戚相关、安危相共于1942年5月前往长春对伪满洲国进行访问。 日本为了挽救在太平洋战场的败局于1942年12月由御前会议作出《为完成大东亚战争而决定的处理对华问题的根本方针》在同意汪伪政权对英美宣战的名义下在一定程度上实施放松对汪伪政权政治与经济上的控制并交还租界和撤废治外法权等所谓对华新政策。1943年1月9日汪伪政权向英美宣战汪表声明要与日本同生共死死中求生。为此汪精卫在思想上极力推行培养所谓“新国民”的奴化运动；在军事上扩充伪军代替日军进行守备；在经济上和物资上加强掠夺与搜刮并通过强行收买棉纱棉布和开展献铁献金运动来满足日军所需要的军事物资。 汪精卫效忠日本帝国主义可谓不遗余力。由于东奔西走日夜不得休息致使其背部遇刺留下的枪弹引炎症损及骨髓。11月初汪带病前往东京参加“大东亚会议”由于病体难支遂向日本相东条请求派名医往南京诊治。12月19日由南京日军第一医院施行手术将留弹取出。术后病情一度好转但旋即恶化。1944年3月3日不得不将汪送往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医院治疗。但因病入膏盲医治无术于11月1o日下午毙命时年61岁。11月12日日本将其灵柩送回南京。23日汪伪国民政府将汪葬于南京梅花山。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1月21日国民党当局将汪墓炸毁汪的尸体送往清凉山火葬场火化。汪精卫最终落得个既可耻又可悲的下场。第三十六章虞洽卿虞洽卿1867年（清同治6年）6月19日生于浙江省镇海县龙山村。原名和德字洽卿。父亲虞万丰做裁缝后改行经商。12岁时父亲病逝家道中落虞辍学在家做些零活拣些蛤蜊以补充家用与母亲相依为命。1881年虞洽卿15岁时到上海瑞康颜料行当学徒因脑子灵会盘算做事勤快心细有眼光很受老板的赏识。第二年他由学徒升为跑街负责联系业务。之后他出银二百两加入瑞康行成了股东。 为了更好地跟外国人打交道联系业务他进了一家私人办的补习夜校学习英语。他的英语水平提高很快能应付一般会话。他注意阅览《申报》、《新闻报》等报刊。一次德国洋行急于脱手一大批颜料一些商行怕颜料质量有问题而且都是些红、黑、紫三色大路货怕受骗、难销。虞洽卿通过看报知道德国人急于将货出手是因为欧洲正在打仗德国人要马上回国。于是虞洽卿将颜料全部买下。后来情况果真如虞洽卿所预料的瑞康行因而了大财。 虞洽卿周旋于外国商人与洋行买办之间凭着能与外国人会话兼以办事干练声誉日高。1894年虞洽卿27岁进德国鲁麟洋行当买办开始踏进“上流社会”。 1898年上海法租界当局企图以修筑马路为由侵占旅沪宁波人安放旅榇的殡舍四明公所义冢地。虞洽卿联络上海商界及旅沪宁波人开展罢工、罢市与法国人斗争终于迫使法租界当局不敢再提拆馆改道之事1。在这场斗争中虞洽卿奔上走下多方活动显露头角在宁波同乡中有了会办事的名声也得到上层人士的看重。19o5年正月一个广东籍的官太太黎黄氏带着十几个婢女从四川回广东原籍路过上海时被英租界巡捕房扣押。巡捕房指控黎黄氏贩卖人口便将她移送“会审公廨”。此案承审官是副会审官华人金巩伯陪审官是英国副领事德为门。两人因审理此案生争执德为门和外国巡捕不服从承审官华人金巩伯的处理竟大打出手。上海租界市民平时受尽捕头欺压听到这个消息后怒不可遏举行罢市到处围打巡捕有人还放火烧了巡捕房。租界当局出动武装警车四处兜捕打巡捕的市民。出事第二天上海工商界召开大会认为“中国对付之策仍须和平”决定用和平办法进行抵制。在这场斗争中虞洽卿上至各业领袖下至行帮会门积极奔走造舆论张声势与租界当局交涉迫使英方释放黎黄氏规定“今后一律由中方巡捕到会审公堂维持秩序”2。这次“大闹公堂案”与“四明公所事件”使虞洽卿成了一个知名人物。 19o5年虞洽卿等人起组织“万国商团”中华队。“万国商团”是外国驻沪领事为“保护侨民利益”而组成的武装团体行动听命于租界工部局董事会。“万国商团”起初没有“中华队”。为了维护中国商人利益虞洽卿等人领导上海总商会积极筹办“中华队”。19o6年“中华队”正式成立并加入“万国商团”。每当政局动荡不安“中华队”与“万国商团”一样出防维持秩序。 19o3年虞洽卿离开鲁麟洋行改任华俄道胜银行买办。次年改任荷兰银1参见汪北平、郑大慈编：《虞洽卿先生》上海宁波文物社1946年版。2《大闹公堂案》载《上海通志馆期刊》第1卷。 行上海分行买办。19o6年他赴日本考察对日本资本主义的展印象深刻。19o7年虞洽卿担任了上海总商会会长。19o8年虞洽卿等旅沪宁波人起开办“上海四明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兼办储蓄、行钞票。先后在宁波、温州、汉口、南京、苏州、杭州、绍兴及上海、香港等处设分支行或办事处。股本总额由15o万两到1921年增为“国币”225万元后增为“国币”4oo万元。行的钞票据1924年统计是1831万元。虞洽卿为四明银行的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19o9年虞洽卿上书清政府要求筹办“南洋劝业会”以使“我国新兴工商业有所观摩而图改进且借此聚全国工商业先进于一堂互相联络”。上书获清廷准奏。度支部拨银7o万两以作经费不足之数36万两由虞洽卿垫付。会长为时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的端方虞洽卿任会办会址定在南京鼓楼。191o年1月25日劝业会在南京正式开幕。这是我国最早的一次规模盛大的全国性博览会分设教官馆、工艺馆、农业馆、美术馆及卫生、武备、机械、通运、水族等馆。各省区分别建馆的还有北京、直隶、山东、河南、安徽、暨南（包括南洋华侨）等十六个馆另外还有江南制造局出品陈列馆广东教育出品陈列馆和两个陈列外国产品、供人观摩的参考馆。这些馆除陈列各地特产外也展出一些名胜古迹的模型、文物以及从海外引进的新奇产品。整个展览会上的展品共达1oo多万件。另外劝业会还附设马戏场、动物园、植物园、娱乐商场等。南洋劝业会历时半年观摩交流者达2o多万人。在当时的中国能举办这次盛会确非易事。 虞洽卿一生不愿做官用他的话说“做官如做戏我做生意还来不及还做啥戏！”然而他十分懂得政治与商业的关系。辛亥革命期间虞洽卿开始与同盟会接触。他组织了一个革命军饷征募队积极资助革命党人陈其美开展革命活动。1911年11月上海继武昌起义后动起义虞洽卿被陈其美派去苏州游说江苏巡抚程德全易帜成功。在革命军攻打南京的战斗中虞洽卿代江浙联军向外国人购买枪械还亲自押运子弹到南京天堡城下支援浙军。 1918年虞洽卿与闻兰亭、李云书等在上海起组织我国第一家证券物品交易所——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经过长期的准备克服了许多困难交易所于192o年开张虞洽卿为理事长。虞在大其财的同时暗中通好孙中山在交易所内他收纳、结交了一大批国民党以后的军政要员如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蒋介石等人。192o年4月虞洽卿当选为全国工商协会会长确定了敦促和协助政府实施改良税则、保护专利、奖励明、改善交通和金融等措施为该会的活动方针他还亲自到北京、南京为修改税则而奔走。11924年8月虞洽卿当选为上海总商会第五届会长。同年底北京段祺瑞政府电聘虞洽卿为善后会议专门委员到北京参加善后会议。1925年2月段祺瑞政府任命虞洽卿为淞沪商埠会办。4月27日虞当选为全国商会联合会候补副会长5月2o日升为副会长其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 1925年5月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爆上海工人、学生和各阶层人民义愤填膺成立了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举行罢工、罢课、罢市。上海总商会迫于形势宣布罢市。身为总商会会长的虞洽卿于6月1o日召开总商会大会1《时报》192o年3月29日、4月2日。 成立上海总商会五卅惨案委员会。为了与英国殖民当局交涉工商学联合会提出条件17条。虞洽卿主持的总商会五卅惨案委员会提出删去17条中有关撤退海军6战队解除商团及巡捕武装永远撤退英、日驻军取消领事裁判权高级巡捕中华人应占半数及工人罢工集会自由等4条改为13条以总商会五卅惨案委员会名义提出遭到工商学联合会登报反对。6月26日上海总商会宣布罢市结束。 在五卅运动中虞任会长的上海总商会积极进行募捐援助上海罢工工人。从1925年6月到次年6月底经收的募捐款总计洋236万元银43.3万两。这笔巨款是罢工工人生活费的基本来源。向罢工工人放救济款的工作是由总商会成员起组织并担任主要领导的济安会负责的。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李立三曾说在五卅运动中“虞洽卿的捐款我们随时要他随时拿”1。这是虞洽卿和上海总商会对五卅运动的巨大支援。 虞洽卿在五卅运动中起初不赞成罢市还亲自跑到几家商店劝说复业激起了店员和群众的愤慨。后来他虽不反对罢市但与英国殖民当局交涉时删去条件中的4条斗争态度不坚决。但又不敢与兴起的群众反帝运动潮流相背。这表明以虞洽卿为代表的上层资产阶级既不愿完全倒向帝国主义一边也不愿与人民群众站在一起企图站在所谓“中间”的调停地位。这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1926年广东革命政府出师北伐。随着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胜利进军和上海工人运动的展虞洽卿逐渐向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靠拢。1927年3月22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召开上海市民代表会议。虞洽卿以商界代表出席被选为临时市政府委员。3月26日蒋介石来到上海。虞洽卿连夜到龙华见蒋商量组织替蒋介石筹措军饷的江苏省兼上海市财政委员会的问题。第二天虞召开上海商业联合会会议表示商界全力支持蒋介石。3月31日“江苏省兼上海市财政委员会”成立虞洽卿是该委员会头三名委员之一。这个委员会给了蒋介石大量的财政援助。虞洽卿还将自己的1o万元作为“慰劳费”送给蒋介石。蒋介石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4月16日虞洽卿以上海商业联合会名义致电蒋介石表示：“敝会愿与三民主义相终始对于当局清党主张一致表决愿为后盾。”1虞洽卿帮助蒋介石“有功”于11月1日和另外11名资本家的代表人物就任上海特别市参事会参事2。一年后他又被委派为中央银行监事。 虞洽卿与蒋介石搭上关系后上海租界当局对他也益加看重关系也更加密切。1926年4月西人纳税会年会通过了工部局所提添设华董3人的议案。12月虞洽卿被选为第一届上海纳税华人代表大会执行委员并任执委会主席。1928年4月16日纳税华人会宴请工部局中外董事及委员虞洽卿以纳税华人会主席身份在宴会上致词说：“获聚此中外社会代表于一堂杯酒联欢吾人似见中外合作之花有欣欣向荣之意而大上海展进步乃无穷尽前此双方虽以误会略有芥蒂顷已渐归消灭拨云翳而见青天而目前中外人士合组之工部局实负此切实合作之使命。”11928年2月1转引自何毅亭：《五卅运动中的上海总商会》《历史研究》1989年第1期。1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商业联合会档案》卷六。 2《新闻报》1928年11月1日。 1蒯世勋：《上海公共租界史稿》上海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o年版第571页。上海荷兰银行举行庆祝虞洽卿任“华经理”二十五周年典礼和宴会称颂他“任职多年甚著贤劳”特别送以荷兰国王宫自鸣钟等礼品荷兰政府赠他勋章一枚。1936年上海租界工部局决定将西藏路自苏州路至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一段命名为虞洽卿路。1o月1日举行了隆重的“虞洽卿路”命名典礼。这一段时间虞洽卿在政治上春风得意。 航运业是虞洽卿经营的重要部分。19o9年他起成立“宁绍轮船公司”任总经理。因宁绍公司是股份公司他的股本不多总经理上有董事会很难让他独揽大权和施展抱负。1913年他独资创办“三北轮船公司”在家乡浙江龙山修筑海堤建造码头购置三艘百吨小轮取名“慈北”、“姚北”、“镇北”行驶于宁波、余姚、镇海、舟山等地。到1916年三北公司买进了“宁兴轮”参加沪甬航线。公司的资金从2o万增到1oo万。以后又盘进英商鸿安轮船公司开辟了南北洋航线。到1919年三北公司资本增到2oo万后来又增到25o万。以后盘进肇成机器厂改名三北轮埠公司机器厂专门修理三北、鸿安、宁兴公司的船只也能制造一些小型船只和拖轮铁驳及长江各埠的浮码头趸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外商轮船回国一时船少货多三北公司获利很大。虞再为三北公司添资百万购置江轮五六艘展沿海及长江中下游航线。欧战结束后外商轮船纷纷重来三北公司没有能力与之竞争亏损很大虞洽卿只好靠借债度日。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后中国进入全面抗日战争。不久上海、南京先后沦陷。三北公司在战争中受到了巨大损失。有3万吨船被政府征用炸沉用来封锁江阴要塞。另有2万吨行驶长江的船因吃水较深不能进入川江想回上海因江阴堵塞不能通行。留在上海的4万吨船一时也无法活动。不久经意大利驻沪领事的同意三北公司留在上海的4万吨船队挂上意大利国旗航行。虞洽卿借自己是上海难民救济会理事长之便借战时上海租界粮食紧张之机募集大笔款项用三北公司轮船到西贡、仰光运大米到上海获利颇丰。同时他向香港汇丰银行借款在香港向挪威华伦洋行购进3艘远洋轮船以“华伦银行”代理的名义让这3艘远洋轮船挂上挪威和巴拿马国旗搞运输。这样虞洽卿经营的三北公司船队重又活跃起来。 1937年底上海沦陷后上海的租界成了“孤岛”。一些头面人物迁往内地有人劝虞洽卿也离开上海但因虞的根基在上海所经营的航运业红火因而仍留在上海。日军占领上海后于1937年12月成立了“大道市政府”。1939年4月南京出现“维新政府”后上海大道市政府即直属南京管辖改组为“上海特别市政府”。日本人为控制上海企图拉拢虞洽卿为日本人办事而虞洽卿又接到蒋介石令宁波专员公署转来的两份电报一电劝他到内地从事工商业建设一电问他何日启程。为了躲避日军及汉奸的威逼利诱虞洽卿通过国民党政府在上海的地下人员于1941年春离开上海去重庆。 1941年夏虞洽卿经6路到达重庆。一路上他看到6上运输在大后方的重要地位。到重庆后即与王晓籁、朱联馥等组织“三民运输公司”经营水6运输水路有原三北公司在川江行驶的几只轮船6路是汽车运输。以后他到昆明与龙云接洽和西南财阀缪云台合资开办了“三北运输公司”购到美国道奇牌卡车3百辆从缅甸仰光贩运国内很需要的汽车零配件、五金器材等到四川。虞洽卿还弄到一张蒋介石的“手谕”写明此即“抢运物资”沿途军警不得加以留难。这样虞洽卿进四川不久又了大财。1945年4月虞洽卿因患急性淋巴腺炎医治无效于26日在重庆逝世终年78岁。在弥留之际他嘱赠黄金千两给国家以支持国民政府抗战。第三十七章荣宗敬荣德生荣宗敬、荣德生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民族企业家。他们主要经营面粉厂、纺织厂被人称为“面粉大王”和“纺织巨子”。 荣宗敬生于1873年（同治十二年）原名荣宗锦晚号锦园。荣德生生于1875年（光绪元年）原名荣宗铨后取号乐农。他们是江苏无锡西乡荣巷人。他们的先世多从事商业。祖父荣锡畴是往来于沪、锡两地的贩运商。父亲荣熙泰先在浙江乌镇一家冶坊做帐房后经人推荐到广东当了清政府的厘卡税吏。母亲石氏。荣氏兄弟幼时入塾读书并帮助母亲做家务干农活。荣宗敬14岁进上海南市铁锚厂学习帐房业务。翌年到上海永安街源豫钱庄习艺。3年苦学满师后到上海南市鸿昇码头里街森泰蓉汇划字号（钱庄）当收解（跑街）1负责承揽生意、联系客户等业务。1895年钱庄倒闭后他回无锡闲居。荣德生比荣宗敬小两岁。15岁时到上海通顺钱庄学艺。18岁时随父到广东三水河口厘金局帮理帐务。1895年他在厘金局3年任期届满便和父亲相偕离职回乡。 1895年荣氏父子三人都赋闲在家开始筹划今后的前途。当时江浙一带开钱庄的风气盛行不少人因开钱庄了财加上荣氏兄弟俩都是钱庄学徒出身于是荣熙泰便说服儿子开设钱庄。1896年2月荣氏与别人合伙在上海开设广生钱庄。荣宗敬任经理荣德生为管帐。头两年钱庄盈利不多合伙的三个股东便将股金抽走。从1898年起广生钱庄由荣家独资经营。为展业务钱庄在无锡设了分庄荣德生任经理经营上海、无锡以及江阴、宜兴间的汇兑业务。广生业务日益兴旺盈利节节增加。19o8年由于荣宗敬在上海投资的裕大祥商号搞投机生意失败亏银六七十万两广生钱庄受到牵连元气大伤不得不歇业关闭。 荣氏兄弟开钱庄的同时还经营收茧业务。他们利用钱庄汇兑的有利条件可以无息地使用顾主的汇款来大批收购蚕茧利用与无锡丝厂经理的私交使蚕茧销售畅通无阻因而收购蚕茧的业务年年盈利。收茧季节大量资金的调拨对广生钱庄的汇兑业务也有所促进。茧行的稳固收益是荣家资本原始积累的另一来源。尽管后来他们的财富越滚越多但对茧行一业仍不愿放弃一直继续到抗日战争爆后才停业。 19oo年八国联军入侵我国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北方生粮荒江南的粮食大批北运尤其以上海、无锡等地的面粉为最多。因为面粉北运免税经营面粉业的实业家均获厚利。荣氏兄弟根据自己的经验决定创办面粉厂。19o2年他们与官僚朱仲甫各出一半股金合伙在无锡创办保兴面粉厂。荣德生经营工厂内部事务荣宗敬在上海主管广生钱庄并负责保兴的对外业务。 保兴面粉厂初建时规模不大只有3o余名工人法国造的石磨四套每昼夜出粉3oo包。开业之初一时难于打开市场销路不佳。朱仲甫见面粉厂获利不多便于第二年退出。为打开销路荣德生一面派人到本地各面馆、面店、点心店进行推销实行先试用后付款的办法并采取各种优惠条件来吸引消费者。另方面他聘请王尧臣、王禹卿推销产品。王氏兄弟对北方的客帮极为稔熟与营口、烟台、天津各帮坐庄也有交谊。经过王氏兄弟1参见桑逢康著《荣氏家族》中国青年出版社1995年版第15页。 的努力保兴面粉在北方打开了销路。这时保兴厂更名为茂新厂。荣德生仍任经理荣宗敬任批经理。19o4年日俄战争爆。面粉在东北三省极为畅销面粉价格也随之上涨。为抓住时机扩大生产荣氏兄弟向英国购买钢磨改进生产设备扩大了工厂的生产能力。茂新厂的面粉产量增至每天8oo包。同时他们注意提高面粉质量不收潮麦、坏麦凡购进的小麦都要经过人工挑拣所有砂石杂物一概剔出。茂新厂生产的“兵船”牌面粉不仅质量优良而且包装美观与当时其他名牌面粉并驾齐驱。1912年初面粉市场曾一度疲软但“兵船”面粉销路仍畅。 棉纺织业也是荣氏兄弟经营的重要事业。19o5年荣氏兄弟同荣瑞馨等合股集资27万元在无锡创办振新纱厂。起初纱厂因经营不善亏蚀甚巨。19o9年该厂人事改组由荣宗敬任董事长荣德生任经理经过一番整顿振新厂才度过难关。到1915年荣氏兄弟以股东之间矛盾为由退出了振新纱厂。 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成立之初所采取的奖励兴办实业等措施激起了一些商人和资本家进一步振兴实业的强烈要求和愿望。1912年9月全国临时工商会议在北京召开。荣德生以无锡商会会员代表身份出席会议。会上荣德生主张扩充纺织业增设机器制造厂以轮船、火车、农、矿、军械制造等为主由国家起然后招商筹办并要求政府派学生出国学习国外先进技术1。与会的一些政界名人也表了鼓励办实业的演说荣德生很受感动。加上茂新面粉厂获利甚丰荣氏兄弟办实业的热情更加高涨。1912年他们与人合作在上海创建福新面粉厂荣宗敬任总经理荣德生因在无锡经营茂新仅任公正董事。1913年冬和1914年夏他们在上海创办福新二厂和三厂。 1914年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欧洲各交战国粮食生产锐减不但无力向外输出相反却要向国外采购。于是上海机制面粉工业迎来了“黄金时代”。为了适应市场需求荣氏兄弟于1915年收买上海中兴面粉厂改为福新四厂。1917年又将在上海租办的华兴面粉厂改为福新六厂。这期间荣氏兄弟还向汉口展1918年在汉口兴建福新五厂。在福新厂扩充的同时无锡的茂新面粉厂也在扩充。1916年他们租办和收买了无锡惠元面粉厂改为茂新二厂。在1916年至1917年间无锡5家面粉厂中有4家归荣德生经办。到1919年茂新、福新面粉系统共有8个厂。面粉厂设备和生产能力与“一战”前相比增长了近两倍。荣氏兄弟因此获得了“面粉大王”的称号。他们的经营之道主要有：一是充分利用分期付款的方式向洋行订购机器以此来不断扩充生产设备。二是依靠信誉大量抛售远期栈单作为调度资金的手段。三是采取控制原料的办法抢先买下大量的新麦以维持长期不断的生产这样便使自己的企业在同业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四是十分注意生产技术的改进和产品质量的提高如他们生产的“兵船”牌面粉之所以光滑洁白除选用优质麦为原料外还由于在生产中使用了漂白剂。此外为适应顾客的心理他们还采用上等白布制作比其他厂家更大的面粉袋并且适应一般人的侥幸心理在面粉袋里放铜元作为“彩头”以扩大销路。在面粉业展的过程中荣氏兄弟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的有利时机努力展纺织业。1916年在上海招股创办申新纺织无限公司确定资1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荣家企业史料》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9页。本为3o万元分作3ooo股荣氏兄弟的出资占总资本的6o％荣宗敬任总经理。公司的经营大权、财务调度、各厂成品销售、原料和物料的采购以及人员的雇佣和调动等权力都由总经理掌握。申新纺织无限公司成立后展很快。到1918年其盈利额达到22万多元为1916年该厂盈利额的11倍。1917年荣宗敬又买下了上海恒昌源纱厂1919年3月改称申新二厂。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中国爆了五四爱国运动。上海棉纺织业积极响应举行罢市抗议北洋政府镇压反帝爱国运动。在全市罢业期间荣宗敬曾表讲话认为曹汝霖、章宗祥、6宗舆这些“不良分子不顾民心”出卖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致学界罢课商业罢市农工辍工风潮飘荡全国风靡人心一致众志成城实敝国数千年来第一之奇特虽然此会之事由敝国不良分子措置不良而实果乃由日本国人违反世界公理有以造成之也。”1荣氏兄弟积极参加了全国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同时准备趁此机会继续扩大自己的企业。他们派熟悉国外情况的人至欧美考察购买新式机器及时更换旧的生产设备。同时他们联合同业组织了面粉和纱布交易所。在交易所中荣氏兄弟经营的申新厂不仅做多头大量购进棉纱来哄抬市价而且还大量抛出棉花来压低花价谋取更大的利润。 为了改良麦、棉品种荣氏兄弟在二十年代初设立了农事试验场进行实验工作。荣氏兄弟接受爱国实业家张謇“用教育来创进实业”的主张积极兴办教育事业。从19o6年起先后在无锡创办了公益第一、二、三、四小学竞化第一、二、三、四女子小学在上海申新一厂办子弟学校鼓励工人子弟就学。1919年为了培养企业技术管理人才创办了公益工商中学开设工商两班并设有商店、银行和工场供学生实习用。学生除学习一般中学的共同课程外还注重工商业基础知识的学习。该校的毕业生在以后荣家企业的生产和管理方面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经过五四爱国运动荣家企业在抵制外货的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展。到1922年荣氏兄弟经营的面粉厂已经达到12个其中茂新有4个厂福新有8个厂。其生产能力已占全国民族资本面粉厂生产量的1/3左右。申新纺织厂在这期间也展至4个厂拥有纱锭13万余枚比创办时期增长了9.4倍其展度大大地过了同期全国纱厂及民族资本纱厂的度。1921年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在上海成立荣宗敬任总经理。这标志荣氏企业系统基本形成。 1922年西方列强在医治好战争创伤后带着他们的商品和资本卷土重来。中国民族资本的黄金时代结束代之而来的是更加动荡和不安的时期。荣氏企业也和全国所有民族企业一样在内外压迫下蒙受了不少损失。申新各厂自1923至1924年两年中就亏损百余万元福新厂的产销也在下降从盈余转为亏损。为了加强竞争荣德生在企业管理方面进行整顿和改革。1924年在申新三厂实行管理改革聘用专家和技术人员替代工头管理生产并制订出一整套厂规条例从而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产品成本使企业在竞争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 1925年五卅反帝运动爆全国再次掀起反帝斗争的。荣宗敬立即表宣言说：“自五月卅日南京路生惨剧以后凡我同胞莫不切齿痛恨致酿成罢课、罢市、罢工之举行现在家常日用与夫个人生活所必1《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64页。 需实以舶来品占居多数每年流出之金钱何以胜计漏卮不塞困穷立待。兹由鄙人起自6月1日起凡在本公司范围以内之同仁一律不购买舶来品。”1荣德生也表示了对罢工工人的支持。《锡报》1925年6月26日报道说“自沪案（五卅惨案）生后本邑各界捐款助沪工者颇为踊跃昨本市西门外申新第三纺织厂主人荣德生君因鉴于沪上罢工工人失业日久亟应量力救济愿将厂中端节筵资一百万如数捐助。”荣家企业在提倡国货、抵制外货的中开始转亏为盈。于是荣氏兄弟趁机再次扩大实业。1925年先后收买上海德大纱厂建立申新五厂租办常州纱厂成立申新六厂。北伐期间荣氏兄弟对汹涌澎湃的工人运动感到恐惧。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胜利后荣宗敬要求白崇禧解除工人武装“以维治安”2。 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后企图通过对民族工商业的搜括来维护自己的政权。荣宗敬因抵制蒋介石政府强令摊派购买的“二五库券”而遭到通缉。在国民党的压力下荣宗敬被迫屈服购下了摊派的“库券”。为了拉拢荣宗敬国民政府让他担任工商部参议、中央银行理事、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等职务。荣宗敬逐渐向国民政府靠拢与官僚资本加强了联系他以做押款的方式取得银行的支持举债将申新厂又增添了3个。这样到1931年底荣氏兄弟的申新纺织系统已展到9个规模较大的纺织厂拥有纱锭46万枚。至此申新纺织系统已成为旧中国规模最大的民族棉纺织业资本集团。荣家兄弟继获“面粉大王”称号之后又获得“棉纱大王”的称号。 但是这时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由于国内捐税的繁重以及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冲击负债累累。到1934年总公司资产总额为68oo万元负债却过63oo万元致使大部分厂子被抵押了出去。荣宗敬被迫向国民政府实业部请求救济。然而国民政府实业部却趁人之危企图用3oo万元的低廉价格将荣氏企业据为己有。荣宗敬为此致函蒋介石指责实业部不仁不义1。在无锡的荣德生联合申新三厂的股东和同业声援荣宗敬。慑于社会舆论实业部不得不放弃吞噬申新的企图。1936年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也企图利用债权吞食申新企业。荣氏兄弟再次借助实业界同仁以及社会舆论的帮助挣脱了宋子文设下的圈套。荣氏企业虽然保存了下来但债台高筑的局面却没能改变。在抗战爆前荣氏各厂仅勉强维持生产。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荣氏兄弟经营的大部分企业未采取措施向内地迁移致使在战火中损失惨重。纺织厂方面在上海的除申新二、九两厂因开设于租界之内在白天能勉强开工外其余各厂均遭破坏。面粉厂方面上海福新各厂均损失严重。无锡茂新一厂、济南茂新四厂也未能幸免。当时荣宗敬因企业损失严重曾一度参加了日本策划成立的“上海市民协会”企图重振旧业。但由于爱国者及时对他指明了该组织的反动性质他未深陷泥坑。荣宗敬为了逃脱日本侵略军的胁迫1938年1月避居到香港。1938年2月1o日因脑溢血症复医治无效在香港逝世享年65岁。荣宗敬的去世引起社会各界的关切。上海各报都以显著地位登载消息竞相表悼念文章。2月17日国民政府也表悼念令褒扬荣宗敬“兴办实业”1《锡报》1925年6月11日。 2《上海总商会会议记录》《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192页。 1《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428页。 的精神。 荣宗敬去世后荣德生由汉口返回上海。为避免日本侵略者的纠缠他拒绝出任申新总公司经理拒绝与日本人合作经营无锡申新三厂和茂新二厂。这时荣氏企业多由他的子侄们从事经营其中申新四厂和福新五厂在抗战中相继迁入西南和西北为支援抗战起过一定作用。留在上海租界内的申新厂所生产的产品除在上海和内地销售外还畅销于南洋华侨之中。 抗日战争胜利后荣德生积极恢复茂新一厂并于1946年在上海组织“天元实业公司”在无锡开设天元麻毛棉纺织厂。1947年由他控制的茂新厂与上海几家大面粉厂合作组织同业联营组织“五厂公证”在国民政府粮食部的支持下曾垄断了小麦的采购并且操纵了面粉的销售。1948年由荣德生主持将申新二、三、五厂和茂新厂组成总管理处并出任总经理。 荣德生在抗战胜利后对国民党政府有过一定的幻想想通过国民政府向日本索取荣家企业在战争中的损失赔偿同时还想通过得到国民政府的帮助来展荣家企业。1945年他向国民政府婉转进言要求稳定货币建立威信。1946年荣德生遭到绑架。荣家为了救他竟被上海国民党当局敲诈了6o多万美元。荣德生对国民党政府的幻想完全破灭了。无锡解放时他留了下来。 荣德生不仅个人留了下来而且还于1948年下半年制止自己的部属将申新三厂机器拆迁运到台湾的企图。解放后他拥护中国的领导热爱新中国并积极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人民政府十分尊重荣德生并给予他相当的荣誉和地位。他先后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和苏南行政公署副主任等职务。1952年7月他因病逝世于江苏无锡享年77岁。 第三十八章范旭东范旭东原名源瀼字明俊。1883年（清光绪九年）1o月24日出生于湖南湘阴东乡的一个书香门第。祖父为直隶大兴县知县。父亲名琛字彦瑜以教书为业。范旭东6岁时其父去世家境贫寒全靠母亲做针线活维持。1892年其长兄源濂任私塾教师他得以继续求学。范旭东自幼从姑母学诗书后入长沙北乡捞刀河吴镜蓉馆学八股试帖。他对八股文章很反感曾说：“八股文章代圣贤立言我有主见应由我尽量挥要我伪装圣贤来说假话是不可能的。”1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举国上下无不痛心疾范旭东常到宣传新学的求贤书院阅读报纸谈论时事。1898年维新运动中范旭东追随其兄范源濂（梁启的弟子）致力于维新运动受到很大影响为其以后致力于实业救国之路奠定了思想基础。19oo年范旭东与其兄参加汉口唐才常举义失败即随兄赴日留学改名范锐字旭东。初入东京第六高中后考取京都帝国大学化学系。大学期间曾参与编辑《游学译编》月刊的地理一栏；同时接近康梁派曾向梁启主编的《清议报》投槁。191o年毕业后留校任专科助教。次年回国。 初时范旭东在天津制币厂任总稽核本想为整顿中国币制做一番事业无奈造币厂积弊太深黑暗重重最终只得辞职。之后他与人合伙开办了一家小规模石墨坩锅制造厂。1912年7月范旭东在北京政府农商部任职。1913年范旭东被北京政府派往欧洲考察盐务。在欧洲近一年间他参观了欧洲大6各国矿盐产地和沿海盐场次年回国后向当局提出了改革盐政的建议主张取消专商废除引岸改良盐产统一税率1。时值袁世凯正热衷于皇帝宝座对范旭东的建议置之不理范只好求助于盐务署顾问、《盐政杂志》主编景学钤共同集资5万元创办久大精盐公司。1915年6月在塘沽设厂8月正式投产产品商标定为“海王”由景本白任董事长范旭东任总经理。1916年第一批国产精盐运往天津销售揭开了中国盐业史上新的一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后欧亚交通梗阻纯碱奇缺独霸我国碱业的英国卜内门公司趁机囤积居奇致使上海、天津等城市的一些食品业和用碱工业由于买不到纯碱而被迫停产倒闭。1917年吴次伯等人试验制碱成功经人介绍与范旭东商谈办厂事宜。然而卜内门公司百般刁难吴次伯中途背信弃义英国汇丰银行又要挟财政部将用盐制碱特权给予英商面对严峻的形势范旭东毅然亲自北上招股决心担负起办厂重任。 范旭东的努力终于没有落空。1917年1o月北洋政府批准永利原盐免税并通令在永利厂址百里内不得再设同类工厂。1918年11月永利制碱公司在天津召开成立大会招募银元4o万。范旭东被董事会推选为总经理。然而永利的成长并非一帆风顺外国资本家封锁关键技术改进生产设备又缺乏资金股东纷纷退出使永利陷入了困境。 1李祉川、陈歆文：《祖国·事业·科学·人才》见《化工先导范旭东》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1页。 1张高峰：《苦海盐边创业纪实》见《化工先导范旭东》第16页。“事业的真正基础是人才”1这是范旭东的名言。范旭东一向待人至诚求贤心切为了摆脱困境1921年他派陈调甫赴美考察并委托他在美国物色人才以高薪先后聘请了留美化工专家侯德榜和美国工程师李佐华经过多年的技术钻研终于解决了大现模制碱的一系列技术难题使得永利于1924年8月开工生产。回忆当时的情景范旭东无限感慨地说：“侯先生奋不顾身寝馈于工厂从事死拼先后四五年煞费苦心这工作不比重新明有什么不同。”2但6年的设计安装耗资16o万元出的碱竟是红、黑相间像锅锈一般碱厂被迫停工。范旭东临危不惧做出了派人出国学习、借用久大资金、裁减人员三项决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英国卜内门公司见永利公司受挫千方百计企图吞并都被范旭东采取措施击破。1925年8月又生了范旭东被绑票事件反动政客郝鹏为了筹集军费策划绑架讹诈久大13万元之多。范旭东被救出后竟失声痛哭感叹在中国办工业之艰难。侯德榜在美国几经周折终于查明新制碱失败的原因是干燥锅品质太差并买得新的干燥锅回国。1926年6月永利厂重新开工每日生产优质纯碱达3o吨以上1926年8月“红三角”牌纯碱参加在费城举行的万国博览会一举获得金质奖。卜内门公司不甘心它在中国被永利所取代又使出了降价抛售的手法但永利也以更大幅度的降价出售迫使卜内门公司请求谈判卜内门公司妄图扼杀永利的阴谋破产了。 “红三角”牌纯碱获奖后永利碱厂的产品销路大开产量不断增加。 1926年纯碱产量为45o4吨1931年为23442吨1936年为5541o吨。范旭东热情提倡科学救国对科研工作极其重视。1922年8月创办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由于当时资金困难范旭东拿出办久大和永利的酬劳金来创办黄海他坚决地说：“我当了裤子也要办黄海。”1范旭东形象地把近代工业比作长城把科学研究比作长城的地基以说明科研对近代工业的重要性。黄海初期的目标是协助永利和久大解决技术问题后来又选择了最切合国计民生的项目。 1928年9月范旭东在塘沽又创办了《海王》旬刊。为何要办《海王》范说：“他是团体最重要的分子是团结这个团体的胶着力我们有了错处受他的潜移默化自然改悔误入了迷途他像暗夜的灯塔般指点方向。”2《海王》是久大、永利和黄海的共同喉舌。该刊以（1）“绝对相信科学”；（2）“积极展实业”；（3）“宁愿牺牲个人顾全团体”；（4）“以服务社会为最大光荣”1等为信条时常登载科学消息与新知识深受科技界重视。 追求是不懈的永利办起来之后范旭东又开始着手创办制酸工业。1929年1月范旭东给实业部打报告提出了以2ooo万元展纯碱、硫酸、合成氨、硝酸等工业的计划。1933年11月克服了重重阻力范旭东正式呈文1陈竞生：《中国近代经济史上一个引进技术的范例——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引进技术展的成就》《光明日报》1981年3月3日。 2徐盈：《范旭东及“永久黄”工业团体展小史》《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4页。 1《创设海洋研究室缘起》《海王》旬刊第十六年第31期。 2《海王》旬刊第十九年第2期。 1《海王》旬刊第七年第1期1934年9月2o日。 政府备案承办硫酸铔厂。1934年4月范派侯德榜等人赴美考察引进硫酸铔厂技术设备。经过两年筹建1936年被批准为特许公司。1937年2月南京硫酸铔厂竣工次试车成功日产硫酸铔25o吨硝酸4o吨。范旭东兴奋地说：“中国基本化工的另一支翅膀生长出来从此海阔天空听凭中国化工翱翔！”2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1933年5月范旭东严辞拒绝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在黄海化学研究社新建的图书大楼内签字。抗日战争爆前夕日方通过各种渠道谋求与范旭东合作但范坚决表示：“宁举丧不受奠仪。”3七七事变后不久天津、塘沽沦陷永利碱厂等被日军占领。八一三事变日军进攻上海在淞沪会战中范旭东组织南京硫酸铔厂全体职员赶制军需炸药支援抗战。日军曾三次轰炸南京硫酸铔厂。范旭东与侯德榜有组织地把部分人员、主要机械设备迁往内地有的笨重设备不便转移则拆下投入长江不为敌用。范旭东决心为中国再创立一个化工中心碱厂厂址选定在四川省犍为县岷江畔五通桥的老龙坝为纪念“永久黄”团体在塘沽的事业将老龙坝改名为“新塘沽”。1五通桥的盐源比不上塘沽塘沽的制碱方法必须改进。为了提高食盐的利用率和减少污染1938年8月范旭东派侯德榜等人到欧美考察临行前范旭东鼓励说：“难道黄头、绿眼珠的人能够做出来我们黑头、黑眼珠的人就办不到吗？”2侯德榜不负厚望经过五百次试验新法制碱终于宣告成功1941年3月范旭东集会宣布将新的制碱方法命名为“侯氏制碱法”。为了购买技术设备与器材194o年1o月范旭东踏上赴美的路程。他克服了旅途的坎坷、身体的不适终于使满载着机器设备的2oo辆运货卡车胜利而归。不料日军进攻香港范被困香港至1942年3月才得以脱险回到重庆。他在庆祝会上说：“我马上开始工作希望同仁各守各的岗位少谈方法多做实事向前努力把我们的事业做一颗民族复兴的种子。”3范旭东自1938年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以来连任了四届。其间国民政府以援助为名用贷款为诱饵企图控制永利都被范旭东拒绝。永利虽坚持了企业的独立性却深受官僚资本的重压由此战时范旭东的企业始终在不死不活的状态中惨淡经营。范旭东在抗战后期已开始认识到国民党政权的无能他曾对永利公司的章执中说：“中国的未来要靠中国才有希望。”1抗战胜利前夕范旭东结识了重庆地下组织负责人龚饮冰经周恩来批准1945年6月两人在重庆创办建业银行从此范旭东与中国有了联系。 1944年11月范旭东赴美出席在东美太平洋城举行的战后工商国际开会议对于战后事业的展范旭东早已拟定了《十厂计划》。1945年初范旭东与美国华盛顿进出口银行商约借款美方因钦佩范旭东与侯德榜的人2徐盈：《范旭东及“永久黄”工业团体展小史》《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第46页。3熊尚厚：《范旭东》《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人物传记》第15辑第62页。1郭炳瑜：《我在永利碱厂五十年的见闻回忆》《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第9o页。2张能远：《范旭东和中国近代化学工业》《江苏近现代历史人物》第1集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第89页。 3徐盈：《范旭东及“永久黄”工业团体展小史》《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第42页。1熊尚厚：《范旭东》《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人物传记》第15辑第64页。格与事业的成就破例以优惠的条件借款16oo万美元只要中国政府担保即可履行放款手续。范旭东兴奋之余提笔写道：“真是千载良机值得重视。”2不料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和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互相推诿迟迟不给答复。同年范旭东以参政员的身份向政府建议设置经济参谋部制定战后建设计划纲领这封建议书反映了他严谨的经济思想和管理才能无奈国民党正忙于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借款一事最终以“未予批准”告吹。范旭东的一腔爱国热血付之东流。 1945年9月在重庆桂园招待产业界人士高度赞扬了范旭东等人为化学工业所作出的贡献并表示欢迎他到解放区开办工厂。1945年1o月1日范旭东突然病倒。1o月4日下午3时病逝于重庆沙坪坝南园寓所享年62岁。 2胡迅雷：《中国工业巨子范旭东》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2月第1版第291页。第三十九章蔡元培蔡元培字鹤卿改字仲申；号鹤庼后改号孑民。曾用名有蔡振、周子余、锷青、会稽山人等。1868年（清同治七年）1月11日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父亲宝煜是当地一家钱庄的经理在蔡元培11岁时病逝。蔡元培6岁入家塾读《百家姓》、《千字文》和《神童诗》等书。1877年起因家境困难改到别处附读。13至16岁在叔父蔡铭恩和秀才王燓修指导下阅读四书、五经、《史记》、《汉书》、《困学纪闻》、《文史通义》等书学作八股文。17岁考中秀才开始自由阅读有关考据和词章的书。18至19岁在家乡做私塾教师。2o至22岁为同乡举人、藏书家徐树兰校订图书得以博览群书学问有很大长进。23岁赴杭州参加乡试中举人。翌年去北京会试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28岁授职翰林院编修。这时的蔡元培已是一个才华出众“声闻当代朝野争相结纳”1的士大夫了。 正当蔡元培在科举的道路上一帆风顺的时候1894年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清廷同日本签订了屈辱的《中日马关条约》。蔡元培极为悲愤痛感这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涉猎翻译西方书籍思想眼界渐开开始走出传统思想的牢宠感到遵循祖宗成法不能找到国家和个人的出路。读了严复译的《天演论》他认为“西政善者皆暗合中国古制”虽然这种认识是肤浅的但毕竟迈出了向西方探求真理的第一步。 1898年戊戌政变后蔡元培指出：变法失败的原因在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仅靠下几道上谕来从事改革以图扭转局面这是不可能的。他看透了清廷的昏暗腐朽“无可希望”于是在这年9月毅然弃官南下在家乡兴办教育。这是他委身教育服务于新式学校的。 同年冬蔡元培就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校长）。这个学堂依学生程度分三斋大体上分别相当于后来的高小、初中、高中一年级的水平。教员中有新旧两派新派笃信进化论提倡民权女权思想对尊君、卑民、重男、轻女的旧观念经常予以批评。旧派对新派异常忌恨怂恿堂董妄加干预。蔡元培对此不能接受愤而辞职。 19o1年夏蔡元培到上海就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他的教学很有特色规定学生自己读书。学生在阅读的基础上每天写札记每月作文一次都由他亲自批改。他还鼓励学生练习演说以便用演说去唤醒民众。他注意向学生灌输爱国思想特班学生黄炎培后来在追思蔡元培的教诲时认为他“所诏示千言万法一归之爱国”1。 19o2年4月蔡元培等在上海起成立中国教育会蔡被推举为会长。 同年11月南洋公学因学校当局欲惩戒无辜学生引了退学风潮。蔡元培同情并支持学生亦辞职离去。经他提议由中国教育会资助百多名退学学生组成爱国学社公推蔡元培为总理。爱国学社以教育为手段对学生进行爱国和革命教育。蔡元培“公言革命无所忌”认为革命乃治病之良方革命精神所在无论其为男为女均应提倡。 1罗家伦：《逝者如斯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8o页。1蔡建国：《蔡元培先生纪念集》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4页。 19o3年4月抗俄拒法运动高涨蔡元培主张成立团体声援广西人民的拒法运动。并针对俄军在东北的侵略行径出版《俄事警闻》（后改称《警钟》）号召抗俄救国。19o4年2月蔡元培在该报表白话《新年梦》描写自称“中国一民”的人在梦游中的见闻表达了他想改变社会经济制度“造个新中国”的愿望。 19o4年7月蔡元培接任爱国女校总理。当时他认为革命只有二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在爱国学社注重军事训练播下了暴动的种子；在爱国女校则播下了暗杀的种子。同年冬光复会在上海成立他被选为会长。19o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经介绍他加入了同盟会。接着孙中山指派他为上海分部负责人。他又展黄炎培等人入会为辛亥革命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 19o7年6月蔡元培赴德国留学。先在柏林学习德语兼作家庭中文教师翌年进莱比锡大学。留德四年半编写了《中学修身教科书》、《中国伦理学史》翻译了《伦理学原理》等书。《伦理学原理》出版后被国内一些学校作为伦理学教科书书中的某些唯物主义观点对思想界产生过一定影响。后来回忆他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到这本书的情景时说：“我们当时学的尽是一派唯心论偶然看到像这本书上唯物论的说法虽然还不纯粹还是心物二元论的哲学已经感到很深的趣味得了很大的启示真使我心向往之了！”1。 1911年12月蔡元培由德国回到上海。1912年1月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临时政府北迁后继续担任北京政府教育总长。任职期间他表了《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把清廷学部制定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五项教育宗旨加以修正删掉忠君、尊孔的内容改为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五项。他指出这五方面教育皆为当代教育所不可偏废的。“教育界所提倡之军国民主义及实利主义固为救时之必要而不可不以公民道德为中坚。欲养成公民道德不可不使有一种哲学上之世界观与人生观而涵养此等观念不可不注重美育。”他对清廷旧学制进行了重要改革提出务必顺应时势推行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人格的教育方针。为此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于1912年1月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学堂改称学校监督、堂长一律改称校长；各种教科书务合共和国国民宗旨清学部颁布的教科书一律禁用；小学废止读经初级小学可以男女同校；中学校为普通教育文实不分科等。他还积极推行义务教育和社会教育在教育部除设普通教育司和专门教育司外特设社会教育司借以把教育事业从学校扩大到整个社会。 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时主张精兵简政节约经费。政府各部人员多者百余人但他主张：为事择人不必多设冗员因而教育部连缮写员在内也只有3o多人。蔡元培为人廉正生活俭朴平等待人极少衙门作风。同盟会员持孙中山介绍信来他不予安排；素不相识的青年王云五因对高等教育提了中肯的意见被破格录用。教育部上起总长下到部员不分等级月薪一律3o元全部开支每月不过千元。由于“诸事简陋惟务实际”勤杂人员用得很少以至堂堂教育总长亲到大总统府去领教育部的大印都是乘人力车往返的。这些带有公仆特色的作风成为中华民国开国史上的美1李锐：《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第41页。谈。 1912年9月蔡元培携眷再度赴德国留学。翌年3月袁世凯刺杀了宋教仁。6月蔡应孙中山之召回国。他支持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痛斥袁世凯是毁弃民元约法的罪魁是凭借武力的野心家主张用武力保卫辛亥革命的成果。 讨袁军事行动失败后蔡元培于当年1o月到达法国从事学术研究。1916年3月蔡元培等与法国政界、教育界的知名人士起组织华法教育会蔡任中方会长欧乐任法方会长。华法教育会是中法文化交流的总部它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从国内招收大批华工并为他们开办华工学校；二是展留法勤工俭学会组织无力出国求学的青年以半工半读方式到法国留学。后这项工作在国内产生了很大影响形成了相当广泛的群众运动一时赴法勤工俭学者达千人。其中许多人在勤工俭学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来成为中国的著名领袖和优秀干部。 1917年1月在教育总长范源濂的敦请下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 原来的北京大学是一座封建思想浓厚、官僚积习很深、校政的学府许多学生把上大学作为升官财的阶梯对研究问题并无兴趣；教员中不少人不学无术吃饭混日子。因此学校被人称为“官僚养成所”。蔡元培上任后先对北京大学的校风进行整顿。他到校第一天校役们列队在门口恭候并向他行礼表示欢迎他立即脱下礼帽向校役们鞠躬还礼。历任北大校长都是由总统任命的特任官他们出入校门是从不理睬校役的。蔡元培的民主作风和平等待人精神在北大师生和校役中引起强烈反响。他和学生之间的关系也很融洽师生之间常有文字交往研讨学术因此深受青年学生的景仰。他注重改变学生中普遍存在的旧观念教育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财之阶梯”。他衡量教员和学生优劣的标准是学问的有无好坏不是地位的高低和家庭的贫富。 蔡元培深知办好一所大学激学生研究学问的兴趣必须拥有一支积学而热心的教师队伍。为此他聘请了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鲁迅、杨昌济、马寅初、马叙伦等著名学者来校任教。这些具有革新思想的学者到校后成为蔡元培整顿和改革北京大学的重要力量。 为了鼓励和提倡学术研究引导学生参加各种有益的社会活动在蔡元培的组织和支持下各种学术团体和群众团体相继成立。如新闻、音乐、画法、书法、体育等研究会以及新潮、国民、平民讲演团消费公社等社团。蔡元培目睹许多学生无意于学术研究却醉心于运动官吏议员从中感到公民道德教育的重要。为此他起组织进德会以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做官、不当议员、不吸烟、不饮酒等为戒规以提倡培养个人高尚道德为宗旨。该会的出现反映了当时进步知识分子对社会道德堕落的不满对北大部分师生中道德风尚的扭转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蔡元培认为大学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学府因此他在北京大学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后来他总结他在教育界的经验时说：“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展。”1从这种办学方针出蔡元培聘请教员不拘1《宇宙风》第56期1938年1月1日。 一格唯才是用即只问学问、能力不问思想派别不求全责备不以个人政治倾向作为取舍的标准。“圆通广大兼容并包”当然并不是无原则的调和折中而是鼓励向封建主义作斗争。因为旧思想旧文化在北京大学仍占统治地位充斥各个学科新思想新文化被视为“异端邪说”。因此提倡“兼容并包”的方针正是为了打破旧思想旧文化主义的桎梏为新思想新文化的展创造有利条件。 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体制进行了改革。他调整科系及课程设置扩充文理两科。鉴于文理分科的流弊力主文理沟通主张废去年级制采用选科制。选科制的实行提高了学生学习的兴趣挥了他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有利于人才的培养。在行政领导体制上设立了校评议会实行教授治校和民主管理。学校的重要事项必须经过评议会审核通过才能付诸执行。北京大学经过蔡元培的整顿革新面貌为之改观不仅为当代中国大学教育树立了新的楷模而且促进了知识界思想的转变。在青年学生中掀起追求民主和真理的热潮北京大学因而也就成了五四运动的摇篮。 蔡元培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位倡导者。初期的新文化运动以民主与科学为两大口号蔡元培是这两大口号的积极宣传者。他反对尊孔迷信认为守旧派“定孔教为国教”的主张背离了思想和信仰自由的原则因而是十分荒谬的。他抨击几千年来封建思想持一孔之论、守一家之言“于相对世界持绝对主义执一而排他”给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造成严重危害。他说：“欧化优点即在事事以科学为基础。生活的改良社会的改造甚而至于艺术的创作无不随科学的进步而进步。”1他要求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希望学生立志展科学文化事业使中国加入“世界学术之林”。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在中国思想界产生强烈反响。1918年11月蔡元培在庆祝欧战胜利大会上作了题为《劳工神圣》的讲演。他声情并茂地说：“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啊！”2这里他所说的劳工是泛指各种劳动者不单指工人即“凡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3这个口号的提出反映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知识分子对工人阶级力量的新认识。“劳工神圣”在当时成为一句时髦的口号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蔡元培主张教育平等极力提倡平民教育。他支持学生成立平民教育讲演团赞助他们走出校门去为劳苦大众服务。192o年平民教育讲演团在长辛店创办劳动补习学校。1922年北京大学开始规定五一劳动节放假蔡元培以校长名义出布告：“本日为精神劳动纪念日经校务讨论会议决放假一日。”这座全国最高学府公开纪念劳动节反映了时代潮流的变化也反映了蔡元培思想的可贵。 1919年五四运动爆时北京政府的教育总长傅增湘要蔡元培负责召回结队游行的学生蔡元培对学生参加政治活动不大赞成但也不多加干涉因而回答说：“学生爱国运动我不忍制止。”学生被捕后他同情学生并立即对被捕学生积极进行营救。当警察总监提出释放被捕学生的条件时1何炳松：《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1o5页。2《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1月27日。 3《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1月27日。 蔡元培慨然以身家作保表示同意。他还和师生们在校门口列队欢迎被捕同学归来。 5月8日北京政府决定撤免蔡元培北大校长职务并下令北京各校整饬学风。在巨大的压力下蔡元培悄然离京辞去北大校长之职。北京大学师生起了“挽留蔡校长”的斗争北京各校和社会各团体也积极响应。北京政府慑于群众的压力被迫电促蔡元培回任北大校长。由于校内外各方的再三敦促9月中旬蔡元培返回北大。他提出“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口号向北大和全国青年学生表示：自今以后“愿与诸君共同尽瘁学术使大学为最高文化中心定吾国文明前途百年大计”1。蔡元培在五四运动中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却不完全理解群众运动的作用；他忧国忧民富有爱国精神却看不到解放中国的道路。因而他认为救国运动已经完成学生应该“尽瘁学术”。这时的蔡元培依然局限在读书救国、科学救国的理想之中。 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知识界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蔡元培认为应以“学术自由”的原则去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与盲从不同研究马克思主义不必即信仰马克思。”11921年11月17日北京大学“马克斯学说研究会”在《北大日刊》上刊登启事正式宣布成立蔡元培支持研究会的成立并应约在会上讲话。当时北京政府到处防范“过激主义”北京大学居然允许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存在这说明了蔡元培的胆识。 192o年冬蔡元培赴欧美各国考察教育1921年9月回国。1922年初北京争取教育独立运动呈现蔡元培积极支持这一运动。3月他表《教育独立议》一文主张“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2。 1923年夏蔡元培再次赴欧。此后一段时间他虽然仍保留北大校长名义但已不主持北大实际工作。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1925年五卅惨案生后蔡元培在欧洲致电北京大学对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表示完全支持。并撰写《为国内反对日英风潮敬告列强》一文在欧洲各国报刊上用英、法、德等文字表揭露惨案真相。 1926年2月蔡元培由欧洲回国坚辞北大校长职务。虽因各方挽留辞职未果但仍滞留上海没有北上。1927年3月他由杭州到上海参与了蒋介石等策划的“清党”活动。4月初在蔡元培主持召开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上通过了吴稚晖等提出的弹劾案并要求国民党采取紧急措施将各地员加以逮捕。4月12日蒋介石动反革命政变。13日中央监察委员会开会通过了取缔“反革命分子”等项决议。 蔡元培作为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当群众运动日益高涨时害怕群众的觉悟和剧烈的反抗行动；同时他推崇无政府主义的互助论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并深受儒家中庸思想的影响。因此在革命高涨和政治大变动的时刻他一度陷入迷途。但不久即同国民党反动政权拉开了距离。1《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7月23日。 1李季：《马克思传·序》上海神州国光社1933年4月版。 2《新教育》第4卷第3期。 从1927年4月起蔡元培先后担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代理司法部长等职。1928年8月他辞去各职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直至逝世。 蔡元培是中央研究院的奠基人。该院于1928年6月正式成立在蔡元培的领导下至193o年中央研究院先后建立了物理、化学、工程、地质、天文、气象、历史、语言、心理、社会科学等研究所和一个自然博物馆汇集了丁西林、李四光、竺可桢、傅斯年、陶孟和、翁文灏等众多知名学者。蔡元培知人善任他聘请杨杏佛任总干事就是以杨之长补己之短。他说：“我素来宽容而迂缓杨君精悍而机警正可以他之长补我之短。”1他挑选造诣深厚的学者做各所的所长用有科学知识和有领导能力的人做总干事。他们都有充分的权力展其所长。因此中央研究院的经费虽不甚多却能在短时期内取得一些引起世界学者注目的科研成果。蔡元培为展我国的教育和科学事业倾注了满腔心血献出了毕生的精力。 国民党“清党”以后蔡元培曾希望依托蒋介石政权来谋取国家独立实现民主政治但这个政权越来越独裁完全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日本动九一八事变后政府又推行不抵抗主义强烈的使命感促使他起来抗争。 193o年8月邓演达成立第三党揭起反蒋旗帜蔡元培表示支持并打算同邓合作酝酿反蒋各派的大联合。1932年12月他和宋庆龄、杨杏佛等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主要任务是营救关押在狱中的政治犯。同盟成立前后他和宋庆龄等曾联名营救杨开慧、邓演达、史良、罗隆基、胡也频、陈独秀、牛兰夫妇、许德珩、罗登贤、廖承志、陈赓、侯外庐、丁玲、潘梓年等人。同盟的争取民主自由和营救活动引起蒋介石的恐惧与仇恨他指使国民党特务暗杀了杨杏佛并迫使同盟停止活动。尽管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但它是蔡元培后期政治生活的光荣一页。 1933年3月14日蔡元培等百余人起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纪念会。 他说：“迩年来我国以反对之故辄联而及于马克思之思想与学说寝且言者有罪此种观念亟应打破。”1在白色恐怖笼罩着的上海蔡元培等敢于带头起纪念马克思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1936年1o月鲁迅逝世。蔡元培不顾国民党当局的反对和宋庆龄等组织治丧委员会亲自执绋并致悼词。他说：“我们要踏着前驱的血迹建造历史的塔尖。”1这一果敢行动既表现了蔡元培对鲁迅没世不渝的友谊又是对国民党白色恐怖的愤怒抗议。 九一八事变后蔡元培坚决主张抗击日本侵略。他痛恨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主张枪口对外一致抗日。1933年5月他在上海青年会举办的国耻纪念会上表演说指出：日本侵华的目的就是要按照它灭亡朝鲜的老办法来灭亡中国。现在它在东北制造伪国就是这一套老把戏。1934年他又坚定地表示：我们“应该以大无畏的精神抵抗。只要我们抵抗我们的后辈也抵抗中国一定有出路”2。表现了一个爱国主义者的浩然正气。19371《蔡元培先生纪念集》第248页。 1《申报》1933年3月13日。 1《救亡情报》第24期1936年11月1日。 2王世杰：《追忆蔡先生》194o年3月24日《中央日报》。 年抗日战争爆后蔡元培于同年11月由上海移居香港。居港期间年老多病的蔡元培依然忧念国事不忘收复河山。“由来境异便情迁历史循环溯大原。还我河山旧标语可能实现在今年。”31938年4月会晤吴玉章时蔡元培“犹欣欣然以国共能重新合作共赴国难为国家民族之大幸”4。1939年12月蔡元培以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名誉主席身份为该分会撰写了一会歌歌词爱国热情洋溢充满反侵略战争必胜的信心：“我中华泱泱国。爱和平御强敌。两年来博得同情洋溢。独立宁辞经百战众擎无愧参全责。与友邦共奏凯旋歌显成绩。”1194o年2月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举行成立大会通过蔡元培、宋庆龄、等为大会名誉主席团成员。 194o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全国各地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深切哀悼蔡元培的逝世。在唁电中称颂蔡元培是“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周恩来在延安各界追悼大会上赠送的挽联中写道：“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这是全国人民对一代宗师蔡元培崇高、公正的历史评价。 3《蔡元培年谱》中华书局199o年版。 4《蔡元培先生纪念集》第98页。 1《中央日报》（重庆）194o年3月24日。 第四十章胡适胡适原名洪骍后改名适字适之笔名有希强、自胜生、铁儿、冬心、适、藏晖室主人等。安徽绩溪人1891年（清光绪十七年）12月17日出生于上海。他家是一个亦官亦商的地主家庭。其父胡传曾随吴大澂先后在东北边疆和广东海南供职颇有志于研究边疆地理。母亲冯顺弟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女子是胡传的第三房妻子。1893年胡适随母亲到父亲在台湾的任所。1895年回到家乡绩溪入塾读书。胡适6岁丧父由年轻的寡母抚育长大。19o4年他离开家乡到上海读书先后就读于梅溪学堂、澄衷学堂和中国公学。读书期间他受到严复、梁启的启蒙思想影响。中国公学是由一批富有革命精神的留日学生因抗议日本文部省的所谓“取缔规划”而归国创办的所以校内革命空气甚浓。这时的胡适经常为颇带革命倾向的《竞业旬报》写稿。从24期（19o8年8月）起他接任主编。从此他在《竞业旬报》上表的文章更多有时一期杂志差不多全是他一个人的手笔。他常用的笔名有自胜生、希强、适之、铁儿、适庵、冬心、骍、蝶等等。胡适在他所写的“社说”、“时评”、“时闻”、“杂俎”等文章里经常激烈攻击旧礼俗和批评政府官吏。此外他也时常表一些杂记、小品、诗词等文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曾连载自己创作的《真如岛》。 191o年夏胡适考取庚款官费留美。8月离上海9月到美国入康奈尔大学农科。一年多以后改学文科1914年获学士学位。1915年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著名哲学家杜威攻读博士学位。 留学期间胡适特别注意观风问俗有意识地参与当地美国人的社会生活使他对美国的文比、生活方式、社会组织有较深入的了解。他经常被当地各种社会团体请去作讲演通过这些讲演既训练了他自己的英语能力增加了阅历同时也向美国人介绍了中国的文化。这种经历对他日后深入探讨中西文化互相融合的重大课题极有帮助。 胡适从他的导师杜威那里受到的最大影响是对思想方法的高度重视。在学术方面他把实验主义的精义与中国传统治学方法——考证学相结合创造出他自己的一套治学方法。这套方法不但支配了他自己一生的学术工作也对一代中国青年学子产生重大的影响。自然杜威的政治哲学和教育哲学也对胡适产生了终生的影响。 但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期间胡适最为热衷的也是为他一生事业奠定基础的则是文学革命的尝试。 每谈起文学革命的历史胡适都要提到当时在留美学生监督处工作的钟文鳌。此人每月给分散在美国各地的中国留学生分寄官费时都顺便附上宣传废除汉字、改用罗马字拼音的传单。胡适很不赞成他这种轻率无据的态度但却因此引起他对中国文字语言问题的关切。胡适自幼在私塾读书时已备感古文与日用语言分离的痛苦。当深入研究这个问题之后他提出：“古文乃是半死之文字”白话的文字才是活文字的见解。从此他和几个最接近的朋友任鸿隽、梅光迪、杨杏佛、唐钺等经常在一起讨论中国的文字与文学问题。在讨论中梅光迪最守旧他绝对不承认“古文是半死的文字”。为了反驳梅氏胡适乃广泛搜集资料披阅中外文献著述来检验自己的立场和见解。由此双方辩论日多梅氏愈辩愈保守胡适则愈辩愈坚决终于激出“文学革命”的主张来并试验用白话作诗、作文。 1916年秋冬应《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之请胡适把他文学革命的基本主张用很谦虚的口气写成《文学改良刍议》一文。1917年1月刚刚到北京就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将《新青年》亦迁到北京编辑并表了胡适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胡适提出著名的八项主张：（1）须言之有物；（2）不摹仿古人；（3）须讲文法；（4）不作无病之呻吟；（5）务去烂调套语；（6）不用典；（7）不讲对仗；（8）不避俗语俗字。文中特别强调文学必须有真实的感情和思想切忌摹仿古人。他断言白话当为中国文学的正宗应当用白话写诗、作文作一切文学的利器。 文章表后反响特别强烈陈独秀接着表《文学革命论》一文把胡适的温和的学理式的主张变成了革命的檄文。 1917年7月胡适回国9月即到北京就任北京大学教授。从此他与《新青年》一班人如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以及鲁迅、周作人兄弟等结合在一起在蔡元培的支持下以北京大学为大本营以《新青年》为中心阵地高举思想解放的大旗开展了包括文学、思想、道德、政治等各个方面内容十分丰富而又有相当深度的赢得全国进步青年和知识界热烈响应的震荡全国的新文化运动。在这个运动中胡适成了与陈独秀齐名的领袖他在许多方面挥了有力的影响。 主要的有：1.继续推动文学革命运动。 围绕着胡适提出的八项主张人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最集中的是白话与文言的问题。反对白话文的主张亦时有表。他们视为最有力的理由是说以白话代替文言只是文学形式的变革文学革命应革其内容而不在革其形式。胡适回答他们说：“我们也知道单有白话未必就能造出新文学；我们也知道新文学必须要有新思想作里子。但是我们认定文学革命须有先后的程序先要做到文学体裁的大解放方才可以用来做新思想新精神的运输品。”1胡适认为文学形式的变革正是文学内容变革的必备条件。胡适更注意到要真正解决白话代替文言的问题必须成功地创造出有价值、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来。1918年4月他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堂堂正正地标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口号并系统地提出创造新文学的理论与方法。这篇极有分量的大文章被郑振铎诩之为“文学革命最堂皇的宣言”。胡适还表了一系列的文章提倡写实主义提倡写短篇提倡戏剧改革等等。但值得一提的是他独辟蹊径创作白话新诗。在白话与文言的论争中最受守旧派攻击的就是白话诗。胡适于1919年1o月表《谈新诗》一篇长文其中回答了争论中最关键的问题即新诗的音韵问题。从而为新诗的成立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朱自清说《谈新诗》一文“差不多成了诗的创造与批评的金科玉律了”。 192o年3月胡适的白话新诗集《尝试集》出版。著名文学史家陈子展评价说：“《尝试集》的真价值不在建立新诗的规范不在与人以陶醉于其欣赏里的快感而在与人以放胆创造的勇气。” ------------ 17 2.推动思想解放运动。 在新文化运动中，最能激励广大青年知识分子的是个性解放与思想自由。胡适于98年月发表《易卜生主义》一文，极力宣扬易卜生关于充分《尝试集》自序。 发展个人的个性与才能的主张，指出“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而要发展个人的个性，“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他特别强调易卜生的一句名言“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 个性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要解放人，就必须争得社会自由。胡适主张，应当“极力提倡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养成一种自由的空气”。920年8月，他同北大教授蒋梦麟、李大钊、高一涵等联名发表《争自由的宣言》。宣言中严厉抨击北洋政府的假共和真；要求废除一切破坏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迁徙及人身等项自由权的法律命令；切实保障人民最基本的自由权。这些要求在当时自然是与虎谋皮，但终究是一种自由主义的抗争，是推动思想解放的有力举动。 99年月，胡适发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这是新文化运动中真正具有纲领性意义的文献。文中提出最中心的口号是“重新评定一切价值”，这是思想解放最彻底的宣言。从此出发，可以打破一切教条的束缚，根本改变人们对传统道德、礼俗等等的看法，适应社会转型的新要求，重新确立各种规范。胡适就家庭、伦理、女子解放等问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提出了许多新观念，令人耳目一新，唤起广大的青年男女，向往新的社会，新的生活。这对五四以后中国一代青年的思想和行动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3.教育改革。 胡适是北京大学最年轻的教授，由于他学有根底，又富有新思想，了解国外教育的发展，加上在新文化运动中赢得极高的声誉，使他对教育改革问题拥有最多的发言权。他在就任北大教授的头一年就亲自创办了哲学研究所，给优秀毕业生提供深造的机会。他首倡在各系成立教授会来管理教学，造成教授治校的新风范。他提议实行选科制，有力地鼓励了青年向学的主动性。他还参与创办许多其他的研究所，倡办学术刊物学生自办文化学术团体，比如指导傅斯年、顾颉刚等创办《新潮》杂志等。这些，对改造旧北大官僚子弟沿袭下来的恶劣风气，推动青年思想进步，奠定新式高等教育的基础，皆有重要意义。 此外，胡适鼓励和平民教育，特别是倡导发展女子教育，在当时都产生巨大的作用。胡适还特别致力于学制改革。由他主稿的922年的新学制方案，被政府采用，推行全国，一直沿用到五十年代初期，其对使中国教育体制近代化，与世界教育发展相联系是至关重要的。关于中小学教材改革、教育方法的革新，胡适同样做了许多工作。 4.传播实验主义。 胡适是实验主义的忠实信徒，是在中国传播实验主义最主要的哲学家。 99年春，他发表《实验主义》一篇长文，系统介绍实验主义哲学，尤对杜威哲学作了更为详细的介绍。因其文章的风格相当中国化而又通俗流畅，很得知识界的好感。不久，杜威来华讲学，胡适陪他到各地演讲，充当翻译，更扩大了实验主义的影响。胡适以实验主义为基础，总结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提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十字诀，虽在流行中不免有片面性的流弊，但在当时学界还是产生了重要的积极影响。广大青年知识分子从自己向上进取和奋斗的需要出发，来领受实验主义哲学中的积极因素，即它的怀疑的勇气和力行实验的精神。 实验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中，总的说来对思想解放运动发生了有益的影响。这一点，瞿秋白和艾思奇都曾给予相当的肯定。 胡适初入北京大学，主要担任中国哲学史、英文学、中国史等课程。他用新方法讲授中国古代哲学，曾引起不小的震动。终因他学有根底，方法新颖而取得学生们的衷心悦服。许多老教师对他也刮目相看。99年2月，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出版，为他在学术上的地位奠定了不拔之基。蔡元培为此书写序指出，治中国哲学史，一方面须有深厚的“汉学”功底，另一方面又须有系统的方法。系统的方法在中国固有的学术传统中无可借鉴，只有借鉴西洋哲学史。然而懂“汉学”的人很少懂西洋哲学史的；而留过学，懂得西洋哲学史的，又多不具备“汉学”功底。唯有胡适，既有“汉学”功底，又懂西洋哲学史，故能成就此书。他还指出此书的四大特点（）证明的方法；（2）扼要的手段；（3）平等的眼光；（4）系统的研究。近年学术界已公认，《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以现代学术方法治中国哲学史的开山之作。 胡适在学术上取得重要成功的另一个领域是对中国几部著名的古典的研究。 920年7月，胡适写成《〈水浒传〉考证》一篇长文。他用严格的考证方法求出水浒传故事的历史演变，揭示出人物典型的形成与创造过程，以及成书之后的版本递嬗等等。这种推寻历史演化踪迹的方法，是考证学的一种新的应用，它启发了年轻的历史学家顾颉刚提出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形成了一个历史学中的新学派——古史辨派。 92年月，胡适又写成《〈红楼梦〉考证》。他打破清末以来种种附会的索隐派红学的迷雾，第一次提出《红楼梦》乃是作者自叙身世的一部写实主义的。从而把《红楼梦》研究引上学术研究的正途。这对中国史乃至中国文学史的研究都有积极影响。 在以后的七八年里，胡适又相继写成十几篇古考证的文字。经他考证和介绍的几种，一时都成了畅销书。又因为这些都是以较通俗流畅的白话文写成的，因而也推动了白话文运动的开展。 胡适津津有味地做这些考证，是同他更大的工作目标相关联的，这就是所谓“整理国故”。胡适指出，国故就是“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整理国故“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简言之，“打倒一切成见，为中国学术谋解放”2。 在整理国故的过程中，胡适提出“疑古”的口号。他认为古史中传说的材料甚多，可信的甚少。学者需做考证的工夫。他主张“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在他的影响和鼓励下，顾颉刚等一批具有新思想新方法的历史学家，在一个时期里专意从事辨伪书、辨伪事、辨伪史的工作。古史辨派一时大盛。 胡适在历史学方面的兴趣始终以中国思想史为主。《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之后，他曾断断续续地写作中国中古思想史。当写到佛教的禅宗史时，他发现可信的材料太少，不得不搁笔以待新材料的发现。92年，《新思潮的意义》，《胡适文存》集卷四，第2页。 2《胡适的日记》，922年8月2日。 《自述古史观书》，《古史辨》第册，第23页。 他为中英庚款事去欧洲，得机会到伦敦大英博物馆和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查阅敦煌写经卷子，从中发现禅宗大和尚神会的语录两万多字。中国原有关于神会的材料不过00余字，这同神会在禅宗史上的地位极不相称。胡适回国后，陆续整理他的发现，于930年出版《神会和尚遗集》，其中附了一篇2.万多字的《神会传》。此书的出版，很受日本学界的重视。此后直到晚年，胡适对禅宗史的研究始终饶有兴味，并与日本学者保持交往。 胡适的整理国故，实即是借鉴西方的学术方法整理中国的文化遗产，这是中西文化互相融通的具体实践。因此，胡适把这看作是建设中国新文化的必要环节。在整个二三十年代，胡适亲自主持了整理国故和编译西书两项大规模的学术活动。可惜，因社会的不安定，使这两项工作无法长期坚持进行下去。 借鉴和学习西方文化，改造中国的旧文化，创造现代的新文化，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目标。先进的中国人皆视为当然。但一部分保守的复古派或国粹派则另有主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使西方一部分人，对自己的文明怀疑起来，欧美都出现了一股相当强烈的保守主义思潮。刚刚欧游回国的梁启超发表《欧游心影录》，其中有“科学破产”的话。于是颇有一些人也跟着怀疑科学，怀疑民主，怀疑个性解放的道理，以为重振中国固有的文明才是唯一的出路。保守主义思潮遂亦大为抬头。92年，梁漱溟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923年，张君劢在清华学校发表《人生观》的演讲，两者都表现出对科学及西方文化怀疑和批判的倾向。胡适相继发表《评梁漱溟先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和《〈科学与人生观〉序》两篇长文，严厉地批评了贬抑西方文化，吹捧东方古文化的保守主义倾向。他强调人类文化的同一性，强调科学与民主应是各民族现代发展的共同方向。92年，胡适又发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集中批评那种把西方文明说成仅仅是物质文明，中国文明才是精神文明的纯主观的说法。他强调说，任何文明都包含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方面，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西方文明承认人的物质享受的正当性，努力发展物质生产，提高人的生活水准，创造生活上的种种便利，以解放人的精神创造力，从而产生了高度发展的科学、艺术及各种文化设施，其道德与政治生活也跟着提高。从十八世纪的自由、平等、博爱，到十九世纪的社会主义，都是东方人不曾梦见的精神文明的产物。而中国固有的精神文明，其最高产物不过是士大夫的心性修养论。人们“越向内做工夫，越看不见外面的现实世界；越在那不可捉摸的心性上玩把戏，越没有能力应付外面的实际问题”。结果是贫穷、愚昧、落后。这种中西文化的争论，到三十年代再度爆发。935年月，有所谓“十教授”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声称已经“没有了中国”，“没有了中国人”，意即中国文化已被毁弃了，必须重建中国本位的文化。胡适在《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一文中评论道，此宣言表面上持折衷主义，实质上是清末以来对抗新文化的保守主义思想的最新翻版，“是今日一般反动空气的一种时髦的表现”。胡适指出，文化自身都有其保守性或惰性。而中国旧文化的这种惰性尤大。人们大可不必替“中国本位”担心，这个本位是不会失去的。我们应该让现代的新文化和我们固有的老文化充分接触，借它的锐气打掉一点我们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新旧结合所产生的结晶品当然仍是中国本位的文化，仍是中国人的文化，是毫无可疑的。 胡适在929年写的一篇英文论文里，不慎用了一个可被理解为“全盘西化”的英文单词holesaleesterizatio，遂长期被认为他是一个“全盘西化”论者。其实，胡适用这个单词只是用以反对各种折衷的、主观预设各种限制的中西文化观，强调不同文化自由接触、互相沟通、互相琢磨，从中产生出新的文化。这是他有关中西文化最基本的见解，但有时为一些盲目夸大的国粹主义言论所激，他也讲过一些颇为偏激的话，如说中国“百事不如人”，说中国人“一分像人，九分像鬼”之类，颇引起人们的反感。直到他死前一年，还因发表一篇严厉批评中国旧文化的演讲而遭致台湾政界、学界一些人的围攻。 胡适是一个学者，但他和许多同时代的知识领袖一样，面对多灾多难的祖国，终不能忘情于政治。97年刚回国的时候，他曾下决心“二十年不谈政治”，力图“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但五四运动把政治问题尖锐地提到每个人的面前，胡适也不得不谈政治了。99年7月，他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从他的实验主义出发，主张渐进的一点一滴的改革，反对各种所谓的“根本解决”。他的主张受到李大钊等人的批评。从此，在政治上，他开始与他的一批比较激进的朋友陈独秀、李大钊等分道扬镳了。 92年月，胡适与他最接近的朋友丁文江等组织起一个不公开的小团体，叫做“努力会”。次年5月，又办起《努力周报》，宣传他们的和平渐进的改革主张。胡适邀集蔡元培、王宠惠等十六位教授名流，发表由他起草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基本内容是主张以建立“好人政府”，作为现阶段政治改革的目标。“好人政府”的标准是实行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有计划的政府。这篇宣言引起很广泛的讨论，但终只限于纸上的政谈而已，根本不曾收到什么改革政治的效果。不久，胡适针对中国对于时局的声明，写了一篇《国际的中国》发表在《努力周报》上。文章着重表明当前并没有国际帝国主义侵略的威胁，因此，现阶段“只须向民主主义的一个简单目标做去，不必在这个时候牵涉到什么帝国主义的问题”。 923年春，胡适到杭州烟霞洞养病。《努力周报》委托高一涵、张慰慈等几个人维持。胡适对谈政治越来越没有精神了。到了0月，曹锟贿选当上总统，北洋政府的黑暗政治可谓达于极点。胡适始承认“我们谈政治的人，到此地步，真可谓止了壁了。”《努力周报》随即停刊。 927年5月，胡适从国外归来，一时不能回到北京，乃在上海租屋定居下来，一度担任私立光华大学的教授。928年4月，胡适就任中国公学的校长，同时和几个朋友办起《新月》杂志。那时，刚刚取得统治权的国民党人，正以“革命”的名义，大力诛除异己，气焰正盛。胡适看不过去，于929年接连在《新月》上发表《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有宪法》、《知难行亦不易》及《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几篇文章，激烈抨击国民党的，并涉及孙中山与蒋介石。这激怒了国民党人。他们查禁《新月》，拒为中国公学立案，还组织一批党内人士撰文围攻胡适。胡适被迫辞去中国公学校长，在离沪重返北京大学之前，表明他批评国民党，并非出于恶意，只是“希望它自身改善”。 由于有这一段经历，后来宋庆龄、蔡元培等组织民权保障同盟时，亦邀胡适加入，并请他组织北平分会。这其实是“历史的误会”。胡适是作为自《我的歧路》，《胡适文存》二集卷三。 由主义者而关注人权；而同盟的主要领导者则是出于反蒋的政治目的而提倡民权。有此根本区别，难免发生分歧。果然，胡适入会不过一个月，于933年2月初，便与同盟总部公开发生分歧，遂“自由出会”。 九一八事变后，胡适在对日态度上与蒋介石政府颇相近，他主张对日谈判，主张谋求国际支援，反对抗日。此后，他即以“诤友”的资格时常对政治、外交等问题发表意见，提出建议。932年5月，他同几个朋友合作办起《独立评论》。他本人发表20余篇文章，其中绝大多数是讨论时局与外交的。他一面拥护蒋介石政府，反对和地方反蒋势力；一面力倡民主政治，反对独裁。曾在《独立评论》上倡导关于建国问题的讨论。在对日问题上，则坚持通过国际交涉予以解决。 抗战爆发后，胡适转而拥护抗战，并受蒋介石之托，出访欧美，作“民间外交”。938年0月，进而受命为驻美大使，以学者而充外交官，实非其所长。所幸他在美国朝野声望颇好，加之他有卓越的演说才能，对唤起美国舆论，同情中国抗战，不无贡献。942年9月，胡适卸去大使职务，在纽约租屋暂住，重回到他的学术生活。从这时起，考证“《水经注》案”成了他晚年主要关注的研究课题。 抗战胜利后，胡适受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归国前由傅斯年暂代。94年夏，胡适自美归国。不久，全面内战爆发，烽烟四起，教师学生都极不安定。他一面国民党的战争，一面又抵制军警特务对学校的干预，常常奔走于南京、北平之间，在政府与学生两面压力下精神困扰不堪，一度要求辞职而不果。只有继续考证《水经注》案，聊为寄托。这期间，蒋介石两度敦促胡适从政，均被婉拒。948年2月，北平解放前夕，胡适乘蒋介石所派专机，匆匆飞离北平，不久去了美国。 胡适于949年4月2日抵旧金山。隔了一天，人民解放军即解放南京。随后，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统治即宣告结束。这一个大变局对胡适的打击太大了。很长时间，他精神陷入极度苦闷，无心做学问，亦无颜见客，重新住进他原在纽约租住的寓所里，过了将近0年的寓公生活。其间除一度在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图书馆工作两年之外，只是偶尔在一些大学临时担任讲座，其余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均消磨于“《水经注》案”的考证。 所谓“《水经注》案”，是指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一部分学者，如魏源、张穆、杨守敬、王国维、孟森等，认为清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戴震偷窃了赵一清治《水经注》的研究成果这一公案。胡适最初治此案只是为其同乡前辈（戴震是安徽休宁人，休宁与绩溪皆属徽州）洗冤白谤。但此案涉及的材料太多，被学者们弄得相当复杂。胡适以近20年的心力对此公案作考证，留下了值得注意的学术成绩。这主要是（）发掘大量史料，证明戴震不曾偷窃赵一清的《水经注》研究成果。其中有些证据可以视为“铁证”。从而多少廓清了在这一问题上的许多偏见。（2）胡适第一个揭示出，攻击戴震偷窃赵一清《水经注》研究成果这一公案，反映着清后期理学与反理学的斗争。（3）胡适以其地位和声望，能得到各方面的帮助，因而得见其他人不曾见到的《水经注》版本，加以认真比勘、考证，弄清各种版本的源流及其价值，因而对版本和目录学是一大贡献。 胡适埋头考证的同时，与台湾知识界、政界仍有密切联系。由他参与创办的《自由中国》杂志，于949年月在台北创刊，一直到90年始被迫停刊。其间，胡适一度担任该刊的发行人。该刊的实际负责人是雷震。雷本是国民党的高级官员，因不满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积极推动民主运动。《自由中国》杂志成为民主运动的一个中心，为此多次受到当局的干预。胡适本人也屡次受到蒋家父子御用势力的攻击。但权衡政治得失，蒋介石还是决定把胡适召回台湾担任中央研究院的院长。 胡适958年4月到台北赴任。90年，雷震因酝酿组织反对党而被当局投入监狱。此后，胡适再度陷入精神苦闷之中，且屡次复发心脏病。92年2月24日，在一次中研院欢迎新院士的酒会上，终因心脏病猝发而去世。终年7岁。 胡适一生著述甚丰，约略估计在2000万字以上。目前流行的则只有他生前自编的《胡适文存》三集和《胡适论学近著》一辑。他死后，台北远流出版社出版《胡适作品集》37卷。此外，有台湾胡适纪念馆编印的《胡适手稿》30册，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耿云志编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42册。 第四十一章梁漱溟梁漱溟，名焕鼎，字寿铭，早年曾用笔名寿民、瘦名，后又取字漱溟，有时将溟写作冥。893年重阳节（光绪十九年九月初九）生于北京。梁家祖籍广西桂林，但自849年梁漱溟的曾祖父进京会试中榜，做了直隶正定的县令后，梁家便移居北京。梁漱溟有兄妹四人，上有哥哥焕鼐，下有妹妹焕洁、焕绅。 梁家本是名门望族，其始祖也先帖木儿是元朝建立者忽必烈的第五子和齐克之子。但传至梁漱溟的父亲梁济时，梁家已经中衰。梁济虽也中过举人，做过几年小小的京官，然其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贫困与压抑中度过的。据梁漱溟回忆，他家有时拮据得要靠典当母亲的妆奁来维持生计。 898年，梁漱溟开始在家启蒙受读。由于父亲梁济早年受西方思想的影响，比较开明，他不仅过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主持的洋务新政，对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也表赞同，因此，当梁漱溟读完《三字经》、《百家姓》后，父亲就再也没有让他按照惯例往下读儒家的四书五经，而是要私塾先生拿了一本介绍世界各国历史、地理的《地球韵言》来教他，梁漱溟第一次从中知道了“欧罗巴、亚细亚、英吉利、法兰西”。翌年，福建人在北京创办的第一所新式学堂“中西小学堂”首次招生，梁济又立即将梁漱溟送到那儿学习。后来由于社会的动荡和学制的混乱，梁漱溟又先后进“南横街公立小学堂”、“启蒙学堂”、“江苏小学堂”学习，中间还有两年时间是在家塾中度过的。 90年，梁漱溟小学毕业，入“顺天中学堂”学习。“顺天中学堂”为福建人陈璧所创办，它是北京地区最早的新式中学之一。梁漱溟在顺天中学堂呆的时间较长，直到9年他中学毕业。中学时代对梁漱溟的一生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他在晚年时写道“我自十四岁进入中学之后，便有一股向上之心驱使我在两个问题上追求不已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了什么；二是社会问题亦即是中国问题，中国向何处去。”“对人生问题之追求，使我出入于西洋哲学、印度哲学、中国周秦宋明诸学派间，而至后来被人看作是哲学家。对社会问题之追求，使我投身于中国社会改造运动，乃至加入过革命组织。总论我一生八十余年（指十四岁以后）的主要精力心机，无非都用在这两个问题上。而这两个问题的开端和确立，便自中学时代始。”在梁漱溟进顺天中学堂学习的时候，正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立宪运动日益高涨。受父亲的影响，梁漱溟开始虽梁启超等资产阶级立宪派的。然而，当历史进入9年后，由于清预备立宪的破产，梁漱溟放弃了原来君主立宪的立场，而站到了反清革命的队伍一边，成为京津同盟会会员，是辛亥革命的积极参加者。清帝退位、南京临时政府北迁后，他被派到《民国报》任外勤记者。《民国报》是革命党人的一份报纸，原创办于天津，南京临时政府北迁不久，迁往北京。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民国报》又成了国民党的机关报。 由于职业的关系，梁漱溟经常出入于民初各政党团体的本部，参加各种政治会议，采访各式政界人物，耳闻目睹了一幕幕政治丑剧。现实政治生活中的丑恶现象，与他所想象的政治理想的反差实在太大了。作为一个刚中学《梁漱溟问答录》，湖南人民出版社988年版，第5—页。 毕业步入社会并对未来充满着幻想的青年，他对此深感苦闷和失望。他回忆说“在此期间内，读书少而活动多，书本上的知识未见长进，而以与社会接触频繁之故，渐晓得事实不尽如理想。对于‘革命’、‘政治’、‘伟大人物’皆有‘不过如此’之感。有些下流行径，鄙俗心理，以及尖刻、狠毒、凶暴之事，以前在家庭、在学校所遇不到的，此时却看见了；颇引起我对于人生感到厌倦和憎恶。”为了摆脱因对人生感到厌倦和憎恶引起的痛苦，93年春，梁漱溟辞去了《民国报》记者之职，回到家中，潜心于佛学，过起了隐居生活。 9年，梁漱溟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究元决疑论》长文，此文分为“究元”和“决疑”两大部分，其宗旨是“批评古今中外的各家学说，唯独推崇佛学一家”2。就内容来看，《究元决疑论》实际上是梁漱溟本人生活和思想的总结，是他为生活在大变动时代的人们提供的一幅医治精神空虚而感到忧虑、不安和痛苦的药方，即他在此文的“跋”中所说“为世间拔诸疑惑苦恼”。尽管在理论上，《究元决疑论》并没有什么重大创见，但它那立论的方法，广博的知识，尤其是对人们所普遍关切之人生问题的探索，获得了学术界的好评。9年底，蔡元培应当时教育总长范源廉之邀，从欧洲回国接受北京大学校长一职。他途经上海时看到了《东方杂志》上的这篇文章，读后颇感兴趣。不久，当梁漱溟经范源廉介绍前去拜访时，蔡便当面邀请梁漱溟这位年仅24岁的中学毕业生到北大教书，讲授印度哲学。 梁漱溟当时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张耀曾的机要秘书，尽管他接受了蔡元培的邀请，但直到97年0月他才到北大正式上课。到北大的第一天，他在校长室找到蔡元培和文科学长陈独秀，问他们对孔子持什么态度。蔡元培感到有些突然，犹豫了一阵回答说，他们并不反对孔子，儒家学说作为一门学问值得研究，至于孔子历史上的影响和地位可以讨论。梁则表示，他“不仅仅是不反对而已”，他“这次来北大除替释迦、孔子发挥外，不再做旁的事”。因此，他在讲授印度哲学之余，又陆续开设了唯识哲学、儒家哲学、孔子铎旨等课程，并出版了《印度哲学概论》（9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和《唯识述义》（920年由北大出版）两书。当时思想文化界围绕什么是东方文化，什么是西方文化，东西文化孰优孰劣，中国文化的出路是东方化还是西方化等问题，争论得十分激烈。为了研究这些问题，梁漱溟于98年0月在《北大日刊》上登了一则广告，征求有志于研究东方学的人。但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人们大都醉心于西学，对东方学无大兴趣，因而“应者寥寥”。梁漱溟只好在哲学研究所开办了一个“孔子哲学研究会”，将自己的意思“略微讲了一个梗概”。“孔子哲学研究会”只维持了一段时间，到这年月底，因父亲梁济自杀的影响，便搁置下来。但梁漱溟对东西文化的研究仍在进行。920年秋，他开始在北大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部分讲稿陆续在《少年中国》上刊载。92年暑假，他应山东省教育厅的邀请，到济南作了40天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演讲。是年秋，演讲稿整理出版。这是梁漱溟第一部有重大影响的著作。在此书中，梁漱溟“批评东西文化各家学说，而独发挥孔子哲学”，从文化渊源和人生哲学上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了全面的清算，“并指出世界最近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东西梁漱溟《我的自学小史》，见《我的努力与反省》，漓江出版社987年版，第3—37页。2《梁漱溟问答录》，湖南人民出版社988年版，第33页。 文化及其哲学》的出版标志着梁漱溟“从青年以来的一大思想转变”。此书认为，文化是“生活的样法”，而生活是“事的相续”，“事的相续”又是“意欲”活动的结果，由于意欲的不同，产生了人生三大问题，即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宇宙间的因果法则。与这种问题相适应，便形成了人类的三大文化路向，即“向前面要求”、“调和持中”和“反身向后去要求”，这三大文化路向的代表分别是西方、中国和印度，它们之间的一切差异就在所走文化路向的不同。书中依据中国的陆王心学和西方的柏格森生命哲学，对孔子哲学进行了新的诠释，建立起中西合璧的“新孔学”。梁漱溟既反对“全盘西化”，也在理论上不赞成中西文化的互补调和，而主张“对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同时“批评地把中国原事态度重新拿出来”。他通过对西方社会经济、思想、学术之“变迁”的考察，得出“世界未来的文化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的结论。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一年之内就连续再版了5次，盛况空前。梁漱溟本人也因此成了现代中国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和新儒学的开启者。 924年秋，为了实践自己对教育问题的“新认识”、“新设想”，梁漱溟辞去了北大教席，前往山东担任曹州六中校长，并负责筹办拟议中的曲阜大学。犹如北京大学是中国新式教育的中心一样，拟议中的曲阜大学将是中国传统教育的中心。但梁漱溟在山东没有呆很长的时间，925年春他就辞去了曹州六中校长的职务，回到北京。先居清华园，编刻他父亲的遗文《桂林梁先生遗书》，后移居什刹海，与追随他来北京的十几个曹州六中学生同住共读，从事讲学。 927年5、月间，梁漱溟应他的老朋友李济深的一再邀请去了广东，其目的是实验他的“乡治”计划。所谓“乡治”，按梁本人的解释，“即从乡村自治入手，改造旧中国，建立一个新中国”。据梁说，这是他经过几年的烦闷思索而得来的“最后觉悟”。开始，梁漱溟打算在广州招收一批学生，仿“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办一个“乡治讲习所”。为此，他利用自己代李济深为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建设委员之便，拟了一份《请示乡治讲习所建议书》，报请广州政治分会和国民党中央审批。由于国民党中央各机构相互推诿，开办乡治讲习所之事不了了之。 929年2月，梁漱溟离粤北上，一路参观考察了陶行知的晓庄乡村师范，黄炎培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江苏昆山办的乡村改进会，晏阳初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河北定县办的乡村改革实验区，以及阎锡山的山西地方自治。后来他把自己一路所见所闻和感想，写成《北游所见纪略》，发表在《村治月刊》上。 本来梁这次北上参观考察的目的是为回到广东办“乡治”积累经验，但他离开了广州不久，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年3月，因蒋桂矛盾激化，李济深被蒋介石软禁于南京。因此，梁没有再回广东。时值他的老朋友王鸿一、彭禹廷、梁耀祖等人正在北方大力提倡“村治”。929年月，王鸿一得到阎锡山的资助，在北平创办《村治月刊》。930年月，王鸿一、彭禹廷等在冯玉祥及其部下、河南省主席韩复榘的下，创办河南村治学院。梁漱梁漱溟《我的自学小史》，见《忆往谈旧录》，中国文史出版社987年版，第2漱溟问答录》，第50页。 溟先后出任《村治月刊》主编和河南村治学院教务主任。930年0月，韩复榘由河南调往山东，河南村治学院停办。 河南村治学院关闭后，韩复榘表示欢迎梁漱溟等人到山东继续他们的乡村运动。93年月，梁漱溟等到了山东。他们改“乡治”、“村治”为“乡村建设”。据梁解释采用这个名称的原因是“因为当时人们都提倡建设，建设有许多方面，我想我们搞的工作是乡村的建设工作，所以用了乡村建设这个名称”。 93年月，梁漱溟等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作为从事乡建运动的机关。院长是梁耀祖，梁漱溟为研究部主任。不久，梁耀祖离去，由梁漱溟继任院长。院下设研究部、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乡村服务指导处、社会调查部等机构和实验县。该院从创办到937年山东沦陷而关闭，年间，为乡村建设培养了大批人才。其中研究部共办了两期，培养学生58人；训练部共办了3期，培养学生040人；其他短期训练班4期，培养学生300人；共计2400人。实验县开始只邹平一处，933年又辟菏泽为实验县，最后实验工作扩展至许多县。在实验县，普遍设立乡农学校，实行教育机关与政权机关合一，以此改造乡村组织。此外，在培养良种、推广农业技术改革、举办各类合作社等方面，乡村建设研究院也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从事乡村建设实验的同时，梁漱溟还完成了《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932年由北平村治月刊社出版）、《乡村建设理论》（937年由山东邹平乡村书店出版）和《答乡村建设批判》（94年由重庆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等著作的写作。 《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书，是从文化的角度来阐发乡村建设的意义。梁漱溟认为，由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特殊性，因此，只有“村治”或“乡村建设”才能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成为中国文化出路的唯一选择。从该书对中西文化的总体认识及其所得出的结论来看，实际上它是对《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理论观点的进一步发挥和运用，在有的方面显然更为保守。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他主张在复兴儒家人生态度的基础上吸取西方的民主与科学，但这时他却认为中国人不能运用西方近代的民主制度不是一时的现象，西方民主制度在中国是无论如何也建立不起来的。 《乡村建设理论》（一名《中国民族之前途》）是梁漱溟正面阐述他的乡村建设理论的著作。全书分为甲、乙两部分，甲部“认识问题”，主要谈的是乡村建设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乙部“解决问题”，具体论述了乡村建设的主要内容、方法以及乡村建设在解决中国政治和经济问题上的重要意义。该书认为“中国问题并不是什么旁的问题，就是文化失调——极严重的文化失调。其表现出来的就是社会构造的崩溃，政治上的无办法。”具体说来，中国本是“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社会，不同于西方的“个人本位，阶级对立”。自西洋风气传入后，旧的社会构造被破坏了，但中国并没有走上西方社会的道路。“东不成，西不就”，“旧辙已经脱失，新轨未得安立”，这就是文化失调，就是中国各种各样问题的根源所在。这种“文化失调”论，可以说是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既然中国问题就是“文化失调”，就是“其千年相沿袭之社会组织构造既已崩溃，而新者未立”，那末，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就不是对谁革命，而是改造文化，即“中国固有精神与梁漱溟《回忆乡村建设》，见《忆往谈旧录》，第2页。 西洋文化的长处二者为具体事实的沟通调和”，建设一种“新的社会组织构造”、“新的礼俗”。“此沟通调和点有了，中国问题乃可解决”。梁漱溟寻找到的这一“沟通调和点”，就是乡村政权机关与教育机关合而为一的“乡农学校”。 935年4月，新知书店出版了千家驹、李紫翔主编的《中国乡村建设批判》论文集。此论文集对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在全国兴起的乡村建设运动，包括梁在山东从事的乡村建设运动，从理论到实践都进行了批判。梁漱溟的《答乡村建设批判》一书，就是对这些批判意见的总答复。 937年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解散后，梁发表《告乡村工作同仁同学书》和《乡村工作人员抗战工作指南》，号召乡村建设工作者团结一致积极投入抗日救亡活动，动员和组织民众密切配合正规军与游击队同日寇作战。他本人则被南京国民政府委任为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国民参政会成立时，梁又被选为参政会驻会委员。938年初，他曾只身前往延安与领导人会谈。939年初，又赴鲁豫苏皖抗日游击区视察抗战情况。 939年0月，为了形成界于国共两党之间的“第三者”的立场和力量，更有力地调停国共两党争端，梁漱溟同沈钧儒、黄炎培、张澜、左舜生、李璜、曾琦、罗隆基、章伯钧等在重庆发起成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通过了《统一建国同志会信约》和《简章》。月29日，梁漱溟面见蒋介石说明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动机及该会的性质。蒋以不组织正式政党为条件，允许成立。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不仅大肆，而且对民主人士也实行高压政策。 为调解国共之间的关系，力争中间党派的生存和发展，940年2月下旬，梁漱溟与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等在重庆多次秘密集会，讨论时局，以为“广大中间人士如吾侪者，不容自轻责任，必当慷慨而起，联合同心，进而推动两党团结抗敌”，并决定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94年3月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召开成立大会，通过了《同盟政纲》、《敬告政府与国人》及同盟简章，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梁漱溟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后受同盟委托，梁漱溟前往香港创办同盟机关报，以争取社会舆论的。同年9月8日，同盟机关报《光明报》在香港创刊。0月日，《光明报》发表梁漱溟起草的社论，宣布同盟为“国内在政治上一向抱民主思想各党派一初步结合”，要“以言论以理性去活动，争取大众的同情拥护”，“培养起中国政治上的民主势力”，“奠定国内的永久和平”。同盟的公开活动，引起了国内外广泛注意，对之热情。《解放日报》以“中国民主运动的生力军”为题发表社论，指出该同盟为民族独立、民主政治而奋斗，顺应了全国人民的要求，并祝愿其“所负使命得迅速实现”。 94年2月香港被日军攻占后，梁漱溟在地下组织的帮助下撤回到国内。自942年起，他在广西一面写作《中国文化要义》，一面从事民主政团同盟的组织活动。944年9月，民主政团同盟改称中国民主同盟，梁漱溟仍被选为常务委员，并任国内关系委员会主任委员。 94年月0日，根据国共“双十协定”的有关规定，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梁漱溟是民盟出席会议的9名代表之一。在会议期间，他与其他民主爱国人士一道，主张和平民主建国，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94年5月初，他出任民盟秘书长，积极调停国共两党争端，为国内和平奔走尽力。7月，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李公朴、闻一多先后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梁漱溟以民盟秘书长身份发表谈话，愤怒地指出“刺杀李公朴、闻一多先生是特务所为。”并说“有第三颗子弹吗？我就在这里等待着！”“我个人极想退出现实政治，致力文化工作”，“但像今天，我却无法退出了”。“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我倒要看看国民党特务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杀光。我在这里等待着他！”8月日，梁漱溟偕同民盟副秘书长周新民自重庆飞抵昆明，调查李、闻被刺真相，2日发表《中国民主同盟代表梁漱溟报告李、闻暗杀案调查经过》，以大量事实揭露了国民党特务的法西斯罪行和国民党当局对李、闻惨案调查的百般阻挠。 是年月，因国共和谈破裂，内战全面爆发，民盟失去了调停者的作用，梁漱溟于是辞去民盟秘书长一职，到重庆北涪勉仁国学专科学校讲学，并继续他的《中国文化要义》的写作。949年月《中国文化要义》一书完稿，同年月，由成都路明书店正式出版。 《中国文化要义》全书共23万字，分为4章。就其主要内容及最后结论来看，正如梁在本书的“自序”中所言，它与此前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和《乡村建设理论》三书“在思想上”是“一脉衍来，尽前后深浅精粗有殊，根本见地大致未变”，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如果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重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比较，《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和《乡村建设理论》重在对乡村建设兴起的原因、内容、方法及其意义的探讨的话，那么，《中国文化要义》一书则重在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分析，其特点是强调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特殊性。 949年月底重庆解放后，、周恩来邀梁漱溟到北京共商建国大计。2月，梁携眷离开北涪北上，于第二年初回到他阔别近四分之一世纪的北京。95年0月，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梁漱溟是949年后留在大陆的极少数拒绝对自己以前的思想作认真检讨的老一辈学者之一，因此遭到一系列的思想批判。953年9月，他在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受到的激烈批评。从此在中国政治舞台和学术思想界销声匿迹达27年之久。十年动乱中，梁漱溟和许多民主爱国人士、老一辈学者一样遭到迫害，他被抄家、游斗，夫人被殴打。然而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梁漱溟也没有停止对人生问题（“人活着为了什么”）和中国问题（“中国向何处去”）的思考，先后写了不少这方面的文章和著作（这些文章和著作大都未能在当时发表或出版），其中最能体现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的是《人心与人生》和《东方学术概观》两书。 梁漱溟立意写作《人心与人生》一书已久。早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后两年，梁就开始认识到该书的重大错误之一，“便是没把孔子的心理学认清”，而要改正这一错误，关键在“辨认人类生命（人类心理）与动物生命（动物心理）异同之间”。92年5月、927年2月和934年前后，他曾以《人心与人生》为题作过三次讲演，92年5月还写有一篇《人心与人生自序》。时隔20多年，到90年，梁正式动笔写作，至9年夏，写出了前七章。这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他所收集的有关资料和参考用书在动乱中尽失，写作只好停止。从970年起，又重理旧绪，写作不辍，975年7月终于完成了全部写作。又越9年，即984年，此书由学林出版社出版问世。这部书共分2章字，主要讲的是“以理性为体，本能理智为用”的文化心理学。梁漱溟的这种文化心理学，在三十年代已见雏形，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又有进一步的论述，但系统阐发，则是在《人心与人生》一书之中。 《东方学术概观》是由《儒佛异同论》、《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和《东方学术概观》三篇文章组成的一本论文集（98年由巴蜀书社出版）。《儒佛异同论》写于9年“文化大革命”中，是在没有一本参考书情况下写成的。顾名思义，该文谈的主要是儒、佛两家的异同问题。《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写于974年。当时正在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彻底否定孔子，并把的所作所为归罪于孔孟之道。梁漱溟不同意这种做法，于是著文表示自己的态度。在他看来，孔子是中国四五千年文化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性人物，其功过应视中国文化在世界史上表现出的成功失败而定之，总的来看，是功大于过，就是过，有的也是后儒之失，而孔子不任其咎。《东方学术概观》初稿写于五六十年代，975年写完《人心与人生》的全书后，对初稿作了“重新写作”。梁认为，东方学术包括儒、释、道三家。三家均重在修证，重在人生实践，并非仅是一种哲学；哲学只是其实践中所得之副产物。儒家肯定人生，佛家否定人生，道家肯定人生，却又主张出家修炼，三家人生态度各不相同，但出发点均为“人”，具有以下共同特征心力之用向内不向外；学者自愿真切，有不容己；为学要在亲证离言。 进入八十年代，由于改革开放和“左”的影响的被排除，梁漱溟又重新恢复了他的政治和学术活动，980年他被推选为全国政协第五届常务委员会委员和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他的一些著作如《人心与人生》、《东方学术概观》、《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要义》以及《梁漱溟教育文录》、《我的努力与反省》、《忆往谈旧录》、《朝话》等文集也先后出版或再版。八十年代中，他不顾自己90余岁的高龄，又重返大学讲坛，出任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多次给学员讲授《中国文化要义》、《略论孔子及其后儒学术传衍流布的分歧与它的时盛时衰》等大题目。当然，由于年事太高，除了整理、修改一些旧著外，这一时期梁漱溟没有什么新的论著问世。 988年月23日，这位现代中国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和政治活动家，走完了他漫长曲折而又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生旅程，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梁漱溟逝世后，他的遗文被编为《梁漱溟全集》（共8卷），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第四十二章郭沫若郭沫若，892年月日（清光绪十八年九月二十七日）生于四川乐山观峨乡沙湾镇。乳名文豹，学名开贞。“沫若”是他99年9月日首次在《学灯》上发表新诗时所用的笔名，取他故乡沫水（大渡河）和若水（青衣江）两河合龙之意。 郭沫若祖籍福建汀州宁化，于78年定居沙湾。至其父郭潮沛时，他家发展为一个兼营商业的中等地主。郭潮沛重视子女的教育，对郭沫若及其兄弟的成长起了重要作用。大哥郭开文（877—93），是四川第一批留日学生之一，较早接受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对郭沫若有较深的影响。 897到905年，郭沫若在私塾读书。905年考入嘉定高等小学堂，907年升入嘉定中学堂，一直到909年。这期间，他开始向文学方面发展。课余时间他阅读了梁启超翻译的《经国美谈》、《意大利建国三杰》，严复译的《天演论》等外国作品。这对他后来的文学发展及思想倾向都有重大影响。郭沫若在学生时代就具有反抗的个性。909年0月嘉定中学有学生和营防军发生冲突，学生被打成重伤，郭沫若以学生代表身份要求学校出面交涉，被校方开除。次年2月插入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丙班就读，又因为代表班级参加全市罢课斗争，于9年月被学校开除，由于他大哥郭开文是该校教员，才得以继续在该校就读。 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诞生，唤醒了郭沫若革命民主主义的意识。但他不能忍受辛亥革命后的黑暗现实，渴望到外地去寻找新的生活。促成他离乡远行的，还有奉父母之命，与张琼华成婚的不幸婚姻。93年底，他东渡日本留学。 94至923年，郭沫若先后就读于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冈山第六高等学校、九州帝国大学医科。这0年是郭沫若学生时代最勤勉的一段。除学习日、德、英几门外语外，医学功课非常繁重，但他很刻苦，获得了医学士学位。后来他之所以放弃行医，走上了文学的道路，是因为得过伤寒，留有后遗症，两耳重听的缘故。 留学日本对郭沫若一生的发展十分重要。日本帝国主义于95年5月向北京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为此，郭沫若与几个同学回国抗争，虽未成功，却充分表明了他的爱国热情。99年5月中旬，郭沫若与夏禹鼎、徐诵明等几个同学组织了一个爱国小团体——“夏社”，翻译日本人仇华消息，或自己动手写些排日的文章，向上海各报馆投寄。接着，他又与郁达夫、成仿吾等一起于92年月下旬成立了创造社。郭沫若不仅推动了创造社的成立，而且在实际工作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前期创造社先后办了3个刊物，即《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和《创造日》。《创造》季刊虽然由上述三人轮流编辑，但郭负责最多。《创造周报》则主要是郭负责。 99年下半年至920年上半年，是郭沫若的新诗创作的爆发期，他自认是“最可纪念的一段时期”。92年8月出版的《女神》，除《序诗》外，共5首。这些诗歌的思想内容十分丰富，有强烈的反帝思想和推翻军阀统治的要求。923年出版的《星空》是他的第二部诗集，共收诗3空》的格调比较低沉，反映了郭沫若思想的苦闷。他自认为《星空》是五四退潮后的一些“微波”，在这里“像产生《女神》时代的那种火山爆发式的内发情感是没有了”。诗集《前茅》共收入郭沫若诗作23首，大部分写于923年。这时我国工农革命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日益扩大，郭沫若的思想也有了较显著的变化。在这里诗人不再只是迷恋自然、颂扬自然，而是敢于正视人生，正视人世间的苦乐，有些诗甚至就是工农革命的战歌。此外，他的诗集还有《瓶》、《恢复》等。这期间他还创作了《卓文君》、《王昭君》等诗剧，写了一些历史题材的和自传体，在外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方面也作出了一定成绩。特别是《卓文君》、《王昭君》两剧，充分体现了五四时代“人”的觉醒，歌颂了人格独立、人人平等、婚姻自主的五四精神。 留日十年，特别是从五四到923年这几年，可以说是郭文学活动的全盛时期。他的诗作和其他文学作品，对我国新文学运动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郭沫若是我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之一。 从924到92年北伐前，郭沫若逐渐减少了文学活动，主要投向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问题的探讨。这使他实现了向者的转变。翻译日本经济学家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使郭沫若对社会主义有了较系统的认识。这部著作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及其过程，社会主义向前进的途径。尽管它在论点上有个别错误，但总体上还是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和唯物史观的。从事这部著作的翻译，使他在理性上开始认识了马克思主义。他在《孤鸿——致成仿吾的一封信》中说“我从前只是茫然地对于个人资本主义怀着憎恨，对于社会革命怀着信心，如今更得到理性的背光，而不是一味的感情作用了。这书的译出在我一生中形成了一个转换时期。”924年，郭沫若携妻儿由日本回国。对郭沫若的思想发展产生很大影响的是五卅运动。925年5月30日那天，郭沫若目睹了上海工人、学生为抗议日本资本家杀害工人顾正红往工部局示威请愿，惨遭外国巡捕屠杀的情景。工人阶级浴血奋战的精神深刻地教育了他。他积极投身于反帝斗争的洪流。他参与组织“四川旅沪学界同志会”，并为该会起草《五卅案宣言》。他多次在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说，指出必须与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斗争的实践激起了他创作的冲动，历史剧《聂嫈》就是在五卅中写成并上演的。 五卅运动后，他“中止了前期创造社的纯文艺活动，开始转入了对于辩证唯物论的深入的认识”，“从以前的浪漫主义的倾向坚决地走到现实主义的路上来”，“更由文艺界跳进革命运动的浪潮里去了”。郭沫若的这个转变，也是前期创造社能够转向中期创造社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成仿吾南下，郁达夫北上，在上海的创造社元老郭沫若，自然就成为中期创造社的实际指导者。他以《洪水》为阵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武器，积极撰文批判国家主义派的、反苏、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言论。 92年3月，经瞿秋白的推荐，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聘请郭沫若任文科学长（文学院长）。在进步师生的下，他大胆地整顿了文科学院，将的前清翰林清除出校，新聘了不少左派教授。他还积极学生运动。在广东大学高师部学生毕业典礼上，他发表讲话，勉励毕业生“在社会里头，《序我的诗》，《沫若文集》第3卷，9年版，第2页。 《沫若文集》第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959年版，第289页。 无论做什么事情，一定要拿革命的手段，努力为群众利益前途奋斗”。5月间，他应邀请，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作报告，并兼任第六届广州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此时，他应邀出席第三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和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联合举行的马克思诞辰08周年的纪念大会，并发表演说。 92年7月下旬，郭沫若投笔从戎，与阳翰生、李一氓一起从广州出发随国民革命军北伐。0月间到达武昌城下。在这期间，他由宣传科长、宣传处长、秘书长升任政治部副主任；军衔由中校升为中将。月上旬北伐军占领九江、南昌后，他接到邓演达电令，立即组织精干人员赶赴江西，主持政治工作。927年3月，浙江、安徽、江苏、上海都被北伐军占领，孙传芳的势力迅速崩溃。这时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先后制造了赣州惨案，南昌、九江事件和安庆惨案。当时，郭沫若先在南昌后又到安庆主持政治工作，蒋介石曾多次用高官厚禄收买他，任命他为“总司令行营政治部主任”，每月另加300元大洋津贴，但是，郭沫若目睹一系列惨案的发生，洞察了蒋介石叛变的部分内幕，在革命与反革命生死搏斗的严重时刻，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密电武汉中央，揭发蒋介石的叛变行径，并秘密离开蒋介石到达南昌。到达南昌的当天，即3月3日，他便写下了著名的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及时地揭露了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革命者、制造安庆惨案的罪行。他的文章产生了很大影响。4月4日，他到达上海，向周恩来报告了蒋介石一手制造九江、安庆惨案的经过。随后，郭离开上海去武汉，出席了武汉国民政府举行的第二次北伐誓师大会。不久，又赴河南参加北伐战争。 7月中旬，武汉的国民党进行“分共”活动，郭即去九江。8月日南昌起义时，他虽没到南昌，但他是由25人组成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委员，由7人组成的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并兼任宣传委员会主席和总政治部主任。8月4日，郭到南昌后的第二天，随军撤离南昌。部队转战到瑞金时，经周恩来、李一氓介绍，郭加入了中国。起义部队在汕头失败，郭沫若等4人在当地农民协会的帮助下，于927年0月经香港到上海。后于928年2月24日离开上海去日本。南京国民政府下令通缉郭沫若。郭沫若到达日本后，几经搬迁，最后定居在市川市须和田。在这里，郭沫若成就了他一生中具有重大意义的学术事业。 这段时期，郭沫若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包括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他思考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他认为，“要使这种新思想真正地得到广泛的接受，必须熟练地善于使用这种方法，而使它中国化”。于是他着手翻译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928年7月，他开始撰写《中国古代社会研究》，930年3月汇集出版。这部著作用大量史实阐述了中国古代社会由原始公社向奴隶制发展的过程，论证中国古代存在过奴隶制社会，从而说明中国社会发展史同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人类社会发展史的普遍规律相一致。这部著作被史学界公认为“第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古代史著作”。 除此之外，郭沫若依靠日本和国内朋友的帮助，克服了政治上不自由、李江《鲁迅与毕磊》，《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5辑，上海文艺出版社980年版，第2—27页。 《海涛集·跨着东海》，《沫若文集》第8卷，958年版，第3页。资料缺乏和经济窘迫的困难，写出了如下一批富有创见的史学论著《甲骨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先秦天道观之进展》、《殷契粹编》等。这些论著的发表，使郭沫若成了世界上著名的学者。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说“史学界的同志，无论是否同意郭老的观点，无论是否有独到的创获，但没有例外，都是随着郭老开辟的道路，随着郭老首先在史学领域里举起的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前进。”在日本0年间，郭沫若还创作了许多、散文和自传体文学，如《我的童年》、《反正前后》、《黑猫》、《创造十年》、《创造十年续编》、《北伐途次》等。他的历史都是运用现实主义的原则，着力刻画各种不同性格的历史人物，并通过他们来批评或赞扬今人，不仅起到了为现实服务的作用，而且加强了左翼文坛的力量。这期间他还有大量翻译作品问世，如美国作家辛克莱的《石炭王》、《屠场》、《煤油》三部巨著，《日本短篇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还有自然科学方面的《生命之科学》等等。 应该说明的是，郭沫若流亡日本一年后，由于创造社被国民党政府封闭，他的每月00元生活费资助就断绝了。为了不使古代史研究中断，他的妻子安娜俭约持家，同时，郭沫若也不得不把部分精力转移到别的文字的写作和翻译上来，以便挣一些稿费维持生活。 郭沫若在日本研究中国历史，并没有忘记祖国的社会现实。而且应该说，他研究古代历史正是为了改变祖国的现实。他时刻以“我是中国人”来勉励自己，要求自己“无论在怎样环境中，你得拿出勇气和耐心来，更坚毅地生活下去，你虽然离开了祖国，离开了工作岗位，你不应该专门为全躯保妻之计，便隐没下去的”。正是这种精神力量，支配着他在逆境中长期在古代浩繁的文献中，在难识费解的甲骨文、金文中刻苦地研究。他虽然远离祖国，却一直关心着祖国的革命斗争。他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50多位发起人之一。为了“左联”，他捐赠了《少年维特之烦恼》译著的版税，作为“左联”的基金。他还“左联”东京分盟主办的几个刊物，经常为它们撰稿。抗日战争爆发后，经过各方面的努力争取和安排，937年7月25日郭沫若秘密离开日本返回中国。 937年7月27日，在朋友的帮助下，郭沫若住进了上海法租界的新居。7月3日，蒋介石迫于形势取消了对郭沫若的通缉令，并随后在南京召见他，这使他在上海的活动减少了一些麻烦。 在上海期间，郭沫若主要从事群众性的抗日救亡活动。由于他的声望，他成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实际领导人，并以救亡协会为中心，团结广大文化工作者和爱国青年，组织了3个战地服务队和2个救亡演剧队，从事抗战的宣传和服务工作。他不顾个人安危，驰骋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慰劳士兵、访问将帅，把人民的敌忾带到前线，把前线的勇敢传到后方。郭沫若还是《救亡日报》社的社长。这个报纸在初期上海抗战中发挥了很大作用。938年月，郭沫若与于立群正式结婚。2月，他在武汉接受了曾被他白寿彝《深切怀念开辟新历史的伟大旗手》，《光明日报》978年月2涛集·我是中国人》，《沫若文集》第8卷，第337页。 拒绝过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职务。由于郭出面邀请，三厅集结了当时优秀的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等各方面的进步文化人，被誉为“名流内阁”、“人才内阁”。经过紧张的筹备，4月日第三厅正式办公。尽管受到国民党种种禁令的限制，三厅还是开展了不少抗日救亡群众性活动和工作，如举行震动武汉三镇的大规模的“扩大宣传周”和七七周年纪念会。它采用了歌咏、戏剧、漫画等多种手段宣传抗日，推动了人民爱国热情的空前高涨，群众纷纷为抗战出力、献金。又如组编了9个抗敌演剧队，4个抗战宣传队和个孩子剧团，活跃在抗日前线和后方，从而培养出不少优秀的文艺工作者。 939年以后，政治形势逆转，国民党政府先后发动了三次“”。在这种形势下，迁至重庆的三厅无法正常开展工作。国民党对三厅施加种种限制，由改组、缩编，至940年9月终于下达了撤销令。月，国民党在政治部之下设立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任命郭沫若为主任委员。国民党对文委会的管制甚多，但在郭沫若领导下，顶住国民党的压力，仍开展了不少抗日宣传和进步文化活动。有一次，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到文化工作委员会演讲，说文委会是“租界”，成员有“左翼作家”，又都不是国民党员，因此他要求“取消租界”，要求大家都加入国民党。对此，郭沫若说，加入国民党本来不成问题，他自己也曾做过国民党员。不过为三民主义而奋斗，重在行动上，形式上加入不加入并不是重要问题。并且打了一个比方，说相信佛教的不一定做和尚，做了和尚的不一定都相信佛教，所以不一定加入。至于“租界”云云，那就请部长“收回”吧。文委会冲破限制，竭力开展一些进步文化活动，如举办各种报告会、讲演会、座谈会、大型音乐会、美术展览和木刻展览等，出版了多种报纸副刊。 郭沫若从来没有停止文学创作，但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侧重。94年皖南事变后由于实际政治工作受到很大限制，他又把主要精力转向创作和研究，尤其是历史剧创作和史学理论的研究上来。在历史剧方面，从94年2月到943年4月不到一年半时间内，连续写出了《棠棣之花》、《虎符》、《屈原》等六部剧作。史学理论方面，这时期出版了很有影响的论文和著作，如《青铜时代》、《十批判书》、《甲申三百年祭》。 在抗日战争后期，郭沫若积极参加国统区的民主运动。945年月，中国民主同盟发表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和成立联合政府的宣言。国统区的文化界2月22日在《新华日报》发表了郭沫若起草的有372人联合签名的《文化界时局进言》，猛烈抨击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统治，提出建立由各党派代表组成的联合政府和实行民主的一系列要求。国民党反动当局不仅对签名者进行分化、威胁和组织反签名运动，而且还于3月20日下令解散了文化工作委员会。 抗日战争胜利后，郭沫若努力宣传新民主主义的纲领和政策，站在反对国民党独裁、内战斗争的前列，为争取民主和解放而斗争。 94年月0日，郭作为社会贤达代表，出席了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会后，重庆各界在较场口召开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国民党特务公然捣毁会场，殴打大会总指挥李公朴，郭沫若上前阻止，亦被打伤。事后，他充满愤慨地讥刺王世杰、陈立夫说打我的人，“我相信，他就站在我的面前，他也不敢公然承认他是亲自下手或唆使人打我。那种心怀内咎而不得不呈出一副伪善者面孔的勾当，我不相信是怎样好过的事情”。 94年5月8日，郭沫若到上海。当时上海报刊仅《文汇报》一家掌握在进步人士手里。当《文汇报》实行改革时，郭帮助他们设计出7个周刊，并亲自参加其中《新思潮》与《新文艺》的编辑工作，使之成为当时国统区最受欢迎的报刊。947年2月，百货职工召开抵制美货、用国货演讲会，国民党特务捣毁会场，打伤职工。当天下午，郭和沈钧儒代表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到医院慰问受伤职工，到警察局抗议，将被捕的受伤者保出就医。947年7月和5日，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相继在昆明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郭沫若在上海多次发表文章以示哀悼，愤怒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罪行。0月4日，上海各界人士为李、闻召开追悼会，郭发表讲话，并在《祭李闻》一文中，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横逆暴戾的种种罪行。由于在民主运动中的威望和影响，他在上海的住所成了进步文化人经常汇集的地方。一些重要的集会，如进步文化人为朱德0寿辰举行庆祝会、揭露美蒋假调处真进攻的罪行招待会等，都是在这里举行的。 947年下半年，郭沫若离开上海去香港，领导中国艺术工作者协会香港分会和中国文艺界协会香港分会的工作，他以《华商报》为主要阵地，发表了许多政论和杂文，向国内和华侨中的知识分子宣传的主张，鼓励他们献身人民解放事业。948年月，他响应中央提出的关于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离开香港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一道前往解放区。949年月，出任新政协筹备会副主任。7月，由他发起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会上，他被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9月，他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被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担负着繁重的国家事务的领导工作。他先后担任过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全国文联第二、三届主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等职务。他是中国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至第五届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届委员，第二、三、五届副主席。 在国际事务活动中，郭沫若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多次率团出国访问，跋涉亚非欧美各洲，对发展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加强与各国的联系和合作，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郭沫若一生先后在日本生活了20年，对日本人民一直怀有亲切深厚的感情，把日本称为“第二故乡”。在中华民族受到日本法西斯侵略时，他就寄希望于日本人民的觉醒，并大力日本人民反战同盟的建立。新中国成立后，他更致力于促进中日友好。95年，他在英文杂志《人民中国》上发表《致日本人民的公开信》，反对美日单独媾和复活日本军国主义。952年春，他和宋庆龄一起电邀日本的和平团体参加这年秋天在北京举行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954年，他发表《关于促进中日关系正常化》的谈话。次年5月，邀请日本学术会议中国考察团访问中国，开拓了中日学术交流的道路。接着，他率领中国科学院学术考察团对日本进行回访，这是战后我国第一个访日团体。93年0月4日，中国日本友好协会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也没有间断加强中日友好的工作，多次陪同周恩来总理，或自己单独会见来中国访问的日本朋友。954年，他将抗日战争结束时日本东亚同文书院大学留在上海的4万张辞典卡片送还爱知大学，使这个学校的《华日大辞典》得以出版。他把自己在须和田的藏书300多册，赠送给日本的日中文化研究所。后来，这个研究所以此为基础成立了沫若文库，并根据他的建议扩大为亚非图书馆。郭在日本人民心目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日本人民对他促进中日友好给予很高的评价。日本友人为他在日本生活过的四个地方建立了诗碑，以作纪念。 郭沫若长期领导我国科学文教工作，在团结科学家、调整科研机构和科研队伍、开展各项科研活动、制定办学方针、培养青年科技人员、参与制定十二年科研远景规划等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郭沫若特别重视文物考古事业的建设，积极组建文物考古研究机构，大力倡导和文物考古工作干部的培训，并孜孜不倦带头从事古籍整理、考古研究，使我国文物考古工作日新月异地发展。郭非常关心汉字改革工作，主张中国文字拼音化。他建议成立专门的文字改革机构，对汉字进行整理和简化。他主张书籍报刊文字改为左起横排。95年月日，《人民日报》改为横排，带动了全国出版行业的改革。 郭沫若一直关心我国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并不间断地从事自己的创作活动。作为全国文艺界的最高领导人，他发表的许多文章、谈话，都被认为是我国文艺运动的指导性言论。这些文章大多收在《雄鸡集》里。这个时期他写的诗很多，编成集子的有《新华颂》、《百花齐放》、《长春集》、《骆驼集》、《东风集》和977年编定的《沫若词选》。他逝世后，于立群又将他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写的诗文编为《东风第一枝》出版。据粗略统计，郭沫若建国后写的诗有900多首，比他在解放前写的多了将近一倍。此外，郭沫若继续创作历史剧、撰写史学论著，为新中国建设服务。959年和90年，为了替曹操和武则天翻案，应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要求写了《蔡文姬》和《武则天》两个剧本。93年，为了纪念民族英雄郑成功光复台湾300周年，应八一电影制片厂之约，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郑成功》。这时期他最重要的史学著作是《奴隶制时代》。97年0月出版的《李白与杜甫》，是他留给人们的最后一部学术著作。 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伟大的文化战士，郭沫若对“四人帮”借“批林批孔”之名，把矛头指向从中央到地方党政军一大批负责干部，指向周总理的罪恶阴谋，早就有所察觉。他拒绝写为“四人帮”吹捧的文章，为此，受到了“四人帮”的围攻。97年月8日，周总理逝世，他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带病去向总理遗体告别，并参加了周总理的追悼会。9月9日，的逝世，给了他又一个沉重打击。当传来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时，他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创作了“大快人心事”的诗词，并带病参加了首都人民在广场举行的庆祝大会。他还抱病出席了科学大会的开幕式，并预言中国科技春天的到来。978年月2日下午，郭沫若与世长辞，终年8岁。 第四十三章邹韬奋邹韬奋，原名邹恩润，乳名荫书，祖籍江西余江沙塘村。韬奋是他后来主编《生活》周刊时所用的笔名。他曾对好友说“韬是韬光养晦的韬，奋是奋斗的奋。一面要韬光养晦，一面要奋斗。”他之所以选用这个笔名，意在自勉延志，“这就是他改名的意义。”895年月5日（清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十九日），邹韬奋生于福建永安一个日趋破落的官僚地主家庭。祖父邹舒予，号晓村，曾考中前清拔贡，先后做过福建永安、长乐知县，官至延平知府。父亲邹国珍，号庸倩。母亲浙江海宁查氏，系当地一大家族之后，5岁出嫁至邹家。生育三男三女，邹韬奋居长。 900年，邹韬奋的祖父年老告退，父亲带着家眷在福州市做候补官。此时邹家家道已趋没落，生活拮据。作为长子，邹韬奋从小便领略了生活的艰辛与困苦。 邹韬奋刚满岁的时候，便由父亲“发蒙”，读“三字经”，在“牢狱”般的私塾环境中，开始了幼年的封建启蒙教育。这种教育与熏陶，对邹韬奋早期的思想发展，有过一定的消极影响，但也培养了他坚实的文学基础。909年春，在父亲“实业救国”观念的推动和影响下，邹韬奋考取了福州工业学校。两年之后，又被送往上海南洋公学附属小学。父亲希望他“将来能做一个工程师”。但邹韬奋认为他的天性，“实在不配做工程师”。他在这里，从小学、中学，一直读到大学电机科二年级，虽然学习刻苦，成绩优异，但终因对数学、物理一类的科目不感兴趣，未能遂父心愿——实现做工程师的梦想。99年9月，邹韬奋破格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文科三年级学习，开始了他人生之路的一大转折。 92年7月，邹韬奋在圣约翰大学毕业，获得文学学士学位。他想进入新闻界，但一时得不到机会。恰逢上海厚生纱布交易所需要英文秘书，邹韬奋走马上任，成为工商界的一名职员。这以后，邹韬奋又在上海职业教育机关兼职，做些写作、翻译之类的事情。 922年，邹韬奋担任中华职业教育社编辑股主任，主编《教育与职业》月刊。他参与该社发起的职业指导运动，曾和同事一起先后去宁波、南京、武汉、济南等地考察。这是邹韬奋第一次深入社会进行调查研究。亲身的实践和感受，加深了他对于社会和现实的了解与认识，逐渐窥探到中国政治的和社会的黑暗。 92年0月，原《生活》周刊主编转入银行界任事，《生活》周刊改由邹韬奋担负编辑责任。邹韬奋如愿以偿，得以从事自己梦寐以求的新闻出版工作了。从此，他全力以赴，投入到工作中去。邹韬奋决定根据社会和读者需要，从内容到形式，对《生活》周刊进行一次大幅度的革新。他确定该刊的宗旨为“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随着时间的毕云程《邹韬奋先生五周年祭》，原载949年《世界知识》第20卷第期，见《韬奋的道路》，三联书店958年版，第83页。 邹韬奋《工程师的梦想》（93年月日），见《韬奋全集》第7卷，上海人民出版社995年版，第34页。 《我们的立场》（930年2月3日），《韬奋全集》第3卷，第25页。流逝，《生活》周刊从单纯讨论“职业教育”和“青年修养”转而讨论社会问题。 邹韬奋在办刊物的过程中，十分注重联系群众。他总是抽出时间，仔细阅读、答复读者的每一封来信，认真倾听读者呼声，反馈读者信息。由于《生活》周刊文字朴实、亲切自然、贴近生活，又敢于面对现实、伸张正义，成为群众倾诉衷肠的热心伙伴，很快，它就赢得了广大读者的信任和热爱。在邹韬奋主持该刊的7年里，《生活》周刊从一个不起眼的小刊物，一跃发展成为“风行海内外，深入穷乡僻壤的有广大影响的刊物”；发行量最高达到5.5万份，“创造了当时期刊发行的新纪录”2。为满足日益扩大的读者需求量，930年，邹韬奋又在原来经营规模的基础上，成立了“书报代办部”，专办读者服务业务，以后逐步发展成为在全国拥有分支店及办事处达五六十处之多的生活书店。《生活》周刊自邹韬奋接办的那一天起，就敢于同邪恶、黑暗势力作斗争，力图“求有裨益于社会上的一般人”3，对于社会上的贪污腐化等现象，不免要迎头痛击，予以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久而久之，在邹韬奋的经营下，它渐渐变为“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因而，邹韬奋为黑暗势力所不容，经常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威逼、利诱和恐吓。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难当头，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充满一腔爱国热情的邹韬奋，按捺不住心中的忿懑和悲痛，接连在《生活》杂志上发表文章，痛陈国事，号召全国未死尽人心的人“组织起来，扩充起来，共同奋斗，共同制裁已死尽人心的人之行为”。他积极各地的爱国运动，并以实际行动为十九路军等爱国志士筹集资金，奔走呼喊。此外，他还以犀厉的笔锋，对国民党当局的妥协退让政策及其卖国行径进行猛烈抨击。《生活》周刊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成为以宣传团结抗战、谴责投降卖国为中心内容的舆论阵地。933年初，邹韬奋加入宋庆龄、蔡元培等发起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被选为执委，之后，他便积极投入到争取民众自由权利的民主运动中。 邹韬奋的爱国民主言行，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仇视和忌恨，邹韬奋及《生活》周刊遭遇的迫害接踵而至。933年月8日，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卓越的领导人之一杨杏佛，被国民党蓝衣社特务暗杀，邹韬奋也名列黑名单，不得不于7月流亡出国。是年底，《生活》周刊被国民党政府查封。933年7月4日，邹韬奋乘坐意大利油轮“佛尔第号”离开上海，前往欧洲，开始了他的第一次流亡生活。此次出国，他自谓目的在于考察“世界的大势怎样？”“中华民族的出路怎样？”为此，他一路奔波，不辞辛劳，先后考察了意大利、瑞士、法国、英国、德国、苏联和美国，搜集了大量宝贵材料，并就沿途中的所见所闻，作了许多心得笔记。经过反复的学习、思考及研究，邹韬奋终于对上述两大问题，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他在《萍踪寄语》三集弁言中指出“现在的世界，除苏联外，很显然的现象是生产力的进步已和生产工具私有的社会制度不相容我们在欧洲的所谓‘列强’的国家里面所见的社会现象一方面是少数人的穷奢极欲，生活异常阔绰；一方面是多数人的日趋贫乏，在饥饿线上滚！”因此，要彻底2邹嘉骊《韬奋的新闻道路》，见《编辑记者一百人》，学林出版社985年版，第252页。3《〈生活〉周刊究竟是谁的？》（928年月8日），《韬奋全集》第5卷，第44页。《〈不爱江山爱美人〉编者按》（93年月4日），《韬奋全集》第3卷，第48页。解决这种不相容的问题，“只有根本改造束缚这生产力的社会组织，代以为大众福利尽量利用进步生产力的社会组织。要能够为大众谋利尽量利用进步的生产力，生产的动机必须为供给大众的需要，而不是为少数人谋利润”。谈到中华民族的出路，他说，中华民族是受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的民族，因而要想摆脱奴役，“最重要的当然在努力于民族解放的斗争”。但是，邹韬奋强调这一斗争，“决不能倚靠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和附生虫；中心力量须在和帝国主义的利益根本不两立的勤劳大众的组织。”此外，他还看到资本主义的腐朽和堕落，认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将胜利；主张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前途和光明。这样，经过漂流海外两年的实地考察和参观学习，邹韬奋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进步和提高，他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比较中，逐步将立场、观点和方法转到马克思主义方面来。 正当邹韬奋远在异国，为国家和民族前途忧思竭虑，寻求出路之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日本侵略者的铁蹄正逐步深入华北腹地。935年5月，发生了“新生事件”，国民党政府封闭了《新生》杂志，并逮捕了主编杜重远，邹韬奋对此深表不满，毅然决定回国。935年8月，邹韬奋离开美国，回到了阔别达两年之久的故土。看到祖国已是满目疮痍，不禁感慨万千，凄然泪下，决心以更顽强的战斗姿态，为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尽献绵薄之力。从此，邹韬奋全身心地投入爱国民主运动中。是年月日，他在上海创办了《大众生活》周刊。在《创刊词》中明确提出，“力求民族解放的实现，封建残余的铲除，个人主义的克服”三大目标，从而彻底抛弃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将自身事业融进国家和民族解放的时代洪流中来。不久，一二九运动爆发，《大众生活》以其鲜明的政治立场和无畏的战斗风格，对这场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给予了强有力的和援助。邹韬奋在报刊上接连发表评论，痛斥国民党当局的卖国行径，并对学生的爱国救亡运动，进行大力宣传和热情。他高度赞扬了学生救亡运动，认为“这是大众运动的急先锋，民族解放前途的曙光！”呼吁凡是确以民族解放斗争为前提的人们，应该“共同擎起民族解放斗争的大旗以血诚拥护学生救亡运动，推动全国大众的全盘的努力奋斗！”2《大众生活》因此受到广大民众的热烈欢迎，销售量达到20万份，超过原来的《生活》周刊，创造出我国杂志发行的最高纪录。2月，邹韬奋又与沈钧儒等人，组织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邹韬奋当选为执行委员。次年5月3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邹韬奋又被选为执委。《大众生活》实际上成为救国会的会刊，它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救亡运动的发展，为民族解放事业的实现作出了重大贡献。 邹韬奋及《大众生活》的正义言行，再度激起国民党政府的惶恐。他们又使出种种计谋，扼杀《大众生活》。一方面，对邹韬奋本人进行人身攻击，四处散布谣言，诬陷、诽谤邹韬奋；另一方面，严格限制《大众生活》，禁止它在各地发售及从邮局邮寄。国民党政府还接连派出政坛说客，拉拢、利诱邹韬奋屈从就范。对于这些软硬相施的卑劣行径，邹韬奋义正辞严，予以了无情反击。他明确表示“不参加救亡运动则已，既参加救亡运动，必尽邹韬奋《萍踪寄语》弁言，生活书店93年月版。见《韬奋全集》第卷，第8们的灯塔》（《〈大众生活〉创刊词》）（935年月日），《韬奋全集》第卷，第495页。2《学生救亡运动》（935年2月2日），《韬奋全集》第卷，第50—5页。力站在最前线，个人生死早置度外。”93年2月29日，《大众生活》出至第期，被国民党政府查封。邹韬奋决定暂避锋芒，于93年2月出走上海，前往香港。 邹韬奋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创办一份人民的报纸。为了能够公开发表抗战救国主张，传播各地信息，他到香港后不久，就开始和好友金仲华一起，着手筹办《生活日报》。经过几个月的日夜苦干，邹韬奋终于克服人力、财力等种种困难，于月7日出版了《生活日报》。在发刊词中，邹韬奋明确提出“本报的两大目的是努力促进民族解放，积极推广大众文化”，力求“从民众的立场，反映全国民众在现阶段内最迫切的要求”2。该报问世后，积极宣传抗战救亡思想。《生活日报》发行后不到两月，影响所及甚远，有力地推动了西南的爱国救亡运动。但鉴于香港偏安一隅，地利不便，信息闭塞，邹韬奋遂根据读者要求，宣告从8月日起移至上海出版。 93年7月3日，邹韬奋和沈钧儒、陶行知、章乃器等四人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公开信，进一步阐发了救国会的抗敌救国主张。文中分析了国内形势，指出国难当头之际，全国各党派各方面，应该停止纷争，“共同联合起来抗日救国”。他们特别对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表示赞同和，呼吁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应该赶快起来促成救亡联合阵线的建立，应该赶快消灭过去的成见，联合各党各派，为抗日救国而共同奋斗。”该信对抗日救亡联合战线的建立起了重要的宣传和推动作用。8月份，移至上海的《生活日报》，因国民党政府的种种干涉而未能复刊。邹韬奋便根据实际情况，将该刊副刊“星期增刊”复刊，并加以扩充，更名为《生活星期刊》，继续在上海高举抗日救亡的大旗各地的抗日爱国运动。 93年月22日深夜，国民党政府以“危害民国”罪，逮捕了邹韬奋和救国会的其他领导人沈钧儒、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王造时共七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和不平，各地纷纷组织游行、集会等活动，声讨国民党政府，强烈要求释放关押入狱的7位爱国人士。在243天的狱中生活里，邹韬奋始终以一个坚强的爱国民主战士的姿态，同反动派针锋相对，“战而不屈”，表现出无畏的革命风范及英勇的斗争精神。七七事变后，在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937年7月3日，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将邹韬奋等7人释放出狱。面对国人的和努力，邹韬奋心里十分感动，他由衷地表示“我们报答之道，只有更努力于救国运动，更致力于大众谋福利的工作。”8月9日，邹韬奋在上海创办了《抗战》三日刊，次年7月该刊与柳湜主编的《全民》周刊合并，更名为《全民抗战》三日刊。为了满足全国各界朋友的爱国民主要求，他还先后出版了《全民抗战》战地版五日刊和《全民抗战》通俗版周刊，在上海出版了《抗战画报》六日刊。这些刊物均以宣传抗战救国，争取民主权利为中心内容，波及范围之广，影响力之大，在当时均属罕见。《全邹韬奋遗著《患难余生记》第一章《流亡》，韬奋出版社94年5月版，见《韬奋全集》第0卷，第837页。 2《〈生活日报〉创刊词》（93年月7日），《韬奋全集》第卷，第72页。《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93年7月3日），《韬奋全集》第卷，第708、73页。邹韬奋著《经历》五一《前途》，三联书店出版社958年版，见《韬奋全集》第7卷，第259页。民抗战》销售量突破30万份，居全国刊物发行量之冠，有力地推动了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 邹韬奋出狱后的爱国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惶恐和恼怒，从939年4月起，国民党特务陆续对生活书店分店进行封闭或迫令停业；所出图书，一律禁止或没收，甚至连经过审查及在内政部注册的，也无一例外。到94年2月，除重庆分店外，生活书店在国统区内的50余家分店，全部被国民党当局封闭，所有职工均被逮捕或遣散。邹韬奋对此怒不可遏。他接连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强烈抗议。94年2月23日，在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行将开幕之际，邹韬奋愤然辞去国民参政员之职，只身一人，离渝赴港，决心“愿以光明磊落的辞职行动，唤起国人对于政治改革的深刻注意与推进”邹韬奋到达香港后，更积极致力于政治活动，为实现民主政治奔走呼喊，他对于阴谋出卖国家，破坏抗战之恶势力，“则一息尚存，誓当与之奋斗到底”2，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誓与恶势力斗争到底的决心。5月7日，邹韬奋在香港重办《大众生活》。在复刊词中，他大声疾呼“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紧急问题，就是如何使分裂的危机根本消灭，巩固团结统一，建立民主政治，由而使抗战坚持到底，以达到最后的胜利。”3月7日，邹韬奋与救国会留港代表茅盾、长江、金仲华等9人联合发表了《我们对于国事的态度和主张》一文，进一步表达了要求进行民主政治改革的强烈愿望。该刊发行后，受到海内外读者的热烈欢迎，销数很快达到0万份。除主持《大众生活》外，邹韬奋还经常以撰稿人身份，在《保卫中国大同盟》英文半月刊和救国会同仁所办的《救国丛书》上发表文章，陈述自己的政治观点。此外，他还根据亲身的经历和感受，撰写出长篇史料《抗战以来》，意在以光明磊落的公开言行，为着中国政治的光明前途，为着中国抗战建国的光明前途，“唤起国人对于政治改革的认识和努力”4。邹韬奋在香港期间发表的言论，“是他在抗战时期言论的精华。他把国民党反动派从937年七七事变以来因为被迫抗日所积蓄起来一些欺骗人民的政治资本，彻底加以清算，还它一个法西斯的本来面目”。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推进“南进”政策。94年2月25日，香港沦陷，邹韬奋无法驻足香港，只得再度流亡。在中国的帮助下，邹韬奋前往东江、苏北抗日根据地。他悉心考察了抗日根据地的状况，参观、访问了许多学校，并和当地群众、部队一起生产、劳动。亲身的感受和体会，使他感慨万千，倍受鼓舞。他深情地说“过去十年来从事民主运动，只是隔靴搔痒，今天才在实际中看到了真正的民主政治。”2这时，邹韬奋不幸患耳癌，被迫回上海就医。患病期间，他忍受耳癌袭来的阵阵刻骨的疼痛，伏在床上，赶写了《患难余生记》一书（未完成的遗著）和《对国事的呼吁》一文。谈到关于考察苏北根据地的印象时，邹韬奋在书中由衷地写到“当我在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亲眼看到民主政治鼓舞人民向上精《抗战以来》七五《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的前夜》，《韬奋全集》第0卷，第372页。2《我们对于国事的态度和主张》（94年5月3日），《韬奋全集》第0卷，第385页。3《〈大众生活〉复刊词》（94年5月7日），《韬奋全集》第0卷，第47、48页。4《抗战以来》序，《韬奋全集》第0卷，第7页。 范长江《韬奋的思想的发展》（955年8月日），《韬奋全集》第4卷，第3—耐秋《韬奋的流亡生活》，三联书店出版社979年版，第7页。神，发挥抗战力量，坚持最残酷的敌后斗争，并团结各阶层以解决一切困难的情形，我的精神极度兴奋，我变得年轻了。我对于伟大祖国更看出了前途光明我正增加百倍的勇气和信心，奋勉自励，为我伟大祖国与伟大人民继续奋斗。”3邹韬奋一生正是抱着追求真理、追求光明的执著信念，为了祖国和人民的伟大事业鞠躬尽瘁，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弥留之际，邹韬奋口授遗嘱，郑重提出加入中国的申请“请中国中央严格审查我一生奋斗历史。如其合格，请追认入党。”表达了他一生不懈的政治追求和诚挚愿望。944年7月24日，邹韬奋带着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眷恋和深情，离开了亲人，离开了他心爱的新闻出版工作，离开了他毕生致力从事的伟大的爱国民主事业。享年50岁。 邹韬奋逝世的消息传出之后，举国哀痛。中国领导下的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纷纷举行追悼大会，隆重纪念这位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和新闻记者。0月7日，《解放日报》发表了中央9月28日致邹韬奋家属的唁电，追认他为中国党员，并对其一生及其从事的伟大事业，给予了崇高的赞誉和评价。电文写道“韬奋先生二十余年为救国运动，为民主政治，为文化事业，奋斗不息，虽坐监流亡，决不屈于强暴，决不改变主张，直至最后一息，犹殷殷以祖国人民为念，其精神将长在人间，其著作将永垂不朽。先生遗嘱，要求追认入党，骨灰移葬延安，我们谨以严肃而沉重的心情，接受先生临终的请求，并引此为吾党的光荣。韬奋先生长逝了，愿中国人民齐颂先生最后呼吁，为坚持团结抗战，实行真正民主，建设独立自由繁荣和平的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到底。”2领导人也亲题挽词，表示深切哀悼。的题词为“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朱德在挽联中热切地称他为“爱国志士，民主先锋”。 邹韬奋，作为一位杰出的新闻工作者和伟大的爱国民主战士，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邹韬奋“舍己为公，用他的一枝笔为革命利益奋斗一生的精神，永远活在人民心里”2。 3《对国事的呼吁》（944年0月8日），《韬奋全集》第0卷，第8—8韬奋遗嘱》（944年9月2日），见《邹韬奋年谱》，复旦大学出版社982年版，第7页。2《中央电唁邹韬奋先生家属》，944年9月28日，见《韬奋全集》第卷卷首。、朱德题词见《邹韬奋年谱》，第3页。 2宋庆龄题词，见《邹韬奋年谱》，第3页。 第四十四章陶行知陶行知，原名文濬，早年改名知行，后又改名行知，还曾用不除庭草斋夫等笔名。89年0月8日（清光绪十七年九月十六日）出生于安徽歙县西郊十里地的黄潭源村，祖籍浙江绍兴会稽县陶家湾。父任潮，曾经营酱园，有田四亩，酱园停闭后以务农为生，入不敷出，则由母亲给人缝洗辅以度日。陶行知5岁时，常随父识字，本村塾师方秀才见他资质优异，免费收为蒙童。5岁那年，母亲在省城歙州耶稣教堂帮佣，他经常挑菜进城，顺便探母，或者助母干活。教堂主教兼崇一学堂校长英人唐俊贤，喜爱他聪敏勤快，于90年让他免费进学堂就读，908年因学习优异提前一年毕业。毕业后，他满怀“医药救人”的心愿，考入杭州广济医学堂。学习半年后，方知非教徒须自费见习，他愤然退学，离杭去苏州。90年秋，还是受唐俊贤的资助，考入南京金陵大学文学科学习。在这里，他边学习边任金大学报《金陵光》中文版编辑。9年辛亥革命爆发前后，在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影响下，他利用《金陵光》宣传革命思想，拥护民主共和。他敬佩明代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常用笔名陶知行发表文章（97年正式以陶知行为名）。93年以全校总分第一名的成绩提前一年毕业。在毕业典礼大会上他宣读论文《共和之精义》，指出“教育实建设共和最要之手续，舍教育则共和之险不可避，共和之国不可建，即建亦必终归于劣败。”这些话表明了他对教育立国的坚定信念。 94年夏，陶行知得到金陵大学师友多方面的资助，学校保送他去美国留学。他先入伊利诺大学攻读市政学，和孙科同学，95年夏获政治学硕士学位。同年秋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究教育学，为杜威和孟禄的学生，和胡适同学，颇受杜威教育思想的影响。97年获都市学务总监证书后回国，同年9月他受聘于南京高等师范学堂，历任教员、教授、教务长等职，除主讲各门教育学科外，经常去市郊作教育调查。正是通过这些调查研究所得到的启示，他才逐渐离开大学，从事平民教育。 97年冬，陶行知回国执教的时候，国内提倡民主与科学，抨击封建旧制度、旧文化，传播新思潮的新文化运动已经兴起。98年夏，他发表了《生利主义的职业教育》，主张“职业教育应以生利为主义”；应发展“生有利之物”，“生有利之事”以“利群”的职业教育2；造就生利人物，则“国无游民，民无废才”3。这种将职业、教育和生活、国家利益相联系的设想是他的生活教育思想的表现，也是他积极从事平民教育运动的思想基础。 五四运动爆发后，陶行知积极投入反帝爱国运动，痛斥卖国的“二十一条”，发表演说强烈要求归还青岛。与此同时，他一面继续进行校内的教育改革，将教学分离的“教授法”改为“教学合一”的“教学法”；一面又陪同应邀来华的杜威在南京、上海等地讲学（以后又陪着孟禄做调查研究），借以宣传新教育。 92年，教育界的三个团体（实际教育调查社、新教育共进社、新教育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陶行知全集》第卷，湖南教育出版社983年版，第5页。2《陶行知全集》第卷，第80页。 3《陶行知全集》第卷，第8页。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理论研究室编写《陶行知年谱稿》，教育科学出版社982年版，第7页。编辑社）合并组成中华教育改进社。蔡元培等9人被选为董事，陶行知任《新教育》主编。922年5月他和蔡元培、胡适等人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指出“好政府”的基本要求应该是一个“宪政的、公开的和有计划的”政府。2923年他和朱其慧、晏阳初等共同倡议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成立宣言中说，共和国的国基是否稳固，全看国民是否受过相当教育，“我们如想挽救全国不安的景象，除了把平民教育推行全国之外，决无第二个好的办法”3。一次，他给友人信中说到“中国现在危亡之祸逼在眼前，万万等不得国民小学的学生长大之后，再出来为国家担当责任。我们必定要努力把年富力强的人民赶紧培植起来，使他们个个读书明理，并愿为国鞠躬尽瘁。”4陶行知先后在南京、上海、杭州、安庆、南昌等地组织平民读书处，为收容五四运动中被迫离校的学生成立“安徽公学”，提倡公学师生“共学、共事、共修养”，“共生活、共甘苦”5。他指出平民教育是到民间去的运动，也就是到乡间去的运动；中国以农立国，00个人中有85个住在乡村，平民教育必须普遍的办。他说“平民教育的宗旨是要叫种种人受平民化。”一方面要打通贫富贵贱“层层叠叠的横阶级”，另一方面要打通行业地区的“纵阶级”，“用四通八达的教育来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在以后的数年里，陶行知从这种救国救民的平民教育发展中，充实了他的生活教育理论和内容。但是，他以办乡村教育改造乡村和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社会”的设想，最终没有实现。 92年秋在考察南京燕子矶北固乡小学和江宁县师范等学校时，他发现这些乡村学校不仅教学生读书，并且教学生做事、劳动、做饭，由此得到启示，他提出，乡村学校的教员、校长，要有农夫的身手，教师的头脑和改造社会的精神，办用钱少成绩好的活教育。为此，他发表了《半周岁的燕子矶国民学校》，《天将明之师范学校》和《无锡小学之新生命》等文，指出江宁师范“可以为中国师范教育开一个新纪元”2。92年冬，他会同东南大学教授赵叔愚一起拟订了乡村教育计划，发表了宣言并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办学申请，着手筹办试验乡村师范学校。 92年2月，陶行知和赵叔愚公布了江苏省教育厅批准的乡村师范第一院简章，暂定学制年，招收初、高中或大学第三年肄业学生有农业经验者，修学期满，成绩合格，服务半年后，可以任初小、高小或师范学校教师；有特殊才能者可任各级学校校长和乡村教育辅导员。入学考试科目除作文、常识、智力测验外，必须在“农场操作一日”。927年3月5日，晓庄师范学校正式开学，第一批学生人。 晓庄师范是一所集资的私立学校，上设乡村师范董事会，蔡元培和王云五分别任正副董事长，陶行知任秘书长兼校长，赵叔愚任小学师范院院长兼研究部长。 2《陶行知年谱稿》，第9页。 3《陶行知年谱稿》，第页。 4《陶行知全集》第5卷，第40—4页。 5陶行知《中国教育改造》，安徽人民出版社98年版，第3页。 《陶行知全集》第5卷，第55页。 2《中国教育改造》，第5页。 927年3月下旬北伐军进驻南京，晓庄师生列队欢迎，慰劳和协助部队救护伤员，参加农民协会。同年3月底，他去上海和北方筹措经费，奔走了一个多月。4月初，他在上海给晓庄师生写信说“本校既已参加农民协会，当为乡村组织教学做之实例，就是已经开始与土豪、劣绅、伪农民短兵相接了。我们必须有百折不回的精神才能达到我们的目标。”信中他还说到“上海杀机四伏”，倘若他被炸死，“这封信就算作我的遗嘱”。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后，5月5日他又写信鼓励晓庄师生，“我和诸位同是在乡村里摸路的人”，“我们朝着实际生活走，大致不至于迷路”2。晓庄师范就是在这种环境中艰苦创业的。他的生活教育理论也是在这样的实践中渐次形成的。其代表作有《从野人生活出发》、《生活工具主义之教育》、《如何教农民出头》、《平等与自由》、《教学做合一》、《在劳力上劳心》、《行是知之始》、《生活即教育》等重要文章。通过这些文章，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在两方面各翻了半个筋斗一是从王阳明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思想，倒翻成“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这半个筋斗使他和杜威的实用主义观点“有用即真理”一致起来。这半个筋斗还促使他把陶知行的名字改为陶行知（934年正式改名）。另半个筋斗是从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和“做中学”的理论，倒翻过来成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和“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理论。他说，8年来我推行杜威的思想后，经验告诉我，“此路不通！”“教学做合一”是碰壁后才找到的新路。他说实际上“是生活便是教育”，“是好生活便是好教育，是坏生活便是坏教育”。所以我把杜威的教育理论翻了半个筋斗，改成“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按“教学做合一”的原理实施教育学。陶行知推崇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提出农民要在农业上“安根”，必须依靠教师教农民实行把民权操在手中，“在立脚点上谋平等，于出头处求自由”2。他指出教学做合一是主张在劳力上劳心；唯独贯彻在劳力上劳心的教育，才能造就在劳力上劳心的人类。人人在劳力上劳心便可无废人，便可无阶级。 自晓庄师范开办后，各省市在它的影响下，风起云涌，竞相创设乡村师范，浙江湘湖师范的建立和发展便是一个显著的例子。然而好景不长，晴天霹雳，930年4月2日，国民党政府派兵占领了晓庄师范，陶行知遭到通缉，被迫流亡日本。 晓庄师范被封闭时，师生30余人被捕，4名党员和共青团员牺牲。这一惨痛教训使陶行知意识到“我们是实际的革命者，我们已经打了一仗，但还没有来得及回敬人家一拳，就溃败下来了”；“中国革命要得到成功，非三万万四千万农民起来不可”。393年春，陶行知自日本潜回上海，匿居四川北路，秘密为《申报》工作。他曾和《申报》总经理史量才说起，日本工业发展和科学发达有关。陶行知《知行书信》，上海东亚图书馆933年版，第97—98页。2《知行书信》，第99—200页。 《陶行知全集》第2卷，第87页。 2《中国教育改造》，第99页。 3《陶行知年谱稿》，第84—85页。 《陶行知年谱稿》，第45—4页。 史量才表示愿意捐助0万元，供他作普及科学研究基金。于是陶行知开始筹办“自然科学园”和“科学下嫁运动”的普及教育工作。当时陶行知在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下无法公开活动，只得召集原晓庄师生中的董纯才、戴白韬和方与严等人出面创办“自然科学园”，用陈鹤琴的名义主编“儿童科学丛书”08册，由儿童书局出版。他亲自编写《儿童科学指导》册，提倡“玩科学把戏”和手脑并用的科学普及教育。当时他发表的《手脑相长歌》，不胫而走，十分流行。歌词是“人生两个宝，双手与大脑。用脑不用手，快要被打倒。用手不用脑，饭也吃不饱。手脑都会用，算是开天辟地的大好佬。”2这一时期内，陶行知还在《申报》的《自由谈》专栏上以“不除庭草斋夫”等名连续发表政论性文章，抨击“不抵抗主义”，反对“攘外必先安内”，提出“不贪钱的文官”，“不怕死的武官”，“手脑并用的散思先生（指科学）”是救国的“三个牛皮匠”3。他还认为“我们应当从屠夫的手里把科学夺过来”，“拿科学来抑强扶弱”。他说“科学的使命是要造富的社会，不造富的个人。”4933年，陶行知在上海组织中国普及教育助成会，招收工读生，先后组成了山海工学团，晨更工学团，和他亲自组建的报童工学团、流浪儿童工学团、家庭亭子间工学团和读书班等。到934年月，仅山海工学团就已发展到7处，共3人参加，普及“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的生活教育。中国的地下组织通过这些活动推动抗日反蒋运动，发展革命势力。如晨更工学团就是教联、沪西团区委、剧联、左联的一个活动据点。不久，陶行知提出“小先生制”和“即知即传”原则，推行读书识字。 这是他创造的一种普及教育的方法。这一方法经过宣传介绍，后来推行到全国23个省市的一些地方。陶行知出国访问时，还把小先生制传入美国、加拿大、印度等国。 935年爆发了一二九运动，全国掀起了抗日救国运动。2月2日，陶行知和沈钧儒、马相伯、胡愈之、邹韬奋等280余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提出要坚持领土、主权完整，反对任何伪组织和华北自治，用全国的兵力、财力反抗敌人的侵略，严惩一切卖国贼并抄没其财产等8项救国的主张。随后参与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93年月组织国难教育社，陶行知被选为社长，起草《国难教育方案》。同年5月，他与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等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并被推选为常务委员和执行委员。 93年3月，陶行知在《生活教育》（934年创刊）第3卷，第、2期上先后发表《国难教育方案之实质》和《生活教育之特质》两篇论文，对生活教育作出了新的解释，从而使他的改良主义的教育救国立场开始转变。在前一篇论文中指出，当前的“生活”是国难当头，整个中华民族除了反抗敌人的侵略，没有法子可以获得民族解放，除了流血不会获得民族自由。当大众没有解放之前，生活斗争是大众唯一的教育。他把当前的国难教育任务和他的生活教育理论联系起来，把大众共赴国难的生活作为教材，改变了过2《陶行知全集》第4卷，第73页。 3《陶行知全集》第2卷，第357页。 4《陶行知全集》第5卷，第242、243页。 去把日常生活作为教材的基本立场。他认为（）当前的教育之生命即民族之生命，国难教育和生活教育已成为单一的教育。（2）国难教育在于唤醒大众组织起来救国。教育大众是当前国难教育，也是生活教育的第一件大事。不许大众救国的教育是亡国的教育，不是救国的教育。（3）国难教育要求一切活动以国难为中心，整个中华民族就成了伟大的学校。（4）领导和群众要上下沟通，才能完成救亡的使命。（5）只有实际行动才能把将亡之国救回来，要在行动上接受民族解放的理论、组织、计划、纪律。为教育而教育，不许行动的教育，乃是加重国难的教育，不是解决国难的教育。在《生活教育之特质》一文中，陶行知提出，真的生活教育特质是生活的、行动的、大众的、前进的、世界的和有历史联系的。总之，他把生活教育和国难教育合为一体，表明生活教育、教学做合一的理论和国难教育的任务的一致。 93年7月，陶行知受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委托，出席在伦敦召开的第七届“世界新教育会议”。会后他以国民外交使节的身份访问欧、美、亚、非28国和地区。他在国外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宣传中国的抗日形势，动员各国人民抵制日货和联络华侨发动募捐救国，历时4年多。938年回国后，他将从国外捐募所得的物资，经由宋庆龄转送给八路军，为中华民族的抗日救国运动作出重大贡献。他在国内外的声誉也因此大为提高。 使陶行知十分气愤的是在他出国前，国民党政府不给他发出国护照。93年4月他离沪去华南宣传国难教育，5月从广东去香港设法解决，月到达香港。在香港逗留4天的时间里，他参与撰写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这是一篇要求各党各派停止内争，建立联合战线，一致抗日的宣言性文件。同年7月，他和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签名发表了这个文件。同年9月8日，写了致章、陶、沈、邹的信，向他们表示“敬意”，并指出“要达到实际地停止国民党军队对红军进攻，实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先生们与我们还必须在各方面作更广大的努力与更亲密的合作。”93年7月0日，陶行知离香港出访。月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史良等“七君子”被捕入狱。陶行知正在美国，也遭通缉。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抗战开始。在全国上下要求释放一切政治犯、共同抗日的压力下，“七君子”被释放，陶也免遭通缉。当时他在国外发表的演说中，将国难教育改为战时教育。同年0月在给友人信中他分析了日本必败的三点理由（）中国的联合和持久抗战；（2）日本国内民主力量的兴起；（3）全世界各国对日的道义上的谴责和经济封锁。他说“我将尽最大努力来唤醒西方国家的朋友。假使日本不能从这些国家获得战略物资，它就不可能继续发动战争。”2938年8月30日，陶行知回到香港。3日，香港各界人士举办欢迎他和邓颖超的聚餐会。此后他在香港四处宣传、募捐、动员港人和在港华侨抗日达3个多月。离港前他向记者发表谈话，提出今后的三大心愿（）创办晓庄学院，培养高级人才；（2）办难童学校，收容和培养流散于各地的难童；（3）办香港店员职业补习学校，动员各界港胞与在港华侨抗日。0月初他以国民参政员身份回国参加第一届二次国民参政会（第一届一次他在国《陶行知全集》第3卷，第9—2页。 《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983年版，第3页。 2《陶行知全集》第5卷，第32页。 外未能参加）。会上，他提出关于推行普及教育以增加抗战力量和建国基础的提案，指出全面抗战要全面教育配合，以争取最后的全面胜利，这是抗战建国的最高原则。具体而言就是（）学校与社会联成一气；（2）抗战建国的生活与抗战建国的教育结成一体；（3）教人在团体的生活里取得团体的教育；（4）教人用手用脑用机械，在抗战建国的工作上取得抗战建国的教育；（5）即知即传，节省时间，花钱最少，使穷人也能受教育。实际上这是他的生活教育理论在抗战建国条件下的新发展。同年2月，他在桂林成立生活教育社。成立那天，郭沫若、白崇禧等文化军政要人均前来祝贺。 939年7月20日，育才学校在重庆北碚借北温泉小学校舍开学，学生人数从40余到年底增至近百人。分音乐、戏剧、绘画、文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六组。每个组犹如大学的系。办学宗旨是应抗战建国的需要，应用生活教育的原理和方法，培养难童中的优秀儿童，使他们成为抗战建国的人才。它的特点是一般基础教育和特殊基础教育同时进行，以促使一般才能和特殊才能的统一发展，防止两者分裂。他说这是知、情、意三者合一的教育。知的教育不是灌输儿童死的知识，而是同时引起儿童的社会兴趣与行动的意志。情的教育是调节并启发儿童应有的感情，主要是追求真理的感情，同时也是知的教育；而追求真理的感情并且努力奉行，也就是意志教育。在这种统一的教育中培养儿童的知、情、意，启发其自觉，使其人格获得完备的发展。育才学校还以集体生活为教育基础。通过集体的生活教育，使儿童团结起来做追求真理的小学生、即知即传的小先生、手脑并用的小工人、反抗侵略的小战士。育才学校有“三个不”（）不是培养小专家，而是使人才幼苗及时得到培养，不致枯萎。在获得一般智能、懂得一般做人道理的同时，培养有发展前途的特殊才能。（2）不是培养人上人。他们从百姓中来，回到百姓中去，把所学贡献百姓、国家、民族和人类。（3）不是丢掉普通教育，而来干这特殊教育，只是生活教育运动的一件新发展的工作。7月25日，育才学校从北碚迁到合川县草街子凤凰山古圣寺内。陶行知为了办好育才学校，费尽心血。 在重庆的时候，周恩来和董必武同陶行知的交往日渐增多，不时在一起商谈政治形势和应付国民党反动措施的对策。939年底国民党在华北发动磨擦。940年4月2日陶行知向《新华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指出“目前必须要立即停止磨擦，不使它再发生”，“敌伪怕我们干的事，我们偏要干；敌伪要我们干的，我们偏不干”2。94年初“皖南事变”后，陶行知处境艰难，但他仍不离开重庆。当育才学校在经济、政治多方面受到国民党种种刁难时，他在一次晨会上斩钉截铁地说“育才一定要办下去，决没有自动停办之理；他宣布今天（四月六日）定为“育才兴学节”，“我决心要跟武训学，我们要做一个‘集体的新武训’”。 94年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东南亚华侨方面的经费来源中断，陶行知一面紧缩开支，一面加紧募捐。他还发动组织育才学校中的绘画、戏剧和音乐各组师生举办展销和公演，既扩大了影响，也募集了部分经费。他经常提醒师生，校内可以关起门来随便讲，到重庆就不行了，“大路上讲话，《陶行知全集》第3卷，第242—243页。 《陶行知全集》第3卷，第378—379页。 2《陶行知全集》第3卷，第42页。 草丛中有人听”。这说明了育才学校在政治、经济双重压迫下是如何坚韧不拔地渡过难关，并有所发展的。到944年冬，育才学校学生增至近30年8月5日日本宣布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但中国并未走上和平民主之路，接踵而来的是人民反内战、反独裁和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945年，陶行知加入中国民主同盟，0月在重庆召开的民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委员会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主编《民主教育》和《民主》周刊。945年月重庆各民主党派成立了反内战联合会，呼吁各界人士联合起来制止内战。陶行知连续发表文章阐述民主的意义及其和民主教育的关系。他指出，民主教育是教人做主人，做自己的主人，做国家的主人，做世界的主人。教育为公以达到天下为公。同年2月，陶行知发表《民主教育之普及》，提出“民主教育一方面教人争取民主；一方面教人发展民主”。“无论是争取民主或是发展民主，都要靠广大人民的群策群力才会成功”。94年月，陶行知和李公朴在重庆管家巷28号院内创办了社会大学。他任校长，李公朴任副校长兼教务长。他把“社大”的宗旨概括为“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社大设有政治教育系、文学系、新闻系、教育系。第一期招收学生90多名，大多是在职青年。学生自费学习，教授义务讲课，或者举办专题讲座。社会大学的学生在反内战反独裁斗争中起了积极作用。 94年月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期间，陶行知和李公朴等组织民主促进会，在重庆沧白堂举办民主讲座。国民党特务时来骚扰会场，于2月日公然大闹沧白堂，打伤讲演者和听众多人。2月0日，重庆市各界群众在较场口集会，陶行知和沈钧儒、郭沫若、李公朴等为主席团成员。国民党特务大打出手，打伤李公朴、郭沫若等，制造了“较场口惨案”。国民党反动派竟反诬陶行知指挥育才、社大学生捣乱，要传讯他。由于全国舆论反对，国民党未敢按计划行动。陶行知对师生说“大家要沉着气，要知道民主是需要用鲜血、用生命去争取的。”294年4月，陶行知离开重庆到了上海，他积极参加民主运动，到处为争取民主大声疾呼，连续发表演讲00多次。他一方面要经办和筹划育才学校迁来上海的诸多事宜；另一方面又在恢复和发展山海工学团，兴建了总校所，分校日李公朴在昆明遭国民党特务暗杀；5天之后，闻一多又死在无声手枪之下。消息传出，他也已经被列入暗杀的黑名单中。在这种险恶处境中，陶行知毫不畏惧，沉着地对人说“我等着第三枪。”陶行知于7月5日得到上述消息，日给重庆育才全体师生写信嘱咐说“深信我的生命的结束，不会是育才和生活教育社之结束。我提议为民主死了一个就要加紧感召一万个人来顶补。”他劝告大家“平时要以‘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达者不恋’的精神培养学生和我们自己。有事则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美人不能动’相勉励。前几天，女青年会在沪江大学约我演讲《新中国之新教育》，我提出五项修养一为博爱而学习，二为独立而学习，三为民主而学习，四为和平而学习，五《陶行知全集》第3卷，第57页。 《陶行知全集》第3卷，第58页。 2《陶行知年谱稿》，第34页。 为科学创造而学习。这些也希望大家共勉并指教。”谁知道，这封循循善诱的信件，竟成了他为教育事业，为和平民主奋斗终生的遗书。 94年7月25日，由于长期劳累和一连串事件的烦扰，陶行知在上海爱棠新村的朋友家里突患脑溢血逝世，终年55岁。噩耗传开，正在上海的周恩来立即和邓颖超赶往陶的住处作最后的告别。延安《解放日报》在极醒目的版面刊登了的题词手迹“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千古！” 陶行知一生的著作编为《陶行知全集》，985年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陶行知全集》第5卷，第95页。 第四十五章冯友兰冯友兰，字芝生，中国现代著名哲学家，是新理学的创立者。 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2月4日出生于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幼读私塾，稍长入新式学校读书。95至98年，在北京大学主修中国哲学。920年赴美，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杜威等人学习西方哲学。923年回国后，先后任中州大学教授、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离京赴云南，任西南联大教授、文学院院长。94年8月赴美讲学，为宾夕法尼亚大学客座教授，948年3月回国，并坚持留在国内直至北平解放。952年调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建国初期，其思想就开始被批判，“文化大革命”中其本人则被批斗、抄家。“文革”后期曾撰写过批判孔子的文章、著作。八十年代以后开始正常的学术研究工作，982年被哥伦比亚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984年任中国文化书院名誉院长，985年任中华孔子研究所名誉所长。990年月因病去世。 冯友兰的学术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三部分一是他在四十年代创立的新理学。该哲学体系“对于宋、明理学中的一些重要问题，都利用近代逻辑学的成就加以说明，这对于中国哲学的近代化是有益的”。其代表作是“贞元六书”，即《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二是他二三十年代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代表作是《中国哲学史》。三是建国后他对中国哲学史的重新论述，及对一些零散的哲学思想的阐释，代表作是七册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 从学术价值上看，前两部分显然要大于后一部分，下面就作分别介绍。 冯友兰的新理学，是建立在“理”、“气”、“道体”、“大全”这四个中心观念之上的，冯友兰自己说这四个基本概念是自己形而上学体系的基础，他认为新理学的真正任务是指出和解释上述四个概念及其代表的共相、殊相世界的关系。 所谓“理”，即某物之所以存在、之所以成为某物的原理。它和事物的关系，是“共相”和“殊相”，也就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无某“理”就没有某“事”，但无某“事”不一定无某可以不依存“事”而存在，而且“在时间上说，理先于具体事物而有；就重要性说，理比具体事物更根本”2。二者的关系，是“理在事上”、“理在事先”。冯友兰在晚年受了唯物论的影响，一度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宣称有“事”就有“理”，无“事”则无“理”，二者的关系是“理在事中”。 在新理学中，“理”还指支配人类社会的法则和道德原则，具有伦理学的含义，这是对程朱之“理”的承继与发展。 新旧理学对“理”的阐释也有不同之处。程朱理学认为，“理”是宇宙中具有造物能力的创造力量，它存在于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之中，也有变化、生灭。而新理学认为“理”是纯粹的逻辑概念，无造物能力，也不在时空中。它不生不灭，永恒不变。 “气”不仅是一切“理”所借以实现的总的物质基础，而且是“具体世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7册，台湾蓝灯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99年2月初版，第友兰《三松堂自序》，三联书店984年版，第250页。 界的总的物质基础”。“气”不是一种具体的东西，这一点与程朱理学相异。程朱理学认为，“气”有“清、浊之分”，也可以是一种具体的东西。在“理”与“气”的关系问题上，新理学认为前者可以离开后者而独立存在，这与程朱理学并无不同。 “道体”是指从“气”到“理”实现的过程。按照冯友兰的原话就是“存在是一流行。凡存在都是事物的存在。事物的存在，是某气实现某理或某某理的流行。实际的存在是无极实现太极的流行。总所有底流行，谓之道体”2。“大全”就是宇宙，就是“理世界”和“器世界”的总和3，也就是“所有的东西的总名”。“大全”是不可思议、不可言说的。因为思议中的“大全”，已不包括思议本身；言说中的“大全”，也不包括言说在内，两者都缩小了“大全”的外延。因此，“对于大全底思议，必是错误底思议。所以对于大全，一涉思议，即成错误”4。当然，“大全”的这种不可思议性，正是人思议后得出的结论，是一种没有结果的结果。 冯友兰认为，不仅“大全”，“理”、“气”、“道体”都是形而上的东西，也都是不可思议、不可言说的。这些观念“不能使人有积极底知识，亦不能使人有驾驭实际底能力”，但它们可以使人知天、事天、乐天、同天，以至于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此处的天，即宇宙和大全）。这种作用，实际上是一种哲学意义的作用，是一种大用。在冯友兰看来，哲学本是空虚之学，“是对于人生底，有系统底，反思底，思想”2，“是对于人类精神生活的反思”3。哲学的作用不是使人增加实际知识，增加驾驭实际的能力，而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 “理”、“气”、“道体”、“大全”既然是形而上的东西，那么新理学确实是一种“‘不著实际’底形上学”4。它所讲的，实质上是“圣人之道”，而儒学认为圣人最适宜于做王，因此，新理学所讲的，是儒学的“内圣外王”之道，“而且是‘内圣外王之道’的最精纯底要素”5。从这一点上来看，冯友兰确实是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 作为一种较为完善的哲学体系，新理学还有其独特的道德观、历史观、人生境界说、唯物唯心说等等。 新理学的道德观。它认为，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又有各种行为。人的某些行为可以维持社会的存在，这些行为就是道德的，反之则是不道德的。人的另外一些行为与社会的存在与否无关，那就无所谓道德或不道德。而且，社会不同，是因为其存在之“理”不同；“理”不同，“理”所规定的基本规律就不同，社会制度也因之而相异。人的行为是否道德，不能以某一特定的规律，特定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为标准，而应明确“合乎其所属于之社会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第248页。 2《三松堂全集》第5卷，河南人民出版社98年版，第52页。 3“理世界”就是“理”的总和，又名“真际”、“太极”。“器世界”就是具体事物的总和，又名“实际”。4《三松堂全集》第4卷，第34页。 《三松堂全集》第5卷，第59页。 2《三松堂全集》第5卷，第5页。 3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第24页。 4《三松堂全集》第5卷，第47、0页。 5《三松堂全集》第5卷，第47、0页。 之理所规定之规律者，其行为是道德底，反乎此者是不道德底”。这就等于说，与某一社会同时存在并维持该社会存在的道德就是合理的道德，尽管这个社会也许并非完善、健康进步。冯友兰就这样把道德、道德的是非固定化了，“一种社会中底人的行为，只可以其社会的道德标准批评之。如其行为，照其社会的道德标准，是道德底，则即永远是道德底”2。冯友兰因此而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样的封建性道德也给予了某种程度的肯定，这就很难让人苟同了。但这种道德观不以一种标准来裁定是非，不以今断古，以偏盖全，以情代理，此则为其长处。 到了晚年，冯友兰的思想有了较大转变，主张道德分为“可变的道德” 和“不变的道德”两种。前者随某种具体的社会而有，社会存则存，社会亡则亡；后者具有超社会性，不随某种具体社会形态的改变而改变。“只要有社会，就得有那种道德，如果没有，社会就根本组织不起来，即使暂时组织起来，最后也要土崩瓦解”3。这种道德观就较为全面合理了。 新理学的历史观。冯友兰认为，历史是不可改变的，“已如此即永如此”；历史是有力量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事物的现在与将来；历史是向前发展的，而且是变化的，是在变化中的继续。他还认为，社会的变化，不是个人造成的，而是历史、时势使然。 人生境界说，也是新理学的重要内容。那么，什么是人的境界？人的境界有哪几种呢？“宇宙人生对于人所有底某种不同底意义，即构所有底某种境界”。而人的境界，按照由低到高的秩序，可以分为四种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 自然境界中的人，顺乎个人的习惯及自然界的法则行事，但对自身行为的意义并没有清楚的了解，只是“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功利境界中的人，以“为我”、“求利”为目的。他们把社会与个人对立起来，认为社会是压迫个人的，人是出于生存的需要才生活在社会中的，因此，人的行为应以“求利”为目的。“大多数普通人的境界都是功利境界”2。 道德境界的特征是，此境界中的人的行为，其目的是“行义”的，即为社会谋利益的。“尽伦尽职”是这些人的一个重要特征。他们求“成就一个是”，却“并不计其行为所及底对象，是不是值得他如此”3天地境界中的人，对宇宙有很深的“觉解”4，强调自己的行为要“与天地参”，要对社会、人生、宇宙有所贡献。这种境界中的人，是圣人，能够“物物而不物于物”，还能消除“我”与“非我”、内与外的分别，在精神上自同于“大全”，达到“万物皆备于我”的天、地、人合一的境界。 自然、功利、道德、天地这四种境界的层次，是由低到高的。前两种境三松堂全集》第4卷，第8、27页。 2《三松堂全集》第4卷，第8、27页。 3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第299页。 《三松堂全集》第4卷，第549页。 2《三松堂全集》第4卷，第583、页。 3《三松堂全集》第4卷，第583、页。 4“觉解”指人对事物所具有的一种自觉的了解。“觉”指人做某事时，自觉其是在做某事；“解”指人做某事时，了解某事是怎么一回事。 界，人可以不必努力，自然达到。而后两种境界，则必须不断努力才能达到。另外，此种境界中的人，也可能行彼种境界中的人所常做的事，但不会持久，动机也很复杂。比如功利境界中的人，也可能行道德之事，但动机往往是以此为求名求利的工具。道德境界中的人，也可能做争权夺利之事，但往往是为了高尚的目的。即使是天地境界中的人，也还是“日用不离常行内”的，也还是“虽不以利害为利害，而却亦为一般人兴利除害”的。最后，是境界、学问、功业的关系。冯友兰认为一个人境界的高低，与其学问、事功的大小没有必然联系。 综上所述，新理学是冯友兰以追寻东西方文明中所表现出来的人类思想与心灵的共通性，弘扬超越特殊个体的共性，探求不受时空地域局限的普遍真理为指导思想，借鉴中外哲学优秀成果，承继宋儒，兼收庄子之学，及魏晋道学禅说，采用西方哲学思辨方法创造出来的中西融合的完整的形而上学体系。其创立，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具有继往开来的重大意义。这一哲学体系自身具有很高的学术、思想价值，冯友兰正是藉此成为一代大哲学家。在新理学中，各组成部分是彼此联系，相辅相成的。四个基本概念是其基础；“共相”与“殊相”、“真际”与“实际”的辩证关系为其重要内容；对四个概念及其相关内容的论断是新理学的基本原理。从这些基本原理出发，冯友兰推演出了新理学的道德观、历史观、人生境界说等，后者也从更广的角度扩展、深化了这些原理。新理学的道德观以“理”为道德的终极标准；历史观强调历史在本质上是“道体”的一种表现，“道体”没有间断，历史也就不能停顿，总是在发展变化；人生境界说认为人通过自身修养，是可以在精神上与“大全”融为一体，从而消除“真际”与“实际”的界限。新理学这几部分内容的紧密联系，最终使新理学成为一个系统的有机整体。 二十年代，冯友兰开始以西学方法从事哲学研究工作。930年出版了《中国哲学史》上篇，三年后该书下篇出版。这两册《中国哲学史》，“对于‘哲学’方面，较为注重，其在‘史’之方面，则似有一点可值提及”。 冯友兰在书中，对比了标准的西洋哲学与中国学说的异同点，认为前者的内涵和外延都不足以包容后者。他由此认定“所谓中国哲学者，即中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某部分之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也”2。 他之所以采用西洋标准，在于近代学问，起于西洋。使用西洋定义，便于同各种近代学问的沟通。 冯友兰在书中还谈了自己对中国哲学和中国历史的关系等问题的认识。 在冯友兰看来，哲学与历史是相互影响的。他认为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时代精神，而当时的哲学即为时代精神的结晶。研究中华民族的历史，而不明了各个时期的哲学成果，是达不到研究目的的。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哲学史在中国通史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在《中国哲学史》上册中，冯友兰认为自孔子至淮南王刘安这一段，是中国哲学的“子学时代”。因为这一时期诸子学说竞起争鸣，具有“诸子并起”、“百家争鸣”的特点。 《三松堂全集》第4卷，第4页。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序言部分，中华书局9年版。 2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第8页。 在该册书中，冯友兰以孔学为“子学时代”的开端。因为他觉着“就其门人所纪录者观之，孔子实有有系统的思想。由斯而言，则在中国哲学史中，孔子实占开山之地位。后世尊为惟一师表，虽不对而亦非无由。以此之故，此哲学史自孔子讲起，盖在孔子以前，无有系统的思想，可以称为哲学也”。他以淮南王刘安所在的西汉初年，为“子学时代”的终结期。并举出两个理由一是刘安的宾客写了《淮南鸿烈》一书，冯友兰认为该书虽杂取各家之言，不定中心思想，但其中的宇宙论部分较为完整翔实，这是中国哲学有完整的宇宙论之始。二则这以后不久，汉武帝依董仲舒之言，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诸子学说由此而衰，有些甚至湮没无闻。中国哲学自此转入“经学时代”，直至康有为才终结。 但在《中国哲学史》下册中，冯友兰却对上册中的一些说法作了改动。 他转而认为“经学时代”至廖平终结了。冯友兰对这一问题认识的转变，往往被人们所忽视，以至于有人仍引用冯原来的观点，以“经学时代”至康有为终结。 其实，在《中国哲学史》下册中，冯友兰详细地讲了自己转变看法的原因一则，廖平讲今文经学较康有为早，康有为曾受其影响。二则，在清代今文经学三个代表人物中（康有为、谭嗣同、廖平），廖平最后死。“廖平之学，实为经学最后之壁垒，就时间言，就其学之内容言，皆可以结经学时代之局者也。”冯友兰还对廖平之学作了阐述，认为该学的主要内容为经学六变。第一变为“今古”。主张今古文经学同出于孔子，只不过古文经学宗孔子初年之说，今文经学宗孔子晚年之说。今古二派，“如水火阴阳”，相妨而又相济。第二变为“尊今抑古”，认为今天人们所说的古文经学已非先秦之古文经学，乃是刘歆及后人所伪造。此说与康有为同。第三变讲“小大”之学，宣称今古经学之分，亦小大之分，即孔子治中国之制与治世界之制之分。孔子的经学，是全球的制度法律，在全世界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孔子乃得为全球之神圣，六艺乃得为宇宙之公言”2。第四变讲“天人”，认为将来世界进化，归于众生皆佛，而佛出于道，道出于孔。孔经所包，极为广博。经学第五变，把六经分为人学三经，天学三经。前者为《礼》、《春秋》、《尚书》；后者为《乐》、《诗》、《易》。其经学第六变，“未见刊本”，无法确知其详。 冯友兰认为廖平之说“若以历史或哲学视之，则可谓无价值之可言。但廖平之学，实为中国哲学史中经学时代之结束。自此方面观之，则廖平在哲学史中之地位，亦有相当重要”3。 “经学时代”之后，为中国哲学史中之新时代。此新时代，在冯友兰看来，已在“经学时代”未完全结束前开始。只因为新的哲学体系尚在创造之中，还未真正形成，这样“写的中国哲学史，亦只可暂以经学时代之结束终焉”4。 《中国哲学史》在“辨伪”的基础上，大量占有古籍材料，采用西方体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第29页。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第04页。 2廖平《经学四变记》第5页。转引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第03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第040、04页。 4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第040、04页。 例，并用发展的观点，系统论述了中国哲学流派的来龙去脉、思想主张、学说体系，方法简明也较为科学。而且，冯“没有以一种哲学的成见来写中国哲学史”，这样就较好地保持了古人思想的原貌。这部书出版不久就获得行家较高的评价，被誉为“取材谨严，持论精确”2。 在写作《中国哲学史》的过程中，冯友兰充分熟悉了中国哲学史料，对各家学说都有了较深入的了解，对于道学和宋明儒学体会尤深，在写作该书下册时，他已经尝试着用自己的新实在论哲学观点来论述解释宋明儒学了。这些，都为他四十年代创造出自己的新理学体系，做了较为充分的准备。《中国哲学史》是冯友兰学术生涯中取得的第二大成就。该书自937年被derbodde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发行后，立即风行海外，并被译成法、德、意大利、日、阿拉伯等多种文字，至今仍在被多国大学引用，并一版再版，仍被各国视为中国哲学史方面的权威、经典之作。 建国以后，冯友兰在心态上把爱民族、爱国同拥护新社会、拥护等同起来，较为主动地进行自我批判。他写了《“新理学”底自我检讨》、《从“新理学”底自我检讨说到新旧哲学底区别》、《新理学原形》、《关于中国资产阶级哲学的问题——答谢关锋同志》等文章，对自己的哲学体系、哲学思想不断进行否定。“文革”初期，他还是惨遭批斗。“批林批孔”运动掀起后，冯友兰为了避祸，就主动写了《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复古与反复古是两条路线的斗争》等文章，后来又写了《论孔丘》一书，大批儒学。总之在哲学上再无新的建树。 他也较为努力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以之为准则提出了一些对他自己而言较新的观点哲学“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一个社会的上层建筑，为它的基础服务。它也是为阶级社会中的一定阶级服务，是一定阶级的要求和愿望的反映，是阶级斗争在思想战线的工具”。 哲学史“就是哲学发展的历史它本身也是一个时代的社会的上层建筑。它也是有阶级性和党性的，它也是为巩固它的经济基础而服务”2。哲学的发展是和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的发展紧密联系的，中国哲学史就是一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 除了提出上述哲学新观点外，冯友兰此期的主要学术活动是修订自己的《中国哲学史》，写作《中国哲学史新编》，但进展甚慢。他在《三松堂自序》中回顾说“这样拖延，固然一方面是由于非我所能控制的原因，可是我必须说明，也是由于在许多论点上我还在踌躇，没有作出最后的决定。”3没有决定的原因在于他思想上的矛盾。一方面，作为一个大哲学家，即使在那段非常时期他仍保留了一些哲学上的独特创见，“抽象继承法”就是其中之一。该理论主张对哲学遗产进行“抽象继承”，即不仅注意一个哲学命题的金岳霖《审查报告》，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附录部分。 2陈寅恪《审查报告》（一），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附录部分。冯友兰《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国哲学史论文二集》，上海人民出版社92年版，第5、2—3页。 2冯友兰《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国哲学史论文二集》，上海人民出版社92年版，第5、2—3页。 3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第35页。 具体意义，还要注意它的抽象意义，“只有这样作，才可以看出哲学中可以继承的思想还是很不少的如果过重于在具体意义方面看，那么可继承的东西就很少了。必须两方面都加以适当的注意，适当的照顾。这样，我们就可以对古代哲学思想有全面的了解”。这一理论提出后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以后则遭到了陈伯达、关锋的批判。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再次提到“抽象继承法”时说“其实严格地说，一个哲学命题不能有具体意义，它应该排斥具体意义。我原来所说的具体意义，实际上是一个哲学命题在实际情况中的应用，或是人们对于它的不同了解，这是一个哲学命题所要排斥的。我原来的提法的这些不妥之处，也是引起当时辩论的一个原因。”2另一方面，建国后冯友兰急于转变成一个新人，这使他匆匆忙忙地改变了很多过去的观点，说了一些人云亦云的话，其中有些他自己就没有完全信服。这样就造成了思想上的矛盾，导致他写作《中国哲学史新编》时困难重重。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冯友兰深刻地反省了自己，开始从政治向学术回归，修订、出版了七册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并在其中对自己的一些哲学观点进行了再修正。 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它的方法是理论思维。它的作用是锻炼、发展人的理论思维，丰富、发展人的精神境界”3。 哲学史是哲学发展的历史，而哲学的发展总要围绕一些真正的哲学问题，哲学史必须说明这些问题，这个定义就否定了哲学史就是唯物主义唯心主义斗争史之论。写哲学史，则“要抓时代思潮，要抓思潮的主题，要说明这个主题是一个什么样的哲学问题”。 中国哲学史的分期也有了新变化，共分古代、中古、近代、现代四期。 “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贯穿在各个时代之中。这是它们的共性，各时代都有它们的特殊的精神面貌，这是它们的特殊性。”这四个时期按其主要精神面貌的不同又可分为七段。按此七段，冯友兰把他的《中国哲学史》分为七册来写，按七个主题讲述中国哲学。以上，是我们对冯友兰哲学生涯的大致介绍。 寻找中西文化间人类思想的共通性，追寻不受时间、空间、国别民族限制的普遍真理，为中国这个“旧邦”谋“新命”，是冯友兰给自己确定的哲学使命。这一使命的具体内容是一方面谋求解释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时，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努力挖掘传统文化中有价值的部分，使传统文化能在日趋现代化的中国获得新的生命，人文精神得以重建。冯友兰经常引用《诗经》中“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一语来明志，说明自己的志向在于使古老的中国，在现代世界中重获新生。 他的哲学活动，都在围绕“旧邦新命”的主题而进行。他早年好学深思，孜孜求知，是西方新实在主义“共相”理论的崇信者。旋即在中国宋明理学中发现了相似的“共相”学说，认识到人类的思维具有一种共同性，东西方文化具有很大的共通性。中年他完成了从西方哲学向中国传统儒学的转变回归，创造了一种由宋儒理学而来又不同于前者的新理学体系，达到了一生事冯友兰《中国哲学遗产底继承问题》，《中国哲学史论文集》，第92—9友兰《三松堂自序》，第287页。 3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册，人民出版社982年版，第28页。这七个主题是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道学、近代变法、现代革命。业的顶峰。晚年他忏悔彷徨，终成悲剧，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执著于“旧邦新命”的使命，努力向真正的哲学回归，表现出顽强而可贵的一代哲学宗师的品格。 第四十六章张东荪张东荪，原名万田，字东荪，辛亥前后曾用笔名“圣心”，晚年自号“独宜老人”。88年2月9日出生，祖籍为浙江杭县（今杭州市）。据张东荪手订《增订张氏近世考》记载，张氏祖辈为官宦世家。曾祖父张裴做过嘉定知县、泰州知州。祖父张之杲曾任嘉定、吴江、阳湖、长洲等县知县，843年升泰州知州，853年病逝任内。父亲张上龢（839—9年），曾先后任直隶昌黎、博野、宁县、万全、内邱、静海、元城知县。张东荪长兄张尔田（原名采田）。在父亲及长兄督责下，张东荪自幼受传统儒学的启蒙教育。902年左右，张东荪偶读佛经，为其中深奥的思辨玄理吸引，对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他曾回忆说“我是十八岁读《楞严经》便起了哲学的兴趣。”又说“我在十岁的时候曾信仰过佛教。”2早年研读佛经，对他的思想影响较大。一方面养成了他对哲学的浓厚兴趣，培植了他苦思冥想的哲学素养，直接促发了他“以为非窥探宇宙的秘密，万物的根源不可”的“疑心妄想”。另一方面，为日后的哲学研究奠定了基础，佛学成为他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 905年，张东荪由官派留学日本，入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他与蓝公武、冯心支同住在日本本乡丸山新町。起初本是佛教信徒的他，与蓝公武时常讨论生死问题，但很快便接触了西方自然科学与西方哲学，并为之折服。他曾说“我在那时已略略领受西洋哲学的滋味，尤其对于心理学起了兴味。”2因此，当蓝公武对他讲“大悟万物唯心的道理”时，他开始产生了一个疑问佛教所谓解脱或涅槃的境界是否一种心理的变态。 90年，他与蓝公武等在东京创办了《教育》杂志。它是综合性的学术月刊，由他与冯世德组织的“爱智会”主办。该刊物以“会合东西各国学者，研究高尚学问，尽人道、洗俗垢，使世界庄严洁净为旨归”，分社说、学说、科学、思潮、批评、纪事等九个专栏，以介绍和讨论哲学、伦理问题为重心。在创刊号上，他发表了《心理学悬记》（与蓝公武合译）、《催眠心理学》（与蓝公武合编），节译了达尔文的《物种由来》。在二月号上，除继续连载译文外，他还发表了运用西方科学研究哲学问题的习作《真理篇》。仅从《教育》杂志这两期中已可知，张东荪的思想已发生了较大变化，接触和掌握了西方科学与西方哲学，初步冲破了中国传统思想的束缚。 辛亥革命前夕，张东荪从日本回国。9年他在《东方杂志》上以“圣心”的笔名发表了第一篇政论文章《论现今国民道德堕落之原因及其救治法》。9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倾向革命的张东荪从北京南下，参加了临时政府并任临时内务部秘书。92年4月，南京临时政府解散后，他曾这样记述自己的活动“大部分人都到北京参加袁世凯先生所组织的政府，我则不愿意参加。彼时孙中山先生组织国民党，把凡在南京任过事的人一律作为党员，我的名字亦在其列，但我亦未加承认。”此时梁启超组织进步党，“我的朋友以进步党人为多，且较密切，我却从未正张东荪《新哲学论丛》序，商务印书馆929年8月版。下同。 2张东荪《读〈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事新报》副刊《学灯》922年3月张东荪《新哲学论丛》序。 2张东荪《出世思想与西洋哲学》，《东方杂志》第22卷8号，925年9月25日。式加入该党，亦向不与闻他们的党的活动”。但因他与梁启超及进步党关系密切，主张又颇相近，故仍被时人视为进步党的骨干。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前夕，张东荪积极活跃于民国政治舞台，“动了几年救国念头，从事研究政治”2。但他主要是以评议时局、研究政体、介绍西方政治理论和政治制度的方式参与政治的。他在《庸言》、《中华杂志》、《新中华》和《甲寅》等刊物上，发表大量政论文章（仅93年就达到30多篇），对当时重大的政治问题，如国会性质、宪法性质、总统制与内阁制、总统权限、行政裁判制度、预算制度、联邦制度、地方自治制度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成为民国初期著名的政论家。他站在社会改良的立场上，不赞同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但也坚决反对袁世凯独裁统治，为此，曾写过许多政论文章进行抨击，深为袁世凯不满。当袁世凯大搞复辟帝制活动后，他先后发表了《复辟论之评判》、《名实与帝制》等文章进行抨击，当袁世凯授意美国顾问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鼓吹“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时，张东荪立即发表《对于古博士国体论之质疑》，坚决进行批驳。洪宪帝制复辟破产后，他主张孙中山与梁启超联合，共建中国共和制度，并发表了《今后之政运观》、《修改国会组织法及选举法私议》等文章。但因国民党人与进步党人“意气之争”，他的主张不为人注意。97年月，他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贤人政治》长文，进一步阐明自己的政治主张，仍不为段祺瑞政府所纳。 98年，新国会举行选举，梁启超、张东荪为首的研究系（由进步党演变而成）企图借机确立在新国会中第一大党的地位，但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政客组织安福俱乐部，操纵国会选举，研究系在新国会选举中惨败。梁、张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政体的政治理想破灭。张东荪认识到，“立宪派只问政体而不问国体，在表面似乎较革命派为接近一些民主真义，无奈他们只以政府构造上着眼，而忽视关于社会主义全般的义理”，开始重新考虑自己和研究系今后的出路。98年底，梁启超决定赴欧洲考察，途经上海时，与张东荪、黄潮初畅谈一通宵，“着实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相约此后决然舍弃，要从思想界尽些微力”2。张东荪随后也表示，此后“誓不为政治性质的运动”，要以“教育、著书、译书”终其一生，为中国思想文化界尽其力量3。 自97年起，张东荪接替张君劢主编研究系在上海的喉舌《时事新报》。98年3月，他创办《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以“促进教育、灌输文化”，“屏门户之见、广商权之资”，“非为本报同人撰论之用、乃为社会学子立说之地”为宗旨。99年初，他把《学灯》由周刊改为日刊；4月又聘请俞颂华主编《学灯》副刊，介绍西方各种新思潮。《学灯》副刊成为与北京《晨报》副刊、《民国日报》副刊《觉悟》齐名的介绍新思潮的三大副刊之一。99年9月，他在上海创办《解放与改造》杂志，自任主编。张东荪《理性与民主》序论，商务印书馆94年版。 2张东荪《新哲学论丛》序。 张东荪《理性与民主》序论。 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中华书局989年版，第3君劢、张东荪《中国之前途德国乎？俄国乎？》，《解放与改造》第2卷4号，920年7月5日。 在创刊号上，亲自撰写创刊“宣言”，发表题为《第三种文明》的社论，并写了长篇读书杂录《罗塞尔的政治思想》，提纲挈领地表明研究系的趋向及其所信奉的学说和主义，即要致力于社会的解放与改造，培养“第三种文明”。此后他又在《解放与改造》、《时事新报》等报刊上发表《新思想与新运动》、《奥斯的社会主义》、《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评资本主义的办事方法》、《改造要全体谐和》、《中国之前途德国乎？俄国乎？》等文章，全面介绍和讨论“社会主义”，宣传社会改良。 920年3月，梁启超欧游回国，与张东荪等组织共学社，成立讲学社。 9月，《解放与改造》改名为《改造》，并在《发刊词》中申明要将基尔特社会主义精神向“实际的方面”贯彻。同时，梁启超、张东荪以讲学社名义邀请英国哲学家、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罗素来华讲学。张东荪陪同他到湖南等省演讲。920年2月日，张东荪从湖南回到上海后，在《时事新报》上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的时评。陈望道、李达、邵力子、陈独秀等对此文进行批驳，展开了五四时期著名的“社会主义论战”。张东荪连续发表《大家须记罗素先生给我们的忠告》、《答高践四书》、《长期的忍耐》、《再答颂华兄》等文章，进行反驳。920年2月25日，他发表了《现在与将来》的长文，全面阐述了他以基尔特社会主义为核心的社会改良思想。92年月9日，梁启超写了《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赞同并张东荪的观点，并对《现在与将来》作了某些“发明补正”。2月5日，张东荪又作了《一个申说》，对自己的观点作了“比较正式说明”，系统阐述了所谓“资本主义必倒而社会主义必兴”，为了兴社会主义必须首先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说”。92年9月日，他又创办了《时事新报》副刊《社会主义研究》，在《宣言》中，公开宣言“我们怀抱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思想，竖起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旗帜宣言我们是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全面提出了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的信仰、研究方向及宣传目的；认定“我们信仰基尔特社会主义系出于我们的研究结果，我们信仰基尔特社会主义确是民主主义思想的究极，而且是社会改造原理最彻底的一个。”在遭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有力批评后，中国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思想市场越来越小。922年月和9月，《社会主义研究》和《改造》杂志相继停刊。 920年，张东荪等人开始在上海筹办中国公学。他自任大学部主任，聘请国内名师做教授，后因经费困难而辞职。对于他在中国公学的情况，他的好友俞颂华回忆说“他也办过中国公学，他办学的时候，据我所知道，有两个特色一是积极充实图书设备，提倡研究的学风。这话在那时中公毕业及读过书的校友都能负责证明的。所可惜的，那时经费有限，而且他主持校政的时间亦不够长。”在五四时期新旧思潮大论战中，张东荪发表了《突变与潜变》、《答章行严君》、《答潘力山君与程耿君》、《读〈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等文章，反对章士钊的调和论，批评梁漱溟的文化观，主张“彻底输入西方文化”。他认为“要起中国的沉疴非彻底输入西方文化不可，所谓输入西方文化自然是指科学而言，然而输入科学却非先改变做人的态度不为功。所以输入科学而求其彻底，则非把科学的祖宗充分输入不可。科学的祖宗非他，西洋哲学便是我们介绍科学不求彻底则已，如要彻底则非充分介绍哲学不俞颂华《论张东荪》，上海《人物杂志》第2卷期，947年月20日以，张东荪输入西方文化的核心是西方哲学。92年2月在《民铎》上发表《柏格森哲学与罗素的批评》，922年在《东方杂志》上发表《新实在论的论理主义》，923年发表《这是甲》、《批导的实在论》、《相对论的哲学与新伦理主义》、《唯用论在现代哲学上的真正地位》、《伯洛德的感相论》，924年发表《出世思想与西洋哲学》，925年译介英国哲学家卡阿著《科学与哲学》，928年发表《新创化论》等。对西方现代哲学各种流派都作了介绍。而尤其注重于柏格森的创化论、罗素的新实在论、穆耿的新创化论、相对论哲学及康德的知识论。 923年2月，张君劢在清华大学演讲《人生观》，认为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人生观之解决惟赖玄学。4月2日，丁文江在《努力周报》上发表《玄学与科学》，反驳张君劢的观点，展开了关于人生观问题论战（也称“科学与玄学论战”）。张东荪月9日发表《劳而无功》一文，站在玄学派一边，反对科学的人生观。此后他又写了《科学与哲学》一书，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他说“余于书中所斤斤言之者即在科学之性质一点，其次则为哲学之性质，以为今之扬科学之大旗往来于闹市者，实未尝真知科学之为何物。”认为“科学的哲学不是真正的哲学。真正的哲学即拿科学本身来批评，即从科学所由成的知识而逆探宇宙的根本。”2924年春，张东荪辞去《时事新报》主编，专任中国公学教授，后又任上海光华大学教授，930年北上就任北平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934年暑假曾一度到广州任过学海书院院长）。929年他将自己十余年来在哲学研究中所著的论文编成《新哲学论丛》，由商务印书馆印行，初步构建了一套自己的“新哲学”体系“泛架构主义”和“层创进化”的宇宙观、“主智的创造的”人生观和“交互作用”的认识论。 927年后，他有见于“报纸完全变为他人的喉舌不能说自己的话了”，乃彻底脱离报界而转入哲学领域3。927年8月，他与瞿世英（菊农）创办中国第一个哲学研究专刊《哲学评论》，为中国学者进行哲学研究提供研究和争鸣园地，推进了中国现代哲学研究的开展。从928年起，他先后为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的“b丛书”写了《人生观b》（929年月初版）、《哲学b》（929年初出版）、《精神分析b》（929年5月出版）和《西洋哲学b》。93年2月，他在《哲学评论》上发表《条理范畴与设准》，开始提出新的认识论观点。932年在《大陆杂志》第卷第3、4、5期上发表《认识论的多元论》，提出了新的认识论体系——“认识的多元主义”。934年9月，他出版《认识论》一书，进一步发挥前二文中的观点，正式形成了“多元认识论”体系。“我承认外界有其条理，内界（即心）亦有其立法；内界的立法又分为两种，一为直观上的先验方式，一为思维上的先验方式（这一点与康德相似）；至于感觉则不是真正的‘存在者’，所以我此说有几个方面，因名之曰多元论。”93年0月，他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多元认识论重述》，开始修改和充实“多元认识论”，不久，他对该文加张东荪《初学哲学之一参考》，《东方杂志》第23卷号，92年月0日。张东荪《科学与哲学》，《东方杂志》第22卷2号，925年月2东荪《科学与哲学——一名从我的观点批评科玄论战》，商务印书馆924年版，第72页。3《思想与社会》序论，商务印书馆94年版，第3页。 张东荪《认识论》，上海世界书局934年版，第4页。 以进一步修改后，于937年月收入《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中。通过研读西方现代哲学，张东荪了解到“现代哲学研究的趋向大体是集中于价值论的研究，尤其是以价值论来吸收伦理学。”2所以他从二十年代后期开始将介绍西方哲学的重心集中于西方道德学和价值论上。他“根据原著提取需要”，“藉问题之迭变以明思想之进化”，“根据阅读数十种西洋伦理学名著的结果”，撰成《道德哲学》一书，930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印行。该著出版后，在当时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曾多次出版。在三十年代，张东荪主编了世界书局出版的《哲学丛书》，丛书分上、下两卷共种。他撰著的《认识论》、《现代哲学》、《现代伦理学》等列入其中。935年0月，他与瞿菊农又创办了《文哲月刊》。他撰写了《发刊词》，并发表了《彭基相译笛卡儿方法论序》、《关于宋明理学之性质》、《思想自由问题》等文。三十年代，张东荪已成为中国著名的哲学家，被公认为“中国新唯心论领袖”。有人说“中国新唯心论的领袖，无异议的常推张东荪先生”。同时，他也被公认为五四以来第一个尝试创建中国现代哲学体系者。“中国研究西洋哲学的人，不可谓不多，说到能由西洋哲学中引申出来新的意见，建设新的哲学，恐怕只有张东荪先生一人。”2这一点连他的论敌也是承认的。叶青曾说“中国在五四时代才开始其古代哲学底否定，现在固没有坚强的近代体系，然而已在建设之中了。作这种企图的，首先要算张东荪。所读欧洲过去和现在的哲学著作很多，不像五四胡适那样只读一点美国书，失之浅薄。如果我们说梁启超和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哲学的启蒙运动者，那末张东荪就是中国近代哲学底系统建立人。”3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93年9月8日，张东荪在《大公报》副刊《现代思潮》上发表《我亦谈谈辩证法的唯物论》，对“物质”及“物质之变化”两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概念进行非难，挑起了三十年代唯物辩证法论战（又称“哲学论战”）。932年他又发表了《辩证法的各种问题》，进一步推动了论战的进程。933年月又写了《动的逻辑是可能的么？》，从逻辑学角度非难辩证法。934年月又在《新中华》上发表《思想的论坛上几个时髦问题》，反对哲学具有党派性的观点。934年月25日，他又写了长达三万多字的文章《唯物辩证法之总检讨》，对唯物辩证法进行全面批驳。同年0月，他将各种反对和非难辩证法的文章汇编成书，以《唯物辩证法论战》为书名，由北平民友书局出版。在“弁言”中，他宣称“本书专对唯物辩证法作反对的批评，乃只限于所谓赤色哲学，而绝非对于全体而言。”此书的出版，把唯物辩证法论战推向，张东荪也因此成为唯物辩证法论战的主将。935年，叶青仿此体例，将反驳张东荪的文章收集编成《哲学论战》一书，形成对垒的两军，使论战白热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艾思奇、邓云特（邓拓）、李达等也参加了论战，对张东荪和叶青的观点进行了批驳。 对于中国政局，张东荪时时留意。他对政治的态度是“我之对于政治完全是一种打抱不平的态度。虽时时发表政论然从来不计及本身我之2张东荪《价值哲学》序，上海世界书局934年版。 孙道升《现代中国哲学界之解剖》，《国闻周报》第2卷第45期，935年月。2孙道升《现代中国哲学界之解剖》，《国闻周报》第2卷第45期，935年月。3叶青《张东荪哲学批判》序。上海辛垦书店93年版。 好为政论不外乎想抵抗那个要毁灭文化的内外潮流。”为对抗国民党一党专政，932年，他与张君劢组织了国家社会党（简称“国社党”），创办机关刊物《再生》周刊。对于创立国社党的原因，他后来解释说“至于到九一八事变以后，忽然和张君劢先生组织国家社会党乃纯是为了国民党的‘党外无党’一句话而激成。我即相信民主主义，当然是反对一党专政。国民党不许另外有党存在，我们民主主义者便不能不另立一个党，以表明我们的思想是自由的。目的不过如此。”2张东荪起草了国社党的政治宣言《我们所要说的话》，明确提出了所谓“修正的民主政治”（又称“科学的民主政治”）“我们对于政治是把根据效率的科学与个性差别的科学以与站在平等原理上的民治主义调和为一；于经济是把易于造产的集产主义与宜于分配的普产主义以及侧重自治的行会主义调和为一；于教育是把淑世主义与自由主义调和为一；然后三方面再综合之，成一整个儿的。”同时列举了关于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的98条政纲。 此后，张东荪在《再生》、《自由评论》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政论文章，重要的有《党的问题》、《阶级问题》、《为国家计与为国民党计》、《民主与专政是不相容的么？》、《国民无罪——评国民党的宪政论》、《结束训政与开放党禁》等。他虽不赞同的土地革命，但更坚决反对国民党一党，要求国民党结束训政，实行宪政。中国《八一宣言》发表后，他发表了《评宣言并论全国大合作》、《从拥护政府说起》等文章，赞同国共合作，联合抗日，实现国内和平和民族团结，欢迎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认为《八一宣言》的发表标志着政策的“转向”。北方局书记以“陶尚行”笔名致函张东荪，阐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赞同张东荪关于政策“转向”的观点。张东荪随即发表《从教育的意义上欢迎的转向》、《关于陶许两封信的感想》，坚持自己的观点。 ------------ 18 1937年七七事变后张东荪分析了国内外时局正式形成了调和与资本主义、国民党与借以共同对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所谓“中间性的政治路线”。1938年初他与叶笃义等人从北平秘密至汉口、桂林借参加国民参政会之机准备将此意见直接进献给国民政府。但他有见于“国共合作并不是建立于诚意真心政府未必采纳”便扫兴地返回北平。在燕京大学他一面教书从知识社会学角度研究社会著述《知识与文化》一书（194o年最后完稿1946年作为吴文藻主编的《社会学丛刊甲集第2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一面关注和研究国内外时局的展与地下党接触介绍学生离开北平到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或西南大后方。他预料日美必然开战主张提前先行解散燕大把教员与学生转移到解放区或西南大后方。 张东荪的言行早为日本宪兵注意。1941年12月8日日本对美国宣战日本宪兵包围并强占了燕京大学。张东荪与其他1o名燕大教授被捕。他先被送到西苑日本宪兵队不久押送到沙滩旧北京大学的红楼（北平日本宪1张东荪：《思想与社会》序论第3页。 2张东荪：《理性与民主》第4—5页。 1记者：《我们所要说的话》《再生》周刊第1卷第1期1932年5月2o日。兵总部所在地）与赵紫宸关在第16号牢房。张东荪是当时全国知名的哲学家和学者日本宪兵企图拉拢他为日本人做事。具有强烈爱国意识的张东荪利用各种借口挫败了日寇的阴谋。他回忆说：日本人“希望我答应与汪政府合作我便以狡猾的态度对付之。我说：我一向是个国民党的反对者汪精卫是国民党其政府亦是国民党决不能与之合作”。接着日本人“要求我向在拘留中的中国员加以劝诱使其感化可以招供”。张东荪回答说：“不是捉、打、杀所能扑灭的。你们日本军何必来管中国的事因为是中国政治上的一个问题。”1关押两个月后1942年2月他被移送铁狮子胡同日本军部然后押解炮局胡同6军监狱。张东荪先后自杀四次而未遂并与看守厮打不屈服于日寇的淫威。1942年6月18日被日军判处一年半徒刑缓刑三年。在写了一具“出狱以后不离开北平”的保证书后他被保释出狱。在此后3年间他的行动时时为日本宪兵监视。“平均每日宪兵安达必来我家一次。每次都劝我出山”实际上是监视张东荪。尽管张东荪一度产生“出狱后立即逃上西山”的想法但因病终未成行。张东荪出狱半年后开始撰写《思想与社会》一书。“书中所说几乎完全是增补前作《知识与文化》亦可说就是《知识与文化》之续编。或称之为姊妹编亦无不可。”1此书作为“东西文化丛书”之一种194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后他“继承前两书中所说的问题而想从另一方面作进一步的挥”遂著成《理性与民主》于抗战胜利前后完稿1946年5月由商务印书馆行。这三本书构成了张东荪独立的知识论体系形成了较完整的文化思想和“渐进的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治理论。 1944年张东荪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任中央常委。1945年11月他作为民盟代表从北平飞赴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他任政治协商会议军事组的召集人及综合委员会委员。在会议上他提出了《政治协商会议与国防新案》本着“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两个原则认为“民主是一个具有程度的东西”现在中国所要从事的是“民主之起码的基本条件”；提出了三条解决军队问题的方案：“（甲）寓兵于全民；（乙）取消所有常备的职业兵；（丙）使军队等于专门学者（即科学家）然于政党以外而给以最优厚的待遇使其安心任事。”21946年1月16日他与梁漱溟、张君劢、张澜等9人代表中国民主同盟提出《实现军队国家化并大量裁兵案》。当晚在沧白堂政协会议讲演会场张东荪与郭沫若作为报告人介绍政协会议情况时国民党特务进行捣乱他拍案而起怒斥特务们的无耻行径。政协会议结束后他重回北平燕京大学。 1946年5月22日他在天津青年会演讲《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把抗战初形成的“中间路线”的主张正式公诸于世。他认为“中国必须于内政上建立一个资本主义与中间的政治制度”“政治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在国共两党关系上“要把他们中偏右者稍稍拉到左转；偏左者稍稍拉到右转在这样右派向左左派向右的情形下使中国1张东荪：《狱中生活简记》《观察》第2卷第13—17期1947年5月24日—6月21日。下同。1张东荪：《思想与社会》序论第1页。 2张东荪：《政治协商会议与国防新案》《民主生活》（重庆版）第2期1946年1月16日。得到一个和谐与团结并由团结得到统一”1。该文表后立即引起较大反响施复亮、储安平、傅雷等人纷纷著文赞同并鼓吹所谓“中间路线”。1946年1o月民盟起“美军退出中国”运动张东荪表《为美国利害着想美军应及早撤退》。当国民党违背政协决议非法召开“国民大会”时张东荪拒绝参加国民大会并与参加“国大”的民社党脑张君劢“划地绝交”以抗议国民党的一党。 1946年底他赴上海参加中国民主同盟召开的一届二中全会。在会上他当选为民盟秘书长为在国内重建和平而努力。1947年3月施复亮在《时与文》创刊号上表《中间派的政治路线》引起了张东荪的同感和共鸣他一口气写了《追述我们努力建立‘联合政府’的用意》、《和平何以会死了》及《美国对华与中国自处》进一步阐中间路线的政治主张。当时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由美赴欧鼓吹和平；而张东荪在国内也鼓吹和平一时引起较大震动。张东荪被人称为“东方的华莱士”1。 1947年冬国民党包办国民大会准备所谓“行宪”国民大会。梁漱溟表《预告选灾追论宪政》一文抨击国民党独裁对中国能否走上“英美式宪政之路”表示怀疑。张东荪也著文《我亦追论宪政兼及文化的诊断》认为中国自民国以来所有的选举都为特殊势力所利用。西方民主制度本身是中性的无所谓好坏“而毛病还是出于中国本身”是由于中国“文化之失调”。该文表后立即引起较大争议。北京大学教授樊弘表《与梁漱溟张东荪两先生论中国的文化与政治》。12月3日张东荪表《敬答樊弘先生》接着又表了《关于中国出路的看法——再答樊弘先生》、《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经济平等与废除剥削》等文章围绕“中国出路”问题展开激烈的讨论。 1948年7月张东荪著成《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该书“主要在于说明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只是民主主义的后身二者本是一物若以为二者对立且有冲突乃是错误的。同时要说明经过历史的教训社会主义者早已将若干不切实际的地方自行删去了。”2这部著作一经出版立即畅销全国在社会思想界引起较大反响。不到半年时间便四次再版行达9ooo册。 《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出版后张东荪又表了《增产与革命——写了〈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以后》、《论真革命与假革命》、《知识分子与文化的自由》等文重新调整自己的政治思路放弃和修改了部分政治主张倾向于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认识到“知识分子不足为社会的中坚”提出中国今后的前途只有一个即“新型民主”。“新型民主”实际上与的“新民主主义”是一致的。 此后张东荪多方与地下党秘密接触。1948年底他代表民盟建议傅作义将军与联系走和平解放北平的道路。12月24日他作为傅作义的和谈代表到蓟县与代表秘密谈判为和平解放北平作出了重大贡献。1949年初曾到河北西柏坡与领袖会晤。1949年9月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兼燕京大学（后为北京大学）教授。1952年因故辞去1张东荪：《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再生》周刊第118期。1946年6月22日。1俞颂华：《论张东荪》。 2张东荪：《经济平等与废除剥削》《观察》第4卷第2期1948年3月6日。政府职务。1968年1月被捕。1973年6月2日病逝于北京终年88岁。张东荪一生“以哲学兴趣为主而又不能忘情于政治”1。毕生勤奋研读不停地著述。先后表了数百篇各类文章著译、编各种著作2o余部。其主要著作有：《新哲学论丛》、《认识论》、《道德哲学》、《知识与文化》、《思想与社会》、《理性与民主》和《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等。 1张东荪：《思想与社会》序论第2页。 第四十七章李四光李四光原名李仲揆。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1o月26日生于湖北省黄冈县回龙镇下张家湾村1。祖父库里蒙古族人。父亲卓侯改为李姓是一位乡村私塾的教师。李仲揆5岁入塾学习。19o2年到武昌考入新办的第二高等小学堂改名四光。在校学习成绩优异19o4年获官费保送赴日本留学。 抵日后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结识宋教仁、马君武等人。19o5年8月三人一起参加了孙中山倡导的革命活动成立中国同盟会时为创建会员李四光是其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孙中山见他年轻曾赠他八个字：“努力向学蔚为国用”给以勉励和期望。19o7年7月李四光考入大阪高等工业学校学造船机械。191o年7月毕业归国任教于武昌昙华林湖北中等工业学堂并参与了一些革命社团之间的联络活动。1911年夏秋之交清廷举行辛亥第六次游学生廷试李四光到北京参加了这次考试成绩为最优等被列入“工科进士”榜。1o月1o日武昌义爆全国响应湖北成立鄂军都督府。李四光立即赶回武昌任都督府理财部参事随后被选为实业部部长。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湖北实业部改为实业司李四光仍任司长为调整恢复工商业支援革命战争做了大量工作。次年3月袁世凯任大总统倒行逆施。鄂军都督黎元洪归附袁世凯。李四光愤于辛亥革命失败辞去了一切职务。按临时政府稽勋局规定李四光被列为对革命有功人员再度公费保送出国留学。1913年7月李四光远涉重洋到英国伯明翰大学先学了两年采冶再转入地质系专攻地质学。入学期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物价上涨生活艰苦李四光曾多次利用假期到矿山工作赚点钱以弥补其学习费用和生活费用之不足；并对英国矿业情况有所了解。经过五年的学习1918年5月李四光提交了题为“中国之地质”的论文。6月经伯明翰大学授予自然科学硕士学位。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告结束战胜国在巴黎召开了“和平会议”。李四光决定去欧洲大6作一次地质旅行并对战后各国情况作些了解。 192o年2月李四光应友人的邀请到巴黎留法勤工俭学会作了一次学术讲演题目是《现代繁华与炭》。讲演时他提出：“学术问题不能人云亦云”搞科学研究的“心只管细胆只管大掌握逻辑思维天经地义的学说也不能吓倒我们要知真正讲学的精神就是为真理而奋斗。”1这些语言表达了他在学术上要求独立思考走独立自主道路的意志。他这篇以煤炭为主并涉及到各种新能源的讲演也勾画出他后来为中国现代化解决能源长期思索和实践的精神。 离开巴黎后他到了瑞士登上了阿尔卑斯山考察了琳琅瑰丽的现代冰川及地貌形态；深入莱茵谷地考察了有关矿山和构造；并到德国柏林等处察看战后景况然后由柏林到莫斯科坐火车穿过辽阔的西伯利亚回到了北京。应蔡元培的聘约1921年1月到北京大学地质系正式开课开始他的教授生活。 1下张家湾村现为回龙一库水库库区村已不存。 1李四光：《现代繁华与炭》原载《太平洋》第2卷第七号192o年。现载《李四光全集》第8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7页。 中国近代科学在二十世纪初还处于草创的初始阶段。辛亥革命后经章鸿钊的倡议丁文江的经营奔走1913年培训了一批地质工作人员在此基础上1916年创办了地质调查所开始了中国有组织的地质矿产调查工作。李四光原准备回国后主要从事实地的调查工作。由于丁文江感到中国地质工作后继需人极力主张他到学校任教李四光经过考虑认为培训自己的地质学家是当时一项刻不容缓的紧急任务于是决定到北京大学地质系任教。李四光在系里开讲岩石学、高等岩石学和构造地质学等课程每年还多次带领学生到野外实习。他在教学的同时就开始了他创造性的地质科学研究工作。 李四光在北京大学还参与了许多重要的校务活动。他担任过北大第二院庶务主任北大的预科、仪器、聘任、财务以及图书等委员会的委员、主任等职务1922年11月和1924年1o月曾两度当选为校评议会评议员参与了北京大学有关治校的一些决策性的讨论。 李四光开课期间结合带学生到野外实习的机会做了许多重要的地质考察工作表了不少独具创见的科学论文可以说他一生在地质学上的主要成就都是在这个时期开始的1。例如1921年现太行山东麓及大同盆地的第四纪冰川遗迹从此为中国第四纪研究展开了新的篇章为中国第四纪冰川学说揭开了序幕也为国内外地学界带来了长期讨论的重要课题；在古生物学研究方面他创立了鉴定■科化石的新方法提出■科分类的十项标准并于1927年表了他的第一部科学专著《中国北方之■科》并获伯明翰大学授予科学博士的荣誉；在构造地质学方面1926年表的《地球表面形象变迁之主因》一文1是他以后创立地质力学这门学科的萌芽。此外在岩石学研究方法上也有创新的贡献。 1922年1月在丁文江主持下李四光参加了成立中国地质学会的筹备工作在成立会上他被选为第一届副会长。以后他经常在地质学会年会上和会志上表自己重要的学术论文。1925年8、9月间李四光代表北京大学到苏联出席苏联科学院成立2oo周年纪念大会在会上他会见了苏联许多著名的地质学家如卡尔宾斯基、巴甫诺夫、费尔斯曼等人广泛地交换了学术上的意见并代表中方邀请了苏联科学院永久书记欧登堡第二年到中国访问进行学术交流。 1927年7月李四光应蔡元培邀请到上海参加了筹备中央研究院的工作。从1928年1月开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他一直担任着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职务。虽然他主要精力放在展地质科学研究工作上但从1931年秋开始他又兼任北京大学地质系系主任和研究教授的职务直到1936年暑假还领着北大地质系四年级毕业生上庐山实习。在1926—1929年期间李四光还在湖北家乡筹建了一座现代化高等学府武汉大学1。他是这所大学校舍建筑设备委员会的委员长。 三十年代初李四光开始了长江中下游第四纪冰川遗迹的调查研究。从1许杰：《回忆我的老师李四光同志和他的科学活动》；杨钟健：《李四光老师回忆录》等文章载《李四光纪念文集》地质出版社1981年版。 1李四光：《地质力学方法》科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1—28页。 1李进才等：《李四光与武汉大学》载《李四光学术研究文集》地质出版社1984年版第124—125页。 1931年开始他几上庐山、黄山、九华山和天目山最后决定对庐山进行系统而详细的研究。1937年终于完成了《冰期之庐山》的初稿明确地指出庐山是中国第四纪冰川的典型地区是“困惑难解和耸人听闻学说的诞生场所”2。尽管多年来持不同意见的学者仍有人在。《冰期之庐山》1947年正式出版后许多从事第四纪冰川地质工作者都认为它是一部第四纪冰川学的经典性著作为中国第四纪冰川学说奠定了基础。 1934—1936年李四光应邀赴英讲学在伦敦、剑桥和伯明翰等地的八所大学讲授中国地质学。这份讲稿整理成《中国地质学》一书公开出版后在国内外影响很大学术界给予很高的评价。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李约瑟（josephneedham）博士说：“最卓越的地质学家之一李四光为我们提供了第一部内容丰富的地学著作。”3在该书英文版222页分析新华夏构造体系沉降带育的特点时李四光明确提出在华北平原下部有可能找到石油储藏。反映了他从研究构造的角度寻找隐伏资源的独到见解。书中还用了一章专门介绍中国第四纪冰川遗迹的实际材料反映了李四光对这一问题的认真态度和执着精神。这次讲学结束后他横渡大西洋到了美国在美国从东到西作了一次地质考察。 1937年抗日战争爆李四光率领地质研究所人员内迁广西桂林。 在抗战八年的艰难岁月里李四光在桂林度过了将近7个春秋。到桂林不久李四光就被广西当局聘请为广西建设委员会的研究员曾为广西建设表过一些重要意见。 李四光在桂林还会见了早年同盟会的老朋友、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为实现两人以前的共同心愿李四光在桂林附近的良丰创办了桂林科学实验馆为广西科学文化事业的展办了一件实事。李四光和地质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一道开展了广西的地质调查填绘了广西地质图。四十年代初他还长途跋涉两度调查南岭地质考察过鄂西、川东、湘西、桂北、闽西、赣南等地的地质构造情况和冰川遗迹表了不少学术论著如《广西台地构造之轮廓》、《南岭何在》、《南岭东段地质力学之研究》以及《鄂西川东湘西桂北第四纪冰川现象述要》1等。 1944年日寇内侵直逼桂林地质研究所经贵阳迁往重庆。由于长途奔波环境困扰李四光的健康转坏曾一度病倒在沙坪坝。1945年4、5月间重庆大学和中央大学地质系联合邀请李四光到重庆大学连续作了题为《地质力学之基础与方法》的专题学术讲演这是李四光二十多年研究地质力学的一次总结也是地质力学这门学科的第一部专著后经中华书局正式出版。 1945年8月14日日本投降八年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但是蒋介石又挑起内战烽火李四光为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担忧不已。1946年夏他从四川回到了上海并转杭州养病数月。1947年7月中国地质学会理事会推选他为中国出席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学会代表。1948年2月李四光偕夫人许淑彬一同由杭赴沪转港乘船赴英出席在伦敦举行的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学2陈群、张祥光、周国钧、段万倜、黄孝葵：《李四光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9页。原文见李四光：《中国第四纪冰川》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7页、第2o页。3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总论第1分册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132页。1景才瑞等编：《李四光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89—499页。会会上他宣读了《新华夏海之起源》一文。会后他和夫人商定到英国海边博恩默斯居住一段时间。在这里李四光非常关心祖国的解放战争每天阅读英国出版的《工人日报》。还买了英文版的《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等书籍认真阅读。他深信必胜。他深情地期待着祖国的解放新中国的诞生。 1949年1o月1日主席在城楼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李四光从报纸上见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恨不得立即起程归国。正在这时得一位友人通知说国民党政府驻英大使馆奉命要阻拦他回国。李四光当即和夫人商定星夜只身离英摆脱监视；夫人随后赶到巴塞尔与他会合然后赴意大利并从热那亚港登轮启程回国。195o年4月初李四光夫妇经香港抵广州回到了祖国大6。5月来到了北京。 李四光被安排在北京饭店临时住下后周恩来总理曾亲自到住处来看望他两人谈了将近3个小时。周恩来提出希望李四光能帮助党和政府团结全国广大的科学家为繁荣祖国的科学事业出力；并协助郭沫若院长做好自然科学方面科学家的工作。还有一项急待着手进行的重要工作期待他去做那就是把旧中国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地质工作者组织起来为急待开展的工矿资源勘察服务。李四光深知完成这三项任务的艰巨性和紧迫性。他承担了下来。 关于团结科学家的工作李四光一直是很热心的。早在抗日战争后期一部分科学技术工作者不满于当时政府对科学界的迫害在当时驻重庆办事处和周恩来的关怀下在重庆成立了科学工作者协会（简称科协）推举竺可桢为理事长李四光为监事长凃长望为总干事。科协的展很快在国内大城市和中国留学生较多的国家先后成立了分会并于1946年7月与法、英、美、捷等国的一些科学团体共同起成立了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简称世界科协）。北京解放后1949年5月在统战部的推动下中国科协与中国科学社（1915年成立）、中国自然科学社（1927年成立）、东北科学研究会（1948年东北解放后成立）共同起建议召开一次全国科学会议。经过酝酿由吴玉章主持举行了筹委会会议决定召开中华全国第一次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并讨论推选出科学界参加新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代表17人李四光是其中之一。政协一届一次会议闭幕后1o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11月1日政务院决定成立中国科学院任命李四光为副院长之一。李四光这时还在国外未能赶上参加上述会议。 李四光回到北京出席了一届政协第二次会议并作了一次言受到与会者的重视。不久他参加全国教育会议接见代表时还对他在政协的言表示了赞许。 8月17日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正式举行李四光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身份在会上作了题为《新中国的科学研究》的报告1。这次会上还通过筹委会建议成立的以各门学科学会为会员的“中华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简称科联）；以科技工作者个人为会员的“中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简称科普）。大会推选李四光为科联主席侯德榜等为副主席；推选梁希为科普主席茅以升等为副主席。1958年因形势要求两会合1李四光：《新中国的科学研究》载《科学通报》195o年第1卷第5期第289—291页。并为中华全国科学技术协会李四光当选为主席。在李四光的主持下并在几位副主席和各有关单位的积极支持下科协对促进广大科学技术工作者通过学会进行跨机构间的学术交流和国际交流对新学科学会的建立对人民科学技术教育的普及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由于中国科协曾经是世界科协起会员新中国成立后李四光被推为世界科协的副主席之一。在五六十年代李四光与世界科协主席法国著名科学家约里奥·居里（）等常有书信往来共同对反对原子战争保卫世界和平、声援被迫害的科学家等活动表示了相互的支持。1956年世界科协成立1o周年4月1日至3日世界科协第16届执行局会议和协会成立1o周年纪念会在北京举行英国物理学家鲍威尔（世界科协副主席之一）等及理事十余人到会。李四光在会上言强调要使科学服务于崇高的目的——为人类谋更多的福利。1964年8月21—31日由中国邀请有亚、非、拉、澳44个国家367位科学家参加的国际科学讨论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前夕李四光以中国科协主席身份在人民大会堂主持了招待会数百位中国科学家和各国科学家欢聚一堂。陈毅副总理在会上致词称这次讨论会是各国科学家胜利会师的大会、团结的大会。会议期间、、朱德等国家领导人分别接见了到会的全体科学家。 由于李四光本人的科学造诣和他在国内外科学活动中的声誉在第二届全国政协会议期间他作为科学界的代表当选为政协副主席并连续当选为第三、第四届政协副主席。 李四光在工作中特别注意工、农业建设中需要多学科综合技术解决的问题常组织各个有关专业的科学家分工协作共同探索解决问题的途径与方法。 李四光很早就关注原子能科学研究工作归国到职后即关注钱三强的工作安排。积极支持近代物理所的建立多次由钱三强陪同到所视察并与科学家座谈并和当时院党组书记张稼夫多次讨论原子能研究工作的安排问题。 195o年9月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成立统一部署全国地质调查研究与勘探工作。1952年9月在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李四光任部长何长工、刘杰、宋应任副部长。为了适应国民经济建设迅展的需要根据中央指示地质部一开始就采取了大转变、大展的方针。在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的基础上建立了北京、长春等地质院校开始大规模培训新生力量。中国地质工作出现了空前未有的蓬勃展的形势。1953年夏末李四光在北戴河休养期间正值朱德委员长、李富春副总理也在此休养。李四光到朱德住所向朱德作了放射性探测演示随后两人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交谈。1954年地质部着手放射性矿产资源的调查在地质部普查委员会内成立第二办公室专管铀矿地质工作。不久二办扩大成为地质部三局（以后改属二机部、三机部和核工业部）。1955年1月15日李四光、刘杰、钱三强参加了主席主持召开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汇报了铀矿地质工作的进展再次演示了铀矿石标本的探测反应。当与会领导听到了探测器“嘎嘎”的声响大家都很高兴。当场作了重要的讲话指出：“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1由此我国拉开了原子能事业的序幕。李四光在中国科学院院务常务会议上提出了加强原子能研究推广同位素应用的建议。经科学院党组与二机部党组联合报请中央政治局批准成立“中国科学院原子核科学委员会（简称核委）李四光为主任委员张劲夫、刘杰、钱三强为副主任委员。钱三强负责核委的经常工作。 此时的李四光作为地质学家急国家之所急一手抓铀矿地质一手抓天然油气地质。以往他多侧重基础性研究工作积累了丰实的科学知识与经验为适应新中国展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他又积极开拓应用地质领域的工作。 1954年3月1日李四光应邀到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作了《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勘探远景》的报告。当时参加报告会的有苏联石油访问团和在华工作的石油专家。他用地质力学理论详细地论证了我国地质构造特征和可能含油的远景地区着重指出从东北平原通过渤海湾、华北平原往南到两湖地区是有重要意义的地区应组织力量进行摸底。以后他又指出新华夏构造体系最东边的一条沉降带黄海、东海乃至南海地区的海域含油远景并不亚于6地。李四光全局性、战略性的预测在后来的区域普查和开勘探中基本上一步一步得到了证实。李四光在寻找祖国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方面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并因地球科学对现大庆油田的突出贡献而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他的地质力学理论也因此受到了特别的重视。1956年地质部成立了地质力学研究室1958年改成研究所李四光亲自兼任所长。当时李四光还担任着全国石油地质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这年李四光还被苏联科学院全体大会推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第二年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又授予他卡尔宾斯基金质奖章。他在国际上享有崇高的荣誉和威望。 1959年李四光开始撰写《地质力学概论》1962年内部行。这部著作系统总结了李四光和他的学生们几十年的研究成果是地质力学文库中的经典性著作它标志着地质力学的完善与成熟。地质力学研究所用这部书做教材一连办了三期地质力学进修班向1oo多名地质研究骨干介绍了地质力学理论与方法并使地质力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应用、普及和验证。196o年李四光在北京西山地质力学研究所召开了中国第四纪冰川遗迹研究工作座谈会并带领与会人员察看了北京西山地区新现的第四纪冰川遗迹。会上成立了中国第四纪冰川遗迹研究中心联络组李四光任组长指导全国第四纪冰川遗迹的调查研究工作。 1962年广东新丰江水库建成后连续生诱性地震李四光十分关心他组织力量着手研究测试地应力的活动规律。1966年邢台生强震之后李四光对地震预测研究更加感到紧迫他亲自到现场亲自作地应力测试试验。他认为作为地壳能量集中释放的地震是有脉络可寻的是有前兆出现的只要深入工作是可以预报的。他为解决地震预报问题进行深入的试验研究。早在1953年中国科学院就成立了地震工作委员会李四光兼任主任委员做过一些工作但大多是跟在地震的后面跑。李四光认为没有提前1o年、15年在战略性地区开展地震预报的研究工作是犯了一个错误。李四光认为要预测地震就要划分危险区建立地震预测试验站研究地震应力作用的过程。要进行地应力测量就应该仔细研究构造应力场。了1《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矿产史》复印本第61页地质矿产部编印。 解了应力场的特点才好追索构造运动的起源。但这仅仅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还应注重岩石性质问题岩石的机械性质和化学性质是很重要的决定因素。把这两种因素即矛盾的双方同时加以考虑和分析才能对地震生的时间、地点、频度和强度作出科学的判断。李四光认为这是对地震预报的一条有效的探索途径。1971年4月在他病危期间还曾问大夫他还有多少时间？他说：“如果还能给我半年时间地震预报的解决是有希望的。”1可惜4月29日他就溘然长逝了。李四光的去世对于我国地震预报工作是难以弥补的一个损失。 李四光在生命最后的一二年中还为主席等中央领导编写了一本《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摘要（初稿）》。这本书可以说是他一生攻研地球科学思想路线的总结与表达。他把天、地、生三者视为一个相互制约、相互联系的整体再把有关数、理、化的部分知识要点精炼出来熔于一炉表达了李四光在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长期科学实践中所形成的思路、观点与认识。这种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系统整体论思想及其方法论是十分可贵的。1972年这本书正式出版全书15万多字附有6o多幅照片和插图。书的最后一部分“地壳构造和地壳运动”是全书的一个重点。在这里李四光再次强调了构造体系的观点提出解决大6构造问题应该立足于确实可靠的构造现象即构造体系的研究。这一点也是李四光在地质学上最重要的贡献。 李四光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还特别关心地下热能资源的开与利用逝世前一年他不顾身患危症一定要到天津视察地下热水的开与利用的情况。打开地下热能宝库减轻煤炭资源的消耗是他多年在能源利用方面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他逝世前最为关心的重大问题之一。 李四光在科学实践的道路上毕生研究地质力学应用地质力学的理论与方法在矿产地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石油地质、铀矿地质、煤田地质、地热地质、地震地质以及第四纪地质等方面开拓了广阔的新的领域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他对古生物学、岩石学、地球化学、地球物理以及模拟实验、地应力测量等方面的研究都有出色的成就。李四光的学术成就和科学业绩他的科学著作、科学思想和创造性的科学方法都是我国科学文化宝库中的重要财富。 1958年他加入了中国。周恩来总理曾说：“李四光是一面旗帜对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1在1971年5月2日李四光的追悼会上周总理又号召大家：“要继承李四光的事业学习和展李四光创立的地质学说要把李四光生前的遗著整理出来公开表广泛流传。”21许淑彬、李林：《石迹耿千秋——回忆李四光》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第117—118页。1转引自陈群等：《李四光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2页。 2《第四纪研究》第3期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99页。 第四十八章华罗庚华罗庚191o年生于江苏金坛。父亲华瑞栋人称华老祥原是江苏丹阳访仙桥人后来搬迁到金坛定居。华老祥13岁时开始做学徒学做生意后来自己筹资开了一个小店赚得钱后又开了一个中等规模的店最后则开了一家大店。有了钱之后华老祥逐渐放松了对生意的经营。一场大火把大店烧个精光中店也倒闭了只剩下一个小店。 华老祥在4o岁时生了一个儿子这就是华罗庚。华罗庚在金坛念小学的时候金坛还没有初级中学。金坛初中创办那年华罗庚小学毕业他幸运地进了这个初中。1925年他以全班第二名初中毕业。 由于家境贫寒华老祥无力让华罗庚继续升高中。经过努力华罗庚考取了由黄炎培等主办的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商科。华老祥除需维持一家四口人的生活外家里还住有几个侄儿与侄女一直帮助他们到结婚成家为止因此家境愈益困窘。仅仅为了家里拿不出5o元的学费华罗庚不得不放弃还差一学期就毕业的机会弃学回金坛帮助其父经营“乾生泰”小店。 这时华罗庚已对数学产生了强烈的兴趣。那时有一个留法学物理的青年叫王维克回到金坛执教于金坛初中。他欣赏华罗庚的数学才能并借书给华罗庚看有一本大代数一本解析几何一本5o页的微积分。华罗庚边站柜台边用零散的时间学习数学。家里人都说他在看“天书”。为了怕他百~万\小!说影响做生意华老祥多次要撕掉他的“天书”。 1927年华罗庚与吴筱元女士结婚。次年生女名华顺以后他们又有了三个儿子华俊东、华陵与华光和两个女儿华苏与华密。 1929年金坛生了流行瘟疫（大概是伤寒）华罗庚染病卧床6个月曾高烧昏迷不醒6个月未翻身病虽痊愈但左腿留下残疾走路时要左腿先划一个大圆圈右腿跨一小步。有人嘻称他按“圆与直线”行走。华罗庚病愈后家境更贫寒。幸得王维克帮忙让他在金坛初中补习班教书。刚教了一个月王维克校长就被人告了一状说他任用不合格教员华罗庚王维克一怒之下拂袖而去。继任校长韩大受委任华罗庚为会计总算没有让他失业。 1926年上海《学艺》杂志（1o卷1o期）上载有一篇苏家驹的文章《代数的五次方程式的解法》。.阿贝尔（abe1）于1826年证明。苏家驹当时是知道这件事的。由于他自以为得到了一个可解的“证明”又未现错误而表该文。华罗庚当时也已知道阿贝尔定理他找到了苏家驹文章的错误。他于193o年在上海《科学》（15卷2期）上表《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指出苏文中有一个12阶的行列式计算错了。.f.施图姆（sturm）定理的刊于1929年《科学》14卷上。 华罗庚的论文引起当时的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的注意他认为华罗庚有天才有培养前途。使熊庆来纳闷的是从未听说过数学界中有一个华罗庚。后来熊庆来从系里一个教员金坛人唐培经那里打听到华罗庚的情况。经熊庆来推荐华罗庚于1931年来清华大学任算学系助理管理图书、公文也兼办杂事。在清华大学华罗庚如鱼得水拼命学习数学。至1933年华罗庚的水平与能力已为大家所认识。系里欲聘任他为助教但又碰到同样的资格问题。为华罗庚的问题理学院开会讨论不少教授如郑桐荪、杨武之、叶企荪等认为清华大学出了个华罗庚是一件好事不应该因资格问题而限制人才使用。由此他被破格提升为助教授微积分课。1934年他又任“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董事会”乙种研究员1935年他被提升为教员。 华罗庚在清华大学期间除对高等数学基础知识全面认真学习外特别致力于数论的学习例如d.希尔伯特（hi1bert）的《数论报告》（berichtuberdietheoriede1927）等名著他都已融会贯通。那时他致力于华林（aring）问题及其有关问题的研究。他的工作曾得到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杨武之的指点与帮助。 1936年左右法国著名数学家j.阿达马（hadamard）与美国著名数学家n.维纳（iener）来清华大学系统讲学。华罗庚的好学和勤奋深深地感动了他们二人他们非常器重华罗庚。华罗庚从他们的讲学中深受教益。.维诺格拉多夫对华林问题的研究非常出色是这方面研究的主要方向从此华罗庚进入了研究堆垒数论的主流。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中华罗庚的工作受到维诺格拉多夫的影响。华罗庚从维纳那里学到大量傅里叶（fourier）分析的知识与技能这与他以后的工作有着密切的关联。华罗庚在清华大学时算学系有陈省身、许宝騄、柯召、吴大任等物理系有王竹溪、赵九章等。华罗庚时常跟他们论学问难互相切磋。 .哈代（hardy）.拉马努金（ra-manujan）。华罗庚得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每年12oo美元的乙种补助以一个访问学者的身份去英国剑桥大学进修。.李特尔伍德（litt1eood）都很赞赏华罗庚保证两年可以给华罗庚博士学位但他却表示：“我来剑桥大学是为了求学问而不是为了学位。” 华罗庚在剑桥大学时结识了一批优秀的年轻数学家如h.海尔布伦（hei1bronn）、h.达文波特（davenport）、t.埃斯特曼（estermann）.兰金（rankin）.蒂奇马什（titchmarsh）等人他们互相切磋并从他们那里得到不少帮助。 在英国华罗庚致力于解析数论特别是圆法与三角和估计的研究。他的工作水平有了实质的提高。例如关于完整三角和的估计、华林问题与e.普罗黑（prouhet）问题（或普罗黑-塔利（tarry）问题）等的重要研究经过半个世纪的考验他当时的论文已成为众所周知的经典文献。 1937年抗日战争爆华罗庚于1938年毅然回到云南省昆明市。鉴于他的学术水平与才华不少大学争聘他。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杨武之破格提拔华罗庚为正教授于是他在位于昆明市的西南联合大学（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与南开大学联合组成共同招生各校自聘教授三校研究生自由选课与参加讨论班）执教。这时他虽然仍继续其数论研究并完成他的专著《堆垒素数论》但他的主要研究兴趣已从数论转移而致力于群论、矩阵几何学、自守函数论与多复变函数论的研究。围绕这些学科华罗庚与其他数学家一起倡导并主持了各种讨论班。参加过他的讨论班而以后闻名的数学家中有段学复、闵嗣鹤、樊■、徐贤修受过他的影响及听过他的课的青年还有蓝仲雄、王湘浩、孙本旺、彭慧云、田方增、徐利治、钟开莱与严志达等人。1946年2至5月华罗庚应苏联科学院与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邀请到苏联进行了3个月的访问。 由于美国原子弹的震撼国民政府军政部部长陈诚、次长兼兵工署长俞大维欲建立国防科技乃经由曾昭抡邀华罗庚与吴大猷去重庆商谈。他们向陈诚、俞大维陈述我国科学落后应由培养人才入手。陈诚、俞大维采纳此议。由军政部资助两年费用华罗庚、曾昭抡、吴大猷率优秀青年孙本旺（数学）、朱光亚、李政道（物理）、唐敖庆、王瑞駪（化学）一行于1946年7月初由上海乘船赴美。 在美国期间华罗庚先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做研究工作又在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数论课。那时在普林斯顿有徐贤修、王湘浩、闵嗣鹤（数学）、张文裕、吴健雄、袁家骝（物理）、梁守榘（化学）、尤桐（考古）等人。1946年底华罗庚在美国治疗腿疾。他的腿治愈后基本上可以正常行走。1948年春华罗庚应伊利诺伊大学之聘任正教授直至195o年2月回国为止。华罗庚在美期间在数论、代数与复分析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华罗庚就率全家于195o年2月乘船途经香港于3月16日回到北京。他执教于清华大学数学系并筹备成立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1951年他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1955年华罗庚又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数理化学部副主任。 早在1946年华罗庚就指出：“我国将来数学研究所的工作似乎不应当只偏重于纯粹数学或纯粹数学的一部分而已。”建所之初按上述蓝图研究所广泛网罗人才工作进展神。数学所先设有数论（华罗庚、越民义、王元、许孔时、吴方、魏道政）与微分方程（吴新谋、秦元勋、王光寅、丁夏畦、邱佩璋）两组相继成立了代数组（华罗庚、万哲先）函数论组（华罗庚、6启铿、龚昇）拓扑组（吴文俊、张素诚、孙以丰）泛函分析组（关肇直、田方增、冯康）数理逻辑组（胡世华、唐稚松、6钟万）概率统计组（王寿仁、张里千）理论物理组（张宗燧、戴元本）力学组（庄逢甘、林鸿荪、罗时钧、沈元、李敏华、胡海昌）计算机设计组（闵乃大、吴几康、夏培肃）。熊庆来于1957年回国函数论室加设单复变函数论杨乐、张广厚是熊庆来晚年的研究生。华罗庚在见到厦门大学青年陈景润关于塔利问题的一篇文章后认为他有培养前途而将他调来数学所工作。华罗庚领导了“数论导引”与“哥德巴赫（go1dbach）猜想”两个讨论班。他还领导了多复变函数论与代数方面的工作。除此之外他曾建议关肇直、田方增研究赋范环论建议冯康研究广义函数论。数学所还向全国开放来所工作过的有李国平、李修睦、梁之舜、张远达、钟同德、林坚冰、严士健等。得益于在数学所期间的工作而成为学部委员者近2o人。这个阶段华罗庚写成《数论导引》（1957）、《多复变数函数论中的典型域的调和分析》（1959）、《指数和估计及其在数论中的应用》（1963）与《典型群》（与万哲先合作1963）4本专著。华罗庚的主要研究工作为定出4类典型域上的完整正交系。这项工作荣获1956年颁的第一届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195o年主席会见华罗庚时曾希望他培养出一些好学生来。建所后华罗庚十分注意培养学生他在撰写专著的过程中总是组织讨论班对他所写的材料加以讲述、讨论与修改使学生在实践中学会做研究提高独立工作能力。华罗庚还注意数学知识的普及工作在报纸上表了不少介绍治学经验与体会的文章。从1956年开始华罗庚即在中国倡导高中学生的数学竞赛活动为此他为中学生写过5本通俗易懂的小册子。总之从195o至1957年华罗庚的一切工作都得到政府与数学家的广泛支持工作成效十分显著。华罗庚高瞻远瞩始终坚持对苏联与西方先进数学的学习。这期间他还不断致力于争取华裔数学家回国工作。 1957年华罗庚与曾昭抡、钱伟长、千家驹、童第周就科技问题在《光明日报》上联名表文章提了几个正确意见。这一具有良好愿望的文章竟被说成是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曾昭抡与钱伟长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华罗庚、千家驹与童第周虽然得到保护而免遭划为右派但仍受到多次“批判”。1958年《人民日报》登载了所谓“走白专道路”的文章由此在全国掀起了“拔白旗运动”华罗庚又作为数学研究所的重点批判对象他与一些正直的数学家被剥夺了言权。 1962年华罗庚以极大的勇气来整顿数学研究所。他倡议在数学所的研究实习员中进行一次基础课考试成绩优秀者提升成绩太差者调出数学所工作。经过这次整顿数学所又逐渐走上正轨。华罗庚还在数学所开辟了一个“练拳园地”出题目给大家做以提高对数学基础知识的掌握。但好景不长从1964年开始形势又在向“左”转了。华罗庚的一系列正确做法被说成是所谓“考、提、调”三板斧是砍向“革命群众”的三板斧是“资产阶级的反攻倒算”。他被迫离开数学研究所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从事研究与教学工作。华罗庚于1958年被任命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兼数学系主任。华罗庚在科技大学期间写成专著《高等数学引论》。 从1958年开始华罗庚致力于数论方法在近似分析特别是在多重定积分的近似计算中的应用研究（与王元合作）及混合型偏微分方程的研究。至1965年华罗庚将他的主要精力放在数学方法在工业上的普及应用方面。他选择适合中国工业实际水平的“优选法”与“统筹法”（简称“双法”）加以推广应用。近2o年的时间里他与陈德泉、计雷等人一起足迹遍布中国2o多个省、市、自治区的厂矿工交企业给工人讲课既普及了数学知识又取得很好的经济效益影响颇为深远。 1966年爆了持续1o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华罗庚的家被查抄过3次手稿散失殆尽不少工作无法再继续进行。他被贴了不少充满了造谣污蔑之词的大字报还遭到几次批判。这一情况至1967年即告终止他可以安静地呆在家里甚至可以出去普及“双法”。较之中国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华罗庚可算是幸运的。1975年华罗庚得了心肌梗塞经治疗虽幸免于死但却种下了致命的病根。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从1979年开始的数年间华罗庚在朋友与学生的协助下完成专著《数论在近似分析中的应用》（与王元合作1978）《从单位圆谈起》（1977）《优选学》（1981）与《华罗庚论文选集》（hualookengse1ectedpapers.1983）。他还以学者身份3次出国讲学。1978年他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8o年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分成数学所、应用数学所与系统科学所。华罗庚除继续担任数学所所长外还被任命为应用数学所所长直至1983年底为止。1979年法国南锡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称号以后香港中文大学（1983）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1984）也授予他荣誉博士称号。他还被选为美国科学院国外院士（1982）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83）与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院士（1985）。这些年来华罗庚仍积极工作他想多做些事将失去的光阴补回来但终究年迈体弱力不从心了。1985年6月12日华罗庚在日本东京大学作完演讲由于心脏病突然作而去世。 除数学家生涯外华罗庚还积极地参加社会政治活动。从1951至1983年华罗庚均为中国数学会理事长。又曾任第二届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第一至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六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他曾参加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1979年6月加入中国。 华罗庚是世界知名的数学家他在数学方面的卓越成就简述如下：1.指数和估计及堆垒素数论。 命q为整数＞1f（x）=akxk＋.＋a1x为整系数多项式满足（1q）=1（即互素）。记sqfefxqexexq(,)(/),===.12pix华罗庚在194o年证明了：对于任何e＞o皆有|(,)|(,)sqfnetbsp;qk≤ee11-+其中netbsp;与e的常数。这一结果是臻于至善的。它是c.f.高斯（gauss）和与高斯定理的推广：|(,)|sqxq22≤．关于指数和的积分平均华罗庚证明了：对于任意e＞o当1≤j≤k时有o1122o.=-+eafxdanetjjj()(,)≤．ee由这两条重要定理及维诺格拉多夫关于h.外尔（ey1）和的估计及他关于素变数三角和的估计华罗庚研究了方程n=f1(x1)+.+fi(xi)的可解性问题此处fi（x）（1≤i≤s）为s个k次项系数为正的整值多项式n为给定正整数。特别当fi（x）=xk时就得到著名的华林问题。若在方程中限制xi取素数fi（x）=x及s=23即得著名的哥德巴赫猜想。对于华林问题先是希尔伯特于19oo年证明了存在net充分大时最小的s记为g（k）以后哈代与利特尔伍德用他们的“圆法”对g（k）作了定量估计。维诺格拉多夫则大大地改进了g（k）的估计他还证明了“三素数定理”即充分大的奇数都是三个素数之和。华罗庚将华林问题的重要结果基本上推广到上述方程的情况而且限制变数为素数自然包括“三素数定理”作为特例。他的成果总结在他的专著《堆垒素数论》之中。这本书已成为经典著作。 解析数论最上乘的工作之一是有一个纯分析的不等式（这称为方法）并附有这一不等式的重要应用。华罗庚的工作就是这样的。 在华罗庚领导的堆垒素数论中心问题哥德巴赫猜想讨论班上王元、潘承洞与陈景润相继对筛法、大筛法应用及哥德巴赫猜想的结果作出改进。陈景润于1966年证明了：每一充分大的偶数都是一个素数与一个不过两个素数之积之和。 2.体论。 若一个环k其每一元素关于乘法都有逆元素但对乘法来说是非交换的则k称为体。命o是体k到它自身的一个一一映射。如果o满足(a+b)o=ao+bo,(aba)o=aoboao,1o=1,则称o为半自同构。熟知的半自同构的例子为自同构：（ab）o=aobo与反自同构：（ab）o=boao。问除此之外还有无其他半自同构？华罗庚于1949年证明了：每一个半自同构或为自同构或为反自同构。 同年华罗庚还给下面结果一个初等证明：体的每一个真正规子体均包含在它的中心之中（h.嘉当（net）-r.d.布劳尔（brauer）-华氏定理）。.贝特曼（bateman）用莎翁名著《罗米欧与朱丽叶》中的诗句“没有一口井那么深也没有教堂门那么宽像茂丘西奥的伤口一样致命呀！”来赞扬华罗庚的一些结果。 195o年华罗庚还证明了体的乘法群的一个定理：体的乘法群不是亚阿贝尔群。 3.矩阵几何、自守函数、典型群论与多变数函数论。 华罗庚将这几个学科放在一起研究。他在这几方面的研究是密切相关的。将一个变数推广到多个变数往往无从下手以矩阵为变元则为特殊的多变数问题。这时代数工具可能使用一行一列的矩阵就是单变数又可以借用单变数时的结果做背景所以华罗庚研究的方法均重用矩阵运算从而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开拓性工作。 1935年e.嘉当（net）证明了在解析映射下只有6类不可约、齐性、有界对称域其中两类是例外域维数分别是16与27其余4类称为典型域。典型域可以看作普通复平面上的单位圆在高维空间的类似。其重要性有如单位圆之于复平面其应用与影响又过多复变函数论。 华罗庚给出了4类典型域的运动群的矩阵表示算出s.伯格曼（bergman）核重新证明了3种类型的双曲空间的黎曼（riemann）曲率都是非正的从而推知其几何相当正规。这就导致华罗庚开拓了“矩阵几何学”这一领域。在矩阵几何中空间的点是某类矩阵其背景是典型域。华罗庚的目的在于在这些矩阵空间中推广复平面的几何基本定理——dt）定理：每一个将复平面映射到自身的保持调和分隔不变的拓扑变换必为直射变换或反直射变换。例如对复数域上的对称矩阵空间华罗庚证明了：一个连续的将对称矩阵映射为对称矩阵并保持算术距离不变的映射必为辛变换或反辛变换。 但怎样用尽量简单的几何不变量来刻划运动群呢？1951年华罗庚现“粘切”就够了所谓矩阵m与n粘切即m-n的秩为1。华罗庚还研究了基域是体的矩阵几何学。 1953年华罗庚用群表示论方法具体得出4类典型域的完整正交系这相当于在复平面上找到了完整正交系e（no）（n=o±1.）。借助于典型域的完整正交系华罗庚得出4类典型域的柯西（cauchy）核、赛格（szeg.）核与泊松（poisson）核。 辛群在华罗庚的自守函数论与矩阵几何的研究中都很重要。很自然地他会研究辛群的自同构问题。1946年华罗庚表了他确定辛群自同构的文章。这是他研究典型群的开端。以后的一系列工作形成了他研究典型群论的独特方法即先解决尽可能低维的问题再用数学归纳法推广到高维。华罗庚处理典型群自同构问题的方法很初等即着重矩阵运算。 华罗庚在这方面的工作由万哲先、6启铿与龚昇继续着得到了展与应用。 4.应用数学。 从1959年开始华罗庚与王元合写了一系列论文研究了在近似分析中如何用基于数论思想的可计算与决定性方法来尽可能取代统计实验的蒙特卡罗（montecar1o）方法的问题。他们的方法的要点为用一组独立单位或线性递推公式来构造一个代数数域的整底的联立有理逼近从而定出高维单位立方体的一致分布点列并得出其偏差估计。一致分布点列可以代替蒙特卡罗方法中的随机数故又称为伪随机数。例如设｛fn｝表示l.斐波那契（i）数列即由递推公式fo=o,f1=1,fn+1=fn+fn-1(n≥1)定义的整数列。假定（）的导数及其低维导数均囿于且每fxynetbsp;2fxyxy(,)个变数均有周期1则得fxydxdyffkffkfnet(,)(,)1og——=.oo111o1o12≤这是臻于至善的估计。 华罗庚还对“统筹法”即netbsp;与“优选法”亦即j.基弗（kiefer）的“黄金分割法”与“斐波那契法”作了简化并在中国工业部门作了广泛的普及与使用。 华罗庚的主要论著有《堆垒素数论》、《数论导引》、《多复变数函数论中的典型域的调和分析》、《指数和的估计及其在数论中的应用》、《典型群》（与万哲先合作）、《高等数学引论》、《数论在近似分析中的应用》（与王元合作）、《二阶两个自变数两个未知函数的常系数线性偏微分方程组》、《优选学》、《华罗庚科普著作选集》、《hualoo—kengse1enetger—ver-1ag1983）。 华罗庚一生都是在磨难中挣扎。他常说他的一生中曾遭遇三大劫难。先是在他童年时家贫失学患重病腿残废。第二次劫难是抗日战争期间孤立闭塞资料图书缺乏。第三次劫难是“文化大革命”家被查抄手稿散失禁止他去图书馆将他的助手与学生分配到外地等。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要坚持工作做出成就需付出何等努力需怎样坚强的毅力是可想而知的。 早在四十年代华罗庚已是世界数论界的领袖数学家之一但他不满足不停步宁肯另起炉灶离开数论去研究他不熟悉的代数与复分析这又需要何等的毅力与勇气！ 华罗庚善于用几句形象化的语言将深刻的道理说出来这些话言简意深富于哲理令人难忘。早在五十年代他就提出：“天才在于积累聪明在于勤奋。”华罗庚虽然聪明过人但从不提及自己的天分而把比聪明重要得多的“勤奋”与“积累”作为成功的钥匙反复教育年轻人要他们学数学做到“拳不离手曲不离口”经常锻炼自己。五十年代中期针对当时数学研究所有些青年做出一些成果后产生自满情绪或在同一水平上不断写论文的倾向华罗庚及时提出：“要有度还要有加度”。所谓“度”就是要出成果所谓“加度”就是成果的质量要不断提高。“文化大革命”刚结束时一些人特别是青年人受到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而某些部门也急于求成频繁地要求报成绩、评奖金等采取了一些不符合科学规律的做法这导致了学风败坏突出地表现在粗制滥造争名夺利任意吹嘘上。1978年他在中国数学会成都会议上语重心长地提出：“早表晚评价。”后来又进一步提出：“努力在我评价在人。”这不仅体现了他对年轻科学工作者的爱护和关怀实际上也含蓄地表达了他对学术界不良学风的批评以及他对科学展及评价科学工作的看法。科学工作要经过历史检验才能逐步确定其真实价值这是不依赖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华罗庚从不隐讳自己的弱点只要能求得学问他宁肯暴露弱点。在他古稀之年去英国访问时他把成语“不要班门弄斧”改成“弄斧必到班门”来鼓励自己。华罗庚每到一个大学是讲别人专长的东西从而得到帮助呢还是讲别人不专长的把讲学变成形式主义走过场？华罗庚必定选择前者也就是“弄斧必到班门”。早在五十年代华罗庚在《数论导引》的序言里就把搞数学比作下棋号召大家找高手下即与大数学家较量。中国象棋有个规则那就是“观棋不语真君子举手无悔大丈夫”。1981年在淮南煤矿的一次演讲中华罗庚指出：“观棋不语非君子互相帮助；落子有悔大丈夫改正缺点。”意思是当你见到别人搞的东西有毛病时一定要说。另一方面当你现自己搞的东西有毛病时一定要修正。这才是“君子”与“丈夫”。针对一些人遇到困难就退缩缺乏坚持到底的精神华罗庚在给金坛中学写的条幅中写道：“人说不到黄河心不死我说到了黄河心更坚。”人老了精力要衰退这是自然规律。华罗庚深知年龄是不饶人的。1979年在英国时他指出：“树老易空人老易松科学之道戒之以空戒之以松我愿一辈子从实以终。”这也可以说是他以最大的决心向自己的衰老作抗衡的“决心书”以此鞭策他自己。在华罗庚第二次心肌梗塞病时在医院中仍坚持工作他指出：“我的哲学不是生命尽量延长而是尽量多做工作。” 总之华罗庚的一切论述都贯穿一个总的精神就是不断拼搏不断奋进。 华罗庚从小就爱国爱民胸怀大志。抗战刚开始出于民族大义他即放弃留在英国继续做研究工作的机会毅然回到中国昆明。抗日战争时期他见后方贪官奸商横行十分气愤毅然写道：“寄旅昆明日金瓯半缺时狐虎满街走鹰鹳扑地飞。”当他得知闻一多被暗杀的消息后心中交织着强烈的爱和恨他写道：“乌云低垂泊清波红烛光芒射斗牛宁沪道上闻噩耗魔掌竟敢杀一多。”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华罗庚就毅然放弃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终身教授职务携全家回到北京。在归国途中表了热情洋溢的“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195o年2月）信中写道：“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该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 华罗庚在1951年又写道：“从前帝国主义者不但在经济上剥削我们政治上奴役我们使我们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同时又从文化上——透过他们所办的教会、学校、医院和所谓慈善机关——来打击我们民族的自信。”“实际上我们祖国伟大人民在人类史上有过无比的睿智和成就。”“请读者用客观的态度公正的立场自己判断自己分析看看我们是否是如帝国主义所说的‘劣等民族’”。 这些话字里行间充分反映了华罗庚热爱祖国、忧国忧民的心情他为了振兴中华而毅然回归祖国。 1957年华罗庚遭到错误批判。当时中国数学界大搞“拔白旗”、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运动。华罗庚目睹中国数学界遭到的破坏与损失痛心疾。1963年他借写《高等数学引论》的序言为题加以挥地写道：“它既是急就章又是拖沓篇1958年匆匆上马。”“错误百出疵谬迭见。”“紧紧松松赶赶拖拖因而详略不一前后不贯轻重失调呼应不周等毛病在所难免的了。” 1964年他更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向前走了3里路现错了不要紧后退3里便到原来的出点了；但时间却不能退回到原来出的时间而是花了双倍时间时乎时乎不再来！” “文化大革命”期间眼见着国家遭难人民受害他更是百感交集悲愤万分。1969年他的恩师熊庆来遭迫害致死他都不能去悼念。1978年熊庆来得到平反后华罗庚写道：“恶莫恶于除根计痛莫痛于不敢啼尸体已入焚化间谁是？翻遍盖面布方得见遗容一面骨架一层皮。” 在“四人帮”横行时华罗庚虽受到保护但他被剥夺了言权而且实际上被禁止与朋友学生往来。他的“双法”普及工作亦常遭到横加干预。在这黑暗的日子里据说华罗庚有一个小本子经常偷着写诗骂“四人帮”不肯示人可惜未能留存下来现仅得一如下：“并州战役胜利日白骨妖魔心如炽。 ‘我要分裂停生产’尔辈竟敢搞团结。” 1976年“四人帮”殄灭特别是中国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政策华罗庚心情舒畅他写了一系列述怀诗句展望未来跃跃欲试。列举一如下：“春风吹绿了大地原野上万马奔驰与其伏枥而空怀千里何如奋勉而追骐骥？” 华罗庚终于倒在了学术报告的讲台上为祖国、为数学工作到了生命的尽头。 第四十九章鲁迅鲁迅姓周原名樟寿字豫才；1898年到南京求学时改名树人；1918年表《狂人日记》时开始使用“鲁迅”这一笔名。 1881年9月25日鲁迅出生于浙江绍兴的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当他出生时他的家庭已处在衰落中但仍可称之为小康之家。由于天资聪颖、勤奋好学以及家长和塾师的严格培养鲁迅在少年时期便打下了较为深厚的国学基础。 在此期间家中生的两大变故对他性格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893年秋当他12岁的时候正在做着京官的祖父周介孚因科场案入狱全家都有被株连的危险。鲁迅随母亲到亲戚家避难竟遭到前所未有的冷遇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同族的长辈也看不起他们甚至加以欺凌。翌年冬父亲周伯宜又患了重病。作为长子的鲁迅几乎每天都要出入当铺和药店。虽然开方的都是当地的名医虽然诊金很高但父亲的病却日重一日终于在1896年秋天亡故了。 世人前恭后倨的态度深深刺伤了他那颗自尊而敏感的心灵。“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这是他后来在《呐喊·自序》里所说的话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少年时心灵的余痛可以得知他当时已深切体验到中国封建伦理文化及其所塑造的人格的虚伪和冷酷。而父亲的因医治无效而病故又使少年鲁迅切身感受到中国传统医学的落后。当时思想敏锐的中国知识分子可能从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中看到中国文化的落后而少年鲁迅对于中国文化的绝望除了也看到这些对外战争的失败之外更多地来自他当时刻骨铭心的切身体验。他有着独特的少年经历。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面临着被东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瓜分的危险中华民族面临着被灭亡的危险而中国旧文化的陈腐窳败也已充分显露。于是怀有救国救民壮志的少年鲁迅不愿走科举应试的所谓“正路”也不愿学作幕友或商人决心不顾人们的奚落和排斥“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通过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去探求强国新民之路。1898年5月他带上母亲为他筹集的八元川资去南京考入了可以“学洋务”的江南水师学堂。因对学堂的管理和教学感到失望翌年2月又考入也设在南京的江南6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在那里一直学习到19o2年初。在南京将近4年的时间里鲁迅接触到他前所未闻的各种新知识。尤其重要的是他通过阅读严复翻译的英国博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对西方正在盛行的作为生物学和历史观的进化论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对他后来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o2年初鲁迅于矿务铁路学堂毕业后被官费保送日本留学。他先进入东京的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和其他基础课程。他一面学习一面热情地探求着救国之路。他的献身民族复兴事业的志愿在他19o3年写给同学兼好友许寿裳的一诗《自题小像》中表达得十分明确：“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闇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戊戌变法失败后维新派和革命派都在日本积极展开活动。鲁迅赞成革命派的政治主张并经常参与他们的一些活动。他坚决反对维新派的保皇立场但对梁启提出的必须改变中国国民愚昧落后精神状态的新民说则给予高度重视。他开始认真思考国民性改造问题。据许寿裳回忆鲁迅在弘文学院的时候常常和他讨论这样三个问题：（1）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2）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3）它的病根何在？19o3年鲁迅翻译并加以改写的《斯巴达之魂》表于《浙江潮》杂志。这篇歌颂了斯巴达勇士抵抗侵略、为国捐躯的大无畏精神洋溢着激昂的爱国热情。同时或稍后鲁迅还翻译了法国凡尔纳的科幻《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撰写了介绍科学知识的论文《说鈤》和《中国地质略论》。这些译作和文章显示了他对科学的重视。19o4年4月鲁迅在弘文学院毕业。9月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医学。他之所以选择学医是与他少年时代的经历和他的救国思想密切相关的。父亲的不治而死给他留下了痛苦的记忆。后来接触到西方医学知识与先前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加以比较他更加感到中国医学的落后。同时他还从翻译的历史书上得知日本的维新大半端于西方医学的引进。因此他准备学好医学回国医治像自己父亲一样被误的病人；同时也借以促进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但学习到19o6年初一次影片事件又使他决心弃医从文。有一天教师在授课之余为学生放映纪录日俄战争的影片。画面上出现了一个据说是为俄军当侦探的中国人被日军捉住要杀头示众另有一群体格健壮的中国人却在麻木地围观。鲁迅深受震动。他感到“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关键在于改变国民的精神。而能够改变精神的他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他决定献身于文艺事业。 19o6年6月鲁迅结束了在仙台医专的学业自日本回绍兴奉母命与朱安女士结婚。对于家庭包办的这件婚事鲁迅很不满意。他后来曾对朋友说：“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她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他在绍兴只住了几天就回到东京一面继续学习外文一面从事文学活动。19o7年春他与许寿裳等人计划创办文学期刊《新生》但因支持者的退出而告失败。19o7年底到19o8年底他在刘师培等人主编的《河南》杂志上表了《人间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未完）等论文标志着他的独立思想的逐步形成。在他看来当时中国的落后决不仅仅是科学技术和社会制度的落后从根本上说是人的落后。国民愚昧、怯懦、自私、冷酷、巧滑、重利。振兴民族的根本出路是改变国民精神。他在《文化偏至论》中写道：“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人既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他认为新的国民应当有健全的精神既要不畏强暴又要有博爱之心；既要务实又要有形上之需求；既要有坚强的意志刚愎主己于庸俗无所顾忌又要有开阔的胸襟不疾天才尊重先驱。 19o9年鲁迅和他的二弟周作人合译的《域外集》第一、第二册先后出版。这里面所收的多是东欧弱小民族和俄国作家的作品主题主要是要求民族独立或抨击反动统治。鲁迅选译这类文学作品考虑的是中国革命的需要。但《域外集》销售情况很不理想半年内只售出数十册。 从19o6至19o9年鲁迅在东京从事的文学活动没有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主要原因是当时正处在政治革命的热潮中大部分关心国事的知识分子还没有意识到文化变革对于中国改革的重要性。但鲁迅这一时期的努力却是他后来文学活动的必要准备。 19o9年8月鲁迅因家庭经济上的需要而回国谋职先是在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生理学和化学教员191o年7月又到绍兴府中学堂任生物学教员并兼任监学（教务主任）。辛亥革命爆时他曾积极组织声援活动和宣传活动。辛亥革命后不久任绍兴山（阴）会（稽）初级师范学堂监督（校长）。这年冬天他以辛亥革命为背景创作了他的第一篇《怀旧》。作品通过一个市镇的一次由谣传引起的混乱简练而深刻地概括了中国人在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下养成的生存方式。虽用文言写成但其思想内容和结构形式已完全具备了现代短篇的性质。 1912年2月鲁迅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到南京教育部工作不久随部迁至北京担任教育部佥事、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长、第一科科长等职主管文化及社会文化设施等工作。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社会状况并没有生根本变化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倒行逆施充分暴露了中国旧文化的顽固性。鲁迅一时找不到攻击旧文化的机会和战友直到1917年他还常常感到极度的苦闷和绝望。为了排遣苦闷他便在公余时间抄写古书辑录金石碑帖阅读佛经。但他并未完全消沉下去而是常常怀疑自己的绝望：“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这一时期他虽然很少表文章然而却对中国社会和文化进行了更为深入的体察和思考。 中国民主革命的连遭挫折使越来越多的有志改革的知识分子意识到开展一场反封建的文化革命运动的必要性。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从第二卷改名《新青年》）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的思想启蒙运动。1917年初胡适、陈独秀等人又动了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文学革命。早就立志于中国文化改革的鲁迅终于找到了战友和大显身手的机遇开始了他创作的丰收期。 1918年初鲁迅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投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 同年5月他在《新青年》上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现代白话《狂人日记》揭开了中国史上新的一页。从此“一而不可收”在五四时期又连续表了《孔乙己》、《药》、《明天》、《一件小事》、《风波》等多篇。这些作品以深刻的反封建思想和新颖独特的艺术形式深深地震撼了当时进步知识青年的心同时也最早以丰硕的创作成果显示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实绩。除创作外当时他还写了《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论文和相当数量的“随感录”。这些文章或者系统地驳斥男子本位、长者本位的封建道德或者针对保守派的种种谬论作脱手一掷的迎击都密切配合了当时的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五四过后新文化阵营生了分化“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鲁迅感到自己“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但他这次没有再放下战斗的笔。1922年初当穿着西装革履却从事复古活动的“学衡派”趁新文化立足未稳而起进攻时鲁迅立即写了《估〈学衡〉》等杂文抨击了这股复古思想。从1918年到这时他所写的各类杂文收在杂文集《热风》和《坟》里。 1923年鲁迅将他1918年至1922年创作的15篇结集为《呐喊》出版（该书在193o年第13次印刷时由作者抽去其中以神话传说为题材的《不周山》一篇）。《呐喊》以反对封建伦理文化的启蒙主义为宗旨以辛亥革命前后到五四运动前后的中国社会历史为背景猛烈抨击了中国封建伦理文化的冷酷性、陈腐性和保守性深刻揭示了在长期封建社会中形成的国民精神的弱点同时也赞美了保留在天性未混的儿童和淳朴的下层劳动人民身上的优秀品质还艺术地再现了革命先驱在当时的艰难处境。《狂人日记》通过一个身患“迫害狂”的人道主义者的独特视点揭了“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的可怕事实并通过这一可怕事实与家族制度和礼教之间内在联系的揭示暴露了“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孔乙己》着重反映的是封建等级观念对人们的毒害。孔乙己虽已穷困潦倒但仍不肯脱掉那身标志读书人资格却已“又脏又破”的长衫而咸亨酒店的掌柜和顾客们却因他连“半个秀才”也没捞到而将他作为取乐的材料。封建等级观念使人变得滑稽使人与人之间缺乏基本的同情。《药》写的是革命者夏瑜的血被愚昧的群众当作医治痨病的药而食用的事情反映了群众与革命的隔膜。中篇《阿q正传》是鲁迅的代表作。这是一篇性格。作者着力刻划了阿q这个深受封建思想毒害的被压迫、被蹂躏者形象。阿q性格的本质特征是缺乏理性自我因而他不得不一方面盲目地服膺封建兽道伦理文化一方面又本能地适应封建吃人社会现实。他虽然没有读过书但其思想却“样样合于圣经贤传”对“男女之大防”历来非常严也很有排斥异端的“正气”。阿q从实际感受出也常常觉得“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但他终其一生未能在理性观念上否定过封建制度和文化。阿q没有理性自我却有着本能自我。既然不能从理性观念上否定封建文化他就只能按着本能需求去适应那个吃人的、对于他这样一个底层人来说完全是异己的社会现实。他适应现实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精神胜利法即当他在生活中处于困境或遭受失败时就靠自欺来自慰。因为他常处逆境这成了他主要的适应方式。另一种是一旦有机会就爬到更高的等级阶梯上去如革命到来时他便跃跃欲试。但爬上去的可能本来就非常小阿q也终于作为替罪羊而被那个社会吃掉了。这是一个复杂而深刻的文学典型既生动具体又高度概括地反映了深受封建文化毒害的下层人民的生存状态。鲁迅是怀着怒其不争又哀其不幸的复杂心情来描写阿q的。他怒其服膺不该服膺的兽道文化怒其适应无法适应的吃人现实他哀其被侮辱、被损害的悲惨处境哀其终于被吃掉的悲剧命运。鲁迅将阿q的精神弱点撕破给人看又将他的尊严和权利践踏给人看将他的生命毁灭给人看因而作品具有极为感人的悲喜剧交融的审美特征。《阿q正传》最初表于1921年12月至1922年2月的《晨报副刊》。表后立即引起了新文学界的注意。大半个世纪以来它不仅在中国有了越来越大的影响而且已经被译为世界各主要语种的文字有了很高的世界声誉。阿q则成为世界著名的文学典型之一。在《呐喊》中《一件小事》、《故乡》、《风波》、《社戏》等作品也都有较大影响。 1924年底鲁迅参与了《语丝》周刊的创办并参加了语丝社。1925年又先后组织和领导了莽原社和未名社。这些社团在新文化的建设和当时的政治斗争中都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这一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生了进步学生反对实行家长式教育的校长杨荫榆的斗争。正在这所学校兼课的鲁迅站在进步学生一边与杨荫榆及其后台进行了反复的较量最终取得了胜利。在斗争中他运用杂文痛斥杨荫榆迫害学生的行径批驳其后台章士钊的复古主义论调揭露“现代评论派”陈源等貌似公允实则向反动当局摇尾乞怜的叭儿狗本性。在五卅运动和三一八惨案中他痛悼死难者对杀人凶手进行了彻底揭露和强烈谴责。这一时期的杂文收在《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和《坟》的后半部。 在这一系列斗争中鲁迅与女师大学生许广平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情并很快由战友成为恋人。 1926年鲁迅将他在1924年和1925年这两年中所写的11篇编成他的第二个集《彷徨》出版。《彷徨》的创作精神与《呐喊》是一致的所反映的社会现实也基本相同。与《呐喊》相比作者这时已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技巧也更为圆熟但总的说来其中作品的影响力要稍逊于《呐喊》中的作品。《祝福》通过祥林嫂一生悲惨遭遇的描写有力控诉了封建夫权观念的吃人本质。祥林嫂死了丈夫之后本想按着封建伦理的要求从一而终不再嫁人但由于她这时不仅仍然属于她死去的丈夫而且还属于她丈夫的家庭所以她又被婆婆强迫嫁给贺家墺的贺老六以便换钱给他的小叔子娶亲。不幸她的第二个丈夫又死了她从此也就成为一个遭人唾弃的人。有人告诉她因为她嫁过两个丈夫死后在阴间就会被锯为两半分属两个丈夫。她因此失魂落魄不久就沦为乞丐并且怀着对阴间的恐惧而死在年终“祝福”的鞭炮声中。在封建夫权社会中妇女从来不属于她自己而只是她丈夫的附庸。祥林嫂正是被这种夫权制度和观念害死的。《伤逝》写的是一对新式青年的婚姻悲剧。子君不顾家庭的阻拦怀着“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坚定信念与涓生结合了。但她以婚姻自主为思想追求的顶点婚后便不思进取只想依赖着丈夫生活生活趣味也日趋庸俗。于是他们之间的爱情之花很快枯萎。同时他们自主婚姻的行为也为当时的社会所不容。不久涓生被所在机关辞退谋生又成了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婚姻只能以离异告终随之子君就抑郁而死了。借助涓生的忏悔向读者提出两点忠告：第一“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第二“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伤逝》艺术地显示了作者对于婚恋问题切实而具有前瞻性的思考。《在酒楼上》和《孤独者》写的都是先觉醒的知识分子处境的艰难揭示出封建旧势力的强大和顽固。《在酒楼上》里的吕纬甫和《孤独者》里的魏连殳当初都是积极的改革者最终却都败在旧势力手下。作者对他们改革意志的被消磨感到痛心但更多的是对其命运的同情和对旧势力的鞭笞。 《彷徨》与《呐喊》一样不仅思想先进而深刻艺术上也非常精湛和富于创新。它是继《呐喊》之后鲁迅为中国现代的展奠定的又一块基石。 1924年9月至1926年4月鲁迅在《语丝》上连续表了23散文诗。1927年作者将它们结集出版并增写了一篇《题辞》这就是著名的《野草》。《野草》的思想内容丰富而深刻。其中不少篇什是对于黑暗现实和浇薄的世态人情的揭露和讽刺但更多的是作者思想矛盾和人格理想的艺术显现。《野草》的表现手法是多样的有讽喻有拟人也有写实但运用最多的是象征还有不少作品运用象征与梦幻相结合的表现手法。《野草》里的作品几乎每一篇都有独特新颖的构思每一个构思又都有着深远的含义令读者惊异而又回味无穷。《野草》是中国现代散文诗的奠基之作。 自192o年秋至1926年夏鲁迅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讲授“中国史”课程；1924年7、8月间还曾应邀到陕西西安大学讲授“中国的历史的变迁”。在这期间他在讲义的基础上整理出版了著名的学术著作《中国史略》开了中国史研究的先河。 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鲁迅受到北洋政府的通缉。为了避开迫害也出于对南方革命斗争的向往以及个人生活方面的原因鲁迅于同年8月南下任厦门大学文科教授。在这里他开设了“中国文学史”等课程所用讲义1938年以《汉文学史纲要》之名收入《鲁迅全集》。 1926年2至11月间鲁迅在《莽原》半月刊上以《旧事重提》为总题连续表了1o篇回忆性散文。1927年将它们编定成书时又增写了《小引》和《后记》并改题为《朝花夕拾》。在这1o篇散文里作者以时间为线索生动记叙了自幼年时期直至辛亥革命前后的一些经历片断。它们不仅为我们了解鲁迅的生平和思想展提供了珍贵的材料同时也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和革命的面貌。在这些散文中浸透着作者深切的人生感受和对中国社会、文化的深刻认识：《〈二十四孝图〉》、《五猖会》和《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不仅谴责了封建孝道教育的荒唐而且也展示了传统教育方式的死板；《父亲的病》一方面暴露了中国医学的落后一方面也鞭挞了封建礼教的悖谬；《藤野先生》对藤野先生博大的人道主义胸怀表示了感佩《范爱农》则揄扬了范爱农对革命的一片赤子之心。《朝花夕拾》以其记叙的生动和思想的深刻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中《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和《藤野先生》则是脍炙人口的散文名篇。 1927年1月鲁迅辞去厦门大学教职应聘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授和教务主任。在这里鲁迅与中国人有了较多的接触对当时中国政治革命的实际情况也有了更多的了解。他的思想正孕育着新的重大变化。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叛变革命大肆屠杀人和革命群众；4月15日广州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开始了反革命的大杀戮。鲁迅一向站在革命人民一边坚决拥护国共两党合作领导的国民革命。因此当革命的叛变者举起屠刀时他必然将极大的憎恨投向屠杀者而对被屠杀者给予深切同情。四一五事变的当天他向中山大学当局提出营救被捕学生的要求但遭到拒绝。不久他辞去中山大学的一切职务。 残酷的斗争使鲁迅的思想生了巨大的震动。他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现在“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三闲集·序言》）他的思路因此轰毁开始由进化论者转变为阶级论者进入了思想和写作的新的时期。 1927年1o月鲁迅由广州来到上海与许广平一起定居在这里一直战斗到1936年病逝。到上海不久鲁迅就参加了中国革命互济会跟中国取得了联系。1928年初创造社和太阳社倡导动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由于他们错误地将攻击的矛头也指向鲁迅从而引起了与鲁迅的论争。鲁迅联系中国革命及文艺运动的实际表了许多精辟见解对创造社一些成员的宗派主义倾向和“左”倾幼稚病进行了批评。这有助于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健康展。在与创造社的论争过程中鲁迅翻译并钻研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1929年他主编《科学的艺术论丛书》先后翻译出版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卢那察尔斯基的《文艺与批评》等论著。通过学习他逐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成为一个历史唯物论者。鲁迅是带着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深刻认识带着丰富的斗争经验带着革命民主主义者和革命人道主义者的思想遗产而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因此他的思想较之当时其他的左翼文艺工作者就显得更成熟、更丰厚。1927至1929年所写文章收入杂文集《而已集》和《三闲集》。 1929年9月儿子海婴在上海出生。 193o年2月鲁迅起并参加中国所领导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鲁迅是起人之一并参与了领导工作。在“左联”成立大会上他表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讲话分析了斗争形势并指明了“左联”工作的方向。“左联”成立前后鲁迅与其他左翼作家一起对资产阶级文化社团新月社和国民党反动派豢养的所谓“民族主义文学家”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撰写《“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等文章批判梁实秋宣扬的抽象人性论阐明文学的阶级性原理并指明了梁实秋为资本家效劳的阶级本性。他撰写《“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等文章揭露所谓“民族主义文学家”的反动阶级本质和民族败类的丑恶面目指出他们提倡的文学其实是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效劳的“宠犬文学”。1931年2月“左联”成员、员柔石、殷夫等被国民党杀害。鲁迅撰写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等文章分别在国内和国外表控诉国民党悼念死难者。两年后又写下《为了忘却的记念》再一次控诉反动派并纪念亡友。193o年和1931年所写杂文收入《二心集》。 1932年和1933年鲁迅在文学战线上与“第三种人”和“论语派”进行了斗争。他在《论“第三种人”》中深刻指出在现实生活中第三种人是做不成的：“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他在《小品文的危机》中反对林语堂、周作人提倡闲适小品认为那只是文坛上的小摆设主张“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1933年1月鲁迅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他同蔡元培、宋庆龄等一起为反对国民党政府拘捕无辜进行种种营救活动。2月英国进步作家萧伯纳来华访问鲁迅写杂文多篇介绍和赞扬萧伯纳批驳反动舆论。这一年鲁迅还写了许多抨击时政的杂文。1932和1933年所写的杂文收入《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和《准风月谈》。1933年4月鲁迅和许广平的通信集《两地书》出版。1934年蒋介石为了从文化上巩固其反动统治鼓吹以封建教条为准则的所谓“新生活运动”并在各级学校推行尊孔复古的教育。日本帝国主义也鼓吹要在中国东北地区建立“王道乐土”“恢复孔子之教”。鲁迅写了《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儒术》等杂文揭露他们鼓吹王道实行霸道的真实面目。“左联”成立后曾进行长期的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鲁迅这时写了《论“旧形式的采用”》等文用辩证的观点论述了新旧形式之间的关系。接着学术界又展开了大众语和文字拉丁化的讨论。《门外文谈》和《汉字和拉丁化》等文是鲁迅关于这一问题表的意见。这一年鲁迅杂文的产量很大编成《花边文学》和《且介亭杂文》两本杂文集。 1935年在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之际鲁迅密切关注政治形势的展动向。当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于1o月到达陕北时鲁迅致电中央热烈祝贺这个伟大的胜利。他热情培育左翼青年作家为叶紫、萧军、萧红的作品写序并将他们的《丰收》、《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编入《奴隶丛书》出版。当有人试图用“文人相轻”和“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说法来混淆文化界的是非时鲁迅写了八节《“题未定”草》和七篇论“文人相轻”的杂文使大家辨是非之界明取舍之道。这一年的杂文结成《且介亭杂文二集》。在这一年里鲁迅还写了4篇历史《理水》、《采薇》、《出关》和《起死》与1934年写的《非攻》和1927年以前写的《补天》（原名《不周山》）、《奔月》、《铸剑》一起结集为《故事新编》于1936年出版。这部历史集的创作历时13年之久前后写法有很大差异。但总的精神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密切结合现实斗争的需要。另外其中不少作品还有意糅进一些明显的现代生活细节以引起读者的古今联想和对比产生了强烈的讽刺效果。《故事新编》是一部在现代文学史上颇有特点也颇有影响的历史集。 1935年底鲁迅原有的肺病日渐严重但他不愿离开战斗岗位移地疗养。1936年他虽在病中依然勤奋工作写了不少文章。当日本侵略者吞并中国的野心日益显露中国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急需建立时鲁迅表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等文章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提出并正确阐述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还澄清了关于“国防文学”的某些不正确的解释批评了左翼文坛内部的某些不良作风。《且介亭杂文末编》是他这一年文章的结集。 鲁迅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战斗到最后一息于1936年1o月19日在上海逝世。 第五十章沈雁冰（茅盾） 沈雁冰原名沈德鸿笔名茅盾。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7月4日生于浙江桐乡乌镇。父亲沈永锡曾考中秀才思想倾向维新派爱好自然科学曾自学高等代数与微积分。母亲陈爱珠是当地一代名医的独生女知书识礼善于治家有深厚的旧文学修养。幼时的沈雁冰受到开明的家庭教育和旧文学的熏陶。 沈雁冰曾在湖州中学和嘉兴中学就读。这两所中学的校长和多位教员都是同盟会会员学校的革命空气十分活跃。中学毕业后沈雁冰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准备将来进文法商科。但预科期满经济日窘便没有继续求学伴随着他的职业和社会活动他走上了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道路。1916年沈雁冰进入当时的“知识之府”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开始“叩文学的门”时是以翻译家、理论家、文艺革新家的姿态登上文坛的。他致力于介绍外国文艺思潮研究外国文学翻译进步的文学作品为我国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借来火种开通航路推动了新文学运动的展。 沈雁冰对外国文学进行穷本溯源的探讨自希腊神话、史诗、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直至两次世界大战前后各个历史阶段的名家巨著、思潮流派、社团事件如他自己所说是“横贯十九世纪直到‘世纪末’”。他是站在中外古今文化的交叉点上来俯瞰世界文学和中国文学的。 五四时期流行着各种社会思潮和文艺思潮。沈雁冰认为新文学应当是反映社会人生的因此介绍外国文学不仅是介绍文学艺术还应介绍外国的先进思想用以抗议社会的激励民心起到“足救时弊”的作用。他说：“我是倾向人生派的。我觉得文学作品除能给人欣赏而外至少还须含有永存的人性和对于理想世界的憧憬。我觉得一时代的文学是一时代缺陷与的抗议或纠正。我觉得创作者若非是全然和他的社会隔离的若果也有社会的同情他的创作自然不能不对于社会的抗议。”1沈雁冰认为介绍外国文学也是为了改变国人的文学观念创造中国的新文学。他说：“我们真正主要的事还是介绍西洋文艺思潮进来把国人的观念矫正一下”2这是指在中国传统文学观念中一直没有正统地位。关于诗歌他则说：“借此（外国诗的翻译）可感本国诗的革新”。总之“谈革新文学非徒事模仿西方而已实将创造中国之新文艺”3。1921年在新文学史上有两件大事。一是文学研究会的成立一是《月报》的革新。这两件大事都和沈雁冰有密切的关系。 1921年初被称为“人生派”的文学研究会在北京诞生了。沈雁冰是主要起人之一。沈雁冰、郑振铎、叶绍钧、许地山、王统照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揭起“为人生的艺术、建立写实主义文学”的旗帜宣告“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1。以沈雁冰为代表的文学研究会主张文学不仅要反映社会和人生而且要改进社会和人生负起“激励人心”、“唤醒民众”的重大责任；在创作方法上“注1《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目的》。 2《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目的》。 3《“月报”改革宣言》。 1《文学研究宣言》。 意精密严肃描写一定要忠实”。这些提法比《新青年》派的文学主张更前进了一步。在“为人生”的大纛下文学研究会的作家对人生进行苦苦的思索追求着人生的真谛他们的作品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揭露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罪恶歌颂人民的反抗斗争。 《月报》原是创刊于宣统年间的刊物十余年来一直被鸳鸯蝴蝶派把持。当时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沈雁冰接办《月报》后对《月报》实行了全面的革新打开了鸳鸯蝴蝶派这个顽固堡垒的缺口。改革后的《月报》以崭新的面貌出现于中国文坛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革新《月报》的意义不仅在于我国从此有了正式的大型文学期刊更重要的是有了宣传民主思想提倡新道德、新文学的园地。 《月报》除表新人新作外还开辟了一个专栏叫“海外文坛消息”它“介绍西洋之新说以为观摩之助”“兼介绍世界文学界潮流之动向”2。这个专栏的开辟意义深远。它将海外文坛最新动态和大量文学信息介绍进来犹如一股春风吹进原来闭塞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坛大大开阔了中国文坛和中国青年的眼界缩短了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距离有助于中国新文学向世界文学靠拢促进了新文学运动的展。 沈雁冰翻译过许多外国文学作品。根据1981年茅盾生前自己选定的译文选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篇目短篇方面共翻译过23个国家4o个作家的作品；剧本方面曾翻译过1o个国家12个作家的作品；杂记、书简、回忆录方面曾翻译过8个作家的作品。其中既有名作家如易卜生、显克微支、梅特林克的代表作也有黎巴嫩等小国的不知名作家的作品。 沈雁冰写过许多介绍外国文学概况和文学史、文学流派等方面的文章。 其中有介绍爱尔兰文学、比利时文坛、荷兰诗坛、意大利文坛、澳洲现代诗人、瑞士文坛、近代法国文学、新犹太文学、塞尔维亚情歌、现代捷克文学、未来派文学现状、骑士风的中世纪文学、苏联的文艺阵线、日本的普罗作家联盟、国际反法西斯文学、欧美主要文学杂志、德国流亡作家杂志等等。他的《研究abc》、《欧洲大战与文学》、《骑士文学abc》、《近代文学面面观》、《现代文艺杂论》、《六个欧洲文学家》、《西洋文学通论》、《希腊文学abc》等研究外国文学的专著内容范围之广、覆盖面之宽为同时代作家、翻译家所少有。 沈雁冰撰写过百部以上外国作家评传和作品评介。1919年他在《近代戏剧家传》中向读者介绍了34个欧美戏剧家的传略及作品；192o年他在《新潮栏宣言》中提出介绍俄、英、德、法的19个写实派、自然派作家；他写过传略的作家近6o人；直到三十年代他在《汉译西洋文学名著》、《世界文学名著讲话》两书里系统地介绍了从荷马史诗起到十九世纪西方的39部文学名著。这方面的工作量之大内容之丰厚工作之浩繁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是应当记下一笔的。 沈雁冰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9年间不仅从事大量的文学翻译、文学理论建树、文艺社团的组建和文艺刊物的革新同时也活跃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192o年7月由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等起成立小组沈雁冰于1o月由李汉俊介绍加入了小组。次年冬天陈独秀被捕《新青年》被迫停刊以后沈雁冰利用商务印书馆的工作做掩护担任了中2《“月报”改革宣言》。 央的联络员一方面从事党务工作一方面编辑《月报》开展了对鸳鸯蝴蝶派和学衡派的两次论战表了不少著名的论文。他的政治生涯虽和他的文学活动紧密联系着但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的职业使我接近文学”1。茅盾经历了从五卅前后到大革命时期一段极其动荡的生活。1924年奉中央之命他与恽代英等在上海组织国民党左派上海市党部。1925年茅盾作为商务印书馆党的负责人领导了商务的罢工斗争。1926年元旦茅盾前往广州去参加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会后留在广州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当时代理宣传部长。“中山舰事件”爆后不久他由穗回沪待革命军攻下武汉茅盾又到武昌任汉口《民国日报》总主笔。这个报纸名义上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机关报实权则操在手中。报社工作及来自各方面的新闻消息为茅盾以后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茅盾受到蒋介石反动政府的通缉。他在十分愤懑的心情下从汉口到牯岭从牯岭回到上海他说：“我是真实地去生活经验了动乱中国的最复杂的人生的一幕终于感得了幻灭的悲哀人生的矛盾在消沉的心情下孤寂的生活中而尚受生活执着的支配想要以我的生命力的余烬从别方面在这迷乱灰色的人生内一星微光。于是我就开始创作了。”1这就是茅盾开始写作处女作《蚀》时的心情。 《蚀》是由《幻灭》、《动摇》、《追求》三个连续性的中篇组成的反映了五四以后到大革命失败这一时期的社会现实及小资产阶级青年在革命前夕的亢昂兴奋和革命既到面前时的幻灭他们在革命斗争剧烈时的动摇以及幻灭动摇后不甘寂寞尚思作最后之追求。其中《动摇》是写得最成功的一部曾受到高尔基的赞许。写的是1927年春夏之交“武汉政府”蜕变前夕生在湖北地区的矛盾和斗争。作家取材于湖北某县的政治形势和当时一些未能披露的新闻材料反映了大革命后期“武汉政府”中的两条路线斗争一条是以李克为代表的的路线一条是以方罗兰为代表的汪精卫派的路线。 作为一个杰出的作家茅盾在《蚀》中已经显露了组织概括多方面的社会题材、塑造多种人物形象的巨大才能。《蚀》对于揭露旧制度、旧势力的黑暗揭示小资产阶级悲剧的社会原因从而激人们对黑暗现实的痛恨等方面都有不可抹煞的积极意义。但是《蚀》的基调是消沉的同一时期完成的短篇集《野蔷薇》也是如此这和大革命失败后作家的苦闷心情有关。从此茅盾脱离了政治生涯专心从事创作。 1929年4月为了避开国民党的追捕通缉也为了让自己的情绪重新振作起来茅盾东渡日本写下一部未完成的长篇目的“欲为中国近十年之壮剧留一印痕”1这就是《虹》。 《虹》的主人公梅行素是一个接受了五四思潮影响的小资产阶级青年她信仰人格独立和个性解放。正当五四的热潮燃遍全中国时十八岁的梅行素却由父亲作主嫁给苏货铺的少掌柜、自己的姑表兄柳遇春她将要成为一个偷卖日货的苏货铺的女主人。为了反抗不合理的封建婚姻她勇敢地冲破了家庭的牢笼走上了寻求新的人生的斗争之路。但是诡谲多变的现实1《从牯岭到东京》。 1《从牯岭到东京》。 1《〈虹〉跋》。 颠沛的生活黑暗与光明交织成她的生命之丝她恨姑表兄柳遇春却爱着姨表兄韦玉。韦玉是个软弱的人他不但不能帮助梅增添斗争的勇气反而劝她妥协。社会黑暗、排挤诽谤使梅变得只相信自己成了得过且过我行我素的“现在叛徒”。正当她凭个人的力量在社会上冲来冲去的时候她遇到了革命者梁刚夫。梁刚夫帮助她逐渐接近了革命、认识了革命、最后参加了革命。她已经完全不同于《蚀》中的静女士、章秋柳等人后者自始至终沉缅在追求、幻灭之中而梅则是虹一样的人物作家说“虹是一座桥便是春之女神由此以出冥国重到世间的那一座桥”2是一个对社会始终采取挑战态度的女性在她身上寄托了作家对革命前途的希望和信念。 在日本时期作家写下许多优美的散文。《叩门》、《雾》、《卖豆腐的哨子》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这些散文既有怅惘、苦闷的情绪也有对暴风雨和阳光的期待和《虹》一样是过渡性的作品是作家心灵历程的真实记录。 1928年到1929年间中国革命文艺界内部生了一场以创造社、太阳社为一方以鲁迅、茅盾为另一方的论战文学史上称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论争”。茅盾积极参与了这一场论战在论战中他提出并丰富了自己的文学理论尤其是关于文学的描写对象、服务对象问题这是民主革命时期革命文学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在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争中创造社和太阳社里一部分人错误地把鲁迅、茅盾当作了革命的对象在指责鲁迅是“封建余孽”、“二重反革命”的同时把茅盾说成是“不长进的所谓革命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那么文学作品究竟能不能描写小资产阶级呢？描写小资产阶级是否违背了无产阶级艺术的要求呢？描写对象与服务对象的问题便成为这场论争的焦点之一。茅盾写了《从牯岭到东京》指出如何对待人数众多的小资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重要课题也是新文学的重要课题。创造社和太阳社从政治思想上否定小资产阶级把他们看成“落伍者”甚至“反动者”把他们从革命军中或同盟军中开除出去视为革命的对立面显然是错误的。茅盾一方面肯定革命文学描写穷苦大众是对的另一方面又明确地指出不应将小资产阶级抛弃。 对文艺与生活的关系的认识是这次论争的另一个焦点问题。如果按照“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去演绎和图解生活势必产生标语口号式的作品。只有深入生活认识生活才能正确反映生活。茅盾认为文艺的创造者必须与实际生活建立“极密切的关系”掌握文艺的特殊规律才能很好地反映生活。“将来的伟大作品之产生不能不根据三个条件：正确的观念充实的生活和纯熟的技术然而最最主要的还是充实的生活。”1茅盾的这些论文不仅是对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的概括和总结也是对新文学现实主义理论的丰富与展。 193o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在中国的领导下以鲁迅为盟主“左联”继承了五四文学革命的传统领导了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写下了伟大的篇章。 茅盾于是年4月从日本回到上海立即参加了“左联”的工作。在创作2《我走过的道路》。 1《关于创作》。 上力图开辟新的途径先是写了《豹子头林冲》、《三人行》两个中篇。他努力克服早期创作中的缺点与不足学习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中国社会进行缜密的严肃的观察终于在1931至1932年间写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长篇巨著《子夜》。 《子夜》涉及的故事情节仅仅是193o年5至7月两个月的社会现实。这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子夜。展现了在这黑暗的年代里极其复杂尖锐的社会关系与阶级矛盾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等等描绘了一幅三十年代初期中国社会广阔而真实的时代画卷不仅概括了特定历史条件下中国都市社会的基本特征而且预见了革命展的必然趋势。《子夜》的问世显示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伟大收获也奠定了茅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子夜》是三十年代都市文学的成功之作。但茅盾的注意力不仅投向都市也十分关注经济破产的黑影重压下的农村。《春蚕》、《秋收》、《残冬》组成的“农村三部曲”与《子夜》、《多角关系》等中长篇共同构成“大规模描写中国社会现象”的一部分共同组成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广阔的横断面。 茅盾在三十年代仍继续他在新文学第一个十年就已颇有建树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工作并且逐渐形成自身很有特色的现实主义理论体系。茅盾的文学批评理论不仅要求文学作品具有巨大的历史内容、时代内容而且要具有相应的思想深度。历史涵量与思想深度的结合成为他的现实主义理论的又一特色。从五四落潮以后茅盾就在思考着如何反映青年知识分子“心的跳动”如何反映工业文明打碎了乡村经济以后的人们的心理状况。茅盾敏锐地看到有些作家随着五四的落潮而落伍了、停滞了这便是文学史上的“庐隐的停滞”的论断。这一论断是茅盾提出的不仅道出了对女作家庐隐的万般惋惜而且总结了某些带有规律性的创作现象。 茅盾的一生不仅以一个热情的作家身份参与了新文学的进程而且以一个冷峻的批评家的身份推动了新文学的进程。有关文学批评的文章尤其是对作家作品的评价在他的全部文论中占了很大比重。在“左联”时期他的文学批评和理论建设达到了极为圆熟深刻的境地。他是新文学的文艺批评的开创者。 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后41岁的茅盾带着一颗苍凉而沉重的心由上海赴长沙转武汉后去广州编辑《文艺阵地》后赴香港为《立报》编副刊《言林》。此后曾应杜重远之约去新疆在新疆学院任教重返内地时路经延安为鲁艺讲学。当他从延安回重庆不久皖南事变生他又离渝第二次赴香港直到太平洋战争爆香港沦陷。 在香港茅盾是敌伪眼中较大的目标之一随时都有身陷囹圄的危险。 为了从香港抢救出进步的文化人和知名人士命令东江游击队配合港九地下党组织护送茅盾、邹韬奋、何香凝、叶以群等人离开香港。1942年1月茅盾等人辗转抵达桂林。 漫长的八年抗战流亡动乱的生活茅盾始终以一个战士的姿态以文学作武器无情地暴露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黑暗揭穿他们反人民的罪恶热情歌颂人民的抗战斗争。他写了《第一阶段的故事》、《霜叶红似二月花》、《腐蚀》等长篇剧本《清明前后》短篇《委屈》散文集《见闻杂记》、《时间的纪录》等。其中《腐蚀》、《清明前后》、《白杨礼赞》等是本时期的代表作。 日记体《腐蚀》写于1941年孟夏。在皖南事变的历史背景上以日记的主人女特务赵惠明从失足、懊悔到弃暗投明走上自新之路的挣扎过程为线索尖锐地暴露了蒋介石特务组织的凶残阴险控诉了蒋介石反动集团对青年的摧残与戕害。 如果说《腐蚀》是一纸对国民党特务罪恶的血泪控诉抗战胜利前夕写的剧本《清明前后》则是一份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罪行录。它以当时轰动重庆的黄金案为题材展示了国民党战时都的“无耻、卑劣与罪恶”。评论界一致认为这个剧本是一部有着尖锐而又丰富的现实意义的力作。 作为一个关心祖国命运与人民的斗争休戚相关的作家一方面他那冷隽而锐利的现实主义笔锋直接揭露敌人的罪恶与腐朽；另一方面热情而洒脱地歌颂人民的斗争《白杨礼赞》就是这样一篇脍炙人口的优美散文。作家借西北高原上傲然耸立的白杨树的形象歌颂领导下坚持敌后抗战的英雄人民赞美他们“在北方的风雪的压迫下却保持着倔强挺立”“伟岸、正直、朴质、严肃”“宛然象征了今天在华北平原纵横决荡用血写出新中国的历史的那种精神和意志”。作家用高亢的音调宣称：“我赞美白杨树就因为它不但象征了北方的农民尤其象征了今天我们民族解放斗争中所不可缺的朴质、坚强以及力求上进的精神。” 1945年抗战胜利茅盾整5o岁。重庆的文艺界为茅盾庆祝5o寿辰和文艺创作25周年纪念聚集在大后方的作家、学者、民主人士和国际友人8oo余人到会祝贺。 1946年茅盾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邀请赴苏作友好访问。在苏联广泛接触了文艺界文化界的朋友交流了中苏文化和中苏人民的友谊。茅盾是第一位被邀请访问苏联的中国作家。 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茅盾在会上作了《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展的革命文艺》的重要报告。国统区和解放区两支文艺大军会师准备迎接新中国。茅盾在会上当选全国文联副主席、全国作家协会主席。 1949年1o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茅盾出任新中国第一任文化部长两个文艺界影响最大的刊物《译文》杂志、《人民文学》杂志第一任主编同时主持全国文联和作协的工作。 茅盾主持过第二、三次全国文代会、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届全国电影剧本创作会议、全国翻译工作会议、梅兰芳周信芳舞台生活5o年纪念会、第一届话剧观摩演出会、全国文教“群英会”及国内外文化名人的纪念活动均表有重要讲话指导了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顺利展。与此同时他把自己大部分精力用于现并培养青年作家如谷峪、王愿坚、茹志鹃、康濯、蒙族的玛拉沁夫、藏族的益希卓玛、白族的晓雪都是在他的扶植和帮助下成长起来的。 茅盾不仅是我国文化事业的领导人也是中国人民与世界进行文化交流的伟大使者。他积极参加有关保卫世界和平的各种国际会议和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为人类的和平进步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51年茅盾被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他曾多次出席在莫斯科、柏林、维也纳、斯德哥尔摩、赫尔辛基等地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曾率中国作家代表团出席在新德里、塔什干、开罗等地召开的国际作家会议曾在北京主持了世界文化名人阿维森纳、雨果、达·芬奇、屈原、哥白尼、契珂夫、席勒、密茨凯维支、孟德斯鸠、安徒生、海涅、迦梨陀娑、陀斯妥也夫斯基、泰戈尔等作家、诗人、哲学家、音乐家、画家、天文学家的纪念活动。茅盾在晚年还接待过许多外国来访者。 新中国成立后文化行政事务繁忙但茅盾仍未间断他的文学理论批评工作。《鼓吹集》、《鼓吹续集》、《历史和历史剧》、《夜读偶记》等文论集相继问世。这些文论内容丰富涉及面很广有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阐释有对现实主义传统的总结有对生活、思想、写作技巧的论述有对民族形式的探讨有关于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创作方法的研究有文艺欣赏与文艺批评的标准问题等是茅盾在新时期的学术新贡献。此外还有许多散文、杂文、诗词表。 1981年3月27日茅盾与世长辞。在驰骋文坛6o多年的岁月里茅盾为我们留下12oo万字的著作《茅盾全集》4o卷于1997年出齐。 茅盾逝世后根据他生前遗愿捐赠25万元稿费作为茅盾文学奖以奖励优秀的长篇作者。 第五十一章徐悲鸿徐悲鸿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7月19日诞生于太湖之西江苏宜兴屺亭桥镇。其父徐达章为当地著名画家绘画一宗造物独喜描写生活中之所见于山水、花鸟、人物均有造诣又善诗文篆刻。徐悲鸿6岁起随父读书7岁习书法9岁读完《四书》及《诗》、《书》、《礼》、《易》。读至《左传》终以对绘画的酷爱使父亲深受感动得以在每日课毕让其临摹《点石斋画谱》中的人物、界画。徐悲鸿从题材丰富、场面宏大的插图中学到了扎实的技法1o岁时已帮助父亲在画上敷色并在新年佳节时为邻居书写对联并以即景赋诗的才能闻名乡里。在初习画时他便表现出非凡的形象记忆能力一次父亲外出归来问有何客来访他即将来客形象默画于拇指之上令人一目了然。 徐悲鸿是家中长子下有2弟3妹。他13岁时家乡遭水灾生活难以维持。父亲携他赴邻近各县乡镇开始流浪江湖的生涯为人画中堂、写对联、刻图章特别是画肖像和祖先像。这对造型的要求很高在艰苦的境遇之中徐悲鸿养成了手不释笔的习惯打下了写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绘画风格的基础。常年谋食江湖使他目睹和体验了下层社会人民的困苦激了他的正义感他自刻了“江南贫侠”的印章在画上署名“神州少年”。这时他最大的乐趣是收集强盗牌香烟所附的动物画片引了他对动物画的巨大兴趣。 4年的流浪生活使徐达章染上重病父子返回故乡。徐悲鸿从此挑起家庭重担。他同时担任了宜兴女子师范学校、彭城中学和始齐学校的图画教员。三校相隔很远他常需半夜起身步行数十里到各校授课。他后来喜爱描绘的清冷含情的“月色”应是对这段艰苦生活的回忆。 父亲去世徐悲鸿于1915年赴上海寻找半工半读的机会但没能如愿。他以“水尽山穷仍能自拔方不为懦”的意志与命运抗争。他的作品《马》得到高剑父、高奇峰兄弟的赞赏他们认为“古之韩干未能过也”决定在他们主持的上海审美馆出版行。徐悲鸿从此开始卖画、教画并考入震旦大学。1916年3月哈同花园创立的圣明智大学征求仓颉画像徐悲鸿以巨幅水彩画中选被该校聘去讲学、作画结识了同为该校教授的康有为、陈三立等。康视徐悲鸿为艺苑奇才请他为自己、亡妻、家人画像并尽出自己收藏的书画碑版供其观览研习。通过对哈同花园书画精品的学习和同康有为等鸿儒大家的切磋徐悲鸿对中国绘画的演变和现状进行了深入分析寻找革新之路。在康有为的指导下他还遍临名碑书艺精进。 1917年得到圣明智大学的酬金徐悲鸿离开上海前往日本。他饱览了日本的美术藏品觉得日本画家渐脱积习会心造物所作博丽繁郁花鸟画尤为展；但华而薄实而少韵太求夺目而无蕴藉朴茂之风。于是进一步地明确了自己改革中国画的主张。他于年底回国。 1918年3月他应蔡元培之邀到北京大学参与创建了画法研究会并任该会导师。他制订了详细的教学计划和方法教授人物画和水彩、素描。在创建大会上他着重介绍了西洋画的流派与技法特点。在教学中他强调师法造化和融会中西。他带领学生到崇效寺作牡丹写生到西山碧云寺等地画山水去故宫文华殿、苏俄驻华使馆观看中外绘画展览。作为最富革新精神的画家他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之中在北京大学校刊、美学杂志上撰文以振聋聩之声宣讲中国画改革之必要指出中国画颓败已极原因在于“守旧”在于陈陈相因而丧失其学术地位。他特别针对当时人物画的没落指出“写人不准少法度指少一节臂腿如直筒身不能转使头不能仰而侧视手不能向画面而伸无论童子一笑就老无论少艾一皱眉即丑半面可见眼角尖跳舞强藏美人足此尚不改正不求进尚成何学？”他明确提出改革的道路是“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摈弃抄袭古人之恶习凭实写达惟妙惟肖之境”。在这一时期他创作了《梅兰芳演出天女散花》、《国民》杂志封面画、《西山古松柏》、《晴岚翠蟑》、《三马图》等。《三马图》虽取传统题材并用中国画工具写就但手法全新画树干皴法纯为独创巨松伸展枝叶荫下三马体态各异造型结合明暗扬中外绘画之长弃中外绘画之短吞吐融浑自成一家。《西山古松柏》凭借写生使树枝的扭转穿插奇兀而自然远树以大笔点出巧妙地运用透视与渲染加强空间感与质量感。 1919年在蔡元培、傅增湘的推荐之下徐悲鸿获得赴法国学习的机会。5月经伦敦抵巴黎。先每日赴各大博物馆深入研究西方艺术之长然后入朱里安画院（anet）习素描两月便考入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入弗拉孟画室。他次作油画便得到弗拉孟的赞赏在多次竞试中他都名列前茅。但他并不满足于在美院的学习把博物馆中各派大师的作品作为老师如饥似渴地比较各派的异同和优点从对委拉斯贵支、约尔丹斯、普吕洞、德拉克洛瓦、莫罗、拉斐尔、伦勃朗、哈尔斯等人名作的临摹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他还经名雕家唐泼特介绍结识了并不在美术学院任教的名画家达仰·布弗莱。达仰以描绘布列塔尼地区农民、渔民生活而驰名欧美。徐悲鸿从192o年起每周持作品去他的画室求教并参加在该处举行的每周画家聚会受益良深从与贝奈尔、莫尼埃、阿米克等法国名画家的切磋中领会西方绘画的精髓探索展中国绘画之所需。 徐悲鸿在欧洲学习期间所作素描、写达数干幅大部分是在蒙巴纳斯各自由画室中留下的。他经常每日工作1o小时以铁杵磨成针的精神去掌握西方绘画技巧。1921年4月法国全国美展开幕他从早到晚仔细观摹当走出会场时才现天降大雪而他整日未曾进食又无御寒的大衣顿时腹痛如绞为此留下肠痉挛症的病根并经常受到折磨但他常强迫自己忍痛作画在现存的一幅素描上有他这样的题字：“人览吾画焉知吾之为此每至痛不可支也。”徐悲鸿在这些习作中成功地融入东方艺术的美感精致而雅逸尽微而致广风格俊秀独树一帜。这些素描一般不画背景而突出线的灵动。线条在表现体积、空间、质感、量感的同时以粗细、方圆、徐疾、刚柔、藏露的节奏变化传达独特的形式美感。徐悲鸿还喜用灰色画纸利用底色而省去一个颜色层次使画更为凝练。他经常有意削弱明暗对比以大块略去阴影的手法收言简意赅之效从而突出物象精神把壮年男子的强健、女性的柔润细腻、老人的瘦缩、孩童的稚嫩天真刻画得真实动人。 徐悲鸿觉得在法国所学仍然有限1912年又赴德国问学于柏林美术学院院长康普并在柏林动物园对猛兽作了大量写创作了《狮吼》、《奴隶与狮》等素描杰作。他将狮的喜怒哀乐、威严和易刻画得淋漓尽致传达出震撼人心的力量。1923年徐悲鸿从德国回到巴黎以油画《老妇》第一次入选法国国家美展。为了把从古代大师画上学到的东西运用到自己的画上他进一步精研素描在油绘人体时认真作分部研究务求体会精微。他对每幅重要习作都进行默写然后对照原画修改精益求精。1924年他已将油画技巧掌握得精通练达“作画无一致之体力求简约”造型设色均游刃有余。“既成遂得大和有从容遐逸之乐”。他的油画杰作《萧声》、《远闻》、《抚猫人像》、《马夫和马》、《怅望》、《琴课》均运用丰富的造型手段宣达不同旨趣。将古典主义的精卓、浪漫主义的漏点、写实主义的朴茂熔于一炉。1925年徐悲鸿赴新加坡为陈嘉庚及其所办的厦门大学作画并在上海展出历年所作引起文化界的极大兴趣。康有为当时写道：“徐悲鸿1o年前为我及文慎公写像惟妙惟肖。其于画盖天才也。后游日本又学画于法国德国深诣7年。今归所作示我精深华妙隐秀雄奇独步中国无以为偶。其画固中国所未见其画派亦中国所未有。”1926年徐悲鸿赴布鲁塞尔临画他很爱鲁本斯的作品认为他是古今最大色彩画家之一。他在临摹弗兰德斯名家约尔丹斯之作时尤下功夫每日开馆即入闭馆方出中间连一口水都不喝培养自己吃苦的耐力以求“立至德造大奇为人类申诉”。1927年他又游学于意大利、瑞士赴威尼斯观提香的《圣母升天图》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的名雕和西斯廷礼拜堂米开朗基罗的壁画前流连良久并赴庞贝古城领略古代艺术的气氛。在1927年法国国家美展上徐悲鸿送交的9幅作品全部入选作品以精湛的技巧和独特的东方韵味获巨大成功得到很高赞誉。 1927年徐悲鸿回到久别的祖国先与田汉、欧阳予倩共同创建南国艺术学院推动现实主义艺术运动。徐悲鸿担任美术系主任。他在报纸上表文章指出该校旨在“养成能与此时代同呼吸共痛痒的青年以为新时代的先驱”。1928年南京中央大学也聘请他为艺术系教授他提出不能辞去南国的工作于是半月在南国半月在中大授课。他从欧洲购回了大量艺术教育所需的石膏模型包括艺用解剖学的人物、动物模具亲自撰写美术史教材和艺院建设计划着手建立系统、完整的美术教育体系。1929年他就任北京艺术学院院长又以“一口反万众”的坚定态度聘齐白石为教授并筹建建筑、雕塑学系极力促进中国美术教学的改革。 徐悲鸿在进行艺术教育的同时投入了紧张的创作活动。他的第一幅巨作是1928至193o年绘制的油画《田横五百士》。它取材《史记》选取了田横与5oo壮士诀别的时刻表达“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风亮节。画上以大片云朵压向地面运用蓝天、碧海、白马、红袍造成的强烈对比加强画面的紧张气氛。画中人物形象的多样和生动开辟了中国画坛的新纪元。画家巧妙地使用了以一当十的构图法在造成强烈的悲剧的同时达到了画面的奇特平衡表现出宏伟的中国气派。在二十年代末它是中国最重要的人物画创作也是第一幅油画历史画杰作在处理巨大场面和复杂人物关系上得心应手代表着中国油画的杰出成就。在1928年暑假他还到福州为福建教育厅绘制了大幅油画《蔡公时被难图》歌颂面对日军屠刀视死如归的民族英雄。 193o年他创作了巨幅中国画《九方皋》。这幅苦心经营、数次易稿的画作取材于《列子》。画上被伯乐推荐给秦穆公的九方皋正在全神贯注地相马千里马为遇到知己而欢快地扬蹄嘶鸣。画家通过抛弃外表直抵本质的相马高手阐明了自己取精用宏的艺术观抒了自己对“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强烈感慨。他巧妙地运用了对比的手法用凡马衬托出良骥。那些无知浅薄而又看不起身为农夫的九方皋的旁观者正好反衬出具有远见卓识而不露声色的智者。画面墨色的安排、线条的运用、虚实的处理均臻于尽善尽美。神情刻划的深入使中国画别开生面。 1931年徐悲鸿完成了巨幅油画《徯我后》。画面以受到大旱煎熬的百姓期盼甘霖的场面反映着人民反对压迫者期望光明、解放的心声。土地龟裂树木枯死人物瘦骨伶仃把油画的感染力挥到极致令人不觉产生悲天悯人之情。它和《田横五百士》一起奠定了中国油画的基石成为中国油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在对中国和西方的艺术进行了多年深入研究之后徐悲鸿提出了中国艺术复兴的主张。他把中国艺术教育在新时期的审美原则总结概括为《新七法》作为完成一个健全画家的定则。它们是“位置得宜、比例正确、黑白分明、动态天然、轻重和谐、性格毕现、传神阿堵”。在此基础上他还将艺术教育思想概括为“崇德性、崇文学、致广大、尽精微、极高明、道中庸”形成从画品到画法的完整的艺术理论。徐悲鸿强调崇德性指出画家的责任是“穷造化之奇探人生究竟”。要求画家无比真诚地对待自己的艺术“不慕时尚不甘小就不舍己以循人”作到人品画品一致。崇文学旨在把我国传统绘画的精华其中包括“画中有诗诗中有画”的意境要求和寄情、托兴手法扬光大使绘画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致广大尽精微”不仅是指艺术造型的手法和效果更是指艺术的精神那种“水墨淋漓障犹湿真宰上诉天应泣”的宏大中国气派。这一宏伟气魄是尽精微的前提而“尽精微”的功力则来自于艰苦磨练和认识对象的科学态度。“极高明、道中庸”鲜明地体现出徐悲鸿对中国艺术境界的把握和它与西方艺术的区别。它不因高明而走极端而是找到通向至善尽美的最佳结合点在处理线与面、颜色与素描、虚与实、繁与简、写实与写意、形与神的关系上自始至终处于最佳位势把握美之所在使司空见惯的事物经高明之手出人意表地获得更高层次上的大和。这种恰到好处的把握分寸乃是素养、学识的积累是画家诸方面才智的总汇聚。徐悲鸿的这一艺术思想和它在艺术教育中的实施使得中国绘画扭转了因循守旧、僵化衰微的形势并稳步地向前展。在中国艺术步入现代的过程中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为了向欧洲介绍中国的艺术成就以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从1933到1934年徐悲鸿携带中国古今名家画作和自己的代表作赴欧宣传中国文化。中国绘画先在巴黎引起震动法国文豪保罗·瓦洛里为在巴黎国立外国美术馆举行的这一画展撰写了序言3ooo人参加了开幕式应观众要求展览延至45天目录再版3次。法国政府购藏了中国现代绘画作品并在外国美术馆设专室陈列。法国报刊称徐悲鸿为大师认为他的古柏可与巴比松画派主将卢梭的橡树相媲美。随后徐悲鸿又赴布鲁塞尔美术馆、柏林美术家协会展览馆、法兰克福国家美术馆举行个人画展获巨大成功。他在米兰王宫和莫斯科历史博物馆、列宁格勒埃米塔热（冬宫）美术馆举办的中国画展也受到极热烈欢迎。意大利报刊称该展是中意文化交流史上自马可·波罗以后最重要的事件。埃米塔热美术馆至今仍陈列着徐悲鸿当年与该馆交换的作品。展后欧洲成立了四处中国绘画的专门展室介绍、报道中国画展的报纸累计达数亿份。 徐悲鸿从1935年到1938年夏多次前往广西帮助筹建美术馆、美术学院和组织第一届省美术展览。并且主持广西全省中学艺术教师讲习班以切实推动艺术教育的展。秀甲天下的阳朔使他漏点澎湃他刻了《阳朔天民》的印章放舟于漓江之上创作了驰名中外的泼墨山水画《漓江春雨》。该画纯以墨块写物造型把水墨画的洇墨、渗透作用挥得淋漓尽致使鬼斧神工的山丘、错落有致的房舍树木在濛濛烟雨之中若隐若现。画面几无线条更无皴擦的痕迹中国画墨分五色的美感沁人肺腑那空灵的山光荡漾的水影与洒脱飘逸、韵味无穷的用笔使该作堪称中国山水画之大奇。抗战开始徐悲鸿随中央大学迁到重庆国破家亡的感慨凝于笔端使他的艺术更加升华。在1938年除夕他为一位拾破烂的贫穷女子画的肖像《巴之贫妇》以异常简洁生动的手法抒写满腔的同情。其时画家居住在磐溪每日过嘉陵江去中大授课目睹重庆人民上下百丈石阶挑水的艰辛感慨万分又创作了《巴人汲水》。画面让俯身汲水者处于大角度的短缩透视之中与转身上坡的挑水者形成用力方向的强烈对比并以长竖幅的新颖构图巧妙地解决了人与环境关系的棘手难题使它成为反映现实生活的杰作。在抗日战争中徐悲鸿的画笔与民族的命运、人民的疾苦紧密相连笔下的形象饱含象征意义抒着爱国的情操。他反复创作以狮为题材的寄兴画。《新生命活跃起来》表现睡狮的觉醒它在穿山越涧勇往直前；《负伤之狮》双目喷射着复仇的火焰；《狮与蛇》以雄狮侧目鄙视挑衅者来抒对于侵略者的痛恨；《群狮》则取会师东京之谐音表现出在最艰难困苦的时刻对最终胜利的信念和预言。在岩石之巅高啼的雄鸡勇敢、忠诚奔向胜利和光明的骏马也都是托兴的最好对象画家借它们一吐积郁寄托渴望把中国文人画借梅兰竹菊以自况的传统大大地提升、推进到一个崭新阶段并造就了中国动物画的高峰。《风雨鸡鸣》、《壮烈之回忆》以及作于第二次长沙会战之时的《奔马》都是该时期驰名遐迩的传世之作。 1939至1942年徐悲鸿几次奔赴南洋以画笔为民族救亡服务。他在吉隆坡、新加坡、梹城、怡保等地举行了6次徐悲鸿画展将卖画的全部收入捐献给国家以救济流离失所的难民和阵亡将士的遗孤。他在新加坡的画展由以陈嘉庚为的救赈总会主办售出画作达四、五百幅在6o万人口的新加坡就有3万多人参观了画展成为以文化支援抗战的空前盛事。在新加坡他还创作了以著名街头剧为名的油画《放下你的鞭子》。 1939年11月徐悲鸿应印度伟大诗人泰戈尔之邀前往印度大学讲学并在加尔各答和圣地尼克坦举行画展。泰戈尔主持画展开幕并亲笔撰写了画展序言。他写道：“中国的艺术大师徐悲鸿在富有韵律的线条和颜色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在记忆中已消失的远古形象同时又无损于他自己经验中所具有的地方色彩和独特风格我尽情地欣赏了这些绘画我确信我们的艺术爱好者将从这些绘画中得到丰富的灵感让我升起谈话的帷幕来引导观众走向一席难逢的美的盛筵。” 在印度徐悲鸿作了大量的素描、写仅画泰戈尔的就有1o多幅。他根据自己对诗人的了解完成了中国人物画杰作《泰戈尔》。画中诗人正在凝神构思目光透过镜片注视着远方理想中的世界雪白的须在微微飘拂执笔的手仿佛随着思想在缓慢地移动形象极为生动传神。静谧幽深的环境配合着诗人深邃的思想林中的小鸟好像都停止了歌唱怕打扰了美好诗歌。在画展结束之后徐悲鸿前往喜马拉雅山绘制他构思已久的中国画巨作《愚公移山》。这幅画运用了大量处于剧烈运动之中的真人大小的造成画面空前的气魄与伟力。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徐悲鸿以画笔为坚强不屈的同胞留下了无愧于时代的伟大形象。他为这幅画作了1oo多幅画稿和习作最后使用了中国画的形式用淋漓的水墨抒写中国历代画家最感棘手的人体从而在中国画技法和意境上开辟了新的时代。 在印度徐悲鸿经常骑马远行从而细审马的性格神情笔下马的形象也同时在集中、概括、提炼、升华形成“徐悲鸿的马”的典型。画家准确地勾出马的骨骼、肌肉的关键部位用重墨突出刻划头部、四肢、肩、胸、足等传神之处造型精卓、用笔洗练体积感、空间感、质量感都意到笔随地显现于富有韵律的墨块之间。徐悲鸿一反中国历代画马的线描工细手法以大写意的笔法塑造出瘦身、长腿、尖耳、阔鼻、鬃毛飞舞、骨带铜声的英俊形象同时也以诗意隽永寄托高深使它明显区别于西方浪漫主义画家之笔。这些马即是画家的心驰神往它们或踯躅于旷野山巅或奔驰于荒原大漠不受羁绊憧憬光明。“直须此世非长夜漠漠穷荒有尽头”、“天涯何处寻芳草”、“铲尽崎岖大路平”的独特意境赋予了它们永恒的魅力成为中国艺术的一种象征。 1942年底徐悲鸿经云南回到重庆一边继续任教中央大学一边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筹建中国美术学院。1943年夏徐悲鸿率该院筹备处到青城山写生居天师洞道观。他以屈原《九歌》为题创作了两幅气氛截然不同的中国人物画。一幅是在幽深山谷之中备感孤独的山鬼另一幅是在短兵相接的厮杀中为国捐躯的战士不论是《山鬼》还是《国殇》画家的悲愤之情都溢于画外。《李印象像》原为《国殇》一画作准备的写生画稿其流畅有力的线条在造型上起到了明暗渲染的作用把线的魅力挥到了极致堪称中国白描技法的代表。 在物质条件极艰苦的情况下徐悲鸿仍然坚持着油画创作。他的手法较之在法国时更加雄浑劲健。《月夜》、《喜马拉雅山之晨》、《银杏树》、《庭院——鸡足山庙宇》、《廖静文像》以类似镶嵌的手法把颜色一块块地摆上画面产生金石铿锵的效果。在展开色彩魅力的同时他的油画传达出东方飘逸的形式美和有别于西法的审美韵味。《喜马拉雅山之树》取中国山水画的构图对树木轮廓的勾勒枝干的处理都有中国画皴法之美。《桂林山水》纯以画力写就运用类似中国石青、石绿的颜色造成中国山水画的逸雅氛围戛戛独造奇美动人。 1946年徐悲鸿来到北平担任北平艺专校长。他聘请了许多有能力有影响的艺术家到校任教在美术教学中强调以素描为基础。对于学国画的学生他要求学习画1o种动物1o种树木1o种花卉翎毛以及界画。在同保守势力进行的关于国画论战中他向各报记者表题为《新中国画建立之步骤》的书面谈话提倡“直接师法造化”。 他还担任了北平美术作家协会的名誉会长组织该会与北平艺专、中国美术学院的联合画展展示了反映现实、锐意革新的画风。 1949年4月徐悲鸿作为新中国的代表出席了第一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各国代表欢迎新中国代表团的热烈场面使他心潮澎湃。他创作了人物众多的水墨画《在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上》。该年他还参加了制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歌的工作。新中国的成立令他兴奋无比他以“百载沉疴终自起之瞻处即光明”的奔马图庆祝新时代的到来。同年他被任命为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并在第一届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繁重的教学工作和社会活动不曾使他停下画笔他为众多的工农兵模范人物和著名学者作了栩栩如生的肖像。此时他的素描凝练之极运用被称为“黑石头”的四方炭精随手勾出五官轮廓以粗重的线条略施明暗在关键部位用手指稍稍擦上几下便令人物呼之欲出。《马寅初》、《苟富荣》、《李长林》、《戎冠秀》都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 1951年徐悲鸿从报上看到鲁南苏北疏导沭河开凿2oo公里长的沂河动员民工近百万的消息决定去体验生活。他尽管患有高血压症仍坚持在工地与民工们同吃同住在劳动现场画写收集素材画了《吕芳彬像》、《任继东像》、《总工程师张瑨》等精采的肖像并且为工地油印刊物画封面同普通劳动者亲密无间。回到北京就在整理所收集的资料、进行巨幅油画《当代新愚公》的构图时不幸突患脑溢血致使半身瘫痪。 1953年徐悲鸿渐能起床行动便到中央美院为毕业班学生和中央美院及其华东分院的教师进修组上课、改画。9月23日第二届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开幕他担任执行主席主持会议当晚突脑溢血于9月26日逝世安葬于北京西郊的八宝山革命公墓。 12月徐悲鸿的遗作展览在北京举行周恩来总理亲临参观他指着徐悲鸿书写的对联“横眉冷对千夫指俯甘为孺子牛”说“徐悲鸿便有这种精神”。他赞扬徐悲鸿的作品融会了古今中外的技法认为他的油画和素描也具有民族风格是他自己生活年代的一位艺术大师。 徐悲鸿从在欧洲留学时起便想为中国筹建一座美术博物馆多方奔走未有结果。于是求诸于己“欲精意成画百十幅”并以自己的全部收入购藏古今佳作。在这一收藏中有他推测为吴道子手笔视为“悲鸿生命”的《八十七神仙卷》有以宣达紧张情绪代表中国宋代人物画高峰的《朱云折槛图》。画家以节衣缩食搜集的这1ooo多件唐、宋、元、明、清及近代名家的书画作品他自己的1ooo多件国画、油画、素描作品以及1万多件中外美术书籍、碑拓、图片在他逝世的当日由家属全部献给了国家。徐悲鸿的故居北京东受禄街16号被辟为徐悲鸿纪念馆。1983年在新街口北大街53号建成了徐悲鸿纪念馆新馆。该馆常年对国内外开放并在欧洲、亚洲、美洲举办了《徐悲鸿艺术》的回顾展将这位“中国近代绘画之父”的艺术全貌和创造精神展示于人引起人们对他深深的怀念。 第五十二章齐白石齐白石1864年1月1日（清同治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生于湖南湘潭县星斗塘杏子坞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他是家中长孙而祖孙三代只有一亩水田祖父、父亲都为人打零工以维持全家生计。他出生时父亲为他起的名字是纯芝又作阿芝；祖父为他取号渭清和兰亭。由于是家中长子后又以木工为业故他成为画家后题画时也用齐大木居士、老木一等名号；还由于居住堂室之名为《寄萍堂》、《借山吟馆》故又号寄园、寄萍、萍翁、老萍、寄幻仙奴、借山翁。他的正式姓名倒是26岁拜湘潭名士胡沁园、陈少蕃为师学文学画时由老师为他取的名齐璜、号濒生。“白石山人”则是为他日后在画上题款所起的别号源于距他家一里之遥的白石铺驿站而人们在称呼他时却总把“山人”二字省去久而久之他也就以齐白石自称了。白石从4岁到7岁随祖父识字8岁时到作乡村蒙馆先生的外祖父处读书以《四言杂字》、《三字经》、《百家姓》为启蒙教材尤其学了《千家诗》打下了做诗的功底。事实上这个珍贵的学习机会也只有一年的时间便因家贫而中断了。然而在这一年描红习字的过程中他的绘画天赋被引出来。他的第一幅绘画是以薄竹纸蒙在镇鬼降魔的雷公像上所作的临摹。随后他便把描红本子上的纸撕下来勾画星斗塘每日可见的一个钓鱼老头达到了尽现其身形面貌的程度。从此凡是他看见过的东西如牛马猪羊、鸡鸭鱼虾、蟹蛙蝶雀都被他收入笔下画在包过东西的纸上或旧账簿上从中感受到莫大的兴趣。辍学之后他每日上山劳作放牛时便把书本带在身边在拾粪、砍柴之后取来温习。15岁时齐白石开始学习木匠手艺先做粗木活16岁时又拜一位擅用平刀法雕刻人物的木匠为师学习雕花手艺19岁出师。齐白石善于从自然中现美在雕花时亦富有创造精神。他在“麒麟送子”、“状元及第”等老式题材中加入了牡丹、芍药、梅、兰、竹、菊、葡萄、石榴、桃、李等花果和从绣像艺术中借鉴的人物又在老师的平刀法基础上进行研究改进运用了圆刀法因此他所做的精致嫁床、花轿、香案令人赞叹誉满乡里。 2o岁时齐白石在一个顾客家中做雕花活儿时偶然见到一部残缺不全的《芥子园画谱》如获至宝。这使他初次比较全面地接触到中国绘画的传统程式技法。他将书借来每日晚上收工回家之后便以松油柴火为灯将薄竹纸蒙于书上一幅幅精心勾影临描整整花了半年时间终于把画谱全部复制一遍。齐白石将它们订成16本作为自己学画的教材。经过一番刻苦的研习齐白石的造型能力显著提高雕刻时比例关系趋向匀称。在雕花之余他反复地临摹这套画谱而且加以融会贯通。看了戏台上唱戏的打扮他便尝试绘画古装人物。平日他还特别注意相貌异常者在画神像之时便将他们放入画中。当时湘潭的民间画师萧芗陔、文少可以画像闻名齐白石便托人介绍与他们相识。他们把自己的得意技法都表演给齐白石看并且详加指点。经过了这样认真的观摹学习齐白石在画像上便也初入了门径。 这时齐白石画得到湘潭名士胡沁园的赏识他让齐白石在自己的家中住下鼓励他走以画谋生的道路。胡沁园擅长隶书并会画工笔花鸟草虫于是齐白石便拜胡沁园和胡家的馆师陈少蕃为师随他们读书学画。他从《唐诗三百》读起又学习了《孟子》和唐、宋八大家的古文感到能够读书真是人生的最大乐趣。胡沁园不仅教授齐白石工笔画而且把自己珍藏的古今名人字画都拿出来让他仔细观摹同时还介绍人教齐白石画山水使他在艺术上获得了长足的进步。 十九世纪末摄影尚不普遍乡村对画像的需求很大有钱人在生前和死后都要“描容”作为纪念。齐白石从民间画师处学到的技法结合自己琢磨出来的一些手法给人画像大受欢迎。从此他告别了斧凿开始了民间画师的生涯。 齐白石除了画肖像之外山水、花鸟、草虫也画得很多只要是顾客需要的内容他都尽力去画力求完美。生活境遇使齐白石养成了勤学苦练的习惯也使他磨练出对任何题材都不感棘手的本领。有些顾客喜欢较为工细的风格特别是要求美人图画得细腻精到齐白石便以精细的手法画了许多古代女英雄如“文姬归汉”、“木兰从军”等她们既有柔美体态又有飒爽英姿画得栩栩动人以致使作者得到了“齐美人”的绰号。当时也有一些势利眼看不起齐白石的木匠出身向他订画却不让他题款。对此齐白石并不计较。此时他对于诗书画印则愈加下力。他的书法学湖南名家何绍基诗则直抒胸臆清丽自然。齐白石还将过往颇密的诗友聚集于五龙山大杰寺成立了龙山诗社人称龙山七子。该社又和许多诗友一起加入了罗网山的罗山诗社。齐白石热心地为诗友手绘题诗花笺以淡色的花鸟虫鱼衬托上面的诗句诗画结合别致雅逸更极受诗友们的推重成为诗社的中坚。 对于与诗画密切相关的篆刻齐白石亦愤学习刻了磨磨了再刻使住室周围尽是泥浆。由于所见只有丁龙泓、黄小松的刻印拓片故从两家入手学习细密刀法。随着眼界的逐渐拓展学问的不断深入齐白石的画风从民间绘画向着文人画慢慢地靠近。 1899年齐白石以诗文画为见面礼到湘潭城中拜著名诗人王湘绮为师从而同铁匠张仲飏铜匠曾招吉一起成为湖南有名的“王门三匠”。19oo年齐白石的卖画收入已足以满足家用。他从星斗塘搬出租下了距白石铺不远的狮子口梅公祠的房屋号“借山吟馆”以示租借山景以助诗兴之意。齐白石并自盖了一间书房在里面读书吟作苦下功夫。由于周围均是梅花故号“百梅书屋”。齐白石在自述中说：“虽诗境扩益知作诗之难。多行路还须多读书。故造借山吟馆于南岳山下熟读唐宋诗不能一刻离手如渴不能离饮饥不能离食。” 4o岁的齐白石已在湘潭遐迩闻名但作为乡间画师他的足迹还只限于湘潭附近从未出过远门。这时他接到赴陕为官的朋友夏午诒寄的旅费和聘金决意前往教夏的夫人学画。这个决定成为齐白石艺术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19o2年1o月他动身北上到19o9年1o月在7年之中他五出五归走了半个中国。眼界的开阔学养的丰富使他从画匠变成了画家。 在次离家的路上齐白石每见到奇妙景色便用笔记录下来。在路经浩渺洞庭时他画了《洞庭看日图》在临近古都西安时又作了《灞桥风雪图》都是捕捉特殊气氛的精采之作。过年之后夏午诒入京齐白石又与之同行经黄河、华山、嵩山。齐白石体会到吞吐大荒的雄伟气势作了《华山图》、《嵩山图》。到北京后夏午诒想要推荐他为慈禧作画又提议为他捐个县丞均被他毫不犹豫地谢绝了。他离京后乘海轮到上海再转江轮至武汉于6月到家。 19o4年他随老师王湘绮赴南昌、九江游庐山以诗唱答多次到膝王阁领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诗境。 19o5年他赴广西观赏秀甲天下的桂林美景令人目不暇接的奇峰峻岭使他感慨不已自谓画山水到了广西才算开了眼界。翌年8月他由桂林赴广东到钦州兵备道郭葆生处找到随军南下的弟弟、儿子并留下教画还时常为郭代笔作画。郭藏有八大山人、徐渭、金农等名家真迹齐白石皆细心临摹获益良深。在与郭订了续约之后他返回故乡在余霞峰下茶恩寺茹家冲买了一所房屋翻盖一新取名“寄萍堂”书房名“八砚楼”屋内放置着旅行途中购得的八方佳砚。 19o7年齐白石再赴钦州教画游肇庆、端溪并到越南一侧在芒市见蕉林胜景作《绿天过客图》。在钦州他看到荔枝树果实累累极其入画从此将它作为自己最喜爱的题材之一。 19o8年齐白石再赴广州以卖画刻印谋生。他帮助革命党人曾在画件内夹带秘密文件。新年以后他再至钦州过完夏天又去广州、香港、上海游苏州、南京。在经过江西小姑山时他在轮船上第三次作《小姑山图》。1o月返回湘潭。 在与各地名士的交往切磋之中齐白石更加感到必须从根本上再下功夫因此回到家乡后每日读古文诗词并与旧诗友分韵斗诗刻烛联吟经常为一字一句而反复推敲。在北京时齐白石得到李筠庵的指导书法由爨龙颜入手走魏碑一路变得雄朴稳重刻印则因得见赵广谦的印谱而由细密变得峻奇。他在画风上的变化尤其剧烈由工笔茂密而转向了自由奔放的大写意。更重要的是齐白石通过对真山实水的悉心观察和刻划得出了“山外楼台天外峰匠家千古此雷同”的结论决心“胸中山气奇天下删去临摹手一双”。在五出五归之中他三次路经小孤山有意识地从三个不同角度去审视和记忆其特点把握住从侧面、正面、背面看时的不同感受“不用人间偷窃法”。 在借山吟馆齐白石把游历南北名山大川所得图稿整理重画于画面的布局构图上反复经营。《滕王阁》使我们看到画家精益求精的苦心。齐白石先去掉传统山水画的重峦叠嶂和因此而施的层层皴染以大块落墨直抵佳境。画的底部以粗细均匀之线画出楼阁中景以淡墨扫出沙滩加上几株秋树画的上部则被一座高峰遮掩只留一小角天空以示远山无限。画上无一多余之笔甚至连水的波纹都不画以空白体现山水一色。尽管已经如此概括齐白石再画时仍然要求自己更加简赅。这次他取横幅构图将那一小角天空也索性去掉使画的顶部是一片远山之底用几块石头体现出山的质感中间沙丘上的树用几个墨点来代替近景的一片楼阁也只剩下一个阁尖画上十分之九为空白更显得水面广阔无垠。画家用笔潇洒自如简洁生动看去似不经意实则独具匠心。“雨后云山图”、“米氏山水图”的手法又恰恰与此相反为了表现雨后的特殊氛围画家把天空全部用墨染黑造成乌云压顶之势就连土地、河水也都着墨似被云影笼罩全画上只有几间小屋的墙上有些许空白淋漓的笔墨使人感到大雨刚过空气中尚有水气在流动。“米点山水”虽是汲取米芾的以点造型的技巧却能加以展运用不规则的墨块代替“米点”造成山峦起伏雨雾迷濛的奇境把水墨洇化的形式美感推进到一个新的领域。全纸的着墨、大块留白都表现出画家一扫陈法勇于创造的精神。 情景交融是齐白石山水画的主要特色。而画家笔下故乡老屋的景致尤为引人入胜动人心弦。在屋旁树下以竹竿当马夹在腿间的儿童在追逐玩耍老迈的耕牛卧在阴凉处休息大鸡带着小鸡在园中啄食翠柳摇曳微风和煦。有时画中没有人物却在河塘之中游来几只渔鹰或嬉戏的鸭群更是平添几分恬静宜人的情趣。《携杖图》是这类题材的代表画中那位携子过桥的老人无疑是画家的自写。幼儿一手持书一手提着酒篓正扭头招呼一只不仅不被惊飞反而尾随而来的鸥鸟。画家让画面上下的松树夹着中间清波涟漪的河水正是“如斯好景君休去更有松声学水声”。 7年的游历经整理成为52幅精品齐白石将它们编在一起名为《借山图卷》。又应朋友之邀费时3月数易其稿完成了《石门二十四景》。这76幅画的意境较前有了巨大扩展在创作方法上以“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强烈的感受和自创的技巧取代了对四王陈法的重复。对于自己所刻的印章他也经三次整理编成一本印谱《白石草衣全石刻画》。这样在5o岁前齐白石对自己的艺术作了一次全面总结他已从自学入门的民间画匠成长为一位具有全面修养和晚清风格富于创造精神的文人画家了。 1917年被兵乱、土匪扰得无法安生的齐白石决定离开湘潭到北京定居在琉璃厂南纸铺挂牌以卖画为生。到京后他先居法源寺、龙泉寺、石镫庵、观音寺等庙宇192o年后方得安定。对齐白石刻印十分赞赏但从未谋面的陈师曾此时担任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他拜访了齐白石在看了画之后建议他进行绘画的变法。与这位优秀的文人画家的交往切磋使齐白石进一步了解到中国古代文人画的精华和陈陈相因而造成的死板僵化促使他毅然决定在近6o岁的年纪实行“衰年变法”。他宣布“余作画数十年未称己意从此决定大变”并且顶住冷落和压力以“饿死京华公等勿怜”的气概开始了这一革新。 这次齐白石是从花卉入手的以他最熟悉的梅花为突破口改工笔画梅为写意进而寻求将浓郁的墨色结合于鲜红的花朵达到既艳丽又沉着的效果。他使用大红、深红画牡丹、牵牛花、荷花以浓墨的叶片和焦墨的蔓茎予以烘托一反中国花卉以往的淡雅、清秀色呈现出空前的热烈墨则尽现其层次的丰富从而在中国花卉的表现上独辟蹊径闯出了一条“红花墨叶”的新路。这种新型美是民间艺术中色彩美的升华与文人画的梅兰竹菊表现的孤寂清冷截然相反它是生机勃、自由奔放的情感宣泄。这种朴素美的语言一旦形成便立刻自然而然地扩展到画家其他的非花卉题材上散着郁烈的乡土气息如用大白盘盛的红樱桃装满藤篮的红荔枝与菜蔬形成鲜明对比的红辣椒带着墨叶的红柿子熟到极点的红寿桃爬在黄葫芦上的红瓢虫。画家的笔因此伸向了生活的更广泛的领域：被蒸熟了的红蟹切开下酒的鸭蛋黄象征大吉利的红桔子在缸中游动的红金鱼油灯燃起的红火苗甚至逢年过节用的红灯笼、红鞭炮红与墨便这样带着民间百姓的吉利喜庆融会着画家炽热的感情把中国绘画独特手段的魅力展到极致。 在使用水墨画的语言来表现新题材时齐白石在笔墨的运用上凡入圣他以浅墨画水中的虾、蟹、青蛙亦独标新格自成一派。他的用笔准确而凝练能够在一笔之中将质量感、体积感、空间感尽数写出以一当十。他画的青蛙只寥寥数笔四肢均一笔出之而形体圆润有可以触及的逼真感。他画虾一节一笔虾皮坚硬而透明使人仿佛看到在清澈的水中运动的躯体。在画蟹时他极尽用笔急缓、干枯之能事把不同质感的盖、钳、足画得栩栩如生。 越是生活中熟悉的物品在齐白石的笔下就越是奇美动人。芋头、南瓜、香菇、白菜都是他最爱画的题材。正由于文人画不敢画或不屑画无古法可循也无任何古时的参照他便画得格外自然。他以横卧的大笔在纸上滚动画出随风倾斜的芋叶；用干笔淡墨顺纹路勾出菜帮再以极富变化的酣墨使帮边长上菜叶；以焦墨线勾出菌株再用浓墨洇出菌盖。运用从笔头到笔根的墨色变化一笔接一笔地画出南瓜上一块块鼓起的部分在笔触相交之处自然现出瓜上的硬棱。院角的草堆捕鱼的网耕地的犁墙边吊的丝瓜桌上放的扇子、剪刀甚至于向盘中剩菜爬去的昆虫张网捕捉苍蝇的蜘蛛都经神奇之手而给人以独特美感可谓点石成金展示了中国画可以驰骋的广阔天地令这一艺术别开生面。 墨线、墨点、墨块是齐白石的主要造型手段它们组成的节奏韵律便是令人赏心悦目的源泉。算盘方正的形状平行的算珠是任何其他画家绝不会画的但齐白石不然他利用浓墨点出算珠使这些墨点巧妙地形成各种组合然后在算盘周围的空间里以记事文字和署名形成墨块与墨点互相呼应一下便使画面丰富起来。《柴筢》是齐白石脍炙人口的杰作。画家用焦墨像写字一样地画出硬直的把和呈放射形向前、顶尖向回弯曲的头。走笔时产生的自然飞白鬼斧神工一般表现出筢子的质感用笔缓涩一些的细线条正是那捆头的麻绳。 齐白石从来不作单纯的笔墨游戏而是满怀感情地进行创作七齿柴筢是他小时花七文钱买的劳动工具也是他与小朋友们做“打柴叉”、“骑竹马”游戏时的玩具画家对这种不花钱而能玩上大半天的物品充满眷爱在画它时回味着为一捆柴的输赢而欢呼雀跃的童年真挚之情溢于画外。 经过变法的齐白石艺术走向了它的高峰。它是诗书画印的统一体渗透着综合的美感。齐白石刻的印是“我行我道我有我法不为摹、作、削三字虚掷精神”。它蕴精美于朴实之中大刀阔斧直来直往劲健雄浑。雕花多年的过人手劲使旁人需来去纵横的回刀变成只需横直各一刀而且不用先描字影直接刻去一刀下去决不回刀。齐白石的画与诗相互配合密不可分。他画头戴乌纱帽、身穿大红袍、手摇白纸扇的不倒翁生动幽默上面题诗曰：“乌纱白扇俨然官不倒原来泥半团忽然将汝来打破通身何处有心肝。”借象征和隐喻的手法对官场进行辛辣嘲讽令人叫绝。《酒醉网干图》也是最具诗情画意之作。画上三分之二是水三笔赭色出河岸两笔花青现远山画家用几笔干墨擦出两座茅屋勾出停泊岸边的两只小船和架在几株垂杨柳旁的渔网。左上角的一抹红色交待出日暮的时刻。画上一句游行自在的诗令人回味无穷：“酒醉网干洗足上床休管他门外有斜阳。”画上虽没有人但我们却好像看到了这位打鱼为生自得其乐而又愤世嫉俗的劳动者。齐白石在这幅画上使用了“本人”的印章它与晚霞的颜色遥相呼应同时把画家的出身、情操乃至喜怒哀乐放入画中人奇想引人遐思。 齐白石的作品经常给观众这种联想美《蛙声十里出山泉》只使用了最简单的笔墨在大块浓墨之中留出一缕空白表现乱石间的一道溪流。几个逗号一般的墨点扭动着顺流而下的几只蝌蚪活灵活现。画上没有一根线条只有黑白灰的对比然而它却使人联想到震耳欲聋的蛙鸣感受到大自然的无限生机。墨块在出声音而幼小的开始正在预示着蓬勃展的未来。在另一幅只有三个逗号几条水纹的画上作者写了七个大字让观众和他一起从这几个蝌蚪生出无穷联想：“画君不忘学书时”。 通过数十年的创作实践齐白石总结出了绘画艺术的真谛：展示于人的形象应在“似与不似之间”画家应自然落笔表达心中追求的形象它与自然中原来的物象是不似的因为它经过了从感受到感动、捕捉本质到概括集中夸张和理想化的过程然而在具体绘画时又要“在不求似中得似”。他告诉我们既要避免工匠式的描绘又不要去无中生有地自欺欺人。“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这种辩证地、恰到好处地把握具象与抽象写实与写意的关系对于中国艺术的展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齐白石非凡的艺术成就得到徐悲鸿的极大关注1929年徐悲鸿担任北平艺术学院院长多次亲往聘请老画家担任该院教授。他的坚持感动了饱经世态炎凉的齐白石。“三顾茅庐不容辞何况雕虫老画师”从此他每周到学校去为学生上课、示范给予传统中国画教学以巨大冲击。但是同时他也因此遭到保守势力的围攻被视为“野狐禅”。齐白石的一诗形容了当时的孤立局面：“少小为写山水照自娱岂欲世人称我法何辞万口骂江南倾胆独徐君谓我心手出怪异鬼神使之非人能最怜一口反万众使我衰颜满汗淋。”1931年在徐悲鸿的主持下编辑出版了齐白石的画集徐悲鸿在序言中称赞他“具备万物指挥若定及其既变妙造自然”。1933年齐白石的杰作《荷花》由徐悲鸿携至欧洲于是在法国、意大利、苏联等地各大博物馆举办的中国艺术展上引起人们的巨大兴趣他的作品被法国、德国、苏联的大博物馆收藏获得极高赞誉。 七七事变之后齐白石在北平深居简出在大门上贴了“画不卖与官家窃恐不祥”的声明。在日伪的不断纠缠骚扰之下1943年他又在门上贴了“停止卖画”四个大字并拒绝去日伪把持的艺专上课。看到汉奸的横行霸道他便以画老鼠、螃蟹来予以讽刺题上“看汝横行到几时”来表达自己的愤怒心情。 抗战胜利后齐白石重新担任了国立北平艺专的教授并到南京、上海举行画展受到热烈欢迎2oo多张画全部售出。琉璃厂的南纸铺重新挂上他卖画的润格。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担任了中央美术学院名誉教授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主席邀请他共进晚餐并对他的健康和创作非常关心使他深受感动。经过多年战乱常常担惊受怕的老画家对安定和平的生活极为珍视。他清理了多年积存的宣纸创作热情空前高涨。他在家里养了鸽子细心观察它们的体态、动作特点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捕捉它们既温和又机敏的形象创作了许多以和平为主题的花鸟画。他笔下的和平鸽非常美长翅长尾宽肩健羽红爪灰身老大的眼圈和秀气的喙也都是鲜红的。这些气宇轩昂、勃勃向上的鸽子往往立于一个插满荷花的大瓷瓶前这是老人利用了中国文化借助谐音寄情托兴的手法巧妙地以“荷、瓶”隐喻和平为自己的绘画注入了新的生气。1952年为了庆祝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和平大会在北京召开齐白石在“丈二匹”的巨幅宣纸上用彩墨创作了《百花与和平鸽》已年近9o岁的老人用整整三天时间完成的这一巨作充分展示了他那非凡的艺术才华和旺盛的生命力。同和平鸽一起出现在他笔下的新题材还有《万年青》那苍翠的大叶簇拥着挺直向上、欣欣向荣的红花它是画家用自己最美好的艺术语言从心底出的“祖国万岁”的欢呼。1953年1月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中央美术学院举行庆祝会和宴会为齐白石祝贺生日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授予他“中国人民杰出艺术家”的荣誉称号。1o月齐白石当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并担任北京中国画研究会会长。他在这一年之中所作的大小画达6oo余幅。 1954年在东北博物馆和北京故宫博物院分别举办了《齐白石画展》和《齐白石绘画展览会》。湖南省人民选举他为代表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齐白石的艺术获得了世界人民的喜爱1955年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艺术科学院授予他通讯院士的称号；1956年前苏联举行了庆祝他寿辰的集会。世界和平理事会更授予他1955年度国际和平奖。 1957年北京中国画院成立齐白石担任该院的名誉院长。春夏之交老画家开始患病9月病情加剧16日下午逝世。9月22日举行了有周恩来总理参加的公祭仪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中国美术家协会在北京展览馆举办了《齐白石遗作展览会》以58o余幅画作3oo多件手稿、印石、诗笺展示了这位艺术大师丰富多采、创作等身的一生。1963年齐白石在诞辰1oo周年之际当选为世界文化名人。在总结自己一生时齐白石曾说：“正因为爱我的家乡爱我祖国美丽富饶的山河土地爱大地上一切活生生的生命因而费了我毕生的精力。” 第五十三章梅兰芳梅兰芳名澜字畹华（或作浣华）一字鹤鸣小字群儿江苏泰州人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生于北京一个梨园世家。祖父巧玲（1842—1882）是清同治、光绪间京剧旦角演员曾掌四喜班能戏甚多也精于昆曲并有戏班管理的才能。伯父雨田（1869—1912）京剧琴师精于京胡、笛子且“六场通透”（京剧场面上任何乐器都能演奏）为谭鑫培操琴伴奏多年二人合作默契相得益彰并与鼓师李五（李奎龄）并称“三绝”。父竹芬（1874—1897）亦工京剧、昆曲旦角举凡梅巧玲演的戏他都能演好可惜英年早逝。 梅兰芳9岁开始学戏在姐丈朱小芬家由蒙师吴菱仙教授学会了正工青衣戏3o多出。11岁第一次登台串演昆曲《鹊桥密誓》中的织女。14岁搭班“喜连成”科班演出与周信芳、林树森、贯大元、雷喜福等合作演戏。同时仍在朱家学戏向吴菱仙学青衣外又向其姑丈旦角秦稚芬和其伯母的弟弟丑角胡二庚学花旦戏和刀马旦戏。 他幼时练功凡是青衣、花旦、刀马旦各种基本功全练练就了坚实的、深厚的功底使得他以后演戏能得心应手。 191o年他17岁时因“倒仓”（青春期变声）而脱离喜连成嗓音恢复后又先后搭入鸣盛和科班、双庆班演戏。其时又向他伯父梅雨田学戏并先后拜王瑶卿、路三宝、陈德霖等为师学了很多京剧、昆曲剧目。再随武生茹莱卿、武花脸钱金福等练武功和学一些武戏包括武小生戏。还曾向乔蕙兰、李寿山、谢昆泉、陈嘉梁、赵子敬等学昆曲。后来到上海又曾与丁兰荪、俞振飞、许伯遒研究过昆曲的身段和唱法。他学昆曲前后不下七八十出一来因为当时昆曲已渐式微他有意加以提倡；二来他为了学习、吸收昆曲载歌载舞的表演特点以丰富京剧艺术。他学昆曲一面向老师学唱和表演一面请精于词曲的老朋友讲解唱词务求字句完全理解并据以深入体会人物性格再结合身段研究分析使演出质量逐步提高。他在练工、学戏的同时还养鸽子以锻炼眼睛和臂力养花以培养将各种颜色适当搭配的能力这些都有助于他的表演、舞蹈和服装设计等舞台艺术水平的提高。他从1915年开始向王梦白学画其后结识了画家陈师曾、金拱北、姚茫父、汪蔼士、陈半丁、齐白石、徐悲鸿及上海的吴昌硕、汤定之等切磋中国画艺术。又与收藏家朱翼庵订交学习鉴赏文物。他非常重视欣赏古画、古文物、古代雕塑等从中吸取有益的营养。 从他年轻时起在他的周围就有一大批文人、墨客和受到过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帮助他有的帮他编写剧本有的为他搞宣传有的给他做文墨工作有的对他的舞台艺术设计和演出提出意见。对他的舞台艺术的逐渐提高起到十分重要的帮助作用。 过去京剧旦角一行青衣、花旦、刀马旦之间的界限很严格不许兼演。但是梅巧玲、竹芬父子曾打破界限青衣、花旦戏都演而且在演花旦戏的时候不踩o被人讥为“大脚花旦”。尤其是王瑶卿开始突破藩篱融花旦活泼、灵巧的身段于青衣和刀马旦的表演中使原来抱着肚子唱的青衣和偏重武功的刀马旦的演技都有了展变化。可惜王瑶卿正当壮年时“塌中”（中年嗓败）了幸有梅兰芳请教他并按着他的路子来完成了他的未竟之功。 1913年2o岁的梅兰芳随王凤卿到上海演出主要是在前场演出但他不仅为王凤卿配演生旦的“对儿戏”而且还演出了压台的大轴戏第一次演出了刀马旦戏《穆柯寨》。接着他又向王凤卿学会了接在后面的《枪挑穆天王》由王凤卿为他配演他所塑造的顶盔贯甲的年轻女英雄穆桂英赢得了观众的赞誉。 在上海演出间隙梅兰芳还到各剧场去看戏从别人的戏特别是夏月润弟兄和潘月樵经营的新舞台和他们演出的一些反映时事的新戏及欧阳予倩等演的文明戏里受到影响。回北京后他在翊文社班主田际云（想九霄）的鼓励下试排了一出时事新戏《孽海波澜》。不久他又一次随王凤卿到上海演出更在剧目、化妆和舞台艺术上接受了不少新东西对演戏的社会意义提高了认识。1915年4月至次年9月间他排演了各种新戏同时集中学习了一批昆曲。他排演的新戏有：穿老戏服装的《牢狱鸳鸯》穿时装的《宦海潮》、《邓霞姑》、《一缕麻》着古装的《嫦娥奔月》、《黛玉葬花》、《千金一笑》。这些新戏的排演在北京的京剧舞台上开了新风也是他的艺术趋向成熟的一个重要表现。 这一时期他所演出的时装戏都是取材于现实旨在警世砭俗但因内容与形式的矛盾在当时的条件下在艺术处理上没有能很好地解决因而没能流传下来。而他所致力创制的古装戏一开始就在头饰、化妆、服装、音乐、表演、舞蹈、灯光、布景等各个方面大胆试验取得成功。并在其后1o多年间6续排演的《天女散花》、《麻姑献寿》、《霸王别姬》、《西施》、《洛神》、《廉锦枫》、《太真外传》、《俊袭人》等戏中在旦角的头饰、化妆、服装等方面进行革新取得良好效果影响着整个京剧旦角艺术的展以至其他剧种也往往学用。 其后的几年中梅兰芳继续排演新戏而且与前辈演员谭鑫培、杨小楼、王瑶卿等合作演出从同台演出和观摩中他又学到了不少艺术创造方面的学问使他的演技得到了长足的进步逐渐展成“梅派”。 1919年和1924年梅兰芳应邀两次到日本访问演出。演出的剧目有《天女散花》、《麻姑献寿》、《黛玉葬花》、《嫦娥奔月》、《御碑亭》、《贵妃醉酒》、《虹霓关》、《游龙戏凤》、《春香闹学》、《游园惊梦》、《洛神》、《红线盗盒》等都是与日本歌舞伎同台演出。两次赴日他结交了不少日本文艺界的朋友并与歌舞伎演员交流演艺完成了他的预期目的：一方面把中国戏曲介绍到国外；另一方面是借此机会观摩、吸收外国艺术来丰富中国的戏曲艺术。 二十年代中期梅兰芳应实业家张謇之邀多次到江苏南通结识了南方京剧旦角演员欧阳予倩后来人们并称他们为“南欧北梅”。在二十年代末期当时的舆论界根据广大观众的评定把成就较大、排演新戏较多的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并称为“四大名旦”。 193o年梅兰芳率团到美国去访问演出。在华盛顿、纽约、芝加哥、旧金山等地演出演出的主要剧目有：《天女散花》、《贵妃醉酒》、《刺虎》、《汾河湾》、《霸王别姬》、《打渔杀家》等。在美国他结识了电影演员卓别林等。美国波摩那大学和南加州大学还赠予他文学博士学位。 这一时期梅兰芳京剧艺术造诣有了很大的提高。认识到一个戏曲演员必须要把“四功”（唱、念、做、打）“五法”（手、眼、身、法、步）很好地融会起来熟练地运用到舞台上与内心的体验成为一致由内到外由外到内内外结合设身处地这样才能够在创造人物的时候随心所欲、指挥如意达到和谐顺适的境地。他把练会这一本领列为演员所必须的另一项“基本功”并把这些体会写进他的著作。 梅兰芳十分重视培养京剧艺术接班人的工作。1931年5月梅兰芳与余叔岩等组织了国剧学会展开对京剧的学术研究工作的同时就建立了附设在学会内的国剧传习所招收了六七十个学生聘请了王瑶卿、尚和玉等教师授艺他自己也担任教戏课程。1年以后他迁居上海还寄钱来使传习所又维持了1年多。他还一直关心“富连成”科班。1936年他回北平演出时收了“富连成”科里的学生李世芳、毛世来、张世孝、刘元彤为弟子并亲自教导他们。其后为了支持在西安成立的夏声剧校他建议把剧校调进上海自己担任了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新中国建立后他在北京艺培学校筹办时担任了董事长。他先后为这两所学校奔走呼号演出筹款。 ------------ 19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动了九一八事变占领我国东北并不断南侵。梅兰芳乃于1932年举家南迁上海。1933年为了鼓动抗战他排演了《抗金兵》在上海、武汉等地演出。 1935年2月梅兰芳去苏联演出。因他表示不愿从6路经过日寇占领下的伪满洲国到苏联乃由苏联派来专轮接“梅兰芳剧团”从上海走水路到海参崴经西伯利亚到莫斯科。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共演出14场演出剧目有：《打渔杀家》、《汾河湾》、《贵妃醉酒》、《刺虎》、《宇宙锋》、《虹霓关》等。在苏联会见了文艺界、戏剧界的高尔基、阿·托尔斯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钦科、梅耶荷德、爱森斯坦和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等相互交流了有关戏剧艺术的意见。在苏联访问结束后梅兰芳与余上沅继续到波兰、德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英国各国参观访问。在英国他结识了戏剧家萧伯纳和美国黑人歌唱家罗伯逊。 1936年梅兰芳在上海又排演了激励人们抗敌情绪的新戏《生死恨》并带到南京、北平、天津、济南、长沙、武汉等地演出。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后梅兰芳感到上海也不是可以安居的地方翌年初即率团去香港演出并定居香港避难。1941年12月日寇动太平洋战争香港沦陷。梅兰芳当即蓄起胡须谢绝舞台。以后日本军方常来骚扰他又返回上海隐居。南京汪伪政权的汉奸头子褚民谊和日寇几次来逼他演出均遭到拒绝。不演戏没有经济收入他宁可卖房、卖古玩、卖画以维持生活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抗日战争时期他虽迫不得已告别舞台但并没有放弃对艺术的追求。 他时常请人吹笛子练唱；自己拉二胡琢磨唱腔；练拳、打球锻炼身体以保持自己的体型。这一时期他还先后收新艳秋、言慧珠、李玉茹、顾正秋、梁小鸾及汉剧演员陈伯华等为弟子教授剧艺。 1945年8月抗战胜利梅兰芳当即高兴地剃须登台与俞振飞和仙霓社的昆曲演员合作演出昆曲庆祝胜利。此后又重组“梅剧团”到各地演出京剧。但不久蒋介石政府又悍然动内战。出于对现实政治的不满他拒绝赴日本为美国的麦克阿瑟元帅和在南京的美国特使马歇尔演出。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夏衍与戏剧家熊佛西一起动员梅兰芳留在上海梅兰芳慨然允诺。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梅兰芳连演了三天戏热情慰问解放军。 第一场演出结束陈毅市长亲自到后台向他致谢。随后他还出席了陈毅市长召开的“知名人士”座谈会。 6月下旬梅兰芳随南方代表团第二团赴北平参加第一届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7月2日文代会开幕他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在大会言中他强调了戏曲改革问题。会上他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戏剧工作者协会常务委员、中华全国戏曲改进会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 9月初他与京剧演员周信芳、程砚秋和越剧演员袁雪芬代表全国戏曲界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他在会上了言并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不久他接受周恩来总理的安排迁回北京定居担任了京剧研究院院长。 195o年7月文化部成立了戏曲改进委员会邀请梅兰芳为委员。195o年11月文化部举行了全国戏曲工作会议会议主席沈雁冰副主席周扬、田汉、梅兰芳主持了会议各地区、各省、各剧种的戏曲演员和戏曲工作者2oo多名代表出席会议。周恩来总理在文化部举行的宴会上与所有的代表一一握手并讲话。梅兰芳参加完会议后曾激动地说：“自我演戏以来这是第一次看到戏曲工作受到如此重视这不止我一个人在座的都十分感动。”在1952年举行的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梅兰芳演出了修改过的《贵妃醉酒》赢得好评。文化部为表彰他多年的成就授予他荣誉奖。新中国成立后梅兰芳不仅出席了历次文代会、剧代会当选为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剧协副主席；而且出席了历届全国政协会议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在1951年任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1955年任中国京剧院院长；1959年任中国戏曲学院院长。 梅兰芳在新中国建立后一直坚持演出他不仅在北京、天津、上海三个大城市进行公演还到汉口、长沙、沈阳、长春、哈尔滨、济南、青岛、石家庄、太原、南京、扬州、无锡、合肥、济南、蚌埠、南昌和他的家乡泰州等地巡回演出。同时还到各地的工厂、矿山、农村中去演出。1953年由贺龙任总团长、梅兰芳任副总团长的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去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演出回国后又在东北为归国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演出。其后他又到广东、福建前线去作慰问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演出。这期间他作了他从未有过的广场演出。他之所以这样深入到军队、工厂、农村演出是因为他学习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结果懂得了文艺为人民服务先要为工农兵服务的道理。他说：“解放以后我的舞台生活起了显著的变化几年来我遵循着所指示的文艺为工农兵的道路在艺术实践上作了一些努力这不仅使我的观众比从前广阔得多观众的成分起了巨大的变化而且使我的艺术获得了新的生命。” 1952年梅兰芳随以宋庆龄为团长、郭沫若为副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到维也纳出席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同时到苏联参观并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参加联欢晚会演出。1956年以梅兰芳为团长、欧阳予倩为副团长兼艺术指导、马少波、刘佳、孙平化为副团长的中国京剧代表团到日本演出团员有姜妙香、李少春、袁世海、李和曾等在日本各地共演出了5o天受到广大的日本观众的欢迎对促进中日人民的友好起了很大的作用。 1956年9月梅兰芳当选为全国先进工作者出席了全国群英会。翌年他又以中国劳动人民代表团团员身份随团到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o周年庆祝活动。196o年2月他又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1o周年第四次到苏联访问。1959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 解放后的十几年中梅兰芳的思想认识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他的艺术水平也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他在回顾自己那些年在各地的演出时说：“在这些演出活动中工农兵观众占了最大的比重。我接受了他们给我的永不能忘的启和帮助使我在表演方法上特别是在人物性格和阶级关系的刻画和分析上提高了一步加强了我为工农兵服务的决心。” 梅兰芳对艺术精益求精愈到晚年愈加执着在他演出的众多的剧目中经过他反复筛选保留下来的一二十出戏都成了千锤百炼的精品。如《贵妃醉酒》、《宇宙锋》、《奇双会》、《游园惊梦》、《金山寺·断桥》、《穆柯寨·穆天王》、《凤还巢》、《霸王别姬》、《洛神》等。他的保留剧目大多是在解放以后进行加工整理的。如《宇宙锋》这出戏梅兰芳前后演了5o年是他功夫下得最深的一出。他喜欢演这出戏并且不断听取观众的反映来进行研究改进。他曾演出全本又曾删去后半并改动其中人物性格不统一之处以突出剧中赵艳容的斗争性。到了晚年他只演其中最精彩的《修本》、《金殿》两折经过反复加工丰富了表演将赵女对其邪恶阴险却又贪图富贵的父亲的斗争和对荒淫无道的皇帝的斗争鲜明地表现出来并以丰富的表演技巧表现了她的坚贞不屈她的机智和勇敢她的哀怨和痛苦。在《修本》一折中他逐字逐句分析人物的每一阶段不同的思想感情把唱腔与表演紧密结合特别是表现了她为了斗争不得已而装疯时的复杂的感情变化；在《金殿》一折里他为了更好地刻画人物加强了念白的节奏、气势并在表演中吸收了男子的动作。大幅度的表演动作不仅凸显了特殊的环境——高大广阔的金殿而且把斗争的难度充分体现出来从而加大了斗争的力度。从这出戏的修改加工中可以看到梅兰芳将表演的艺术性与剧本的思想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古老的历史剧焕出新的生命力。 作为一个优秀的京剧艺术家梅兰芳在京剧舞台上的一切艺术处理都是坚持以美为原则的。即便是戏里表现醉和疯也必须顾到姿态的美。戏里的每一个身段都必须做到美观无论是正身、侧身或是背过身去同样要注意到使观众看着美观。梅兰芳对艺术追求的锲而不舍力争他演的每一出戏都能达到完美的地步。 他所创造的美的艺术为人们所肯定所赞颂。1955年4月文化部、中国文联、中国剧协联合举办了梅兰芳、周信芳舞台生活5o年纪念活动。大会向梅、周二位颁了文化部授予的荣誉奖状称赞梅兰芳“是中国人民杰出的艺术家在戏曲艺术上有卓越的贡献”。中国剧协副主席欧阳予倩在会上作了以《真正的演员——美的创造者》为题的报告对梅兰芳的艺术道路和艺术成就作了概括的介绍。报告中指出梅兰芳成功的秘诀“主要在于他真正热爱艺术力求进步把经过长期的、高度的劳动而获得的艺术成就为人民服务”。指出梅兰芳继承了中国戏曲艺术的优良传统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革新和展进行了美的创造；继承了中国艺人的道德传统和为正义而斗争的精神在许多革命者和进步人士的影响下进一步靠近了人民；他不断学习不断进取以谦逊的态度听取批评以经常保持与观众的交流。欧阳予倩对梅兰芳的戏德人品作了高度的评价指出这些高尚的品德是值得每一个演员学习的。梅兰芳在会上致了答词他说：“综合我五十年的艺术实践我能够告诉各位青年戏曲工作同志的只有下面这几句话：热爱你的工作老老实实地学习努力艺术实践不断地劳动不断地锻炼不断地创造不断地虚心接受群众意见严格地进行自我批评为着人民为着祖国美好的未来贡献出我们的一切。” 1959年在新中国建立1o周年大庆的日子里梅兰芳新排演了献礼剧目《穆桂英挂帅》。这出戏由6静岩、袁韵宜根据豫剧马金凤演出本改编郑亦秋导演。献礼演出有李少春、袁世海、李和曾、李金泉、杨秋玲、夏永泉等参加梅兰芳饰剧中主角穆桂英。为了更好地塑造这个年已半百的爱国女英雄他精心设计在唱腔上换调创腔；在表演上不仅把青衣、刀马旦两个行当的表演有机地融会在这个女英雄身上而且吸收了老生、武生的动作非常恰当地表现了人物的思想感情的变化从而成功地完成了这个垂老请缨的英雄形象的创造。 梅兰芳还与他多年合作的老搭档姜妙香、萧长华等一起把他拿手的《宇宙锋》、《断桥》、《洛神》、《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五剧拍成了彩色舞台艺术纪录影片《梅兰芳的舞台艺术》上下集。其后又拍摄了彩色戏曲艺术片《游园惊梦》。 梅兰芳把他的舞台生活经历和演出经验、心得写成《舞台生活四十年》一、二、三集（一二集由许姬传记录整理三集由许姬传、朱家溍记录整理）。还出版了《梅兰芳文集》、《梅兰芳演出剧本选集》、《东游记》、《我的电影生活》等书。 1961年8月8日梅兰芳心脏病突逝世终年68岁。8月1o日在都剧场举行了梅兰芳追悼大会。其灵柩葬于北京西山碧云寺北麓万花山。梅兰芳的艺术博大精深影响着一代代京剧旦角艺术的展以至影响了全国各地方剧种旦角艺术的展。他的弟子不下百人其中程砚秋在学他的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流派“程派”。魏莲芳成为专教“梅派”剧目的优秀教师。李世芳、张君秋、6素娟、杨荣环、言慧珠、童芷苓、李玉茹、杜近芳、关肃霜、沈小梅、顾正秋、杨秋玲、李玉芙等均能传其艺。 第五十四章周信芳周信芳原名士楚。原籍浙江慈溪（今宁波市慈城镇）1895年1月14日（清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十九日）生于江苏清江浦（今淮阴市）。父慰堂艺名金琴仙工京剧旦角。母许桂仙亦为京剧演员工青衣。当时社会上视戏曲行当为贱业曾是官宦之家的周氏家族因此将周慰堂逐出族门慰堂夫妇于是流浪江湖。周信芳自小随父母流徙各地。6岁在杭州开始学戏初拜文武老生陈长兴为师继拜老生王玉芳、邵寄舟为师这为他日后的艺术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二年他便以“小童串”名义登台演《黄金台》中的田法章。小孟七到杭州演《铁莲花》时就邀他演娃娃生定生并用“七龄童”艺名。周信芳从此专应各班中所需的娃娃生。当时以演红生（关羽戏）及徽调衰派老生著称的三麻子（王鸿寿）和以演孙悟空著称的赛活猴（郑长泰）都曾对之有所指点。周信芳不断努力练功同时从与前辈名家合作演出和观摩他们演戏中悉心体会其中一招一式的细腻之处学习他们塑造人物的方法。 19o6年他12岁时随父送其师陈长兴到上海。后陈去天津他则落户上海。三麻子带他去汉口演出他先演娃娃生后演老生戏、武生戏并兼演梆子戏。回上海后先后加入玉仙茶园、春仙班并到南京、苏州、镇江、芜湖等地演出。曾用艺名“万年青”、“时运奎”、“七灵童”与孙菊仙、林颦卿、李春利同台受到他们的点拨并拜“李派”武生的创始人李春来为师学武生戏。其时他还向几位老师学艺刘双全教他武老生戏潘连奎教他以念白为主的戏张和福教他做功戏。在到处搭班的过程中他曾与花脸刘永春同班刘永春善于根据人物处理唱念表演对他影响很大。 他13岁改用“麒麟童”艺名。当时他在上海丹桂第一台搭班演出。秋曾到烟台、大连、天津各地演戏一方面为补助家用另一方面则为了增长见识充实自己。 翌年周信芳进北京。那是“喜连成”科班因为营业不好邀班外演员搭班演出听说周信芳能演老生戏、武生戏还能演老旦和丑角便专程从天津邀来北京。同时邀来的还有梅兰芳、林树森、贯大元等。周信芳与梅兰芳合演过《战蒲关》、《九更天》等。有周信芳、梅兰芳等人加盟“喜连成”果然红火起来。周信芳在北京还搭过“得胜奎”科班演出。当时他已是以演做工老生戏为主。一年后他再到天津与吕月樵、何月山、苏廷奎、金月梅等同班演出。然后再北上到海参崴、双城子一带演出。这次离沪北行周信芳不仅观赏到前辈名家谭鑫培、汪桂芬等人的演艺长了见识而且参加了金月梅等革新家演的新戏思想起了很大的变化。 1912年周信芳回到上海。在新新舞台他先后与四盏灯（周咏棠）、李琴仙、苗胜春、李吉瑞、孙菊仙、赵君玉、冯子和、老票友江梦花及谭鑫培等同台演出并专诚向谭鑫培学了《御碑亭》、《桑园寄子》、《打棍出箱》、《打侄上坟》等戏学习了如何用眼神、手势、身段、道具等表现人物内心活动的方法。他此时又参加了冯子和排演的新戏的演出受到新思想的熏陶。 当时他受到辛亥革命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当时京剧界的先行者潘月樵、夏月珊、夏月润、刘艺舟以及王钟声等人的革命行动和演出进步的新戏给他以直接影响他自己说：“我也被这种热潮卷进去了。”于是在1912年与一盏灯（张云青）、林颦卿、赵君玉等演出了《民国花》、《新三国》宣传革命、谴责袁世凯；1913年又与赵君玉等合演《宋教仁遇害》（当时被迫停演后又与三麻子、吴彩霞等重演）揭露袁世凯暗杀宋教仁的卑劣行径。这种以戏曲为武器与反革命进行斗争的做法从这时开始贯穿了周信芳的一生。 1915年周信芳21岁时加入丹桂第一台一直演到1923年并兼任后台经理。这8年是周信芳的艺术生涯中非常重要的8年他当时已是个成熟的青年经过了十几年的学戏、演戏见识很多实践很多从感性认识逐渐上升到理性认识在戏剧演出上进入了新的阶段有意识地对戏剧艺术进行革新、创造为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那一时期周信芳的合作者先后有三麻子、冯子和、汪笑侬、欧阳予倩等他们都是京剧的革新家是他们参加创建了南派（海派）京剧。周信芳与他们合作演出一起编剧一起演戏受他们的影响和熏陶自己也成为一个南派京剧的革新家。 三麻子周信芳说他“京徽诸剧文武皆能。红生尤为著名”。说他演戏经常在改“不改革变化是不能贡献出他的长处”。说与他同隶丹桂第一台时“朝夕亲炙觉其艺术实有过人之处”。冯子和周信芳说“他是唱旦的革新家他演戏不拘形式；戏剧上故意的做作被他大胆地革除了不少完全趋于真实、自然”。周信芳演戏追求真实、自然、生活化就是从冯子和那里学来的。汪笑侬周信芳说“他的艺术渊博浩瀚集各派之大成”说他的唱“饶有感情”他的“做工表情以细致逼真、结合剧情著称实际就是着重刻划人物、演谁像谁的意思”。而且他善于写戏“通过戏剧来抒他的爱国热情”。欧阳予倩既是中国话剧运动的奠基人又曾演过文明新戏编演京剧更是声名卓著。周信芳说“他给我国的旧剧带来了新思想、新剧目以及新的表现手法”。这样一些革新家给周信芳的影响极大。这8年中据统计周信芳演的剧目共255出其中新编剧目122出参加别人的新剧目87出。新戏中有不少是连台本戏有的用了布景也有的用了机关布景舞台上出现很多新的事物。他所演的新戏有不少是他自己编写的。当时他已经“知道世事潮流合乎观众心理”。其中也包括为了适应上海那一座被称作“十里洋场”的城市的群众欣赏要求的连台本戏。1915年他曾与冯子和等演出《中外共和》（即《南北和》）呼吁统一反对军阀分裂；又演了《王莽篡位》、《疯僧扫秦》；还与欧阳予倩合演了《昏皇鉴》都是讽刺袁世凯称帝的新戏。1919年配合五四运动他与任天知、王灵珠等合演了《学拳打金刚》。他还与汪笑侬合演了汪笑侬编写的一些“愤世嫉俗”、配合时事的戏如《党人碑》、《哭祖庙》、《两朝领袖》、《不忍心》等新戏。在那几年中他向三麻子学了《徐策跑城》、《扫松下书》、《斩经堂》等从徽剧移植来的剧目和关公戏（红生戏）丰富了自己的艺术后来这些剧目成了他的拿手戏。他还向黄（月山）派武生马德成学了戴白髯的武老生戏使他在这一方面形成自己的特长。为了演出的需要他又常扮演一些年轻的角色文的武的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贩夫走卒因此他不断总结经验不断磨练改进终于创建了一个新的行当——大嗓小生它既不同于传统小生的大小嗓结合的唱念又不同于老生的表演这竟成了他的特有的创造。他除了演老生、小生之外还演武生、花脸、小丑、老旦其中既有古装戏也有时装戏大大锻炼了他的艺术才能。 为了革新舞台艺术在表演、服饰、化妆、布景等各方面丹桂第一台的演职员们都做着各自的实验逐渐形成了以后台经理周信芳为中心的革新小组。他们互相探讨各自摸索反复研究取得了经验。例如为了演好时装戏他们试着在没有水袖的时候展手的表演；不戴髯口改为粘胡子；关羽用五绺髯不再用原来的三绺等等。他们这些革新的尝试强调要根据表现剧中人物的需要试成功了就采用不成功再改回来这就突破了一些已经形成固定模式的框框。周信芳在汪笑侬、三麻子等演出的《张松献地图》剧中扮演刘备为了既不失其身份又不至于把剧中主角、身为客卿的张松压下去他创造了内穿铠甲、外罩官衣的扮像铠甲因而变化了原形改成较为轻便、紧凑、抱身的样式后来逐渐展、推广终于成了一种被普遍采用的“改良靠”。 为了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和艺术修养周信芳很重视读书。当他在“喜连成”搭班演戏时教师萧长华就见他在没事的时候“总是以书为伴手不释卷”；后来他在丹桂第一台又受到汪笑侬、冯子和、欧阳予倩等有文化的人的影响更是经常带着书下后台有一点时间都拿出书来读。同时他还经常对同班的演员讲学文化的重要性并要他们让孩子多读书特别强调要演好戏必须要多读书。 1923年2月周信芳离开了丹桂第一台北上烟台、天津、大连、北京与盖叫天、林颦卿合演演出了他的独家剧目《萧何月下追韩信》等。他还在“二七”大罢工时排演了《陈胜吴广》以揭露统治者的残暴。然后又经济南、青岛回到上海。1925年重进丹桂第一台演出了连台本戏《汉刘邦统一灭秦楚》他在这出戏里扮演过刘邦、韩信、张良、项羽、范增等角色。剧中的《九战章邯》、《鸿门宴》、《韩信》、《博浪锥》、《圯桥进履》等后来都作为单折戏演出了。其后周信芳一度又离开了丹桂第一台。1927年周信芳三进丹桂第一台在演出连台本戏《飞龙传》、《天雨花》之后又转入老天蟾舞台排演连台本戏《华丽缘》。展到后来《飞龙传》中的《北汉王》、《天雨花》中的《左维明巧断无头案》、《华丽缘》中的《小春亭》等都成为折子戏的保留剧目。 同年周信芳加入了田汉主持的进步话剧团体南国社在欧阳予倩自编自演的《潘金莲》中扮演武松。他与田汉的交往是在4年前开始的那年他慕名去访田汉两人一见如故成了莫逆之交。193o年反动当局查封了南国社搜捕田汉是周信芳设法掩护田汉逃出了魔爪。 周信芳的青年时代三进丹桂第一台正是他提高思想广收博采积累经验阔步前进的时期。在他演出的戏中有不少从内容到舞台艺术都成为当时革新戏曲的典型。在戏曲改革的摸索研究中他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艺术特点终至创建了独树一帜的艺术流派世称“麒派”。 周信芳在老天蟾舞台演了3年多主要是演连台本戏如《华丽缘》、《龙凤帕》、《封神榜》。他在《封神榜》一剧中扮演了姜子牙、比干、梅伯、闻太师、黄滚、殷郊、伯邑考、土行孙等不同角色各有创造而其中的《鹿台恨》、《炮烙柱》、《反五关》等折子戏也都成了“麒派”的保留剧目。 从1929年起周信芳担任了上海伶界联合会的宣传部长、会长并主持编辑《梨园公报》。此前周信芳曾在《梨园公报》上表过评论谭鑫培和为伶人伸张正义等文章田汉、欧阳予倩也都表过讨论戏剧运动的文章周信芳接手后《梨园公报》更成为探讨京剧改革的园地。 1931年日寇侵华在九一八事变后4o天周信芳就开始演出了新编的连台本戏《满清三百年》的头本以洪承畴降清的故事鞭挞“不抵抗主义者”和投敌的汉奸。接着又演出了二本以崇祯殉国来写亡国之痛。三本写爱国才子冒辟疆与爱姬董小宛遭敌人、汉奸所害而生离死别的故事。然后他又把这三本戏改成各自独立的三出戏：《洪承畴》、《明末遗恨》、《董小宛》并带着这几个剧目和过去与高庆奎合排的《卧薪尝胆》等剧到青岛、济南、天津、北平、南京、苏州及伪满洲国各地演出。1935至1936年重回上海并到杭州、宁波等地演出。 1937年七七事变爆时周信芳正在天津演出当即停演南下回到上海参加由田汉、欧阳予倩等主持的戏剧界讨论抗日救亡运动问题的座谈会并共同组建了“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周信芳在这个时候结识了上海文艺界组织的领导人之一于伶。其后他为慰问八一三淞沪抗战的伤兵为抗战募捐演出组织成立“上海京剧界抗敌救亡演出队”还率剧团到胶州公园为坚守在四行仓库孤军奋战的八百壮士慰问演出。 上海沦陷田汉、欧阳予倩等先后去大后方周信芳仍坚持在上海演出。他重组移风社社内有近2oo人以卡尔登戏院为阵地演出配合抗战的剧目并藉以维持一部分京剧艺人的生活。从1937年1o月周信芳在这里坚持了4年。他先排演了《亡蜀恨》这是反映蜀汉时期主上昏庸自毁良才最后投降敌人导致孤忠殉国的令人痛心的历史故事。排这个戏意在激励国人要上下一心守土抗战。他又排演了《洞庭湖》讲岳家军团结军民同御外侮的故事。他又排演了新戏《香妃恨》这是讲清乾隆帝平回部掳回香妃欲纳为妃香妃不允因思念故国而伺机报仇最后为太后赐死的故事。周信芳藉剧中香妃不甘屈服的抗争来唤起中华民族对侵略者的反抗。他又排演了《徽钦二帝》周信芳饰演宋徽宗把一个亡国之君的痛苦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剧中还刻画了儿皇帝张邦昌的丑恶嘴脸和爱国恋君的妓女李师师的以死抗贼。当该剧上演时敌特寄来子弹加以威胁但周信芳毫不畏惧仍坚持演了三个星期。后来周信芳又排演了《文天祥》一剧演出后立刻又遭到反动统治者的禁演。他于是便把《文天祥》与《史可法》作为新戏预告贴在演出的舞台两侧让两位民族英雄的名字醒目地映现在观众眼前以激励人们的抗日斗志。 他还参加为救济难民义演的话剧《雷雨》演出饰演周朴园。当上海日伪特务机关要他去演堂会戏时他断然拒绝。 在敌伪统治时期中国上海地下组织派姜椿芳与周信芳保持联系。1945年抗战胜利后田汉等回到上海马上与周信芳取得联系对他在敌伪统治时期的爱国行动予以充分肯定。田汉有诗称赞梅兰芳、周信芳等：“留须谢客称梅大（按：指梅兰芳抗战八年中蓄须明志的斗争行动）洗黛归农美玉霜（按：指程砚秋不与日伪合作到北平郊区青龙桥去种田）；更有江南伶杰在歌台深处筑心防。”1946年9月16日周恩来到中国驻沪办事处会见了上海文化界田汉、阳翰笙、夏衍等周信芳和越剧演员袁雪芬也参加了会见。1o月21日周恩来宴请了周信芳和白杨、黄佐临等。敌伪统治时在地下党领导下上海京剧界的一些进步青年组成了“艺友座谈会”经常在一起研究京剧改革问题周信芳对之十分支持。这个会一度被迫停止活动抗战胜利后又恢复活动周信芳参加并担任了主持人。这个组织后来改名为“伶界联合会艺友联谊会”但因与文化界其他七团体联合致电慰问在晋京请愿反对内战遭到国民党特务殴打的人民代表而被当局查禁。 抗战胜利后周信芳参加了不少政治斗争他参与了反内战、争自由宣言反对演员登记反对裁撤上海市立戏剧学校要求豁免娱乐捐和所得税等的签名活动因而受到了当局的传讯。 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准备裹胁周信芳到台湾地下组织闻讯让熊佛西与吕君樵及时通知他进行防范。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28日他就到广播电台广播表达了他对上海解放的喜悦心情。6月4日他出席了上海市长陈毅举行的文化界座谈会。7月2到19日周信芳与梅兰芳、吕君樵、袁雪芬等作为南方代表到北京出席第一届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会上周信芳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戏剧工作者协会常务委员、中华全国戏曲改进会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8月间周信芳又与梅兰芳一起出席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9月间周信芳又与梅兰芳、程砚秋、袁雪芬一起到北京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上周信芳当选为政协委员。1o月1日他参加了建国大典登上了城楼。 195o年初成立上海市戏曲改进协会京剧分会周信芳任主任委员。紧接着又成立上海市人民政府文化局周信芳任戏曲改进处处长。7月中央文化部成立戏曲改进委员会周信芳任委员。8月上海市文化局戏曲改进处举办了上海市第二届戏曲研究班周信芳任班主任。同年11月中央文化部在北京召开全国戏曲工作会议周信芳代表华东地区出席会议担任大会主席团成员并在大会上谈了自己对戏曲改革的看法。 1951年2月4日上海市文化局举行了庆祝周信芳演剧五十周年暨戏曲界敬老大会有19个剧种的老艺人2o5人参加。他在会上激动地说：“五十多年来我第一次以最大的兴奋和骄傲做一个解放了的中国人民做一个为人民服务的艺术工作者。” 周信芳在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副主席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中国戏曲研究院副院长华东戏曲研究院院长兼华东戏曲实验学校校长等众多职务的同时还坚持演出并且不断地排新戏有《秦香莲》、《信陵君》、《闯王进京》等。 1951年4月演《信陵君》周信芳在剧中扮演信陵君当时全国正掀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这出戏叙述了暴秦侵略邻国魏公子信陵君窃符救赵的历史故事阐明了唇亡齿寒的道理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其后他又代表上海京剧界表示要义演捐献一架“京剧号”飞机他带头参加义演率领华东戏曲研究院演了三天《四进士》他与梅兰芳、盖叫天演了《龙凤呈祥》与盖叫天合演了《莲花湖》与杨宝森合演了《搜孤救孤》等剧目。1953年7月周信芳参加中国人民第二届赴朝慰问团担任副总团长随团长贺龙入朝鲜同行的有梅兰芳、程砚秋、马连良等。他们跋山涉水顶风冒雨在阵地上、坑道里、山洞里到处演出不畏辛苦慰问演出达3月之久。 1952年1o月6日中央文化部举办的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开幕。周信芳在开幕式上讲话并演出了《徐策跑城》。文化部为了表彰他多年来对京剧事业的杰出贡献授予他荣誉奖（同时获奖者有梅兰芳、程砚秋、袁雪芬、常香玉、王瑶卿、盖叫天）。这次会演中有23个剧种的近百个剧目演出周信芳观后认为很多地方剧种表现生活更生动、更自由细腻逼真、感情充沛认为这是程式化比较严重的京剧艺术应该努力学习的。在这之后周把自己经常演出的传统老戏和自己的独家剧目进行反复加工、修改。比如在他多年演出的《琵琶记·描容上路》剧中他不仅充分挥了他擅长饰演各种老汉的本领并参考了地方戏的演出重新塑造了助人为乐的老人张广才“让这位父执辈的叮咛嘱咐倾吐出了千千万万观众的心声”。又如《乌龙院》“杀惜”原是以情杀为主要矛盾解放后周信芳感到有问题便停演了几年但他一直在考虑如何修改1953年对剧本进行了几次大修改。修改后的剧本突出了宋江被逼上梁山的情节特别是改写了“刘唐下书”一节点明他与梁山好汉的关系并以这封信为导火索将“杀惜”的矛盾集中在因这封信引出政治上的是非上来。这是改得比较成功的一个范例。在同一时间由华东戏曲研究院的吕仲、陈西汀、严朴、何慢等人协助整理了《四进士》、《清风亭》、《鸿门宴》、《打严嵩》、《追韩信》、《徐策跑城》、《赵五娘》、《凤凰山、独木关》、《投军别窑》及《文天祥》等剧本编成了《周信芳演出剧本集》。随后又将《打渔杀家》、《审头刺汤》、《金殿求计、单刀赴会》、《义责王魁》四个剧本编成《周信芳演出剧本新编》。并将其中《四进士》、《清风亭》、《乌龙院》、《追韩信》、《徐策跑城》、《打渔杀家》、《义责王魁》各剧的剧本及其演出时的唱念、表演、服装、道具等加以研究和总结由卫明、吕仲记录整理编成《周信芳舞台艺术》。其后又把这本书的内容与周信芳解放前后所写文章共约五十篇编成了《周信芳文集》。这几本书从剧本到表演较全面地反映了“麒派”艺术的特点。 “麒派”艺术被许多评论家认为具有朴实明快健康生动苍劲壮美气象浑雄富有生活气息充满进步的、革命的漏点从生活出从人物出谨慎的继承传统又经过大胆的革新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生活理想、道德观念和美学思想的艺术特点因而被人们称为是南派（“海派”）京剧的代表。 1955年3月在他6o岁那年华东大行政区撤销华东京剧团与上海京剧团合并成上海京剧院周信芳任院长。4月为了表彰周信芳与梅兰芳的艺术成就和他们对京剧事业的贡献中央文化部、全国文联、中国剧协联合在北京举办“梅兰芳、周信芳舞台生活五十年纪念活动”会上中国剧协主席田汉以《战斗的表演艺术家——周信芳》为题表了讲话。周信芳致了答词题为《衷心感谢党和的培养与领导》。 1956年1o月周信芳率上海京剧院访苏演出团到苏联访问演出。京剧团在莫斯科、列宁格勒等9个城市演出了53场历时64天上演了26个剧目。 周信芳在学习和借鉴其他剧种剧目方面也有显著的成绩。《十五贯》是周信芳向浙江省昆剧团学习的新排剧目是周恩来总理建议他们学演的。这出戏昆剧团演出时因改编成功受到群众欢迎曾被誉为“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周信芳演出时更突出了为民请命的况钟成功地塑造了京剧舞台上的一个新的清官形象。其后他又排演了《义责王魁》。这是以评弹艺人刘天韵、蒋月泉说唱的《义责》移植编成的故事是全本《焚香记》中的一段。改编时先动大家来讨论研究执笔者吕仲又三易其稿最后周信芳自己又加以删芟充实自编唱词。这出戏写家人王中仗义面责其主人王魁贪图富贵忘恩负义中了状元便休弃原配妻子敫桂英的故事。这出戏由周信芳亲自导演并饰剧中老仆王中。周信芳向来擅长演老生在饰演王中时特地采用了武生的表演来塑造这一人物的刚直、战斗的性格使这一形象更为丰满。 1959至1961年周信芳经历了两件大事。一是1959年5月他加入中国；另一件是1961年12月文化部和中国戏剧家协会联合举办了周信芳演剧生活六十年纪念活动田汉在纪念会上讲了《向周信芳同志的战斗精神学习》介绍了他6o年的活动历程。周信芳在答词中把自己从艺6o年分成了5个12年总结为探新、求新、创新、革新、更新五个时期。他在这次纪念活动中演出了《打渔杀家》、《乌龙院》、《四进士》还演了新戏《义责王魁》和《海瑞上疏》。这一出《海瑞上疏》是周信芳为庆祝国庆1o周年而编排的由许思言执笔写成初稿周信芳自己参加修改自己导演并自任主演。剧中塑造了一个为了国家兴盛、政治清明不畏权贵不顾个人生死上疏谏诤的刚正不阿、敢于直言的清官海瑞的形象。 1961年《周信芳的舞台艺术》影片（其中包括《徐策跑城》和《乌龙院》两剧）拍摄完成这是继前几年拍摄的《宋士杰》之后的又一部麒派艺术影片。其后年近7o的周信芳又编演了新戏《澶渊之盟》。这出戏写的是宋辽间的一场战争刻画了一个忠心为国、举足轻重的重臣寇准。剧本由陈西汀编写周信芳仍是亲自修改自任导演并主演寇准。 1964年6月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周恩来总理决定请周信芳为顾问。他在会上提出京剧演现代剧要从生活出向传统借鉴。在闭幕式上康生点了田汉、阳翰笙、孟的名说他们的作品是向党进攻。翌年1965年1o月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表（《海瑞罢官》是吴晗编剧马连良主演的）文中点到了《海瑞上疏》。紧接着张春桥到上海京剧院当众指出周信芳搞的《海瑞上疏》是反党的大毒草。1966年2月《解放日报》表丁学雷的文章《〈海瑞上疏〉为谁效劳？》说《海瑞上疏》同《海瑞罢官》“是一根藤上结的两个瓜”。5月16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1o天之后5月26日《解放日报》又表了方泽生的《〈海瑞上疏〉必须继续批判》更进一步说：“《海瑞上疏》是一棵不折不扣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在这篇文章中公开点了周信芳和支持这出戏的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的名字。 紧接着周信芳的家被抄人被押上高架线路修理车在全市游街示众批斗会更是一个接一个地开个不停。1968年11月周信芳被捕入狱到第二年才获释回家。1974年“四人帮”控制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作出了将周信芳开除党籍、定为反革命分子的处理决定因周信芳不予接受后才将结论改为：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1975年3月8日周信芳被迫害致死。终年8o岁。 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8月16日上海市各界人士7oo余人在上海龙华革命公墓举行“周信芳同志平反昭雪大会”并举行骨灰安放仪式。第五十五章数学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知识界的爱国热情十分高涨“科学”“民主”的思想深入人心。在1919—1949年的三十年间尽管经历了十年内战和抗日战争中国数学仍然获得了重大的进步。如果说二十年代中国各地纷纷举办大学数学系已能够培养自己的数学专业的学士那么到了三十年代中国一些大学的数学系已达到培养数学硕士的水平。而在艰难的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浙江大学等地的数学研究水平已能够培养数学博士。数学事业主要是智力竞赛较少依赖投资和添加设备。因而中国数学界通过自身的努力充分利用有限的资源努力创造国内外有利数学展的条件使中国数学较快地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第一节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数学教育辛亥革命后的191o年代中小学的数学教育已渐趋成熟。到了二十年代实行和美国一样的六、三、三学制。数学教科书除国内名家编写的以外多采用美国和英国的教科书如温德华（entorth）的初等几何、初等代数范（fine）氏大代数郝奈（ha11andknight）二氏的高中代数等。这一时期中小教育的代表人物有傅种孙（1898—1962）他于192o年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并留校任教后接任系主任。由于长期在师范学校工作对初等数学亦有深入研究。他多次主持中学理科教员暑期讲习班对中学数学教育的影响非常深远。经过中学数学教师的不懈努力二三十年代中国的中小学数学教学水平已相当高“与欧美日本并驾齐驱并不逊色”1。 192o和193o年代中国各地的大学纷纷成立数学系并聘请一些留学国外的著名数学家前来主持。姜立夫于1919年到天津南开大学创立数学系。1921年熊庆来、何鲁先后来到南京的东南大学（后为中央大学）兴办数学系。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曾昭安（1892—1978）到武昌大学（后为武汉大学）任数学系系主任。1926年获德国哥廷根大学博士的魏嗣銮（1895—1992）应邀到成都大学（后为四川大学）任教授、数理系主任。陈建功（1893—1971）和苏步青（19o2—）分别于1929年和1931年获得日本东北大学数学博士学位并先后来到浙江大学主持数学系。此外胡明复、胡敦复在上海创办大同大学数学系。也是哥廷根大学博士的朱公谨（19o2—1963）在光华大学任数学教授。冯祖荀一直在著名的北京大学担任数学系主任193o年获哈佛大学数学博士学位的江泽涵（1893—1994）的到来使北大的数学阵容大为增强。 在三十年代的中国各大学中数学系的力量以清华大学为最强。1926年熊庆来、郑桐荪创建清华大学数学系孙光远（19oo—1979）和杨武之（1896—1973）于1928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博士学位之后都来清华任教授。此外年轻的教员有周鸿经（19o2—1957）和唐培经（19o3—199o）。陈省身（1911—）于193o年从南开大学毕业后因师从孙光远来到清华成为中国第一名数学硕士研究生。华罗庚（191o—1985）自学成材为清华数学系同仁所赏识由系主任熊庆来邀请来校任助理员。加上极有才能的许宝騄（191o—197o）和柯召（191o—）成为清华的学生。这一阵容可称群星璀璨在三十年代初极一时之盛。 抗日战争时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在昆明合并成立西南联合大学3个数学系也合为1个由江泽涵、杨武之、姜立夫担任系的领导工作。当时著名的年轻教授有华罗庚、陈省身、许宝騄等。虽然当时的物质条件相当匮乏但数学科研和教学水平却非常之高。他们的科研成绩已跻身于国际前列加上学生学习十分努力所培养的学生实际上已达博士学位的水平。陈建功、苏步青在浙江大学（撤退到贵州湄潭）也在数学上培养出高水平的学生。此外撤退到兰州的北京师范大学等校组成了西北联合大学继续培养数学教师。何鲁领导的重庆大学数学系魏嗣銮所在的四川大学数学系熊庆来为校长的云南大学也都在战争年代培养了一批数学人才。在中国领导的解放区数学教育更注重于在工农群众中的普及1魏庚仁：《魏庚仁数学教育文集》河南教育出版社版第164页。 并提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比较正规的中小学里基本上仍使用国统区的数学教材。而在农民识字扫盲班、农村冬学班、战士学习班等的教学中也多少有数学的内容包括度量衡换算、买卖记账、土地丈量等实际数学问题以满足革命进程中的实际需要。 194o年夏中国中央在延安设立了自然科学院院长徐特立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学习过西方的自然科学和数学。自然科学院内设有大学本科分物理、化学、生物3个系。当时的物理系设有微积分、微分方程等数学课程负责数学课程的是南开大学毕业的孙鸿儒物理系系主任阎沛霖也教数学所用课本大都使用英文原版。 第二节二三十年代的中外数学交流中国现代数学起步较晚在二十世纪初能懂得微积分的人仍然屈指可数与西方的差距在2oo年以上。因此派遣中国留学生到国外学习和进修是展中国现代数学的必要举措。经过中国知识界的不断努力列强所获得大笔额支付的庚子赔款终于有了部分的退回。这笔中国人自己的钱能用于培养自己的留学生对科学展是很有价值的。自19o8年美国部分退回庚子赔款以来中国已连续派遣三批留学生到美国并建立清华学校为留学预备学校。清华学校1926年起改为清华大学清华的数学系因经费充裕渐渐成为国内数学中心。1924年以后美国退回全部庚款建立了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继续资助留学生到欧美学习。其中包括陈省身到汉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和去巴黎访问华罗庚到英国剑桥大学进修数论江泽涵到美国哈佛大学以拓扑学研究获博士学位。从193o年代起英国也退回了一些庚款作为中国学生的留学费用。吴大任、许宝騄、柯召、李华宗、林家翘、段学复等都是用英庚款在英国（或转至美国）留学并获博士学位的。樊■则是以法国退回的庚款在巴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通过其他渠道到国外去的数学留学生也有很多。据统计1949年以前在国外以数学工作获博士学位的有85人。这些到国外留学的年轻数学家日后都成为中国数学的中坚有一些则在国际数学界享有声誉。 与此同时许多外国数学家也6续来华访问。最早来中国是曾任法国国务总理的潘勒韦（1eve1863—1933）和他的秘书波莱尔（e.bore11871—1956）他们都是国际著名数学家192o年来中国考察教育时曾在北京、上海作报告。 1921年英国著名数学家、哲学家、逻辑学家罗素（－se11868—197o）来华访问他曾作过有关“几何基础”的报告但主要的影响在哲学方面。 进入193o年代来访的数学家逐渐增多。先是德国汉堡大学教授布拉希开（.b1aschke1885—1962）应北京大学的邀请来华教授微分几何和积分几何对中国几何展影响较大陈省身吴大任等青年学生也参加听讲。由布拉希开介绍汉堡大学年轻的斯披涅儿（19o5—198o）教授也来华讲授拓扑学和几何学。1934年4月曾任美国数学会主席的哈佛大学教授伯克霍夫（g.d.birkhoff1884—1944）在清华大学讲学。1934年秋美国哈佛大学数学系主任奥斯古德（.fos－good1864—1943）来北京大学访问讲解力学并开设复变函数论、实变函数论等课程。 清华大学也邀请国外数学家来访。1936年法国著名数学家阿达玛（damard1865—1963）到清华大学访问三个月他讲授的偏微分方程课在当时的中国还很少有人能开出来。清华25周年校庆时阿达玛教授曾作“关于数学任务的几点感想”的报告。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维纳（1894—1964）教授的来访是中外科学交流史上重要的一页。1935到1936年的一年中维纳主要在电机系上课并和李郁荣博士一起合作研究。同时他每周在数学系讲授富里埃级数、富里埃积分、勒贝格积分等课程。在清华期间维纳完成了许多研究课题。作为控制论学科的奠基人维纳写道：“我的作用主要取决于两件事：同布什（.bush）所拟订的计算机计划密切接触以及和李郁荣博士在电网络设计上的合作。这两件事后来都证明是重要的”1。 1维纳：《控制论》中译本科学出版社1962版。 第三节三十年代前后的中国数学研究成就经过192o年代的准备中国现代数学的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一些优秀的年轻数学家开始崭露头角。不少人到国外留学或进修通过自己的艰苦努力逐渐达到了世界上某些数学学科的研究前沿。一批数学研究成果得到国际数学界的重视。 最先达到国际水平的数学研究成果应是陈建功在日本表的论文：《具有绝对收敛富里埃级数的函数类》2。文中证明了一个函数的富里埃级数是绝对收敛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它是杨（young）氏函数。这一结果恰和当代著名英国数学家哈代（hardy）和李特伍德（litt1eood）同时得到因而值得重视。 陈建功1893年生于浙江绍兴。他从1912年起三次到日本留学最后于1929年在日本东北帝国大学获得理学博士学位。他用日文撰写的著作《三角级数论》一直是日本的标准著作。193o年回国后在浙江大学任教授是我国调和分析、逼近论研究的一位先驱。 苏步青和陈建功一样也在日本东北帝国大学获博士学位（1931）。当时他已在仿射微分几何、射影微分几何上表了41篇论文。回国后也在浙江大学数学系任教并由陈建功推荐担任数学系主任多年。苏步青是我国微分几何研究的奠基人之一他和陈建功所领导的浙江大学数学系成为我国南方的数学研究中心。 在193o年前后中国数学家已有许多创造性的论文在国外表其中包括孙光远的微分几何研究、杨武之的数论论文、江泽涵在拓扑学方面的工作、熊庆来关于无穷级整函数与半纯函数的研究。这些都标志着中国现代数学研究已开始登上国际舞台。 更年轻的一批数学家则向国际先进水平迈进。 华罗庚是一位传奇式的数学家他生于江苏金坛县15岁就在父亲开的杂货铺里做伙计受初中数学老师王唯克的影响开始自学数学。193o年12月华罗庚在《科学》杂志上表《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引起清华大学数学系诸位教授的注意。系主任熊庆来出面邀请华罗庚来清华任图书管理员旁听系里的所有数学课。开始时他在杨武之指导下研究数论中的华林问题表了一系列的论文引起世人注目。1936年华罗庚到英国剑桥大学进修掌握了当时最先进的解析数论方法并以高度的证明技巧解决了一系列的难题。1937年回国之后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年代里继续研究写成名著《堆垒素数论》以后又在代数学、域论、矩阵几何、多复变量理论等多方位地开拓成为驰名世界的数学家。 陈省身生于浙江嘉兴长于天津。1926年入南开大学数学系随姜立夫学习几何。193o年来到清华成为孙光远的硕士研究生研究微分几何。1934年去汉堡大学留学两年后获博士学位。然后到巴黎在大几何学家嘉当（e）处访问研究得益极大。此时他表的论文已引起美国著名数学家维布仑（veb1en）等的注意。1937年回国后在西南联大任教授。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正酣维布仑主持的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邀请陈省身2陈建功：onthenetithabso1ut1ynettfourierse-.yo.4（1928）517—52o。 赴美研究。在那里陈省身完成了高维“高斯—邦内”（gauss-bonnet）公式的证明。这一划时代的工作使他成为大范围微分几何的奠基人。1948年后去美国。 许宝騄祖籍浙江杭州生于北京。193o年入清华大学数学系。1936年留学英国先后获哲学博士和科学博士。194o年回国在西南联大任教授。他以十分精湛的数学方法证明了数理统计学的一些基本定理澄清了英国费歇尔（r.fisher）学派一些模糊不清的论述被誉为“数理统计学严密性的一个典范”。 其他有较大影响的中国数学家还有曾炯之（1898—194o）和周炜良（1911—1995）。 曾炯之是江西新建人1928年到德国哥廷根大学随著名女数学家诺特（）研究抽象代数1935年获汉堡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在浙江大学任教。他在函数代数域、可除代数和代数封闭域上有出色工作。194o年病逝于抗战时的西昌。周炜良则在德国莱比锡大学随范·德·瓦尔登（vanderaerden）研究代数几何学。在这门艰深的学科中他以周坐标、周形式、周环等诸多工作而闻名于世。1937年回国后曾任教于中央大学、同济大学等校。1946年后去美国。 在三四十年代有较好工作的数学家还有：李国平（191o—1995）主要工作为亚纯函数论研究。李华宗（191o—1949）在微分几何、李群、群表示、算子理论上都有建树。柯召在代数数论方面有优异成就。 1941至1946年间国民党政府曾颁六届国家学术奖励金获一等奖的有：华罗庚（数论）、苏步青（微分几何）、陈建功（三角级数）、王福春（三角级数）；二等奖的有：许宝騄（统计）、周鸿经（三角级数）、钟开莱（概率论）、李华宗（矩阵论）；三等奖的有：王福春（三角级数）、卢庆骏（三角级数）、熊全治（微分几何）、张素诚（微分几何）、吴祖基（微分几何）、蔡金涛（代数）、胡世华（逻辑）。 进入四十年代一些更年轻的数学家作出新贡献：分析学方面有程民德（1917—）研究逼近论代数学方面有段学复（1914—）的李群李代数的研究王湘浩（1915—1993）的代数数论研究几何学方面有严志达（1917—）的李群与积分几何的工作等。有一些中国学者以后到国外展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其中有林家翘（1916—）1933年入清华大学后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在应用数学、流体力学和天体力学上有很高的成就。樊■（1914—）1932年入北京大学以后留学法国并到美国任大学教授在泛函分析、数理经济学、运筹学等方面有许多创造性的工作。王浩（1921—1993）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数学系毕业后到哲学系做逻辑方面的研究生后来到美国在数理逻辑、人工智能等方面有杰出贡献。 中国古代数学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它的奠基人是李俨和钱宝琮他们用现代数学方法研究祖国传统数学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李俨（1892—1963）福建闽侯人。他是一位铁路工程师业余从事中国古代数学史的研究。1915年和1916年先后表的《中国数学史余录》和《中国数学史源流考略》是这方面最早的文献。他收集了非常丰富的古算著作撰写的1oo余篇论文编为《中算史论丛》共五集。1956年调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任研究员。钱宝琮（1892—1974）是浙江嘉兴人在英国留学时学习土木建筑。1912年回国后在南开大学、中央大学、浙江大学任数学教授。他对中国传统数学的研究十分全面治学严谨尤以关于祖冲之的圆周率的工作最为周详精到令人折服。 第四节中国数学会和中研院数学研究所辛亥革命以后成立了北京大学和一批地方上的高等师范学校。这些高等学校里先后有一些数学和物理的学会出现如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数理学会（1914）、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数理学会（1916）、北京大学的数理学会、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数理化研究会（1919）、清华数学会（1928）等。这些都是各校自己的组织没有联合成整体。1929年冯祖荀等在北京成立中国数理学会主要由北京附近各校的一部分数学家组成每年召开年会宣读论文。1932年中国数理学会委派熊庆来参加在苏黎世举行的国际数学家大会这是中国数学家和国际数学家联合会的早期接触。1934年秋时任交通大学数学教授的顾澄写信给各地数学家建议成立全国性的数学团体。1935年何鲁、熊庆来分别从重庆、北京来上海又到杭州与胡敦复、顾澄、范会国、陈建功、苏步青等商讨成立中国数学会事宜。1935年7月25至27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举行中国数学会成立大会来自各地的代表有33人。大会议决由胡敦复、顾澄、冯祖荀、周达、秦汾、郑之蕃（桐荪）、黄际遇、王仁辅等9人为董事会董事胡敦复为董事长。另有熊庆来、朱公谨、范会国等11人组成理事会钱宝琮等21人为评议会评议。中国数学会的会址设在中国科学社明复图书馆美权算学图书室（今上海陕西南路）1。中国数学会成立大会还议决出版两种数学杂志：一为《中国数学会会刊》专登创造性的数学论文由苏步青任总编辑华罗庚为助理编辑；另一种为《数学杂志》为普及性的数学刊物由顾澄任总编辑。 1936年8月《中国数学会学报》第一卷在上海出版1937年2月出版第二卷第一期194o年出版第二卷第二期。这是我国最早的表创造性数学论文的杂志论文多用外文表许多论文有很高的学术水平至今被人引用。在这两卷中表论文的有苏步青、华罗庚、胡坤升、陈建功、方德植、曾炯之、申又枨、庄圻泰、江泽涵、许宝騄、吴大任、柯召、李华宗、周绍濂、熊全治、陈省身、周鸿经、周炜良以及阿达玛、维纳等。 《数学杂志》于1936年8月创刊第一卷共4期由顾澄主编。第二卷未及出版抗日战争爆顾澄倒向汪伪政权董事会主席胡敦复联络部分董事和理事撤销了顾澄的总编辑职务。第二卷第一期于1939年出版以后遂停刊。各期刊物刊载有数理逻辑、数学史、数论、函数论、行列式、排列组合、圆锥曲线等学科中问题的进展介绍和初等证明的文章。 中国数学会于1936年在北平举行第二次年会组织论文报告讨论会务。1937年之后各大学相继内迁。194o年分别在重庆、昆明、上海等7处举行第三次年会。由于顾澄倒向汪伪政权群情激愤在大后方的会员遂于194o年第三次年会之际成立新中国数学会推举姜立夫为会长陈省身为文书华罗庚为会计。会址在昆明。1942年在贵州湄潭举行过年会1944年在昆明举行数学等八团体联合年会。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新中国数学会和原中国数学会留在沦陷区的会员都没有进行过活动。1948年1o月在南京召开各团体联合年会新中国数学会会长姜立夫原中国数学会董事会会长胡敦复到会陈省身请两位会长讨11928年周达（美权）将自己收藏的数学书刊546种、235o册捐赠中国科学社。中国科学社为纪念胡明复于1931年建立明复图书馆内设美权算学图书室。 论恢复中国数学会的事结果是去掉“新”字仍用中国数学会原名。此时的国民党统治已风雨飘摇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数学会再也没有举行过活动。 中央研究院的数学研究所的成立是194o年代中国数学界的一项要事。 1928年4月中央研究院成立时未设数学研究所。193o年代中国数学研究实力激增设立数学研究所势在必行。1941年3月经中央评议会通过数学研究所筹备处在昆明成立姜立夫为筹备处主任。1941—1943年间研究所聘请6位兼职研究员即苏步青、陈建功、陈省身、华罗庚、江泽涵和姜立夫。1944年又曾聘许宝騄、李华宗为兼职研究员。 抗战胜利之后中央研究院在上海建立分院数学研究筹备处设在上海。1946年姜立夫赴美考察筹备处主任由陈省身代理。陈省身觉得第一要务是培养新人遂要求各大学推荐优秀学生来所任助理研究员。吴文俊等十余人先后到来陈省身亲自给他们上代数拓扑学课程打算以此为向代数、几何、分析等现代化研究方向前进。这是一个高瞻远瞩的计划对后来中国数学的展有深远影响。1948年初数学研究所正式成立并由上海迁往南京。数学研究所曾聘请陈建功来所工作一年另聘苏步青、华罗庚、樊■、许宝騄、周炜良、段学复等为兼职研究员。迁往南京以后曾聘李华宗为专任研究员王宪钟、胡世桢为专任副研究员。 1948年中央研究院选举院士数学方面有姜立夫、陈省身、苏步青、华罗庚、许宝騄5人当选。 香港开埠1oo余年来数学鲜有展香港大学数学系只设一名教授多由英国人充任。1948年黄用诹（1913—）到校任教他以英庚款在伦敦大学获博士学位是微分几何学家。 台湾在日据时期有一所台北帝国大学以农学为主仅有一名日本人在教数学。1945年光复时陈建功、苏步青等曾去接收将其改名为台湾大学。不久陈建功、苏步青即返回浙江大学。沈璇（1899—1983）、施拱星（1918—）、许振荣（1918—）等留日学者在台湾大学执教数学。 1949年1o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中国的数学展也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第五十六章天文学1919—1949年为中国近代天文事业的草创时期。在这一时期老一辈天文工作者在国家内忧外患的历史条件下为开创和振兴中国的近代天文事业作了艰苦的努力。他们创办中国天文学会建立近代天文研究机构和天文教育机构开展一系列力所能及的近代天文工作同时创办刊物编译图书举办学术演讲参加国际学术活动使中国近代天文事业从无到有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正是他们所做的这些开创性工作为日后中国天文事业的兴旺达打下了基础。但抗日战争爆后由于仪器设备遭受破坏机构有的内迁有的瘫痪工作受到严重影响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有些工作还未得到恢复。 第一节天文研究机构概观1.原有的国立天文研究机构——中央观象台1。 在本世纪一十年代末国立天文研究机构仅有1912年接管清钦天监后成立的中央观象台1个。该台初期设置历数、气象两科1921年增设天文科和磁力科是按当时欧洲一些观象台的组织模式建立的。中国早期其他天文研究机构也大多与中央观象台类似天文气象不分家还兼磁力、地震等其他学科。中央观象台成立后台长高鲁曾努力试图把它办成一个具有近代规模的研究机构。气象科科长蒋丙然（1883—1966）在该台开拓了中国近代气象事业1。但在天文方面却因缺乏起码的经费最终未能购置一架较大型的天文望远镜。其天文仪器除明清遗留下来的一批古仪外只添置了等高仪、六分仪、计时钟和小型望远镜等无法用来开展近代天文观测。天文科的业务主要是用六分仪和等高仪观测太阳和恒星以校正计时钟的误差工作开展不多。中央观象台的天文工作主要是编算历书。历数科从民国元年至十六年每年编算一部历书。高鲁与历数科科长常福元对编历工作作了三项改革。其一是改用国际上通用的公历。其二是改革历书推算方法。除民国元年和二年的历书仍沿用旧法推算外自《民国三年历书》起改用各国通行的西方最新之法即采用纽康的太阳运动表和汉森的月球运动表进行推算但由于直接推算工作量过大人手不够实际上没有实现独立的直接推算而是用外国提前出版的天文年历按说明书换算而成。其三是将清代历书中附载的迷信内容完全剔除改以刊载天文常识图说题材围绕历法常识这一中心选取。此外还编算出版了民国四年至八年的5册《观象岁书》模仿外国天文年历把行星历表也包括在内但从民国九年起因财政困难而停止出版。其编算方法有的直接抄录外国原书有的通过换算而成。从1928年起编历工作改由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负责中央观象台建立的一套编算方法也为天文研究所所继承。应该说中央观象台就其设备和工作的总体而言还算不上是一个近代天文研究机构。 但中央观象台是中国近代天文事业的源地。正是由于以高鲁为的中央观象台全体职员的积极倡议1922年在中央观象台内成立了中国天文学会。而在此之前的学会筹备阶段他们于1915年以中国天文学会的名义在台内刊行《观象丛报》表了不少天文学专业文章、科普佳作以及天文学史论文以扩大天文学的社会影响。该刊寄赠单位遍布五大洲曾相继收到近百种交换而来的刊物。 1923年起中央观象台因北洋政府经济拮据而日益萧条。1928年北洋政府灭亡后该台天文部分由南京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接管在原台址成立了国立天文陈列馆陈列古代天文仪器、天体模型、天文照片和星图等等并出售各种天文书刊。 2.民办南通军山天文台1。 1本节主要参考：（1）高鲁：《中央观象台之过去与未来》中央观象台1917年。（2）陈遵妫：《中央观象台》《中国天文学史》第四册第十编第三章第一节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1王秀芹：《中国近代气象事业的先驱——蒋丙然》《中国科技史料》第11卷第1期第41页199o年。 1本节主要参考张明昌：《南通军山天文台始末》《中国科技史料》第5卷第4期第71页1984年。位于江苏南通的军山天文台建于1916年是中国近代天文事业处于萌芽阶段时出现的一座民办天文台。它是由民族实业家张謇（1853—1926）为展当地的农业、水利和航运事业而创办的。业务包括天文、气象两部分。业务人员仅4名台务由刘渭清主持。刘毕业于张謇所办的通州师范测绘科为建军山台曾到法国主办的上海徐家汇天文台学习近代实用天文和气象的观测研究方法。军山台配置的天文仪器有双筒望远镜、经纬仪、天体仪、无线电受信机等均是委托徐家汇天文台向英、法、德等国订购并由徐台代为检验其设备和开展的天文工作均比中央观象台先进。军山台在业务上也与徐台有联系开展的天文工作包括守时报时；以经纬仪测定地方经纬度和子午线；日月食的推算预报；行星的位置与运动的预报；极光与黄道光的观测；潮汐的测量、研究和预报。此外还用经纬仪对太阳黑子作过零星的观测并对黑子的成因及其对地球的影响等作过探讨。曾举办测候训练班教以实用天文和气象的观测方法搞过许多天文科普宣传。但该台自1926年8月张謇病逝后因经费无着而每况日下于1938年日军侵占时毁于战火。 3.青岛观象台的接收和扩充1。 青岛观象台建于1898年初为德国所建其业务以气象为主兼作天文、地磁、地震工作。1914年为日本占领1924年归还中国。当时中央观象台台长高鲁命气象科科长蒋丙然率员前往接收。接收后由蒋丙然任青岛台台长。在台内设立“天文磁力”和“气象地震”两科分别由高平子（1888—197o）和蒋丙然任科长。随即开展有关观测同时大兴土木建房修路添置仪器进一步扩大科研领域。1928年又增设海洋科。当时青岛台成为中国自己拥有的业务最广泛的多学科综合台。 该台的天文仪器原有4厘米子午仪、3.4厘米经纬仪和16厘米盖氏赤道仪。中国接管后6续增添了32厘米标准天图式赤道仪、8厘米人差子午仪、恒星坐标量度仪、等高仪、无线电报机和电时钟等多种设备。其中天图式赤道仪平行双镜筒可分别用于照相和目视观测是1949年以前我国掌握的最大的折射望远镜。 青岛台在天体测量方面成绩卓著。开展了测时授时工作并以无线电、电音授时取代日人的午炮授时以提高授时准确性。曾于1926年和1933年两次应邀参加国际经度联测1开创中国参加国际经度联测之先河并取得国际一流之观测结果得到国际经度委员会主席的赞扬。1931年小行星“爱神星”大冲时该台特约研究员、山东大学物理系教授李珩（1898—1989）曾负责主持参加该星的国际联测以确定太阳的视差。此外青岛台自1925年起还开展了中国为时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太阳黑子的系统观测和研究工作用盖氏赤道仪投影描绘太阳黑子和光斑。还曾积极开展日月食观测、天象预报和编历工作。该台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所开展的天文工作可谓我国近代天文观测研究之先导。该台出版有《观象月刊》、《天文半年刊》、《青岛日历》等书刊其观测报告和学术汇刊与3o多个国家的5o多个科研机构进1本节主要参考：（1）蒋丙然在中国天文学会第14届年会所作青岛市观象台工作报告《宇宙》第8卷第5—6期第85页1937年。（2）邵元疆、孙寿胜：《青岛观象台的八十六年》《中国科技史料》第5卷第4期第9o页1984年。（3）陈展云：《中国近代天文事迹》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1985年版第16—26页。 1李晓昉：《青岛市观象台参加国际经度测量成绩报告》《宇宙》第6卷第4期第61页1935年。行交换。 1938年初青岛台再度被日本占领中国职员全部撤出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后回归中国。1946年后逐渐恢复测时授时以及太阳黑子的观测工作。 4.国立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及中国第一座现代天文台——紫金山天文台的建立。 1928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国立中央研究院在南京设立天文研究所。所长高鲁是原中央观象台台长中国天文学会的创始人中国近代天文事业的先驱者。他早就有在中国建造一座可与欧美各大天文台并驾齐驱的现代天文台的愿望1。由于他的积极呼吁和据理力争天文研究所获准在南京紫金山建立国立第一天文台。但没等该台正式开建1928年12月高鲁受命出任驻法公使。经高鲁推荐中央研究院改聘留美归国天文学家、厦门大学教授余青松（1897—1978）为天文研究所所长2。余青松是二十年代国际负有盛名的天体物理学家而且通晓土木工程因而对天文台的设计和建筑均是内行他于1929年夏到南京上任随即担负起建台重任。紫金山天文台的兴建历时5年于1934年9月落成。 紫台是在战乱频繁、政局动荡的历史条件下由余青松亲自规划、设计并亲自主持兴建的3。他考虑了现代天文研究的四个重要方面即恒星物理、太阳物理、变星研究和方位天文为此分别设置了四个观测室：大赤道仪室、小赤道仪室、变星仪室和子午仪室并为每个室配制了观测所需的当时国际最先进的仪器。大赤道仪室配制的6oo毫米反射望远镜是当时远东最大的望远镜德国蔡司厂最新产品。其附有双石英棱镜摄谱仪可拍摄恒星紫外光谱进行分光光度观测。小赤道仪室上层设置德制2oo毫米折射望远镜和15o毫米天体照相仪附有太阳放大投影器、日珥观测器和物端棱镜等；下层安装美制海尔太阳分光仪是专为参加国际太阳分光联测而订购。变星仪室装置美制1oo毫米罗氏变星仪是专为参加国际造父变星联测而订购。子午仪室配制瑞士制13o毫米人差自动子午环可观测天体过子午圈的精确时刻地下室为恒温钟房。除此之外还订购了用以测量恒星光谱波长、光谱分光光度、变星亮度等的一些必需的附属仪器。又建立了图书室内藏中外图书6ooo余册每年订购中外杂志3o余种并与世界各天文台及研究机构多有交换1。因而紫金山天文台无论就其设备、图书还是规模而论都是当时东亚地区最先进的。它是我国第一座具有国际先进的天体物理观测设备和研究手段的现代天文台作为该台的创建者余青松当之无愧地是我国现代天文事业的奠基者和开创者。 但紫台建成后刚有起色就爆了抗日战争天文研究所携带部分仪器和图书于1938年4月辗转迁至云南昆明。因现昆明空气清澄、地势高朗晴夜又多宜于天文观测于是又在昆明凤凰山建立一座天文台。该台也是1蒋丙然：《纪念高曙青先生》《宇宙》第18卷第7—12期第129页1948年。2张志明：《中国现代天文学研究的先行者——高鲁》《天文之星》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3张志明：《胜地几经兴废事钟山何处是龙蟠——记紫金山天文台的创建者、第一任台长余青松》《天文之星》第2o页。 1余青松：《国立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宇宙》第6卷第1期第1页1935年。余青松亲率职员登山勘测并亲自设计和绘制的建筑图样于1939年7月落成。根据搬迁时带来的仪器建有太阳分光仪室、变星仪室和图书室等。天文研究所随即在该台恢复了中断两年多的天文观测。 194o年底中央研究院新任院长改聘留美天文学家、中央大学物理系教授张钰哲（19o2—1986）为天文研究所所长。抗日战争结束后天文研究所于1946年秋返回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全力以赴修复抗战期间被损坏的仪器设备但天文工作未及恢复又面临解放战争。凤凰山天文台则改为由天文研究所与云南大学共有的分支机构。新中国成立后天文研究所改名为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 天文研究所是民国时期负有盛名的天文研究机构。紫金山天文台的建立揭开了我国天体物理研究的页。该所在紫台和凤凰山台主要开展了两项国际联测项目：太阳的分光观测和造父变星的照相观测。其中太阳的分光观测是用海尔太阳分光仪以氢的ha单色光观测日珥、谱斑、日面爆等太阳色球层的各种现象是中国天体物理学领域的一项开创性工作。1942年5月至1948年6月还在凤凰山台开展过经常性的太阳黑子目视投影观测1。此外天文研究所是中国科学界组织的几次日食观测的主要筹备和参加单位。开展过授时编历和经纬度测量出版过天文年历、航海历、航空历等对月球、行星、彗星和新星等进行过观测。 5.全国6地测量总局天文观测所。 辛亥革命以后天文大地测量工作多由6地测量部门担任。1932年春全国6地测量总局在南京大石桥总局内建立了天文观测所除开展天文大地测量业务外还供中央6地测量学校三角科学生实习之用。该所工作由测局三角科科长曹谟主持。置有5o—8o毫米人差子午仪、时辰摆、时辰仪、记时器、长短波自动记录收报机、45°或6o°等高仪等设备。建所之初先测量南京之精确经纬度将其作为全国测量之原点以后6续派员到苏、皖、赣各省测量一、二等天文点之经纬度及方位角。一等天文点的经纬度测量分别用恒星中天法和太尔各特法。二等天文点则用多星等高法。自1932至1937年作一、二等天文点测量共94点遍布13个省区。曾参加第二次国际经度联测测量结果颇佳与青岛观象台同属第一类1。1937年抗日战争爆该所随测局内迁在贵州平坝县建立一简易观测所继续进行野外测量。1938年为抗战所需赴云、贵、川、湘、桂等省测定一、二等天文点共34点。为1941年9月21日日全食观测测定全食带内经纬度14点2。抗战胜利后该所回到南京因原所址被炸所内测绘人员借用紫金山天文台子午仪室进行工作。其中部分人员后来成为展新中国测绘事业的骨干。 6.法国主办的上海徐家汇天文台1。 1参见李鑑澄：《太阳黑子的观测》《宇宙》第14卷第1o—12期第26o页1944年。王鸿升、简恩泽：《昆明凤凰山天文台1948年太阳黑子观测报告》《宇宙》第19卷第1—12期第19页1949年。1中国天文学会第14届年会上该所工作概况报告《宇宙》第8卷第5—6期第83页1937年。2中国天文学会第15届年会上6地测量总局天文工作报告《宇宙》第1o卷第9—1o期第139页194o年。 1本节参考：阎林山、马宗良：《徐家汇天文台的建立和展（1872—195o）》《中国科技史料》第5卷第2期第65页1984年；朱楞：《徐家汇天文台史料（1872—1962）》《中国科技史文集》第4集第198页1986年。 除上述国人所办的天文研究机构外在中国大地上还有一座法国教会创办的近代天文台——上海徐家汇天文台建于1872年。虽然当初建台是为扩国对华侵略政策服务的但作为一个科研机构它则是法国科学院在中国从事区域性观测和研究的分支。二十年代中期至三十年代中期为该台的极盛时期开展了天文、授时、气象、地磁、地震、重力和大气物理等观测和研究工作是当时东亚地区工作最有影响的综合性科研机构和天文、气象中心。 徐家汇台在1926年和1933年两次参加国际经度联测被选为国际经度测量的三个基点之一。1939年起参加国际时间局为时间的标准台。其天文工作在余山分台拥有4o厘米赤道式双筒折射望远镜、太阳偏振镜、黑子照相仪、彗星照相仪等设备。开展了对太阳黑子和日珥的研究银河星团的照相研究彗星和新星的研究木星对小行星普遍摄动的研究对1122对赫歇尔双星的重测。参加了爱神星的国际联测并编制了包括赤道带士o°5o′范围内14ooo颗星的《佘山星表》。出版的天文刊物有《佘山天文年刊》和《天文年历》等。 该台自1937年起日趋衰落因战争影响经费拮据台内人员散失大部分工作陷于停顿。但佘山分台没有遭到战争破坏所有观测和研究资料都完好地保存了下来。徐家汇天文台是今日上海天文台的前身1949年以前虽为法国主办但先后在内工作的华人约有7o名之多而且当时中央观象台、青岛观象台、南通军山天文台都曾派员去学习1因而它不仅为我国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且对我国近代天文学的展也有一定的影响。 1青岛观象台天文磁力科科长高平子曾于1912年到徐家汇天文台佘山分台在台长蔡尚质指导下学习近代天文学。参见马星垣、高平子：《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第三集）》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47页。军山天文台主任刘渭清曾到徐家汇天文台在法国传教士马德赉指导下学习近代天文、气象知识。详见张明昌：《南通军山天文台始末》《中国科技史料》第5卷第4期第72页1984年。第二节近代天文教育工作的进展这一时期的天文教育机构主要有国立中山大学天文系和齐鲁大学天算系。此外中央大学、厦门大学和山东大学等校的物理系和中央6地测量学校等也开设有天文课程和开展一些天文工作。 1926年秋广州国立中山大学在数学系内添设天文课程将数学系扩充为数学天文系聘用刚从法国留学归来的张云（1896—1958）为天文学教授。张云曾获法国里昂大学天文学博士学位到中大后开拓和展了该校的天文教育和科研事业。1929年他主持建立了中山大学天文台并任该台台长。台内建有赤道仪室、子午仪室、时计室和放映室置有德制15厘米赤道仪（附有11厘米天图摄影仪）、德制6厘米人差子午仪、法制2o厘米反射望远镜和15厘米折射望远镜等仪器而且所藏天文图表、图书也很丰富1。系内天文课程的设置也逐渐完备。从1932年起数天系学生三年级后分为数学、天文两专业。1939年时为天文专业学生设置了普通天文学、球面天文学、实用天文及天文实测、光学、近代物理、天体物理和天体力学等必修课程以及数学物理、理论力学、宇宙论和地球物理等选修课程2。当时中山大学数天系是国内设备最完备、天文课程设置最齐全的天文教育机构。中山大学天文台除供学生实习外还参加了1933年的第二次国际经度联测3以及中国科学界组织的几次日食观测。开展了太阳黑子的投影观测和变星的目视观测等承担了中国天文学会变星观测委员会的工作于193o年2月创办《国立中山大学天文台两月刊》。 1936年夏天文台随校址迁移至广州市郊石碑重新建台。1938年广州沦陷后又随校西迁于1941年迁至粤北乐昌县坪石镇直至抗战结束后于1945年1o月迁回广州。1947年数天系天文专业被划分出来单独成立天文系。据统计从1933至1949年天文专业毕业生共44名。其中毕业后从事天文工作的不到四分之一4。 齐鲁大学成立于1917年是美国长老会于1864年所办的山东登州文会馆与其他一些学校合并而成。美国传教士在该校天算系内建有天文台装置有一架25厘米反射望远镜和一架1o厘米折射望远镜。前者后因微动控制装置不灵而专供学生实习；后者用于太阳黑子观测间作变星观测1。系内天文、算学不分组。建系之初只有两位教员系主任王锡恩（1871—1932）毕业于登州文会馆获齐鲁大学理科硕士学位著有《实用天文学》、《绘图日食新算法》等多种天文以及其他数理等方面的著作2。1932年王锡恩去世后系主任由英国浸礼会传教士菲利普斯（.phi11ips）兼任并聘该系毕业1《国立中山大学天文台两月刊》第1卷第1期第4页193o年。2张云：《国立中山大学天文台成立十周年概况》《宇宙》第1o卷第9—1o期第131页194o年。3邹仪新：《中山大学天文台参加万国经度测量报告》《国立中山大学天文台两月刊》第5卷第2期第39页1934年。 4戴文赛、赵却民、易照华：《天文教育》《十年来的中国科学——天文学1949—1959》第63页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化学部编审。 1菲利普斯在中国天文学会第14届年会上所作齐鲁大学天算系工作报告《宇宙》第8卷第5—6期第82页1937年。 2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四册第1999页。 生程廷芳（1911—1968）做观测工作。抗日战争期间齐鲁大学迁至四川成都天算系停课天文仪器未装箱搬迁程廷芳曾到天文台观测太阳黑子和星云。1945年8月天算系复课改称天文数学系招生1o余人。 1952年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时中山大学天文系与齐鲁大学天文数学系合并为南京大学天文系。 第三节中国天文学会3为促进我国天文事业的进步与展中央观象台的天文工作者早在一十年代中期就倡议创立“中国天文学会”。经多年筹备条件成熟乃于1922年1o月3o日在北京中央观象台内召开了中国天文学会成立大会。会上选举产生了第一届评议会高鲁任会长。 学会成立后每隔年余举行一次年会。在会上进行学术交流由各主要天文机构负责人作工作总结请有关专家介绍一年来天文学的进步并在会上选举产生下一届评议会。1944年起评议会改称理事会。著名天文学家高鲁、余青松、张钰哲、陈遵妫和科学界知名人士蔡元培、李书华等人曾任各届会长或理事长。 学会以“求专门天文学之进步及通俗天文学之普及”为宗旨做了不少工作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项：（1）创办天文刊物。除学会筹备阶段刊行的《现象丛报》外1924年起出版年刊《中国天文学会会报》共出9期主要刊载会员论文和重要译著。193o年7月起出版《宇宙》月刊该刊以刊载通俗天文著述为主兼载宇宙消息、国内外天文界动态和中国天文学会消息等等。 （2）编译天文图书。193o年4月学会成立了编辑委员会除负责编辑《宇宙》月刊外还编写天文学丛书和天文学辞典。如陈遵妫编写的《星体图说》、《宇宙壮观》张钰哲的《天文学论丛》、《宇宙丛谈》戴文赛的《恒星光谱》和《星空巡礼》等等。 （3）编订天文名词。学会于193o年12月成立天文名词编译委员会1933年审定天文学名词14oo条均有英、法、德、日四国文字对照交国立编译馆出版。 （4）举办科普与学术演讲。除在每届年会上进行学术交流外在早期会所设在北京中央观象台内时还每月举办一次学术演讲会1932年冬会所移至南京后改为不定期举行。1933年曾在南京举行“徐文定公（徐光启）逝世三百年纪念会”。1923年曾与北京大学等单位联合举办“相对论讲座”。1942年12月25日在昆明和永安两地与中国数学学会联合举办了“牛顿诞辰三百周年纪念会”。通过这些学术活动开展天文和近代科学知识宣传。此外会员陈遵妫、张钰哲、高平子、戴文赛、周培源等人曾到电台、机关、学校等处作天文普及演讲。 （5）组织天文观测。1929年12月学会成立了变星观测委员会张云任主任指导和组织各地会员进行变星观测并将观测结果统一整理表。该委员会每年举行一次年会进行交流总结编辑出版《中国天文学会变星观测委员会报告》每两月一期刊登于《国立中山大学天文台两月刊》。中国天文学会还于1934年联合有关机关团体成立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组织日食观测。 （6）颁奖金奖励天文学著作。学会曾接受热心者捐助的奖金如隐名奖金、“霁云楼老人”奖等用以奖励优秀天文著作的作者。 （7）参加国际学术活动。曾派会员张云列席1925年在英国伦敦举行的3本节主要参考《宇宙》第1—14卷中国天文学会193o—1949年；吴美霞：《中国天文学会简述》《中国科技史料》第1o卷第3期第66页1989年。 iau（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第二届大会；派会员余青松、赵进义（19o2—1972）列席1928年在荷兰莱顿召开的iau第三届大会。1935年在法国巴黎举行的iau第五届大会上中国天文学会正式加入iau成为我国最早参加国际科学团体的学会。列席会议的会员高平子、潘璞将紫金山天文台图册带到会议举办的展览会上展览以扩大中国天文界在国际上的影响。1936年9月中国天文学会与天文研究所共同组织了中国天文委员会为主持参加iau各项活动的专门机构。 中国天文学会创办之时正值旧中国忧患交侵之时学会得自于政府的资助极少经费来源主要是会员缴纳的会费、热心者的捐助以及一些单位的资助。抗日战争时期处境更为艰难但学会在会员相对比较集中的地方成立了分会继续开展活动。先后于194o、1941、1942年成立了昆明分会、福建永安分会和贵阳分会。抗战时期《宇宙》杂志也未停刊只是曾因经费不足而由月刊改为半年刊。 中国天文学会将国内专业天文工作者、天文爱好者以及热心于天文事业的人都团结了起来共同致力于天文学的展在中国近代天文事业的创建中起了重要作用。会员队伍不断壮大据统计1922年学会刚成立时有会员47名1947年展到688名。 第四节日食观测日食尤其是日全食是重要的天文观测项目之一历来受到天文界乃至科学界的高度重视。中国科学界曾于1934年11月19日成立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该委员会由中国天文学会中国物理学会中央研究院天文、物理、气象三研究所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青岛观象台中山大学天文台清华大学研究院和私立金陵大学理学院1o个学术团体和研究机构组成专门负责筹备和组织日食观测1。 1949年前中国科学界共组织了以下三次日食观测：1.1936年6月19日日全食观测。 此次日食全食带经过中苏边境和日本我国曾派出两个观测队出国观测一队由余青松率领赴日本北海道观测；一队由张钰哲率领到苏联伯力观测。北海道队一行6人所用仪器主要是紫金山天文台的能通过紫外光的15o毫米天体照相仪拍摄了日冕的白光照片和紫外光照片以及日食影片测定了初亏、食既、生光和复圆的时刻并吸取了美、英、日等国观测队日食观测的经验1。伯力观测队一行2人因日食时正逢天阴没有取得任何成果。此外还在国内进行日偏食观测。中央研究院天文、物理两研究所分别进行了太阳分光观测和偏食时高空电离层电离强度的测定青岛观象台开展了地磁观测研究日食与地磁、天电之关系等等。 2.1941年9月21日日全食观测。 这是我国本土第一次有组织的现代日全食观测。全食带从新疆入境经过青海、甘肃、陕西、湖北、江西、福建和浙江等省。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对此次观测极为重视特地向国外订购观测仪器事先作了大量准备工作。参考1936年日食观测提供的资料原计划组织几十个观测队开展13项观测研究工作2但后因日本侵华全食带经过的省区已大多沦陷在国外定制的仪器也无法运到原定计划未能实现。当时各国天文学家也因中国战乱而纷纷取消原定来华观测的计划。我国最终根据当时条件组织了两个观测队即西北观测队和东南观测队。 西北队由天文研究所、金陵大学理学院、中国天文学会和中央大学派员组成队长张钰哲。观测地点在甘肃临洮。观测仪器由各单位拼凑而成。观测取得极大成功内容包括：拍摄日冕照片、拍摄日冕光谱和色球的闪光光谱；测定日冕的亮度；实测初亏、食既、生光和复圆的时刻和拍摄日食电影等并进行日食时的气象观测。日食期间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将日食观测实况作现场广播美英两国的国家广播公司也将观测实况向世界作同步转播扩大了中国天文界在世界的影响1。 东南队分天文、地磁两组分别由中山大学天文台和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负责。观测地点在福建崇安。因日食时正逢天阴天文组一无所获。地磁组测得日全食期间地磁的各项主要参数如地磁水平分力、垂直分力和磁偏1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消息《宇宙》第5卷第7期第114页1935年；第8卷第2期第42页1937年。 1余青松、陈遵妫：《民国二十五年六月十九日全食北海道队观测报告》天文研究所1936年。2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消息《宇宙》第8卷第2期第42页1937年。1张钰哲：《宇宙丛谈》正中书局1945年6月版第12o—153页。 角等的最大变幅。 此次日全食观测结束后张钰哲在美国《大众天文学》杂志上表了《在日本轰炸机阴影下的中国日食观测》一文向全世界报道了我国在艰苦抗战的岁月里开展的这次日全食观测所取得的科学成就2。 3.1948年5月9日日环食观测。 此次日环食出现在广东、江西、浙江和江苏四省。美国6军派了观测队来我国浙江余杭县观测。天文研究所也与中央大学物理系、国防部测量局联合组队到该地观测但由于天阴只测得日食期间太阳亮度的变化。此外青岛观象台、中山大学天文台、上海同济大学物理系等单位也分别进行了观测。2ygso1arenetaundertheshadoanesebomberspopu1arastronomyv5op198（1942）.第五节天文研究工作概况在1949年前中国近代天文事业的草创时期老一辈天文工作者尽管为开创中国近代天文事业尽了极大努力但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能开展的观测和研究项目十分有限因而做的工作真正属于研究性质的不多。然而另一方面当时我国有些天文学家在国外留学或访问期间曾参与一些处于当时天文学展前沿的观测研究工作取得了一些高水平的、甚至开创性的研究成果为世界天文学的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这一时期我国天文工作者在国内所做的研究工作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一是各天文机构配合自身的观测所开展的研究。如青岛观象台徐汇平表的论文《近十二年来青岛观象台所见之奇特黑子》对观测到的太阳黑子的各种现象作了详尽的讨论1。该台和军山台都曾结合观测讨论黑子变化对地球上气候及地磁或地震的影响等等。中山大学天文台曾围绕变星观测表多篇有关变星测光的论文。1941年日全食观测前后我国天文工作者曾表关于日食计算法日食计算图验法、日冕的亮度与形状等方面的学术论文。二是利用古今中外观测资料开展的研究。例如张钰哲通过对1937年出版的《boss星表》中万余颗恒星自行的统计研究确定太阳在空间运动的方向于1944年表了《太阳在空中之运动》一文。与此类似的还有1937年李珩的论文《以造父变星之空间度研究银河系之自转》1李珩和黄家器的论文《b型星之统计研究》2以及陈遵妫参阅彗星观测资料尤其是哈雷彗星史料借以考察彗星轨道及周期的演变后写成的著作《彗星论》等等。三是天文学史研究。这一时期有不少天文学家和其他学者在这一领域辛勤耕耘其中最突出的是高平子和朱文鑫（1883—1939）。1922年高平子提出研究中国天文学史的四条原则：（1）以科学方法整理历法系统；（2）以科学方法疏解并证明古法原理；（3）以科学公式推算古法疏密程度；（4）以科学需要应用古测天象。它们对我国天文史研究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遵循这些原则高平子研究中国古代历法和天文观测方法表有“中国诸历岁实朔实考”（1924年）、《史日长编》（1932年）、《圭表测景论》（1939年）等论文著作朱文鑫的重要著作有《〈史记·天官书〉恒星图考》（1927年）、《天文考古录》（1933年）、《历代日食考》（1934年）和《历法通志》（1934年）等3。此外高鲁的《星象统笺》（1933年）、竺可桢的《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和地点》（1944年）、董作宾的《殷历谱》（1945年）也均为天文史研究的力作。 这一时期我国天文学家在国外所作的天文研究中最有成就的是紫金山和凤凰山两山天文台的创建者余青松。他在二十年代中期在美国利克天文台率先开展了恒星连续光谱的研究对91颗恒星的连续光谱进行分光光度测量得出恒星光谱的能量分布曲线阐明了恒星紫外光谱中巴尔末跃变的性质证明恒星辐射类似黑体辐射并通过恒星能量分布曲线与普朗克黑体辐射理1徐汇平：《近十二年来青岛观象台所见之奇特黑子》《宇宙》第8卷第7—8期第1o1页1938年。1见《宇宙》第8卷第5—6期第87页1937年。 2见《宇宙》第8卷第5—6期第89页1937年。 3马星垣：《高平子》席泽宗：《朱文鑫》分别见《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第三集）》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42、247页。 论曲线的拟合求得不同光谱型恒星的有效温度从而最有说服力地阐明了恒星光谱哈佛分类的物理意义1。他在恒星连续光谱研究中所作的这些奠基性工作被认为是恒星能量分布工作的重要里程碑2。 张钰哲、张云和李珩等人也是颇有成就的天文学家。张钰哲于1928年11月22日在美国叶凯士天文台现一颗新的小行星——小行星1125号将其命名为“中华”为祖国赢得了荣誉。1946年访美期间又在麦克唐纳天文台现一颗新的食双星bd—6°2376。并对一些食双星作了卓有成效的分光观测和研究3。张云于1947年在美国哈佛大学期间先是协助张钰哲现了那颗新的食双星接着在当年12月又现一颗北冕座r型新变星被命名为鹿豹座xx星4。李珩于1948—1949年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与著名天文学家史瓦西（zshi1d）合作在英国《皇家天文学会月报》上表《化学组成不均匀的红巨星模型》一文被认为是恒星内部结构和演化研究领域中一项颇有成就的工作1。此外程茂兰（19o5—1978）和戴文赛于三四十年代分别在法国和英国对恒星或其他天体做过一些颇有价值的光谱研究或分光光度研究工作。 &nb75p.1o4（1926）..495springer-ver1eg（1992）.3见《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第四集》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26页。4见《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第二集》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94页。de1ithneto-.v.1o9,p.631（1949）.第五十七章气象学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世界气象观测网的主要特点是高空气象观测的兴起。能迅测得气压、气温、湿度测值的无线电探空仪在三十年代逐渐投入业务使用一些欧美国家在二战中已据此每日绘制高空天气图。随后雷达测风、测雨技术也开始推广。二十年代对中纬度主要天气系统（气旋）模式的研究取得突破。高空天气图出现后四十年代现大气长波和高空急流大气运动的理论研究为天气预报提供了新的基础。已有5o多年历史的国际气象组织自三十年代起逐渐改变为政府间的组织以适应日益增大的海运、农业、水利特别是远程民间航空方面的服务要求。而我国在这一期间气象工作仍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仍在谋求改善地面气象观测网。在抗日战争中观测网受到严重摧残但科学研究开始勉力进行取得一些成绩。 第一节气象观测网建设和技术进步1.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成立并推动台站网建设。 1928年2月中华民国大学院决定由中央研究院筹设气象研究所1929年1月成立竺可桢博士任所长。 竺可桢（189o—1974）地理学家、气象学家、教育家中国气象事业奠基人之一。浙江上虞人。1918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武昌高等师范、东南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1928—1946）浙江大学校长（1936—1949）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49—1974）中国气象学会会长、理事长（193o）对中国天气学、气候学、气候变化、地理学、自然资源考察等研究方面作出重大贡献。 1929年研究所在南京北极阁钦天山观象台故址新建气象台开始地面气象观测并在几年内配全新气象和地震仪器。先后开展全国最早的气球测风、日射、微尘和大气电观测。1932年开始地面观测。积极进行高空气象观测1929至193o年多次施放气球高空气象自记仪器进行气象观测但未能回收。1936年3月16日次回收自记仪器取得我国最早一批高空气压、温度、湿度记录弥足珍贵。1935至1936年研究所在南京、昆明和杭州由航空学校的飞机携带专用自记气象仪器进行高空气象观测高度达4ooo米。竺可桢对外国侵我主权长期在我国设气象台站十分愤慨。他深知台站网是气象研究和服务的基础早在1921年就著文呼吁我国应多设气象台并多次著文宣传气象对国民经济和国防的重要。1928年提出《全国设立气象测候所计划书》但未得到国民党政府的重视。研究所并无统筹台站网建设的职责但竺可桢克服种种困难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促进了1929至1937年间的台站建设：调查各省已有测候所情况；编印观测规程、规范和整套技术指导书刊；代购国内外仪器；办观测员训练班；三次召开多部门联席会议讨论统一技术规定；促进、协助各省部门建设台站。 研究所还自筹经费在193o至1942年间设立了3o个直属测候所并且着重于两部一直空白的地区。除北平和上海外其中还有为参加国际极年科学活动而设的峨嵋山、泰山、拉萨测候所；在西北、西南空白区设立的有：酒泉、西宁、同心城、中宁、都兰、安西测候所；与民航部合作而设的有：包头、郑州、宁夏、贵阳测候所；受水利部门资助而设立的有武汉、西安、南郑、榆林、华山、商县、松潘、灌县、广元、大理、保山、昌都、北碚、缙云山测候所等。1942年将尚存的17个测候所交给新成立的中央气象局。193o年研究所开始绘制天气图、布天气预报和台风警报从此改变了上海法国教会徐家汇观象台把持我国天气预报的局面。研究所还曾致力扩充国内气象电报设立电台抄收东亚、东南亚各国气象电报并广播国内气象电报和预报、警报并与交通部商榷由上海国际无线电台和五处海岸电台广播台风消息和警报。至1936年天气图上国内气象电报已达9o余处。 气象资料的收集、整编工作是气候研究的基础。研究所定期出版了1928至1937年1月的《气象月刊》和《气象年报》载有全国台站的逐日气象统计（徐家汇观象台月刊只有月值）。整编出版各地历年温度、降水量资料。1936年竺可桢任浙大校长后先后由吕炯（1936年1o月—1943年3月）和赵九章（1944年5月—1946年）任代理所长1946年赵九章任所长。1937年日军入侵研究所于11月迁重庆北碚。 2.国民党政府中央气象局。 1941年1o月国民党政府在重庆成立中央气象局隶属行政院后改属教育部（1945年7月）又改属交通部（1947年2月）。局长为黄厦千博士原中央大学教授。1943年4月由吕炯接替。气象局于1942年接办气象研究所的直属气象站1941—1944年新设2o个站。抗战胜利气象局迁到南京后展很小。1947年6月接办原属国防部气象总站（上海）和4o个站。1947年有直属站1o3个。 太平洋战争爆后国防部第二厅、国民党空军和中国航空公司都展有无线电通信的气象测报网和天气预报工作。 1943—1945年只有两部18个测候所每日加密向重庆气象电报且无国外气象电报实际已不能进行天气预报。1946年迁南京后仍由电报局收集测候所的气象电报和空军各地的气象电报广播1947年下半年增由上海民航电台转来35个站电报天气预报条件有所改善。所属上海、北京、广州、武汉气象台和定海测候所也进行天气预报。 1946年接收上海原法租界外滩信号台改设上海气象台。原国防部第二厅上海气象总站并入上海气象台。上海气象台有本地天气预报、海区天气预报和台风警报（由海岸电台广播）、港埠天气信号向各轮船公司预报和天气图。在龙华机场设有气象组独立绘图和布航站、航路预报配合民航航路管制和机场业务。 1949年2月中央气象局迁广州旋即迁台湾。 3.省级测候所。 由于局势开始相对稳定加上气象研究所的推动和协助三十年代有12个省在省政府或建设、农林、水利厅下设了省级气象部门并布设少数测候所；四十年代又增加两个省。但1937年起凡日军入侵所至完全停办。在后方的四川、贵州、福建测站有所增加。在抗日胜利后至解放前的几年中恢复不多。陈一得（1886—1958）云南盐津人师范理科毕业研究气象、天文、地震。1927年7月在昆明自设一得测候所是这时唯一的个人所设的测候所。至1936年6月省教育厅在昆明太华山设省立气象测候所委陈一得为所长。4.海关气象观测网。 54个海关测候所是最大的观测网。三十年代又新设3个在这57个站中仍只有一个岛屿、7个沿海港埠、7个内地所向徐家汇（1931年起向气象研究所）气象电报。日军侵入后除重庆测候所外其余都在1937—1944年期间先后停止工作。 5.青岛观象台。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922年底北洋政府收回胶州湾租界。1924年收回青岛测候所蒋丙然出任所长不久改称观象台有气象、天文、地磁观测。1928年开拓海洋学观测研究工作。1932年得到许多部门的资助建成青岛水族馆。1938年1月青岛观象台再度被日本占领。1945年日本投降观象台恢复工作。 6.民用航空气象工作。 中国航空公司在193o至1943年间气象工作由其通信部门兼办。1937年前有21个航站报告天气。七七事变后航线减少。太平洋战争爆后航运增多开辟了昆明、重庆至印度的航线设专职气象员承担物资航运保障气象台站有1o处。抗战胜利后国内航线增至2o多条国外航线增至8条业务量大增。上海龙华机场增设机场气象台站18处。 7.高空气象观测。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些欧美国家布设气球携带无线电气象仪器的高空气象观测站。战后进入高空气象观测的新时期。高空气象观测网的建立和日高空气象图的绘制使天气学、气候学研究和天气预报业务获得很大的进步。 中国在这个时期先后有26个地点用经纬仪跟踪小气球移动的高空风观测。但入云后便无观测因此这对机场业务有用而对天气预报帮助有限。1944—1947年间驻华美军曾用当时最先进的仪器在我国设1o个无线电探空和测风站供中美空军混合团指挥作战之用。所取得的记录成为我国天气学研究的重要资料。 8.高等教育与学会。 气象学高等教育自193o年开始中央大学（南京）设地理学系气象组1933年清华大学地学系设气象组1938年浙江大学史地系设气象组。1944年中央大学成立气象系。1946年清华大学成立气象系。 中国气象学会1924年1o月成立于青岛为我国最早成立的十多个自然科学专门学会之一宗旨是“谋气象学术进步与测候事业的展”。届会长为蒋丙然高恩洪、张謇、高鲁为名誉会长。1929年起会务中心转移到南京。至1948年时已举行年会15次。193o年起会长为竺可桢。学术刊物有：《会刊》（1925—1932）《气象杂志》月刊（1935年7月—1937年7月）《气象学报》（1941—1944）。 第二节外国人所设的气象台站1.徐家汇观象台。 192o年徐家汇观象台除继续原有业务外开始注意航空需要由云的移动推算高空风1931年1月开始气球测风观测。19o7—1944年在我国先进行高空臭氧观测。日军侵入后工作缩小但观测工作未停止。195o年12月徐家汇观象台由军委气象局和中国科学院接管。徐家汇观象台地面气象观测连续78年是我国境内最长最完整的。 2.外国人在内蒙新疆的考察。 1926年冬瑞典地理学家斯文赫定（svenhedin）受德国委托与北京大学等单位组成中德西北科学考察团于1927年5月出。气象考察由德国气象学家赫德（.haude）主持。9月28日考察团到额济纳河沿途进行地面观测和测风气球观测。1927年5至7月在百灵庙附近的呼加图沟9月在额济纳河畔的忽图尔（1928年冬止）设站定点观测。1931年5月赫德为勘察中德航空路线再度来华带来风筝高空气象探测设备在义肯公（1931年5—9月）和现内蒙海流图和额济纳旗附近的巴音托来（1931年9月至1932年3月）进行了地面气象观测和123次风筝探测。后来设备由气象研究所购得自1932年9月至1933年5月在北京清华大学探测46次。 3.日本在中国设立的观象台和测候所。 日本侵占东北后于1933年设伪满中央观象台于长春恢复中东铁路7个测候所并6续新建27个测候所及简易测候所百余处地区延扩至热河和绥远。工作人员大部分为日本人。大连和旅顺测候所直属日军部。 七七事变后华北各气象台站先停顿。194o年北平成立为华北国立现象台。1939年日军在华北设了18个测候所194o至1944年又增设12处包括山东、河南和江苏少数地方。南方在抗日战争期间测站都停办。只汪伪水利部门于南京、杭州、怀广、蚌埠在194o至1943年曾有气象观测。1932至1937年间日本在台湾增设测候所5处简易测候所23处。1938—1945年增设测候所4处。大部分测候所一直维持到1945年。战后由国民党政府接收。 第三节延安的气象事业在中国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早在1939年即在延安马家湾创办了最早的农业科学试验农场——光华农场展农牧业增加供应。并设有气象组进行地面气象观测。 抗日战争中驻我国的美国空军迫切需要我敌后根据地的气象情报1944年7月美军观察员被派到延安并在延安建起气象台。气象台于1944年9月开始多种观测：地面气象、气球测风、高空无线电探空设备是当时最先进的。航空气象服务十分繁忙曾为赴重庆谈判和很多次其他领导的飞行作出贡献。1946年4月观测组离去。1945年9月八路军总部成立第一个气象台——延安气象台张乃召（1912—1979）为领导人。气象台人员11人有邹竟蒙、曾宪波等。 为支持美军对日军的轰炸机飞行1945至1946年设立了清丰和太行军区观测站。1945至1946年为保证美军飞机来往延安在陕甘宁边区设定边、米脂、庆阳观测站。 1947年3月14日气象台撤离延安后组成军委三局气象队先后在山西临县三交镇王家沟、河北平山县王家沟进行观测。解放战争节节胜利许多同志投入接收台站工作后来成为新中国许多气象部门的领导人。 为建立人民空军作准备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于1946年3月在通化成立航空学校成立气象台进行地面、高空风观测和气象预报。1948年1o月在牡丹江航校办气象训练班。1949年6月组建了沈阳、齐齐哈尔、牡丹江、长春、公主岭机场气象台1o月起进行天气预报。12月在哈尔滨、长春、锦州、沈阳、济南、北京、牡丹江成立航校都建立了气象台。7月建立西安等15个机场气象台。不久接管了国民党上海、南京、杭州气象台。第四节科学研究成就这一时期我国开始进行气象科学研究并取得很多成果。科研工作主要是在竺可桢、涂长望、赵九章的领导下进行的。在最后的1o年中由于国内气象资料的积累、科研队伍的扩大和战时开始取得的高空气象资料进一步获得一批重要成果。下面列出主要成果的内容括号内为主要研究人。 （1）气候资料的整编和主要气候要素的分布图（竺可桢、张宝坤、吕炯、涂长望）。 （2）气候成因研究：地面、高空基本气流及其季月变化（竺可桢、陶诗言、高由禧、刘匡南）；气团性质和分类（赵九章、涂长望、张丙辰）；季风的形成和活动及其对农业的影响（竺可桢、涂长望、黄仕松）。 （3）中国气候区划（竺可桢、涂长望、卢鉴、张宝坤）。 （4）历史时期中国气候的变迁（竺可桢、郑子政）。 （5）天气学研究：气旋路径分类（蒋丙然沈孝煌）；气旋与锋（么振声、卢鉴、涂长望、张丙辰）；寒潮活动（李宪之、卢鉴）；台风（竺可桢、李宪之）。 （6）中国天气与大气环流和大气振动的关系（涂长望）。 （7）大气环流理论（赵九章、叶笃正、朱岗昆）。 这3o年中在气象研究所的努力推动和协助下一些省份农业、水利部门开始重视气象科学研究地面气象观测网的建设有了进展到1937年达到一定规模但在日军入侵时东部除福建外台站多随之消失。但西南和西北有所增加。下表列出1937年和1945年存在的各级测候所数目统计。由于资料不足表中没有包括军事和民航部门的台站。4级所属每天只观测1—2次观测项目少的简易所大多不能维持长久作用有限。 1937年和1945年各级测候所统计1937年1945年台站等级1234总计1234总计本国设121oo1893366371394167117391外国设4191437743111o125总计161192o3373711121o5177118416这3o年中国民党政府始终没有建成一个分布全国的、稳定的、有基本观测、通讯和质量控制的气象观测网未能形成全国性的天气预报工作。受气象观测网不完备和落后的限制这时期取得的科研成果对中国这样一个广大而地形复杂的国家的气候和气候区域只能说有了个轮廓的了解对气候与农业的关系缺乏研究对天气学的众多方面也只是有了初步的认识。11本章涉及的有些年月和机构等因记忆和资料所限可能不够准确尚待进一步考订。第五十八章物理学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皇朝的统治1919年的五四运动又吹响了反帝反封建的号角。然而在中国实现科学和民主的任务还很艰巨国内政治和国际形势始终严重制约着科学技术以及文化教育等事业的展。尽管如此二十世纪上半叶是我国近代科学技术奠基和初步展的时期也是近代物理学在我国生根芽和成长壮大的时期。 第一节物理学教育1.大学物理学系的设立。 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我国许多大学相继设立了物理学系（或数理系、理化系）如：金陵大学（1912）、北京大学（1918）、大同大学（1919）、南开大学（1919）、东南大学（1921）、北平师范大学（1922）、厦门大学（1923）、中山大学（1924）、清华大学（1926）、燕京大学（1926）、浙江大学（1928）、武汉大学（1928）、交通大学（193o）等等。到三十年代中期我国设有物理系（或数理系、理化系）的大学已过3o所。随着在国内和国外物理学专业的大学毕业生的日益增多特别是随着出国深造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的毕业研究生的6续归国大学的师资力量得到加强物理学高等教育已在我国具有一定的规模。 大学物理学教学在二三十年代有了明显的改进。以清华大学为例该校于1929年成立理学院以实验科学为主要展方向这在当时国内实验科学尚不达的状况下是比较新颖和独特的。193o年该校物理系开始招收研究生。三十年代初该校物理系开设的理论和实验课程共37门其中必修课16门选修课21门有的课程还反映了当时物理学的最新展。该系建有普通物理、热学、光学、电学和近代物理五个实验室以及金木工厂设备先进仪器一流。图书方面物理学各科的重要书籍、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的文集以及19oo年以后的各种重要期刊均多齐备。系里经常组织学术讨论会报告研究成果、评介新成就与新展学术风气浓厚。其他各大学对科系的建设也都颇为重视。总之二十世纪上半叶我国各大学的物理系都力图给学生以经典物理和近代物理在理论和实验两方面的广泛教育。 2.留学人员及其归国后的教学等工作。 早年赴国外留学深造的人员大多学成之后立即归国献身于物理学的教学和研究但由于受到国内种种条件的限制继续进行研究工作困难很多所以大部分人都是主要从事教学工作培养物理学专业人才。因此他们既是物理学家更是物理学教育的专家。 这一时期许多大学里都有我国物理学界的一些老前辈执掌教学如：颜任光、丁燮林、李书华、王守竞、饶毓泰先后主持北京大学物理系；叶企孙、吴有训主持清华大学物理系；谢玉铭主持燕京大学物理系；胡刚复主持东南大学物理系；等等。各校均聘请知名教授任教如三十年代初清华大学物理系有叶企孙、吴有训、萨本栋、周培源、赵忠尧等五位教授真可谓人才济济。这些曾经留学欧美的著名学者在各校建立实验室开设反映最新成就的课程进行理论与实验并重的物理学教学。他们的出色工作使这些大学的物理系享有盛名。 物理学教学所必需的实验仪器在我国也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在这方面留学人员亦作出了很大贡献。1925年颜任光和丁佐成创办上海大华科学仪器公司该公司有实验室修理和制造各种实验仪器。这是我国第一个现代科学仪器工厂从此我国有了自己生产的物理仪器。1929年中国科学社在上海设立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也进行仪器制造在抗日战争结束后逐渐有所展。此外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和北平研究院物理学研究所也有制造。 3.教材、译著与专著。 二十世纪上半叶我国物理学家们根据自己在多年教学工作中的经验编写了许多教材。其中供中学物理学教学用的有：丁燮林和王书庄的《初中物理实验》（193o）、《高中物理实验》（193o）；倪尚达的《高中物理学》（1933）；戴运轨的《开明物理教本》（1931）、《高中物理学实验教程》（1933）、《正中高中物理》（1938）、《初中物理》（1949）；方嗣欔的《物理实验》（1932）、《初中物理学》（1934）；严济慈的《高中物理学》（1948）、《初中物理学》（1949）；等等。这些教材在三四十年代相当流行很受欢迎有的曾多次再版。它们对于提高中学物理学教学的质量起了很大作用。 我国物理学家们从二十年代起就编写供大学物理学教学用的中文教科书从而改变了在我国大学里曾经一度使用英文教科书的局面。比较有影响的如：李书华的《北京大学物理实验讲义》（1924）；叶企孙和郑衍芬的《初等物理实验》（1929）；倪尚达的《无线电学》（1929）；萨本栋的《普通物理学》（1933）、《普通物理实验》（1935）；戴运轨的《大学普通物理学》（1941）；严济慈的《普通物理学》（1947）等等。 为传播科学知识提高学术水平我国学者翻译了许多物理学书籍包括学术专著、通俗读物、教科书等。据统计1911至1936年的25年间我国译刊科学书籍495种其中物理学书籍52种占1o.5％。1在这些物理学书籍之中有相当数量的书其著者是著名物理学家如牛顿、法拉第、迈克尔逊、普朗克、密立根、爱因斯坦、布拉格以及罗素、石原纯等。而在译者之中也有为数不少的人是我国著名学者、科学家或翻译家如何育杰、夏元瑮、文元模、周昌寿、张贻惠、杨肇燫、郑贞文、张钰哲、任鸿隽、郑太朴等。这些译著不仅包括许多颇负盛名的教材而且还有不少学术专著如《相对论浅释》（1922）、《最近物理学概观》（1922）、《物质与量子》（1936）等等其原著就很有名译书也很有影响。抗日战争期间物理学家们在生活和工作都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坚持翻译世界著名科学著作为日后国家复兴和科学进步作准备。如：严济慈和李晓昉合译的《理论力学纲要》（1938）；王普译的《原子物理学入门》（1945）、《核子物理学入门》（1946）；6学善译的《力学概论》（1949）、《柔体力学》（1949）；许国保译的《热学与声学》（195o）；杨肇燫译的《电学理论》和《电学原理》（1951年再版）等等。 我国物理学家在多年教学与研究的基础上也撰写了不少专著。如：.corbett（郭察理）的《物理学原理及其应用》（英文本1924；中译本1928）、《物理学实验》（英文本1924）；倪尚达的《无线电学》（1929）；吴大猷的《多原子分子的振动光谱及其结构》（英文本1939）；萨本栋的《并矢电路分析》（英文本1939）、《交流电机基础》（英文本1946）、《交流电路》（1948）、《交流电机》（1949）；黄昆和玻恩（m.born）的《晶格动力学》（1954）；等等。这些专著颇负声誉在国内甚至国外都有相当的影响被用作教本或被视为经典之作。 4.人材培养。 我国物理学教育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前半期得到了较大的展培1参阅周昌寿：《译刊科学书籍考略》载《张菊生先生七十岁生日纪念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实际上按周昌寿所列的书目其中物理学书籍近6o种约占12％。 养了许多物理学的专业人才。然而总的说来二十世纪上半叶我国缺乏安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尤其在抗日战争期间学校被迫内迁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大量散失师生备尝颠沛流离之苦。当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迁到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中央大学和交通大学迁到重庆；浙江大学迁到贵州湄潭。在学习、工作和生活都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师生们坚持教学和开展学术活动在此期间培养出的学生中后来多人成为著名的物理学家如杨振宁、李政道、林家翘、黄昆、朱光亚等等。 二十世纪上半叶我国老一辈的物理学家献身教育与研究事业为国家培养年轻人才。像胡刚复曾先后在11所高等院校筹建物理系或理学院或在其中任教。清华、燕京和北京三所大学的物理系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学生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优秀的物理学家。学有师承后继有人保证了中国物理学事业的不断展。 第二节物理学研究1.物理学研究的主要成就。 我国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物理学研究绝大部分是在国外进行和完成的。 这种状况的形成不仅是因为国内缺乏和平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缺乏必要的研究经费而且也是由于国内缺少实验研究所必需的仪器设备缺少理论研究所必需的资料信息。我国国内的物理学研究从二十年代后期才逐渐开展起来。 然而无论在国外抑或在国内我国物理学工作者奋努力在纯粹物理学和应用物理学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其中许多成为我国物理学某领域或某分支学科的开创性或奠基性的工作有些还在国际物理学界产生过较大影响。 下面仅列举若干人物与事项以简要说明之。二十年代初叶企孙用x射线法精确测定的普朗克常数值曾一度为国际物理学界所采用他也是我国最早开始近代磁学研究的物理学家；饶毓泰研究原子和分子光谱得到重要成果；严济慈在光谱学等方面做了许多研究；吴有训从实验上全面验证了康普顿效应并开创了我国国内的x射线研究；王守竞把新诞生的量子力学成功地应用于原子分子的研究其成果受到国际物理学界的重视；施汝为在我国国内最早开始近代磁学的研究；萨本栋在研究交流电机和电路理论方面颇有建树；赵忠尧在193o年最早观察到正负电子对的产生和湮没；张文裕现μ介子和多种放射性同位素；吴大猷在原子和分子物理以及光谱学等领域的研究成绩卓著；谢玉铭三十年代关于氢原子光谱的研究事实上现了在四十年代后期才得到肯定的“兰姆移位”；王竹溪在热力学和统计物理学方面有出色的成就；王淦昌在四十年代初就提出了探测中微子的建议；周培源深入研究广义相对论引力论和宇宙论以及流体力学湍流理论；钱三强和何泽慧关于核裂变的研究尤其现了铀的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为国际物理学界所公认；6学善、余瑞璜、钱临照等分别在应用x射线多晶粉末法研究晶体结构和合金相图、x射线晶体分析fourier新综合法研究、金属晶体的范性形变和晶体缺陷研究等方面作出了出色成绩；葛庭燧在金属物理方面有许多为国际公认的创性研究；汪德昭、马大猷分别在声和声纳的研究、房间声学简正波理论研究方面有独创性的成果；王大珩研制光学玻璃和光学仪器贡献很大；钱伟长创立了以三维弹性理论和张量分析法研究弹性板壳的统一的内禀理论；钱学森、郭永怀等在高声流亚声和声混合流动问题研究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为空气动力学的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彭桓武在理论物理研究方面贡献卓著；黄昆在固体物理学领域特别是晶格动力学方面进行了开拓性工作等等。 大体上说我国物理学工作者在抗战之前较多从事实验研究尤其是在光谱学方面；抗战期间则大部分从事理论研究其次是应用光学研究；抗战之后也较多从事原子核物理学研究。总之物理学研究比较偏重于理论研究。 2.专业研究机构的情况。 我国专业性质的物理学研究机构在二十年代后期逐渐建立其中最重要的有国立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国立北平研究院物理学研究所和镭学研究所。 1928年6月国家最高学术研究机关——国立中央研究院正式宣告成立。在此之前3月在上海成立了国立中央研究院理化实业研究所该所下设物理、化学和工程三个组。7月三个组独立为三个研究所国立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遂告成立由丁燮林任所长。研究所先后建立起南京紫金山地磁台物性、x射线、光谱、无线电、标准检验、磁学等实验室以及金木工场。研究所除开展各项研究外还制造理化仪器供全国中学和大学及研究机关之用。仅中学仪器一项至少制成两千六七百套为促进我国物理科学的展作出了贡献。1937年抗日战争爆物理所内迁始迁昆明继迁桂林再迁至重庆北碚。抗战胜利后物理所于1946年复迁至上海。同年丁燮林辞职由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萨本栋兼任所长。1946年冬议迁南京九华山麓并将地磁部分并归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1947年秋吴有训受聘任所长。同年冬在南京建成实验大楼图书仪器遂次第运宁至1948年3月全部迁竣。新建的实验大楼有图书室、原子核学实验室、金属学实验室、无线电实验室、光谱学实验室、恒温室、以及金工场等。与此同时二十年间物理所的研究队伍也有很大展。1928年仅有专任研究员4人助理员4人；1948年已有专任研究员7人兼任研究员2人专任副研究员3人助理研究员2人助理员5人。 1929年9月我国另一综合性的科学研究机构——国立北平研究院成立。该院初期设理化等各部理化部长由副院长李书华兼任。同年11月物理学研究所成立属理化部李书华兼主任。193o年严济慈被聘为物理学所主任。1932年北平研究院与中法大学合作创办镭学研究所亦属理化部又聘严济慈兼镭学所主任。1935年该院取消理化等各部直接设研究所并改主任为所长。严济慈为物理学研究所所长并兼镭学研究所所长。同年镭学所迁往上海。抗日战争爆后物理学所内迁昆明。抗战胜利后物理学所迁回北平。1948年镭学所改组分为结晶学研究室（上海）和原子学研究所（北平）前者由6学善主持后者由钱三强任所长。物理学研究所设有研究室、实验室、图书室、金工场、光学工场等机构。研究工作主要有光谱学、水晶构造、压电现象、照相片之感光性、地球物理等几个方面。抗战期间该所主要进行应用光学和应用地球物理方面的工作。为适应战时需要曾制造最高放大倍数为14oo倍的显微镜5oo余架供教学、医疗和工业所需；磨制测量仪器（如经纬仪、水准仪等）的光学玻璃部件3oo余套供道路和水利测量所需；制造水晶片振荡器1ooo余具供后方无线电台及盟军无线电收报机用；另外还在云南及贵州进行物理探矿1o余处。镭学研究所设有放射学、x光、光谱学等研究室及化学实验室主要进行放射性元素研究和x光研究。抗战期间该所力图利用固有设备从事理论与实用问题之探讨研究范围属于放射学、结晶学和光学方面；另外曾制紫外光灯十数具以应军令部及当地医院之需求。1934年物理学研究所与镭学研究所共有专任研究员2人兼任研究员3人助理员9人。1948年物理学研究所有专任研究员7人镭学研究所有专任研究员4人。 继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建立研究所之后1932年5月军政部兵工署理化研究所成立其中物理部分设金属、弹道、光学、材料、电学共五个试验室。研究问题包括：特种合金钢的物理性质及其金属组织钢的热处理与其物理性质及金属组织的关系各种棱镜的制造军用通信设备光感器无线电遥控器等等。此外在昆明和贵阳的兵工署所属工厂由龚祖同主持设计研制多种军用光学仪器供抗日前线将士使用。 3.大学研究机构的情况。 二十年代末国家批准有条件的大学设立研究部在教学的同时开展科学研究。清华大学于1929年成立理学院第二年该校物理系开始招收研究生。此后物理系着重展研究部。在短期内建立起了x射线、无线电、光学、磁学等研究室。用于研究的设备和仪器有：x射线设备、γ射线设备、大型电磁铁、石英摄谱仪、示波器、无线电射与接收设备等。除清华大学外6续设立物理学研究部的大学还有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等等。 抗日战争期间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仍设有研究院继续开展科研工作。1939年清华大学成立了无线电、金属、航空、农业和国情普查等五个特种研究所进行了一些直接为政府军事需要服务的科学研究。叶企孙任特种研究所委员会主任委员。吴有训为金属研究所所长任之恭为无线电研究所所长庄前鼎为航空研究所所长这三个研究所的工作都与物理学关系密切。 4.研究刊物及论文情况。 我国最早的物理学论文很可能就是李复几的博士学位论文《d的碱金属光谱理论的分光镜实验研究》（19o7）。至二十年代末期我国学者在国外刊物上表的论文全部都是他们在国外进行研究的工作成果。大约193o年左右我国学者在国内进行研究的工作成果开始见诸于国外刊物。吴有训的论文《单原子气体所散射之x射线》就是他在清华大学进行的工作于193o年表在英国的《自然》（nature）周刊上这是中国物理学家将其在国内的研究成果表在国外刊物上的最早的论文之一。 据统计二十世纪上半叶我国物理学工作者在国内外表的研究论文和科学报告总数将近1ooo篇。它们几乎全部都以外文（英文、法文、德文）表。大量论文散见于欧洲各国和美国的各种学报或学术刊物一部分表在《中国物理学报》上还有一些刊载于《国立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集刊》、《（国立北平研究院）物理学研究所丛刊》（以上《集刊》和《丛刊》于抗战爆即停刊）、《国立清华大学理科报告（甲种）》（该报告至195o年共出版五卷28期）以及各大学的学报。 第三节中国物理学会1.成立经过及组织机构。 中国物理学会成立于1932年是我国物理学工作者的全国性的学术团体。 ------------ 20 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我国近代科学事业尚处于初创阶段。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的赵元任、周仁、胡明复、秉志、杨铨、任鸿隽等9人于94年倡议发行《科学》月刊，95年又正式成立了我国第一个综合性的学术团体——中国科学社。该社宗旨为“联络同志，研究学术，以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经过多年努力，该社发展为全国性的科学学会，对我国近代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很大贡献。中国科学社的活动之中，部分是物理学方面的，如邀请著名物理学家来华访问，在《科学》月刊上介绍物理学领域的新进展，等等。然而，到三十年代初，在我国的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中已有许多物理学工作者，建立一个物理学专业性学术团体的需要日渐迫切。 推动物理学专业性学术团体成立的一个直接原因是国际联盟于93年派出四位专家，到中国来考察科学教育文化事业。专家之中，有一位是法国著名物理学家朗之万（aullagevi，872—94）。朗之万来华后，受到中国物理学工作者的热烈欢迎。他则建议中国物理学工作者应联合起来，成立中国物理学会，并建议中国物理学会加入国际纯粹与应用物理学联合会，以谋求中国物理学的发展及国际交流。经朗之万的促进，中国物理学会的筹备组织迅速成立，由当时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任筹备委员会委员长。932年8月22日至24日，在北平清华大学召开了中国物理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年会。 按照大会通过的学会章程，中国物理学会“以谋物理学之进步及其普及为学会宗旨”。学会领导机构为理事会，理事会推选四人分任会长、副会长、秘书及会计。李书华当选为首届会长。至949年，中国物理学会的历届理事长（或会长）为叶企孙、吴有训、严济慈、周培源。 中国物理学会在932年成立时，设立有学报委员会和物理教学委员会。 933年又设立了物理学名词审查委员会。抗日战争胜利后增设应用物理学汇刊委员会。这几个组织中除最后一个没有很好开展工作外，其他三个委员会，尤其学报委员会和名词审查委员会，都做了大量工作。 2.历届年会情况。 中国物理学会的学术活动，主要是通过举行年会以及各专门组织进行工作而得以开展的。自932至949年，中国物理学会共召开了次年会。932年8月召开的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年会，到会七八十人。北京地区9名会员参加，提交论文年3月会员发展到88人。同年8月，第二次年会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收到论文3年8月，第三次年会在南京中央大学举行，到会50人，提交论文4年9月，第四次年会在青岛山东大学举行，到会30余人，提交论文42篇。至此次年会，会员人数9年8月，第五次年会与中国科学社等七个科学团体联合举行，在北京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召开，共收到论文48篇。此时，会员已达200余人。这次年会盛况空前，是抗战前我国科学工作者的一次大集会。抗日战争开始后，学校和学术机构仓促内迁，各方面条件异常困难，然而中国物理学会的活动并未中止。939至944年间共召开年会次。939年9月第七次年会在昆明云南大学举行，到会50余人，收到论文年9月第八次年会，与中国科学社等联合在昆明云南大学举行。 由于战时交通极为不便，自942年开始，年会分散在各处举行。942年第十次年会、943年第十一次年会、944年第十二次年会都是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昆明区、重庆区、四川区（成都）、西北区（城固）、贵州区（湄潭）、桂林区六个区分别举行的。942年正值牛顿诞生300周年，我国物理学工作者还分别在重庆、贵阳、昆明以及福建的长汀和永安等地举行纪念大会，陕甘宁边区的延安自然科学研究会也于943年月举行了纪念会。 在抗战期间，938年举行的第六次年会和94年举行的第九次年会，以及抗战胜利后，94年举行的第十三次年会，其情况待查。 947年0月第十四次年会，在上海中央研究院（京沪杭区）和北平协和大礼堂（此为与化学、动物、植物等六个学会联合年会）分别举行。948年0月第十五次年会，分别在北平、南京、广州、武汉举行，均为与其他多个科学团体的联合年会。据统计，至948年5月底，中国物理学会会员人数为5年月，第十六次年会（上海区）在上海中央研究院礼堂举行，参加者200余人。此时，全国会员共有00余人。 3.出版《中国物理学报》。 为促进国内外的学术交流，中国物理学会主办的《中国物理学报》于933年创刊。学报以外文（英、法、德三种文字）发表论文，附以中文提要。到937年5月，出版了三卷共期。抗日战争爆发后，曾停刊两年多。939至945年在异常困难的情况下共出版了5期。其中有些用粗糙的土纸印刷，纸质虽然低劣，论文却依旧保持该刊物要求的水准。在抗战艰苦环境中，无论是论文作者还是学报编者，都作了极大的努力。以外文发表研究论文的《中国物理学报》至950年底出版了七卷共8期。 当然，中国物理学家在《中国物理学报》上发表的论文，仅仅是他们研究工作的很小一部分，大部分成果则见诸于欧美的学术刊物。 4.审定物理学名词。 辛亥革命后，教育部于98年设科学名词审查会。920年该审查会议决增加物理组，由中国科学社主稿，编成《物理学名词（第一次审查本）》。后来教育部将此“审查本”加以订正，成为《物理学名词（教育部增订本）》，于93年分发国内物理学家讨论，征求意见。“审查本”和“增订本”未颁行实施。当对，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设有编译委员会，萨本栋受其委托编译整理物理学名词。他根据“审查本”和“增订本”等编成《物理学名词汇》，于932年印行。同年夏，国立编译馆在南京成立，也着手审定统一名词。 在中国物理学会932年的成立大会上，教育部和编译馆曾派人员列席，并提请组织名词审查委员会，专门负责厘订物理学名词事宜。但这次会议未能论及此事。933年4月，教育部在南京召开“天文数学物理讨论会”，统一名词问题是这次讨论会的一项重要议程。根据该讨论会议决的意见，中国物理学会受国立编译馆的委托，对各方历年编译的草案，详加整理，逐字复查。编译馆则根据议决意见，对所编初稿重加增修，并提交933年8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物理学会第二届年会审查。在这次年会上，推举出吴有训、周昌寿、何育杰、裘维裕、王守竞、严济慈、杨肇燫等7人为物理学名词审查委员会委员，杨肇燫为主任委员。这年夏天，名词委员会在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内开展工作，将各种稿本和各方意见，通体整理。最后，该委员会将审定结果交国立编译馆，略加整理后呈报教育部，934年月由教育部核准公布，是为《物理学名词》。至此，自二十年代初开始，虽经十余年间的多次修订但未能最终完成的物理学名词的审定工作终于告一段落。 抗日战争期间，杨肇燫、周昌寿、陆学善等物理学家也进行了审订物理学名词的许多工作。 三十年代，中国物理学会还就度量衡和大小数的命名法提出建议，935年，《东方杂志》曾出专号刊载有关讨论。中国物理学会的建议为当时国内科学界所采纳。 5.学会的国际活动。 中国物理学会成立伊始，即与国外物理学家建立了联系。自932年成立大会后不久，至948年止，先后被选为名誉会员的外国物理学家有朗之万、法布里（.fabry）、拉曼（密立根康普顿（康普顿（布莱克特（布拉格狄拉克（.卡巴纳斯（-baes）、约里奥-居里 934年，中国物理学会加入国际纯粹与应用物理学联合会，并于同年秋派王守竞前往伦敦出席该联合会大会。 中国物理学会的成立和学术活动的展开，促成了934年朗缪尔年狄拉克，937年玻尔（.bohr）的相继来华访问。他们分别在北平、上海等地进行学术交流，加强了中国物理学界和国际物理学界的联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上空投掷了原子弹。 这一举动引起了全世界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们的强烈不满。中国物理学会于94年月5日在昆明发表了关于原子能问题意见书，要求联合国设立原子能委员会，以保证监督原子能的和平利用，而不是用于制造毁灭性武器；组织视察团，调查各国有关原子能应用的真相；设立联合国原子能实验室，共同研究重要问题，并与各国研究机构联系。意见书反映了我国物理学工作者热爱和平，反对战争，尤其反对核战争的正义呼声。 总之，二十世纪上半叶，经过几代物理学工作者数十年的艰苦创业和不懈努力，物理学教育与研究在我国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具备了一定的规模，并为二十世纪下半叶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五十九章化学第一节化学教育的发展922年月，以美国学制为参考，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了新的教育制度“壬戌学制”，即“六三三四”学制，这样，从洋务运动初期就有人企盼、到癸卯学制才制定的化学教育系统，到此时终于初具规模，而且由中国人在中国从事的现代化学研究也开始起步。化学作为现代科学的一个分支在中国初步确立起来了. 中等教育。 “壬戌学制”公布后不久，政府就制定了中小学课程标准，规定初级中学自然科包括生物、物理及化学，其中物理与化学合并为“理化”，在初二和初三讲授。同时高中课程总纲规定高级中学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以升学为目的的普通科，第二类是以就业为目的的职业科，分为师范科、商业科、工业科等。第一类又分为两组，第一组注重文科，在生物、化学和物理中至少必选一科；第二组注重理科，在以上学科中必选两科。同时高二开设化学课。932年，国民政府颁布了正式的中学课程标准，其中把物理与化学分开了，而且无论初中与高中，都是先学化学后学物理。由于课程过于繁杂，932年又公布了修正中学课程标准，将初中的物理改在第二学年上课，化学改在第三学年上课。 这时化学教育被视为不仅是传授知识而且是培养、陶冶、训练学生的兴趣、能力、思想的一种手段。93年教育部修正颁布的初高级中学课程标准规定中学化学教学的目的为（）使学生获得化学的基本知识，对化学有明确概念；（2）使学生了解化学与衣食住行以及国防的关系；（3）引起学生对自然现象产生浓厚兴趣，养成随时随地注意自然现象的良好习惯；（4）养成学生敏锐的观察力和精确的思考力。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中学化学教育大有改观，尽管实际情况与规定仍有出入，但不设化学课程的现象是完全杜绝了。而且在课程标准里，对教材内容也作了明确规定，使教师和学生都能够有章可循。教育部于932年颁布中学会考办法，随后又规定各校招考新生的科目，均以化学为考试科目之一，考试范围则以化学课程为根据。因此，课程标准的推行对于提高和统一中国各校化学教学程度起了很大作用，一般中学生的化学水平也有了明显的进步。 在教学内容和标准趋于规范化的同时，化学师资力量也有了很大改进。 高中的化学教师基本上都是大学毕业，甚至有的是国内外大学毕业后还获得了学位的。初中化学教师有少数是专修科毕业或大学肄业，学历程度不如高中整齐。不论是高中的还是初中的化学教师，在大学时绝大多数都是专攻化学专业，或是选修过化学系的课程，少数则是学习物理或生物的。然而，尽管这些化学教师具有较好的化学专业基础，但却有半数以上的在大学时没有读过任何教育学课程，即使有少数学习过一二门普通教育学的，也因其内容广泛，而对专门的化学教育帮助不大。因此，为了弥补化学教师们在教学方法和技巧上的不足，从932年起某些地区陆续开办了科学教员暑期讲习会，其中都有化学组，其内容为（）普通化学的讲授与实验，（2）化学教授法讲演和有关化学教学问题如化学设备、教材、教法、课本等问题的讨论。后来因国内战局，这种讲习会停办了一段时间。到了934年，教育部颁布中等学校理科教员暑期讲习会办法大纲，并指定由公私立大学和各省教育厅举办，这样，暑期讲习会遍及各地。此后每年各地都有举办这类讲习会的，大大提高了化学教师的水平。 在化学设备方面，教育部除规定中等学校设备经费的比例外，又于934年颁发中等化学设备标准，规定了初中和高中学生实验用仪器药品的普通标准和最低标准，并且拟定了初中及高中化学演示实验仪器药品单，促进了各地中等学校积极扩充化学设备。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大多数高中都有足够的化学仪器和药品以供学生实验所需，一些定量仪器和滴定管及精确天平等已经非常普遍，平均每校的设备约值3000多元。但初中的化学设备仍然较差，有70％的学校有化学课但无化学实验，而且少数独立的初中化学设备极为简陋，平均每校只有数百元的仪器和药品。当时中学化学所需仪器和无机药品，基本上是国产的，上海科学仪器馆、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都附设有教育用具制造厂，专门制造中学所需的各种化学器材。高中学生做实验时，多半是两人一组，初中学生则是五六个人合用一套仪器，共做一个实验，各校讲授与实验的课时数一般都能符合规定。一些省市甚至设有公共实验室以供当地各校学生使用，如福建福州省立科学馆、甘肃科学馆等等，都设有化学实验室。 在化学设备日益充实的同时，教材的编审也逐渐完善起来。到了940年代初，已出版了高中化学课本20多种，实验教材近20种，初中课本0余种，实验教材约0种，而且大部分都是经过了教育部的审定，内容以课程标准所规定的为准，作者大都为有经验的化学教师，因而教材质量提高很快。抗日战争时期，以前的中学教学计划已不能符合实际需要，特别是为了加强军训等科目而减少了科学科目，并于940年公布了新计划。如初中又改为先学化学后学物理，高中则分甲乙两组，甲组（理组）每周5小时化学，乙组（文组）每周4小时化学。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944年中央西北局宣传部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拟定的3年制中等学校新课程里，没有单设化学，但在医药知识中介绍了一些与化学有关的常用的中西药品的名称、性能，为开展群众卫生运动服务。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教育部于948年又再次修订中学课程标准，将初中的化学和物理合并为“理化”，在第2和第3学年每周上课3小时，同时又取消高中分级办法，高二化学一律每周上课5小时。 2.高等教育。 99年北京大学化学门改为化学系，这是中国第一个化学系。随后又有不少大学相继设立了化学系，如南开大学（92）、厦门大学（92）、东南大学（922）、中山大学（924）、清华大学（92）、四川大学（92）、浙江大学（928）、武汉大学（928）、山东大学（930）等校。但就全国范围而言，设有化学系的理工科大学仍是少数，928年，专科以上学校的学生共有2598人，其中理工科学生仅占四分之一。以后这个数字逐年增加，到937年与文科学生数相等，直至完全超过。939年国立院校参加统一招生的22个单位，其中4个有化学系（属理学院），个有化学工程系（属工学院），4个有农业化学系（属农学院），个有理化系（属师范学院），陈光旭主编“中国化学教育的发展”，《中国化学五十年》，科学出版社985年版，第327—332页。这样，仅有3所学校没有有关的系科。这一届共录取新生537人，化学专业的有39人，比例已是相当大了。 以前各大学的化学教授多半是由外国人担任，到920年代末以后，这种现象逐渐消失，国内的化学教授不但全由中国人担任，而且其中有很多都是在国内外颇有成就的化学家，例如935年清华大学化学系的位教授即张子高（88—97）、高崇熙（90—952）、萨本铁（900—987）、黄子卿（900—982）、李运华、张大煜（905—989），都是在国外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任教的。而在专攻化学的留学生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国内大学毕业后出国深造。937年在北美和加拿大的留学生共58人，其中化学专业的45人，化工专业40人，生物化学专业3人，农业化学人，因此可以说在这个时期，中国的高等化学教育受欧美的影响是很大、很深的。在化学设备方面，国民政府明文规定各校设备费不得少于经常费用的若干成。在专科以上的学校中，实际所用的各项设备费往往超过规定数。各地大学的化学设备不仅可供教学使用，而且研究工作也藉此得以开展。不过，尽管国内已有不少部门可以生产化学设备，但大学里专门化学课程所需的各种器材仍不能自给，多半是由外国进口。 二十年代以前，中国的大学化学教科书几乎全部是西文原著，只有一二种普通化学教材是中国自行编辑出版的。后来，原著减少了，但化学教材仍大半都是译著，除此之外，张江树（898—989）等自编了部分教材，其中有《理论化学》、《土壤化学分析法》、《定量化学分析》、《化学史话》、《国防化学补充教材》等。这些书籍是在化学学科内容基础上，根据作者教学经验和中国学生特点编写的，当然是很有益的尝试。940年，教育部成立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专门编辑大学教科书和参考书，但多数使用外国教材的现象仍没有多大改变。不过，采用国外较高的教材，对学术水平的提高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专科以上的各种学校，除了担负着教学任务以外，还是从事化学研究的重要场所，很多教师在授课之余进行各项研究。929年，教育部规定大学四年级学生必须完成一篇毕业论文或研究报告，促使学生在毕业之前能够接受一些研究工作的训练，实际上很多学生在教授指导下经常有论文发表，其中不少很有价值。922年公布的《学校系统改革案》中，明确规定大学院为大学毕业及具有同等程度者进行研究的地方。但除北大、清华的化学研究所外，其他大学还没有条件成立研究院。尽管早在97年东吴大学就授予了两位化学硕士，后来又另授了两位，可实际上它并没有详细的研究所组织规程。934年，教育部颁布了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及学位授予法，在化学师资和设备较为充实的大学里先后成立了化学研究部，以培养化学专门人才。到三十年代末，已设有研究部的有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金陵大学、燕京大学、岭南大学7校，另外浙江大学有化学工程研究部，四川大学有理化研究部。这些研究部的建立，为化学专业的大学生毕业后能在国内深造创造了良好条件，孙承谔（9—99）、张青莲（908—）、马祖圣（9—）等人就是三十年代国内培养的研究生。 虽然癸卯学制中对中国的大学课程作了规定，但二十年代以后，各校自订教学课程，既无标准，程度也参差不齐，好的学校课程安排合理，能够发挥学校的优良风格，例如北京大学化学系，93年度的“理论化学”课程就有了原子构造、原子价、分子组织及量子力学等内容，这在三十年代，已经是看到了化学的最新进展而使其教育水平居于领先地位的了。 93年，教育部开始整理课程。938年公布了理学院必修科目，939年又公布了各系的必修与选修科目表，其中化学系的必修科目有化学（共同必修）、定性分析、定量分析、有机化学、理论化学、工业化学、有机分析、工业分析、高等无机化学、高等有机化学、毕业论文或研究报告等。抗日战争期间为了适应需要又作了修订，如944年规定化学系必修的化学课程为普通化学、定性分析、定量分析、理论化学、有机分析、工业分析、工业化学及作毕业论文。选修的化学课程增加到0门以上，如高等无机化学、高等无机制备、胶状化学、化学史、电化学、原子构造、生物化学、矿物学、工业化学实验、化学原理、国防化学和实验等。抗战胜利后又于948年再一次作了修订，但大多数学校尚未实施，国内形势已经剧变。 除了化学系以外，不少系科都开设了化学课，938年规定文学院第一学年选修普通化学，理学院第一、二学年必修普通化学，法学院和农学院也必修普通化学。940年规定，大学的物理系、生物系、地质系、博物学系、数学系以及法学院、医学院、中医学院等，必修普通化学、有机化学和普通化学实验，选修理论化学、分析化学、生物化学、有机分析、工业分析。由此可见，化学在大学教育中的地位日益加强。 抗日战争时期的高等化学教育，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颇为特殊的一段。 日本军国主义的入侵，给化学教育事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许多高校被迫停办或纷纷内迁，学校的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损失惨重，不少师生徒步辗转数千里易地执教就学。内迁的学校，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仪器试剂奇缺，校舍拥挤。然而在这一时期化学教育仍然维持了下来，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城固的西北联合大学、成都望江楼的四川大学和华西坝的华南大学、金陵大学、燕京大学等校的化学系、重庆沙坪坝的中央大学、重庆大学和南开大学化工系的联合体，以及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等，形成了抗日战争时期化学教育的几个中心，在艰苦的战时为造就化学人才作出了贡献。 陕甘宁边区的延安自然科学院（于940年开始招生，943年与延安大学合并后仍单独成院）设有化学（后改化工）系，学制3年。在自然科学院的4个系中以化学系的办学条件最为优越，教师多且质量高，其中陈康白、刘咸一、屈伯传等是留德回国的，其余的也都是国内大学毕业，如李苏、董文立、华寿俊、王士珍等。并且通过各种关系从香港购进了一批化学仪器，使化学系有了较好的实验条件，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工业分析都能做。除了与机械工程、农学系等共同的数学、物理、普通化学、绘画、外语等课程以外，化学系还开设了有机化学、工业化学、理论化学、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工业分析、化学工程等课程。化学系的师生们一面学一面做，如参加部分打盐、烧木炭、提炼薄荷油、熬火硝等生产劳动，华寿俊还发明了利用陕北特有的野生马兰草来造纸的工艺。边区的高等化学教育是与为解决边区的民生问题紧密相连的。 第二节学术机构与出版物.学术机构的设置。 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开始，英国、美国、日本等国的化学会相继成立。 在国外的中国学生们看到学会活动对促进学术发展的积极作用，也纷纷仿效，倡议建立中国人的学术团体。907年，欧洲的中国留学生在巴黎组织了“中国化学会欧洲支部”，这是中国最早出现的化学团体。这一组织由李景镐（前上海广方言馆毕业生）发起，成立时会员有吴匡时（京师同文馆毕业生）、俞同奎（京师大学堂毕业生，87—92）、曹惠群、陈传珊等法、英、比等国留学生20人。次年会员增加到3年和908年，他们先后在巴黎和伦敦举行年会，计划着手统一名词、编译书报、调查、通讯等四项事宜。他们首先进行的是统一化学术语，厘订了一套元素、无机物和有机物的译名方案。并计划编辑化学术语词典，出版支会季报并译书。但该会仅留下一册《中国化学会欧洲支会戊申报告》（908年），不久即告终止。922年在北京成立了“中华化学工业学会”，924年在美国成立了“中华化学会”，同时在日本也成立了一个“中国化学研究会”，还有留德学生也发起了类似团体。由于这些团体都限于留学生范围，并且当时国内的化学研究尚处于萌芽时期，还不能为学术团体的发展提供一方沃土，因而这些化学学会未能获得成功，相继消失。 932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南京召开化学讨论会，讨论化学译名、国防化学及课程标准等问题。有45位化学家认为随着国内化学研究的发展，有必要建立一个专门的、全国统一的学会组织，经讨论定名为“中国化学会”，推举黄新彦、王琎（888—9）、陈裕光（893—989）3人起草组织大纲，这样，中国化学会的发起人与第一届的理事们，在短短4天的时间里，先后召开了筹备会、成立会、选举会和两次理事会，从学会的组织原则、机构设置、起草会章、创办会志等重要事项，直至学会的定名、译名、会址、经费等问题都进行了讨论，作出了决定。于是，在国民政府成立以后第一个建立起来的专门学术团体——中国化学会便在南京宣告成立了。它“以联络国内外化学专家共图化学在中国之发达为宗旨”，为中国化学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为其他学科类似组织的建立树立了榜样。 二十至三十年代，各个专门的研究机关也在中国相继建立起来。专门的化学研究机构可分为四类国立研究机关、地方性研究机关、私立研究机关以及高等学校的研究机构。它们虽然性质各异，研究方向也不尽相同，但从它们各自的创办、发展历史中，我们不难看出在当时的政治、社会背景下化学在中国学术界所处的较高地位，以及它在从中央到地方、乃至私人中间所引起的广泛而浓厚的兴趣。 国立研究机构主要有国立中央研究院化学所和国立北平研究院化学所、药物所。此外属于中央政府的研究机构，还有实业部的中央工业试验所、商品检验局，以及地质调查所的沁园燃料研究室。中央工业试验所下设有化学组，主要从事分析、酿造、窑业、制纸、制胰、加氢蒸馏等工作。实业部在天津、汉口、青岛、上海、广州等处都设有商品检验局，除执行例行的商袁翰青《中国化学史论文集》，三联书店95年版，第294—29育部化学讨论会专刊》，国立编译馆932年版。 品检验外，还致力于工业分析的改良标准化以及其他工业研究。而成立于93年的沁园燃料研究室，是由金叔初捐款建设的，为纪念其父而命名为“沁园”。它对中国的燃料（尤其是煤）做了大量的显微镜分析和物理化学分析（其中又包括实用分析、低温蒸馏、溶剂试验、焦性试验、含硫质种类研究和石油分析等），为解决中国的燃料问题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至于各省政府设立的机构，有山东工业实验所、湖南工业实验所、广东工业实验所、河北省立工业实验所和广西化学实验所等，除广西化学实验所外均隶属于各省的建设厅。它们的工作，主要是对本省的矿物及其他原料、产品等进行分析，以便于更好地开发利用。另外，像上海这样的特别市，也设有工业实验所。 私立的化学研究机构有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和上海的中华化学工业研究所，而中国西部科学院则是由川省军政当局及各界人士发起的组织。与实力雄厚的国立或省立机构相比，这些单位虽然规模较小，经费来源单一，甚至时有拮据，但它们却是三十至四十年代中国的化学研究队伍中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其中又以黄海社的工作最为出色。私立机构的出现和发展，反映了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曾有过的一个讲求科学、发展科学以富国强民的热潮。外国人在中国设立的与化学有关的主要研究机构有北平协和医学院和上海雷斯德医药研究所。此外还有天津的华北化学试验室、上海化验室、上海远东化验室和工部局卫生化验室等。另外还有日本人在上海设立的自然科学研究所，其规模较为宏大，所中有化学及生物学两科，研究内容多属于化学，比如中药的提取和研究等。这类机构经费较为充足，研究工作各有成绩，对中国的化学界影响很大。 各个公私立的大学是中国化学研究的另一支主要力量。在各高等学校中，人才集中，资金较为充足，既能从事基础研究，也能从事应用研究。933年到93年《中国化学会会志》发表的203篇论文中，有清华大学化学系的57篇，占总数的28％，由此可见高校研究工作之一斑。 2.出版物的涌现。 专门刊登化学研究论文及有关文章的刊物在中国创办较晚，但化学论文的发表却是在二十世纪初。95年中国科学社的刊物《科学》开始发行，便时常有化学论文发表，但大部分属于概论，研究论文很少。以后数量虽逐渐有所增加，在《科学》中却仍只占少数，如在第4卷《科学》中，化学论文有9篇，共322页，只占总页数的5.4％。创刊于923年的《中华化学工业会会志》（930年改称《化学工业》），是专门登载化学论文的刊物，然而质量又不太高。因此在927年以前，国内的化学论文大多是送到国外刊物上去发表，而且从事化学研究的人以此为荣。927年开始发行的《中国生理学杂志》（由中国生理学会创办），为国内研究论文的发表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场所。但是，从化学家的角度来看，这份杂志所载的化学论文，仅仅局限于生物化学方面，因此有必要创办一种范围更广泛的化学刊物。 中国化学会从建会开始，就把办刊工作作为学会的主要任务之一。932年8月，在学会成立之后的第一次理事会上，就决定创办《中国化学会会志》。该刊于933年创办，由曾昭抡任总编辑，主要是发表全国化学界的具有创造性的研究论文。从创刊至解放初期，为便于国际学术交流，论文均用外文发表。这份刊物不但是国内化学刊物中最重要的一种，并且在国际化学界也赢得了一席之地。 在933年召开的中国化学会首届年会上，为“求化学在国内之普及”，决定创办中文刊物《化学》，协助中国化学会传播化学知识、推广化学应用、提倡化学研究，以宣传报道化学的进展、化学教学法、国内化工概况、化学科研论文摘要、化学出版介绍与会务记载等内容，由戴安邦任总编辑兼总经理。从创刊至解放前为止，共出刊卷27期，其间由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曾一度停刊。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该刊自卷期起，就辟有“中国化学撮要”一栏，由曾昭抡主编（卷3期起，由曾昭抡与张克忠共同主编，曾代表中国化学会主编化学部分，张代表中国化学工程学会主编化工部分），将国内各刊物所发表的与化学有关的一切论文、国人在国内完成研究而在国外发表的化学论文、以及由西人撰写但与中国化学有特殊关系的著作等，以摘要形式登出，积累与报道了二十世纪初到四十年代末国内化学文献的线索，填补了国外化学文摘杂志报道中国化学文献上的部分空白。这是中国查找近代国内化学文献的一种重要检索工具。 《化学通讯》为中国化学会的又一刊物。93年，理事会为了及时报道会务活动，加强学会与会员、会员与会员之间的联络与交流，决定由总干事吴承洛创办《化学通讯》。937年理事会改推袁翰青任编辑与经理，94年该职由高济宇（902—）担任。《通讯》初为半月刊，后为不定期刊物，到949年出完第4卷后停刊。 除了中国化学会的三个刊物和前述的《化学工业》外，由学会创办的刊物还有中国化学工程学会的《化学工程》，于934年开始出版，中西文稿件并收，多属与化学工程和化学工业有关的研究论文以及材料分析等，选稿较为严格。另外，一些其他学术团体的刊物也时常登载一些化学方面的概论或论文，如中华学艺社的《学艺》、中华自然科学社的《科学世界》等。 在三十至四十年代，国内化学刊物及与化学有关的刊物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学会刊物、学校刊物、研究机关刊物、工厂刊物。在学校刊物中，像《南开大学应用化学研究所报告书》（933年创刊）、《山东大学化学系试验室报告》（93年创刊）等都是专载研究论文，而且质量颇高，在化学刊物中占有较重要的地位。而清华大学的《国立清华大学理科报告》（93年创刊）、北京大学的《国立北京大学自然科学季刊》（929年创刊）、中央大学的《国立中央大学理科研究录》（930年创刊）、金陵大学的《科学教育》（934年创刊）也经常发表一些研究性的化学论文，为化学界所重视，其中尤以清华和北大的两种刊物最为重要，并且具有国际声望。这些学校刊物的存在和发展，为中国的化学研究提供了非常浓厚的学术气氛。 在研究机关的出版物中，《国立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集刊》（93年开始发行，为不定期刊，935年改出《国立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研究报告》）专门刊登本所工作人员的研究成果。北平研究院化学研究所也于934年月起发行类似的不定期刊《国立北平研究院化学研究所丛刊》，但最初所文都是用英文或法文写成，并且很多文章又重复登载在《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930年创刊）上。除此之外，实业部地质调查所的《燃料研究专报》、各省商品检验局及工业试验所的不定期刊，也多发表一些化学、化工方面的调查或研究论文。而私立研究机关中，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印行有不定期的《调查研究报告》，中国西部科学院则有《中国西部科学院理化研究所丛刊》（不定期）。930年创刊的《海王》，属于由化学工厂发行的刊物，它是由塘沽的久大、永利及黄海三机关联合设置、由海王社创办的，其中不乏颇有参考价值的化工论文。这种种刊物，虽有专门与非专门之分，并且质量不一、规模各异，但都是三十年代中国化学研究勃起的产物，它们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化学事业的发展状况。 还有一点值得特别提出，二十年代初，在中国工作的美国人窦维廉（illiamherydolph，890—952）就开始把发表在中国刊物上的重要论文写成英文摘要，送给美国化学会所办的《化学文摘》（hemialbstrats）登载。935年，由于国内研究论文的日益增多，窦维廉一人难以承担，便邀请曾昭抡参加这项工作，由美国化学文摘聘请为摘要员。尽管在20多年里在该文摘上登载的中国化学家的论文摘要屈指可数，而且偏向于生物方面，但由于美国化学文摘为世界上堪称完善的化学文摘刊物，因而这项工作意义重大，它在一定程度上维系着中国与世界学术界的交流。 除了刊物以外，书籍也是化学出版物的一种重要形式。据统计，从927至94年春，中国出版的化学书籍共有327部，其中工业化学书籍所占比例最大，这是与当时中国热衷于发展化学工业以解决国民的衣、食、住、行等基本问题的状况密不可分的。居于第二位的是化学教科书及普通化学书籍，而程度高深的研究专著甚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二十至三十年代中国的化学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作为一门基础学科，它才刚刚开始在中国的学术界站住脚跟。 谭勤余“中国化学史与出版物”，《学林》第8辑，94年月。第三节二十世纪上半叶名词术语的厘订化学译名问题，在中国的近代化学史上占有一个比较特殊而且重要的地位。自江南制造局翻译化学书籍以后，化学译名便成为各家译书者共同注目的一个焦点，同时也成为中国早期化学发展的一个主要内容。自十九世纪以来，化学发展迅猛，更是产生了不计其数的新名词，而且科学愈是精深，其名词也就愈加复杂。中国的化学较西方起步晚，势必要以翻译西书作为基础，因而命名系统的创立便应时而生。在92年以前，就已有了虞和钦的《有机化学命名草》、李景镐的《有机化学命名例》等，但都未能得以普及。95年，教育部公布《无机化学名词》，仍是不甚详细，而且没有涉及到有机名词。到98年，由博医学会、中华医学会、中华医药学会及江苏省教育会等组织的“医药名词审定委员会”扩展成了“科学名词审查委员会”，并且除了医、药两组外又加入了化学组，开始审查化学名词，从元素到无机化合物，到术语，到理化仪器，到有机化学普通名词，最后到有机化学系统名词。92年全部名词审查完毕，由教育部公布，至此化学名词有了一个较为统一的标准，这期间花了五年的时间。 但是，科学名词审查委员会制定的化学名词，却始终未能得到普遍推行，反对力量主要是来自当时在国内出版界居首要地位的商务印书馆。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商务印书馆就一直在采用郑贞文（89—99）制定的无机和有机名词系统，而且鉴于该馆的重要地位，实际上当时社会上所用的化学译名，绝大多数都出自该馆。郑贞文的名词系统与科学名词审查会的方案有很大分歧，这样，关于化学名词的激烈争论一直持续到932年以后。 927年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设立大学院为全国教育最高机关，以代替以前的教育部。928年，大学院译名统一委员会成立，“聘请专员，广搜近年出版书籍，调查著作界采用化学术名之标准，分列统计，以察众意之所趋。未及决定，而大学院改组，译名工作遂由教育部编审处继续进行”。932年5月，国立编译馆成立，在这之前，译名问题虽然没有确定方案，但这一时期所做的工作为后来审定译名打下了基础。 国立编译馆成立，便开始着手整理化学名词，聘请郑贞文主持此项工作，参考各方意见，编成具体方案。932年8月，教育部采纳陈可忠的建议，召开化学讨论会，讨论国防化学、化学课程标准以及化学译名三大要案。在译名方面，由郑贞文拟定的草案，在经提案委员会审查并交译名组通过后，由大会讨论，通过了若干条重要的化学命名原则，并对元素译名进行了表决。同时请求国立编译馆尽快成立化学名词审查委员会，详订有机化学名词，清理无机化学和仪器名词。同年8月，教育部及编译馆聘请郑贞文等7人为化学名词审查委员会委员，郑贞文为主任委员，根据化学讨论会的议决案，积极整理、反复讨论，并征求各处学术机关的意见，终于完成了《化学命名原则》一书，于月由教育部公布命令，次年月出版，成为国立编译馆最早出版的科学名词专著。 《化学命名原则》出版后，在学术界及全国各地得到普遍推行，新出版的化学书籍几乎全都采用了这项原则。至此，十多年来一直迁延未决的化合物译名问题，终于得以告一段落。 《化学命名原则》，国立编译馆933年版。 除《化学命名原则》外，在国立编译馆编辑制定的化学名词中，还有化学仪器设备名词、化学术语、化学物质名称等。这些工作在三十年代都得到很好完成，成为化学在中国建立和发展的良好基础。 《化学命名原则》为数种化学物质的西名中译提供了一种通用的、可行的、统一的标准。它列出了92种天然元素，在标出其拉丁名、英文名以及符号的同时，列出了中文译名和读音，采取“气态者从气，液态者从水，金属元素之为固态者从金，非金属元素之为固态者从石”的命名方式。清末徐寿和傅兰雅曾给4种元素命名，而在《原则》中，这4个元素名称里有44个被保留了下来并沿用至今；另外有0种采用了新的读音以使其与拉丁原文相符合；8种元素的中译名称改变，其中包括氢气、氮气、氧气和氟，新名称能很好地反映出“气”的性质；还有两种元素铍和铌因拉丁名的变化而被重新命名。 对于无机化合物，《化学命名原则》采用了徐寿创造的以分子式命名的方法，一价化合物或氧化物如al，称为“x-化-y”，即氯化钠；多价化合物如fel3、fel2、o、2o以及h2o2等，则根据相应的英文名形式命名，即带有后缀“-i”的命名为“x-化-y”，如氯化铁、氧化氮，带有“-ous”的称为“x-化-亚-y”，如氯化亚铁、氧化亚氮，而带有前缀“per-”的称为“过-x-化-y”，如过氧化氢。盐类也同样如此，a3o4称为磷酸钠，feso4则称为硫酸亚铁。采取这一方式，《化学命名原则》为所有无机化学的命名指出了一条通用法则。 然而，《化学命名原则》的最大贡献则在于有机化学名词方面。早在二十世纪初，西方就已经采用了系统的有机化学命名法。因而这时的中国化学家，面临着如何建立一套完善的汉语有机化合物命名体系的艰巨任务。908年虞和钦提出了根据有机化合物结构而不是组成元素或外文名称来命名的方法，这就为932年的化学讨论会上最终制定命名体系指出了一条道路。 绝大多数有机化合物是由几种元素组成的，其基本元素为碳、氢、氧等。在不同的化合物中，每种元素的数目可以是相同的，所不同的是各组成部分的特殊的排列方式。因而，有机化合物的命名必须要能够反映这种独特的分子结构特征。对于最简单的碳氢化合物，《化学命名原则》选择了碳氢来对其进行区分，碳键饱和的碳氢化合物称为“烷”，意思是“完满”，不饱和双键的碳氢化合物，则称为“烯”，意思是“较少”或“不定”，而对于不饱和三键的化合物，则称为“炔”，意思是“缺乏”。 对于芳香族化合物，《化学命名原则》采用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来命名。每种化合物都以一个带有“草”头的字来表示，并用最接近于英文名称的读音来命名，例如“苯”、“萘”等，都是采用了汉语中的谐声方法。每种有机化合物的名称都必须是比较准确而且易于区别的，为此中国的化学家们作出了许多艰苦然而巧妙的探索，并取得了成功。例如，对于开链化合物，首先必须描述出它的长度，也就是最长链中碳的个数。《原则》中以“天干”来表示0个以内的碳原子数（超过0则采用通用的计数法），放在化合物类型的前边，例如个碳原子的烷称为“甲烷”，两个碳原子的“烯”称为“乙烯”，3个碳原子的炔称为“丙炔”，个碳原子的烷则称为“十一烷”，以此类推。另一方面，环状烃是通过前缀“环”字来加以区别，例如“环戊烷”。而当主链区分了以后，其支链的类型、位置等也必须在名称中得到反映，因此，中国的化学家在支链中加以“基”字的方法很好解决了这个问题，将其命名为“x-基-代-y”，例如“甲烷基代丙烷”、“乙烷基代苯”等。 以上只是《化学命名原则》中大量命名体系中的很少一部分。由此可以看出，在三十年代，中国化学家以西方已有的命名体系为模式，创立了一套适用于中国的研究状况并能较好与西方相呼应的较为完善的化学命名体系，为中国尽快、尽好地引进西方新知识，发展自己的化学研究事业扫清了障碍。半个多世纪以来，它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 第四节分支学科的建立化学分支学科的建立是以研究为基础的。中国的化学研究开始于二十年代。这时期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大致可分为三个方向，一个是对中国化学史的考据，例如王琎对于制钱的分析以及对中国古代使用金属的研究等等；另一是对物料的分析以及工业化学研究（即利用国外已有的方法来解决国内工业上的特殊问题），这类工作在当时为数甚少；再一方面的工作，也是最有价值的工作，是协和医学院对于生物化学的研究。协和医学院因经费充足，人才集中，所以开始研究工作较别处早，自92年成立起，便开始有生物化学方面的论文发表。到了925年左右，由于陈克恢（898—988）关于麻黄素的药性研究在世界上引起轰动，协和的生化研究也随之达到，并带动了其他地方进行类似的工作。 不过，尽管由于协和的特殊条件使得中国的生物化学研究起步较早，发展较为迅速，但化学其他领域在中国的开展，仍是始于二十年代末期。北洋政府时期，战事连绵，教育经费严重拖欠，科学工作者无以为生，刚刚在中国略有萌芽的化学研究基础未立，更是毫无发展可言。国民政府成立后，这种状况有所改观，尤其是以提倡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为教育的一个主要方针，因而全国各处的公私立大学和专门学校，无论是在师资还是在设备上都有明显的改进；而国立研究院的设立，对于中国的科学研究者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鼓励。中国的化学研究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得以奠定基础并迅速发展的。 这时化学研究的中心，除了由西人主持的协和医学院外，还有北平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京中央大学和广州中山大学，它们各自都有一支阵容强大的研究队伍，工作成绩卓著。同时，这种区域布局也使初期的化学研究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得较为平衡。但不久以后，广州方面因陈可忠因病离职而受影响，南京方面因曾昭抡改就北京大学之聘而使研究暂时停顿，于是北平就成为全国化学研究的中心，再加上北平研究院化学所、燕京大学、中法大学以及天津南开大学的共同努力，使平津地区的研究力量愈加强大。直到934年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在上海改组，中央大学重新开始有论文发表，才又恢复了南北两方的研究工作并驾齐驱的局面. 生物化学。 中国的生物化学研究始于二十年代，主要是在蛋白质化学、脂肪化学、食物化学、营养学、激素、维生素、免疫生化、消化与代谢等领域。除了协和医学院这个生物化学研究中心以外，其他的研究机构还有国立上海医学院、北平研究院药物研究所、南京卫生署、雷斯德医药研究所，以及一些大学如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截至949年，在国内外的各种生物化学及有关刊物上，共发表了中国生化工作者的论文400余篇，其中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的不乏其数。 吴宪（893—959）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于920年回国，在协和医学院工作，从事临床生物化学、气体与电解质的平衡、蛋白质化学、免疫化学、营养学和氨基酸代谢等方面的研究。他以博士论文为基础提出的本节请参阅董光璧主编《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中卷》“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形成期”第9篇“基础学科的建立（下）”化学部分，湖南教育出版社995年版。 “血液系统分析法”，为临床诊断提供了重要手段，在国际上被广泛采用，为现代临床化学奠定了基础，因而被誉为血液分析的权威。另外，他通过对蛋白质变性所作的一系列研究，指出蛋白质的变性是因为蛋白质分子从折叠而变为舒展。这是关于蛋白质变性的第一个合理的学说，从而给“变性作用”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同时他还观察到天然的和变性的卵蛋白和牛球蛋白的分子量约为34000的倍数或亚倍数，这些结果与今天对蛋白质分子量所研究得到的亚单位结果是相符合的，这就证明早在0年前吴宪就已首先观察到了这种现象。在吴宪大量的研究工作中，有一项特别引起国人的注意，那就是从927年起，他用大白鼠传种数十代，研究了纯素食和荤素杂食的营养价值及其对生产、生殖、基础代谢、自发性活动以及对寿命的影响等，从而得出结论中国一般人民的身材矮小，其原因是由于所吃的基本上是素食，其中蛋白质的生物价值较低，钙和脂溶性维生素的成分较少。根据当时的经济情况，为了维持人民的健康，938年在他的主持下，第一次制订了《中国民众最低限度之营养需要》标准。在此期间，他对中国的食物首先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并编著了中国第一部《食物成分表》。他编著的《营养概论》（929年）内容丰富，既是一本简要的参考资料，又是一本通俗读物。此外，三十年代初，性激素研究在国外起步不久，吴宪十分关注这个新的领域，并且做了一些试探性工作，为中国激素生物化学的研究开辟了道路。至949年，吴宪发表学术论文近50篇，除了《营养概论》外，还著有《物理生物化学原理》（英文版，934年）。他的论文绝大部分是用英文发表，深受国际学术界的推崇，是国际上杰出的生物化学家之一，是中国生物化学、营养学研究和教学的主要创始人。 对维生素的研究，在三十年代引起了中国化学家的浓厚兴趣，特别是对维生素在食物中的分布研究得最多，而其他几种维生素，有的因为设备不适，有的因为测量复杂，因而发表的论文较少。清华大学的萨本铁专授有机化学和生物化学，自934年以后，他在继续从事有机分析工作的同时，又率领学生，开始从事维生素和氨基酸（旧称胺酸）的研究。他对中国各种食物中维生素的含量作了大量调查（这是他最受国内同行称道的一部分工作），从而发现，好些国产食物中都含有很多维生素，如果要想得到这种维生素，大可不必一定要吃美国桔子，有些价格远为低廉的中国桔子也是一样的好。同时萨本铁指出维生素与糖类有同样的来源，可能由乙醛酸与-异赤丝藻糖缩合而成，也可由乙醛醇与-异赤丝藻糖缩合、再经过氧化而成，还可由环己六醇分子重排为-古洛糖或-半乳糖、再经过氧化而成。根据这一假说，萨本铁提出了合成维的理论路线及实验方法，以弥补欧洲学者的研究中原料昂贵、毒性大、合成周期长等缺点。然而，由于国内实验设备简陋和材料的缺乏，萨本铁没能完成维的实验合成。这个人工合成维生素的首例由一位英国人完成并获得了937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营养学是以生物、生理、农业为基础而应用于医学、药学、卫生学的一门学科，中国在这方面的初期工作，多是关于人民生理状况的调查。以后范围逐渐扩大，有膳食研究、国产食物的分析、矿物质营养素的研究等。其中，植物性食物受到人们更大的关注，而对于动物性食物则兴趣甚少。这一时期致力于营养学研究的机构主要有协和医学院（膳食营养、蛋白质、酵素等）、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935年添设生物化学方面的工作，特别注意本国普通食物的调查和分析、植物性食物中蛋白质的研究、食物烹饪法及保存法的研究和改良）、北平研究院生理研究所（中国北部食物营养）、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食物分析及调查、米麦营养及植物油中植物蛋白质的研究）、雷斯德医药研究所（中国食物的分析及营养、碳水物的代谢、维生素及矿物质），还有上海医学院、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平大学、山东大学、齐鲁大学、南开大学等。这些工作的目的，都是为了探求如何能在国民经济可能的范围内对中国的食物进行改良，以使多数国民的健康水平较高，从而更好地为国家、为社会服务。 食物化学方面，以前中国有许多迷信，民间素有食物相克之说，认为有些东西合在一起吃会导致中毒甚至死亡。这种几千年流传下来的忌讳，老百姓深信不疑。生物化学家郑集选择了4对被认为是典型的相克食物，在南京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的实验室里，先用动物作试验，然后亲身尝试这些向来忌讳的混合食物，结果根本没有中毒现象，以科学家的勇气和科学的证据否决了流传千年的食物相克之说。虽然这项工作对于生物化学理论或实验技术本身的发展贡献不大，但它却有十分重要的社会意义，体现出中国的科学家们将科学应用于实际而不是空谈科学的良好风尚。 生物化学与药理学相接壤的药物化学，尤其是中草药化学，也是自二十至三十年代发达起来的一个领域，研究成果颇令世人注目。几千年来，中国人民一直是用草药治病，但自清朝海禁大开以后，西药大量涌入，以其药效高的特点逐渐取代了国产药材。然而，西方的化学家和药物学家，却对中药产生兴趣，他们用化学方法提炼出其中的有效成分，从而证明了某些中药的作用强于许多西药，而中药之所以有时药效不强，是由于未经提炼致使有效成分不高。协和医学院成立后，这项研究最初由药物化学家黎德（read）教授传来中国。924—925年，陈克恢从麻黄中提取麻黄素用于治疗。这种药曾由西人用狗作过试验，陈克恢首次用人作试验并取得了成功。这项工作发表以后，顿时名闻世界，陈克恢被美国里耳利（lillie）制药公司以重金聘去，专为该公司进行研究。同时这项研究的成功在国内也引起很大反响，更多的有识之士开始对国产药材的有效成分提取及其化学结构进行研究。协和医学院在这方面是研究时间最长、成绩最显著的。 实际上，二十至三十年代，在国内运用可以利用的有限手段，首先对中草药进行系统研究工作的，还是在协和医学院工作十余年、后任北平研究院药物研究所所长的赵承嘏（855—9），他是最早对中药里所含生物碱进行分离的化学家。他在92年发表的关于麻黄素研究的论文，是中国用近代科学方法研究中草药的最早的论文。他研究了延胡索、贝母、三七等30多种中草药的化学成分，得到了许多新生物碱结晶，其中有些被发现具有较强的生理或药理作用。例如从延胡索中分离出的延胡索素乙、延胡索素子和延胡索素丑都有和球冠素相似的作用，延胡索素乙在临床上可作为镇痛、镇静剂使用。在赵承嘏之前，提取植物有效成分一般均用乙醇浸泡，这样所得的粗提物成分复杂，不易进一步分得结晶单体。他根据生物碱的性质，采取碱磨苯浸的方法，使粗提物成分趋于简单，减少了进一步分离单体的困难。他用自己创造的一套方法，往往从一种植物中分出多种结晶，单是从延胡索中就分得了3种生物碱结晶；并且能从他人已详细研究过的中草药里分离出新的成分。到949年为止，他在国内外有关刊物上共发表了论文50余篇。对中草药的研究，开辟了中国化学研究的一个特殊领域。自935年以后，中国化学家们不再仅仅满足于中药的分离和精制，而且从事其结构式的研究以及合成。在这方面，黄鸣龙（898—979）的工作开创了中国化学家研究生物碱的构造的先例。他通过结构研究，证明赵承嘏由延胡索分出的3种生物碱有3种与前人研究相同。从此，中国化学家对中草药有效成分的研究逐渐走上了正轨。 除了中草药等天然药物之外，中国化学家对于药物合成的贡献也很多，例如维生素、性激素、磺胺类药物与青霉素等的研究工作，都有中国化学家参与其中。942年汪猷（90—）进入上海丙康药厂担任厂长和研究室主任，致力于针剂制造和磺胺类药物的合成。944年他偶然得知国外发现了一种特效的、从霉菌中培养出来的抗生素，于是他开始学习微生物学、发酵等方面的知识，以求在中国开拓抗生素研究的道路。经过几年的研究试验，他终于分离得到了一种新的抗生素——桔霉素，论文于947年在美国《科学》上发表后，美国一家通讯社从旧金山发出电讯，报道中国的化学家制成了一种青霉素菌族抗生素的消息。947年9月他应聘参加中央研究院医学研究所筹备处的工作，此后继续研究桔霉素，带领几位青年助手，使双氢桔霉素的化学及其抗生素作用的机制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发表了一系列论文。这项研究一直持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2.有机化学。 除了生物化学以外，二十至三十年代在中国发展最迅速的就是有机化学领域。中国化学家研究有机化学的人最多，成就和贡献较大，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也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当时最主要的研究方向是复杂的天然化合物及其类似物的合成，因而在有机机理以及立体化学方面的发展尤为迅速。 933年，在德国哥丁根大学工作的庄长恭（894—92）氧化分解麦角甾得到了原-别-胆基酸，证明当麦角甾（或甾醇）受到氧化分解时，链的破裂是在第24个碳原子上发生的。这是中国有机化学的先驱性工作，对于当时的多环化合物化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萨本铁是中国化学家中著作最多的一位，他最初的工作偏向于制备各种酯、测定它们的物理常数如沸点、比重、折光率等，然后再制出这些酯的苯腙和缩氨基脲。后来，他又开始进行各类有机化合物的鉴定工作，用各种试剂制成各类化合物中代表物的衍生物来进行鉴定，例如用肼衍生物对氯苯肼来鉴定醛和酮，用三硝基苯间二酚（收敛酸）来鉴定萘、蒽等。他每年都要用这种方法鉴定出数十种化合物，成绩斐然，因而在这方面成为国际上的权威，得到了西方化学家的推崇。 嘧啶化合物是较早在中国得到研究、并且成就颇丰的一个领域。纪育沣（899—982）在920年代就随同国际嘧啶化学权威约翰逊作研究，回国后继续在这方面作了不少扩展工作。不论是在雷斯德医学研究所，还是在中央研究院化学所、北平研究院药物所，他的主要精力都是在这一领域，40余篇研究论文中属于嘧啶类研究的占二分之一多，它们大都以β-醛酸酯或β-酮酸和尿素或硫脲作用，以制得嘧啶的羟基衍生物尿嘧啶，从而制备氨基衍生物胞嘧啶，或者制成硫氰基衍生物而研究其重排反应。他的论文中有许多都记述嘧啶的硫氰酸衍生物加热重排成异硫氰酸的反应，还提到嘧啶环中的酶硝酯重排现象。920年代以前，嘧啶化学的研究在中国没有任何基础，纪余沣虽然也同中国大多数化学家一样，研究途径与方法大都遵循国外，但他所采用的新的合成方法和步骤，使中国尚处于草创时期的嘧啶化学的研究水平并不逊色于国外。 937年，袁翰青由于对联苯化合物立体化学的研究作出成就，荣获了荷兰皇家学院颁发的范霍夫纪念补助金，这是为纪念物理化学家范霍夫而设立、专门奖助各国青年化学家的。袁翰青早在美国留学时就开始了联苯的立体化学研究，回国后在中央大学任教，并继续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他与合作者首次拆解了理论上可以拆解、但尚无试验证明的2，2’，4，4’-四溴联苯酸，得出两种旋光异构体；还首次制得了-苯磺酰-8-硝基-甘氨基酸并进行了消旋速度的测定。三十年代末，他提出根据缔合因素的不同来测定-、β-或顺、反两种几何异构体的新方法，这是由于缔合因素与氢键有关，β-式分子式内部能形成氢键，而-式则不能，因而β-式的缔合因素小于-式。缔合因素可用冰点降低法来测出，由此就可鉴别顺、反或-、β-二种构型。这种方法适用于某些含有给电子原子的圬或腙类化合物。袁翰青用这种方法检查了若干个已知有几何异构体存在的化合物，结果很好，从而证明他的氢键理论是正确的。袁翰青的工作，为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940—943年，在昆明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工作的黄鸣龙，利用从药房买来的驱蛔虫植物药山道年，进行山道年及其同类物的立体化学研究。这样，在战时简陋的条件下，他发现了变质山道年的四个立体异构体可以在酸碱作用下成圈地转变，这在立体化学上是个前所未有的发现，因而引起了当时国际上许多著名有机化学家的重视，有机化学大师武德沃德等人还参与了有关的研究。这项在昆明的防空洞里通过分析、推理而得到的发现，为以后国内外学者解决山道年及其同类物的绝对构成和全合成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有机化合物的合成和结构测定上，当需要将醛类或酮类的羰基还原为次甲基时，常常要用到开息纳-武尔夫（isher-olff）还原法，但是此法要用封管和金属钠，以及难以制备、价格昂贵的无水水合肼，而且在应用此法时如果有极少量的水分存在，就会不可避免地引起一些副反应。虽然国外有人进行过改良，但效果不显著。94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工作的黄鸣龙对此法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进。经他改良，反应过程中先蒸去水分，然后回流加热，这样就可以用普通的85％水合肼代替无水水合肼，用氢氧化钠代替金属钠，从而使还原程序简化，产量大幅度提高，得率可达95％。黄鸣龙还对这种方法的范围作了许多研究，可以用来合成女性激素雌酚，还可用于甾体化合物中还原酮基得到80％的正常还原产物，对某些含内酰胺基的酮类化合物也能正常地还原。黄鸣龙改良的开息纳-武尔夫还原法在国际上得到广泛应用，并写入各国有机化学教科书，简称为黄鸣龙还原法。 如前所述，在中国的化学研究初创时期，一大批优秀的有机化学工作者以他们丰富的研究成果，紧紧追赶着世界化学前进的步伐，有的对西方化学家的工作作出了创造性的发展，有的提出了最新的学说和实验方法，同时，还有为数不少的人是在研究如何把化学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实践。清华大学的高崇熙，以北方特产大麻子油为原料，先后制得了辛醇、酉二醇、庚醇、辛胩、丙二酸庚酯、癸酸乙酯、溴庚烷、十一烯酸、壬二酸等等，这种利用中国资源、大量制备纯净有机化合物的研究方法，对于促进中国的有机化学研究，是一个不小的贡献。934年，他还同金开英、曾昭抡等人一道，在北平设立了“中国化学材料实验室”，专门制备各种特殊有机药品及分析药品，供各大学和研究机关使用。抗日战争开始，后方化学试剂极度缺乏，高崇熙又从精制三酸为，研制化学试剂，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战争导致进口试剂来源中断所造成的损失。 要追溯近代化学在中国创立的历史，就必须提到一个在化学诸多领域成绩卓著的人——曾昭抡。92年，他在美国以《有选择的衍生物在醇类、酚类、胺类及硫醇鉴定中的应用》一文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他继续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其中有用低级醇制备卤代烷、以肟类在醇溶液中还原来制备胺类、在不同条件下制备谷氨酸、它们与胺类和铵盐的作用以及d-谷氨酸的转化作用、有机金属化合物的性质、醌的一元肟水解成醌、合成甘油酯等等。他与合作者共同合成的对-亚硝基苯酚，后来被载入了有机化学词典，为国际化学界所采用。另外，他还和孙承谔等人提出了一个计算化合物沸点的公式，制出一个化合物的沸点与所含原子半径有一定关系，若求某化合物的沸点，只须将各原子半径代入即可算出，同时他们还提出了计算二元酸和脂肪酸溶点的公式。在有机化合物的元素检出和测定方法的研究及改良方面，曾昭抡也作出了许多颇有价值的研究，经他改良的mul-lie熔点测定仪曾在中国各大学普遍采用。曾昭抡及其合作者的工作，代表了当时中国有机化学研究的一部分水平，有的为世界化学界所重视。更重要的是，他处处大力提倡科学研究的精神和行动，对中国近代化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3.无机化学。 自然科学在中国建立的初期，各门学科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这表现在研究工作上则更为突出。对于整个化学领域来说，无机化学的发展就属于比较迟缓的，研究工作无论是在质量还是在数量上，都远远比不上生物化学和有机化学。但这并不等于说在二十至三十年代就没有无机化学，中国的化学工作者在这方面所做的为数不多的工作，为中国的无机化学事业播下了种子，起了开拓性的作用。 贝采里乌斯（josjaobberzelius，779—848）于88年由两元素直接合成了se2l2。后来他的方法经六次改进，都认为产物遇水分解，不得与水接触。925年高崇熙试验了8种新方法，证明se2l2可在含70％的水的体系中制备出来，产率为90％。这一结果，得到了无机化学界的称赞。不久后，高崇熙用同样方法制得了se2br2，并测出了它的沸点、熔点、密度和折射率等物理性质。此后，他及其合作者又陆续精制出u、z、m、o、i的硒酸盐和苯胺络合物，还用浸液折射计法测定了硒酸铜从0到40c的溶解度。这一系列创造性的工作，对硒及其化合物的研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932年，戴安邦（90—）发表了“氧化铝水溶胶的本质”的博士论文，以配位化学的观点阐明了氧化铝水溶胶的组成、性质、结构和生成机制。这是中国较早从事胶体化学与络合物化学研究的成果。自此，他对硅、铝、钨、钼、钍、铬、铁等元素的多核配合物化学，进行了系统的研究。除了戴安邦的工作以外，络合物化学的研究还取得了其他一些进展，例如硼酸溶液中加入多羟基化合物后［h+］或ph值计算公式的提出、五氨一水合钴及四氨二水合钴的硫酸盐的组成随硫酸浓度而改变的研究等等。这类研究虽属凤毛麟角，但在化学研究刚刚开始的时候，已是实属不易了。 在西方，对重水的研究肇端于三十年代初期，93年发现重氢，935年重水投产。而在这时，中国尚无重水的生产，自然更谈不上研究了。935年，在德国学习的张青莲完成了重水的密度-温度状态图，93年又提出了地球上重水和重氧水的分布理论，这是中国学者在国外作出的又一项重要成果。937年张青莲回国任中央研究院上海化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鉴于当时国内不能生产重水，因而带回了少量重水，以便继续进行研究，即使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也没有停止过。四十年代，张青莲与其合作者进行了两次重水热膨胀的精密测量，所得结果与国外研究非常接近。这是中国重水研究中颇为出色的一部分工作。他还研究了重水的laidler反应，证明这种反应在重水中的速度比普通水中更快；对d2h2与hi的反应速度的研究结果也是如此。949年，张青莲等人以铂为阴极，在室温时电解含有氢氧化钠的重水稀溶液，求得了氕氘的分离因素，从而证明了eyrig-glasstoe-laidler超电位理论（即氕和氘在阴极上的超电位不同）。这些工作构成了草创时期的中国同位素化学研究。 949年以前，在无机化学方面，纯粹无机化学范围内的研究寥寥无几，所做的工作大部分都是在无机化学应用方面，也就是无机工业原料和方法的研究，其中有对四川自贡的盐、山东博山的陶土、浙江富阳的矾等物产的分析与开发，以及侯德榜对酸和碱的研究，等等。 无机化学应用方面的工作除了前述的以外，还有潘履洁关于电解电镀的研究和抗战期间对活性炭制造的研究，也具有比较重要的意义。从三十年代初开始，潘履洁对铜、黄铜、镍、银、锌等金属的电镀作了多方面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如寻找铜电镀液中u、游离氰基以及a2o3的最佳摩尔数比、绘制可省去计算麻烦的控制和调节镍电镀液ph值的图表等。潘履洁的工作，代表了中国三十年代电解电镀研究的水平。 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中国的化学工作者深感国防化学的重要，不少人开始关注于军用物资的制造。在一二九的淞沪之战中，日本人使用了烟幕，因而上海方面的化学家对活性炭作了一些研究，临时赶制了防毒面具送往前线。这场战争刺激了对活性炭制法的研究，而且规模越来越大，从实验室扩展到了工业生产。军政部应用化学研究所、实业部中央工业实验所、北平研究院化学研究所、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都先后开始了这项研究。其中军政部应用化学研究所首先用化学活化法获得了成功。北京大学的研究结果认为活化时用二氧化碳代替蒸汽可提高产量而无损于质量。然而，对活性炭的研究始终未能工业化，五六年后更是销声匿迹了，因而政府所办的防毒面具厂仍不得不购买德国制造的活性炭。抗战期间，中国化学家在用土法研制军用化学物质如火药火器等方面，也取得了不少具有实用价值的成果。 4.物理化学。 从877年德文的《物理化学杂志》创刊时起，几十年来，在化学各科中物理化学的发展是最为迅速的。然而在中国，由于人们羡慕的是西方工业的发达，因而更加崇尚科学的应用，而往往忽视了纯粹的理论学科，这就使物理化学这门需要非常精密的实验仪器和同时具备深厚的数学、物理学功底的研究者的学科，在中国难以得到长足的进步。据统计，93—940年的0年间，美国《化学文摘》所摘录、以及《中国化学会会志》和《中国物理学报》所发表的中国学者在物理化学方面的论文，是前0年的5倍多，而其中在国外完成的论文则约占总数的近三分之二。物理化学是近代化学中的基本学科之一，中国在这一领域的起步虽然较迟，发展较缓，但还是有一些工作出类拔萃，为世界化学界所关注，同时也为化学在中国的建立打下了基础。929年，傅鹰（902—979）在美国发表了《硅胶自溶液中吸附问题》的博士论文。著名的屈劳倍规则认为，吸附量随溶质（同系物）碳氢链（h2数目）的增大而有规律地增加，然而在傅鹰的论文中，他却以二氧化硅水解制得的纯净硅胶自四氯化碳溶液中吸附低级脂肪酸的同系物，证明吸附量的顺序为甲酸＞乙酸＞丙酸＞丁酸，也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下，屈劳倍规则可以是完全颠倒的。在当时这是一个罕见的结果。此外，在这篇论文中，他还提出硅胶能强烈吸附碱，吸附的顺序为lioh＞aoh＞oh＞h4oh；但只能吸附少量有机酸（0种），不能吸附无机酸（4种）。同时，他还测定了这4种有机酸和无机酸的水解吸附。这篇论文对影响溶液吸附的各种因素（包括溶质、溶剂和吸附剂表面三者的性质）所作的有指导意义的分析，已成为吸附理论的组成部分，有不少学者多次引用这一论文的结果，并认为其结果是带有普遍意义的。另外，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学习期间，傅鹰在仔细考察润湿热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一种用润湿热测定固体粉末比表面的化学方法，这在当时也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t.气体吸附法相比，这项工作要早八年，而且不必假设吸附分子的面积，在许多胶体化学的经典著作中都对这一方法作了介绍。这些工作一直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和肯定。 作为物理化学内容之一的电化学研究，在中国是一个极少引人注意、发展迟缓的分支学科。各大学的课程表中列入了电化学的，不论是选修还是必修，都是寥寥无几，自然就谈不上专门的实验课了。然而即使在这种状况下，中国学者也有较为出色的工作。早在99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就读的刘树杞（890—935）就完成了很有价值的《从铬酸盐废液中电解再生铬酸的连续方法》的博士论文。用这种方法，能将有机物销毁而将铬酸和硫酸回收，在回收有用物质的同时减少了环境污染，因而在学术价值和实际应用两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经应用后颇受厂家欢迎，并申请了美国专利。直到四十年代，刘树杞这一博士论文的结果，还在一些学者的专著中被引用。他是中国最早研究镀铬的人。929年，刘树杞再度赴美后很快完成了《电解制造铍铝合金》的著名论文。铍铝合金具有质量轻、强度高、抗腐蚀等许多优良特性，随着航空工业、机器制造工业的飞速发展，它成为一种越来越重要的新型材料，但很多年来，化学界普遍认为它的制造问题很难解决。因此，刘树杞的成功研究，成为当时化学界公认的卓越发明，并在美国商部注册，欧美的学术刊物和报纸争相报道。刘树杞深深地了解中国富藏各种金属，他选择制造铍铝合金及电解取钨、取铝等项目，就是力图通过自己的研究，充分利用中国的资源，以解决国际民生的大问题，他亲自筹划和安装的中央大学熔盐电化学实验室、主持建设的北京大学电化实验及科研室，都是中国最早进行专题实验和科学研究的场所。 934年，黄子卿（900—982）赴美国麻省理工大学从事科学研究，致力于三相点的测定工作。水的三相点是热力学研究中的重要数据，而当时并没有一个得到公认的精确数据。黄子卿精心设计了实验装置，运用简单的仪器，经过长达一年的反复测试，终于测得了当时最精确的水的三相点为热力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标准数据，受到科学界的重视。其后美国国家标准局组织人力重复验证这一数据，所得结果与黄子卿的测定值一致。从此，黄子卿测定的三相点被公认为国际上通用的标准数据。三相点是温标研究中必须的几个标准点之一，没有准确的三相点数据，会使热力学的理论计算受到影响。因此，三相点的精确测定不仅推动了当时的热学计量工作，而且对热力学和物理化学的发展都具有意义。黄子卿由于三相点的精确测定，被选入948年美国所编的世界名人录。直到954年，在巴黎召开的国际温标会议，还再次确定黄子卿测定的数据，并以此为标准确定绝对零度为—273.5。四十年代以后，黄子卿又专注于溶液理论的研究工作，947年。他在“间-硝基苯甲酸在水中的溶解度盐效应”一文中，对电解质溶液中离子-溶剂、离子-离子间的相互作用问题，提出了新看法。此后他一直对这个课题不间断地做研究工作，他的论文逐渐受到国内外溶液理论工作者的重视。94年，一位德国学者就在其博士论文中引用黄子卿的盐效应理论，来解释自己的实验结果。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并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在黄子卿测定三相点的同一年，还有一位中国学者也在物理化学领域做出了卓越的成绩，孙承谔与美国化学家合作，发表了有关活化能计算结果的论文。97年，在美国化学会百周年纪念时发表的“物理化学一百年”专文中，还将此列为百年成就之一，称之为“历史上第一个相当准确的计算，并用现代精确实验证实”。在当时，孙承谔是国内最年轻的一位化学家，在美国留学时先是从事偶极距的测定，后来又致力于量子化学的计算，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仍然从事这两方面的研究，发表了不少论文，深受化学界前辈的器重。 早在928年赴美留学期间，李方训（902—92）d反应作为有机金属化学方面的一个重要反应，当时虽已应用，但对其机理还未阐明。李方训从这个异常现象出发，开创了grigard试剂非水溶液中一系列性质的研究，并首先在世界著名期刊上发表了多篇这方面的论文，对了解grigard试剂在非水溶液中的作用机理作出了贡献。抗战期间，他系统地对溶液中离子的性质这个物理化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连续发表了有关离子的水合热、水化熵、离子的表观体积、等张比容、离子的极化和半径、离子的抗磁性磁化率等几十篇论文，为国际化学界所公认，被许多中外专著所引用，从而取得了优异成果。947年，他代表中国化学会出席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会议并提交了论文，还出席了英国化学会成立一百周年的庆祝大会。会后他应邀到英国和美国讲学，讲学期间，为了表彰他在溶液理论方面的卓越贡献，美国西北大学于948年特授予他“荣誉科学博士”学位并赠予象征已打开智慧之门的金钥匙。 自从93年玻尔（ielsbohr，885—92）应用量子理论解释原子光谱以后，光谱学研究迅速发展起来，从原子光谱扩展到双原子分子光谱，进而到复杂的多原子分子光谱，于是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分子光谱学。二十世纪的前一二十年里，中国几乎没有人从事分子光谱学的研究，进入930年代后，研究之风骤起，而且是在紧紧追随着世界的研究趋势，甚至于出现了在所发表的物理化学方面的论文中以分子光谱的为最多的局面。当然这其中物理学家所做的工作居多，但作为中国分子光谱学研究的先驱者之一的吴学周（902—983），他的贡献是非常突出的。933年，吴学周由德国归来，在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任研究员，他先后带领柳大纲、朱振钧、武迟、张滂、朱晋锠等人，开展了分子光谱学的一系列基础性研究，取得了许多具有较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在美国《物理化学杂志》、《中国化学会会志》、德国《物理化学杂志》、英国《化学杂志》等刊物上共发表了篇学术论文。在吴学周的数十篇分子光谱论文中，有20多篇影响较大。通过这些工作，他发现了一些新的光谱带系，解决了多原子分子的一些重要结构和化学反应机理等问题，在930年代，分子光谱理论和实验技术尚处于创建初期，这些开拓性工作，对发展量子学说的物质结构理论，创建物理化学的分子结构学科，作出了很大贡献，在国际上也处于领先地位，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推崇，在某些方面至今还为人们所引用。 5.分析化学。 在化学的各门分支学科中，分析化学的发展最为迟缓，最初它被看作仅仅是一种工具学科而不受学者们的重视。而在中国，这种偏见也不是绝无仅有的，它导致了近代中国萌芽时期分析化学研究工作的数量稀少，质量也较其他学科逊色。 王琎是中国近代分析化学的开创者，923年他在分析五铢钱的化学成分时，首先对分析方法的准确度进行了研究，这在中国化学界是属于开创性的。他用半克重的古钱样品进行定量实验，而后又将纯的铜片、锡块、锌粉、铅粉按普通古钱的比例配成混合物进行化验。用这种方法分析古钱，能得出较为准确的结果。927年，王琎采用化学分析方法，对南京水源进行化验，通过对长江水、九眼井水、雨花台水、胭脂井水和钱塘水中的化学需氧量、氨态氮、蛋白氮、亚硝态氮和硝态氮的分析，提出了南京饮用水的研究报告，这是中国最早的关于水质分析的研究报告。 要回顾中国分析化学初创时期的历史，就必须要提到韩组康（894—98）的工作，他是中国科学家中少数几位未留过学中的一个，但他不仅在国内有一定影响，在国际上也享有一定声誉。他在美国化学杂志上发表的铬矾中氧化铬的碘量法测定（929）、一种化学调味品谷氨酸钠（929）、用联苯胺测定醋酸铅中的醋酸（93）、氢氧化钠溶液中碳酸盐含量的容量测定法（932）、arder碳酸盐测量法的改良（934）、用乙酰化作用测定在香精油中的乙醇（940）等十几篇论文，得到国际上的公认，有的被再版，有的被许多著名学者收入教科书、手册或专著中，是世界名著中最早引用的中国分析化学家的工作。他还设计了不少分析用仪器，如氢氧化钠、氯化亚钛等不能与空气接触的标准溶液用的滴定仪器、蒸发液体或驱逐气体用的玻璃棒，以及容积小于50毫升的标定溶液时用的吸管。值得一提的是，从924年起，他用自己的工资积蓄，逐渐买了一套实验仪器和化学药品，在上海北四川路05号家中装置了一个相当完整的分析化学实验室（包括当时较先进的比色计和酸度计等）。他的许多论文就是在这个家庭实验室中完成的。934年他因病没钱治疗，才把实验室卖掉。在欧洲，十八至十九世纪时有很多科学家自己建立实验室，而在中国，韩组康是唯一在自己家中设实验室的化学家。 对于定性分析的研究，中国化学家的贡献是很大的。早在00多年前，阳离子分析就已经有了系统的分组，比较完善了，但阴离子的分析系统却始终没有较好地建立起来。在这方面，赵廷炳做了很多工作。他将2种普通阴离子，根据其钙盐、钡盐、镍盐及银盐的溶解度不同，分为了六组。使用这一系统分析阴离子，便可像阳离子一样有条不紊，取得较为满意的结果。当然赵廷炳的这一方法并没有达到十分完善的程度，但我们今天所采用的阴离子分析系统，就是在这一方法的基础上屡加改进而形成的。 在稀有元素的分析方面，934年高崇熙和张青莲提出应该把铼元素加进去，使铼离子在碲组中沉淀析出，然后用双锥正交晶体rbreo±4显微法加以鉴定。早在925年，德国化学家就发现了铼，但在稀有元素定性分析系统中，却一直没有把铼列入，因此，高崇熙等人的工作，是对稀有元素定性分析系统的一大补充和完善。另外，他还研究了以对甲基水杨醛肟作为铜的鉴定剂，创造了一种新的鉴定方法。 939年在德国亨尼希米德（hoeigshmid）实验室学习的梁树权（92—），发表了博士论文《铁原子量的修订》。他是用定量分析方法来测定铁原子量的，先制备极纯的铁（光谱纯）和溴，然后合成溴化亚铁，以比浊法和重量法测定febr2∶g∶gbr的比例，从而求得铁的原子量应为这一结果与质谱仪所测值相吻合，于是在940年正式为国际原子量委员会所采用，并且沿用多年。 综上所述，由于协和医学院的努力，生物化学与生理化学在中国发轫较早、发展较为迅速，同时成绩也较为显著。除此之外，有机化学在920年代也是颇为发达的一个化学研究领域。至于无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等，尽管在研究的质与量上都不如前二者，但它们在中国都同样是从无到有，一齐构成了中国的完整的化学学科体系。 第六十章地学第一节留学生与近代地学思想的传入本世纪二十年代以后，中国地学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传统地学研究基本上被淘汰，西方先进的地学理论则被全面地介绍到中国，推动了中国近代地学的进步。在当时地学界影响较大的《地学杂志》于92年开始刷新内容，计划介绍西方的地理学理论以及地理学名著。大量的西方地学代表作在本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被翻译、介绍到中国，如亨丁顿的《人生地理学原理》、弗尔格里夫的《地理与世界霸权》、辛普尔的《地理环境之影响》、白吕纳的《人地学原理》、马东的《自然地理学专论》、哈第的《世界植物地理》等等。而这一时期对近代地学理论传播贡献最大的，应属中国第一代地学人才，其中多数为归国的留学生。 这一时期留学生学成回国，促进了西方地学理论的全面介绍。留学生回国后，深感中国地学的发展远远落后于西方，于是他们一方面通过翻译国外地学名著，另一方面发表论著、论文介绍西方地学研究概况和新的思想。此外留学生回国后，多数从事地学教育，培养出了新一代的地学人才。更有一些留学生推动了中国与国际地学研究的合作。 章鸿钊于9年从日本学成回国，他在《地学杂志》上先后发表了《世界各国之地质调查事业》、《中华地质调查私议》、《调查地质咨文》等文章，这些文章对中国近代地质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丁文江9年从英国留学归国后，与章鸿钊等人合作创办了地质调查所。他还积极倡导并参加野外考察，并培养出象谢家荣、叶良辅、谭锡畴等一批优秀的地质人才。翁文灏于92年从比利时学成回国。早期执教于地质研究所、地质调查所，曾参与了中国地质学会、中国地理学会以及北京大学地质系的创办工作。他也是最早介绍大陆漂移学说的中国学者之一。李四光曾在日本和英国留学，并于920年学成回国，就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为培养新一代地质人才作出了贡献。还有王宠佑、朱家骅、谢家荣、叶良辅、杨钟健、孙云铸等人，他们作为中国近代地质学的奠基人，对近代地质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本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近代地理学主要理论均被介绍到中国。如地理环境决定论、马尔萨斯人口论、各种政治地理学说、人文地理学说、工业区位论以及自然地理方面的柯本的气候分类学说和台维斯的地貌侵蚀循环说等，多数都是通过留学生传入中国的。竺可桢于98年从美国学成归国。从二十年代开始先后发表《地理教学法之商榷》（《科学》，922）、《何谓地理学》（《史学与地学》，92）、《地学通论》（南京国立中央大学）等论文、论著介绍西方地理学理论，探讨地理学科的性质、内容和方法。三十年代，竺可桢等人编译的《新地学》一书出版，较全面地介绍了西方近代地理学的理论和研究概况。此外他还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创建了东南大学地学系，培养了新一代的地理学人才。又于三十年代与翁文灏、胡焕庸等人共同创立了中国地理学会。黄国璋928年从美国学成回国，先后在中央大学、清参见杨文衡主编《世界地理学史》，吉林教育出版社994年版，第49页。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西北联合大学任教，培养了大批地理学人才。他还发表了《纽约美国地理学会概况》、《爪哇农业地理见闻撮要》、《我国国防与地理》等介绍近代地理学知识。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末的许多留学生，如林超、王成组、涂长望、任美锷、李旭旦、徐近之等在传播近代地理学思想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参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代地理学家评传》，山东教育出版社993年版，第40页。第二节地学团体、机构与地学刊物在近代地学思想的影响下，一些有识之士倡议成立地学团体以推动近代地学在中国的发展。909年，中国地学会在天津成立，第二年创刊了《地学杂志》。民间学术团体和刊物无疑加强了近代地学在中国的传播，推动了地学研究的深入。同时中国政府也开始设置地学研究机构。9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实业部矿务司下设立了地质科，93年改为地质调查所。政府的重视从人力和物力上保证了野外考察和地学研究工作的进行。 二十年代以后，地学团体与机构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进一步促进了近代地学的繁荣。922年中国地质学会在北京成立，创刊了《中国地质学会志》（952年改名为《地质学报》），93年创刊了《地质论评》；924年，中国气象学会在青岛成立，并于第2年创刊了《会刊》（935年改为《气象杂志》，94年改为《气象学报》）；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了气象研究所；93年，中华地学会在上海成立，第二年创刊了《地学季刊》；934年中国地理学会在南京成立，创刊《地理学报》；934年禹贡学会成立，创刊《禹贡》半月刊；93年地理教学研究会和边疆研究会成立；940年在重庆建立了中国地理研究所。此外与地学关系密切的学会还有929年成立的古生物学会、933年成立的中国植物学会、945年成立的中国土壤学会、947年成立的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等等。这些团体和机构多以传播近代地学理论、推动中国地学研究的深入为目标。他们出版地学刊物，发表了最新的研究成果，并对地学研究中的一些理论问题展开了讨论。 中国地质学会会章中规定学会的宗旨是“促成地质学及其相关科学之进步”。学会不但出版地质刊物，而且基本上每年召开学术会议，交流学术论文。学会不但规模大、持续时间长，而且还有它自己的会徽和会歌。《中国地质学会志》主要刊载会员的调查报告及会议上宣读的专门论文，《地质论评》涉及范围广泛，包括论文、报告、书评、新闻等与地质学相关的内容。从925至945年，学会还先后设立了葛氏奖章、赵亚曾先生研究补助金、丁文江先生纪念奖金、学生奖学金和许德佑先生、陈康先生、马以思女士纪念奖金等5种奖章和奖金，主要用于鼓励对地质学、古生物学等作出突出贡献的学者。中国地质学会对促进中国近代地质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中国气象学会的宗旨是谋求气象学术的进步与测候事业的发展。抗日战争前，学会每年召开学术会议。在具体工作过程中，学会还提倡收集气象谚语（农谚）、协助其他单位筹办测候所、代办并检定观测仪器等，学会还曾一度设立了气象科学奖金，以促进中国气象事业的发展。 上海中华地学会编辑出版了《地学季刊》。在《地学季刊》的发刊辞中明确指出“惟自来言地学者，多偏重记载而于人地相应之故，置之不论。于是所谓地学，遂无异于地名辞典”。虽然《地学季刊》只出了2卷8期，但因为其宗旨是为了研究地学“如何改造之途径”，为了“发展地学”，因此《地学季刊》在翻译、介绍国外地学研究概况、新的地学理论，以及发表中国学者对地学研究方法的探讨和最新地学研究成果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其研究水平均站在时代的前列。 中国地理学会也是一个规模较大、持续时间较长的全国性学术团体。在参见王仰之《中国地质学简史》，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994年版，第8理学报》创刊号“本会发起旨趣书”中提出“欲与气象、地质学会鼎足而三”。学会的宗旨是“收集地理资料，传播地理知识，从考察、讲习、讨论、出版诸方法以达到此目的”。 除了以上的学术团体和机构外，当时还有许多专门从事地图和地学著作的出版机构，如东方舆地学社、世界舆地学社、大陆舆地社、亚光舆地学社、亚新地学社等。这些出版机构在中国近代地学史上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像亚新（舆）地学社不但出版地图和地学著作，还组织出版《地理集刊》，组织编撰《亚新舆地丛书》。社长邹新垓在丛书序言中指出出版丛书是为了“地学理论之阐明，新知之介绍，名著之翻译，调查报告之发表”，可见这些机构也推动了中国近代地学的发展。 第三节近代高等地学教育本世纪二十年代，是中国近代地学高等教育发展时期，全国各地建立起了一批地学系科，从而使中国的地学教育有了质的飞跃。各大学地学系在传播近代地学思想和培养中国近代地学研究人才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93—9年，地质研究所培养了20多名地质人才，“地质研究所学生毕业之日，即我国地质调查事业发轫之时”。95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设立文史地部，92年改为东南大学，设立地学系，系内设有地理、地质、气象三个组，928年改为中央大学，929年设立地理系，930年设立地质系。97年北京大学开办地质学系。92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改史地部为史地系，923年该校改名为北京师范大学，928年史地系改名为地理系。924年广东大学设有地学系。925年清华学堂改名为清华大学，929年设立地理系，932年改为地学系。此外浙江大学、东北大学、兰州大学等也先后设立地学系，培养了不少地理学人才。 地学系不但培养了大批人才，还创立了地学团体、出版地学刊物。如上海大夏大学史地社会学研究室创立了大夏史地学会，出版了《史地丛刊》（934）；99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史地部二年级学生成立地学研究会，920年改组为史地研究会，创刊《史地学报》；932年以南京大学地理系教师为主，成立人地学会，928年创刊的《地理杂志》（后改名为《方志月刊》），编辑出版《人地学丛书》。 由于地学教育的发展，这一时期还发表了许多有关近代地学教育的文章、出版了大量优秀的地学教材。如胡焕庸的《改进大学地理教育刍议》、张其昀的《地理教育之目标》和《地理学与大学教育》、白眉初编《最新民国地志总论上·地文之部》、竺可桢编《地学通论》、王华隆编《自然地理》等。这些文章和教材无论从理论上，还是资料上都有较高的学术水平。解放前，绝大多数地学人才是靠高等地学教育机构培养出来的。这些人后来在地学教育及地学研究中，均作出了贡献，成为中国近代、现代地学发展的开拓者，并为新中国建立后地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王仰之《我国早期的地质教育》，《中国科技史料》982年期。第四节中国近代地学的主要成就（一）地学理论.定义。 由于许多学科不断从地理学母体中分化出去，使地理学者产生了一种危机感，产生了地理学本身能否继续存在与发展的问题。这促使地理学家们开始探讨地理学的对象、性质和范围。这种探讨促进了中国地学理论水平的提高。 姚存吾在《地理学之解释》（《地学杂志》，922，）一文中指出（）地理学为研求地面自然现象真象之学问；（2）地理学为研究地面自然环境与人类生活关系之学问；（3）地理学为综合的科学。竺可桢也曾专门著文阐述《何谓地理学》。他在文中引用了美国学者台维斯（davis）的观点“地学者，乃研究地之一种科学，尤其是研究地与人间关系之一种科学。”周立三在《地理学的对象及其任务》2中则提出地理学的对象是地球表面之景观，地理学的任务是地域个性之认识。并总结说“地理学乃是以地域之观点，将纷然杂陈之地表景物加以分析，依据其形态性质，机能及配列，分别归纳成各种统一而综合之景观，就各景观之分布范围，考察其内部之相互关系，再与其他区域作比较之研究”。李长傅著文《地理学本质论》，列举了许多西方著名学者对于地理学所下的定义，最后提出了自己的解释“地理学是对于地球表面自然及文化诸现象之分布，作系统的观察，且究明其相互关系与现象分布之因果”3。任美锷也认为地理学“是最富地域性的一种科学”。李春芬也在《现代地理学与其展望》4一文中指出“地理学是地域辨异的科学，它的对象是地域”，“它研究地表现象或要素共生共存的相互联系并从中研究地域差异”。当时对于地理学的定义并没有形成一种共识，早期学者多强调地理学研究中的自然和人文两个方面，认识到了地理学是一门介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综合科学，已有学者明确指出了地理学应“以自然科学为立足点，以社会科学为观察点”，并强调了人地关系研究的重要性；后期学者多强调地理学的区域特性，强调地理学是一门综合性的科学。值得肯定的是，多数学者已经认识到了地理学具有综合性和区域性这两个主要特点，并且在对地理学的定义中揭露出了地理学的整体本质，这也是地理学区别于其他科学的关键所在。对地理学定义的探讨影响着地理学的研究方向，当时地理学的研究向着通论和专论两个方面发展。 2.研究方法。 中国学者深感传统“中国地理学的最大缺憾”就是“只有经验的地理学，而没有理论的地理学”，指出正是这种研究方法阻碍了中国地学的进步，纷纷倡议用新的科学方法进行地学研究。许多学者认识到“地理学近几十年在西方的进步，重要的不在乎扩充材料，而在乎改良目的和方法”。 张其昀提出研究地理学的4条新途径（）从通论到方志。即首先探讨《史学与地学》92年第期。 2此篇文章写于929年，发表于《地理》，942年第2期。 3《地学杂志》935年第期。 4《地理学报》948年第期。 张沦波《地理科学之解释及其代表作》，《地学季刊》（）3。 自然现象的发生、发展规律，再进行区域研究，使地理学成为“有本之学”。（2）从领空到领陆。强调对领空、领海的研究。（3）从国家到国际。强调用世界的眼光研究中国地理，用中国的眼光研究世界地理。提出了对于全球地理的研究。（4）从知往到察来。指出了地理研究中应发挥它的预测功能，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并认为这是学术研究的“最高境界”。以上4点也是中国传统地理研究中长期忽视的问题。当时对于地学研究方法的认识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一是强调规律性的研究，二是强调综合性研究，三是强调实地考察，四是强调地图在地理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这也是针对中国传统地学研究的薄弱环节提出的。 本世纪上半叶有关地理学的理论探讨的文章很多，除了以上有关地理学的定义、分类、方法的探讨外，还涉及到地理学在科学中的地位、地理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问题。这些讨论无疑促使地学在本世纪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在理论水平上有了很大的提高。 （二）区域研究近代区域研究于本世纪上半叶在中国得以迅速的发展，是与当时对区域地理研究的重视密不可分的。“区域地理学是地理学的最终目的”，这种观点似乎已成为中国学者的共识。随着学科分化越来越细，区域研究以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综合性研究特色而成为地学的主要内容。“区域”是近代地学传入中国之后使用频率最高的地学术语之一. 区域划分原则的探讨。 本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区划有两大特点。首先，区域划分的方法、侧重点不同，数目上也相距很大，对于区域划分的方法也未形成共识。据冯绳武94年的统计（《地学集刊》），当时主要有92年张其陶分为23个区；934年葛利石分为5个区；李长傅分为2个区；洪思齐分为25个区；王益厓分为23个区；935年张其昀又细分为o个区；93年斯坦普分为7个区；939年李四光分为9个区。其次，对划分原则和方法的科学探讨开始较晚，主要集中于本世纪四十年代。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与中国近代地理学起步较晚，缺乏大型地学综合研究机构有关，因为对区域划分是一项综合性的研究，它需要以地学各分支学科的考察研究成果为基础。这一点当时的学者也有认识，934年洪思齐在《划分中国地理区域的初步研究》中就指出了区域划分研究的四点困难“（）精密的地质、地形、气候、土壤、天然植物，及人口分布之研究尚未普遍于全国各地，综合的地理研究殊难着手。（2）地理的要素既不止一端，难免顾此失彼。（3）地理区域之范围必须大小适宜，盖太大则失于笼统空泛，太小则失于零碎混乱。（4）地理区域之界线非尽清晰有定”。 在确定区域划分的原则时，首先要考虑的就是面对众多的地理要素如何选择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也是众说不一。有些学者认为应将自然因素与人文因素“等量齐观”，“以自然环境中之气候及地形为经，以人生活动方式之差异（如农、林、工、矿等要点）为纬，提纲携要而分之”。也有些学者侧重于自然因素。更有学者认为在综合考虑各自然要素的同时，强调交通是区域划分时应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并建议以大都会作为提纲挈领之一法。当时学者对于区域划分原则的认识差异较大。一方面他们希望在区域划分过《地理学报》934年2期。 程中尽可能全面地考虑到各地理要素，同时又认识到不可能面面俱到，所以在具体的划分过程中只有侧重某些重要的地理要素进行区域划分。例如洪思齐首先根据气候和水利分为两大区，再考虑其他地理要素划分亚区；而冯绳武则根据地理位置将全国分为5区，进而再划分亚区。每位学者在区域划分中侧重点都不尽相同。随着区域地理学研究的深入，许多学者还进行了专题性的区划研究，例如气候区划、农业区划、工业区划、植物区划以及地质区划等等。 2.为经济建设服务的专区研究。 许多学者已经意识到，区域研究应该为区域开发区域经济发展服务，“俾地尽其利，人竭其力，则本区自可日渐繁荣”。要想使“俾地尽其利”就必须进行地理区域综合研究，以便“发现地域个性”，充分地利用各地区的资源优势发展经济。 在区域研究过程中，地学工作者注意到，区域范围的选择不宜过大，“若范围太大，每以精力、时间、财力所限，不能详加探讨，便失掉了专题的用意”。因此在区域选择上，“最好是一个岛屿、山谷、冲积扇、三角洲、一丘一埠等，因为这一类的研究，宜于精细”。因此当时多以专区性研究成果为主。许多论著，像《汉中盆地地理考察报告》、《曲靖盆地》、《河西走廊》、《江都西山丘陵区之地理概述》、《渤海地域之研究》、《川东平行岭谷区之自然与人生》、《四川东南山地区之经济地理与经济建设》等都是当时优秀的专区地理研究论著。 （三）地质学923年，李四光在《中国地质学会志》第二卷上发表了《有助于■类专门鉴定的图解法及其应用于华北■类研究的一些成果》，这是中国学者研究古生物的第一篇科学论文。同年，葛利普应聘在北京大学地质系和地质调查所培养了中国第一批古生物专业人才。到929年中国古生物学会成立，地层古生物学有了很大的进展，中国古生界各系地层的存在及其在中国东部的大致分布得到了确认。924年孙云铸出版了中国第一部古生物学专著——《中国北部寒武纪动物化石》，促进了古生物学研究的发展。 二十年代后，对矿物和岩石的研究也取得了较大的成果。当时对陨石、宝石、玉石的研究已达到较高的水平。922年章鸿钊在《中国地质学会志》第卷上发表了《玉石在中国历史上之价值及其名称》一文，提出了他的玉石命名方案。这一时期对于碳酸盐类矿物、黄铁矿、锰铁矿等矿产资源也有了较深入的认识。在岩石学方面，以火成岩的研究最系统。934年叶良辅等在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专刊乙种第号上发表《南京镇江间之火成岩地质史》一文，对当时火成岩的研究有较大的影响。此外对花岗岩的岩石化学、岩体构造和基性、超基性岩也已有了研究。 在大地构造研究上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92年李四光在《中国地质学会志》第5卷第3—4期上发表了《地球表面形象变迁的主因》一文，阐述了地质力学理论，引起世界地质学界的注意。945年黄汲清出版《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一书，阐述了地槽——地台说，并对中国大地构造特征进行了初步总结。 （四）自然与人文地理学参见王仰之《中国地质学简史》，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994年版，第203页。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发展是多方面的，可以说在各个领域都有进展。通论地理学有了新的进步，地理学家开始重视对自然规律、人地关系的探讨，而且强调地理学的研究要为经济建设服务。 部门自然地理学的发展更为突出，尤以气候学、地貌学和土壤地理学成果最多，但在水文学和生物地理学方面的研究则明显不足。地图学在三十年代中期也有新进展，无论从理论水平上还是绘制方法研究上，都有了较大的提高。专题地图也很丰富，出现了地质图、地形图、水道图、边疆图、交通图、旅游图、历史地图等。地貌学中以地形学的研究为主，而这一部分主要是由地质学家担任的，因此他们重点阐述了地形成因以及地质构造、构造运动对地形发育的影响，而对于地形发展与整个自然环境的关系以及现代地形与现代外力过程之间的关系，则较少研究。此外对流水地貌、冰川地貌、黄土地貌、喀斯特地貌、海岸地貌、湖泊成因以及区域地形的研究论文也很多。气候学在本世纪上半叶发展也很快，对中国气候形成因素以及各气候因素的特征，如寒潮、气旋、气团、季风、温度、雨量均有论文发表。土壤地理学中对土壤形成因素、土壤分类、土壤肥力、土壤侵蚀等也有较好的论文发表。海洋学中对海岸动态、水温、海水运行等也有研究。中国近代自然地理学的研究不但论文数量多，而且研究也较深入。 人文地理学的研究从论文和著作数量上明显超过自然地理学，而且又以与国家建设关系密切的经济地理学最突出。不但理论研究和全国性、区域性经济地理研究成果丰硕，部门经济地理学的发展更为突出。农业地理方面注重土地利用、宜垦荒地、农业生产结构、农业生产与地理环境关系等的研究。工业地理对工业布局、工业区位也有研究。此外对矿业地理、商业地理、交通地理等的研究充实了经济地理学的内容。这一时期还开展了政治地理、人口地理、民族地理、边疆地理、文化地理、国防地理、历史地理和地理学史等人文地理学科的研究，促进了近代人文地理学的研究。 （五）地学考察具有近代科学思想的地学工作者已深感“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的传统观念制约了地学研究的深入，指出“试看古今中外，凡是对地理学有造诣的人，很少是促居斗室，足迹不到野外的”。因此地学工作者们疾呼“我国不提倡新地理则已，欲提倡新地理，当由实地考查入手。”他们不但意识到了地理考察的重要性，而且已经制定了直接观察、口头访问、表格调查、采集标本和摄绘影图等5种地理考察方法，编定了地理考察纲要。考察内容相当详细，自然方面包括位置、地质、地形、水文、土壤、气候、植物、动物等，人文景观包括土地利用、农业、矿藏、工业、商业、交通、人口、聚落、房屋、社会状况、教育、历史背景等内容，每一需要调查的要素下还有至2级的亚类。地理考察的内容已相当全面，分类也较合理。 中国近代地学考察中，以地质学考察开始较早。早在本世纪初，地质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地质系的师生们就从事地质考察，920年《北京西山地质图》的出版就是他们多年地质考察的结晶。929年，丁文江率领中央地质调查所的0余名人员赴西南进行了大规模考察，绘制了地形地质图，并于三十年代发表了大量考察成果。 最初的近代地理学考察主要由大学地理学系的师生们进行的。如930参见侯仁之主编《中国地理学简史》，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959年铅印年，第3页。年中山大学地理系组织的云南地理调查团对云南中部的考察，934年南京中央大学地理系组织的云南地理考察团对西双版纳的考察和两淮考察队对苏北两淮地区的区域考察，942年中央大学地理系与地质系、生物系联合组织了00多人的川西科学考察团等等，当时主要大学的地理学系都组织了地学考察，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让学生们考察实习，所以多数没有写出考察报告。此外，由于经济建设的需要，政府组织的一些考察中也有地学工作者参加。如张印堂参加了为修建滇缅公路、铁路而组织的云南西部地理考察，并写成《滇西经济地理》一书。较大规模的地理学考察是在地理学研究机构成立后的四十年代进行的。942—944年地理研究所曾两次组织专门地理考察队，考察汉中盆地和嘉陵江流域。参加者有林超、黄国璋、李承三、周廷儒、高泳源等。这些考察不但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且还写出了富有学术价值的考察报告。 地学考察的兴起，在中国近代地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它为近代地学研究积累了大量可靠的资料，另一方面也改变了“足不出户”的传统地学研究方法，对推动中国近代地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六十一章生物学第一节生物学教育的进步99年的“五·四”运动，猛烈冲击了旧的封建意识形态。一大批仁人志士在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同时，大力提倡新文化，提倡科学救国。在这股强大思潮的影响下，我国学者在生物科学方面，不断引进了新的东西，并进行了更为广泛的科学普及工作，使这门科学得到较快的发展。 进入本世纪二十年代以后，我国的高等生物学教育有了明显的进步，一批大学出现了生物系。首先是923年以后，前编提到的数所高等师范均改为师范大学，然后又逐渐发展为综合大学。如武昌高等师范进一步改成武汉大学。南京高师与东南大学合并，后来又改为中央大学。沈阳高师则并入东北大学。广东高师与其他专门学校合并，后来又进一步扩充成为中山大学。成都高师与其他学校合并，最终成为四川大学。原设的博物部也都改为生物系。其次是一些农业大学也设立了生物系，如北平大学农学院设立了农业生物系。此外，当时的一些教会学校如苏州的东吴大学和上海的震旦大学也设立有生物系。92年以后，留学欧美的学生归国数量大增，大学的师资迅速充实，设立生物系的大学不断增加。如清华、燕京、北平中法、中国、复旦、沪江、同济、南开、金陵、齐鲁、厦门、福建协和、岭南、河南、湖南等5所大学在此期间都设立了生物系。927年后，新设立生物系的大学又有浙江、山东、辅仁、云南等0所。到930年，我国有近40所大学设立了生物系。教师一百数十名，在校学生数百人。 928年，政府规定了“戊辰学制”。第二年公布了中小学课程暂行标准，把小学的“理科”改为“自然”，内容包括动物、植物、生理卫生和气象等。初中设“自然科”，大体包括相同的学习内容。高中设生物课。从教学内容的设置来看，是考虑到与高等教育有机衔接的。 就教材而言，自本世纪初开始，上海等地都编发过中小学生物教科书和参考书。大学用书相对少一些。923年，商务印书馆刊行的邹秉文、胡先骕和钱崇澍等编的《高等植物学》、和薛德焴编写的《近世动物学》，都是国内各大学的主要动植物学教材。当时的教材还有李积新编、胡先骕校的《遗传学》、陈桢编的《普通生物学》。后来还有蔡翘著的《生理学》、《人类生理学》和实验指导，朱冼和张作人合著的《动物学》、张珽著的《生态学》等。参考书除前面说到的《植物学大辞典》外，还有陈焕镛的《中国经济树木》、陈嵘的《中国树木分类学》、钟心煊的《中国乔灌木目录》、刘汝强的《华北有花植物科之系统植物学》、社亚泉等编的《动物学大辞典》、贾祖璋、贾祖珊编的《中国植物图鉴》等。一般大学经常采用美国大学用的英文课本。这可能是引进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初期需要经历的一种现象，在当时也有有利于与西方大学接轨，便于学生在外进一步深造，以及进行更深层次的学术引进的一面。 第二节生物学研究的进展前编曾提到钟观光在我国十余省区采集了大量的标本，但受制于当时的客观条件，没有发表相关的研究文献。99至920年，胡先骕在浙江和江西采集了大量的植物标本。922年8月，他与动物学家秉志和植物学家钱崇澍在南京成立了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这是我国第一个近代生物学研究机构。秉志任所长，胡先骕任第一届植物部主任。生物所初创时，缺少经费，房屋、设备均由东南大学提供，设备条件十分简陋，研究人员全部由大学的教师兼职，在秉、胡等带头人以身作则精神的感召下，大家都积极献身祖国的生物科学研究事业。他们刻苦钻研，努力探索，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取得了出色的成绩。从922年到937年，研究所的人员由四五个人增加到三十多个人。他们不仅开展生物形态学和生态学的研究，更主要的是对我国的动植物资源进行了调查。动物调查偏重昆虫；植物调查则着重对江苏、安徽、浙江和四川等地区的考察和标本收集。抗日战争前，胡先骕、钱崇澍、钟心煊、郑万钧、裴鉴、孙雄才和吴中伦都参与了调查采集工作，积累了大量的标本资料。该所从925年开始创办了《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汇报》，至942年刊出2卷3期后停刊，先后发表了研究论文数百篇。还出版了《中国森林植物志》、《中国药用植物志》、《中国马鞭草科》等书籍。 920年，植物学家陈焕镛自美国学成归来，924年在海南岛五指山区采集了十个月的植物标本。927年，他在广东中山大学创设了农林植物研究所，自任所长。这个农林植物所着重对华南各省植物的研究。在抗战前参与该所调查采集工作的有蒋英、左景烈、侯宽照、辛树帜和汪振儒等。930年，他们开始刊行《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专刊》，940年出至第4卷后停刊。农林植物所至934年，已先后采集香港、广东和海南岛的植物标本数万号。935年，陈焕镛又在广西创设了广西大学植物研究所，自兼所长，两个研究所合作采集广西和贵州的植物，研究注重经济植物。在陈焕镛的出色领导和组织下，农林植物所的植物标本增加到5万号，工作人员也增至十余人。陈焕镛从922年出版《中国经济树木》起，陆续刊出多种重要的植物学著作，发表了大量的新属和新种。对我国的植物分类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929年于南京筹设自然历史博物馆，930年正式成立，分动、植物两组，钱天鹤任主任。934年改为动植物研究所，动物学家王家楫任所长兼动物部主任，裴鉴任植物部主任。这是我国最早由政府设立的生物学研究机构。动植物所的主要工作偏重于我国动植物的调查分类，抗战前，秦仁昌、蒋英、裴鉴、耿以礼、邓叔群和杨衡晋都曾参加调查采集工作。并出版英文刊物《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特刊》（siesia），后中文名称改为《国立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专刊》，到94年刊出2卷后停刊。抗日战争期间，该所迁到重庆北碚。94年，动植物所扩大组织，分为动物所和植物所。分别由王家楫和罗宗洛主持。植物所除研究高等植物分类外，研究领域进一步扩充至生理、生态，以及藻类和菌类等方面。抗战胜利后，两所都迁回上海。 在中央研究院成立的同一年，北平成立了私立的静生生物研究所。这是由尚志学会拿出范静生生前捐款中的5万银元作为基金，范静生后人捐赠其参见林文照《中央研究院的筹备经过》，《中国科技史料》，988年第9卷第2期。故宅作为所址，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资助经费形成的一个研究机构。由秉志出任第一任所长。静生所开始比较注重北方动植物调查。这个所刚成立时有职员9人，所长兼动物部主任秉志，植物部主任兼技师胡先骕，动物部技师寿振黄、刘崇乐，植物部助理唐进，绘图员冯澄如，庶务周汉藩，文牍张东寅。 年以后，该所的职员增至2人，有动物标本近28000件，植物标本8000件。同时开始出版《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第一卷，该刊为英文版，附以英文摘要。930年，秦仁昌与胡先骕合编的《中国蕨类植物图谱》第一卷出版。93年，我国木材解剖学的开创者唐耀到该所任研究员。从932年起，秉志辞去所长职务，改由胡先骕任所长。为了适应动植物标本日益增多的具体情况，所内增设了动植物标本室，分别由张春霖和秦仁昌任动物标本室和植物标本室主任。同年我国的第一家木材实验室在该所成立。与此同时，静生所还派出了以蔡希陶为首的云南生物采集团，赴滇考察、采集，935年王启无接替蔡希陶继续采集。另外，932年还与四川西部科学院合作，组织西南考察队到四川进行生物考察、采集，由俞德浚任采集员。934年，静生所与中国科学社等单位合作，组成海南生物采集团到海南考察收集。该所还在河北、山西、吉林、察哈尔等地作生物收集。934年，静生所还和江西农业院成立了庐山森林植物园，这是当时我国最大的植物园。由秦仁昌任植物园主任。其标本室主任一职改由李良庆担任。到抗战初期静生所的动物标本达到37万余号，植物标本43万多号，职员最多时为4年，静生所与云南教育厅合办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职员全是静生所的人，如汪发缵、蔡希陶等。《静生生物所调查汇报》作为静生所反映科研成果的不定期刊物，至94年共刊出动物学十卷，植物学十一卷，从943至948年又刊出新集（r）三期。共刊出国内外学者的论文29篇，其中动物学方面33篇，植物学方面3篇。此外，静生所还出版了《中国植物图谱》、《中国蕨类图谱》、《河北习见树木图说》、《中国山东省中新世之植物化石》等书籍。静生生物所是我国解放前最大的生物学研究机关，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所蕨类专家秦仁昌940年在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专刊发表的《“水龙骨科”的自然分类》一文，把占蕨类植物90％以上的原水龙骨科分为33个科249个属，以一个崭新的自然系统代替传统的分类方法。这是世界蕨类植物分类发展史上的一个巨大突破，受到有关专家的高度评价，为我国植物学界赢得了荣誉。更加引人注目的是，948年，胡先骕和郑万钧在《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联名发表了“水杉新科及生存之水杉新种”，该文发表了我国湖北磨刀溪首次发现水杉这种活化石。此事震惊了世界植物界，堪称我国近代植物学界最值得自豪的一件事。 929年，北平研究院成立，设有生物学研究所（934年改为生理研究所）、植物学研究所、动物研究所。由经利彬代理生物学研究所主任，刘慎谔和陆鼎恒分别担任植物学研究所和动物学研究所的主任。所的规模都比较小，到935年，每个所的职员都不足0人。但科研人员还是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由于日本侵略华北和中国内地的野心十分明显，为保存科技实力，93年，植物研究所把全部的图书仪器、标本和研究人员都迁到陕西武功，与当时的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作组建中国西北植物调查所。动物研究所为了吴家睿《静生生物调查所纪事》，《中国科技史料》，989年第0卷第期。走在日本研究机构的前面，也与青岛市政府合组胶州湾动物采集团。“七·七”事变以后，北平研究院各单位开始内迁。938年，生理所和动物所迁到昆明。在武功的植物所也于944年迁到昆明，另组一植物所，原来的西北植物调查所仍坚持工作。动物研究所在昆明又同云南建设厅合组云南水产研究所。抗战胜利后，生理所、动物所和植物所都先后迁回北平。迁回后的人事有所变动，生理所由朱冼任所长，动物所由张玺任所长，植物所的所长仍为刘慎谔。中国西北植物调查所由王振华代理所长。 北平研究院生理所主要从事实验生物学、细胞学、生理学和药理方面的研究。如经利彬、张玺等对于脊椎动物脑之比重及水分之含量的研究；经利彬等对于茵陈、黄连、柴胡、秦艽利胆作用的研究；以及他们对中国北方食物与血中磷钙质含量关系的研究等等。朱冼主事后，着重进行细胞生理、生殖生理和发育生理的研究。动物研究所主要对我国各类动物进行调查分类，研究范围包括鸟类、两栖爬行类、鱼类、软体动物、棘皮动物等。抗战前主要对海洋动物作调查研究。如张玺对胶州湾软体动物的研究，陆鼎衡对同一地区节肢动物的研究，及张玺和陆鼎衡等对山东胶州湾等地文昌鱼的研究，沈嘉瑞等对甲壳类的研究等等。该所的一些成员对我国北方的鸟类作过一些调查研究。迁到云南后，对当地的畜养动物和滇池的鱼类等作了一些研究。迁回北平后，朱弘复作了一些昆虫分类研究。他们编有《烟台鱼类志》等书籍。收藏动物标本2000余号。 北平研究院的植物所和动物所一样，成立于929年。设有高等植物研究室、低等植物研究室和药物研究室3个室，还设有植物园和标本室。该所研究方向也主要在植物的调查分类。每年都派人外出考察采集。除刘慎谔外，林镕、钟观光、孔宪武、汪发缵、赫景盛等参加了调查采集。抗战前，以华北和西北地区为主，亦稍及东北和东南。抗战期间，该所人员对西南云、贵、川三省和福建的植物采得很多。共得各类植物标本计5万号左右。以华北和秦岭地区的植物为多，而采自蒙古、新疆、和青藏高原的标本尤为珍贵。除分类学研究外，在植物地理学方面也做了大量研究工作。钟观光还以科学的方法，整理研究我国的本草植物。93年创刊的《国立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丛刊》出到第卷第期，发表了不少文章，抗日战争开始后停刊，949年解放后又刊出一期。并出版了《中国北部植物图志》5册等。 930年，在四川成立了中国西部科学院，932年成立植物部，俞德浚和曲钟湘先后任主任。西部科学院主要是为开发四川自然资源和为民生实业公司服务成立的。但他们先后在云南、四川、湖北等地收集了大量的标本。除上述研究机构外，当时各大学也做了大量的生物学研究工作。清华大学的吴韫珍，北京师范大学的李顺卿，协和医学院的刘汝强，金陵大学的陈嵘、戴芳澜、俞大绂，东吴大学的李惠林，岭南大学的陈秀英等，厦门大学的钟心煊，华西大学的胡秀英在植物分类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清华大学的李继侗，中山大学的罗宗洛，武汉大学的汤佩松，西南联大的殷宏章等在植物生理和生态学研究方面都有不少成果。中央大学的张景钺、严楚江等在植物形态方面做了开创性的工作。 在动物学方面，东吴大学的胡经甫在昆虫学方面作了我国解放前最出色的工作。他花了2年，走访了世界许多博物馆，收集了大量文献资料编写的参见林文照《北平研究院历史概述》，《中国科技史料》，989年第0卷第期。《中国昆虫名录》，全书卷，428页，包括我国当时有报道的昆虫392个科，498属，计2009种，堪称里程碑式的著作。在昆虫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的还有东南大学的邹钟琳、吴福桢，浙大的蔡邦华等等。此外，震旦大学的朱元鼎等在鱼类学方面也有出色的工作，他著的《中国鱼类索引》，列有国产鱼类497种，是当时研究中国鱼类分类必备的参考文献。 在生理学方面，协和医学院的林可胜、冯德培、吴宪等在胃液分泌机制，循环生理、肌肉神经，以及蛋白质变性、免疫化学、血液化学和营养学等方面都取得不少成就。而上海医学院的蔡翘、东南大学的孙宗彭在内分泌、循环生理方面也取得一些成果2。在遗传学方面，南通大学的冯肇传以玉米为研究材料，做了一些遗传育种研究，清华大学生物系的陈桢用现代遗传学理论，对我国观赏动物金鱼培育形成规律作了系统的研究探讨，受到学术界的瞩目。燕京大学的李汝淇，厦门大学的陈子英也都做了一些实验性的研究工作。参见伍献文《三十年来之中国鱼类学》，《科学》，944年。 2参见王志均等《中国近代生理学六十年》，湖南教育出版社98年版。第三节学术团体我国最早的有影响的科学团体是上面提到的科学社，但这不是专门的生物学学术团体。924年，留学法国学生物的周太玄、刘慎谔、汪德耀、张玺、林镕、刘厚等40余人在里昂成立中国生物科学学会。928年移到国内。并出版有关的生物学期刊。 92年，生理学家林可胜和生化学家吴宪等在北京发起成立中国生理学会。并出版《中国生理学杂志》。927年出版了创刊号。这是一本高质量的生理学期刊，在949年解放前夕发行到第7卷第2期。在国际上有一定的影响。该学会对会员资格限制很严格，有论文才允许参加。后来有会员百余人。 928年，由张巨伯、吴福桢、柳支英、程金藩、李凤荪等人发起在南京成立“六足学会”（初亦称中国昆虫学会），并开展了一系列的学术活动，后因经费拮据，4年后即停止活动。944年，张巨伯、邹树文、吴福桢、邹钟琳、刘崇乐、陈世骧等30余人在重庆又发起成立了中华昆虫学会。 933年，胡先骕、钱崇澍、陈嵘、李继侗、张景钺、裴鉴、秦仁昌、钟心煊、刘慎谔、吴韫珍、张珽等在四川重庆中国西部科学院发起成立中国植物学会，当时即有会员百余人。第二年，学会会刊《中国植物学杂志》创刊。935年增出《中国植物学汇报》。 934年，秉志、薛德焴、胡经甫、王家楫、朱冼、任国荣、伍献文、蔡堡、陈心陶、陈桢等在庐山发起成立了动物学会。当时有会员300多人，并出版《中国动物学报》。 上述生物科学团体的建立，对加强我国生物科学工作者的团结，以便更好地协作研究、切磋学术，促进生物学各分支的发展起了良好的作用。 总之，在近代发展科学十分艰难的情况下，我国的生物科学工作者和其他爱国仁人志士一样，充满高昂的创业精神，为发展祖国的科学事业进而使国家富强，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不屈不挠地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光辉的成就，为我国后来生物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汪振儒等《中国植物学史》，科学出版社994年版，第24页。 第六十二章医药学这一时期医药学的特点是西洋医学在我国的成长壮大，以及固有的传统医学受到歧视、排斥的过程。出于自身生存的要求，两个医疗体系之间的斗争，便成为这一时期医学发展史上的一个特点。 第一节西医的发展和壮大西洋医学是一种应用性的自然科学，是没有国界的，西方人可以用它来治病，中国人同样也可以用它来治病。因此，随着西医影响的扩大，它在我国的发展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迅速壮大起来. 医学教育的发展。 已如前述，西方在前一阶段主要是吸引一些留学生，到国外学习医学，学成后回国，开展业务。但这种形式的作用比较有限。因此，西方教会开始在我国创办一些医学校，较大规模地培养西医师。早在上一阶段的末期，美、英、加拿大的一些教会已经在广州、上海、苏州、北京、四川等一些城市建立医校，其中如870年嘉约翰就把广州的博济医局改成博济医学校，是为最早的教会医学校。其他较著名的还有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北平的协和医学校、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后改医科大学）、上海女子医学院等。总之，这一时期由各国教会创办的医学院校估计有近20所左右，到抗日战争时期，有些院校由政府承办，成为国立医学院。到949年以前，由这些西医学院校培养出一大批西医，成为我国这一时期西医的主要骨干。 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国立的西医药院校，如早期的北洋医学堂、陆军军医学校、新军军医学堂；民国时期较著名的国立北平大学医学院、国立中山大学医学院、国立上海医学院、国立药科专科学校等。 总之，这一时期西医药院校林立，大约由教会创办的约20所，而由政府设立的前后不下30所。通过这些学校，培养出大批西医药人才。 2.继续创办医院。 通过早期创办的教会医院，西医逐步扩大了影响。已如前述，到十九世纪末及二十世纪初，教会医院业已分布到全国，甚至在较偏远的小城市，也有教会医院的创立。如《中华年鉴》所载，到93年统计的数字，在全国20个省建立的教会医院已达42所，床位数多达27553张。 以上这些教会医院在初创办时，一般由教会管理和维持经费。随后，逐渐过渡到由教会和中国人共管，甚或单独由中国人来管理。 3.卫生机构、团体和出版书刊。 清末，在政府中首设卫生司。民国时期，于928年改设卫生部，总管全国医药卫生行政事务，直接隶属于内政部。此后，卫生部曾改为卫生署，时而由行政院管辖，时而由内政部主管，时而恢复卫生部建制，时而又改为卫生署。卫生部（署）之下或设司，或设科，主管医政、保健、防疫、统计，并有直接管辖的一些卫生或医药科研机构，如中央卫生实验所、中央医院、各地防疫处、助产学校、护士学校等。在中央卫生机构之下，各省设卫生局，管理地方医药卫生事务。至于卫生机构的行政领导，几乎全部由西医充任。在医学团体方面，以中华医学会历史最为悠久，影响最著。94年，由一些在西方国家留学归来的医生发起组织中华医学会，次年，在北京开始出版《中华医学杂志》。它们是我国创办较早，影响最大的学术团体和期刊。几乎于同年，还组织了中国护士学会。中华医学会还组织专科学术活动，如最早的医史研究会，就经常在《中华医学杂志》上开辟医史专栏、专刊，大大促进了我国医学学术的交流和繁荣。 在这段时期，成立的学术团体和创办的医学刊物，有相当一部分代表不同学派、不同教会的利益。仅以期刊来说，到949年的前夕，在全国范围内，先后出版过的大小期刊至少有00种以上。这些学术刊物对于促进我国西医学术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医学专著在前一时期的由传教医生们编译为主，转而成为输入和出版西医主要医著为主。这些西医著作大多为西方医学院校之各科课本，直接引入，其间影响较大的重要医著如内科、外科以及临床前期的基础课本，也有译为中文问世的。此外，也出现一些具有独立见解的西医专著，但为数较少。第二节中医兴废之争中医兴废的问题，是我国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而出现的特殊现象。在此以前，西方医学已经陆续传入我国，西医作为与传统中医截然不同的一种医学体系，与中医在学术上是无法调和的。作为一种应用科学的西医，同样可以为人民的健康服务，因为科学并无国界。但由于医学的服务对象是人，而掌握医疗技术的医生也是社会的一员，因而社会的因素不能不影响医学本身，从而中西两种不同医学体系之间的关系，也就不可避免地烙上了社会的印记. 废除中医的提出和提案。 废除中医的言论，起自近代。 最早提出废止中医的，起自清代一位经学根底很深的学者俞樾。俞氏字荫甫，浙江湖州人。他的经学著作颇丰，其中，有一部《俞楼杂纂》，即列有“废医论”专章。该章从医巫的关系，中医的脉理、药理等方面，提出医道可废的论点。如果说，近代废止中医的言论是由于一些受西洋医学乃至哲学等思想的影响，形成民族虚无主义所致的结果，则俞樾的废医论当不在其列。因为俞氏的生活年代里，西医尚未大量涌入，只是零零散散的活动，且俞氏之废医言论中，无一句涉及对西医的评价。如果要寻找其思想根源，恐怕只能是他本人对中医的无知和偏见。 真正采取民族虚无主义态度来对待中医，并积极主张废止中医的代表人物，当首推余云岫。余氏名岩（879—954），于905年赴日本留学，亲眼目睹日本政府以政令消灭“汉医”，通过明治维新而走上富国强民道路的现实，因而认定在我国也唯有走科学救国，消灭中医才是出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一方面对中医的一些理论及其经典著作进行全面的否定，另一方面提出了许多限制乃至消灭中医发展的具体措施，先后发表许多文章和专著，以表达他的这种思想。他的这些文章后来先后收集汇编成《医学革命论》，共3集。 余氏消灭中医的根据，大致是以下这几点，这充分表达在他所著的《灵素商兑》中认为中医的理论不能成立，“其学说理论，则大谬而无一节可以为信”，主张必须把中医的所有理论“一切打破”，而不能半信半疑。 否定中医具有疗效。他认为中医之所以能治愈病症，或者是“幸中偶合”，“贪天之功”；或者由于“利用人类本能所发明之事实”；或者为“精神上之慰藉”，或者为“传语之过量也”2。 基于这种指导思想，他甚至也反对当时颇为盛行的中西医汇通的思想。 他认为，中医是“以太古以来经验所得之治疗法为基础，附会之以谬误之解剖，空想之哲学而必欲勉强牵合，则有格格不入之势。虽同冶一炉，犹然冰炭水火，貌合神离亦惟以欺俗世盗虚声而已耳”3。 积极主张废弃中医的另一个代表是汪企张，他和余云岫是同学。他同意余氏的主张，称中医为玄医，积极主张消灭中医，用西医来代替中医。 《医学革命论集·灵素商兑·引说第一》。 2《医学革命论·我国医学革命之破坏与建设》。 3《医学革命论·研究国产药物协议》。 主张废弃中医的一派人，不仅是口头上反对，他们还提出十分具体的措施。这些措施集中表现在以余云岫为首的这些人于929年向国民政府提出的一个提案。这个名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的提案，认为“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能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这个提案提出了消灭中医的方法（节录）（）处置现有旧医，其方法包括由卫生部施行旧医登记，给予执照，许其营业；政府设立卫生训练处。凡登记之旧医必须受训练处之补充教育。训练终结后，给以证书，享受营业之权利。至训练书发给终了之年，无此项证书者即令停业；旧医研究会等纯属研究性质，其会员不得藉此营业；旧医在929年已满50岁以上，且在国内营业20年以上者，得免受以补充教育，给予特种营业执照，其有效期为5年。 （2）禁止旧医宣传。禁止登报介绍旧医，禁止非科学之宣传；禁止成立旧医学校。 这个提案后来由于中医界的反对而未能通过。但当时的教育部却明令所有的中医学校一律改成“中医传习所”，不予立案，也即政府不承认其具有合法的学历2。 2.三一七国医节。 余云岫的提案在当时是向中央卫生委员会提出的，经该会修改成一份“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委托卫生部加以实施。 这一消息传出后，立即引起全国中医界广大中医及人民群众的反对，全国共有40多个中医药团体联合于929年3月7日在上海总商会召开全国中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共有22人参加，代表着全国5个省的32个团体。大会经3天会议，最后提出的提案多达00多件，其大致内容包括（）发表宣言，否认废止旧医提案。 （2）组织“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为一永久性医药机构。 （3）组织请愿团晋京，向全国代表大会及政府及其各有关部门请愿，要求撤销废止旧医的提案。 （4）国医学校应列入正规的学校教育系统，准予立案，在各省设立国医药学校、研究所、图书馆及药物陈列馆。 （5）加强宣传中国医药学。 （）确定三月十七日为国医节。 会后，组成一个代表团晋京请愿，要求取消该废止旧医提案。当时的政府，包括行政院、监察院及卫生部均公开表示并无废止中医的意图。但在实际工作中，却仍坚持其一贯歧视中医的政策，如教育部及卫生部均有训令禁止中医办学校、医院；并明令把学校改为传习所，医院改称医室或医馆，禁止中医利用西药及西法；且由卫生部下令修改“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的会章。这些举措终于又激怒了中医药界，而在同年2月再度开会反对政府之阻碍中医药发展之政令。国民政府不得不于同月复函，称已“命令撤销”上述各项政令，以平民愤。 930年，一些中医代表向政府建议成立“中央国医馆”，作为发展中医《医界春秋》，929年34期。 2《上海医报》，929年4月。 据《医界春秋》，927年第34期。 学术的机构。为了缓和中医药界的反抗情绪，国民党中央于五月同意设立中央国医馆，各省设分馆。次年，该馆正式成立，至933年，制定了该馆“整理国医药学术标准大纲”。后来，又提出《国医条例》，其目的在审查国医资格、“管理国医以资整理而利民生”。这个提案曾遭到当时的行政院长汪精卫之反对。几经周折，后来终于在93年月交中央执行委员会办理并予以公布。公布时是以国民政府之明令，由其主席及立法院院长签署，以《中医条例》的名义发布的。自此，中医学校才得到合法的地位。 虽然如此，中医在949年以前的地位仍然不如西医，仍受到歧视，中医的正常发展仍然受到种种限制。 《国医公报》933年卷8期。 第三节传统中医在限制中的缓慢发展尽管这一阶段政府对传统医学实行歧视乃至消灭的政策，但由于中医在千百年来的发展过程中，业已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人民需要它。民间大量的中医仍然没有停止过对于中医的研究和发展. 文献学的整理研究。 继承前一阶段对文献学研究的余绪，本时期在这方面也有不少成绩。如对古代医典不仅有整理、注疏和诠释，也不乏发挥原意之作。如《内经》方面，私人发挥作品不少，如《秦氏内经学》、《时氏内经学》，还有的从哲学高度论评《内经》，如杨则民有《内经之哲学的检讨》的论文，即属此类。对《难经》，既有考证，如张骥的《难经丛考》等，也有一些发挥，如黄竹斋的《难经会通》等。对《伤寒论》、《金匮要略》，也有不少新的发挥，如曹颖甫之《伤寒发微》，就有不少独到的见解。值得提出的是有一些医家用西医的观点，对这两部临床经典作了现代的阐述，如陆渊雷的《伤寒论今释》、《金匮今释》，就是其中的代表。也还有对两书合在一起进行研究发挥的，如黄竹斋的《伤寒杂病论会通》即是。 医案医话一类著作，也有不少。著名的医案整理有秦伯末的《清代名医医案精华》、徐衡之等的《元明清名医类案》、《清代名医医案大全》等；个人的医案更多，如陈莲舫、曹颖甫、恽铁樵、丁甘仁等，都有医案著作出版。医话则有裘吉生之《医话集腋》、丁福保之《医话丛存》、许勉斋之《勉斋医话》等多种。 医史学方面著作，是一个丰收的时期。陈邦贤之《中国医学史》，是为国内第一部医学通史。还有李涛《医学史纲》，为中西兼备之医史著作。这方面的教材、讲义也出版了一些。值得一提的是王吉民、伍连德首次以英文写成《中国医史》，包括古代及现代教会医学在我国的发展，在国外颇有影响。 其他如专科史、疾病史的著作也有一些。 2.临床医学及药物学的发展。 在临床医学方面，以内科而言，没有什么突出的成就，但却有一批较有名的临床医家，如陆仲安、施今墨、丁甘仁等，都是京沪有名的医生，治好病人无数，其中多有疑难病症。 在外科方面，张山雷于疡科颇有成就，其心得均见于其著作《疡科纲要》、《疡科治案心诠》。其他还有一些关于淋浊及性病的著作。 这一阶段在针灸科方面也颇有成就。著名的针灸家有承淡安、朱琏等人。承氏不仅针术高明，著作甚丰，且热心于社会事业。他的著作有《中国针灸治疗学》等多种，并创办《针灸杂志》。他还创办针灸研究社，广泛培养针灸人才，他并且善于用现代医理解释针灸，影响很大。朱琏原为西医，早年参加革命，在根据地学习针灸，遂专心研究针灸学。著有《新针灸学》，以科学观点阐释针灸术，此书后来译成俄文及朝文，有一定国际影响。 中药学除陆续有一些整理旧本草的传统著作外，还出现了一些观点较新的著作，如曹炳章的《增订伪药条辨》，对药物不同品种及真伪，进行辨别。温敬修的《实验药物学》、丁甘仁的《药性辑要》、丁福保的《中药浅说》，都已经掺入一些近代药物学的知识。在方剂学方面，除传统中医方剂著作外，丁福保的《中西医方汇通》将中西两种不同的药方加以归类，也颇具特点。3.中西医汇通的发展。 中西医汇通学派是我国近代医学史上的一个特殊医学派别，也是我国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产物。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这个学派继续有所发展，其学术思想的特点和主张可以从下面几个代表人物的介绍得到一个概括的了解。 张锡纯（80—933），字寿甫，河北盐山人。他的学术主张可以从他的代表作《医学衷中参西录》去了解。他认为西医所讲的医理多数已包含在中医医理之中，只不过古代医籍语多含混，有待于后人去阐发。他的学术主张不外乎两点，即衷中参西和求实效而重实验。他认为东西文化要互相容纳，使道器合而为一，以冶古今中外于一炉，这特别体现在他的遣方用药方面，常是中西药并用于一方，而以中医方剂为主。他亟力主张中西医者应共同为一个目标而奋斗，认为互相谩骂之风乃医界之大耻。他对医疗效果总是抱客观态度，甚至连《内经》所言，如未经征验，也不敢轻信。这种客观的态度在当时的客观形势下具有积极意义。 恽铁樵（878—935），江苏武进人。他前半生从事教育及编译工作。 直到43岁以后才开始习医，行医仅4年即故去，但在这短短的0多年中，他举办三期中医函授学校，撰著医书20多种，其代表作有《群经见智录》、《伤寒论研究》等。他对中西医两个体系具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认为中西医之基础各不相同，理论亦不同，各有其所长，主张中医要发展，就必须吸收西医之长，并与之化合，以产生新的中医。但他又主张，要汇通两个体系，首先要发展中医，不应满足中医已有的成就。他十分讲求临证的实效，通过采用中西两者之长以求得治疗之实际效果。在这个过程中，他主张尽量利用近代科学之知识，才能达到目的。他是反对废止中医和全盘西化的主张的。陆渊雷（894—955），江苏川沙（今属上海）人。开始时是攻读经学，对天文历算、诸子百家，亦颇精通。后改学医，为恽铁樵之学生。他反对消灭中医，但认为中医必须科学化，才能求得生存；认为中医疗病有效，确是事实，“天下无不合实理之实效”，故应该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阐释这些实效。而他所指的科学，实乃近代科学，包括西医各个学科之基础。他还主张，这个中医科学化之任务，有赖于中医工作者本身。而要研究中医，则必须从中医之证候入手，并针对这个证候，研究药方，以求提高治病之效验。中西医汇通的人物还有不少，主张各有特点，形成这一时期我国医学史上一个突出的特点，在医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生理补证·绪言》。 第四节革命根据地的卫生工作99年的五四运动标志着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两年后，中国成立，在各个革命历史时期，对卫生工作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把它视为革命运动得以成功的重要保证。早在红军时期，革命队伍中就十分重视卫生工作，先后多次颁布卫生条例，对一些烈性传染病，也十分注意预防和治疗，这些措施有力地保护红军及驻地群众的健康。 抗日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卫生工作是对一些传染病的预防，提倡讲究卫生，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把“预防第一”放在卫生工作的首位。当时，已经建立相当健全的卫生行政组织，总管卫生工作。例如当时的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民政厅下面就设有卫生处，辖有中西医药研究会。另外，除了几个行政科室之外，还辖有国际和平医院、医药专门学校等医疗及教育机构。当时，由于国民党的封锁，边区医疗条件甚为困难，政府除多方设法获得药品及设备外，提倡用中医方法，就地采药供医疗用；更重视简便易行的针灸疗法，并且培养出一些骨干，为以后各个时期推广这些疗法准备了很好的条件。 革命战争的年代里，军阵战伤的医护工作占医疗卫生工作的相当大部分。当时有一些著名的国际主义战士，为我国的抗日救亡工作提供有力的支援，组成援华医疗队，救治了很多伤病员，其中闻名遐迩的有加拿大的白求恩、苏联的阿洛夫、印度的何棣华、爱德华，还有马海德、米勒、傅莱等等，都为我国在这一时期的医疗卫生工作作出过很大的贡献，有的还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的生命。 此外，边区政府十分强调中西医合作，曾提出“中医科学化”、“中西医互相学习”的口号，这些都是949年建国以后中西医结合政策的先声。革命根据地还十分重视医药卫生干部的培养，如抗日战争时期，各根据地先后办了一些医学校，包括延安中国医科大学、第四军医学校，各大区还办有医科大学或医学院。此外，还不定期地举办一些短期训练班。 所有这些优良的传统和工作，都为949年建国以后在全国开展医药卫生工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仿效的榜样。 第六十三章科技社团与科研机构从中华民国初年到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的大约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是本历史阶段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黄金时期。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科学形势比清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早先在清朝末年留学欧美日的青年学生，在中华民国成立的初期业已渐次回国。他们中有不少从事科学技术教育或工程技术工作。这些回国的留学生无疑给当时的中国社会注入了新鲜的科学血液。随着民国时期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中国本土也培养出了不少的科学技术人才；这一时期派出去的和回国的留学生也逐年增多。这些人才的涌现，不但使中国科学技术的建设有了生力军，而且也增强了中国社会的科学意识，初步形成了有利于科学发展的社会氛围。中国近代科学正是在这种社会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许多科技社团的建立，特别是许多科研机构（如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建立，使中国从此有了现代科学。日军侵华对中国科学事业有很大的破坏，许多科研机构内迁，仪器设备甚至人员受到很大损失，科学研究失去了有利的环境、条件和机会。虽然抗战期间中国科学工作者在大西南和边区开展过许多战时的科技活动，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毕竟受到很大影响。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为中国科学事业展现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第一节科技社团民国时期的科技社团，按其建立的数量、规模和开展活动的情况，可以分为抗日战争爆发前和爆发后的两个阶段。 （一）抗日战争爆发前——科技社团的繁荣时期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大地上除了军阀混战以外，大规模的战争较少，社会相对来说较为稳定；即使南北军事对抗期间，学术界的活动还是较为自由的，北京、上海、南京、广州之间的学术活动差可正常开展，这给各种科技社团的建立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许多学会的创建基本上没有受到政治方面和军事方面的阻碍。这个时期建立的科技社团，全国性的比较多，有影响的也比较多，而且一般说来规模都比较大，持续的时间也比较长。其中有相当部分的科技社团一直延续了几十年，现在有不少的专门学会就是在这个阶段建立的。有些科技社团原本就是由留学生在国外创立的，如中国科学社、中华学艺社、中国工程学会等，若干年后再迁回祖国。下面仅介绍中国科学社和中国工程师学会的建立与发展情况，以观中国科技社团的梗概. 中国科学社。中国科学社于94年夏创立于美国。发起人是一批留学美国的青年学生，他们最初的目的是为向祖国介绍西方最新的科学知识而创办《科学》月刊的。为此，他们邀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人，仿照集股公司的形式，组成了一个管理《科学》的机构——“科学社”，办刊的经费分股筹集。这样，《科学》月刊的发起人，实际上也就是“科学社”的发起人。他们是胡名复、赵元任、周仁、秉志、章元善、过探先、金邦正、杨铨、任鸿隽9人。到94年底，入社的人数达35人，而且印刷费和文稿也准备到足以印行三期以上，于是就把文稿寄到上海分期发行。这样，《科学》月刊便于95年元月在神州大陆问世了。95年4月改公司性质的“科学社”为学会性质，并于95年0月由全体会员表决通过定社名为“中国科学社”。其活动不仅仅限于刊行《科学》杂志，而是“以联络同志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为宗旨”。同时选出第一届董事会的董事5人任鸿隽（社长）、赵元任（书记）、秉志（会记）、胡明复、周仁。又选出杨铨、过探先、金邦正分别任编辑部长、营业部长和推广部长。中国科学社由于后来大多数会员回国工作，便于98年把社所迁回祖国，先在上海，第二年迁南京，928年后又迁到上海。为了争取更多的社会力量的和征集更多的资金，922年决定把原先的董事会改为理事会，专司执行业务，另选社会名流组成董事会，执行经济大政方针。新的董事会第一任董事是马相伯、张謇、蔡元培、熊希龄、梁启超、严修、范源濂、汪兆铭、胡敦复9人。新的理事会第一任理事是竺可桢、胡明复、王琎、任鸿隽、丁文江、秦汾、杨铨、赵元任、孙洪芬、秉志、胡刚复人。参加董事会的人，除了征集基金和讨论某些经济问题外，很少过问科学社的工作；真正负责科学社的领导工作的还是理事会的一班人。 中国科学社的科学事业在社章中作了规定（）刊行杂志，以传播科学，提倡研究；（2）译著科学书籍；（3）编订科学名词；（4）设立图书馆；（5）参见任鸿隽《中国科学社社史简述》，《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五集；林文照《中国科学社的建立及其对我国现代科学发展的作用》，《近代史研究》，982年第3期。 《中国科学社总章·科学》，9年，第2卷第期。 设立各研究所，施行科学上之实验，以求学术、事业与公益事业之进步；（）设立博物馆，搜集学术上、工业上、历史上以及自然界动植物诸标本，供陈列研究之用；（7）举行科学演讲以普及科学知识；（8）组织科学旅行研究团，为实地之科学调查与研究；（9）受公私机关之委托，研究及解决关于科学上的问题。这些科学事业可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创办《科学》月刊。该刊是我国科学工作者有组织地介绍现代科学知识的最早的杂志之一，而且内容广博宏富，是同时期和其后相当一段时期里的同类刊物所不能相比的。它不但大量地介绍了西方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和发展的情况，而且也为中国科学工作者发表研究论文提供园地，甚至还是发现科学人才的重要窗口。例如，华罗庚在9岁和20岁两年都在《科学》上发表论文，其第二篇“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在930年《科学》上发表后，引起了当时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的注意，当他后来知道华罗庚仅是一个初中毕业生，正在江苏省某县的中学当会计时，十分惊异，便邀华到清华大学工作，为华后来成为著名的数学家创造了条件。中国科学社十分重视对《科学》月刊的刊行，即使在抗日战争的艰苦环境中，也努力使《科学》不中断，自95至950年的3年时间里，一共刊行了32卷，蔚为大观。除了《科学》月刊外，中国科学社还于933年8月创刊《科学画报》，又出版了“科学丛书”和“科学译从”等较大型的出版物。第二，创办上海明复图书馆。此馆的书籍半为社员捐助或寄存，半为该馆选购；杂志则多数是订购的，少数是由各国学术机关团体赠送或交换而得的。到929年，中西书籍杂志已达37000册，其中有以重金购买的，弥足珍贵；有不少杂志是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创刊的，该馆也设法把它补齐或尽量补订。第三，创设研究所。最初他们计划创建三个研究所，即生物研究所、理化研究所和工业研究所；但由于经费和设备等原因，只于922年建立了生物研究所。这是中国最早的正规研究所之一（最早的是于93年成立的地质调查所）。开初因研究所经费困难，因而除助理员略受津贴以资膏火外，各研究员均以大学教授课余的时间从事研究，皆不计薪。这个研究所注意野外调查，采集动植物标本，凡闽、浙、川、粤、藏、鲁等地的动物、植物、土产、水产等等，均派员前去采集，并建立了丰富的标本陈列馆（后在抗日战争中被日军炸毁）。第四，开展各种学术活动。如召开每年一次的年会和参加国际科学会议，进行研究成果的交流，举办科学演讲，参与国内科学教育活动，编订科学名词，举办展览，以及设立科学仪器公司等。中国科学社的所有这些工作都对中国现代科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中国科学社的队伍发展很快，第二年（95）为77人，五年后（99）为435人，这在当时已是相当可观的数字了；而30年后（944）就达2354人，至949年更发展到377人，成为旧中国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重要的科技社团之一。 2.中国工程师学会。中国工程师学会是由中华工程师学会和中国工程学会合并而成的。而中华工程师学会又是由以下三个同于92年创立的学会合并而成的詹天佑在广州创立的中华工程师会、颜德庆在上海创立的中华工学会、徐文炯在上海创立的路工同人共济会。三会合并后易名为中华工程师学会，共推詹天佑为会长，颜、徐为副会长。该会以规定营造制度、发展参见吴承洛《三十年来中国之工程师学会·三十年来之中国工程》（中国工程师学会三十周刊），948年；钟少华《中国工程师学会》，《中国科技史料》，985年第3卷第六期。工程事业、力阐工程学术为宗旨，并订出五项活动出版以输学术、集会以通情意、试验以资实际、调查以广见闻、藏书以备参考。9年迁总会事务所于北平。此会在93年与中国工程学会合并之前的历任会长为詹天佑、沈琪、颜德庆、邝孙谋；历任副会长为颜德庆、徐文炯、吴健、陈幌、陈西林、邝孙谋、华南圭、俞人凤、赵世煊、劳之常、王宠佑、孙多钰、严智怡、贝寿同，名誉会长为张謇、叶恭绰、权量。97年，留美青年学生陈体诚等人发起创建中国工程学会于纽约，以联络各项工程人才、协助提倡中国工程事业、研究工程学之应用为宗旨。陈体诚为会长，张贻志为副会长。92年中国工程学会迁回祖国，设总会于上海。中国工程学会在与中华工程师学会合并之前的历任会长为陈体诚、吴承洛、周明衡、徐佩璜、李垕身、胡庶华；历任副会长为张贻志、吴承洛、刘锡祺、凌鸿勋、薛次莘、周琦、徐恩曾、徐佩璜；历任董事为侯德榜、李铿、孙洪芬、程孝刚、任鸿隽、凌鸿勋、张贻志、黄家齐、陈体诚、茅以升、薛次莘、薛桂轮、吴承洛、徐佩璜、徐恩曾、罗英、薛绍清、李熙谋、恽震、李垕身、陈立夫、周琦、胡博渊、周明衡、张可治、顾振。由于中华工程师学会与中国工程学会之宗旨与事业相同，会员在社会上的地位接近，便于93年8月，在南京举行两会的联合年会，正式合并，易名为中国工程师学会，以“联络工程界同志，协力发展中国工程事业，并研究促进各项工程学术”为宗旨，仍以92年为创立之年。中国工程师学会的历任会长为韦以黻、颜德庆、萨福均、徐佩璜、曾养甫、陈立夫、凌鸿勋、翁文灏、茅以升；历任副会长为胡庶华、支秉渊、黄伯樵、恽震、沈怡、茅以升、胡博渊、杜镇远、侯家源、李熙谋、顾毓琇、徐恩曾、萨福均。中国工程师学会的主要业绩有以下几个方面。（）在刊物方面，两会在合并前各有会报；中国工程学会还于925年创办《工程》杂志。两会合并后，《工程》杂志继续刊行。其主要内容是介绍国内外各种工程建设，刊登学术论文，以及工程调查、评论或建议。（2）中国工程师学会设有若干个工作委员会以开展工作，主要的有建筑工程材料试验所委员会、建筑总会会所委员会等。（3）召开年会，联络全国工程技术界开展各种学术活动。为了联络全国各专门工程学术团体，中国工程师学会还设立了土木、机械、电机、矿冶、化工五个专门委员会，并多次与全国各专门学会联合召开年会。抗日战争时期，该会决定登记战时人才，分组研究战时工作，传习战时工程知识，拟订国防与民生计划，分平时与战时，建议政府实施，及由该会自办调查研究；学会会员还参加工矿企业指导生产国防军需器材，或迁徙厂务。（4）实行工程学术奖励，建立奖励金制度其一，对有特殊贡献者，赠予荣誉金牌。第一次于935年，得金牌的是侯德榜，以他对于我国制碱工程的贡献，及其所著《制碱》一书，被认为是西文中制碱工业最有价值之著作。第二次于93年，得金牌的是凌鸿勋，为其建筑陇海及粤汉两铁路巨艰段工程的成功。第三次于94年，得金牌的是茅以升，以其建筑中国第一座跨度较大的钱塘江公路铁路两用桥。其二，对于学习优秀的青年学生，则给予奖学金。中国工程师学会的各项活动，吸引中国工程界的人士踊跃参加。因此，它既有为数众多的普通会员，又有数目可观的团体会员。在中华工程师学会与中国工程学会两会合并时的93年，已有会员29人；至抗日战争爆发时的937年，会员人数达2994人，团体会员7个；到了949年，会员人数增至77人，团体会员达到29个。无疑，中国工程师学会是民国时期最大的科技社团。 中国科学社、中华工程师学会等的建立，不但以其自身的学术活动直接推进了中国现代科技事业的发展，而且在对科技事业的倡导和唤起社会各界对科技事业的重视方面，也起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它们在组织方面，迥异于晚清那些稍纵即逝的学会，因而也给后来各个学会的建立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此后中国建立科技社团蔚然成风。比较重要的科技社团有中华医学会、中国心理学会、中国地质学会、中国天文学会、中国气象学会、中国生理学会、中华自然科学社、中国古生物学会、中国物理学会、中国化学会、中国数学会、中国植物学会、中国动物学会、中国地理学会、中国电机工程师学会、中国营造学社、中国机械工程师学会、中国土木工程师学会等等。 （二）抗战时期及抗战胜利后的几年——中国科技社团的缓慢发展时期抗战开始以后，许多北方的和东南沿海一带的科学研究机构纷纷内迁西南西北，条件较差，科学活动当然受到很大的限制，新社团也建立不多。然而，在解放区则出现了相反的情况，科学技术活动呈现出一番蓬勃发展的景象。国共的联合抗日，使边区的活动范围增大了，抗战和大生产运动的迫切需要，也使科学技术受到空前的重视。如陕甘宁边区，在党中央直接关怀和领导下，940年成立了延安自然科学研究会；第二年，这个研究会下属的农学、生物学、地质、机电、化学、医学、数理、炼铁、土木、航空等0个学会也相继成立。同样，在晋察冀边区也于942年成立了自然科学界协会，随即又成立了农学、医学、电学3个下属学会。当然，这些学会的规模都较小，活动的内容也较简单。总之，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科技社团处于艰难的发展时期，各方面活动受到很大的局限。抗战胜利以后，在最初的两三年里，科技工作者怀着胜利的喜悦和报效祖国的抱负，积极开展科学技术活动，也建立了几个学会。其后由于内战爆发，科技社团的活动有所限制。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科技社团才又迎来蓬勃发展的时期。 948年间的中国科技社团序号名称时间地点主要发起人l中华工程师学会92广州詹天佑2中华民国医药学会民国初年3医史研究会94上海陈邦贤4中国科学社94纽约胡明福等5中华医学会95上海颜福庆等中外医学研究社95暹京许超然7中华学艺社（丙辰学社）9东京陈启修等8中华农学会97南京9中国工程学会97纽约陈体诚等0中华森林会97中华植棉改良社97上海2中国合众蚕业改良会97上海续表参见林文照《20世纪前半期中国科学研究体制化的社会因素》，《自然科学史研究》，994年，第3卷第2期。 序号名称时间地点主要发起人3中华矿业同志会920日本4中美工程师协会92前5中国心理学会92南京中国地质学会922北京章鸿钊等7中国天文学会922北京高鲁l8中华化学工业会9229上海市国医学会（上海中医学会）922上海20中国气象学会924青岛竺可桢等2新中国农学会92422中国昆虫学会（“六足”学会）924南京23蜀农学会924南京24大中华科学研究社925上海吴稚晖25中国生理学会92北京林可胜等2丙寅医学社92北京27中华自然科学社927南京沈其益等28中国建筑师学会927上海29中华林学会928南京30中国矿冶工程学会928南京3中华矿学社928南京32中国养鸡学社92833中国化学工程学会929美国顾毓珍等34中华化学会l929美国庄长恭等35中国古生物学会929北平杨钟健等3中华图书馆协会929北平37中国营造学社929北平朱启钤38中国园艺学会92939上海市国医公会929？上海40中华民国医药会929序号名称时间地点主要发起人4中华国医学会929前上海42天津药业研究会929前天津43山西中医改进会929前太原44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929上海45全国医师联合会929上海4中华海产生物学会929厦门47中国化学研究会二十年代中国旅日学者48中国数理学会二十年代北平冯祖荀等49中国纺织工程学会930上海朱仙舫等50中国度量衡学会9305中华卫生学会930上海52神州国医学会93前南京53中国工程师学会93南京韦以黻等54中国水利工程学会93南京李仪祉55中国针灸学研究社935中华地学会93葛绥成等57杭州植物病虫学会93杭州58中山大学昆虫学会93广州59历法研究会930中国微生物学会932前中国麻风救济会932前2中国细菌学会932前3中国物理学会932北平叶企孙等4中国化学会932南京5化学工业建设协会932天津魏元光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932南京顾毓瑔等7华北工业协会932北平戴乐仁8自然学会932东京9中国植物学会933重庆胡先骕等续表序号名称时间地点主要发起人70东南医学会933上海7中国防痨协会933上海吴铁成72国药科学改造会93373中国农学社933武昌唐贻荪等74中国农业协会933天津魏悌斯75中国考古会933上海叶恭绰7民众医药社933上海77中国医事改进社933南京78世界动力学会中国分会933南京？ 79中华化学社933广州80中国技术合作社933上海沈钧儒8上海市建筑学会933？上海82中国电机工程师学会934上海李熙谋等83中国动物学会934北平秉志等84世界科学社934北平蔡元培等85昆虫趣味会934南通8禹贡学会934北平顾颉刚等87金石学会934北平容庚等88中国工厂检查协会934上海89中华护肺健康协会934上海90中西医药研究社934上海宋大仁等9中国地理学会934南京翁文灏等92中国数学会935胡敦复等93科学建设促进社935？上海？蔡元培等94中国博物馆协会935北平马衡等95中国自动机工程学会935上海张登义等9华北农产改进社935北平97中华矿业促进社935太原阎锡珍98中国兽医学会935上海蔡无忌等续表序号名称时间地点主要发起人99中国养鸡学术研究会93前上海00中国机械工程师学会93杭州庄前鼎0中国土木工程师学会93杭州李书田等02中国心理卫生协会93南京03中国造纸协会9304中事交通学会9305中国古泉学会93上海丁福保等0中国土壤肥料学会93镇江07中国心理学会937南京汪敬熙等08中华医史学会937上海09中国测量协会9370中国业余无线电协会938清华昆虫会938昆明2边区国防科学社938延安高士其等3科学生活社9394中国数学会940昆明姜立夫5青年科学技术人员协会940重庆周建南国医研究会940延安7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940延安吴玉章等8边区农学会94延安9边区生物学会94延安20边区地质学会94延安2边区机电学会94延安聂春荣等22边区化学会94延安董立文等23边区医学会94延安24边区数理学会94延安25边区炼铁学会94延安2边区土木学会94延安27边区航空学会94延安续表序号名称时间地点主要发起人28中华护士学会延安分会94延安29中国稻作学会94？ 30中国工程学会942南京杨寿楣3邵武昆虫学会942邵武32晋察冀边区自然科学界协会94233晋察冀边区农学会94234晋察冀边区电学会94235晋察冀边区医学会9423中国造船工程学会943重庆37中华昆虫学会944重庆张巨伯38延安中西医学研究会944延安39中国营养学会945前40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945重庆涂长望等4中国土壤学会945南京陈华癸等42中国硅酸盐学会94543科学与生活社94重庆44中国科学促进会（中国科学服务社）94南京杭立武等45中国技术协会95宋名适4中国技术协会94郭沫若等47山东自然科学社94临沂48东北科学技术学会94长春49中国地球物理学会947南京陈宗器等50中国解剖学会947卢于道等5中国科学期刊会947上海52中国制革工程学会947重庆53中国牙科医学研究会947广州续表序号名称时间地点主要发起人54中国市政研究会948南京55东北自然科学研究会948哈尔滨5上海市自来水学会949前注此表系初步统计，尚有待充实与进一步研究。 第二节科研机构在中国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史中，科研机构起着重要的组织保障作用。 对于这一点，民国初期的科学界就已有明确的认识。98年，中国科学社的发起人之一的任鸿隽在论述科研机构的重要性时指出“夫发明有待于研究，而研究又有待于历久之积力，然则研究将由何术以继续不辍耶？曰，是有组织之法在。”这里所说的“组织之法”就是指建立研究机构。他列举了西方科学发达国家创建研究所以便促进科学事业发展的许多成功的经验，说明我国尽快建设科研机构的重要意义。辛亥革命以后，随着社会对科学技术的愈益重视，中国的科研机构已逐一建立起来。但民国时期的科研机构不同于民众性的科技社团，它们中的大部分是由国家建立的，表现出较大的政府行为。国家建立的科研机构，其规模都比较大，而民间建立的科研机构都较小，人员、设备都不能与之相比。前面所介绍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就是属于民间组织的。下面再对几个主要的科研机构作一概括的介绍。 中央研究院.筹备及成立。设立中央研究院的最初设想是由孙中山先生提出的。 924年冬，孙中山先生应冯玉祥之邀去北京“共商大计”。他在离粤北上之时，主张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是，并拟设“中央学术院”为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以立革命建设基础。由于孙中山先生过早去世，筹建中央学术院的计划无由实现。927年南京政府成立后即决定由李石曾、蔡元培、张人杰三人共同起草中央研究院的组织法，并命蔡、李、张等人为筹备委员。928年4月23日，国民政府特任蔡元培为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月9日蔡元培在上海召集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务会议，出席者有蔡元培、徐渊摩、丁燮林、陶孟和、竺可桢、李四光、杨端六、王季同、杨铨、高鲁、周览、宋梧生、周仁共3人。从此中央研究院宣告成立，以后就定这一天为院庆日。月9日国民政府公布修正的《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法》，其第一条规定“国立中央研究院直隶于国民政府，为中华民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中央研究院的院长，在蔡元培于940年逝世后，由中央研究院的评议会选出三位院长候选人翁文灏、朱家骅、胡适，后由国民政府遴选朱家骅为代理院长。928年月，中央研究院于南京设总办事处。总办事处是中央研究院的行政管理机关，设总干事一人，干事3至5人，受院长直接指导，执行全院行政事宜。总干事和干事均由院长聘任。总干事都是聘请学术上较有成就、威望较高而且管理能力较强的人担任。历任总干事为杨铨（928—933）、丁燮林（933—934）、丁文江（934—93）、丁燮林（93，代理）、朱家骅（93—938）、任鸿隽（938—940）、傅斯年（940—94）、叶企孙（94—943）、李书华（943—945）、萨本栋（945—948）、钱临照（948—949，代理）。 2.研究机关。中央研究院的研究机关是各研究所。在中央研究院正式成立之前就已成立了理化实业研究所（928年3月，上海）、地质研究所（928年月，上海）、社会科学研究所（928年3月，上海，后迁南京，945年改名为社会研究所）、观象台（927年0月，南京）四个研究机构。928任鸿隽《发明与研究》，《科学》98年第4卷第期。 参见林文照《中央研究院的筹备经过》，《中国科技史料》，988年第9卷第2期。年2月观象台于南京分为天文研究所、气象研究所。7月，理化实业研究所于上海分成物理研究所、化学研究所、工程研究所（945年改名为工学研究所）。在中央研究院正式成立之后，又成立了历史语言研究所（928年0月，广州，后迁北平）、心理研究所（929年4月，北平，后迁上海，945年改名为心理学研究所）和自然历史博物馆（930年月，南京，主任为钱天鹤）。自然历史博物馆于934年7月改名为动植物研究所（所长为王家楫），该所又于抗战时期的944年5月分为动物研究所、植物研究所。在抗战时期还成立了医学研究所筹备处（944年2月，重庆，主任为林可胜，由冯德培代理）。947年成立数学研究所（上海）。中央研究院各个研究所的历任所长是地质研究所为李四光（928—949）；社会科学研究所为杨端六（928—929）、蔡元培（929—932，院长兼任）、杨铨（932—933，总干事兼代）、傅斯年（933—934，兼代）、陶孟和（934—949）；天文研究所为高鲁（927—929）、余青松（929—940）、张钰哲（94—949）；气象研究所为竺可桢（927—94）、吕炯（93—944，代理）、赵九章（944—94，代理；947—949）；物理研究所为丁燮林（928—94）、萨本栋（94—948，总干事兼代）、吴有训（947—949，未到职）；化学研究所为王琎（928—934）、庄长恭（934—938）、任鸿隽（938—94，总干事兼任）、吴学周（942—949）；工学研究所为周仁（928—949）；动物研究所为王家楫（944—949）；植物研究所为罗宗洛（944—949）；历史语言研究所为傅斯年（928—949）；心理研究所为唐钺（929—933）、汪敬熙（933—949）；数学研究所为姜立夫（947—949）。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在抗战期间内迁，经湖南辗转四川李庄、重庆和桂林、昆明等地，所址屡有变更。 3.学术评议制度。学术评议机关是评议会，它是全国最高的学术评议机关。其职能是决定中央研究院的学术研究方针，接受政府委托从事学术研究，选举院长候选人三人呈请政府遴选，联络国内研究机关讨论一切急需研究的问题，促进国内国际的学术合作与互助，受考试院委托审查考试人员之著作或发明事项等等。中央研究院院长、总干事、各直属研究所所长为评议会的“当然评议员”。由于中央研究院评议会是全国性的，因此除从本院评选外，还须从全国各大学和其他学术单位中评选“聘任评议员”。中央研究院院长为评议会议长。第一届评议会产生于935年，第二届产生于943年。第一、二届评议员名单见下表。第三届评议会产生于中央研究院院士产生之后的948年9月。从第三届开始，其聘任评议员是由中央研究院院中央研究院第、2届评议会评议员名单参见林文照《中央研究院概述》，《中国科技史料》，985年第卷第2期。议长蔡元培秘书丁文江翁文灏当然评议员蔡元培丁燮林庄长恭周仁李四光余青松竺可桢傅斯年汪敬熙陶孟和王家楫任鸿隽第一届评议会聘任评议员李书华姜立夫叶企孙吴宪侯德榜赵承嘏李协凌鸿勋唐炳源秉志林可胜胡经甫谢家声胡先骕陈焕镛丁文江翁文灏朱家骅张云张其昀郭任远王世杰何廉周鲠生胡适陈垣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吴定良茅以升叶良辅议长朱家骅秘书翁文灏当然评议员朱家骅叶企孙萨本栋丁燮林吴学周周仁李四光张钰哲竺可桢傅斯年汪敬熙陶孟和王家楫罗宗洛赵九章第二届评议员聘任评议员姜立夫吴有训李书华侯德榜曾昭抡庄长恭凌鸿勋茅以升王宠佑秉志林可胜陈桢戴芳澜胡先骕翁文灏朱家骅谢家荣张云吕炯唐钺王世杰何廉周鲠生胡适陈垣赵元任李济吴定良陈寅恪钱崇澍士选出。第三届聘任评议员共32名。他们是陈省身、苏步青、吴有训、李书华、叶企孙、庄长恭、翁文灏、竺可桢、茅以升、凌鸿勋、秉志、伍献文、陈桢、胡先骕、钱崇澍、李宗恩、林可胜、冯德培、汤佩松、俞大绂、汤用彤、冯友兰、胡适、陈垣、赵元任、李济、梁思成、王宠惠、王世杰、周鲠生、钱端升、陈达。 4.院士制度。在94年0月召开的第二届评议会第三次年会上，曾对中央研究院的体制和整个中国学术界的状况进行讨论，认为为了对内加强学术研究，对外促进国际合作，必须建立院士制度，即在全国学术界成绩卓著的人士中，选出若干人为院士，作为中央研究院的构成主体。经过各大学及独立学院、各专门学会、各研究机关按照数理科、生物科、人文科的提名，推举出400余人；经947年0月的第二届评议会第四次年会的选举，从中选出50名院士候选人；最后在948年3月的第二届评议会第五次年会上选举出8名院士。 中央研究院院士名单参见林文照《中央研究院概述》，《中国科技史料》，985年第卷第2期。数理组（包括数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气象学、工程学等） 姜立夫许宝騄陈省身华罗庚苏步青吴大猷吴有训李书华叶企孙赵忠尧严济慈饶毓泰吴宪吴学周庄长恭曾昭抡朱家骅李四光翁文灏黄汲清杨钟健谢家荣竺可桢周仁侯德榜茅以升凌鸿勋萨本栋生物组（包括动物学、植物学、人类学、生理学、医学、药物理学、农学等） 王家楫伍献文贝时璋秉志陈桢童第周胡先骕殷宏章张景钺钱崇澍戴芳澜罗宗洛李宗恩袁眙瑾张孝骞陈克辉吴定良汪敬熙林可胜汤佩松冯德培蔡翘李先闻俞大绂邓叔群人文组（包括哲学、史学、考古学、语言学、经济学、法律学、政治学、社会学等） 吴敬恒金岳霖汤用彤冯友兰余嘉锡胡适张元济杨树达柳诒征陈垣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李方桂赵元任李济梁思永郭沫若董作宾梁思成王世杰王宠惠周鲠生钱端升萧公权马寅初陈达陶孟和5.奖励制度。中央研究院为了奖励科学研究，同时也为了纪念两位已故的总干事杨铨、丁文江和已故院长蔡元培，分别于937年和948年设立杨铨、丁文江奖金和蔡元培奖学金。杨铨奖金是授予对人文科学研究有新贡献者；丁文江奖金是授予对自然科学研究有新贡献者。每种奖金定额2000元，隔年一次，受奖人以中国国籍年龄在35岁以下为限。第一届杨铨奖金为语言学家李方桂所得，第一届丁文江奖金为物理学家吴大猷所得。蔡元培奖学金设50名，分别授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交通大学的成绩特优学生。 北平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的建立。北平研究院是在筹建中央研究院的过程中，由李煜瀛提出设立局部或地方研究院的议案而建立的。929年8月日由国民政府定名为国立北平研究院，其性质为一独立的学术机构；同月，教育部聘李煜瀛为院长；9月9日李就院长职，并于是日组织成立总办事处；北平研究院就此正式成立。同年月，李煜瀛院长聘请李书华为副院长，襄理院务。2.北平研究院的组织结构。（）前期组织院-部-所（会）三级结构。 在北平研究院成立初期，全院分为行政与学术十大部分。行政部分有总务部、出版部、海外部；学术部分有天算部、理化部、生物部、人地部、群治部、文艺部、国学部。理化部又设有物理学研究所、化学研究所，由李书华、李麟玉分别兼任所主任。生物部设有生物学研究所（934年改为生理学研究所）、植物学研究所、动物学研究所，由经利彬、陆鼎恒、刘慎谔分别为三所主任。人地部设有地质学研究所（系与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合作），由翁文灏为所主任。930年，严济慈第二次留法归来，即被聘为物理学研究所主任；不久，北平研究院与中法大学合作设立镭学研究所和药物研究所，又聘严济参见林文照《北平研究院历史概述》，《中国科技史料》，989年第0卷第期。慈兼任镭学研究所主任，赵承嘏为药物研究所主任。北平研究院最初还筹备了水利研究会（李仪祉为会员，李书华兼干事）、史学研究会（吴敬恒为会员，李宗侗为常务会员兼干事）、经济研究会、字体研究会（卓定谋、林宰平为常务会员），分属于理化部、人地部、群治部、文艺部。此外，在群治部成立自治试验村，在天算部设立测候所；930年又设立博物馆。但是，这一时期北平研究院由于人力、物力不济，所设研究机构都较简单，有的还只是一个空架子。（2）中期组织院-所（会）二级结构。935年7月起，北平研究院的组织作了调整，取消部级机构。在行政方面，取消原有的总务、出版、海外三部，直接设总办事处，受院长和副院长直接领导。总办事处下设文书、会计、庶务、出版四课。总办事处主任为李麟玉，秘书为崔敬伯。总办事处的职员除雇员外，均由院长聘任。在学术研究方面，取消原有的理化、天算、生物、人地、群治诸部，直接设立研究所和研究会。而且研究所、研究会直属院长领导，并改研究所主任为所长。当时共设8个研究所和5个研究会，即物理学研究所（所长严济慈）、镭学研究所（兼所长严济慈）、化学研究所（代所长刘为涛）、药物研究所（所长赵承嘏）、生理学研究所（所长经利彬）、动物学研究所（所长陆鼎恒）、植物学研究所（所长刘慎谔）、地质学研究所（兼所长翁文灏）、史学研究会（常务会员吴敬恒，历史组主任顾颉刚，考古组主任徐炳昶）、经济研究会（常务会员兼代金融组主任周作民，财政组主任崔敬伯）、字体研究会（常务会员卓定谋）、水利研究会（常务会员朱广才）、人地研究会（常务会员邵可侣）。其中史学研究会于93年7月改为史学研究所，仍分历史、考古二组。博物馆仍旧。此外，北平研究院还设有气象台、测绘事务所等机构。其中气象台原为中央研究院北平气象台，于935年划归北平研究院管理，该台系明清时期钦天监观象台。抗日战争爆发前一两年，北平研究院为了保障学术研究工作，决定先将部分科研机构迁离北平。935年史学研究所一部分迁往陕西，同陕西省政府合组陕西考古会；93年植物学研究所亦将全部图书标本仪器及研究人员迁往陕西武功，同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后改为西北农学院）合组中国西北植物调查所。（3）后期组织院-所结构，撤销研究会。七七事变后，各研究所即进行内迁，总办事处与各研究所相继迁入昆明（地质学研究所迁至重庆北碚）。由于战时经费困难，经济研究会、水利研究会、字体研究会、人地研究会和气象台、博物馆、测绘所等机构都停办了。到948年，只设物理学、镭学、化学、药物、生理学、动物学、植物学、史学8个研究所和西北植物调查所。 3.院务会议和学术会议。948年北平研究院设立院务会议和学术会议。 院务会议主要职责是审议该院各项章程规则、工作计划、概算及其他重要事项，由院长、副院长、总干事、秘书及各研究所所长组成。学术会议则酝酿于抗战胜利前夕的945年春。当时北平研究院筹备改组各学会及研究会为该院学术会议，并计议推举学术专家为学术会议会员。学术会议的主要职责是开会讨论学术问题及全院的重大问题。94年3月，院长李煜瀛由重庆赴昆明，召集了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第一次大会；948年月成立了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第二次大会筹备委员会，由委员3人组成，通过了学术会议暂行规程，决议委托北平研究院的院务会议推举学术会议会员，由院长聘任；以后的会员由学术会议自行选举。 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会员名单组别当然会员会员天算组熊庆来江泽涵陈省身赵进义李珩张云李书华严济慈吴有训叶企孙饶毓泰马士修庄长恭周发岐吴宪曾昭抡杨石先黄子卿吴学周理化组林世谨李煜瀛朱洗陈桢秉志胡先骕戴芳澜张景钺生物组张玺刘慎谔周太玄童第周胡经甫翁文灏李四光杨钟健袁复礼孙云铸尹赞助裴文中李士林竺可桢黄国璋地学组张印堂农学组刘大悲戴松恩冯泽芳汤佩松俞大绂刘仙洲魏寿昆李书田朱物华侯德榜工学组张克忠顾毓珍赵承嘏林可胜陈克恢汤飞凡朱恒璧戚寿南医药组李宗恩朱广相徐炳昶陈垣陈寅恪顾颉刚姚从吾张星浪史学组董作宾汤用彤李俨吴敬恒张元济胡适沈尹默谢寿康文艺组陆志韦朱光潜魏建功王宠惠顾孟余陶孟和何基鸿杨端六社会科学组陈序经崔敬伯费孝通吴克刚罗喜闻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是民国时期两个最大的综合性的科学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是全国最高的学术研究机关，担负着规划全国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科发展的重要使命；北平研究院虽然是地方性的，但对全国的科学研究事业也有着重大的影响。中国现代科学的发展，同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的建立与发展是分不开的。这两个科研机构从成立起到四十年代末的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做了相当大量的研究工作，为我国现代科学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这里必须强调的是，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建立，在中国科学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中国只有在建立了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以及其他的科学研究机构，如地质调查所等）之后，才开始了自然科学各个学科和某些技术学科的研究和试验，获得了不少成果，才使中国有了自己的科学积累，也从而才使中国有了现代科学。因此可以说，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现代科学的开端。不仅如此，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还为中国后来的科研机构的建设奠定了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于949年月日建立的中国科学院，基本上就是由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各个研究所合并、调整、扩建而成的。80地质调查所地质调查所是民国时期最主要的地质研究机构。93年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工商部地质科改为地质调查所，所长为丁文江；同时成立地质研究所，作参见林文照《北平研究院历史概述》，《中国科技史料》，989年第0卷第期。为培养地质人才的学校，所长为章鸿钊。地质研究所于93年秋开学，由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三人为主讲教师。经过三年的训练，至9年7月，共有2人毕业，其中叶良辅、谢家荣、朱庭祜等十余人被派到地质调查所。地质研究所在这批学生毕业后就停办了，章、翁二教师也转到地质调查所。从此地质调查所有了人员的保证。以后调查研究的人员逐渐增加，最多时达到00多人。地质调查所调查人员的足迹遍及全国各地，地质、古生物、矿物、岩石、矿床等等，都在调查之列。 中国西部科学院中国西部科学院是由四川企业家卢作孚于930年创办的，是以立足四川、开发西部为宗旨的地方民办综合性科研机构2。卢作孚亲任院长。932年张博和应卢作孚邀请，担任兼善中学的校长，并代理西部科学院院长兼总务处主任。在学术研究方面，最初设有四个研究所，即理化研究所、农林研究所、生物研究所、地质研究所，另有兼善中学、博物馆、图书馆三个附设机构。93年，博物馆、图书馆交给地方办，937年生物、农林两个研究所停办，兼善中学也独立办学，938年2月，四川省地质调查所建于重庆，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全部人员都参加合作。这样，从938年春天开始，西部科学院实际上只有一个理化研究所单独进行研究工作，一直到950年与中国西部博物馆合并为止。 民国时期的主要科研机构除了上述者以外，还有大学中的若干研究所，如交通大学研究所（92—949）、清华大学航空研究所（934—949）、武汉大学理科研究所（94—947）等。这些大学的研究所都作了一定的研究工作，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清华大学航空研究所在内迁昆明期间，建造了当时全国唯一供试验用的5尺口径的风洞。 参见王仰之《旧中国的地质调查所》，《中国科技史料》，983年第4卷第见赵晓宇、陈益升《中国西部科学院》，《中国科技史料》，99年第2卷第2期；李乐元《中国西部科学院》，《科学通讯》，950年第卷第4期；梁志全、罗平《卢作孚和民生公司》，《中国科技史料》，987年第8卷第2期。 参见陈益升《大学中的研究所》，载董光璧《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湖南教育出版社995版，第579—580页。 ---------------------------用户上传之内容结束-------------------------------- 声明：本书为奇书网(QiSuWang.com)的用户上传至其在本站的存储空间，本站只提供TXT全集电子书存储服务以及免费下载服务，以上作品内容之版权与本站无任何关系。